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4977号原告：郭虎彪，男，199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京旺家园****楼****。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欢，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富晓明，男，1983年12月23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镇振兴社区3委****。被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楼****。法定代表人：陈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住，住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南里**楼****/div>第三人：宗高旺，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西里青北大厦****。原告郭虎彪（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富晓明、被告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二被告，各称富晓明、四达公司）、第三人宗高旺（以下称其姓名）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富晓明、四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宗高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富晓明、四达公司给付机票款6114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8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富晓明原为四达公司职员，负责预定机票业务。宗高旺系金泰恒业公司合作的机票分销商，是机票订购系统平台的管理人。原告与宗高旺合作，原告负责机票销售及催款，宗高旺负责支付票款、出票。2016年12月，原告经人介绍认识了富晓明，后双方开始合作，富晓明为四达公司从原告处订购机票，期间，富晓明亦多次以个人名义为其朋友从原告处订购机票，收款账户为金泰恒业公司的对公账户和宗高旺的个人账户。截至2018年4月，富晓明订票累计尚欠61140元未付。后宗高旺将对由富晓明所订的欠付机票款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原告多次向富晓明催付票款，但富晓明以各种理由推脱。为此，原告曾于2018年8月1日向贵院提起诉讼，因富晓明辩称系四达公司的欠款，故原告撤诉后提起本诉。富晓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富晓明之所以跟原告有业务往来，是因为当时四达公司经理杨军的指示，富晓明只负责机票的预定工作，收款、支付均不是富晓明的职责范围，而是当时的经理杨军操作，所以，原告主张的票款与富晓明无关。原告在第一次诉讼过程中曾在诉状中写明杨军作为证人，但开庭过程中，杨军未出庭作证。本案审理中，原告也曾提出要求杨军出庭佐证，但杨军仍以各种理由未出庭作证，所以，原告的主张并无证据支持。2、根据富晓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可以看出，原告清楚地知晓涉案机票款并非富晓明支付，并且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原告有意保留对富晓明不利的信息。3、根据富晓明的了解，宗高旺与四达公司并未签订任何合作协议，四达公司与金泰恒业公司合作系以杨军个人的名义进行。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宗高旺与金泰恒业公司签订的合同文本中并没有公司的公章，并且富晓明也咨询过金泰恒业公司（联系电话01085616587、8846****），金泰恒业公司对宗高旺本人及本次民事诉讼均不知情，所以，富晓明怀疑原告提供的该份合同文本的真实性。4、富晓明与宗高旺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原告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成立。宗高旺扣减原告的提成与本案没有关系。四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我司与原告之间没有机票服务合同，所以，并不存在机票服务合同纠纷的事实。而且2016年至2018年5月份期间，于国斌一直担任四达公司的总经理，于国斌并不知晓原告，也从未见过他，只是这次诉讼才知道这回事。2、富晓明与我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是我司员工，也没有我司的授权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所以，原告与富晓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我司无关。3、我解释一些事实：原告和杨军一直有业务联系，与我司并无直接关系，我司与原告个人、与宗高旺都不存在结算事实，我司与金泰恒业公司之间存在结算事实。我司与乌日娜（个人）之间签订过业务合作协议，杨军是为乌日娜工作的，并非为我司工作，也不是我司员工。富晓明是为杨军、乌日娜工作的。杨军与我司只是业务合作上的联系，并非我司员工。所以，原告一直和杨军有业务联系，原告绕过杨军，直接起诉我司没有法律依据。4、对于我司付给金泰恒业公司的款项性质从我司角度看，只是代收代付，实际是从我司过一下账，若杨军有指令，我们就根据他的指令将款项付给相应主体。我司与金泰恒业公司之间也没有签订过合同。这就导致我司对金泰恒业公司、杨军、郭虎彪的出票情况都不清楚。机票业务与我司没有关系，这都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原告应该与杨军、富晓明沟通，确定机票是谁用的，我司是搞不清楚这个事实。5、原告之前也确认涉案机票是富晓明自己安排的，与我司没有关系。宗高旺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和原告之间是雇员关系，我是金泰恒业公司的分销机票平台管理员，我和金泰恒业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合作协议。杨军是原告的客户，是富晓明的同事，是四达公司的员工。这8张机票是我垫付的，原告直接跟我说的要出票，我负责出票和支付。原告当时跟我说是富晓明让他购票。之前富晓明也有过类似的要求出票行为，但都付款了。付款的主体有时候是富晓明个人，有时候是四达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原告与富晓明之间曾就机票订购事宜有过微信沟通，原告系宗高旺雇员，本案审理中，原告提交了其与富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2月1日上午11:20，原告向富晓明发送了标题为“2018年1月份订票明细表”，富晓明回复“好，给杨总发的话我出的那几张不用发。”后，原告追问“你1月份出的是单独汇吗？”富晓明回复“是的，一月这六张都是我单独给你，除了那个团的是公司的。”根据原告打印的上述“2018年1月份订票明细表”，可见应由富晓明结算的六张机票分别由姓名为WangHongqi、ZhangHongjing、XuQiangjun、MaLei、HuangYuchao、MaGuobao，机票款总额52880元。经询，富晓明表示上述六人的信息其均不知晓，也不记得上述六人是谁，之所以由富晓明安排订票是因为该六人与四达公司有业务往来，认为上述六人的机票款应由四达公司支付，款项也非富晓明收取。此外，2018年3月8日富晓明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为“乘机人1、LiYu2、ZhuYan，航班信息1、CA9274月25号北京—大阪08401240，2、CA9285月1号大阪—北京135016**，直飞往返每人4130含税。这俩可以出了。”原告回复“好的”。富晓明回复“下周我回京，安排机票的结算。出好了给我个Word版行程单”。原告回复“好的，并传输《电子客票行程单.doc》”富晓明回复“收到”。2018年6月16日，富晓明向原告发送微信“总数是多少啊？六万几，我查不到记录了。”原告回复“61140元，富哥，今天机票款能汇吗？”富晓明回复“就这两天把这事定了，你跟领导说吧”针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富晓明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之所以表示付款是因为这些客户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些客户所订机票的价格对于四达公司而言没有利润，所以，无法通过公司账户入账出账，富晓明认为自己仅系负责沟通协调，款项应由四达公司支付。四达公司与富晓明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四达公司也不认可富晓明作为公司员工的身份。原告、宗高旺均认可二人存在雇佣关系，认可宗高旺已将涉案的八张机票款项债权让与原告，并提供二人的债权转让协议佐证。富晓明对二人的身份关系存疑，对二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存疑。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中，原告与富晓明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原告与富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二人存在机票订购的业务联系，可以认定二人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此外，富晓明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已将富晓明预定的机票信息明确展示，现宗高旺、原告均认可涉案八张机票的权利让与原告继受，故此，原告向富晓明主张权利，本院准予。针对四达公司应否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上看，难以认定富晓明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难以认定机票系四达公司预定，所以，原告向四达公司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富晓明虽对原告的主张提出异议，但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利息，未见双方就此予以约定，所以，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富晓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郭虎彪机票款六万一千一百四十元；二、驳回原告郭虎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5元，由被告富晓明负担（已由原告郭虎彪预交，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郭虎彪）。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伟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