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17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达金，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玉敏，男，197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万明，广东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凯恒，广东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云，女，197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原审第三人：魏幸光，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设，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山，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达金因与被上诉人薛玉敏、原审第三人沈云、魏幸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14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达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薛玉敏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初始资金200万元的亏损界定时日、亏损担负责任条款，一审对此认定错误。1.余达金自2015年4月开始为魏幸光提供操盘服务，理财协议签订前，余达金不认识薛玉敏，从未对任何一方作出过操盘保本承诺。2015年7月7日，涉案证券账户遭到券商强制平仓，为避免剩余股票平仓，余达金提供了20万元借款给魏幸光证券账户。2015年7月13日下午，魏幸光以晚上请余达金吃饭、提交借条为名，约余达金从石岐来到古镇，伙同薛玉敏一同胁迫余达金，要求按他们提供的协议版本签订理财协议。因余达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初时拒绝签署，但在对方软硬兼施的情况下，余达金基于人身安全考虑，围绕市场不可抗力免责、200万元本金亏损责任、另外300万元通过延期再核定亏损责任的问题与他们展开重点洽商，达成了口头和书面的一致认识后，草签理财协议后急忙离去。根据理财协议前言部分注明的期限“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及理财协议第7.1条“乙方保证：乙方承诺如证券投资到期后，对其中初始资金的200万元出现亏损，承担全部亏损责任，另外的初始投资300万元顺延操作半年核定亏损责任”，初始资金200万元的期满日为2016年4月23日，即该日协议约定的该资金亏损与否的判定时间节点。一审将其中200万元初始资金的亏损与否的时间节点判定为2016年10月24日，是错误的。2.根据理财协议第7.1条，双方在理财协议中仅对初始资金200万元的亏损问题作出明确的保底约定，而另外的初始资金300万元，仅约定如在期满日出现亏损，则顺延操作半年再核定协商亏损责任，但没有明确约定若该300万元在顺延操作半年出现亏损，亏损责任则仍需由余达金承担的事实。显然，在签订理财协议时，薛玉敏已认同了当时的股市政策环境和市场巨大波动的不可抗力因素问题，同意对200万元和300万元分别作出了区别化的责任界定，仅明确要求余达金对其中200万元的亏损进行兜底，故薛玉敏对另外300万元的损失索赔诉请缺乏事实根据。（二）涉案证券账户在理财协议签订前已遭券商强制平仓造成资产严重损失，余达金为避免再次强制平仓而选择减仓导致资产减值损失，一审漏查上述事实。这些损失并非余达金操作过错所致，不应由余达金担负。1.涉案证券账户在理财协议签订前已遭券商强制平仓，证券账户资产据此遭受合计2260982.52元的严重损失，该损失不应由余达金担负。之所以作出如此特殊安排，根本原因在于签订协议前出现过特殊情况，即2015年7月8日涉案证券账户遭券商强制平仓，强制平仓所得共4380492.36元全部用于清偿融资债务和利息。其中强制卖出的股票包括：（1）XX股份452886股，10.08元买入，6.27元卖出；（2）XX化工206400股，10.06元买入，7.07元卖出；以上券商强制平仓导致的直接损失达2260982.52元。剩余两只暂时未平仓的股票（彼时处于停牌状态），均为融资标的股（XX198300股，XX235900股），市值也跟随大幅缩水，账户市值资产减去负债余额，净资产已不足200万元。2.余达金为避免薛玉敏的账户资产造成更大损失，对股票采以减仓措施，造成合计1572657元资产减值，不属于余达金操作过错，该损失不应由余达金负担。2015年7月10日，余达金向魏幸光交出密码，表示不可抗力因素已经发生，个人力量有限，不想再操盘，请他们另请高明自行采取措施自保，但魏幸光再三恳请余达光不要顾虑，大家共同进退。因行情继续恶化，证券账户剩余股份在复牌后仍将面临继续强制平仓风险，余达金于心不忍，向证券账户借出20万元以提高账户保证金比例（魏幸光注入65万元）渡过难关。2015年6月股灾爆发，2015年6月市场走出高点5178.19点，随后4个月连续下跌到3000点，股指跌幅近60%，天天上演千股跌停成常态，而在跌停前没有在第一时间彻底割肉、认赔离场的市场所有参与者都蒙受巨大损失。除准备足够资金进行注入提高保证金比例而避免被强制平仓后外，惟有死扛或者平仓，涉案证据账户亦毫不例外。2015年8月25日，行情表现更加残酷，薛玉敏、魏幸光紧急联系余达金，为避免强制平仓，必须采取减仓措施，当日为安全起见，余达金以卖券还款形式，以7.14元卖出XX247800股，以3.88元卖出TCL269100股，并将结果对薛玉敏、魏幸光进行反馈，以上操盘显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选择，目的是防止出现更大风险，避免触及平仓线导致负资产，本减仓操作带来资产减值1572657元。