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3民初2084号原告：金毅，男，汉族，1957年4月14日出生，现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告：大连市金州区顺世达机械厂，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民和村，注册号：210213603034361。经营者：张家奎，系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张镜非，男，1963年9月3日出生，系大连金普新区盘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金毅诉被告大连市金州区顺世达机械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毅及被告大连市金州区顺世达机械厂的委托代理人张镜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要求被告支付本人2015年2月-2017年2月底在职期间为其垫付的，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15926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本人与顺世达机械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约定劳动保险费按一类缴纳，各自缴纳其应缴纳的部分，本人应缴的部分由单位代扣；可是，没过几天，张家奎就找本人谈话，说由于企业发生重大工伤事故，巨额医疗费以及事故后企业效益不好，使得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十分困难，希望本人能够理解单位的难处，与他一起共度难关，同时张家奎提出了一个缴费方案：本人每出勤一天，单位就给本人15元补助，实际上是以补助形式给我保险费，其余均由本人为其垫付，待企业效益好了，再返还本人为其垫付的钱；我虽然不情愿，但是迫于当时单位的形势，也只能同意了。到了2016年，企业彻底翻身了，张家奎却翻脸不认，不但不返还本人垫付的社保费及拖欠的工资，还借故将本人辞退。本人在此要求被告返还在职期间,为其垫付社保费的15926元。被告大连市金州区顺世达机械厂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适格,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人在职期间为其垫付的，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15926元钱。该请求语言陈述混乱。其要求被告支付所谓的15926元法律属性不明确、不具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概念模糊，既不明确，也不具体，其诉讼请求因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不适格。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的表述中，似乎隐约可以理解为原告于2013年4月为被告垫付了人民币15926元，用于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假如原告有完整的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那么本案无论是作为劳动争议纠纷还是普通的民事债务纠纷，早已超过了法定的劳动仲裁以及民事诉讼的时效。此外，原告曾于2017年3月开始，以劳动争议或其它民事纠纷为由向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次提起仲裁、诉讼、申诉，而其仲裁和诉讼请求中均未提出过与本案有关的请求。可见本案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我国对于职工养老保险的缴纳有着严格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缴纳的项目、金额明确而具体。被告为每位职工缴纳的保险费都按月由保险机构直接从被告的专属账户划拨，原告个人根本无法缴纳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原告已于2017年3月顺利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于4月开始领取了退休金，其本身就证明被告并未欠缴原告的保险费。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四、被告与原告之间争议纠纷的事实以及所经历的仲裁及诉讼过程和结果：2007年，原告因创业失败，居无定所。通过被告的经营者张家奎先生妹妹的介绍，原告全家三口被被告收留，并借住在被告的厂区。原告夫妻平日为被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务，被告相应地给付一些费用，以维持原告全家的基本生存并供其女儿上学。2013年，被告出于对原告晚年生活的关心，并考虑到原告身有残疾，年龄也越来越大，就和其签订了劳动合同，为其建立了养老账户，并缴纳相关劳动保险。2016年8月，原告因工作失误给被告造成重大损失后不辞而别。被告多次通知其回单位上班，但均被其拒绝。尽管如此，因原告2017年4月退休，被告并没有对其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作出任何处罚，并继续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2017年1月，被告在收到了原告邮寄的一份内容为“因拖欠工资，劳动关系无法继续，特此通知”的邮件后，于2017年2月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并于2017年3月终止了为其缴纳劳动保险。2017年3月，原告向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被告支付赔偿金、工资、加班费、年假工资等合计人民币22万余元。2017年7月，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保劳人仲裁字（2017）733号仲裁裁决，裁定被告向原告支付2.7万余元。2017年8月，原告不服该裁定，以相同的请求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2017年12月，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13民初4710号判决，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相关项目合计人民币2.7万余元。同月，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民终1470号判决，将支付金额调整为2.8万余元。在此期间，被告在该案仲裁及一审、二审过程中，均不同意原告的请求，但考虑到原告身体的特殊情况，认为仲裁及一审的判决结果对于被告来说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就没有就仲裁结论和一审判决提起诉讼及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470号判决书做了这样的表述：关于克扣工资款和加班费一节，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七月份的考勤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克扣工资款和加班费的情况，但被上诉人对于劳动仲裁裁决书中认定的工资及加班费的数额没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于法有据…。2018年8月，原告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2019年4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民申1102号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9年5月，原告向被告领取了终审判决所判定的款项2.8万余元。五、被告的企业性质是个体工商户。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仅在涉及劳动争议纠纷时才可以以其字号的主体名义承担法律责任。如涉及到普通的民事纠纷，应由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早已结案，因此作为本案的被告，其主体也不适格。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且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所谓劳动争议纠纷经过仲裁前置及三级人民法院审理，早已被有效判决依法处理完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行为显系无理缠诉。请求人民法院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负责设备维修工作，工资为2700元/月。2016年8月30日，原告停止在被告处工作。2017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合同的理由为劳动者辞职。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至2016年7月，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3月。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2月-2017年2月底在职期间垫付的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15926元。另查，经本院释明，原告所称垫付社会保险费15926元，主张的理由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曾答复由原告自行交付社保费，被告每天给其加付15元工资。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大金劳人仲定字（2019）第1977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劳动合同书和被告提交的大金劳人仲裁字（2017）733号仲裁裁决书、（2017）辽0213民初4710号民事判决书、（2018）辽02民终1470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申1102号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等有关证据在案为凭，并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案件的相应证据。原告诉称的其垫付社保费的请求，因其举证不能，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缴纳社会保险费中与被告在各自缴费中存在多缴的主张，可向相关社会保险征收机构提出。原告其它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金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