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4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沈半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2006J。 法定代表人：方雪飞，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扬剑，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佳力，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永雷，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代理人：金焕军，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动车拍卖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陈永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1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机动车拍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扬剑、被上诉人陈永雷及其委托代理人金焕军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机动车拍卖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永雷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永雷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2018年7月25日，陈伟忠从机动车拍卖公司辞职（辞职报告、陈伟忠笔录等为证）。2018年8月初，陈伟忠向机动车拍卖公司介绍客户资源（即陈永雷拟购车3辆情况），故机动车拍卖公司业务员根据其介绍的客户购车意向拟订了3份《拍卖成交确认书》，以便与客户签署，且拟订条款中明确约定必须交款至机动车拍卖公司等事项。2018年8月2日，陈伟忠通过微信故意将不完整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拟签稿（上半部分）发给陈永雷，并隐瞒了其辞职情况，虽将机动车拍卖公司的账户信息发送给陈永雷，但故意纵容诱导陈永雷将款项付至其个人账户。陈伟忠收到陈永雷款项后，仅将1.15万元安排作为陈永雷购买伊兰特车款付至机动车拍卖公司（其余款项被陈伟忠另行挪用），机动车拍卖公司鉴于实际付款情况安排成交该伊兰特车辆并过户给陈永雷。其他2辆车因未实际交款并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机动车拍卖公司按取消订单处理，并于8月29日和30日分别另行销售。后来，陈永雷发现陈伟忠挪用款项未向机动车拍卖公司购车的情况，多次向陈伟忠催要还款，甚至多次安排陈伟忠向借贷网络平台借款以归还车款。陈伟忠于9月4日和6日分别归还了陈永雷各1万元，并向陈永雷出具了剩余款项的欠条，承诺由其负责归还（见陈伟忠笔录，尽管陈永雷当庭否认）。同时，陈永雷又向公安报案陈伟忠诈骗（见陈伟忠笔录）。二、本案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发生在陈永雷与陈伟忠之间，陈永雷涉嫌虚假诉讼。首先，陈永雷在明知机动车拍卖公司账户的情况下，仍向陈伟忠个人付款以购车，构成委托陈伟忠购车的事实。在陈伟忠挪用车款事情暴露后，陈永雷多次向陈伟忠催款，陈伟忠也部分还款2万元并出具欠条，陈永雷甚至报案陈伟忠诈骗等，也证明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发生在陈永雷与陈伟忠之间。其次，陈永雷起诉时故意隐瞒了向陈伟忠催要欠款及陈伟忠部分还款并出具欠条等基本事实（尽管当庭质证后，陈永雷又承认了向陈伟忠催款及部分还款事实），足以说明其诉讼目的在于意图向机动车拍卖公司转嫁损失。其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案件法律关系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三、陈永雷与机动车拍卖公司并未签署相关合同，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陈伟忠辞职后的行为不具有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的法律效力。陈永雷与陈伟忠之间往来发生在陈伟忠辞职之后，尽管陈伟忠故意隐瞒了辞职事实，但客观上，陈伟忠不具有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的效力。其次，即便陈伟忠是在职员工，也不具有代表公司收取业务款的权限。包括陈永雷、陈伟忠或是其他员工，任何合理交易方均理应知晓单位普通工作人员不具有代表单位的法律效力。再次，陈伟忠截取部分《拍卖成交确认书》拟签稿微信发给陈永雷，不足以构成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与陈永雷达成买卖合同关系。且不论该微信截图本身不完整、未签署，陈伟忠的行为均不足以代表公司。最后，陈伟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陈伟忠无收款、签约等权限，无权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是客观事实，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公业务、对公付款是普通人常识，陈永雷理应知晓业务员并无代表公司收款权限，且陈永雷事实上也知晓公司账户，无理由信赖陈伟忠。陈永雷的过错明显，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根据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本案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况且，所谓《拍卖成交确认书》微信截图中，也明确载明应“付款至机动车拍卖公司”，否则视为违约，陈永雷既然信赖该微信截图，也理应知晓该截图内容并知晓应当付款至公司账户。