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3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玲，女，195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温树，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晓颖，女，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辉，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逸婷，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李闽泉，男，195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黄奕挺，男，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原审第三人：李昉舟，男，198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福建省惠安铭传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五峰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705377553D。 法定代表人：蒋智明，公司负责人。 上诉人王晓玲因与被上诉人傅晓颖及原审被告李闽泉、原审第三人黄奕挺、李昉舟、福建省惠安铭传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5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晓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傅晓颖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王晓玲与傅晓颖存在借贷关系有误。傅晓颖仅举证讼争款项转账凭据，无法证明其与王晓玲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同时，傅晓颖主张王晓玲借款用于购房、买车、装修等，经庭审调查，其主张亦不能成立。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通过免除傅晓颖借贷关系证明责任，加重王晓玲证明义务的方式，即以王晓玲不能证明讼争款项用于股权投资，认定双方当事人借贷关系生效，显属违法裁判。二、一审认定傅晓颖未以其丈夫名义参与股权投资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看讼争款项流向。李昉舟系涉案股权收购经办人，其与铭传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当天，即2011年5月5日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20万元，次日，王晓玲将该笔款项转至李昉舟账户。2011年5月12日，傅晓颖再向王晓玲转账70万元，王晓玲将其中的50万元转付铭传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智明，另10万元于2011年8月16日转给铭传公司的债权人王瑞庆。2011月9月2日，李昉舟与春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9月4日，王晓玲再转给李昉舟10万元。9月11日，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9万元，9月22日，王晓玲又转给李昉舟10万元。可见，讼争款项全部流入涉案股权出让方。其次，看收购股权结果。（2013）思民初字第13387号案件诉讼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傅晓颖丈夫黄奕挺因涉及博菲公司股权收购被诉至法院，法院将开庭传票及诉讼文书送达黄奕挺，虽然黄奕挺述称其未收到传票等，但法院如期开庭审理该案，足以证实开庭传票等已经黄奕挺有效签收，进而证明黄奕挺知晓其与涉案股权收购一事有牵连。此后，（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判决查明，涉案《股东会决议》确认黄奕挺持有博菲公司18.5%股权。王晓玲认为，虽然该股权尚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但对博菲公司及其各方股东而言，黄奕挺为公司股东系既成事实。一审判决却认为，上述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对相关事实的表述，实质是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摘抄及转述，而黄奕挺并非上述案件的当事人，故不涉及对黄奕挺相关事项的认定。王晓玲认为，无论黄奕挺是否为该案当事人，都不能改变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即不能改变黄奕挺法律上为博菲公司股东的事实。另，据李昉舟称，2012年、2013年，博菲公司以李昉舟名义开通建行卡（尾号Ｑ027）用于走账，案外人黄某曾几次从该卡取现，将分红款支付给各股东（含傅晓颖）。博菲公司因环保问题被勒令停产后，变卖部分资产的款项，通过李昉舟账户分别于2014年11月月24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3月16日向傅晓颖账户转账10000元、5000元、5000元。一审判决在黄奕挺知晓其与涉案股权收购有牵连，且博菲公司确认黄奕挺为持有18.5%股权的股东情况下，仅以黄奕挺未在涉案《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为根据，认定黄奕挺未参与涉案股权投资明显不妥。换言之，假使黄奕挺未参与股权收购过程，据傅晓颖支付的讼争款项用于收购股权的事实，也无法排除傅晓颖借其丈夫黄奕挺之名参与投资的可能。 傅晓颖辩称，本案讼争款项属于傅晓颖向王晓玲提供的借款。至于王晓玲将借款用于收购股权或其他用途，均不影响借款的认定。本案借款自傅晓颖账户转到王晓玲账户时，傅晓颖已完成了借款交付义务，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成立。之后款项的流向只能表明王晓玲或王晓玲应其儿子李昉舟要求将借款用于收购博菲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菲公司”）股东的股权。李昉舟在一审庭审自述股东会决议上黄奕挺签名非黄奕挺真实签名，在此情形下，已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收购行为与傅晓颖或黄奕挺存在关联。且从股东会决议体现的内容看，如黄奕挺收购博菲公司1.5%股权，对价也应是4万元，但该期间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达99万元，远超购买上述股权所需支出的对价，可见王晓玲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博菲公司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李昉舟与相对人签订，傅晓颖、黄奕挺自始至终均不知情，且未成为博菲公司的名义股东或实际股东，更未授权李昉舟代为处理收购股权的相关事宜。黄奕挺从未参加（2013）思民初字第133号、（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案件的庭审程序，黄奕挺对该二案均不知情，一审判决对（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生效判决审理查明部分的认定是客观公正的。