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2069号 原告：成都鹏诚鑫茂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法定代表人：骆洪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元凯，四川铁剑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斐，四川华楚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四川广播电视塔影视文化广场******号 法定代表人：吴春雷。 被告：四川德雅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先锋路******附**。 法定代表人：吴攀。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振宇，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涛，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健，男，198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第三人：晋曦，男，198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成都鹏诚鑫茂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诚鑫茂公司）与被告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羽公司）、四川德雅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雅公司）、何健、第三人晋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8）川0191民初16898号《民事判决书》。德羽公司、德雅公司对判决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14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川0191民初1689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陶丽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蒲晓凌、李蔚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鹏诚鑫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元凯、薛斐，德羽公司、德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振宇、刘元涛，何健，晋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鹏诚鑫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德羽公司、德雅公司、何健向鹏诚鑫茂公司支付债务欠款620000元；2.德羽公司、德雅公司、何健向鹏诚鑫茂公司支付违约金124000元。事实与理由：鹏诚鑫茂公司与德羽公司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雅安市中学后期食堂项目的《采购合同》，并约定由鹏诚鑫茂公司向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食堂项目部负责配送原材料，并且按照公司代表何健的要求交纳了保证金，但合同签订后，德羽公司均以各种理由与借口，拒不履行合同的义务，导致鹏诚鑫茂公司的损失惨重，在鹏诚鑫茂公司多次找到德羽公司要求履行合同时，德羽公司明确告知鹏诚鑫茂公司合同不可能履行，但是愿意经过友好协商，向鹏诚鑫茂公司出具一份加盖德羽公司法人公章及签名的《欠条》作为德羽公司、德雅公司、何健因自身根本违约，不能履行合同所导致鹏诚鑫茂公司的损害赔偿的依据以及对相关债务的确认。现如今由于德羽公司、德雅公司、何健的严重违约、合同欺诈等行为，导致鹏诚鑫茂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损。故鹏诚鑫茂公司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德羽公司、德雅公司辩称，1.德羽公司和德雅公司从来都不知道和鹏诚鑫茂公司签署过任何合同，鹏诚鑫茂公司的任何一笔款项都不是支付至其公司的账户上的，是鹏诚鑫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洪清、晋曦联系其公司的项目经理何健合伙想要通过虚高价格的方式来向德雅公司和德羽公司通过虚高价格供货，本质上是骆洪清、何健、晋曦自己之间的事情；2.从之前庭审的情况来看，何健是给骆洪清、晋曦以及晋曦的配偶支付了多笔款项，合计金额176000元；3.其公司认为鹏诚鑫茂公司不诚信，根据之前庭审查明的事实，鹏诚鑫茂公司仍然坚持收条的全部金额起诉，明显是违反诚信的，起诉状中所述明显是作伪证。 何健辩称，1.