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3947号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颜跃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淑娴，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碧蓉，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张大钧。被告：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欧广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炯敏，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波，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公司）与被告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辉公司）、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临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淑娴，被告广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炯敏、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临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淑娴、阮碧蓉，被告广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炯敏、高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蓝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两次开庭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临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蓝辉公司偿还借款4031250元、利息181460元、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4031250元和利息181460元之和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13日为3755630.96元）；2.蓝辉公司承担因其逾期还款而给临海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案件中临海公司为申请财产保全支付的评估费4000元、案件受理费4280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律师费42500元，（2016）粤01民终7733号案件受理费42808元、律师费21250元，（2017）粤民申6099号案件律师费30000元，本案律师费50500元；3.广药公司对蓝辉公司全部债务及其给临海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4.蓝辉公司、广药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事实与理由：2012年，广药公司邀请临海公司开展磷酸铁锂电池组购销业务，业务模式为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电池组后再销售给广药公司，从而给予广药公司一定时间的账期。2012年12月20日，临海公司的母公司广州南英进出口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开会讨论，认为广药公司是国有企业，与其开展前述业务风险相对可靠，同意与广药公司开展前述业务。2013年3月25日，临海公司、广药公司工作人员组成考察组前往蓝辉公司所在地考察。考察小组发现蓝辉公司为海南省新材料生产重点企业，技术工艺及实验设备达国家领先水平，生产工艺整体规范，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于是正式开展上述贸易，相关交易持续了约一年时间。2014年3月21日，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签订编号为LHM×××-×-2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4031250元。临海公司依约向蓝辉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同日，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签订编号为B×××-×B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4212710元。广药公司应在2014年6月25日完成付款。2014年6月5日、2014年7月2日，临海公司两次向广药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支付货款。2014年8月14日，临海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广药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支付货款。2014年8月26日，广药公司回函请求临海公司谅解其实际困难，给予还款宽限期并免除滞纳金。2014年11月11日，因广药公司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临海公司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后广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审理过程中，经广药公司举证及说明，临海公司才知晓广药公司的下游采购方广州市永镒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镒公司）与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大钧，整个交易实为融资性贸易，临海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电池组销售给广药公司只是其中一环。2016年12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终7733号民事判决，认为广药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的本案《产品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视为融资性贸易关系，对于因融资性贸易关系产生的纠纷，双方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2017年11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申6099号民事裁定，认为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交易视为融资性贸易并无不当。鉴于（2016）粤01民终7733号民事判决、（2017）粤民申6099号民事裁定均认定本案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广药公司应当根据案涉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向临海公司偿还借款4031250元、利息181460元、逾期利息3755630.96元。临海公司基于对广药公司国企身份的信任同意加入磷酸铁锂电池组贸易，双方工作人员组成考察小组前往蓝辉公司所在地考察。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回函请求谅解其实际困难，给予还款宽限期并免除滞纳金。广药公司在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中自认其每次在收到永镒公司的款项后将货款转给临海公司并在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收取了0.6%的手续费。