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3民终3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作才（曾用名王志良），男，198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111。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展谦，广东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惠东县平山青云松柏垅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李某1，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铸，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文，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作才因与被上诉人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3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中，公司的印章都是补盖的，属于变造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账和产品销售出库单中，印章编码清晰可见，经查询，该编号“44132*****803”的印章是在2019年3月25日备案的，但应收账款分户账和产品销售出库单均制作于2019年以前；而且对于对账单，被上诉人也已经在质证时承认了该印章是后续补盖的。 对于原始证据来说，应当保留其原件、原貌，何况还是在本案中是如此重要公司账册。值得注意的是，原审起诉状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变造上述证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用于提起本案诉讼。可见，被上诉人的变造行为在主观上存在非常明显的故意。被上诉人肆意改动证据的行为，已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除补盖印章外，有理由怀疑其可能对证据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上述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账和产品销售出库单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对账单上的签字人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也不是合同当事人。对账单作为其几人的生意结算，与本案无关。 在对账单上签字的有李某1、李某2（代李某3）、王作才和王某1，但是根据公示的工商登记信息，被上诉人的股东仅有王某3和许XX两人。而且，李某1是在2019年3月21日才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既不能证明对账单签署时间，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某1在签字期间的身份。也就是说，在对账单上签字的人员均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该对账单不仅与被上诉人无关，也与本案无关。 三、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为“袋子款”，但是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进行了有关袋子的买卖。 （一）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销售出库凭证中，交易的标的为“彩条布”。 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销售出库凭证，除了存在补盖印章等变造可能外，其中的“产品名称”一栏也清晰显示，凭证中所登记的交易货物是“彩条布”而不是“袋子”，这与被上诉人所述的交易事实不符，也与其主张的货款内容不符。“袋子”和“彩条布”的性质差异之大，不可能混淆，若实际上真的对“袋子”进行了交易，那么也就不可能记录为“彩条布”。因此，该产品销售出库凭证与本案无关。 （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货物送达证明，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价值80多万元的袋子，其数量和体积的庞大可想而知，因此本案必定存在运输货物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必定出现送货单或收货单等单据。然而，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双方之间关于买卖袋子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证据。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袋子的买卖，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本案的定案证据存在伪造嫌疑，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中的公司印章均是后期补盖，存在变造其他内容的嫌疑。同时，对账单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袋子的事实。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在审理查明事实之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上诉人在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称：第一，在纵观原审关键证据对账单整个内容，根本就没有给被上诉人签名及盖章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该份对账单中自始至终都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强行在对账单上盖章，属于变造证据。被上诉人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的盖章，在一审中已经查明了是在事后为了起诉才盖上去的，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对账单的时候，应该要去掉盖章，才能对本案的证据进行进一步的辨认。第二，对账单不是正式的文书，而是当时几个人某种从事合作的意向，但是具体这个事已经很难回忆。第三，上诉人是个人的贸易经销商，从来没有经营过什么袋子，王作才也没有任何彩条布进行加工的设备或者场地，这样无非是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彩条布赚取差价而已。