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1918号原告：北京中侨华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孟祥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妹，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璐颖，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邓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乃韦，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农，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中侨华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侨公司)与被告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妹、徐璐颖、被告强生公司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中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妹、徐璐颖、被告强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乃韦、李向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强生公司支付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价损失7,878,229.26元及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于1993年起每年签订《经销商协议书》，约定中侨公司系强生公司在北京市的产品经销商。合同履行过程中，强生公司汪某某等不定期要求中侨公司降价销售产品，并承诺承担中侨公司执行降价销售指令产生的利润损失。根据强生公司委托第三方按照实际降价销售量在赢销通中的记载，中侨公司于2013年10月至12月执行降价销售指令产生的利润差额为336,407.99元，于2014年1月至9月执行降价销售指令产生的利润差额为7,541,821.27元。事后，强生公司因内部决策者实施职务侵占犯罪而未向中侨公司支付上述差额款7,878,229.26元。2014年9月起，中侨公司每月均在强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内标注，反馈给强生公司以示催讨，但强生公司置之不理。2017年，强生公司无故未与中侨公司签订经销合作协议，且强生公司拒绝支付上述差额款7,878,229.26元。中侨公司无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强生公司辩称，其一，强生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中侨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实强生公司有任何违约行为。其二，中侨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任何损失。降价促销活动系中侨公司自主发起，并非接收强生公司的指令。汪某某仅系强生公司原电子商务经理，其无权代表强生公司对经销商的任何一个促销活动进行审批。若须强生公司承担任何费用，都需要先由电子商务经理提交TP促销申请，经高级电子商务经理、部门总监和财务部审批才能获得冲账编号即BC号。中侨公司对此知情。退一步讲，即使强生公司要求中侨公司降价销售产品，强生公司也未承诺承担降价销售的利润差额款，汪某某无权代表强生公司承诺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况且，中侨公司主张降价补差系通过另行购买货物时享受折扣的方式实现的，中侨公司现要求强生公司直接向其支付货币，无任何依据。其三，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对中侨公司主张的降价促销有明确约定，且相关费用已结算完毕。中侨公司主张强生公司承担降价促销的费用，显然属于协议约定强生公司应当支付给中侨公司的费用之一。中侨公司应当在约定期限内主张并提供相应凭证，否则中侨公司即使产生降价促销损失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更为重要的一点，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已于2015年签订《和解备忘录》，一次性解决中侨公司代垫渠道促销服务费等争议。其四，中侨公司主张每次降价促销活动费用系一个独立的债权，并不与其他债权混同。每笔费用的诉讼时效最迟应当从该笔促销活动发生后四十五日起算两年。故中侨公司主张本案差额款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12月12日已届满。中侨公司提供其于2017年2月8日盖章的对账单，显然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中侨公司向强生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并不满足相应要件，且中侨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强生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中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强生公司辩称，中侨公司发表如下补充意见：其一，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签订《备忘录》所载的费用系渠道促销垫付费用，中侨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系降价销售差额损失。两者的内容、类型、核销途径均不一致。降价销售差额损失通过强生公司对某个产品给予中侨公司低于入库价的价格给予补偿。