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624民初852号 原告：邱文权，男，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重庆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826187158。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 法定代表人：张仲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阳阳，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告：樊祎澜，男，197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人，住重，住重庆市长寿区div> 被告：张长林，男，1965年1月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住重，住重庆市九龙坡区div> 原告邱文权诉被告中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中启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向本院提出中止诉讼申请，认为有人冒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已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已受理，故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裁定中止审理并转为普通程序。2019年7月19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中启公司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撤销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但从（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记载：“重审过程中，应进一步通过查明代理行为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以及工程监理方和实际施工人与涉案工程项目发生法律关系的过程以及工程建设的前后情况，对签订及履行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等案件事实进一步认定。”的内容，因本案与中院重审的上述案件系关联案件，该裁定书中的上述内容对本案的审理可作为参考依据。因此，本案恢复审理，诉讼中，被告中启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申请追加樊祎澜、张长林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文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被告中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昆、武阳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樊祎澜、张长林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文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款及利息共计2651774.33元，并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照3元/吨/天至全部钢材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全部钢材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3元/吨/天计算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中启公司因承建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景星小区”项目需要，于2016年11月8日与原告签订《钢材购销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明确了被告向原告购买钢材，并对钢材的价格、结算方式、支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当时应被告要求，在未取得工商登记注册时，我找人刻制了《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加盖在甲方处，该经营部至今未获登记注册。合同签订后，我依约向被告供应钢材若干，截止2016年12月21日共计供应各类钢材539.5915吨，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被告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钢材款，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实现债权，特具状起诉，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中启公司辩称，1.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2.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者裁定中止诉讼；3.本案疑点重重，可能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请求对本案供货数量的认定一定要结合原始送货单、流水单为依据；4.根据之前沟通的情况，原告陈述鸿运经营部申请营业执照未获批准，鸿运经营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具签订合同资格，涉案合同无效，结算只应以原告进货成本；5.从所有案件材料来看，均是樊祎澜冒用中启公司名义对涉案工程组织施工，樊祎澜属于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应依法拘传，不能缺席审理。原告起诉金额缺乏证据支持，涉案合同签订人樊祎澜、张长林非中启公司员工，中启公司也未授权二人签订合同，中启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钢材购销协议》，对该买卖情况不知情。 被告樊祎澜书面答辩称，首先，被告于2016年经程惠波和王小凡介绍给中启公司，任中启公司（之前为“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省大关县工程项目经理。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中启公司前期派了一名叫李建（李玉建）的人在项目上管理所有印章（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后期是一名姓郑的中老年人管理章，郑某长期在工地和管理人员一起食宿，逢人都说他是管印把子的（就是管章的），整个工地的多数人都知道。后来中启公司代理律师吴昆给被告讲，王小凡将印章交回中启公司后，张仲云已经销毁了。作为项目经理，按照现在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中启公司让被告垫付前期工程费用，所有费用按3%的月息在收到工程款后一并支付给被告，由于被告生病后整个工程就演变成目前的状况。大约2017年8月，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到重庆长寿找到被告，要求被告作为项目经理加出资人身份承担下一切责任，帮助中启公司开脱法律责任，由中启公司出钱打官司，事成后给被告2000万元（含垫资款）作为补偿，中启公司认为被告垫付约1000万元肯定会答应此事，但被告没有答应中启公司张仲云的无耻要求。当时，被告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记忆时有时无，中启公司张仲云的王姓律师找到被告，拿了一份写好的笔录让被告签字，由于被告刚大病初愈，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确实签了名。2017年9月27日，中启公司的律师吴昆到重庆长寿区来找到被告，再次要求让被告承担一切责任，被告仍没有答应中启公司的无耻要求。在没答应中启公司要求的情况下，中启公司就商量趁被告大病期间把被告推到对立面，想惹被告情绪激动发病而亡（因被告的病不允许情绪激动），中启公司为了达到其肮脏目的，就诬陷被告私刻公章。在此期间，中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吴昆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中启公司张仲云等人的险恶用心。被告以一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的神圣党性起誓，没有私刻公章，一切都是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及其团伙为了拖欠民工工资、材料款及不归还被告的垫资款所作出的上述行为。其次，中启公司在云南省建设厅办理入滇备案证上的驻滇办公地址就是大关县接官厅（该项目地址），证明中启公司对该项目是认可的，且在当时也是唯一性的。