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初9号原告：吴志远，男，1960年9月10日出生，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号码:XXXXXXXX。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彦，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瑶，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919号908室。法定代表人:杨夫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俊，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志远诉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志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彦、被告北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志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北科公司向原告吴志远归还借款本金8,640,877.43元；2.判令被告北科公司向原告吴志远支付自2016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1.5%/月的利率暂计至2019年7月15日为5,070,305.32元，计算公式：8,640,877.43X1.5%X1243/30-300,000=5,070,305.32）；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北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31日,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案外人张某1、张某2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北科公司向原告吴志远借款10,500,000元,借款利率为1.5%/月,借款期限为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4日,如未还款仍按照1.5%/月的利率支付利息,张某1、张某2为被告北科公司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清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9月1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对该《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编号为(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原告吴志远亦于同日向被告北科公司转账10,50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北科公司并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2月18日期间,张某1代被告北科公司陆续向原告吴志远支付了部分借款本息。截至2016年2月18日,被告北科公司尚欠原告吴志远借款本金计8,640,877.43元尚未归还。2016年2月16日,原告吴志远依法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了《执行证书》并于2016年8月30日就《执行证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案号为(2016)沪0104执4022号);执行过程中,因被告北科公司及张某1、张某2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17年7月19日,法院向原告吴志远发放执行款300,000元,该款项后经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张某1、张某2一致确认系偿还10,500,000元借款利息。截至2019年7月15日,被告北科公司仍未向原告吴志远清偿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吴志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另对原告吴志远与案外人陈某1之间的委托关系以及借款资金来源进行说明，原告吴志远于2014年起即雇佣陈某1在大陆为其进行投资活动，累计支付陈某1资金较多。因案件涉及资金发生时间久远，目前仅能提供原告吴志远网上查实的2015年两笔支付陈某1的资金信息，分别为2015年7月27日与2017年7月30日支付陈某12,500,000元及8,100,000元。为完成委托投资活动，原告吴志远在2015年7月22日公证委托陈某1代为办理投资事宜。原告吴志远委托陈某1进行投资活动时，陈某1在与被告北科公司磋商利息时确实约定了超过法定利息的收取标准，原告吴志远本人身处台湾，故对法定利息标准不清楚，被告北科公司实际亦按照超过法定标准的利息向原告吴志远支付利息。在另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保证合同纠纷案庭审时，被告北科公司答辩超收利息并提供相关证据要求扣减本金后，原告吴志远已主动核减诉请本金金额，并在此后的诉讼活动中均以实际扣减超收利息以后的本金金额为诉讼请求进行权利主张。被告北科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吴志远的诉讼请求。公证书上列明的出借方是原告吴志远，但其并没有实际出资，故非适格的原告。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中北科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也一直主张原告吴志远没有出资，北科公司当时对该主债权就提出了异议，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能够反映。被告北科公司收到的是陈某1的款项，而非来自原告吴志远。被告北科公司认为原告吴志远与案外人陈某1和胡某、张某3等人涉嫌套路贷，当时被告北科公司还款的对象是陈某1和张某3等。本案中原告吴志远始终未举证证明系争借款资金由原告吴志远提供陈某1。2015年9月1日到2015年12月6日期间，被告北科公司根据陈某1的指令打款给胡某和张某3，已经将2,000,000元打至胡某账户，该款连本带息，先抵扣利息，再抵扣本金，远超之前约定的利息。张某1和被告北科公司于2016年2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显示尚欠本息的数额远远超过了被告北科公司的实际欠款。故补充协议明显是套路贷的手段，被告北科公司是被胁迫签署的，与实际还款不符合，相差巨大。此后被告北科公司还陆续打款1,500,000元给张某3。但原告吴志远申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时，并未提及被告北科公司已经归还的款项，导致公证文书中没有反映还款事实。另，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陆续执行被告北科公司款项，均应作为已归还款项。原告吴志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借款合同》及（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银行账户查询明细，证明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之间为《借款合同》关系，双方对于借款本息、担保与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原告吴志远已按约将借款本金交付被告北科公司，完成了《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出借义务，同时证明利息的结算标准；第二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2769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05民初4113号判决第四页可见被告北科公司已经承认收到了原告吴志远的借款，（2019）沪01民终2769号判决可以证明被告北科公司以及张某1、张某2当时没有上诉，上诉的是原告吴志远，因此被告北科公司是认可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故被告北科公司剩余未清偿本金为8,640,877.43元，被告北科公司实际向原告吴志远偿付借款本息至2016年2月18日，原告吴志远于2017年7月19日收到的300,000元执行款系被告北科公司偿付的借款利息；第三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执4022号执行裁定书、（2017）沪0104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吴志远已于2016年8月30日依据执行证书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并证明原告吴志远提起本案诉讼程序的合法性。