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2民初1971号 原告（案外人）：朱丽霞，女，汉族，1985年3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申请执行人）：冯宇，男，汉族，1981年2月16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群，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卿，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常悦，男，汉族，1983年1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美花，女，汉族，1961年9月9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原告朱丽霞与被告冯宇、第三人常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福州运输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10日以（2019）闽8601民初2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丽霞、被告冯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群、陈少卿，第三人常悦、林美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丽霞向福州运输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得执行（2018）闽8601执292号中对福州市晋安区（房产权证号：Ｒ1××83）的执行；2.判决由冯宇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朱丽霞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福州运输法院（2018）闽8601执292号《查封公告》和限期履行通知书，要求拍卖朱丽霞所有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产权证号：Ｒ1××83），用于偿还常悦的债务。朱丽霞与常悦于2015年1月26日结婚，于2017年11月6日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朱丽霞与常悦共同还贷福州市晋安区及地下63车位。2014年9月，常悦用涉案房产向兴业银行贷款90万元，至2015年7月期间朱丽霞与常悦共同按月偿还该笔贷款利息，抵押银行为兴业银行福州高桥支行。2015年7月10日，朱丽霞的父亲朱乾春出资905000元，其中54万元由朱乾春直接转账给常悦父亲常建勇，36万元由朱乾春的债务人陈永生转账给常建勇，5000元由朱丽霞以现金形式交给常建勇，常建勇将该笔资金905000元用于清偿上述两套房产的兴业银行贷款。涉案房产于2015年7月23日解除抵押登记，属于完全产权房产。2015年7月24日，朱丽霞与常悦到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工作人员告知朱丽霞，房产已被冯宇冻结，无法办理过户。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属夫妻共有财产，故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并非以房产证所有人为准，还应当适用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无论是登记于双方名下还是一方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上述情形房产分割的处理：双方婚后取得房屋完全产权的，这种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论房产证上是一方的名字，还是双方的名字，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故上述两套房产属于朱丽霞与常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朱丽霞占有上述两套房产90%的份额，常悦占有上述两套房产10%的份额。原审判决认为，常悦于2012年11月8日全款购买了涉案房产，该时间点涉案房产是属于完全产权，所以之后无论该房产是否进行抵押，都属于完全产权房产。照这个逻辑，常悦即便再用该房产进行抵押贷款，贷款也可以不用还了，因为他没有欠银行钱，房产属完全产权房产，故判决书无视之后常悦对涉案房产进行抵押贷款的事实就进行判决是很荒谬的。涉案房产并不是如判决书所说常悦购买完全产权房产，而是由兴业银行持有他项权证的不完全产权房产。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只要夫妻间没有事先对于房产明确约定产权归属于其中一方，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的购房人或者房屋所有权人是哪一方，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房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双方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包括贷款）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产权登记在另一方名下，一般认为是对双方的赠予。除非父母出资时的书面约定或声明，证明此出资只是赠予自己子女的。本案中的涉案房产朱丽霞已经出具证据证明是朱丽霞父亲对朱丽霞的赠予，与常悦无关，可是原审判决对此事完全没有提及。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朱丽霞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常悦放弃涉案房产10%的所有权是合理合法的，原审判决也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原审判决片面强调《物权法》规定，认定房产证的所有人是常悦，就是常悦单独所有的全款房，是错误适用司法解释。本案不仅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事实是婚前涉案房产的房产证所有人是常悦，他项权证所有人是兴业银行，常悦于2012年11月8日全款购买了涉案房产后，在中国银行办理了抵押贷款，后常悦于2014年8月清偿了这笔贷款，而后常悦又向兴业银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朱丽霞于2015年7月提供了还款解押资金905000元对涉案房产进行了还款解押，解除了他项权证规定的涉案房产的权利范围，故涉案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朱丽霞还款后，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解除了抵押登记，涉案房产依法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并依据朱丽霞与常悦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案涉房产属于朱丽霞的财产。