（三）一审对于理财协议第5.1条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是错误的。1.一审对不可抗力的解释脱离股灾等事实背景和常识，是错误的。涉案证券账户利用融资杠杆向券商借款授信额度为980万元。2015年7月至2016年初，中国股灾频发，根本原因是政策突变，监管部门严查杠杆。2.一审将政府监管政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因素解释为当事人可以预见、可以避免并可以克服的因素，排除在不可抗力之外，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及民法总则，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和不可克服性。余达金与薛玉敏无法预知合同签订后国家对于证券市场出台的股市政策、股市市场的政府干预等行为。余达金与薛玉敏也无法避免、克服该股市政策出台、政府干预行为、股市市场造成的巨大波动及由此造成的风险。3.薛玉敏与余达金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涉及的市场是股市市场，作为股民，在日常股票市场、日常股民生活中已形成普遍性、经验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股市市场的风险认知、常识。对于2015年起因国家突然出台去杠杆、查配资、实施熔断政策所引发的股票崩溃后果，在官方媒体、投资者及至普通百姓眼里，就是股灾，而股灾就是股民日常生活经验和认知常识中的不可抗拒风险和因素，非余达金所能左右，且结合该条款中明确约定的关于“由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因素”的免责条款，综合各方的签订意愿，印证前述股民日常生活经验、常识及交易惯例所达成的股灾因素就是不可抗力因素。4.余达金与薛玉敏在实际理财合作期间的合作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对于不可抗力因素的认知、认同，一审漏查上述事实。根据理财协议第5.1条“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如遇以上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则本合同自然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如遇本合同没有列明之情况，双方应该友好协商解决”、余达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协议到期后各方并没有对200万元亏损责任进行追究，证明对于“特殊情况”（券商强制平仓）出现后的处理，以及薛玉敏、魏幸光对于为防范再次出现“特殊情况”而要求余达金作出减仓选择，各方已确认市场发生的不可抗力。因此，余达金果敢采取减仓措施，相应造成的资产减值属于免责范围。理财协议签订时，涉案证券账户的损失已经很大，利润分成不可能实现，但余达金自始至终对账户操盘尽自己最大努力，对相关借出款项20万元从未计较和追讨，希望以时间换空间，共同进退，挽回损失。结合后期资产状况，因为中国股灾让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遭受重创，涉案账户并非个例。薛玉敏开始还对理财协议约定的“如遇本合同没有列明之情况，双方应该友好协商解决”表示认同，但后期为追求诉讼利益，不顾事实，提出损失赔偿要求。（四）理财协议是无效的，一审认定理财协议有效，是错误的。理财协议属于保底性质的委托理财合同，违反国家金融证券管理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判予无效。根据理财协议第5.1条，薛玉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知道理财投资有风险，能预见存在损资亏损的可能风险，但根据理财协议的条款约定，如果账户理财产生收益，则余达金的利润分享比例仅为25%，薛玉敏却高达75%；若理财账户亏损，余达金要承担全部损失，薛玉敏则在整个投资理财中无须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现薛玉敏认为亏损了，讼诉要求余达金承担全部损失，而薛玉敏自己则无须按照盈利分红比例承担任保相应投资风险责任，显失公平。因此，如果本案确实存在理财亏损，亦应结合收益分担比例及过错责任进行责任分配和担负。（五）退一步讲，即使确有部分初始资金存在亏损、依法、依约仍需要进行责任担负，依法也应结合涉案利润的分成比例给予公平分担。（六）一审漏查涉案证券账户的投入资金情况。虽然理财协议是以薛玉敏的名义签订的，但沈云在2017年5月5日出具的说明，沈云、薛玉敏、魏幸光在2017年5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均确认分别向以沈云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投入的资金为沈云1**万元、薛玉敏235万元和魏幸光230万元，上述事实证明涉案证券账户系沈云、薛玉敏和魏幸光三人按份共有，真正的权益人为三人，而非薛玉敏一人。对于沈云声称涉案证券账户系其于2015年4月23日借给薛玉敏使用，与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涉案证券账户一直由魏幸光使用，魏幸光于2015年4月23日操作买入远光软件1万股，合计金额41万余元，其后，魏幸光也授权余达金对其他资金实施股票买入，而其后数月余达金与薛玉敏不认识。以上事实证明涉案证券账户的主要实际权益者及实际操作人是魏幸光。因此，本案诉讼主体至少涉及沈云、薛玉敏、魏幸光，或者至少还涉及魏幸光。（七）余达金于2016年12月的操盘事实，证明各方再以行为方式对理财协议再行顺延，因此，薛玉敏主张2016年10月22日理财协议期满，与事实不符，薛玉敏以2016年10月22日期满日的账户资金情况主张损失，其诉请应予驳回。