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再1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书建，男，196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冉，河北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邢增良，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飞，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猛，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邢彬，男，198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飞，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猛，河北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书建与被申请人邢增良，一审原告邢彬及原被告刘书海、李伟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冀0111民初1143号民事裁定，以本案借款涉嫌非法集资刑事犯罪为由，驳回邢增良、邢彬的起诉。邢增良、邢彬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7年4月8日作出（2017）冀01民终2109号民事裁定，撤销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11民初1143号民事裁定，指令该院审理。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一审原告邢增良、邢彬申请撤回对刘书海、李伟根的起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3日作出（2017）冀011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刘书建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冀01民终292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书建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冀民申511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书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冉，被申请人邢增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飞，一审原告邢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邢增良、邢彬诉称，原告邢增良与其儿子邢彬共同生活。2015年7月5日原告邢彬与被告刘书海、李伟根达成借款协议，借款金额200000万元；2015年7月5日原告邢增良与被告刘书海、李伟根达成借款协议，借款金额400000元，借款期限3个月。被告刘书建用自己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房产做抵押担保并在石家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做了他项权利抵押登记。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刘书海、李伟根承担还款责任，要求被告刘书建承担担保责任。后原告撤回了刘书海、李伟根的起诉，要求被告刘书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审被告刘书建在（2016）冀0111民初1143号案件审理中辩称，邢彬与本案无关，我是和邢增良签订的抵押合同，借款期限双方约定的是三个月，他项权证是针对邢增良的借款。原告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换协议时没有通知我。在重审开庭审理中，被告刘书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答辩状。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5日邢彬给付刘书海、李伟根2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当时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利息按月息2%计算，另邢彬与刘书海、李伟根约定将刘书建在石家庄市白佛房产一处抵押给邢彬。2015年7月5日原告邢增良出借给刘书海、李伟根4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当时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期限到后刘书海、李伟根给付了原告利息12000元。2015年10月4日原告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重新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双方约定刘书海、李伟根借用原告邢增良人民币40万元整，“借款”期限延长三个月至2016年1月4日，“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另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约定将刘书建在石家庄市白佛房产一处抵押给原告邢增良。2015年7月3日被告刘书建将自己名下位于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室的房产办理了他项权证（石房他证长字第××号），担保的债权数额为600000元人民币，房屋他项权利人为邢增良。被告刘书建（2016）冀0111民初1143号案件审理中当庭陈述，房产证上显示房产位置为“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室”，现实际改为“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4-1-602室”，房产证上没有作改动。另查明，2017年7月10日，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11刑初字56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李伟根、刘书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现李伟根、刘书海正在服刑期间。李伟根、刘书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包括本案原告的两笔款项。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合，从量变到质变，单个的借款行为仅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故二原告与李伟根、刘书海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李伟根、刘书海具有偿还邢增良借款4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义务，李伟根、刘书海具有偿还邢彬借款2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以建筑物作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他项权证登记的房屋他项权利人为邢增良，故认定原告邢增良就刘书建房产的抵押权自2015年7月3日设立。