其二，中侨公司提供的审批单、电子邮件、赢销通数据等相互印证，证明中侨公司降价销售产品系执行强生公司电子商务客户经理的指令，且应当由强生公司承担降价销售差额损失7,878,229.26元。其三，中侨公司主张的降价销售差额损失，部分是低于入库价的损失，部分是低于销售价而导致中侨公司利润减少的损失。其四，审批单中未注明强生公司支付降价销售差额损失的时间，故中侨公司提起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即使存在诉讼时效，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限内，无法认定中侨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根据双方最后结束经济交往的时间即2017年7月7日推算，中侨公司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侨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审批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若干及北京银行客户回单若干，证明强生公司发出降价销售指令前已经支付2013年货款，中侨公司按照指令降价销售产生2013年的差价损失；2、2014年审批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若干及北京银行客户回单若干，证明强生公司发出降价销售指令前已经支付2014年货款，中侨公司按照指令降价销售产生2014年的差价损失；3、2013年、2014年《经销商协议》，证明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间有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案涉降价销售在协议中无相应约定；4、汪某某情况说明，证明汪某某于2013年6月1日起担任强生公司电子商务客户经理；5、中侨公司关于促销单形成过程说明、电子邮件，证明中侨公司降价促销系根据强生公司汪某某指令进行；6、降价补差说明、补偿明细表、审批单、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销货清单若干、记账凭证，证明强生公司于2013年9月前通常采用以另行购买产品折扣方式给予中侨公司志强降价销售相应补差，且即使没有汪某某签字，强生公司也会给予差额补偿；7、2013年8月1日、8月19日审批单三份、2014年9月12日审批单一份，证明强生公司对于汪某某2013年9月前签署的审批单认可，汪某某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程钢担任强生公司商务经理并签署了审批单；8、赢销通协议及光盘，证明中侨公司降价销售是真实发生的，降价销售的最后时间为2014年9月；9、中侨公司关于产品销售价格的形成说明，证明经销产品入库价是强生公司决定的，销售价基本上也是强生公司确定的；10、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明强生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向中侨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双方合同关系于2017年2月28日终止，中侨公司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即使有，也应当自2017年2月28日起算；11、费用反馈表(又称对账单)及快递凭证，证明中侨公司向强生公司主张过相应权利，费用反馈表有欠付费用的备注；12、2013年5月13日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清单，证明2013年9月之前，中侨公司应当支付降价补差产品的正常价格；13、审批单、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清单，证明编号XXXXXXXXXX审批单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有误，补充提供对应的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清单；14、情况说明、费用明细、北京银行客户回单，证明强生公司最后支付中侨公司欠款的时间为2017年7月7日；15、审批单、电子邮件，证明强生公司于2013年6月13日的降价补差系在2013年6月8日决定降价促销之后产生。强生公司经质证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银行客户回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审批单、入库单真实性无法确认，汪某某已离职；对证据2质证意见同证据1质证意见；对证据3-4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形成过程说明，系中侨公司诉讼过程中单方制作的，且不符合事实，汪某某在电子邮件中回复“approve”仅仅是知晓而不是同意付款的意思表示；对证据6降价补差说明、补偿明细表，系中侨公司诉讼过程中单方制作的，且不符合事实，对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清单真实性予以确认，恰恰证明强生公司的销售价格，中侨公司系盈利的，部分审批单并无汪某某签名，汪某某签名并非强生公司同意承担补差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未形成该交易习惯；对证据7审批单同证据6审批单的质证意见，程钢签字时担任强生公司高级电子商务经理；对证据8赢销通协议真实性认可，中侨公司主张的降价销售未经过强生公司的审批，未取得BC号，强生公司无法确认光盘中数据真实性，且强生公司及“赢销通”平台无法对经销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中侨公司可以自行修改，中侨公司提交的审批单记载的数据与“赢销通”平台中的数据有诸多相互矛盾之处；对证据9，系中侨公司诉讼过程中单方制作的，且不符合事实；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