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民终9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芹，女，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洮**。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东，男，198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洮**。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明，男，198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白城市洮**。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新，洮北区青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女，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女，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洮**。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成，吉林亚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刘景友，村主任。 上诉人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1、孙某2、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乘风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1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桂芹、李卫东及二人与李卫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新、被上诉人孙某1及其与孙某1、孙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乘风村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上诉请求：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主管范围，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三被上诉人就属于“因故未参加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人员，所以应当认定他们属实没有得到所争议的土地，更没有证据证明获得了土地。不管是村上的台账还是承包合同，或是土地经营权证中都没有登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所争议的土地近三十年来没有耕种过一天。因此，请求驳回起诉。二、本案适用《民法通则》的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本案属于民事争议，没有因不动产而牵涉行政登记机关或者说是纯不动产的争议。所以，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上诉人王桂芹对所争议的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点是有证据和法律依据的。三个上诉人都是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人，还有村委会台账上的登记表上也记载着三个被上诉人，2005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还记载着三个上诉人，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从法律上的确认，任何人和机关在没有证据，不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是不可以撤销或者确认土地合同无效的。四、一审判决认定三个上诉人与村委会2005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村委会在2005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国家政策而签订的。2004年1月1日国家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在2005年我省才开始真正的在全省向农村承包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上的台账记载本案王桂芹早在2005年1月1日就与村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在2005年3月1日村上依据上级部门的要求，为了办理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才补办了《土地承包合同》这与合同是否有效没有直接联系。五、一审判决有“添枝加叶”“强拉硬拽”之嫌。一审判决超出诉请，一下把1983、1999年两个合同确认都合法有效，却把2005年的合同认定未无效，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更是严重偏离了客观实际。六、一审判决在没有弄懂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偷换“家庭成员”的概念，错误地判决第一、第二、第三被上诉人对所争议的土地有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的是以经营权证上登记的人员为真正的家庭成员，并不是像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是以血缘来认定的。一审判决认为王桂芹有二块土地违反了国家政策，因而认定三被上诉人有土地承包权，这是没有理解国家政策。王桂芹之所以能够现在拥有二块地，实际上就是所争议的是一块土地，另一块土地是王桂芹两个儿子的口粮田。二社的2.7亩土地应当是孩子的承包的土地，依据法律知识，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抽回或者认定无效，否则就是违反国家政策。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孙某1、孙某1、孙某2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孙某1、孙某1、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与乘风村之间签订的四社的原孙景发的4.7亩土地（北至乡道、南至吴兴瑞家地、西至乡道、东至乡道）承包合同无效。2、请求确认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合法有效。3、请求确认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中位于乘风村四社的4.7亩土地（北至乡道、南至吴兴瑞家地、西至乡道、东至乡道）的承包经营权人是孙某1、孙某1、孙某2三人。事实和理由：孙某1、孙某1、孙某2的父亲孙景发是乘风村四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四社有4.7亩家庭承包土地。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孙景发与妻子陈凤英及子女孙某4、孙某2、孙某1、孙某1作为一个家庭农户承包了四社集体经济组织4.7亩家庭承包土地。1990年陈凤英去世，1991年孙景发与王桂芹再婚。再婚后王桂芹及其子女李卫东、李卫明并未从乘风村二社集体经济组织迁出，迁入乘风村四社集体经济组织，在二社仍有2.7亩家庭承包土地。1997年国家实行二轮土地承包，承包原则是顺延承包，孙景发及其家庭成员孙某1、孙某1、孙某2、孙某4顺延承包一轮的4.7亩家庭承包土地。1999年乘风村代表四社与孙景发签订了4.7亩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2002年孙景发去世，孙某4也已经去世。2005年国家政府部门为二轮土地承包户下发经营权证，当时是洮北区农业局将加盖好“白城市洮北区农业局”公章的空白承包经营权证交给乘风村，由乘风村填发。2005年3月26日乘风村将本属于孙景发、孙某1、孙某1、孙某2家庭承包的4.7亩土地，编号为131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地填发给了王桂芹，其家庭成员填写为王桂芹、孙景发、李卫东、李卫明。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并不是孙景发家庭承包经营权人，而是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可能又在四社获得家庭承包土地。