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7416号 原告：余绪珍，女，汉族，1948年10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原告：刘正普，男，汉族，1944年12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梅，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启华，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骨科医院。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均隆街**。 法定代表人：周奉皋，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勤，四川永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住所地：成都市庆云南街**iv> 法定代表人：周谦，系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绪珍、刘正普与被告成都骨科医院，第三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谢婷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绪珍以及余绪珍、刘正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梅，被告成都骨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勤，第三人市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137083元、死亡赔偿金842560元、丧葬费8695元、交通费1000元、护理费11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0元；3、本案诉讼费13984元、鉴定费20000元由原告承担。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医药费137083元、死亡赔偿金917560元、丧葬费3235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8040元、交通费1000元、护理费1100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儿子刘俊生因“左肩锁关节脱位术后1＋年”于2018年10月10日入住被告成都骨科医院，次日行左肩锁关节脱位内固定取出术。10月14日，刘俊生出现不适，原告向医院反映，但医生未采取任何措施。10月15日，刘俊生转入市二医院ICU，经抢救无效于10月21日死亡。原告认为，刘俊生的死亡是由于在被告医院发生肺部感染病延误诊治和错误给药导致的，被告医院应对其死亡承担住院责任，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被告成都骨科医院辩称，1、我方对患者刘俊生的诊断是准确的，不存在延误治疗的事实，我方认为，刘俊生的死亡是药物不良反应所致，无法预测，被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置，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医疗操作常规，无明确过失行为，故不对刘俊生的死亡承担相关责任；2、针对原告依照2019年的统计数据，我方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四川省高院每年出台的统计数据和标准，我方认为本案即便存在赔偿，也应当适用四川省高院出台的2018年-2019年赔偿标准。 第三人市二医院辩称，我院对患者刘俊生的诊疗符合临床规范，不存在过错，请求法院依法审理。市二医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刘俊生在医院治疗产生治疗费135083.46元，尚欠125083.46元未支付，请求余绪珍、刘正普支付欠付的医疗费。 经审理查明，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共育有两子，死者刘俊生系其长子。刘俊生未婚，无子女。原告余绪珍、刘正普提交刘俊生《居住证》一份，证明其生前经常居住地为成都市。 2018年10月10日，刘俊生因“左肩锁关节脱位术后1＋年”在成都骨科医院住院治疗。据成都骨科医院2018年10月10日DR片示：双肺野清晰无确切实变征象。刘俊生于2018年10月11日行内固定取出术。根据成都骨科医院病程记录记载：“2018年10月14日17：05患者今日中午12点突然出现全身发抖冒冷汗高热（体温38.6度）……予外购美林口服，多饮水处理，温水擦浴等降温处理，后于16时左右体温恢复正常，并自述无诉特殊不适……2018年10月15日10：44记录今日9时45份左右病员输入血栓通50ml后出现寒颤，随后出现发热（体温38度左右），立即给予停止静脉输液，并给予吸氧，心电监护……上午10时患者转入上级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断和治疗。” 根据市二医院病历记载，刘俊生于2018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21日在市二医院住院治疗，主诉：锁骨骨折1年，内固定取出术后4天，发热2天。入院诊断：1．感染性休克；2．吸入性肺炎。经治疗无效，刘俊生于2018年10月21日死亡。 2018年10月23日，刘俊生的母亲余绪珍与成都骨科医院共同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要求对刘俊生遗体进行尸体解剖检验明确其死亡原因。此次鉴定提交了成都骨科医院病历复印件7页、市二医院病历复印件30页、X线片3张（片号：233543、232568、234006）、CT片2张（片号：614999）。根据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阅片记录记载：2018年10月9日X线片（片号：233543余蓉示）：双侧肺纹理增多、排列略紊乱，肺门淋巴结未见明显肿大，心影大小形态尚可，双侧膈肌光滑，膈肋角锐。2018年10月12日X线片（片号：234006）示：左锁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改变，左肺野似有小灶阴影。2018年10月17日CT片（片号：614999）示：双侧肺野密度略降低，纹理增多，散在斑片影，气管见插管影，左锁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腹腔脏器未见异常。该鉴定意见为：刘俊生死亡原因符合肺部严重感染继发多器官功能障碍致病理性小脑、中脑、延髓出血死亡。成都骨科医院支付鉴定费用14000元。 