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1415号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华北路231-2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96419327H。法定代表人：林旭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雨雁，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陈德城，男，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被告：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黎贝岭村富新小区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经营者：林孝鸡，男，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卫国，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杰英，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卫国，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德城、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以下简称：辉度厂）、陈杰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后，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粤1972民初141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林旭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章雨雁，被告陈德城、被告辉度厂的经营者林孝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卫国（同时是被告陈杰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陈杰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2394588元及违约金2000000元；2.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三被告素与原告有业务往来，原告为三被告送货，后经对账，被告陈德城确认拖欠原告货款2414588元，三被告并承诺相应还款期限，如违反承诺的，愿承担违约金2000000元。因三被告未按期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陈德城辩称，本案交易与被告辉度厂、陈杰英无关，是“东莞合辉服饰针织有限公司”跟原告发生的交易，被告陈杰英只是基于亲戚关系带被告陈德城去认识原告，有关交易都是被告陈德城与原告对接的，案涉货款应由被告陈德城承担。至于违约金，有关单据是原告要求书写的，被告陈德城是被迫书写的，原告经常通过微信、电话恐吓被告陈德城。被告辉度厂、陈杰英辩称，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辉度厂、陈杰英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所有货物均是送到合辉厂，没有送到被告辉度厂。原告证据中所列的人员全部为合辉厂的员工，没有一个当时是被告辉度厂的员工，包括叶雄。“桂英”等员工目前仍在合辉厂上班。原告的证据自相矛盾，若原告以被告辉度厂为被告，那么没有必要列被告陈德城、陈杰英为被告，因为原告认为被告陈德城、陈杰英均是被告辉度厂的员工。原告列被告陈杰英、陈德城为被告，结合被告陈德城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足以证明买卖双方为被告陈德城与原告。原告认为林育辉是被告辉度厂的财务，与事实不符。对于违约金，被告辉度厂及陈杰英不清楚，原告要求被告辉度厂及陈杰英承担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驳回原告对被告辉度厂、陈杰英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在（2019）粤1972民初11727号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天力源服装加工厂与被告辉度厂、第三人陈德城、东莞市大朗合辉针织厂、陈杰英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2015年9月17日，辉度厂登记成立，登记的经营者为林孝鸡，登记的经营地址为东莞市大朗镇黎贝岭村富新小区89号。2018年1月9日，东莞市大朗合辉针织厂（以下简称：合辉厂）登记成立，登记的经营者为林育辉，登记的经营地址为东莞市大朗镇黎贝岭村富新小区81号。林育辉及陈德城均主张合辉厂的实际经营者为陈德城。林孝鸡、陈杰英及陈德城均确认，林孝鸡与陈杰英为夫妻关系，陈德城是陈杰英的侄儿，林育辉是陈杰英侄女的丈夫。上述事实经生效的（2020）粤19民终2048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以下简称上述案件为前案。本案中，原告诉请2018年3-8月的货款，并主张陈德城、辉度厂及陈杰英存在共同经营的关系，案涉交易是原告与陈德城、辉度厂及陈杰英的交易，有关法律责任应由陈德城、辉度厂及陈杰英共同承担。陈德城主张案涉交易是原告与合辉厂的交易，与辉度厂及陈杰英无关，其愿意承担付款责任。辉度厂及陈杰英主张案涉交易与其无关，拒绝向原告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3月2日的《欠条》，由陈德城签名按捺，内容为陈德城确认尚欠原告货款2414588元，承诺于2019年4-7月每月支付200000元、于2019年8-11月每月支付300000元、于2019年12月支付410000元，若付款不准时，愿意赔偿违约金2000000元。陈德城确认《欠条》上的签名和指印是其所签所按，但主张违约金条款是受到原告的胁迫作出的，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原告则否认存在胁迫的事实。陈德城提出若法院认定其违约，则请求将违约金调整为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陈杰英于2016年-2017年期间曾向原告的经营者林旭如付款，陈德城于2019年11月6日向原告的经营者林旭如支付了20000元。