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71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戴惠芳，女，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2座401单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芬，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秀礼，男，195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成，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尧，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珠海市香洲区唐家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唐家商业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637849L。法定代表人：唐英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子华，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亭，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惠芳因与被上诉人李秀礼、一审第三人珠海市香洲区唐家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唐家股份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9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惠芳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秀礼之诉讼请求；2、本案之诉讼费用由李秀礼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案涉之《合作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案涉之《合作协议书》主要合同目的是房地产开发，而非单纯对现有建筑物的修缮、出租管理，一审判决书将两期合作开发阶段简单粗暴分离，完全违背了双方设立合同的本意。可见，案涉之《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就是房地产开发合同，因双方不具备从事房地产开发资质，且案涉的土地项目未经批准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因此，案涉之《合作协议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属无效合同。二、即使案涉之《合作协议书》被认定为有效，也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理据如下：（一）案涉之《合作协议书》所列举的两步合作阶段是一个整体项目，不可分割。第一，《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各自的出资条件为戴惠芳以项目现有状况（价值850万元）作为出资，李秀礼以“能够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改善项目现状的各种资源”“并投入项目修缮及增加设施的资金（500万元以内）”作为出资，从而得出股份比例为51%：49%。事实上，项目的第一步是“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主要是成立物业管理机构，对现有建筑物进行修缮，以达到出租的目的，该部分因无须改变现状而不触发乙方（即李秀礼）所谓的各种资源，且所投入的资金也不是乙方应当投入的500万元的全部（经一审法庭调查，第一步乙方投入资金为180万元，但实际投资额为1,010,951.5元）。显然戴惠芳与李秀礼的合作并不限于此，合作的重点是项目的第二步（也即二期合作阶段），只有二期合作阶段才可能涉及到李秀礼的“资源”出资和500万元的资金出资，才有可能确保戴惠芳在二期阶段的获利不低于500万元。二期合作阶段才是案涉之《合作协议书》之核心，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合同之目的。第二，根据《合作协议书》第5条对合作项目前景的预估约定，就第二合作阶段，戴惠芳可获得500万元的利润，但一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在双方合作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合作项目只进行了四次利润分配，戴惠芳仅获得91.8万元的利润，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这显然已经违背了设立合同的目的。第三，根据（2008）楚中执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涉之土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用来抵偿珠海市今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拖欠戴惠芳人民币850万元的本息。依《合作协议书》第六条之约定，戴惠芳是以案涉之土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作为出资，即戴惠芳投资资金至少是850万元，从商业人士投资及盈亏分担的合理期待来看，李秀礼的投资应当要与与戴惠芳相当，并且两期合作不可割裂，必定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方才符合商业投资原则。因此，一审判决书在认定李秀礼的投资为1809470.5元（我方仅认可其中的1,010,951.5元）的基础上，对两期合作阶段做分割处理，并判决戴惠芳按《协议合作书》约定之比例继续履行第一期合作阶段，对戴惠芳显失公平。（二）一审判决书将《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两个合作阶段作分割处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作协议书》的两期合作阶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第一期合作阶段只是对地上建筑物业“现状”的初步开发、使用，第二期合作阶段的开发合作是对“空地”部分开发，也是合同预期权益的来源。