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刑初40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被告人郭沆，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汉族，高中文化，案发前系北京天一启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北京市通州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7月1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于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高海燕，山西国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二分检刑诉〔2017〕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沆犯合同诈骗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7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1日、2018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并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7）京02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书。宣判后，郭沆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刑终208号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郭沆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将该案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我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杜邈、检察官助理于慧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郭沆及其辩护人高海燕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我院就本案可能涉及的其他罪名分别征求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被告人郭沆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孙东方律师（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阅卷并提交了书面代理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分别于2019年4月11日、11月7日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我院分别于同年4月12日、11月7日决定延期审理；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分别于同年5月10日、12月6日建议对本案恢复审理，我院分别于同年5月10日、12月6日决定恢复审理并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因不能抗拒的原因我院于2020年1月24日决定对本案中止审理，于同年7月13日决定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一）合同诈骗罪被告人郭沆于2015年5月，以北京天一启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手机购销合同。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7月，被告人郭沆通过加贴虚假标签、虚报装箱数量等手段，在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大磨坊面粉有限公司仓库等处，用三星牌、酷派牌手机等物置换出大量苹果手机销售，骗取某电商公司财物价值人民币1．5亿余元。（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告人郭沆于2016年5月至7月，私刻某电商公司印章，并在《客户自提申请函》等材料上使用该伪造的印章，冒用某电商公司名义，提取联×××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给某电商公司的苹果手机。被告人郭沆于2016年7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查获归案。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被告人郭沆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郭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郭沆还伪造公司印章，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被告人郭沆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庭审中公诉人提出：1．郭沆构成合同诈骗罪。(1)郭沆代表天一启承公司与某电商公司签订的特约购销总协议，虽部分内容在履行中发生了变更，但郭沆提取手机必须按照约定价格和手机市场价格风险由郭沆承担的核心内容没有改变。(2)郭沆在已拖欠某电商公司上亿货款的情况下，仍实施两头骗的行为。(3)郭沆明知无力偿付货款，仍私自截留货物，同时采取以假充真的方式使某电商公司产生错误认识，使其提取的货物无法在账目上反映；更换库管后郭沆的经营模式无法盈利，导致某电商公司的损失不断扩大。郭沆既无履行合同能力，也无履行合同意愿。(4)本案发生在滚动交易过程中，郭沆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应为案发时的实际损失1．5亿余元，某电商公司案发后自行挽回的损失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2．郭沆伪造某电商公司印章，不仅在自提函上使用，且面向下游分销商在退款确认函上使用，应当另行评价为伪造公司印章罪。在庭后的征求意见中，公诉人补充提出：1．本案发生在手机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郭沆后期支付的钱款应冲抵其拖欠的货款，而不是视作提取新货的钱款。2．本案具有双方当事人在总合同项下多笔交易、滚动付款的特点，双方的收付款差额和在库货物价值始终处在不停变化状态，不能将合同项下每一笔交易割裂开来。