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41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汪强，男，汉族，1977年12月5日生，住四川省眉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建国，男，汉族，1973年10月14日生，住四川省眉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莲，女，汉族，1978年2月27日生，住四川省眉山。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四川齐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小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78689972J。法定代表人：张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重庆盛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汪素群，女，汉族，1976年2月14日生，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四川齐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强、倪建国、孙玉莲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公司）、原审被告汪素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17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汪强、倪建国、孙玉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程，被上诉人捷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强、倪建国、孙玉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内容，驳回捷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司法评估费用由捷安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承包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汪强没有违约行为，吊车设备自动转为汪强所有。从合同内容来看，汪强不负担返还吊车设备的义务，《承包合作协议》系属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一审认定的租赁合同关系。2.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记载案涉车辆强制报废期止为2043年12月13日，合同约定的60个月届满后，案涉车辆尚有29年的使用期限。汪强60个月内支付175.8万元的交易价款本质系为督促汪强在合同期内支付价款设置的所有权保留。3.《承包合作协议》约定的每月租金2.93万元明显高于长期租赁市场的市场价格，一审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结论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从捷安公司举示的证据来看，案涉吊车原值为175.75万元。双方约定60个月支付的租金总额等于案涉吊车原值，能够印证双方签订《承保合作协议》时已经对交易标的物进行评估，汪强通过60个月支付价款的方式购买案涉吊车。4.根据合同法第125条关于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能够解读出捷安公司交易目的系通过60个月内收取价款的方式获得案涉吊车的转让款175.75万元。5.捷安公司系受重庆置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对案涉吊车进行管理、运营，捷安公司系置基公司签订《承包合作协议》的委托代理人，《承包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置基公司。捷安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裁定驳回其起诉。6.《承包合作协议》实质系分期付款或以租代售的买卖合同，每月2.93万元包含案涉吊车60个月每月分摊的按揭款、利息、出租利润，一审认定本案系租赁关系却不按照鉴定机构的租金结论认定案涉吊车租金有误。7.原审认定汪强应付租金总额有误，汪强已经多支付6.51万元，该款项应由捷安公司返还。8.汪强未按约支付案涉吊车分期款项系基于捷安公司先行违约以及对其履约能力不信任。9.案涉吊车自重约70吨，配重80吨，按照废旧钢材2000元/吨计算，60个月后的废铁价值30万元，捷安公司亦不会不收取对价转让给汪强。捷安公司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合同性质为租赁合同，合同仅约定特定条件下汪强可以取得案涉吊车所有权，在条件成就前，双方系租赁关系。每月租金2.93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汪强亦未撤销相应条款。合同条款约定系双方的商业行为，法院无权更改合同内容。汪素群述称，与上诉人意见一致。捷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捷安公司与汪强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并退还渝X号吊车；2.判令汪强、倪建国、孙玉莲、汪素群连带支付拖欠的租金81.375万元；3.判决汪强、倪建国、孙玉莲、汪素群连带支付违约金16.07万元；4.诉讼费、保全费由汪强、倪建国、孙玉莲、汪素群承担。事实及理由：捷安公司、汪强于2014年12月8日签订了《承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捷安公司将渝X号吊车出租给汪强，并约定了租金计算方式、支付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同时，捷安公司与倪建国、汪素群签订了《担保合同》，二人对《承包合作协议》中汪强的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另，孙玉莲与汪强是夫妻关系，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汪强已严重违约，根据协议约定，共欠付租金本金81.375万元，违约金16.07万元，现经捷安公司多次催收未果，遂诉至法院。汪强、倪建国、汪素群、孙玉莲共同辩称，捷安公司与汪强所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其虽名为合作协议，但其实是一份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因此适用的相关法律也应该是《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应属捷安公司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协议。渝X吊车的所有权人并非捷安公司，故其将车辆出售给汪强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在与汪强签订合同后也没有得到追认，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该合同无效，双方之间的租金计算标准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结算。另，汪素群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被追究责任，其作为倪建国的妻子并没有在任何协议上签字确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捷安公司未与汪强进行结算，故对于捷安公司单方提出的要求支付所谓的租金数额不予认可。