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4993号 原告：苏勇，男，198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琴，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军，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虎，男，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告：王永芬，女，197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虎，男，单位推荐代理人。 原告苏勇与被告何虎、王永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陶丽梅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琴，被告何虎、被告王永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勇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何虎、王永芬返还苏勇出资款759999元；2．何虎、王永芬返还苏勇垫付的装修款490000元；3．何虎、王永芬支付苏勇因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该利息按中央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算至付清时止；4．解除苏勇与何虎、王永芬在金堂箱包集合店的合伙关系；5．诉讼费、保全费由何虎、王永芬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何虎以投资经营箱包集合店为由找到苏勇合伙经营位于金堂的箱包集合店，苏勇基于对何虎的信任，便同意与何虎共同经营金堂箱包集合店，在达成合伙意向后，苏勇便通过转账方式陆续向何虎账户转账支付了出资款合计759999元。同时基于门店装修需要，苏勇也向第三方装修公司人员即案外人苏伟强转账支付了490000元的装修款项，在双方合作经营过程中，苏勇一直要求与何虎完善箱包集合店的合伙协议并要求参与到箱包集合店的具体经营中，但何虎均予以推诿，且在合作经营中，未向苏勇公示任何关于箱包集合店经营情况及财务收支情况直至该店关闭。何虎在经营中未向苏勇展示任何关于苏勇支付款项的使用情况及支付凭证等，苏勇无法确认该款项是否已经实际用于箱包集合店经营，还是用于何虎、王永芬的家庭共同开支，王永芬应当对全部款项承担还款责任。为维护苏勇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何虎辩称，1．苏勇向何虎转账的款项并非出资款，而是与案外人成都滨江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后，成都滨江投资有限公司给予的开店补贴600000元，该款转账入苏勇账户后再转给何虎的；2．苏勇所称的装修垫款490000元，与事实不符，该款是支付给苏伟强的装修款，而非是向何虎垫付的款项；3．苏勇与何虎双方合作的内容包括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同时为了经营两个店铺而共同装修并租赁了位于郫县的萃峰国际办公室，需要一并进行清算；4．在双方合伙过程中，何虎垫付了较多的费用，且向苏勇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财务报表，何虎不仅不应支付苏勇款项，反而是苏勇还应当承担更多的亏损。 王永芬书面辩称，王永芬与苏勇无任何经济往来，其主张的合伙协议纠纷与王永芬无关。且王永芬与何虎已于2019年1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苏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款项与王永芬有任何关联性。苏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款项用于何虎、王永芬的夫妻共同生活，且该款项数额已经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请求驳回苏勇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庭审中苏勇和何虎均认可双方于2016年8月左右达成合伙经营箱包店的口头合伙约定，但未签订任何书面合伙协议，双方口头约定的内容为各出资50%，各持50%的份额，风险和盈余均摊。但双方对合伙内容存在争议，苏勇认为双方仅合伙了金堂店，其使用萃峰国际的办公场所是以租金60000元一年从何虎处租赁，南充王府井店并非合伙内容，是何虎单方经营的店铺；何虎认为双方合伙内容为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萃峰国际的办公场所是双方共同租赁使用的，均应按照前述口头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清算。庭审中苏勇和何虎均认可苏勇的主张系合伙清算及清算后的处理而产生的，应对双方的合伙事项进行清算。 一、关于金堂店查明的内容： 1、装修款和装修补贴：2016年10月8日，成都滨江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罗马站箱包集合（乙方）签订了《兰天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罗马站箱包集合承租商铺用于经营皮具、箱包，租赁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租金采用月提成租金方式，约定了租金年度提成比例等内容，苏勇在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按手印。同日，案外人成都茂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罗马站箱包集合（乙方）签订了《兰天城市广场经营管理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管理费采用月提成经营管理方式，按月提成经营管理商务服务付费=月销售总额×提成比例，约定了提成比例等内容，苏勇在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按手印。2016年10月17日，成都茂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苏勇（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罗马站皮具箱包集合店入驻金堂兰天城市广场项目，成都茂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需支付苏勇整体项目装修总价补贴600000元等内容。此后，成都茂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苏勇转账支付了装修补贴600000元。