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7民初2574号原告：邓细虾，男，195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奋峰、何海雯，均为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滘尾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富景居委会滘尾村。法定代表人：邓虾祥，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李金荣，均为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细虾诉被告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滘尾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滘尾合作社）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细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奋峰、何海雯，被告滘尾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细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合同保证金459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提前解除合同而产生的误耕赔偿款181744元（1500元/亩/年×17.95亩×6年+125元/亩/月×17.95亩×9个月=181744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被告的成员。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1月20日在经过合法程序的基础上签订了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年渔字001、2014年渔字006及2014年渔字014），上述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滘尾村共25.68亩的鱼塘用于水产养殖，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均按约履行合同的义务。而在2018年5月，因佛山一环西拓北环段金港路至桂丹路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白坭镇政府）对原告承包的上述部分鱼塘进行征收，并与原告签订了《集体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白坭镇政府只征收原告承包的部分鱼塘（原告承包鱼塘的总面积为25.68亩，政府须征收其中的7.73亩），并对征收的该部分鱼塘进行了相应的补偿。同时，由于原告承包的鱼塘中仍有17.95亩不在征收的红线范围内，故对于征收范围外的土地，按照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约定，仍属于原告合法承包的范围。但在2019年初，被告以召开村民会议的形式下发通知，宣告对于征收范围之外的原告正在承包的鱼塘进行收回（即提前解除合同），并通知原告领回保证金。为此，原告就此事多次与被告交涉要求被告不得随意解除合同，但被告仍然一意孤行，并说最多就赔偿损失而已。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现被告单方提前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解除。故按照相关规定，被告应退还保证金并赔偿损失。参照政府征收补偿合同中对于租期未够而产生的误耕赔偿计算方法，原告按照相关标准及结合实际情况，现被告在合同仍有六年多待履行的情况下就单方违约解除，故被告理应赔偿相关的误耕损失。故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希依法判决。被告滘尾合作社辩称：一、根据双方签署的《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的约定，遇政府征收的，双方解除合同，故被告有权解除案涉鱼塘承包合同。案涉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均约定承包期内遇政府征收鱼塘的，承包人应无条件服从征收，该条同时明确约定“鱼塘被征用后，双方解除合同”。本案鱼塘于2018年3月2日被白坭镇政府依法征收用于一环西拓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原告本人也与白坭镇政府签订了征收鱼塘的青苗和地上物补偿合同。因此，被告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案涉《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二、从《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订立的本意来说，部分鱼塘纳入红线范围被征收的，整个鱼塘承包合同也应当解除。原告主张纳入征地红线范围内的鱼塘应解除承包关系，而未纳入红线范围内的鱼塘应继续按原合同承包，这与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是不相符的，根据《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即使鱼塘部分面积被征收，也应当解除整个鱼塘的承包合同。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合同约定的文意来看，双方约定的是解除整个合同而非仅仅是被征收的鱼塘部分。《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鱼塘被征用后，双方解除合同”，这里约定的是解除整个合同，并未区分征地红线范围内和红线范围外的鱼塘。如果按照原告主张未纳入红线范围的鱼塘继续承包，那承包面积如何核算？租金如何计算？这些在《鱼塘承包合同》中都未明确约定，说明双方本就没有计划要继续承包未纳入红线范围的鱼塘。如果要按照剩余鱼塘面积继续承包，则属于对原《鱼塘承包合同》的鱼塘面积、租金总额等核心条款的变更，而变更合同条款是需要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合意的。第二，从双方订立该条款的缔约本意来看，鱼塘部分被征收也应当解除整个承包合同，这也符合双方的合同目的。