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清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本案应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再处理民事纠纷。汪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捷安公司赔偿其违约损失35万元，进场费2.5万元、窝工费1.5万元，合计39万元；2.判令捷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双方自2014年12月8日签订《承包合作协议》后，较长时间以来均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但由于捷安公司未按照约定将汪强支付的款项偿付给徐工重型公司，致使双方合作协议的标的物即车牌号为渝X号吊车经常被徐工公司操作GPS锁死，该车时常因此被困在建筑工地不能操作，同时，汪强也非常担心该车被徐工强行拖走收回。基于这些事实，汪强查询登记信息得知该车早在2014年4月28日即被设置了抵押权，2015年4月17日解除抵押后于当月20日再次抵押给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至今仍处于抵押状态，后来，汪强也接到徐工公司的通知称该车为其所有，捷安公司无权处置，捷安公司目前已经被多家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其法定代表人张清因涉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以及诈骗刑事犯罪已被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区分局羁押至今，故汪强基于上述原因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支付租金。2017年9月12日晚，渝X号车被徐工公司在建设工地“梁中路道路工程24#桥工程驻地”强行拖走，致使汪强与发包方陕西省中业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桥梁板安装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被发包方在结算时扣减违约金35万元，另外，从眉山至陕西汉中工地该吊车的进场费（含台班费、油费、过路费、人工费）2.5万元，吊车被拖走后产生的窝工费1.5万元，合计39万元，应由捷安公司予以赔偿。捷安公司针对反诉辩称，渝X号车被厂家拖走并非捷安公司原因所致，该车已经由捷安公司交付给了汪强，汪强对其有保管好租赁物的义务。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汪强应按月支付租金，但其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由于其违约行为已经达到了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拖回吊车的要求，因此即使车辆被我方或厂家强行拖走也是由于汪强的违约行为所致。另，汪强所称的其行使不安抗辩权系对于该概念的错误理解，其既未要求我方提供担保，也未将车辆退回后才暂停支付租金，而是继续使用该车辆。故汪强所称行使不安抗辩权仅是其在拖欠巨额租金后找的理由。对于汪强反诉所称的损失没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且与捷安公司没有关联性。故请求驳回汪强的全部反诉请求。经一审审理查明，2014年12月8日，捷安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汪强签订了《承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甲方向乙方提供吊车设备（具体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由乙方全权独立对外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在甲方经营承包的吊车设备，在协议生效后五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贰万元整作为经营承包保证金，合作期满后，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退还该保证金本金，不计算利息，如果乙方在合作期内存在违约行为，甲方不予退还乙方保证金；因甲方所购车辆是徐工分期车辆，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甲方确保所收租金转付给徐工重型公司，资金由甲方自行安排……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如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给甲方，责任由甲方承担，如乙方已支付租金给甲方未支付给徐工重型公司，责任由甲方承担；经营承包合作期限为60个月，从2014年12月1日起开始计算；乙方最迟应在每月30日前固定向甲方支付设备承包租金，每月支付的设备租赁费具体金额另见《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在经营承包期内，若乙方延期支付租金3个月以上（含3个月）6个月以内，需支付甲方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两倍计算，若乙方延期支付租金或未足额支付租金累计达六个月，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作协议，并收回吊车设备，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乙方承担律师费等费用；经营承包协议期间内，吊车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经营承包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没有违约行为，该吊车自动转为乙方所有；甲方收款账号为捷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清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本协议终止：一方合作者违反本合作协议，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解除；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或重特大安全事故；协议期满解除；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违约应根据其违约程度和后果除向另一方支付该吊车设备原值的2-10%的违约赔偿金外，还需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在前述的合同尾部的甲方处加盖有原告的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及联系电话，在乙方处有汪强的签名及联系方式。其后，双方通过《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及《车辆交接清单》一致确认渝X号车辆已经完成交付，双方合作起始日为2014年12月1日，合作期限为60个月，车辆购置原价为175.75万元，每月应交租赁费为2.93万元。2014年12月8日，捷安公司作为甲方，汪强作为乙方（被担保人），倪建国、孙玉莲作为丙方（担保人），三方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由丙方为前述甲、乙双方的《承包合作协议》项下被担保人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12月31日，捷安公司与汪强签订《承包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因甲方在承包期限、承包租金上给予了乙方大幅优惠，为保障甲方利益，在合作期内，若因乙方延期支付租金或未足额支付租金累计达到6个月而引起的甲方提前终止合同，或乙方主动提前终止合同。乙方需按照《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中约定月租金的150%作为月还款额，重新计算已合作期的还款总金额，并在合同终止后30日内结清。