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1民再14号原告：刘立明，原审原告刘文涛之承继人，刘文涛之子，199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泊头市。原告：刘某，原审原告刘文涛之承继人，刘文涛之女，200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河北省泊头市。原告兼刘某之法定代理人：赵国英，原审原告刘文涛之妻，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泊头市。原告赵国英、刘立明、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河北理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洪和，男，1937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泊头市。被告：加红云，女，197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加松，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系加红云之弟，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赵国英、刘文涛与被告赵洪和、加红云、加松财产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11月12日作出（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判决后，赵国英、刘文涛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3月24日一中院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国英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1年4月21日，刘文涛去世，其诉讼地位依法由其继承人刘立明、刘某承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0日作出（2012）高民申字第00201号民事裁定，驳回赵国英的再审申请。2015年5月13日，由于申请人赵国英提交了新证据，一中院作出（2015）一中民申字第00769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2016年7月4日，一中院作出（2016）京01民再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国英及原告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被告加松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加红云在2017年4月26日第一次开庭时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1月29日第二次开庭时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洪和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国英、刘文涛原审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赵洪和与被告加松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恢复原告房屋买卖前的原始状态；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重审中，赵国英、刘立明、刘某放弃恢复原告房屋买卖前的原始状态以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03年12月10日，赵国英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购买了×小区×单元×号，当时购房总金额是151150元，首付51150元，贷款100000元。购房合同签订后，原告赵国英在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部门进行了登记申请，并交纳了契税，取得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2月12日，原告赵国英到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进行查询时，发现原告的房屋已经办理过户手续，过户给被告加松。原告向产权登记办申请查询了相关资料，发现被告赵洪和与被告加松、加红云于2007年1月10日签订了购房协议，而且在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现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公证了2份公证书，其中1份是委托书、1份是声明书。由于原告从未委托任何人出卖原告的房屋，为此，原告向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分别提起刑事控告，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发现是赵洪和在北京的农贸市场花钱雇佣了一个女子冒充原告赵国英到公证处进行的公证。作为被告的加松、加红云完全知情。原告认为，赵国英取得房屋产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赵洪和与被告加松、加红云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应属无效。被告赵洪和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加松辩称，第一，赵洪和向其出示了房屋的房产证以及还贷款的存折和小票，并且经过其向涉案房屋小区的物业公司询问，得知赵洪和在涉案房屋住了三年，缴纳涉案房屋的物业费和取暖费。赵洪和与赵国英同为泊头人，且都姓赵，赵洪和说赵国英是他女儿，其就相信了，所以才和赵洪和签订合同。第二，其是基于对公证书的信任，才履行的合同。原告称其对赵洪和从农贸市场雇佣一个女子去办理公证的情况知情不是事实，其要求原告提交证据证明。第三，其认为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都没有明确下结论说两份公证书有错误，不能否定赵洪和的代理权，既然赵洪和有代理权，他和加红云、加松签订的房屋合同就是有效的。被告加红云辩称，同意加松的答辩意见。另外，本案的买卖双方都不是她，以后就不要再找她了。重审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也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现分析评判如下：1、原告提交证据证据1、赵国英的第一代、第二代身份证各1张，证明赵国英的身份。证据2、赵国英与刘文涛结婚证、刘文涛死亡证明信，证明赵国英和刘文涛于1989年5月份结婚，刘文涛于2011年4月21日死亡。证据3、河北省泊头市南仓街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刘文涛的父亲刘金仓于2008年4月去世，刘文涛的母亲贾秀阁于1986年12月去世。证据4、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刘立明、刘某分别为赵国英、刘文涛的子、女。证据1-4，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商品房买卖合同，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赵国英于2003年12月10日与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小区×单元×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6、购房发票，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购房金额共计151150元，其中首付51150元，贷款100000元。证据7、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赵国英申请了房屋登记。