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14行初113号 原告陈某，女，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向某，女，200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系向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民权，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邸梦瑶，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 负责人宾林，镇长。 出庭负责人宋鹏，该单位党委委员、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天福，男，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第三人李琼芳，女，194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陈某、向某与被告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洪安政府”），第三人陈天福、李琼芳行政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某的法定代理人陈某、陈某本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民权、邸梦瑶，被告洪安政府的党委委员、副镇长宋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天福、李琼芳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向某诉称，陈某、向某系龙泉驿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征地住房安置对象。被告对原告户籍所在地进行拆迁至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12月30日，第三人陈天福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征得原告同意，无原告授权，也无原告签字，原告对该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予认可，该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10月31日，第三人陈天福未经原告同意和授权擅自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违法处分原告选择安置补偿方式的权利。原告对第三人陈天福冒名签订的该份协议不予认可，该协议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在无原告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又未与原告联系核实，擅自与第三人陈天福签订《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剥夺了原告享受补偿安置的权利和选择安置补偿方式的权利，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慎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2019年12月2日，原告才知道被告未依法履行职责，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1.判令确认《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协议编号：大同村2-3）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陈某、向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为1.陈某、向某身份证复印件，2.陈某、向某户口本，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该组证据证明原告陈某、向某为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告向某为未成年人；原告陈某、向某属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征地住房安置对象。 第二组为4.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2015年12月30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并没有签字，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与原告自始未签订过任何《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第三组为5.龙泉驿区土地要素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6.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7.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证明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需要由被安置对象自行申请且本人签字；原告并未签订《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申请表》《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均是由第三人陈天福冒签；原告向某为未成年人，即使是其本人签订的协议，也应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法定代理人不追认，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组为8.录像，证明2019年12月，陈某才知道其和女儿向某的拆迁安置补偿权利可能受到侵害，其向被告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被告工作人员才告知陈天福签订的协议的事情，所以，原告不可能也不应当于2017年11月23日就知道货币安置事宜；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拆迁协议是需要年满18岁才能签订的。9.银行明细，证明2019年12月，原告陈某才知道被告未依法履行职责，其权利受到侵害，原告于2019年12月18日，被告才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费。 第五组为10.陈某房产证，11.学校缴费票据，证明陈某于2004年就购买了位于龙泉驿区的中天滨河民邸，并与女儿在此居住；2015年起至今，向某一直在眉山上学，陈某也长期在眉山陪读；2017年11月23日，被告公示货币化安置情况，二原告不可能知道。 第六组为12.大同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名单，证明代陈天福签字领款的王庆安为村委会委员，据了解王庆安为陈天福妻子的亲戚，原告有理由怀疑是被告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同陈天福一起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第七组为13.证人向某1的证言，证明2019年12月，陈某才知道其女儿向某的拆迁安置补偿权利受到侵害，其向被告拆迁办工作人员反映情况时，被告工作人员才告知其享有诉权；被告拆迁办工作人员认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住房变更协议》中的签字均不是陈某、向某本人所签。 