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15625号原告：刘健飞，男，汉族，1993年3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鑫城，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湘一，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蔡礼亚，男，汉族，1983年11月23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永城市。被告：党亭亭，女，汉族，1990年3月10日出生，住址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原告刘健飞与被告蔡礼亚、党亭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健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鑫城、周湘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蔡礼亚、被告党亭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货款本金197018元；二、被告支付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完全履行全部义务的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8日为6237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从事手机配件业务，被告从原告处购买货物。从2019年3月起，被告从原告处拿走货物后，一直拖欠原告货款。原告用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催款，被告仍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截止至2019年11月18日，被告总共拖欠货款197018元。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已经严重违反双方约定，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起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蔡礼亚答辩称，一、其未曾使用微信与刘健飞沟通，刘健飞提供的微信记录不排除伪造可能，且所有聊天内容不足以证明刘健飞与其及党亭亭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真如刘健飞所述双方存在如此多的交易，应该会签署合同，或有其他书面证据辅助证明，不可能全部通过微信。其对党亭亭的事情不清楚，也没有代表党亭亭与刘健飞对账，党亭亭与其也不存在授权关系。刘健飞起诉19万多货款，没有事实基础，也没有证据证明。退一万步，即使上面所有聊天记录真实可靠，聊天记录也仅显示其系为公司所为的职务行为，相关责任也应该由公司承担，而不是由员工承担。希望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党亭亭答辩称，一、原告主张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且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非源于其，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完整性有待考究，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欠款金额。原告仅提供一份未经其签章、签名主体身份不明、且没有送货明细的对账单，及所谓的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供货事实及欠款金额，而未提供任何买卖合同、采购单、送货单、经其签名的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向其供应过产品，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亦不符合生活经验。二、退一步而言，即使微信聊天记录真实，微信聊天记录所确认的欠款金额与起诉金额相差甚远。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看，其于2019年4月30日仅明确欠56000元的事实，此后所有交易均为现金交易，包括2019年7月22日交易的3000元、7月24日交易的450元，并未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相应款项，即其欠款只可能在56000元以下，远没有达到原告诉请的197018元货款金额。三、蔡礼亚并非其员工，亦未经其授权，不能代表其进行对账工作。原告提交其与蔡礼亚的聊天记录及对账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蔡礼亚在聊天及录音中也未明确具体金额，且录音中明确表明不清楚具体金额，要问其他人。因此，蔡礼亚的意思表示不能体现其意志，其承诺或对账行为不能对其发生效力。综上，原告既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请金额，即使其聊天记录真实，也仅能证明56000元的欠款事实，原告向其主张高达197018元的货款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蔡礼亚的微信聊天记录（蔡礼亚的微信号为×××），显示原告与被告蔡礼亚通过微信进行盖板、支架等手机配件买卖交易，并由原告进行压支架（贴胶），双方通过送货单进行对账。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9日期间，原告向被告蔡礼亚发送了多张送货单，送货单上方载明货物名称、数量、单价以及总金额，送货单下方载明欠款金额，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以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多无签字。其中，2019年9月9日，原告向被告蔡礼亚发送了一份送货单（送货日期为9月1日），送货单下方载明欠款金额为197018元。2019年10月17日，原告在微信中对被告称：“老板，把之前的款给我转一些先，那么久了。”被告蔡礼亚回复称：“我现在真的没有，要是有就给你转了。”此前，原告每次在微信中向被告蔡礼亚催款时，被告蔡礼亚的回复为：“你问一下党亭亭老板有没？”“好，明天我问下小弟就给你转。”“我让小妹对下单子明天给你转。”“你也不能光催我我也问一下党亭亭那边有吗？”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党亭亭的微信聊天记录（党亭亭的微信号为×××），显示原告与被告党亭亭通过微信进行盖板、支架等手机配件买卖交易，并由原告进行压支架（贴胶），双方通过送货单进行对账。2018年1月20日，原告在微信中问被告党亭亭：“这个（指蔡礼亚）是你姐夫吗？（后附一张原告与被告蔡礼亚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党亭亭回复称：“是。”2018年5月8日，原告向被告党亭亭发送了一张送货单并称：“靓女，款安排一下。”被告党亭亭回复称：“你找我姐夫对单，对好了就安排，我姐夫管这一块。”原告称：“以后你们的单开一起行吧？开Ｂ191的单，行吧？”被告党亭亭称：“本来就一起。”原告称：“之前不知道，都是分开签单。”被告党亭亭称：“好。”原告提交了一段与被告党亭亭的通话录音，原告称：“靓女，现在过节了，供应商现在催款，你们能不能安排一些？”被告党亭亭称：“我前两天不是安排一些款么?”原告称：“那是后面的款，我不是算的单给你看了么，你应该已经看了，十九万七，然后后面的钱越来越多，那之前的款也要给我，我也要给到供应商。”被告党亭亭称：“我把我的银行卡，支付宝余额还有微信给你看一下吧。”原告称：“你给我看没有用。”被告党亭亭称：“那我没有钱怎么还呢？”原告当庭陈述称货款结算方式为每月月结一次。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录音等以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针对庭审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与被告蔡礼亚、党亭亭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附有被告党亭亭、蔡礼亚的微信号，内容完整、客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抗辩称未曾使用微信与原告沟通，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该抗辩意见。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查，原告与被告蔡礼亚、党亭亭通过微信进行手机配件交易并进行对账，双方的民事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责任承担主体、具体金额及逾期利息。经查，被告蔡礼亚在微信中称被告党亭亭为“老板”且其安排“小弟”或“小妹”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党亭亭在微信中称其姐夫蔡礼亚负责对单且其亦向原告支付货款，并称可以与被告蔡礼亚一起开单。故此，可以认定被告蔡礼亚与被告党亭亭系合伙经营，二人应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与被告蔡礼亚、党亭亭通过送货单进行对账已形成双方的一种交易习惯。原告依据2019年9月1日的送货单向二被告主张货款金额197018元，符合交易习惯，且二被告在微信聊天和通话中均未对此金额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诉请予以支持。二被告逾期向原告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原告自认货款结算方式为每月月结一次，故截至2019年9月1日，二被告应向原告的总付款金额为197018元，截止付款时间应为2019年10月1日，故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10月2日，利息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礼亚、党亭亭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健飞货款197018元及利息（以19701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10月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49元（已由原告刘健飞预交），由原告刘健飞负担110元，由被告蔡礼亚、党亭亭负担4239元。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华鹏人民陪审员  陈辉松人民陪审员  陈海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