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8603行初9号原告杜德时，男，198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水县。委托代理人吴敬林，湖南五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德才，广东龙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人民路**。法定代表人滕建伟，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平，男，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警察。委托代理人潘凯，男，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警察。原告杜德时诉被告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新晃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强制违法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5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吴敬林、杜德才、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潘凯、杨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新晃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26日，以原告杜德时涉嫌散布他人隐私，对原告杜德时作出强制传唤的行政行为。原告杜德时诉称，2017年下半年，原告与新晃县已婚女士梁某建立婚外情关系。因梁某提出分手而原告不同意，2019年1月24日凌晨，原告在新晃县城“金橘佳苑”小区和扶罗镇科赖村张贴A4纸打印的“大字报”，公开梁某的婚外情行为。2019年1月25日晚，梁某多次拨打原告电话，原告都不敢接。梁某微信告知原告和老公吵架了，并叫原告去接，但没有说在哪里接，后来就没有联系了。直到2019年1月26日13时23分，梁某发位置给原告后，原告才知道梁某在龙缘大酒店开房，当天下午快到5点钟时，原告到达宾馆房间。原告进房不到五分钟，就有人突然开门进来，当时原告背对房门，身体蹲在两张床之间面对梁某说话，来者是谁都没看清，也听不到来者介绍身份，冲过来就命令原告趴在床上，随即原告右手就被铐上手铐，紧接着又准备给原告左手上手铐。此时，原告觉得来者不像警察执法，就连问来者是不是公安，来者不仅不告知，反而大声呵斥“不要动”，并继续强行给原告铐上手铐。对这突然发生的事，原告判断是梁某设圈套喊“黑社会”进行报复，于是就拒绝被继续上手铐，紧接着来者使用手枪也被原告推开，并拼命扑往门口呼喊服务员报警救命，但因力量悬殊，最终被来者戴上手铐制服在宾馆门口走廊上。此时，来者向原告出示证件，原告才确认来者系警察。之后，原告被强制传唤到公安机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强制传唤属于办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认为，被告强制传唤原告违反法定程序：（1）违反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表明执法身份的规定；（2）实施前未依法向被告负责人报告并经过批准；（3）事先未出示人民警察工作证件进行口头传唤；（4）事先也未使用传唤证传唤；（5）未履行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原告的义务；（6）未听取原告的申诉和申辩；（7）强制传唤缺乏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条件；（8）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全程录音录像；（9）未制作现场笔录。综上所述，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传唤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杜德时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明》，拟证明新晃县公安局的法人资格；2.《户口薄》，拟证明原告身份信息；3.《接报案登记表》，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26日上午10时接到梁春花的报案，认为其属于被告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并建议调查处理的事实；4.何哲宇的出警经过，拟证明报警当日中午时间何警官到梁春花开的宾馆房间内玩了两个小时，报警是何哲宇事先安排的事实；5.杜、梁两人的微信记录，拟证明梁春花在何哲宇进入宾馆后，通过微信诱骗原告到龙缘宾馆405房的事实；6.梁春花的微信记录，拟证明对抓捕原告系梁氏兄妹与何警官事先商定的事实；7.梁春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报警做完笔录，中午12:40以后，派出所已经联系原告，当天下午5点原告在宾馆房间没有对梁春花有任何言行威胁，被告的出警没有任何理由，何警官以原告坏梁春花名声为由，要求原告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并要求接受控制，叫他趴在床上使用手铐的事实；8.甘秀民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上完手铐后，何警官出示警官证，原告被强制带离现场的事实。被告新晃县公安局辩称，2019年1月26日10时许，新晃县中寨镇比足村人梁春花到新晃县公安局晃州派出所报警称：其前男友杜德时（妻子唐美华，尚未离婚）到新晃县李树乡以及新晃县金桔佳苑小区内张贴侮辱其人格的大字报，请求民警处理。接警民警瞿良雨立即受理进行登记，并由副所长何哲宇、民警张进荣两人对梁春花制作了报案笔录。梁春花称其多次遭到杜德时人身威胁，担心杜德时会采取过激的手段伤害梁春花及其家人，并将杜德时威胁梁春花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动提供给民警查看，民警发现梁春花与杜德时的聊天记录中，杜德时有张贴大字报、威胁梁春花的信息。梁春花的堂哥梁元坤来到派出所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想自己喊人把杜德时找出来解决此事，副所长何哲宇、民警张进荣立即否决梁元坤的想法，不要私下见面防止矛盾升级，梁春花表示等杜德时到新晃后再联系。同日13时许，梁春花、梁元坤来到新晃县龙缘宾馆梁春花续开的405房间。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接到梁元坤电话报警称，杜德时已经来到龙缘宾馆405房间，并限制梁春花使用手机，请求民警处理。因情况紧急，派出所副所长何哲宇（穿警服）带领一名值班辅警（穿警服）出警，期间，梁元坤又电话报警称，杜德时已准备将梁春花带走，请民警快速处置。民警赶到龙缘宾馆后，副所长何哲宇借来宾馆总房卡，打开405房间与辅警甘秀民迅速冲进房间，发现梁春花坐在靠窗的床边哭泣，杜德时站在两张床的中间，为防止杜德时做出过激行为，避免梁春花遭受人身伤害，副所长何哲宇口头命令杜德时趴在床上，但杜德时不听从命令，副所长何哲宇立即将杜德时徒手制服并准备上铐约束，但遭到杜德时的强烈反抗，同时以质疑民警身份为由抢夺副所长何哲宇配枪，副所长何哲宇大声质问：“抢枪是吧”，杜德时不但不松手，继续抓住副所长何哲宇的枪支，并冲撞副所长何哲宇和辅警甘秀民，试图逃出宾馆房间，副所长何哲宇紧紧抓住手枪以控制手枪不被夺走，从房间里面一直到室外。