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02行终2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住所地忻州市七一北路**。法定代表人李某1，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某2，男，195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忻州市统计局干部，现住忻州市新建北路**。委托代理人武某，山西惠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忻州市长征街**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局局长。参与诉讼行政负责人董晓林，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孙某，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忻州市忻府区七一北路加油站对面/div>法定代表人李某3，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某4，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某，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住所地忻州市忻府区光明西街**/div>法定代表人卢某，该局局长。参与诉讼行政负责人宣文杰，该局分管法制工作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刘某，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上诉人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城乡建设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技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李某2、武某，上诉人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忻州市住建局）的行政负责人董晓林及委托代理人孙某，被上诉人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4、陈某，原审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忻府区住建局）的行政负责人宣文杰及委托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国泰公司的建设物国泰大酒店与第三人农技中心的建设物金龙大酒店在忻州市七一北路南北相邻，国泰大酒店居南，金龙大酒店居北。金龙大酒店1996年建成，1997年6月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国泰大酒店分为沿街和院内两部分，沿街部分于1996年上半年正式开工，1997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院内建筑于1999年9月开工兴建。1999年11月，第三人以原告的建设影响其院内建筑的日照采光为由，向原忻州市建设局递交申请，要求原忻州市建设局责令原告停止建设，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0日作出《忻州市建设局对七一北路临街建筑的规划意见》，主要内容为：“国泰大酒店和金龙大酒店都基本符合规划要求，但未办理审批手续，均属违法工程，应当补办能补办的工程审批手续；国泰大酒店院内在建的未完工程，同属临街建筑，应与其临街建筑的高度保持一致，按照规划要求进行设计，依法办理工程手续后开工建设。”随后，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7日为原告补发了编号2000-2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00年5月15日补发了编号2000-13号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原忻州市招投标站于2000年5月11日为原告补发了《中标通知书》。2000年3月，当原告院内建筑建至四层时，第三人农技中心以原告的建设影响其楼房的日照采光及消防安全为由诉至忻府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立即停止施工。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2日作出（2000）忻民初字第148-2号裁定，以原告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法律调整范畴，依法应由城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审维持后，2000年8月7日忻府区人民法院向忻州行署建设局、忻州市建设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两级建设局依据行政法规予以处理。2000年6月6日，原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对原忻州市建设局下发《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认为：忻州市建设局为原告补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超过了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违反了《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暂行管理办法》和《山西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责令对其违法行为立即予以纠正，纠正结果报地区执法办。同日，原忻州市建设局遂作出忻建字（2000）12号《关于执行〈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的通知》（以下简称“6.6通知”），内容大致为：接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2000年6月6日《执法监察通知书》通知，于2000年5月15日发给原告的2000-13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2000年5月11日发的2000忻招补字（03）号《中标通知书》超过了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违反了《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暂行管理办法》和《山西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现通知国泰公司，我局所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从即日起作废，并立即停止施工，你公司可向有管辖权的忻州地区建设局申领施工许可证及办理招投标手续后再行开工建设，否则后果自负。国泰公司收到此通知后未按照要求停工。此后，原告针对《忻州市建设局对七一北路临街建筑的规划意见》提起复议申请，2000年7月13日，忻州地区行署建设局作出忻行建复决字（2000）1号复议决定书，内容为：《意见》认定的金龙大酒店和国泰大酒店同属违法工程事实基本清楚；国泰大酒店的院内建筑要求“与临街建筑的高度保持一致”无法律依据，无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依据，且与以前所发用地规划许可证相矛盾；复议过程中市建设局未提供为国泰补办手续的材料，决定撤销忻州市建设局《意见》，责令15日内对原告及第三人的无证工程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纠正给国泰公司所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0年8月11日，原忻州市建设局按复议决定的要求作出《对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和国泰贸易有限公司违法工程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8.11意见”），撤销发给国泰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0年8月18日，原忻州市建设局对国泰公司作出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以下简称“8.18通知”），内容大致为：我局“6.6通知”令你公司对现正建的院内综合楼立即停止施工，但你单位拒不执行，仍继续施工。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建设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通知如下：1、令你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立即停止施工；2、你单位在取得合法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开工报告经批准后再行施工；3、如你单位不服本通知之决定可在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或起诉；4、复议和起诉期间不停止执行；5、如你单位仍不停工，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国泰公司不服此责令停工通知书，于2000年9月1日向原忻州地区建设局提起复议，2000年10月31日，原忻州地区行署建设局做出忻行建复决字（2000）3号复议决定书，对“8.18通知”予以维持，对申请人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国泰公司不服忻州市建设局2000年8月11日作出的《对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和国泰贸易有限公司违法工程的处理意见》于2000年12月向忻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中，原忻州市建设局认为原告请求补办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土地证已变更为原告，无需补办；另原告诉请撤销的《处理意见》只是按行政程序向上级机关报告的意见，并非处理决定，不具有可诉性。