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7民初9180号 原告：李杰，男，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原告：李心勇，男，196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原告：王玉兰，女，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佺，巴中市通江县金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巴中厚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江北郑家街燃气公司住宅楼******。 法定代表人：钟玉平，职务不详。 被告：成都厚聚汽车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星汉路**附**/div> 法定代表人：陈荣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艺民，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杰、李心勇、王玉兰与被告巴中厚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厚聚公司”）、成都厚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厚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杰、李心勇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佺，被告成都厚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巴中厚聚公司经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杰、李心勇、王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87433.97元（原告提车之前总开支101415.97元＋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判决承担的387318元）及资金利息（2018年12月17日起至款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事实与理由：原告李杰于2016年8月16日在四川瑞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奔驰汽车一辆，同时原告已交部分购车款，二被告自愿为原告申请办理汽车消费贷款并担保。李杰提车后于2016年9月30日在交通警察部门进行车辆登记，车主为李杰，年牌号为川ＹＰ××××。由于多方面因素二被告未在金融部门及时办理好李杰的汽车消费贷款。二被告再次与李杰商量，要求李杰找其父母李心勇、王玉兰作为贷款人再次进行贷款。二被告的工作人员杨样与李杰一同到李心勇、王玉兰西安务工的地方要求李心勇、王玉兰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二被告在未办理完毕李心勇、王玉兰的贷款过程中于2016年11月份在通江将李杰的川ＹＰ××××小型汽车悄悄开走。李杰经报警后才得知二被告将车开回了成都厚聚公司。二被告在将汽车开回成都厚聚公司后，仍为李心勇、王玉兰办理贷款270500元的贷款。二被告将李杰的川ＹＰ××××小型汽车长期占用，进行随意使用，并多次违章。致使原告李杰的车辆大大的贬值，至今已无返还价值。同时还给三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现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成都厚聚公司辩称，根据现有证据，结合李心勇的陈述，可以确认案涉车辆是由巴中厚聚公司扣留并控制的，与成都厚聚公司无关。原告有多种渠道多次机会和能力合理地协商处理争议，但其并未采取，无论车辆是否被二被告扣留，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主张损失的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巴中厚聚公司未做答辩。 经审理查明了以下事实： 一、2016年6月26日，原告李杰与通江县圣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飞公司”）签订《汽车订购合同书》，以28万元购买奥迪A4L汽车1辆，同年8月15日，李杰向圣飞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浩伟个人账户转款104000元。之后经杨浩伟介绍，李杰决定在四川瑞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星公司”）购买奔驰牌汽车。 2016年8月12日，李杰、杜艳（李杰妻子）与成都厚聚公司签订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担保合同书，约定李杰因购买奔驰汽车向银行申请贷款271000元，成都厚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同时，李杰、杜艳向成都厚聚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如因故未能办理银行按揭手续，自愿将车辆交给成都厚聚公司保管，并支付违约金。2016年8月16日，巴中厚聚公司的业务员杨某受成都厚聚公司指派向瑞星公司刷卡支付了购车款234000元后，瑞星公司将案涉汽车出售并交付给李杰，车牌号为川ＹＰ××××。 