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2847号原告：邱国涛，男，197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贵军，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耀文，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人民政府草场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徐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明，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闫海伟，男，198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杨淑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国涛，男，197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邱国涛（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人民政府草场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闫海伟、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华行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贵军、舒耀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李晨明、闫海伟、明华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国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我解除合同补偿金1763411元；2、被告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我自2020年3月10日至实际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明华行公司与被告曾签订过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厂房出租给明华行公司，租赁期限2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租赁合同》履行至2019年年底时，被告提出与明华行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其腾退。为处理合同解除的相关事项，2019年12月31日，我、明华行公司以及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赁主体变更三方协议》，约定明华行公司退出《租赁合同》，由我与被告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同日，我和被告签订了一份《解除租赁协议》，约定双方解除《租赁合同》，被告支付我4377102元作为原租赁合同的房屋、地上物及附属设施等补偿价款，我需要从补偿价款中扣除297200元租金、卫生费。所有款项分两笔支付，第一笔为签约后10个工作日内，第二笔为我腾空场地并向被告交付房屋、地上物及附属设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2020年1月17日，被告向我支付了第一笔补偿款2188551元。但在我履行完毕所有《解除租赁协议》的相关义务后，被告仅于2020年3月10日向我支付了第二笔款项127940元，并拒绝向我支付剩余款项1763411元。现我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支持我的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辩称：我村委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我村委会已经将原告主张的补偿款根据我村委会与原告、明华行公司、闫海伟签订的协议支付给了闫海伟，原告目前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闫海伟述称：我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同意将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补偿款由被告直接给我，而且被告事实上也将该款项支付给我了。当时明华行公司的代表，即本案原告与我和被告签订过协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明华行公司述称：我公司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明华行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明华行公司承租被告出租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厂房，占地面积为1.17亩，房屋586平方米。合同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15日，明华行公司、被告以及北京市朝阳区某经济合作社就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2019年12月31日，原告、明华行公司、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赁主体变更三方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明华行公司）由于对租赁土地的经营管理不善，甲方（被告）同意乙方：将2009年2月13日与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2009年12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转让给丙方（原告）；转让前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与丙方无关。甲乙双方转让后的原承租关系解除，乙方不再参与甲方和丙方的租赁行为。转让之后的所有经营活动均由甲方、丙方负责，甲方和丙方延续履行原合同或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责任，包括乙方投资建设不动产处置分配比例，以及原租赁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内容，甲、丙双方严格按照原合同的条款执行。甲、乙、丙三方对前述约定均无异议，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的解释权为甲方；乙方、丙方无解释权。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解除租赁协议》，该协议约定解除被告与明华行公司于2009年2月13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2009年12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支付原告房屋、地上物及附属设施补偿款4377102元（应从中扣除原告拖欠的租金及卫生费2972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50％，自原告腾空场地并交付房屋、地上物及附属设施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补偿款。2020年1月6日，明华行公司、被告、闫海伟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经草场地村民委员会、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闫海伟三方积极协调沟通，沟通如下：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草场地村委会的承租协议解除，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村委会从赔偿给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腾退款中支付给闫海伟经营损失1028497元，及其它附属款734914元，合计支付给闫海伟1763411元；三方对上述金额均已认可。闫海伟收到上述三笔款项的同时，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退还给闫海伟原租房押金20万元；上述所有款项合计1963411元闫海伟全部收到后，北京明华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闫海伟的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追究相关违约责任。”该协议有被告签章，明华行公司的签章以及原告在明华行公司印章处签名以及闫海伟的签名，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在该协议中的签字系代表明华行公司，并非代表原告本人。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2316491元，被告向闫海伟支付了补偿款1763411元。庭审中，原告称该2020年1月6日协议中涉及到被告从支付明华行公司的补偿款中直接支付闫海伟的补偿款1763411元与2019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中涉及到被告给付原告的补偿款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主张前者中的补偿款为后者中的一部分。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被告以及明华行公司，是否有被告与明华行公司之间达成被告支付明华行公司补偿款的协议，原告、明华行公司主张被告应当给付明华行公司补偿款，但未提交任何协议，被告主张被告与明华行公司之间没有任何补偿关系以及补偿协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以及明华行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将2019年12月31日原、被告以及明华行公司签订的《租赁主体变更三方协议》签订的情况告知闫海伟，闫海伟庭审中明确表示在2010年1月6日签订三方协议时，对原、被告和明华行公司签订的变更主体协议不知情。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通过被告、明华行公司以及闫海伟签订的协议可以确定，闫海伟承租了明华行公司从被告处承租的房屋。原、被告和明华行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签订的《租赁主体变更三方协议》明确约定，明华行公司退出其与被告的租赁合同，原告取代明华行公司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故应当认定明华行公司对原租赁合同不再享有、承担任何权利、义务，亦不应再获得原租赁合同解除的任何补偿款。在原、被告于同日签订的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中，确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全部补偿款4377102元。在原、被告以及明华行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告知闫海伟租赁合同主体变更且闫海伟本人陈述对变更不知情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该合同主体变更对闫海伟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故被告、明华行公司与闫海伟就闫海伟与明华行公司租赁合同解除后补偿款给付事项协商达成2020年1月6日的协议亦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亦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被告、明华行公司与闫海伟达成的上述协议中，被告、明华行公司均同意将被告应当给付原告的补偿款中的1763411元给付闫海伟，被告和明华行公司的该行为应当认定属于处分了原告的债权，但在该协议中，有原告本人的签字，庭审中，原告虽主张其签字仅代表明华行公司，但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自然人，其在签字时明知被告将应当给付其补偿款中的一部分直接给付闫海伟，且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故本院认为，该原告的该签字行为对原告本人亦产生法律后果。被告基于该协议的约定将目前原告主张的1763411元给付闫海伟并无不当，原告现要求被告给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本院对原告违背该民事活动基本原则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国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三百三十五元，由原告邱国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乔红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唐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