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5035号原告：刘敏，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蒙跃，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嵩屿南二路XXX号XXX室之136。法定代表人：刘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福禄，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时刚，男。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法定代表人：石鸿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露露，女。原告刘敏与被告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享安公司)、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北京外服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吴蒙跃，被告享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福禄、钱时刚，被告北京外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露露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申请案外和解两个月，但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19,444.13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24,000元；2.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8,000元；3.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房租报销款20,150元；4.判令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51,081.2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4月1日进入享安公司公司，其岗位工作主要是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第一创新事业部负责人，且于当日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类)，工作地点为本市浦东新区东方路XXX号海富花园10楼G座，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月工资为10,000元，税后实发7,200元。2018年6月15日享安公司与原告协商关于用原告的保险经纪人资质向银保监会申请保险经纪业务及筹备浦东分公司等事宜，并于2018年6月19日任命原告为其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且于2018年7月1日重新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原告月工资为10,000元，工作地点为本市浦东新区长清路XXX弄XXX号XXX室，且该份劳动合同已向上海银保监局进行备案存档，但该份劳动合同一直没有交付原告一份，在此之后，原告也负责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的筹备工作，于是就开始着手准备考取保险经纪人高级管理人员执业证书，并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上海银保监会的高管任职考试，此后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于2018年9月8日验收通过后对外营业。原告自入职以来4、5月份工资都是按照劳务派遣合同的约定发放的，但自6月份至8月份的工资一直是两三千元左右，且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原告于2018年8月开始与享安公司人事部沟通岗位变动、劳资关系、经纪人佣金按时发放等事项，但是一直没有给予合理解决，在此期间，原告本着为享安公司负责的大局出发，积极进行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筹备开业工作，但是享安公司却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给予原告劳动报酬。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与享安公司人事部沟通后，按人事部提议，因原告忙于筹备成立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无法兼顾享安公司上海第一创新事业部负责人的工作、达成业务考核指标，所以辞去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第一创新事业部三级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但原告并未辞去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负责人职务，此后也一直负责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后与享安公司人事部沟通并按照其提议，为有利于解决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下属经纪人的佣金按时发放，所以在2018年12月1日与北京外服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职务为厦门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作地点为本市浦东新区长清路XXX弄XXX号XXX室，月工资为6,000元。原告在担任总经理助理期间，因享安公司财务原因不能支付2019年1月至3月的房租，所以让原告先行垫付了三个月房租及税费共计20,150元，此外自2018年9月至12月份的六笔经纪费佣金计40,691.63元已经通过钉钉审批流程但至今也未发放，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三笔经纪人佣金共计10,060.55元已经无法导入系统，在此期间原告多次通过邮件、钉钉申报等方式与被告沟通工资及经纪费佣金发放的问题，但被告始终不予解决，原告出于无奈于2019年3月28日被迫辞去总经理助理职务，离职之后原告也多次与被告沟通工资、经纪费佣金及房租报销等事宜，但得到的回复是原告是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应该自负盈亏，但入职以来享安公司从未与原告协商过享安公司浦东分公司自负盈亏的事情，双方也从未签订过任何自负盈亏的协议。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故提出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享安公司辩称，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约定，试用期自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试用期月薪为8,000元，因原告经营不善，试用期考核不达标，原告又申请延长试用期至2018年9月30日。原告在享安公司工作期间一直是“内外兼跨”的双重身份，即原告以编外内勤的身份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的目的是方便缴交社保，原告以外勤总监的身份与享安公司签订经纪服务合同的目的是方便支付业务佣金和结余费用。原告的团队自组建时起，即以财产险业务为主、寿险业务为辅，按照享安公司的规定一律施行“自我投入、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务政策和费用“大包干”的创新经营模式。原告对该模式知晓并确认，原告及其团队的收入无论以何种形式取得，都来源于业务提成，即保险公司依据其团队业务而结算的手续费。在这样的费用打包模式下，原告因经营所需租赁职场、聘用内勤的所有成本均应由其本人投入。享安公司为了减轻原告在创业初期的财务压力，促进其快速发展，为原告垫付了房租和薪资，相当于享安公司提前借支给原告的日常经营费用开支。所以，原告在试用期所发放的薪资是暂由享安公司垫付的，最终还要从原告所做的业务提成中抵扣回来。因原告于2018年4月刚入职，业务才刚刚起步，尚无法核算成本、判定盈亏，故享安公司按照劳务派遣合同约定全额垫付了原告的薪资，而后享安公司发现原告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保险公司(供应商)依据原告的业务而结算的费用不足以垫付原告的薪资，所以2018年6月至8月北京外服公司按照不低于上海市最低薪资标准垫付了原告的薪资。因原告经营状况一直没有改善、入不敷出，故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未垫付原告薪资。2018年9月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终止了劳务派遣关系，北京外服公司不再垫付原告薪资，但原告外勤总监身份依然保留，自主经营的打包费用政策并未改变，虽然2018年12月1日原告再次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但因为签报流程审批没有通过，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直到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主动提出辞职。因此，享安公司已完全履行了双方合同约定，并未欠付原告薪资及其他款项。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北京外服公司辩称，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试用期薪资为每月8,000元，转正后为每月10,000元。同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原告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后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离职。2018年12月1日，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再次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薪资为每月6,000元。同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原告派遣至享安公司从事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作，后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提出离职申请，离职原因为“因特殊原因，本人难以胜任目前的工作压力”。依据享安公司反馈，原告与享安公司以签订书面协议的形式对于薪资事宜另行约定。北京外服公司根据享安公司反馈原告的工作表现及工资发放意见等据实为原告进行了工资结算与发放，履行了用人单位应尽义务，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形。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日，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原告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原告在享安公司的劳动报酬为每月10,000元，试用期期间劳动报酬为每月8,000元，原告辞职应提前30日(试用期内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北京外服公司或享安公司(原告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等。2018年4月26日，原告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保险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告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形成保险代理销售、客户服务合作等。