广药公司在案涉融资性贸易中实际把控了全部环节并按期收取相应手续费，应对蓝辉公司的全部债务及其给临海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蓝辉公司、广药公司未及时还款，导致临海公司向法院起诉广药公司并产生相应的评估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律师费以及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律师费等费用应由蓝辉公司、广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中，临海公司主张其诉请的利息181460元系编号为B×××-×B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与编号为LHM×××-×-2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之间的差额，逾期利息计算标准则是以编号为B×××-×B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为依据。被告蓝辉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被告广药公司答辩称：第一，我方不同意临海公司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及支付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本案临海公司是以借款合同提起起诉，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为融资性贸易纠纷，临海公司在2013年6月起至2014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即向蓝辉公司发放8笔借款，根据其提交的补充证据，其自认进行放贷行为十九次，且不含本案诉讼涉及的借贷。再结合其所述《会议纪要》，其明确放贷行为是为了拓展业务渠道，提高公司经营效益，临海公司不具有从事金融贷款的业务资质，多次向蓝辉公司发放贷款违反了国家相关金融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且涉案的借款合同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是以买卖合同的形式签署，蓝辉公司对买卖合同项下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是知情的，临海公司在开展上述交易前经过其公司领导的研究及决策，在明知违反金融法规的情况下，以买卖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3款、第5款的规定，无论是双方签订的形式上的买卖合同还是实际上构成的借款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第二，涉案合同的款项由于蓝辉公司没有到庭进行核实及确认，我方不清楚该笔款项临海公司是否借给蓝辉公司。如果确实是由蓝辉公司向临海公司借款，那依照合同无效的原则，应由实际使用人和借款的需求方蓝辉公司向临海公司归还，我方没有收到临海公司的任何借款，临海公司也不是通过我方的账户向蓝辉公司支付借款，故以无效合同的后果恢复原状的原则，涉案借款的偿还责任由蓝辉公司承担。第三，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融资性贸易纠纷，而非一般的借贷关系，涉及的主体复杂并且资金在各主体之间形成了闭合循环，我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出，我方在该闭合循环中间处于代收代支的委托关系，我方是接受蓝辉公司的委托向临海公司支付蓝辉公司向临海公司归还的借款。资金的流动是蓝辉公司将资金给到永镒公司以后，再由永镒公司向我方支付，我方收到永镒公司的款项即刻交给原告，蓝辉公司和永镒公司已经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同一公司。我方并非是资金的实际使用人，从本案的交易金额可以看出，临海公司将资金借贷给蓝辉公司，再到收回资金其获利为4.5%，（2019）粤0115民初3946号案中则获利为3%，而我方在代收代支中仅获取少量的手续费0.6%。因此从双方的获益可以看出，临海公司在融资性贸易中是处于出借方、主导方、最大收益方的地位，我方仅为转付款项的从属方。永镒公司是该闭合循环中间的一个环节，已经经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故我方认为永镒公司是本案的主体，对此我方已经申请追加永镒公司作为被告。第四，由于蓝辉公司没有到庭，故我方仅对我方与临海公司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进行陈述，合同第4条第2款约定结算之前供方即临海公司，应当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我方，临海公司至今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故结算期不能以2014年6月27日进行计算。根据合同第6条第1款的约定，逾期利息日万分之五是针对货款，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明确合同项下并无货物交付，因此该逾期利息不能作为迟延归还借款的逾期利息。第五，本案临海公司是以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并且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其从2014年6月27日起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没有向实际借款人蓝辉公司主张过还款义务，也未向我方主张过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案临海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第六，关于我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我方认为如果是法院认定为合同无效，则不存在我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如果法院认为合同有效：（1）连带责任必须有我方愿意承担的明确表示；（2）临海公司所主张的蓝辉公司的账户信息并不能够显示出我方愿意对涉案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归还责任；（3）临海公司不仅仅只是跟我方与蓝辉公司产生融资性贸易，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显示在其与我方进行交易之前已和广州市白驹物流有限公司及蓝辉公司发生过相似的融资性贸易的交易，并且从我方查询的资料显示，白驹物流公司是自然人股东，并非国企；（4）临海公司所主张的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为九民纪要的第23和91条，其中23条指的是有明确愿意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而临海公司提交的我方向其出具的《回复函》明确表示，没有归还资金货款是由于永镒公司没有向我方付款，所以造成我方不能向临海公司付款，此不符合第23条的规定。至于第91条涉及的是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及流动性支持的项目，与本案事实不符，因此即便是本案合同有效，临海公司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第七，临海公司所要求的损失，其中关于（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案件涉及的案件受理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费已由生效判决认定由临海公司自行承担。案件所有涉及的律师费双方均没有约定，故其要求我方承担上述费用的连带责任没有依据。至于（2017）粤民申6099号案，根据上述意见，费用也应由临海公司自行承担。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1日，临海公司（需方）与蓝辉公司（供方）签订编号为LHM×××-×-2的《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LHM×××-×-2《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组10750组，单价375元/组（含增值税），金额合计4031250元；双方签订合同7天内完成交货，蓝辉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中山劲能电池公司仓库，货价已含运费；双方以书面方式确认数量质量与结算金额，双方确认运货数量、质量后临海公司4个工作日内按确认金额付款，蓝辉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临海公司，临海公司以汇款方式付齐全额货款；临海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额货款的，蓝辉公司有权停止供货，临海公司应向蓝辉公司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逾期部分日息万分之五计算，但不表示蓝辉公司允许临海公司能够支付违约金而拖延支付货款；因蓝辉公司责任未能按合同约定供货的，双方可协商撤销合同，蓝辉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临海公司退还未供货部分的货款并偿付临海公司未供货部分货款的千分之五作违约金。