3.2018年3-8月的售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辉度”，地址为佛新村富新小区89号，绝大部分由“叶”、“叶雄”签收。辉度厂在前案中确认叶雄是其员工，但主张叶雄在2018年初离职，在2019年3月又回到辉度厂处上班。合辉厂及陈德城在前案中亦确认叶雄是其员工，但主张叶雄的工作时间为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前案生效二审判决对辉度厂、合辉厂及陈德城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叶雄为辉度厂的员工。现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认定。售货单金额共计为5329670元，原告、陈德城及陈杰英均确认已付金额为2935082元，即尚欠2394588元未付。4.2018年4-9月期间陈杰英与林旭如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7月13日陈杰英与林旭如的对话录音，显示：林旭如多次称陈杰英为老板娘，陈杰英均未提出异议；林旭如跟陈杰英沟通交易事宜，陈杰英未提出需要请示他人，并自行作出相应决定；林旭如向陈杰英发送客户为“辉度”的对账单，并要求陈杰英付款，陈杰英未提出异议，并多次向林旭如付款，亦未提出付款是受他人的委托。陈德城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其与陈杰英于2017年7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德城要求陈杰英将原告介绍给陈德城，陈杰英同意，并把原告的电话提供给陈德城，但当时陈杰英未成功联系原告完成介绍事宜。原告表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知情。陈杰英认可微信聊天记录，并主张其曾于2018年3月带陈德城到原告处，告知原告以后的交易由其与陈德城进行，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原告否认有关事实，并主张当时陈杰英只是告知原告以后的交易由陈杰英与陈德城共同进行。辉度厂对其主张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陈杰英主张其之所以向原告的经营者林旭如付款，是因为陈德城委托其付款，并向本院提交了《代付款证明》及《承诺书》。《代付款证明》由陈德城与陈杰英于2020年3月12日出具，载明陈杰英受陈德城的委托向原告付款。《承诺书》由陈德城、陈**池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载明其二人向林孝鸡、陈杰英借款，承诺还款。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应由谁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收货，原告提交的售货单载明的客户为“辉度”，大部分由“叶”、“叶雄”签收，前案生效二审判决认定叶雄是辉度厂的员工，现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认定，故应认定叶雄的签收行为属于其履行辉度厂职务的行为，应视为辉度厂签收了案涉货物。关于对账及付款，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林旭如多次称陈杰英为老板娘，陈杰英均未提出异议，林旭如跟陈杰英沟通交易事宜，陈杰英未提出需要请示他人，并自行作出相应决定，该行为与其老板娘的身份相符。陈杰英与林孝鸡均自认为夫妻关系，林孝鸡是辉度厂的登记经营者，故陈杰英应为辉度厂的老板娘。林旭如向陈杰英发送客户为“辉度”的对账单，并要求陈杰英付款，陈杰英未提出异议，并多次向林旭如付款，亦未提出付款是受他人的委托，故应认定陈杰英在处理辉度厂的交易事宜。陈杰英主张其向原告付款是受陈德城的委托，并向本院提交《代付款证明》及《承诺书》，但上述证据形成于案涉交易之后，未经原告确认，若属实，则陈杰英应在交易时就向原告披露委托付款一事，从而使其免责，现无证据证明陈杰英已作出披露且有合理理由，故本院对陈杰英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陈德城虽然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陈杰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杰英根据其要求将其介绍给原告，但有关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陈德城与陈杰英之间，不能证明原告已知悉有关事宜。陈杰英又主张其曾于2018年3月带陈德城到原告处，告知原告以后的交易由其与陈德城进行，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而原告则主张当时陈杰英只是告知原告以后的交易由陈杰英与陈德城共同进行，故本院对陈杰英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况且，若陈德城及陈杰英的上述主张属实，则陈德城在与原告交易时，应使用合辉厂的名义或其个人名义，以使原告识别出有关交易与辉度厂无关，但现有证据表明案涉交易是原告与辉度厂进行的，陈德城并未作出任何行为让原告识别出交易对象是合辉厂或其个人，而非辉度厂。辉度厂的经营者林孝鸡及陈杰英与陈德城为亲属关系，陈杰英知悉陈德城的有关行为却无相应行为让原告识别出有关交易与其无关，从而使其免责。上述行为均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亦缺乏合理解释，故本院对陈德城及陈杰英的有关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欠条》，虽然由陈德城出具，无辉度厂及陈杰英的签章，但陈德城向原告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的行为，不可推翻售货单、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明辉度厂与原告交易的证据，故不应据此认定辉度厂不是交易主体。综上，本院认定案涉交易是原告与辉度厂的交易，有关民事责任应由辉度厂承担。