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34民再6号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玉慧，女，汉族，1968年4月12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无业，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平，湖北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四川月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光荣，男，汉族，1966年11月11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无业，原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郑莲，女，汉族，1971年2月21日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无业，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定蕙，女，汉族，1947年11月26日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系邓郑莲母亲，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国辉，男，汉族，1974年3月31日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系邓郑莲弟弟，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二审上诉人赵玉慧与二审被上诉人余光荣、邓郑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6）川34民终2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8）川34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赵玉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平、龙文，二审被上诉人余光荣，二审被上诉人邓郑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定蕙、滕国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玉慧再审中称，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维持二审判决。余光荣名下50%的房屋产权是余光荣、赵玉慧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使余光荣与邓郑莲不是恶意串通，余光荣未经赵玉慧同意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也是无效行为，所以余光荣、邓郑莲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邓郑莲再审中称，请求撤销本案二审判决，驳回赵玉慧的诉讼请求。理由：1.2007年邓郑莲与余光荣合伙买房的时候，余光荣只给了15,000元，到2008年房屋过户后需要交付尾款的时候，余光荣没有钱支付，双方约定邓郑莲退还余光荣支付的15,000元购房款，邓郑莲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借款退还了余光荣的15,000元，全额支付了所有购房款。但是房产证已经注明邓郑莲、余光荣各占50%的产权，要将余光荣名下的50%更改为邓郑莲就得重新办理过户手续，而二手房屋5年内再次过户税费较高，邓郑莲、余光荣约定5年后办理过户手续。2013年5年期满后，为了办理过户手续，邓郑莲、余光荣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将余光荣名下的50%产权过户给邓郑莲，经房管局评估房屋价值近14万元，余光荣便要求邓郑莲再补35,000元才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邓郑莲又借款支付了余光荣35,000元。2．邓郑莲、余光荣合伙购买的房屋，实际出资人只有邓郑莲，余光荣并未出钱。2013年过户的时候，也是经过房管局评估的，邓郑莲又支付了余光荣35,000元。邓郑莲对余光荣名下50%产权的取得先后支付了70,000元，是支付了合理对价的，通过合法形式办理了产权过户，且邓郑莲是善意的，符合善意取得。3．邓郑莲不是余光荣、赵玉慧婚姻关系的第三者。邓郑莲与余光荣从网上认识到2013年去贵州六盘水工地打工，与余光荣以男女朋友关系同住，余光荣都声称自己是单身，直到赵玉慧到六盘水找余光荣打架才知道余光荣并未离婚。在得知余光荣并非单身之后就彻底离开了余光荣。4．赵玉慧在本案一审中超出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改判的依据。5．赵玉慧提交的宜昌市公安局调查取证是为了追究余光荣的刑事责任用的，经过宜昌市公安局认定余光荣不构成重婚。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6．由于二审改判邓郑莲的案子，使邓郑莲成为被执行人，并且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出行严重受限。也致使邓郑莲患上重度抑郁症。7．在余光荣与赵玉慧婚姻案件中，因为余光荣的过错，余光荣已经承担了少分财产和损害赔偿责任。邓郑莲是在余光荣谎称自己单身的情况下与余光荣交往的，邓郑莲并无过错。不能因为余光荣在其婚姻关系中的过错而认定余光荣与邓郑莲在房屋买卖中恶意串通，从而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余光荣再审中称，2006年8月底，由于自己和会理的王春玲交往而提出与赵玉慧离婚，随后赵玉慧便来到柳洪工地吵闹，王春玲得知情况后便与余光荣断绝来往。此后又于网上认识邓郑莲，为了避免邓郑莲不和自己交往，余光荣便向邓郑莲谎称自己单身。2007年10月份邓郑莲提出向余光荣借钱购买西昌市府街8号的房产，余光荣提出合伙购买，经邓郑莲同意后，余光荣汇了15,000元转给邓郑莲。