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海泉，男，汉族，1957年5月16日生，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炜，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高氏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豫章后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59982636D。法定代表人：高永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麟，江西仰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海泉、江西省高氏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氏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龚海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魏炜，上诉人高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海泉上诉请求：1.撤销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２.改判高氏公司支付项目利润3000万元及利息427.5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３.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龚海泉只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的部分义务、只能享有部分权利明显错误，龚海泉已完全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的义务，高氏公司应当依约向龚海泉支付项目利润。１.双方为开发“鹤问湖一号”项目成立了九江分公司，龚海泉自2005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项目合作合同书》中约定龚海泉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作为九江分公司负责人，龚海泉只需主持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工作，无需亲力亲为或自己独立完成。在龚海泉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期间，九江分公司实施完成了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工作，因此，龚海泉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２.自《项目合作合同书》签订、项目实施以来，高氏公司一直没有对龚海泉履行合同的行为提出异议，并在2017年11月份，双方共同委托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对“鹤问湖一号”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高氏公司给予了充分的配合并提供了2005年至2017年的财务凭证。这一行为表明双方对《项目合作合同书》的履行并无争议，一致同意对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足以印证龚海泉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高氏公司答辩称，龚海泉的上诉状是在高氏公司上诉之后形成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平衡法官的裁判。龚海泉上诉所述履行合同的内容，在一审中已遭到高氏公司的驳斥，其上诉理由完全是自行捏造，缺乏事实依据。高氏公司上诉请求：１.撤销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龚海泉全部诉讼请或发回重审。２.本案一审判令高氏公司承担的诉讼费33175元及上诉费用全部由龚海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核心证据《项目合作合同书》条款内容的实质是雇佣关系；一审对《项目合作协议》的实质内容错误理解；对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所约定义务履行情况不作查明，使此案的裁判基础发生偏差，应予以纠正。（一）一审庭审过程中，龚海泉仅提供了一份加盖高氏公司曾用名称的印章，但在庭审中没有说明、说清合同签订时的在场人员和签订背景，高氏公司已经当庭质疑加盖公章的合法性和高氏公司有无签订协议的真实意图，一审判决居然拒绝查明本案此关键事实就强行认定双方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所作裁判缺失事实基础。（二）一审庭审过程中龚海泉无任何举证证明已履行《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义务事实，一审判决中却直接否定高氏公司的合理抗辩，混淆事实。从本案核心证据可以发现《项目合作合同书》虽然有“合作”的名称但实际是以龚海泉完成工作内容为目的的固定报酬协议。如龚海泉需完成案涉工程的项目立项、审批、设计、工程建设、竣工等具体工作事项，才能够收取固定回报。正因为龚海泉没有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任何工作内容，这份协议才会14年没有出现和履行。一审庭审过程中，合议庭法官围绕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事实提出多项疑问，如项目立项参与如何证明贡献价值？为何每月领取工资？建设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在那些合同文件上有龚海泉的参与或签名？公司人事任免活动作出过什么处理意见？下属管理哪些人、任免了什么人？项目建设周期及负责事务的表现等等，龚海泉均无一回答。已充分证明龚海泉事实上没有履行任何合同义务。而一审判决居然以龚海泉在2005年至2008年领过工资为由认定龚海泉部分履行了合同义务，逻辑荒诞。（领工资是聘用行为，如何可以被理解为履行合作协议义务行为？协议中没有龚海泉领取工资的约定条款！）一审判决中没有查明龚海泉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的何种义务；没有查明龚海泉2005年至2008年期间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为“协议双方”贡献价值；没有查明《项目合作合同书》没有履行共管账户和资金的原因；更没有查明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义务到什么时间，就认定龚海泉履行了义务应当分取项目利润，没有合理解释，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基础的审判原则。二、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随意推断高氏公司的收益，滥用自由裁量权，裁判结果没有客观依据。