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1民初963号 原告：李家全，男，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敏，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静波，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被告：张其东，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被告：张庆红，男，197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被告：曾元强，男，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英升，福建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建省大田县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田县均溪镇竹西滩水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57983716003。 法定代表人：叶树东，执行董事。 原告李家全与被告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第三人福建省大田县伟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伟业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由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家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敏，被告张其东以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英升，第三人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家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连带向原告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清偿车贷款776951.68元、保险费81328.88元、管理费240000元及利息626268元（利息计算至2020年1月8日），总计1724548.56元。2、四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用2570元。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清偿车贷款776951.68元及利息582611元（该利息自2013年12月5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8日，之后利息以本金576951.68元按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以本金200000元按月利率2%均自2020年1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总计1359562.68元。2、四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曾为第三人的一笔建行贷款提供反担保，后原告代为偿还，原告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明确（第三人应偿还3906633元给原告）。2014年初，四被告向第三人办理八台大货车（车号：闽Ｇ3××××、33810、33930、33620等）按揭贷款，车辆登记在第三人关联公司即大田县伟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伟达公司）名下。2015年，第三人将本案被告拖欠第三人的车贷款告知原告，原告与第三人及被告多次协商，达成一致，即被告将向第三人办理的车贷的八台货车到原告承包的三明市万达广场工地从事土方运输。期间，几方发生纠纷，被告以邓静波名义诉诸法律，后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民终934号民事调解书结案，依该民事调解书，原告合计应赔偿被告132万，原告于调解当天即2019年11月11日支付一笔50万元赔偿损失款，另应于2020年1月25日支付41万元，于2020年3月30日支付余款41万元。按常理，被告应将收到的50万元立即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应将收到的款项偿还原告，但第三人却告知未收到被告的任何款项，且第三人以费时、费力、费财等托词拒不对四被告提起诉讼。综上，原告与第三人、第三人与被告的债权债务关系客观存在，现被告明显有偿还能力，但第三人怠于行使权利，已经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依《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行使第三人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且《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代位权诉讼案件法院管辖为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 被告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辩称，一、原告提起本案代位权诉讼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73条及合同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四被告没有向第三人借车贷款776951.68元。2013年9月24日，被告邓静波与案外人周志标以被告邓静波名义向福建省漳州拓航贸易有限公司购买8台货车（其中4部车辆为被告邓静波所有，另外4部为周志标所有）。购买后，被告邓静波和周志标分别以各自名义与伟达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将8部车辆挂靠在该公司名义下经营。四被告根本没有向第三人办理按揭贷款，而是由伟达公司为四被告、周志标代垫车辆购置税、挂牌费、保险费等费用。2、如上事实陈述，本案中，第三人与四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告以此向四被告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第三人与案外人伟达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并不是同一法律主体。