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3行初26号 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郑家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王春生，组长。 委托代理人郑国芳，男，196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永福县。 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吴家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健华，组长。 委托代理人蒋颖伦，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新权，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永福县凤城路**。 法定代表人莫振华，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克华，永福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俊开，广西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西城大道**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雷，桂林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朱家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于运生，组长。 委托代理人朱盛云，男，195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永福县。 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郑家屯村民小组、吴家屯村民小组因不服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山林行政裁决及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郑家屯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郑国芳，吴家屯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吴健华及其委托代理人蒋颖伦，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新权，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克华、黄俊开，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雷，第三人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朱家屯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于运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盛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郑家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郑家屯）、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吴家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吴家屯）与第三人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朱家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朱家屯）因对“蹦矿沟（牛角湾）山场”产生山林权属纠纷。经调处，2018年7月9日，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永政处字[2018]15号《永福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5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查明：争执地位于泡口村蹦矿沟（牛角湾），四址界限为：东以大干沟为界；西以岭脊扯下至永兴公路边小槽为界；南以永兴公路为界；北以黄竹脚横路为界；面积约48亩。在调解过程中，双方进行了质证。申请人（郑家屯、吴家屯）提交了证据1：1952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认为在该证上牛角湾一栏，证明当时杨喜成的山场进行了划分，并分给了当时的牛头滩生产队李国民户（原件在李国民的儿子李树林手中）；被申请人（朱家屯）认为该证上牛角湾一栏不在争执地内，属争执地外横路面以上部分，差不多到岭顶了。申请人提交的证据2：1983年填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其认为此证能证明争执地是郑家队和吴家队的；被申请人认为郑家队和吴家队在1980年时已分开，该证上涉及争执地一栏的备注里还写有与郑家队共占，这种情况不真实，泡口村委会里现还有许多空白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是假的，我在争执地内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说，有证为什么不早说。申请人提交证据3：朱连成、李树成、蒙建初、龙之贤出的《证明材料》，其认为能证明其在争执地内的经营管理情况；被申请人认为该证据内容不真实。被申请人提交证据1：四合村民汤志斌、汤世文的《证明》，其认为能证明争执地原是朱日明的，1951年时没有划分给任何人；申请人认为该证上没有四址界限，复查的时间也不对，不是1951年复查，原农会主席不是汤志斌而是陆玉坤（泡口人）、伍又光（拉稿人），该证据不可采信。被申请人提交证据2：下竹山村民杨平生的《证明》，其认为能证明争执地在土地改革不是杨喜成的，而是朱日明的；申请人认为杨平生才三十多岁不清楚情况，这个证明无依据。被申请人提交了证据3：泡口村原村干部朱良英的《证明》，其认为能证明牛角湾荒山已划归朱家队管理；申请人认为该《证明》一是四至界限不明，二是大队干部无权划分山场，三是《证明》上讲是机动山与申请人讲是祖宗山不相符，四是《证明》上没有写明是何时划分给朱家队的。被申请人提交了证据4：《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其认为可证明争执地是朱家生产队的；申请人认为其提交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对方说不能采信，对方提交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也不能采信。被申请人提交了证据5：朱家队伍秀珍户的《土地承包证》，其认为争执地是朱家队分给伍秀珍经营的；申请人认为这个证是朱盛云自己填的，这个证是1994年时填,当时是荒山，证上写杉山一块，与事实不符，此证不能采信。被申请人提交了证据6：朱家队朱盛云户的《土地承包证》，其认为可证明争执地是朱家队分给朱盛云户经营的；申请人认为这个证据不可采信，理由和对方提交的证据5是一样的。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1只是证明李国民户在牛角湾分得山场一丘，不能证明在争执地内。证据2因涉及争执地一栏与朱家队提交的证重合而矛盾，均是双方各自随意填写，故均不可信。证据3系人证，其证明64年当时的生产队组织群众在争执地内开过荒种过4000多株杉树，在70年-71年其第二次护理过杉树。不能证明对争执地长期连续的经营事实。以上证据，不能证明争执地是申请人的，也未能证明申请人长期连续在争执地上经营管理。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1系人证，其证明土改复查时争执地未划分给任何人。证据2系人证，其证明土改前争执地不是杨喜成的而是朱日明的。证据3系人证，其证明争执地原是大队留下的机动山，朱日明成份平反后大队把争执地划给朱家队管理。以上人证也不能证明争执地是被申请人的。证据4其涉及争执地内容一栏与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内容重合，不能采信。证据5系土地承包证，证明争执地是朱家队分给伍秀珍户经营管理的。证据6系土地承包证，证明争执地是朱家队分给朱盛云户经营管理的。另查明：①李树林证明父亲李国民户在牛角湾分得山场一丘，不在争执地内；②从1995年到现在，朱家队的朱盛云、伍秀珍两户人在争执地上种植罗汉果、毛竹、杉树，已有22年,现已经成林，在这期间，一直未发生任何纠纷，申请人到现在也认可杉树是被申请人的。 该处理决定认为：从以上双方的证据来看，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权属主张；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4也不能证明其权属主张，其提交的证据5、6证明了朱家队把争执地分给伍秀珍户、朱盛云户经营管理。