第四，被上诉人的证据四也可以侧面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对象是彩条布而不是袋子，双方也从来没有交易袋子。第五，注意在对账单中出现过更多的像王作才一样的签名的人，除了李发民、王总、王左进跟被上诉人之间关系密切的外，仍然有三个人，但是在本案所涉及的对账单到现在为止，被上诉人只起诉了一个王作才，没有起诉李某4和王某2。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内心里面就不肯定其债权，所以他起诉王作才以探是否可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充分体现债权是不真实的。综上，被上诉人缺乏证据证明王作才欠其袋子款的事实，请求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81567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现上诉人提起上诉，并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一、答辩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是客观真实的，不存在任何的变造。 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答辩人在原审时提供的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中所盖的44132*****803号印章是2019年3月25日备案，而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是形成于2019年以前，这些资料均系变造”。答辩人认为：“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上的印章形成于何时，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是真实的就可以了。当时答辩人提供“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也是原审法院开庭后，法庭叫答辩人补充的证据，答辩人为了更加印证“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的真实性，所以在这些材料上加盖了印章。答辩人在“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绝不是像上诉人所讲的“为了本案提起诉讼，而变造证据”。事实上，答辩人提供的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即使没有加盖印章，也能够完全证实答辩人的主张，更不用说加盖了印章了。由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称应收账款分户帐和产品销售出库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对账单上的签字人均是答辩人的股东，对账单是各股东对答辩人经营期间亏损的对账，该对账单足以证实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815676元的事实。 1、在原审时答辩人提供的对账单上有上诉人、李某1、王某1等人签订，这些人均是答辩人的股东，这一点从该对账单、原审时上诉人提供的《股份协议》、上诉人原审庭审时的自认均能够得到证实。在对账单上每个人都是以股东身份签字的，在《股份协议》上也写的很清楚，在答辩人这里王某1和李某1占67.5%股份、李某3占10%股份、上诉人占22.5%股份，并且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也承认四人是答辩人的股东，更重要的是上诉人把出资150万元汇给答辩人的出纳梅某1时也注明是“入股润益”。可见上诉人完全是答辩人的股东。虽然在工商注册上登记股东是王某3和许XX两人，但实际上王某3是股东王某1的儿子，王某3所持的90的股份是王某1所有。因此，包括上诉人在内实际上都是隐名股东，所以上诉人称其不是答辩人的股东与事实不符。 2、在对账单上已经写了很明确，在“应收款未收入以下”一栏下，答辩人应收上诉人袋子款815676元已经写的很清楚，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又均有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足以证明上诉人欠答辩人袋子款815676元。如果上诉人没有欠答辩人袋子款815676元的话会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吗？肯定不会的。 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答辩人既不能证明对账单签署时间，也不能证明李某1在签字期间的身份，所以对账单上签字的人员均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首先在这里答辩人要强调的是，买卖双方的当事人当然不是四个股东，答辩人自始至终也没有讲买卖合同双方的当事人是四个股东，本案发生买卖的是上诉人向答辩人购买货物，买卖双方的当事人是上诉人与答辩人，这一点希望上诉人搞清楚。对对账单签署时间和李某1身份其实也很明确，在原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就承认对账单是在2018年12月12日之后形成的，同时在答辩人称该对账单是在2019年1月31日在浙江XX民族饭店签订的，上诉人就回答：该对账单是在XX签的，什么饭店忘记了。这充分体现出上诉人很清楚对账单是在2019年1月31日形成；李某1的身份情况，上诉人在2018年5月20日签订《股份协议》时就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毕竟李某1也有在该《股份协议》上与上诉人一同签字。这些事实上诉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上诉人说：“答辩人既不能证明对账单签署时间，也不能证明李某1在签字期间的身份”是在自欺欺人。 三、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关系，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81567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1、从原审时答辩人提供的《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账》、上诉人与答辩人的出纳梅某1的银行往来、《产品销售出库单》等等证据均能够证实上诉人多次向答辩人购买袋子，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也承认其通过电话、微信向答辩人购买袋子，这些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向答辩人购买袋子，结欠答辩人货款815676元。