且从合同设立的背景及意思表示可见，有且只有继续推进第二期合作阶段，方可使双方达到合同预期利益，以期实现合同目的，一审判决书将两个阶段分割处理，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案涉之《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房地产项目开发。1、就第二期合作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虽未明确具体合作项目，但从合同设立之目的及对合同前景的预估，有且只有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方可符合合同目的。2、关于“开发”的含义，就是“房地产开发”而非“一切有利于给合作双方带来收益的活动，都叫开发，包括种植、养殖、餐饮、房产建设等”，从QQ邮件《关于应缴纳税点和低价的书面说明》可印证。3、“诚实信用”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李秀礼明知《合作协议书》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仍坚持继续履行，而且还是分期履行，显然不符合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违背双方合同意愿。（四）李秀礼就第二期合作阶段从未有行之有效的合作方案及行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李秀礼不仅以其意思表示，而且也以其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第二期合作阶段，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作协议书》第二期合作阶段，戴惠芳与李秀礼始终未能进行进一步磋商，未形成具体的开发意思，因此认定对案涉空地的第二期合作开发合同未成立，不存在合同解除问题。可见，自合同签订后，李秀礼从未就第二期合作阶段做出具体方案及行动，李秀礼此行为明显是怠于履行其合同约定义务。基于两期合作阶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因李秀礼的不作为导致第二期合作阶段已无法继续履行，更不可能实现《合作协议书》约定之预期利益，李秀礼的行为系根本性的违约。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案涉合同已无履行之意义，应予解除。（五）双方已就《合作协议书》进行两次诉讼，就合作事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显然已不具备合作的基础，基于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益具有年限的特殊性，继续履行合同不仅不能达成合同目的，并且对戴惠芳显失公平，因此，解除案涉之《合作协议书》才是解决一切讼争的唯一方法。三、李秀礼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原《合作协议书》约定之分配方案不应当继续执行。因此，在解除《合作协议书》的同时，就第一期合作阶段，应当根据戴惠芳与李秀礼投资比例进行清算分配。根据《合作协议书》第6条约定，戴惠芳以“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现状”出资（价值不低于850万元），李秀礼以“能够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改善项目现状的各种资源”“并投入项目修缮及增加设施的资金（500万元以内）”作为出资，该500万元投资仅是第一步阶段的投入。在此情况下，戴惠芳出资份额为51%，李秀礼出资份额为49%，若李秀礼投入超过500万元的资金，就增加出资部分另行协商。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截至一审判决时，李秀礼投入资金仅为1,809,470.5元，但我方仅认可其中的1,010,951.5元，远远低于约定的第一期应当投资的500万元的金额，更没有所谓的“资源”出资的到位，李秀礼却主张按照49%的出资比例分配第一阶段的利益，对戴惠芳而言显失公平，有违公平原则。另外，2012年12月31日之前，李秀礼并没有主导双方就二期合作阶段的开发形成计划，违背了《合作协议书》第1.2和4.2.4条之约定。综上所述，戴惠芳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予以纠正并支持戴惠芳之上诉请求。李秀礼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案涉《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目的，并在该目的下将合作阶段分为两期，其中一期合作李秀礼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实现了合同目的，二期合作因戴惠芳违约而未达成合作开发合意。故一审判决将合同分为两期进行处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协议》第1.1条约定，合同目的是“为实现、发挥其价值并产生收益，甲、乙双方决定对其进行合作开发”。《协议》第3.1条约定，案涉项目及既包含唐家村的生活配套用地，又包含地上已建成的建筑物。故，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合同目的应为“使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实现、发挥其价值并产生收益”。李秀礼所谓的“合同目的是房地产开发”的说法完全无视《协议》对合同目的明确约定，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开发方式，《协议》第4.2条约定，对于已建成的建筑物，要进行开发和管理，具体开发为单身公寓楼要进行修缮、改造、增加设施工作，使其初步具备经营条件，对于现有建筑物中招待所部分及二期合作阶段的开发计划由双方共同商议。由此可见，开发方式并非限定为“房地产开发”，而是能够实现合同目的的各种开发方式，包括修缮建筑物、对外出租，将空地开发为停车场、种植、养殖等各种能够使案涉项目产生收益的开发形式。《合作协议书》第4.1条约定：“根据项目的现状，开发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以下称为一期合作阶段）；第二步为对项目中的空地部分开发（以下称为二期合作阶段）。”故双方合作阶段应分为两期，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正确。