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再7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明章，男，197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高亚，男，197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宋敏刚，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毕节大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胜利路**。 法定代表人：张利荣，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吴孔全，男，1961年4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 再审申请人朱明章因与被申请人高亚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毕节大有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大有公司）、一审第三人吴孔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县民初字第1178号民事判决后，高亚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以（2015）黔毕民终字第7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黔县民初字第2554号民事判决，高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黔05民终1788号民事判决，朱明章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黔民申1109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依法组成合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朱明章、被申请人高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明章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二审法院作出的（2017）黔05民终1788号民事判决，改判维持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黔县民初第2554号民事判决。事实及理由：首先，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判决违背客观规律和事实，没有认真分析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经过黔西县人民法院之前一审，高亚撤诉，之后再起诉，上诉，发回重审。多次庭审中，朱明章付款的事实是清楚的：2011年6月2日支付高亚20万；2011年6月16日支付高亚20万元；2011年6月19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高亚转款30万元；2011年7月21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高亚转款47.5万元；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高亚支付靳勇挖土方款56400元；2011年7月19日，高亚向吴孔全出具借条借款50万元；2011年8月3日，高亚收到吴孔全款项100万元；2011年9月20日高亚收到吴孔全的12万元；2011年10月13日，高亚收到朱明章的20万元；2011年10月19日，高亚收到朱明章30万元；2011年9月23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黔西地方税务局缴纳税款281724.3元，其中包括高亚认可应当缴纳的249154元；2012年4月27日，朱明章向黔西劳动监察大队代高亚支付工人工资33万元。上述凭证中，以借条形式向高亚支付的款项为232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为97.5万元，代高亚向他人支付的款项635554元，共计3930554元。本案多次庭审过程高亚仅仅是对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与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提出异议，高亚之前认为，这两笔款项属于同一笔，从来没有否认其他借条上载明的款项，更没有否认2011年8月3日借条上注明的款项。根据本案的特殊性，本案涉及的是支付工程款，而不是民间借贷，在支付工程款时，根据一般交易习惯，有转账支付，也有现金支付。被申请人不能否认以现金支付的客观情况，若本案涉及的是民间借贷款项，被申请人提出一定要有款项支付凭证，这符合基本的常识，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涉及工程款的支付，而且根据交易习惯，转账支付和现金支付不仅符合法理，也符合常理。高亚仅仅是对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与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提出异议，高亚认为该两笔款项就属于同一笔款项，对其他的表示认可。从来没有否认收到2011年8月3日借条上注明的款项。现被上诉人违背客观事实，违背多次庭审时自己的默认，否认自己实际收到的款项共计3930554元的事实。二审法院要求申请人一方提供支付工程款的每一次凭证，并以申请人一方未提供打款凭证，违背客观实际否认申请人支付款项的事实，最终少计算申请人实际支付的50万元。其次，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认为朱明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于2011年8月3日借条上的两次打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和举证证明是哪两次打款，判决认定朱明章支付款的事实不成立。