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03民初1963号 原告：吴志炳，男，194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林君，福建克帕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瑶，福建克帕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泉生，男，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典忠，福建正成功（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志炳与被告郑泉生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志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林君、被告郑泉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典忠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共同申请庭外和解期间，但协商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志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郑泉生赔偿吴志炳无法赎回投资款的损失本金30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自起诉时至实际还清时的资金占用损失。事实和理由：吴志炳与郑泉生是朋友关系。2018年2月9日，郑泉生向吴志炳兜售福盈影视产业基金（第五期），每份金额为300000元，每三个月支付9000元理财收益。吴志炳担心这种基金不安全本不想买，但郑泉生极力向吴志炳保证绝无风险，为了促使吴志炳出资购买，郑泉生当场亲笔立下一份《担保书》交给吴志炳，该《担保书》中载明：吴志炳购买福盈影视产业基金金额为300000元，期限2年，从2018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9日，如到期无法赎回本金，郑泉生愿意承担一切担保责任。在郑泉生鼓动下，吴志炳当场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交给郑泉生操作，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300000元到郑泉生指定的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的账户，接下来吴志炳的银行账户上每隔三个月收到一笔9000元的投资收益，但从2019年2月11日最后收到一笔收益起，再也没有收到投资收益。吴志炳开始担心，不断地与郑泉生交涉，但郑泉生总是出言安慰，让吴志炳不要着急。2019年12月，郑泉生告知吴志炳因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现问题，已濒临倒闭，钱是肯定收不回来了，并表示春节前会尽量将钱凑还给吴志炳。2020年1月2日，郑泉生用微信转发一份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给吴志炳，该通知载明该公司因各种原因无法按时兑付客户资金。郑泉生也多次向吴志炳表示因该公司财务困难等原因，无法兑付吴志炳的款项，郑泉生会尽量筹钱还给吴志炳。但经过吴志炳多次与郑泉生交涉，其至今仍无法履行其所承诺的担保责任。《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郑泉生出具的《担保书》，郑泉生保证如吴志炳不能在2020年2月9日到期日收回投资款本金，郑泉生承担一切担保责任，此担保因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依法属于连带责任保证，现郑泉生明确向吴志炳表示所购基金无法兑现，吴志炳无法在2020年2月9日到期日收回投资款本金已是不争的事实，故郑泉生应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吴志炳投资本金。 郑泉生辩称，一、郑泉生向吴志炳出具的《担保书》所担保的“福盈影视产业基金”实为担保吴志炳签订的《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的合同义务，因郑泉生所担保的主债务体现的《朦贤入伙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郑泉生向吴志炳出具了《担保书》，约定由郑泉生向吴志炳担保其所购买的福盈影视产业基金（第五期），实际为吴志炳向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吴志炳实际也与福盈公司签订了《朦贤入伙协议》。根据多地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可知，福盈公司销售的所谓理财产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就福盈公司向郑泉生及其他人销售的理财产品即福盈影视产业基金与《朦贤入伙协议》的违法问题，郑泉生与吴志炳也于2019年11月12日向惠安县公安局报案，惠安县公安局当即对福盈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进行立案侦查。福盈公司与各被害人（包含郑泉生与吴志炳）签订的《朦贤入伙协议》所销售的“福盈影视产业基金”，是其实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的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述协议以表明合法的入伙形式掩盖了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真实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依法认定该协议为无效合同。二、本案《担保书》作为销售“福盈影视产业基金”《朦贤入伙协议》的从合同，因主合同《朦贤入伙协议》无效，故本案的担保合同也无效；郑泉生因无相应的过错，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担保书》作为主合同《朦贤入伙协议》的从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且郑泉生的原配偶谢碧珠也与福盈公司签订为期两年、认缴金额50000元的《朦贤入伙协议》，并按协议项下方式向该公司转款，郑泉生原配偶的认缴资金也被福盈公司所“诈骗”。郑泉生作为相关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知晓福盈公司资产不良状况后，也对福盈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报案。与此同时，泉州、上海等地公安局亦因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进行立案侦查。由此可见，郑泉生作为担保人亦为被害人，于法，不具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于理，郑泉生作为被害人，已遭受50000元的经济损失，若再让其承担担保责任，有违情理。三、本案的现有证据，法庭若认为无法确定主合同《朦贤入伙协议》的效力，可待相关刑事案件结案后再确定主合同的效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在程序上应依法先行中止。综上，吴志炳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或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9日，吴志炳通过银行支付300000元至“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019年12月26日已变更名称为上海朦贤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同日，郑泉生以担保人身份出具《担保书》一份交由吴志炳收执，内容载明：“兹介绍吴志炳购买福盈影视产业基金（第五期）金额叁拾万元人民币，30万元正，期限为2年，2018年2月9日-2020年2月9日止，如到期吴志炳无法赎回本金，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担保责任”。之后，吴志炳名下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5月9日、2018年8月9日、2018年11月9日、2019年2月11日各收到一笔9000元收益。因郑泉生向公安机关报案，惠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2日向郑泉生出具一份《立案告知书》，告知该局就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惠安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予以立案侦查。2020年1月2日，郑泉生通过微信发送《通知》一则给吴志炳，该《通知》落款盖有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盈公司”）的印章、日期为2019年12月23日，内容载明：“尊敬的所有福盈客户：自从2019年10月28日起，福盈集团开始第一轮客户本金兑付，截止停止兑付当日，已经完成了现金兑付占客户资金总量0.7580%，资产置换占客户资金总量3.972%，合计完成兑付占客户资金总量4.7297%。但由于中途遇到外部因素，公司账户被冻结，现在公司正努力协调重新恢复兑付。由于恢复时间并不可以确定，公司制定一个最后期限，2020年1月20日前，完成之前公告的现金兑付计划以及洪福寺派息计划！……”2020年2月29日，郑泉生通过微信发送《延期兑付公告》一则给吴志炳，该公告载明落款单位为福盈公司、日期为2020年2月27日，内容载明：“亲爱的客户：因受到2020年初全国××的影响，福盈在春节后资产处置和资金周转拖延到二月下旬才得以启动。我们不得将原定的兑付时间往后延后至2020年3月31号之前执行完毕。……”2020年3月23日，吴志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郑泉生承担保证责任。