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民终1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会书，男，1982年5月23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贵州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汽贸城（城南高速收费站旁）。 法定代表人：陈运秋，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会江，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百仕迖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 法定代表人：邵双富，系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长晟通迖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水文家园****1-21-5/div> 法定代表人：潘宇恒，系公司经理。 上诉人罗会书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富公司”）、吉林省百仕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仕达公司”）、北京长晟通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628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巳审理终结。 罗会书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628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三被上诉人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缺乏依据予以证实，理由如下：1、合同约定的车辆型号系技术型，而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交付的系进取型。原判决巳查明，技术型属于高端配置、进取型属于低端配置。虽然，合同未对技术型的配置作明确具体的约定，但技术型与进取型的配置系特定的，技术型与进取型的配置、价格均不同，并以型号作为定价高低予以销售。故，被上诉人系将低端配置的进取型充当高端配置的技术型销售给上诉人。原判决认定“应视为《购销合同》对型号约定不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合同明确约定车辆的型号系技术型，本案的车辆、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均系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交付，车辆注册登记系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协助办理。另，从被上诉人吉林百仕迖公司提供的3号证据系统截图来看，该系统中系明确本案的车辆系进取型。证实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向上诉人交付车辆及协助登记时系明知销售给上诉人的车辆系进取型。3、合同仅约定加装“手机远程控制、一键启动”，但实际交付的车辆加装及改装的包括但不限于：雷迖、多功能方向盘、坐垫、轮毂、反光镜、自动大灯，且缺乏技术型应有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空调、后排气囊、后出风口、多光碟等。且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自认“车辆存在进取型加装配置充当技术型”。被上诉人不仅交付的车辆配置与合同约定的配置不符，且对加装的配置自始至终未向上诉人作出提醒和说明。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未提醒和说明，上诉人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申请注册登记不代表对型号的追认。4、因技术型与进取型的配置、价值、性能、舒适度等完全不一致，上诉人系购买高配置的技术型，被上诉人交付的进取型直接影响上诉人缔约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且加装、改装后车辆存在贬值。5、因涉案车辆存在低配车充当高配车，且存在加装、改装，并非属于轻微常规的修复或瑕疵，构成加害给付。原判决认定“存在履行瑕疵”，缺乏依据予以证实。6、根据长春市祥龙物流有限公司的陈述案涉车辆系于2016年8月24日接车后交付给北京长晟公司，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系于2016年10月13日才将车辆交付给上诉人，从长春市祥龙物流有限公司提车至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交付时间间隔49天，并非系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陈述的“案涉车辆从供货商长晟公司运回松桃后直接交给原告”，完全属于虚假陈述;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陈述系订购423300元的车辆，但从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提供的第5组证据微信截图来看，图片中的日期与本案的交易日期不符，图片中当事人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并不能证实车辆的来源及价格;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陈述仅获利2000多元，不仅与自己提交的《售车资料卡》载明的利润5236元相互矛盾，且系自身的单方陈述。况且,汽车销售单位的获利数额不仅仅系差价部分;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陈述系按技术型汇款358549元，但提供的汇款凭证的收款人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尤为重要的是2018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吉林百仕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及相应的款项凭证却载明收到的系进取型322000元。即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与吉林百仕迗公司之间就车辆的收支金额陈述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系签订合同及交付车辆的当事人，被上诉人吉林百仕达公司系提供车辆及发票的当事人，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吉林百仕迗公司均系本案销售主体，但被上诉人贵州佰富通公司、吉林百仕迗公司为了推卸责任相互之间就销售主体都发生争议。