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571号原告：郑浩基，男，196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顶，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法定代表人：赖来建，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和飞，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景刚，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范伟民，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郑浩基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第三人曹景刚农业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浩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顶，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的法定代表人赖来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和飞，第三人曹景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范伟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浩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款21637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1993年起，就承包了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约二百亩荒山，用于种植荔枝、龙眼等果树。当时原告与被告约定先开垦、后承包，开垦多少，承包多少。1994年11月17日，双方就开垦的二百亩荒山签署了[1994]荔农合字第20号《承包合同》，当日下午在光辉村门楼下，原告将总承包款壹仟元付给赖金铭。至1996年，由于原告后续资金不足，提出转包大部分，只保留狗头冚小山（土名）约二十亩地继续经营。原告一次性再交付总承包款4599元，续期三十年承包期。当时的女干部罗焦娣（已逝），在光辉村村道上交给原告收据。由于甲乙双方的信任，经乙方多次提出，在2001年7月3日才签署了[2001]荔农合办字第23号《合同书》。1997年4月20日，原告与曹景刚、范伟民签署《协议书》，协议由曹景刚、范伟民经营管理光辉村狗头冚山头，自负盈亏，至2026年12月30日止。2001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了[2001]荔农合办字第23号《承包狗头冚山地种荔枝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依据《承包合同》的相关规定，原告承包被告的狗头冚口小山（土名）面积大约为20亩，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01年7月3日至2031年7月31日止；承包款在《承包合同》签署前一次性付清；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有关单位征收，果树以及其他补偿归承包方所有。如果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应当按照承包方投资款的十倍进行赔偿。《承包合同》签署之后，原告、曹景刚、范伟民均按照要求承包和经营土地，在承包土地上继续种植了大量的果树和其他树木，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耕种、管理和照顾，目前果木旺盛、成熟、丰茂。被告的村委干部和村民均知道，原告、曹景刚、范伟民耕种狗头冚口小山的事实。被告历届干部以及村民二十多年来从未提出异议。2018年8月31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8）49号《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在增江街光辉村征收土地面积0.8715公顷（折合13.072亩），用于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分输清管站项目。原告承包经营的山地，大约八亩，在被征收土地范围之内。2019年初，该幅土地已经被征收，征收款和青苗补偿款已经支付到被告的银行账户。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已经进入场地施工，对果木进行砍伐，对山地进行平整。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依据《承包合同》支付青苗补偿款，但是被告单方面认为合同无效，并据此拒绝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款。原告、曹景刚、范伟民于2019年6月26日委托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姜顶律师向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发送《律师函》，催促被告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款以及逾期利息等，但被告不予答复。遂成讼。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答辩称：1996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邹水容等二人三方签订转包协议将原告1994年承包合同整体转包给了邹水容等二人。因此1997年4月原告再转包给第三人属于一地二包的无权处分的无效行为，且没有告知答辩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另案诉讼期间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因为该承包土地尚在邹水容等二人承包期间，该承包土地还没有交回给答辩人。因此，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也属于一地二包的无权处分的无效行为，虽经当时镇合同办形式审查，鉴证了真实性，依法仍为无效合同。2001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双方从来没有履行，被答辩人没有向答辩人支付承包款，答辩人也没有交付承包地给被答辩人种植，不能证明被答辩人或第三人有种植树木。被答辩人找答辩人要求青苗补偿款时，村民社员也认为被答辩人没有支付承包款，没有种植树木，所以大家都不同意向被答辩人支付。因为被答辩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所以不能享有合同权利。现在征收地块的树木，为当年邹水容等二人种植，火烧山后剩余自然生长而成，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给答辩人所有，原告无权主张。第三人曹景刚述称：对原告郑浩基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没有意见；对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的答辩状有意见，与事实不符。第三人范伟民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综合双方举证及庭审陈述，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01年7月3日，原告郑浩基作为乙方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原称“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作为甲方在增城市荔城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的见证下签订《承包狗头冚山地种荔枝合同》，合同载明：一、甲方将其所有的狗头冚口小山（土名）的荒山（约20亩）承包给乙方开发种植荔枝果树，承包期为三十年，即从2001年7月3日起至2031年7月31日止，总承包款在签合同前一次性付清。二、承包期间，乙方应在荒山范围内按每棵果树之间的距离4至8米种植荔枝等果树，并可间种其他农作物，以上种植费由乙方负责，承包期内的收益归乙方所有。