该电子邮件涉及的是2016年协议，本案诉讼请求涉及的是2013、2014年协议；对证据11，强生公司并未收到2017年2月8日对账单，中侨公司提供的快递凭证并无寄送人签名；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销货清单中反映的仅仅是中侨公司从强生公司购买时的价格；对证据13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清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审批单、入库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中侨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4北京银行客户回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备忘录》已概括性地解决双方未结算的全部款项，情况说明、费用明细系中侨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制作的，不认可；对证据15真实性不持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汪某某回复电子邮件“确认”，不能解读为强生公司同意承担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强生公司围绕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对账单，证明中侨公司对双方对账金额予以确认；2、2015年9月1日《和解备忘录》，证明中侨公司同意强生公司以支付和解金4,000,000元形式一次性解决双方就2014年12月31日前代垫费用的全部争议；3、2015年《备忘录》，证明双方就2014年12月31日前代垫费用的全部争议形成最终和解方案，同时中侨公司承诺放弃以任何形式诉诸法律的权利。中侨公司经质证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强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记载的是中侨公司为举办渠道促销活动而向第三方平台支付的代垫费，其中第19项“价差/补差费用”实为之前中侨公司为强生公司代垫渠道促销费后，强生公司未能全部核销而留下的一个差额，并非中侨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对证据2、3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强生公司明知系争降价补差不包含在《备忘录》中，且强生公司一方面否认承担降价销售差额损失，一方面抗辩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已包含于《备忘录》中，前后矛盾。上述证据中，除中侨公司诉讼过程中自行制作并加盖公章的说明、赢销通数据等外，本院确认涉案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至于涉案证据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以及能否达到各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在案全部证据予以综合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书》，约定：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保证产品仓储和配送的便捷，强生公司指定中侨公司为该协议北京区域百货渠道的经销商；中侨公司按该协议购买产品的数量以中侨公司所提交并经强生公司确认的订单为准；中侨公司应按强生公司提供的产品供货价格向强生公司购买产品，并保证遵守强生公司的交易条件政策；强生公司有权自主判断，给予中侨公司一定的渠道促销服务费用支持；经强生公司事先批准的相关渠道促销服务费用，由中侨公司先行支付；中侨公司应在促销活动结束以后的四十五天内开具合法的并符合强生公司要求的发票，及符合强生公司要求的二级凭证送交强生公司，发票上要求注明所发生业务的内容及性质；中侨公司应在每个自然月5日之前详细核对并反馈由强生公司提供的“渠道促销服务垫支费用反馈表”(简称费单)，与强生公司书面确认上一个自然月的所有促销服务代垫费用，该反馈表须经中侨公司盖章确认；强生公司在收到中侨公司的全部符合要求的发票、二级凭证、单据、费单且核对无误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侨公司；该条款的“渠道促销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促销服务费、陈列服务费、邮寄促销海报服务费、新品促销服务费、新店促销服务费等需要由中侨公司通过支票或账扣的方式直接支付给零售商的促销服务费用；强生公司统一制定费单格式，费单必须经中侨公司盖章确认；任何强生公司员工的口头或其他书面承诺，强生公司概不认可；中侨公司有义务积极配合强生公司使用并推广JDMS/JDES/JDESII(赢销通)/Portal分销管理系统作为双方进行电子商务化交易及中侨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之用，中侨公司有义务在电脑配置、人员配备及内部管理流程改造等方面积极配合强生公司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施；强生公司有权不定期向中侨公司提供促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买赠等方式，具体活动内容、时间及方式等均以强生公司书面通知为准，双方在此确认如有前述促销活动，将如实入账；该协议期限内所有强生公司应当支付给中侨公司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渠道促销服务费用)，中侨公司应当最晚于2014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和强生公司结算完毕并向强生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逾期未结算完毕或结算完毕未开具发票的，视为中侨公司放弃向强生公司主张该费用；该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该协议条款的任何变更、修改或增减，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写成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盖章，达成该协议的补充协议，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包括该协议的附件)为双方共同在平等立场上就有关中侨公司作为经销商销售强生公司产品事宜达成的完全的、唯一的合意；等等。