至此，三被告以4.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由，侵占原告家庭承包土地至今。三被告在两个集体经济组织即乘风村二社、四社分别获得两份家庭土地承包土地，明显违背土地承包政策和法律规定。故乘风村与三被告签订的4.7亩土地所谓的承包合同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是无效的。原告是4.7亩土地的唯一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三原告主张确认三被告与乘风村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三原告要求确认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三原告请求为涉案4.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4、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管辖；5、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本案适用的基础法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登记机构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综合评判认为：1、本案属民事案件管辖。原、被告讼争的位于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四社的4.7亩承包土地，是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孙景发家庭承包的土地。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顺延承包，1999年乘风村代表四社与孙景发签订了4.7亩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该承包地4.7亩孙景发家庭成员已实际取得了该土地。2002年孙景发去世，2005年3月26日乘风村将讼争的土地给王桂芹补发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并下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该土地由王桂芹耕种。三原告向法庭提起并主张的是对讼争的4.7亩土地的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三原告主张的是经营权侵权纠纷，三原告已实际取得了土地经营权，有孙景发以家庭成员代表与乘风村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为凭，该土地乘风村已交付给孙景发耕种。现该土地由被告王桂芹耕种。双方争议的纠纷是经营权，故，本院属于民事案件管辖范围。2、本案不超诉讼时效。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纠纷，按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应属不动产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属不动产物权纠纷，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本案不超诉讼时效。3、孙景发以全部家庭成员为代表与村委会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1983年国家对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时，孙景发与陈凤英系夫妻关系，其婚生子女为：孙某4、孙某1（14岁）、孙某1（12岁）、孙某2（10岁）。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孙景发以全体家庭成员为代表与乘风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4.7亩承包地。对该事实，庭审中，被告乘风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孙景发（现已去世）、陈凤英（现已去世）、孙某4（现已去世）、孙某1、孙某1、孙某2是其村民。讼争的4.7亩承包土地应属孙景发（现已去世）、陈凤英（现已去世）、孙某4（现已去世）、孙某1、孙某1、孙某2所有家庭成员承包的土地。1997年国家施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承包原则是原承包的土地顺延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1999年孙景发又以家庭成员代表的身份与乘风村签订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一份，继续承包了原承包地4.7亩，承包期限为30年。上述两份土地承包合同是在国家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由乘风村按照法定程序依法签订的，故，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二份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4、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与村委会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系乘风村二社村民，三被告在二社享有承包地2.7亩。王桂芹与李卫东、李卫明系母子关系。1992年12月29日王桂芹与孙景发登记结婚（系再婚）。2002年1月11日孙景发去世。孙景发去世后，其承包的4.7亩承包地一直由王桂芹耕种。2005年政府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户下发土地经营权证，2005年3月26日乘风村将孙景发的家庭承包的4.7亩土地，编号为131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填发给了王桂芹，其家庭成员填写为王桂芹、孙景发、李卫东、李卫明。乘风村在本院（2017）吉0802民初1027号案件答辩状中称：“2002年孙景发去世后，4.7土地由王桂芹耕种。2005年为二轮土地承包发经营权证，当时是洮北区农业局将加盖好“白城市洮北区农业局”公章的空白承包经营权证交给乘风村，由乘风村填发。2005年3月26日将本属于孙景发、孙某1、孙某1、孙某2家庭承包的4.7亩土地，以编号为131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地填发给了王桂芹，其家庭成员填写为王桂芹、孙景发、李卫东、李卫明”乘风村于2005年3月26日将本属于孙景发、孙某1、孙某1、孙某2家庭承包的4.7亩土地，以编号为131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地填发给了王桂芹，其家庭成员填写为王桂芹、孙景发、李卫东、李卫明，不是乘风村将孙景发的4.7亩土地发包给王桂芹合同行为，而是错误的填写，不是乘风村发包给王桂芹土地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乘风村于2005年3月26日与王桂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符合合同成立要件，故，该土地承包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土地承包合同从发包程序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该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发包，也属无效合同。同时，乘风村于2005年3月26日与王桂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标注是补发的。因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间1997年，2005年不是国家土地发包的时间。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又不是孙景发发包时的原家庭成员。故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不具有承包该4.7亩土地的经营权。被告王桂芹系乘风村二社村民，已在二社享有承包2.7亩土地。本案讼争的土地是国家政策承包地，按照国家政策，每个村民，每户家庭，均享有一份土地承包权。被告王桂芹已在乘风村二社享有了2.7亩的土地承包权。