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607号原告：储浩，男，198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星光映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94176479U。法定代表人：刘东旭，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飞，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晓茵，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储浩诉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勒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储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被告雷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飞、覃晓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储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工作年限；2.2018年8月1日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继期间为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日；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工资40950元（6300元/月×6.5个月=40950元）；4.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5030.88元（18580.25元/月×3.5个月=65030.88元）；5.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6月至2017年10月的高温补贴费用5400元（150元/月×36个月=5400元）；6.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工资88843.04元（854.26元/天×4天×26个月=88843.04元）；以上合计：200223.9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6月6日入职被告单位工作，工作岗位是设计师，双方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为每月6300元。约定每月休息4天，每天工作7.5小时，每月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原告因被告末为其缴纳社保并拖欠工资，先后两次向花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2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0592号判决书，确认被告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33900元。2018年9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929号判决书，确认被告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17日的工资132563元。在上述诉讼期间，原告与被告继续保持劳动关系。直至2018年8月1日，被告没有及时向原告发放工资，才从被告处离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向劳动者及时支付工资报酬的，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偿补偿金。且原告自入职被告公司以来，被告从未向其支付过高温补贴费、加班工资等费。对原告的损失，被告也应对此进行补偿。被告雷勒公司辩称，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均超过了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理由是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才申请仲裁主张相应的权利，但事实上，双方之间自2017年7月起便已无任何的关系。从时效上来看，双方了结关系的时间早已超过一年，即便认定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予以驳回。即便是从第二次提起仲裁时间起算（2018年1月23日），也已超过一年的时效，相应的请求不应支持。另外，除了时效以外，原告的各具体请求，也应全部予以驳回，我们根据提请的诉讼请求，逐一具体答辩如下：一、关于确认原告与被告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日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工作年限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被告2017年的下半年已基本无业务，2018年更无任何的业务发生，原告不可能为被告提供工作。1．根据被告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据1）可知，17年下半年已不再正常经营，18年更是没有再经营。具体的事实可从被告成立以来的主营业成本与各年度的成本数额对比来看，2017年度的营业成本仅有往年一半左右，2018年更是没产生营业成本，这足以说明2017年下半年后原告负责的项目已经全部结束。主营成本共有三项一共39477028.2元，其中(1)橱柜29069071.8元；(2)台面、配件、板材9161319.41元；(3)安装费l246637元。而利润表显示，18年度营业成本为-467234.79元（此为之前多计算的成本，此处做调整），对比15年度14036574.04元、16年度18652926.1元、17年度的7254762.86元（因下半年已不再经营，所以只有往年的一半订货），可知：2017年度的营业成本仅有往年一半左右2018年更是没有产生营业成本，这足以说明2017年下半年后原告负责的项目已经全部结束。2.原告虽然为设计师，但并不负责设计工作，主要负责供货工作，其工作内容是拆解客户（即需求方地产公司）的设计图纸，核实客户需要的内容及数量，再向工厂（即供货方橱柜制造商）下单，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接受需求方（地产公司）（地产公司，拆解设计图纸，以获知需要供货的橱柜数量和具体数据；综合统计需求情况，向供货方（橱柜制造商）采购下单。如前所述，可以用反推法来明确这一事实，即：因为被告没有向供货方（橱柜制造商）订货，可反推需求方（地产公司）（地产公司订货，没有向被告订货，则可反推无需储浩再作拆解设计图纸，统计客户需求，采购下单，所以储浩也就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劳动。综上1、2点可知，原告在18年，是根本不可能为被告提供任何的工作的，被告不需要，原告也无法提供。（二）从常理上来看，原告也不可能再为被告提供工作或工作成果。2017年下半年开始，原告两次就工作期间的工资向被告主张未发放工资，被告多次已庭审中表明双方不但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从2017年7月20日起无需原告提供劳动或劳务。退一步讲，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显示2018年1月后还在提供相应的工作或工作成果，此也表明了关系早已结束。综上所述，从2017年下半年起，被告的业务已不再发生，尤其是2018年无任何的订货，可见无任何的实质性经营行为，而从2017年7月20日起，被告就一直拒绝向原告发放款项，而原告声称仍坚持工作，此不符合常理，尤其是被告一直强调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导致其权利处于不确定的情形下，更无可能。（三）从时效来看，双方关系终结于2017年7月20日，原告即便主张劳动关系，也已超过仲裁时效。另外，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其他证据，也充分显示了从2018年1月后，原告不可能再为被告提供工作，其他事实，详细见被告提供的证据清单。二、关于2018年8月1日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双方早已无任何关系，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1日才结束。三、关于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7月31的工资4095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双方在该时间内，已无任何关系，在该时间内，原告也无任何的证据能证明，其仍向被告提供劳动或者劳务。四、关于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5030.88元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双方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为劳动关系，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认为，双方的关系因“长期两不找”而已于2017年7月实际解除，故原告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裁判观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从以下方面考察：一是主体适格，二是必须订立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三是当事人双方实际履行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劳动者事实上成为企业的内部成员并接受管理，遵守内部规章制度，为用人单位提供有偿劳动，四是必须有劳动法律法规调整。基于上述四个要件分析本案情况，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原告没有提供劳动，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劳动报酬的对等义务，此时，原、被告之间已不存在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应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事实上已经实际解除。再者，原告主张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原告不存在要求支付经济赔偿的事实基础。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之事实，亦没有证据证明2018年8月1日有作出劳动关系解除的意思表示，更无证据证明其解除时离职的原因为被告未购买社保和未支付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既然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被迫离职的通知已送达被告之事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二，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提出离职索要经济补偿，以用人单位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原告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要求支付工资和购买社保，被告亦没有再向其布置工作任务、进行用工管理，由于双方长期未实际履行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被告有理由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欠付工资及不缴纳社保的恶意，原告要求被告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即使双方为劳动关系，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是按原告的逻辑，其于2018年8月1日申请离职，其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也仅为6400元，而之前的所谓提成，完成时间均早于2017年7月。