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珍，女，196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树，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法定代表人：姜洪军，系该村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元，山东嘉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旭成，男，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上诉人王玉珍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原审被告王旭成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3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玉珍上诉请求：1、诉请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6月1日签订的涉案合同真实有效的证据不足，且该合同存在重大内容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没有签订过该合同，约定的内容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申请再次鉴定未被准予。涉案土地非口粮地，属三类地，最多每年每亩300元，即使是口粮地也没有每年每亩800元的价格，该合同缺乏真实性。二、即使签名真实合同有效，但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生效时间错误。涉案合同系附条件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交纳承包费后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同生效时间系2012年6月9日，故计算的承包费错误。三、上诉人已交纳的承包费一审法院计算错误。上诉人共计支付被上诉人895400元，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及上诉人付款的现金支票副件为证，被上诉人说余款18001元退还上诉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及登记簿作为定案依据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7日上诉人交纳的20万元中32466元系承包的另一块承包地的承包费错误，另一块承包地已在（2019）鲁0683民初3448号判决中作出认定，32466元并非99亩地的承包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二审书面答辩称：一、关于2016年6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真实性问题。经鉴定，合同上签字为上诉人本人所签，且有无村委盖章不影响合同成立和生效，上诉人所述瑕疵也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2015年初已经交清了2014年底的承包费。承包费每年每亩800元是王旭成当书记时统一订的。二、关于合同的生效。生效与履行期间是两个概念，合同履行期间的承包费都应缴纳。三、关于承包费的计算。三个承包合同承包费缴纳情况被上诉人均整理出来，但上诉人以村委单方记载为由不予认可，也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四、（2019）鲁0683民初3448号案没有认定该案缴纳了多少承包费，且被上诉人已经提起再审，山东省高院正在审查。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承包费680578元，自起诉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据1.2010年6月1日原告和被告王玉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1份，证明双方于2010年6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三年，承包费三年总计554400元，合每年每亩800元。原告称：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落款处法定代表人姜洪军的名字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姜洪军书写的，承包方王玉珍的名字是被告王玉珍自己书写的，其它的手写字迹是原告的会计彭海书写的。证据2.原告自己制作记录的承包合同登记簿，该登记簿记载被告交清了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承包费。证据3.户籍证明1份，证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证据4.2017年3月1日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证明除原、被告本案诉争的土地承包合同及（2019）鲁0683民初3448号承包合同以外，还有企业承包合同，即原、被告双方有3份承包合同。证据5.承包合同登记簿6页，证明2008年以来3份合同的交款情况，至2012年底被告交清了3份合同的全部承包费用，至2015年2月10日被告交清了3份承包合同2014年前的全部承包费用。证据6.记账凭证复印件40页，证明被告交款收据入账情况，与承包合同登记簿相互印证，证明被告是清楚原告记账情况的，配合原告在2015年2月10日交纳了29534元承包费，其中土地承包费25934元、企业租赁费3600元，至此二被告交清了2014年以前3份承包合同承包费；证据7.原告制作的3份承包合同应交、实交、欠交明细表及说明3页，3张表与原告承包合同登记簿的记载对照看，很清楚地证明被告2015年2月10日配合原告记账交清了2014年3份承包合同的承包费用。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王玉珍发表质证意见：对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王玉珍没有与原告签过本合同，也就是说王玉珍的签名是不真实的，被告申请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没有加盖原告的公章，只有村主任的签字。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及《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规定，不管被告的签名是否真实的，该合同根本没有生效。理由是：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应该是村委会，而不是村主任，而本案中没有加盖村委会的公章。二、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费的变更属于发包方案的变更，需要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或者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同意方可生效。