原告据此申请撤诉，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17日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2001年4月25日，山西省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作出了《关于对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和国泰贸易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有关问题进行执法监察的意见》，指出国泰公司沿街和院内两部分工程分别存在的土地用途变更，违反工程建设程序，没有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招标投标手续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未经质量认证核定质量等级自行投入使用等违法违规问题，并对国泰公司和农技中心工程建设有关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要求由忻州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落实。2001年4月26日，原忻府区建设局根据该意见，对国泰公司作出忻府建罚字（2001）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4.26处罚决定”），内容为：经查你单位自1996年起在忻州市七一北路进行建设，至1997年底已建成3000平方米营业楼现已营业，经我局多次督促，于1997年7月份预交过13000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因未提供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需的当年建设单位的有效计划文件等足够资料而未领取此证。自1999年9月开始在院内进行综合楼建设，经我们多次做工作，于2000年4月提供资料后在我局一起补领了两幢建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补办了招投标手续和开工报告。但经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领导组办公室检查，我局所发2000-13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补办招投标超过了省分级管理规定，我局已于2000年6月6日以忻建字（2000）12号文件通知你公司所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补办的招投标手续作废，并令你公司立即停工。文件下发时你公司院内综合楼形象进度仅建至四层封顶。另按忻州地区建设局2000年7月13日作出的忻行建复决字（20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我局纠正给你公司综合楼（二幢）所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我局曾于2000年8月11日提出处理意见，撤销我局于2000年4月27日以编号为（2000）21号发给你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00年8月18日以忻建停通字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责令你公司停止施工，重新办理有关手续，当时你公司院内综合楼工程进度为5层。之后，经过我局和忻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等上级有关部门多次协调处理未果。综上，你公司所建建筑违反了建筑工程管理规定，我局于2001年2月26日向你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并应你公司申请于3月8日举行了听证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如下：1、鉴于当时工程建设的管理状况，对你公司已投入营业的沿街综合楼不再处罚。2、撤销我局2000年4月27日以编号为（2000）21号发放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另我局2000年5月15日发放的2000-13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2000年5月11日发放的2000忻招补字（03）号《中标通知书》已于2000年6月6日作废。3、对你公司院内综合楼在2000年8月18日《责令停工通知书》之前已建成的部分（五层）处以人民币65000元的罚款，在2000年8月18日以后强行建设的部分（五层以上）在15日内拆除。4、责令你公司在15日内到我局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按省分级管理规定到市建设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重新补办招投标、工程质量监督等有关手续并接受处罚。同时回我局及忻府区招标办、监督站办理退款手续。国泰公司不服本案涉及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此期间，一直未停止施工，目前六层大楼已建起。2008年12月15日国泰公司申请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9年3月31日为国泰公司颁发编号为2009-01号《山西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另查明，2000年8月14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晋政函（2000）211号“关于撤销忻州地区和县级忻州市设立地级忻州市和忻府区的批复”文件，同意撤销忻州地区和县级忻州市，设立忻州市（地级（地级府区，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忻府区。原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局、忻州市建设局名称相应变更为忻州市建设局、忻府区建设局。2001年底，市县两级建设部门（含下属企事业单位）机构、职能及人财物整体并到忻州市建设局。2009年12月，忻州市设立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将忻州市建设局的职责划入该局。又查明，忻府区村镇建设局于2003年成立，2007年11月更名为忻府区建设局，2010年7月更名为忻府区城乡建设管理局，2015年3月更名为忻州市忻府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审法院认为：原忻州市建设局和原忻府区建设局作为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有职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建设和城乡规划进行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01年年底，原忻州市市县两级建设部门（含下属企事业单位）机构、职能及人财物整体并到忻州市建设局。2009年12月，忻州市设立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将忻州市建设局的职责划入该局。本案中，原忻州市建设局和原忻府区建设局的职能由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承继，故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中，“6.6通知”没有经过行政复议，“4.26处罚决定”庭审中原告国泰公司和被告忻州市住建局陈述经过行政复议并且予以维持，但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4.26处罚决定”经过行政复议并且予以维持的事实不予确认。“8.18通知”由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复议机关是原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局，并且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由于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承继了原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局和原忻州市建设局的职能，本案中，复议机关与原行政机关已为同一机关，故无需追加为共同被告。本案第三人农技中心因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具有诉的利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并且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中也将其列为第三人，故原告所述第三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涉诉三个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6.6通知”直接通知原告国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从即日起作废并立即停止施工”。