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再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水魔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广场西路**长安新都市******。 法定代表人：董余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霖，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民，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可芯，男，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陕，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锁，陕西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余斌，男，198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div> 再审申请人陕西水魔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魔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高可芯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余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水魔方公司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以（2018）最高法民申56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由主审法官王东敏担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杨卓、主审法官曾朝晖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水魔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霖、王安民，高可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锁到庭参加诉讼。董余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魔方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裁定中止执行；二、依法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可芯承担。 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再审期间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吕宝利和周景应当是本案的合伙人，但吕宝利并没有推荐高可芯作为诉讼代表人，现水魔方公司联系到周景，周景亦未同意高可芯作为诉讼代表人代其主张工程款，并且周景手中尚有部分费用未计入工程款中，故该部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主体和工程款数额等事实均有误。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原告诉讼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案中高可芯并未持有全体合伙人出具的推选书。（二）本案原审认定的工程款数额有误。1.结算单系水魔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余斌受胁迫所签，结算单既无公司公章的确认，也无工程牵头承揽人吕宝利的认可，不符合工程结算程序、财务管理制度，非经加盖水魔方公司的公章，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二审查明结算单数额中应包含165挖机费用56475元，但以高可芯未上诉而未予扣减，未纠正一审错误不当。3.一审判决工程款数额12264242.4元，仅扣减了高可芯认可的部分费用，但吕宝利及周景手中账目未核算，票据未扣减，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借款未处理，吕宝利和水魔方公司也没有进行结算，在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未经法定清算程序时，原审法院判决水魔方公司向高可芯支付1000万元，缺乏事实根据，显失公平。另外，就合伙账目的剥离看，原审法院将吕宝利的份额进行剥离，违反法律规定。高可芯等人恶意串通排挤了吕宝利、贾阿龙、王喜孝等人的合伙人身份，剥离吕宝利的份额，不但影响了案涉工程款的清算，还剥夺了其他合伙人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 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高可芯无权以个人名义起诉，无权以合伙人身份单独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由于案涉合伙人为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中，吕宝利才是案涉工程的负责人，其认为贾阿龙、王喜孝也是合伙人。周景出具证言证实其亲手将贾阿龙的2万元投资款交给了高可芯。吕宝利和周景作为入股一方与贾阿龙、王喜孝等均未推举高可芯作为代表人参与本案诉讼。高可芯并未持有全体合伙人出具的推选书，而合伙人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其他共同合伙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水魔方公司认为高可芯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遗漏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特申请再审。 高可芯辩称，水魔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证据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已经在原审经过庭审质证，水魔方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当时提交的系证据原件。关于诉讼主体问题，原审法院已经确定本案的合伙人系高可芯等五人，没有贾阿龙、王喜孝，在吕宝利明确不参加本案诉讼且不同意高可芯代其主张权利时，其他合伙人共同推荐高可芯主张案涉工程欠款，并无不当。关于工程欠款问题，双方在2015年6月4日已经形成结算单，该结算单系双方对所有工程的对账产生，体现双方真实的结算意思，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工程欠款的依据，因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工程欠款数额，并无不当。至于二审期间未予扣减的数额，属于对水魔方公司有利的处理结果，高可芯并未提起上诉。