同时，在大关县建设银行开设项目账户所留印鉴（公章、项目章、法人章、财务章）及施工合同，均由中启公司委托人员办理，其办理流程建设银行有严格规定，且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所有相关资料均使用项目章，可核实是否与所留印鉴一致。另外，有王小凡签字且盖有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章的补充合同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知晓且认可该项目的。另外，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亲自到项目现场指导工作，有现场视频录像，也可证明中启公司一直在经营该项目。再次，大关县住建局办理施工许可证，也是中启公司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工程师证书等原件查验后留存复印件，同时还提供了合同原件。至于大关县住建局撤销施工许可证的原因，据说是建设单位提供资料不合法而不是施工单位的资料不合法。撤销施工许可证与中启公司是否认可该项目没有直接关系。张长林的签字，没有中启公司授权，相信他不会签字，在外打工，公司领导一句话，也必须执行。最后，因被告生大病，不能到庭参加法庭审理，望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裁判。 被告张长林未到庭亦未答辩。 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原告邱文权提交了如下证据： 1.《钢材购销协议》1份，证明2016年11月8日以原告邱文权为甲方，以中启建设公司为乙方签订《钢材购销协议》1份，对钢材的单价、结算、付款时间、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邱文权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被告中启建设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时由其经办人张长林签字确认。原告使用的“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系邱文权私自雕刻，并未核准登记注册。2.张长林、邱文权公民身份证各1份，证明中启公司委托张长林签字，张长林作为该合同经办人，邱文权在合同甲方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因“鸿运钢材经营部”的命名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邱文权应该是合同的甲方。3.《情况说明》及《告知函》各1份，证明邱文权向中启公司陈述所使用的“鸿运钢材经营部”印章未登记注册，其债权债务由邱文权承担，中启公司合同签订人张长林及项目经理樊祎澜签字确认，原告的主体身份符合法律规定，是本案适格当事人。4.进场钢筋原材料核定单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14日对原告提供钢材的进场时间、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货款金额、利息进行了结算，其中钢材量为539.5915吨，钢材款2173993.832元，利息60136.68元，共计2234130.51元，公司资料员严中强，材料主管张长林及项目经理樊祎澜均签字确认。5.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9月24日，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公司张长林和樊祎澜均签字向原告出示证明，欠付原告钢材款2234130元，并加盖被告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该款项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的事实。6.进场钢筋货款结算单，证明2017年9月30日，张长林、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与原告办理了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货款及利息共计2651774.33元，该份证据产生时间在《证明》之后，能证实中启公司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仍然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7.银行流水2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后，被告公司樊祎澜、袁浩宁支付运费的情况。 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中启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中启公司的印章系伪造，张长林并非中启公司员工，也未授权签字，甲方系“鸿运钢材经营部”，并没有邱文权的签字，合同签订以“鸿运钢材经营部”作为主体；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张长林、邱文权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中启公司委托张长林签字，张长林作为该合同经办人，邱文权在合同甲方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码，由于“鸿运钢材经营部”的命名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邱文权应该是合同的甲方。邱文权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能证实其与“鸿运钢材经营部”有任何的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认为，《情况说明》系邱文权自行书写，等同于当庭陈述，不具备任何证据效力，《告知函》是事后补制，按照常理告知对象只会签收《告知函》，既然不存在“鸿运钢材经营部”，那么加盖的“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从何而来？邱文权与“鸿运钢材经营部”之间的关系无从查明，应当结合原始的发货单及进货单才能证明，究竟是邱文权还是“鸿运钢材经营部”进货后销售给中启公司。对第四组证据认为，该核定单没有中启公司的人员及公司印章，该证据中记载的进场时间、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货款金额、利息等是否真实无证据佐证。对第五至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认为，真实性无异议，樊祎澜、袁浩宁并非中启公司员工，原告未提供供货的相应证据，仅凭《核定单》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 被告中启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刑事立案告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本案案涉工程相关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待侦查结束后再开庭审理。2.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撤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公告复印件1份，证明案涉工程因提供虚假资料，全部审批手续已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3.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樊祎澜在租赁合同中使用的印章系伪造。4.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两级法院已查明中启公司印章被他人伪造并用于案涉工程，中启公司并没有参与案涉工程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对案涉工程进行管理，更没有收取任何人缴纳的钱物。5.谈话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樊祎澜所作陈述与向法庭提交的答辩内容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因此对于樊祎澜的答辩，不应予以采信，应当以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的事实为准。6.收条复印件13份，经庭审休庭核实，收条是2017年8月张仲云了解到事实经过后联系上王小凡，王小凡称因樊祎澜患病，所有事宜由王小凡代为处理，王小凡将收条及一枚伪造的印章（字样中启公司）交给张仲云，同时将收条证明目的更改为：实际施工人已向本案原告支付钢材款208.6万元。以上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原件均在省高院卷内，司法鉴定意见书提交原件和复印件，法庭核对后，退还了原件。 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中启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被告在庭审上陈述其公司在2017年1月知晓了公司印章被伪造，但是立案告知书显示的报案时间是2019年12月12日，3年的时间被告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常理。