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59号 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42878904R），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镇临半路****。 诉讼代表人：赵英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京，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清，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78882352XH），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建设路iv> 诉讼代表人：周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丰盛，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欣，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余妹，女，1986年1月16日出生（公民身 份号码:×××24），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第三人：池仁虎，男，196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公司）与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5日、4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京、杨文清，被告华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丰盛、陈欣欣、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亮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因（2017）浙0381破52号被告华城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尚未决定是否应更换被告华城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17）浙0381破52号之三决定书，决定驳回舒运道、谢翠妹更换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的申请。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鸿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16、×××17、×××18和×××19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备案登记（房产价值合计2725655元，暂以购房款为计算标准）；2、判令被告华城公司、第三人王余妹向原告鸿安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期间，被告华城公司结欠原告鸿安公司工程款25190539元，经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381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鸿安公司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及利息1945024元，合计27135563元；原告鸿安公司在工程款25190539元范围内对其施工的瑞安市汀田街道华城首府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判决书于2017年12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得知，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与第三人王余妹分别签订编号为×××16、×××17、×××18和×××19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王余妹向被告购买坐落于浙江省瑞安市××街道××村××商品房，购房款为608984元，华诚蓝庭x1的商品房，购房款为759393元，华诚蓝庭x2的商品房，购房款为617967元，华诚蓝庭x3的商品房，购房款为739311元。同日，上述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瑞安市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中心进行备案登记。然而第三人王余妹从未就上述四套商品房的买卖向被告支付过购房款。原告认为，在上述四套商品房的买卖期间，被告已经结欠原告工程款，被告在工程款项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将上述财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且与第三人王余妹恶意串通，其行为应予撤销。此外，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2017）浙0381破申62号裁定书裁定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浙0381破52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被告管理人。诉讼过程中，原告鸿安公司补充陈述：一、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池仁虎、第三人王余妹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原告鸿安公司利益的行为。1、2017年1月期间，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被告华城公司已经是法院被执行对象。在2016年2月1日、2日两天期间，贵院就收到142件被告华城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但被告华城公司却在2016年2月3日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了收款收据。第三人王余妹明知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房买卖行为，没有买卖的合意，却仍和被告华城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登记备案，其主观恶意尤为明显。2、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作为被告华城公司的项目股东，均清楚彼此项目股东身份，应当按照已签订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点约定，项目销售收入在已经还清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才可以由进行投资权益的分配。但被告华城公司在涉案楼盘项目未结算、仍欠大量工程款的情况下，将财产抵作欠第三人池仁虎的股权转让款，而第三人池仁虎作为前项目股东应当明知被告华城公司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在当时被告华城公司负责累累的情况下，接受被告华城公司的财产，存在与被告华城公司恶意串通。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故第三人与被告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全体债权人利益，应予撤销。二、第三人池仁虎主张涉案房屋是“以物抵账”的说法不能成立。1、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池仁虎主张抵销被告华城公司的房屋是股权投资款。该投资款，应当等到项目结束完结并结算盈亏后再退出。在项目没有结束之前，是不能作为债权抽回资金的。从被告华城公司账面看，虽然审计报告显示账目上“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显示被告华城公司仍欠池万进300余万元，但该欠款并非池万进向被告华城公司出借的款项，而是来源于其原就涉案地块向被告华城公司投入的项目投资款以及通过股权转让形式获得的其他股东的项目投资份额（在账面也以“长期应付款”形式体现）。项目投资的款项性质是股权投资，不同于债权投资，但池万进并不能以其对账面上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的“长期应付款”从被告华城公司抽取资金或进行抵债行为。2、池万进取得对被告华城公司债权，即账目上被告华城公司账面“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显示被告华城公司仍欠池万进300余万元的来源是池万进从李少春、第三人池仁虎等人受让的汀田街道Ｎ53-1、Ｎ53-2地块华城首府（即涉案“华城蓝庭”项目）和汀田街道寨下村Ｂ-2-4地块华城名座（即“寨雅居”项目）的项目投资股份。根据被告华城公司账册显示，被告华城公司并未按照房地产项目对各项目分别核算，而是将各项目的项目投资统一纳入“长期应付款”核算。被告虽然没有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将投资款计入实收资本，而是以“长期应付款”的形式核算项目投资人向公司投入的款项，该款项依然应当认定为股权投资。池万进在受让了李少春等人的项目股份份额后，取得了账目上其他项目投资人享有的投资份额（即被告账面记录的“长期应付款”余额），池万进作为华城首府项目的投资人身份，仅对华城公司享有项目收益权，并应承担项目的投资风险，池万进对被告华城公司不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债权。3、第三人池仁虎转让给池万进的股权，池万进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形式上，没有利用自有资金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而是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的情况下，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被告的资金，通过“长期应付款”科目去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该“长期应付款”的实质是各项目投资人对涉案楼盘等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款。实际上，被告华城公司并不欠池万进任何款项，而是池万进利用了会计科目和实际控制人的优势地位，提前抽逃了项目投资款，导致被告陷入破产境地。三、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的商品房买卖存在加害债权人的行为。案涉工程于2011年开始建设，2014年9月通过竣工验收，2015年12月期间，被告结欠原告工程款25190539元，经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381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鸿安公司对被告享有到期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及利息1945024元，合计27135563元；原告在工程款25190539元范围内对其施工的瑞安市汀田街道华城首府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2017年1月24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四套商品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被告华城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被告华城公司陷入了破产境地，被告华城公司无能力支付原告鸿安公司2000多万的债权，也导致了原告鸿安公司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不仅有加害于债权人的事实，更是实施了有损于债权的诈害行为。如果被告华城公司能够反证证明其仍有足够的财产清偿债务，其行为无害于债权。