薛玉敏辩称，（一）双方在保底条款中约定初始资金的亏损承担。理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余达金在一审中对此有清楚的陈述，又上诉称受胁迫签订的，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不采信余达金的二审说法。理财协议第7.2条关于300万元初始资金亏损的约定，是关于延长该笔资金半年封闭期的约定，对于亏损承担，应适用理财协议第5.3条的约定。（二）在理财协议约定的封闭理财期间，薛玉敏已将网上交易账户和交易密码告知余达金，薛玉敏保证不干预余达金的操作独立性，也没有对余达金的操作实施任何干预。因此，余达金上诉称薛玉敏对其指令平仓等交易，缺乏事实依据。（三）余达金称，股灾系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股市有风险，但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股灾是商业风险。（四）理财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按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理财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为有效。（五）沈云于2017年5月5日提交的书面说明反映，沈云银行账户内的100万元系薛玉敏留存在沈云银行账户的款项，沈云于2015年4月21日通过银证转账将自己银行卡的100万元转进证券账户。该100万元系薛玉敏的款项，之前一直存放在沈云银行账户内，属于两人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主张的事实无关。（六）2015年4月23日薛玉敏指示魏幸光向余达金交付证券账户密码。涉案证券账户的封闭期满日为2016年10月24日，余达金本应于当天交还证券账户密码，但余达金并未交还证券账户密码并擅自继续操作，直到2016年12月21日前余达金才交还证券账户密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幸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云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薛玉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余达金向薛玉敏赔偿损失5057215.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3日，薛玉敏委托余达金为其进行证券投资理财，代其操作在银河证券古镇营业部开立的开户名为沈云、资金账号为33×××29的证券账户。薛玉敏存入了500万元到该证券账户。余达金遂开始操作该证券账户，并有进行融资交易。2015年7月8日，薛玉敏的上述证券账户被强制平仓大部分股票。2015年7月10日，为提高证券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防止被进一步强制平仓，魏幸光存入65万元到该证券账户，余达金存入20万元到该证券账户。2015年7月13日，薛玉敏作为甲方、余达金作为乙方、魏幸光作为丙方（见证人），补签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协议书（以下简称理财协议）。理财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其进行证券投资理财，代理操作甲方在银河证券古镇营业部开立的，开户名为沈云，资金账号为33×××29的账户。甲方初始投入资金500万元，封闭期为一年，即从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乙方拥有独立的下单操作权，甲方拥有资金调拨权，即只有甲方能取出资金。甲方把网上交易账户和交易密码告知乙方（不含资金密码）后，乙方即时更改交易密码，甲方可以在账户开放日内查询账户交易、持仓品种及收益情况。账户开放日为每周的星期六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在协议期内，甲方保证不干预乙方的操作独立性，不参与股票账户的证券交易。协议期间，甲、乙双方按季度进行收益分配。每个季度结束，当甲方账户的资产净值超过账户初始资金30%以上时双方结算，乙方获得全部收益的25%；每个季度结束，当甲方账户资产净值低于初始资金时，乙方不参与盈利分配。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协议期满，如乙方代理操作的证券账户出现亏损，由乙方补齐亏损，甲方有权向其追偿。乙方承诺如证券投资到期后，对其中初始资金的200万元出现亏损（注：亏损额的确定为合同到期日收市当日的证券账户资产净值-初始投入资金为负值数额），承担全额亏损责任，另外的初始投资300万元顺延操作半年核定亏损责任。丙方65万元、乙方20万元系于7月10日因特殊行情而分别追加的资金，在保证金达到账户保证比例要求并可提现时，由甲方及时退回。本协议自2015年4月23日起生效。理财协议签订后，余达金继续操作上述证券账户。2016年10月24日，上述证券账户的净资产为592784.06元。2017年5月5日，沈云出具说明，称上述证券账户系其于2015年4月23日借给薛玉敏使用，本案委托理财的权益由薛玉敏主张，与沈云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是否有效；二、理财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不可抗力。关于焦点一，理财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底条款，即“协议期满，如乙方代理操作的证券账户出现亏损，由乙方补齐亏损，甲方有权向其追偿”。