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624民初853号原告：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升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336656265L。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海伦国际**地****。法定代表人：李天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重庆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826187158。;'>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div>法定代表人：张仲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阳阳，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樊祎澜，男，197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告云南能升公司诉被告中启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中启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向本院提出中止诉讼申请，认为有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已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已受理，故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裁定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2019年7月19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中启公司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撤销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但从（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记载：“重审过程中，应进一步通过查明代理行为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以及工程监理方和实际施工人与涉案工程项目发生法律关系的过程以及工程建设的前后情况，对签订及履行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等案件事实进一步认定。”的内容，因本案与中院重审的上述案件系关联案件，该裁定书中的上述内容对本案的审理可作为参考依据，因此，本案恢复审理。诉讼中，被告中启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申请追加樊祎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南能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被告中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武阳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樊祎澜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能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7年9月20日的塔机租金及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包括：进出场费、基础节赔付费、运费、代付前施工方租金、备案检测费、发电机租金、发电机运费、人工工资等）共计4874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塔机拆除之日止的后续租金24000元/月；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4874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至履行完毕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中启公司因承建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景星小区”项目需要，与原告签订《机械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合同明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塔式起重机两台，并对塔式起重机的租金、单价、租金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及管辖法院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两台塔式起重机，切实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被告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租金等义务，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实现债权，特具状起诉，恳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中启公司辩称，租赁期限是2016年8月20日到2018年8月3日，但是实际上已在2017年1月停工，所以计算的期限应当按照实际使用的期限计算。其中进出场费合同有明确约定，第一台50**元结算，第二台300**元结算，基础及运费等没有约定，应当作为原告方的经营成本自行承担。代付前施工方租金，实际上是原告与之前的施工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实际施工人无关。备案检测费按照合同约定由原告自行承担。发电机租金、发电机运费不属于合同范围，人工工资按照合同约定应由乙方自行安排。因此，原告主张的487400元不予认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对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塔机拆除之日止的后续租金24000元/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约定。对“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4874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至履行完毕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请求支付利息需以双方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为前提，而本案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因此，该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所签合同中启公司的印章系伪造，樊祎澜不是中启公司员工，也未获得中启公司授权，袁浩宁、潘自力二人不是中启公司员工，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二人系樊祎澜雇用，该工程于2017年1月10日左右停工，原告陈述1月12日新增一台塔吊，与客观事实不符。樊祎澜与原告结算时明显将不应该由乙方承担的费用予以结算、认可，足以证明双方恶意虚增债务，企图损害第三方利益。被告樊祎澜书面答辩称，首先，被告于2016年经程惠波和王小凡介绍给中启公司，任中启公司（之前为“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大关县工程项目经理。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中启公司前期派了一名叫李建（李玉建）的人在项目上管理所有印章（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后期是一名姓郑的中老年人管理章，郑某长期在工地和管理人员一起食宿，逢人都说他是管印把子的（就是管章的），整个工地的多数人都知道。后来中启公司的代理律师吴昆给被告讲，王小凡将印章交回中启公司后，张仲云已经销毁了。作为项目经理，按照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中启公司让被告垫付前期工程费用，所有费用按3%的月息在收到工程款后一并支付给被告，由于被告生病后整个工程就演变成目前的状况。大约2017年8月，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到重庆长寿找到被告，要求被告作为项目经理加出资人身份承担下一切责任，帮助中启公司开脱法律责任，由中启公司出钱打官司，事成后给被告2000万元（含垫资款）作为补偿，中启公司认为被告垫付约1000万元肯定会答应此事，但被告没有答应中启公司张仲云的无耻要求。