另，涉案的渝X登记在重庆置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此公司名系由铜梁县捷安吊装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变更而来。2014年12月1日，铜梁县捷安吊装有限公司出具《运管委托》，其内容为：“兹委托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名下的渝X车进行管理和运营，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有权自行以其名义就上述车辆与第三方签订并履行相关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由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委托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另查明，孙玉莲与汪强系夫妻关系，倪建国与汪素群系夫妻关系。在捷安公司与汪强履行前述合同的过程中，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形成《汪强70T汽车吊对账单》，确认截止2016年5月30日汪强向捷安公司支付5万元款项时，汪强就渝X号吊车以及渝X号吊车共计向捷安公司支付了41.34万元，汪强认为其中27.65万元系针对渝X号吊车所支付的租金。此后，汪强分别于2016年9月15日、2016年11月1日、2016年11月28日共计向捷安公司支付8万元，此外，汪强还于2014年12月9日向捷安公司支付了保证金2万元。审理中，汪强另举示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转账金额4759.2元，转入张清账户），2014年12月10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一份（转账金额29674.9元，转入张淑账户），拟证明上述2014年12月9日的转账金额应当纳入汪强所支付的租金中计算，2014年12月10日是按照捷安公司的要求支付的车辆保险金，但实际上该车没有购买保险，此款亦应当纳入本案一并处理。捷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2014年12月9日的4759.2元不是租金，不清楚该款项，2014年12月10日支付给张淑的29674.9元与捷安公司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另，捷安公司认为汪强于2016年5月30日支付的金额并非5万元而是3万元，故针对渝X号吊车其公司迄今收到的款项为35.65万元（含保证金2万元），且同意将该保证金算作汪强支付的租金。2017年9月12日，渝X号吊车被徐工集团工作人员强行开走。本案审理中，汪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本案涉及的70T二手（旧）吊车裸车在2015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市场租赁价款每月是多少金额进行鉴定或询价。经一审法院委托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8年8月2日作出《“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孙玉莲、汪强、倪建国、汪素群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70T二手（旧）吊车裸车的市场租赁价款询价情况说明》，其采用收益法公式计算，认为前述吊车裸车在2015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赁价款（每月）为1.02万元，且备注称该计算所得租赁价款为本案所涉及吊车在法定剩余使用寿命内的理论租赁价格。汪强为此垫付了评估费9000元。庭审中，汪强向一审法院举示了失信公示信息4页，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1页，拟证明捷安公司被法院列为失信公司，渝X号吊车于2015年4月20日办理机动车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重庆市沙坪坝区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故捷安公司对案涉车辆没有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并且由于捷安公司被列为失信公司，汪强有理由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支付租金。捷安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失信信息涉及到的案件与本案涉案车辆没有任何关联性，汪强在能够完全自由支配涉案车辆并通过车辆获取收益的情况下未按合同约定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其所谓的行使不安抗辩权不能成立。另，汪强为证明其反诉的诉讼请求，还向一审法院举示了桥梁板安装协议书、陕西省汉中兴汉新区梁中路道路工程24#桥工程窝工工资表及窝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渝X号吊车从眉山前往施工现场（汉中工地）的费用开支清单、工程结算单2页，拟证明汪强与陕西省中业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了《桥梁板安装协议书》，承揽了汉中市兴元新区梁中路24、25、27号桥桥梁的桥梁板架设工程，但由于渝X号吊车于2017年9月12日被徐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强行开走，致使汪强产生了窝工损失1.5万元，违约损失35万元以及包括加油费、过路费、进场台班费、司机工资等在内的进场费用2.5万元。捷安公司质证认为，对安装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汪强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案外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亦不足以证明其损失，更无法判断涉案吊车与汪强所称损失的关联性。审理中，捷安公司自愿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中要求退还渝X号吊车的诉讼请求，仅要求解除《承包合作协议》；并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93万元/月的标准，计算2014年12月1日至涉案车辆被徐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强行开走的2017年9月13日，再扣除汪强已经支付的金额后上浮至150%，即为81.375万元；还明确其第3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根据双方约定的车辆原值的2%至10%计算违约金，现主张10%的标准，即双方约定的车辆原值175.75万元的10%，自愿主张违约金金额为16.07万元。汪强、倪建国、汪素群、孙玉莲均认为《承包合作协议》自始无效，不存在解除的问题，由于合同无效，渝X号吊车的使用费应当按照评估的1.02万元/月的标准计算至车辆被徐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强行开走之日，且不认可违约金。上述事实，有承包合作协议、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交接清单、对账单、110案件信息、询价情况说明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凭，并经当庭质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已经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双方诉辩意见，本案需评述并作出认定的问题包括：一、本案是否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二、捷安公司与汪强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若合同有效，该合同的具体类型如何确定？