2008年房产证办下来后需要交付购房尾款时，由于余光荣找不到钱付，邓郑莲很生气，就将余光荣的15,000元退还给余光荣了，房款全部由邓郑莲支付，房屋产权也归邓郑莲所有。当时本该及时将余光荣名下50%的产权过户给邓郑莲的，但是因为新买的二手房5年内再次过户的税费比较高，就约定5年后将余光荣名下50%的产权过户给邓郑莲。2013年邓郑莲到贵州六盘水善泥坡打工，赵玉慧到工地闹事，邓郑莲得知余光荣有家室的事实后非常气愤，要求余光荣立马将房产过户到邓郑莲名下。过户过程中，经过评估房价已经涨到近140000元，余光荣要求邓郑莲再给35,000元才配合过户，邓郑莲极不情愿，但是为了过户还是支付了35,000元。当时正好余光荣的儿子上大学，就将这笔钱的部分给了儿子作学费。府街8号的房产早就属于邓郑莲，余光荣没有权利参与分配她的拆迁补偿款。 赵玉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光荣与邓郑莲在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2．余光荣与邓郑莲共同返还赵玉慧因无效契约所涉及房屋的拆迁款的一半48138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玉慧与余光荣原系夫妻，2014年经湖北省宜昌市一、二审法院审理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2007年10月10日，余光荣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邓郑莲各出资35000.00元共同购买位于四川省西昌市北城片区府街8号房屋一套，二人各占该房屋50%的份额。2013年3月28日，余光荣在与赵玉慧的离婚诉讼过程中，擅自将其占有的50%份额转让给邓郑莲，邓郑莲对价支付余光荣房款70000.00元。2013年4月22日，邓郑莲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赵玉慧提供余光荣原所在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监察审计部出具的《关于赵玉慧＜求助信＞的回复》，认定余光荣在与赵玉慧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项目部与邓郑莲确实有吃住生活在一起的行为。基于余光荣与邓郑莲同居的事实，赵玉慧认为双方恶意串通，将房屋转移邓郑莲名下，侵害其合法财产，遂向法院提出上述诉求。 一审法院认为：余光荣在未告知赵玉慧的情况下与邓郑莲共同购买涉案房屋一套，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余光荣擅自将该房屋的50%份额转让给邓郑莲，邓郑莲履行了对价支付，该对价高于原购买价格一倍，从形式上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庭审中赵玉慧对邓郑莲支付余光荣房屋价款的事实无异议。同时湖北省宜昌市一、二审法院就余光荣、赵玉慧离婚诉讼中余光荣擅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余光荣予以少分，将双方的共同房屋一套及家具分割给赵玉慧所有，并由余光荣赔偿赵玉慧损害赔偿金2万元，余光荣分得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37,969.5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该合同无效。本案《房地产买卖协议》是余光荣、邓郑莲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有效。就余光荣存在有配偶仍与邓郑莲同居的过错行为在分割财产时对赵玉慧已予以多分。基于《房地产买卖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余光荣在将房屋份额转让邓郑莲后，邓郑莲履行了对价支付，并办理了房屋变更手续。双方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故赵玉慧主张涉案房屋拆迁款的一半返还其所有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玉慧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520.00元，由赵玉慧负担。 赵玉慧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赵玉慧与余光荣于1994年8月19日登记结婚，后余光荣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经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葛洲坝人民法院多次审理，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8日作出终审判决，解除了余光荣与赵玉慧的夫妻关系。在赵玉慧与余光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07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余光荣、邓郑莲与刘映珍签订《售房协议》，向刘映珍购买位于四川省西昌市府街8号砖木结构的旧楼一栋，房价70000.00元，二人各出35000.00元，并于2007年11月5日对该购买房屋进行了产权登记，分别取得该房屋50%的产权份额。2013年3月左右，赵玉慧因认为余光荣与邓郑莲有不正当关系而前往余光荣、邓郑莲所在项目部并与之发生纠纷，邓郑莲称此时方才知晓余光荣有家室的事实。2013年3月28日，余光荣（甲方）与邓郑莲（乙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余光荣自愿将案涉房屋转让给邓郑莲，该协议中载明“二、甲乙双方议定的上述房地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叁万伍仟元；￥35000.00元，乙方于2008年1月6日前一次性付清给甲方，购房定金将在最后一次付款时冲抵。付款方式：现金。”