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2841号 原告：张冰星，女，199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金玲燕、朱进丰，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842920997C），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河中路**。 法定代表人：林守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董利湖、方延龄，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冰星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薛箴言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3、29日及6月28日进行三次庭审。因事涉个人私隐，应原告张冰星申请，本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被告双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张冰星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冰星诉称：2017年3月，原告投保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及相应的附加险，并于同年的4月2日缴纳了当年的保险费用。投保时，被告公司告知原告：若其确诊患有该保险合同中规定的疾病，即可获得癌症确诊保险金25万元。2017年12月间，原告经瑞安市人民医院确诊患有右甲状腺乳头状癌，并于同月4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康复出院后，原告仍按期缴纳“国寿防癌疾病保险”以及相关附加险的保险费用，被告亦未终止保险合同。直至2020年3月，原告向被告申请癌症确诊保险金，被告却以“合同生效一年内发生确诊疾病”为由拒绝支付25万元的保险金。原告就此事多次与被告协商沟通未果。原告因合法权益受损，遂请求判令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其支付癌症确诊保险金25万元。 针对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答辩，原告张冰星于庭审过程中又补充以下意见：一、争议条款应认定为“免责条款”。原告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保障出险时，被告能够承担赔偿25万元保险金的责任。被告现以一年内出险为由，免除了向原告赔偿25万元保险金的责任，仅退还了原告所缴纳的保险费，这样的合同条款就是免责条款；二、被告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1.书面提示方面。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投保单里，并未出现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而是在保险生效后，被告向原告送达的《保险合同》里面才涉及到免责的相关条款。故在达成保险合意时，原告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事项是并不知晓的。被告提交的带有原告一方签名的电子投保单，内容、项目繁多，属于被告提供的事先拟制的格式文件，对说明义务的确认条款不容易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争议条款并未列入免责条款项下，亦未将字体加大加粗，以引起投保人足够的注意；2.口头提示方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可知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未向原告作出口头的提示或说明。涉案业务员作为兼职人员，可能因业务能力欠缺或其他原因，未能向客户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有关条款因此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原告已如实告知病史。原告在投保时，已经明确将其身体情况告知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不存在隐瞒的情形。另原告在投保时，仅仅是查出患有甲状腺结节，当时并未确诊患有甲状腺癌。因此，原告都不存在故意隐瞒病情、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原告在投保时将自身的健康状况告知与其对接的业务员，就是向保险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综上所述，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应向原告张冰星赔偿癌症确诊保险金25万元。 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辩称：一、原告投保的情况。2017年3月30日，原告张冰星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并指定受益人为其配偶宋某。合同成立日期为2017年4月1日，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4月2日。同年12月4日，原告张冰星被确诊为右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乳腺脓肿。后原告在瑞安市人民医院行“右乳脓肿切开引流术”、“右侧甲状腺及峡部切除术+右侧喉返神经探查术+右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同月13日康复出院；二、保险理赔事项处理完毕。2020年3月4日，原告张冰星向被告公司进行报案理赔。被告经过审核后，认定原告的情况属于“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之“癌症确诊保险金”所约定的情形。于是向原告张冰星进行了理赔并终止合同，返还了原告张冰星后续所缴纳的两年保险费。被告的工作人员并专门致电原告，说明保险金理赔数额的原因。被告已经全面履行保险合同的义务；三、认为应理赔25万元保险金，是原告张冰星的认识错误。原告所投保的“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对癌症确诊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为“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致的癌症，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另一种情形为“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致的癌症，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本合同继续有效。该项责任的给付以一次为限”。相关条款约定了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在不同情形下所承担不同的保险责任。由于原告张冰星系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确诊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支付相应的保险金，不存在拒绝支付保险金的情形。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张冰星的诉讼请求。