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女，汉族，1974年12月21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系死者何永林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汉族，1947年8月11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汉族，1950年11月23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系死者何永林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女，汉族，1997年10月9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系死者何永林之长女。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3，女，汉族，1997年10月9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系死者何永林之次女。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4，男，汉族，2005年3月20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住山西省偏关县。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汉族，1979年4月9日生，山西省神池县龙泉镇城人，住山西省神池县，系死者何永林雇主。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神池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7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某1及上诉人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被上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六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921922.5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3日，何永林受雇被上诉人刘某当司机，驾驶×××/×××.从保德旭阳洗煤厂拉煤到五寨县三岔镇隆泰煤台。工资一月12000元。2018年5月13日，何永林在驾驶×××/×××在保德旭阳洗煤厂装煤后遮帆布时倒地死亡，该车实际车主为被上诉人刘某。何永林及六上诉人都在偏关县县城居住多年，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小区和社区证明，各项赔偿应当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何永林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只有何永林故意或存在重大过错时方可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按侵权责任法过错赔偿原则，以被上诉人没有过错为由判决其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因为在本案中，何永林没有任何过错，以过错责任判决显失公平，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上诉人向贵院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六上诉人在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某辩称：一、本案中答辩人与何永林间成立劳务关系，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的诉讼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对于该类案件，《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在针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时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二、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能成立。1、被答辩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对何永林的死亡有过错。本案中，作为赔偿请求人，被答辩人一方应当举证证明何永林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的证据，证明内容不仅应当包括伤害的结果，更应当包括伤害的原因，只有在伤害原因与答辩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答辩人有过错的前提下，答辩人才应当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但从全案证据来看被答辩人方并不能证明答辩人对何永林的死亡有过错。2、本案中何永林并不是遭受外力伤害而死亡。《侵权责任法》所指的“受到损害”应是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导致受害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损害后果，并不包括疾病等自身身体原因。本案中何永林是在装煤后遮帆布时死亡的，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笔录可以证实，事件发生当时车辆是静止的，且装的是煤面，而不是煤块，何永林没有受到外力的撞击等因素，而是自己向后摔倒，且摔倒时也是倒在煤面上，不存在二次伤害。因此在其死亡前后，没有受到任何外力伤害，并且也没有任何外伤表现。一审中，被答辩人方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永林在劳务过程中受到外力伤害，其摔倒究竟是死亡的原因还是死亡的结果在本案中也没有确定，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答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当的。3、答辩人对何永林的死亡无过错。答辩人在雇佣何永林时，何永林并未出现身体不适情况，事发当天也不存不当指示，工作内容也只是正常的劳务范围，在事发后在场人也及时拨打了110和120，履行了必要的救助义务，因此，答辩人对何永林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三、一审法院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何永林的损失并无不当，但其死亡赔偿金计算应为:（10788+8424）20=384240元，但一审法院计算为418440元，多算了34200元，显然错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并依法纠正一审计算错误。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某赔偿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因何永林死亡导致的死亡赔偿金582640元，丧葬费30030.5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404×（9+12+5）/2=239252元，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合计92192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8日，金航公司与刘某签订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将主车车牌号为×××,挂车车牌号为×××的车辆出售给刘某，刘某购车后在运营期间的2018年5月8日经人介绍雇佣何永林为该车司机，口头约定，从保德旭阳洗煤厂拉煤到三岔隆泰站台，工资一月12000元，何永林于2018年5月13日约17时30分，驾驶该车在保德旭阳洗煤厂装满后入遮篷布区，爬上所驾驶的大厢车上从前往后遮篷布时后仰跌倒在车厢上已装满的煤上，经急救无效死亡。还确认冯某等六上诉人曾依确认何永林与五寨县金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给予补偿为由向五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依法予以驳回冯某等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冯某生于1974年12月21日，何某1生于1947年8月11日，张某1生于1950年11月23日，何某2生于1997年10月9日，何某3生于1997年10月9日，何某4生于2005年3月20日，何永林生于1974年8月23日，偏关县居民办事处下设新城社区居委会证明何某1从2010年至现在租位于鑫园小区房主蒙娟，同时东门社区居委会证明冯某从2010年起租住于新关城镇操场街房主苗劲松，何某1与张某1共同生育子女四人。