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83刑初387号公诉机关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付某，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城市，汉族，大专文化，兖矿集团华聚能源公司职工，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邹城市，住山东省邹城市。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9月25日被邹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经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邹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邹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刘小兵，山东方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仲剑，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郭某，男，1982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市，汉族，中专文化，河北昊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11月15日被抓获到案，2018年11月16日被邹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经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邹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邹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张凯，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旭，山东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某，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汉族，大专文化，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会计，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10月12日被邹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经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邹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邹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尹永政，山东崇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检察院以邹检公诉刑诉[2019]37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付某、马某、郭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邵国主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付某及其辩护人刘小兵、仲剑，被告人马某及其辩护人尹永政，被告人郭某及其辩护人张凯、张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在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付某、郭某、马某、伙同亓俊红、杨某1、杨姿长（另案处理）等人，以销售煤炭的名义，利用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从被告人郭某处，以7%-8.5%不等的价格购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此为进项，把发票开给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向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金额44963079.38元，税额7643723.51元，价税合计52606802.89元；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向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56份，金额44980920.13元，税额7646757.15元，价税合计5262677.28元；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向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金额17355040.4元，税额2950356.8元，价税合计20305397.2元；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向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700320.91元，税额2669054.84元，价税合计18369375.75元；四家公司价税合计共计143909253.12元，再由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以此为进项，把发票开给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148份，金额123363383.25元，税额20971775.09元，价税合计144335158.34元，山东中蒙汇能国家贸易有限公司将发票进行抵扣认证。上述业务均没有真实交易，且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人付某支付10.5%-11%的买票费。被告人付某、马某、郭某分别于2018年9月25日、10月12日、11月15日被邹城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到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付某、马某、郭某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付某、郭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自愿认罪；被告人马某对指控事实有意见，认为自己未从中得到利益，不认识郭某和亓俊红等人，上海各公司和泽晖等公司是不是发生业务也不知道，如果法院查明事实后仍判其构成犯罪，也服从判决。被告人付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本案涉及国家税款损失的事实不清，恒屹公司和中蒙公司之间存在部分真实交易，该部分税额应当扣减，公安机关未收集、查明真实交易数额。如不排除真实贸易出具的税票，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对该组票据不予认定。2恒屹公司与中蒙公司改变交易方式，由恒屹公司直接履行变为第三方代为履行，恒屹公司存在如实代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的规定，行为人利用他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以他人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即使行为人与该他人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但如行为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活动，主观上并无骗取抵扣税额的故意，客观上也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损失的，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从最初开票方上海多家公司、邹城泽晖等四家公司、恒屹公司均是为最终受票方中蒙公司服务，应看成一次连续的开票行为，不能重复计算。