二审法院只强调打款凭证而没有考虑本案的客观实际、交易习惯，而且没有考虑被申请人多次自认和默认收款的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判决文书确认的事实以及当事人自认和默认的行为是可以不提供证据的，本案多次庭审时，高亚均认可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二审法院适用民诉法第九十条规定判决认定朱明章支付款项的事实不成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朱明章每次支付工程款（或第三人吴孔全代为支付工程款）给被申请人高亚时，均有转账凭证或高亚亲笔所写的借条为据，高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其本人没有收到款项，不可能写下借条交申请人收执。而且本案涉及的是建设工程款，根据一般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现金支付和转账支付均是当事人最基本的交易方式。如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被申请人强调提供支付凭证等情节，应当从为当事人负责的角度考虑，遵循客观实际作出公正判决。 高亚答辩称：朱明章提出的再审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两次发回重审是事出有因，因为高亚被黔西县检察院错误提起公诉，在此期间，高亚一直被羁押在黔西看守所，没有条件对案涉相关的所有银行流水进行调取，是在出狱后才去调取的。2011年7月21日的借款47.5万元与2011年7月19日的借款是两笔借款，均有各自的银行流水记录，这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二审法院查清该事实后依法改判，是尊重事实。通过我们在二审期间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对8张借条的梳理，情况已经很明显，2011年8月3日的100万的借条是两笔款打在一张条子上，其中有50万元就是2011年7月21日预先扣除利息后通过银行转账的47.5万元，该借条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100万元是分两次打款，朱明章向高亚支付的现金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根据举证原则，朱明章既然认为自己多付了50万元就应该提出其相应的证据，请求发回重审。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正确，请求再审予以维持。 高亚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二被告连带支付拖欠我的工程款31万元，并按月息1.5%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2、二被告连带支付超过合同约定的公里数倒土的运输费343189.66元；3、二被告连带退还保证金6万元；4、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朱明章反诉请求：驳回高亚的诉讼请求，并判决高亚返还朱明章多支付的工程款15万元。一审法院（2015）黔县民初字第255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0年11月，贵州毕节长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长弘公司）与贵州省鑫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鑫晖公司）联合开发位于黔西原氮肥厂地块的“水岸国际商住楼”项目，吴孔全以每立方米31.6元的单价承接了该项目的土石方工程后转包给朱明章，朱明章又将该工程转包给高亚。2010年12月28日，大有公司和朱明章作为甲方，高亚作为乙方签订了《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承包单价：土石方综合价按每立方22元计算，，地下室负9米按综合价每立方22元计算&rdquo；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乙方全额垫款，待开挖结束时由乙方提供正规发票和报表，经甲方审核属实后一个月内付清；如延期支付甲方将按月息1.5%付资金占用费，最迟3月内结清”；第十一条约定“甲方指定的倒土场，要满足工程的倒土量，不能超出2.5公里，超出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运输费用”。合同签订当日，大有公司、朱明章向高亚出具了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高亚交来的位于黔西氮肥厂土石方工程全部倒土费大写陆万元整。注：2011年1月4日进场开工，如不能按时进场，此款不退”。2011年9月13日，吴孔全、朱明章、高亚三人作为乙方，与发包方的施工员赵光伦等人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已挖土石方平均厚度（含建筑废渣部分）按8.6米计算；二、平方面积按双方实测数据计算方量；三、未挖土石方（临时道路、电杆土柱、水池及其他未挖部分）按实测方量扣除；四、土石方实挖运计算式为：面积×厚度-未挖部分＝实际挖运的土石方量”。工程结束后，发包方以吴孔全为施工单位和结算单位于2011年9月23日出具了《土石方工程结算书》，确认施工方量为171594.83立方米，工程单价为每立方米31.6元，工程总价款为5422396元。2011年10月19日，吴孔全、朱明章、高亚为承诺人向长弘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黔西原氮肥厂地块，现长弘水岸国际项目的土石方平场工程已挖运实测方量171894立方米，合同单价为31.6元/立方米，共计金额人民币伍佰肆拾贰万贰仟叁佰玖拾陆圆整（5422396元）。该工程款已全额结算完毕。现由承包该工程方吴孔全对长弘公司的长弘·水岸国际项目作如下郑重承诺：一、今后不再对该项目的倒土场问题找长弘公司解决；二、今后不再就该项目的临时板房问题纠缠长弘公司解决；三、今后不再对该项目的停工问题纠缠长弘公司解决。以上承诺如有违反，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吴孔全）承担”。高亚在施工过程中，于2011年6月2日、8月3日、10月13日、10月19日分别向朱明章出具4张借条借款20万元、100万元、20万元、30万元。