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再9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霞浦县松城街道彩虹社区三角洲花苑**。 法定代表人：王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星，福建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健，福建星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骏，男，197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禄彬，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敏，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杜骏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民终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民申453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安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星、王兴健及被申请人叶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禄彬、黄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大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次性工资性补贴属于工资总额中的非劳动报酬，二审法院以安大公司对一审判决支付年终一次性工资性补贴10万元未予上诉为由，认定安大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错误的。（二）杜骏工资发放至2017年9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7年9月，现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5月，但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仅需支付生活费即可，故二审法院判决安大公司支付杜骏8个月的工资24万元亦是错误的。（三）关于赔偿金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系关于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应支付赔偿金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则系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情形下应支付赔偿金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在内容上是相互冲突的。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有关赔偿金的问题理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判决既认定杜骏系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则本案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情形下应支付赔偿金的规定，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上述两个相冲突的规定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 在本案再审审理期间，安大公司明确其再审请求为：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五项；改判驳回杜骏的诉讼请求。并补充申请再审的理由如下：2017年安大公司债台高筑，经营极端困难，且银行账户和土地使用权被二审法院查封，实际已达破产标准，为摆脱破产危机，公司股东拟转让部分股权以引进战略投资人，在协商过程中，股权受让方提出调整原公司管理班子人员的要求，杜骏作为公司主要高管与副总，参与了与新股东的谈判、签约事宜，其对管理班子劳动关系的调整、决策与相关安排是清楚并明确同意的。在该背景下，安大公司于2017年9月向杜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实际发放工资至当月，公司的常务副总叶涛在微信中明确表示仅发工资是可以的，放弃其他经济要求，其行为代表了整个管理层的态度。安大公司不存在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问题，年终一次性补贴是与公司经济状况相关的福利性津贴，不属于工资的范畴。杜骏在安大公司任职期间为2016年5月至2017年8月，2016年度和2017年度均未工作满一年，不具备领取年终一次性补贴的条件。由上，安大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二审判决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经济补偿金，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杜骏辩称，（一）安大公司主张“一次性补贴不属于劳动报酬”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工资为税后人民币叁万元/月。每年年终一次性补贴税后人民币拾万元，奖金另行约定”。仲裁裁决及一二审判决均将10万元年终补贴定性为工资，区别仅在于各自所认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不同，故所支持的年终补贴数额有所不同。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法对所有工资及工资性补贴的统称，二审法院认定年终一次性补贴属于劳动报酬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安大公司应支付拖欠的10万元工资性补贴，安大公司对此未提出上诉，表明其认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二）安大公司主张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仅应支付生活费是错误的。安大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既已承认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则其主张按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办理合同变更手续。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协商变更过工资支付标准，现安大公司主张按生活费标准支付工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三）安大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杜骏系在向安大公司追索被拖欠的工资时被告知劳动合同关系已被解除，进而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安大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过仲裁及一二审法院的审理，已经确认安大公司拖欠工资未付的事实，故二审判决安大公司支付赔偿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安大公司新补充的再审请求及申请再审理由，杜骏答辩认为，在新再审申请书中，安大公司以经营困难及股权转让为由，主张双方于2017年10月已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但在原再审申请书中，安大公司实际上已经承认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主张其只需支付杜骏在该期间的生活费。故安大公司在本案再审审理期间新提出的再审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与安大公司最初申请再审时提出的再审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完全不同，属于新增加的再审请求，且明显超出安大公司原审诉讼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的规定，安大公司新增加的再审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依法不应属于本案再审审理范围。 杜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安大公司单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法；2．终止杜骏与安大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赔偿金153333元；3.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的工资240000元；4.