刘书海、李伟根从原告邢增良处取得款项，被告刘书建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刘书海、李伟根到期未给付原告邢增良款项，则原告邢增良有权利依法提起诉讼，实现抵押权，故对原告邢增良要求被告刘书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邢彬与刘书海、李伟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虽然有抵押条款，但被告刘书建没有签字，借款协议中的抵押条款对刘书建不发生法律效力，刘书建房屋他项权利人没有邢彬，故原告邢彬就刘书建房产的抵押权未设立，故对原告邢彬要求被告刘书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请求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为：一、被告刘书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刘书海、李伟根从原告邢增良处取得的40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利息的计算自2015年10月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息）以位于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室（房产证登记位置）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邢增良对被告刘书建名下的位于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室（房产证登记位置）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二、驳回原告邢彬的诉讼请求。刘书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刘书建的应诉权、答辩权。1、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下简称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一审法院在未采取电话通知等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径直采取邮寄送达方式，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2、刘书建一直在送达地址即石家庄市居住，从未搬离，且133××××****的电话一直处于畅通状态，而且在此期间，刘书建与杨书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冀0111民初994号)也在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期间所有诉讼文书刘书建均能正常接收，不可能存在无法直接送达得情况。二、刘书建并非本案的抵押担保人，无需向邢增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1、邢增良的提交的时间为2015年10月4日的《借款协议书》中明确写明“担保人：李伟根”，并非刘书建，且该协议书上并未有任何刘书建的签名，更不存在刘书建作为担保人的签名。2、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关于写有“刘书建石市白佛”为“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约定将刘书建在石家庄市白佛房产一处抵押给原告邢增良”，证明了该内容并未告知刘书建，是在刘书建不知情的情况，由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的私自约定。根据以上两点，刘书建并非本案的借款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3、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原告邢彬与刘书海、李伟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虽然有抵押条款，但刘书建没有签字，借款协议中的抵押条款对刘书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为何在邢增良提交的2015年10月4日借款协议书中也并未有刘书建签名的情况下，且所谓的抵押内容是在并未征得刘书建同意，原审判决刘书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判决内容明显自相矛盾。三、刘书建与邢增良之间的抵押登记(他项权证石房他证长字第××号)与本案无关，为两个法律关系。1、刘书建与邢增良于2015年7月3日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并办理的他项权证，为刘书建与邢增良之间的其他经济行为，完全与本案无关。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刘书建与邢增良在房管局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并办理他项权证的时间为2015年7月3日，与邢增良提供的《借款协议书》的2015年10月4日相差基远，不可能是刘书建为本案做的抵押担保。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5日邢增良出借给刘书海、李伟根2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外，邢增良根本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认定事实明显存在错误，应以邢增良提供的2015年10月4日如实认定。其次，从房管局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内容来看，刘书建是作为借款人及担保人，借款数额为60万元，刘书建是为了自己的借款向邢增良进行抵押担保。”而本案中，《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人为刘书海，担保人为李伟根，且刘书建并未以担保人签名，借款数额为40万元，从合同当事人及数额来看，二者存在显著差异。2、一审法院认定了“李伟根、刘书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包括本案邢增良、邢彬的两笔款项”，证明与邢增良产生法律关系的仅是李伟根、刘书海，因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邢增良提交的2015年10月4日《借款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且在刑事犯罪中也无任何证据或事实证明该笔款项存在抵押担保行为，再一次证明了刘书建与邢增良于2015年7月3日在房管局办理的抵押担保行为与本案无关，为两个法律体系。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驳回邢增良、邢彬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邢增良、邢彬承担。被上诉人邢增良辩称，一、一审未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根据刘书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送达地址向刘书建送达法律文书，未违反法定程序。二、刘书建就是本案60万元借款的抵押人，应当依法承担抵押担保责任。