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1行终3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城，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义财，男，197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义武，男，197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义想，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义俤，男，198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住所地：福建省永泰县樟城镇安华商贸城****。 法定代表人：林明华，分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煜。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狮，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住所地：福建省永泰县樟城镇安华商贸城****。 法定代表人：张义文，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晴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生营，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义城、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因与被上诉人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永泰县林业局林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5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义城、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被上诉人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煜、邹金狮，被上诉人永泰县林业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晴国、廖生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义城、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上诉请求：一、依法开庭审理,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黄义城原审诉讼请求。二、将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次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问题移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审判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存在以下故意违反法定程序、违法认证否证、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枉法裁判情形。一、故意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在（2019）闽0125行初1号案件的审理中,已经对本案争议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实体审理,本案一审判决书转述的原、被告各方陈述、答辩和举证、质证内容均是（2019）闽0125行初1号案件庭审笔录的翻版,说明原审早在（2019）闽0125行初1号案件审理中就已经查清全案事实,但却不作出实体判决,而以被诉的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森林分局）作出的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与上诉人无关的违法理由,作出驳回上诉人黄义城起诉的裁定,足见原审法院自认其无法从实体上找到判决驳回上诉人黄义城诉讼请求的合法理由,于是在上诉人的诉权上做手脚,逃避对本案争议问题的实体判断。后原审该裁定被福州中院作出的（2019）闽01行终715行政裁定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撤销,由此证明原审（2019）闽0125行初1号行政裁定为枉法裁判。在本案争议重新立案审理过程中,原审合议庭又利用上诉人原诉讼代理人邹丽惠律师因在宁化县法院为一起“交通肇事罪”案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受到打击报复,被陷“扰乱法庭秩序”而受到停止执业处罚,不能出庭代理本案诉讼的“机会”,欺骗上诉人黄义城“更换律师或撤回起诉,等邹丽惠恢复执业了再起诉”；当上诉人识破其诡计,坚持自己应诉时,其又肆意侵犯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开庭时不让上诉人完整宣读起诉意见书,庭审后也不让上诉人复制庭审笔录,足见其具有明显的袒护、包庇两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严重倾向,与两被上诉人和本案的审理结果均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判（已为本案判决结果所证明）。鉴于以上两个事实,原审合议庭应在本案重新立案审理中自行回避,原审法院也应当决定其回避,而原审没有决定其回避,违反了回避制度,构成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故意违法认证否证。原审不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原审证据提出的确有道理的异议（详见原审判决书第13-16页）,坚持对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全部予以认证；而对上诉人原审提出的、足以反驳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认定涉案被砍伐破坏林木价值所依据的、被上诉人永泰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制定的《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木材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樟林［2008］125号）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印发的通知》,竟然以“不能作为罚款的依据,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予以否证（见原审判决书第17页第3段）,其枉法裁判。三、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争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焦点问题:1、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适用林业行政处罚程序对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林木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是否合法？2、本案是否存在上诉人与黄行寿等人的林权纠纷？3、被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的林木价值如何评估？4、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是否存在“以罚代刑”的徇私枉法行为？5、被上诉人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6、应否将两被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员会立案监察,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纪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现上诉人逐一进行分析,提出以下驳斥原审裁判的意见:（一）根据原审判决书确认的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的答辩意见（详见原审判决书第7-9页）和原审查明认定的事实（详见原审判决书第17-19页）提出的反驳意见。1、被上诉人原审答辩及原审判决认定:黄行寿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28日带人到永泰县××村××号厝旁山场（有意不指明系桶塆山场）将林木砍伐毁坏。2017年1月3日,永泰县霞拔乡林业站向大洋森林派出所报警，大洋森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到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勘查和调查取证；2017年3月6日,经永泰县林业技术部门鉴定,被砍伐林木25株,被剥皮树头林木9株,树种均为杉木,采伐林木蓄积量1.0728立方米,被剥皮树头林木蓄积量3.8677立方米,共计4.9405立方米。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7年3月8日立为林业行政案件查处。2017年3月16日,黄义城向大洋森林派出所提出刑事控告,大洋森林派出所告知该案件已立为林业行政案件查处,因此无需再对该案件进行刑事立案审查,作出是否刑事立案侦查的决定。