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4121号原告：茅立军，男，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修立，北京市杰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昌平科技园区华通路******。法定代表人：赵晓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丹，北京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森，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原告茅立军与被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盟达公司）、第三人王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茅立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修立、被告亚盟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晓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丹、第三人王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茅立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多收原告的工程款301586.8元，并以301586.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2014年1月25日至实际付清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原被告口头约定，原告内部承包施工“广西来宾市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项目。原告向被告交纳工程管理费和使用被告材料的费用，被告委派公司王森负责现场技术指导。2013年6月6日，被告与福州闽铄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就上述“麒麟渠”工程签订《专业施工合同》。在施工过程中，福州闽铄公司共支付工程款107万元。其中86万元由原告收取，21万元由王森收取。2013年11月21日，工程竣工，经结算总工程款为1589000元。2015年6月，被告将福州闽铄公司诉至法院，追索未付工程款。法院判决福州闽铄公司支付被告工程款519000元。因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判决书没有认定原告的实际施工人地位。但原告在工程施工期间共支出1161586.8元，其中付给被告法定代表人赵晓冬账户259999元，付给被告方代表王森736400元，付给代表被告收款的郜智勇10万元，支付水泥款3万元，支付设备租赁费1万元，支付石子款2万元，支付项目部房租及电费5187.8元。法院判决生效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结算，将原告多付的款项归还给原告，但被告置之不理，至今未果。综上，既然被告否认与原告的内部承包关系，否认原告是实际施工人，被告就应当将超出原告所收工程款部分返还给原告，否则便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收款86万元，付款1161586.8元，原告多付出共计301586.8元，故要求被告支付原告301586.8元及利息，望判如所请。被告亚盟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与我公司就广西来宾市麒麟渠工程项目从未发生过内部承包关系，该人系我公司员工，与我公司是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此关系已被生效的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认定，因此不存在原告向我公司只交纳工程管理费及有关材料费的事实。原告从工程发包方福州闽铄公司所收到的每一分钱，都应该依法依员工劳动合同关系、依基本的财务原则交给工程的承包人即我公司。二、涉案工程来宾市麒麟渠工程结算总工程款1589000元属实，但在原告尚有我公司授权收取工程款的期限内，原告代我公司收取了97万元工程款，而不是86万元，只有10万元工程款是由王森收取并征得公司同意认可（为使工程不至于因欠款停滞而支付了小额材料费、人工费等）。三、在我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终止了对原告代收工程款的授权后，发包方收到该终止授权文件后，就再未给原告一分钱，而后我公司又通过广西来宾法院生效判决，将剩余工程款519000元全部付于我公司。四、原告在起诉书中主张其为涉案工程支付1161586.8元，纯属信口雌黄，除去他应该转交也转交给公司的发包方给付的工程款（359999元+1元）以外，其余的款项作为工程承包方的我公司一律不知情，也从未授权并认可原告的支付工程款行为。五、我公司认为，上述事实均被生效判决裁决认定，证明我公司从涉案工程发包方所获得的每一分钱以及2014年1月24日前从茅立军手中拿到的每一分钱（36万元）都是合法依据获得的，与原告无任何利益关系，恰恰相反，涉案工程发包方福州闽铄公司截止到2014年1月24日（含24日）共计支付工程款107万元，除10万元由我公司现场负责人王森代收代支付外，其余97万元代收人茅立军只给了我公司36万元，剩下的61万元至今未给付，这才是真正的不当得利，甚至是侵占公司财产。第三人王森述称，不同意茅立军的诉讼请求。茅立军不止收款86万，我和茅立军共同签字的领款单中还有11万是茅立军收取的。当时我在兴宾区法院提交的《说明》内容说错了，现在我缕清了所有单据，9笔钱是我和茅立军共同签字，我先签字，茅立军补签，有11万是他收的，不是我收的。2014年1月24日736400元的单子我是被迫签的。我是现场负责人，直接负责跟工人结算，茅立军收款以后打到公司，2013年10月4日茅立军叫我承包此工地，我代表公司，所以拒绝了。2013年11月以后茅立军收款后不再给公司打款，项目部说给他打钱了，但是亚盟达公司没有收到钱，所以亚盟达公司让我直接跟他要。2014年1月24日茅立军让我签了三个单据，总包把我抓起来了，茅立军躲起来了，工人要求当场支付。茅立军认为项目是他自己承包的，所以他想把项目转包给我，总包把公司尾款给了茅立军，茅立军不给我钱，说我签单子后才给我钱。单子内容我知道是承包的意思，签单后当天给我转账110200元，是农民工工资的尾款。其他内容跟《说明》一致。另外，茅立军还让我负责在海南的工地，茅立军于2014年1月4日给我转账1万、2014年1月10日转账7000元，2014年1月12日转账5200元，都是海南工地的钱，不是这个项目的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6月6日，亚盟达公司（乙方）与福州闽铄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闽铄公司）签订《专业施工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广西来宾市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生态混凝土浇筑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发包给乙方，工程内容为现场浇筑生态混凝土护坡，含生态混凝土拌制和浇筑（10cm厚）、专用添加材料和营养基材灌注工作，包括人工铺设土工布和土工格室；工程量面积暂定20000㎡，结算以实际完成面积为准，综合单价为70元／㎡，合同总价约140万元，结算总价款以综合单价和实际完成面积据实计算；乙方委派王森负责现场的管理与协调。