同日，临海公司（需方）与蓝辉公司（供方）还有签订编号为LHM×××-×-1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内容与前述LHM×××-×-2《产品购销合同》完全一致。同日，临海公司（供方）与广药公司（需方）签订编号为B×××-×B的《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B×××-×B《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组10750组，单价391.88元/组（含增值税），金额合计4212710元；双方签订合同7天内完成交货，临海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中山劲能电池公司仓库，货价已含运费；双方以书面方式确认数量质量与结算金额，双方确认运货数量、质量后90天内结算，结算前临海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广药公司，广药公司按发票汇款结算；广药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额货款的，临海公司有权停止供货，广药公司应向临海公司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逾期部分日息万分之五计算，但不表示临海公司允许广药公司能够支付违约金而拖延支付货款；因临海公司责任未能按合同约定供货的，双方可协商撤销合同，临海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广药公司退还未供货部分的货款并偿付广药公司未供货部分货款的千分之五作违约金。同日，临海公司（供方）与广药公司（需方）还有签订编号为B×××-×A的《产品购销合同》，除单价约定为386.25元/组、金额合计为4152187.5元、结算期限为60天外，其他合同内容与前述B×××-×B《产品购销合同》完全一致。临海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向蓝辉公司付款1410000元和1390000元，于2014年3月27日又付款1231250元，合计4031250元，对应的交通银行记账回执记载的回单编号依次为14007183、14007088、14007298。本案诉讼中，临海公司主张该4031250元系针对LHM×××-×-2《产品购销合同》进行支付。2014年3月27日，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签署《货物收据》，确认双方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LHM×××-×-1、LHM×××-×-2合同项下磷酸铁锂电池组货物交接已经完成，均验收合格，两份合同项下结算金额均为4031250元。同日，广药公司与临海公司签署《货物收据》，确认双方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B×××-×A、B×××-×B合同项下磷酸铁锂电池组货物交接已经完成，均验收合格，B×××-×A合同项下结算金额为4152187.5元，B×××-×B合同项下结算金额为4212710元。2014年5月26日，临海公司向广药公司开具编号为10927495-10927498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金额合计4212710元。2014年6月5日，临海公司出具《催款函》敦促广药公司支付B×××-×A合同项下款项，该函于同日送达广药公司。2014年7月2日，临海公司出具《催款函》敦促广药公司支付B×××-×A、B×××-×B合同项下款项，该函于次日送达广药公司。临海公司又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关于尽快支付所欠临海贸易公司货款及滞纳金的函》敦促广药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前支付B×××-×A、B×××-×B合同项下款项及此前就其他合同项下货款产生的滞纳金。2014年8月26日，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出具《回复函》表示“贵司委托律师向我司发出的律师函收悉，现就‘B×××-×A’和‘B×××-×B’两份合同项下货款事宜，作如下回复：由于近期部分客户拖欠我司大笔货款，导致我司资金相当紧张，以致无法及时付清贵司货款，对此，我司深表歉意，并恳请贵司能予以谅解。我司正积极采取措施，力争早日付清贵司货款，唯请贵司能免除滞纳金。上述两份合同项下的货物，我司售予广州市永镒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司至今未支付分文货款，直接导致我司未能向贵司付款。现我司已委托律师，准备对永镒公司提起诉讼，一旦追回货款，将全额付清贵司货款。望贵司能体谅我司的实际困难，给予还款宽限期，并免除滞纳金。我司将尽最大努力，争取早日付清贵司货款。”2014年11月11日，临海公司将广药公司诉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广药公司支付B×××-×B《产品购销合同》项下货款42127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赔偿评估费4000元等。为此，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立（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案予以受理。该案中，广药公司抗辩称该案属于企业借贷纠纷而非货物买卖纠纷，是临海公司借款给蓝辉公司，由蓝辉公司通过永镒公司给广药公司，广药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临海公司，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之间、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之间、广药公司与永镒公司之间所订立的购销合同都是虚假的，都是无效合同，主要原因是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之间的资金借贷而发生的，以合法的贸易形式掩盖真实的企业之间的金融借贷关系。该案庭审中，广药公司还主张，临海公司是出借方，蓝辉公司是借贷方，临海公司将款借给蓝辉公司后，在2-3月期间内，再由与蓝辉公司相关联的永镒公司将款略高于他们之间的合同金额汇入广药公司账户，由广药公司收取约0.6%的费用，再将余下的全部划给临海公司账户，临海公司账户有3%的结余作为收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B×××-×B《产品购销合同》是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临海公司已依约履行交货义务，广药公司未向临海公司支付货款，构成违约，遂判决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支付货款4212710元及逾期利息并驳回临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广药公司不服（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粤01民终77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对于本案《产品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从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合同价款是否合理、标的物是否实际交付流转、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常理等方面进行审查。