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1民初2020号 原告：王余良，男，196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被告：惠安县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城建设路企塘岭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156220691H。 法定代表人：王文恩，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鸣，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惠恩，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惠安县公共交通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阳镇城南新区南环城路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15622051XA。 法定代表人：赵令岩，经理。 原告王余良与被告惠安县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汽车运输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追加福建省惠安县公共交通公司（以下简称公共交通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余良，被告汽车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公共交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余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解除王余良和汽车运输公司的劳动关系；二、判决汽车运输公司支付王余良经济补偿金9万元；三、判决汽车运输公司一次性赔偿王余良因无为王余良缴纳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60万元；四、判决汽车运输公司立即为王余良办理退休手续，让王余良依法享受退休待遇。因法院追加公共交通公司参加诉讼，则主张如果汽车运输公司已经并入公共交通公司，则要求公共交通公司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王余良于1996年到汽车运输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现月平均工资7500元。王余良已经在汽车运输公司工作23年，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依法为王余良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现王余良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汽车运输公司拒绝为王余良办理相关退休手续，又辞退王余良，没有给王余良任何补偿。王余良于2020年1月7日向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如果汽车运输公司已并入公共交通公司，则要求公共交通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并入，由汽车运输公司承担责任。 汽车运输公司辩称，一、王余良诉称1996年到汽车运输公司从事司机工作与事实不符，王余良是2011年受车主雇用到汽车运输公司开车，至今前后不到十年。二、王余良虽然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并非汽车运输公司的在编职工，而是受车主雇用的驾驶员，汽车运输公司只是为了客运安全而按有关规定对驾驶员实施统一管理，但王余良的工资及其他报酬都是由雇主支付。三、王余良的月工资为1350元，而不是7500元，此有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据。四、王余良诉称汽车运输公司不为其办理社保不能成立。首先，王余良不是汽车运输公司的在编职工，而是车主雇用的驾驶员，车主与汽车运输公司之间是车辆挂靠关系。其次，王余良受雇时已经超过45岁，按规定也不能办理社保。其三，2010年12月29日，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已出具《放弃声明》，明确表示其本人自愿放弃按劳动合同第六条款中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自行选择参加其他形式的保险或自愿全部放弃，一切后果自负。据此，王余良以汽车运输公司未依法为其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为由，要求汽车运输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9万元及一次性赔偿因未为其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6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王余良要求汽车运输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缺乏依据。王余良不是汽车运输公司的在编职工，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党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的退休条件。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才符合退休条件。王余良的出生年月为1960年1月6日，至2020年1月6日才年满60周岁，而汽车运输公司2018年12月已经改制，并入公共交通公司，因此若王余良符合退休条件，也不是汽车运输公司办理。况且王余良2011年1月1日才到汽车运输公司开车，至2018年12月工龄才8年，不符合退休条件。王余良请求办理退休手续并不是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公共交通公司未到庭，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王余良从未与公共交通公司产生任何劳动关系，王余良系与汽车运输公司产生劳动争议。汽车运输公司与公共交通公司虽然根据上级有关会议研究决定进行合并，但至今为止除汽车运输公司原有线路、车辆过户处置意见完成，其余人员、资产等问题均未解决。汽车运输公司并未注销，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与王余良的法律纠纷与公共交通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王余良出生于1960年1月6日。汽车运输公司、公共交通公司均是经工商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2010年12月29日、2011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王余良和汽车运输公司先后签订四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分别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日后，因王余良临近退休年龄，驾驶证被降级，不再工作。2020年1月7日，王余良向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该仲裁委经审理后以王余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2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王余良在法定期限内以“惠安汽车公司”为被告向本院起诉，后撤回起诉。之后，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王余良本案提交的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2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将之前出具的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2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申请人“惠安汽车运输公司”更正为惠安县汽车运输公司，实际出具时间为2020年4月9日，但落款时间仍体现为2020年1月7日。 另查明，惠安县交通运输局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惠交纪要﹝2018﹞11号《城乡公交一体化专题推进会议纪要》，会议议定事项包括：“11月25日前，县公交公司牵头县运公司拟定合并后人员岗位安排方案上报县运管所审核。”现部分车辆含王余良驾驶的闽ＣＹ××××号车辆已完成过户，公共交通公司改制尚未完成，汽车运输公司工商登记依然存续。 