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212行初22号原告刘青文，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代理人谷宇（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女，197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2102131976********，系辽宁李冬艳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大连市中山区。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街**。负责人王胜邦。委托代理人唐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业超，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div>负责人郭树清，该委员会主席。委托代理人赵大伟，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体育新城支行，住所地，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72A-9、11、13、15、17、19、21、23、25iv>负责人荣红，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李洪山，该行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翟志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原告刘青文因要求确认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简称大连银保监局）行政答复违法及请求撤销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2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体育新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青文及委托代理人谷宇，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委托代理人唐卉、韩业超，被告银保监会委托代理人赵大伟，第三人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委托代理人李洪山、翟志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简称大连银监局）于2018年11月28日向原告刘青文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原告刘青文不服，向被告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银保监会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7号），决定维持大连银监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原告刘青文诉称：2015年，原四木红公司股东张海钧的同学朱涛找到四木红公司，说帮忙贷点款，金额490万元，贷款期限从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1月19日，合同号21F123315003JK，如贷款下来后，由大连国立融资担保公司使用，并承诺所有的借款由他们偿还，但办理贷款期间公司印章由他们使用，并承诺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当时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信贷经理殷岳辉伪造购货合同，指导借款人将购货合同交给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四木红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青文对此表示不解，银行仅凭一份合同就能将贷款发放下来吗？连发票都没有怎么能证明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四木红公司本身没有贷款需求，其资产情况、运营情况、财务资料都不符合授信条件，怎么能将贷款发放下来呢？原告对这笔贷款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过了一个月左右，贷款真的发放下来了，该笔贷款当日便落在了国立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智慧妻子石玉账户上。之后，经大连银监局核实，资金划转到了国立担保公司法人及关联人账户上。2016年1月21日，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向四木红公司发放了第二笔贷款485万元，用途为偿还编号为21F123315003JK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的债务，担保方式为原告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国立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原告对所贷款项没有留用一分，当时对资金去向完全不知情，与以上相关人员素不相识，怎么可能用个人名义为其提供担保，这显然与常理不符。2017年9月，建行大连春柳支行以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将原告诉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法院判令原告对此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在被起诉时，才知道自己被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殷岳辉（信贷经理）、张文发（当时的行长）及张智慧合伙欺骗。2018年3月16日及5月24日，原告向大连银监局投诉，经被告调查，该笔贷款的档案中只有与贷款用途相关的采购合同，没有相关发票，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经查询验证属于异常票。原告在投诉期间已向被告大连银监局陈述多次，客户经理从未向借款人索要过发票，是银行工作人员和张智慧提供的虚假发票复印件并将其涂改。原告提起行政复议后，被告银保监会在第二次的调查结论中却说相关发票遗失，这显然与常理不符。第三人这是隐藏、毁灭证据，已经构成犯罪。另查，首笔贷款存续期间，在内审检查已发现贸易背景材料伪造、未采取相应的措施、贷款背景不真实的情况下即将借款人按照优质客户予以再融资贷款。原告投诉到被告处后，被告只是避重就轻地给出了第三人违规发放贷款的几点结论（即贷款融资背景不真实、信贷资金被挪用、贷后管理未尽职、违规续贷隐藏贷款风险等），并没有将原告投诉的其他重大问题（实际用款人张智慧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方式多次骗取银行贷款）进行深入调查和答复。本案中，被告银保监会在第一次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将异常发票等事实认定为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但第二次行政复议决定书却又认定发票丢失无法核查真实情况属实，两次决定内容前后矛盾。被告作为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并没有将事实真相调查清楚，也没能将贷款发票为什么会在第二次提起行政复议的关键时间点上丢失核查清楚。原告诉讼请求：1.确认大连银监局作出的〔2018〕76号答复意见书第一条“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调查程序违法，并责令其重新调查虚假发票丢失事宜并给出答复意见；2.撤销银保监会作出的〔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并重新调查丢失的虚假发票事宜并答复。原告刘青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46号）；2.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3.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8〕121号）；4.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7号）；5.（2019）辽02民终163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4用以证明被诉行政机关不作为，证据5用以证明原告民事诉讼二审败诉。被告大连银保监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大银监信〔2018〕76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程序合法。2018年3月7日，原告刘青文来访，向被告提交了书面信访材料。2018年5月9日，信访人提出撤回上述信访事项的书面申请。2018年5月24日，信访人再次向被告提出上述信访事项。2018年3月至7月，被告对信访事项开展了全面调查。2018年7月23日，被告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46号），并于次日送达给刘青文。