同时立案告知书并非结案报告，其报案诉称的中启公司印章被伪造，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无法核实，是否与本案有关无法证明，原告对其三性均不认可，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认为，提交的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经原告查阅卷宗，大关县住建局是在被告中启公司申请之下发布的公告，中启公司提交的申请以及鉴定意见，大关县住建局仅进行了形式审查，鉴定的印章与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作出了该行政行为，并未排除中启公司同时存在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住建，住建局没有进行实质性审查在公告中载明“自2019年11月29日起，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原告签订合同以及履行合同期间，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均有效，原告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属于善意，其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被告也不能证明该份钢模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原告提交的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一致，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认为，两份裁判文书的案件尚未审结，法院依法认定，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对樊祎澜的谈话笔录是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结合樊祎澜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内容，不排除樊祎澜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以及身体欠佳、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陈述，无法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第六组证据认为，代理人先陈述系其在庭审前阅卷时法庭转交，但经庭审当庭核实，法官告知其卷宗中无上述证据，原告也从未提交上述证据，被告改称系其自己提交，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经原告核实其签字系被告伪造证据，请求法院根据情节对被告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该13份收条中有6份收款是邱文权签字，经当庭核实，原告对该6份收条中的签字并非原告所为，加盖的《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也非原告所为，同时与原告提交的《钢材购销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原告已经在庭审中陈述《鸿运钢材经营部》并未注册成功，因此没有正式的备案印章，加盖的印章不具有防伪标志，任何人都有私刻的可能性。被告称已经支付了收条中载明的钢材款，则应当向法庭提交银行流水，以证明其支付的事实，而非在本次庭审中先诉称其持有13份收条复印件是在法院阅卷的卷宗中取得，在原告以及法官告知卷宗中并没有该证据后，又改口是其自身提交，只有复印件，最后经原告质证后，法官再次询问，又告知法庭自己持有原件，要求原告当庭质证，被告该组证据的证据形式、证据来源、证明目的在庭审中多次反复，被告无法自圆其说，同时也超过了举证期限，请求法院不予认可。 本院代为出示被告樊祎澜快递寄交的如下证据：1.韵达快递单。2.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3.《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补充合同》。4.樊祎澜授权委托书。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6.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7.真实发票保证书。8.樊祎澜身份证。9.吴昆与樊祎澜微信聊天截图。10.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 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樊祎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通过扫码可以证明樊祎澜确实向大关法院邮寄了证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虽系复印件，但通过网上可以查到该份证据，中启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取得了入滇登记证，驻滇办公地址在大关县城接官厅，与案涉项目施工地址一致。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合同虽系复印件，经查询，中启公司原系“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合同加盖了“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时乙方代表处签名系王小凡，根据被告当庭陈述“张仲云了解到事实经过后联系上王小凡，王小凡称因樊祎澜患病，所有事宜由王小凡代为处理，王小凡将收条及一枚伪造的印章（字样中启公司）交给张仲云。”王小凡系张仲云委托的经办人，鉴于张仲云系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委托行为应当视为中启公司（曾用名：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该份证据与被告的陈述能相互印证，故原告对其三性均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认为，樊祎澜授权委托书、虽系复印件，但是由中启公司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查明的事实樊祎澜系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负责人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原告对其三性均予认可，樊祎澜的签字与原告提交的《进场钢材原材料核定单》、《证明》、《告知函》、《进场钢筋货款结算单》中樊祎澜的签字均是一致的。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虽系复印件，但是该份证据真实存在。对第六组证据认为，该份证据系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出具，对纳税人的名称中启公司外出经营地点在大关县，对方企业名称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进行了载明，能够证明中启公司作为景星小区建设的施工方开具了国税的外经证，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提供钢材的相对方系中启公司。对第七至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九组证据认为，吴昆作为中启公司代理人，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中诉称中启公司不认识樊祎澜，今天樊祎澜提交的证据中，吴昆当庭确认其系微信的相对方，中启公司申请追加樊祎澜为被告，二被告存在利益冲突，吴昆律师提交樊祎澜谈话笔录，不应采信。另吴昆作为本案及昭通中院确认合同无效一案的代理人，其行为足以代表中启公司，在微信中陈述中启公司确实参与了该项目，能够证实樊祎澜系中启公司在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同时该项目确实是中启公司进行建设，中启公司在该项目中与开发商的代理人白冀平发生了冲突，与被告陈述的即未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也未参与施工，同时也不认识樊祎澜，前后矛盾。对第十组证据认为，樊祎澜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与本案无关。 被告中启公司对樊祎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韵达快递单，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认为，甲方印章为伪造，乙方“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5月17日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名称变更的办事流程，变更之日应当将公司原有执照及印章全部交回并销毁，因此该合同于6月3日签订，所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王小凡也不是“容百川公司”或者“中启公司”的员工。