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36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伟，男，1958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桂凤，女，1961年2月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谦，辽宁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柔，辽宁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贾凤芝商店。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光华街******。经营者：贾凤芝，该商店业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敬涛，大连市中山区法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苗春雷，男，1980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第三人：石俊，女，1980年4月1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沙河口区贾凤芝商店（以下简称贾凤芝商店）、原审第三人苗春雷、石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1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谦，被上诉人贾凤芝商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敬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苗春雷、石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伟、康桂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个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王玉伟名下有独立的个体工商户，判决个人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在原审第三人未出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存在雇佣关系，缺乏法律依据。3、原判事实不清，在没有确定双方之间交易方式和习惯的情况下，仅以录音证据确定了欠款数额，实在牵强，没有依据。双方虽然此前存在合作关系，但每次购货及结算的流程都十分清晰，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签字的“欠条”系经过被告确认、追认，或者确系上诉人授权所为，“欠条”不构成对上诉人有效的债权凭证。王玉伟在录音中也没有明确承认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欠款数额，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的义务。被上诉人提供的多张“欠条”之间以及“欠条”与“专用收款收据”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不同之处，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本身的内容看，记载混乱，形式不统一，签字不明确，也不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所谓与苗春雷、石俊的录音证据恰恰证明不了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4、原判以两位上诉人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饭店，判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依据。5、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真实存在，也不能构成被上诉人“善意”，“苗”和“石”的签字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原判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苗春雷和石俊曾是上诉人店铺的雇员，对此上诉人并不否认，但早已辞职，尤其后期石俊的签字，怎么知道这个货是给他拿的还是给阿伟拿的，其二人并非一直是上诉人的雇员，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债务形成之时二人是上诉人店铺的雇员而代表了上诉人。另，被上诉人至今尚欠上诉人大量大金额售货发票没有开具，从这个角度看被上诉人也没有完成买卖合同作为出卖方的合同义务。贾凤芝商店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其答辩意见为：1、原审第三人到被上诉人处购货，被上诉人不负责送货，至于货送到哪里被上诉人不知情，并且其中一张单据中盖章的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执照现已注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二上诉人共同承担欠款。2、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雇佣关系是上诉人自认，通过录音证据可以确定原审第三人未出庭系上诉人指使，同时可以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3、二上诉人系夫妻关系，货款系二人共同经营饭店产生，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第三人苗春雷、石俊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贾凤芝商店系个人经营，经营者为贾凤芝，经营范围为干果品、日用杂品零售。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原告提供了一份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印章的编号为0461109的收款收据，金额为116,000元，收款事由写明尹调-5万-5万=16000元。原告表示该收款收据是被告欠原告调料款的欠据，尹是指贾凤芝的丈夫尹延平。被告表示该收款收据是收款的证明，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收款的原因。3、原告另提供了四份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其中，7月2日的欠据写明：“欠6月份货款10000元（壹万元），阿伟：石”；2014年5月9日的欠条写明：“阿伟欠采购调料款陆万元整，阿伟采购石”；署名为“苗春雷”的欠条逐月写明了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欠款数额，合计欠39369元；署名为“阿伟石”的欠条逐日写明了2014年9月1日至30日的欠款数额，合计欠5281元。原告表示欠款凭证中的“石”字是由本案第三人石俊签署的，“苗春雷”就是本案的第三人苗春雷所签署，两位第三人均是二被告经营的饭店的采购员。二被告表示确实雇佣过石俊、苗春雷，但是不能确认书面签字就是出自于石俊、苗春雷，被告没有授权两位第三人欠任何的货款，如果他们欠他人的货款是第三人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4、原告提供了2016年7月29日贾凤芝丈夫尹延平与被告王玉伟的通话录音，录音中被告王玉伟表示：“我没有说不还你钱，你不是怕税务局收你的税吗”；“你把20年的发票都打过来，我也不是不给，发票给我呀，我也不多要，要200万的发票你得给我吧，我们家现在仓库里整理出来的单子，所有的进货单我现在都能找到”；“我在你家进了好几百万的货”；“钱，你什么时候把发票开了，我什么时候给你钱，你现在就给我开海底捞，280万的发票就行”。5、原告提供了2016年7月7日贾凤芝丈夫尹延平与第三人苗春雷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尹延平表示货款的事希望苗春雷帮忙和王玉伟协调一下，并表示总数是16.9万元，涉及苗春雷的是4万元。苗春雷表示其也是给人进货的，与老太太很多年的合作关系，之前帮忙协调的数额是因为老太太不接受，等自己同老板碰上说一说，但只能保证自己这块的四万块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及货款数额如何确定。1、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原告提供了收款收据、署名为“阿伟石”和“苗春雷”的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主张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货物。