（一）龚海泉对其诉请的3000万利润如何得来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对《项目合作合同书》的贡献价值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却强加与上诉人，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龚海泉已向审判法庭申请对涉案房产项目进行利润审计，即便高氏公司不提交财务资料，审判法庭也可依据审判职权进行鉴定，不能妄加猜测。一审法院可以通过专业的审计部门对涉案项目的实际利润作出核算结论。但不知何种原因龚海泉要求进行涉案项目审计的申请就被一审判决书所刻意忽略。高氏公司之所以不提供财务资料是出于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龚海泉从未履行过《项目合作合同书》义务、享受过合同权利长达14年之久，一审法院并没有当庭判定并释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双方合作关系是否成立，龚海泉依《项目合作合同书》义务贡献价值多少。一审判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要适用于本案，就必须判定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合作关系并确实存在长达14年，龚海泉在本案中已投入资金或土地有资格成为房地产合作项目的合作人。如果没有对应投入证据就不能判定高氏公司不提供财务资料行为是证据内容不利于高氏公司。一审判决以自说自话的形式回避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原则推定事实；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6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即便本案合同事实关系真实存在，一审判决也无权随性裁判高氏公司给付600万巨款，裁判结果是一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案涉的项目利润是一审判决推断出来的，龚海泉起诉3000万利润，一审判决就推算利润有25000万；龚海泉没有合理解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直接量化出其完成1/5的应得利润；裁判结果只是一审法院的随意推断，事实不清，裁判理由不成立。三、一审判决错误理解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一）龚海泉仅三年的公司任职行为不构成双方形成房地产合作合同关系的条件。本案案由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是对住宅建设不动产的权属、利润分配提出的利润分配诉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的规定，龚海泉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已投入资金、土地等房地产建设的关键资源。只收取利润不投入资金、不投入土地就可以收取固定利润的约定，已定性本案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一审法院要支持龚海泉有权收取项目利润就必须有证据证实龚海泉的资产投入（如资金、土地），如果没有投入，龚海泉就无权收取任何利润，其诉请就不应当成立。而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只能判定本案合同客观存在，不能作为龚海泉有权收取项目利润的依据。龚海泉答辩称，一、《项目合作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同关系，高氏公司主张的雇佣关系不能成立。1.《项目合作合同书》上的高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表明高氏公司认可了《项目合作合同书》。在一审庭审中，龚海泉作出说明，《项目合作合同书》是高氏公司盖好章、签好字送到龚海泉处的，龚海泉有理由相信高氏公司送交的合同文本盖章、签字均为真实。高氏公司对加盖公章合法性和签订协议真实意图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在龚海泉提供的陈红与高永快的电话录音中，高永快本人同意对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并表示按审计结果向龚海泉分配利润，表明高永快也确认了双方的合作关系，龚海泉与高氏公司会计邹平的谈话录音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项目合作合同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即开发“鹤问湖一号”项目、获取房地产开发利润而形成的双方协调关系，为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合作关系。3.“鹤问湖一号”项目实施期间，龚海泉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股东在公司或合作项目上任职并领取报酬是很普遍的现象，股东工资的领取，领取多少都是公司内部的事情，可以调整也可以取消，不能仅凭项目部向龚海泉支付小额费用来否认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同关系，更不能以此确认双方是雇佣关系。就“鹤问湖一号”项目而言，龚海泉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领取报酬也好，不领取报酬也好，就项目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所以在《项目合作合同书》上不会注明。如果双方是雇佣关系，就必须注明佣金或者报酬，尤其要指出的是，龚海泉是南昌市第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名下也有大量的资产，龚海泉断然没有到高氏公司打工每个月挣2000元工资的可能。因此高氏公司主张的雇佣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4.高氏公司提出的《项目合作合同书》是龚海泉完成项目立项、审批、设计、工程建设、竣工等具体工作事项，才能收取固定回报的固定报酬协议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龚海泉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高氏公司负责投入建造该项目的资金，双方按88%∶12%的比例分配项目利润。该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分工负责、合作开发“鹤问湖壹号”项目，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无论是合同名称还是实质内容，均是确凿无疑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协议，并非所谓的固定报酬协议。高氏公司提出的完成项目立项、审批、设计、工程建设、竣工等具体工作事项，才能收取固定回报，这一表述应定性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而无论雇佣或承揽，均不符合《项目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内容，不能成立。且龚海泉如果完成了项目的立项、审批、设计、工程建设、竣工等全部工作，怎么可能只收取区区的每月2000元的报酬，这明显不合情理。