因此二审法院的该部分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水魔方公司的再审申请。 董余斌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高可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水魔方公司支付高可芯机械费、人工费等共计16660022.5元；2.判令董余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水魔方公司及董余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水魔方公司开发建设的迪比斯水上乐园项目中，高可芯等人合伙出资参与了项目建设，高可芯在案涉工程中负责记账、钱款收支等。因各方对共同投资参与施工的主体、结算单的效力、结算价款等问题均有分歧，形成本案诉讼。一审审理中，经当事人举证质证,高可芯自认双桥车运费2338320元包含在2015年6月4日结算单价款中，因该部分价款已经由董余斌和车主另行结算，故应从结算价款中扣减。另外，应扣减的还有240挖机费用140850元、155挖机费用76600元、185挖机费用372480元、170挖机费用55680元、155挖机费用96000元。对于水魔方公司，该院已经明确告知其须提交已付款相关证据的原件，但其举证时仍仅提供了复印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高可芯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查明的事实，各方均认可高可芯、高利利、高康余、高利娃、吕宝利（吕宝利与周景算一方）在案涉工程中共同投资参与施工。水魔方公司、董余斌称除前述人员外，还有贾阿龙、王喜孝等人，并提交了吕宝利、贾阿龙、王喜孝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贾阿龙已经认可其就土方工程并无投资，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欲参与分配应与全体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然而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并未提交全体共同投资人同意贾阿龙参与土方工程款分配的证据。贾阿龙称其将2万元围墙投资款交给了周景，据周景称已将该笔款项交给了高可芯，但高可芯并不认可收取了以贾阿龙名义缴纳的2万元，水魔方公司、董余斌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高可芯收取了贾阿龙名义下的围墙投资款，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认定贾阿龙在本案中具有共同投资人名义，至于其与吕宝利及周景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范围。王喜孝本人承认领取了围墙工程款，且高可芯提交的证据已证明王喜孝将款项领取完毕，此次诉讼与王喜孝无关。综上，可以确定此次诉讼所涉及的共同投资人为高可芯、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吕宝利（其与周景算一方）。本案中，吕宝利明确表示不同意高可芯代其索要工程款，考虑到其五方之间是共同投资、平均分配，高可芯也表示可将吕宝利应得份额从本次诉讼中分离，由吕宝利自行主张，该院予以确认。同时，由于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一致认可由高可芯代其索要工程款，故高可芯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高可芯提交的结算单、费用报销单是否应予采信。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否认高可芯提交的2015年6月4日结算单，认为工程是董余斌与吕宝利协商的，结算也应与吕宝利进行，该结算单是高可芯等人带人闹事，董余斌在遭胁迫的情况下签字形成。经询，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并未对结算单提出鉴定申请，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确实存在胁迫情形，不能证明该结算单并非董余斌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工程确实是董余斌与吕宝利协商，亦不足以推翻董余斌与高可芯签署了结算单的客观事实。因此，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否认结算单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结算单应予采信。高可芯还主张在结算单确认的工程价款外，还有部分工程款，并为此提交了费用报销单6份。水魔方公司、董余斌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亦予确认。同时，该院注意到，6份报销单所涉金额包括了2014年1月9日165挖机施工费用2137.5元、7425元、16000元，2013年12月27日250挖机施工金额243675元，2014年1月9日一期园区墙体施工、海啸池北围墙重建等人工、材料费480482元。因前述5笔费用均发生在2015年6月4日结算前，且该结算单中也已经包括了165挖机、250挖机、零活等费用，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高可芯主张上述5笔费用在结算范围以外，难以得到该院支持。因该结算单列明的挖机费用中确实没有2013年12月27日报销单确认的65小挖机施工费用56475元，该款项应作为结算单以外的价款计入工程总价款。故而，本案中高可芯等人施工工程总价款为18990233元。 三、水魔方公司、董余斌是否应支付下欠工程款及欠款数额问题。因案涉工程早已投入使用，高可芯要求支付下欠工程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但董余斌在本案中是代表水魔方公司履行职务行为，高可芯要求董余斌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缺乏依据，故付款义务人仅为水魔方公司。至于下欠款数额问题，因庭审中高可芯自认从结算单价款中应扣减双桥车运费2338320元、挖机费用共计741610元，该院亦予以确认。水魔方公司虽提交了证据证明其已付款，但在该院提前明确告知需要证据原件的情况下，其提交的该组证据全都是复印件，故除高可芯认可真实性的单据外，其余单据的真实性该院无法确认。高可芯认可由其签字的收款单据共计58万，唯认为其中有4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中2013年7月10日的10万元，高可芯提交了姜浩的领条欲证明其只是经手替姜浩领钱，由于高可芯未让姜浩出庭作证亦未提交姜浩身份证明，不能确认领条真实性，故高可芯之辩称不能成立；2013年8月6日的15万元，高可芯提交2013年5月给他人付款的收款收据和工资表，欲证明该15万元是一期围墙的钱，与本案无关，因证据形成时间存在前后矛盾，不能证明2013年8月高可芯从水魔方公司领取的15万元是用于支付2013年5月份的工资和款项，故高可芯此项辩称不能得到支持；2014年3月17日的5万元，高可芯称该笔钱是清理漂流池的款项，因结算单中包括零活，故该5万元应计入本案已付款；2013年9月1日的10万元，高可芯认为这是领取的一期围墙款，并提交证据证明一期围墙款已经发放完毕，该10万元与本案无关，但10万元的收条上仅表明收到工程款，未明确是围墙款，故高可芯的辩称理由不充分。