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76年12月1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井芬，女，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斌，男，199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萄，男，199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200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海，系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琪琪，系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张军与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4民初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军、被上诉人李井芬、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海、郭琪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上诉人与刘道福、陈金辉的合伙关系成立系基于三人共同与关岭县花江镇蚂蟥村松树林组的村民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为基础，合同期限为20年，在合同期限内合伙人陈金辉于2016年3月份退伙，合伙人刘道福因死亡而退伙，陈金辉的退伙资金已结算清楚，刘道福的退伙是法定事由退伙，但入伙资金还没有结算清楚，同时租赁合同还在履行期内，合伙资产还在产生收益，因此组织形式在客观事实上还在延续。但一审却认为合伙人只剩下上诉人一人，合伙就解散了，却忽视了合伙资产还在产生收益的客观事实，合伙组织还在延续。2、合伙关系的成立确定了合伙资产应当依法由合伙人来共同管理，因此本案中因合伙共同租赁的场地出租给王自力所收取的租金，系合伙资产产生的收益，应归入合伙资产。被上诉人等并不是合伙人，不能直接管理合伙资产。依据《合伙企业法》，基于继承关系可以管理合伙财产的前提是必须经合伙人同意入伙或合伙组织清算后分配合伙资产时才有权管理合伙资产。本案中被上诉人等既没有取得合伙人身份也没有对合伙组织进行清算分配合伙资产，无权接管合伙资产，被上诉人等单方收取王自力的租金完全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上诉人作为合伙人的权利。3、上诉人在合伙组织中的合伙份额问题。本案合伙组织的产生虽然没有具体明确的书面协议，而是基于场地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合伙人出资比例、利润分配比例都没有明确约定，根据《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应视作合伙人对合伙资产享有的共同共有，即是均等的权利，因此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等返还已收取租金的一半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四被上诉人二审共同答辩称：1、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从一审核实情况来看，虽然张军参与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但是张军收取刘道福的合伙资金148000元后，并未参与合伙事务，也未将资金用于场地，所以后面场地瘫痪。2、现在的场地是以李井芬自己名义签订的，与张军没有任何关系。3、本案张军、刘道福、陈金辉之间有合伙意向，但是没有完成合伙，合伙关系没有产生。原审原告张军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四被告共同返还已收取的合伙场地出租所产生租金145000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以下事实：被告李井芬系刘道福之妻，刘贵斌、刘贵萄、刘某三人系李井芬与刘道福子女。于2013年5月4日，原告张军与刘道福、陈金辉口头达成合伙意向，三人一起与关岭县花江镇蚂蝗村松树林组村民易大军、黄显林、赵国维等15人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用于煤场经营，租赁期限为20年，约定租赁时间为自2013年5月4日起至2033年5月4日止。分期支付租金，从2013年5月4日至2018年5月4日，每年租金为5000元/年；2018年5月4日至2023年5月4日，每年租金为6000元/年；2023年5月4日至2033年5月4日，每年租金为8000元/年。租金支付方式为每5年付款一次。该租赁场地土地面积共7.27亩。2016年3月陈金辉退出合伙，同年4月5日，刘道福将该场地及设施出租给王自力，并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租金每年12万元，共36万元。2018年5月15日，原告张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刘道福与王自力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租用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以（2018）黔0424民初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军的请求；张军对该判决不服，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12月13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4民终987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因2017年刘道福去世后，刘道福与王自力因租赁关系产生的租金由刘道福之妻李井芬收取，截止2018年7月27日双方确认之诉审理终结时，李井芬共收取了王自力租赁费29万元。现原告张军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如其前述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证实或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主张的事实，将要承担不利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四被告返还已收取的合伙场地出租所产生租金，争议焦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合伙关系是否存在，原告是否已经退伙；二是李井芬及其李井芬与刘道福共同生育的子女能否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进行主张；三是合伙关系中，合伙人的出资份额及收益如何分配。本案在审理中，经一审审理查明，关于合伙的事实，2013年5月4日，原告张军与刘道福、陈金辉口头达成合伙意向，三人一起与关岭县花江镇蚂蝗村松树林组村民易大军、黄显林、赵国维等15人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合伙关系确实存在，且诉讼中，被告亦无充足证据证实原告已经退伙，故关于合伙关系，予以认定。关于李井芬及李井芬与刘道福共同生育的子女能否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进行主张，本案争议属于财产权，刘道福死亡后，李井芬及李井芬与刘道福共同生育的子女皆作为刘道福的法定继承人，原告主张该几被告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合伙人的出资份额及收益如何分配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虽然能够证明自己与刘道福、陈金辉是口头合伙人，但是，对个人合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没有订立有具体的书面协议。