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拖欠工资按25％计算的赔偿金60000元；5.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2016年和2017年两个年度（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年终一次性发放工资性补贴200000元；6.安大公司为杜骏补缴2016年5月1日至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的社会保险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大公司与杜骏2016年5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杜骏的工作岗位为安大公司副总经理，工作任务或职责是负责房地产公司营销工作、协助总经理参与公司的行政管理工作。杜骏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杜骏的工资为税后人民币30000元／月，每年年终一次性补贴税后人民币100000元，奖金另行约定。合同期内，杜骏自行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手续，社会保险费按规定的比例，由杜骏自行负责。安大公司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应向杜骏公示，杜骏应自觉遵守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关劳动纪律、法规和企业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安大公司给杜骏发放工资至2017年9月。杜骏因与安大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曾于2018年6月22日向霞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该局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杜骏曾向霞浦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8年9月3日作出霞劳人仲案（2018)74号裁决书，裁定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年终一次性工资性补贴100000元，并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杜骏不服该裁决，于2018年10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 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安大公司是否违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要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杜骏系安大公司副总经理，属于单位高层领导，本案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持默认状态，安大公司没有与杜骏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双方均有过错。杜骏认为安大公司存在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不能认定安大公司存在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因此，杜骏提出安大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2.安大公司与杜骏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还是2018年5月，是否拖欠工资的问题。杜骏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及结算单不足以证明其2017年9月之后仍在安大公司上班的事实，且结合杜骏工资发放至2017年9月份的事实，可以认定杜骏与安大公司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9月。因此，不存在安大公司拖欠杜骏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工资的情况，亦不存在拖欠工资的赔偿金问题。 3.安大公司是否需要向杜骏支付2016年和2017年两个年度（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年终一次性发放工资性补贴200000元的问题。杜骏与安大公司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且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该合同约定：“杜骏每月工资30000元。每年年终一次性补贴税后人民币拾万元，奖金另行约定。”杜骏从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在安大公司工作，依照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安大公司应当支付杜骏一年的年终一次性工资性补贴100000元。 4.安大公司是否应当为杜骏补缴2016年5月1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上述法定义务不能因双方的约定而免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安大公司未为杜骏缴纳社会保险费，应由社会保险征缴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还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因此，杜骏请求安大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一审法院判决：一、安大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骏一个年度年终一次性发放工资性补贴1O00O0元；二、驳回杜骏的其他诉讼请求。 杜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各项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一）劳动合同解除问题。杜骏主张其被安大公司口头辞退，但无法予以证明，故其诉请确认安大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查无实据，不予认定。安大公司主张杜骏自动离职，但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2017年9月之后仍然存续。杜骏以其向霞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投诉的2018年6月22日作为劳动合同终止时间，理由为安大公司拖欠其工资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认定安大公司拖欠杜骏工资性补贴10万元，安大公司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可认定安大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二审中，双方确认合同约定的“霞浦安大名城A、B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工作任务”尚未完成，故合同期限未满。因此，杜骏主张劳动合同提前终止，系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现有证据显示，杜骏实际于申请劳动仲裁时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故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为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安大公司之日起第三十日，晚于2018年6月。（二）拖欠劳动报酬问题。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劳动报酬至2017年9月系不争事实，现根据第一点分析及安大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杜骏存在应受扣发工资处罚的事由，杜骏主张安大公司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的工资24万元（3万元/月×8个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个部分组成。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每年年终一次性补贴”可归入“津贴和补贴”，杜骏主张安大公司支付2016、2017两个年度年终一次性补贴20万元（10万元/年×2年），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三）支付赔偿金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可以支付赔偿金。前已述及，本案虽欠缺安大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件事实，但安大公司确实存在无故拖欠杜骏工资的情形，故杜骏关于赔偿金的主张可以得到支持。