3．郭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郭沆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2）郭沆缺乏履行合同的意愿。更换库管前，郭沆在拖欠巨额货款的情况下，拒不透露货款去向，反而采取欺诈手段通过验收，并使某电商公司与其共同在库管交接单据上签字，使其多提取的手机在账目上平账；更换库管后，郭沆使某电商公司产生货物在仓的错误认识，私自截留上游发来的手机，具有明显不愿归还的特征。（3）郭沆拒不承认多提货的事实，否认“自己向某电商公司下达订单”“对国产手机销售不知情”“没有和某电商公司续签合同”；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郭沆在2016年3月4日前提取大量手机销售，但其到案后拒不承认该事实，隐匿该笔货物的销售对象、货款去向等。（4）郭沆后期的销售模式不具有盈利可能性，导致某电商公司损失进一步扩大。4．被害人系因陷入错误认识而实施了处分行为。郭沆通过伪造某电商公司印章等手段，将从联×××等公司新购买的苹果手机套出交给下游分销商，再用手机模型冒充苹果手机送入库房，属于某电商公司因认识错误而作出处分行为。5．无充分证据证明林某等人与郭沆全程共谋。从本案整体看，林某等三人与郭沆的行为基本是相互配合，同步进行，但自郭沆伪造某电商公司公章从联×××公司提货开始，其行为与林某等三人的行为发生了断裂，且认定林某等三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林某、杨某1供述及微信语音证明二人主观上一直认为郭沆是拖欠货款，且二人曾向郭沆追索过货款；无证据证明林某等人对更换库管后，天一启承公司账面回款高于某电商公司支付欠款，以及郭沆提走部分在库冒充苹果手机的国产手机销售，并用机模、配件替代的事实知情；在案无证据证明林某等人对郭沆伪造、使用公章及私自从联×××公司处提取手机的行为知情。被告人郭沆当庭辩解称其无罪，提出：1．所谓拖欠某电商公司货款没有证据证明，只是一个假设。2．合同没有得到履行，折让和返利应归其，但某电商公司从未给其，这就从事实上改变了结算和计价的方式。3．某电商公司参与自主经营，不仅是预付款，还有扩大采购等，已根本违约。4．高库存2亿余元是真实存在的。5．造假事件其事后才知情，该事件是某电商公司主导的自主行为，与其无关。6．倒库存发生于2016年上半年，是造假行为的延续，对此其事后才知情。7．证明其伪造公章并使用的证据不足。郭沆辩护人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为：1．某电商公司的亏损是因为入库单价虚高、账面造假、违背行业常规高进低出、靠返利和保价政策盈利等多方面原因造成。库存高是某电商公司自主经营决策所致，与郭沆无关；成某、孔某1等人出入库记录以及管家婆数据不真实；没有客观证据证明郭沆欠付款项和多提货的事实；鉴定报告1．5亿余元的账面差额，系多种因素所致，与天一启承公司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且该结果建立在某电商公司提供的虚假订单及手机数量、价格、资金随意做账的基础上。2．郭沆没有欺骗行为。贴假苹果标签是因为某电商公司虚假做账，导致实际库存与账面不符，面临集团审计不得已为之。倒库是杨某1、林某为掩饰其渎职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采取拆东墙补西墙进行的违规操作，这一过程中没有人受骗。3．伪造公司印章是郭沆为配合其他行为而实施的，不宜单独评价，且认定郭沆伪造印章的证据不足。在庭后征求意见过程中，辩护人发表补充辩护意见为：本案与已审结的林某等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系基于一个故意，属于同一事实、侵犯同一客体之下的相互配合行为，不应单独另诉，应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对郭沆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无异议，但其具有自首、从犯、认罪悔罪等情节。综上希望对郭沆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郭沆亦同意其辩护人的补充辩护意见。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提出：1．郭沆在不具备资金实力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哄骗某电商公司人员擅自同意其赊销手机，赊销后将下游分销商交来的货款部分截留、挪用和挥霍，拒不向某电商公司支付货款以核销台账库存；其到案后拒不交代案件事实、拒不支付货款，明显具有非法占有某电商公司手机的犯罪目的，具备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2．郭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某电商公司人员擅自同意赊销后，为掩盖手机被其骗取销售的事实，同时为继续赊销手机，利用某电商公司人员被蒙蔽而陷入错误认识的局面，采取换包装、贴假标签等方法用手机模型、合页、国产手机伪造苹果手机虚抬库存价值，意图持续诈骗某电商公司，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特征，构成合同诈骗罪。3．在某电商公司加强库存控制、严格消化高库存并更换库管员后，郭沆无法再欺骗林某等人擅自同意提货，遂采取伪造某电商公司公章，在某电商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从联×××公司采购的苹果手机套出后销售给下游分销商，同时以手机模型、合页、国产手机冒充苹果手机入库，郭沆在这一阶段的行为更具有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合同诈骗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4．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的原因是郭沆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他们被定罪不应成为阻却郭沆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综上，公诉机关指控郭沆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1日，被告人郭沆以北京天一启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启承公司）的名义作为乙方与甲方北京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商公司）签订特约购销总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负责向指定厂商或国家级代理商进行采购，乙方负责向社会渠道销售；乙方根据供货方提供的产品名录选择品牌及机型后向甲方下订单，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甲方依据订单向相应供货方一次性采购入库并实时通知乙方，由乙方即时一次或分批次提货；甲方按乙方付款数量发货，并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根据厂商、供货方的要求调整价格，同时通知乙方；乙方付清所提货物之货款后方可提货；乙方未履行完毕的订单总额不得超过1000万元，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接受新订单，单笔订单销售期限自甲方入库之日起不超过7天，销售期限到达仍有库存的，协商止损措施，如需延长销售期限，应补交不低于存货协议价值50%的保证金，延长期限不得超过7天。