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2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西国，男，1963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健、桑会云，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忠，男，1964年10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杰，潢川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张西国因与被上诉人杨明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西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60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张西国于2018年2月15日向杨明忠书写的400000元欠条的行为；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欠条系估算形成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欠条是双方估算形成的系事实认定错误，在认为本案有受要挟成分的情况下对该欠据仍然予以认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只有一个单方算账行为：即2018年2月15日，张西国在王春和、余志生和余纪昌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抱着吃亏的态度算账得出欠杨明忠96850元。但是杨明忠不认，也不愿意单方算账，更是拒绝和张西国一起算账，就是胁迫张西国书写（100万、80万、60万元，最后降到）40万元的欠条，如果张西国不书写40万元欠条，杨明忠就不走，大家谁也别想过年，该40万元的数字是虚无的、随意的，并非双方估算的结果。如果双方真正结算或者估算的话，杨明忠要求张西国书写欠条的数字就不会那么随意，从100万元降到40万元，况且，杨明忠不是要求张西国当天向其支付现金，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可以少要一点；本案欠条只是对张西国欠其树苗款事实的认定，不产生立即支付金钱的义务，根本没有必要将真实的欠款金额（如果结算或者估算的话）一降再降。杨明忠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没有与张西国进行结算，张西国欠的钱没有40万元那么多，法庭对此予以认可。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双方有估算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的，严重脱离客观事实，且与其两份判决书中的法院查明：“中间人出面让原被告共同算账，但被告（杨明忠）不愿意参加，王春和等人让原告（张西国）自己算，原告算的结果还欠被告花木款96850元，但被告不认可，并要求原告给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撤销权纠纷判决书）；但原告（杨明忠）拒绝算账（买卖合同纠纷判决书）”的杨明忠不愿算账、拒绝算账相违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欠条是双方估算形成没有事实根据，系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主观偏袒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受要挟成分却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杨明忠存在堵路（实际上是堵住了张西国家的大门）、在大年三十要挟张西国书写欠条，存在要挟成分。事实上，杨明忠还存在以下胁迫行为，原审法院没有提及：（1）大年三十到处都是烟花爆竹，随处都可能有火花，在这种情况下，杨明忠因与张西国就桂花单价发生争吵后，冲到大门口外将其摩托车推倒在张西国汽车旁，汽油流的满地都是，如果遇到一点火星后果将不堪设想，杨明忠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该事实，原审法院对该威胁事实极有可能造成的危险情况却只字未提；（2）除夕前一夜，杨明忠在张西国家门口过夜，导致张西国一家没法在家正常生活，并极有可能在除夕夜继续在张西国家过夜，原审庭审中，张西国代理人曾向杨明忠发问，如果不写欠条，他会不会离开张西国家？杨明忠回答不写40万元欠条就不会离开。原审法院对该胁迫事实也未提及；（3）原审法院认为有第三人在场，无暴力行为，事中没有报警不存在胁迫是错误的。王春和、余志生、余纪昌三人出面让原被告算账，但是杨明忠拒绝算账，张西国也要求报警，但是中间人余纪昌等劝张西国不要报警，张西国考虑到报警会影响大家过年，且与杨明忠是亲戚也是紧邻，余纪昌等人也告诉张西国该欠条只是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不会当真的，张西国就没有报警；（4））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但被告利用过节上门索债，也符合当地习惯”。这一认定是故意淡化杨明忠的胁迫行为，使其“胁迫行为合法化”，上门索债，并非使用激烈手段待着不走，不让别人过年，实际上，张西国并非有钱不给，而是积极履行付款义务，就在杨明忠去要钱的前一天（2018.2.13），张西国己经将刚收回的苗木款向杨明忠支付15万元，杨明忠实在是没有必要使用推倒车洒汽油、堵大门、晚上睡在张西国家门口，过年还不回家的手段索要债务。杨明忠之所以在过年前两天找张西国，并在张西国家一直未离开，是抓住了中国人对春节这一节日的重视、膜拜的情感和信念及三个在场人急着回家过年极力从中斡旋的情况胁迫张西国，这是一种“软暴力”。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庆贺新春活动，热闹喜庆气氛洋溢；这些活动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它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生活娱乐和文化心理。春节被破坏是人们很忌讳的事情，因此，在杨明忠激烈言词和过激行动可能造成危险且破坏所有人美好春节愿景的情况下，张西国有义务让家人过一个好年，更不能让邻居们的春节遭到破坏，因此，在此情况下书写的欠条是被胁迫的，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在故意遗漏杨明忠多个胁迫行为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认定上诉人有受要挟成分，就是说张西国书写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不主动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又不允许上诉人发问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本案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双方算账，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对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通过法庭调查，原审法院完全可以将合同履行情况查的清清楚楚：杨明忠向张西国提供了多少钱的树苗，张西国总共向杨明忠支付了多少钱，还欠不欠杨明忠树苗款，如果欠，还欠多少？