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琼民申3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1，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2，男，194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3，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以上三位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柯某1，男，1961年6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3),，二审期间已故）长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柯某2，男，1963年6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1),现住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徐秀梅次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柯某3，女，1970年1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6),现住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徐秀梅女儿。 以上三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赵某1、赵某2、赵某3因与柯某1、柯某2、柯某3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民终21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赵某1、赵某2、赵某3申请再审称，一、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首先，吴爱玉没有在《土地房产草契》上亲手签名盖章，吴爱玉不会写字，《土地房产草契》中“吴爱玉”与契约内容中代书人杨荣仁所写“吴爱玉”属同种笔迹，且非常工整，明显不是吴爱玉的签名，不符合草契中“亲手签名盖章”之约定，因此无效。其次，徐秀梅不具有受让涉案土地的村民资格。涉案土地所有权人为海口市琼山区桂林社区居委会桂林下队村民小组，土地的性质为农村集体土地，用途为农村宅基地，徐秀梅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土地房产草契》上其住址也明确为“香港”，并非桂林下村村民，不具有受让宅基地的村民资格，其受让行为无效。再次，涉案土地及房产是赵经礼、赵黄金夫妇的共同财产，有本村村民的证言证词、桂林社区及街道办证明复印件、本村村民赵某2集体土地证复印件、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关系图谱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现场照片等证据予以证明。其过世后，该财产属于赵氏家族成员的财产，吴爱玉只享有1/24的份额，其对涉案财产不具有完全处分权，其与徐秀梅所签订的《土地房产草契》因无权处分，未经追认而无效。由于本案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因此柯某1、柯某2、柯某3必须是先取得涉案土地及房屋物权的情况下才能够提出保护的问题，原审法院直接跳过物权确认的前置程序审理物权保护，明显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二、涉案土地为集体所有宅基地，虽然有某些部门盖章，但未经权力机关批准，不能改变其无效的结果。涉案《土地房产草契》上即使有部分政府部门盖章，并不能因政府的盖章认可行为进而推定合同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审批的最基层单位为区、县级人民政府，涉案草契上仅有“琼山县府城镇城东管区”、“琼山县府城镇人民政府”和“琼山县房产管理所”的印章，没有加盖“琼山县土地管理局”印章，更没有“琼山县人民政府”的印章，因此所谓政府部门盖章行为并不会导致草契有效。再者，涉案土地及房产至今仍未能办理产权登记至徐秀梅的名下，进一步说明其受让房产的行为不被政府认可和批准，完全是私下无效的行为。综上，徐秀梅与吴爱玉于1990年4月签订的《土地房产草契》因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应当确认无效。三、双方对涉案集体土地的交易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1998年实施的土地法第六条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第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四十七条规定“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可以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004年修正的土地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本案中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具有特定身份限制，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允许对外转让，此类的买卖直接会危及农村居民的生存权益，而吴爱玉与徐秀梅所签订的《土地房产草契》买卖的标的不仅是房屋，而且还包含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徐秀梅不仅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更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涉案的《土地房产草契》因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其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其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用地法律和政策通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者小产权房”。《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促进宅基地制度的严格管理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着广大农民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以及其他变相导致农民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应依法确认无效”。由此可见，国家对农村宅基地、农村房屋的买卖行为一直保持高压禁止态势，原一、二审判决未能遵照执行，显属违法。综上，原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裁定的”、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柯某1、柯某2、柯某3的诉讼请求。 柯某1、柯某2、柯某3提交意见称，一、原一、二审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某1、赵某2、赵某3的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理由如下：从赵某1、赵某2、赵某3提交的以下所谓“新证据”来看：1、该《证明》、《本村村民居民证言》、《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关系图谱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照片》等，在原一、二审诉讼时已经存在且完全可以取得并提供，但在原一、二审诉讼当中赵某1、赵某2、赵某3并没有依法提供举证，直到申请再审时才提供。故上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的再审“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2、同时，该《证明》的内容没有载明土地的地名、四至范围及土地面积，也没有经办人签名及联系方式，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应不予认可；《本村村民居民证言》无法确认村民居民签名按手印的真伪，证人未依法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不真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照片》既没有拍摄人及拍摄时间，也无法证明与本案诉讼标的物有关联，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关系图谱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在原一审时赵某1、赵某2、赵某3已经提交过，不属新证据，且该材料也无法证明“其家族成员关系情况及涉案土地及房屋归赵某1、赵某2、赵某3家族共有”的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综上，赵某1、赵某2、赵某3提供的以上所谓证据材料，既不属于再审的新证据，亦无法推翻原判，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赵某1、赵某2、赵某3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其理由如下：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及相应的土地权益，系徐秀梅于1990年4月通过买受的方式从吴爱玉（于2006年去世）处取得的。