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6685号原告：柯海林，男，196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占全，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宇，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科煜阳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龙门口村委会南30米。法定代表人：董如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雪元，男，北京金科煜阳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被告：马建明，男，196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安海，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第三人：朱永兵，男，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原告柯海林与被告北京金科煜阳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煜阳公司）、马建明、安海、第三人朱永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柯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占全、田宇，被告金科煜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雪元、被告马建明、被告安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永兵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柯海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金科煜阳公司支付钢结构款项共计126314元；2.依法判决马建明、安海对以上价款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朱永兵等实际施工人与马建明于2016年6月3日签订《龙门新村设施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合同协议书》，对位于房山区韩村河镇龙门口村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土建及钢结构工程进行施工。其后柯海林在此工程项目中作为实际施工人之一，负责钢结构材料及安装等。后朱永兵因该项目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等为由，于2018年7月起诉至法院，要求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包含柯海林钢结构材料及安装等费用在内的工程款。该案调解过程中，马建明及金科煜阳公司承诺柯海林钢结构共计126314元由金科煜阳公司另行支付，并最终调解结案。但至今经柯海林多次主张，金科煜阳公司均未支付。因该工程建设单位为金科煜阳公司，马建明作为自然人，为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实际与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挂靠关系。故要求马建明与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注销，而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出资人为安海，故申请追加安海为被告，请求安海承担清偿责任。金科煜阳公司辩称，朱永兵起诉我公司、马建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调解协议中已经把钢结构款项主张了，柯海林再主张一次没有依据。马建明辩称，我与朱永兵签订过施工合同，我与柯海林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施工协议。在朱永兵起诉我与金科煜阳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达成调解协议，所有债权债务由金科煜阳公司承担，与我和安海没有关系。经核算，柯海林主张的钢结构款项在朱永兵起诉的案件中已经处理过了。安海辩称，我与柯海林没有任何合同，我不认识柯海林。我是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唯一出资人。因个人不能接活儿，马建明挂靠在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工程，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收管理费，海诚军信公司已注销。马建明与朱永兵私下签过协议，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柯海林起诉我没有道理。朱永兵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在庭前询问时陈述称，金科煜阳公司为业主，马建明用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金科煜阳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建大棚，马建明又将该工程转包给我。我将其中钢结构施工分包给柯海林，双方未签书面合同。我起诉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索要工程款的案件调解过程中，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提出将柯海林的钢结构款摘出来，柯海林也同意了，所以调解书确认的金科煜阳公司给付我工程款170万元不包含柯海林的钢结构款项。我与柯海林约定钢结构的价款按定额，按吨计费，辅材、加工费、人工费、税金等均包含在内。《2017年4—9月份外欠款帐报表》中显示钢结构款的数额为141446.80元，其中包含了加工费。该数额是按照工程量每月报表累加计算，已经包含了预埋件的费用。柯海林所称的“钢结构126314元”如何计算我不清楚。柯海林与钢结构公司签订《C区7#、8#大棚钢结构加工制作结算单》系依据我与柯海林确认的总额141446.80元作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马建明以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的名义与金科煜阳公司（甲方）与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约定承包位于房山区韩村河镇龙口村的10栋智能连栋玻璃温室农业光伏阳光棚工程。包人工包材料（钢结构主体、玻璃及基础施工等材料及劳务），太阳能光伏板及设备由甲方提供材料，由乙方进行安装施工。合同单价980元/平方米，总价以实际发生为准。乙方委派马建明为项目负责人。合同尾部乙方处由马建明签字，并加盖了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2016年6月3日，马建明（甲方）与朱永兵（乙方）签订《龙门新村设施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合同协议书》，约定朱永兵承包龙门新村设施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土建及钢结构总计五栋楼、每栋5760平米*5栋=28800平米），工期以甲方总包合同要求为准，总包合同及标书承包价格按照760元每平米计算。总包合同及标书未包括的工程项目，如果由乙方施工，所产生的工程价款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再参加利润分成。总包合同及标书的单价是900元每平米，乙方承包甲方工程是760元每平米，剩余价格140元每平米全部归甲方所有，税金管理费由甲方负责向挂靠公司交付。