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72民初188号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G1128。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林豫）。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芳，上海传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键，山东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div>负责人：陈雪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明，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航，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至广州海事法院，该院裁定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处理。后原告申请将被告更正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6日、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芳、郭键，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明、刘宇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对原告在涉案保险合同项下获得的保险理赔款享有权益为由向本院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20)鲁72民初172、188-19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该申请。因本案必须以(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的二审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二审审结，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2020)鲁72民初172、188-19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案中止诉讼，并在(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二审审结后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船舶救助费人民币178万元以及承担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作为“帝盛”轮的抵押权人于2017年9月10日向被告投保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此后，保单的保险止期先后延长至2018年6月10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8月31日，并增加保费。原告已支付上述全部保费。2018年7月16日，广州海事法院对“帝盛”轮发布拍卖公告，并将“帝盛”轮的拍卖时间定于2018年8月22日。“帝盛”轮在被广州海事法院扣押及拍卖期间一直停放在威海石岛新港避风锚地。2018年8月20日，“帝盛”轮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导致走锚。原告作为“帝盛”轮的被保险人，立即派员对“帝盛”轮进行紧急救助。至2018年8月22日，因预报2018年第19号台风将会影响石岛，“帝盛”轮仍存在极大搁浅、碰撞风险，原告于2018年8月22日与山东鑫弘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弘公司）签署了《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2018年8月24日，鑫弘公司对“帝盛”抛备锚，产生费用15万元。2018年8月25日，鑫弘公司对“帝盛”轮完成托带并将“帝盛”轮停靠在鑫弘公司工厂，产生拖带费人民币130万元，停泊费33万元。由于原告的紧急救助措施，“帝盛”轮顺利进行了拍卖。原告对“帝盛”轮采取有效措施产生的共计人民币178万元的救助费，属于被告的保险承保范围。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帝盛”轮救助费人民币178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帝盛”轮抛备锚的时间变更为2018年8月23日，完成拖带的时间变更为2018年8月24日。被告辩称，1.原告已经将债权转让给他人，不具有原告资格，且需查明原告、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天津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申请追加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原告在投保时及事故发生时均不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原告无权主张保险赔偿。原告并非涉案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因此其无权基于所有权而进行投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船舶抵押权的转移需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原告虽然从银行处购买相关债权，但该债权仅系普通债权，而并非船舶抵押权，因此其也无权基于对船舶享有抵押权进行投保。3.原告并未证明涉案事故实际发生，亦未证明涉案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原告未完成最基本的举证义务，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任何责任。原告所主张的救助行为根本不存在。4.退一步讲，即便涉案事故实际发生且属于保险事故，如原告在（2019）鲁72民初1372号案件中所述，由于原告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且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5.再退一步讲，即便被告需要承担责任，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扣除相应的免赔额。6.原告称其在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工作人员黄庆荣发送电子邮件请求赔偿，但原告始终未提交证据材料证明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双方就该问题进行过多次磋商，直至2019年7月12日双方之间还有邮件往来，被告在原告起诉前不具备核定事故是否为保险事故及事故损失金额的条件，不应向原告支付利息。7.