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03民终65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奎新，男，1969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江苏沭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经济开发区双塘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徐红，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沂大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沂市北沟街道田吴村焦道窑厂路南十二巷**。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超，男，1970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飞，男，1972年2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卫晶，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炳翠，女，1982年6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红，女，1976年9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原审第三人：姚锋，男，1972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凤忠，北京君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奎新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汇通公司）、被上诉人新沂大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大有公司）、被上诉人戴飞、被上诉人吴炳翠、被上诉人徐红、被上诉人王超、原审第三人姚锋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1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奎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被上诉人新沂大有公司和王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被上诉人戴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卫晶、原审第三人姚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凤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奎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是依据有效证据，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管推断，没有逻辑性及客观性。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为假借据，无事实依据。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戴飞书写的三张借据,第三人姚锋又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数额高达160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判决以姚锋曾经因虚报注册资金被追究刑事责任、转账记录均为小额、未最终结算等理由,就推断姚锋没有2000万元借给戴飞,显然是主观臆断,脱离事实依据；2、姚锋的转账记录明确显示所转的款项基本上都是整数。30万元、40万元、90万元等,虽然数额不是巨大,但也不能因此推断出是姚锋向戴飞购车的款项；3、姚锋转账记录显示的款项高达1680余万元,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打款总金额也不足千万元(判决书第十页第八行)，且第三人及其委托人自2009年5月至2011年6月从新沂市农村商业银行向被上诉人指示的收款人汇款总额1386.3万元，已超出法院认定的不足千万元；4、三张借据形成于2011年,当时姚锋并没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戴飞为何无端生出“帮助人”的心理,随便写出三张数额巨大的借据。一审判决认定戴飞是出于帮助人的心理为姚锋解决困难,这显然也是无理由的一种推断；5、一审认定戴飞出具给姚锋母亲的保证书是真实的,但认定是戴飞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这也是错误的,从保证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戴飞是承诺在没有把姚锋的债权结清之前,高塘厂房是不会抵给任何人,也不会卖给任何人的,一审法官对保证书的理解显然有所偏差。至于姚锋出具借条给戴飞,姚锋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做出合理解释；6、关于证人证言的认定,一审判决认为证人证言没有证明案件基本事实,这也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姚锋已经说明戴飞在同一天写的三张借据系小票换大票，证人均证实姚锋提了一袋子纸条(借据)到戴飞的办公室换据,其中一个证人在戴飞与姚锋换据时还进到戴飞的办公室,看到二人正在换据。