上诉人反驳意见:且不说对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单方所称林业行政案件立案时间并向上诉人黄义城告知,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不予认可。就算按照其所述认定事实,被上诉人的立案也存在以下程序违法行为:（1）被上诉人的大洋派出所2017年1月3日就接到永泰县霞拔乡林业站报警,并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确认黄行寿具有“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带人到涉案山场砍伐毁坏林木”的违法事实,却迟至2017年3月8日才立为林业行政案件,违反了行政案件立案时限规定；（2）2017年3月16日,上诉人黄义城向大洋森林派出所提出刑事控告,说明上诉人对本案立为林业行政案件查处持有异议,认为黄行寿等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并对罪名的确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大洋森林派出所应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审查,其告知“该案件已立为林业行政案件查处,无需再对该案件进行刑事立案审查,作出是否刑事立案侦查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显为违法行为。2、被上诉人原审答辩及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认为该案系因林权权属纠纷争议引发,于2017年6月29日以樟公森［2017］26号关于霞拔锦安村桶山场林地纠纷的报告请求水泰县林业局介入对纠纷林地权属问题进行确认。2017年12月27日,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作出樟政调纠［2017］7号关于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自留山争议的调查意见。2018年3月6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黄行寿、黄仁添、黄义城、黄义想、黄绍容、黄绍仕等询问笔录；鉴定意见书；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作出的樟政调纠［2017］7号关于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自留山争议的调查意见等证据材料,经集体研究,认定黄行寿因与黄义城存在林权纠纷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间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因此,黄行寿的上述行为定性为滥伐林木。上诉人反驳意见: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不打自招地承认,所谓的林权纠纷从一开始就是它先入为主的“认为”。为了制造所谓的林权纠纷,为黄行寿等人破坏生产经营（或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行为开脱,其依职权提岀了《关于霞拔锦安村桶塆山场林地纠纷的报告》（总算确认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林木的地点在桶塆山场）,“请求永泰县林业局介入对纠纷林地权属问题进行确认”,并与被上诉人林业局共同策划了所谓的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樟政调纠［2017］7号《关于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自留山争议的调查意见》后,却故意不向主要当事人黄义城送达并听取其意见（后上诉人黄义城从锦安村委会获取《调查意见》的复印件并依法提出书面异议,两被上诉人不予理睬至今予处理）,而是暗箱操作直接采用该《调查意见》认定涉案山场存在林权纠纷,将黄行寿等人破坏生产经营（或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定性为滥伐林木,为本案降格处理将刑事犯罪行为当作林业行政违法行为“以罚代刑”埋设伏笔。3、被上诉人原审答辩及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3月8日,被告水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将该案立为林业行政案件。2018年3月13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以黄行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违法；根据被告永泰县林业局制定的樟林［2008］125号《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木材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对被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的杉木价值按160元／立方米计算,给予黄行寿行政处罚:1.责令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五倍的树木34株ｘ5倍＝170株。2.并处滥伐林木价值4倍的罚款4.9405立方米×160元／立方米＝3162元。上诉人反驳意见:被上诉人自称2017年3月8日将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桶塆山场林木立为林业行政案件,迟至2018年3月13日才对黄行寿一人进行林政处罚,严重超过行政处罚案件的办案期限,印证了上诉人关于“被告长期拖延,后经原告投诉才作出本案处理”的事实陈述。被上诉人公然违反“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等法律适用原则,不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发改价证办［2013］20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印发的《林木价格认定规则》的规定认定本案被砍伐毁坏林木的价值,而按照被上诉人林业局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于1995年作出的一个文件制定的、位阶极低且由于时间久远早已不适应我国林木价格实际的樟林［2008］125号《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木材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对被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的杉木价值按160元／立方米计算,故意制造黄行寿等人行为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只能按林业行政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借口,显系典型的“以罚代刑”的徇私枉法行为。4、被上诉人原审答辩及原审判决认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3月16日向黄行寿、原告黄义城送达。原告黄义城、第三人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不服,于2018年3月19日向被告永泰县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于2018年8月5日作出樟林行复［2018］3号行政改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作出的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反驳意见:且不论被上诉人林业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诸多实体错误,仅仅根据上诉人于2018年3月19日向其申请行政复议,其拖延了近五个月至2018年8月5日才作出樟林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就足以认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为违法行政行为了。（二）根据原审判决予以认证的被上诉人原审证据证明的事实提出的反驳意见。首先,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原审16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字第000870号）证明,黄行寿等人砍伐毁坏林木的桶塆山场为上诉人祖辈的自留山,上诉人该主张还有被上诉人原审证据17即1996年黄义城与黄行华桶塆山场涉林纠纷调解材料予以佐证。而被上诉人原审证据证据15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字第001061号）确认的自留山是前湾山场,而且自留山主是黄行福（已去世）,跟黄行寿等人没有关系,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存在黄行寿等人与上诉人的林权纠纷的依据。前湾山场与桶塆山场是两个不同的山场,有被上诉人向锦安村委会收集并向原审提供的证据18两页族谱予以佐证。故称本案存在上诉人与黄行寿等人的林权纠纷,纯属两被上诉人和被处罚人黄行寿及其族人的片面不实之词,缺乏基本的证据支持,不能认定。其次,从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原审提供的证据11《鉴定意见书》证明的永泰县林业技术部门鉴定结论:“被砍伐林木25株,被剥皮树头林木9株,树种均为杉木,采伐林木蓄积量1.0728立方米,被剥皮树头林木蓄积量3.8677立方米”分析,黄行寿等人砍伐的25株杉木多为幼树,蓄积量仅为1.0728立方米;而采取对树头进行剥皮的杉木9株均为成材树,蓄积量达到3.8677立方米”,说明行为人的目的不是占有这些林木,而是破坏树木生长,印证了上诉人的主张。