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2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西国，男，1963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健、桑会云，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忠，男，1964年10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杰，潢川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张西国因与被上诉人杨明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6民初4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西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6民初495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杨明忠与张西国之间基于苗木买卖结算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是错误的。本案是按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债，但是，原审法院并未对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以查明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怎么履行的在庭审结束后依然不清楚。但是，本案没有结算，估算也只是原审法院的认为，张西国单方结算金额为96850元，杨明忠不认。杨明忠说张西国欠的钱不到40万元，他让张西国书写的40万元欠条是估大谱，但是对此张西国不认。也就是说，本案没有形成双方共得出的结算或者估算结果。原审法院明知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武断认定双方“结算”和“估算”两个词来描述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一会儿用“结算”，一会儿用“估算”。但是，“结算”和“估算”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结算是指把某一时期内的所有收支情况进行总结、核算；估算是根据具体条件及有关知识对事物的数量或算式的结果作出的大概推断或估计。就是因为双方没有结算或者估算，原审法院才是结算还是估算的用词方面捉摸不定。无论是估算还是结算都是双方共同完成的。本案中，双方没有共同结算或者估算，这是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没有结算就不能体现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债权债务，原审法院脱离买卖合同，孤立认定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的，是严重脱离客观事实的，且与其两份判决书中的法院查明“中间人出面让原被告共同算账，但被告（杨明忠）不愿意参加，王春和等人让原告（张西国）自己算，原告算的结果还欠被告花木款96850元，但被告不认可，并要求原告给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撤销权纠纷判决书）；但原告（杨明忠）拒绝算账（买卖合同纠纷判决书）”的杨明忠不愿算账、拒绝算账相违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杨明忠与张西国之间基于苗木买卖结算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的没有事实根据，系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主观偏袒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二、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欠条是在“要挟”的情况下书写的，仍然以此为依据判令张西国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杨明忠存在堵路（实际上是堵住了张西国家的大门）、在大年三十要挟张西国书写欠条，存在要挟成分。事实上，杨明忠还存在以下胁迫行为，原审法院没有提及：（1）大年三十到处都是烟花爆竹，随处都可能有火花，在这种情况下，杨明忠因与张西国就桂花单价发生争吵后，冲到大门口外将其摩托车推倒在张西国汽车旁，汽油流的满地都是，如果遇到一点火星后果将不堪设想，杨明忠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该事实，原审法院对该威胁事实极有可能造成的危险情况却只字未提；（2）除夕前一夜，杨明忠在张西国家门口过夜，导致张西国一家没法在家正常生活，并极有可能在除夕夜继续在张西国家过夜，原审庭审中，张西国代理人曾向杨明忠发问，如果不写欠条，他会不会离开张西国家？杨明忠回答不写40万元欠条就不会离开。原审法院对该胁迫事实也未提及；（3）原审法院认为有第三人在场，无暴力行为，事中没有报警不存在胁迫是错误的。王春和、余志生、余纪昌三人出面让双方算账，但是杨明忠拒绝算账，张西国也要求报警，但是中间人余纪昌等劝张西国不要报警，张西国考虑到报警会影响大家过年，且与杨明忠是亲戚也是紧邻，余纪昌等人也告诉张西国该欠条只是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不会当真的，张西国就没有报警；（4）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但被告利用过节上门索债，也符合当地习惯。