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2民终6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诗海，住安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玉华，安徽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苹，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蓉，安徽正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汪茂芳，户籍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现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 原审被告：张子龙，住安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原审被告：江文木，住安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婷婷，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文彬，户籍地安徽省繁昌县，现住安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安徽国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宗林，住安徽省繁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茹，安徽国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诗海因与被上诉人王苹、原审被告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张文彬、高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的（2017）皖0208民初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诗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沈诗海不承担偿还责任；依法判令王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王苹系案外人不是合伙人无依据。1.王苹与张文彬是同居关系；2.一审证据《合伙协议》内容可以证明，王苹与张文彬共持一股作为共同经营人参与案涉合伙事务中，该二人作为共股合伙人的身份已得到其他四合伙人签字认可，协议中王苹虽然未签字，但协议中已经明确记载“张文彬（与王苹共股）”的事实，从协议内容可知王苹对外作为合伙人的身份是由其共股人张文彬代理，张文彬就合伙事务签字行为对王苹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伙协议属生效协议，王苹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并不影响其他合伙人对其身份的认定，且客观事实是自合伙协议签订后王苹一直参与合伙经营，进一步证实了其合伙人的身份。3.王苹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收条”系合伙事务经营中对外支付的财务凭证，此收条原件应由合伙负责人或财务保管，王苹若是与案涉合伙事务无关的案外人是不可能取得合伙事务内部经营的财务做账凭证原件，也证实了王苹确实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二、合伙协议签订后，江文木、张子龙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案涉的95万元系由张文彬代其二人垫付履行的出资款，以“借条”的形式做账。案涉款项转款时间与合伙成立时间基本吻合，若各合伙人均能出资到位，就不会出现对外借款了。故查明各合伙人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将直接影响案涉款项的性质认定。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皖0208民初75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沈诗海于2013年3月11日已经退出合伙，并与合伙负责人张文彬进行了合伙清算，并不存在案涉95万元合伙债务，一审对沈诗海该份证据未说理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王苹提交的三张借条所载出借时间均为2012年6月左右，说明上述合伙债务客观存在，应在2012年即已实际发生，而沈诗海2013年3月11日退伙时，合伙人内部清算时应包括了对这前已存在的合伙债务的一并清算，但事实是沈诗海退伙时对外无合伙债务而是有退股款5万元，因此，从合伙内部清算的先后时间顺序可以看出，王苹以2012年借条主张合伙债务显然与合伙人内部清算的结果不符，更证实王苹所诉不是合伙债务，而是合伙人已经清算的财务做账凭证。综上，王苹非合伙事务案外人，案涉95万元也非合伙债务，而是出资凭证，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沈诗海的上诉请求。 王苹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王苹系案外人符合案件事实。1.王苹与张文彬非夫妻关系，不享有基于夫妻人身关系而产生的相互代理权；2.《合伙协议》内容仅明确了股东为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张文彬五人，同时对每人出资方式、所占份额以及风险分摊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且以上五人对于该份协议也逐一进行签字确认。除此这外，并不能看出“王苹系作为合伙人的身份已经得到其他合伙人签字认可”的事实，更不能凭空得出“虽然王苹未在协议上签字，但不影响其他合伙人对其身份的认定”的结论，既然王苹与张文彬非夫妻，张文彬也无任何王苹的书面授权或事后追认，故张文彬的签字对王苹有约束力的判断无证据支持，也与我国法律相悖。3.王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收条只能作为所代款项确实直接被沈诗海等五合伙人用以支付北京邦得科技公司，而不能得出王苹参与合伙事务经营的当然结论。二、案涉的95万元系王苹出借，系民间借贷而非合伙出资。三张借条上有张子龙及沈诗海本人签名，案涉款项的转款时间与合伙成立时间并非吻合，几笔款项发生时间均在合伙成立后的正常存续期间，且借条上用途项也明确了确实被用于合伙事务的支出。三、（2016）皖0208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书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份判决书系沈诗海与高宗林之间的合伙协议转让纠纷，庭审只有该二人到场，不涉及王苹。且所涉内容该判决书已生效的判决内容，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且该判决书不涉及沈诗海在份额转出前对外以自己名义所借的款项，更不涉及份额转出后仍旧对合伙债务有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王苹所举证的借条、收据所证明的待证事实与法律判决确认的事实并无关联，且部分事实存在出入。故该判决书法院查明的事实对王苹一审提出的诉请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沈诗海上诉请求。 张子龙、江文木共同答辩称,王苹一审中自称的借款是合伙借款属实，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请求二审驳回沈诗海的上诉请求。 汪茂芳辩称，沈诗海上诉正确，案涉95万元是王苹投资款，而非借款，沈诗海的上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张文彬辩称，同意王苹的意见。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依法维持。沈诗海的上诉理由不足以认定王苹是合伙人的观点，王苹未在合伙协议上签字，该合伙协议对王苹不产生法律效力。即使案涉95万元是出资款，以借条形式做账，也无需沈诗海进行“同意借款”的审批，因为出资款是江文木或张子龙个人行为，与合伙本身无关，若是出资款应当由张子龙或江文木二人书写。本案实际是因为合伙经营需要，向王苹借款95万元。 高宗林辩称，1.高宗林虽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但一审中王苹并未对答辩人提起诉讼，该行为系王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连带债务关系中，债权人有权选择向全部或部分债务人主张全部权利。