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524民再1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黄卓余，男，1966年2月14日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委托代理人余学强，四川乐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波，四川乐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未出庭。被申请人杨文沛（原审原告），男，1955年5月27日生，彝族，云南省昌宁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昌宁县。原审被告吴蓉，女，1962年9月29日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再审申请人黄卓余因与被申请人杨文沛、原审被告吴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的（2018）云0524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云0524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卓余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学强，被申请人杨文沛，原审被告吴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卓余申请再审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8）云0524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37号判决书”），并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和理由：1、437号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限制和剥夺了黄卓余在一审中参与诉讼、依法抗辩和上诉等诉讼权利。再审申请人和原审被告吴蓉虽然居住在四川成都但并不属于下落不明的被告,但原审却采用了在《保山日报》公告送达的方式；且在公告登载后的第89天就第一次开庭审理，致使黄卓余和吴蓉均未能参与原审诉讼；该案案由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但原审却将柯街镇桑林煤矿（以下简称“桑林煤矿”）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与昌宁县鑫羊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羊公司”）的股权争议纠纷一并进行审理，并判决再审申请人返还给被申请人关于鑫羊公司70%的股权明显超出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和案件的审理范围。2、437号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错误。原审认定再审申请人与杨文沛签订《桑林煤矿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仅向杨文沛支付现金30万元并代其偿债35万元，同时未经其同意将鑫羊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吴蓉。而事实是黄卓余已向杨文沛支付转让款312万元，并投资到桑林煤矿1000多万元。由于《协议》约定转让的桑林煤矿的采矿权无法获得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批手续、无法办理相关变更登记，黄卓余才未支付余款。之后双方协商共同经营鑫羊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经营《协议》所涉的桑林煤矿；鑫羊公司的经营投资全部由黄卓余出资，再审申请人占70%的股权，杨文沛占30%；后再审申请人转让给吴蓉10%的股权亦是经杨文沛同意签字。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黄卓余不具备采矿权受让人应当具备的资质条件，杨文沛作为转让人无法取得转让的批准手续，也不能将桑林煤矿变更到黄卓余名下，双方的转让行为未完成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转让登记必须具备的要件，因此，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是明显的错判，应依法予以再审纠正。被申请人杨文沛在再审中辩称的事由与其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一致。2019年2月11日其向本院提出，黄卓余曾于2014年10月因办理贷款向自己借款10万元，请求法院一并判决。原审被告吴蓉在再审中述称：己方在原审中未收到过法院的任何通知；自己仅是鑫羊公司的一名股东，黄卓余与杨文沛之间的采矿权合同转让纠纷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且黄卓余向自己转让10%的股权后，己方已向公司认缴了420万元。被申请人杨文沛在原审时向本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黄卓余签订的《协议》；2、要求黄卓余、吴蓉返还杨文沛转让给黄卓余的鑫羊公司70%的股份，并支付违约金60万元；3、黄卓余经营鑫羊公司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处置；4、诉讼费用由黄卓余负担。事实和理由为：桑林煤矿原由杨文沛经营，后根据相关要求变更为鑫羊公司，桑林煤矿则成为该公司下属的独立法人煤矿。因矿井扩建，经他人介绍，2013年6月6日，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协议》，约定杨文沛将桑林煤矿转让给黄卓余，在工商登记手续变更完成后30天内，黄卓余支付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杨文沛于2013年7月12日将鑫羊公司转让过户给黄卓余。但《协议》签订后，黄卓余仅向杨文沛支付现金35万元，并代杨文沛还债61万余元，其余款项则一直未付。后因黄卓余提出要贷款融资，经反复协商后，杨文沛决定将鑫羊公司70%的股份变更到黄卓余名下，其余30%股份仍在自己名下。2015年5月，黄卓余告知杨文沛要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他人10%。自2016年8月起，黄卓余以融资为名离开煤矿至今，杨文沛再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审未在判决书中对认定事实进行表述。本院原审认为，杨文沛与黄卓余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自始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协议》有效；因杨文沛已按协议约定将鑫羊公司转让给黄卓余，但黄卓余未按约定支付定金及转让款，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对杨文沛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股份的诉求予以支持；根据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黄卓余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原审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判决：一、解除原告杨文沛与被告黄卓余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桑林煤矿转让协议》。二、由被告黄卓余、吴蓉返还原告昌宁县鑫羊煤业有限公司70%的股份。三、被告黄卓余经营昌宁县鑫羊煤业有限公司期间债权债务由其自行负责。四、由被告黄卓余赔偿原告杨文沛违约金60万元。再审过程中，申请人黄卓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A1、437号判决书、2018年6月19日《保山日报》登载的公告和原审卷宗内所附的开庭公告。证明本院原审作出了缺席判决及判决的内容。A2、《协议》1份，证明杨文沛与黄卓余约定杨文沛向黄卓余转让桑林煤矿，转让款为3200万元，协议签订后3日内，黄卓余支付1000万元作为定金，变更手续过程中再支付1600万元，手续变更完成后若杨文沛未违约再一次性支付余款600万元，协议并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A3、银行流水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6年5月6日杨文沛出具的收据各1份。证明黄卓余于2012年5月24日、2013年6月6日分别转账给杨文沛60万元、100万元，加上其他的付款，黄卓余在2016年6月6日前支付给杨文沛的款项共计312万元。A4、2016年6月8日的收款凭证1份。证明黄卓余代杨文沛向第三人禹晓燕支付关闭煤矿补偿金10万元。A5、2015年9月2日的《采矿许可证》正副件各1份。证明黄卓余与杨文沛协议转让的桑林煤矿的采矿权主体是鑫羊公司。