该通知中名为从即日起作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实际上是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其要求行政相对人立即停止施工，具有行政约束力和行政强制性，具有行政制裁性质，是一种行政处罚，具有可诉性。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8.18通知”，是一份《责令停工通知书》，内容为“令你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立即停止施工”，并且明确告知原告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说明行政机关知晓该行政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4.26处罚决定”是明确的、典型的行政处罚行为，双方当事人对此无争议。综上所述，本案涉诉的三个行政行为均具有可诉性。第三人农技中心主张本案行政行为已经由监察机关作出最终决定，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四）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山西省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对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和国泰贸易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有关问题进行执法监察的意见》，该意见中对国泰公司和农技中心工程建设有关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并要求由忻州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落实。原忻府区建设局据此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属于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这一范畴，故第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涉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确定力及执行力，对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产生约束力。与此同时，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变迁而不宜存续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亦具有自我纠错的权力和职责。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而言，对于所有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通过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但是，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其自我纠错将会受到严格限制，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行政机关才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对当事人已经取得许可后的撤销决定，即便该许可必须予以撤销，行政机关也应当采取更加审慎的方式进行，人民法院对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也会更加严格。本案中，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7日为原告补发了编号2000-2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00年5月15日补发了编号2000-13号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原忻州市招投标站于2000年5月11日为原告补发了《中标通知书》，故原忻州市建设局在对国泰公司已经作出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时隔不久又作出被诉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有违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其撤销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应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具体而言，关于“6.6通知”和“8.18通知”，原忻州市建设局在接到原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对忻州市建设局下发的《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后，立即执行上级机关执法监察中发现的问题，从行政效率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应遵守程序性规定，达到正当程序的要求。所谓正当程序，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应事先通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救济途径等。本案中，无论“6.6通知”，还是“8.18通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均涉及到原告国泰公司重大权益，并且行政决定的结果明显不利国泰公司，故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前更应充分保障国泰公司的知情、参与等程序权利，及时通知国泰公司提供证据并听取其意见，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原忻州市建设局依据原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对其下发的《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即于当日迳行做出“6.6通知”，未履行上述程序，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未事先通知相对人，未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未进行调查取证，未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未举行听证，未为相对人提供救济途径等，不符合依法行政原则中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并且该行政行为中未引用相应的法律依据，视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6.6通知”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应予撤销。“8.18通知”以“6.6通知”为依据，再次责令国泰公司停止施工，但无新的事实和证据，并且亦未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程序要求，故亦应予以撤销。“8.18通知”由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复议机关是原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局，并且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因原行政行为被撤销，故复议决定也应一并予以撤销。关于“4.26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该行政行为时依法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了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提供了救济途径，并组织了听证，程序合法。但是，该处罚决定书中关于“撤销2000年4月27日编号为（2000）21号发放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未明确说明撤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事实和法定理由，未列举认定的事实相对应的证据，应认定为作出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同时，该处罚决定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条款，应视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4.26处罚决定”应依法予以撤销。