苏勇、何虎均认可金堂店于2017年11月底关店撤柜。 苏勇、何虎委托了法定代表人为苏伟强的案外人成都市温江区尚易美达展示道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易美达公司）对金堂兰天城市广场的商铺进行装修装饰，同时何虎还委托尚易美达公司对郫县萃峰国际办公室进行装修装饰。尚易美达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金堂罗马站476640元，郫县罗马站办公室339426元，金堂ELLE专柜安装费3200元，罗马站付款对账苏勇支付了470000元。庭审中苏勇与何虎均认可苏勇还向苏伟强支付了20000元的装修费未计入前述装修费金额中，但该20000元何虎于2016年9月1日向苏勇转账支付了10000元。何虎出示转账记录载明其向苏伟强转账210000元，出具了成都茂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五份，证明其中3844元用于支付的装修管理费，应当计入装修费总额中。同时，庭审中苏勇和何虎均称经协商后，苏伟强认为还欠装修款50000元，经本院庭后与苏伟强电话核实，苏伟强也认可还欠装修款50000元。 2、进货款：何虎出示了进货明细单、专柜每日销售报表、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出库单、“ELLE”四川总代理手写明细单、深圳市图米贸易有限公司批发销售单、出库单、金堂配货单明细表、批发销售明细单证明，并经双方核算后表明期初进货592316.34元，同时加上厂家折扣和运输费用后，店内ELLE男包柜款项为27754元；出具了兰天城市广场店2017年1月至11月进销存报表、手写退货单、罗马站销售日报表，证明经过进销货计算（即包含将已进货品退还的款项）后，应付每月进货款分别为2017年1月0元，2月291元，3月-42556元，4月-470.98元，5月-37909.6元，6月-27085.1元，7月-19773.84元，8月-9864元，9月-14673元，10月-32086.28元，前述进货款和男包柜总金额为435942.54元。苏勇对进货明细中的数量、种类予以认可，核算出来的数据一致，但认为进货的折扣应该更低。 3、销售款及库存：苏勇出具其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金堂店商场在扣除了扣点、商场费用后，商场共计向其转账金堂店销售收入247285.18元，何虎对该金额予以认可。何虎出具了兰天城市广场店2017年1月至11月进销存报表、手写退货单、罗马站销售日报表、苏勇签字的单据，证明苏勇收到的销售款和在店内购买箱包未付款项为2017年1月2479.8元、2月0元、3月2028元、4月1494元、5月1689元、6月1973元、7月0元、8月0元、9月2992元、10月6321元、11月6748元。同时证明何虎收到了员工王某转交的销售现金8月2899元、9月2461元、10月3499元共计8859元。苏勇不认可其收到款项数据，认可何虎收到款项金额，出具了微信转账记录，表明苏勇实际收到的销售款和在店内购买箱包未付款项为2017年1月2479.8元，2月0元，3月0元，4月1494元，5月1625元，6月1579元，7月0元，8月0元，9月2992元，10月5994.32元，11月6748元，以上共计22912.12元，对此何虎予以认可。 同时，何虎出示前述报表数据及其于2018年2月23日向苏勇发送的电子邮件中的报表表明，在2017年11月金堂店撤柜后，将所有能退回生产商的货物退还完毕后，还剩余货物总成本价值为233501元，虽在报表中均认为是调往南充王府井店进行销售，但从何虎2018年12月9日向苏勇发送的报表邮件可以看出，金堂店撤柜时剩余货品233501元，其中调往南充王府井店销售的价值154813元（包括MK：60259元，蔻驰：48674元、卡丹娜：3921元、ELLE：41959元），门店丢失一个MK的包成本价值2108元，应当计入当期的亏损，剩余退回仓库货品价值76580元。而南充王府井店实际从金堂店进货154813元的货品中，在南充王府井店撤柜后未销售完毕的货物75039元的货物又重新计算至金堂店的库存中一并计算，故该金堂报表中载明货品结余为151619元，该金额为金堂店撤柜时初始货品结余76580元和金堂店撤柜后转往南充王府井店二次销售后，最终未能销售的货品结余75039元的总和。由于剩余货品都是何虎处理的，故在计算亏损的2108元时，应计入何虎承担范围中。苏勇虽对调往南充王府井店进行销售的货物233501元的价值无异议，但对剩余库存价值和库存是否仍存放在仓库内存在争议，认为撤柜时应当剩余价值40余万元的货品。庭审中，法庭询问双方处理库存方案，何虎表示金堂店剩余价值151619元的库存货物仍存放在仓库内，没有进行销售和变卖，但该货物存在贬损，应折价扣除贬损价值后处理；苏勇认为何虎已表示货物存放在仓库内，应当按照实物进行分割，何虎同意分割实物。由于双方未能提供库存货物是否存在、存在的价值、实物明细、对实物如何分割等具体方案，经本院告知双方需定期提交具体分割处理方案，逾期提交将承担的法律后果为对库存分割不在本案中处理，苏勇与何虎明确知晓该法律后果后，仍未能按时提交具体分割方案。 4、费用支出：何虎出具金堂店月报表，载明在经营期间苏勇支付了电费28700.5元，报销的费用17926.8元，双方均予以认可。载明的营运费用11319.9元，苏勇和何虎都认为是自己支付的，双方均未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是自己支付的，但何虎在制作《金堂报表》时将该款作为苏勇支付的款项进行计算，经本院告知何虎按照举证责任的分摊，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系其支付的，则按照其制作的《金堂报表》的内容，将该款认定为苏勇支付的款项，何虎予以认可且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是何虎自己支付的。关于员工工资支出，苏勇出具了微信转账凭证、工资表、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其支付了工资为2016年11月发传单4人的工资6000元，12月由于门店人员流动较大，故工资转账给案外人李洪成11610元代为支付员工工资，2017年1月12545元、2月16808.5元、3月19671元、4月15461元、5月15983元、6月15213元、7月16190元、8月11690元、9月8294.38元、10月9318元、11月7457元，共计166240.9元，何虎对2017年1月至11月的支出工资予以认可，对2016年12月支出工资11610元不认可，认为2016年11月支出工资6000元实际支付的就是12月的工资，11月不应产生发传单工资，11月并未发传单，12月的主要工作才是发传单，且苏勇直接向员工李洪成支付工资不合理，因苏勇支付工资均是按照工资表支付至每个员工账户内。 二、关于南充王府井店查明的内容： 1、装修款和装修补贴：何虎出具了专柜报价表和银行转账明细单，称其中向案外人宋彬转账的款项即为南充王府井店的装修款。上述证据表明货柜费用总价格为207958元，但其中品牌公司支付了25699元，实际应支付金额为182259元，经统计实际已支付金额为182130元。