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625民初2029号原告：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博川新材料工贸部，住所地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国际钢贸城**。经营者：张应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陆军，男，1965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该营业部法务人员。被告：宜宾市川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宜宾市翠屏区赵场街道农场村锅巴组**div>法定代表人：张正军，该公司经理。被告：张正军，男，1977年12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四川景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博川新材料工贸部（以下简称博川工贸部）与被告宜宾市川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越公司）、张正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鲁1625民初89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川越公司、张正军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13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6民终11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博兴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博川工贸部的经营者张应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路军，被告川越公司、张正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博川工贸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购货款1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自2017年2月21日至货款清偿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10日，原被告签订彩涂卷《购销合同》一份，原告向被告供应彩涂板一宗，合同总价款195984.06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彩涂卷，被告收到货物后以货物存在误差为由无故拒付货款100000元。被告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若所请。被告川越公司、张正军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事实，其向被告主张货款100000元理由不成立：1、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诉讼前，答辩人也从没有派员去过山东省博兴县，也从没有向原告直接采购过任何商品。2、原告诉称的2017年2月1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并不是真实存在和实际发生的购销合同，而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并不真实的购销合同。答辩人只与自称是山东省博川有限公司驻宜宾总经销处的余世良（原告认可的业务员）个人之间存在多年购买“彩涂钢卷”的购销买卖关系。答辩人购买并使用山东博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彩涂钢卷”虽然已经数年，但并不是通过原告购买的，而是在宜宾市翠屏区，自称是山东博川有限公司驻宜宾总经销处的余世良（化名余亮）个人手中购买的，数年来，无论其间所发生的供货、还是结付购货款行为，都是直接与余世良个人之间发生的，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无半点直接业务关系，因此不可能存在2017年2月7日购销合同关系。至于余世良与原告是什么关系，被告在本案诉讼前完全不知情。余世良在本案诉讼纠纷发生前从没有告知被告，自己是“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博川新材料工贸部”的业务人员；余世良与答辩人业务联系时使用的“名片”上载明的身份是“山东省博川有限公司驻宜宾总经销工作人员”，且使用的是“余亮”化名，而“名片”上的余亮电话185××******则确实是余世良本人在使用。产生2017年2月7日购销合同的真实背景是，余世良于2017年2月向被告供应的“彩涂钢卷”存在缺斤短两的质量纠纷。因被告从2014年开始，不断出现因由余世良所供给的“彩涂钢卷”不能按购进数量完成设计加工成品问题，而宜宾市的其他用户也出现此类似情况，遂对余世良所供给的“彩涂钢卷”的重量准确性产生了怀疑，并有所警觉。2017年2月13日，答辩人又在余世良手中购买一批“彩涂钢卷”，共九卷，出厂标签重量37.261吨，价值195984元；经答辩人认真逐一过磅验货后发现，每卷“彩涂钢卷”的实际重量与出厂标签卡上所标明的重量竟然短缺平均达48公斤之多，遂向余世良提出异议。余世良面对确凿的证据，承认所供“彩涂钢卷”重量确实存在较大短缺的事实。由于余世良担心此败露的丑闻扩大，遂主动提出愿意私下协商解决。随后的2017年2月21日，余世良以自愿赔偿答辩人从2014年10月起两年多来所购“彩涂钢卷”的短缺重量损失100000元，了结此质量纠纷，因此才产生了扣减余世良100000元应付货款作为损失赔偿的协议，随后被告即向余世良付清全部200000元余款。2017年2月7日购销合同是在特定情况下虚构产生的，余世良在自愿协商赔偿后即向答辩人提出：“因重量短缺是生产厂家的质量责任，需要支持他向生产厂家索赔”，这才虚构并产生了本案纠纷中所谓的2017年2月10日购销合同等不实资料。余世良与答辩人协商后，于2017年2月21日达成由余世良赔偿100000元以弥补答辩人两年多来所蒙受的重量短少的经济损失的协议，该100000元赔偿款由答辩人在应付余世良的货款中直接扣减。但余世良同时提出：“造成此重量短缺的责任不是自己，而是生产厂家，即山东博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因此需要答辩人出具损失证明，以便向厂方索赔”。当日，遂发生了由余世良提供并制作好的，合同日期定为2017年2月10日的，以原告名义与答辩人签订的购买“彩钢卷”的虚构购销合同；2017年2月21日，答辩人还按余世良的要求出具了内容有“吨位误差，扣除两年4个月的误差款100000元”的证明材料；此后，余世良还找答辩人的员工陈建国补办了相应的出库单签收手续。后来才知道这是余世良设置的陷阱。在这些所谓配合“索赔手续”办理完后，答辩人即将剩余200000元已全部支付给余世良，余世良于2017年2月21日书面确认：“现无债务存在”。2017年2月10日的“购销合同”、“出库单”均为同一天，而合同签订地在山东省博兴县，出库单在宜宾市，不可能签合同与交货均为同一天；该购销合同内容中居然没有甲方经办人签名，不合常理；该购销合同中的标的物重量、金额约定太精准，有悖常理。购销合同与“发货单”、“证明材料”之间，存在供货标的物重量、金额完全一致、分厘不差的不合常理的矛盾。仅此可见，原告所提供的购销合同确实存在虚假。“出库单”的表现形式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原告所提供的“出库单”没有此连续性和系列性，而是一本专为答辨人“定做”的出库记录本，这有悖正常供货程序常理。同时，2017年2月10的购销合同货款价值190000余元，涉案中的扣款10万元绝不是仅针对本案所谓2017年2月10日的购销合同。3、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实质是，原告代为余世良攫取非法利益。原告并没有与答辩人发生过任何直接、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而不顾客观事实地向答辩人主张买卖合同债权100000元，明显带有非法目的。