刘青文对答复意见不服，于2018年7月26日向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8日，被告收到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定〔2018〕121号），撤销大银监信〔2018〕46号答复意见书，并责令重新处理。2018年10月至11月，被告对信访事项进行了补充调查。2018年11月28日，被告重新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并送达给刘青文。被告按照《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办法》规定的期限和程序及时受理原告的信访投诉，及时核查处理，在规定期限内书面答复原告，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意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分别调取了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信贷档案，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调查信贷资金流向等。经调查，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存在以下问题：1.贷款融资背景不真实，信贷资金被挪用；2.贷后管理未尽职；3.违规续贷隐藏贷款风险。被告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对信访核查中发现的问题下发监管意见，对核查发现的违规行为予以立案处罚，针对发票复印件遗失问题要求建行严肃整改问责。被告已全面适当地履行了监管职责，充分地采取了监管措施。三、关于原告诉称的“两张发票”问题。1.首次大银监信〔2018〕46号答复意见书提及“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的原因。2018年3月、5月两次接到刘青文信访事项后，被告提取了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信贷档案，其中审计检查工作底稿记载“查阅该笔业务档案，只有与贷款用途相关的采购合同，没有相关发票，经审计提示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2张发票……”。对比客户经理张野询问笔录，该记载内容与张野的陈述相同。因此，被告在首次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作出了“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的表述。2.第二次的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意见书未提及“审计提示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的原因。因保监会撤销首次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后，被告复核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信贷档案，档案中确实无该发票复印件。被告再次询问客户经理张野，张野坚持了此前的说法。被告又对2015年审计时的审计人员郑翰麒进行询问，郑翰麒确认了档案中未留存发票复印件的情况，并转述张野向其陈述“向客户追索发票”的说法。由于两张发票的来源问题，存在张野、刘青文两人完全不同的陈述，并无其他第三方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无法判定两个自然人陈述的真伪性。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赋予被告的职权是监督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其他证据足已判定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业务活动存在违规之处。因此，在第二次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中，未提及“审计提示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相关内容。综上，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意见书制作的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举报信，用以证明2018年3月7日，原告刘青文到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违规行为提出信访举报；2.被告大连银监局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大银监信〔2018〕15号）；3.EMS全国邮政特快专递；证据2、3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在原告刘青文提出信访诉求后15日内决定受理，并告知原告刘青文受理情况。4.撤回信访（投诉）事项申请书，用以证明2018年5月9日，原告刘青文撤回信访请求；5.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8年5月24日，原告刘青文再次提出信访举报；6.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用以证明2018年5月24日，大连银监局对原告刘青文反映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相关贷款不符合规定的问题重新受理；7.《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送达回证，用以证明2018年5月24日，大连银监局向原告刘青文送达《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8.大连银监局信访核查工作底稿，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进行监管调查；9.大连市分行员工违规行为记分记录单，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核查发现信贷档案中关于票据未有效审核及留存的记载；10.中国建设银行审计工作底稿—情况记录，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调查信贷档案，信贷档案中记载了贷款项下票据异常的情况，经审计提示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11.大连银监局询问笔录（2018年3月22日），用以证明被告大连银监局调查建设银行原大连春柳支行相关人员；12.大连银监局询问笔录（2018年3月27日），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调查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相关人员；13.大连银监局询问笔录（2018年3月27日），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调查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相关人员；14.银行转账流水，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调查四木红公司贷款的流向；15.大连四木红科技有限公司信贷业务自查报告，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进行监管调查；16.大连银监局信访核查工作底稿，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进行监管调查；17.大连银监局办公室关于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信访核查发现问题的监管意见（大银监办发〔2018〕244号文件），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进行监管；18.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46号），用以证明2018年7月23日，大连银监局就刘青文信访举报事项核查结束，出具答复意见；19.大连银监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送达回证，用以证明2018年7月24日，大连银监局向刘青文送达《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大连银监局行政处罚立案申请表及立案登记审批表，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立案处罚；21.行政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刘青文对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46号）不服，向被告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2.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8〕121号），用以证明2018年9月28日，被告银保监会撤销大银监信〔2018〕46号《信访答复意见书》，要求对其中部分事实进行调查；23.大连银监局信访核查工作底稿，用以证明2018年10月9日，大连银监局根据银保监会的复议决定，立即开展调查工作；24.