故福州运输法院只查明了常悦于2012年11月8日全款购买了涉案房产，就简单认定涉案房产是婚前全款购买的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仅凭《物权法》的规定而无视《婚姻法》的规定驳回朱丽霞诉求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福州运输法院的判决书无视朱丽霞出资905000元的事实，在裁判文书中甚至只字不提，故意违背事实证据。即便按照原审法官认为的涉案房产是用于抵押贷款，涉案房产抵押贷款用途依法也与还款来源无任何关联，抵押合同并未规定，涉案房产抵押还款来源必须是要依靠第一还款来源；朱丽霞是为了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而偿还抵押贷款，属于第二还款来源，合理合法，有事实证据。故原审判决认为，一定要贷款用途赚来的钱偿还涉案房产的抵押还款，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依常悦已经递交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的事实，恳请裁定不得对上述房产进行查封冻结，并驳回冯宇滥用拍卖选择权的请求。 朱丽霞与常悦于2017年11月6日协议离婚，因福州市晋安区及地下63车位的购房款由朱丽霞出资90%，常悦出资10%，朱丽霞与常悦协议，离婚后常悦不再承担抚养儿子常惟明的义务，常悦自愿放弃所持的上述两套房产的10%的所有权。故上述两处房产应属于朱丽霞离婚后的个人财产。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朱乾春出资905000元系替朱丽霞偿还福州市晋安区及地下63车位的兴业银行按揭贷款，该事实有朱丽霞与常悦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为证，故常悦不享有朱乾春对上述两处房产的出资份额，该笔出资905000元依法不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属于朱丽霞父亲朱乾春赠予朱丽霞个人的财产。依朱丽霞与常悦的离婚协议，福州市晋安区及地下63车位应当归属朱丽霞所有。常悦未尽抚养常惟明的义务，故将所持有的上述两套房产10%的所有权无条件放弃给予朱丽霞既合理也合法。上述房产系朱丽霞的唯一住宅，目前因独自抚养子常惟明，生活困难，故朱丽霞将上述房产出租给他人收取租金，用所得租金另租小套住宅自住，所得租金差价用于补贴朱丽霞与儿子常惟明的生活开销，故不应当查封，更不应拍卖上述两套朱丽霞所有的房产以偿还常悦的债务。福州运输法院驳回了该诉求的（2019）闽8601执异7号，写明涉案房产婚前是常悦全款购买的，然而事实是朱丽霞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常悦在婚前购买，抵押于兴业银行，兴业银行依法取得涉案房产的他项权证，并非如判决所说是常悦婚前全款购买的。判决书对朱丽霞出资905000元偿还涉案房产贷款的事实只字未提，无视涉案房产是朱丽霞与儿子常惟明当前唯一赖以生存的住房事实，判决显失公正。原审判决只字不提涉案房产2014年9月办理了抵押贷款，朱丽霞于2015年7月出资905000元用于还贷涉案房产在兴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只提2013年11月常悦全额购买了涉案房产，认为朱丽霞出资905000元用于偿还涉案房产的贷款，涉案房产却和朱丽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且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教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规定，朱丽霞取得上述房产未登记只是物权未设立，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朱丽霞在本案中并无过错，其已经实际占有该财产，故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不得对涉案房产进行查封冻结。原审判决认为的《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与《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同属于《物权法》规定，两者互不冲突，所以朱丽霞与常悦签订的《房屋转证协议》是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是对《物权法》中出现的第三人尚未设立物权，但是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财产的情况进行解释说明，该解释与《物权法》不冲突，属于对《物权法》第九条中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进行解释说明。综上，福州运输法院做出的（2019）闽8601执异7号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公。 福州运输法院将案件移送本院后，朱丽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福州市晋安区（房产权证号：Ｒ1××83）中90%的房产所有权；2.确认朱丽霞对案涉房产拥有90%的所有权；3.判决将案涉房产90%的所有权过户至朱丽霞名下；4.判决由冯宇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常建勇系常悦父亲，朱乾春是朱丽霞父亲，林美花是朱丽霞母亲。朱丽霞与常悦于2015年1月26日结婚，于2017年11月6日离婚。2012年11月8日，常悦全款购买了案涉房产，2013年7月5日将案涉房产抵押给中国银行，2014年8月解押了案涉房产，2014年8月27日将案涉房产抵押给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贷款900000元。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案涉房产在兴业银行抵押9成，贷款主体为常悦的个人独资企业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朱丽霞与常悦共同还贷福州市晋安区及地下63车位（房产权证号：Ｒ1××46、Ｒ1××83），每月利息7000余元。2015年7月10日，朱乾春、林美花与常悦订立《购房合同》，由朱丽霞父母出资905000元用于购买案涉房产抵押在兴业银行的90%权属。