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8007号原告：宋张艳，女，汉族，1985年4月25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庄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佩，上海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上海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锐，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珊，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iv>法定代表人：高嘉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梅，女，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宋张艳与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张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佩、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锐及高珊，被告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嘉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张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迪信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差额1,198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迪信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26,748.50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3、舒展公司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3,400元，迪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4月30日入职舒展公司并被派至迪信公司任营业员，迪信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原告工资，并通过微信发送工资条。2019年7月原告工资应为8,334.95元，但迪信公司只发给7,137.19元，存在差额。另原告的排班表显示，原告做六休一，每班工作时间基本为12小时，按季计算工作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但迪信公司未支付加班费。2019年10月27日原告以“公司未及时足额发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分别向迪信公司及舒展公司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原告就系争事项申请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迪信公司辩称，其已足额支付原告2019年7月工资及诉请期间的应发加班工资；其为用工而非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责任，另原告系主动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解除理由不能成立，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依据。其不同意原告诉请。舒展公司辩称，其已足额支付原告在职期间工资，原告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余意见同迪信公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4年4月30日与舒展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被派至迪信公司任营业员。原告与舒展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至2024年4月29日。原告工资每月由迪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10月27日，原告通过EMS特快专递方式向两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两被告于次日收悉解除通知。另查明，经相关部门批准，迪信公司的营业员等岗位于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9年12月4日，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迪信公司提交考勤报表、工资表等以证明原告出勤及工资情况。原告否认考勤报表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但表示不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原告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及工资栏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认可与其银行交易明细所收到金额一致。该会于同年12月3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7523号仲裁裁决书，由迪信公司支付原告延时加班工资598.62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此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诉请1的工资差额，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工资由按照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的底薪、提成、工龄奖及节日加班费等组成，每月门店店长王健林会通过微信方式将每名店员的工资条发送至个人。店长以微信发来的2019年7月工资条上显示原告当月实得工资金额应为8,334.95元，但当月其只收到迪信公司转账支付的7,137.19元，故主张其中的差额。原告提交2019年1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条、银行交易明细一组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显示，原告工资由按照同期最低工资标准计的基本工资、工龄奖150元、业绩奖金、不定期发放的加班工资等项组成，在扣除社保等个人承担部分及个人所得税后，原告上述期间的实得工资金额分别为：12,118.07元、8,269.86元、9,493.18元、11,738.17元、10,864.55元、8,514.04元、8,334.95元、5,693.92元及7,643元；银行交明明细则显示，迪信公司于2019年1月至9月期间转账支付原告工资金额为：12,213.91元、8,269.86元、9,411.54元、11,746.32元、10,864.55元、8,514.04元、7,137.19元、5,693.92元及7,667.63元。迪信公司对上述工资条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公司从不会通过由店长微信的方式向员工发送工资条；原告所交材料显示工资条发送时间早于工资发放时间，不符合常理，且原告提交的工资条金额与通过银行转账实际收到的工资金额并不相符；原告工资由基本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福利津贴及提成组成，其已足额发放原告在职期间工资。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原告工资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所显示的工资组成项与迪信公司主张相符，实得金额与原告提交的相应期间银行交易明细相符。