为了诉讼时效，民间借贷债权人的习惯性做法是将原来的借据换成最新日期的借据。这些证人证言足以与三张借据、银行转账记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戴飞借款的事实；7、一审认定在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戴飞一分钱不还的情况下姚锋是不可能一直借款给戴飞的。这观点也是错误的,姚锋在庭审中再三陈述,一直借款给戴飞,是想拯救戴飞两口子的公司,如果他们的公司解散或破产,姚锋的债权更不可能实现,案涉借款连本加息已达3100万元,最后姚锋只要求戴飞出具2000万元的借据,另外戴飞还承诺将大有公司目前使用的土地以800万元的价格抵偿给姚锋；8、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有汽车贸易方面的合作关系或关于汽车销售方面的代销或其他业务，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所谓第三人姚锋从戴飞处开走的的千万元车辆的“统计表”没有取车人的签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被统计的车辆被第三人取走；9、一审法院2018年3月27日对戴飞谈话时，戴飞自称“早晚会问他（指第三人姚锋）借钱，大约有七八百万”，上诉人和戴飞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电话录音资料反映戴飞承认向第三人姚锋借款且利息高达六七分，一审庭审中戴飞对借款数额有争议，亦称以银行打款小票为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债权转让合同不因债权是否有瑕疵或争议而被否定其法律效力，不违反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至第（三）项的债权转让都受到法律保护和支持；2、一审认可戴飞曾向姚锋借款周转,但双方没有结算,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请求,这是错误的。借贷关系与买卖关系是两种法律关系,戴飞认可向姚锋借过七八百万,后来庭审对质时认可借款2000万是事实,而一审判决认为姚锋和戴飞没有将借款和购车款结算清楚,就推定借款不明确、不具体,显然是对法律关系的严重混淆。本案审理的是借贷问题,并没有审理车辆买卖关系,更不是给姚锋和戴飞将所有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如果戴飞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姚锋欠其购车款,戴飞应该另行起诉,而不应该以此作为本案的抗辩理由；3、本案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借据三张、银行转账记录、戴飞出具的保证书、与戴飞的录音材料以及证人证言,尤其是法庭与戴飞的谈话笔录及庭审中戴飞与姚锋的对质,足以证实戴飞借款的事实。相反,戴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偿还清借款的事实,只是口头陈述姚锋欠其购车款,银行的转账记录均是姚锋转给他的购车款,却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应该认定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的后果。三、新沂大有公司、吴炳翠、徐红、王超应承担连带责任。江苏汇通公司与新沂大有公司系关联企业，法人人格混同，两公司系戴飞、吴炳翠夫妻分别设立，实际共同经营、经营范围混同，两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两人无任何证据证实公司财产独立于二人个人财产。大有公司股权变更之后，没有改变法人人格，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没有变，在变更登记前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必须继续承担，且王超本人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金。被上诉人戴飞答辩称：一、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与第三人姚锋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1、从上诉人一审的举证来分析,一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戴飞与姚锋之间的借贷关系向法庭提供了借条(本案主张的借条分别是2010年10月21日和2011年2月28日的两张借条)、保证书、录音证据、证人证言及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根据法律规定,仅有借条是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有效成立,只有借条与相关的支付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时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有效性。