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9）浙06委赔5号 赔偿请求人：朱伟仁，男，196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赔偿义务机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骏，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新辉，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剑，男，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朱伟仁因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越城法院”)(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当日受理后，经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赔偿请求人朱伟仁称，赔偿义务机关越城法院对赔偿请求人前后二次连续三十日的司法拘留均违法。第一次十五日是以查明赔偿请求人拒不申报财产为由拘留，但赔偿请求人于2015年5月上旬收到执行传票后，此时父亲病危；同月底，在收到执行传票后，按照执行通知要求将如实填写的财产申报表送往执行局，第一次因执行员外出而未提交但作了登记，第二次又因执行员外出经电话联系后在约定的时间到执行员办公室进行了提交，并释明了迟延提交的原因，明确对判决不服要申请再审。赔偿请求人依法如实申报了财产但还被以拒不申报财产为由拘留，为此，赔偿请求人从拘留所出来后不断向赔偿义务机关讨要说法，其间曾数次与执行员及接待人员发生冲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包括：(1)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2)隐藏、转移财产；(3)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4)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5)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因赔偿请求人没有违反上述规定，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处以拘留是过重的错误处罚，严重违法。即使上述两次拘留都没有违法和处罚过重，依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执行依据(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亦均已被撤销。由于错误拘留，赔偿请求人及家人和整个家族受尽屈辱，身心倍受摧残，4年的漫漫申冤之路让赔偿请求人心力交瘁、费尽财力物力，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因此遭受严重影响，致患有脑梗塞的75岁老母亲因承受不了赔偿请求人被拘留三十日的沉重打击而病情加重，至今仍在重症监护室救治，呈植物人状态。故应当认定精神损害后果极其严重。按照浙江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考标准，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拟确定为10万元。综上，请求：1.撤销（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确认（2015）绍越民字1528字前后2份拘留决定违法；3.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4.赔偿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8632.2元；5.赔偿4年申冤的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聘请律师费等共计10万元；6.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赔偿义务机关越城法院答辩称：1.答辩人对赔偿请求人作出的2份拘留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本案中，答辩人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判决赔偿请求人归还朱海平借款22万元及相应利息。赔偿请求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赔偿请求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经朱海平申请，答辩人于2015年4月30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答辩人于2015年5月7日向赔偿请求人寄送执行通知书及传票，责令其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向答辩人申报财产。但赔偿请求人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拒不申报财产、拒不履行。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六）项、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于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8日以赔偿请求人拒不申报财产使案件难以执行及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为由分别对其决定司法拘留各十五日。上述2份拘留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同时，上述2份拘留决定中均明确记载“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后3日内，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但赔偿请求人对上述拘留决定并未提出复议。2.赔偿请求人称其在执行阶段曾申报过财产，没有证据证明。综观整个执行案卷，未发现赔偿请求人有申报财产的证据。其陈述2015年5月底的某一天曾直接到执行员办公室当场申报了财产，并为此提供了一份申报表复印件，称该表系其在答辩人信访接待人员接待其信访时从尚未装订的案卷中复印而得。然其提供的该表复印件落款时间为“5月25-30日”，正常情况下落款时间应为申报当日，非不确定时间。经核实，该申报表的产生过程为赔偿请求人在拘留释放后向答辩人信访，信访接待人员告知其案卷中没有申报表，让其回忆当时系如何申报。赔偿请求人即在答辩人工作人员提供的空白申报表上进行了填写。信访接待人员就将该申报表放入信访案卷。该理由与财产申报表上的落款时间为“5月25-30日”、案卷未装订相印证。执行案卷早在2015年程序终结时已归档报结，不可能至其信访时还未装订。故赔偿请求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被拘留前曾向答辩人申报过财产。3.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限定于违法，不具有违法性的职务行为不能构成司法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确立的归责原则，是以违法原则为主，过错和结果归则为补充的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包括以下情形：（一）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采取罚款或者拘留措施的；（二）超过法律规定金额采取罚款措施的；（三）超过法律规定期限采取拘留措施的；（四）对同一妨害诉讼的行为重复采取罚款、拘留措施的；（五）其他违法情形。结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可见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范围相对较窄，只包括三种情形：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先予执行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故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需以违法的职务侵权行为为前提，如该职务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则不能构成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责任。同时，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并不包括执行所依据的原判决错误被纠正后对已执行标的予以国家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据此，原判决错误并予以纠正后，已执行标的不予国家赔偿，应通过执行回转等方式解决。强制措施作为维护民事判决既判力和法律权威的合法手段，有其独立的公正、秩序、效率等价值。判定采取强制措施是否违法，应主要从法院实施该强制措施的行为性质出发。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在未被依法变更之前，对于案件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对生效判决存有异议，也应通过正当途径申诉，不能阻碍法院的执行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也明确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在（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赔偿请求人曾申请再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浙绍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再审申请。此后，赔偿请求人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2017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行）监（2017）33000000056号民事抗诉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民抗40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在该裁定作出之前，答辩人并无应当中止执行生效判决的法定事由。因此，因赔偿请求人拒不申报财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答辩人分别于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8日作出对其采取拘留措施的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采取拘留措施的条件。强制措施具有独立的合法性价值，不以执行依据被依法改判而发生变化。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赔监字第182号决定书中，明确指出“白城市中院的错误在于民事判决而非后续执行行为，不属于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国家赔偿受案范围”。