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624民初57号原告：龚芳林，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巴南区人，住重庆市巴南区巴县。原告：谢泽明，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告：朱华彬，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梓烽、孙天丽（实习），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77号4栋12楼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826187158。法定代表人：张仲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阳阳，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鸿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荷花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00579808075L。法定代表人：马维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云南联宇（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明公司”）。住所地：大关县翠华镇南门街5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4217080865E。法定代表人：白冀平，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由云南堃茂律师事务所担任，负责人冯金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强、赵泽秋（实习），云南堃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白冀平，男，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大关县。第三人：樊祎澜，男，197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与被告中启公司、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第三人樊祎澜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中启公司于2018年3月7日提出中止诉讼申请，认为有人冒用公司名义，伪造公司印章与泰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已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受理，故本院于2018年3月7日裁定中止审理。诉讼中，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2019年7月19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中启公司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撤销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发回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但从（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记载：“重审过程中，应进一步通过查明代理行为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以及工程监理方和实际施工人与案涉工程项目发生法律关系的过程以及工程建设的前后情况，对签订及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等案件事实进一步认定。”的内容，因本案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的上述案件系关联案件，该裁定书中的上述内容对本案的审理可作为参考依据，因此，本案恢复审理。2020年3月9日，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申请追加白冀平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芳林、谢泽明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梓烽、孙天丽（实习），被告中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武阳阳，被告泰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被告冀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强、赵泽秋（实习），被告白冀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樊祎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⑴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立即结算、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欠款本金56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56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7年4月27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0日为77.361667万元；⑵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立即退还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7年5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0日为27.523611万元；⑶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停工期间的损失77.977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8年5月17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0日为6.811118万元；⑷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对原告的上述债权承担连带责任；⑸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告的上述债权对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开发的位于大关县冷冻厂（接官厅）的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⑹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在欠付中启公司的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的上述债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⑺本案诉讼、保全、保全担保等有关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中启公司于2016年7月24日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书》，约定中启公司将其承建的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劳务分包给原告，合同约定了承包范围、承包方式、保证金、承包费用等条款。中启公司的项目经理为第三人樊祎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并陆续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了保证金200万元（交纳时间最晚为2017年1月14日）。施工过程中，因中启公司商品混凝土停止供应、施工蓝图未提供等原因，造成工程于2017年1月停工。2017年1月17日，原告与中启公司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并签订了《大关景星小区劳务工程确认单》。春节后，工地没有复工，工地停工至2017年4月底时，中启公司与原告就劳务工程款及相应损失与原告进行暂时结算，双方确认费用为560万元，中启公司给原告出具了欠条。中启公司让原告继续等待复工，但直到现在，中启公司也没有通知原告复工。因中启公司没有支付原告工程款，造成原告拖欠民工班组劳务费及设备租金。中启公司造成停工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启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业主为被告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中启公司辩称：1.中启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协议，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代表中启公司参与大关景星小区项目的建设管理和经营。2.第三人并不是中启公司员工，其手中持有的委托书并不是中启公司签发，委托内容、时限均与景星项目工程无关，按照一般生活常识，常人对该委托书均能作出正确判断。3.第三人手中持有一枚伪造的字样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的印章，并使用该枚印章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了施工手续，与建设项目各参与方签署相关协议，上述全部行为均属于无权代理，系其违法冒用中启公司名义。案涉工程所有经手人员均是第三人雇佣，与中启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和其他委托关系。4.就本案而言，应按照云南省高院的要求，应当由实际施工人和实际权利人承担相应责任，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5.原告与第三人所做的560万元的结算为虚假结算，不客观真实，双方之间既是重庆老乡又是工程引荐人，甚至原告还代表第三人对外签署协议，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对原告主张的劳务费应当依据原始施工凭证进行结算，并由实际组织施工的第三人承担责任。6.原告每个月向第三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匪夷所思，在工程建设领域，从来没有劳务人员每个月向项目部缴纳保证金的惯例，同时按照建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项目部也不能向劳务班组收取保证金，反而应该向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因此，中启公司认为原告所缴纳的200万保证金实质上是原告与第三人、袁浩宁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工程施工无关。7.案涉工程于2017年1月10日左右已停工，原告与第三人4月29日已进行了结算，表明原告对工程没有在恢复施工的事实是明知的，所以原告要求支付停工损失的请求无事实依据。8.按照建筑法规定，禁止将工程违法分包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告无权依据无效合同主张期待利益。9.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启公司对第三人的行为不具有任何法律规定需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反而中启公司被他人冒用违法开展经营造成损失，实际上中启公司是受害者。10.该工程2017年1月10日左右停工，2017年5月白冀平以泰鸿公司名义向中启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启公司此时才知道案涉项目，并积极开展调查，采取的调查行为分别有：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到施工现场查看，并向相关施工人员了解情况，到重庆约见第三人及龚芳林等人，了解相关情况，中启公司代理人王律师、吴律师也分别到重庆找到第三人等人了解情况，从上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案涉项目施工期间，中启公司并不知晓也未参与，而是在项目烂尾停工后才知道。因此，施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均应由实际施工人员承担。11.从整个工程所涉案件来看，第三人是实际组织施工人员，也是其持伪造的印章与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施工方签署相关合同涉猎民事法律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其是合同权利义务享有者。因此，第三人是本案查明事实至关重要的当事人，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必须到庭才能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形，其庭前向法庭寄送的书面答辩状，所陈述的事实与之前的谈话笔录等材料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并且明显有栽赃嫁祸中启公司的主观目的，有恶意结算，企图损害中启公司利益的迹象。所以，对于第三人所陈述的事实不应当轻易采信，应依据庭审举示的证据予以高度盖然，进行确认。12.根据双方签署的《劳务分包合同书》第九条，第9.1、9.2、9.3约定，承包劳务费用以450元/㎡实行单价一次性包干；另根据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保证金质保时间为两年，第一年无息返还全部保证金的50%，第二年无息返还剩余50%。本案争议的劳务费应当以原告方实际组织完成的工程量乘以每平方米450元的单价作为总劳务费。被告泰鸿公司辩称：1.泰鸿公司在大关并没有景星小区项目，也没有与中启公司签订任何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施工合同发包方系泰鸿公司及冀明公司，但只有泰鸿公司印章，根据原告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整个合同书只有白冀平签字，没有泰鸿公司印章。2.在所谓的大关景星项目建设中，被告白冀平使用的印章系虚假印章，以及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云民终1411号案件中，白冀平自认泰鸿公司并未授权。3.原告主张的保证金，并非缴纳或者支付给泰鸿公司，该保证金不属于工程款，泰鸿公司不承担责任。4.原告主张的停工损失，计算时间是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工程结算的时间是2017年4月29日，工程已经结算，何来停工损失。同时，该损失也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对于原告要求泰鸿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泰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冀明公司辩称：1.原告起诉冀明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冀明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其主张的请求冀明公司不承担责任。2.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够明确，第⑴项诉求中原告提出结算和支付两项并列请求，确认支付和给付支付不能在同一项诉求中并列，对该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3.保证金之诉不属于工程款之诉，原告要求冀明公司承担责任，冀明公司未收取原告保证金。4.停工损失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工程已结算完毕，原告自行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该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冀明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白冀平辩称：被告不认识原告。本案所涉纠纷是中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樊祎澜述称：首先，第三人于2016年经程惠波和王小凡介绍给中启公司，任中启公司（之前为“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大关县工程项目经理。