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812民初924号 原告:孔国利，男，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 被告：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 法定代表人：牛新超，董事长兼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欣，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娇，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住所地：邹城市。 法定代表人：刘永田，厂长。 诉讼代表人：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增美，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鹏，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 法定代表人：刘长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荣，上海段和段（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上海段和段（青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孔国利与被告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远公司）、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以下简称铁合金厂）、第三人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钢集团）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国利，被告冠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欣、孟凡娇，被告铁合金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增美、郭忠鹏，第三人青钢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孔国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1983年8月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国有企业）参加工作，1987年12月经组织调入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以下简称冠远公司，国有企业固定工身份），1995年与冠远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0年4月前历任冠远公司劳人科长、厂办主任、厂长助理、党总支副书记等职务。2000年4月7日，在冠远公司发生了“4.7事件”，4月9日青钢集团董事长王玉科给原告谈话，青钢集团党委决定免去原告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并安排原告在厂内待岗，办理厂内退养，4月10日青钢集团下发了“青钢党发（2000）第25号文[关于免去孔国利同志职务的通知]”，之后原告在厂内待岗，4月11日冠远公司原劳人科长王珉突然通知原告已被调往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独立法人），在没有给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采取胁迫的办法，强制带原告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之后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以各种借口始终未给原告安排工作，不久鲁南铁合金总厂停产，职工全部放假至今。2019年12月原告向邹城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后又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存在劳动关系。在12月27日的庭审中，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答辩提出“从未收到原告的行政调动和社保转移手续，原告没有正式调动到答辩人处”，青钢集团作为两厂的上级单位，在庭审中承认没有下达过调动申请人工作单位的文件，被告（冠远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只办理了劳动减员”手续，没有给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没有“行政人事关系”“养老保险关系”等工作转移的证明。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年1月10日以（2019）鲁0883民初644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孔国利要求确认与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起诉”。事实证明被告公然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劳部发（1996）354号文[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办法（1997）116号[关于印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劳社厅发（1999）22号文[关于严格执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移政策的通知]、[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事实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原有的劳动关系至今未发生任何改变。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如所请。 冠远公司辩称，孔国利的请求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根据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第八十二条之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孔国利诉状陈述及庭审时多次自认2000年4月11日铁合金厂接收孔国利人事档案，孔国利也去铁合金厂进行报到。如孔国利认为其劳动权利受到侵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应在60日向内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孔国利在2020年2月25日申请劳动仲裁明显已超过仲裁时效，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兖劳人仲案字[2020]第17号仲裁裁决书内容正确无误。