2018年2月25日案外人南充王府井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向何虎账户内转账4780元，备注退装修押金（健峰），苏勇对证据均不予认可。南充王府井店无装修补贴。 2、进货款：何虎出具了2016年12月南充王府井经营报表、各品牌进货明细单、盘点表、退货单等证据，表明期初进货金额478835.98元。何虎出具了每月的批发销售明细单、手写的记录、调货单、盘点表、销售单、变价调拨单、来货单、销售出库单、库房调南充王府井手写记录、销货日报表等证明经过进销货计算后，应付每月进货款分别为2017年1月83570元，2月27688.5元，3月33256元，4月13162.4元，5月48049.2元，6月30542元，7月3671.8元，8月9169.2元，9月36426.28元，10月35780.6元，11月164853.4元，12月-21603元，2018年1月21626.88元，2月0元，3月1565.16元，4月33996.8元，5月-40512.2元，6月1996元，7月-9761.2元。何虎认为前述2016年12月至2018年6月共计进货953113.82元，经计算前述金额应为952313.8元。何虎称其中进货款里包含了金堂店撤柜时调至南充王府井店的货品，从金堂店进货的数据主要体现在该报表的2016年11月报表中，同时也能说明在2016年11月的进货款中会突然产生数额较大的现象，在扣除从金堂店进货进行二次销售后滞留的最终退回金堂店的货物75039元后，实际进货金额应为952313.8元-75039元=877274.8元。苏勇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3、销售款及库存：何虎出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载明南充王府井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向何虎账户内的转账款项共计981647.49元，具体为2017年1月25日付2016年12月货款66742.64元，3月6日付2017年1月货款109941.12元，4月5日付2月货款118208.49元，5月2日付3月的货款66125.81元，6月2日付4月的货款42873.44元，7月3日付5月的货款75976.26元，8月2日付6月货款57516.02元，9月4日付7月的货款45385.36元，10月9日付8月货款69015.16元，11月3日付9月货款41666.84元，12月4日付10月的货款42761.67元，2018年1月3日付2017年11月的货款25810.32元，2月5日付2017年12月的货款25501.37元，3月6日付2018年1月的货款41497.14元，4月3日付2月的货款57957.16元，5月3日付3月的货款30832.98元，6月5日付4月的货款12779.13元，7月3日付5月的货款25387.58元，2019年2月25日付2018年9月和10月的代收款25669元。何虎称南充王府井店于2018年7月底关店撤柜停止经营，前述商场支付的款项包括商场扣除了扣点和商场费用后支付的款项，苏勇对商场转账的款项予以认可。 何虎出具了南充王府井店每月的进销存报表、盘点表等证明其收现81694元，并出具撤柜当月的进销存报表、经营报表、每月进退货表、南充王府井货品表证明撤柜后库存货品，其中计算入南充王府井店库存货品为49537元，计算入金堂店的从金堂店进货的未销售库存货品为75039元，故南充王府井店库存货品总价值为124576元。苏勇不认可其与何虎南充王府井店存在合伙关系，对前述数据均不认可。 4、费用支出：结合何虎出具的报表、门店员工资料登记表、门店业绩考勤表、工资表、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本院组织调查质证笔录中，苏勇和何虎均认可税金91961.26元，工资支出金额302685.4元。对报表中存在争议的电费27200元，何虎出具了2017年1月18日的费用报销单，苏勇对该报销单中载明的电费2000元予以认可，对其他电费无证据证明的不予认可。营运费用报表载明36460.18元，何虎出具了南充王府井店费用报销明细（有票）、费用报销单，载明费用为26570.6元，苏勇对该金额不予认可。报销6571.2元，何虎出具的工资表中载明报销金额为5781.2元，苏勇对该金额不予认可。 5、何虎为证明双方就南充王府井店存在合伙关系，举出如下证据：（1）何虎向苏勇发送的电子邮件，从2016年6月15日开始至2018年12月9日，何虎向苏勇发送了44封电子邮件，内容包括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萃峰国际办公室的相关明细，其中2016年10月13日发送了何虎租赁萃峰国际办公室图纸；2016年10月19日发送了南充王府井平面图和南充王府井装修规范；2016年11月5日发送了九九二装饰报价（何虎告知新办公室已进场）；2016年12月8日发送了南充王府井图纸、南充王府井品牌介绍、罗马站商标文件；2016年12月27日发送了南充订货明细和金堂订货明细；2017年2月13日发送了南充王府井销售明细；2017年5月8日发送了南充王府井、金堂货款总表；2018年2月23日发送了报表，包含了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2018年12月9日发送了报表。苏勇认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南充王府井店形成了合伙关系。（2）证人罗某电话证言，罗某称其知晓苏勇和何虎之间就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和办公室形成了合伙关系，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的报表系罗某在店员发送的报表的基础上制作的，苏勇、何虎与罗某曾就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的报表和办公室的费用进行开会讨论过。苏勇不认可罗某证言的真实性。（3）证人王某的电话证言，王某称当时在萃峰国际办公的人员都知晓何虎和苏勇合伙经营了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且两家店都共同请了管理团队，王某也参与了后期的管理工作。同时王某对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都有进行管理，而且当时苏勇的员工和何虎的员工均在萃峰国际办公室进行办公，有共同使用办公场所。苏勇不认可王某证言的真实性。（4）证人刘某电话证言，刘某称当时南充王府井店开业时，金堂店有6个员工过去帮忙，具体人员记不清了，且苏勇也到南充王府井店去看过。苏勇对其前往南充王府井店所在的地点认可，但其认为到此地点的目的不是为了去看南充王府井店，而是去看楼下其老东家的超市。至于金堂店的店员是否去过，苏勇不清楚。（5）南充王府井费用报销明细（有票），载明在住宿报销中，金堂店员工邹红、李洪成、唐莎等人参与住宿4天，表明金堂店与南充王府井店均是苏勇和何虎合伙经营，金堂店员工曾到南充王府井店帮忙。