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4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平，男，1955年2月1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岩，江苏达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瑶，江苏达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徐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徐州市解放南路**。法定代表人：周怀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昭洋，江苏圣典（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栗，女，1982年4月20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上诉人张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徐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徐州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8）苏0303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平的委托代理人黄岩、黄广瑶、被上诉人邮政徐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殷昭洋、李栗到庭参加诉讼活动，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平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8）苏0303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第一，张平在被判处刑罚之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这是根据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三十条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五的征求意见稿第67条的规定，在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的状态下，不能产生劳动合同解除的事实，因此本案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第二，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协助办理退休手续”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应受仲裁时效的约束。第三，上诉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未履行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的法定义务，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仲裁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后开始计算。上诉人自2015年3月达到退休年龄后，养老金损失产生，权利从此受到侵害，该诉请的时效应从2015年3月时起算。得知无法领取养老保险金后，上诉人即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且已于2016年2月申请仲裁，该时效并未届满。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权利持续性受到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自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时效。本案，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并未消灭，其不履行义务造成的损失仍在不断产生，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处于不断更新状态，换言之即便上诉人主张一年内的损害赔偿，永远在时效期间内。第四，本案时效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存在中断。一审判决认为2014年2月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公积金申请表上的徐州邮政局财务专用章，推定上诉人在2014年2月前就知道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错误。2014年2月变更营业执照信息不能等同于2014年2月更换公章。一审的推定缺乏事实依据。另，在一审之后上诉人找到了一张2015年9月15日的会客单，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单位进行协商。其中不仅显示双方于2015年8月就本案争议进行沟通，时效因此中断，而且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营业执照变更19个月后，仍使用徐州邮政局的名称，一审法院的简单推定错误。还查到在2014年12月2日邳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邳碾民初字第1007号判决书中，被上诉人仍以徐州市邮政局的名义参加诉讼，亦即在变更营业执照10个月后，仍在使用原名义，这进一步印证了在营业执照变更后，被上诉人继续使用原章的可能。综上，一审中上诉人一共提出了四项诉讼请求，各项请求的时效计算方式又各不相同，一审法院未加以区别，将时效问题一刀切错误。被上诉人邮政徐州公司答辩称：一、原告的申请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被上诉人的名称在2014年2月由徐州邮电局变更为江苏邮政公司徐州分公司，而上诉人称在办理领取住房公积金时知道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而上诉人提交的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上加盖的徐州邮政局的印章，从而证明该申请表是在2014年2月之前加盖的。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工资发放的银行卡可以证明，在2012年12月之后，被上诉人就没有向上诉人发放过工资，上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张平在诉状中称“被告在2012年12月31日单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党委会议记录、关于给予张平开除党籍的处分批复、关于给予张平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以及高波出具的证明，均可以证明在2012年12月已经解除了上诉人与上被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也已经告知了上诉人，所以从以上事实，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2年12月解除，上诉人是明知的，上诉人在2016年2月提起仲裁，已经超过了1年的仲裁时效。二、上诉人称判令协助办理退休手续，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依据。无论是否存在仲裁时效问题，上诉人的该请求均不应当得到支持。在2012年12月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后，上诉人的社保账户已经由单位账户变更为个人账户，相关的退休手续以及领取退休金的数额应由社保部门办理及发放，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要求协助办理退休手续以及赔偿养老金的损失在仲裁时均没有提起，而在一审时增加，不符合劳动仲裁前置的程序规定，所以上诉人的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称本案时效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中断，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在1年的仲裁时效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综上所述，劳动仲裁部门以及一审法院均认定上诉人的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从实体上，因上诉人构成犯罪，被上诉人通过法庭程序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上诉人的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四、针对上诉人的补充，上诉人称在上诉人服刑期间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领取住房公积金时已经知道双方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并且根据上诉人的一审诉请均是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上诉人的相关请求，并没有任何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在一审时上诉人并没有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而二审时增加该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向法庭主张有相关证据在2015年8月就本案沟通过，待上诉人提供证据时再发表质证意见。张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即刻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275427.6元（计算方式：原告月均工资14831元，高于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按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数支付，最高12年。