2011年6月16日，朱明章在高亚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中现金存款20万元。2011年6月19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高亚转账30万元，7月19日，原告向吴孔全出具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7月21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高亚转账475000元。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高亚支付靳勇挖土方款56400元。2011年9月20日，高亚向吴孔全出具一张金额为12万元的借条。2011年9月23日，吴孔全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黔西地方税务局缴纳税款281724.3元，其中包含高亚认可应缴纳的249154元税款。2012年4月27日，朱明章以鑫晖公司的名义通过黔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向高亚支付工人工资33万元。上述以借条形式向高亚支付的款项为232万元，以银行存款或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为975000元，代原告高亚向他人支付的款项为635554元，共计3930554元。本案第三人吴孔全曾在（2012）黔县民初字第1477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其对代朱明章向高亚支付的款项进行了说明，并指出原告高亚对“2011年7月19日借条的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汇款的475000元是同一笔借款”的陈述不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亚与朱明章、大有公司于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同有效，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高亚在完成土石方开挖工程后，大有公司、朱明章应按约定对高亚实际承揽的工程量履行足额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对高亚所开挖土石方的工程量，应以作为业主的长弘公司与施工方现场确认后于2012年7月17日作出的《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中确认的方量进行计算。《土石方工程结算单》中载明的土石方量为171594.83立方米，大有公司及朱明章抗辩其中有19952.89立方米工程系长弘公司赠与吴孔全个人，与其他人无关的主张，因无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高亚应获得的工程款为3775086.26元（171594.83立方米×22元），朱明章、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支付的全部款项共计3930554元，朱明章已超额支付工程款，双方之间无拖欠工程款的事实，故高亚要求大有公司、朱明章支付其31万元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主张，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朱明章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高亚与朱明章、吴孔全之间的交易习惯既有现金支付又有银行汇款，而每一张借条均无相对应的转账凭证，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975000元也无相对应的借条或收条，且高亚于2011年7月19日向朱明章出具的借款金额为50万元借条上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故原告提出出具借条当天并未实际借得款，而是在2011年7月21日扣除了25000元借款利息后吴孔全才向其汇款475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在原告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认定2011年7月19日借条的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汇款的475000元系不同的两笔款项。对高亚主张的超公里运输费用，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亚在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向被告交纳了6万元，虽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未载明该款的性质，但根据收条显示“2011年1月4日进场开工，如不能按时进场，此款不退”，该款应视为施工保证金，原告如约进场施工，且工程已实际施工完毕，对原告施工前支付的保证金，被告应予退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6万元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朱明章提出的反诉请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吴孔全向高亚支付的款项系其代朱明章向高亚支付的工程款，故以朱明章为反诉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朱明章及吴孔全共向高亚支付工程款3930554元，而高亚应获得的工程款为3775086.26元，朱明章向高亚实际多支付了155467.74元，但因朱明章提起反诉的金额为15万元，故对朱明章要求高亚返还超额支付的工程款15万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大有公司、朱明章应退还高亚的6万元保证金可在朱明章主张的15万元中抵扣。