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7民终7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万勇，男，住辽宁省铁岭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君，男，住辽宁省昌图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宏，辽宁正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文魁，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灵，嫩江市联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生，男，住辽宁省铁岭市。上诉人王万勇、张国君因与被上诉人于文魁、刘树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9）内0722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万勇、张国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于文魁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于文魁、刘树生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准确。2013年末至2014年初，刘树生个人销售给于文魁20000斤玉米种子；（2017）黑11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中能够证明在此期间于文魁只承认是刘树生个人卖给于文魁20000斤玉米种子，种子款已通过其子于东平转给刘树生了，没有提出玉米种子存在问题。2.在刘某与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达成赔偿500000元经济损失协议后，王万勇、张国君已经兑现其需承担的300000元，只有刘树生对200000元赔偿款未给付。3.于文魁没有证据证明2014年实际耕种玉米面积及秋后是否存在实际经济损失。4.刘树生与王万勇、张国君没有合伙协议书，刘树生销售给于文魁的20000斤玉米种子是其个人行为，刘树生给于文魁出具的书面材料，没有王万勇、张国君的签字，该欠据对王万勇、张国君不产生法律效力。5.一审法院不接受王万勇的调取证据请求，却接受于文魁的请求，存在不公平。该案是刘树生与于文魁恶意串通，故意损害王万勇、张国君的利益，于文魁、刘树生的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于文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2013年至2014年之间，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共同投资购进玉米110000斤，三人共同销售，共同经营，这就是合伙的法律特征：110000斤种子分别卖给刘某50000斤、孙某40000斤、于文魁20000斤，证人伍某、薛某证实2014年春天王万勇给于文魁送种，在（2017）黑11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中，王万勇陈述其与刘树生、张国君购进的110000斤种子，有20000斤卖到内蒙古，种子是王万勇送去的，价格为每斤11.5元，张国君也称三人合伙投资购进种子，并到于文魁家推销过，种子是王万勇送去的；王万勇、张国君向法庭陈述的事实能证实几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王万勇曾向于文魁索要种子款、张国君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承认卖给于文魁的20000斤玉米种子是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三人的种子，不是刘树生一人的。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及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是合伙关系，所以，王万勇、张国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瑕疵种子造成的损失问题，经北安市种子管理站鉴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给种植户造成损失，经销售负责人刘树生与于文魁协商后赔偿915000元，没有显示公平，一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关于刘树生在欠据中代王万勇、张国君签名的问题，该案开庭时，王万勇承认刘树生是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由合伙负责人刘树生给于文魁出具的欠据，全体合伙人均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应按照欠据的约定赔偿于文魁915000元。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刘某诉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追偿权纠纷一案的案情与该案的案情及焦点问题相同，刘某的诉求得到了支持，请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王万勇、张国君的上诉请求。刘树生辩称，不同意王万勇、张国君的上诉请求。1.关于合伙关系的认定，刘树生与王万勇、张国君共同出资购进玉米种子，共同加工包衣并销售，种子售出后是王万勇运送的并且王万勇还去于文魁家索要过种子款，在（2015）北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黑11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中，王万勇、张国君均主张销售给于文魁的种子是与刘树生合伙经营的，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证实刘树生与王万勇、张国君系合伙关系。2.关于刘树生和于文魁出具的“欠据”中没有王万勇、张国君的签字对其二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既然已经确定刘树生、王万勇、张国君是合伙关系，王万勇、张国君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刘树生系合伙关系中的负责人，由负责人出具的欠据，全体合伙人均应承担民事责任。3.关于王万勇、张国君为逃避责任，指责刘树生虚假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判决维护了刘树生主张的种子款及于文魁的赔偿款，且没有维护于文魁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依据确凿的证据作出的判决，彰显了公平、公正，王万勇、张国君基于个人利益，认为刘树生虚假诉讼于法无据、于理不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文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赔偿915000元(183元/亩×5000亩)，并自2018年12月20日起以915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1-3年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15%计算利息至实际结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末至2014年期间，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合伙经销玉米种子，三人出资比例分别为40%、40%和20%。2014年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进购11万斤玉米种子，分别卖往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区，其中20000斤玉米种子卖给了于文魁，由王万勇运送给于文魁，因种子质量存在瑕疵，导致秋后减产。2018年12月20日刘树生与于文魁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于文魁915000元并为于文魁出具欠据，刘树生称其与王万勇、张国君协商，且征得二人同意，所以欠据中王万勇、张国君的签名均是刘树生一人代签。由于于文魁因种子问题遭受损失且没有得到赔偿款，所以购买玉米种子的钱一直没有给付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王万勇、张国君应诉后答辩称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只在黑龙江省是合伙关系，对于内蒙古地区于文魁购买的玉米种子不是合伙关系，并且对刘树生代签的赔偿协议不认可。另外，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受理其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王万勇承认销售给该案于文魁的20000斤种子是合伙行为。王万勇以前是经销黄豆种子的，玉米种子的进购和经销均由刘树生和张国君负责，以刘树生为主。一审法院认为，在2013年-2014年期间，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三人共同出资从甘肃省某市进购玉米种子，因张国君认识黑龙江地区的买家，刘树生认识内蒙古地区的买家即该案于文魁，所以卖给于文魁的20000斤种子，由刘树生负责联系并销售，两个地区的种子均由王万勇送货。