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中启公司前期派了一名叫李建（李玉建）的人在项目上管理所有印章（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后期是一名姓郑的中老年人管理章，郑某长期在工地和管理人员一起食宿，逢人都说他是管印把子的（就是管章的），这在整个工地的多数人都知道。后来中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吴昆给第三人讲该章王小凡交回中启公司后张仲云已经销毁了。作为项目经理，按照现在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中启公司让第三人垫付前期工程费用，所有费用按3%的月息在收到工程款后一并支付给第三人，由于第三人生病后整个工程就演变成目前的状况。大约2017年8月，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到重庆长寿找到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作为项目经理加出资人身份承担一切责任，帮助中启公司开脱法律责任，由中启公司出钱打官司，事成后给第三人2000万元（含垫资款）作为补偿，中启公司认为第三人垫付约1000万元肯定会答应，但第三人没有答应中启公司张仲云的无耻要求。当时，第三人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记忆时有时无，中启公司张仲云的王姓律师找到第三人，拿了一份写好的笔录让第三人签字，由于第三人刚大病初愈，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确实签了名。2017年9月27日，中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吴昆到重庆长寿区来找到第三人，再次要求让第三人承担一切责任，第三人仍没有答应中启公司的无耻要求。在没答应中启公司要求的情况下，中启公司就商量趁第三人大病期间把第三人推到对立面，想惹第三人情绪激动发病而亡（因第三人的病不允许情绪激动），中启公司为了达到其肮脏目的，就诬陷第三人私刻公章。在此期间，中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吴昆与第三人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中启公司张仲云等人的险恶用心。第三人以一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的神圣党性起誓，没有私刻公章，一切都是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及其团伙为了拖欠民工工资、材料款及不归还第三人的垫资款所作出的上述行为。其次，中启公司在云南省建设厅办理入滇备案证上的驻滇办公地址就是大关县接官厅（该项目地址），证明中启公司对该项目是认可的，且在当时也是唯一性的。同时，在大关县建设银行开设项目账户所留印鉴（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章）及施工合同，均由中启公司委托人员办理，其办理流程建设银行有严格规定，且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所有相关资料均使用项目章，可核实是否与所留印鉴一致。另外，有王小凡签字且盖有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章的补充合同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知晓且认可该项目。还有，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亲自到项目现场指导工作，有现场视频录像，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在经营该项目。再次，大关县住建局办理施工许可证，也是中启公司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工程师证书等原件查验后留存复印件，同时还提供了合同原件。至于大关县住建局撤销施工许可证的原因，据说是建设单位提供资料不合法而不是施工单位的资料不合法。撤销施工许可证与中启公司是否认可该项目没有直接关系。最后，因第三人生大病，不能到庭参加法庭审理，望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建设项目中樊祎澜作为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是否代表中启公司？2.案涉《劳务分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是否有效？3.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身份证复印件。2.中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泰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冀明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5.樊祎澜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据欲证明：1.2016年5月17日，中启公司名称从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2.原、被告及第三人主体资格适格。第二组证据：1.2016年6月3日，发包方泰鸿公司、冀明公司与承包方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2.2016年6月8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备注：泰鸿公司在该份合同中加盖骑缝章）。欲证明泰鸿公司、冀明公司将景星小区工程发包给中启公司，中启公司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第三组证据：1.2016年6月6日，中启公司向樊祎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3.2016年7月24日，中启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书—景星小区项目工程》。4.2016年7月31日，中启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上述证据欲证明：1.中启公司将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冷冻厂（接官厅）的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原告。2.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书》时，樊祎澜向原告出示了《授权委托书》《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等，原告基于对该文件的信任而与中启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3.合同价款：合同约定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450/㎡。第四组证据：1.2017年4月9日，《劳务分包结算书》。（1）2017年4月9日，附表一《木方模板材料费用》。（2）2017年4月9日，附表二《钢筋套筒及钢材费用》。（3）2017年4月9日，附表三《辅助材料设备费》。（4）2016年9月28日至2016年10月19日，《现场签证单》5张。（5）2017年4月9日，附表四《管理人员工资明细表》。（6）2017年4月9日，附表五《管理人员生活费用》。（7）2017年4月9日，附表六《塔吊租金及人工费用表》。（8）2017年4月9日，附表七《大关项目工人住宿租房费用》。（9）2017年4月9日，附表八《钢管、工字钢、扣件等租赁费用》。（10）2017年4月9日，附表八-1《钢管租赁明细表》。（11）2017年4月9日，附表九《停工待工期间农民工补偿》。2.2017年4月26日，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上述证据欲证明：1.中启公司下欠三原告劳务工资560万元，应向原告立即支付劳务工资560万元。2.双方的实际意思是结算之后就支付款项，所以被告应自2017年4月26日起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第五组证据：1.（1）2016年8月2日，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50万元《收条》，载明的主要内容：中启公司收到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交的保证金5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借记卡交易明细》，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8月2日谢凯向樊祎澜转账50万元。（3）2016年8月2日，谢凯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8月2日谢凯向樊祎澜转账50万元，用于代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大关县项目保证金。2.（1）2016年8月6日，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的100万元《收条》，载明的主要内容：中启公司收到了龚芳林交的云南省大关县项目保证金100万元。（2）2016年7月29日，蒋玉梅、樊祎澜、龚芳林签署的《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7月29日蒋玉梅向樊祎澜转账86万元，用作龚芳林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项目劳务保证金。（3）蒋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4）2018年11月14日，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桃花新城支行出具的蒋玉梅的《个人活期明细结果》，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7月29日蒋玉梅向樊祎澜转账86万元。（5）2016年9月26日，蒋玉梅、樊祎澜、龚芳林、袁浩宁签署的《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9月26日蒋玉梅向袁浩宁转的35万元中有14万元是作为龚芳林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6）袁浩宁的身份证复印件。（7）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桃花新城支行出具的蒋玉梅的《个人活期明细结果》，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9月26日蒋玉梅向袁浩宁转帐35万元。第2项（1）至（7）欲证明：原告向中启公司交付了案涉项目保证金100万元。3.（1）2016年11月26日，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20万元《收条》，载明的主要内容：中启公司收到土建劳务班组（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代理人谢凯交的保证金2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回单》，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11月26日谢凯向樊祎澜转帐20万元。（3）2016年11月26日，谢凯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2016年11月26日谢凯向樊祎澜转账20万元，用作代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4.（1）2017年1月11日，中启公司、袁浩宁、樊祎澜向原告出具的10万元《收条》，载明的主要内容：中启公司收到原告交的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1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借记卡交易明细》，载明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11日谢凯向袁浩宁转帐10万元。（3）谢凯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11日谢凯向袁浩宁转账10万元，用作代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5.（1）2017年1月14日，中启公司、袁浩宁、樊祎澜向原告出具的10万元《收条》2张，载明的主要内容：中启公司收到原告交的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共计2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借记卡交易明细》，载明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14日谢凯向袁浩宁转帐20万元。（3）2017年1月14日，谢凯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14日谢凯向袁浩宁转账20万元，用作代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向中启公司缴纳云南省大关县项目的保证金。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原告向中启公司交付了保证金200万元。2.合同不再履行的情况下，中启公司应退还原告200万元保证金。3.中启公司实际没有退还，应从2017年4月26日开始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第六组证据：1.朱华彬、谢泽明、龚芳林与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樊祎澜相关的视频资料。2.2018年4月17日，云南省大关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1份。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由于被告未提供施工蓝图、商品混凝土停止供应等原因造成项目停工，春节后也因没有混凝土而没有复工。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多次到项目工地现场、茶馆与原告讨论项目施工情况和解决方案，但最终未能复工。因此，原告在停工数月后完全撤离景星小区项目工地，由此造成原告停工损失。第七组证据：1.2018年6月2日，《大关景星小区待工期间费用》。2.2017年6月2日，《2017年5月份待工期间费用》。3.2017年7月1日，《2017年6月份待工期间费用》。4.2017年8月2日，《2017年7月份待工期间费用》。5.2017年9月3日，《2017年8月份待工期间费用》。6.2017年10月1日，《2017年9月份待工期间费用》。7.2017年11月2日，《2017年10月份待工期间费用》。8.2017年12月2日，《2017年11月份待工期间费用》。9.2017年12月30日，《2017年12月份待工期间费用》。10.2018年2月4日，《2018年1月份待工期间费用》。11.2018年3月3日，《2018年2月份待工期间费用》。12.2018年4月3日，《2018年3月份待工期间费用》。13.2018年5月1日，《2018年4月份待工期间费用》。14.2018年6月2日，《2018年5月份待工期间费用》。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因被告的原因，给原告造成的停窝工损失为77.977525万元，被告应向原告赔偿该笔费用。第八组证据：1.2019年6月14日，（2017）云06民初89号原告中启公司与被告泰鸿公司、白冀平、樊祎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庭审笔录。2.（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3.（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庭审笔录的第16页中启公司自认其办理了入滇备案，而入滇备案资料上载明的中启公司在云南的办公地址就是案涉项目所在地，也就是中启公司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2.庭审笔录第20页中启公司自认其在云南省大关县中国建设银行开设了案涉项目部帐户，又结合大关县人民法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调取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可知，在中启公司自己办理开户之前就签署了施工总承包合同并作为开户资料之一向中国建设银行提供，该施工总承包合同是中启公司知晓、认可并且在履行的。