余达金称其是受薛玉敏胁迫签订理财协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余达金对理财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也反映出双方是经协商对协议内容达成一致后才签字的，故理财协议是薛玉敏、余达金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理财协议约定的保底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余达金根据理财协议的约定对涉案证券账户有独立的证券交易权，并在投资产生收益后可获得全部收益的25%，而薛玉敏在协议期内不能参与涉案账户的证券交易，因此，约定保底条款，符合公平原则，也有利于督促余达金勤勉尽责、专业审慎地进行证券交易。第四，保底条款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委托人愿意赋予受托人独立理财权限的基础，受托人对于理财过程中会发生的风险有明确的认知。如果认定保底条款无效，则会出现受托人在投资盈利时可获得高额收益，在投资亏损时却不用承担亏损的不合理情况，诱发道德风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是薛玉敏、余达金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焦点二，监管政策的变化，股票市场的波动，是投资者应当预见到的风险，不属于不可抗力。余达金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薛玉敏均认可发生了不可抗力。余达金提供的微信记录仅反映薛玉敏、魏幸光曾将证券公司的提醒短信转发给余达金，并无指示余达金交易的内容。余达金独立操作涉案证券账户，薛玉敏初始投入资金500万元，在协议的一年操作期及宽限的半年期限到期后，该账户净资产仅剩余592784.06元，余达金应当赔偿薛玉敏的亏损4407215.94元。关于魏幸光转入该账户的65万元及余达金转入该账户的20万元，魏幸光、余达金未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不作处理。另一方面，理财协议约定该65万元、20万元在保证金达到账户保证比例要求并可提现时，由薛玉敏分别退回，而据余达金所说，理财协议签订后市场形势恶化，一直未达到账户保证比例要求，即退回资金的条件一直未成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余达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薛玉敏4407215.94元；二、驳回薛玉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20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2201元，由薛玉敏负担6709元，余达金负担45492元。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余达金提供了以下证据：（一）2015年4月23日余达金与魏幸光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4月23日银河证券交易流水截图一份、2015年4月23日涉案证券账户交易截图一份；（二）2015年7月2日余达金（昵称剑卷长风，微信号×××）与魏幸光（昵称光，微信号×××）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7月10日余达金（昵称剑卷长风，微信号×××）与魏幸光（昵称光，微信号×××）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7月2日魏幸光通过其微信（昵称光，微信号×××）向余达金（昵称剑卷长风，微信号×××）发送的魏幸光与刘喜平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7月8日至9日的证券交易截图一份、2015年7月10日涉案证券账户交易截图一份、证券账户系统关于查询客户风险级别截图一份、2015年8月25日余达金（昵称剑卷长风，微信号×××）与魏幸光（昵称光，微信号×××）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8月25日余达金（昵称剑卷长风，微信号×××）与薛玉敏（昵称薛玉敏，微信号薛玉敏XXX）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2015年8月25日涉案证券账户交易截图一份、银河证券系统截图三份、银河证券流水一份。二审诉讼中，本院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兴文路营业部调取了开户名为沈云、资金账号为33×××29、证券账号为06×××85的证券账号的如下交易流水及操作记录，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一）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12月28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客户证券委托查询一份；（二）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12月28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客户历史成交查询一份、2015年4月23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证券委托一份、2015年7月8日至9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客户历史成交查询一份、2015年8月25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客户历史成交查询一份；（三）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2日的信用资金流水明细一份、股份余额汇总一份、融资负债一份；（四）2016年4月22日的账户资产信息一份；（五）2016年10月21日的账户资产信息一份；（六）2017年4月21日的账户资产信息一份；（七）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2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合约展期申请查询一份；（八）2016年12月21日的中山古镇营业部客户证券委托查询一份。