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子琦，女，197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现住惠东县********边泰园经济适用廉租房C12栋，公民身份号码441************345。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谢帝火，男，1974年8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海丰县人，现住惠东县************黄果埔莲塘村小组路口，公民身份号码441************811。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广辉，广东定稳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子琦因与上诉人谢帝火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4日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子琦、上诉人谢帝火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广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子琦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依法支持一审第2项诉请，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145000元。；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书第10页经审理查明认定上诉人广发银行卡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有误。事实上，上诉人这个广发银行卡是信用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打印交易记录仅是打印了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而没有打印之前时间这个卡套取现金的交易记录，这张信用卡是上诉人于2011年12月开卡的，一审时法官也没有提及此点。上诉人套现金45000元时间段是从2013年开始至2015年期间，当时被上诉人已长期与上诉人同居，上诉人每次套现之后就给了被上诉人，广发银行卡多次套现，共给了被上诉人45000元现金。另外，2015年10月19日，上诉人又通过此信用卡申请贷款(财智金)4.7万元，贷款转到上诉人另一张**安银行0383储蓄卡上之后，第二天即10月20日就转账给了被上诉人，当时转账45500元，加上扣除贷款的1500元手续费，即47000元，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10-②第5页及证据9第3页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这47000元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视而不见未认定，显然错误。一审认定光大银行的2.3万元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也有误，事实上，这张卡亦是信用卡，上诉人开卡时间为2012年2月，信用额度为1万元，卡号为3144，2013年1月24日一天两次分别套取了现金5050元、4950元，共10000，这10000元现金已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开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不断向上诉人要钱，上诉人便向光大银行申请信用额度更大的商务信用卡，卡号为4803，信用额度为1.3万元。之后，上诉人又分别于2013年1月24、25日、12月23、30日分别套现金共22467元，上诉人补足至2.3万给被上诉人使用。至于民生银行信用卡3万元，实际上是上诉人通过平安银行信用卡，卡号为2636，于2014年3月13日申请备用金4.5万元，给了被上诉人使用。之后，上诉人又于2017年6月开了民生银行的信用卡，套取了3万元现金，这3万元现金是被上诉人2016年1月写承诺书之前就已经通过平安银行信用卡套现给了被上诉人的，上诉人只是事后于2017年之后开卡再套取现金用于清还平安银行信用卡之前的借款。再说，被上诉人写承诺书的时候，被上诉人为了抛弃上诉人及小孩，双方只是对同居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全部借款的一个较简单的确认，一时间不可能确定每一笔借款的来龙去脉，所以承诺书确定的借款为50余万元，当时上诉人还银行利息的钱无法一时确定金额，结合当事人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被上诉人承诺书已确定借款为50余万元，承诺书就是属直接证据，这些转账套取记录的证据只是辅助证据，目的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写承诺书的原因。上诉人除了举证承诺书之外，还有广发、民生、光大银行套现及其他转账证据，就辅助证明了承诺书的50余万元借款。一审判决把此案的承诺书50余万元借款当成是一般普通人之间的借款，每一笔金额都进行严格核对，这是没有考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两人的同居关系的特殊情况，这是主判法官案件审判思路的不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请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二审请求。谢帝火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2日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至今连本带息共50余万元)。1、上诉人在2016年1月31日签名出具的《承诺书》，写明保证在2016年4月前由上诉人“帮”被上诉人还清50余万元的债务。由此可见上诉人偿还该笔银行债务实属好意施惠行为，好意施惠行为实施前是可撤回的。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上诉人对偿还该笔50余万元债务并无法定义务，上诉人在出具《承诺书》后没有“帮”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2、2016年1月31日，被上诉人抱着儿子周俊杰到上诉人的公司闹事，声称要上诉人重新支付分手费，上诉人是为了尽快与被上诉人分手，因此才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同朋友草拟《承诺书》，并由上诉人签名。如果被上诉人在2014年6月12日向银行贷款30万元的本息有借给上诉人使用，那么《承诺书》应当写明“2014年6月12日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本息由谢帝火负责偿还”，而不是写“由周再从银行贷款三十万本金借谢帝火使用”。因此，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的债务并非上诉人所欠之债。