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621号原告：翟阿英，女，1953年10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北京延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洪德，男，1935年8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男，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法定代表人：蒋卫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翟阿英与被告翟洪德、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延公司）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翟阿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翟洪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建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阿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判决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属于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分割给原告。事实和理由：原告为北京市延庆区××镇××村村民，原告的母亲何某在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有一处宅基地及东侧胡同47．8平方米，该处宅院内有北房一间半。1994年9月1日，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政府给原告母亲何某享有的一间半房屋及宅院颁发了延集建百眼泉字第01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7年，××镇××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原告作为其母亲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理应享有其母亲何某生前遗留财产相对应的拆迁利益。建延公司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何某生前所有的一间半房屋及宅院拆除，并与翟洪德签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错误地将属于原告的宅院及一间半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给付了翟洪德，且建延公司对属于原告的47．8平方米的东侧胡同宅基地对应的拆迁利益，既没有给付原告，也未给付其他人员，而是自行予以侵吞。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含有原告享有的拆迁利益，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975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2450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涉案院落的被拆迁人为原告和被告，《搬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由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订，并不表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全部拆迁利益均归翟洪德一个人所有。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之一理应享有对应的拆迁利益，现建延公司将全部拆迁利益全部给付翟洪德后，翟洪德拒不将属于原告享有的拆迁利益给付原告。因××村委会为翟洪德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的宅基地院落及房屋、附属物全部为翟洪德所有，致使建延公司仅与翟洪德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建延公司错误地将属于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给付了翟洪德，将属于原告的47．8平方米东侧胡同宅基地对应的拆迁利益自行予以侵吞。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翟洪德辩称，本案诉争的××村××号院内的24．75平方米的空闲地的1．5间北房，是翟洪德同其妹妹翟某1于1972年共同独自出资所承建。1994年9月1日，翟洪德从延庆县××镇××村委会获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现有政府颁发的翟洪（红）德名下的《宅基地登记卡》在案佐证）。同年同月同日，翟洪德又取得了延庆县人民政府和延庆县土地管理局及××村委会联合颁发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所以，翟洪德既合法拥有了本案诉争的××村××号院的房屋和院落，又合法拥有了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受益权。翟洪德完全有权利与本案被告建延公司签订本案诉争房屋的《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建延公司也有权依据本案第三人××村委会所出具的能够证实涉案房屋和院落归村民翟洪德所有的《证明》，与翟洪德签订本案诉争房屋的《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以，该《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同原告无任何因果关系。依据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9民初1106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例，同为××村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补偿，而且同是一个时间节点，关于拆迁户的宅基地面积和权属确定，延庆区法院是这样认定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未被法院确认无效或撤销之前，合同缔约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适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建延公司发布的宣传手册《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载明“宅基地认定主要认定宅基地使用权人、四至范围及面积等情况。此项工作，各服务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由南辛堡村、民主村、××村分别组建宅基地认定组、核审组，由区住建委、区划办、区法制办、延庆镇人民政府、搬迁人组成监督组”。