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11民初2027号 原告：朱孔银，男，198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山东宇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湖北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池碧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圆，女，198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被告××家属院。 被告：范金龙，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成利，山东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孔银与被告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范金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孔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被告红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圆、被告范金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成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孔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和被告红日公司2016年6月7日《付款协议》合法有效，并判决二被告继续履行2016年6月7日《付款协议》，支付原告货款5725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16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案外人曲阜市造型材料厂长期向被告红日公司供应防结剂，结算方式为滚动付款。进入2016年后，被告红日公司因资金链问题，决定以自己的复合肥肥料产品抵顶所欠供应商的欠款，并由公司营销部门人员具体操作实施。2016年6月7日，经被告红日公司和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协商一致签订付款协议，约定被告红日公司以275吨分库货物抵账欠付案外人的600000货款，然后被告红日公司再以572500元回购该货物，并承诺将该款于2016年6月15日前付至曲阜市造型材料厂指定银行账户内。被告范金龙作为被告红日公司该笔“货抵债”义务的营销负责人员，签字确认该《付款协议》。后被告红日公司和范金龙没有按协议约定将上述款项直接给曲阜市造型材料厂。虽经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多次催收，二被告始终不予配合、不予支付。2018年5月14日，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将上述600000元货款以及支付给被告红日公司的60000元履约保证金等其他债权共计2065016.09元一并转让给原告，并向被告红日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但被告拒不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所以原告无奈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红日公司辩称，1.关于本案的付款协议，没有加盖答辩人的公章或合同章，系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单方制作，答辩人也未书面授权范金龙作出任何业务决定，故该付款协议与答辩人无关；2.原告向答辩人提出申请，要求以复合肥冲抵600000元欠款，答辩人已向原告交付复合肥，且双方已盖章签字确认，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回购的情况。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范金龙辩称，1.答辩人只是被告红日公司的员工，并不是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答辩人在买卖合同中所做的任何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答辩人所签署的付款协议，也是一种职务行为，具体的责任应当由被告红日公司承担，答辩人在付款协议签字的行为并不是一种保证或担保行为，不能因履行职务行为而承担责任。 朱孔银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A1.原告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A2.原告与案外人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单据，证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将其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通知被告，原告的主体适格； A3.红日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红日公司的企业信息及主体资格； A4.范金龙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出具的付款协议一份，证明红日公司和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协商一致签订付款协议，约定红日公司以275吨分库货物顶账欠付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的600000元货款，然后由红日公司以572500元回购该批货物，并承诺该款于2016年6月15日欠付至曲阜市造型材料厂指定银行账户； A5.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与红日公司签订的《防结剂补充协议》，证明被告红日公司和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于2017年7月7日进行过业务结算，该结算款中不包含上述付款协议中的货款； A6.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311民初6422号民事判决书及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3民终180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实被告以化肥抵顶货款的事实。 红日公司对朱孔银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A1、A3无异议；对证据A2的真实性有异议，债权转让协议系原告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债权转让通知书系原告单方出具，通知书所述的红日公司欠造型材料厂货款金额，答辩人不予认可；对证据A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是该协议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逻辑，被告公司因资金紧张无力支付采购款，所以以化肥抵货款，化肥抵款后无理由再回购复合肥，二是该协议没有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或合同章，系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单方制作，与被告无关；三是范金龙原系被告公司员工，在2017年离职，该协议书中关于范金龙签名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我公司未授权范金龙，范金龙无权代表我方作出任何业务决定；对证据A5，只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对于防结剂货款进行协商，当时双方有意向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其中王大红、乔志斌在甲方处签字，因未得到被告书面授权且未经被告公司合同审批流程，无被告公章或合同章，该协议只是王大红、乔志斌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协商过程中的草案，该协议没生效；对证据A6，与本案无关。 范金龙对朱孔银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A1、A2、A3均无异议；对证据A4的真实性无异议，一是该付款协议是范金龙在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基于该职务行为要求其承担责任；二是该协议约定红日公司进行回购货物还需审查造型材料厂是否将货物交付给红日公司，如没交付，该付款协议尚未履行，范金龙也不应当承担责任；对证据A5与范金龙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A6，从判决书可以看出，法院在该案中付款协议上范金龙的签字认定为职务行为，基于两案件的相似性，对于本案也应当认定范金龙是在履行职务行为。 