当时，被告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记忆时有时无，中启公司张仲云的王姓律师找到被告，拿了一份写好的笔录让被告签字，由于被告刚大病初愈，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确实签了名。2017年9月27日，中启公司的律师吴昆到重庆长寿区来找到被告，再次要求让被告承担一切责任，被告仍没有答应中启公司的无耻要求。在没答应中启公司要求的情况下，中启公司就商量趁被告大病期间把被告推到对立面，想惹被告情绪激动发病而亡（因被告的病不允许情绪激动），中启公司为了达到其肮脏目的，就诬陷被告私刻公章。在此期间，中启公司的律师吴昆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中启公司张仲云等人的险恶用心。被告以一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的神圣党性起誓，没有私刻公章，一切都是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及其团伙为拖欠民工工资、材料款及不归还被告的垫资款所作的上述行为。其次，中启公司在云南省建设厅办理入滇备案证上的驻滇办公地址就是大关县接官厅（该项目地址），证明中启公司对该项目是认可的，且在当时也是唯一性的。同时，在大关县建设银行开设项目账户所留印鉴（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章）及施工合同，均由中启公司委托人员办理，其办理流程建设银行有严格规定，且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所有相关资料均使用项目章，可核实是否与所留印鉴一致。另外，有王小凡签字且盖有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章的补充合同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知晓且认可该项目的。另外，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亲自到项目现场指导工作，有现场视频录像，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在经营该项目。再次，大关县住建局办理施工许可证，也是中启公司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工程师证书等原件查验后留存复印件，同时还提供了合同原件。至于大关县住建局撤销施工许可证的原因，据说是建设单位提供资料不合法而不是施工单位的资料不合法。撤销施工许可证与中启公司是否认可该项目没有直接关系。最后，因被告生大病，不能到庭参加法庭审理，望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原告云南能升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机械租赁合同书》1份，证明2016年8月2日原告与中启公司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对租赁物的型号、租金、进出场费、结算、支付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公司员工任云建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中启公司在合同的首部和尾部的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时项目经理樊祎澜在乙方签约人处亲笔签字，现场负责人袁浩宁，安全员潘自力分别在乙方处签字，原告认为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2.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塔吊租金结算单，证明2017年9月20日，乙方项目经理樊祎澜与原告的代理人任云建办理了截止到2017年9月20日的租金结算单，双方对已经产生的租金以及现场损害的基础节、二次备案检测费用、现场拆除费用、发电机运费、人工工资等进行了结算，同时备注塔吊租金继续计算。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中启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机械租赁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中启公司从未授权樊祎澜签订该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中的中启公司的印章系伪造，中启公司对该租赁合同的签署不知情，中启公司不认可该合同。对第二组证据认为，结算单真实性有异议，樊祎澜非中启公司员工，我公司也未授权其签署有关景星小区的结算材料，中启公司对该结算单不知情，也不认可。被告中启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刑事立案告知书1份，来源大关县公安局，证明本案涉案工程相关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待侦查结束后再开庭审理。2.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撤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公告1份，证明案涉工程因提供虚假资料，全部审批手续已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3.樊祎澜的谈话笔录1份，证明樊祎澜该次对情况的陈述与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内容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因此对于樊祎澜的答辩，不应予以采信，应当以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的事实为准。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中启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一）告知书载明“张仲云报称中启公司公章被伪造”，报称的公章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同一枚，无法得知。（二）《机械租赁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日，中途经立案、中止、恢复审理长达三年有余，三年多的时间被告熟视无睹，不符合常理。（三）仅仅是公安机关同意立案的告知书而已，并非最终确切结案证据，无法证明公章被伪造。对第二组证据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出撤销行为是依据被告申请，唯一理由凭据系鉴定意见，大关县住建局仅仅书面审查，在未排除中启公司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前提下草率撤销，本身涉嫌违法。另外，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该公告记载“自本公告之日起，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而原被告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2日，是在《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有效期内，因此，该撤销公告与本案无关。对第三组证据认为，（一）追加被告樊祎澜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中询问被告中启公司代理人吴昆可知，被告中启公司的代理律师同时也代理了被告樊祎澜，二被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冲突，被告樊祎澜可能基于对代理律师的信任，在其诱导之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因此，该证据均无效。（二）被告樊祎澜陈述其身体状况不佳，提供了医院的就诊资料，同时在律师询问时，先让他喝了某种可能含有药物的水，他的意识不清楚。因此，该笔录并非是在其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出具，基于对代理人的信任，也可能并未阅读笔录，该笔录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三）就形成时间而言，该谈话笔录形成时间早于樊祎澜本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应该以当事人最新的亲自陈述为准。法庭代为出示被告樊祎澜快递寄交的如下证据：1.韵达快递单。2.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3.《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补充合同》。4.樊祎澜授权委托书。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6.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7.真实发票保证书。8.樊祎澜身份证复印件。9.