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又补充辩称：一、原告的投保行为属于逆选择。原告张冰星因为其检测出患有甲状腺结节4b级，向被告公司购买防癌险，其行为属于逆选择投保。因甲状腺结节4b级在临床上有较大癌变可能性，故若被告公司核保时即知晓原告病史，通常会拒绝承保。设若允许基于逆选择而购买保险，那么人人都将可申请理赔，保险将无法起到任何风险管理的作用，购买保险也将毫无意义，保险公司也将无法正常运营；二、争议条款属于保险责任的范畴，而非责任免除条款。保险责任是指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或者保险金给付条件成就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责任免除是指将原先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情形，但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和具体列明，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案中赔付金额的差异，不是保险人减免部分自身责任，而是保险责任的成就前提条件不同。此外，等待期的设置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设置等待期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或者投保人带病投保的逆选择，以此维护保险行业的正常经营。若不设置等待期，实践中将会因逆选择而出现诸多骗保现象，最终导致该保险产品的保费提高或者取消该保险产品；三、被告已全面履行提示告知义务。1.在原告投保前，已履行提示告知义务。经过培训的被告公司业务员在投保人投保前，会对保险产品进行说明和告知，并且对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进行特别说明。在投保前，原告向阮瑞琴咨询多种保险产品，并在对比多种保险所承保的保险责任、等待期（观察期）长短、保险费用等内容后，最终选择购买涉案的“国寿防癌疾病险”。原告非常了解自己所购买的保险产品。被告已经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原告称其不知晓保险责任的内容，显然是与常理相悖的。2.在原告签署电子投保确认单时，履行提示告知义务。电子投保单的投保须知第一条、电子投保确认单的第一条均要求原告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电子投保单的消费提示栏签名栏上也标有醒目的“签字需谨慎”等内容。但原告仍在电子投保单上签字，是对电子投保单的内容表示认可。3.在保单生效后，履行提示告知义务。被告公司客服人员在保单生效后做过电话回访，提醒原告仔细阅读产品申明书、投保提示、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并向原告说明在签收保单之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4.原告其他行为也证明其在投保时知晓保险责任范围。原告是知晓因其在投保前患有甲状腺结节4b级，并且是在一年内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是无法获得理赔的，所以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长达两年多未申请理赔。 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认为，涉案保险利益条款属于保险责任范畴，等待期的设置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被告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金额符合合同约定。被告在投保时、在投保材料中及保单生效后的回访过程中都履行了提示与告知义务，原告完全知晓一年等待期的约定。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方提供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证据2.全国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拟证明被告身份；证据3.保险合同（包括两险种的利益条款、电子投保单、电子投保确认单）、住院病历、出院记录等，拟证明保险合同约定及原告出险情况；证据4.理赔申请记录、电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无理由拒赔等。被告公司提供的证据5.保险合同（同原告提供的证据3部分）；证据6.保单生效回访录音及相关文本，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作了提示，并告知犹豫期的约定；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又提供了证据7.彩超诊断报告单（报告时间为2017-3-18），拟证明原告投保前的健康状况；证据8.微信文字及语音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业务员告知健康状况。第三次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供了证据9.客户联络系统内截屏的“理赔决定”及收付费流水，拟证明已终止合同并向原告进行了理赔。原、被告双方对保险合同（包括两险种的利益条款、电子投保单、电子投保确认单）即证据3.5.系列条款的证明对象，各执一辞。有关质证意见亦与前述诉辩意见大体相同，此亦即本案焦点所在。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各自反映各时间节点上的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且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亦均无合法性、真实性之异议，可以据以认定相关事实，故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于2020年6月9日对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业务员阮瑞琴进行谈话，并制作谈话笔录。阮瑞琴表示，其开展业务时，遵照的是被告公司展业规范流程。其间，对相应险种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待期等，都曾向原告张冰星进行过明确的提示说明。同时，也对原告进行过病史询问，并要求其如实回答询问。电子投保单上填写的内容，都是根据原告的答复记载的。阮瑞琴表示，投保前，还曾向原告推荐了另一同类险种，但由于价格稍贵，故原告综合选择“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及相应的附加险。按流程，正式合同文本是在原告投保后生成，并在此后送达原告签收的。展业时，就相关条款曾向原告进行过明确的提示。之后，原告要阅签合同以示确认。针对原告认为业务员明知其健康状况，阮瑞琴表示其在微信聊天时的文字表达的文意与事实不符，其确实不清楚原告带病投保。至于语音聊天涉及的部分，可能是原告刻意扭曲的。过程中，双方确曾谈及甲状腺疾病，但原告并没有明确告知其本人患有甲状腺结节，否则公司是不会承保的。 原告张冰星本人于2020年6月28日在庭审中陈述如下：原告学历为大专，专业为会计电算。此前，原告曾从事某企业会计助理、某教辅机构教师等工作，又曾于2014年间供职于某财产保险公司综合岗，从事车险报价、出单等辅助性工作，但其称并不了解寿险业务。原告张冰星称其与被告公司业务员阮瑞琴系旧识，但关系一般。在投保相应险种前，曾明确告知阮瑞琴其稍早时候被诊断为甲状腺结节及已经怀孕的情况，两人并曾就被告公司两至三种同类健康险产品的保费、保险期间等进行过比较。原告张冰星特别强调，在就不同险种的“性价比”比较时，并未考虑险种之间的保险责任范围差异。被告公司业务员阮瑞琴在展业过程中，并未如实按原告陈述填录原告的相关病史及孕情，亦未就主要保险利益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提示原告进行充分注意或进行说明。