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71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三红，男，汉族，1968年2月23日出生，住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市华昌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华昌大厦****。法定代表人：张洪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旸，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宪全，湖北商之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三红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华昌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三红，被上诉人华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旸、曾宪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三红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昌公司承担。上诉期间，朱三红提交一份《补充上诉请求》，要求判令华昌公司为其补交自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二审审理中，朱三红明确其第一项上诉请求中主张“改判”的具体内容为，判决驳回华昌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华昌公司单方解除与朱三红的经营关系是掠夺朱三红合法资产的行为。涉案车辆经法院判令属朱三红的个人财产，华昌公司非法抢走该财产，造成车辆停运，应赔偿自2017年12月26日至今为止的停运损失。二、华昌公司要求朱三红支付规费利息、滞纳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华昌公司暂停缴纳规费是其违约，并违规收费行为造成。其收取的费用中包含一项会费，可佐证朱三红为华昌公司的员工，且其强行收取合同之外的费用，属违约违法行为。四、因华昌公司违约在先，其无权收取滞纳金。依双方间合同的约定，朱三红可拒付华昌公司收取合同之外或没有出具财务签章收据的费用，故一审判决朱三红支付滞纳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若华昌公司不能提供收费明细及代收代缴费用的原始凭证，则其不能向朱三红收费，从而表明一审认定朱三红拖欠营运费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华昌公司截留国家下发的气改油专项款，扣留刹车门事件中从2009年至2012年车辆商务折让金及个人所得税差额部分的返还款，说明华昌公司严重违约且不诚信。六、因双方签署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后，华昌公司应依法依约及按国家政策的规定，与朱三红签订劳动合同，补交养老保险等费用。华昌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朱三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一、依双方间的经营合同，朱三红承包的车辆并不是其出资购买的。二、华昌公司有权依合同约定主张运输规费和滞纳金。三、华昌公司与朱三红依经营合同的签署成立承包关系，朱三红认为双方间系劳动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华昌公司诉求的承包费是2015年期间的承包费，朱三红上诉主张的是2009年至2012年的相关费用，该部分费用与华昌公司的诉求无关，且因朱三红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项及补交养老保险等费用的反诉请求，华昌公司不同意二审一并审理。华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三红清偿车辆承包营运费25028元，逾期滞纳金8485元（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按日3‰计算），两项共计3351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三红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9日，华昌公司与朱三红签订了《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约定：华昌公司将鄂Ａ×××**号出租汽车交朱三红承包经营，朱三红在每月的1日期间内，向华昌公司按约定支付车辆承包营运费4091元，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9月9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等。合同签订后，华昌公司按约定将上述出租汽车交与朱三红承包经营，朱三红也按约定支付车辆承包运营费。但从2017年6月开始，朱三红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车辆承包营运费。2017年12月26日，华昌公司收回鄂Ａ×××**号出租汽车。但朱三红仍拖欠2017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的车辆承包营运费，故诉至法院。朱三红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华昌公司向朱三红赔偿从2017年12月26日抢走车辆至今的停运损失和造成朱三红及家人生活困难的补偿，暂定2万元，实际金额以实际截止日止，按每天300元计算。2、判令华昌公司向朱三红出示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发票及退还应缴税费之外税费差额部分。3、判令华昌公司与朱三红签订新一轮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B类）及劳动合同。4、本案诉讼费由华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华昌公司单方解除其间经营关系，是掠夺朱三红合法资产的行为。朱三红于2003年10月全额出资12.5万元向华昌公司购买了一台（买断经营）出租车进入客运出租车行业，2004年3月换车与华昌公司实行承包合作经营。华昌公司不执行政府文件，利用不签订劳动合同，签订虚假承包合同，多收、少买车辆保险费，税费等不退，收费不开票据等手段迫使朱三红行使抗辩权而暂停交纳承包费。根据双方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朱三红享有优先续约权。华昌公司不按约定与朱三红签订新一轮承包合同，属于违约。二、华昌公司要求朱三红支付承包费、利息、滞纳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三红是因华昌公司违规收费才于2017年6月暂停向其交纳承包费的，而在朱三红欠费期间，华昌公司并未解决违规收费问题。华昌公司在发现朱三红逾期30天未交纳承包费时没有采取措施预防损失的扩大，就其损失无权向朱三红追偿，故华昌公司要求朱三红支付欠费30天后的承包费、违约金、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三、朱三红暂时停止向华昌公司交纳承包费，是华昌公司违规收费造成的。华昌公司每年多收了朱三红2800元保险费，每月向朱三红收取489.6元税费，朱三红在2004年至2018年期间向华昌公司交纳了社会保险费，其中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是个人流动窗口买不到的，给朱三红造成了巨大损失。四、华昌公司提供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自签订之日朱三红就没有要到原件。《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是华昌公司单方附加的，虽然有朱三红的签字，但是字体不符、指印模糊，朱三红对真实性不认可。