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同为本案被上诉人）：杨筱蔚，女，196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人定湖西里**1门**，现住广西南宁市壮锦大道**广西颐和新园**别墅。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霞，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同为本案被上诉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支行。住所地：广西贺州市建设东路**。 负责人：冯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蓉，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春梅，女，197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原住，原住南宁市广西女子监狱服刑。 上诉人杨筱蔚与上诉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支行（以下简称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及原审第三人高春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筱蔚上诉请求：1、撤销（2019)桂110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向上诉人杨筱蔚支付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桂林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0月30日起计至债务履行完毕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杨筱蔚认为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网银转账需要银行卡密码是错误的。1、首先，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供的银行转账操作视频是案发以后的，并不是案发时的，众所周知，银行的网银系统一直不断在更新完善，因此该视频并不能证明案发时的操作流程；2、该视频的拍摄时间、地、地点摄人均不明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视频证据的要求；3、就算案发时是按视频操作的，但也无法证明视频中转账所用的取款密码是银行卡密码，视频中说取款密码即为卡交易密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电子银行安全须知第二条规定，柜台签约后要立即登录网银设置交易密码，这说明交易密码是在网银上设置的，并不是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所认为的银行卡密码；4、杨筱蔚提供的时任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副行长职务的张业韬笔录中陈述，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网银转账只需要个人账户的网银密码和U盾，无需银行卡密码。张业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单位的各种操作流程。因此，一审采信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网银操作视频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二、原审认定杨筱蔚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及妥善管理密码应对损失承担10%的责任也是错误的。1.杨筱蔚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首先杨筱蔚是基于银行卡保管在自己手中且不知网银开通的基础上，认为自己的钱无论如何不会被转出自己的账户，杨筱蔚自钱汇入账户后，一直密切关注账户资金的变化，开始每个月都有利息进账，而且在杨筱蔚丈夫侯晓春产生怀疑时，高春梅告诉侯晓春要修改密码，侯晓春修改密码后，有其中2000万元的确返还到杨筱蔚的账户；在侯晓春向高春梅追问理财事宜时，高春梅假造了银行单据给侯晓春；直到案发时，上诉人杨筱蔚一方预计有两笔款应当回款了，于是先找高春梅追问，高春梅不能说清楚原由，侯晓春才产生怀疑便去银行查账。所以整个过程并没有拖延也没有盲目信任高春梅，只是杨筱蔚一方无法料到账户已开通了网银。2、杨筱蔚丈夫侯晓春也妥善保管了密码。上诉人杨筱蔚提供的张龙及蒋黎的笔录证实，侯晓春修改密码后，张业韬让张龙向蒋黎过问修改密码的事情，说明侯晓春并未把密码泄露出去，且从高春梅假造银行单据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杨筱蔚一方未并泄露密码，否则高春梅就不必假造单据了；此外，刑事案件裁判文书也未认定杨筱蔚一方有泄露过账户密码。3、就本案而言，银行密码与网银转账之间的关联性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杨筱蔚一方是否妥善保管密码也与存款被挪用无直接关联，存款被挪用完全是因为被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违规开通网银所导致，因此应当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10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辩称，1.广西桂林市景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瑞公司”）是杨筱蔚涉案账户存款资金真正的权利人，是本案必要当事人，应当参加本案诉讼；2.杨筱蔚不是已生效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受害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亦未举证涉案账户存在损失，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3.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并已妥善履行了储蓄合同，不存在违约行为；4.侯晓春在委托理财过程中收取了巨额利息，利息收取情况未查明亦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二审应向高春梅、侯晓春予以调查核实；5.