“三、双方同意于2008年1月6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房屋移交给乙方时，该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同日，余光荣向邓郑莲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本人于2008年1月6日转让西昌市府街8号50%产权给合伙人邓郑莲，当时按购房款原价收款叁万伍仟元整，今年3月份办理产权转让过户手续，因房价上涨，故要求邓郑莲补偿涨价部分房款叁万伍仟元整，50%产权转让过户手续费用由邓郑莲全额负担。经双方协商均无异议，立此为凭，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以房款五倍赔偿对方违约金，今收到邓郑莲补偿房款现金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元）（共收对方房款合计柒万元整￥70000.00元）。”。2013年4月22日，邓郑莲与余光荣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余光荣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50%份额的产权转移给邓郑莲所有。另，湖北省葛洲坝人民法院在审理赵玉慧、余光荣离婚纠纷一案过程中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3月27日，赵玉慧向余光荣所在单位西南公司的纪委领导递交求助书，2013年8月9日，西南分公司监察审计部给赵玉慧送达《关于赵玉慧＜求助信＞的回复》，该回复中表述“经查，余光荣在与你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项目部与邓郑莲确实有吃住生活在一起的行为”。2013年10月21日，赵玉慧向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举报余光荣重婚罪，2013年11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余光荣重婚案立案侦查。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在侦查过程中对邓郑莲、余光荣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本案原审中，上诉人赵玉慧将前述相关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进行了提交。在2013年11月14日对余光荣的询问笔录中，对与邓郑莲的关系，余光荣回答“男女朋友关系，我和她2010年在网上认识，2012年11月左右，因为当时我和赵玉慧已经完全破裂（已向葛洲坝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所以我就和邓郑莲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之后她就来到当时我所在的贵州善泥坡项目部，和我一起同居，2013年3月份，赵玉慧知道我和邓郑莲同居就跑到善泥坡项目部大闹，要求项目部领导开除我……”。在2013年12月8日对邓郑莲的询问笔录中，对于是否认识余光荣，邓郑莲回答“认识，我们是在2010年底在网上认识的……”。对通过余光荣老婆到工地去闹事，了解到什么，邓郑莲回答“了解到余光荣没有离婚，余光荣为了要离婚已多次在法院起诉，而且他们已分居很多年，没离成婚是因余光荣没有钱给对方”。在2013年12月16日对邓郑莲的询问笔录中，对何时购买府街8号（新号10号）的房子，和谁一起买的问题，邓郑莲回答“我是2007年11月购买，原房主刘映珍，我是和余光荣一同购买的，当时的房价是70000.00元，房子是朋友介绍的，并说这片要拆迁（因为是老城区），会增值。……在他给我钱时，他说房子要算他一份，20000.00元相当于入股，我答应了他，并算给他50%的产权……在2008年的1月份，我们到房产局办理了产权转让，余光荣转让50%产权，转让时经评估，房价已涨了一倍，就是值14万元，我现已付给他70,000元。”对于何时认识余光荣的，邓郑莲回答“说实话，我们是2007年8月认识的，但真正住在一起是2011年9月份。对于房产转让，我原来本已将钱给了他，但我一是想到房子转让要出税钱，二是想余光荣如果能离婚，我们能在一起，就不用办房产转让手续。后来他老婆一闹，我就坚定了要办转让手续，否则到时说成是余光荣的财产，我要亏十多万元”。在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余光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案涉房屋中有50%份额系与赵玉慧夫妻共同财产，在余光荣与赵玉慧离婚诉讼过程中，余光荣擅自将该房屋的50%份额转让他人，并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构成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同时，对50%份额的房屋因过户登记为他人，对赵玉慧请求分割房屋份额的诉求未作处理，基于余光荣转移财产的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余光荣作出了予以少分的处理。 还查明，案涉房屋在进行相应的拆迁补偿后已拆除完毕，赵玉慧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余光荣与邓郑莲的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因案涉房屋物权实际已不存在，故赵玉慧自愿向法院撤回了该起诉。诉讼中，邓郑莲针对赵玉慧主张的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962774.07元已由其实际全部领取及余光荣向房屋登记机关谎称单身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二被上诉人在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是赵玉慧与余光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余光荣单独同与之有不正当同居关系的第三者邓郑莲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擅自向邓郑莲转让夫妻共同财产而引发的纠纷。