其中54万元由朱丽霞父亲朱乾春转账给常建勇，36万元由朱丽霞父亲朱乾春的债务人陈永生转账给常建勇，5000元由朱丽霞以现金形式交给常建勇。朱丽霞父母再拟将所购得的案涉房产赠予朱丽霞。同时，各方当事人约定，由常建勇负责将该笔905000元偿还兴业银行抵押贷款，解押完成后，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案涉房产于2015年7月23日解除抵押登记，属于完全产权房产。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于2015年7月30日将办理了解押登记的案涉房产产权证交给常悦。2015年7月31日，朱丽霞与常悦到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案涉房产产权登记，被工作人员告知案涉房产被冻结。常悦于同日下午告知朱丽霞及朱丽霞母亲经档案馆查询，案涉房产是被冯宇于2015年7月27日诉前财产保全，同日，常悦告知朱丽霞及朱丽霞母亲，他会处理此事，办理案涉房产的解冻，待案涉房产解冻后，再办理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本案中，朱丽霞父母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向常悦支付了《购房合同》的全部价款，并且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取得了案涉房产钥匙2付，并赠予朱丽霞1付，依法已经实际占有了案涉房产。且案涉房产是因常悦、冯宇的过错才不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条件。综上，朱丽霞认为人民法院不应该查封、扣押、冻结案涉房产90%的权属。朱丽霞于2015年1月26日跟常悦结婚后，朱乾春病重，朱丽霞父母便一直希望购置一套住房赠予朱丽霞作为日后朱丽霞的生活保障。因婚后朱丽霞跟常悦居住在案涉房产，当时案涉房产有贷款，朱丽霞每月和常悦需要偿还案涉房产的贷款利息。朱丽霞便将此事告知父母，朱丽霞父母便主张由他们出资向常悦购买案涉房产，解押在兴业银行的9成的份额再赠予朱丽霞，常悦占有案涉房产1成的份额，以保障朱丽霞今后的生活不需要再每月偿还房贷。朱丽霞及朱丽霞父母与常悦当时都同意此事并达成书面协议，并告知常建勇。当时据朱丽霞了解清楚，常悦并未背负任何民事执行案件，且经营的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生意正常，不存在过户风险。案涉房产被冯宇诉前财产保全后，朱丽霞向常悦了解情况，据常悦称：冯宇和常悦系表兄弟关系，二人从小一起住在八方大厦姥姥家，关系亲密。两人共同出借资金给清流县益发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常悦于2014年11月起诉该公司主张债权，于2015年3月申请执行，清流益发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当时有1400余万元的评估资产被常悦冻结，足够覆盖他二人的总债权8035000元。但至2015年7月，因为清流法院执行进度较慢，冯宇对常悦心生怨气，认为其办事不力，冯宇与常悦便产生矛盾。而后冯宇与常悦闲谈中了解到朱丽霞父母有意出资购买案涉房产，便利用表兄弟关系要求常悦于2015年7月23日向其出具借条，并假意表示只是留作保障，不会起诉，常悦出于表兄弟感情答应了此事。冯宇得到借条后，并从常悦那里了解到朱丽霞父母购买案涉房产的相关进度，便在案涉房产解押完成时即2015年7月23日，常悦尚未从银行处取得产权证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这短短7天时间内，通过诉前财产保全案涉房产，意图侵占朱丽霞父母出资购买的并拟赠予朱丽霞的房产。综上，冯宇在本案中不是善意的相对人。请求考虑如下事实：常悦于2012年11月8日购买案涉房产至2015年7月23日解押并拟于2015年7月30日办理过户登记近3年的时间里，冯宇能精确把诉前财产保全的时间锁定在2015年7月27日并非巧合，该时间点只有7天，刚好是朱丽霞父母已经向常悦支付全部购房价款905000元，并且常悦已经将该笔购房款偿还给了兴业银行抵押贷款，兴业银行已经办理解押手续。根据婚姻法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予，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事实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产90%权属是朱丽霞父母亲对朱丽霞的赠予。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规定，该案涉房产90%权属不应该查封、扣押、冻结。因为朱丽霞父母向常悦购房办理过户登记，需要缴纳一笔数万元的税费，朱丽霞父母再赠予朱丽霞再办理过户登记另需要缴纳一笔数万元的税费，所以为了合理规避税费，各方当事人便协商根据《购房合同》和《赠予合同》，将该房产90%的权属过户登记手续简化为由常悦通过夫妻更名变更为朱丽霞、常悦按份共有。因此朱丽霞与常悦根据《购房合同》和《赠予合同》，另行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并非夫妻财产约定，而是合理避税的过户手续协议。《房屋转让协议》第四条也明确指出：“乙方朱丽霞父亲朱乾春为朱丽霞出资的份额人民币本金90万元，仅属于朱丽霞单独所有的财产，不属于甲乙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证明是朱丽霞父亲出资向常悦购买房产赠送朱丽霞。综上，案涉房产90%权属应认定为朱丽霞父母出资向常悦购买并赠予朱丽霞的财产。案涉房产是朱丽霞父亲临终前留给朱丽霞的唯一遗产，也是朱丽霞唯一必需的住房，朱丽霞父亲临终前倾尽积蓄，希望离世后能给女儿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因此案涉房产对于朱丽霞而言有不可替代的纪念意义，它并非只是一套房产，还是父亲与朱丽霞牵挂的羁绊。 冯宇辩称，一、朱丽霞在《起诉状》中关于冯宇的相关陈述是不真实的。冯宇与常悦的民间借贷纠纷已依法审理终结，对相关事实均已在判决中查明。该案涉及的款项有两笔，一笔是常悦在2015年1月确认的借款，一笔是常悦于2015年7月23日确认“常悦通过使用冯宇信用卡而产生的借款”，这在相关判决中都记载得非常明确。另外，有关两人共同“出借资金给清流县益发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的陈述在另案（2018）闽0102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中也予查明，朱丽霞的陈述均不真实。冯宇无意在今天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再去重复案件实体审理的内容，但也不接受朱丽霞和常悦的任意污蔑，也有利于法庭了解本案当事人言词的可信度。冯宇于2015年拟起诉常悦是正常的诉讼行为，冻结的财产也不仅仅是这一套房产。朱丽霞认为冯宇恶意保全没有依据。当时，冯宇认为常悦的相关房产应当处于抵押状态，但不知道具体的抵押金额，更不知道常悦已经还款的事实，所以在申请保全时对金额做了适当的扣除，从朱丽霞补充提交的证据12即（2015）鼓民保字第664号民事裁定书中可看到，冯宇申请财产保全时对于该项房产认为“查封价值为人民币30万元”。