一、关于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是否是合伙关系的问题，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共同进购玉米种子，共同加工包衣并销售，种子都是由王万勇运送的，并且有证人伍某、薛某证实王万勇于2014年春天将种子送到于文魁家，证人薛某证实及刘树生承认王万勇还去于文魁家要过种子款，而且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因种子发芽率低导致赔偿的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王万勇主张销售给内蒙古于文魁处的种子是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合伙销售的，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充分证实了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是合伙关系。关于王万勇、张国君主张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不是合伙关系，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该院对王万勇、张国君这一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瑕疵种子造成的损失问题，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是同一批从甘肃省某市进的种子，分别销售给黑龙江地区和内蒙古于文魁处，在黑龙江省北安市经种子管理站鉴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给种植户造成损失，结合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审理时双方的“协议”，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销售给黑龙江省北安地区农户的种子25吨，给当地百姓造成2000000元的损失，销售给内蒙古于文魁处10吨种子，经销售负责人刘树生与于文魁协商后赔偿915000元，没有显失公平，所以该院对于文魁主张的915000元赔偿款予以支持。另外，于文魁主张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树生给于文魁出具的欠据中由刘树生代王万勇、张国君签名的问题，首先，刘树生称与王万勇、张国君协商，取得了他们的同意，让刘树生全权处理，而庭审过程中王万勇、张国君对此不予承认。但是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是合伙关系，王万勇自认自己是做黄豆生意的，对玉米种子不懂，因刘树生是专门做玉米种子生意的，玉米种子的进购、销售及定价都是由刘树生负责，且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与北安市刘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种子的价格是由刘某和刘树生电话商定的，王万勇在场没有确定价格，该案开庭时王万勇也承认刘树生是主要负责人，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充分证实刘树生是三人合伙关系中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合伙负责人刘树生给于文魁出具的欠据，全体合伙人均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应当按照欠据的约定，赔偿于文魁915000元。四、关于刘树生提出要求于文魁返还230000元种子款的问题，因于文魁在诉讼过程中已承认因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没有给付赔偿款就没有给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种子款，于文魁对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要求给付种子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该院支持刘树生的这一主张，于文魁应给付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230000元种子款，此款应从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给付于文魁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所以，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应给付于文魁685000元（915000元-230000元)。判决：一、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于文魁赔偿款共计685000元。二、驳回于文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50元，由于文魁负担3255.19元，由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负担9694.81元。本院二审期间，王万勇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万勇提交的证据为：两份通话录音（原始载体为手机，向法庭提交U盘一个），第一份，2018年6月13日，王万勇与于文魁的通话录音1份，于文魁向刘树生个人要款550000元，因找不到刘树生将电话打到了王万勇的手机上，证明于文魁与刘树生存在玉米种子销售合同关系，与王万勇、张国君没有关系；第二份，2018年3月23日，王万勇与刘树生的通话录音，证明在2018年3月23日前，刘树生没有给于文魁打过任何欠款凭证。但在2018年12月23日刘树生给于文魁打的欠据称“原条作废”，对此，刘树生与于文魁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万勇和张国君的切身利益。于文魁质证称，第一份证据因为时间久远，对声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份证据听不清。刘树生质证称对第一份证据不发表意见，第二份声音非常模糊，王万勇为什么一审不出示而二审出示，王万勇一审也有律师参加诉讼。张国君质证称，对以上证据没意见，认可。因于文魁、刘树生对两份证据不认可，且王万勇对出示的录音证据没有提交根据录音同步整理制作的文字材料，致使无法证明录音中的哪部分内容能支持王万勇的主张，本院亦无法辨析，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二审中，刘树生、张国君、于文魁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债务是否属于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三人合伙经营种子销售期间的债务。王万勇、张国君上诉提出刘树生与王万勇、张国君之间没有合伙协议书，涉案销售给于文魁20000斤的玉米种子是刘树生个人行为，且于文魁没有证据证明2014年实际耕种玉米面积及秋后是否存在实际经济损失。王万勇、张国君提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在购进涉案玉米种子之前，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三人分别按40%、40%、20%比例出资，2014年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进购110000斤玉米种子，对将110000斤种子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等地区销售，以及将其中20000斤玉米种子出售给于文魁的事实，王万勇、张国君没有异议，而对销售给于文魁属于刘树生个人行为的主张，王万勇、张国君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即购买该20000斤玉米种子款不包括在三人出资款之中，或该20000斤玉米种不包括在110000斤种子中；其次，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黑11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中王万勇、张国君均称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三人系合伙关系，另外，在本院庭审中王万勇称其与张国君、刘树生属于松散型合伙关系。基于上述事实，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从其出资形式、经营方式及自认，一审法院确认王万勇、张国君、刘树生之间系合伙关系，认定事实无误。关于王万勇、张国君提出于文魁没有证据证明2014年实际耕种玉米面积及秋后是否存在实际经济损失的问题，由于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均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种子来源于民间各农户所出售，王万勇、张国君没有证据证明出售给于文魁的20000斤玉米种子来源于正规的销售渠道，即从种子公司或其他有经营资质的种子销售部门购买取得，因此，刘树生作为合伙组织的成员之一，根据出售给于文魁的玉米种子所造成的减产实际情况与于文魁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对合伙组织成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论是维护合伙组织的利益，还是损害合伙组织的利益，其对刘树生也带来与王万勇、张国君同样的利益结果。王万勇、刘树生、张国君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对合伙期间经营出售的种子对于文魁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共同赔偿。综上所述，王万勇、张国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0元，由上诉人王万勇、张国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豫元审 判 员 阿 润审 判 员 包红卫二○二○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陈 哲书 记 员 王婷婷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