4付某属于介绍他人虚开行为，较之以抵扣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且认罪态度良好、具有坦白情节，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马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起诉书认定马某与郭某、亓俊红等人没有伙同关系。2恒屹公司与中蒙公司由煤炭购销合同，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纯粹的虚开行为。3付某、马某、杨姿长均证明恒屹公司实际供应了一万吨至两万吨的煤炭，公安机关未能全面查证，未排除三人的辩解，应认定存在该事实。4中蒙公司与恒屹公司签订合同如何进行协商过程没有查清，为何恒屹公司在没有实际交付货物的情况下为中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没有查清。5认定马某实施让他人虚开的行为证据不足。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的意见，辩护人提供相关案例并结合本案，认为具有实际经营行为是阻却犯罪的必要条件，代开发票并存在抵扣税款不是认定为骗取税款的唯一条件，支付开票费只是证明代开事实存在的依据，不是认定虚开的依据。7如追究中蒙公司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则马某实施的行为是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郭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郭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持异议，但认为：1起诉书指控郭某的涉案数额不清，认定其虚开税款数额巨大的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2郭某当庭自愿认罪，应酌情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被告人付某与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姿长（另案处理）商谈煤炭购销事宜，因杨姿长希望上家公司是国企，被告人付某遂联系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与中蒙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恒屹公司并未直接向中蒙公司供应煤炭。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杨姿长未通过恒屹公司自行从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煤场大量购买无票低价煤炭向淄博矿业集团运销公司等下家公司供货。因上述煤场没有向中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付某通过恒屹公司出具给中蒙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该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的10.5%-11%作为出票费用，杨姿长安排中蒙公司财务人员即被告人马某具体操作和被告人付某到恒屹公司签订合同、支付给被告人付某购买发票费用、向某公司出具虚假收货证明、邮寄公司网银U盾、配合资金回流转账等事宜。为使恒屹公司获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付某从被告人郭某处，以6%-8.5%不等的价格购得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出具给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伙同或利用该四家公司的负责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恒屹公司。具体数额分别为：泽晖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金额44963079.38元，税额7643723.51元，价税合计52606802.89元；中辉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56份，金额44980920.13元，税额7646757.15元，价税合计5262677.28元；金某1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金额17355040.4元，税额2950356.8元，价税合计20305397.2元；矿联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700320.91元，税额2669054.84元，价税合计18369375.75元；四家公司发票税额合计20909892.3元，价税合计143909253.12元。后恒屹公司以此为进项，把发票出具给中蒙公司，共148份，金额123363383.26元，税额20971775.10元，价税合计144335158.34元，中蒙公司将发票已全部进行抵扣认证。被告人付某、马某、郭某分别于2018年9月25日、10月12日、11月15日被抓获到案。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并确认有效的证据证实：1.书证（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付某、马某、郭某的年龄等基本身份信息。（2）抓获经过，证明付某、马某、郭某抓获到案的时间、地点等情况。（3）邹城市国税局移送犯罪线索及统计表、银行往来户历史清单等相关材料，证明案件来源，经该局核查，邹城市泽晖公司从上海夙福等五家公司取得的增值税发票500份，后上海供货企业在2017年7、8月通过上海建设银行将收取的货款全部转付给邹城市绿洋林业有限公司，绿洋公司又将全部款项转付给多个个人账户。2018年6月22日该局向邹城市公安局移送泽晖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线索材料。（4）煤炭购销合同、调价函，证明恒屹公司与中蒙公司于2017年5月、7月签订煤炭交易合同，每吨价格564元、577元，2017年8月恒屹向中蒙发函调整为每吨666元等内容，恒屹公司先后与泽晖公司、中辉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等内容。（5）中蒙公司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会计账簿、记账凭证等资料，证明中蒙公司营业资质、接受恒屹公司发票明细、向淄博矿业集团煤炭运输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明细、结算通知、收货明细、申报抵扣税款、银行资金往来等情况。（6）恒屹公司会计账簿、记账凭证、交易资料，证明恒屹与上下游各公司的购销合同、银行资金往来、收支凭证、接受和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明细等情况。（7）泽晖公司、中辉公司、金某1公司、矿联公司会计记账凭证，证明四家公司营业执照、及分别取得上海葡璟、缙帅、糯藏、丙本、瑾宕等多家公司增值税发票的明细、分别出具给恒屹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明细、向邹城市绿洋林业有限公司、慧能科技有限公司转账、与上海各公司资金往来等情况。（8）上海葡璟、缙帅、糯藏等多家公司注册资料，证明涉案上海多家公司的企业设立、注册、开户信息、营业执照、工商登记等信息。（9）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分所统计报告，证明经邹城市公安局委托该所对付某涉案失控税票的走向和资金流水进行统计，该所根据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上述涉案公司开票信息及39户银行账户流水（含付某、郭某、亓俊红、杨某1、张某4、张某5、冯某1、任某2、赵某2等个人账户、上海各涉案公司、中蒙公司、恒屹公司、中辉公司、泽晖公司、金某1公司、矿联公司、绿洋公司、慧能公司等单位账户），经过综合分析归集，出具失控发票及资金流水统计结论。