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02民初6888号原告：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5840067203。法定代表人：曾莉莉，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黎青，江西百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海尔思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314785437C。法定代表人：熊雪云，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何礼恒，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被告：陈娟萍，女，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樟树市清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三九公司)、何礼恒、陈娟萍侵权责任纠纷（立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黎青、被告何礼恒、陈娟萍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167813元（其中被法院强行划走161813元，一审上诉费6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5万元（其中律师费2万元，差旅费、误工费及名誉损失等暂计算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28日，原、被告签订《贴牌加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加工生产“速夫克”产品，被告必须合法经营，不得经营假冒和侵权产品…商标及设计图案等涉及知识产权内容方面的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等。但是，被告在2016年左右委托原告生产加工产品的同时，又冒充原告名义委托他人生产侵权产品，该产品侵犯了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商标权，并已造成原告实际赔偿他人损失161813元（详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划付款凭证），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特别是，签订合同时作为被告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人的何礼恒和陈娟萍两被告在侵权行为被起诉之后，有意将公司资本由100万元减资变更成5万元，并退出该公司全部股权，致使被告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无力承担侵权所造成的赔偿责任。作为公司侵权时的股东和实际经营人的被告何礼恒、陈娟萍明显存在逃债而恶意转移资产及股权，依法应当与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三九公司答辩要点：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案涉被控侵权的“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以下简称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自行生产并销售的，答辩人仅仅是原告的总经销商之一而已。原告提交的《贴牌加工合同》与本案毫无关联，根本不足以证明答辩人是被控侵权产品的委托加工人，而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恰恰反证被控侵权产品系原告自行生产并销售的。理由如下：1、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均明确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生产的，并未认定该产品系由答辩人委托其生产的，该案在上述两级法院审理期间，原告也当庭明确自认案涉被控侵权产品系由其自行生产的；2、至于销售，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本质上是由原告通过发展总经销商的形式而组织销售的；3、原告提交的《贴牌加工合同》根本不足以证明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答辩人委托加工的。（1）该合同是原告单方持有的合同，答辩人从未与原告签订过该合同。合同上的公章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是原告利用答辩人委托其办理公司成立手续时，私自加盖的；（2）贴牌加工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要求乙方（委托方）对产品质量承担责任（第三条第1款）则更无法律依据，故该合同不具有合法性；（3）最关键的是，该合同所列委托加工的产品是“狼毒菌一净”“五毒菌一净”两个产品，而不是案涉被控侵权的“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该两个产品是否侵权也无证据证明。（4）答辩人也从未经销“狼毒菌一净”“五毒菌一净”两个产品。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答辩人曾经经销过该两个产品；4、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更不能证明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答辩人委托原告加工的，相反恰恰能够证明该产品是由原告自行组织生产并通过发展总经销商的形式销售的。二、正因为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自行生产并销售的，故因该产品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1、根据我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侵害商标权的责任主体应该是生产者，生产者负有保证其生产的产品不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法定义务，销售者除非明知其销售的产品是侵权产品，否则不承担责任。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答辩人对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仅仅是“侵权产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速夫克’商标由被告三九克菲公司注册，并且标注有‘总经销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2017）鲁01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并没有认定答辩人是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者或委托加工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则进一步认定，“金思康公司明确认可案涉被控侵权产品系其生产、销售，其与三九克菲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这就非常清晰的界定了二者在共同侵权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两级法院都认为二者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但其依据仅仅是被控产品上标注的“速夫克”商标系答辩人所有及产品外包装盒上印有答辩人为总经销商的字样，从而推定答辩人明知该产品侵权。但是对于谁是生产者、谁是销售者，该两份判决书都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认定。2、原告作为生产企业，对生产产品的备案资质文字规范相关法规是专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生产商依法对自身生产的产品负全部责任，而原告生产的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属侵权产品，原告不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甩锅到答辩人（总经销商），推卸责任，这种做法毫无理由和荒唐至极。三、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要求答辩人对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承担赔偿责任、并据此要求追回对其已经支付的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从事实上看，如前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答辩人是案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足以证明答辩人是该产品的委托加工者。事实上，该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是原告，其次，从法律上看，《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山东省两级人民法院之所以判决原告和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是相对于商标权人报恩堂公司而言的，是出于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需要。但相对于原告和答辩人二者内部而言，必须区分谁是生产者、谁是销售者，从而确定真正的侵权人，这正是本案审查的重点。2、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其因侵权而发生的上诉费和律师费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1）上诉是原告向报恩堂公司主张抗辩权利的表现，与本案毫无关联性。