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2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太伟，男，1981年01月05日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昌武，男，1976年4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沙县腾驰通村便民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中国人民财保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683966356J。 法定代表人：贺维强，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志波，贵州民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太伟因与被上诉人谭昌武、金沙县腾驰通村便民客运有限公司（以下至主文前简称腾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3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涉案客车的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属于上诉人系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客车登记在腾驰公司名下。2、一审认定挂靠经营是客运市场的准入机制属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关系违反管理性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未答辩。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腾驰公司转让、挂靠经营贵Ｆ×××××号客运车辆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挂靠经营费1210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原告李太伟与被告腾驰公司达成协议，由原告李太伟通过被告腾驰公司员工谭昌武向被告腾驰公司共支付118000.00元，被告腾驰公司购买由原告确定型号的客运车辆并办理手续后将车辆交付原告从事客运经营（车牌号：贵Ｆ×××××），并向腾驰公司交纳了合同押金2000.00元、营运款1500.00元、档案费500.00元。该客运车辆对外以腾驰公司名义进行运营，实际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属于原告，营运收入归原告所有。被告腾驰公司按约定将客运车辆交付原告。2017年3月，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告知被告腾驰公司，因源村至石刘村路段安保设施不完善，暂不配发道路运输证，待安保设施完善验收合格后再配发道路运输证准予营运。2017年6月22日，原告驾驶的贵Ｆ×××××客运车辆在源村至湾子线上从事旅客运输活动时，因无法提供《道路运输证》，被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车辆进行暂扣。2017年9月26日，该路段经验收合格后，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通知原告李太伟和被告腾驰公司领取暂扣车辆，原告未领取，被告腾驰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领取了暂扣车辆。2018年1月16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向贵Ｆ×××××核发了道路运输证。原、被告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原告李太伟于2018年7月11日诉至一审法院，后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被告腾驰公司认可原告李太伟与其系挂靠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车辆挂靠经营，是指“挂靠者”（个体运输业户、自然人）依附于“被挂靠者”（经济实体、企业法人），对外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将车辆登记为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单位名义进行运营，并由挂靠者向被挂靠单位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原告李太伟与被告腾驰公司的关系符合挂靠经营的特点，双方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且被告腾驰公司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中认可这一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虽在本案中二被告表示：本案庭审记录与(2018)黔0523民初2393号记录不一致的，以本案记录为准，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腾驰公司在(2018)黔0523民初2393号案件中对双方挂靠经营关系的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原、被告的转让、挂靠经营合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太伟与被告腾驰公司的挂靠经营合同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要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但从目前有关挂靠经营合同的性质及规范来看，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各类规范也只是一种管理性规定。挂靠经营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属于运营者依据市场需求自发形成的，市场经营行为的合理性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法院不应当通过强硬的司法手段来管理本应由市场决定的行为。因此，综合本案实际，原告李太伟与被告腾驰公司形成的无论是挂靠经营合同还是原告所诉的转让合同，都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识和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原告李太伟与被告腾驰公司转让、挂靠经营合同无效，基于合同无效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挂靠经营费用12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太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20.00元，减半收取1360.00元，由原告李太伟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太伟与腾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 本院认为：李太伟与腾驰公司之间因涉案车辆产生的法律关系为挂靠关系。首先，李太伟与腾驰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过转让案涉车辆的合意。理由是，基于李太伟出资购买案涉车辆并将车辆登记在腾驰公司名下以该名义开展旅客运输经营的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的规定，案涉车辆所有人应认定为李太伟。不管案涉挂靠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李太伟作为案涉车辆所有人，在双方未达成转让车辆合意的情况下，要求腾驰公司返还车辆购置价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判断依据是《最高人民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上诉人据以主张双方挂靠关系无效的依据为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太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0元，由上诉人李太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张 晶 审判员 唐 琳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邱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