2013年12月16日，中侨公司在强生公司制作的对账单加盖公章，确认：中侨公司垫支金额合计6,808,552.91元，其中第19项为Baby产品价差/补差费用，预估金额为552.91元，垫支金额为552.91元。2014年1月，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签订《经销商协议书》，约定：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保证产品仓储和配送的便捷，强生公司指定中侨公司为该协议北京区域电子商务渠道的经销商；中侨公司按该协议购买产品的数量以中侨公司所提交并经强生公司确认的订单为准；中侨公司应按强生公司提供的产品供货价格向强生公司购买产品，并保证遵守强生公司的交易条件政策；强生公司有权自主判断，给予中侨公司一定的渠道促销服务费用支持；经强生公司事先批准的相关渠道促销服务费用，由中侨公司先行支付；中侨公司应在促销活动结束以后的四十五天内开具合法的并符合强生公司要求的发票，及符合强生公司要求的二级凭证送交强生公司；该渠道促销服务费经强生公司确认后，强生公司有权选择以票扣，或者要求中侨公司开具符合强生公司要求发票的方式向中侨公司支付该等费用；中侨公司应在每个自然月5日之前详细核对并反馈由强生公司提供的“渠道促销服务垫支费用反馈表”(简称费单)，与强生公司书面确认上一个自然月的所有促销服务代垫费用，该费单须经中侨公司盖章确认；强生公司在收到中侨公司的全部符合要求的发票、二级凭证、单据、费单且核对无误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侨公司；该条款的“渠道促销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促销服务费、陈列服务费、邮寄促销海报服务费、新品促销服务费、新店促销服务费等需要由中侨公司通过支票或账扣的方式直接支付给零售商的促销服务费用；强生公司统一制定费单格式，费单必须经中侨公司盖章确认；任何强生公司员工的口头或其他书面承诺，强生公司概不认可；中侨公司有义务积极配合强生公司使用并推广JDMS/JDES/JDESII(赢销通)/Portal分销管理系统作为双方进行电子商务化交易及中侨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之用，中侨公司有义务在电脑配置、人员配备及内部管理流程改造等方面积极配合强生公司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施；强生公司有权不定期向中侨公司提供促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买赠等方式，具体活动内容、时间及方式等均以强生公司书面通知为准，双方在此确认如有前述促销活动，将如实入账；该协议期限内所有强生公司应当支付给中侨公司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渠道促销服务费用)，中侨公司应当最晚于2015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和强生公司结算完毕并向强生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逾期未结算完毕或结算完毕未开具发票的，视为中侨公司放弃向强生公司主张该费用；该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该协议条款的任何变更、修改或增减，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写成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盖章，达成该协议的补充协议，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包括该协议的附件)为双方共同在平等立场上就有关中侨公司作为经销商销售强生公司产品事宜达成的完全的、唯一的合意；等等。2014年2月22日、3月3日，中侨公司分别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确认相应垫支金额(均有相应冲账编号，并无价差/补差费用)。2014年3月17日，中侨公司员工杜颖向强生公司员工汪某某发送主题为“京东4月促销装”的电子邮件，列明商品名称、进货价格、促销供货价等。同日，汪某某回复上述电子邮件：“Approve”。2014年4月4日、5月5日、7月30日、8月5日，中侨公司分别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确认相应垫支金额(均有相应冲账编号，并无价差/补差费用)。2015年9月1日，强生公司与中侨公司签订《和解备忘录》，约定：鉴于中侨公司是强生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经销商，并且就双方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中侨公司垫付之电子商务平台(京东、亚马逊、苏宁、聚美优品、乐峰等)的各类强生公司品牌旗舰店年度费用、框架费、渠道促销服务费等代垫报销经过多轮沟通及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针对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有品牌旗舰店年度费用、框架费、渠道促销服务费等代垫费用，双方同意以强生公司支付和解金的方式一次性解决，在强生公司支付完和解金后，双方就上述代垫代付费用再无任何争议；在双方未确认最终和解金总金额之前，出于友好合作的考虑，强生公司愿意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向中侨公司支付2,000,000元作为最终和解金的一部分；等等。