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37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新，男，汉族，1972年3月24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伟强，男，汉族，1963年12月24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斌，广东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竟明，男，汉族，1966年6月10日出生，住所地：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芳、严慧丹，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新因与被上诉人戴伟强、原审被告朱竟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1391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玉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被上诉人戴伟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斌、原审被告朱竟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玉新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1391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戴伟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诉请支付收益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合作义务，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涉案土地已经完成清场及交付的客观事实，就推断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属于推断错误，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张玉新和原审被告朱竟明支付收益款，仅仅提供了《合作协议》，其并未提供任何三方认可的结算协议确认其已履行合作义务并有权分配收益款的相关证据(上诉人书写的《结算清单》并非三方认可的结算协议，后文将对此作详细陈述)，其诉请支付收益款明显证据不足。但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涉案土地已经完成清场及交付的客观事实，就推断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属于推断错误。二、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实际由上诉人负责处理，被上诉人未履行合作义务，但一审法院以行政机关已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被上诉人无需擅自介入，证据证明力不强等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的理由存在逻辑错误，明显不成立。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无需擅自介入拆迁工作，与事实相悖，且不符合逻辑。(1)因被上诉人无力处理拆迁工作，上诉人只能向执法局反映情况，执法局才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二次催告修配厂搬迁，但修配厂拒不搬迁，执法局也未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按《合作协议》约定，该修配厂的拆迁工作原本应由被上诉人负责处理，但其根本无力处理，拆迁工作迟迟没有进展，无奈之下，上诉人只能自行处理。2012年3月份，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朱竟明通知修配厂其已取得涉案土地权益，并准备进行开发，要求修配厂搬迁。修配厂称其合同期未到故不愿搬迁，上诉人遂向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惠阳区分局反映情况，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惠阳区分局经调查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惠市执罚[2013]第E-2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其在15天内自行拆除，但其拒绝搬迁。执法局于2013年5月7日再次向其送达惠市执罚[2013]第E-2019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但其仍拒绝搬迁，之后，执法局也未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2)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竟明与购地方江某已约定清场期限和办证期限，逾期，其将需承担高额的违约金和解除合同的后果。在被上诉人无力处理且执法局迟迟未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得不自行处理拆迁工作。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竟明与购地方江某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已约定清场期限和力、证期限，若逾期，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朱竟明需向江某按每日3000元支付违约金，逾期60天，江某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正是因为时间紧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竟明才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以最短时间最低成本完成拆迁和补偿工作。在被上诉人无力处理且执法局迟迟未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上诉人为了按约定完成过户，不得不自行处理拆迁工作。(3)修配厂的拆迁工作耗时一年半，为此上诉人多次与修配厂协商，并支付42万元补偿款及帮其新修理厂办理电表入户。如若执法局能够采取强制措施，根本不存在拆迁工作久拖未决上诉人需要支付补偿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无需擅自介入拆迁工作，不符合逻辑。2、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实际由上诉人负责处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义务。上诉人已提供修配厂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明确说明“涉修配厂有关搬迁及拆迁补偿事宜全程由张玉新负责同我方进行协调”。另外，上诉人已提供购地方江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原本由双方担保人戴伟强负责拆迁工作，因其无法处理，只能由张玉新自己协调。因担心土地无法按时交付，本人陪同张玉新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协商搬迁和补偿事宜，直至双方协商一致”。因被上诉人无力处理，上诉人在处理拆迁工作过程中，向执法局反映情况，执法局作出处罚决定书。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实际由上诉人负责处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合作义务。3、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合作义务，属于不作为，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的拆迁工作已由上诉人自行处理，上诉人已完成被上诉人不作为的举证。被上诉人主张其已履行合作义务，应当由其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合作义务的情况下，支持其诉请，明显缺乏依据。