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燕林，男，198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楚琼慧，女，198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连芬，女，196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云龙，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思画，云南滇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卫芳，女，199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海欧，男，199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燕萍，云南典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负责人：曹**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俊，男，198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昆明市西山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杨燕林、楚琼慧、张连芬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崔卫芳、褚海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1民初5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燕林、楚琼慧、张连芬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云0111民初51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改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依法撤销（2019）云0111民初51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上诉人张连芬、楚琼慧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对商业三者险格式免责条款未履行法定的提示告知义务，投保人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署，保险公司依法应当在保险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庭审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险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人签名处的签字不是投保人楚琼慧本人所签，并且依据《合同法》第三条、《保险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格式合同，在合同中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或未明显方式告知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任何的提示、告知证据以及相关保险合同条款也没有对相关免责条款作文字和字体的处理引起投保人注意。一审法院以投保人缴纳保费为由，认为上诉人缴纳保费即视为对合同条款的知晓，上诉人认为这种认定和理解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不合理。二、上诉人张连芬、楚琼慧不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也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崔卫芳、褚海欧提交的一份《协议书》上的张连芬签字系杨燕林代签，张连芬没有文化不具有阅读和识字能力，且从协议书上内容并非是张连芬认可要对交通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及《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车辆的使用人和所有权人，而在本案中张连芬不是车辆所有权人也不是车辆使用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崔卫芳、褚海欧、保险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崔卫芳、褚海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775998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37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2、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保责任范围内直接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1日19时，被告杨燕林醉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208.43ｍｇ／100毫升），驾驶云Ａ×××**别克牌小型轿车，由昆明市湾流海小区前往二组团三栋地下停车场，途经宝象河东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湾流海二组团前路段时，将褚子亦碰撞倒地，致其当场死亡。2019年3月28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被告杨燕林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褚子亦无责任。据查，被告杨燕林驾驶的云Ａ×××**别克牌小型轿车系被告楚琼慧所有，该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事故发生后，2019年1月25日，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褚子亦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褚子亦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两原告系死者褚子亦的父母。2019年1月22日，杨燕林、楚琼慧、张连芬与原告达成协议书一份，载明：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因被告杨燕林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被告杨燕林、张连芬、楚琼慧自愿以其名下所有财产进行赔付，包括但不限于被告杨燕林、张连芬、楚琼慧所有的不动产、动产以及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财物。张连芬在协议上按印，但签字为他人代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保险公司是否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2、张连芬是否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杨燕林酒后驾驶已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本案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单来看，其所免责的内容是法律禁止性规定，投保人抗辩并未签字，保险公司也未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一审法院认为购买保险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合意行为，投保人提出欲购险种，承保公司根据投保人需求以格式合同提供保单，投保人确认无误后交付保费，从法律规定、行业惯例和常人习惯来看，投保人缴纳保险费视为缔约过程完成，对保险公司提供的合同条款知晓并确认，责任免除条款系合同整体的一部分，加之饮酒驾驶系法律明令禁止行为，属于公知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对于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在商业三者险中免责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针对第二项诉请，张连芬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协商时张连芬在场，虽然辩称并非本人签名，但从本案情况看，张连芬与杨燕林是一家人，其是知晓并且默许杨燕林在协议书上代其签字，并自行按印，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张连芬应按协议书内容履行，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原告的各项诉请：1、死亡赔偿金66976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原告诉请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20年），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5203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主张52038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交通费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未提供票据，但考虑处理死者事宜酌情支持400元。