五、华昌公司与朱三红之间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属于企业内部承包合同，该合同不能简单地通过民事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是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合同，解除合同需要获得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六、华昌公司与朱三红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非经济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9日，华昌公司与朱三红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约定：朱三红承包经营华昌公司提供的东风雪铁龙牌白兰色出租车，车牌号为鄂Ａ×××**，发动机号为5663617，车架号为LDC703L25D1577535；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每月承包费5288元，承包费项目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折旧；车辆保险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车费发票、耗材、座套及清洗费；企业收益。朱三红应在每月1日期间一次性交清月承包费。华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办理车辆保险的投保和续保手续，包括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责任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和全车盗抢险。朱三红逾期30天未交纳月承包费的，华昌公司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朱三红不按约定向华昌公司交纳月承包费的，从交费截止之日起，每逾期一天，朱三红按拖欠费用总额的3‰向华昌公司支付滞纳金。同日，华昌公司与朱三红就上述经营合同签订了《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在签订上述经营合同及《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之后，朱三红每月按时向华昌公司交纳承包费。承包费因国家政策变化逐步调减。2016年10月、2016年11月、2017年3月，朱三红均是按照每月4091元标准向华昌公司交纳的承包费。至2017年7月，承包费标准仍为每月4091元；2017年8月开始，承包费又调减为每月3731元。2017年6月朱三红开始欠缴承包费，2017年6月产生的欠费为2282元。2017年8月28日朱三红向华昌公司交纳了承包费2900元，华昌公司员工李小伟出具了收条。2017年11月30日朱三红向华昌公司交纳了承包费3000元，华昌公司员工邱远洋出具了收条。2017年12月26日，华昌公司将鄂Ａ×××**号车辆从朱三红处收回，2018年10月19日华昌公司向朱三红邮寄《告知书》，载明：华昌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6日解除合同并收回鄂Ａ×××**车辆；朱三红需向华昌公司支付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间拖欠的承包费25028元，并支付滞纳金8485元，两项合计33513元。请朱三红在收到《告知书》的三日内到华昌公司办理相关合同解除的清算等事宜。一审另查明，2015年3月31日，朱三红向华昌公司的第五分公司交纳了“2015年会费”120元，华昌公司的第五分公司出具了收据。一审还查明，关于朱三红反诉请求中要求华昌公司退还应缴税费之外税费差额部分的反诉请求，在朱三红提交的反诉状中未对该项反诉请求的具体金额予以明确。在本案庭审中，经释明其反诉请求应当具体明确之后，朱三红仍未对该项反诉请求的具体金额予以明确。庭审中，经征询当事人意见，华昌公司同意将滞纳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从2017年6月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26日止。一审法院认为：华昌公司与朱三红2015年9月9日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系华昌公司与朱三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第十条第（一）项的约定，朱三红逾期30天未交纳月承包费的，华昌公司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朱三红自2017年6月开始发生欠费，虽然其又在2017年8月28日、2017年11月30日补交了部分承包费，但至2017年12月26日华昌公司收回涉案车辆时，其剩余的累计欠费仍超过了30天的承包费金额，故华昌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华昌公司在2017年12月26日收回涉案车辆，是以该行为方式向朱三红发出了解除双方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双方间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单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于2017年12月26日已解除。关于华昌公司要求朱三红支付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的承包费，双方合同约定的承包费为5288元，按照国家政策调减后，华昌公司实际收取的承包费标准在2017年7月之前已经调减至每月4091元，2017年8月承包费又调减至每月4037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另外，关于2015年3月31日朱三红向华昌公司的第五分公司交纳的“2015年会费”120元不在双方争议承包费交纳期间内，与本案的争议无关联性。2017年6月朱三红尚余的欠费为2282元。华昌公司主张朱三红在2017年8月28日交纳的2900元和2017年11月30日交纳的3000元的金额实际已从2017年6月之前发生的承包费中予以抵扣，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华昌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并将上述两笔费用从交费当月的总额3731元中予以扣除之后，2017年8月欠费为831元（3731元-2900元），2017年11月欠费731元（3731元-3000元）。对于2017年12月的承包费，由于涉案车辆在2017年12月26日已被收回，故对于当月的承包费按照25日朱三红实际使用日期折算为3009元（3731元÷31天×25天）。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朱三红累计拖欠的承包费为18406元（2282元+4091元/月×1个月+831元+3731元/月×2个月+731元+3009元），对华昌公司超过部分的承包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华昌公司要求朱三红支付滞纳金的主张，《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第十二条第（三）项约定“乙方（朱三红）不按约定向甲方（华昌公司）交纳月承包费的，从交费截止之日起，每逾期一天，乙方按拖欠费用总额的3‰向甲方交付滞纳金”。上述合同约定滞纳金计算标准过高，酌定调减至按年利率24%计算截止到2017年12月26日的滞纳金。依《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第四条第（三）项中约定的月承包费交纳日期（每月1日）对滞纳金重新核算后，截至2017年12月26日，朱三红应支付滞纳金1442.69元（详见附表），对于华昌公司超过部分的滞纳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朱三红要求华昌公司赔偿从2017年12月26日之后的停运损失和造成朱三红及家人生活困难的损失补偿的反诉请求，朱三红自2017年6月开始出现欠费，至2017年12月26日仍未补齐欠费，在此情形下华昌公司收回车辆，双方的经营合同关系已自2017年12月26日解除，此后华昌公司没有义务继续提供车辆给朱三红营运，故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朱三红要求华昌公司向其出示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发票的反诉请求，华昌公司是纳税主体，其是否依法开具发票应由税务部门管理，对于该项反诉请求不予以支持。