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81民初7398号原告：张亚芳，女，194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豪金，上海富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297-1号。负责人：季蔡平，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士明，该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益华，江苏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297号。经营者：陈淼，男，1945年4月6日生，汉族，住启东市。第三人：庄耀，女，1962年3月12日生，汉族，住启东市。原告张亚芳与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第三人庄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亚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豪金，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负责人季蔡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士明、顾益华，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庄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49326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5日，原告的儿子王新东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17年11月10日经启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8年11月，王新东的前妻庄耀带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经营者陈淼及工作人员邓素华来到原告家里，称只要原告夫妇签名就能拿到赔偿款七八十万，陈淼代原告夫妇在已经打印好的仲裁申请书及空白委托书上签名，原告夫妇在签名处捺了手印。后陈淼在未征得原告夫妇同意的情况下将仲裁申请书及委托书交给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俞士明填写了委托书中空白处的内容，自行填写全权委托事项。2018年12月7日仲裁庭审时，邓素华和俞士明到场，他们在原告不知情，也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与用人单位达成调解协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王新东的工亡赔偿款由丧葬补助金30691.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组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原告夫妇及王新东的儿子王向菘享受，原告应得192293.3元，丧事由原告负责处理，丧葬补助金应由原告享有，原告的抚恤金从2015年11月25日起算至2019年8月26日，按南通地区职工工资标准的30%即1648.92元/月计算为66341.2元，2019年8月27日之后的抚恤金原告另行主张，上述三项合计289326元，经原告另案诉讼分割工亡赔偿款已取得了140000元。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明知其没有诉讼代理的资格，却隐瞒真相，骗取原告捺印，又未经原告同意将空白委托书交与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仲裁开庭调解时，邓素华和俞士明未征得原告同意，调解金额过分低于法定标准，两被告共同侵权造成原告损失149326元，应当共同予以赔偿。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工作人员邓素华以及原告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调查笔录充分证明了原告和庄耀委托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代理王新东工亡赔偿案件的事实，原告知晓陈淼是庄耀请来的代理人，知晓陈淼让其在材料上按手印的目的是为了王新东的工亡赔偿，原告也同意陈淼为其代理，原告与陈淼直接办理了委托手续。仲裁申请书及所有证据材料由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制作，赔偿标的计算工作也是由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完成的，仲裁开庭调解时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派工作人员邓素华到庭参与调解，以上都说明原告是与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成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行为与原告起诉理由“赔偿计算错误、未经同意调解”直接相关，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二、俞士明、陈淼及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代理合同，没有收取原告代理费。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接受原告委托后将王新东工亡赔偿纠纷的劳动仲裁阶段委托给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办理，被告参加仲裁庭审调解、同意调解方案是受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指示，充分说明了转委托的事实。三、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转委托已取得原告在内的申请人同意，即使未取得原告同意，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被告作为转委托关系中的第三人，代理行为的责任应当由受托人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承担。原告在仲裁委的空白格式委托书上按手印，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最高院的指导案例意见，该行为的性质是特别授权，俞士明从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取得的转委托授权为特别授权。如果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对被告的转委托范围超出原告的授权范围，那么被告代理行为的责任仍然由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承担。四、仲裁委主持下的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俞士明取得的授权为特别授权，依法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仲裁请求、进行调解。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派工作人员邓素华参加了仲裁调解，俞士明同意调解签字是经过邓素华认可及指示的。无论转委托是否经过原告同意，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综上，被告的代理行为不存在过错，更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原告不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告对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辩称，原告不应当追加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为共同被告，原告早已特别授权给了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有仲裁特别授权委托书、原告在办理委托手续时的照片及在场人庄耀出具的书面证明为证。2018年11月，王新东的前妻庄耀找到我，让我委托他人办理王新东工亡赔偿仲裁，我对庄耀讲需要王新东的父母共同申请仲裁，庄耀就带我到原告家为原告夫妇办理委托手续，当时我就已明确告知要找他人代理仲裁，原告表示同意。后我找了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请他帮忙到劳动仲裁委立案和参加仲裁开庭。原告至今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代理费，我出于难为情给了俞士明1000元辛苦费。原告追加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为被告，并要求与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庄耀未到庭陈述，也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儿子王新东与妻子庄耀在2001年9月10日育有一子王向菘，2012年4月王新东与庄耀离婚。2015年11月左右，王新东到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从事钳工工作。