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3民初1878号原告:严清伦,男,1975年2月21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镐汶，重庆钜沃（永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双，重庆钜沃（永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市荣昌区羽盛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清江镇河中村七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YHT97A。法定代表人：胡启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林，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作荣，重庆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严清伦与重庆市荣昌区羽盛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盛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清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镐汶、王成双，被告羽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林、刘作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严清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11月10日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己经支付的租金21200元;3.被告退还原告押金10000元;4.被告返还原告固液分离机等畜牧养殖设备；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10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该《养殖租赁合同》中第一、二条约定“甲方出租的养殖场坐落于重庆市荣昌区清江镇河中村七社邱家湾子，养殖场面积约30余亩，出租给乙方的养殖面积约8余亩(配1.5亩水塘一口)。租期为五年，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4年11月10日。”其中第三条又约定“1、每年租金以先付后使用的原则进行，下一年度的租金必须提前两个月交纳。2、每年养殖场场地租金为76800元，押金10000元。年租金分两次交纳，第一次付款46800元，剩余30000元在当年租期的第五个月支付，乙方不负责土地流转租金”。此外，该《养殖场租赁合同》还对水电费缴费办法、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解除及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同时双方在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时，被告曾向原告承诺，因原告经营养殖所涉及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影响评价等行政许可的相关手续由被告全权负责办理。《养殖场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该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47800元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对养殖场所进行了整改翻修，同时新购安装了固液分离机等相关设备。在养殖经营期间，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依法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影响评价等行政许可的相关手续，但被告至今未予理睬。同时，原告在和被告在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后不久，全国就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疫情期间致使原告经营损失惨重。另外，根据渝府发【2020】7号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活禽交易推行集中屠宰加强冷链供应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活禽交易和宰杀，在主城各区建制镇(街道)城市连片建成区域及其他区县城区禁止活禽交易的相关规定，被告经营的活禽养殖也属于政府明文禁止交易的范畴。为此，原告基于上述原因于2020年4月22日致函被告终止《养殖场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及时履行办理租金结算、押金退还及设备的返还等相关义务，但被告至今未予同意。被告羽盛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与原告解除合同。1.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1月10日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有效。所以，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之义务，被告认为原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合同期5年届满，并应支付第一年租金的余款30000元。2.原告在民事起诉状所诉称的不是事实，原告要求终止合同的理由不成立，被告不同意返还租金、押金。双方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合同》，该租赁场地是符合相关养殖场条件的，且在疫情期间国家也没有禁止养殖的规定。如果终止《养殖场租赁合同》，那么被告所租场地土地流转租金由谁承担，被告也是否可依原告理由终止与老百姓的土地流转合同呢？为此，被告认为原告的经营风险，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在经营期间拖欠水电费，并损毁了被告的养殖场设施、鱼塘，所以被告认为在原告未清结水电费用及赔偿被告的损失前，其所称返还押金是无理要求。综上所述，被告希望贵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0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的养殖场坐落于重庆市荣昌区清江镇河中村七社邱家湾子，养殖场面积约30余亩，出租给乙方的养殖面积约8余亩(配1.5亩水塘一口)。租期为五年，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4年11月10日……1.每年租金以先付后使用的原则进行，下一年度的租金必须提前两个月交纳。2.每年养殖场场地租金为76800元，押金10000元。年租金分两次交纳，第一次付款46800元，剩余30000元在当年租期的第五个月支付，乙方不负责土地流转租金……租赁期间发生的水电、网络费由乙方缴纳……乙方保证承租甲方的房屋作为养殖用途，合法经营，必须按照环保要求合法养殖，保持养殖场环境卫生……租赁房屋如遇政府征地或其他不可抗力的特殊情况，造成养殖场不能继续出租的按实际使用日期算租金，未使用完的退还乙方”。《养殖场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使用养殖场养殖鸭子，并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46800元租金及押金10000元，自行购买、安装了固液分离机等相关设备。2020年4月2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终止的函》，内容为“我于2019年11月10日与贵公司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后，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贵司交付了租金及押金，并经贵司同意对饲养场所进行了整改翻修，又新购安装了干湿分离机等相关设备。截止目前，我已经投入资金已达40万元左右。在养殖经营过程中，本人曾多次要求贵司积极办理关于畜牧养殖经营所需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影响评价等行政许可的申办义务，但贵司今未予办理从而导致本人无法正常开展饲养经营业务。同时，在与贵司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冠病毒疫情。在疫情期间，致使本人经营损失惨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与你在履行租赁合同期间发生了不可抗力，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将会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基于上述原因，贵司的行为明显具有欺诈故意，且因疫情因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有效履行。