但本案中，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的以房抵债行为是一种非正常的交易，必然会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加害于债权，且依当时的具体情形，大量的工程款未支付，上百个诉讼案件，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是能够知晓被告华城公司已经爆发了大规模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四、被告华城公司与池万进所谓“以物抵账”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平等受偿权。退一万步讲，即便池万进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债权，池万进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在明知被告华城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用以物抵账的方式对被告华城公司名下的房屋进行了处分，其与第三人池仁虎、王余妹的商品房买卖行为损害了作为其他债权人的平等受偿的权利，该行为也应当予以撤销。当时华城蓝庭项目（即涉案楼盘）并未结束，许多工程款尚未支付，办理房屋不动产产权证的规费、三金也尚未缴纳，池万进利用取得的“长期应付款”会计科目，通过抽逃资金、以房抵债等形式，掏空被告财产，提前收回对该项目的投资款，实质上损害了所有购房户和工程款债权人的根本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现在，涉案楼盘300余户业主，均无法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工程款仍有2500余万元待支付，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清偿的比例为零。五、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9月1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书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被告管理人，2018年1月8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被告管理人和债权人对池万进和池仁虎用涉案房屋抵债事宜是不知情的。2019年3月25日，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经查账发现，第三人王余妹向被告华城公司购买涉案商品房时，没有发现支付购房款的凭证而提起诉讼。2019年12月26日，因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行为，原告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故诉讼时效应从原告鸿安公司得知第三人未支付过购房款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原告鸿安公司明确诉讼请求为：一、撤销被告华城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编号为×××16、×××17、×××18、×××19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坐落于瑞安市汀田街道联盟村华诚蓝庭x1室、x2室、x3室、x4室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的行为；二、判令被告华城公司、第三人王余妹向原告鸿安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 被告华城公司辩称，一、本案存在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1、涉案房屋实是抵偿给案外人池仁虎，第三人王余妹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第三人池仁虎抵债的形式外观，第三人池仁虎在（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中也主张是抵销被告华城公司实际控制人池万进与他之间的股权转让款。2、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之间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将第三人池仁虎原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的长期应付款32084020元转给池万进，实质上是为了便于通过将账面长期应付款进行“倒账”的方式转给池万进，以便进行抵债。未“倒账”前，池万进账面上已经是倒欠被告华城公司。3、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作为华城公司的项目股东，均清楚彼此项目股东身份，必须按照已签订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点，项目销售收入在已经还清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才可以进行投资权益的分配，而在涉案房屋进行股权转让时，华城公司对外仍有大量负债。第三人池仁虎作为股东，明知被告华城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收受被告华城公司的房产作为股权转让款的对价，显然属于恶意行为。二、本案存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无效情形。1、初期池万进作为被告华城公司名下华城首府项目投资人，通过签署《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参与被告华城公司名下华城首府项目开发，其所投资的金额均记载于“长期应付款”科目。该长期应付款并非被告华城公司对股东的负债，而仅仅是作为投资权益的记载（详见关于2014年7月31日至2015年1月31日，池仁虎长期应付款科目对应金额记载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一致性）。2、池万进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被告华城公司股权及被告华城公司名下全部(除第三人池仁虎外)开发项目投资权益，此时，被告华城公司实质已取得开发项目的大部分投资权益，但池万进利用其实际控制人身份未调整“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而是通过将其他投资人的“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继续保留，转为被告华城公司对池万进的负债，由此作为其套取公司资金的合法外衣，不断侵占被告华城公司资产，实质上池万进与被告华城公司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三、经被告管理人组织债权人会议讨论决定，由原告鸿安公司作为原告以债权人撤销权案由起诉，被告管理人不行使管理人撤销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无异议。 第三人王余妹述称，一、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2017年1月24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了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第三人王余妹向被告华城公司购买华诚蓝庭商品房x1室、x2室、x3室、x4室，建筑面积分别为61.34㎡、76.49㎡、57.7㎡、69.03㎡，商品房总价分别为608984元、759393元、617967元、739311元。2016年2月1日、2017年1月22日，被告华城公司分别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了共计八份收款收据，收款金额分别为50万元、60万元、50万元、60万元、108984元、159393元、117967元、139311元。之后，被告华城公司就本案四套商品房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了四份《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涉案房屋已办理了商品房预告登记手续。被告华城公司曾以第三人王余妹为被告向贵院提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该案经过贵院（2019）浙0381民初第4350号案件审理，第三人王余妹同时确认，第三人王余妹系受第三人池仁虎之委托代持诉争房屋，而第三人池仁虎受让该房屋则基于行使债权抵销权。2014年7月14日、2014年12月30日，第三人池仁虎与被告华城公司股东池万进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款总计达3637.6万元。因池万进未能偿还该股份转让款，根据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记载，被告华城公司在2016年1月31日前欠池万进款项达25330079元，故而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达成协议，由池万进将其持有的对被告华城公司的债权与池万进所欠第三人池仁虎的债务进行部分抵销。本案诉争房屋就是抵销债权金额的一部分。由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系被告华城公司因欠池万进借款无法偿还，池万进又欠第三人池仁虎股份转让款未能偿还，在第三人池仁虎、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均同意的情形下，由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池仁虎履行部分还款义务，且抵销行为已实际履行，存在于上述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原告鸿安公司所主张的无偿转让事实不存在，依法应予驳回。二、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不成立。原告鸿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前提是其系被告华城公司的债权人，同时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债权人撤销权法律特征，应以债权人撤销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予以规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当事人陈述可证明，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第三人池仁虎、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抵销的事实。第三人王余妹所代持的房屋系等价予以受让，不存在原告鸿安公司主张的无偿转让事实。第三人池仁虎对案外人池万进的合作开发房地产投资债务最早是形成于2014年7月，远早于原告鸿案公司对被告华城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在该时间点上被告华城公司对池万进的借款也已形成，且被告华城公司的责任财产是足以清偿债权人的债权的，故对该时间点上形成的金钱债权进行债权债务概括抵销，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三方债权之间的抵销行为不存在加害于被告华城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情形，根本不存在可撤销的事由。原告鸿安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在该时间点上，被告华城公司对第三人池仁虎的债务进行抵销存在可撤销权的事由。因此，原告鸿安公司以其所持有的成立在后的债权，以现在的时间节点来考量形成于2014年7月的股权转让款项，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实体要件，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诉讼时效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鸿安公司有权行使撤销权，其也超过了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应当驳回。