王晓玲主张黄某几次从博菲公司以李昉舟名义开通的建行卡取现将分红款支付给傅晓颖系子虚乌有。王晓玲主张博菲公司曾通过李昉舟账户分别于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3月16日向傅晓颖账户转账1万元、5000元、5000元就更是混淆事实。无论是原一、二审还是发回重审的审理过程中，都查明清楚该3笔款项均是王晓玲从其民生银行账户转至傅晓颖兴业银行账户。本案傅晓颖已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与王晓玲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而王晓玲抗辩傅晓颖交付的款项系傅晓颖或黄奕挺与李昉舟共同收购博菲公司的投资款，王晓玲应对其抗辩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王晓玲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其抗辩无法成立的不利后果。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闽泉辩称，没有向傅晓颖借过款。傅晓颖转账至王晓玲卡上，是为了不支付手续费。李闽泉之前不清楚此事。 李昉舟述称，傅晓颖是收购股权的发起人。实际受益人、经办人、权利人都是傅晓颖，黄奕挺只是代持股份。2011年起王晓玲的账户实际是李昉舟在使用。傅晓颖与王晓玲的款项往来是傅晓颖和李昉舟的款项往来。(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判决已查明部分股权转让给黄奕挺，如果傅晓颖觉得有问题，应当提起对(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判决的申诉，而非在本案提起诉讼。如果是借款会催讨，只凭傅晓颖的口头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傅晓颖在一审庭审中屡次撒谎。傅晓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不是股东。一审支持傅晓颖的理由是借钱投资。傅晓颖起诉的理由明显没涉及投资，是无中生有。王晓玲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傅晓颖是股东。傅晓颖的证据只有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傅晓颖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铭传公司未陈述意见。 傅晓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晓玲、李闽泉共同偿还尚欠借款855907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傅晓颖与黄奕挺系夫妻关系，王晓玲与李闽泉系夫妻关系，傅晓颖与王晓玲系亲姐妹，李昉舟系王晓玲与李闽泉之子。2011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傅晓颖与王晓玲之间有多次转账往来。其中，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情况如下：2011年5月5日转账200000元，2011年5月12日转账700000元，2011年9月11日转账90000元，2014年4月24日转账32400元，2015年4月2日转账50000元，2015年4月3日转账50000元，2015年6月28日转账3000元，2015年10月11日转账50000元，以上共计1175400元；王晓玲向傅晓颖转账情况如下：2011年10月5日转账100000元，2014年9月13日转账10000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10000元，2014年11月27日转账19000元，2014年12月19日转账5000元，2014年12月31日转账12662.74元，2015年3月16日转账5000元，2015年6月18日转账20000元，2015年9月7日转账50000元，2015年10月2日转账7830元，2015年11月20日转账70000元，2016年2月12日转账2000元，2016年1月29日转账5000元，2016年1月30日转账3000元，以上共计319493元。 关于傅晓颖于2011年转账给王晓玲的三笔款项，即2011年5月5日转账200000元、2011年5月12日转账700000元、2011年9月11日转账90000元，该三笔款项发生在李昉舟与铭传公司、春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及收购股权期间，相应的合同签订情况及资金流向具体如下：2011年5月5日，李昉舟与铭传公司（原福建惠安五峰铭传石雕工艺厂）、王瑞庆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铭传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博菲公司22.5%的股份，作价1024000元，包括524000元为蒋智明欠王瑞庆的本息及外加500000元，该协议于李昉舟完成对厦门非金属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非矿公司”）持有的博菲公司62.5%股权的收购后生效，等等。同日，傅晓颖向王晓玲转款200000元；次日，王晓玲将该笔款项转至李昉舟账户。2011年5月12日，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700000元，王晓玲将其中500000元转至铭传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智明账户，100000元于2011年8月16日转至王瑞庆账户。2011年9月2日，李昉舟与春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约定春筑公司将其持有的博菲公司15%的股权作价650000元转让给李昉舟，该协议于李昉舟完成对非矿公司持有的博菲公司股权的收购后生效等。2011年9月4日，王晓玲向李昉舟转账100000元；2011年9月11日，傅晓颖向王晓玲转账90000元；2011年9月22日，王晓玲向李昉舟转账100000元。 李昉舟另于2011年10月25日与非矿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以1700000元的价格受让非矿公司持有的博菲公司62.5%的股权，并于当日支付了转让款。2014年11月11日，非矿公司向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博菲公司、李昉舟，要求博菲公司、李昉舟履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义务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义务。思明法院就该案作出的（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包括如下内容：“2011年11月13日，被告博菲公司召开新旧股东会，并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载明：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博菲公司62.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昉舟，案外人厦门春筑石材工艺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昉舟，案外人福建省惠安铭传石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股权中的18.5%转让给案外人黄奕挺……聘任黄奕挺为公司总经理；被告博菲公司的新旧股东均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盖章。”