在订立合同时，之所以双方要约定遇征收解除整个承包合同，是由于征收会改变鱼塘的面积、形状、养殖条件，即便是征收部分鱼塘，也会对鱼塘整体造成巨大的影响。鱼塘养殖讲究规模化，要求鱼塘面积不能过小且相对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农村的鱼塘大多是方形、矩形的。但征地后即便是部分征收鱼塘，也会导致鱼塘面积变小，且被切割为不规则的形状，不利于承包户继续耕种。难道说鱼塘被征收了绝大部分，剩余一小块原告也要求继续承包吗？同时，鱼塘被部分征收后也会导致鱼塘的原有塘基、排水渠等遭到破坏，必须重新间隔鱼塘并铺设塘基和排水渠，才能继续经营鱼塘进行养殖。而对于被告来说，鱼塘被部分征收后，只有收回剩余的鱼塘，进行重新组合间塘，才能最大化地提高鱼塘租金收入并且便于鱼塘的管理。因此，双方原本订立上述条款的本意，便是无论征地范围是否涵盖整个鱼塘，哪怕部分鱼塘被征收，也应当解除整个承包合同。合同解除后原承包人完全可以再次投标承包鱼塘。第三，从本案征地的实际情况来看，解除合同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最优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不利于原告的承包经营。原告一共承包了三个鱼塘，本次征地红线范围穿过了原告的三个鱼塘。其中“上良塱”8.48亩鱼塘在红线范围内约2.68亩，红线外鱼塘被切割为三角形；“横岭头”7亩鱼塘在红线范围内约4.26亩，红线外鱼塘被切割成两个三角形部分。这些鱼塘被征收后的剩余部分均无法开展正常的规模养殖，且原塘基、排水渠等均需重新铺设。因此，原告主张剩余鱼塘继续承租也不符合实际，不利于保障原告自身的权益。三、原告的实际行为表明其是认可案涉合同解除的。首先，在鱼塘被征收后，原告没有向被告正式提出按照剩余鱼塘继续承包的要求，双方也没有就剩余鱼塘的面积、租金标准等内容开展协商谈判，更加没有签到相关补充或者变更合同。因此，足以看出原告实际是认可按照《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解除整个承包合同的。其次，原告实际仅仅缴纳鱼塘承包款至2017年底，从2018年开始便没有缴纳承包款。如果原告认为《鱼塘承包合同》没有解除，则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2018年及2019年春节前20日缴纳当年的承包款，但原告却没有依约缴款，截止到目前已经拖欠2018年及2019年两年的承包款未缴纳。由此也可以看出，原告本身是认可承包合同自征地后解除的，所以其才没有再缴纳承包款。最后，在被告组织村民代表对是否按照剩余鱼塘继续给原告等承包人承包进行表决时，原告家庭委派原告儿子邓应聪到场参与表决，但邓应聪却并未投赞成票，即原告家庭也认为不应继续给原承包人承包，而应当由被告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重新发包。综上可知，原告的种种行为足以证实其本身是认可整个承包合同解除的，现在原告起诉的目的是为了向被告追讨额外的所谓误耕费。四、原告本身存在逾期缴纳承包款的严重违约行为，被告依据《鱼塘承包合同》的约定，也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退一步说，即使案涉鱼塘并未在征地后解除，但原告却自2018年开始没有依约缴纳承包款。截止到目前，按照剩余鱼塘面积计算，原告累计拖欠2018至2019年的承包款达31107.26元，其中拖欠“横岭头”土地承包款5888元、拖欠“上良塱”土地承包款10680.76元、拖欠“咀”土地承包款14538.5元，逾期缴纳承包款长达1年6个月。根据《鱼塘承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原告逾期缴纳承包款超过30天的，被告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因此，鉴于原告逾期缴纳承包款的严重违约行为，即便《鱼塘承包合同》不因征地被解除，被告也有权依据上述约定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五、案涉鱼塘剩余部分尚未移交被告，原告坚持继续承包的，被告也同意按照剩余鱼塘面积及同比例的租金标准继续履行合同。本案中，虽然被告经村民代表表决决定解除《鱼塘承包合同》并收回鱼塘，但这仅仅是被告内部的决议程序。鉴于本案中原告对于被告的决议事项持有异议，且实际上尚未将剩余未征鱼塘部分移交给被告。如果原告坚持要求继续承包的，被告也同意按照剩余鱼塘面积及同比例的租金标准继续履行《鱼塘承包合同》，但原告必须要足额缴纳之前已拖欠的承包款，并负责处理好鱼塘塘基和排水渠等问题，保证鱼塘承包经营过程中不影响其他鱼塘及土地的使用。六、原告主张误耕费赔偿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且其主张标准和金额过高，不应获得支持。1.本案合同解除是因为政府征地，属于不可抗力，且《鱼塘承包合同》对此有相关约定，故被告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案涉《鱼塘承包合同》的解除是因为政府部门依法征地所引起的，征地用于“一环西拓”道路项目工程，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案涉承包合同的解除系因不可抗力所致，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同时，《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对此也明确约定了，故被告无需就合同解除向原告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原告主张的“误耕费”实际为承租期间的预期利益损失，而《鱼塘承包合同》仅仅约定赔偿实际损失，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鱼塘承包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甲方未经乙方同意而解除合同的，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合同履行保证金，并据实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此处“据实赔偿”约定的就是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的原则。而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所谓“误耕费”，实际上就是未履行承包期内的逾期利益损失。