三、从该证据的本身来看有瑕疵，承包人王玉珍的签字是圆珠笔，并且下面垫着复写纸，而村主任的签字是中性笔，而且下面没有垫着复写纸，因此我们不但鉴定签名的真实性，还要鉴定合同第一页的手写部分以及姜洪军的签字与王玉珍的签字形成时间是否一致。原告自己记载的承包合同登记簿系复印件，且是原告自己记载，没有被告签字确认，是原告的单方行为，不具有证据的三性，对该证据不认可。对户籍证明无异议。证据4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该证据明显有人为改动的痕迹，属于伪造证据，请求法庭依法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记载及证明内容不认可，系原告单方记载，也没有二被告的任何签字，对该证据不认可，没有任何证明力；证据6是原告的单方记载，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原告自己人为的划分交费情况与我方的交费事实不符，被告从来不清楚原告的记账情况，原告也从来没让被告看过该记账凭证，被告是视自己的情况来交纳承包费的，因此原告主张交清了2014年3份承包合同的承包费，没有事实依据。对收款收据我方没办法谈质证意见，我方的付款明细表以及付款的收据都提交了法庭，我方对本案中我方交纳的承包费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相对应的认可，其他与本案无关。对于原告自己制作的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表是原告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制作的，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被告王旭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王玉珍的质证意见。针对被告王玉珍的质证意见，原告称：2010年6月1日的合同原告处存档没有加盖公章，原告庭前发现这一瑕疵，后期也没有加盖公章。因为公章都在开发区管委控制着，双方签订合同后为了方便各留1份，就没有去管委加盖村委公章，因为被告王旭成曾是村委书记，每年每亩承包费800元，也是王旭成在任定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事实很清楚，签了个协议就没有加盖公章。该合同十三条明确约定，该合同签订后自乙方交纳承包费后生效。至于被告王玉珍的签字下面垫着复写纸，应该是一式两份，姜洪军用中性笔签字应该是没有垫着复写纸，在两份合同上分别签字。如果被告提交出自己所存留的合同，应该证实原告说的是属实的。证据4,2017年3月1日承包合同的原件在烟台（2019）鲁06民终4387号案卷中，被告方质证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要证明双方还签订了企业承包合同的事实，即便合同的期限有改动，并不影响双方有合同关系这一事实，被告也不能否认这份企业承包合同，被告一直在交纳2018、2019年承包费用，每年承包费数额是承包合同约定的20300元。证据7是原告自己制作的说明，与证据5、证据6综合起来能够证实被告交纳3份承包合同的时间、数额。被告否定有关联性应该拿出证据说清楚原告会计记账及原告自己制作的说明哪一笔是错误的。证据需要综合分析判断来认证，村委会计记载的承包合同登记簿记载了全村多个承包户的承包费交纳情况，全村没有一个承包人在承包合同登记簿上签字，没有被告在承包合同登记簿上签字，同样可以认定承包合同登记簿的真实性，要说清楚被告是如何交纳承包费的，必须对三个合同的承包费交纳情况一同审查。被告王玉珍对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据1.2008年1月1日王玉珍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1份，证实双方于2008年1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了承包费及承包期限，本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另行签订合同，继续沿用了本合同至今。证据2.由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3张以及现金支票回执1张，证实被告已给付原告承包费895400元。证据3.2019年5月31日被告王玉珍与原告会计彭海谈话录音光盘1张及整理材料1份，是王玉珍用手机录的，证实原告的会计彭海与原告的陈述严重不一致，涉案合同疑点重重，原告的会计及原告连合同与谁签订的以及签订的日期都说不清楚，说明涉案合同系伪造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并当庭播放手机录音，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证实的内容不认可，该协议到期后，双方又续签了合同，据从该合同签订的承包费递减的内容来看，不能证实此后的承包费按该合同平均数计算。该合同第一年的承包费是每亩800元，以后递减的目的是让被告到期后腾地，原告村中的土地对外承包均是每年每亩800元，原告村中也有失地的村民，对失地村民的补偿也是按照每年每亩800元计算。对三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单据上2015年2月7日的数额是200000元，承包合同登记簿登记了167534元。对现金支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和承包合同登记簿中记载的不一致，2012年6月9日村委收到了377399元，收据号是0231538，现金支票395400元时间长了，村委会计说不清楚，如果是收到了这个现金支票，开出了377399元的收据后，剩余的钱应该退给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王玉珍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2010年6月，被告王玉珍在合同上的签字，其真实性已被鉴定机构所确认，原告要强调的是，被告按每年每亩800元交纳承包费，分别交清了2012年12月31日前的承包费用，于2015年2月7日交清了三个合同2014年12月31前的承包费用，被告所谓本合同交纳了895400元承包费，不存在这一事实，按照被告说法，这些钱均是在2015年2月前交纳，在2015年就交清2018年的承包费用，显然不合常理，即便被告王玉珍辩解支持王旭成工作，一个理性的正常人不可能提前几年多交几十万元。而原告的承包合同登记簿记载，2015年1月16日交款20万元、2015年2月7日交款20万元，就是为了支持王旭成的工作交清2014年底的承包费用。对此被告王玉珍称：关于现金支票，对原告的说法不认可，2012年6月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现金支票，根据常理现金支票要么全额提取，要么不提取，不存在部分提取，原告主张账面记载了377399元，明显与现金支票的数额不符，由此可以看出，原告的账面记载比较混乱，原告主张剩余款项退还被告，被告对此不认可，请原告提供相关证据证实退还事实。