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规定了以下条件，即出让人无权处分、受让人受让时须为善意、以合理价格转让、取得物权登记。以上条件缺一不可。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邓郑莲和余光荣向刘映珍购买案涉房屋、二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情况来看，余光荣和邓郑莲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仅刻意隐瞒了相互认识的时间，而且邓郑莲还提到2008年与余光荣协商转让房屋份额但未及时过户的原因之一是其考虑到余光荣如果能离婚且能和自己在一起的话，就不用办理过户了。这与诉讼中邓郑莲以2013年赵玉慧到项目部后才知道余光荣婚姻情况的陈述相互矛盾。2013年3月，在赵玉慧因余光荣与邓郑莲同居关系前往二人所在项目部，且中国葛洲坝集团西南分公司随之介入调查的情况下，邓郑莲明知道余光荣与赵玉慧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然与余光荣单独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并由余光荣谎称单身，共同前往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我国法律明确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合法婚姻及夫妻共同财产予以保护，余光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仅与邓郑莲发展为同居关系，共同购买房屋，还擅自与邓郑莲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办理过户手续，其行为属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主观恶意。而邓郑莲在明知余光荣婚姻状况、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仍然与之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行为亦充分体现了其主观恶意，应当认定其并非善意第三人。基于二被上诉人同居关系的特殊性及上述共同行为，结合上诉人赵玉慧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二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客观事实。邓郑莲以按房屋转让时的市值对价支付了房款而成为善意取得人的答辩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邓郑莲履行了对价支付，该对价高于原购买价格一倍，从形式上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由于余光荣与邓郑莲的恶意串通行为，余光荣与赵玉慧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产权发生了转移，导致上诉人赵玉慧依法享有的物权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余光荣与邓郑莲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关于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共同返还因无效契约所涉房屋拆迁款的一半即481387.00元的问题。本案中因二被上诉人的恶意串通，余光荣擅自转移房屋产权归邓郑莲一人所有，使得邓郑莲在2014年8月政府对案涉房屋进行拆迁时获得了拆迁补偿款962774.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邓郑莲因与余光荣恶意串通所得的50%房屋产权份额应当作为余光荣与赵玉慧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予以返还，但是，由于房屋拆迁导致案涉房屋物权灭失，而物权权利所产生的价值直接体现为房屋拆迁补偿款，故在物权权利无法实际返还的情况下，返还内容应当依法及于物权权利所对应的金钱价值，即邓郑莲所得拆迁补偿款的50%应当作为余光荣与赵玉慧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予以返还。由于余光荣与赵玉慧已于2014年11月7日经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解除夫妻关系，所以，赵玉慧依法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只能够及于夫妻共同财产经分割后确定归其所有的部分，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拆迁款481387.00元，赵玉慧无权要求全部返还归其一人所有。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依法不属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审理的范围，本案不作处理。赵玉慧个人享有的房屋拆迁款，经分割确定其个人享有的份额，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基于合同无效，依法确认邓郑莲所得房屋拆迁款的一半即481387.00元为余光荣、赵玉慧夫妻共同财产，对赵玉慧一人要求返还房屋拆迁款481387.