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4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1689974。法定代表人：刘代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维山，男，汉族，1974年4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重报渝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6050725XU。法定代表人：陈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静，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韬，男，汉族，1982年7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乐，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群，女，汉族，1982年3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乐，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重报渝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报渝晚公司）、谭韬、江群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7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聚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维山、被上诉人重报渝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秋、被上诉人谭韬、江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聚丰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重报渝晚公司对上诉人聚丰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广告合同相对人。重庆晚报2015年5月7日刊发广告系与重庆风行堂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堂公司）按照广告发布合同进行发布，广告发布相对人为风行堂公司。一审法院以(2016)渝0103民初407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聚丰公司与风行堂公司之间存在广告发布委托关系，并且星月公司知道该委托关系”为由，认定聚丰公司与重报渝晚公司存在相对人关系又将江北区法院尚存诉争的(2018)渝0105民初7170号民事判决书“颜雪在该期间以聚丰公司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系职务行为”作为生效判决来做法院认定，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重报渝晚公司2015年12月21日《催款函》和2018年5月11日起诉书均未将我公司列入相对人关系，颜雪的签字仅受风行堂公司委托，履行广告发布合同的签字义务，其签字代表的是风行堂公司，且风行堂公司加盖公章予以了确认。这充分说明重报渝晚公司一直都不知道我公司与其有广告发布相对人关系，重报渝晚公司按照广告发布合同发布广告，应约束相对方风行堂公司。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颜雪职务行为。颜雪签署广告订版单，其行为受重报渝晚公司和风行堂公司签署的广告发布合同约束，这和颜雪履行职务行为没有必然性。颜雪在我公司的职务行为是有限的，且法院认定了颜雪的行为是受金总控制，在费用支付等事宜上并不能对外代表公司，用颜雪形式上的职务行为来代替严谨的合同权利约束，系法院错误理解了颜雪的职务行为所致，也是对职务行为的权利职责的无限推定。三、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查明事实不明。尽管重报渝晚公司2015年5月6日广告订版单上未载明付款期限，但重报渝晚公司在2015年12月21日《催款函》上明确了“现我集团正式函告贵公司立即履行订版单约定的付款义务，请贵公司高度重视与我集团合作关系，收到本催款函后立即支付欠款。”这说明重报渝晚公司以函件形式补充约定了付款期限。一审法院显然未查明这一事实，以广告订版单上未载明付款期限为由不采纳我公司诉讼时效已过的辩论意见，存在事实查明不实情况。四、颜雪职务行为和广告发布相对人已在一审和终审中有司法结论，应得到尊重。一审法院(2018)渝0103民初2128号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O5民终4928号均对颜雪职务行为和广告发布相对人关系进行了认定：即发布内容纵横国际广告的受益主体即使是聚丰公司，但并不能排除聚丰公司与风行堂公司之间存在其他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风行堂公司称本案广告发布合同直接约束聚丰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风行堂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订版单由颜雪签字确认有效，因此颜雪签字确认订版单有合同依据，并不能因颜雪系纵横国际负责人即认定其代表聚丰公司与重报渝晚公司建立了广告发布合同关系，而颜雪的证言亦证实本案合同主体与付款主体均应当是风行堂公司。以上结论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已判决生效，应得到尊重。被上诉人重报渝晚公司辩称：对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有异议，广告订版单上的签字人员的签字字迹无法辨认，经办人也没有出具任何委托手续以表明其身份。一审查明该签字系聚丰公司的经理颜雪，可以证明该广告订版单有两个客户单位同时作为合同相对方，即盖章的风行堂公司和履行职务行为的颜雪所代表的聚丰公司均是合同相对方，均需要承担付款义务。