期满后，甲方可以自行处理该订单项下乙方未提取的货物。乙方订单价格与甲方采购价格的价差为甲方应得利益。甲方有义务及时按乙方订单全额采购，并保证在销售期限及销售延长期内不向第三方销售，保守产品价格、数量等商业秘密。供货商所给的销售返利、促销补偿为乙方应得利益，乙方订单项下义务、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甲方应将该项款物移交乙方。乙方未能在销售期限、延长的销售期限内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甲方有权扣除该订单项下全部销售返利、促销补偿等。后双方又于2015年10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二，对此前签订的协议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将订单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调整为1500万元；在上述有担保的额度之外，另增加额度3500万元。2016年5月3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三，将原协议约定的期限延长至2016年6月30日。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初，被告人郭沆伙同某电商公司负责手机业务的时任该公司电子通讯事业部总经理的杨某1、副总经理林某及库管员成某（三人均已被判刑），违反合同有关先付款后提货的约定，采取少付或未付款即提货、进行赊销的方式，从北京市东城区某电商公司手机仓库等地提走大量苹果牌手机销售；杨某1、林某等人在某电商公司账上进行虚假记载，将已提走销售的手机登记为库存，在账面上显示未有亏损。某电商公司提供的手机业务收付款明细、订单详情反映：2015年4月双方即正式开始合作；按自然月统计，某电商公司货款收付差额滚动累计计算为2015年4月正1．75万元，5月负1005．75万元，6月负563．66万元，7月负990．1万元，8月负821．8万元，9月底负6275万元，10月底负6800余万元，11月底负1．7亿余元，当年12月31日，差额达到负1．93亿元。除4月，账务显示某电商公司的手机业务一直处于库存压货状态。2016年1月,为应付审计，杨某1、林某、郭沆商量采取给手机包装箱换标签，用库存国产手机冒充苹果牌手机，以提高库存价值，掩盖手机业务收支已出现亏空的情况。后郭沆找来苹果牌手机包装盒和标签，并纠集他人，在杨某1、林某、成某等人的配合、支持下，将某电商公司仓库内手机的标签全部换成苹果牌手机标签。2016年3月5日，某电商公司仓库库管更换，交接时，林某、成某等人在场，不让新库管开箱验货，并由天一启承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仓库内的手机均为苹果牌手机，继续隐瞒库存手机的真实情况。因某电商公司账面显示库存偏高，上级公司要求清库存，并不再为手机业务垫付款项。为维持业务，杨某1提出“推陈储新”模式，即郭沆以账面库存量为基数，联系经销商相当的新业务，将收取的货款全款打入某电商公司作为购买库存手机的货款，郭沆把某电商公司仓库里贴了苹果牌手机标签的国产手机拉走，这样，某电商公司账面显示库存已全部售出，完成清库任务，即所谓“推陈”；而后，某电商公司再以开展新业务的名义请款，用该款购买此前郭沆联系的经销商所需手机，但新购手机不入某电商公司仓库，而是由成某等人收货后经由郭沆等人直接交给经销商，郭沆再把之前从公司仓库拉走的库存假苹果牌手机重新贴标后送回库里，作为某电商公司所采购的新手机入库，即所谓“储新”。后被告人郭沆根据杨某1提议的方法，并在杨某1、林某、成某等某电商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实施“推成储新”行为，继续开展手机业务。自2016年2月起，某电商公司陆续向深圳市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讯器材分公司（以下简称爱××北京公司）、联×××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公司）等公司陆续订购3．7亿余元手机并销售。其中，2016年5月23日至6月24日期间，郭沆使用盖有伪造的某电商公司印章的17份自提函，由经销商直接从联×××公司提走各种型号苹果牌手机共计3．4万余台；某电商公司账面显示2016年5月25日至6月6日期间，向联×××公司采购各种型号苹果牌手机3．6万余台，货值1．8亿余元，某电商公司确认单显示2016年5月30日至6月28日期间收到联×××公司各种型号苹果牌手机3万余台。2016年7月，郭沆找到某电商公司总经理廖某交代了调换手机的情况，后某电商公司报案。经审计，期间某电商公司共支付手机货款20亿余元，共收取手机货款18亿余元，减去保证金、变现财产等，实际损失1．48亿余元。2016年7月15日，被告人郭沆经电话传唤到案。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罪犯林某（时任某电商公司电子通讯事业部副总经理）的供述：2015年4月，我公司与郭沆的天一启承公司签订手机销售合同，他们负责进货、销售，我公司负责出钱。郭沆先支付给我公司10%预付款，剩余款项由我公司支付给供货商。货到后，郭沆支付全款从我公司提货，我们赚取购货款的千分之一。郭沆从2015年八九月开始少交钱多提货，因为郭沆资金不足，他销售手机的价格比从我们这提货的价低，所以每笔交易他需要垫钱才能做，后来他垫不起钱，为了能让手机生意进行下去，我和杨某1才容许他多提货。郭沆多提了1．6亿的货，他说都赔了，这里包括外面差的票点、返利及经营亏损，但到底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些亏损都做成了库存，郭沆就一点点倒库存，他说只要能坚持到苹果7上市，就能把窟窿堵上，还能赚到钱。2016年2月，集团盘库并通知我们库房换人，杨某1、郭沆和我商量怎么解决，郭沆提出把库里国产手机外包装标签换成苹果手机，我们同意了。郭沆制作了苹果手机标签，一天晚上下班后，我让成某开了库房，郭沆带着他公司和孔某2的几个伙计，把苹果手机的标签贴在外包装箱上，并把没贴标签的手机拉走，我和杨某1也去了库房。过了几天，我们还贴了一次标签。3月初，库里的货和账上不符，我和杨某1、郭沆等人去了万柳孔某2店里，把之前从库里拉走的手机贴上苹果手机标签又拉回来凑数。3月7日交库时，我们都在交接单上签了字，单子上显示库存各种型号苹果手机4万多台。春节后，郭沆回来了几笔票点钱和返利，库存消掉了一部分，降到1．