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1民特150号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长安区南村镇小屯村南。 法定代表人：刘向阳，该公司经理。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刘向阳，男，汉族，1974年1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彭玉红，女，汉族，1972年7月17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三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静、佟菲，河北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裕华东路**。 法定代表人：靳会轻，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霞，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殿斌，河北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葵公司）、刘向阳、韩玉红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金葵公司、刘向阳、韩玉红称，请求依法撤销石家庄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石裁字[2018]第958号仲裁裁决；本案申请费等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系伪造，不能依此认定被申请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在仲裁庭所质证的证据十五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中，合同买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公章系伪造；证据六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中，应收账款债务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公章系伪造，该笔应收账款根本不存在，因此不能依此认定被申请人与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所签署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合法有效，被申请人对该笔应收账款不应具有优先受偿权。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出示了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表明刘向阳并非对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实际的管理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予撤销仲裁裁决。 被申请人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称，第一申请人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理由不符合仲裁法第58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一、申请人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依据的是仲裁法58条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这一情形。但是申请人在申请书里认为伪造的证据是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而从仲裁裁决来看，裁决中所依据的并非是以上两个证据，裁决依据的是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且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这两份证据并非虚假，而申请人对其认为的伪造的产品买卖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也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所以仲裁法第58条所规定的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这一条对本案不适用。另外申请人对其认为伪造的产品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因至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伪造。那么退一步讲，基于协议的相对性，即便应收账款对应的基础交易合同存在效力问题，也不影响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的效力，不影响质权的设立。综上仲裁法第58条，对证据伪造的这一情形，对本案不适用。二、申请人所称的伪造的证据及简称为产品买卖合同，即应收账款质押通知、质押通知函回执。这两份证据的来源全部来源于申请人本身，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证据是被申请人在仲裁时候提交的，但是这些证据的根源其实是来源于申请人自己，这些证据都是申请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向银行提交的，并且原件在申请人手中，且申请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为了证实产品买卖合同及应收账款质押这一事项的真实性，还向银行提交了包括产品买卖合同配套的产品的出库单，联通收到货物的业货物验收单以及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等一系列文件，并且质押合同中对质押标的所对应的合同编号、基础合同编号与申请人所提交的认为伪造的证据的产品买卖合同的编号是一致的，并且银行对这些证据的原件全部予以了审核，且在留存的复印件上加盖了原件已核，并且与报送行环节资料一致的印章。所以说对申请人所提交的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这些资料，银行对此真实性确信无疑，并且该资料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现在申请人依据申请人认为其提交的该证据是伪造的，并且在应还款的环节，向法院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那么申请人的诚信何在？申请人完全是违背了诚信原则，是恶意诉讼在逃避还款责任。三、从产品买卖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的所涉及到的主体来看，产品买卖合同的签订方，一方是河北联通公司，另一方是借款人，银行不是合同的主体，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的签订来看发出通知的是借款人，回函人是河北联通公司，银行也不是该回函的，也不是该通知函的主体，但是双方在该通知函上对于还款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及让通知河北联通将款项支付到中行的账户，由中行将该从该账户上统一扣划收回贷款。对此银行在与借款人之前的第一笔贷款交易中就是以此账户以此方式来收取回款的。如果说产品买卖合同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及回执是伪造的，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是河北联通与借款人之间，该合同在河北联通与借款人之间发生绝对的无效，对中国银行来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因为中国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银行核实了借款人提交的各种资料的原件，并且为了查证产品买卖合同即应收账款事项的真实性，中国银行两名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到河北联通与负责应收账款事项的财务总经理姚继国对该事项进行了核实，并且工作人员查证了财务总经理姚继国通过电脑提供的借款人的提供的产品应收账款的信息，与借款人向银行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并且银行的工作人员与财务总经理姚继国持核对的材料原件就是产品买卖合同，其实这产品买卖合同拍照合影，我方有可以提供这个照片为证，并且工作人员有相应的证言证词为证，由此可见银行已经完全履行了核实义务，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属于善意的第三人。如果说该证据产品买卖合同与应收账款质押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是虚假的，那么也是借款人与河北联通公司之间的通谋，对河北联通公司与借款人之间的通谋行为是否适用于善意的第三人中国银行。最高院有相应的判例，这个是珠海华润股份、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案号为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这个案例就对虚伪的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和对第三人的效力进行了准确的区分，系根据民事民法基本原理，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伪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则应是该第三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虚伪意思表示而发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虚伪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但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该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本案中银行已经履行了审慎的义务，对河北联通与借款人之间的通谋并不知情。河北联通与借款人之间的无效的合同的效力不能及于银行。在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即审查责任，并无过错的情况下，对虚假的应收账款应当享有优先的受偿权。另外申请人所指的伪造证据侵害的只能是被申请人银行的利益，对申请人不会产生任何损害，只有银行有权利主张。该证据是伪造，也只有银行才能够行使撤销权。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为了撤销仲裁，以自认的方式告诉法院借款人在借款时欺骗了银行，但是该偿还的借款还是要还，只不过是看银行是否追究借款人是否存在刑事犯罪的问题。