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30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谭富安，男，汉族，1965年2月23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忠县，委托代理人：谭安煜，男，汉族，1968年2月1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万州区，系被告谭富安的堂弟。以下简称：上代。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文家良，男，汉族，1962年1月14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双牌县，上诉人谭富安与被上诉人文家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维持（2018）粤13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撤销（2018）粤13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四项；三、变更（2018）粤130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费用，被上诉人需赔偿上诉人的损失款人民币24000.00元整，并从2015年9月2日起至实际收到该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限额月2%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四、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达成书面协议，约定上诉人拿回押金条原件时支付被上诉人转让尾款人民币20000元整。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书写的收条，证明上诉人在于被上诉人达成书面协议的同时支付了被上诉人关于“惠州市××有限公司”的转让款8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还书写了一份证明提供给上诉人收执，证明被上诉人认可和承诺上诉人支付转让尾款20000元时，将“押金条收据”原件交给上诉人并由上诉人收取押金款44000元，该押金款归上诉人所有的事实。诚然，上诉人并非欠被上诉人的转让款40000元，实际尚有转让尾款20000元未支付给被上诉人。原因是被上诉人未将“押金条收据”原件交给上诉人，造成上诉人至今未收到房东退还的押金损失款44000元，即使抵扣转让尾款20000元，被上诉人还应赔偿上诉人损失款24000元。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在2018年11月27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期间已确定持有“房东曾××的押金收据原件”，并当庭出示给合议庭成员目睹审查。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根本没有遵守《付款合约》的约定和承诺，履行及时提供押金条原件给上诉人的义务，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违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上诉人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加付逾期收款的债务利息。补充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均未请求被上诉人现任持有的押金条给回上诉人。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纯属滥用审判权限，依法应予撤销该判决，予以改判。补充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被上诉人由于资金周转紧张，要求上诉人先提前预付被上诉人股份转让款3万元，后来在支付转让尾款8万元签收差额尾款2万元时，忘记抵扣预付转让款3万元。一审期间有三位找到该收据，现二审作为新证据提交《收据》。事实上，上诉人不存在欠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尾款2万元的事实，更不存在向一审法院错误推理和认定还需认定还需支付被上诉人欠款4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作出的第一项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或改判。补充三，被上诉人至今未将押金条原件交还给上诉人及退还押金4.4万元，给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4万元，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既然上诉人在一审中仅请求支付差额款2.4万元，视为被上诉人的自由。被上诉人答辩称：欠条上面的2万是对方确认的转让尾款，下面的2万是因为押金还有4.4万，所以又写了2万元，相当于押金抵掉了。我可以把押金条给上诉人，前提是他还了钱。文家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欠款本金4万元；2、被告支付利息32426元（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9月1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今天为32426元）；3、被告退回押金44000元；以上合计116426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谭富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的损失款￥24000元整，并从2015年9月2日起至实际收到该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限额月2%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伙经营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惠州市××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下设的“××培训中心”（下称××中心），该中心在惠州市河南岸××大道××花园××、××号铺开设。2015年6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文家良向被告谭富安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100万元，被告在合同订立时已支付90万元，余款10万元在合同订立10日内付5万元，剩余5万元2个月内付清。合同签订后，被告谭富安向原告文家良支付了8万元，原告于2015年9月1日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及《证明》，《收条》上写明“今收到谭富安支付××培训中心转让款捌万元整（￥80000元）”，《证明》上写明“原××培训中心曾冬青…开具的原房屋租金押金归谭富安所有”。当天，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上有三段话，第一段“今欠文家良××教育咨询公司转让款贰万元整（20000.00），押金条拿回付文家良贰万元。”被告称为原告所书写，原告称为案外人张晓军所书写；第二段“当谭富安有本中心或公司股份转让时支付文家良贰万元整（￥20000元）”，为原告自己所书写，两段文字下均有谭富安本人签名及日期，第三段文字为“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被告称为原告自己书写，原告称为案外人张晓军书写，其下并无任何人签名。《欠条》出具后，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尾款2万元，原告经催收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又查明，涉案押金条为案外人曾冬青于2014年4月17日出具的，编号为NO0××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花园××、××号铺押金，金额肆万肆仟元（￥44000元）”，押金44000元为××培训中心原经营者文家良所支付。至今为止，押金条原件一直在原告文家良手上，被告谭富安也未将2万元转让款支付给文家良。再查明，惠州市××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4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住所地为惠州市河南岸××大道××花园××号。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文家良，股东为文家良与颜××；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谭富安，公司股东为颜××与谭富安。至2016年6月21日为止，谭富安实缴出资70万元，颜××实缴出资30万元，各占公司股份的70%和30%。