这一认定是故意淡化杨明忠的胁迫行为，使其“胁迫行为合法化”，上门索债，并非使用激烈手段待着不走，不让别人过年，实际上，张西国并非有钱不给，而是积极履行付款义务，就在杨明忠去要钱的前一天（2018.2.13），张西国已经将刚收回的苗木款向杨明忠支付15万元，杨明忠实在是没有必要使用推倒车洒汽油、堵大门、晚上睡在张西国家门口，过年还不回家的手段索要债务。杨明忠之所以在过年前两天找张西国，并在张西国家一直未离开，是抓住了中国人对春节这一节日的重视、膜拜的情感和信念及三个在场人急着回家过年极力从中斡旋的情况胁迫张西国，这是一种“软暴力”。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庆贺新春活动，热闹喜庆气氛洋溢；这些活动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它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生活娱乐和文化心理。春节被破坏是人们很忌讳的事情，因此，在杨明忠激烈言词和过激行动可能造成危险且破坏所有人美好春节愿景的情况下，张西国有义务让家人过一个好年，更不能让邻居们的春节遭到破坏，因此，在此情况下书写的欠条是被胁迫的，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在故意遗漏杨明忠多个胁迫行为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认定上诉人有受要挟成分，就是说张西国书写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认可该欠据，并支持杨明忠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不主动对合同履行进行法庭调查，又不允许上诉人发问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本案中，只有张西国在余志生、余纪昌见证下计算得出的96850元是算账，因杨明忠不愿意算账，张西国在王春和、余纪昌和余志生等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抱着吃亏的态度算账得出欠杨明忠96850元，但是杨明忠不认，并胁迫张西国书写的40万元欠条，该40万元的数字是虚无的、随意的，并非张西国真正欠杨明忠这么多钱。杨明忠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没有与张西国进行结算，张西国欠的钱没有40万元那么多，法庭对此予以认可。其实本案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双方算账，张西国要求对杨明忠发问以了解双方真正的债权债务金额（比如：杨明忠向张西国提供了几种花树？每种单价是多少？总价是多少？张西国向其付了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没有付？），只有搞清楚双方债权债务的真实金额，并结合当时的情景才能更准确的认定张西国是否欠杨明忠钱，如果欠是多少钱。法院应当依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法庭调查，通过法庭调查，原审法院完全可以将合同履行情况查的清清楚楚。杨明忠向张西国提供了多少钱的树苗，张西国总共向杨明忠支付了多少钱，还欠不欠杨明忠树苗款，如果欠，还欠多少？但是，原审法院在本案可以通过法庭调查查明的情况下，在上诉人的强烈要求下，仍不对本案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法庭不愿意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调查，上诉人要求对杨明忠就上述问题进行发问，以确定张西国的真实欠款金额（事实上，根据张西国本人计算及相关转款记录，张西国已经不欠杨明忠一分钱了）。第一次开庭（2018.12.3），原审法院不同意就上述问题对杨明忠进行发问，第二次开庭（2019.4.12），张西国再次要求就上述问题对杨明忠进行发问，这次法庭没有坚决阻止上诉人发问，但是，杨明忠对上述问题都不予回答，法庭对此却不发一言，不告知杨明忠不回答问题可能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更没有告知杨明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这一做法以默认方式表达了张西国的发问与本案无关，杨明忠是否回答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本案不是欠款纠纷，而是合同纠纷，杨明忠对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不回答，合同纠纷应当有双方交易标的物的种类、数量、单价、总价，及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和违约情况，即卖方提供了多少标的物，买方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多少应当支付而没有支付。杨明忠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双方结算（哪怕是他自己算账）得出未付金额，仅仅凭借胁迫张西国出具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一张欠条，不能证明张西国就是欠他40万元。原审法院不对合同履行情况即张西国究竟是否欠杨明忠苗木款进行任何调查，就直接认定40万元欠条是合法有效的，这一做法违背了中立原则，明显偏袒杨明忠，是极其错误的。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评价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是结算形成的，但是整个一审过程中，杨明忠没有单独算账，更没有和张西国一起算账，体现算账的就是张西国提交单方结算单，结算单有余纪昌和余志生的签名，可以证明实际算账得出的金额是96850元。