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9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曦，女，198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丹，北京国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石中路******。 法定代表人：成小云，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王家琛，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苗立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鲁曦因与被上诉人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1968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鲁曦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冀0104民初1968号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完全查清被上诉人已发放2017年后续奖金且向与上诉人同部门及同性质部门同职级的员工发放2017年度后续奖金的客观事实。1.被上诉人存在发放公司2017年奖金的客观事实。（1）公司员工已收到被上诉人发放的2017年剩余奖金。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同性质部门员工王子初、李紫阳、董梦星三人的银行流水，三人在2018年8月均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一笔大额资金，远超三人月工资几倍，其至十几倍，其中王子初流水备注栏更是明确款项性质为“奖金”，但一审法院对该项证据并未重视；同时，员工王子初可出庭作证，就2018年8月所收被上诉人的款项性质进行说明，明确该笔收入为被上诉人为员工发放的2017年度后续奖金。一审时，庭审前上诉人向法官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告知证人就在法院楼下等候，但是一审法官未允许证人出庭。（2）录音证据中，被上诉人办公室副主任一再告知，让上诉人踏实等待奖金即可。在上诉人离职前后，曾多次向所属部门领导确认奖金的发放情况。所属领导一再给予“奖金的事问题不大，踏实等着就行了”等肯定答复。该录音证据从侧面进一步佐证了被上诉人从在发放2017年后续奖金的可能，并且客观事实上也的确在2018年8月的时候向员工发放了2017年剩余奖金。（3）被上诉人实际发放金额远超员工的工资数额，实际上是员工2017年奖金的后续部分。2018年8月，被上诉人向员工支付远超工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大额资金，该金额与员工的实际工资数额完全无法匹配，且被上诉人不能解释该金额的具体性质。历年来，被上诉人奖金发放规则均是下一年发放上一年度的奖金，且在2018年利润尚未核算的情况下，更不具有当年8月发放2018年奖金的可能性。因此该资金更符合员工2017年的后续奖金的数额，且在员工与被上诉人副总裁姜鲁宁、人力资源部员工孔令佳微信对话中，均称之为“奖金”，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存在发放2017年后续全额奖金的客观事实。2.上诉人同性质部门以及同部门的相同岗位职务员工存在奖金发放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同样具有发放2017年后续奖金的资格。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期间，在董事会办公室（后合并至办公室）任公司治理主管（后调整为董事会事务秘书），所属部门属中后台。证人王某被上诉人员工，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期间在运营管理部任信托产品服务主管，所属部门亦为中后台。上诉人与证人所在部门性质相同，同样完成2017年度工作，接受了绩效考核，且职务级别高于证人，应同样获得年终奖金。被上诉人办公室有员工许恒一人，为被上诉人办公室行政事务总监，与上诉人属于同一部门，且同一职务级别。该员工2018年8月同样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一笔明显高于月工资十几倍的巨额奖金。该证据由于客观条件，上诉人无法取得，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取被上诉人员工许恒2018年银行流水。3.上诉人从未放弃主张2017年奖金的权利。上诉人离职前，所属部门领导于2018年4月13日代表公司向上诉人承诺，只要发放奖金，就一定有上诉人的，并且告知奖金发放是按照2017年在职人员进行核算的，2018年4月20日，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流程要求，办理了离职手续。2018年5月份上诉人再次与原所属部门领导联系，确认奖金事宜，所属部门领导告知，公司总裁当时答应了，不会有问题，让上诉人和李刚安心等候。因此可以看到，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主张奖金的权利，且渤海信托也认可上诉人应获得奖金。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向法院提交2018年5月份与所属部门领导通话录音证据，法院亦未允许提交。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采用湖及既往原则。并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1.奖金发放制度应当提前制定。并经过民主程序审核通过后向全公司公示。否则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2017年的奖金，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2018年制定的《2017年度绩效年薪及年终奖发放指导意见》、《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线的批复》两个文件作为依据进行裁判，明显属于溯及既往，有违法治精神。2.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是否具有获得奖金资格以及奖金数额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提交有关年终奖发放的资料，应推定劳动者年终奖存在的主张成立。奖金属于上诉人工资的一部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2017年奖金发放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一审中，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明被上诉人发放奖金的证据视若罔闻，以往年发放金额不能直接作为上诉人要求2017年奖金的依据进行裁定，明显属于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违反举证责任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处结果有失公允。因此，上诉人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希冀得到公正之裁判。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2017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首先，根据鲁曦《离职面谈记录单》记载，鲁曦系因其“个人原因”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因劳动者本人提出并与用人单位协调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答辩人不负有向鲁曦支付法定或事先约定经济补偿金的前提下以额外补偿56987.04元为条件，与鲁曦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鲁曦也在“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内容”处签名确认。2018年4月24日，答辩人向鲁曦实际支付56987.04元。劳动合同解除后，鲁曦出具亲笔签名确认的《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明确确认“已与甲方（即渤海信托）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等。”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及书面确认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足以证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且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后，双方劳动关系即终止，答辩人也不再向鲁曦负有任何经济责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曦不仅仅是普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及智力发育正常的自然人，更是具有法律方面专业知识取得硕士学历，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正常理解和判断所签署文件的含义，也清晰的知晓签署文件的法律后果，充分证明其是自愿表达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上述文书，其实施的该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本案所争议的“年终奖”并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年终奖”的具体数额在《劳动合同》中也未做约定。根据《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限的批复》渤海信托2017年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限为员工月度工资标准的1.5倍，即渤海信托2017年年终奖的计算方法及方法及发放标准具体明确，且已按照上述批复将鲁曦2017年度的年终奖于2018年2月向其发放完毕，不存在鲁曦所谓的年终奖余额部分。