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一期合作的开发步骤和进度，一期合作已经履行完毕并实现了合同目的，二期合作因戴惠芳拒不配合导致双方没有达成合作合意，故双方一期合作开发的约定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二期尚未达成合作合意，一审判决将《协议》分为两期分别进行处理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戴惠芳与李秀礼形成的合伙关系中，双方对项目出资的价值相当，一审判决已充分考虑并平衡了双方的出资价值。戴惠芳与李秀礼在案涉项目合作中，实际形成的是合伙关系，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故本案中，双方的出资并不能单纯与资金判断。一审判决充分考虑了双方在合伙中的劳务、货币、土地使用权等出资情况，充分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戴惠芳以“案涉之土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在2012年的现有状况”作为出资，但该出资的价值并非（2008）楚中执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31号《民事裁定书》）中所称的850万元，戴惠芳的该说法显然缺乏商业投资逻辑。戴惠芳于2008年12月取得第31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但直至2012年时隔近4年，戴惠芳都没能执行该裁定。《协议》第2条也明确了项目存在的问题：其中两幢建筑物（单身公寓楼及招待所）被人占据，空地被人用于堆积废品、种植花草树木及蔬菜，放养家禽、家畜等。按照这种情况，戴惠芳提供的出资远低于其所称的850万元。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投资人的眼中毫无价值，因为非常难以执行。戴惠芳以项目当时的情况作为出资，与李秀礼合作，根据双方《协议》第1.2条约定，李秀礼的出资包括三个部分：①与项目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从而取得项目实际控制权的劳务和资源出资；②对项目进行资金投入的货币出资；③具体运作、管理、经营项目的劳务出资。虽然在双方《协议》中没有对李秀礼的上述出资作价评估，但是结合实际履行情况和项目现在的利润实现，一审判决充分考虑到了李秀礼的上述三项出资的价值，是完全能够和戴惠芳的出资价值相匹配的。故双方投资相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三、《协议》一期合作双方约定合法有效。在的一期合作中，李秀礼依约履行了三项出资义务，也正因李秀礼的出资得以实现第31号《民事裁定书》全部权利，最终实现合同目的。李秀礼在双方合作中没有违约行为，故戴惠芳不享有一期合作的合同解除权，一审判决认定李秀礼并无违约行为认定事实正确。根据《协议》第1.2条约定，李秀礼在签订《协议》后，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包括：①李秀礼与项目实际控制人、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才有了2012年12月19日李秀礼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的笔录的情况，最终2012年12月20日案件结案，实现了第31号《民事裁定书》的全部权利。在接收项目过程中，李秀礼将单身公寓楼收回，将土地从农户手中完全收回，履行了劳务、资源、货币出资，最终取得了项目实际控制权；②李秀礼在接手项目过程中，以及对单身公寓修缮中，李秀礼履行货币出资义务，投入资金1809470.5元；④李秀礼从2012年签订合同至今仍对项目进行运作、管理和经营，认真履行合同义务，进行劳务出资。综合上述，李秀礼完全履行了一期合作的三项出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李秀礼没有违约行为事实认定正确，戴惠芳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关于资金投入，双方在《协议》第4.3条明确约定，500万元是一期和二期李秀礼总投入货币的资金上限，并且是一个预估值。戴惠芳在《上诉状》对500万元属于第一阶段货币投资的理解没有事实依据，与《协议》约定和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关于一期合作的效力，双方在《协议》第4条明确约定了一期合作的具体计划：包括接收项目，使单身公寓楼具备初步经营条件等。并非是戴惠芳在《上诉状》中所称的“项目的第一步是‘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故双方对于一期的开发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并可以继履行。四、一期合作项目现运营良好并持续盈利分红，已经实现使项目发挥价值、产生收益的合同目的，根据以往利润分配预估，今后该项目仍是利润超过投入，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此外，李秀礼并无怠于履行二期合作的行为。参照往年经营情况：2014年供分配利润为20万元；2015年供分配利润为40万元；2016年供分配利润为50万元；2017年供分配利润为70万元。鉴于《合作协议书》于2012年2月1日签订，合作期限33年，于2045年1月31日结束。自利润尚未分配的2018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月31日，还有27年零1个月。参照上述经营情况和利润分配数额，一期项目的利润超过投入，合同目的能够实现，也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在二期合作中，李秀礼一直在为二期合作进行积极准备、提供方案并主动与戴惠芳协商。但是戴惠芳未书面回复任何意见。2014年10月及2016年7月，戴惠芳两次擅自拍卖案涉项目，意图解除双方《协议》。戴惠芳不履行二期合作义务、未经商议擅自处分案涉项目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李秀礼的合法权益。综合上述，戴惠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上诉，维护李秀礼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正权威。李秀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秀礼和戴惠芳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戴惠芳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戴惠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2月20日，珠海市国土局向珠海市香洲区唐家镇唐家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唐家村委会）填发《建设用地批准书》（95拨字013号），唐家村委会取得位于唐家村西北面、面积34947㎡的生活自留地。