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伟达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四被告自始至终仅与伟达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与第三人发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在被告邓静波与原告、伟达公司之前在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返还原物纠纷案件诉讼过程中，伟达公司承认本案涉及到的相关款项是该公司支付，该公司也曾于2018年4月10日以第三人身份，持被告邓静波出具给伟达公司的协议书向被告邓静波、原告及原告儿子李建斌等人主张权利。3、根据合同法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代位权的提起明确要求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以及第三人与四被告的债权、债务合法明确，但是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内容明显不合法、不明确，遗漏诉讼主体。由于挂靠在伟达公司名义下8部车辆实际车主有两名，其中4部车辆实际车主为被告邓静波，其余4部车辆为案外人周志标所有，原告所主张的车贷款保险费当中的一半应为案外人周志标承担。4、第三人或伟达公司与四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已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款项明确约定两年内付清即2015年10月内付清，因此自2015年10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二、针对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本案原告早已向大田县人民法院提出对第三人的执行申请，现在执行过程中。因此原告对第三人及其他被申请人的相关债权应在执行程序提起代位权执行加以解决，而不在已提起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明显违法；同时涉嫌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由于原告提起代位权不能成立，但是其却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将被告邓静波银行账户相关款项予以司法冻结，这给被告邓静波带来生活上不便，同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被告邓静波保留着向原告主张赔偿的相关权利。 第三人伟业公司述称，原告诉称的事实属实，第三人确实因原告代偿一笔建行贷款390多万元，至今未偿还。本案四被告未还清拖欠第三人的车贷款，四被告向第三人购买闽Ｇ3××××、33810、33930、33620等八台货车，向第三人办理分期付款，2015年下半年因发生原告将四被告的八台车在三明万达工地扣走的纠纷，尔后，被告邓静波提起侵权诉讼，后不服一审提起上诉，后面又发回重审，又上诉，诉讼长达好几年。期间，四被告与第三人多次沟通，也达成合意，即车贷款待诉讼终结后理清，四被告早已拿到第一笔赔偿款，四被告却分文未付给第三人，足以证明四被告根本没有诚意支付拖欠第三人的车贷款。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是从事汽车的销售、汽车配件，摩托车、轮胎、生铁等的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叶树东是伟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以追偿权纠纷起诉第三人等，经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闽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三人应支付原告代偿款3906633元等，该案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2020年4月17日，大田县人民法院《函》称，截止2020年4月17日未执行到任何款项。原告与被告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经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402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之后，李建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1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民终93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原告等支付被告邓静波损失132万元，分期支付，款项已经支付到账。被告邓静波通过其妻子黄桂鸿通过银行转账到叶树东银行账户偿还案涉垫付款至2014年5月计240650元。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告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20）闽0521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期限一年。案件申请费2570元，由原告负担。2020年3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本院于同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期限为一年。案件申请费2570元，由原告预交。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第三人营业执照、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大田县人民法院《函》各1份，四被告提交的伟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中国民生银行泉州惠安支行银行流水1组，以及原、被告和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人对四被告享有案涉债权是否属实的问题。 原告李家全认为，一、依据原告现有举证2013年12月5日四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和伟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第三人开具伟达公司的八台车购车发票可以证实四被告向第三人分期借款。二、即便是在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原告认可被告向伟达公司贷款支付上牌费用，梅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并未生效，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以调解结案，调解认定的事实是双方基于某些条件作出，一审查明的事实原告认可四被告向伟达公司贷款事实没有生效判决认定，法院应当查明事实后作出认定。一审案件中追加伟达公司参与诉讼的答辩陈述，如果追加伟业公司也一样会答辩陈述四被告向伟业公司贷款的事实，但基于叶树东既是第三人又是伟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何一个公司获得清偿，对叶树东而言都已经实现了债权，没有必要再说明第三人是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这是法院诉讼程序导致的结果。