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被告华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月8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原告鸿安公司是参与了整个会议且握有相关华城公司的破产资料，是完全知道涉案房屋转让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在对本案事实的知晓，是适用法律上的“知道”，而非“应当知道”。因此，其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原告鸿安公司于2020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因此，在程序上，原告鸿安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案中，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是支付对价受让诉争商品房，不存在无偿转让财产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池仁虎述称，一、关于是否存在无偿转让房屋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主张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之间存在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但该主张与事实不符。经过贵院（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及本案第三人王余妹确认，其系受第三人池仁虎之委托代持诉争房屋。而第三人池仁虎则是由于2014年7月14日、2014年12月30日与被告华城公司股东池万进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款总计达3637.6万元，而池万进未能偿还该股份转让款。根据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记载，被告华城公司在2016年1月31日前欠池万进款项达25330079元，故而池万进与第三人池仁虎达成协议，由池万进持有对被告华城公司的债权与池万进所欠第三人池仁虎的债务进行抵销。第三人池仁虎考虑到实际情况，也予以同意。上述事实由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当事人陈述均可证明，且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第三人池仁虎、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抵销的事实。从追本溯源来看，本案第三人王余妹所代持的房屋系等价予以受让，不仅不存在无偿，更不存在低价的情况。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加害于债权人债权的事实。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其前提是债务人存在有害于债权的行为。所谓债务人有害于债权，是指因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清偿资力的减少，以至于无法满足债权的要求，给债权的实现造成了损害，但这种不利影响必须达到债务人没有清偿资力的程度方可构成债权的侵害。换言之，只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的债务，那么债务人就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从时间纬度来分析，第三人池仁虎与池万进形成的股权转让款时间点最早为2014年7月份，而此时原告鸿安公司与被告华城公司的工程款尚未结算(原告鸿安公司在起诉状时陈述双方工程款结算时间为2015年12月)。此时被告华城公司与业主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也尚未形成(最早纠纷形成于2016年2月)。那么，期间在池万进长达两年时间未还款的情况下，由欠池万进借款的被告华城公司债务进行抵销部分债权，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的。第三人王余妹代持房屋的票据开据时间为2016年2月，作为大宗商品买卖，从生活经验法则而言，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必定早于该时间形成。其实质，就是在池万进长期无法归还第三人池仁虎股份转让款的情形下，第三人池仁虎不得已接受以房抵债的结果。但就2016年2月这个时间节点，无论是原告鸿安公司与被告华城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6年4月起诉)还是业主们与被告华城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均不存在案件的裁判结果。也就说，在该时间轴上，被告华城公司的责任财产是足以清偿此时的公司债务的，甚至公司财产存在结余。第三人池仁虎作为已转让股份未参与公司经营的善意债权人，根本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预料到此后被告华城公司会出现的一系列情况。因此，在该时间点上的以物抵债行为且是抵销已到期债务的行为，完全符合民事行为抵销的成立要件，第三人池仁虎是存在对价受让诉争房屋的，其与被告华城公司之间不存在加害于其他债权人的行为，也根本不存在可撤销的事由。故而，原告鸿安公司所持的作为成立在后的债权，以现在的时间节点来考量形成于2014年7月的股权转让款项，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实体要件。若依原告鸿安公司的逻辑思维，与第三人池仁虎同一时间共同作为被告华城公司投资项目的合作开发投资人李少春、章步虎、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李云星，他们的合作开发投资份额(股份)转让合同及已收取的转让款也应予以撤销。根据查证，上述人员对华城首府、华城名座进行项目建设时，是以合作开发投资的形式进行的，以被告华城公司名义从事包括竞标、项目开发、专用账户开设等行为，工商登记材料里并没有关于上述人员成为被告华城公司的股东或股份转让的记载。由于上述人员不是以企业形式进行合作投资，故调整上述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我们知道，合作开发投资法律关系之中，合作人在合作开发项目清算或退出合作关系时是需对合作项目进行清算的，且各合作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故不能认为在合作项目退伙时，一部分的合作人的退伙行为是合法，另一合伙人的退伙行为就是可撤销，这是完全的主观臆断，不具有法律依据。若原告鸿安公司认为第三人池仁虎的退伙行为(股份转让)是可撤销，那么依照公平原则，上述提及的同一合作体内部的合作人退伙行为及已收取的现金转让款也应撤销，重新归入到被告华城公司所涉及项目的共同账户后，再供后面债权人平等受偿。甚至毫无夸张的讲，凡是在原告鸿安公司债权成立之前的对被告华城公司形成的债权均应撤销。否则，单独撤销其中一个池仁虎所持有的债权，这是无稽之谈，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所以，按这样推断，我们可以发现原告鸿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就完全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行为的成立要件，让成立在后的债权撤销成立在前的债权，这势必要求债权人均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从结果导向来看就会造成民事行为秩序的完全混乱，是于法无据的。三、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问题。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仍然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来确定举证责任的。作为主张撤销的债权人鸿安公司应当负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在2014年7月，甚至是2013年10月25日(合伙体合伙人李少春、章步虎、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李云星)在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时，这些时间点上对于已到期债务，当时被告华城公司存在无清偿资力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考量在鸿安公司自己的债权形成之时，被告华城公司有无清偿资力的事实。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目前原告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池仁虎无论如何也无法提出本案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若原告鸿安公司不能继续举证证明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与被告华城公司之间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法予以驳回。四、关于在破产案件中撤销权行使的问题。本案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是被告华城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企业破产法》作为特别法，是规范企业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的程序及实体处理。因此，在进入此阶段，对相关行为的撤销应当由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撤销，即存在破产撤销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竞合的情形。处理竞合关系时，是存在先后行使撤销权的顺序的，即应当先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只有在管理人不作出撤销或怠于行使、不作为的时候，债权人可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该竞合关系先后行使撤销权顺序，是明确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的。这是最高院对涉及破产案件撤销权行使顺序的明确态度，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对本案所涉及房产的处理态度，管理人于2019年3月26日起诉第三人王余妹时，其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那么分析其背后的请求权基础，管理人认为商品房预售合同是依法有效成立的，才会作出此诉讼请求。虽然(2019)浙0381民初第4350号案件管理人最后撤回了起诉，但管理人对诉争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法律效力性的主张是非常明确的，即合法有效成立。因此，在管理人已对该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效力存在明确处理意见且已履行管理职责时，债权人不仅逾越撤销权行使顺序，还作出与管理人处理该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效力截然相反的意见，起诉认为该合同可撤销。那么在企业进入破产清算时，是由管理人承担管理的主导职责，让所有债权公平清偿，而非个别债权人在自己与管理人的意见相左时，直接来行使属于管理人的权利。这是与立法本意相违背的，也是不允许的。破产案件中的撤销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立法的本意在于督促管理人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能，管理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则会产生丧失撤销权的法律后果。