对第四组证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委托内容是用于办理招投标、购买资料的相关事宜，且委托人员及内容全是手工填写，手工填写的内容及委托书原有的内容张冠李戴，逻辑不符，且委托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法定代表人张仲云的签字系他人伪造，这份委托书不能证实中启公司委托樊祎澜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经理的意思表示。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已由住建局公告撤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对第六组证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樊祎澜未陈述其来源的合法性，办理时间正是樊祎澜在重庆医院接受抢救的时间，所以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来源存在较大疑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吴昆与樊祎澜之间无任何委托合同关系，聊天中的“委托合同”另有所指，而非原告代理的断章取义。对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九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对第十组证据认为，上面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1月，这个时间与中启公司在之前的陈述及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陈述一致，能相互印证，证明中启公司所做的陈述是真实的。 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构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开工令、张仲云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第二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6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的《变更申请》。3.《云南省省外入滇企业基本信息登记申请表》。4.《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5.《授权委托书》、宁军峰身份证、《任命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员工聘用合同书。 第三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2016年9月6日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载明：樊祎澜为项目经理，袁浩宁为施工员，严中强为材料员。4.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项目经理证等证件。5.云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报监备案表，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均加盖各自公司公章。6.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7.樊祎澜的项目经理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载明：聘用企业变更信息，樊祎澜担任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经理。8.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9.关于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进度的情况说明，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各自加盖公司公章。10.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载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分别加盖公司公章，代表人签字。11.有关部门签署意见的签署单，载明：被告公司开户的建行大关县支行、城建部门、签证机关审核签字盖章。 第四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中启公司的开户许可证。3.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印章有核对人及时间）。4.授权书、张仲云的身份证、李玉建的身份证（有复印件与原件核对相符的印章，并加盖中启公司公章）。5.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校查结果截图。6.中启公司的对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截图。 第五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1.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调查令回执》。2.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80万元查验备案表。3.工作联系函，盖有中启公司公章。4.《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末页，盖有中启公司公章。 第六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2019年1月15日大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4民初57号调查令回执》。 第七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视频光盘复制件。（二）证据名称：视频光盘。 第八组证据：（一）来源：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形式：均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加盖印章的复印件。（二）证据名称：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案两次庭审笔录。 第九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情况说明。 第十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询问罗昌恒笔录1份，中启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一级建筑资质证及变更聘用企业、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2019年11月25日宁军峰授权委托书、撤销《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书、宁军峰参保缴费证明、大关县《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云）利司鉴所（2019）鉴字第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复印件。 第十一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证据名称：询问高永飞笔录1份，建行大关县支行提供中启公司公章、财务章及人名章印模、银行账户开户申请资料交接清单、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李玉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张仲云身份证、企业信用信息、中启公司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组成人员、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2016年7月13日的对公活期存款账户开立确认、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报表，2019年5月15日销户。 第十二组证据：（一）来源：大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形式：为本院民事审判庭（2018）云0624民初57号卷内加盖印章复印件。（二）询问樊祎澜笔录，其陈述：因生病未出庭应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建行提供的总包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的“樊祎澜”签名不是我的签名。原告邱文权提供的《钢材购销协议》是张长林签订的，他是材料采购，肯定听公司的，与对方签订合同，盖章是管理公章的人盖的，不是李玉建就是姓郑的老头，应该是在项目部签订的，公章在项目部，张长林是否有授权委托书我不清楚，当时各司其职。