而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中,姚锋与戴飞两人名下之间的资金往来只有60万元,与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差之千里,即便算上戴飞与姚锋会计宋杰之间在2011年2月18日之前的往来也只有305万元(按正常思维,换据后在借条上签署时间应该是对发生之前借款的确认,而不可能截取中间的时间作为换据签署的时间,因此2011年2月18日之后的银行流水应与本案无关联),而这305万元实际上是姚锋从戴飞处购车支付的款项,以上银行往来流水无法证明是因为借贷关系而发生,也就是说借条和打款凭证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2、录音证据中戴飞也只是认可双方之间有经济往来,从录音上并不能得出戴飞还欠姚锋钱的结论,也就是说录音证据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的；3、姑且不说保证书形成的原因,从保证书的内容上说仅能说明了姚锋与戴飞之间存在着经济往来,而非是借贷关系,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4、对于证人证言,证人吴某,4、雷某,4系第三人姚锋的朋友或邻居,其证言本身的证明效力较小,且根据其证言他们仅是在门口等,后来的事情只是听姚锋一面之词,并没有跟进去看见姚锋和戴飞见面的过程,且在结算当天对去多少人的细节陈述差距过大,明显这两个证言具有虚假性。另外一个证人是姚锋的母亲郭向荣,与姚锋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其也仅是听姚辉说的,故本案的证人只能证明姚锋与戴飞存在借贷关系仅是听姚锋一面之词,并不了解姚锋与戴飞真实的经济往来,且均与姚锋有利害关系,本案的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合理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姚锋与戴飞存在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推断不具有客观性及逻辑性的主张不能成立。1、一审时被上诉人戴飞已对借条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充分合理的说明,由于戴飞在给姚锋出具借条之时,戴飞还把姚锋当作亲如手足的朋友,这一点从被上诉人戴飞义无反顾在姚锋弟弟出具假汽车合格证的情况下,依然冒着刑事风险帮姚锋弟弟借款从而被公安立案侦查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戴飞是会基于情谊为姚锋出具假借条已达到为姚锋解困的目的,戴飞的陈述是符合戴飞的个性特征的,并不违反常理；2、上诉人将2018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戴飞的询问笔录断章取义,只截取了戴飞的部分陈述,而没有全部反应整个笔录的内容,而该次笔录内容反映的是戴飞陈述了本案的借条形成的原因,同时向法庭陈述了其并不欠姚辉的钱。上诉人的断章取义明显存在误导二审法院之嫌；3、上诉人提出换据是为了诉讼时效,而实际上通过上诉人一审期间提出银行流水发生的时间与其提供的借据时间是同一时间段,上诉人关于换据是因为诉讼时效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中还存在以下不合理及逻辑之处：1、上诉人一再主张本案受让的债权是借款,且主张大额的借据都是由一袋子的小借条换据而来是不符合常理,在这么大额借款的情况下换据,一般出借人都会保留相应的复印件,更何况对于具有吸储经验的姚锋而言,不应为自己留下风险隐患,而一审期间,上诉人却未能拿出任何张原借条复印件；2、姚锋在所谓的出借期间尚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而按上诉人的主张戴飞的借款都是一小笔一小笔发生的,而不是一两次形成的,那么在每笔借款发生时,在戴飞从未有任何还款的情况下,姚锋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钱不停地出借给戴飞,以至于让自己承受如此之大的资金压力和风险,显然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更何况在一审庭审时,在戴飞代理人问姚锋本案借款本金来源时,姚锋是拒绝回答的,也就是说其是无法对借款来源进行合理说明的；3、在换据时为何新借条不载明借款利息和还款时间也不符合常理,一般换据时都是因为没有及时还款的原因,所以在换据时,均会注意特别明确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按姚锋的陈述利息和还款时间都已经有口头约定的,而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借条却仅是借款数额，也是不符合常理之处；4、木次诉讼上诉人先主张借贷关系中的借条是由小借条换据而来，上诉人是受让了姚锋对戴飞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债权,而在(2017)苏03民终6744号民事案件的上诉状中上诉人主张其是实际出借人,姚锋仅是中间人,帮戴飞从姚锋处借款,但又称姚锋与戴飞关系好所以才没要利息,就同一笔借贷关系在两次诉讼中主张了不同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虽姚锋在一审期间的第三次庭审又恢复款项从上诉人转来的说法,那么既然上诉人是实际出借人,为何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上诉人不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借,而且以他人名义对外出借，还不要求在借条上明确利息和还款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在第一次诉讼中陈述的不要利息还与本次诉讼中主张口头约定利息相互矛盾，对于同一笔借贷在两次诉讼中的主张差异较大；5、按姚锋的说法,其与戴飞对账后,在戴飞给其出具本案的借条后,就将原戴飞出具借条都撕毁了,也就是说按照其说法在处理借贷关系时双方均是本着谨慎的态度对账处理,那么为何姚锋在撕毁其原借据原件,却不要求戴飞撕毁或收回其曾给戴飞出具的借条或者让戴飞出具原借条已失去效力的说明,这同样是不符合常理的。