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张玉新和原审被告朱竟明支付收益款，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的拆迁工作已由上诉人自行处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合作义务。在是否履行合作义务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合作义务，否则其要求支付收益款的诉请不应予以支持，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支持其诉请，明显缺乏依据。三、结算清单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未签字确认，并且三方至今并未实际结算，一审法院依据该结算清单判决上诉人支付收益款明显不当。至2013年8月份，原审被告朱竟明已收到购地方江某第一、二期款项，除了之前预支给上诉人人民币50万元外，一直不与上诉人结算亦未支付给上诉人任何款项，所以上诉人在朱竟明公司(惠州市XX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按其提供的数据和分配方式估算可得利益(后半部分也非其书写)，上诉人认为即使按3份分(其并不认可按3份进行分配)，朱竟明也应当向其支付部分收益。该结算清单并非实际结算，而仅仅是要求朱竟明支付收益的计算草稿，数据和分配方式均是朱竟明提供，并非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并未将该清单交付给被上诉人，也无被上诉人和朱竟明的签字确认，并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因江某未付清款项三方至今并未实际结算。一审法院依据该结算清单判决上诉人支付收益款明显不当。四、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合作义务，上诉人负责处理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催收款项等，而朱竟明在2013年8月份前就已收到2307904元收益款，其拒不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只能通过向江某催收获得收益，在2016年11月13日才收到部分执行款(其中大部分为催款已支出的费用和利息)，现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个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收益显失公平。如前所述，原告并未履行合作义务，拆迁工作实际由上诉人负责处理。江某未按约定付款，上诉人历经三年多时间自己催收办理公证、申请强制执行等，终于在2016年11月13日才收到部分执行款(还款协议约定月利率为2分，已收到执行款其大部分为催款已支出的费用和利息)。因催收款项，上诉人已支付律师费、公证费等各项费用约30万元。目前，仍有部分款项未执行到位，且执行存在较大障碍。而朱竟明在2013年8月份前就已收到2307904元收益款，其拒不分配给上诉人，从2013年8月份至2016年11月13日，朱竟明占用上诉人的收益款，已造成上诉人损失。现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个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收益，朱竟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履行合作义务，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实际由上诉人负责处理，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合作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个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收益，明显缺乏依据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恳请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戴伟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对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回应如下：关于答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正确。1、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共同完善该地遗留的一切有关手续，对外出售，共创收益。案涉地块最终转让给了案外人江某，这说明三方所要达到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2、案涉土地与XX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地面建筑物的拆迁工作均已完成。案外人江某于2012年7月27日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10月取得案涉土地的规划许可证。2013年7月底，经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土地清除全部建筑物并交付案外人江某。这足以说明原告已履行完毕《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完成了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所要实现的协议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如果被答辩人张玉新认为答辩人没有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反证责任，适用法律正确。2、被答辩人提交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拆迁补偿的相关证据，只能证明该汽车修配厂的拆迁程序和拆迁事实，并不能证明答辩人在该汽车修配厂拆迁过程中，以及在处理该土地征收补偿争议问题上，未进行任何作为的事实存在。3、被答辩人提交的查某的《情况说明》只是说明被答辩人张玉新与查某进行过协商，但并没有否认答辩人戴伟强进行了相关的推动及促成拆迁的工作，且该《情况说明》是被答辩人在收到一审起诉资料后打印好后让查某签名的。根据《合作协议》第二的约定，三方共同完善该地块遗留的一切有关手续，这说明是由三方共同完成，并不是由答辩人一个人完成，因此被答辩人参与到与查某协商该汽车修配厂的拆迁工作也是其义务，况且第三条约定涉及到的有关补偿应经三方共同协商确认同意后支付，被答辩人张玉新担心答辩人戴伟强直接跟查某协商拆迁补偿金额会过高，因此被答辩人张玉新与查某就拆迁补偿金额的协商是其义务，同时被答辩人张玉新可以控制拆迁补偿金额。因此以被答辩人张玉新与查某就该汽车修配厂的拆迁进行协商和协调就认为答辩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是不能成立的。4、庭后被答辩人提交的“江某”的《情况说明》，该证据是由案外人江某出具的，江某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本人对本案的具体事实情况并不是一个知情者，也不是一个参与者，因此江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5、在答辩人提起诉讼之前，被答辩人从没有主张过答辩人戴伟强未履行《合作协议》的义务，也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抗辩。如果答辩人真的未履行义务，被答辩人在几年内未提出抗辩和主张是不符合常理的，并且被答辩人张玉新已支付了答辩人戴伟强15万元的收益款。同时，张玉新于2013年8月17日自行书写《结算清单》，注明土地收益分成三份，每份为2307904元。如果真如被答辩人张玉新所言答辩人未履行义务，在张玉新自行书写的《结算清单》上会不注明答辩人未履行合同义务不能获得收款的事实？其书写的《结算清单》写明土地收益分成三份，每份为2307904元，这足以说明其认可了答辩人履行完毕了合同义务。该《结算清单》当时三方虽未签字，但开庭时张玉新、朱竟明和答辩人都予以认可了。6、对于答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另一合作方（即本案原审另一被告朱竟明）已明确认可了答辩人已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并支付了答辩人收款65万元，并认为答辩人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分得约定比例的收益款。