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20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东泽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金星小区金星广场******。法定代表人：李娅玲，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诉讼理人：荆成良，系云南恒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诉讼理人：吉志强，系云南恒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住所地。住所地昆明市西坝路**（青年大厦**楼）iv>法定代表人：王念宁，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尧宗梁，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海源北路支行。住所地昆。住所地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v>负责人：杨磊，系该单位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秋，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东泽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泽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原审第三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海源北路支行（以下简称“富滇海源北路支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因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本案经报请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泽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存在诸多错误：1、《民事判决书》第5页第11行：“2016年1月13日，吴兴平存入何平账户300000元”错误，应该是：“2016年1月13日，吴兴平存入王跃平300000元”；2、《民事判决书》第10页第20行：“2014年1月6日，收款人：富滇银行海原支行”错误，应该是：“2014年1月6日，收款人：富滇银行海源支行”；3、《民事判决书》第11页第20行：“2015年1月14日，时任第三人原行长的雷钫在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富滇银行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中写明：该笔理财款利息于2015年1月14日存入王跃平账户62×××43人民币800000元”错误，应该是：“2015年1月4日，时任第三人原行长的雷钫在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富滇银行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中写明：该笔理财款利息于2015年1月14日存入王跃平账户62×××43人民币捌拾万元正（￥800000元）；1月14日，原告股东王跃平收到何平转入的款项人民币800000元”。二、原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事实认定偏重于书面形式，未能通过书面证据的审理以实质要件认定案件法律事实，致使案件法律事实认定出现重大遗漏或关键性遗漏，从而导致原审判决出现严重错误。首先，青基会提交法庭的第五组证据：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定期存款合同书》三份及附件《富滇银行存款开户证实书》，欲证明青基会在支行的账户及资金均被雷钫所控制并支配。青基会提交的第1组证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书》和第8组证据《定期存款合同书》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1年12月8日、2012年12月27日和2013年12月3日与第三人支行签订的三份《定期存款合同书》，第三人承诺以所谓的定期存款模式为被上诉人青基会理财，一年有10%的高额回报并保证被上诉人存款本金资金安全。对此，第三人的代理人当庭表示，第三人从未有过类似的理财模式，富滇银行《关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单位在富滇银行有关账户资金问题的情况说明》也证实：富滇银行从未签署或授权任何人签署过《定期存款合同》，对上述合同也没有任何档案记录，合同存款利率高达10%严重违反国家利率管理法律法规。至于被上诉人证明“云南青基会在支行的账户及资金均被雷钫控制并支配……”，证人青基会秘书长李章能和证人青基会出纳钟某的证言已证明“云南青基会在支行的账户及资金均被雷钫所控制并支配”这一说法。2018年12月3日，上诉人的代理人撰写的《代理词》专门写道：“本案争议的800万元是否是不当得利，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被告于2014年1月6日转账收取原告800万元的事实，和被告收取原告800万元是否存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014年1月6日被告“115764账户”被雷钫控制支配，该账户的资金进账出账都委托或者授权雷钫具体操作，被告对此事实前后一概不知。被告代理人认为被告第4份证据2014年9月13日雷钫《讯问笔录》、《刑事判决书》第15页第3行、第19行和《定期存款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足以证明此说法。原告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1月6日，雷钫既是第三人的行长，又是被告委托的受托人或者代理人，雷钫的双重身份导致雷钫拿到原告交付的转款800万转账支票后，将原告欲转入第三人账户的800万理财款未经原告同意直接转付给被告，再在1月9日将存入被告115764账户的800万元转付给云南常青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树公司”）。为此，2014年1月6日原告存款800万元不是经第三人收取后再转付给被告，而是被告的受托人雷钫直接将该转账支票收款人填写成“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表被告直接转账收取原告的“理财款”800万元，这一事实有2014年1月6日《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和《富滇银行进账单》以及《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为证。