2011年徐州月平均工资3825.8元，3825.8元×3×12×2=275427.6元）；3、补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所欠的工资29662元（计算方式：原告月均工资14831元计算2个月）；4、被告赔偿原告养老金损失296000元（计算方式：正常退休原告每月养老金为8000元，从符合退休年龄暂计算至2018年3月，计37个月为37×8000元=296000）；5、律师费用及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5月10日，张平（劳动者、乙方）与徐州邮政局（用人单位、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1999年5月1日起，除按《劳动法》规定及本合同双方约定的合同变更、解除条件发生时，可以变更、解除本合同的情形外，乙方退休（职）时本合同终止。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被劳动教养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等。2012年9月17日，张平因犯受贿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赃款4.8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2012年12月31日，经徐州邮政局职工代表联席会讨论并同意，徐州邮政局决定解除与张平之间的劳动合同，同日作出徐邮[2012]161号《关于与张平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载明：“张平，男，汉族，1955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1973年12月参加工作，原为徐州邮政局劳动服务中心正科级检查员。张平在担任徐州华鸿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徐州市邮政局劳动服务中心经理期间，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触犯刑律，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江苏省邮政企业员工奖惩管理暂行办法》（江苏邮政【2009】383号）第十二条第五项及《徐州邮政局员工奖惩办法》（徐邮【2009】145号）第十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二十九项和第十八条的规定，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并经职工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与张平解除劳动合同。”同日徐州邮政局还作出徐邮[2012]162号《关于张平撤职的通知》，载明：“因张平在担任原徐州华鸿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徐州市邮政局劳动服务中心经理期间，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触犯刑律，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局党委研究决定：撤销张平劳动服务中心正科级检查员职务。”2012年12月之后，张平未到邮政徐州公司处工作，也未向邮政徐州公司提供劳务，邮政徐州公司也未向张平发放工资，也未给张平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2016年2月17日，张平曾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邮政徐州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及拖欠的工资；张平于2017年1月20日撤回仲裁申请。之后，张平再次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邮政徐州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306720元（12780元/月×12个月×2倍）、退休后的工资421740元（以月均工资12780元为标准，从2015年3月暂计算至2017年12月，以后的损失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邮政徐州公司立即为张平办理相关退休手续。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2月9日作出徐劳人仲案字[2018]第28号仲裁裁决，裁定对张平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还认定事实如下，张平在劳动争议仲裁开庭时，提交徐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主张通过申请提取公积金了解邮政徐州公司已经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又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11日，徐州邮政局变更为江苏省邮政公司徐州分公司。2015年4月10日，江苏省邮政公司徐州分公司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徐州市分公司。张平曾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其提交的申请表中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加盖的公章为徐州邮政局财务专用章。该申请表备注载明：本表一式三份，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加盖单位在银行的预留印鉴，中心留存一份，承办银行留存一份，贷款银行一份。该申请表未签署日期。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张平被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决生效后，张平未再到邮政徐州公司处上班，邮政徐州公司亦未向张平发放工资。同时，张平在仲裁时主张权利受到侵害时为其提取公积金时，而提取公积金申请表未载明日期，但该申请表所在单位签章为徐州邮政局财务专用章，结合2014年2月中国邮政集团徐州市分公司的名称由徐州邮电局变更为江苏省邮政公司徐州分公司，可以推定张平在2014年2月或之前就知道或应当知道邮政徐州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其至少应在2014月2月之后一年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但张平第一次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6年2月17日，张平的申请已经超出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故对张平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平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平提供2015年9月15日徐州邮政局会客单原件一份，当时张洋找到刘某,4在谈张平的事宜，证明双方一直在沟通这件事，与刘某,4的录音是一致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在2015年被上诉人的主体已经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而非该会客单显示的徐州市邮政局，不应当认定是被上诉人出具的，同时也不能证明该会客单形成于2015年9月15日，并且相关的字体也不一致，不能够证明是就张平的事宜进行了协商。该证据上诉人一审中也没有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中不应当作为证据。即使在2015年9月15日张洋到被上诉人处协商此事，在该日期时也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并且张洋也不是张平本人，与张平是否主张权利没有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会客单显示为2015年9月，且仅凭该会客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本案的权利，而证人刘某,4在一审期间到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及其委托人在13年之后的2年期间都未曾找过证人。并不能佐证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另查明，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向中国邮政集团徐州市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姜南、丰县邮政局分公司总经理高波询问并各制作询问笔录一份。笔录显示时任徐州邮政局副局长姜南和人力资源部主任的高波两人，于2013年1月21日下午前往张平位于齐心巷1-2-***的家中直接送达《关于与张平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当时在场的除张平外，还有张平的三位成年家属在场。该决定当场宣读后，张平表示不接受该决定，拒绝签字。该笔录由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查明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发生时效中断。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上诉人因触犯刑法于2012年9月17日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自2012年12月起被上诉人不再向上诉人发放工资，上诉人亦未向被上诉人提供劳动。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关于与张平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安排工作人员于2013年1月21日向上诉人直接宣读送达该决定，虽上诉人并未签收，但上诉人及其成年家属均在场，至迟上诉人应当于该日起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上诉人于2016年2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另，上诉人主张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但其提供的2015年9月的会客单并不能证明其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退一步讲即便2015年9月是其委托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张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廖伟巍审 判 员 胡元静审 判 员 孟 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 勇书 记 员 陆滢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