该批准书备注载明，1995年7月10日报建1幢4层酒楼，808.2㎡；1996年7月25日报建A#单身宿舍5703.3㎡，BC#住宅8659.4㎡，不含2.2m高单车房1181㎡；1998年1月9日报1幢5层招待所2963㎡。1995年8月29日，唐家村委会为甲方、珠海华夏学校（以下简称华夏学校）为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唐家村生活配套用地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甲方提供位于唐家共乐园旁一块23.1亩的生活配套用地，乙方提供资金，共同合作建造住宅；住宅楼建成后，甲乙双方以实际建筑面积为标准，分别按3：7比例分成，并享受其所有权；住宅楼建成后，住宅楼产权证名义上属甲方，实际上一切所有权属乙方，证书由乙方自己保管使用；乙方的土地使用权为五十年，并负责保管其土地使用证，如五十年后，乙方仍使用生活用地，则依当时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办，等等。2000年7月20日，珠海市规划局向唐家村委会发出上述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拨字137号）。2008年12月19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楚中执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将珠海市今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华夏公司）向唐家村委会取得使用权的、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宿楼不在其中）抵偿给申请执行人戴惠芳，以抵偿被执行人今华夏公司差欠申请执行人戴惠芳的人民币850万元的本息。2012年2月1日，李秀礼为乙方、戴惠芳为甲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合作开发唐家村生活配套用地及地上建筑物，主要内容如下：1、合作内容及方式。1.1根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第31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内容，甲方取得了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宿楼不在其中）；为实现、发挥其价值并产生收益，甲乙双方决定对其进行合作开发。1.2甲方以项目的现有状况作为出资与乙方进行合作，乙方能够使项目实现、发挥价值并产生收益的各种资源（包括并不限于与项目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从而取得项目实际控制权；对项目进行资金投入；具体运作、管理、经营项目等）作为出资与甲方进行合作。2、项目存在的问题。2.1项目源于唐家村委会与华夏学校于1995年8月29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约定由华夏学校所享有的相关权益，但《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的项目权益主体（即华夏学校）与第31号《民事裁定书》中项目权益主体今华夏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2.2由于宅基地划拨政策及其他历史问题等原因，华夏学校及今华夏公司均未实际占有项目土地及其建筑物，因此造成华夏学校及今华夏公司均无法向甲方移交项目。2.3《合作开发合同书》签订至今已逾16年，且唐家村委会已改制为唐家股份公司，因此造成与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难以查找，相关信息难以确定。2.4《合作开发合同书》未能完全履行，华夏学校尚欠唐家村委会50万元合作款。现唐家股份公司已从项目土地当中自行划走（收回）两亩用于抵偿上述债务，相关手续尚待完善。2.5以上各种问题足以使唐家村委会（若唐家股份公司）轻易对第31号《民事裁定书》进行抗辩，使第31号《民事裁定书》无法执行。3项目现状。3.1项目用地共14066㎡，其中已建三幢建筑物约占7600㎡，边角弃地、预留路及绿化需1200㎡，剩余开发面积约5266㎡。3.2项目原建设但未完善的设施有物管部值班室、围墙800㎡、大铁门三个、垃圾房、下水道工程、砼路面、路灯、800千瓦变压器、吸排水系统及电梯。3.3十余年间，项目一直处于无人管理及维护状态，门窗、水电严重残缺，室内残旧，下水道堵塞。3.4项目中的两幢建筑物（即单身楼招待所）及空地被不明身份人占据，用于堆积废品，种植花草树木及蔬菜，放养家禽、家畜等。4、项目开发步骤及进度。4.1根据项目的现状，开发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以下称为一期合作阶段）；第二步为对项目中的空地部分开发（以下称为二期合作阶段）。4.2项目开发的具体工作进度如下：4.2.1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开展项目的接收工作（从唐家村委会或唐家股份公司或其他实际控制人手中接收项目），其中包括收集、整理相关文件、档案资料等，预计接收工作于2012年6月20日之前完成。4.2.2于2012年4月20日之前成立物业管理机构对项目现有建筑物进行开发和管理。4.2.3于2012年9月30日之前完成现有建筑物中单身公寓的修缮、改造及增加设施工作，使其初步具备经营条件。4.2.4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由双方商议、确定现有建筑物中招待所部分及二期合作阶段的开发计划。4.3乙方拟于2012年4月20日之前共投入用于理顺关系、顺利接收项目及成立物业管理机构等事宜的资金50万元，于2012年9月30日之前再投入用于现有建筑物中单身公寓楼的修缮、改造及增加设施的资金100万元。4.3.1乙方最终投入到项目中的资金总额约为500万元。5、项目开发前景预估。5.1按项目运作、经营期限为33年计算（即《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约定华夏学校所享有的剩余使用、收益期限），项目中现有建筑物的物业收益（主要为物业出租）为纯利1200万元，33年后的建筑物残值约为600万元。5.2乙方保证甲方在二期合作阶段可获得利润为500万元；如甲方在二期合作阶段实得利润少于500万元，由乙方负责补足。6、双方所占出资份额。