四、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转让的债权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债权。而上诉人主张其受让的债权是被上诉人戴飞欠第三人姚锋的借款1500万元,而戴飞并未向姚锋借过该笔款项,上诉人受让的债权并不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2、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戴飞与姚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新沂大有公司、被上诉人王超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第三人姚锋与被上诉人江苏汇通公司之间所谓1500万元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不真实,无充分证据证实。上诉人刘奎新在两次起诉的《民事诉状》中均称,2010年10月21日及2011年2月18日,汇通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分别向姚锋借款500万元、1000万元。被上诉人戴飞代理人在第一次起诉庭审时即不认可,所谓借据出具的当日没有发生民间借贷,但上诉人在本次起诉时仍然坚持系当日发生借贷事实,但被上诉人江苏汇通公司在这个两个日期没有收到姚锋的任何款项,上诉人及第三人的这种自认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二、在被上诉人戴飞提出否认的情况下,上诉人刘奎新及第三人姚锋又认为借据系结算而形成,但对于结算过程,上诉人及第三人也无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其陈述前后矛盾。1、第三人姚锋称三张借据(注:债权转让只是三张借据中的两张,计1500万元)虽然是在2011年11月份同一天由被上诉人戴飞出具,为什么出具三张,是因为不同的时间段结算出不同的欠款金额，即2009年至2010年10月21日之间是500万元,2010年10月22日至2011年2月18日之间是1000万元,2011年2月19日至201年11月4日之间500万元。第三人姚锋的这种说法显然不合情理，第三人姚锋作为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职业放贷人,却无法还原出上述结算过程。上诉人刘奎新和第三人姚锋对结算总额的陈述有多种说法,前后矛盾,一会儿是本金2000万元,一会儿是本息合计2800万元(利息800万元),一会儿是3100万元(利息1100万元)。2、如果是第三人姚锋与被上诉人戴飞之间的结算,那也不可能是单方结算,只结算戴飞差姚锋多少钱,而不考虑姚锋差戴飞钱,被上诉人戴飞手上还有第三人姚锋欠其400万元的借据(一笔是2009年4月20日50万元、一笔是2011年9月14日350万元)。因此第三人姚锋称三张2000万元的借据是因结算而形成的,完全不可信；3、第三人姚锋向法庭提交的相关汇款凭证,只能证明姚锋个人与被上诉人戴飞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是车辆买卖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单从汇款凭证上无法反映；4、第三人姚锋向法庭提供的录音及被上诉人戴飞向法庭提供的录音,均不能证明戴飞对总额为2000万元借据的确认；5、对于大额借款的利息问题。在第三人姚锋的陈述中,其与戴飞的结算,只是结算本金,对于所欠利息800万元,只是双方的口头约定,这与常理严重不符。上诉人刘奎新作为所谓债权受让的知情人，又认为双方关系好,没有约定利息。第三人姚锋的陈述与上诉人刘奎新的自认,完全是互相矛盾,与常理严重不符；6、关于借款资金的来源问题,上诉人刘奎新称资金均系其提供,对于本案这一关键事实,上诉人刘奎新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第三人姚锋也同样不能加以证明,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涉案两张借据完全没有确切的资金来源,两张借据只是徒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7、关于本案借贷事实,对于解决第三人姚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具有重要作用,但姚锋从来没有向公安机关交代这一情况,也无法纳入追赃范围,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本案借贷完全是无中生有。三、被上诉人戴飞在一审中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具有可信性,可以解释三张借据的不合常理,应当得到法院的采信。1、戴飞认为第三人姚锋所提供的很多笔存款凭证,均是购车款项。第三人姚锋也部分认可存在车辆买卖的关系。而上诉人又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戴飞与第三人有汽车贸易方面的业务合作,完全是无视本案的基本事实；2、戴飞称第三人姚锋因涉嫌诈骗等犯罪,要求戴飞帮助出具借据以应付债权人的情况,完全符合本案借据出具的情形。