苏勇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三、关于萃峰国际办公室查明的内容： 1、房租及物业费：2016年10月18日，何虎与案外人成都萃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峰公司）签订了《萃峰国际·科研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何虎租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366号萃峰国际·科研中心2栋5号房，产权面积391.41平方米，该房屋装修标准为清水，用途为办公使用，租赁期限五年，自2016年10月18日起至2021年10月17日止，本合同定金为人民币50000元，租金总额为第一年117853元，第二年143294元，第三年149447元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首笔租金支付时限为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4月17日，租金合计48926.5元，该款于签订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指定账户，第二次支付租金时限为2017年4月18日至10月17日，金额78926.5元，该款于2017年3月17日前支付。第三次支付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的71647元，第四次支付2018年4月18日至10月17日的71647元物业服务费按照产权面积6元/㎡·月缴纳，由何虎直接向案外人闽邦公司交纳，实行预付方式，每6个月为一次交纳周期。垃圾费按月向闽邦公司交纳，房屋产权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按72元/月交纳。租赁房屋产生的水费、电费、气费按照水4.43元/吨、电1.35元/度、气3.23元/立方交纳，该收费标准的相应价格随市场价格变化作相应调整结算。并约定了房屋保证金、交付房屋期限、房屋交付及收回的验收、对房屋的装修等内容。同日，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对房租金额进行了调整。2017年11月7日，萃峰公司与何虎、案外人四川健峰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虎，以下简称健峰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由何虎与健峰公司共同承租前述房屋等内容。何虎出具收据、收款票据、银行转账明细载明，房租转账为：2016年10月11日向萃峰公司转账20000元，10月16日转账28926.5元，10月17日转账29356元，2017年3月22日转账48926.5元，2018年3月19日转账20000元，3月30日转账20000元，备注房租保证金，4月11日转账21647元，9月17日转账20000元，10月8日转账44723.5元。萃峰公司出具收款单据，载明2017年9月18日收到何虎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房屋租金61647元。银联POS签购单载明2017年9月18日，何虎向萃峰公司刷卡支付61647元，同日，萃峰国际科研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何虎POS刷开手续费370元。前述款项共计295596.5元租金和20000元保证金。 物业费转账为：2016年10月16日向闽邦公司转账14091元，12月16日转账111.9元，2017年3月22日转账14090.8元，2018年4月11日转账14091元，10月8日转账14091元。闽邦公司出具收款单据，载明2017年9月19日收到何虎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4月17日物业管理费14091元。银联POS签购单载明2017年9月19日，何虎分两次刷卡每次支付7045.5元，合计14091元。前述款项共计70566.7元。租金与物业费总额为366163.2元和20000元的租金保证金。 2、装修费用：（1）根据前述金堂店查明的事实，苏伟强出具的萃峰国际办公室装修费清单载明费用为郫县罗马站办公室（即萃峰国际办公室）339426元，何虎已向苏伟强转账支付210000元，苏勇、何虎、苏伟强均认可还欠装修费50000元，故装修费实际应付金额为26000元。（2）阳光房施工费，何虎出具其与案外人成都九九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萃峰国际5号分包项目合同》，约定分包项目为钢结构、阳光房，工程总造价33000元，成都九九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案外人龙泉升在乙方处签字。何虎还出具银行流水明细，载明其于2016年12月1日向龙泉升转账10000元，12月16日转账8000元，2017年1月22日转账3900元。同时出具自书明细表，表明其通过微信向龙泉升转账共计12000元，前述款项均为萃峰国际阳光房施工费，合计33900元。 3、工资支出：（1）保洁工资，何虎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载明其向案外人唐万芬支付了共计20670元，同时认为还以现金形式支付了工资13000元，苏勇称知晓有个保洁人员负责整栋楼的卫生，一般都叫她唐姐，是何虎支付的工资，苏勇未支付过工资。（2）财务工资，何虎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并称财务人员罗某负责了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及健峰公司的财务工作，但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的工作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故在计算罗某工资时，作为办公室费用计算中只计算了基础底薪部分即每月2500元计算16个月，合计40000元。苏勇认为罗某是何虎聘请的财务人员，主要工作是健峰公司的财务工作，对该款项不予认可。 4、杂费：（1）水、电费和垃圾清运费：何虎出具了萃峰国际．科研中心物业服务中心缴费通知单和缴费凭证，表明其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其支付了该费用31966元，其中缴费凭证载明的款项金额为12866.6元，未包含前述已款项的缴费通知书载明金额为9201.1元，合计22067.7元。苏勇认为其未支付过该费用。（2）宽带费用：何虎出具了银行流水明细表，载明其每月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通信费1000元，2016年11月至2019年4月宽带费用为29000元，由其支付，苏勇称其未支付过该费用。（3）其他杂支，何虎统计认为其支付了其他杂支费10306元，苏勇支付了11264.9元，苏勇称不清楚杂支费用。