大连银监局询问笔录（2018年10月10日），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工作人员张野进行询问，调查了发票去向问题；25.大连银监局询问笔录（2018年10月15日），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对建行大连市分行审计人员郑翰麒进行询问，调查发票去向问题；26.关于刘青文反映体育新城支行有关问题接待处理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受理刘青文信访事项后，立即进行调查工作，被调查单位建行大连市分行出具了说明材料；27.关于大连四木红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发票复印件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大连银监局受理原告刘青文信访事项后，立即进行调查工作，被调查单位建行大连市分行出具了说明材料；28.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29.大连银监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送达回证；证据28、29，用以证明2018年11月28日，大连银监局重新对原告刘青文信访事项进行答复；30.行政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刘青文对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不服，向被告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31.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7号），用以证明2019年1月31日，被告银保监会决定维持大银监信〔2018〕76号《信访答复意见书》。被告银保监会辩称：2018年12月7日，银保监会法规部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对复议材料进行审查。2018年12月10日，银保监会向原大连银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2018〕186号）以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2019年1月31日，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寄送原告。被告的复议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银保监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刘青文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被告银保监会向大连银监局发出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复通〔2018〕186号）；3.大连银监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4.被告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17号）及邮寄凭证。第三人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述称：对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大连银保监局及第三人认为原告证据5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大连银保监局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张野从来没有向原告索要过发票，所以要求被告调查发票的出处和来源。原告对被告银保监会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对发票丢失一事没有调查清楚，原告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二被告对彼此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二被告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彼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大连四木红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3日，2017年1月10日前的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刘青文。2016年12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下发《关于优化调整春柳支行管理关系的通知》（建大发〔2016〕228号文件），决定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由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管理。2018年10月10日，中共中国银保监会委员会下发《关于成立大连银保监局筹备组的通知》（银保监党任〔2018〕75号），决定成立大连银保监局筹备组。2018年12月17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挂牌成立，将原大连银监局、原大连保监局的职能予以整合，原大连银监局对银行业监管职责由大连银保监局继续行使。2018年3月7日，原告刘青文向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提交信访举报材料，反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春柳支行（简称建行大连春柳支行）违规发放贷款等问题。2018年3月19日，大连银监局向原告送达《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大银监信〔2018〕15号），告知原告：对其反映的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相关贷款不符合规定的问题予以受理，按照程序进行核查，并对核查结果予以书面告知。2018年5月9日，原告向大连银监局提交《撤回信访（投诉）事项申请书》，撤回其3月7日的信访投诉事项。2018年5月24日，原告再次向大连银监局提出上述信访投诉事项。同日，大连银监局向原告送达《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大银监信〔2018〕15-1号）。2018年3月至7月间，大连银监局对原告反映的信访投诉事项开展了以下调查：调取了建行大连春柳支行的信贷档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调查信贷资金流向、要求建行大连市分行提交自查报告。2018年7月20日，大连银监局作出《中国银监会大连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信访核查发现问题的监管意见》（大银监办发〔2018〕244号，内部文件），包括“核查及自查发现的主要问题”“监管意见”两项内容。2018年7月23日，大连银监局向原告刘青文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46号），主要内容为：“经核查，2015年，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以下简称大连建行）向大连四木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木红）发放贷款49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1月19日，合同号21F123315003JK，担保方式为刘青文和谷宇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担保）提供保证担保，贷款受托支付给交易合同的供给方大连亚明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6年，大连建行向四木红发放贷款48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月21日至2017年1月21日，用途为偿还编号为21F123315003JK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债务，担保方式为刘青文和谷宇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国立担保提供保证担保。2017年9月5日，大连建行就相关贷款提起法律诉讼，2018年3月16日，该行从国立担保的保障金账户中扣划58.27万元，用于归还借款人的部分欠款。核查发现，上述贷款存在以下违规问题：一、贷款的背景不真实。经核实，该笔贷款的档案中只有与贷款用途相关的采购合同，没有相关发票，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经查询验证属于异常票，检查确认向四木红发放的490万元贷款‘贸易背景材料确实属于伪造’，违反了《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二、信贷资金被挪用……。三、贷后管理未尽职……。四、违规续贷隐藏贷款风险……。”同日，大连银监局对第三人建行大连体育新城支行（原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及该行相关人员予以立案行政处罚。