从经营事实来看，朱家队的朱盛云户、伍秀珍户对争执地的长期经营事实是存在的，也相互印证了其持有的土地承包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条及第三十五条第（二）（五）项之规定，本政府处理决定如下：争议地归被申请人泡口村朱家屯村民小组所有。 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9]163号《桂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63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 原郑家屯、吴家屯诉称：一、永福县人民政府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经营争议地22年与事实不符。争执地蹦矿沟（又名牛角湾）林地（四址界限：东以大干沟为界；南以永兴公路为界；西以岭脊扯下至永兴公路边小槽为界；北以黄竹脚横路为界）面积约48亩。1952年土改时争执地分给原告方村民李国民、郑重贤、陈于氏、王郑氏等，其中有杉树360株，六十年代初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蹦矿沟林地由牛头滩生产队经营管理，1964年生产队种植杉树，71年还管护杉树，八十年代初实行责任制牛头滩生产队分为白沙洲、隔吊沟、吴家、郑家四个生产队，当时队委决定将蹦矿沟土地分开管理，白沙洲、隔吊沟二个生产队管横路面以上的山场；吴家、郑家二个生产队管理横路面以下至大路的山场，吴家队在1983年1月10日取得永福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载明“蹦矿沟至牛角湾，50亩，与郑家队共有”。1997年第三人村民朱盛云未经原告同意，在蹦矿沟林地内毁林，群众意见很大，2001年7月原告曾向村委会反映主张争议林地属于原告所有，2012年4月曾向永福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永福镇人民政府2013年9月26日组织双方到司法所调解，2014年1月11日下达过《调解终结书》。而永福县人民政府15号行政处理称“从1995年到现在，朱家队种植……已有22年……在这期间，一直未发生任何纠纷”，严重与事实不符。二、永福县人民政府15号行政处理决定混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用使用权凭证对抗所有权凭证，没有法律依据。农户取得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前提条件是集体取得该土地的所有权，集体才能将土地发包给农户，永福县人民政府既然否定了原告和第三人的山林所有权证，又以第三人村民个人1994年填的《土地承包证》作为确权依据，缺乏权源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永福县人民政府以证据内容重合，不采信《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持有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盖有县人民政府公章和县长的私章，证书上各项内容填写清楚，符合八十年代初的实际情况，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以及《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林业‘三定’工作，截止1984年已有82.2%的生产队发了林权证或山林权证……林权证或山林权证不仅是林木权属的法律凭证，而且也是林地权属的有效法律凭证”之规定，已经明确林业“三定”时山林所有权证书是林地确定权属的有效法律凭证。但15号行政处理决定称“……证重合而矛盾……均不采信”为由，将原告合法证据《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排除，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之规定，兼顾双方利益处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方是2个生产队、第三人方是1个生产队，至少应当按原告方2/3、第三人方1/3的原则分割争议地。综上所述，争执地林地所有权属于原告所有，历史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将争议林地确权给原告所有，故请求：一、撤销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政处字[2018]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由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二、撤销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9]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郑家屯、吴家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1983年1月10日颁发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拟证明：1.“蹦矿沟（又名牛角湾）”林地属于原告共同所有的事实；2.面积约50亩，四至界线清楚。证据2、证明材料，拟证明：“蹦矿沟（又名牛角湾）”林地属于原告所有的历史事实，以及原告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3、《调解申请书》及证据4、永福镇人民政府2014年1月11日《调解终结书》（永镇政调字[2014]3号），拟共同证明：1.2012年-2014年期间镇人民政府受理并调处“蹦矿沟”林地；2.从1997年至2012年期间没有超过15年。证据5、游玉光的证明，拟证明：1980年郑国芳买争执地的树来建房。证据6、朱继连等人的证明，拟证明：1981—1982年在争执地上种树。证据7、龙芝庆的证明，拟证明：原告分得争执地。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辩称：一、永福县人民政府15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和第三人均主张本案争议林地归其所有，但是在行政确权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涉及本案林地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虽然原告提供了一份1952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书所登记的土地名为牛角湾，种类为杉山的内容，但是其登记的四至界限无法确定该杉山即为本案争议林地或者包括了本案争议林地；根据调查，在土地改革时期，李树林户分得的林地位于本案争议林地北面界限横路上面，而不是本案争议林地。所以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林地权属的证据材料。原告和第三人各自均提供了一份登记时间为1983年1月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该二份证书均登记了本案争议林地并且四至界限完全重合，且双方均无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的权属来源作为登记的依据。该二份证书填写时间相隔只有一天，但是明显不是同一人所填写，同时均未经相邻各方签字认可，填写该证书的程序不合法。所以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在本案中依法不能作为确定争议林地权属的证据材料，答辩人不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妥。在林地行政确权程序中，原告和第三人虽然还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词，但是这些证人证词没有其他的证据佐证，并且与答辩人调查了解的情况不一致，同样不能采信。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持有涉案林地的承包证，并且从1995年至争议发生时，一直经营管理争议林地，在争议林地上种植罗汉果、毛竹、杉树，毛竹和杉树已成林。根据以上事实，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五）项的规定，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所持登记了涉案林地的土地承包证及其对涉案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依法可作为确定涉案林地权属的参考证据材料。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的涉及本案林地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所持登记了涉案林地的土地承包证及其对涉案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应当作为本案确定林地权属依据。