故本案即使存在林权纠纷,也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的条件,因为滥伐林木必须以占有林木为目的,而黄行寿等人的行为则是以破坏林木生长为目的,显然不符合滥伐林木行为的主观要件。故不管怎么说,被上诉人公安森林分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滥伐林木对黄行寿等人的行为定性,都是故意错误适用法律。（三）对原审（2020）闽0125行初1号行政裁定的反驳意见。综上所述,鉴于两被上诉人分别作出的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行政处罚决定和樟林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均存在诸多的程序和实体错误,原审法院本应依法作出撤销两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判令被上诉人永泰县林业局限期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的判决。然而其却故意违反法定程序、违法认证否证、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枉法裁判,故本案不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将两被上诉人违法行政的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员会立案监察、依法处理;而且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之“（六）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6.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规定,将原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次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问题移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审判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仼人员的刑事责任。上诉人再次强调,上诉人原审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不重要,重要的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 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辩称，一、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对黄行寿的滥伐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不存在“以罚代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永泰县林业局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为，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对黄行寿作出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永泰县林业局作为复议机关，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依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巩固绿化成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林业强省决定》（闽委发[1995]21号）和永泰县林业局《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林木变价款和林木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樟林[2008]125号）之规定，确定杉木价值为每立方米16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诉请“将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和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拒不履行刑事控告立案审查职责，对原告和第三人五兄弟提出的刑事控告事项作出是否立案侦查的决定，以罚代刑的徇私舞弊问题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员会处理，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纪责任直至刑事责任”，2018年7月30日福州市仓山区法院作出（2018）闽0104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2018年12月19日福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18）闽01行终622号行政裁定书，均裁定驳回该项起诉。现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驳回起诉。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二、永泰县林业局作为本案复议机关主体适格，且在规定的时限内，依法履行审查、受理、审理及作出复议决定等职责，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永泰县林业局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黄义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作出的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作出的樟林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被告永泰县林业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对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永泰县林业局制定的《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林木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樟林[2008]125号）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三、将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和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拒不履行刑事控告立案审查职责、对原告和第三人五兄弟提出的刑事控告事项作出是否立案侦查的决定，以罚代行的徇私舞弊问题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员会处理，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纪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行寿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28日带人到永泰县××村××号厝旁山场将林木砍伐毁坏。2017年1月3日，永泰县霞拔乡林业站向大洋森林派出所报警，大洋森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到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勘查和调查取证。2017年3月6日，经永泰县林业技术部门鉴定，位于××乡××村××号厝旁山场；被砍伐林木25株，被剥皮树头林木9株，树种均为杉木；采伐林木蓄积量1.0728立方米，被剥皮树头林木蓄积量3.8677立方米，共计4.9405立方米。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认为该案系因林权权属纠纷争议引发，可能引发上访和越级上访现象，于2017年6月29日，以樟公森〔2017〕26号关于霞拔锦安村桶塆山场林地纠纷的报告请求永泰县林业局介入对纠纷林地权属问题进行确认。2017年12月27日，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作出樟政调纠〔2017〕7号关于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自留山争议的调查意见。2018年3月6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黄行寿、黄仁添、黄义城、黄义想、黄绍容、黄绍仕等询问笔录；鉴定意见书；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作出的樟政调纠〔2017〕7号关于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自留山争议的调查意见等证据材料，经集体研究，认定黄行寿因与黄义城存在林权纠纷问题，黄行寿在未办理砍伐手续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28日带人到锦安锦霞26号厝旁山场砍伐林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因此，黄行寿的上述行为定性为滥伐林木。2017年3月8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将该案立为林业行政案件。2018年3月9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向黄行寿作出并送达大林罚权告字〔2018〕第017号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听证权利告知书。