第九组证据：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为案涉项目向四川省成都市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欲证明中启公司与泰鸿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中启公司为准备收工程款、在项目所在地开具税务发票、缴纳税费等向所在地税务机关即成都市某税务机关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同时证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组证据：1.（2017）川1028民初2952号《民事判决书》。2.（2019）川10民终1038号《民事裁定书》。3.2020年3月28日，樊祎澜作出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中启公司的印章一直是自己派人管理，本项目有关的经营活动都是使用的中启公司印章，同时证明中启公司知晓、认可本项目，并应对本项目承担总承包责任。第十一组证据：1.2019年3月11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王永富、马俊成在大关法院调解室（二）询问白冀平的《执行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白冀平自认自己没有开发资质，由泰鸿公司出的开发建设资质，冀明公司出地合作修建。2.2019年4月26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王永富、马俊成在大关法院调解室（二）询问白冀平的《执行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白冀平自认公章是由刘德坤交给他的，约定景星小区建筑完毕前由白冀平使用保管；白冀平自认其挂靠泰鸿公司，挂靠费用待景星小区开盘后支付30万元。3.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王永富、唐先鹏、马俊成在江山大酒店门口调查刘昌磊的《调查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刘昌磊证实马维民（明）叫白冀平自己处理与泰鸿公司有关诉讼的盖章事宜；泰鸿公司最大股东刘昌先是刘昌磊的妹妹。4.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王永富、唐先鹏、马俊成在戴爱民办公室询问戴爱民的《询问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戴爱民证实刘德坤将泰鸿公司的资质借给白冀平，从中收取费用，公章和资质是刘德坤给白冀平的。5.2019年4月29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王永富、马俊成在龙泉花园询问刘昌先的《询问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刘昌先证实泰鸿公司的股东都是各自承接项目、自负盈亏，泰鸿公司只是提供资质，并不参与其他股东开发项目的分红。刘昌先自认其不管理公司公章。6.2019年5月6日，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员黄林、王永富在昭阳区看守所调查刘德坤的《调查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1）白冀平挂靠泰鸿公司的相关手续，包括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马维明身份证复印件等是刘德坤给白冀平的。（2）刘德坤证实马维明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后对其开发的项目外的其余事项不归其管，所以刘德坤一直都有泰鸿公司的手续。（3）刘德坤证实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维明管理他自己开发的项目，泰鸿公司其他股东开发的项目各自负责。（4）泰鸿公司运营过程中一直都有两套公章，一套由马维明掌握，一套由刘德坤掌握，刘德坤又交给了白冀平。7.2019年3月20日，云南省大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询问白冀平《询问笔录》，载明的主要内容：白冀平自认其挂靠泰鸿公司，向刘德坤支付50万元合作经费；刘昌磊参与协调了公章的工作。上述证据系泰鸿盛世公司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1411号案件中自己举示的证据。该组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泰鸿公司大股东将泰鸿公司的印章交给白冀平，白冀平用于项目的有关事宜，所以泰鸿公司应当对白冀平使用印章对应的权利义务承担责任。2.原告知道上述证据后才知晓白冀平是挂靠泰鸿公司，所以白冀平和泰鸿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组证据：1.2017年10月30日，原告刘小兵诉被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民事起诉状》，及该案（2017）云0624民初902号《民事调解书》。2.2017年10月30日，原告韦泽令诉被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民事起诉状》，及该案的（2017）云0624民初897号《民事调解书》。3.2017年10月30日，原告汪家伦诉被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民事起诉状》，及该案的（2017）云0624民初898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原告是案涉项目的分包人、实际施工人，该三案是在大关法院起诉、执行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第十三组证据：1.2019年12月30日，樊祎澜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说明》。2.2016年1月22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3.2017年7月8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樊祎澜现生重大疾病，不能出庭。案涉项目涉及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樊祎澜都因病无法参加，本案也因病未愈不能出庭。第十四组证据：1.2016年7月19日，中启公司出具的樊祎澜的《授权委托书》。2.2016年12月13日，中启公司出具的张长林的《授权委托书》。3.2016年8月13日，中启公司出具给刘春的《授权委托书》。欲证明的目的：中启公司向泰鸿公司提交了前述3份授权委托书，办理施工项目有关事宜。4.2016年8月1日，中启公司为案涉项目购买保险的《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5.2016年9月12日，泰鸿公司将案涉项目的场地移交给中启公司的《场地移交协议书》。6.2017年8月3日，案涉项目的监理单位云南易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因案涉项目长期停工向中启公司发送的《监理联系函》。7.2017年2月10日，泰鸿公司催促中启公司尽快复工，向中启公司发送的《关于大关县项目工程的工作联系函》。8.2017年5月12日，泰鸿公司催促中启公司尽快复工，向中启公司发送的《函》。9.2017年8月3日，泰鸿公司向中启公司发送的解除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函》。上述证据来源于泰鸿公司、白冀平在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中举示的证据。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中启公司向泰鸿公司提交有关委托书等资料，与泰鸿公司办理包括签署施工总承包合同等事宜，也为项目购买了团体保险。泰鸿公司将项目场地移交给中启公司。2017年8月3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解除了施工总承包合同。证明中启公司的施工总承包合同不会再履行，原告与中启公司的分包合同也不会再履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款项有事实依据。第十五组证据(本组及以下证据系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中，向原告委托代理人出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证据)：1.2019年1月16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2.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的《变更申请》。3.《云南省省外入滇企业基本信息登记申请表》。4.《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5.《授权委托书》、宁军锋身份证复印件、《任命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员工聘用合同书。6.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7.2018年3月3日《春城晚报》。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与本案编号一致的中启公司公章，提供了宁军锋的社保信息、劳动合同，授权其员工宁军锋到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入滇备案信息变更有关事宜的手续，并证明备案是中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中启公司在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的入滇登记的原驻滇分支机构地址就是案涉工程项目的地址，即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说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六组证据：1.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2.2016年9月6日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载明：樊祎澜为项目经理，袁浩宁为施工员，丁跃胜是技术负责人，黄龙刚是材料员。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在中启公司给原告的签证单中，丁跃胜、樊祎澜签字能够代表中启公司。原告代理人持昭通中院调查令调查到中启公司交了本案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以其项目部材料员黄龙刚在大关建行开户的账户中存入80万元后，提交给劳动部门作为保证金。原告缴纳给中启公司的保证金是由袁浩宁、樊祎澜代收的，能够说明是中启公司收取了原告缴纳的保证金。4.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项目经理证等证件。5.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报监备案表，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均加盖单位公章。6.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7.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载明：樊祎澜担任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聘用企业变更信息。8.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9.关于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10.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均加盖公章、代表人签字。11.有关部门签署意见的签署单，载明：建设银行、城建部门、公证机关均签字盖章。上述证据4至11欲证明的目的：1.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有关资料，包括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书等资料，经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通过后，于2016年9月6日取得施工许可证，说明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2.案涉工程项目由樊祎澜担任中启公司的项目经理，樊祎澜依法代表中启公司，其行为对中启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第十七组证据：1.2019年1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2.中启公司的开户许可证。3.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4.授权书、张仲云的身份证复印件、李玉建的身份证复印件。5.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6.对中启公司的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结果截图。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向其员工李玉建出具授权书，授权其携带营业执照正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前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立项目部专用账户。经建设银行核查有关资料后，于2016年7月15日开户，账户名称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2.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项目，并派员工前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为完成案涉工程项目开立账户，实际参与案涉工程项目经营管理。第十八组证据：1.2019年1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2.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查验备案表。3.联系函。4.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末页。上述证据欲证明的目的：1.中启公司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于2016年9月9日向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交联系函、总承包合同等资料，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80万元。2.中启公司知晓案涉工程项目，实际履行了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义务，并实际参与项目经营管理。第十九组证据：2019年1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欲证明位于大关县翠华镇顺城路接官厅（原冷冻厂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冀明公司名下而不在泰鸿公司名下，案涉工程项目为冀明公司和泰鸿公司联合开发，因此，冀明公司和泰鸿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的相关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中启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合同上的印章均系伪造印章，并非被告中启公司实际印章。理由如下：1.根据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中启公司2016年5月17日将公司名称“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按照工商登记变更流程及公安部门印章管理规定，启用新印章时需销毁老印章，真实的“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在此时已交回公安机关作销毁处理，但是原告提交的该份《补充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6年6月3日，合同上加盖的系“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该份合同上的印章系伪造印章。2.2016年6月8日《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上加盖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印章系伪造，另《补充合同》落款时间为6月3日，早于《施工总承包合同》的6月8日，两份合同逻辑上自相矛盾，可见《补充合同》指向的主合同另有存在，真正与白冀平洽谈项目的另有其人；对第三组证据认为：1.