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83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建明，男，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X-1151。法定代表人：梁老胖，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飞，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杜建明因与被上诉人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朋科技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建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撤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支付宝应用服务合同，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合同款19,900元；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给付从2018年9月29日之全部给付之日止利息损失（以19,900元为本金计算，按照日千分之五计算）；请求判令案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现场上诉人向高朋科技公司经理梁小朋提出公司资质是否为蚂蚁金服代理商疑问时，梁小朋通过微信将此“授权证书”发给上诉人，以及上诉人问高朋科技公司“开发和服务是否由杭州蚂蚁金服总部人员负责？”梁小朋和彭斌口头回答“是的”，还补充“我们向支付宝交了300万元保证金。”由于此种错误带来的信任感，上诉人才会产生签约的想法。二、即使被上诉人是“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合作企业，但是拨打支付宝官方服务电话9****，“蚂蚁金服”官方回复：蚂蚁金服和支付宝不会以任何“官方授权”、“独家代理”、“官方代理”等形式，授权第三方作为支付宝小程序开发指定机构，也没有支付宝应用或支付宝小程序等各地运营或服务中心。“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合作企业，是指蚂蚁金服向社会所有企业开放合作，社会企业自己申请就可以自行注册支付宝小程序，无需蚂蚁金服特别授权也可以提供小程序服务，但“蚂蚁金服”不存在授权指定高朋公司作为“辽宁地区合作伙伴”这一事实。上诉人是基于假的“授权证书”，相信了高朋公司，高朋公司事后才向法庭出示开放合作企业身份，就是民事欺诈行为。高朋科技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满足不了上诉人退款的请求。杜建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支付宝应用服务合同，被告返还原告合同款19,9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给付从2018年9月29日至全部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9,900元为本金，按照日千分之五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8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支付宝应用服务合同》一份，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其开发的支付宝应用服务，支付宝应用名称为“摄影培训”，服务年限1年，服务费金额19,900元。同日，原告给付被告服务费19,900元。2018年10月上旬，原告向被告提出退款要求，被告未同意，故原告诉至法院。2.经一审法院查询，被告确系“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合作企业，但“蚂蚁金服”未向其合作企业发放过“授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一方以欺诈或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重大误解的合同是指行为人对于合同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中原告陈述被告存在虚假宣传，但是具体的宣传内容原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认定被告存在故意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而致使原告陷入错误的情形。关于“授权证书”问题，被告向原告出示的“授权证书”确非“蚂蚁金服”颁发，但被告告知原告其为“蚂蚁金服”开放平台合作企业这一事实属实，故被告对此不存在欺诈行为。因此，原告主张合同存在欺诈请求撤销合同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69条、第7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杜建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杜建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程帅的书面证人证言（我方单位员工）。2.壹件事（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以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拟证明我方享有所有权，是我方给上诉人做系统开发的证据。3.POS机收款凭证，拟证明上诉人是详细了解情况后与我方签订的合同。4.录像光盘，拟证明我方已经履行义务，付出了成本。光盘中ppt包含了我方做的项目发布会课件、系统展示录像，以及包含了系统开发阶段完成后台录像。5.录音，内容是支付宝平台通话的录音。上诉人质证意见：1.证人证言是被上诉人单位员工，我认为没有效力。2.对真实性有异议，壹件事（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向我们宣传时是代表支付宝。3.付款凭证是我们刷给他们的，刷卡事实是真实的，但对关联性有异议。4.对录像光盘现在没有看到具体的视频内容。5.录音也没有听到，现在无法发表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应否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应否退还合同款项。关于合同撤销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进行磋商时，上诉人曾要求被上诉人出示“蚂蚁金服”的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蚂蚁金服授权证书”，其上载明：兹授权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蚂蚁金服开放平台”辽宁地区合作伙伴，可销售我公司应用号项目等协议授权产品。授权合作伙伴编码：100000849117，授权日期2017年09月20日至2019年09月20日。纵观该“授权证书”，授权期限自2017年9月20日起，该时点被上诉人高朋科技公司尚未成立，上诉人系基于对“蚂蚁金服”的信赖，而与高朋科技公司订立的合同，在上诉人发现授权证书出现明显披露，对其授权真实性存在质疑的情况下，高朋科技公司对其与“蚂蚁金融”及“支付宝”的关系未予合理解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据此，高朋科技公司故意隐瞒实情，致使杜建明陷入错误认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案涉合同应予撤销。高朋科技公司收取杜建明19,900元，应予返还。对上诉人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订立合同中，杜建明在磋商过程中亦存在认识不当，投资盲目等过失，履行合同的部分风险亦应由其承担，故对其主张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建明的上诉部分理由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杜建明与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支付宝应用服务合同》；三、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杜建明19,900元；四、驳回杜建明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2元，减半收取151元，由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2元，由上诉人沈阳高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岩审判员 李 涛审判员 张维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洪晔书记员张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