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凤屿路****。 法定代表人：林清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岫峰，福建邦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官山花卉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iv> 法定代表人：陈顺案，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国元，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顺案，男，197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树有、吴海燕，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鲜公司”）、上诉人厦门市官山花卉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官山合作社”）以及被上诉人陈顺案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2民初5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陈顺案对官山合作社应当支付给宝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顺案承担。事实和理由：陈顺案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一审法院未判令陈顺案对官山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宝鲜公司的权利。首先，陈顺案系官山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其在代表官山合作社履行合同过程中，私下将宝鲜公司支付给官山合作社的四笔货款（共计230841.2元）转走并占用，官山合作社至今未交付货物给宝鲜公司。陈顺案的上述行为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陈顺案应当对官山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次，陈顺案个人财务与官山合作社财务混同、人格混同的主张虽然是宝鲜公司提出的，但是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宝鲜公司无法查阅官山合作社和陈顺案之间的财务往来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以及公平原则，关于该项主张的举证责任应该由陈顺案承担，即应由陈顺案向法院提交其与官山合作社之间的财务往来记录。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主张的举证责任分配有误，应该由陈顺案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官山合作社作为营利性的法人，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其法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宝鲜公司的上诉，陈顺案答辩称：宝鲜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官山合作社返还货款230841.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忽视了本案的重要证据即宝鲜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银行回单》，宝鲜公司在分四笔转账过程中，均备注为“货款”。也就是说，宝鲜公司转账支付款项的性质为货款，而不是预付款。2.先交付货物后付款，是货物买卖行业的贯常做法且是宝鲜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做法，也是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经常使用的交易习惯。3.案涉纠纷并非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的第一笔交易，在此之前，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已经完成了两笔货物买卖交易，均为货物出售方官山合作社先货、后票，货物买受人即宝鲜公司再根据发票金额付款，本案中的付款金额与发票均能一一对应且宝鲜公司在付款时备注为货款，足以佐证。宝鲜公司若不是根据发票金额付款，每笔付款金额怎么能够都与发票金额一一对应呢？况且，官山合作社为了证明其前述交易习惯，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关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的规定，官山合作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宝鲜公司对于其提出的先款后货的主张，不仅没有能够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本案的书证、银行转账记录相矛盾，同时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直接作出解除合同关系并返还货款的认定，是错误的，同时，也不符合一般的司法审判逻辑经验。二、退一万步讲，即便官山合作社需要返还货款，陈顺案也无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1.宝鲜公司认为陈顺案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官山合作社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当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官山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宝鲜公司的这一上诉主张完全是错误的。首先，宝鲜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是陈顺案代表官山合作社履行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官山合作社没有交付货物给宝鲜公司。实际上，官山合作社交付了货物、开具了发票，宝鲜公司根据发票份数和金额支付了货款，交易已经完成并结束，但现在却主张其没有收到货物而诉求返还货款，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官山合作社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设立和登记的，其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等也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因此，撇开宝鲜公司关于“陈顺案在代表官山合作社履行合同过程中，私下将宝鲜公司支付给官山合作社的四笔货款转走并占用，官山合作社至今未提供货物给宝鲜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不说，宝鲜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要求陈顺案承担连带责任，是不能成立的。第三，官山合作社与宝鲜公司均系平等的市场主体，宝鲜公司要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判决陈顺案对官山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宝鲜公司的这一主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侵犯了陈顺案的合法权益。2.官山合作社对其名下的资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有关规定，他人无权干涉。作为官山合作社成员的陈顺案以官山合作社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为限对官山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责任。宝鲜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人格混同”，其关于人格混同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宝鲜公司的上诉，官山合作社答辩称：一、官山合作社已经履行了交货的义务，宝鲜公司要求陈顺案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官山合作社对本案也提起了上诉，官山合作社与宝鲜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是先交货后付款，但宝鲜公司却主张是先付款后交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官山合作社就双方在2017年12月、2018年1月完成的两次交易所提交的证据都可以体现是先交货后付款。