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5086号原告：游元泽，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公民身份号码：512××××××××××××29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龙，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兆中，男，1971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公民身份号码：512××××××××××××897。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优，广东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凤贞，广东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告游元泽诉被告郑兆中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优、黄凤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游元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偿还57836元借款及利息给原告（利息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以5783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于2020年5月5日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立即偿还91000元款项利息给原告（利息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以9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计算至清偿之日为止）。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毛料款91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与变更诉讼请求一致。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乡朋友关系，原被告双方均从事毛织门市行业。被告在2017年6月到8月期间，因生意周转，分多次向原告借款共57836元。原告分别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但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拖延拒付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判，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郑兆中答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转账金额、转账后的款项和双方的聊天记录及购买毛料的内容，均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原告转账给被告都有相应购买毛料支出的凭证；第二，原告已在黄某处收取货款82100元，其中42200元是被告为原告加工货物2110件的货款，39900元为被告自身的货款，故无需再向原告返还买毛料款。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童装，主张被告已收到其垫付买毛料款91000元，但被告未向其交付货物。为证明该事实，原告提交了邦利拉架销售单、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手写货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加以证明。其中邦利拉架销售单上记载有被告郑兆中手写的“合计91000元，郑”的字样，原告主张该销售单为被告帮原告购买毛料，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将购买毛料款支付给被告指定单位时出具的单据，上述字样为被告于2018年10月11日书写及签名确认，并交付原告确认欠原告91000元；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记载，原告于2017年6月7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向被告转账共57836元；手写货款记录记载被告与原告的款项往来，被告承认收到原告部分款项，但主张扣抵相应款项后仅需补回原告货款466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催促被告交货。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主张：1.原告于2017年6月7日向被告微信转账的500元，为原告归还被告垫付的酒店消费款，与本案无关；2.邦利拉架销售单上的“合计91000元”是被告计算与邦利拉架店铺的其他交易时写上去，不代表该款为被告确认拖欠原告的款项；3.手写的货款记录是被告于2019年12月4日与原告协商时发送给原告，在了结与原告的其他事务后应向原告支付货款466元。原告确认，于2017年6月7日向被告微信转账的500元与本案无关，91000元的款项如何计算得来已经记不清楚。被告主张收到原告转账的57336元（57836元-500元）中，52336元用于为原告购买毛料等货物、5000元为人工费，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销售单、微信转账凭证等加以佐证；主张被告加工好童装5000件后，代原告将其中的2110件童装及被告自身的服装一并送货给石龙客户黄某1，黄某1已将货款81000元支付给原告，其中包括被告自身的服装货款39900元，并提交了送货单、黄某1情况说明。送货单的抬头为“东莞四海平台供货部”，其中编号为0003976的送货单上记载：平台已结清，2017年12月6日；老游2110件×20=42200元；郑生39900元；实支付82100元。黄某1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被告“东莞四海平台供货部”本子当中的货物，都是被告向其送的货。原告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销售单、微信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主张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转款后支付给他人，原告不过问被告向谁购买原材料；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主张该送货单指向的主体为四海平台，四海平台是原、被告与另两名股东共同投资的主体，送货单上的供货人刘某、黄某2为四海平台员工，故该送货单上的款项均为四海平台的货款；确认已收到编号0003976的送货单上所列的82100元，主张老游42200元货款是原告方送货的货款，郑生39900元是四海平台的货款，不需返还被告；对黄淑霞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主张该情况说明是黄淑霞被迫出具，非本人自愿，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主张共为原告生产童装5000件，仅向黄某1销售了2110件，另外2000件因原告迟迟不来取货，并低价处理共得货款14000元，剩余900件左右还在仓库中。原告主张被告共为其加工7428件，货物的去向不清楚，也不清楚货物的具体型号、款式。原、被告确认，原告于2017年12月6日被告支付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归还借款为由提起诉讼，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因加工合同法律关系引起，故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的款项数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被告应归还款项91000元，所提交的邦利拉架销售单，仅载明“总计91000元”，未明确该款项为欠款，不足以作为认定被告确认拖欠原告91000元的证据，且原告也不能明确指出该91000元如何计算而来，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双方确认的转账记录，扣除与本案无关的500元后，本院认定原告因加工合同关系共向被告转账57336元。二、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款项。本院认为，被告收取原告购买毛料款后应依约为原告加工生产童装。从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得知，双方并未约定加工生产童装的型号、款式及数量，也未约定加工费如何计算、利润如何分配，故判断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已支付款项的标准应为原告基于该批童装所收取的货款及被告货款是否大于其支付被告的款项。第一，被告所持有的送货单抬头为“四海平台”，原告主张收取黄某1的款项均为四海平台货款，但单凭上述送货单抬头的称呼不足以证明四海平台为送货单位，原告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款为四海平台货款，结合被告持有送货单原件及双方都确认为黄某1本人签写的情况说明，本院认定送货单上的货物均为被告向黄某1送货的货物。第二，被告主张该批童装的2110件已销售给黄某1，并持有该批货物的送货单原件，编号为0003976的送货单上也载明“老游2110件×20=42200元”。原告确认已收取黄某1货款42200元，但不能证明该批货物是由其本人送货的货物，也不能证明该货款的合法来源，结合黄某1的情况说明，故本院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原告已收取的上述42200元为被告为原告加工的童装货款；第三，原告收取黄某1在编号为0003976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郑生39900元”，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合法来源，本院结合黄某1的情况说明及被告持有送货单原件的事实，认定该款项为被告向黄某1供货，黄某1向被告支付并由原告代收的货款。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基于该批童装已收取货款42200元及收取被告货款39900元，两者共82100元，即使扣除原告于2017年12月7日支付被告的5000元，也远超原告因加工合同关系共向被告转账57336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款项91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游元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23元，由原告游元泽负担。原告游元泽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锡恒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吕惠萍袁善仪附本案适用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