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5民初3800号原告：王刚，男，1979年5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波，天津市宝坻区正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天津市宝坻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宝坻区八门城镇小氵甸村。法定代表人：张树萍，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景林，天津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通威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宝武公路**。法定代表人：李德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佳，该公司法务。第三人：张树松，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原告王刚与被告天津市宝坻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第三人天津通威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公司）、第三人张树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波，被告小氵甸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张树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景林，第三人通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树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村委会给付原告经济损失500000元（50亩×5年×2000元）；2、诉讼费由村委会负担。事实及理由：王刚系小氵甸村村民。2013年8月份，王刚承包了村委会原部队厂区三个鱼池用于养鱼，王刚一次性向村委会交清了承包费，2014年小氵甸村的土地整体流转给案外人井田公司，王刚所承包的鱼池以及第三人张树松所承包的鱼池都在土地整体流转范围之内。基于此种情况，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按照“六步决策法”的步骤进行了讨论。之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张树松于2015年5月10日订立《置换协议》，该协议载明：村委会收回张树松及原部队厂区和鱼池土地流转期间（2014年2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将村西鱼池东南侧1号（约100亩）鱼池的5年承包经营权置换给王刚及第三人张树松；置换鱼池承包期限为自2017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止。《置换协议》订立后，王刚及第三人张树松又订立了《协议书》，将所置换的100亩鱼池分为两块，各经营50亩。2016年4月，村委会将村里的鱼池（包括王刚及张树松置换的鱼池）又整体流转给第三人通威公司，村委会与通威公司又订立了《土地承包协议》。该协议载明，承包期限为30年，承包费前五年每亩每年1400元，之后递增。自此王刚所置换的鱼池再一次被被告流转给他人。就此事王刚多次找到村委会及镇领导协商解决，但一直没有结果。第三人通威公司承包村委会鱼池后又以每亩每年20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人。综上所述，村委会将置换给王刚的50亩鱼池承包给他人，使得王刚无法经营，给王刚造成损失，为此王刚参照当地鱼池承包费每年每亩2000元的价格主张50亩鱼池的经济损失。村委会辩称，2015年由王刚等人参加的村委会会议讨论主题虚假，在原告作为村干部参加的会议中做出对己有利的决策违反了基本的公正原则和公平原则，在签署协议当中王刚又作为被告的负责人签署合同，违反了双代理的民法规则，因此2015年所签署的《置换协议》无效；2016年原告作为被告村委会成员，直接参与了将村西鱼池对外发包的决策过程，并在决策文件当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因此将原告王刚所说的村西鱼池转包给他人是经过原告决策同意的，原告现在又起诉被告主张权利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应驳回原告王刚诉讼请求。通威公司述称，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承包村委会2000余亩水面并无权属纠纷，且第三人对承包土地有权转包、租赁、合伙经营等，他人无权干涉。张树松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刚曾担任村委会会计和代理村主任职务。2013年3月，原告承包了被告原部队厂区三个鱼池及一个养殖小区，鱼池面积共计22亩，养殖小区面积1.5亩。上述鱼池承包及养殖小区承包并没有形成书面合同，只有2013年9月28日和2014年1月28日两张预交承包费收据，其中2014年1月28日的收据载明王刚预交2013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鱼池承包费23000元，2013年9月28日收据载明王刚预交2013年4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鱼池承包费40000元，合计预交63000元。收据没有载明承包的亩数和单价。原告称当时承包的鱼池面积22亩，一个养殖小区面积1.5亩，与村委会协商的是每亩每年800元。2014年，被告村委会将原告所承包鱼池、养殖小区在内的村集体土地整体流转给井田公司。2014年4月6日，村两委会就流转土地给承包户（包括原告王刚在内）造成的损失议题召集民主协商会进行民主讨论，村支部书记李守志主持，王刚记录，会议商定因流转给包括原告王刚在内的承包户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赔偿。2014年4月8日，两委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主任张树松主持，原告王刚记录，对承包户损失决定进行合理赔偿。