而上诉人在诉状中称：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关于袋子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的这种讲法完全脱离实际，毫无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没有必要一定要提供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这些证据。 2、在《对账单》虽是写欠袋子款815676元，销售出库凭证中记载虽是“彩布条”，但实际上在塑编行业里所谓的彩布条与袋子是一种产品，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我们也不能因为产品叫法不同就否定双方买卖的存在。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此，答辩人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815676元及利息损失暂定为4000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要求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润益公司系于2016年11月1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9年3月21日，经核准法定代表人由许XX变更为李某1；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塑料、塑料制品、塑料原材料；包装装潢。 2018年5月20日，王某1、李某1作为甲方与王作才作为乙方签订《股份协议》，协议约定：1、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原股东（2018年3月18日股份协议）比例：王某1和李某1占90%，李某3占10%。王某1、李某1同意将自己持有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王作才。王作才同意投资150万元入股。转让后股份比例为：王某1和李某1占67.5%，李某3占10%，王作才占22.5%。2、公司拟投资1500万元，生产系列彩条布。各方按投资入股，资金不足互相调剂。投资本金按月利率1%计息。临时借款按月利率1.5%计息。公司合法经营，各方按各方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2018年5月31日、6月13日、6月19日、7月5日、8月24日、8月31日、9月11日、9月14日，被告王作才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案外人梅某1账户分别支付500000元、200000元、60000元、240000元、150000元、150000、100000元、100000元，摘要附言均为“入股润益”，上述款项合计150万元。 2018年5月22日至2019年3月30日，被告王作才向案外人梅某1支付除上述备注为“入股润益”的款项另支付合计1090048元，其中，7月13日支付131323元备注“6月29日货款”；7月18日支付42394元备注“7月8日货款”；7月24日支付39524元备注“7月23日货款”，支付46330元备注“7月24日货款”；7月26日支付168838元备注“7月17”，8月6日支付138187元备注“7月11”，8月13日支付131118元备注“7月22”；12月41日支付50000元备注“做30吨”。 应收账款分户账 出库凭证 王作才付梅某1农业银行流水 6.4 172770 CK20180029 6.11 157170 CK20180031 10.9 157170 6.27 131323 CK20180035 6.29 131323 7.8 42394 CK20180041 7.18 42394 7.11 69167 CK20180043 8.6 138187 7.11 69020 CK20180043 7.17 168838 CK20180045 7.26 168838 7.22 131118 CK20180046 8.13 131118 7.23 39524 CK20180047 7.24 39524 7.24 46330 CK20180048 7.24 46330 8.3 226894 CK20180049 8.3 1230 CK20180050 8.19 39114 CK20180056 8.24 18450 CK20180058 9.4 161402 CK20180064 9.8 11316 CK20180065 9.16 15178 CK20180066 10.5 57646 CK20180080 10.25 57646 10.14 9430 CK20180082 10.19 43460 CK20180085 10.21 43460 10.23 199014 CK20180088 10.31 44936 CK20180091 1855724 9.3 84058 合计 1040048 8.24 150000 入股润益 8.31 150000 9.11 100000 9.14 100000 12.24 付50000 30吨 12.30 收入50000 30吨 5.31 500000 入股润益 6.13 200000 入股润益 6.19 60000 入股润益 7.5 240000 入股润益 2018年12月12日，李某1出具承诺书给被告，承诺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结算有结果后，召集人王某1通知其协商时，三天内到沐阳核对，否则视为放弃自己的股东权利。该承诺书下方有李某3、王某1、王作才及无法辨认另一签名。 2018年12月24日，案外人梅某1向被告王作才支付50000元，摘要为“做30吨”，附言“做30吨彩条布定金”。 原告提交：1.下面对账单， 主张2019年1月31日经双方结算，被告王作才欠付袋子款815676元。被告王作才对该表提出异议，并提交与该表内容一致但未加盖印章的表。 2.6月4日至10月31日的应收账户分户账，主张被告欠货款1855725元，已支付1040048元，欠付815676元。该账册无被告签名，账户目录显示原告共有15名客户（含被告），被告王作才页记账显示：7月17日至8月3日共有6笔，记账凭证：7月14号0045,7月22日0046，7月23日0047,7月24日0048,8月3日0049,8月3日0050。 3.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共21张《产品销售出库凭证》，主张原被告存在交易往来。该凭证显示产品名称均为彩条布，客户名称王作才，均无发货单位及经手人签订确认，无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确认。 庭审期间，原告称上对账单是2019年1月31日在温州XX民族饭店形成，2019年3月份盖章；与被告交易无买卖合同，被告通过电话下单，向被告提供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按对账凭证，无下单电子记录、无单独账本；无送货单，通过物流发货，物流单上有原告签名确认；梅某1是公司股东王某3的母亲，确认收到1040048元货款。 被告称，其现在佛山经营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XXX包装材料经销部。