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科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晏园**店面**。法定代表人：胡维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长江，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市赣江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胜利广场招银大厦**。法定代表人：邹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霞，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科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昌市赣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江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科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长江，赣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小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赣江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赣江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科达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科达公司系代理赣江公司与吴浩强签订运输协议，运费也不是科达公司和吴浩强进行结算。《运输合作协议》系保险事故发生后，赣江公司因保险理赔的需要，要求科达公司出具的仅供保险理赔用途的材料，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条、第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和承运人对合同无效和货物损失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定相应的民事责任。三、涉案货损系在装货过程中忽降暴雨导致，属于不可抗力，应予免责。四、赣江公司自愿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公司）157000元，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民事调解书对科达公司无约束力。赣江公司放弃了相关权利，要求科达公司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装货时间、地点、地点均不是科达公司选择的货物不是由科达公司负责的。装货工作系由码头方按照赣江公司的指令进行，提货委托书也不是科达公司出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科达公司无需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六、科达公司系接受赣江公司代表邓军的指令代理相关事宜，邓军同时指令实际承运人吴浩强进行具体工作，赣江公司放弃了向实际承运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七、本案应以实际承运人吴浩强为一审被告，科达公司在一审时申请追加吴浩强为被告，一审未予准许，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赣江公司辩称，一、其与科达公司之间系承运关系，而非代理关系。二、科达公司以其无运输资质否认《运输合作协议》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据。三、科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对货物装船、运输、卸货的整个过程，均有确保货物安全的义务，其对涉案货损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346号民事调解书系本案索赔的具体依据。双方均参与了该案的一审庭审，赣江公司与保险公司协商系为减轻赔偿责任，科达公司对该调解结果明知，故该民事调解书应当作为科达公司向赣江公司赔偿的依据。五、科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货损系因不可抗力造成。六、科达公司作为承运人从事具体的运输行为系履行《运输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并非受赣江公司指示，赣江公司亦未指示吴浩强进行具体工作。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赣江公司只对科达公司享有《运输合作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科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导致货损，应承担赔偿责任。赣江公司向吴浩强请求赔偿无合同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赣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科达公司赔偿赣江公司货物损失159116元及利息（2019年7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科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8日，赣江公司（乙方）与浠水海大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公司）（甲方）签订运输协议。该协议约定，赣江公司受海大公司委托，以“豫信货12187”轮运输散装玉米1300吨，运价41元/吨，从湖北浠水码头至江苏扬中港。赣江公司负责为涉案货物投保，并承担货物损失赔偿责任。2018年7月2日，赣江公司为涉案货物向人保上海公司投保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综合险，保单载明的被保险人为海大公司。2018年6月30日，赣江公司（托运方）与科达公司（承运方）签订《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船名“豫信货12187”，船主吴浩强，承运玉米1300吨，从浠水到南通港或者靖江港，运费34元/吨，装货时间自2018年6月30日至7月2日（遇雨天顺延），船方需保证货物安全，不得缺失，不得受潮发生霉变；如船方违约则承担一切损失。此前的2018年6月24日，科达公司（甲方）与吴浩强（乙方）已经签订与前述协议类似的运输协议，约定涉案货物由吴浩强所属的“豫信货12187”轮运输。2018年7月2日，“豫信货12187”轮在起运港装货过程中突遇天降阵雨，因关舱不及导致装到船舱的玉米受雨水淋湿而致损。船主吴浩强遂通知科达公司，科达公司通知赣江公司，赣江公司遂通知人保上海公司。同年7月5日，科达公司向吴浩强出具声明函，要求积极配合保险公司理赔，将“豫信货12187”轮开往南通港以评估损失，赣江公司亦参与。同日下午，上海意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受人保上海公司委托，与赣江公司及科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拟登轮对货损情况进行查勘，但吴浩强不太配合，直到7月18日该轮到达南通港卸货才正式查勘，发现货物已经有水湿和发霉等受损现象。上海意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按公估程序，对受损货物经勘验和拍卖后，定损金额为196618.74元。在此期间的2018年7月10日，经科达公司盖章和公司业务代表胡长江、赣江公司业务代表邓军签字，与吴浩强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约定，玉米打湿与吴浩强无关，吴浩强应积极配合保险公司走理赔评估程序，配合玉米抢险。2018年12月4日，人保上海公司向被保险人海大公司支付了上述保险赔偿款，依法获得代位求偿权。2019年2月15日，人保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赣江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96618.74元及利息，案号为（2019）鄂72民初346号。此案审理过程中，赣江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科达公司和吴浩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准许。