四、微信截图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也须双方签署方能生效。陈永雷事后已与陈伟忠达成新的合意，陈伟忠出具了欠条并部分还款。本案中，陈永雷和机动车拍卖公司均未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故该两辆车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无从生效。从陈永雷与陈伟忠的微信交流以及陈伟忠的笔录可见，陈永雷已与陈伟忠达成新的合意，即由陈伟忠确认该债务并实际清偿2万元。五、陈永雷在本案中的过错。1、违背签约常识。任何合同，不管内容表述如何，若当事人未签署，均不构成约束力，仅仅是陈伟忠部分合同内容的截图，无落款盖章，合同均不可能成立。2、违背业务付款常识。陈永雷明明知晓公司账户，也知晓单位工作人员个人不具有收取业务款权限，但仍向陈伟忠个人账户付款，其风险及损失理应自行承担。陈永雷事后向陈伟忠主张权利也印证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陈永雷与陈伟忠之间。六、本案应追加陈伟忠为第三人。陈伟忠的行为直接关系本案重要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定，应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综上所述，在双方并无书面合同，也无事实合同情况下，机动车拍卖公司并非适格主体，陈伟忠的无权代理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被上诉人陈永雷二审答辩称：一、关于陈伟忠离职时间。一审法院已查明陈伟忠离职时间是2018年8月，即本案发生之后，机动车拍卖公司认为陈伟忠辞职时间在2018年7月25日并不属实，其基于陈伟忠离职时间节点推理相应结果不能成立。二、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机动车拍卖公司主张由于微信图片不符合合同成立要件，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成立可以通过口头或是书面，只要双方合意就可以使合同成立。双方达成购买车辆的合意，陈伟忠将《拍卖成交确认书》通过微信图片的形式发送给陈永雷。一审法院调查结果也显示，当时确实由具体业务经办人签字并加盖了业务专用章。签字加盖印章以后，陈伟忠再将图片发送给陈永雷。然后陈永雷将款项支付给陈伟忠，整个过程是合同成立生效的过程。而且，机动车拍卖公司电脑系统里也有本次交易内容，也由一审法院查实。因此，本案讼争买卖合同当事人主体适格，合同成立。三、陈伟忠收款行为的性质。一审法院已经查实并充分阐述理由，陈伟忠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而且机动车拍卖公司也有业务员收款先例。机动车拍卖公司认为陈伟忠事后还款的行为转变了本案性质，不能成立。陈伟忠事后归还了2万元，这仅是陈永雷为减少损失的各种催讨行为，并不改变本案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陈伟忠也未向陈永雷出具欠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永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机动车拍卖公司返还陈永雷购车款及过户费合计176300元，及支付自2018年8月2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陈伟忠系机动车拍卖公司职员，机动车拍卖公司确认其负责与陈永雷联系涉案二手车交易。2018年7月25日，陈伟忠向机动车拍卖公司提交辞职报告，机动车拍卖公司于2018年8月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社保参保证明载明陈伟忠当前参保暂停。2018年8月1日，经双方当事人磋商一致，并由机动车拍卖公司制单人姚飞燕签字确认《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三份，均写明买受人陈永雷，拍卖人机动车拍卖公司，其中车牌号为浙ＡＢ××××的现代伊兰特收费金额为11500元；车牌号为浙ＡＴ××××的大众途观收费金额96400元；车牌号为浙ＡＴ××××（浙ＡＰ××××）的大众帕萨特收费金额97900元。此后，陈伟忠将前述《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通过微信转发陈永雷，并与陈永雷联系付款事宜。陈永雷根据陈伟忠要求分别将上述三辆车的交易款项共计207800元转账至陈伟忠账号。此后机动车拍卖公司、陈永雷确认，伊兰特车款11500元机动车拍卖公司已收到，双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完成交易，但其余二辆车车款陈伟忠未能交付机动车拍卖公司，其自述用于归还个人网贷。机动车拍卖公司自认其余二辆车分别于2018年8月29日、2018年8月30日转卖他人。陈永雷要求交车无果，遂诉至法院。期间，陈伟忠个人退还了陈永雷购车款20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机动车拍卖公司职员姚飞燕、王珂、董旭亮均确认《拍卖成交确认书》制单时由姚飞燕签字、加盖公司（业务）章，此后需财务收款，盖财务章，完成交易。 一审法院又查明：陈伟忠因涉嫌犯罪被取保候审，现已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被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均成立有效。双方对其中伊兰特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有效成立均无异议，机动车拍卖公司认为其余二辆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陈永雷提出三辆涉案车购买要约，经磋商后与机动车拍卖公司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机动车拍卖公司制单人签字，其三名职员均陈述《拍卖成交确认书》有公司盖章，后由机动车拍卖公司确认的涉案交易联系人陈伟忠将三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包括伊兰特车买卖在内）一并通过微信转发陈永雷，足以证明案涉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均依法成立，且真实有效。