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赵玉慧主张余光荣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没有相应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5）西昌民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余光荣与被上诉人邓郑莲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三、邓郑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赵玉慧、余光荣共同所有的房屋拆迁款481387.00元；四、驳回赵玉慧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520元，由赵玉慧负担4000元，余光荣、邓郑莲负担4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20元，由赵玉慧负担4000元，余光荣、邓郑莲负担4520元。 再审中，邓郑莲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离婚证，拟证明邓郑莲于2006年4月6日合法离婚； 2．邓郑莲病历，拟证明因本案的改判致使邓郑莲患上抑郁症； 3．关于赵玉慧《求助信》的回复，拟证明回复仅仅证明余光荣在其婚姻案件中有过错，不能证明余光荣、邓郑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4．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拟证明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的询问笔录是复印件，没有鲜章，一审庭审中未经质证却作为二审改判证据，二审据此改判错误； 5．余光荣、赵玉慧离婚一案2014年7月3日庭审笔录、离婚案的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并未证实赵玉慧“捉奸在床并报警”的主张，余光荣涉嫌重婚犯罪案件已经被撤销，余光荣在离婚诉讼中陈述涉案房屋已经按照市价转让给邓郑莲，转让款已经用于家庭开销； 6.2015年8月16日（2015）西昌民初字第205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二审改判采信的证据一审并未采信，邓郑莲也未复印到；2016年2月29日本案二审庭审笔录，拟证明赵玉慧得知房屋升值了才提起的诉讼； 7．二审庭审完毕后凉山中院接待赵玉慧的四份笔录，拟证明法院领导未做调查枉法裁判；赵玉慧向二审法院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拟证明二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赵玉慧申请的材料；本案二审案件管理流程表，拟证明二审案件管理流程和结案理由矛盾； 8．向二审法院申请复印材料的申请书、二审法院的书面回复，拟证明邓郑莲的申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9.2016年11月22日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对邓郑莲反映情况的《回复》，内容为：“2013年10月21日，赵玉慧到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报案，控告丈夫余光荣重婚罪，同年11月13日平湖分局决定对余光荣重婚立案侦查。夜明珠派出所于2013年12月10日至18日，派出二名民警分别赴四川成都市、西昌市、云南昆明调查取证。审查认定赵玉慧控告丈夫余光荣重婚罪证据不足，因此，认定余光荣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于2014年3月5日，依法撤销案件。并告知报案人赵玉慧，如对撤销案件决定不服，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赵玉慧聘请湖北建和律师事务所李书平律师来平湖分局，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所调取的部分案件材料，便于其自诉。公安机关审核李书平律师相关合法齐全的法律手续后，依法提供了公安机关所调取的部分案件材料的复印件。”。拟证明二审采信的公安机关《讯问/询问笔录》，是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因没有犯罪事实已撤销案件的刑事案件侦查笔录，未经法院审判、篡改过的调查材料不能用作本案证据使用。 10．录音文字记录、录音光盘，拟证明二审枉法裁判，致使自己患病。 11．证人陈某、张某、王某、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08年邓郑莲向亲朋好友借钱退还了余光荣的购房投资款，一个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3年房屋过户时又借钱支付了余光荣35,000元。 余光荣对邓郑莲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赵玉慧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证明了余光荣、邓郑莲同居的事实；证据4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虽是复印件，但夜明珠派出所加盖有骑缝章，一审开庭时出示了该证据，但邓郑莲拒绝质证，二审法院采用该证据并无不当；证据5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葛洲坝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余光荣婚外同居及转移财产行为，对于余光荣收取邓郑莲35,000元及将款项用于孩子读书是余光荣的单方陈述，湖北省宜昌市两级人民法院并未采信；证据6证据是否采信是法院的事。赵玉慧在得知二人在一起，便提起行政诉讼，在得知房屋已经拆迁之后才提起民事诉讼，这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7接待笔录不是证据，也不能证明二审程序违法；取证申请是否准许是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认为有没有必要作出的，本案没有必要；案件管理流程表是法院内部管理问题，与案件审判程序无关，不予质证；证据8与本案无关；证据9邓郑莲没有证据证明赵玉慧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被篡改过；证据10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1只能证明邓郑莲与出庭证人之间有借款关系，但是不能证明房屋转让协议有效。 