原告张冰星强调，收到正式合同文本已是投保一周后，当时只关注了保险合同第一页即“保险单”上的本人身份信息等，对“现金价值表”以降的合同内容均未细阅。其后，有被告公司工作人员电话回访并进行相关提示。但原告表示，除其本人理解的“确诊癌症，保险公司赔付25万元”以外，完全不了解保险合同其他内容。 原告张冰星于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以及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业务员阮瑞琴的谈话内容，两者在被告公司是否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原告是否了解保险合同主要条款及等待期的约定、原告是否如实告知病史等多节事实方面，存在着诸多出入及冲突。就阮瑞琴的谈话内容，原、被告双方亦各有质证意见。原告张冰星认为阮瑞琴就原告病史告知、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等的陈述不真实，其展业过程并不专业。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则认为阮瑞琴按照流程进行展业，充分尽到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足见原告存在逆选择。本院认为，该名业务员并未出庭接受双方质询而仅接受庭前谈话，其证明力并不强，无法单独据以认定相关事实。但结合前述证据8.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被告公司的业务员阮瑞琴于投保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告的病情是知情的，其在电子投保单（个人长险）上的病史记载与原告的告知并不完全一致，与客观事实也并不完全一致。本院同时认为，原告张冰星的相关陈述亦有较大矫饰可能。如，其表示在与阮瑞琴一起对同类险种进行比较时，只考虑了保费、保险期间因素，而完全忽略保险责任范围及免责条款等；又如，其表示在收到合同正式文本后，只关注了保险合同上的本人身份信息等，对合同其他内容均未细阅。本院认为，原告的相关陈述，与其教育背景及曾在保险公司的任职经历，甚至与一名理性社会人的行为模式，都存在强烈冲突。故原告的陈述，部分亦不可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要点如下： Ⅰ.投保简要情况。2017年3月30日，原告张冰星以自己为被保险人，通过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兼职销售员阮瑞琴，投保“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并指定其配偶宋某为受益人。保险合同成立于2017年4月1日，生效期为次日即同月2日，缴费日期为每年的4月2日。两险种的保险金额均为25万元，保险期间为55年，交费期满日为2037年4月1日。每年标准保费分别为3000元、625元。 Ⅱ.提示说明义务。经原告张冰星签名确认的《电子投保确认单》中的第1点，表述为“本人确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并对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投保提示、产品说明书（仅限于分红、万能、投资连结保险）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 据原告张冰星签名确认的《电子投保单（个人长险）》（标识码：0DAD-C99A-1F57-BB7A）的尾部“投保须知”部分可见，在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以及不如实告知后果的同时，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并曾提示投保人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权衡保险需求和交费能力后，再作出投保决定。 在签订投保单后的犹豫期内，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客服人员又通过95519热线致电原告张冰星进行回访，了解其投保情况，提示阅读产品申明书、投保提示、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并告知原告有关合同犹豫期的约定。 Ⅲ.保险责任范围。“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及“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相关利益条款就保险责任部分，有着相应约定。 主险种，即“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约定，“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癌症确诊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癌症，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癌症，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本合同继续有效。该项责任的给付以一次为限。 二、特定癌症额外给付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 三、轻症癌症确诊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内，……；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 四、癌症康复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 五、豁免保险费。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年后，……。 六、身故保险金。……”。 附加险，即“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一条“保险合同构成”约定：“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合同附加于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合同投保。……”。 第四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一、身故保险金。……。二、期满保险金。……”。 第九条“附加合同终止”约定：“本附加合同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一、被保险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癌症确诊；二、主合同终止；……”。 Ⅳ.如实告知义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第四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条款约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本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该条款亦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约定。 在《电子投保确认单》中，亦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内容，提示投保人作出如实告知承诺并确认信息真实。 Ⅴ.病史记载情况。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销售人员阮瑞琴在《电子投保单（个人长险)》中就原告张冰星回复病史询问部分，作记载如下。 