被告洪安政府辩称，1.2015年，原告所在的原龙泉驿区部分土地被依法征收，原黄土镇人民政府接受委托承担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原黄土镇人民政府组建了由镇、村、组干部和村民议事会成员、村务监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登记工作组，对该宗地征地范围内的农户人员、住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附属设施等有关情况进行了逐一入户现场调查，检验审核了被征地拆迁农户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农村房屋产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等权证文件。经核查，原龙泉驿区22号家庭户共有7人，户主为本案第三人陈天福，家庭成员包括王某（陈天福妻子）、李琼芳（陈天福母亲）、王某1（陈天福长女）、陈某1（陈天福次女）、原告陈某（陈天福姐姐）、原告向某（陈天福外甥女）。二原告与第三人陈天福、李琼芳共有位于原龙泉驿区的农村散居房屋（权证号为龙房权证监证字第××号），并共同拥有承包地及地上附着物等。陈天福一户7人，均因该宗土地被征用被纳入征地安置对象。在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原黄土镇人民政府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对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青苗补偿以及相应安置情况均以户为单位先行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再进行补偿安置。二原告与第三人等共同承包的土地上的青苗等补偿，在公示后，由户主即第三人陈天福领取了相应补偿，二原告未提出异议。二原告与第三人等共有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在补偿情况公示无异议后，于2015年12月30日由户主即第三人陈天福代表全户家庭成员与原黄土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随即由户主即第三人陈天福领取了共有房屋的补偿，二原告也未提出异议。2017年5月24日，龙泉驿区土地要素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根据该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住房安置对象可以选择货币化住房安置。2017年10月19日，二原告所在家庭户提出申请，申请将家庭户中的陈天福、李琼芳以及二原告四人的住房安置申请为货币化安置。经审核，包括原告在内的四人符合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对象。2017年10月31日，四人与原黄土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二原告由住房安置变更为货币化安置。2017年11月23日，原黄土镇人民政府将涉及二原告在内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资金兑付公示表》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期间，二原告未提出异议。后黄土镇人民政府将包括二原告在内的四人货币化安置应获得的款项863260元存入银行，并由银行出具了以户主即第三人陈天福作为户名的存单，将存单交付给了第三人陈天福。至此，二原告因拆迁应获得的住房安置完毕。被告认为，二原告在对由户主陈天福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领取共有房屋、青苗补偿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自愿提出申请要求货币化安置并已签订《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该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协议，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二原告等四人提出的货币化安置申请是2017年10月19日，《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签订于2017年10月31日，原黄土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23日就《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资金兑付公示表》进行了张贴公示，即二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就已经知晓签订货币化安置协议的情况和自己获得货币化安置的情况，至原告起诉时，已经长达两年多，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故应当依法驳回起诉。综上，被告认为原黄土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是有效协议，对二原告的拆迁住房安置已经实施安置完毕。同时二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洪安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户口簿（户号：××），证明二原告与第三人陈天福为同一家庭户，陈天福为户主，陈天福有权代表二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为龙房权证监字第××号）及土地使用权证（龙集用2009第××号），证明二原告与第三人共有房屋，应共同补偿安置的事实，二原告与陈天福等是一个家庭。3.《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表》，证明第三人陈天福代表包括二原告在内的家庭户领取相关费用，二原告未提出异议的事实。4.《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请款单、进账单、《征地拆迁建筑物及构筑物补偿表》，证明包括二原告在内的房屋所有人、全体家庭成员由第三人陈天福代表签订内容为房屋补偿以及家庭成员住房安置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房屋补偿款项。5.《龙泉驿区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证明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政策来源。6.《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申请表》、《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协议编号：大同村2-3）、《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资金兑付公示表》照片、请款单、进账单、委托批量开立个人账户明细签收及短信通知服务确认清单、银行出具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货币化安置补偿款》、《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明细表》，证明二原告选择住房货币化安置、住房货币化安置资金兑付情况经过公示的事实，黄土镇政府已经支付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含二原告在内的货币化安置款项已经由其家庭户户主领取完毕的事实，原黄土镇人民政府已经履行完毕对二原告住房安置的责任；通过公示照片，同时证明二原告最迟应自2017年11月23日知晓其为住房货币化安置的对象，原告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7.龙泉驿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住房货币化安置时的工作流程，二原告知晓其为货币化安置对象、安置流程及公示情况，因此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为货币化安置的对象。 经庭审质证，原告陈某、向某对被告洪安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陈天福虽为户主，但其并不能代表二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证据3原告不清楚，该表仅有陈天福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被告对陈天福的青苗补偿，和原告没有关系，表中也无二原告的名字，对二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3.