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阳同，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嘉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向东，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镜彬，男，195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顺恒，广东群立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阳同因与被上诉人汤镜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阳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汤镜彬支付煤炭款96806元给廖阳同；3．改判汤镜彬向廖阳同支付利息（利息以96806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汤镜彬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对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的欠款，事实错误，导致错判。（一）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其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此款不属于支付（偿还）涉案欠款，廖阳同不需另行举证证明。（二）双方均认可涉案欠款是于2014年6月22日前在花都赤坭镇所产生的，而双方于2016年在清远发生过煤炭买卖，且根据汤镜彬提交的证据：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载明“2016年12月13号还欠17000.00交易数据等”），与廖阳同提供的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客户名称：廖阳同欠3000元汤彬及交易数据”），相互印证双方在清远于2016年发生过煤炭买卖，由此说明，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0000元，是支付2016年期间发生的煤炭交易款，而不是支付涉案的欠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廖阳同的上诉请求。汤镜彬辩称，一审判决已经查明了相关事实，判决汤镜彬应当支付76806元，已经符合证据、事实，并不存在廖阳同所称的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是用于偿还清远2016年期间发生过的交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廖阳同的上诉请求。廖阳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汤镜彬支付廖阳同煤炭款97718元，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汤镜彬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镜彬在花都区赤坭镇经营一石灰窖，因生产石灰需要，廖阳同与汤镜彬达成口头协议，由廖阳同负责向汤镜彬经营的石灰窖供应煤炭。2014年6月22日，经双方对账确认，汤镜彬共向廖阳同购进煤炭货值315111元，扣除汤镜彬之前预付117500元，汤镜彬尚欠廖阳同煤炭款197611元。对账后汤镜彬以“汤彬”之名向廖阳同出具一张“欠条”，内容除了载明上述有关涉案货值、预付款、尚欠款外，还载明涉案货值单价、吨数及“2014年”等内容。汤镜彬立下“欠条”交廖阳同收执。2015年2月16日汤镜彬付30000元给廖阳同后，在廖阳同持有的“欠条”左下角写下“2015年2月16号付30000元，叁万元正，实欠167000元”字样。廖阳同起诉认为在2015年2月16日收到汤镜彬支付30000元后，又先后于2015年5月6日、6月3日、7月16日、10月12日和2016年2月4日收到汤镜彬现金7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扣去汤镜彬以石灰抵扣煤炭款22282元，廖阳同认为至起诉时止汤镜彬共欠煤炭款97718元，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汤镜彬予以偿付。诉讼中廖阳同表示涉及的煤炭款发生在2014年期间，认同汤镜彬于2015年2月16日给付30000元后，尚欠167000元，不确认汤镜彬陈述所欠煤炭款是从2012年2月起供货累积而来。汤镜彬认为于2015年2月16日给付廖阳同30000元，其在廖阳同持有的“欠条”左下角写下“2015年2月16号付30000元，叁万元正，实欠167000元”字样后，又先后于2015年2月16日、5月6日、6月3日、2016年5月19日、9月26日、12月13日以及2017年3月24日以现金付款方式向廖阳同支付20000元、7000元（该笔付款在欠条上作了注明）、10000元、15800元、25922元、1700元、20000元，合计总支付100422元。扣去其运走的石灰抵扣煤炭款23194元，实际只欠廖阳同煤炭款43384元。汤镜彬对其主张，提供汤镜彬自述的付款单据七张。