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03民初1435号原告:王婧,女,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户，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宜杰，安徽正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蕾,女,197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公司员工，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芸，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婧与被告刘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婧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宜杰、被告刘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芸、被告刘蕾申请的证人刘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婧诉称：原、被告曾系朋友，被告与案外人樊敬刚系亲戚。2018年4月至5月间，原告向樊敬刚借款却误以为被告是实际出借人，以至于还款时通过银行汇款、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多次支付被告累计57.93万元。另案中，樊敬刚作为债权人、被告作为证人皆未承认二人存在资金代收关系，甚至否认被告收款与樊敬刚有关，遂将案涉款项排除在还款之外，原告作为债务人则被受诉法院判决归还樊敬刚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当前已审结生效。综上所述，原告出于自身误解或他人误导支付被告的款项，在不能视为归还樊敬刚借款且原、被告缺乏合同关系的前提下，由被告取得没有法律根据，显然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原告。据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57.93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7.93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付至债务清偿之日）。被告刘蕾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诉称向樊敬刚的借款误以为被告是实际出借人，以至于还款时通过银行汇款、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不是事实，原告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事实情况是,原告与樊敬刚之间存在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事实已由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之一民事判决书予以了确认，这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原告向被告借款时向樊敬刚出具了借条，每笔借款由樊敬刚转至原告的账户。现原告对这一重大事实却一直坚称误以为被告是实际借款人，显然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多笔转账为原告通过被告向他人借款或原告向被告配偶吴凡借款而归还的本金及部分利息，另外还有部分为原、被告之间的人情往来。综上，被告并未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在本次诉讼中隐瞒事实真相以及基础法律关系，只向法庭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意图通过诉讼的方式从被告处获得巨大利益。原告的这一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被告也保留追究原告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经审理查明：王婧、刘蕾系朋友关系，案外人樊敬刚系刘蕾表弟。经刘蕾介绍，王婧与樊敬刚相识。2018年5月期间，王婧陆续向樊敬刚借款。2019年5月20日，樊敬刚诉至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要求王婧归还借款本金55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照人民银行一至三年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计算）。王婧应诉后辩称，诉争的借款实际是其向刘蕾所借，樊敬刚仅仅是代为支付借款，后其根据刘蕾的指示陆续将借款归还至刘蕾以及樊敬刚、吴凡三个人的账户；借款的总额是727500元，其实际归还的数额是849800元，故诉争的借款已经还清。王婧并于2019年5月30日报警称樊敬刚与刘蕾涉嫌诈骗，公安机关于同年7月21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2019年7月29日，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202民初6736号民事判决，认定樊敬刚是讼争借款的出借人；2018年5月期间樊敬刚向王婧出借的借款共计85万元；对王婧所称支付给刘蕾、吴凡的款项即为归还樊敬刚借款不予确认；确认王婧、樊敬刚对讼争借款未约定利息，因樊敬刚自认王婧已归还借款30万元，故确认王婧尚欠樊敬刚借款55万元。