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民终19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峨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712091199。 负责人：王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梅（特别授权），四川领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男，生于1981年9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先波，男，生于1969年7月8日，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充平安运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茶盘路一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04MA6295X021。 法定代表人：程律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会明，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以下简称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因与被上诉人何伟、被上诉人南充平安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运业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4民初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上诉请求：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航潭物流公司为了降低自身风险，将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而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签订的保险合同，属责任保险的性质，而不是财产损失保险"。这一表述并不符合本案事实。首先，航潭物流公司投保的是货物运输险，而非承运人责任险。上诉人向航潭物流公司签发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及《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以下简称“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本案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也与承运人责任险保险条款存在明显区别。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一条、第二条显示，上诉人对货物在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亦承担赔偿责任，而非承运人责任险中，无需对承运人法定免责之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五条明确了“保险价值为货物的实际价值，按货物的实际价值或货物的实际价值加运杂费确定”，而非承运人责任险中，保险价值不得超过承运货物的价值。再者，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十三条，亦明确约定了上诉人在向被保险人赔偿后，被保险人签发权益转让书给上诉人，并协助上诉人向应负赔偿义务的承运人或第三者追偿。再次，上诉人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具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航潭物流公司与何伟签订的《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在运输途中所发生的货损、货差由承运方全额赔偿”。保险事故发生后，航潭物流公司既可以根据该运输合同要求何伟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航潭物流公司选择根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基于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为避免被保险人获得双倍赔偿，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二)原审法院认为“何伟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是共同完成此次运输任务的共同体，并共同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投保了货物运输赔偿责任保险，应享有共同的保险利益”，亦属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何伟对承运货物投保没有事实依据。何伟在庭审中提供的微信截屏无法证明300元转帐系缴纳本案保险费，且其提供的录音资料中相关人员身份不明也未出庭作证，录音资料依法应当不予采纳。另航潭物流公司与何伟签订的《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书》在“承运方义务”中明确约定承运方应当履行支付信息费的义务，且航潭物流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何伟缴纳的300元为信息费，另何伟在庭审中亦表明交费时并不清楚缴纳的是信息费还是保险费。综上可认定何伟向航潭物流公司缴纳的是“信息费”而非保险费。其次，即使何伟向航潭物流公司支付了保险费，但因上诉人仅与航潭物流签订保险合同、且从不知晓何伟投保，上诉人与何伟之间也不成立任何保险合同关系。在投保时被上诉人何伟是否向航潭物流公司支付保险费，均不影响保单确认的投保人身份，上诉人在接受投保人投保时也没有义务核实保费的来源，保险合同也不以保费的来源确定投保人资格。因此，本案对于投保人的身份只能以保单上记载为准，原审法院确定被上诉人何伟为共同投保人，享有与航潭物流公司共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八条规定，即使何伟作为投保人，因其责任而造成的保险事故，上诉人依法行使被保险人航潭物流公司对其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再次，何伟非本案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其并不与航潭物流公司对运输货物享有共同的保险利益。本案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均是航潭物流公司，其基于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公路运输合同》，与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对运输货物享有保险利益。何伟非本案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上述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其作为实际承运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需另行投保并作为被保险人方可。最后，何伟与航潭物流公司建立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关系，非雇佣关系、合伙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等其他关系。何伟仅是对收取运输费享有经济利益，并无与航潭物流公司内部一致的经济利益，其须对运输途中的货损、货差向航潭物流公司进行赔偿。因此，何伟并非《保险法》第六十二条中所称“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航潭物流公司在投保时，无论上诉人是否知晓实际承运人为何伟，何伟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认为“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也没有明确告知作为运输人的何伟不享有保险利益，故何伟的身份不属于《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三者的范围”。