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行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炳，男，194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丰泽区。 委托代理人董志，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董炳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公安局万安派出所，住所地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 负责人刘建国，所长。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黄农，副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彭鲜艳，男，198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洛江区。 上诉人董炳因诉被上诉人泉州市公安局万安派出所（以下简称万安派出所）、彭鲜艳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一案，不服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行初1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炳、被上诉人万安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黄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彭鲜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7月22日，原告董炳向被告万安派出所报案称：第三人彭鲜艳于2018年11月14日诈骗其1000元。被告于次日受案登记后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因该1000元系原告之孙董向前在彭鲜艳电动车被盗案中，为取得彭鲜艳谅解而赔偿给彭鲜艳的金额，不属于诈骗；该警情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原告不服，，于2019年9月1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一、判令被告撤销《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二、判令第三人彭鲜艳返还1000元给原告，并赔偿10个月同期银行贷款月利率5%即50元；三、判令被告因行政不作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即上述第二项请求。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泉公洛(万安)行罚决字[2019]00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035号处罚决定书)，查明董向前于2018年1月22日4时许盗窃了彭鲜艳一辆银色电动车，董向前到案后，取得了彭鲜艳的谅解，决定对董向前处以行政拘留二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是否合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按照规定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明：......(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报案及时受理。原告主张彭鲜艳的行为构成诈骗。经查证，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对董向前作出的035号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彭鲜艳的电动车被盗，彭鲜艳取得原告的1000元系原告之孙董向前为取得彭鲜艳的谅解而支付的，并不存在诈骗行为，有彭鲜艳的询问笔录、谅解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据此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符合上述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炳的诉讼请求。 董炳上诉称，请求查明事实真相后撤销一审枉法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万安派出所依法立案侦查彭鲜艳诈骗案。事实与理由：1、原告递交起诉状时，一审令原告更改被告名称为“万安派出所”。为了顺利立案只好违心当场将被告主体洛江公安分局变更为“万安派出所”。2、原告诉求的第一项分明是确认被告拒不立案审理(侦查)违法。而非被告在法庭上狡辩的“被告已受案、并出具报警回执了…之后也电话，并书面告知原告‘不予受理审查’了”。一审为配合被告故意歪曲受案受理调查与依法“立案侦查审理”的法律概念。3、一审为了配合被告，也为了否认其被终审确认的172号错案，故意歪曲支持被告所谓终审要求其重新调查取证所作出的035号处罚决定书。终审110号判决撤销丰泽区法院行初172号判决，同时涉及被告“分局”119号行政处罚的理由之内容非常明确，系被告对彭鲜艳等所述(报失)车辆的登记信息、交易情况及彭所述车辆来源情况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并无法判断彭是所涉119号行政处罚案中盗窃行为的“报案人”或是被“侵害人”，无法排除丢失的电动车可能存在另有其他)权利人的情况。故彭鲜艳不存在丰E3097号电动车被偷盗的证据!简言之，一审为配合被告及为行初172号被中院判为错案翻案，可谓一箭四雕!该判决是枉法的。4、被告通知“不予受理审查”实质是顶替拒不“立案侦查”。因该警情涉及被告和彭的诈骗行为。且原告当时报警是有生效的终审110号判决书为据的。该终审判决撤销行初172号错误判决及撤销被告“分局”所谓董向前盗窃彭的丰3097号电动车事实成立，及为征得彭的谅解、减轻处罚而自愿赔偿彭一千元的事实作出119号行政处罚。5、本案除了原告上面陈述的4条理由涉及一审荒谬的程序颠倒外，被告“分局”严重程序违法作出与119号处罚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完全相同的重新处罚的035号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包括彭再次‘接受’被告万安派出所“询问”笔录（否认诈骗—报失车是在云谷向陌生人买3600元，后自加新电池700元共4300元，当时发票、车牌等一眼都没看），笔录与情理严重不符。不难看出一审为配合本案被告，竟然把程序严重违法的重新处罚作为所谓“新事实、证据”去适用，显然不当!6、为了本案事实的查清查明，乃至涉及犯罪或违法行政处罚案问题，依法应当追加与原、被告有密切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彭鲜艳出庭参加诉讼。且本案涉及退赃及被告连带责任的行政赔偿问题。彭即使构不成犯罪，依照民诉法第109条规定，彭经二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一审在判决书中认定“本案第三人彭鲜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但不影响本案审理”，请问：彭拒不到庭正常吗?不影响本案审理吗?如是说，那么彭报失的赃车在哪里?彭是丰E3097号电动车所有权人的证据又是在哪里?7、本案判决违反“行诉证据若干规定”的第三条规定。洛江分局和万安派出所涉及的被诉的丰泽法院(2019)行初100号及124号案不正是处在终审110号判决后的诉讼中吗?据此，被告不得自行向证人收集证据。《行诉法司法解释》第30条明确，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处罚无效。