三、乙方可在承包范围内建房及有关设施，但不能影响农田耕作及水利设施。四、乙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规格种植荔枝等果树，承包期满时，乙方所种植的果树以及一切建筑物和农用机械设施，全部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随意砍掉，毁坏或拆除。五、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有关单位征用该地时，双方应无条件服从，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果树及其他补偿款归乙方所有。六、承包期间：甲方同意，乙方与他人合股或转让他人经营，但合同条款不变。甲方不负责乙方所发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及纠纷。七、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本合同各项条款，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前终止合同，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收回土地，甲方要按乙方投资款的十倍赔偿给乙方。如乙方提前终止合同，所种的荔枝等果树以及农用设施和房屋无偿归甲方所有。合同落款处，甲方有赖某签名并加盖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印章，乙方有原告郑浩基签名。增城市荔城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出具《鉴证书》对上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鉴证。2018年8月31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作出《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对增江街光辉村0.8715公顷（折合13.072亩）的土地进行征收，用于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分输清管站。2019年1月10日，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签订《光辉村西气东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2018B003-262），征收位于增江街光辉村面积为6.182亩土地；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案外人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上二经济合作社签订《光辉村西气东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2018B003-263），征收位于增江街光辉村上二社面积为3.38亩土地；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案外人被告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上一经济合作社签订《光辉村西气东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2018B003-264），征收位于增江街光辉村上一社面积为3.51亩土地。三份协议均约定征收土地补偿实行14.9万元/亩的综合包干价（包含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且附有村民代表签名同意按上述征收补偿标准的表决书。其中，与光辉村上一社、光辉村上二社签订的补偿协议，还附有具体的“租用土地补偿标准：（一）长期租用土地补偿标准：4.5万元/亩，征地养老保险按4.14万元/人标准执行，留用地按长租面积的10%进行货币补偿；（二）临时租用土地补偿标准：4000元/年/亩，租期为2年；（三）青苗补偿标准：3.5万元/亩。”庭审中，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确认被征收的6.182亩土地在原告郑浩基主张其承包的20亩土地范围内，但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否认与原告郑浩基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此外，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确认虽与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签订的6.182亩征地补偿协议未明确约定青苗补偿款标准，但同样适用与上一社、上二社签订协议的青苗补偿款标准3.5万元/亩。原告确认按3.5万元/亩计算青苗补偿款标准。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否认与原告郑浩基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1）增法民初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邹水容、汤宇培与被告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承包山地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认定以下事实：1994年11月17日郑浩基与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签订《承包狗头冚山地种荔枝合同》（编号为[1994]荔农合办字第20号），并经增城市荔城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鉴证，约定由郑浩基承包被告的狗头冚山地约200亩，承包期三十年，承包款共1000元。1996年10月7日邹水容、汤宇培与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及原承包人郑浩基签订《转包[1994]荔农合字第20号承包合同协议书》，并经镇合同办鉴证，约定由邹水容、汤宇培接包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的上述山地，接包方执行原郑浩基与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签订的合同，承包期改为199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因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在2000年3月8日对邹水容、汤宇培承包范围内的大部分山地进行炼山，并种植了生态林木，邹水容、汤宇培以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违反合同，擅自炼山烧毁邹水容、汤宇培种植的荔枝，剩下的荔枝已没有继续经营价值为由于2001年4月18日提起诉讼，要求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赔偿投资款49995元的10倍等违约责任。该案审理认为，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在没有终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强行收回发包给邹水容、汤宇培的部分山地并已造林，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邹水容、汤宇培要求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支付投资款10倍的违约金显失公平，认定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按邹水容、汤宇培尚存果树价款17950元的4倍计付违约金，对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已收取的山地承包费应退回给邹水容、汤宇培，邹水容、汤宇培承包范围内的果树及收益归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所有。