杨筱蔚、侯晓春涉嫌虚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筱蔚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杨筱蔚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一审关于涉案存款资产4190万元(本案1000万元，其余涉及的3190万元已另案起诉）构成的事实认定互相矛盾，杨筱蔚未能举证证明侯晓春转付至账户的4190万元实际发生了损失。二、一审遗漏查明涉案银行账户和《会计鉴定意见》所指存款资产的实际权属。根据被上诉人自认和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银行账户（账号：62×××69）和存款资产并不属于杨筱蔚。根据杨筱蔚、侯晓春夫妇的自认，以及已经生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7)桂11刑终188号】的认定，涉案银行账号和《会计鉴定意见》所涉存款资产权属不属于杨筱蔚，故杨筱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三、一审错误认定涉案银行卡被开设和使用过程中高春梅被授权的具体权限,高春梅的授权权限包括开通网上银行以及使用侯晓春给予并认可的密码进行转账。1、在开户之前，侯晓春与高春梅达成委托合意，委托内容为开立账户、管理账户中的资金。2、关于管理账户的方式，侯晓春授权高春梅用网上银行方式管理账户。四、一审遗漏查明网银操作流程，仅开通网银无法直接使用账户支取款项。根据桂林银行提交的2008版《个人网上银行操作及功能》可知，行内转账和跨行转账均需要输入账户取款密码（即银行卡密码），否则无法进行转账。在持卡人设置有密码的情形下，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客户能准确输入登录密码、账户及取款密码、U盾密码的前提下，对客户发出的转账、汇款指令予以接受并执行，这是在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反规范程序操作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法院应查明网银的操作程序，以确定开通网银与使用账户之间的因果关系。账户如果存在损失，景瑞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作为委托人，应该自行承担代理人高春梅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高春梅之所以能管理和使用账户，均是因为委托人将密码告知给高春梅：(1)高春梅代为设置银行卡初始密码后，将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均交给了侯晓春，侯晓春可直接修改但并未立即修改，亦即其系自行将密码告知了第三方；(2)侯晓春知道且应该知道银行账号开通了网上银行，但未要求高春梅提供网上银行密码；(3)根据桂林银行总行数据库ATM改密查询记录，侯晓春在2014年2月13日修改过密码，但在此之后，杨筱蔚账户仍有资金出入，即侯晓春改密码后又将账户密码告诉了高春梅，否则高春梅不可能通过网上银行转出资金。 综上，一审判决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为本案杨筱蔚账户存款损失1000万元承担90%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支持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上诉请求。 杨筱蔚辩称，1.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所罗列的上诉事实没有任何依据；2.三个案件涉案存款共4190万发生了损失（其中本案存款损失1000万元）有刑事案件中的会计鉴定报告予以证实，第三人高春梅在笔录中也供述进入杨筱蔚账户的钱已发生了损失，并陈述清楚了每一笔存款的去向及金额，其供述与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相互印证；3.杨筱蔚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景瑞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4.本案中，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开通网银不合法不合规。综上，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请求二审驳回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高春梅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杨筱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桂林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0月30日起计至债务履行完毕止）；2.案件受理费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对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定：1.原告提交的会计鉴定意见书，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实原告账户内具体资金流向的事实，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的张业韬询问/讯问笔录，与被告提交的网上银行转账操作演示视频中网银转账需要账户密码的内容不符，对原告以此证据证实网银转账无需交易密码的主张，不予认定，对被告的演示视频证实的内容，予以认定；3.被告提交的桂林银行总行数据库ATM改密查询记录，能够证实涉案账户密码进行过修改的事实，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的网上银行开卡申请审批表，以及杨筱蔚、侯晓春、蒋黎、高春梅、张龙的询问笔录，结合被告提交的开卡各类章程，能够共同证实原告及其丈夫侯晓春对第三人高春梅将涉案银行卡开通网银的事实并不知情，同时能够证实涉案账户在被告处开通网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被告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事实，对此予以认定；5.