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1民终9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中华剧场，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徐英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权、孟晓颖，系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迅利皮草销售中心，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投资人：李延君，系该中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齐芳菲，女，系该中心行政人员。上诉人辽宁中华剧场（以下简称：中华剧场）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迅利皮草销售中心（以下简称：迅利皮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58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华剧场的诉讼请求，中华剧场向本院提出上诉，我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辽01民终1050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和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辽0102民初4723号民事判决。中华剧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曹杰担任审判长、关长春参加、刘春杰主审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华剧场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2010年5月赔偿协议无效及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如无法改判合同无效，则请求依法改判减少租赁期限，即判决将租赁期限变更为2018年12月31日止；3.依法改判确认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法律规定租金损失属于经营利润损失，而迅利皮草的损失金额缺乏事实依据，所以《赔偿协议》约定以18年租金抵顶损失已经给中华剧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中华剧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赔偿协议》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3.《赔偿协议》签订未经集体讨论、决定签，协议签订非中华剧场真实意思表示，擅自签订协议的相关人员已被纪委处分。同时迅利皮草签订协议时存在主观恶意，协议签订违反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应认定无效。4.确认协议无效和减少租金年限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诉请，亦或是可以并列两个案由同案审理的诉请，减少租金年限诉请法院应在一案处理。我方认为合同无效，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剧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照法律规定，重大事项决策包括以非货币资产偿还债务，整体资产或则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都需经过资产评估程序，且作出决定前需要中华剧场领导开会集体讨论决定，但是本案案涉赔偿协议签订是当时中华剧场的法定代表人王晓仲擅自决定，属个人行为，且已经因为该协议导致中华剧场未能收取案涉协议项下房产租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所以我方认为协议无效。中华剧场主张合同无效的依据有：《合同法》第52条第5款，案涉合同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应予无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30、47条，《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6、7、8款，案涉合同未进行资产评估；《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15、16条。被上诉人迅利皮草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份《赔偿协议》及《房屋租赁合同》均合法有效。中华剧场营业执照有工商部门核准的出租房屋经营项目，迅利皮草以合法的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项目租赁房屋属于合法经营。2.中华剧场与迅利皮草签订的赔偿协议属于法人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真实表示，以赔偿债务抵消房屋租金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抵销原则。一经抵销不可撤回，双方已实际履行多年。3.双方的赔偿协议（债务抵销）的内容，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两份《赔偿协议》及《房屋租赁合同》未损害国家利益，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中华剧场的诉讼请求混淆了国家和企业的概念，违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国家政策，作为出租人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给迅利皮草造成严重损失，负有赔偿义务。中华剧场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并不因其是全民所有制而享受特殊待遇，任何一方都不可以享有特权。中华剧场发大水给迅利皮草造成的巨大损失在无资金赔偿的情况下，迅利皮草无奈才同意签订两份《赔偿协议》，用房租抵顶赔偿款。两份《赔偿协议》是经过中华剧场前任班子及多名职工，对发水现场集体认真勘察清点，经迅利皮草再三催促，多次协商做出的法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赔偿协议》不因中华剧场变更法定代表人而无效。在正在进行的中华剧场2016年发水的另案诉讼中，迅利皮草积极配合法院进行鉴定，后因我们国家尚没有相应的鉴定机构退卷。迅利皮草又到处查找咨询，也证实国家目前还没有皮草货品价格和损坏程度的专业鉴定机构。目前尚且没有专业鉴定机构，6年前更不可能有。事实证明中华剧场所谓《赔偿协议》未经过专业鉴定并非迅利皮草过错。中华剧场主张按照标签价5折计算金额明显高于实际损失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4.中华剧场诉讼请求不明确，中华剧场的诉讼请求一是要求确认《赔偿协议》无效；二是要求改判减少租赁期限，而改判减少租赁期限的前提是确认《赔偿协议》有效，前后自相矛盾。两个完全相反的诉求存在于确认之诉之中，不符合法律规定。5.中华剧场打着辽宁省纪委对中华剧场前任法定代表人王晓仲，违反组织纪律，超越职权确定赔偿金额、赔偿事项的党纪处分的旗号，干预司法属于违法行为，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辽宁省纪委对中华剧场前任法定代表人王晓仲违反组织纪律，超越职权确定赔偿金额、赔偿事项的党纪处分，与迅利皮草没有任何关系。