据此判决王婧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樊敬刚借款本金55万元及自2019年5月21日起按年利率4.75%支付利息至该款实际清偿之日。王婧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9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2民终207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4月13日，王婧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刘蕾对王婧通过银行汇款、微信、支付宝等方式支付其57.93万元（银行转账支付36.3万元、支付宝支付7.09万元、微信转账14.54万元）之事实基本不持异议，但举证称：1、刘蕾丈夫吴凡于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通过转账方式出借417850元给了王婧，王婧转给刘蕾账户的款项，有部分是归还吴凡的借款，王婧出具了借条，因为此款已经归还，故借条已经还给了王婧；2、刘蕾作为担保人于2017年为王婧向刘某借款15万元，2018年9月3日王婧向刘蕾转账支付的15万元系归还刘某的借款，刘某作为证人在其出具的《证明》中记载刘蕾于2018年9月3日后将王婧转给她的15万元借款还给了他；3、2018年8月22日刘蕾转账给王婧10000元，王婧又转给刘蕾5000元，这是王婧向刘蕾借款10000元，归还了5000元，余欠5000元；4、2018年8月12日，王婧向刘蕾支付宝分两次转账共计2万元，此款系王婧通过刘蕾向第三方借款25万元所支付的利息；5、2018年11月22日王婧向刘蕾转账8万元，此款系刘蕾用自己车辆作担保为王婧向其他人借款，因借款快到期，由王婧向刘蕾转账8万元，让刘蕾将车子取回；6、2019年3月3日王婧转给刘蕾的2900元，系王婧将向其他人借款的利息转给了刘蕾。王婧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质证认为：1、吴凡与刘蕾于2006年10月登记结婚，后离婚、再婚、又离婚，多次反复，现在处于离婚状态。吴凡于2017年10月20日、2018年2月28日、3月23日向王婧汇款累计217850元，不在吴凡与刘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视同王婧与刘蕾间存在资金往来，和本案无关。2018年5月2日，吴凡分四笔每笔5万元共转账20万元给了王婧，随后王婧按照吴凡的指示向案外人夏云汇款20万元，因为吴凡欠夏云钱，夏云催款比较急，吴凡表示自己没有钱还，向第三方借款来还款，故其借王婧的账户只是过个账，此20万元和王婧无关；2、王婧没有向刘某出具过借条，刘某与刘蕾系朋友和邻居，刘某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笔借款是和樊敬刚那笔借款相匹配；3、2018年8月22日刘蕾转账给王婧的10000元，是刘蕾应退给案外人李洁明办理房屋贷款的费用，因刘蕾知道王婧与李洁明存在借贷关系，故刘蕾自认为应该代李洁明退还给王婧；4、刘蕾所称向第三方付款和利息，均指向樊敬刚的债权，只是王婧误以为实际债权人是刘蕾，且刘蕾也主动向王婧催款了，故王婧2018年8月12日向刘蕾支付宝转账2万元，并不是王婧和刘蕾存在借贷关系；5、刘蕾有无用自己车辆为王婧担保，王婧并不清楚。即使存在担保，王婧于2018年11月22日向刘蕾转账8万元也是和樊敬刚债权相匹配；6、2019年3月3日王婧转给刘蕾的2900元是否是王婧将向其他人借款的利息交给了刘蕾不能确定，只是刘蕾的单方陈述。庭后，刘蕾向本院补交了交易明细、吴凡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账户明细，证明：1、2017年王婧通过刘蕾担保向刘某借款15万元，2017年年底，因刘某买房需要资金，让刘蕾通知王婧还款。因王婧一直未还，2018年3月27日，吴凡通过手机银行将7万元还到了刘某老婆唐宣兰账户，剩余8万元大概分三次还给了刘某；2、2018年11月22日王婧向刘蕾转账8万元系因刘蕾为王婧的借款用车子向借款人姚天鹏提供了担保，后因王婧不能还款，姚天鹏要用刘蕾担保的车辆抵偿，王婧为了不让刘蕾的车辆抵偿其借款，于2018年11月22日向刘蕾转账8万元。刘蕾收到上述8万元后，因当天没有时间去办理，当天将8万元转给了其表弟樊敬刚，让樊敬刚帮忙把钱给姚天鹏。樊敬刚收到该8万元后，当即便将钱转给了借款人姚天鹏。故上述15万元及8万元均不构成不当得利。王婧对交易明细、吴凡出具的《情况说明》质证意见为：不属实。吴凡陈述的还款时间与证人刘某在书面《证明》中交代的还款时间不相一致。前者是2018年3月27日开始还款，后者是2018年9月3日以后开始受领还款；对账户明细质证意见为：待证事实不成立。1、如果姚天鹏是资金提供方和出借人，为何提供资金的具体金额、日期不明确？为何没有王婧出具的债权凭证和指向王婧的支付凭证？刘蕾又为何不告知姚天鹏的收款账户让王婧自行还款？为何多此一举经刘蕾中转还款？2、刘蕾用车子向姚天鹏提供担保，车辆的号码以及登记在何人名下却有意含糊。3、刘蕾收款后既然选择转账，为何不直接汇给姚天鹏？而汇给樊敬刚又能给刘蕾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刘蕾向樊敬刚付款的时间与樊敬刚向姚天鹏付款的时间仅相差3分钟，如此短的时间内存在什么障碍以至于必须增加一个交易环节？上述反常现象反证了几种可能：①刘蕾或樊敬刚与姚天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与王婧无关，特别是形成于2018年4、5月份之后的债务关系，刘蕾从王婧处收款后再用于清偿姚天鹏的债务。②刘蕾用樊敬刚的车辆为王婧融资，姚天鹏将款项提供给樊敬刚，二人由此形成借贷关系。