（二）陈永雷是否已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陈永雷将三辆二手车款及费用207800元转账至陈伟忠账号事实清楚，问题在于陈永雷前述付款行为能否证明其已向机动车拍卖公司履行付款义务。鉴于：1.2018年8月1日签订三份《拍卖成交确认书》，陈永雷将全部207800元车款均打入陈伟忠账号，其中伊兰特车款拍卖公司已确认收到，并完成交易，可视为此种收款方式拍卖公司予以认可，至于陈伟忠作为拍卖公司业务代表，其收款后，仅向机动车拍卖公司交付部分车款，陈永雷作为第三人无法合理预见和控制，相应损失和风险应由机动车拍卖公司负担。2.陈伟忠于2018年7月25日提出辞职，但本案所涉《拍卖成交确认书》均发生于2018年8月1日，机动车拍卖公司明知陈伟忠离职仍授权其继续代表公司与陈永雷联络二手车交易事宜，而不告知陈永雷，且在一辆二手车已成交的情况下，再以陈伟忠离职为由拒绝承担其他二手车买卖相应法律责任实有违诚信，亦于法无据。3.机动车拍卖公司拍卖业务总监赵存鸿确认涉案交易中公司只有陈伟忠负责与陈永雷联系，合同签订、履行情况也能够证明代表拍卖公司与陈永雷联系的是陈伟忠，陈伟忠是涉案交易中拍卖公司的业务代表，陈永雷客观上有理由相信陈伟忠有权代收款项。4.陈伟忠虽然在争议发生后个人支付陈永雷20000元，但相应二手车买卖明显发生于陈永雷与拍卖公司之间，陈永雷收款只是减少损失的方式，并不代表其认可二手车交易是与陈伟忠个人发生的。综合前述情况，一审法院确认陈永雷已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三）陈永雷要求返还购车款、过户费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双方均认为除伊兰特二手车合同已履行完毕外，其余二辆二手车无法继续交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陈永雷已付款扣除伊兰特车款及陈伟忠已还款后，机动车拍卖公司还应向陈伟忠归还176300元。至于陈永雷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阿院认为机动车拍卖公司收款后未依约交车，又未及时退款，确实造成陈永雷利息损失，但考虑到：1.陈永雷将车款汇入陈伟忠账号，并未直接交付拍卖公司是讼争发生的原因之一；2.陈永雷提交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未约定拍卖公司交货时间或退款时间，陈永雷要求自2018年8月2日起计算利息于法无据，但拍卖公司未经陈永雷同意，擅自将涉案车辆转卖他人，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自此（2018年8月30日）起陈永雷可要求计付利息，标准调整为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或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机动车拍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永雷176300元；二、机动车拍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永雷以上述第一项未还款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还清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陈永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6元，由陈永雷负担15元，机动车拍卖公司负担4211元。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机动车拍卖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陈伟忠为本案第三人或对其调查取证。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陈永雷以机动车拍卖公司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提起诉讼，针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在当事人之间成立的争议，陈伟忠并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本院对上诉人机动车拍卖公司二审中申请追加陈伟忠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准许。但基于查明事实的需要可向陈伟忠调查核实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已向陈伟忠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在此基础上本院传唤陈伟忠进一步调查询问，并由双方当事人对陈伟忠的调查笔录发表相应意见。本院综合陈伟忠陈述及双方当事人的相应意见、在案其他有效证据，审查认定本案事实。 上诉人机动车拍卖公司对陈伟忠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陈伟忠陈述是否属实需结合其他事实认定。1.关于陈伟忠辞职。陈伟忠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后，工作已经停止。其与公司之间仅处理善后事宜，已无权代表公司开展业务。工资、社保客观上的滞后性符合劳动法相关规定，不能据此说明陈伟忠仍有权代表公司开展业务。而在陈伟忠辞职后，公司实际已指定其他工作人员接手，案涉成交确认书也是其他业务人员拍摄后转发给陈伟忠告知订单进展。2.关于陈伟忠向陈永雷出具欠条。根据现有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2018年8月底至9月期间聊天内容均涉及欠款催讨以及如何安排网贷还款等，因此陈伟忠关于已出具欠条的陈述符合逻辑。