同样，在本案中，答辩人根据生效判决进行的执行行为并无错误，错误在于之前的民事判决，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综上，答辩人对赔偿请求人实施拘留的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及赔礼道歉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海平与被告朱伟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越城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判决朱伟仁归还朱海平借款人民币22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从2014年3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朱伟仁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浙绍商终字119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4月30日，越城法院受理朱海平的强制执行申请。2015年5月7日，越城法院向朱伟仁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朱伟仁在收到该通知书后即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明确未报告当前和收到该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及未履行的法律后果。期间，朱伟仁因不服（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及（2014）浙绍商终字1190号民事判决而申请再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浙绍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朱伟仁的再审申请。2016年12月14日，越城法院以朱伟仁拒不申报财产、使案件难以执行为由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拘留期限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16年12月29日。2016年12月28日，越城法院又以朱伟仁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拘留期限自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1月13日。上述两拘留决定均已执行。朱伟仁解除拘留后因不服上述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抗诉［浙检民（行）监（2017）3300000005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民再2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和（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驳回朱海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月2日，朱伟仁以越城法院在执行(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案件过程中，错误执行致其被连续拘留30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由，向越城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越城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驳回朱伟仁的赔偿请求。朱伟仁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请求：1.撤销越城法院(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确认(2015)绍越民字第1528号前后2份拘留决定书错误；3.越城法院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朱伟仁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4.越城法院赔偿朱伟仁人身自由赔偿金8632.2元；5.越城法院赔偿朱伟仁4年申冤的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聘请律师费等支出的10万元；6.越城法院赔偿朱伟仁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由：国家赔偿申请书、(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书、强制执行申请书、(2015)绍越执民字第1528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15)绍越执民字第1528号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病人病危通知单、(2015)绍越执民字第1528号拘留决定书2份(1份为拒不申报、1份为未按期履行)、绍拘释0284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2015)浙绍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民再22号民事判决书、询问朱伟仁笔录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之规定，故对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执行错误请求国家赔偿，需以违法采取执行措施为前提。本案中，赔偿请求人朱伟仁因根据(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未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之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越城法院依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权利人朱海平之申请立案执行，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四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规定，向赔偿请求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收到该通知书后即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报告当前和收到该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及未履行的法律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四十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之规定。期间，虽然赔偿请求人不服上述民事判决而申请再审，但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驳回其再审申请的(2015)浙绍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后，因其仍不履行，为此，赔偿义务机关分别于2016年12月1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二百四十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2016年12月2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之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等，对赔偿请求人以拒不申报财产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分别作出各十五日的拘留决定，于法有据。赔偿请求人虽然在拘留释放后因仍不服上述民事判决而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民再2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了上述（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和（2014）绍越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但因该撤销并不能否定赔偿请求人在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存在的拒不申报财产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涉案拘留决定又并非为被撤销的民事判决所直接确定，故赔偿请求人以执行依据被撤销而申请国家赔偿，于法无据。 赔偿请求人诉称其已提交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但从其提供的该表形式上看，仅为复印件，且无赔偿义务机关加盖有印章，其来源赔偿请求人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能予佐证；从内容看，仅为现有的财产状况，并无收到该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更无申报人的签名，申报时间亦表述为2015年5月25日-30日，与常理不符。另，赔偿请求人诉称因父亲病危而耽误财产申报时间等，因亦无相应证据能予证明期间其已向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说明，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赔偿请求人以其提供了财产申报表等为由诉称赔偿义务机关以拒不申报财产为由对其作出拘留十五日的决定错误，本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另，赔偿义务机关于2019年1月2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之程序规定，但因并不影响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故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指正。 综上，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于法无据，本院赔偿委员会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赔偿义务机关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2019)浙0602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