红日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B1.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以复合肥抵货款的申请与业务申请批准表，证明原告申请以250吨复合肥抵货款约600000元，经被告公司领导审批，同意以复合肥抵货款； B2.发货通知单一份，证明被告从乌兰浩特联储库提货交付给曲阜市造型材料厂； B3.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以肥抵账产品确认表，证明已将抵账的复合肥交付给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双方盖章确认，该复合肥出自乌兰浩特联储库； B4.山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五份，证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为红日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在发票备注乌兰浩特联储库；红日公司已将出自乌兰浩特联储库的用于抵款的复合肥交付给曲阜市造型材料厂； B5.范金龙证言，证明红日公司已将抵款的复合肥交付给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交付后由曲阜市造型材料厂承担责任，与红日公司无关。 朱孔银对红日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B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也能证实红日公司以肥料抵货款的事实；对证据B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并没有造型材料厂的签章确认，同时并没有相关物流单据予以证实其证明目的，该发货通知单的时间也明显晚于范金龙出具的付款协议时间，被告在之前作出回购意向再发货，明显不符合逻辑，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实相关肥料已交付造型材料厂，也能证实该肥料尚保存于红日公司仓库；对证据B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确认单仅是曲阜造型材料厂与红日公司对以肥抵账的相关数量及单价进行确认，并非曲阜造型材料厂对收货的确认，该证据无法证实相关肥料已进行交付；对证据B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发票不能证实红日公司已向曲阜造型材料厂交付复合肥；对证据B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同时其所述内容与付款协议内容存在逻辑冲突，对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范金龙对红日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B1无异议；对证据B2无异议，从发货时间可以看出，该发货系范金龙签订付款协议之后，当初约定的回购没有实现；对证据B3的真实性无异议，有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盖章；对证据B4、B5均无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各证据之间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综合认定事实如下： 案外人曲阜市造型材料厂长期向红日公司供应防结剂。因红日公司拖欠货款，2016年5月18日，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向公司公司提出申请，申请以250吨复合肥抵货款约600000元，价格以红日公司正常出厂价格核算。后范金龙等人作为红日公司的代表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以肥抵账产品确认表”，确认红日公司以价值605063.3元的复合肥抵顶曲阜市造型材料厂货款。2016年6月7日，范金龙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出具《付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红日公司欠曲阜市造型材料厂货款60万元，现将此笔款项转为货款，购买红日公司分库货物275吨；红日公司同意以572500元，购买上述货物，于2016年6月15日前结算完毕，将货款汇至曲阜市造型材料厂账户。后红日公司并未如约履行。2018年5月14日，朱孔银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将其对红日公司享有的应付款债权转让给朱孔银，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于2018年5月15日以中国邮政EMS快递的方式通知了红日公司。后朱孔银向红日公司要求付款未果，为此成诉。庭审过程中，红日公司辩称《付款协议》没有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章，且未授权范金龙作出任何业务决定，故《付款协议》与其无关；红日公司辩称，已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交付复合肥，不存在回购的情况。范金龙辩称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另查明，范金龙于2007年7月入职红日公司，2007年7月至2013年11月任红日公司营销中心商务经理，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任红日公司东北大区大庆分公司经理，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红日公司销售公司黑龙江大区总监。 本院认为，朱孔银与案外人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约定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将其对红日公司享有的应付款债权及利息、违约金和其他经济损失转让给朱孔银享有，且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向红日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故朱孔银与案外人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红日公司是否将抵债货物交付曲阜市造型材料厂？2.范金龙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出具《付款协议》的行为是否代表红日公司履行职务行为？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红日公司辩称已将抵债货物交付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并提交了“发货通知单”五份、由范金龙等人代表红日公司与曲阜市造型材料厂签订的“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以肥抵账产品确认表”及其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五份予以证实，朱孔银对红日公司据此证实已交付货物不予认可，红日公司、范金龙均主张货物由曲阜市造型材料厂拉走，但均未就货物交付情况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对红日公司该部分辩解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红日公司虽辩称《付款协议》中未加盖其公司公章或合同章，也未授权范金龙作任何业务决定，但范金龙作为时任红日公司职工，并作为红日公司的代表在“曲阜市造型材料厂以肥抵账产品确认表”上签字，故范金龙向曲阜市造型材料厂出具《付款协议》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使曲阜市造型材料厂有理由相信范金龙的行为系代表红日公司行使，范金龙出具《付款协议》的行为应认定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红日公司承担，故对于朱孔银要求红日公司支付债权转让款项5725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朱孔银要求红日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双方虽在《付款协议》中未约定支付利息，但红日公司怠于付款，给朱孔银造成一定的损失，该损失赔偿额相当于银行利息，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被告承诺的最后付款之日次日即2016年6月16日起计算至结清欠款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支付原告朱孔银债权转让款项572500元及利息（利息以572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朱孔银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20元减半收取4760元，由被告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苏光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