2015年11月25日，王新东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启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1月10日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不服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海门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8年11月，王向菘的法定代理人庄耀找到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委托陈淼办理王新东工亡赔偿事宜，陈淼表示需要王新东的继承人共同申请和办理委托手续。2018年11月15日，庄耀带着陈淼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来到原告家，陈淼告知原告张亚芳、王建平（2019年2月去世）夫妇为他们代理办理王新东工亡赔偿案件，签了字以后三个人可以平分赔偿款。原告夫妇表示同意，陈淼拿出事先打印好的仲裁申请书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空白格式委托书，在申请书及委托书上代原告夫妇签名，原告夫妇在签名处捺指印后将委托书交给了陈淼。该仲裁申请书申请人为王建平、张亚芳、王向菘，庄耀为王向菘的法定代理人，被申请人为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申请事项为“被申请人给付王新东工伤赔偿款765240元”，该金额由按申请仲裁时即2018年度标准计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和丧葬补助金37320元组成，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在庭审中陈述仲裁申请的赔偿金额中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次日，陈淼找到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委托俞士明办理仲裁立案和参加仲裁开庭，将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工伤认定书等证据材料交给俞士明，并称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俞士明在委托书上填写了用人单位的名称“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在代理人栏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和性别、手机号码及工作单位名称，在与委托人关系栏后书写了“委托代理”，在委托事项和权限列项后书写了“二”，在第二项前打勾，第二项的内容为“特别授权：除有一般权限外，还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仲裁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申请等”，在受委托人栏后书写了自己的姓名及落款时间，将“十一”月误写成“十二”。2018年11月16日，俞士明到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理了仲裁立案手续。2018年12月6日，俞士明作为三位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庄耀作为王向菘的法定代理人参加了仲裁委开庭，邓素华也到场。俞士明向仲裁委递交了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出庭证，载明“王建平、张亚芳、王向菘（法代庄耀）诉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为工伤事故赔偿一案，王建平、张亚芳、王向菘委托本所法律工作者俞士明担任代理人。”当天，经仲裁委调解，用人单位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愿意分期支付各项工伤待遇42万元，在庄耀、邓素华均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俞士明也同意该调解方案。当天因申请方未能提供银行卡号，仲裁委通知双方次日制作调解书。次日，仲裁委制作了调解谈话笔录及启劳人仲案字[2018]第423号仲裁调解书，调解书中协议内容为“一、被申请人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支付三位申请人各项工伤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合计人民币420000元（份额由三位申请人另行依法确定），于2019年2月5日前支付50000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20000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20000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支付130000元。逾期不支付的，按总价人民币600000元的标准履行。（王向菘中国农业银行6228480427991720975）二、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王新东工伤待遇的债权债务至此全部结清，今后不再纠葛。”当天，俞士明签收了仲裁调解书。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又于2020年1月7日对王向菘提起分割工亡赔偿款的诉讼，2020年5月22日达成调解协议，由王向菘在2020年7月1日前支付原告140000元，该款项现已履行完毕。另查明，原告未向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陈淼支付过费用，陈淼在仲裁调解后支付给俞士明“辛苦费”1000元。再查明，陈淼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调查笔录中陈述“王新东在大庆下班途中车祸死亡，王新东的前妻庄耀（王向菘的母亲，法定监护人）大约2018年11月请我打官司，我说打工亡官司必须由王新东的儿子王向菘、父亲王建平、母亲张亚芳三个人一起打官司。后来一天庄耀带我、邓素华一起到王新东父母家，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打官司，他们同意的……后来我就和他们办理委托手续，他们大约在两份材料授权委托书、仲裁申请书上按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是启东的格式文书，委托人王建平、张亚芳的签名大概是我代签的……该文书除委托人签名外，其余需填空的部分是全部空白的……立案、开庭都是我请俞士明帮忙办理的……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以及仲裁所需的其他材料，都是我准备好交给俞士明的”。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调查笔录中陈述“庄耀与王新东离婚、王新东交通事故死亡等案件都是庄耀委托我们办理的。大约2018年11月，庄耀来到我们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请我们代理她前夫王新东工亡案件。因为必须三个权利人王建平、张亚芳、王向菘一同申请仲裁，当天下午庄耀叫一辆车装我、陈淼、庄耀3个人去王新东父母王建平、张亚芳家。……陈淼跟他们讲说是帮他们代理工亡案件，赔到的钱由王建平、张亚芳、王向菘三个人平分……当时王建平、张亚芳夫妇同意我们代理的，并在授权委托书、仲裁申请书上按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是仲裁委的格式文书，除开原本有的打印字以及委托人的签名外……其余都是空白的……”当问到申请仲裁立案以及出庭都是谁办理的，邓素华回答“都是我们请俞士明办理的。立案当天如果不立案就过时效的，我们把所有的立案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证据材料等交给俞士明，请他帮忙立案并出庭”当问到仲裁庭审你有没有参加，邓素华回答“我去的，庄耀、俞士明、我代表申请方参加的”。再查明，陈淼于2011年3月领取了名称为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法律咨询、诉讼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至今未获得诉讼代理服务的批准文件。再查明，2014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职工因工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76880元（28844元/年×20年），2014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61383元，职工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为30691.5元（61383元/年÷2）；2018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职工因工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36396元/年×20年），2018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74640元，职工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为37320元（74640元/年÷2）。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间的法律关系及其性质；2.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在处理委托事务时是否有过错或重大过失；3.原告是否有损失，损失的金额如何确定；4.