关于朱三红要求华昌公司退还应缴税费之外税费差额部分的反诉请求，其诉讼请求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经本院当庭释明后，朱三红仍无法明确该项反诉请求的金额，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处理。关于朱三红要求与华昌公司签订新一轮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B类）及劳动合同的反诉请求，是否签订新一轮合同应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自主协商后决定，故对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朱三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昌公司支付截止到2017年12月26日差欠的承包费18406元。二、朱三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昌公司支付截止到2017年12月26日的逾期付款滞纳金1442.69元。三、驳回华昌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朱三红全部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638元，由华昌公司承担260元，由朱三红承担378元。反诉受理费150元由朱三红承担。二审审理期间，朱三红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380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鄂01民终2501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申3284号《民事裁定书》。经质证，华昌公司对三份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朱三红因与华昌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380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鄂01民终2501号民事判决，载明：朱三红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工作，与华昌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华昌公司将一辆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出租汽车承包给朱三红，承包费中包含税费、有偿出让金、车辆折旧、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等费用。2017年6月6日，朱三红向武汉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朱三红的仲裁请求。朱三红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据此，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认为：朱三红驾驶出租车不需要接受华昌公司的考勤管理，工作时间可以自由安排，纵然华昌公司通过使用计价器等手段对朱三红进行一定约束，但始终约束力有限。双方从事交通客运服务，必然受到交通客运管理部门的约束，安全培训、违章处罚由此而来。实际上，出租车公司是出让了出租车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由司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出租车公司收取了一定的管理费用，但这是出租车公司对挂靠车辆进行管理的费用，而并非营运产生的收益。司机的收入根本上由经营状况决定的，而非由出租车公司发放。且双方已经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对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签订合同的时候并未见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遂判决驳回朱三红的诉讼请求。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后，另查明：华昌公司与朱三红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6月30日《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并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朱三红与华昌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由朱三红承包华昌公司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营运活动。朱三红每月承担固定的承包费用，并享有经营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华昌公司则承担提供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车辆的义务，享有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承包费的权利。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没有约定具体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及相应的福利待遇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朱三红实际驾驶车辆进行营运活动，不受华昌公司的管理、指挥和监督，工作时间、场所由其自行支配，朱三红享有对实际营运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和交纳月营运收入定额后的收益权，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其劳动所得除交纳承包费外归朱三红个人所有，自负盈亏，不存在朱三红提供劳动，华昌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对价关系。虽然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约定承包费包含社保费用，但这只是华昌公司的社保代缴行为，并不能以此单独作为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朱三红主张与华昌公司在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存在一定从属性，该从属性是由出租车行业特点所决定，与劳动关系中的人身、财产、组织隶属性并不相同，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虽然为推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倡导出租车行业承包经营模式向劳动用工模式改革，但实践中也存在出租车企业和驾驶员未建立劳动关系，且近年来国家政策法规亦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法律法规，故朱三红主张其与华昌公司自2006年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补签劳动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三红不服本院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以（2018）鄂民申3284号民事裁定，载明：一、朱三红与华昌公司间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朱三红与华昌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就承包客运出租汽车营运事宜达成协议，即由朱三红承包华昌公司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营运活动，朱三红每月承担固定的承包费用，并享有经营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华昌公司承担提供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车辆的义务，享有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承包费的权利。