其中：泽晖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金额44963079.38元，税额7643723.51元，价税合计52606802.89元；中辉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56份，金额44980920.13元，税额7646757.15元，价税合计5262677.28元；金某1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金额17355040.4元，税额2950356.8元，价税合计20305397.2元；矿联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8份，金额15700320.91元，税额2669054.84元，价税合计18369375.75元；四家公司发票税额合计20909892.3元，价税合计143909253.12元。恒屹公司出具给中蒙公司销项发票148份，金额123363383.26元，税额20971775.1元，价税合计144335158.34元。付某账户支付郭某（张某6、张某5）账户收支相抵后合计9000666.66元，中蒙公司杨某1（杨姿长、张某4）收回款金额148333860.84元，转付某（含邹城慧能、绿洋公司）13281498.61元、转亓俊红9855136.09元。（10）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附件，证明2018年8月9日该局向邹城市国税局稽查局移送已被证实虚开的上海葡璟公司50份、糯藏公司98份、缙帅公司25份出具给邹城市金某1公司公司增值税发票统计表、麻某公司非正常户认定表。（11）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立案决定书，证明该局在办理上海金山区“2.1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发现上海魁梧公司将50张增值税发票虚开给深圳中辉能源公司邹城分公司，并附统计表格。（12）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涉税事项调查材料及附件，证明上海丙本公司、晟色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13）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证明材料，证明上海炙煦公司、夙福公司、柳鸳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注销。（14）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崇明区税务局证明材料，证明上海贝某公司、瑾宕公司、央禄公司、暨素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注销。（15）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张店区税务局查询结果告知书及附件，证明中蒙公司接受恒屹公司开具的14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抵扣，并附发票号码、开票日期、金额、税额、认证月份等内容。（16）调取证据通知书、顺丰快递公司收寄件信息，证明经邹城市公安局向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查询付某等人手机号码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的收寄件情况，显示河北石家庄王某3、郭先生多次邮寄山东邹城市西外环大学工业园付某、付先生文件资料或身份证等，其中名称为王某3、郭先生的手机号均为17796900979，发件地址为石家庄跃进路冶金研究所或聚合物流园或只写石家庄，同时在其他寄件中有显示名称为郭某的使用手机号17796900979向他人邮寄文件或U盾等信息。2.证人证言（1）证人任某1称：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24日，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担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是冯某1。2017年11月份、12月份，其在冯某1的安排下和付某到山东恒屹工贸公司先后二次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由中辉公司将煤炭卖给恒屹公司。中辉公司向某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66份，金额是45831689元，税额7791388元，价税合计53623077元。这些煤炭业务都是由付某负责进货、联系上游企业，其不知道是否有真实货物销出。与恒屹公司的业务是冯某1与付某谈的，签合同、开发票的事是冯某1事先安排，付某再给其电话联系。中辉公司是从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贝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麻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魁梧网络有限公司，还有北京的一家公司，得到的进项发票，具体是付某和冯某1处理的。这些公司的进项发票，一部分是付某交给其，其再交给公司财务，也有一部分是付某直接交到公司财务的。其不知道这些进项发票是否全部认证抵扣。中辉公司和这些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都是冯某1安排其在付某拿来的合同上签字盖章，然后付某将上游公司签完的合同拿到公司，由其签字盖章，如果其不在公司就由财务盖章，也得冯某1事先通知财务。中辉公司的网银U盾在付某手里，都是付某操作，付某虽然不是中辉公司员工，但是冯某1安排把公司网银U盾给付某的，具体原因不清楚。每次开票之前，都是付某给其打电话说明吨位、单价，其再让公司财务开出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其送到恒屹公司。（2）证人冯某1证称：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是2015年在深圳注册的，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是2017年2月设立的子公司，任某2是法人，其是实际控制人。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从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贝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麻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魁梧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博盛金某2商贸有限公司以购买煤炭的名义取得进项税发票，向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的事情都是付某做的。其和付某认识多年，2017年8月份因为资金周转，曾向付某借款550万，之后陆续还款，2017年11月份已经还款385万元，当月付某说能从内蒙弄到煤，在中辉公司走一下到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再到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吨给其提2元钱。因为当时想利用深圳的公司在深圳的银行融资贷款，需要银行交易流水，其就答应了。付某说用中辉公司的账户走钱，万一客户的资金打过来，担心被挪用，提议把中辉公司的网银U盾交给他管理，其就安排公司财务人员配合付某。有关的进项发票都是付某或者安排人送到中辉公司的会计处，然后公司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恒屹公司。