因被上诉人将低配车加装、改装后充当高配车销售给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交付约定的车辆，对加装、改装后的车辆未向上诉人作出提醒和说明，且实际交付的车辆与约定的车辆价格、配置、性能等均不同，被上诉人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构成欺诈。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三、原判决认定“存在瑕疵履行，构成违约”，法律规定违约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原判决的判决结果却系返还差价。证实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罗会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佰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迖公司返还原告购车款36.08万元；3.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迖公司赔偿原告损失（税、上牌费用等）8.92万元；4.判决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向原告赔偿购车款三倍损失108.24万元；5.判决诉讼费由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承担；6.要求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达公司将所出售的车辆自行收回；7.要求被告佰富公司、百仕迖公司承担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4日长春市祥龙物流有限公司受被告长晟公司委托，与被告百仕迖公司对接，从一汽大众指定存放商品车的场所将案涉车辆装车运到北京交付给了被告长晟公司，并向其收取运输费用。2016年8月26日，原告罗会书与被告佰富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以银行按揭的方式购买一辆型号为‘技术型’的奥迪Ｑ5汽车，市场指导价为423300.00元，实销价为360800.00元”。当天原告罗会书支付定金5000.00元，同年9月3日、10月13日、11月3日分别支付车款20000.00元、200000.00元、20000.00元。2016年8月31日和9月3日被告佰富公司分别向长晟公司指定账号为62×××84的账户转账10000.00元、348549.00元，并在银行转账凭证上注明了摘要：“垫付罗会书Ｑ5车款”。2016年9月5日被告百仕迖公司向原告罗会书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罗会书×××2213’，厂牌型号‘奥迪牌ＦＶ6461ＨＣＱＢＧ’，合格证号‘ＷＡＢ051Ｇ12081613’，发动机号‘260395’，车辆识别代号‘ＬＦＶ3Ｂ28Ｒ8Ｇ3081613’，价税合计为322000.00元”。2016年11月3日，原告罗会书就案涉车辆缴纳了29300.00元车辆购置税，2016年11月04日，原告罗会书就案涉车辆申请领取了行驶证。案涉车辆档案中《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纳税人‘罗会书，厂牌型号‘奥迪牌／ＡＵＤＩＦＶ6461ＨＣＱＢＧ’，发动机号‘260395’，车架号（车辆识别号）‘ＬＦＶ3Ｂ28Ｒ8Ｇ3081613’，车辆型号名称／代号‘ＦＶ6461ＨＣＱＢＧ’，合格证编号‘ＷＡＢ051612081613’，注册日期与发证日期‘2016-11-04’”。2016年11月12日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办妥了金额为200000.00元的汽车按揭。庭审中经当事人陈述查明，“进取型”与“技术型”属于以车辆配置不同进行区分的奥迪牌汽车销售行业的通俗用语，“进取型”指代该车在奥迪牌汽车该系列中属于低端配置，“技术型”指代该车在奥迪牌汽车该系列中属于高端配置。车架号为ＬＦＶ3Ｂ28Ｒ8Ｇ3081613的案涉车辆在奥迪牌汽车销售行业中称为“进取型”，本次交易中，被告百仕迖公司就案涉车辆的实际销售价为322000.00元，佰富公司获利2251.00元，长晟公司获利36549.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佰富公司及被告百仕达公司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百富公司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技术型”型号并非车辆的实际型号，应视为《购销合同》对型号约定不明。原告在收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一致性证书》、《合格证标识》并申请注册登记时就己明知并追认了案涉车辆型号就是“FV6461HCQBG”的奥迪牌汽车。被告佰富公司收取原告罗会书的购车款为360800.00元，为购进该车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358549.00元，获利225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实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就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佰富公司具有销售欺诈的故意。被告百仕达公司虽然按照案涉车辆的品牌型号等实际情况向被告出具了汽车销售发票，但是被告百仕迗公司就案涉车辆的销售价格为322000.00元，与汽车销售发票上的价格一致，远低于原告罗会书与被告佰富公司之间约定并成交的价格360800.00元，被告百仕达公司主观与客观均不存在欺诈，故原告主张被告佰富公司与被告百仕达公司构成欺诈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以被告构成欺诈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退车遐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因被告佰富公司与被告百仕迖公司均不构成欺诈，故原告要求被告佰富公司与白被告百仕迖公司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原告罗会书与被告佰富通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型号为“技术型”的奥迪Q5汽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约定购买“技术型”价值的车辆，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是“进取型”价值的车辆。