三、汪强所称其未依约支付租金是行使不安抗辩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孙玉莲、倪建国、汪素群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五、租金金额的认定问题；六、捷安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七、汪强的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第一，就汪强以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清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本案应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再处理民事纠纷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人民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本案中，汪强称捷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清被公安机关拘留，但并未向本院举示证据证明此与本案中双方的纠纷存在牵连关系，并且截止目前，本案审理中并未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故对于汪强的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第二，就《承包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汪强认为捷安公司没有本案涉案车辆的处分权而将该吊车交付给汪强，且在此期间该车辆被设置了抵押登记，最终由于捷安公司不具备处分权导致了车辆被徐工集团强行拖走，故双方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系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渝X号吊车登记在重庆置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名：铜梁县捷安吊装有限公司）名下，而铜梁县捷安吊装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所出具《运管委托》中明确“委托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名下的渝X车进行管理和运营，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有权自行以其名义就上述车辆与第三方签订并履行相关协议”，据此内容可以认定捷安公司在与汪强签订《承包合作协议》之前已经取得了渝X号吊车的处分权，故汪强所抗辩的捷安公司对于涉案车辆没有处分权而致使《承包合作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该合同系捷安公司与汪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对捷安公司与汪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汪强认为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实质上形成了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捷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协议中并未体现买卖的意愿，其中约定的租赁期满车辆归汪强所有是由于吊车作为工程机械贬值很快，双方合作期满60个月后该车辆折旧后的残值并不大，届时将车辆过户到汪强名下是公司对双方合作信用和诚意的反馈。一审法院对此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目的是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出租人也只转让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而不转让其所有权；租赁合同终止时，承租人须返还租赁物。这是租赁合同区别于买卖合同的根本特征。本案的《承包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了“乙方全权独立对外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承包合作期限为60个月，从2014年12月1日起开始计算”“每月应交租赁费为2.93万元”等内容，这些都是围绕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及租金等内容而进行的约定，虽然《承包合作协议》中还约定了“经营承包协议期间内，吊车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经营承包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没有违约行为，该吊车自动转为乙方所有”，但该约定仅为双方对于汪强可以就涉案吊车取得所有权而设定的条件，只有在所设定条件实现后，汪强才能够取得涉案吊车的所有权，故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认定为租赁合同关系，对于汪强提出的《承包合作协议》实为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就汪强所提出其未依约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意见，审理中，汪强认为捷安公司被列为失信公司，且通过其他信息表明捷安公司经营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汪强由此担心将来无法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故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安抗辩权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由此可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应当仅限于先履行债务的一方，本案中，捷安公司在与汪强签订协议后，即将渝X号吊车交付给了汪强，汪强即对该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且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但同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故此难以认定已经处于对渝X占有状态的汪强为先履行债务的一方。此外，汪强所举示的证据亦不足以充分证明捷安公司处于前述可以中止履行的情形之一，并且汪强也没有向一审法院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暂停支付租金时及时通知了捷安公司或者要求捷安公司提供担保。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汪强所提出其未依约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意见，依法不予采纳。