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19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金宇路**创新大厦院内嘉祥煜麒麟商贸有限公司办公楼。 负责人：张云中，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蒙，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作青，男，200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保，郓城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作青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5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蒙、被上诉人杨作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杨作青承担24221.05元的赔偿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作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庭审时，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享有向第三方侵权人杨作青追偿的权利，此权利是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赋予的权利。此案件的交通事故，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承保车辆的驾驶员孙从强与杨作青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本应当承担超交强险外的50%赔偿责任，但因杨作青迟迟不予赔偿，致使车主要求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代为求偿。车主孙从强将追偿的权利转移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向杨作青追偿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孙从强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错误。此案件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向第三责任方追偿，是追偿权纠纷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孙从强未在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处承保车辆的相应险种，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就没必要进行保险赔偿，并增加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向第三方追偿的相应诉累。并且在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中也明显显示孙从强是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被保险人，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存在保险合同赔偿关系。 杨作青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合法。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在一审中没有向法院提出自己享有合法追偿权的有效证据，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是事实，请求的追偿权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庭审中，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没有举出行使追偿权的相应有效证据。从客观事实上讲，杨作青没有给孙从强造成损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作青支付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保险赔偿款24221.05元；2.本案诉讼费由杨作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日21时00分，孙从强驾驶车牌号为鲁Ｒ7××××小型轿车行驶至××庄××镇××楼村南处时，与杨作青驾驶的四轮低速电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双方车辆损失，杨作青受到轻伤。后经郓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371725420190003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从强负同等责任，杨作青负同等责任。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一份、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一份、维修发票三份及定损单三页、打款凭证一份。经杨作青质证提出异议，且杨作青主张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不具有代偿的义务。经审查，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从强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主张其享有向杨作青追偿的权利，但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孙从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故中华联合济宁公司要求杨作青支付保险赔偿款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2元，减半收取计406元，由中华联合济宁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机动车商业保险单（电子保单）及机动车辆保险单（抄单）各一份，拟证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和孙从强之间具有保险合同关系；第二组证据为保险委托书一份，拟证明被保险人孙从强取得了第一受益人一汽租赁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杨作青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据本身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享有代位追偿权的权利，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一汽租赁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损失是否存在，不能作为本案依据；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孙从强驾驶的车辆没有损失，不会存在委托索赔问题。关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杨作青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该保险委托书底部列明“委托人:一汽租赁有限公司（公章）”，其上加盖印章为“一汽租赁有限公司租赁业务专用章”，即落款内容与加盖印章不符，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另查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电子保单）载明，被保险人孙从强，号牌号码“新车”，车架号LFV2A23C8K3083176，发动机号N60142，承保险种“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不计免赔险”，保险费合计3738.10元，保险期间：2019年7月25日14时0分起至2020年7月26日0时0分止。 又查明，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一审时为主张己方赔付金额，提供了梁山县昌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三张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其中两张系劳务维修费，一张编号×××51，一张编号×××57，数额均为22921.05元；×××57号发票联中未显示收款人及复核人，未显示维修车辆号牌；另外一张系劳务施救费，编号×××52，数额为600元。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一审提交的机动车辆定损单及定损清单为其单方作出，被保险人、第三者及承修厂均未签章。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故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需提供证据证明其代位行使的权利人为被保险人，即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本案中，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二审时虽然提交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单（电子保单）及机动车辆保险单（抄单），但其上载明的号牌号码为“新车”，未载明具体的号牌号码。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一审提交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中虽然载明了保险车辆的号牌号码为鲁Ｈ**××××及车架号与发动机号，但该索赔申请书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与孙从强制作，且号牌号码存在错误，杨作青对此不予认可。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未提供机动车行驶证等车辆登记信息，以使车辆号牌号码与保险单中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相匹配。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鲁Ｒ7××××即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所承保车辆。第二，即使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鲁Ｒ7××××即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所承保车辆，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诉讼请求亦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首先，机动车辆定损单及定损清单为中华联合济宁公司单方作出，被保险人、第三者及承修厂均未签章，不足以证明定损清单上所列项目即为实际维修项目；其次，同一次维修却分两次开票，两张劳务维修费发票号码不连续，第二张维修费发票联中未显示收款人、复核人及维修车辆号牌，反而是第一张维修费发票联与劳务施救费发票联的号码相连续，使本院对于实际维修费数额产生合理怀疑。综合上述两点，中华联合济宁公司既没有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即为其所承保车辆，又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维修项目及维修费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一审法院驳回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中华联合济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6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杨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