首先，根据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签订的本案《产品购销合同》及临海公司提交的其与上游客户蓝辉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广药公司提交的其与下游客户永镒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除合同价款外，前述各合同在订立日期、标的物的类型、数量、质量等方面完全相同，再结合蓝辉公司与永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大钧的事实，应可认定在上述各公司之间实际形成了一个闭合性的循环交易关系。第二，从前述各合同的交易价款来看，蓝辉公司与临海公司之间、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之间、广药公司与永镒公司之间所涉合同价款，显示为逐步递增的情形，即在同一天内，蓝辉公司以低价出售、通过临海公司、广药公司、再由永镒公司以高价购买的方式同时完成各方之间的交易。本院认为，在蓝辉公司、永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归一的情况下，两公司实际上通过临海公司、广药公司，以低卖高买的方式从事亏本的交易，这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交易特征，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第三，根据公安机关向张大钧所作的询问笔录，张大钧明确表示上述各方之间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的只是名义上的锂电池贸易，没有真实的货物交割，实际是借款，利息以利润方式体现等，经审查，张大钧在公安机关所作供述具备客观真实性，且能够解释上述各方之间在交易上存在的不合理之处。第四，综合前述情况，本院认为，广药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的该案《产品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实为融资性贸易关系，临海公司未实际交付涉案货物等事实。在是否履行交货义务存疑的情况下，临海公司作为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的规定，本院认为，广药公司的举证效力高于临海公司，对广药公司的上述主张，应予以采信。临海公司坚持以本案《产品购销合同》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其已向广药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广药公司已出具《货物收据》为由，主张广药公司承担该合同项下支付货款本息的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因融资性贸易关系产生的纠纷，双方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遂判决撤销（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临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8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临海公司负担。临海公司不服（2016）粤01民终7733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7）粤民申609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临海公司未能就货物实际交付进一步举证，广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并证实其主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临海公司、广药公司之间的交易实为融资性贸易，临海公司主张广药公司支付货款本息缺乏依据，并无不当。遂驳回临海公司的再审申请。临海公司不服（2016）粤01民终7733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穗检民（行）监［2018］4401000057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临海公司的监督申请。另查明，蓝辉公司于2013年8月向广药公司出具《担保书》，载明“兹本公司（或本人）就贵司有关货款事宜作出承诺如下：凡属有关广州市永镒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公司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组或其他货物的货款，本公司（或本人）愿意将自身的资产及设备抵押给贵公司，抵押担保范围包括逾期未付货款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广州医药进出口公司为实现该债权的费用。如果不能按期还清货款，则以变卖抵押的资产与设备的价款优先支付给贵公司。本承诺一经签字（盖章）后不可撤销，且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担保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担保书》的股东签字栏处有“张大钧”等字样签名。广药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出具《报案材料》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举报，认为永镒公司和蓝海公司以合同为幌子，虚构交货事实，骗取钱财，已构成诈骗。《报案材料》的第三部分“报案经济合同介绍”记载“1、举报人与上游客户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临海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购货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共421.27万元。同日，与下游客户广州市永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永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425.06万元。按合同约定，应于2014年5月20日付清货款，但‘永镒公司’至今分文未付。2、举报人与上游客户‘临海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购货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415.21万元。同日，与下游客户‘永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417.7万元，按合同约定，应于2014年5月26日付清货款，但‘永镒公司’至今分文未付”。3、举报人与上游客户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蓝辉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购货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300万元。同日，与下游客户‘永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货物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312万元。按合同约定，应于2014年5月26日付清货款，但‘永镒公司’至今分文未付。‘永镒公司’共欠举报人货款11547785.00元。”《报案材料》第四部分“报案理据”记载“从2012年开始，举报人与上游蓝辉公司或临海公司，下游顺能公司发生燃料油业务，即广药公司从蓝辉公司或临海公司购进燃料油，销售给顺能公司，在2012年发生了2次燃料油贸易后，转为经营磷酸铁锂电池贸易，上下游客户不变。直到2013年8月，顺能公司讲，其所属的广业集团的贸易业务出现问题，导致整个广业系统下的贸易业务全面进行自查，顺能公司的业务也因此全面停顿（包括结算支付工作），由此直接影响到举报人与顺能公司之间有关磷酸铁锂电池组的贸易业务。基于此情况，顺能公司提出举报人直接向其下游客户永镒公司供货、收款。顺能公司从2013年6月开始把销售磷酸铁锂电池业务转移到永镒公司。从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举报人有发生向下游客户永镒公司供货、收款的业务。由于举报人对永镒公司的情况所知不多，因此，举报人要求永镒公司提供有效担保。永镒公司为了获得举报人信任，达成交易目的，由蓝辉公司及其三位股东于2013年8月出具《担保书》，为永镒公司向举报人支付的货款提供担保。