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5277号原告:张德成，男，198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军，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海军，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国隆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上庄大街东侧。法定代表人:王京芬，执行董事。被告:王维国，男，198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隆猛，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被告:万明路，男，199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公越，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振伟，北京安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权，男，199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省沈阳市于洪区。原告张德成诉被告北京国隆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隆公司）、被告王维国被告隆猛、被告万明路、被告徐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国隆公司、王维国、隆猛、万明路就本案审理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后，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德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海军、谭建军，被告国隆公司、被告王维国、被告隆猛、被告万明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公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徐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德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国隆公司向张德成返还投资款6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600万元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王维国、徐权、隆猛、万明路对诉讼请求第1项600万元及利息的给付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国隆公司、王维国、徐权、隆猛、万明路承担。事实及理由：国隆公司为从事影视投资、制作的专业公司，2019年双方签订的《家规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张德成投资600万，占总投资额的4%，并享有4%的收益。2019年5月12日，张德成与国隆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家规投资协议》于2019年5月12日解除，国隆公司承诺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投资款600万元退还至张德成指定账户。协议签署后，国隆公司至今未履行协议约定内容，未将投资款返还给张德成。张德成多次与国隆公司协商未果。无奈诉至法院。国隆公司全体股东均未依法实缴出资、亦未实际经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一起用股东徐权个人账户收款，造成公司与股东个人财务混同。各股东在未偿还款项的情况下，擅自瞒着张德成办理公司注销事宜，属于滥用公司资格，可视为合伙及个人行为，因此要求王维国、徐权、隆猛、万明路对国隆公司向张德成返还投资款600万元以及利息的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国隆公司、王维国、隆猛、万明路辩称：王维国与国隆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对于解除合同协议书对张德成签字申请鉴定，其原因是协议书签字与起诉状签字不一致，无法确认是原告真实签名。对于协议书，由于徐权无法取得联系无法核实真实性，就协议书真实性存在质疑。按照张德成主张的事实，张德成与国隆公司存在投资协议，然而自2018年6月国隆公司成立至被起诉日，国隆公司从未与张德成签订投资协议，根据协议书的第三条张德成应持有原始投资协议，但张德成始终未能出示合同。根据张德成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张德成与徐权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其主张的投资款600万元：2018年9月11日50万元，2019年1月25日30万元及40万元，2019年1月29日480万元系拼凑而成，其中，2018年9月11日50万早于协议书中的日期，流水中记载480万元是借款，而非投资，2019年9月11日之前张德成与徐权之间还有至少三笔50万元的资金往来，由此可见该600万元是拼凑而成，资金款项组成不合理，没有证据证明系张德成对国隆公司的投资款，该款项是张德成和徐权之间的往来款，张德成从来没有向国隆公司支付过600万元投资款。张德成称在给徐权支付480万元的当日，徐权当着张德成的面向王维国支付了转账480万元，根据法院调取的证据及王维国对自己银行账户的核查，王维国并未在1月29日及1月25日收取徐权支付的480万元和70万元。可见，张德成所谓当面转账不真实的。张德成的款项是张娟所出，合理怀疑徐权向张娟退还款项。另，根据法院调取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9月1日到2019年6月25日之间的资金往来，徐权与张德成建设银行大兴支行银行资金往来多笔，张德成向徐权支付800余万元，徐权向张德成支付500多万元，徐权名下3888尾号银行账户下徐权在2月至7月每月向张德成支付10万20万100万不等，徐权与张德成并非真实投资，而是借贷，就同样的投资事项，当事人准备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立案后会将相关材料提交法院，徐权无权以国隆公司名义签订协议，协议不是国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是虚假的。徐权没有代理权，徐权仅在2020年2月21日才成为公司股东，2019年1月25签订了《家规投资协议》，徐权并非公司股东，即便解除协议公司签署时徐权是公司股东，公司与股东人格独立，徐权不是公司高管也不是公司工作人员，没有公司授权，张德成没有证据证明徐权有代理权或代表权。关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股东注册资本为认缴，未到期情况不存在未缴实缴情况，王维国作为公司大股东，公司成立之初2018年6月到2019年年初，都是王维国为公司垫资，其与公司时间的账户资金往来系正常流水公司都存在账目记载，不存在混同的问题，故不应当承担责任。当事人双方提交了证据，对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张德成提交了一份2019年签署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国隆公司承诺返还张德成600万元投资款，《解除合同协议书》尾部加盖了国隆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国隆公司代表徐权签字，有张德成签字。国隆公司、王维国、隆猛、万明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张德成签字的真实性、对国隆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对形成时间鉴定，其在管辖审理阶段表示不对徐权签字的真实性鉴定，后在公告庭审中要求对徐权的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都经本院询问其不能提供鉴定检材，张德成不同意鉴定。