证据8、契税完税证，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本案房屋已缴纳契税。证据9、房屋所有权证，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赵国英名下。证据10、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是赵国英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证明赵国英购买×小区×单元×号房屋贷款100000元。加松、加红云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5-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上述证据不是原件，并且上述证据的原件均不在赵国英手中，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房子是赵洪和买的，钱也是赵洪和交纳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之规定，原告应当向本院提交证据原件。但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5-10均不是原件。赵国英系上述6份证据载明的“买受人”，按照生活常识和房屋交易习惯，其应当持有上述6份证据的原件，现上述证据原件不在赵国英手中，其应当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赵国英称没有原件的理由是当时赵洪和欠赵国英80000元，赵洪和答应帮助赵国英偿还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为了方便还贷，先把买房合同放在他那里。此解释与被告赵洪和、加松、加红云的陈述均不一致，且与交易习惯相悖，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鉴于上述6份证据的来源均系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因其来源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故本院对上述6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房屋买卖合同，证明2006年12月8日赵洪和找人冒充赵国英与加松、加红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为219000元。证据12、购房协议书，证明2007年1月10日赵洪和找人冒充原告赵国英与加松签订了购房协议，房屋总价款为170346元。证据13、收条，证明赵洪和收取加红云、加松购房款179800元。加松、加红云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是，赵洪和、加松和加红云都是本人签名，赵国英的名字是赵洪和代签的。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1上的“赵国英”签名系赵洪和代签的事实予以确认。加松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是，购房协议书不是过户当天签订的，不是其和赵洪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房地产中介说为了少交点税而签订的，实际170346元的合同就只签订了一份，其和赵洪和手中的合同房款都是219000元的，实际都已付给赵洪和。经审查，证据12《购房协议书》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11、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14、国内民事公证申请表，证明赵洪和于2007年1月29日利用他人冒充赵国英虚假公证情况。证据15、委托书、原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恒信公证处）（2007）京房证民字第68号公证书，证明赵洪和于2007年1月29日利用他人冒充赵国英签名作出委托书及公证书。证据16、声明书、原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恒信公证处）（2007）京房证民字第69号公证书，证明赵洪和于2007年1月29日利用他人冒充赵国英签名出具离婚声明书，作出公证书。证据17、复查申请书，证明赵国英在发现房屋被卖后向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提出异议，申请公证处复查。证据18、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复查函，证明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接受赵国英材料后，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证据19、公证复查决定书，证明北京市恒信公证处（2007）京房证查字第1号、第2号维持其作出的（2007）京房证民字第68号、第69号公证书。加松、加红云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4-1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经审查证据14-19的来源是本院（2009）房民初字第5191号民事卷宗中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提交的及赵国英在房产部门调取的，加盖了公章，对于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0、泊头市民政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赵国英未离婚，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所存泊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的证明是虚假证明。证据21、结婚证，证明赵国英与刘文涛于1989年5月份结婚。证据22、死亡证明信，证明赵国英丈夫刘文涛于2011年4月21日因疾病死亡。加松、加红云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0的质证意见是，无法确定真伪。本院审查后认为，泊头市民政局出具的证明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加松、加红云对证据21、2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泊头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材料，证明赵洪和、加红云、加松恶意串通，骗取公证书，赵国英没有签署委托书、声明书。加松、加红云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3的质证意见是无法下结论。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23中的笔录均系公安机关作出，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4、不予立案通知书，系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2010年4月6日出具，证明控告人赵国英于2008年5月7日控告赵洪河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经审查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加松、加红云对证据24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系公安机关出具的结案法律文书，具有来源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证明效力高，本院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被告提交证据加红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加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住宅质量保证书，系赵洪和交给加松。