综合双方证据，对原告丈夫侯晓春于2013年10月28日、10月29日、11月25日、12月2日、12月16日分别向涉案账户存入800万元、2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190万元，共计存入419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对第三人高春梅将涉案账户存款转出挪作他用的事实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筱蔚与被告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筱蔚与被告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筱蔚与被告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关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涉案账户的存款共4190万元,均由第三人高春梅通过网上银行非法转账挪作他用,抵扣刑事追缴返还的600万元，原告的涉案账户确实存在包括本案1000万元在内的损失有3590万元。对被告提出原告不存在损失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原告可以通过刑事追缴来弥补损失的抗辩意见，一审认为,原告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被告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应按照过错责任比例在第三人高春梅退赔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向相关机构要求返还其承担赔偿范围内第三人高春梅的犯罪所得或者向第三人高春梅追偿。因此,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合同主体是否有过错以及责任承担问题。第一，根据认定的事实，原告账户的开设，并未严格按照桂林银行委托开户的相关规定进行，被告工作人员也未按照要求核实具体开卡信息，且留存的是第三人高春梅的电话号码,甚至应第三人高春梅的要求违规开通网上银行并交付U盾给高春梅收执。按照桂林银行业务操作规范，申请办理网上银行必须由申请人本人办理,办理网上银行的相关文件必须由本人签名。被告在办理开户时的违规行为，导致原告及其丈夫侯晓春不能全面准确了解自身账户的实时状态,客观上给实际掌握账户动态的第三人高春梅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提供了便利和前提条件，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存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过错，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二，作为管理人的侯晓春在几次修改密码后,账户仍继续出现网上转账行为,存在未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密码的风险。此外,侯晓春在明知是短期理财产品的情况下，对第三人的委托理财行为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产生怀疑时，作为委托人的侯晓春应当审慎处理委托合同的履行情况，同时作为持卡人，侯晓春完全可以通过持有的银行卡到银行柜台或银行自助系统查询理财产品的真实状况，避免损失的扩大甚至损失的发生，而是盲目信任受托人高春梅。故原告亦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以及对密码管理不善的过失，对损失的发生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对被告提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基于银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在普通的社会公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赖度和诚信度，亦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故银行工作人员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应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规范，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和风险提示义务。本案中，被告工作人员违反银行管理规定，办理委托开户时存在操作不当，甚至严重违规为第三人高春梅开通网银。被告没有尽到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存款本金损失承担90%的责任，故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应承担本案1000万元损失的90%即900万元的赔偿责任；同时，原告作为存款人，结合交易密码私密性、唯一性的特点，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和谨慎保管银行卡密码的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10%的责任。关于利息，由于原告办理的是活期储蓄存款业务，原告主张按照桂林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按照桂林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更为合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筱蔚支付9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桂林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从2013年10月30日起计至债务履行完毕止）。案件受理费64686元（原告已预交32850元），由原告杨筱蔚负担6469元，被告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支行负担58217元。 上诉人桂林银行对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提出了异议。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主要有几个方面：1、《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所称杨筱蔚账户损失4000万元的事实不成立，该4000万元损失不是2013年10月28日开户的杨筱蔚账户的损失；2、第三人高春梅在将账户存款通过网银转出“理财”后曾多次支付过“理财收益”款给杨筱蔚丈夫侯晓春，一审认定的杨筱蔚账户损失数额错误。