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78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理工大学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王勇源，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正江，湖北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友玲，湖北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东方电气集团东风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桥沟街。 法定代表人：杨晓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洪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庆。 上诉人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新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方电气集团东风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电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通宇新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正江，被上诉人东风电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洪海、樊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宇新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东风电机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东风电机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其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关于东风电机公司发货376.1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1.《产品发货单》是单方制作，多数《产品发货单》签收处没有通宇新源公司签收记录，且存在5对（即10份）《产品发货单》载明发货的机器型号、数量、时间完全相同，有绝大部分显示的交货地址与合同约定交货地址不同。所以通宇新源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是东风电机公司重复制作、任意炮制的。《产品发货单》既然是单方制作的材料，又未经对方认可，应不具有证明效力，东风电机公司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不足以证明发货376.1万元的事实；2.一审法院以通宇新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货款，推定3份《设备定作合同》进行了实际履行，该认定错误。该200万元是包含通宇新源公司支付2016年10月26日《设备定作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应付预付款60万元和东风电机公司发货前通宇新源公司应付120万元的发货款，以及《企业询证函》所确认的56.7万元欠款。通宇新源公司的付款行为并不等于东风电机公司已按合同交货，一审法院以通宇新源公司的付款行为推定东风电机公司履行了交付义务，实属臆断；3.东风电机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为主张债权先后四次提出四个不同的发货金额，第一次证据交换时主张合同总金额为1165.55万元，第二次改称其发货金额为1170万元，第三次证据交换时又改口称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发货金额为470.8万元，后因前述数字计算不出其主张的债权数额，再改称发货金额为367.1万元。可见，东风电机公司主张的发货金额系为拼凑所谓的债权数字而虚构。4.一审法院认定，对东风电机公司提交的18份《产品发货单》（单面合计金额为470.8万元），东风电机公司自认因财务调减相关费用等原因调减为367.1万元，属于对己不利的自认，但不影响前述《产品发货单》的证明力，但该470.8万元的债权本身不成立，更谈不上调减；5.一审法院认为通宇新源公司未对376.1万元发货提供充分反驳证据。通宇新源公司认为，东风电机公司的举证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所以该举证责任并未转移到通宇新源公司，东风电机公司是否履行发货义务，举证责任在该公司。二、一审法院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标准的认定错误。因为东风电机公司所主张的发货所涉及的合同不包括2016年8月19日的《设备定作合同》，因此，逾期付款利息的确定应以2016年5月25日和2016年10月26日《设备定作合同》第九条第9.3款关于“若甲方（通宇新源公司）推迟付款……按银行同期利率向乙方（东风电机公司）支付利息”的约定为依据。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对于东风电机公司应付的97.1万元货款和287925元质量修复等费用的抵销，一审法院以通宇新源公司未向东风电机公司破产管理人提出诉求为由，未在一审中审理有关事实于法无据。四、一审法院裁定对通宇新源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后，通宇新源公司依法提起上诉，一审法院未依法报送，同时以《通知书》阻截通宇新源公司提起的上诉，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通宇新源公司的诉讼权利。故通宇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支持。 东风电机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通宇新源公司尚欠东风电机公司货款232.8万元。该货款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2016年4月30日以前通宇新源公司尚欠货款56.7万元，第二部分系2016年4月30日以后签订的3份《设备定作合同》而产生的欠款，有《设备定作合同》及《产品发货单》等为证，并且《产品发货单》并非东风电机公司单方制作的单据。二、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抵销287925元质量修复费用和97.1万元货款不应得到支持。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抵销的两笔费用，因没有东风电机公司的盖章、签字认可，且发生在东风电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不能抵销。三、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利息的判决正确，双方在本案的合同中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四、一审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东风电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通宇新源公司支付东风电机公司241.7万元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二、判令通宇新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东风电机公司与通宇新源公司之间有多年交易往来。