为查明本案事实，应追加余世良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双方无争议张正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陈建国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提供《购销合同》1份及出库单3份，拟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彩涂卷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购销合同》及出库单中的时间均为2017年2月10日，但签订《购销合同》及出口但的地点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山东，不可能时间都相同；《购销合同》及出库单中的供货数量及金额完全一致较为可疑；被告认为出库单为后补的出库单，上述证据是被告为了配合余世良向生产厂家索赔而签署的；2、原告提交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正军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实被告以涉案合同彩涂卷重量存在误差为由，扣除原被告发生业务关系2年4个月以来误差款100000元，进一步证实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本案涉案合同标的为9个彩涂卷，每个相差48公斤，不可能仅仅针对涉案合同；3、原告提交原告负责人张应平与被告张正军通话记录1份，拟证实被告以涉案合同彩涂卷出现重量误差为由强行扣押原告100000元货款的事实；被告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中显示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厂里的人，并非工贸部的人打电话，当时造成误差是厂里质量出问题为向厂方索赔而签订的假合同，货物时余世良供应给被告的，并非本案的原告。在录音中存在明显的误导，纵观整个录音，明显是余世良与被告存在业务关系，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业务关系。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未提出予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二、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余世良（化名余亮）名片1张，拟证实余世良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从事山东省博兴县生产的彩涂卷等产品销售时所用的名片；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名片系复印件，余世良化名余亮仅是被告的推测，是否是同一人不能够证实余世亮化名余亮的真实性；2、被告提交供货单6份，拟证实余世良用化名余亮，自2014年至2016年期间向川越公司销售山东省博兴县生产的彩涂卷等产品的情况，与本案原告提供的供货单完全不同；原告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3、被告提交销售合同1份，拟证实余世良用化名余亮在宜宾市销售彩涂卷等产品的事实；原告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系复印件，且该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4、被告提交短信截图6张，拟证实余世良与张正军在2016年期间因销售业务往来的部分手机短信情况；原告对手机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短信都是2016年12月以前发生的，与涉案合同没有关联性，短信涉及的货物不排除有原告的货物，同时原告认为余世良仅是一个业务员，他有可能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发生过为其它公司代卖货物的行为；5、被告提交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实余世良、张正军因货款问题于2017年2月21日协商一致后共同出具证明1份，证实双方现无债务存在；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明不是余世良本人书写，余世良也没有权利对原告销售给被告的涉案彩涂卷作出赔偿。所谓的赔偿也是不真实的。即使证明系余世良本人签字，从本案发生以及被告刚才的答辩中足以看出余世良在此过程中一直受到被告的乘人之危行为，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0、余世良在宜宾市翠屏区工商局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1份，原告认为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经营主体产生于涉案纠纷发生之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被告的提交的名片、购销合同、供货单、短信截图、及工商登记信息，因名片、供货单、销售合同原告不予认可，且对上述证据的来源等情况被告未做合理说明并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上述短信截图原告予以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个体工商户信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明，该证明系影印件，并非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彩涂卷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2月10日，被告川越公司向原告博川工贸部购买彩涂卷一宗，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标的物价值19万余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川越公司交付了涉案彩涂卷。被告于2017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记载“因每只彩涂卷相差48公斤，被告扣除至今2年4个月的购货重量短缺损失10万元”。2017年4月12日，原告博川工贸部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川越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017年2月10日（涉案合同签订日期）之后，被告张正军及其员工陈建国三次向余世良付款2882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欠款，应提供有效的欠款凭证，现原告提交载有“吨位误差，每只彩卷相差48公斤，扣除至今两年4个月误差款100000元”的证明一份，拟证实被告拖欠款项100000元，该证明虽记载被告扣留原告100000元，但该证明记载为“扣留”而非“欠”或“拖欠”等表示证明出具人认可欠款事实的词汇，同时，该证明记载有扣留款项的原因，故即使该证明可作为欠款凭证，也应认为系附条件或存在瑕疵的欠款凭证；因2017年2月10日双方最后一次交易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数额远大于该笔交易标的物的价格，故原告所主张欠款并非仅由于2017年2月10日的交易所致，现被告否认该欠款的真实性，原告有义务对欠款的形成情况包括双方之前的供货情况、结算情况等进行举证，现因原告未就上述欠款的形成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的主张，因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欠款的真实及合理性，对原告的上述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博川新材料工贸部对被告宜宾市川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正军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申请费1020元，均由原告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博川新材料工贸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曙光审 判 员  王佳佳人民陪审员  郝士香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姣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