二、孔国利本次诉讼违反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中孔国利直接追加铁合金厂为被告，没有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规避了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应驳回起诉。三、孔国利诉讼请求不明确、事实不清，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依法无法得到支持。孔国利诉请法院确认其与冠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提起诉讼应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劳动关系的存续存在期限性，但孔国利本次诉讼没有明确请求法院确认何时与冠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而孔国利现为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职工，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显然该公司与孔国利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事实与孔国利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孔国利在本案诉讼中称其1983年8月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参加工作，1987年调入冠远公司处；而在（2019）鲁0883民初64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却又主张其和铁合金厂从1983年8月至2018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属事实不清。四、冠远公司与孔国利自2000年5月起不存在劳动关系，冠远公司按照上级公司青钢集团的文件要求，已经为孔国利办理完毕人事调动手续，孔国利的职工调动工资介绍信及人事档案已由铁合金厂接收，孔国利也已前往铁合金厂报到，答辩人于2000年5月11日经兖州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核查对孔国利因“调出”进行社保减员。上述事实，孔国利在诉状、仲裁申请书及庭审笔录中均有一致的自认意见。因此，冠远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作为人事调出单位手续，冠远公司与孔国利之间自2000年5月起不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孔国利主张的其多次去铁合金厂要求上班，该厂未安排其上班、也未给其缴纳养老保险等问题，不论真实性与否，均不因此改变冠远公司与孔国利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综上所述，冠远公司与孔国利之间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孔国利的诉讼请求。 铁合金厂辩称：1、原告追加铁合金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铁合金厂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劳动关系具有唯一性，原告主张与冠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即不能同时主张与铁合金厂存在劳动关系，3、2000年4月，原告仅携带本人档案到铁合金厂，但未办理任何其他的养老保险转移及行政调动手续，未与铁合金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实际也未向铁合金厂提供过劳动，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提供劳动作为法律要件，单纯的档案接收并不能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对于原告未向铁合金厂提供过劳动，在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民初6441号案件中也已审理查明，并且原告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与铁合金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院已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再行追加铁合金厂为被告属于重复诉讼。4、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在2000年4月份到铁合金厂处之后，即未办理任何手续，也未实际到铁合金厂上班，十几年至原告提起本案，原告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请求驳回原告对铁合金厂的诉讼请求。 青钢集团述称：1、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应当将青钢集团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且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将青钢集团列为第三人，在本案一审阶段，原告申请将青钢集团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了仲裁前置的规则；2、原告与冠远公司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00年解除，依据2000年的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仲裁的时效是60天，原告在今年申请仲裁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60天的仲裁时效，也超过了民法总则规定的民事权利20年的时效；3、原告在之前对铁合金厂的诉讼及仲裁中，多次自认其与铁合金厂存在劳动关系，并多次确认其与冠远公司的劳动合同已解除，原告的请求与事实不符合，且超过仲裁时效，以及法律规定的最长的20年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孔国利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人事档案一宗9页，证明：原告自1983年8月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参加工作（国有企业，固定工身份），1987年12月经组织调入冠远公司工作。2、中共青钢集团党委、青钢党发字（2000）第22号“关于免去刘伟光等同志兖州焦化厂党总支委员的通知”，证明：2000年4月8日原告停职检查，等待调查处理。3、青钢党发字（2000）第25号“关于免去孔国利同志职务的通知”，证明：2000年4月10日，原告结束停职检查，被免去“兖州焦化厂党总支副书记及党总支委员的职务”，是劳动关系履行过程中原告在冠远公司内部工作岗位的变动。