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5民初16179号原告苏州聚力互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苏州高铁新城南天成路5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杨锦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玲珑工业区环南路1958号。法定代表人陈智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萍，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聚力互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聚力）与被告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聚力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原告苏州聚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浙江聚力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浙江聚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苏州聚力系浙江聚力公司股东，持有浙江聚力公司股份28195959股。浙江聚力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下午两点召开了案涉临时股东会并作出案涉股东会决议，但该决议存在如下严重瑕疵：浙江聚力公司章程第八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结果载入会议记录。但浙江聚力公司在案涉股东会并未履行上述股东代表的推举程序及计票、监票程序，而是擅自指定计票监票人。浙江聚力公司章程第八十八条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浙江聚力公司不仅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公告计票结果，而且公布的计票结果存在严重的计算错误。苏州聚力在得知另一股东火凤天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凤公司）对其持有的20606060股投弃权票的情况下，浙江聚力公司公告的弃权和作废票数居然低于火凤公司的持股数额。鉴于此，案涉股东会决议存在严重瑕疵，严重损害苏州聚力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恳请判令所诉。浙江聚力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案由为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浙江聚力公司的住所地为浙江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玲珑工业区环南路1958号（以下简称1958号），并非苏州聚力公司在起诉状中所写的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鑫大厦E座1层，该处仅是浙江聚力公司的办公地点，苏州聚力提供的《浙江聚力公司关于北京地址变更的公告》证明浙江聚力公司有杭州临安区和北京朝阳区两处办公室，公司董秘的通讯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以及公司的注册地址在1958号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浙江聚力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在北京市朝阳区，因为公司董秘的联系地址与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等同。浙江聚力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在公司注册地址，即使主要办事机构无法确定，也应当以公司注册地址为住所地。此外，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大厦E座1层确切地说是浙江聚力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地址，浙江聚力公司是将北京分公司的地址作为总公司北京办公地址。自2020年2月1日起，浙江聚力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地址也已经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15层1506-1507室。因此，无论如何，苏州聚力以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大厦E座1层作为浙江聚力公司住所地缺乏依据。综上，浙江聚力公司认为其住所地位于1958号，本案的管辖法院应当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苏州聚力对浙江聚力公司提起的公司决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按照上述规定，本案应当以浙江聚力公司的住所地为依据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本案中，浙江聚力公司的注册地为1958号。2018年4月26日，浙江聚力公司发布《关于增加办公地址的公告》，主要内容为为适应公司当前双主业运营和管理的要求，公司决定在北京市新增一个办公地址，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公司目前注册地址与办公地址：1958号。二、新增的办公地址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中关村e世界财富中心7层732。此后，浙江聚力公司先后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e世界6层640会议室召开了2017年股东大会、2018年第三次、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在上述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中显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均位于1958号。2018年12月29日，浙江聚力公司发布《关于北京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主要内容为：北京办公地址由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中关村e世界财富中心7层732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鑫大厦E3座1层（以下简称E3座1层）。董事会秘书通讯地址变更情况，为上述变更后的北京办公地址。此后，浙江聚力公司先后在北京的办公地址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8年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第三十次会议，会议通知显示上述股东大会的登记地点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位于E3座1楼。浙江聚力公司的董事长余海峰现居住于北京市朝阳区，居住证有效期为2019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2日，高级管理人员胡皓现亦居住于北京市。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浙江聚力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营业场所为E3座一层。2020年1月22日，浙江聚力公司发布《关于北京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公告内容中表示杭州办公地址（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办公地址）位于1958号，将北京办公地址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15层1506-1507室。浙江聚力公司2019年4月以来，曾经在1958号地址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11次至18次监事会会议，以及第五届第33次、34次、37次、38次董事会。2019年11月19日，浙江聚力公司发布《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定于2019年12月4日在1958号三号楼（东楼）三层公司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11月27日，浙江聚力公司发布《关于增加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通知定于2019年12月6日在1958号三号楼（东楼）三层公司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上述情况可知，浙江聚力公司在2018年4月之前仅有一处办公地址，就是1958号。自2018年4月之后开始有两处办公地址，一处位于注册登记地1958号，一处位于北京，并且北京的办公地址先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后迁至北京市朝阳区，2020年1月又变更至北京市西城区。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浙江聚力公司的主要办公地址应当如何确定，本院认为本案可以基于两个方面因素予以认定，一是该办公地点开展的工作和业务。浙江聚力公司在E3座1层召开了多次董事会，也召开过股东大会。但是浙江聚力公司也在1958号召开过多次监事会，同样也召开过多次董事会，并且也在该处召开过股东大会，虽然浙江聚力公司2019年12月在该处召开股东大会的决议是案涉决议，但是并不影响1958号召开股东大会地址的客观性，因此，上述两处地址均被浙江聚力公司的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用以开展公司业务和履行职务，故无法仅从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的场所确定浙江聚力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而浙江聚力公司的董事长系从2019年8月才办理北京居住证，迄今不满一年。二是办公地址的稳定性。浙江聚力公司的注册地址1958号一直是其实际办公地址，但位于北京市的办公地址于2018年4月才开始使用，并且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经历过三次变更，本案起诉时北京的办公地址还位于E3座1层，但2020年1月已经变更至北京市西城区，亦说明浙江聚力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地址是多变的，况且E3座1层亦被登记为浙江聚力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的营业场所。基于上述原因，本院认为浙江聚力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应当认定为1958号，即使无法确定浙江聚力公司的两处办公地址中哪一处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亦应当以其注册地1958号作为住所地。因此，浙江聚力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当移送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移送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崔奕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