《进场钢筋原材料核定单》是我签的名字，应该是我补签的，邱文权他们提交打印一个材料，要求我们确认，是来长寿找我确认的，严中强是公司的，在项目上搞预结算，他们其他人签字了，说明货是送到了的，所以我才签字。《进场钢筋货款结算单》是我签名的，以合同为依据结算，我没有支付过钢材款，加盖《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的收条我不清楚这个事情，收条在哪里，我不清楚。原则上每次都有随货同行单，我生病后，听说所有的资料都被王小凡带回公司了。《告知函》是我签名的，当时我应该在病中，是我后来补签的，是其他人员签字完毕后我再签字的。中启公司公章、项目部章、法定代表人章及财务章，是中启公司专门派人管理的，先是李玉建管理，后来是一姓郑的（具体名字不清楚）来管理，材料都是公司传给项目部，打印后盖章。营业执照副本、资质等级证书、安全施工许可证复印件（盖鲜章）等材料，是李玉建带到工地拿给我看过，但没有交给我。有一份授权委托书交给我，委托权限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太远了，这些合同就委托我签订，根据建设法规定，是项目经理负责制。听说王小凡是中启公司股东，我是王小凡介绍的，因我有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资质，中启公司就任命我为案涉项目经理，李玉建给了我一份授权委托书，虽然期限只有十个工作日，但行业里都这样，实际项目经理要到项目完毕。工地开工前和开工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都到过案涉工地，工地停工后，公章、资料都交给王小凡，王小凡交回公司。中启公司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项目部成员名单中李玉建系项目经理，是开户时为了应付银行随便提交的。项目经理是要有资质的，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建局提供的资料中就有我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中启公司安排的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我系项目经理，并经住建局审核，如果没有质证证书，是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与龚芳林、欧强、邱文权等人签订合同时，项目部有总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施工许可证、入滇备案证（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等资料，他们相信我是代表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是2016年6月开工的，2017年春节后停工。 以上证据经质证，原告邱文权对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七组、第十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第六组、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请法院审查。对第九组、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十二组证据认为，该询问笔录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樊祎澜所陈述的部分事实不真实，《钢材购销协议》的签订人虽是负责采购材料的张长林，但采购钢材及签订合同是作为项目经理的樊祎澜才有决定权，因此，该协议的签订中启公司和樊祎澜共同决策，安排张长林签订合同。《进场钢筋原材料核定单》、《告知函》并非樊祎澜补签或病中签字，进场钢材经材料员、材料主管层层把关签字确认，最后报给项目经理樊祎澜签字是符合行业习惯的，也属正常业务范围，不属于补签。虽然樊祎澜与中启公司没有合同和聘任书，可申办的《建设施工许可证》上载明了项目经理樊祎澜，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即使没有书面合同或聘任书，也不影响樊祎澜项目经理的身份，以及代表中启公司管理案涉项目。原告与樊祎澜洽谈业务和签订协议在项目部，有理由相信相对方系中启公司。樊祎澜称没有支付过钢材款或运费，但原告调取中国建设银行昆明海口支行银行流水明确了严浩宁及樊祎澜均代表中启公司支付过结算之前的钢材款和运费。樊祎澜陈述对被告向法庭提供的收条不清楚这个事情，收条在哪里，我不清楚。本案根本不存在原告打《收条》以及出示《收条》给中启公司，是被告伪造的虚假证据，企图在庭上诬陷是原告提交，已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 以上证据经质证，被告中启公司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被告中启公司已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中的印章系他人伪造。《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他人伪造公司印章申报的，中启公司已向相关单位申请撤销。对第八组证据认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第十组证据认为，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资格证书》、《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加盖我公司公章系他人伪造的印章。2019年11月25日《授权委托书》、《申请书》、《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费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正好证明中启公司的印章被他人伪造，工程承包合同上的印章系他人伪造。对第十一组证据认为，《中国建设银行》的印鉴截屏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开户许可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组证据上白冀平和樊祎澜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对第十二组证据认为，该份笔录的制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且是在其他原被告未到场的情况下所作，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樊祎澜所述与实际不符，案涉项目开工前中启公司法人从未到过现场，中启公司也从未聘请其担任项目经理，按建设部文件要求，担任项目经理必须有建造师证，并注册至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由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等相应手续。樊祎澜在中启公司从未办理过任何入职手续，根本不符合项目经理的条件。同时，中启公司也没有授权樊祎澜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过任何人在该项目管理公章。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通过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第一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邱文权与中启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协议》，被告中启公司因承建大关县建设项目定点向原告采购大约2400吨各类钢材，双方对钢材单价、结算、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虽原告在合同甲方处签字并私刻“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加盖，但并未影响合同履行，且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同时，原告基于中启公司所承建的景星小区建设项目并加盖中启公司印章，相信系中启公司的经营行为，结合樊祎澜陈述，张长林受公司安排采购材料，樊祎澜作为项目经理，对是否采购材料由谁采购材料以及签订合同享有决定权，张长林作为经办人签订合同并加盖公司印章，均系中启公司和樊祎澜共同授意的结果。因此，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张长林及邱文权的公民身份证，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邱文权对私刻印章系个人行为进行说明并告知中启公司项目经理樊祎澜及材料采购员张长林，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邱文权提供已供货数量、单价及逾期利息金额，经被告中启公司预算员严中强核对，材料主管张长林认定，项目经理樊祎澜确认，因此，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为追要钢材款，向项目部出示已确认的钢材款具体金额收据，但被告中启公司仍未支付，原告再次主张权利时，张长林和樊祎澜以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出具证明，一方面证实钢材款金额，另一方面证实未支付钢材款的原因是未收到开发商工程款的事实，并加盖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结合《进场钢筋原材料核定单》中严中强、张长林、樊祎澜签名确定的钢材款及利息，出示该份证明。