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陕05行终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南十里铺。法定代表人王西林，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燎原，系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青春，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法定代表人王强，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青春、郁倩倩，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渭南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薛清军，任主任。委托代理人张鹏，任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屈琦，陕西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渭南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渭南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李林，任主任。委托代理人朱涛，陕西佳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王家坪公司)、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王林公司）因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8)陕05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家坪公司委托代理人张燎原、杨青春，上诉人王林公司委托代理人杨青春、郁倩倩，被上诉人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张鹏、屈琦，被上诉人渭南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新区国资办）委托代理人朱涛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9年2月19日，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就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在渭南高新区XX中心项目”签订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其中第五、六、七、八条约定：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投资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通过招拍挂程序为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后续开发提供约220亩住宅开发用地，具体约定了土地综合出让每亩起始价。另外还约定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下属公司垫资代建郑家新村改造项目，垫资款用于支付220亩土地款，2009年6月30日之前，由高新区XX村土地报批手续，并统一将会议中心项目及220亩用地通过招拍挂统一办理至乙方(即王家坪实业公司)名下等内容。2009年3月17日，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在渭南组建了原告王林实业公司。2009年3月31日，两原告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了《的补充协议》，具体约定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及220亩配套住宅开发用地的四至、土地综合出让价及支付方式。2009年3月31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就XX村XX居工程与建设方陕西威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渭南高新区XX村XX居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代建合同》，之后又陆续签订了《渭南高新区XX村XX居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代建合同》的补充条款（一）（二）（三）（四），具体约定陕西威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XX村XX居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方，XX村XX居工程建设由原告王林实业公司投资代建，投资代建款用于支付其房地产开发用地土地款，待项目完工后统一审定核算，多退少补。2011年至2012年XX村XX居工程部分项目陆续竣工验收。2010年12月24日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陕西威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十五次付给原告王林实业公司郑家新村项目工程款共计94000000.00元。2016年12月13日，XX村XX居工程项目决算审核报告金额共计为91836427.28元，原告王林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强在两份报告中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2015年3月24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向被告高新区管委会递交王实报字[2015]1号《关于投资代建及土地划拨事宜的申请》，提出如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不能兑现合同交付220亩土地，原告可以放弃合同约定划拨的土地，但要求被告高新区XX村代建工程款及利息。2015年4月9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再次向渭南高新区建设局递交王实报字[2015]2号《关于郑家新村改造项目和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有关事宜的函》，请求：郑家新村投资工程款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进入工程决算；在郑家新村项目审核完成之前先支付工程款50000000.00元，以解企业燃眉之急，剩余款项待决算审定后一次性支付；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应进行回购或另行招商。2016年1月21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协议》，约定由被告高新区XX中心项目进行意向回购。2016年5月9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八次向被告高新区管委会递交请款或借款文件，数额共计143600000.00元，并承诺所借款项从回购款中扣除。2016年11月10日，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渭南高新区管委会双方委托，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的在建工程及其占用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即2016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作出了陕新评报字[2016]16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人民币241756892.97元。2017年8月2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国资办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包括：在建工程、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告高新区国资办，双方一致确认的转让价格为233756892.97元。2018年7月5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国资办又签订《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取消原告王林实业公司让价8000000.00元的条款，并约定了办理过户手续中的费用承担等事项。2018年7月5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委托被告高新区国资办从欠原告王林实业公司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款中支付给陕西威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超付的工程款2163572.72元，至此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陕西威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郑家新村项目工程决算审核报告金额91836427.28元已全部结清。