被告忻府区住建局不是本案的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也非行政职能承继机关，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原告对其也无具体的诉讼请求，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忻州市住建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6月6日对原告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的忻建字（2000）12号《关于执行〈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的通知》。二、撤销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8月18日对原告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的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撤销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山西省忻州地区行政公署建设局）于2000年10月31日对原告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的忻行建复决字（2000）3号复议决定书。三、撤销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1年4月26日对原告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的忻府建罚字（2001）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2560元，由被告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担。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6.6通知”、“8.18通知”、“4.26处罚决定”均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三项行为错误：一、“6.6通知”合法有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法院无权撤销“6.6通知”。1、“6.6通知”是原忻州市建设局依法执行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合法有效。依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2000年6月6日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领导组办公室作出《忻州地区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通知书》责令原忻州市建设局立即纠正给被上诉人补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当日，原忻州市建设局向被上诉人下达“6.6通知”作废了被上诉人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并责令被上诉人立即停工。原忻州市建设局依法执行监察决定完全正确。2、“6.6通知”不是行政处罚行为，属于监察机关责令被监察单位原忻州市建设局自行纠错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第一，原忻州市建设局为被上诉人补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明显违反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不属于其职权管理范围，其接到监察部门通知，知错改正，及时作出了“6.6通知”，行为并无不当。第二，“6.6通知”不是行政处罚，并没有对被上诉人作出任何制裁。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不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是原忻州市建设局无权为被上诉人发证，却发了“一书一证”；原忻州市建设局在发现错误后，及时“作废了一书一证”，并不是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制裁，没有剥夺被上诉人领证的权利，纠正了自己一个无效行为。原忻州市建设局在“6.6通知”中，明确说明作废证书的依据，并告知被上诉人向有管辖权的忻州地区建设局申领新证。二、一审法院以“无新的事实和证据，并且亦未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程序要求”为由，撤销“8.18通知”完全错误。“6.6通知”作废了被上诉人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8.11通知”撤销了被上诉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上诉人一直在违法建设。显而易见被上诉人违法行为是在众所周知的情形下，原忻州市建设局才下达了“8.18通知”，该通知合法有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行政抗诉书晋检行抗（2011）1号指出：按照规定“6.6通知”，“8.18通知”程序并不违法。“8.18通知”只是“6.6通知”的重申和再强调，是因国泰公司无视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已经作废的情况下，在未取得新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的情况下，继续强行违法施工，原忻州市建设局被迫作出的，进一步要求被上诉人停工的建设监督行为，而作出停工的通知并不需要进行听证，将“6.6通知”，“8.18通知”以其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明显不当。三、“4.26行政处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撤销错误。“8.11意见”已经撤销了被上诉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4.26处罚决定”只是再次确认撤销被上诉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4.26处罚决定”有理有据。在“4.26行政处罚书”中，虽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说明适用的具体条款，但是对处罚决定影响轻微，属于行政瑕疵，不影响行政行为效力。对被上诉人的处罚，不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要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其他法律依据均明确了处罚适用的具体条款，《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说明适用的条款不影响对被上诉人的处罚。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书认为“6.6通知”、“8.18通知”作为“4.26处罚决定”作出的证据并无不当。四、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直接影响法院对本案件作出错误判决。本案是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行政抗诉书晋检行抗（2011）1号提起的行政抗诉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开庭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一条，为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该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检察人员出席抗诉案件再审法庭的任务是：（一）宣读抗诉书；（二）发表出庭意见；（三）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一审法院违反上述法律法规，2018年9月7日开庭审理本案前未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致使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席再审法庭。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以致出现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无法无天，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五、被上诉人国泰公司在原审中并未对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6.6通知”提起诉讼，在再审程序中以向法院提交“案件说明”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案件说明”不能取代起诉状。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只可以对起诉状进行受理、审理、判决，不可以对“案件说明”进行受理、审理，更不应对起诉状之外的“案件说明”的要求予以判决。退一步讲，即使法院审理该诉讼请求，“6.6通知”是行政机关对自己超越职权作出不当行政许可的自我纠错的撤销行为，绝非行政处罚行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作出撤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国泰公司在2000年11月14日向忻州市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忻州市建设局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及有关文件，判令上述被告因其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该起诉状中的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即为“8.18通知”。