虽陈永雷声明不存在欠条，但因其自身利害关系，该陈述并不可信。3.关于“成交确认书”的不完整截图。仅表明公司已制单，尚需客户签署并交款，该合同方能成立。在客户未签署前，仅是草稿并无合同约束力。且该截图包含了“付款方式”，陈永雷理应非常清楚应向公司付款而不是向陈伟忠个人付款。微信聊天记录中陈伟忠也曾向陈永雷发送公司账户信息。综上，无论陈伟忠在辞职手续办理过程中或是仍为员工，均无代表公司收款权限。陈永雷作为二手车商，不论依据常识还是依据截图体现的“付款方式”，均应清楚业务款应支付给公司。其在明知公司账户信息的情况下仍向陈伟忠个人付款，应自行承担后果。陈伟忠收取业务款属无权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成交确认书截图仅是要约邀请，仍需陈永雷与公司签订合同。陈永雷事后向陈伟忠主张还款且陈伟忠归还部分款项并出具欠条，说明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发生在两人之间或已转化为两人之间的债务。 被上诉人陈永雷认为，通过陈伟忠的陈述可以确定：1.陈伟忠再次确认其离职时间为2018年8月初，即本案争议发生后。2.陈伟忠作为机动车拍卖公司销售人员的身份与陈永雷洽谈业务并签订三辆车的买卖合同即成交确认书。3.陈伟忠的收款行为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4.陈伟忠没有将钱款交给机动车拍卖公司，所以拍卖公司取消了二辆车的合同。5.陈伟忠认为向陈永雷出具了欠条，但陈永雷认为陈伟忠并没有出具欠条，而且在一审中陈永雷也明确向法庭承诺只有本案争议这一笔款项。综上，陈永雷认为，案涉车辆买卖中，陈伟忠是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其行为后果应由机动车拍卖公司承担，故机动车拍卖公司应向陈永雷返还购车款。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永雷与机动车拍卖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机动车拍卖公司应否对陈伟忠收款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对此，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 案涉交易的合同条款于2018年8月1日经陈永雷与陈伟忠协商最终确定，这从《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记载的时间及陈伟忠向陈永雷微信发送《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的时间、机动车拍卖公司内部系统记录时间均能得到印证。陈伟忠虽于2018年7月25日向机动车拍卖公司提交辞职报告，但是陈伟忠自述其从事案涉交易时并未完成辞职手续，机动车拍卖公司业务总监确认涉案交易过程中仅由陈伟忠代表公司与陈永雷联系，且机动车拍卖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亦根据公司流程完成制单签字盖章。因此，陈伟忠在本案中属于执行机动车拍卖公司工作任务的人员，陈伟忠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与陈永雷签订并履行合同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陈伟忠以机动车拍卖公司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机动车拍卖公司发生效力。机动车拍卖公司与陈永雷之间的买卖合同已成立并生效。机动车拍卖公司关于本案属于陈永雷委托陈伟忠购车、陈伟忠在已辞职后不能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其与陈永雷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二、关于机动车拍卖公司应否对陈伟忠收款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的问题 本案中，陈永雷在履行买卖合同付款义务时将全部款项交付给陈伟忠个人账户。虽然陈伟忠发送的微信图片里付款方式中可看出拍卖成交款及佣金费用须交至机动车拍卖公司，但是：1.陈伟忠是代表机动车拍卖公司与陈永雷签订并履行合同的唯一直接经办人，陈永雷作为交易相对方对陈伟忠享有合理信赖利益；2.本案是线下协商交易而非竞拍成交，只是借用了拍卖成交文件。形式文件在本案中关键是对交易标的和交易金额的确认，且“拍卖次日内将全部款项交至机动车拍卖公司”的内容，既与实际履行中仍磋商对接交款时间不符，也未明确公司账户并明确排除经办人代公司收款。不宜仅以形式文件确定陈永雷的合同义务。3.陈永雷在交易过程中已向陈伟忠询问款项是打到公司还是个人账户，得到陈伟忠“都可以”的回复，已尽到基本注意义务。4.根据陈伟忠的陈述，其在此前办理同类业务过程中也曾通过个人账户完成交易。结合本案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亦有一辆二手车通过该付款方式履行完毕，足以说明机动车拍卖公司对员工通过个人账户收取业务款项持默许和纵容态度。5.陈伟忠明确其收款时系代表公司收款，款项之所以未能交到公司是因为款项到账后被银行根据陈伟忠与网贷公司之间的协议被代扣。该风险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不当产生的风险，本案中不应由交易相对方承担。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陈永雷向陈伟忠交付款项的行为不能达到应自担损失的过错程度；陈伟忠从事职务行为过程中代公司收款后未能交给公司，相应损失应由机动车拍卖公司与陈伟忠另行解决，机动车拍卖公司应向交易相对方承担合同责任。另外，陈永雷在纠纷发生后向陈伟忠个人追索，是合理的减损方式，并不改变合同的相对性。追索后仍存在的损失，陈永雷有权向合同相对方即机动车拍卖公司主张。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26元，由上诉人浙江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