另外，2017年8月10日至2018年7月6日期间，被告高新区国资办六次支付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代付回购款共计92000000.00元。2018年7月17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大礼堂及综合办公楼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到被告高新区国资办名下。2018年7月24日，两原告认为两被告骗商，其签订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该协议的补充协议显示公平，遂诉至本院。另查，2018年7月5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委托被告高新区国资办从欠原告王林实业公司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款中支付给渭南高新区XX房XX中心3340704.20元。2018年8月22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再次委托被告高新区国资办向郑某某支付防水补助款396000元。至此，两被告以请款或代付款及支付回购款名义累计支付原告王林实业公司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款共计241500276.92元，尚欠256616.05元回购款未付。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涉案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的问题；二、原、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三、本案的起诉期限及诉讼时效问题；四、高新区国资办与王林实业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原告认为该协议签订时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是否成立。一、涉案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的问题民事协议和行政协议的区别在于：民事协议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协议，由此引发的纠纷，按照民事纠纷救济程序解决；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约定其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中必有一方主体是行政机关，没有行政机关不可能形成行政协议，同时行政主体对行政合同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具体体现为对合同履行的掌控权、指导权、单方变更和撤销权等，由此引发的纠纷，一般通过行政纠纷救济程序解决。《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该条法律规定明确了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对行政协议的范围和种类，行政诉讼法及最新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完全列举，只是作出原则规定，用“等”加以概括。对本案涉及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及补充协议（以下称项目入区协议）、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称资产转让协议）而言：(一)项目入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高新区管委会是渭南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开发区行使管理职权。渭南市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此根据《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高新区管委会可以行使“审查或者批准在开发区的投资项目；负责开发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等”职权，高新区管委会具备协议订立一方必须是行政主体的形式特征。另外，资产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高新区国资办是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举办的事业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的下属职能部门，其业务范围是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区内征地资金的审批、监督、管理，预算外资企业管理，区内国有资产管理。其根据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行使职权，是高新区管委会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其行为本身对外代表着高新区管委会行使相应职权。(二)就本案而言，高新区管委会和高新区国资办行使的主要是行政职权和公共管理职能。项目入区协议约定高新区管委会行使的职权和义务，如有关土地综合出让金价格的确定、确定并提供后续开发用地、确定XX村XX居工程的建设主体、给予政策补贴、帮助减免相应税费、将国际会议中心确定为机关会议及接待指定酒店、高新国资办接受国有资产转让等，均属渭南市人民政府所授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或公共管理职能。(三)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涉案协议约定，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投资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满足渭南市人代会、政协会两代会代表及工作人员入住、食宿及会展活动等要求；XX村XX居工程由王林实业公司垫资代建；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成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的如约履行，将提升高新区人气，带动其他产业壮大发展。因此，本案的招商引资协议正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需要而签订。(四)协议的主要内容约定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项目入区协议虽然约定了王家坪实业公司投资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但协议的主要内容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协议约定，王家坪实业公司确定正式投资后，高新区管委会为其后续开发提供约220亩住宅开发用地，拟定位置以规划定点为准；按照国家及《渭南高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有关规定，项目用地实行招拍挂方式供地。渭南国际会议中心综合用地起始价为15万元/亩，配套房地产用地每亩起始价为30万元/亩，王家坪实业公司参与土地招拍挂程序竟得，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XX村XX居工程由王林实业公司垫资代建，垫资款用于支付220亩土地款，待项目完工后统一核算多退少补等；工程款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属市及管委会收费项目的，免予缴纳，属中、省收费项目的，管委会积极协助投资方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争取给予优惠；郑家新村改造项目由渭南高新区牵头负责前期规划报建，由王林实业公司为建设主体；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时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将该项目资产转让到高新区国资办名下等。这些权利义务虽有部分民事权利义务性质，但更多约定涉及各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职权，分别受多部行政法律规范调整，具有明显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特征。