亦属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航潭物流公司签订的系《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可以看出，本案保险标的是“货物”而非车辆，唯一的被保险人为航潭物流公司，不包括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和理赔的对象始终是航潭物流公司而不包括被上诉人。《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曰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条规定的“第三者”是相对于保险合同双方而言的，指的是除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者。并且在本案中，经阿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上诉人何伟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被保险人仅为航潭物流公司，并且被上诉人何伟应属于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者。 二、上诉人已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何伟、移山运业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是法定求偿权。何伟作为本案第三者在货物运输途中造成交通事故导致货物损失，且上诉人已向航潭物流公司赔付了保险金，上诉人依法已取得向何伟追偿的权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已查明何伟与移山运业之间系挂靠关系，移山运业依法应当与何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南充市移山运业有限公司、何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不应享有保险代位追偿权。1、不论是从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公路运输合同》还是上诉人在起诉时提交《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的自认内容看，本案货物的承运人系第三人成都航谭物流有限公司。航谭公司在履行运输合同中可以使用自己所有的车辆也可使用他人所有车辆进行，在使用他人车辆时，可与他人形成雇用、委托等关系。催智凌的运输报酬无论属于何种性质，但其并非是从实际货物托运人四川科伦药业公司而是从航谭公司获取，所以说，案涉货物虽系催智凌驾驶的车在运输，但这一运输行为仍属于第三人航谭公司履行货运而从事的具体经营活动。因此，无论是依据我国《民法总则》还是《合同法》的规定，催智凌的行为就是航谭公司的行为。被保险人航谭公司在从事运输中由于货物毁损，作为保险人的上诉人就应依法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因此，何伟驾驶车辆为航谭公司代为履行运输义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货物毁损，属于保险责任。2、案涉保险合同性质属于责任保险。上诉人与航潭物流公司建立货运保险时并未明确约定仅投保人自己车辆运输中导致的货物损失才属于保险责任，而投保人交由其他车辆运输导致的货物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或属于“保险责任免除情形”。即是说，航谭物流公司与上诉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障的是投保人所有在途运输的货物损失。因此，无论航谭物流公司与包括催智凌在内的其他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建立的是何种法律关系，其交由他人车辆运输的货物毁损损失仍属于其投保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3、不论上诉人与航谭物流公司在《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中，还是其制定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如何约定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享有保险索赔的前提，甚至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的获取，这些约定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约定也违背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投保人投保目的在于通过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费，将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分担，保险的宗旨在于汇聚社会其他力量，分担他人风险，减轻他人损失，将该损失的成本在全社会范围内予以均衡。本案投保人航谭公司投保目的绝非是从保险人处享受赔偿款获取的优先权，如按照上诉人的条款约定内容确定其享有追偿，那么，无论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上诉人最终都不会承担任何保险风险责任。这显然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和公平原则。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明显不属于保险人可以追偿的第三人。虽我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但何伟不属于此法律条文规定的“第三者”。首先、何伟个人虽然没有直接与上诉人签订案涉保险合同，可其与航谭物流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其行为结果应由委托人承担。航谭物流公司与上诉人建立《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在“运输方式及运输工具”栏中明确载明答辩人的车辆川Ｒ×××××6川Ｒ×××××挂”，该合同载明运输工具足以说明答辩人车辆也属于该保险合同的保障范畴。事实上，何伟在接受航谭物流委托前往其指定的仓库装货前，按照航谭物流公司内部规定，何伟作为驾驶人以微信转账方式向航谭物流公司缴费用于货物保险费，即是说上诉人按照从第三人航谭物流公司处收取的保费并非与答辩人及该车货物无关。其次、《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保险人享有向第三者追偿，前提条件是保险事故系第三人造成，第三人且负有侵权责任。对此情形，上诉人与航谭物流公司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条款中也予以明确一一“应由承运人外的其他第三者负责赔偿…”，故仅由此约定也足以证明答辩人不属于可以被迫偿的对象。一审判决确定案涉保险性质为责任保险并确认何伟身份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第三者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三、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损失价值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且也与实际损失不符。本案的上诉人举出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存有损失，但却不能确定其损失具体情形。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公司的《公估报告》不能作为损失定案已依据。首先是案涉车辆货物运输数量及品种、型号，规格等无证据确定，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出库单并非何伟的签字，故损失状况无证据证实。从上诉人提供公估报告所附清单，暂不论这些药品是否装运在答辩人车辆上，但这些药品从现场照片看，绝大部分药品并未被损坏，即使有的药品外包装有变形情形，但塑料瓶或塑料袋包装的根本不会受到损坏。故在没有相关部门的损失确定报告，也没有被上诉人认可货物损失数量及价值。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以及法理上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法院驳回其上诉人请求。 