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2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牛艳峰，男，1973年8月19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方伟，男，1972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新，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天宝路。法定代表人：史敏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荣，河北正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牛艳峰、刘方伟因与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牛艳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新、上诉人刘方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新、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艳峰、刘方伟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二人系1995年退役军人，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围政通[1995]97号文件安置的固定工。2005年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详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药药材公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职工安置方案》（一审时我们已提交）。方案中明确，固定工有两种选择，（1）申请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的，国有资产退出的同时解除国有职工劳动关系，支付解除固定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年限为：职工的连续工龄扣除不在岗年限；经济补偿金的发放标准为：在岗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按劳动部发（1994）481号文件规定办理）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2）申请一次性安置的，解除同原企业的劳动关系，一次性安置费按承德市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安置标准（2003年为798元/年工龄）及有关规定办理。我们没有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不符合第（2）条的规定。属于第（1）条的情况。但是我们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的58%（8247.60元），而另外42%（5972.40元）已被公司扣留作为入股资金。当时如果公司不认为我们已经入股到了新公司，一方面应支付我们全部经济补偿金，另一方面按照第一条规定应为我们缴纳失业保险，再一方面应根据（7）条之规定将我们的档案交由劳动保障机构管理，但我去劳动保障机构查找我们的档案，劳动保障机构明确告知我们，档案就没有转交（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已将我们的档案丢失，我将另行追诉）。2005年9月23日至2009年10月26日期间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燕及2009年10月27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李云普均认可我们是公司股东，并同其他股东一样给我们缴纳医疗保险。后来因公司一直不安置上岗，我们作为退伍安置的军人为找回工作而上访，致使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敏志怀恨在心打击报复，于2017年突然不承认我们的股东身份，停止给我们缴纳医疗保险。我们不得已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如果被上诉人否认我们的股东身份，被上诉人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完全执行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医药药材公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职工安置方案》的规定，支付了全部经济补偿金，缴纳了失业保险、档案移交给了劳动保障机构。否则被上诉人就没有证据和理由否认我们的股东身份。入股资金为4000.00元，而42%的经济补偿金5972.40元，多扣我们资金1972.40元。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完全是错误适用法律。二、因此案系企业改制造成的，在改制过程中支付经济补偿金、一次性安置费，按规定交纳失业保险等都是企业（用工主体）应依法提供的证据。而非职工能够举证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他关于入股签字、订立劳动合同等都应当是公司通知我们才可能去办理的，可我们从未接到公司通知。这些均属于公司掌握和操控的。当时的公司虽然没有通知我们办理这些手续，但他们还是按照股东身份给我们缴纳医疗保险与其他股东相同。只是现任法定代表人打击报复才给我们停缴的。一审把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推给我们不但错误适用法律而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公司在改制时已经明确对固定工的安置，一是申领补偿金同时解除雇佣关系，但是被上诉人没有给二上诉人按照改制文件提供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用，按照改制文件，被上诉人没有给二上诉人缴纳失业保险，也没有将二人的档案提交到劳动保障机构，档案仍在公司，且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燕认定二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一直缴纳医疗保险到2017年，这是与其他股东同等的待遇。后因二上诉人属于退伍军人，是国家安置职工，改制后没有给安置工作，二上诉人只主张了工作问题，没有主张保险待遇，才不给二上诉人继续缴纳。