2014年6月5日原告王刚与被告村委会签署一份《赔偿协议》，就流转给原告王刚造成的损失达成如下赔偿协议：1、王刚承包村委会原部队场区鱼池面积共计22亩，养殖小区面积1.5亩；2、补偿鱼池房舍建筑投资10000元、机电设备10组补偿20000元、低压供电线路补偿8000元；3、鱼池清淤治理施工费20000元、垫石渣路5000元、补偿池塘内养殖鱼苗37000斤损失20000元；4、平台占地使用费、损失赔偿费10000元，自来水管道、上水、排水管道、水井一眼损失赔偿13000元；5、退回原已缴纳的鱼池承包费。注：赔偿王刚原部队场区鱼池、养殖小区损失补偿款合计106000元整，退回已缴纳的鱼池承包费。本补偿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李守志代表小氵甸村党支部，张树松代表小氵甸村委会及王刚三人在赔偿协议上签字确认。2014年6月6日，王刚领取了补偿款106000元，但已缴纳的承包费63000元没有领取。对此事实双方无争议。2015年4月12日，小氵甸村村民李春林、肖奎、马俊明、沈晓光向两委会提议，议题是：小氵甸村原部队场区整体流转给井田公司，村委会原发包给张树松、王刚的鱼池在场区范围内，需要解除原承包合同并收回，因解除原承包合同给承包户造成的损失村委会应给与补偿，但补偿款村委会至今没有支付，经与承包户张树松、王刚多次协商，提出置换方案。两委会成员李守志（支部书记）、张树松（村主任）、王刚（村委）、张国宏（支委）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同意李春林、肖奎、马俊明、沈晓光等人提出的置换补偿方案，决定把村西鱼池的东南侧1号鱼池的5年承包经营权置换给张树松和王刚，具体置换事宜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协商解决。2015年4月19日，两委会召集民主协商会，李守志主持，王刚记录，经协商决定：把村西鱼池的东南侧（1号）鱼池的5年承包经营权置换给张树松和王刚，具体置换事宜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协商解决。2015年4月23日，两委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张树松主持，王刚记录，经村民代表讨论，会议通过把村西鱼池的东南侧（1号）鱼池的5年承包经营权置换给张树松和王刚，具体置换事宜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协商解决。该会议记录记载应到会16人，实到会13人，而到会签字人员却为16人。为此原告王刚解释称，有会后补签的情况存在。2015年5月10日，村委会与张树松、王刚签订《置换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村委会）收回乙方（张树松、王刚）原部队场区和鱼池土地流转期间（2014年2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的承包经营权；2、甲方把村西鱼池的东南侧（1号约100亩）鱼池的5年承包经营权置换给乙方；3、置换给乙方的鱼池承包期限为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2022年3月15日止，乙方在经营鱼池期间享有小甸村委会发包鱼池相同的权利和义务；4、置换给乙方的鱼池四至为…；5、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原部队场区与乙方签订合同的未到期年限仍然归乙方所有，直至合同期满为止；6、因原部队场区与村西（1号）鱼池置换所产生的相关事宜全部由甲方负责协调解决，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李守志、张国宏代表村支部、张树松代表村委会与乙方张树松、王刚共同在《置换协议》上签字确认。2015年7月8日，张树松与王刚签订协议书，二人约定将置换的村西1号约100亩鱼池一分为二，每人经营50亩。2016年4月8日，经村镇共同决定，被告村委会与天津通威饲料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合同约定，村委会将面积2207.35亩土地，包括一般农用地、坑塘水面承包给乙方（通威饲料公司），承包期限自2016年4月8日至2046年2月28日，共30年…，该承包面积包括原告《置换协议》约定的村西1号鱼池。原告王刚作为参会人员之一，签字同意包括自己置换鱼池在内的土地流转给通威饲料公司。被告村委会在发放鱼池流转款名单之中，原告王刚领取了应分得的流转款项。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刚与村委会签订的村西1号鱼池《置换协议》是否有效。首先，该《置换协议》的产生前提源自王刚承包的原部队场区22亩鱼池和1.5亩养殖小区在承包期内被流转给井田公司。然而，2014年6月5日原、被告签署的《赔偿协议》已就王刚损失达成协议，且王刚已于2014年6月6日实际领取了106000元补偿款，尚欠承包费63000元未领取，王刚可向村委会主张权利。至此，原告王刚损失已经得到补偿；其次，2015年4月12日，李春林、肖奎、马俊明、沈晓光向两委会提议置换的理由是：原村委会发包给张树松、王刚的鱼池因流转所造成的损失村委会应给与补偿，但补偿款村委会至今没有支付。对此本院认为，《赔偿协议》经村民会议决定已就王刚全部损失进行作价赔偿，且王刚同意该赔偿协议并已领取了赔偿款项，因此李春林、肖奎、马俊明、沈晓光提议的补偿款村委会至今没有支付与事实不符，提议前提不实；第三，2015年5月10日，决定《置换协议》的村民代表会议，载明应到会人数为16人，实到会人数为13人，而签字人员却是16人，原告王刚虽解释称有补签现象，但补签人员属于会议缺席人员，未参加会议讨论与表决，会后无权补签，因此该村民代表会议无效，根据无效会议做出的《置换协议》决定亦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综上，被告根据不实提议组织召开民主讨论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和表决，又根据无效村民代表会议做出《置换协议》决定应属无效决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刚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王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德新审 判 员  高 满人民陪审员  杨万珍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 记 员  侯佳婕附：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务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