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3民初16114号原告：郑某，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朝鲜族，吉林省吉林市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莉，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毅，男，199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尹某，男，197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昌黎县居民，住北京市，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锋，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某，女，1971年5月17日出生，朝鲜族，吉林省延吉市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婷，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某与被告尹某、金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莉、李德毅，被告尹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锋，被告金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尹某返还原告郑某150万元。诉讼中，原告郑某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金某向被告尹某转账一百五十万元（分别为二○一六年六月三日转账三十万元、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转账一百万元和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转账二十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被告尹某返还原告郑某15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郑某与金某于2011年11月23日结婚，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金某与被告尹某发生不当男女关系。2016年6月至8月期间，金某私自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5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赠与被告。近日，二人婚外恋情曝光，原告方得知个人合法权益受损。原告认为金某非因夫妻共同生活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给婚外情人，违反法律规定，亦违背公序良俗，其赠与行为无效，被告尹某明知金某与原告结婚多年，仍向金某索要钱款，主观恶意明显，应当返还原告财产，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故诉至法院。被告尹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金某给付尹某的150万元并非出自夫妻共同财产，郑某与本案诉争的标的额不存在关联关系，郑某作为本案的起诉主体的身份不适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某主张的150万元出自夫妻共同财产，但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郑某举证可以证实三点内容：（1）金某出生于1971年5月17日；（2）郑某与金某于2011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3）金某向尹某转款150万元发生于2016年6月至8月期间，也就是说金某在40.5周岁之前与郑某并未形成夫妻关系，金某在与郑某结婚仅仅4周年之后就给付被告150万元，从年龄和时间上判断，金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成长并发展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职业女性，用40余年时间所积累的婚前个人财产数额，应当远远大于仅用4年多时间所积累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尹某举证证实，金某在2001年出资成立了在当时注册资本100万元的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运转良好，现已参股三家公司。该公司运转10年之后，金某才与郑某结婚，仅从这一项收入来源判断，金某在婚前积累的个人资产，也应该远远不止150万元。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推定该150万元并非出自夫妻共同财产，本案诉讼标的与郑某没有关联性。二、关于金某给付尹某的150万元并非是无偿的赠与行为，而是向尹某支付的雇佣报酬行为和预付投资收益的行为，郑某无权撤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某主张该150万元的转账行为是金某的赠与行为，但并未能举证书面赠与合同或者举证双方存在赠与合同关系的其他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尹某也举证的刑事判决书证实，金某曾向司法机关陈述：“我是上海×××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董事长，2016年1月份，尹某到我公司来应聘，我认识他后互加微信。2017年8月份的一天，尹某突然跟我要200万元，我告诉他之前已经给了150万元，现在我不欠他钱了。”尹某举证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显示，金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上说明金某与尹某之间存在工作关系，实际上，尹某一直担任金某的私人秘书和投资顾问。尽管金某和尹某之间关于另外的200万元是否应当给付的问题存在分歧，但即便是金某也认为，2017年8月份之前给付尹某的150万元之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虽然尹某与×××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金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能够代表×××公司。即便尹某与金某之间存在着一定个人感情纠葛，亦不能否认二人存在工作上雇佣或者合作关系，金某向尹某支付雇佣报酬、支付顾问费用、完全符合雇佣法则和顾问合作法则。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事实也显示，该150万元未被认定为敲诈所得，该150万元不是尹某敲诈金某所得的赃款，并且金某还基于尹某提供的建议投资了上海周边、北京周边等地的不动产，获得了较大额度的不动产增值收益。尹某为金某所做出的贡献与其从金某处收取的150万元回报是相匹配的，是被双方认可的，这完全符合我国民法公平的原则。三、承担责任主体，该150万元并非出自郑某与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转款150万元的行为并非赠与行为，这时尹某的基本答辩观点，但即便该150万元出自夫妻共同财产，即便该行为是赠与行为，向郑某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是尹某，承担责任的数额也不是150万元的全部。退一步讲，基本是按照郑某的逻辑，将150万元暂时看作是夫妻共同财产，将转款行为暂时看作赠与行为，郑某向尹某主张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因郑某的损失是基于金某的自愿处分行为导致的，郑某的损失也是基于金某的直接过错行为导致的，郑某应该向直接造成损失的金某要求赔偿，而非本案的被告尹某，至于金某是否向尹某诉返财产，是另案解决的问题，与本案的原告郑某无关。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按照郑某的逻辑，将150万元暂时看作夫妻共同财产，将转款行为看作是赠与行为，并且郑某暂时可以向尹某诉返财产，郑某要求被告返还财产的数额也不应当是150万元，而最多只能是150万元的四分之一，即37.5万元，因为如果150万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郑某与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则根据夫妻共同财产各自所有一半的原则，郑某是所有其中的一半即75万元，在金某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郑某损失的75万元应当再由金某和尹某各担一半，即尹某最多只向郑某承担37.5万元的返还义务。被告金某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可原告主张的赠与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某与金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2016年2月，因尹某至×××公司应聘而与金某相识，2016年4月，尹某与金某确立了情人关系。