根据杜骏主张的在安大公司的工作年限（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8年6月22日，依法按2.5年计算），以及其月工资高于宁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722元/月）三倍的事实，安大公司向杜骏支付的赔偿金应调整为85830元（5722元/月×3×2.5个月×2）。杜骏以其向监察大队投诉后安大公司仍不主动支付拖欠工资为由，要求安大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根据该条“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之规定，该赔偿金主张应当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人民法院不应介入，杜骏可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解决，不予审理。（四）交纳社会保险费问题。二审中，杜骏认可安大公司已经为其办理了社保手续但欠缴社保费，对此社保管理部门可依法强制征缴。鉴于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因用人单位欠缴或者拒绝缴纳社会保险费引发的纠纷不应纳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对于杜骏要求安大公司为其补缴社保费的主张，不予审理。综上，杜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 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安大公司与杜骏于2016年5月1日订立的劳动合同于霞浦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霞劳人仲案（2018）74号案件中杜骏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安大公司之日起第三十日解除；3.安大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骏赔偿金85830元；4.安大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骏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的工资24万元；5.安大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骏2016、2017两个年度年终一次性补贴20万元；6.驳回杜骏的其他诉讼请求。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审理期间，安大公司提交五份证据。证据1.（2017）闽09民初21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7年9月安大公司经营恶化，账户及土地使用权均被查封。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因经营恶化，安大公司转让股权及经营管理权。证据3.《王某职务证明书》，拟证明：王某的身份情况及工作范围。证据4.《公证书》，拟证明：2017年9月安大公司通知叶涛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10月叶涛离职。证据5.房东林建超的《澄清说明》，拟证明：2017年10月后叶涛、杜骏基本没有住在霞浦县的承租房内。同时，安大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出庭陈述称：“我目前担任安大公司开发部经理，叶涛系我公司直属领导，杜骏是公司领导，2017年7、8月份公司账户被冻结，公司老板找的融资合作伙伴提出，融资的前提条件是先辞退原工作人员，再签订新的合同，当时也是叶涛、杜骏在公司非正式会议上通报大家的，我们都是跟安大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后再重新应聘，叶涛、杜骏的工资是有拖欠，我通知他们来签合同，他们说等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来签了。我给他们发解除劳动合同书，但他们没有签，我发电子版给他们，他们修改后通过微信给我。”安大公司认为，王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安大公司是应融资方福建恒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的要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在叶涛与王某的公证聊天记录中，叶涛除认为少发一个月工资外，对其他解除条件是同意的，叶涛对王某发送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进行修改，亦说明叶涛对解除劳动合同是没有异议的。 杜骏质证认为：除证据5外，证据1-4在仲裁阶段均已提交，故不属于本案再审新证据。其中，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系安大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协议设定了生效条件，无法确定协议是否已生效履行；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系安大公司的自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公证书》所摘录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王某亦不能代表安大公司，王某与叶涛之间的聊天内容不能证明安大公司与杜骏协商一致达成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从《澄清说明》的内容来看，该份说明系在安大公司引导下作出的，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王某的证人证言，杜骏质证认为，王某在一审时已出庭作证过，其证言不属于新证据;王某作为仲裁阶段安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全案审理，不应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所作证言存在虚假陈述，不应予以采信。 杜骏为证明安大公司提交的证据1-4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及《公证书》所涉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提交以下三份证据：1.安大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交的答辩状第4页；2.（2017）闽09民初219号《民事裁定书》；3.安大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交的王某与叶涛的微信聊天记录。 安大公司对杜骏所举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再审所举证据1-4系在仲裁阶段举证，但认为所公证的聊天微信记录是完整的，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 经审查，本院认为，1.因杜骏对（2017）闽09民初219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裁定书的内容证明，2017年5月安大公司因与案外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致其相关银行账号及土地使用权被法院冻结查封。2.杜骏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安大公司虽提供原件核对，但因该协议书涉及案外人恒荣公司，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王某职务证明书》、《公证书》及王某证人证言的采信问题。本院认为，《王某职务证明书》系安大公司出具的书证，杜骏虽不予认可，但并未否认其在安大公司任高管期间王某作为安大公司员工的身份。王某虽然在仲裁阶段曾担任本案安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其与叶涛的微信聊天形成于本案纠纷发生前，其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业经公证机关公证，公证所证明的内容杜骏并无相反证据推翻，真实性应予确认，可以证明2017年10月王某作为安大公司员工，参与叶涛、杜骏与安大公司协商劳动合同解除事宜。杜骏主张聊天记录不完整，但其举证证明的所缺失的聊天内容，不足以改变对所公证内容真实性的认定。4.安大公司所举《澄清说明》由案外人林建超出具，杜骏不予认可，林建超本人未出庭作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杜骏主张安大公司再审所举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以及安大公司变更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是否应予再审的问题，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一并分析。 