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2民初326号原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住南京市六合区经济开发区时代大道。法定代表人：江逸明，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霄飞，江苏永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燕铭，女，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运公司）与被告顾燕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号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双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霄飞、被告顾燕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双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名币295486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0年底经人介绍进入原告公司工作，担任财务总监职务。期间，被告多次通过原告银行账户向其个人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2954867元，均无准确的汇款事由及相应的账务凭证，自2015年被告离职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提供完整的财务凭证，说明汇款事由或退还款项，被告始终不予理睬。原告认为，被告无合法理由收取上述款项，获得不当得益并造成原告损失，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顾燕铭辩称：第一、原告并没有遭受损失，被告也并没有获利。原告提供的不当得利清单中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均有合法的事由。原告诉请的15笔支出,均是建立在偿还被告预先支出的款项或者借款，原告并没有遭受经济损失被告也没有获得这些利益。第二、原告诉请的款项发生期间,原被告之间有着密切的、频繁的借贷关系，以及正常的劳动用工关系。因为当时原告以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吕万成自身各种原因，资金周转经常出现困难,便找到被告帮忙周转借贷。原告向被告打这些款项,每一笔都有具体的事由,双方之间有着多重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没有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事实。第三、原告诉请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当初与其关联公司南京仁恒物流有限公司均由吕万成以及其亲戚家属等人实际控制,属于家族企业。原告的出账有着一套严格的财务流程,先制单填写付款申请,再交由各个部门签字,最后由吕万成决定安排人员打款。所以每一笔款项都是经过原告当初确认过的，被告并没有任何的弄虚作假,不当得利和职务侵占。第四、原告自已掌握着部分重要证据,应当主动向法庭提供。被告从原告公司离职后,与原告办理了交接。本次原告所诉款项背后均有财务流程装订成册,在原告处。原告有义务向法庭提供。第五、原告所诉不当得利的事实根本也不存在。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和2014年5月22日进行阶段性往来对账时,已经将双方的往来和欠款进行了确认,并没有原告本次所诉的不当得利。被告离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的离职证明也进一步表明,被告并没有任何的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所以,被告认为原告提起的不当得利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第六、本案如果不当得利的事实能够成就,那也应当适用刑法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原告曾经就此案以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为由向南京市六合区公安局报案,后经过审查不构成犯罪。按照原告的说法,是被告自己利用财务总监的身份制作付款单,自己签字,然后利用吕万成不明事理,将公司的钱财占为己有,如果这样理解,被告确有诈骗或者职务侵占的犯罪动机和事实,那触犯的是刑法,与不当得利则相去甚远。第七、原告再有其他纠纷也早已解决,双方在2016年已经达成了和解,互相不追究责任。原告就此案于2016年6月份以600万左右的标的向贵院提起诉讼,后原被告就此案与另外一个案子合并一起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各自让步,互相不再追究对方责任。因此根据当时的调解协议和撤诉申请等内容,即使双方有纠纷,也早已经解决完毕。第八、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实际控制人吕万成实际审核并签字付款申请中，应当视为对每一笔款项支出是明知或应当知道的。即从款项汇至被告账户上时，原告所认为的不当得利之债就已经形成。根据时间先后，第15笔的时间是2014年4月1日，此案件应适用当时2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截至2016年4月1日15笔款项就已经全部过诉讼时效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被告顾燕铭在原告双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15年2月4日，双运公司通知解聘顾燕铭。任职期间，顾燕铭与原告之间发生多次借贷关系。2014年5月19日，原告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经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审核确认：顾燕铭同志自2010年12月25日至2014年5月19日入职公司以来，个人从未私自使用或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和财产的情况。其在提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财务账目清楚、明确、完善，无任何问题和不当。现顾燕铭同志已完成公司财务的全部交接事务，其不再从事公司财务事宜。特此证明。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万成在证明上签字，并加盖原告公司的公章。2015年4月24日，双运公司董事长吕万成以顾燕铭职务侵占公司财产为由，到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经侦大队报案。2015年7月14日，六和分局经侦大队对顾燕铭进行了两次询问，后以经济纠纷为由未予立案。