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民申19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金粒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三那线以西弥阳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郑宝勇，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大会庄村民小组，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大会庄村。负责人：曾卓军，男，197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系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字文伟，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碧岫庄村民小组，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碧岫庄村。负责人：李汝林，男，197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系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字文伟，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大新社区大新村。经营者：张有生，男，196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原审被告：王冬青，女，197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华，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云南金粒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粒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大会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会庄”）、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碧岫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碧岫庄”）、原审被告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以下简称“兴诚宇经营部”）、王冬青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9民终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金粒公司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29民终94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申请人无须向被申请人支付种子款1200762.64元；2.请求判令一审、二审、再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的合同主体、合同履行等基本事实缺乏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认定金粒公司与大会庄、碧岫庄签订过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日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该合同上没有大会庄、碧岫庄授权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字（上述两个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是黄艳兵），也没有两村的印章，两村不存在缔约行为，自然不可能有合同；其次，在大会村委会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证明》中明确说到“曾卓军、李绍成两位社长的发动行为系个人行为，不代表大会庄村和碧岫庄村两个村集体”，该证明有村委会盖章和法定代表人黄艳兵签字，符合证据规则的证据要件，足以证明曾卓军、李绍成不能代表大会庄和碧岫庄，同时该合同中没有该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加之本案判决书以及两村民小组的起诉状，李绍成实际也不能代表碧岫庄，李汝林才是该村民小组组长。2.金粒公司只和王冬青签订过合同，制种种子也是交付给王冬青，没有与两村民小组、更没有与曾卓军和李绍成建立过合同关系以及履行合同的事实行为。金粒公司若存在对两村民小组农户的种植指导等行为，那只是金粒公司履行与王冬青所订合同的行为，而非针对两村民小组的履行行为。王冬青和金粒公司有良好的合作习惯，金粒公司不可能另行与不熟悉也没有合作过的曾卓军、李绍成签订合同。3.原审法院对于金粒公司本应当向王冬青收取的种子质量不合格原因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种植户已按照金粒公司制定的生产技术操作方案、技术指导进行种植，所生产的种子即使出现质量问题，原则上不应该承担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后果。但实际情况是，种子质量问题是农户造成：首先，金粒公司不负责对农户的播种、技术管理、指导、安排等具体工作，而是由王冬青按照与金粒公司的合同，安排其技术人员毛再春负责此项工作。其次，农户的种子种植并不符合“生产合同约定的质量技术规程条款”和“国家技术标准”，农户不但没有按照要求规划制种区域和登记制种农户，更没有按照要求进行隔离，出现很多制种地隔离不合格或无隔离的问题，还出现母本去雄不合格、父本未砍除等严重质量问题。上述事实有《2016年大理宾川佛单9号制种照片明细及说明》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下，金粒公司有权按合同约定条款拒收王冬青交付的种子并且不支付种子款。二、原审对大会庄、碧岫庄、王冬青、金粒公司、曾卓军、李绍成与农户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错误，适用的法律与案件的性质不符，民事责任的判定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1.大会庄及碧岫庄与金粒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农户也与金粒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两村不能代表农户向金粒公司主张权利。大会庄和碧岫庄没有与金粒公司缔结原审法院认定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的意思表示，大会村委会也明确承认合同上签字的曾卓军、李绍成不能代表两村，那么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两村与金粒公司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两村对于其诉请主张的金粒公司应付的种子款没有实体法上的权利。