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伟、平安运业公司连带赔偿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人民币340，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34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2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1月28日为8,791.83元）；2、判令何伟、平安运业公司连带赔偿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公估费18,360元；以上暂合计367,151.83元。3、本案诉讼费由何伟、平安运业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案外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托运方、甲方）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签订了《公路运输合同》，约定由航潭物流公司将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货物由甲方仓库运输至全国各地。2018年1月11日，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托运方）与何伟（承运方）签订了《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书》，约定由何伟运输药品30.5吨从四川省岳池县至拉萨市，装货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运输车辆为南充平安运业有限公司所有，车牌号为川Ｒ×××××、川Ｒ×××××。其中第二条承运方责任与义务第3项约定：在运输途中所发生的货损、货差由承运方全额赔偿；同时应履行支付信息费义务。 2018年1月12日，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保险人）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被保险人）就上述药品签订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保险期限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药品运到拉萨市市辖区止，运输工具为川Ｒ×××××、川Ｒ×××××，保险金额为50万元。 2018年1月13日，上述药品装车后，何伟在案外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公司的出库单上签了字。出库单载明药品价值金额为499，286.00元。 2018年1月14日21时59分，何伟驾驶川Ｒ×××××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Ｒ×××××），运输上述药品行驶至省道209线（若尔盖一刷马路口）224公里时，因冰雪路操作不当车辆发生侧翻，造成何伟与乘员伍兰英受伤，车辆、货物受损的交通事故。四川省红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何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查勘，该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到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公司对受损药品进行了查勘，结论为：本次事故造成药品损失定损金额共计384，046.62元，绝对免赔额为货损10%，保险赔付额345，658.00元。经与被保险人航潭物流公司协商，被保险人航潭物流公司同意按340，000.00元作为最终赔付金额。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向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公估费18，360.00元。 2018年3月19日，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与航潭物流公司签署了《权益转让书》，航潭物流公司将向第三方的求偿权转让给阳光财保航保中心。2018年4月28日，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向航潭物流公司支付了赔款340，000.00元。 另查明，川Ｒ×××××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川Ｒ×××××号挂车实际车主为何伟，挂靠于平安运业公司经营。 一审认为，对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签订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被告何伟驾驶川Ｒ×××××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Ｒ×××××），运输案涉药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药品受损以及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向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支付了赔款340，000.00元等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是何伟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三者。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不是案涉运输药品的所有权人，而是承运人。航潭物流公司为了降低自身风险，将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而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签订的保险合同，属责任保险的性质，而不是财产损失保险。本案中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对货物损坏的赔偿责任，只能是在何伟运输货物过程中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款规定的第三者，应当是合同中当事人即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对保险标的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员。而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在与何伟签订了《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书》后，才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签订保险合同，该合同系双方之间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其效力并不能及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且在保险单上，明确载明了运输工具为川Ｒ×××××、川Ｒ×××××，说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应当知道案涉药品的运输人就是何伟。那么在此保险合同中，何伟以及川Ｒ×××××、川Ｒ×××××车就是属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安排的、具体完成此次运输任务的人和运输工具，何伟与案外人航潭物流公司是共同完成此次运输任务的共同体，并共同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投保了货物运输赔偿责任保险，应享有共同的保险利益。另外，在保险合同以及保险条款中，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也没有明确告知作为运输人的何伟不享有保险利益，故何伟的身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三者的范围。