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9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裕胜，男，汉族，1951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芳村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8。委托代理人：冯丽芳，系上诉人周裕胜的妻子。委托代理人：蔡雪峰，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彭高峰，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泽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斯毅，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裕基，男，汉族，1947年11月17日出生，住广州市芳村区*****之一201房，公民身份号码：440************015。原审第三人：周宝琼，女，汉族，1954年5月1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宝盛沙地横**地下，公民身份号码：440************029。原审第三人：周凤琼，女，汉族，1960年2月15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60。原审第三人：周裕生，男，汉族，1962年9月24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公民身份号码：440************013。原审第三人：周裕坤，男，汉族，1964年12月2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6。原审第三人：周美琼，女，汉族，1968年5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之一802房，公民身份号码：440************027。原审第三人：周玉琼，女，汉族，1956年4月4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2。原审第三人：梁银好，女，汉族，1946年5月7日出生，住广州市芳村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21。原审第三人及原审第三人梁银好的委托代理人：周丽红，女，汉族，1982年1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28，系梁银好的女儿。原审第三人：周爱琼，女，汉族，1958年2月13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41。原审第三人及原审第三人周爱琼的法定代理人：周润江，男，汉族，1949年7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75。上诉人周裕胜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审第三人周裕基、周宝琼、周凤琼、周裕生、周裕坤、周美琼、周玉琼、梁银好、周丽红、周爱琼、周润江房屋登记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0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周炽与黄桂莲是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周裕佳、原告、第三人周裕基、周宝琼、周凤琼、周裕生、周裕坤、周美琼、周玉琼、周爱琼、周润江。其中，周炽于2010年9月25日报死亡，黄桂莲于2002年9月3日报死亡。周裕佳于2010年8月1日死亡，其妻子为第三人梁银好，女儿为第三人周丽红。第三人周爱琼为精神残疾人，监护人为第三人周润江。根据2019年4月19日房产登记号为登字4748号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房产地址为南区芳村路波场后街19号之1，建基面积为45.885平方米，结构层数为1，座数为1，建筑时间为解放后，使用性质为住宅，产权人为周炽，占有部分为全部（所有权人），权证号码为89246号，所有权来历为1956年8月补立契。登记附注包括：“1997年4月周炽声请上盖权登记，芳统字02883号登记上盖权现编波场后街19号，5区4段994-996地号……”被告陈述该登记附注仅为一条申请记录，并无实质的后续登记内容及档案。该查册表注明：本案已注销，产权转移，后手案号为芳统字2871。1997年3月28日，周炽因遗失上述房地产权证以及对上述房屋进行了改造，遂向原广州市芳村区房地产登记管理局申请上述房屋的遗失、变更登记，并提交《广州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广州市芳村区修建杂项工程申请表、施工图纸、门牌更改报告、查册表、《申请房屋产权报告》、广州日报刊登的《声明》等材料。其中，《广州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载明：房屋座落芳村区波场后街3号，地籍图号为1211图5幅4地号，建筑基地面积为115.891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155.9332平方米，建筑结构为混合砖木，层数为2，座数为1，建筑时间为1980年，使用性质为住宅，其中违章部位及面积为B1B2C1、110.0832平方米，使用土地面积为115.8916平方米，其中，经批准使用土地面积为45.85平方米，未经批准使用土地面积为110.0832平方米，产权来源情况申述为1956年补立契，1980年7月部分改造。根据1980年7月24日的《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载明：出建人为周炽，自建，工程地址为郊区芳村路波场后街第19号之1。根据周炽于1996年11月28日书写的《申请房屋产权报告》称：“兹有房屋产权人周炽，现住芳村波场后街**（旧门牌波场后街19号之一），此房屋是砖木结构平房一幢，房屋面积为46m2，198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屋边改建混合结构两层楼房一幢，面积110m2；在1980年还在屋前扩建了一间30m2砖木结构房屋1间，现分户为芳村波场后街5号，其儿子周裕胜居住……”广州市芳村区***城市管理办公室于1996年12月6日在该材料上出具书面意见称“经查，该屋（波场后街3号）为两层混合结构，（波场后街5号）为平房，楼阁结构。两间面积合计为122.2m2。另外，空地为临时搭建的猪栏面积为37.2m2，上述为违法占地和建筑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号建成。