对此，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贾凤芝丈夫与被告王玉伟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原、被告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就是被告从原告处进货后，被告支付给原告货款，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本案货款发生的情况与上述交易习惯一致。第三人石俊、苗春雷系被告雇佣的人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有理由相信两位第三人购买调料的行为系代表被告的行为。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关于被告是否欠原告货款及货款金额，该院认为，两位第三人签字的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贾凤芝丈夫与被告王玉伟、第三人苗春雷的录音资料可以证明二被告从原告处进货后，有部分货款未支付给原告，存在欠付原告货款的事实。第三人苗春雷、第三人石俊签署的四份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总金额为153,826元，加上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印章的编号为0461109的收款收据上的16,000元，合计金额为169,826元。上述金额和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的数额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被告欠付原告货款的金额为169,826元。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货款系二人共同经营的饭店所产生，二被告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此，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169,826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3、关于二被告辩称不能确认书面签字出自于石俊、苗春雷本人，被告也没有授权两位第三人欠任何货款，第三人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一节，该院认为，雇佣人员以雇主的名义从事的民事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雇主承担。本案中，第三人石俊、苗春雷作为二被告的雇员，代表二被告向原告购买调料，用于二被告饭店的经营，该购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二被告承担。至于四份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是否出自于石俊、苗春雷本人的问题，该院认为，该院已追加石俊、苗春雷为本案第三人，但二人均未到庭应诉。石俊、苗春雷曾系被告雇佣人员，被告对石俊、苗春雷的情况应更为了解，被告对其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应当积极联系第三人到庭或提供雇佣关系存在期间石俊、苗春雷签署的书面材料予以比对鉴定，原告对此已穷尽了救济手段，但被告只是消极否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证据不能否认签字出自于石俊、苗春雷本人的事实。故，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4、关于被告辩称收款收据上的16,000元是被告的应收款项而不是被告欠款一节，该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收款收据的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均为空白，仅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的印章，金额116,000元也另行标注扣减了两个5万元等于16,000元，形式上与普通收款收据不同。且被告虽主张该收据是收款的作用，但未提交收款的依据及收款收据交付给原告的原因。故，被告的该项辩称，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王玉伟、被告康桂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大连市沙河口区贾凤芝商店货款169,82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王玉伟、被告康桂凤共同负担。二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其他诉讼费50元，退回原告。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一审中，被上诉人为证明其诉请的货款金额169,826元，除举证了一审法院已认定的编号为0461109的收款收据以及四份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外，还举证了两份书面材料，其中“2014年8月”的欠据逐日写明了“8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欠款数额，并写明“8月欠共欠14024元石阿伟欠货款”；另一份“2014年7”的欠据逐日写明了“1号至31号”期间每日欠款数额，并写明“阿伟欠货款石欠共欠25152”。以上一份收款收据及六份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欠款总金额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169,826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被上诉人为证明己方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的金额，举证了收款收据、原审第三人签字的欠付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贾凤芝丈夫与上诉人王玉伟、原审第三人苗春雷的录音资料，原审法院经全面审查双方所举证据，并结合石俊、苗春雷曾系上诉人雇佣人员的事实，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169,826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首先，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之一即收款收据上虽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印章，但“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已注销，且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上诉人王玉伟认可己方除经营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外，还经营有“大连市中山区阿伟火锅城”、“山东路的北菜阿叔”及车家村的一个店；一审庭审中当法庭问上诉人“这些店都是二被告经营的吗”时，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回答“应该是”，并称“大连市甘井子区阿伟火锅城”是“二被告的店”。另，上诉人自认原审第三人曾系其雇佣的人员，而原审第三人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调料用于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饭店的经营，对于被上诉人所主张欠款对应的货品，上诉人并未明确区分系用于己方经营的哪个店使用，作为供货方的被上诉人更无法区分。综合以上情节，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169,826元应由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双方共同负担并无不妥，本院亦予确认。至于被上诉人是否欠开发票的问题，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负担案涉欠款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观点与其一审抗辩观点基本一致，一审法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已作了充分论述，均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虽仍有异议并提出上诉，但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一审判决所作认定，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王玉伟、康桂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荣峰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