何健、骆洪清以及晋曦三人成立鹏诚鑫茂公司，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德雅公司和德羽公司送货挣钱，通过何健是雅安中学的项目经理的职权，做出一些可以盈利的事情；2.在鹏诚鑫茂公司所说的620000元收条，是何健在胁迫和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3.鹏诚鑫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洪清转款135000元给晋曦，晋曦现金交付给何健，何健认为此款项都是投资款，是作为共同的合伙的形式来进行送货，其中100000元是骆洪清的款项，35000元是晋曦的款项，整个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起诉我们的原因，因为骆洪清本人送货的过程中，（1）不会送货；（2）鹏诚鑫茂公司就只有给一个项目点送货，并没有除其公司以外的经营行为，所以鹏诚鑫茂公司一直在亏损，所以鹏诚鑫茂公司主张的620000元是其公司想的亏损款，一审说的是何健个人打条子给鹏诚鑫茂公司，二审笔录也澄清了这个事实，当时何健签这个条子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何健签字之后还给骆洪清，当时说由何健来承担亏损，并且骆洪清胁迫何健打条子，因为这个收条也写得比较另类，名字是收条，而不是违约金，何健称其对法律确实不懂，后何健向骆洪清转款50000元。 晋曦述称，何健、骆洪清及其三人成立鹏诚鑫茂公司不属实，三人之间没有建立合作经营关系。骆洪清向何健支付过现金135000元，当时晋曦也在场，何健出具的录音和微信聊天是晋曦本人说的，但当时晋曦是顺着何健的意思说的，并不代表事实是这样的。 经审理查明，鹏诚鑫茂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5日，法定代表人为骆洪清。德雅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5日，系德羽公司的子公司，何健为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项目经理。 2018年1月2日，鹏诚鑫茂公司（乙方）与德羽公司（甲方）签订《采购供应合同》，主要约定：鹏诚鑫茂公司作为德羽公司食品原料定点供应商，在2018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负责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的食品原料供应，供货品种为蔬菜、猪肉、干杂调味品、冻品、大宗粮油品。鹏诚鑫茂公司需在本协议签订时向德羽公司交纳风险抵押金120000元，协议期满后扣除涉及到本协议中的相关扣除款后，无息退回剩余抵押金。鹏诚鑫茂公司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负责，鹏诚鑫茂公司向德羽公司提供的产品，其生产日期不得少于商品保质期的1/3时间。鹏诚鑫茂公司向德羽公司提供产品的价格，若高于其他同行业中该产品的进价，德羽公司有权拒收，甚至将鹏诚鑫茂公司产品停售并退货。当市场价格发生调整（降价）时，如鹏诚鑫茂公司未及时对价格进行调整，德羽公司有权视为违约并罚款，当鹏诚鑫茂公司对所供产品实行市场统一调整（涨价）时，应得到德羽公司认可后方能执行调价后的价格。鹏诚鑫茂公司所供货品，不得擅自更改品种、规格、包装、数量以及影响到质量的因素，不得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若德羽公司发现鹏诚鑫茂公司弄虚作假，德羽公司有权停止销售鹏诚鑫茂公司产品，并冻结所有支付鹏诚鑫茂公司应付货款。同时对鹏诚鑫茂公司处罚该类产品金额5倍的罚款，并有权从鹏诚鑫茂公司货款中直接扣除，并自动终止协议的执行。每月货款由公司直接汇入供货商的账户中（协议载明的收款账户户名为骆洪清），每月1日至15日对账，15日至30日结算上月货款，结算以公司提供的双方签字的入库单据为准。合同末页“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德羽公司、鹏诚鑫茂公司公章，何健在“甲方代表”处签字，下方还加盖“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印章。庭审中骆洪清、晋曦、何健均认可，骆洪清与晋曦系亲戚关系，何健与晋曦系朋友关系，骆洪清通过晋曦认识了何健。 鹏诚鑫茂公司提交的《收据》显示，《采购供应合同》签订同日，德羽公司、德雅公司共同向鹏诚鑫茂公司出具了《收据》，分别加盖德羽公司公章、德雅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印章，载明收到鹏诚鑫茂公司配送服务费120000元。 何健还于2018年1月向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骆洪清2017年10月8日13.5万元现金，2017年11月3日微信转账1万元，2017年11月14日微信转账12万元，共计26.5万。收款人：何健。” 鹏诚鑫茂公司出具的27份《送货单》载明，其于2017年10月27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向雅安中学项目配送蔬菜、肉类及冻品，《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均有何健签名，其中14张《送货单》载明的供货品金额共计60847.15元，其余《送货单》未载明送货金额。