（2）原告单独提起上诉而答辩人并未上诉的事实，恰恰表明原告心理非常清楚，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将最终落到原告的身上。（3）原告并未提供要求答辩人承担上诉费、律师费的合同依据；3、答辩人并非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侵权人，要求答辩人承担名誉损失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所谓的名誉损失费3万元也完全是子虚乌有，凭空想象。被告何礼恒及陈娟萍答辩要点如下：首先，两答辩人完全认可第一被告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的答辩观点，坚持认为，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自行生产并销售的，原告与三九克菲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三九克菲公司仅仅是该产品的总经销商。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三九克菲公司的减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何礼恒退出该公司的经营也是合法的股权转让行为，原告诉称两答辩人“为逃债而恶意转移资产及股权”、并要求两答辩人与三九克菲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答辩人原本是市场的业务员，原告见答辩人有销售能力，就建议答辩人成立公司，并给答辩人提供办公场所，代办公司注册，以公司名义专门销售原告生产的产品，其中就包括案涉被控侵权的黄皮肤产品，并将原告拥有的“速夫克”注册商标转让给答辩人成立的三九克菲公司，许以三九克菲公司对“速夫克”牌黄皮肤产品的总经销权。后来，因三九克菲公司销售业绩的下滑，三九克菲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少，三九克菲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随即修改了公司章程，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并在报纸上予以了公告（因公司当时没有债权人，无需通知债权人），履行完毕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减资的全部手续。随后，答辩人何礼恒退出公司经营，将公司的股权合法的转让给了熊雪云。无论是减资还是股权转让，答辩人都依照公司法的要求履行了全部手续，并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原告要求两答辩人与三九克菲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本没有法律依据。退一万步说，即使认为两答辩人存在减资瑕疵，也充其量只能要求答辩人承担补充责任，并非连带责任。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一、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一）《贴牌加工合同》及两个外包装盒，拟证明原告仅为被告贴牌加工了“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两个产品，侵犯报恩堂公司“黄皮肤”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是被告利用双方合同关系的便利委托他人以原告的名义生产的，侵权产品与原告无关。（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判决原、被告共同赔偿对方经济损失15万元，并承担一审诉讼费600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二审上诉费6000元，事实上法院判决认定的侵权产品并非被告委托原告加工生产的，而是被告委托他人冒充原告名义加工生产的。（三）原告提交的法院执行文书及银行扣划单，拟证明法院累计从原告处划走161813元（在判决的基础上增加了2293元执行费），这是原告的直接损失，与证据二相互印证。（四）原告提交的支付2万元律师费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部分往来车票、住宿费等相关凭证和微信往来记录，拟证明原告为应诉支付了开支和人工费用及律师费用（这是原告的损失之三）。被告至少应承担原告的合理维权开支5万元（其中律师费2万元，二审上诉费6000元，其他应诉损失开支等约3万余元）。（五）原告提交的被告三九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何礼恒、陈娟萍恶意减资及转让股权的事实；被告何礼恒、陈娟萍对其经营被告三九公司期间的侵权行为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对原告的上述举证，三被告经质证共同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1、该合同是原告单方持有的合同，三被告从未见过该合同，合同上的公章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是原告利用被告委托其办理公司注册手续时，私自加盖的，故不具有真实性；2、贴牌加工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要求乙方（委托方）对产品质量承担责任（第三条第1款）则更无法律依据，故该合同不具有合法性；3、最关键的是，该合同所列委托加工的产品是“狼毒菌一净”“无毒菌一净”两个产品，而不是案涉被控侵权的“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而“狼毒菌一净”“五毒菌一净”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被告也从未经销“狼毒菌一净”“五毒菌一净”两个产品，该两个产品是否侵权也无证据证明；4、该合同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合同表明原告是合同产品的生产者，被告三九克菲公司仅仅是“享有‘速夫克’的总经销的所有权”，“外包装即说明书由甲方（原告）审稿通过后印刷”，而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正是因为外包装上突出使用“草本黄皮肤”字样而导致侵权。合同第四条第2款所约定的“商标及设计图案等涉及知识产权内容方面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由乙方（被告）承担”的真实意思是乙方对“速夫克”商标及该商标的设计图案负责（如该商标在外包装上的位置及图案大小等），并非对产品的外包装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负责，故该合同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案涉“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是由被告委托加工或贴牌加工的,不能成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相反，该两份判决书恰恰证明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生产、销售的。“金思康公司……与三九克菲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两份判决书认定被告三九克菲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依据是，案涉被控侵权产品上标注的总经销商是三九克菲公司，“速夫克”商标系三九克菲公司所有。从而排除了三九克菲公司的“普通意义上的销售者身份”，从而推定三九克菲公司与原告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原告代理人刚才说的济南中院的判决书第三页的内容，是原告的自述，并非法院认定的事实，也不能对抗法院认定的事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该组证据所对应的赔偿款本身就是原告应该承担的赔偿款。对证据（四），三被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三性和证明目的都持有异。该两份发票是因何案而发生的代理费并不清楚，故不具备真实性；其中的一份发票不是原件，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是因报恩堂公司起诉原告商标权纠纷案而发生的代理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两份发票上所涉及的金额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综合凭证、转账截屏件三页和机票截屏件一页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但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该组证据所对应的相关费用均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三被告对该费用承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五）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三九克菲公司的住所地与原告一致（事实上，三九克菲公司就在原告公司之内，是原告为了便于经销其案涉被控产品而要求被告设立的公司），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10月30日。而原告提交的《贴牌加工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12月28日。二、三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事实，共同提供的证据有：（一）被告三九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何礼恒、陈娟萍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三被告的诉讼主体和基本信息。