1、2015年10月4日的《借款协议书》虽然在开头在列协议各方是在担保人一栏填的是李伟根，但是李伟根在落款的乙方即借款人处签名，并没有以担保人身份签名，所以应当以落款签名为准，农村书写借条的不规范存在的瑕疵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2、虽然刘书建未在2015年10月4日的《借款协议书》中签字，但在2016年9月21日一审法院的开庭笔录能够证明刘书建就是为刘书海、李伟根向邢增良借款的抵押担保人：（1）在该笔录第三页第13至16行显示，邢增良宣读完刘书海、李伟根为借款人、邢增良为出借人的起诉书后，刘书建承认和邢增良签订了抵押合同，并说“他们借款是三个月没有通知我，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借款期限”；（2）在该页的第21至30行，在邢增良陈述说刘书建为刘书海、李伟根的6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该60万元出借款属于邢增良与其儿子邢彬的家庭共有财产时，刘书建仅是指出邢彬的那份借款协议其未签字，并说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3）该笔录第四页第8至第14行，邢增良陈述刘书建为刘书海、李伟根提供的担保是60万元抵押房产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邢增良、邢彬的意见为“属实”；（4）该笔录第五页第9行，刘书建的辩论意见为“我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从以上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刘书建认可其提供担保的借款人为刘书海、李伟根、出借人即担保权人为邢增良、担保借款数额为60万元。虽然该笔录没有刘书建的签名，但是法官和书记员在落款签名并写明刘书建拒绝签字，所以该笔录记录的是真实庭审情况。3、从以上笔录可以看出，《借款协议书》中没有刘书建的签字，不影响认定其为刘书海、李伟根的60万借款的抵押担保人的事实。4、邢增良在二审开庭前到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调取了刘书建提供抵押担保的房屋的登记信息和在2015年7月3日邢增良与刘书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载明了刘书建为6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足以证明本案事实。三、刘书建认为2015年7月3日双方在房产交易中心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认为是邢增良与刘书建之间另外的借款担保，但是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已经显示其承认了为刘书海、李伟根的6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所以其该观点不攻自破。四、借款人刘书海、李伟根虽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众多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单个的借款行为，就其本身来说，只涉及民事法律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且本案的借款合同不符《合同法》第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借款合同无效的规定，所以借款合同是有效的，担保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五、虽然邢增良的儿子邢彬与借款人刘书海、李伟根签订了20万的借款合同，但总共60万元的借款属于邢增良与其儿子的家庭共同财产，邢增良人作为父亲对于该共同财产有控制权，是实际的出借人，且在2015年7月3日邢增良与刘书建共同办理抵押登记时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也是只将邢增良列为出借人，借款金额60万元结合上述一审庭审笔录中载明刘书建认可为6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认为邢彬与本案无关，综合起来可以认定邢增良是6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和担保权人，所以，请求贵院依法改判由刘书建向邢增良在60万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邢增良对刘书建名下的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室(不动产权证书号130012094)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邢增良二审提交《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相关证据，拟证明刘书建以华宸怡园1-1-602室为涉案借款抵押担保，刘书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称上述证据系另一借款的抵押登记，且该笔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刘书建二审提交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刘书海的会见笔录，拟证明刘书建没有为涉案借款做过抵押，邢增良认为刘书建与刘书海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据不应采纳；本院认为，作为借款人的刘书海的诉讼地位为本案原审被告，且其与刘书建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免除被告刘书建担保责任的证据使用。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二、刘书建应否承担涉案借款的担保责任？关于原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审卷记载（原审卷第58、59页）一审法院根据刘书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送达地址向刘书建送达了法律文书，且刘书建也签收了传票，有送达回证为证，故原审未违反法定程序；刘书建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书建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刘书建称没有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其提供担保的是另外一笔60万元借款，且该笔60万元借款并未交付。本院认为，首先，刘书建称其为另外一笔6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笔借款未实际交付，但时至本案邢增良起诉之日，刘书建也未对该担保提出异议并申请解除抵押登记，应视为刘书建对2015年7月3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涉借款交付事实的认可，故刘书建主张《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载款项未实际交付，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邢增良称刘书建在《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为涉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当事人也认可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而刘书建于2015年7月3日签署《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随即邢增良儿子邢彬与刘书海等人于2015年7月5日签订20万元本金借款协议，2015年10月4日，邢增良与刘书海、李伟根又签订了40万元的借款协议，上述两份借款协议数额之和为60万元，与2015年7月3日刘书建签署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涉数额相符。