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1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先来，男，194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法定代理人：杜某，男，1988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是杜先来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向亮，广东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坚，男，197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古塔北路**。负责人：罗头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华，广东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先来因与被上诉人陈国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4民初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杜先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杜先来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杜先来没有过错或过错程度轻微，一审判决认定“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证据充分，应予采信”，并认为杜先来应当与陈国坚承担同等责任的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精神。1.陈国坚驾驶机动车与杜先来骑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杜先来受伤，本案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同等责任事故认定，明显违反了法律的规定。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无论交警部门是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人民法院都应当首先推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于“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是应限定为非机动车、行人有重大过失的，才能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一般的过失是不能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重大过失”是指受害人的故意行为，即是指受害人自杀、自残或碰瓷等情形。本案中杜先来没有推行自行车，该行为并没有违法。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过错，过错程度也十分轻微，更不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应承担同等责任。相反，陈国坚驾驶机动车在行人众多的县道集市高速行驶才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该行为属于危险驾驶，驾驶人故意放任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应当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陈国坚也没有及时把杜先来送医院抢救的行为也加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后果。驾驶人陈国坚的行为违法，过错严重，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过错程度不同，不应是同等责任，交警部门与一审判决有偏袒陈国坚之嫌。3.一审判决并没有根据过错程度来正确衡量承担责任的程度，过分地减轻了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该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指导精神。二、本案是杜先来骑行在前，陈国坚驾驶机动车在后，同方向行使。即使非要说杜先来骑行通过，法律并没有规定“驾驶自行车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时，应当下车推行”。杜先来骑自行车通过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指“驾驶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法律并没有规定“驾驶自行车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应当下车推行”。交警部门认为“杜先来骑驶自行车横过没有人行横道及过街设施的道路时，没有下车推行，没有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是调查事实错误、理解法律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也没有证据证明杜先来没有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因此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责任划分错误。三、杜先来只是没有下车推行。交警部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先来的骑行行为过错程度严重至达到陈国坚驾驶机动车在县道高速行驶的程度，不足以证明杜先来应当承担同等责任的主张。法院不应采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一方，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杜先来骑行行为过错程度严重至达到与陈国坚的过错相等的程度。否则一审应当不予采信该责任认定。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作为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主张的证据，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主张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同等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却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过错程度同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当由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承担不利后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承担举证责任的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出方，人民法院对该缺乏起码证据证明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不予采信，并根据双方实际的过错程度重新划分正确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据予以采信，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公平原则。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综上，杜先来没有下车推行，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及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杜先来的过错远远没有达到陈国坚的过错程度，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不合理、证据不充分，人民法院应当不予采信，并根据自由裁量权，重新认定和划分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应当由陈国坚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支持杜先来的诉讼请求。陈国坚口头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于杜先来的请求有意见，不赞成对方的上诉意见及请求。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口头辩称：对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及其作出的一审判决均无异议，杜先来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杜先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杜先来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陈国坚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判令陈国坚赔偿杜先来医疗费等交通事故损失共计231803.52元；3.判令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在交通强制保险以及第三者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承担上述第一项的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11月30日9时2分，陈国坚驾驶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由高要区X430县道白诸往云浮市思劳镇方向行驶，至X430线+500M（即白诸镇新围村路口）路段时，与杜先来骑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杜先来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之后，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412831201800003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国坚驾驶机动车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没有保持安全车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过错；杜先来骑驶自行车横过没有人行横道及过街设施的道路时，没有下车推行，没有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面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确定陈国坚、杜先来分别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杜先来对事故认定不服，向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后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肇公交复字[2019]第013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维持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所作的第4412831201800003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事故发生后，杜先来被送至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12月22日出院共住院22天，产生医疗费139078.07元[住院医疗费137416.87元+门诊医疗费1661.2元]。期间的2018年11月30日，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建议ICU监护治疗。2018年12月4日，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载明：患者入院后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建立循环通道，行胸腔闭式引流予升压止血、护脑等治疗。目前患者病情仍危重，仍在继续治疗。2018年12月20日，杜先来购买人血白蛋白6瓶支出4400元。2018年12月22日，杜先来被送至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3月15日已住院83天，产生医疗费79552.30元。2019年1月20日，杜先来购买人血白蛋白8瓶支出4400元。2019年1月22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患者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仍需继续治疗，无法评估医疗费用。以上杜先来住院共105天，产生医疗费用共227430.37元，其中陈国坚已支付15000元，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已支付10000元给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另查明，杜先来方自述本案证明其有过错的依据不足，陈国坚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使其本人有过错，也不应承担同等责任，应该分主次责任，但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同时，杜先来方自述使用人血白蛋白是因为脑部受损，且其昏迷不能进食，当时是遵医嘱购买的，但未提供相关医嘱证实。此外，杜先来方自述在城镇（居住）和打散工，有经济收入来源，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误工费损失，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还查明，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交管部门登记的所有人为陈国坚。该车在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等险种，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分别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1000000元，该车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上述两份保险合同均在保险期限内。