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超，男，汉族，1931年3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建泉，男，汉族，1964年10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系阮超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学平，男，汉族，1965年5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上诉人阮超因与被上诉人阮学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8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阮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阮学平归还位于蛇塘村“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给阮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阮超所持有的《农村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阮超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认为阮超持有的《农村土地使用证》被阮学平的《农业税纳税手册》、《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及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代替是错误的。1.阮学平提供的《农业税纳税手册》、《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不能证明阮超把责任田转让给了阮学平的妻子刘伟兰。该内容记载的经办人是阮伍娣，不是蛇塘村的村长，阮伍娣只不过是蛇塘村负责财粮的村民，原审法院认定阮伍娣是村干部是错误的。《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签订后，阮学平就补办了《农业税纳税手册》。两份证据能互相印证，恰好证明《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是一份办理农业税的过户协议，并非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阮超从承包土地至今都没有向蛇塘村书面申请转让承包地，即使阮学平认为《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是转让协议，但也应经发包方蛇塘村同意方能有效。2.阮伍娣不能代表发包方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1995年，担任蛇塘村村长的是阮周，并非阮伍娣，且阮伍娣的妻子陈秀兰与阮超的妻子是邻居，经常因小事争吵，人际关系不和。若阮伍娣作证，有作虚假陈述之嫌疑。3.关于阮学平提供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问题，原审法院并未查清具体原因。2017年底开始，高明区人民政府开展农村确权工作，对农村土地重新确权领证，确权颁证的原则是没有争议的先确权颁证，然而阮学平与确权颁证单位恶意串通，违反高明区政府的相关规定，给阮学平违规补办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审法院应该知道阮学平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2018年初颁发的，该证是参照旧证的基础上颁发的，并非发包方重新将土地发包而核发的土地承包证。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人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即使蛇塘村将涉案土地重新发包给阮学平，阮超亦可以取回承包地。阮超一家总共五口人，均为蛇塘村农业户口，如果将土地转让出去，将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阮超有权向发包方重新分配承包地，发包方肯定不肯再分配土地给阮超，这样将无田可耕。2.原审法院根据“村集体已经追认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就认定转让关系是错误的，流转包括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而追认权是一种形成权，是指法定代理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代理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加以承认的行为。本案中，阮超从未与村集体签订过转让合同，何来追认？也就是说阮超的责任田并未转让。阮超将涉案土地交由阮学平耕种符合农村代耕关系的要件，是一种代耕关系。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为转让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应追加蛇塘村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清阮超是否有向蛇塘村集体书面申请转让承包地以及查清阮伍娣在村是否是村干部，也可以查清蛇塘村为何向阮学平颁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阮超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阮学平归还位于蛇塘村“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给阮超；2.案件受理费由阮学平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原高明县蛇塘乡人民政府向阮超家庭颁发《农村土地使用证》，阮超家庭承包经营包含诉争“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在内的土地9.21亩。1995年12月31日，阮超与阮学平之配偶刘伟兰签订《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1份，阮超将诉争“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交由阮学平家庭耕作并由阮学平家庭负担相关农业税等。2018年，阮学平家庭取得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明府农地承包权〔2018〕第4406081082170500331号），阮学平家庭取得包括“蛇尾”（土名）0.75亩及1.06亩两片及“石头塘”（土名）0.6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庭审释明，阮超及阮学平均确认该三片土地即为诉争的两片土地，面积差异是由于测绘方式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阮超家庭取得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明府农地承包权〔2018〕第4406081082170501121号），阮超家庭取得包括“石井”（土名）、“坑底”（土名）、“高岭头”（土名）（两片）、“光咀”（土名）、“湾苟”（土名）等六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比此证与前述1984年颁发给阮超家庭的《农村土地使用证》，“石头塘”（土名）、“山坳”（土名）的两片土地已不在阮超家庭的承包范围内。阮伍娣（曾用名“阮五娣”）为原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良村村民委员会及蛇塘村村干部，负责财粮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阮超是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考量阮学平是否需要返还涉案的“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给阮超的基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结合2018年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颁发给阮超、阮学平家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阮超配偶、阮学平之间签订的《阮学平接耕阮超责任田过户数》，阮超、阮学平所属的村集体已经追认阮超、阮学平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亦即，涉案的“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流转至阮学平家庭名下。因此，在阮超不再享有涉案“山坳”（土名）1.72亩、“石头塘”（土名）0.6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对阮超诉请阮学平返还土地的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阮超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0元（阮超已预交），由阮超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阮学平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阮超诉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登记一案作出（2019）粤06行初1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阮超的起诉,该裁定于2019年8月9日生效。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上诉人阮超与被上诉人阮学平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应否追加蛇塘村为第三人；2.阮超是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关于应否追加蛇塘村为第三人的问题。阮超上诉主张应追加蛇塘村为第三人，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经核查，原审法院已向蛇塘村询问调查相关事实，但蛇塘村（现为蛇塘经济社）社长明确表示不同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蛇塘村陈述并不了解当时案件事实，对本案没有实质影响，故原审法院不予追加并无不当，阮超上诉要求追加第三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阮超是否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阮超上诉主张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阮学平应向其返还涉案土地。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以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定当事人是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主要依据是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经营权证。经核查，蛇塘村于2017年12月28日与阮学平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蛇塘村将涉案地块收回并发包给阮学平，后高明区政府向阮学平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该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阮学平享有涉案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阮超以其与阮学平之间并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仅存在代耕关系以及阮学平与确权颁证单位恶意串通为由，主张阮学平应将涉案土地归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阮超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阮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阮超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阮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笑尘审判员  潘伟丹审判员  黄玉凤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黄宗宗书记员周英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