6亿余元。集团要求清库存，再做新业务时郭沆必须打全款。为应付集团检查，只能从形式上清库存，杨某1提出“推陈储新”的方法。郭沆以当时库存量为基数联系新业务1．6亿元，全款打进我公司，郭沆把仓库里的货拉走，作为清库存；同时我们以开展新业务为名向集团请款1．6亿元，把钱打给上游供货商，郭沆从上游供货商那把货直接提走销售，再把之前从库里拉走的货送回库里，算是新货入库。这样做过两次，一次是2016年3月，郭沆从爱××北京公司采购了1．2亿元苹果手机；一次是从联×××公司购入1．6亿元苹果手机，郭沆提货时使用自提手续。7月，库存依然很高，郭沆找到廖某承认事情过程，公司就报案了。我不知道郭沆怎么刻的公章，我没见过那枚公章。有次我在郭沆的办公室看到一个像是证明似的东西盖着某电商公司公章，我问郭沆怎么盖的章，郭沆让我别管。2．罪犯杨某1（时任某电商公司电子通讯事业部总经理）的供述：我于2014年认识郭沆，2015年四五月签订合同开始合作销售手机。具体流程是郭沆联系上家订货，然后把订购信息发给我公司，先打10%的预付款，我公司付余款从上家进货，货进库房后再由郭沆付全款把货提走销售，我公司赚千分之三的利润。2015年12月，公司要求清理国产手机，郭沆同意，把这批国产手机的货款给了我公司，他把供京东的货拉走，其他的货还在仓库里存着。2016年1月，郭沆联系广西移动业务，分为三批，第一批是从广西发到郑州，手机在郑州卖掉了，郭沆给了我们钱；第二批是成某去接货，在郑州卖了一部分，剩下1万余台苹果手机运回北京，入了仓库；第三批从广西发到深圳，林某去接货，他们说货在深圳已经卖掉，这时仓库里应该有2亿余元苹果手机。2016年1月中旬，财务打电话说公司要审计，我去仓库看了一下，发现只有国产手机。成某说林某让他把苹果手机放给郭沆，没有任何手续。林某从深圳回来后，跟我承认了向郭沆多放货的事，说是从2015年8月开始的。后林某提议先把库存的国产手机伪装成苹果手机，证明货还在，郭沆又一再保证可以把钱补上，我就默认了这个做法。1月的一天晚上，他们在仓库里更换了手机包装箱标签，这些标签是郭沆提供的，郭沆还找了别的人来贴标签，林某在场，我也去看了一下。2月，公司发现缺货，郭沆把已经提走的国产手机贴了苹果手机标签拉回来，这次我和林某也在场。2016年2月至6月，郭沆陆续回款8000万元到1亿元，这些钱我们让他以苹果手机的名义付款，只给他国产手机，想用差额弥补损失。我们一直和郭沆合作，但没想到郭沆通过伪造公章的方式用自提函从联×××公司提走了货，又伪造了一批苹果手机雇人给我们送到仓库里来。3．罪犯成某（时任某电商公司电子通讯事业部业务员）的供述：平时我按照领导指示下订单、向上面请款、管理手机库房。我公司和天一启承公司合作销售手机。天一启承公司给我公司下订单并支付10%保证金，我公司和上游供货商签合同，支付剩下的货款。货到我公司后，天一启承公司付给我们余下货款后提货销售，我公司赚进货款的千分之一。公司规定每月25日盘一次库，但没有实际盘点过，只要我部门内勤张某1和公司财务的账能对上就行。从2015年12月起，账面与库存就不一样了。2015年12月20日至2016年1月，公司分三次做了一批苹果手机业务，第一次7200多万元，第二次1．7亿余元，第三次1．3亿余元。货先后发往郑州和深圳，我还跟着去了郑州，当时还有孙某、郭沆、林某。我1月7日去，8日押着1万余台苹果手机回来，当天下午把这批货卖给了葛某。广西移动去深圳的货出了问题，账上显示这批货有一部分入了库，但实际上这批货一台也没进来。2015年底，库里有几万台酷派和三星手机，还有一部分小米和华为，但一台苹果手机都没有，但台账显示有1亿余元的苹果手机。按规定，郭沆如果要提货就要先打款，款打到公司财务部。财务收到款后，在QQ群里发汇款截图通知我们有钱打进来，我们部门的张某1记账，这样根据货款多少相应发货。从2015年12月开始，有几次郭沆提的货要比打过来的钱多，我请示林某，林某让我照郭沆的意思出货，说是第二天补齐货款，或者说货款打到了林某个人账户，如此造成库存虚高的情况。库房搬到大磨坊后，我自己用一个封皮是灰色的A5大小笔记本记了一个出库账，记录了每次手机出库的品牌、型号、数量等，并且我要求提货人提货后在这个本上签字。这个本记录的和公司出库台账不一样，因为存在少交钱多提货的情形。但我自己账本上记的是真实的出库情况。有时我不在，我的同事欧某、王某1他们也在这个本上记录。林某见过这个本，他说发货日期最好都登工作日。孔某1也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手机出入库的情况。过了春节，上级要审计我公司，财务和张某1对账后显示库存有价值1个多亿的苹果手机，实际情况是库里只有国产手机。为了把账做平应付审计，林某让我们把库存国产手机的标签换上苹果手机标签。2016年一二月的一天晚上，林某通知我去库房，让我先把库房监控电源拔了，当时郭沆、孙某、孔某1和孔某2的几个伙计给库里手机的外包装换标签，林某和杨某1也到了库房。真的苹果手机是10台一箱，因为库里的国产手机箱体大，我们贴的标签显示是20台苹果手机一箱。今年3月初的一天，林某打电话让我去万柳孔某2的店，当时林某、郭沆都在，林某让我们把店里的三星手机商标撕下来换上苹果手机商标，然后拉回我公司仓库。这批手机没有入库手续，林某让我直接做成库存。新的库管贺某对手机业务不太了解，我们和他交接时，隐瞒了真相，我骗他说苹果手机都是20台一箱。春节后开展的业务，都是郭沆先打全款，我们再付给上游供货商，由郭沆直接从供货商那自提销售。郭沆打款后，从我公司库里把假苹果手机提走，算是出库；然后再往库里送，算是入库，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倒库。3月，我公司从爱××北京公司进了一批货，5月又从联×××公司进了一批货，价值1．6亿元，这两批货郭沆付的是全款。4．证人马某（杨某1之妻）的证言及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杨某1的两部手机（1部苹果手机、1部小米手机）中提取到与案件相关微信对话内容，其中有林某发给杨某1的微信中提到，“最开始就是从王某4走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但是那时候都是出去了就回来，陆续都回来，后来压得票点越来越多，就回不来这么多钱了，就越放越多”。5．证人廖某（时任某电商公司总经理）的证言：我公司于2015年4月和天一启承公司开始合作销售手机。天一启承公司先付10%的定金，我公司付全款采购，货进到我公司仓库，天一启承公司付全款拉货。我们是定向采购，天一启承公司指定什么品牌的手机，我们就采购什么手机，采购一批卖出一批。2016年春节前，手机库存达到2亿余元，我们要求郭沆降低库存，并提出郭沆为购买新货所付货款的10%作为新货保证金，90%用来消化库存旧货，我们给郭沆采购新货的金额不高于其所交的货款。2016年7月，我公司发给天一启承公司一个确认他们有1．6至1．7亿元库存、催他们及时付款、否则我们就自行处理的通知函，郭沆收到并签字确认。我公司有专门的账本，上面记载往来的款项。7月13日14时许，郭沆说库里的手机都被他调换了，我问他是怎么调换的，他说私刻了我公司公章，将上游供货商的手机提走，并将苹果手机换成三星等手机。6．证人王某1、欧某（时任某电商公司库房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二人负责搬货，手机入库都是成某点数，在送货司机的单子上盖收货确认章，并把厂家送的单子交给张某1；出库时，成某带二人去库房提货，提什么都是他说，二人负责搬。