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0445号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骏拓工业园**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915196950。法定代表人：郭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远亮，系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后变更为王聪聪，系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东山路北首路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81MA3M8E1P50。法定代表人：涂曙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闻娥，系国信国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靖宇，系国信国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某某，男，197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罗田县，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朱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合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远亮、张明、王聪聪、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靖宇、林闻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朱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剩余货款人民币310415.03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暂计1687.88元（以31041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8月14日为1687.88元）；3、两被告对本案所有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朱某某是原告业务人员，同时也是被告鸿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朱某某在2019年7月16日发给原告的《关于再次要求解决本人应得福利待遇的函》中明确说：“只要双方账目清晰，我保证所有济南鸿赋公司代理西合产品的售后服务将会及时处理，且不会拖欠西合公司任何货款，但前提是西合公司必须先解决本人应得的福利问题”，可以看出被告朱某某不仅可以左右被告鸿赋公司是否向原告支付货款，而且可以决定付款的期限，由此可证明被告朱某某是被告鸿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被告朱某某利用其在原告处业务人员身份的职务之便，促使原告与被其实际控制的被告鸿赋公司之间进行多次汽车零部件交易，原告对被告鸿赋公司与被告朱某某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且基于对被告朱某某的信任，每次在未收到货款之前就按照被告鸿赋公司的要求将被告鸿赋公司所需的汽车零部件按时发货，并为被告鸿赋公司开具了每次汽车零部件交易对应款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鸿赋公司虽在每次交易中也都向原告出具了加盖其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结算清单（所有结算清单对应的货款额共计人民币360415.03元），但在被告朱某某的操控之下，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之间的汽车零部件交易均未签订书面合同。此后，在被告朱某某的操控之下，被告鸿赋公司仅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货款，剩余的310415.03元迟迟不向原告支付，期间原告曾通过《对账函》、《告知函》等多次向被告鸿赋公司催讨上述欠款，均未果。截止到目前为止，被告鸿赋公司欠原告货款共计人民币310415.03。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货物买卖合同，但原告已按月交付了货物，被告鸿赋公司也已经接收货物，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鸿赋公司应按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支付价款，但被告鸿赋公司却迟迟不愿支付所欠原告的货款，已经构成违约，被告鸿赋公司和被告朱某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利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朱某某答辩称，其曾经是原告的职员，跟原告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关系，其跟被告鸿赋公司也不存在任何关系。从始至终只有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是买卖关系。其没有签署任何的担保书或者对账单之类的文件上签过名，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的承诺，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依据。被告鸿赋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供应劣质，导致大量货物退货给了原告，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相关规定，在原告提供的货物不符合约定质量的情形下，被告有权支付相应的货款，根据目前的对账单，被告剩余应支付货款应为239155.7元，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因为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而不应被支持，即便支持，起算的时间应从原告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同时，被告鸿赋公司与被告朱某某不存在任何关系，本案只有被告鸿赋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庭审质证后，认定如下：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之间进行汽车零部件交易，2018年8月24日至2019月6月25日期间原告多次按照被告鸿赋公司的要求发货，原告在上述期间发货货款共计360415.03元，原告确认被告已支付50000元，原告称被告鸿赋公司还剩310415.03元货款未付，因此提起本诉。