被上诉人国泰公司2001年5月5日向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01）忻府建罚字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该起诉状中的（2001）忻府建罚字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即为“4.26处罚决定”。可见在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国泰公司并未对“6.6通知”提起诉讼。即使是在再审程序中提出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和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6.6通知”是超出原审诉求的再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审查。且该通知2000年6月6日作出，即使在再审中提出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受理该请求并撤销“6.6通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六、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8.18通知”是在“6.6通知”基础上作出的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忻州地区行署建设局作出的忻行复决字（20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予以撤销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重复处理行为的“8.18通知”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七、忻府区建设局作出的“4.26处罚决定”中第二项的“撤销”和“作废”决定是对其之前已作出的行政行为的重申，并非新的行政行为，依法不可提起诉讼。该处罚决定中的第三项所指的处罚决定依法不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当庭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将再审案件按普通案件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本案是再审案件，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没有依照规定按照再审案件确定案号，案件定性错误，对上诉人的申诉理由和检察院抗诉意见不顾，审理国泰公司的诉求，未通知人民检察院派人出庭，属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对合并审理的两个独立的诉讼作出一份判决的行为属于程序错误，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3、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2017年1月8日修订）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在执业期间不得以非律师身份从事法律服务，国泰公司代理人陈某作为执业律师违法以非律师身份出庭，一审法院不予制止是违法的。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诉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6.6通知”是合法的。国泰公司私自改变原土地建设用途，所有建筑均是在没有办理任何建设手续的前提下开工建设的。“6.6通知”符合撤销行政许可的程序要求，合法有效，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没有履行撤销行政许可程序的情形。“8.18通知”是合法的，是在国泰公司不履行“6.6通知”的基础上作出的，国泰公司继续实施违法行为，非一审法院所称“无新的事实”，同时告知救济途径，保障其正当程序要求，是合法有效的。“4.26通知”是合法的。国泰公司不履行“6.6通知”和“8.18通知”，未重新办理有关手续，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原忻府区建设局送达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举行了听证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该处罚决定，一审法院认定“未说明撤销的违法事实和法定理由，未列举认定的事实和相应证据”不符合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过于苛求上诉人的程序完善问题，而忽略对被上诉人行为违法实体的认定，其结果必然导致违背立法本意而使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得以保护。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利益是非法利益，立法本意和司法实务的终极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3、一审法院的判决超出了国泰公司诉讼请求范围，其以国泰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出具的“案件说明”作为其诉讼请求所作出的判决书是错误的；国泰公司自2000年11月第一次提起诉讼时，法院已经认定其诉讼请求只涉及“8.18通知”，之后的庭审国泰公司也未对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异议，其“案件说明”并不能作为起诉状或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书。4、一审人民法院将两个独立的诉合并审理，却只做了一份判决书的行为属于程序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国泰公司上诉的撤销“8.18通知”一案和另案起诉的撤销“4.26处罚决定”一案合并审理，之后忻府区人民法院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均对两起案件只作出一份判决。上述两起案件是行政机关在不同时间针对同一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不同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即使合并审理，法院也应当分别作出两份判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当庭补充上诉理由：1、本案系再审案件，应当按照再审案件审理程序审理，通知检察院派员参加，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代理人陈某系专职律师，在一审以国泰公司法律顾问名义参加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导致本案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性存疑。被上诉人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针对上诉人农技中心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由于一审判决没有直接判决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承担义务或者减损其权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其对本案不享有上诉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山西省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针对上诉人忻州市住建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述称，忻府区住建局与诉争事实无任何法律与事实上的关联，不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一、事实方面，忻府区住建局与诉争事实不具有任何事实上的关联性。首先，本案涉诉的三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均为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而非忻府区住建局。2000年6月14日，国务院作出《国务院关于同意山西省撤销忻州地区设立地级忻州市的批复》，该批复中同意撤销忻州地区和县级忻州市，设立地级忻州市和县级忻府区。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忻府区。原县级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当年更名为忻府区建设局。该局于2001年底整体并入地级忻州市建设局（包括所有人、财、物及管理职能）。此后，直到2007年11月之前，忻府区并无忻府区建设局这一行政机关。其次，忻府区住建局前身为“忻府区村镇建设局”，是依据忻府区人民政府秘书处发出的忻府政秘发[2003]66号文件于2003年新成立的一级行政机关。后于2007年11月，更名为忻府区建设局。2010年7月，再次更名为忻府区城乡建设管理局。