对2016年6月6日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张冠李戴，通常这类委托书是中启公司用于安排人员参与招投标购买标书等事项，因此授权内容仅为“以我方名义澄清、说明、补正、递交、修改、领取”等与购买投标文件、递交标书相关的权限，并无签订合同、组织施工方面的授权；同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系他人伪造，并且也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有效期。2.对《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⑴该组证据是2017年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持《调查令》向云南省住建厅调取而来，原告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未看到上述材料，并不存在“基于这些文件材料而产生信任，继而签订合同”的情形和主观认识；⑵樊祎澜并未持有这些材料；⑶中启公司在昭通中院审理的案件中并未否认曾有人了解并准备对该项目进行投标的事实，是由于后来发现该项目纠纷较多，不具备参与条件而放弃，放弃后另有他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组织施工。中启公司依据这一事实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这也符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查明实际权利义务人、合同签订情况”的审理要求；⑷根据《开工令》记载，工程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综上，该组证据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无关，同时，该组证据均来源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未提供和知晓，不能证明原告基于对上述文件的信任而作出意思表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理由如下：1.依照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书》第九条约定，工程承包费计算单价为450元／㎡的包干价，而《劳务分包结算书》中的结算方式不符合约定，缺乏依据；同时该《结算书》与《附表1-9》《停工待工期间农民工补偿》及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上“樊祎澜”字样签字，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看出，明显不是樊祎澜本人的签字，即该结算不具备效力。2.结算书附件中关于“管理人员工资”属于原告自身费用包含于包干单价中，不应由发包方承担；“材料费”“吊塔租赁”已包含于包干单价之中，且吊塔租赁已由大关县法院另案处理；《现场签证单》中签证事项的时间均早于本案《开工令》确定的开工时间。同时，该工程之前由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承建施工，中间衔接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发包方承担。3.《现场签证单》《保证金收条》《协议》《樊祎澜的情况说明》《民事答辩状》《场地移交协议书》等所有材料上的签字有本质上的区别，并非是樊祎澜一人的签字。4.2017年1月13日樊祎澜因患重大疾病回到重庆市进行治疗，对原告提交的相应结算依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综上，《结算书》结算方式、价格均与《劳务承包合同书》约定不符，也并非樊祎澜本人签字，故该《结算书》所载数额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同时，该《结算书》把很多本不属于发包方应当承担的费用列入，甚至把另案吊塔费计入，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虚增数额，以企图非法侵害、占有发包方金钱利益。据此，所书写的560万元欠条，与案件事实不符，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债权数额；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三原告向被告中启公司支付保证金200万元。理由如下：1.2016年8月2日谢凯向樊祎澜转账50万元，2016年7月29日蒋玉梅向樊祎澜转账86万元，2016年9月26日蒋玉梅向袁浩宁转账35万元，其中14万元是保证金，21万元是借款，2016年11月26日谢凯向樊祎澜转账20万元，2017年1月11日谢凯转账10万元给袁浩宁，2017年1月14日谢凯转账20万元到袁浩宁账户。从上述的转账过程来看，不能证明200万元的保证金已经转给被告中启公司。2.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过程，不能证明其缴纳的所有款额是保证金，不能排除借款的可能性。3.从原告提交的附表4《管理人员工资明细表》《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收条》上载明的双方情况可以看出，谢凯既是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部施工员，也是龚芳林班组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是龚芳林、朱华彬、谢泽明的代理人，一人兼任多重身份，自己向自己的同事樊祎澜、袁浩宁转款累计100万元做保证金，缺乏合理性。同时，谢凯代转的相关保证金原告是否支付给谢凯无证据证明。4.谢凯、蒋玉梅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5.袁浩宁作为项目部施工人员，既不是公司财务员，也不是出纳员，收取保证金的行为并不在其职权范围内。6.2016年8月6日，大关景星小区项目部出具《收条》收到龚芳林交来的保证金100万元（现金），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截至2016年8月6日，樊祎澜共收到谢凯和蒋玉梅135万元，该款系银行卡转账，并非现金，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对第六组证据中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张仲云是在2017年5月收到白冀平邮寄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后才对该项目进行调查，视频拍摄的时间均在2017年5月之后。2.张仲云与众人交谈的内容是了解工程情况，且谈到之前公司并未承建该项目。3.与樊祎澜交谈，是要求樊祎澜自己承担冒用公司名义的责任，妥善处理好各项事宜，但樊祎澜以患病、经济上无力处理企图“甩锅”给中启公司，中启公司无奈之下才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查明本工程实际权利义务人。4.对《公证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该组证据系原告方单方委托所作的公证，《公证书》不能证明该工程与被告中启公司有关，也不能证明原告停工的原因及窝工损失是多少；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樊祎澜的签字也与前面合同上的签字有天壤之别，明显非本人所签。2.原告对2017年1月起即停工，樊祎澜患病未再组织施工的事实是明知的，工地停工期间并无工人在工地等待施工，该费用未实际发生，原告对此主张毫无事实依据；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1.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焦点是基于无效《劳务分包合同书》追索工程款及工程款具体数额，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2.知晓与认可、施工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行为，中启公司之前知晓，并不等于必然认可，究竟是谁在组织施工，应当以查明的事实为准，而不是进行推断；对第九组证据，即《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也不能证明该组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根据该案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中启公司未曾参与建设、未曾参与管理，且印章系伪造，冒用中启公司名字，故判决中启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查明的事实与原告的主张恰好相反。2.在该案所涉《租赁合同》落款处，是本案原告朱华彬作为代表签字，这反而是一个不能理解的行为，朱华彬仅是劳务承包人，何来代表中启公司签字的权限？结合樊祎澜、朱华彬等人均是重庆人、双方之间每个月发生借款关系却出具收取保证金收条等细节事实，足以推断出：⑴项目管理混乱。⑵资金往来频繁，既有交保证金也有借款。⑶双方之间关系密切，樊祎澜能让朱华彬等人随意使用印章。⑷双方之间所做的结算系恶意串通;对第十一组证据认为，该组证据主要涉及被告泰鸿公司与被告白翼平之间的相关事实，未涉及被告中启公司，中启公司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同时，结合刘小兵等三人的起诉请求金额和所做工程范围来看，涵盖了现存工程成果的全部劳务，请求金额为100万余元，原告等人在本案却主张560万元，也再次印证所请求的560万元金额不客观真实，与实际的劳务成果差距较大；对第十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首先被告樊祎澜作为本案当事人，只有到庭后才能查明案件事实。其次樊祎澜在本案中系当事人身份，其出具的书面材料是自述，而非证据，自述内容是否客观真实，需结合本案证据进行印证。再次，樊祎澜前后在各个案件中所作陈述相互矛盾，第一次《谈话笔录》形成时间较早，纠纷尚未进入诉讼，可信度更高，之后的自述具有明显“甩锅”给中启公司的偏袒性；对第十四组证据认为，除2016年7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外，其他证据凡是加盖了中启公司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并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2016年7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在填写之前系空白委托书，通常这类委托书是用于安排人员参与招投标购买标书等事项，同时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且已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有效期。张长林、刘春二人并非中启公司员工，而是樊祎澜自行雇佣人员，两份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因樊祎澜持有一枚伪造的印章，这些手续均系樊祎澜使用伪造的印章出具和办理。另外，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白冀平持泰鸿公司印章所出具的书面材料均系伪造印章，泰鸿公司并未对全部书面材料进行追认；对第十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中启公司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1.该组证据是2017年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持《调查令》向云南省住建厅调取而来，原告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未看到这些材料，并不存在“基于这些文件材料而产生信任，继而签订合同”的情形和主观认识。2.樊祎澜并未持有这些材料，签订案涉《劳务分包合同书》时原告并未看见这些材料。3.中启公司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并未否认曾有人了解并准备对该项目进行投标的事实，是由于后来发现该项目纠纷较多，不具备参与条件而放弃，放弃后另有他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组织施工。中启公司依据这一事实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这也符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查明实际权利义务人、合同签订情况”的审理要求。4.根据《开工令》记载，工程的开工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综上，该组证据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无关，同时，该组证据均来源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未提供和知晓，不能证明原告基于对上述文件的信任而作出意思表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争议焦点，不应当在本案中重复进行审理；对第十六组证据认为，该组证据涉及中启公司的印章均系伪造，与被告中启公司无关。1.根据樊祎澜从业资格证登记看，其并非中启公司员工，系重庆市长江建筑工程公司员工。2.《机构组成人员表》中所列人员无一人是中启公司员工，均是樊祎澜自行雇用。3.由于樊祎澜持有一枚伪造的印章，其使用该印章出具、办理各项手续，并不能代表中启公司，属于个人行为；对第十七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1.中启公司从未否认曾有人欲参与该工程项目招投标事宜，办理入滇手续、开户手续的目的是为了参与招投标作准备。2.在进一步了解该项目不具备投资条件后放弃跟进该项目，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的行为。案涉工程争议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中启公司放弃后有人冒用中启公司名义承建项目，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民法基本原则，实际施工人作为利益享有者自然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对第十八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被告中启公司也未缴纳相关费用，这些行为均是他人使用伪造的印章，假冒中启公司名义而作出；对第十九组证据认为与中启公司无关。被告泰鸿公司认为，对第一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补充合同无原件无法核对真实性，对项目总合同，上面没有加盖印章，无法核实印章是否是泰鸿公司的，对于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认为与泰鸿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四组劳务分包结算书，是原告单方出具，中启公司没有认可及加盖印章，三性不认可，结算书后面附的所有费用，均没有三方签字，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资金系转入第三人账户，并没有直接支付到中启公司账户，银行流水不能直接证明系保证金，不排除有其他经济往来；对第六组证据与泰鸿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意见与中启公司的意见一致；对第八组证据所涉（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至今没有明确结论，同时泰鸿公司直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才知道，至于各方在庭审中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有待查证；对第九、十组证据与泰鸿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泰鸿公司知晓整个项目真相后法院所作的笔录，笔录反映泰鸿公司未参与整个项目的建设管理，该印章从与公司无关的第三人手上获取，涉及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第三人私刻伪造。刘德坤并非泰鸿公司员工、股东或投资人，与泰鸿公司没有印章管理关系，不能证明该项目是泰鸿公司开发，根据白冀平在另案中向法院提供的合作协议，泰鸿公司未与白冀平有合作关系，该协议系白冀平与刘德坤签订，所谓的合作款项未支付到泰鸿公司。因此，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十二组证据、第十三组、第十四组、第十五组、第十六组、第十七组、第十八组证据均与泰鸿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九组证据中的开发商属于冀明公司，所谓联合开发，均系白冀平持有一枚非泰鸿公司印章操作的，与泰鸿公司毫无关系。