3、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同居期间担任上诉人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双方一致承认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对同居关系期间生活及生意上经济往来的总结算，并且已执行完毕，这意味着双方在此前的任何生活及生意的经济债务均已全部清算，双方再无瓜葛。事情的真相就是被上诉人没有将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拿给上诉人使用，并且被上诉人多转给上诉人及上诉人公司的315383元已经由上诉人返还，所以被上诉人并没有在欠条中要求上诉人偿还30万元的银行贷款。4、一审判决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先行认定了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是作为借款给上诉人使用，然后寻找各种理由来佐证借款的真实性，这种逻辑推理方法是错误的，这样推理出来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以非婚生儿子为把柄，大有“挟天子而征四方”之势，多次骚扰威胁上诉人，使上诉人的公司无法正常办公经营，因此采信上诉人为早日摆脱周子琦的纠缠，而无奈地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出具《承诺书》更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为推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结论，刻意编织理由来印证。5、2016年1月18日出具《欠条》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此前所有生活和生意经济往来的结算，在2016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出具《承诺书》期间，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短短的13天时间内，怎么可能产生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五十余万的欠款？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上诉人为摆脱被上诉人的纠缠，才单方允诺愿意为被上诉人偿还平安银行五十多万贷款本息，但这种单方允诺是无偿的，是随时可以撤回的。一审判决认定这种单方允诺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正确的，但将这种单方允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作不可反悔的合同之债，是严重错误的。此外，结合公平原则，上诉人“帮”被上诉人偿还50余万元贷款并无利益可言，再科以合同义务，有违公平。综上，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平安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0余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向其多还款242470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242470元。2014年7月23日，被上诉人周子琦冒用上诉人谢帝火的名义在平安银行惠东县支行开设账户(账号为：623***********754)，然后将汇入该卡的七笔款项共242470元欺骗上诉人说是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造成上诉人向其多还了242170元。被上诉人在提交起诉材料时主张242470元是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又自认242470元系其自存自取，被上诉人前后主张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观存在恶意。此外，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总金额28万元，其中242470元是被上诉人将当做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既然被上诉人自认系其自取自存，同时28万元又已执行完毕，那么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多还款的242470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至今连本带息共计50余万元)应当由其自行负担，并应当向上诉人返还借款242470元。上诉人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上诉人谢帝火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85号《民事判决书》(下称一审判决)，驳回周子琦对谢帝火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被上诉人周子琦返还欺骗上诉人偿还的借款242470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2日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至今连本带息共50余万元)。1、上诉人在2016年1月31日签名出具的《承诺书》，写明保证在2016年4月前由上诉人“帮”被上诉人还清50余万元的债务。由此可见上诉人偿还该笔银行债务实属好意施惠行为，好意施惠行为实施前是可撤回的。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上诉人对偿还该笔50余万元债务并无法定义务，上诉人在出具《承诺书》后没有“帮”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2、2016年1月31日，被上诉人抱着儿子周俊杰到上诉人的公司闹事，声称要上诉人重新支付分手费，上诉人是为了尽快与被上诉人分手，因此才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同朋友草拟《承诺书》，并由上诉人签名。如果被上诉人在2014年6月12日向银行贷款30万元的本息有借给上诉人使用，那么《承诺书》应当写明“2014年6月12日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本息由谢帝火负责偿还”，而不是写“由周再从银行贷款三十万本金借谢帝火使用”。因此，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的债务并非上诉人所欠之债。3、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同居期间担任上诉人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双方一致承认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对同居关系期间生活及生意上经济往来的总结算，并且已执行完毕，这意味着双方在此前的任何生活及生意的经济债务均已全部清算，双方再无瓜葛。