证明2004年3月12日，赵洪和与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住宅质量保证书。该保证书上有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赵洪和的签字。赵国英、刘立明、刘某认为证据1没有反映出诉争房屋的房号和房产证号，不能证明是本案诉争房屋的住宅质量保证书。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住宅质量保证书是2004年3月12日赵洪和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该保证书一开始为赵洪和持有，后由赵洪和出售涉案房屋时一并交给加松，故该证据具有关联性，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本院对证据1予以确认。证据2、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收回贷款凭证，系赵洪和交给加松。证明2006年12月18日，以赵国英名义偿还本金87065元。证据3、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按期计息清单，系赵洪和交给加松。证明2006年12月18日，户名赵国英的贷款利息为人民币肆佰壹拾贰元玖角伍分。证据4、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特种转账贷方传票，系赵洪和交给加松。证明2006年12月18日，付款单位全称赵国英，开户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窦店支行，金额人民币捌万柒仟零陆拾伍元捌角。证据5、存折2个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回单15张，系赵洪和交给加松。证明房屋贷款是赵洪和还的。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证据2、3、4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5中的存折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认为存折没有第一联，没有显示名字，也没有银行的印章；对银行回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5与证据2、3、4相互印证，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据2-5予以确认。3、本院调取证据证据1、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商佣金核算明细表（半月）》，证明结算期2003年10月21日至2003年11月20日期间，登记在赵国英名下的房山区窦店镇×小区×单元×号房屋，首付款分两次交纳，共计51150元，面积92.73，底价1630/㎡，实际售价1630/㎡，合同金额151150元，首付51150元，按揭贷款100000元。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首付款在田家园房地产公司应该有收据底联，而证据1只是田家园公司自己制定的一个明细表，而且没有写明收款的具体时间，只是写了一个期间。且从明细表上反映首付款是两次交纳，与一般首付款的常识不符，作为本案争议的房屋，首付款是原告赵国英一次性交纳，通过原来的购房合同以及银行贷款合同都能得到印证。至于首付款交了两次这个事实，并不能排除其交纳首付款的真实性。被告加松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赵国英在法庭上对首付款付款方式的陈述与该证据显示的内容存在矛盾，并提出如果是赵国英交的首付款，她应拿出凭证直接证明。证据1系人民法院为查明本案事实，依职权从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取的原始凭证，该证据有该公司经手人的签字并盖有该公司公章，载明的内容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分两次交纳。在庭审中经对赵国英询问，其回答首付款是其一次性用现金交纳的，与证据1载明的内容不一致，故其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本院对证据1予以确认。证据2、赵国英、刘文涛于2008年4月16日向泊头市公安局报案材料，证明2003年赵国英、刘文涛夫妻二人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田家园小区购买了两居室一套，总价款为151150元，2003年12月19日首付购房款51150元。因赵洪和向其夫妻二人借款80000元，当找赵洪和要求偿还借款时，赵洪和称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可以帮助其二人办理抵押贷款买房，分期分批偿还，后二人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相关手续与他一起办理了抵押贷款，用此贷款偿还了购房欠款后，办理了京房证房私字第051128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1月初赵洪和来其二人家中说把房子贷款还了，其二人在北京办理暂住证，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及照片底版，其二人就把上述证件一起给了赵洪和。2007年1月18日赵洪和再次到其二人家中说把房子给卖了，让其二人去北京签字过户，二人不同意卖房，就向赵洪和索要上述证件，赵洪和只给了身份证，称其他证件仍在北京。其二人去房山区国土局查询，因没有户口本等证件无法查询。2007年2月12日，二人再次来房山区国土局要求对房产证挂失，此时得知房子已被赵洪和卖掉，并附有房山区第一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其二人便找到房山区第一公证处，发现赵洪和在办理公证过程中，伪造了其身份证，假离婚证明，私刻了泊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并用房山区第一公证处出具的（2007）京房证民字第68号、69号公证书，将房子卖掉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房款被卷走。赵洪和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妨害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请求依法追究赵洪和的刑事责任；追缴赵洪和骗走报案人的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追缴非法所得卖房款，返还报案人。证据3、泊头市公安局的报案记录，证明2008年5月7日赵国英报案称其在北京房山区购买的住房被人偷着给卖了。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证据2、3无异议。加松、加红云表示不了解情况，无法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2、3系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赵洪和涉嫌犯罪的举报材料和报案记录，其中报案记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报案材料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证据4、询问笔录，系房山公安分局良乡刑警队于2008年2月2日对赵洪和进行询问所作的笔录。赵洪和称其以前在泊头市经营造纸厂，2003年造纸厂被政府收回后一直无业。其于2003年12月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田家园小区买过一套房子，总价款151000多元人民币，房子不是一次性付款，是贷款买的，首付款是51000多元，贷款100000元。首付款是其本人于2002年秋天先交了20000元的定金，后在2003年又交了31000多元，加上20000元定金，一共是51000多元。交首付款时，是其一个人去交的。因为岁数大了，在银行无法贷款，其与老伴商量后就决定用赵国英的名字。