同时也有余纪昌等多名证人证明张西国并不欠杨明忠40万元，而是九万多的事实证据。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表述，也不予评价，更没有采信。在张西国有足够证据证明2018年2月15日只欠96850元，40万欠条是胁迫形成的，不能当真；2018年10月9日全部转账支付给了杨明忠，到目前为止不欠杨明忠一分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令杨明忠承担不利后果，但是，原审法院依然在杨明忠仅有胁迫张西国书写的欠条，没有任何张西国欠其花木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判令张西国向杨明忠支付303000元，违背了法院的中立原则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杨明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40万元欠条（相反张西国有证据证明其单方结算结果为96850元）是估算、结算形成的情况下，主观认定该40万元是双方结算、估算的结果；在认定存在“要挟成分”的情况下不对本案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法庭调查，直接认可该欠据，并判令上诉人按照受要挟书写的欠条支付“欠款”；在认定有人“斡旋”的情况下，却对“斡旋”人出具的实际欠款只有九万多元而非40万元的证言不予表述、不予评价、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多个错误之处，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情，改判驳回杨明忠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杨明忠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1、涉案欠条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欠条内容形成时是上诉人张西国多次审核后的行为，欠款事实清楚真实。上诉人张西国和答辩人系邻村亲戚关系，双方做生意也非头一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给钱，也该打个欠条，这才是正常的民事行为。欠款不给结账，打电话不接，连欠条也不愿出具，这才导致年终上门索要欠条行为，这与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逼迫书写欠条行为有本质的区别。答辩人杨明忠是自己一个人去到张西国家，目的就是双方结账，出具书面欠条。所以，不存在暴力挟迫、要挟等主观行为。而且，杨明忠自己家中也有人来要债。一审庭审时，被告方提供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时，均能证明杨明忠没有挟迫张西国，因为张西国书写欠条时，是在自己屋子里面书写的，杨明忠不在屋内，在大门以外。所以，上门索要欠条的行为，是正常的合法行为，与上门索债有本质的区别。而欠债不还，连欠条也不出具的行为，只能说明是企图赖债。2、欠条内容是张西国真实意思表示。张西国书写欠条时，是在他自己屋内，他可以写400万，也可以写4万，为什么欠条上写的是40万元呢？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审庭审时，证人证明没有任何人指使或安排张西国必须写40万元，是他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因为他确实欠杨明忠40万。3、本案系口头买卖合同中形成的债权债务纠纷。依据当地树苗交易习惯，应该“具时清结”。否则，就应该出具欠条。所谓结算一般是拉树苗时，双方当面结算后，出具欠条。从本案形成的时间上，也可以判明双方谁是谁非：A、张西国出具欠条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张在欠条上注明：2018年10月底还清。B、张西国2018年11月6日10时42分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支付杨明忠树苗款97000元；C、这中间近10个月时间，如果不欠款，张西国为什么主动汇款给杨明忠呢？只能证明欠款是真实的。但张西国再次违约，已经超过2018年10月底了，他并未有还清，仍欠树款大头303000元。D、如果欠款不真实，欠条数字有误，那么，张西国为什么不去报警呢？他也可以行使“请求撤销权”但未行驶。E、本案庭审后，张西国的代理律师亲自出面，和杨明忠的妻子在审判庭走廊协商，表明如果撤诉，可以立即兑现给付20万元，被杨明忠拒绝。F、从2018年2月15日上诉人张西国出具欠条到杨明忠2018年11月12日到法院起诉张西国这中间，没有任何人知道或听说张西国被迫出具欠条，及欠条上的数字有误。G、上诉状上讲，从100万、80万、60万降到40万，这如果是当时的情况的话，也能证明张书写40万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核算后的结果。40万是他从心中流淌出的，没有人挟迫他书写40万，既然写出来了，那么就理应认账才是。二、“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有受要挟成分都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的上述理由是另一个案件中的潢川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内容，与本案并非同诉。答辩人依法不予答辩（请求给付之诉和请求撤诉之诉）。三、本案系债务纠纷，不是合同结算纠纷，且一审时，张西国并未有反诉。所以没有必要也根本无法进行合同履行情况调查。张西国拿不出欠条是假的有效证据，只能依法承担对已不利的后果。四、所谓估算，一审判决认定系张西国自己估算。而杨明忠估算，杨明忠事后认可了。如果是双方估算的，那么就叫结算。