同时，原审庭审笔录虽没有刘书建的签名，但法官和书记员在落款处签名备注刘书建拒绝签字，上述内容可知刘书建参加了原审开庭并发表了意见；原审庭审笔录记载，刘书建认可2015年7月3日用华宸怡园1-1-602室房产为邢彬、邢增良的6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综合案情分析，邢增良关于刘书建为涉案借款担保的主张更具盖然性。最后，因本案借款人涉嫌刑事犯罪，邢增良、邢彬向担保人刘书建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之规定，原审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有效并判决刘书建承担涉案借款的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故刘书建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书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二审判决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书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程序违法，严重违反送达程序，致使申请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1.原审判决申请人并未签有任何送达法律文书，根据民诉法八十五条和最高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从未电话通知申请人的情况下径直采取邮寄送达方式，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2.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房产证上显示房产位置为“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1-1-602”，现改为“长安区中山东路666号华宸怡园4-1-602”，房产证中没有改动，从一审卷宗邮寄回执可以看到，仍然使用了老地址“华宸怡园1-1-602”，从未有新地址“4-1-602”的邮寄诉讼情况。二、申请人并非本案的抵押担保人，无需向其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二审判决认为刘书建未对担保提出异议并申请解除抵押登记，应视为对2015年7月3日合同所涉借款的认可是错误的。1.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为2016年7月3日，而被申请人在2016年8月22日就进行了诉讼，申请人一直在案件审理中主张抵押担保合同所涉及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何叫申请人未提出异议，申请人也一直要求被申请人因未交付借款而解除抵押合同，但被申请人一直不予配合。更何况关于申请人是否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二审法院根本未予查明。2.一二审判决都认为刘书建未在邢彬的借款协议中签字，认定协议中的抵押条款对刘书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二审判决却以两份协议数额为60万元，与2015年刘书建签署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所涉数额相符，作出维持的判决。二审判决一方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了邢彬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又以数额对得上，在事实认定中将已经驳回的事实请求再次予以认可，明显错误。3.一二审判决均以申请人与邢彬的借款合同中没有刘书建的签字，驳回了邢彬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但同时被申请人提交的2015年10月4日的借款协议书中写明担保人为李伟根，并非申请人，且该协议书中也没有任何申请人的签字，二审判决却对此予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4.申请人根本就没有在（2016）冀0111民初114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承认2015年7月3日用华宸怡园1-1-602为邢彬、邢增良的60万元提供担保。当时申请人只所以拒绝签字是因为记录与申请人陈述并不一致，要求法院修改时遭拒，二审时申请人也提出要求查看一审的庭审录像，但二审法院未组织对录像进行核对。5.被申请人提交的2015年10月4日《借款协议书》与房管局2015年7月3日《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从时间来看，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10月4日，远远滞后于他项权证登记时间2015年7月3日。从二者的借款内容来看，其中借款协议书的借款人为刘书海，担保人为李伟根，而抵押合同中的借款人、抵押人为刘书建本人；借款协议中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的数额却为60万元；借款期限，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10月4日至2016年1月4日，在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7月3日；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利息为月息2%，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利息为月息1.8%等等内容均不一致。显然二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6.申请人在二审中提交了与借款人刘书海的会见笔录，刘书海明确表示，申请人并未就其与邢增良之间的借款做过抵押。三、本案争议的是申请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但一二审根本未就主合同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生效进行审查，完全违背了审理规则及法律规定。1.一二审法院均未查明被申请人是否向借款人刘书海、李伟根履行了交付借款本金的义务。2.即使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并履行，申请人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首先，因刘书海、李伟根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判刑，其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担保关系也应认定无效。其次，假使认定（2016）冀0111民初1143号庭审笔录为真实的，但根据该笔录中一审法院询问被申请人换契时是否通知刘书建，被申请人承认“我们没有通知”，且庭审查明邢增良的40万元是2015年7月5日借给刘书海、李伟根的，约定3个月还款，即使申请人为其提供了担保，但因借款期限到期后，被申请人与借款人刘书海、李伟根自行换契，该行为并未征得申请人的同意，根据《担保法》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并未就之后所产生的借款关系提供担保。因此即使存在担保责任，申请人的担保责任也仅为2015年7月5日的借款期限为3个月的借款提供过担保，而并未为2015年10月4日的借款提供担保。再次，一二审法院均没有查清刘书海、李伟根刑事犯罪的追赃退赃情况，被申请人的借款损失无法确定。最后，即使本案存在担保责任，本案的借款人刘书海是在欺骗申请人的情况下导致申请人为本案提供担保，本案的借款用于刑事犯罪活动，不是申请人真实意愿。