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21民初83号原告：杨晓东，男，1982年9月24日生，土家族，个体户，住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茶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唐乐凯，男，1988年11月20日生，汉族，原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泐大道********，现住宁洱县。被告：宁洱瑞祥房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210615786235。法定代表人：陈文健，该公司执行董事。住所地：普洱市宁洱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玲琴，云南云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宁洱嘟比乐主题乐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821MA6NQRM00。经营者：李玲，女，1984年10月8日生，彝族，个体户，住宁洱县。住所地：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凤凰路（瑞祥商业广场B05号商铺）。第三人：邹文静，女，1987年11月26日生，汉族，个体户，住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原告杨晓东与被告唐乐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云0821民初456号民事判决书,唐乐凯不服判决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云08民终10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宁洱瑞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为本案被告，依法追加宁洱嘟比乐主题乐园（以下简称嘟比乐乐园）、邹文静为本案第三人，并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被告唐乐凯、被告瑞祥公司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玲琴，第三人嘟比乐乐园、第三人邹文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晓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店铺合作书》履行，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停止经营第二家儿童乐园品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在经营宁洱瑞祥商业广场招商时，经原、被告共同协商后，被告将位于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二层2-1-201、202、203、2-2-201商铺出租给原告经营儿童娱乐品类，并于2017年8月15日签订《店铺合作书》，其中约定被告保证在原告租赁期间，在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只有原告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具体内容详见《店铺合作书》。现因被告违反《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和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新开起一家儿童乐园，严重影响原告的正常经营管理，给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原告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2017年8月15日签订的《店铺合作书》履行，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停止经营第二家儿童乐园品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97500元（包括原告已经支付的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租金37500元及押金10000元，由于被告违约，经济损失50000元）。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错列唐乐凯为本案被告，唐乐凯个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应该驳回原告对被告唐乐凯的所有诉讼请求，在原案一审时，被告提供了瑞祥公司的《情况说明》，清楚的阐述了涉案商铺的权属系瑞祥公司，唐乐凯是受瑞祥公司的委托招商招租，在委托权限内开展业务，并且在瑞祥公司提交的房产登记信息中，涉案商铺的产权人是瑞祥公司，故出租人是瑞祥公司，租赁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是出租方和承租方，唐乐凯仅为代理人，故原告将被告唐乐凯个人作为被告属于错列被告；二、原告要求被告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停止经营第二家游乐场的请求不能成立，原告起诉的案由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案由规定，租赁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系出租方和承租人，租赁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定，只对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合同的当事人无权给非合同相对方以外的任何人设定任何义务，本案中原告要求停止经营第二家儿童娱乐店铺的经营者和商铺的业主都是他人，无论是出租人和承租人都无权要求他人履行任何义务，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理说不过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虽然唐乐凯在租赁合同上写给原告独家经营的书面承诺，但该所谓承诺因有较大的歧义，而不具有法律效力。1.该承诺条款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该条约定属于排除竞争、垄断经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协议，损害第三人的权利，属于无效条款，应当排除适用。2.瑞祥公司所经营管理的范围仅限于在其名下的商铺，对已经出售的商铺，无权管理和干涉；瑞祥公司出售商铺属于正当行为，已经出售的商铺如何经营使用，并不由其控制，该情况属于情势变更，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定，发生了情势变更，责任不能归咎于唐乐凯或瑞祥公司，情势变更情况下，相关条款无论是否有效都已经没有履行的可能性和实质意义。3.所谓独家经营，属于商业行为，一般是指联锁店、加盟店或代理商的内部约束和控制行为，是商业运作的体系和模式，其约束的双方都是同一经营体系内的上游和下游、总部和分店的关系，其主体之间不仅有关联性而且有一定从属性，独家经营是纯商业模式行为，只可能适用于同一经营链条上的组织机构有关联性的商家之间。本案原、被告双方属于租赁关系，双方是平等的法律地位，租赁合同的标的和核心是租赁房屋，权利义务的产生也是租赁房屋。租赁的用益物权只能是所租赁的房屋，而不及于其他标的物。4.唐乐凯作为代理瑞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授权范围内进行招商和出租公司的房产、代公司签订合同，唐乐凯应原告要求在租赁合同书上承诺给其独家经营，主观上属于认识不到位、认识错误；客观上该承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也因情势变更而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和实质意义，故租赁合同中的该条款应当排除适用。