被告冀明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冀明公司将景星小区工程发包给中启公司，实际上是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有合同关系；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三性不认可，属于劳务结算欠条，系原告与中启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的结算，冀明公司没有参与；对第五组证据收取保证金收条、汇款凭证不能相互印证收取保证金的事实，且与冀明公司无直接利害关系；对第六、七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对第九、十组证据与冀明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能体现泰鸿公司与白冀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冀明公司不在案涉之中；对第十二组、第十三组、第十四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五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第十六组、第十七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八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对第十九组证据因系复印件，无原件进行核对，受调查人公章没有加盖在签名上，三性不认可。被告白冀平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至第十九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冀明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樊祎澜对原告提供的保证金收条和劳务工资欠条认为，中启公司根据劳务合同，督促劳务方缴纳200万元保证金，是为了项目能够顺利开展，便安排劳务方把钱汇入项目上。劳务方就分批次汇入200万元保证金，中启公司最后出具了收条，其明细如下：1.2016年8月2日，中启公司为支付现场费用，通知劳务方汇了50万元给项目经理，全部用于该工程人工、部分材料支付、场地租赁等费用。2.2016年7月29日，劳务方委托第三方汇入86万元，2016年9月26日，劳务方委托第三方汇给项目部材料采购员袁浩宁35万元，其中14万元作为劳务保证金，合计100万元。该款全部用于该工程人工、部分材料支付、房屋租赁等费用。3.2016年11月26日，劳务方汇入第三人账户20万元，全部用于该工程人工、材料支出。4.2017年1月11日、14日分三次汇给现场材料采购员合计30万元，全部用于该工程人工、材料支出。5.关于劳务工资560万元欠条，是甲方未付工程款，工地停工后，公司指令项目上给劳务方结算后出具的，是现场预结算员和施工员以及劳务方相关人员算出的结果，当时计算的不止560万元，但中启公司指令只能按照560万元结算。6.所有签字都是公司出具收条及欠条后，劳务方再找第三人签字的。被告中启公司出示如下证据：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公告一份，来源于大关县住建局，欲证明案涉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已被依法撤销，原因为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合同。2.立案告知书，来源于大关县公安局，欲证明中启公司印章被伪造，已涉嫌犯罪，由大关县公安局正式刑事立案侦查。3.谈话笔录复印件，原件存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中，欲证明：⑴樊祎澜与中启公司无任何协议关系，只是与王小凡和一个姓邱的男子进行对接，此二人均不是中启公司员工；⑵2017年春节前，案涉项目因白总未能支付1000万元工程进度款而停工；⑶案涉项目全部由樊祎澜个人投资；⑷樊祎澜与劳务分包方龚芳林等人存在借款关系；⑸停工时工人已全部回家，不存在农民工待工损失；⑹龚芳林对上述事实完全知晓并确认无误。4.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该鉴定书附件内有一份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由朱华彬代表中启公司签字，结合原告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书相关约定，劳务承包范围内的各种工具、塔吊租赁是朱华彬等人以中启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实施的行为，因此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劳务包干价之内，应由原告承担。若由实际施工人等承担该部分责任，应当在原告劳务总款里予以扣除。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中启公司提供的证据认为，对第1组无异议，撤销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原因是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合同。但住建局仅仅是形式审查，对本案特别是原告在中启公司向原告出示施工许可证时，原告相信中启公司是有许可证的；对第2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表明有关实质内容，而且也没说哪些人伪造，伪造哪个项目的章；对第3组证据原告没参与所以不知晓，该谈话笔录实际上相当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不能采信。与樊祎澜答辩状或其他法庭与樊祎澜核实情况一致的，原告相信樊祎澜是实事求是的。另外龚芳林的签名在谈话笔录的第五页上，综合谈话笔录内容，都反映的是停工后如何复工如何挽救项目，结合张仲云视频恰恰说明原告在停工后有部分损失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第4组证据认为仅仅是形式上的真实，不能达到中启公司的证明目的，总包合同上中启公司公章和公安局备案章不一致，这也是中启公司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但是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认为虽然与备案章不一致，但是中启公司与案涉项目的合同履行发生一系列行为，是中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由其承担责任。泰鸿公司认为，对第1、2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3组因泰鸿公司不在场，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冀明公司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的公告是中启公司自己申请撤销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2组证据三性认可；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首先是属于复印件。其次是该复印件没有加盖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印章。最后是因冀明公司当时不在场，对该内容不认可；对第4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白冀平的质证意见与冀明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樊祎澜未进行质证。被告泰鸿公司出示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泰鸿公司民事诉讼主体资格。2.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1818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因案涉的泰鸿公司印章系虚假印章，人民法院依职权将案件卷宗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已驳回原告起诉。3.司法鉴定意见书，经昭阳区人民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对案涉的泰鸿公司印章进行鉴定，鉴定为该印章与泰鸿公司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的事实。4.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笔录（分别为2019年3月11日、3月20日、3月28日、4月26日询问白冀平、2019年4月24日调查泰鸿公司代理人杨磊、2019年4月29日调查刘昌磊、戴爱民、刘昌先、2019年5月6日调查刘德坤、2019年3月19日询问马维明笔录），欲证明2019年3月11日，大关县人民法院对景星小区案涉印章来源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显示印章系被告白冀平和刘德坤之间的交易，然而刘德坤并非泰鸿公司股东、工作人员和实际投资人，同时案涉的合同专用章系第三人伪造。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泰鸿公司提供的证据认为，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3组证据，虽然欠条涉及景星小区，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欠条中记载“原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公司”，但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公司与白冀平之间的纠纷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已经生效，大关法院已经执行，恰恰说明与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公司有关的款项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泰鸿公司应当承担案涉项目责任。对第4组证据认为，笔录真实性认可，针对刘德坤的笔录，该笔录载明：白冀平的印章来源于刘德坤，刘德坤是泰鸿公司大股东的父亲，泰鸿公司印章至少有两套，有一套就是案涉印章，他们股东之间都是借用泰鸿公司平台，是自己管理自己的项目。马维明不知道是正常的，但后来马维明知晓案涉项目，并追认项目，办理有关手续马维明也是认可的。中启公司认为，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同时证明本案应当待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才能查明案涉事实，也才能作出公正判决；对第3、4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看泰鸿公司并没有授权或者派人对项目进行管理，泰鸿公司对土地不享有使用权及任何开发利益，应当由实际对该项目享有开发利益的人承担相应义务。冀明公司认为，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对第4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笔录反映泰鸿公司与刘德坤、白冀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白冀平认为与冀明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樊祎澜未进行质证。被告冀明公司出示如下证据：冀明公司股东会决议，欲证明该土地的开发不是冀明公司开发的，是白冀平单独开发。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认为，1.该股东会决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2.即使真实也是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是否履行原告不知晓，但是案涉项目土地至今仍登记在冀明公司名下，法律上属于冀明公司所有，不能达到冀明公司的证明目的。中启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泰鸿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股东会决议对外不产生效力，权利义务依然由公司承担，内部处理属于公司管理问题。白冀平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樊祎澜未进行质证。被告白冀平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第三人樊祎澜提供了如下证据（法庭代为出示）：1.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2.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4.授权委托书；5.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6.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危病重通知书；7.出院记录：8.樊祎澜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认为，1.真实性认可；2.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就向原告交付了一套，恰恰印证原告陈述的是事实；3.当时樊祎澜交给原告的是复印件，2016年6月6日的委托书原告也举示了，原告决定与中启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时，是相信中启公司作出的决定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至少应该得到表见代理的保护。中启公司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之前都出示过，质证意见与之前的意见一致。泰鸿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中启公司意见一致。冀明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之前的质证意见一致。白冀平的质证意见与冀明公司代理人意见一致。本院出示原告于2020年3月9日申请调取的如下证据：1.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查询、调取、复制的相关证据，即调查营业室主管高永飞笔录一份（4页），复印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的开户许可证（1页）、营业执照（正副本各1页）、授权书（1页）、张仲云身份证（1页）、李玉建身份证（1页）、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截屏打印件1页）、《关于中启公司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1页）、合同编号为ＤＧ--001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6页）、《授权委托书》（1页）、《施工合同协议书》（7页）、《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4页）、对公活期存款账户开立及销户时交易明细报表（各1页），打印中启公司开户的中启公司公章、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章、法定代表人章等预留印鉴图片（1页）。2.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查询、调取、复制的相关证据，即调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罗昌恒笔录一份（4页），复印的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盖有中启公司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章的樊祎澜的建造师注册证（2页）、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1页）、樊祎澜的建造师注册证（3页），中启公司申请撤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提供的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3.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情况说明。4.谈话笔录及（2017）云06民初89号案庭审笔录。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第1组证据认为是中启公司自己到大关建行开设案涉项目部账户，预留的印鉴上有案涉项目公章，公章就是案涉项目印章，还有项目章和法人章，在原告举示的保证金收条中和560万元欠条中都加盖项目章和法人章。