事情的真相就是被上诉人没有将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拿给上诉人使用，并且被上诉人多转给上诉人及上诉人公司的315383元已经由上诉人返还，所以被上诉人并没有在欠条中要求上诉人偿还30万元的银行贷款。4、一审判决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先行认定了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是作为借款给上诉人使用，然后寻找各种理由来佐证借款的真实性，这种逻辑推理方法是错误的，这样推理出来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以非婚生儿子为把柄，大有“挟天子而征四方”之势，多次骚扰威胁上诉人，使上诉人的公司无法正常办公经营，因此采信上诉人为早日摆脱周子琦的纠缠，而无奈地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出具《承诺书》更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为推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结论，刻意编织理由来印证。5、2016年1月18日出具《欠条》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此前所有生活和生意经济往来的结算，在2016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31日出具《承诺书》期间，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短短的13天时间内，怎么可能产生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五十余万的欠款？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上诉人为摆脱被上诉人的纠缠，才单方允诺愿意为被上诉人偿还平安银行五十多万贷款本息，但这种单方允诺是无偿的，是随时可以撤回的。一审判决认定这种单方允诺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正确的，但将这种单方允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作不可反悔的合同之债，是严重错误的。此外，结合公平原则，上诉人“帮”被上诉人偿还50余万元贷款并无利益可言，再科以合同义务，有违公平。综上，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平安银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0余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向其多还款242470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242470元。2014年7月23日，被上诉人周子琦冒用上诉人谢帝火的名义在平安银行惠东县支行开设账户(账号为：623***********754)，然后将汇入该卡的七笔款项共242470元欺骗上诉人说是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造成上诉人向其多还了242170元。被上诉人在提交起诉材料时主张242470元是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又自认242470元系其自存自取，被上诉人前后主张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观存在恶意。此外，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总金额28万元，其中242470元是被上诉人将当做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既然被上诉人自认系其自取自存，同时28万元又已执行完毕，那么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多还款的242470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至今连本带息共计50余万元)应当由其自行负担，并应当向上诉人返还借款242470元。上诉人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周子琦辩称：一、被答辩人上诉否认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亲自书写的《承诺书》清楚写明：“关于周子琦所欠银行的伍拾余万元债务，我保证于2016年4月份前帮其还清……”，而且答辩人又举证证明以答辩人名义向平安银行贷款30万元分多次转账给了被答辩人使用，加上本人已还银行贷款期间11万多元利息，再加上30万元贷款未还的利息，总额大约是50余万元，这些证据充分印证了被答辩人书写的《承诺书》欠银行伍拾余万元债务的事实，证据确凿充分，不容否认。所以其上诉理屈词穷，没有任何依据。二、关于被答辩人上诉主张242470元的借款也与事实不符。一审时答辩人已向法庭答辩，被答辩人名下的平安银行储蓄卡是答辩人与其同居期间一起去银行开具的，该卡一直由答辩人掌控，被答辩人也承认其本人从未使用过，开设此卡是为了增加被答辩人的资金信用度，答辩人自己向该卡汇入了242470元金额，这些资金与被答辩人无关，有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0-1、10-2可以证明，所以其上诉理由也完全不成立。周子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清还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l0432号民事判决判项所确定的原告的还款义务：偿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贷款本金300000元、利息76042.25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此后利息按照平安银行300000元贷款合同约定计至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l0432号民事判决原告负担的诉讼费7464元，以及原告已经偿还平安银行贷款期间的利息114194.2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清还原告己偿还被告实际使用的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的贷款共145000元。(第1、2项合计：642701.07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子琦原在惠东县*********经营惠东县平山琦富商行，该商行系个体工商户，于2013年3月28日登记成立，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卷烟、酒，后于2014年12月31日注销。被告谢帝火个人独资经营惠东县吉峰古建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登记成立，经营范围：土建工程、园林仿古建筑工程，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下半年相识，同年年底开始同居生活，于2015年10月9日生育一个男孩，取名周俊杰，又名谢俊杰。