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0104民初2214号原告：仇爱玲，女，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宁夏塞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鹏，男，198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被告：王玉鑫，男，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定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英，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银前旗快运服务部，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经营者：王玉鑫，该货运部负责人。原告仇爱玲与被告郭鹏、王玉鑫、银川市兴庆区银前旗快运服务部（以下简称银前旗快运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登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依法作出（2018）宁0104民初12875号民事判决。原告和被告王玉鑫不服该判决，分别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该院审理，认为原审对部分案件事实没有查清，遂作出（2019）宁01民终404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宁0104民初1287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仇爱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被告王玉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鹏、银前旗快运部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原告仇爱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52358元[其中医疗费45425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误工费65128元（5353元/月÷30天×365天）、护理费32235元（6447元/月÷30天×150天）、交通费3408元、住宿费116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900元（100元/天×89元）、营养费6000元、残疾赔偿金117889元（29472.30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10110元（被扶养人为原告父亲和母亲，分别计算为5055元，20219.50元/年×5年×20%÷4人）、鉴定费2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1日17时许，原告在下班回家途中驾驶自行车途经解放东街时，与被告郭鹏驾驶的小型叉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后原告被送往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颅脑外伤、左外踝撕脱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等。后因事故造成神经损伤，原告又前往上海华山医院治疗。期间，原告共支出医疗费45425元。后经鉴定原告为九级伤残。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郭鹏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郭鹏系王玉鑫经营的银前旗快运部的雇员，故三被告应当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郭鹏未作答辩。被告王玉鑫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骑车与被告郭鹏驾驶车辆发生碰撞是因为原告骑车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撞向郭鹏停车等候经过的叉车上。事故当天，公安交管部门按照简易程序作出了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双方，责任比例为主次责任，双方均认可该认定书且原告未申请复核，应当以该认定书作为认定本案责任的依据。2018年5月9日，公安交管部门又以普通程序作出被告郭鹏承担全部责任的事故认定书属程序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经法院依法委托鉴定，原告伤情为十级伤残。“三期”鉴定不予认可。被告银前旗快运部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向法庭的公安交管部门以普通程序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和被告王玉鑫提交的以简易程序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均程序违法，均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后文论述；2、原告向法庭提交的2017年8月11日以后的产生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和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费票据，就诊时间均发生在住院后，票据显示的就诊科室、费用名称等清晰可辨，结合住院病案出院医嘱“定期骨科手足踝门诊复查、病情变化时及时随诊”可以认定该部分门诊费与事故损伤有关，予以采信。原告在上海就诊产生的门诊费有门诊病历佐证，且票据上记载的科室均为手外科，可以证实与事故的关联性，予以采信，至于被告王玉鑫提出的原告到上海就诊无转院证明及对相应交通费和住宿费不予认可的主张，法庭后文论述。原告提交的三张挂号单，经法庭核对，与其提交的门诊费票据不重合，予以采信。原告在宁夏工人疗养院产生的两张门诊费票据，金额244元，因其未提交门诊病历，与事故的关联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王玉鑫提出的部分门诊费已经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支付，相应费用应予以扣减的主张，法庭后文论述；3、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其和护理人员的收入证明和工资发放银行交易明细，因二人均系有固定工作的人员，工资扣发和减少的金额应对比事故前后的收入变化的情况综合认定；4、伤残等级鉴定以重新鉴定形成的意见为准。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考勤表及“三期”鉴定均欲证明其因事故产生的误工期，该两份证据需结合原告工资发放交易明细综合认定；5、原告提交的其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簿，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理由后文论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1日17时10分许，被告郭鹏驾驶小型叉车沿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由东向西行驶至解放东街众一物流园门口路段时，与原告仇爱玲驾驶自行车沿解放东街由西向东行驶至此发生碰撞，造成仇爱玲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当天，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按照简易程序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郭鹏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原告仇爱玲承担次要责任。并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2018年5月9日，该大队又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次交通事故进行了认定，并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郭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并送达双方当事人。该认定书中对本案已经过简易程序认定的事实未作描述亦未做程序性的处理。