故一审认定的存款损失数额错误。3、自杨筱蔚账户开设后，侯晓春就将密码告知高春梅，该账户网银的开通系侯晓春授权开通的，并授权高春梅管理涉案账户，网银开通过程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与存款损失无关，桂林银行在履行储蓄合同中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上诉人杨筱蔚对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一审采信桂林银行提供的银行转账操作视频认定案发期间网银转账需输入银行卡密码方可转出存款的事实认定有误。桂林银行提供的操作视频仅是最近期间的操作视频而不是案发期间的操作视频，银行系统经常升级完善，不能将现在的操作视频等同于以前的操作视频认定事实。桂林银行原主管相关业务的副行长张业韬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时陈述称，客户进入网银系统转账只需网银密码和u盾而无需再输入银行卡密码即可转账。故一审认定该部分事实有误。 二审期间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2014年7月3日公安机关对侯晓春的《询问/讯问笔录》。证据2、2014年7月18日公安机关对高春梅的第4次《讯问笔录》。证据3、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八检诉刑诉【2015】446号起诉书。证据4、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书和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11刑终188号刑事裁定书。证据5、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科桂司鉴中心【2015】会鉴字第057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据6、2014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对唐晓芸的第1次《询问笔录》。证据7、2012年9月1日《广西澳沃尔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据8、2013年9月6日高春梅用侯晓春提供的曾云龙身份证开户的《个人开户综合服务申请表》。证据9、2013年10月28日高春梅用侯晓春提供的杨筱蔚身份证开户的《个人开户综合服务申请表》。证据10、2014年7月1日关于曾云龙账户情况的《确认证明书》。证据11、2014年7月18日公安机关对侯晓春的《询问笔录》（第2次）。证据12、桂林银行网上操作流程及《网上银行转账操作演示视频光盘》。证据13、涉案账户改密数据。证据14、本院（2017）桂11刑终188号《刑事裁定书》。证据15、2014年7月3日公安机关对杨筱蔚的《询问笔录》（第1次）。证据16、2015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对侯晓春的《询问笔录》。证据17、2014年7月3日公安机关对侯晓春的《询问/讯问笔录》（与证据1一致）。证据18、2014年7月18日公安机关对高春梅的第4次《讯问笔录》（与证据2一致）。证据19、2014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对唐晓芸的第1次《询问笔录》（与证据6一致）。证据20、2014年7月4日公安机关对唐晓芸的《询问笔录》。证据21、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科桂司鉴中心【2015】会鉴字第057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与证据5一致）。证据22、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2民初1692、1756、1759号案的《庭审笔录》（在档备阅）。 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其中部分系在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8、证据16、证据20为新提交的证据。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其前述提出异议的事实主张。 上诉人杨筱蔚对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存有异议事实以及二审所提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桂林银行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在刑事案件档案材料中出现过。1、在民事法律关系案件中这些证据不能证实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事实主张。如果能证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事实主张则意味刑事案件是错案。这些证据材料已经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案件所吸收。2、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想要证明高春梅开通网银是经过侯晓春授权的，但如果是经过侯晓春授权的则与刑事案件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冲突。且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开通网银是经过侯晓春授权的。3、刑事案件中的事实和民事案件中的储蓄合同不能相混淆。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涉案金额4000万元是根据杨筱蔚账户不能够回笼资金这一事实认定的。它不是杨筱蔚账户存款的全部金额和损失的具体数额。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损失金额应结合曾云龙账户款项进出情况进行认定。4、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没有证据证明通过网银转账时必须另输入银行卡密码。本案证据显示，柜台签约后，要立即登录网银设置交易密码，即说明该交易密码是在网银设置的，而不是在柜台设置的。5、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所提供的网上银行服务章程第八条提示用户应当妥善保管身份证件、网银用户名和账户密码、用户证书和密码动态口令、银行卡号和卡密码的安全，按照银行专业称谓即卡密码，而不是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上诉状中所称该网银操作流程里所述是账户的取款密码。