此时，宾馆的两名男性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民警表明身份后，在两名男性工作人员协助下，使用手铐将杜德时约束住，约束后，副所长何哲宇向杜德时出示了人民警察证，此时，杜德时仍在反抗，增援民警赶到后，将杜德时强制传唤到公安机关。（一）违反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表明执法身份规定的答辩：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接报案等工作，可以由一名人民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进行。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接到梁元坤电话报警：杜德时已经来到新晃县龙缘宾馆405房间，并限制梁春花使用手机，请求民警处理。副所长何哲宇接到报警后，着警服，驾驶制式警车，带领一名值班辅警出警，符合程序规定。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二章第二条规定，处警人民警察身穿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已经表明了警察身份，在紧急情况下（受害人处于哭泣状态，嫌疑人站在旁边）来不及出示警官证，可以在处置过程中出示，民警在控制住嫌疑人后，出示了警官证，符合执法要求。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接到报警后，带领一名值班辅警出警，属于依法履行职务行为，不属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的情形。（二）实施前未依法向被告负责人报告经批准的答辩：1、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通[2010]9号）第九条，公安民警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根据现场警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涉及人数、当事人身份及警情敏感性等综合因素，快速判断，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通[2010]9号）第十一条，公安民警采取处置措施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后，对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违法犯罪行为人，可以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将其约束，并及时收缴其所持有凶器。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带领一名值班辅警出警到新晃县龙缘宾馆后，根据梁春花笔录、杜德时威胁梁春花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梁元坤报警的危险性描述，以避免梁春花遭受人身伤害，综合快速判定杜德时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采用徒手控制并使用手铐对其进行约束，符合程序规定。原告诉称，实施前未依法向被告负责人报告经批准。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通[2010]9号）规定，使用手铐对现场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进行约束，无需向办案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的规定，且何哲宇本人就是派出所的负责人之一，可以根据职责对警情的状况视情况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三）事先未出示人民警察工作证件进行口头传唤的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依法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辅警甘秀明两人，着制式警服，驾驶制式警车，出警到新晃县龙缘宾馆405房间，在紧急情况下，民警对其进行徒手控制并采用警械（手铐）约束时，遭到杜德时的激烈反抗，此时已经证实民警的现场处置，对杜德时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在制服过程中，清晰听到民警何哲宇表明身份的语音，在制服杜德时后，立即出示人民警察证进行口头传唤。（四）事先未使用传唤证传唤的答辩：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2019年1月26日17时许，副所长何哲宇、辅警甘秀明两人出警，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杜德时，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口头传唤与书面传唤属于两种并列的传唤形式，使用口头传唤并不以事先使用传唤证传唤为前提。原告诉称事先未使用传唤证传唤，而进行口头传唤，无法可依。（五）未履行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原告义务的答辩：2019年1月26日17时许，民警何哲宇、辅警甘秀明将杜德时使用手铐约束后，视频资料4分30秒至35秒期间，民警何哲宇当场出示警官证，将传唤原因和依据，即涉嫌散布他人隐私、涉嫌妨害公务的行为当场告知了杜德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六）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的答辩：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法律并未规定在传唤时要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且被告在传唤原告到派出所进行询问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七）强制传唤缺乏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条件的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2019年1月26日17时许，民警何哲宇、辅警甘秀明两人根据现场警情综合判断，在紧急情况下，对杜德时进行徒手控制、采用手铐约束，是为了避免受害人在杜德时被传唤时受到其人身伤害。在控制时，由于遭到杜德时激烈反抗，并有涉嫌抢夺军警枪支的行为，口头传唤显然不能正常进行，民警将杜德时控制后，出示警官证，对杜德时采取强制传唤，符合程序规定。（八）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全程录音录像的答辩：视频资料，已证实被告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九）未制作现场笔录的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无制作传唤现场笔录的程序规定。