在住建局办理施工许可证有关资料中也加盖公章、项目章，个别加盖法人章，所以中启公司仅仅依据总包合同的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章不一致，不能证明没有参与本项目，只要使用了这些印章，都能够查明中启公司参与了本项目；调查笔录里面反映的情况真实；后面的多数资料原告依据调查令也调查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有核对人，开户时中启公司就认可案涉总包合同，并借此向建行提交开户，这份合同上有中启公司盖章，有樊祎澜的名字，该合同与后面樊祎澜在项目中使用的总包合同一致，所以这份合同中启公司不但签署了，而且履行了；销户（交易明细报表）这张报表的时间是2019年5月15日，上面加盖有项目章和法人章，说明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还在使用项目章和法人章，在此之前项目章与原告办理的结算和收取保证金都代表中启公司意思。对第2组证据认为，住建局的资料，真实性认可，对调查笔录认为内容不能准确反映案涉施工许可证办理时的真实情况，因为当时办理施工许可证要核实有关资料原件，要买保险，缴纳农民工保证金才能办理；这些资料也加盖了项目章，项目机构组成表中明确载明中启公司项目部组成人员，樊祎澜是项目经理，丁跃胜是技术负责人，中启公司缴纳保证金就是黄龙刚办理的，袁浩宁是代中启公司收取原告缴纳部分保证金的人；宁军锋社保缴费证明是中启公司自己去办理施工许可证时提交；总包合同跟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总包合同一致，其中有一份批单最后一栏写的是公证机关盖章，也有经办人和其他部门签字盖章；司法鉴定报告书是中启公司向住建局提交的，形式上真实，但是不能证明办理施工许可证不是中启公司意思，因为住建局仅是形式审查。对第3组证据认为，原告举示的和樊祎澜向法庭提交中启公司在成都办理外出税收证明表明中启公司准备开外销证明，在大关准备开发票、纳税等情况，中启公司在成都开了外销证明还没有在大关税务局开具，2017年1月10日还没有停工，有效期到2019年1月10日，相当于对案涉项目的追认。对第4组证据认为，谈话笔录请法庭综合核实，意见与中启公司出示该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民事审判笔录第16页中启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自认办理入滇备案手续，第17页中又自认自己在大关办理项目部账户，第20页吴律师陈述到在大关办理银行开户是公司授权的，虽然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发回重审，但是案件中的事实不会因发回重审或裁判结果受影响。被告中启公司认为，对第1组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异议，在客观真实性方面，因为银行审查只是形式审查，对原件真实性合法性银行不审查，能否反映出什么事实应该综合予以认定。对中启公司在大关建行开户一事，中启公司是认可的，授权人李玉建持张仲云身份证进行开户，开户是因为中启公司员工姜安强得知大关有一项目要进行招投标，开户用于投标准备，后来获知该项目纠纷不断，没有商业价值，便不再继续跟进，随之而来便出现有人冒用中启公司名义签署合同组织施工的事实。因此，开户行为与组织施工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划等号，同时该组证据反映以下客观事实：⑴开户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但所开设账号却出现在2016年6月8日的总包合同中，说明总包合同是事后补签；⑵该组证据中有一份中启公司文件，项目部组成成员中项目经理为李玉建，并没有樊祎澜的名字；⑶所提供的合同无论是签字还是合同格式均与后来签署的合同不一致，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启公司开设账户，放弃项目后，有人冒用中启公司名义组织施工，另外该账户自从开设后从未用于该项目款项收支，与上述事实能相互印证；⑷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中启公司与樊祎澜之间具有挂靠代理或授权的法律关系，同时，请法庭核实合同中加盖有泰鸿公司印章是否属于泰鸿公司的真实印章，及与相关人员签字是否属于本人所签，对前述事实与中院、省院陈述一致。对第2、3、4组证据均无异议。泰鸿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认为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开户中提供的施工合同加盖的印章系虚假印章，并非泰鸿公司印章，也不是泰鸿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第2组泰鸿公司不知情，不发表意见；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对第4组证据中谈话笔录与第2组的质证意见一致，关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泰鸿公司没有参与庭审，不发表意见。冀明公司对第1至4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白冀平无意见。第三人樊祎澜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及其代理人陈梓烽笔录；询问第三人樊祎澜笔录；调查蒋玉梅笔录。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及其代理人陈梓烽陈述：按建筑面积450元/㎡进行结算是基础以上的部分，合同以外的部分原告做了，有桩基、钢筋笼、挖排水沟、清淤泥、打混凝土、地梁等工程，有现场签证单予以确认工程量、价款。560万元的劳务工资欠条是樊祎澜给原告的，欠条上樊祎澜的签名是后来补签的。200万元保证金是樊祎澜安排转入他和袁浩宁的账户，因为这是建筑行业的潜规则或者交易习惯，均交给个人，很少有交给公司的，如不这样，基本就不会包工程给原告。谈话笔录上龚芳林的签名是亲笔签名，但当时他们就给龚芳林看最后一页（第5页）。中启公司想挽救该项目，结算书中记载的内容，除了100多万元的其他损失，就是400万元左右的工程款。当时说继续修建，大部分损失就不计算了。原告完成的隐蔽工程和主体工程没有质量问题，且业主和中启公司对此问题都没有提出。在签订劳务合同时，樊祎澜称他代表中启公司，他出示了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原件、开发商和中启公司签订的总包合同，合同上盖有公司印章，且合同中还明确樊祎澜是项目经理。樊祎澜陈述：因生病未出庭应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建行提供的总包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的“樊祎澜”签名不是我的签名，原告龚芳林等提供的《补充协议》等材料中“樊祎澜”的签名是我签的。中启公司公章、项目部章、法定代表人章及财务章，是中启公司专门派人管理的，先是李玉建管理，后来是一姓郑的（具体名字不清楚）管理，材料都是公司传给项目部，打印后盖章。听说王小凡是中启公司股东，我是王小凡介绍，因我有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资质，中启公司就任命我为案涉项目经理，李玉建给了我一份授权委托书，虽然期限只有十个工作日，但行业里都这样，实际项目经理要到项目完毕。工地开工前和开工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都到过案涉工地，工地停工后，公章、资料都交给王小凡，王小凡交回公司。中启公司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项目部成员名单中李玉建系项目经理，是开户时为了应付银行随便提交的。项目经理是要有资质的，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中启公司向大关住建局提供的资料中就有我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中启公司安排的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我系项目经理，并经住建局审核，如果没有资质证书，是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关于龚芳林等人主张的560万元劳务工资欠条，应该是王小凡拿给我的，我签名后通知龚芳林他们来拿。龚芳林等人主张的停工期间塔吊费及辅助机械费用22万元（2017年1月至4月）与云南能升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起诉的塔吊费中2017年1月至4月期间的费用是同一笔，龚芳林等人租用的是能升公司的塔吊。能升公司计算租赁费是按一台1.2万元/月满打满算的，龚芳林等人计算的是将2017年1月春节期间扣除20日，即1月份按0.4万元计算。200万元保证金转入个人账户是公司同意的，也是游戏规则，且当时公司有官司，如果进入公司账户，就会被冻结。该保证金用于公司购买材料等。关于谈话笔录，我没有讲过笔录中的内容，当时我眼睛看不清楚，他们叫我作证，没看笔录就签字了。我确实垫资了500多万元，但我没向劳务方借钱。案涉项目的监理方是云南易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代表甲方负责质量、进度、安全、成本控制，施工过程涉及甲方和中启公司之间产生的费用需要监理签字，但劳务方面的，不需监理签字。案涉项目工程的合同都是公司从成都发来才签订的。与龚芳林、欧强、邱文权等人签订合同时，项目部有总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施工许可证、入滇备案证（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等资料，他们相信我是代表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是2016年6月开工的，2017年春节后停工。蒋玉梅证实：我转入樊祎澜账户的86万元和袁浩宁账户35万元中的14万元，即100万元，是龚芳林向我借的借款，其称用于缴纳保证金，我们还签订有书面协议。以上笔录经质证，原告对樊祎澜、蒋玉梅的笔录认为，樊祎澜、蒋玉梅所述情况属实，也正好证明原告是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人，中启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中启公司欠原告劳务费560万元、损失等款项以及原告交纳200万元保证金的情况属实。被告中启公司认为，该笔录的制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且是在其他原被告未到场的情况下所作，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樊祎澜所述与实际不符，案涉项目开工前中启公司法人从未到过现场，中启公司也从未聘请其担任项目经理，按建设部文件要求，担任项目经理必须具备建造师证，并注册至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由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等相应手续。樊祎澜在中启公司从未办理过任何入职手续，根本不符合项目经理的条件。同时，中启公司也没有授权樊祎澜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过任何人在该项目管理公章。被告泰鸿公司认为，首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其次，中启公司与被询问人之间的关系泰鸿公司不知情。所谓的与业主沟通、承诺并非与泰鸿公司，而是与白冀平；谈判、协商等事宜泰鸿公司并不知晓，也未向任何人和任何单位出具任何“承诺书”，故与泰鸿公司无关。最后，泰鸿公司未与中启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被询问人与泰鸿公司没有关系，泰鸿公司不承担责任。被告冀明公司认为，对法院依职权询问的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冀明公司无关联。被告白冀平认为，对法院依职权询问的笔录与被告没有关系。第三人樊祎澜对原告龚芳林等人的笔录、蒋玉梅的笔录认为是事实的，无异议。通过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被告中启公司、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对三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泰鸿公司与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后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及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2016年6月6日中启公司授权樊祎澜（委托期限10个工作日）处理大关县项目工程有关事项。《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与《劳务分包合同书—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及《补充协议》相互印证，证明中启公司作为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总承包方将该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原告，并约定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450／㎡，同时也证明原告基于樊祎澜持有中启公司授权的授权委托书而相信樊祎澜能代表中启公司的事实，本院认为第三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中2017年4月26日中启公司出具的欠条，记载“今欠到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工程土建劳务承包方（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民工劳务工资共计560万元（大写伍佰陆拾万元整）。欠款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签章）。2017年4月26日”，该欠条上加盖了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张仲云印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中启公司质证认为该欠条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中启公司就该欠条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在该组证据中提供的其他证据能与欠条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能证明樊祎澜、袁浩宁代表中启公司收取保证金2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中光盘所载视频，中启公司对视频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视频记载，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到了案涉施工现场及与原告等人进行商谈，因此，对该视频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2018年4月17日大关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系朱华彬为保全案涉施工现场证据申请公证，该公证书与本案事实相关，属于有权机关出具，本院对其三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七组证据本院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对该证据的三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八、九、十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一组证据，泰鸿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案涉的泰鸿公司印章系从与泰鸿公司无关的第三人刘德坤处获取，且涉及泰鸿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私刻伪造，同时认为泰鸿公司与白冀平没有合作关系，该协议系白冀平与刘德坤签订。