2018年3月28日后鹏诚鑫茂公司未再送货。鹏诚鑫茂公司认为当时是何健不让再送货了，何健称当时是因为鹏诚鑫茂公司的价格太高，经提醒后仍较高，故让其不再送货了。 鹏诚鑫茂公司配送货物后，因各方一直未就款项进行结算及支付，鹏诚鑫茂公司出具了日期为2018年7月6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骆洪清向我公司支付的采购合同履行款145000元、保证金120000元、货款78989元以及其他产生的损失费用276018元等共计620000元。以上款项均是用于保证2018年1月2日，德羽公司与鹏诚鑫茂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今德羽公司从未向鹏诚鑫茂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系根本违约。应当依法承担以上全部款项总金额20%作为违约赔偿金，并且收款方应当全额退还付款方以上全部款项。上述《收条》“收款人”处加盖了德雅公司公章、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何健的签名捺印以及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章，鹏诚鑫茂公司在“付款人”处加盖了公章并由“骆洪清”签名。同日，德羽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四川德雅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子公司，由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全权管理。”庭审中骆洪清与何健均认可，该《收条》系骆洪清书写打印，再由何健签名盖章的，所有案涉德羽公司、德雅公司的印章均是何健加盖的，何健称盖章一事德羽公司与德雅公司并不知情，当时受到骆洪清的胁迫，故将其持有的全部印章都加盖在《收条》上，且当时由于德雅公司的印章才刚刻完由何健持有，还没有交还给公司，故当时也加盖了德雅公司的全部印章。同时，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收条中的款项作如下陈述：1、采购合同履行款145000元，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和晋曦认为是何健要求垫付的给前期供货商的款项；何健认为该款是骆洪清、何健、晋曦合伙投入的第一笔款项，其中135000元是以现金形式交付给何健的，10000元是晋曦转账给何健的，支出时部分款项是支付给前期供货商，以使其不再送货从而鹏诚鑫茂公司可以送货的款项，该款并非德羽公司应当支付的，而是何健以鹏诚鑫茂的名义补偿给前期供货商的，其余部分是前期开业所使用的开支；2、保证金120000元，鹏诚鑫茂公司和何健均认为是《采购供应合同》中约定的保证金120000元；3、货款78982元，鹏诚鑫茂公司认为是《送货单》中对应的款项；何健认可该款项系实际送货款项，但认为该货款金额有偏高部分；4、损失费用276018元，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认为该款组成为利息损失、可能做其他生意的收入损失、德羽公司未履行合同导致的损失以及为了履行合同而购买的货物损失等，该款项金额的确定是按照先与何健协商好的总金额620000元减去前述三笔款项得出的；何健不认可该款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确定的，认为受到了胁迫。 庭审中，对于前述《送货单》、《采购供应合同》、《收据》及《收条》的形成，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称，何健通过晋曦找到其本人，协商向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配送货物，但并不存在何健主张的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自2017年10月其开始配送货物，后鹏诚鑫茂公司成立后与德羽公司签订了《采购供应合同》并由德羽公司、德雅公司出具保证金《收据》，在此之前骆洪清本人向被告何健支付的265000元分别为被告何健要求支付的合同履行费145000元及合同保证金120000元，相应款项的交纳系鹏诚鑫茂公司行为。鹏诚鑫茂公司认为，被告何健为项目负责人，可以代表公司签署《采购供应合同》并决定合同有关事宜。被告何健则辩称，《收条》载明的265000元其本人确已收到，但《采购供应合同》及《收据》的形成均为骆洪清胁迫其签署并加盖德羽公司、德雅公司印章，前述款项的收取与三人合伙关系相关，与德羽公司、德雅公司无关。 另查明，2018年5月23日、5月24日、5月28日、7月19日，何健通过其名下光大银行账户向骆洪清转账支付10000元、8260元、3180元、50000元，共71440元。骆洪清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明确该款项系何健退还给鹏诚鑫茂公司的货款，应从《收条》载明的货款78982元中予以扣除。此外，何健还主张其通过向骆洪清的朋友朱家龙及温燕、晋曦转账的方式向骆洪清退还款项共计104550元，包括：1、2018年3月30日，何健向朱家龙转款10000元。