这一说法可以解释本案借据很多的不合常理之处,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当然是不合常理的；3、正因为是虚假债务,所以第三人姚锋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未向戴飞主张。而此次假借上诉人刘奎新债权转让的名义起诉,无非是想“假戏真做”而已,本案上诉人的起诉是完完全全的虚假诉讼；4、上诉人称如果戴飞所称陈述属实,则戴飞冒着伪证罪的风险完全是上诉人的杞人忧天,戴飞这种打假借据行为的单纯动机是帮助姚锋糊弄债权人,至于是不是构成伪证罪,不是他考虑的范围；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还认为换成三张借据是因为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一点也只是上诉人自己的臆想,因为上诉人及第三人拿不出任何一张以前的措据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且从两人的经济往来看,双方在借据上对还款时间从来也没约定,因此诉讼时效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两张借据当天无资金交接的任何凭证,所谓系结算而形成,完全不合常理,而且这种结算也与交易习惯不符。本案借款数额巨大,没有利息的约定且长期不予催讨,与正常民间借贷的交易惯例不相符合。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原审第三人姚锋述称：认可上诉人刘奎新的上诉理由。1、本案的债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第三人与戴飞等之间的借款关系。姚锋通过银行以自己名义或者他人根据姚锋授权向戴飞转账汇款共计1508.3万元。这些凭据均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其余是现金交付。在第三人与戴飞结算时实际上是第三人要求戴飞将零碎的借据换成了三张大借据，该三张借据体现的借款金额是零碎借据的总和。第三人戴飞在书写三张大借据的同时，将零碎的借据撕毁。在民间借贷的习惯中将小借据换成大借据或者总借据是通常的做法。第三人与戴飞之间口头约定了借款月利息6、7分，这在戴飞的录音资料中能够充分的体现。因戴飞与第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借条上未注明约定利息。所谓第三人与戴飞之间结算其实只是就戴飞向第三人所借款项进行汇总和核实，至于第三人曾经在戴飞处购买汽车并没有在此次结算中予以考虑。当然由于第三人与戴飞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利息抵作第三人所购汽车款也是他们之间约定成俗的。至于戴飞向法庭出具的第三人向其书写的共400万元借条是因为第三人让戴飞就零碎借条换成3张大借条时，戴飞并未向第三人提出，所以在此次换据中未将该400万元借条予以结算。至于被上诉人戴飞所说的银行流水只有60万元的抗辩，已经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汇款等交付凭据所驳斥。再者，所谓戴飞应第三人要求书写3张借据予以解困的说明，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即使第三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无需向戴飞索要或者要求书写3张依据，这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没有帮助。这样的说法不顾法律及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所说零碎借据换成大借据需要保留零碎借据复印件的说法不符合正常的借贷往来习惯。因为复印件可以变造，不能说明该复印件是否真实有效；2、被上诉人所称因上诉人在庭审中所讲第三人借给戴飞款项的来源是其提供，第三人向戴飞所借款项来源并不是本案要查明的事实，与第三人和戴飞之间是否有借贷关系没有关联性。只有在第三人向戴飞交付现金的情况下第三人才有义务向法庭提交款项来源。而本案中第三人就现金交付问题并未过多的主张，而只是就汇款的数额要求法院确定第三人与戴飞等人借贷数额的事实；3、关于利息，有利的书证是2010年12月13日第三人汇给戴飞的27.9万元借款，充分说明该汇款是扣除了一个月利息后的款项，该笔汇款说明第三人向戴飞出借30万元。按照戴飞录音资料上所称的6、7分利息，按照7分结算，30万元的利息一个月为2.1万元。该笔汇款证明了第三人向戴飞出具借款其利息是7分。在2011年5月13日第三人通过他人向戴飞存款184万元的借款中，该笔借款的利息是月息8分。借款总额为200万元，其16万元恰好为200万元的一个月利息。因此，虽然第三人与戴飞之间未在3张借条上记载利率，但是实际借款中确实存在扣除利息的情况。关系很好的当事人之间虽未在借据中约定利息，但是实际操作中已经体现利率的标准。4、在第三人与戴飞等人借贷关系期间，第三人与上诉人刘奎新之间多次发生多笔银行流水说明第三人也经常向刘奎新融资，用以满足戴飞等人借款。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期间上诉人以及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基础关系的说法，不符合本案中第三人向戴飞等人支付或者交付借款本金的事实。