余光荣提供以下证据：1．照片四张；2．火车票两张；3．住宿发票一张。拟证明2006年余光荣提起离婚诉讼后，赵玉慧到余光荣上班的地方去过；2013年收到邓郑莲付的购房款后去看望儿子，将购房款拿了10,500元给小孩交学费。邓郑莲对余光荣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赵玉慧对余光荣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照片反映的是事实，但是给孩子交学费的钱不能证明就是购房款。 再审中，赵玉慧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为，邓郑莲提交的证据1，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证据7、证据8、证据10，因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当事人已经在一审、二审中提交并充分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将结合全案案情予以认定；证据9，双方当事人对《回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分析其内容，《回复》仅说明了夜明珠派出所对余光荣、邓郑莲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的缘由，及赵玉慧复印笔录的经过，《回复》中并没有提到《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达到邓郑莲的证明目的；证据11，邓郑莲申请出庭的4名证人证实了与邓郑莲之间的借贷关系，但对余光荣于2008年1月6日收到邓郑莲退回购房款15,000元的事实，没有证人陈述亲眼所见，因此出庭证人的证言不能达到邓郑莲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余光荣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3份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1.2007年10月10日余光荣（乙方）与刘映珍（甲方）签订《售房协议》（手书字体），合同首部甲乙方栏甲方为刘映珍，乙方为余光荣，合同尾部甲乙方签字栏甲方签名为刘映珍（并捺印），乙方签字为余光荣（并捺印），在合同尾部乙方余光荣名字与余光荣身份证号码的空当之间插进邓郑莲签名及身份证号码（未捺手印）。《售房协议》第四条约定“付款办法：乙方办完过户手续后，甲方一次性收清房款。本协议签字并按手印生效后甲方即把房产、土地证交给乙方办过户手续，乙方在收到两证后出具收条及先写欠房款70,000元的欠条给甲方，甲方收清房款必须结清交房前所产生的水电、收视等费用，并退还欠条给乙方。”《售房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四条2页，一式2份，第二份为复印件交甲方保管，第一份为正本交乙方办理过户手续，自双方签字并按手印起即产生法律效力。”；2.2014年7月3日湖北省葛洲坝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余光荣、赵玉慧离婚案件中，余光荣陈述，与邓郑莲一起购买刘映珍房屋时，自己出了35,000元，将自己的50%产权卖给邓郑莲时收了邓郑莲6.9万元，出卖的时间是2013年4月；3．余光荣与赵玉慧离婚纠纷一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2014）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513号民事判决书，依据余光荣原所在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监察审计部出具的《关于赵玉慧＜求助信＞的回复》，认定余光荣在与赵玉慧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项目部与邓郑莲确实有吃住生活在一起的行为，并据此认定余光荣与他人同居的事实；4．赵玉慧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对邓郑莲、余光荣的《询问╱讯问笔录》复印件上，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加盖印章，并注明此件复印于夜明珠派出所，共叁拾肆页，仅供诉讼用；5．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5年8月16日民事案件审理笔录载明，在举证阶段，原告赵玉慧提交《询问╱讯问笔录》后，邓郑莲的代理人称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6．余光荣、邓郑莲共有房屋《房屋所有权存根》（产权证号00××53）注明房屋所有权人是余光荣，共有权人是邓郑莲；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问题是邓郑莲与余光荣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有效。 首先，关于邓郑莲与余光荣是否于2008年1月6日转让案涉房屋50%产权的问题。 本院查明2013年3月28日，余光荣与邓郑莲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载明“二、甲乙双方议定的上述房地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叁万伍仟元；￥35000.00元，乙方于2008年1月6日前一次性付清给甲方，购房定金将在最后一次付款时冲抵。付款方式：现金。”“三、双方同意于2008年1月6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同日，余光荣向邓郑莲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本人于2008年1月6日转让西昌市府街8号50%产权给购房合伙人邓郑莲，当时按购房原价收款叁万伍仟元整，今年3月份办理产权转让过户手续，因房价上涨，故要求邓郑莲补偿涨价部分房款叁万伍仟元整，50%产权转让过户手续费用由邓郑莲全额负担。