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伤情为颅脑外伤-脑震荡、左外踝撕脱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第五趾骨骨折、2型糖尿病等，在该院住院治疗50天。出院医嘱继续石膏外固定患肢，根据复查情况决定是否拆除石膏，加强患肢功能锻炼，避免患肢负重及行走等。2017年12月8日，原告以左腓骨神经中度不全损伤、左踝骨质疏松等诊断再次入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本次住院治疗39天。两次住院治疗出院医嘱均包括定期骨科手足踝门诊复查、病情变化时及时随诊等。原告两次住院治疗外，还多次到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就诊。2018年1月30日，原告到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手外科就诊。原告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45181.30元，其中部分门诊费原告系通过社保卡支付，前述医疗费被告王玉鑫支付5000元，剩余的系原告支付。被告王玉鑫称被告郭鹏支付2000元，但原告予以否认，并称被告郭鹏在事故发生后支付过700元的门诊费，票据由其持有，且也不包括在诉讼请求中。后经鉴定，原告因本次事故九级伤残，误工期为365天，护理期为150天，营养期为60天。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100元。审理过程中，被告王玉鑫对原告诉前形成的伤残等级鉴定意见有异议，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至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本次鉴定。2019年6月10日，经该中心鉴定，原告因本次事故构成十级伤残。鉴定费800元由被告王玉鑫交纳。另查明，原告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职工，其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8月-2017年8月，月发放工资分别为4235.26元、4837.65元、9039.02元、6276.89元、7525.46元、21439.03元、3018.46元、4525.82元、8772.88元、3018.46元、5189.19元、10681.14元、3192.46元（2017年8月11日发放），月均发放7057.82元。2017年9月-2018年8月，月发放工资分别为2873.33元、10071.63元、2063.26元、2363.26元、2021.34元、17100.31元、2021.34元、2021.34元、2021.34元、2021.34元、2369.34元、2195.03元，月均发放4095.24元。根据交易明细及原告陈述,2018年9月以后工资等正常发放。原告称护理人员系其丈夫孙李军，其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职工，其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9月-2017年8月，月发放工资分别为4056.46元、8555.08元、5167.75元、5001.68元、12351.36元、3461.84元、3461.84元、3522.84元、3522.84元、3522.84元、3900.14元、3696.84元（2017年8月10日发放），月均发放5018.46元。2017年9-2018年1月，月发放工资分别为6568.27元、8697.97元、4270元、4295.46元、2879.78元，月均发放5342.30元。原告称其和护理人员所在单位均是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绩效工资分别在次月、半年和年终发放。再查明，原告父亲仇德谦，出生于1937年12月1日，原告母亲杨林宝，出生于1942年4月15日。经法庭询问，原告称二人分别系平罗县金属公司和化肥厂的退休职工，月退休工资分别为3000余元和2000余元。法庭还查明，被告银前旗快运部系被告被告王玉鑫登记设立，经营者亦是被告王玉鑫，该部成立于2018年1月18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已于2020年6月3日注销。对于该事实原告无异议，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原告坚持对该被告的起诉。被告郭鹏系被告王玉鑫的雇员，本案事故发生时，正在驾车执行工作任务。被告郭鹏驾驶的叉车系被告王玉鑫所有，生产商为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柴油动力，柴油机型号XXXXXX，标定功率/标定转速，36.8KW/2500r/min，净质量230KG。审理中，经法庭询问，原告对事故发生过程进行了描述。同时法庭依法从公安交管部门调取了事故处理卷宗。原告称2017年8月11日17时许,其骑自行车沿解放东街南侧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丽景街交叉口后，因交叉口南侧道路正在施工，其推行自行车沿解放东街北侧机动车道由西向东继续行驶，至众一物流园门口路段与被告郭鹏驾驶叉车沿解放东街由东向西行驶至此，双方车辆发生碰撞。原告称被告郭鹏驾驶的叉车拉载的货物超高超宽，影响了视线。并称事故后其晕倒在地，苏醒后发现被告郭鹏欲将其送往医院。后公安交管部门在医院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次事故，但其认为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处理，遂向公安民警提出，要求适用普通程序处理，但被处警民警拒绝。被告郭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其看见原告骑着自行车从对面驶来，遂将车辆停驶，但是原告车辆仍与叉车发生碰撞。同时称，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亦未取得小型叉车操作证，承认叉车所载货物高度和宽度均超过了车身，前方视线受阻，只能观察到车辆两侧的环境。另，从公安交管部门处理事故的卷宗可以发现事发时现场位于解放东街众一物流园北侧路段，事发时该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的道路正在施工，无法正常行驶，车辆需借由东向西道路行驶。事发现场位于由东向西的机动车道内，道宽约3米，南侧为由西向东的车道，宽度亦为3米。事故现场北侧为绿化隔离带，绿化隔离带北侧为宽约6米（两个行车道）的公交车专用道，再北侧为宽约2.5米的非机动车道。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在事故中的过错如何认定；二、案涉车辆是否适用交强险的赔付规则；三、被告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分析两份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的原因。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以下道路交通事故，但有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犯罪嫌疑的除外：（一）财产损失事故；（二）受伤当事人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伤人事故。本案事故致原告受伤，且事发当晚就住院治疗，不可谓伤势轻微。根据原告所述，其对公安交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案有异议，故依照上述规章，公安交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次事故违法，故对适用简易程序形成的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对于不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公安交管部门应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在适用普通程序认定事故时，如果之前已经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处理，应当在程序上对已经形成的简易程序事故认定书予以处理，否则可能会形成认定结论相互冲突的情形，本案既是如此。对此，公安交管部门一般会在适用普通程序出具的认定书中明确之前适用简易程序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终止。如此，才能从程序上解决两份事故认定书的效力问题。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形成的事故认定书做任何处理，导致两份事故认定书同时存在，程序违法，故对两份事故认定书均不予采信。其次，分析双方在事故中的过错。