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被告华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退一万步讲，即使按原告认为本案可能构成个别清偿，也必须遵循破产个别清偿行为的除斥期间。即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发生在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的，即发生在2017年3月14日至2017年9月13日期间内，管理人才有权行使撤销权。本案中涉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均在2017年1月。管理人已丧失对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况且，管理人在前案商品房预售合同之中认为合同是成立并有效的，并未主张撤销。再回头从时间推导，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第三人池仁虎之间最迟于2016年2月已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从后续的购房行为来看，三方已实际按以房抵债的合意进行履行且履行完毕。该以房抵债行为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零七个月，该行为属于有偿、符合市场交易公允的价格。因此，在法定期限方面，管理人不仅丧失撤销权的诉讼时效，也未主张撤销商品房购房合同，在一个法律行为作一次评价的情形下，作为债权人而言，更不具有逾越管理人，自行主张撤销权的实体与程序权利。五、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诉讼时效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鸿安公司有权行使撤销权，其也超过了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应当驳回。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被告华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月8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原告鸿安公司是参与了整个会议且手握相关华城公司的破产资料，是完全知道涉案房屋转让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在对本案事实的知晓，是适用法律上的“知道”，而非“应当知道”。因此，其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原告鸿安公司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因此，在程序上，原告鸿安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应予以驳回。六、第三人池仁虎、被告华城公司、案外人池万进之间债权债务抵销，以房抵债合意达成后的付款时间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事实，详细说明如下：2014年7月14日，第三人池仁虎与案外人池万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照该协议约定，池万进应于2014年11月15日前向第三人池仁虎支付全部转让款。但在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池万进仅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4291980元。因池万进表示还款存在困难，为此，双方协商后于2014年12月30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并在协议书中约定股权转让款可以以现金及实物形式归还。补充协议签订后，池万进依然无法按约还款。之后，第三人池仁虎及老婆叶春兰向池万进多次催讨欠款，甚至叶春兰还与池万进在华城公司发生吵架，在场人有陈玉英。池万进后来就表示被告华城公司对其有3、4千万欠款未偿还，所以自己也无法归还第三人池仁虎的欠款，希望第三人池仁虎可以待被告华城公司向其偿还欠款后，再将被告华城公司向其偿还的款项用来偿还其对第三人池仁虎的股权转让款。第三人池仁虎考虑到池万进的实际情况，只好同意给予池万进宽限时间。但池万进之后仍迟迟未偿还股权转让款，在第三人池仁虎再次向池万进催讨时，池万进向第三人池仁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是否可以将被告华城公司欠他的借款与其欠第三人池仁虎的股份转让款一起协商解决。第三人池仁虎经再三考虑，在池万进没有钱的情况下，就同意一起解决。2015年12月底，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舒丽影、第三人池仁虎在华城首府锦华大厦售楼处一楼，经沟通，协商解决存在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抵销事宜。池万进、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池仁虎提出能否以华城公司的预售商品房总计价值1100万左右抵债，具体金额根据具体房屋结算后再计算，将购房款从三方之间的欠款中进行扣减。但由于当时商品房都已被人网签预售，三方口头讲好，等网签购房人有解除合同的时候，陆续将价值1100万元左右的商品房抵债给第三人池仁虎；付款形式，考虑到利益平衡，第三人池仁虎同意先收取1100万元80%左右的商品房用于抵债，剩余20%等房屋全部到位可以网签时，再签订正式书面合同。第三人池仁虎考虑到股权转让款迟迟不能兑现的实际情况，只好同意上述以房抵债方案。2016年1月，涉案商品房的原购房人正好解除了原网签的购房意向，被告华城公司就按三方达成的以房抵债履行。2016年2月1日至3日期间，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池仁虎开具了9550000元收据，该钱用于抵销池万进欠第三人池仁虎的部分欠款。2017年1月，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池仁虎开具了2293019元收据。此时，涉案的16套商品房都已具备网签和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故形成了本案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两部分收据的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鸿安公司提交的证据5《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16、×××17、×××18、×××19），拟证明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就购买商品房、购房款、款项交付等事项进行约定，并于当日进行备案登记的事实。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合同相对方真实意思表示，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对证据5无异议。本院认为，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是否应予以撤销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阐述。 2、原告鸿安公司提交的证据7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及律师费发票，拟证明原告鸿安公司为向被告华城公司主张债权人撤销权花费律师费20000元的事实。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7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核，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并非必要合理支出，即使需要负担也应由被告华城公司作为债务人予以负担。本院认为，证据7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3、原告鸿安公司提交的证据8《华城首府工程竣工预验收会议纪要》、证据9《华城首府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纪要》，拟证明涉案工程预验收时间为2014年9月8日，验收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8、9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8、9没有原件，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且证据8、9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证据8、9原告未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4、原告鸿安公司提交的证据10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民终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商初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书、（2014）温瑞民初字第2527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381民初44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类似撤销权案件的裁判结果。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0、11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10、11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本院认为，证据10、11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纳。 5、被告华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2《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拟证明第三人池仁虎系涉案华诚蓝庭项目的股东，第三人池仁虎与池万进明知项目销售收入在还清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才可以进行投资权益的分配；被告华城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仍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转让被告华城公司的房产。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2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12被告未提供原件，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池仁虎未参与被告华城公司日常经营，也不是被告华城公司登记的股东，所以被告华城公司也没有向第三人池仁虎披露公司财务情况，被告华城公司无端加重第三人池仁虎的责任负担。本院认为，证据12被告未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与证据19中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合同相对方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 6、被告华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3（2015）温瑞塘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池万进系被告华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3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13与本案无关，两份判决书的事实认定及本院认为部分均未明确认定池万进系被告华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池万进是否是被告华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认为，证据13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在本案中不予采纳。 