因此本案中高宗林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债权债务发生在2012年，高宗林是2013年3月通过受让沈诗海合伙财产入伙的，因此对于借款的事实与用途均不清楚。高宗林受让沈诗海的合伙份额时，沈诗海等亦未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根据公平原则，高宗林不应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 王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连带偿还王苹借款76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用由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9日，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及张文彬签订合伙协议（打印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2日），约定五人合伙承包北京邦得科技有限公司，在陕西省宁陕县境内开挖矿石；各股东商议决定投资1200000元，沈诗海、张子龙、江文木、张文彬（与王苹共股）四人每人出资300000元，汪茂芳不出现金，以技术出资，五人均占20%股份；各股东合伙后，风险、利润按每人20%共同承担；合伙后利润分配需把股东出资金额300000元退还后再按20%股份分红；各股东签字后生效。合伙期间，因经营矿山需要，分别于2012年6月28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8月1日向王苹借款450000元、450000元、50000元，并向王苹出具借条三张，由张子龙在“具借人”栏签名，沈诗海在“领导批示”栏签名，同意借款。上述借款均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期限。现王苹主张除张文彬归还了190000元，尚有760000元经催要未果，遂起诉要求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共同偿还借款760000元及逾期利息。审理过程中，一审为查明事实，依沈诗海的申请，依法追加了张文彬和高宗林为一审被告，但庭审中王苹表明其有权选择起诉部分合伙人，不同意由张文彬和高宗林承担责任。2013年2月26日，张子龙、江文木分别出具委托书，均将其20%股份全权委托张文彬管理。同年3月11日，沈诗海与高宗林、张文彬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沈诗海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高宗林；原2012年6月2日签订的合同协议其他事项不变，张文彬负责张子龙、江文木的股份，高宗林负责汪茂芳的股份。同日，汪茂芳出具委托书，将其20%股份全权委托高宗林管理。2014年7月13日，张文彬向沈诗海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沈诗海陕西宁陕县新场镇矿山退股款50000元整”。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950000元是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2.王苹是否案涉合伙体合伙人；3.王苹选择起诉部分合伙人应否准许；4.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应否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一、案涉950000元是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庭审中，沈诗海和汪茂芳虽然主张三张借条系合伙人的出资凭证而并非借款，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从三张借条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借款金额、借款用途明确，分别注明了“用于矿山周转金”、“付矿山邦得公司租金”、“用于矿山费用”；除张子龙在“具借人”栏签名外，沈诗海本人亦在借条上签字，并在其中两张借条上签署“同意借款”。故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张子龙、江文木及张文彬均认可该款为合伙借款。结合原审庭审中沈诗海认可该借款的真实性及借款发生在合伙期间、用于合伙经营的言辞陈述，该院认定案涉950000元为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及张文彬在合伙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合伙借款债务。二、关于沈诗海和汪茂芳提出王苹为合伙人的抗辩。《合同协议》内容为打印件，其中确有“张文彬（与王苹共股）”文字，协议下方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张文彬五人均签字落款，但未见王苹本人的签字落款，后期合伙人的股份委托管理及股份转让中也未见王苹参与合伙事务之证据。故该份确定合伙关系的《合同协议》对王苹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对该抗辩不予采纳。三、债权人王苹能否仅起诉部分合伙人承担还款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事实，一审依沈诗海的申请，依法追加张文彬、高宗林为本案原审被告。但王苹在一审对其释明后，仍坚持其有权选择起诉部分合伙人，不同意由张文彬和高宗林承担责任。一审认为，对外的合伙债务由合伙人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一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债务人清偿债务超过自己应承担份额的，有权向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追偿。故在连带债务关系中，债权人有权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选择向全部债务人或部分债务人主张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本案系合伙人对外发生的债务纠纷，故债权人王苹不向张文彬、高宗林主张清偿责任系其自由处分，一审予以准许。对于张文彬、高宗林提出王苹未对其提起诉讼，故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辩解一审亦予以采纳。因本案债务的承担所致合伙人内部产生的争议可另案诉讼。四、本案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主体。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均系案涉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虽然汪茂芳系以技术出资，张子龙、江文木亦在将股份委托他人管理后对合伙事务不参与管理，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合伙人承担对外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沈诗海虽主张其已退出合伙，并将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高宗林，但该事实成立与否均不能产生免除其承担原合伙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的后果。故一审对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辩解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和张文彬作为合伙人，在合伙期间因合伙经营需要向王苹共计借款95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苹扣除张文彬已承担的190000元，主张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连带归还借款760000元，各原审被告又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款已偿还，故一审对王苹的该项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因该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逾期利息只能自王苹起诉之日（2016年1月15日）起计算。