（4）其他费用：何虎认为还存在物管施工费用6000元，建渣清除费用7500元，负一楼改电施工费1350元，上述费用均无票据但已实际发生，应当计算，苏勇不认可该费用。 5、办公室的使用：办公室一共分为五层，第一层是仓库，何虎认为里面堆放了何虎和苏勇的物品，苏勇认为里面堆放的是何虎的物品，苏勇未使用。第二层是展厅，何虎认为展厅展览的箱包品牌在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均有销售，故实际为苏勇和何虎在使用，苏勇认为其未使用该展厅，且何虎是长期经营箱包店，展览的物品是何虎的物品，与苏勇无关。第三层是办公室，何虎认为其中财务办公室由苏勇一个的员工和何虎一个的员工使用，运营办公室由苏勇的员工和何虎的员工在使用，人员数量区别不大。苏勇认为财务办公室由何虎的两个员工与苏勇的一个员工使用，运营办公室苏勇一般只有一两个员工，何虎的员工更多。第四层是苏勇与何虎的办公室，两人各一间，苏勇的面积略大，对此何虎与苏勇均认可。第五层是培训室，何虎认为很少使用，苏勇认为其未使用过，何虎使用过。同时，苏勇申请证人李某、陈某电话作证，李某和陈某均称苏勇于2017年年底至2018年9月期间搬离办公室到茂业中心办公，2018年9月后又搬回萃峰国际办公室，2019年4月再次搬离。同时，李某称苏勇仅在一楼放置了一个包装袋的物品，该物品是苏勇经营其他店的物品。陈某称苏勇与何虎曾在其见证下协商过，当时协商金堂店时就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也未再协商其他内容了。苏勇称搬回办公室的目的是因双方结算产生纠纷，为保障其权利，防止找不到何虎而搬回办公室。且苏勇认为其使用办公室是租赁使用的，租金为一年60000元，并非与何虎就办公室的使用构成合伙。且在2016年10月15日向何虎支付了50000元，10月21日支付了10000元，何虎出具的报表里也认可是支付的租金，故双方之间就办公室的使用构成租赁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苏勇递交了《出租合同》，载明2019年4月13日何虎将萃峰国际办公室出租给案外人易彬使用。 四、双方转账往来：苏勇向何虎转账记录：2016年10月15日转账50000元，10月21日转账10000元，10月31日转账90000元，11月22日转账220000元，12月20日转账150000元，2017年1月13日转账90000元，1月16日转账50000元和49999元，1月17日转账50000元，共计759999元。苏勇认为其转账759999元中，扣除金堂店装修补贴的600000元和其实际支付的装修款490000元的差价110000元后，剩余649999元是其出资合作款。何虎认为其中90000元是苏勇归还的临时借款而非合作款，其余款项是出资合作款项。 何虎向苏勇转账记录：2016年9月1日转账10000元，苏勇认可该款是合作款项，且对应的是金堂店装修款中未计入向苏伟强支付的470000元装修款中的20000元中的一半；9月9日转账40068元，苏勇认为该款系退还宜宾店的保证金而非合作款项；11月6日转账5000元，11月20日转账5000元，苏勇认为该两笔款是代付的交大店和中海店的工资；11月27日转账6000元和20000元，苏勇认为6000元是支付的中海和交大店的工资，后面的20000元是支付的金堂店的人工代管费，该款未计入前述金堂报表的账目中；2017年1月10日转账50000元和42000元，苏勇认为这两笔款均是何虎归还借款；1月24日转账5000元，2月25日转账30000元，4月13日转账20000元，4月16日转账15000元，5月14日转账25000元，5月15日转账10000元，8月29日转账10000元，苏勇认为前述款项均系何虎归还的借款；12月15日转账5700元，苏勇认可该款是合伙款项；2018年7月16日转账50000元，7月16日转账10000元，7月27日转账20000元，7月30日转账20000元和30500元，8月1日转账30000元，苏勇认为前述款项均系其在何虎处刷卡，由何虎转账回其账户的款项；9月8日转账25000元，9月14日转账23408元，11月17日转账12000元，苏勇认为前述款项均是何虎归还的借款；11月27日转账28000元和27500元，苏勇认为其中28000元是刷卡后何虎支付的对应款项，27500元是归还的借款。何虎认为前述款项合计575176元均系其支付双方合作款项。苏勇与何虎均认可2019年4月21日何虎向苏勇转账的7000元、50000元、45000元、20000元均系归还的借款。 苏勇出具了《借款合同》和何虎书写的《声明》，表明双方之间曾存在本金800000元的借款关系，何虎于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声明》载明其于2019年4月21日转账苏勇120000元，结清此前的借款协议，不与其他事件混淆。庭审中苏勇与何虎均认可双方之间关于该借款已结清，苏勇称针对该借款何虎一共归还了本息共计905788元，何虎认为其归还了本息共计922000元。 另查明，何虎与王永芬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1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金堂店门店业绩考勤表、工资表、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借款合同》《声明》、被告提交的金堂店进货明细表、专柜每日销售报表、手写的统计表、出库单、金堂配货单明细、批发销售单、报销明细表、购电明细报表、每月进销存报表、罗马站销售日报表、《兰天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经营管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萃峰国际．科研中心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萃峰国际5号分包项目合同》、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收据、支付业务回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萃峰国际收据、缴费通知单、银联ＰＯＳ签购单、南充王府井店门店员工资料登记表、门店业绩考勤表、每月工资表、月经营报表、进货表、南充王府井期初库存、销售出库单、手写的进货表、批发销售明细单、调货单、盘点表、销售单、变价调拨单、来货单、销售日报表、退货单、销货日报表、出货明细单、补南充王府井花车货品、库房调南充王府井特卖表、日销售报表、销售凭证、返货单、销售凭据、南充王府井店进销存报表、费用报销单、被告统计的南充王府井费用报销明细表、专柜报价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20）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479号公证书、双方邮件往来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罗某、王某、李某、陈某的电话证言、离婚证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苏勇与何虎均认可双方达成了共同投资经营箱包店的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内容主要是双方合伙经营箱包店，各出资50%，风险和盈余均摊。