在原先的承包合同范围内变更承包价款属于重大事项，需要村委会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然后盖章确认，本案原告一直未盖章说明未经过村委会代表通过，不符合盖章的条件，无论该合同是否王玉珍亲笔所签，该合同系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王旭成从来没有同意按每亩800元支付承包费，本村的其他承包户也从未同意过按每亩800元支付租赁费，到目前为止尚未履行过，涉案土地系三类土地，其每亩承包费应该在300元到500元之间，原告主张每亩按800元给付，显失公平，不符合日常交易惯例，因此原告的主张从哪一方面说都站不住脚。原告则称：被告方称合同没有盖章是无效的，没有法律依据，村委法定代表人是从事职务行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生效，即发生法律效力；关于显失公平，与无效合同显然是两个概念，履行过程中，被告已经交清了2012年前的承包费用、2014年前的承包费用，这几年的承包费，均是按每亩一年800元交付的。被告王旭成对被告王玉珍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审理中，被告王玉珍申请对原告提交的2010年6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承包方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委托了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2019年11月5日该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被告王玉珍支付鉴定费6800元。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经当庭质证，原告称：该鉴定意见正确，没有异议；被告在双方合同上的签字是真实的，即便从常理来看，村委没有理由去模仿村民的签字，而强加给村民一定的义务；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二被告称：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及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但对鉴定结论不认可，涉案合同疑点重重，均不符合常理，王玉珍坚决认为自己没有签过涉案合同，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为了维护王玉珍的合法权益，也为了法庭能够公正判决，申请对王玉珍的签名重新鉴定，被告王玉珍申请对涉案合同第一页的手写内容与王玉珍的手写时间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法院认为，二被告申请对被告王玉珍的签名进行重新鉴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法院不予准许。被告王玉珍申请对涉案合同第一页的手写内容与王玉珍的手写时间进行鉴定，对查明本案事实没有意义，对此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法院对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确认，对本案事实有证明力。关于承包费的计算方法，原告称：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承包费被告已经交纳完毕，尚欠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4年的承包费，计算公式为：800元×231亩×4年=739200元，减去被告2017年交纳的一笔58622元，欠了680578元。被告王玉珍称：每年每亩467元，共231亩，从2010年6月1日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467元/亩×8年×231亩=863016元。我实际交纳承包费895400元。当时被告王旭成系本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是莱州市人大代表，双方都为了干好工作，起好带头的作用，只要有钱就赶快交，多交的部分作为预交下年的承包费。按照我的说法是迟早也得交，手头宽裕就多交一部分，手头不宽裕就少交一部分。原告则称：被告所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不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能这样做，按照她的说法，2015年2月7日被告就提前交纳了3年的承包费，交纳到2018年5月31日还多，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被告王玉珍主张2017年1月11日交纳的58622元是交纳另一个案件的土地承包费，原告称：另一个案子被告还承包了99亩，还欠承包费368000多元，被告为了支持自己所说的应按400多元一亩交纳承包费，有意的将两个承包合同交纳的承包费单据进行混同；如果双方算不清账，可以从源头开始一笔一笔计算进行对账。被告王旭成称：我在海心、平里店干苗木，经常回村里这231亩地里跟被告王玉珍干；被告王玉珍租赁原告231亩土地，多少年都是她经营，这几年连工资钱都挣不出来，前几年挣的钱一部分投入到海心村和平里店杨家村承包的土地里了，一部分投入到这231亩地里了。审理中，原告变更利息的计算方式为：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8057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8057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被告称：对此不认可，我方对承包合同不认可，即使法庭认定合同有效，但根据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自乙方交纳承包费后生效，本案交纳承包费最早的时间是2012年1月21日，因此合同生效是2012年1月21日，之前的承包费应按照补充协议来交纳，因此计算利息的基数是不正确的。原告则称：被告所述不正确，被告假设2010年6月1日合同有效，根据合同第十三条约定2012年1月21日之前的承包费应该按原补充协议交纳，没有法律依据，合同生效时间和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旭成、王玉珍系夫妻关系。2008年1月1日，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王玉珍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载明：“补充协议甲方：莱州市城港路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乙方：王玉珍乙方租赁承包合同于2007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按合同约定乙方本应按期向甲方交回土地。因地上附着物（花卉苗木）的特殊性，按期交回土地，乙方确实有困难。考虑到实际情况，本着公平互惠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土地着落：见平面图。二、土地面积：262亩，详见平面图。