2019年8月27日，本院委托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2月30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川基鉴［2019］临鉴字第1817号《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认为：（一）1、虽然内固定取出术感染几率较低，但仍有可能发生。但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行为中未充分预见感染的可能，属于未尽到预见义务。2、刘俊生于2018年10月10日因“左肩锁关节脱位术后1＋年”入成都骨科治疗，入院当日（2018年10月10日）DR片示：双肺野清晰无确切实变征象，于2018年10月11日行内固定取出术，2018年10月12日X线片（片号：234006）示：左锁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改变，左肺野似有小灶阴影，不排除肺部有感染，后据市二医院入院检查提示：双肺少许感染，提示10月12日患者肺部有感染，且成都骨科医院X线有检出，成都骨科医院临时医嘱单“2018-10-1210：26数字化摄影（DR）：锁骨（左正位）执行时间2018-10-1210：28（12-15日）无医嘱2018-10-1509：45血常规2（血液）执行时间2018-10-1510：52……”12日10：26-15日09：45之间无医嘱记录，上述诊疗过程中未查见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行为中给予抗感染治疗，违背骨折内固定取出术的治疗原则。2018年10月12日X线片（片号：234006）示：左锁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改变，左肺野似有小灶阴影，当出现不排除肺部有感染的可能的情况下，仍未采取相关对症治疗措施，特别是在“2018年10月14日17：05患者今日中午12点突然出现全身发抖冒冷汗高热（体温38.6）……予外购美林口服，多饮水处理，温水擦浴等降温处理”出现症状时，仍未引起高度注意，使刘俊生肺部感染进一步加重。上述过错行为属于未履行特殊注意义务。3、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行为中，未发现抗感染治疗，在出现或者怀疑肺部感染的情况下，仍未采取抗感染相关治疗措施，属于未尽到相关的治疗原则的过错。4、刘俊生的死亡原因符合肺部严重感染继发多器官功能障碍致病理性小脑、中脑，延髓出血死亡，尚不支持由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药物反应直接导致其死亡，但不排除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药物加重其病程发展的可能。（二）市二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过程中未发现明显的医疗过错行为。鉴定意见为：1、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尽到结果预见义务、未履行特殊注意义务、未尽到相关治疗原则，同时在应用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药物，不排除加重其病程发展的可能的过错；2、市二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过程中，未发现存在明显过错；3、成都骨科医院对刘俊生的过错诊疗行为与刘俊生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61%-90%。原告余绪珍、刘正普支付鉴定费用20000元。 另查明，根据成都骨科医院出具的《成都骨科医院病人未结费用分类别汇总》显示，刘俊生在成都骨科医院预交款2000元，未结费用8098.64元。根据市二医院出具的《刘俊生（00376147）住院费用清单》显示，刘俊生在市二医院预交费用10000元，产生治疗费用共计135083.46元。刘俊生的亲属支付丧葬费用共计6695元。 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成都骨科医院提出本案鉴定机构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未进行读片，仅摘录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的读片记录，擅自推测不排除肺部有感染，且将他人（余蓉）的读片信息作为鉴定依据，故认为不能将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并要求重新鉴定。针对被告骨科医院提出的问题，本院于2020年5月8日向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去函，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回函答复，作出说明：1．送检的鉴定材料中未包含刘俊生的相关影像资料；2．在召开医患双方医疗纠纷鉴定听证会时，双方未就华西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疑问。如系华西笔误，不影响鉴定意见；3．…2018年10月12日X线片（片号：234006）示：左锁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改变，左肺野似有小灶阴影…通过该片不能排除肺部感染，详细描述见“川基鉴［2019］临鉴字第1817号”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书。本院将回函送达各方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有各方提交的身份信息、居住证、成都骨科医院病历、市二医院病历、死亡医学证明书、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法解2018-234号）、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医疗纠纷鉴定意见书、成都骨科医院预交收据、市二医院收费票据、市二医院住院费用清单、丧葬费收据、鉴定费收据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过程中，未充分预见感染的可能，在其出现不适症状时，仍未引起高度注意，使刘俊生肺部感染进一步加重，导致出现死亡的严重后果，成都骨科医院对刘俊生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依法承担与其医疗过错程度相当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本院酌定成都骨科医院对刘俊生损害结果的赔偿责任比例为90%。 