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乙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字为茅立军。合同签订前，2013年6月3日，亚盟达公司曾向闽铄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声明：“我赵晓冬系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的项目经理茅立军办理广西来宾市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的生态混凝土项目相关事务，以本公司的名义签署合同和收取货款等相关事务我均予以承认。特此委托。”2013年11月21日，茅立军作为承包责任人、王森作为现场负责人代表亚盟达公司与闽铄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结算，确认：实际完成工程数量为22700㎡，单价70元／㎡，合计1589000元。2013年11月22日，该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闽铄公司从2013年8月4日至2014年1月24日止总共向王森、茅立军支付工程款107万元，领款凭证上部分是王森、茅立军签名，部分是茅立军个人签名。茅立军分别于2013年8月12日、8月26日、9月5日、10月14日通过银行向亚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晓冬的个人账户转账1元、29999元、3万元、5万元、15万元，合计26万元。此外，2013年8月7日，亚盟达公司的郜志勇还代表亚盟达公司从茅立军处取款10万元。2013年12月20日，茅立军向闽铄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收到的广西来宾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生态混凝土项目的工程款，保证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材料等一切工程所需的费用，多余款项交付给亚盟达公司，否则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4年1月24日，王森向茅立军出具《现金支出单据》一份，载明广西来宾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生态混凝土工程款全部结清，金额为736400元，领款人王森，经手人茅立军。同日王森还向茅立军出具《承诺书》、《工程承包结算单》各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王森负责现场实施广西来宾市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项目其中的生态混凝土工程【含材料、机械及人工所有费用（1800升生态混凝土专用添加剂费用除外）】。本生态混凝土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茅立军先生负责承接工程并执行完成项目和实际出资，已于2014年1月24日将所有工程款与本人结算付清。关于该工程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1800升生态混凝土专用添加剂费用除外】、以及适用于生态混凝土工程的机械费用，全部由本人王森负责去支付结清。如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适用于工程的材料和机械款等费用的情况，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如牵涉相关的法律责任亦由本人全部承担，与其他任何人及单位无关。”《工程承包结算单》载明：承包人为王森，承包项目为涉案工程，实际完成工程数量为22700㎡，综合单价为32元／㎡，加上其他费用1万元，合计736400元，备注为“人工、机械、材料（生态混凝土专用添加剂除外）、措施费等全包”。备注处有茅立军签字、捺印，承包人收款处有王森签字、捺印。2014年1月24日，亚盟达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向闽铄公司发函称，亚盟达公司决定从2014年1月24日起，终止对项目经理茅立军的授权委托，要求闽铄公司将剩余工程款付至合同约定账户。闽铄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收到该函。2014年1月25日，茅立军向闽铄公司出具一份《申明》称：“在广西来宾桂中水城江北片区水环境整治工程麒麟渠（来合铁路～桂海高速段）项目其中的生态混凝土工程实施中，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材料供应商，负责提供给茅立军先生SR-4型生态混凝土专用添加剂，并派驻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王森先生指导材料的使用。在实施过程中，王森又以个人名义从茅立军手中承接该工程的现场实施，并由茅立军承担项目总体商务、执行、资金等风险，负责该工程的结算。本申明如牵涉相关的法律责任由本人全部承担，与福州闽铄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和福州闽铄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来宾市桂中水城麒麟渠项目部无关”。2015年6月4日，亚盟达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闽铄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宾区法院）受理后，依闽铄公司申请，追加茅立军为第三人。茅立军在该案中主张其是实际施工人，其曾与亚盟达公司口头约定由茅立军实际承包涉案工程，向亚盟达公司支付添加剂费用和管理费，王森是亚盟达公司派驻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后因王森过多干预工程施工，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其又与王森达成协议将工程转包给王森，转包款其已与王森结清并支付给王森，故请求兴宾区法院判令闽铄公司将剩余工程款支付给茅立军。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森提交《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王森就职于亚盟达公司，2013年6月受亚盟达公司派遣到广西省来宾市负责涉案工程的现场管理，工作具体内容为接受公司发运现场的主材，现场人、机、材的采购，现场工程进度和质量管理，与发包方进行沟通协调等。关于本案证据，做两点说明：1.从闽铄公司领款的15张领款凭证中，其中9份有本人签字，这9次领款均由本人领取，并用于现场人机材费用的支出，茅立军的签字是他后期自行添加的，本人并不知情。2.《现金支出单据》《承诺书》《工程承包结算单》均于2014年1月24日所签。因临近过年，工人和材料商索要欠款，当天我被他们软禁，威胁我如果公司不给钱就打我。下午，茅立军拿出他编好的《现金支出单据》《承诺书》《工程承包结算单》逼迫我签字，并说如果我不签字就不付钱，加上当时工人和材料商同时逼迫恐吓我，我只能签字。签字后茅立军才把钱给我，我支付完所欠的各项费用，才被放走。