这与《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的赔偿实际损失相违背，故原告的“误耕费”主张缺乏法律或合同约定的依据。同时，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误耕费”的损失。3.被告明确表示可以将剩余鱼塘继续发包给原告，属于已经采取补救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坚持要求赔偿误耕费等逾期利益损失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诉请应当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对于被告解除合同的决定有异议，并要求按照剩余鱼塘面积继续承包。对此，被告已在本案中明确表示同意按照剩余鱼塘面积及相应比例租金标准继续履行合同，故属于采取了相关补救措施并继续履行合同。鉴于原告主张的误耕费等属于预期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在被告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原告的赔偿误耕费的诉请应当不予支持。4.原告主张的“误耕费”标准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证据证实。承包鱼塘耕作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广东地区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对于鱼塘承包者来说未必能确保盈利，也有很多承包鱼塘人员巨额亏损的。所以原告主张“误耕费”缺乏客观事实依据，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存在这一损失，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原告之前的盈利情况，故原告依法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原告在鱼塘征收过程中收取了政府支付的青苗补偿和地上物补偿，其中还包括未纳入红线范围的鱼塘补偿，故原告的实际损失已经得到补偿，被告无需额外支付任何补偿或赔偿款。本案中，原告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实际损失为其养殖的水产和地上种植物等，但对于该部分损失，白坭镇政府在鱼塘征收过程中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了青苗补偿和地上物补偿，甚至连未纳入红线范围的鱼塘也给予了相应的补偿。而鱼塘被征收后立即作了干塘处理，实际上原告也没有再投入任何资金进行养殖、种植，故其不存在其他损失。鉴于原告的相关损失已经通过鱼塘征收获得了足额补偿，所以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任何补偿或赔偿款。6.原告主张的误耕费标准有误，金额明显过高，不应获得支持。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按照1500元/年/亩的标准计算误耕费，该标准没有任何依据，金额明显过高。具体来说：白坭镇政府为了推进征地补偿工作，已经按照市场最高的600元/年/亩标准核算误耕费，但原告主张的标准是政府标准的2.5倍。另外，原告承包鱼塘的平均承包款约700元/亩/年，但原告现在主张的误耕费居然达到1500元/亩/年，基本上是承包款标准的两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使计算违约金，也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最高违约金金额不宜超过合同标的的30%。但原告主张的误耕费标准达到承包款标准的两倍，明显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不应获得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有权解除承包合同，如原告坚持按照剩余鱼塘承包的，被告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0日，原告邓细虾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承包被告滘尾合作社所有位于“咀”、“横岭头（西）”、“上良塱”（均为土名）的三处鱼塘作水产养殖。双方为此签订《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年渔字001、2014年渔字006及2014年渔字014。其中，合同编号为2014年渔字001的《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约定：位于“咀”的鱼塘，面积10.1亩，承包期自农历2015年1月15日起至农历2025年1月14日止，为期10年，总承包金78080元，每年承包金7808元，承包金于每年春节前20日内一次性支付；在合同签订之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合同保证金1560元。合同编号为2014年渔字006的《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约定：位于“横岭头（西）”的鱼塘，面积7.1亩，承包期自农历2015年1月15日起至农历2025年1月14日止，为期10年，总承包金73600元，每年承包金7360元，承包金于每年春节前20日内一次性支付；在合同签订之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合同保证金1470元。合同编号为2014年渔字014的《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约定：位于“上良塱”的鱼塘，面积8.48亩，承包期自农历2015年1月15日起至农历2025年1月14日止，为期10年，总承包金78080元，每年承包金7808元，承包金于每年春节前20日内一次性支付；在合同签订之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合同保证金1560元。上述三份合同第四条均约定：合同终止，原告无违约行为的，被告应返还合同保证金；第五条第四款均约定：承包期内，如上级部门征收鱼塘或因水利、道路等公益事业建设占用此鱼塘的，原告应无条件服从征用。征收鱼塘时，土地补偿款归被告所有，青苗补偿款及附着物补偿款归原告所有，青苗补偿标准按佛山市三水区征地补偿标准补偿。