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被申请人邢增良辩称，一、一审没有违反程序，一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送达地址向申请人送达法律文书，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而且在二审时，再审申请人参加了诉讼，但二审法院依然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明案件的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再审申请人只是拿程序问题找借口想法来拖延时间。二、再审申请人是本案60万元借款的抵押人，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2016年9月21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的庭审笔录当中，申请人对为刘书海、李伟根向邢增良借款60万元提供抵押表示认可属实，最后还陈述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虽然没有再审申请人的签字，但是有法官陪审员书记员签字说明了当时再审申请人拒绝签字，所以说笔录依然是有效的，这也反映出再审申请人的一个态度，就是开庭的时候，自己对于事实都承认，最后开完庭签字的时候又反悔了，这就是能反映出双方当事人谁在说实话，谁在一直想办法反悔自己之前作出的承认。再一个就是再审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将房产抵押给邢增良是因为其他的借款关系，再审申请人一直强调是其他的借款关系，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到房管局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这就是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原因。关于刑事案件它是由众多的民事案件组成的，单独的一个民事案件不构成这个犯罪，也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合同无效的规定，所以本案的抵押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关于银行流水当时邢增良起诉刘书海、李伟根还有本案的再审申请人，后来法院认为其中有刑事案件就驳回了邢增良的起诉，后来邢增良上诉，最后撤回了刑事部分中的刘书海、李伟根的起诉，单独起诉本案的再审申请人，当时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已经通知了法院刘书海、李伟根涉及到的刑事犯罪，这就证明了邢增良确实将60万元借给了刘书海和李伟根，否则的话也不会刑事立案。再审申请人说没有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说担保是另外一笔60万元借款，还说该60万元借款没有交付，但再审申请人一直到二审都没有对该担保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解除抵押登记，这个情况就视为再审申请人对本案6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这个事实是默认的，而且邢增良在向申请人提供借款的时候，当时不放心就要求提前到房管局做抵押登记，当时只有邢增良和刘书建两个人去了，按说应当是由借款人也去的，但是借款人没有去，所以当时在房管局填写制式合同时，借款人和担保人都写的是刘书建，但这只是一个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影响再审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而且在2015年7月5日也就是隔了一天，这个时候邢增良才和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当时因为办了抵押了，他们就比较放心，签了借款合同，这样这个事实时间也吻合，而且借款数额也吻合。再审申请人没有相反的证据能说明这个抵押登记是因为别的事办了抵押登记。在2015年10月4日邢增良又和刘书海、李伟根两个借款人换了借款协议，但是最初的借款协议还是2015年7月5日签订的，他们数额和时间都吻合，足以证明刘书建为邢增良办理的房产抵押登记，就是因为其为刘书海和李伟根的借款提供担保。一审原告邢彬的意见同被申请人邢增良的意见。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和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邢增良认可其2015年7月5日借给刘书海、李伟根40万元款项到期后，借款人未能还款，2015年10月4日双方重新打的借条。邢增良认可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协议时未通知刘书建。在邢增良与刘书海2015年10月4日形成的借款协议书中甲方为邢增良，乙方为刘书海，担保人为李伟根，协议书中没有刘书建签字；同日形成的借条中显示借款人为刘书海、李伟根。刘书建2015年7月3日在房管局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信息显示，抵押权人为邢增良，抵押人为刘书建，其制式《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显示借款人和抵押人均为刘书建。本院再审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送达地址向再审申请人邮寄送达传票，且再审申请人也进行了签收，未影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015年7月5日，邢增良出借给刘书海、李伟根4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三个月。2015年10月4日邢增良、李伟根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延长三个月至2016年1月4日，同时约定将再审申请人在石家庄市白佛房产一处抵押给邢增良。上述协议无再审申请人签字。2015年7月3日再审申请人与邢增良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载明的贷款人（即抵押权人）为邢增良，借款人和抵押人皆为再审申请人刘书建。因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与2015年10月4日借款协议载明的借款人等合同内容不一致，且再审申请人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故此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为借款协议的从合同。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再审申请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刘书建的该项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冀01民终2924号民事判决和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1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邢增良、一审原告邢彬要求刘书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9600元，由被申请人邢增良和一审原告邢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宗辉审判员  王彦松审判员  高玉坡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