四、申请人提出的实际控制人协议的问题。1.该实际控制人协议签订的时间晚于借款人的贷款时间并且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并未向银行进行提交。如果银行在贷款的时候知道申请人借款人有该协议，那么银行也不会贷款给借款人，也正是因为后期得知了有这一实际控制人协议，所以银行才向仲裁决定提前收回贷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提前收回贷款，因此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借款人偿还贷款。2.不管该实际控制人协议是真是假，该实际控制人协议对银行不发生任何效力。3.在仲裁时借款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和配偶自己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本次撤销仲裁裁决的提起也是申请人即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申请的，如果存在实际控制人的问题，那么申请人在申请书上加盖的公章从何而来？由此恰恰说明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问题。4.借款人在借款时并没有向银行提供实际控制人协议，当时也未签订实际控制人协议，在贷款完成后提出签订了实际控制人协议，这是什么行为？是意图通过该手段达到撤销仲裁裁决逃避还款责任，该行为严重违反了诚信原则，不应该得到支持。如果其通过该手段非法获利的行为得到支持，是将有损公平正义的原则。5.仲裁裁决书上表述为三被申请人在贷款时并未向申请人出具有关实际控制人身份的协议，申请人对此并不知情。基于合同相对性，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签署的协议，对申请人也不具有约束力。仲裁裁决的表述说明仲裁庭已经对此进行了实体审理及判决，因此法院无需再对该项内容进行审查。五、关于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配偶称签字非本人所签、对此项事情不知情的问题，我们认为：1.保证合同是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带领配偶并告诉银行的工作人员这是其配偶，同时出示了法定代表人及配偶各自的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用以证明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所带来的人就是其配偶，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所提交的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进行了核实并由法定代表人及配偶当面签署了保证合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2.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及配偶称非本人签字，对此事不知情。先不说配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对法定代表人公司如此金额大金额的贷款不知情，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个先不提，如果说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对此不知情，那么也是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允许法定代表人持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并且允许法定代表人带领第三人冒充其为配偶来签订保证合同，这一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授权的行为，是对该事项的一种认可。3.仲裁裁决书中表述申请人是工商登记中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同时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预见到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法律后果，且被申请人虽称不确定章的真实性和配偶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但三申请人均未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因此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质押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对于仲裁裁决的这一表述可见仲裁庭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实体的审理，即认定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放弃了申请鉴定的权利。其实也就是对仲裁庭裁决结果同意承担其后果的一种默认，其无权再以此理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也无权再提出鉴定申请。仲裁庭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了实体的审理，因此法院对该内容也无需再进行实体上的审查。 经审查查明：2018年11月9日，石家庄仲裁委员会作出石裁字[2018]第958号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清偿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截至2018年10月22日的利息48911.111元，此后利息及罚息按合同约定计至债务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二）第二、第三被申请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法有效，申请人作为质权人对第一被申请人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申请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30000元由三被申请人承担；（五）本案仲裁费62652元，由三被申请人承担。由于申请人已预交了全部仲裁费，三被申请人承担的仲裁费直接给付申请人。上述第（一）、（四）、（五）项裁决款，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由三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逾期，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另查明，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金葵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后，双方又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约定金葵公司以其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所享有处分权的应收账款作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主债权的质押标的，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并予以公示。石裁字[2018]第958号裁决认定，金葵公司在办理应收账款质押时，向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提供了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即《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货物出货单、《应收账款回款承诺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等申请材料。金葵公司认为《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中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并提交（2019）冀0102民初2021号案件庭审笔录，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予撤销仲裁裁决。金葵公司、刘向阳、韩玉红另提交《关于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协议书》，欲证明刘向阳并非对金葵公司进行实际管理控制。以上事实由本院询问笔录、仲裁裁决书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否撤销仲裁裁决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情形。金葵公司在申请贷款及办理应收账款质押时，向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提供了《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现其又声称其所提供的上述申请材料存在伪造公章的情形，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金葵公司提交（2019）冀0102民初2021号案件庭审笔录主张《河北联通通信终端设备配套产品买卖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函回执》中涉及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公章系伪造，但该事实并无生效判决予以认定，金葵公司、刘向阳、韩玉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刘向阳是否系金葵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由仲裁庭进行实体审理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应予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刘向阳、韩玉红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石家庄市金葵商贸有限公司、刘向阳、韩玉红负担。 审判长 陈 路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刘瑞英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高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