判决解除邹水容、汤宇培与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及郑浩基于1996年10月7日签订的《转包[1994]荔农合字第20号承包合同协议书》，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向邹水容、汤宇培支付72820元作赔偿，邹水容、汤宇培将承包的狗头冚山及果树交付给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等。邹水容、汤宇培不服，向广州中院提起上诉。2、（200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2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03年8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对（2001）增法民初字第359号民事判决关于支付违约金的判项改判为由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支付150000元及退回承包费1000元给邹水容、汤宇培，对其余判项予以维持。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认为，涉案承包合同于2001年7月3日签订，但该承包土地尚在邹水容、汤宇培二人承包期间，故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于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一地二包无权处分的无效行为。而且，涉案承包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原告郑浩基未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支付承包款，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也未交付承包地给原告郑浩基种植。对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为何在2001年7月3日与原告郑浩基另行签订承包合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陈述，原告郑浩基向时任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村委会主任赖某称其于1994年承包的200亩土地并没有全部转包给邹水容、汤宇培，尚余20亩土地，故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村委会主任赖某轻易相信了原告郑浩基，遂与原告郑浩基于2001年7月3日签订了涉案承包合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申请证人赖某出庭作证，证人赖某称其于2001年任职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村委会主任时，在2001年7月3日没有核实原告郑浩基所称狗头冚山地有20多亩地是否由原告郑浩基种植的情况下，与原告郑浩基签订了涉案承包合同，赖某不清楚原告郑浩基有无支付承包款、有无种植。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前往涉案地块勘查，原告及第三人曹景刚陈述从1997年开始种植荔枝及其他果树至2016年，得知该地块会被征收，再没清除杂草；被告副主任赖淑玲称该地块杂草丛生，剩余的荔枝树是2000年炼山时剩下自然生长的，并非原告及第三人种植。根据我院工作人员现场勘查，该山地目前还剩少量荔枝树木呈不规则分布，其余树木应为杂树。被告副主任赖淑玲确认编号为2018B003-262《光辉村西气东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示意图所圈面积6.182亩被征收的范围，其中有0.578亩由村民赖有娣种植荔枝，被告已向赖有娣支付青苗补偿款20230元（被告提交与案外人赖有娣签订《协议书》）；而剩余的5.604亩确认是之前由邹水容承包，后判决归还被告使用的地块。经比对，被告与案外人赖有娣签订《协议书》所征用的地块与2018B003-262《光辉村西气东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所涉地块不存在重合的部分。本院认为，青苗补偿款的取得需以对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以及青苗的合法所有权为前提，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被告于2001年7月3日签订《承包狗头冚山地种荔枝合同》效力问题；二、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款。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于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在邹水容、汤宇培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的承包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将同一地块部分另行发包给原告，是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自行处分山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在无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原、被告于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村委会主任签订协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对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产生约束力，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抗辩其时任村委会主任未经核实即与原告签约，否认该协议的合法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原告的可期待利益。况且，原告与第三人在涉案地块确有种植荔枝树等植物，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虽抗辩是炼山后自然生长，但经法庭现场勘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陈述更具可信性。此外，涉案承包协议约定总承包款在签合同前一次性付清，被告抗辩未收到原告支付的承包款，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于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狗头冚山地种荔枝合同》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如遇国家征用该地块，土地补偿款归被告所有，果树及其他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如前所述，既然原、被告于2001年7月3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即应按照征收补偿办法、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偿标准向原告作出赔偿。因原、被告确认青苗补偿款的补偿标准为35000元/亩，而被征用的地块面积为6.182亩，则原告应获得青苗补偿款为216370元（6.182亩×35000元/亩）。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浩基支付青苗补偿款216370元；二、驳回原告郑浩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76元（原告郑浩基已预交96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辉村经济联合社负担4256元，由原告郑浩基负担1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斯颍人民陪审员  姚月映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二〇二〇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陈彩茹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