从上述经营合同的表现形式及具体内容上看，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至于《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合同》，系华昌公司与武汉客运出租有限汽车管理处之间关于经营权出让的约定，该合同虽经过武汉市公证处公证，但不属于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朱三红并非该经营权出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不能达到朱三红主张的其与华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明。二、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劳动者是否提供劳动，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力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亦即是否具备劳动关系从属性，包括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三方面。具体本案而言：1、人格从属性方面。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通过应聘而向用人单位交付劳动力不同，朱三红系通过出资从华昌公司取得出租车经营权，进而从事相关行业，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交付问题。2、经济从属性方面。朱三红在经济上不依赖华昌公司，其劳动所得系自身运营所得，即扣除承包费后归个人所有，自给自足，因而不存在朱三红提供劳动、华昌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对价关系。3、组织从属性方面。朱三红驾驶车辆独立进行营运活动，不存在与其他司机的分工合作。华昌公司对驾驶员和营运车辆进行必要管理，并非基于隶属关系的劳动管理目的，而是基于出租车行业向社会公众提供出行服务的公益属性以及安全运营的行业管理需要；朱三红的工作地点亦可根据营运需要自行支配，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不受作息时间的限制。可见，朱三红与华昌公司并不具备劳动法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朱三红关于其与华昌公司自2003年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据此裁定：驳回朱三红的再审申请。本院另查明，2015年9月9日《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还约定，华昌公司拥有客运出租车经营权的使用权和车辆产权，朱三红依本合同约定从事客运出租车营运，享有扣除营运成本和交纳承包费后的收益权，并可拒付华昌公司收取本合同约定以外或华昌公司未能出具财务签章收据的费用。本合同终止之日起一天内，双方根据车辆验收标准办理车辆交接手续，朱三红交回营运证照、车辆及附属设备等。二审审理中，朱三红表示其签署2015年9月9日《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时，该合同中“每月承包费5288元”处原是空白的，且其没有购置营运车辆的相关凭证。本院认为，所有权是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作为物权中最重要且最完备的一项权利，其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三个特征，并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项权利内容。本案中，依案涉《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之约定，朱三红以缴纳固定承包费用的方式，取得对华昌公司客运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并按行业管理规范和华昌公司的管理制度，在其承包经营期间，从事出租车的营运活动，享有经营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且在合同终止后，向华昌公司交还营运车辆及营运证照。故，该部分约定内容实际表明，朱三红所取得的经营权，仅是其对营运车辆享有阶段性的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权利，而并不具有对该车辆的处置权，不符合财产所有权所须具备的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三个基本特征，不能视为其对案涉出租车享有所有权。因朱三红无实质证据证实其通过承包经营行为所占有、使用的营运车辆，属其个人购置的合法财产，亦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存有在合法取得案涉车辆物权凭证后，将该车辆挂靠于华昌公司名下之事实，故其主张该营运车辆系其个人财产，华昌公司无权收回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朱三红以生效法律文书中出现的“挂靠车辆”或“出资”字样，认为案涉营运车辆属其所有的观点，因审慎三份法律文书之内容，均未确认其就该车辆取得了所有权，且从判决文书中关于“挂靠车辆”或“出资”前后文字表达及逻辑关系的文意理解上，也无法推断出朱三红所营运华昌公司的车辆系其出资购买并挂靠于华昌公司名下的自有财产。据此，其以自利性偏差认识错误解读法律文书的上诉观点，本院亦不予支持。鉴于朱三红逾期缴纳承包费的行为构成违约，华昌公司有权依约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后，行使合同解除的权利，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主张损失赔偿。虽然朱三红以华昌公司存在违规收费的事实，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即便该事实客观存在，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之规定，该事实也不能成为朱三红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并成为推卸其自身因违约行为而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理由。且纵观朱三红的反诉主张，其诉求的停运损失及生活补助费用，属其违约行为导致，并不能归责于华昌公司，而对于税费差额部分的损失赔偿，又因其完全可通过到税务部门查阅相关税费的缴款记录，在确定其反诉请求范围后据实主张，然经一审法院释明，其仍未明确该项损失赔偿金额，致使一审法院无法审核其损失的具象内容而未予处理的责任，亦不能归咎于华昌公司。另外，关于其要求与华昌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反诉请求，也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合同自由原则，而不受法律保护。据此，在生效法律文书已界定朱三红与华昌公司之间并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现朱三红再次主张双方间形成劳动关系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朱三红提出的华昌公司截留国家下发的气改油专项款，扣留刹车门事件中从2009年至2012年车辆商务折让金及为其补交养老保险等费用的诉求，系其于二审期间增加的独立的反请求，在华昌公司未同意可一并审理的情形下，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处理。至于朱三红就其签署空白合同的观点，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朱三红，理当清楚合同签字后的法律后果，然其笃定签约之行为，实际表明就发生合同内容事后填补之事实，其态度是放任而默许的。故，契约一方在空白合同上签章行为，应视同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可以在合同空白部分填写相应的内容。据此，朱三红的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638元，由朱三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林宏文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