2015年3月，更名为忻州市忻府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从以上沿革可以看出，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忻府区住建局作为一级行政机关尚不存在，亦不存在任何行政权利的继受。再次，本案诉争的相关事实不属于忻府区住建局的管辖范围。从2003年设立之初至今，忻府区住建局仅负责忻府区光明街以南，云中南路及东区域内的城市管理责任。对此，忻州市人民政府2005年7月13日专题会议纪要（[2005]18次）和2014年12月16日的专题会议纪要（[2014]51次）均有明确规定。而本案中的相关案件事实均发生在忻府区住建局辖区范围之外。二、法律方面，忻府区住建局不是作出诉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忻府区住建局并非本案涉诉三个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故忻府区住建局依法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更不应就本案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忻府区住建局不是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不承担任何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国泰公司不服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8.18通知”一案，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01年1月4日作出（2001）忻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8.18通知”，驳回国泰公司其它诉讼请求。判后，国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4日作出（2001）忻中行终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忻府区人民法院（2001）忻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发回忻府区人民法院与该院2001年6月29日受理的国泰公司不服原忻府区建设局“4.26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合并审理。忻府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后，于2003年5月15日作出（2001）忻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8.18通知”合法；撤销“4.26处罚决定”；驳回国泰公司其它诉讼请求。国泰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21日作出（2003）忻中行终字第1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忻府区人民法院（2001）忻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发回忻府区人民法院重审。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27日作出（2001）忻行初字第20-2号行政判决，第一条：确认“8.18通知”合法；第二条：撤销“4.26处罚决定”；第三条：国泰公司要求赔偿，可另行起诉。国泰公司、原忻州市建设局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7日作出（2004）忻中行终字第1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2001）忻行初字第20-2号行政判决书第一条，维持（2001）忻行初字第20-2号行政判决书第二条、第三条；并确认“6.6通知”为无效行政行为；撤销“8.18通知”；判令忻州市建设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驳回国泰公司其它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不服该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1月10日作出晋检行抗（2011）1号行政抗诉书，认为（2004）忻中行终字第19号行政判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1）晋行抗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该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时，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海军、李鑫出庭履行职务。2013年5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一、二审遗漏必须参加的当事人农技中心为由，作出（2011）晋行再字第2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忻中行终字第19号行政判决和忻府区人民法院（2001）忻行初字第20-2号行政判决；发回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重审。此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此案需要指定忻州外异地法院管辖”为由，报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晋行他3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又查明，国泰公司不服“8.18通知”一案【（2001）忻行初字第2号】中，国泰公司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忻州市建设局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以及其作为依据的忻建字（2000）第12号文件《关于执行的通知》；撤销忻州市建设局2000年8月11日对国泰贸易有限公司违法工程的处理意见。2、判令被告忻州市建设局因违法行政责令原告停工而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其中，忻建停通字（2000）第01号《责令停工通知书》即本案“8.18通知”。忻建字（2000）第12号文件《关于执行的通知》即本案“6.6通知”。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7日为国泰公司补发的编号2000-2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为：“建设单位：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名称：综合楼（二幢）；建设位置：七一北路66号；建设规模：六层沿街六层面积3004.26m2，地下，地下室500.71m2院内六层面积2834.52m2，地下，地下室472.42m2/div>再查明，2019年1月16日《中共忻州市委、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忻市发[2019]2号），将忻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更名为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4月,忻州市忻府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更名为忻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上诉人农技中心主张本案“6.6通知”、“8.18通知”、“4.26处罚决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6.6通知”将国泰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作废，并责令其立即停止施工。“8.18通知”责令国泰公司立即停止施工。而“4.26处罚决定”不仅撤销了国泰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且重申作废国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并对其处以65000元罚款，责令其限期拆除。上述三个行政行为均与国泰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本案系检察院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以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应当按照再审案件编立案号并按照再审程序进行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本案系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并作出再审裁定，发回原一审忻府区人民法院重审的案件。在原一审忻府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现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按一审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二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国泰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原忻州市建设局作出的“6.6通知”提起诉讼，通过“案件说明”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案件说明”不能取代起诉状的问题。