中华剧场前任班子的行为属于法人行为，无论他们属于正常履职，还是存在素质低下，涉嫌违纪，涉嫌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民事责任均应由中华剧场承担。关于上诉人所述赔偿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未经集体讨论解决，是王晓仲个人行为不符合事实，赔偿协议中有前法定代表人王晓仲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徐英志的签字，证明是经领导班子讨论决定做出的法人行为。综上，两份《赔偿协议》合法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存在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法律规定的情形。中华剧场企图逃避责任，其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人们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中华剧场的诉讼请求。中华剧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0年5月签订的《赔偿协议》、《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确认原、被告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3.如无法确认原、被告于2010年5月签订的《赔偿协议》、《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则请求判决减少房屋租赁期限，以抵顶2009年12月23日损害商品残值部分价值；4.判决被告迅利皮草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12月12日，原告中华剧场与被告迅利皮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中华剧场作为出租方将其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南街3号辽宁中华剧场北侧一楼门市房出租给被告迅利皮草作为经营使用，租赁面积总计140平方米，租期五年，自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每年租金37万元。2006年8月9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由于原告中华剧场的房屋漏水，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的经济损失，原告中华剧场同意一次性赔偿被告迅利皮草30万元。双方同意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按原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标准续租二年，租期从2006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2009年12月23日，原告中华剧场的消防管道冻裂发水，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经销的皮草、婚纱等货物被淹，经原告中华剧场清点，确认其中皮草158件，婚纱406件。2010年5月，对于被告迅利皮草的此次损失，原、被告双方经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2009年12月23日，由于天气原因，中华剧场消防管道冻裂发水，给迅利皮草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剧场没有资金赔偿，决定利用折顶房租的方式给予赔偿。原房租每年37万元，用十五年房租给予赔偿，即从2010年1月31日--2025年1月31日。中华剧场允许迅利皮草对外转租现有房屋。如出现动迁情况或因中华剧场原因终止合同，中华剧场按原房租标准，一次性结清剩余租赁年限的赔偿款”。同时，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为期十五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从2010年1月31日至2025年1月31日，年租金为37万元。2011年12月30日，原告中华剧场的消防管道再次因冻裂发水，并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的货物受损。2012年4月30日，原、被告再次达成《赔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协商，损失按三年房租赔付，作为赔偿金额，折合人民币壹佰壹拾壹万元。房租延期至2028年1月31日止（无偿使用）。如遇动迁，中华剧场一次性结清赔偿款。”另查明，原告辽宁中华剧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本影院内）；接待文艺演出、戏剧演出；……出租场地；房屋出租。”原告中华剧场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所有权性质为全民，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本案庭审中，被告迅利皮草表示，因2009年12月23日、2011年12月30日两次漏水导致其受损的衣物等货品现已均不复存在，故无法进行财产损失鉴定。再查明，2017年5月26日，本案被告迅利皮草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原告中华剧场[案号为（2017）辽0102民初7230号，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要求其赔偿因2016年6月1日涉案房屋再次漏水造成的其财产损失3,589,200元。现该案正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2017年8月31日，中共辽宁省文化厅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给予王晓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辽文纪发（2017）3号]，其中载明，“……经省纪委驻省文化厅纪检组调查核实，王晓仲在2008年1月至2012年5月担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下属单位辽宁中华剧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经营管理不善，在处理迅利皮草行损失赔偿问题时，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议事原则，擅自决定对迅利皮草行因漏水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在未经专业定损评估、缺乏事实依据、也未向其上级主管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报告请示的情况下，超越职权确定赔偿金额、赔偿方式等重大事项，违反了党的纪律，其行为已构成违反组织纪律错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料理》第六十一条规定，经中共辽宁省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批准（辽直纪工发[2017]40号），决定给予王晓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