涉案事故系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导致，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缺乏事实依据，请求全部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关于“帝盛”轮的保险单及其批单、保险费发票、气象资料、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的编号为08315051-08315077的27张共计260万元的拖带费发票、鑫弘公司向原告开具的靠泊费发票（号码为03870711、03870712）、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执字第177-182号拍卖公告、2018年8月23日“帝盛”轮在阿里拍卖平台的拍卖信息、“帝盛”轮竞价成功确认书、“帝坤”“帝盛”轮授权书、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执177-18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民初11-16号民事通知书、《“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的附件威海海事局2018年8月22日政务动态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帝盛”轮的投保单及其批单、《关于建议贵院将四艘船舶拖至适合船舶停靠码头进行扣押的函》《关于及时消除“帝健”等四艘船舶安全隐患的函》及威海海事局工作人员与原告工作人员毛传民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申请本院至威海海事局调查2018年8月20日“帝盛”轮、“帝坤”轮在石岛海域锚泊时是否发生了走锚，威海海事局予以复函，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申请本院至广州海事法院调取的（2018）粤72执179-180号民事裁定书、（2018）粤72执179-180号之一、之三执行裁定书、变更执行申请人同意书、《“帝盛”轮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职权调取本院(2019)鲁72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报案通知函，用以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报案。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该证据为微信聊天的打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原告未当庭展示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2.原告提交的《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追加工程结账确认单》，用以证明原告与船厂签署“帝盛”轮拖带及停泊合同，为确保“帝盛”轮安全抛备锚。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该证据为原件，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且该证据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3.原告提交的资产转让合同、资产转让协议、债权资产交易合同、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证明书及相应转让公告，用以证明原告受让相关权利。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以上证据虽然部分是复印件，但其内容与（2018）粤72执179-180号及（2018）粤72执179-180号之一、之三执行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的原告、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补充说明、公告等文件，用以证明原告享有诉权。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以上证据都是原件，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反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5.原告提交的原告方（艾玺、毛传民、刘卫东等）与被告方（黄庆荣、高页松、杜映春等，其电子邮箱格式均为某某@pingan.com.cn）电子邮件一宗，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沟通内容。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对于原告当庭展示的部分，打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未当庭展示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6.原告提交的移交完毕确认书，用以证明“帝盛”轮拍卖移交的时间。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广州海事法院相关案卷中的原件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7.被告提交的《“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原告提交的《“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及其附件、《“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用以证明涉案四轮走锚或搁浅的原因。双方对对方提交的专家意见真实性均有异议。经审核，该证据为原件，双方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反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能力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论述。8.被告提交的电子邮件一宗，用以证明在原告要求理赔之日（2018年12月12日）后被告因缺乏资料无法进行核定，要求原告补充资料。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经审核，该组证据为打印件，被告未当庭展示原件，本院无法核实真实性；该证据中只有双方协商的内容，没有被告明确要求原告提交补充材料的内容，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9.被告申请本院至广州海事法院调取的《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帝盛”轮），用以证明原告具有船舶管理的义务。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假设看船协议真实存在，也是原告为了满足广州海事法院的扣船需要签署的，原告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看护协议，不是本案应当审查的问题。经审核，该证据为原件，来源于广州海事法院相关卷宗，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反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2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7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帝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远公司）发函，称“帝坤”轮、“帝盛”轮、“帝健”轮、“帝祥”轮（以下简称涉案四轮）从2016年1月7日陆续抵达石岛避风锚地抛锚，后有多名船员解职离船，导致涉案四轮配员不足，要求帝远公司尽快安排满足最低配员要求的船员登轮值守。2016年7月14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涉案四轮配员严重不足，船舶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主机长时间未启动，船舶安全有极大隐患。2016年8月4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向帝远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帝健”轮、“帝盛”轮、“帝祥”轮三轮无人值守，全船断电，船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帝坤”轮船上5人，配员严重不足，无法正常值班。2016年10月28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判令帝远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共计31252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和复利，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对涉案四轮和“帝和”轮有抵押权。