以前其经营造纸厂的时候，赵国英承租造纸厂的门市房经营理发店，后来其与赵国英建立起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四年，后来觉得这样做对不起家人，俩人的关系就慢慢的断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七八年了。贷款手续的签字是赵国英签的。办理贷款时，其与赵国英夫妇都在场。房子买了之后，房钥匙一直在其手里，一共是三把。开始房子没人住，后来其把房子租出去了。物业费、取暖费等各项费用都是其交的，票据在其手中，但是名字都是赵国英。后来，这套房子的房产证办下来了，是其自己去办的，没用赵国英，房产证的名字是赵国英。2007年1月份其将房子卖给一个叫加红云的女人了，是用她弟弟加松的名字，总价款是220000元人民币。卖房之前其找过赵国英，说要把房子卖了，并且要用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去办理过户手续，赵国英当时说，那你就去办呗，并且把户口本给了他，赵国英的身份证一直在他手里保存着。加松开始先给了其100000元，其把贷款还清了，只有还清贷款才能过户，后来又陆续给了其70000多元，到现在还差44000元钱没给。办理提前还贷手续时，赵国英到银行去签的字。卖房时加红云直接找的他，当时他正在这套房子住，买卖房屋的事经过公证了，是在房山区第一公证处做的公证，做公证时赵国英没有到场，其对加红云说赵国英是他的闺女，加红云相信了，其对加红云说他闺女赵国英来不了，没有时间，不行就找个人顶替一下。后来他就到市场找了个人，让这个人到公证处顶替赵国英签了字。他曾给赵国英写过一张欠条，欠条上说欠赵国英捌万元人民币，其并不欠赵国英钱，因为二人之前的这种男女关系，其把房子卖了之后，赵国英到他女儿家找他，又哭又闹向他要钱，他嫌丢人就答应赵国英等官司胜诉了，政府赔钱后，给赵国英一些钱，当时赵国英非要他写一张欠赵国英捌万元的欠条，不写欠条，赵国英不走，他嫌丢人当时就给她写了，是2007年写的，几月份不记得了。卖房子的原因是他老伴不愿到这边来，让他把房子卖了。因为他用赵国英的名字办的贷款，房产证上也是赵国英的名字，赵国英就说房子是她买的，所以其觉得赵国英是想要霸占他的房产。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本院调取的证据4有异议：1、买房首付是赵国英交的，贷款也是赵国英办理的，不存在赵洪和借名的问题；2、对赵洪和陈述的与赵国英的关系，在上次法庭询问时赵国英已经有明确的陈述，赵洪和所述不是事实，完全是其为了逃避刑事制裁编造的；3、卖房赵国英不知情，不存在赵国英在知情的情况下给赵洪和手续，当时给赵洪和部分手续是因为还贷和办证，提前还贷赵国英并没有去银行签字。关于80000元的欠条是赵洪和为了企业经营的借款，是真实的，而且赵国英也已经就此提起诉讼，有生效判决证实。加松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是，买房时因其经济紧张，赵洪和同意分批给付，其给赵洪和打了40000元欠条。当时是其姐姐加红云给垫付的，现在不欠赵洪和的钱。加红云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是，当时赵洪和确实和她说赵国英没时间，但没说找人顶替，其弟弟差的40000元是其先给赵洪和的，大概是买房几个月后，具体时间忘记了。现在赵国英律师说首付和贷款都是赵国英负担的，她自己说话前后矛盾。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赵国英质证意见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成立。本院对赵洪和陈述中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证据5、询问笔录，系泊头市公安局于2010年3月30日对赵洪和进行询问所作的笔录。赵洪和称房屋过户时赵国英没有到场，是其在市场上花几百块钱雇了一个女的，替赵国英签的字。在办理过户时赵国英的身份证是赵国英本人给他的，同时给他的还有赵国英的户口本、相片底片等物品，还有离婚证明等都是赵国英提供给他的。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本院调取的证据5的质证意见是，该笔录中赵洪和说的不是事实：1、赵国英根本没有委托赵洪和出卖涉案房屋，既没有说过，也没有出过任何的手续；2、赵洪和向公证处提交的离婚证明是赵洪和通过不正当手段伪造的证据，赵国英到公证处调取相关证据时才发现，而且，将赵国英的丈夫刘文涛写成了刘文金；3、赵洪和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时，赵国英没有到场，也不存在赵洪和通知赵国英到现场一节，向公证处提交的赵国英身份证复印件是假的，因为办理公证之前赵国英已经将身份证要回。加松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是，不了解情况，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加红云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是，其认为如果上述情节都属实的话，赵洪和早就应该被判刑了，不会现在还能在自己家中接受法院的询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赵洪和在证据5的陈述中有部分不属实，本院对证据5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证据6、询问笔录，系房山公安分局良乡刑警队于2007年12月20日对加红云进行询问所作的笔录。加红云称，2007年1月份，其想在窦店镇田家园小区买一套房，听说×号要卖房，就找到了那家，是一个老头，后来知道他叫赵洪和。当时说好是220000元卖房，赵洪和拿出了房产证等所有的手续，其发现房产证上的名字是赵国英，赵洪和说是他的闺女，他本人岁数大了，贷不了款，用的是闺女赵国英的名字，首付和还贷款都是他交。在卖房时，赵洪和出具了房产证、首付款发票、还贷款的票据、物业费、取暖费、有线电视费、电话费等各种收据发票，都是赵国英的名字。卖房签协议时有赵洪和和一个女的，其和加松，当时那个女的、赵洪和与加松签的字。到公证处公证时在场的有赵洪和和一个女的，不是签协议那个女的，说与之前的那女的是姐俩，还有她和加松，其也不知道哪个是赵国英，公证时那个女的说是赵国英，后来公证处打电话让其到公证处去，其又见到了一个赵国英，而且这个赵国英让其把买的田家园小区的房子退给她。赵国英、刘立明、刘某对本院调取的证据6有异议，认为加红云和加松知道房主赵国英没有来签协议和办理公证，是赵洪和花钱雇佣他人办理的相关手续，加松和加红云都是知情者；加松对证据6没有异议，但对赵国英说其知情有异议，赵洪和说那女的是他闺女，而且他可以提交所有的房屋手续的原件，其还看到了一份手写的授权委托书，按照常人理解，赵洪和、赵国英都是河北泊头人，又姓赵，赵洪和说是他女儿，其认为是符合常理的。如果赵国英和赵洪和没有关系，为何赵国英把所有的房屋手续原件都给赵洪和，这个房子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差不多，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看好的这个房子的楼层是2层，因为家中有老人，才选的这套房子。加红云对证据6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赵国英、刘立明、刘某认为加松、加红云都是知情者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证据6予以确认。证据7、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09）泊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赵洪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赵国英借款8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原被告双方对证据7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7系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本院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原（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卷宗开庭笔录中首先记载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其次，记载了本案庭审的相关情况，具体内容如下：原告赵国英主张其交纳了涉案房屋50000多元的首付款，赵洪和持有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房产证、购房发票。