徐秀梅先后三次向赵某3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项合计8.8万元。徐秀梅与吴爱玉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行为，当时经过吴爱玉所在的××组长赵和美的签名盖章确认和原琼山县府城镇城东管理区、原琼山县府城镇人民政府盖章审批同意，报请原琼山县房产管理所亦盖章审批同意并注明“产权清楚，同意办理过户手续”。在××县财政所的审批同意之后，徐秀梅向原琼山县建委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房宅交易手续费600元，向原琼山县财政局缴纳了2400元并办理了契税等完税手续。吴爱玉于1990年7月将涉案土地及房屋交付给徐秀梅使用，自1990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徐秀梅除自有居住外还将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及托付给他人照管。原判认定徐秀梅具有涉案房产及土地的相应权益的案件基本事实，有柯某1、柯某2、柯某3于原一审时提供的《土地房产草契》（上面有吴爱玉、徐秀梅的签名、按手印以及有关单位的盖章及审批意见）、《支付购房定金、购房款收款收条》（三张，上面有赵某3的签名、按手印）、《致府城财政所的函》、《房宅交易手续费专用发票》、《契税收款票据》、证人杨玉连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桂林社区桂下居民小组（组长赵亚九签名）盖章和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桂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盖章共同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2009年8月3日）、《徐秀梅用地宗地图》（2009年8月8日）、《徐秀梅用地坐标图》（2013年7月9日）、《地籍测绘发票》（2013年7月9日）、《房屋管理现状的相片》（2013年7月9日拍摄）等众多的证据组成的证据链条，这些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判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2、赵某1、赵某2、赵某3主张“涉案土地及房屋系其赵家家族成员共有财产，吴爱玉对涉案房屋不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因此，其签订的《土地房产草契》属于无权处分，也未经过其他权利人追认而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1）时至今天，赵某1、赵某2、赵某3均无法向法院提供任何书面凭证和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审批文件以及其所在城镇基层集体组织出具的有关证明等证据，来证明“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原系其赵家家族成员共有财产，而非吴爱玉个人自有财产”这一事实。（2）本案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在出卖给徐秀梅之前，系吴爱玉自有产权的财产的事实是清楚的，并无争议。首先，吴爱玉已经对所出卖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作出了“自有产权”的保证及承诺（详见《土地房产草契》的相关记载内容）。其次，徐秀梅亦经过再三确认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系吴爱玉自有产权的，进而才同意购买的。再者，徐秀梅与吴爱玉对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的交易行为，先后经过吴爱玉所在××组长赵和美的签名盖章确认、原琼山县府城镇城东管理区及原琼山县府城镇人民政府调查确认和盖章审批同意，并报请原琼山县房产管理所再次调查确认后进行盖章审批同意并特别注明“产权清楚，同意办理过户手续”的。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桂林社区桂林下居民小组及桂林社区居委会于2009年8月3日再次共同为徐秀梅出具过《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证实“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系徐秀梅的使用地”，进而印证及认可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在出卖之前系吴爱玉的自有财产的事实。（3）徐秀梅受让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并使用管理长达23年以来，赵某1、赵某2、赵某3没有提出过异议。首先，赵某2、赵某1当时就居住生活在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旁边的自家房屋里，其对吴爱玉将其自有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出卖给徐秀梅所有的行为，和对上述城镇基层集体组织单位、政府部门先后的审查核对及审批同意吴爱玉与柯某1、柯某2、柯某3的母亲徐秀梅之间的买卖行为，并对徐秀梅多年来合法占有使用管理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的行为，不但是知情的，而且也是无异议的。这一事实从原二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琼01民终698号《民事裁定书》第13页第3自然段所记载“赵某2自1990年知道吴爱玉将其自有的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出卖给徐秀梅，但其一直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查明部分得予印证。其次，自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4月期间，徐秀梅按照出卖人吴爱玉的要求，分三次向赵某3支付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的购买款，并且是赵某3亲自向徐秀梅出具《收款收据》的。可见，赵某3当时已经明确知道其母亲吴爱玉已将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出卖给徐秀梅，其本人也是无异议的，否则，其当时应给予阻拦及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再次，自从吴爱玉于1990年4月将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出卖给徐秀梅并移交给徐秀梅家庭合法占有居住使用至2013年7月，已达23年之久，赵某2、赵某1、赵某3从未向徐秀梅提出异议及向有关组织、部门反映过。三、赵某2、赵某1、赵某3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其理由如下：1.本案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的权益系柯某1、柯某2、柯某3的母亲徐秀梅通过买受的方式从吴爱玉处取得，其享有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权益。赵某2等人以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系祖宗地为由，雇请他人拆除涉案房屋及围墙，并在涉案土地上重建围墙并在出入口出安装铁门阻拦柯某1、柯某2、柯某3的母亲徐秀梅进入涉案土地的行为已经构成民事侵权”事实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四）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原判，适用法律并无不当。2、赵某2、赵某1、赵某3关于“徐秀梅与吴爱玉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1）双方当事人于1990年4月交易本案涉案房屋及附属庭院土地时，法律、法规及政策对“购买方徐秀梅系香港居民的特殊身份和本案属于乡镇的房屋及附属庭院土地的交易行为”并未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且本案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在徐秀梅买受之后，已经属于“城镇国有土地’的性质，故赵某2、赵某1、赵某3以1998年之后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有关规定主张徐秀梅与吴爱玉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无效，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无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2）徐秀梅与吴爱玉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符合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及政策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本案当事人关于涉案房产及相应土地的