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6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女，197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梦依，女，200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定代理人：汪某，女，系柯梦依之母，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办事处汉湖村**********，公民身份号码：4201121979********。上诉人（原审原告）：雍梦琪，女，201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div>法定代理人：汪某，女，系雍梦琪之母，住湖，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办事处汉湖村**********身份号码：4201121979********。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兰，女，194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钧，湖北大汉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负责人：刘理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大钧，被上诉人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420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向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支付“国寿康悦医疗保险”保险金273804.6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销售人员袁能向雍正标推销“国寿鑫福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和“国寿康悦医疗保险”时，雍正标如实向袁能告知其病史，并在袁能表示可以承保之下，购买了“国寿鑫福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和“国寿康悦医疗保险”。其中，“国寿鑫福赢家年金保险（分红型）”是主险，保费30000元；“国寿康悦医疗保险”是附加险，保费是847元。因案涉《电子投保单》是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单方制作，没有经被保险人雍正标签字认可，原审法院以该份投保单确定案件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辩称：一、雍正标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之间签订的涉诉保险合同，应合法有效，并对投保人及保险人均具有约束力。二、汪某等上诉人认为《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系复印件，系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单方制作为由，否定其真实性、合法性，违反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人身保险合同电子投保单的原件，应在投保人所持有的保险合同中，并构成完整的保险合同，然汪某等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所提交的保险合同，故意缺失电子投保单原件，存有故意隐匿证据之嫌。因而，在其不能提供完整的保险合同之下，应当确定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真实有效。三、投保人雍正标在电子投保单及电子投保确认单中亲笔签名，可以证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已就《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所需询问的相关事项，尤其是健康状况向投保人进行过问询，而投保人均对其既往疾病史予以否认。在投保人正是基于乙型××等疾病而产生自2018年7月至8月医疗期间的费用之情形下，结合投保人在投保前数次因上述疾病进行住院治疗而在投保时予以隐瞒之事实，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依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不予承担并支付保险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汪某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支付国寿康悦医疗保险保险金273804.61元；2、诉讼费用由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7日，被保险人雍正标向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购买了国寿康悦医疗保险，保险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27日，保险金额600000元，保险费847元，雍正标按约交费。2018年3月26日，雍正标续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28日至2019年3月27日。2018年7月20日，雍正标因病入院治疗，2018年7月30日出院，住院十天，，住院十天9147.13元；2018年8月4日，雍正标第二次入院治疗，住院十三天，住院十三天32820.01元；2018年8月17日，雍正标第三次入院治疗，于2018年8月18日死亡，医疗费用21837.47元。张文兰是雍正标的母亲，汪某是其妻子，柯梦依和雍梦琪是其长女和次女，均系雍正标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雍正标死亡后，因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拒付保险金，基于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作为雍正标的法定继承人，特诉至法院，主张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按约给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6日，雍正标以其本人为被保险人，在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投保国寿康悦医疗保险。条形码为1133421000787308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载明：“告知事项”项下“1，是否曾经患过或正患下列任一疾病：恶性肿瘤，心肌梗塞，恶性淋巴瘤，白血病，脑出血，脑梗塞，肾功能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肾炎，冠心病”，雍正标作否定勾选。条形码为1137420201478021的《电子投保确认单》载明：本人确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并对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投保提示、产品说明书（仅限于分红、万能、投资连结保险）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本人已认可《电子投保单》的全部内容，确认投保人、被保险人及身故受益人信息、投保事项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正确无误，健康、财物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与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认无误；已仔细阅读并理解电子版《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全部内容，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雍正标在其上“投保人签名”及“被保险人签名”处签名。雍正标缴纳了保险费847元，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承保并出具《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2017-420133-942-65000181-5），保险金额600000元，保险费847元，保险期间一年，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2018年3月27日止。《国寿康悦医疗保险（A）利益条款》约定：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康悦医疗保险（A款）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声明、批单、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组成。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除另有约定外，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约定终止日二十四时止，投保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之前或在本合同约定的交费宽限期内，经本公司同意后，向本公司交付续保保险费，本合同于保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延续有效一年；本合同可按上述方式续保至被保险人年满八十周岁后的第一个年生效对应日。保险责任，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在本合同生效六十日（按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六十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不含特需、国际医疗部、外宾病房、干部病房、VIP病房）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每次住院自住院之日起实际发生并支付的医疗必需且合理的本合同约定的住院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付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本合同约定的住院费用，指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药品费、住院手术费、床位费、膳食费和其他费用之和。