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当受到侵害时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中，第一，刘某与死者何永林间存在雇佣关系，而且，何永林是在刘某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何永林给刘某提供驾驶车辆的劳务。刘某给何永林支付相应的报酬，而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他们之间具有平等性而没有隶属性，具备当事人意思为主导的特征。同时，因雇佣而产生了劳务关系，即，何永林与刘某通过口头约定，由何永林给刘某提供驾驶技术特定的劳动服务，刘某依照他们之间口头约定给何永林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关系。他们之间的地位平等不存在隶属关系。工作风险一般由提供劳务的刘某承担。它是基于民事法律规定成立，同时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和保护，而且这种关系存在着主体不特定性，在劳作过程中人身伤害的风险实行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经庭审确认何永林是在受雇与刘某期间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的。第二，雇员受害赔偿责任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雇员关系中，雇员何永林是在从事雇主刘某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劳务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这种特殊的侵权纠纷赔偿责任应当由雇主承担。在我国特殊侵权赔偿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作为规定在其项下的雇佣受害赔偿纠纷也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雇佣受害的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这种责任的成立就不需要雇主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雇员受害时，应向雇主要求赔偿。所以，在本案中，只要求冯某等六上诉人举出雇佣关系存在的证据和自己受损害的事实就可以，而无须证明刘某对冯某等六上诉人损害有无过错。即可让刘某承担民事责任。即何永林是在为刘某提供劳务遮篷布时仰面后跌倒而死亡的，即何永林是在完成刘某所交付的工作任务中使自己遭受损害的。因此，刘某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在庭审中刘某既没有证据证明何永林的死亡是由第三人或者其它因本人原因故意造成的，也没有在雇佣时审查何永林的身体健康状况或健康证明，对其的死亡提供不了因病而亡的证明。所以刘某虽然没有主观上的过错，但也不能依法免责。第三，冯某等六上诉人请求的赔偿项目即标准，应当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死者及其被抚养人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雇员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可以按普通侵权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可见，一是死者何永林系农业户口，没有提供原告及死者生活主要来源于城镇的证明，其父母子女也均为农业户口，而且两社区的居住证明仅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认定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所以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依农村居民的标准确定计算。二是何永林生前生育三子女，其中何某2、何某3生于1997年10月9日，年逾十八周岁，不应享受被扶养人生活费，何某4生于2005年3月20日，年满十四周岁，所以计算四年，冯某未能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所以作为抚养义务人其也应承担何某4二分之一的抚养责任，故赔偿金额只能是总金额的一半。三是何某1，生于1947年8月11日，依二十年计算赔偿年限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所以计算八年，张某1生于1950年11月23日，同理计算11年，何某1、张某1夫妇，共生育三女一男四个子女，其中大女儿早在二十年前就去世，因此他们夫妇二人应当由所剩三个子女共同承担抚养义务，所以，他们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依三分之一计算，四是丧葬费和精神抚慰金依据法律标准计算，五是交通住宿费用，因无票据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何永林口头协议形成雇佣关系，而且何永林是在给刘某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刘某在该事件中虽然没有过错，但又举不出因他人或死者本人原因而死亡的证明，所以不能予以免责。应当承担特殊侵权的无过错责任。综合本案案情，刘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查明冯某等六上诉人及死者均为农业户口，冯某等六上诉人未能提供冯某等六上诉人及其死者生活来源主要在城镇证明，或虽然提供居住证明，但不符合形式要件。故其赔偿的标准应当依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故对于冯某等六上诉人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418440元（10788元+8424元）×20年，依据山西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2、丧葬费30030.5元（60061元÷2×6月，依据山西省2017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精神损失费5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32760元（何某4：8424元×4年÷3人÷2=5616元；何某1：【8424元×4年÷3人+8424元×4年÷2人】÷3=9360元；张某1：【8424元×4年÷3人+8424元×4年÷2人+8424元×3年】÷3=17784元）；以上共计531230.5元，刘某承担531230.5元的30%，即159369.15元。故此，依据《中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59369.1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10元，由被告刘某负担1853元，原告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负担465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何某1等人虽主张死者何永林的各项赔偿标准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何永林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且没有任何过错，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何永林是在“遮篷布时后仰跌倒在车厢上已装满的煤上，经急救无效死亡”，可知，何永林并非遭受外力侵害致死，同时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何永林的死亡是因刘某指示不当造成的，故在何永林的死亡事件中，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永林与刘某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规定，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刘某承担何永林死亡的各项损失的30%，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3元，由上诉人冯某、何某1、张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建文审判员 樊永生审判员 李小荣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娅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