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所提供的网银操作流程里所涉及到账号或者账户取款密码，应当是电子银行安全须知第二条所提到的在登录网银以后设置的交易密码。这一密码即是用来通过网银转账的，该密码与银行卡密码并不相同，也没有任何关联。6、时任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副行长的张业韬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也陈述网银转账是不需要银行卡密码的。 上诉人杨筱蔚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5。分别为高春梅2014年7月18日的询问笔录、孙炜茗2014年7月17日和18日的询问笔录、侯晓春2014年7月3日的询问笔录、孙苇茗尾号为4785桂林银行卡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5日的账页详单、科桂司鉴中心（2015）会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杨筱蔚根据上述证据归纳提交的《杨筱蔚与桂林银行三案利息说明》拟证明：（1）2013年11月28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入唐晓芸账户133500元，后来该款已转给侯晓春；（2）2014年3月6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入李林账户232000元，最后该款已转给侯晓春；（3）2014年2月8日、3月5日、3月9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分别转入杨筱蔚账户209711.62元、100123.45元、117536.85元，三笔利息款合计427371.92元。杨筱蔚提交该利息说明拟证明侯晓春账户分别收到唐晓芸账户、李林账户所转款项合计365500元（133500元＋232000元），连同案发时杨筱蔚账户余额28137.38元，不属于涉案储蓄存款的实际损失，该部分款项可在二审另案审理（2020）桂11民终81号案的存款损失590万元款额中统一予以扣减。证据6、景瑞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景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为侯晓春和杨筱蔚；（2）景瑞公司转让广西花样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65%股权获得的转让款属侯晓春和杨筱蔚所有；（3）景瑞公司不参加杨筱蔚与桂林银行之间发生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诉讼，景瑞公司与杨筱蔚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处理；（4）桂林银行赔偿杨筱蔚的储蓄存款损失后，司法机关依据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刑初316号生效判决书第二项追缴的涉案款项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承受。 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对杨筱蔚二审提交的证据及二份“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1、杨筱蔚提交的证据及利息说明对收取利息情况的陈述不完整不全面，且与唐晓芸、孙炜茗、侯晓春的笔录相矛盾。在关于利息的说明中，杨筱蔚仅认可侯晓春收取过唐晓芸转来的利息133500元，但根据唐晓芸的笔录，除此之外唐晓芸还代侯晓春收取过85万元，故侯晓春实际通过唐晓芸收取的利息款应为983500元。2、在利息说明中侯晓春承认通过李林收取过一笔利息232000元，但侯晓春的笔录证实其通过李林收到的利息不止这一笔。从现有证据看，侯晓春委托高春梅理财后收取的利息不止上述二笔利息，应提供唐晓芸、孙炜茗、侯晓春完整的银行账户流水才能查清侯晓春实际收取的利息。3、对“情况说明”所称杨筱蔚账户存款余额为28137.38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账户实际损失不是4190万元-账户余额28137.38元=41871862.6元，另有刑事案件追回的600万元以及前述侯晓春收取的利息款没有计入未损失数额中。4、对景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虽然侯晓春、杨筱蔚是景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不能改变景瑞公司所转让广西花样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65%股权获得的转让款仍属于景瑞公司的事实，高春梅构成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景瑞公司的资金，即使侯晓春、杨筱蔚是景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都不能改变资金属于景瑞公司的事实，景瑞公司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景瑞公司提出将生效刑事案件向高春梅的索赔权转移给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说明了刑事案涉4000万资金（即来自于曾云龙和杨筱蔚账户的资金）的所有人是景瑞公司。由此说明杨筱蔚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其无权主张三个案件总额41871862.6元的损失。反而证明景瑞公司、曾云龙在程序上应作为诉讼参与人参与本案诉讼。 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孙炜茗尾号为4785桂林银行卡账户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9日的转账流水记录，拟证明（1）孙炜茗共转给唐晓芸、李林、杨筱蔚共2327671.92元利息，是高春梅就4000万元理财资金支付给侯晓春的利息收益；（2）杨筱蔚提交的“利息说明”隐瞒了2013年9月12日至10月28日期间收取的利息；（3）杨筱蔚主张的4190万元款项所收利息就是2013年9月10日曾云龙账户所收到的4000万元理财资金的利息，两者不能割裂来看；（4）除高春梅通过孙炜茗所付利息2327671.92元以外，不排除高春梅另通过其他途径向侯晓春也支付过利息，司法会计鉴定对利息未作出认定，应通过有关人员进行对质后才能全面查清杨筱蔚实际收取的利息总额。