原告对该组工资单中的实得金额予以确认，对其组成项目不予认可，并称，其等并不对工资中的提成等进行核对，但惯例就是店长在公司发工资之前通过微信向其发送工资条；除微信收到的工资条之外，其无其他证据可证明2019年7月已领取工资存在差额；仲裁期间其称对迪信公司提交的工资单真实性及其中所载工资栏目真实性均无异议属表述有误。舒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迪信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关于诉请的加班费差额一节，原告陈述，其所在岗位分早、晚及全班3种班次，其中早班有8时至20时及8时30分至20时30分两种，当中吃两次饭，约半小时/餐，晚班为12时30分至21时30分，全班为8时或8时30分至21时30分，根据发在工作微信群里的排班表来上班，有时做六休一，有时做五休二，不打卡，但迟到会罚款，罚款就是指迟到人的要发红包到微信群里。原告提交排班表一组以证明其存在加班。迪信公司对排班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其对原告并无打卡要求，原告工作由店长王健林安排并负责考勤统计，原告等员工有请假等情况亦由店长安排调班。每月的考勤报表均在原告等员工签字确认后由店长交至公司。原告所在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按照确认的出勤情况，原告并不存在平时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而法定节假日出勤的其均已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至于确需加班的，需要填写加班申请单，但原告从未申请过加班。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7月、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门店考勤报表、案外人的加班申请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考勤报表中除2019年10月的之外，员工确认栏中均有“宋张艳”签名字样。原告称，被告提交的2018年7月、2018年9月、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考勤报表中其姓名非本人所签，其余签名则不能确认是否为本人所签，因为印象里其未签过字，但又认为报表上的签名像是自己的笔迹；原告认可迪信公司确有每月均由员工签字确认出勤情况的制度，但称有时自己在店里忙的时候店长会拿一些材料来要求签字，其也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舒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举证目的不持异议。庭审中，迪信公司陈述，由于原告等门店员工存在违规办套餐、开票串票等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其于2019年9月24日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做出劝退处理，然原告却于同年10月27日向其寄出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的解除通知，而该理由并无依据。迪信公司提交由原告签字的情况说明及违规说明、财务红线制度、劳动合同补充说明、门店财务规范承诺书、处理决定、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组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此与其解除理由无关，双方劳动关系是由其以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具体即指被告未足额发放其2019年7月份工资。舒展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诉讼中，原告补充提交部分排班表、店长通过微信方式发送予其的2018年9月至同年12月期间工资条、系统公告及视频、微信截图等一组证据，欲证明与其一同就相同争议事项向两被告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原同事王璐琪于2020年4月21日在工作地点使用工作电脑登录了迪信公司工作系统，调取的系统公告显示该公司有通过微信将工资条事先发给员工的制度，目的是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且店长王健林要求其等严格按照在工作群中发面的排班表工作，不得擅自调班。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王璐琪与原告于同时期离职，对所谓2020年4月取得的系统公告证据合法性存疑，且单自系统公告内容来看，发布时间均为2016年左右，与本案无关。诉讼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已收到迪信公司按照仲裁裁决支付的598.62元。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银行交易明细、解除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称被告已发放其2019年7月的工资存在差额，理由为迪信公司店长王健林通过微信方式发送予其的当月工资条中显示其实实发工资额为8,334.95元，但当月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只实际收到了7,137.19元。然而，首先，除了2019年7月之外，原告提交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工资条所显示的实得工资金额与上述期间其通过银行转账已实际领取的工资金额有半数金额不相符，且有高有低，原告对此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其次，按照原告自述，其通过微信方式取得工资条的时间早于迪信公司实际发放其工资时间，目的为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故，即使迪信公司确曾向其发送工资条，亦并非最终确定金额，而存在调整差错予以更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原告未能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其当月工资存在差额，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无法采信，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而原告以被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且原告自认所指即为被告未足额发放其2019年7月工资，则与前述同理，该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迪信公司支付其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26,748.50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原告称其按照店长在微信群内发送的排班表上班，并提交相应期间的排班表以证明其存在加班，两被告则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排班表系事先的工作计划安排，不排除因实际情况变动而发生调整，并不能如实反映最终的出勤情形。而迪信公司提交相应期间经由门店员工签字确认的考勤报表以证明原告实际出勤时数，原告对其中是否其本人签字一节于仲裁及本案中先后陈述不一致，而原告确认迪信公司确有每月由员工对出勤统计报表进行签字确认的制度，故在原告未能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迪信公司所提交的考勤报表及其举证目的予以采信。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制，根据考勤报表所显示出勤时间，结合对于其中法定节假日出勤者迪信公司已发放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事实，无法认定原告于诉请期间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张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宋张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