上述民事判决书现均已生效。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5日，威海海事局石岛海事处通知帝远公司“帝健”轮机舱进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存在溢油风险。2017年5月11日，威海海事局在汕头海事局就涉案四轮召开会议，汕头海事局、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派员参加，威海海事局通报了涉案四轮的状况，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介绍了相关情况，各方要求帝远公司采取措施保证涉案四轮的安全。2017年8月，原告的保险经纪人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保险经纪）就涉案四轮与“帝和”轮保险事宜与被告进行沟通。2017年8月22日，原告受让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的债权及抵押权。后广州海事法院在以（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的（2018）粤72执177-182号案中将原告列为申请执行人。同日，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韩鑫向被告的工作人员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2.扣押期间船舶不动，五条船中四艘停泊地点是避风锚地，一艘是应海事局避台风要求，搁置在滩涂地里，船上配有最低安全配员的船员看船；3.船管公司外聘，正在协商阶段。……”2017年9月1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涉案四轮的船名、吨位、船型、船龄、停靠区域，并称：“该轮目前在法院打到二审，到立案实施扣押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债权人对船舶不能实施管理，不知是否会影响保险效力，如果贵司确认可以维持保险效力，船东基本上可以确认了。”2017年9月5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保险条款第十五条是目前被保险人作为债权人无法保证完成的，并询问可否在特别约定里将第十五条删除。2017年9月6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投保人名称、原债权人、债权转让链，并称：“……对船舶实施扣押后投保人会委托管理公司或者自行安排船员上船进行维护，……”2017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四份以涉案四轮为保险标的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四份保单号分别为10205093900292321711、10205093900292321707、10205093900292321542、10205093900292321537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投保单和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船舶名称分别为“帝坤”轮、“帝盛”轮、“帝健”轮、“帝祥”轮，保险类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分别为9900万、4950万、3300万、4400万，保险期限从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投保单载明：被告已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了明确说明，原告接受上述内容。原告在上述条款下方盖章确认。以上投保单和保险单均特别约定：“1.本保单对《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第三条‘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不适用；一旦本船投入营运，上述除外责任第三条第一款自动生效。……6.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RMB4万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亦适用于碰撞、触碰、施救、救助；全损免赔率10%。……”投保单和保险单均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船舶发生的全损，本保险负责赔偿。一、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洪水、地震、地震、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二、火灾、爆炸；三、碰撞、触碰；四、搁浅、触礁；五、由于上述一至四款灾害或事故引起的倾覆、沉没；六、船舶失踪。”第二条约定：“本保险承保第一条列举的六项原因所造成保险船舶的全损或部分损失以及所引起的下列责任和费用：一、碰撞、触碰责任：本公司承保的保险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它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碰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本保险对每次碰撞、触碰责任仅负责赔偿金额的四分之三，但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船舶保险金额为限。属于本船舶上的货物损失，本保险不负赔偿责任。非机动船舶不负碰撞、触碰责任，但保险船舶由本公司承保的拖船拖带时，可视为机动船舶。二、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本保险负责赔偿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或规定应当由保险船舶摊负的共同海损。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共同海损的理算办法应按《北京理算规则》办理。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但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三项费用之和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第三条约定：“保险船舶由于下列情况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四、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包括船长）的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五、清理航道、污染和防止或清除污染、水产养殖及设施、捕捞设施、水下设施、桥的损失和费用；……。”第八条约定：“保险船舶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必须与保险人商定后方可进行修理或支付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并对不属于保险人责任或不合理的损失和费用拒绝赔偿。”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除经保险人同意并加收保费外，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条部分内容、第三条、第八条和第十五条最后一款以加粗方式进行了提示。第十八条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向本公司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本公司在60天内进行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协商将涉案保险合同期间延期至2018年8月31日，原告也按约定交纳相应保费。