吴昆与樊祎澜微信聊天截图。10.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樊祎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通过扫码可以证明樊祎澜确实向大关法院邮寄了证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虽系复印件，但通过网上可以查到该份证据，中启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取得了入滇登记证，驻滇办公地址在大关县城接官厅，与案涉项目施工地址一致。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合同虽系复印件，经查询，中启公司原系“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合同加盖了“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时乙方代表处签名系王小凡，根据被告当庭陈述“张仲云了解到事实经过后联系上王小凡，王小凡称因樊祎澜患病，所有事宜由王小凡代为处理，王小凡将收条及一枚伪造的印章（字样中启公司）交给张仲云。”王小凡系张仲云委托的经办人，鉴于张仲云系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委托行为应当视为中启公司（曾用名：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该份证据与被告的陈述能相互印证，故原告对其三性均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认为，樊祎澜授权委托书，虽系复印件，但是由中启公司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查明的事实樊祎澜系中启公司大关县负责人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原告对其三性均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虽系复印件，但是该份证据真实存在。对第六组证据认为，该份证据系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出具，对纳税人的名称中启公司外出经营地点在大关县，对方企业名称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进行了载明，能够证明中启公司作为景星小区建设的施工方开具了国税的外经证，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提供钢材的相对方系中启公司。对第七至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九组证据认为，吴昆作为中启公司代理人，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中诉称中启公司不认识樊祎澜，今天樊祎澜提交的证据中，吴昆当庭确认其系微信的相对方，中启公司申请追加樊祎澜为被告，二被告存在利益冲突，吴昆律师提交樊祎澜谈话笔录，不应采信。另吴昆作为本案及昭通中院确认合同无效一案的代理人，其行为足以代表中启公司，在微信中陈述中启公司确实参与了该项目，能够证实樊祎澜系中启公司在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同时该项目确实是中启公司进行建设，中启公司在该项目中与开发商的代理人白冀平发生了冲突，与被告陈述的即未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也未参与施工，同时也不认识樊祎澜，前后矛盾。对第十组证据认为，樊祎澜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与本案无关。被告中启公司对樊祎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韵达快递单，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认为，甲方印章为伪造，乙方“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5月17日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名称变更的办事流程，变更之日应当将公司原有执照及印章全部交回并销毁，因此该合同于6月3日签订，所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王小凡也不是“容百川公司”或者“中启公司”的员工。对第四组证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委托内容是用于办理招投标、购买资料的相关事宜，且委托人员及内容全是手工填写，手工填写的内容及委托书原有的内容张冠李戴，逻辑不符，且委托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法定代表人张仲云的签字系他人伪造，这份委托书不能证实中启公司委托樊祎澜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经理的意思表示。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已由住建局公告撤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对第六组证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樊祎澜未陈述其来源的合法性，办理时间正是樊祎澜在重庆医院接受抢救的时间，所以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来源存在较大疑问。对第七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九组证据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与原告方发表的质证意见之间毫无关联，吴昆与樊祎澜之间无任何委托合同关系，聊天中的“委托合同”另有所指，而非原告代理人的断章取义。案涉项目2017年1月停工，2017年5月中启公司收到白冀平邮寄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工程存在，于是利用公司自身力量进行调查，委托律师要求樊祎澜及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在交谈过程中为避免工程各方引起诉累，已给出了多个建议方案，目的是为了圆满解决遗留问题。对第十组证据认为，樊祎澜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等复印件，上面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1月，这个时间与中启公司在之前的陈述及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陈述一致，能相互印证，证明中启公司所做的陈述是真实的。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第一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第二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6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的《变更申请》。3.《云南省省外入滇企业基本信息登记申请表》。4.《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5.《授权委托书》、宁军峰身份证、《任命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员工聘用合同书。第三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2016年9月6日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载明：樊祎澜为项目经理，袁浩宁为施工员，严中强为材料员。4.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项目经理证等证件。5.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报监备案表，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均加盖各自公司公章。6.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7.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载明：聘用企业变更信息，樊祎澜担任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经理。8.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9.关于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各自加盖公司公章。10.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分别加盖公司公章，代表人签字。11.有关部门签署意见的签署单，载明：被告公司开户的建行大关县支行、城建部门、签证机关审核签字盖章。