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18448号原告：林艺斌，男，汉族，1986年5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泽飞，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310017132。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乐斐，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蔡东梅，女，汉族，1972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广宇，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910068709。被告：深圳市宏富润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399135。法定代表人：杨松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199910161936。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昭圳，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910092403。第三人：深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红岭中路**会信用代码12440300455747127B。法定代表人：林清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波，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510602792。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文，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010188505。原告林艺斌与被告蔡东梅、深圳市宏富润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富润城公司”）,第三人深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福彩发行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艺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泽飞、卢乐斐，被告蔡东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广宇，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及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二、判令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立即向原告返还转让款550000元，支付利息3483元，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2月27日暂计至2019年4月16日，之后的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退还之日止，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判决期间的债务利息；三、判令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公告费、担保服务费等）。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蔡东梅将“中国福利彩票深圳草铺投注站（投注站编号:83863200)”转让给原告，被告蔡东梅协助原告完成相关转让手续（包括租赁合同转签及在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处备案），转让对价为55万元，双方约定2018年12月1日前的所有经营所得归被告蔡东梅所有，自2018年12月1日及以后的经营所得由原告所有，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蔡东梅支付了转让款55万元整，并开始经营此投注站。在经营过程中，原告由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统一进行日常管理，原告经营收入均转入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公司账户，在被告宏富润城公司扣取部分款项后再将剩余部分转给原告，做为原告的经营收益。但在2019年2月27日，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突然停止了原告的83863200号投注站销售彩票的功能，致使原告无法继续经营，后在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的微信工作群中，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的管理人员称因为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名下“部分销售厅出现严重违规销售行为”导致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名下全部投注站被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取消了销售资格，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决定所有投注站停止运营。在原告的投注站无法正常经营后，经原告与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多次沟通，均无法予以妥善解决。为此，原告联系被告蔡东梅，希望被告蔡东梅退还所收取的转让款，但被告蔡东梅称其将收取的55万元转让款中的38万元实际转账给了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杨佰青，转让款应当由被告宏富润城公司退还。经多次沟通无果后，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蔡东梅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蔡东梅返还所收取的转让款，但被告蔡东梅并未返还。原告认为，因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实际收取了原告的转让款，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实际与原告履行《转让协议书》，现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投注站，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应当返还所收取的转让款，且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应当赔偿由此造成原告损失转让款的损失；并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个人代理销售彩票。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与接受委托的彩票代销者签订彩票代销合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代销合同示范文本分别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的规定，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将案涉投注站协议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代销彩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协议书》当属无效协议，被告蔡东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应当返还因协议取得的转让款。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蔡东梅辩称，一、蔡东梅与林艺斌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理由有如下两点：（一）涉案彩票投注站从始至终均是由宏富润城公司负责代销彩票，蔡东梅与林艺斌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不涉及彩票销售权的委托、转让等相关事宜。宏富润城公司受福彩发行中心委托代销福利彩票，并持有相应《代销证》。在宏富润城公司负责的多家福彩投注站中，均采用了彩票销售与网点经营相分离的模式，即由宏富润城公司委托他人负责彩票投注站日常运营，如：装修、推广、购买配套设施等，再派驻宏富润城公司员工常驻投注站负责代销彩票，派驻的员工代表宏富润城公司，由宏富润城公司管理。