该口头协议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苏勇与何虎均具有拘束力。即双方在合伙事项中的投资、盈余分配、风险承担、债权债务的处理均应按照口头合伙协议的约定，由苏勇和何虎各承担50%。但双方对合伙内容存在争议，苏勇认为仅合伙了金堂店，何虎则认为合伙内容包括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金堂店已于2017年11月底撤柜，萃峰国际办公室已于2019年4月13日转租，此后双方均未在此办公，何虎认为南充王府井店已于2018年7月底撤柜。即在苏勇主张解除其与何虎之间合伙关系时，双方诉辩所涉的门店和办公室均已停止了合伙经营和使用，苏勇与何虎的合伙关系事实上已经终止，对苏勇要求解除与何虎之间在金堂箱包集合店的合伙关系的主张，因双方在金堂店已经终止了合伙关系而无评述必要。对苏勇要求解除与王永芬之间在金堂箱包集合店的合伙关系的主张，本院亦不再评述。对苏勇要求退还出资款759999元和垫付的装修款490000元的主张，其中垫付的装修款经查明系金堂店开店时，从商场支付到苏勇账户内的600000元装修补贴中支付的款项，并非苏勇出资的装修款，苏勇实际的出资款项为759999元-（600000元-490000元）=649999元，故对苏勇该诉讼请求中包含的商场补贴的600000元装修补贴部分，应当予以扣除，即对其主张返还的款项中，垫付的装修款490000元和出资款中的110000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剩余苏勇出资款649999元，经本院庭审中向双方释明，双方均认可前述主张款项系合伙清算及清算后的处理而产生的，应首先对双方的合伙事项进行清算，故需对双方合伙进行清算后确认。对合伙清算，本院在先不考虑双方之间投入和分配的前提下对合伙事务进行核算，然后再分别计算苏勇与何虎的投入与已完成的分配。 首先，对双方均认可的合伙内容金堂店进行核算：双方无异议的款项为：1、收入：（1）商场支付到苏勇账户内的装修补贴款600000元；（2）商场支付至苏勇账户内的扣除商场费用和扣点后的销售款247285.18元；（3）苏勇收现和内购款22912.12元；（4）何虎收现8859元。2、支出：（1）苏勇支付到苏伟强账户的装修款490000元；（2）苏勇支付的电费28700.5元，报销费用17926.8元。对双方无异议的金额，本院以该金额进行核算。 双方有异议的款项：1、何虎支付的进货款和男包柜款435942.54元，苏勇对数量种类予以认可，但认为进货折扣应该更低，何虎提供了证据证明该金额的组成，同时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表，证明其实际支付和折扣款项均与前述报表一致，苏勇未递交证据证明折扣应该更低，故对进货款和男包柜435942.54元，本院予以认可并以该金额进行核算。2、苏勇支付的营运费用11319.9元，经庭审释明，何虎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其支付的，但同时何虎在制作报表时，将该款列入了苏勇支付的款项下，故该款应作为苏勇支付的款项进行计算。3、苏勇支付的工资166240.9元，何虎认为其中苏勇向员工李洪成支付的2016年12月的11610元款项并非工资，同时认为金堂店12月确实有员工工作，但工作内容是发传单。苏勇认为该工资是因为前期人员变动大，且前去需要做宣传，故将该月工资统一支付给李洪成，由其分别支付给员工，李洪成是金堂店的固定员工。结合金堂店实际开业情况和此后向员工发放工资的明细，按照商业惯例，开店前一般会进行前期的宣传，故对该工资，本院予以认可并按工资支出166240.9元进行核算。4、2017年11月撤柜时的实际库存和调往南充的货物价值，何虎认为金堂店撤柜时实际剩余货品价值233501元，其中未调往南充王府井店的货品价值76580元，调往南充销售货品价值154813元，丢失货品亏损2108元。由于何虎提供的报表中经南充王府井店二次销售后还结余货品75039元也最终计入金堂店剩余货品结余中，即在南充王府井店计算货品结余时，扣除了金堂店的货品结余款75039元，故最终金堂店的货品结余为151619元（76580元＋75039元），实际调往南充王府井店进行二次销售的货品价值为154813元-75039元=79774元，即南充王府井店从金堂店实际进货79774元货品。故在计算金堂店销售收入时，应扣除最终退回的货物价值75039元，按实际进货79774元进行计算，将退回货物75039元作为南充王府井店进货款项予以扣除。由于撤柜的物品由何虎处理，故应将丢失货品2108元作为何虎承担的亏损计算。苏勇认为其不清楚调往南充王府井店的货品具体数量，但认为货品结余应当是四十余万元。从何虎进货数据和销售数据看，进货总额为四十余万元，销售金额在未扣点和未扣商场费用，再加上苏勇与何虎各自收现内购的款项，总销售金额在二十九万余元，进货总额与销售总额之间存在十万余元的差价，考虑到销售金额中的价差，苏勇认为的还余四十余万元货品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何虎出具的数据计算还余233501元的货品较为符合实际销售情况，本院予以认可并以该数据进行计算。结合前述数据，调往南充王府井店实际销售货品金额为79774元作为销售收入进行计算，对丢失的货品2108元作为销售亏损支出计算，对剩余总货品价值151619元作为货品结余进行核算。 综上，金堂店的总收入为958830.3元（装修补贴600000元＋商场销售款247285.18元＋苏勇收现内购22912.12元＋何虎收现内购8859元＋调往南充王府井店销售货品金额79774元），总支出1152238.64元（装修支出490000元＋进货款435942.54元＋电费28700.5元＋报销17926.8元＋营运费用11319.9元＋工资166240.9元＋丢包亏损2108元，支出计算均为双方对外支付款项，未计算双方之间互相转账），仓库货品结余151619元。由于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对仓库货品结余的处置方式为实物分割，双方未能在按时递交实物分割处置方案，故仓库货品结余不在本案中予以处理。 在未计算仓库货品结余时，金堂店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存在193408.34元（958830.3元-1152238.64元）的差距，总支出高于总收入，即金堂店亏损额为193408.34元。 