2018年6月1日，原告与享安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原告从事营销类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为上海，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试用期间月工资为3,200元。2018年9月30日，原告填写《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辞职原因为“自愿辞职”，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特此说明”。2018年12月1日，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派遣类)》，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北京外服公司将原告派遣至享安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工作岗位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原告在享安公司的劳动报酬为每月6,000元，试用期期间劳动报酬为每月4,800元，原告辞职应提前30日(试用期内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北京外服公司或享安公司(原告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等。2019年3月29日，原告在系统内提交《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辞职原因为“因个人健康原因，难以胜任目前的工作压力，所以向总公司提出辞呈。望总公司及时安排人员交接”，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特此说明”。2019年10月21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要求：1.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19,444.13元；2.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8,000元；3.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24,000元；4.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房租报销款20,150元；5.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51,081.26元。2020年1月2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出起诉。另查明，2018年6月19日，享安公司任命原告为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7月17日，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原告；2019年8月12日，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的负责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案外人。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将原告派遣至享安公司处工作。原告主张，1.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与享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原告无法修改，且系向享安公司提供，并非向北京外服公司提供，故原告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相应工资。3.2019年3月29日的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因原告的工资尚未结清，故原告并未在该表格上签字确认。4.2018年4月、5月不存在工资差额；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月工资标准10,000元，扣除北京外服公司缴纳的社保费个人承担部分449.40元、个人所得税及实发工资后，仍存在差额；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工资按照3,200元/月的标准计算；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工资按照4,800元/月的标准计算。享安公司则认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与享安公司属于保险经纪代理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北京外服公司则认为，根据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向享安公司提出辞职，即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提出辞职，故其填写的员工离职申请书同样适用于北京外服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审理中，原、被告对于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享安公司存在用工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双方争议在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与享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为其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为双方于2018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享安公司则认为双方系保险经纪代理关系，依据为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系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即原告与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建立了保险经纪代理关系，而非与享安公司建立。其次，2018年6月19日享安公司任命原告为享安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负责人，并于2018年7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原告为该公司负责人，直至2019年8月12日再次变更为他人。由此可知，原告在上述期间连续在被告处任职。再次，原告与享安公司曾签订一份期限包含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劳动合同，享安公司虽称该份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告确实为享安公司提供劳动，因此享安公司关于该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享安公司辩称原告具备“内外兼跨”的双重身份，可见享安公司对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并不持异议。综上，本院确认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享安公司主张其与原告系保险经纪代理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填写《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时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原告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明确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再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无事实依据。原告主张该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系格式合同，但其上并无被告签章，仅系原告单方的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该表格上签字时应知晓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主张该审批表系格式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又主张其系向享安公司提供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并非向北京外服公司提供，故北京外服公司仍需承担责任。根据原告与北京外服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辞职仅通知享安公司的，视为向北京外服公司辞职，因此原告在该审批表上的承诺应同样适用于北京外服公司。综上，对原告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将《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录入系统，其上明确“离职申请审批后，本人与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系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原告虽主张其并未在该表格上签字，但原告确认系其录入系统的，应属于其单方向被告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前述认定，同理，原告再要求北京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本院前述认定，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期间原告与享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享安公司亦确认未支付原告上述期间工资，故享安公司应予以发放。现原告主张上述期间工资按照3,200元/月的标准计算，未高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因此，享安公司应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400元。关于原告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房租报销款的诉讼请求。同理，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辞职时明确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故原告再要求享安公司支付房租报销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享安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经纪费佣金的诉讼请求。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享安公司之间存在经纪费佣金的约定，而根据享安公司提供的享安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作合同，其中包含经纪费(佣金)的约定，因此原告要求享安公司基于劳动关系或用工关系支付经纪费佣金，缺乏事实依据，对于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享安在线保险经纪(厦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敏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400元；二、驳回原告刘敏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嘉俊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高逸凡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