A6、落款为“昌宁县柯街镇桑林煤矿”的《申请》、《产能指标交易承诺》各1份，《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昌宁县2018年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昌政发﹝2018﹞30号）、保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对昌宁县柯街镇桑林煤矿关闭退出产能指标跨州市交易确认的函》，证明经桑林煤矿申请并经昌宁县政府同意，2018年对该煤矿进行关闭，但其产能指标合法有效，根据相关规定同意该煤矿与大理煤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能指标交易协议，该煤矿9万吨/年为合法产能，全部用于指标交易。2018年4月19日已先行交易指标8.5万吨/年，剩余0.5万吨可再进行有偿交易。A7、2015年的《云南省煤矿建设项目复建验收确认表》1份，证明桑林煤矿属于鑫羊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杨文沛。A8、《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明鑫羊公司登记成立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股东和出资比例分别为杨文沛（30%）、黄卓余（60%）和吴蓉（10%）；2016年6月7日营业执照载明鑫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卓余，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褐煤销售。经质证，被申请人杨文沛对申请人黄卓余提供的所有证据予以认可。通过法庭质证和法庭调查，双方并一致认可《协议》签订后，杨文沛收到黄卓余支付的款项（包括黄卓余代杨文沛偿债的款项）共计356万元。被申请人杨文沛在再审中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B1、2013年6月6日的《协议》1份，证明杨文沛与黄卓余约定杨文沛向黄卓余转让桑林煤矿，转让款为3200万元；协议签订3天后黄卓余向杨文沛支付260万元定金，工商登记手续变更完成后30日内，再支付1000万元，余款1940万元分3年付清；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应按照协议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若守约方两次书面催告无效后，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1000万元违约金。B2、郑绍平的书面证言，证明黄卓余与杨文沛签订协议的过程及商定的事项。B3、2017年12月21日原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给桑林煤矿（法定代表人为杨文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524L06524326B的《营业执照》、2005年8月31日原云南省安全监察局颁发给桑林煤矿的编号为（滇）MK安许证字﹝2005﹞0544号《安全生产许可证》、2014年5月29日原昌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鑫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文沛）的注册号为530524100006075的《营业执照》、2015年9月2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给鑫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文沛）的证号为C5300002009071120030761的《采矿许可证》，证明桑林煤矿是合法企业，并持有相关证照。B4、2012年10月11日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云国土﹝2012﹞282号《关于规范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法人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明只有公司（即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才能成为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申请人。B5、2015年5月15日原保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保工信发﹝2015﹞69号文，证明鑫羊公司桑林煤矿已经过相关部门的复建验收。经质证，再审申请人黄卓余对被申请人杨文沛提供的证据认为：对B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双方虽然约定转让桑林煤矿，实际转让的却是煤矿的采矿权；B2中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作证，其提供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B3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恰恰可以证明杨文沛没有按协议约定将桑林煤矿变更到申请人名下，而是变更到鑫羊公司名下，因此《协议》未能得以实际履行；B4可以证明采矿权（或探矿权）的主体只能是法人不能是自然人，也可证明《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B5中所涉的主体是鑫羊公司而不是杨文沛，亦可证明《协议》无法履行。原审被告吴蓉对黄卓余、杨文沛提供的所有证据认为，二人之间的纠纷和各自提供的证据自己均不清楚，也与己无关。原审被告吴蓉针对自己的述称事由，在庭审中提出自己对鑫羊公司出资420万，并在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了银行《交易回单》3份和《交易明细》1份。再审申请人黄卓余对吴蓉的出资不持异议。被申请人杨文沛对吴蓉的出资表示自己不清楚。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再审中对证据提出的补充说明意见和质证意见，本院双方无争议的A3、A4证据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即均认可黄卓余实际支付给杨文沛的款项为356万元；对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再审申请人黄卓余提供的证据中：A1客观真实，系本院作出的判决，但启动本案的再审程序就是对该判决的纠错，予以采信；A2证据与B1证据的部分内容不符，即关于支付定金的数额、剩余款项的支付方式等约定不一致，因两份证据的落款日期均为2013年6月6日，因此本院仅采信A2、B1证据中相同的部分，对其他不一致的部分不予采信；A5－A8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被申请人杨文沛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对B1证据的采信意见与A2相同；B2证据中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采信；B3—B6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原审被告吴蓉在庭审中虽未提供证据，但再审申请人黄卓余认可其出资额，只是吴蓉对鑫羊公司的出资与本案桑林煤矿的转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不予采信。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桑林煤矿成立于2004年6月9日，系杨文沛个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2013年6月6日，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协议》，明确约定以下内容：1、杨文沛向黄卓余转让该煤矿。