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5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支应广，男，1945年3月29日生，汉族，济南铁路局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强，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宪茹，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支景城，女，1969年5月27日生，汉族，济南市十六里河中学教师，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支景岩，女，1971年5月17日生，汉族，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支轶，女，1973年9月2日生，汉族，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支景阳，男，1975年11月28日生，汉族，济南市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住济南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梓，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晴晴，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支应广因与被上诉人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10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支应广上诉请求：驳回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起诉，并对(2018)鲁0103民初l003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错误认定予以纠正。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争议的实质是行政机关行使土地登记的行政权力冲突所引起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因此，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法院应当依法驳回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下列诉讼：……：（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就本案来说，首先是历城区人民政府在1985年对支应广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确权登记，具体可见1985年8月25日签发的107891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且未有任何证据或行政机关确认该证已经注销或者无效。其次，济南市人民政府在1996年对支传奎登记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支应广的合法宅基地涵盖在内，但该证以初始登记的方式予以登记，也没有注明说支应广1985年的证件注销或者无效。由此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政府权力机关在先后不同时期行使权力时所作出的不同权利认定，导致了涉案宅基地权利归属出现了不同的权利主体。这是行政机关的权力冲突导致的权属确认结果相矛盾的情形，理应由行政机关继续协调处理，而不应由法院通过司法权予以干预(即使司法监督也应通过行政诉讼方式)；因此，本案应驳回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起诉。二、一审判决认定支传奎1996年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为有效权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一方面认定宅基地确权属于行政权力并且法院不予审查；但是另一方面，法院却在没有向支应广释明要求支应广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1985年权证的有效性，也没有在向登记机关函询1985年和l996年两个权证效力的合法性、有效性的情况下，就直接径行推定1996年权证是有效权证；这使得法院的观点前后相矛盾，其直接推定1996年权证为有效权证，实属司法机关代为行使了行政机关的权力，由此也导致了这种错误的事实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15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房屋实施查封或者进行实体处理前，应当向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该土地、房屋的权属。”同理，在两个权证效力相冲突的情况下，哪一个权证合法有效，应当由行政登记机关来确认，而不能由法院越俎代庖；法院合法的做法，应当就此向行政机关予以函询方为妥当。三、支传奎1996年权证属于无效权证，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作为案件认定依据，那么该1996年权证也应系支传奎以支元荣遗产继承代表人的身份，代表支传奎、支应广、支应兴三家继承人，对支元荣的全部遗产房屋及其整宗土地使用权所申请的初始登记。1、支应广提交了历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1985第107891号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和交纳宅基地使用费的交费收据，以及证人、证言等诸多证据，证明了该块土地上的房屋是支应广从父亲支元荣处继承而来；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也同样是从其太爷爷支元荣处继承而来。支传奎办理1996年土地使用证时，并未征得支应广同意，政府机关也未将支应广的有效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注销，而且，支传奎办理该证的档案资料中没有权利来源凭证，其中更是存在多处涂改、虚假申报、资料不实等情况；因此，由于支传奎申报不实所取得的该权证，应当认定为无效权证。2、从l951年支元荣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可以看出，整宗土地使用权都是支元荣的。那么，1985年三家继承人(支传奎系代表其父亲代位继承)继承房屋分家时，仅是对房屋进行了分家，三家各自对自家房屋及其占用的土地独用，但是整宗宅基地使用权仍然是三家共同共有。因此，退一步讲，在当时支应广、支应兴不方便出面时，支传奎以三家继承人代表人的身份，通过初始登记(而非变更登记方式)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也是合乎情理和我国国情的；尤其是，考虑到三家虽然取得了l985年权证，但是当时三家实际住用房屋情况与1985年权证登记情况并不一致，而由支传奎作为继承人代表出面，把涵盖支应广、支应兴在内的426.2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通过l996年初始登记的方式一并予以确权，是对三家宅基地使用权的合理保护方式，也与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主张的“初始颁证”的观点相吻合。3、虽然支传奎作为继承人代表，通过初始登记取得了42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但是在三家没有对地上房屋和土地使用权进行分割确权的前提下，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本案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因为宅基地不允许单独转让、继承、买卖，也不属于遗产继承的范围。即使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诉讼法院应当予以审理，其诉讼请求也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本案在二审法院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后，一审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判本案，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中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既认定了本案属于土地确权范围，不予处理，而在其后又变相的对并行存在的两个权属证书的一个进行了效力认定，显然属于自相矛盾。一审关于支应广翻建房屋产生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的认定是错误的，其在表述中称系建筑材料与土地的附合，这完全不符合关于附合的民事法律理论。本案争议涉及的是房产与土地的问题，而不是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的附合问题。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起诉。并对(2018)鲁0103民初l003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错误认定予以纠正。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辩称，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土地管理法第13条明确规定的，而涉案宅基地已由支传奎取得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在该证未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之前是合法有效的，其权利受到国家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且在2018鲁01民终7926号案件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支传奎名下的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系有效证件，并且法院也亲自到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市中分局十六里河国土资源局调取了土地登记表、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可以证实该证件是有合法登记来源的。