从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贝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麻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魁梧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博盛金某2商贸有限公司取得的进项税发票已经由中辉公司抵扣认证了。后来付某把网银U盾还给中辉公司。2018年3、4月份，邹城市税务部门通知其公司抵扣认证的北京博盛金某2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失控票，其就问付某，付提供了北京公司的假完税证明，直到税务部门又陆续通知从上海取得的进项税发票也有问题，其才发现虚假交易，要求付某尽快处理，但付一直推脱。中辉公司和上海瑾宕、贝某、麻某、魁梧、北京博盛金某2等公司签的合同都是付某拿来已签字的合同，再由中辉公司签字盖章，是其安排任某2或财务人员在付某拿来的合同上签字盖章，其并没有见过这些公司的法人。付某和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联系完业务，需要中辉公司盖章时，也是其安排任某2跟着付某去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18年8、9月份其问付某虚开发票的事情怎么处理，付让其联系赵某2咨询，中辉公司与邹城市矿联经贸公司并无真实交易，是按照付某的安排接收的矿联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其让驾驶员赵鹏去拿的，拿回来在中辉公司进行认证抵扣。（3）证人赵某1称：其是冯某1的驾驶员，公司具体业务并不清楚，只是曾被公司安排到家字画店拿过一份发票，回来交给会计孟某2。（4）证人孟某1称：其是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的会计，公司法人是任某2，实际控制人是冯某1。2017年11月份，冯某1说付某要用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做点业务，安排其配合付某开发票，后来付某来公司先后拿走了公司的U盾，先拿的农商行的U盾，用了没多久就还回来，又把公司济宁银行的两个U盾拿走了，期间中辉公司的人员没有操作过公司的网银U盾。付某从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贝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麻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魁梧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博盛金某2商贸有限公司开的发票给中辉公司做进项，用中辉公司开的发票全部开给了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付某给财务科打电话，说需要开多少的金额的票，财务人员就开多少，然后任某2把发票送到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之前冯某1就给财务交代过如果付某开票就给他开。2018年2月份之后付某不再用中辉公司开发票，不清楚公司接受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的一批发票的事情。（7）证人孔某证称：其是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负责人，恒屹公司是山东宏河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做煤炭贸易，曾买过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的煤炭，并销往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5月23日付某领着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马某来公司签订了煤炭交易合同，合同约定每个月大概交易4万吨左右的煤炭，送到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指定的淄博金泰货场，他们收到货之后将收货证明和结算单给其，公司财务再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他们，每吨提取2元的差价。2017年6月13日，付某带着亓俊红来公司，签订了煤炭交易合同，合同约定由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送煤，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马某把收货证明和结算单给其，再把货款打到恒屹公司，金某1按中蒙汇能结算单每吨减2元给恒屹公司开具煤炭增值税发票后，恒屹公司财务再扣去差价的货款打给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恒屹公司再根据马某发来的结算单上的数量和单价给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7月5日，付某和亓俊红再次来恒屹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是以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签的；2017年11月10日，付某和任某2来恒屹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2018年2月7日，付某和赵某2来恒屹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是以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的名义签的；这些合同开增值税发票的程序和金某1公司的一样。当时马某有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亓俊红有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书，同时是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任某2是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的法人，赵某2是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的法人。其不知道这些公司是否真给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送煤炭，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把收货证明和结算费发给其，恒屹公司就认可这笔交易，并不去中蒙汇能公司监督煤炭运送的情况。结算都是通过网银汇款，没有现金或者承兑汇票。另称：付某、杨姿长、马某等人均没有告知过恒屹公司，恒屹公司也不知道中蒙公司在外购买煤炭，然后用这些煤炭作为恒屹公司发的煤炭，再将收货明细和结算通知单发给恒屹的事情，其只是在收到结算通知单和收货明细、收到上游企业（泽晖等四家公司）给的增值税发票后，按发票数额通知财务给上游公司汇款。（8）证人王某1称：其系恒屹公司的法人，2017年5月付某带着中蒙公司的马某谈煤炭生意，其安排孔某接待的。后来付某还带来了中蒙公司的负责人一起吃饭，商量合同签订的事情。马某和中蒙公司的负责人都知道付某不是恒屹公司的人，合同签订后，孔某还去中蒙公司的办公地点、煤场考察。（9）证人张某1称：其是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出纳，负责汇款、收款，管理公司的、法人杨姿长的、杨某1及自己的账户，都用于公司业务的账户。其知道中蒙公司和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有生意往来，杨姿长让其给对方转过钱，其通过自己的工行账户和付某的工行账户有多笔交易，其根据杨姿长的安排转账，公司的账是由马某做，其并不做账。（10）证人杨某1证称：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就是煤炭购销，其是公司的法人代表，杨姿长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某是公司会计，张某4是公司出纳，其不知道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和公司有无业务往来，公司的煤炭都是从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进煤炭，通过汽运运到公司在金泰铁路的货场。