问：是否曾患有或接受治疗过下列疾病： F、肿瘤（包括恶性肿瘤及尚未确诊为良性或恶性之息肉、肿瘤、囊肿、结节、赘生物）； …… 问：诊疗、检查经历： A、过去三个月内是否接受医生的诊断、检查和治疗 B、过去1年内的健康体检是否有异常 …… 问：A、是否正在怀孕？如是，孕期第周： …… 该份电子投保单显示，所有关于身体是否健康，或是否作过检查的答问，均在“否”选项中饰以阴影，意即不存在保单所列情形。 阮瑞琴在电子投保单（个人长险）上所作的病史记载，与原告的告知并不完全一致，与客观事实也并不完全一致。 Ⅵ.保前健康状况。2017年3月18日，即在原告张冰星向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投保“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的前十余日，原告张冰星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对性检查甲状腺。经超声诊断，检出右侧甲状腺结节TI-RADSIVb类。根据其分级，有相当机率怀疑为恶性。 2017年12月4日，原告张冰星前往瑞安市人民医院就诊，主诉发现右颈前肿块3月、右乳脓肿25天。医院最后诊断结果为右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乳腺脓肿。同月5日，原告张冰星在瑞安市人民医院行“右乳脓肿切开引流术”，同月8日又行“右侧甲状腺及峡部切除术+右侧喉返神经探查术+右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并于同月13日康复出院。 没有证据显示，原告张冰星投保前诊断的甲状腺疾患与后期确诊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存在必然联系。 出险后，原告张冰星未即向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申请理赔，而是继续通过其指定银行帐户缴交随后两年的保险年费。 Ⅶ.保险理赔概况。2020年3月，原告张冰星向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认定原告张冰星的情况符合“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之“癌症确诊保险金”项下所约定的“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癌症，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照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之情形。 3月25日，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通过其公司客户联络系统，向原告张冰星确认的手机号码发送“理赔决定”。其后，被告按照相当于原告张冰星所交首期保费金额，向其支付“癌症确诊保险金”3625元，并终止保险合同。被告又于次日退回了原告张冰星后续两年所缴纳的保险费。同月30日，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致电原告张冰星，向其说明理赔金额，并告知保险合同已终止。 原告张冰星并不认同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的理赔金额，因而成讼。 Ⅷ.同类险种比较。据原告张冰星自陈，其在投保相应险种前，曾向被告公司业务员阮瑞琴咨询，并就被告公司两至三种同类健康险产品的保费、保险期间等进行比较。 Ⅸ.教育职业背景。另查明，原告张冰星大专文化，就读专业为会计电算，曾从事某企业会计助理、某教辅机构教师等工作。原告张冰星自述曾于2014年间供职于某财产保险公司综合岗，从事车险报价、出单等辅助性工作。 本院认为，需要强调的是，案中原告张冰星是否在投保时即已就病史等进行如实告知，并非本案关键所在。观察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理赔过程及结果，此节事实亦非被告在决定理赔时的主要考虑因素。鉴于相关事实与裁判结果的关联度并不密切，故本院不再深入评价。案中有证据显示，案中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经办销售员的职业操守及专业水平，确有颇多可指摘之处。但原告张冰星在检出严重甲状腺疾患后，旋即投保被告公司“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险种，亦具有明显的逆选择行为特征。由此可见，为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保险行业有针对性地设置并约定寿险产品的等待期，自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此亦为中外之行业通例。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即争议条款是免责条款，还是保险责任条款。本案争议条款，虽未出现“等待期”字样，但实亦即等待期相关约定。案中双方争议的“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之“癌症确诊保险金”相应约定，其性质应为保险责任条款，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所指的“免责条款”。首先，保险责任条款与免责条款，两者在内涵外延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保险责任范围，是指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或者保险金给付条件成就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免责条款，则往往是保险责任的除外情形。立法及司法均强调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是为了避免保险消费者因保险责任的约定而一叶障目、忽略其他不予赔偿的除外情况。案中各项保险责任约定，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能被其他合同条款对应的情况所包涵。而保险责任的承担以一年为界进行区分，则是双方就保险责任具体承担的分段式罗列；其次，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解释，免责条款的本质在于部分或者完全的不承担保险责任。案中争议条款明确约定，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出险的，保险人“按照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癌症确认保险金”，意即保险人在此情形下所承担保险责任即赔付金额，等同于不计息的已缴保费数额。前述约定又与该条款中并列伴随的后续约定（即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出险的，保险人“按照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0%给付癌症确认保险金”）性质相同，均是保险人所应承担的全部保险责任。该条款之两种情形所约定的赔付金额差异，并非保险人部分减免了自身责任，而在于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同。相关约定，并未造成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再次，从合同体例来看，案中争议条款在“癌症确诊保险金”条款项下，与“特定癌症额外给付保险金”、“轻症癌症确诊保险金”、“癌症康复保险金”、“身故保险金”等条款并列，均为保险责任条款。