4、时任冠远公司（原青钢兖州焦化厂）工会主席王根喜同志证明一份，证明：2000年4月7日“4.7”事件后，孔国利在冠远公司内部，处于待岗状态等待办理退休，冠远公司从未研究做出过调动孔国利工作单位的决定，从未研究做出过与孔国利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工会从未收到过解除孔国利劳动关系的通知。5、冠远公司职工贾福臣同志证明一份，证明：2000年4月7日“4.7”事件后，孔国利在冠远公司内部处于待岗和等待办理内退的状态，厂部从未下达过调动孔国利工作单位和解除劳动关系的文件。证据6：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7日庭审笔录一份共8页，和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要求被告出示的“请求事项”一份。证明：（1）第三页，第七页、第九页“被告铁合金厂：没有办理养老保险转移和行政调动手续”“原告没有正式调动到答辩人处”“铁合金厂从未接收到原告的调动和社保转移手续”。（2）第五页“被告青钢集团没有上述材料”（原告当庭提交的要求青钢集团提供下达给冠远公司调动原告到铁合金厂工作的文件）。（3）第五页“被告冠远公司：我公司也没有原告陈述的相应材料”（原告当庭提出的：行政人事调动转移通知单，档案转移交接记录和交接回执单，养老保险转移交接记录和养老保险手册交接回执单，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存根）。（4）第八页，审判员问原告离开冠远公司时冠远公司是否办理相关手续，“被告冠远公司回答：只办过劳动减员（停缴保险）”。以上庭审笔录证明青钢集团做为冠远公司和铁合金厂（两单位各为独立法人）的上级主管单位，未做出调动原告工作单位的决定，冠远公司未给原告办理过工作调动的相关手续，铁合金厂未收到过原告工作调动的相关手续。6、济宁市兖州区社会保险处2020年4月9日出具的《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的原养老保险关系至今仍在冠远公司处，社保处没有填写过原告的《参保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转移单），没有转移《个人账户档案》，被告冠远公司没给原告办理过养老保险关系转移。7、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证明一份，证明：冠远公司从未为孔国利办理过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2000年冠远公司党组织隶属兖州市经济委员会管理，现为兖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8、济宁市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冠远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已经劳动部门仲裁。 对以上证据1、2、3、6、7、8的真实性，各被告及第三人不持异议，被告铁合金厂认可2000年收到了证据1所指的孔国利人事档案。对以上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及证据4、5、7，各被告均不认可。 冠远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转发〈青岛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王玉科同志在兖州焦化厂全体干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附讲话内容）。证明：在王玉科的讲话中明确作出将原告调离兖州焦化厂，调往铁合金厂的决定，该讲话通知已于2000年4月12日在青岛钢铁集团公司兖州焦化厂各车间、科室中进行下发。2、2000年在青钢集团兖州焦化厂劳动人事科工作的王珉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00年4月7日原告由于从事违背组织原则的活动，被撤销党内和行政职务，调往铁合金厂工作，并由王珉负责原告调办手续落实问题。3、青钢集团出具的《关于免去孔国利同志职务的通知》1份、冠远公司出具的《关于解聘孔国利等职务的通知》1份、《企业职工减少情况表》1份，证明：冠远公司根据集团公司对于孔国利调动的意见，解聘了孔国利，于2000年5月11日经兖州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核查对原告因“调出”进行社保减员。4、孔国利在邹城市法院诉讼的（2019）鲁0883民初6441号案件庭审笔录（第5、7、9页），孔国利在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兖劳人仲案字[2020]第17号案件2020年4月2日的庭审笔录（第1页），职工调动工资介绍信1份，证明：法庭调查中，孔国利主张其与铁合金厂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冠远公司只是被要求提供相应材料，且原告均自认人事档案已交接，并且人事档案在铁合金厂处，其已到铁合金厂报到的事实，冠远公司对其工资进行停薪，该份职工调动工资介绍信系调入单位留存，也随原告档案由铁合金厂接收。证据3、4共同证明原告已到铁合金厂报到，被告也已履行完毕原告的人事调动手续，自2000年5月起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5，原告的济宁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及社保保险缴费明细以及2020年3月27日兖州区劳动仲裁委庭审笔录（第7页），证明：原告已到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班，与该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该公司亦为原告办理了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原告与被告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6，冠远公司企业信息，证明：被告成立时间系1993年4月23日，原告主张自1987年入职冠远公司与事实不符。 对以上冠远公司提供的证据1、3、4、5、6的真实性，孔国利无异议，但对证据1、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及证据2、4，铁合金厂均有异议，对《调动工资介绍信》称未曾见过，对证据1、3、5的真实性，铁合金厂无异议；对所有证据，第三人青钢集团不持异议。 铁合金厂提交以下证据：谈话笔录三份、孔国利信访约谈会记录、2018年5月25日会议记录，上述证据在邹城法院开庭时也已提交，综合证明，2000年4月11日原告及原告的档案到铁合金厂，但原告没有办理工作调动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原告也未实际到铁合金厂上班，没有为铁合金厂提供过劳动，能证明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原告起诉已过仲裁时效。孔国利对此无异议，冠远公司对此不认可。 