四、原告要求返还其租金及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荒唐和无理取闹。原告至今还在使用瑞祥公司的4间商铺，面积达611.22平方米，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今一直拖欠租金和物业服务费、水电费，原告明显构成根本性违约，其在拖欠租金等费用的情况下还倒打一耙，原告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其本人因为经营不善而欲图再次退租，为了拒不支付租金和避免承担违约责任，而处心积虑的找茬做文章。瑞祥公司给其远远低于市场价的十分优惠的租金价格，想不到原告如此挑事，以此为噱头做文章、钻空子，欲图浑水摸鱼。因其租赁事宜引起几场诉讼，完全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滥诉、缠诉行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全部驳回。第三人嘟比乐乐园辩称，原告与唐乐凯签订合同的时候其并不知情，其并不知道原告与唐乐凯有独家经营的约定，现在原告无权要求其停止经营。第三人邹文静辩称，其没有意见，嘟比乐乐园承租的房子是其名下的房产，其只是单方面了把房屋租给了李玲，只与李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告杨晓东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5组证据：1.店铺合作书1份，欲证明原告杨晓东与被告唐乐凯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了《店铺合作书》，该合作书中和附件一中注明了在乙方（原告）租赁期间被告承诺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只有原告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项目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唐乐凯将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儿童乐园独家经营权租赁给了原告。经质证，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被告出租给原告的是商铺，是房屋不动产，而刚刚原告所说的被告将儿童乐园独家经营权出租给了原告，被告没有儿童乐园独家经营的出租权，只有房屋出租权，出租的标的物是房屋，而不是儿童乐园独家经营权。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均对该合同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2.嘟比乐乐园照片1张，欲证明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商铺合作期间在东区开了第二家儿童乐园的事实，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店铺合作书约定的条款，已经构成违约。经质证，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照片的客观真实性无法查证。第三人嘟比乐乐园认可照片是其经营的商铺。第三人邹文静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3.宁洱瑞祥公司房地产有限公司工商网络信息、瑞祥商业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各1份，证明被告唐乐凯系宁洱县瑞祥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高管，被告唐乐凯享有瑞祥商业广场商铺出租权，所以被告唐乐凯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经质证，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唐乐凯是签订合同的一方，但是唐乐凯执行的是职务行为，就因为唐乐凯是公司高管，更能说明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或是代表公司行为。第三人嘟比乐乐园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其并不知情，其承租房屋是向邹文静租的。第三人邹文静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其并不知情。4.被告唐乐凯出具给原告杨晓东收据2份，证明被告唐乐凯收到原告租用位于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2-1-201、202、203室的租金，另证明被告唐乐凯系出租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2-1-201、202、203室的合同相对人。经质证，被告瑞祥公司认为唐乐凯只是履行瑞祥公司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被告唐乐凯认为2019年5月15日的收据已经很好的证明原告已经违约在先，按合同第十一页约定2019年的租金应当在2018年11月1日前付清租金50000元，其在2019年5月15日收到原告的租金，2019年5月18日就收到原告的传票，原告是有意为之。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该组证据均不知情。5.收据1张，欲证明被告瑞祥公司收到原告租赁瑞祥商业广场东区2-1-201、202、203室押金10000元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唐乐凯与瑞祥公司对涉案租赁房屋及区域都享有处置权。经质证，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认可押金收据是瑞祥公司出具的，但房租的押金并不是唐乐凯收的，是瑞祥公司收取的，刚好与答辩意见吻合，唐乐凯是错列的主体，原告违约在先，并且一直处于违约状态，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话，就不能要求退还押金，按照合同约定，原告违约了，被告可以不用退还押金。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该组证据均不知情。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5组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瑞祥公司的不动产查询登记卡（复印件），欲证明：①位于宁洱县东门路瑞祥商业广场东区的2-1-201、202、203室以及2-2-201号商铺的产权人系瑞祥公司。②原告承租该商铺系与瑞祥公司建立租赁合同关系，本案被告唐乐凯系业务经办人、代理人。③原告错列唐乐凯为被告，应驳回原告对唐乐凯的诉讼请求。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涉案的商铺产权人系瑞祥公司，不影响被告唐乐凯的出租权和招租权，本案是原告与被告唐乐凯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唐乐凯不是被告辩称的业务经办人和代理人，该组证据中无法证明被告证明目的，因为原告与被告唐乐凯签订的《商铺合同书》，合同已经明确了原告与被告唐乐凯是合同相对人，被告辩称的错列唐乐凯为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混淆了出租权与所有权的法律关系。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该组证据认可。2.