如果能够查出还欠多少就可以查明张西国书写的欠条是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原审法院在本案可以通过法庭调查查明案件事实，在上诉人的强烈要求的情况下，仍不对本案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法庭不愿意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调查，上诉人要求对杨明忠就上述问题进行发问，以确定张西国的真实欠款金额（事实上，根据张西国本人计算及相关转款记录，张西国己经不欠杨明忠一分钱了），并进一步确定张西国书写欠条是否有被胁迫成分，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一审法官以上述问题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让上诉人询问杨明忠，导致张西国是否还欠杨明忠花木款，如果欠，欠多少钱的合同履行情况不能查清。原审法院不对合同履行情况即张西国究竟是否欠杨明忠苗木款进行任何调查，就直接认定40万元欠条是合法有效的，这一做法是违背了中立原则，明显偏袒杨明忠，是极其错误的。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评价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是估算形成的，但是整个一审过程中，杨明忠没有单独算账，更没有和张西国一起算账，体现算账的就是张西国提交单方结算单，结算单有余纪昌和余志生的签名，可以证明实际算账得出的金额是96850元。同时也有余纪昌等多名证人证明张西国并不欠杨明忠40万元，而是九万多的事实证据。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表述，也不予评价，更没有采信。在张西国有足够证据证明2018年2月15日只欠96850元，40万欠条是胁迫形成的，不能当真；2018年10月9日全部转账支付给了杨明忠，到目前为止不欠杨明忠一分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张西国于2018年2月15日向杨明忠书写的400000元欠条的行为。但是，原审人民法院却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以“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权利负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损害张西国的合法权益，有失法院的公平公正立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杨明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40万元欠条（相反张西国有证据证明其单方结算结果为96850元）是估算、结算形成的情况下，主观认定该40万元是双方估算形成的；在认定存在“要挟成分”的情况下不对本案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直接认可受要挟书写的欠条合法有效；在认定有人“斡旋”的情况下，却对“斡旋”人出具的实际欠款只有九万多元而非40万元的证言不予表述、不予评价、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多个错误之处，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情，改判撤销张西国于2018年2月15日向杨明忠书写的400000元欠条的行为。被上诉人杨明忠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所谓单方面估算，是基本事实。那就是张西国自己单方面估算。而非答辩人杨明忠单方面估算。杨明忠只是在张西国在自己家估算后，认可了，没有异议而已。所谓要挟行为，应该指的是索要欠条行为。上门索要欠款并不违法违纪，估算可以是单方行为，也可以是双方行为，只要双方认可，即可达到结算目的。这在交易中随处可见，完全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并不违法。结算则是双方的行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结果，即是结算。在本案中，无论是估算，还是结算，最终都以形成书面文字为结果。欠条出具后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双方都没有提出问题，均未相互否定欠条的内容，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双方均认可欠条的内容，这是本案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否则将会引发双方矛盾的事实出现，如电话攻击、打架、报警、上门闹事等等，本案没有上述事实发生。再则，从100万、80万、60万最终书写40万，由此可见，被答辩人张西国是深思熟虑，认真考虑后，慎重书写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草率行为，更不是应付行为。他清楚知道自己书写40万欠条后的结果以及欠条的作用。否则，他为何不书写400万元呢？所以，在交易行为（买树苗）清楚的前提下，他才写下40万欠条。这一事实符合逻辑，更符合人之常情。二、年关要债上门索要欠条行为并不为法律禁止行为。上诉人夸大答辩人上门索债行为的胁迫性，其目的是否定欠条内容。正是杨明忠因为多次电话要求张西国偿还欠款，但张不接电话，也见不到人，在此前提下，杨明忠才硬着头皮大年三十去张家要账。正常人可以扣心自问，那个人会无中生有大年三十上门要账呢？更何况双方又是亲戚和邻庄居住，低头不见抬头见，其是故意避而不见，只有过年才能在家找到他，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再则，上门要债过年关，符合当地多年习俗。本案最关键的问题是，欠条是在欠款的事实存在的前提下，由欠款人张西国自己反复、再三审度后书面写出来的。没有任何人逼他书写40万元，他可以写400万、4万，但最终书写40万，这完全是他真实意思表示。欠条内容真实杨明忠才能认可。所以，一审判决驳回张西国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上诉人对涉案定性认识错误，上诉理由不充分，属滥用诉权，浪费诉讼资源。一审原告诉被告是请求撤销之诉，并非是合同结算之诉。所以，法庭不可能安排双方再次结算。而且，张西国也举不出适格的双方结算的有效凭证。依此为由上诉理由不充分。在此前提下，已经失去双方再次结算的条件，无法也不能依据张西国单方提供的材料结算。当事人及代理人无权干涉法庭的独立审理。再则，在一审杨明忠诉张西国债务一案中，庭审前，杨庭长曾安排一次“庭前调解”，双方代理律师在杨庭长办公室见面。被告代理律师提出再支付9万元，双方调解结案，被杨明忠拒绝。这一事实，虽没有记录在卷，但确是真实的，不欠一分钱之说虚假。四、关于所谓证据评价的问题。本案系较简单的债务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欠条书写形成后，长达十个月时间，债务人有反悔的足够机会。不仅如此，在此时间内，又继续支付97000元给债权人杨明忠。直到杨明忠起诉到法院之后，才讲什么“要挟”、“不欠一分钱。”“欠条不真实。”