第二组证据，本案中杨筱蔚主张的1000万元款项经高春梅转借给邵阳联都公司，此后邵阳联都公司已转回曾云龙账户再转到侯晓春账户，最后于2013年12月2日从侯晓春账户转入了杨筱蔚账户的银行转账流水、生效判决事实认定等证据材料。拟证明本案涉及的1000万元存款经高春梅从杨筱蔚账户转出后最终又回到了杨筱蔚账户上，没有造成损失。 上诉人杨筱蔚对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二审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1、2013年9月12日、10月24日先后转入唐晓芸账户的65万元、20万元发生在杨筱蔚账户设立之前，与本案无关；2、2014年1月28日、4月4日先后转入李林账户的33.48万元、35万元，此两笔款与侯晓春、孙炜茗笔录陈述不符，侯晓春陈述认可收到过李林转来的利息每次最多时有二十多万元，孙炜茗亦称每次转给侯晓春的利息为20万元左右，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不能提供银行流水证明孙炜茗转给李林的款都转给了侯晓春；3、桂林银行不能举证证明高春梅有通过其他途径向侯晓春支付过利息，孙炜茗的笔录证实高春梅是先将利息转到孙炜茗的账户，然后孙炜茗再根据高春梅的指示转利息款给侯晓春的，孙炜茗转入杨筱蔚账户的三笔利息款427371.92元均系高春梅管控杨筱蔚账户期间所转入且已被高春梅支配，流向不明，杨筱蔚和侯晓春没有取得该部分利息。4、侯晓春于2013年10月21日转入曾云龙账户2000万元，而高春梅于2013年10月29日从杨筱蔚账户转出1000万元之后转到曾云龙账户再转到侯晓春账户，最后才从侯晓春账户转回到杨筱蔚账户。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辩称该款没有损失与事实不符。桂林银行二审提供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杨筱蔚收到2327671.92元利息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本案杨筱蔚账户的1000万元存款没有损失这一事实。 综合上诉人杨筱蔚、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各自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本案的主要事实属实，对于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对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上诉人杨筱蔚提出异议的事实以及双方在二审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一）对于双方存有争议的事实，将在后面的证据分析认证中予以综合认定。（二）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二审提交的证据中大部分属于一审已经提交过的证据，对于该部分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已举证和质证。综合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举证主张以及上诉人杨筱蔚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推翻一审认定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中违规操作导致杨筱蔚存款损失的事实。1、关于在本案中杨筱蔚的银行存款是否存在损失以及实际损失数额问题。桂林银行列举公安机关对侯晓春，高春梅、唐晓芸的询问笔录以及刑事起诉书、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拟证明杨筱蔚、曾云龙银行账户的银行存款没有损失。但从侯晓春，高春梅、唐晓芸询问笔录看，各人对存款开户、密码设置和掌控、“理财收入”金额以及账户存款汇入转出等等的说法并不一致。对于高春梅以代为“理财”为由从涉案账户中转出存款后又汇入部分存款的具体时间、次数金额等应当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为依据，结合询问笔录和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被高春梅通过网银系统转出挪用的存款资金合计为4190万元，涉及本案的存款为1000万元，最终导致杨筱蔚无法全部取出，至案发时账户存款余额仅有28137.38元，该存款余额已在本院审理的（2020）桂11民终81号案确定的损失额中扣减。由于杨筱蔚自认侯晓春已收到唐晓芸、李林转来的“理财收益”款合计365500元，并认为应在本院另案审理的（2020）桂11民终81号案存款损失金额中予以扣减，因此涉及本案的存款损失应为一审认定的1000万元。而转入账户的另三笔利息共计427371.92元和账户内结息2770.91元已被高春梅通过网银转出使用，目前无法追回，故不应在本案1000万元存款损失额中予以扣减。2、关于侯晓春是否授权高春梅开通网银理财以及密码管理、网银转款是否必须再输入银行卡密码方可转款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一、二审中均提交桂林银行网银操作流程视频及截图拟证明存款人在使用网上银行转款时必须输入银行卡密码方可转出账户存款，账户内存款被高春梅转出“理财”的主要原因是侯晓春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所致，桂林银行已尽到了储蓄合同义务。但上诉人杨筱蔚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视频和截图分析，该视频是该行网银交易系统升级以后的最新操作版本，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也承认近年来网银操作系统进行过升级完善，结合案发时公安机关对时任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副行长张业韬询问笔录所称储户开通网银后输入网银系统交易密码即可操作转款而不是必须输入银行卡密码才能转款。因此，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提交的视频演示不能证明案发时该行网银交易使用的操作版本与此视频演示是一致的。故一审采信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交的视频演示以证明案发时网银交易操作版本与此视频演示一致的事实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3、关于高春梅从杨筱蔚账户转出存款1000万元是否属于杨筱蔚、侯晓春夫妇所有的问题。