2013年10月，永镒公司提交一份由天津盛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价值咨询、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对蓝辉公司拥有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线评估价值为3750.07万元。基于蓝辉公司及其三位股东出具的担保以及用以公司对磷酸铁锂电池项目前景的信心，举报人同意与永镒公司交易。因此，发生上述三笔交易……”公安机关于2014年11月24日对蓝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大钧所作《询问笔录》记载“问：说说永镒公司与广药公司的贸易情况？答：在2011年，我通过广东顺能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认识了广药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张耀华，我们当时谈到我控制的蓝辉公司由于生产上资金不足，需要资金进行运作，……双方多次商谈并到蓝辉公司在海南省××厂区进行了考察，我们约好进行锂电池贸易进行借款的模式……。问：后来为什么有临海公司的贸易？答：由于后来，我公司进行扩大生产，广药公司提供每期300万元的资金已经不够，我提出要增加，广药公司说该公司只能提供300万元，加上顺能公司由于公司内部问题，不能再进行锂电池的业务。张耀华就介绍了临海公司，……通过商谈，临海公司就加入了锂电池的贸易，作为出资方，其贸易模式是：由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购买锂电池，然后销售给广药公司，广药公司再转卖给永镒公司，永镒公司收到钱后，再投入到蓝辉公司。我方也是按每月2.3%至2.6%的利率支付利息，利息是在合同上以利润形式体现。临海公司每期提供的资金大约在800万元左右，每次基本都是分两个合同来签署。……问：永镒公司与广药公司一共做了多少锂电池贸易？答：经初步统计，……广药公司通过临海公司转付（临海公司作为出资方）的贸易一共有4908万元，余下806.25万元未还，我方已支付利息150万元。……问：蓝辉公司、永镒公司在与广药公司、临海公司以上锂电池贸易有否真实的贸易关系？答：没有，从来都没有真实的货物交割。双方进行的只是名义上的锂电池贸易，实际是借款，利息以利润方式体现。……”张大钧在该《询问笔录》中还表示“……贸易过程中，我方由于几次出现资金回笼慢，还款出现了延期，广药公司有点担心，要求我提供保证，于是在2013年8月，我向广药公司提供了以蓝辉公司生产设备进行保证的《担保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的价值是3700多万元，但我认为蓝辉公司的生产设备价值6000万元左右……”公安机关于2014年11月27日对蓝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大钧所作《询问笔录》记载“问：蓝辉公司的经营情况？答：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但具体负责经营、管理的是原来的股东黄琪。问：永镒公司的经营情况？答：永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是我本人，但永镒公司只是为蓝辉公司进行融资的一个平台及还款平台，所有的业务都与蓝辉公司有关。……问：蓝辉公司的经营情况？答：蓝辉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停产，生产设备还在，原来的股东黄琪及高迎把公司的股份、生产设备转让给我个人，现在蓝辉公司我本人占100%股份。……”再查明，本案诉讼中，临海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9月在广药公司介绍与撮合下与蓝辉公司进行过一次试验性交易，由广州市白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驹公司）向其付款，其向蓝辉公司付款，蓝辉公司向广药公司付款，广药公司再向白驹公司付款。为证明该主张，临海公司提供了编号为LH-×××的《产品购销合同》、编号为BJ-×××的《产品购销合同》、《关于收款账号更改的函》、《情况说明》以及白驹公司向临海公司转账、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转账、广药公司向白驹公司转账的付款凭证作为证据。编号为LH-×××的《产品购销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需方）与蓝辉公司（供方）于2012年9月10日签订，约定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购买8000组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3000000元。编号为BJ-×××的《产品购销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供方）与白驹公司（需方）于2012年9月20日签订，约定白驹公司向临海公司购买8000组磷酸铁锂电池组，合同金额3015000元。该两份合同除货物单价、合同金额外，交货时间、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完全一致。付款凭证则显示，白驹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26日、2012年12月20日向临海公司付款2110500元、904500元，合计3015000元；临海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26日、2012年12月21日向蓝辉公司付款2100000元、900000元，合计3000000元；广药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0日、2012年12月26日向白驹公司付款900000元、2262000元，合计3162000元。《关于收款账号更改的函》显示由广药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向临海公司出具，载明“贵司与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LH-×××）收款帐号更改为：公司名称：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迎宾支行账号：22×××31请贵司将该笔货款转入以上银行账号，我司确认信息无误，请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为盼。”该函中的收款账户信息与临海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2012年12月21日向蓝辉公司付款时蓝辉公司的收款账户信息一致。《情况说明》显示由白驹公司出具，载明“2012年，根据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广药公司’）的介绍，同时基于我司对广药公司的信任以及我司自身的投资需要，我司曾参与到广药公司与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已合作开展的购销磷酸铁锂电池合作项目（下称‘本项目’）中。后来，再经广药公司介绍，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亦于2012年9月份首次参与到本项目中。此后，我司由于自身原因从2012年11月起未再参与本项目，故对本项目此后的开展情况不甚了解。”临海公司另主张，2012年12月6日，其母公司广州南英进出口有限公司贸易一部向公司领导请示是否与广药公司开展磷酸铁锂电池组购销业务，广州南英进出口有限公司领导为此作出《会议纪要》。临海公司提供的《请示》载明“公司领导：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司拟计划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磷酸铁锂电池组购销业务。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隶属‘广药’集团的上市公司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5年3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我司计划从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电池组，再销售给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上请示妥否，请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后批示。”