因此，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本案涉案协议一方为行政主体，协议目的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高新区管委会行使的是其行政管理职权，协议内容除包括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约定外，还包括大量难以与协议相分离的行政权利义务约定，依法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协议范畴，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二、原、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涉案的两份协议签订的合同相对人分别是：一是高新区管委会与王家坪实业公司签订的项目入区合同及补充协议；二是高新区国资办与王林实业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审理中，两被告认为前一个合同可以是行政法律关系，后一个合同只是民事法律关系，两个合同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混同在一个诉讼中。并且认为两原告不是相关合同的签订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王林实业公司是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在和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入区项目后，为实现合同目的，履行投资代建XX村XX居工程改造项目，双方约定由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新组建的公司。而在签订《的补充协议》时，两原告已经是共同的合同相对人，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了内容更加具体明确的补充协议。在之后的合同履行过程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包括：在建工程、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全部登记在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名下。而在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时，被告高新区国资办也是作为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职能部门，具体履行了区内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与原告王林实业公司签订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可见，涉案协议相对人及协议内容关联密切，分别通过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不同途径进行救济，或者按照协议相对方分别起诉两案，将不利于案件的全面审查，作出准确的裁判。从另一方面来讲，入区合同为王家坪实业公司与高新区XX会所签，回购协议系高新区国资办与王林实业公司所签。从合同相对性来看，协议应当以签订协议的双方作为当事人，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回购协议由高新区国资办所签，而高新区国资办属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下属事业单位，且回购协议的本身是对项目入区协议的变更，是代表高新区管委会履行职责，所以本案两原告和两被告作为行政协议纠纷的原、被告并不违法法律规定，反而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三、本案的起诉期限及诉讼时效问题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入区协议及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入区协议的补充协议，正如前述观点，属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是合同性要素和行政性要素的结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原告请求撤销转让协议，履行项目入区协议中交付220亩土地的条款，其实质是认为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不依法履行或者未按约定履行协议。针对本案中原告主张而言，双方主要是协议履行方面之争议，其合同性争议的特点更为突出，而不是行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行政协议的争议，就此应当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更为合适。首先，就两原告请求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履行项目入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交付220亩住宅开发用地义务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王家坪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于2009年2月19日签订了项目入区协议，后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又于2009年3月31日签订了项目入区协议的补充协议，其中项目入区协议第七条约定了“2009年6月30日之前，由渭南高新区XX村土地报批手续，并统一将会议中心项目及220亩用地通过招拍挂统一办理至乙方(即王家坪实业公司)名下。”由此可见确定，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向原告交付220亩土地的履行期限为2009年6月30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关于交付220亩土地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09年6月30日开始计算。而两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请求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继续履行交付220亩住宅开发用地或者有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反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恰能证明原告直至2015年才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向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提出可以放弃合同约定划拨的土地，并退还郑家新村代建工程款及利息的请求。之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再未承诺交付220亩住宅开发用地，两原告也未主张该项请求，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和重新计算的情形，因此，两原告于2018年7月24日请求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继续履行交付220亩住宅开发用地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次，就两原告请求撤销涉案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两原告请求撤销其所称两被告以胁迫、显失公平迫使其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属于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合同撤销之诉，应依法参照《合同法》及其它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同时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与被告高新区国资办于2017年8月2日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后又于2018年7月5日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因此，原告王林实业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请求法院撤销该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没有超过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四、高新区国资办与王林实业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原告认为该协议签订时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是否成立结合具体案件事实来看，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签订了该协议，其民事合同的平等性体现的更为充分。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撤销理由是《合同法》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更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两原告认为被告高新区XX市场的价格受让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公布的官网宣传项目总投资为3.5亿元，却被2.3亿元受让，显失公平。