补充证据1，（2015）沪黄证经字第13577号公证书，证明原告吴志远曾出具委托书委托陈某1为代理人办理出借款项事宜，该委托书经公证；补充证据2，原告吴志远在华一银行上海嘉定支行开户银行账户名称及网上活期账户明细查询截图打印件，证明吴志远与陈某1之间于2015年7月期间的款项往来情况。被告北科公司对原告吴志远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实际上原告吴志远对陈某1没有委托，因此北科公司对该债权文书公证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被告北科公司收到了案外人陈某1账户转账的10,500,000元，但是这笔钱是打给天津银行还贷的，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账户明细显示，陈某1出账的账号和这次原告吴志远提出的账户不一致。被告北科公司收到是陈某1转来的钱。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吴志远的证明目的。被告北科公司及案外人张某1、张某2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前案审理时都强调被告北科公司收到的是陈某1的付款，不是来自原告吴志远。该案中被告北科公司是第三人，判决没有判令被告北科公司承担责任，故被告北科公司无法提出上诉，但不代表被告北科公司认可判决确认的事实。被告北科公司对该判决认定的剩余本金计算也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原告吴志远证明目的亦认可。但反过来可以证明原告吴志远在本案实际借款的支付、利息支付以及申请公证文书和执行中存在套路贷的问题。对补充证据1（2015）沪黄证经字第13577号公证书，因被告北科公司前代理人曾前往黄浦区公证处调取相关材料时未见该公证书原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2，原告吴志远华一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未见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金额与本案案涉借款金额不符，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吴志远应提供其委托书载明的委托起始日至本案事发期间吴志远与陈某1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被告北科公司为反驳原告吴志远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银行明细账，证明2015年9月1日被告北科公司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账户收到陈某1的借款，付款账号是陈某1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账号XXXXXXXXXXXXXXX4389，与原告吴志远陈述的陈某1的银行账号不一致。第二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4113号案件庭审笔录，其中显示北科公司包括该案的担保人张某1、张某2一直认为本案案涉《借款合同》中原告吴志远没有实际付款，不认可原告吴志远的实际出资人身份。当时被告北科公司曾要求陈某1提交委托书，但陈某1后来一直没有提供。2018年9月27日法庭调查笔录可以证明针对2016年2月4日张某1签署的补充协议，张某1对该补充协议表达了与真实情况不符，否认其在补充协议里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2018年11月12日庭审笔录中，涉及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到300,000元的执行款发放给原告吴志远，其中张某2、陆某、张某1、陈某2等该案四被告代理人的陈述可以代表本案被告北科公司的意思，300,000元的执行款项应该先归还本金。第三组，工商银行的业务回单和交通银行的电子回单各三份。这些都是支付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04执4022号中执行到的款项，其中交通银行的是北科公司直接划转的，工商银行的则是北科的租户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要求划转的，共1,135,996.5元,未从借款剩余本金中扣除，对应的执行案件最终执行依据被撤销了，但是撤销后没有执行回转给被告北科公司。补充证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田林新村派出所接报回执单，证明北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1就本案涉及的10,000,000多元借款涉嫌套路贷于2020年4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吴志远对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银行明细账，原告吴志远经核实后确认系原告吴志远委托陈某1向被告北科公司支付借款的账户，故表示撤回原告吴志远此前提供的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银行账户查询明细，以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天津银行账户信息为准。对于第二组证据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笔录都是发回重审后重审期间的庭审笔录，原一审中的庭审笔录被告北科公司没有提供，其原来是承认原告吴志远出借人身份的。而且即使没有书面委托，事后追认也可以形成委托关系，系列诉讼中都可以证明原告吴志远认可其与陈某1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张某1的笔录原告吴志远不清楚。但对于补充协议张某1原来在一审中是承认的，但是后来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其又否认了。2018年11月12日庭审笔录中，双方当庭是确认300,000元作为利息的，笔录手写内容为事后添加，且没有签名，原告吴志远不知情。对于第三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吴志远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吴志远的确收到了300,000元，其余款项未曾分配到，因为被告北科公司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有多笔执行案款。对于补充证据，该接报回执单仅能证明北科公司报警公安机关出具记录，不能证明吴志远等涉嫌套路贷，且北科公司此前也已曾同样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就此立案。就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在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的基础上，对当事人就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当事人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证据，因证明目的与证据的上述三要素无关，故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具体无争议证据如下：原告提供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05民初4113号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2769号判决书、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执4022号执行裁定书、（2017）沪0104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银行明细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05民初4113号中的庭审笔录。