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3民终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秀英，女，1959年1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昌文，男，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象州县。 原审第三人：周瑞英，女，192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象州县。 原审第三人：廖秀蓥，女，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象州县。 原审第三人：廖昌彬，男，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象州县。 原审第三人：廖昌军，男，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象州县。 上诉人廖秀英因与被上诉人廖昌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象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1322民初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秀英，被上诉人廖昌文，原审第三人廖秀蓥、廖昌彬、廖昌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秀英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象州县人民法院（2019）桂1322民初64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确认被上诉人廖昌文持有的（桂）承包权证第030404070900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内登记的2.37亩承包田包含有上诉人的承包权。同时请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将其中土名“正垌”的0.6亩和土名“梁家朝”的0.57亩两块承包田返还给上诉人经营。事实和理由：本案上诉人廖秀英与被上诉人廖昌文本是同胞兄妹关系。1982年都在以父亲廖忠万为户主的同一家庭内享有1.197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84年被上诉人结婚后与原来以父亲为户主的家庭分家另过。当时父亲考虑到廖秀英可能出嫁之后会在夫家取得土地承包权。便擅自决定将包含上诉人的承包权在内的2.84亩承包土地分给被上诉人耕种。其后，被上诉人在1985年将其中2.37亩承包田登记在以其为户主的土地延期承包证内。很明显，从1985年至今，廖昌文持有的土地承包证内登记的2个原始承包权人即是廖昌文和廖秀英。因为廖昌文户其余成员则是没有此项原始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而该法之第五条和第六条更有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或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法定原则。直至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涉农1号文件仍然再次明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本案原告主张自己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从1982年存在至今的。不管它是当初登记在父亲廖忠万名下还是后来登记在二哥廖昌文名下，它都是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因为依据《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法律保护的是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厚此薄彼。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仅以保护廖昌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而驳回廖秀英的诉讼请求是与上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相悖的。而且已经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第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象州县在1982年和2000年颁发给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证的权属主体都是只写户主一人姓名。而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则包括当时所有的家庭成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1989年后廖昌文持有的桂03040407090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2.37亩土地承包权只能归其享有是错误的。因为按照原告举证的《象州镇人民政府关于廖秀英反映要求对承包田进行确权登记问题的答复》记载的事实证明，在1984年享有原始土地承包权的廖昌文和廖秀英都在当时的廖忠万户享有1.1975亩土地承包权。双方权利是平等的。而本案原告举证的象州县公证处作（1989）桂象公证字第N00017154号公证书证明的基本事实则证明，廖昌文户1984年分家后是有2人享有原始经营权和2.37亩承包土地，而依据象州镇政府所作《象州镇人民政府关于廖秀英反映要求对承包田确权登记问题的答复》之证明，廖昌文户在1982年只有他一人享有承包权。显然其1985年后登记的两个人的承包权包含有他人的一份承包权。此外，我们举证的上述公证书证明1984年我们分家后新立的廖忠万户和廖昌文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人数和土地面积之合恰好与分家前本户的数量一致。这就可以推定两项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了：即一，廖昌文户在1985年小调整时没有取得发包人补给的承包地，其增加的承包地只是由原来以父亲为户主的家庭内部调整给他使用的土地。此外，同一份公证书证明的分户后廖忠万一户的承包权人和承包地数量状况，显然不包含廖秀英的份额，也可推定廖昌文户超出其原始经营权的部分之土地承包权当属廖秀英享有。显然，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据此，上诉人认为，这就是本案原告主张廖昌文持有的土地承包证内登记的2.37亩承包田包含有廖秀英之原始承包权的证据。请法院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依法提起本案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判如所求。 廖昌文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以事实为根据，作出的判决是公正公平的，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周瑞英、廖秀蓥、廖昌彬、廖昌军述称，我们与一审的原告和被告是六姊妹，被上诉人廖昌文户上的土地承包田应包含上诉人廖秀英的份额。 廖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廖昌文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内登记的其中1.17亩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即土名正垌的0.6亩和土名梁家朝0.57亩两块田为原告的承包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廖秀英原系象州县象州镇沐恩村民委廖家村人。1982年分田下户期间，原告家庭以父亲廖忠万为户代表与象州镇沐恩村民委花山廖家村生产队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享有该生产队14.3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包括含廖忠万、周瑞英、廖昌仁、覃玉秀、廖世远、廖世勇、廖昌文、廖秀英、廖秀群、廖昌军、廖秀蓥、廖昌彬。1983年廖昌仁一户4人（含廖昌仁、覃玉秀、廖世远、廖世勇）从廖忠万户分出，并相应分割了其中4.6亩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84年，被告廖昌文结婚并分户，廖忠万将2.84亩耕地分给被告廖昌文经营。1985年小调整，1989年6月以廖昌文为户代表的承包户与花山廖家生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确定廖昌文承包水田2.37亩，承包年限15年，自1985年12月30日至1999年12月31日止。1989年7月原告廖秀英出嫁，1991年将户口从象州县迁移到桂平市厚禄乡厚禄村民委下莫屯。廖秀英婚后在该村未取得承包土地。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廖昌文作为承包方于2000年12月12日与发包方象州镇沐恩村民委廖家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发包方将位于长田、正垌、梁家朝、三星塘共计2.37亩田发包给廖昌文。期限从200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被告廖昌文于2004年8月20日取得（桂）承包权证第03040407090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廖昌文1985年已经取得位于象州县亩承包地，承包期限至2030年12月31日止，并办理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廖昌文自1985年对该承包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故廖昌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而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家庭承包的期限内，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份额，家庭成员因新生、娶妻等原因而增加的，并不增加承包地，家庭成员死亡、外嫁的原因而减少的，亦不会减少承包地，只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平均份额。原告廖秀英所提交的证据亦难以证明其父廖忠万分割给被告廖昌文2.37亩土地包含其本人的1.17亩份额。故，原告廖秀英要求确认被告廖昌文承包合同项下的其中1.17亩承包地为其份额的诉请，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廖昌文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本案原告廖秀英提出的诉讼属于物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秀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50元收取，由原告廖秀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依法承包经营的土地受法律保护。1984年，被上诉人廖昌文结婚并分户，原户主廖忠万将2.84亩耕地分给廖昌文经营。1985年村集体土地经营小调整，1989年6月以廖昌文为户代表的承包户与村集体廖家生产队（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确定廖昌文承包该村小组水田2.37亩，即廖昌文已经合法取得位于象州县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廖秀英认为被上诉人廖昌文承包的2.37亩水田中有一半即1.13亩属于上诉人廖秀英承包经营的份额，但上诉人廖秀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为此，廖秀英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廖秀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廖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学敏 审 判 员 覃奇明 审 判 员 田宁芳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程玲 书 记 员 王若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