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1，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冯某，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2，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3，住山西省太原市。再审申请人张某1因与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张某3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晋01民终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张某1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145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履行2017年10月30日《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返还再审申请人张某1拆迁奖励款10万元拆迁补偿款158000元，共计258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二审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证。被申请人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规定要求，二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是错误的。（1）“情况说明”没有西铭村委会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2）二审法院也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向西铭村委会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说明2018年9月4日西铭村委会从管理的档案中核实后出具的“拆迁事项处理意见”原件下落的具体情况以及相互矛盾的原因。（二）再审申请人向一二审法庭提交的出自西铭村委会管理的档案“拆迁事项处理意见”的复印件（盖有西铭村委会公章）具有法律效力。（1）再审申请人向法庭一二审法庭提交的“拆迁事项处理意见”复印件出处是西铭村委会管理档案中的，是依法取得的。（2）申请人无权也不可能调取到西铭村委会管理档案的原件。（3）由于再审申请人所举证据，对被申请人不利，其拒不质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4）申请人提交的西铭村委会管理档案中的“拆迁事项处理意见“复印件大于其他书证。（三）一审判决适用《继承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被申请人抗辩的“遗嘱“从未生效。（1）张毓、郭守兰1987年12月13日所立《遗嘱》是附义务和附期限的，《遗嘱》中附有的义务是张清元和冯某“从1988年1月起至张毓、郭守兰去世前，每人每月生活费30元和全年的所烧煤炭，1988年1月开始执行，必须交给村长李石明。另还有“老人因看病欠下外债700元，1988年元月由张清元还清。”附期限是3个月即“自1988年1月起，如果3个月不交生活费，遗嘱无效”。张毓、郭守兰夫妇在遗嘱约定的时间没有收到遗嘱中约定的生活费等，直至张毓1990年去世，郭守兰1997年去世，二人也没有收到张清元和冯某分文，张清元、冯某对父母张毓、郭守兰可谓是生不养、死不葬。2、一审判决认定“......综上，被告提供的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该遗嘱中负有义务的，对继承人赡养老人这一要求从被告提交的证据中看出被告张某2支付原告张某3代其支出二位老人的赡养费和丧葬费，证明张清元履行了遗嘱中负有义务的行为，故该份遗嘱有效。”是错误的，且荒唐至极。2008年6月23日《协议》中的“生活费”是给张某3的，不是给立遗嘱人张毓和郭守兰的，作为遗产所有人张毓和郭守兰生前是没有享受过所立《遗嘱》要求被上诉人冯某及丈夫张清元给的一分钱“生活费”。且该2008年6月23日“协议”不符合遗嘱要求的期限和条件。通过一、二审的法庭调查“张某3也从没有代张清元、冯某及张某2支付过二位老人的赡养费和丧葬费”。（四）一审判决认定“二人签字后，张某3收到张某238000元。2008年6月23日，西铭村委会盖章确认张某2继承该宅基地及住房（第四页倒数第7行）。”与一审判决书中第五页倒数第3行“对原告提交的2017年10月30日二原告与被告张某2达成的拆迁事项处理意见的协议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质证，且该协议缺少张清元的另一位继承人即本案被告冯某的签字确认，故该协议没有法律为束力。”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既以作出对2017年10月30日“由张某2签字的拆迁事项处理意见的协议不予认可，为何又对也是张某2签字的2008年6月23日《协议》却予以认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张某2支付给张某338000元后，张某2一人即已取得了本案争议的宅基地和住房。另一方面又认为：张某2无权对宅基地和住房进行处分。其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样是由张某2签字的“协议”在一个案件中出现不同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二审法院“1987年12月13日，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3父母张毓、郭守兰立遗嘱，同意将位于××村由长子张清元继承，张清元去世应由其妻子冯某，子女张某2继承。2008年元月23日张某3与张清元之女张某2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张某3其父母张毓、郭守兰位于西铭村北后街房屋，张某2付张某3本人生抚养、死安葬费用38000元，产权直接归张某2所有、”该协议合法有效，张某2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张某3生抚养死安葬费用38000元，房屋归张某2所有。西铭村村委会亦出具证明，对宅基地由张某2继承予以确认。故双方争议房屋归张某2所有。”的认定是错误的。（1）《协议》当事人的一方的张某2不是《遗嘱》继承人，其与张某3的《协议》事实上是一份房产买卖协议，是无效协议。（2）《协议》当事人的一方张某3只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其无权处分其他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份额，再审申请人对父亲张毓和母亲郭守兰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其法定继承权是不应被剥夺的。（3）张某3与被告张某22008年6月23日《协议》是在1987年12月13日所立《遗嘱》21年之后产生的，此时已距上诉人父亲张毓病故（1990年去世）18年后，距母亲郭守兰病故（1997年去世）11年后。（4）协议中的“生活费“是给张某3的，不是给立遗嘱人张毓和郭守兰的，作为遗产所有人张毓和郭守兰生前是没有享受过所立遗嘱》要求被上诉人冯某及丈夫张清元给的一分钱“生活费”。且该2008年6月23日“协议”不符合遗嘱要求的期限和条件。（5）再审申请人在村委拆迁前，对2008年6月23日“协议”，一概不知，该《协议》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效协议，也正是因为协议的无效，才发生了2017年10月30日的四人在西铭村委会共同协商，产生了《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上述事实有在《遗嘱》中署名的“中人“张富珍（现唯一的遗嘱署名的健康在世人）和与遗嘱人郭守兰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二弟郭润仓（再审申请人张某1与被申请人冯某丈夫张清元及张某3的二舅）以及张毓丧事总管李玉丑（原担任过西铭村委干部）证词为证，且与本案原告张某3与被告张某22008年6月23日协议相互印证予以证实。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张某3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张某1再审请求为：要求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履行《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返还张某1拆迁奖励款10万元及拆迁补偿款158000元，共计258000元。为支持其主张，张某1提供了2017年10月30日张某3、张某1、张某2三人达成的协议（复印件），具体内容为：“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其父张毓名下一女张某3，长子张清元，次子张某1，经三人协商同意，该房产拆迁补偿款三人平分，现金归三人所有，房屋平米归张某2所有，现三人同意委托张某2办理，张某3、张某1的补偿款由张某2负责打给张某3。”并称，该协议原件在村委会。对此，被申请人冯某、张某2不认可该协议，并提供了2019年1月31日西铭村委会出具的《说明》，用于证明《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的原件，村委会经查没有发现上述处理意见的原件。由于张某1在一、二审期间无法提供《关于我父亲张毓名下房产拆迁事项处理意见》原件，且西铭村委会出具的上述《说明》与2018年9月4日村委会盖章的“原件在村委会”的事实相互矛盾。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该证据无法采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这是其一。其二，1987年12月13日，张某1与张某3父母张毓、郭守兰立遗嘱，同意将位于××村由长子张清元继承，张清元去世应由其妻子冯某，子女张某2继承。2008年1月23日张某3与张清元之女张某2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张某3其父母张毓、郭守兰位于西铭村北后街房屋，张某2付张某3本人生抚养、死安葬费用38000元，产权直接归张某2所有。”该协议合法有效，张某2也履行了向张某3生抚养死安葬费用38000元。同时，西铭村委会亦出具证明，对该宅基地由张某2继承予以确认。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双方争议房屋归张某2所有，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由此，张某1无权要求张某2返还拆迁款项，其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张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张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 英审 判 员 韩德荣审 判 员 张建军 二○二○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吉 睆书 记 员 段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