并且，《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系原告王林实业公司基于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被迫在濒临破产、急需资金流入情况之下签署。为此，原告提供了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官网网页图片及《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予以证明。但两被告提供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原告公司多次向被告发出的函及报告、工程款及回购款支付票据、不动产权证书等证据证明资产转让价格是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评估公司依法评估得出的具体数额，回购也是由原告首先提出，并且按照双方约定实际履行了给付回购款、工程款及过户不动产权等资产转让协议的全部义务。另外，在原告提出取消王林实业公司让价800万元时，被告也同意，在时间长，资金量大的情况下，原告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将项目交由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回购。因此，难以认定《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签订显失公平或被胁迫签订的情形。因此，从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是经过双方长时间慎重考虑和协商才达成的，双方也已实际履行了上述协议的全部义务（除部分附随义务外），在此情况下，原告在刚刚签订了《的补充协议》后立即向法院起诉撤销上述协议，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审理中，原告陈述因被告拒不履行交付220亩土地的义务，导致原告整个投融资计划破坏殆尽，濒临破产。但交付220亩土地的约定不但实际上无法操作执行，而且亦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加之在此后原告给被告的文件中也明确放弃了主张该项权利，该行为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以此为基础，双方后续协商一致签订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请求撤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宣判后，上诉人王家坪公司、王林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8)陕05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理由为：一、一审判决未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进行实质性审查。1、案涉合同签订背景。上诉人王家坪实业公司、王林实业公司投资承建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系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招商引资项目，为了达到共赢，上诉人王家坪公司与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就上述项目有关事宜签订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以下简称入区合同）及补充协议（《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的补充协议》），约定：渭南国际会议中心规划总占地面积约100亩，用地价格为15万元/亩，总价款1500万元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付出，王家坪公司确定正式投资该项目后，高新区管委会为其后续开发提供220亩住宅开发用地，为配套房地产用地，每亩用地价格为30万元/亩，2009年6月30日之前，高新区XX村土地报批手续，并同意将会议中心项目及220亩用地通过招拍挂统一办理至王家坪实业公司名下；王家坪实业公司下属公司即王林实业公司垫资代建郑家新村改造，垫资款用于支付220亩土地土地开发款，待项目完工后统一核算多退少补。上述协议是在王家坪实业公司投资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高新区管委会提供220亩优惠住宅开发用地为共赢条件的基础上签订的，上诉人投资建设国家会议中心的前提优惠条件是220亩土地的获得，若没有220亩优惠土地，上诉人不会签订入区合同，因此220亩住宅建设用地与国家会议中心项目是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案中，项目开始不久，上诉人已经将220亩土地款660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将土地款用于郑家村移民搬迁工程开支，并且上诉人又多垫付3300多万元用于移民搬迁工程（工程决算9900多万），但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一直没有依约给付上诉人220亩土地。因此本案应该全面考虑协议签订时的背景情况、显失公平的事实等，更加应当充分考虑到民法中的诚信原则。2、在案涉招商引资项目中，被上诉人具有明显违约恶意，存在根本违约行为。王家坪实业公司在入区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签订后即向高新区XX中心项目100亩建设用地款1500万元，但高新区管委会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将220亩用地通过招拍挂统一办理至王家坪实业公司名下。正因为高新区管委会的根本违约行为，才导致王家坪实业公司及王林实业公司后期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极大困境。期间，上诉人多次向高新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申请将协议约定的规划用地交付，以便上诉人能够实现早日统一设计、规划、开发并收益。直至2017年8月2日高新区管委会仍未履行入区协议义务，上诉人在危难之际，被迫提出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并与被上诉人高新区国资办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可见资产转让协议虽然最终达成合意，但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协议效力认定错误。原判决认为“原告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将项目交由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回购。因此，难以认定《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签订显失公平或被迫签订的情形”是错误的。本案涉案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为公益性项目，本身盈利不高。上诉人基于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基于对其公开发布的招商引资条件的信任而进行巨额投资。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交付220亩土地的请求多年来均未得到回应，基于对行政部门的信任，上诉人在未得到220亩土地的情况下，依旧履行自己的义务，投入巨资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这是基于对行政单位的信任，是对该协议的尊重，是对契约精神的坚守。在案涉招商引资项目中，对上诉人最大优惠条件为被上诉人及时向上诉人交付220亩的优惠价格的配套住宅开发用地，上诉人正是在这一优惠条件的前提下才参与到此招商引资项目当中。而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迟迟不履行协议义务，不及时向上诉人交付220亩的配套住宅开发用地，上诉人王家坪实业公司无法及时对220亩配套住宅开发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并收益，也无法将220亩土地权益及时向银行抵押以获得远低于社会融资成本的银行贷款。二、一审判决认为入区合同交付220亩土地的单项约定不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因而无效的认定有失偏颇。1、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2、退一步讲，假设涉及履行交付220亩土地部分条款无效，必然导致以下结果：第一、高新区管委会在入区合同中明确约定项目用地采用招拍挂方式供地，高新区管委会在明知这种约定无效的情况下仍然与上诉人作出该约定，用不能实现的优惠措施吸引上诉人投入巨资并花费数年时间建设渭南国家会议中心项目，存在重大恶意欺诈嫌疑，必然会导致整个合同无效。