杨筱蔚、侯晓春系夫妻关系，侯晓春委托高春梅持杨筱蔚的身份证到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开设个人账户，之后侯晓春将存款共计4190万元（包括本案涉案的1000万元）通过侯晓春个人账户转入杨筱蔚账户，涉案存款实际属于杨筱蔚、侯晓春夫妻的共有资金。4、对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补充提交的证据分析，（1）孙炜茗2013年9月12日、10月24日先后转入唐晓芸账户的65万元、20万元发生在杨筱蔚账户设立之前，与本案无关。（2）孙炜茗于2014年1月28日、4月4日先后转入李林账户的33.48万元、35万元，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林已将该两笔款全部转给了侯晓春，不予认定。（3）孙炜茗转入杨筱蔚账户的三笔利息款427371.92元均系高春梅管控杨筱蔚账户期间所转入且已被高春梅支配，流向不明，没有证据证明杨筱蔚或侯晓春已取得该部分利息。（4）本案中，高春梅于2013年10月29日从杨筱蔚账户转出的1000万元借给邵阳联都公司之后，联都公司将款归还转到曾云龙账户，再转到侯晓春账户，最后从侯晓春账户转回到杨筱蔚账户，杨筱蔚最终未能取出该款，损失已是客观事实。故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补充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杨筱蔚已实际收到2327671.92元利息，亦不能证明杨筱蔚账户的1000万元存款没有损失。（三）对于杨筱蔚二审提交证据的分析，（1）杨筱蔚确认2013年11月28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入唐晓芸账户的133500元最后该款已转给了侯晓春；2014年3月6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入李林账户的232000元最后已转给了侯晓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2）2014年2月8日、3月5日、3月9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分别转入杨筱蔚账户209711.62元、100123.45元、117536.85元，三笔利息款合计427371.92元（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补充举证所列数额相同）。杨筱蔚和侯晓春最终未能全部取出该款。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上诉人杨筱蔚提交利息说明认可侯晓春账户分别收到唐晓芸账户、李林账户所转利息合计365500元（133500元＋232000元），连同案发时杨筱蔚账户余额28137.38元，均不属于涉案储蓄存款的实际损失，该部分款项已在本院另案审理的（2020）桂11民终81号案存款损失590万元款额中予以扣减。故不能在本案中重复扣减。（3）景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申明，景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为侯晓春和杨筱蔚，景瑞公司转让广西花样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65%股权获得的转让款属侯晓春和杨筱蔚所有，景瑞公司不参加杨筱蔚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之间发生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诉讼，景瑞公司与杨筱蔚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处理，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赔偿杨筱蔚的储蓄存款损失后，司法机关依据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刑初316号生效判决书第二项追缴的涉案款项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承受。该表述系景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公安机关对杨筱蔚、侯晓春、曾云龙、高春梅等人的询问笔录予以印证，也与《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的4000万元资金来源于侯晓春、杨筱蔚所投资的花样城房地产公司65%股权变现所得的事实相符。 综上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但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对于一审遗漏认定的部分事实，予以补充认定。综合全案一、二审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补充查明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28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账133500元给侯晓春，2014年3月6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转账232000元给侯晓春，二笔合计365500元。此外，2014年2月8日、3月5日、3月9日高春梅指示孙炜茗分别转入杨筱蔚账户209711.62元、100123.45元、117536.85元，三笔款项合计427371.92元。对于侯晓春收到前述款项365500元连同案发时杨筱蔚账户余额28137.38元，上诉人杨筱蔚确认不属于涉案储蓄存款的实际损失，并认为该部分款项可以一并在本院另案审理的（2020）桂11民终81号案件中的存款损失数额中予以扣减。本案审理期间，景瑞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景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是侯晓春和杨筱蔚，景瑞公司转让广西花样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65%股权获得的转让款属侯晓春和杨筱蔚所有，并明确景瑞公司不参加杨筱蔚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之间发生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诉讼，景瑞公司与杨筱蔚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行处理，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赔偿杨筱蔚的储蓄存款损失后，司法机关依据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刑初316号生效判决书第二项追缴的涉案款项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承受。 