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24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斐凯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梁溪区扬名一村67－1。法定代表人：徐为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晓钟、吴家敏，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丹阳市智英五金水暖综合经营部，住所地丹阳市丹北镇后巷南街。投资人：蒋国萍。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福，该经营部员工。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招商城支行，住所地无锡市时代上城河苑**。负责人：解晓华，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林平，男，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叶，江苏创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玉清，男，1972年6月15日生，汉族，住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桂林，丹阳市新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无锡市斐凯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丹阳市智英五金水暖综合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招商城支行（以下简称招商城支行）、陈玉清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9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贸易公司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经营部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经营部作为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合法取得汇票，依法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经营部明知汇票上的背书关系与真实交易关系不符，却不要求陈玉清或者张建刚提供其同意代偿债务的书面依据，以证明经营部是合法取得汇票，依法应当由经营部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曲解了其与证人邹某的表述，将票据上显示的其与经营部之间的直接前后手关系拆分、割裂为经过转让的票据关系，再用割裂后的票据关系来免除持票人证明真实原因关系的义务。2.退一步讲，即便按照邹某与其陈述的开票原因，也是说邹某与其合作，邹某以其名义向经营部购买材料，基础关系发生在经营部与其之间，而非经营部向邹某购买材料，邹某再通过他人向经营部购买材料的关系。因经营部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向其供货，故其亦有权以其与经营部之间是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关系并以双方的基础关系进行抗辩。经营部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票据是贸易公司作为开票人，其作为收款人，由贸易公司向其开具，其有权向贸易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招商城支行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玉清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系由贸易公司直接开具给经营部，该汇票真实有效，贸易公司应当按照汇票记载履行付款义务。2.贸易公司与经营部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往来，但是从案涉汇票票面记载了经营部的名称、账号、开户行等信息可知，贸易公司是按照其他人的要求向经营部开具汇票，贸易公司对此应当清楚，经营部无需对其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提供证明。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贸易公司、招商城支行立即向其支付商业汇票承兑款8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陈玉清对贸易公司、招商城支行的前述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3日，许志福以陈玉清结欠其借款为由诉至丹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阳法院），要求陈玉清归还借款。2015年6月19日，丹阳法院出具（2014）丹后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玉清偿还许志福借款本金8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上述判决生效后，陈玉清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2017年4月12日，许志福向丹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9月27日，丹阳法院出具（2017）苏1181执1674号执行裁定书，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线索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贸易公司作为出票人，经营部作为收款人，开具了票据号码为210530200045120170815102357141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15日，到期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票据金额为80万元；承兑人为贸易公司，承兑人开户行为招商城支行；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行承兑：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2018年12月7日，丹阳法院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申请执行人许志福与被执行人陈玉清、魏红美、刘洪波、丹阳邦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受理。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5月8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风险告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要求被执行人于2017年5月28日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经本院传票传唤，被执行人未到庭履行给付义务，也未申报财产。2017年8月11日，本院在2017年“围猎老赖”凌晨集中执行行动中，到被执行人住所地查找其下落，也未发现其下落。几天后，申请执行人许志福来我院称，被执行人陈玉清迫于法院执行压力，自愿由案外人贸易公司开具商业电子承兑汇票80万元帮其偿还债务，前来询问是否可行。我院承办人答复，如商业电子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应可以偿还债务。此后，许志福将商业电子承兑汇票打印件交给我院承办人查看。承办人指出这个汇票的收款人为经营部，许志福陈述，该经营部系其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具有接受承兑汇票的资质。承办人另建议许志福去相关开户银行核实真实性并当场打电话向被执行人陈玉清电话核实，当时陈玉清未接电话。此后，承办人为确保该汇票真实，从网上登记的贸易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找到该公司的联系电话核实，该电话接通后，接通人员表示该汇票系该公司受他人委托出具，是真实的。承办人告知其应到期履行该汇票确定的义务。2018年11月，申请执行人许志福来我院反映因该汇票未能承兑，已经起诉被申请执行人以及贸易公司，来我院调取了相关证据。陈玉清陈述称，张建刚在2012年借陈玉清120万元。陈玉清向许志福借款80万元未归还，许志福向法院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陈玉清为尽快归还上述借款，就要求张建刚归还结欠其的借款，张建刚告知陈玉清可以开具80万元的商业电子承兑汇票，陈玉清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许志福，许志福亦同意上述还款方案。