苏勇与何虎在金堂店收入明细如下：                                                  收入：958 830.3元                                                     装修             补贴                       商场销售                       苏勇内购收现                       何虎收现                       调往南充                       合计                               苏勇                       600000                       247285.18                       22912.12                                                                   870197.3                               何虎                                                                                         8859                       79774                       88633                苏勇与何虎在金堂店支出明细如下：                                                  支出：1 152 238.64元                                                     装修                       进货                       电费                       报销                       营运费用                       工资                       丢包                       合计                               苏勇                       490 000                                             28700.5                       17926.8                       11319.9                       166240.9                                             714188.1                               何虎                                             435942.54                                                                                                               2108                       438050.54                综上，金堂店总亏损193408.34元，品迭苏勇与何虎各自的收支情况后，苏勇收入156009.2元（870197.3元-714188.1元），何虎亏损349417.54元（88633元-438050.54元），仓库货品结余151619元在何虎处。 其次，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是否属于双方合伙内容，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第一，从何虎向苏勇发送的电子邮件看，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12月9日期间，何虎共计向苏勇发送了44封电子邮件，除了涉及金堂店的电子邮件之外，还有大量的南充王府井店图纸、进货明细、报表明细及萃峰国际办公室图纸等邮件内容。何虎认为正是由于双方之间就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萃峰国际办公室均存在合伙关系，才在双方未当场核对报表时发送前述邮件给苏勇。而苏勇认为其在当时不知晓何虎发送了前述邮件，是在本案诉讼中才知晓，且认为不知道为什么何虎会发送前述邮件。同时苏勇认为何虎同时经营较多箱包店，合理猜测是何虎将前述邮件用以对比金堂店数据。从前述邮件发送的频率看，虽涉及金堂店的邮件更多，但在何虎多个店铺中，仅对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所涉事项多次向苏勇发送邮件，虽从邮件中不能直接看出双方是否就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构成合伙，但何虎发送的南充王府井店经营所涉的开店图纸、进货明细、销售明细、货款总表等情况看，显然何虎是在将南充王府井店的经营情况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告知苏勇。若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则何虎无须告知苏勇南充王府井店经营情况，且苏勇在收到前述认为与双方经营无关的经营报表等邮件时，会提出质疑。苏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邮件后提出质疑，结合何虎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期间均在向苏勇发送有关南充王府井店经营情况的电子邮件的行为，苏勇的抗辩主张不符合双方的事实，南充王府井店应属于双方的合伙内容之一。第二、证人电话证言与南充王府井店费用报销明细可以看出，金堂店与南充王府井店之间存在一定联系，金堂店与南充王府井店的员工之间存在交叉，且苏勇也曾到南充王府井店所处位置，金堂店的部分员工曾在南充王府井店进行帮忙，再结合前述何虎向苏勇发送的电子邮件，能表明苏勇与何虎就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达成了合伙的意思表示。第三、从双方对萃峰国际办公室的使用来看，苏勇与何虎均对萃峰国际办公室进行使用，且双方是使用过程中各自办公内容均超越了合伙店铺，还有各自经营的其他店铺。同时双方均是从租赁萃峰国际办公室装修完毕后即搬进萃峰国际办公室，虽对办公室的从第一层到第五层的实际使用面积略有区别，但双方并未严格区分各自使用的区域，从双方递交的证据均不能严格区分各自使用范围。虽苏勇认为双方达成以60000元一年租金从何虎处租赁使用，且其已支付了一年的租金。但其未递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租赁合意，且从苏勇申请的证人电话证言也能表明，其在一楼存放有少量物品，以上事实均表明苏勇可以随意使用萃峰国际办公室，而非仅能使用固定区域。且从苏勇带着工作人员搬离萃峰国际办公室大半年的时间后，又搬回萃峰国际办公室的行为可以看出，苏勇实际对萃峰国际办公室享有完全使用权，可以随时搬走和搬回来继续办公而不受阻。且按照苏勇所称的已交纳一年的租金看，双方均是在萃峰国际办公室装修完毕后即2016年11月在该场地办公，苏勇交纳的一年租金对应的租期应至2017年11月。在租期届满搬走后未继续交纳租金时，苏勇仍可以在2018年9月左右继续搬回萃峰国际办公室使用直至此后2019年4月将办公室转租，以上行为均表明苏勇实际享有萃峰国际办公室的使用权，其权利来源应系何虎所称的合伙而非苏勇所称的租赁。故萃峰国际办公室应系双方合伙内容之一，应按照合伙事项进行核算，核算的时间应从2016年10月起计算至2019年4月。