鲁曦以渤海信托存在继续发放2017年业务激励奖金的可能性为由主张所谓的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缺乏事实依据。第三，鲁曦提供的证据10、11、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1、2018年8月发放的款项系公司综合考虑员工2018年上半年工作表现、业绩完成情况、职务、级别等情况对部分人员给予奖励，并非2017年的年终奖，甚至并非向公司所有在职员工发放，也证明鲁曦该项主张不能成立；2、鲁曦与王子初、李紫阳等在渤海信托的岗位、职务、收入、入职时间等均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和参考性，以其工资标准、在职月数等折算鲁曦的奖金标准亦缺乏事实依据。第四，鲁曦提供的证据9，即2018年4月13日杨昕、李刚、鲁曦谈话录音不足以作为鲁曦向渤海信托主张所谓2017年奖金余额的依据，理由如下：1.杨昕并非渤海信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鲁曦亦未能举证证明渤海信托授权杨昕处理与鲁曦解除劳动关系相关事宜，杨昕无权代表渤海信托就支付费用作出任何承诺；2.录音时间为2018年4月13日，而鲁曦签署《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签署《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的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应以其最终作出的意思表示为准。而上述事实恰恰反映鲁曦是在有心里预期的情况下，以取得现实的确定利益为条件放弃将来不确定利益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2018年年终奖折算金额226162.47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当事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渤海信托不在对鲁曦负有任何经济责任。此外，鲁曦主张该项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代通知金3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鲁曦与渤海信托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鲁曦提出离职，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或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鲁曦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鲁曦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其实际削减的工资收入176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未将房租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在劳动合同中亦无此约定，鲁曦此项主张不应支持。五、鲁曦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额32772.96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鲁曦与渤海信托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鲁曦提出离职，双发协商一致而解除，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此外，根据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及鲁曦关于其与渤海信托“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的书面承诺，其再向渤海信托主张所谓的经济补偿金差额，也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鲁曦已通过书面方式明确确认与渤海信托解除劳动合同后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其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鲁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2、要求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3、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8年年终奖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226162.47元；4、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支付的代通知金一个月工资32000元；5、要求原告支付被告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资收入17600元；总计：1000031.2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鲁曦于2014年4月21日入职到原告处，双方首次签订了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4月20日的劳动合同，2017年3月19日双方续签了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7年9月前担任公司治理总监，2017年9月起担任董事会事务秘书。2018年4月20日经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确认了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56987.04元。被告鲁曦离职前月工资为32000元。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离职面谈记录单、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二、关于被告鲁曦主张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及2018年年终奖金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32772.96元。关于被告主张2017年年终奖金。被告鲁曦称，劳动报酬由固定工资和奖金组成，被告入职原告公司后，2015年、2016年的奖金曾于次年1月至7月向被告多笔发放过，2018年2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放了第一笔2017年年终奖，在被告离职时，原告告知被告将来继续发放2017年年终奖时也会向被告发放，但未发放。关于被告主张2017年年终奖差额，按照2016年年终奖与月工资之间倍数（即2016年年终奖÷2016年月工资标准）乘以2017年月工资标准计算出2017全年年终奖，扣减2018年2月12日已发放的2017年第一笔年终奖。被告就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银行流水，证明员工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李紫阳、王子初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在2018年8月份发放了2017年业绩激励奖，王子初的银行流水有奖金二字，且李紫阳一笔钱有十几万，不可能是月薪。原告质证意见，对银行流水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2017年年终奖金；对李紫阳、王子初银行流水中未显示款项发放原因是2017年年终奖或业绩激励奖，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另外被告在离职过程中已经书面确认与公司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原告主张年终奖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也没有约定，是根据公司年度整体盈利情况经各部门及员工业绩、考勤、岗位、职责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发放或发放标准，被告以其前一年收入状况推算并主张2017年年终奖余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2017年年终奖已向被告发放完毕，标准是被告月工资的1.5倍。原告就其主张提交关于原告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发放总额上限的批复，证明发放的标准，另外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年终奖已发放。被告质证意见，对文件本身无异议，但对内容补充说明，我主张的年终奖包括批复中的业绩激励奖金。关于被告主张2018年年终奖金。被告称，我在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4月20日，原告应该支付2018年1月至4月20日间的年终奖，依据公司的惯例，计算标准为参考2017年年终奖金约730000元的三分之一。原告称，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被告的工作地点及原告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法律行政法规及河北省地方性法规的均无发放奖金折算金额的法律规定，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三、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之诉请。被告称，其于2014年4月入职，2018年4月20日离职，原告应支付4个月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的履行地在深圳，所以公司的补偿应按深圳的标准而不是石家庄的标准，深圳的社平工资为7480元，因其工资超过深圳社平工资三倍，所以按深圳社平标准三倍计算，我在公司工作了4年，计算标准为7480乘以3乘以4个月。原告称，被告提出与原告解除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按照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且被告出具了书面的无经济纠纷的文件，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工作地点及用人单位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即使计算也不应按深圳标准进行计算。