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初85号原告李阳，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号码Ｋ664540（2）。委托代理人李冬初，男，194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李阳的哥哥。原告钟文利，女，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原告李建春，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系钟文利配偶。委托代理人李冬初，男，194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系李建春的哥哥。原告王彬，女，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系李阳配偶。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理，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9楼。法定代表人冯意刚，局长。委托代理人汤金艳。委托代理人戴永坚，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凯丰城市广场1#综合楼西单元6楼603号房。法定代表人梁泓，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田健夫、邱丽丽，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采南，男，196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李阳、钟文利、李建春及王彬（以下简称四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被告）及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第三人黄采南他项权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2日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三人海南海控贷款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向本院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黄采南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曾理、原告李阳、李建春的委托代理人李冬初，被告委托代理人汤金艳、戴永坚，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委托代理人田健夫、邱丽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诉称：2014年7月30日，被告对原告李阳、钟文利分别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房屋所有权属证书登记他项权，并作出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他项权证的权利人为案外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债权数额为250万元。被告在对上述房屋作登记时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未依法审查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真实性，申请人双方合同资料原件的一致性等，亦未当面依法询问原告李阳、钟文利的真实意愿及是否需要补充资料。同时案涉房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李建春系原告钟文利配偶、原告四王彬系原告李阳配偶，而李建春、王彬均未在抵押合同上签名，被告在办理登记时却未进行询问及要求补充资料。被告对本案涉及的抵押权登记资料的审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登记他项权证产生错误。现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于2014年7月30日对原告李阳、钟文利作出的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四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三份《房屋产权证》（李阳（长房权证雨花字第××、00××76、00××81）、一份《房屋产权证》（钟文利：长房权证雨花字第××）、一份《房屋他项权证》（李阳、钟文利：房他证雨花字第××），拟证明被告错误在原告李阳、钟文利的房屋上设定抵押权。证据2.《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韩冰），拟证明该委托书只是第三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对其员工韩冰办理案涉房屋抵押权登记的授权事项。证据3.《最高额借款合同》（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室查询调取），拟证明被告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收取的资料缺乏完整性及反证被告未实质性的询问登记双方登记资料事宜并要求补充材料。证据4.《抵押合同》（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调取），拟证明被告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收取的资料缺乏完整性及反证未实质性的询问双方登记资料事宜并要求补充资料。证据5.《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拟证明钟文利系抵押人而非代理人，同时可以反证被告在收取抵押权登记资料时并未询问过登记的当事人钟文利。证据6.《立案决定书》（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拟证明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涉嫌诈骗原告李阳、钟文利而骗取七房屋抵押登记的事实。证据7.《关于“李阳、李智恒、李丹被合同诈骗案”立案情况的函》、三份《询问笔录》（李阳、钟文利、黄勤）、一份情况说明（黄采南）、协议书（先予仲裁程序调解书），拟证明原告李阳、钟文利在抵押登记办理时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先予仲裁等行为；同时反证被告在收取抵押权登记资料时未实质性的询问登记双方当事人。证据8.（2014）海仲字第446号《调解书》（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拟证明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用其向原告李阳等人骗取的先予仲裁的全套资料，欺骗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对其有利的仲裁调解书，原告等人法律程序上为此受到海南仲裁委员会调解书的法律约束。证据9.（2018）琼01执异794号《执行裁定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拟证明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后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先予仲裁违反法定程序，进而裁定不予执行。原告在该裁定下达后依程序可提起诉讼。证据10.《最高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丹、李阳、钟文利）、《询问笔录》（李丹），拟证明李丹根本没去过登记中心，可以反证被告根本没有询问过抵押权登记双方当事人的事实。证据11.（2015）海中法执字第292号《执行裁定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协助通知书》，拟证明原告等人的财产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原告等人的行政诉权一直被法律约束，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证据12.（2016）琼01民特30号《民事裁定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拟证明原告等人一直在民事上积极主张权利的事实。证据13.两份《结婚证》，拟证明李阳与王彬、钟文利与李建春的婚姻关系。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凿，依法应予维持。经查询涉案房屋登记档案，2014年7月29日，本案李阳、钟文利、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和黄采南共同向原房屋登记机关长沙市房屋产权登记管理中心（现职能隶属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长房权证雨花字第××号、00××81号、00××76号、00××58号《房屋所有权证》、《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47号）、《抵押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47-1号）、完费凭证、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琼金办贷〔2011）15号）等申请材料。被告依法接收申请材料，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依法对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经审核，认为根据上述申请材料，同意按照最高债权额2500000元，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7月29日至2015年7月29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2014年7月30日，被告向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核发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综上，被告在办理涉案他项权证登记程序过程中，严格按照房屋登记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的审慎审查义务，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二、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四原告诉称，被告办理涉案他项权证登记过程中，未审查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申请人双方合同资料原件的一致性等，亦未当面依法询问四原告的真实意愿，及是否需要补充资料；同时涉案房屋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李建春、王彬均未在抵押合同上签名，被告作出登记时却未进行询问及要求补充资料。