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3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营业场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朝阳大街亢龙盛景4号楼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20787556732。主要负责人：李江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迎新，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忠，男，195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周彬，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华，女，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周彬，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志刚，男，198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现在河北省太行监狱服刑。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汇丰源典当公司）、杨志忠、孙文华因与被上诉人崔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2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丰源典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迎新、张倩，上诉人杨志忠、孙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周彬，被上诉人崔志刚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丰源典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杨志忠和孙文华为实际借款人并承担还款义务;2.诉讼费由杨志忠、孙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崔志刚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借款没有直接付给杨志忠，孙文华，而是打入被告崔志刚账户，被告杨志忠，孙文华也没有向原告还款付息，付费，所以，被告崔志刚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杨志忠、孙文华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典当关系存在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崔志刚作出的典当行为均在杨志忠、孙文华授权范围内。第一，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借款人是杨志忠、孙文华，用二人的房产作为抵押；崔志刚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汇丰源典当公司签发当票。这就说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形成的典当关系，且杨志忠、孙文华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崔志刚是借款的保证人，也是办理典当事宜的杨志忠、孙文华的委托代理人。第二，杨志忠、孙文华向崔志刚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明确的授权范围系“兹委托崔志刚至贵公司代为办理该合同下的典当提款，续当，部分还款，结付息费，赎当，委托付款，提取当物等业务，本人均与认可，并自愿承担该授权下的全部法律责任”。由此可知崔志刚对上诉人还款付息，付费，都经过了杨志忠、孙文华的特别授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杨志忠、孙文华承担，所以典当关系形成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而不是形成于崔志刚与汇丰源典当公司之间。第三，崔志刚是否为实际用款人与本案典当关系是否成立无关。当金发放后杨志忠、孙文华与崔志刚之间是借款或者其他关系，这与汇丰源典当公司和杨志忠、孙文华是否构成典当关系分属两个法律关系，而两个法律关系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此说崔志刚是否为实际用款人，不影响本案典当法律关系成立和双方当事人的确定。2.一审判决认定崔志刚不再是保证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崔志刚不再是保证人的前提为“崔志刚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但经上述分析可知该事实认定错误，错误的前提推断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故认定“其不再是保证人身份”的结论错误。其次，《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崔志刚自愿签署的，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内容合法，合同自崔志刚签字按手印时成立并生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有效合同，一审判决没有对该合同的效力进行审理便认定崔志刚不再是保证人身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认定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不存在典当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典当合同应当由出典人与典权人签署当票。本案中，签署当票的是崔志刚，……故原告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不存在典当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该条规定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构成典当法律关系。第一，《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典当行和当户就当票以外事项进行约定的，应当补充订立书面合同，但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该规定的正确理解应为，当票是当金的支付凭证，真正的法律关系应该由双方签订的合同确定。当票只是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等为当户出具的证明典当关系的凭证，只需要典当行签发，其生效不需要以当户签订为条件。第二，“典当提款”在杨志忠、孙文华对崔志刚的授权范围内，故崔志刚在提取当金时在当票上签字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孙文华、杨志忠自愿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此两份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两份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故杨志忠、孙文华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其二人与汇丰源典当公司之间构成典当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典当期限届满后不应再收取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典当期限届满后，应当收取利息。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处理绝当物品的规定“……拍卖收入在扣除拍卖费用及当金本息后，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根据该条规定，绝当后双方的典当关系终止，被告未予偿还当金的，除应当偿还外，还应当按约定的利率支付借款利息。