因此，高可芯对已付款的异议不能成立，前述58万元均应计入水魔方公司已付款，需要说明的是，高可芯认可2015年10月29日收到的8万元、2015年9月22日收到的10万元是其个人借款，同意计入已付工程款，日后在共同投资人之间分配时作为其个人已得款项予以扣除，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对此无异议，该院对此予以明确。综上，水魔方公司共计下欠工程款为15330303元，扣除吕宝利份额后，水魔方公司共计应支付工程款12264242.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水魔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可芯12264242.4元；二、驳回高可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760元（高可芯已预交），由高可芯负担32127元，水魔方公司负担89633元。 水魔方公司、董余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争议标的400万元；2.高可芯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高可芯认为其提交的2013年12月27日报销单确认的65小挖机为笔误，应为165型号挖机。施工费用56475元，该款项应作为结算单以外的价款计入工程总价款。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高可芯起诉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水魔方公司、董余斌所主张的扣减工程款400万元是否成立。 关于高可芯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均认可高可芯、高利利、高康余、高利娃、吕宝利（吕宝利与周景算一方）在案涉工程中共同投资参与施工。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唯称除前述人员外，贾阿龙、王喜孝二人亦系高可芯合伙人，并提交了吕宝利、贾阿龙、王喜孝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一审贾阿龙已经认可其就土方工程并无投资。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其参与分配应与全体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然而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并未提交全体共同投资人同意贾阿龙参与土方工程款分配的证据。贾阿龙称其将2万元围墙投资款交给了周景，据周景称已将该笔款项交给了高可芯，但高可芯并不认可收取了以贾阿龙名义缴纳的2万元，水魔方公司、董余斌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高可芯收取了贾阿龙名义下的围墙投资款，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认定贾阿龙在本案中具有共同投资人名义，至于其与吕宝利及周景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不予涉及。一审王喜孝本人认可领取了围墙工程款，且高可芯提交的证据已证明王喜孝将款项领取完毕。综上，一审确定本案所涉及的共同投资人为高可芯、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吕宝利（其与周景算一方）并无不当。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对高可芯一审提交的合伙人会议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会议决议可以证明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一致推举高可芯作为代表人向水魔方公司追索工程款，故高可芯提起本案诉讼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水魔方公司、董余斌主张扣减400万元工程款是否成立问题。水魔方公司、董余斌认可2015年6月4日双方所形成的工程结算单的真实性，唯认为案涉工程是董余斌与吕宝利协商的，结算也应与吕宝利进行，且该结算单是高可芯等人带人闹事，董余斌在遭胁迫的情况下签字形成。经查，一审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对上述工程结算单表示认可，且水魔方公司、董余斌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高可芯无权代表合伙人与其结算本案工程款以及本案工程款的结算存在胁迫情形，故上述工程结算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高可芯还主张在结算单确认的工程价款外，还有部分工程款，并为此提交了费用报销单6份。但上述6笔费用均发生在2015年6月4日结算前，且结算单中也已经包括了165挖机、250挖机、零活等费用。二审高可芯认可6份费用报销单中2013年12月27日的报销单确认的65小挖机为笔误，应为165小挖机，故对于该份报销单所确认的施工费用56475元亦应认定为包含在本案工程结算单价款中。一审计算高可芯等人施工工程总价款为18990233元有误，但高可芯对此并未提起上诉，可视为其对该工程价款的认可。关于下欠款数额。在一审明确告知水魔方公司需要证据原件的情况下，其所提交已付款的证据均为复印件，除高可芯认可真实性的单据外，其余单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一审认定高可芯自认应扣减双桥车运费2338320元、挖机费用741610元以及高可芯签字的58万元收款单据、18万元借款均应计入水魔方公司、董余斌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妥。水魔方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亦均为复印件，高可芯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故水魔方公司、董余斌主张扣减400万元工程款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水魔方公司、董余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水魔方公司负担。 再审中，水魔方公司提交一组新的证据并出示证据原件。经法庭核实，该组证据系二审法院庭审质证中，水魔方公司出具的第四组证据。因二审判决认定水魔方公司出具的系复印件而不予认可，故水魔方公司在再审中出示该组证据原件。高可芯质证认为:水魔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二审中出示过该组证据原件,同时该组证据中部分证据与本案工程无关,部分证据发生在案涉工程结算单之前,已经包含在争议工程欠款之中,无法证明水魔方公司的证明目的。 