2018年5月15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相关执行裁定书、扣押船舶命令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涉案四轮进行扣押，并于2018年5月22日将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威海海事局。原告、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公司）和帝远公司签订《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原告委托中船公司自2018年5月15日开始提供涉案四轮在石岛港锚地的看护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看护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拍卖完成后一个月内，具体结束日期由原告决定，双方同意估测的看护期为4个月；派遣合格船员进行船舶看护和管理；根据海事局、海事法院、原告的指令和要求，对船舶及时进行移泊安排，确保船舶安全；看船期间定期对机器保养维护，例如定期启动机器等，确保机器正常无恙；看护期间，须严加注意船舶的防火，防盗，及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异常情况下，船员须及时将情况通报给原告，在原告认可后，增派合格的船员；协调船舶补给、进出港、靠泊、船舶检验（包括船舶年度检验等）以及为船舶安全目的需要的其它工作，例如提供燃油，水，食品，备件和安排船舶修理等；应每天向原告报送船舶看护管理日报，反馈当日发生的有关船舶、船员等与船舶安全和原告权益相关的所有事项；双方同意委派大副、大管轮、三副、三管轮、机工及水手各一名，计6人。2018年5月25日，威海海事局向广州海事法院出具《关于建议贵院将四艘船舶拖至适合船舶停靠码头进行扣押的函》，载明因台风即将来临，配员严重不足（共有两人看护船舶），建议广州海事法院将涉案四轮拖至适合停靠的码头进行扣押，并安排合适人员进行看管。2018年5月31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执行裁定书，对涉案四轮及“帝和”轮进行拍卖。2018年7月3日，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受广州海事法院的委托出具《“帝盛”轮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认为本船总体一般，需要及时维护保养。2018年8月9日，威海海事局向帝远公司及相关各方出具《关于及时消除“帝健”等四艘船舶安全隐患的函》，并于2018年8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毛传民送达，载明涉案四轮共有两名船员值守，处于无动力状态，可能受台风影响，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将其拖带至安全区域。毛传民当日回复称：“收悉，正在密切关注14号台风动向，及协调船厂派出拖轮看护，已通知船员在12日下午或13日早上下船。”2018年8月20日，“帝健”轮、“帝祥”轮走锚搁浅，“帝坤”轮走锚。2018年8月22日，原告与鑫弘公司签订《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约定原告委托鑫弘公司在2018年8月24日前拖带“帝坤”轮、“帝盛”轮至其厂内靠泊，靠泊至法院拍卖后办理船舶交接之日，拖航费每轮130万，发票可由第三方出具，靠泊费每日3万元。2018年8月23日，原告与鑫弘公司签订《追加工程结账确认单》，确认单载明“帝盛”轮发生拖轮往返、配合放备用锚、接拆动力电、制作爬梯费用共计15万元。同日，“帝盛”轮被广州海事法院成功拍卖，成交价6350万元，并于2018年9月3日移交新所有人。2018年8月23日16时，威海市气象台和威海市海洋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称威海各沿海海区，2018年8月24日白天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9～10级。2018年8月24日，鑫弘公司将“帝盛”轮拖带至其厂内靠泊。2018年8月27日，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编号为08315051-08315077的27张拖带费发票，共计260万元。2018年9月4日，鑫弘公司向原告出具编号为03870711和03870712的两张靠泊费发票，备注为“帝盛”轮，数额分别为15万元和33万元。原告向上海传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确认并追认该公司（包括受托人员艾玺、吴冲、毛传民、曹星）从事的和“帝坤”轮、“帝盛”轮救助、拖带、停泊有关的工作。2018年12月12日15时26分，原告方工作人员艾玺（ａｉｘ×××＠ｐｔａｍｃ.ｃｏｍ）向被告方工作人员黄庆荣（ＨＵＡ×××＠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发送电子邮件，称：“帝祥”轮顺利脱浅，原被告技术人员做了详细勘验，出具了关于“帝祥”轮的修理预算，修理费用预算为13301927.2元；“帝祥”轮与烟台打捞局的救助合同（盖章），费用506万，详见附件（附件1、2）所示；在“帝健”轮、“帝祥”轮发生搁浅事故时，“帝坤”轮、“帝盛”轮也发生了走锚事故，为了防止“帝坤”轮、“帝盛”轮被二次台风“苏力”损害，原告雇佣拖轮进行施救，将两艘船舶拖带至船厂避难，又在当晚做了应急加固处置，共花费421万元，该费用已经全部支付，产生费用如附件（附件3，附件4，附件5，附件6，附件7，附件8）；列明相关费用的支出情况，向被告进行提赔；“帝祥”轮花费：附件1、附件2；“帝坤”轮、“帝盛”轮花费：附件3“帝盛”轮及“帝坤”轮—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附件4“帝盛”轮及“帝坤”轮拖带费发票260万、附件5“帝坤”轮发票39万、附件6“帝坤”发票74万、附件7“帝盛”轮发票15万、附件8“帝盛”轮发票33万；新港索赔：附件9，目前新港码头就防波堤损失赔偿索赔人民币4373280元，但原告尚未支付索赔，等待被告指示；请求就以上提赔资料，尽快给核赔意见；附件为相应救助合同及发票等。2019年3月8日，原告、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变更申请执行人同意书，载明原告将该案案涉债权转让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又将该案案涉债权转让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告请求退出执行程序，由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申请执行人。2019年3月20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9-180号民事裁定书，变更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申请执行人。2020年3月12日，广东省航海学会受原告委托出具叶孔霖、赵新江作为专家签字的《“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意见载明天气情况为：根据威海市气象台和威海市海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2018年8月20日各海区东南风转南风8级阵风9～10级。事故经过为：2018年8月20日上午0900时，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导致“帝祥”轮、“帝健”轮相继在水域（概位36°52.2N/122°27.0E）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帝坤”轮、“帝盛”轮救助经过为：原告于2018年8月22日与鑫弘公司签署了《船舶拖带及停泊协议》，2018年8月23日，“帝坤”轮托带完成并停靠在鑫弘公司工厂，2018年8月24日晚6-10时，因为风力很大并逐渐增强，“帝坤”轮与码头相撞，缆绳已断2根，为防止“帝坤”轮及码头造成重大损失，原告紧急委托鑫弘公司派出拖轮及叫回工人立即对“帝坤”轮缆绳进行加固；2018年8月24日，鑫弘公司对“帝盛”抛备锚，对“帝盛”轮进行加固，2018年8月25日，鑫弘公司对“帝盛”轮完成托带并将“帝盛”轮停靠在鑫弘公司。