2016年2月19日，双运公司向本院起诉顾燕铭，案由不当得利纠纷，2016年9月12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2016年5月12日，双运公司向本院起诉顾燕铭，案由民间借贷，2016年9月18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两份撤诉申请基于同一份和解协议，内容如下：1、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撤销在玄武法院起诉顾燕铭的两个案子，以后不得以任何形式、理由重新起诉顾燕铭。2、顾燕铭只主张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不再做出其它对双运公司及吕万成不利的言论。案号：（2016）苏0102民初2386号，（2016）苏0102民初2926号。另查，双运公司有一关联公司，名称为南京仁恒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恒公司），其主要股东与双运公司一致。该公司已于2013年3月29日在南京市六合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销。上述事实有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本院（2016）苏0102民初2386号、（2016）苏0102民初2926号案件材料、和解协议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15笔款项，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围绕该争议焦点，原、被告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并就该15笔款项的性质展开辩论，具体如下：一、2011年10月24日，款项金额为1万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被告借给原告经营周转所用，被告于2011年10月21日，从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中取现金1万元，交给原告出纳褚婕，原告当时出具过收据，但现在收据找不到了，10月24日原告将此款归还给被告。证据为：被告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在2011年10月21日取款1万元。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被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在2011年10月21日取款1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将该款项交给了原告。2、从原被告交易习惯来看，款项的支付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没有现金往来。3、原告也没有为此出具过收据，公司的财务账册也没有此账目的记载。4、公司当时的出纳褚婕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她从未在顾燕铭处收取过现金，因此被告称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给褚婕并交付给公司的是虚假的，证据为褚婕所写的情况说明1份。被告对褚婕所写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其所述虚假，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有褚婕收取现金时在收据上的签名。二、2011年11月14日，款项金额为4万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被告借给原告经营周转所用，被告于2011年11月10日，从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中取现金4万元，交给原告出纳褚婕，原告当时出具过收据，但现在收据找不到了，11月14日原告将此款归还给被告。证据为被告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在2011年11月10日取款4万元。原告的质证意见同上。三、2011年11月22日，款项金额为15万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被告借给原告经营周转所用，被告于2011年11月16日，从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中两次取现金46000元、10万元，加上原告自有的现金4000元，共计15万元，交给原告出纳褚婕，原告当时出具过收据，但现在收据找不到了，11月22日原告将此款归还给被告。证据为被告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在2011年11月16日取款46000元、10万元。原告的质证意见同上。四、2011年12月6日，款项金额为11800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被告借给原告经营周转所用，被告于2011年12月2日，从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中取现金11800元，交给原告出纳褚婕，原告当时出具过收据，但现在收据找不到了，12月6日原告将此款归还给被告。证据为被告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在2011年12月2日取款11800元。原告的质证意见同上。五、2012年2月6日，款项金额为45000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被告借给原告经营周转所用，其中5000元入了原告公司的账户，另4万元支付给了仁恒公司。被告于2012年1月18日，从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中取现金5000元、2012年2月1日取款4万元，共计4.5万元，交给原告出纳褚婕，原告当时出具过收据，但现在收据找不到了，2月6日原告将此款归还给被告。证据为：被告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在2012年1月18日取款5000元、2012年2月1日取款4万元；2012年2月1日的交通银行现金解款单，证明被告将4万元现金存入仁恒公司的账户；付款申请单，该付款申请单记载的付款理由为还款，经办人为褚婕，财务部门签名为被告，领导审批为吕万成。原告的质证意见同上，同时补充：原告两次从银行取款的时间间隔有13天，不符合常理；现金解款单是被告与仁恒公司的往来款，与原告无关；付款申请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的财务账册中没有相对应的款项入账的凭证；因为当时原、被告财务往来频繁，而且被告当时本人就是财务总监，她借款比较方便，一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万成都会签字，后来核对的时候发现她填写的借款理由和事实存在出入。六、2012年5月2日，款项金额为300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被告称，该笔款项是帮原告法定代表人吕万成充的300电话费，当时是让驾驶员彭国柱去充的，但钱是被告所付，后来报销，将300元付给了被告，证据为报销单、充话费发票。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话费是彭国柱代为办理的充值，并申请的报销，并且报销款300元已给了彭国柱，但顾燕铭又将该款转账到自己的账户中。