在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2014年6月12日，原告与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签订《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向原告提供额度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额度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可连续、循环使用的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签订后，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向原告共发放了12笔贷款合计349900元，年利率为15.12%。此外，原告分别在广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设信用卡，信用额度分别为45000元、23000元、30000元，同时，原告向广发银行贷款47000元（财智金）。根据原告提交的信用卡对账单显示，广发银行卡号为6225********2947的信用卡消费额度45000元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贷款（财智金）47000元办理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交易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后至12月期间；中国光大银行卡号为000*************803的信用卡信用额度23000元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中国民生银行卡号为6226**********的信用卡信用额度30000元的交易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告主张被告因公司经营需要资金周转，要求原告帮其借款，原告向亲戚朋友借款，并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开信用卡，通过贷款、套现给被告公司使用。2014年7月23日，被告在原告陪同下到平安银行惠州惠东支行申请开设IC卡金卡（卡号623*************745），该银行卡由原告掌控。庭审时，原告陈述被告信用不好，开卡是为了做大流水，证明被告有实力还款，以抵销征信问题，便于从银行贷款，原告帮被告做流水，陆续汇入该银行卡7笔款共242470元，该款已由原告本人取出。因被告谢帝火不认可上述平安银行提供的证据材料上的“谢帝火”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询问被告是否要进行笔迹鉴定，被告表示：经过考虑后，认为鉴定没有意义，决定不申请鉴定。根据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期间，被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向原告银行账户622*************816转入10笔款，合计628000元。具体时间和金额如下：2013年11月19日20000元，2013年11月30日17000元，2014年1月10日100000元，2014年1月11日31000元，2014年1月16日200000元，2014年1月22日30000元，2014年1月22日10000元，2014年8月5日150000元，2014年8月9日50000元，2014年8月12日20000元。原告表示上述款项是被告收到工程款转给原告，由原告付给供应商。被告认可原告转给的款是原告垫付给供应商的款，但表示总共支付给原告多少钱没有具体统计。根据原告提交的平安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3年1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原告通过卡号为621*************366的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转账14笔款合计110807元；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原告通过卡号为623*************383的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转账31笔款合计371746元。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期间，原告通过卡号为621*************366的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公司的供应商等人转账18笔款合计306000元；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期间，原告通过卡号为623*************383的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公司的供应商等人转账39笔款合计397300元。以上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共计482553元，转给被告公司的供应商等人的款项共计703300元，两项合计1185853元。其中转到被告名下账户共482553元中有7笔款共计242470元是转到被告在平安银行惠州惠东支行卡号为623*************745的账户，原告主张这242470元是其帮被告做流水而转入被告账户的款项，应当减除，并删除该证据证明对象中的“被告写《承诺书》的依据”。这7笔款转账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如下：2014年7月23日分别转35900元、20000元，2014年7月24日分别转38400元、29420元、17800元，2014年7月25日转57000元，2014年7月28日转44050元。在原告生下儿子后不久，原、被告双方因感情问题产生矛盾，被告离开原告及儿子。2016年1月18日，被告写了一张《欠条》给原告。《欠条》内容为“欠到周子琦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正（280000元），完款时间2016完贰拾万元，2017年捌万元正，生意周转。借款人：谢帝火。2016.1.18”。2016年1月31日，被告作为保证人签名出具一份《承诺书》给原告。《承诺书》内容为“我本人承诺周子琦以下几条事项：一、关于周子琦所欠银行的伍拾余万债务，我保证于2016年4月份前帮其还清，之后由周再从银行贷款叁拾万本金借我使用（由我写欠条给周并支付每月利息）；二、每月由我负责叁仟元（3000.00元）小孩抚养费。此款从2016年2月份算起，于每月5日前交给周子琦；三…四…。”原告主张在双方结束同居关系的时候，因为原告在外面借了外债，是向亲戚朋友的借款，被告就写了280000元的借条。被告主张280000元的欠条是经过双方结算，一致确认被告累计欠原告的欠款，被告要求原告将欠条拿回来，但原告不肯，之后被告就写了《承诺书》。原、被告双方确认《承诺书》是被告朋友书写，由被告签名捺指印，当时在场人有原、被告双方和被告的朋友夫妻两人。