我方不清楚风行堂公司与聚丰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委托代理关系，风行堂公司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未披露委托关系或者其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作为商事主体，在一个合同中认可加盖公章的单位远比辨认一个字迹模糊的经办人要容易，无论法院是否认定聚丰公司作为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我方认为风行堂公司均应与聚丰公司一并向我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本案合同没有约定款项给付时间，诉讼时效应从我方提出要求给付货款之日起算。就《催款函》，催收对象是风行堂公司，我方当时并不知晓真正的付款义务人为聚丰公司，且该催款函并未送达给风行堂公司，没有发生实际的催款效力。再者，催款函并未载明要求付款单位的付款截止时间，客观上无法起算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我方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起算三年。被上诉人谭韬、江群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明确，本案并非受理的第一起类似案件，从交易模式和广告订版单载明的客户单位来看，广告的委托主体是聚丰公司，聚丰公司才是合同相对方，因此一审判决正确。关于诉讼时效，主张付款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点，我方一审没有提出时效抗辩。重报渝晚公司发出催款函的对象是重庆商报的文华平，正好印证重报渝晚公司知道本案交易模式的特殊性。重报渝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谭韬、江群、聚丰公司共同支付重报渝晚公司广告费74000元，以及以74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诉讼费用由谭韬、江群、聚丰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聚丰.纵横国际”系聚丰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2015年5月6日，风行堂公司与聚丰公司签订《广告订版单》，其中以表格形式载明：客户单位聚丰公司，项目名称“聚丰.纵横国际”，发布时间2015年5月7日，发布规格1个整版硬广，发布版面普通版，款项总额74000元，付款单位聚丰公司，收款单位重报渝晚公司。该订版单表格下方客户单位处加盖有风行堂公司公章，经办人签名为聚丰公司副总经理颜雪。2015年5月7日，重报渝晚公司在重报渝晚公司第06版发布内容为“聚丰.纵横国际”的整版广告。2018年1月12日，重报渝晚公司以风行堂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1月18日，风行堂公司被工商机关核准注销。在此之前，风行堂公司股东谭韬、江群向登记机关出具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风行堂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等内容。2019年3月9日，重报渝晚公司追加聚丰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另查明，2015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受理重庆星月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与聚丰公司、风行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渝0103民初40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14年4月23日，颜雪与聚丰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在聚丰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5年6月2日，颜雪向聚丰公司提出离职申请。2015年6月30日，聚丰公司同意解除与颜雪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聚丰公司与风行堂公司之间存在广告发布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且星月公司知道该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聚丰公司向重庆星月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支付“聚丰.纵横国际”项目的广告发布费及其他费用。该判决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维持后，现已生效。一审还查明，2018年4月13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诉谭韬、江群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聚丰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2018年7月12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5民初71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同样载明：“颜雪与聚丰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公司项目前期可研管理、项目定位管理、营销策划管理、客户服务管理……；2015年6月30日，颜雪与聚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颜雪在聚丰公司任职期间任副总经理，负责营销等方面的业务工作，故颜雪在该期间以聚丰公司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应系职务行为”。该院据此判决驳回上海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要求风行堂公司股东谭韬、江群支付“聚丰.纵横国际”项目广告发布费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维持后，现已生效。本案审理中，谭韬、江群申请证人颜雪出庭作证，颜雪陈述，颜雪在聚丰公司任职期间，聚丰公司为节约“聚丰.纵横国际”项目的广告发布成本，统一采取了“电商”模式，即聚丰公司通过电商向购房者收取团购费，再由电商向广告公司支付广告费。