《典当管理办法》规定不明确的应该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杨志忠、孙文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均是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之间进行的恶意串通诱使我方签订的，且上述借款直接打入崔志刚的账户，由其支配使用，崔志刚向汇丰源典当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所留联系方式均为崔志刚手机，且崔志刚也是上述借款还本付息的当事人，并且在双方《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到期后，汇丰源典当公司依旧允许崔志刚办理续当手续，没有征求我方意见，说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就是崔志刚和汇丰源典当公司，依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已经明确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在我方没有明确授权崔志刚签署当票的情况下，汇丰源典当公司将上述借款打入崔志刚账户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上述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是在崔志刚带领我方到典当行营业场所集中在十分钟之内所签署，并让我方签署授权委托书、付款委托书，上述合同及委托书均未交付我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合同及委托书内容进行明确告知，以上均表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串通诱使我方签订相关合同，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崔志刚述称，无意见。杨志忠、孙文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改判驳回汇丰源典当公司对杨志忠、孙文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汇丰源典当公司、崔志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在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恶意串通的情况下诱骗杨志忠、孙文华签订，为无效合同。首先，汇丰源典当公司贷前调查，从未与杨志忠、孙文华进行沟通交流。汇丰源典当公司明知实际借款人为崔志刚，而与崔志刚相互配合，诱骗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相关合同。庭审当中，汇丰源典当公司也承认没有向杨志忠、孙文华交付相关合同，并且上述一系列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签署，汇丰源典当公司没有向杨志忠、孙文华出示相关内容，也没有让杨志忠、孙文华阅读合同内容，只是让杨志忠、孙文华在签署页签字，合同中的一切联系信息均为崔志刚，直到本案成讼，经杨志忠、孙文华一再向汇丰源典当公司索要，汇丰源典当公司不得已才将杨志忠、孙文华签字的上述合同给付杨志忠、孙文华。其次，本案庭审过程也已经查明杨志忠、孙文华从没有收到过汇丰源典当公司给付的贷款，也从来没有进行还款付息。庭审当中，汇丰源典当公司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均显示，汇丰源典当公司给付的款项支付给了崔志刚，还本付息也是崔志刚。在本案诉讼前，汇丰源典当公司从没有向杨志忠、孙文华主张过相关权利，这也说明汇丰源典当公司对崔志刚是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是明知的，进行相关操作也是双方串通的结果。最后，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典当行经营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应办理抵押登记，需双方当事人到抵押登记机关共同申请办理，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应与代理人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汇丰源典当公司将涉案房屋进行抵押，没有经杨志忠、孙文华同意，双方也没有共同办理抵押登记，汇丰源典当公司私自将房产进行抵押登记，损害了杨志忠、孙文华利益。以上种种情形表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的系列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对杨志忠、孙文华没有法律拘束力，其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二、崔志刚因诈骗孙英武一案，已被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崔志刚在这一系列案件中，采取不同的诈骗手段骗取贷款。本案系崔志刚采取骗取杨志忠、孙文华房产证进行抵押贷款的方法进行诈骗，与孙英武一案有内在必然联系，且杨志忠、孙文华的控告已经被保定市竞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依法受理，故本案在此情形下应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汇丰源典当公司辩称，一、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合法有效。1.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相互配合，诱骗二人签订相关合同。首先，第一次庭审杨志忠、孙文华陈述为了取得借款主动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典当关系的过程，并委托崔志刚办理了相关手续。其次，杨志忠、孙文华系退休职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且有长期工作的经历，具备较高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杨志忠、孙文华带着自家房产证书到汇丰源典当公司办理典当手续，且汇丰源典当公司的办公地点悬挂张贴着“典当”的字样。杨志忠、孙文华亲自在合同上签字，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且汇丰源典当公司的办公场所属于开放的公共场所，不可能对其实施诱骗。第三，杨志忠、孙文华现场签字时汇丰源典当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其出示了合同，并逐条解释，合同中凡有风险之处都做了文字加重加粗，还做了特别文字提示。最后，杨志忠、孙文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恶意串通，诱骗其二人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2.杨志忠、孙文华未与汇丰源典当公司到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无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二、崔志刚履行典当手续的行为都在杨志忠、孙文华授权范围之内，且崔志刚是否为实际用款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杨志忠、孙文华向崔志刚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崔志刚办理典当手续、领取当金、办理续当、结付息费都经过了杨志忠、孙文华的特别授权，属于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杨志忠、孙文华承担。三、崔志刚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无关。杨志忠、孙文华针对本案向保定市竞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但从报案至今已经两年多都未立案，说明崔志刚对杨志忠、孙文华没有诈骗事实的存在。崔志刚辩称，其与汇丰源典当公司名义串通，所有手续是三方一起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应由谁偿还、是否承担抵押责任应由法院判决，关于中止的问题，刑事并未立案。汇丰源典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志忠、孙文华偿还截止2015年12月7日尚欠的典当本金500000元、利息1666.67元、综合费8750元、违约金6250元，合计516666.67元；此后发生的综合费、利息、违约金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综合费按月2.1%计算，利息按月0.4%计算，违约金按日0.05%计算；2.判令汇丰源典当公司对杨志忠、孙文华的抵押物优先受偿；3.判令崔志刚对杨志忠、孙文华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杨志忠、孙文华、崔志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8日，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杨志忠、孙文华向汇丰源典当公司借款500000元的典金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合同项下额度为循环额度，借款人可按合同约定多次申请使用额度已取得借款本金，但借款余额不得超过欠款约定的额度；借款人应按月向汇丰源典当公司支付息费，月综合费为2.1%，月利率为0.4%；当票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五日内，借款人可以申请续当，经贷款人同意后办理续当手续，续当期满后借款人可以再次申请续当。