其又在四社享有4.7亩国家政策土地承包权，属享受二份国家政策承包地的权利，其抗辩主张与法律和国家政策不相符，也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不具有享有孙景发承包土地的法定承包权。故三原告主张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与乘风村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三原告是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4.7亩土地家庭成员经营权人，依法享有经营权。孙景发以全部家庭成员为代表与村委会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1983年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时，孙景发与陈凤英系夫妻关系，其婚生子女为：孙某4、孙某1（14岁）、孙某1（12岁）、孙某2（10岁）。关于第一轮家庭土地承包时孙景发的家庭成员，庭审中，乘风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孙景发（现已去世）、陈凤英（现已去世）、孙某4（现已去世）、孙某1、孙某1、孙某2是其村民。讼争的4.7亩承包土地应属孙景发（现已去世）、陈凤英（现已去世）、孙某4（现已去世）、孙某1、孙某1、孙某2所有家庭成员承包的土地。1997年国家施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承包原则是原承包土地顺延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1999年孙景发又以家庭成员代表的身份与乘风村签订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一份，继续承包原承包地4.7亩，承包期限为30年。现孙景发的原家庭成员孙景发、陈凤英、孙某4已去世，原家庭其他成员孙某1、孙某1、孙某2作为原家庭成员有继续承包经营的权利。故，原告孙某1、孙某1、孙某2主张其是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4.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与被告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3月6日签订的4.7亩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二、1983年、1999年孙景发与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二份4.7亩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三、原告孙某1、孙某1、孙某2为孙景发在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承包的4.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乘风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诉争土地已经被征用，被上诉人想挣要土地补偿款，征地是以2005年王桂芹与村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乘风村明确载明所证实内容是以2005年承包合同为据，因此其所证实的内容与一审时的陈述意见并不矛盾。 本院二审查明，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系乘风村二社村民，在二社享有承包地2.7亩。王桂芹与李卫东、李卫明系母子关系。1992年12月29日，王桂芹与孙景发登记结婚（系再婚）。2002年1月11日孙景发去世。孙景发去世后，其承包的4.7亩承包地一直由王桂芹耕种。2005年政府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户下发土地经营权证，2005年3月26日，乘风村将孙景发的家庭承包的4.7亩土地，编号为131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给了王桂芹，其家庭成员填写为王桂芹、孙景发、李卫东、李卫明。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问题。本案中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张三上诉人侵害了其享有的4.7亩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属于经营权侵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最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也对此作了同样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案属于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在受到侵害时，包括确认物权、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等物权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即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案件，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关于双方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确认问题。1983年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时，孙景发与其妻子及三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家庭承包了乘风村四社4.7亩土地，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乘风村发包方式为顺延承包，孙景发家原家庭现有成员继续承包该4.7亩土地。乘风村就该事实也进行了说明。根据以上事实，一审认定1983年、1999年孙景发与乘风村签订的二份4.7亩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而在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桂芹原家庭成员在乘风村二社承包的2.7亩土地并未发生变化，亦由三上诉人继续承包该2.7亩土地，王桂芹与乘风村签订该2.7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1313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王桂芹在其家庭成员已经享有家庭承包地后，显然不能再次分得家庭承包地，违反了国家土地承包政策，2005年王桂芹与乘风村签订的合同，将他人合法取得经营权的土地重新发包应属无效。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认定问题。三上诉人以领取的13136号土地经营权证主张享有土地承包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亦作出同样的规定。可见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途径是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而不是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成立，立即产生法律效力，承包方随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办理其他批准、登记手续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法成立而产生的，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属于备案性质。因此，在承包合同与承包经营权证发生冲突时，应以承包合同作为确定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据此，一审认定三被上诉人为孙景发在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乘风村承包的4.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王桂芹、李卫东、李卫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苏 波 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