二、龚海泉已完全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的义务，高氏公司应当依约向龚海泉支付项目利润。1.从九江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知，在2005年至2016年期间，龚海泉一直按照《项目合作合同书》的约定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而“鹤问湖一号”项目一直是由九江分公司负责实施，龚海泉的任职时间与项目开发期间吻合，也就是说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一直在龚海泉的领导下进行。2.《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龚海泉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高氏公司负责投入建造该项目的资金。在项目开发前期，协调九江市土地局、九江市发改委、九江市规划局都是龚海泉联系、沟通，协调好以后，再由公司人员前往办理，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发放立项批复、规划许可。且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规划、设计等工作均由应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作为负责人，龚海泉仅需主持工作，无需亲力亲为或独立完成。本案所涉“鹤问湖一号”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工作均由九江分公司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在龚海泉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期间，九江分公司实施完成了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工作，应认定为龚海泉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3.高氏公司主张龚海泉系其员工且仅工作至2008年的主张不能成立。如果龚海泉是高氏公司员工且仅工作至2008年，那么早在2008年龚海泉就不应该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了。实际上直到2016年“鹤问湖一号”项目基本完成，龚海泉才不再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职位，这实际上是高氏公司对龚海泉合作开发房地产身份的一种认可，直到“鹤问湖一号”项目完成，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完毕，才不再继续担任这一职位。4.关于高氏公司提出的人事任免问题。在高氏公司的人事任免中未提及到龚海泉，龚海泉也确实没有对高氏公司的人事任免提出意见，这恰恰印证了龚海泉与高氏公司是平等主体的合作关系。龚海泉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是根据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的行为，而非高氏公司对员工的任命。至于高氏公司对自己员工的任命，这属于合作方内部的事务，龚海泉自然也不会干涉。高氏公司从未有过对龚海泉的任免，恰恰表明了龚海泉与高氏公司并非所谓的雇佣关系。5.在2017年11月份，双方共同委托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对“鹤问湖一号”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九江分公司给予了充分的配合并提供了2005年至2017年的财务凭证。这一行为表明双方对《项目合作合同书》的履行并无争议，一致同意对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如果仅仅是一个早已离职的员工，龚海泉有什么理由要求对“鹤问湖一号”项目的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高氏公司更不可能会答应龚海泉的这一要求并提供大量的财务凭证对“鹤问湖一号”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要知道，在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高氏公司提供相应的资料进行专项审计，都遭到了高氏公司的拒绝。6.在龚海泉部下陈红与高永快的电话录音中，高永快同意对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并表示按审计结果向龚海泉分配利润。高永快作为高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按照约定向龚海泉支付项目利润，表明了高永快对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的行为给予了认可，印证了龚海泉已经完全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的义务。7.至于高氏公司提出的龚海泉从未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项目合作合同书》的约定，项目竣工后双方按照88%∶12%的比例分配项目利润，而“鹤问湖一号”项目2016年才基本完成，此前双方分配利润的条件并未成就，龚海泉自然不可能主张权利。2017年11月份，双方共同委托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对“鹤问湖一号”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其实质为双方办理结算，就是龚海泉向高氏公司主张权利，而高氏公司给予配合，法定代表人高永快也表示同意，同样表明认可龚海泉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应当向龚海泉分配利润。三、高氏公司拒不提供项目资料进行审计，应承担拒不提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推定项目利润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期间，龚海泉申请对“鹤问湖一号”项目利润进行专项审计，高氏公司持有审计所需的财务资料拒不提供，导致审计无法进行，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根据龚海泉主张分配项目利润3000万元，倒推项目利润为25000万元适用法律正确。四、高氏公司以龚海泉未投入资金、土地为由主张双方不构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项目合作合同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高氏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这一条款是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定义。本案中，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龚海泉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高氏公司负责投入建造该项目的资金，双方按88%∶12%分配项目利润，上述约定表明双方分工负责、合作开发“鹤问湖一号”项目，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条件。