第四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中启公司的开户许可证。3.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印章有核对人及时间）。4.授权书、张仲云的身份证、李玉建的身份证（有复印件与原件核对相符的印章，并加盖中启公司公章）。5.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6.中启公司的对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截图。第五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80万元查验备案表。3.工作联系函，盖有中启公司公章。4.《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末页，盖有中启公司公章。第六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4民初57号调查令回执》。第七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视频光盘复制件。（二）证据名称：视频光盘。第八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案两次庭审笔录。第九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情况说明。第十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询问罗昌恒笔录1份，中启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一级建筑资质证及变更聘用企业、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2019年11月25日宁军峰授权委托书、撤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书、宁军峰参保缴费证明、大关县《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云）利司鉴所（2019）鉴字第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复印件。第十一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询问高永飞笔录1份，建行大关县支行提供中启公司公章、财务章及人名章印模、银行账户开户申请资料交接清单、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李玉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张仲云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组成人员、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2016年7月13日的对公活期存款账户开立确认、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报表，2019年5月15日销户。第十二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询问樊祎澜笔录，其陈述：因生病未出庭应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建行提供的总包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的“樊祎澜”签名不是我的签名。原告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建筑机械租赁合同》、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塔吊租金结算单均是我签，能升公司提供了2台塔吊，已是结算了的，基础节的塔吊一节一节装上去的，高度不够，再加上。进出场费两次的情况，估计是重九建干了一次，后来撤出，我们公司又去，又安装上去，故有两次的进出场费，具体应由能升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重庆九建撤出后，应该支付能升公司7万元，但甲方没有给重庆九建钱，重庆九建也没有给能升公司，当时甲方为了工地赶快启动，同意在甲方支付中启公司款项时，多支付7万元，然后我们支付能升公司。备案检测费5000元正常的，发电机租金2400元，发电机运费8000元，我生病后听说变压器被电力局拆走，确实用了发电机，准备拆除塔吊人工工资3600元，我不清楚，结算单我确实签过字。塔吊是否拆除，何时拆除我不清楚，因为我2016年12月份生病，20日左右我就没有在工地了。龚芳林提供的塔吊租金和人工费用表，停工期间的，塔吊没有拆除，应继续支付费用，这是规矩。龚芳林他们的塔吊费用、能升公司的塔吊费用是同一笔钱，龚芳林他们租的是能升公司的塔吊，能升公司的纯粹是租赁费，每月1.2万元一台，当时张仲云的意思有可能复工，如复工，辅助机械费用等就不支付了，如果没有做了，就要支付给人家。中启公司公章、项目部章、法定代表人章及财务章，是中启公司专门派人管理的，先是李玉建管理，后来是一姓郑的（具体名字不清楚）来管理，材料都是公司传给项目部，打印后盖章。营业执照副本、资质等级证书、安全施工许可证复印件（盖鲜章）等材料，是李玉建带到工地拿给我看过，但没有交给我。有一份授权委托书交给我，委托权限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太远了，这些合同就委托我签订，根据建设法规定，是项目经理负责制。听说王小凡是中启公司股东，我是王小凡介绍的，因我有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资质，中启公司就任命我为案涉项目经理，李玉建给了我一份授权委托书，虽然期限只有十个工作日，但行业里都这样，实际项目经理要到项目完毕。工地开工前和开工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都到过案涉工地，工地停工后，公章、资料都交给王小凡，王小凡交回公司。中启公司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项目部成员名单中李玉建系项目经理，是开户时为了应付银行随便提交的。项目经理是要有资质的，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建局提供的资料中就有我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中启公司安排的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我系项目经理，并经住建局审核，如果没有质证证书，是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与龚芳林、欧强、邱文权等人签订合同时，项目部有总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施工许可证、入滇备案证（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等资料，他们相信我是代表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是2016年6月开工的，2017年春节后停工。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云南能升公司对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七组、第十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第六组、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请法院审查。对第九组、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十二组证据认为，该询问笔录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樊祎澜所陈述的部分事实不真实，虽然樊祎澜与中启公司没有合同和聘任书，可申办的《建设施工许可证》上载明了项目经理樊祎澜，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即使没有书面合同或聘任书，也不影响樊祎澜项目经理的身份，以及代表中启公司管理涉案项目。至于中启公司将劳务分包给龚芳林，该分包是否含塔吊租赁费用，与原告无关，原告结算收款行为基于与中启公司签订的《建筑机械租赁合同》的履行，无须龚芳林认可，且中启公司与龚芳林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与原告无关，原告不认识龚芳林，也没有参与过其劳务合同签订或履行，龚芳林和中启公司的相关约定不及于原告。基础节的12000元系中启公司损坏一节后的赔偿，2000元运费系从徐州来的运费。欠70000元是建设甲方将重庆九建清出场，要求中启公司入场，重庆九建未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建筑甲方要求中启公司承担，因此，结算时中启公司承认支付给原告。