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02民初1195号 原告：达州市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西外新区金龙大道北延线创世精典**楼**。 法定代表人：陈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志，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家伟，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西路**。 负责人：梁远航，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杰，女，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洲，四川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达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龙泉路海星园**楼> 法定代表人：林玉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明，四川明炬（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达州市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保公司）与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第三人达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小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承志、何家伟，被告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杰、刘洲，第三人福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小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回购义务，向原告支付950万元回购款，同时判令被告从2016年8月26日起按年利率8%支付资金占用费至付清款项时止。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资产回购义务，向原告支付950万元回购款；2.判令被告按年利率8%向原告支付从2016年8月26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1000万元回购款的资金占用费；3.判令被告按年利率8%向原告支付从2019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950万元回购款时止的资金占用费；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3月12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向第三人发放贷款形成的信贷资产1000万元暂时转让给原告，转让期限为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被告在2015年4月11日前无条件按原告购买被告信贷资产的价款加上资金占用费，从原告处购回该信贷资产。合同生效后，原告于2015年3月12日向被告指定的账户汇入资产转让款1000万元。合同到期后，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进行回购。2017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立即回购达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信贷资产的函》，要求被告履行回购义务。被告于2017年3月2日收到该函告，并于2017年3月10日签章予以确认。2019年12月3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本金50万元，至今下欠950万元的信贷及资金占用费。因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履行回购义务未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原告诉讼来院，请求判准其诉请。 被告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辩称，一、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不是适格的被告。《资产转让协议书》第四条关于“丙方同意乙方转让信贷资产后，乙方在丙方享有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甲方，并由甲方行使乙方全部权利”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债权转让法律特征，而之后的回购仅为债权转让的附属条款。第三人福远公司是《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和义务人，其诉讼地位才是被告，应当变更福远公司为被告，并由其承担责任。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于2020年2月7日通过网上诉讼服务中心提交诉讼的立案材料，2020年2月28日法院收到纸质诉讼材料，然而本案正式立案的时间却是2020年5月7日，原告缴纳诉讼费的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这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收到诉讼材料后七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立案的规定，被告对诉讼时效有异议。三、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被告不应当履行回购义务。1、2015年3月12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性质，根据第四条的内容能够证实其就是一个债权转让协议，被告将自己在第三人处享有的1000万元债权及保证、抵押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那么回购时，所回购的范围也应该是1000万的债权及其保证、抵押担保的相关权利，但是原告却仅要求被告回购1000万的债权，对相关的保证、抵押担保权利却只字不提，这明显缩小了回购标的物的范围。2、案涉1000万元的保证、抵押担保权利不可弥补。案涉1000万的债权有朱凤达、林玉平、王宏玮、达州市宣汉聚能煤业有限公司、丁立青、丁立琼、赵丹、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还有达州市汇海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用其所有的位于达州市通川区房屋为该笔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被告在完成债权转让并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解除抵押登记时，原告是明知的，但其却不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第三人继续办理抵押登记，反而是向第三人收取远高于被告贷款利息的资金占用费，致使抵押物的所有人达州市汇海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将该抵押物在其他银行进行了抵押贷款，故原告显然在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事项上存在过错。同时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导致所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全部免除。3、第三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第三人是本案贷款的真正借款人和义务人，无论债权人怎么转让债权，第三人都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在2015年3月12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前，抵押物的所有权人达州市汇海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就分别将抵押物向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通川区支行、达州市通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出抵押贷款申请，之后，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通川支行和达州市通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分别同意了抵押贷款并办理了新的抵押登记。