7、被告华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4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资料、证据15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记录，拟证明在瑞安市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时，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和债权人对池万进和第三人池仁虎用涉案房屋抵债事宜不知情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4、15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证据14中的24页记载“2015年9月初长期应付款——池万进余额3723.39万元，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还池万进借款4483.5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还借款3224.24万元、房款抵借款1259.3万元），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池万进借给公司1245.33万元，截止2017年9月长期应付款——池万进期末余额485.18万元”，由此可知原告鸿安公司2018年1月8日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候就知晓以房抵债的事实。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实2018年1月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召开被告华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通报截止2017年9月30日被告华城公司资产总额为15944040.84元，账面负债总额为54016051.06元，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中已确认数额为80245130.78元（包括原告鸿安公司享有的优先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普通债权利息1945024元、普通债权鉴定费及保全费632448.71元），被告华城公司明显资不抵债；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和债权人对池万进和第三人池仁虎用涉案房屋抵债事宜不知情。 8、被告华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6有关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的说明，拟证明被告华城公司资不抵债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6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对证据16的三性均有异议，是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单方制作的材料，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与第三人池仁虎无关，如被告华城公司欲证明第三人池仁虎知晓被告华城公司的资产状况应提交直接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6系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单方制作的材料，未经债权人会议确认，本院不予采纳。 9、被告华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7《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讼大数据报告》，拟证明池万进和第三人池仁虎明知被告华城公司在2016年已被大量诉讼缠身、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转让华城公司房产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7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对证据17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池仁虎并非被告华城公司的股东，其无法知晓被告华城公司的涉诉情况及数量，这也不是第三人池仁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本院认为，证据17系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单方制作的材料，本院不予采纳。 10、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19《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11月26日）、《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挂靠）合同书》（落款时间2010年12月22日），拟证明第三人池仁虎分别对华城首府项目投入4257.6万元，对华城名座项目投入800万元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9相关的款项是投资款，能够证实第三人池仁虎系涉案华城首府、华城名座项目的股东，《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第五条第3点、第4点约定都说明相关款项是投资款，不能提前收回。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证据19中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2合同主体不一致，因为管理人掌握的证据有限，证据12是复印件，对证据19中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真实性有异议，且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各股东退回投资款的前提条件。本院认为，虽被告华城公司对证据19中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被告华城公司作为反驳证据的证据12没有原件予以核实，故对证据19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 11、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0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收款收据、转账凭证，拟证明第三人池仁虎向华城首府项目、华城名座项目共计投入5776.6万元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款项系投资款。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2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与证据14、证据19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第三人池仁虎向华城首府项目、华城名座项目共计投入5776.6万元的款项性质系项目投资款。 12、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1《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落款时间2013年11月19日），拟证明李少春、章步虎、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李云星与池万进、第三人池仁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三人池仁虎为股权转让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因原告并非证据21协议书的当事人，不知情，证据21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1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证据21能够证实被告华城公司账面上的长期应付款其实是各股东对项目的投资款，而非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院认为，证据2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纳。 13、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2《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2014年7月14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落款时间2014年12月30日），拟证明第三人池仁虎与池万进之间签订股权转让，第三人池仁虎对池万进享有3637.6万元债权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证据22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证据22不能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因为款项性质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债权。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证据22能够证实被告华城公司账面上的长期应付款其实是各股东对项目的投资款，而非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院认为，证据2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实第三人池仁虎与池万进约定，第三人池仁虎将其持有的汀田街道N53-1、N53-2地块（简称：华城首府）项目和汀田街道寨下村B-2-4地块（简称：华城名座）项目20%的股权作价3637.6万元转让给池万进。 14、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3《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16、×××17、×××18、×××19）、不动产登记证明、收款收据、发票，拟证明池万进、第三人池仁虎、被告华城公司之间存在以房抵债的合意并已履行完毕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据23所反映的内容不真实，因为在被告华城公司财务账册没有发现第三人王余妹向被告华城公司支付购房款的银行汇款凭证，证据23是在合法形式下掩盖非法目的，转移被告华城公司资产，导致被告华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三人已明确表示并非现金支付购房款而是以房抵债，那么双方商品房买卖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是为了完成抵债而进行的。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仅能证明第三人王余妹与被告华城公司签订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华城公司开具相应票据、办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不能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 15、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4《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拟证明被告华城公司在涉案房屋以房抵债后尚欠池万进485.18万元的事实。