本院再审查明，（2020）闽霞证内字第549号《公证书》记载叶涛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2017年10月11日叶涛：我和杜总是去年5月3日到霞浦，到今年10月份，共计18个月。工资从去年6月拿到今2月共计9个月，工资尚欠9个月。你可以跟财务对一下。我们合同中还约定年终奖10万，你可以让财务看看合同。2017年10月15日叶涛：我们在杭州，明天回程未定，如果急的话，你把电子版的发给我。2017年10月16日王某：我发您邮箱了，填写身份证号、右下角签字按手印。2017年10月16日叶涛：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叶总、…（1）.ｄｏｃｘ.（后附图片）。我们的合同约定（1）一年工资补贴十万，现在一年半了，考虑公司困难也不提那么多了。（2）解除合同要提前30天通知，并且按相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九月底接到通知，十月份离职，工资算到十月是合理的，补偿金就不算了。”杜骏主张上述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其提供叶涛与王某的微信聊天对话记录中，有王某对叶涛提出补偿金问题的回应，内容是“太没意思了。按报销的动车票，真要有纠纷，不在岗，随便一算都超百天不在岗。别人周一要上班都是周日晚上到霞浦，周六晚走。今年更不用说了。算了，你们自己跟老板说吧，我说了也不算。但真觉项目做到现在这个情况，还计较这些很没意（思）。” 对一二审法院查明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安大公司以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具体到本案，杜骏诉请确认安大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及主张相关赔偿金及被拖欠工资等，首先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及时间认定问题。杜骏主张劳动合同解除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安大公司告知其因资金链断裂项目被其他公司兼并，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当月15日杜骏向霞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安大公司则主张杜骏系因严重违反公司纪律自动离职，劳动合同实际解除时间为2017年9月，工资亦实际发放至当月。杜骏对工资实际发放至2017年9月的事实无异议，但其认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的工资系被安大公司拖欠未发放，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实际解除。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杜骏在安大公司任副总经理的职务，劳动合同约定对杜骏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意味着该岗位不能像标准工作制一样进行常规考勤，安大公司以《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杜骏乘动车往返福州至霞浦的日期统计表》和工作会议《签到表》为据，主张杜骏存在旷工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同理，杜骏作为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公司高管，安大公司既无法按照标准工时为其安排工作，亦无法对其工作过程进行监控，杜骏主张其自2017年10月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仍然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工作职责，则应由杜骏对其完成工作的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本案杜骏所举证据来看，其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和结算单，不足以证明其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的履职情况。从原审各方所举证据来看，安大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实际解除，更符合现有证据所反映的工资发放及履职情况。安大公司在本案仲裁阶段及再审期间所举（2017）闽09民初219号《民事裁定书》及王某与叶涛微信聊天记录，则进一步证明，安大公司主张其与杜骏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解除更符合客观实际。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8年5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由上分析，安大公司再审所举证据，不论是否属于新证据，并非本院据以对本案提起再审的根据，不影响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故杜骏以安大公司所举证据非新证据为由，主张安大公司申请再审违反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再审诉讼中，安大公司提出“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五项，驳回杜骏的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系对原再审请求即“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进一步明确，不能从安大公司在原再审申请书中对其申请再审理由的分析，必然得出安大公司已认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5月的观点和结论。杜骏主张安大公司已认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8年5月，明显与安大公司原审主张及申请再审的目的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因杜骏与安大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9月实际解除，故对杜骏关于安大公司应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共计8个月的工资24万元及第二年度的工资性补贴1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虽然从法律上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实际解除，但安大公司主张杜骏违反规章制度缺乏依据，亦无证据证明杜骏系自行离职，故应当认定安大公司无理由单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安大公司应向杜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4198元（工作年限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7年9月，按宁德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标准，5722元/月×3倍×1.5个月×2）。安大公司再审主张一审判决其支付杜骏一个年度年终一次性发放工资性补贴1O万元错误，但安大公司在一审判决后并未就此提出上诉，对此本院不作审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赔偿金系以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而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为前提，杜骏一审主张安大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另，交纳社会保险费问题，一二审判决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安大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民终286号民事判决和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18）闽0921民初3286号民事判决； 二、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杜骏一个年度年终一次性发放工资性补贴10万元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4198元； 三、驳回杜骏的其他一审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福建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杜骏各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光毅 审 判 员 俞裕铨 审 判 员 林 琳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洁君 书 记 员 缪建铃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