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民终25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连腾，男，198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金才，男，196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葵阳，男，196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其珍，男，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叶飞，浙江嘉瑞成（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海福，男，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永乐，浙江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因与被上诉人叶海福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叶海福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由叶海福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上存在重大错误，理由如下：一、欠款主体是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而非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乐清股东合作协议》，自愿共同合作经营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绿保温州分公司），四人对执行本公司的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为合伙关系。2018年4月12日，经过与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保总公司）沟通、安排，绿保温州分公司正式成立。2018年4月25日，鉴于印章管理等准备不齐备，而垃圾箱安装迫在眉睫，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叶海福签订了《节能环保垃圾箱基槽安装承包合同（乐清片区）》。显然，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此时是作为绿保温州分公司的合伙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是共同代表绿保温州分公司签订合同的，故相应民事责任应由绿保温州分公司承担。后续因绿保总公司拖欠垃圾箱安装施工款，绿保分公司无奈也拖欠了叶海福。在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文书也恰恰印证了实际发包主体是绿保温州分公司，而非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个人。首先，倘若发包人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个人，在四人没有其他合伙关系的情况下，理应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全部对账目进行核对，四人全部同意并签字认可，方能认为完成款项对账。朱葵阳一人在《工程量及返工、误工等费用清单》上的签字显然不足以认定为完成对账。恰恰是因为朱葵阳具有绿保温州分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他一人的签字才足以使上述对账单产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乐清股东合作协议》不对外产生效力，另一方面却以合伙为由认可朱葵阳个人进行结算，明显前后矛盾。叶海福应当举证证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除了在绿保温州分公司之外还存在其他合伙关系，否则，朱葵阳个人签字不能代表全部上诉人，结算无效。其次，在2018年11月20日，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绿保总公司共同出具的《箱体抵押承诺书》中写到“今有绿保公司分公司一起协商一致同意现有乐清区域抵押箱体500只给叶海福”。这显然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作为合伙人对绿保温州分公司所有的垃圾箱进行的处置，并经绿保总公司认可。如果发包人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个人，绿保总公司怎么会同意用绿保温州分公司资产进行抵押？再次，同样在2018年11月20日，叶海福收到《箱体抵押承诺书》之后出具了一份《说明》给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今有绿保分公司一起协商一致同意的500只箱体抵押于叶海福一款项说明中）如该500只箱由叶海福处理完后，原给叶海福的一共（78万元）的工程款欠条自动作废。”上述说明中叶海福不单单认可了箱体的所有权主体是绿保温州分公司，不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个人，而且对于“原给叶海福的一共（78万元）的工程款欠条”之前没有加主语，显示是默认与上一分句主语相同，而上一主语正是“绿保分公司”，表明叶海福自身同样明知欠款主体是绿保温州分公司。即便叶海福辩称一开始不知道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在绿保温州分公司的合伙关系，但是他事后认可《箱体抵押承诺书》并出具《说明》，通过实际行动认可了欠款主体是绿保温州分公司。最后，在2018年12月11日，绿保总公司、绿保温州分公司与薛金雷、邱梅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注明绿保温州分公司有“应付工程款人民币78万元”，表明绿保总公司同样认可这78万元工程款的欠款主体是绿保温州分公司。因此，上述材料均能说明叶海福是知道并且承认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是在以绿保温州分公司的名义进行发包，本案欠款主体应当为绿保温州分公司。二、欠款金额严重虚高，需要重新核算、鉴定。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请求对于叶海福诉请金额组织重新核对、鉴定。在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叶海福签订的《节能环保垃圾箱基槽安装承包合同（乐清片区）》中，约定每个箱体安装费用为200元，且已包含“卸车费、人工、安装、土建安装所有费用”。而叶海福诉请金额不仅含有大量模具、材料费用，单只安装费用参差不齐，最贵的一只需要580元，甚至还有多达9万元的工具费，15万元的停工费，叶海福是否应当举证证明金额的合理构成？当时是因为薛金雷等人明确希望收购绿保温州分公司经营权，而经营权转手之后亦会由绿保温州分公司新股东偿还欠款，为了尽快明确欠款金额，促成经营权交易，所以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才在没有核算金额的前提下仓促签订《支付协议》。之后，朱葵阳也是因为转让后欠款与其无关，所以随意签字，并没有核对金额和项目，否则怎会出现《工程量及返工、误工等费用清单》金额计算错误却没有发现？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申请调取的《协议书》也恰恰能够证明所谓的78万元欠款当时已经在绿保温州分公司债务中列明，是在特殊情况下做的粗略结算。既然是承揽，那么为安装而购买的工具理应在完工之后交还发包人。到底是不是有15万停工费，如何计算所得？而9万元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如果要求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承担绿保温州分公司应当承担的欠款，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请求对欠款金额进行核算、鉴定。 叶海福答辩称：一、本案欠款主体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叶海福于2018年4月25日做为承包人与发包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签订《节能环保垃圾箱基槽安装承包合同》，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处承揽箱体安装工程。发包的相对方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绿保分公司没有任何事实上与法律上的关系。其次，在施工结束以后，与承包人进行审核结算，与承包人签订欠款“支付协议”，在“支付协议”上签字承诺共同向叶海福支付欠款的，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的行为，与绿保分公司亦没有任何事实上与法律上的关系。因此，本案欠款主体是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绿保分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二、本案欠款金额清楚，不存在虚高情形，不需要重新核算、鉴定。理由如下：1.本案涉及的欠款金额，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前提下核算协商达成，不存在违法情形。2.本案涉及的欠款金额，是双方在施工结束之后，相关费用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且了解构成欠款总额的相关各分项费用的基础上一致同意共同结算的。3.结算过程是双方逐项核实计算，即双方对构成欠款总额的各分项逐一核实结算，然后签字同意认可。因此，本案欠款金额清楚，不存在虚高情形，不需要重新核算、鉴定。 