如原告有损失，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上述法律规定说明委托合同是以双方当事人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委托人将自己的事务交由受托人处理，受托人遵照委托人的意愿为之。本案中，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向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委托人虽为仲裁申请方张亚芳夫妇和王向菘及其法定代理人庄耀，受托人为俞士明，但该份委托书并非张亚芳夫妇、王向菘及其法定代理人庄耀经与俞士明协商后将王新东工亡赔偿的劳动仲裁委托给俞士明而出具的，甚至双方在本案开庭前还互不相识。实际情况是王向菘的法定代理人庄耀委托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代理王新东工亡赔偿案件，因需要王新东的父母作为权利人共同申请和委托，故庄耀带着陈淼及其工作人员邓素华来到原告家，由原告夫妇与陈淼办理了授权委托手续。原告虽是文盲，不知道陈淼让她签名捺印的书面材料上的文字内容，但她清楚陈淼是庄耀请来的处理王新东工亡赔偿纠纷的律师，签了字就可以三个人分钱了。原告夫妇表示同意，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捺了指印后交给了陈淼。因此，应当认定原告与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间直接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而且根据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指导性案例，原告将留有空白内容的仲裁授权委托书交与陈淼，应视为仲裁事项的无限授权。工亡赔偿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一般要先经过劳动仲裁、再进行民事诉讼及申请执行等阶段，原告与陈淼未明确约定委托事项的具体范围，从原告陈述“签了字就可以三个人分钱”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将王新东工亡赔偿处理事宜概括性地委托给了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接受原告夫妇及王向菘的法定代理人庄耀共同委托，制作了劳动仲裁申请书、收集了劳动仲裁所需要的证材据料，完成了一部分委托工作，但因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的经营范围仅为法律咨询，没有劳动仲裁及诉讼代理的资格，故陈淼将王新东工亡赔偿的劳动仲裁立案及仲裁庭审转委托给了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指派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参加了仲裁庭审。但陈淼并未将转委托情况告知原告，原告在事后也未予追认。陈淼称如不在当天立案，第二天就超过仲裁时效也不是事实。王新东的工伤认定是在2017年11月10日由职能部门作出，因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劳动仲裁时效期间中断。后经一、二审法院审理，终审判决于2018年10月29日才作出，故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需转委托的情形。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从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陈淼处接受转委托后，由其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办理了仲裁立案、参加了仲裁庭审调解，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参与仲裁庭审调解的行为应由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承担责任。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依据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陈淼的授权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对仲裁调解方案的认可同意，从而同意调解方案签收仲裁调解书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王新东属于因工死亡，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标准为：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按王新东死亡上一年度即2014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计算20年）；2.丧葬补助金30691.5元（按2014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61383元/年计算6个月）；3.供养亲属抚恤金，原告夫妇、王向菘每人每月1648.93元（按照2015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496.42元×30%）。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制作的仲裁申请书中赔偿金额虽无组成明细，但该金额765240元是由按2018年度标准计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和丧葬补助金37320元这两项组成，并未要求用人单位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也到庭承认仲裁申请金额中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仲裁调解书虽然文字表述为“支付三位申请人各项工伤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合计人民币420000元”，但从违约条款“逾期不支付，按总价人民币600000元的标准履行”分析，赔偿总金额是600000元，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30691.5元，合计607571.5元基本吻合，显然赔偿款中未包含供养亲属抚恤金。原告是一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不懂法律规定的工亡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接受原告委托处理原告儿子王新东的工亡赔偿，就应当利用其专业法律知识，最大限度地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这是其必然要尽的义务。然而，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在制作仲裁申请书时不仅将赔偿金额的标准计算错误，还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这一赔偿项目，显然对委托事项未做到尽心尽职。仲裁庭审仅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进行了调解，调解金额420000元虽然低于按规定标准计算的607571.5元，但该金额是在综合考虑用人单位经营状况，诉讼及执行风险的基础上双方协商达成的，该调解金额在合理范围内，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在特别授权范围内的调解行为并无不当。原告认为按照标准计算的赔偿数额与调解数额间的差额即为损失，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未支付过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陈淼任何费用，双方属于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因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在仲裁申请时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致使仲裁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无法再向用人单位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对此，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计算至2019年8月26日，应为74201.85元（1648.93元/月×45月），本院参照仲裁调解数额的比例，兼顾公平原则，酌定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亚芳损失5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亚芳对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6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亚芳负担4540元，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负担1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64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审 判 长  蔡中中人民陪审员  蒋冬冬人民陪审员  季红捷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范明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