2018年3月13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以黄行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黄行寿作出行政处罚：1.责令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五倍的树木34株×5倍＝170株。2.并处滥伐林木价值4倍的罚款4.9405立方米×160元／立方米＝3162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3月16日向黄行寿、原告黄义城送达。原告黄义城、第三人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不服，于2018年3月19日向被告永泰县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于2018年8月5日作出樟林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作出的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和第三人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8年9月13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向黄行寿送达樟森公催告〔2018〕字第01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2018年9月19日，黄行寿向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缴纳罚款人民币3162元。 再查明：原告黄义城不服被告永泰县林业局行政复议一案，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1、撤销被告不予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退回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的函告（即2018年3月23日被告作出的函告），判令被告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限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将被告拒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和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拒不履行刑事控告立案审查职责，对原告提出的刑事控告事项作出是否立案侦查的决定，以罚代刑的徇私舞弊问题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委员会处理，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纪责任直至刑事责任。2018年7月30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04行初190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黄义城就本案的第二项的诉讼请求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行终62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黄行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具有处罚职权。 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7年1月3日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到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现场拍摄照片；对黄行寿、黄仁添、黄义城、黄义想、黄绍仕、黄绍荣进行询问、调查，委托县林业技术部门对砍伐的“树种”和“数量”进行鉴定，书面报告永泰县林业局介入对霞拔乡锦安村黄义城等人的自留山争议进行调查，后经集体研究认定黄行寿的行为定性为滥伐林木。2017年3月8日将该案立为林业行政案件。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就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向黄行寿进行了告知，在黄行寿不提出陈述、申辩、听证的情况下，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于法定期限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黄行寿作出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告永泰县林业局作为复议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自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永泰县林业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本案被诉林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第二项的诉讼主张，经查，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依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巩固绿化成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林业强省的决定》（闽委发〔1995〕21号）规定标准“杉木和数类杂木规格材160元/m2和永泰县林业局《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林木变价款和林木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樟林〔2008〕125号）第二条规定，确定杉木价值为每立方米160元，对黄行寿并处滥伐林木价值4倍的罚款共计人民币3161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黄义城提出的第三项诉讼主张，经查，2018年7月30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04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黄义城就本案的第三项的诉讼请求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行终6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另行制作裁判文书。判决：驳回原告黄义城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永泰县公安局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证明被告永泰县森林分局是在原告向永泰县公安局提出对其投诉后，才被迫作出对黄仁寿的林政处罚。证据2、刑事控告状，证明原告及第三人五兄弟对黄行寿等人提出刑事控告，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必须依法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告知原告等五兄弟不服其决定的救济途径。其至今没有对此作出答复，违反法定程序。证据3、异议书。证明被告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没有依法向原告送达“永泰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小组的”《调查意见》，原告向锦安村委会复印后立即提出书面异议。该“小组”至今没有对原告的异议进行处理，该《调查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一审查明事实可知，被上诉人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7年1月3日接到报警后即出警到现场，通过现场勘验、检查，询问、调查相关人员，同时委托县林业技术部门进行鉴定，并书面报告永泰县林业局介入调查，进而依法对黄行寿作出大林罚决字〔2018〕第1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处罚适当。被上诉人永泰县林业局自收到上诉人黄义城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黄义城要求撤销被诉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该认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永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依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巩固绿化成果，发展绿色产业、建设林业强省的决定》（闽委发〔1995〕21号）规定标准和永泰县林业局《关于林业案件中木材变价款和林木价值执行标准的通知》（樟林〔2008〕125号）第二条规定，确定杉木价值为每立方米160元，对黄行寿并处滥伐林木价值4倍的罚款，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义城、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义城、黄义财、黄义武、黄义想、黄义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叶 翔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