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117号原告：林某1，男，1932年9月1日出生，台湾居民，住台湾省台中市**，台湾身份证号B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致杰，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某2，女，1965年6月6日出生，美国籍，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林某3，男，197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北京亲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某1诉被告林某2、被告林某3赡养费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致杰、林某2、李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林某2、林某3向林某1连带给付赡养费3878628元新台币（1999年1月至2018年6月）及利息（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基数为3878628元新台币，按年利率36%计算）。事实和理由：我原籍为台湾省，1960年2月在大陆工作，经人介绍认识林某2、林某3之母王玉芬，1980年7月25日在保定市登记结婚，婚后未再生育子女，林某2、林某3是王玉芬与其前夫所生，我结婚时二人均未成年，系由我和王玉芬共同抚养成人，虽林某2、林某3非我所亲生，但我仍是供给日常生活所需，并出资供林某2赴日本留学。我自小在台湾长大，我退休后，于1999年回到台湾定居，林某2虽自1999年至2005年间曾赴台探视过我，但从来年至今未再赴台，林某2、林某3也未曾电话关心过我。我回台湾后已经是67岁高龄，因身体健康因素无继续劳动的能力，林某2、林某3均未尽赡养义务，现我已经86岁，显然不再具有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又无其他固定收入，我只能依赖我妹妹代为支出生活所需的费用，勉强维持生活。我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定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保定市委）1999年至今每月退休金均约6000元，2005年之前退休金用于我和王玉芬的生活，2005年至2015年退休金我委托王玉芬或林某2、林某3代领，2015年8月因为林某2、林某3没有赡养我，我就不再授权王玉芬或林某2、林某3领取退休金了。我没有存款，在保定有一套房子，现价100万左右，我在台湾名下没有住房，现在住在我妹妹的房子。我与林某2、林某3系继父与继子女关系，林某2、林某3均有赡养我的义务，故诉至法院。林某2、林某3辩称，林某1虽然向法院提供（2016）冀06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书，用该判决书认定的林某1与林某2、林某3存在继父子女关系事实，但证据不足。因为离婚案中，林某2、林某3已成年，不需要抚养，所以法院只是根据林某1的陈述和王玉芬的自认来认定林某1与林某2、林某3的关系，本案是赡养费纠纷，需要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依法严格认定，不适用自认，需要林某1提供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其与林某2、林某3存在继父子女关系的证明材料，否则应驳回林某1的诉讼请求。如果林某1提供了相应证据，林某1的诉讼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被赡养人请求给付赡养费属于法定之债，没有规定需要支付利息。林某1于1999年赴台定居初期，林某1对王玉芬还是很关心的，与王玉芬有书信往来，告知王玉芬领取其在原工作单位民革保定市委员会的工资用于王玉芬生活支出，后来林某1与王玉芬两地分居，对王玉芬感情淡漠，林某1与王玉芬离婚后，也对林某2、林某3感情冷漠了。林某1不再发出赴台探亲邀请，导致林某2、林某3无法赴台。林某1赴台定居，一是为了处理家产，继承父母遗产，二是和兄弟妹共度余生。正是因为林某1继承了可观的遗产，林某1在台湾经济条件优越，有充分的生活保障，林某1通信告知林某2、林某3，林某1在2008年1月至2015年7月工资446901元，同意由王玉芬领取用于生活支出。林某1退休金每月7000元以上，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根据台湾《全年健康保险法》的规定，林某1属于健保对象，只需交纳很低的保险费，就可以享受非常优厚的健保待遇。林某1和王玉芬离婚后分得位于保定市的楼房一处，可租可售，以上三部分的财产，满足林某1养老需求。而林某2现无业，林某3离岗待业，林某2、林某3的经济条件远不如林某1。林某2、林某3在精神慰藉方面，已尽了赡养义务。林某1要求给付赡养费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99年至2018年，明显不属于解决当时的生活基本需求问题，是找后账，显然不具备正当性，也不符合赡养费的本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林某1于2018年6月6日向法院起诉，向前推3年，即林某1要求支付2016年6月6日前的赡养费，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只能适用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以后时间的赡养纠纷，2017年10月1日后，林某1根据上述财产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因此林某2、林某3无需支付2017年10月以后的赡养费。林某2现在没有收入，生活来源有的是王玉芬给的，很少，有的是林某2打零工挣的，但是金额不固定，也很少，主要是贷款生活，林某2曾经给过林某1十几万，用来让林某1花。林某3原来在清华大学教课，1999年就下岗了，从2018年清华大学每月只给1000元生活费，2018年之前只有几百元，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林某3确实没有给过林某1赡养费。2015年8月后林某1在民革保定市委的退休金由林某1在使用。经审理查明：1980年林某1与王玉芬经人介绍相识，1980年7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共同抚养王玉芬与前夫生育的儿子林某3、女儿林某2长大成人，林某1自2005年回台湾定居，2006年12月之后与王玉芬分居。林某1以离婚纠纷为由将王玉芬诉至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6）冀06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林某1主张王玉芬领取其在民革保定市委员会工资收入923268元应予分割。2015年9月9日民革保定市委出具证明证实林某12008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发放工资总额为446901元，均由王玉芬或王玉芬委托子女支取。王玉芬提交2009年5月1日林某1书写的信件，证实林某1委托王玉芬代为支取工资收入用于被告家庭生活，不应予以分割。”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王玉芬支取了自双方分居后至2015年7月期间所有工资收入，同时林某1每月有退休工资，虽林某1曾书写信件委托王玉芬支取并用于家庭生活，但王玉芬对于林某1定居台湾后日常生活支出亦应予以补偿，本院酌定王玉芬补偿林某1工资收入5万元”，判决：1、准予林某1与王玉芬离婚；2、林某1与王玉芬夫妻共同财产房屋坐落于新市区韩村北路市直机关五号宿舍区4-3-302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号房屋）一套归林某1所有，林某1给付王玉芬房屋补偿款人民币50万元；3、王玉芬给付林某1工资补偿款人民币5万元；4、上述第二项、第三项折抵后，林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玉芬房屋补偿款人民币45万元；5、驳回林某1其他诉讼请求。庭审中，林某1向本院提交赡养费用请求金额明细（1999年至2018年共3878628元新台币），证明赡养费的计算标准。林某2、林某3称不清楚台湾的生活标准。林某2、林某3向本院提交林某3的薪酬证明（清华大学人事处，证明林某3为我校教师，自1999年11月在我校工作至今，2000年3月至2018年8月在我校发放的薪酬总额177597.18元，其中个人缴纳税款71.6元，已由我校代扣代缴）及工资流水，证明林某3的收入情况。林某1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书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赡养费是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维持其将来的基本生活所必须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父母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没有其他生活来源而导致其将来生活难以维持时，父母才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首先，在林某1名下有302号房屋一套，并且林某1有每月6000元退休金，王玉芬虽然支取了其与林某1分居后至2015年7月期间所有工资收入，但（2016）冀0602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书已考虑王玉芬未将收入用于家庭生活的情节，判决王玉芬支付林某15万元。林某1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1999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其次，赡养费是保障被赡养人目前及今后生活的费用，除非有协议约定，否则不存在拖欠的问题，故林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告费260元，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原告林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 静审判员 付瑞洁审判员 刘坤鹏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