综合本案真实性无异议的录音证据，本院对被告提出鉴定的申请均未予准许，理由是，第一，张德成作为本案原告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第二，《解除合同协议书》尾部加盖的系国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非登记备案公章，第三，申请人不能提交徐权签字鉴定所需要的对比检材，不具备鉴定可行性，第四，本案中张德成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系张德成的姐姐与国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国之间的现场对话录音，录音中王维国提到认可张德成要解除与国隆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王维国让徐权代表国隆公司签署了一份解除投资关系的协议，认可收到张德成的投资款480万元。该录音证据清晰记载国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国授权徐权代表国隆公司与张德成签署解除投资关系的协议书，现张德成提供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因徐权未出庭抗辩，本院对徐权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印章的真假不能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为节约司法成本，故本院鉴定申请未予准许。2．庭审中，张德成当庭提交了一份“收条”，收条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载明“今收到张德成对国隆东方电视剧《家规》投资款6000000万元，收款账号×××”，收条尾部有徐权签字及国隆公司公章，国隆公司对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后对收条中加盖的公司公章、徐权签字真实性申请鉴定，因该收条的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届时张德成主张的600万元投资款尚未支付，本院审查投资款支付金额的主张依据为录音、银行流水等证据，该收条的真假不影响对投资金额的认定，故本院对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对收条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记载，国隆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21日，公司原始投资人为王维国、隆猛，法定代表人为王维国，2019年2月2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维国、徐权、隆猛，2019年4月1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维国、徐权、隆猛、万明路。2020年2月19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维国、徐权、隆猛、万明路、李经芬，同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维国变更为李经芬。张德成提交了其北京银行流水显示在1月29日向徐权×××的银行账户转账480万元，另提交了建设银行银行流水，显示在2019年1月25日向徐权×××的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30万元、40万元，另其主张在2018年9月11日向徐权的银行转账50万元亦为投资款，上述金额共计600万元。2019年国隆公司（甲方）与张德成(乙方)签署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协议书抬头为甲方国隆东方影视有限公司，法人王维国，乙方张德成，主要约定如下：甲乙双方于2019年1月25签订了《家规投资协议》，乙方撤资原因，致使原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原合同《家规投资协议》19年5月12日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2．甲方应将乙方已交纳未发生的投资款60000000人民币于本解除合同协议书生效时退还至乙方指定账户[张德成:建设银行62170000139516846开户行大兴富强路支行];3．退款日期5月31日之前。退还到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并将原签合同退还甲方；4．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原合同《家规投资协议》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5．本协议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解除合同协议书》尾部有徐权签字，有张德成签字。庭审中，双方未提交张德成与国隆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据徐权名下×××的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6月25日，徐权向张德成62170000139516846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9年8月7日，张德成的姐姐张娟找到国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国就张德成要求退还投资款一事洽谈，其中重要的对话内容如下：张娟说“然后你不是说了吗，年前就定这个事”，王维国说“一月底二月初，二月之前吧，一月二十多号，大概是”，张娟说：“当时你和徐权你俩就跟我说一月底前这事能定下来，就是投资的定金六百万，张德成当入股”，王维国回复“是这样的，这个公司最早没有徐权，最早是我们公司做电视剧的一个制片，我们一起做项目，然后徐权要走百分之十的份额，然后说我也想参与”，张娟说“德成的钱够六百万了，然后徐权就代表国隆公司，因为徐权是你们公司的股东，把我们的六百万收了，对不对”，王维国说“我没有见到六百万，我知道合同是签六百万，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过程……”,张娟说“到三月底四月初没有拍，五月份张德成要求退股，然后你们也同意了，跟张德成签了退股的协议……”,王维国说“这中间有一些问题”，张娟问“张德成要投六百万你知道不知道”，王维国回复称“张德成签合同那天我没下去，是他（徐权）和张德成签的，他跟我说是六百万”，“我不是不认可这件事，但我想说我得到的消息，那天是在公司签的，我没下去……”，张娟说“张德成那有六百万，张德成把钱打给徐权了，因为徐权代表你们公司跟张德成收这个钱……”,王维国“因为到我这就不是六百万了”，“然后张德成跟徐权说的六百万，这事徐权跟我说过，因为走他的份额，所以钱也打到他那，钱不是直接打给我的，在咱们签完合同后一月底二月初，徐先打了第一笔，没有全打，他跟我说第一笔打的是两百多……确实我也收到这钱，这个确实是承认的，二百三十多”，张娟问“徐权代表公司收我们这笔钱，这件事你总知道的吧”，王维国回复称“这事我都说了我知道，我只是说数额……他跟我说张德成那边投不了那么多了，少投一点”，张娟问“当时签合同（退款协议）不是说打到张德成的账户上吗，退款协议上写的是国隆东方打到张德成的指定账户上”，王维国回复称“您说那个退款协议没问题，那个协议给过我，但是我没要，我说那不行，因为公司名写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张啊，那张我没要”，张娟回复“名字错没错我不知道，但是扣着公章呢”，王维国回复“公章在公司财务那，那张纸我是不能盖的，公司名不对，而且这个退资协议是我让徐权去签署的……我现在也知道，因为他把钱都扣了嘛，要求他签一份解除协议，别到时候家里找过来不知道钱是不是退给德成了……”，张娟问“如果张德成没有投六百万，为什么徐权给张德成签合同的时候是六百万”，王维国说“合同是先签的，后打得钱，因为陆续第一笔打完后，他跟我说他那边不够了，可能投不了那么多”,张娟问“为什么说退回六百万呢？