汤镜彬表示其中注明“2015年2月16日”的单据，证明于2015年2月16日支付20000元；注明“2015年5月6日”的单据，证明于2015年5月6日支付7000元；注明“2015年6月3日”的单据，证明于2015年6月3日支付10000元；注明“2016年5月19日”的单据，证明于2016年5月19日支付15800元；注明“2016年9月26日”单据，证明于2016年9月26日支付25922元；注明“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的单据（该单记载入货时间为2016年12月6日，客户名称为廖阳同），证明于2016年12月13日支付1700元；注明“2017年3月24日”的单据，证明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对汤镜彬提供上述证据，廖阳同质证认为，“2015年5月6日和6月3日”单据记载的付款金额无异议。对于“2017年3月24日”单据，廖阳同认为其妻子廖某娟于2017年3月24日收取20000元，系属于汤镜彬于2016年来清远经营石灰窖时，其供应煤炭给汤镜彬的煤炭款，委托其妻子收取，与本案欠款无关。其它的付款账单，廖阳同认为无本人签名，均为汤镜彬个人记录，均不予确认。诉讼中，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廖阳同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其所称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为廖阳同送煤炭至清远发生的2016年煤炭款的证据，如送货单、结算单等，逾期不提交，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廖阳同并未能在指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廖阳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廖阳同与汤镜彬达成口头约定后，以汤镜彬生产的一批石灰抵扣了廖阳同煤炭款22282元。因抵扣金额各持己见，且双方又无提供相关书面证据，一审法院遂通知廖阳同本人到庭，经其确认，承认其运走汤镜彬一批石灰，该批石灰货值23194元，同意汤镜彬意见抵扣煤炭款23194元。一审法院认为：廖阳同与汤镜彬之间的存在业务来往，双方没有异议，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有效。廖阳同起诉汤镜彬拖欠货款未付，提供了有汤镜彬签名确认的《欠条》为证。《欠条》内容明确汤镜彬于2015年2月16日付30000元后，尚欠廖阳同煤炭款167000元，对该事实廖阳同、汤镜彬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汤镜彬欠下廖阳同煤炭款167000元后的付款金额数。2015年5月6日和6月3日所付合计17000元，廖阳同予以确认，亦涵盖在廖阳同主张的付款金额当中，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廖阳同认为是2016年期间与汤镜彬在清远供货所发生的煤炭款，廖阳同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廖阳同提供该付款单据，内容并没有记载支付的款项属于涉及清远交易发生的欠款。根据买受方应当按照约定时间支付价款，没有约定的应按交易习惯及时支付价款的规定。因此对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的欠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汤镜彬自称2015年2月16日、2016年5月19日、9月26日向廖阳同支付20000元、15800元及25922元，但其提供的三张付款单据，没有廖阳同签名确认，且2015年2月16日汤镜彬偿付30000元后，汤镜彬已在廖阳同所持的欠条上作还款记录，同一日（2015年2月16日）若如汤镜彬所述再支付20000元，却只作自我记录，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及常理。故对汤镜彬上述三笔所称的付款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至于2016年12月13日支付1700元，因单据明确结算为2016年12月6日发生的交易，与本案涉及煤炭款无关联，不能作为折算本案款项。庭审中，廖阳同承认在2015年7月16日、10月12日和2016年2月4日分别收到汤镜彬各10000元货款，是廖阳同对其不利事实的自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经一审法院认定的付款，减去以汤镜彬的石灰抵扣煤炭款23194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汤镜彬欠廖阳同煤炭款76806元（167000元-7000元-10000元-10000-10000-10000-20000元-23194元）未清偿。廖阳同要求汤镜彬付清煤炭款76806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超额请求的部分不予支持。