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16379号 原告：杨万春，男，197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百花潭路******。 法定代表人：周富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郭兴旺，男，199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第三人：蔡军辉，男，199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英县。 原告杨万春与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莠文化公司）、郭兴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蔡军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万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被告郭兴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谷莠文化公司、第三人蔡军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杨万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杨万春与谷莠文化公司签署的《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2.谷莠文化公司、郭兴旺共同返还杨万春投资款3.2万元；3.谷莠文化公司、郭兴旺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3.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4.谷莠文化公司、郭兴旺承担本案诉讼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杨万春通过开始众筹平台（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开始众筹平台）了解到“谷莠健身体验中心”众筹项目，并与谷莠文化公司签订《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包括杨万春在内的6名投资人支付了投资款成为该项目的投资人。开始众筹平台受谷莠文化公司指定将众筹资金汇入郭兴旺的银行账户。杨万春投资后谷莠文化公司以长期亏损为由拒绝分红，杨万春要求谷莠文化公司提供款项流向证明其财务状况，谷莠文化公司拒不提供。据杨万春了解，现众筹项目已经停业，谷莠文化公司的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杨万春的合法权益致使杨万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郭兴旺作为投资款接收方，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郭兴旺答辩称，郭兴旺不是投资协议书的主体，其收取款项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杨万春系谷莠文化公司隐名股东，杨万春的行为属于股权投资，应自负盈亏。 谷莠文化公司、蔡军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资料。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8日，谷莠文化公司（甲方）与杨万春（乙方）签订编号为“A006”的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鉴于甲方拟成立谷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乙方拟投资该项目。投资协议书第一条“投资金额及方式”约定：乙方投资人民币3.2万元，项目周期8年，投资方式为现金。第二条“合作方式及双方权责”约定：甲方全权负责谷莠文化公司的经营，乙方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活动。乙方若对本协议全部条款无异议，届本协议生效日起算，3日内同时在活动截止日期须将余款一次性汇入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开始众筹”APP（以下简称平台）内。届本协议生效时起，平台即可认定乙方为甲方项目共建人，无论乙方是否将余款（如有）汇入平台，非经平台书面允许，乙方不得要求平台退款。若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决定将乙方众筹投资金额退还予乙方，需待平台将全部众筹款项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后，乙方直接向甲方办理申请退款，平台不予办理退款业务。众筹项目启动后，在众筹事情完成前，除非发生不可抗拒的事宜，项目不能终止。第三条“投资回报”约定：项目的投资回报方面的介绍：项目总投资320万元，每年预计营业额500万元，预计年利润100-300万。在项目周期，每年获得该项目1%的分红权。第四条“投资转让或退资”约定：在投资满3年后，乙方可选择保本退出（退出届时股权一并赎回），也可以将投资转让给其他第三方，但第三方受让投资份额后仅享有该项目的利润分配。第五条“终止合同”约定：甲方认为双方有相同的价值观而接受乙方的众筹款项，但在以后的合作期间，如果甲方认为双方的认同基础发生重大变故包括并不限于发生乙方触犯法律法规行为，则有权退回乙方的众筹款项，退清款项后乙方将与此项目无涉。乙方应对此无异议。3年内如果由于甲方原因终止项目，则甲方需在贰拾工作日内退回乙方的众筹款项。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6年7月20日和8月4日，杨万春在网络众筹平台向“这家健身房的教练自带黑科技”项目分别转款1.2万元和2万元并成为“预约谷莠健身汇锦城店共建人”。 2016年8月23日，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郭兴旺账户转款213381.88元。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2016年7月13日，蔡军辉发起“这家健身房的教练自带黑科技”项目，共建人杨万春支持该项目，于2016年7月20日通过支付宝支付1.2万元，2016年8月4日通过支付宝支付2万元，总共支付3.2万元。该项目下线后，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据协议约定，于8月23日将剩余众筹款213381.88元支付至项目方指定的郭兴旺个人账户，其中包括杨万春支付的3.2万元。 2017年10月16日，蔡军辉在聊天中表示谷莠健身房由于存在亏损和资金短缺，已经关店。11月2日，蔡军辉在聊天中发出由其落款的《告谷莠共建人书》，其在该《告谷莠共建人书》中表示“当前的问题在于，谷莠原有的三位股东（包括我本人）的资金已在谷莠开业后一年的困境中消耗殆尽，均是高负债，同时与大股东无法联系。因此导致迟迟不能给到大家一个解决方案。现给出以下解决方案仅供参考（仅代表我本人的意见）：一、面对公司层面：以共建人/开始吧名义起诉谷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迫使各股东面对此事……”。 另查明，2015年10月9日，蔡军辉、曾沛、郭兴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设立谷莠文化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谷莠文化公司的章程显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蔡军辉出资80万元、郭兴旺出资70万元、曾沛出资35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55年10月9日。当月13日，谷莠文化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2016年8月8日，杨万春（甲方、隐名股东）与蔡军辉（乙方，显名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载明谷莠文化公司（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甲方以现金3.2万元认购标的公司1%的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前述股权。