因此，本人特向贵司书面函告如下:至本函寄达贵司之日解除我与贵司于2019年11月10日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合同》，并请求贵司及时履行办理结算租金及押金退还和设备的返还义务，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贵司承担。”2020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回复《关于请及时履行的通知》,内容为“严清伦同志：你于2020年4月22日《关于终止的函》收悉，现我公司答复如下:在签订租赁合同前，你多次到我公司进行了详细考察，我公司已明确告知不能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但我公司养殖场已经区、镇有关部门评审。只要在养殖过程中达到雨污排放标准和达到环保要求就可养殖，不属取缔范围，为此，你在养殖过程中从未受到任何人员，任何部门的干扰。你也从未提及需我司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关于新冠病毒疫情问题。我司经考虑，确属特殊情况，如你在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协商减免你一个月左右的租赁费。由此，我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况且来函是2020年4月，难以分辨具体年月，属无效函。请你于2020年5月30日前及时安排复工复产并按合同约定条款恢复养殖并缴清租金费，超期我司将终止与你签订的合同并扣留处理你有关设施设备，保留继续追究你以下责任的权利。一、追缴当年应交未交的租金费30000元，并双倍赔付违约责任。二、完清之前的水费620元，电费2728元。三、修护好你所损坏的大门门柱和水泥坝子。四、恢复畜禽饮水槽原样和标准至符合原样为准。五、处理好你所承包的9.2亩稻田水及土壤污染，达到环保标准并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格证。六、由于你排放污水引起我司鱼塘造成成鱼死亡3000斤需赔偿损失18060元。七、由于你当时进场及时并多次催促我司低价处理种鸭1500只，预计损失22000元，请你给予补偿”。另查明，为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2020年3月26日，重庆市政府颁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活禽交易推行集中屠宰加强冷链供应工作的指导意见》(渝府发【2020】7号)文件（以下简称渝府7号文），要求全面规范活禽交易和宰杀（在主城各区禁止活禽交易和宰杀，在做好集中屠宰、冷链供应等配套保障的前提下，禁止主城各区现有的活禽交易和商业性宰杀点原则上在1个月内完成取缔），提升禽类集中屠宰能力，强化禽肉冷链供应保障。2020年4月10日，案外人重庆永凯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凯公司）向原告发送《关于解除委托家禽养殖业务的告知函》，内容为“致委托家禽养殖户严清伦：根据我公司于2019年10月与你达成委托养殖家禽鸭业务合意的相关要求，你已于2019年11月履行了自行出资租赁养殖场所、购置养殖没备、按要求提供家禽产品等义务，我公司致以衷心感谢!由于2020年春节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我公司在重庆主城的全部经销网络经营的活禽业务基于渝府7号文规定的‘关于在做好集中屠宰、冷链供应等配套保障的前提下，禁止主城各区现有的活禽交易和商业性宰杀点原则上在1个月内完成取缔’的精神，被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并要求在做好集中屠宰和建立完善自身冷链供应等配套保障的前提下方可开展相关经营业务。鉴于上述原因我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按照渝府7号文相关要求执行，在完善公司集中屠宰和自身冷链供应配套保障系统建成验收后再予开展相关家禽经营业务，故你户的家禽委托养殖业务现予以终止。对于你户前期投资的相关损失，我公司将给予你适当补偿”。庭审中，原告称“双方约定由被告办理环境保护和畜牧手续”，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明确解除合同的理由有：1.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办理行政许可等行政审批手续；2.原告在租赁养殖场后，因疫情影响在2020年春节期间发生巨大亏损；3.永凯公司因市政府文件要求而正在重组改造，其与原告关于养殖的约定不能履行，导致原告租赁场地养殖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解除租赁合同。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养殖场租赁合同》、《关于终止的函》、《关于请及时履行的通知》、《关于解除委托家禽养殖业务的告知函》、《关于进一步规范活禽交易推行集中屠宰加强冷链供应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向被告提供养殖场后，被告应当依约使用场地、支付租金。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表示不同意解除。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结合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分析如下：1.原告要求解除理由之一为“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办理行政许可等行政审批手续”，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明确约定，且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该解除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2.原告要求解除理由之二为“因疫情影响在2020年春节期间发生巨大亏损”。本院认为，任何市场经营均有风险，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可能对原告从事的养殖经营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原告自称“巨大亏损”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要求解除理由之三为“永凯公司与原告关于养殖的约定不能履行，导致原告租赁场地养殖的目的不能实现”。本院认为，原告仅提交永凯公司《关于解除委托家禽养殖业务的告知函》，并未举示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购销合同等材料，故无法对其委托养殖合同的具体内容、原告是否基于该委托养殖合同而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永凯公司是否系原告养殖产品的唯一收购商等情况进行核实。同时渝府7号文并未全面禁止活禽的养殖和销售，仅是对销售区域、交易模式提出新的要求，该要求并不直接、必然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养殖目的。同时，原告从事的养殖业并非因疫情防控而禁止从事的行业，即使原告的收购商永凯公司因主城区无法继续从事活禽交易和宰杀而解除双方合作，原告依然可以通过拓展其他销售渠道、改变供应方式、寻求具备集中屠宰和自身冷链供应的合作伙伴等途径降低疫情影响、实现养殖目的，但本案中原告对此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此外，永凯公司在解除合作关系时亦表明适当补偿原告前期投资的相关损失；在原告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后，被告亦明确表示可以通过协商减免一个月左右租金的方式降低原告继续经营的成本。综上，本案中疫情仅导致租赁合同履行出现一定困难，且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原告不存在明显不公平，双方仍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租金支付期限、数额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故本院对其要求解除《养殖场租赁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基于合同解除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不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清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4元，减半收取计292元，由原告严清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钟明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