2、2018年6月23日，何健通过现金的方式向温燕支付14000元；后于2018年6月23日、7月19日、8月6日、8月7日，分别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温燕转款13000元、18000元、8500元、5000元，以上共计58500元。3、2017年11月6日、2018年1月9日、2月13日、3月9日、3月16日、4月2日、4月11日、5月8日、5月23日、5月24日，何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向晋曦转款4000元、4000元、3000元、5000元、2000元、3000元、3000元、6050元、5000元、1000元，共计36050元。对于上述款项，骆洪清称鹏诚鑫茂公司及其本人从未委托他人代为收取案涉合同项下款项，相关款项无法核实真实性亦与本案诉争事项无关。晋曦称其中何健向晋曦和温燕的转账，系何健支付的贷款利息、代为支付桌子款等款项，并非向骆洪清支付的款项，晋曦和温燕也没有向骆洪清支付过该款。晋曦出具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载明其于2017年9月29日向何健转账14000元，2017年11月3日向何健转账10000元。 还查明，德羽公司、德雅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拟证明其并不知晓《采购供应合同》、《收据》及《收条》的相关事宜： 何健于2018年8月8日出具的《保证书》，载明其保证未以公司名义与鹏诚鑫茂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及合作协议，公司未授权其参与任何公司与供应商及第三方合同的签订。 德羽公司《收款收据》空白件，拟证明案涉保证金《收据》与其正式版本的《收款收据》并不一致。 德羽公司《日记账查询》及正常供应商流程资料（含供应商资质证明、《供货合作协议》、《送货单》、雅安中学项目部供应商往来明细、费用报销单及银行交易凭证），拟证明鹏诚鑫茂公司作为供应商的相关证据材料均与其他正常供应商流程资料不符。 粟运萍出庭作证的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粟运萍称“我自2015年6月加入德羽公司，主要负责总经理助理和印章管理，德羽公司公章由我本人保管，德雅公司公章由雅安中学项目部保管，何健可以自由使用”，“2017年12月22日，何健以当地政府要求德羽公司在雅安市成立当地项目公司为由提出申请，要求提供总公司公章等资料，于2017年12月25日领走”，“2018年7月6日，何健以雅安中学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为由，要求德羽公司为其开具德雅公司是德羽公司子公司的证明，由我打印出来盖好章以后发给何健”。 何健出具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群聊3的聊天截图载明晋曦、何健、骆洪清、骆林朋均在群聊内，何健称当时商量公司名称时，晋曦回复说“那就叫合作共赢”，何健称“公司名字修改下嘛，改个字就行了，主要是资质范围内容。”骆林朋称“健哥你看下这个价格可以不”，何健称“价格有点高哦，你们去海霸王看下呢，品牌和检测报告也要对得上”，晋曦称“百家市场要好的多，可以去看看。”骆洪清的发言均为微信语音，何健称由于手机遗失只有截图，故无法看出骆洪清发言内容。何健与骆林朋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骆林朋问：“健哥我们到门口了，好久送进来？”何健后来回复“可以了，送嘛，送完出去给我打个电话，”骆林朋称：“健哥送完了，检测报告在我这，价格没写，我先走了”。何健又称：“去青白江看下应该有，价格还便宜点”，骆林朋回复“好，我给小姨说”，何健称“价格不要报高了。你们先去市场看下，见面我们再商量咋个写”。何健与晋曦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晋曦称“好久结得到账哦”“催的遭不住了”，何健称“你给她说下不要在雅安买，价格太高了，我杂个报上去嘛，我说了几次都不听”，“她说的买的就那么高，搞笑哦，只有多写，又不敢写多了”。晋曦回复“少写点不要听她的”，何健称“你找的啥人哦”，晋曦回复“她找我妈来找我的嘛”，何健称“涩，当时就不该和她一起搞，弄得我脑壳痛”。何健与骆洪清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何健称“好，我在财务先借出来给你，等赚钱了再说”。同时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1月22日何健向骆洪清转账4500元，2月9日骆洪清向何健转账5000元。何健与朱家龙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朱家龙3月的工资条载明工资应发合计为1129元，2018年4月27日何健微信转账给朱家龙1129元。何健出具其与晋曦的聊天记录，载明何健称“给我打电话咋说嘛，……我给他说我们在合伙做生意，他不晓得我们在合伙做生意的事”，晋曦称“他晓得我在那送菜呀”，何健称“但是问题是他不晓得你合伙了的，合伙做生意五孃（五孃指骆洪清）应该给他说过”。何健称“那第二个，你在我们所有项目上的人都认得到撒？”