刘文涛称是因为赵洪和欠他钱，是为了给赵洪和要钱，才买的房子，赵洪和让他先交首付，其他的房款由赵洪和还，他们就把一切都交给赵洪和办理，手续也都交给了赵洪和，赵国英不知道房产证是谁办的。后来赵国英、刘文涛在房山区国土局复印的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2006年11月6日，加红云想在田家园小区买房子，在涉案房屋的窗户上贴着房屋出售的广告，还留有电话，所以加红云就打了电话，2006年12月8日双方就在一起签了购房合同，交了定金。当时为了避税签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加松是加红云的弟弟，加松出钱买房子，其父母住。加松于2006年12月8日与赵洪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赵洪和说房子是其女儿的，还提供了跟涉案房屋有关的所有的手续，包括和开发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房产证、还贷存折、银行的小票以及交物业费、暖气费等的票据。赵洪和说是他出的钱，因不能办理贷款，所以才用他女儿的名字办理的。物业及取暖费单据是赵洪和的签字，赵洪和还给加松看了赵国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等证件。2007年2月初，赵洪和与加松办理的房屋过户手续，房屋总价款为219000元，交了10000余元的税。房产证上登记的是加松，购房合同随手签的加红云的名字。为办理过户手续，赵洪和、加红云、加松及“赵国英”等共同到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办理委托书及声明书的公证，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委托代理人刘刚称2007年1月29日，赵洪和等人到公证处办理的公证，当时有赵洪和、赵国英及要求携带的赵国英、赵洪和的身份证，赵国英本人的房产证、户口本，他们办理的是赵洪和作为赵国英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公证、赵国英离婚后未再婚的声明书公证，证件都是原件。2月13日，原告赵国英、刘文涛到公证处反映情况，提出复查申请，在公证处函规定的时间内，原告未提交证明材料，所以公证处于8月3日出具维持该处第68号、69号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书。在庭审中，加松提交了赵国英还贷款明细凭证利息单、赵洪和的收款条、完税发票、房屋评估报告、赵国英与开发商签订的买卖合同、赵国英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装修标准合同、银行的个人储蓄确定书、抵押贷款的保单、房屋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赵洪和签字的供协议、物业管理公约、购房发票、物业费及烘暖费收据、契税单据、赵国英提前还款申请。因原告申请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评估价格235812元。赵国英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原被告双方对证据8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庭审笔录所反映的内容真实合法，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围绕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诉讼请求，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的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1、关于各方当事人身份情况原告赵国英系河北省泊头市人，1968年10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泊头市南仓街**。赵国英与刘文涛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9年5月份登记结婚，于1990年6月25日生育儿子刘立明，于2002年5月20日生育女儿刘某。刘文涛系本院（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案件中的原告之一，其去世后按照法律规定，其合法承继人为刘立明、刘某。被告赵洪和系1937年6月出生，户籍户籍所在地为河北省泊头市齐桥镇大闫务村。加红云系1970年2月28日出生，户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孙王场村**。加松系1972年11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芦村**内**。v>2、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1）2003年房屋买卖合同2003年12月10日，赵洪和借用赵国英名义与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赵国英以151150元的价格从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2.73平方米，交纳首付款人民币51150元，余款100000元做贷款。《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赵洪和、赵国英以赵国英的名义办理了抵押贷款，由赵洪和每月按期还贷，并于2005年11月16日办理了京房证房私字第051128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赵国英。购买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北京市房山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及银行贷款还款存折明细、存款回单凭证、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单（正本、副本）、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投保单、住宅使用说明书、一期、二期商品房向业主交房时的装修标准、北京市农村信用社开立储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确认书、取暖费收据、北京市住宅公共维修基金专用收据、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代收业务专用发票、保险业专用发票、房款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的名义人为赵国英；住宅质量保证书、供暖协议书、物业管理公约载明的购房人（用户单位、产权人）是赵洪和。赵洪和持有上述证据材料并实际占有、控制涉案房屋。（2）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2006年年底，加松欲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田家园小区购买房产，其通过加红云得知×小区×单元×号房屋正在出售，遂联系赵洪和商谈房屋买卖事宜。2006年12月8日，甲方赵洪和以赵国英的名义与乙方加松、加红云，丙方北京百合家园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窦店镇×小区×单元×号的房屋以219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并载明甲方负责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明复印件，乙方所有款项结清后，甲方交付钥匙。合同落款部分中卖方一栏的签名为“赵洪和、赵国英”。