双方对“技术型”和“进取型”的配置约定不明，虽佰富公司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欺诈，但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约定的车型价值的车辆，存在履行瑕疵，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该院酌定被告佰富公司与长晟公司按照约定的“技术型”价款360800.00元与百仕达公司实际售出的“进取型”车价322000.00元的差价承担违约责任。即由佰富公司返还原告罗会书2251.00元，由长晟公司返还原告罗会书36549.00元，佰富公司对长晟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被告佰富公司辩称其与长晟公司在2016年11月销售案涉车辆时没有品牌汽车销售资质，是作为被告百仕迖公司的代理商在销售汽车，应当由被告百仕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罗会书购车款2251.00元；二、被告北京长晟通迗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罗会书购车款36549.00元，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驳回原告罗会书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92.00元，公告费690.00元及保全申请费5000.00元，共计24282.00元（原告巳预交），由原告罗会书负担22230.00元，被告贵州佰富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52.00元，被告北京长晟通迖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500.00元。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无异，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佰富公司公司向罗会书出售车辆中存在欺诈行为还是存在违约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罗会书、佰富公司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佰富公司应向罗会书交付的车辆为技术型，而实际交付的车辆为进取型，但罗会书在提车时没有提出异议。罗会书称2018年6月中旬，其所购买的奥迪Q5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受损送往怀化市怀化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S店）修理时才知道该车不是技术型而是进取型。经查，案涉车辆系百仕达公司销售给长晟公司，长晟公司对该车进行改装后出卖给佰富公司。佰富公司作为专业车辆销售公司，有能力且有义务掌握其销售车辆的真实情况。系争车辆系从第三方调拨而来，佰富公司更应对系争车辆进行认真、全面地核查，以确保其销售车辆与向消费者提供的车辆信息一致，而佰富公司在调拨车辆时并未向第三方了解该些信息。加之案涉车辆在交付给佰富公司之前巳被长晟公司按技术型车辆进行加装，导致百富通公司未能发现系争车辆车型不是其与罗会书约定的技术型车辆。进取型是低配，技术型是中配，两者体现了车型的配置区别，从佰富公司提交的关于一汽大众2016款奥迪Q5技术型车型的报价为423300元的一份证明看，案涉合同约定市场指导价423300元，证明罗会书订购的车辆为技术型。故一审认定双方约定的“技术型”并非车辆的实际型号，认为合同约定不明，属认定事实错误。就常理而言，购买车辆系大额消费，消费者不仅有权就车辆型号、颜色、性能等信息进行充分了解，并且对与购车相关的信息也享有知情权，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购买车辆。从罗会书提车到其主张受欺诈，其使用车辆已一年半时间，其对车辆性能并未提出异议。长晟公司对车辆进行改装后交付给佰富公司，其改装之后的配置与技术型配置无异，在两车外观及配置相似的情况下，由于佰富公司在重大工作失误，未能审查发现所交付车辆与车辆一致性证书存在不一致，但佰富公司交付给罗会书的的车架号、购车发票、合格证等资料均对应罗会书实际所提车辆，并未弄虚作假。综上，佰富公司并无以劣充优、隐瞒事实等欺诈故意与行为，一审判决未采信罗会书关于百富通公司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判决驳回罗会书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佰富公司给予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是佰富公司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向罗会书全面告知出售车辆的真实情况，侵犯了罗会书的知情权，佰富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 一审法院根据佰富公司违约过错的程度以及罗会书对案涉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酌定佰富公司赔偿罗会书损失，并无不当。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相对方是罗会书、佰富公司，佰富公司与长晟公司及百仕迖公司之间不属委托代理关系。故本案中罗会书以买卖合同为基础关系要求百仕迖公司承担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及佰富公司要求追加长晟公司为被告，主张应由长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均欠充分。长晟公司与与罗会书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若第三方确实存在过错，则可由佰富公司另行向第三方求偿。一审判决长晟公司及百仕迖公司向罗会书承担责任确有不当，但长晟公司及百仕迖公司未上诉，故本案仅就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综上所述，对罗会书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92元，由罗会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全 审判员 张金勇 审判员 芦化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翁寿炳 书记员石偲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