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两种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无效的情形，即第15条规定的“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和第16条规定的“未经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而本案所涉的《项目合作合同书》并不符合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应切实履行。龚海泉一审诉请：一、判令高氏公司支付项目利润3000万元及利息427.5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诉讼费用由高氏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龚海泉、高氏公司于2005年9月30日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书》，其中约定：“第一条：项目概况。土地由甲方（高氏公司）单独出资购买，并投入建设该项目的资金，该项目为甲方所有，乙方（龚海泉）为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经理，并担任该项目总指挥；第二条：甲乙双方的分工。1.甲方负责投入建造该项目的资金，并管理好资金运作。2.乙方负责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一切有关手续，协同甲方具体实施及管理好该项目，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及工程质量，并按公司要求最快速度竣工。第三条：项目利润的分配。在该项目的销售过程中，所有售房款全部存入到九江开立的账户上，该项目销售达到九成时，除去甲方投入该项目的所有资金后，甲方按88%的比例分配该项目利润，乙方按照12%的比例分配该项目利润，剩余一成未销售完的房屋，经有资质的评估公司按市场价进行评估后，甲方按评估价值利润的12%比例，经协商后分期支付给乙方，同时终止甲乙双方的合同。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后即生效。”该合同有双方签字及盖章。高氏公司对该《项目合作合同书》中甲方代表“高永快”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交鉴定申请。经鉴定，甲方代表签字处“高永快”签名不是高永快所写。再查明，根据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企业信息报告书，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于2005年9月28日成立，龚海泉自成立起至2016年8月5日任负责人，并于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在该公司每月领取2000元工资。龚海泉在该工程项目中未出资。本案建设工程项目于2012年开始销售，2016年项目销售完成。另，龚海泉提交了本案所涉房地产项目利润审计申请，因高氏公司拒绝提供审计所需要的项目工程资料和财务凭证，该院未组织该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双方是否形成了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问题。龚海泉所举的证据《项目合作合同书》中约定了“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后即生效”的条款，而在该合同甲方处，盖有甲方的公章，甲方的“高永快”的签名，经鉴定而非高永快本人所签，该当认定甲方的代表未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在生效的形式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瑕疵，但判断一份合同是否有效，不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判断，还要从该合同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该合同是否在履行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判断，高氏公司在《项目合作合同书》的甲方落款处盖了公章，说明该合同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高氏公司以龚海泉是该项目在九江的筹备人之一，完全有机会使用高氏公司的公章，因此不能排除龚海泉利用职务便利牟取非法利益的企图为由，而否认该合同的存在，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双方的在《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乙方（原告）为江西省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经理”，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企业信息报告书显示，龚海泉自该分公司成立起至2016年8月5日任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负责人，由此亦可证明，双方在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合作开发房地产有多种形式，可以是双方共同出资，也可以是一方出资另一方管理等方式进行，高氏公司以龚海泉未出资而否认龚海泉为合作方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形成了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法律关系。2.关于合同履行问题。双方在《项目合作合同书》中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均做了约定，龚海泉的义务为：负责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一切有关手续，协同甲方具体实施及管理好该项目，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及工程质量，并按公司要求最快速度竣工。龚海泉为证明其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提供了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企业信息报告书，自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2005年9月28日成立，至2016年8月5日项目基本实施完成期间，龚海泉一直担任九江分公司负责人。高氏公司辩称龚海泉担任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负责人，系高氏公司的聘用人员，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龚海泉在高氏公司领取了工资，龚海泉仅参与了涉案项目土地的招拍挂程序，没有参与涉案房产项目的立项审批、规划许可、设计工作，以及项目建设，并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双方的诉辩，龚海泉所举的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企业信息报告书仅能证明其担任该分公司的负责人与履行双方的《项目合作合同书》有关联性，但并不能证明其已完全履行了该合同所约定的义务。