故被告对抵押权登记资料的审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登记他项权证产生错误。被告认为，首先根据前述涉案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的申请材料，均符合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具备完整性、合法性。其次，根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的记载，被告已经依法向原告李阳、钟文利进行询问，关于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资料是否真实、是否有共有人、房屋现状是否与登记情况一致、是否需要向登记机关说明其他情况等相关问题，均做出回答并签字确认。特别是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存在共有人，原告李阳、钟文利均作出否定的回答。同时，涉案四套房屋产权证书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分别为李阳、钟文利，并无共有人的登记。综上，被告办理涉案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登记，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证据2.××号、00××81号、00××76号、00××58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据3.《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47号）;证据4.《抵押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47-1号）；证据5.完费凭证；证据6.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证据7.《海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琼金办贷〔2011〕15号）；证据1-7拟证明涉案房屋的最高抵押登记权登记的申请材料齐全，房屋登记机构严格按照房屋登记相关规定，已尽法定的审慎审查义务，办理涉案房屋最高额抵押登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第三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述称：被告抵押登记行为合法，四原告的起诉已经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且王彬、李建春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根据当时的法律，本案起诉期限为2年，李阳、钟文利自2014年7月30日领取了抵押权证，已知晓该行政行为，已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现时隔四年多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原告在另案参与仲裁、执行异议、民事诉讼或刑事报案等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被告办理涉案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登记的事实，也均不可能妨碍原告行政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当驳回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二、本案中申请抵押登记的涉案四套房屋产权证，以及抵押登记申请书显示的共有情况均是“无共有产权人”，故原告王彬、李建春不是房屋公示的所有权人，与本案抵押登记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登记机关已经尽到了谨慎的审查义务。我国物权法规定，对产权的认定以登记为准。李阳的配偶王彬、钟文利的配偶李建春提出产权共有，以配偶名义要求撤销抵押登记，没有法律依据。李阳为免除抵押责任，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涉及家庭巨额财产的问题，李阳的配偶王彬及钟文利的配偶李建春没有任何理由对此不知情。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可，超过两年未提起行政诉讼，同样属起诉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应当驳回四原告起诉或者诉讼请求。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四原告提出的应撤销抵押登记的理由均是对四原告等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事由。对于原告主张的合同生效问题，由于我公司已经放款，借款合同已经履行，且对原告抵押人的权益不产生实质影响；原告李阳等是基于300万本息债务免除之利益自愿为黄采南提供抵押担保，签字真实，绝非受欺骗，只要李阳等人对抵押登记是自愿提交和签署就对其权益不产生实质影响。四、登记机关对抵押登记的审查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条（六）“其他必要材料”属于兜底性条款，是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义务，且根据《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明确其他材料只有“登记申请书、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房屋他项权证书、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已转让的证明、对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主债权尚未确定的承诺。”并没有要求对合同进行实质审查。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海南海控贷款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向黄采南出借250万元的交通银行记账回执及《借款凭证》，拟证明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黄采南出借了250万元。证据2.抵押登记申请书；证据3.房屋抵押权登记相关规定；证据2-3拟证明李阳、钟文利将登记在本人名下“单独所有”的房屋进行抵押，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二人亲自到登记机构将房屋抵押给海南海控贷款公司，也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行政机关办理本案抵押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具有公示公信力。证据4.《房屋所有权证》四份、《他项权证》一份，拟证明王彬和李建春非房屋权利人，与该房的抵押权登记更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且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证据5.李阳与湖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明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采南的借款协议及汇款回单；证据6.李阳与黄采南等的《贸易融资抵押担保及反担保合同》；证据7.南海明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采南第1次询问笔录；证据5-7，拟证明原告李阳等为获取300多万元的担保报酬，自愿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将名下单独所有的房产抵押登记至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名下，目的就是企图将自愿办理的抵押担保的责任转嫁于行政机关。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四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对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所有证据无异议。四原告对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四原告、被告及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提供的证据均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纳。但以上证据能否达到四原告、被告及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的证明目的，将依本案的情况进行综合认定。第三人庭黄采南述称：本案的《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47号)、《抵押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47-1号)均是本人签字的，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本人已实际接收250万贷款。本案案外人韩冰是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的授权办理涉案他项权登记的代理人，本人和韩冰将《借款合同》的时间从“2014年7月29日”改为“2014年7月30日”的原因是预约办理被诉他项权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但当事人各方于同年7月29日提前办理手续，应本案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即“借款日期和担保日期必须一致”，遂在现场进行了更改。李阳、钟文利之所以同意将自己的房屋作为抵押办理本案他项权登记，此外李阳等人另案为本人一笔1250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是因为本人的关联公司（洋浦华夏商旅公司）与李阳的弟弟的长沙诚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签署了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经本人与李阳协商，本人免除以上300万元本息债务；李阳等人作为交换条件，为本人本案250万元及另案125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本案被告办理他项权登记程序合法，实体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9日，李阳、钟文利、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和黄采南共同向原房屋登记机关长沙市房屋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原隶属于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现归属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阳持有的长房权证雨花字第××号、00××81号、00××76号及钟文利持有的长房权证雨花字××号《房屋所有权证》、《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47号）、《抵押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47-1号）、完费凭证、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琼金办贷〔2011〕15号）等申请材料。