第四，就孙玉莲、倪建国、汪素群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捷安公司与汪强、倪建国、孙玉莲共同签订了《担保合同》，约定由倪建国、孙玉莲为前述捷安公司与汪强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项下汪强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合同》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倪建国、孙玉莲应当就《承包合作协议》中汪强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汪素群作为倪建国的妻子，并非本案中的合同当事人，亦未对倪建国的对外债务予以确认，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第五，就本案中租金金额的认定问题，首先，就汪强已经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金金额认定问题，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捷安公司与汪强存在争议的款项为汪强于2014年12月9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入张清账户的金额4759.2元以及2014年12月1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入张淑账户的金额29674.9元，经审查，双方在《承包合作协议》中约定了捷安公司的收款账号为其法定代表人张清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故汪强于2014年12月9日转入张清账户的4759.2元应当纳入已经支付的租金中予以计算，而汪强于2014年12月10日转入张淑账户的金额29674.9元，捷安公司对此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汪强亦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此款系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金，一审法院对于此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此外，捷安公司还认为2016年5月30日汪强所支付的金额为3万元而非5万元，根据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形成的《汪强70T汽车吊对账单》上的记载为5万元，再结合汪强陈述该5万元系针对渝X号吊车支付的租金，一审法院对该5万元予以认可。故汪强已经向捷安公司支付的保证金金额为2万元，租金金额为361259.2元。其次，就汪强应当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金金额的认定问题，这涉及到本案中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2.93万元/月的标准计算租金，还是按照评估公司作出的1.02万元/月的标准计算租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捷安公司与汪强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其中约定的2.93万元/月的标准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金额高于本案的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公式计算出的理论租赁价格，但双方的此项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捷安公司按此标准主张本案的租金，依法应当予以支持。现双方均认可计算租金的日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渝X号吊车被徐工集团工作人员强行开走之日，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该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故此段期间的租金经计算为97.76万元（2.93万元/月×33个月+1.07万）。最后，通过前述可知，汪强还应当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金金额为596340.8元（977600元-381259.2元）。第六就捷安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其自愿撤回要求退还渝X号吊车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就其提出的要求解除《承包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一方合作者违反本合作协议，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结合前述，汪强未依约支付租金，违反了协议的相关约定，现捷安公司主张解除《承包合作协议》具有约定和法定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捷安公司提出的要求汪强、倪建国、汪素群、孙玉莲连带支付租金81.375万元以及违约金16.07万元的诉讼请求，此需就本案中的违约金条款进行认定，在捷安公司与汪强于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中》就违约金的约定为“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违约应根据其违约程度和后果除向另一方支付该吊车设备原值的2-10%的违约赔偿金外，还需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而在双方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作补充协议》中又约定了“在合作期内，若因乙方延期支付租金或未足额支付租金累计达到6个月而引起的甲方提前终止合同，或乙方主动提前终止合同。乙方需按照《车辆明细及费用一览表》中约定月租金的150%作为月还款额，重新计算已合作期的还款总金额，并在合同终止后30日内结清”，此约定系对于逾期支付租金而产生的额外费用的支付，其实质同样为违约金条款，因此双方于2014年12月31日的补充协议应视为对双方之前违约金条款的重新约定，应当适用时间在后的违约金条款，但由于本案中经评估机构评估出的涉案吊车在2015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理论租赁价款每月为1.02万元，而双方约定的租金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该理论价格，现捷安公司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尚存在其他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于捷安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第七，就汪强的反诉诉讼请求，现汪强要求捷安公司赔偿其违约损失35万元、进场费2.5万元、误工费1.5万元，本院审查汪强所举示的用以证明前述诉讼请求的相关证据，其系汪强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无法核实该协议的真实性，也无法核实汪强所举示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且汪强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所称损失与捷安公司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故一审法院对于汪强的反诉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足，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十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与汪强于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自即日起解除。二、汪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租金596340.8元；倪建国、孙玉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汪强的反诉诉讼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099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75元、鉴定评估费9000元，合计23570元，由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570元，由汪强、倪建国、孙玉莲共同负担1800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捷安公司称其与徐工集团涉及的交易金额可能有数亿元，无法提供徐工集团关于案涉吊车的买卖合同，无法区分具体车辆有无欠费情况。