七、2012年6月28日，款项金额为52.5万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该笔款项是原告的关联公司仁恒公司向被告顾燕铭借款500000元，后原告代为偿还该借款，本息共计52.5万元。证据为：被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仁恒公司的收据一份、付款申请单一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是被告与仁恒公司的往来，在没有原告与第三方公司及被告共同确认的代还款或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代为偿还相关款项。2、两家公司股东和法人代表相同，但两家公司各有独立的业务，独立经营。八、2012年7月6日，款项金额为1068333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该笔款项是2012年5月26日，原告向被告借款100万，2012年7月6日连本带息共计归还1068333元。借款100万元的构成为：被告交行卡2012年5月18日向魏媛媛尾号为49×××02的卡号内汇入5万元，2012年5月26日向郑泽斌尾号为54×××67卡号内汇入8万元，2012年5月26日向胡国英尾号为0654卡号内汇入3万元，2012年5月26日向刘鹏尾号为61×××92卡号内汇入8万元，2012年5月26日向陆国兴尾号为78×××30卡号内汇入4万元，2012年5月26日向魏媛媛尾号为49×××02银行卡汇入20万元，2012年5月27日被告向魏媛媛尾号为49×××02的卡号内再次汇入3万元，2012年5月28日被告向仁恒公司转入1.1万元，被告帮吕万成还工行信用卡1.8万元，还有4000元现金，剩余7000元是被告支付给郑泽斌，但因时间久远，该7000元被告无法举证证明，然后由原告以自己名义向被告出具借条和收证据，证据为：被告的交通银行交易明细，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收据一份，付款申请单一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虽然有借条和收据，但对100万款项的实际交付有异议；收据中写明985000加4000现金支付给各办事处，1.1万现金存入仁恒公司交通银行账户，在2016年原告起诉的案件中，被告举证并改称其以汇款的方式向原告办事处转账51万，取现并存入仁恒公司45万。2、原告和所有办事处核对过，没有人收到过被告上述所称的款项。3、付款申请单对应的所谓的借款发生在2012年5月26日，而借条及收据写明被告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了100万元的借款，与被告在本次诉讼及前次诉讼中陈述均不一致。被告在两次诉讼中称当时向各办事处人员支付运费共51万元，但在公安机关陈述以及提供证据证明只有48.5万元，其在2012年5月26日前实际向仁恒公司汇款是45万元，但在写收据时为50万元，仅此两项在出具该收据时被告就多计算了6.5万元的费用。被告方在陈述过程中完全是为了凑出100万元的数额，将数笔并不包含在100万元内的款项进行计算，并且即使这样也未能凑齐100万元的数额，实际上在公安的报案材料中有被告当时制作的财务账册的明细的复印件，上面载明了100万元的构成，这100万元中并不包含被告刚才所说的2012年5月18日向魏媛媛支付的5万元。4、从记账凭证可看出5月26日50万元的被告记录是还她自己前期50万元借款，而从被告自己举证的证据可以看出，她前期向仁恒公司也只汇款了45万元。所以我们对被告所述的款项构成、收据写5月26日是为了计算利息的说法不予认可。因为从被告自己的举证可以看出，她向仁恒公司的汇款是发生在5月18日，如果为了计算利息，不可能写成5月26日。5、2015年，原告曾经核查，发现被告所称的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各办事处工作人员支付备用金，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曾向六合区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当时也找被告进行了调查，而且也查询了相关书面材料，被告当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在本次诉讼中的陈述有矛盾。九、2012年9月12日，款项金额为522500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被告于2012年8月16日向南京仁恒物流公司出借50万元，原告代还本息共计522500元，原告处有2012年9月份第33号记账凭证，可以证明。证据为：被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仁恒公司的收据一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所称的这笔款项是用于归还仁恒公司的借款本息不予认可，原告没有义务代还，该笔款没有相应的收条和借据。十、2012年9月27日，款项金额为1578333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2012年9月17日原告向被告借款100万元，至9月27日本息应为1018333元，因此多付了56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该笔款项包括被告于2012年7月16日出借给仁恒公司的50万，原告代还相应本息，原告诉称的56万是仁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50万元的本息，当时口头约定利率为月息3%到5%。证据为：被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仁恒公司的收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被告主张是原告代仁恒公司的还款没有任何证据，原告也没义务代还。从数额来看，被告所称的借款50万还款56万，与原被告之间通常约定的利息标准不一致，远远高于常规约定的标准。十一、2013年6月10日，款项金额为20万元，该款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吕万成的招商银行卡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吕万成的招商银行卡的历史交易明细表。被告称，原告法定代表人吕万成向被告账户转账20万后，被告于当日汇给合肥办事处薛瑶16万元，汇给石家庄办事处崔成龙4万元，均是从被告的卡上取了现金存到他们二人账号中，凭证交给了原告。证据为：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2份，证明被告汇款给薛瑶16万元，4万元的事实。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当时薛瑶、崔春龙是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公司不认可该两笔款项对应本案第十一笔款项。十二、2013年7月15日，款项金额为9800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2013年7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借9800元，被告当时在上海，被告急着要钱，被告就在ATM机上将9800元直接存到兰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惠霞霞的账户，不是存到原告账户。在2016年的诉讼中我提供了一份兰州办事处的报表，其中有9800元的记账。