6.1在甲方以项目现在状况作出资，乙方以能够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改善项目现状的各种资源，并投入项目修缮及增加设施的资金（资金数额为500万元以内）作为出资的情况下，甲方所占有出资份额为51%，乙方所占出资份额为49%。6.1.1如双方为提升项目现有建筑物的价值而拟将一期合作阶段的建筑物修缮及增加设施资金提高至500万元以上时，增加的部分由双方共同投入，具体投入资金的方式、方法及数额由双方另行协商。7、所有者权益及利润分配。7.1项目中现有及通过对项目进行经营所增加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所有权由甲乙双方按出资份额比例共同享有。7.2本协议所称利润为一、二期合作阶段的项目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物业出租的租金及因对物业进行管理而收取的物业管理费等）减去成本后的剩余部分。7.4利润的分配周期暂定为每年一次，具体时间由双方另行商定。7.4.1所分配的利润应为扣除本协议第7.3条中所述成本及各种经营、管理及运作所必须支出费用后的剩余纯利润。7.5上述利润分配比例与本协议所确认的出资份额比例相同。8、项目经营主体及双方职权。8.1双方可根据项目经营需要按现行法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形式的项目经营主体；也可以利用现已登记的经营主体进行经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不使用任何形式的经营主体从事项目经营活动。8.3项目的运作、经营、管理等日常事务由乙方负责；甲方只负责决定与项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享有出资人权益，但不参与项目的日常事务。8.4甲方不在珠海期间，由甲方委派一名代表行使甲方职责；甲方委派所为的与项目有关行为视为甲方行为，由甲方享有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8.4.1甲方所委派代表应持有甲方亲笔签名的委托书。8.5除本协议第9条约定须由双方协商一致方能决定的事项外，乙方对其他事项具有决定权。10、项目的经营机构、人员。10.1甲乙双方各自委派一名财务人员，财务人员可为专职或兼职。10.2甲方委派一名物业改造及维修工程管理人员负责现有建筑物的修缮、管理等工作。10.3除上述人员及必要的水电工、清洁工、门卫等人员外，在项目运作的前期暂不设其他常设的经营、管理人员。11.7《接管项目后的投资预算表》及第31号《民事裁定书》、《合作开发合同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供对本协议相关内容进行说明。落款处，甲方由戴惠芳签名、乙方由李秀礼签名。同日，戴惠芳为委托人、以李越梨（又名李钥黎）为受委托人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戴惠芳授权李越梨处理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相关的一切事宜。代理权限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一、与合作人签订合作协议；二、与合作人进行商讨；三、签署、签收文件资料、会谈（或会议）记录等。该代理人因处理本委托书所示事宜而以各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或口头形式）所作出的一切意思表示均视为本人所作意思表示，相应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均由本人享有或承担。李秀礼陈述，2017年之前戴惠芳委托李越梨为代理人，但李越梨常住深圳，项目实际由戴惠芳负担，2017年后，戴惠芳取消代理人，自行管理。记账和资金由戴惠芳派出的财务白玉兰管理，钟有权是李秀礼派出的项目物业管理人员。戴惠芳陈述，李秀礼派出的财务人员是钟有权，也进行物业管理；2012年2月1日，戴惠芳同时委托了李越梨和白玉兰。2012年2月1日，戴惠芳为委托人、以李秀礼为受委托人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戴惠芳委托李秀礼代理实现第31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不动产权益，即代理戴惠芳取得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20亩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李秀礼的代理权限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代为要求占用人退还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二、为实现不动产权益，代为与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占用人（或相关人员）签订协议；三、代为配合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代本人签署、签收与实现不动产权益有关的文件资料、法律文书等；四、其他由本人书面形式另行授权的权限。2012年3月27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贴（2012）珠中法执字第105号《搬迁公告》，载明：一审法院依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楚中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受理戴惠芳执行今华夏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根据第31号《民事裁定书》，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20亩生活配套用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抵偿给戴惠芳。公告如下：一、凡对上述房产主张权利的，应在公告张贴之日起十日内，持合法产权证明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申报；二、无正当理由占用上述房产者，应在本公告张贴之日起十日内无条件搬迁，逾期不搬迁，一审法院将强制执行，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均由拒不搬迁者自行承担。