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赵洪和向加松、加红云出示了2003年《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首付款发票、房产证、银行还贷存折明细、物业费、取暖费等涉及房屋手续的原件，并向加松、加红云出示了赵国英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户口本等证件的原件。月29日，因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需要有公证处出具的委托书和声明书，赵洪和向原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2007年7月19日依据北京市司法局京司函［2007］99号文件变更为北京市恒信公证处）申请办理房屋买卖委托书和声明书。赵洪和谎称赵国英系其女儿，在赵国英未到场的情况下，找他人代替赵国英在《民事公证申请表》上签字，并向公证处提交了赵国英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赵洪和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红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声明书（公证处经审核将身份证原件退回），北京市恒信公证处制作了《公证处询问笔录》。委托书载明，赵国英委托赵洪和作为其代理人，代为办理赵国英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房私字第XXXX号）房产的房屋出售、产权过户、协助买方以买方名义办理银行贷款、办理抵押登记及收取房屋价款等相关事宜，并代为签署相关文件。委托期限自2007年1月29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结止；声明书载明，赵国英郑重声明自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与刘文金离婚后，至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止，未曾登记结婚。如因《委托书》处分的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侵害共有人权益的，本人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07年1月30日，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作出（2007）京房证民字第68号公证书，对《委托书》进行了公证，作出（2007）京房证民字第69号公证书，对《声明书》进行了公证。2007年2月9日赵洪和将房屋变更过户登记至加松名下，房屋实际交易价格为219000元。加松购买该房屋后，赵洪和将持有的购买房屋的手续全部交给加松，在（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案件审理时由加松向法庭提交。（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案件审理中，经赵国英、刘文涛申请，本院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小区×单元×号房屋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235812元。另查明，2007年2月25日，赵国英、刘文涛向北京市恒信公证处提交复查申请书，请求撤销北京市恒信公证处2007年1月份作出的公证书。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于2007年6月25日作出《关于赵国英、刘文涛的函》，要求赵国英、刘文涛提交相关证明材料。2007年8月3日，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2007）京房证查字第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维持原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出具的（2007）京房证民字第68号公证书。2007年9月11日，北京市恒信公证处作出（2007）京房证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维持原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公证处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出具的（2007）京房证民字第69号公证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涉案房屋购房款由谁支付，房屋由谁实际控制；二是涉案房屋登记簿记载的物权权属和内容与真实情况不一致应如何认定物权的归属；三是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涉案房屋购房款由谁支付，房屋由谁实际控制。本案审理中，赵国英主张涉案房屋是其购买的，首付款是其一次性交的现金，赵洪和偿还银行贷款系偿还其欠款，房屋应当归其所有；赵洪和主张涉案房屋是其以赵国英的名义购买的，首付款是其分两次交纳的，房屋应当归他所有。对此，本院已查明是赵洪和以赵国英的名义向北京市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并以赵国英的名义向银行申请、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涉案房屋购房款由赵洪和支付，房屋由赵洪和实际控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涉案房屋首付款的支付。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的票据原件由赵洪和持有，其关于首付款的交付方式和细节与本院向北京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取的证据及加松的陈述、当庭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赵国英的陈述与上述证据均不一致，不能证明由其交纳首付款的事实。第二、涉案房屋银行贷款的偿还。按照商品房交易习惯，购房人应当偿还银行贷款。本案中，加松提供的银行还款明细、存款回单，以及庭审中赵国英关于其没有偿还银行贷款的陈述，证明银行贷款系赵洪和偿还；赵国英关于赵洪和偿还银行贷款系偿还其欠款的主张，赵洪和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对赵洪和的欠款赵国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且确已通过诉讼解决，而赵国英的主张不仅与本案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更与常情常理相悖，其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认定涉案房屋的银行贷款系由赵洪和偿还。第三、购房手续的原件。按照商品房买卖的一般规律和交易习惯，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支付首付款、办理抵押登记等手续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所有手续的原件应保存在自己手中，而赵国英庭审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契税完税证、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均是其从北京市房山区房屋产权登记办复印取得。根据赵国英在本院调取的证据2、3中的陈述，其在购房合同、抵押贷款合同等手续中进行了签名，经审查，除了住宅质量保证书、供暖协议书、物业管理公约这3份材料以外，其余全部手续都是赵国英的名字，按照一般交易规则和习惯，赵国英应当取得并保留上述手续的原件，但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6中加红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本院原（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卷宗开庭笔录可以确定，赵洪和取得和保存了上述手续的原件，并保存至其交付于加松手中止。第四、涉案房屋的占有和实际控制权。赵国英事后通过查询知道涉案房屋被卖了，后才复印的涉案房屋相关手续。