樊祎澜陈述结算单确实签字，但是当时他没有拿合同来，但是现在看来，与合同不符，该陈述不真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中启公司作为新入场的施工单位，需要重新完善备案手续以及重新安装塔吊，产生费用是必然的，前一家施工单位重庆九建未支付的款项，甲方要求中启公司全部接过来包括租金、进出场费等，也是符合行业惯例的，这部分支付甲方也是会补偿给中启公司的，中启公司为入场做这个项目，虽然部分款项与合同约定略有差异，但中启公司在入场时答应支付给原告，结算时进行了书面确认，已经构成合同变更，樊祎澜签字后，意图否认，没有法律依据。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中启公司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被告中启公司已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中的印章系他人伪造。《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他人伪造公司印章申报的，中启公司已向相关单位申请撤销。对第八组证据认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第十组证据认为，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资格证书》、《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加盖我公司公章系他人伪造的印章。2019年11月25日《授权委托书》、《申请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费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正好证明中启公司的印章被他人伪造，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印章系他人伪造。对第十一组证据认为，《中国建设银行》的印鉴截屏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开户许可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组证据上白冀平和樊祎澜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对第十二组证据认为，该份笔录的制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且是在其他原被告未到场的情况下所作，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樊祎澜所述与实际不符，案涉项目开工前中启公司法人从未到过现场，中启公司也从未聘请其担任项目经理，按建设部文件要求，担任项目经理必须有建造师证，并注册至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由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等相应手续。樊祎澜在中启公司从未办理过任何入职手续，根本不符合项目经理的条件。同时，中启公司也没有授权樊祎澜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过任何人在该项目管理公章。通过各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中启公司因承建大关县建设项目需使用塔吊，于2016年8月2日与原告签订《建筑机械租赁合同》，原告公司员工任云建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中启公司在合同的首部和尾部的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时项目经理樊祎澜在乙方签约人处亲笔签名，现场负责人袁浩宁，安全员潘自力分别在乙方处签字，合同约定租赁两台塔吊，每台塔吊月租金12000元，进出场费每台300**元，租用时间暂定2016年8月20日至2018年3月1日结束，同时对租赁物的型号、质量、安全技术、安拆要求、维修、结算方式和期限等进行了约定。因此，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其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结合樊祎澜陈述，能够证实被告承建的景星小区建设项目因各种原因于2017年春节后停工，双方于2017年9月20日进行结算，（乙方）使用单位工地负责人樊祎澜与原告员工任云建对塔吊租金等签字确认，中启公司尚欠原告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共计487400元（含本院审理（2018）云0624民初57号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诉被告中启公司、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白冀平，第三人樊祎澜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中的22万元塔吊租赁费），其中进出场费60000元，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租金324400元，基础节14000元，中启公司担保支付前施工方（重庆九建）租金70000元，备案检测费5000元，发电机租金2400元，发电机运费8000元，准备拆除塔吊人工工资3600元。同时在备注栏内书写：“由于开发公司不准施工方塔吊出场，以上费用由施工方负责，塔吊租金照常计算。”原告代理人庭审中陈述，被告中启公司使用的两台塔吊已于2017年12月17日拆走一台，另外一台塔吊由于被混泥土浇灌，至今无法拆走。结合樊祎澜陈述，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确实经双方进行了结算并签字，但樊祎澜陈述进出场费两次，估计是重九建干了一次，后来撤出，我们公司又去，又安装上去，故有两次进出场费，具体情况应当由能升公司提供证据，重九建撤出后，应支付能升公司7万元，但是甲方没有给重庆九建钱，重庆九建也没有给能升公司，当时甲方为了工地赶快启动，同意在甲方支付中启公司款项时，多支付7万元，然后我们支付能升公司。发电机租金2400元，发电机运费8000元，我生病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确实用了发电机，但具体多少金额不清楚，对方应该有票据。准备拆除塔吊人工工资3600元我不清楚，当时他没有拿合同来，但是我现在看来，与合同不符。樊祎澜的以上陈述应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塔吊租金结算单所附结算内容，经被告中启公司项目经理樊祎澜与原告员工签字确认，樊祎澜认为其中部分结算内容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违本案基本事实，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但该结算单备注栏内书写：“由于开发公司不准施工方塔吊出场，以上费用由施工方负责，塔吊租金照常计算。”的内容，系原告明知涉案项目工程已停工数月，因各种原因导致承租人未实际使用已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有违租赁合同的初衷和实现合同目的，因此，该备注内容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中启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即大关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能够证明张仲云报称中启公司公章被伪造已由大关县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的事实，但该事实与本案主要审查签约人张长林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没有关联性，因此，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中启公司承建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合同，于2019年11月29日予以撤销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即谈话笔录，记载谈话人为王延甫、李双虎，被谈话人樊祎澜，该笔录因樊祎澜对其签字时因身体原因不适及否认讲过笔录中的部分内容，本院不能确认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但陈述其系王小凡介绍到中启公司，也没有签订内部协议，项目组成后，主要负责钢筋、商混这方面主材的供应，之后劳务、辅材、周转材料都分包给了劳务施工方，劳务方面的钢管、扣件和塔吊均是由劳务方负责费用，但是这两方面签订合同时均是由中启公司直接与出租方签订合同。对该部分陈述与本院调查樊祎澜所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予以采信。被告樊祎澜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且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和出示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且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中，即（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第16页中记载中启公司自认办理了入滇备案，地址为大关，地址为大关县启公司认可在大关办理银行开户。