既然是被告直接收取了原告的800万元，为此，被告就负有返还原告800万元的义务，因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在本案起诉前相互既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协议或者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理财。因此，被告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收取原告的8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本案争议的800万元相对于原、被告而言就是不当得利。本案仅有2014年1月6日《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记载800万元的收款人是第三人，而该转账支票的《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富滇银行进账单》和第三人的《银行流水单》一致指向800万元的收款人是被告不是第三人。其次，就被告取得800万元利益和原告受到800万元损失的原因来看，被告代理人两次法庭调查中都申辩，2014年1月6日被告转账收取的800万元是通过第三人的负责人雷钫向第三人收取的，具体填写2014年1月6日《富滇银行转账支票》的出票日期（大写）、收款人和用途等，《银行进账单（贷方凭证）》等都不是被告工作人员所作为，而是雷钫及其他人员具体操办，缘由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有《定期存款合同》，相互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但根据雷钫的供述：2011年12月8日《定期存款合同》金额1000万元，2012年12月27日《定期存款合同》金额2000万元，和2013年12月3日《定期存款合同》金额2000万元，共计5000万元，包括约定利息500万元共计5500万元已全部归还和支付给第三人。同时，2014年1月6日《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富滇银行进账单》、《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表》等上面记载的付款人不是第三人而是原告，被告第一次开庭提交的证据《对公活期交易明细》和今天提交法庭的《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公活期交易明细》上面记载转账支付的对方名称和账号是原告而不是第三人，更重要的是此时雷钫既是第三人的行长，又是被告委托的理财人，负有代理收款和付款之义务。因此，被告代理人的当庭辩解是不成立的。原告之所以受到800万元损失，是因为被雷钫要求，将一张填写好转款金额、盖好转款印鉴，空白出票日期、收款人和用途的转账支票交给雷钫，没想到雷钫还兼有被告委托理财之重任，代理被告收款和付款，从而导致存在原告“177927账户”的800万元本应转入第三人账户用于理财，被雷钫直接转账支付到被告“115764账户”，用于了结被告与“常青树公司”之间的金钱债务。三、原审法院关于“庭审中原告陈述案涉款项首先是由原告将诉争人民币8000000以理财款的用途通过支票转入第三人支行账户；再由原告出具收款人为空白的转账支票”的认定是错误的，庭审中原告陈述的事实是案涉款项首先是由上诉人将诉争人民币8000000元通过两次银行转款的形式转入上诉人在第三人支行开立的“177927账户”，再由上诉人出具出票日期、收款人和用途等为空白的转账支票。其次，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而代表原告签订理财合同的王捷超经公安机关询问陈述系签订合同后，填写了已填好收款单位的转账支票再行转账”，2016年7月18日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王捷超的《询问笔录》根本就没有上述内容，2016年1月6日的转账支票上出票日期（大写）：贰零壹肆年零壹月零陆日，收款人：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用途：理财款等内容均不是王捷超本人亲笔填写。第三，原审法院主观臆断“可以合理推知原告对案涉8000000元的转出系明知的，并已经实际收到过人民币3600000的本金及收益”则更是错上加错。最后，原审法院关于“综上所述，……故本案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论述是错误的，“不论投资汇入被告亦或是其他不特定人的账户，均仅系原告的理财款经其同意委托第三人转出的投资款项”的认为过于武断，上诉人从未同意或委托第三人将理财款800万元转进被上诉人“115764账户”。由于原审法院存有上述多处错误，从而导致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青基会答辩称：虽然本案事实认定有部分遗漏和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支行述称：1、一审判决书中的部分事实认定存在不当，但判决结果没有问题，请求法庭维持原判；2、第三人在本案中仅是一个为上诉人提供一般存款账户结算的结算银行，从法律上来说，不符合作为第三人诉讼的身份。原告东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存款8000000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60444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1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按每日777.78元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支付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东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李娅玲，王捷超、王跃平、李娅玲系原告东泽公司的股东。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富滇银行“富融平衡”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说明书》，载明：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产品名称为：“富融平衡”1401人民币系列理财计划，客户年化收益率：本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及理财收益，投资人正常持有到期情况下，本理财产品可获得的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10%。本产品募集资金，由第三人作为委托投资人，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国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各类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经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发型的各类融资工具……并签署了《富滇银行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据票号为31305330（02817601）的《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载明：2014年1月6日，收款人：富滇银行海原支行；金额为人民币8000000元；用途：理财款；庭审中，原告东泽公司陈述：该支票存根为原告东泽公司持有，为原告东泽公司交付第三人支行的案涉诉争款项。