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相关笔录中反映案涉项目工程系白冀平以冀明公司名义借用泰鸿公司资质进行修建，结合案涉项目其他案件所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景星小区项目系白冀平以冀明公司名义借用泰鸿公司资质进行开发，至于泰鸿公司认为白冀平持有的公章系虚假印章，与白冀平不构成挂靠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二组证据能证明三原告将所分包的劳务又部分分包给刘小兵、韦泽令、汪家伦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三组证据中樊祎澜的说明与向本案提交的答辩状内容基本一致，该说明中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姓名为樊祎澜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出院记录，证明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1月22日、2017年7月6日至2017年7月8日期间住院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第十四组证据，中启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中加盖了中启公司印章的都是伪造的意见，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本院认为，2016年7月19日，授权委托樊祎澜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期限为10个工作日，加盖了中启公司印章。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记载投保人为中启公司，项目名称为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保险期限自2016年8月1日0时起至2019年2月28日24时。上述证据与该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中启公司授权樊祎澜管理案涉项目工程的事实，因此，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十五组证据，中启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能证明案涉项目中启公司在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备案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十六组证据中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记载樊祎澜系项目经理并加盖有案涉项目章，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上也加盖有案涉项目章，该组证据能证明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通过后，于2016年9月6日发放案涉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因此，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七组证据能证明中启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立项目部专用账户，经建设银行核查有关资料后于2016年7月15日开户，账户名称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予以采信；第十八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九组证据关于案涉项目土地，即大关县翠华镇顺城路接官厅（原冷冻厂）的土地登记为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中启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能证明案涉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合同，于2019年11月29日予以撤销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即大关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能证明张仲云报称中启公司公章被伪造已由大关县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的事实，但该事实与本案主要审查签约人樊祎澜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没有关联性，因此，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第3组证据，即谈话笔录，记载谈话人为王延甫、李双虎，被谈话人樊祎澜，该笔录因樊祎澜对其签字时因身体原因不适及否认讲过笔录中的内容，本院不能确认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同时，该笔录中龚芳林的签名是否系认可笔录中划线部分的内容，特别是划线中“欠劳务分包方龚芳林有约400万元工程款（如按照百分之百比例付，不含借款）”的内容，因龚芳林陈述签字时谈话人王延甫、李双虎未给其看上述内容，中启公司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综上，对该笔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第4组证据系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川1028民初2952号原告宜宾市翠屏区宏源钢模租赁服务部诉被告中启公司、朱华彬、谢凯租赁合同纠纷案，该案在审理中，中启公司申请对《租赁合同》上加盖的中启公司印章进行鉴定，经鉴定《租赁合同》上加盖的中启公司印章确与公安备案印章不一致的事实，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泰鸿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能证明泰鸿公司的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第2、3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第4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相关笔录中反映案涉项目工程系白冀平以冀明公司名义借用泰鸿公司资质进行修建，结合案涉项目其他案件所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景星小区项目系白冀平以冀明公司名义借用泰鸿公司资质进行开发，至于泰鸿公司认为白冀平持有的公章系虚假印章，与白冀平不构成挂靠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泰鸿公司欲证明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冀明公司提供的证据，系冀明公司股东对景星小区建设开发的内部约定，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人樊祎澜提供的证据与原告提供相关证据中也有举示，认证意见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认证意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本院依原告申请调查收集的第1组证据中调查高永飞（建行大关支行营业室主管）笔录，其证实：“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授权书、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授权委托书》《施工合同协议书》《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原件进行核对，建行确认与原本核对无误后，中启公司现场盖章，建行才加盖了业务专用章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中启公司开户时预留了中启公司公章、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印鉴，该印鉴是代理人李玉建带着印章到建行，盖在建行提供的卡片上，然后扫描进系统的。中启公司开户时间是2016年7月13日，销户时间是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的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成员：李玉建（项目经理）、王小凡（技术负责人）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的发包人为泰鸿公司，承包人为中启公司，发包人处加盖了泰鸿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有“白冀平”签名字样，承包人处加盖了中启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有“樊祎澜”签名字样，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6月8日。第2组证据中调查罗昌恒（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笔录，其证实：“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是建设单位进行办理，要求提供双方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依据建筑法的要求提供资料进行审核，是2016年9月办理的。关于撤销许可证是中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宁军锋提交申请及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认为2016年6月8日合同编号：ＤＧ---001《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总目录共74页，序号为第8页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5101079911526的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根据这些资料，我局就进行公告，公告中注明自公告之日起各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7日内向我局提出，张贴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公告期满后，不再作出书面撤销依据，自动生效。撤销的原因是双方提供的施工合同是假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该局提供的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建造师注册证、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等复印件中均盖有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记载樊祎澜系项目经理。第3组证据系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通过在“金三”系统查询，中启公司无税务登记信息，经办人为曾远霞。第4组证据，即（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第16页中记载中启公司自认办理了入滇备案，地址为大关县；第20页中启公司认可在大关办理银行开户。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询问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及其代理人陈梓烽笔录；询问第三人樊祎澜笔录；调查蒋玉梅笔录。虽然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樊祎澜系本案当事人，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相关事实，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蒋玉梅在调查笔录中证明的事实，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并确认有证明力。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及庭审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6年6月8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地点为“大关县食品公司冷库（接官厅）”2016年6月29日，中启公司到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登记证，登记证记载驻滇办公地址为“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入滇登记证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有效期自“2016年6月29日至2020年11月18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持中启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中启公司公章、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法人张仲云章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开户许可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在李玉建提交的上述书面材料复印件上加盖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并将预留印鉴扫描进系统。2016年8月1日，中启公司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建设工程（Ｂ）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该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记载投保人为中启公司，项目名称为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保险期限自2016年8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28日24时。2016年9月6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根据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的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及盖有中启公司公章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6年9月12日，泰鸿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场地移交协议书》，将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移交给中启公司。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开具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证明的货物或服务名称记载：“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2018年3月3日，中启公司在春城晚报Ａ13广告栏内登报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登记证原件声明作废。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申请变更驻滇办公地址，即将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变更为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勐泐大道假日湾小区1-2-101。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设的账户予以销户。2019年11月25日，中启公司以有人冒用其名义与泰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撤销编号为532125201609060101，施工单位为中启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供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9年11月29日通过张贴公告的形式于期满后予以撤销。