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6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依泓，女，汉族，2009年3月6日出生，住址大连市中山区。法定代理人：刘辽邕，女，汉族，1976年5月6日出生，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柱，男，汉族，1953年4月2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豪，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鹏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花锦园**6—3。法定代表人：彭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辉，辽宁仁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依泓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鹏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依泓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全部返还了上诉人3万代言费及11万歌曲制作费错误。从各笔付款时间线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8月3日和9月4日分别索要、收取两笔金额总计14万元。这两笔费用均是周国柱（上诉人父亲）另行给付的。8月3日3万元为2019年写歌前期费用，用于去北京和沈阳找潘兆和写歌；9月4日P0S机11万是用于到北京和相关地方找晓丹和雷立新写2020年和2021年的歌。被上诉人收取这两笔费用已明确告知了属于潜规则费用，是为了找人情等的相关费用，不开收据，而10月17日返款14万，就是上述潜规则费用，退款的收据也是周国柱出具而非上诉人出具。而本案诉求的歌曲制作费即原创作品及MV制作费根本没退回，有收据在上诉人手中的，因此该笔费用应当返还。2.一审认为上诉人未持有22万的收据，无证据证明付款事实、P0S机收款方并非被上诉人，只能依据收据金额来确定收到的款项的观点是错误的。3.一审认为微信记录未体现欠款金额，且双方间还有其他欠款金额不能明确认定尚欠11万是错误的，微信记录是能够证明上诉人要求退款要的就是原创作品及MV制作费11万元。而11月7日：“周五下午带齐协议、收据到我公司”，“必须当面交接，我周五下午1点在公司等你，给你现金也可以”“协议收据需要当面交接”，该细节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明确知道收据要当面交接，结合被上诉人返给周国柱14万元要求出具收据，可认定被上诉人非常知道收据的重要性，也可认定被上诉人未收回的收据，还未退款。综上，如被上诉人对返还周国柱14万元认为有错误，可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混淆了不同主体间收款、付款的关系，错误认定了款项性质，也无视收据在上诉人手中持有的关键事实，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传媒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状所列第三、五项费用不是事实，被上诉人合计收到上诉人20万元，上诉人要求退还第四项11万元依据不足。2.上诉人认为收款收据在被上诉人手上，是错误的，收款收据是收款方在收到款项后给对方出具的收款证据，只是对付款事实和付款金额的认可，一般三联，退款时并不交给对方，所以上诉人以手中持有收据证明被上诉人没有退款，是没有道理的。上诉人重复索要的行为属于讹诈。3.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收到11万元及要退上诉人11万元，10月12日的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没有退钱，但是看不出金额，看不出11万元和被上诉人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已经在10月17日退还了14万元，只剩下6万元没有退还，所以微信上我们同意退还的是6万元，从上诉人起诉前所有的证据看，没有一处涉及到潜规则的费用，一审时上诉人仅要求返还歌曲创作费用和MV的费用，但是这笔款项我们已经退还了。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11万元应当返还。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依泓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11万元本金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6%计算）。一审查明事实：原、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签订了《形象代言人协议》，约定原告被选为第十五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原告一次性出资3万元作为代言费。其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万元代言费。被告于2018年9月4日向原告出具了11万元的收款收据，该费用为原创作品费及MV制作费。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前述11万元系现金交付。原告于2018年9月4日通过POS刷卡11万元，收款单位为大连易和文化中心；被告在庭审中主张该刷卡支付的11万元即为前述收款收据涉及的11万元，但原告主张该刷卡的11万元系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其他歌曲创作及MV制作费，而非案涉收款收据所涉及的11万元。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彭江于2018年10月17日向原告的父亲周国柱汇款14万元，周国柱于同日向被告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退款14万元。原告的父亲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彭江曾有微信聊天，原告的父亲于2018年11月5日说：“彭总你好，我今天几点到你办公室拿钱？”彭江答复：“还没有退回来，再等几天吧！我尽快联系你。”原告的父亲于2018年11月7日说：“彭总你好，请你在本周内把钱全部还给我们，否则下周一我们将到公安局报案，是你和潘兆和联合诈骗还是潘兆和诈骗，那就待法律来确认吧！”被告还有其他款项未向原告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3万元代言费及11万元歌曲创作及制作费，被告因未完成合同义务，已向原告返还了上述14万元。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1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其实际上通过现金交付及POS机刷卡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共计22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在向被告支付款项后，其应持有被告出具的收据以证实其付款事实，因此，如果原告确实向被告交付了22万元，原告应持有22万元的收款收据。其次，原告出具的pos机刷卡记录单显示的收款方也并非被告，因此，一审法院只能根据被告的收款收据金额来确定其收到的款项金额，综上，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原告提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能认定被告尚欠11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明确欠款金额，再结合被告确实还欠原告其他款项未予返还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不能确定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的欠款即为案涉11万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依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原告周依泓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其法定代表人彭江与上诉人父亲周国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页，用以证明2018年11月7日，被上诉人同意让上诉人来办公室带上收据取6万元退款，在这个时间点只有6万元未返还，对方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聊天记录并未说这6万元是什么钱，周国柱的回复也没有涉及到6万元是什么钱。没有谈到大连代言费3万元和全国代理费6万元。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截图所载聊天内容系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内容的延续，本院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7日22：12，彭江向周国柱出发微信“周五下午1：00当面交接，必须带着代言人协议、所有收据。6万元存入你的账户必须马上现场交给我协议、收据，我没有义务陪你去公证处”。上诉人父亲周国柱回复“收据是指你收我款的原始收据还是我给你打收到退款的收据”以及“你要收回原始收据和原件协议书”。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诉请返还的是2018年9月4日以现金方式交付的歌曲制作费。被上诉人认可此日上诉人通过POS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1万元，而同日被上诉人仅出具了一份11万元的收据，尽管目前上诉人仍持有11万元的收据，但针对该11万元，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10月17日返还，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当日存在以现金支付11万元的证据，原审判决对其要求返还该11万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其提交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上诉人要求退款要的就是原创作品及MV制作费11万元一节，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记录以及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记录中均不能证明原告在本案中要求退还的是“原创作品及MV制作费”的款项，且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1月7日微信记录中明确表示退款的数额是6万元，上诉人在此后的回复中对此未提出异议，且上诉人自行提交的在2018年10月12日以后微信记录中亦未有体现要求退还款项的性质、额度等内容，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依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周依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明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