宅基地面积并非建延公司确定，而是由村委会专业小组认定，该内容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同理，本案的原告所诉的内容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理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乡规民约，××村委会的两委干部祖辈都生活在本村，从翟洪德的父亲翟某2及母亲朱某到其儿子翟某3、翟洪德及女儿翟某1，再到原告的母亲何某和原告翟阿英及其丈夫张某1，都非常了解和熟悉，××村委会的两委干部更知道如上人员的住处和情况。依据《村民自治法》，本案第三人××村委会完全有权出具能够证实涉案房屋和院落归村民翟洪德所有的证明，况且本案被告建延公司还委托第三方北京汇盛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翟洪德的房屋和院落进行公正测量，所以××村委会出具的该证明具备成立的事实基础，依法理合法有效。翟洪德是××村的合法村民，具有村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而原告及其父亲翟某3、母亲何某既不是××村的村民，也无××村村籍，更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是因为，早在60年代之初，原告的父亲翟某3就通过招工的手续办理了农转非，成为了当时延庆县农场的一名正式职工，依据延庆县人民政府的文件规定：“通过招工手续、农转非离开农村的、非考学离开农村的，不再属于本村的村民。”故本案中，原告及其父亲翟某3、母亲“何某”事实上都不具有××村的村民资格，更没有资格领取××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告的父亲翟某3、母亲何某，一没有××村村籍，二不是百眼权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股民，二本案的原告翟阿英又系延庆县县社的正式职工，翟某4亦是单位的正式职工，在××村均无房产，只是本案原告翟阿英与××村的村民张某1结婚后，何某才与女儿女婿在××村居住一段时间，后随女儿搬到延庆县城的楼房之内居住直至去世。何某与翟某3再婚后，其一家四口人一直都在当时翟某3的单位延庆县农场家属区的房屋内居住。翟某31985年去世后，其大姑爷张某1接了岳父翟某3的班，成为了延庆县农场的正式职工。依据《国务院禁令》和《村民自治法》的规定，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享有农村宅基地受益权和补偿权。所以，1994年9月1日，无论是当时的延庆县人民政府，还是当时的延庆县土地管理局，亦或是当时的××村委会都不会、更无权给原告的母亲何某颁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据此原告手中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还是翟洪德均不认可。第一，原告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不是原告母亲“何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荷某”与“何某”不是同一人，故原告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二，原告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附页），没有加盖填发机关及延庆县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故其没有合法性。第三、原告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的宅基地平面图，经过翟洪德的妹妹翟某1向张某2本人核实，不是绘图员张某2的亲笔签名，而是系原告找其他人模仿所签，故翟洪德强烈要求对该落款处的绘图员张某2的签名进行司法笔迹鉴定，以此辨明其真伪。事实上，延庆镇××村委会从来也没有给原告母亲何某颁发过《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此，原告持有的“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其合法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能成立，翟洪德均不认可。本案原告既没有将能够认定该“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村民委员会诉为本案第三人到庭说明事实真相，也没有向法院提交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该“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存根底档。翟洪德和建延公司到延庆区人民政府核实，延庆区人民政府根本就没有该“荷某”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人和记录。据此，本案原告具有伪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重大嫌疑，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合法性不能成立，更不能作为确定本案的定案依据。至于翟阿英向法院炮制的《分家协议》根本子虚乌有，都是没有的事实。因为老房子已经荡然无存，早在1971年就已经自然坍塌，且该《分家协议》之上并非翟某2及朱某夫妻俩人亲笔签字，故翟洪德强烈要求对该《分家协议》落款处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以此辨明其真伪。据此，该《分家协议》在没有司法鉴定结论的前提下，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再次，由于翟某21983年去世，翟某31986年去世，朱某2003年去世，何某2013年去世。故原告的继奶奶朱某死于其子翟某3之后。据此，朱某享有继承其子翟某3遗产即本案诉争宅基地拆迁利益的权利，翟洪德和翟某1亦享有继承其母亲朱某所继承本案诉争宅基地拆迁利益的权利。退一万步讲，假使该《分家协议》成立，本案诉争的24．75平方米空闲宅基地也系何某、翟阿英、翟某4、朱某共同法定继承的遗产。也就是说，本案诉争的24．75平方米空闲宅基地拆迁的受益，也系何某、翟阿英、翟某4、翟洪德和翟某1的共同共有物。然而本案，每个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尚没有法律判决依据，据此，本案尚缺继承人翟某1这个诉讼主体，更何况原告依法也应该先履行继承析产纠纷的法定程序而不是直接诉共有物分割纠纷。在（2018）京01民终2450号民事判决书中，只是认定：“翟洪德的全部拆迁利益中可能包含属于翟阿英的份额”，但是到底是多少份额并未明确，该判决也只是建议翟阿英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严格审查翟阿英持有的“荷某”名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真伪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合法性就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基于如上的答辩的事实和理由，翟阿英并未向法庭提交能够证明“荷某”与“何某”系同一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持有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翟阿英在以往的诉讼中，亦未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其共同共有本案诉争的共有物的证据，谈何分割！