三、现金付出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做账都是做在第三人的账目，故应认定该款项是由第三人支付。本案原告没有起诉案涉八台车的购车款，包括首付款和车身贷款问题，只是就第三人垫付的上牌所需要的77多万元提起代位诉讼，所以被告邓静波、周志标与妻子陈素兰、黄桂鸿与泉州江南支行的借款合同、还款情况、结清证明与本案并没有关联，如果被告是向漳州拓航公司购车，依据第三人举证是伟业公司支付的相关价款，而且漳州车行也没有开具给四被告购车发票，依据第三人举证的相关发票，可以证实车辆实际交易过程是经由第三人出售给伟达公司，再由伟达公司登记挂牌，所以以被告邓静波或者周志标向泉州银行贷款是四被告私下的决议，不能证明车辆的上牌手续和贷款没有向第三人办理。原告相应提供证据1即《G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协议书》各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第三人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四被告购买8辆货车款缺口部分776951.68元系向第三人办理分期付款，其中576951.68元按月利率0.69%，还本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四被告2013年12月4日出具的每台车收费表载明了贷款明细项目。四被告质证称，《协议书》、G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上的签字是四被告所签，G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份收费表第一行车购税21111元（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给伟达公司）可以证实车辆购置税是从伟达公司所借，至于收费表所体现保险、上牌费用等伟达公司有无实际支付不清楚；《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之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因为四被告也有相关证据即2013年12月5日四被告与第三人以及案外公司伟达公司同时签订协议，两份协议的内容完全一样，正因为有两份《协议书》，四被告自始至终承认向伟达公司借款，而不是向本案第三人借款。第三人质证称，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四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四被告陈述G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第一行车购税21111元（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给伟达公司），该内容没有错误，但是四被告陈述向伟达公司借款，不是向第三人借款，因车辆挂靠在伟达公司名下，增值税发票必须开具到伟达公司名下，四被告到第三人公司谈车厢的发票没有办法开具，第三人让四被告协议签订后再补，四被告不能据此认为没有向第三人借款，而是向伟达公司借款。 四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作为原告、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必须承担举证下列两个事实。第一，债权人对代位权诉讼中存在的两个合法债权关系必须举证，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这两个债权是否合法、真实。本案原告仅能举证其与第三人存在债权，而不能完全举证证明四被告与第三人是否有债权存在。第三人与四被告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与四被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提供的证据7即申请书，还可证实是叶树东为四被告垫付款项20万元，同样可证明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明显不明确。四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进一步证实伟达公司与四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实保险费是伟达公司垫付，同时所谓管理费也是基于案涉8部车辆挂靠于伟达公司所产生费用，伟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在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案件中以及上诉案件中的一系列诉讼行为如答辩、提供证据、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质证和法庭调查均认可四被告欠伟达公司的款项，四被告并没有欠第三人的款项。结合第三人提供欠条、伟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在原先案件的诉讼行为，综合可认定本案债权、债务存在于伟达公司与四被告之间。四被告相应提供证据2即《协议书》和《还款计划表》各1份，以此证明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由伟达公司为四被告垫付车辆购置税等费用，书面约定分期付款即2015年10月前应当偿还垫付款，四被告与伟达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3即伟达公司针对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出具的答辩状1份，以此证明在该案诉讼中，伟达公司答辩状中承认被原告扣押的8部车辆是四被告、案外人周志标分别出资购买，购买资金部分来源上述人员自有资金，部分资金向伟达公司按揭贷款（实为被告、周志标垫付不足部分资金）、部分由被告邓静波和周志标分别向泉州银行贷款。证据4即伟达公司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出的民事诉状及证据各1份、原告儿子李建斌提供的二审证据清单1份，以此证明在该案诉讼中，伟达公司以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出具给伟达公司的《协议书》为证据，于2018年4月10日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原告、原告儿子李建斌、被告邓静波主张权利；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原告儿子李建斌不服判决上诉于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原告对李建斌提交的二审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进一步证明原告、伟达公司均认可四被告与伟达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5即梅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1份，以此证明以被告邓静波名义向福建省漳州拓航贸易有限公司购买8部货车（4部车为被告邓静波一方所有，另4部车为案外人周志标所有），事后上述车辆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将车辆挂靠在伟达公司；2015年8月25日，8部车辆被原告、原告开办的公司非法扣押至大田县占有使用至今；伟达公司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承认该8部车购车款部分是由被告出资，部分的购置税、挂牌费、保险费由该公司垫付；伟达公司承认8部车辆均挂靠在其名义下。