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5851号原告：胡某2,男,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四川明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华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某，女。被告：胡某5，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住上海市。被告：胡某3，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崇明区。被告：胡某4，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女，汉族，住上海市。原告胡某2与被告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胡某5、胡某3、胡某4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根据胡某2的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对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胡某2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被告胡某5、被告胡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房集团公司)及胡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2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与胡某1于1996年5月23日就上海市徐汇区凯旋一村XXX号XXX室公有房屋签订的编号为(95)徐家汇012号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胡某2系胡某1与徐某某之子,徐某某于2007年1月17日死亡,胡某1于2019年4月12日死亡。1989年,胡某1因原住房面积小,单位增配其上海市徐汇区凯旋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一套,同住人为胡某1及胡某2,胡某2一直居住在该房屋,至今已有三十年。2019年7月,经胡某2查,1996年胡某1与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上海市徐汇房管局徐家汇房管所签署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中,“胡某2”的签名非胡某2本人所签,系他人冒充胡某2签名。2019年8月13日,胡某2到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该房信息时发现胡某1是该房的产权人。胡某2认为,1996年5月23日,胡某1与上海市徐汇房管局徐家汇房管所在胡某2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由胡某1购买该房,严重侵犯了胡某2的合法权益。公房买卖协议中有人恶意冒充胡某2签名,伪造胡某2印章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对胡某2合法利益的严重侵犯。为此,为维护胡某2合法权益,胡某2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徐房集团公司庭后辩称，上海市凯旋一村XXX号XXX室房屋由徐房集团公司授权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高建物业有限公司全权经营管理，并由上海高建物业有限公司直接享有并承担系争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授权徐房集团公司经营管理直管公房，包括系争房屋。1996年左右，公有住房买卖是由买受人自己领取材料回去签字后，到物业公司来办理手续，是否为同住人本人签字不在物业公司审查范围之内。从公有住房变为产权房，由物业公司收取租金变为收取物业管理费，每年向该住户发通知收取物业管理费，该户之前没有拖欠过物业管理费，所以该房子为产权房，居住在该套房子的人应该是明知的。即使现在笔迹鉴定委托协议上胡某2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字，也不影响到该套房屋的合同效力。胡某2在其父亲去世前从来没到被告公司来提出过异议，直到父亲去世后，2019年8月至9月到被告徐房集团公司来要求撤销合同，被告徐房集团公司要求其自行提起诉讼。胡某5、胡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第一，系争房屋是胡某1单位增配给胡某1的，原承租人也是胡某1，1996年是由胡某1本人购买系争房屋变更为产权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依法完成了登记，并不存在合同法52条规定的情形。原告依据的关于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实施细则，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讼争合同应该是属于有效的。第二，胡某2一直住在系争房屋内，也是胡某1之子，胡某2自称不知道房屋性质不符合常理。第三，系争房屋的物业费也是每年交清的，原告住在系争房屋内，故物业费系原告缴纳。本案并不是因为胡某1买卖合同引发的诉讼，而是因为胡某1去世后遗产分割引发的诉讼。另外，系争房屋是1996年购买的，至今已经有24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了。胡某3未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胡某1与徐某某系夫妻关系，育有胡某2、胡某3、胡某4、胡某5。系争房屋系胡某1单位因达丰一村XXX号房屋住房面积小，人口多，拥挤可能而增配，受配人为胡某1、胡某4。胡某2户口于1991年4月3日由曹阳路达丰工房XXX号迁入新址房屋并居住在系争房屋内。1996年5月10日，胡某1、“胡某2”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私章，确定该房屋为胡某1个人所有，1996年5月21日填写的本户人员情况表载明，家庭成员为胡某1、胡某2二人。1996年5月23日，胡某1与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代理人徐汇区房产管理局徐家汇房管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95-徐家汇-12，房屋全价10,530元)，并提交了本户人员情况表、购买公有住房职工连续工龄证明等材料后，于1996年5月30日取得系争房屋的产权。胡某1于2019年4月13日报死亡，徐某某于2007年1月17日去世。系争房屋物业管理费支付至2019年12月底。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需检的“胡某2”签名不是胡某2本人所写。另查明，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3月14日被批准成立，于1996年3月22日工商注册成立。胡某4于2019年10月11日提起遗嘱继承纠纷，于2020年1月3日撤回起诉。以上事实，除到庭当事人陈述外，另有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本户人员情况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调配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居委会证明、徐房集团的工商内档等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审理中，原告表示，自1991年起，系争房屋的相关费用包括清洁、保安等均由原告支付，缴纳物业费是正常的行为，原告不清楚是支付租金还是物业管理费，并否认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印章系原告的，对此，被告胡某5、胡某4表示，2000年前由父亲胡某1支付的，2000年后由原告支付的，原告也有出租的，也有自住的等情形。被告胡某4表示，系争房屋的房产证和户口簿原在胡某1手上，现在胡某4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上海市《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购买成本价公有住房的对象，应当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和其同住成年人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按成本价购买公有职工住房的对象为获得新分配住房的职工和在住所地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和年满18足岁的同住成年人。凡承租户内有多人的，应协商确定购房人。上述暂行办法、细则既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又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胡某2户口于1991年迁入系争房屋，其自认，自1991年起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现胡某2在胡某1于2019年4月13日报死亡、徐某某于2007年1月17日去世后以1996年6月《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签名及私章系冒签、私章不真实、不知道胡某1购下系争房屋产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系争房屋的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胡某4提起遗嘱继承纠纷后，胡某2向本院提起确认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之诉，现胡某2声称其居住在系争房屋内，支付相关费用，但对系争房屋的租赁还是产权性质状况不知情，均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胡某2对胡某1购买系争房屋知情且同意，现胡某2未进一步提供胡某1与徐汇区房产管理局徐家汇房管所间《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效情形的充分证据，被告上海市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上海市徐汇房管局徐家汇房管所从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公有住房买卖手续的相关审核义务，该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应认定是合法有效的，这也利于维护房屋交易的稳定性，故胡某2要求确认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与胡某1于1996年5月23日就上海市徐汇区凯旋一村XXX号XXX室公有房屋签订的编号为(95)徐家汇012号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元，减半收取计63元，由胡某2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胡某2负担。司法鉴定费12,000元，由胡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俭蓉人民陪审员  陈卫国人民陪审员  叶春艳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 助理  金 雯书 记 员  金 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