因此，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能够证明开发商未向中启公司支付工程款，原告在被告出示证明后第6天又找张长林、樊祎澜对钢材款及利息进行结算，确认截止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货款2234130.51元及利息417643.82元，共计2651774.33元，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后，被告公司樊祎澜、袁浩宁支付运费的情况。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 被告中启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即大关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能够证明张仲云报称中启公司公章被伪造已由大关县公安局刑事立案侦查的事实，但该事实与本案主要审查签约人张长林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没有关联性，因此，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中启公司承建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建设单位提供虚假合同，于2019年11月29日予以撤销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即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川1028民初2952号原告宜宾市翠屏区宏源钢模租赁服务部诉被告中启公司、朱华彬、谢凯租赁合同纠纷案，该案在审理中，中启公司申请对《租赁合同》上加盖的中启公司印章进行鉴定，经鉴定《租赁合同》上加盖的中启公司印章确与公安备案印章不一致，虽该鉴定意见合法真实，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特征，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即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虽然能够证明裁判文书中经法院委托鉴定的印章并非中启公司预留在公安局的印章，但中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预留印章系公司唯一使用的印章，因此，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即谈话笔录，记载谈话人为王延甫、李双虎，被谈话人樊祎澜，该笔录因樊祎澜对其签字时因身体原因不适及否认讲过笔录中的部分内容，本院不能确认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但其陈述项目部在商混公司租用场地上还有剩余钢材180吨左右，该笔钢材都是2017年春节前，供货商所送，项目部所有票据于2017年5月份前已经交于王小凡。对该部分陈述与本院调查樊祎澜所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即收条13份，不能证明实际施工人已向原告支付钢材款208.6万元，且该13份收据有鸿运钢材经营部、重庆银旭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文世明、李金明作为收款人，其中有6份鸿运钢材经营部出具的时间均在《钢材购销合同》签订之前，被告亦未提供支付单证予以佐证。因此，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特征，不予采信。 被告樊祎澜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且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和出示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且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中，即（2017）云06民初89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第16页中记载中启公司自认办理了入滇备案，地址，地址为大关县0页中启公司认可在大关办理银行开户。与本院调取的第一组、第三组、第十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综合该组证据其收集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第九组证据系国家税务总局大关县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通过在“金三”系统查询，中启公司无税务登记信息，经办人为曾远霞，予以采信。第十组证据，调查罗昌恒（大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笔录，其证实：“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是建设单位进行办理，要求提供双方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依据建筑法的要求提供资料进行审核，是2016年9月办理的。关于撤销许可证是中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宁军锋提交申请及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认为2016年6月8日合同编号：ＤＧ---001《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总目录共74页，序号为第8页的‘中启公司’5101079911526的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根据这些资料，我局就进行公告，公告中注明自公告之日起各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7日内向我局提出，张贴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公告期满后，不再作出书面撤销依据，自动生效。撤销的原因是双方提供的施工合同是假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该局提供的中启公司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建筑师注册证、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等复印件中均盖有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中记载樊祎澜系项目经理。综合认证该组证据均符合证据特征，予以采信。第十一组证据，调查高永飞（建行大关支行营业室主管）笔录，其证实：“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授权书、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授权委托书、施工合同协议书、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原件进行核对，建行确认与原本核对无误后，中启公司现场盖章，建行才加盖了业务专用章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中启公司开户时预留了中启公司公章、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的印鉴，该印鉴是代理人李玉建带着印章到建行，盖在建行提供的卡片上，然后扫描进系统的。中启公司开户时间是2016年7月13日，销户时间是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开户时提供的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成员：李玉建（项目经理）、王小凡（技术负责人）等；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的发包人为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承包人为中启公司，承包人处加盖了中启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有“樊祎澜”签名字样，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6月8日。综合认证该组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予以采信。