2.实际上两村的农户分别与曾卓军、李绍成签署过《收种协议》，农户理应向该二人主张权利。换言之，大会庄及碧岫庄没有权利代表农户向金粒公司主张种子款，而应当向曾卓军、李绍成二人主张。3.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中，大会庄及碧岫庄根本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冬青与金粒种子公司存在代理或委托关系，而实际上王冬青与金粒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仅仅为双方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载明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定：“虽然在上述过程中王冬青及其实际经营的兴诚宇经营部参与，但王冬青、兴诚宇经营部作为无农作物生产许可资质的民事主体，其行为应视为金粒公司的行为”，不但逻辑错误，更属于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金粒公司从未授权过王冬青，王冬青的行为不能代表金粒公司。三、原审判定的种子质量、种子数量、种子价格和种子款项法律关系界定错误，适用的法律与案件的事实不符，且对相关民事责任的判定违反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1.种子质量。首先，金粒公司只是和王冬青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金粒公司已经向王冬青履行了提供种子等相应的义务，至于王冬青个人又另行委托谁进行种植，与金粒公司无关。王冬青应当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提供质量合格的种子，但是王冬青没有如约履行。同时，金粒公司与王冬青之间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乙方（即王冬青）生产的杂交种子要达到以下质量标准：纯度≥96%；净度≥98%；水份含量≤13%；发芽率≥85%。达到上述质量标准的种子，甲方（即金粒公司）按合同定价支付乙方种子款，不合格种子按当地商品玉米价格收购。”按照该约定，对质量不合格的种子，金粒公司不应当“按质量合格种子定价”向王冬青支付种子款，更不应当向大会庄、碧岫庄支付种子款。其次，即便假设法院认定的金粒公司与大会庄、碧岫庄之间有《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该合同第三条第4项也约定：“乙方不按甲方要求进行生产，造成种子质量不合格，甲方有权拒收种子”。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恰恰是农户不合规种植导致种子质量不合格，金粒公司按合同约定有权拒付种子款，对不合格种子按当年商品玉米价格收购。再次，曾卓军、李绍成第一次上诉时提供的证据“与制种农户所签订的《收种协议》”，明确说明了导致种子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程中田块隔离、除杂及母本天花拔出不及时、干净等因素所致。说明种子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农户的种植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的“技术规程及责任条约”所致。《收种协议》第7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待公司种植鉴定结束，种子纯度合格的农户，甲方（即曾卓军、李绍成）将付清全部种子款；如鉴定后种子纯度不合格，甲方将种子全部返还给乙方（即农户），甲方不作任何赔偿给乙方”。此证据证明：曾卓军、李绍成和相关农户及金粒公司都同意对种子作质量种植鉴定，并认可对质量合格的种子才付款的约定，同时认可对质量不合格种子不付款和不赔偿的约定。综上，对质量不合格的种子，金粒公司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拒绝按“合格种子”支付种子款。2.种子数量。《碧岫庄和大会庄的两份种子收购清单》是曾卓军、李绍成第一次上诉时所提供的证据，被申请人提交的种子数量共计122527kg（碧岫庄76320.8kg、大会庄46206.2kg）；对相关数量，金粒公司既没参与收购也不认可。另外在《杂交玉米制种合同》中有约定条款，制种用的亲本种子3100kg（母本2400kg、父本700kg），在双方结算时按回收种子的同等数量及价格抵扣，但原审法院认可被申请人提供的数量，属适用法律错误。2.种子价格。对于质量合格的种子，被申请人第一次上诉所提交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约定是9.8元／kg，被申请人第一次上诉所提交与农户签的《收种协议》约定是9元／kg，金粒公司与王冬青所签订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约定是11元／kg，三个不同的收购及结算价格，原审法院判决却是9.8元／kg，其判决无依据。3.种子款项。原审法院判决的款项是1200762.64元（122527kg*9.8元／kg），在认定款项的种子数量和价格时缺乏基本事实证据。四、原审法院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合同关系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认定缺乏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被告。王冬青作为与金粒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的乙方负责人及合同的实际履行人（2014和2015年双方都有成功合作），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生产种子的一切行为及结果负直接责任，但对于最终种子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判定，原审驳回大会庄、碧岫庄对王冬青和兴诚宇种子经营部的诉讼请求，认定王冬青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兴诚宇种子经营部作为与金粒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的乙方，其经营者张有生多年多次把营业执照借给王冬青承揽生产制种使用，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生产种子的一切行为及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判决认定兴诚宇种子经营部及经营者张有生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被申请人。