官司打到法院后，债务人一会讲不欠一分钱，一会又讲再支付9万，代理人提出给20万调解撤案，这种前后矛盾行为，实属随意和草率。而且上诉人所谓出庭的证人，大多是自己家人和亲属，利害关系太大，不为法庭采纳是正常合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慎重的，因为多次庭审和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定的，无论事实方面还是适用法律程序方面，都清楚的和合法的，没有任何错误不当的地方。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杨明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张西国于2018年2月15日向杨明忠书写的40万元欠条的行为；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既是亲戚又是近邻。原告张西国从2015年2月份开始，因工程绿化需要购买被告杨明忠的花树，有广玉兰、桂花、大叶女贞、石楠等品种。期间双方只有临时借款用款没有结账，直到2018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被告杨明忠到原告张西国家要钱，因当时原告外出未回，被告就一直等到当晚十一点多原告才回，双方开始算账，因对每棵桂花树的价格出价不一致（原告认为每棵180元，被告认为每棵220元），双方发生争吵，被告从原告家中出来后，将其骑去的摩托车推到，车内的汽油洒在地上，距原告的汽车仅有一米远。后被告让家人送来小汽车停放在原告张西国家门口过道上休息过夜。第二天（农历大年三十）上午被告仍没有离开，原告就找到本村王春和、余继昌、余志生等中间人做调解工作。中间人出面让原被告共同算账，但被告不愿意参加，王春和等人就让原告自己算账，原告算的结果还欠被告花木款为96850元，但被告不认可，并要求原告给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原告要求报警，中间人余继昌等劝原告别报警，说又没有打起来，报警也没用。后经调停被告要求最少给40万元，此时已经是大年三十上午十一点多了，周围人家已经开始放鞭过年了，大家都急着回家过年，原告在中间人劝说下给被告写一张40万元欠条，后被告才离开。2018年10月9日，张西国通过建设银行转付被告97000元。原告于2019年1月4日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张西国于2018年2月15日向杨明忠书写的40万元欠条的行为；（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明、转款记录、证人证言、欠条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权利负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张西国与被告杨明忠之间基于苗木买卖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虽然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且有被堵道及在大年三十出具等情形，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但被告利用过节上门索债，也符合当地习惯，又有中间人从中斡旋，也无暴力情形，事中被告也没有报警，故对该欠据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以其受胁迫，所出具的欠条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书写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西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本收取25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西国提交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转账清单，欲证明张西国从2015年至2018年通过银行转账给杨明忠104.7万元，张西国不仅全额支付了杨明忠全部树苗款，而且超付了3万元，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杨明忠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张西国提交视听资料一份，欲证明杨明忠提供的王加伟等证人证言不属实，张西国个人计算的“结算清单”是客观的、准确的。被上诉人杨明忠质证称，录音不用听了，这几个证人一审证明挖树的树种，对于欠款他们并不清楚，在一审中也没有出庭作证，在本案中不起很大的作用，仅仅是参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张西国列举的104.7万元中除2018年10月9日支付9.7万元外其他款项均发生案涉欠条形成时间之前，不能证明树苗款全部付清。一审杨明忠提交王加伟等证人证言仅可说明挖树苗情况及树苗去向，否定王加伟等人证人证言并不能说明张西国个人计算的“结算清单”是客观的、准确的。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杨明忠向张西国供应花树，当初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供应的花树品种、株数、单价进行明确。供货过程中及供货后合理期限内，对供货情况及收货情况又未及时进行核对、确认。由此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供应花树株数、单价出现分歧，相互之间对对方提供的数据不予认可，僵持不下，难以结算。杨明忠虽然在中国传统节日即大年三十及前一天向张西国上门索债，但对于长期拖欠的债务，符合当地赶在春节前利用年关索债的习惯做法，且相关法律又没有禁止性规定，不能单纯以此作为受要挟的理由。期间双方当事人虽有争吵，但无暴力、胁迫情形发生，无报警记录。杨明忠摩托车倒地导致漏出汽油的事实存在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故意为之。本案案涉欠条虽然不是双方当事人直接结算得出，张西国作为具有多年从商经历的完全行为能力成年人理应知晓出具欠条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该欠条应为其权衡之后所出具。余纪昌等证人所证明的欠款数额96850元是张西国单方算账结果，不应作为双方当事人结算的依据。即使该欠条涉及数额偏高，亦与张西国长期不与杨明忠结算拖欠杨明忠花树款导致分歧有关。另外，一审仅认为索债过程中张西国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不足以说明张西国书写欠条是在杨明忠威胁、胁迫情况下无奈而为，且直至杨明忠起诉张西国支付欠款，张西国才行使请求撤销权。结合上述情形，一审以张西国提供证据不充分为由驳回张西国要求撤销2018年2月15日其向杨明忠出具40万欠条行为适当，本院予以确认，张西国上诉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西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张西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晓燕审判员  胡晓峰审判员  朱永超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