原告还主张，在《承诺书》中被告统一写欠款50余万元，是因为银行的利息无法计算，以银行计算的利息为准。关于被告写了《承诺书》后为何不帮原告还款的问题，被告称原告有欠条在手上，没有拿回给被告，所以被告不会帮原告还款。根据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被告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三笔款合计57000元，其中2016年4月30日转50000元，2016年8月29日转3000元，2017年7月12日转4000元。被告提交的网银转账记录和短信记录显示，案外人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两笔款共23000元给原告。原告主张该23000元是被告通过其司机转给原告的小孩抚养费。2016年7月1日，原告出具一张《收条》给案外人谢日辉，确认收到谢日辉人民币80000元。原告主张该80000元是原告借给谢日辉的款。因被告未按《承诺书》约定支付小孩抚养费，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2016）粤1323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被告的非婚生儿子周俊杰由原告周子琦抚养，由谢帝火从2016年10月起至周俊杰年满18周岁止每月支付1300元抚养费给周子琦（未包含治疗右侧睾丸鞘膜积液、左侧斜疝的医疗费用，其中2016年10月至12月的抚养费在2016年10月31日前支付，之后每年的1月5日前支付上半年的抚养费，每年的7月5日前支付下半年的抚养费）。本案庭审时，被告自认上述判决生效后共支付了抚养费57000元。因被告未按上述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欠条》的约定还款，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审理，并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粤1323民初字第23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谢帝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周子琦偿付借款本金26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已对上述原告出具给案外人谢日辉《收条》中的80000元作出认定，对被告主张该款是通过谢日辉向原告偿还被告欠原告280000元的债务不予采信，并对被告主张通过其司机饶昌东在网上银行向原告转账23000元偿还被告欠原告280000元的债务不予采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执行完毕。因原告周子琦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平安银行惠州分行于2018年8月7日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2月19日，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周子琦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300000元、利息76042.25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此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至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2017年7月之前，原告已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支付贷款利息共114194.82元。本案庭审时，原告称上述判决确定的借款本息至今未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1.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清偿（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贷款本息和原告已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利息114194.82元，以及原告与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的贷款145000元；2.被告反诉请求原告返还借款242470元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在原、被告同居期间，原告向平安银行惠州分行贷款12笔合计349900元，根据同居期间双方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共628000元，原告转给被告及被告公司的供应商等人的款项合计1185853元，扣除原告为被告做流水转入被告平安银行账户并已由原告取出的242470元，原告实际为被告支付的款项共943383元，该款与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628000元相抵，原告为被告多付了315383元，由此可以认定原告确实是有贷款给被告使用。其次，在被告出具《承诺书》之前，原告在平安银行惠州分行贷款共349900元，加上已支付利息和判决确定所欠利息，总额已超过500000元。最后，《承诺书》是被告的朋友书写，由被告签名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是在胁迫情形下所签，且《承诺书》第一条约定被告承诺还款的数额50余万元，与原告实际欠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债务数额基本相符，证明被告在出具《承诺书》时已清楚原告向银行贷款的情况，并知道该债务是因为原告贷款给被告使用而产生。故，《承诺书》第一条是被告的真实意识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及第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按照《承诺书》第一条约定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辩称其出具《承诺书》后，原告没有向平安银行贷款给300000元给被告使用，故原告向平安银行的贷款与被告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承诺书》第一条约定，被告保证在2016年4月份前还清原告所欠银行的50余万元，之后原告才再向银行贷款300000元给被告使用，现被告没有先清还原告所欠银行的债务，原告当然没有义务再贷款给被告使用，被告不能以此免除其应为原告还清所欠银行债务的责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向其清还（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原告应偿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本金300000元和利息76042.25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此后利息按照