成都骨科医院辩称，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中片号233543的X光片并非死者刘俊生的，该片系2018年10月9日另一名患者余蓉的。在尸检报告中记录了该片显示肺部“双侧肺纹理增多，排列略紊乱”，即显示肺部有炎症，而刘俊生系2018年10月10日入住成都骨科医院，当日胸片未显示其肺部有炎症，故被告认为尸检结论肺部炎症导致死亡结果明显错误，尸检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并未显示有刘俊生的医学影像片，主要内容均摘自尸检报告，且内容多处错误，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本院认为，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经原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后提交给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材料的，且各方提交的鉴定材料中并没有包含刘俊生的医学影像片。即使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混入了其他患者的X线片，但根据成都骨科医院病历记载，刘俊生2018年10月10日DR片显示“双肺野清晰无确切实变征象”，10月11日行内固定取出术后，10月12日的X线片显示“左肺野似有小灶阴影”，不排除肺部有感染，且结合其后病历记载，刘俊生出现不适，而成都骨科医院病历中未有予以抗感染治疗的记录，故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成都骨科医院在对刘俊生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导致刘俊生肺部感染引发死亡的严重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之相关规定，结合原告余绪珍、刘正普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 一、医疗费。刘俊生在被告成都骨科医院治疗，产生治疗费用10098.64元（已支付2000元，未支付8098.64元），在第三人市二医院处治疗，产生治疗费用135083.46元（已支付10000元，未支付125083.46元）。 二、死亡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刘俊生的死亡赔偿金以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的四川省上一年度即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20年＝664320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刘俊生的父亲刘正普生于1944年12月14日、母亲余绪珍生于1948年10月3日，其生育有二子。故刘正普的被扶养生活费应计算23484元×5年÷2=58710元、余绪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23484元×9年÷2=105678元。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死亡赔偿金计算。 三、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刘俊生的丧葬费以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的四川省上一年度即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4717元/年÷2=32358.5元，原告余绪珍、刘正普主张32358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故本院按照其请求的金额进行计算。 四、护理费。刘俊生在成都骨科医院治疗5天，在市二医院治疗6天，原告主张护理费1100元，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五、交通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综合考虑刘俊生的诊疗情况，本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为1000元。 六、鉴定费。本案鉴定费20000元，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已支付，有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中心的票据为证。 上述二至六项共883166元，成都骨科医院应赔偿余绪珍、刘正普二至六项损失794849.4元（883166元×90%）。关于医疗费，根据赔偿比例，刘俊生在成都骨科医院的治疗费用为10098.64元，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应承担1009.86元，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已实际支付2000元，故骨科医院应退还其医疗费990.14元；刘俊生在市二医院的治疗费用为135083.46元，为减少各方诉累，本案一并处理，根据赔偿比例，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应承担13508.35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0000元，还应向市二医院支付3508.35元，剩余121575.11元由成都骨科医院向余绪珍、刘正普赔付后向市二医院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综合成都骨科医院的过错程度，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骨科医院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947414.65元； 二、原告余绪珍、刘正普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三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费125083.46元； 三、驳回原告余绪珍、刘正普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92元，由被告成都骨科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婷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杨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