与本院调取的第一组、第三组、第十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综合该组证据其收集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第九组证据系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通过在“金三”系统查询，中启公司无税务登记信息，经办人为曾远霞，予以采信。第十组证据，调查罗昌恒（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笔录，其证实：“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是建设单位进行办理，要求提供双方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依据建筑法的要求提供资料进行审核，是2016年9月办理的。关于撤销许可证是中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宁军锋提交申请及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认为2016年6月8日合同编号：ＤＧ---001《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总目录共74页，序号为第8页的‘中启公司’5101079911526的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根据这些资料，我局就进行公告，公告中注明自公告之日起各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7日内向我局提出，张贴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公告期满后，不再作出书面撤销依据，自动生效。撤销的原因是双方提供的施工合同是假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该局提供的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建筑师注册证、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等复印件中均盖有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记载樊祎澜系项目经理。综合认证该组证据均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十一组证据，调查高永飞（建行大关支行营业室主管）笔录，其证实：“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授权书、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授权委托书、施工合同协议书、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原件进行核对，建行确认与原本核对无误后，中启公司现场盖章，建行才加盖了业务专用章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中启公司开户时预留了中启公司公章、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印鉴，该印鉴是代理人李玉建带着印章到建行，盖在建行提供的卡片上，然后扫描进系统的。中启公司开户时间是2016年7月13日，销户时间是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的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成员：李玉建（项目经理）、王小凡（技术负责人）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的发包人为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承包人为中启公司，承包人处加盖了中启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有“樊祎澜”签名字样，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6月8日。综合认证该组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予以采信。第十二组证据，本院依职权询问樊祎澜笔录，虽然樊祎澜系本案当事人，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全部事实，虽在表述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与本院收集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6年6月8日，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地点为“大关县食品公司冷库（接官厅）”。2016年6月29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根据中启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关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等证件资料，核发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登记证记载驻滇办公地址为“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入滇登记证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有效期自“2016年6月29日至2020年11月18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持中启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中启公司公章、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法人张仲云印章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在李玉建提交的上述书面材料复印件上加盖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并将预留印鉴扫描进系统。2016年7月29日，中启公司向大关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80万元。2016年9月6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根据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的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及盖有中启公司公章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开具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证明的货物或服务名称记载：“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2018年3月3日，中启公司在春城晚报Ａ13广告栏内登报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登记证原件声明作废。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申请变更驻滇办公地址，即将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变更为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勐泐大道假日湾小区1-2-101。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设的账户予以销户。2019年11月25日，中启公司以有人冒用其名义与泰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撤销编号为532125201609060101，施工单位为中启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供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9年11月29日通过张贴公告的形式于期满后予以撤销。2016年8月2日，原告云南能升公司与被告中启公司签订《机械租赁合同书》，原告公司员工任云建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中启公司在合同的首部和尾部的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时项目经理樊祎澜在乙方签约人处亲笔签名，现场负责人袁浩宁，安全员潘自力分别在乙方处签字，合同约定租赁两台塔吊，每台塔吊月租金12000元，进出场费每台300**元，租用时间暂定2016年8月20日至2018年3月1日结束，同时对租赁物的型号、质量、安全技术、安拆要求、维修、结算方式和期限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先后向被告提供两台塔式起重机。