事故原因和性质为：台风“温比亚”是导致“帝祥”轮、“帝健”轮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的直接原因，2018年8月20日“帝祥”轮、“帝健”轮搁浅，“帝坤”轮、“帝盛”轮走锚是一起由于台风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附件为：1.威海海事局关于事故经过的通讯及照片；2.威海海事局关于事故的航行警告；3.威海市政府2018年8月19日1600时的气象预报；4.威海市政府2018年8月20日0600时的气象预报；5.被告出具的《沿海内河船舶投保单》、《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和《批单》；6.被告《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7.广东省航海学会营业许可证及相关专家部分证书复印件。赵新江出庭陈述：涉案四轮主副机不能使用，船上停水停电；船舶动力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因为四轮船机不能使用，即使配员齐全也不能增强船舶抵抗台风的能力，所以没有船员不是事故原因；正常的船舶在锚地抛锚的抗台能力强于系岸的抗台能力，因为系岸时船舶可能受到风浪影响与码头触碰导致事故，锚泊时可以选择一片宽阔海域来抵消走锚的影响。《“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附件1为威海海事局2018年8月22日发布的政务动态，政务动态载明：2018年8月20日，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受恶劣气象海况影响，接连发生了4起船舶搁浅险情；0900时许，多哥籍货船“ASIABRIDGE”轮在水域（概位36°51.6N/122°25.1E）受大风影响搁浅于礁石上，船上3人；1040时至1110时许，中国籍货船“帝祥”轮、“帝健”轮相继在水域（概位36°52.2N/122°27.0E）搁浅；1449时，“长鑫191”轮在镆铘岛附近水域（概位36°53.5N/122°29.3E）搁浅，船上2人；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期间，威海海域共有约300艘商船或在码头靠泊或海上抛锚避风。2020年4月21日，威海海事局向本院出具复函，称2018年8月20日，根据海上商船报告，“帝坤”轮走锚，未接到“帝盛”轮走锚的报告，由于两船全船无电，未接到AIS、VDR信息。2020年5月15日，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受被告委托出具《“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专家意见书包括事故经过、依据资料摘要、通常情况下防抗台风的应对措施、船舶搁浅事故类型及预防措施、“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分析、“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权重分配、专家意见等部分。事故经过、依据资料摘要部分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通常情况下防抗台风的应对措施包括航行中规避台风、避风锚地防抗台风、码头防抗台风等介绍。关于船舶搁浅事故类型及预防措施，走锚搁浅的预防措施包括检查维护好船舶技术状况、选择遮蔽区域抛锚或选择靠泊避风、采取八字锚或者一字锚进行抗风、主机备车防止走锚、开动主机抗风、安排足够的人员值班、申请救援等介绍。“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分析，依据相关证据、参考事故发生时的气象条件、参考事故发生时的船况和人员配置，结合常规的预防搁浅措施并依据《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对“帝健”轮等四轮发生搁浅事故的原因进行分析。关于“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权重分配，根据事故的轨迹交叉理论，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船员的不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三者交叉形成的，如果任何一个不安全因素得到消除就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时，投保人对船舶的管理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的交叉点，如果能及时消除间接原因或者及时消除直接原因，都能及时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中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占了同样的权重；各事故原因具体权重分配表（略）。专家意见结论为：（1）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设备的维护管理失职、没有开展应急演练、值守人员不足、检查机舱底水管系失职、没有寻求帮助、值守船员不作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公司管理缺陷即没有严格执行石岛海事处的管理要求和船舶管理体系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2）对于事故原因的权重分配为事故的间接原因占50%，事故的直接原因占50%；其中公司管理的缺陷占50%，船员的不安全行为占35%，船舶的不安全状态占5%，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台风来临）占10%。2020年5月15日，广东省航海学会受原告委托出具赵新江作为专家签字的《“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意见载明：1.被告意见书漠视相关事实，没有相关书面证据支持，所以不予认可。2.为了保障上述船舶在日常安全锚泊中的需要，石岛海事处致函船东，要求改善其技术状况，加强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是正当的。但是与本案诉求没有直接因果关系。3.涉案四轮遭到“温比亚”台风的袭击，是发生走锚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4.保险人在上述保险合同中，已经不再要求船舶适航作为投保的必要条件。所以该保险形式上是船舶保险，实际上是使用了部分船舶险条款的财产险。赵新江出庭陈述：如果船舶有动力，对抗风能力会有帮助；如果有足够配员，通过瞭望及时发现船舶的险情并对外联系，也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在大风天气下其他船舶无法进行救助。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将债权转让给了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3月8日又将债权转让给了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再将债权转回了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但三次转让中均明确约定：转让的标的是涉案四轮在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权益，即原告在保险合同项下获得保险理赔后的收益，保险合同并未转让；债权的转让不影响原告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进行索赔；原告通过保险索赔实际收到保险赔款后，将该实收保险赔款扣除该保险索赔所花费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后，支付至受让方。