宝鲜公司曾经在2018年5月已经就案涉的交易起诉过一次，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来起诉的，如果宝鲜公司没有收到货物，那怎么会突然以不当得利的案由来起诉？后来宝鲜公司撤回了该次诉讼。因此，宝鲜公司称其没有收到货物是与事实不符的，请求驳回宝鲜公司的上诉请求。 官山合作社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宝鲜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宝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货款支付后，宝鲜公司未收到相应的货物。”并无事实根据，是错误的。1.官山合作社与宝鲜公司之间虽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是双方之间实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已经多次进行货物买卖交易，并且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一直是按照先交付货物，待宝鲜公司收到货物及官山合作社开具的发票之后再由宝鲜公司支付货款的模式来履行买卖合同。该事实符合市场的交易惯例，双方实际上也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2.官山合作社在一审时提交了2018年2月27日开具给宝鲜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就是在官山合作社交付了货物之后开具给宝鲜公司的，宝鲜公司根据收到的货物的具体数量和发票载明的金额再向官山合作社支付相应的货款，本案讼争的货款金额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下由宝鲜公司支付给官山合作社，故官山合作社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宝鲜公司诉称其与官山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习惯为“款到发货，交货地在官山合作社所在地”，但是宝鲜公司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宝鲜公司在一审时声称其与官山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习惯为“款到发货”，但是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在此之前的交易中宝鲜公司是先支付货款再由官山合作社交付货物的事实，并且在官山合作社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是“货到付款”的情况下，宝鲜公司进行反驳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因此，宝鲜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针对官山合作社的上诉，宝鲜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的问题，因为双方的交易时间前后只有两三个月，而在此前只进行过一、两次交易，因此不存在交易习惯，因为交易习惯应当是长期的、稳定的，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时间短，交易次数频率很低。本案中，宝鲜公司已提供了官山合作社在同一时间所开具的60余万元的发票，而不是仅有23万余元的发票，如果按照官山合作社的陈述，那官山合作社为什么不告60多万元而只敢说存在23万余元的交易？官山合作社在一审中陈述说发票开错了，那为何23万余元发票就不是开错票？而且，宝鲜公司也并未收到这23万余元的发票。官山合作社本身是没有种植香菇的，其卖给宝鲜公司的香菇都是从别人那里收购过来的，然后再转卖给宝鲜公司。但是，官山合作社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批香菇交易的记录，官山合作社是从何处购买该批香菇、何时交给宝鲜公司、怎么交付给宝鲜公司的？对于这些问题，官山合作社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官山合作社仅凭其所称的交易习惯，就认为其已交货，显然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仅提供发票而未提供其他交货凭证的，不能作为合同已经履行的证据。因此，官山合作社关于其已交货的陈述是与事实不符的。二、官山合作社主张其已经交付货物，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为宝鲜公司作为收货方是应当签收货物的，所以收货凭证只会在官山合作社手中。但官山合作社却称其交货完毕之后，这些交货单已经被宝鲜公司拿走了，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也与常理不符。 针对官山合作社的上诉，陈顺案答辩称：其同意官山合作社的上诉主张，因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间的两次交易与第三次交易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在同安有个闽南果蔬批发市场，官山合作社是向他人收购完香菇之后再卖给宝鲜公司，官山合作社与宝鲜公司到每个月月底再对账，在双方对账的时候宝鲜公司要求官山合作社把原始凭证交给宝鲜公司，而且官山合作社还要先开具发票给宝鲜公司，宝鲜公司一般是在对完账的第二个月才根据发票金额向官山合作社付款，所以官山合作社手中已经没有送货单了。因为官山合作社的人员都是不懂法律知识的，所以官山合作社当时基于信任就把发票都交给了宝鲜公司。 宝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宝鲜公司、官山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官山合作社立即返还宝鲜公司货款230841.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30841.2为本金，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3.陈顺案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由官山合作社、陈顺案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洽商购买鲜香菇，双方经协商一致后订立买卖合同，但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2月27日，官山合作社向宝鲜公司开具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2018年3月26日，宝鲜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分四次向官山合作社支付货款分别为500元、99499.9元、89854.6元、40986.7元，共计230840.7元。以上四次转账均备注用途及附言为“货款”。货款支付后，宝鲜公司未收到相应的货物。经与官山合作社交涉未果，宝鲜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就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8年8月1日撤诉。2018年10月25日，宝鲜公司再次提起本次诉讼。一审审理中，官山合作社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但辩称已经履行交货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因购买香菇而订立的买卖合同，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存在该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宝鲜公司在合同订立后向官山合作社支付货款230841.2元。官山合作社辩称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官山合作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官山合作社未履行交货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宝鲜公司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退还货款230841.