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传林，男，汉族，1964年10月1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寿治，男，汉族，1958年2月1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业彤，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传林与被上诉人王寿治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9）辽72民初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传林二审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寿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寿治负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关于欠条一节事实认定证据不足。原审称租赁协议履行期间，经王寿治与顾传林对账后，顾传林在王寿治出具的欠条上摁手印确认的欠王寿治物资款、租筏款等与事实不符；原审关于涉案浮筏转让租赁协议中物资及养殖物的具体数量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涉案物资及养殖物的具体数量的认定，直接影响对所欠物资款的认定，王寿治关于物资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王寿治提供的《海洋浮筏租赁协议》效力的认定无事实依据。该协议王寿治没有签字，双方没形成合意，不能成立。王寿治原审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顾传林给付拖欠的物资款及租金共4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4日，王寿治与顾传林签订海洋浮筏转让租赁协议。协议约定：一、王寿治将石槽村第四养殖场共47台养殖浮筏暂时转让给顾传林作为养殖使用；合同期内，顾传林有管理、使用和收益权，浮筏不准出卖、出租和转让，养殖所有权归王寿治所有。二、转让时间自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30日，浮筏上的物资及养殖物转让给顾传林，转让费16万元。2017年7月1日起所有浮筏以租赁方式通过协商，在同等价格情况下优先于顾传林。三、自签订之日起顾传林先付3万元，剩余12万元在2017年2月28日前付清，否则，王寿治有权收回浮筏上的所有物资及养殖物，之前付给的部分转让费不予返还。另外，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所有物资暂不交给顾传林，顾传林只有使用权，付清之日起全部物资交给顾传林。双方又补充约定，欠余款12万元在2017年2月10日前再付给王寿治5万元，尚欠7万元在2017年2月28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王寿治将约定的47台养殖浮筏及物资、养殖物交给顾传林。2017年6月8日，王寿治与顾传林又签订海洋浮筏租赁协议。协议约定：一、租赁期限暂定一年，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二、租赁共47台浮筏，在合同期内顾传林有管理、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准出卖、出租或转让；养殖浮筏所有权归王寿治。三、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30日浮筏上的附带物资及养殖物暂时转让给顾传林，转让费为16万元；2017年7月1日起所有漂浮筏以租赁的方式租给顾传林使用，年租金3.5万元。四、顾传林在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约定的全部租金，否则王寿治有权收回47台浮筏上的所有附带物资及养殖物。五、从2017年7月1日起以租赁的方式合作，如果在这一年合作默契，下一年有望继续合作；每年租金必须提前一个月（每年5月30日前）支付，否则视为违约。在租赁协议履行期间，经王寿治与顾传林对账后，顾传林在王涛治出具的欠条上摁手印确认：欠王寿治物资款3万元、欠租筏款3.5万元，定于2018年3月付清；从2017年6月份起到顾传林不租为止，于6月份之前得先上大都（上打租）。王寿治自认顾传林在欠条出具后已支付2万元。2018年3月，顾传林将案涉部分浮筏转租给案外人阎某使用至2018年6月。2018年5月，王寿治向顾传林索要拖欠的租金，顾传林未能给付。2018年6月底，王寿治在租赁一年期满后，收回浮筏，不再与顾传林续签租赁合同。庭审中，王寿治对海洋浮筏转让租赁协议中使用的“暂时转让”理解为将物资和养殖物转让，不包括浮筏；顾传林对“暂时转让”理解为王寿治将转让物资及养殖物的事实变换为暂时转让，不包括浮筏。原审法院认为，王寿治与顾传林存在先后签订的浮筏转让租赁协议及浮筏租赁协议，由于两份协议当事人相同，标的物相关，履行具有连续性，争议涉及的转让费及租金又在一份欠条中体现，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可以一并审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两份协议的成立及效力；2、顾传林是否应当承担给付义务。一、关于两份协议的成立及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案涉浮筏转让租赁协议有双方当事人签字，虽然协议中没有记载转让的物资及养殖物的具体数量，但明确约定了转让的价款数额，且完成了物资、养殖物及浮筏的交接，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对转让标的物数量、价款认知一致，故能够确定双方对标的物数量这一主要条款已经达成一致，该协议不存在缺少主要条款的情形。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租赁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案涉浮筏租赁协议有顾传林签字，且签字时顾传林已占有使用案涉浮筏，视为王寿治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顾传林业已接受，故协议原件上王寿治最初没有签字不影响协议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租赁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顾传林对两份协议不成立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顾传林是否应承担给付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转让租赁协议约定的转让费给付期于2017年2月28日届满，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给付期于2017年6月30日届满，欠条中顾传林承诺物资款及租金于2018年3月付清。王寿治已按两份协议的约定向顾传林交付了物资、养殖品及浮筏，全面履行了所负义务。顾传林没有证明王寿治在租赁合同到期前将浮筏另行出租给他人，亦没有证明王寿治不是浮筏的所有人且影响其使用租赁的浮筏；相反，证人阎某使用顾传林转租的部分浮筏至2018年6月，可以间接说明顾传林一直租赁浮筏至2018年6月。顾传林关于转让租赁协议缺少标的物数量条款的抗辩主张，关于租金的抗辩主张，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构成其不付或少付转让费及租金的合法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寿治请求给付的租金计算至2018年6月底，符合合同约定和实际租赁期间。顾传林未能按期付款构成迟延给付，应当承担继续给付转让费及租金的违约责任。从债务产生先后来看，物资款应先于租金受偿。顾传林在出具欠条后给付的2万元应首先冲抵物资款，故顾传林还应向王寿治支付物资款1万元及租金3.5万元，合计4.5万元，并应承担欠款自2018年4月1日起因延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故原审法院对王寿治按年息6%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顾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王寿治给付拖欠的物资款及租金合计45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8年4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王寿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顾传林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元（王寿治已预交），由顾传林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寿治与顾传林存在先后签订的《海洋浮筏转让租赁协议》及《海洋浮筏租赁协议》，当事人相同，标的物相关，履行具有连续性，争议涉及的转让费及租金又在一份欠条中体现，原审为方便当事人诉讼，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一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海洋浮筏转让租赁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且内容完整具体，具备合同成立要件，有效受法律保护。顾传林上诉主张《海洋浮筏租赁协议》不能成立，因为没有王寿治的签字。该协议虽然没有王寿治签字，但有顾传林签字，且双方当事人依据该协议约定已经实际履行，故协议上没有王寿治签字并不影响效力。顾传林对该协议不成立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条涉及款项是否为双方对帐确认的事实。顾传林上诉否认对账，不认可欠条。经查，王寿治已按两份协议的约定向顾传林交付了物资、养殖品及浮筏，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顾传林即应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对王寿治出具的“欠条”，顾传林虽不认可系对账后的确认，但是，对“欠条”上由其摁下的手印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对“欠条”内容的认可，其行为可视为对账目的确认。因此，原审判决以此认定双方进行对帐，并无不当。顾传林上诉否认双方存在对帐确认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顾传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丽审判员 刘善超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林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