据此，答辩人将争议林地确权归第三人所有，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是正确的。二、原告在其行政起诉状中所提主张不能成立，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持有涉案林地的土地承包证问题。答辩人虽然没有将第三人提供的1983年1月《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作为确定林地权属的证据材料，但是并不等于1994年时涉案林地不属于第三人所有，永福县人民政府既然给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颁发了土地承包证，便说明第三人当时已将涉案林地发包给该二户村民经营管理，政府也认可了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对涉案林地享有经营管理权。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15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所提主张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的确权申请书和第三人的答辩状，拟证明：本案是根据原告的申请进行林地行政确权的。证据2、永福镇人民政府调解终结书，拟证明：本案经永福镇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协议。证据3、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争议林地现场勘查图，拟证明：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争议林地的现状及朱盛云、朱富超、朱富斌由1993年至1999年在争议林地上陆续种植杉树，夹杂种植毛竹。证据4、协调调查会议签到册、协调会议记录，拟证明：本案行政确权程序中，经过举证、质证及调解，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均要求政府对本案争执林地进行确权。证据5、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朱盛云的土地承包证，拟证明：第三人已将争议林地发包给其村民伍秀珍、朱盛云户承包经营；县政府给其颁发了土地承包证。证据6、对汤志斌、汤世文、杨四妹的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在土地改革前，本案争议林地是第三人村民朱盛云父亲朱日明的；在土地改革时期，该林地没有分给哪一户。证据7、对李树林、于继生的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在土地改革前，李树林的林地位于本案争议林地北面界限横路上面，李树林没有分得本案争议林地。证据8、送达回证，拟证明：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本案争议土地无关，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原告提供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发证程序不合法，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原告提供的朱连成、李树成等人的《证明材料》没有书面证据相佐证，该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合法有效凭证。原告没有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争议山场属其所有，其复议申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复议申请主张答辩人不予支持。第三人提供的四合村民汤志斌、汤世文等人的《证明》真实有效，可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第三人提供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发证程序不合法，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第三人提供的朱家队伍秀珍、朱盛云户的土地承包证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永福县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答辩人予以维持是正确的。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11月19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随后向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复议期间，答辩人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和研究后，依法作出163号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当事人。综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5号行政处理决定和答辩人作出的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立案呈批表，拟证明：复议机关收到申请人行政复议材料，并在5个工作日内立案受理。证据2、《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复议机关将《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给当事人。证据3、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回执单，拟证明：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当事人。 第三人朱家屯述称：一、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村民在争执地种植杉树，经营管理二十二年是正确的。因落实生产责任制后，第三人将争执地承包给本组村民朱盛云、伍秀珍，二村民于1995年在争执地内种植杉树，至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已过二十二年。二、第三人于1983年1月11日取得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有编号，现在泡口村委会有存根备案可查。1994年，第三人村民朱盛云、伍秀珍又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证》。而二原告提供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既无编号，又无存根可查，显然缺乏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第三人持有的证书，优于二原告的证书。三、自第三人将争执地承包给其村民朱盛云、伍秀珍后，二村民于1995年在争执地内种植杉树至今已达二十五年，就算二原告在2013年向永福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之时，第三人村民所种植的杉树也达十八年之久，而期间无任何集体或者个人提出异议。综上所述，由于第三人对争执地持有法定的权属证书，又有对争执地长期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实。因此，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5号行政处理决定和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63号行政复议决定，处理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而二原告所诉称的事实和理由，均无证据证实，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家屯向本院提供《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拟证明：该证第4栏登记内容证实第三人泡口村朱家屯村民小组对争执地具有权属凭证。 