在大厦时，出库填提货登记单，上面有手机品牌、型号等信息，由提货人在上面签字，填满一张就交给成某。到大磨坊后，成某用笔记本代替提货登记单，上面写着日期、手机品牌、型号、数量，谁登记的信息就在制单上签字，还要让提货人签名。7．证人张某1的证言：我负责公司手机出入库登记，直接领导是林某。手机入库时，我凭成某或林某给我的物流公司发货单，填制入库验收单，交财务王某3做账。出库时，林某或成某告诉我有一批手机要出库，我按照这批手机价格算出总金额，之后再到财务那里查，如果账上打进这笔钱，我就填订货单，我没有把订货单给过成某。我不去库房看货，林某、成某告诉我销售多少我就写多少。验收单和订货单是公司记账依据，入库出库也是凭上面的单据，公司规定这两个单子要有我和林某、杨某1三人的签字才能生效。手机实物入库由成某负责，我就看上游公司的发货单、物流单来核查手机数量、型号。8．证人李某1（北京某集团副总经理）的证言：我主要分管商贸物流及投资、储备粮业务，某电商公司也归我分管。2016年春节前后，我从账上发现某电商公司库存较高，大约2亿余元，就开始督促他们减少库存，至四五月减少到1．6亿余元。我让廖某抓紧制定方案，不行就自行销售。后廖某找天一启承公司谈，天一启承公司经理说把库房的货换了，廖某将情况上报给我，我让他们报案。9．证人张某2（时任某电商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我主管财务、品控及除3C产品外的库存管理部。我公司和郭沆合作手机业务后，开始几个月业务量小，手机出得很快，到2015年底，手机库存达到1．9亿余元。公司催过电子通讯事业部，让杨某1尽快降库存。财务方面，我公司开始要求郭沆打10%的预付款，其余由我公司向集团请款。后来库存太高，我公司要求郭沆再采购新手机时，所交款项不能低于采购新手机的金额，10%是新业务的预付款，另外90%是用于消化之前库存手机。10．证人贺某（某电商公司库存管理部手机库主管）的证言：2016年3月5日我接手手机库，当时清点有4万余台苹果手机，库存交接表由郭沆、孔某1、王某3、林某、成某签字确认。手机都在包装箱里，包装箱外侧有标签，标明每箱20台手机。接手仓库前，成某给我们培训，说苹果手机包装箱每箱20台，不管什么型号都是。交接时我想开箱，但被我公司业务员和天一启承公司的人阻止，他们说合同约定不能开箱，杨某1让天一启承公司出具确认函。库里的货全贴上确认函和中文标签后，我才收的货。后来进出库的基本上都是苹果手机，还有零散的国产手机。来货前，成某、林某通知我，孔某1也来，我们双方对来货进行验收，由孔某1出确认函。出库时，我在出库系统里看到财务下的出库订单，按照订单内容和孔某1一起提货。接手后，所有入库、出库苹果手机包装箱都显示是20台每箱。仓库内现有20种苹果手机，共计3万余台，除有500部手机是以前留下的，其余的都是经我手入库的。11．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郭沆是天一启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12．证人孔某1（时任天一启承公司库管）的证言：公司和某电商公司合作卖手机，手机存放在某大厦，我和成某一起盘库。我把库存手机清点了一遍，记在1个封面有蓝色图案的A5大小的笔记本上，我盘点的数量和某电商公司提供的数量一致。11月中旬，某大厦库房装不下了，新货就放到大磨坊库房。郭沆让我在管家婆软件上记手机出入库账，我怕出错，每笔出入库还记在1个黑皮大笔记本上。为了区别，我用黑色笔记录大磨坊库存，用红色笔记录某大厦库存。如果库存数量有变动，我会在每种手机数量后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到11月23日，这个本我只用于登记库存数，手机出入库情况我另用专门的笔记本记录。出库用1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记录，记时间、出库地点、收货人、手机的品牌数量。入库用红色封面的笔记本记录，记时间、供货单位、手机的品牌数量等信息。后来这两个本用完了，我又换了两个棕色的练习本记录。这些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是真实的。2016年4月，我就不再记录了，因为当时库房里的手机都是假的苹果手机。成某也用笔记本记出库记录，每次提货，都让我在上面签字，他在本上记录的内容也是真实的。2016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六七时许，郭沆给我两塑料袋苹果手机商标不干胶标签，还有1个方形不干胶，印有条形码和英文字，让我把大磨坊库房内的手机包装箱上的标签换一下。当时某电商公司的人也在，有杨总、林某、成某，郭沆让我们把苹果商标贴在箱子上边，把方形不干胶贴在箱子侧面，盖住原来的三星、酷派标签，盖不住的就把原来的标签撕掉。2016年3月，大磨坊库管换成贺某后，有几次对方把货拉到万柳和木樨园，直接发给下家，这些货都是苹果手机，郭沆通知我去，每次我都是和成某一起去收货。送货司机拿着三联送货单，上面有手机型号、数量等内容，验货后，成某在送货单上签字盖章。发货没有凭证，下家都是郭沆联系的。13．证人孙某（时任天一启承公司员工）的证言：天一启承公司和某电商公司合作时一般是先收钱再发货，也有赊销的情况，赊销给葛某、孔某2及一些小客户，二三天都能回款，最长一星期，每次赊销最多有上千万的手机，这些手机有从库房里提出来的，也有从上游公司直接发货。公司与联×××公司之间的业务是从2016年5月开始的，都是下游客户自行去联×××公司仓库提货。郭沆通过微信将提货人的身份证照片及联系电话传给我，我再转给联×××公司的李某3；李某3将填入提货人信息的自提函传给我，我打印后交给郭沆，郭沆去盖某电商公司的章；我再将自提函拍照片传给李某3，下游客户去联×××公司仓库凭身份证直接提货。从2015年初到2016年1月底，郭沆曾用我的工行卡作为公司的付款账号；2016年2月后改用周某的银行卡。我在天一启承公司工作以来，郭沆经常到处借钱，2016年4月前后，感觉郭沆的资金周转比以前困难，他也没说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天一启承公司账户2016年二三月份被冻结420多万元，之后又被冻结70多万元，郭沆经询问才知道被香河法院冻结。14．证人孔某2的证言：我替某电商公司干过两三次换手机标签的活，是孙某或郭沆打电话让我找人干的，我让王某2带人去的仓库。2016年2月，某电商公司曾用我的仓库存过国产手机，当时在场的有郭沆、杨某1、林某，他们把装国产手机的箱子换成新箱子。15．证人王某2、李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二人按孔某2要求更换假苹果标识。经辨认，某电商公司的杨总就是杨某1。16．证人王某2的证言：2016年5月29日下午，谢某让我开车到张家湾一个库房，那有人等着往车上装货，装的都是手机。晚上10时许，货拉到永定门二环外一个库房里，谢某说是一个叫“郭沆”的人的货。17．证人杨某2的证言：2016年5月，经谢某介绍，一个姓郭的人让我给南二环边的大磨坊库房拉过5次货，都是装着手机的包装箱，大部分是苹果手机，一部分是三星手机。一次是从顺义天竺附近一个库房提货，一次是从南二环边的大磨坊库房往丰台万柳桥一个手机店运货，有三次是从通州区张家湾的一个平房提货。18．证人陈某的证言：2015年10月，我向郭沆订购2．8万台三星9158V手机，郭沆说货都入了某电商公司的仓库，当时谈的是年底前提完，但一直没提出来。