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4中第8页有关“华城公司从2014年1月开始向池万进借款，截止2017年9月共计借入6725.21万元，其中3208.4万元系池仁虎直接转给池万进”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3208.4万元不应当认定为华城公司向池万进的借款。理由如下：1、依据长期应付款-池仁虎明细表，截止2014年6月，第三人池仁虎累计向被告华城公司投资5907.6万元(仅270万元没备注投资款)，累计取回投资款1970万元，向被告华城公司投资款净额为3937.60万元。原告认为，上述3937.6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第三人池仁虎向被告华城公司的投资款，不是债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长期应付款核算内容为企业除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种长期应付款项，包括应付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等发生的应付款项等。长期应付款不应当核算股东对企业的投资，被告华城公司财务核算存在不规范的情况。2、依据长期应付款-池仁虎明细表，2014年7月至2014年11月，被告华城公司累计向第三人池仁虎还款429.198万元。证据24中的第3页有关“2014年7月14日及2014年12月30日池仁虎与池万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池仁虎将其拥有瑞安市华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20%的股权(包括账挂长期应付款部分)作价3637.6万元转让给池万进。截止2014年6月，账面暂挂长期应付款-池仁虎3937.6万元。之后公司支付429.198万元，弥补公司亏损300万元，余额3208.402万元转为公司欠池万进”的内容，也表明被告华城公司实际代池万进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29，198万元。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池万进，应当由池万进向第三人池仁虎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而不是被告华城公司，池万进应当向被告华城公司返还上述应当由池万进支付的429.198万元股权转让款。3637.6万元股权转让对价应当由池万进支付给第三人池仁虎，池万进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权后，应当以上述3637.6万元为限对华城公司享有收益权，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华城公司欠池万进借款，实际上被告华城公司与池万进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证据2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因证据24仅是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针对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被告华城公司的账册所做的报告，即仅是账面情况的反映，并非表示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知情或者认可第三人主张的以房抵债的情形，故证据24不能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 16、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交的证据25（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2019）浙0381民初435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被告华城公司在（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中，确认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无故撤回起诉。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由于原告鸿安公司与被告华城公司的认识不同，导致本案有别于（2019）浙0381民初4350号的不同的诉讼主张。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在（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中对购房款交付方式的陈述前后矛盾，该案中被告华城公司撤回起诉是经债权人委员会讨论决定而撤诉的。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第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 17、本院调取的证据26（2019）浙0391民初4347号、4348号、4350号、4351号（四个案件合并审理）庭审录像光盘及录音誊录笔录（开庭时间2019年5月15日），拟证明在（2019）浙0391民初4347号、4348号、4350号、4351号案件2019年5月15日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第三人王余妹陈述涉案购房款系第三人池仁虎现金支付。原告鸿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6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第三人述称涉案购房款是第三人池仁虎现金支付的，与本案中述称以房抵债完全不同，能够反证涉案房屋系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之间无偿转让的行为。被告华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26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法官多次询问第三人都说是现金交付，后来又改口说是以房抵债，从这个改口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涉案购房款当时账上只能反映科目里记载在池万进的“长期应付款”里，无法反映和第三人池仁虎的关系，融信会计师事务所也仅仅只是基于被告华城公司现有的账册形成报告，而被告华城公司又找不到第三人王余妹支付购房款的转账凭证，故前案被告华城公司以第三人王余妹未支付购房款为由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对证据26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在（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涉案购房款是现金支付是通俗说法说成现金支付，因为第三人王余妹朴素理解，是池万进现金拿出来还池仁虎，然后池仁虎拿现金买房，随着诉讼的推进第三人觉得有必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本院认为，证据26系对（2019）浙0391民初4347号、4348号、4350号、4351号案件2019年5月15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情况的客观反映，本院对证据26予以采信。 18、本院调取的证据27调取于浙江法院审判信息系统的案件明细表格，拟证明2016年期间被告华城公司在瑞安市人民法院有196件民商事案件，其中183件判决结案。原告鸿安公司、被告华城公司均质证称，对证据27无异议。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均质证称，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6年期间的案件大部分6月份就结案了，且大部分案件均经过二审程序。本院认为，证据27来源于浙江法院审判信息系统，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8月11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池仁虎、瑞安市其进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帝奥伦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温州市驰骋不锈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载明：“……合作多方共同于2009年7月17日以被告华城公司的名义在瑞安市××镇××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开发权，土地面积32.96亩。……项目总投资拟为2.1288亿元，合作多方各投入资金：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投入资金1257.6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6%，浙江中盛铝业有限公司投入资金30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14%，被告华城公司投入资金6386.4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30%，瑞安市其进服饰有限公司投入资金2257.6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11%，浙江帝奥伦服饰有限公司投入资金20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9%，第三人池仁虎投入资金4257.6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20%，温州市驰骋不锈钢有限公司投入资金2128.8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10%。合作多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投入。各投资人将资金从不同的名义直接汇入被告华城公司特为本项目设立的共管银行账户（共管银行账户印鉴是池万进和李少春），全称：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温州瑞安汀田支行，账号：19-2××××2460。……该项目的销售收入在已经还清该项目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所余款项应作为回收投资款及利润，经合作多方投资人商定后，可按合作多方投资人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在分配之前要提取相应的资金作为房屋保修保证金（此资金向建设单位提取）和项目的后续工作人员费用。……被告华城公司的债权债务与各合作人无关，有关合作各方公司自有债务，与该项目及项目部无任何关系。……”2009年11月26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池仁虎、瑞安市其进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驰骋不锈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载明：“……合作多方共同于2009年11月24日以被告华城公司的名义在瑞安市××镇××村××地块国;地块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开发权积4.84亩。……项目总投资拟为4000万元，合作多方各投入资金：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投入资金8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20%，被告华城公司投入资金12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30%，瑞安市其进服饰有限公司投入资金8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20%，第三人池仁虎投入资金8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20%，温州市驰骋不锈钢有限公司投入资金400万元，占项目的股份比例10%。