当时确定的电商是重庆商报，属于国有企业，经常不能及时付款，聚丰公司就找到风行堂公司，由风行堂公司代收代付广告费。本案所涉《广告订版单》系重报渝晚公司制作，颜雪以聚丰公司代表身份对广告发布事项予以确认，加盖风行堂公司公章系为了使重报渝晚公司确认合同，提供法律依据。广告内容系由聚丰公司负责设计，颜雪进行审核，审核完成之后由聚丰公司工作人员交付重报渝晚公司进行发布。颜雪在签名时已明确告知过重报渝晚公司，广告费由风行堂公司代聚丰公司支付。颜雪离职后，该“电商”模式被终止，风行堂公司也未从聚丰公司或者购买者处收到过本案所涉广告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广告订版单》中客户单位一栏加盖了风行堂公司公章，对方单位则加盖了重报渝晚公司公章，从形式上看本应认定加盖公章的两家公司成立合同关系。但订版单所列表格中载明的客户单位和付款单位均为聚丰公司，客户单位经办人签名亦并非风行堂公司员工，而是聚丰公司副总经理颜雪。由此可见，订版单的客户单位存在盖章主体与签字主体不一致的情况。根据谭韬、江群所举示的生效判决书载明的内容，以及证人颜雪的陈述，颜雪在聚丰公司任职副总经理期间负责营销等方面的业务工作，聚丰公司采取“电商”模式统一发布“聚丰.纵横国际”广告，涉及多家广告公司，风行堂公司在其中仅起到代收代支广告费的作用。颜雪在其任职期间内以聚丰公司名义与多家广告公司订立过广告合同，在本案中就聚丰公司的同一开发项目与重报渝晚公司签订订版单的行为亦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根据订版单表格栏中载明的客户单位以及付款单位名称，并结合经办人颜雪的身份，重报渝晚公司应当知晓其系为聚丰公司所开发的“聚丰.纵横国际”项目提供广告发布服务。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重报渝晚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有理由知道颜雪系代表聚丰公司签订合同，而聚丰公司才是合同相对方的事实，故本案所涉订版单应直接约束重报渝晚公司和聚丰公司，风行堂公司对重报渝晚公司不负有合同之债，其股东谭韬、江群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广告订版单》中未约定付款期限，重报渝晚公司有权随时要求聚丰公司付款。重报渝晚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追加聚丰公司为共同被告，可以视为向聚丰公司主张权利，聚丰公司应立即付清欠款。现聚丰公司逾期未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支付重报渝晚公司广告费74000元，以及74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对于聚丰公司辩称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不予采纳。判决：一、聚丰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重报渝晚公司广告费74000元，以及74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重报渝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28元，由聚丰公司负担1778元，重报渝晚公司负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聚丰公司是否是本案广告发布合同相对人并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关于聚丰公司是否是本案广告发布合同相对人及是否应支付广告费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可以确认聚丰公司是本案广告发布合同相对人。首先，关于颜雪的代理权问题。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可以确认，颜雪在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间任聚丰公司副总经理，根据聚丰公司内部分工，颜雪负责公司项目前期调研管理、项目定位管理、营销策划管理、客户服务管理、物业管理工作等，分管营销管理部和客户服务部。据此可见，颜雪在对外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事宜方面对聚丰公司享有代理权。其次，颜雪作为聚丰公司曾经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在多个民事诉讼案件中作为证人进行作证，均证明其在对外履职中系代理聚丰公司委托风行堂公司以风行堂公司自己的名义与相关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且该证言与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均由颜雪或聚丰公司相关人员与合同相对方接洽、签字确认以及履行其他合同义务等事实相吻合。再次，本案中，广告订版单中明确了客户单位为聚丰公司，客户单位处签字亦为颜雪；项目名称也系聚丰公司开发的楼盘，聚丰公司对此享有广告利益。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风行堂公司与聚丰公司基于本案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聚丰公司是委托人，风行堂公司是代理人。因此，可以认定聚丰公司系本案广告合同的相对人，一审判决其支付广告费并不不当。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聚丰公司所称的《催款函》，虽然催收对象是风行堂公司，但从卷内的邮寄单看，并未向风行堂公司送达，不应对风行堂公司产生催收的法律效果。即使向风行堂公司催收了，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应从2015年12月21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规定，至本案起诉时，诉讼时效并未经过。故聚丰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聚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8元，由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贵平审判员  吴宝山审判员  章若微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