经庭审质证，综合各方的质证意见，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与第三人提交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系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权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经现场勘查核实，该两本证书所登记四址界限均包含争执地，且均在泡口村委会存档，虽然存在重复填证等问题，但可以认定该两本证书登记的涉案内容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证据2、证据5、证据6、证据7系书面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未附身份证明，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3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系第三人朱家屯村民伍秀珍、朱盛云两户的《土地承包证》，该证登记的内容涉及本案争执地，且各方均认可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朱盛云两户在争执地上的管业事实，印证了第三人村民在争执地上管业事实，本院予以认可；证据6中的对汤志斌、汤世文两人的调查笔录，两个被调查人同时接受调查，可能相互干扰，不具合法性，应不予采信。两被告的其他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家屯、吴家屯与第三人朱家屯的争执地位于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名称为蹦矿沟，又名牛角湾，四至范围为：东以大干沟为界；西以岭脊扯下至永兴公路边小槽为界；南以永兴公路为界；北以黄竹脚横路为界，面积约48亩。争执地上附着物为人工种植的罗汉果、杉树、毛竹等。争议各方均未提供解放后土地改革、合作化、大包干及四固定等时期合法有效的权属依据证明争执地归其所有，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争执地权属。1983年1月10日，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吴家屯颁发《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第三栏登记的地名为“蹦矿沟至牛角湾”，面积“伍拾亩”，四址界线为“杉树：左以蹦矿沟大漕为界，右以茶山边脊樑直下到大路为界，上以大石头扯横到茶山边与××州队为界，下以大路为界”，备注“与郑家队共占”。1983年1月11日，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朱家屯颁发《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第四栏登记的地名为“滩底牛角湾”，面积“荒山一块20亩”，四址界线为“上至横路为界，下至大路为界，左至大沟为界，右至直樑边小槽为界”。该两份证书的存根联均保存在泡口村委会。1994年11月18日，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村民伍秀珍户颁发ＮＯ.001844号《土地承包证》，该证登记的“泡口滩底牛角湾杉山”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村民朱盛云户颁发的Ｎ0.001543号《土地承包证》，该证登记的“泡口滩底牛角湾杉山”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之后，从1995年开始，第三人朱家屯村民伍秀珍、朱盛云两户在争执地上种植罗汉果、毛竹、杉树等，树木已成林。在第三人村民管业争执地期间，未发生争议，原告也认可第三人村民在争执地种树等管业事实。2012年4月18日，原告郑家屯、吴家屯向永福镇人民政府申请对争执地进行调解。2014年1月11日，因各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永福镇人民政府作出永镇政调字［2014］3号《调解终结书》。2014年7月14日，原告郑家屯、吴家屯向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经过勘查争执地现场、询问调查、核实证据、组织调解等程序，未能调解成功，遂于2018年7月9日作出15号处理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0日受理后，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163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被诉15号处理决定未采信争议双方1983年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而是以第三人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以及管业事实为由进行确权，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实体是否得当。《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权属纠纷当事人应当在处理机关指定的期限内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郑家屯、吴家屯以及第三人朱家屯均主张争执山林“蹦矿沟”的所有权，但在该山林权属纠纷调处阶段，争议各方均未能提供土地改革、合作化、大包干、四固定等时期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原告与第三人均提供各自持有的1983年《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主张争执地权属，经现场核实，该两本证书登记的涉案内容均包含争执地，争议各方对于该事实均予以确认，但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认为该两本证书关于争执地的登记内容重合而矛盾，是争议双方各自随意填写，均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该两本证书登记的涉案内容均包含争执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书内容虽然为手写，但是经永福县人民政府以及当时的县长兰世琦盖章予以确认，且在泡口村委会有存根备查，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鉴于该两本证书确实存在重复填证问题，且缺乏权属来源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仅认定该两本证书登记的涉案内容具有较低的证明效力，不足以单独证明争执地权属。被诉15号处理决定完全不采信该两本证书，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第三人除提供1983年《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之外，还提供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村民伍秀珍户、朱盛云户的两本《土地承包证》，该两本证登记的“泡口滩底牛角湾杉山”均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且第三人村民对争执地进行长期有效的管业。原告村民没有管业事实，其认可第三人村民在争执地种树等管业事实。据此，综合评判争议各方提交的证据，显然第三人主张争执地权属更有证据优势。因此，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经过勘查争执地现场、询问调查、核实证据、组织调解等程序作出15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程序合法，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实体处理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0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163号复议决定，无正当理由超过行政复议期限，属于程序轻微违法，本院确认该复议决定违法但保留其效力。 综上所述，被诉15号处理决定及163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复议决定程序轻微违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确认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9]163号复议决定程序违法； 2、驳回原告永福县永福镇泡口村郑家屯村民小组、吴家屯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明军 审 判 员 刘新农 审 判 员 莫仕航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查献群 书 记 员 唐丽霞 附：一、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二、上诉注意事项告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帐号：20×××77）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