我给郭沆打款了，他欠我202万元的货。2016年7月8日，我们去某电商公司要钱，当时林某、杨某1、郭沆出具了一个单子，证明因系统故障，暂无法退款。同时还出具了一个退款确认函，证明天一启承公司于7月6日给某电商公司打款850万元，是我们的预付款，确认函盖着某电商公司公章，当时还有胡安娜、丁菊芳、夏松举在场。19．证人孔某3（北京泰××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2016年1月中旬，天一启承公司的“郭哥”说某电商公司要清酷派手机库存，让我们帮忙销售。“郭哥”和我们一共提了2万多台酷派手机，给了我们7000多台。“郭哥”先把钱打到我公司账户，然后由我公司统一打给某电商公司，“郭哥”说剩下的他们自己做，具体情况不清楚。20．证人徐某的证言：2016年5月开始，我从郭沆处进了3万余台苹果手机，价值1．3亿余元，提货地点在联×××科捷物流仓库。每次都是我把钱汇过去，再到联×××科捷物流仓库提货，那里有郭沆公司的人，拿着自提函，自提函上有某电商公司和联×××公司公章。我还从郭沆处进了1000余台苹果手机，是爱××公司送到中关村海龙大厦门口的。21．证人葛某的证言：2016年5月26日至6月13日，我从郭沆处进了3次苹果手机。一次是郭沆把货送到中关村；后两次是我到联×××科捷物流仓库自取，郭沆的人给我1张提货单，提货单上有手机型号、数量，发货公司是联×××公司，提货公司是某电商公司，提货单上还有我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22．证人周某的证言：从2016年1月4日起，郭沆说他的银行卡被封了，借我的银行卡转账，一直到6月27日。23．证人刘某（时任联×××公司销售经理）的证言：我公司与某电商公司有业务往来，主要销售苹果、三星、华为等品牌手机。每次某电商公司需要什么品牌手机，就向我们下采购订单、付款，我公司确认款到后通知物流公司把货发到协议的收货地址。2016年5月初，某电商公司从我们这采购了大概1．8亿元、3．5万部苹果手机，都是自提的。我们把自提函发给天一启承公司职员孙某，天一启承公司以某电商公司的名义填写自提函，盖公章后再回传给我们，我们审核后发给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审核提货人的身份信息后就可以提货。24．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开户许可证等证明：某电商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天一启承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5．某电商公司与天一启承公司签订的《特约购销总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开展手机业务情况说明证明双方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手机业务的情况。26．天一启承公司向某电商公司订货的商品采购订单，某电商公司与爱××北京公司、联×××公司等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合同证明某电商公司根据天一启承公司的订货要求向供应商购买手机的情况。27．某电商公司3C业务采购、付款及入库流程、销售及出库流程等书证证明某电商公司对手机采购、验收入库及出库的审批程序及各部门的责任。28．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和照片证明扣押涉案物品的情况。29．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从天一启承公司办公室起获的电脑主机内提取到天一启承公司的销售单、给某电商公司的订单等材料。30．在案扣押的成某、孔某1的六册笔记本显示：成某、孔某1在笔记本上记录了2015年11月22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某电商公司手机出入库情况，二人的记录情况可相互印证。31．孔某1提供的管家婆软件数据证明天一启承公司手机购销及向某电商公司付款的部分情况。32．手机库存盘点及交接表、确认单等书证记载：2016年3月5日，移交人成某、接收人贺某、监交人王某3和林某、天一启承公司代表郭沆、孔某1共同确认，表内库存全部为苹果手机。天一启承公司出具确认函载明，“确认某大磨坊库房中所有天一订购的手机品类、颜色与货卡明细相符（每箱20台），箱标原封无有破损，原货封存入库。为我公司核准过的数据。警告，严禁拆封！封条如有破损，有权拒收！”。33．某电商公司会议纪要、通知函、律师函证明某电商公司2016年4月后多次要求郭沆清理库存手机的情况。34．工作说明和邮件截图证明苹果手机实际包装为每箱10台。35．发货单、收货确认单、验收单、客户自提函等证明某电商公司2016年2月以后向爱××北京公司、联×××公司订购苹果手机及收发货的情况。36．北京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书证明：经鉴定，17张《客户自提函》上所盖某电商公司公章与某电商公司提供的印文不是同枚印章盖印。37．现场勘验笔录、某电商公司手机实物盘点表及明细证明案发后对北京某面粉公司仓库进行勘验及对货物进行清点的情况。仓库中纸箱内的货物有四种，分别是苹果手机包装盒内为塑料手机模型或铁质合页，三星手机盒内为三星手机，酷派手机盒内为酷派手机。38．某电商公司出具的关于手机销售返利（折扣）说明：供货商给予的销售返利为天一启承公司所有，如天一启承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某电商公司有权扣除相应的销售返利。销售返利方式有两种，一是手机实物返利，二是货款折扣返利。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供货商部分销售返利天一启承公司直接提走实物，未入某电商公司库存。39．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审核报告、工作说明等证明：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7月8日止，某电商公司手机业务收付款差额为1．56亿余元。40．某电商公司出具的证明、《处置三星及酷派手机损失情况》证明：2016年8月30日某电商公司将库存三星手机和酷派手机出售，共计销售7752370元，对照进价，销售损失7826039．49元。41．抵押担保合同、他权证和世诚嘉业公司房产评估报告证明赵某抵押给某电商公司的房屋估价情况。42．银行账户查询材料、明细、冻结手续等证明天一启承公司银行账户及郭沆所用其他个人账户在其他案件中被冻结的情况。43．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执行裁定书等证明天一启承公司因涉及其他民事纠纷被强制执行的情况。44．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明本案立案、抓获被告人郭沆及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45．