本院补充调取了2014年4月1日开始孔国利在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入职、发放工资的有关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冠远公司的前身为兖州焦化厂，成立于1956年，1989年12月11日，兖州焦化厂并入青岛钢铁总厂，成立青岛钢铁总厂兖州分厂；1993年4月23日，变更企业名称为青岛钢铁总公司兖州焦化厂；1997年5月7日，变更企业名称为青岛钢铁集团兖州焦化厂；2016年1月12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冠远公司的股东为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100%的股份。冠远公司自2016年9月30日因环保原因停产至今。2020年5月25日，冠远公司经本院（2020）鲁0812破申2号裁定，实施破产清算。 孔国利于1983年8月到原山东机床附件厂参加工作，1987年12月，孔国利调入原兖州焦化厂，工作直到2000年4月，2000年之前经青钢集团同意，任原青岛钢铁集团兖州焦化厂党总支副书记。2000年4月初，因孔国利及该厂党总支委员刘伟光、王学军等人，趁时任厂长陈克强外出开会期间，私下组织职代会准备罢免陈克强，引发青钢集团领导层关注，4月7日青钢集团总经理王玉科专程在兖州召开焦化厂全体干部会议，决议将孔国利调离兖州焦化厂、调往铁合金厂。会后，中共青岛钢铁集团公司委员会决定免去孔国利的兖州焦化厂党总支部副书记及党总支委员职务，并由兖州焦化厂负责劳动人事的人员带着孔国利及其人事档案共同到铁合金厂报到，铁合金厂劳动人事负责人留下该人事档案，当场告知孔国利：如果你愿意来，就干皮带捞渣工，回去等通知吧。此后，孔国利本人称，曾几次找过铁合金厂有关负责人，未获明确答复，后来也提及孔国利的养老社保关系未转移过来的问题。2013年也通过焦化厂时任厂长向铁合金厂时任厂长反映过，铁合金厂厂长称因2009年年底本厂停产，青钢集团要求本厂员工人数只减不增，无法办理孔国利工作调入、养老社保关系转入。2014年初，孔国利联系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4月1日入职，该公司为其开始发放工资、交纳工伤保险，并于2018年6月开始交纳养老保险。2018年5月，孔国利找过铁合金厂有关负责人，在得到社保关系不能转过去的答复后，开始向上级信访，2019年8月28日铁合金厂实施破产清算。 2019年10月12日，孔国利在邹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铁合金厂提出仲裁请求：1、请求确定两者从2000年4月至2019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该厂补交本人2000年4月至2019年9月的养老保险。同日，该仲裁委作出邹劳人仲案字（2019）第283号通知书，因其仲裁申请材料不齐备决定不予受理。孔国利对此不服，以铁合金厂、青钢集团、冠远公司为共同被告向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鲁0883民初5674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诉；同年11月27日，孔国利再次在邹城仲裁委向铁合金厂、青钢集团、冠远公司提出仲裁请求：1、请求确定其与被申请人从2000年4月至2018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被申请人补缴其2000年4月至2018年5月的养老保险，该委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邹劳人仲案字（2019）第335号通知书，认为该争议不属于该仲裁委管辖，决定不予受理。孔国利对此不服，以上述三公司为被告向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该法院审查认为，孔国利未向铁合金厂提供劳动、邹城仲裁委对该案无管辖权、孔国利未经有管辖权的仲裁委仲裁而提起诉讼，于2020年1月10日裁定：驳回孔国利的起诉。2020年2月25日孔国利在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冠远公司提出仲裁请求：依法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1983年8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作出兖劳人仲案字（2020）第17号仲裁裁决书，认为超过仲裁时效，于2020年4月7日裁决：驳回孔国利的仲裁请求，孔国利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于2020年4月24日起诉至本院。诉讼过程中，2020年5月21日，孔国利认为铁合金厂2000年4月11日接收其人事档案，调入铁合金厂，青钢集团是上级主管单位、了解具体情况，申请追加铁合金厂为被告、青钢集团为第三人共同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追加铁合金厂为被告、青钢集团为第三人共同参加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就本案所列主体而言，不论是依据原告的申请还是依据职权，本院均可追加铁合金厂、青钢集团参加本案诉讼。法律依据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另外，本案诉讼请求系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系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对已发生的法律关系的一种确认，不管是否提起确认之诉，法律关系是否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已存在，且无法改变，故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适用仲裁时效的相关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孔国利从2000年4月11日之后与哪一个被告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及其期间。 首先，参照《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劳力字［1992］33号）第十八条“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山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办法》（鲁政办发［2010］50号）第十一条“参保人员省内跨市流动就业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一）参保人员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后，由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向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书面申请。