三、租赁期限：经甲方研究决定，给乙方延长承包期2.5年，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四、租金缴纳：分年缴清。第一年每亩800元，第二年每亩500元，第三年每亩100元。五、双方的权利义务：……7、经甲方研究决定，乙方只能处理地上附着物，不能再栽种新的附着物。租赁到期，地上附着物自己处理完，将土地交回甲方。如果不能按期交回，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并清除地上附着物。……甲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盖章），代表人：姜洪军（签字）乙方：王玉珍（签字）2008年1月1日”。2010年6月1日，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姜洪军与被告王玉珍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载明：“土地承包合同书发包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洪军职务：主任承包方：王玉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包方将集体所有的耕地承包给乙方经营。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签订合同如下：一、发包标的：土地面积：231亩界址：莱海路北、大原道以西二、承包形式：租赁三、承包期限：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总计叁年。四、承包费用：三年共计承包费554400元。五、承包费交纳方式及时间：承包费每年每亩800元，与签订合同时交清第一年全部承包费，余下两年的费用在每年6月1日前交清。超期的按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的双倍计算缴纳占有土地费用。六、发包方的权利义务：1、发包方有权监督承包方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2、发包方有权监督承包方合法使用承包土地。3、发包方有义务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七、承包方的权利义务：1、承包方必须按合同约定交纳承包费。2、承包方承包后，不得搭建任何建筑物，不得擅自取土或改变地貌。3、承包方不得将承包地用于违法经营，不得对外出租、转让、抵押等。4、承包方在承包期间，如遇意外，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直至合同期满。5、承包到期，承包方如想继续承包，双方应另行协商承包条款，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八、合同到期，乙方如不想继续租用应及时腾出承包土地，因种植苗木，不再享受延续期。如果超出三个月，应本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的双倍计算交纳占用土地费用。九、承包期内，如遇承包土地被征用、征收或村集体规划使用，承包方必须服从。国家征用承包土地，乙方享受在承包土地上种植作物的青苗补偿费。地面附着物赔偿费以权属为依据，由享有所有权的一方享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均由甲方享有。十、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元。如承包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违法使用土地，发包方一经发现可单方终止合同，收回发包土地并不退还承包费。十一、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十二、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十三、本合同签订后，自乙方交纳承包费后生效。十四、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洪军（签字）乙方：王玉珍（签字）2010年6月1日”。该土地承包合同书到期后，被告王玉珍未将涉案231亩土地交回原告，而是继续使用该土地。按照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王玉珍应向原告交纳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554400元，原告在其承包合同登记簿上多给被告王玉珍扣去2067元，被告王玉珍应向原告交纳552333元；被告王玉珍应向原告交纳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1031800元。2012年1月21日,被告王玉珍向原告交纳了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10万元，原告给被告王玉珍出具了莱州市村级收款收据1份；2012年6月9日，被告王玉珍向原告交纳了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377399元，原告给被告王玉珍出具了莱州市村级收款收据1份；2015年1月16日，被告王玉珍向原告交纳了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20万元，原告给被告王玉珍出具了莱州市村级收款收据1份；2015年2月7日，被告王玉珍向原告交纳了租赁费20万元，原告给被告王玉珍出具了莱州市村级收款收据1份，该20万元包括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167534元及被告王玉珍另外租赁原告的99亩土地的租赁费32466元，上述167534元记载于原告的231亩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簿上，32466元记载于原告的99亩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簿上。综上，被告交清了2014年12月31日前涉案土地租赁费844933元。2017年1月11日，被告王玉珍向原告交纳了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58622元，尚欠原告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680578元，原告于2019年5月8日诉至法院。经查，本案涉案的承包土地性质不是口粮田。另查，2008年1月1日，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王玉珍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原告为甲方，被告王玉珍为乙方，协议约定乙方被告王玉珍租赁承包合同于2007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经甲方研究决定，给乙方延长承包期5年，自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土地面积99亩，租金分5年缴清，第一年每亩800元，第二年每亩600元，第三年每亩400元，第四年每亩200元，第五年每亩1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交清第一年的租金，第二年至第五年的租金均在每年的1月1日前交清。