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2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鞋城简诗璐鞋类商行，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市场内****）。经营者：金丰党。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静轩，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城，辽宁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鞋都铁路沿线西侧**地块第****西首iv>法定代表人：胡春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波，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鞋城简诗璐鞋类商行（以下简称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茵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2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简诗璐商行、张静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茵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茵蔓公司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只是确认胡春凤夫妇及快乐女人皮鞋厂系交易相对方，从未确认茵蔓公司系交易相对方。2.简诗璐商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从茵蔓公司提供的资料来看，张静轩档口号码为1861，该档口与简诗璐商行无关，简诗璐商行的档口位于1771号，快乐女人皮鞋厂于2011年委托张静轩在沈阳经销快乐女人皮鞋，但不代表简诗璐商行也从事该代理活动。胡春凤与张静轩就代理业务发生争执，金丰党作为张静轩的丈夫参与协商并不意味着金丰党或其经营的简诗璐商行即为合同当事人。3.本案属于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快乐女人皮鞋厂于2011年委托张静轩在沈阳地区建立经销处，经销注册商标为“女足角”的品牌鞋类，且从茵蔓公司提供的《2017年张静轩货款明细》、《2017年张静轩汇款明细》及双方录音内容来看，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也符合代理销售合同的法律特征。4.茵蔓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张静轩发货的数量，且双方就价格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根据录音认定欠款数额显然错误。5.一审法院未对张静轩2017年年度汇款金额做出认定，致使计算数据错误。6.本案双方争议巨大，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且一审法院未对张静轩、简诗璐商行一审期间申请产品质量鉴定一事予以处理并回复，系程序违法。7.一审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偏袒茵蔓公司，未对录音中涉及茵蔓公司的违约行为予以认定。被上诉人茵蔓公司答辩称：1.茵蔓公司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周友胜与胡春凤先后成立、注销了多个民事主体，2014年8月前其他民事经营主体都已经注销，二人成立了茵蔓公司并经营至今。一审期间张静轩、简诗璐公司承认与胡春凤、周友胜夫妻进行交易，在诉争交易发生期间，茵蔓公司系胡春凤、周友胜设立的唯一的经营主体。2.简诗璐商行、张静轩被告主体资格适格。简诗璐商行系金丰党于2016年3月4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由金丰党、张静轩夫妻共同经营。3.茵蔓公司向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发货，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向茵蔓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显然是买卖合同关系。4.一审法院认定欠款金额正确。2017年5月16日，经双方结算，简诗璐商行尚欠2016年货款83520元、2017年货款213890元，一审法院根据录音认定欠款总额为26万元，茵蔓公司予以认可。5.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茵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简诗璐商行、张静轩立即支付茵蔓公司2016年货款83520元和2017年货款213890元，合计29741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茵蔓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5日，股东为胡春凤、周友胜两人，经营范围为皮鞋制造、销售。简诗璐商行为金丰党于2016年3月4日成立的经营鞋类批发、零售的个体工商户。自2011年开始，胡春凤、周友胜以其成立的法人主体与张静轩及金丰党发生鞋类产品交易往来，以供应张静轩及其丈夫金丰党在沈阳地区销售。双方关于货物的交付方式为通过货运公司运送至沈阳由张静轩收货。2016年、2017年期间，茵蔓公司也陆续向张静轩发货。张静轩陆续支付货款，自2017年5月份起，张静轩支付货款情况为：分别于2017年5月22日、6月29日、9月28日通过微信向胡春凤转账10000元、30000元、1000元；分别于2017年5月25日、5月30日、8月5日、8月30日通过银行向周友胜转账18800元、50000元、20000元、20000元；茵蔓公司确认于2017年7月23日收到30000元；分别于2017年9月29日、11月29日刷卡支付19000元、19700元。2018年11月份，胡春凤至张静轩及金丰党处催讨货款，双方就货款发生大量对话：1.胡春凤对张静轩提出“账怎么结，我们一人担一点，理理掉，你是欠我二十几万，是货款，不是我到你家要钱”，张静轩回应“担不了”。