4、误工费3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规定，本案原告出具单位收入证明及误工证明，证明其为处理死者丧葬事宜产生误工费37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误工损失属于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予以支持。5、精神抚慰金：50000元；本次事故造成两原告年仅一岁多的幼子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给一个家庭尤其父母造成重大心理创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认定为775898元。因被告杨燕林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且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但在商业三者险中免赔。故以上损失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1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665898元（775898元-110000元）由被告杨燕林赔偿原告，楚琼慧、张连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崔卫芳、褚海欧各项经济损失110000元；二、被告杨燕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崔卫芳、褚海欧各项经济损失665898元；三、被告楚琼慧、张连芬对第二项判决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崔卫芳、褚海欧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崔卫芳、褚海欧未提交证据；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云南省公安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关于印发机动车交强险保单电子化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电子投保方式不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行为，而是按照监管的要求及通知来进行电子化保单的一个业务。2、投保流程图、投保流程范例，证明整个投保是线上操作，过程中是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录入投保人身份信息，阅读免责条款等步骤，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3、保费缴纳记录，证明保费是由投保人的银行卡缴纳的。经质证，上诉人不认可证据1，该证据只是行内文件，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据2，操作流程及范例是他人的投保的操作流程，是后补产生的，与本案无关；证据3中即使缴纳保险费，但不代表保险公司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投保人所签，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被上诉人崔卫芳、褚海欧不认可证据1，认为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免责条款告知义务；不认可证据2，截图不是上诉人投保流程；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尽到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同时上诉人补充认为在保险合同上签字的不是投保人楚琼慧并申请鉴定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过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仅能证明云南省推行保单电子化，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证据2系线上投保的流程，本院将在说理部分综合评判；证据3系上诉人缴纳保险费的凭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力，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评判。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是否恰当？2、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3、上诉人是否对崔卫芳、褚海欧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应承担，应如何承担？争议焦点1：各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元、交通费400元、误工费3700元无异议，故本院不再评述并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此次事故造成年仅1岁多的褚子亦死亡和另案当事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给其父母造成巨大的伤痛，而造成此次事故完全是因为上诉人杨燕林酒后驾车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崔卫芳、褚海欧的经济损失共计775898元。争议焦点2：上诉人一是辩称相关保险不是投保人楚琼慧本人购买，具体投保方式及投保人签字楚琼慧均不清楚并申请笔迹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投保过程是投保人先提出购买险种并向保险公司提供其具体的身份信息，保险公司录入后制作投保单，投保人确认后交付保险费，本案中即使不是楚琼慧亲自操作投保，投保人处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通过提供身份信息、缴纳保险费等一系列行为追认了他人的代理行为，故楚琼慧与保险公司之间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可以通过鉴定来确定投保人签字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二是辩称保险公司未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及告知义务，故保险公司不能以合同约定的“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免除保险赔付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燕林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已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保险人针对该项免责事由尽到提示即可，无须进行明确说明；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单显示是电子保单，上诉人虽不认可，但对投保是否是网络投保表示不清楚，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投保方式是线下投保，故本院对保险公司主张上诉人是通过网络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予以采纳。同时结合争议焦点1，即使投保过程不是楚琼慧亲自所为，但其已经追认了他人的代理行为，而经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流程来看，投保人或其代理人在网上激活电子保单的过程中，能够阅读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条款等内容，点击查阅后才能签名等，故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综上，保险公司以杨燕林酒后驾驶致人伤亡为由主张免除保险赔付责任，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的前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争议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崔卫芳、褚海欧的经济损失共计775898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110000元，剩余665898元，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保险责任，故由杨燕林承担。至于楚琼慧、张连芬的责任问题，两人虽不是造成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但杨燕林、楚琼慧、张连芬与褚海欧签订《协议书》，约定：“因杨燕林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杨燕林、张连芬、楚琼慧自愿以其名下所有财产进行赔付”，故对剩余的损失665898元张连芬、楚琼慧也应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两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张连芬提出《协议书》上签字不是其所签，其因不识字不知道协议内容，但该协议签订时杨燕林、楚琼慧都在协议上签名并捺印，即使张连芬本人不识字，杨燕林、楚琼慧在阅看协议内容后代其签字再由张连芬在其名字上捺印，也视为对该协议内容的认可，故本院对张连芬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9元，由上诉人杨燕林、楚琼慧、张连芬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李娜审判员  杨茜审判员  蔡芸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闻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