目前该企业因未依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连续两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庭审过程中，原告称现××公司已经转让给了张××，张××与谭富安之间有纠纷，在法院有诉讼案件；被告则称谭富安接手××公司后，请了一个老师经营，后来这位老师找到了张××，但张××只支付了一笔首付款就跑了。本案送达过程中，因无法联系被告谭富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通知原告文家良缴纳公告费进行公告送达，2018年4月29日，公告送达的内容在《人民法院报》总第××期××上刊登。2018年5月8日，本院委托重庆市××公安局××派出所及重庆市××镇××村委会向被告谭富安或其家中成年家属送达起诉状等应诉材料，锁口村委会工作人员亲自送给了谭富安的家属刘小花。其后，谭富安向本院邮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并要求将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书邮寄至深圳市××区的地址，由其堂弟谭安煜代收。2018年6月6日，被告谭富安才向本院确认了送达地址及联系电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欠条》的效力问题；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转让尾款2万元；三、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另行支付2万元；四、原告是否应该向被告赔偿押金条损失的问题。关于《欠条》的效力问题，原告称《欠条》上第一段文字是被告委托张晓军写的，第二段文字是原告自己所写，但两段文字谭富安都清楚其内容，并签字按指印；被告则称谭富安不认识字，不清楚书写的什么内容，对《欠条》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但对上面的签字及指印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欠条》出具的时候原被告双方均在场，被告称谭富安不识字，不清楚书写内容，但并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且被告对《欠条》上面的签名和指印予以承认，因此，本院认为，涉案《欠条》是出于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欠条》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转让尾款2万元的问题，原告称被告应向其支付尾款2万元，押金条是拿到2万元后再给被告；被告则称是先拿到押金条再给2万元，但原告一直不给押金条，所以被告不支付尾款。本院认为，《欠条》中约定的是“押金条拿回付文家良贰万元整”，从字面理解为谭富安先拿回押金条，再付文家良2万元，这其中可以明确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之分。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文家良多次联系被告，被告均不予理会，在原告向本院起诉后，至本案辩论终结前，被告也没有积极向原告拿回押金条并支付剩余2万元转让款，从中可知，原告已作出了积极的履行义务行为，押金条没有拿回是被告怠于行使权利所致，不能归结于原告。鉴于被告拖欠原告2万元有《欠条》和被告自述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转让尾款2万元。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另行支付2万元的问题，原告认为这是双方的约定，当被告转让了××公司股份时就应当向文家良另外再支付2万元；被告则认为这是一个对欠条内容的补充说明，当被告真正拥有××公司教育培训中心100%股权时才需支付2万，并非是另外支付2万元。本院认为，《欠条》第一段文字与第二段文字分开书写，且被告分开进行确认，应当认定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二段文字约定的是“当谭富安有本中心或公司股份转让时支付文家良贰万元整（￥20000元）”，并未约定需真正拥有100%股权，因此，该第二段文字约定的是当谭富安有转让××培训中心或××公司股份的行为时，应当向原告另行支付2万元。现原告称被告已将××公司转让给案外人张××，虽目前××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股东一栏并未出现张××的名字，但被告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收了案外人张××的首付款，其已经存在转让股份的行为，因此，本院认为，根据《欠条》的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另行支付2万元。综上所述，原告诉求被告支付欠款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欠条》中第3段文字“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无法确认何人所签，也并无双方对该约定的签字确认，应视为双方对尾款支付的日期未作约定，原告可以随时主张权利，且从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利息。原告要求被告从2015年9月1日开始支付欠款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2%计算欠款4万元利息，因双方欠条中没有约定利息，原告该项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由于被告怠于履行还款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利息可以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是2018年3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关于原告是否应该向被告赔偿押金条损失的问题，原告向被告出具的《证明》写明“原××培训中心曾××…开具的原房屋租金押金归谭富安所有”，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称这是其出于人道主义赠送给被告谭富安的押金，但因被告谭富安反诉要求其赔偿押金损失，现其要求撤销赠与。经查实，××公司2014年开张时租赁××花园××、××号铺用于营运，并且交纳租金押金44000元，业主曾××出具押金条。押金是××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担保，该押金条是租赁双方结算租金的凭证，证明××公司交纳了44000元，押金条不是可以套现的现金。虽然原被告股权转让没有提到押金的归属，但是原告将其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也就是将××公司交给被告继续经营，该笔押金应该归于被告，2015年9月1日原告出具《证明》证实押金归被告所有，合符客观事实，押金条应当按照约定交给被告谭富安，因此，原告认为“该证明是具有赠送的性质，要求撤销赠与，并且请求被告归还押金44000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反诉原告谭富安主张“由于没有收回押金条无法向曾××收回押金，造成其损失44000元”，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谭富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文家良支付欠款4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4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清偿之日止）；二、原告文家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押金条交给被告谭富安；三、驳回原告文家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谭富安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补充证据：《收据》复印件一张，拟证明谭富安于2015年5月16日向文家良支付3万元作为购买××培训中心股份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谭富安是否尚欠被上诉人文家良4万元款项。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涉案《欠条》载明两笔借款，均为2万元，两笔借款系分开书写，内容不同，且上诉人谭富安分别予以签名、按指印确认，应当认定为两笔借款，谭富安合计欠款4万元，故谭富安提出两段文字实为一笔欠款的意见有违常理，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对于谭富安二审提交的《收据》，所载日期为2015年5月16日，而涉案《欠条》签订日期为2015年9月1日，故谭富安用签订《欠条》以前的付款凭证证明归还涉案款项不予支持。最后，对于押金条的问题，因《欠条》载明“押金条拿回付文家良贰万元整”，因在双方履行过程中存在纠纷，故一审判令谭富安归还借款，同时文家良将押金条交给谭富安，有利于双方纠纷的彻底解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谭富安的上诉意见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志文审判员  于海砚审判员  卫书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