该《请示》无盖章，但有“提请公司班子会研究决定张斌”字样的手写字迹。临海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显示于2012年12月20日印发，记载“为进一步拓展业务渠道，提高公司经营效益，2012年12月20日，卢金城总经理在会议室主持召开南英公司领导班子会议。会议就‘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磷酸铁锂电池组购销业务’事宜进行讨论。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隶属‘广药’集团的上市公司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5年3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经公司领导研究，认为与该公司开展该业务风险相对安全可控，会议讨论同意并通过，请各部门按公司规定进行合同审批及办理相关结算工作。”临海公司还主张，临海公司在2013年1月14日开始正式与蓝辉公司、广药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至2013年12月20日，临海公司与蓝海公司、广药公司之间共开展9笔交易，签订合同19份。为证明该主张，临海公司提供了多份显示签订时间在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12月20日期间的《产品购销合同》，其中显示由临海公司作为需方与蓝辉公司作为供方签订的共计9份，合同内容均与LHM×××-×-2《产品购销合同》高度相似，由临海公司作为供方与广药公司作为需方签订的共计10份，合同内容均与B×××-×B《产品购销合同》高度相似。临海公司主张，包括2012年9月进行的试验性交易以及LHM×××-×-1、LHM×××-×-2《产品购销合同》所涉交易在内，其参与了共计12次融资性贸易，且均与广药公司相关，其在该些交易中的地位均属于借款的出借人。本案诉讼中，广药公司亦有提供2013年6月7日至2014年3月21日期间多份显示由临海公司作为需方与蓝辉公司作为供方签订、临海公司作为供方与广药公司作为需方签订、广药公司作为供方与永镒公司作为需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拟证明临海公司自2013年以来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多次放贷谋取利益以此作为收入来源，违反金融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广药公司在交易中仅为代收代付款的角色。该些《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凡是有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日期，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广药公司与永镒公司均有在同一天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广药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7日至2013年12月20日期间由临海公司作为需方与蓝辉公司作为供方签订的6份《产品购销合同》和由临海公司作为供方与广药公司作为需方签订的7份《产品购销合同》，与临海公司提供的一致。广药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还包括广药公司作为供方与永镒公司作为需方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编号分别为B×××-04A、B×××-04B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该两份合同均显示永镒公司向广药公司购买10750组磷酸铁锂电池组，而且合同中关于交货时间、交货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的内容与B×××-×B《产品购销合同》一致，不同之处在于，编号为B×××-04A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单价为388.57元/组（含增值税）、金额为4177127.5元、结算期限为供需双方确认数量质量与结算金额后60天内，编号为B×××-04B的《产品购销合同》则约定单价为395.41元/组（含增值税）、金额为4250657.5元、结算期限为供需双方确认数量质量与结算金额后90天内。临海公司对广药公司提供的全部《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诉讼中，广药公司确认其分别于2012年12月20日、2012年12月26日向白驹公司付款900000元、2262000元，但表示该些款项的支付与本案无关，是基于其与白驹公司的其他关系而支付，其没有参与临海公司所称的该次试验性交易。至于《关于收款账号更改的函》，其中的合同编号即使能对应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于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也只是表明广药公司在尝试性的交易中比较谨慎，得知蓝辉公司账号变化后告知临海公司而已，在此之后，临海公司在2012年12月经过高层决策已经自行决定与蓝辉公司交易并进行了考察，即使是广药公司与蓝辉公司关系密切，也不能成为广药公司对蓝辉公司的借款承担偿还义务的法定理由或者约定理由。关于要求广药公司对蓝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临海公司于本案诉讼中补充以下意见：首先，本案中临海公司实际是根据广药公司的指令开展交易，广药公司曾出具《关于收款账号更改的函》指令临海公司将收款账户更改为蓝辉公司名下的另一账户，并明确表示“我司确保信息无误，请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从该表述可以看出本案所涉的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融资性贸易的交易实际是广药公司在操盘掌控。蓝辉公司所有的还款都不是与临海公司结算，自始至终向临海公司还款的主体都是广药公司，广药公司实际上是严格按照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在履行付款义务，至于广药公司、永镒公司何时进行结算与临海公司无关。整个交易是临海公司基于自己与广药公司双方均是国企，基于对广药公司的信任才发生的。广药公司一直承担还款义务，一手主导了交易，还出具《回复函》明确表示其拖欠款项，承诺一定付清货款。基于以上要素，广药公司构成债的加入。债的加入和保证一样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相当于在债务人之外为债务人增加了一个新债务人，因此广药公司应当根据债的加入原理对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次，退一步而言，假设本案构成融资性贸易交易，假设广药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债的加入，广药公司至少也是融资性贸易的居间方，根据张大钧在《询问笔录》中所述，可以看出广药公司一直在与蓝辉公司交易，之后因其他合作方营业范围发生改变，再介绍临海公司进行交易。广药公司也自认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每次可以获得0.6%的收益。根据白驹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无论是白驹公司还是临海公司，均是基于对广药公司的信任、经广药公司介绍才参与交易。广药公司曾于2013年8月要求蓝辉公司出具《担保书》，根据张大钧在《询问笔录》中所述，蓝辉公司在2014年上半年已经停产，广药公司之所以要求蓝辉公司提供担保正是因为蓝辉公司已经营业困难甚至停产，但是广药公司从来没有向临海公司披露过该些事实，《担保书》也是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才披露的。基于以上因素，广药公司实际掌握涉案交易的全过程，介绍临海公司参与其中，实际一直承担了付款人的角色，在明知道蓝辉公司经营状况出现困难甚至停产而未向临海公司披露，导致临海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再查明，本案诉讼中，临海公司主张，其在（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5号案中申请对广药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在申请时需要提供担保，由其关联公司广州南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房产作为担保，为证明该房产的价值，由第三方机构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产生了8000元评估费，平摊到两案中每个案件为4000元。