股权代持协议第1条“委托事项”约定：甲方以自有资金3.2万元认购标的公司的股权1%，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乙方同意接受委托。第2条“委托内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份，代为行使下列股东权利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标的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显名，在标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登记为股东身份，以股东身份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出席股东会议，根据甲方的指示行使表决权，代为收取红利等股东权益，行使其他应由股东行使的权利并代为履行股东义务。第3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甲方作为隐名股东，系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实际享有全部股东权益，包括股权、收益权、处分权，并实际履行股东义务。甲方有权指示乙方，将其名下的股权转移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名下，届时乙方无条件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由此产生的税、费均由甲方承担。第4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乙方作为显名股东，仅以其名义代甲方持有股权，不享有基于出资而形成的股东权益；乙方基于代持而产生的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益，应当根据甲方的书面授权或指示行使，乙方应尽最大限度的诚信和努力处理与代持股权有关的事务；未取得甲方的书面授权或指示，乙方不得擅自行使前述权利。乙方在代持期间，应当保持股权清洁，在未获得甲方书面授权时，不得转委托第三方代持，不得再受让标的公司股权，不得处分代持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赠与等等。第8条“附则”约定：本协议书自双方签署时起生效，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股权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并办结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终止。 在杨万春与蔡军辉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同时，蔡军辉还与案外人吕力、吴星烨、刘荣、姜军等人签订了同样内容的股权代持协议。根据代持协议，5人合计对谷莠文化公司出资19.2万元，合计持有谷莠文化公司6%的股权。 2016年11月15日，谷莠文化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显示郭兴旺自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1月15日在该公司担任运营总监职务，由于个人原因，已经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2018年9月14日，曾沛、蔡军辉、郭兴旺分别与周富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曾沛将其拥有的谷莠文化公司出资额350万元股权、蔡军辉将其拥有的80万元股权、郭兴旺将其拥有的7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富强。同日，曾沛、郭兴旺、蔡军辉、周富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谷莠文化公司股东由曾沛、郭兴旺、蔡军辉变更为周富强并通过新的章程，新章程显示谷莠文化公司股东为周富强、注册资本5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55年10月9日。同日，各方就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的陈述与答辩、投资协议书、股权代持协议、转款记录、情况说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离职证明、聊天记录、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资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杨万春与谷莠文化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所形成的意思表示，协议书的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结合本案案情和出庭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现就本案评述如下： 首先，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从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以及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蔡军辉作为谷莠文化公司的股东在众筹平台发起了一个健身房的共建项目，杨万春等人投资参与共建，即投资协议书的目的在于对双方共建健身房事宜进行约定。在蔡军辉在众筹平台发起该项目以及谷莠文化公司与杨万春签订投资协议书期间，郭兴旺系谷莠文化公司的运营总监，其对公司的运营应当清楚了解。郭兴旺在法庭审理中陈述，在其离职之前，谷莠文化馆公司除了位于汇锦城的健身房之外，并未开展其他具体的业务。因此，就本案来讲，杨万春与谷莠文化公司共建的健身房为谷莠文化公司名下的汇锦城店健身房。杨万春主要依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投资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杨万春投资谷莠文化公司的股权；且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系股东享有，如杨万春系投资谷莠文化公司的股权，则其享有的股权仅能够从谷莠文化公司既有的股东处受让，从投资协议书签约主体来看，并不符合股权投资的外部特征。因此，本院认为，投资协议书应当系杨万春与谷莠文化公司之间就共建谷莠文化公司名下的汇锦城健身房达成的书面合同。本案应当系一般合同纠纷，而非股东出资纠纷；对杨万春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的从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投资协议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投资协议书的解除问题。投资协议书约定项目周期为8年，在周期内，杨万春每年可获得项目1%的分红权。在杨万春根据约定于2016年8月4日履行完毕对项目的出资义务后，在2017年10月16日的聊天中，蔡军辉即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健身房已经关店。即在投资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周期内，谷莠文化公司将共建的健身房项目予以了关闭。在蔡军辉的《告谷莠共建人书》中，蔡军辉亦表示其个人的意见是各共建人起诉谷莠文化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谷莠文化公司并未出庭应诉，更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资料证明在汇锦城健身房关闭后，其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又开展了其他的项目。