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9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井健，男，1957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杰，河南闻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桂华，女，196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华梁，男，198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侠，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井健因与被上诉人杨桂华、樊华梁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3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井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桂华、樊华梁承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张坊京宝石材加工厂（下称京宝石材厂）第一承包人是樊彦文，樊彦文转包给我。京宝石材厂在我承包期间涉及拆迁，拆迁过程中拆迁公司出具的[2011]房兴[估]拆字第029-Z2-047号评估报告中评估总价格为168161元。根据我与樊彦文在《入户登记调查表》上分别签署的各自财产中，我的财产在评估报告中的拆迁价值约有13万元左右。后因评估价格双方均不认可，京宝石材厂被张坊镇人民政府（下称张坊镇政府）强拆。樊彦文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强拆违法及赔偿，我认为樊彦文的行政赔偿起诉书列明的内容并未针对我的财产主张权利，且我没有参加庭审。（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中认定评估公司在对京宝石材厂的评估报告中对于地上物及附属物的认定确亦有遗漏，酌定应予赔偿数额为312161元。我在案涉场地翻建的厂房5间、围挡墙、厕所、配电室、电缆等在原来的评估报告中未认定为违章建筑。故我认为行政赔偿案件在认定赔偿是针对樊彦文签字的《入户登记调查表》作出的，还是针对杨井健签字的《入户登记调查表》一并作出的，并未审理清楚。如果赔偿款中包含了我签字的《入户登记调查表》上所列的财产，那么我对一审判决的分配比例不予认可，因为我是京宝石材厂实际经营人，樊彦文并未经营。仅仅是因为其是第一手承包人才和他签订拆迁协议，我的财产权利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并未得到保护，我的财产在评估报告中也有遗漏，并未得到行政赔偿。综上，一审法院就我的财产赔偿范围并未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上诉请求。杨桂华、樊华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一审证据，《入户登记调查表》是评估报告的组成部分，根据第四页第九项的说明，并非杨井健签字的调查表上的财物就是他的，且我方一审庭审中才知道《入户登记调查表》有杨井健签字。我方是合法的被拆迁人，即使《入户登记调查表》中有杨井健的签字，也不能证明财产归其所有，他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厂房5间、围挡墙、厕所、配电室、电缆属其所有。另，（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六页第三、四段内容明确说明没有对厂房进行赔偿，行政赔偿款项由我方享有，与杨井健没有任何关系。杨井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桂华、樊华梁返还承包款91666元；2.杨桂华、樊华梁返还拆迁补偿款225441元；3.本案诉讼费由杨桂华、樊华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当事人对樊彦文将部分厂房租给杨井健，案涉厂房已被拆除，（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人民政府赔偿樊华梁、杨桂华312161元，樊华梁、杨桂华已取得前述赔偿款等事实没有异议，对此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井健已交纳租赁费的数额；2.（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中312161元赔偿款内杨井健所占的份额。杨井健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入户登记调查表（房屋及装修）》，证明依据拆迁估价报告以及入户登记调查表等证据，除了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财产外，其财产占有一定的比例；提交了2009年12月3日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广录庄村村民委员会（下称广录庄村委会）出具的《杨景建用变压器协议》，证明变压器不是杨桂华、樊华梁的；提交了2009年11月2日杨井健与樊彦文签订的《合同书》以及2009年11月2日的《收条》，证明已经交纳了12万元租金。杨桂华、樊华梁对杨井健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书》、《收条》都是杨井健伪造的。杨井健没有变压器，变压器是樊彦文及其父亲购买的。同时，在行政诉讼中，电话机、灯泡等能够拆走的财产均未赔偿，水泥地等都是原来就有的，使用权人是杨井健，但所有权人是自己。杨桂华、樊华梁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2009年11月2日杨井健与樊彦文签订的《合同书》，证明樊彦文将厂房出租给杨井健的租金为每年1万元，租金一年一交；提交了有杨井健签字的《证明》，证明樊彦文与杨井健签订的租金每年两万元、租期为2009年11月2日至2015年11月2日的《合同书》以及杨井健已经交纳12万元租金的收条是了进行评估而伪造的；提交了石材、厂房等的照片，证明设备原来厂子里就有，仅有生活用品是杨井健的。杨井健对《合同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后来变更了合同内容；对《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认可“2011年1月1号”的日期以及本人签字是杨井健写的，但日期不是杨井健划掉的。杨桂华、樊华梁认为《证明》是2011年写的，但因为日期越早赔偿越多，所以将日期改为2009年11月2日。庭审过程中，杨桂华、樊华梁申请证人刘某、杜某、李某出庭作证。刘某证实：变压器是我拿着钱与杨井健一起到涞水购买的，因为杨井健说认识人便宜，但购买变压器的钱是樊彦文与卢海林出的。总共买了两个变压器，樊彦文一个，卢海林一个。拆迁的时候，变压器没有补偿，杨井健说可以卖钱，拉走了一套变压器，另一套被卢海林卖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证人刘某的陈述。杜某证实：我从2005年受雇于樊彦文在厂子里干活，当时厂子里有三个池子，干活的时候用两个。厂子里的地面不是全部都是混凝土地面，记不清混凝土地面的具体面积。杨井健对杜某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杨桂华、樊华梁认可杜某证言的真实性。李某证实：2005年左右曾受雇于樊彦文从事打基座、垒池子、垒墙等工作。杨井健对李某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杨桂华、樊华梁认可李某证言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能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证实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井健虽主张其已向樊彦文交了12万元的租金，但在杨桂华、樊华梁提交了有其签字的《合同书》（载明承包款每年10000元，付款方法一年一交）以及《证明》后，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于杨井健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杨井健要求杨桂华、樊华梁返还承包款91666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政府的拆迁行为致使双方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终止履行。