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02民初3010号 原告：遵义市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山路中山大厦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705763487（1-1）。 法定代表人：甘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珂，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国刚，男，196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绥阳县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罗道坤，男，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金汉强，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杨光全，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陈明伦，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绥阳县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告遵义市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物管公司）与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陈明伦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物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珂、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陈明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信物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由五被告共同偿还原告代其支付的（何明德死亡）补偿费用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与死者何明德系原告公司的保安人员，2020年1月8日下午，何国刚自带白酒与上述4人私自在值班室做饭饮酒，并邀约公司外来人员何瑞（未参与饮酒）与被告陈明伦共同饮酒，饭后何明德醉酒一直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被告何国刚便通知原告公司经理，经报120、110处理，当日，何明德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饮酒过量窒息。2020年1月16日，在北京路派出所的组织下，当事人几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书》，由原告公司和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200,000元，因4人没有支付能力，便与公司约定由公司全部代付。2020年1月17日，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向原告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因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后原告公司将200,000元款项支付给死者家属。后各被告不愿兑现自己的承诺承担相应责任，以各种理由为由不再协商责任分担，原告特提起诉讼。 被告何国刚辩称，事情是我们在上班期间引起的，最主要的责任是在公司，我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事发后，北京路派出所、司法所、北京路办事处以及何明德家属几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赔偿200,000元给死者家属，调解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在哪儿调解的我不清楚，他们调解好了之后，在天利上城办公室我们经理赵玖兴把调解协议书拿给我们看，他说事情已经调解好了，你们也要签个字，第三条后面手写部分是赵玖兴提出来让我写的，我提出质疑，既然原告和派出所以及死者都调解好了，就应该电脑打印好，手写的加上去的内容不管我们有没有同意，都不能认可，达成200,000元调解协议我们没有在现场参加的，是事后原告方拿出来我们补签的字，是我本人签的字，原告已经把我们四个开除了，也没有和其他被告达成协议。 被告罗道坤辩称，我们在公司上班，违规喝酒只接受处罚，不承认赔偿问题，过错在于公司，我们的主管何国刚提供了酒，我们也是受害方，我们只接受处罚，不接受赔偿。原告把我们开除了，但没有解除合同。 被告金汉强辩称，我只付一点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可以的，但是要我们赔偿200,000元不同意。 被告杨光全辩称，何国刚叫我吃饭、喝酒，我平时不喝酒，也不抽烟，我也没有喝酒，吃了饭我就去上班了，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不赔钱，我没有责任。 被告陈明伦辩称，我平时不喝酒，我也不是原告公司的员工，我们在天利上城值班室喝酒，何国刚叫我去吃饭，我说我不喝酒，何国刚说他过生日，叫我适当的喝一点，在吃饭的过程中，本身我不认识其他人，喝到中途的时候，我就看到何明德喝醉了倒在地上，砸在我身上，他就自己起来往外走，我就跟着去送他，但我因为不熟悉路，就是我们一起喝酒的其中一人叫我回来，他去送何明德。我就回到了值班室，大约半个小时，另外保安值班室打电话给我们这边值班室，说是何明德死亡了，我就和何国刚一起去查看，我到现场的时候，人确实已经死了。何国刚就报警了，何国刚的女儿何瑞叫我们先回去，他们来处理，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第三天北京路派出所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作笔录，签了字的，录了笔录至今没有接到北京路派出所电话，原告方怎么去调解的，怎么达成的200,000元赔偿，也没有让我知道，也没有通知过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要我赔200,000元。作为人道主义，如果是2、3千元钱我就赔偿，但是200,000元我不同意赔偿，他们协商调解没有通知过我，我都不清楚他们达成的调解协议。 原告中信物管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调解协议书》、《承诺书》、收条、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会议、培训记录表、员工手册。被告何国刚提交了收款收据。对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因该证据系原告事先打印好，被告虽然签字，但均予以否认是他们所述和所写，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金汉强的个人补偿承诺，被告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且是调解协议达成之前，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在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及死者何明德系原告中信物管公司的保安人员。2020年1月8日下午，何国刚自带白酒与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死者何明德及陈明伦在原告管理小区的值班室做饭，一起喝酒吃饭。后，死者何明德离开该值班室。当晚，何明德死亡。居民死亡证明载明：死亡原因系窒息？呼吸心脏骤停。2020年1月16日，经北京路办事处、派出所、司法所组织调解，原告中信物业服务公司（乙方）与死者何明德之妻子刘世荣、父亲何美、母亲王春娥、儿子何文洁（甲方）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一、由乙方一次性补偿甲方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元），此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丧葬费，劳动补偿金等。二、由乙方补发给甲方何明德2020年元月应得工资贰仟叁佰元（2,300元）；三、前述费用共计贰拾万贰仟叁佰元（202,300元）由乙方于2020年1月17日存入刘世荣的工商银行账号，视为乙方应付甲方的全部款项结清。原告和死者何明德之亲属在协议上签章、签名捺印。原告中信物管公司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将该《调解协议书》拿回公司，要求被告何国刚在《调解协议书》第三项空白部分手写添加：此费用包括5名共同喝酒者应承担的费用，并分别叫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在该《调解协议书》下方补签名字，并捺印。2020年1月17日，原告分别叫被告何国刚、罗道坤、金汉强、杨光全在事先打印好的《承诺书》下方签名捺印。2020年1月17日，原告支付死者家属202,300元。现原告以被告不愿兑现自己的承诺承担责任，向被告追偿已经支付的200,000元，双方酿成诉争。 另，被告何国刚于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缴纳了因何明德死亡的赔偿款5,000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对北京路派出所和北京路办事处司法所处理何明德死亡事件的经办人员核实《调解协议书》的形成情况，证实上述《调解协议书》上各被告的签字均是事后补签，并非调解现场形成。 本院认为，本案是追偿权纠纷，追偿权纠纷是指追偿权人在行使追偿权时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本案就调解主体上看，原告中信物管公司与死者何明德家属双方自愿签订《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均系理性且有预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调解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调解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其次，原告在向死者何明德家属赔偿后向五被告追偿，五名被告对《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名及补写内容均提出异议，均辩称该《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名是事后补签的，并不知道当时调解的具体情况。从审理查明可知，五名被告并非是和原告共同与死者家属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和《承诺书》均是事后补签的名字。原告并未提供五名被告委托原告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处理的委托书，也未举证证明五名被告是在其明确告知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自愿在《承诺书》和《调解协议书》上签名。同时，根据原告提供死者何明德死亡原因系窒息？呼吸心脏骤停的事实。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何明德系因饮酒导致死亡，且未提供证据证实五名被告在与死者饮酒过程中存在劝酒、强行灌酒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遵义市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遵义市中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继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 王 骏 书 记 员 梁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