兴宾区法院还查明，茅立军从2012年11月起至2013年12月从亚盟达公司合肥分公司每月领取3000元工资，同时在公司有报销招待费、差旅费、手机通讯费等记录。兴宾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实际施工人的构成条件为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没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之间存在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无效合同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依据无效合同关系，享有独立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权利。本案中：第一，亚盟达公司具有专业承包资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约的承包主体是亚盟达公司，茅立军仅作为授权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第二，茅立军在亚盟达公司的分公司有按月领取工资并报销差旅费、招待费等记录，案涉工程所需的专用添加剂也由亚盟达公司提供；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亚盟达公司向闽铄公司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茅立军处理案涉工程合同的签署、收取货款等事宜，并委派公司员工王森负责现场管理与协调；另，在与闽铄公司进行工程结算时，茅立军、王森均在场，以上事实表明，相对于闽铄公司而言，茅立军所实施的施工管理行为源于亚盟达公司的授权。第三，本案审查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亚盟达公司和闽铄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茅立军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亚盟达公司已将《专业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转给其本人，由其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茅立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茅立军认为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方，与亚盟达公司有口头挂靠约定，但亚盟达公司不予认可，王森作为员工只是代表亚盟达公司负责工程现场管理与协调，王森个人向茅立军出具的承诺书、结算单不能代表亚盟达公司认可茅立军作为实际施工人的事实。综上情形，本案请求权基础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茅立军没有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闽铄公司尚欠的519000元工程款应支付给合同承包方，即亚盟达公司。茅立军要求闽铄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闽铄公司在收到亚盟达公司终止对茅立军的授权委托之后已经停止向茅立军支付工程款，故主张闽铄公司、茅立军向其返还工程款9222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闽铄公司与茅立军之间的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双方可另行解决。据此，兴宾区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5）兴民初字第15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福州闽铄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51900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茅立军的诉讼请求。2015年12月15日，茅立军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亚盟达公司按照2倍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15日止拖欠的固定工资、项目承包收益及提成奖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15日止的项目人工机械材料垫付款86400元，支付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15日止垫付的餐饮招待费用15668元、垫付住房交通费74408.3元。该委于2016年5月5日作出京昌劳人仲字[2016]第68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茅立军的申请请求。茅立军不服裁决，持所诉请求诉至本院。本院在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查明，茅立军于2012年11月1日入职亚盟达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亚盟达公司亦未为茅立军缴纳社会保险，并支付茅立军工资至2013年10月底。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茅立军与亚盟达公司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亚盟达公司应支付茅立军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的工资9048.28元。在劳动争议纠纷中，茅立军未提交在职期间亚盟达公司拖欠其他工资、奖金、垫付工程款、餐饮招待费用、住房交通费的相关证据，故对于茅立军要求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的其他拖欠工资、奖金、垫付工程款、餐饮招待费用、住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茅立军要求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茅立军主张2014年1月25日之后的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奖金、垫付餐饮招待费用和住房交通费及其他垫付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如茅立军认为与亚盟达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双方可另案解决。亚盟达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应支付茅立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800元。