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25民初2831号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15512296618，住所地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法定代表人：李锁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英军、赵立强，江苏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付立春，男，196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被告：邢秀英，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系被告付立春之妻。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张书利、朱坤晓（实习），河南木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9290064R，，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国银金融中心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第三人：长沙恒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6918004015，住所地，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桐梓坡路**枫桦大厦**供负责人证明）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公司)与被告付立春、邢秀英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并追加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银公司）及长沙恒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恒鼎公司）为第三人通知参加诉讼，本案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工公司委托代理人谢英军，被告付立春，被告付立春、邢秀英的委托代理人张书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缺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垫付融资租赁租金4036394.06元及自2014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暂计至2017年6月15日326435元），合计：4362829.98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22日被告付立春与国银公司、恒鼎公司三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原告向国银公司出具《业务确认函》，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合同约定被告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国银公司承租原告生产的徐工牌型号为XR280D旋挖钻机一台，实际融资金额387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合同签订后，因被告未按时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累计为被告垫付租金4066394.06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还部分款项。因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租赁设备系家庭共同经营，应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为此提起诉讼。被告付立春、邢秀英辩称，一、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徐工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且与付立春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所以，其依法对付立春不具有任何合同权利。从表面上看本案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只有出租方、出卖方、承租方三方，而本案中的出租方系国银公司，出卖方系恒鼎公司，承租方系付立春。三方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工程机械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中也是只有这三方，不存在第四方。但从实质上看，本案实际是抵押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国银公司必须既是购买方又是出租方，恒鼎公司是出卖方，付立春是承租方。而本案中的出租方国银公司却不是购买方，出卖方系恒鼎公司，付立春是购买方也是承租方。因为本案中先是恒鼎公司与付立春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由付立春作为买方，恒鼎公司作为卖方，之后三方又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中没有说谁是购买方。所以，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是抵押借款合同关系，即付立春购买恒鼎公司的工程机械再抵押给国银公司向其借款。如果是融资租赁关系，必须是国银公司根据付立春的要求作为买方出租给付立春。但本案却不是。无论是上边两种关系中的哪一种关系，本案的原告作为第四方仅凭其单方向国银公司出具的业务确认函，并不能认定原告系该融资租赁合同或者抵押合同中的一方主体，并不能直接向合同相对人行使权利。这种单方向合同一方出具确认函并承诺承担相应责任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担保行为，但本案中付立春与国银公司本来就是一种抵押担保关系，根本不需要这种保证担保，在付立春不知情的前提下通过这种保证方式取得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权利，实质上就是一种合同权利转让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合同债务转移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付立春从来没有收到出租方或出卖方给付立春的通知。拖走工程机械设备时也没有明确告知合同权利转让之事。所以，在被告付立春没有接到合同权利转让的前提下，原告至今未取得对付立春的任何权利，也就是说付立春对原告不存在任何相关的合同权利义务。原告对付立春没有诉权，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中还有一份合作协议，用于证明其因与国银公司的合作而取得了本案的追偿权。但仔细看一下这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的三方系国银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原告的影子。