对证据4，《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二原告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对二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且本次安置补偿对象为个人，应该由安置对象个人与被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陈天福虽为户主，其也仅能代表其个人，无法代表二原告签订协议，陈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某的法定代理人为陈某，因此在无陈某委托的情况下，陈天福是无权代表二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请款单》，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因为要向案涉征地内的拆迁户支付补偿款36840元，因此请款36840元，但是向谁支付，支付的是什么补偿款均没有记载，该证据和原告没有关系；《进账单》，仅证明被告收到了1463637.35元补偿款，和本案没有关系；二张《征地拆迁建筑及构筑物补偿表》，该二张表仅能证明陈天福、王某、陈某1、王某1四人（即陈天福一家）征地拆迁建筑及构筑物的补偿金额为36840元，该金额款项已由陈天福委托王庆安代为领取，但是，该款项中并不包括对二原告及第三人李琼芳的征地拆迁建筑及构造物补偿，该表在备注中也明确写有“漏补3人”，故该款项是被告对陈天福一家的补偿，与二原告无关系，同时该证据证明二原告与李琼芳作为征地土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的共同共有人，被告就征地拆迁建筑物及构筑物未对二原告和李琼芳进行补偿，显然违法。4.对证据5《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的三性无异议，但该通知第七条明确要求，货币化安置资料应该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但被告提交的资料中并无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这说明二原告根本未选择货币化安置，被告工作中未尽到审查义务，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在未补齐全资料又未与二原告核实的情况下，就草率且盲目的与陈天福签订协议，侵害二原告的合法权利，所以被告存在严重过错。5.对证据6，原告分别发表质证意见，对《货币化安置申请表》、《住房安置变更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二份文件中“陈某”、“向某”的签字并不是本人所签，捺印也并非二原告指印，二原告从未填写、签订过上述二份文件，且该二份文件中所有人的签字明显系一人所签，这一点被告拆迁办工作人员也予以认可，向某为未成年人，即使其签字为本人所签，未经其法定代理人陈某追认，该两份协议对向某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公示照片》仅能证明2017年11月23日，被告就货币化安置情况进行过公告，但并不能达到被告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就应当知道货币化安置情况的目的，该公告仅能证明2017年11月23日被告制作了或公告了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资金兑付的情况，但是该公告持续了多长时间，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法定期限，被告无法证明，且也无相关规定只要进行了公告就可以免除被告直接通知原告的义务，被告进行公示不代表二原告就一定知道，被告征地过程中从未联系过二原告，也从未通知过二原告货币化安置事宜，二原告长期不住在被征地范围内，故在无被告通知的情况下，二原告根本不可能看到被告发出的公示，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货币安置事宜；《请款单》、《进账单》、《成都市龙泉驿区货币化安置补偿款》、《短信通知服务确认清单》、《货币化人员明细表》仅能证明被告按照《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向陈天福支付了货币化安置款，但《货币化安置申请表》、《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均非二原告签字、捺印，对二原告来说是无效协议；对《情况说明》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二原告知道货币化安置事宜。 被告洪安政府对原告陈某、向某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上面是有二原告的名字的，且协议是由该家庭的家庭户主签订的，因此应当对原告的家庭成员产生效力的。2.对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从货币化安置申请表中可以看出有包括原告在内的4个人签字，且经过村委会的核实；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专业的能力，不能从肉眼辨别处是否是本人签字，是否为一人所签，而且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该申请表中的4个签字均不是当事人所签，如果申请表和变更协议中的签字均是陈天福所签，应当由原告提出证据证明，结合原黄土镇人民政府已经将货币化安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公示的情况，原告已经知道安置的情况。3.对第4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办理了一卡通以及其所在村委会向其发放了相关的费用，并不是被告向其发放了费用。4.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是否居住于其具有产权证的房屋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也不能证明其对相应的事项不知晓。5.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和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反映的是原告所在的村委会两委成员的姓名和职务电话，相关成员并不是被告的相关成员，是基层组织的相关成员。6.对第七组证据以及第四组证据中的录像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告陈某、向某和被告洪安政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龙泉驿区22号家庭户共有7人，户主为陈天福即本案第三人，家庭成员包括王某（陈天福妻子）、李琼芳（陈天福母亲，即本案第三人）、王某1（陈天福长女）、陈某1（陈天福次女）、原告陈某（陈天福姐姐，即本案原告）、原告向某（陈天福外甥女，即本案原告）。第三人陈天福、李琼芳以及原告陈某、向某共同共有位于原龙泉驿区的农村散居房屋（权证号为龙房权证监证字第××号）296.39平方米。 2015年12月30日，原黄土镇人民政府与陈天福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住房安置载明“乙方应安置7人245平方米，（1套一，2套三），户主姓名陈天福，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妻子王某，母亲：李琼芳，姐：陈某，侄女：向某，女儿：王某1，女儿：陈某1。 2017年5月24日，龙泉驿区土地要素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印发《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规定对符合龙府发〔2015〕10号文件规定的住房安置对象和享受住房安置补助的对象可以自主选择货币化安置。