第三人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时就明知其不会按照协议第五条的约定重新将信贷资料交回给被告，却依然在协议书约定，存在故意；原告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却未履行自己的权利，放任第三人将抵押物在其他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导致案涉1000万元债权的抵押物落空，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故意造成本案现在的局面，再让被告回购。四、本案第三人已经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资产转让协议书》中虽然提到被告在回购时要支付资金占用费，但是却没有约定该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从原告于2015年3月12日与第三人签订的《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就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这期间的资金占用费进行了约定，是按照月息2分计算，但是却没有说2015年4月12日以后的资金占用费怎么计算，第三人先后偿还了200多万，扣除其与原告约定的资金占用费外，其余的应该是偿还的本金。原告与第三人在2017年9月11日再次签订了《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约定从2015年8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8%计收。该《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能够再次证明，原告已经认可其与第三人形成的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4月11日被告没有实施回购行为，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原告应该向被告主张权利，虽然其于2017年3月2日向被告发过催收函告，但是在被告收到催收函告后的回复就能够反映出被告对于回购一事根本不知情，也不愿意履行，原告在收到被告的回复后并没有积极向被告主张权利，而是与第三人再次签订《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也能证实其已经认可被告与原告和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了。综上所述，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不是适格的被告，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回购范围已经变更，且无法恢复，回购条件不成就，福远公司客观实际在履行还款义务，并已偿还部分借款本金，故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福远公司述称，一、案涉借款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实质为以贷还贷，第三人为实际债务人，理由如下：1、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资金是从原告处流向了第三人，然后再从第三人处流向了被告，与资产转让的资金流向不符。原告在诉状中称2015年3月12日三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向第三人发放贷款形成的信贷资产1000万元暂时转让给原告，三方的关系在该协议中体现为信贷资产的所有人即转让方为被告，信贷资产的购买人即受让人为原告，信贷资产的债务人为第三人。若是转让资产，则原告应当向被告付款，而非向第三人付款。若原告方坚持资产回购协议体现了各方真实意思，那么就存在原告没有向被告付款的事实。2、从资金的实际用途来看，《资产转让协议书》第五条已经明确了用途，即原告向第三人所支付的1000万款项并非是受让信贷资产的价款，而是用于偿还第三人的贷款。该笔款项从第三人付款给被告后，实际上达到了消灭被告与第三人的原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建立了以原告为债权人，第三人为债务人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五条关于“丙方在乙方取得贷款资金后，授权乙方将贷款资金划至甲方的账户，用于归还甲方的债务”的约定，明显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第三人系实际的债务人，其应在被告处取得新的贷款后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3、从各方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实施的行为来看，各方均符合以贷还贷后各方的角色定位。自原告向第三人付款1000万元，第三人用这1000万元偿还被告贷款后，第三人终止向原债权人即本案被告结息，并按照第三人与原告达成的约定还本付息，原告从此时起开始享受债权人的权利，收取利息和本金，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因贷款的偿还而终止。各方身份角色已经发生转换，且各方均安于转换后的身份现状。因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资产的转让期限为一个月，到期后原告并未及时要求回购，而是享受起了月利率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高额利息，这才是债权人发放1000万借款给第三人的真实目的。后因第三人经营困难无法按期付息才导致了今天的诉讼。4、从商业逻辑上来看，第三人本应该贷款三次，第一次是向本案被告贷款，第二次是向本案原告贷款用于归还第一次贷款，第三次是再向被告贷款用于归还第二次贷款。第三次贷款因第三人自身原因未能完成，才致使本案的诉讼发生。从逻辑上来看，除第一贷款外，其余贷款均为了消灭上一次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事实上的以贷还贷。若按原告的观点，第三人与被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因偿还贷款1000万而消灭，那么一方面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另一方面还需要向被告支付利息和本金，第三人至始至终只用了一笔1000万元，却要向两方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于情于理都说不通。退一步讲，按原告的提法，福远公司向原告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的行为是代被告付款，那么就意味被告一边按照正常贷款收取第三人的利息，另一边却要向原告支付高额的资金占用费，这纯属于赔本生意，不符合实际情况。5、从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和实际支付来看，《资产转让协议书》虽约定了应当支付资金占用费，却没有约定支付方式和比例，也没有明确由谁来支付资金占用费，随后由原告和第三人分别于2015年3月12日和2017年9月11日两次达成关于资金占用费支付的协议，上述协议被告均未参与，不是协议相对人，故原告所称的第三人代被告方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的观点完全不是事实。综上所述，本案实际上是以资产回购为名的以贷还贷。原告向第三人发放1000万元用于还贷，第三人也将这1000万元归还了在被告处的贷款，原借贷关系消灭，新的借贷关系成立，第三人与原告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并实际履行了部分的还本付息义务。该笔贷款应由第三人偿还，与本案被告无关。