原告收到青苗补偿款及欠耕补偿款后限期60天搬离清场，违约者由上级部门进行处理，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鱼塘被征收后，双方解除合同；第七条第二款均约定：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而解除合同的，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合同保证金，并据实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上述三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了合同保证金和承包金，被告将鱼塘交由原告承包养殖。2018年3月2日，案外人白坭镇政府、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富景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被告滘尾合作社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白坭镇政府征收被告滘尾合作社所有的位于“良塱”、“横岭头东西”（均为土名）等一带的集体土地（合计51.92亩），作为佛山一环西拓北环段金港路至桂丹路公路工程项目建设。2018年5月3日，白坭镇政府与原告签订《集体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合同确认：原告向被告承包的25.68亩鱼塘中，属于征地红线内的鱼塘为7.73亩，属于征地红线外的鱼塘17.95亩；合同约定：白坭镇政府向原告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18539元、种植物补偿款188795元、养殖物补偿款45600元、征地红线内的鱼塘青苗费补偿款34785元、征地红线外的鱼塘青苗补偿款80775元、征地红线内的鱼塘误耕补偿款31306.5元，合计465015.5元。补偿合同签订后，白坭镇政府依约向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原告停止了鱼塘的耕作。2019年3月20日，被告滘尾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征收后的剩余鱼塘是否由原承包人继续承包进行表决。经表决，村民代表不同意鱼塘由原承包人继续承包。2019年3月21日，被告在村里公告上述表决结果。诉讼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表示因未被征收的鱼塘已兴建大量基础设施，现场无法继续使用，不能用于鱼塘耕作，故不愿意继续承包剩余鱼塘。本院认为：本案系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涉案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均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涉案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鱼塘被征收后，双方解除合同。因合同并未明确“鱼塘被征收”是部分被征收还是全部被征收，故只要发生鱼塘被征收的情形，而不论鱼塘是否全部被征收，即可构成合同解除的条件。因涉案的三处鱼塘均于2018年3月被部分征收，故涉案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解除条件成就。被告滘尾合作社在鱼塘被征收后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双方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滘尾合作社于2019年3月21日在村里张贴鱼塘承包合同解除公告，原告邓细虾主张该日期为合同解除日期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涉案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原告邓细虾无违约行为的，被告滘尾合作社应返还合同保证金。上述三份合同因解除而终止，且解除的原因系因鱼塘被政府征收，不可归责于双方，故原告邓细虾主张被告滘尾合作社退还合同保证金4590元（1560元+1470元+156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的三份《滘尾村鱼塘承包合同》均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误耕赔偿问题作出约定，故原告邓细虾主张被告滘尾合作社赔偿误耕费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合同也未约定在解除后，被告滘尾合作社需补偿原告邓细虾任何损失，但考虑到合同约定的剩余承包期限仍有约6年之久，原告邓细虾基于鱼塘承包尚享有部分利益，若被告滘尾合作社完全不补偿原告邓细虾任何经济损失，显然有失公平。为此，本院经综合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剩余承包期限、剩余鱼塘实际可使用面积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滘尾合作社补偿原告邓细虾经济损失2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滘尾股份合作经济社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细虾退还合同保证金4590元；二、被告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滘尾股份合作经济社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细虾补偿经济损失25000元；三、驳回原告邓细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2013元，由原告邓细虾负担1693元，由被告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滘尾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3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甘 冠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林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