同时，据上述同一票号为31305330（02817601）的《富滇银行转账支票》载明：收款人为被告青基会，金额为人民币8000000元，用途为理财款，出票人处原告东泽公司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据2014年1月6日富滇银行进账单及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表》载明：原告东泽公司32031010000177927账户（以下简称7927账户）的8000000元转款进账被告青基会的932031010000115764账户（以下简称5764账户）。据2016年2月3日《富滇银行进账单（回单）》载明：出票人为第三人支行，收款人为原告东泽公司，收款账户为7927账户，金额为人民币2000000元。2015年1月14日，时任第三人原行长的雷钫在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富滇银行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中写明：该笔理财款利息于2015年1月14日存入王跃平账户62×××43人民币800000元；同日，原告股东王跃平收到何平转入的款项人民币800000元。据富滇银行个人存取凭条，载明：2016年1月13日，吴兴平向王跃平转款300000元。据富滇银行业务委托书（银行借方凭证），载明：2016年1月20日，案外人吴兴平向王跃平转款500000元。据2016年7月18日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王捷超的询问笔录，王捷超陈述：王捷超代表东泽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富滇银行“富融平衡”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说明书》，签完后将款项8000000元汇入原告在第三人处开设的账户中，并在柜台填写并签字盖章了一张已经填好收款单位的转账单，对收款单位名称记不清，资金到期后雷钫建议续签一年，之后的事宜由其父亲王捷超办理。据2016年7月19日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王跃平的询问笔录，王跃平陈述：2013年底其儿子王捷超代表东泽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富滇银行“富融平衡”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说明书》，一共投资了8000000元，2014年底到期后收到过一次800000元的利息，支付至其富滇银行卡中；后又还过2000000本金及支付800000元利息。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认可收到第三人交付的人民币2000000元，对存入王跃平账户的1600000元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系属不同法律关系；原告陈述案涉8000000元不是由原告直接转入青基会账户，原告将收款人为空白的支票交给第三人，第三人将款项转入了被告账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成立有四个构成要件：即一方取得利益、一方受有损、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富滇银行“富融平衡”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说明书》约定：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理财产品不保证本金及理财收益，投资人正常持有到期情况下，本理财产品可获得的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10%。本产品募集资金，由第三人作为委托投资人，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国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各类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经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发型的各类融资工具……，庭审中第三人虽不认可该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认为系其原负责人雷钫伪造，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认定雷钫犯罪事实的（2017）云01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书中虽有对雷钫伪造印章的认定，但本案合同中印章并未认定为伪造，且本案原告未被列为该刑事案件受害人，故对于第三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合同真实有效。该《富滇银行“富融平衡”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说明书》的性质明显系理财合同。首先，该理财合同约定由第三人作为委托人将资金用于投资，庭审中原告陈述案涉款项首先是由原告将诉争人民币8000000元以理财款的用途通过支票转入第三人富滇海原北路支行账户；再由原告出具收款人为空白的转账支票，而代表原告签订理财合同的王捷超经公安机关询问陈述系签订合同后，填写了已填好收款单位的转账支票再行转账，一审法院认为，不论转账支票中的收款人系空白亦或是已由他人填写，原告均出具了转账支票，即已经同意由第三人将理财款8000000元转出；其次，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虽仅认可收到第三人交还的理财款人民币2000000元，对存入王跃平账户的人民币1600000元不予认可，但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对于人民币3600000元的进账单，且其中汇入王跃平账户的800000元已由第三人原负责人雷钫在《富滇银行人民币系列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中签字确认并由原告持有该证据，结合公安机关对王跃平的询问笔录，可以合理推知原告对案涉8000000元的转出系明知的，并已经实际收到过人民币3600000的本金及收益。