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2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住赤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女，1947年8月12日出生，住赤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75年7月13日出生，住赤峰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住赤峰市。马某、李某2、李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住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法定代表人：隋某，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4，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5，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44年4月15日出生，住赤峰市。上诉人李某1、马某、李某2、李某3因与被上诉人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2民初7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马某、李某2、李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红山区法院对上诉人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视而不见，并以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有意偏袒被上诉人。1、在原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证明上诉人购买了涉案房屋，该合同完全符合法定证据三性，法院审理案件以证据为中心，原审判决对该证据没有提出不予采信的理由。该合同明确写明从梓馥是委托代理人，上诉人将房款交给从梓馥，也就是已经向疾控中心（市防疫站）缴纳了房款。2、被上诉人王某作为赤峰市卫生防疫站职工集资楼开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筹资者，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并向从梓馥交付房款、涉案房屋房号的变更均是王某实际操控，但原审王某拒绝到庭。3、为了证明上诉人合法入住集资楼××楼，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线索。即当时上诉人验房入住时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邢永山发放的房门钥匙，上诉人李某1在验房登记表上签字后才允许入住直到现在长达19年。4、关于从梓馥为什么会成为防疫站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有义务向法庭说清楚。二、原审法院故意曲解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4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该判决在本院认定中明确写明：通过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购买的××区，也就是说该判决驳回的理由就是李某1提供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所记载的房号与实际居住的房号不一致。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辩称，一、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不仅出现明显的涂改痕迹，且甲方（预售方）是从梓馥而不是被上诉人。从梓馥并不是被上诉人的职工，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从梓馥没有代理被上诉人出售房屋的权利，上诉人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购买了涉案房屋。二、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收据及对账单等证据中均无被上诉人公章或工作人员签字，且整个一审中上诉人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实际缴纳了购房款购买涉案房屋。三、上诉人李某1利用《商品房预售合同》已主张过其他房屋的所有权，且已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法院未支持其主张的根本原因是李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交纳了购房款购买房屋（本案中亦是如此）。现上诉人李某1和另三名上诉人依据同样的证据，陈述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本诉，实属浪费司法资源。王某未到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李某1在红山区和赤峰市两级法院判决败诉后，又改头换面再一次提起诉讼。我认为这不过是旧案重提，想绕过法院生效判决，干扰房主排除妨害，拒绝归还所霸占房产的拖延行为。李某1在一审二审败诉后，又对防疫站集资楼1号楼2单元121室提出产权诉求，李某1在三次诉讼中所主张的产权，纯属无中生有。一、一审法院判决已认定:1、签订购房合同者并非李某1本人。2、李某1所主张的该楼××楼。3、李某1提供的购房合同不管是否真假，他都没有履行，即没有交购房款。其中三枚交款凭据和一枚债权转让凭据都是无效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李某1不服上诉，又以同样的诉求，同样的理由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判决认为:1、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1购买争议房产的事实是否存在”。李某1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购买了涉案的集资楼2号楼241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2、二审中李某1提供的新证据，除与李占志确为父子关系外，其余三份即耿某11的出庭作证、三枚交费单据、房产登记复印件，法庭均不采信，不予支持。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三、李某1为继续非法占有房产，达到拖延防疫站排除妨害，收回房产的目的，又改头换面，提起第三次诉讼。又对该集资楼1号楼2单元121室提出产权诉求。1、李占志与丛梓馥签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其房屋详细情况中有诸多疑点:①李某1诉讼请求的是××楼，1号楼不存在2单元121室。该楼实际有1号楼1单元121室，如果是2单元，只有221室，2单元没有121室:②一号楼按设计图纸最小建筑面积69.48㎡，没有66.8㎡的户型，楼房面积有误;③该楼房二楼售价每平米950元，该合同预售价每平米900元，价格有误。因此说明该合同缺乏真实性。2、李某1称自己是单位职工，才能享有购买职工集资楼的权利，这个说法不真实，防疫站职工购买该楼的有40余人，都交齐了购房款，办理了房产证。只有李某1没有交购房款，因此不能办房产证。3、耿某112017年9月22日证明1999年11月30日租钢膜费40078.37元用于李某1购买防疫站集资楼款，房号2号楼2单元2411室。2018年11月22日李某1诉讼请求把租钢膜费40，078.37元又购买防疫站集资楼1号楼2单元121室，证据还能转用吗?何况租钢膜是丛梓馥和耿某11的经济来往关系，和防疫站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答辩核心只有一点，就是二审法院提出的:“本案焦点是李某1购买争议房产的事实是否存在”，他是否向防疫站交齐了购房款。以上情况，提请法庭査证核实。驳回原告诉求。李某1、马某、李某2、李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疾控中心交付四原告购买的赤峰市××区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疾控中心更名前为赤峰市卫生防疫站。