本院认为，在2000年11月20日忻府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泰公司不服“8.18通知”提起行政诉讼时，国泰公司不仅请求撤销“8.18通知”，还同时请求撤销其作为依据的“6.6通知”。由此可见，要求撤销“6.6通知”并不是此次重审时国泰公司通过“案件说明”的形式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故二上诉人该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将两个独立的诉合并审理，却只做了一份判决书的行为属于程序错误，应予撤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合并审理：（三）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四）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6.6通知”、“8.18通知”是具有关联性的行政行为。“4.26处罚决定”系在国泰公司诉“8.18通知”一案诉讼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国泰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同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6.6通知”、“8.18通知”、“4.26处罚决定”均是对国泰公司作出的具有关联性的行政行为，且都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高效、实质化解决争议、减少诉累，节约司法成本。国泰公司对上述三个行政行为向同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国泰公司代理人陈某作为律师在一审中以非律师身份出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中华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本院认为，本案国泰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某作为律师在一审中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且本案一审中，二上诉人对国泰公司法律顾问陈某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一审诉讼并无异议，因此，二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审查对象。本案系国泰公司对行政机关作出的“6.6通知”、“8.18通知”、“4.26处罚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即对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上述三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关于本案“6.6通知”合法性问题。本院认为，本案“6.6通知”以超过了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违反《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暂行管理办法》、《山西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作废了国泰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但上述两个管理办法中并无超过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应予作废的相关规定。《山西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仅对责令补办手续，责令停止招标或宣布招标无效的情形作出了规定。故本案“6.6通知”作废国泰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没有法律依据。关于本案“8.18通知”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本院认为，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7日为国泰公司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8.18通知”及其作为依据的“6.6通知”均没有撤销国泰公司规划许可证及国泰公司存在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行为的内容，故“8.18通知”责令停止施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第四十条的规定。其次，原忻州市建设局2000年5月15日为国泰公司颁发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8.18通知”所依据的“6.6通知”仅是基于超过了分级管理的管辖权限作废了国泰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标通知书》。以上事实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不符合开工条件而责令停止施工”的情形。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本案“8.18通知”告知国泰公司不服本通知之决定可在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或起诉，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8.18通知”责令国泰公司停止施工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本案“4.26处罚决定”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1997年修正）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建设工程总造价５％至１５％的罚款。本院认为，原忻州市建设局于2000年4月27日为原告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为：“建设单位：忻州国泰贸易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名称：综合楼（二幢）；建设位置：七一北路66号；建设规模：六层沿街六层面积3004.26m2，地下，地下室500.71m2院内六层面积2834.52m2，地下，地下室472m2”。且在国泰公司不服撤销其规划许可证的“8.11处理意见”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忻州市建设局称“8.11处理意见”只是按行政程序向上级机关报告的意见，并非处理决定，最后处理决定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程序和上级机关的意见作出，国泰公司不应就该处理意见诉请撤销。即原忻州市建设局认可其作出撤销国泰公司规划许可证的“8.11处理意见”并不对国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基于上述事实，亦没有提供国泰公司存在影响或严重城市规划的证据，现“4.26处罚决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情形，对国泰公司处以65000元的罚款、责令限期拆除缺乏法律依据。“4.26处罚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第四十条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1997年修正）第二十九条，撤销国泰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且重申国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已作废，但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对撤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作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的情形作出规定，故“4.26处罚决定”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撤销国泰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作废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适用法律错误。综上，“4.26处罚决定”撤销国泰公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国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标通知书》已作废，处以65000元罚款、责令限期拆除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50元，由忻州农业实用技术服务中心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丽峰审判员 李志钢审判员 杨 彬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