张建刚就通过与其有关联的贸易公司向许志福独资开办的经营部开具了本案所涉商业电子承兑汇票。另查明，经营部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许志福（二审中经营部投资人变更为蒋国萍）。上述事实，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2014）丹后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书、（2017）苏1181执1674号执行裁定书、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贸易公司为证明本案所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具情况，申请证人邹某出庭作证。邹某陈述称，邹某与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关系，其与贸易公司也存在合作关系（其向贸易公司提供钢材和装修物品等）。常熟国际招商城和常熟男装中心的装修工程是邹某与贸易公司合作的，是以贸易公司的名义承揽的。2017年7月底8月初，邹某的一个姓葛的朋友打电话给邹某，告知他可以帮他购买马桶、浴缸等货物，但要求邹某必须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开具汇票，当时常熟国际招商城和常熟男装中心的装修工程正好需要上述货物，邹某即通过贸易公司开具了本案所涉汇票，收款人是姓葛的朋友提供的，汇票开具后，姓葛的朋友并未供货。贸易公司针对邹某的证言陈述称，贸易公司并未承接常熟国际招商城和常熟男装中心的装修工程，只是邹某认识上述工程的承接商，并有机会向工程提供部分材料，邹某要求与贸易公司合作购买一批材料，贸易公司根据邹某的要求以及其提供的开票线索开具了本案所涉商业汇票，之后再用上述工程的工程款来兑付到期的商业汇票，故贸易公司与邹某存在材料买卖和销售关系。贸易公司在开票时与邹某讲清楚，如果工程款未付，贸易公司账面是没有资金兑付的。贸易公司均系直接与邹某联系的，其并不认识邹某所称的姓葛的朋友，该人从未与贸易公司联系过。经质证，经营部、招商城支行均陈述其并不认识邹某，对证人陈述的过程表示不清楚。陈玉清认为，证人的陈述与贸易公司的陈述并非一致，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按照邹某的证言及贸易公司的陈述可以说明邹某与其一个姓葛的朋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由姓葛的朋友向邹某提供马桶、浴缸等货物，因邹某与贸易公司存在材料买卖和销售关系，贸易公司即按照邹某的要求开具了本案所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并通过第三方工程款的支付来承兑上述汇票。故虽然该汇票上载明的出票人为贸易公司，收款人为经营部，形式上看系直接前后手关系，但贸易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经营部与贸易公司存在基础合同关系，根据贸易公司的陈述、邹某的证言及丹阳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应认定经营部系通过流转的方式取得本案所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贸易公司与经营部并非实际上的直接前后手关系，双方并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营部有权对贸易公司行使追索权。对经营部要求贸易公司支付商业汇票金额8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营部要求招商城支行及陈玉清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贸易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经营部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8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为5900元、保全费4620元，合计10520元（经营部已预交），由贸易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贸易公司提交邹某出具的情况说明，邹某称：“一审法院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真实意思是因为我与贸易公司老板是朋友，所以我以贸易公司名义对外采购材料，再以贸易公司的名义销售给常熟找生成男装中心的施工单位，姓葛的朋友只是帮忙联系到经营部，帮我与贸易公司、经营部联络相关事宜，我的理解是贸易公司直接向经营部购买材料，而不是我向葛姓朋友采购材料后卖给贸易公司，再由贸易公司卖给施工单位，更不是我和贸易公司共同承建了常熟招商城男装工程。”贸易公司以此证明邹峰是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向经营部采购洁具等材料，贸易公司与经营部之间是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关系。经营部质证认为，经营部与贸易公司之间不是直接的买卖关系，是其他人通过贸易公司向其开票。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经营部是否有权向贸易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本院认为，经营部有权向贸易公司主张票据权利，贸易公司在票据关系及基础关系上的抗辩均不能成立。从票据关系上看，作为案涉汇票的收款人及持票人，经营部以其持有案涉票据证明其票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第二十条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案涉汇票系由贸易公司作为出票人，直接以经营部作为收款人进行开票，贸易公司的出票行为即表明其应当按照票面记载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经营部。关于经营部是否系合法取得票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举证责任。”根据前述规定可知，只有存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情形时，持票人才对其持票的合法性进行举证。本案中，贸易公司从未抗辩称经营部取得票据存在前述情形，故对贸易公司要求经营部提供陈玉清或者张建刚等委托贸易公司付款的证据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从基础关系上看，贸易公司亦无权以贸易公司与经营部为直接前后手关系并以基础关系进行抗辩。《中华人民共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虽然二审中邹某向本院陈述“我是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向经营部购买材料，而不是我向葛姓朋友采购材料后卖给贸易公司，再由贸易公司卖给施工单位”，但是邹某在二审的陈述明显与邹某与贸易公司向一审法院的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邹某向一审法院陈述“邹某的一个姓葛的朋友打电话给邹某，告知他可以帮他购买马桶、浴缸等货物，但要求邹某必须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开具汇票，汇票开具后，姓葛的朋友并未供货。”贸易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邹某要求与贸易公司合作购买一批材料，贸易公司根据邹某的要求以及其提供的开票线索开具了本案所涉商业汇票，之后再用上述工程的工程款来兑付到期的商业汇票，故贸易公司与邹某存在材料买卖和销售关系。”且根据丹阳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丹阳法院的承办法官曾经电话联系贸易公司，贸易公司称案涉票据系根据其他人的委托向经营部出具。由此可见，不论是从贸易公司提供的证据还是经营部提供的证据，均证明贸易公司与经营部不存在直接的基础关系。退一步讲，即便贸易公司与经营部存在直接的基础关系，贸易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基础关系的性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约定义务且经营部未履行约定义务。故贸易公司以基础关系抗辩经营部票据追索权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贸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贸易公司已预交），由贸易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勇审 判 员  徐 冰审 判 员  沈 君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法官助理  陈迪金书 记 员  吴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