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粤01执复349号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王东芳，女，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均，广东富临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金辉路38—40号。负责人：郭红光。被执行人：广州翔芝茂印刷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龙洞街********。法定代表人：张碧霞，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执行人：广州市天河新侨友印刷厂，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南路**海铭工业园**div>法定代表人：罗桂惠。复议申请人王东芳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6执异64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执行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公司)与被执行人广州翔芝茂印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芝茂公司）、广州市天河新侨友印刷厂（以下简称新侨友印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翔芝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东芳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纠正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名单信息，取消王东芳的失信记录信息。执行法院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华光公司与翔芝茂公司、新侨友印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9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457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一、翔芝茂公司向华光公司支付货款575471.69元；二、新侨友印刷厂对上述债务在200000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翔芝茂公司追偿。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7月21日，执行法院以（2016）粤0106执6889号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在限期内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被执行人未履行。2016年9月15日，执行法院查封被执行人的制版机机械设备一批。2017年3月29日，执行法院依法对上述设备提起拍卖，经逛南粤大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为175140元，执行法院依法委托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但无人竞卖，第二次拍卖仍未能成交。2018年3月5日，经执行法院告知，申请执行人表示愿意以上述财产的第二次拍卖底价即119096元以物抵债，执行法院遂裁定将该批机械设备交申请执行人抵债。2018年3月19日，执行法院作出（2016）粤0106执6889号限制消费令，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东芳限制消费，责令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等。2018年3月16日，本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另查，翔芝茂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日，注册资本80万元，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异议人王东芳自翔芝茂公司成立起至2019年5月15日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15日，经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碧霞。执行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本案中，异议人王东芳自翔芝茂公司成立起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涉案债务发生在其任职期间内，其负有组织被执行人财产履行（2017）粤0106民初6129号民事判决的义务。执行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至今仍未履行义务，被执行人此后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不能否定异议人曾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且异议人和被执行人实施的变更行为，其实质是逃避债务的行为。因此，执行法院作出限制被执行人及异议人高消费的决定并无不当。异议人的异议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王东芳的异议。王东芳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执行法院在2018年3月19日作出的（2016）粤0106执6889号限制消费令，将翔芝茂公司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东芳限制消费。对此，复议申请人没有异议。但翔芝茂公司在2019年5月15日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碧霞。由于复议申请人当前已经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单位负责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失信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名单中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芳”信息，与当前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二、翔芝茂公司作为（2016）粤0106执6889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其依据文号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99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没有判决复议申请人应承担债权人华光公司损失的民事责任。而（2016）粤0106执6889号限制消费令，之所以涉及到复议申请人，是因为复议申请人曾是翔芝茂公司（从成立到涉案变更登记前）的法定代表人。其主要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内容，涉及到具体的适用对象和不同的法律后果，相关人员若被解除了原单位的相关职务或身份后，能否实施款规定行为，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禁止。上述规定，本质上体现了公司作为法人民事主体的独立性，及法人财产的独立性。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是针对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必须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但此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并列的民事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从属关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可知：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实质上是公司内设职务或身份，是公司内部管理架构之一，且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法人在同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能否变更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变更之后，相关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内容，法院应不应该进行相应的纠正更新？假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不能纠正更新的，此时，若新的法定代表人没有被限制相关消费导致公司不执行生效判决，而旧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关联，又无权处理公司事务，却又被限制高消费。这明显违背了法院设置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制度的初衷，变相地将法人债务与其职务人员个体“捆绑”在一起，加重了职务人员的民事责任，侵犯了职务人员的正当权益。三、（2019）粤0106执异644号裁定认定被执行人于2019年5月15日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行为，并不能否定复议申请人曾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且变更行为实质上是逃避债务的行为。该认定的部分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实质是混淆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内涵，变相加重了复议申请人的非法义务。l.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可知：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尽管涉案债务发生在复议申请人担任翔芝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但该债务的履行仍由翔芝茂公司独立承担，复议申请人对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复议申请人负有组织被执行人履行的管理义务，是基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职责。当前，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张碧霞，复议申请人已失去管理公司事务的身份和职责，无权组织被执行人继续履行执行义务，应当由被执行人的新法定代表人张碧霞履行该组织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所规定的11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并没有适合复议申请人的承担责任方式。因为涉案债务属于单位所有，清偿理应通过单位的财产来履行。但复议申请人能够组织单位清偿债务的前提之一，必须有相应的单位职权，且能够影响到实际履行。在涉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19年5月15日）之前，复议申请人具有“影响单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和职权（注：这期间之所以没有能够履行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因为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是，复议申请人当前己不是翔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担任其他职务，已丧失了影响公司债务履行的职权和能力。四、本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律精神，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结合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备案的事实，请求法院纠正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法院不能为了终结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与债权人华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损害复议申请人的权益，毕竟复议申请人不是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主体。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撤销（2019）粤0106执异644号执行裁定书，依法纠正失信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名单信息，取消关于复议申请人的失信记录信息。本院经审查，对执行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东芳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可见，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均可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本案中，复议申请人王东芳于2011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担任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涉案买卖合同纠纷发生于2014年，执行依据于2015年作出。从涉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发生、执行依据的作出以及申请执行人2016年申请强制执行直至2019年5月，复议申请人王东芳一直是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此后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碧霞，但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在复议申请人王东芳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未履行债务，复议申请人王东芳对于债务的履行亦负有直接责任，故执行法院认定其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并无不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法发[2019]35号）第17条第一款第(2)项规定：“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第17条第二款规定：“上述人员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并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提供虚假证据或者违反承诺从事消费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恢复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施，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从重处理，并对其再次申请不予批准。”根据上述意见，案件执行期间，单位被执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需要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并应对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负有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复议申请人王东芳作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后，未积极主动履行义务，反而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他人员，在无证据证明确因经营管理需要的情形下，该变更明显有规避执行之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意见，复议申请人王东芳亦应对其不是被执行人翔芝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对其要求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申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复议申请人王东芳要求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人王东芳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6执异644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皓审判员 叶洁靖审判员 黄 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何耿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