这不是傻子都不会做的事吧”，王维国说“他给我那纸就不是六百……”,张娟问“是多少”，王维国回复称“四百八……”，“因为他那么转的，我也只能那么转回去……这个钱打给徐权，徐权打给我了我，我确实收到了，我有转账记录，我也退还给他，这个路径，说实话，我从没有想过出现别的问题……”。另，徐权名下×××银行账户在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银行流水显示，徐权与张德成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张德成称上述款项均为借款、还款，其中2018年9月11日张德成向徐权的银行转账50万元原为借款，后该笔借款双方协商转化为投资款。本案中，张德成主张将款项转账给徐权个人账户，徐权将投资款转入王维国个人账户，王维国与国隆公司之间存在大量银行账户往来，产生了公司与股东的人格混同，且国隆公司的各股东出资不到位，故要求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经本院调取国隆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其确系与王维国之间存在款项往来，经本院调取徐权的银行流水显示，徐权与王维国确系存在多笔账户往来，但王维国提交了国隆公司公司账薄作为证据，账薄对王维国与国隆公司之间的银行往来部分有相关记载。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一是国隆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张德成投资款以及应返还的金额，二是各股东是否应当就国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就国隆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张德成投资款以及应返还的金额问题一节，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中的解除投资协议书、张德成的姐姐与王维国的录音证据，可以认定，张德成与国隆公司之间确系就《家规》电视剧的拍摄达成了一份投资款为600万元的投资协议，且国隆公司后与张德成协议退回投资款，但王维国录音中称实际收取张德成投资款的金额为480万元并已经投资款转账给徐权，张德成主张实际投入的投资款为600万元并主张未收到国隆公司返还的投资款。结合本案证据分析张德成向国隆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金额问题，张德成主张向国隆公司的投资款分三笔转入，首先，张德成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29日张德成向徐权转款480万元，王维国在通话录音中认可曾收到徐权转交的张德成投资款金额为480万元，480万元银行转账的记录在转账中备注虽为借款，但转账金额、时间与王维国认可收到徐权代为转账的480万元的事实相互印证，该480万元应认定为国隆公司收取张德成的投资款；其次，2018年1月25日，张德成向徐权分两笔转账共计70万元，张德成与徐权银行账户虽存在多笔交易往来，其主张与徐权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双方银行账户往来复杂，张德成应举证证明上述两笔款项为投资款而非其借款，在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徐权收取的上述款项为代国隆公司收取的投资款。再次，张德成主张9月11日向徐权转账的50万元为投资款，主张为双方借款转为投资款，但该笔款项的产生日期远早于双方协议投资日期，张德成与徐权没有借款转为投资款的明确约定且亦没有国隆公司关于借款转为投资款的认可，鉴于张德成与徐权之间同时存在的借贷关系，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投资款。另，张德成提交一张收条中载明收到投资款600万元，但该收条的日期为2018年12月，早于收款日期，故不能证明款项已全额收取的事实。综上分析本院认定张德成向国隆公司支付投资款的金额为480万元。就国隆公司是否向张德成返还了投资款及返还金额问题，《解除投资协议书》签署的日期为2015年5月，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张德成建设银行62170000139516846账户，徐权账户在2019年6月25日向张德成62170000139516846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国隆公司向徐权返还的投资款。张德成主张上述款项为徐权向其还款，但该100笔转款系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向张德成的指定银行账户转账，且转账日期在2018年6月系协议书签署之后，与协议书约定相符，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徐权代国隆公司还款。就张德成与徐权之间的其他交易往来问题，2018年5月之前，张德成与徐权之间存在多笔交易往来，除涉案认定的张德成支付投资款550万元、徐权返还投资款100万元之外，其他交易往来从交易时间、金额、账户等方面无法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综上分析，本院就张德成要求返还投资款600万元的诉讼请求，支持的金额为380万元，国隆公司存在逾期还款行为，张德成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各股东是否应当就国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一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本案中国隆公司的各股东不存在上述情形，故张德成以此为由要求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就其主张王维国、徐权作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公司人格否认的需要有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主体要件即公司股东滥用了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要件即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能够认定人格混同的情形包括: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等，本案中不能认定存在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故本院对张德成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北京国隆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德成投资款380万元并支付还款利息（利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4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二〇一九年六月一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止，第二部分以380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计算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第三部分以380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张德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张德成负担16600元（已交纳），北京国隆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37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张德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成桂钦人民陪审员  刘香连人民陪审员  焦东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李玉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