2.胡春凤提出“你真没有，欠条也得给我打一张呀”，张静轩回应“那还是这么说没钱，我不是昨天跟你说了嘛，我给你两季鞋的钱，你没给我打货”。3.胡春凤对张静轩、金丰党提出“你欠我二十几万，说实话，你有没有欠我二十几万，这个账要结掉，能给我多少先给我多少”，金丰党回应“都要我一人承担我担不起，都有责任”，张静轩回应“我们赔的比二十几万还多”。4.胡春凤提出“我们2016年下半年还有8万多块钱，2017上半年还有11万多，下半年我又给你发了10万多块钱，你看下有没有这笔账，账怎么结掉”，金丰党回应“十来年我就发你一个厂，生意全跟你一个厂做，结果不给我发鞋，9月份给你钱，你没给我发货，11月份给你钱，你又没发货，结果这一季我全部弄掉，我亏死了，我跟阿胜说阿凤真不够意思”，张静轩回应“你不发货要跟我们说啊，没想到你没给我发货，别的厂家，咱没有，你两次没给我发货，你知道我损失多少钱”。5.胡春凤提出“我说二十几万，你说库存怎么处理，你也担点我也担点”，张静轩回应“库存是你发货晚了，你有责任”。6.胡春凤提出“你是不是欠我二十几万的钱”，张静轩回应“我的损失比你二十几万还多”。7.胡春凤提出“棉鞋八万多，我给你担，二万多块去掉，给我六万块钱就可以了”，张静轩回应“这鞋卖了两年都没卖掉”。2018年12月12日，胡春凤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微信名女足角简诗璐1861档口）发送2017年对账单（欠款金额213890元），并发送文字：这是2017年的账单，你核对一下，核对好请签字回复给我，2016年棉鞋货款83520元还没有结算。但张静轩并未给予回应。另查明，周友胜曾于2000年2月22日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康顺皮鞋厂（已注销），经营范围为皮鞋制造、销售。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康顺皮鞋厂于2011年2月28日注册第6976161号“女足角”商标。胡春凤曾于2010年2月20日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温州市鹿城区双屿快乐女人皮鞋厂（已于2013年4月17日注销，曾用名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快乐女人皮鞋厂），经营范围为皮鞋制造、销售。2011年，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快乐女人皮鞋厂向张静轩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张静轩在沈阳地区经销处，经销本厂注册商标“女足角”女鞋。2013年4月10日，胡春凤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茵蔓皮鞋厂（已于2014年8月5日注销），经营范围为皮鞋制造、销售。一审法院认为：一、茵蔓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简诗璐商行、张静轩认为与张静轩发生业务往来的为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快乐女人皮鞋厂。一审法院认为，张静轩与金丰党对与其进行交易往来的为胡春凤、周友胜控制的法人主体并无异议。而胡春凤、周友胜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曾多次成立法人主体，茵蔓公司为现存的由胡春凤、周友胜作为股东成立的经营皮鞋制造、销售的法人主体。且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所主张的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快乐女人皮鞋厂已于2013年4月17日注销，本案茵蔓公司所主张的货款发生于茵蔓公司成立之后。综上，茵蔓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二、简诗璐商行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一审法院认为，从胡春凤向张静轩、金丰党催讨货款时的对话可以反映出金丰党与张静轩共同经营茵蔓公司供应的鞋类产品，且供货商仅茵蔓公司一家。而简诗璐商行作为金丰党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成立的经营鞋类批发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的产品来自于茵蔓公司。显然，简诗璐商行为适格的被告。三、双方之间成立代销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代销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区别在于：代销合同的委托人须按约向受托人支付报酬，受托人对代销货物没有所有权，而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无须支付报酬，买受人对所购货物拥有所有权。张静轩主张代销关系所依据的《委托书》仅能反映“女足角”商标的授权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代销关系。本案茵蔓公司陆续向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发货，简诗璐商行、张静轩亦陆续支付货款，同时结合金丰党、张静轩多次向胡春凤提出付了两季钱，但茵蔓公司没有发货的陈述，应认为本案双方交易方式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形式，即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四、茵蔓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是否成立。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对2016年仍有未结算货款及茵蔓公司于2017年通过货运公司向其运送大量货物并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对价格有争议，且存在发货迟延，货物质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茵蔓公司所主张的2016年未结算货款及2017年尚欠的货款，茵蔓公司通过微信向张静轩进行过主张，张静轩在微信中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且在胡春凤向张静轩、金丰党催讨货款的大量对话中，胡春凤曾主张2016年货款8万多元，2017年货款20余万元，张静轩及金丰党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对茵蔓公司所主张的货款金额亦未提出异议。