2016年7月24日，中启公司与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签订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第二条：“甲、乙方驻工程代表：甲方代表姓名樊祎澜，乙方代表姓名龚芳林”、第四条5.1乙方承包范围：“设计图纸、设计（技术）变更、图纸会审及交底、二次结构构造作法等包含范围内全部工程的钢筋、模板、砼、砌砖、孔洞预留各分项和内抹灰、内墙饰面、屋面（构架、找平层、保护层、刚性层）、楼地面、外墙渗漏风险的处理，所有土建工作内容及外架搭拆等措施性工作，室外散水房屋外边1.5米以内，管网开挖至室外第一个检查井（包含检查井）止”、5.2承包方式：“包人工、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辅材、包租赁材料、包周材等组成工程主材和地材以外的所有材料及设备”、5.2.1“甲方只提供钢材及机械连接套筒、砼、沙子、石子、水泥、砖、烟道、施工作业区大门广告”、5.2.4乙方包含材料：“塔吊（租赁费及人工费、保养、安检）、钢管、扣件、顶托、大小头、安全网、安全带、钢丝绳、工字钢、锚环（制作、安装、压板、螺丝）、跳板、模板、木方、钉子、铁丝、对拉杆（包含止水对拉杆）、封口胶、卸料平台（采购、制作、安装、拆卸）、灰盆、外架所用油漆、工具式作坊及钢筋堆场分隔材料，钢筋加工工具、临时用电（二级配电箱及以下的所有用电设施），用水进入现场第一块表以后的所有分表及管道材料、安装。食宿用的床铺、棕垫，碗柜，电风扇或者空调”、第八条质量及民工保证金：“该工程实际施工日期为12个月，根据双方协商，乙方在签订正式合同2日内通过向甲方公司缴纳保证金计人民币：￥200万元整。经过友好协商，乙方先交纳100万元，然后甲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甲方提前5天通知乙方再行缴纳100万元，在工程主体完工后30日内无息退还”、第九条承包工程费用：“按建筑面积450/㎡按时结算”、9.2“在本协议书约定的承包范围内，本承包单价一次性包干，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第十三条结算和付款方式：13.1.1“乙方在结算劳务工程款时，必须严格按照甲方的财务制度及付款规定、程序办理，并以乙方办完甲方付款的所有审批手续之日为付款起算日”、13.1.2“乙方要求甲方支付工程款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经甲方相关负责人签字认可的结算凭证，即工程验收单、工单、结账单、工程款结算明细表、付款凭证及费用报销单等。结尾款时，乙方应与甲方签订格式的《工程劳务费总结算单》”。2016年7月31日，中启公司与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组织施工，完成的工程内容包括桩基、钢筋笼、挖排水沟、清淤泥、打混凝土、地梁及部分主体等工程（完成2、3、4、5号的桩基础及2号楼主体第一层）。因案涉项目的施工图纸施工中变更、混凝土不能跟进等原因，于2017年春节后停工，至今未复工。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8月2日、2016年8月6日、2016年11月26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4日（两笔）交纳保证金合计200万元，六笔款项分别向樊祎澜及袁浩宁（项目部施工员）个人账户转款，加盖有中启公司印章的收条有5张，加盖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的收条有1张，收条上还有樊祎澜及袁浩宁字样的签名。2017年4月9日，双方进行了劳务分包结算。2017年4月26日，中启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工程土建劳务承包方（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民工劳务工资共计560万元（大写伍佰陆拾万元整）。欠款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签章）。2017年4月26日”，欠条上加盖了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张仲云印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并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同时查明，2016年6月6日，中启公司向樊祎澜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以我方名义澄清、说明、补正、递交、修改、领取大关县项目工程处理有关事宜。”委托期限10个工作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委托工作人员李玉建就案涉项目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上第2页、第3页、第5页的乙方法定代表人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乙方代表处也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及《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记载：“经我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现成立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施工工程的项目部，项目部成员如下：…技术负责人：王小凡。”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该表中明确樊祎澜为项目经理。工程停工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到工地与原告进行交谈，在重庆与樊祎澜等人也进行过交谈。另查明，2016年5月17日，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白冀平以冀明公司名义挂靠泰鸿公司开发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白冀平未向中启公司支付工程款。再查明，《劳务分包结算书》中2017年1月至4月停工期间塔吊及辅助机械费用22万元，与本院审理的（2017）云0624民初853号原告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启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主张的租赁费用中已包含该笔费用。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均不具有劳务作业企业资质。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的问题，即案涉建设项目中樊祎澜作为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是否代表中启公司？首先，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于2016年7月13日持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的授权委托书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开户许可证》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上，中启公司作为该合同乙方的代表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中启公司使用有“樊祎澜”签名字样的合同办理《开户许可证》，说明中启公司认可樊祎澜能代表中启公司，加之，樊祎澜持有中启公司授权其处理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授权委托书，更进一步证明前述观点，即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的事实；其次，中启公司与泰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后，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及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等资料，该资料上面均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9月6日办理了案涉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明中启公司已任命樊祎澜为该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并依据樊祎澜具备一级建造师的资质申请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再次，2016年6月29日，中启公司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2016年8月办理的项目名称为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办理了货物或服务名称为大关县建设项目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记载了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在景星小区工地与原告交谈和在重庆与樊祎澜等人进行交谈的画面，证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是知晓案涉项目工程并认识樊祎澜的。最后，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中启公司认识樊祎澜，樊祎澜的行为代表中启公司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2的问题，即案涉《劳务分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均不具有劳务作业企业资质，因此，中启公司和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无效。关于争议焦点3的问题，即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⑴关于原告主张劳务工程款56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问题。即工程合同无效、工程尚未竣工且未验收，原告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是否支持。案涉工程整体未竣工，属于烂尾工程，客观上无法进行整体竣工验收。庭审中，中启公司未对已完工程的施工质量提出质疑，且原告提供了案涉项目经理樊祎澜字样签名的《劳务分包结算书》，及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张仲云印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的印章的中启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欠条》，说明中启公司认可原告已完工程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因原告主张的劳务费中包含停工期间塔吊及辅助机械费用22万元，该费用云南能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已在本院审理的（2017）云0624民初853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予以主张，因此，原告主张劳务工程款560万中应予扣减22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劳务工程款确认为538万元。原告主张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应当从中启公司出具《欠条》之次日起，即2017年4月27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劳务工程538万元付清之日止。⑵关于原告主张退还保证金及利息的问题，双方在《劳务分包合同书》第八条约定：“…在工程主体完工后30日内无息退还。”因中启公司的过错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同时由于合同无效，中启公司依据合同取得的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应当返还原告。关于履约保证金的利息，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不计息，但导致合同不能实现的过错在中启公司，客观上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中启公司应从原告请求之日及原告起诉之日（2018年1月22日）开始支付利息，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至付清之日止。⑶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6日停工期间的损失77.9775万元及利息损失的问题，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该损失是否经中启公司确认，从原告提供至本案卷内的证据不能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⑷关于原告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原告与中启公司于2017年4月9日进行了阶段性劳务分包结算，中启公司已于2017年4月26日对结算工程价款出具了《欠条》，但案涉工程并未竣工,且案涉合同无效，故原告主张案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的优先受偿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⑸关于原告主张泰鸿公司、冀明公司、白冀平在欠付中启公司的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的债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问题，本案冀明公司挂靠泰鸿公司，借用泰鸿公司资质开发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与庭审查明事实相符。根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当事人;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是泰鸿公司，对外系建设工程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人，泰鸿公司向冀明公司出借资质系《建筑法》《合同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因此泰鸿公司应当与挂靠人的冀明公司在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白冀平与吴明达系冀明公司股东，虽然在案涉项目建设上，两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即景星小区所占地的土地使用权两股东各享有50%的权益，股东共同认可转让该项目用地的价格为1780万元，该项目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白冀平和其引进的房产开发公司，对其开发产生的债权债务与冀明公司无关。但是作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需要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至于股东之间签订协议为内部协议，只在股东之间有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案涉土地登记在冀明公司名下。因此，白冀平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发包人，对原告要求其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支付工程款538万元;二、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支付以工程款538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三、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四、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支付以履约保证金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五、被告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750元（其中缓交13968元），诉讼保全担保费19800元，合计101550元，由原告龚芳林、谢泽明、朱华彬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10995元，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大关县冀明肉食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共计905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周庆远审 判 员  崔大松人民陪审员  许万琴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胡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