乙方在签订龙门新村设施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合同协议书三天后，乙方应交付甲方工程质量保证金每栋拾万元，共计五栋土建及钢结构工程（合计50万元）。保证金交付后，甲方应在工程出正负零甲方退还全部工程质量保证金。该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朱永兵将其中钢结构部分交由柯海林施工。后因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调整，工程未能施工完毕。钢结构部分仅有部分预埋件进行了安装，主体钢结构已进行加工，但未安装。2017年9月15日，朱永兵根据其制作的《2017年4～9月份外欠款帐报表》两页（合计2354764.10元）制作了《北京市龙峰蔬菜种植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项目阳光温室大棚C区5#、6#、7#、8#大棚结算单》，载明“2017年4月18日——2017年9月15日实际进厂材料与完成作业量清单合计金额2354764.1元。”2017年11月27日，马建明在该结算单上签署了“收到C区5#、6#、7#、8#大棚结算单”字样。马建明当庭表示认可该结算单。《2017年4～9月份外欠款帐报表》第一页首行为甲方付款记载四次付款合计60万元；第一页第8项为“老唐、黄砂、137车、总金额36168元、下欠款4400元，加10%损耗”第一页第11项为“马建明、砂砖、700400块、总金额266152元，下欠款238136元，加10%损耗”，第一页第13项为“小李、挖机费、总金额32825元，下欠款12450元”，第二页第1项为“搅拌站、商砼、695立方米，总金额278000元，下欠款278000元”，第二页第3项为“柯海林、钢结构5#、6#、7#、8#棚所有埋件与7#、8#棚钢构总金额141446.8元，下欠款141446.8元”。2017年8月7日，柯海林与钢结构公司签订《C区7#、8#大棚钢结构加工制作结算单》。该结算单载：“经我方核算C区5#、6#大棚工程结算单如下：一、型钢材料费93160元；二、型钢加工费27.411吨×800元/吨=21928.8元；三、板件材料费及加工费5.73吨×4600元/吨=26358元；四、合计重量33.141吨，以上合计金额141446.8元。”另，柯海林提交了马建明于2017年11月29日签字确认的《北京市龙峰蔬菜种植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项目阳光温室大棚C区5#、6#、7#、8#大棚结算单》。该结算单前半部分为“2017年4月18日—2017年9月15日实际进厂材料与完成作业量清单列表”，载：“1.22配套地脚螺栓，数量260根，单价16.5元，小计4290元；2.200*200预埋板，数量104个，单价19元，小计1976元；3.290*360预埋板，数量126个，单价138元，小计17388元；4.辅料（8φ钢筋、焊条），数量1项，单价1100元，小计1100元；5.人工安装费，数量28天，单价300元，小计8400元；6.合计33154元。”该结算单后半部分为“安装完成列表”，载：“1.22配套地脚螺栓，数量216根，单价16.5元，小计3564元；2.200*200预埋板，数量73个，单价19元，小计1387元；3.290*360预埋板，数量84个，单价138元，小计11592元。”经核算，该结算单前半部分2017年4月18日—2017年9月15日实际进厂材料与完成作业量清单小计金额33154元与后半部分安装完成金额之和为49697元（33154元+3564元+1387元+11592元=49697元）。本案诉讼过程中，柯海林与马建明均确认该结算单总额为33154元，后半部分安装完成部分的款项包含在前半部分2017年4月18日—2017年9月15日实际进厂材料与完成作业量清单小计金额33154元中，两部分列表相加无实际意义。2018年6月，朱永兵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其诉讼请求为：1.要求马建明返还工程保证金50万元；2.要求马建明支付结算工程款2404461.1元；3.金科煜阳公司对以上价款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中，朱永兵第二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马建明于2017年11月27日签字确认的C区5#、6#、7#、8#大棚结算单金额2354767.1元与马建明于2017年11月29日签字确认的C区5#、6#、7#、8#大棚结算单金额49697元之和。在本院2018年7月23日的谈话笔录中，马建明陈述“我签字的我认可，但应扣除甲供材料、钢结构（结算单第一页第8项、第11项、第13项，第2页第1项共计532986元以及钢结构126314元）这笔钱由金科煜阳公司直接支付给供应商”；金科煜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我公司已经支付给原告60万元整，应在原告的工程款中扣除，其实工程款计算很简单，由实际工程量乘以760元/平米就算出来了，再减去甲供材料、钢结构和已付款，就是应付给原告的数额”；朱永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按照结算单，我方请求2904461.1元，减去甲供材料532986元，再减去钢结构原材料49697元（加工费由金科煜阳支付）”、“我方计算的总额为2321778.1元减去争议60万元是1721778.1元（含保证金）”。其后，因需对已付款数额对账，朱永兵与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当日未达成调解协议。2018年8月15日，朱永兵与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北京金科煜阳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朱永兵工程款（含工程保证金）一百三十万元（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前给付五十万元；余款八十万元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付清）。二、双方其他无争议。同日，本院出具（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在该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朱永兵关于调解意见的陈述为“经过双方对账，我方原来诉求是2904461.1（含有50万保证金），扣除甲方供应的货物价值532986元（见结账单第一页第8项第11项第13项，第2页第1项），再扣除钢结构款项49697元（由甲方与实际施工人员结算），最终确定工程款为2321778.1元。在此之前金科煜阳先期支付40万元，剩余1921778.1元，双方争议点为已经支付的60万元，我方认可，是在工程期间支付的，因此最终应当为1321778.1元。”马建明与金科煜阳公司均表示“上次说好的数额是170万元，给了一个40万，现在数额是130万整。”经协商，朱永兵最终认可了给付130万元工程款，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二被告支付工程款130万元（含工程保证金50万元）。对于本院2018年7月23日的谈话笔录中马建明提及钢结构126314元的数额，马建明解释称126314元为双方商量得出，系马建明于2017年11月29日签字确认的《北京市龙峰蔬菜种植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项目阳光温室大棚C区5#、6#、7#、8#大棚结算单》金额33154元与2017年8月7日，柯海林与钢结构公司签订《C区7#、8#大棚钢结构加工制作结算单》中型钢材料费93160元之和。柯海林认可马建明的前述解释，并进一步解释称33154元为柯海林施工产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安装费，93160元为柯海林垫付的主体钢结构型钢材料费用。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金科煜阳公司未向朱永兵实际履行调解协议确认的义务。