煤矿的经营范围为“褐煤的开采、销售”，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至2013年7月27日；2、杨文沛同意将桑林煤矿的全部权益转让给黄卓余，旨在使黄卓余能获得煤矿及其资产的100%控制权；杨文沛保证协助黄卓余变更桑林煤矿的法人代表，以及取得煤矿的新的所有合法证照；3、煤矿的转让款为3200万元；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应按照协议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金，守约方两次书面催告无效后，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1000万元违约金；4、杨文沛若违反协议，黄卓余可对煤矿进行经营，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除己方支付的定金外不再支付其他转让款；黄卓余若违反协议，杨文沛有权无条件收回煤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且不退还黄卓余已经支付的定金；5、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黄卓余以支付现金、代杨文沛偿债、以煤抵款等方式分别于2013年－2016年向杨文沛支付款项共计356万元，但黄卓余与杨文沛至本院2019年6月18日再审开庭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均未办理桑林煤矿的转让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0月11日，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云国土资﹝2012﹞282号文件对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法人资格的有关问题进行通知，即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规定》的规定，探矿权申请人应当是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且注册资金不得低于300万元；采矿权申请人应当是企业法人，生产规模为小型矿山的，注册资金不得低于500万元。2013年7月12日，杨文沛登记成立了鑫羊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3年7月12日－2015年7月12日）。2014年5月29日原昌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文沛，经营范围为褐煤销售。2015年1月26日，鑫羊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由“杨文沛”变更为“杨文沛和黄卓余”，两人的认缴额分别为500万元和14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卓余。2015年9月2日原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向该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开采矿种为煤。2016年12月30日，该公司又增加一名股东即吴蓉，3人的出资额分别为600万元（30%）、1200万元（60%）和200万元（10%），法定代表人仍为黄卓余。2018年6月11日，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实施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云政发﹝2017﹞79号）要求，经桑林煤矿主动申请，昌宁县人民政府决定对该煤矿进行关闭。2018年9月3日，经原保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同意该煤矿关闭退出，其9万吨/年的合法合规产能指标可跨市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该煤矿不再享受财政奖补资金。2018年4月－2018年8月，杨文沛已分3次将该煤矿的9万吨产能指标分别与昭通市水富富荣矿业有限公司、文山州丘北县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大理州煤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交易。因黄卓余在2016年6月后未再向杨文沛支付《协议》约定的其他转让款，2018年3月14日，杨文沛向我院卡斯法庭提起诉讼，并提出4项诉讼请求。2018年6月5日，我院卡斯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6月14日作出437号判决书，并于2018年6月19日进行了公开宣判和公告送达。本院再审认为，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桑林煤矿属于杨文沛个人投资的独资企业，该《协议》系对桑林煤矿实质性的和概括性的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和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协议》转让桑林煤矿的行为系企业资产的出售，双方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合同是成立的。但是，《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采矿权转让的部分，因为一旦受让方无法取得采矿权，那么签订《协议》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依据《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和第三款“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杨文沛与黄卓余在原审和再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何时向相关部门提出转让变更申请，也不能举证证明双方的申请在再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获得审批机关的行政审批，故《协议》中关于采矿权转让部分的约定虽然成立但未生效。另外，桑林煤矿已被相关部门实际关停，该煤矿的产能指标杨文沛已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并获取相应交易价款，因此，《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的规定，杨文沛与黄卓余签订的《协议》虽然成立但并未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对被申请人杨文沛在原审时提出的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探矿权、采矿权相关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云高法﹝2011﹞266号）第六条第二款“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合同没有经过审批管理机关的批准的，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区分以下两种情形予以处理：2、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虽然没有经过审批管理机关的批准，但双方当事人已经实际履行。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在判决主文中列明转让合同未生效，同时判决双方当事人相互返还”的规定，本案中，杨文沛与黄卓余因签订《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但本案双方在再审开庭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均未提起相互返还财产的请求，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对各方是否需要相互返还财产不予处理和判决，当事人各方可另行起诉或自行协商解决。关于杨文沛在原审中提出请求判令黄卓余、吴蓉返还其持有的鑫羊公司70%的股份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认为，黄卓余与杨文沛、吴蓉各方之间就鑫羊公司的股权争议与转让桑林煤矿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对杨文沛在原审中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文沛在再审开庭前提出黄卓余曾向其借款10万元，请求法院一并判决的请求，本院认为，再审是对原审的纠正，与原审诉讼请求无关的事项不属再审案件审理范畴，因此对杨文沛的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的规定，本院作出的437号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因此，对该判决第一项予以维持；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8）云0524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撤销该判决书的第二、三、四项。二、驳回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文沛在原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在再审中的请求。本案征收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文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守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梁 群人民陪审员  熊守志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杨雅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