山东省高院也驳回上诉人要求撤销该证件的起诉。所以说本案不存在两个有效证书的问题。2、在宅基地上建造建筑物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基础，同时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是不可分离的，只能为同一人所有，所以在他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并不因此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而应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也就是支传奎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由支传奎取得在宅基地所翻建的房屋所有权并无不当。在支传奎和田风珍去世后，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归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所有也是正确的。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确认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属归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东邻常玉兰，西邻苏玉堂，北至公夹道，南至支传奎房屋）。2、判令支景广立即拆除在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宅基地上所建建筑物，并将宅基地恢复原状。3、判令支景广支付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宅基地使用费至实际拆除之日止的土地使用费约计60000元；4、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均由支景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支应广与支应星、支应祥（支传奎之父）、支应兰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亲支元荣、母亲高其荣去世后在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东十六里河村遗留下一处老宅，分为南中北三个相邻的院落。济南市历城区城建档案馆存档的1985年8月25日签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显示：支应广为该宅基地南院的使用权人，支传奎为该宅基地中院的使用权人，支应星为该宅基地北院的使用权人。1998年，支应广将该宅基地北院的房屋翻建为三层楼房。支传奎对该翻建行为未提出异议，并且给予了帮助。1996年8月，济南市人民政府向支传奎颁发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支传奎系上述南中北三个院落所占用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支传奎于2017年3月5日死亡，支传奎之妻田风珍于2018年5月31日死亡，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为支传奎和田风珍的子女。2017年6月5日，支应广以济南市人民政府为被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为支传奎颁发的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鲁01行初595号行政裁定，以支应广的起诉已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支应广的起诉。支应广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鲁行终195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述裁定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要求确认其对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属于土地确权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支应广所提交的济南市历城区城建档案馆存档的宅基地使用权证颁发时间在前，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提交的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颁发在后，支应广未能证明济南市历城区城建档案馆存档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仍为有效权证，且支应广所提起的撤证的行政诉讼已被裁定驳回，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历城集建（96）字第150375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有效权证。支应广1998年在登记使用权人为支传奎的宅基地上翻建房屋，产生动产（建筑材料）与不动产（土地）的附合，应由不动产权利人取得附合后新财产的所有权，即支传奎取得在该宅基地上所翻建房屋的所有权。但因支传奎在1998年支应广翻建房屋时不仅未提出异议，而且还帮助支应广建房，表明支传奎同意支应广的该翻建行为，此后支应广持续使用所翻建的房屋达19年之久，支传奎在生前一直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支应广主张过土地使用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推断支传奎同意支应广无偿使用该宅基地。现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要求支应广支付土地使用费，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支应广翻建房屋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在双方当事人未就经济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或由司法机关对此作出最终裁决前，如果判决支应广拆除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恢复原状，将会剥夺支应广获得合理补偿的机会，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故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该项诉讼请求，在目前情况下条件尚不具备，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可在条件具备后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40元，由原告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证人毛某某出庭作证，证人毛某某称支应星、支应广是其亲舅舅，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是其亲表哥的孩子。支传奎是其亲表哥，支传奎之父是其亲舅。毛旭东称1998年左右支应星委托吕安居在中院给支应星盖的房子，当时支传奎帮忙建房，给他找的人。支应星盖完房屋后支应广在北院又盖的，也是吕安居给盖的，支传奎没有参与。支应星和支应广盖房都是由他们自己出的资。1998年建房时支应广和支应星是翻建。支景岩和支轶在十六里河村有房子。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与支应星系亲属关系，其自己在当庭也陈述和支应星关系较近一些，对于其证明效力不认可，另外，对于分家一事，其并未亲身参与，对于建房一事其也未参与，均是听说。这种传来证据所知晓的案件情况证明效力是较低的，证人只能就其亲身参与的情况作出说明，对于听说的情况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上述有争议的证人证言，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毛旭东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与一审证人吕安居、王桂云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宅基地不属于个人财产，因此不发生继承问题。宅基地上的房屋属个人财产，可以继承。本案中，争议的土地对应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支传奎、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用地，该土地性质属于宅基地。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土地上的现有房屋系支应广于1998年翻建，支传奎及其妻去世后，该土地上无支传奎及其妻的遗产，因此支景城、支景岩、支轶、支景阳无权要求确认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属归其所有，其关于支应广应立即拆除该宅基地上所建建筑物并将宅基地恢复原状及支付宅基地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0元，由上诉人支应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继英审判员  赵 雯审判员  刘彦亭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