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6民初9050号原告：杜宗高，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乃春，北京曹乃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建兵，男，1975年5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臧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革，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彬，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住公司宿舍。原告杜宗高、曹建兵与被告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宗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乃春、原告曹建兵、被告九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革、杨晓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宗高、曹建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98875.2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乡四道穴村北1500米处承包一处鱼塘。2018年3月24日上午11时许，从汤河上游流下来大量黑色发臭浑水流入原告池塘，同日下午15时40分至16时，池内虹鳟鱼开始大量死亡。原告于同日18时40分报警，民警到现场调查取证，并在原告工人陪同下顺流而上寻找污染源，发现浑水系从河北省丰宁县汤河乡大草坪村被告养殖场排出。2018年3月25日2时，喇叭沟门乡政府及有关部门得出结论：排除人为投毒，虹鳟鱼大量死亡原因为：水氨氮超标，导致鱼窒息死亡。按照怀柔区农业局要求，对死鱼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于同日11时处理完毕，死鱼共计27车约23000斤，其中大部分为2、3两的小鱼。此后几日，原告又雇人处理死鱼共计1674斤。被告排污并流入原告鱼池，引起池水氨氮超标，导致鱼窒息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此次水污染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共计1598875.2元（计算公式：24674斤×30%×20元+24674斤×70%×7×12元）。被告拒不赔偿原告损失，故起诉至法院。九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失与被告有因果关系。第二，被告在2018年1月1日前，进行分级沉淀，沉淀完的水未对河流进行任何排放，而是进行了自用。2018年1月1日后，我们进行排污的升级改造，没有任何污水排放行为了，我们所有的水经过处理后都是用于自己院里的灌溉和冲洗猪舍了。第三，在原告称遭受损失后，被告也从未被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或者因此次事故进行停业整顿。请求法庭实地调查。第四，原告经营的养殖项目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系非法经营，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杜宗高、曹建兵承包的鱼池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四道穴村北1500米处，九运公司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汤河乡大草坪村，二者相距约5000米，汤河经丰宁满族自治县汤河乡大草坪村流入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四道穴村，杜宗高、曹建兵鱼池利用汤河河水进行养殖。2018年3月24日，该鱼池出现虹鳟鱼大量死亡现象，杜宗高怀疑人为投毒，于该日18时许拨打110报警。怀柔区公安分局汤河口派出所及刑侦支队民警到达现场，初步了解情况并通报喇叭沟门满族乡政府。后区环保局、农业局、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等部门到达现场进行处理。2018年3月25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人民政府向怀柔区委办报送的《关于杜宗高鱼池出现大量虹鳟鱼死亡现象有关处置情况的报告》中记载：经多部门会商，最终结果为：基本排除人为投毒。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初步分析虹鳟鱼大量死亡的原因为：水氨氮超标，导致鱼窒息死亡。所有疑点均指向上游汤河乡大草坪村排污导致。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喇叭沟门满族乡人民政府关于杜宗高鱼池出现大量虹鳟鱼死亡现象有关处置情况的报告》及喇叭沟门乡政府、四道穴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原告鱼池出现虹鳟鱼大量死亡的事实，整个事件的过程、原因和结论以及由有关部门对死鱼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原告养殖鱼死亡的事实，认可原告经无害化处理死鱼共计27车，约23000斤，但是认为上述证据与被告公司无关。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中科格润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受喇叭沟门满族乡政府委托出具的QT2018.05-91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其中，对鱼塘水质检测的数据中浑浊度为1.88，氨氮为2.17mg/l，均超出其他地方采样数据和国家饮用水标准，用以证明原告鱼池2018年3月24日氨氮严重超标。被告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此份报告与该公司此前出具的QT2018.03-24检测报告上的检测日期不一致，质疑原告对报告进行了修改；该份报告显示检测样品是从鱼池抽取的，鱼池里面的水质不能代表河道的水质，原告鱼池受到污染可能是因为自身原因造成的；水质标准不能采用饮用水标准，应采用国家污水排放标准。