又因该款亦未约定逾期利率，王苹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第53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清偿王苹借款本金760000元，并承担该款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王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15420元，由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沈诗海于二审中提交证据一，（2016）皖02民终1851号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江文木在庭审中答辩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沈诗海退股前已经进行了清算，所有合伙出资的钱均以借条形式做账；张文彬、高宗林、王苹一直共同管理矿山。证据二，繁昌县人民法院（2017）皖0222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现该判决已生效，判决书中本院查明事实部分记载2013年3月11日沈诗海退伙时由合伙负责人张文彬代表各合伙人与沈诗海进行了清算。证据三，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沈诗海将其持有的20%合伙份额转让给高宗林并退出合伙时，由合伙负责人张文彬向高宗林出具证明，证实之前每股投资44.5万元，且都是以借款的形式入账。证据四，汪茂芳与张文彬及王苹的手机录音，证明高宗林将由自己保管的做账凭证拿给王苹起诉，并帮助王苹支付相关起诉费用，其目的是为了保全沈诗海在繁昌法院申请执行高宗林股份转让款53万元不被执行。针对以上证据，王苹质证称，对于证据一，非新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该份庭审笔录做出的民事裁定是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故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生效判决案由为追索劳动报酬，王苹因不涉及合伙事务，并未被列为该案被告，是否清算与王苹无关，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三，一审已提交，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四，结合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整理，三次通话王苹并未参与，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张子龙、江文木质证称，对于证据一，非新证据，该案发回重审后一审已重新查明事实，应以一审重新查明的事实为准；对于证据二，2013年2月份后，张子龙与江文木已将所有涉案事宜交由张文彬处理，张子龙、江文木对此并不清楚；对于证据三、四均不是新证据，同一审质证意见。汪茂芳质证称，同意沈诗海证据的证明目的，说明一点，对于证据四，通话录音材料中有一份是汪茂芳与王苹在车内闲聊时的对话，王苹在其中陈述“我与张文彬是合伙，好在我没有签字”。张文彬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同意王苹与张子龙、江文木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二，该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该判决书在无其他合伙人参与诉讼的前提下认定合伙已清算欠妥，且该案张文彬未出庭应诉，判决书审理查明合伙人只有五人，并不包括王苹，因此该份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三、四，同一审质证意见。高宗林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同王苹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二，同意张文彬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三、四，同一审质证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结合上述证据，本院对沈诗海退伙与合伙人进行了清算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950000元系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的问题，二是沈诗海是否应对该95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王苹提交的借条共计三份，具借人处署名为张子龙，沈诗海在领导批示处签名。其中2012年6月28日借条注明金额为450000元，写明“此款用于矿山周转金”；2012年7月17日借条注明金额为450000元，写明“付矿山帮（邦）得公司租金”；2012年8月1日借条注明金额为50000元，写明“用于矿山费用”。三份借条合计金额950000元。沈诗海、江文木、张子龙均认可合伙期间因资金周转所需，取得王苹的950000元钱款。因此，由张子龙、沈诗海向王苹出具借条及取得款项的事实行为，及借条上注明的款项用途等事项可知，案涉950000元款项具备民间借款的形式特征。对于该部分款项的性质，沈诗海主张系王苹合伙出资款而非借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时沈诗海提交了合伙各方于2012年6月9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一份，该份协议写明，对于合伙项目，“经各股东商议决定投资壹佰贰拾万元（￥1200000元）沈诗海、张子龙、江文木、张文彬（与王苹共股）四人每人出资叁拾万元”，但协议下方并无王苹签字确认，且即使上述协议对王苹产生效力，王苹应出资金额亦与案涉争议数额不相符；同时，对于该部分资金的性质，各合伙人的主张并不一致，沈诗海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自身主张；由此一审认定案涉950000元系合伙组织向王苹的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焦点二，沈诗海系案涉项目合伙人之一，王苹出借的950000元款项系沈诗海参与经营期间合伙组织的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沈诗海作为合伙人应当就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诗海上诉认为案涉债务发生在2012年其退伙之前。沈诗海2013年退伙之后，合伙人内部进行清算时已对其退伙前存在的合伙债权债务一并进行了清算，故认为沈诗海无需对王苹的借款承担还款义务。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合伙清债原则，对合伙经营所生外债，应先以合伙组织的财产清偿；合伙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时，以合伙人个人财产清偿。对合伙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发生的亏损部分，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比例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的，退伙人对原合伙组织的债务，仍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退伙时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那部分债务仍负连带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沈诗海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中包括对王苹的债务，即使沈诗海退伙时已分担了案涉债务，亦不能免除其对债权人王苹的清偿责任。本案债权人王苹诉请沈诗海、汪茂芳、张子龙、江文木等部分合伙人承担还款责任，系王苹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沈诗海认为其承担的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可另案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综上所述，沈诗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11400元，由上诉人沈诗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利民 审判员  王桂珍 审判员  鲍 迪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后伟 书记员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