扣除被告应退还原告的保证金6万元后，高亚还应返还朱明章工程款9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高亚的诉讼请求；二、高亚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朱明章工程款90000元。 高亚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的475000元是同一笔借款（二审庭审时，上诉人更改其主张为：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的475000元不是同一笔借款，但2011年7月21日的475000元和2011年8月3日的50万元共同构成了2011年8月3日的借条上的100万元，剩余2.5万元系吴孔全扣除的外借利息，朱明章共计支付高亚3430554元工程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共计八次借贷行为都是通过银行汇款形式，双方之间没有大额借款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应对是否实际支付了2011年7月19日借条上的50万元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的50万元借款是现金交易，但是没有证据证实。2、本案超公里运输是事实，上诉人已提供了充分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有误。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单方提供的鉴定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超公里倒土运输评估申请未答复系程序错误。本院二审认定：高亚二审提供的票据明细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纳；再根据2011年8月3日借条上的内容（载明100万元分两次打款），以及朱明章自称委托吴孔全代其支付工程款以及其无法对2011年8月3日借条上载明的两次打款进行合理解释及举证，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朱明章共计支付高亚3930554元工程款”多计算了50万元，应纠正为“朱明章共计支付高亚3430554元工程款”。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8月3日高亚向朱明章出具借条载明收到朱明章交来的100万元。该100万元分两次打款，分别是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75000元（扣除吴孔全对外借款的2.5万元利息）。朱明章共计支付高亚3430554元工程款。本院二审认为：一、关于本案合同性质及效力如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2010年11月，长弘公司与鑫晖公司联合开发位于黔西原氮肥厂地块的“水岸国际商住楼”项目，吴孔全以每立方米31.6元的单价承接了该项目的土石方工程后转包给朱明章，朱明章又将该工程转包给高亚。朱明章与高亚之间构成了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朱明章与高亚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构成了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情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涉案建设工程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虽然朱明章与高亚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朱明章仍应向高亚支付相应工程款。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承揽合同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关于2011年8月3日借条上的100万元是否是指2011年8月3日银行转账的50万元和2011年7月21日银行转账的475000元，朱明章共计支付高亚多少万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明章委托吴孔全代其向高亚支付涉案工程款，2011年8月3日高亚向朱明章出具借条载明高亚收到朱明章水岸花园进度款100万元（100万元分两次打款），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0万元，2011年7月21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475000元。对于2011年8月3日借条上的两次打款，朱明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和举证证明是哪两次打款。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朱明章作为付款人应对其付款事实进行举证，但朱明章对于2011年8月3日借条上载明的两次打款事实不能举证，二审法院采纳高亚关于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50万元，2011年7月21日吴孔全代朱明章向高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475000元就是2011年8月3日借条上的两次打款（扣除吴孔全对外借款的2.5万元利息）的主张，再根据双方提供的支付凭据可以得出朱明章共计支付了高亚3430554元工程款的事实。三、关于高亚主张的超公里运输款应否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甲方指定的倒土场，要满足工程的倒土量，不能超出2.5公里，超出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运输费用”。