按原告所说，原告系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便如此，原告也没有诉权，因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母公司与子公司均系独立法人，也就是说原告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原告提供的该合作协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依据母公司与第三方达成的合作协议，就认为子公司自然取得了该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再者，这份合作协议并不能约束合同以外的其他人，自然也就不能约束本案的被告付立春。所以，付立春与国银公司之间是一种抵押借款关系。原告以替被告付立春提供保证担保并偿还了借款或者租金为由直接起诉付立春没有法律依据。二、邢秀英不应当被列为案件的当事人，更不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本案的所有相关合同均由付立春签订，与邢秀英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机械在使用过程中的收入用于家庭开支。三、涉案工程机械已经被原告于2016年2月28日强行拖走,拖走之后就不应当再计算租金。2016年2月28日，原告方派人要强行拖走机械设备，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后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民警说这是民事纠纷，最后机械还是被原告方强行拖走。在机械设备被收回之后仍然在计算租金是不合理的，也没有法律事实根据。四、本案被告在购买机械设备过程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尤其是与国银公司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系单方制作且在签订时并没有与被告协商的可以连续多次使用的格式合同，存在许多霸王条款，严重剥夺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且在签订时并没有充分告知被告。所以有关限制被告权利、增加被告义务的条款均应当认定无效，不应当按原告单方提供的租金结算表计算。五、无论是抵押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本案的工程设备的所有权应当归付立春所有。如果是抵押合同，抵押物的所有权自然归付立春。如果是融资租赁合同，那么租赁结束工程机械设备所有权的归属就要看合同的约定。虽然双方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到期设备归出租人所有，但从融资租赁合同的第二页“名义价款”一栏来看，租赁合同结束时只要最后付立春再交100元的名义价款，该机械设备就归付立春所有，所以，这一约定实际就等于是约定了租赁结束时机械设备就是归××所有。由此可知，本案中的每期租赁费实际就是机械设备的购买价款。但该工程机械设备己经被原告拉走，应当对工程机械设备的价值由双方委托相关鉴定评估机构进行合理作价，并将评估价款相应减掉冲抵租赁费，或者计算为出租方已经收回的租赁费。六、付立春是与恒鼎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一期的价款及各种费用还有保证金也都支付给了恒鼎公司，对该部分相关费用也应在本案中一并结算。因为按原告的起诉理由，本案的原告系合同债权的受让方，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解释，合同债务人对合同债权人的抗辩权，同样可以对合同债权受让方行使，所以，付立春向恒鼎公司支付的首付款应当在本案中一并结算。七、付立春己经支付款项合计为1616250元，这些钱应当依法在本案中进行结算予以扣除。八、原告所提供的租金支付表系单方制作，并没有经过被告付立春签名确认，所以对付立春不具有约束力。尤其是租金支付表中的“租赁利息”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为租赁费中己经包括了出租方的合理利润，所以再收取利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九、从证据上来看，原告仅凭国银公司出具的一张租金垫付表不能证明其己经实际垫付了多少租金，必须有实际垫付的银行流水或者现金交付收据。在原告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在没经付立春同意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替被告垫付租金？其依据母公司与国银公司合作协议不能约束被告，其担保行为也没有经过被担保人付立春的同意。所以，其代付立春垫付租金的行为，而在机械设备已经被拉走的情况下仍然替付立春垫付租金是不可信的。所以，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截止到2019年4月30日原告累计为被告垫付租金4066394.06元，是不能成立的。十、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多次向被告催要，没有任何证据，被告付立春从来没有收到原告方的催款通知，更没有收到任何一方的合同权利转让通知。十一、本案中出租方并没有实际损失，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国银公司辩称，国银公司作为出租人与恒鼎公司（出卖人）、付立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付立春向国银公司申请以融资租赁方式购买其指定的租赁物，租赁本金430万元，首期租金和分36个月支付后期租金，后期每期租金金额等于当期应偿还租赁本金加当期应偿还租赁利息。付立春配偶邢秀英为付立春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恒鼎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对付立春在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原告出具《义务确认函》，承诺对付立春在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义务。《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国银公司已经向出卖人支付完毕购买租赁物的价款，并向付立春交付了租赁物，但付立春没有按照约定按期支付租金。为履行合同的担保义务，截至2019年6月原告向国银公司支付款项4066394.06元。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原告徐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是，第一组，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被告的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查询授权书；证明被告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查询授权书，设备回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系夫妻共同债务。