责任免除条款（加黑加粗字体）约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时未如实告知的现患疾病或既往症，导致被保险人接受入院治疗或特殊门诊治疗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上述保险合同期间届满，雍正标向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支付续保保险费847元，上述保险合同延续有效一年，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27日止。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30日，雍正标因乙型××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乙型××后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Ⅱ型糖尿病、胆汁淤积症、慢性××。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17日，雍正标再次入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治疗，期间行同种异体肝移植术。2018年8月18日晚，雍正标因呼吸心跳骤停死亡。嗣后，汪某向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申请理赔，该公司经调查发现：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4日、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1月18日、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0月21日，雍正标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均为××后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期，Ⅱ型糖尿病。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8月13日，雍正标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脾动脉栓塞术，出院诊断为肝硬化失代偿期、脾功能亢进。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30日期间，雍正标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发热待查，病毒性××、××、肝硬化，Ⅱ型糖尿病。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载明：根据康悦医疗保险（A款）责任免除条款，因本合同生效时未如实告知的现患疾病或既往症导致被保险人接受入院治疗或特殊门诊治疗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险合同中，本公司将该项责任免除条款用加粗加黑字体进行了重点标明，已对投保人作出提示。因此，由于此次理赔申请事项属于投保前未如实告知的已患疾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汪某于当日收到上述通知。一审另查明：雍正标的法定继承人有其妻子汪某，其女儿柯梦依、雍梦琪，其母亲张文兰。且在审理中，依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申请，向长江航运总医院调查雍正标是否存有在该院进行体检的事实。经长江航运总医院回复：客户雍正标没有在体检科的体检记录。一审法院认为，雍正标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电子投保确认单》，雍正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认知能力，其在上述材料上签名，应是在阅读并知悉上述内容后才签名，并应当知道在签名后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雍正标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对《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电子投保确认单》全部内容的认可，由此可以证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就相关事项对雍正标进行了询问并经雍正标书面确认，亦可证明该公司对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进行了明确说明。《国寿康悦医疗保险（A）利益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系使用加黑加粗字体，可以证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作出了提示。因此，涉案《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生效。本案中，雍正标在投保前多次住院治疗，均被诊断患有乙型××、肝硬化、Ⅱ型糖尿病，但其在投保时经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询问而未予告知，雍正标在2018年7、8月期间因上述疾病住院发生的医疗费，应属涉案《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中约定的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时未如实告知的现患疾病或既往症导致被保险人接受入院治疗发生的费用，故对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主张的上述医疗费，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保险责任免除，该公司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判决：驳回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7元减半收取2703.50元，由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负担。二审期间，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向本院提交一份《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复印件，拟证实投保人雍正标在投保时就其病史向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予以了告知。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认为该份投保单系复印件，并与投保人通过电子化业务系统所勾选的信息不同，且在《电子投保单》只有一份原件并装订于《保险合同》之中的情形下，因汪某等上诉人不能提供《保险合同》的原件，对于该份《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复印件不予认可，并申请本院现场核查投保人雍正标留存在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系统内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原始载体，且申请证人徐某、周某出庭作证。据此，本院前往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就案涉《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的原始载体进行了核实，并拍照留档，且调取了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业务流程规范。证人徐某、周某于二审期间亦出庭就其投保情况予以了说明，且提交了《保险合同》。同时，本院就二位证人《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的原始载体进行了核实，并拍照留档。经质证，汪某等上诉人对本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雍正标《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留存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处，其可随意更改，且投保流程属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单方制作，故不认可本院调取雍正标《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的内容及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业务流程规范。同时表明，因证人徐某、周某系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员工，其证词不应采信，虽然该二人的《保险合同》真实，但对本院所核实证人《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的原始载体所示内容，认为与本案无关。针对当事各方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对汪某等上诉人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因系复印件，且未经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确认，并与本院核实的具有原始载体的保单信息内容不符。故，该份投保单不符合证据组成的法律要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对本院调取的雍正标投保单电子信息，虽汪某等上诉人不认可该信息内容，但无实质证据反驳，故对调取的该份投保单，本院予以采信。3、对证人徐某、周某的证言，因该二位证人系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员工，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具有利害关联，就其证词，本院不予采纳。