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高亚主张其超公里运输多产生了倒土运输费343189.66元，但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因超公里倒土双方对超出的运输费进行协商以及产生协商结果，高亚所举证据（证人证言及自行委托的测绘图纸）也不足以证明经双方协商多次产生了倒土的运输费343189.66元，故高亚该主张证据不足，缺乏合同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朱明章已付的金额错误，请求改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予以支持，即高亚应获得的工程款为3775086.26元（171594.83立方米×22元），扣除朱明章共计支付给高亚的3430554元工程款，朱明章还应支付高亚工程款344532.26元（高亚只诉请被告支付其31万元工程款，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二审法院予以认可），以及返还保证金6万元。关于高亚主张的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费，双方合同约定“如延期支付甲方将按月息1.5%付资金占用费”。二审法院调整为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案款项还清之日止。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5）黔县民初字第2554号民事判决；二、朱明章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高亚工程款31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上述工程款为本金，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从2014年5月28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案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朱明章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高亚6万元保证金；四、驳回高亚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朱明章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932元，由上诉人高亚负担5261元，由朱明章负担5671元。反诉费1650元，由朱明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932元，由高亚负担5261元，由朱明章负担5671元。 本案再审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2011年8月3日的100万元借条如何认定，朱明章已支付高亚多少工程款。 本案经本院再审审查认定：朱明章支付给高亚的工程款有现金支付，亦有银行转款支付。高亚称：现金支付的高亚均出具了借条；通过银行转款的，高亚部分只有银行转账记录，未出具收款依据，部分转款既有转账记录，又有高亚出具的借条相对应。高亚主张朱明章（包括吴孔全代付款等）支付的工程款是3430554元，具体构成如下：（一）现金支付的共计82万元，均有借条，分别是2011年6月2日20万元、2011年9月20日12万元、2011年10月13日20万元、2011年10月19日30万元。（二）2011年7月19日银行转款支付的50万元，该笔款有转账记录，亦有2011年7月19日借条相对应。（三）银行转款支付共计50万元，只有银行转账记录，无其他收款凭据对应，分别是2011年6月16日20万元、2011年6月19日30万元。（四）2011年8月3日借条体现的100万元，实际收到97.5万元。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朱明章人民币壹佰万元，是做水岸花园的进度款付的，（壹佰万元分为两次打款付的），借款人：高亚2011年8月3日”。高亚称，该款包括2011年8月3日银行转款50万元及2011年7月21日银行转款47.5万元(高亚称该款系吴孔全代朱明章支付的,因是吴孔全外借款,50万元中扣除了2.5万元的利息，实得47.5万元)。（五）代付款合计635554元。对该款双方无争议，分别为2011年8月3日吴孔权代高亚向靳勇支付的挖土方款56400元、2011年9月23日吴孔权代高亚缴纳的税款249154元、2012年4月27日朱明章代高亚支付的工人工资33万元。高亚对其主张，提供了相关的借条、交易明细清单及黔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解笔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朱明章主张其支付的工程款为3930554元，具体构成如下：1、2011年6月2日20万；2、2011年6月16日20万元；3、2011年6月19日吴孔全银行转款30万元；4、2011年7月21日吴孔全银行转款47.5万元；5、2011年8月3日吴孔全代高亚支付靳勇挖土方款56400元；6、2011年7月19日50万元；7、2011年8月3日100万元；8、2011年9月20日12万元；9、2011年10月13日20万元；10、2011年10月19日30万元；11、2011年9月23日代缴税款249154元；13、代付工资款33万元。朱明章对其主张提供了相关借条、付款凭证等予以证明。 双方除了对2011年8月3日借条体现的100万元款项存在争议外，对其余借据、银行转款凭证及代付款凭证均无异议，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证明高亚收到朱明章的款项（含吴孔全代付款）共计3430554元，分别是：1、2011年6月2日现金支付20万；2、2011年6月16日现金支付20万元；3、2011年6月19日银行转款30万元；4、2011年7月19日银行转款50万元；5、2011年7月21日银行转款47.5万元；6、2011年8月3日银行转款50万元；7、2011年9月20日现金支付12万元；8、2011年10月13日现金支付20万元；9、2011年10月19日现金支付30万元；10、代付款合计635554元，分别为2011年8月3日吴孔权代高亚向靳勇支付的挖土方款56400元、2011年9月23日吴孔权代高亚缴纳的税款249154元、2012年4月27日朱明章代高亚支付的工人工资33万元。 对2011年8月3日高亚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100万元，朱明章称拿了现金50万元的，后面将条子撕毁以后重新写100万元的条子。因此，朱明章给付高亚的款项应在前述双方无异议的3430554元的基础上再加现金支付的50万元，共计3930554元。