第二、上诉人投资建设国际会议中心优惠条件是220亩土地的获得，若没有220亩土地，上诉人则不会签订入区合同，因此，220亩土地与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是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若该部分条款无效，无效部分的条款作为合同的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就不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合同组成部分，若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并不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牵连关系，确认部分内容无效将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第三、即使交付220亩土地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条款无效，国际会议中心建设用地的相关条款也应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在没有对案涉工程价款进行重新鉴定的基础上，简单直接认定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回购行为中不存在显失公平的认定错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纠正一审判决错误，依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向贵院上诉，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使正义得以伸张，使上诉人在本案中切实感受到司法公正，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辩称，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8)陕0502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不存在撤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任何情形，应当予以维持，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资产转让首先是上诉人提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资产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2009年2月19日，渭南高新区管委会与王家坪公司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2009年3月31日签订《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两份合同的核心条款约定由王家坪公司建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该项目于2010年10月开工建设，到2013年10月，上诉人资金断裂，规划中的其他项目也无法继续建设，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以及市场风险而陷于困顿。2.上诉人首先请求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在自身经营不善以及市场风险情况下，2015年上诉人多次主动找高新区管委会，要求管委会收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当年4月9日，上诉人向高新区管委会发出《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关于郑家新村改造项目和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有关事宜的函》，以书面形式要求“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应进行回购或另行招商”。此后又十多次以文件形式或者派人来管委会请求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3.被上诉人同意受让渭南国际会议中心的原因。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作为政府机关，没有任何义务受让企业的资产。真实情况是，上诉人由于经营困难，需要大量资金解困，请求被上诉人回购，高新区管委会基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扶持企业发展的考虑，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受让渭南国际会议中心。2016年1月21日，高新区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协议》，达成回购意向。此后，具体受让事宜由高新区国资办与上诉人协商。综上，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二、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约恶意，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1.上诉人根本违约在先，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根据“先安置再征收”原则，在村民没有安置的情况下，不能征收村民土地房屋。由于上诉人屡次违反合同约定，建设的XX村XX居XX楼均延迟交付，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二个月，致使管委会无法安置村民，也就无法征收土地。在此情况下，造成不能提供土地的原因也是上诉人根本违约造成的。2.XX村XX居工程建设合同实际发生变更。《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上诉人垫资代建XX村XX居工程，作为提供220亩住宅开发用地的前提条件，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了变更。由于上诉人自身资金紧张，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XX村XX居工程。高新区管委会自2010年12月24日至2015年11月5日向上诉人支付了13笔工程款，共计9400万元，而实际工程款只有9200万元左右。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上诉人违约在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3.XX村XX居工程建设与220亩土地没有必然关系。上诉人的“垫资代建”已经不复存在，垫资代建合同实际履行中变更为管委会出资委托上诉人建设，管委会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由于管委会支付了工程款，垫资款不复存在，也就丧失了提供220亩土地的前提条件，XX村XX居工程建设与220亩土地就没有逻辑关系。三、《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情形。1.协议签订经过长达三年半的漫长商谈。2015年4月9日上诉人提出回购请求，2016年1月21日双方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协议》，2017年8月2日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233756892.97元。到2018年7月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高新区国资办以241756892.97元的价格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期间历时近四年，不是一天两天，有足够的时间分析、考虑是否公平，说明上诉人转让资产的意志坚定、意思真实。2.转让价格公平公正。2016年11月10日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项目价格为241756892.97元，该评估公司系双方选定委托。2017年8月2日双方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233756892.97元。后上诉人反悔，无奈之下，2018年7月5日双方又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增加了800万元，以241756892.97元的评估价格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3.回购协议的有效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有效的要件为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标的确定，这些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或显失公平情形的法定无效或撤销情形。  四、上诉人要求交付220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不成立。1.交付220亩土地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期限。