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1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第三人（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达中小担公司资转字2015年第04号），主要约定：乙方同意将乙方向丙方发放贷款形成的信贷资产1000万元暂时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1000万元，转让期限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在本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甲方按照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划款通知书》要求将乙方资产转让价款划入乙方；丙方同意乙方转让信贷资产后，乙方在丙方享有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甲方，并由甲方行使乙方全部权利；丙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相关信贷资料，乙方根据丙方所提供的有关信贷资料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于2015年4月11日前给予丙方信贷支持，丙方在乙方取得贷款资金后，授权乙方将贷款资金划至甲方指定账户内，用于归还甲方的债务；甲方在信贷资产购买完成后，乙方将其与丙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担保（抵押、质押）的权利转让给甲方享有，有关资料由乙方保管；乙方应在2015年4月11日前无条件按甲方购买乙方信贷资产的价款加上资金占用费金额回购甲方享有丙方的借款合同及担保（抵押、质押）合同权利，并将回购价款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同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划款通知书》，内容“达州市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兹有达州市福远事业有限公司不能归还于2015年3月12日到期的壹仟万元我行贷款，根据贵公司与我行及达州市福远事业有限公司（借款人））签订的三方《资产转让协议书》（达中小担资转字2015年第04号），请贵公司将资产转让价款10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划入我行指定账户。开户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收款人：达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账号02×××55”。2015年3月12日，原告向前述指定账户汇入1000万元。 2017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关于立即回购达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信贷资产的函》，要求被告依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在收到函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回购款1000万元及占用费（按月利率2%计算）。被告于2017年3月2日收到该函。 同时查明，2013年3月29日，被告（抵押权人）、第三人（债务人）与案外人达州市汇海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和债务人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因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最高额为2990万元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物为汇海公司所有的位于达州市通川区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达州市房权证自权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达州市国用（2012）第××、××号】。同日，双方就前述房屋办理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被告，债务履行期限为2013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7日。2013年4月17日，四川省达州市佳诚公证处就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出具公证书。2015年3月17日，前述房屋分别被抵押登记至达州市通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通川支行名下。 2013年3月29日，被告（债权人）与案外人丁立青（保证人）、案外人丁立琼（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福远公司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因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最高额为2990万元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每笔贷款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3年4月17日，四川省达州市佳诚公证处就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出具公证书。 2013年3月29日，被告（债权人）与案外人朱凤达（保证人）、案外人林玉平（保证人）、案外人王宏玮（保证人）、案外人达州市宣汉聚能煤业有限公司（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福远公司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7日期间，因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最高额为2990万元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每笔贷款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3年4月17日，四川省达州市佳诚公证处就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出具公证书。 2013年4月17日，被告与第三人福远公司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被告向第三人提供最高额授信额度2990万元，包括本金2300万元和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费用69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3年3月29日至2015年3月27日。 2014年3月1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要约定第三人向被告借款1000万元用于购买煤炭，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13日至2015年3月12日。 2014年3月13日，第三人与案外人赵丹、案外人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主要约定赵丹、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为前述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另查明，2015年3月12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将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达中小保公司资转字2015年第04号）上资金总额1000万元的2%（月利率）收取乙方30天资产购买占用费20万元，实际资产购买占用费的计算方式为：资产购买占用费=资金总额*日利率*占用天数，占用天数计算方式为以甲方划出资金开始计算资金占用天数，甲方收到回购资金终止占用天数，占用天数最低以10天为一个档次，即不足10天按10天计算，超过10天不足20天按20天计算，以此类推，预收占用费按实际资产购买占用费计算后多退少补，乙方应将预交的资产购买占用费划到甲方指定账户。 2017年9月11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从2015年8月12日起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达中小担公司资转字2015年第04号）上资金总额1000万元的8%（年利率）计收资金占用费，至2017年9月11日乙方应付甲方资金占用费1666666元，乙方在2017年9月15日前付834000元，在2017年10月31日前付832666元；实际资产购买占用费的计算方式为：资产购买占用费=资金总额*日利率*占用天数，占用天数计算方式为以甲方划出资金开始计算资金占用天数，甲方收到回购资金终止占用天数，占用天数最低以10天为一个档次，即不足10天按10天计算，超过10天不足20天按20天计算，以此类推，预收占用费按实际资产购买占用费计算后多退少补，乙方应将预交的资产购买占用费划到甲方指定账户。 2015年3月12日，案外人覃秀兰代第三人向原告转账2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5年4月14日，案外人覃秀兰代第三人向原告转账2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5年5月11日，第三人向原告转账2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5年6月12日，第三人向原告转账2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5年7月20日，第三人向原告转账2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7年9月30日，案外人四川省天渠盐化公司向原告转账33.4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9年7月23日，案外人四川众企实业有限公司代第三人向原告转账50万元用以支付资金占用费。