樊敬刚转借王婧进而持有王婧出具的债权凭证。刘蕾向王婧催款时强调了款项的由来和要款的目的，但隐瞒了各方的关系。王婧还款资金经流刘蕾向樊敬刚再至姚天鹏，樊敬刚以此消灭于姚天鹏的借贷关系，并取回用于质押担保的车辆。③姚天鹏于各方均无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与樊敬刚存在业务往来，所谓的借款、押车都是莫须有的借口，刘蕾人为地将王婧→刘蕾→樊敬刚→姚天鹏的资金流编织起来粉饰一下从而制造假象。另查明：吴凡与刘蕾于2006年10月登记结婚，于2016年5月13日离婚、于2018年5月2日复婚、于2019年3月27日又离婚。刘蕾称与吴凡婚后至今一直在一起共同生活，因小孩上学、买房等原因办理过离婚，但只是名义上的离婚。刘蕾申请刘某出庭作证时向本院提交了刘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刘蕾于2017年带王婧到刘某店里（香槟超市）借钱，王婧出具借条后并由刘蕾担保，刘某将15万元借给了王婧。2018年9月3日以后，刘蕾将王婧转给她的15万元归还了刘某。庭审中，刘某称刘蕾还过钱后，其即将借条归还给了刘蕾。刘蕾称其收到借条后告诉了王婧，王婧让其把借条撕毁了。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2民终2075号民事判决书、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谈话笔录、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被告提交的结婚证、对账单、账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情况说明》、账户明细、证人刘某证言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被告对原告通过银行汇款、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向其支付57.93万元基本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认为此款系归还案外人樊敬刚借款之主张未被已生效的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2民终2075号民事判决书采信，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返还该款，故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收取上述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一、被告称吴凡于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通过转账方式出借417850元给了原告，原告转给被告账户的款项有部分是归还吴凡的借款。因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吴凡与被告处于离婚状态，故吴凡与王婧此期间资金往来状况非本案审理范围，即原告向被告付款不能确认为归还吴凡借款；二、2018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的15万元是否如被告所称系原告归还刘某的借款。原告委托代理人否认原告曾向刘某出具过借条，吴凡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8年3月27日向刘某妻子唐宣兰还款7万元，剩余8万元大概分三次还给了刘某。此与刘某当庭证言及其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还款时间及由刘蕾还款矛盾，故本院不能确认2018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的15万元系原告归还刘某的借款；三、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通过其向何人借款，故其称2018年8月12日原告转给其账户2万元系支付他人利息、2018年11月22日原告转给其账户8万元系归还他人借款、2019年3月3日原告转给其2900元，本院均不予采信；四、2018年8月22日被告转账给原告10000元，原告称此款系被告应退给案外人李洁明办理房屋贷款的费用，因被告不认可，本院对原告此陈述事实不予确认。综上，被告收取原告支付的案涉57.93万元款项并无合法根据，故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该款及赔偿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转账给原告的10000元应予扣减，即被告应当返还原告56.93万元。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婧56.93万元并自2020年4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王婧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97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8317元，原告王婧负担25元，被告刘蕾负担82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顺旺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文杰书记员何丽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或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