为此，临海公司提供了《评估委托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作为证据。《评估委托协议书》显示由广州南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临海公司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共同于2014年签订，记载“鉴于丙方拟就其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合同纠纷事宜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甲方将以自身所有的房地产为丙方提出的上述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故需委托评估机构对甲方所有的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评估服务费为人民币8000元”。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现实临海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向深圳市国咨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付款8000元。为证明己方因（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案支出律师费42500元，临海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4）卓诉字第（091934）号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国银行收付款凭证、交通银行记账回执、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证据。《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与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记载“甲方因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货款纠纷事宜，现委托乙方为其代理该纠纷诉讼的一审阶段的法律事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为人民币85000元……”。中国银行收付款凭证、交通银行记账回执显示临海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8日向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付款30000元、55000元。为证明己方因（2016）粤01民终7733号案支出律师费21250元，临海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6）卓诉字第（012934）号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证据。《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与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记载“甲方因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二案［案号：（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以下统称‘本案’］，现委托乙方为其代理本案诉讼的二审阶段的法律事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为人民币42500元……”。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临海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付款42500元。为证明己方因（2017）粤民申6099号案支出律师费30000元，临海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7）汇俊民字第253号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证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原审案号为（2016）粤01民终7733号、（2016）粤01民终7734号的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委托事项为申请再审代理及执行，两案前期分别收取基础律师费30000元等。为证明己方因本案支出律师费50500元，临海公司提供了编号为［2019］YS-JZ-008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证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显示由临海公司、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记载“甲方因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与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件需聘请乙方律师……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且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合格、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基础办案费用的70%，即91000元……”。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显示临海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向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付款91000元。本院认为：蓝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临海公司作为供方与广药公司作为需方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B×××-×B《产品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实为融资性贸易关系，临海公司未向广药公司实际交付货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对此已经有所认定。综合本案证据，亦足以认定临海公司、蓝辉公司、永镒公司、广药公司在2014年3月21日同一天相互间签订多份《产品购销合同》形成封闭式循环买卖交易，实际是为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出借款项进行掩饰，B×××-×B《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合同金额和LHM×××-×-2《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合同金额之间的差额实际属于借款利息，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期限实际属于蓝辉公司的还款期限，该些《产品购销合同》系各方共同作出的虚假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的买卖合同，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临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三、蓝辉公司应否向临海公司赔偿在（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2016）粤01民终7733号、（2017）粤民申6099号等案件中发生的评估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律师费等损失；四、蓝辉公司应否向临海公司赔偿在本案中发生的律师费损失；五、广药公司应否对临海公司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蓝辉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仅就临海公司在本案中向广药公司主张权利有无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B×××-×B《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结算期限和广药公司出具相应《货物收据》的日期，对应借款的还款期限于2014年6月25日届满。