证据6即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的证据材料即被告邓静波一方提供购车协议1份、泉州银行江南支行出具的借款凭证2份、借款合同2份、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证据材料及被告邓静波一方出具的泉州银行江南支行结清证明2份、被告出具的鲤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份、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文书2份，以此证明购买案涉8部车辆的购买资金，除了被告支付首付款外，大部分来源于被告及案外人周志标夫妇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四被告并没有向第三人购买上述车辆及按揭车贷款。证据7即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的庭审笔录，以此证明2017年12月15日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5页，庭审中，在伟达公司未到庭情况下，原告那时已经知晓并认可四被告在购买车辆时曾向伟达公司借部分款项；2019年2月18日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第8页，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叶树东在法庭答辩、举证、调查时，对当时被告邓静波的证据、陈述均认可，并向法庭亲口陈述车辆系四被告从“漳州车行买的，他们（指本案被告）去买、车身款项是原告（即本案被告）付款、8部车辆的车购税、挂牌费、押金是从我们公司（伟达公司）支付”。证据8即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2019）闽04民终934号一案的庭审笔录第5、6、8页、卷宗材料，以此证明该案件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对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书》这一事实的认定，并以伟达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作为二审证据，在二审对该组证据质证时，原告和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叶树东对该证据的三性、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证据9即手机截图1份，以此证明叶树东将四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原件，不仅以微信出示给被告张其东，还将该《协议书》复印件加盖伟达公司公章寄给被告张其东，以向四被告表明对车辆保留所有权。原告质证称，对四被告提供的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协议书》没有原件，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第三人给原告出示的第三人盖章的《协议书》是有原件的，从证明力的角度看，第三人盖章的《协议书》证明力更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由第三人确认；《还款计划表》上面并没有叶树东或者伟达公司和第三人的签字或盖章，《还款计划表》上的贷款46.4万元与《协议书》约定的贷款金额77多万元不相符，不具有可信度，《还款计划表》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梅列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追加伟达公司为第三人，是基于伟达公司是挂靠车辆登记的车主，故伟达公司在该案中答辩四被告向伟达公司贷款，但据原告向第三人了解，若法院追加第三人为案件的当事人，第三人也一样会答辩陈述四被告向第三人贷款的事实，但基于叶树东既是第三人又是伟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何一个公司获得清偿，对叶树东而言都已经实现了债权，没有必要再说明第三人是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这是法院诉讼程序导致的结果，伟达公司在诉讼中基于某种原因撤回答辩和起诉，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不能构成伟达公司自认事实，基于原告了解是其与被告方达成私下的还款协议。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伟达公司的诉状和证据同样没有经过梅列区人民法院开庭就已经撤回，原告是在二审阅卷时发现伟达公司的诉状和证据，从有利于当时案件的观点出发提出认为伟达公司应当是车辆所有权人和贷款出借人，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伟达公司的债权就是真实合法的，因为案件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本案当中看到第三人盖章的《协议书》原件，原告观点必然也发生变化，必须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法院裁决的依据。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李建斌提起上诉，该份判决没有生效，所以本案需要进一步查明贷款出借人的相关事实，即便李建斌及原告他案中认可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但是本案伟达公司以及第三人联合出具的声明证明实际借款主体是第三人，被告邓静波与漳州车行签订的购车协议只是为了办理贷款所签订的形式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相关购置税、挂牌和保险等是漳州车行包挂牌，但是事实挂牌和购置税是第三人代垫的。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原告没有起诉案涉8台车的购车款，包括首付款和车身贷款问题，只是就第三人垫付的上牌所需要的77多万元提起代位权诉讼，所以被告邓静波、周志标与妻子陈素兰、黄桂鸿与泉州江南支行的借款合同、还款情况、结清证明与本案并没有关联，如果被告是向漳州拓航公司购车，依据第三人举证是第三人支付的相关价款，而且漳州车行也没有出具给四被告的购车发票，依据第三人举证的相关发票，可以证实车辆实际交易过程是经由第三人出售给伟达公司，再由伟达公司登记挂牌，所以以被告邓静波或者周志标向泉州银行贷款是四被告私下的决议，不能证明车辆的上牌手续和贷款没有向第三人办理。