300000元贷款合同约定计至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以及原告已支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114194.28元，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承担（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案诉讼费7464元，因《承诺书》没有约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清还原告在广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的贷款共145000元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同居期间在广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套现和贷款共145000元给被告使用，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原告提交的信用卡对账单显示，上述信用卡套现和贷款的交易时间均发生在原、被告的非婚生小孩周俊杰出生不久被告离开原告及小孩之后，而不是在原、被告双方同居期间，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述145000元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故原告请求被告清偿该款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在出具《承诺书》后通过自己银行账户转给原告的57000元、通过案外人转给原告的23000元，合计80000元可在本案中抵扣。原告主张这两笔款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小孩抚养费、剖腹产的手术费和原告坐月子期间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承诺书》和（2016）粤1323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被告应当支付小孩抚养费，同时原告剖腹产也需要手术费和住院费以及小孩患病治疗费等费用，而被告也自认已支付小孩抚养费57000元，因此，被告在出具《承诺书》后转给原告的两笔款项共80000元，应先扣除原告剖腹产手术费用和住院费以及小孩患病治疗费等费用，再抵扣《承诺书》第二条约定和（2016）粤1323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小孩抚养费，不再作为被告偿还原告的银行借款本息。至于原告收到案外人谢日辉的款项80000元，在（2018）粤1323民初字第2333号案件中已认定不是被告的还款，故不能抵扣原告应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于2014年7月期间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转账7笔款共计242470元到被告在平安银行惠州惠东支行卡号为623*************745的账户，该款已由原告取出，原告在本案中也撤回该款是给被告使用的主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7笔款共242470元是其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给原告的还款，其反诉请求原告返还该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谢帝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周子琦清还（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原告应偿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本金300000元和利息76042.25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此后利息按照300000元贷款合同约定计至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以及原告已支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114194.28元；二、驳回原告周子琦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谢帝火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227元，反诉受理费2470元，合计12697元，由被告谢帝火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周子琦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广发银行卡套现金记录，证明：上诉人从广发卡套现金47832元，给了被上诉人45000元使用；证据二：光大银行卡套现金记录，证明：上诉人与2013年1月、12月套现金22464元，给了被上诉人2.3万元使用；证据三：平安银行卡套现金记录，证明：上诉人于2014年套现现金4.5万元，给了被上诉人3万元使用；证据四：民生银行证明，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6月开设民生银行信用卡，用于套现还平安银行信用卡的借款。证据五：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制作的截止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18日、2016年2月18日的《对账单》；中国光大银行制作的到期还款日为2016年2月3日的光大信用卡《对账单》上诉人谢帝火质证称：上诉人提交了四份证据。第一份广发银行卡套现超取现金记录我方不怀疑其真实性，但这个套现，从证据上看，证明不了是给谢帝火使用了。对证据二光大银行的套现记录，就这意见是一样的，无法证明是给谢帝火使用。证据三，跟证据一案的质证意见一样。证据四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五，周子琦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周子琦二审提交的证据五，三性符合法律规定，可以采纳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谢帝火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视频，证明：周子绮抱着一个小孩，在上诉人谢帝火的公司，坐在老板的办公台上，她自己说她担任谢帝火的财务和会计。上诉人周子琦质证称：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不认可。本院认为，谢帝火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制作截止日期为2016年2月18日的《对账单》载明，卡号为2947的信用卡本期应还总额为19078.26元；财智金剩余分期本金合计33535.37元。到期还款日为2016年2月3日的光大信用卡《对账单》载明，本期欠款20709.41元。