原告刘青文对大连银监局的答复意见不服，于2018年7月26日向被告银保监会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认为“客户经理从来没有向借款人索要发票，借款人也从来未给过客户经理任何发票”，大连银监局答复称“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属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8年9月28日，被告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定〔2018〕121号），认为：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或借款人四木红进行调查，仅根据建行大连分行内部审计材料、对建行大连分行相关员工询问情况等材料，认定存在“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等事实，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遂决定撤销大连银监局作出的大银监信〔2018〕46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8年10月至11月，大连银监局对原告的信访事项补充开展了以下调查：检查四木红公司贷款档案、询问建行大连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要求建行大连市分行提交情况说明。建行大连市分行提交的《关于大连四木红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发票复印件情况的说明》，根据客户经理张野的回忆，进行了如下说明：“2015年8月份，在我行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档案中没有发票，向支行要求后，支行客户经理张野再次向刘青文和秦忠民要求提供发票，秦忠民提供了2张发票复印件。客户经理张野未对发票复印件的合规性进行审核，直接将客户提供的发票复印件提供给审计人员……。在审计结束后，发票复印件在后续交接和保管过程中遗失。”2018年11月28日，大连银监局向原告刘青文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监信〔2018〕76号）。该答复意见与之前的大银监信〔2018〕46号内容基本相同，但取消了之前答复意见中关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的内容。原告刘青文对该答复意见仍不服，于2018年11月30日再次向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31日，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定〔2019〕17号），决定维持大连银监局作出的大银监信〔2018〕76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八条的规定，大连银监局依法具有对本辖区范围内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大银监信〔2018〕46号和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虽然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形式作出，但其实质是大连银监局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履行对辖区内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监管职责，并非以《信访条例》为职责依据。原告刘青文对上述答复意见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大连银监局职能整合后，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大连银保监局是本案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银保监会作为大连银监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大连银监局的相关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大连银监局在重新处理过程中对“两张发票”问题是否依法履行了调查职责，作出的答复意见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四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一）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二）询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三）查阅、复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四）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第四十二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时，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对与涉嫌违法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采取下列措施：（一）询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其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二）查阅、复制有关财务会计、财产权登记等文件、资料；（三）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毁损或者伪造的文件、资料，予以先行登记保存。”根据上述规定，大连银监局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进入金融机构检查、询问相关工作人员、查阅复制文件资料、要求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情况说明等监管措施。但上述监管措施适用对象均不包括被监管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本案中，大连银监局在原有的调查基础上，到建行大连春柳支行对四木红公司的贷款档案进行了核查，就“两张发票”问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并要求建行大连市分行提交了情况说明。根据调查，四木红公司贷款档案中没有证明融资背景的增值税发票。在原告（借款人）否认向建行春柳支行客户经理提供过发票，而客户经理张野又称是借款人提供的发票的情况下，大连银监局根据贷款档案中没有发票的客观实际，在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意见中取消了之前答复意见中关于“客户经理向借款人追索了两张发票”的内容，并无不妥。并且，大连银监局在大银监办发〔2018〕244号文件以及行政处罚中，对“贷款的贸易背景不真实”“贷后管理未尽责”等问题依法作出了事实和性质认定，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追责，履行了法定职责，作出的答复意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大连银监局于2018年9月28日收到银保监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后，重新展开调查，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大银监信〔2018〕76号答复意见并送达给原告，履行了相应法定程序。被告银保监会于2018年12月7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后，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定〔2019〕17号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综上，原告刘青文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青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青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玉东人民陪审员  曹 丹人民陪审员  徐桂兰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苗雪婷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第八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第七条银监会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一）对银监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二）对银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三）银监会认为应当管辖的其他行政复议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