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庭审笔录是不完整的，2017年12月15日开庭时，伟达公司没有到庭，但是庭前提交的答辩状，因为前案是返还原物纠纷，伟达公司的答辩又刚好是保留所有权的答辩，作为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情况下，但是对当时案件有利，原告就认可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的说法，但本案当证据和事实发生变化，还是需要依据真实情况及证据查证。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一审卷宗的质证是从有利于当时案件的个人观点，而且李建斌的说法也是说可能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于李建斌或者原告而言当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见过伟达公司盖章的《协议书》原件。证据9，只看到被告张其东发给律师的图片，没有看到叶树东发给被告张其东的图片，无法证实这张图片的来源，伟达公司加盖公章的《协议书》真实性由第三人核实确认。第三人质证称，对四被告提供的证据2，《协议书》是第三人加盖公章寄给被告的，2015年原告将四被告的车扣去，是以四被告名义报案，后面就车子性质补充材料给四被告，目前《协议书》原件找不到；《还款计划表》是四被告伪造，第三人与四被告签字借款金额是77多万元。证据3，答辩状是伟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伟达公司当时有提供民事起诉状和证据，李建斌提交的二审证据清单属实。证据5，判决书内容与实际有出入，联系是由四被告向漳州拓航公司联系的，购买是由第三人购买的，车款是由第三人支付的。证据6，协议书的用途是银行贷款；200万元的款项从泉州银行贷款，但是与本案的标的没有关联，该笔贷款是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要求四被告提供10%的押金；该判决只是证明周志标没有还款，与本案无关。证据7，当时伟达公司与第三人具有关联性，第三人认可由伟达公司去主张权利。证据8，庭审笔录没有异议。证据9，第三人没有办法确认是否有向被告张其东发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协议书》是第三人在复印件加盖公章寄给被告的，公章是真实的。 第三人认为，由于四被告购买的8台车挂靠伟达公司，故四被告认为是欠伟达公司款项，四被告该认识是错误的，2013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非常明确告知四被告拖欠第三人的款项，四被告作为成年人在上面签字确认，第三人明确表明没有看到四被告提供与伟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原件，是否有该份原件，按原告陈述四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十分明确，四被告向第三人借款，上面有四被告的签字确认。虽然说是四被告与漳州拓航公司联系，但是车辆是由第三人购买，从第三人提供的现金付出凭证看，这些款项确实是由第三人支付。四被告强调在一审案件中伟达公司承认款项是四被告向伟达公司所借，那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影响，后来伟达公司的法人也发生变更。第三人相应提供证据10即《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协议书》各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第三人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四被告购买案涉闽Ｇ3××××等8台货车缺口部分款项776951.68元向第三人办理分期付款，其中576951.68元月利率0.69%，20万元月利率2.5%；2013年12月4日，四被告出具《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主要载明向第三人分期贷款明细信息，每辆车贷72118.96元＋25000元，其中二级维护费6000元／年就是年度车辆管理费。证据11即现金付出凭证1张、收条1张、银行承兑汇票4张，以此证明案涉8台货车系第三人向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购入再销售给四被告，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购车款200万元给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而不是四被告向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购入。证据12即机动车行驶证8份，以此证明案涉8台货车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证据13即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8张，以此证明2013年11月第三人开具案涉8台货车销售发票（8张247000元）给伟达公司，案涉车辆由第三人销售给四被告（挂靠在伟达公司），而不是伟达公司销售给四被告，四被告向第三人办理购车分期付款符合常理与事实。证据14即证明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第三人与四被告就案涉8台货车签订的《协议书》中按揭款776951.68元系第三人提供，伟达公司仅是挂靠运输公司。证据15即申请书、现金付出凭证、银行转账回单各1份，以此证明四被告所贷25000元／台车（8辆车共20万元）系因垫付泉州银行押金借款20万元产生，故2013年12月5日四被告向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出具申请书，请求叶树东支付给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账户（以曾元强的信息为准），叶树东于2013年12月8日将20万元支付至泉州日欣汽贸公司指定的郑乌米账户，完成支付。证据16即公证书1份，以此证明2020年1月9日，叶树东向大田县公证处申请公证，即2019年1月14日被告张其东向叶树东发送微信，该微信证实：2019年被告张其东承认案涉8辆大运牌货车拖欠车贷款的事实并愿意与叶树东理顺欠款事宜，本案债权诉讼时效未过期。证据17即微信聊天截图6张，以此证明2020年1月2日，叶树东向被告张其东发送微信通知，就案涉8台货车四被告欠第三人、伟达公司分期款776951.68元、保险81328.88元如何理顺还款，要求四被告回复，通知人为第三人、伟达公司名义；2020年1月4日，被告张其东回复叶树东“律师会和你联系”；2020年1月6日，余英升律师代表四被告向叶树东发送微信，提出就案涉8台货车欠款的付款方案。证据18即现金付出凭证、税收通用缴款书、完税证明共12页，以此证明案涉8台车购置税由第三人支付。证据19即现金付出凭证、商业险发票共16页，以此证明案涉8台车商业险由第三人支付。原告质证称，对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上述证据都是由第三人及法定代表人保管的。