对当事人有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第一，对于原告吴志远提交的《借款合同》及（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合法性争议，被告北科公司对其合法性不认可，理由为原告吴志远未曾对陈某1进行过委托，但该（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上不仅载明“申请人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甲方’）、张某2、张某1（下称‘乙方’）、吴志远的委托代理人陈某1（下称‘丙方’）于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同时具明提交证据中包括“经公证的委托书”，印证了原告吴志远申请文件中包含有委托书及其与陈某1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北科公司对该债权文书公证书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并不成立，本院认为该债权文书公证书具有证明力。另鉴于原告吴志远认可被告北科公司就陈某1借款账户的意见，并表示撤回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银行账户查询明细证据，不再作为证据，本院予以照准并不再对该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银行账户查询明细证据进行认证。第二，原告吴志远提供的补充证据（2015）沪黄证经字第13577号公证书真实性争议，鉴于本院对该公证书的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后确认两者无异，被告北科公司对真实性提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确认该份证据的证明力。第三，对原告吴志远提供的补充证据华一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争议，鉴于原告吴志远表示提供原件确有困难，本院结合该份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及与其它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核后认为，该份证据虽不能与本案中原告吴志远委托陈某1向被告北科公司出借款项的金额完全对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陈某1接受原告吴志远委托并于履行委托事务时获得了来自原告吴志远给付的资金，能够基本印证陈某1个人账户打款给被告北科公司的部分资金来源，故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在其并非单一证据、且与争议事实有相当关联度、亦与原告吴志远述称有较高吻合度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明力。第四，对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工商银行的业务回单和交通银行的电子回单的关联性争议，经与本院依职权调查后自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处获得的相关材料进行核对，本院认为仅能证明被告北科公司确因执行案件被扣划支出相应款项，但无法证明与本案争议借款的归还事实之间有直接关联，本院对该些证据不予采纳。第五，对于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田林新村派出所接报回执单关联性争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北科公司提供的该份接报回执单仅能证明其报案事实，未能就其所称案涉借款涉嫌刑事犯罪得到相应有权机关的确认进一步举证，故无法证明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的直接关联，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院另就（2018）沪0104执4022号案件执行款发放情况依职权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调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向本院出示的该案代管款处理情况表显示，该院于2017年7月19日分两笔发还吴志远99,500元、200,500元，合计300,000元。本院对上述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向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说明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原告吴志远对该份证据表示认可，被告北科公司仍持其辩称意见，认为凡于（2018）沪0104执4022号案件中已执行到的北科公司案款，均应作为还款。本院对双方上述意见记录在案，并确认本调查收集证据在案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8月31日，原告吴志远作为出借人（甲方）（陈某1作为代理人）与借款人（乙方）北科公司、保证人（丙方）张某2、张某1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万元整。借款利率为1.5%/月。借期5天，到期一次性全额归还。丙方自愿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经公证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出借人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人、保证人自愿直接接受强制执行……”。陈某1在该合同出借人一栏签名，张某2作为被告北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借款人一栏签名，张某2、张某1在保证人一栏签名。2015年9月1日，被告北科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公证，公证事项为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出具（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内含上述《借款合同》。2015年9月1日，原告吴志远通过陈某1向北科公司转账10,500,000元，被告北科公司用于偿还天津银行的贷款。2015年9月1日，张某1向原告吴志远指定的胡某转账110,000元，转款用途为还款，附言“过桥和公证费20150901”。张某1主张其中5,000元为公证费，原告吴志远无异议。自2015年9月11日起每隔几天，张某1向原告吴志远指定的胡某每次转账105,000元，转款用途为还款，附言为付当期的服务费，直至2015年12月6日，共18笔，累计1,890,000元。2016年2月4日，张某1及被告北科公司出具《补充协议》，载“……至今日止尚欠本金：壹仟零伍拾万元正（￥1050万元正），利息：壹佰叁拾万贰仟元正（130.2万元正）。并在春节前2016年（2月7日）支付人民币：肆佰万元正。同时在2016年3月20日前承诺全部付清本金和利息，否则任由贵方采取任何措施……”。张某1在承诺人处签名，被告北科公司加盖公章。2016年2月6日，张某1向原告吴志远指定的张某3转账1,000,000元。2016年2月18日，张某1向张某3转账500,000元。原告吴志远自认收到上述四笔3,500,000元。2016年2月16日，原告吴志远委托陈某1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出具《借款合同》的执行证书。2016年2月24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出具（2016）沪黄证执行字第56号《执行证书》（有两版本，一版被申请执行人为被告北科公司，另一版被申请执行人为被告北科公司、张某2、张某1）。2016年8月30日，原告吴志远委托代理人持上述《执行证书》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6）沪0104执4022号]。2017年2月24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从被告北科公司账上扣划116,496.50元和200,500元，于2017年7月19日向原告吴志远发放300,000元，其余钱款转为执行费等。各方一致确认该300,000元系偿还10,500,000元借款利息。因被执行人北科公司、张某2、张某1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终结执行程序。2017年7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原告吴志远诉张某2等四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沪0105民初26380号判决，因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出具（2017）沪黄证复字第3（2）号《撤销公证书决定书》，撤销了（2016）沪黄证执行字第56号《执行证书》，本院作出（2017）沪01民终10988号民事裁定书，将原告吴志远诉张某2等四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发回重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4日立案，案号为（2018）沪0105民初4113号。