正常中蒙公司与销售煤炭的公司签订合同后，中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先把货款打到这家公司，再通过汽车运来煤炭，过磅后出过磅单，把过磅单交给财务马某，由他整理后算出总数。其办理过一张浦发银行的银行卡，一张招商银行的银行卡，两张工商银行的银行卡。这四张银行卡的网银U盾和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的银行卡都交给公司出纳张某4使用了，其平时使用自己的两张工行银行卡。（11）证人亓俊红证称：其是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和付某原来都在东滩煤矿工作，付曾用泽晖公司名义做生意,每吨交给公司1元管理费。上海夙福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柳鸯商贸有限公司、上海丙本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晟色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煦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给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的煤炭贸易是付某做的，其不清楚,这些上海公司的网银是付某给的,向税务机关提供的货运单也是付某提供的。2017年6月份,付某带其去山东恒屹公司的孔某办公室,付某在合同上盖了金某1公司的章,让其在合同上签字,但其对金某1公司与山东恒屹公司的交易并不清楚，其与金某1公司的法人并不认识。2017年7月,付某又带其到恒屹公司签了合同,约定泽晖公司每月供给恒屹公司2万或4万的煤，至2017年12月份。签完合同后,付某负责联系煤炭、送煤,恒屹公司把煤款打到泽辉公司的账户,付某把恒屹公司的收货单和上海五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拿过来，其根据收货单数量,每吨收取1元钱的管理费,剩下的钱再打给上海五家公司,将五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公司的账,进行认证抵扣,再根据收货单的煤炭数量和合同约定的价格开给恒屹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不知道付某是怎么和上海的五家公司联系并签订合同的，只是同意盖的泽晖合同章。一共发了多少煤炭、开给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多少增值税专用发票都不记清了,可以看公司的账。杨某1是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其在2017年6月至7月,通过自己的工商银行卡尾号0669陆续向杨某1的浦发银行卡尾号7664转账17839254元中有借给付某的钱。恒屹公司从泽晖公司购买的煤炭都销售给中蒙公司,中蒙公司把煤款给恒屹公司,恒屹公司再把款打给泽晖公司，付某安排其把钱打给杨某1,杨某1再把钱打到中蒙公司账户用于支付恒屹公司的煤款。付某曾把中蒙公司的招商银行网银给其操作，将钱打到恒屹公司的账户。其手机微信上有和付某往来信息：2017年7月11日记载有“晟色的主管网银是坏的,怎么都不显示,其他网银盾都贴有标示,就这一个没标,怎么回事”、“两个公司账户上都存了500元,但扣网银费等一个剩200多,一个剩300多”、“都是在上海开户,从石家庄快递回来的”“快递了网银盾和发票,没有合同,有盖章的空白纸张”等内容。付某把上海公司的网银交给其操作是为了自己操作资金流，钱不被别人拿走，还安排其把恒屹公司打到泽晖公司的钱,通过泽晖的公户打到上海五家公司的账户上,再用上海五家公司的网银,打到付某提供的邹城市绿洋林业有限公司的齐商银行账户，之后去向就不清楚了。这些网银的操作大部分是在付某在西外环大学城路边4楼办公室的一台白色电脑上操作的,付某也操作过这些公司的资金，这些公司的网银用完之后被付某拿走了。（12）证人赵某2证称：其是邹城市金某1商贸公司和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某1公司主要经营矿用配件，是付某找其后才与山东恒屹公司做的煤炭生意。2017年5月付某提出用金某1公司与恒屹公司做煤炭生意，每吨给其提一元钱，其同意后，2017年6月付某拿着金某1和恒屹公司的购销合同来盖金某1的公司章，这份合同是亓俊红签的字，付某让其和亓俊红一起到农村信用社办理的公司网银U盾，办完交给亓俊红了，其又办理了枣庄银行个人银行卡交给付某使用。每隔一段时间，付某就送来一些进项发票，其就安排财务进项认证抵扣，再根据付某提供的单价、货物量向某公司开具销项发票。后来因为金某1公司交不起企业所得税，2017年8月其成立了矿联公司与恒屹公司继续做煤炭生意。2018年1月其和付某一起到恒屹公司以矿联公司签的合同，内容与上次基本一致，矿联公司的的网银也交给付某使用。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央禄实业有限公司等七家上海公司、青岛江禄涛顺经贸有限公司等三家青岛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付某拿过来，其进行认证抵扣的，矿联公司、金某1公司与这些公司没有货物购销往来。金某1和矿联公司向某公司、中辉公司、乌审旗榕信煤炭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都是其开具后交给付某，开给中辉公司和乌审旗的公司是因为付某说恒屹要不了这些煤炭，先开给这两家公司寄存，并无购销合同。其不知道付某提供给税务机关的上海各公司随货清单是否真实，只是帮忙复印清单，将原件和复印件再交给付某。（13）证人赵某3称：其是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弟弟赵某2，其不参与公司经营，不知道增值税发票的事情，具体是赵某2在经营。（14）证人张某2称：2014年年底至2018年7月其在邹城市方元企业代理记账公司给金某1商贸公司做过账，该公司的实际老板是赵某2，相关发票和凭证都是赵某2送到代理记账公司做账。2017年6月金某1公司分别从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税额849884元，从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取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税额424942元，从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取得9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1665772.64元。7月份赵某2将这三笔业务的进项发票和销售发票拿过来做账，其问业务付款情况，赵说从银行汇款，其就做了挂账处理，上海的三家公司作为进项，当月把票开给山东恒屹工贸公司。2017年12月，赵某2将三家公司的付款凭证拿过来，大部分是承兑汇票付款，没有银行汇款，而且拿来的承兑汇票也是扫描件。从金某1公司的账目上看，在与上海三家公司的煤炭生意之前，金某1公司的交易很少，都是建材，且是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做完上海的煤炭生意之后，赵某2说没有业务了，就给金某1进行零申报。（15）证人张某3称：2017年10月左右，其帮赵某2的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做过账，赵某2将矿联公司的金税盘交给其，其在家里的电脑安装开票软件开票。付某曾跟赵某2到其家中开过增值税发票，其余的矿联公司的发票都是赵某2来家中开具的。矿联公司的进项发票有上海和青岛的，销项发票主要是给恒屹公司的，记不清一共开了多少张，2018年11月，其将矿联公司的四本账交给了赵某2的妻子冯雪。（16）证人冯某2称：其是赵某2的妻子，赵某2在东滩路开了金某1公司卖古玩字画。其不清楚赵某2在外面的事情，张某8曾到家中给其一包邹城市矿联经贸公司的凭证，其交给公安机关。（17）证人黄某1称：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其在内蒙古帮杨姿长联系不带增值税发票的便宜煤从鄂尔多斯附近运到淄博，这些都是不带票的煤，价格400元左右一吨，一共运了26000吨左右，运费淡季为230元左右一吨，旺季250元至320元一吨，每个煤场的货运单都不同，有手写有机打，运输煤炭的车也是其在市场上随机找的车，并不固定，煤炭款是杨姿长直接汇给卖煤的。