所以，翟洪德所签的《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与翟阿英没有任何事实关系及法律关系。故此，翟阿英起诉翟洪德，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敬请人民法院依据我国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相关之规定，确保翟洪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翟某2与朱某1（朱某）夫妻二人共生育二子二女，即长子翟某3（已去世）、次子翟洪德、长女翟某5（已去世）、次女翟某1。1967年，翟某3与何某结婚，二人均系再婚，何某带长女翟阿英、次女翟某4与翟某3一起生活。四人曾在涉案院落北房4间中东边1间居住，翟某2、朱某1、翟洪德在西边2间居住，东边第2间伙用。翟某4、翟阿英先后于1976年、1977年出嫁离开涉案院落。1983年，翟某2去世。1986年11月5日，翟某3去世。1993年，何某搬离涉案院落随翟阿英一起居住。2003年，朱二头去世。只有翟洪德仍在涉案院落居住。2017年，××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建延公司系负责该项目的搬迁安置单位。2017年9月22日，建延公司作为甲方（搬迁人）与作为乙方（被搬迁人）的翟洪德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内容包括：乙方宅基地面积为337．4平方米，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80．35平方米。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款总额为1766115元，其中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1290555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141395元、垃圾减量奖励费334165元（按宅基地内未建房面积257．05平方米计算）。搬迁补助费总额为343214元，其中临时安置费（租房周转费）180000元、搬迁费（搬家费）3214元、特困人员补助费10000元、参照经济适用房管理的安置房未来交易土地出让金补助费150000元。搬迁奖励费总额为200000元，其中：提前搬迁奖50000元、工程配合将150000元。翟洪德以上的搬迁补偿、补助及奖励费合计2309329元。翟洪德自愿选择房屋安置补偿，预选的总安置面积300平方米，其中三居室（90平方米）一套、两居室（75平方米）二套、一居室（60平方米）一套。需支付的安置房预扣款为1823220元，建延公司向翟洪德支付预结算款486109元。同日，翟洪德作为承诺人向建延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翟洪德为××村村××号被搬迁人，承诺在本次搬迁过程中提供的所有身份证件、房屋权属证明及其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均是真实有效的，如出现虚假材料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与其他部门、公司及个人无关。”建延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取得××村村域范围内宅基地房屋的房屋拆迁许可证。2017年11月13日，翟阿英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案由将翟洪德、建延公司诉至本院，请求依法确认翟洪德和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无效。翟阿英在该案审理中提交其妹翟某4声明一份，上载明：“父亲翟某3、母亲何某生前在涉案院落四间北房，从东数一间半加胡同遗留下来的财产我自愿放弃继承，属于我那份遗产给姐姐翟阿英，声明人翟某4，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7号。”本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京0119民初9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翟阿英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综合认定翟营继承何某财产份额后，涉案院落属于翟阿英和翟洪德共有状态。”、“但应指出《搬迁协议》虽由翟洪德签订，并不表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利益均归翟洪德个人所有。翟阿英作为被拆迁人之一其可得利益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案主张权利。”后翟阿英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京01民终2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根据1986年的分家协议，××村××号涉案院落北房四间中，东边一间归何某，西边二间半归翟洪德，翟洪德、何某分别持有不同编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对于共有使用权面积、建筑占地面积作出明确记载，可见××村××号内的房屋系何某、翟洪德共同所有。翟洪德自述归何某所有的一间半房屋坍塌，已自然灭失，其所述不能成立，即使房屋自然坍塌，翟洪德亦无权擅自处理。翟洪德在拆迁时与建延公司签订协议，将××村××号内全部房屋列入协议，其主观上存在恶意；而建延公司完成了形式上的必要的审查，获取了××村村委会的证明，与翟洪德签订协议的行为主观上无恶意，该公司亦未因此降低补偿标准，故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订协议不属于无效合同，翟阿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但是本院在此指出，翟洪德根据搬迁协议取得的全部拆迁利益中包含属于翟阿英的份额，翟阿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主张权利。”翟洪德、何某的共有使用权面积（净面积）分别为158平方米、12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分别为40平方米、45平方米，和分家协议中房屋面积大致相符。另查，何某于2013年8月29日去世，翟阿英、翟某4系何某的法定继承人。翟阿英的户口簿显示其户籍为××村村××号非农业家庭户。诉讼中，翟阿英提交下列证据：1．（2017）京0119民初975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京01民终2450号民事判决，证明涉案房屋及宅院被拆除，拆迁利益归原告及翟洪德共有。翟洪德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建延公司对该证据认可。2．分家协议一份，该分家协议载明：“母息（媳）子三人商量同意将家房分开四间东边一间半分给何某，西边二间半分给翟洪德，今后个（各）守个（各）业，老人由翟洪德奉养生活吃穿负担养老送终。现有家院个（各）站个（各）边立约为证，立字据文约人为朱某、何某、翟洪德，证明人：张某3、张某4，1986年5月20日。”证明涉案房屋东边一间半分给何某，当时翟某3在世，当时却患有重病，所以在朱某、翟洪德、村书记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分家，翟洪德的名字是李某所写，由翟洪德盖章。翟洪德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分家但形成的时间是1986年5月20日，翟某3去世的时间是1986年11月5日，分家单上却没有翟某3的签字，分家单上也没有朱某的签字或指纹。