高氏公司辩称龚海泉担任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负责人系其聘用，明显与双方所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书》所约定的内容不符，不予采纳。而高氏公司所述龚海泉领取了工资及参与了案涉项目土地的招拍挂程序，亦能证明龚海泉履行了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书》中的部分义务。3.关于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利润问题。龚海泉申请对该分公司进行利润审计，高氏公司明确表示不提供原始资料，致使审计无法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高氏公司持有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财务资料，但其拒不提供资料进行审计，其应承担拒不提供的法律后果，龚海泉起诉要求高氏公司支付项目利润3000万元，以此倒推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涉案项目利润为25000万元，故推定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涉案项目利润为25000万元。4.关于时效问题。高氏公司主张龚海泉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龚海泉依《项目合作合同书》主张权利，应从合同所涉项目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龚海泉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且龚海泉所举证明2017年11月曾委托江西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项目进行审计，高氏公司也曾提供了部分财务资料，龚海泉的权利因其向高氏公司主张权利而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龚海泉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并未过，对高氏公司主张龚海泉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涉《项目合作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此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龚海泉所举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完整地履行了其义务，双方所举的证据仅能证明龚海泉只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的部分义务，故龚海泉也只能享有部分权利，鉴于双方所举的证据无法量化，龚海泉履行《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的义务，予以酌定。因龚海泉只是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其主张应分利润的利息，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龚海泉支付项目合作利润600万元；二、驳回龚海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3175元，鉴定费3000元，共216175元，由龚海泉负担183000元，由高氏公司负担33175元。在二审庭审中，龚海泉提供两份录音证据：第一份证据内容：陈红与高永快的电话录音（音频文件一份，附文字资料2页）；说明：陈红系龚海泉部下；高永快系高氏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二份证据内容：龚海泉与邹平的谈话录音（音频文件一份，附文字资料4页）。说明：邹平系高氏公司会计。拟证明：１.高永快同意对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并表示按审计结果向龚海泉分配利润；２.龚海泉完全履行了《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的义务。高氏公司质证认为，关于陈红和高永快的录音证据。1.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违反了证据相关规则。2.这份证据是未经当事人允许私录的证据，不排除篡改编辑的可能取得，合法性有异议。3.涉及到这份录音证据的关联性。大概在2013到2016年期间，案涉项目面临着多起起诉，涉案项目的房产被查封。龚海泉当时是名义上的九江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这些诉讼不解决，会影响到其本人的商誉，不能担任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高管。高永快为证实九江分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会对龚海泉的声誉造成任何影响，就同意了龚海泉的请求，以证明所有的诉讼纠纷都已经解决，没有分公司的欠债，所以就表述了让他去看账的意愿。事实上龚海泉2019年才出任其他公司的法人代表。高氏公司之所以不同意在审计上签字，是了解到龚海泉的审计目的并非是澄清其商誉，查账的范围超出了其陈述的要求，所以就不同意继续查账和签字。所以，这份证据的形成在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上，都是龚海泉为了达到诉讼目的而故意制造出来的编造性证据，在证据三性上予以驳斥。关于龚海泉和邹平的录音证据，首先该证据时间非常漫长，总计接近一小时，邹平陈述的内容大多受到了龚海泉的诱导和提示，不排除双方事先已经有了沟通，再来形成录音证据的事实。其次这份与邹平沟通的证据，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相关的合作事实，那么作为案件知情人应当到庭作为证人出庭，这样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第三，因为邹平本人的身份以及相关的知晓合同的履行内容并不明确，不排除龚海泉故意编辑而形成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上述两份证据龚海泉不能明确形成的时间，特别是与邹平的录音，显然是不同时间形成且内容经过编辑，因此，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龚海泉提供的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高氏公司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是南昌名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实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份证据显示，龚海泉2019年才成为名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海泉提出要审计是因为案涉项目涉及诉讼，影响其商誉进而影响其担任其他公司法人代表或高管，基于这一事实，双方才有审计的动议。