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22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章支公司，住所贵州省赫章县城关镇小河路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337291675R。 负责人：郝新菲，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萍，女，1993年5月4日生，汉族，住毕节市，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戴永元，男，1956年7月4日生，汉族，住威宁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永芬，女，1957年4月4日生，汉族，住址。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华，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国绍，男，1984年7月14日生，彝族，住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江，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地址：威宁县六桥街道向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6761382154A。 负责人何帮贵，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桢耀，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章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永元、刘永芬、一审被告黄国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威宁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6民初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萍、被上诉人戴永元、刘永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一审被告黄国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江、一审被告电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桢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案件事实费用计算错误。1、黄国绍醉酒驾车的行为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人提示后，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死者应为车上人员，系自己跳出车窗外，其死亡是自身原因所致。3、死者死亡是由其自身原因所致，该事故不属于上诉人赔偿范围。在本院主持的质证中，上诉人提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精神抚慰金不应承担。 戴永元、刘永芬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黄国绍称：死者死亡与驾驶员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对认定书申请复核，由法院认定。作为成年人，不应将身体伸出车外。 电信公司称：死者乘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 一审原告戴永元、刘永芬诉称：2017年9月7日，原告之子戴某受单位电信公司安排，与其他员工一起到黑石片区进行宽带业务宣传。当日20时30分许，黄国绍驾驶自己所有的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从威宁县黑石头镇出发往威宁哲觉镇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国道326线815公里加850米时，原告之子戴某由车辆右侧车窗掉出导致其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之子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由于黄国绍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戴某的死亡赔偿金为581600元、丧葬费35879.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赡养费135653元，共计803132元。按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被告应承担70%的责任，因其驾驶的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22000元，剩余部分按责任承担，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承担：803132.5-122000=681132.5×70%=476792.5元。故请求判令黄国绍及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付因戴某死亡的费用598792.75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7日20时30分，黄国绍驾驶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从威宁县黑石头镇方向往哲觉镇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到国道326线815公里加850米（小地名：小爬红）处时，乘车人戴某由车辆右侧中排车窗掉出，导致乘车人戴某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黄国绍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不计免赔险等险种。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根据贵州省2018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二原告因戴某死亡应获得的赔偿为：1、死亡赔偿金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2、丧葬费29199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20384/年×20年÷3=135893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796692元。 一审法院认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黄国绍在醉酒后驾驶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没有遵守道路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死者戴某在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将身体部分伸出车外，二人的违法行为是造成此次事的原因。经交警队认定黄国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戴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戴永元、刘永芬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黄国绍所驾驶的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原告的损失应先在交强险限额122000元予以赔付后，剩余部分由黄国绍及死者戴某按双方的责任进行承担，即由黄国绍承担70%，死者戴某自行承担30%为宜。即：黄国绍承担472284.4元，死者自行承担202407.6元。因黄国绍所驾驶的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有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故该款项应由人寿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中予以赔付。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死者属于乘车人，不应按照原告诉请的第三者进行赔偿。但根据交警部门的事实认定，死者在事故发生前虽属车上人员，但其被甩出车外后撞在地上死亡，其死亡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车内，与正在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其死亡虽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但亦与乘坐的车辆有直接关系，故死者戴某应当作为被保险车辆参加的保险范围内的赔付对象。人寿保险公司辩称黄国绍系醉酒驾驶，系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其已尽到提示义务。但在庭审中，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免责事由进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对该辩称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章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戴永元、刘永芬因戴某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594284.4元；二、驳回戴永元、刘永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94元，由黄国绍承担。 二审诉讼中，人寿保险公司向本院举示：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证明：黄国绍在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时，人寿保险公司已向黄国绍告知保险内容，尽到其提示义务，故黄国绍醉酒行为人寿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戴永元、刘永芬的质证意见：1、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是客观存在的，不属于在一审不存在的证据，所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该证据保险条款仅约定保险合同相对人，不能对抗交通事故受害人；3、该组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即尽到说明和提示的证明目的。黄国绍质证意见：1、超过举证期限；2、告知义务处签名，不知告知内容是什么。电信公司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不持异议，上诉人证明目的均针对被上诉人以及一审被告。本院经审查认为：人寿保险公司所举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疑义，本院予以采信。 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人寿保险公司的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载明“投保人声明：（1）本人所填写的投保单已附保险条款，并且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退保金计算的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向本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保险条款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目前车辆保养状态良好且将持续保持，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2）本人在此授权保险人可为本保险合同的订立及代缴车船税等工作向第三方收集、披露与本保险有关的资料”。黄国绍在投保人签名处签了名。该“投保人声明”内容的字体、字号等与投保单其他部分无区别。保险公司的回执处注明：已收到中国人寿财险车险免责条款明示及理赔流程、客户权益重点提示单并对其内容知悉。黄国绍在回执处签了名。 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人寿保险公司应否对戴某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如何承担。 本院认为：尽管黄国绍在人寿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等进行了说明，但该声明内容同样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好的的格式免责条款，该提示内容，字体、字号等与其他部分并无区别，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且声明内容关于免责事项不具体，较笼统，难以体现保险公司已将相关免责事宜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或说明。故人寿保险公司的该免责条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规定，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其上诉请求免除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人寿保险公司应依法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向戴永元、刘永芬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戴某死亡事故经交警队认定属交通事故，并明确了当事人戴某和黄国绍的的事故责任。戴某在事故发生前虽属车上人员，但其掉出车外后撞在地上死亡，与正在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身份发生转换，从车上人员转换为第三者，故人寿保险公司以死者为车上人员、其死亡系自身原因所致为由请求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人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所提及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适用问题，在一审诉讼中戴永元、刘永芬已举出富民社区居委会《证明》等证据证实戴某生前居住和生活地方为威宁县城城中社区，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戴某死亡赔偿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的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戴某的死亡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人寿保险公司赔偿精神抚慰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人寿保险公司主张不该赔偿精神抚慰金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88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赫章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川 审判员  张雄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