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746号原告：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楼****1009。法定代表人：路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女，该公司招聘主管，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泽，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卫成，男，1990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固始县。原告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赢公司）与被告沈卫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红赢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李世泽与被告沈卫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我公司无需支付沈卫成：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2、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27906.97元。诉讼费由沈卫成负担。事实和理由：沈卫成于2017年12月1日入职我公司，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沈卫成在职期间工资标准为每月8000元，不存在加班。因沈卫成违反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我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现我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请求法院依法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沈卫成辩称，我于2017年9月14日入职，当日与天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2017年12月1日变更至红赢公司。2018年8月17日红赢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我在职期间存在加班。综上，我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红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于2017年12月1日入职其公司。沈卫成主张其于2017年9月14日入职天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碧公司），天碧公司与红赢公司系关联公司，我经公司安排由天碧公司至红赢公司工作，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没有变化。对此，红赢公司予以否认。沈卫成提交其与天碧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2017年9月14日，天碧公司（甲方）与沈卫成（乙方）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9月13日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乙方从事高级IOS研发工程师岗位工作。2017年12月1日，红赢公司（甲方）与沈卫成（乙方）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8月27日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乙方从事IOS开发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书中仅约定乙方每月劳动报酬应不低于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甲方每月15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以货币形式向乙方支付上月薪资，未约定具体数额。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其公司委托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沈卫成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每月除红赢公司委托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外，剩余22000元由李某、潘某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根据沈卫成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支付沈卫成工资的情况如下：2017年10月13日6248.3元、2017年11月15日6248.3元、2017年12月15日6248.3元、2018年1月16日6248.3元、2018年2月12日6248.3元、2018年3月15日6248.3元、2018年4月13日6248.3元、2018年5月15日6248.3元、2018年6月16日7309.68元、2018年7月16日6248.3元、2018年8月15日6248.3元、2018年9月14日6068.3元；“李某”、“潘某”支付沈卫成款项的情况如下：2017年10月16日27517.24元（李某）、2017年11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7年12月15日22000元（潘某）、2018年1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2月11日22000元（李垒）、2018年3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4月16日22000元（李某）、2018年5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6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7月16日22000元（李某）、2018年8月15日22000元（李某）、2018年9月14日9931.03元（李某）。红赢公司不认可沈卫成关于个人转账部分为工资的主张，同时否认李某、潘某为其公司员工。2018年8月17日，红赢公司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以下简称解除通知），载明：“因违反公司制度现与你（沈卫成：xxxxxxxxxxxxxxxxxx）解除劳动关系，请于2018年8月17日18点前将所有工作交接完毕，如有争议请到辖区仲裁委诉讼解决，我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沈卫成认可当日收到解除通知。庭审中，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入职时提供虚假信息、无法胜任工作、屡次早退，但表示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沈卫成主张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13.5天，红赢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并提交微信记录予以佐证。微信记录显示对方为毕某，日期为2018年7月23日，内容如下：“沈：是在你这里查还有多少天调休嘛。毕：这是截止到6月份的数据7月份还没统计你现在调休还有13.5天”。沈卫成当庭出示了微信原始载体，与提交的打印件内容一致。在2019年1月17日的庭审过程中，红赢公司认可毕波波为其公司在职员工，主张毕某于2018年5月因怀孕开始休假。红赢公司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佐证。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但均已调休，并提交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佐证。员工请假申请单显示填写时间为2018年7月3日，请假类别为年假、调休，请假时间自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7月16日，调休3天。沈卫成对员工请假申请单中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请假申请单被更改过。沈卫成以要求红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如下：一、红赢公司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000元；二、红赢公司支付沈卫成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8月1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27906.97元；二、驳回沈卫成的其他仲裁请求。红赢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银行明细、微信记录、解除通知及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545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在于沈卫成的工资标准。首先，红赢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就沈卫成的工资标准举证。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并未明确约定沈卫成的工资标准，而红赢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沈卫成的工资标准，红赢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虽红赢公司每月按照8000元标准向沈卫成支付工资，但并不意味着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向沈卫成支付工资。综上，虽然沈卫成难以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潘某与红赢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但根据沈卫成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李某、潘某每月向沈卫成转账的日期与红赢公司的发薪日基本一致，结合上述两点，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沈卫成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入职时提供虚假信息、无法胜任工作、屡次早退，但表示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在红赢公司以违反制度为由与沈卫成解除劳动合同显属违法。虽红赢公司与沈卫成就入职时间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对于沈卫成工作年限的认定。综上，红赢公司应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沈卫成当庭出示了微信记录原始载体，与提交的打印件内容一致。而在2019年1月17日的庭审过程中，红赢公司认可毕某为其公司在职员工，虽其公司主张毕某于2018年5月因怀孕开始休假，并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红赢公司主张沈卫成在职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但均已调休，虽提交员工请假申请单予以佐证，但该申请单填写的日期早于微信记录的时间，故本院依据微信记录，采信沈卫成关于存在13.5天休息日加班的主张，故沈卫成要求红赢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的数额未高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故本院将休息日加班工资起始时间调整为该日。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沈卫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802元；二、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沈卫成二Ｏ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Ｏ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7906.97元。如果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红赢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五元，余款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鹏人民陪审员 闫 静人民陪审员 孙焕云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程艳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