另外，如果冯宇知道常悦对案涉房屋及相应的车位解除了抵押，为了便于实现债权（从程序到金额都更有利），就不会去申请保全常悦与其父亲共有且被设立有抵押权的房产、车位等，而优先保全涉案房产及相应车位。因此，朱丽霞对冯宇的恶意揣测没有道理。 二、朱丽霞所称与常悦的房屋买卖关系是不真实的，朱丽霞提交的《房屋转让合同》、《购房合同》和《赠予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朱丽霞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均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朱丽霞主张的于2015年7月31日办理房屋交易手续及立即向法院提出查封异议均不真实。1.据冯宇了解，至少2019年，朱丽霞一直与常悦及双方子女共同与常悦父母居住在常悦等人名下的翠湖苑房产内。因此，冯宇质疑朱丽霞与常悦间离婚的真实目的，更质疑他们之间房屋买卖的真实性。2.朱丽霞提交的《房屋转让合同》、《购房合同》和《赠予合同》，合同当事各方均是利害关系人，具有相互串通、伪签合同的条件，合同相关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不具有真实性。根据朱丽霞的举证，相关房屋买卖的三份合同均是朱丽霞及朱丽霞的利害关系人等人间的合同，具有相互串通、伪签合同的条件；而这些证据间的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不具有真实性。本案经过在福州运输法院的审理，因朱丽霞的证据无力实现其诉讼目的，现在一年后又补充提交《购房合同》和《赠予合同》，冯宇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其所补充的证据的真实性。本案经过福州运输法院的执行异议审查，并经过福州运输法院的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朱丽霞及常悦关于朱丽霞直接向常悦购买案涉房产的陈述都是一贯的，这不仅体现在朱丽霞异议申请和之前的起诉状中，还体现在庭审中的两人陈述。现虽然因管辖权移送本案，但相关陈述的证明力依旧存在，朱丽霞现提出该房产是其父母购买并转赠给她的，明显与之前的自认相矛盾，应当直接排除真实性。从内容上来说，朱丽霞在本次开庭前提交的新证据更显欲盖弥彰，如果朱丽霞与常悦等人确实存在“规避税费”的目的，最简单而法律关系明晰的做法就是由朱丽霞父母将购房款直接支付至朱丽霞名下，由朱丽霞付给常悦，即顺利完成了过户；完全不需要绕这么一大圈，甚至把常建勇、高盛贸易公司牵涉入内。同时该新证据的明显不合理之处还在于朱丽霞在过去的诉状及审理中均主张款项是朱丽霞父亲朱乾春提供的、现在也坚持是父母给朱丽霞的赠予，但是朱丽霞父亲却未参与相关文书的签署；冯宇有理由怀疑上述文件是朱丽霞为本次诉讼在事后炮制的，因为其父亲离世所以无法补签。因此朱丽霞及常悦等人的陈述和举证牵强而缺乏逻辑性、合理性，完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些合同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之处还体现在，在发现房屋被查封后，朱丽霞等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方式的救济，甚至在明知房屋已经被查封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对享有独立产权的车位办理过户手续，直至该房产于2015年12月被另案执行查封。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3.朱丽霞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用途不详，与本案均不存在关联性。朱丽霞举证的所有付款均没有注明用途，相关款项往来均是发生在买卖双方之外，款项往来既未经朱丽霞之手转出，也未经常悦之手收入，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流程，可以证明这些银行流水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根据朱丽霞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常悦的父亲常建勇与本案抵押贷款所涉债务人高盛贸易公司间存在频繁款项往来，因此，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常建勇将其收到的款项转至高盛贸易公司，不能认定它就是朱乾春或朱丽霞付给常悦的购房款。从法律关系来说，本案常悦是房屋所有权人、抵押人，高盛贸易公司是债务人。高盛贸易公司因归还债务过程是否产生新的债务是高盛公司与相关人员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与常悦名下抵押房屋的物权无关。故，无论高盛贸易公司借款、还款行为是否与他人有关，均不影响常悦所有的被抵押房屋权属，也不属本案审查的范围。三、朱丽霞关于2015年7月前往交易机构办理过户手续的陈述及后续通过常悦向法院申请解封的陈述是不真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冯宇于2015年7月申请对案涉房产进行证据保全，于2016年7月向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产前后被查封四年多，从财产保全查封到执行查封，朱丽霞与常悦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从程序上来说朱丽霞没有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从事实上证明朱丽霞对案涉房产根本没有利害关系。其诉讼请求均不应当得到支持。四、退一万步、单纯从法理来说，即使发生朱丽霞所述情况，即朱丽霞确系通过其父母赠予钱款或赠予房产的方式向常悦购买取得案涉房产，其异议也不应当得到支持。因为朱丽霞只有在2015年7月即知悉房屋被查封、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及时依法提出异议、主张权益并要求过户才可能“无过错”。然而本案中，朱丽霞在得知房屋被查封后仍无动于衷，长期怠于行使权利，未及时予以救济，导致房屋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此存在严重过错，致使冯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房产确系常悦个人财产，不再申请查封常悦的其他财产。而目前常悦债权人众多，本案的审理将牵涉众多债权人的权益。鉴于朱丽霞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可以对该房屋查封、扣押、冻结，朱丽霞的异议不应当得到支持。 常悦辩称，1.中行的抵押合同与本案无关；2.当时其父亲已经退休，在高盛贸易公司管理财务，根据合同规定，兴业银行的贷款回收必须经过高盛公司在兴业银行的对公户划扣，所以才会有流水；3.