晋曦称“啊”，何健称“好多人都晓得我们合伙撒”，晋曦称“啊”，何健称“然后蒲老师也晓得骆洪清”，晋曦称“他只晓得骆洪清，不晓得我，不对，他看到过我一次。”何健称“证明我们三个合伙，这个是必须证明的。”晋曦称“嗯”，何健称“实事求是，我们三个合伙的生意，这个实事求是的东西，你实事求是证明我们三个合伙，这个是事实，是不是嘛？”晋曦称“嗯”。何健称“那个群呢？”晋曦称“估计只有这个群有用，看的到我们几个人合伙，我在里面说过话没有嘛”。审理中何健称其此前说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意思是收条上签字和捺印是其本人出具的，但收条的内容是受到胁迫出具的。对收条中载明的款项，其不应当承担退还的法律责任，若法院认为应当由德羽公司、德雅公司承担责任的部分，则何健愿意承担连带付款的法律责任，不应当由德羽公司、德羽公司承担责任的部分，则属于何健、晋曦、骆洪清的合伙款项，应由三人另行处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鹏诚鑫茂公司提交的《采购供应合同》、《收据》、《收条》、送货单、《证明》、雅安中学食堂工作证，何健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截图以及被告德羽公司、德雅公司提交的《保证书》、《收款收据》、《日记账查询》、供应商资质证明、《供货合作协议》、《送货单》、雅安中学项目部供应商往来明细、费用报销单、银行交易凭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以及证人粟运萍、王某的证人证言、微信聊天截图、录音资料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鹏诚鑫茂公司通过何健与德羽公司签订了《采购供应合同》，并出具了《收据》、送货单、《证明》等表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德羽公司对其中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德羽公司认可鹏诚鑫茂公司实际配送了货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鹏诚鑫茂公司与德羽公司就雅安中学项目部食品原料配送事宜建立了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健在鹏诚鑫茂公司出具的《收条》上加盖德羽公司和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否应当由德羽公司和德雅公司承担，鹏诚鑫茂公司是否有权依据2018年7月6日的《收条》向德羽公司、德雅公司、何健主张欠款及违约金。对此，本院作以下认定：第一、何健加盖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是否属于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从何健与德雅公司之间的关系看，何健并非德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管或员工，也未出具其可以在《收条》上加盖印章的合法授权，鹏诚鑫茂公司和何健均未举证证明在加盖德雅公司印章时，何健具有德雅公司的代表权和代理权，也未举证证明何健加盖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事后得到德雅公司的追认。且鹏诚鑫茂公司在拟定《收条》内容时，明知其未与德雅公司发生收条内容载明的采购合同关系，也未实际向德雅公司供货，收条中所列的款项也未支付至德雅公司账户。何健在《收条》上加盖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并不会导致鹏诚鑫茂公司对此陷入错误认识，即误认为何健具有德雅公司的代表权或代理权，故何健在《收条》上加盖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不构成有权代理和表见代理，该《收条》对德雅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由于何健系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的项目经理，故何健加盖德羽公司印章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首先，从何健与德羽公司之间的身份关系看，何健和德羽公司均认可何健系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的项目经理，故何健在处理雅安中学项目相关事宜时，从形式看属于有权代理。其次，从《收条》的内容看，其中部分款项属于双方对《采购供应合同》的结算，《采购供应合同》所涉及的履行合同内容为雅安中学项目中的食堂采购供应，属于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范畴。第三，虽从前述两点看，何健有权代表德羽公司在所涉雅安中学采购供应的结算中盖章。但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以《收条》的形式作为双方对《采购供应合同》的结算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中的结算方式。