大会庄、碧岫庄村民小组曾卓军、李绍成及相关制种农户，其双方在实施制种过程中签订了相关的《协议书》和《收种协议》，因在履行制种过程中不按合同的《技术规程》及质量要求控制种子质量，最终造成种子质量不合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定“种植户仅为掌握常规作物种植技术。所生产的种子即使出现质量问题，原则上不应承担导致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后果”，此判决认定大会庄、碧岫庄两个村民小组及种植农户与种子质量不合格无任何关系，也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再审申请人。金粒公司属于与王冬青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的甲方（2014和2015年双方都签订了同类生产合同），在合同中已经明确了双方的权、责、益，金粒公司只对合同种子质量的结果负责，种子检验质量合格后按合同价格付款，质量不合格的种子按当地商品玉米价格收购。但对于最终种子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判定，原审法院判令申请人支付大会庄、碧岫庄村民小组杂交玉米F16-9（佛单9号）种子款1200762.64元，承担全部责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再审本案，依法纠正错误，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大会庄及碧岫庄提交意见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粒公司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王冬青提交意见称：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2018）云292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9民终9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在2014年、2015年王冬青确实与金粒公司签订过《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合作成功；2016年4月21日，王冬青仍然以“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名义与金粒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合同订立后，王冬青通过毛再春带领着金粒公司的技术人员到大会庄及碧岫庄住所地查看、调查、了解种植基地及周边环境适宜情况。后来王冬青考虑到生产种子的风险很大，所以电话与金粒公司的制种负责人王启林协商退出制种事宜，得到王启林的同意。《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虽然签订，但并未实际履行，王冬青既没得到任何利益，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金粒公司系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公司，于2016年5月1日与大会庄及碧岫庄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之后，金粒公司派出技术人员适时对种植农户进行种植指导、穗选、检测、在受粉结束后监督砍除父本植株、去杂、种子收购等工作，种植户亦按照生产技术操作方案和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了隔离、去杂、母本拔除天花、在授粉结束后砍除父本植株等工作，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故金粒公司应当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其再审申请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3年6月13日，张有生在宾川县登记注册“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并领取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532924600167725），后将该营业执照借予王冬青，王冬青便一直使用张有生登记注册的宾川县兴诚宇种子经营部从事种子经营。金粒公司与兴诚宇经营部对玉米制种曾有合作。2016年4月21日，金粒公司为甲方与兴诚宇经营部为乙方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宾川县年度生产杂交玉米F16—9（佛单9号）种子600亩，包干价格11.00元/公斤；甲方向乙方按11.00元/公斤提供合格亲本种子和制种质量技术规程。同时对生产的种子质量、制种田块要求和双方责任进行了约定。经金粒公司和王冬青共同考察后，共同划定大会庄、碧岫庄部份土地作为制种基地。2016年4月25日，金粒公司向王冬青提供了制种的JL2725母本种子1800公斤、F238父本种子700公斤。2016年5月1日，金粒公司提供了格式合同，以金粒公司为甲方，与碧岫庄（代表：李绍成）、大会庄（代表：曾卓军）为共同乙方，签订了《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组织生产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500亩，单产指标250公斤/亩，质量标准：纯度≥96%、净度≥98%、水份含量≤13%、发芽率≥85%；在整个生产、收购过程中委托乙方负责对辖区农户进行质量技术管理；甲方向乙方提供合格的亲本种子和制种质量技术规程，并配合乙方对制种农户进行培训、指导、协调和管理，对乙方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检查督促，确保种子质量；按9.80元/公斤收购乙方生产的合格种子并于入库结束后20日内付清种款；乙方严格执行甲方的质量技术操作规程，在规定的日期按技术要求种植父母本，保证基地安全隔离，把好去雄关、父本在散粉结束后砍除、在制种田明显处插牌标明户主、地址、编号以便甲方检查指导，将合格种子交售甲方。在违约责任中约定：因技术原因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因乙方管理不力或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的损失或自身损失由违约方承担；乙方所签订的制种田块须在划定的制种区内，否则甲方有权无偿清除；乙方不按时砍除父本，由甲方组织人员砍除，其费用由乙方种子款抵扣；乙方不按甲方要求进行生产造成种子质量不合格，甲方有权拒收。合同签订后，大会庄、碧岫庄分别组织了本庄共一百七十八户农户参与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制种种植。王冬青通过大会庄、碧岫庄就金粒公司提供用以制种的亲本JL2725母本种子1800公斤、F238父本种子700公斤，向参与制种的农户按照其制种种植面积发放了制种亲本（原种）的母本、父本种子。制种农户按照金粒公司派来的技术人员和王冬青经营的兴诚宇经营部派来的技术人员毛再春的指导进行制种种植。