又因证据表明陈杰英直接参与并决策辉度厂的交易事宜，与辉度厂的登记经营者林孝鸡自认为夫妻关系，故应认定陈杰英是辉度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应对辉度厂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至于陈德城，其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案涉债务，应认定构成债务加入，应一并向原告承担清偿责任。《欠条》载明的未付货款金额为2414588元，陈德城在出具《欠条》后支付了20000元，尚欠2394588元未付，与售货单的总金额5329670元减去双方自认的已付金额2935082元后的金额相一致，故本院予以认定。《欠条》约定2414588元货款应由陈德城在2019年12月前分期支付2410000元，余款4588元未约定付款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可以随时要求陈德城支付余款4588元，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本院酌情认定余款4588元应在2019年12月前付清。因《欠条》由陈德城个人出具，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德城是辉度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亦不足以证明陈德城有权代表辉度厂作出付款承诺，故有关约定仅应约束原告及陈德城，不应约束辉度厂及陈杰英。现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辉度厂、陈杰英约定了付款期限，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六十一条的规定，辉度厂、陈杰英应在收货时付款。现上述付款期限均已届满，故原告要求陈德城、辉度厂、陈杰英立即付清剩余货款2394588元，本院予以支持。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陈德城、辉度厂、陈杰英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依据的是《欠条》的约定，如前文所述，《欠条》仅应约束陈德城，不应约束辉度厂及陈杰英，故原告要求辉度厂及陈杰英支付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陈德城主张《欠条》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受到原告胁迫作出的，因原告不予认可，且陈德城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胁迫的事实，故本院不采信陈德城的上述主张。陈德城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调低。本院认为，违约金的数额与违约损失的数额应当大体一致，这是商品交换等价原则的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合同正义的重要内容和合同法追求的理想之一。如果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予以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暴利，故人民法院可以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使违约方从高额且不合理的违约金责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防止赌博性约定隐藏的道德风险。本案无证据证明逾期付款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而逾期付款造成原告的损失一般为资金被占用期间融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故《欠条》约定的2000000元违约金显然高于逾期付款目前造成原告的损失，陈德城要求调低违约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8%计算。根据《欠条》约定的付款期限及实际支付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违约金为54773元，详见下表：计算基数起算时间止算时间违约天数利率违约金数额2019-4-302019-11-68%2019-4-302019-12-318%2019-5-312019-12-318%2019-6-302019-12-318%2019-7-312019-12-318%2019-8-312019-12-318%2019-9-302019-12-318%2019-10-312019-12-318%2019-11-302019-12-318%2019-12-312019-12-318%共计之后的违约金应按239458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8%从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总额应以《欠条》约定的2000000元为限。依照上述援引之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德城、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林孝鸡）、陈杰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94588元；二、限被告陈德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为54773元，从2020年1月1日起，违约金以239458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总额应以2000000元为限；三、驳回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956元，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美佳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负担17000元，被告陈德城、东莞市大朗辉度服饰厂（林孝鸡）、陈杰英共同负担23000元，被告陈德城负担19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美华人民陪审员  邱良华人民陪审员  叶肖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 记 员  陈清梅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