合作多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投入。各投资人将资金从不同的名义直接汇入被告华城公司特为本项目设立的共管银行账户（共管银行账户印鉴是池万进和李少春），全称：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温州瑞安汀田支行，账号：19-2××××2460。……该项目的销售收入在已经还清该项目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所余款项应作为回收投资款及利润，经合作多方投资人商定后，可按合作多方投资人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在分配之前要提取相应的资金作为房屋保修保证金（此资金向建设单位提取）和项目的后续工作人员费用。……被告华城公司的债权债务与各合作人无关，有关合作各方公司自有债务，与该项目及项目部无任何关系。……”2010年12月22日，被告华城公司（下述合同简称甲方）与上述2009年8月10日、2009年11月25日多方签定的《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的合作投资人（下述合同简称乙方）签定《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挂靠）合同书》，其中载明：“……乙方于2009年7月17日和2009年11月24日在瑞安××镇××地块和;地块和汀田镇寨下村Ｂ-2-4地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llip;…该地块的所有权和土地开发使用权、项目管理权、利润收益等权利均属乙方。乙方在生产经营以及生产活动均以甲方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其他经济责任，全部并足额的由乙方承担支付。……”2014年7月14日、2014年12月30日，第三人池仁虎与池万进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最终约定：第三人池仁虎将其持有的汀田街道Ｎ53-1、Ｎ53-2地块（简称：华城首府）项目和汀田街道寨下村Ｂ-2-4地块（简称：华城名座）项目20%的股权作价3637.6万元转让给池万进（第三人池仁虎承担亏损3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0日，第三人池仁虎已收取股权转让款4291980元，池万进尚欠池仁虎股权转让款32084020元。 2016年2月1日，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四份收款收据，分别载明：王余妹6＃1502购房款50万元、王余妹6＃1503购房款60万元、王余妹7＃1703购房款50万元、王余妹7＃1704购房款60万元。2017年1月22日，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四份收款收据，分别载明：王余妹x1购房款108984元、王余妹x2购房款159393元、王余妹x3购房款117967元、王余妹x4购房款139311元。2017年1月24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分别签订编号为×××16、×××17、×××18和×××19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王余妹向被告华城公司购买坐落于浙江省瑞安市××街道××村××幢××号房××商品房，购房款为608984元，华诚蓝庭第6幢x1号房的商品房，购房款为759393元，华诚蓝庭第7幢x2号房的商品房，购房款为617967元，华诚蓝庭第7幢x3号房的商品房，购房款为739311元。2017年3月7日，原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王余妹颁发涉案瑞安市汀田街道华诚蓝庭6幢1单元x1室、7幢1单元x2室、7幢1单元x3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预告登记）【权证号：浙（2017）瑞安市不动产证明第xxxx号、xxx号、xx号】。2017年3月10日，原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王余妹颁发涉案瑞安市汀田街道华诚蓝庭6幢1单元x1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预告登记）【权证号：浙（2017）瑞安市不动产证明第xx号】。2017年8月24日，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涉案瑞安市汀田街道华诚蓝庭6幢1单元x室、6幢1单元x室、7幢1单元x室、7幢1单元x室的购房款发票，金额分别为609182元、759591元、619681元、738776元。2017年8月31日，被告华城公司向第三人王余妹开具四份收款收据，分别载明：王余妹x补房款198元、王余妹x补房款198元、王余妹x补房款1714元、王余妹x退房款-535元。 2016年4月18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鸿安公司起诉被告华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11月24日，本院作出（2016）浙0381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1年3月，被告华城公司作为招标人就瑞安市汀田街道瑞安大道东侧N-53-1、N-53-52部分地块（华城首府）工程发布施工招标公告。2011年4月2日，被告华城公司确定原告鸿安公司中标瑞安市汀田街道瑞安大道东侧N-53-1、N-53-52部分地块（华城首府）工程。2011年4月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12月14日，上述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被告华城公司使用。判决如下：一、原告鸿安公司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及利息1945024元，合计27135563元。二、在工程款25190539元范围内，原告鸿安公司对由其施工的瑞安市汀田街道瑞安大道东侧N-53-1、N-53-52部分地块（华城首府）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30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鉴定费662500元（已由原告交纳至鉴定机构），合计891808元，由原告鸿安公司负担46830元，被告华城公司负担844978元。 另查明：“华诚蓝庭”（备案名）即原告鸿安公司承建的“华城首府”（推广名）。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81破申6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陈小平等179人（薛孝孙、阮玉兰、薛瑾瑜除外）对被告华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7年9月18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被告华城公司管理人。2018年1月8日，在瑞安市人民法院召开被告华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报截止2017年9月30日被告华城公司资产总额为15944040.84元，账面负债总额为54016051.06元，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中已确认数额为80245130.78元（包括原告鸿安公司享有的优先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普通债权利息1945024元、普通债权鉴定费及保全费632448.71元），被告华城公司明显资不抵债。根据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12月10日出具的《报告书》中的“长期应付款明细表”可知：2015年1月31日，被告华城公司账面长期应付款池万进余额原为-2248346元，将账面长期应付款第三人池仁虎余额35084020元分两笔（一笔800万元、一笔27084020元）转出后，扣减300万元亏损，账面转入长期应付款池万进名下32084020元，余额变为29835674元，截止2016年1月31日账面长期应付款池万进余额为25330079元，此后余额均未超过该数额；被告华城公司账面“长期应付款池万进”项下，2016年2月29日被告华城公司向池万进分别还款50万元（备注：王余妹x房款）、60万元（备注：王余妹x房款）、50万元（备注：王余妹x房款）、60万元（备注：王余妹x房款），2017年1月31日被告华城公司向池万进分别还款108984元（6幢x-王余妹房款）、159393元（6幢x-王余妹房款）、117967元（7幢x-王余妹房款）、139311元（7幢x-王余妹房款）。2019年12月25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05破申3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温州超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对原告鸿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0年1月2日指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原告鸿安公司管理人。原告为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向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 本院认为，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滥用财产处分权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的行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原、被告于2011年4月7日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鸿安公司承建涉案华城首府（即华诚蓝庭）工程；2015年12月14日上述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被告华城公司使用；2016年4月18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鸿安公司起诉被告华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鸿安公司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工程款25190539元及利息1945024元合计27135563元，在工程款25190539元范围内原告鸿安公司对由其施工的涉案华城首府（即华诚蓝庭）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事实业经本院裁判文书认定并生效。被告华城公司名下的财产系对全体债权人的债权担保，被告华城公司在未清偿原告鸿安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将登记在被告华城公司名下的涉案四套商品房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的行为，第三人王余妹无偿受益，而损害了原告鸿安公司的财产受偿利益，被告华城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现原告鸿安公司要求撤销被告华城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编号为×××16、×××17、×××18、×××19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坐落于瑞安市汀田街道联盟村华诚蓝庭x室、x室、x室、x室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的行为，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原告鸿安公司因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20000元，且符合收费标准，故被告华城公司应予负担。