从蔡东梅提供的《深圳市参保单位职工社会保险月缴费表》可以明确得知，肖致国与林艺斌均是宏富润城公司员工。宏富润城公司在2018年11月30日之前派驻员工肖致国负责涉案彩票投注站的销售，之后由林艺斌负责销售，从始至终涉案彩票投注站均是由宏富润城公司代销彩票。而蔡东梅在转让涉案彩票投注站经营权之前，租赁了店面，额外购置沙发、座椅、电视机、显示屏等设施，积极对外宣传增加客流量，进行日常经营维护，但并未接受宏富润城公司委托代销彩票。且蔡东梅与林艺斌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不涉及彩票销售权的委托、转让等相关事宜。所以，本案不存在《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所述的情形，《转让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任何禁止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二）《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并非效力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林艺斌引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故《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该规定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从立法目的来看，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侧重点在于禁止违反特定事实行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侧重点则在于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具体到本案而言，彩票销售机构在选择代销者时，注重的是代销者的信用资质和经销能力，与一般委托合同并无不同。据此，涉案强制性规定目的是维护正常的福彩代销秩序，是基于行政管理需要，限制的是彩票代销者，并未涉及彩票投注站经营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亦未涉及公共利益，不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外，如果代销者有转委托的行为，福彩中心可以解除代销合同、注销代销证，民政部门可以对代销者进行罚款处罚，上述制裁方式足以达到该强制性规定的制裁目的，实现立法目的。从法律表达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会明确其行为的效力，如《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的表达：“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会明确违反禁止行为的处罚，如《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表达：“彩票代销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不同的法律表达方式，彰显不同的立法目的。所以，《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林艺斌引用的法律错误。二、在本案中，蔡东梅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及过错，林艺斌向蔡东梅主张相应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彩票投注站无法正常经营的原因，系宏富润城公司部分投注站出现违规销售，被福彩发行中心撤销代销资格所致，林艺斌已在起诉状及提供的证据中自认了该事实。所以蔡东梅并无任何过错及违约行为，与林艺斌的损失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林艺斌针对蔡东梅的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林艺斌完全了解案涉彩票销售厅的实际情况和运营模式，知悉签订《转让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在《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在蔡东梅与林艺斌磋商过程中，蔡东梅对涉案彩票投注站的运营情况如实告知，没有任何隐瞒。涉案彩票投注站经营面积有100余平方米，经蔡东梅重新装修，添置沙发、座椅、电视机、显示屏等设施，该销售厅环境高档，不只为顾客提供购买福利彩票服务，还附带休闲等功能。经过蔡东梅的用心经营，涉案彩票投注站的门庭若市，生意非常好，按其商业价值林艺斌支付的转让费是合理的。同时，林艺斌作为宏富润城公司员工长期从事彩票销售业务，对其经营模式非常了解。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后，林艺斌不仅能够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涉案彩票投注站的经营权，还能以宏富润城公司员工的身份代销彩票，林艺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认为接手涉案彩票投注站有巨大利润可以赚取。《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蔡东梅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审慎、及时地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依约向林艺斌交付了涉案彩票投注站，以及各项附属设施，并与宏富润城公司签订《解除责任管理协议书》并协助林艺斌与宏富润城公司签订《协议书》、《经营责任人承诺书》。自2018年12月1日起，林艺斌完全取得了涉案彩票投注站的实际控制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约定：“自2018年12月1日及以后，一切经营行为及产生的债权、债务或纠纷由乙方（林艺斌）负责”第四条约定：“乙方（林艺斌）接手后，一切因政策、制度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乙方经营受损均与甲方（蔡东梅）无关。”涉案彩票投注站的经营风险自2018年12月1日后已经转移给林艺斌。所以，林艺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对涉案彩票投注站的盈利有巨大期待，那么对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亦应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接受经营过程中或赢或亏的事实，而不是在经营受损后期待将损失转嫁给他人。综上所述，本案不存在违反《彩票管理条例》中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林艺斌引用法律错误，蔡东梅与林艺斌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且蔡东梅没有任何过错和违约行为，涉案彩票投注站的经营风险应由林艺斌自行承担。被告宏富润城公司辩称：一、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对原告和被告蔡东梅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的情况不知情，也没有收到原告或者是其他人支付的这个协议项下的转让款项，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不应当承担返还款项的法律责任。二、原告付款给被告蔡东梅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付款一笔20万元、一笔10万元，2019年1月29日付了25万元，而被告蔡东梅付给杨佰青是在2017年的9月30日、10月3日、10月15日。在本案中原告称其付给被告蔡东梅的钱，被告蔡东梅又付给了杨佰青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两批次款项的支付被告宏富润城公司都是不知情的，都没有参与。三、被告宏富润城公司认为原告起诉称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的规定，原告在诉状中提及的彩票管理条例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不应当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被告宏富润城公司是按照和第三人的协议及有关的规定取得了彩票的经营权，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和协议的规定在运行，在相关的运作之中不存在出借转让和相关的牌照的行为。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和相关的管理人员是通过签订相关的任职目标责任书来确定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目标和相关的职责。