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07民初15527号原告：张宝发，男，1980年12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轩，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法定代表人:刘鹏，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山，北京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冬梅((被告单位职工)，女，1980年1月9日出生，住单位宿舍。第三人：冯志英，女，1987年11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张宝发与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以下简称石景山医院）、第三人冯志英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宝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轩，被告石景山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山、魏冬梅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冯志英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张宝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撤销于2018年8月28日签发的冯某某《出生医学证明》原件；2、案件审理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第三人于2015年2月16日在湖北省登记结婚并于2018年8月6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医院诞下一子。孩子出生后，原告和第三人就孩子应该随父姓或是随母姓进行多次协商均不能达成一致。后第三人在原告回家探望时趁原告不注意偷走了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并在没有原告授权也没有取得原告书面声明孩子随母姓的情形下于2018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以冯某某的名字给孩子悄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是新生儿进行名字登记的第一份正式文件，新生儿姓名登记应出自孩子父母双方的合意，父母双方的合意系通过签名或者另一方出具书面声明予以确认和体现。医院在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不仅要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更应对双方是否基于合意做实质性审查。第三人在没有取得原告书面委托和书面声明孩子随母姓的情形下偷走原告身份证原件去北京市石景山医院私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将孩子姓名私自即为母姓。北京市石景山医院在没有见到原告的书面授权或声明孩子随母姓的情形下私自为第三人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此《出生医学证明》应认定为无效。被告和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自己孩子的姓名权，给原告造成极大精神损害。故诉至贵院。被告石景山医院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纯系恶意诉讼。石景山医院在该起医疗服务过程中没有一点瑕疵，我方行为既合法也合规，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公序良俗。因为在中国男女平等，婚姻法22条规定的孩子可以随父或随母姓，甚至可以随第三人，原告大男子主义十足，被告和第三人没有“私自”的行为，我方是履行职责。按照原告诉求，达到原告目的就是为公吗？这件事我方无一点瑕疵。提示原告，本案如撤诉则罢，继续诉讼属恶意诉讼我方要求反诉，要求你赔偿石景山医院损失并恢复名誉，包括律师费。第三人冯志英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2月16日，张宝发与冯志英结婚。2018年8月6日，冯志英在石景山医院生育一子，同年8月28日石景山医院为该新生儿签发了编号为R110103392的《出生医学证明》，其中载明：新生儿姓名为冯某某，母亲姓名为冯志英、父亲姓名为张宝发。该出生医学证明为冯志英到石景山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后领取。庭审中，张宝发提交2018年9月3日身份证挂失申报回执，证明冯志英擅自偷走张宝发身份证至石景山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石景山医院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冯志英办理出生证明是在2018年8月28日，张宝发挂失身份证的时间是2018年9月3日，不具有关联性，张宝发也无法证明冯志英偷走其身份证，石景山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尽到了审查义务。庭审中，石景山医院提交《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2号），其中附件二《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第五版）首次签发情形与要求》第二条载明：“……签发机构审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后，按照《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内容签发，如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还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委托书以及领证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签发时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打印或用钢笔（蓝黑墨水）、碳素笔填写，不得涂改，并做好签发登记”，证明政策规定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证明时只有母亲不到场的情况下会审查授权委托。张宝发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石景山医院虽然核验了身份证真实性，但因冯志英取得身份证的手段不合法，导致出具了错误的出生医学证明，在新生儿建档时石景山医院留有父母的相关证件和联系信息，在中国至少60%以上都是子随父姓，医院发现孩子随母姓应当与父亲联络确认。庭审中，张宝发表示就新生儿姓名与冯志英进行过协商，冯志英坚持要求随母性，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上述事实，有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身份证挂失回执、《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的通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包括:一、根据张宝发主张的诉讼请求权基础，其是否具备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一，本案立案案由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张宝发亦以石景山医院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未履行适当的审查义务为由，要求相对方即石景山医院撤销所出具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因此，本案中双方是否形成合同关系是张宝发主张诉讼请求成立的基础，但根据现有事实，张宝发配偶冯志英因生子就医并与石景山医院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故张宝发并非该合同当事人，不能基于合同关系要求石景山医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张宝发不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关于争议焦点之二，首先，医疗机构出具新生儿出生证明不属于民事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由此可见，医疗机构出具该医学出生证明既非基于医患双方的合意表示，亦非基于医疗机构自愿选择的单方允诺，其所出具医学出生证明的内容、形式以及程序均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通过双方或单方的民事行为予以变更或排除，因此具有强制性、法定性和授权性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行为。第二，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属于具有公信力和设权性的行政证明文件。首先，医学出生证明不仅记载了婴儿的姓名、性别、体重、身高等身份和生理信息，同时载明了其父母的基本信息。因此，具有确认亲子或监护关系的法律证明意义。其次，医学出生证明具有事实或权利推定的证明力，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其记载的事实将被认定具有证明效力，故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公信作用。正是因为医学出生证明的上述作用，其不同于基于民事行为所产生的合同或凭证，而是具有行政证明的基本属性。第三，由于医疗机构出具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是根据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结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医疗机构在出具医学出生证明的行为过程中具备行政诉讼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因此，石景山医院制作并出具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的行为并不属于民事行为。通过上述分析，本案中张宝发不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同时其主张石景山医院自行撤销所作的医学出生证明亦非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因此张宝发的起诉应予依法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宝发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仪佳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艳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