被告“分局”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违反《行诉法司法解释》第30条、《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二款、第35条、第71条的明确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分局”重新作出的程序严重违法无效的035号处罚决定书为有效，明显枉法判决! 被上诉人万安派出所答辩称，一、我局依法对彭鲜艳电动车被盗案、董达钦电动车被盗案立案后，依法展开认真、细致的调查，发现董向前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2018年11月13日将违法嫌疑人董向前传唤到案。2018年11月14日，因董向前家属董炳及其他亲人到我单位，提出董向前的父亲因残疾卧病在床，长期需要董向前的照顾，希望公安机关对董向前从轻处理。办案单位就董向前的违法行为、情节对照相关法律，发现董向前当时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情形。随后其家属又提出希望与被侵害人见面，得到被侵害人的谅解以减轻处罚，请求办案民警帮忙联系被侵害人彭鲜艳、董达钦。办案民警采纳了这一请求并帮助通知被侵害人彭鲜艳、董达钦过来，董炳等人自行与彭鲜艳、董达钦在我单位内协商，并自愿达成协议。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并无我单位民警或其他工作人员在场，双方自行协商完毕后，才一起找经办民警，请求帮忙打印谅解书，并向经办民警提交。我单位根据彭鲜艳电动车被盗案和董达钦电动车被盗案证据材料，认为董炳所主张的被彭鲜艳诈骗1000元，系董炳孙子董向前在彭鲜艳电动车被盗案中，为取得被侵害人彭鲜艳的谅解而赔偿给彭鲜艳的赔偿金，诈骗不成立，该警情依法不予调查处理。我单位已于2019年7月23日依法向董炳作出不予调查处理的决定，并送达《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二、对于董炳提出的关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5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书中“在没有对丢失电动车的登记信息、交易情况及董达钦、彭鲜艳所述车辆来源情况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并无法判断董达钦、彭鲜艳是本案盗窃行为的‘报案人’或者是‘被侵害人’，无法排除丢失电动车可能存在另有其他权利人地情况”。董炳以此“无法排除丢失电动车可能存在另有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为诉讼请求依据，所提出的理由明显不成立。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针对董炳就涉案电动车权属问题提出的异议，我单位在泉州中院判决后，依法对彭鲜艳、董达钦被盗电动车的权利所属进行调查取证，包括询问中通快递万安分部的员工王鸿城、陈宝洋、杨振平，以及到鲤城交警大队、丰泽交警大队、洛江交警大队调取车牌包含“E3097”的相关电动自行车信息，经核对，均与彭鲜艳被盗电动自行车的外观颜色有明显差异，完全不符合被盗电动自行车的特征，经调查，未发现彭鲜艳被盗电动车是从非法渠道获取的，我单位认为该电动车不存在权属争议问题。由于当前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存在带牌销售的普遍现象，假车牌、套牌亦时有出现，虽然彭鲜艳购买的电动车存在套牌可能，但我单位认为不影响到本案盗窃行为的认定。综上所述，我局认为我单位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请求依法驳回董炳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根据本院（2019）闽05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书的要求，对彭鲜艳、董达钦被盗案件进一步重新调查取证，并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董向前处以行政拘留二日。董向前不服，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503行初100号行政判决，认定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作出的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原告董向前的诉讼请求。董向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闽05行终59号行政判决，认定董向前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万安派出所具有作出被诉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的法定职权。关于上诉人董炳提出的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系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重新作出完全相同的035号处罚决定书，程序严重违法无效等问题。在董向前起诉要求撤销该035号处罚决定书案件中，本院(2020）闽05行终59号行政判决已明确认定，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系针对生效行政判决据以撤销原行政行为的理由，根据新的证据，在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对相关事实予以重新认定。虽然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原行政处罚决定的结果相同，但不属于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且原行政处罚决定已被撤销，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属于重复处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案涉035号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因此，上诉人董炳的上述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根据彭鲜艳及其三名同事的询问笔录、向交警大队调取的牌“E3097”电动车信息登记材料、交警大队出具的说明、监控视频、董向前的讯问笔录、辨认笔录等在案证据，在合理排除彭鲜艳报案的电动车存在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下，认定该电动车的权利人系彭鲜艳合法。因此，董向前盗窃彭鲜艳的一辆圣驹牌银色电动车的违法事实及董向前为取得被侵害人彭鲜艳的谅解，由其祖父即本案上诉人董炳代为赔偿人民币1000元的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董炳报警诉求彭鲜艳诈骗其1000元，万安派出所及时受理，经审查后认为董炳的报案事项不属其职责权限范围，属认定事实清楚。万安派出所于董炳报案次日作出被诉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依法送达董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万安派出所就此作出的被诉不予调查处理告知合法有据。原审审判程序经本院审查，亦无违法之处。董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董炳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此外，本院还须指出，上诉人如要求公安机关履行刑事侦查职责的，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上诉人董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鹏腾 审判员  张爱玲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吕顺达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