第五条规定“选择货币化安置或货币化安置补助方式须由户内具备资格的全体成员共同提出书面申请，经村（社区）、街道（镇、乡）及区国土局审核同意，签订住房安置协议。本细则实施前，已选择现（建）房安置并签订了住房安置协议，但还未分房的住房安置对象或住房安置补助对象，可依据已签订的住房安置协议向征地实施单位申请，经征地实施单位同意后按已选择的套型为单位更改为货币化安置或货币化安置补助，完善相关协议手续。”第七条规定“征地实施单位应将货币化安置及安置补助花名册在涉及村组进行公示，并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不少于7日。公示期结束后征地实施单位在20个工作日内将货币化安置款汇总表及货币化安置相关资料报送区国土局，经区国土局审核后拨付款项。货币化安置资料包括：（一）货币化安置申请表；（二）住房安置协议（已签订住房安置协议的）；（三）货币化安置花名册及公示照片；（四）货币化安置对象的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证明（复印件）；……”。 2017年10月19日，陈天福一户7人向原黄土镇人民政府提交《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申请货币化安置人数4人，分别为陈天福、李琼芳、陈某、向某，全体家庭成员签名处显示陈天福、王某、李琼芳、陈某、向某、王某1、陈某1均本人签字捺印。 2017年10月31日，原黄土政府（甲方）与陈天福、李琼芳、陈某、向某（乙方）签订《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载明货币化安置4人140平方米，给予5575元／平方米的货币化安置费，按照340元／月／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符合安置政策并选择货币化安置的安置对象6个月拆迁临时安置补助费，按照20000元／人给予符合安置政策并选择货币化安置的安置对象一次性奖励。4人每人合计奖励217165元，共计868660元。该协议乙方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处显示陈天福、李琼芳、陈某、向某本人签字捺印。 2017年11月23日，原黄土镇人民政府在黄土镇大同村三务公开栏公开了《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资金兑付公示表》，该表显示陈天福、李琼芳、陈某、向某应扣除的过渡费5400元后为863260元。以该公示表为基础制作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被征地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明细表》上陈天福一户四人的款项863260元领款人签字处显示王庆安代。 2017年11月27日，中国银行为陈天福开具个人账户并将863260元存入该账户。 2019年12月，陈某向洪安政府拆迁办了解了案涉协议的签订情况。 另查明，根据2019年12月2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龙泉驿区调整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的批复》（成府函[2019]123号），黄土镇被撤销，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华划归洪安镇管辖。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原告陈某、向某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是案涉《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是否有效。对于两个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原告陈某、向某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原告陈某、向某的诉讼请求系确认《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无效，无效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自始无效，并不会因为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改变其效力，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原告陈某、向某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案涉《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是否有效，即《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是否是陈某、向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1.龙泉驿区土地要素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龙土要素办〔2017〕1号文件中，《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第五条明确要求申请货币化安置须由户内具备资格的全体成员共同提出书面申请，本案中，被告洪安政府提交的《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由户内7人签字，但该户内向某、王桂婷、陈琪琪均为未成年人，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签字，但该表中三人均系本人签字捺印，且《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向某作为未成年人也系本人签字捺印，有悖常理。2.比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及《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上的签字，肉眼清晰可辨均为一人所签，结合原告陈某、向某提交的录像和证人证言，被告洪安街办工作人员在录像视频3分30秒左右亦明确表述“我晓得不是她（指向某）签字，都是陈天福签的……笔迹是陈天福的，看得出来……鉴定的话，肯定也是陈天福的笔迹”。3.被告洪安政府提交《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暂行）》第七条关于货币化安置资料明确要求要有货币化安置对象的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或出生证明（复印件），但被告洪安政府提交的证据中并无陈某、向某的身份证复印件。4.被告洪安镇府也未提交原告陈某、向某授权他人签订《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及《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的证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成都市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货币化安置申请表》及《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并非陈某、向某所签，亦并非二人的真实意思，《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庭审中，陈某、向某明确其诉讼请求实为确认《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对其二人不发生效力、对其二人无效，结合上述评述内容，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龙泉驿区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变更协议》（协议编号：大同村2-3）对陈某、向某无效。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晶晶 人民陪审员  徐 红 人民陪审员  谭 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饶鑫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