同日，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编号为024120140928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杨志忠、孙文华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在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内连续发生债权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由处分权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的主债务为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间发生的所有债权，续当并不成立另一个合同，只要每笔典当债权发生在此期间内，无论经过几次续当，均受本合同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500000元；杨志忠、孙文华作为出典人将其位于保定市（房产证号为保定市房权证字第**）的房产出典给汇丰源典当公司，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合同还约定如杨志忠、孙文华未能按期足额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的，除按正常给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外，应按剩余本金的日千分之一计付违约金。同日，崔志刚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编号为084120140928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约定：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杨志忠、孙文华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在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内连续发生债权实现，担保人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500000元。当日，汇丰源典当公司出具编号为132193753的当票，当票显示：当物：房产；典当金额500000元；综合费用10500元；实付金额489500元；典当期限：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崔志刚在当票上签字。当日，杨志忠、孙文华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崔志刚代为办理上述合同下的典当提款、续当、部分还款、结付息费、赎当、委托付款提取当物等业务。当日，杨志忠、孙文华出具《付款委托书》，汇丰源典当公司将489500元支付到崔志刚农业银行62×××73账户内。崔志刚分别于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28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2月26日、2015年3月26日、2015年4月26日、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26日、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30日办理续当手续，最后一次续当期限为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3日止。崔志刚陆续向汇丰源典当公司支付利息及综合费至2015年11月10日。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当票、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付款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抵押房产产权证及他项权证、还款明细表续当凭证等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双方之间的典当合同应当由出典人与典权人签署当票。本案中，签署当票的是崔志刚，而不是杨志忠、孙文华，杨志忠、孙文华也没有明确授权崔志刚签署当票，故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不存在典当法律关系。汇丰源典当公司虽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但合同签订后，借款没有直接付给杨志忠、孙文华，而是打入了崔志刚账户，杨志忠、孙文华也没有向汇丰源典当公司还款付息、付费，而是崔志刚再对汇丰源典当公司还款付息、付费，所以，崔志刚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在汇丰源典当公司发放借款后应由崔志刚承担还款付息、付费的民事责任。汇丰源典当公司虽然与崔志刚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于崔志刚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故其不再是保证人身份。杨志忠、孙文华亲自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庭审中杨志忠也表示知道用房子作担保，故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之间抵押担保关系成立，杨志忠、孙文华应以抵押房产在约定的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虽然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在未按照约定期限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和费用的，逾期期间在此计付利息和综合费，但典当期限届满后，典当关系实际已经终止，不应再收取利息和综合费。合同虽然约定按日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但汇丰源典当公司只要求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被告崔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5年11月11日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杨志忠、孙文华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对位于保定市抵押房产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83元、保全费3220元,合计7703元,由被告崔志刚、杨志忠、孙文华连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志忠、孙文华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用以证明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过程中，杨志忠、孙文华没有亲自到场办理，且委托书中孙文华的名字不是孙文华本人所签。汇丰源典当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公安机关已经进行过核实，并没有发现问题，即便不是孙文华本人签字，有杨志忠的签字，夫妻双方可以形成表见代理，况且办理抵押登记后，孙文华并未提出过异议，视为授权或默认。崔志刚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办理抵押其没有去，也不知情。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9月28日，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杨志忠、孙文华向汇丰源典当公司借款500000元的典金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合同项下额度为循环额度，借款人可按合同约定多次申请使用额度以取得借款本金，但借款余额不得超过欠款约定的额度；借款人需使用额度时，应向贷款人提出申请，经贷款人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使用时双方应在当票中签字（或签章）。借款人应按月向汇丰源典当公司支付息费，月综合费为2.1%，月利率为0.4%；当票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五日内，借款人可以申请续当，经贷款人同意后办理续当手续，续当期满后借款人可以再次申请续当。