因李杰未能通过银行放款审批，2016年11月，李杰名下的汽车被开走。之后李杰父母即原告李心勇、王玉兰根据被告要求以自己名义申请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高新支行）”贷款。2016年12月，李心勇、王玉兰与工行高新支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合同》，载明因购买梅赛德斯奔驰牌汽车，通过在工行高新支行办理汽车专项分期业务以透支方式支付，金额为270500元。担保方式为本车抵押加 成都厚聚公司全程担保。李杰与成都厚聚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约定李杰就李心勇、王玉兰本次汽车抵押贷款就成都厚聚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为成都厚聚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委托成都厚聚公司将按揭银行发放的汽车消费贷款划至成都厚聚公司的账户。工行高新支行向李心勇、王玉兰发放贷款270500元后付至成都厚聚公司银行账户。后因李心勇、王玉兰未按期还款，经工行高新支行催收，成都厚聚公司在2017年4月7代李心勇、王玉兰结清了透支款、手续费及透资利息共计274091.60元。 2018年7月12日，成都厚聚公司向本院起诉，要求李杰、杜艳、李心勇、王玉兰支付274091.60元代偿款及利息，违约金81150元。本院经缺席审理判决李杰、李心勇、王玉兰支付274091.60元及违约金81150元。该案已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现暂执行到案款2万余元。 二、2017年，李杰向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圣飞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书》，圣飞公司双倍返还定金4000元、退还购买款68400元、赔偿损失2万元。该案经一审二审，生效判决认定杨浩伟向瑞星公司支付了购车款42800元、保费、购置税，判决圣飞公司向李杰退还25345.03元，驳回了李杰其他诉讼请求。 三、经原告方申请，本院通知了证人杨某到庭。杨某到庭作证称，其于2016年5月至2018年11月在巴中厚聚公司上班，工作岗位为汽车分期业务。李杰在瑞星公司买车，分期业务就是杨某具体负责。巴中厚聚公司与成都厚聚公司虽系不同法人，但成都厚聚公司实际是巴中厚聚公司的总公司。按照公司规定，担保只能由成都厚聚公司做，故原告方是与成都厚聚公司签订合同。按照成都厚聚公司风控部门要求，担保车在提车时都要交一把钥匙留在成都厚聚公司。2016年11月，李杰给杨某打电话，询问车辆是否被公司拖走。杨某就给巴中厚聚公司内勤联系，内勤确认是成都厚聚公司拖走的。杨某将成都厚聚公司联系方式告知了李杰，后来听李杰说拖车的人也给他联系了，证实是成都厚聚公司拖走，并要求李杰交3万元赎回。 四、庭审中，原告方提交录音光盘，系李杰与“向总”通话录音。内容为车子被拖走后，双方商量银行还款事宜，其中有“向总”说“车子不得要你的，该付清的付清……还进（还款账户）来”，李杰表示车子现在有人在使用，有违章，向称“你到成都来再商量”。在对话中，双方均称巴中厚聚公司为“巴中分公司”。对于该段录音，成都厚聚公司质证认为，因成都厚聚公司早已暂停办理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原有工作人员已离职，无法查询“向总”身份。成都厚聚公司之前开展业务催收均是由合作方自行负责，相应车辆移交保管也是合作方负责。成都厚聚公司没有存放过案涉车辆及钥匙。 上述事实，有行驶证登记证书、银行卡凭证、录音资料、汽车违章记录、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证明、银行交易清单、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案涉汽车由谁拖走；二是原告主张的487433.97元损失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案涉汽车的担保合同是原告与成都厚聚公司签订，成都厚聚公司代原告方支付的购车款及银行代偿款并行使追偿权，根据杨某的证人证言及李杰与“向总”的录音，均指向车子由成都厚聚公司拖走；成都厚聚公司无证据证明“向总”非其公司员工，即使车子由“合作方”拖走亦是受成都厚聚公司指派。综上，能推断案涉车辆由成都厚聚公司拖走。对于双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方以其提车之前总开支101415.97元以及其应承担的387318元（本院判决其应向成都厚聚公司的代偿款及违约金35万余元＋诉讼费＋已被执行款项），共计487433.97元作为其损失依据，上述款项与成都厚聚公司拖车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拖车行为也不会必然导致产生上述费用。综上，原告要求成都厚聚公司赔偿其487433.97元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巴中厚聚公司在本案中未与原告建立车辆担保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杰、李心勇、王玉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12元，公告费560元，共计9172元，由原告李杰、李心勇、王玉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娜 人民陪审员  蒋裔鸣 人民陪审员  杨 鑫 二０二０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