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结算清单》，其中《结算清单》共12份均有被告鸿赋公司盖章，货款共计299155.7元。2、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2019年6月25日向被告鸿赋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60155.47元、10854.42元。被告鸿赋公司质证认为：对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结算清单》予以确认，确认拖欠原告货款299155.7元，但认为减去已支付的50000元，其还剩239155.7元未付；对2019年5、6月开具的金额分别为60155.47元、10854.42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否认，认为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货物和对账单，不能仅凭发票作为交付凭证。对此，原告表示2019年5月、6月的《结算清单》，原告已经向被告发送，但被告鸿赋公司未寄回，所以原告没有提供。关于双方争议的2019年5月和6月是否发货及货款金额问题。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的《销售发货单》、快递单多张和申请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的《开票申请单》。2、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的《销售发货单》、快递单多张和申请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开票申请单》。上述《销售发货单》的收货单位均为被告鸿赋公司，附注有“郑某某自提”、“朱某某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圣井经十东路北翡翠东郡7号楼一单元403室”、“李某某黑龙江省黑河市…”“唐某某自提”、“夏某某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等等；原告在《销售发货单》上手写注明快递公司、快递单号、运费价格等等。快递单与《销售发货单》中附注的地址、手写的快递单号基本对应，《销售发货单》的时间、品名规格、数量与《开票申请单》中载明的发货时间、产品名称、数量对应。申请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的《开票申请单》合计金额为60155.47元；2019年6月24日的《开票申请单》合计金额为10854.42元。上述《开票申请单》的发票收件人、邮寄地址均为张某某、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圣井经十东路北翡翠东郡7号楼一单元403室。上述《开票申请单》金额与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6月25日向被告鸿赋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一致。3、原告分别于2019年5月23日、2019年6月25日向被告鸿赋公司邮寄相应《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顺丰物流单两份，该顺丰物流单的收件人、寄件地址均与上述《开票申请单》中一致。被告鸿赋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单据均无被告鸿赋公司的盖章进行确认，原告存在将2019年4月发货的产品计算在5月的发票里面的情况，产品没有单价且客户签收处并非被告鸿赋公司的工作人员签收，其并未收到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上述货物，称原告邮寄发票地址并非其公司地址；并认为在未提供2019年5月的盖章结算清单情况下，原告继续在2019年5月、6月份继续发货有违常理。原告对此解释称：每月25日之前发货的产品计算在当月的《开票申请单》中，每月25日之后发货的产品计算在后一个月的《开票申请单》中，因此存在2019年4月发货的产品计算在5月的发票里面的情况；商品价格是稳定的，2019年5、6月的价格与被告鸿赋公司在2019年4月份之前购买的产品价格是一样的；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的交易模式为被告鸿赋公司客户是散户，被告鸿赋公司有发货需求会与原告的业务员进行联系，确定收货地址，原告再向该地址进行邮寄发货，被告鸿赋公司是发货到全国各地，挂账在被告鸿赋公司，因此形成每月对账；2019年5、6月《销售发货单》中签收人中有很多与被告鸿赋公司已确认的2019年4月之前《销售发货单》的签收人一致。原告还提供了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的《结算清单》、《发票》、《开票申请单》、《销售发货单》、快递单和《2018-2019年4月西合公司与鸿赋公司收发货明细表》作为证据拟证明被告鸿赋公司已确认的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的货款的交易模式与2019年5、6月交易模式一致。原告还称2019年5月、6月份的《结算清单》已经业务员毛秋红通过手机微信发给朱某某，因为朱某某是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与被告鸿赋公司的联系除了被告朱某某就没有其他人员，但被告鸿赋公司迟迟不予确认，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财务需要每月下旬进行结算，财务便按照惯例将发票开具给被告鸿赋公司。关于为何出现原告的业务人员转款给被告济南鸿赋公司。原告称由于货物挂在被告鸿赋公司的账上，原告直接发货给被告鸿赋公司的客户，所以业务人员从客户处收到钱，再转给被告鸿赋公司，再由被告鸿赋公司转给原告。原告提供了《关于售后服务自提ABS销售情况说明》、《2019年5月-6月西合公司与鸿赋公司收发货明细表》、《郑某某经办鸿赋公司业务汇总表（截止2019.5前）》、《郑某某向朱某某支付代理货款截图（26099.25元）》《郑某某经办鸿赋公司业务汇总表（2019.6）》、《郑某某向朱某某支付代理货款截图（3746.38元）》、《刘某经办鸿赋公司业务汇总表》、《刘某经办鸿赋公司业务汇总表》、《刘某向鸿赋公司支付代理货款截图（3052.00元）》、《刘某向朱某某支付代理货款截图（1109.76元、350元）》、《朱某某与叶某某微信聊天截图》、《朱某某微信账号截图》、《张某某情况说明》、《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证据。其中显示郑某某向被告朱某某分别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7月18日转账26099.25元、3746.38元；刘某于2019年3月19日向被告鸿赋公司转账3052元、向被告朱某某转账1109.76元、350元；微信截图显示朱某某称“阿飞，剩下尾款看看能否安排一下”，朱某某收取叶某某转账的1500元，叶某某称“朱总，我的数应该清了”，朱某某称“代鸿赋谢谢你”。