截至庭审辩论终结时止，福盈公司仍未向吴志炳归还本金，郑泉生也未履行担保义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郑泉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执业律师）持本院调查令向惠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合同编号为ＹＳＣＹ5-016Ａ-0006的《福盈影视产业基金》合同【含《合格投资者承诺书》、《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风险提示函》】复印件一份。其中，《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落款体现由福盈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加盖其合同专用章、吴志炳作为有限合伙人签名，双方签署日期均为2018年2月9日。该入伙协议第四条载明：“本合伙企业预期出资总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由普通合伙人上海福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第五条载明：“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仅限以货币形式一次性缴清，投资类别分为Ａ类（稳健性）和Ｂ类（进取型），认缴数额为Ａ类人民币贰万元起，以壹万元为单位递增；Ｂ类人民币壹佰万元起，以拾万元为单位递增。缴付期限为签订本协议当日内”；第九条载明：“有限合伙人所得收益汇入其指定的以下账户：见签署页”；该入伙协议签署页载明：“本合伙企业认缴账户为：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天山支行账号名称：上海朦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银行账号：3105××××0373注：本合伙合约不接受任何人以现金形式的入金，只接受银行汇款及指定ＰＯＳ机入金。认缴投资金额：30万元人民币。投资周期：二年。投资类型：Ａ类。派息分配日为本协议签署日起每3个月的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派发）。每3个月收益金额为：9000元人民币”；该页并载明了吴志炳的银行账户信息。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首先应审查主合同的效力。郑泉生主张合同编号为YSCY5-016A-0006的《福盈影视产业基金》合同（以下简称“福盈基金合同”）系本案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吴志炳虽对福盈基金合同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不就该合同中“吴志炳”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申请鉴定，且吴志炳以其未收执主合同为由明确不能提供主合同，即不能提供反驳证据。鉴于吴志炳在庭审中陈述确有就购买涉案基金签订过书面合同，结合福盈基金合同中所载的签署日期、基金发起方、吴志炳出资方式、出资金额、投资周期、派息方式、收益金额等内容，与吴志炳提供的《担保书》、银行流水等证据均可互相印证，本院认为，郑泉生主张福盈基金合同系本案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具有高度可能性，予以采纳。福盈公司系主合同签订方及涉案基金发起方，且吴志炳提供的《通知》、《延期兑付公告》出具单位均为福盈公司，郑泉生主张福盈公司系其担保债务的债务人，本院予以采纳。由于主合同中明确约定吴志炳提供资金、按期收取固定收益（实际利率为年利率12%），并约定了投资周期，从吴志炳提供的《通知》、《延期兑付公告》内容来看，福盈公司亦承诺到期兑付本金，故该合同名为入伙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吴志炳已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向福盈公司提供本金300000元，其与福盈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郑泉生辩称福盈公司销售涉案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合同为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假使福盈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其与吴志炳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要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市场活动，必须获得国家主管机关的批准。公法规范所规制的是行为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该种类型的合同。因此，这一类规范在民法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的，只是合同一方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次，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的，该行为是由一方缔约主体单独实施，而非双方主体共同实施的。刑法所评价的正是该行为人单独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犯罪行为），而民法评价的则是合同双方之间具体的合同行为。再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是由若干个民事借款行为的叠加从而导致发生由量变到质变。本案中，福盈公司与吴志炳发生的单个借款行为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直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该单个借贷合同系双方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是合法有效的。而将所有与不特定公众签订的借贷合同聚合形成一个整体，如其达到了刑法规范或制裁的程度，作为宏观的、整体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构成了犯罪，两者并行不悖。因此，本案主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在此情况下，郑泉生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吴志炳出具《担保书》，吴志炳接受且未提出异议，保证合同依法成立。该担保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吴志炳所购涉案基金已于2020年2月9日到期，福盈公司未按其承诺向吴志炳归还本金，郑泉生也未依约履行担保义务。对于郑泉生提出福盈公司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现郑泉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吴志炳与福盈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或福盈公司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骗取其提供保证，故其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另一方面，吴志炳要求郑泉生提供担保，是为了降低其贷款风险，郑泉生同意提供担保，应当推定为充分了解行为的后果。若因债务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认定郑泉生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则吴志炳作为无过错方旨在降低贷款风险的目的将落空，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因此，本院对郑泉生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郑泉生提供的上海等地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复印件、《福盈影视产业基金（第二期）》合同、离婚证复印件等证据，均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作审查认定。吴志炳与郑泉生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吴志炳仅选择起诉郑泉生承担保证责任，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权利的正当处分。郑泉生主张吴志炳未要求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即免除了郑泉生的还款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保证担保的范围依法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及保证期间均没有明确约定，郑泉生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综上，吴志炳诉请郑泉生偿还其本金30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述资金占用损失的利率应以不超过主合同约定的利率即年利率12%为限。因福盈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郑泉生可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另行向债务人追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郑泉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吴志炳本金300000元，并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不超过年利率12%为限）支付该款自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59元，减半收取计2929.5元，由郑泉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达婧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洪希文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