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282民初2395号原告于某1，女，200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伟东，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昌盛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烟青一级路以西、解放一路以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397079422X。法定代表人王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少军，男，196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系公司法务。原告于某1与被告青岛昌盛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通达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星独任审判分别于2020年5月12日、5月14日、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伟东，被告昌盛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少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016340元、丧葬费34395.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8005元、误工费2827.05元、交通费5000元，合计：1206567.55元，交通事故肇事方已经赔偿345000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89254.04元【（1206567.55-345000）×80%】；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父亲于某22017年8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从事送新车司机工作，2017年9月19日2时50分许，于某2根据公司安排，驾驶被告公司的新车（临时号牌鲁Ｂ×××**号）前往江苏南通送车的过程中，在江苏省射阳县境内国道228线2614KM+500M处，撞上前方孟祥兵停放在道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苏Ｇ×××**重型货车，造成事故，致使于某2当场死亡。经射阳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于某2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孟祥兵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不承认劳动关系，原告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均未支持原告的请求。原告认为，于某2作为驾驶员，在工作中因交通事故死亡，被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被告昌盛通达公司辩称，本案事实经即墨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与于某2劳动关系均不成立，原告又变换案由，以提供劳务者受伤害再次起诉，显然违背了民诉法124条及民诉法司法解释247条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提供劳务，必须雇佣关系成立，而本案中被告与于某2无任何关系，而是与解东升形成商品车承运合同关系（有证据1、商品车承运送合同单为证，承运人解东升签字、托运人盖章、托运合同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生效，该关系已经三级人民法院认定，依据最高院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该关系不需再证明。合同中约定途中造成本人或他人伤亡由承运人承担，运输中对本人造成伤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运输风险由承运人承担，应由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9月19日，于某2所驾临牌号鲁Ｂ×××**号的大型货车是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2017年9月生产的商品车（有证据3、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提车单为证），商品车顾名思义，它不是营运车而是一种名为车的商品，是本次承运合同的标的，上路行驶只是承运人的一种运送方式。2018年7月6日被告公司委托解东升将该商品车运送至南通，解东升安排于某2运送，途中发生该事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侵权法49条规定，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望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于某1提交：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的父亲于某2在去江苏徐州送货途中，在射阳县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证据2、（2017）苏0924民初722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经过射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肇事方赔偿345000元。证据3、（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4、（2019）鲁02民终5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5、（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的父亲于某2申请认定劳动关系没有支持。证据6、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于某2是被告的外协队长解东升招用的工人。证据7、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各一份，拟证明于某2于2017年3月7日与张某登记离婚，于某1由张某抚养，于某2到被告公司提供劳务以前一直在淄博居住生活，故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主张赔偿项目，也证明原告不知于某2劳务费是如何发放。经质证，被告昌盛通达公司对证据1-5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无异议；对证据6询问笔录在答辩意见中已陈述，不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质证。被告昌盛通达公司提交：证据1、商品车运送合同三份，证据来源昌盛通达公司，拟证明昌盛通达公司与解东升是商品车承运合同关系，且长期有商品车承运业务。证据2、商品车运送合同二份，证据来源商品车运送同业物流有限公司，拟证明商品车承运业交易习惯。证据3、商品车提单一份，证据来源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拟证明事故车辆性质，事故车辆不是营运车，而是商品车。证据4、同类案件地方法院判决书及本事故一、二、三审判决、裁定书，证据来源地方人民法院，拟证明同类案件托运人不承担责任，劳动、劳务、雇佣关系不成立。证据5、银行明细二份，证据来源农业银行，拟证明被告与解东升运费结算情况。经质证，原告于某1对证据1、2商品车运送合同五份真实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造，虽有解东升签字，但解东升系被告公司外协队长、是被告公司员工，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公司与解东升是承运合同关系，因该合同中还有其他人签字，故该合同并非解东升与被告公司签订的承运合同，解东升在合同签订只是被告公司内部管理形式，解东升作为外协队长到公司签字领取车辆本身属于职务行为；对证据3商品车提单一份真实性无异议，于某2驾驶的车辆登记的临时所有权人就是被告公司；对证据4中涉及到本案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江苏、河南的判决书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上述案件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不能进行比较；对证据5银行明细两份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解东升与被告公司是承运合同关系，解东升是被告公司外协队长，公司通过他将工资发放给由他招用的工人，这也是被告公司内部的管理和经营模式，不影响于某2为被告公司提供劳务这一事实，且解东升在即墨法院劳动关系案件中出庭作证，在该案庭审笔录中，法院问其出庭证明何事，解东升说“于某2到原告处送车是我给他介绍的”，法院问工资由谁发放，解东升说“工资发放给我，我再转交给他”，法院问你的工资是怎么给于某2的，解东升说“公司给我们结账，我就转账给他”，法院问现金还是转账，解东升说“不一定，有时是现金，有时是转账”，这也与询问笔录相符。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进行审查和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与于某2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于某1，即本案原告。2017年3月7日，张某与于某2登记离婚，原告于某1由张某抚养。2017年9月19日，于某2驾驶临牌号为鲁Ｂ×××**号轻型普通货车时在江苏射阳县与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于某2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于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2017年11月1日，原告于某1与于尊右（系于某2之父）因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1月28日，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924民初7220号民事调解书，案外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于某1与于尊右因于某2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失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损失合计345000元。现原告于某1认为其父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2018年4月20日，原告于某1向原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6月6日，仲裁委员会裁决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2017年9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昌盛通达公司对该裁决不服，向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586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依职权对于尊右之子于榉志进行了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一份，于榉志称于尊右作为于某2的父亲，现年纪较大，行动不便且意识有点模糊，现由于榉志进行照料，其明确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再查明，上述交通事故发生后，射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崔忠民进行了询问，崔忠民作为被告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在询问时称于某2系公司外协队长解东升叫他来开车的。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外协的含义通常是指外包或者承包，崔忠民称解东升系外协队长，这与解东升出庭作证陈述自己为流动人员，谁家有活就给谁干并不矛盾，不能根据询问笔录认定解东升是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7）苏0924民初7220号民事调解书、（2018）鲁0282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586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询问笔录、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被告昌盛通达公司提交的商品车运送合同、商品车提货单、法院判决书和裁定书，法庭依法出示的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当庭质证，可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能否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依据江苏射阳县交警大队对崔忠民的询问笔录认为解东升为被告昌盛通达公司的员工，解东升招录了于某2从事车辆运输，进而认定于某2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民申5885号民事裁定书中，对上述询问笔录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该询问笔录不足以认定解东升为被告的员工，故原告仅以解东升将昌盛贸易公司的车辆交由于某2驾驶运输的行为，不足以认定于某2与被告昌盛通达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因此，原告于某1要求被告昌盛通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93元，减半收取计5346.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星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董雅迪书记员张宗盛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