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资金占用费以货款230841.2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宝鲜公司主张官山合作社与陈顺案存在人格混同，并以此主张陈顺案承担连带责任。但宝鲜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该项诉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解除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厦门市官山花卉专业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厦门市官山花卉专业合作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货款230841.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中，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官山合作社、陈顺案提出：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3行中直接认定“货款支付后，宝鲜公司未收到相应的货物。”是错误的，因为一审法院是在宝鲜公司并未对其这一主张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就直接根据宝鲜公司的口头陈述给予了认定；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未提出其他异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各方均未提出异议的部分，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证提交据。 二审中，官山合作社提出：其在一审中举证了官山合作社2017年12月26日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应的宝鲜公司2018年1月4日的转账记录，以及官山合作社2018年1月24日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应的宝鲜公司2018年1月29日的转账记录，官山合作社认为：这两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在讼争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付款金额为23万余元的交易之前已经有过两次交易，而那两次交易都是在官山合作社先交完货并开具发票之后，宝鲜公司过后才予以转账支付货款，故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都是先交货后付款，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存在遗漏查明的情形。对此，宝鲜公司表示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并且也有收到那两次交易项下的货物，但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官山合作社所主张的所谓先交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原因是前面的两次交易因为当时双方还不太认识，所以就采取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但之后的交易陈顺案提出让宝鲜公司先付款再交货，宝鲜公司基于信任就同意了，而官山合作社在收款之后却一直未交付货物。 宝鲜公司在二审中提出：其在一审中提交了在税务局网站上面查询到的陈顺案在2018年2月27日开具给宝鲜公司的7张共计60余万元的发票，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对这一事实存在遗漏查明的情况。官山合作社、陈顺案表示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这些发票中有3张是开错的错票并且已经作废了，官山合作社对于作废的发票也未要求对方付款。宝鲜公司还提出，其并未收到上述2018年2月27日开具的23万余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官山合作社则表示其确实已经将该部分发票直接交给宝鲜公司，但现其无法对交付发票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官山合作社在二审中确认，其自身没有种植案涉的香菇，都是通过在位于同安的闽南果蔬批发市场向他人收购新鲜香菇之后再出售给宝鲜公司，但官山合作社确认其对于收购香菇的环节无法提供相关的书面证据加以证明，至于原先宝鲜公司出具的收货单据，则已经在双方月底结算的时候按照宝鲜公司的要求全部交给宝鲜公司了，故官山合作社手中现在已经没有书面交货凭证了。对此，宝鲜公司表示，官山合作社在收到讼争的23万余元货款后至今都未交付货物，其为此曾多次与陈顺案进行交涉，宝鲜公司还提出，厦门本地并无农民种植香菇，货源都是临近地区如龙岩、三明等地种植的，官山合作社是向他人收购香菇后再卖给宝鲜公司，23万多元的新鲜香菇的体积要装满好几辆货车，金额也不小，但官山合作社对于其收购环节却无法提供包括收购的单据或者是微信付款、支付宝付款或者银行转账付款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无法提供其已经交货物交付给宝鲜公司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1.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购买新鲜香菇的口头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讼争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付款金额为23万多元的交易之前，宝鲜公司与官山合作社虽然已经完成过两次交易且双方并无纠纷，但这并不能免除官山合作社对于本案讼争交易项下依法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官山合作社主张其是先履行了23万余元货物的交货义务，之后宝鲜公司才在2018年3月26日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在宝鲜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官山合作社依法应当对其已先行履行完毕交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鉴于讼争香菇交易的金额较大，货物体积也较大，但是，官山合作社对于其交货环节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甚至官山合作社对于其向他人收购香菇的环节亦未能提供包括收购单据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等方式进行付款的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官山合作社依法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官山合作社未履行交货义务构成了根本违约，宝鲜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退还已经支付的23万余元货款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3.宝鲜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官山合作社与陈顺案存在人格混同，但其为此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提出的这一主张，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宝鲜公司要求陈顺案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 综上所述，宝鲜公司、官山合作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849元，由厦门宝鲜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118元，由厦门市官山花卉专业合作社负担47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王 池 审 判 员 师 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李雅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