2017年11月27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沪0104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2016）沪黄证执字第56号《执行证书》。本院另查明，2017年2月22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向陈某1调查，其陈述2015.9-2016.2.18张某1共还款3,500,000元，作为借款的利息，借款利息每天千分之二，每月支付利息630，000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中，张某1自认其所签的《补充协议》，保证期间从2016年3月21日起6个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遂作出（2018）沪0105民初4113号判决：1、张某1对被告北科公司应返还原告吴志远本金8,640,877.43元及利息（以本金8,640,877.4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即年利率18%计算，自2016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中应扣除原告吴志远已收取的30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某1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北科公司追偿）；2、驳回原告吴志远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某1负担。案件受理费72,320元，由原告吴志远负担40元，张某1负担72,280元。一审判决后，原告吴志远不服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由张某1、张某2对北科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陆某对张某2应清偿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陆某对张某2应清偿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陈某2对张某1应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本院又查明，原告吴志远曾于2015年7月27日、7月30日通过其于华一银行上海嘉定支行的账户分别向陈某1转账2,500,000元、8,100,000元.本院还查明，以本案案涉《借款合同》出具的执行证书为执行依据的（2018）沪0104执4022号执行案件中，原告吴志远于2017年7月19日自执行法院分别取得99,500元、200,500元，合计300,000元，此后未就该执行案件获得执行款项。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准据法，当事人在本案审理中一致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第二，借款本金剩余数额及利息如何确定。关于争点一，2015年8月31日，原告吴志远由陈某1作为代理人与被告北科公司、案外人张某2、张某1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以及被告北科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申请公证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事实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亦能互相印证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之间建立《借款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就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一节，被告北科公司否认出借人为原告吴志远的理由在于其认为收到的款项来自陈某1的账户，陈某1与原告吴志远之间的委托关系无证据佐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本院证据认证意见所述，（2015）沪黄证经字第1420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上不仅载明申请人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甲方”）、张某2、张某1（下称“乙方”）、吴志远的委托代理人陈某1（下称“丙方”）于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同时具明提交证据中包括经公证的委托书，印证了原告吴志远与陈某1之间的委托关系以及陈某1以吴志远代理人的身份代表吴志远与北科公司实施缔结《借款合同》的法律行为，且原告吴志远提供的证据，亦对其该《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中陈某1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进行了举证，相应证据对该节事实的证明力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标准。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此前原告吴志远与陈某1之间的委托关系未向被告北科公司进行披露，作为被代理人的原告吴志远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行为亦已表明其对代理人陈某1的借款行为作出追认，故就该《借款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产生拘束力。因此，本院确认原告吴志远与被告北科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关于争点二，借款剩余数额的确定，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本金的交付、偿还数额、未返还本金数额均已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2769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判决所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作为免证事实，在被告北科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于上述生效判决作出后另有后续还款已交付原告吴志远的情况下，本院确认案涉《借款合同》关系中未返还的本金为8,640,877.43元，原告吴志远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收到的300,000元为该合同项下借款之利息。关于原告吴志远主张以月利率1.5%计算利息，鉴于案涉《借款合同》中就月利率明确约定为1.5%,且该约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相应利息主张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吴志远借款本金8,640,877.43元；二、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吴志远支付借款利息（以本金8,640,877.43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9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应扣除原告吴志远已收取的300,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67元，由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吴志远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上海北科实业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文芳审 判 员  敖颖婕人民陪审员  胡海民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金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