根据原告对事发过程的描述，事发前其在解放东街机动车道内西向东上道上逆行，违反法律关于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和非机动车右侧通行的规定，具有明显过错。虽然事发路段道路南侧正在施工，无法通行，但是道路北侧设有非机动车道，其完全可以在北侧非机动车道内推行自行车。被告郭鹏驾驶机动车未尽到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和谨慎的驾驶义务，且其驾驶的叉车拉载的货物超宽超高，严重影响视线，同时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特殊工程作业车的操作证，属于无证操作，其亦具有过错。叉车较自行车，无论在质量、体积、速度等方面都要更胜一筹，根据“优者负担”理论，叉车的驾驶人在事故中应尽的安全注意义务更高。综上，法庭认定被告郭鹏在事故中的过错比例为80%，原告为20%。关于焦点二，被告郭鹏驾驶的叉车以柴油为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据此，被告郭鹏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车辆未投保交强险，被告王玉鑫作为投保义务人应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关于焦点三，被告郭鹏系被告王玉鑫的雇员，系在为其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致人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被告郭鹏在本次事故中过错可以认定为重大过失，应对被告王玉鑫所负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银前旗快运部已被注销，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45181.30元，其中被告王玉鑫支付5000元，剩余的系原告支付，该事实由相应的票据及双方陈述予以佐证，法庭予以确认。关于被告郭鹏支付医疗费的情况，因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具体金额无法核算，本案不做处理。对于原告就诊的部分门诊费系通过其社保卡支付，被告主张应予扣减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经法庭咨询银川市社保局，通过个人医保卡支付的费用不属于社保统筹支付，个人医保账户金额由个人和所在单位按照比例分别交纳，所形成的账户金额，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存在统筹支付，不应扣减；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尚未产生，本案不做处理，原告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原告受伤后，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主张误工费和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结合原告伤情、治疗情况和从单位请假时间及工资实际发放情况，并参考误工期和护理期的鉴定意见，法庭认为原告主张误工期和护理期365天（12个月）和150天（5个月）合理。因原告和护理人员均属于有固定工作的人员，故误工费根据工资收入减少的数额核定。原告的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无法区分工资和绩效，法庭按照事故发生前后工资发放明细对比核算原告和护理人员的收入减少的金额。事发前13个月原告月收入7057.82元，事发后12个月（不含事故当月，交易明细显示事发当月工资事发当天已经发放），月收入为4095.24元，月均减少2962.58元，据此确认误工费为35550.96元（2962.58元/月×12个月）。事发前12个月护理人员月均收入为5018.46元，事发后5个月（不含事故当月，交易明细显示事发当月工资事发前一天已经发放）月收入为5342.30元。虽然原告称护理人员系其丈夫孙李军，但根据工资发放银行交易明细，孙李军事发后5个月内的平均工资较前12个月并未减少，故对原告主张护理费不予支持；交通费系原告受伤治疗的必要开支，结合原告治疗情况，法庭酌情支持2500元。结合原告在外地就医的时间，住宿费酌情支持1000元；原告两次住院共计89天，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8900元（100元/天×89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结合原告伤情及治疗情况，本院酌情支持营养费1000元。经重新鉴定，原告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结合原告诉讼请求，残疾赔偿金依法确认为58944.60元（29472.30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次事故确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考虑原告伤情，法庭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依照全国通用的交强险条款，交强险赔偿项目分为医疗费赔偿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在投保车辆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限额项下包括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限额项下包括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赔偿限额为2000元。法庭认定的上述损失中扣减被告王玉鑫已经支付的医疗费5000元后，其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04995.56元（医疗费10000元+误工费35550.96元+交通费2500元+住宿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58944.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已付医疗费5000元），交强险限额以外的45081.30元（医疗费45181.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900元+营养费1000元-交强险限额内医疗费10000元），被告王玉鑫赔偿原告36065.04元（45081.30元×80%）。综上，被告王玉鑫应赔偿原告损失141060.60元（104995.56元+36065.04元），被告郭鹏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玉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仇爱玲损失141060.60元。被告郭鹏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仇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2元，由原告仇爱玲负担1236元，被告王玉鑫、郭鹏负担826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仇爱玲负担；鉴定费800元，由被告王玉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魏钰邦人民陪审员 马文林人民陪审员 马春国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江 雪书记员 崔嘉伟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履行告知书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每一位当事人应尽的法律责任。如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将依法采取以下强制措施。1.扣押、冻结、划拨、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2.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3.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4.采取罚款、搜查、拘留等强制措施。5.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以上强制措施，可以同时采取，希望当事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觉履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