原告张军提交的《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活动板房销售（购销）合同书》复印件、《电子衡器设备定作合同》复印件、刘道福、陈金辉签字认可投资凭证复印件、收条复印件，只能证明合伙参与人对场地及设施的投资，不能证明合伙人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具体情况，因此，对于原告张军主张判决四被告共同返还已收取的合伙场地出租所产生租金14.5万元给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0元，减半收取1600元，由原告张军承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张军提交下列证据：1、2013年7月12日各合伙人签字认可投资凭证原件一张，拟证明其合伙经营的支出。2、2013年9月8日各合伙人签字认可投资凭证原件一张，拟证明截至2013年9月8日，上诉人张军共投入149796元。3、《电子衡器设备定做合同》原件一份，拟证明案涉合伙其有投入。四被上诉人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刘道福死了，现在真实性无法考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张军支出140000余元，与上面的记录120000余元矛盾。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案涉合伙建设。被上诉人二审提交2013年6月29日收条一张，拟证明刘道福的投资款。上诉人张军表示认可他本人签字的收条。本院二审依职权对之前的合伙人陈金辉就案件事实情况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依职权向关岭县公安局花江派出所调取《关于2013年王伟偷走刘道福铲车一事的情况说明》一份。上诉人张军对《询问笔录》、《关于2013年王伟偷走刘道福铲车一事的情况说明》均表示无异议。四被上诉人对《关于2013年王伟偷走刘道福铲车一事的情况说明》表示无异议，对《询问笔录》表示基本无异议，但是有矛盾，1、140000余元的数额已经划掉，说明是作废。张军出资多少与其一审陈述及陈金辉陈述是矛盾、不一致的。2、刘道福出资100000元的说法也是矛盾的，张军就收到刘道福的148000元。但是关于铲车开走是属实的，也说明合伙事项没有成立。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张军提交的证据1、证据2，二审在向之前的另一合伙人陈金辉询问时，陈金辉明确表示上面“陈金辉”系自己所签，两份证据系当时的出资，本院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张军虽在2013年9月8日的投资凭证记载下部画X，认为自己在此之后还有投入，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故根据2013年9月8日的记载和陈金辉证言，对2013年9月8日记载的张军的合伙出资予以认定，本院对证据1、证据2予以采信。针对上诉人张军提交的证据3，本院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针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2013年6月29日收条一张，因上诉人张军认可其签字，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刘道福、陈金辉、王伟及上诉人张军共四人口头约定合伙经营洗煤场。2013年5月4日，上诉人张军与刘道福、陈金辉三人作为甲方，与关岭县花江镇蚂蝗村松树林组村民易大军、黄显林、赵国维等15人作为乙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租用乙方位于关岭县花江镇胡家麻窝（又名渣渣坡）公路边土地共7.27亩用于合伙经营。截至2013年7月12日，各合伙人确认合伙共支出441011元，王伟出资100000元购买洗煤场铲车，刘道福出资100000元，陈金辉出资120000元，上诉人张军出资121011元。截至2013年9月8日，刘道福、陈金辉、王伟确认上诉人张军共支出149796元。上诉人张军认可收到刘道福出资款148000元。各合伙人对于盈余分配并无明确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王伟将其预付100000元购买的铲车开走。2016年4月2日，陈金辉退伙，将其名下的经营权、管理权及在场的所有设备转让给刘道福。2016年4月5日，刘道福将该场地及设施出租给王自力，并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租金每年120000元，共360000元。因刘道福去世，由刘道福之妻李井芬收取了王自力的租金290000元，王自力还差70000元未付。以上事实有《场地租赁合同》、刘道福、陈金辉签字认可投资凭证、二审陈金辉《询问笔录》、关岭县公安局花江派出所出具的《关于2013年王伟偷走刘道福铲车一事的情况说明》、一二审庭审笔录、（2018）黔04民终987号生效文书为凭。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军要求合伙场地出租所产生的租金145000元是否应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上诉人张军与刘道福、陈金辉、王伟四人租用关岭县花江镇胡家麻窝（又名渣渣坡）公路边土地共7.27亩合伙经营洗煤场，合伙关系确实存在。2013年王伟将自己出资100000元购买的铲车开走，已形成事实上的退伙，另一合伙人陈金辉也在2016年4月2日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刘道福后退伙，故案涉项目合伙人只剩下上诉人张军与刘道福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规定，可知，个人合伙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合伙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在合伙契约中自由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共同管理使用合伙财产。故本案中上诉人张军作为合伙人之一有共同管理合伙财产的权利，有权要求分割合伙期间的经营收入款。虽然各合伙人对于此次合伙的出资比例、盈余分配、入伙、退伙等并无书面约定，但结合上诉人张军提交的刘道福、陈金辉签字认可的投资凭证及二审陈金辉的《询问笔录》，截至2013年9月8日止，上诉人张军出资149796元。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金额共计148000元，被上诉人一审陈述是刘道福退给上诉人张军的退伙款，二审又陈述是合伙款，从时间上看在2013年9月8日结算前后，应为合伙款，且上诉人张军对此表示认可，故刘道福出资额为148000元，加上陈金辉出资的120000元，案涉合伙项目共花费417796元。2016年陈金辉退伙，将其合伙财产转让给刘道福，故刘道福合伙资产占比为64.15%，张军合伙资产占比为35.85%。即对于被上诉人李井芬收取的出租案涉场地、设施所获的租金290000元，上诉人张军享有35.85%×290000=103965元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故本院对上诉人张军诉请的租金在103965元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4民初68号民事判决，改判为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张军租金103965元；二、驳回上诉人张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减半收取1600元，由上诉人张军负担453元，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负担11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上诉人张军负担906元，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负担22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张军已预交，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负担的部分由被上诉人李井芬、刘贵斌、刘贵萄、刘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并支付给上诉人张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朱俊蓉书记员田泽华（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