本决定自2017年7月31日起生效……”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辽宁中华剧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记账凭证三张、赔偿协议二份、辽文纪发（2017）3号文件；被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二份、2006年8月9日补充协议、皮草损失清单及婚纱损失清单各一份、赔偿协议二份、两次发水现场照片，（2017）辽0102民初5815号卷宗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上述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庭审诉辩意见及（2017）辽01民终10509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的两份《赔偿协议》（分别为2010年5月、2012年4月30日签订）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2010年5月签订）是否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中华剧场的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晓仲与被告迅利皮草签订两份《赔偿协议》及一份依据《赔偿协议》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王晓仲作为原告中华剧场时任法定代表人，与时任原告中华剧场副经理的委托代理人徐英志（现为原告中华剧场的法定代表人）在“中华剧场消防管道冻裂发水，给迅利皮草行（李延君经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剧场没有资金赔偿”的情况下，决定用房租抵顶的方式给予被告迅利皮草赔偿，并在该两份《赔偿协议》及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名及加盖原告辽宁中华剧场的公章。被告迅利皮草一方李延君亦代表被告签字并加盖被告迅利皮草的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王晓仲作为原告中华剧场的执行代表，其在经营中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辽宁中华剧场承担。关于原告中华剧场提出，现王晓仲因对被告迅利皮草作出损失赔偿事宜被给予党纪处分，所以其擅自决定作出的赔偿协议无效一节。一审法院认为，纪律检查机关对王晓仲作出的党纪处分，是由于其行为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但并不能因此当然确认合同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只有符合该条款列明的五种情形的，合同无效。而本案中，原告中华剧场诉称，涉案赔偿协议系受被告迅利皮草一方胁迫所签，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且事后亦未采取报警等方式处理，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同时，经一审法院审查，2006年8月9日，原告中华剧场曾因房屋漏水致被告迅利皮草经济损失，双方达成协议，由原告中华剧场一次性赔偿被告迅利皮草30万元，原告中华剧场同意以二年房租抵顶该30万元赔偿款，即房屋租期从2008年12月31日延至2010年12月31日。该事实说明，原、被告在签订案涉两份《赔偿协议》前即曾协商一致，以房屋租金抵顶赔偿款的方式来解决原告中华剧场因漏水给被告迅利皮草造成的财产损失。该种解决纠纷方式体现了原、被告双方的意思自治。双方均同意各以其债权充抵债务之清偿，双方之间相互所负债务，依订立的赔偿协议而消灭。且该两份《赔偿协议》及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合意抵销行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禁止性规定，应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中华剧场主张因受到被告迅利皮草的胁迫而签订的该两份《赔偿协议》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原告中华剧场诉称，涉案赔偿协议损害国家利益，故应认定无效一节。2009年12月23日，原告中华剧场的房屋消防管道冻裂发水，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经销的皮草、婚纱等货物被淹，其中皮草158件，婚纱406件。原告中华剧场时任领导及相关人员对被告的上述损失物品进行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原告中华剧场的公章。2011年12月30日，原告中华剧场的房屋消防管道再次冻裂发水，并再次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的经济损失。对两次发水事件，原、被告均达成了赔偿协议。诉讼中，被告迅利皮草亦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二次遭受财产侵害事实的存在。至于被告迅利皮草的经济损失具体数额，虽未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但评估鉴定并非是赔偿的法定程序，且受损货品现已不复存在，不具有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的现实操作可能。关于被告迅利皮草的损失赔偿数额及效力问题，原告中华剧场提出《赔偿协议》的实质是国有资产交易行为，且标的额巨大，系重大资产交易行为。因《赔偿协议》未经过国资部门审批，该《赔偿协议》应认定无效。而原告中华剧场所依据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时评估的规定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王晓仲及徐英志与被告一方签订《赔偿协议》时虽未对被告迅利皮草二次受侵财产损失状况进行评估，但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同时，原告中华剧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出租场地；房屋出租”，原告中华剧场在经营范围内租赁房屋收取租金、获得收益的同时，其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亦应承担作为合同相对人即出租人的义务，并承担经营活动中的商业风险，对租赁物负有维修义务，以保证承租人被告能够按照约定正常使用承租房屋；对于因租赁房屋漏水、发水造成被告迅利皮草的经济损失，原告中华剧场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原告中华剧场以对被告迅利皮草的租金债权抵顶其应向被告支付的赔偿款，实际上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亦无证据证明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关于原告中华剧场提出的造成被告迅利皮草损失的漏水点在被告经营场所的楼上沈阳市凯菲娱乐中心经营的酒吧，故被告应向其主张权利，而原告中华剧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期间，被告迅利皮草的财产受损，被告迅利皮草可以依据其与原告中华剧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选择由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亦可以依据侵权事实，请求实际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至于其选择何种救济方式，系被告迅利皮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的处分。