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达金应否向薛玉敏赔偿损失4407215.94元。经审查，一、理财协议约定的保底条款，违背了金融投资领域的经济规律和交易规则，违背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因金融投资属于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为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而保底条款通过保证投资者的固定投资本金和最低收益，免除了投资者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与投资的本质相悖。同时，保底条款将投资风险全部转移至受托人，导致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失衡，既不符合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构建，也违背了公平原则。因此，理财协议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又因保底条款系理财协议的核心条款和目的条款，与其他内容条款具有不可分性，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理财协议整体无效，综上，本院认定理财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二、初始资金500万元，其中200万元的委托理财期间为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另外的300万元的委托理财期间为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10月22日，涉案证券账户在2016年10月24日的净资产为592784.06元。余达金主张在2016年10月22日之后薛玉敏与其继续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并未提供有双方签章的载明具体委托理财期间的书面委托理财合同，薛玉敏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证券账户的亏损值为4407215.94元（5000000元-592784.06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三、理财协议约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股市投资、涨跌属于商业风险，不属于前引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且本院已依法认定理财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余达金援引理财协议中的上述不可抗力条款主张其对涉案证券账户亏损不承担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中，薛玉敏与余达金对于理财协议无效均有过错，双方应当共同分担涉案证券账户亏损额4407215.94元的损失。至于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对于受托人余达金而言，其明知股票投资的高风险性，仍对其中200万元作出保底承诺，存在明显过错。对于委托人薛玉敏而言，其明知股票投资的高风险性，仍与余达金签订约定以保底条款为核心条款的理财协议，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情况，本院依法酌定余达金承担亏损额4407215.94元的60%的损失，即应向薛玉敏赔偿损失2644329.56元（4407215.94元×60%）。薛玉敏超出此金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达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14477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余达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薛玉敏赔偿损失2644329.56元；三、驳回被上诉人薛玉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20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2201元，由上诉人余达金负担27295元，被上诉人薛玉敏负担249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201元，由上诉人余达金负担28321元，被上诉人薛玉敏负担18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