原告对被告的质证意见进行了说明：报告是经过乡政府委托的，不是原告自行进行的委托，出具报告公司更改日期的原因系报告采样日期和检测日期填写错误，中科格润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就此向喇叭沟门满族乡政府出具声明函和报告变更通知单，内容为：该中心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政府检测四道穴村二道河自然村鱼塘水质出具的QT2018.03-24检测报告中采样日期和检测日期错误，以QT2018.05-91检测报告替代。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北京市怀柔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督水字2018-17号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采样日期为2018年3月24日，其中，对四道穴鱼场地表水检测数据显示，进水口氨氮为6.89mg/l，鱼场中间为8.17mg/l，出水口为8.71mg/l，证明3月24日原告鱼池进水口、鱼池中部、出水口三处氨氮均严重超标，被告对此予以认可。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出具的京渔病检【2018】字（017）号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检测结果为：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毒（IHNV）核酸阴性，传染性胰脏坏死病毒（IPNV-SP）核酸阴性。证明原告鱼池中的鱼没有毒性，排除人为投毒。被告对此予以认可。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虹鳟鱼出售收据复印件四张、北京市2018-01-01至2018-03-24、2018-09-24至2018-12-21虹鳟鱼价格行情和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2017年和2018年虹鳟鱼价格走势查询复印件一份。证明虹鳟鱼的市场价格在每斤20元左右。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相关价格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印证并实地查询。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供录像、照片光盘并当庭播放。原告称照片是事发当天用手机拍摄的鱼池和被告猪场的现场照片，录像是自己在事发第二天即3月25日用手机录制的猪场排污情况。被告对录像和照片都不认可，称原告提交的照片和录像都没有日期时间显示，不能证明是事发后在被告公司拍摄的。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河北省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于2019年5月21日做出的《关于杜宗高举报事项答复意见》，意见中调查情况载明：杜宗高于2019年2月26日举报承德九运农牧公司外排污水，2019年2月26日，现场核查，厂区东侧有一泄洪口，有污水外流痕迹，痕迹长度约60米，宽度平均不足1米，有土坝截流。厂区内污水处理站沼液深度处理池有外溢至厂区内泄洪沟痕迹。处理意见为：根据我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调查取证和监测报告结果，该公司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外溢污水数值超标，属超标排污行为，我分局正在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证明被告存在排污的事实。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答复意见中的被告排污地点和原告所称的排污地点不一致，该排污系由施工单位维修污染处理设备导致，并且被告及时修建了土坝，进行了拦截，污水不可能流入河道。该答复意见中的排污与原告遭受的损失没有关系。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2019年3月22日出具的冀承环测字（WX19-021）监测报告复印件，该报告系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县分局委托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就被告废水进行的监测，证明被告废水中氨氮达到18.9毫克每升，严重超标。被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另外，监测时间距离原告遭受损失时间长达一年，两者不具有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供证人证言，证人吕某1称事发时看见大草坪村河道的水变浑了，原告报警后有相应职能部门对猪场的排污口进行了拍照取证。被告对吕某1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吕某1系原告工作人员，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人张某1称其负责管理河道，事发当天其带着刑警队和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到被告企业所在地，看到现场有污水痕迹。被告对张某1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张某1与原告系合伙关系。证人吕某2称当天因为送孩子读书，发现大草坪村下边的河道有臭味，水是黑的。证人张某2称3月24日在去其河道边上承包地上种地的过程中闻到有猪粪的味道，看到河水当时很浑浊。证人陆某称当天因父亲生病而去大草坪村买药，走到大桥闻到很重的猪粪味，看到有很浑浊的水从沙滩往河道里流。被告认为吕某2、张某2和陆某的证言跟被告没有关系，不能证明被告排污。上述证人均到庭作证。