涉案对账单是在李某1出具承诺书后形成，是4个股东对亏损的估算，因该对账单有很多数据出入、空白，不是最终确认的金额，所以仅有股东签订，无公司原法人、原公司会计的前面确认，也没有加盖公章。对是否向原告公司购买货物不清楚，被告下单给王某1，公司具体老板不清楚，通过李某3认识所谓股东王某1、李某1，后欺骗投资150万元入股。对原告诉请的815676元货款有异议，因原告提供的出库凭证记载的是彩条布，与对账单的袋子款品名有出入，且具体清单、收据没有被告本人或被告工人的签名确认。对账单上记载的815676元是未经核对的，当时签名也只是对投资亏损的初步估算。被告通过电话或微信等多种方式下单，主要购买塑料制品，编织布，拿货都有付款，货到付款，小额现金支付，多是通过银行转账。2019年1月30日之后未支付货款。 另查，根据2016年11年11日的原告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许XX（认缴出资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2026年12月31日缴足）、王某3（认缴出资8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0%，2026年12月31日缴足），法定代表人许XX。 2019年3月11日，原告公司通过股东会决定，根据《股东决定》，“公司股东会成员2人，出席本次会议股东1人，代表公司股东80%，所作出初的决定经公司股东表决权80%同意通过……决定内容如下：同意免去许XX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意聘请李某1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王某3在全体股东签名或盖章处签名并捺印。2019年3月11日，原告在惠州日报刊登关于“遗失公章1枚，及遗失财务专用章1枚，声明作废。”的声明。2019年3月12日，经广东省公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印章备案登记》显示，2016年11月18日申请刻制的法定名称章及财务专用章已挂失，2019年3月12日重新申请刻制法定名称章及财务专用章。2019年3月26日，惠东县**监督管理局向案外人许XX出具《投诉举报受理告知函》【惠东市监投受函[2019]006号】，对许XX反应的“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股东王XX违法将润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为李某1”等问题予以受理。 2019年6月3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原告许XX诉被告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第三人王某3因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该案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润益公司与被告王作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告尚欠815676元货款未付，结合《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账》和被告王作才与案外人梅某1银行往来，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产品销售出库单》虽系原告自行制作，无被告签名确认，但《产品销售出库单》可佐证《对账单》《应收账款分户账》。关于《对账单》，被告辩称是股东对公司亏损的初步估算，并未对货款进行核对，根据该对账单内容，其中明细载明“李华明说点费+变卖废旧设备”、“王某1开票费用”、“收卷机铁管14吨+车膜料编制袋粒子”项目，但未标注主体数额，且原告未提交对账资料证实股东有对货款进行核对，因《对账单》已注明“此次对账已经经过几个股东确认核实”，原告股东在对账表格下方签名，被告王作才本人亦有签名确认，至于股东之间纠纷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属本案处理范围，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在数额未确定之前本案不作抵销。原、被告未约定付款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15676元货款，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原告主张利息损失，被告未及时付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诉请计息予以支持，利息以81567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为9670.29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 综上，当事人诉辩意见，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被告王作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支付815676元及利息（9670.29元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96元（原告惠州润益欣荣包装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王作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中被上诉人的印章虽然是后来补盖的，但其内容与上诉人提交的内容一致，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该《对账单》存在篡改，因此被上诉人是否在上面加盖印章并不影响该《对账单》的证明力。上诉人主张《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账单》的应收款未收入项明确列明“王作才袋子款815676元”，且注明“此次对账已经经过几个股东确认核实”，上诉人及公司其他股东均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上诉人的签名行为应当认定为其对相应货款的确认，且被上诉人亦提交了《应收账款分户账》、《产品销售出库单》及银行流水等证据以佐证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对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815676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6元，由上诉人王作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刘艳妹 审 判 员  黄**锋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翟婧文 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