证据为：原告出具的收据1份、付款申请单1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收据和付款申请单没有异议，但是原告事后核查的时候发现没有收到该笔借款，认为不合常理；被告所称的每一笔给原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款项，原告凡是能找到相关人员的都进行了核实，核实属实的，原告都予以认可，但这笔款项找不到。十三、2013年9月9日，款项金额为20万元，原告从账户转账25万元至被告银行卡，其中5万元是原告归还被告的借款，多付了20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2013年9月7日，被告向原告出借20万，9月9日原告归还。9月7日是休息日，公司急需20万，被告就向陈文孝借了20万，然后陈文孝取出款项后交给了被告，被告将现金交给了原告公司的一个姓竺的财务人员，陈文孝在原告第一次诉讼中有相关证言。证据为：陈文孝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个人业务交易单，原告出具的借款收据、付款申请单。原告的质证意见为：9月9日的20万，在原告第一次诉讼开庭时，被告第一次说是2013年9月2日借给原告的20万并拿出凭证，但我们质疑借款的时间和付款申请的时间记载的不一致。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又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取现20万，以现金方式给了原告，但没有任何收据等证据，所以对这笔款项原告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本身的说法一再变化。十四、原告放弃该笔款项的诉请。十五、2014年4月1日，款项金额为19467元，该款从原告账号转账至被告银行卡。原告提供的证据为：紫金农商银行通用凭证。被告称，该款是原告帮平安银行冲刺月底存款，被告在外借款500万，存入被告在平安银行的私人账户，由原告支付两天的利息19467元。证据为：原告出具的收据1份、付款申请单1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不予认可，被告在自己的账户内银行存款，原告没有理由代其付息，且利息远超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流公司在收到专业的会计审核报告前，有可能怀疑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但这并不代表原告在怀疑的一刻起就构成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事实上，在南京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3月9日向双流公司出具《审核报告》，明确告知原被告之间账户发生额的情况起，双流公司才有足够理由怀疑其权利受到侵害，自此，诉讼时效开始计算。2016年2月19日，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过诉讼时效，且诉讼时效于原告就此纠纷第一次起诉起开始中断，并于原告在首次诉讼中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因此，原告于2019年1月8日再次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接受原告的汇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重要要件。然而，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原告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被告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顾燕铭应证明其收受双运公司汇款的行为具有法律根据，其中：第1-4笔汇款，被告未能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相应证据，无法证明其接受原告的汇款行为存在法律根据，本院不予认可；第5笔汇款，结合信用卡对账单、付款申请单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双运公司享有相应债权；第6笔汇款，结合报销单、话费充值发票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双运物流享有相应债权；第8笔汇款，结合借条、收据、付款申请单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双运公司享有相应债权；第11笔汇款，结合交易明细表、汇款单等证据，可以认定双运公司汇给顾燕铭的款项，已经代转给其它员工；第12笔汇款，结合收据、付款申请单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双运公司享有相应债权；第13笔汇款，结合存款历史交易明细单、取款记录、收据、付款申请单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双运公司享有相应债权；第15笔还款，结合付款申请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顾燕铭对双运公司享有债权；第7笔、第9笔、第10笔汇款，结合借款收据、付款银行流水、付款申请单、取款凭证、仁恒公司对账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顾燕铭对仁恒公司享有债权。鉴于双运公司和其关联公司仁恒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呈现出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等情形，结合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调取的仁恒公司与双运公司之间的往来流水情况，可以认定该三笔汇款系双运公司对其关联公司仁恒公司债务的清偿行为。此外，原告在诉讼中明确放弃主张第14笔款项，本院不再予以认定。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前四笔汇款行为，缺少相关证据支撑，构成不当得利。除此之外的汇款行为，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垫资、代为转账等关系，具有法律根据，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等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顾燕铭返还原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211800元。二、驳回原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439元，减半收取为15219元，由原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4128元，被告顾燕铭负担10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俊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法官 助理  鲁 威见习书记员  朱礼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