另,水魔方公司当庭向本院提交一份《延期申请》，认为水魔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余斌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无法出庭参诉，请求延期审理。本院认为，水魔方公司关于董余斌被刑事拘留的相关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提交的《拘留通知书》复印件发生在2019年2月2日和2019年2月27日，无法证明董余斌目前是否依然被依法刑事拘留，且本院依法送达的相关司法文件均有人签收，故本院对水魔方公司关于本案延期审理的请求，不予准许。水魔方公司当庭还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一式两份，请求对施工已完成工程造价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水魔方公司与高可芯已经在诉讼前就案涉工程欠款形成《工程结算单》，水魔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余斌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在水魔方公司无法否认董余斌签字为虚假或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时，应当认定双方就案涉工程欠款达成一致的意思合意，故本院对水魔方公司的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原审是否存在应当参加诉讼的合伙人未参加诉讼；二、原审法院认定的案涉工程款数额是否有误。 一、关于原审是否存在应当参加诉讼的合伙人未参加诉讼的问题。（一）关于本案合伙人的确定及人数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认定高可芯、高利利、高康余、高利娃、吕宝利（吕宝利与周景算一方）在案涉工程中，共同投资参与施工，即认定案涉工程的合伙人为五方。虽然对于贾阿龙、王喜孝是否为本案的合伙人及合伙成员人数，当事人各持一词。但原审法院通过一、二审程序已经对此问题予以认定，即贾阿龙已经认可其就土方工程并无投资，其交给周景的2万元围墙投资款，周景称交给了高可芯，但高可芯对此并不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贾阿龙系共同投资人时，原审法院认为贾阿龙并非案涉项目合伙人，并无不当。王喜孝本人认可其领取的系围墙工程款，高可芯亦证明王喜孝已经领款完毕，原审法院认定王喜孝并非本案项目的合伙人，亦无不当。故在没有新的证据加以证明时，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本案项目的合伙人为：高可芯、高利利、高康余、高利娃、吕宝利（与周景算一方）五方，具有事实依据，应予确认。水魔方公司认为目前合伙人尚有争议、贾阿龙、王喜孝也应当系合伙人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关于全体合伙人是否必须共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认定的合伙人为五方，水魔方公司认为，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且须全体合伙人共同推荐高可芯为代表人，其方可代表全体合伙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对于没有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诉讼程序中，应当为共同诉讼人，但此处的共同诉讼人是否必须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应当取决于诉讼标的是否可分，如果合伙事务及所主张的内容系不可分的，只有所有合伙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方能查明相关案件事实，一般应当认定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如果合伙事务及主张内容系可分的，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均等，只要其中一个合伙人提出主张，效力可以相同的约束其他合伙人，各方权利义务均分，此时的共同诉讼人应当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主体。此种理解，也系防止合伙人在内部存有矛盾时，部分合伙人拒绝配合其他合伙人对外主张相关权利，而导致其他合伙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形。本案中，五方投资者之间系共同投资、平均分配的合伙模式，五个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系均等可分的，其中吕宝利明确表示不同意高可芯代其索要工程款。此时，若强迫五方必须共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方可对外主张权利，对于其他合伙人并不公平。高可芯、高利利、高利娃、高康余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一致同意高可芯代除吕宝利之外的合伙人主张工程款，在无证据证明该合伙人会议决议无效时，高可芯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妥。原审法院认为高可芯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吕宝利（与周景算一方）的应得份额，分离出本次诉讼，由吕宝利自行主张，并无不当。故水魔方公司关于本案合伙人为必须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定诉讼主体错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另外，除高可芯外，其他合伙人并没有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但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其余合伙人以证人的形式出庭作证，协助查明本案相关案件事实，并不存在程序错误问题。至于吕宝利是否参加本案诉讼，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原审程序中，吕宝利明确不同意高可芯代其索要工程款，吕宝利本人也明知本案工程款诉讼而未申请参加，系吕宝利对其个人权利的处分，本院不予理涉，故原审法院并不存在损害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的情形。