《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第七条约定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由渭南高新区XX村土地报批手续，并统一将会议中心项目及220亩用地通过招拍挂统一办理至乙方名下”，按照当时《行政诉讼法》的关于诉讼期限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个月内提起诉讼，即应在2009年10月1日前提起诉讼，上诉人在九年之后提起诉讼，远远超过3个月的行政诉讼期限。一审判决认为已超过诉讼期限是正确的。2.关于220亩土地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入区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中，对220亩土地范围、价格、交付、支付款项等以协议的方式进行出让违反《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3.上诉人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在《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六项明确承诺220亩住宅开发用地，与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再无任何纠纷。然而在签订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被上诉人支付完毕款项后，上诉人立即向法院起诉，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拿到回购款项解决自身资金危机后，反过来违反约定，毫无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五、上诉人关于评估机构的有关质疑纯属主观臆断。首先，提出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的是上诉人，并且不止一次的以公司文件的形式提出，表明其郑重其事、意思表示真实。其次，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进行评估是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而不是单方委托，评估结论双方认可，回购协议就是以评估价为基础达成的。第三，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质、评估师的资质、评估师的资格证书均合法有效，一审时评估人员赵静已经出庭进行了说明和澄清，不存在评估资质问题，评估报告书合法有效。综上，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高新区国资办辩称，上诉人要求撤销《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首先，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是上诉人首先提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因自身经营困难，从2015年4月9日向高新区管委会发出《陕西渭南王林实业有限公司关于郑家新村改造项目和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有关事宜的函》，以书面形式要求“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应进行回购或另行招商”后陆XX沟XX中心项目的事宜，因此可以看出回购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意愿是上诉人首先提出的意思表示。其次，《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经过了双方盖章签字确认。在上诉人提出回购意向后，双方经过了十个月的协商，在2016年1月21日王林实业与渭南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协议》，约定由XX中心项目进行意向回购，双方共同委托会计事务所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进行评估；鉴于上诉人资金困难，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被上诉人暂借甲方资金。后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2016年11月10日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项目的价值为241756892.97元。可以看出涉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是双方共同委托的，双方都参与了评估的过程，而且评估报告中评估的价格是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的，上诉人从开始商谈到签订协议，直到履行付款义务的整个过程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的价值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因此《资产评估报告书》是合法有效的。后双方又经过了10个多月的商谈，在2017年8月2日上诉人与渭南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233756892.97元。后王林实业对于转让价格反悔，不再让价800万元，2018年7月5日双方又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渭南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241756892.97元的价格回购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从以上可以确定上诉人因自身经营困难，提出回购的意思表示后，管委会为了帮助上诉人渡过难关，在经过了历时3年多的时间的协商后最终签订了涉案的《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足以说明签订的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是经过双方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协议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双方已履行完毕。2018年7月17日在被上诉人付款后，上诉人将渭南市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大礼堂及综合办公楼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到渭南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名下。综上，《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及《的补充协议》。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或显失公平情形的法定无效或撤销情形，现上诉人要求撤销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高新区国资办与王林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上诉人王林公司向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提出回购意向，双方遂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回购意向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高新区XX中心项目进行意向回购。双方共同委托陕西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的在建工程及其占用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人民币241756892.97元。后王林公司与高新区国资办签订《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王林公司将渭南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资产（包括：在建工程、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高新区国资办，双方一致确认的转让价格为233756892.97元。之后王林公司与高新区国资办又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取消王林公司让价8000000.00元的条款，并约定了办理过户手续中的费用承担等事项。该事实表明协议是自愿协商的结果，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价款公平合理，足以证明协议不具有法定可撤销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洪 池审    判    员      张 敏 娟审  判  员   王 光 耀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    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