原告鸿安公司要求第三人王余妹共同承担律师代理费2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抗辩称，涉案四套商品房并非无偿转让，而是因第三人池仁虎对池万进享有股权转让款的债权，池万进对华城公司享有借款的债权，故被告华城公司、第三人池仁虎、池万进三方口头达成三方债权债务部分抵销的合意，以涉案被告华城公司名下的四套商品房相应购房款金额抵销被告华城公司欠付池万进的相应借款金额及池万进欠付第三人池仁虎的相应股权转让款金额，第三人王余妹系代第三人池仁虎持有涉案四套商品房；本案已过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1年除斥期间。本院认为，一、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所称的三方“以房抵债合意”能产生相应债权债务相互抵销的法律效力的前提是三方“以房抵债合意”达成前池万进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足额的债权。而2015年1月31日，被告华城公司对池万进的借款“池万进长期应付款”账面余额原为-2248346元（即池万进倒欠被告华城公司2248346元），因池万进受让第三人池仁虎持有的涉案华城首府、华城名座项目20%的股权后，截止2014年12月30日尚欠第三人池仁虎股权转让款32084020元，故2015年1月31日账面“长期应付款池仁虎”余额35084020元分两笔（一笔800万元、一笔27084020元）转出余额清零后，扣减第三人池仁虎承担的亏损300万元，账面转入“长期应付款池万进”项下32084020元，才使“池万进长期应付款”账面扭负为正，余额变为29835674元，但此举并不能改变该转入的32084020元系项目投资款的性质。项目投资款系池万进作为涉案华城首府、华城名座项目的投资人基于项目投资协议应尽的出资义务，池万进仅在涉案华城首府、华城名座项目已经还清应付款、税、费、及其他债务后，享有相应股权份额项目收益权，并应承担涉案华城首府、华城名座项目相应股权份额的项目投资风险。截止2017年1月24日被告华城公司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池万进与被告华城公司尚处于项目投资合同关系，池万进尚不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退还项目投资款的债权，且后期池万进是否对被告华城公司享有退还项目投资款的债权也无法确定，故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所称的三方“以房抵债合意”即使真实存在，也无法产生相应债权债务相互抵销的法律效力。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涉案四套商品房的购房款。二、（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对涉案四套商品房的购房款支付情况的审查，2019年5月15日该案第一次庭审中第三人王余妹辩称系第三人池仁虎现金支付，后续庭审中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又辩称系第三人池仁虎、被告华城公司、池万进三方达成以房抵债协议予以支付。由此可见，原告鸿安公司在（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才知道被告华城公司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涉案四套商品房的撤销事由，故原告鸿安公司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并未超过1年除斥期间。故对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另，法庭辩论终结后，第三人王余妹申请追加池万进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应当列明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债务人、受让人，池万进并非本案应当列明的当事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涉案四套商品房是否系无偿转让，第三人提出系有偿转让的抗辩主张，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故对第三人王余妹要求追加池万进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与第三人王余妹签订编号为×××16、×××17、×××18、×××19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坐落于瑞安市汀田街道联盟村华诚蓝庭6幢1单元x室、6幢1单元x室、7幢1单元x室、7幢1单元x室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王余妹的行为； 二、确认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对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债权律师代理费20000元； 三、驳回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765元，减半收取14382.5元，由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到本院领取上诉缴费通知书，并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8765元（具体金额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退少补），逾期不缴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潘仁珠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涂瑞梅 附录一：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目录 证据1：原告浙江鸿安建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2019）浙0105破7号决定书、复印件各1份、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1份； 证据2：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证据3：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1破申62号民事裁定书、（2017）浙0381破52号决定书复印件各1份； 证据4：第三人王余妹户籍证明1份； 证据5：《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16、×××17、×××18、×××19）复印件4份； 证据6：（2016）浙0381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各1份； 证据7：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1份、律师费发票复印件1份； 证据8：《华城首府工程竣工预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 证据9：《华城首府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1份； 证据10：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民终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1份； 证据11：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商初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书、（2014）温瑞民初字第2527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381民初4477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 附录二：被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目录 证据12：《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复印件1份； 证据13：（2015）温瑞塘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 证据14：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资料1份； 证据15：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记录1份； 证据16：有关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的说明1份； 证据17：《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讼大数据报告》1份。 附录三：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提供的证据目录 证据18：第三人王余妹、池仁虎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证据19：《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8月11日）、《房地产项目联合投资开发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2009年11月26日）、《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挂靠）合同书》（落款时间2010年12月22日）各1份； 证据20: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4份、收款收据1份、转账凭证3份； 证据21：《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落款时间2013年11月19日）1份； 证据22：《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2014年7月14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落款时间2014年12月30日）各1份； 证据23：《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16、×××17、×××18、×××19）4份、不动产登记证明4份、收款收据12份、发票4份； 证据24：《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复印件1份； 证据25：（2019）浙0381民初4350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2019）浙0381民初435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各1份。 附录四：本院调取的证据目录 证据26：（2019）浙0391民初4347号、4348号、4350号、4351号（四个案件合并审理）庭审录像光盘及录音誊录笔录各1份； 证据27：调取于浙江法院审判信息系统的案件明细表格1份。 附录五：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十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未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放弃债权行为的，债权人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等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上述行为并将因此追回的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对人以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附件六：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附件七：执行风险告知书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