冯宇知道其将房产卖给朱丽霞父母用以偿还银行贷款。 林美花述称，2015年1月26日，常悦与朱丽霞结婚。2015年2月，朱丽霞父亲朱乾春病重，朱丽霞夫妻就和其商量考虑到不久后会离世，他想女儿刚出嫁，想用积蓄给女儿买**房子以保障女儿将来有个遮风挡雨的住所，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朱丽霞，让她问问中介有没合适的房子。朱丽霞当时与常悦结婚住在琴亭信合小区，每月偿还贷款7000多元，朱丽霞便建议父母买下这套房产赠予她。当时，其与朱乾春考虑到该套房产便于朱丽霞上班，且购买该套房产他们不用搬家，结果朱乾春与林美花就同意女儿的意见，与常悦协商后，于2015年7月9日与常悦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7月10日，其就根据合同约定向常建勇账号支付了全部购房款90万元（其中45万元通过朱乾春银行卡转入常建勇账号，36万元是由朱乾春债务人陈永生转入常建勇账号），因此事重大，必须双方父母知道，因此约定购房款转至常建勇（常悦父亲）卡上。综上，请法院支持朱丽霞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Ａ2.朱丽霞与常悦的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Ａ4.琴亭信和小区1＃楼302（房产权证号：Ｒ1××83）房产证，Ａ5.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兴业银行流水，Ａ6.中国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Ａ7.兴业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Ａ8.（2015）鼓民初字第5031号民事判决书，Ａ12.（2015）鼓民保字第664号，Ａ15.户口本，Ａ16.案涉房产评估报告，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A1.常建勇建设银行流水，A3.常悦与朱丽霞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A9.陈永生《声明》，A10.陈永生身份证复印件，A11.陈永生录制的音视频声明，因上述几份证据可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A13.常悦与林美花签订的《购房合同》、A14.林美花与朱丽霞签订的《赠予合同》，予以确认，但不得对抗冯宇。 根据上述已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2年10月30日，常悦与福州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常悦向福州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房产，价款962000元。常悦于2012年11月8日一次性付清购房款，并于2013年1月18日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证书，登记的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 2013年7月5日，常悦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将其名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产在700000元债权范围内为福州佳凯佳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之后，因借款已偿还，各方涂销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8月27日，常悦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将其名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产及车位为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有效期自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8月26日。之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之后，因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偿还了上述借款，各方涂销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5年7月，冯宇以常悦向其借款未还，为防止其转移财产为由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依冯宇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以（2015）鼓民保字第664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常悦名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房产。 2015年7月30日，冯宇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常悦偿还借款本息等。经审理，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5）鼓民初字第503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常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冯宇借款本金3243534.58元及利息（其中1798582.88元按月2%利率自2015年1月1日起计付，其中1444951.7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7月30日起计付，上述均支付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因常悦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冯宇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审查，本院于2016年7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执行人冯宇与被执行人常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8年9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执协1708号执行裁定书指定福州运输法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冯宇与被执行人常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以（2019）闽执协23号执行裁定书指定该案由本院执行。