涉案四轮的原船舶所有人为帝远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原告是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也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其与被告之间关于涉案四轮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赔偿责任的认定涉及事故原因、保险承保范围、保险除外责任、事故原因与保险事故的因果关系构成等问题，结合原被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本案首先应当确定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和保险利益；其次，分析事故原因；再次，界定保险承保范围，认定全部或者部分事故原因是否属于保险承保范围，审查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条款是否生效并界定其范围，认定保险人是否有权根据相应除外责任拒绝赔付；最后，根据因果关系构成情况确定保险人最终应当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一、原告是否具有保险理赔的主体资格和保险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原告自2017年8月22日受让债权及抵押权，成为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根据上述规定，船舶抵押权的转移，自抵押合同签订时成立，未经登记的，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被告主张原告因没有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而不享有抵押权，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受让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及抵押权，并作为申请执行人参与了执行程序，以上事实得到了广州海事法院的确认，本院亦予以确认。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将上述债权以直接转让和承诺间接转付的方式让与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者于2019年3月8日再次以同样方式让与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0年2月24日购回，三次交易中相关文件均明确约定：关于涉案四轮的保险理赔，转让的标的是四轮在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权益，即原告在保险合同项下获得保险理赔后的收益，保险合同并未转让；债权的转让不影响原告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进行索赔；原告通过保险索赔实际收到保险赔款后，将该实收保险赔款扣除该保险索赔所花费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后，支付至受让方。由此可见，原告没有直接将可以从被告获得保险赔偿的债权进行转让，只是承诺收到理赔款后转付至受让方。故原告具有以被保险人的身份请求保险赔偿的主体资格。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本院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请求法院将理赔款支付给本案原告，即为印证。被告申请追加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明相关权利的转让情况，因杭州传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原告之间与本案有关的权利义务不存在争议，本院对该申请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如上所述，原告自2017年8月22日受让了债权及抵押权，在台风来临、原告采取措施期间，即从2018年8月20日遭遇台风起，至2018年9月3日移交新所有人止，原告作为抵押权人对涉案四轮具有保险利益。被告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原告采取措施期间船舶已经拍卖成交，原告已经没有保险利益。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船舶的所有权和风险在交付时发生转移，在船舶移交买受人前原告仍然会受到船舶灭失风险的影响而具有保险利益，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二、事故原因分析走锚是指锚泊船受风流推压，导致船舶拖锚位移的现象。众所周知，走锚表明船舶失去控制，危险性极大，易直接导致搁浅、碰撞、触碰等事故，在没有其他外在因素影响时，走锚原因即事故原因。本案中，虽无充分证据证明“帝盛”轮走锚，但船况相近的“帝健”轮、“帝祥”轮、“帝坤”轮相继走锚表明“帝盛”轮具有较大走锚风险。关于“帝盛”轮产生走锚风险的原因，原被告均委托专家提供了意见。原告委托专家出具了《“帝健”等四轮出险原因分析专家意见》《“帝健”轮等四船石岛海域搁浅事故专家意见书（二）》，认定台风是“帝盛”轮走锚的唯一直接原因。专家在出庭接受质询时称，船舶动力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因为四轮船机不能使用，即使配员齐全也不能增强船舶抵抗台风的能力，所以没有船员不是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中称台风对于船舶走锚发挥了作用，对该意见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专家的上述解释，船舶及其设备的良好状态也是抵抗台风的重要因素，该因素的缺失也应当构成走锚的原因之一，但专家没有对此分析论证。船员的作用不仅是操作设备、驾驶船舶，瞭望、对外联系、求救也是船员的重要职责，在面临恶劣天气时更是如此，石岛海事处也多次通知相关方配备船员进行值班，因此配员不足也应当构成走锚的原因之一。故该专家认定“台风是‘帝盛’轮走锚的唯一直接原因”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不予采信。被告委托专家出具了《“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原因专家意见书》，认定走锚原因中台风占10%。意见列举了涉案四轮对《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的违反，并以轨迹交叉理论进行原因分析。《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停航船舶，系指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计划连续停泊30天及以上的中国籍船舶。第四条规定，拟停航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进入指定或划定的停泊水域之前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书面办理停航报备手续。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涉案四轮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书面办理停航报备手续，更没有证据表明海事管理机构进行了确认，故涉案四轮不属于《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所适用的停航船舶，专家以船舶违反该规定作为判断走锚原因的依据不足。专家意见以轨迹交叉理论进行原因分析，称搁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即船员的不安全行为、物的危险状态即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即台风的来临，三者交叉酿成的事故，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三者交叉形成的，如果任何一个不安全因素得到消除就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同时，投保人对船舶的管理缺陷是造成该事故的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的交叉点，如果能及时消除间接原因或者及时消除直接原因，都能及时避免事故的发生，因此“帝健”轮等四轮搁浅事故中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占了同样的权重。专家意见中称船员的不安全行为、船舶的不安全的状态、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属于事故的直接原因，对该意见本院予以认可。