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杨明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花树欠款3030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既是亲戚又是近邻。被告张西国从2015年2月份开始，因工程绿化需要购买原告花树，有广玉兰、桂花、大叶女贞、石楠等品种。期间双方只有临时借款用款没有结账，直到2018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原告到被告家要钱，因当时被告外出未回，原告就一直等到当晚十一点多，被告才回，双方开始算账，因对每棵桂花树的价格出价不一致，双方发生争吵，后原告让人送来小汽车在被告家门口休息过夜。第二天（农历大年三十）上午原告仍没有离开，被告就找到本村王春和、余继昌、余志生等人做调解工作，被告自己算账应欠原告花木款为96850元，但原告拒绝算账，并要求被告给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最后降到40万元，被告给原告写一张欠条，原告才离开。2018年10月9日，张西国通过建设银行转付原告97000元。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花树欠款303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明、转款记录、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原告杨明忠与被告张西国之间基于苗木买卖结算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虽然欠条系双方估算形成，且又在大年三十出具，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但原告利用过节上门索债，也符合当地习惯，又有中间人从中斡旋，也无暴力情形，事中被告也没有报警，故对该欠据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的诉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限被告张西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欠原告杨明忠欠款303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45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西国提交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转账清单，欲证明张西国从2015年至2018年通过银行转账给杨明忠104.7万元，张西国不仅全额支付了杨明忠全部树苗款，而且超付了3万元，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杨明忠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张西国提交视听资料一份，欲证明杨明忠提供的王加伟等证人证言不属实，张西国个人计算的“结算清单”是客观的、准确的。被上诉人杨明忠质证称，录音不用听了，这几个证人一审证明挖树的树种，对于欠款他们并不清楚，在一审中也没有出庭作证，在本案中不起很大的作用，仅仅是参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张西国列举的104.7万元中除2018年10月9日支付9.7万元外其他款项均发生案涉欠条形成时间之前，不能证明树苗款全部付清。一审杨明忠提交王加伟等证人证言仅可说明挖树苗情况及树苗去向，否定王加伟等人证人证言并不能说明张西国个人计算的“结算清单”是客观的、准确的。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杨明忠向张西国供应花树，当初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供应的花树品种、株数、单价进行明确。供货过程中及供货后合理期限内，对供货情况及收货情况又未及时进行核对、确认。由此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供应花树株数、单价出现分歧，相互之间对对方提供的数据不予认可，僵持不下，难以结算。杨明忠虽然在中国传统节日即大年三十及前一天向张西国上门索债，但对于长期拖欠的债务，符合当地赶在春节前利用年关索债的习惯做法，且相关法律又没有禁止性规定，不能单纯以此作为受要挟的理由。期间双方当事人虽有争吵，但无暴力、胁迫情形发生，无报警记录。杨明忠摩托车倒地导致漏出汽油的事实存在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故意为之。本案案涉欠条虽然不是双方当事人直接结算得出，张西国作为具有多年从商经历的完全行为能力成年人理应知晓出具欠条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该欠条应为其权衡之后所出具。余纪昌等证人所证明的欠款数额96850元是张西国单方算账结果，不应作为双方当事人结算的依据。即使该欠条涉及数额偏高，亦与张西国长期不与杨明忠结算拖欠杨明忠花树款导致分歧有关。另外，一审仅认为索债过程中张西国有一定的受要挟成分，不足以说明张西国书写欠条是在杨明忠威胁、胁迫情况下无奈而为。结合上述情形，一审对案涉欠条予以认可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张西国上诉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西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45元，由上诉人张西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晓燕审判员  胡晓峰审判员  朱永超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