综上所述对被答辩人上诉理由的回应事实，足以证明一审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张玉新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答辩人戴伟强的合法权益。原审被告朱竟明述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审原告戴伟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国有土地转让收益1444571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日，被告朱竟明作为甲方，被告张玉新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合作的土地使用权由甲乙双方于2011年9月以购地总款750万元购买所得，原属适润公司所有[建设用地许可证编号为：惠国土准字（92）第XX号，土地使用权面积2000平方米]。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与丙方合作，共同完善该地遗留的一切有关手续，并对外出售，共创收益。三、甲乙双方负责支付购地款，取得土地使用权有关证件原件，办理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文书；丙方负责处理有关该地与XX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地面建筑物的拆迁工作；涉及到的有关补偿应经三方共同协商确认同意后支付；四、合作项目按价高者得的方式向外出售，所得利益扣除一切成本及第三人介绍费16万元后，三方按1:1:1的比例共同平分收益。《合作协议》签订后，两被告作为甲方、案外人江某作为乙方，双方于2012年5月11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由两被告将上述土地使用权，以总金额1740万元的价格转让案外人江某，甲方确保土地权属无争议并负责地上建筑物的清理及补偿工作，乙方分四期支付转让金。原告作为双方担保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协调处理了该土地涉及的村民闹事阻拦拆迁等问题。2012年7月27日，案外人江某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10月，案外人江某取得涉案土地的规划许可证。2013年7月底，经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土地清除全部建筑物并交付案外人江某。至此，涉案土地为处理拆迁问题、办证问题和支付中介费，共计开支2976286元。案外人江某购地后，陆续向被告朱竟明支付购地款，截止2014年3月11日仍欠购地款本金360万元未付。在此期间，被告朱竟明多次向原告支付收益款共计65万元。2013年8月17日，原、被告就涉案土地的合作收支账目进行初步结算，被告张玉新书写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17日的《结算清单》，载明卖地总收入1740万元，支出750万元＋2976286元=共计为10476286元，收入为6923714元，除以3等于2307904元。但是，原、被告均未在《结算清单》上签名。2014年11月28日，两被告作为甲方，案外人江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还款协议》，对案外人江某尚欠360万元购房款本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并约定由案外人江某分二期支付给两被告，约定该款项自2014年1月26日期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2014年12月1日，案外人江某与两被告前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公证处，对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进行了公证。此后，案外人江某未按《还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两被告于2014年12月15日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法院强制执行，被告张玉新于2015年1月、2015年12月、2016年11月三次领取法院转交的执行款共计3413049元。目前，该案尚未执行完毕。被告张玉新收到上述执行款后，于2015年1月29日向原告支付收益款15万元。至此，原告累计收到两被告支付的土地收益款合计为80万元。另查明，原、被告的合作资金除了案外人江某欠付360万元购地款的执行款项之外，其余均由被告朱竟明管理。被告张玉新自认从被告朱竟明处预支了50万元款项。另外，被告朱竟明共计向原告付款65万元。本案庭审中，被告张玉新为证明原告并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提交了本案土地上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拆迁补偿的相关证据，并提交了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查某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查某的《情况说明》载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有关搬迁及拆迁补偿事宜全程由被告张玉新负责同其进行协调。本案庭审结束后，被告张玉新又于2019年4月11日交了说明人为“江某”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2012年5月11日，本人与朱竟明、张玉新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此期间，本人获悉拆迁工作面临困难，原本由双方担保人戴伟强负责拆迁工作，因其无法处理，只能由张玉新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协商搬迁和补偿事宜，直至双方协商一致。修配厂最终于2013年7月底完成搬迁，本人与张玉新共同聘请人员对该土地进行清场，该土地于2013年8月底交付该本人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是否履行了合作义务的事实认定问题。关于原告履行合同义务事实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原告负有处理有关本案土地与XX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地面建筑物拆迁工作的合同义务。在原告起诉前，本案土地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在客观上已经处理完毕并已经完成土地清场交付。因此，从形式上看，原告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此时，如果被告张玉新认为原告没有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反证责任。即由被告张玉新就其提出的原告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认定问题。被告张玉新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拆迁补偿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该修配厂拆迁的过程事实，不能证明原、被告在该过程事实中所起作用情况的事实，不能当然认定原告在该修配厂拆迁的过程中，以及在处理该土地征收补偿争议问题上，有未进行任何作为的事实存在。被告张玉新提交的查某的《情况说明》，虽然有关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有关搬迁及拆迁补偿事宜全程由被告张玉新负责同其进行协调的说明，但不能排除原告间接推动和促成拆迁工作的可能性。并且，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已经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被告已无需擅自介入拆迁补偿工作，也没有相关的法定义务。而且，该证据属于单个的证人证言，相关证人未出庭接受案件当事人的质证，其证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经证人出庭接受庭审质证询问而展开和得到确认。该证据较为单薄，证明力不强，不足以证明被告张玉新主张的事实。