四、关于被告鲁曦主张原告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工资收入17600元之诉请。被告称，该项主张是被告在石家庄工作期间的租房费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深圳，且被告一直在深圳工作，2017年8月21日，原告要求被告在石家庄工作。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我在石家庄工作期间，承租了房子，月租金为2100元，租金共17600元，该费用为不必要的额外支出，因此实际收入减少17600元。被告就其主张提交转账记录及与房东聊天记录，证明交纳了房租。原告称，自2017年8月21日双方通过行为变更了劳动合同履行地，法律法规未将房租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没有合同约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原告应支付房租的依据。五、被告主张原告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0元之诉请。被告称，我是被公司变相威胁辞职的，不是所谓的自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要求支付32000元。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录音光盘及资料。原告称，劳动关系的解除是由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此项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对录音光盘及资料不足以证明被告所称的胁迫等行为。原、被告发生争议后，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3、支付2018年年终奖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226162.47元；4、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收入17600元；5、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0元。该委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深劳人仲案[2018]12126-12127号裁决：一、原告支付被告第二笔奖金人民币307200元；二、驳回被告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年终奖问题。原告与被告就年终奖没有明确约定，原告亦没有年终奖规章制度。根据双方确认的海航集团于2018年1月出具的关于下发《2017年度绩效年薪及年终奖发放指导意见》的通知，结合原告的陈述以及被告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情况，每年年终奖发放政策系由股东批复，年终奖金额并不固定。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金额不能直接作为被告要求2017年年终奖的依据，且被告主张2018年年终奖参照2017计算标准推算出的2018年年终奖的数额，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已向员工发放了2018年年终奖的事实。年终奖的支付应属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予以调整，而双方未对年终奖进行约定。故，被告主张年终奖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772.96元之诉请。2018年4月16日，原、被告双方确认核算《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所载鲁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基数为石家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现被告鲁曦主张按深圳社平标准三倍计算。原告称，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解除是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按照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且被告出具了书面的无经济纠纷的文件，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工作地点及用人单位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即使计算也不应按深圳标准进行计算。根据原告提交的《离职面谈记录表》明确载明离职原因系“个人原因”，且原告同意并向被告鲁曦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已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额，落款原告加盖了公章，被告在“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内容”处签名。该通知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该通知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综上，被告主张原告支付高于通知书所载金额的经济补偿金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元之诉请。被告称，我是被公司变相威胁辞职的，不是所谓的自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要求支付32000元。对此，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称，劳动关系的解除是由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此项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经查，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的劳动合同，非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收入17600元之诉请。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的工作地点为深圳，后工作地点由深圳变更为石家庄。被告称，其在石家庄工作期间导致增加了房租，属于不必要的额外支出，要求原告承担其在石家庄工作期间的房租。房租不是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双方就租房事宜也未进行约定，因此，被告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被告鲁曦（又为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上诉人所主张的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5元。被上诉人根据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限的批复》于2018年2月12日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33375.71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年终奖余额，应当就被上诉人后续存在实际发放或者应当发放上述奖金的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提交的王子初、李紫阳、董梦星银行交易明细均未显示被上诉人已向三案外人发放2017年后续年终奖金。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未到庭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上诉人所提交的王子初书面证词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范畴，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被上诉人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情况，双方未对年终奖进行约定，被上诉人亦没有固定的年终奖规章制度，每年年终奖发放系由股东批复，发放金额、次数、时间均不固定。而年终奖的支付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被上诉人有权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予以调整，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金额不能直接作为上诉人主张2017年年终奖的依据。此外，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载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20日解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56987.04元，上诉人予以签字确认；2018年4月20日，上诉人签署《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书面承诺已与上诉人“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等”。该通知书及确认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5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鲁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鲁曦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亮 审判员 王淑芳 审判员 张 楠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法官助理靳传晔 书记员马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