2012年6月18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唐家股份公司发出（2012）珠中法执字第105号《协助执行函》，通知唐家股份公司按照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楚中执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将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20亩生活配套用地移交给戴惠芳（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宿楼不在其中），并协助其办理用地手续。2012年7月3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发出（2012）珠中法执字第105号《协助执行函》，通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按照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楚中执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将已由你校安排后勤人员入住的、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教师××公寓××至××楼及招待所××楼的房产移交给戴惠芳（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宿楼不在其中）。2012年12月19日，李秀礼代理戴惠芳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笔录，李秀礼向法院陈述：法院发出公告和协助执行函之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一块20亩生活配套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益及地上建筑物已于2012年7月中旬完成了移交，我方也派物业进驻管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要求将招待所（5层）延期用至2013年10月31日止，学校投入了装修，装修部分2013年11月1日无条件移交给我方，期间我方对学校使用该房产不收取费用，双方有《房产移交协议书》。接收到现在已五个月，没有发生任何他人阻挠或有关单位提出异议的情况，不动产我方已重建了围墙封起来，并上了锁。由于不动产是村里的集体用地，不能办理土地证至我方名下，同意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2012年12月20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戴惠芳发出（2012）珠中法执字第105号《结案通知书》，通知已将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20亩生活配套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宿楼不在其中）全部交付给你方抵偿债务。你依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楚中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主张的债权得已全部实现，案件执行完毕。2014年1月7日，李秀礼举证曾向李钥黎发出“关于应缴纳税点和地价的书面说明”的电子邮件，主要内容包括：一、划拨用地性质更名至戴惠芳名下，有房屋土地产权证，费用合计105.825万元（未含劳务费）。二、变更划拨用地为国有出让用地，需补地价和契税合计2764.7572万元（未含劳务费）。三、建设面积核定，1.按容积率1.5计算，面积15080㎡，已建招待所2963㎡，A栋公寓5703㎡，未建面积余下6414㎡；2.如可按现行控规增加容积率至1.8，可建面积增加4000㎡，补地价款相应增加712万元，3%契税21.36万元。四、个人建议：一步到位更名，改功能，费用可以先交更名部分税收105.825万元，出补地价缴费通知后可暂缓缴费，待开发再缴费，这样可以避免基准地价上调增加成本，房屋土地产权证在交费后即可拿到，所有手续已经齐全。李秀礼主张向戴惠芳提出空地开发方案以供商议。戴惠芳否认收到该邮件。2014年6月23日，根据戴惠芳的委托，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唐家镇唐家村唐家共乐园西侧14075.73平方米扣除已出售的B#住宅楼所占用地后的剩余可建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已建两栋建筑物的市场价值作出《估价咨询意见书》，价值类型及定金为据估价对象及委托方的要求，本报告评估估价对象“宗地为国有出让住宅用地、已向政府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剩余使用年限为70年，建筑容积率为1.5，现状条件”下，于估价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估价对象转让时需缴交的税费，以及委托方在完善更名、出让等手续过程中涉及到的更名费、、地价款等相关费用均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并以国土、财政及税务部门计算的结果为准，本评估结果对该费用未作扣除。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于2014年6月12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总额为79268380元。李秀礼主张该评估是为空地开发以及价值最大化作准备工作。戴惠芳则主张该评估是为变现估价对象。2014年10月29日，珠海经济特区飞鸿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鸿拍卖公司）在珠海特区报刊登《拍卖公告》，称受委托，定于2014年11月7日是拍卖位于珠海市香××区××乐园旁××20亩生活配套用地及地上建筑物约15543.70平方米，已办证的教职工住宅楼不在其中。根据建设用地批准证书、珠海市[1995年]国土字第033号，，地上建筑物A#单身宿舍5703.3㎡、BC住宅2栋9840.4㎡（其中1栋5层招待所2963㎡，2.2米高单车房1181㎡）。2016年7月17日，戴惠芳为甲方（委托人）、飞鸿拍卖公司为乙方（受托人）签订《委托合同》，戴惠芳委托飞鸿拍卖公司拍卖案涉土地使用权权益及地上建筑物。戴惠芳曾于2018年8月3日以合作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李秀礼，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粤0402民初7685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戴惠芳撤诉。