如果有社会上的相关人士愿意投入到彩票经营这项业务，那么经过公司的考核认为可以录用，会通过正规的程序来进行录用，办理相关的入职手续，纳入公司的正常规范管理，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不存在像原告和第三人声称的有转借、租借和出租彩票代销证的行为。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述称：一、彩票代销者应持有彩票代销证，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彩票代销证不得转借、出租、出售。林艺斌、蔡东梅、宏富润城公司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个人代理销售彩票……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签订彩票代销合同后，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向彩票代销者发放彩票代销证……彩票代销证是彩票代销者代理销售彩票的合法资格证明，不得转借、出租、出售。蔡东梅并非依法持有彩票代销证的彩票代销者，其与原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违反《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宏富润城公司将涉案83863200号彩票投注站点委托蔡东梅经营亦违反《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二、林艺斌、蔡东梅、宏富润城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林艺斌、蔡东梅、宏富润城公司对于《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福利彩票投注站点不得转让经营、委托经营的法律规定、约定均是清楚的、明知的，却仍然违法转让投注站点，并通过协议安排，分别获取收益。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认为：林艺斌、蔡东梅、宏富润城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严重破坏国家彩票发行制度。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综上所述，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认为：林艺斌、蔡东梅、宏富润城公司的行为均违反《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18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蔡东梅将中国福利彩票深圳草铺投注站（投注站编号:83863200)转让给原告经营，被告蔡东梅协助原告完成相关转让手续（包括租赁合同转签及在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处备案），转让对价为55万元，分三期支付。双方约定2018年12月1日前的所有经营所得归被告蔡东梅所有，自2018年12月1日及以后的经营所得由原告所有，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蔡东梅支付了转让款55万元。二、原告与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委托原告管理经营涉案福利彩票销售厅，销售厅的所有需要配套的设施、推广宣传和销售厅工作人员费用由原告自行负责，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向原告收取每月1万元的物资配送和推广费用，原告可获得每月销售额的7%作为业务费用。同日，原告签署《经营责任人承诺书》，载明被告宏富润城公司聘任原告为涉案彩票销售厅的经营责任人。在经营过程中，原告经营收入均转入被告宏富润城公司账户，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依照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扣除部分款项后再将剩余部分转给原告。三、2019年2月27日，因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名下部分福利彩票销售厅出现违规行为，第三人福彩发行中心对被告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名下已查实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销售厅作出了立即停止销售权限、撤销销售厅处理；对被告宏富润城公司经营的其他销售厅作暂停销售权限、全面整改处理。原告经营的83863200号投注站属于后一种情况，处于停机整改状态，暂时无法销售彩票。四、2019年4月1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蔡东梅发出律师函，主张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协议，要求被告蔡东梅返还所收取的转让款。被告蔡东梅未予返还。五、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为原告交纳社会保险，原告主张其仅是挂靠在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名下交纳社会保险，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并未向其支付工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个人代理销售彩票。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与接受委托的彩票代销者签订彩票代销合同……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尽管被告蔡东梅及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主张不存在委托他人代销彩票的情形，但根据原告与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之约定，原告管理经营涉案福利彩票销售厅，并负责销售厅的所有需要配套的设施、推广宣传和销售厅工作人员费用，且彩票销售额的7%归原告所有，被告宏富润城公司仅向原告收取每月1万元的固定费用。事实上涉案的福利彩票销售厅由原告自主经营管理、自行负担销售厅的经营成本且自负盈亏，可以认为被告宏富润城公司将涉案福利彩票销售厅的经营及彩票的销售委托给原告负责，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本案而言，福利彩票的发行和销售主体，国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必须依法设立，福彩发行、组织机构是民政部设立的中国福利彩票中心，福利彩票的销售机构为各省级福利彩票中心，但对于彩票代销者的资格在《彩票管理条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仅规定由彩票销售机构与代销者签订代销合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中对彩票代销者应具备的条件亦未作出严苛的限制。《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目的是维护正常的福彩代销秩序，体现了对彩票代销者的监管，彩票代销者违反相关规定的，相关部门可依据《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对其进行处罚。该规定主要体现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应当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关于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签订双方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对于原告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蔡东梅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该《转让协议书》并非无效，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彩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艺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3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乾人民陪审员  梁进荣人民陪审员  冯 铭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尹丹荔书记员周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