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依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批复及司法惯例，亦是应支持徐秀梅与吴爱玉就本案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交易行为并确认徐秀梅已经取得本案涉案房屋及土地的相应权益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9日发布的《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明确：“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手续的地方，还应依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以及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京高法发[2004]391号)、《北京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实务疑难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2006年9月14日)“对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对于1999年1月1日土地法修订之前，将房屋转让给回乡落户的干部、职工、退伍军人以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亦可认定转让合同有效。……”，以及参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号)“对于发生在本乡(镇)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农村房屋买卖，认定为有效;对于将房屋出售给本乡(镇)以外的人员的，如果取得有关组织和部门批准的，可以认定为有效，……”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吴爱玉与徐秀梅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系经过吴爱玉所在的集体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当时的房屋交易政府主管部门的层层确认审批及同意，徐秀梅已经向吴爱玉（赵某3）支付了全部的购买款及依法向政府财政部门缴纳了契税、房宅交易费等税费”的事实，结合“徐秀梅受让涉案房屋及附属庭院土地之后，长期合法占有、管理、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故，本案吴爱玉与徐秀梅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也应是合法有效的。退一步来讲，即使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精神来看，本案吴爱玉与徐秀梅签订的《房屋买卖草契》也应属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赵某2、赵某1、赵某3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情形。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赵某2、赵某1、赵某3的再审申请，维护原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及和柯某1、柯某2、柯某3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复查查明，吴爱玉的女儿赵艳及儿子赵某3于2019年1月15日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吴爱玉于1990年4月与徐秀梅签订的《土地房产草契》无效，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该案属于重复起诉为由，作出（2019）琼0107民初852号民事裁定，驳回赵艳、赵某3的起诉。赵艳、赵某3不服，提起上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琼01民终399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判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的问题。赵某1、赵某2、赵某3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了本村村民的证言证词、桂林社区及街道办证明复印件、本村村民赵某2集体土地证复印件、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关系图谱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现场照片等证据作为再审新证据，予以证明案涉争议的土地房屋属于赵经礼、赵黄金夫妇的财产，赵经礼、赵黄金夫妇去世后该财产属于赵氏家族的共同财产，原判认定为吴爱玉的个人财产，认定事实错误。由于上述证据属于赵某1、赵某2、赵某3在原审中就可以提取的证据，且不存在提交障碍，故上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以采纳上述证据为本案再审新证据。同时，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来源和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内容亦无法证明其主张，柯某1、柯某2、柯某3对此不予以认可。故，赵某1、赵某2、赵某3的此项再审请求没有事实根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二、关于原判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的问题。案外人吴爱玉与柯某1、柯某2、柯某3的母亲徐爱梅签订《土地房产草契》后，已经向吴爱玉支付了8.8万元的全部价款，吴爱玉的儿子赵某3已出具了收款收据。该契约约定的土地四至、面积及房屋间数标注均清楚，时任吴爱玉所在××组长的赵和美已签名盖章确认，原琼山县府城镇城东管理区及原琼山县府城镇人民政府也确认和盖章审批同意，原琼山县房产管理所经调查确认后不仅同意加盖公章并注明“产权清楚，同意办理过户手续”。随后，徐秀梅于1990年4月18日向原琼山县建委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房宅交易手续费600元，同日原琼山县房产管理所向府城财政所出具内容为“吴爱玉和徐秀梅房屋买卖已达成协议，成交价4万元，请按规定办理契税手续”的书面文书后，徐秀梅向原琼山县财政局缴纳了契税2400元。吴爱玉已于1990年7月将涉案土地房屋交付给徐爱梅管理使用，1990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徐爱梅除了自有居住外，还将其余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及托付给他人管理。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徐秀梅提供的《土地房产草契》《致府城财政所的函》《房宅交易手续费专用发票》《契税收费收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并不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故赵某1、赵某2、赵某3的此项再审主张与事实不符，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三、关于原判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的问题。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徐秀梅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了案涉争议房屋、土地后，已经对该房屋、土地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占有、管理和使用，虽然案涉房屋土地未办理产权登记确认并领取权属证书，但不影响徐秀梅的继承人柯某1、柯某2、柯某3对案涉争议房产土地享有占有、管理、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赵某1、赵某2、赵某3以该地为其祖宗地为由，雇请他人拆除案涉土地、房产围墙后重建围墙并安装铁门，阻拦徐秀梅进入案涉土地房产已经构成侵权。故，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判决赵某1、赵某2、赵某3停止侵权，排除妨碍，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赵某1、赵某2、赵某3的此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赵某1、赵某2、赵某3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第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某1、赵某2、赵某3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夏 艳 审 判 员  郑 船 审 判 员  赖凯萍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一帆 书 记 员  文晨旭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申请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