业主邹文静、陈兴芝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合同各1份（复印件，原件当庭核对已退还当事人），欲证明：①原告诉称的“第二家儿童娱乐经营店”（房号瑞祥商业广场B05、B06、B07）系业主邹文静、陈兴芝出租给李玲经营的事实；②原告诉称的该商铺与被告无关，不受被告唐乐凯管理支配，也不受瑞祥公司管理支配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理由是：瑞祥公司将房屋卖给邹文静和陈兴芝，他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但该买卖行为不影响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关系，被告在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允许第二家儿童乐园经营其行为违背了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侵犯了原告在瑞祥商业广场东区独家经营儿童乐园的经营权；针对被告提供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理由是：该组证据合同租赁双方系邹文静与李玲，不属于被告唐乐凯、瑞祥公司提供的证据范围，在本案中，二被告将该组证据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法庭，无法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租赁无关，同时该租赁合同能够证明被告唐乐凯与瑞祥公司具有欺骗性，欺骗了第三人，原、被告之间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原告享有独家经营权的事实，同时证明二被告是明知第三人之间租赁房屋从事经营儿童乐园的事实。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该组证据均认可。3.情况说明1份，证明被告唐乐凯受瑞祥公司委托进行招商招租业务，招商招租的范围不包括已经出售的房产。经质证，原告认为该组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对该组证据三性无法认定，从证明内容可以看出瑞祥公司全权委托唐乐凯进行招商招租业务，说明唐乐凯自行就可以进行合同签订，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在2017年8月15日。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此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4.民事诉状、宁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各1份，欲证明：①原告未按签订的《店铺合作书》约定支付租金及物管等费用，原告已构成重大违约，瑞祥公司已向宁洱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支付所欠费用、赔偿违约金，宁洱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案号为（2020）云0821民初22号的事实；②该案的租赁关系的主体、租赁标的物与本案一致，两个案件有较大的关联性，即便不合并审理，也应当进行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考虑。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对此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5.店铺合作书1份、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份、物业费明细2份、催缴通知单2份、催缴通知单1份、云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3份，欲证明：①根据《店铺合作书》第二条第十条第二、三、四款、附件二2-2.3约定，杨晓东未按约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已构成违约的事实。②杨晓东拖欠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30日物管费10935元及滞纳金5271.48元，物业公司向杨晓东发出催收物业管理费通知，但杨晓东拒不支付。③瑞祥公司代为交纳杨晓东所拖欠的物业管理费10935元及滞纳金5271.48元，杨晓东才是合同的真正违约方，瑞祥公司仅仅是认识不足的瑕疵承诺、无效承诺，而杨晓东拒不支付租金、物管费的行为才是主观恶意的违约行为，（2020）云0821民初22号与本案虽然是两个案件，不合并处理，但是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性。经质证，原告对店铺合作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因被告先违约允许第二家儿童乐园在瑞祥商业广场东区经营；针对被告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份、物业费明细2份、催缴通知单2份、催缴通知单1份、云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3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物业公司与原告并没有签订任何的物业合同，也没有向原告催要过物业费。物业是属于物业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无关。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和第三人邹文静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杨晓东提供的1、2、4、5组证据和第3组证据中的瑞祥公司工商网络信息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原告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完全采信。第3组证据中的瑞祥商业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证实原告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唐乐凯和被告瑞祥公司提交的第1、2、3、4组和第5组中的《店铺合作书》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相关联，能够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第5组证据中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份、物业费明细2份、催缴通知单2份、催缴通知单1份、云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3份，因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8月15日，原告杨晓东与被告唐乐凯签订《店铺合作书》一份，约定：唐乐凯将位于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二层2-1-201、202、203、2-2-201商铺面积共611.22平方米出租给杨晓东经营儿童娱乐品类，店名为“优比亲子儿童乐园”，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自2017年12月1日开始计租。年租金为50000元，押金为10000元，付款方式为第一年为半年付，提前一个月付清；第二年至第三年为年付，提前一个月付清。原告在签署合同之日起5天内向唐乐凯缴付第一年的上半年租金、合同及管理押金35000元，第一年下半年租金于2018年5月1日之前缴付25000元，如有逾期未支付，可视为杨晓东单方面违约处理，第二年年租金于2018年11月1日之前缴付50000元，第三年年租金于2019年11月1日之前缴付50000元，如有逾期未支付，可视为杨晓东单方面违约处理。