总面积合计为159.41m2”，并加盖公章。根据周炽于1998年5月19日书写的《申请房屋产权报告》称：“……儿子周裕胜结婚后，利用屋前旧厨房居住，在1983年扩建了一间30m2楼阁结构房屋（现分户为波场后街5号）……”根据周炽于1996年12月10日书写的《证明》显示，波场后街3号以前旧门牌为波场后街19号之一。广州市******派出所于1996年12月13日在该材料上出具书面意见称“周炽原户口住波场后街**之一，现户户口住波场后街**”，加盖公章。根据周炽于1997年10月17日书写的意见称“原芳村波场后街19号之一周炽现今门牌调整为波场后街3号和5号，5号周裕胜（儿子）1980年分户。”广州市芳村区*******办事处下市居民委员会于1997年10月20日在该材料上出具书面意见称“在1985年改门牌，原波场后街19号之一现新门牌3号，原来波场后街19号现新五号”，并加盖公章。广州市******派出所于1997年12月在该材料上出具书面意见称“经查旧户口册，周炽原户户口住波场后街**之一现住波场后街**。裕胜83年5月24日由波场后街19号之一迁波场后街5号居住”，并加盖公章。根据1997年10月25日的《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载明：“该宅基地位置形状、边长、坐向如图所示，图中D部是原契证证载部位、面积为40.8285平方米，80年批建临时使用的部位是CB及B2，建基面积为42平方米。B是违章加建，面积7.8000平方米，E属简易结构，不计算建筑面积。”“查勘属实，同意按查丈图制房地产附图送审，该宗地原属5区4段994地号，现93年地籍图新编为1211图5幅4地号。”原告陈述该图中靠近波场后街一边的E（简易上盖）为波场后街5号。1998年5月19日，原广州市芳村区房地产登记管理局作出通（98）统字第17号《广州市芳村区房地产登记管理局通告》，称“查本局受理周炽申请波场后街3、5号（原波场后街19-1号）地籍图号为1211（图）5（幅）4地号房屋登记，现依法予以通告。对上列房产如有权利主张者，请在通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局……房屋产权登记办提出书面（并注明本通告字号）异议。”1999年10月14日，周炽被核发穗房地证字第04648**《房地产权证》，该证载明：权属来源为1980年7月23日变更，1998年遗失补办，房屋占有份额为全部，房屋所有权性质为私产，土地权属性质为国家所有，房地座落于芳村区波场后街3，5号（下称涉案3，5号房屋），用地面积为90.63平方米，建筑结构及层数为混合和砖木结构1-1/2层，房屋使用性质为住宅，建基面积为90.6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32.63平方米，备注为91.8平方米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使用年限70年，从1999年10月14日起。原告陈述其于2018年7月通过查册知晓该《房地产权证》后不服，于2018年10月19日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6001号行政裁定，裁定不予立案。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8）粤71行终3345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2018）粤7101行初6001号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予以立案。该裁定原审法院认为部分注明：“涉案房产的档案材料中，存在上诉人建设广州市芳村区*******屋的相关记载，亦可初步证明上诉人对该房屋产权有可主张的权益。”另查，第三人周裕生、周裕基因法定继承纠纷，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决涉案3，5号房屋由原告和十一第三人均分继承，第三人周裕生、周裕基各占涉案3，5号房屋1/11，等。2018年9月30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3民初4278号民事判决，判决周炽名下的涉案3，5号房屋的产权由原告、第三人周裕生、周裕基、周裕坤、周润江、周宝琼、周玉琼、周爱琼、周凤琼、周美琼各继承145/1584份额，第三人梁银好继承44/1584份额，第三人周丽红继承90/1584份额。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2885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该案的审理。周健灵向原广州市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更正涉案3、5号房屋门牌地址的事项。2019年1月14日，原广州市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作出荔国规﹝2019﹞8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函复如下：“一、基本情况（一）我局属下荔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于2018年12月26日约请你进行面谈，据你来访反映，荔湾区波场后街3、5号房屋（证号：0464870）是以周炽名义登记。现周炽已故，周裕胜等12人正在就房屋继承权纠纷问题进行民事诉讼。你认为现产权证所载的波场后街3、5号房屋实际为波场后街3号，而波场后街5号实际为波场后街3号屋前北面的E结构（简易上盖）建筑，该建筑实为周裕胜所建，不应作为周炽的遗产，故要求将周炽的产权证地址从‘波场后街3、5号’更正为‘波场后街3号’。（二）经核查，上述房屋为波场后街19号之一，以周炽名义登记，周炽于1997年3月28日申办遗失及变更登记（面积及门牌地址变更）。根据档案资料反映，该房屋门牌变更为波场后街3,5号，当时经现场勘测，E结构（简易上盖）按测绘规范不计算建筑面积，即该部门面积并未计入波场后街3，5号的合法产权面积内即无论该房屋门牌地址是3，5还是3号，均不对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产生影响。且根据你来访所附的（2018）粤0103民初4278号《民事判决书》反映，法院仅对原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作出处理。因此，不存在你所反映的法院判决将周裕胜的房屋作为周炽遗产被分配的情形。二、处理意见由于你本次来访反映的是关于确认房屋门牌地址的问题，并非对波场后街3，5号房屋权属界址与面积等提出异议。根据《广州市门楼号牌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是门楼号牌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编定、变更，门牌属于公安部门职能。