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交中科格润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受喇叭沟门满族乡政府委托出具的QT2018.03-24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认为中科格润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在事发前即抽取水样，报告涉嫌造假。原告认为系该公司笔误造成，且已出具说明。该报告已经被QT2018.05-91检测报告替代。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交丰宁满族自治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汤河分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未发现九运公司存在向汤河乡大草坪村河套排放污水，也没有大草坪村村民向该所反映九运公司有排污问题。原告认为动物卫生监督所不是排污的主管部门，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交大草坪村村民委员会2019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未发现九运公司有向汤河主流河道内排放污水。原告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交大草坪村村民证明材料两份，证明未发现九运公司有向河道排放污水行为。原告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该份证据不认可。本案审理中，经杜宗高申请，法庭先后于2019年1月18日和2月21日到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警队调取相关材料，刑警队工作人员称事发后确实有出警，到达鱼池进行现场调查后，排除人为投毒可能性，故未做刑事立案侦查。刑警队向法庭先后提交事发时原告鱼池和大草坪村河道照片十张。双方对此无异议。本案审理中，法庭依法到北京市怀柔区环保局调查案情，环保局工作人员称没有对被告企业进行相关检测，对事发时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1、事发时环保局工作人员对鱼池入水口、鱼池中部和鱼池出水口进行了采样检测；2、环保局是属于辖区管理，对于丰宁辖区的企业怀柔区环保局是无权进行执法检测的；3、北京市环保局在喇叭沟门满族乡怀柔和丰宁交界处安装有一个在线监测站，事发当时没有排污报警。双方对此无异议。本案审理中，法庭于2019年1月8日到河北省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调查案情，该分局主管领导称原告曾向该局反映相关问题，丰宁环保局组织双方进行过调解，但未达成一致，该局曾到现场进行过调查，未发现被告存在排污行为。法庭于2019年6月27日继续到该局了解相关情况，该局环境执法大队大队长反馈九运公司附近河道即为汤河，流入怀柔区喇叭沟门境内，汤河流域内附近养殖企业只有被告九运公司一家，也不存在其他排污企业。双方对此无异议。本案审理中，法庭到怀柔区汤河口派出所依法调取四道穴鱼池污染卷备查卷，卷内文件包括杜宗高笔录和吕某1笔录，没有涉及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排污的结论性文件。双方无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到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局调查案情，该局工作人员称事发后到达过原告鱼池，鱼死亡症状是典型缺氧，但是未进行氨氮检测。双方无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先后到怀柔区相关农贸市场调查虹鳟鱼价格，反馈为2018年虹鳟鱼市场进价为16-17元每斤，价格在1-2元每斤浮动。原告对此无异议，被告认为损失价格应当以评估来作认定。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依据上述规定，原告主张环境侵权污染责任纠纷，应就九运公司存在污染行为、自己遭受了损害承担举证责任，此外还应举出初步证据证明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九运公司应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九运公司存在污染行为。河北省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于2019年5月21日做出的《关于杜宗高举报事项答复意见》，意见中调查情况载明，现场核查，该公司外溢污水数值超标，属超标排污行为，且该公司厂区东侧泄洪口有污水外流痕迹，痕迹长度约60米，有土坝截流。九运公司对于存在污染行为并无异议。九运公司抗辩称该起核查中排污地点与原告所述排污地点不一致，该排污与原告2018年3月24日遭受污染没有关系。本院认为，动物粪便及冲洗污水等是养殖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技术、自然风险或者人为因素，动物粪便及企业废水可能发生外溢、泄露等情形，可能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环境损害风险或实质损害。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污染事件属于跨区域、短时、突发污染行为，原告亦认可未发现被告有连续排污行为。环境污染案件的行政查处，均具有滞后性，即污染发生后，受侵害人才能发现遭受污染，进而向有关部门反映或采取其他处理措施。行政机关从接受举报到现场核查，也需要一定期限。本案中，原告鱼池遭受污染后，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并多次向九运公司所在地环保部门投诉。结合原告的投诉行为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答复意见，可以认定被告存在排污行为。丰宁满族自治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汤河分所和大草坪村村民委员会虽然出具证明未发现被告有排污行为，但二者均非污染查处的主管部门，在环保部门已经做出认定的情况下，其二者的证明不能认定被告不存在排污行为。第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查明其鱼塘因氨氮超标而遭受损害。