对于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案涉的拆迁赔偿款已由杨桂华、樊华梁领取，对于杨井健所受损失，应由杨桂华、樊华梁予以赔偿。对于（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中的312161元赔偿款中杨井健所占的份额，经向该案承办法官了解，因案涉厂房被认定为违法建设，因此对厂房、与厂房不可分的装修以及附属物均未予以赔偿。同时，拆迁时杨井健已将铁筛子、机组、电缆、暖气片等部分可与厂房进行拆分的物品拉走。综合《拆迁估价报告》、《入户登记调查表（附属物）》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行政赔偿中属于杨井健的财产为130立方米砂石料。法院综合砂石料的市场价格，酌定杨井健的损失为2200元。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判决：一、杨桂华、樊华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井健拆迁补偿款2200元；二、驳回杨井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二审补充查明，2005年11月18日，樊彦文与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广录庄村经济联合社（下称广录庄村经联社）、广录庄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协议书，由广录庄村经联社、广录庄村委会将旧砂石厂承包给樊彦文，期限30年，承包款每年每平米0.5元，承包款每年年初一次性付清伍佰元。2009年11月2日，樊彦文和杨井健签订《合同书》，约定樊彦文把其所承包原砂石二厂场地另承包给杨井健，承包款每年10000元，付款方法一年一交，到期交下年度承包费。另查，2011年4月2日，张坊镇政府对樊彦文作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认定樊彦文未经批准，擅自在广录庄村南建设房屋等设施；2011年4月11日，樊彦文建设的房屋及设施被强制拆除。后樊彦文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张坊镇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2015年5月11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房行初字第10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张坊镇政府于2011年4月11日强制拆除樊彦文房屋的行为违法。2015年8月24日，樊彦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案审理期间樊彦文去世，樊华梁（樊彦文之子）、杨桂华（樊彦文之妻）作为原告继续参加诉讼，2015年12月24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房行初字第32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针对樊华梁、杨桂华提出的树木、石材原料、成品的损失及设施设备的损失，认定评估公司作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的评估报告在樊华梁、杨桂华基本认可记载的内容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行政赔偿的参考依据，但结合张坊镇政府提供的入户登记调查表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评估公司在估价过程中对于地上物及附属物的认定确有遗漏，结合该案合法有效的证据，法院酌定张坊镇政府应予赔偿樊华梁、杨桂华的数额为人民币312161元；对杨桂华、樊华梁主张的厂房损失、停产停业损失、设施设备搬迁补助费均未予支持。樊华梁、杨桂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京02行赔终1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杨井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录庄村委会于2011年3月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今证明杨井健砂石料加工厂所铺设电缆……归杨井健购买，产权归杨井健所有……”；2.杨井健（甲方）与许宏义、李祖跃（乙方）于2009年12月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载明：“……一、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清包协议，杨井健在承包樊彦文原废旧厂地内建砂石厂、料厂房屋、配电室、厕所及路面厂地水泥硬化、洗沙池、铁沙池、污水净化池、蓄水池……三、总清包施工费78000元（大写：柒万捌仟元），一次性付清……”；3.杨井健（乙方）与涿州市鑫淼億兴矿山机械厂（甲方）于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加工合同》，载明：“……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为乙方生产加工采石生产线一套，双方协议如下：……二、加工费用：共计（大写）捌拾叁万零玖佰陆拾伍元人民币。……五、采石生产线详见附表……”。该合同附表载明采石生产线包括设备基础（预埋铁、钢筋、水泥、人工）、配电柜2组、电缆（铜）3条、机组6台、料仓（大仓、中仓、给料机、皮带机）；4.涿州市鑫淼億兴矿山机械厂收据存根3张，载明杨井健分别于2009年12月6日、2009年12月10日、2010年1月5日向涿州市鑫淼億兴矿山机械厂付款25万元、40万元、18.0965万元，证明《入户调查表》上载明的相关财产系杨井健所有。杨桂华、樊华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09年11月2日，樊彦文和杨井健签订了两份《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了承包款为每年1万，未约定承包期限；另一份合同约定承包期6年，承包款每年2万元。根据落款为2009年11月2日的《证明》内容所载明，后一份合同及12万收条仅供评估所用，合同与12万收条是假的。杨井健认可《证明》中签字的真实性，亦未提供有效的证据对其向樊彦文支付12万元的款项来源情况进行说明，因此本院认定樊彦文和杨井健所签订的“承包款为每年1万”合同的真实性，并确认“承包期为6年”的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虚假合同。杨井健以虚假合同及收条为由要求樊华梁、杨桂华退还承包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井健虽然在《入户登记调查表（附属物）》中作为被调查人在调查表上签字，但《入户登记调查表（附属物）》仅是其作为承租人与拆迁单位确认现场情况的材料，不能作为确认其物品权属的依据，杨井健上诉所称《入户登记调查表（附属物）》调查表上所列的财产系其所有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杨井健拆迁时已将部分可与厂房拆分的物品包括电缆等可拆分的设备拉走，其上诉要求樊华梁、杨桂华赔偿电缆、采石生产线等设施设备损失于理不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它厂房及附属物一节，因案涉厂房被行政机关认定为违法建筑并强制拆除，对厂房及附属物部分樊华梁、杨桂华并未得到拆迁补偿或行政赔偿，杨井健上诉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中的厂房及附属物利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杨井健场地内有130立方米砂石料并酌情确定其损失，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井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56元，由杨井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瑞生审 判 员 王军华审 判 员 曹 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 骏书 记 员 张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