建议你待法院判决生效明确继承人后，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门牌地址变更证明等相关材料，由该房屋的全部合法继承人对该房屋共同申请继承、变更登记手续……”诉讼中，原告、被告均确认波场后街5号未计算在诉争《房地产权证》的产权面积内，也未进行产权登记。原审认为，关于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陈述其于2018年7月通过查册知晓诉争《房地产权证》后不服，于2018年10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由于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一年就已知晓诉争《房地产权证》的内容，且原告的起诉未超过20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故对被告提出的该项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第三条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有权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自登记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本案中，周炽因遗失89246号房地产权证以及对该证载房屋进行了改造，遂于1997年3月28日向原广州市芳村区房地产登记管理局申请该房屋的遗失、变更登记，并提交《广州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广州市芳村区修建杂项工程申请表、施工图纸、门牌更改报告、查册表、《申请房屋产权报告》、广州日报刊登的《声明》等材料。经审查，周炽提交的材料符合上述规定，故被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并无不妥。关于诉争《房地产权证》的地址包括波场后街5号的问题。在周炽被核发权权证号码为892**地产权证后，该证载房屋进行了改造，门牌也在1985年进行了更换，改造后的房屋门牌号为波场后街3号和5号。根据周炽分别于1996年11月28日、1998年5月19日书写的《申请房屋产权报告》《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可知，虽然周炽是对改造后房屋申请房屋遗失、变更登记，房屋的丈量也是针对改造后的房屋进行的，但是，由于波场后街5号为简易上盖，且广州市芳村区***城市管理办公室认定为违法建筑，故在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时，并未将波场后街5号计入产权建筑面积之中。原告对波场后街5号未计入产权面积，未进行产权登记也并无异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3民初4278号民事判决，也是针对诉争《房地产权证》的合法产权面积划定的继承份额。同时，原告虽主张其为波场后街5号的建设者，但根据周炽书写的意见来看，周炽对于波场后街5号房屋的建设者有不一样的表述，广州市芳村区*******办事处下市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意见也仅能证明原告居住在波场后街5号，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是波场后街5号房屋的建设者。由此，原告主张因波场后街5号计入诉争《房地产权证》地址部分，而要求撤销诉争《房地产权证》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裕胜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裕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补发诉争《房地产权证》房屋登记合法，系错误认定。档案资料证实，周炽原持有波场后街19号之一(后变更为波场后街3号)的89246号房地产权证，因原证遗失及门牌号码变更为波场后街3号，故申请补办。补办的诉争《房地产权证》记录：“权属来源：1980年7月23日变更，1998年遗失补办。房地座落芳村区波场后街3，5号，D1211图5幅4地号。”D1211图5幅4地号记录：“E属简易结构，不记建筑面积。”此处的简单结构E，即波场后街5号。波场后街19号之一变更为波场后街3号，系周炽所建，于1980年改建；波场后街19号变更为波场后街5号，系上诉人周裕胜于1983年扩建(周炽于1998年5月19日《申请房屋产权报告》中明确记录)。被上诉人将不记建筑面积的波场后街5号与波场后街3号一起登记为“波场后街3，5号”明显不当，与事实不符，违反《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违章建筑应当不予登记的规定。同时，《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本案周炽提交的房屋权属来源是补办证，原89246号房地产权证房屋地址对应变更后的门牌号码是“波场后街3号”，而不是“波场后街3，5号”。所提交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用票据》、《房屋登记收费表》、《遗失房产所有证具结书》、房产证遗失《声明》所记录的房屋地址皆为“波场后街3号”，不是“波场后街3，5号”，也不是“波场后街3号和5号”，被申请人将房屋地址登记为“波场后街3，5号”，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在补发证中改变了原登记内容，是违法登记。原判决认为“经审查，周炽提交的材料符合上述规定，被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并无不妥”，明显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二、原判决对被上诉人的违法登记行为不予撤销，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补办房屋登记，将房屋地址“波场后街3号”，登记为“波场后街3，5号”，明显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系违法行为。