在第五条“保险责任”条款项下，保险人首先声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在保险合同第六条即“责任免除”项下，保险人则明确列举了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出险但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发生此类情形的后果为“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但需要扣除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各项保险金……”。意即保险人不再承担部分或全部的保险责任，仅在合同终止后作退还合同现金价值的处理。第五、六两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清晰明确的。在后条款显然是前款有关保险责任约定的限制和排除。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即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是否依法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公司阮姓业务员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不宜单独据以认定被告公司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本案中，尚无相反证据证明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可以认定的反而是，原告张冰星知情了解争议条款即“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之“癌症确诊保险金”相应约定。首先，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公司未履行明确提示说明义务。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案中，经原告张冰星签名确认的《电子投保确认单》第1点载明：“本人确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供本人所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并对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投保提示、产品说明书（仅限于分红、万能、投资连结保险）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在保单生效后，被告公司客服人员亦致电回访，提醒原告仔细阅读产品申明书、投保提示、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并告知原告在签收保单之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以上种种情形下，苛责被告公司继续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有失偏颇；其次，保险责任范围条款的重要性，决定了其被忽视的可能性较小。商业保险强调营利性，保险人所保障的只能是一部分的风险。具体到各险种，就是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责任范围，可以理解为经过精算的保险产品与经过精算的另一种保险产品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是保险人精算保费的最重要依据。各投保人依据各自的需要进行投保，选择加入一个危险共同体。保险人承担的危险应当与保费数额相当，这就是保险法的对价均衡原则。没有特殊情况，投保人理当清楚自己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范围。案中“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项下，频繁出现“一年内”及“一年后”字样，这无疑也是对以一年为界来承担不同保险责任认识的强化；再次，原告张冰星强调其对保险责任范围一无所知，与情理不合。在对被告公司的同类多种保险产品进行过保费、保险期间等要素比较的情况下，原告张冰星仍坚称对合同主要条款即保险责任范围一无所知，显然与情理不合；根据原告张冰星的文化程度及职业背景，其不仅具备相当的文字阅读能力，且也应该对保险行业的工作流程及特点有相当的感性认识。而原告张冰星坚称其在经被告公司客服致电提醒后，仍未细阅除个人信息以外的合同主要条款，显然也与情理不合。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所提交书证，在证明力方面，无疑应强于原告张冰星的陈述。 综上，原告张冰星与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恪守各自的权利义务。因原告在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确诊癌症，被告将原告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予以返还以给付癌症确诊保险金，其后并终止合同，符合双方此前订立的保险条款约定。鉴于被告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故原告张冰星又要求被告赔付癌症确诊保险金25万元，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冰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原告张冰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薛箴言 二〇二〇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方蓓蓓 法条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十一条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 法官提醒： 一、执行依据及管辖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权利人可选择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二、申请执行期限 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三、强制执行须知 1.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将依法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3.人民法院对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或逾期不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行为，可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的，权利人及义务人均应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对执行立案后仍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5.执行不能的风险，是当事人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表现及延续。如人民法院已穷尽执行手段，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进行举证，则义务人可能被视为丧失或暂时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案件可能将无法短期内如权利人所愿般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坐视发生的，但权利人仍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