第三组，1、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接收确认函，2、租金支付表，3、义务确认函，4、合格证复印件，5、销售发票，6、融资租赁申请书；证明2014年4月22日在原告与国银公司合作协议的框架内，被告付立春与国银公司、恒鼎公司三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被告向国银公司承租原告生产的设备一台，付立春承担按期支付租金的义务，由恒鼎公司开具购买发票；原告以业务确认函的方式对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承担担保义务，合同约定融资实际金额387万元、租赁期限36个月、利率为基准利率加1.46%、等额按月偿还租金，被告以银行代扣的方式支付租金。第四组，1、国金租（2012）的合作协议，2、原告企业信息表、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表；证明合作协议项下的融资租赁合同业务由徐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出具《业务确认函》，和经销商对具体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承担权益购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原告系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生产商应出具《业务确认函》承担担保义务。第五组，租金支付证明、国银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表、汇款凭证，证明国银公司名称变更，经国银公司确认，截止2019年4月30日被告付立春欠付租金4066394.06元，原告已垫付，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追偿。第六组，逾期利息计算表，证明326435元的利息计算至2017年6月15日。第七组，鉴定报告，证明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涉案设备残值进行评估，以拖回日即2016年3月15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273万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没有诉权。第二组证据中二被告身份证、结婚证无异议，对查询授权书有异议，1、并非邢秀英本人签署，系国银公司的工作人员代写，邢秀英不在场；2、查询授权书不能证明邢秀英是合同的相对人，因此不能证明邢秀英应承担责任。第三组证据中融资租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系出租方单方面制作，连续使用且没有与付立春协商的格式合同，其中有关租金支付违约责任等格式条款应当认定无效；对租赁物接收确认函没有异议，从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4月22日这一点看，说明本案国银公司与付立春之间是抵押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该是先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再签订买卖合同，但本案付立春在3月28号就与恒鼎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4月22日三方又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与法律规定的顺序相反，说明付立春与国银公司是抵押关系；对租金支付表有异议，系单方制作，没有付立春签字，不能作为计算租金的依据；对业务确认函有异议，系原告单方行为，对付立春没有法律效力，付立春对原告的介入没同意也不知情，所以原告不能以此取得其诉讼主体资格；融资租赁申请书有异议，双方不是融资租赁关系；收款确认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确认书恰恰说明恒鼎公司与付立春之间是买卖关系；对产品合格证复印件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本产品双方约定是进口发动机，但卖方提供的机械设备是国产发动机；4张增值税销售发票有异议，系复印件，且该发票购买方应该是付立春，不应是国银公司。对第四组证据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因为合作协议的主体有三个，国银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原告，原告自称系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但两个公司是独立法人，该份协议书并没有告知付立春，对付立春没有约束力。对第五组证据租金支付表有异议，属于国银公司单方出具，国银公司是本案当事人，其所出具的任何原告垫付租金的信息是虚假的；对租金垫付证明有异议，这些工商银行的业务回单复印件并没有注明是替付立春垫付，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为被告付立春实际垫付400多万元租金的相关证明。对第六组证据有异议，系单方制作。第七组证据有异议，单方委托评估，评估价值过低，应当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按十年的折旧比例计算，机器价款拉走时的价值为301万元。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是，1、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2014年3月28日恒鼎公司作为卖方、付立春作为买方，双方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恒鼎公司以430万元的价格向付立春出售涉案机械设备；付款方式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融资租赁时间为36个月，融资金额为387万元。融资租赁合同与国银公司另行签订。2、付立春付款银行流水清单，证明付立春通过银行转账及扣划的方式向恒鼎公司支付了购买设备款及租赁费合计1616250元。分别为：2014年3月28日通过建行支付给恒鼎公司50万元（当时付款是两台旋挖机的钱100万元）；2014年7月20日当天付120807.54元、120807.54元;2014年8月20日当天又付120807.54元、120807.54元；2014年11月7日付款161400元（120400元加41000元）；2015年3月16日付60000元（50000元加10000元）；2015年4月20日付120810元；2015年5月20日付120810元；2015年7月29日付50000元；2015年8月10日付70000元；2016年1月26日付50000元。上述付款合计为1616250元。这些钱应当依法在本案中进行结算予以扣除。3、原告向于海洋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2016年2月27日，原告委托于海洋将机械设备强行拖走。4、证人张某、魏某出庭的证言，证明2016年2月28日原告将机械设备在三门峡工地拖走的事实。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买卖合同第8条约定，首付款43万元，剩余387万元办理融资租赁手续，被告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恰好证明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是出租人国银公司针对××付立春对出卖人恒鼎公司及租赁物徐工XR280D旋挖钻机的选择，出租人国银公司向出卖人恒鼎公司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付立春使用，××付立春支付租金，该模式符合合同法第237条融资租赁合同的构成要件。