以上事实，有王余良提供的汽车运输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2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20）闽0521民初614号民事裁定书及法律文书生效通知书、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汽车运输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4份）、惠交纪要﹝2018﹞11号《城乡公交一体化专题推进会议纪要》、客运车辆过户情况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关于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汽车运输公司、公共交通公司是否应支付王余良经济补偿金9万元及赔偿没有为王余良办理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60万元的问题。 王余良主张，王余良持有1997年的春运准驾证，春运准驾证每年都发放，直到2005年才停止发放，说明王余良1997年至2005年之间就已经在汽车运输公司开车。王余良进入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时并没有年满45周岁，王余良在汽车运输公司开车二十几年，是汽车运输公司员工。王余良不清楚2010年之前是否有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具体签了几份合同不清楚。王余良的工资全部是车主发放，汽车运输公司从来没有向王余良发放过工资。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为王余良办理社会保险，王余良没有享受到福利待遇，汽车运输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王余良是受胁迫才签订《放弃声明》，当时汽车运输公司称如果王余良不签《放弃声明》就不予办理上岗证，有见证人出具的证明加以证明。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为王余良办理社保，王余良请求经济补偿金9万元，按月工资7500元计算12个月。汽车运输公司未为王余良缴纳社会保险，王余良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经济损失按3500元/月，计算到80岁。如汽车运输公司已合并入公共交通公司，应由合并后的公共交通公司承担责任。王余良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即驾驶证1份，以此证明王余良在汽车运输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证据2即王余良2015年获得的荣誉证书，以此证明王余良在单位工作期间曾经获奖。证据3即证人宋友雄等人出具的证明4份，以此证明王余良在汽车运输公司连续工作20多年。证据4即银行流水单，以此证明王余良2019年11月份的工资情况。证据5即春运准驾证（1998年）、证明书各1份，以此证明1997年王余良已经在汽车运输公司开车，以前春运期间都发春运准驾证，至2005年才取消春运准驾证。汽车运输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即驾驶证、证据2即荣誉证书、证据4即银行流水单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王余良是受汽车运输公司雇佣的驾驶员，王余良是车主雇佣的驾驶员，只是因为管理需要挂名在汽车运输公司，王余良的工资都是车主发放。证据3即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即春运准驾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准驾证没有具体的时间，无法证明是王余良所说的1997年或1998年的准驾证；证明书是王余良自行书写，无法成立。 汽车运输公司在坚持答辩意见的基础上，另认为，王余良2010年之前受陈伟煌雇佣在汽车运输公司开车，具体时间不清楚，汽车运输公司与陈伟煌有签订责任合同书，2010年之前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与王余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交社保实际上是一种征收行为，如果没有按规定征收，应该由行政部门或征收部门予以处理，不应该由人民法院处理。王余良计算赔偿方式缺乏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汽车运输公司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6即惠安县泰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企业（分公司）从业人员花名册1份，证明王余良2009年4月还是泰安公司的驾驶员，因此根本不存在其1996年到汽车运输公司工作23年的事实。证据7即劳动合同4份，以此证明汽车运输公司为履行管理职责先后于2010年、2011年、2014年、2017年与王余良签订劳动合同，但合同明确王余良是属责任承包者推荐的营运驾驶员，汽车运输公司只是代发王余良基础工资，超基础工资的劳动报酬按王余良与单车责任承包者的约定执行。证据8即《放弃声明》1份，以此证明王余良在2010年12月29日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明确表示自愿放弃按劳动合同第六条款中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自行选择参加其他形式的保险或自愿全部放弃，一切后果自负。因此，本案不存在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依法为原告办理相关社会保险。证据9即客车承包经营责任合同书及单车责任经营者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各1份，以此证明陈伟煌于2014年4月全资购买一部闽ＣＹ××××号宇通牌29座客车挂靠汽车运输公司从事营运业务，为了管理方便，双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的第三条第3项明确约定：乙方（陈伟煌）应自理的经营费用包括车辆生产费用、驾乘人员工资及福利补贴、车辆维修费、轮胎费及年检审费等费用。证据10即驾驶员安全行车责任书2份、2014年7月机动车维修作业检验单1份、2015年春运营运车辆安全技术状况专项检查情况表1份、2016年和2017年汽车一级维护作业单各2份、惠汽运﹝2016﹞8号文1份，以此证明王余良自2014年以来一直受车主陈伟煌的雇用驾驶闽ＣＹ××××号客车，并获得2015年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王余良质证称：对证据6即泰安公司人员花名册有异议，王余良是泰安公司的驾驶员，但只是替班的，不是固定的驾驶员，固定驾驶员一定要办内部上岗证，王余良的内部上岗证办在汽车运输公司。证据7即劳动合同是王余良签订属实，汽车运输公司让王余良签王余良就签了。证据8即《放弃声明》是王余良所签属实，但是在王余良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放弃声明》没有负责人签字也没有单位盖章，是无效的。汽车运输公司以胁迫手段让王余良签订该声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该声明是无效的。对证据9即客车承包经营责任合同书等是汽车运输公司与承包公司所签，与王余良无关，王余良是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人员，有上岗证可以证明。对证据10即驾驶员安全行车责任书等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共交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书面提出异议及提交证据，可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证据1即驾驶证能够证明王余良持有准驾车型Ａ1Ａ2机动车驾驶证,应于2020年1月6日前办理准驾车型降级和驾驶证换领手续。证据3即证明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未出庭作证，该书面证明不具有证据效力，不予采信。证据4即银行流水单不足以证明王余良的工资数额。证据5中的春运准驾证、证明书能够证明王余良曾取得汽车运输公司发放的春运准驾证。证据6即泰安公司人员花名册能够证明王余良是泰安公司的机动驾驶员。证据7即劳动合同（4份）系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能够证明双方自2010年12月29日起先后四次签订书面劳动，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故认定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王余良确认证据8即《放弃声明》是其出具，王余良无证据证明是汽车运输公司胁迫其签订该《放弃声明》，故认定该《放弃声明》是王余良自愿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9即客车承包经营责任合同书等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明王余良驾驶的闽ＣＹ××××号客运车辆，在2014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由案外人陈伟煌承包经营。