庭审中，杜先来将其诉讼请求标的金额减少至131803.52元，并补充以下意见：一、陈国坚除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1条外，还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5条、第48条、第51条的规定；被告陈国坚除超速外，采取处理的措施不当，没有及时刹车，且有加速想超过行人的现象，陈国坚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二、交警部门认定杜先来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的依据不足，理由如下：（一）受害人至今昏迷，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受害人横过马路，也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人非机动车辆有过错的适当减轻机动车方的责任，本案证明杜先来有过错的依据不足，陈国坚应承担全责，即使杜先来有过错，也不应承担同等责任，应该分主次责任。根据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和现场图，发生事故的道路属于县道X430线+500M路段，陈国坚驾驶的小货车左后轮有拖印痕，路面有刹车痕，陈国坚驾驶的小货车车头右面有与杜先来骑驶的自行车左手把发生相碰。此外，根据杜先来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9）粤1204财保1号民事裁定，在价值20000元范围内查封、扣押陈国坚所有的号牌为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后因陈国坚提供现金20000元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9）粤1204财保1号之一民事裁定，解除了对陈国坚所有的号牌为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一辆的查封、扣押。根据杜先来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粤1204民初811号民事裁定，裁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于该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医疗费100000元给杜先来。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了医疗费100000元给杜先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等事实以及责任认定，交警部门确定陈国坚、杜先来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应予采信。对杜先来在庭审中认为本案证明杜先来有过错的依据不足，陈国坚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杜先来有过错，也不应承担同等责任，应该分主次责任的主张，由于杜先来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且其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与交警部门经现场勘查后认定的事实不符，依法杜先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杜先来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杜先来因本次交通事故在本次起诉中的损失，一审法院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作如下认定：（一）医疗费，杜先来到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门诊治疗费和住院医疗费共计218630.37元，有杜先来提供的治疗医院疾病证明书、病程记录、（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患者费用总清单、住院病人费用清单、医疗收费票据等证实，予以确认。使用人血白蛋白费用，事故发生后，杜先来被送至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建议ICU监护治疗，并证实入院后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建立循环通道，行胸腔闭式引流予升压止血、护脑等治疗。因病情危重，急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院证实杜先来处于昏迷状态，仍需继续治疗，无法评估医疗费用，由此可见杜先来病情危重,虽然上述治疗医院未出具杜先来需要使用人血白蛋白的相关医嘱，但杜先来根据治疗需要购买人血白蛋白支出8800元，合理合法，杜先来所提供的疾病证明书、病程记录、（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发票等作为一个证据链共同证明了其所购买的人血白蛋白是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而进行的，该费用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综上，可确认至2019年3月14日，杜先来的医疗费为227430.37元。（二）误工费，杜先来自述在城镇（居住）和打散工，有经济收入来源，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误工费损失，但未举证证明其具有劳动能力、有经济收入或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杜先来系农业家庭户口，事故发生时已年满75周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杜先来误工费损失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三）住院伙食补助费，事故发生后，杜先来被送至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2天，后转至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3月15日又住院83天，先后共计住院105天，按《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500元。（四）交通费，事故发生后，至2019年3月15日，杜先来先后共计住院105天，按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杜先来可获得支持的交通费为3150元（30元×105天），对其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杜先来在本次起诉中可获得支持的损失合计241080.37元（计至2019年3月15日）。因陈国坚为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先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根据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陈国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因此对杜先来上述医疗费用和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237930.37元的损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本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0000元，但由于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在杜先来住院时直接支付了杜先来的医疗费10000元给医院，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已赔付完毕，因此对上述医疗费和伙食补助费共计237930.37元的损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在本案中无需再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对杜先来交通费3150元的损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余下未赔偿的不足部分损失227930.37元（241080.37元-10000元-3150元），因在事故中陈国坚、杜先来承担同等责任，而陈国坚驾驶机动车，杜先来骑驶非机动车，故一审法院确定杜先来对该损失应自行承担40%的责任即91172.15元（227930.37元×40%），陈国坚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136758.22元（227930.37元×60%）。对该136758.22元损失，因粤Ｈ×××**号轻型普通货车在中人保险肇庆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和不计免赔率，依法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又因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已分别支付了医疗费15000元和100000元，故该两笔款项应在杜先来应得的赔偿款中扣减，扣减后，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仍需赔偿21758.22元给杜先来。据此，杜先来在本案中的损失已由中人保险肇庆公司足额赔偿，因此陈国坚无需再在本次起诉中承担赔偿责任。陈国坚已支付的医疗费，由其自行依法向中人保险肇庆公司理赔。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杜先来因本案交通事故在本案起诉中可获得赔偿的损失总额为241080.37元（计至2019年3月15日），包括医疗费227430.3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0元、交通费3150元。二、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杜先来交通费损失3150元。三、中人保险肇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杜先来损失21758.22元。四、驳回杜先来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结合杜先来上诉请求和陈国坚、中人保险肇庆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法院采信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责任分担的依据是否恰当；杜先来在本案是否有过错，应否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民事责任。对于交警部门为本案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否采信的问题。公安机关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能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故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后所作的技术性结论。本案的交通事故经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及调查取证，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国坚、杜先来分别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后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据杜先来的复核申请，经复核后作出后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维持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杜先来上诉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违反法律规定，责任划分错误，其未下车推行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上述规定明确“驾驶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杜先来上诉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驾驶自行车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应当下车推行”的理解，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虽在二审庭审期间，杜先来一方对于事发时杜先来是“骑行”还是“推行”自行车的陈述有反复，自相矛盾，但除杜先来单方对事故认定作分析推理论述外，并没有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异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未能推翻其在“起诉状”“上诉状”中对事发时“骑行”的自认。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杜先来并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上述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故对杜先来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交警部门为本案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杜先来骑驶自行车横过没有人行横道及过街设施的道路时，没有下车推行，没有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判令杜先来对其损失应自行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先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6元，由杜先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红审判员  李小冬审判员  黄春歌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江雪莲书记员陈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