户籍材料证明郭沆的户籍登记情况。46．被告人郭沆在侦查期间的供述：我是天一启承公司实际负责人，公司运营由我负责。公司于2015年4月与某电商公司合作买卖手机，两个公司当时没有签具体的手机供销合同，而是签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某电商公司负责采购手机，我公司负责销售手机和疏通上下游关系，从中赚取差价。2015年底以前，我每次都先支付10%的定金，某电商公司打全款买手机进库房，经销商给我货款后，我把提货人的信息和提货的数量、品种告诉某电商公司负责人，一般都是林某，由他安排出库。2016年1月，某电商公司准备把自己的业务做大，跟广西移动订购了3．9亿元苹果手机，我公司开始收取客户保证金，大约4000万元，转给了某电商公司，要求某电商公司周五前给广西移动付款。直到周五，某电商公司还有1．3亿元没付出去，周六我的客户拿不到货，造成我公司2800万元的损失。这次销售实际上我没有给足全款，提货时我告诉杨某1手里有多少钱，由他来算差多少钱，他想办法补上，具体从哪倒腾的钱我不清楚。后他们擅自将库里的国产手机在账面上消掉，这样又出现了5500万元的窟窿，当时我们还卖给京东2400万元的货，但货款没有结回来，这样算起来应该有1亿元左右的窟窿。到了2016年3月，我在做爱××的业务时是赔钱的，算下来赔了2000多万，但我个人没有赔钱，我是按照市场价格给某电商公司货款，货全都让我提走卖了，亏损部分做成了库存。2016年春节后，杨某1说某集团观摩团来参观，提出把库里国产手机包装箱的标签换成苹果手机的。我自己设计了一张表格，有苹果手机的型号、颜色等内容及苹果标识，在永定门、洋桥附近几家复印社做了1000多套不干胶标签，让孔某2帮我找几个人，到大磨坊库房开始换标签。第二天凌晨，我和杨某1回到库房，杨发现我打的苹果标签标注的是每箱10台，但库房里都是20台手机一箱的包装箱，明显偏大，就让我把标注10台改成20台。隔了一天晚上，我从大街上找了几个发小广告的去了库房，还是杨某1、林某几个人，他们把货架上靠外的包装箱标签换成了新的，库里还剩几千台手机的包装箱没有换上苹果标签。过了一两天，杨某1让我把这些手机拉走，我把这些手机暂存在孔某2的库房里和亚通公司。后来审计来了盘库，我也跟着一起，审计结果是库里少了4000多台手机，杨某1又让我把之前拉走的手机再拉回来换上苹果标签。3月初，库房换了库管员，任何入库、出库的事须双方同时到场验货、清点才能办理，杨某1说他去解决这件事。我听说他对贺某说，进出库的货只要我公司的人认可就行了，后来这批假苹果手机顺利入库，这是贺接手仓库后的第一批货，是他和我的库管孔某1一起盘完货入库的。这之后的入库、出库都是这样执行的。审计完成后，某通知我，库里存放的所谓的苹果手机数额在2．1亿元左右。2016年3月，某电商公司从爱××进了几批苹果手机，总金额2亿元左右，这几批货是先给某10%的货款，由某电商公司付全款给爱××。每次从爱××发货后，成某或某电商公司其他业务员会到约好的地点，在爱××的销售发货单上盖上某电商公司收货专用章，这批货就直接给了从我这里买货的人，我找人把大磨坊里的假苹果手机拉出来，把包装箱检查一遍，又把这批假苹果手机冒充从爱××新进的货，再拉回大磨坊入库，这样某电商公司账面上的旧货就成了新货。爱××这批货，因为有返利和票点钱，我的销售价比某进价低10%至30%，共赔了三四千万元，但这期间我不能往里垫钱了，所以某电商公司的库存变得虚高。我还用手机模型冒充苹果手机，拉进某的库房。5月，某电商公司要求我把业务做起来，让库存流动起来，这样才能和我签新合同，但在签新合同前要求我打全款。后我找到联×××公司做苹果手机业务，找到下家葛某和徐某接货，他们先收上钱付给我，我再付给某电商公司，由他们付给联×××公司。5月分多次做了1．2亿元业务；6月做了两三笔，有4000多万元。这些货我直接从联×××公司拉出来卖给了客户，因为自提货需要某电商公司盖章，杨某1指示我刻了假章，并说反正我给了全款。因为某电商公司一直催我更新库存，又不给我任何配合，我只能从网上刻了某电商公司公章，从联×××公司直接提苹果手机给买家发货，然后我在某电商公司库存里提出同等台数的国产手机，换一个苹果的新标签再入到某电商公司仓库，来回几次就把某电商公司库存给更新完了。我私刻某电商公司公章的目的，一是得及时给经销商付货，经销商付了全款；二是不能经过某电商公司库存环节，如果新手机入库，某电商公司会让我卖旧手机。这批货我赔了2000多万元，某电商公司账上看不出赔钱，账上显示新机都入库了。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言辞证据中能得到印证的内容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均予以确认。关于公诉机关的意见、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郭沆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结合所确认的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事实认定1．郭沆存在少付或未付货款就将手机提走销售的情况。根据起获的成某和孔某1的笔记本、孔某1提供的管家婆软件上记载的数据结合林某、成某的供述，能够证明郭沆确有少付款多提货的情况。经统计，从2015年12月11日至12月31日，孔某1从某电商公司共提走苹果手机3万余台，其中1．4万余台有付款记录，共计付款7400余万元；1．6万余台没有付款记录，货值约7800余万元。上述证据受限于记载时间、名目等，虽无法全面反映出郭沆多提货的具体数量及价值，但能够证明郭沆少付款、多提货的情况确实存在，并非郭沆所称货款两清。2．郭沆参与了更换标签，将某电商公司仓库内的国产手机伪装成苹果手机的行为。根据杨某1、林某、成某等人的供述及证人孔某1、孔某2等人的证言，郭沆组织人员、准备标签并参加了换标签的行为，郭沆本人在侦查期间对此亦有多次供述。3．移交库房过程中，郭沆有与林某、成某等人继续隐瞒真相的行为。根据贺某的证言及林某、成某的供述，在交接时，成某和天一启承公司的人阻止开箱验货，当时郭沆亦在现场，且其在明知仓库库存实际的情况下，仍以天一启承公司名义出具了虚假确认函，确认仓库内所有的货物均为苹果手机，与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一起继续隐瞒真相。对此，郭沆在侦查阶段亦予以供认。4．更换库管后，郭沆有根据杨某1的提议进行所谓倒库存的行为，继续掩盖已实际造成某电商公司巨额亏空的事实。根据林某的供述，在更换库管后，是杨某1提出推成储新模式进行倒库存，由郭沆具体实施。成某也供述了推成储新倒库存模式的操作方式，且郭沆在侦查阶段对此亦予以供认。5．天一启承公司与某电商公司的手机业务，确实给某电商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根据审计报告，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7月8日止，某电商公司手机业务收付款差额为1．56亿余元。某电商公司通过事后的处置，挽回部分损失，但仍造成实际损失1．48亿余元。综上，郭沆有关其没有参与任何造假行为，其与某电商公司已钱货两清，某电商公司的亏损与其无关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某电商公司亏损与郭沆无关，系某电商公司经营失误所致等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对被告人郭沆行为性质的认定1．