三、原判决认为波场后街5号不是上诉人所建，继承判决没有处分波场后街5号，所以上诉人没有诉权，此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波场后街5号简易上盖房屋系上诉人所扩建，有周炽自书为证，明显系房屋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同时，上诉人也是周炽的继承人，既使波场后街5号不是上诉人所建，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继承人，也与被上诉人对本案诉争房屋的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原审判决第12页第一段查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4278号判决，判决房产登记号芳统字2871号下的波场后街3，5号房屋由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继承，并非只是就诉争《房地产权证》的合法产权面积划定继承份额。上诉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于本院正在审理的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必须查明芳纺字2871号房产登记情况，才能作出实体判决，故本案须以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审结，本案须中止审理，待上述行政纠纷案件作出判决后，本案再恢复审理。”据此，法院以芳纺字2871号房产登记作为依据，将波场后街3和5号都作为周炽遗产予以分割，事实上已经影响了上诉人的权利。但原判决在第16页第一段却又认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3民初4278号判决，也是针对诉争《房地产权证》的合法产权面积划定的继承份额。”不但与4278号判决内容不符，也与原判第12页查明的事实自相矛盾。四、原判决将房屋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将房屋登记中的部分事实当作整个登记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告对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原判认为，上诉人对“波场后街5号未计入产权面积，未进行产权登记也并无异议。”故认为上诉人要求撤销登记的理据不足，这既是认定事实错误，也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上诉人的自认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对其登记行为合法性的举证义务。第二，上诉人针对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行为本身即说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是有异议的。第三，波场后街5号未计入产权面积，房屋登记本就不应该将波场后街5号作为登记地址，上诉人认可波场后街5号未计入产权面积，并不是对整个登记行为没有异议，也不代表整个登记行为就是合法的。原判决将上诉人对登记中的部分事实没有异议，当作上诉人对整个登记行为没有异议，系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综上，请求：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013号判决；2.撤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1999年10月14日补发的芳统字2871号(房地产证存根穗房地证字第0464870号)房屋登记；3.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已依法查明并予以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周炽提交的材料符合《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依法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被上诉人依法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在核发诉争《房地产权证》的整个过程中，历经申请、受理、审核、发证的环节，始终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办理、依法行政，不存在超越、滥用职权等违法的情形。原审第三人周裕基、周宝琼、周凤琼、周裕生、周裕坤、周美琼、周玉琼、梁银好、周丽红、周爱琼、周润江二审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自登记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本案中，1997年3月28日，周炽因遗失权证号码为89246号的房地产权证以及对该证载房屋进行了改造，向原广州市芳村区房地产登记管理局申请该房屋的遗失、变更登记，并提交广州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广州市芳村区修建杂项工程申请表、施工图纸、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门牌证明、遗失房产所有证具结书及登报声明、查册表、申请房屋产权报告等材料。被上诉人据此向周炽核发被诉《房地产权证》的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诉《房地产权证》记载的房屋坐落地址波场后街3，5号，可能影响其实际使用的部分房屋（《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中E部分）的权属认定，上诉人实质上是对于该部分房屋的权属认定存在争议。对房屋地址的编排和确定是对房屋坐落地址的记录和识别，不能以此确认房屋的权属范围及权属归属。被诉《房地产权证》记载的用地面积及建基面积均是90.63平方米，在90.63平方米土地以外的其他部分构筑物的范围及归属问题，应当另循途径解决。另外，根据《广州市门楼号牌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是门楼号牌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编定、变更，门牌属于公安部门职能。因此，上诉人对房屋门牌编号有异议，可向公安机关相关部门提出更正申请，再依据相关部门的处理意见作进一步的处理。上诉人仅以证载地址有误为由要求撤销被诉《房地产权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裕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彭铁文审 判 员 石晓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雨晴书 记 员 袁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