2016年6月3日，金某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的卡号为×××的账户向尹某的账户×××转账30万元。2016年8月23日，金某又通过该账户向尹某的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16年6月13日，金某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卡号为×××的账户向尹某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郑某主张金某转账给尹某的150万元系金某擅自非因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金某赠与尹某的150万元系无效的，为了证明其主张，其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尹某于2017年12月31日向郑某发送的电子邮件、彩信照片及租赁合同，证明尹某明知金某与郑某为夫妻关系，仍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及同居关系，尹某基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向金某索要150万元严重侵害了郑某的合法权益。尹某对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金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和（2018）京105刑初75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金某基于与尹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向尹某赠与了150万元，尹某继续索要钱财，现已被刑事处罚，金某与尹某恶意串通，损害了郑某的利益，应认定无效。尹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并称金某与尹某系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金某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尹某辩称金某给付尹某的150万元系金某婚前个人财产，并非金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且金某给付尹某的也并非赠与，而是向尹某支付的雇佣报酬行为和预付投资收益的行为，为了支持其辩称意见，其提交以下材料：1.北京×**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证明金某在2001年出资成立了在当时注册资本100万元的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运转良好，现已参股三家公司。郑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金某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公司运转状况、财务状况及150万元取得具体实际和方式，不能证明150万元系金某的婚前个人财产。金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2.×××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查询信息，证明金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某与金某是工作关系，150万元是金某向尹某支付的对价，不是赠与。郑某、金某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3.（2018）京0105刑初75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金某曾向司法机关陈述：“我是×××公司的董事长，2016年1月份，尹某到我公司应聘，我认可他后互加微信。2018年8月份的一天，尹某突然给我要200万元，我告诉他之前已经给他了150万元，现在我不欠他钱了。”另庭审查明的事实显示，该150万元未被认定为敲诈所得，该150万元不是尹某敲诈所得的赃款。郑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不能因为一句话就推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正因为该款项未被认定为敲诈所得，故郑某认可金某与尹某恶意串通，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了郑某的利益。金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案审理中，本院调取了金某名下涉诉的位于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存取款明细，其中在金某涉诉的位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在金某与郑某2011年11月23日结婚时余额为1474.14元。金某涉诉的位于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在金某与郑某2011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时余额为108818.61元，2011年12月16日和17日分两次各取款10万后余额为3571.53元，2016年6月3日金某通过其招商银行的账户为×××向该账户转账20万元，后当日向尹某账户转账30万元，该账户内余额为7581.05元，2016年8月23日，金某通过其招商银行的账户×××再次向该账户转账20万元，该账户内余额为200858.21元，当日金某向尹某账户转账20万元。金某位于招商银行的账户×××在金某与郑某2011年11月23日结婚时余额为278700.06元，后该账户内有多笔大额资金变动，2016年5月3日，金某从该账户内支出450万元在招商银行设立新的账户×××。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2018）京0105刑初753号刑事判决书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根据本院调取的金某涉诉账户的存取款明细可知，金某涉诉的银行账户的资金来往较为频繁且数额较大，尹某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金某向其转账150万元系金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且金某向尹某的转账在金某与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金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对尹某所辩称的金某向尹某转账150万元属于金某的婚前个人财产及郑某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以采信。关于尹某主张的其系金某的私人秘书和投资顾问，金某向尹某支付的150万元系金某支付尹某的雇佣报酬和预付投资收益的意见，因尹某未提交证据，且郑某与金某不予以认可，故对尹某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金某向尹某转账150万元的行为属于其与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额处分行为，未经郑某同意，尹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故此赠与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另因郑某与金某现仍未夫妻关系，金某同意郑某的诉讼请求，并明确表示同意郑某以个人名义向尹某主张返还150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故对郑某要求确认金某对尹某上述的150万元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尹某返还1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尹某辩称的其应当返还上述款项的四分之一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金某向被告尹某转账一百五十万元（分别为二○一六年六月三日转账三十万元、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转账一百万元和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转账二十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二、被告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郑某一百五十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尹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一万八千三百元，由被告尹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衍明人民陪审员  白秀云人民陪审员  张小雪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花晓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