2016年12月21日，强生公司向中侨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载明：2017年2月28日之前，双方完成电商平台市场移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终止销售授权，结清各平台的各总往来账务，各平台业务关系交接等；强生公司将支付2017年2月28日前产生的市场支付费用于中侨公司，2017年3月1日之后产生的费用强生公司不予承担；等等。2016年10月19日，中侨公司在对账单(又称费单)上盖章确认：针对到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数据，客户垫支总额为598,908.67元。中侨公司同时备注：2014年遗留问题详细内容见2015年1月对账单附件(2015年9月到账4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到账600万元)，尚欠余款19,254,564.15元。2017年2月8日，中侨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针对到2017年1月31日的对账数据，客户垫支总额为1,005,200元。中侨公司同时备注：2014年遗留问题详细内容见2015年1月对账单附件(2015年9月到账4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到账600万元)，尚欠余款19,254,564.15元。上述两份对账单每笔费用均有相应的冲账编号。2017年7月7日，强生公司支付中侨公司欠款1,364,671.84元，银行客户回单附言：返还账上多付款客户停止合作。2019年11月25日，中侨公司向本院提交民事起诉状。审理中，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一致确认：强生公司已支付2013年12月16日对账单第19项Baby产品价差/补差费用552.91元；汪某某仅系强生公司原电子商务经理；中侨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均未形成冲账编号。中侨公司陈述：上述费用552.91元系之前中侨公司为强生公司代垫渠道促消费后，强生公司未能全部核销而留下的一个差额，并非降价销售补差；2013年9月之前，强生公司通过折扣方式给予中侨公司降价销售补差的最长时间在两个月内；中侨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在2016年10月19日、2017年2月8日对账单中以备注方式予以“结算”，中侨公司未与强生公司另行结算。强生公司陈述：强生公司从未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强生公司给予中侨公司价款折扣，并非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仅仅是一种促销活动。中侨公司对2017年2月8日对账单备注“尚欠余款19,254,564.15元”说明如下：2014年未被核销代垫费合计20,706,918.20元，未被核销降价差额费8,547,645.95元，合计29,254,564.15元(=19,254,564.15元+10,000,000元)；2013年4月至2014年7月，强生公司最高层电子商务总监尹安迪、高级电子商务销售经理蔡易哲、电子商务客户经理汪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虚构渠道促销的事实让中侨公司代垫促销费用从而侵占代垫费用的行为，三罪犯为使其侵占强生公司钱款的事实不被发现，采取对中侨公司在短期垫付超出以往额度的费用却给予以往正常核销回款速度的手法，以达到延缓核销的目的；中侨公司基于继续合作的愿望，便在对账单中添加备注方式，希望强生公司给予还款。审理中，中侨公司为证明强生公司于2013年9月之前以中侨公司采购产品折扣补偿方式承担降价销售差价损失，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5月2日、5月15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9日、6月13日、6月17日、6月24日审批单、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清单、记账凭证。中侨公司结合该组证据说明如下：2013年5月2日、5月15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9日审批单，按照实际销售量计算差价总额为10,605.60元，强生公司于2013年6月1日向中侨公司折扣13,490元(=10,605.60+2,884.40元)，补偿上述差价款；2013年6月13日、6月17日、6月24日审批单，产生降价销售差额19,740.07元；强生公司于2013年6月10日向中侨公司折扣16,862.62元(=19,747.02元-2,884.40元)，补偿上述差价款。强生公司对该组证据质证意见同上。本院经认证对审批单、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中侨公司对于强生公司以折扣补偿方式承担降价销售差价损失的说明，明显有金额上的差异；且2013年6月10日折扣补偿时间早于三张审批单记载的时间，不符合商业惯例。况且，在案其他证据证实，强生公司对中侨公司实施的折扣补偿方式有多种缘由。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强生公司于2013年9月之前以中侨公司采购产品折扣补偿方式承担了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价损失。审理中，中侨公司为证明系争降价销售差价损失应由强生公司承担，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期间的审批单若干。强生公司经质证认为，汪某某的墨水颜色与其他任何笔迹的墨水颜色均不相同，强生公司无法确认汪某某签字时确认了具体哪些内容；审批单的形成时间早于促销所属日期，而审批单备注记载“按实际出货量补差”，审批单形成时不可能确定“实际出货量”，审批单不能证明实际损失；审批单系中侨公司促销审批单，并非强生公司制作的，除汪某某外，无任何强生公司工作人员签字；汪某某在审批单签字的行为与双方合同约定和事实不符。