其不知道山东恒屹公司，也没从该公司买过煤炭运给杨姿长，虽然认识付某，但没有从付某处买煤运给杨姿长。（18）证人刘某的证称：2017年4月-11月，其曾帮杨姿长联系便宜的煤炭（精煤）从榆林神木县、鄂尔多斯等地运到淄博，价格360元左右一吨，这是不带票的价格，神木县浩泉化工的煤有一部分是带票的，价格400元左右一吨，其他都是不带票的。前后共计发给杨姿长大约六七千吨煤炭，淡季运费大约240元一吨、旺季价格大约270元一吨，货运单大部分是手写，神木浩泉的是机打，运煤的车并不固定，其已经无法从货运单上辨认了。其算好煤款后通知中蒙公司的人给卖煤的结账，没听说过山东恒屹公司和付某，没有从他们那里买过煤炭给杨姿长。（19）证人祁某1称：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其帮杨姿长运输煤炭到淄博金泰煤场，煤炭是从山西未来能源金鸡滩煤矿拉来的带票煤，发票是未来能源出具的，淡季价格约300多元一吨，旺季400多元一吨，金鸡滩煤矿的货运单都是机打的统一格式，煤矿是收到煤款才发货，如何支付的不清楚，运煤的车是其在市场上随机找来的。没听说过山东恒屹公司和付某，没有从他们那里买过煤炭给杨姿长。（20）证人杨某2称：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其在山西寿阳县负责将杨姿长联系好的煤炭运到淄博，煤是冀中能源和潞阳集团的带票煤，价格大约400元,货运单大多是各公司机打的，其不知道发票是开给哪个公司的，不记得运了多少吨煤炭，没听说过山东恒屹公司和付某，没有从他们那里买过煤炭给杨姿长。（21）证人王某2称：2018年2月其在山西寿阳县帮杨姿长联系不带票的煤炭运到淄博，价格大约每吨380元，不记得运了多少吨煤炭，只有很少一部分带票的煤从潞安集团的，发票是潞安集团开给中蒙公司，票煤一起走，价格每吨400多元。其没听说过山东恒屹公司和付某，没有从他们那里买过煤炭给杨姿长。（22）证人莫某、冯某3称：二人跟着詹某1等人在上海市做代理记账和注册公司的生意，后来用上海辅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从事转卖公司生意，一般是詹某2找来法人注册，然后将公司连同发票一同卖掉。二人根据詹某1等人的安排到税务机关领购发票或带法人办理注册、变更手续。一般每次每家公司领购发票50份，所领发票并没有真实业务。（23）证人倪某1称：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是委托办理的工商注册登记，这三家公司是其公司合作的招商平台联系的客户，因为其所在公司是管委会下属的，办理工商登记比较方便。其没有见过这三家公司的法人、股东或者财务负责人。这三家公司是康壮的平台提供的资料，三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管委会办公楼的地址，为了招商虚拟的注册地。（24）证人康某称：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是通过其办理的工商注册，是一个姓黄的人介绍来的客户，其联系倪某2帮忙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因为在办理工商登记必须本人来，所以注册登记时这三家公司的法人都来现场了。3.同案参与人杨姿长的综合供述与辩解：其是中蒙汇能国际贸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是2017年注册成立的，2017年上半年邹城市的付某通过朋友找到其，说可以让中蒙公司与兖矿恒屹工贸公司签订长期合同，因为兖矿是国企，其安排马某到恒屹公司考察后就签订了购销合同。恒屹公司送了一段时间煤炭，但供应量太小，达不到合同约定数量（其不清楚真实供应数量）。因为中蒙公司和淄博矿业集团运销公司合作，需要向中铝集团山东分公司热电厂、齐鲁石化热电厂大量供煤，其又自行从内蒙古、山西等煤场购买煤炭保证供应，并没通过恒屹公司联系这些煤炭。从这些煤场购买的煤炭大多是通过杨某1的账户汇款，其安排马某操作，但这些煤场没有向中蒙开具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山东恒屹公司开给中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下游公司出具销项发票。向其出示的恒屹公司开给中蒙的增值税发票148张已经全部认证抵扣。虽然恒屹公司没有供给中蒙公司这些发票相应的煤炭数量，但是两家公司有煤炭购销合同，中蒙也给恒屹公司转了货款，恒屹公司才出具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款是通过公司账户转的，因为恒屹公司无法提供合同约定的煤炭数量，其另外找煤场购买煤炭，自己不能出两份钱，所以部分货款由付某、亓俊红账户转到杨某1账户，再由杨某1账户转到中蒙公司账户的。公司使用杨某1账户转给付某的钱是扣除的税金返还给付某的，具体按多少税点返还是由付某和马某商量，马某向其汇报并经其同意再返给付某，不清楚一共支付多少税金，也不认识郭某，不知道恒屹公司的进项增值税发票如何获得的，其向下游公司的交易是真实的。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付某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4月份左右，其找到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杨姿长谈卖煤的事情，这家公司的法人是杨某1（杨姿长的侄子），实际控制人是杨姿长，杨姿长同意买煤，但是要求上家必须是国企，还想多开点增值税发票，按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10.5%给开票费。其同意后，联系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2，将石家庄的郭某和中蒙公司的杨姿长介绍给赵某2，让赵某2从郭某处进煤，使用金某1公司的名义和中蒙公司进行煤炭购销，从恒屹公司过一下手，再到中蒙公司。2017年5月其带着中蒙公司的会计马某到恒屹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由恒屹向中蒙供煤，随后又带着亓俊红代表金某1公司同恒屹公司签的合同，由金某1公司向某公司供煤。郭某是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邹城市泽晖商贸有限公司、深圳中辉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邹城市矿联经贸有限公司所有的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提供人，郭某提供的有十几家公司的增值税进项发票，都被上述公司作为进项税抵扣了。2017年6月，郭某按票面价税合计价格的7.5%收取费用，给邹城市金某1商贸有限公司开的增值税发票，分别以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开了100多份，金额记不清，都在金某1的账目上。郭某把增值税发票开过来，经认证没问题，其将买票钱打到郭某指定的账户，分别是张某6的工行账户尾号0675，张某5的工行账户尾号4416。其根据郭某开发票的金额、数量给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增值税发票，恒屹公司按中蒙公司给的收货确认单的吨数，分批开票，中蒙公司收到票后抵扣认证。因为是借亓俊红的钱做资金走账的，亓俊红说有多少钱，其就电话联系马某按这个金额和当时煤炭的市场成交价格，做收煤结算单，亓俊红就将钱打到中蒙公司法人杨某1的账户上，杨某1再打到中蒙公司的对公账户上，中蒙公司把做好的结算单发给恒屹公司，恒屹公司确认后，中蒙公司把钱打到恒屹公司的账户，恒屹公司把钱打到金某1公司的账户上，金某1公司把钱打到郭某提供的上海葡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缙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糯藏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上，这三家公司的U盾由郭某用顺丰发过来，其交给亓俊红后，亓俊红负责操作转出资金，基本是通过邹城市绿杨林业的账户转出来。金某1的账有一部分是赵某2找来的银行承兑汇票做的，汇票实际没有支付给对方，具体数目可以查看金某1的账。赵某2知道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其通过自己的工行账户打到赵某2农商行的账户60多万元。