在本院原（2008）房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卷宗开庭笔录及本院调取的证据2中，其丈夫刘文涛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赵洪和欠他钱，为了跟赵洪和要钱才买的房子。赵洪和说让其先交首付，其他的房款由赵洪和帮着偿还，其和赵国英就把一切都交给赵洪和办理，所以其和赵国英就回去了，一切手续都在赵洪和手里了；在本案2017年4月26日开庭笔录中，针对“购房手续原件在哪里”这个问题，赵国英的回答是，其当时不懂这么多，赵洪和跟其要这些手续，说要还房贷、办房产证就把手续要过去了。两次开庭刘文涛、赵国英针对同一问题的回答不一致；再有本院调取了（2009）泊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洪和偿还赵国英借款80000元，在此案中，赵国英未陈述和承认2003年买房时赵洪和通过偿还田家园小区房屋贷款的方式偿还其欠款的情况。综合上述情况及在案证据，本院认为，涉案房屋一直由赵洪和占有和控制，赵国英未在合理期限内向赵洪和提出交涉、异议或诉讼，违背常理，其未对房屋进行占有和控制的事实与其关于房屋是其购买的主张相互矛盾，亦不符合购房人应当对所购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控制的生活常识和常理；相反，根据住宅质量保证书、供暖协议书、物业管理公约，结合赵洪和、赵国英的陈述，以及2007年加松、加红云与赵洪和联系买房的事实，能够认定赵洪和在购买了涉案房屋后即对房屋取得了实际控制权，赵国英、刘文涛其二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无法自圆其说，不能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涉案房屋登记簿记载的物权权属和内容与真实情况不一致应如何认定物权的归属。本案中，赵洪和2003年以赵国英的名义购房时，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赵国英，与第一个争议焦点确认的事实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如何认识成为关键问题。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认识。一方面，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簿较强的证明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这赋予了不动产登记簿权利推定效力，意味着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一般会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又分别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情形，即承认了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物权权属和内容与其真实情况不一致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没有赋予不动产登记簿绝对的证明力。第二、从诉讼和证据规则的角度认识。在诉讼和司法实践中，不动产登记簿是由国家行政机关依其法定职责和程序作出的，是公文书证，在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方面的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但应当注意到这种证明力不是绝对的，因为不动产登记簿对物权归属的证明是通过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这一方式完成的，是一种拟制事实。作为拟制事实，不动产登记簿登记表彰的权利状态并不总能必然反映真实不动产物权关系，当事人可以通过举证或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依职权查明，并通过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及证明责任推翻不动产登记所表彰的物权状态。第三、赵洪和是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首先本案能够认定的法律事实是，赵国英是涉案房屋的被借名人；其次，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由赵洪和支付，房屋由赵洪和占有和实际控制，赵国英自始至终没有就购买涉案房屋出资，也未实际控制涉案房屋；再次我国法律并未从立法上确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和权利归属仍应考察其基础法律关系并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作为前提。赵国英对房屋物权归属方面的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仅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即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第一、赵洪和出卖涉案房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是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虽无代理权，但有可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由，因而被代理人对于代理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要负授权之责。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是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二是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三是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四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是指相对人不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且对其不知道没有主观上的过失。表见代理的法律意义，一是对外表授权的承认与保护，外表授权是指具有授权行为的外表或者假象，而事实上没有实际授权。外表授权规则的适用，使表见代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表见代理就是有权代理。外表授权是一种法律事实，它的效力是使表见代理人获得代理权。二是对于善意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是善意或无过失，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无权代理，而且有理由相信该无权代理行为为有权代理，并与代理人进行交易，如果一概认定该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则破坏了对基本交易规则的正常预期，因此，在无权代理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确认表见代理为有权代理，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三是保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确认构成表见代理的行为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涉及被代理人利益维护与相对人利益维护的平衡问题。如同善意取得制度一样，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也是出于对各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使个人权利的静态安全与社会交易的动态安全得到合理的协调，在交易上有必要牺牲个人权益的静态安全，来保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从而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安全的市场交易秩序。