2016年6月30日，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发送《企业询证函》及《补充询证函》，其中《补充询证函》中明确载明：“我司于2016年6月向贵司快递1份关于‘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询证函，该函中涉及我司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我司应付贵司货款56.7万元”。 2016年5月25日，双方签订《设备定作合同》，约定东风电机公司供应通宇新源公司型号为QYS80-6/380的80KW纯动电机350套，单价为含税每台1.2万元。 2016年8月19日双方签订《设备定作合同》，约定东风电机公司供应通宇新源公司型号为QYD36801-0-1的80KW电机用端盖120套，单价为含税每台6**元。 2016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设备定作合同》，约定东风电机公司供应通宇新源公司型号为QYS80-6/380的80KW纯动电机200套，单价为含税每台1万元。 从2011年到2016年双方交易的5年间通宇新源公司合计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货款928.3万元，其中通宇新源公司于2016年10月和11月向东风电机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合计200万货款，通宇新源公司提供的该两次付款的《记账凭证》上“摘要”处均载明“付东风电机公司电机款”。东风电机公司自认前述200万元货款系通宇新源公司支付前述3份《设备定作合同》货款。 2018年6月14日，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发送《关于东风电机债权债务情况说明》，载明：“自贵我双方合作以来，互有债权债务，清理的情况如下：一、我司债权情况（贵司采购我司电机）：债权总额114.4万元，发票已经开具，我司已在发票开具当日冲销对应付货款。开票具体明细如下：……。二、我司的债务情况（我司采购贵司产品），我司账面反映的应付账款为1049075元，可能与贵司账面反映的应收账款有出入，其原因如下：（一）我司应收账款114.4万元已从应付账款中抵扣，做并账处理。（二）质量费用四笔合计金额209872元，我司已从应付账款中抵扣，做并账处理。……。以上四笔合计金额209872元，发票均为寄给贵司。（三）我司未入账物资共计8.9万元。……。以上两笔合计金额8.9万元。因以上四台电机为样机，经我司台架试验不符合性能要求，我司要求办理退货事宜，我司未做入库，贵司未出具发票，我司财务未记账。（四）我司已入账需退回物资共计85台。我司在前期采购中存在由于质量及产品匹配等原因需要退货电机合计85台，由于相关原因一直与贵司协调当中”。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已经于2017年5月27日受理东风电机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案件尚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通宇新源公司是否应当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货款24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第一，东风电机公司主张通宇新源公司尚欠货款241.7万元由两部分金额组成，一部分货款为前双方多份合同交易产生。对该部分欠付货款，东风电机公司提交了通宇新源公司制作于2016年6月的《企业询证函》及《补充询证函》作为证据。该2份询证函由通宇新源公司自行制作并发送给东风电机公司，应视为通宇新源公司对2016年6月前尚欠东风电机公司货款金额的自认，在通宇新源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情况下，该2份询证函足以证明前通宇新源公司尚欠东风电机公司货款56.7万元。东风电机公司主张应当按照询证函上手写部分记载的金额来确认2016年6月前双方所负债务，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手写部分的金额得到双方的一致认可，不予支持。 东风电机公司主张另一部分货款系2016年4月30日之后双方签订的3份《设备定作合同》而产生，其自认经财务调减后实际交货金额为376.1万元。通宇新源公司对3份《设备定作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足以认定2016年双方存在《设备定作合同》约定的电机定作交易关系。 第二，对交货事实，东风电机公司提交了18份2016年产生的《产品发货单》及4份2016年前产生的《产品发货单》作为证据。对于该3份《设备定作合同》是否有交货及实际履行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通宇新源公司在2016年10月、11月向东风电机公司合计支付了200万元货款，并且通宇新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00万元系履行双方之间其他交易关系，因此从通宇新源公司的付款行为足以推定该3份《设备定作合同》进行了实际履行。对于该3份《设备定作合同》交货金额是否为367.1万元的事实，东风电机公司提交了4份2016年前的《产品发货单》以及18份2016年产生的《产品发货单》。对18份2016年产生的《产品发货单》（单面合计金额为470.8万元），东风电机公司自认因财务调减相关费用等原因调减为367.1万元，该自认系东风电机公司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属于对己不利的自认，但不影响前述《产品发货单》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东风电机公司提交的22份《产品发货单》系其单方制作，但从其单证制作样式、填写内容的方式，可以看出东风电机公司向通宇新源公司供货方式在双方长达5年的交易关系中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东风电机公司就该3份《设备定作合同》实际发货金额376.1万元的事实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通宇新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否定东风电机公司证据的证明力，对发货金额376.1万元的事实也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通宇新源公司虽不认可前述《产品发货单》和发货金额，但其反驳并未达到导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标准，故就该3份《设备定作合同》东风电机公司交货金额为376.1万元的事实，东风电机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充分，应当予以支持。因东风电机公司自认该376.1万元的发货金额通宇新源公司已经支付200万元，故就该部分货款通宇新源公司尚欠东风电机公司176.1万元。 综合前述分析，通宇新源公司尚欠东风电机公司货款金额为232.8万元（376.1万元-200万元＋56.7万元）。