第二组证据为2013到2015年左右，有关案涉项目多份判决书当中，有龚海泉担任九江分公司法人代表的判决内容，龚海泉正是以此为理由要求对九江分公司进行核账和查账，高氏公司也接受了龚海泉核账和查账要求。龚海泉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罗华珍是龚海泉的前妻，名实公司实际上就是龚海泉的公司。对第二组证据，判决书的内容对龚海泉担任名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影响。龚海泉只是九江分公司的负责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高氏公司因个人商誉对案涉项目利润进行审计，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在高永快和陈红的录音中的内容可以看出，高氏公司之所以没有盖章是因为其不想负担审计费用，审计的目的就是双方结算这个项目的利润。本院认为，上述两组证据来源于相关部门的网络公开信息，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龚海泉担任名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与高氏九江分公司涉诉的事实，与双方提起审计的动机与目的，缺乏合理的关联，难以达到高氏公司主张龚海泉以澄清商誉为由骗取审计的证明目的。二审庭审后，龚海泉提交项目测算利润为355767271.43元，高氏公司提交说明项目整体亏损1131.43万元。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龚海泉认为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每月2000元并非工资而是补贴，项目没有完成销售，现在还有尾盘；高氏公司认为，不认同一审认定龚海泉自成立起至2016年是高氏九江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仅仅是登记为九江分公司负责人，而非九江分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龚海泉陈述得知九江出让地块的信息后告知高氏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永快，高永快同意进行开发，并承诺给龚海泉12%的利润。签订案涉合同后，以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名义拍下地块，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了案涉项目“鹤问湖一号”住宅小区的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对具体事务的办理，主要是在招拍挂程序中竞得案涉项目地块，协调办理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协调有关部门清理、移除案涉项目地块上的管线、电线立杆。龚海泉陈述在案涉合同签订后1-2年的时期内，高氏公司每个月支付一万元给其胞兄或其侄子，办理案涉项目事务过程中没有在高氏公司支取费用，自己也没有支出费用。高氏公司也认可除固定的工资外，龚海泉没有在高氏公司支取办理事务费用。高氏公司确认，案涉项目可售建筑面积127582.45平方米，尚有住宅面积约550平方米、商铺及幼儿园面积4886.12平方米、农贸市场1427.94平方米共计6864.06平方米未售。据此统计，案涉项目销售率达94.6%。在一审诉讼中，龚海泉提出两项申请，一是因为审计过程中发现案涉项目资料反映工程造价虚高，要求对案涉项目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二是对项目利润进行会计审计，要求高氏公司提供全部的项目资料和财务会计凭证。高氏公司明确拒绝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一审法院向高氏公司释明，如果不提供相关资料，可能要承担败诉的后果，有关利润的事实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进行确认。高氏公司明确了解一审法院告知内容，但没有提供项目资料与财务会计凭证。在二审庭审中，对举证责任承担，龚海泉主张因高氏公司一审不提供审计的材料，应当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在二审明确不需要高氏公司再提供审计材料；高氏公司主张其财务以及项目利润本身不管盈亏与龚海泉没有任何关联，法院强制以推定方式确认案涉项目利润，对方应当提供合理、正当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且经二审庭审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因《项目合作合同书》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效力如何？二、龚海泉是否具有分配案涉项目利润的请求权？三、如何确定本案的民事责任？兹评述如下：虽然《项目合作合同书》上“高永快”的签名被鉴定为非其本人所签，但该合同文本系高氏公司提供，双方非同时同地签署，而是由高氏公司先签署、盖章然后由高氏公司人员送交龚海泉签署，合同文本修改之处以及尾部加盖的高氏公司印章均为真实，且龚海泉依据该合同“乙方为江西省高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经理，并担任该项目总指挥”的约定，于2005年至2016年期间被登记为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负责人，这些事实足以认定双方签署《项目合作合同书》的真实性。高氏公司上诉提出其无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缺乏事实基础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予以维持。依据《项目合作合同书》的内容以及双方履行的过程看，龚海泉对案涉项目没有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建设资金和技术、劳务，也不承担案涉项目的风险，没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所应具备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基本特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项目合作合同书》签订的背景是高氏公司没有开发房地产的经验，且不熟悉案涉项目所在地的房地产开发政策、人文、社会环境等情况，而龚海泉在该两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为了确保案涉项目的顺利推进，高氏公司一方面要求龚海泉办理好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一切有关手续，协同实施和管理项目，实质是由龚海泉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外部关系，排除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外部障碍，另一方面承诺附条件分配给龚海泉12%的项目利润。