主要理由是：本案涉及的是支付工程款，而不是民间借贷款项，在支付工程款时，根据一般交易习惯，有转账支付，也有现金支付，高亚不能否认以现金支付的客观情况。而且在多次庭审过程中，高亚仅仅是对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与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提出异议，对其他款项的收取并未提出异议。而高亚称2011年8月3日借条上载明的100万元，并非现金支付，该款是分两次通过银行打款给高亚的，一次是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高亚称该款系吴孔全代朱明章支付的,因是吴孔全外借款,50万元中扣除了2.5万元的利息，实得47.5万元)，一次是2011年8月3日的50万元（银行转款），理由是：2011年8月3日100万元的借条已载明清楚，该款是分两次打款的；在以后的2012年6月13日黔西社保局工作人员组织进行的调解中，朱明章承认应补高亚工程款30多万元。 本案中朱明章在支付工程款给高亚时，有现金支付，有转账支付；对转账支付的部分有对应的收款凭证，部分又仅有转账记录，而无对应的收款凭证。双方的工程款支付方式存在混乱。尽管双方存在工程款支付方式的混乱，但争执点归集于2011年8月3日借条载明的100万元如何认定，其他款项并无争议。双方对借条载明的100万元款项如何认定各执己见，提供的证据与所主张均不完全吻合。本院经审查，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采信高亚的主张，认定该100万元是2011年7月21日及2011年8月3日的两次银行转账支付。理由是：第一，100万元借条上载明该款分两次打款付的，虽然2011年7月21日、2011年8月3日的两次银行转款为97.5万元，但高亚已作出合理解释，7月21日的50万元款吴孔全扣除了利息2.5万元，仅转款47.5万元，两次银行转款的情况与借条大致一致。而朱明章所称的100万元中有50万元系现金支付，该支付情况与借条中载明“两次打款付的”不吻合。第二，高亚因与朱明章拖欠工程款发生纠纷后，在黔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主持双方针对工程款纠纷的调解中，工作人员询问双方纠纷的经过时，高亚回答，“合同是我和朱明章签订的，约定的单价是22元/方，决算以长弘公司测量方量为准，总共测出方量为171594.83立方米，所以我和朱明章以此作为结算依据。工程现在还没有得的工程款为30多万元。特请求解决”；朱明章回答，“我承包黔西原氮肥厂工程土石方开挖，后又发包给高亚做，单位是22元/立方米，当时高亚开挖的土石方总共有15万多方，但是长弘公司实际补助了我2万方的方量，一万方作为我倒土场费用补助，另外一万方补助给高亚。现在以我的算法还欠高亚7万元工程款，按长弘公司算法应补高亚30多万元”。从高亚陈述看，总工程款以方量171594.83方、22元/方计算，朱明章尚欠30多万元款未付，按该陈述，总工程款为3775086.26元（22元/方*171594.83方），说明朱明章已付款约为340万元。从朱明章陈述看，每方22元，但高亚实际仅完成15万多方，毕节长弘公司（业主）多补助了两万方，有一万方作为朱明章倒土场费用补助，有一万方补助给高亚，按朱明章的算法还欠高亚7万元工程款；按该陈述，高亚应得总工程款3555086.26元（22元/方*161594.83方）,尚欠7万元未付，说明朱明章已付款约348万元。双方调解中的陈述，对朱明章已付340余万元工程款的事实基本一致，进一步印证了高亚主张的朱明章支付工程款为3430554元更真实、客观，100万元借条载明的款项系2011年7月21日及2011年8月3日的两次银行转款97.5万元；而朱明章主张的支付工程款3930554元较为虚高,100万元借条载明的款项不存在还有50万元的现金支付。第三、至于高亚在诉讼中曾经称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与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因从双方的举证情况看，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除了有借条，还有银行的转款记录，该笔款系7月19日的付款；而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有转款凭证，显然该两笔款不是同一笔，高亚的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其在以后的诉讼中对先前的陈述作了更改，称该两笔款不是同一笔而是两笔。对此，因对支付款情况，相关支付凭证系朱明章持有，高亚不一定对每笔款的支付都很清楚明了，其在调取了银行流水清单后才更清楚朱明章的付款情况。故朱明章以高亚在先前的诉讼活动中仅对2011年7月19日的50万元与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提出异议而对其他款项未提异议为由，否定高亚诉讼主张的真实性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对2011年8月3日高亚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10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2011年7月21日的47.5万元和2011年8月3日的50万元银行转款。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错误，本院二审判决予以认定正确。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亦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朱明章支付给高亚的工程款（含代付款）共计3930554元错误，二审判决予以纠正，认定朱明章支付给高亚的工程款（含代付款）共计3430554元，尚欠高亚工程款344532.26元（总工程款3775086.26元-已付工程款3430554元），并基于高亚只主张朱明章支付工程款31万元，判决朱明章支付高亚工程款31万元及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朱明章的再审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黔05民终178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雄 审判员  田川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