东风电机公司主张就该部分货款逾期付款利息从2018年6月14日即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出具《关于东风电机债权债务情况说明》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起算。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东风电机债权债务情况说明》中并未明确约定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欠付货款的时间，其不能作为认定通宇新源公司逾期付款的起算点。双方对欠付货款并未约定支付时间，东风电机公司可以随时主张，其起诉行为应当视为向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支付欠付的货款，但应该给予通宇新源公司合理的准备期限，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期限为10天，从东风电机公司起诉之日（2018年7月18日）至今，通宇新源公司仍未支付上述货款，已构成违约，通宇新源公司应该自2018年7月28日（7月18日＋10天）起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该货款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双方无明确约定情况下，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通宇新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货款232.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32.8万元为基数，从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东风电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136元，由东风电机公司负担963元，由通宇新源公司负担25173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 一、东风电机公司提供了共22份《产品发货单》，该22份《产品发货单》中有5对（即10份）《产品发货单》显示：发货的机器型号、数量、时间完全相同，每对《产品发货单》分别加盖了不同的承运单位的印章，其中有3对《产品发货单》显示加盖的承运单位印章不同、承运人相同。 二、东风电机公司提供的22份《产品发货单》中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有4份，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有18份。(一)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4份《产品发货单》显示：其中1份有通宇新源公司人员艾宏亮的签字，其余3份无通宇新源公司人员的签字。(二)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18份《产品发货单》显示：其中7份有通宇新源公司人员艾宏亮的签字，其余11份无通宇新源公司人员的签字。 三、案涉2016年5月25日《设备定作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的交货地址为“杭州前进齿轮股份有限公司”。东风电机公司提供的22份《产品发货单》显示：其中1份载明的收货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45号”（即杭州前进齿轮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其余21份载明的收货地址为“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理工大学园路武汉理工科技园”。 四、本案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抵销的97.1万元货款由两笔款项组成：1.2014年10月10日东风电机公司向通宇新源公司寄送的内容为抵销东风电机公司差欠通宇新源公司12万元货款的函件；2.，双方签订的东风电机公司向通宇新源公司购买85.1万元产品的《工业产品买卖合同》。其中，第五条约定：合同总款直接从通宇新源公司应付东风电机公司货款中扣除。 五、本案通宇新源公司提供了2016年、2017年、2018年产生的若干份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出具的抵扣质量修复费的《费用确认函》《质量专题/事故报告》及通宇新源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东风电机公司邮寄的部分抵销款项的发票。《费用确认函》《质量专题/事故报告》上显示的抵销款项共计287925元。 六、本案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争议所涉及的是2016年5月25日、2016年10月26日的2份《设备定作合同》。该2份合同第九条第9.3款均约定：“若甲方（通宇新源公司）推迟付款，乙方（东风电机公司）与甲方协商后可相应变更交货期，并且甲方（通宇新源公司）按银行同期利率向乙方（东风电机公司）支付利息”。 七、2016年10月和11月，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分两次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合计200万货款，通宇新源公司提供的该两次付款的《记账凭证》上“会计科目”处均载明“应付账款”。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东风电机公司是否履行了376.1万元发货义务；二、通宇新源公司主张的97.1万元、287925元款项的抵销是否已经生效；三、逾期付款利息标准如何认定；四、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东风电机公司是否履行了376.1万元交货义务的问题 第一，通宇新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向东风电机公司出具了《关于东风电机债权债务情况说明》，其中第二条载明：“我司的债务情况（我司采购贵司产品）。我司账面反映的应付账款为1049075元。可能与贵司账面反映的应收账款有出入，其原因如下：（一）我司应收账款114.4万元已从应付账款中抵扣，做并账处理了；（二）质量费用四笔合计金额209872元我司已从应付账款中抵扣，做并账处理了”。上述内容从文义上应当理解为，通宇新源公司将其应收账款114.4万元和质量费用209872元，从其应付东风电机公司账款中抵扣后得出的应付账款为1049075元。因此，在不发生抵扣的前提下，截止2018年6月14日，通宇新源公司尚欠东风电机公司的货款为2402947元。该份情况说明由通宇新源公司自行制作并送达给东风电机公司，应视为通宇新源公司对截止2018年6月14日尚欠东风电机公司货款金额的自认，其自认行为能够佐证东风电机公司实际履行了发货义务。 第二，通宇新源公司主张东风电机公司举示的2016年4月30日之后《产品发货单》，多数没有通宇新源公司签收记录，不能证明东风电机公司已发货的事实。经本院审查，在通宇新源公司认可的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4份《产品发货单》中，有3份亦无通宇新源公司人员签字，证明双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存在收货后不在《产品发货单》上签字的交易习惯。据此，通宇新源公司是否在《产品发货单》上签字并不影响对其是否实际收货的认定。