上述款项共计73323.04元。本院认为，本案追偿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关于谢帝火是否应向周子琦清偿（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贷款本息和周子琦已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利息114194.82元。首先，谢帝火与周子琦同居期间相互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谢帝火转给周子琦的款项共计628000元，周子琦转给谢帝火及谢帝火公司的供应商等人的款项合计1185853元，扣除周子琦为谢帝火做流水转入谢帝火平安银行账户并已由周子琦取出的242470元，周子琦实际为谢帝火支付的款项共943383元，显然周子琦向谢帝火多付了315383元。未有证据佐证谢帝火已将周子琦多支付的款项予以返还，据此，周子琦主张其通过信用卡套现和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提供资金给谢帝火使用，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在谢帝火出具《承诺书》时，周子琦在平安银行惠州分行欠款共计349900元，在广发银行欠款共计52613.63元（19078.26元+33535.37元），在光大银行欠款共计20709.41元，加上已支付利息和欠付利息，总额已超过500000元。最后，双方当事人确认《承诺书》是谢帝火的朋友书写，并由谢帝火签名确认，未有证据证明谢帝火是在签订《承诺书》时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或意思表达不自由的情形，且《承诺书》第一条约定谢帝火承诺还款的数额50余万元，与周子琦实际欠银行的债务数额基本相符，证明谢帝火在出具《承诺书》时已清楚周子琦向银行贷款的情况，并知道该债务是因为周子琦贷款给谢帝火使用而产生。故，《承诺书》第一条是谢帝火的真实意识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本院亦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及第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谢帝火应当按照《承诺书》第一条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业已生效的（2018）粤1323民初2333号判决，已对谢帝火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欠条》作出了裁判，未有证据佐证《承诺书》与《欠条》存在关联性，据此，谢帝火抗辩称其与周子琦间经济债务自出具《欠条》时均已全部清算，双方再无瓜葛。周子琦没有将向平安银行贷款的30万元拿给其使用，其已将周子琦多支付的款项315383元予以返还，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好意施惠是指一方向他人实施的旨在增进友谊的恩惠行为。本案从《承诺书》载明的内容看，谢帝火在签订《承诺书》时，显然与好意施惠行为欲实现的结果不符，故谢帝火抗辩称其签订《承诺书》是好意施惠，好意施惠实施前可撤回，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周子琦请求谢帝火向其清还（2018）粤1302民初104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周子琦应偿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本金300000元和利息76042.25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25日，此后利息按照300000元贷款合同约定计至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以及周子琦已支付平安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114194.28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周子琦诉请谢帝火清还周子琦在广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贷款的问题。如前所述，《承诺书》是谢帝火的真实意思表示，谢帝火应当按照《承诺书》第一条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广发银行信用卡制作《对账单》及光大信用卡《对账单》载明的信息，充分证明谢帝火出具《承诺书》时，周子琦尚欠广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贷款共计73323.04元，故周子琦诉请谢帝火向其清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套现和贷款的交易时间均发生在谢帝火、周子琦的非婚生小孩周俊杰出生不久谢帝火离开周子琦及小孩之后，而不是在谢帝火、周子琦双方同居期间，且周子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经交付30000元给谢帝火使用，故周子琦请求谢帝火清偿该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子琦诉请谢帝火清还其已偿还给广发银行、光大银行的贷款共73323.0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周子琦是否应当向谢帝火应当返还242470元。未有证据佐证242470元是谢帝火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给周子琦的款项，故谢帝火请求周子琦返还该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谢帝火的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有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诉讼费承担部分。二、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谢帝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上诉人周子琦清还已偿付给广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的贷款共计73323.04元。二、驳回上诉人周子琦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8137元，由上诉人谢帝火负担4937元，由上诉人周子琦负担3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天贞审 判 员 曾求凡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黄 婷书 记 员 蔡思琦附相关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所谓情谊行为是指当事人因社交、帮助、道义等原因发生的，没有民法上权利义务意思内容的行为，又称好意施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