因此，谷莠文化公司在约定的项目期内关闭健身房系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也正由于谷莠文化公司关闭健身房的行为致使杨万春依据投资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之规定，杨万春有权解除投资协议书。即本案中杨万春享有投资协议书的解除权。此其一。 其二，在本案诉讼中，由于谷莠文化公司下落不明，本院依法采用公告方式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其他法律文书，并于2019年1月26日公告期限届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即视为谷莠文化公司收到了解除投资协议书的通知。因此，本案中投资协议书已于2019年1月26日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并结合投资协议书第五条“3年内如果由于甲方原因终止项目，则甲方需在贰拾工作日内退回乙方的众筹款项”之约定，谷莠文化公司应当向杨万春退还众筹款项3.2万元。即对杨万春提出的要求谷莠文化公司返还其投资款3.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再次，关于利息的支付问题。在谷莠文化公司将健身房关闭后，其应当按照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及时向杨万春退还众筹款项；由于其迟延退款的行为导致了杨万春投资款项被占用期间可得的利息的损失。因此，对杨万春提出的要求按照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投资协议书约定，如果在3年内由于谷莠文化公司原因终止了项目，则其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退回众筹款。从杨万春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蔡军辉在2017年10月16日的聊天中明确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健身房门店已经关闭。在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门店关闭的具体时间的情形下，本院认定谷莠文化公司名下的汇锦城健身房门店的关闭时间不迟于2017年10月16日；从该日起算，谷莠文化公司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即2017年11月10日之前退回杨万春的款项。因此，谷莠文化公司应当自2017年11月11日起向杨万春支付利息；对杨万春提出的利息支付起算时间为2016年8月23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郭兴旺的责任问题。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该公司将包括杨万春在内的共建人的众筹款项支付至了郭兴旺的个人账户。本院认为，杨万春依据投资协议书提起诉讼，要求与谷莠文化公司解除该协议返还其已经支付的众筹款项。投资协议书发生于杨万春与谷莠文化公司之间，郭兴旺并不是投资协议书的签约主体，虽然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筹集的款项支付至了郭兴旺的账户，但仅能够说明郭兴旺替谷莠文化公司收取了款项，其并不是投资协议书的当事方，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杨万春提出的要求郭兴旺承担还款责任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股权代持协议的履行问题。就杨万春来讲，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杨万春以3.2万元认购谷莠文化公司1%的股份；股权代持协议中并未约定杨万春3.2万元股权投资款的支付时间、方式、收款人等关键信息。股权代持协议与投资协议书签订的时间相同，在股权代持协议签订的前后杨万春共计向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的平台支付了3.2万元，且杭州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中载明该3.2万元均系杨万春的项目出资款，而非股权投资款。即杨万春并未根据股权代持协议履行所谓的出资义务。此其一。 其二，除本案中与杨万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之外，蔡军辉还同时与案外人吴星烨、刘荣、吕力、姜军等人签订了同样内容的股权代持协议。根据前述5人与蔡军辉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来看，5人合计出资19.2万元，合计持有谷莠文化公司6%的股权。在股权代持协议签订过后，根据谷莠文化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9月11日召开股东会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如杨万春与另外4人均履行了出资义务，则在该次章程中蔡军辉应当向其他股东披露其代持情况，并将其已经收到的19.2万元出资额记载于公司章程中。但从该次章程来看，载明的蔡军辉的出资额仍为80万元，出资时间仍为2055年10月9日。由此，也可以说明杨万春未履行股权代持协议中的出资义务。 就蔡军辉来讲，根据上文分析，如果其代为持有的杨万春等5人的股份，5人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则在2016年9月11日通过的公司新章程中予以记载，即其出资80万元中，已有19.2万元的出资义务于2016年9月11日之前实际履行。在2018年9月14日，蔡军辉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周富强时，转让的标的系蔡军辉持有的该公司80万元的出资额即谷莠文化公司16%的股权，即在蔡军辉将代持的股权对外转让之时，其也未向受让人披露股权代持的情况。且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蔡军辉转让代持的股权时，应当获得杨万春的书面授权，但由于其并未出庭应诉，视为其就转让股权时已经获得了授权放弃举证。此其一。 其二，从蔡军辉的《告谷莠共建人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其承认谷莠文化公司有包括其本人在内的三名股东即其与曾沛、郭兴旺。亦即是说，即便在健身房门店被关闭，经营出现重大困难之时，蔡军辉也未曾向外披露其股权代持的情况，即其本人并未认可股权代持协议对其有约束力，亦未认可杨万春的隐名股东身份。因此，本院认定，本案中案涉的股权代持协议的双方并未真正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杨万春并不具有谷莠文化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对郭兴旺提出的杨万春系隐名股东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杨万春与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于2019年1月26日解除； 二、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万春返还投资款32000元； 三、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万春支付利息（利息支付标准为：以32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本金实际偿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 四、驳回原告杨万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96元，由被告谷莠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晏 锐 人民陪审员 徐 敏 人民陪审员 詹素青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瑞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