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鄂0103行初56号 原告刘忠莲，女，195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现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 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 委托代理人董庭宇，男，系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吴兴剑，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北湖街办事处，住，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div> 负责人徐锦辉，主任。 委托代理人夏望峰，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忠莲（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江汉区公安分局”）驳回行政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因原告江汉区青年路的房屋被江汉区人民政府超范围征收，违法强拆有关审计一案，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2016年10月18日进京依法参加法院开庭，2016年10月20日晚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的公安干警兼任江汉区人民政府驻京办负责人的元景怀、杨汉中滥用行政权力和采用非法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将到北京法院进行正常司法程序维权，住宿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白纸坊派出所辖区、白纸坊南莱园街建功东里5号楼99连锁旅馆的原告被没收身份证，被强行架离、被限制人身自由、用黑车押返回汉，直接送到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28号门口的马路边，由北湖街办事处综治办熊干事（女）交付押车费用，换回原告的身份证，熊干事将原告的身份证立即交给北湖街派出所民警，原告被迫进去到北湖派出所找民警索要本人的身份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七条的规定，被告和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北湖街办事处（以下简称“第三人”）采用非法手段导致原告身心受到严重的侵害，现要求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因此行政行为给赔偿请求人、原告所造成的实际侵害，依法承担和履行国家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限制人身自由强押返汉的行政行为违法。故原告诉求法院判决：1、审查2018年12月12日被告作出的汉公行赔驳字[2018]12号《行政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的合法性并撤销；2、审查被告2016年10月20日晚上将原告限制人身自由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派出所辖区99连锁旅馆，实施强制措施、强行架离、押返回汉的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确认被告行政强制行为违法；3、确认被告和第三人是本案行政赔偿的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对原告的人身权益造成了实际侵害，判令被告和第三人按照《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规赔偿，依法赔偿原告被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失费2万元及284.74元每日赔偿金；4、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江汉区公安分局书面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国家赔偿的事实，原告申请事项与我局无关。我局作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四条也明确规定了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义务的情形，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时，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是在处置信访事件实施“一站式劝返”，是一种信访劝返行为，并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原告诉请的行政强制措施情形，不存在国家赔偿情形。且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知劝返行为并非我局作出，故原告申请的事项与我局无关。我局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我局并非法定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二、我局作出的《行政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之规定。我局在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经过调查核实，发现不存在国家赔偿情形，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不予国家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了原告。我局的行为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不存在国家赔偿情形，原告申请事项与我局无关，我局被告主体不适格，我局作出的《行政赔偿申请驳回决定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一、我单位不是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我单位未对原告行使行政职权，也未共同与被告对原告行使职权，更不存在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单位行使行政职权并因此损害其合法权益，故我单位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 二、原告不是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受害人，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但本案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因我单位行使行政职权所致，故原告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的主体资格。 三、我单位没有指派任何工作人员参与2016年10月20日对原告上访的劝返工作，也不清楚其具体情形．原告称我单位与被告共同对其实施了所谓“行政强制措施的限制人身自由强押返汉的行政行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纯属虚构。 四、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诉被告的所谓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行政行为存在，行政行为不存在，则更不存在行政行为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原告非本案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其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故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应予驳回。 综上，原告非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亦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适格受害者，我单位也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适格赔偿义务机关，原告要求我单位赔偿其精神损失费2万元及284.74元／日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提起的行政诉讼也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故请求驳回其起诉。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本案中，原告曾就其在本案中提起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白纸坊派出所提起履行职责的申请，该派出所在受案后履行了职责并作出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原告对此不服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起了行政复议，该局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白纸坊派出所的行为，原告仍不服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2017）京0102行初565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白纸坊派出所对刘忠莲的报案及时受理，并进行了调查。因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刘忠莲所称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事实，故白纸坊派出所作出《终止决定书》，并将终止案件调查的原因、理由告知刘忠莲。”据此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和第三人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因原告要求确认违法的行为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驳回，其提起行政赔偿的事实依据并不存在，被诉行政赔偿驳回决定明显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予以驳回。原告针对第三人的请求也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一并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忠莲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卫斌 审判员  鄂焕斌 审判员  梅小丽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肖雪君 书记员徐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