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康县运通汽车服务中心，住所地保康县石油公司院内。经营者：汪学富，男，197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保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新技术开发区姚老五物流部，住所地高新区团山镇同济堂物流园内******。经营者：姚红波，男，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帮立，保康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运，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王志华（与汪学富夫妻关系），女，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保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学富，王志华之夫，住保康县。上诉人保康县运通汽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运通服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高新技术开发区姚老五物流部（以下简称姚老五物流部）、原审被告王志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9）鄂0626民初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运通服务中心的经营者汪学富，被上诉人姚老五物流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帮立、姚红运依法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通服务中心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9）鄂0626民初73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费25000元证据不足。上诉人不是每一笔结一次账，而是阶段性几个月结一次账，且结账后不抽走票据，被上诉人从几百笔条据中抽出21笔金额为25000元的票据要求上诉人付款的理由不足。公安机关证明双方因25000元费用发生过争议，并未证明说上诉人25000元欠款是真实的，被上诉人随意抽出的票据有片面性，应将所有票据应付总金额与上诉人已付款的流水、明细，经双方核算后才能确定是否欠款。一审仅凭被上诉人口述199笔金额168990元的提货凭证便予以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物流部托运货物无事实依据。上诉人没有委托被上诉人为其托运货物，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双方形成委托关系的任何证据，托运货物选择哪家托运部由销售商家选择，货到后托运部通知取货上诉人才去取。销售商家与托运部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非上诉人委托托运部。三、被上诉人属代收货款，不享有货款所有权，其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上诉人从襄阳多个供货销售商处购买，销售商委托被上诉人托运货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代收货款后转交给销售商，这是托运行业交易习惯。所以，托运部收货款是代理行为，货款所有权属于供货销售商，同时被上诉人庭审中陈述，其主张的25000元货款目前并未垫付给销售商，如果被上诉人垫付了，凭有效票据才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姚老五物流部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志华同意运通服务中心上诉理由。姚老五物流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运通服务中心、王志华立即偿付货款及运费25000元；2.运通服务中心、王志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过程中姚老五物流部自愿放弃要求王志华承担偿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老五物流部从事物流配送业务，运通服务中心从事机械租赁、汽车维修及保养业务。双方一直有业务往来。2018年度，运通服务中心购买的汽修配件等货物采用委托姚老五物流部托运方式收货，并且提货付款。2018年6月份以前，姚老五物流部给运通服务中心托运的货物货款及运费均已结清。自2018年7月份后，运通服务中心采用单位员工在物流部保康分部货运委托凭证单据上先签名提货，后付款的方式托运货物。运通服务中心单位员工在货运委托凭证上签署“货提走”及提货人姓名的凭证199笔，金额为168990元。2019年3月10日，双方为货款是否支付产生纠纷，通过保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调解，王志华领取双方没有争议的已付款委托凭证178笔，金额为143990元，下余有争议的委托凭证21笔，金额24500元及运费500元，合计25000元委托凭证留存姚老五物流部处。后姚老五物流部催要此货款，运通服务中心以货款已分三次用现金方式付清，只是没有抽回单据为由拒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姚老五物流部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姚老五物流部与运通服务中心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从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情况来看，姚老五物流部接受委托后，履行货物运输的义务，运通服务中心收到委托运输的货物后，也向姚老五物流部支付代收货款及运费，并抽取“随货同行（红联）”的委托凭证，双方按此交易习惯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产生争议的是2018年7月份以后发生的业务往来，运通服务中心辩称21笔货款及运费25000元已通过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完毕，只是当时没有抽回“随货同行（红联）”的委托凭证，但款已付清不应再支付的辩称，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及认可的交易习惯来看，运通服务中心自2018年7月份以后，在与姚老五物流部业务往来货款结算时，均采用单位员工先签单提取货物，后结算支付托运的货款及运费，并抽取“随货同行（红联）”的委托凭证。本案是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运通服务中心辩称已将货款及运费25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付清，但其对上述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姚老五物流部对此又不予认可，运通服务中心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将货款及运费付清的事实，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运通服务中心的辩称无证据证实，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支持。姚老五物流部要求运通服务中心支付货款及运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保康县运通汽车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新技术开发区姚老五物流部货款及运费2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元，减半收取213元，由保康县运通汽车服务中心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多年来，姚老五物流部与运通服务中心之间一直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具体操作流程为，运通服务中心需要货物时，先向发货商提出进货明细，姚老五物流部负责从发货商处领取货物并运至保康县，运通服务中心从姚老五物流部提取货物。为此，姚老五物流部印制了“受理委托凭证”，一式三联。白联为存根。红联随货同行，作为姚老五物流部向运通服务中心主张权利的依据。黄联交发货商保存，作为发货商向姚老五物流部主张权利的依据。运通服务中心从姚老五物流部提取货物时，若钱货两清，红联由运通服务中心抽走。若提取货物时未付款，则由运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签名备注。事后姚老五物流部持运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签名备注的红联向运通服务中心索要债权。本案中，姚老五物流部提交的红联均有张国强或李宝签名。运通服务中心认可二人签名提货时为运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通服务中心在涉案中领取的货物并未发生发货商直接向其主张债权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姚老五物流部与运通服务中心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看，发货商向姚老五物流部主张债权；姚老五物流部向运通服务中心主张债权。运通服务中心称货款25000元已经付清了，是以现金的方式交给了姚红运之妻郭定芝。首先，姚老五物流部不认可收到25000元。其次，运通服务中心对付清款项后为何未将红联收回不能自圆其说。再次，运通服务中心不能提供姚老五物流部收款后出具的凭证。故运通服务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运通服务中心若收集到确已支付货款的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运通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元，由上诉人保康县运通汽车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邱成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