故阳光财保航保中心要求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在何伟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平安运业公司作为被挂靠公司，也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04.00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保险人代为求偿权是否成立；二、何伟及移山运业公司责任承担；三、案涉损失价值如何确定。本院根据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本案保险人代为求偿权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要件：1、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2、保险事故的发生系保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造成；3、被保险人对该第三人有请求赔偿的权利；4、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付了保险金。本案中，航潭物流公司就31吨货物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投保了国内货物定期保险，航潭物流公司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之间依法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案涉药品在运输途中燃烧损毁，且该保险标的物的损毁非被保险人迎瑞物流公司所致，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畴；案涉药品因何伟驾驶操作不当造成毁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畴；同时，经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查勘，确定了案涉药品损失的理赔金额340000元，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按此金额向航潭物流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至此，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主张的代位求偿权能否成立，尚需查明何伟是否是本次保险事故的发生的第三者，何伟、移山运业公司就本案货损是否应向被保险人航潭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经查明，本案保险合同由航潭物流公司与阳光财保航保中心签订，保险合同上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航潭物流公司，投保险种为“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货物”为31吨药品。何伟、移山运业公司主张案涉货物虽系催智凌驾驶的车在运输，但这一运输行为属于第三人航谭公司履行货运而从事的具体经营活动，因此，催智凌的行为就是航谭公司的行为。所提供的主要依据为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与航潭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载明运送工具为何伟驾驶川Ｒ×××××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Ｒ×××××车），以及何伟向航潭物流公司转账300元应为保费的事实。经审查，航潭物流公司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投保的是货物运输险，而非承运人责任险，保单中载明的车牌号仅为锁定和明确保险人应该承保的保险标的，并没有保险人需为实际承运人责任所致的交通事故事故损失承担责任的约定或意思表示。何伟提供的转账300元，按航潭物流公司与何伟签订的《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在“承运方义务”中的约定，应为承运方应当履行支付信息费的义务，而非何伟向航潭物流公司缴纳的保费，同时，即便是航潭物流公司认可何伟转账的300元为保费，但因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是与航潭物流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也不知晓何伟有投保的事实，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与何伟之间也不成立任何保险合同关系。相反，航潭物流公司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投保时，明确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航潭物流公司；事故发生后，航潭物流公司以被保险人身份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主张保险权益，在获得理赔款后向阳光财保航保中心出具《权益转让书》，将其本案赔偿请求权转让给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享有，何伟及挂靠的移山运业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因此，何伟不是本案保险标的投保人、受让人、亦非被保险人，何伟与被保险人航潭物流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承运保险标的，相对于本案保险合同而言，何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三者”。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作为保险人的代为求偿权应当成立。 二、何伟及移山运业公司责任承担。何伟与移山运业公司系挂靠关系，何伟在挂靠经营中造成航潭物流公司财产损失，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移山运业公司应对何伟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案涉损失价值如何确定。何伟辩称，阳光财保航保中心举出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存有损失，但却不能确定其损失具体情形。经查明，一审审理中，阳光财保航保中心提供了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就案涉事故的货物损失作出的公估报告，本次事故理赔金额为340000元。何伟、移山运业公司虽认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没有提供反驳的依据，故阳光财保航保中心请求何伟、移山运业公司连带赔偿340000元，应当得以支持。关于公估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公估费用属于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故应由保险人承担，不属于代位追偿权的追偿范围，阳光财保航保中心要求何伟、移山运业公司承担案涉公估费1978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阳光财保航保中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4民初382号民事判决； 二、何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保险赔偿款人民币340000元； 三、南充平安运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404.00元，由南充移山运业有限公司、何伟共同负担3，000.00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负担40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04.00元，由南充移山运业有限公司、何伟共同承担3，000.00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负担404.00元。 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元华 审 判 员 江春虹 审 判 员 唐晓兰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庞雨鸿 书 记 员 罗 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