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接收申请材料后，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经审核，被告于2014年7月29日办理涉案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于次日向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核发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该他项权证登记主要内容如下：房屋他项权利人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房屋所有权人为李阳、钟文利，他项权利种类为抵押权，债权总额2500000元，登记期间为2014年7月30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登记类型为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另查明，《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的询问事项记载如下：被告工作人员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当事人意思表示？（回答：是）申请内容与提交的资料是否真实？（回答：是）抵押房产是否有共有人？（回答：否）……是否有需要向登记机构说明的其他问题？（回答：否）。李阳、钟文利作为“被询问人”对以上询问事项签字确认。还查明，2014年10月，海南仲裁委员会根据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申请，就海南海控贷款公司、黄采南与李阳、钟文利等人之间的借款、抵押行为，作出（2014）海仲字第446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11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4）海仲字第446号《民事调解书》及权利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的申请，作出（2015）海中法执字第292号《执行裁定书》。2016年3月，李阳对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予仲裁的（2014）海仲字第446号《民事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并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6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01民特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阳等人申请撤销（2014）海仲字第446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2016年5月，原告李阳等人以被骗取抵押登记为由向长沙公安机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受理初查，于2016年6月17日决定对“李阳、李智恒、李丹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询问了第三人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冰和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勤。2018年6月，李阳等人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不予执行（2014）海仲字第446号《民事调解书》。2018年8月，因法释〔2018〕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的出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月29日根据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8）琼01执异79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2014）海仲字第446号调解书。2018年9月，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就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已受理，案号为（2018）琼0106民初字13971号。四原告认为被告对本案涉及的抵押权登记资料的审核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导致登记他项权证产生错误。遂于2020年3月2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一、本案中，当时生效的《房屋登记办法》《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未明确规定登记机关办理涉案最高额抵押登记程序中需要审查抵押人配偶签字及对申请登记人的房屋权属进行实质审查的职责。另案涉房屋分别登记在李阳、钟文利名下，登记状态为单独所有，并未登记为共有人，故在权利外观上原告王彬、李建春并不是权利人。故原告王彬、李建春与涉案房屋最高额抵押登记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李建春、王彬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李建春、王彬的起诉。四原告主张本案李建春、王彬为涉案房产共有权利人但未在抵押合同上签字，被告在办理登记时未依法进行询问及要求补充相应资料为由，导致案涉他项权证登记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李阳、钟利文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及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均主张原告李阳、钟文利自2014年7月30已知晓被诉他项权登记行为，直至2020年3月2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起诉期限；李阳、钟文利在另案参与仲裁、执行异议、民事诉讼或刑事报案等等行为均不可能妨碍原告行政诉讼权利的行使，不属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的情形，应当裁定驳回李阳、钟文利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原告李阳、钟文利因主张被诉他项权登记基础的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一直通过民事途径主张其权益，故李阳、钟文利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应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之内。据此，本院认定李阳、钟文利于2020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及海南海控贷款公司主张李阳、钟文利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被诉他项权登记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根据当时生效的《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四）最高额抵押合同；（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六）其他必要材料。”本案李阳、钟文利、海南海控贷款公司和黄采南共同向被告申请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并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等申请材料。被告接收申请材料后，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的规定，对涉案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进行受理、审核。经审核，认为前述共同申请人提交的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于2014年7月30日向海南海控贷款公司核发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并无不当。李阳、钟文利主张被告办理被诉他项权登记时，未询问涉案房屋共有人情况及未要求补充相应证明资料，故被诉登记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本案中，李阳、钟文利所持有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均登记为单独所有，不存在权利人上房屋的共有人登记信息；另据《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记载，被告工作人员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申请内容与提交的资料是否真实”“抵押房产是否有共有人”等问题已作详细询问，李阳、钟文利均予以选择回答并签字确认。故李阳、钟文利的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被告作出被诉他项权证登记的合法性问题。如四原告认为被诉他项权登记的基础行为即借款及抵押行为无效或者应当撤销，应当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解决。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李建春、王彬不具有原告资格，应裁定驳回李建春、王彬的起诉。原告李阳、钟利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李建春、王彬的起诉；二、驳回原告李阳、钟文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阳、钟文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树兵审 判 员  陈丽琛人民陪审员  曹群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 赞附本判决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