本案原告中华剧场正是基于其为租赁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合同相对方，在双方协议一致的情况下对被告迅利皮草做出了赔偿，并无不当。关于原告中华剧场提出的增加诉讼请求，如法院不予认定涉案赔偿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则要求减少对被告迅利皮草的房屋租期，以抵顶赔偿款一节。本案庭审中，一审法院已向原告中华剧场释明，因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原告提出增加的该项诉求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辽宁中华剧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420元，由原告辽宁中华剧场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迅利皮草提供多份视频及邮件送达回执拟证明中华剧场多次发水致迅利皮草产生损失。中华剧场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办案人到辽宁省文化厅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取了如下证据：《情况说明》、《协议书》、《店商品损失》、《王晓仲同志所犯错误事实材料》等。中华剧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迅利皮草质证称：对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中华剧场曾经对迅利皮草进行过店面装修，对迅利皮草损失清单无异议，对两份《店商品损失》真实性有异议，无迅利皮草盖章不具有证明力，对王晓仲所犯错误事实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赔偿协议无效。本院二审查明，中华剧场在2009年发水后曾委托辽宁国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迅利皮草进行装修改造，工程总价68万元。中华剧场对迅利皮草的赔偿项目中包括了房屋装修、电路、灯具、摄像头等损失价值合计60万元左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中华剧场上诉主张，两份赔偿协议及相关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但中华剧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关于中华剧场上诉主张两份赔偿协议因违反了处置国有资产时应进行评估的程序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现无确切有效证据证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损害中华剧场的合法利益，且案涉衣物已不复存在，不具备鉴定条件；当事人新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无法鉴定的事实表明，在2010年及2012年达成两份赔偿协议时，亦存在难以找到鉴定机构的客观困难；再者，两份赔偿协议签订时，虽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晓仲违反了未经集体讨论的组织纪律，但被损物品经过中华剧场多名员工清点，发水清单明细上有中华剧场八名工作人员签字，清单上明确记载了受损物品的种类及数量。此外，赔偿协议上不仅有原法定代表人王晓仲的签字，还有中华剧场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签字。可见，该损失清单及赔偿协议是在中华剧场的众多人员的参与下达成的，迅利皮草因漏水产生损失的客观性不能否认。中华剧场与迅利皮草于2010年1月达成赔偿协议后，一直如约履行，并未提出异议，现中华剧场在协议签订七年之久后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两份赔偿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是否应当减少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损失数额，均有举证证明的责任，迅利皮草庭审中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具体情况，虽然时间经过已久，迅利皮草客观上存在无法举证的问题，但依据证据规则，对于损失数额的举证是其法定责任，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从本院在辽宁省文化厅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取的有关证据可以看出，案涉赔偿协议存在如下问题：（1）对房屋装修损失重复计算的问题，赔偿明细中记载房屋装修、电路、灯具、摄像头等损失价值合计60万元左右，实际装修工程总价为68万元，该项费用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既然已经装修房屋就无需对装修损失进行赔偿；（2）双方签订以租金抵顶漏水损失时未考虑到房屋租金升值的问题；（3）损失清单中所列的三个月基本经营损失45万元无相应证据佐证，赔偿数额依据不足；（4）裘皮婚纱受损后，迅利皮草未能提供进货价或成本价格为计算依据而是以售价作为计算基础，存在过高估价的可能性；（5）对于损坏皮草进行全额赔偿损失后，中华剧场未收回案涉皮草，双方亦未对案涉皮草残值问题进行合理分配；（6）中华剧场签订赔偿协议的负责人王晓仲在处理赔偿事宜时，因存在违反议事规则，赔偿缺乏客观依据，超越职权，赔偿方式显失公平，疏于管理，重复赔偿等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鉴于本案赔偿协议中认定损失上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结合双方举证情况，本院酌定对2009年12月23日的赔偿协议记载金额555万元的50%确认该次赔偿数额，合计277.50万元（555万元x50%）。2011年12月30日的赔偿数额为111万元，两次损失合计388.50万元（277.50万元+111万元），相应的租赁赔偿期限应缩减7年半。综上，两份赔偿协议对应总的租赁期限应从2010年1月31日计算至2020年6月31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2民初4723号民事判决；二、辽宁中华剧场基于2009年12月23日及2011年12月30日的漏水损害应向沈阳市迅利皮草销售中心赔偿损失合计388.50万元，以租金抵顶赔偿损失的相应租期从2010年1月31日计算至2020年6月31日；三、驳回上诉人辽宁中华剧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420元，由辽宁中华剧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420元，由辽宁中华剧场负担34078元，由沈阳市迅利皮草销售中心负担243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杰审判员 关长春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刘思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