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7123号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沐陂路6号B201。法定代表人：姚水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华清，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常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利红，女，197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文，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崔利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华清、被告崔利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2．判决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工资共19,717.47元。3．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1,034.48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原、被告及原告各股东之间达成合意，被告认缴出资人民币20万元成为原告股东，被告及其他股东共同签署了《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设执行董事）》。此后，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出于分取更多红利的目的而参与到原告经营决策事务当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告是处于领导、管理及参与决策的地位，与一般劳动者有异。其次，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的工资一直由陈起个人发放，陈起并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董事，仅为个人股东，不能代表原告做出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次，劳动仲裁期间被告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拟证明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份证明书中加盖了原告公章，内容中写明被告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而事实上被告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原告及原告各股东也未有变更被告为法定代表人之合意。由此能够认定该证明书系被告自行加盖公章。被告对原告之公章具有使用、管理权限。为此，能够认定被告在原告处系履行管理职能，并能够决定公章的使用及劳动合同的签订。事实上，被告已经使用公章与自己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离职时已经带走其劳动合同，目的就是准备在原告处获得不当收益。被告崔利红辩称，1．原告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至今未同被告办理工作交接事宜，将被告排除在公司的正常经营范围之外，长期拖延、停发被告工资，应当依法承担双倍的经济补偿金，被告在仲裁申请中主张的单倍赔偿金合理合法应当得到支持。2．仲裁裁决书确认应当补发的工资19,717.47元，是经过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双方电话、微信沟通中确认过的，扣除了原告认为应当扣除的所有费用后的数字，应当得到支持。3．被告作为原告的股东，已经将所有的股本实缴支付给了大股东陈起，只是由于法制观念淡泊没有在工商局做备案登记，双方之间的股东义务已经尽到。被告是先被原告聘用为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加入原告的股东行列，向原告提供劳务，要求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遭到拖延和拒签均是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8年9月15日入职原告处任月亮湖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双方在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月工资为10,000元，自2018年10月起每月中旬原告股东陈起以个人银行账户转账形式发放被告上个月的工资，被告2019年5月、6月、8月1日至15日的工资未付。2018年11月20日，被告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成为原告股东，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原告曾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载明被告担任总经理职务，为法定代表人。被告并非原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被告称大股东陈起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确认陈起为大股东，但否认其为实际控制人。被告于2018年9月14日晚经陈起邀请进入原告微信管理群。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通过微信向陈起发送“总经理聘用劳动合同”的文件，陈起回复“我初步看了一下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底薪。当时我记得我们谈的是1万啊，然后呢，医保啊，是另外。然后那个营业收入呢，300万是不包含房间的租金”的语音。微信工作群中微信名称“天”于2018年9月21日发送“你的劳动合同，节后就签”的内容给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发送“那你就让他们都签上名字，两份都拿回来，都不要给他们就可以啦，俺们合同这个版本的次要，最重要是要他们到签名。签名，以后不给他们拿证合一任何一份，你全部拿回来就行了”的语音。2019年9月29日，被告电话催促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姚水彬支付拖欠的工资，姚水彬回复“你就问那个陈起说你那个工资什么时候发就行了，会回复你的”，被告问“发不发工资肯定是你这边决策啊？”姚水彬回复“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这个事情了，老黄说这个现在没办法发，要不我们不差你这点钱的”。被告于2019年10月15日离职，并于当日申请劳动仲裁。被告称其因原告未按时发放工资为由离职。本院认为，被告在原告处入职总经理后通过投资成为原告的股东，其虽具有公司管理及股东的身份，但其作为劳动者的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微信记录显示，被告在入职后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起沟通劳动合同的事宜，并由其他管理人员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足以证实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并建立了实际的劳动关系。原告否认陈起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并将陈起代发工资归为个人行为，但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微信记录所反映事实的证据，亦不能合理解释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工作安排、工资发放、劳动合同进行沟通的事实。因此，原告关于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用人单位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因原告未按期足额支付被告的工资，导致被告离职，原告理应根据被告的工资标准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万元，并向被告支付2019年5月、6月、8月1日至15日期间的工资19,717.47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原告的管理人员虽明确了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但未反映是否已签订劳动合同，在之后还告知被告将员工的合同收回。鉴于签订劳动合同是原告法定义务，且原告已将员工的劳动合同收回，故在被告已实际为原告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应由原告对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或被告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是否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根据本案证据综合认定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故原告依法被告支付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1,034.48元（10,000元/月÷21.75月/天×13天+10,000元/月×7个月+25,057.4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被告崔利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三、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被告崔利红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期间工资19717.47元；四、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被告崔利红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1,034.4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中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玉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张驰书记员李峥彦书记员何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