因廖阳同、汤镜彬双方无约定利息计付，亦没有明确货款的支付时间，故廖阳同主张的利息应从廖阳同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汤镜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煤炭款76806元给廖阳同；二、汤镜彬在支付上述货款的同时，向廖阳同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76806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三、驳回廖阳同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1.5元，由廖阳同负担261.5元，汤镜彬负担86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廖阳同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单据3张，拟证明2016年期间双方发生了买卖交易，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与前面欠款无关，汤镜彬一审中也确认了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与欠款无关。汤镜彬质证认为：汤镜彬没有认为支付的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与对方提供的无关，一审时没有这样的表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廖阳同还提交了“欠条”原件及欠条背面内容复印件，载明“2015.6.3收10000元，写了一张收据，欠15000元。2015年7月16日还10000元，实欠140000.00元，壹拾肆万元正，－10000元2015年10月12号还。欠壹拾叁万元正。2016年2月4号还10000，欠壹拾贰万正”。廖阳同陈述，欠条上及背面连续备注是双方2014年期间的交易习惯，每次交易都会要求注明。汤镜彬陈述，欠条背面的字是汤镜彬书写，双方习惯上之前的有备注，但后来双方交易已经比较紧张，廖阳同配偶去找汤镜彬追讨2万元现金，故该2万元未来得及备注在欠条上。关于双方2016年期间的交易。汤镜彬庭后提交代理词陈述：汤镜彬确实在清远与廖阳同有交易往来，但是该票据是否本人书写其本人已经无法记清，但知道确实欠其3000元；2017年3月24日的2万元现金是廖阳同配偶在车站追着汤镜彬让汤镜彬还款，汤镜彬才支付的，当初该款指的是2014年的交易，因为清远的交易早已结清了。廖阳同提交情况说明表示，2016年廖阳同与汤镜彬在清远买卖煤炭的情况是，汤镜彬需要煤炭时，联系到廖阳同后，由廖阳同送货，到双方约定的地点进行称重，称重、确定货款后，当时如汤镜彬有现款就当时付清煤炭款，能付清的，称重记录单就给回汤镜彬，如不能付清，则由汤镜彬在称重记录单上写清欠数，由廖阳同本人收执，廖阳同去收款时，如汤镜彬能付清的，称重记录单由汤镜彬收回处理；本案中廖阳同提供的称重记录单现原件在廖阳同手中，是因为廖阳同当时在山西，是廖阳同妻子去收款的，故由廖阳同妻子给其写了收据，廖阳同妻子写的收据是收在清远发生交易的款项，与2014年的煤炭款无关。另查，本案一审审理中2019年2月13日开庭笔录记载，汤镜彬陈述，“欠条确实是本人所写，但我只欠原告43384元……2017年3月24日支付20000元，总支付100422元……”；后又陈述“2014年赤坭的石灰窑因环保问题关闭，我去了清远市办了一家石灰窑，跟原告购买煤炭，‘3月24日’的单据是2016年发生的交易数额”。2019年2月22日开庭笔录记载，汤镜彬陈述“我总共支付了100422元，具体付款时间，与上次开庭的陈述一致”“坚持上次庭审意见，我只欠原告43384元。”二审中，汤镜彬陈述：汤镜彬一开始在陈述支付的货款中是将2017年的2万元指定为支付本案货款的，之后的陈述原告本人开庭可能并没有认真去看开庭笔录；再结合汤镜彬一审中提供的欠1.7万元的记录单，已归还的单据1.7万元已经从廖阳同手上交付到汤镜彬手上，根据双方之前交易习惯，支付了的货款要么就将货单交付回被告，要么就开收据，所以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货款在没有特指支付哪一笔款项的时候，应当确认为支付2014年交易的货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汤镜彬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2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支付涉案货款。对此，第一，根据廖某娟2017年3月24日出具的《付款证明》所载内容，无法确定该笔付款在付款时双方已经协商一致是支付2014年期间的债务。第二，汤镜彬作为债务人，已在本案中表示该笔款项是清偿2014年期间的债务。汤镜彬在一审中虽曾陈述过“‘3月24日’的单据是2016年发生的交易数额”，但纵观其在前后庭审中的表述，均认为争议款项是支付涉案货款，再结合其提交的证据，亦指定该笔款项是支付涉案货款，故仅该单次陈述尚不足以构成明确的自认。第三，廖阳同二审中提交“全电子汽车衡称重记录单”以证明涉案2万元是支付2016年期间货款，但廖阳同尚持有该单据原件，且单据无法反映所涉货款债务已经由本案争议付款所清偿，不足以证实争议的2万元是支付上述单据项下货款。综上，廖阳同主张涉案2万元是用以支付2016年期间交易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汤镜彬有无付清双方2016年期间交易货款的问题，廖阳同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廖阳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廖阳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张 露徐琳琳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