2019年5月10日，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吴浩强在此案庭审中辩称与科达公司之间是承托运关系。2019年5月31日，赣江公司与人保上海公司在一审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赣江公司同意向人保上海公司赔偿涉案货物损失157000元及诉讼费2116元（共159116元），于2019年7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作为（2019）鄂72民初346号案最终解决方案。一审法院将此调解书送达科达公司，并通知其退出此案诉讼。2019年7月19日，赣江公司向人保上海公司支付了约定的赔款159116元，全部履行了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内容。赣江公司遂将科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科达公司、赣江公司分别以承运方和托运方的名义签订涉案《运输合作协议》。从合同内容判断，双方正是对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要约和承诺，科达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否定此《运输合作协议》内容。即使该合同为事后补签，也可视为对此前法律关系的追认，对科达公司仍有约束力。该《运输合作协议》第7条、第8条约定，船方应保证货物安全，若违约承担一切损失。案外人吴浩强未参与该协议签订，故对赣江公司而言，船方就是科达公司，而非科达公司所辩称的吴浩强。科达公司与赣江公司若补签货运代理协议，并不必然影响相关保险索赔的权利，故科达公司对《运输合作协议》形成背景的抗辩理由缺乏说服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科达公司与吴浩强通过微信交流方式另外签订了相关运输协议，双方之间可按约定及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另行处理，并不影响赣江公司根据《运输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起诉科达公司。因此，科达公司庭审辩称应该追加吴浩强为本案共同被告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科达公司有无运输资质是行政管理性规范，而非法律效力强制性规范，在货损发生后再以运输条款无效作为抗辩理由以求免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事实表明，“豫信货12187”轮实际由科达公司安排运输，涉案运输的货物是玉米，从2018年7月2日装货港受到雨淋到7月18日在南通港被查勘定损，货损发生和最终形成是一个持续过程，属于科达公司与赣江公司明确约定的承担一切损失合同责任期间。科达公司未举证证明涉案货损都因不可预见、不可克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造成，故关于不可抗力而免责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赣江公司与人保上海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在一审法院开庭后，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并经一审法院以（2019）鄂72民初346号民事调解书方式确认。人保上海公司与赣江公司协商过程中，已经对诉求的赔偿金额作出让步，这已经减轻了相关责任方的赔偿责任，科达公司对此调解结果也是明知的，故该民事调解书可以作为赣江公司起诉科达公司索赔金额的依据。科达公司辩称调解而非判决结案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索赔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科达公司应该按涉案《运输合作协议》中关于承担一切损失的约定，向赣江公司承担涉案损失本金及利息的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科达公司赔偿赣江公司损失159116元及利息（从2019年7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348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741元，由科达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科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派船单和提货委托书，拟证明按照正常的装船提货流程，赣江公司在收到科达公司的提货委托后才能装船。赣江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涉及的船舶及货物均非本案中的船舶及货物，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赣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收条，拟证明其与科达公司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科达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内容虚假，系为配合保险理赔出具的，且该证据是科达公司扫描后传给赣江公司的，没有打款证明和证据原件，不能证明双方系运输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科达公司已自认该证据系通过扫描方式传给赣江公司，收条载明科达公司收到赣江公司转港费现金13000元，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科达公司作为一审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三、科达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四、是否可以依据另案调解书认定涉案货物损失金额。具体评判如下：一、关于科达公司作为一审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对立案受理的条件之一是要求原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即原告需适格，但是对于被告的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具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被告”的判断主要考察被告是否符合可识别的标准，主要从被告的身份、住所、住所地两方面审查告能够提供被告准确的名称、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就可视为有明确的被告。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审理阶段实体裁判的内容，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后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作出裁判。故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或“正确”的问题，除非原告有恶意滥诉的目的。科达公司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的法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至于其与赣江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以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实体裁判的问题。因此，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被告，并无不当。科达公司关于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问题（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第一，从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名称看，赣江公司和科达公司系分别作为“托运人”和“承运人”签订的该协议，明确表明了科达公司的承运人身份。第二，从《运输合作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双方正是对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要约和承诺。