2、被告三九公司的住所地是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海尔思路**，与，与原告的住所地完全一致/div>（二）租赁合同书、宜春市工商局的《证明》。拟证明三九公司与原告的办公地点混同。（三）“速夫克”《商标注册证》和《商标转让证明》。拟证明案涉“速夫克”商标是由原告于2014年5月14日注册成功的，2015年11月27日转让给被告三九公司。从而证明原告提交的《贴牌加工合同》中所涉及的“速夫克”商标在签订该合同时的所有权人是原告。（四）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案涉被控侵权产品是由原告生产、销售的，被告三九公司仅仅是“速夫克”牌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的总经销商而已。“金思康公司……与三九克菲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2018）鲁民终1634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并非委托加工或所谓贴牌加工的关系。2、虽然两份判决书均判决三九克菲公司与原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依据仅仅是案涉被控侵权产品上标注的总经销商是三九克菲公司，“速夫克”商标系三九克菲公司所有。从而排除了三九克菲公司的“普通意义上的销售者身份”，从而推定三九克菲公司与原告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五）被告三九公司减资时的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新法制报》上的公告，公司变更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三九公司减资时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全部的法定义务。公司减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为逃债而恶意转移资产及股权”。（六）企查查上查询到的裁判文书，拟证明原告因为生产被控侵权产品而被报恩堂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七）山东省济南中院一审开庭期间，被告三九公司的代理人依据报恩堂公司提供的证据所书写的质证意见。拟证明原告生产了案涉侵权产品之后，发展了多家总经销商，其中济南中院所涉及的经销商就包括上海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三九瑞恩药业有限公司、杭州美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拓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中上海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三九瑞恩药业有限公司就是原告的关联公司。实际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曾莉莉的关联公司，该事实在山东省高院判决书中的第六页可以得到印证。对三被告的上述举证，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变更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三九公司在原告公司租了一个办公室，不能叫混同，只是地址相同而已。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有异议，是商标转让之后的侵权。另案原告主张的侵权时间是2016、2017年。不是在转让商标之前，是在转让之后。对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山东高院的这个可能是笔误。被告利用双方合作的便利，冒充原告的名义生产，这个产品不是原告生产的，原告并不知道。合同中说要经过原告审核，侵权产品原告没有经过审核，而合同中的产品是经过审核。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变更的合法性存疑，被告变更后能够承担相应的债务，那没问题，如果减资后，无法承担债务、逃避债务，那变更肯定是非法的。资产负债表的三性有异议，是单方面的，如果是有债权人，那肯定是不行的。被告的变更是在生效判决之后，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提出异议。有一点原告认可，河北保定确实有这个案子，但是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是他人冒充我们侵权。对证据（七）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这是被告方在另案的陈述。是他人冒充原告去侵权的。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三被告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合同有原告及被告三九公司的签章，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被告认为没有签过这份合同，但被告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侵犯报恩堂公司“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是被告利用双方合同关系的便利委托他人以原告的名义生产的。另外，侵犯报恩堂公司的产品是“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但是该合同涉及的产品是“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两个产品，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三被告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原告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因本案的案由为承揽合同关系纠纷，双方签订的承揽合同约定的产品为“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而另案的涉案产品系“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与本案并无关联，且原告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调查中，原告明确认可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系其生产、销售，其与被告三九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其使用的商标也是被告三九公司的。原告是“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的生产者，被告三九公司只是“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的总经销商。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三被告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所对应的赔偿款本身就是原告应该承担的赔偿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本案原告起诉的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双方《贴牌加工合同》涉及的产品系“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而原告及被告三九公司与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在山东两级法院所涉侵权产品为“草本黄皮肤抑菌乳膏”，因此才被法院执行扣划了该款，该款与本案的承揽合同纠纷并无关联。对证据（四），三被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综合凭证、转账截屏件三页和机票截屏件一页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对其关联性持也有异议，该组证据所对应的相关费用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为应诉花费律师费2万元及二审上诉费6000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差旅费票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在山东两级法院应诉而花费的律师费、上诉费等是行使自身诉讼权利的选择，不是必须产生的费用，且最终法院认定原告是生产者，被告三九公司为总经销商，原告自身存在侵权行为。对证据（五）的三性，三被告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二、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对证据（一）的三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的三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明目的能够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与事实相符合，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证据（四）的三性，原告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证明目的是山东两级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三九公司减资是否合法的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里予以论述。