通宇新源公司以《产品发货单》上多数没有通宇新源公司签收记录为由，主张东风电机公司没有发货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通宇新源公司主张东风电机公司举示的22份《产品发货单》，有5对（即10份）《产品发货单》载明发货的机器型号、数量、时间完全相同，该5对《产品发货单》属于东风电机公司重复制作、任意炮制的，其真实性不应当认定。经本院审查，每对《产品发货单》分别加盖了不同的承运单位的印章，对印章的真实性通宇新源公司并未提交反驳证据。因此，对该5对《产品发货单》的真实性应当认定。故对通宇新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通宇新源公司诉讼中还主张前述5对《产品发货单》中，有3对《产品发货单》显示承运单位不同，承运人相同，该3对《产品发货单》系东风电机公司伪造。但在物流运输过程中，承运单位为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益，承运单位之间常采取相互拼货的运输方式。因此，该3对《产品发货单》上出现的承运单位不同、承运人相同的情况在日常物流运输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且东风电机公司是与承运单位之间建立的货物运输关系，至于承运单位将货物交由谁来具体承运与东风电机公司无关，不能据此否定《产品发货单》的真实性。故对通宇新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通宇新源公司主张东风电机公司举示的22份《产品发货单》，有21份显示的收货地址与合同约定交货地址不同，证明东风电机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但有部分与合同约定收货地址不同的《产品发货单》上有通宇新源公司人员艾宏亮的签字，证明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交货地址进行了变更。通宇新源公司据此认定东风电机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六，通宇新源公司主张东风电机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先后四次提出不同的发货金额，证明东风电机公司主张的发货金额系为拼凑所谓的债权数字而虚构。但东风电机公司前两次提出的不同发货金额，是其对双方多年的发货总量计算得出的合计金额，即使有误，双方可以通过对账予以更正，并不影响东风电机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金额。第三次主张的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发货金额为470.8万元，是东风电机公司根据18份《产品发货单》计算得出的合计金额，第四次调减为367.1万元，系东风电机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因此，不能据此认定东风电机公司主张的发货金额为拼凑或者虚构的事实。通宇新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七，通宇新源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10月、11月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款项200万元，实际是支付2016年10月26日《设备定作合同》的预付款和发货前的提货款，以及2016年4月30日前差欠的56.7万元的货款。但通宇新源公司提供的该两次付款的《记账凭证》上“摘要”处均载明“付东风电机公司电机款”，“会计科目”处均载明为“应付账款”，而并未载明是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支付的前述款项。因此，对通宇新源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通宇新源公司向东风电机公司支付“应付账款”200万元的行为，证明其亦认可了东风电机公司实际履行了案涉合同的发货义务。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本案认定东风电机公司履行了其主张的367.1万元交货义务的证据更为充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关于通宇新源公司主张的97.1万元、287925元款项的抵销是否已经生效的问题。 首先，通宇新源公司主张的97.1万元的发生时间，均在2016年4月30日之前。因双方在此之前的债权债务，已经予以结算。即使通宇新源公司主张的该笔债权未在结算中予以抵销，但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7日已受理东风电机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故不能发生抵销的效力。通宇新源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行使抵销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一条关于“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行使抵销权，应当向管理人提出抵销主张”的规定，通宇新源公司应当向东风电机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主张。 其次，通宇新源公司主张的287925元质量修复费用，已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东风电机公司邮寄了部分抵销款项的发票，证明抵销已经生效。但通宇新源公司主张抵销的时间发生在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东风电机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之后，同理，亦不能发生抵销的效力，通宇新源公司应当向东风电机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主张。故通宇新源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标准如何认定的问题 通宇新源公司主张对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应当按《设备定作合同》第九条第9.3款约定，不能适用相关司法解释1.5倍的规定。经本院审查，案涉的2份《设备定作合同》第九条第9.3款对欠款利率标准均约定为“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但该约定未明确是按存款利率计算还是贷款利率计算，属于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约定不明。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在裁定不予受理通宇新源公司反诉的同时亦告知了通宇新源公司另行起诉的权利，不影响通宇新源公司的实体权利义务，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通宇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5424元，由武汉理工通宇新源动力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管雄亚 审判员  古莉玲 审判员  蒲 杨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康星雨 书记员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