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耀辉（曾用名：黄德华），男，汉族，1984年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伟，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兰，女，汉族，1958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永良，男，汉族，1955年3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丽，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国栋，男，汉族，1971年9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翠桥，男，汉族，1963年1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上诉人黄耀辉因与被上诉人刘玉兰、杨永良，原审第三人黄国栋、黄翠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3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耀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于2011年1月11日向杨永良、刘玉兰账户合计转账211万元，为其堂兄黄国栋还款，两被上诉人在起诉黄国栋借款案件中，否认了该笔还款，在判决生效后已申请法院对黄国栋强制执行。上诉人得知上述事实后，认为两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的代为还款金额进行扣减，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上诉人转账的211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一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承认收取了上诉人的转账211万元，但辩称其中1286000元是上诉人及其“姐夫”黄翠桥的借款及利息，其中45万元是业务合作款，对上述辩称两被上诉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但同时又向法庭说明与上诉人无任何资金往来关系，无任何借款关系存在；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陈述与两被上诉人无任何借款关系，且没有“黄翠桥”这个姐夫。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庭审调查，无视案件证据，错误认为：1、上诉人向多个账户转账并非还款，因此以“不合常理”为由判案，明显违法；2、两被上诉人在庭后补交的《补充协议书》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另外一个案件中曾经使用过，罗湖区人民法院也依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判决黄国栋承担了法律责任，该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在上诉人签名的《补充协议书》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玉兰同属协议的丙方，是向甲、乙两方承担责任方，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在罗湖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已经认定由黄国栋承担，因此不存在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有任何业务往来；3、一审法院完全没有依法查实，违法将“黄翠桥”与杨永良的资金往来嫁接给上诉人黄耀辉，罔顾两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所述与上诉人“无任何资金往来关系，无任何借款关系存在”的陈述，编造上诉人、被上诉人有投资合作关系的结论，与庭审及上诉人、被上诉人的陈述均不能对应。刘玉兰、杨永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国栋述称，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该45万元并非上诉人投入公司的资金，因为上诉人并非2010年4月2日《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所载明的受让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相关权益的真实合同主体，则上诉人并没有权利和义务向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投入资金进行运营。二、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杨永良的166万元，其中的73.6万元，被上诉人曾在（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807号案中提供与本案转款完全一致的支付凭证，用于向黄国栋主张系黄国栋向其借取的款项。被上诉人在本案及另案中陈述的事实完全相互矛盾，极不诚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付的211万元实为在第三人黄国栋不知情的情况下代为还款的款项，现被上诉人不确认属于还款的性质，则被上诉人收取该款项并不具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当向上诉人返还。黄翠桥未陈述意见。黄耀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偿还原告211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1月11日计至两被告还清本息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8424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德华于2011年1月11日向刘玉兰转款45万元（户名刘玉兰，账户60×××95，子账号00×××01）、向杨永良转款110万元，当日还向刘玉兰转款56万元。原告主张因与第三人黄国栋系堂兄弟关系，有经济往来，黄国栋的父亲请求原告代黄国栋向被告清偿欠款；被告则称上述款项中，第一笔45万元是被告与第三人黄国栋以及原告共同经营梁某厂的共同投资；另外两笔是原告及其姐夫黄翠桥向被告杨永良偿还此前借款。在黄国栋与刘玉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807号，二审案号（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251号]中，黄国栋在其上诉请求中主张其于“2011年1月11日，黄德华（系黄国栋的堂弟，黄国栋公司的法人、财务，签订合同时黄国栋的代表）还211万元给刘玉兰及杨永良，其中刘玉兰45万、56万元，杨永良110万元”，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黄国栋所称的上述支付款项时间均发生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黄国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可能在未对尚欠借款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与刘玉兰签订《补充协议》，黄国栋的该主张有违逻辑及日常生活法则。”