用金某1公司的名义做了一个多月后，该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开不出那么多了，其就让亓俊红用泽晖公司的名义继续做，亓俊红也需要资金流来证明公司业务来办理贷款，其告诉亓俊红是从上海5家公司进的煤炭，先卖到恒屹公司，再由恒屹公司卖给中蒙公司，每吨给亓俊红1元钱管理费。2017年7月初，其和亓俊红到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签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煤炭直接发到淄博的煤场，到货后，由中蒙公司把钱打给恒屹公司，恒屹公司再把钱打给泽晖公司，泽晖公司再把钱打给上海的5家公司，一共从上海5家公司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500份，每家公司100份，价税合计58354099元，煤炭有9万吨左右。实际并没有卖给中蒙公司这么多，只有一小部分煤炭购销是真实的，大约有2万吨左右，其余的都是买的增值税发票。这次郭某开的分别是上海炙煦商贸有限公司、上海丙本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晟色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夙福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柳鸯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一共开了500份，按价税合计的8%收取的开票费，开票费也是从其工行卡打到张某6和张某5的工行账户。随后其再根据郭某开的发票金额、数量，开给恒屹公司增值税发票，恒屹公司再给中蒙公司分批开票，资金流也和上述流程一样转出，亓俊红就将钱打给杨某1，杨某1打到中蒙公司的对公账户，中蒙公司将结算单发给恒屹公司，恒屹公司确认后，中蒙公司把钱打到恒屹公司的账户，恒屹公司把钱打到泽晖公司的账户上，泽晖公司把钱打到郭某提供的上海的五家公司账户上，这五家公司的U盾也由郭某用顺丰发过来，其交给亓俊红负责操作转出资金，是通过邹城市绿洋林业的账户转出的。其在税务机关提供过一批上海炙煦商贸有限公司、上海丙本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晟色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夙福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柳鸯商贸有限公司的随货清单，是让赵某2帮着做的假清单。用泽晖公司的名义做到11月份时，因为借钱没还，亓俊红不让借用泽晖公司，其就联系中辉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某1，当时冯欠其钱，其就说用冯的公司从上游公司进煤走一下到恒屹公司，再到中蒙公司，一吨给冯提2元钱，用这个钱抵欠款。郭某开给中辉公司的是上海四家公司和北京一家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分别是上海瑾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贝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麻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魁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盛金某2商贸有限公司，共约500份增值税发票，按价税合计的8.5%收取开票费，开票费仍是从其工行卡打到张某6的工行账户尾号0675，张某5的工行账户尾号4416。其随后向某公司、中蒙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的流程和之前借用的公司一样，资金流从这次开始都是中蒙公司的杨姿长提供的，中蒙公司把钱打到恒屹公司的账户，恒屹公司把钱打到中辉公司的账户，中辉公司把钱打到上海四家公司和北京一家公司的账上，这5家公司把钱打到邹城市慧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上，然后转到其账户，其再转给中蒙公司的张某4账户，该账号是马某提供的。这5家公司交易到中蒙公司的煤炭生意不是真实的，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冯某1不知道是虚假交易，后来发现有那么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不正常，就不让其用中辉公司做了。之后，赵某2找到其说可以用他新成立的矿联公司做，赵某2还联系了郭某，听郭某说赵某2用了4家上海的公司做的进项发票，不清楚具体情况。另证明，恒屹公司不知道这些交易是虚假的，邹城市绿杨林业有限公司、邹城市慧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张庆国的，一直没经营，其把U盾拿来做账用的，张庆国不知道这些事情。郭某对外曾自称王某3，从郭某处获得的相关公司的网银U盾有的还给郭了，有的被其直接销毁，大多是通过顺丰快递将进项发票寄过来的，多是邮寄给其，也有寄给赵某2的。其与杨姿长谈的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包括买票的点数也是杨姿长定的，而且必须要国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其才联系的恒屹公司。其和杨姿长认识十余年，杨知道其不是恒屹的工作人员，虽然杨姿长没对其说过从外地进煤的事情，但既然杨通过其购买恒屹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肯定会有从外地购买的无票煤。其能记得的一笔业务是通过泽晖公司购买内蒙古昊盛煤业公司的煤炭发给杨姿长，昊盛公司给泽晖公司开票后，其将发票给恒屹公司，恒屹再开给杨姿长，发票三份，税额分别为25225.04元、36088.36元、25436.16元。（2）被告人郭某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5月份，其请朋友吃饭时认识了来石家庄谈生意的付某，说起做生意需要一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知道朋友王某3可以给别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就告诉付可以给他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需要支付开票费，付同意了。后其联系王某3开票，支付5.9%的开票费，并让付某支付6%开票费，其从中赚取0.1%的好处费。付某有时来石家庄当面给其开票信息，有时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给开票信息，其再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的形式发给王某3开票信息。王某3开好票通过中通、圆通或者顺丰快递邮寄给其留的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北大街与跃进路冶金研究所，电话137××******）。发票有时是付某来拿，有时其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付某。其给付某留了两个账号支付开票费，一个是妻子张某5的，一个是妻子弟弟张某6的。付某把开票费打到张某5、张某6账户上，其扣下0.1%，再通过银行转给王某3账号或给现金。但现在其已经记不清王某3的账号和手机号码，也不知道王某3现在何处，联系不到他。其给付某虚开了多少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开发票的公司名称均记不清，其给付某的发票是从上海的两、三家公司开的，名字记不清了。给付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示的货物购销事实均不存在，发票都是虚开的。其也给过付某上海公司的网银U盾，有的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起带给付某，有时付某来取，有时快递给付某。（3）被告人马某的供述与辩解：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注册，主营煤炭销售，杨某1是公司法人，杨姿长是实际控制人，其是公司的会计，张某4是公司的出纳。