同日，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编号为024120140928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杨志忠、孙文华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在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内连续发生债权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由处分权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借款人间发生的所有典当债权，续当并不成立另一个合同，只要每笔典当债权发生在此期间内，无论经过几次续当，均受本合同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伍拾万元整；如杨志忠、孙文华未能按期足额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的，除按正常给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外，应按剩余本金的日千分之一计付违约金，该合同附件一为最高额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名称为房产，处所为向阳南路后屯村车务段住宅小区1-1-101室，权属证明编号为保定市房权证字第**。同日，崔志刚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编号为084120140928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签订编号为01412014092801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为保障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内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500000元。当日，汇丰源典当公司出具编号为132193753的当票，当票显示：当物：房产；典当金额500000元；综合费用10500元；实付金额489500元；典当期限：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10月27日。崔志刚在当票上签字。当日，杨志忠、孙文华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崔志刚代为办理上述合同下的典当提款、续当、部分还款、结付息费、赎当、委托付款提取当物等业务。当日，杨志忠、孙文华出具《付款委托书》，载明杨志忠、孙文华与汇丰源典当公司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并办理典当业务，申请当金500000元，特委托汇丰源典当公司将款项付至崔志刚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保定朝阳支行向阳南分理处的62×××73账户内。当日，汇丰源典当公司将489290元汇至该账户。崔志刚分别于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28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2月26日、2015年3月26日、2015年4月26日、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26日、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30日办理续当手续，最后一次续当期限为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3日止。崔志刚陆续向汇丰源典当公司还款至2015年11月10日。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当票、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付款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还款明细表、续当凭证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汇丰源典当公司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9月28日杨志忠、孙文华与其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杨志忠、孙文华对上述合同中本人签字不持异议，应当认定上述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志忠、孙文华虽主张上述合同系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恶意串通诱骗其签订，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所涉《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所涉《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需使用额度时，应向贷款人提出申请，经贷款人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使用时双方应在当票中签字（或签章）”。《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汇丰源典当公司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9月28日委托人为杨志忠和孙文华、受托人为崔志刚的授权委托书，杨志忠、孙文华对此份委托书上本人签字不持异议，此份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崔志刚至贵司处代为办理该合同下的典当提款、续当、部分还款、结付息费、赎当、委托付款、提取当物等业务”，并未授予崔志刚享有签署当票的权利，崔志刚在本案所涉当票上签字的行为，已经超过了上述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代理权限，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不应由委托人杨志忠、孙文华承担，故汇丰源典当公司与杨志忠、孙文华不存在典当法律关系。汇丰源典当公司将本案所涉借款打入崔志刚账户的行为，不能视为其已按约定向杨志忠、孙文华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故汇丰源典当公司关于实际用款人为杨志忠、孙文华的主张，应当支付典当期限届满后利息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汇丰源典当公司针对本案所涉债务亦不能向杨志忠、孙文华主张行使抵押权。汇丰源典当公司与崔志刚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本案所涉《最高额借款合同》所约定债权的实现，现崔志刚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未得到委托人追认，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崔志刚承担，但汇丰源典当公司不能要求崔志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杨志忠、孙文华虽主张本案系崔志刚以骗取其房产证进行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诈骗，保定市竞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已经依法受理，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已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故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丰源典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杨志忠、孙文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崔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5年11月11日至付清之日止）”；二、撤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被告杨志忠、孙文华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对位于保定市抵押房产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原告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83元，由被上诉人崔志刚负担，保全费322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交纳的8966元，由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负担，由上诉人杨志忠、孙文华交纳的8966元，由上诉人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保定朝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 峰审判员 冯志国审判员 王 琦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刘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