被上诉人江苏汇通公司、被上诉人吴炳翠、被上诉人徐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奎新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江苏汇通公司、新沂大有公司、戴飞、吴炳翠、徐红、王超偿还刘奎新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自借款之日起至起诉时已发生的利息5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支付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江苏汇通公司、新沂大有公司、戴飞、吴炳翠、徐红、王超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新沂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戴飞，系戴飞单独出资100万元设立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及配件销售，后将注册资金变更为5000万元，企业名称也更名为江苏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仍为戴飞。2012年4月23日，戴飞与徐红签订一份股东出资转让协议，戴飞将其在江苏汇通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徐红，于2012年4月24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2008年4月15日，新沂大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由吴炳翠个人出资2000万元成立。2014年5月19日，吴炳翠与王超签订转让协议，将其对新沂大有公司享有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超，于2012年5月22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戴飞与吴炳翠系夫妻关系。2010年7月27日，姚锋出资1000万元成立新沂市丰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丰润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及配件销售，江苏汇通公司与新沂丰润公司及二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飞与姚锋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姚锋及新沂丰润公司曾多次向江苏汇通公司及戴飞赊购或代销过车辆，戴飞在经营过程中也曾向姚锋借过部分周转资金，第三人姚锋所销车辆的货款及戴飞所借第三人姚锋借款均由第三人姚锋或委托他人打入戴飞个人账户。2011年11月，戴飞在一天内给第三人姚锋出具三张借据，分别是5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借款时间分别写为2010年9月21日、2011年2月28日、2011年11月4日，并加盖江苏汇通公司印章。2011年12月31日，第三人姚锋因涉嫌诈骗及虚报注册资金罪被新沂市公安局传唤，次日被刑事拘留，2012年1月13日被批准逮捕，2013年10月8日被一审法院以犯虚报注册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2013年10月30日刑满释放。2015年11月18日，第三人姚锋因涉嫌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新沂市公安局取保候审，此案正在一审法院审理中。2012年2月17日，第三人姚锋母亲郭向荣代姚锋向戴飞主张权利时，戴飞向其出具一份保证书，内容为：“保证高塘厂房在和姚锋经济账结清之前不和任何人有抵账或买卖关系”。2017年2月5日第三人姚锋将戴飞书写并加盖有江苏汇通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21日和2011年2月18日，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刘奎新，并向戴飞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2月6日，刘奎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2017年8月25日一审法院以第三人姚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7年11月27日刘奎新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一、江苏汇通公司与第三人姚锋之间不存在1500万元的借贷关系。理由是：（一）从借款数额来看，2011年11月份，戴飞在同一天给第三人姚锋出具三张借据，落款时间分别是2010年9月21日500万元、2011年2月18日1000万元、2011年11月4日500万元，借款发生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2010年9月21日前借款500万元第三人姚锋没有这笔资金。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新刑二初字第0104号刑事判决书来看。2010年7月第三人姚锋欲注册成立公司，由案外人刘跃玲提供1000万元进行验资，注册成立新沂市丰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0年7月28日这笔资金被转走，第三人姚锋取得公司登记，因此第三人姚锋构成虚报注册资金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如果第三人姚锋有能力出借500万元给戴飞，第三人姚锋也不至于冒犯罪的风险进行虚报注册资金；另一方面，第三人姚锋声称，2011年11月在戴飞办公室算账，在没有两个单位会计在场的情况下，仅凭所谓几张借据就算出2000万元的借款，且是整数，单就第三人姚锋长期赊销戴飞的车辆往来账进行结算，也不可能立即就结算出结果。