证据10即驾驶员安全行车责任书等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与证据2即王余良2015年获得的荣誉证书相结合，能够证明2015年、2016年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驾驶员安全行车责任书，并获得2015年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关于双方2011年1月1日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在此之前，双方之间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确认问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形才能确定劳动关系成立。王余良庭审中亦陈述：“（工资）是陈伟煌发的，陈伟煌是承包惠安县到厦门运输线路的承包人，他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和公司有签订惠安到厦门线路的承包合同。”“每天要参加公司对车辆的安全监测，及每个月的安全例会，其他任何事务都不参与。”“工资全部都是车主发放的，汽车运输公司从来没有向我发放过工资。”汽车运输公司并不向王余良发放工资或其他报酬,也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双方没有经济上的隶属性。除生产安全管理需要外，王余良不受汽车运输公司的安排、约束,也无需向汽车运输公司汇报工作成果、工作业绩,双方没有人身和组织上的隶属性，故王余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2011年1月1日前与汽车运输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王余良主张其在汽车运输公司已经工作23年，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及王余良陈述，认定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放弃声明》的出具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与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的时间相同，如前所述，王余良无证据证明是汽车运输公司胁迫王余良签订该《放弃声明》，故认定该《放弃声明》是王余良自愿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余良应对其签字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余良在《放弃声明》中表明“本人自愿放弃按《劳动合同》第六条款中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自行选择参加其他形式的保险或自愿全部放弃，一切后果自负。”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无论劳动者是否声明放弃社会保险，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均不能得到豁免，劳动者也享有随时要求用人单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权利。而从民事责任的角度考量，未办理社会保险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即“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而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等，均以用人单位负有过错为基本特征。因此，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所规定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权基础，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中的过错。而本案中，王余良自愿出具《放弃声明》，自愿作出不办理社会保险声明，应当认定王余良未能办理社会保险的主要原因是其个人意见，汽车运输公司未为王余良缴纳社会保险系遵循王余良本人的意见，虽双方的合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但王余良以汽车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汽车运输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信原则，不予支持。如前所述，王余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与汽车运输公司在2011年1月1日前存在劳动关系，而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6日工作年限不满15年，王余良要求汽车运输公司赔偿其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经济损失60万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有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的四份书面劳动合同加以证明，足以认定。王余良自2020年1月1日起即未再为汽车运输公司提供劳动，且其已于2020年1月6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王余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王余良现又要求解除与汽车运输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王余良与汽车运输公司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当日出具《放弃声明》，声明放弃参加社会保险，汽车运输公司未为王余良缴纳社会保险系遵循王余良本人的意见，虽双方的合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但王余良以汽车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汽车运输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违反了诚信原则，不予支持。王余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2011年1月1日前与汽车运输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余良在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不满15年，要求汽车运输公司赔偿其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经济损失60万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劳动者的退休手续由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办理,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定退休条件、是否能够办理退休手续均由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予以审核并办理,用人单位不能决定或办理退休手续,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因办理退休手续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受诉范围,故对于王余良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公共交通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余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余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秀军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云潇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