制种种植中，大会庄、碧岫庄参与制种农户按金粒公司制定的生产技术操作方案和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种植。经种植农户反映，制种亲本种子的母本发芽率较低，2016年5月10日，金粒公司向王冬青补发了600公斤JL2725母本种子，由种植农户进行制种补苗。经鉴定，金粒公司提供的杂交玉米亲本（原种）种子质量低于国家种子（原种）质量标准。在杂交玉米佛单9号制种生产过程中，金粒公司制定了生产技术操作方案，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和派出技术人员常住宾川县；王冬青经营的兴诚宇经营部技术人员毛再春和金粒公司派出的技术人员适时对杂交玉米佛单9号培育种植进行指导、穗选、检测和在授粉结束后监督砍除父本植株、去杂等工作，种植农户亦按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隔离处理、去杂、母本拔除天花、在授粉结束后砍除父本植株等工作。2016年5月10日，金粒公司委托毛再春代表金粒公司申办在宾川县内组织生产杂交玉米佛单9号的农业行政许可，2016年6月3日，金粒公司涉案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制种经云南省农业厅批准许可在云南省宾川县进行制种生产。2016年7月18日，宾川县种子管理站经对制种田间调查后向金粒公司发出《玉米制种检查整改通知书》，通知提出：金粒公司在大会村委会生产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部份田块杂株多，特别是父本杂株严重超标，请公司及时组织去杂。2016年7月19日，大会庄、碧岫庄即按金粒公司和毛再春要求，组织人员对制种田间进行去杂工作。2016年11月，种子收购时，金粒公司派出的技术人员对所收购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进行检测，由王冬青安排人员收购和记录，向大会庄收购了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46206.2公斤、向碧岫庄收购了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76320.8公斤。金粒公司提出，大会庄、碧岫庄生产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大会庄生产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质量问题严重，要求王冬青先将从碧岫庄收购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交运入库。王冬青于2016年11月23日、27日、28日三次向金粒公司运交了从碧岫庄收购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76320.8公斤，金粒公司支付了运输费15110.00元。后，金粒公司提出大会庄、碧岫庄生产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达不到质量要求，未支付大会庄、碧岫庄所生产的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款。为此，李绍成、曾卓军以金粒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认为，李绍成、曾卓军并非合同载明的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李绍成、曾卓军的起诉。2018年1月2日，大会庄、碧岫庄持上述事由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合同的主体、效力及履行的问题。首先，本案诉争的合同为2016年5月1日金粒公司与大会庄（代表：曾卓军）、碧岫庄（代表：李绍成）签订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合同一方主体是大会庄和碧岫庄所代表的签约种植户，具体经办代表为曾卓军何李绍成；另一方是金粒公司。金粒公司是具有主要农作物生产许可证，且在宾川县种子站登记备案的公司法人，在上述合同上盖有公司印章和公司代表王启林的私人印章，自然应当成为合同一方主体；至于其在安排或委托具体人员办理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中，办事人员是否按照公司意图办事、合同原件是否交给公司，那是其内部事务，与本案诉讼无关；金粒公司提出的涉案合同系案外人毛再春持有其空白格式合同签订、其对此事毫不知情，其不是该合同主体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杂交玉米制种合同（2016年）》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自愿签订、依法成立并生效。金粒公司及大会庄、碧岫庄作为签订合同的主体，应当遵照合同条款履行。在整个“佛单9号”种子制种种植过程中，金粒公司虽然派出技术人员适时对种植农户进行种植指导，但在2016年7月18日宾川县种子管理站经对制种田间调查后，向金粒公司提出杂株多、父本杂株严重超标并要求整改的意见。大会庄、碧岫庄于2016年7月19日即按金粒公司的要求组织人员进行去杂工作，但最终，收获的种子仍然存在质量问题。此外，原审中经过鉴定得知，金粒公司提供的亲本母本纯度较低，玉米亲本（原种）种子质量低于国家种子（原种）质量标准。金粒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的义务。金粒公司提出，在种植过程中因种植户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技术员的指导严格执行质量技术操作规范，导致种子质量不合格的意见，无充分证据证实，且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故未获支持。本院认为，大会庄、碧岫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根据自身客观条件，按照金粒公司的技术指导，配合完成了制种种植工作，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金粒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在种子收获时，由王冬青安排人员收购和记录，向碧岫庄收购了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76320.8公斤，且已实际向金粒公司运交；向大会庄收购了杂交玉米“佛单9号”种子46206.2公斤，现该部分种子仍保存在宾川县力角镇大会村民委员会三宝庄烟站仓库内。综上，原判对大会庄、碧岫庄要求金粒公司支付种子款1200762.64元〔9.80元/公斤×（76320.8公斤+46206.2公斤）〕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金粒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云南金粒种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杜跃林审判员  沈 灵审判员  陈 姣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