根据轨迹交叉理论和本案具体情况，船舶管理是间接原因，衍生出涉案四轮处于不良状态（物的不安全状态）和配员不足（人的不安全行为）两个直接原因，与台风（环境的不安全状态）这一客观原因叠加后，在同一时空中交叉造成走锚。在此过程中，直接原因和客观原因发生交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客观原因）没有发生交叉，且间接原因是通过直接原因对走锚发生作用，故再对间接原因分配权重属于重复计算。基于以上分析，该专家意见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不予采信。本案中，“帝盛”轮长期处于不良状态，配员不足，导致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严重削弱了船舶的防抗台风能力，台风到来后，风力使得船锚不能将船固定在原来的锚位，故而存在走锚风险。故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和台风是走锚的直接原因。船舶管理问题属于间接原因，其衍生出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两个直接原因，是经过中间环节才起作用的原因。将直接原因纳入原因分析的要素后，就不应再对该间接原因分配原因权重。船舶发挥自身性能对抗台风，有两个必要条件，即船舶处于良好状态、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二者缺一不可，换言之，在船舶发挥自身性能上二者不能单独起效，故在船舶走锚的原因中二者应当一并分析。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二者共同导致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是“帝盛”轮存在走锚风险的原因，理由在于：2018年8月20日，威海海域共有约300艘商船或在码头靠泊或海上抛锚避风，发生了四起船舶搁浅险情，四艘船均明显配员不足（四艘船中“帝祥”轮、“帝健”轮无人，另外两艘船上一艘有2人，一艘有3人），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其余船舶则未发生事故，由此可见船舶是否能发挥自身性能对于防抗台风具有重要作用。2018年8月20日，威海辖区实测风力达到阵风9-10级，风力使得船锚不能将船固定在原来的锚位，也是“帝盛”轮存在走锚风险的原因，理由在于：“帝盛”轮虽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但自停泊在石岛海域以来，未发生过严重事故，直至遭遇本次台风，由此可见台风对走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与台风，缺乏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船舶均不会走锚，本院推定二者发挥同等作用。三、保险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关于保险承保范围。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碰撞、触碰、搁浅、触礁及其引起的倾覆、沉没属于保险承保范围。本案中，原告采取措施的目的是排除走锚风险，防止船舶因走锚而碰撞、触碰、搁浅、触礁，故因此支付的合理费用属于保险承保范围。关于除外责任。船舶不能发挥自身性能防抗台风，根源在于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从合同约定角度看，原告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承诺管理船舶，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也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约定明确了被保险人即原告应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从法律规定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有效维护和保养，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船舶扣押期间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的，海事法院可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上述规定明确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无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的替代主体。本案中，根据原告和中船公司签订的《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和原告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广州海事法院要求原告承担对涉案四轮的管理，故原告无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都应当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保障船舶安全，为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但原告并未妥善管理船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未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即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属于除外责任。就原告未维护保险船舶安全的过错程度来看，《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中详细约定了对船舶及其设备进行有效维护和保养、为船舶配备适任船员的具体项目，原告在2018年8月10日收到威海海事局建议后承诺采取措施，表明其知晓了未维护保险船舶安全将会给船舶防抗台风带来巨大危险，但仍然抱有侥幸心理，放任船舶在设备不良、配员不足的状态下经受台风，故原告对此具有重大过失，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关于涉案事故系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导致，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诺亚保险经纪不是其代理人，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向被告发送的邮件不能代表原告，故邮件中承诺派船员看船的内容不构成原告的承诺，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仅以合同约定为准。本院认为，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在涉案保险合同订立、事故后理赔的过程中均有参与，原告从未向被告否认诺亚保险经纪的意见，且邮件中承诺派船员看船的内容被涉案保险合同中原告应当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的条款所确认，故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涉案四轮无动力、不适航、证书全部过期，已丧失海商法意义上“有航海能力”的船舶的特性，不具有船舶的法律属性，故不适用船舶的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国家关于船舶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立法目的正是在于及时发现处于不良状态的船舶，督促、指导相关人履行维护船舶安全的义务，防止船舶处于不良状态而影响海上交通安全，损害当事人和第三人利益，并非对瑕疵、缺陷船舶置之不理。而且，虽然涉案四轮及其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但没有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涉案四轮在投保、理赔、扣押、看管、拍卖阶段中都是按照船舶的相关约定和规定进行的，原告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等缺陷也属于保险承保范围，且不属于除外责任，理由为被告在投保时已知船舶不适航，进而约定不适航这一除外责任不适用。