被告唐乐凯于2017年9月1日在《店铺合作书》附件一中特别注明：“唐乐凯承诺杨晓东，在杨晓东租赁期间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只有杨晓东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2019年1月19日和2019年5月15日，原告杨晓东分两次交纳了第二年（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年租金50000元。被告瑞祥公司在其书面的情况说明以及庭审过程中，均对被告唐乐凯系履行被告瑞祥公司职务行为、在签订《店铺合作书》中被告唐乐凯是作为其代理人的事实表示认可，位于宁洱瑞祥商业广场（**）**2-1-201、202、203、2-2-201号商铺的不动产权利证明均登记在被告瑞祥公司名下。2018年12月，被告瑞祥公司将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负一楼B05、B06、B07、B11号商铺出售给第三人邹文静和案外人陈兴芝。2019年4月初，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开始装修并于5月开始营业，其经营场所位于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负一楼，其租赁的商铺为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负一楼B05、B06、B07、B11号，其中B05、B07、B11号商铺的权利人为第三人邹文静，B06号商铺的产权人为案外人陈兴芝。第三人嘟比乐乐园的负责人李玲于2019年4月4日分别与第三人邹文静和案外人陈兴芝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取得租赁使用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唐乐凯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一、关于被告唐乐凯的否为本案被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以及被告瑞祥公司的自认，被告唐乐凯与原告杨晓东签订《店铺合作书》的行为系其履行瑞祥公司工作职责并代理瑞祥公司的行为，该《店铺合作书》在原告杨晓东与被告瑞祥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瑞祥公司承担，故被告唐乐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瑞祥公司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停止经营第二家儿童乐园品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问题。《店铺合作书》中约定，被告唐乐凯承诺在原告租赁期间，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只有原告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且如前所述被告唐乐凯的行为系代理被告瑞祥公司，但是2019年4月初，瑞祥商业广场东区出现了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开始装修并经营，而被告瑞祥公司在出售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负一楼B05、B06、B07、B11号商铺时未尽到相应的提示和告知义务，故被告瑞祥公司已经构成违约，被告瑞祥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三人嘟比乐乐园所租赁的B05、B07、B11号商铺和B06号商铺系其分别向第三人邹文静和案外人陈兴芝通过另行签订租赁协议取得，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对被告唐乐凯与被告瑞祥公司《店铺合作书》中原告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的特别约定不知情，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对此知情，故原告要求被告瑞祥公司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停止经营第二家儿童乐园品类（即本案第三人嘟比乐乐园）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瑞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第三人嘟比乐乐园的经营地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系合同约定的区域，被告瑞祥公司在对外出卖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范围内的商铺过程中未履行向第三人邹文静及案外人陈兴芝等买受人提示和告知原告杨晓东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的特别约定的义务，导致第三人嘟比乐乐园在宁洱瑞祥商业广场东区经营，其行为存在过错，在其与原告杨晓东之间构成违约。原告杨晓东于2019年5月15日向被告缴清了2019年租金，且被告瑞祥公司在收据中注明了租期至2019年11月1日（实际为至2019年11月30日止），反映了被告瑞祥公司认可该缴纳日期，认可合同继续履行。根据双方当事人《店铺合作书》关于租金支付的约定及原告租金的交纳情况，原告租金交纳至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的租金原告尚未交纳，鉴于被告瑞祥公司的上述违约情形，原告有权拒付租金，已经支付的租金应当认定为被告瑞祥公司违约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主张由被告瑞祥公司参照2019年4月至11月共8个月已付租金33333元的标准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瑞祥公司关于原、被告之间约定原告杨晓东独家经营儿童乐园品类属于无效条款应当排除适用以及被告瑞祥公司出售商铺属于情势变更的答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当事人合同中关于押金退还的约定，原告杨晓东主张《店铺合作书》继续履行，故原告杨晓东无权要求被告瑞祥公司退还押金10000元。原告杨晓东要求被告瑞祥公司赔偿损失违约金50000元，因双方当事人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原告并不能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主张适用合同中第十条第二款的约定，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由此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故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按剩余租金500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宁洱瑞祥房地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晓东经济损失33333元。二、驳回原告杨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5元，由原告杨晓东承担1546元，由被告宁洱瑞祥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7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红强审 判 员  刘佳明人民陪审员  罗 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陈丽书记员李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