双方争执部分仅系张静轩、金丰党认为茵蔓公司有两季货未发给简诗璐公司、张静轩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茵蔓公司迟延发货及剩余库存如何处理的问题。故茵蔓公司所主张的货款具有高度可能性。因胡春凤在与张静轩、金丰党的对话中已自愿将2016年未结算的货款8万多元减少为6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茵蔓公司主张的2016年的货款金额确认为6万元。因胡春凤在与张静轩及金丰党的对话中多次提到2017年货款为二十余万元，但具体金额未予以明确，故一审法院对2017年尚欠货款认定为20万元。综上，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欠茵蔓公司的货款金额确认为260000元。而对于简诗璐公司、张静轩认为茵蔓公司提供的鞋子属于不合格产品，茵蔓公司需对简诗璐公司、张静轩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因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简诗璐商行、张静轩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关于管辖权问题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裁定，且简诗璐商行、张静轩均未提出上诉，故在此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简诗璐商行、张静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茵蔓公司货款26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6日起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茵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80.50元（已减半收取），由茵蔓公司负担280.50元，由简诗璐商行、张静轩负担26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行交易清单，拟证明2017年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支付款项共计318500元；2.胡春凤通过微信发送给张静轩的对账单、“返厂鞋”邮寄单据及附单，拟证明有部分返厂鞋货款未在茵蔓公司主张的欠款中扣除，且在该对账单记载以外还另有退货应予扣减；3.库存鞋列表及照片，拟证明现有库存1425双，价值131701元，根据茵蔓公司在录音中陈述，该部分库存应当退货；4.库房费用票据，拟证明简诗璐商行、张静轩为保管库存鞋支付费用60560元；5.进货渠道及交易清单，拟证明张静轩有经营多个品牌鞋类产品，并非只销售茵蔓公司的产品；6.电话录音3段，拟证明周友胜、胡春凤确认库存鞋退回温州。被上诉人茵蔓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针对上诉人简诗璐商行、张静轩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茵蔓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2017年5月25日之前支付的款项系支付2016年的货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胡春凤确实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发送了2017年张静轩汇款明细，但实际上除了该对账单之外，我方还另行发送了其他格式的对账单，关于该明细上记载的退货系由于张静轩提出退货，但是最后并未实际退货，茵蔓公司确认收到37双及9双的退货，对于其他退货不予确认；证据3照片上的鞋子确实是茵蔓公司提供的，但我方对于库存情况不予确认；证据4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是用于存放茵蔓公司提供的鞋子，该费用应由简诗璐商行、张静轩自行承担；证据5与本案无关，此为其他商家的汇款凭证，真实性也无法核实；证据6周友胜的录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胡春凤到东北讨债期间，周友胜确实有致电给张静轩夫妻，主要目的是希望胡春凤早点回来，没有做任何承诺，双方之间交易的沟通协商应当以胡春凤的陈述为准。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4、5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中的对账单系茵蔓公司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茵蔓公司对其确实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发送该对账单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茵蔓公司确认张静轩于2017年9月退货37双、9双，共计3589元，本院对茵蔓公司确认的该退货事实予以确认，张静轩提供的其他邮寄单据未记载送达情况，故本院对证据2中的其他邮寄单据及附单不予确认；茵蔓公司虽然确认证据3照片中的鞋系由其提供，但库存清单系张静轩单方制作，且张静轩也不能证明双方就该些库存达成退货的最终合意，故本院对证据3均不予采信；证据6只能反映金丰党与周友胜曾经就诉争纠纷处理进行协商，但双方并未就解决达成最终合意，张静轩不能以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周友胜部分表示主张双方就退货达成一致合意，故本院对证据6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胡春凤确认其曾经于2018年12月12日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发送对账单，该对账单记载“2017年3月退鞋11356、2017年4月退鞋20960、2017年5月-6月6退鞋13412、2017年6月18日退鞋6889”，“2017年总欠款403590元-242317元=161273元”；张静轩于2017年9月退鞋共计3589元。