叶海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共同向叶海福支付节能环保垃圾箱安装施工款52117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11月26日起以52117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5日，叶海福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签订《节能环保垃圾基槽安装承包合同》，叶海福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处承揽乐清片区的节能环保垃圾箱安装施工业务。双方约定，节能环保垃圾箱体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负责提供，叶海福负责以自己的设备和劳力及提供水泥、沙石等完成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交付的工作任务。叶海福按约完成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交付的任务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于2018年11月3日出具一份《支付协议》交叶海福收执，约定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应支付叶海福总金额暂估为78万元，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于2018年11月3日，支付10万元，第二期于2018年11月15日，支付40万元，第三期于2018年11月25日，支付核算后的余款。若支付违反约定，按延期日3%赔偿。2018年11月8日，朱葵阳在叶海福提供的《工程量及返工、训工等费用清单上》签名并写明“已审核，并同意”，该份清单上写明了总计金额为751170元，已付230000元，应付余额为521170元，但根据清单上的明细计算，总计金额计算有误，实际应为716170元。2019年1月9日，方宝才、王连腾、陈其珍出具一份说明交叶海福收执，基本内容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同意并确认45只未安装的箱体由叶海福拉走，每只折价为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叶海福按照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的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应依法支付相应的报酬。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提出被告主体不适格，并提供了四人签订的《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乐清股东合作协议》等证据以证明应由绿保温州分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此，该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之间及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能直接对叶海福产生法律效力。叶海福提供的《节能环保垃圾基槽安装承包合同》等证据，证实合同的相对方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故应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承担相应的义务。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提供的《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乐清股东合作协议》虽对叶海福不产生直接的约束力，但对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内部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该协议的内容可知，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属于合伙关系，共同合作经营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约定了由朱蔡阳负责该公司一切相关事宜，以及共负盈亏等内容。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的内部约定，朱蔡阳在《工程量及返工、训工等费用清单》上签字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共同承担。同时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朱蔡阳与叶海福存在恶意串通等行为，故朱蔡阳确认的实际金额为716170元，应予认定。在庭审中，双方对已经以45个箱体抵债22500元均无异议，应予确认。综上，经计算，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还应支付叶海福承揽报酬共计463670元及经济损失。根据本案情况，经济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4月24日判决：一、王连腾、方金才、朱蔡阳、陈其珍应支付叶海福报酬46367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款限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该院虹桥人民法庭转付。二、驳回叶海福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220元，减半收取4610元，由叶海福承担482.5元，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蔡阳、陈其珍负担4127.5元。 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在二审中提供了《总公司对分公司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拟证明朱葵阳享有总公司授权，对外以分公司名义从事太阳能垃圾箱工程安排等工作。并提供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叶海福质证认为，对《总公司对分公司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调取证据申请书认为没有必要调取。本院认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提供的《总公司对分公司授权委托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调取证据申请书调取的材料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不予准许。 叶海福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叶海福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签订的《节能环保垃圾基槽安装承包合同》，当事人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应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叶海福按约完成工作任务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依法应支付相应的报酬，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四人并由其四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并无不当。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主张涉案欠款主体系绿保温州分公司，而非其四人，缺乏依据，且与此后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向叶海福出具的涉案《支付协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结合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的陈述及提供的《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乐清股东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其四人属于合伙关系，共同合作经营浙江绿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温州公司，并约定由朱蔡阳负责该公司一切相关事宜，故朱蔡阳在涉案《工程量及返工、训工等费用清单》上签字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共同承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清单上的明细计算及双方对部分箱体抵债225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判定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应支付叶海福承揽报酬共计463670元及经济损失并无不当。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主张涉案欠款严重虚高，需要重新核算、鉴定，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20元，由上诉人王连腾、方金才、朱葵阳、陈其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建文 审 判 员 王怡然 审 判 员 黄丽君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