综上所述，2014年1月6日案涉8000000元的转出系原告交付第三人的投资理财款项而并非诉称因被告不当得利的受损；即使现原告未收回本金及取得合同约定的利益，也应当系原告投资理财带来的风险；虽据银行流水，被告账户确实收到过案涉款项人民币8000000元，但案涉款项系理财款，则不论投资汇入被告亦或是其他不特定人的账户，均仅系原告的理财款经其同意委托第三人转出的投资款项，故本案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昆明东泽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审理中，上诉人东泽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持如下意见：1、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第五组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和第一组刑事判决书已证明2014年1月9日被上诉人青基会115764账号转款894万元到云南常青树化工公司68333账户，用于偿还被上诉人2013年12月向常青树公司借款用于调头之用的1200万元的一部分应付款。但一审判决遗漏了此项重要事实；2、2016年2月3日出票人为支行，收款人为东泽公司的富滇银行进账单系虚假的进账单。该进账单载明的200万元的实际付款人是昆明梵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非富滇银行海源支行，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3、对其余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青基会对一审认定事实意见如下：1、一审判决遗漏了东泽公司以及青基会的账户均被雷钫所控制的事实，相应的转款往来均不是青基会的行为，而是雷钫代表富滇银行的行为。2、青基会和常青树公司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者是合同关系，更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借款关系。2014年1月9日，系雷钫将青基会账户的款项转入常青树公司的账户，青基会并不知情，跟青基会没有任何关系。3、案涉800万元款项系雷钫利用其控制的青基会5764账户投入了寻甸三月三海会寺极乐塔项目中，青基会并未实际收取该款项。东泽公司对800万元的实际走向是清楚的，该公司还与海会寺签署了针对该800万元的《借款协议》，但一审对此事实遗漏认定。4、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原审第三人支行对一审认定事实意见如下：1、2013年12月30日形成的《理财产品说明书》及《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并非第三人与东泽公司签署，刑事判决已认定系雷钫冒用第三人名义在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中进行盖章。2、2016年2月3日富滇银行进账单经鉴定系虚假。该200万系由昆明梵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转入的，并非第三人支付。3、不认可上诉人在一审陈述意见。2014年1月6日的《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并非空白支票，第三人均是按照出票人所出具的已载明收款人的票据来转款。4、对其余事实予以认可。审理中，上诉人东泽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2013年12月3日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富滇银行进账单。欲证明雷钫作为青基会账户的管理人，代表青基会向云南常青树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200万元用于资金调头，两机构存在经济往来；2014年1月6日青基会收取东泽公司支付的800万元后，于2014年1月9日将该800万元作为归还上述调头借款的部分款项支付给了常青树公司。被上诉人青基会质证认为：第一，我会与支行存在存款合同关系，合同约定由富滇银行负责我会的租金安全；雷钫系支行的行长，并不是青基会的代理人或账户管理人。第二，常青树公司法人代表陈爱中已向公安机关明确该1200万元系雷钫个人向常青树公司借款调头，收款单位及账号均是按雷钫指定填写。青基会与常青树公司并不存在真实的经济往来；青基会在支行开立5764号账户已实际由雷钫控制，雷钫利用该账户进行资金往来，其后雷钫通过该账户向常青树公司还款的行为也与青基会无关。综上，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东泽公司所提交的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进账单载明的收款人系青基会，但收款账户正是青基会受雷钫欺骗，由雷钫冒用支行名义与青基会签约后开立的账户。经生效刑事法律文书确认雷钫通过让青基会提供空白支票的方式任意转出该账户资金，可见该账户已由雷钫实际控制，青基会并无实际管理控制权。常青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爱中已向公安机关出具证言证实常青树公司向青基会在富滇银行开立的5764号账户汇入的1200万元系雷钫为个人资金调头向常青树公司所借款项，并非青基会与常青树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且收款人名称及账号均由雷钫指定填写。加之青基会5764账户已如前所述被雷钫实际管控，故陈爱中所述其后1200万元的还款，亦是雷钫利用青基会5764账户向常青树公司支付。综上，该两份单据仅能证明2013年12月3日常青树公司向被雷钫实际控制的青基会5764号账户转入1200万元款项，无法证实常青树公司与青基会存在经济往来，更无法印证案涉800万元款项由青基会用于归还该1200万元借款。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本案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上诉人东泽公司认为其存入支行的理财款800万元实际进入了青基会账户，且款项已被青基会用于偿还与他人的借款债务，故青基会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了不当利益，应向款项实际权利人东泽公司返还。经查明，青基会在支行开立的5764号账户系青基会受雷钫欺骗，由雷钫冒用支行名义与青基会签约后开立，该账户由雷钫实际控制，并由其通过让青基会提供空白支票的方式任意转出该账户资金。案涉800万元款项虽于2014年1月6日转入青基会在支行开立的5764号账户，但如上所述，该账户已由雷钫实际管控，雷钫可任意支配该账户资金。且雷钫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亦表明案涉东泽公司的800万元款项，已实际投入至寻甸三月三海会寺极乐塔项目建设中。故案涉800万元并未由青基会实际获取并受益，青基会并非取得不当利益的主体，故东泽公司要求青基会返还800万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5924元，由上诉人昆明东泽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海燕审判员  李蔚然审判员  姚 丹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