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张静轩、简诗璐商行确认与其发生交易往来的系胡春凤与周友胜，现胡春凤在本案诉讼中以个人名义表示同意茵蔓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向张静轩、简诗璐公司主张货款，茵蔓公司与本案诉讼具有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二、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从茵蔓公司提供的托运单、对账单来看，诉争交易的相对方系张静轩；从二审期间张静轩、简诗璐商行提供的录音来看，金丰党与张静轩存在共同经营行为，诉争交易所生产的债务应为张静轩、金丰党的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张静轩、金丰党将茵蔓公司交付的鞋类产品放置在张静轩承租的1861号档口销售，还是放置在简诗璐商行登记的经营地1771号档口销售，此并不影响诉争交易双方当事人的认定。考虑到简诗璐商行实际上系金丰党成立的个体工商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的规定，诉争交易所生产债务的承担者为简诗璐商行还是金丰党实际上不影响诉争债务的责任承担，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金丰党经营的简诗璐商行承担债务予以维持。三、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从胡春凤发送给张静轩的对账单以及双方在录音中的表述来看，本案的基本事实为胡春凤将货物所有权转移于张静轩，张静轩向胡春凤支付货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法律特征。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退货、胡春凤同意张静轩结欠部分货款的事实及张静轩提供的委托书并不证明双方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四、关于欠款金额问题。2018年11月29日，胡春凤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发送“2016年的83520块钱，你们说还没卖完，这笔账先不算账”，2018年12月12日，胡春凤又通过微信向张静轩发送2017年张静轩汇款明细，该对账单记载2017年总欠款为161273元，并称“这是2017年的账单，你核对一下。核对好请签字回复给我。2016年棉鞋货款83520元还没有结算”。张静轩在收到上述微信后均未给予回应。结合胡春凤在2018年11月底前往张静轩处要求结算的录音，胡春凤多次提到张静轩结欠款项二十几万，张静轩只是认为胡春凤未及时发货造成其库存及其他损失，但并未对欠款事实及金额提出异议，综合考虑胡春凤通过微信发送的货款金额、张静轩在2017年9月尚有部分退货及胡春凤在录音中自愿将2016年未结算的货款减为6万元的事实，本院认定张静轩尚欠的货款金额为161273元+6万元=221273元。一审法院认定胡春凤在对话中多次提到2017年尚欠货款为二十余万元，与录音整体内容不一致，也与胡春凤在录音形成之后微信发送给张静轩的对账单内容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此外，二审期间胡春风确认另有2017年9月份退货3589元其已收取，故该退货金额也应当在张静轩的欠款总额中扣减，因此，张静轩尚欠货款金额应为221273元-3589元=217684元。五、关于能否以存在质量问题主张退货的问题。张静轩主张诉争鞋类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并要求退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张静轩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静轩虽然在微信及录音中提及质量问题，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本身即存在退货，且张静轩提供的检验报告系其单位委托，其检材的供货时间亦不能确定，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要求将库存清单所列产品货款在货款总额中扣减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张静轩主张由于茵蔓公司未按时发货造成其损失应予赔偿的问题，因其未就此提起反诉，并非本案审理范畴。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静轩、简诗璐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2392号民事判决；二、中国鞋材简诗璐鞋类商行、张静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货款21768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6日起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80.5元，由张静轩、中国鞋城简诗璐鞋类商行负担2103元，由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负担7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张静轩、中国鞋城简诗璐鞋类商行负担3796元，由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负担14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怡然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黄丽君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黄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