综合原告提交的中科格润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出具的QT2018.05-91检测报告、北京市怀柔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督水字2018-17号检测报告、鱼塘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鱼塘遭受污染、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的事实。杜宗高的鱼塘因氨氮超标遭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被告排污行为造成的污染与原告鱼塘遭受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死鱼事故的原因应该根据事故现场调查、水样检测结果、事故发生时间、鱼类行为特征、反应及鱼体检查结果等因素综合分析。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局工作人员反映鱼死亡症状是典型缺氧特征；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出具的京渔病检【2018】字（017）号检测报告可以排除鱼中毒致死的原因，结合当地环保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水质监测结果，应予认定本次死鱼事故系因耗氧有机物大量分解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造成水体缺氧，养殖鱼类窒息死亡。北京市怀柔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督水字2018-17号检测报告表明，鱼塘氨氮含量严重超标，氨氮耗氧有机物的大量增加，会造成水体溶解氧过低。从九运公司排放废水的成分来看，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2019年3月22日出具的冀承环测字（WX19-021）监测报告显示被告废水中氨氮达到18.9毫克每升，且其排污位置处于原告养殖地点上游不远处。经向承德市生态环境局丰宁满族自治县分局调查，丰宁满族自治县汤河流域内除九运公司外，不存在其他的养殖企业和排污企业。第四，九运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九运公司处于汤河丰宁汤河乡至怀柔喇叭沟门河段的上游位置，不能排除其排放的废水有到达养殖水域的客观可能。高强度降雨时，动物粪便及企业废水，短时间内大量排入汤河，会造成水域溶解氧急剧下降。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数据显示被告废水中氨氮达到18.9毫克每升，从日常经验法则判断，河水具有自动净化和稀释污染物的功能，根据北京市怀柔区环境监测站数据，污染发生时鱼场地表水检测数据显示，进水口氨氮为6.89mg/l，鱼场中间为8.17mg/l，出水口为8.71mg/l，不能排除九运公司造成损害的客观可能性。九运公司主张该公司仅在2018年12月存在排污行为，与原告所受污染没有关系。本院认为，由于水体污染具有间接性、潜伏性、滞后性等特点，被侵权人遭受突发性污染损失时，不能机械要求选取污染发生时企业污水数值以排除企业日常排污行为的侵害性，亦无法排除企业废水造成鱼塘中的鱼死亡的可能性。因此，九运公司并未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证明了九运公司存在污染行为，鱼塘因污染而遭受损害的事实及污染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九运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九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二、关于原告养鱼损失承担责任及数额认定问题九运公司主张原告养鱼未取得相应手续，属于违法行为，其养鱼损失不应得到保护。原告提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被告认为其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与原告不符，原告认可其未办理其他的养殖审批手续。但是渔业生产本身并非法律禁止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退一步而言，原告的养鱼行为是否违法，并非九运公司免除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他人非法侵害时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养鱼损失数额认定问题。喇叭沟门乡政府出具的《喇叭沟门满族乡人民政府关于杜宗高鱼池出现大量虹鳟鱼死亡现象有关处置情况的报告》及四道穴村委会的证明中，写明原告鱼死亡后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死鱼共计27车，约23000斤。被告认可该事实，本院不持异议。原告主张，其在政府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另行雇人处理死鱼共计1674斤，仅有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2018年虹鳟鱼价格为每斤2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法官参考市场价格，认定虹鳟鱼2018年价格为每斤17元。原告主张区分死亡鱼大小分开计价，本院不予认可。故原告因污染所受损失为23000斤*17元=391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杜宗高、曹建兵经济损失391000元；二、驳回杜宗高、曹建兵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90元，由杜宗高、曹建兵负担14497元（已交纳），由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负担469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陶 杰人民陪审员  项秀琴人民陪审员  郑 敏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李 苏书 记 员  周俊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