本案争议焦点是：1、杨筱蔚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景瑞公司是否必须参与本案诉讼？2、杨筱蔚账户的银行存款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额应如何认定？3、桂林银行在履行本案储蓄合同过程中是否已尽到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合同义务？4、桂林银行对于杨筱蔚账户的存款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本案中，侯晓春委托高春梅持杨筱蔚的身份证在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开户并先后存入存款1000万元，杨筱蔚与桂林银行双方已成立储蓄合同关系，虽然该款名义上属于景瑞公司的运营资金并被高春梅非法挪用，但高春梅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与杨筱蔚将资金存入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个人账户所形成的储蓄合同关系不能混同，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筱蔚作为储蓄合同相对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属于适格的诉讼主体。而景瑞公司、曾云龙均不是杨筱蔚所主张的储蓄合同的相对人，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故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出原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杨筱蔚账户的存款损失。本案涉案的存款为1000万元，该存款经侯晓春转入杨筱蔚账户后，高春梅利用其私自向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申请违规开通的网银系统转出挪用，该1000万元存款被高春梅非法挪用后无法收回而造成了杨筱蔚的存款损失的事实存在。 杨筱蔚在桂林银行贺州支行的账户开设后，侯晓春转入了存款1000万元，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即对存款负有保管和保证储户提取本息的合同义务。但高春梅代为办理开设杨筱蔚账户并领取银行卡时，在高春梅要求代为办理开通杨筱蔚账户电子银行业务（网上银行）过程中，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没有严格按照《桂林银行网上银行业务操作规程》执行个人账户开通电子银行业务必须客户持身份证亲自到银行现场审核身份信息并面签相关文件的规定，违规为高春梅办理开通了杨筱蔚账户的电子银行业务并将U盾交付高春梅收执，导致高春梅在杨筱蔚账户上通过网上银行业务转出存款非法挪用，最终造成被转出挪用的存款大部分无法追回，也造成杨筱蔚存入的存款绝大部分无法取出。可见，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确已严重违约，没有尽到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二十条又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在办理杨筱蔚账户设立以及网上银行业务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开通电子银行业务必须由客户亲自到银行现场审核身份信息并面签相关文件的规定，违规为高春梅办理开通了杨筱蔚账户的电子银行业务并将U盾交付高春梅收执，让高春梅得以通过网上银行系统转出杨筱蔚账户的巨额存款，最终造成了杨筱蔚账户存款的巨额损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存在明显违约和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侯晓春作为其妻子杨筱蔚银行账户的银行卡保管人在委托第三人高春梅进行巨额资金管理期间，没有尽到注意保护银行卡交易密码安全的义务，在明知账户内的资金仅可用于短期理财的情况下，出于对第三人高春梅的过度信任而没有及时核查账户存款动态，审慎处理可疑交易，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故对存款损失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判定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对本案存款本金损失承担90%赔偿责任即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应赔偿杨筱蔚存款本金损失900万元，并从2013年10月30日起以900万元为基数按该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提出不应对杨筱蔚的存款本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杨筱蔚提出对于本案存款损失应全部由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赔偿且利息应按该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主张，依据亦不充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上诉人杨筱蔚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486元（桂林银行贺州支行已预交64686元，杨筱蔚已预交13800元），由杨筱蔚负担13800元，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支行负担646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黄义奎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贺昌盛 书 记 员 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