对证据（六）的三性，原告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承认确有该案件，且该文书系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生效文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原告等人，并不能证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原告生产了被控侵权产品。对证据（七）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原告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三九公司在另案中对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综上认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12月，原告与被告三九公司签订了一份《贴牌加工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原告为被告生产“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两个产品，被告享有“速夫可”的总经销商权，包括自行发展分销商和管理分销商的权利。乙方必需合法经营，不得经营假冒和侵权产品，保证不利用本品从事欺诈行为，如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应将信息及时反馈给甲方，并积极主动配合甲方进行市场整顿。商标及设计图案等设计知识产权内容方面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原告及被告三九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合同上约定的两个产品外包装上印有生产企业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总经销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日，山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三九公司及原告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要求被告三九公司及原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原告拥有的第7642945号“黄皮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的行为；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三九公司及原告承担。山东省中级人民经审理认为涉案侵权产品系由原告和被告三九公司共同生产、销售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6月15日作出判决：判令原告及被告三九公司赔偿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5万元，由原告及被告三九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6000元和保全费3520元。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认可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系其生产、销售，其与三九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其使用的商标也是三九公司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27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承担。2019年2月1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和宜春三九克菲药业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立即履行赔偿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150000元、案件受理费6000元、保全费3520元、执行费2293元，共计161813元。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7月17日和7月18日分别从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账户内扣划了43032元和118781元共计161813元。另查明：1、原告于2014年5月14日注册了“速夫克”商标，2015年11月27日，原告将该商标转让给被告三九公司。2、被告三九公司在2018年1月28日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确定将公司资本减少95万元，同意何礼恒将所占公司股份4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80%）全部转让给熊雪云，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股东何礼恒退出股东会。由熊雪云、陈娟萍组成新的股东会。被告三九公司2018年2月13日在新法制报上刊登了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2018年4月10日向宜春市袁州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2018年5月11日编制了公司资产负债表。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本案立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但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三九公司赔偿其损失的理由是被告在委托原告生产加工产品的同时，又冒充原告名义委托他人生产侵权产品，导致自己被法院认定侵犯了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黄皮肤”商标权，自己的银行账户存款被法院扣划，被告三九公司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利，案由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更为妥当，故本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侵权责任纠纷。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三九公司赔偿损失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1、原告认为侵犯报恩堂公司“黄皮肤”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是被告三九公司利用双方合同关系的便利冒充原告的名义委托他人生产的，但被告对此均予以否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侵权产品系由原告与被告三九公司共同生产、销售，而且原告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认可被诉侵权产品系其生产、销售，其与被告三九公司系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关系，其使用的商标也是被告三九公司的。庭审中，原告并未提供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事实主张不予采信。2、原告认为根据《贴牌加工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3条：“乙方（被告）必需合法经营，不得经营假冒和侵权产品，保证不利用本品从事欺诈行为，如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应将信息及时反馈给甲方（原告），并积极主动配合甲方进行市场整顿。”、第四条第2款：“商标及设计图案等设计知识产权内容方面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由乙方（被告）承担。”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双方签订的《贴牌加工合同》，加工的产品为“狼毒菌一净”和“五毒菌一净乳膏”，与侵犯江西报恩堂药业有限公司“黄皮肤”商标权的产品“草本黄皮肤”乳膏并非同一产品，原告不能依据该《贴牌加工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三九公司赔偿损失，没有相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关于被告何礼恒、陈娟萍是否需要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何礼恒、陈娟萍共同赔偿原告损失的理由是两被告是被告三九公司的股东与经营人，在侵权行为被起诉之后，有意减资，明显存在恶意转移资产的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及以上论述，被告三九公司无需向原告赔偿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何礼恒、陈娟萍与被告三九公司共同赔偿损失，无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减资是否合法，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与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67元，保全费1620元，共计6187元，由原告江西金思康药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14×××07，户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不交纳，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         昆人民陪审员 单锦林人民陪审员敖高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袁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