由龚海泉担任高氏公司九江分公司的负责人但不让龚海泉插手项目建设的其他事务，正是基于方便龚海泉以高氏公司名义协调外部关系的考虑。上述内容，更能体现高氏公司委托龚海泉协调项目建设外部关系的事务，并给予龚海泉一定项目利润的报酬的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特征。《项目合作合同书》虽名为合作合同，但实质为高氏公司委托龚海泉处理事务并给予报酬的有偿委托合同，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高氏公司上诉提出龚海泉没有任何投入仅收取固定利润不能定性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主张正确，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构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当为委托合同纠纷。在委托合同关系中，高氏公司与龚海泉地位完全平等，处理委托事务由龚海泉依其自主意思完成，不具有高氏公司支配、命令、指挥龚海泉提供具体劳务的性质，高氏公司主张其与龚海泉形成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就案涉项目建设外部关系协调事务形成的委托合同，高氏公司与龚海泉意思表示真实，委托事务内容、方式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龚海泉的合同义务是“负责该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等一切有关手续，协同甲方具体实施及管理好该项目，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及工程质量，并按公司要求最快速度竣工”，现该项目销售基本完成，高氏公司不否认该项目立项、规划、设计等手续的及时办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龚海泉具有违约行为，应当认定龚海泉履行了合同义务。高氏公司主张龚海泉没有在项目建设相关合同或文件上签字，没有证据证明龚海泉参与项目建设、管理项目建设，没有对项目建设做出贡献，事实上没有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本院认为，确定是否履行义务，应当以合同约定的内容为标准。合同约定龚海泉的义务是负责立项、规划、设计等一切有关手续，协同实施及管理项目建设，前者明确具体，后者抽象概括。对前者义务的履行，高氏公司并不否认，事实上案涉项目建设已经完成，龚海泉已经履行该义务没有疑义；对后者义务的履行，高氏公司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因此，高氏公司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项目合作合同书》约定，该项目销售达九成时，除去高氏公司投入后，龚海泉按12%分配该项目利润。对于未销售的房屋，经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评估后，由高氏公司按评估价值利润12%的比例，双方协商分期支付。现项目销售已经超过九成，对已销售房产，龚海泉分配利润的条件已经成就，龚海泉具有分配案涉项目利润的请求权。确定已销售房产的利润并按约定比例分配，是处理本案的关键。依照举证责任规则，龚海泉主张分配案涉项目存在利润，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是，在案涉项目开发与建设过程中，相关财务以及工程建设资料不由龚海泉而由高氏公司控制，由此龚海泉向一审法院申请审计、鉴定，并要求高氏公司提供案涉项目所有的财务以及工程建设资料，而高氏公司拒绝提供，造成龚海泉客观上陷于难以证明其主张的境地。一审法院明确告知高氏公司拒绝提供控制证据将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高氏公司仍然拒绝提供，其行为构成证明妨害。在二审中，本院试图促成双方当事人通过审计、鉴定查明案涉项目的利润，但龚海泉不同意进行审计、鉴定，认为本案应当适用证据规则查明事实；高氏公司也拒绝提供案涉项目财务以及工程建设资料，认为可以通过无纸化方式（即不需要案涉项目的财务以及工程建设资料）审计查明，二审审计、鉴定无法进行。龚海泉主张案涉项目利润2.5亿元，高氏公司一方面主张案涉项目亏损，另一方面故意不提供其所控制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推定龚海泉案涉项目利润2.5亿元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适用证明妨害的规定认定案涉项目利润为2.5亿元，并无错误，本院予以确认。高氏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随意推断案涉项目利润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纳。高氏公司主张即使不提交财务资料，一审法院也可以依职权通过专业的审计部门核算案涉项目的实际利润，本院认为，案涉项目系房地产项目，涉及项目筹建、开发、建设、销售等多个环节，周期长达14年，且其利润与投资方的财务成本、建设成本、管理水平等个性化因素紧密相关，不存在利润核算的通用标准，无纸化审计无法查明案涉项目利润的事实，高氏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高氏公司与龚海泉因《项目合作合同书》形成的委托合同合法有效，龚海泉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且分配案涉项目利润的条件成就，龚海泉具有分配案涉项目利润请求权。高氏公司控制查明案涉项目利润的所有证据，经法院释明仍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构成证明妨害，有违诉讼诚信，依法应当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涉项目利润推定为2.5亿元，龚海泉依约可分配案涉项目利润的12%即3000万元。案涉项目利润经本案诉讼确认，高氏公司不构成义务履行迟延，案涉合同也没有支付利息的约定，龚海泉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龚海泉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高氏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龚海泉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江西省高氏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龚海泉支付“鹤问湖一号”住宅小区项目利润款3000万元；三、驳回上诉人龚海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3175元，鉴定费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475元，合计460650元，由上诉人龚海泉承担23250元，上诉人江西省高氏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437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辉审判员  王冬审判员  魏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源源书记员胡雪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