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杨永良于2010年1月14日向黄德华转款50万元、2010年2月3日向黄德华转款5万元、2010年5月18日向黄翠桥转款736000元。被告主张上述转款系此前向原告及其姐夫黄翠桥的出借款，均发生在2011年1月11日之前；原告表示其并不认识黄翠桥，被告与黄翠桥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原告无任何关系，至于转至原告名下的55万元，因该账户由其堂哥黄国栋支配，原告对该款项事实并不清楚。被告提交了刘玉兰名下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子账号00×××01的流水信息，显示如下内容：黄国栋于2010年12月16日转入15万元，于2010年12月29日转给黄国栋6万元；刘玉兰于2010年7月9日转入3万元、于2010年7月16日转入94259元、于2010年7月22日转入7万元，于2010年8月19日转入20万元，于2010年10月20日转入5万元，于2010年10月20日转入1万元，于2010年11月19日转入15万元；2011年2月19日转入9万元；此外该账户还是电信费用的开支账户，该账户与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等公司还有多笔资金往来。被告以此主张该账户系公司的公用账户，由公司公账使用，原告转入的45万系原告在合作期间对梁某2厂的投资。甲方深圳市某公司、乙方香港梁某厂以及丙方黄德华、刘玉兰于2010年5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分别于1992年6月11日、1993年2月20日签订《土地转让使用合同书》，1994年11月13日签订《土地租让合同书》，1992年6月11日签订《厂房转让合同书》（以下统称《主合同》）。甲乙双方签订《主合同》后一直履行《主合同》的相关规定，现乙方提出将乙方从甲方购得厂房宿舍、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方。经三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供三方遵守：⑴甲乙双方同意将乙方从甲方购得厂房宿舍（用甲方名义办理的厂房；深房地字第**）、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应继续执行《主合同》第一条款中关于厂房宿舍、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合同期满后厂房和不动产归甲方所有。⑵丙方从购得乙方厂房宿舍、土地使用权之月起执行乙方一直向甲方缴交的相关费用。如丙方超过三个月不向甲方缴交上述费用，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每日1%（按前款总额计算）违约滞纳金。甲方向丙方收取费用时向丙方开立收据。⑶甲方、丙方同意继续执行向丙方派遣厂长1名，厂长工资为每月2500元整，厂长应遵守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丙方应为厂长提供办公场所。⑷本协议只是甲乙丙见证《主合同》中关于乙方将甲方购得厂房宿舍、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方的补充协议，《主合同》的其他所有条款约定不变。甲方刘玉兰、乙方黄国栋与丙方梁某、高某以及丁方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以下简称梁某厂）、见证方坪山新区某居委会签订《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鉴于甲方与丙方于2010年4月2日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丙方将丁方梁某厂（丙方梁某、高某夫妇为全部董事和股东）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开办的三来一补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下称梁某企业）（资产主要为厂房、土地和机器设备等）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1000万元，一次性支付800万元，余款200万元作为丙方返租厂房的租金、水电费等；2010年5月25日，香港梁某又与甲乙方及龙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香港梁某在龙某公司获得但未登记过户的土地和厂房使用权转让给甲乙方。双方支付的转让款为800万元，其中甲方支付680万元（杨某、杨永良转账377万元，存现303万元），乙方黄国栋转账支付120万元。用于抵扣押金的200万元目前已经抵扣完毕。鉴于签订上述协议后，虽交接了工厂，但并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甲方、乙方各自投资资金用于后续经营。鉴于甲方、丙方有意解除合同，而乙方有意接手，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⑴鉴于条款中所述的《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的甲方所有权利义务，由乙方概括承受。即两份协议的所有甲方、乙方的权利归乙方单独享有，所有义务也归乙方，梁某企业按现状交付乙方。甲方已向丙方支付的转让款680万元，现由乙方向甲方返还，后续投资折价20万元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乙方共向甲方支付700万元；⑵乙方向甲方的付款方式：签订本协议及相关附件当日，乙方转账或委托律师转账支付“乙方”（应为甲方）250万元，2013年6月30日前转账或委托律师转账支付甲方200万元，2013年8月31日前转账或委托律师转账支付余款250万元。如乙方迟延付款的，依据迟延付款的总额按照2分的月息支付给甲方违约金；⑶甲方确认第一笔款的收款账户：覃丽名下招商银行尾号为0722账户，剩余两笔款的收款账户为杨永良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5170账户；⑷在乙方支付第一笔款项的同时，甲方应将梁某企业的下列资料交付乙方：甲方与丙方于2010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书》，2010年5月25日香港梁某又与甲乙方及龙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在乙方支付第二笔款项的两日内，甲方应将梁某企业的其余资料交付乙方：香港梁某（或者丙方）向某村委购买（或租赁）土地的合同原件、购买（租赁）土地费用收据原件，土地使用权证。为保证转让款按时支付给甲方，乙方自愿将本协议过户后的梁某企业资产及从某村委购买（或租赁）土地作为抵押，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的，应以梁某企业资产及从某村委购买（或租赁）土地作价清偿拖欠的转让款。