（二）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转移接续申请，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向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发出同意接收函，并提供相关信息；对不符合转移接续条件的，向申请单位或参保人员作出书面说明。（三）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接到同意接收函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好转移接续的各项手续。（四）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手续，并将确认情况及时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如前所述，2000年尚无市内跨县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规定，仅就省内跨市的相关情形，山东省从2000年开始制订、实施有关条例、办法，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对养老等社会保险关系伴随工作关系的调动进行转移、接续未给予必要重视。但对工作入职、调动所交转接续的人事档案，无论是对劳动者还是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介绍调令、“行政”调动、党组织关系等手续，并非2000年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工作调动必备手续。原兖州焦化厂和铁合金厂均属青钢集团的下属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单位。2000年4月份，因孔国利等厂党总支委员煽动部分职工罢免厂长“4.7事件”，引发青钢集团领导直接介入并决议免除孔国利副书记职务，降为普通员工，调离焦化厂，调入铁合金厂。事后，原兖州焦化厂、铁合金厂贯彻集团公司总经理决议，由原兖州焦化厂相关负责人带着孔国利及其人事档案交于铁合金厂，铁合金厂接受并安排孔国利回家等通知上班，但此后铁合金厂一直未通知孔国利上班及其岗位，也未通知孔国利或原兖州焦化厂及时把养老保险关系转过来。如果孔国利长期不来上班，铁合金厂应按厂纪厂规对其旷工行为作出告诫、除名等处分，但铁合金厂未作出此类表示，直到2009年年底企业停产，青钢集团要求其厂内员工人数只减不增，铁合金厂此后又以此为由拒绝、敷衍孔国利的前述请求。 其次，基于2000年代国企对劳动者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较强，该养老保险关系未转移，相对于企业和劳动者而言，企业的责任要大于劳动者；既然原兖州焦化厂和铁合金厂共同接受青钢集团对孔国利的工作关系调动意见，作为其工作关系接受单位，铁合金厂应在孔国利报到后及时催促原兖州焦化厂办理附随手续（养老保险关系从原企业转出等）；作为原兖州焦化厂亦应对此配合，2013年兖州焦化厂时任厂长联络铁合金厂厂长过问孔国利的事，视为原兖州焦化厂对此有配合行为，所以，对于该养老保险关系未转移，原兖州焦化厂的责任相对要小于铁合金厂。不论孔国利对免去副书记有多大意见，既然已知被降为普通员工、跟随报到调往铁合金厂，其消极对待，迟迟不上班、不催促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孔国利本人对养老保险关系未转移，亦有一定责任；青钢集团作为两企业的共同主管上级，对孔国利，主要从党组织关系上作出处分，同时在其工作关系调动上也已作出决议、授意。此后，孔国利与兖州焦化厂、铁合金厂发生了劳动关系纠纷，青钢集团不承担劳动法意义上的主体责任。 再次，如前说参照的《山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办法》（鲁政办发［2010］50号）第十一条。鉴于养老保险关系等附随义务，在工作关系调动后需要新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启动、原用人单位配合，新、原单位所驻地的社保部门需审核，这都需要一定的期限。且兖州焦化厂于2000年5月，向原兖州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提报《企业职工减少情况表》载明，孔国利养老保险交纳截止日期为2000年4月，所以孔国利应从2000年5月开始与铁合金厂建立劳动关系。十四年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动者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违反诚信原则，也违背了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劳动法律法规对双重劳动关系持否定态度。所以，孔国利2014年4月1日开始联系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入职工作，后该公司为其发放工资、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所以从2014年3月底视为与铁合金厂终止劳动关系。孔国利与铁合金厂从2000年5月至2014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孔国利未实际提供劳动义务，铁合金厂未实际发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两者属“两不找”状态，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 另外，鉴于孔国利从业历经多个企业、工龄较长，为切实保障其合法劳动权益，本院有必要确认其此前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年限。对此，有孔国利的人事档案记载为凭，孔国利与冠远公司亦无异议。即孔国利从1983年8月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参加工作，1987年12月调入冠远公司工作至2000年4月，孔国利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五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判决如下： 一、原告孔国利与被告山东冠远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1987年12月至2000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孔国利与被告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从2000年5月至2014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从2000年5月至2014年3月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 二、第三人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劳动法意义上的主体责任； 三、驳回原告孔国利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谢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