……”。再审中，邓郑莲、余光荣均主张案涉房屋50%的产权已于2008年1月6日转让，双方为了减少税费负担，于5年后的2013年3月28日补签协议，出具收条，并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在2008年1月6日已完成案涉房屋50%产权的转让，双方在转让时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本案中邓郑莲与余光荣的上述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邓郑莲与余光荣能否完成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本院应对邓郑莲与余光荣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评断其是否完成举证责任。邓郑莲在本案中提交的患抑郁症的病历、法院的接待笔录、赵玉慧调取证据申请书、本案二审案件管理流程表、复印材料的申请及回复、录音光碟及文字记录，均是在双方当事人诉讼之后形成，对邓郑莲与余光荣是否于2008年1月6日完成案涉房屋50%产权转让行为之间无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余光荣再审中提交的照片、火车票、住宿票也与2008年1月6日是否完成案涉房屋50%产权转让行为之间无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据邓郑莲与余光荣陈述，双方在2008年1月之前仅是网上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合伙投资购买将来会拆迁升值的房屋，因此，按双方陈述的当时的关系状态，双方如果于2008年1月6日对余光荣名下的50%房屋产权进行了转让，即使双方为了减少税费负担，约定在5年后办理过户手续，因案涉房屋所有权已于2007年11月5日登记为余光荣与邓郑莲共有，双方此次的转让行为并不是即时清洁的小额交易，双方约定在5年后才去办理过户手续，在此次合伙购房之前双方未进行过商业交易，对对方的商业信誉无从了解，因此，邓郑莲为了保护已转让给自己，但房屋产权证上仍记载于余光荣名下的50%产权的物权，应于当日与余光荣签订转让协议，并由余光荣出具收到房屋转让款的收条才符合当时双方的实际情况。诉讼中，邓郑莲与余光荣不能提供于2008年1月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收条，双方50%房屋产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出具收条的时间均为2013年3月28日。邓郑莲再审中申请的出庭证人，均未证实于2008年1月6日看见邓郑莲退回余光荣购房款15,000元。因此，邓郑莲与余光荣称于2008年1月6日完成产权转让，但未于当日签订协议、出具收条，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诉讼中，邓郑莲与余光荣不能提供于2008年1月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收条，双方50%房屋产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邓郑莲再审中申请的出庭证人，均未证实于2008年1月6日看见邓郑莲退回余光荣购房款15,000元。因此，邓郑莲与余光荣称于2008年1月6日完成产权转让，但未于当日签订协议、出具收条，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本院再审查明，余光荣与刘映珍签订的《售房协议》明确约定自双方签字并按手印起即产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为手书合同，首部当事人栏只有刘映珍和余光荣，尾部只有刘映珍和余光荣的签名有捺印，邓郑莲的签名并未捺印；余光荣、邓郑莲共有房屋《房屋所有权存根》注明房屋所有权人是余光荣，共有权人是邓郑莲；2013年3月28日余光荣出具给邓郑莲的《收条》载明“本人于2008年1月6日转让西昌市府街8号50%产权给合伙人邓郑莲，当时按购房款原价收款叁万伍仟元整……”。综合上述三份证据能够推定，当年是由余光荣出面作为主购买人与刘映珍协商购买府街8号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邓郑莲、余光荣在再审中陈述，当年二人只是网上认识，并未谋面，购买房子的时候余光荣只是签合同前出了15,000元，后来没再出钱，退出购买，因此，邓郑莲、余光荣的上述陈述明显与《售房协议》、《房屋所有权存根》、2013年3月28日的《收条》内容矛盾。2007年10月10日余光荣与刘映珍签订《售房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乙方办完过户手续后，甲方一次性收清房款”，这与余光荣、邓郑莲再审中陈述先付首付款后付尾款、余光荣首付时给了15,000元付尾款时付不了钱的陈述相矛盾。此外，余光荣、邓郑莲在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再审中提交的答辩材料、余光荣在宜昌市人民法院离婚案的庭审陈述中，对二人认识的时间、经过，二人合伙购买房屋的经过、各自出资数额存在陈述不稳定，彼此矛盾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邓郑莲、余光荣对双方于2008年1月6日已完成案涉房屋50%产权转让的主张，仅有双方的陈述，但该陈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与《售房协议》、《房屋所有权存根》、2013年3月28日的《收条》记载内容矛盾，因此，二人针对该项主张所提交的证据未达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邓郑莲与余光荣签订协议转让案涉房屋50%产权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 其次关于二审法院采信赵玉慧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对邓郑莲、余光荣的《询问╱讯问笔录》是否错误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在原审中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或者质证中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未经质证的情形。”