被告张玉新庭后提交的“江某”的《情况说明》，同样属于未出庭证人证言，同样存在完整性、真实性未经庭审质证询问展开和确认的问题，其证明力不强，并且属于逾期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张玉新主张的事实。相反，被告张玉新所举证据，还与被告朱竟明的陈述存在矛盾，并与其自己的答辩陈述和其给予原告部分收益款项的行为事实不符。被告朱竟明并不否认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并且认为原告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分得约定比例的收益款。被告张玉新陈述，两被告吸收原告加入《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两被告在该土地拆迁时遇到的XX村村民以土地征收存在争议为由进行闹事阻拦的问题。根据这一合同目的理解，合同关于原告“负责处理有关该地与XX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地面建筑物的拆迁工作”的约定内容，应当理解为：原告负责处理有关该地与XX村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地面建筑物的拆迁工作。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某某汽车修配厂的拆迁工作，已由政府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无需原告过多参与。被告张玉新关于原告传话必须满足村民补偿条件，以及原告将收取的应付XX村的100万元补偿款私自与阻拦拆迁村民串通私分的陈述，也说明原告在解决XX村民阻拦拆迁的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被告张玉新在转让的土地交付给案外人江某并领取人民法院执行的部分购房款后，给予了原告15万元收益款，其行为也表明了其对原告参与合作事务和履行合作义务事实的部分认可。被告张玉新在土地转让并交付给案外人江某后，于2013年8月17日与被告朱竟明和原告进行初步结算，被告张玉新自行书写《结算清单》，注明土地收益分成三份，每份为2307904元。被告张玉新的该项行为，进一步佐证了其对原告履行合作义务事实的间接认可。虽然，在原告履行合作义务的过程中，被告张玉新可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在原告不存在迟延履行合作义务，以及被告张玉新未对其进行限期履行催告的情况下，被告张玉新的任何帮助行为，均不能产生替换原告履行合作义务的法律后果，即不能产生解除原告合同主体资格和免除原告合同权利的法律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张玉新确有对原告实施帮助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只能另案主张补偿。因此，综合本案的全案证据和相关事实情节，对于原告履行了合作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合作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应当按约享有合作收益分成。关于合作收益分配的问题。原、被告的合作事项已经完成，相互间的主要合作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目前仅剩余部分债权的追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原、被告就合作收益及分配问题未进行最终结算，但在经原告请求而被告拒绝给予结算分成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就现有收益提出结算分成请求。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土地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仅支持原告就原、被告的现有收益进行分配的诉讼请求内容。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原、被告的合作收入为6736763元（土地转让价1740万元-购地款750万元-支出2976286万元-案外人江某拖欠购地款360万元+收入的执行款3413049元=6736763元），三人均分，原告和两被告个人应得收益款为2245587元。原告应得的收益款，扣除两被告合计已付原告的80万元收益款，尚余1445587元。对于原、被告需要继续追收的合作债权，待该债权收回后，原、被告应当另行结算处理。被告朱竟明持有管理的合作资金为原、被告三人初步结算的总收入款6923714元，减去案外人江某欠付的360万元购地款，再减去已付原告的65万元和被告张玉新预支的50万元款项，再扣除其应分得的收益款，已经没有剩余。被告张玉新领取的合作收入执行款为3413049元，加上其预支的50万元款项，扣除其已付原告的15万元款项，再扣除其应得的2245587元收益分配款，剩余款项为1517462元，仍然足以支付原告应得的收益分配款。原告应得的收益款本应当由两被告共同给付，但考虑到两被告管理持有合作资金的实际情况，可由被告张玉新予以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玉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戴伟强支付合作收益款1445587元；二、驳回原告戴伟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80元，由原告戴伟强负担6460元，被告张玉新负担6460元，被告朱竟明负担646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故其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合作收益款，为此，上诉人提供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情况说明》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则认为其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上诉人应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对于双方的争议，本院认为，1、上诉人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能证明行政执法局的介入是因上诉人投诉而引起的，亦不能证明行政执法局的介入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2、上诉人提供的两份《情况说明》均属于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虽证人查某经上诉人申请被允许出庭作证，但其庭审时所作部分陈述与本案事实相矛盾，故其所作《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本院对该两份《情况说明》均不予采信。3、涉案土地已完成清场交付转让给了案外人江某，并已办理了相关转让手续，合同目的已实现，且上诉人在领取涉案执行款后，给予了被上诉人15万元收益款，足以认定上诉人以行为方式认可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合同义务。综上，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根据三方《合作协议》请求上诉人向其支付收益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审被告朱竟明是否应共同支付被上诉人收益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截止至2019年4月9日，三方合作可分得的收益款为6736763元，平均每人分得2245587元，朱竞明已获得的收益款为2173714元，并未超出三人应分得的平均数，而上诉人已取得的收益款为3413049元，已超出三人应分得的平均数，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原审确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超出平均数的合作收益款144558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10元，由上诉人张玉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耀辉审判员  沈 巍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李兵勤书记员叶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