公司其他只得到了58%补偿金的原公司职工，现仍按照股东对待，不仅是工商登记的37人，而是90余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是公司的问题，并非职工个人问题，事实上二人已经缴纳42%的经济补偿金合计5900余元作为股本金。综上所述事实，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违反举证责任规定，因而做出错误判决，应依法撤销，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二上诉人在2005年改制之前确系我公司职工，在2005年7月份公司改制之后，二人在棋盘山医药批发站，公司改制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入股、自愿重组、自愿放弃，二人明知公司改制工资停发还不参与公司重组、不参与入股，也没有参与选举，因此公司在工商局注册之后，就没有二人的名字。经济补偿金是对企业职工改制后身份的一种补偿，与股本金没有任何关系，二上诉人说领取了58%的补偿金，其余42%自动转化为股金的说法根本不存在，二人没有参与选举，也没有注册、入股，就不能成为股东。我公司由于没有现金兑现，经有关部门批准，第一批出售了一处房地产，用于兑换58%的经济补偿金，剩余补偿金等有钱的时候再予兑现。刘方伟已经领取了58%的经济补偿金，剩余42%是否领取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如果确实没有领取，随时可以进行补领。牛艳峰已经领取了58%的经济补偿金，但是剩余42%是由于在批发站工作期间，牛艳峰欠我公司16292.70元，至今未还，公司将该42%补偿金予以扣留，拟在适当时间予以追回。由于本单位工作人员失误，将二上诉人的医疗保险缴纳到了2017年，现已纠正并正在追回。在2009年，上诉人牛艳峰曾在本公司上班三根月后辞职，才能签订一份用工协议，其中第六条明确告知，上诉人没有参与公司重组属自然人与永生医药公司脱钩，如今上诉人又说不知道公司改制，是明显的欺骗行为。公司法规定，股东身份由公司全体股东签字认可，且在有关部门注册才能正式形成法律效力，二上诉人在没有入股的情况下，强迫企业违法承认其股东身份，没有全体股东授权和注册，企业不能承认他们的股东身份。综上，牛艳峰、刘方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牛艳峰、刘方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我二人在永生药材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2月，原告刘方伟、牛艳峰退伍后被安置在药材公司，2005年，药材公司改制，并对公司职工给予一定的安置补偿费，改制后的公司为被告永生药材公司。药材公司改制后，原告刘方伟、牛艳峰各在被告永生药材公司支取了8247.60元的安置补偿费，占安置补偿费的58%。对于剩余的42%安置补偿费，被告永生药材公司至今未向原告刘方伟、牛艳峰支付。但原告刘方伟、牛艳峰出示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二人曾在被告永生药材公司工作过，并支取了部分安置补偿费，每人还有42%的安置补偿费未支取，证明不了其二人系被告永生药材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方伟、牛艳峰与被告永生药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经过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方伟、牛艳峰出示的证据仅证明其二人曾在被告永生药材公司工作过，被告永生药材公司仅向他们支付因企业改制产生的部分安置补偿费，以及被告永生药材公司为原告刘方伟、牛艳峰缴纳2017年以前的医疗保险费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永生药材公司将原告刘方伟、牛艳峰未支取的安置补偿费转化为股金。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刘方伟、牛艳峰实际承受股东权利义务。即原告刘方伟、牛艳峰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其系被告永生药材公司的股东。此外，被告永生药材公司提供的证据也证明原告刘方伟、牛艳峰不是其股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方伟、牛艳峰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上诉人并不具有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永生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二上诉人据以主张股东身份的理由是，2005年永生医药药材公司改制时并未全额支付经济补偿金，剩余42%未支取的经济补偿金应当作为股金。对此，本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其一，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应当首先以工商登记为准。而永生医药公司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表中股东名录中未有二上诉人，因此，从公示角度讲二上诉人并不具有股东身份。其二，股东应当持有出资证明书并记载于股东名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由此可见，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分别由股东本人持有和公司持有，作为股东出资且具备股东身份最直接的证据。但本案二上诉人未能提交出资证明书，仅凭58%经济补偿金的退款收据，不能作为余款作为出资的入股凭证。况且，永生医药公司的投资人名单为显名股东的名册，入股一览表为全部股东名册，两份名单中均未体现有二上诉人，说明二上诉人的经济补偿金不能当然的转化为股金，也未取得相应股权。其三，永生医药公司与二上诉人如果就经济补偿金转化为股金达成合意，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作为二上诉人的入股凭证，如果二上诉人为隐名股东，应存在代持其股份的显名股东。因二上诉人不能证明永生医药公司同意二人在改制中债转股，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股份被代持的事实，故二上诉人仅凭剩余经济补偿款未领取而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牛艳峰、刘方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牛艳峰、刘方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裴赤博审判员  张认众审判员  高伶丽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蔄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