四被告质证称，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0，以原告提供证据四被告质证的意见为准，补充一点，对第三人的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其证明是第三人垫付，具体是第三人还是伟达公司垫付，应当提供该两家公司对公账户转出为准。证据11，现金付出凭证真实性存疑，内容载明8部车车款200万元，但是具体是哪家公司付出的四被告不清楚，也不知道这8部车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从内容看载明收到8台自卸车承兑汇票200万元，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无法确认；银行承兑汇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无法证实该200万元就是购买本案诉争车辆款200万元，从四被告提供的证据即被告邓静波夫妇和周志标夫妇贷款的200万元，从判决书以及借款合同均记载就是购买本案诉争8部车辆，该8部车辆价值不可能出现高达400万元的情况；退一步即使承兑汇票200万元是第三人出具，但是被告邓静波和周志标向银行贷款共计200万元以后，按第三人陈述200万元已经偿还给第三人，而本案诉争的款项是200万元之外的垫付款，垫付款到底是谁支付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这200万元不可能包含本案诉争的款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3，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这几张发票看购车单位实际是伟达公司，因此，本案实际上是伟达公司为四被告垫付款项，并不是原告及第三人陈述的是第三人垫付的。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明显就是在原告提起诉讼后炮制的，与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比如原告提交的欠条、每台车的收费表以及协议书，四被告认可与伟达公司的《协议书》，里面均写明是伟达公司而不是第三人，伟达公司、第三人于2013年12月5日分别与四被告签订内容和借款金额一样的《协议书》，该两家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法律的利害关系，不能因为证据不利本案原告及第三人而出具该份证明。证据15，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反而可以证明本案四被告是向叶树东个人所借的，内容明显写所借款项是向叶树东个人所借的，再由其个人支付给第三人或者伟达公司，同时原告所主张的借款20万元从申请书内容根本也不是说伟达公司或者第三人，反而是个人，结合后面的银行转款凭证，银行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既然想证明是其支付案外人郑乌米，应当是第三人的对公账户付出才对；现金付出凭证20万元无法体现该笔款项是第三人支付的。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从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实第三人的法人叶树东与四被告就8台货车款项进行协商，该内容可以证实是叶树东代表伟达公司向四被告主张权利，结合四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四被告欠伟达公司款项而不是欠第三人，微信内容是叶树东事先写好发送给被告张其东，叶树东叫被告张其东再转给叶树东，至于该份内容能否引起本案诉讼时效重新开始，应当按照所载明的事实、期限具体认定，而不是仅凭借该份证据。证据1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部分有异议，内容中所体现有两家公司，分别是第三人和伟达公司，恰恰可以证实本案伟达公司与四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至于四被告律师代表四被告向叶树东发送微信，这不是代表四被告，当时并未接受四被告的委托，只是帮忙转发该微信而已。证据18，税收通用缴款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几份税收通用缴款书的主体是伟达公司并不是第三人，2013年11月14日、11月18日现金付出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盖章，即使是真实的，若要证明该两笔款项是第三人支付，应当提供第三人对公账户明细；叶树东转账给肖丽燕的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是叶树东个人转账给肖丽燕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就是代表第三人。证据19，因为原告放弃对商业险部分的诉求，不予质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0，系同一证据，四被告对其签名不持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即四被告于2013年12月4日出具每台收费表1份，其上主要载明车购税：21111（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台给伟达公司），保险费：31079.7＋4628.26＝35707.96，上牌：2000，GPS：2700（两年），打码：500，综检：2800，办证：1300，二级维护：6000/年，21111＋35707.96＋2000＋2700＋500＋2800＋1300＋6000＝72118.96元，另多贷：25000元/台等；四被告作为乙方与第三人、伟达公司作为甲方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书1份，其上主要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8台大运牌货车，缺口部份款项（缺口8×72118＋8×25000＝776951.68元，其中576951.68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协议加盖第三人公章，没有加盖伟达公司公章。