被告承建的景星小区建设项目在2017年春节后停工，双方于2017年9月20日进行结算，结算内容为：中启公司尚欠原告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共计487400元，其中进出场费60000元，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租金324400元，基础节14000元，中启公司担保支付前施工方（重庆九建）租金70000元，备案检测费5000元，发电机租金2400元，发电机运费8000元，准备拆除塔吊人工工资3600元。乙方使用单位工地负责人樊祎澜及甲方租赁单位负责人任云建在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塔吊租金结算单尾部签字确认。2017年12月17日，原告从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处拆走其中一台塔吊。同时查明，2016年6月6日，中启公司向樊祎澜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以我方名义澄清、说明、补正、递交、修改、领取大关县项目工程处理有关事宜。”委托期限10个工作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委托工作人员李玉建就案涉项目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上第2页、第3页、第5页的乙方法定代表人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乙方代表处也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及《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记载：“经我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现成立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施工工程的项目部，项目部成员如下：…技术负责人：王小凡。”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该表中明确樊祎澜为项目经理。工程停工后，2017年5月，景星小区项目部所有单据已交给王小凡，之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在工地及重庆与樊祎澜等人进行交谈，2017年8月21日，中启公司委托王廷甫、李双虎在重庆找樊祎澜进行交谈。另查明，2016年5月17日，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机械租赁合同书》中樊祎澜作为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是否代表中启公司或受中启公司委托？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1.本案《机械租赁合同书》中樊祎澜作为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是否代表中启公司或受中启公司委托的问题，首先，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于2016年7月13日持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的授权委托书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上，中启公司作为该合同乙方的代表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虽然樊祎澜对该合同上的签名认为不是其亲笔所签，但中启公司仍然使用有“樊祎澜”签名字样的合同办理《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说明中启公司认可樊祎澜能代表中启公司，加之，樊祎澜持有中启公司授权其处理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授权委托书，更进一步证明前述观点，即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的事实；其次，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等资料，该资料上面均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9月6日办理了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明中启公司已任命樊祎澜为该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并依据樊祎澜具备一级建造师的资质申请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第三，2016年6月29日，中启公司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办理了货物或服务名称为大关县建设项目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及本院调取的视频资料记载了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在景星小区工地和在重庆与樊祎澜等人进行交谈的画面，证明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完全知晓项目工程并认识樊祎澜。最后，按照樊祎澜向本院所作陈述，其是中启公司委任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全权代表中启公司处理项目建设中的各项事务，樊祎澜作为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与原告签订《机械租赁合同书》系履行职务行为。综上所述，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不但认识樊祎澜，还将景星小区建设项目委任樊祎澜全权负责，且《机械租赁合同书》中并无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生效的特别约定。因此，樊祎澜的行为代表中启公司。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即①关于由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7年9月20日的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共计4874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塔机拆除之日止每月24000元的后续租金。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截止至2017年9月20日的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共计487400元。双方于2017年9月20日按照签订的合同约定及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并签字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塔机拆除之日止每月24000元的后续租金的问题，虽然双方在《塔吊租金结算单》中备注了“由于开发公司不准施工方塔吊出场，以上费用由施工方负责，塔吊租金照常计算。”但庭审查明，双方签字的《塔吊租金结算单》系原告打印好的格式内容，提供给樊祎澜签字，且原告明知涉案项目工程已停工数月，因各种原因导致承租人未实际使用已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不积极作为避免损失无限扩大，反而要求被告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义务，有违租赁合同的初衷和实现合同目的，因此，该备注内容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②关于以4874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至履行完毕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问题，庭审查明，双方所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书》及《塔吊租金结算单》中均无违约金或利息的约定，原告主张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塔吊租金及相关费用共计487400元；二、驳回原告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10元，由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李 能人民陪审员  唐宜祥人民陪审员  朱东祥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艾 夕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