4、对证人徐某、周某分别提交的《保险合同》，因汪某等上诉人对其真实性的认可，且经核实原件后，本院予以采信。5、对本院在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调取的证人徐某、周某投保单电子截屏信息，因系客观事实，且与该二位证人分别提交《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的内容一致，故在汪某等上诉人无实质证据反驳之下，对该二位证人的投保单电子截屏信息，本院予以采信。6、对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业务流程规范，因系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雍正标在其签字确认的《电子投保确认单》中载明：本人确认本次签署《电子投保确认单》信息与通过电子化投保的《电子投保单》信息，均属本人自愿提供的真实信息且两者完全一致确无欺瞒……投保信息均以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收到《电子投保单》信息及签发给本人的保险合同所载信息为准。二审期间，经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申请，并经本院核实，留存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电子化投保系统中《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所示雍正标勾选的信息内容，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提交的雍正标《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内容相同。且经核查他方《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原件所示的选项内容，亦均与该投保人在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电子化投保系统中所示《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所选定的事项相同。同时，汪某等上诉人表示其无《保险合同》原件，经审核其举示的《保险合同》复印件，该合同左侧边缘存有明显且赋有规则的打孔标记，但其举示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复印件中无打孔标记。本院认为，一份完整的保险合同除包含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赔偿处理、释义等内容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之规定，还应当存有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本案中，汪某等上诉人表示其从未取得投保人雍正标的《保险合同》原件，并以一份《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复印件作为理赔依据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为：1、众所周知，《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据以索赔的原始凭据。在保险理赔事件发生后，投保人需持有完整的保险合同及相关缴费凭证的原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请求。汪某等上诉人声称其从未取得《保险合同》原件，有悖常理。何况，在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否认其向投保人雍正标出具过该份复印保单之情形下，就作为复印件的资料需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并在相互印证后方能以证据形式予以认定。故，对该份复印保单的来源，汪某等上诉人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予以举证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然汪某等上诉人却对其复印保单的取得无证据证实，从而导致该复印保单因无原始基础证据或间接证据的佐证而无法采信。2、依投保人雍正标签署的《电子投保确认单》之内容可知，《电子投保单》系经雍正标通过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电子化投保系统确认并留存于《保险合同》之中的投保文件，该《电子投保单》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应系作为投保人雍正标法定继承人的汪某等上诉人所持有，故其理当于一审审理期间予以提交。但其持有该份《电子投保单》而拒不出示的行为，实质在于规避其举证责任。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一审以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3、由于汪某等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交《保险合同》的原件，在其举示的《保险合同》复印件是经过折装组成且左侧边缘存在明显并赋有规则的打孔现象之下，基于汪某等上诉人举示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复印件左侧边缘并无打孔的复制影像，该保单亦无法证实与其持有《保险合同》复印件的来源具有统一性。4、汪某等上诉人为证实雍正标在投保前在长江航运总医院进行过体验的事实，于一审期间举示了投保人雍正标众多体验项目的挂号单据，但却未能出示与挂号单据时间相匹配的缴款凭证及长江航运总医院的体验报告，在长江航运总医院证实雍正标没有体验记录之下，该事实也可佐证投保人雍正标因逃避体验的行为，表明其在投保时具有刻意隐瞒病史的故意，并可推定雍正标未能如实向保险人履行诚信义务，从而致使汪某等上诉人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个人短险）》缺乏事实认定的基础。5、基于雍正标以签署《电子投保确认单》的方式确认《电子投保单》形成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电子化投保系统内之事实，说明其确认的《电子投保单》即存有原始的载体，在本院核实雍正标投保单的电子信息后，经审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保险业务的交易流程，并在比对他方《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原件所示选项内容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电子化投保系统内留存他方《电子投保单》信息内容完全一致的情形下，依保险行业交易的一般性常识，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也并不大可能单就雍正标的投保信息在索赔事件发生前后，对已经生成的电子文件进行资料的篡改，从而悖于保险行业的审核制度及交易习惯，并致使保险行业的整个交易安全系统可脱离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就保险交易安全性的监管体系而任由保险人自主完成。因此，在汪某等上诉人无实质证据印证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对雍正标投保单信息进行过修改之下，其不能仅凭臆断来确定已生成的电子投保文件发生过变动。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条法律规定表明，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凡证明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的，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不负有结果证明的举证义务，相对方应就未产生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据此，就本案当事双方的证据相比较，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所提交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仅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真实性三要素的法律特征，而且具有针对性、逻辑性和能动性，相互间已形成一条证据链，足以印证本案每一衔接情节，从而使其所示证据在证据证明力标准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并远远大于汪某等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标准。故，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完全符合通常的事理、情理与法理，在汪某等上诉人未能对投保人雍正标没有发生勾选投保单之事实，或对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篡改雍正标投保单信息之情形，举示详实的证据予以佐证之下，可以确定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在雍正标投保时，就保险合同所需征询的相关事项向投保人进行过询问，并由投保人亲自选定了《电子投保单》中所应必须勾选的投保人健康状况之信息内容。现汪某等上诉人以雍正标未签字确认《电子投保单》为由，认为一审事实认定错误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在《保险合同》及附件中对不能获赔的情况，以显性免责条款的文字表述进行了显著且明确的标示，而汪某等上诉人却无证据证实投保人雍正标已依诚信原则就其健康状况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一审认定中国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保险责任免除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汪某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7元，由汪某、柯梦依、雍梦琪、张文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林宏文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