建延公司称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应由法院核实。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及宅基地登记卡各一份，分别证明何某对涉案房屋及宅院的所有权及户主是何某。翟洪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村宅基地登记小组认定宅基地归翟洪德所有，是履行过法律程序的。建延公司称对该证据没有意见。4．建延公司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一份，翟洪德及建延公司均认可。5．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翟洪德认为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建延公司称没有意见。6．拆迁前的房屋照片2张，证明翟洪德所说的一间半房屋坍塌不是事实，拆迁之前房屋没有坍塌。翟洪德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建延公司称无法确认。7．2019年4月13日翟洪德提交的张某3所写的字据，证明此份证据不是张某3所写。翟洪德称该证据是其申请鉴定时提交的检材，是由张某3本人书写，内容其没有在意，重点是字是张某3所写。建延公司称不认可该证据。8．录音光盘一张。翟洪德称不是张某3的声音，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建延公司表示不认可。9．××村委会的证明一份。证明“何某”错写成“荷某”。翟洪德对该证据不认可。建延公司称应以原件为准。翟洪德提交以下证据：1．派出所的证明信一份，证明翟某2之妻为朱某2，翟某1与朱某2是母女关系，朱某身份无从确认，朱某2是大名，朱某1是小名。翟阿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称翟某2之妻朱某2的曾用名是朱某1和朱某。建延公司认可该证据。2．翟洪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宅基地登记卡各一份。翟阿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涉案房屋宅基地整体面积为翟洪德使用。建延公司认可该证据。3．张某3书写的分家单说明一份。翟阿英不认可该证据，认为张某3不可能同一天写了两份书面材料。建延公司称没有意见，应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准。4．翟某6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归翟洪德所有。翟阿英不认可。建延公司称证人需到庭作证。5．北京一中院的(2018)京01民终2450号民事判决一份，证明翟某3的去世时间，签订分家单时翟某3有行动能力。翟阿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当时翟某3在北京住院，同意将房子写在何某名下。建延公司认可该证据。建延公司提交宅基地房屋搬迁安置方案一份，翟阿英、翟洪德均表示认可。诉讼中，翟洪德对翟阿英提交的分家单全部内容是否由当时的代书人张某3亲笔书写、对“荷某”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绘图员“张某2”三个字是否由张某2本人的亲笔签名申请字迹鉴定。但因翟洪德未能提供与检材具有相同字迹的同时期3-5份样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退案函，决定此案终止鉴定，做退案处理。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原告认为其宅基地及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受到损害，属于民事纠纷范畴，故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理范围，本院对翟洪德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荷某”实为“何某”，为翟阿英之母。朱某与朱某2、朱某1亦为同一人，为翟洪德之母。根据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根据生效判决及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搬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然由翟洪德与建延公司签订，但因涉案院落属于翟阿英与翟洪德共有，故翟阿英亦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翟洪德虽然提出若干辩称意见不同意翟阿英的诉讼请求，但均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佐证自己的观点，故本院对其相关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翟洪德自愿选择房屋安置补偿，预选的总安置面积300平方米，其中三居室（90平方米）一套、两居室（75平方米）二套、一居室（60平方米）一套。翟洪德的搬迁补偿、补助及奖励费合计2309329元，需支付的安置房预扣款为1823220元，建延公司向翟洪德支付预结算款486109元。该款项已打入翟洪德账户，但安置房尚未建成交付。本院认为，涉案宅基地房屋及宅基地虽已拆迁，但相关安置房屋现并未建设完成，亦未实际取得，无法确定相关安置房的地理位置、楼层、楼号等具体情况，拆迁利益并不具体明确，无法予以确认，故对于翟阿英关于分割安置房的拆迁利益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翟阿英可待诉争拆迁安置房屋建设完毕交房后，再行起诉主张相关权利。关于486109元结算款的拆迁利益分配问题。翟洪德的特困人员补助费10000元应结算款中予以扣除，故剩余结算款为476109元。根据××村的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综合考量翟洪德和翟阿英的宅基地面积等相关情况进行分配。根据《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经建延公司与翟洪德认定，被拆迁的宅基地面积（包含翟阿英的宅基地面积在内）为337．40平方米（建筑面积80．35平方米、未建房面积257．05平方米）。翟洪德、何某的共有使用权面积（净面积）分别为158平方米、12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分别为40平方米、45平方米，和分家协议中房屋面积大致相符。故本院根据翟洪德和翟阿英的宅基地和建筑占地面积比例(该比例亦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分配剩余结算款。经核算，翟阿英应分得216413元[（120+45）/（158+120+40+45）×476109]结算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翟洪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翟阿英拆迁结算款216413元；二、驳回翟阿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46元，由翟阿英负担2473元（已交纳）；由翟洪德负担24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徐小飞人民陪审员  耿万利人民陪审员  尤世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