对于判决书提及的《股东会决议》，黄奕挺陈述其未参加过股东大会，并否认《股东会决议》是其所签；李昉舟陈述，因傅晓颖隐瞒参与股权投资，到开股东会时黄奕挺才知道而赶不及参会，黄奕挺授权公司员工代签。 王晓玲、李闽泉另提供二份《合作理财的说明》及一份《合作购买理财产品的备忘》，傅晓颖与王晓玲、李闽泉均确认上述合作理财项目均已结清，且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傅晓颖以其与王晓玲之间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晓玲、李闽泉抗辩其中的990000元转账系傅晓颖与李昉舟一起收购博菲公司各股东股权的投资款，王晓玲、李闽泉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分析本案的证据，首先，虽然王晓玲、李闽泉主张傅晓颖、黄奕挺与李昉舟之间存在共同投资股权的关系，且傅晓颖与李昉舟之间是阿姨与外甥的关系，但傅晓颖款项均是转账至王晓玲账户，即傅晓颖与李昉舟之间并无直接的款项往来；其次，虽然傅晓颖转账给王晓玲的上述990000元款项，发生在李昉舟与博菲公司的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期间，且款项到王晓玲账户之后，再由王晓玲转账至与李昉舟签订协议的相对方账户或李昉舟本人账户，但资金流向仅能证明上述款项用于收购博菲公司股东的股权，仍需进一步证明收购股权的行为与傅晓颖、黄奕挺有关；第三，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李昉舟与相对人签订，王晓玲、李闽泉、李昉舟虽主张傅晓颖、黄奕挺委托李昉舟代为处理收购股权的相关事宜，但明确确认并无书面的授权书或相关协议；第四，王晓玲、李闽泉主张黄奕挺是博菲公司股东的事实经由思明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6463号生效判决所确认，但上述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对相关事实的表述，实质是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摘抄及转述，而黄奕挺并非上述案件的当事人，故不涉及对与黄奕挺相关事项的认定。而且，退一步说，假设上述判决查明的事实构成对黄奕挺是博菲公司股东的认定，但傅晓颖、黄奕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并不免除王晓玲、李闽泉举证的责任。黄奕挺明确表示其对股东会不知情，也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李昉舟虽主张黄奕挺委托博菲公司员工代签，但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五，按照《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黄奕挺认缴740000元持有博菲公司18.5%的股权，而傅晓颖的上述转款为990000元，远远超出上述股权比例所需支出的投资款。李昉舟虽然主张还包括后续产生的费用，但未能举证证明。综上，争议的990000元款项的资金流向仅能证明与收购博菲公司股东的股权有关，但款项是向傅晓颖借款用于投资、或者款项本身是傅晓颖和黄奕挺的投资款，还应有证据予以甄别、证明。王晓玲、李闽泉、李昉舟未能举证证明傅晓颖、黄奕挺有委托李昉舟处理收购股权的事宜，故其三人主张傅晓颖的转款是傅晓颖、黄奕挺的投资款，不予采信。因此，本案争议的款项可以认定为王晓玲向傅晓颖借款用于李昉舟收购股权的投资款。根据傅晓颖与王晓玲的款项往来，傅晓颖请求王晓玲偿还尚欠借款855907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予以支持。傅晓颖同时请求李闽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闽泉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而本案借款也并非用于王晓玲、李闽泉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需，因此，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铭传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一、王晓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傅晓颖借款855907元，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傅晓颖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傅晓颖、李闽泉、李昉舟对王晓玲二审提供的王晓玲常住人口登记卡、转账凭条、活期明细查询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常住人口登记卡只能证明王晓玲曾用名为付晓玲，转账凭条只能证明王晓玲于2005年4月20日转账28000元给傅晓颖，活期明细查询只体现王晓玲相关银行账户2003年至2006年的资金变动情况。王晓玲提供的日期为2004年9月4日借款人为付晓玲的借条系王晓玲单方制作，傅晓颖否认曾收到该借条，故据王晓玲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王晓玲、傅晓颖之间的借贷有出具借条。王晓玲二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自认系李昉舟前妻的弟弟，其证言可信度较低，且傅晓颖对黄某证言不予认可，即使黄某证言属实，也只能证明傅晓颖曾于2011年6月间到过尤溪县台溪乡花岗岩料场，不足以证明本案争议款项是傅晓颖和黄奕挺收购股权的投资款，故对黄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傅晓颖提供向王晓玲转账支付1175400元的转账凭证，主张王晓玲向其借款1175400元，王晓玲抗辩其中990000元是傅晓颖和黄奕挺收购股权的投资款，一审关于本案争议的款项990000元为王晓玲向傅晓颖借款用于李昉舟收购股权的投资款的认定，理据充分，应予确认。王晓玲主张本案争议款项是傅晓颖和黄奕挺收购股权的投资款，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故对傅晓颖关于王晓玲向其借款1175400元，尚欠855907元的主张予以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傅晓颖于2011年5月5日至2015年10月11日间先后转账支付给王晓玲1175400元，王晓玲于2011年10月5日至2016年1月30日先后转账给傅晓颖319493元，傅晓颖主张王晓玲向其借款1175400元，尚欠855907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王晓玲主张涉案款项并非借款，其中990000元是傅晓颖和黄奕挺收购股权的投资款，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王晓玲应当偿还尚欠傅晓颖的借款本金855907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综上所述，王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59元，由王晓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海峰 审判员  陈庆辉 审判员  傅嘉钦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陈文能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