第十二组证据，本院依职权询问樊祎澜笔录，虽然樊祎澜系本案当事人，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全部事实，虽在表述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本院收集的其他证据能够予以印证，故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 2016年6月8日，昭通泰鸿盛世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启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工程地点为“大关县食品公司冷库（接官厅）”。2016年6月29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根据中启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机关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等证件资料，核发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登记证记载驻滇办公地址为“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入滇登记证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有效期自“2016年6月29日至2020年11月18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持中启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张仲云身份证、李玉建身份证、中启公司公章、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法人张仲云印章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在李玉建提交的上述书面材料复印件上加盖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并将预留印鉴扫描进系统。2016年7月29日，中启公司向大关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预存农民工工资准备金80万元。2016年9月6日，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根据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章的中启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及盖有中启公司公章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开具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证明的货物或服务名称记载：“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2018年3月3日，中启公司在春城晚报Ａ13广告栏内登报编号为“ＳＷ1201606262”登记证原件声明作废。2018年3月13日，中启公司申请变更驻滇办公地址，即将昭通市大关县城接官厅变更为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勐泐大道假日湾小区1-2-101。2019年5月15日，中启公司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开设的账户予以销户。2019年11月25日，中启公司以有人冒用其名义与泰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撤销编号为532125201609060101，施工单位为中启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提供云南利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9年11月29日通过张贴公告的形式于期满后予以撤销。 2016年11月8日，原告邱文权未经登记注册使用私自刻制的《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甲方)与（乙方）被告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项目部经办人张长林签订《钢材购销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中启公司以工程实际用量定点向原告采购大约2400吨各类钢材，所供钢材应符合国家认可的合格钢材，不限品牌，结账方式：“①按照乙方采购计划单当日钢铁网价格作为结算基价；②甲方所供钢材按照货到工地第二天至付清货款止，按每吨每天3元进入结算；③甲方每次运货到现场须提供钢材随车报告（如材质证明书等，运费按照实际市场价格结算）；④按照①+②+③作为最终钢材货款；⑤春节前结清甲方已经供应的所有货款，春节后每月结付一次。”同时对供货量、产品质量、延误卸车等违约行为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邱文权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6年12月21日向被告供应若干钢材，2016年12月15日樊祎澜向邱文权支付运费52532元，2016年12月26日袁浩宁向邱文权支付21日钢材运费65348元。2017年1月14日，原被告双方对原告供应钢材的进场时间、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货款金额、利息进行核定，其中钢材量为539.5915吨，钢材款2173993.832元，利息60136.68元，共计2234130.51元，被告中启公司资料员严中强，材料主管张长林及项目经理樊祎澜均签字确认。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因各种原因导致被告中启公司于2017年春节后停工，至今未复工建设。2017年9月24日，经原告催收，张长林和樊祎澜向原告出示证明，欠付原告钢材款2234130.00元，并加盖被告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张长林和樊祎澜签字说明该款项未向原告支付。2017年9月30日，樊祎澜、张长林以中启公司为乙方与原告邱文权结算了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货款及利息共计2651774.33元，其中钢材款2234130.51元，利息417643.82元。2017年2月15日，邱文权函告樊祎澜、张长林对自己私刻《鸿运钢材经营部》印章未获准工商登记注册致歉，承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2020年4月9日，邱文权向法庭出示情况说明，再次对私刻《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未获准工商登记注册进行说明。 同时查明，2016年6月6日，中启公司向樊祎澜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以我方名义澄清、说明、补正、递交、修改、领取大关县项目工程处理有关事宜。”委托期限10个工作日。2016年7月13日，中启公司委托工作人员李玉建就案涉项目在大关建行开户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上第2页、第3页、第5页的乙方法定代表人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的乙方代表处也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及《关于成立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记载：“经我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现成立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施工工程的项目部，项目部成员如下：…技术负责人：王小凡。”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该表中明确樊祎澜为项目经理。工程停工后，2017年5月，景星小区项目部所有单据已交给王小凡，之后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在重庆与樊祎澜等人进行交谈，2017年8月21日，中启公司委托王廷甫、李双虎在重庆找樊祎澜进行交谈。 另查明，2016年5月17日，四川容百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启建设有限公司。 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钢材购销协议》中张长林作为乙方签约人其法律后果是否及于被告中启公司？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即《钢材购销协议》中邱文权使用《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作为签约人是否应作为本案原告而不是邱文权，庭审查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系邱文权在未获准工商企业登记注册并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亦未获得准刻手续而私自刻制印章与被告方签订协议，之后，亦未获准工商登记注册，在履行协议和结算过程中均系邱文权个人，且不属于伪造他人印章的行为。因此，原告邱文权符合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身份，其主张权利符合法律的规定。