上诉人正常缴费的时候，捷安公司认为其没有向徐工集团违约，其做工程机械不止本案一台车，即使上诉人没有违约，其他的车也可能违约。汪强称，最后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捷安公司并非以重庆置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汪强签订合同。汪强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捷安公司与重庆置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故《承包合作协议》的主体系捷安公司、汪强。捷安公司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当事人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自即日起解除。《承包合作协议》约定，一方合作者违反本合作协议，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汪强未依约支付租金，违反了协议的相关约定，捷安公司主张解除《承包合作协议》具有约定和法定的依据。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在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意思到达相对人时即发生解除的效果，捷安公司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诉争的合同应从起诉状送达汪强之日起解除，现无法确定诉状副本送达时间，本院确认案涉《承包合作协议》于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的时间即2017年9月11日解除。关于捷安公司主张《承包合作协议》为租赁合同，汪强方主张《承包合作协议》为分期付款或以租代售的买卖合同，双方各执一词。争议的实质系每月2.93万元的租金仅仅指捷安公司出租吊车的对价抑或还包括汪强购买吊车的对价。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承包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虽然“经营承包协议期间内，吊车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经营承包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没有违约行为，该吊车自动转为乙方所有”的约定系双方对于汪强可以就涉案吊车取得所有权而设定的条件，只有在所设定条件实现后，汪强才能够取得涉案吊车的所有权。但是，汪强取得吊车所有权的条件系其正常履行《承包合作协议》义务的结果，汪强按约支付60个月的租金就享有吊车所有权，无需另行支付对价。该项约定不完全符合单纯的租赁合同的特征。结合案涉吊车原值175.75万元、吊车使用一年后双方约定租金总额175.8万元、吊车强制报废期限为2043年12月，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关于吊车裸车在2015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租赁价款（每月）为1.02万元等内容，足以认定《承包合作协议》关于每月2.93万元租金的约定不仅包括汪强承保经营期间应向捷安公司支出的租金，亦包括汪强购买案涉吊车的对价。《承包合作协议》约定经营承包合作期限为60个月，从2014年12月1日起开始计算。计算租金的日期应为2014年12月1日至渝X号吊车被徐工集团工作人员强行开走之日，即2017年9月12日（合同于2017年9月11日解除后，捷安公司所主张的2017年9月12日租金实为其损失，为避免当事人诉累，该损失可以在本案一并处理）。此段期间的租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97.76万元，现已查明汪强已支付租金381259.2元。正如上文所述，每月2.93万元租金不仅包括汪强在承包经营期间应当向捷安吊车支付的租金，亦包括其意欲购买吊车的对价。就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汪强确实存在违约行为，但本案吊车并非捷安公司主动收回而系徐工集团强行收回，捷安公司在二审中虽称上诉人正常缴费的时候，捷安公司认为其没有向徐工集团违约，但其也称其做工程机械不止本案一台车，即使上诉人没有违约，其他的车也可能违约。因此,本案吊车被徐工集团收回的直接原因应当是捷安公司对徐工集团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捷安公司自述其做工程机械不止本案一台吊车，其作为案涉格式合同条款的提供者，自应在制定合同内容时遵循合同法第五条确定的公平原则，在其提供的合同条款中规定汪强一旦违约则不能取得吊车，但汪强支付的费用包含了正常租赁费用之外意欲将来取得所有权的相应对价，在汪强无法取得案涉吊车的情况下，如认定汪强仍应按照月租金2.93万元支付，既不符合合同之目的，亦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对于汪强不公平。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条确定的公平原则，参考案涉吊车原值、承包合作协议约定租金总额、案涉吊车折旧年限、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关于吊车裸车租赁价格的意见等因素考量，本院酌定汪强应向捷安公司支付的租金（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9月12日）为73.32万元（97.76万元*75%），扣除汪强已经支付租金，汪强仍需向捷安公司支付租金351940.8元。至于汪强、倪建国、孙玉莲其他辩解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强、倪建国、孙玉莲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根据新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审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17142号民事判决；二、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与汪强于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于2017年9月11日解除；三、汪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租金351940.8元；倪建国、孙玉莲对汪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汪强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99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75元、鉴定评估费9000元，合计23570元，由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8570元，由汪强、倪建国、孙玉莲共同负担1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63元，汪强、倪建国、孙玉莲负担6000元，重庆捷安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7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光洪审 判 员 黄 淳审 判 员 杨 瑾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杨 曦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