本院认为，保险人为了完整、准确地描述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往往在除外责任中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进行约定，这些约定有时存在重复甚至矛盾的内容。本案中，保险合同第三条第一项（不适航除外责任）和第十五条（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除外责任）就存在若干重复内容。合同中约定对不适航除外责任不适用，其效果为该除外责任条款在双方之间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该除外责任条款的内容转入保险责任范围，更不是其他除外责任条款中与该除外责任条款重复的内容一并不发生效力。而且，将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所导致的损失纳入保险责任而不予以排除，会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疏于管理，不利于保险标的的防灾防损，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合同明确约定了违反维护船舶安全义务除外责任的情况下，不宜认定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故原告该主张与涉案保险合同第十五条相违背，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因被告未作出明确说明，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合同第十五条以加粗方式进行了提示；合同订立前，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向被告发邮件称该条无法保证完成，可否将其删除，表明原告方了解该条的内容和后果；投保单载明被告已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并就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做了明确说明，原告以盖章的形式接受上述内容。故保险合同第十五条满足了保险法关于除外责任的生效要件，原告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被告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涉案保险合同亦约定，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如果原告不采取措施，“帝盛”轮可能会因为走锚发生搁浅或触碰、碰撞事故，根据上述各项原因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对合理费用承担50%的保险赔偿责任。天气预报称，2018年8月24日白天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9～10级，表明船舶仍然存在走锚的风险。原告委托鑫弘公司在2018年8月23日抛备锚，在2018年8月24日将“帝盛”轮拖带至其厂内靠泊，弥补了船舶未处于良好状态、未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缺陷，降低了台风对船舶的影响程度，从后果看也确保了船舶的安全。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帝盛”轮将有较大概率走锚，进而发生碰撞、触碰、搁浅事故，故原告支出的拖航费130万，抛备锚费用15万元，靠泊费24万元（自2018年8月24日至保险期间截止之日2018年8月31日，每天3万元），共计169万元属于必要的合理费用。上文已述，被告应对必要的合理费用169万元承担50%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再扣除免赔额10%，即76.05万元（169万元*50%*90%）。原告主张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的靠泊费9万元也属于合理费用。本院认为，虽然“帝盛”轮自2018年8月24日靠泊并延续至2018年9月3日，但保险期间截止后，被告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帝盛”轮已经不承担保险责任，靠泊费不应当再由被告分担。故原告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涉案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保险人在60天内进行核定。本案中，原告在2018年12月12日向被告工作人员黄庆荣发送电子邮件请求赔偿，并提交了相关资料。被告未要求原告补充资料，故被告应在原告请求赔偿之日起60天内进行核定。被告的答辩意见说明被告拒赔,但根据上述认定,被告应当核定向原告承担76.05万元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及时赔付。经本院对核定起算时间的释明，被告主张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被告，原告在2019年4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发送了关于投保环节的相关文件；被告回复没有收到该邮件并要求重发。故被告因为原告提供的资料不足无法开展核定。本院认为，被告没有举证证明2018年12月12日后其要求原告提供补充材料进行核定的事实，即使原告主动提交关于投保环节的相关资料，被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该部分资料被告不掌握且影响理赔核定，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保险人未及时赔偿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应当在2019年2月20日（自2018年12月12日起70天）前赔付，因被告未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在合理时间内赔付,除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76.05万元外,还应当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利息（以76.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此外，被告主张原告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履行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在（2019）鲁72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上述抗辩不予支持，该抗辩在本案中亦不成立，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告为防止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了必要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告适当分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险赔偿金76.05万元及利息（以76.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20元，由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12326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91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伟审判员 王爱玲审判员 匡 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郑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