综上所述，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出警民警的出警过程依法、依规，采用强制措施幅度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接报案登记表》，拟证明2019年1月26日10时许梁春花到晃州镇派出所报警并出示原告散布其隐私的大字报照片的事实；2.梁春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民警根据梁春花的报警内容制作了询问笔录，以及原告身份信息、大字报内容侮辱其人格的事实；3.大字报，拟证明原告杜德时张贴大字报散布梁春花个人隐私的事实；4.杜德时与梁春花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原告骚扰威胁梁春花的事实；5.何哲宇职务任免决定与警官证，拟证明其于2017年10月10日担任晃州镇派出所副所长；6.杜德时第一次讯问笔录，拟证明原告明知是民警对其进行约束，但未依法配合民警执行警务，并抢夺民警枪支，企图逃离民警控制，民警根据现场情况对杜德时采取强制传唤符合法律规定；7.现场复核笔录、复核中心平面示意图、复核现场照片，拟证明新晃县公安局对“杜德时抢夺军警枪支案”进行现场复核的事实；8.拘留、逮捕文书及新晃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被以抢夺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民警有不当的执法行为，但还是符合法律的规定；9.视频资料，拟证明事发现场的具体情况；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依据：1.《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原告杜德时对被告新晃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梁春花报案要求补偿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不是警察依行政职权可以处理的事项，不属于被告的受理范围。此外，被告于2019年1月26日对发生在后的涉枪案立案，而对发生在前的散布隐私案2019年1月29日才进行了接报案登记。接报案登记表登记的报案时间是10点，恰好证明何哲宇1月26日17点的行为不是接报案行为，而是调查行为。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中何哲宇职务任免决定的签发时间有异议，对何哲宇的警察证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记录的内容与视频证据不一致；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刑事判决书未生效。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对原告杜德时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至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处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至证据5、证据9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新晃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该报案登记表的登记时间与报案时间不一致，不影响其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明效果，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6，原告质证意见混淆了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区别，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7、证据8，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至证据8，被告仅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6日10时许，新晃县中寨镇比足村人梁春花到新晃县公安局晃州派出所报警称，其前男友杜德时到新晃县李树乡以及新晃县金桔佳苑小区内张贴侮辱其人格的大字报，请求民警处理。当日17时许，该所民警何哲宇接到梁春花堂哥梁元坤电话报警，称原告杜德时已到梁春花所在的龙缘宾馆405房间，并限制梁春花使用手机，请求民警处理。随后，民警何哲宇、辅警甘秀明着制式警服，驾驶制式警车，出警到新晃县龙缘宾馆405房间。民警何哲宇借来宾馆总房卡刷开了405房间的房门，随即上前将在房间的原告杜德时反手压制在床上，先将其左手拷上手铐，在准备铐其右手时，原告突然开始激烈反抗，并与民警何哲宇发生肢体冲突。在宾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民警何哲宇将原告制服，随后与前来支援的民警，将原告带至晃州派出所。本院认为，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及保护公共财产，是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对公民的报警案件，人民警察有权及时查处。本案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在接到公民的报警后有及时派员处警的职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况紧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依法向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当场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返回单位后立即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公安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遇到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二）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的；……。”本案中，民警何哲宇带辅警甘秀民进入该酒店房间后，未发现原告存在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情况，在原告多次询问其身份的情况下，未表明执法身份，未说明任何事由，也未告知原告要对其实施强制传唤，直接对原告使用手铐，其行为不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26日对原告杜德时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本案已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钟小汉审判员  蒋 斌审判员  向 春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杨燕书记员何灵附：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