据此，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京0114民初85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茅立军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工资9048.28元；二、被告北京亚盟达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茅立军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800元；三、驳回原告茅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茅立军称，从闽铄公司领取的107万元对应的15张领款凭证中，其与王森共同签字的9张领款凭证对应的21万元均由王森领取，茅立军实际从闽铄公司处领取款项共计86万元。亚盟达公司则称，茅立军与王森共同签字的9张领款凭证中，2013年8月11日的3万元、2013年8月22日的3万元、2013年9月4日的5万元，以上共计11万元系由茅立军领取，另外6张共计10万元系由王森领取，即主张茅立军从闽铄公司领取款项共计97万元。王森认可亚盟达公司所述，称其向兴宾区法院提交的《说明》与此不符是因为自己当时记错了。此外，茅立军主张，其从闽铄公司共计收取款项86万元，支付给亚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晓冬共计26万元，支付给亚盟达公司郜志勇10万元，支付给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王森共计736400元，并为涉案工程垫付水泥款3万元、石子款2万元、机械费1万元、房租4820元和电费367.8元，以上支付和垫付款项共计1161586.8元，上述款项超出其收取的工程款共计301586.8元，系亚盟达公司的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茅立军。亚盟达公司对于其法定代表人赵晓冬和员工郜志勇收到的共计36万元工程款无异议，但是否认王森签字确认的736400元系代表亚盟达公司收取，亦否认茅立军代亚盟达公司垫付过材料费、机械费和房屋租赁等费用。关于双方争议的茅立军对外支付的工程相关款项，茅立军称根据亚盟达公司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自己的权限包括与工程相关的所有事宜，包括对外支付工程相关款项；茅立军还提交了来宾世纪星城小区的房租收据、电费发票，以及其分别向黄起盛、韦尤好、陈志伟进行银行转账的业务凭证及回单，另出具了分别签有上述三人姓名和留有捺印的证明，内容为证明茅立军从其处购买的水泥、石子和支付的机械费，均用于涉案工程。亚盟达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茅立军没有现场支付任何费用的权限，《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内容不能作扩大解释，相关款项不能证明与涉案工程有关，未经公司认可，不能认为是代公司支付的款项。王森则称，不清楚相关款项是否用于涉案工地，因为茅立军在来宾市还有其他工地。关于支付给王森的736400元，茅立军主张系按照涉案工程面积乘以单价计算的包干费，扣除此前支付给王森的相关工程款后，还差110200元，故2014年1月24日签订《工程承包结算单》当天又转给王森110200元。庭审中，茅立军认可其中有三笔共计22200元用于海南的工地，并非涉案工地。亚盟达公司称，相关证据不能证明上述款项全部用于涉案工地，不认可茅立军和王森的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就涉案工程二人都没有承包权和转包权。王森称自己同时负责两个工地，不能确认涉案款项是否全部用于涉案工地，自己没有同意从茅立军处承包涉案工程，2014年1月24日是被迫签字的。上述事实，有（2015）兴民初字第1557号民事判决书、专业施工承包合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领（借）款单、收据、转账业务凭证、说明、转账业务回单、现金支出单据、承诺书、工程承包结算单、暂支单、证明、银行交易明细、现金支出单、差旅费报销单、京昌劳人仲字[2016]第681号裁决书、（2016）京0114民初851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利益损失、利益获得与利益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是认定不当得利构成的首要和关键要件。本案中，茅立军主张其交付给亚盟达公司的工程款和代亚盟达公司对外支付的工程相关款项之和超出了代亚盟达公司收取的工程款，超出部分亚盟达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亚盟达公司除认可其法定代表人和员工郜志勇收到共计36万元以外，对于茅立军主张其交付的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故否认其有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结合王森签字的《现金支出单据》《承诺书》《工程承包结算单》的内容、736400元系承包费及其计算方式、茅立军关于费用中包含了海南工地工程款等陈述，可见，王森签字确认收取736400元，并非代表亚盟达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茅立军和亚盟达公司之间就涉案工程款的结算。第二，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24日期间，茅立军与亚盟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茅立军主张的代公司收取工程款、交付给公司工程款以及代公司对外支付工程相关款项的时间均发生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使双方对于茅立军收到的工程款和交付给亚盟达公司的工程款金额存在争议，但是茅立军代亚盟达公司收取工程款并将款项交付给亚盟达公司，属于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因给付金额引发的争议属于劳动合同履行的争议。第三，双方对于亚盟达公司是否授权茅立军对外支付水泥款、石子款、机械费、房租和电费等工程相关款项，以及相关款项是否用于涉案工程存在争议，但是茅立军自认为其对外支付工程款的行为系基于亚盟达公司的授权，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为了公司和项目部的办公需要支付的，因此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给付原因，并非欠缺任何给付目的，故茅立军主张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如果茅立军认为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超额给付和垫付的情形，应当按照劳动争议解决。事实上，茅立军在（2016）京0114民初8514号劳动争议民事案件中亦主张过要求亚盟达公司支付其垫付的工程款、餐饮招待费用、住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但是因证据不足，本院在该案中未予支持。综上，茅立军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亚盟达公司返还301586.8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茅立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24元，由茅立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海萍人民陪审员  李桂云人民陪审员  李宝英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