2.本案《钢材购销协议》中张长林作为乙方签约人其法律后果是否及于被告中启公司？首先，中启公司工作人员李玉建于2016年7月13日持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的授权委托书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关支行办理《临时开户许可证》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ＤＧ--001）》《大关县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上，中启公司作为该合同乙方的代表处均有“樊祎澜”字样的签名，虽然樊祎澜对该合同上的签名认为不是其亲笔所签，但中启公司仍然使用有“樊祎澜”签名字样的合同办理《临时账户开户许可证》，说明中启公司认可樊祎澜能代表中启公司，加之，樊祎澜持有中启公司授权其处理大关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授权委托书，更进一步证明前述观点，即樊祎澜代表中启公司的事实；其次，中启公司向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提交了中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樊祎澜为项目经理的《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景星小区项目机构组成表》和樊祎澜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等资料，该资料上面均加盖有中启公司大关景星小区建设工程项目部印章，大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9月6日办理了景星小区项目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明中启公司已任命樊祎澜为该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并依据樊祎澜具备一级建造师的资质申请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第三，2016年6月29日，中启公司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了云南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2017年1月10日，中启公司在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办理了货物或服务名称为大关县建设项目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及本院调取的视频资料记载了中启公司法人张仲云在景星小区工地和在重庆与樊祎澜等人进行交谈的画面，证明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完全知晓项目工程并认识樊祎澜。最后，按照樊祎澜向本院所作陈述，其是中启公司委任的大关景星小区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全权代表中启公司处理项目建设中的各项事务和人员分工安排，张长林受命于樊祎澜负责采购建筑材料，并与张长林共同与原告进行结算。为此，张长林作为业务经办人与原告签订《钢材购销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综上所述，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中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仲云不但认识樊祎澜，还将景星小区建设项目委任樊祎澜全权负责，且《钢材购销协议》中并无须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签字并盖章生效的特别约定。因此，张长林因受命于樊祎澜，其作为钢材购销协议经办人，其法律后果及于被告中启公司。 3.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即①关于由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款及利息共计2651774.33元，并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照3元/吨/天至全部钢材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反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当然无效。本案中，原告邱文权与被告中启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协议》，庭审查明，原告邱文权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取得相应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亦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准刻手续，私自刻制“鸿运钢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用于与被告中启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协议》，根据国发〔1999〕25号《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即“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其他专用印章（包括经济合同章、财务专用章等），在名称、式样上应与单位正式印章有所区别，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可以刻制”；第二十六条“对伪造印章或者使用伪造印章者，要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查处。如发现伪造印章或使用伪造印章者，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印章所刊单位举报。具体的印章社会治安管理办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买卖印章，不得非法制作、使用印章”。第八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和各协调机构及非常设机构需要刻制印章的，应当凭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刻制证明和单位成立的批准文本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准刻手续。无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当凭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准刻手续……。”由此可见，原告邱文权违反以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鸿运钢材经营部名义所签定的《钢材购销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的钢材款及利息共计2651774.33元，其中钢材款2234130.51元，利息417643.82元，系双方自愿结算确认，且原告供应的钢材客观上亦无法返还，可视为折价补偿。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照3元/吨/天至全部钢材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问题，因双方所签《钢材购销协议》自始无效，对该协议中所约定的逾期付款责任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且原被告双方在《进场钢筋货款结算单》中亦未明确逾期付款责任。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②关于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全部钢材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3元/吨/天计算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问题，按照前述论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邱文权钢材款及利息2651774.33元； 二、驳回原告邱文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014元，原告邱文权承担8014元，被告中启建设有限公司承担2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李 能 人民陪审员  唐宜祥 人民陪审员  朱东祥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艾 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窜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