对证据2有异议，融资租赁合同第4条第5项明确约定了出租人国银公司委托建设银行代扣××租金，××也提供了自己名下尾号为2222、开户行为建设银行虞城嵩山路分理处的银行卡，而被告提供的证据2所有款项均是打给出卖人恒鼎公司，同时被告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共购买两台徐工设备，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打款流水存在重复记账，将另一台的还款记入本案设备，同时打款均是支付至恒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陆凯的个人账户，所以原告无法核实打款金额。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因证人均为被告的雇佣人员，存在利益关系，证人也提到设备收回时报过警，原告需要被告提供报警记录或出警记录。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因第三人没有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3月28日，被告付立春作为买受人、第三人恒鼎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付立春向恒鼎公司购买徐工旋挖钻机一台，总金额430万元，交（提）货地点：徐州市徐工厂内交货；付款方式及期限：融资租赁，首付款10％即43万元，保证金21.5万元，办理融资租赁的相关费用共计12.9万元，合计77.4万元，买受人应于发车前支付50万元，余款分期支付。在未付清全部价款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买受人应于2014年4月20日前办理融资租赁手续，融资租赁期限为36个月，融资租赁合同、抵押合同由买受人与国银公司另行签订。2014年4月22日，国银公司（出租人）、被告付立春（××）、恒鼎公司（出卖人）三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国金租2014租字第XG-7560058号），合同约定：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出租人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出租人接受××的融资租赁申请，出卖人愿意与出租人合作开展此融资租赁业务。后期款即实际融资金额为387万元，由出租人支付至经销商收款账户，收款方收到上述款项即视作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完毕全部购买款项；租赁期限为36个月，合同项下首期租金为43万元，出租人授权××将首期租金支付给出卖人，××支付完首期租金即视为出租人向出卖人履行了首付款义务；后期租金支付方式为等额按月偿还租金，即每一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共计36次，每期租金金额按等额年金法计算确定，每期租金金额＝当期应偿还租赁本金＋当期应偿还租赁利息。恒鼎公司为××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保证责任后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进行追索，××严重违约时，权益购买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向出租人支付××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金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国银公司、恒鼎公司及被告付立春分别在合同落款处盖章和签名。同日，被告付立春签署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确认收到案涉租赁物（设备型号：XR280D，发动机号：35320729）。同时恒鼎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付立春已支付首付款43万元。合同履行中，由于被告付立春未按期支付租金，原告徐工公司依据业务确认函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向出租人国银公司代为垫付租金及其他款项共计4066394.06元。2016年2月28日，原告徐工公司将案涉车辆从被告工地处拖走。随后，原告自行对案涉旋挖钻机残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273万元。2014年3月28日至2016年1月26日，被告付立春分12次向恒鼎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575658元，用于支付旋挖钻机设备款。分别在2014年3月28日支付50万元，2014年7月20日两次支付241614元，2014年8月20日两次支付241614元，2014年11月7日支付120810元，2015年3月16日支付60000元，2015年4月20日支付120810元，2015年5月20日支付120810元，2015年7月29日支付50000元，2015年8月10日支付70000元，2016年1月26日支付50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中，虽然付立春、恒鼎公司、国银公司三方签订有《融资租赁合同》，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国银公司并无出租人和买受人双重的合同地位，作为出卖人的恒鼎公司也并非具有相应的生产资质，付立春与恒鼎公司之间实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上述法律关系，根据原告徐工公司与国银公司2014年5月15日的《业务确认函》，徐工公司受让的实际为付立春应向恒鼎公司支付的分期费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旋挖钻机的总价款为430万元，而付立春已经实际支付1575658元，徐工公司取回涉案机械后又自行评估价值为273万元，计4305658元，已经超出涉案旋挖钻机的总金额。故对于原告徐工公司要求被告付立春偿还垫付融资租赁租金4036394.06元及自2014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暂计至2017年6月15日32643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702元减半收取20851元，由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41702元。户名：商丘市财政局；账号：80×××11；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归德支行；汇款用途：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提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梁培勤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李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