1998年赤峰市卫生防疫站引资建设住宅楼。原告李某1诉称其于1998年购买了赤峰市卫生防疫站集资楼房一处，提供的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首部写明合同的甲方为丛梓馥，乙方为李占志，李占志已去世，李占志与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系父子、父女关系，与原告马某系夫妻关系。合同的尾部赤峰市卫生防疫站加盖了公章，丛梓馥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签署合同的时间为1998年9月6日，但该时间明显有过涂改痕迹。原告李某1诉称在其母亲处取得该合同时，就是现在提供合同的样子。该合同约定：“预售房屋坐落于××街，建筑面积66.8㎡，单价900元；乙方应于签订合同之日起10日内预付给甲方预售房屋定金人民币贰万捌仟元整”。原告拟证明己向被告如约支付购房款提供了三枚票据，三枚票据分别是：1998年7月25日收据一枚，收据记载“人民币贰万元，上款系预交防疫站楼房款20000元，丛梓馥”；1999年1月12日收据一枚，收据记载“今收到李某1交来楼房款捌仟元，丛梓馥”；1999年3月10日丛梓馥出具欠据，欠据记载“今欠钢板模款李厂长：（组模）贰仟元，丛梓馥”；原告李某1诉称其余购房款系赤峰市防疫站工地欠案外人耿某112模租赁费40078.32元，其同意抵顶原告李某1的购房款，为此提供了案外人耿某11与其所称的赤峰市防疫站工地的经办人周俊文签署的对账单及耿某11本人的证言材料。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李某1现居住在××站，据原告李某1称，涉案房屋1号楼121室，在房屋竣工后，经被告疾控中心领导协调，将原告李某1调换到现住房屋2号楼241室。一审法院再查明，2017年11月6日原告李某1以疾控中心为被告，丛子富（丛梓馥）为第三人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确认位于赤峰市××区房归其所有，并要求被告疾控中心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2018年1月26日，本院发（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原告李某1提交的书证与本案一致，第三人丛梓馥称，“他没有收到购房款，当时建的五栋楼，他最高建造到二楼，还有的只是建造了基础，后来由王某接管了”。（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李某1现居住的2号楼241室房屋现登记在被告疾控中心名下”该判决认为“原告李某1提供履行合同的证据，其中票据三枚缺少被告单位加盖的公章或财务印章，只是第三人丛子富（丛梓馥）个人出具，不能证明被告单位收取了原告的购房款。且其中一枚为欠案外人的欠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另一枚无交款人的姓名，亦存在瑕疵，不足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主张本案中的涉案房屋与提交合同上约定的房屋并非同一房屋，诉称其交房前被告对房号进行过调整，但未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依法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其部分购房款通过案外人耿某11的债权转让方式予以抵顶，但未提供债权转让成立的充分证据，本院依法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该判决驳回了李某1的诉讼请求，李某1不服（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本院作出（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018年6月25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2018）内04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证人耿某11出庭作证，证实的内容与本案证实的内容一致，李某1在二审中提交四份新证据，即疾病中心干部表；房产登记档案；2013年赤峰市房产登记历史遗漏问题认定表；两枚热力费、一枚水电费收据以证实，李某1与李占志系父子关系，李某12005年开始工作，房屋虽登记在防疫站名下，但系2014年登记的，初始登记为新建，所以防疫站作为建设单位，2000年建成房屋，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合法所有人，是在防疫站几任领导发生变更后才做出的登记，历史遗漏问题认定表明确了建设单位是防疫站，证办在其名下，而不能代表防疫站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涉案楼房交工后，就交付给了李某1，由李某1一直使用。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某1购买争议房屋的事实是否存在，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否应协助李某1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本案中涉案房屋己经于2014年2月26日登记在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下，通过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李某1所购买的××区。李某1亦不能举出由疾控中心收取涉案房屋房款的证据，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李占志现己经去逝，李某1对1999年3月10日与1999年1月12日两枚票据原出具过程亦无法说明。李某1虽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多年，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购买了涉案的集资楼2号楼241室。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8）内04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四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及原告李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与本案有关的其它证据，在本院作出的（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书及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4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有认定。驳回原告李某1的诉讼请求，并非因为原告李某1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记载的房号与其实际居住的房号不一致，而是因为原告李某1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购买了被告疾控中心的集资楼及向疾控中心交纳了购房款。现四原告在本案中仍未举出新证据证明己向被告疾控中心交纳购房款并购买了涉案房屋。故本院依法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1、马某、马海涛、李某3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1、马某、李某2、李某3起诉疾控中心交付房屋的依据系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及票据、欠据。对于前述证据，已经在红山区人民法院（2017）内0402民初6787号民事判决、本院（2018）内04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中作出认定。前述证据，并不能证实疾控中心实际收取了涉案房屋房款，不能证明实际购买楼房的事实存在。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马某、李某2、李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美竹审判员 黄树华审判员 郭光宇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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