本院经认证认为，对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期间审批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审批单备注栏均有手写记载，内容通常为“线上客户按实际出货量补差”。审理中，中侨公司为证明系争降价销售差价损失金额及最后时间，向本院提交了附有赢销通数据的光盘一张。强生公司经质证认为，强生公司委托第三方开发赢销通平台的主要目的系用于采集经销商与强生公司之间业务的进货、销售、库存数据；采集的数据由经销商提供，每个经销商均可以在已经安装赢销通平台的电脑上查阅已上传的数据，且经销商可以在电脑端对其已上传的历史数据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中侨公司并未提供电子数据的原始载体；赢销通平台及强生公司均不对经销商上传的数据进行审核确认；赢销通电子数据中仅有“经销商产品价格”，并无审批单记载的“原供价”“促销价”，而“原供价”“促销价”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中侨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按照“原供价”仍然可以销售其主张的数量。本院经认证认为，中侨公司提供的光盘仅有EXCEL表格，并未附有赢销通数据的原始载体，该证据存有疑点，不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本院认为，案涉两份《经销商协议书》系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民法总则所列民事行为无效情形，双方均应恪守。本案系中侨公司、强生公司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中侨公司因降价销售强生公司产品引发的差额补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中侨公司主张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降价销售差额损失由强生公司承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就此达成合意。《经销商协议书》约定，对该协议条款的任何变更、修改或增减，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写成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盖章，达成该协议的补充协议，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经销商协议书》另约定，该协议(包括该协议的附件)为双方共同在平等立场上就有关中侨公司作为经销商销售强生公司产品事宜达成的完全的、唯一的合意。故双方就中侨公司接收强生公司指令降价销售并由强生公司承担降价销售差额损失的合意，应当是加盖双方公章的书面形式。反观本案，中侨公司提供的证明上述“合意”的证据仅仅系申请部分产品折扣销售的电子邮件以及有汪某某等签名字样的审批单，并无加盖双方公章的书面协议。即使汪某某本人确实在审批单上签名，且签名时备注栏已有“线上客户按实际出货量补差”字样。汪某某等人也无权代表强生公司承诺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故中侨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就强生公司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达成合意，也无法证实其于2013年9月之前，强生公司以价款折扣方式承担了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遑论，《经销商协议书》已约定强生公司承担渠道促销活动的服务费用，再由强生公司承担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实际上系促销活动)差额损失，甚至是利润损失，有违商业常理。退一步讲，即使中侨公司与强生公司就中侨公司降价销售差额损失补偿事宜达成合意，中侨公司应当在法定诉讼时效内主张相应差额损失。中侨公司提供的两份对账单，备注仅记载“尚欠余款19,254,564.15元”，并未明确案涉降价销售差额损失金额。人民法院不能仅根据“尚欠余款19,254,564.15元”之记载，得出中侨公司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时效中断的结论。《经销商协议书》约定，该协议期限内所有强生公司应当支付给中侨公司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渠道促销服务费用)，中侨公司应当最晚于次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和强生公司结算完毕并向强生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逾期未结算完毕或结算完毕未开具发票的，视为中侨公司放弃向强生公司主张该费用。故中侨公司主张案涉降价销售差额损失，应最迟于2015年3月31日前与强生公司结算。双方未结算的，中侨公司主张降价销售差额损失的诉讼时效最迟于2015年4月1日起算。中侨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过诉讼时效。遑论，中侨公司自认2013年9月之前其在两个月内以折扣方式获得了降价销售差额补偿。综上述所，中侨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中侨华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947.60元，由北京中侨华诚商贸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建伟人民陪审员  赵陆一人民陪审员  王兰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