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冯宇与被执行人常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外人朱丽霞于2019年5月23日向福州运输法院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查封，并不得对该房产进行拍卖。经审查，福州运输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闽860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朱丽霞的异议请求。 另查，2015年1月26日，常悦与朱丽霞结婚。2017年11月6日，常悦与朱丽霞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产离婚后归朱丽霞所有，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丽霞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朱丽霞不服福州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闽8601执异7号执行异议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阻却对执行标的物的执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朱丽霞提起诉讼依据的是常悦与林美花签订的《购房合同》、林美花与朱丽霞签订的《赠予合同》、常悦与朱丽霞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等，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即朱丽霞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案涉房产财产权益的来源，朱丽霞先是在（2019）闽8601执异7号执行异议案件中主张案涉房产系常悦婚前支付首付款，夫妻共同按揭贷款购买，而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却主张案涉房产系其父母出资905000元所购买后再赠予的。显然，朱丽霞的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且均无事实、法律依据。案涉房产被查封冻结的执行依据是本院生效的（2015）鼓民初字第503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的常悦与冯宇之间的债务发生在常悦与朱丽霞登记结婚之前，是常悦婚前的个人债务；案涉房产系常悦于婚前全款买入，不动产登记薄亦载明该房产系常悦单独所有，属于常悦婚前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虽然朱丽霞与常悦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但约定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他人利益。本案中，《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减少了常悦偿还其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损害了冯宇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常悦与朱丽霞于2017年11月6日离婚时，明知案涉房产早于2015年7月27日就已经被法院查封冻结，无法办理产权变更，仍以《离婚协议书》的形式约定常悦放弃自己拥有的案涉房产10%的份额，该房产全部归朱丽霞所有，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其次，根据常悦与兴业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人常悦以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为出借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与借款人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即实际贷款人是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无论常悦是否系该公司股东，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人格，常悦仅是以自己所有的房产为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顺利取得贷款提供担保，该行为属于福州高盛贸易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不属于购买房产的按揭贷款，案涉房产在朱丽霞与常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解除抵押后并不因此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面，本案中905000元的转账均发生在案外人之间，转账记录无任何备注。因此，朱丽霞关于案涉房产系按揭贷款以及朱乾春出资905000元购买后赠与其个人的主张均缺乏依据。 此外，朱丽霞与常悦于2015年1月26日结婚，朱丽霞占有使用案涉房产是基于与常悦的婚姻关系，并不是基于《房屋买卖协议》或者《离婚协议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的情形。因此，本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依法执行常悦名下房产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朱丽霞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朱丽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朱丽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林义挺 审判员  任晗婧 审判员  黄人堃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 龙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七条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 （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