2017年6月份，中蒙公司经付某介绍，通过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从兖矿采购煤炭，具体的情况是付某与杨姿长谈的，谈完后，杨姿长安排其和付某去恒屹公司与孔某签订购销合同，合同上约定恒屹公司将煤运送到中蒙公司指定的金泰货场或者山西的一货场，合同签到2017年年底。2018年1月份，杨姿长让其与恒屹公司孔某联系，再签一份到2018年年底的合同，孔某发的电子版合同，其打印出来签字盖章寄给孔某，这内容和上一合同一致。山东恒屹公司是通过汽车运输到指定煤场的，从哪里进的煤不知道，公司收到煤的具体的数目记不清了，可以看公司收货台账，没有相关的过磅单、随车运货单。付货款是出纳张某4通过公司账户打给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全是银行转账，没有承兑汇票和现金。公司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开过来，发票都已经认证抵扣了，收到的发票金额大于实际收到的煤炭，具体金额记不清了。中蒙公司想多要点进项发票，就从付某那里买，付某现说能开多少钱的票，其就按这个数目让煤场打出假的收货证明，然后再发给恒屹、打款给恒屹，恒屹就按提供的收货证明开发票，收货证明和收货台账是一回事，都可以造假。中蒙公司付给付某11%左右的开票费，钱是通过杨某1浦发或是招行的账户打到付某的工行账户上的，买过多少增值税发票也记不清了。这个事都是付某先和杨姿长说，杨姿长安排其去做，有时付某给其说，其请示杨姿长同意后再做。其曾通过顺丰快递给付某邮寄过杨某1和山东中蒙汇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网银U盾，具体银行和时间记不清了，就是为了买票走账用，也是杨姿长同意的，付某大约用了两个月才寄回来的。其不清楚孔某和张某4是否知道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自己也没从杨姿长处获得提成，只是按照杨的安排去做。4.辨认笔录，证明付某对郭某、杨姿长、马某的辨认过程及结果。5.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检查笔录，证明邹城市公安局根据邹城市国税局稽查局移送线索依法提取泽晖公司亓俊红手机二部进行电子证物检查，并采集到通讯、短信、微信信息等内容。本院认为，被告人付某、郭某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额数额巨大；被告人马某明知他人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仍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安排让他人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数额巨大；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付某、郭某分别为上下游犯罪，各自构成本罪。被告人付某、郭某、马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付某、郭某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某作为其所在公司的财务人员，只是接受安排与被告人付某直接联系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出具虚假收货证明、配合资金回流等，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各辩护人提出的与此一致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付某、马某的辩护人提出的恒屹公司与中蒙公司存在部分真实交易，没有证据证明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等意见、被告人郭某的辩护人提出认定数额巨大的证据不足等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付某、马某、郭某及同案参与人杨姿长的供述、证人亓俊红、赵某2、杨某1、冯某1、孔某等人的证言、各公司和个人银行账户资金往来、会计统计报告中对各公司及涉案人员的个人账户梳理、统计内容，可以印证：1、被告人付某与恒屹公司并不存在口头或书面挂靠关系，付某只是利用泽晖公司、中辉公司、金某1公司、矿联公司的资质先后向某公司出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使恒屹公司获得进项发票再开给中蒙公司。2、被告人付某与杨姿长控制的中蒙公司也无挂靠关系，恒屹公司与杨姿长自行联系的山西、内蒙等地的煤场亦不存在挂靠关系或委托发货关系，本案实质是杨姿长联系购买大量无票煤炭销售给下游公司，无票煤炭的价格低于恒屹公司此类国企带票煤炭的价格，但杨姿长又需要恒屹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解决向下游国企公司出具销项发票的问题，故与被告人付某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达成合意，由被告人付某联系恒屹公司，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等看似合规的外在形式获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全部认证抵扣。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无票煤，然后按恒屹公司出具的煤炭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该行为已经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损失。3、同案参与人杨姿长、被告人马某均不能明确说明恒屹公司与中蒙公司真实交易的数额，按照被告人付某供述中提到泽晖公司通过恒屹公司向中蒙公司供应煤炭大约2万吨，结合恒屹公司和中蒙公司在2017年7月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煤炭每吨577元的价格，可以看出仅1000余万元的金额，与涉案发票金额1.23余亿元相差甚多，即使扣减该部分交易，涉案税额仍超出“数额巨大”的定罪量刑标准。4、因为出票公司与受票公司存在无真实购销关系，需要被告人马某将中蒙公司需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提供给被告人付某，付某提供给被告人郭某，付某、郭某按约定的发票价税比例收取的开票费用，再通过各自控制的出票公司、受票公司的网银U盾、银行卡进行虚假支付或收取货款再返回的方式，形成资金回流。这种不通过缴纳税款、仅通过向他人支付“税点”的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所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客观上形成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利益链条。因此被告人付某、郭某、马某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律构成要件，故对上述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付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2029年9月24日止），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郭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29年11月14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马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2日起至2023年10月1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追缴被告人付某违法所得6475916元、被告人郭某违法所得8634555元。五、未随案移送的扣押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八份。审 判 长  李 闽审 判 员  刘建锋人民陪审员  聂有为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