2019年12月31日，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林玉平向原告转账50万元用以偿还案涉借款本金。 原告于2020年2月7日通过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向本院提交本案的立案材料。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收到原告提交的纸质立案材料后，于2020年5月7日予以正式立案，同日向原告送达交纳诉讼费通知书要求原告于收到通知书后七日内交纳诉讼费，原告于2020年5月14日向本院交纳了诉讼费。 诉讼中，被告于2020年6月17日向本院申请追加陈瑜及王宏玮为本案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原告于2020年6月23日在本院向其询问是否同意追加陈瑜、王宏玮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明确答复：陈瑜、王宏玮在《资产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并非合同相对人，不同意追加及要求其承担责任。 在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时，陈瑜时任成都农商行副行长主管该行涉及公司方面的全部业务，王宏玮时任福远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原告中小保公司与被告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第三人福远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约定义务。原告依照协议约定按被告指示支付了资产转让款1000万元，被告依约应于2015年4月11日前履行回购义务。关于被告提出其非适格被告，第三人系《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和义务人，第三人才应当为被告的抗辩理由。因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被告应在2015年4月11日前无条件回购原告享有第三人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权利，并将回购价款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因此被告系《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和回购义务人。成都农商行达州分行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被告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其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回购范围应包含1000万元债权以及相关保证、抵押等担保权利，现因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导致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全部免除，且原告在明知被告解除抵押登记时未积极行使权利要求第三人继续办理抵押登记，而是放任第三人用抵押物在其他银行抵押贷款，导致回购范围缩小，原告与第三人形成了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被告不应当履行回购义务的抗辩理由。根据《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被告的回购时间应为2015年4月11日前，回购范围为被告转让给原告的在第三人处享有信贷业务所涉的借款合同及担保（抵押、质押）合同权利。在原、被告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案涉债权附随的仅有保证担保及抵押担保，并无质押担保。且双方同时约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资料由被告保管。现因被告自身原因，未按约定在2015年4月11日前履行回购义务，且在明知回购范围包含抵押权的情况下，在履行回购义务到期日前解除抵押登记，导致抵押权灭失，相关不利后果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同时被告于2017年3月2日收到了原告要求其履行回购义务的函，此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并未因超过保证期间予以免除，被告拒不履行回购义务，导致最终保证责任予以免除，相关不利后果亦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虽基于《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取得了对第三人的债权，但同时原告亦取得了要求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对第三人债权进行回购的权利，若被告履行了回购义务，则第三人的债权由原告享有重新归于被告享有。综上，被告抗辩其不应履行回购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四）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回购义务的诉讼时效应自回购到期日2015年4月11日之次日起计算二年至2017年4月11日止，因被告于2017年3月2日收到原告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函，此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为2017年3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原告于2020年2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回购数额的认定问题。在诉讼过程中，第三人提交转账凭证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且第三人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提交《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以证实第三人转账系根据此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义务。同时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第三人于2019年12月31日向原告支付了本金50万元，对该50万元应当从被告回购数额中予以扣减。因《资产转让协议书》性质上属于信贷资产的转让和回购，被告于协议签订当日出具的《划款通知书》上载明1000万元系资产转让价款，原告划款至第三人亦是根据被告的指示进行，不能以此说明原告与第三人形成了借贷关系。第三人于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向原告转账的诸多转账凭证中均备注“资金占用费”，足以证实以上转账系第三人按照其与原告签订的《资产购买收费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的资金占用费，不应在被告回购数额中予以扣减，若存在第三人超付的情况，第三人可另行向原告主张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的问题。虽《资产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在回购时应按照原告购买信贷资产的价款加上资金占用费进行回购，但双方并未约定资金占用费的具体数额或计算方式，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要求追加陈瑜、王宏玮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陈瑜、王宏玮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系职务行为，该二人均非合同相对人，故本案不应当追加其为被告。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次日向原告达州市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信贷资产回购款950万元； 二、驳回原告达州市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300元，减半收取计39150元，由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