（二）2010年7月新沂丰润公司成立之前，第三人姚锋是以江苏汇通公司经销部的名义经销江苏汇通公司的汽车，所销车辆多是从江苏汇通公司赊欠销售，后再给付江苏汇通公司车款，从戴飞这一时期银行卡流水也可以看出，第三人姚锋向戴飞付款单笔均是小额的，与单车款大致相当，而并没有出现大笔款项，因此，这段时间第三人姚锋与戴飞之间存在代销或合作经营关系，即使双方有部分借贷也只是少量的数额较少借贷。（三）从交付款项来看，从2009年至2011年11月期间，从第三人姚锋或其委托人给戴飞打款的流水账来看，单笔打款的金额均为小额，未出现大额，戴飞、第三人姚锋均认可的双方在此期间有代销车辆行为，打款总金额也不足千万元，与姚锋述称出借2000万元的的事实不符。（四）从戴飞出具的加盖有江苏汇通公司印章的三张借据背景来看，第三人姚锋于2012年12月31日因涉嫌诈骗罪和虚报注册资金罪被公安机关传唤，次日被拘留，后被逮捕，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第三人姚锋理应知道其涉嫌犯罪（后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此背景下，第三人姚锋要求好友即戴飞出具“假借据”以应付公安机关，向其债权人好作解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戴飞出于“帮助人”的心理，出具“假借据”是可能的。（五）第三人姚锋与戴飞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没有进行结算。从2011年11月形成的三张借据来看，戴飞给第三人出具三张借据并没有其他人在场证明出具借据情况，第三人也没有提供双方结算过程及结算的具体情况，一方面看，2012年2月17日第三人姚锋被捕后，其母亲找到戴飞要钱，戴飞向其出具保证书，内容为“保证高塘厂房在和姚锋经济账结清之前不和任何人有抵账或买卖关系。”可以看出，至2012年2月17日戴飞并不认为双方已结算经济账；另一方面，在2011年11月出具借据之前，2009年4月20日第三人姚锋向戴飞出具“今借到戴飞人民币50万元整”借据、2011年9月14日第三人姚锋向戴飞出具的“今借到戴飞人民币350万元整”借据原件均在戴飞处，如果双方进行了结算，不可能出现没有结算的借据，故可推定双方并没有真正的结算双方的经济往来；再有，从原告2017年2月6日向我院起诉后，2017年4月13日第三人姚锋与戴飞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戴飞也始终未承认双方已结清账，故2011年11月戴飞所出具的三张借据并非双方结算形成的；（六）从证人证言来看，均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或经济往来已结算，证人证言证明第三人姚锋或委托他人向戴飞打款，具体打什么款不清楚，双方结算时均未在场，无法证明结算情况，故无法证明案件基本事实；（七）从2009年至2011年三年期间，若按第三人姚锋所称，先后借2000万元给戴飞，期间戴飞不可能不还原告款项，不可能在戴飞一分钱不还的情况下，一直向被告借款，不合常理。综上，第三人姚锋与戴飞或江苏汇通公司之间有经济往来或部分借贷关系。2011年11月戴飞出具的三张借据不是双方结算凭证，第三人姚锋与戴飞之间来往账目尚未结算，故双方债权债务不明确、不具体，也不能证明该账目往来与本案争议的1500万元债权具有关联，一审法院对于姚锋主张1500万元的借贷关系无法认定并支持。二、关于新沂大有公司、吴炳翠、徐红、王超对江苏汇通公司的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由于第三人姚锋与戴飞及江苏汇通公司之间经济往来尚未结算，双方债权债务不明确、不具体，无法对此承担责任。三、关于第三人姚锋与刘奎新所签订的债权转让效力问题。因第三人姚锋与戴飞、江苏汇通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包括借贷）并未最终结算，双方债权债务不明确、不具体，故其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奎新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奎新、被上诉人戴飞、被上诉人江苏汇通公司、被上诉人新沂大有公司、被上诉人吴炳翠、被上诉人王超、被上诉人徐红、原审第三人姚锋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为：2015年11月，姚锋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在该刑事案件处理期间，姚锋无权将自有债权转让他人。本案中，姚锋于2017年2月将诉争1500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奎新，损害了刑事案件中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刘奎新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主张涉案债权，不应予以受理，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1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奎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退还刘奎新，保全费5000元，由刘奎新承担；上诉人刘奎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单雪晴审 判 员 曹 辛审 判 员 徐海青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青青书 记 员 李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