如乙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本协议作废。⑸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对签字方发生法律效力；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梁某企业交付乙方所有。甲方、丙方、丁方出具梁某企业所有财产（如厂房、宿舍、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归乙方所有的证明；⑺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关于丁方梁某企业转让期间及签订以后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都与甲方、丙方无关，甲方、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⑻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甲方与乙方因合作购买丁方梁某企业所产生的所有协议、因本次合作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甲方刘玉兰、乙方黄国栋签字，丙方梁某、高某以及丁方深圳市龙岗区梁某厂未签字盖章。落款时间2012年11月29日。关于原、被告的投资经过，被告称，梁某厂原由香港的梁某夫妇经营，因为他们准备撤资，所以才合作投资。登记的投资人系刘玉兰和黄德华，但杨永良和黄国栋实际也有投资，且是主要投资人，他们是隐名投资；原告则称，梁某厂确实由黄国栋、刘玉兰投资，至于杨永良有无投资不太清楚，但黄德华没有参与投资，黄德华也未分配过利润。两被告系夫妻关系；黄耀辉曾用名“黄德华”，黄国栋系其堂兄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刘玉兰、杨永良取得原告的转款211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原告应就被告收取上述款项不具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一，关于原告向被告刘玉兰、杨永良转款的211万元的经过，原告称本意系代第三人黄国栋向刘玉兰偿还欠款，若该说法成立的话，考虑到法院认定的债权人系刘玉兰，那么原告一次性向刘玉兰的账户转款211万元即可，原告完全不必在同一天向刘玉兰的两个不同账户转款，也完全不必除向刘玉兰转款之外，还另向杨永良转款110万元，因此原告的该种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其真实性存疑；第二，关于原告转给刘玉兰名下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子账号00×××01的45万元，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账户与黄德华以及黄国栋均有资金往来，刘玉兰此前还多次向该账户注入资金，考虑到该账户中多次出现支付电信费以及与梁某厂之间的经济来往，被告刘玉兰关于该账户系公用账户的陈述较为符合常理。依据被告举证，原告黄德华曾于2010年5月25日参与投资梁某2厂，故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不排除该笔资金系投资款的可能性；第三，关于原告转给被告杨永良110万元和转给被告刘玉兰的56万元，依据被告举证，其曾于2010年1月14日向黄德华转款50万元、2010年2月3日向黄德华转款5万元、2010年5月18日向黄翠桥转款736000元，尽管第三人黄翠桥未到庭导致无法查清该事实，但原告无法就被告杨永良此前为何向其转款作出合理性解释，考虑到原告与被告较为熟悉，还有投资合作关系和多次资金往来，客观上无法排除原告曾向被告借款的可能性，依据优势证据原则，采信被告杨永良关于此前向原告出借资金的陈述。因此，原告未能就被告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依据不足，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耀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2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在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原告作为款项变动的发起方，有义务证明其转款的原因以及被告收取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在原告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后，被告作为收取款项的一方，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款项有合法根据。对于本案争议的211万元款项，黄耀辉先是在黄国栋与刘玉兰的民间借贷纠纷中陈述系受黄国栋的委托还款，在该案未采信该陈述后，黄耀辉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收款人刘玉兰、杨永良构成不当得利，综合各方的陈述和举证情况，本院认为：首先，合同与不当得利系并列的债的种类，在转款人关于转款行为系履行合同的主张未被人民法院采信的情况下，转款人主张构成收款人不当得利的，仍属于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不能免除原告方对于给付原因的证明责任；其次，黄耀辉一日之内分三笔转账，且转给刘玉兰、杨永良二人，与通常的还款模式不符；再次，转款行为发生于黄国栋与刘玉兰签订具有结算性质的《补充协议》之前，但《补充协议》并未反映黄国栋主张的还款情况，有违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黄耀辉、黄国栋并未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最后，从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黄耀辉、黄国栋与刘玉兰、杨永良之间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黄耀辉将其中的某几笔款项抽出，主张构成不当得利，本身就没有说服力。综上，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在双方均无法提交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有结合常情、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双方的陈述和主张进行判断，这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本案中，黄耀辉的举证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420元，由上诉人黄耀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付璐奇审判员 李卫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