且《收条》所列全部内容均系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拟定的，在出具《收条》当时，鹏诚鑫茂公司已经不再送货，但双方并未对已经完成送货部分进行结算，《收条》本质意义应当是对已经发生的全部款项进行结算。骆洪清明确知晓《收条》载明款项中实际支付的合同履行款、保证金均未支付给德羽公司，而是支付给了何健。其计算货款、损失费用和违约金也并非按照双方《采购供应合同》约定计算，德羽公司也并未实际收到骆洪清的损失费用。收条中最终结算出已经收到的总额620000元款项也与事实不符，且庭审中骆洪清认可该款项为其预想好的总款项，损失费用也是按照总金额倒算的，并非实际发生的金额。收条载明的德羽公司从未向鹏诚鑫茂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的内容和此后骆洪清要求何健加盖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印章的行为，也表明鹏诚鑫茂公司在出具《收条》时即存在让德羽公司承担向其支付全部620000元款项的主观意图。何健作为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在以德羽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民事和商事活动中，应当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案涉2018年7月6日签订的《收条》，从内容和形式上均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中的结算方式，何健不顾收条的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仍在《收条》上加盖其所持有的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章和德雅公司印章的行为，其行为结果是否必然由德羽公司承担，有待商榷。而且，《收条》中载明的合同履行款、损失和违约金的标准，明显与《采购供应合同》约定内容不符，并非《采购供应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内容。何健在双方未结算和鹏诚鑫茂公司未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时，以加盖德羽公司雅安中学项目部印章的形式确定上述款项和标准，超越了其职权范围。同时，何健在本案中一直坚持其在《收条》上签字和盖章的行为，系受到了骆洪清的胁迫，但其未举证证明受到了何种胁迫，仅凭何健庭审中陈述的受到了言语威胁，不能证明何健是在收到胁迫时签字和盖章。但从何健出具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显示，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在开始供货之前，即通过晋曦认识了何健，也知晓何健的身份，且三人还建立了微信群以沟通送货事宜等。该证据虽不足以证明何健所称其与骆洪清、晋曦之间就送货事宜构成了合伙关系，但足以表明骆洪清与何健在此事上存在利益关系。故综合骆洪清与何健在供货前的认识过程，签订《采购供应合同》并出具《收条》的行为表现、主观意图等，何健在内容超越《采购供应合同》结算的《收条》上加盖德羽公司印章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德羽公司不应当承担《收条》载明的付款责任，而应当按照《采购供应合同》的约定确定应承担的责任。 由于鹏诚鑫茂公司主张的款项是按照《收条》计算的，则需要逐一分析《收条》中所列款项是否为履行《采购供应合同》的款项。1、采购合同履行款145000元，骆洪清、晋曦、何健的陈述中均表明该款系支付给前期供货商的款项，虽骆洪清认为该款何健曾表示德羽公司将会退还，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何健表示已经收到了该款，且该款未转交给德羽公司，该款项支付时并未全部支付给前期供货商，还有部分款项已经用于开支，但未举证证明具体开支的金额和事项，本院不予认可。从当事人的陈述表明，前述款项并非《采购供应合同》中约定的为了履行该合同而产生的款项，不应由德羽公司承担。2、保证金120000元，骆洪清、何健均表明该款系支付《采购供应合同》中约定的保证金120000元，虽该款实际支付给了何健，并未支付给德羽公司，但德羽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表明德羽公司收到了该款。鹏诚鑫茂公司付款行为和《采购供应合同》《收据》能互相印证，该款确系《采购供应合同》中约定的风险抵押金120000元，应当按照约定扣除相关扣款后，无息退回剩余抵押金。庭审中德羽公司未举证证明应当扣除的相关扣款，故该保证金120000元，应当由德羽公司无息退还给鹏诚鑫茂公司。3、货款78982元，鹏诚鑫茂公司出具的27份由何健签字的供货单中，其中14张《送货单》载明的供货品金额共计60847.15元，剩余13张未载明供货金额。虽德羽公司抗辩认为该供货单中载明的金额过高，但仅从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资料中何健称价格较高的内容，不能证明该供货价格是实际价格成本较高，还是存在价格虚高的行为，且何健签字确认鹏诚鑫茂公司前述供货单中的供货行为系实际发生，本院结合已经载明货品金额的供货单和德羽公司提供的案外人供货单中的价格，综合当时的具体时间为春节前后物价略有上涨的实际情况，综合认定货款金额为78982元，应由德羽公司支付给鹏诚鑫茂公司。