《张某某情况说明》内容为其系原告公司员工，常驻济南办事处负责驻外场服务工作，朱某某是济南办事处的负责人，朱某某出差期间公司快递会寄给其代转给朱某某或者帮其处理，原告回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邮寄到其办事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其会见发票签收后拿给鸿赋公司聘请的第三方记账公司。另外原告补充从2018年6月开始，所有发票都邮寄至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给朱某某或张某某签收。原告称被告朱某某为被告鸿赋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提供了《关于再次要求解决本人应得福利》作为证据，内容有“只要双方账目清晰，我保证所有济南鸿赋公司代理西合产品的售后服务将会及时处理，且不会拖欠西合公司任何货款，但前提是西合公司必须先解决本人应得的福利问题”等等。被告鸿赋公司对此表示其没有要求被告朱某某提供相应的担保，原告没有就此情形通知被告济南鸿赋公司，该函上面没有被告朱某某本人签名，无法证明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为被告朱某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被告鸿赋公司确认向原告购买汽车零部件的事实，原告与被告鸿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鸿赋公司支付2018年8月24日至2019月6月25日期间拖欠的货款。被告鸿赋公司仅确认拖欠原告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货款299155.7元，对2019年5月、6月的货款予以否认，认为原告并未发货。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在2019年5月、6月期间发货及发货的金额。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已提供了《销售发货单》、快递单等证明了其2019年5月、6月期间向被告鸿赋公司发货。原告称双方的交易模式为，被告鸿赋公司有发货需求会与原告的业务员进行联系，确定收货地址，原告再向该地址进行邮寄发货，挂账在被告鸿赋公司，最后对账。原告提供了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销售发货单》、快递单等，以及提供了被告鸿赋公司已确认货款的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的《结算清单》、《发票》、《开票申请单》、《销售发货单》、快递单等等，上述两个时期的销售单的收货人均为被告鸿赋公司，附注均有“自提”或者邮寄的地址，快递单的地址基本与附注中的地址对应；两个时期的交易单据货物、交易方式基本一致并未出现重大变化。被告鸿赋公司虽然对上述交易模式予以否认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原告所称的双方交易模式以及原告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向被告鸿赋公司已发货的事实均予以采信。其次，原告向被告鸿赋公司开具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鸿赋公司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鸿赋公司称其未收到原告开具的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原告提供了2019年5月23日、2019年6月25日邮寄至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给张某某的顺丰物流快递单，上述日期与原告开具的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日期一致，且原告自2018年6月起均系将所有发票都邮寄给朱某某或张某某签收。另外《张某某情况说明》中亦表示其帮被告朱某某接收并处理原告邮寄的发票。因此本院对被告鸿赋公司称其未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不予采信。最后，未付款先开发票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原告将2019年5月、6月《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邮寄至朱某某处，朱某某作为原告和被告鸿赋公司的联系人，原告已经履行了双方交易习惯中的对账义务。综上，被告鸿赋公司辩称原告2019年5月、6月并未发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2018年8月24日至2019月6月25日期间向被告鸿赋公司发货货款共计360415.03元，原告自认被告鸿赋公司已支付50000元，还剩310415.03元未付，被告鸿赋公司理应向原告支付310415.03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鸿赋公司以31041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的诉请，该诉请实际为要求被告鸿赋公司支付逾期利息，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鸿赋公司催收货款，故逾期利息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8月16日起算。因为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此，逾期利息计算标准应以31041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告称被告朱某某为被告鸿赋公司实际控制人，要求被告朱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鸿赋公司辩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此被告鸿赋公司负有举证证明义务，但被告鸿赋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朱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0415.03元；二、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支付欠款逾期利息（以310415.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广州市西某汽车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82元、保全费2081元，由被告济南鸿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符晓波人民陪审员  刘淑琼人民陪审员  黄健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钟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