另查，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申请注销登记，其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其注销申请。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均为安海。本院认为，马建明借用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金科煜阳公司的大棚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朱永兵，朱永兵又将其中的钢结构施工分包给柯海林，柯海林提供材料、组织工人进场对钢结构部分进行施工，后因故未能完工。柯海林虽称其合同相对人为马建明，但马建明予以否认，根据朱永兵、柯海林的陈述，口头施工合同系朱永兵与柯海林磋商达成，故柯海林的合同相对方为朱永兵。对于柯海林所持因其后期主张钢结构工程款时直接与马建明沟通，其合同相对人变更为马建明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金科煜阳公司之间的《钢结构工程合同》系马建明借用北京海诚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签订，故该《钢结构工程合同》应属无效。马建明与朱永兵之间的《龙门新村设施农业观光光伏基地合同协议书》属于转包，应认定为无效。朱永兵将钢结构施工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柯海林，其与柯海林之间的口头分包合同亦属无效。虽然涉案工程经过转包、违法分包，其中涉及的施工合同均属无效，但柯海林作为实际施工人实际完成了部分钢结构工程，可以主张相应的工程价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柯海林应向朱永兵主张相应的钢结构价款。但在本案中，柯海林并未要求朱永兵承担给付责任，而是主张由金科煜阳公司承担给付责任，并主张由马建明、安海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柯海林主张金科煜阳公司支付钢结构款的诉讼请求。柯海林认为金科煜阳公司未向朱永兵给付钢结构款，其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发包人金科煜阳公司主张权利；而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则认为（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金科煜阳公司给付朱永兵工程款（含工程保证金）130万元的付款义务中已经包含了柯海林的钢结构款项，柯海林无权再行主张。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给付义务中是否包含柯海林实际施工的钢结构款项。根据（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案件调解笔录的记载，朱永兵在计算欠付款时扣除了钢结构款项49697元，并未扣除《2017年4～9月份外欠款帐报表》中柯海林钢结构款141446.8元。而在本案中，马建明与柯海林均认可“49697”这一数字并无实际意义，2017年11月29日的《北京市龙峰蔬菜种植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项目阳光温室大棚C区5#、6#、7#、8#大棚结算单》体现的已安装预埋件的总金额仅为33154元。同时，柯海林的合同相对人朱永兵称《2017年4～9月份外欠款帐报表》中体现的柯海林钢结构款141446.8元即为其与柯海林的结算价款，其中已经包含了预埋件的费用。据此可知，（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中包含了柯海林的钢结构款项。其次，虽然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金科煜阳公司尚未实际履行（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但此种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欠付工程价款”。“欠付”不应仅依据其字面意思理解。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范目的和该条第一、二款的前后关联可知，在多次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款的，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原则，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为补充。而在本案中，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方承担给付义务已经被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所确认，本案显然不属于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定情形。柯海林直接向其合同相对方朱永兵主张权利即可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再次，在（2018）京0111民初1333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该调解书确认的金科煜阳公司的给付义务并未扣除钢结构款项的情形下，若支持发包人金科煜阳公司向柯海林支付钢结构款，可能导致发包人就钢结构部分重复付款，不符合公平原则。基于上述理由，柯海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主张由金科煜阳公司给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建明、金科煜阳公司、朱永兵及柯海林曾就钢结构款直接由金科煜阳公司向柯海林支付进行协商，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就柯海林的钢结构款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达成一致。根据当事人的陈述，金科煜阳公司直接向柯海林支付钢结构款的前提是金科煜阳公司将钢结构款项从应付给朱永兵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朱永兵将其对金科煜阳公司享有的钢结构款债权转让给柯海林，用以抵销其对柯海林负担的钢结构款债务。而根据前述分析，朱永兵已向金科煜阳公司主张钢结构款。故不能认定朱永兵与柯海林就债权转让达成合意。因此，柯海林无权基于债权转让向金科煜阳公司主张权利。关于柯海林要求马建明、安海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首先，柯海林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要求发包人金科煜阳公司承担给付责任后，再要求发包人后手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其次，马建明并非柯海林的合同相对人，柯海林不能根据合同相对性追究马建明的给付责任及马建明的被挂靠人的责任。再次，金科煜阳公司、马建明、朱永兵已通过调解协议确认由发包人金科煜阳公司向朱永兵支付工程款，马建明并非发包人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金科煜阳公司已向马建明实际支付工程款，故柯海林无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向马建明主张权利。朱永兵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柯海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6元，由柯海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欣宇人民陪审员  唐 薇人民陪审员  尚振儒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