庭审中骆洪清认可在7月19日前，被告何健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其转账共计71440元，该款项系何健退还给鹏诚鑫茂公司的货款，应从《收条》载明的货款78982元中予以扣除。经扣除，德羽公司还应当支付的货款为7542元。4、其他损失费用276018元，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认为其损失的组成为利息损失、可能做其他生意的收入损失、德羽公司未履行合同导致的损失以及为了履行合同而购买的货物损失等，且《采购供应合同》中未约定损失的计算方式，鹏诚鑫茂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大小，证据不足，对该金额本院不予认可。5、关于违约金支付标准，《采购供应合同》中未约定违约金的标准，德羽公司认为《收条》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案中系德羽公司要求鹏诚鑫茂公司不再供货，德羽公司系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到在《收条》中计算损失时计算了逾期利息损失，故本院结合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考虑到合同法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或低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可予以调整的立法本意，旨在以弥补损失为基准点，同时适度体现一定的惩罚性，酌定德羽公司应付违约金15000元。最后，关于应退款金额，何健举证证明其向案外人朱家龙、温燕、晋曦支付了相应款项，该款项实际收款人为鹏诚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洪清，应当在前述款项中予以扣除的抗辩主张，由于何健未举证证明其向案外人朱家龙、温燕和晋曦支付前述款项时，是应骆洪清的指示或得到骆洪清的授权，不能证明该款系骆洪清要求何健支付到案外人和晋曦账户内的。且朱家龙曾与何健所在的单位上班，何健曾向其转账；何健与温燕、晋曦有多笔经济往来，何健也认可其中晋曦曾代付过桌子款等，无法确定何健前述转款对应的为案涉款项。同时，在何健向案外人和晋曦转款时，已经知晓骆洪清的账户和微信，其完全可以直接向骆洪清的账户和微信转账，何健在抗辩认为转账至案外人朱家龙、温燕和晋曦的款项系案涉款项时，应举证予以证明该款与本案案涉款项的关联性，仅以何健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系骆洪清收到的案涉款项。故对何健的该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德羽公司应向成都鹏诚鑫茂公司退还的款项为《采购供应合同》保证金120000元、支付货款7542元及违约金15000元，共计142542元，由于何健明确表示愿意与德羽公司一起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可，故前述款项应由德羽公司与何健共同支付。对鹏诚鑫茂公司要求何健基于《采购供应合同》，从而对《收条》载明的全部款项均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主张，因其主张是建立在何健履行职务行为的前提下，若何健是履行职务行为，则在何健不认可对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时，要求其对《收条》中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双方之间是否因其他行为关系而导致何健应否支付《收条》载明其他全部款项，则应由双方另行处理，故对鹏诚鑫茂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对鹏诚鑫茂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何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鹏诚鑫茂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退还《采购供应合同》保证金120000元、支付货款7542元及违约金15000元，共计142542元； 二、驳回原告成都鹏诚鑫茂配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240元，由被告四川德羽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何健负担3151元，由原告成都鹏诚鑫茂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0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丽梅 人民陪审员  蒲晓凌 人民陪审员  李 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