。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虽然超出一审举证期限，但在一审庭审举证阶段提交，因与案件基本事实相关，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但邓郑莲的代理人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故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不属于未经质证的情形。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对邓郑莲反映情况的《回复》表明，赵玉慧向法院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侦办余光荣重婚罪案件中形成。虽然余光荣涉嫌犯重婚罪一案公安机关经审查认定证据不足，余光荣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撤销案件，但余光荣、邓郑莲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并不因刑事案件被撤销而不存在，本院二审判决把《询问/讯问笔录》作为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认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虽是复印件，但有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的印章，邓郑莲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询问/讯问笔录》的内容被篡改。因此，邓郑莲称赵玉慧在一审中提交的询问笔录是复印件，没有鲜章，未经质证却作为二审改判证据不当的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邓郑莲在已知余光荣有配偶且在离婚诉讼期间，在余光荣的配偶赵玉慧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3年3月28日与余光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余光荣、赵玉慧夫妻共有的案涉房屋50%产权转让给邓郑莲，虽然经评估邓郑莲给付了房款，办理了过户登记，但是事后未征得赵玉慧认可，损害了赵玉慧的合法利益。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513号民事判决书，依据西南分公司监察审计部出具的《关于赵玉慧＜求助信＞的回复》，认定余光荣在与赵玉慧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项目部与邓郑莲确实有吃住生活在一起的行为，并据此认定余光荣与他人同居的事实。基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余光荣与邓郑莲同居的事实，本案二审认为余光荣与邓郑莲在签订房屋产权转让协议时具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认定余光荣、邓郑莲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由邓郑莲返还赵玉慧、余光荣共同所有的房屋拆迁款481387元的判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对邓郑莲支付给余光荣购买50%房屋产权的购房款70,000元，二审判决未判决由余光荣、赵玉慧予以返还，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本院（2016）川34民终27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即“一、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5）西昌民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余光荣与被上诉人邓郑莲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三、邓郑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赵玉慧、余光荣共同所有的房屋拆迁款481387.00元。”； 二、撤销本院（2016）川34民终2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四、驳回赵玉慧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余光荣、赵玉慧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邓郑莲购房款7000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付2013年3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的资金利息； 四、驳回赵玉慧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8520元，由赵玉慧负担4000元，余光荣、邓郑莲各负担2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20元，由赵玉慧负担4000元，余光荣、邓郑莲各负担2260元。 如果未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艳 审判员 张仁富 审判员 牟 亮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 微 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