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即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这种效力的最典型表现就是表见代理人代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但是在被代理人承担了表见代理后果后，被代理人对于因此遭受的损失有权向表见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赵洪和持伪造的委托书、声明书，并通过非法手段对该委托书、声明书进行公证，实际其并未取得赵国英的授权；加松意欲购房，在赵洪和向其出示了涉案房屋手续的原件，包括但不限于2003年《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首付款发票、房产证、银行贷款存折明细、物业费及取暖费发票等，且当时赵洪和实际控制涉案房屋，使加松有理由相信赵洪和有代理权，形成对赵洪和的合理信赖，在不知道赵洪和无代理权的情况下，与赵洪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加松，善意且无过失，加松的信赖利益应该得到保护，赵洪和将房屋出卖给加松的行为构成了对赵国英的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即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由于涉案房屋实际是由赵洪和出资并控制，赵洪和是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赵国英未遭受损失，未对赵国英的权益造成侵害，赵国英亦无权向表见代理人赵洪和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第二、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看，亦不能认定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合同的无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严重缺乏生效要件而受到彻底的否定的评价，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依照法律规定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有以下五项，下面逐项论述。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本案中合同主体双方均为个人，并未涉及国家利益，且原告方没有举证证明合同订立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法律规定中所指的“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行为在主观上的特征是，具有主观恶意，当事人相互之间具有共同的非法目的，双方都具有恶意而不是只有一方具有恶意，是当事人对于牟取非法利益的恶意；恶意串通的另一特征是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共同实现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本案中，赵国英提出赵洪和与加松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未举证证明恶意串通事实。根据本案证据证明的情况，赵洪和与加松之间既不存在牟取非法利益的恶意，也没有串通的行为，不能认为该房屋买卖合同是赵洪和与加松恶意串通而签订。赵国英所指恶意串通是办理委托书和声明书公证时到公证现场的“赵国英”为她人冒名顶替，且加松、加红云对此事知情，但证据显示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2月8日，公证申请提交时间为2007年1月29日，委托书和声明书的公证文书出具时间也为2007年1月29日，赵洪和找人冒名顶替赵国英进行公证的事实，是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后，亦证明赵洪和与加松之间无恶意串通的行为；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合法的行为掩盖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是非法的，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违反法律。赵洪和处分其拥有实际权利的房屋，主观上不存在规避法律的故意，没有非法目的，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涉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其维护的是有利于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维系着国家存在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道德准则、善良风俗等。具体到本案中，本案是个人房屋买卖，不涉及公共利益；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赵国英未能举证证明赵洪和与加松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经审查，也未发现上述情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赵洪和出卖涉案房屋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此赵洪和与加松签订的2006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此外，本院认为，对于赵洪和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公证书的行为应给予否定评价。赵洪和在对委托书和声明书办理公证过程中找人冒名顶替赵国英签名，这种利用非法手段获取公证文书、欺骗公证人员和公证机构的行为应由相关部门作出处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同时，公证机构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及相关公证程序规则办理公证，加强对公证申请人身份、关键证据的审查力度，提升公证员通过证据证明公证事实的理念，提升公证文书的规范化水平，维护公证文书的权威。综上所述，经审查基础法律关系并通过举证、质证、认证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赵洪和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持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手续，并实际控制涉案房屋，应认定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其出卖涉案房屋的行为构成了对赵国英的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且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加松、加红云答辩意见中与本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其余部分不予采纳。被告加红云、赵洪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国英、刘立明、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已交纳），由原告赵国英、刘立明、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蒲延红审判员  李广剑审判员  于仲兴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隗 鑫书记员  杨叶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