戴惠芳和李秀礼均确认《合作协议书》履行至今共产生利润180万元，双方进行了四次利润分配，李秀礼分得882000元、戴惠芳分得918000元。双方对于事实争议焦点在于李秀礼投入项目的款项数额，李秀礼主张在一期合作中已依约支出约180万元投资款，戴惠芳则抗辩直至2013年3月前李秀礼投入金额仅为1010951.5元，违反协议关于出资的约定。为此，李秀礼举证如下：①2012年12月2日，李钥黎为甲方代表、李秀礼为乙方签署《共乐项目投资装修收支财务分类统计表》。该统计表载明2012年2月至9月，李秀礼支出投资款798519元，其中包含项目接收接待费杂费20219元（票证数量70）、项目接收补偿青苗费91300元（20多户、票证数量4）、项目接收各项杂费610000元、搬出教师生公寓补偿65000元（票证数量3）、礼品红包12000元。该表下方说明：1、以上是项目从接收至装修后对外经营产生的所有费用，从2012年2月2日至2012年11月30日止。2、以上费用开支分两项，一项是李秀礼经手，事前向李钥黎报告原因并同意的开支，另一项是李秀礼汇给白玉兰用于项目工程的开支。按要求由知情人，经办人分类统计。李秀礼主张上述费用是征得戴惠芳代理人李钥黎同意后支出，不需再经白玉兰或钟有权签字，也不交给白玉兰保存做账。3、以上的统计表经以下人员签名生效。一式三份，甲乙方、财务各执一份。戴惠芳对该份统计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②2012年12月12日，李钥黎为甲方代表、李秀礼为乙方签署《共乐项目投资装修收支财务分类统计表》。该统计表载明2012年2月至11月，李秀礼投资款为949951.5元，项目合计支出942774.9元，其中包含项目接收接待费杂费7553.4元、项目接收补偿青苗费14400元、项目接收公关费33620元（八月十五）、室外接收土木工程费307037.5元、增设门卫室大门、铁门工程费37434元（未付）、室内水电材料费153148元、室内水电装修人工费84774元、室内墙翻新工程费83699元、室内重设门窗、厕所工程费124620元、室内装修拆清日工工资33090元、管理处工资费44000元、招租家具广告费56833元。该表下方说明：1、以上是项目从接收至装修后对外经营产生的所有费用，从2012年2月2日至2012年11月30日止。2、以上费用开支分两项，一项是李秀礼经手，事前向李钥黎报告原因并同意的开支，另一项是李秀礼汇给白玉兰用于项目工程的开支。按要求由知情人，经办人分类统计。3、以上的统计表经以下人员签名生效。一式四份，甲乙方、管理处、财务各执一份。落款处，除李秀礼、李钥黎签名外，白玉兰在管理处财务位置签名、钟有权在管理处经办人位置签名。戴惠芳对该份统计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戴惠芳举证如下：①投资款收款凭证一组，均有白玉兰签名，戴惠芳主张自双方签订协议至2013年2月7日止，李秀礼投入款项共计1010951.5元。李秀礼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但主张在投资款1010951.5元之外，另投资了798519元，得到了戴惠芳的代理人李钥黎的确认。②由白玉兰、钟有权分别于2018年5月31日和2018年9月30日签名的《2012年2月至2018年5月物业投资装修收支统计表》和《2012年2月至2018年9月物业投资装修收支统计表》中，均载明收投资款1010951.50元，戴惠芳主张该统计表未显示其他资金投入。李秀礼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质证认为两份统计表是2018年11月19日白玉兰让钟有权签署，仅是由财务人员经手各类账目分项汇总收支统计流水账并非“对投资款项及合作经营管理成本支出进行对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秀礼的诉讼请求和戴惠芳的抗辩意见分析，李秀礼、戴惠芳争议焦点在于认定《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合作协议书》是否可以继续履行。关于《合作协议书》的效力，李秀礼、戴惠芳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约定合作开发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合作协议书》第4条约定，李秀礼、戴惠芳就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合作开发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第二期是对项目中空地部分开发。关于第一期开发，《合作协议书》第4.2.1条、第4.2.2条、第4.2.3条详细约定了第一期项目开发的步骤和进度。李秀礼、戴惠芳对于第一期合作开发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第二期开发，《合作协议书》第4.2.4条约定“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由双方商议、确定现有建筑物中招待所部分及二期合作阶段的开发计划”，说明在《合作协议书》中，李秀礼、戴惠芳对于第二期的合作开发仅仅是意向，无具体开发计划，更没有形成具体的合作开发合意，李秀礼、戴惠芳对于第二期合作开发事宜需要另行协商约定。2014年1月7日，李秀礼向戴惠芳代理人李钥黎发电子邮件提出第二期开发建议以及戴惠芳委托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进行估价咨询，是李秀礼、戴惠芳为第二期合作开发采取的准备工作，但是李秀礼、戴惠芳最终对二期合作开发未能进行进一步磋商，形成具体的开发合意，双方就案涉空地部分的合作开发合同未成立，对双方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基于上述认定，李秀礼、戴惠芳关于案涉空地的第二期合作开发合同未成立，不存在继续履行的说法，本案仅讨论李秀礼、戴惠芳就第一期合作开发签订的合同是否可以继续履行。李秀礼、戴惠芳已按约定进行了第一期项目开发，共取得利润180万元并按比例进行了分配，第一期合作开发合同一直在履行中。戴惠芳抗辩李秀礼存在未依约投资、利润未达到预期回报等违约事实，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其一，李秀礼并不存在未依约投资的违约事实。从合同约定来看，《合作协议书》第4.3条约定李秀礼“拟于2012年4月20日之前共投入用于理顺关系、顺利接收项目及成立物业管理机构等事宜的资金50万元，于2012年9月30日之前再投入用于现有建筑物中单身公寓楼的修缮、改造及增加设施的资金100万元”。该条款约定李秀礼“拟”投资的数额，从字面意思理解，仅是投资计划，李秀礼具体投资金额根据开发需要投入，并未强制李秀礼必须在第一期开发中投入150万元。从合同履行来看，李秀礼投资以后第一期项目得以顺利开发、取得利润，并未因李秀礼投资款不到位等因素影响第一期合作开发。