因此，水魔方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通知上述人员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而不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程序违法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数额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水魔方公司认为，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单系董余斌在遭到胁迫下签字，该结算单没有水魔方公司的盖章确认，亦没有工程牵头承揽人吕宝利的认可，董余斌在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并未得到水魔方公司的追认，故原审法院仅依据董余斌签字的结算单即认定水魔方公司向高可芯等支付12264242.4元，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董余斌系水魔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对外行使公司权利的代表人，依法具有代表水魔方公司意志的表征，对于高可芯等公司之外的主体而言，董余斌在结算单上的签字，即为水魔方公司的意志体现，在水魔方公司不否认董余斌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签字为虚假或无效的情形下，董余斌的签字行为及法律后果，应当由水魔方公司承担。水魔方公司认为董余斌签字未经公司盖章追认而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水魔方公司虽然主张董余斌因受胁迫而签字，但其并无证据加以证明董余斌受胁迫的事实，亦未依法提起因胁迫而导致结算无效的撤销之诉，本院对水魔方公司关于董余斌受胁迫而签字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其次，水魔方公司认为，二审法院查明结算单数额中应包含165挖机费用56475元，但以高可芯未上诉而未予扣减，未纠正一审错误不当。本院认为，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但未予扣减的款项，系应当计算到工程欠款的数额，由于高可芯在一审判决之后并未对判决认定的工程款数额提出上诉，表明其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款数额，即便少算部分费用，也属于高可芯对其所享有权利的处分，而且该结果对于水魔方公司有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水魔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前述规定应予除外的情形，高可芯并不代表吕宝利主张相关权利，故亦没有损害吕宝利的合法权益。因此二审法院查明该事实后，未予扣减，并无不当。第三，水魔方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数额12264242.4元，仅扣减了高可芯认可的部分费用，但吕宝利及周景手中账目未核算，票据未扣减，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借款未处理，再审中有新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吕宝利及周景作为合伙人之一，原审法院已经将吕宝利及周景在项目合伙中享有的权益予以剥离，吕宝利及周景可以单独向水魔方公司另行主张，而对于高可芯及其代表的其他三名合伙人而言，高可芯举证证明其与水魔方公司确认的工程款数额，应当系水魔方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支付给所有合伙人的工程款数额，吕宝利及周景若尚有水魔方公司确认的或争议的内容，可以在另诉中解决。水魔方公司以另诉可以解决的争议内容，作为本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新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四，水魔方公司认为，其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均为原件，但二审判决认为是复印件而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水魔方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二审庭审中出示的系证据原件，在案庭审笔录，亦未显示其当庭提交的系原件，故水魔方公司关于其在二审提交了该组证据原件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从在案庭审笔录看，对于该组证据，二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高可芯等发表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的质证意见；本院再审程序中，亦就该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高可芯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且部分证据发生在双方签订的结算单之前，不应扣款。从证据的关联性方面看，该组证据部分属吕宝利经手的相关费用及单据，因吕宝利并未申请加入本案诉讼，其可以另行提出相关主张；部分证据发生在双方确认的2015年6月4日工程款结算单之前，应已包含在工程结算价款之内，故该组证据是否为原件，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影响。水魔方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及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水魔方公司认为，案涉工程数额巨大，合伙人人数众多，本案应先以全体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主体经依法清算后再行判决。本院认为，案涉合伙人人数系确定的，对于诉讼主体问题，已如前所述，此处不再论述。但是否必须经过清算后再行判决的问题，因全体合伙人内部并不能形成共同主张和行使权利的一致意思表示，若吕宝利拒不向水魔方公司主张工程欠款，必然导致高可芯等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而对于高可芯据以主张的工程欠款内容，水魔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余斌已经签字确认，双方对于结算单的工程款数额已经形成一致的结算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依法判令水魔方公司向高可芯等合伙人支付相应份额的工程款，并无不当。综上可见，原审法院根据高可芯和董余斌签字的结算单认定水魔方公司欠付高可芯等工程款数额为15330303元，扣除吕宝利份额后，水魔方公司共计欠付的工程款为12264242.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水魔方公司再审关于原审认定工程款数额有误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水魔方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704号民事判决。 审判长  王东敏 审判员  刘小飞 审判员  曾朝晖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郝晋琪 书记员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