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6月1日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姜洪军与被告王玉珍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姜洪军是履行职务行为，应认定原告与被告王玉珍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土地不是口粮田，双方的合同实质是商业土地租赁关系，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法院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该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合同到期后，被告王玉珍继续使用租赁的土地，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土地承包合同书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原、被告所称的承包费，实际上也可称为租赁费。被告王玉珍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按该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交纳租赁费，原告要求被告王玉珍给付尚欠原告的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680578元，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王玉珍主张按2008年1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承包费的平均值即每年每亩467元来计算后期承包费，自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承包费共计863016元，其实际交纳承包费895400元，多交的部分作为预交下年的承包费；法院认为被告王玉珍的上述主张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被告王旭成称其在海心、平里店干苗木，经常回村里这231亩地里跟被告王玉珍干；被告王玉珍租赁原告231亩土地挣的钱一部分投入到海心村和平里店杨家村承包的土地里了，一部分投入到这231亩地里了。法院认为，根据被告王旭成陈述及以上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承包费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二被告共同经营所欠，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原告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8057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8057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旭成、王玉珍共同给付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涉案231亩土地租赁费680578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王旭成、王玉珍付款的同时，共同给付原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路个庄村民委员会以680578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05.78元，由被告王旭成、王玉珍共同负担；鉴定费6800元，由被告王玉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2008年前上诉人已承包涉案土地多年；2008年1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上诉人的原租赁承包合同于2007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约定将上诉人承包的262亩土地延长承包期2.5年，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止，另约定了每年每亩的承包费计算标准等；2010年6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面积231亩，承包期限三年自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止，承包费每年每亩800元，另约定其他权利义务条款；后上诉人继续管理经营涉案土地，并交纳90余万元承包费；被上诉人因上诉人尚欠承包费680578元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偿付形成本案。上诉人提起上诉主张已付清承包费的理由有二，一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每年每亩800元承包费计算依据有误；二是已付款数额有误，“余款18001元”并未退还上诉人，32466元承包费被上诉人主张系对另案99亩地的付款错误。关于理由一，被上诉人依2010年6月1日合同主张承包费按每年每亩800元计算，上诉人则以2008年1月1日补充协议主张承包费为平均值每年每亩467元，因2008年1月1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期限2.5年，至2010年5月31日止，且明确约定每年每亩承包费，而非平均值，另外司法鉴定意见明确合同乙方中上诉人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故上诉人仅以合同存在未提交另一份、手写部分非同一只笔和同一时间形式（未经司法鉴定）承包方带有复写的痕迹等“瑕疵”而主张该合同虚假，证据不足。关于理由二，根据一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质证，上诉人主张的“余款18001元”退还，只是被上诉人在账目计算中的计算数额，并未表示该款应退还，故上诉人该主张理由不当；上诉人已交付的32466元承包费，被上诉人的账目记载明确于另案所涉99亩土地承包合同中，虽该案一二审均以被上诉人证据证据不足而未支持其诉讼请求，但并未否定承包关系及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可在另案的争议中解决，故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一并认定，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5.78元，由上诉人王玉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栾建伟审判员  刘欣仪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