郭沆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虽因郭沆的行为导致了某电商公司巨额亏损，但在此过程中，郭沆少付款多提货的赊销行为经过了某电商公司负责手机业务的杨某1、林某的许可并有成某等相关人员的配合。其次，某电商公司虚假记账、账面造假系某电商公司工作人员所为，郭沆并未参与。第三，更换手机包装箱标签等伪造库存的行为，郭沆虽参与其中，但亦有杨某1、林某、成某等某电商公司人员的参与、配合，不存在郭沆欺骗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的情形。最后，更换库管后，郭沆实施的所谓推成储新行为，是某电商公司的杨某1主动提出并有某电商公司人员配合实施；在与联×××公司的业务过程中，郭沆虽使用了盖有伪造的某电商公司印章的自提函，杨某1等人否认对此明知，但某电商公司对该笔业务在账面上同样进行了虚假记载，且根据林某、成某的供述，推成储新业务包含了联×××公司这笔业务，推成储新业务均是由郭沆自提货物，故不能排除某电商公司相关人员知道郭沆自行提货事实的合理怀疑。因此，在整个过程中，证明郭沆虚构事实欺骗具体代表某电商公司进行手机业务的公司领导及工作人员，导致有关人员陷入错误认识与郭沆签订合同并同意赊销最终导致公司巨额亏损的证据不足。此外，按照合同约定，郭沆付款后，某电商公司才会拨付郭沆所付款项对应价值的手机，且每次交易的手机价值有一定限额。按此模式，某电商公司不会出现亏损，至少不会出现如此巨额的亏损。因此双方签订合同时，郭沆不具有履约能力并不必然导致本案结果的发生，此时，郭沆是否隐瞒真实履约能力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郭沆提出赊销，主要原因就是其不能在提货前全额付款，由此反映出郭沆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足，某电商公司负责手机业务的主要领导对此明知，但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此时不仅不及时止损，停止与天一启承公司的合作，反而继续允许郭沆不断赊销，且不断突破合同约定的每次交易的限额，最终造成巨额亏损。故，认定郭沆隐瞒其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的证据不足。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郭沆犯合同诈骗罪。2．郭沆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首先是郭沆提出少付款多提货才引起的杨某1等人的滥用职权行为；而后为掩盖其少付款多提货造成的亏空，进一步引发了杨某1等人滥用职权实施伪造虚假库存、进行账面造假的行为；后为应付审计，杨某1等人又滥用职权更换手机包装箱，掩盖库存货物真实情况，虚抬库存货物价值，此时，郭沆在明知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并联系人员帮助更换手机包装箱，掩盖虚假库存情况；在移交库房过程中，郭沆配合杨某1等人出具确认函，确认仓库内所有货物均为苹果手机，继续掩盖真实情况，且更换库管员后，为配合杨某1等人应付清库存要求，实施所谓倒库存行为，在后续的交易过程中，郭沆将假苹果手机提出后，又原样以新进的苹果手机名义入库，在某电商公司账面上形成旧货已出、新货入库的假象，继续制造虚假库存，掩盖某电商公司手机业务巨额亏损的情况。虽然郭沆本人不是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其在明知杨某1、林某、成某等国有公司人员违反规定，滥用职权，违反合同约定允许其进行赊销，后来又为掩盖亏空事实实施库存造假、推成储新倒库存行为的情况下，仍主动配合并积极参与，系杨某1等人实施滥用职权犯罪的共犯，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综上，公诉机关及某电商公司诉讼代理人有关定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郭沆及其辩护人有关定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3．郭沆的行为不宜再认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首先，我院原一审未予认定该罪名；其次，伪造公司印章并在自提函上加盖后进行提货的行为亦是为实施所谓推成储新模式进行倒库存，可以认定为系郭沆协助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实施滥用职权行为中的一部分，故不再单独定罪。三、关于对郭沆的量刑情节认定1．郭沆不是从犯。郭沆虽在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中依赖于杨某1等人的身份，系配合杨某1等人实施，但在共同犯罪中，其主动、积极参加，所起作用重要，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但其作用与杨某1、林某、成某相比相对较小，在量刑时本院将予以考虑。2．郭沆不具有自首情节。虽然本案是因郭沆主动向某电商公司廖某承认换手机的事实案发，且系电话通知到案，但其在庭审中否认少付款多提货、否认参与换标签、否认伪造公章并进而伪造自提函，上述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此不能认定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故而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综上，辩护人有关郭沆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郭沆在与某电商公司开展手机业务的过程中，与某电商公司有关人员共谋，积极协助上述人员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给某电商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郭沆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有误，本院予以更正。本院根据被告人郭沆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郭沆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15日起至2021年1月14日止）。二、在案扣押的电脑主机2台、笔记本6本、手机4部予以没收，存档备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谭劲松审 判 员  吴炎冰人民陪审员  张 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童 蕊书 记 员  黄 珊-3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