从双方举证来看，虽然戴惠芳否认李秀礼在2012年12月2日《共乐项目投资接收装修收支财务分类统计表》由李越梨确认的投资款798519元，但是戴惠芳未能举证否定该统计表中李越梨签名的真实性，亦未能合理解释该统计表中的投资款与李秀礼其他投资款之间的关系，故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李秀礼关于已投资第一期开发项目1809470.5元的说法。其二，利润是否达到预期不能成为戴惠芳终止合同履行的理由。李秀礼、戴惠芳在《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合作开发项目未达预期利润是解除合同的条件，双方实际已从项目开发中取得利润，达到合作开发项目的目的。故一审法院对戴惠芳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李秀礼、戴惠芳之间的第一期合作开发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与适用》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李秀礼和戴惠芳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关于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一期合作阶段）的约定合法有效；二、李秀礼和戴惠芳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一期合作阶段）；三、驳回李秀礼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李秀礼负担人民币23400元，戴惠芳负担23400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分析，本案争议焦点为：《合作协议书》效力认定问题及是否解除的问题。关于戴惠芳与李秀礼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效力，戴惠芳虽然上诉主张《合作协议书》无效，但其在（2018）粤0402民初9763号案件中提出诉讼请求却是解除《合作协议书》，合同无效的主张与诉讼请求解除合同相互矛盾，戴惠芳在二审期间明确表示坚持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说明其亦否定了自己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故本院对戴惠芳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予采纳。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4条约定：“根据项目的现状，开发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对项目现有建筑物的开发，第二步是对项目中空地部分开发。”根据双方的该项约定，两期合作的内容是相互独立的。另外，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戴惠芳与李秀礼已经分得了一部分合作收益，亦可以说明两期合作的独立性。因此，一审法院将双方的合作内容分为两期符合双方的意思表示，戴惠芳上诉主张《合作协议书》所列的两步合作不可分割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合作协议书》第4.2.2及4.2.3约定的内容来看，第一期合作的内容是成立物业管理机构对项目现有建筑物进行开发和管理和完成单身公寓的修缮、改造及增加设施工作，该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第二期合作的内容形成对空地的合作开发计划，但无论是从合同约定的内容还是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双方就空地的合作开发并未达成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空地的合作开发合同并未成立正确，应予以确认。基于前述认定，双方就空地的合作开发合同尚未成立，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戴惠芳在本案中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实际是要求解除双方的第一期合作关系。针对戴惠芳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分析认定如下：一、戴惠芳主张李秀礼未按约定出资，构成违约。根据《合作协议书》第4.3条的约定，李秀礼拟在第一期合作中投入150万元，戴惠芳仅认可李秀礼已经投入1010951.5元，不认可2012年12月2日的《共乐项目投资接收装修收支财务分类统计表》中所记载的“李秀礼投资款”798519元，对此，本院认为，《共乐项目投资接收装修收支财务分类统计表》上有李玥黎签名确认，而李玥黎系戴惠芳处理涉案项目事宜的委托代理人，应认定李玥黎有权代表戴惠芳确认笔款项。戴惠芳仅以该统计表的签名与双方在财务上的核对习惯不同为由予以否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戴惠芳又主张不能排除该统计表是李秀礼与李玥黎恶意串通制作出来的，但戴惠芳对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将该统计表中的798519元应计入李秀礼在第一期合作的投资并无不当。戴惠芳主张李秀礼在第一期合作中应当出资500万元与合同约定的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李秀礼对案涉的合作已经投入了1809470.5元，履行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二、戴惠芳主张李秀礼未主导形成第二期合作开发的计划，构成了违约，导致戴惠芳在合作的7年间仅获得91.8万元的利润，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已经违背了设立合同的目的。如前所述，双方的两期合作是相互独立的，双方未就第二期的合作达成具体协议，并不影响第一期的合作。事实上，双方在第一期合作中，已经完成对现有建筑物的修缮、改造和增加设施，使其达到可以出租收益的条件，双方也实际按约定的比例对收益进行了分配，实现了第一期合作的目的，并不存在不能继续合作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戴惠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戴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烈斌审判员  庹 佳审判员  王 芳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