对四被告提供的证据2，《协议书》虽没有原件，但该复印件系第三人加盖公章寄给四被告，原件由第三人保存，四被告对其在《协议书》上签名不持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即四被告作为乙方与伟达公司作为甲方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书1份，其上主要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8台大运牌货车，（缺口8×72118＋8×25000＝776951.68元，其中576951.68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协议甲方处加盖伟达公司公章，乙方处四被告签名捺印；《还款计划书》，只有被告邓静波、张庆红、张其东签名，并没有伟达公司盖章确认，第三人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8，系从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卷宗材料中调取，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据此可以认定在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4民终934号案件中，伟达公司答辩状中承认案涉款项系向其按揭贷款，并提交与四被告提供的证据2一样的《协议书》作为证据向被告邓静波等主张权利，原告及其子李建斌（该案被告）不持异议，原告知晓并认可四被告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向伟达公司借部分款项，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叶树东作为该案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诉讼中主张案涉款项系从伟达公司支付等事实。证据9，第三人不予确认，因没有原件予以核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案涉8台货车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证据13，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该发票系开具给伟达公司，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四被告向第三人办理购车分期付款。证据14，系伟达公司出具的，因与其在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主张的事实相悖，且伟达公司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又与四被告提供的该《协议书》不一致，四被告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单独认定，应结合全案作出认定。证据15，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四被告请求叶树东支付款项给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账户。证据16，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张其东于2019年1月14日同意与伟达公司协商解决案涉款项。证据17，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叶树东以第三人和伟达公司名义向四被告要求协商解决案涉款项。证据1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交款人系伟达公司，并非第三人。证据19，交款人系伟达公司，并非第三人，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案涉债权的债权人到底是第三人还是伟达公司的问题，应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加以分析认定。首先，原告、第三人提供的《协议书》与四被告提供的《协议书》均系2013年12月5日同一天签订，两份《协议书》的乙方均为四被告，甲方存在差异，第一份的甲方为第三人和伟达公司（只加盖第三人公章），第二份的甲方为伟达公司，但两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其上均载明：“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而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13，案涉8台货车均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所提供的发票交款人也是伟达公司。第二，伟达公司、原告和四被告在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闽0402民初2239号和（2019）闽04民终934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均认可是伟达公司与四被告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在质证时陈述当时伟达公司与第三人关联性，认可由伟达公司去主张权利。第三，四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始终认可系其与伟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认可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从第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中被告张其东于2019年1月14日所发的微信聊天内容看，被告张其东其时也是认可四被告与伟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2020年1月2日叶树东发送给被告张其东的通知书上体现的通知人也是第三人、伟达公司和叶树东，并不仅仅是以第三人名义发出通知书，且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第三人支付。第四，从原告在起诉时和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同一证据即《欠条》（后来均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看，原告先前主张该欠款系第三人对四被告享有的债权，后来撤回该项诉讼请求，第三人则在其提交的证据清单上写明证明内容“2014年12月7日，被告张庆红作为实际车主代表出具该《欠条》一张，证实案涉八台货车欠2014年保险费81328.88元转为向伟达公司借款，月利率0.88%，分6个月还清。”该欠条明确载明欠伟达公司2014年保险费81328.88元转为向伟达公司借款，然而原告在起诉时竟然将其作为第三人对四被告享有的债权予以主张。综上分析，本案应认定伟达公司与四被告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对四被告不享有案涉债权。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鉴于虽然原告对第三人享有债权，第三人系原告的债务人，但第三人对四被告并不享有债权，故原告向本院请求代位行使债务人即第三人的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家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036元、财产保全费2570元，均由原告李家全负担（多预交的3308元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桂德 人民陪审员  陈春金 人民陪审员  林良法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庄珊珊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