后临海公司发出《催款函》、律师函敦促广药公司付款以及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广药公司付款，乃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行为，均属于向广药公司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临海公司在本案中向广药公司主张权利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广药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临海公司提供的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12月20日期间由临海公司作为需方与蓝辉公司作为供方签订的多份《产品购销合同》、由临海公司作为供方与广药公司作为需方签订的多份《产品购销合同》，足以证明临海公司与广药公司多次共同参与与案涉交易模式相同的融资性贸易，临海公司属于出借人，广药公司则作为参与人之一为蓝辉公司向临海公司还款提供通道，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交付款项属于交易的最后一环。临海公司亦确认其曾作为出借人参与的融资性贸易多达12次。由此说明，临海公司向蓝辉公司出借包括案涉借款在内的多笔款项并非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临海公司作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质的企业，长期通过买卖形式放贷牟利，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扰乱金融秩序，其与蓝辉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但蓝辉公司仍应向临海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并赔偿利息损失。临海公司要求蓝辉公司返还借款403125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损失，应自蓝辉公司取得借款之日起算，即以2800000元（1410000+1390000）为基数自2014年3月26日起、以1231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借款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临海公司要求按照B×××-×B《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与LHM×××-×-2《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金额之间的差额计收利息并以B×××-×B《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为依据计收逾期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临海公司作为交易主体，在与蓝辉公司、广药公司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对于蓝辉公司实际有无向己方交付货物以及己方有无实际向广药公司交付货物理应知情，其却声称其是在广药公司就（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后才知晓整个交易实为融资性贸易，明显不符合常理。临海公司对于其支付给蓝辉公司的款项属于借款而非货款应当具有清晰认识。在此情况下，临海公司仍以其与广药公司签订的B×××-×B《产品购销合同》系真实的买卖合同为由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该《产品购销合同》所涉法律关系实为融资性贸易关系后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临海公司因该些案件发生的评估费、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属于其罔顾事实错误选择诉讼策略而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其要求蓝辉公司赔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临海公司与蓝辉公司之间无关于临海公司实现借款债权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由蓝辉公司承担的约定，临海公司要求蓝辉公司承担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如前所述，在临海公司、广药公司共同参与的多次融资性贸易中，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交付款项系交易的最后一环。广药公司的这种“付款人”角色系交易各方基于完成封闭式循环交易、掩饰借贷关系的需要而设置，并不意味着广药公司属于借款的偿还义务人。从广药公司向临海公司出具的《回复函》内容来看，该函件的内容系广药公司以《产品购销合同》中的需方口吻作出，体现的仍然是其在融资性贸易中所处的资金流通通道提供者的地位，亦即前述“付款人”角色，不能等同于广药公司认可己方负有向临海公司偿还借款的义务。至于《关于收款账号更改的函》，其内容不足以反映广药公司在融资性贸易中属于主导者、操盘者角色。而且广药公司在融资性贸易中是否属于主导者、操盘者角色，是否收取一定费用，均与广药公司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并无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广药公司有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临海公司主张广药公司构成债务加入，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临海公司提出的其系经广药公司邀请、介绍加入融资性贸易的说法，广药公司并未予以认可。仅凭张大钧的陈述以及临海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请示》《会议纪要》而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认定该说法属实。而且，无论该说法是否属实，在参与融资性贸易后，作为借款人的蓝辉公司的经营情况、偿付能力变化理应属于作为出借人的临海公司注意范畴，广药公司并无相关的提醒告知义务，广药公司对于临海公司尚未收回借款不存在过错。临海公司要求广药公司对蓝辉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4031250元；二、被告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28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6日起、以1231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借款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损失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250.5元，由原告广州临海贸易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6192.5元，由被告海南蓝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30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晓宇人民陪审员  何慧玲人民陪审员  魏景霞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麦桂仪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