五、关于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6月至2017年10月高温补贴费用5400元的仲裁请求，不应支持。双方非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高温津贴无法律依据。该时间段仅有15个月处于高温期间。原告是设计师，其工作环境是室内，不属于高温场所。远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超过2年以上的工资是否支付，用人单位无举证的责任。六、关于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工资88843.04元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首先，我们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退一万步，就算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应支持，理由如下：（一）从加班的举证责任上来看，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况，其加班请求依法不应获得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无任何证据明了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二）根据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如果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本案中被告确定工作时间和工资支付方式，属于用人单位工资分配自主权范畴，合法有效，原告每月领取工资后也并未对加班费等项目提出异议，说明原告已了解被告工资发放标准和形式，可以认定原告对工资发放标准和形式进行了实际认可，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行为对劳动者每月工资进行了实际约定，即发放的工资总额包括了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时间的加班工资。根据折算，只要原告每月工资总收入除以包括加班时间在内总工作时间，其工时收入标准高于用工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即符合工资支付基准的规定，不须再向原告支付加班费。因此，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三）2017年1月29日前的加班费，单位也无义务回应。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则超过2年以上的，用人单位无义务回应。（四）原告的虚假陈述，令被告难以容忍，从2017年7月起，双方已无任何关系，原告根本无需为被告提供任何的工作或工作成果，更说不上有加班的事实。综上，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无事实理由和法律根据，恳请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进行审理。现认定事实如下：储浩于2017年11月7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雷勒公司支付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该委作出裁决后，雷勒公司不服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2461号民事判决，判决雷勒公司支付拖欠的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20日的工资33900元给储浩。雷勒公司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了（2018）粤01民终2059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月23日，储浩再次申请仲裁，要求雷勒公司支付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17期间的工资及报销款，该委出具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证明，储浩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判决雷勒公司向储浩支付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17日的工资132563元及报销款5129.5元。雷勒公司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粤01民终92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判决中已确认储浩与雷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上述诉讼中，雷勒公司一直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储浩主张于2015年6月6日入职雷勒公司，工作岗位是橱柜、卫浴柜设计师，每月工资是底薪6300元+提成，工资均为银行转账发放，当月发放上月工资，2017年1月的工资是6300元，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的工资是11300元/月，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是33900元+132563元，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是18580.25元。储浩主张每周休息1天，每月休息日加班4天，平时需到工地样板房工作，属于户外工作；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是2018年8月1日，解除理由是雷勒公司一直拖欠工资。雷勒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辩称即便双方为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也于2018年1月18日已解除，因为自当日起储浩再未向雷勒公司提供劳动，雷勒公司称从未收到储浩因拖欠工资而离职的意思表示，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不应计算提成，应为6400元/月。储浩确认在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未向雷勒公司提供劳动。2019年1月29日，储浩就本案纠纷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9〕1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储浩的全部仲裁请求。储浩于2019年10月31日收到该裁决书，于2019年11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储浩与雷勒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储浩的入职时间，储浩主张于2015年6月6日入职雷勒公司，该时间与雷勒公司在双方纠纷中陈述与储浩于2015年6、7月份开始合作基本吻合，故本院确认储浩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6月6日。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问题。储浩主张因雷勒公司拖欠工资而于2018年7月31日离开雷勒公司，双方劳动关系于次日解除，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诉讼中，储浩已确认自2018年1月18日起已未向雷勒公司提供劳动，且雷勒公司亦未向储浩发放任何劳动报酬，结合该事实，本院认为，应视为由用人单位雷勒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故此，储浩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1日解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本院虽已认定储浩与雷勒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但是在储浩第一次申请仲裁及（2018）粤0114民初2461号案件中，雷勒公司一直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直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0592号民事判决，双方的劳动关系才经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述事由可以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止，自2018年12月14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储浩于2019年1月29日申请仲裁，未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故此，对于雷勒公司称储浩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本院的上述认定，本院确认储浩与雷勒公司在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解除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结合储浩提供的银行流水及（2018）粤0114民初2461号、（2018）粤0114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本院核算出储浩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17419.88元{[6300元+11300元×5+33900元+（132563+6300）元÷89天×72天]÷12}。雷勒公司辩称月平均工资不应计算提成，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经济补偿金，本院已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视为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故雷勒公司应依法向储浩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2259.64元（17419.88元×3）。储浩主张的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在职期间的加班工资、高温补贴，本院认为，储浩无证据证明在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提供了劳动，也无证据证明存在加班事实和高温作业，故此，储浩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对于储浩向本院申请调查广州市越秀区（2019）粤0104民初40544号案件的证据、笔录等诉讼材料的申请，本院认为该材料并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性，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储浩与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2015年6月6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储浩与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三、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储浩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2259.64元；四、驳回原告储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副本两份，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萍人民陪审员  毕立雯人民陪审员  邹惠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冯洁文陈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