另，赣江公司还向科达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转港费13000元，进一步印证科达公司行使的是承运人的权利。第三，科达公司与赣江公司约定的运费为每吨34元，而科达公司与吴浩强通过微信签订的协议内容中约定的运费为每吨32元，该微信内容亦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要约和承诺。科达公司系通过签订运输合同的方式赚取运费差价，其并未表明系作为赣江公司的代理人与吴浩强签订运输合同。第四，科达公司主张《运输合作协议》系为了保险理赔而事后补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并且，科达公司与赣江公司若补签货运代理协议，并不必然影响相关保险索赔的权利，故科达公司对《运输合作协议》形成背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该合同为事后补签，也可视为对此前法律关系的追认，对科达公司仍有约束力。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科达公司主张其系赣江公司的货运代理人，但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否定《运输合作协议》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赣江公司与科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运输合同关系，科达公司关于其不是涉案货物承运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和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相关企业或个人不得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或者超越许可范围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因此，国内沿海内河运输属于国家许可经营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条规定：“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企业和个人，应当达到并保持相应的经营资质条件，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的承运人签订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科达公司没有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科达公司与赣江公司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无效。科达公司关于《运输合作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有关运输资质的规定是行政管理性规范，而非法律效力强制性规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科达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关于涉案货损是否因不可抗力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船舶在装卸及运输过程中发生阵雨甚至暴雨系较常见的天气情况，本案中货物运输发生在7月份，更是运输区段强对流天气较频繁发生的季节，作为承运人应当可以预见。即使不能预见，承运人亦可以采取更为妥善的积载措施或手段避免损害的发生，并且货损发生和最终形成是一个持续过程。科达公司未举证证明涉案货损系因不可预见、不可克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造成，故其关于涉案货损系因不可抗力造成从而可以免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行为，维护国内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国内水路运输安全，促进国内水路运输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在托运人对涉案货损无过错的情形下，若认定赣江公司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责任，会导致有合法运输资质的承运人比没有运输资质的承运人承担更重的责任，无疑会扰乱水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影响水路运输安全，不利于规范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行为，明显与上述条例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虽然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无效，但不影响承运人在其责任期间内所应负的管货义务。除非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否则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4条规定：“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无效，而且运输过程中货物发生了毁损、灭失，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向承运人主张损失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和承运人对合同无效和货物损失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定相应的民事责任。”双方并未约定赣江公司应对装卸货的损失承担责任。科达公司主张其和吴浩强均系接受赣江公司指令具体工作，并无证据证明，科达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赣江公司对涉案货损存在过错，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在科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对涉案货损存在法定免责事由或赣江公司对货损存在过错的情形下，科达公司应向赣江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最后，从合同无效的角度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首先应当是返还原物。因《运输合作协议》无效，科达公司应按涉案货物的原状向赣江公司返还货物，在其不能按原状返还的情形下，亦应赔偿货物损失。因此，科达公司关于其无需承担货损赔偿责任，赣江公司应承担过错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是否可以依据另案调解书认定涉案货物损失金额的问题赣江公司与人保上海公司就涉案货损在另案中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在一审法院开庭后，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审法院以（2019）鄂72民初346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该民事调解书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人保上海公司与赣江公司在协商过程中，已经对诉求的赔偿金额让步，这已经减轻了相关责任方的赔偿责任，科达公司对此调解结果也是明知的，科达公司亦未提供证据推翻该调解书确认的货损金额，亦未举证证明赣江公司放弃了相关权利，故该民事调解书可以作为赣江公司起诉科达公司索赔金额的依据。科达公司关于不能依据上述调解书认定涉案货物损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科达公司赔偿赣江公司货物损失159116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对双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科达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2元，由南通科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马文艳审判员 邬文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