苏勇搬离期间即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也应当计算入合伙事项中，因该期限系苏勇自行离开，并不表明其自行离开的期间就不再享有萃峰国际办公室的使用权。相反，从其随时可以搬走再搬回继续办公的行为可以看出，苏勇在该期间随时都可以继续使用萃峰国际办公室，故在双方未终止合伙时，应当一并计算。故在对苏勇与何虎的合伙清算中，应当将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一并进行核算。 第三、对南充王府井店进行核算，由于南充王府井店所有款项均系何虎经手，经庭审核实后，苏勇无异议的款项为：1、收入：商场支付的扣除商场费用和扣点后的销售款981647.49元；2、支出：税金91961.26元，工资支出302685.4元。对双方无异议的金额，本院以该金额进行核算。 双方有异议的款项：1、收入中何虎收现金额81694元，何虎出具了南充王府井店月报表等证据证明其收到的销售现金款81694元，虽苏勇不予认可，但也未递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金额，本院予以认可。2、装修款182259元，经统计何虎出具的报表数据及其他证据表明，实际已支付的装修款为182130元，本院予以认可，装修款以182130元进行核算。3、进货款总额952313.8元，何虎出具了相应报表数据等证据予以证明，且该数据与其向苏勇发送的邮件中统计的报表数据一致，折扣也与金堂店的折扣一致，故对该进货款952313.8元，本院予以认可，但在计算时该数据并未计算南充王府井店撤柜后重新计算回金堂店库存的货品金额75039元，而该款项在金堂店核算时已经一并计入，故在计算进货款时，应当对该款予以扣除，即南充店实际进货款877274.8元（952313.8元-75039元）进行核算。4、电费27200元，苏勇仅认可其中报销单中载明的2000元，对其余电费不予认可。但根据南充王府井店实际从2017年1月经营至2018年7月的报表数据看，仅花费2000元的电费显然与事实不符，何虎出具的报表中载明电费为27200元，虽未提供其他电费缴纳票据予以证明，但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本院以电费27200元进行核算。5、营运费用36460.18元，何虎出具的报销费用明细和费用报销表中载明该费用为26570.6元，故本院对营运费用以26570.6元予以认可并进行核算。6、报销6571.2元，何虎出具的每月工资表中明确载明报销费用合计为5781.2元，故本院对报销金额5781.2元予以认可进行核算。7、货品结余49537元，该款项不包含已经退回给金堂店的库存75039元，从何虎出具的明细证据看，金堂店存在该库存。且从金堂店进货和销售的数据看，该库存数量较为符合事实，故对货品结余49537元，本院予以认可并以该数据进行核算。庭审中何虎称该货品结余仍存放在仓库内，可以进行实物分配。苏勇认为南充王府井店并非合伙内容，未对货品结余如何处理进行选择。考虑到苏勇在金堂店的货品分配中选择实物分配形式，对南充王府井店剩余货品结余的分配方式，也参照金堂店的分配方式，由于双方未递交实物分配明细，本院不予处理，双方可庭后自行处理。 综上，南充王府井店的总收入为1063341.49元（商场销售款981647.49元+何虎收现81694元），总支出1513603.26元（装修款182130元+进货款877274.8元+税金91961.26元+工资302685.4元+电费27200元+营运费用26570.6元+报销费用5781.2元），仓库货品结余49537元。南充王府井店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存在450261.77元（1063341.49元-1513603.26元）的差距＋总支出高于总收入，即南充王府井店亏损额为450261.77元，该款均由何虎支付。 第四、对萃峰国际办公室进行核算：由于苏勇对何虎出具的萃峰国际办公室费用明细均有异议，故需对萃峰国际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进行逐一核算。1、租金及物业费366163.2元、租金保证金20000元，该款项经何虎出具的租赁合同、银行转账流水明细、收款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并经核算后实际支付了该款，且由于租赁保证金迄今未能退还，应一并计算入费用总额里，本院予以认可，对未退回的保证金20000元，在计入费用总额后，应作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计算。2、装修费已支付213844元，未计算装修款中未付的50000元，阳光房装修费33900元。根据前述查明的内容，何虎已向苏伟强实际支付装修款210000元，苏勇、何虎及苏伟强均认可尚欠装修费50000元未支付，故实际应付装修费金额为260000元，其中50000元需及时向施工方收款人苏伟强支付，在核算时一并计入，本院予以认可，即装修费用为已产生210000元，欠装修债务50000元。对阳光房装修费33900元，经庭审中询问，苏勇与何虎均认可阳光房已实际施工完毕，且何虎已实际向施工方龙泉升转账支付了对应款项，并在所有递交的明细中均予以列明，本院予以认可。3、工资支出，保洁工资33670元，财务工资40000元。何虎认为保洁人员的工资中，转账支付20670元，现金支付13000元，苏勇认可其中有保洁人员在负责整栋楼的保洁工作，其未向保洁人员支付过款项。对何虎向保洁人员转账支付的工资20670元，本院予以认可，对其认为现金支付的13000元，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财务工资40000元，主要是指制作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报表的罗某的工资。苏勇认为罗某同时负责何虎所有门店的相关财务工作，并非只针对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不应另行支付其工资。由于何虎未能严格区分罗某的工资内容中，对应金堂店和南充王府井店的工资具体金额，也未出示罗某工资表的构成，其自行计算的按罗某工资底薪2500元计算了16个月的工资共计4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水电费和垃圾清运费31966元，何虎出示的证据中仅有22067.7元，其余款项未递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款中有证据证明部分，本院予以认可。5、宽带费用29000元，何虎出示了证据证明其实际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了该费用，苏勇称其未支付过该费用。由于该费用已实际产生且何虎递交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费用，本院予以认可。6、杂支费用，何虎支付了10306元，苏勇支付了11264.9元，苏勇称对该费用不清楚，且其支付的杂支费用也是帮何虎支付的，并非为了萃峰国际办公室合作事项而支付的。同时，何虎列举了对应杂支费用的明细，较为符合实际情况，且其列明的苏勇支付的款项，是对其不利的陈述，故对该杂支费用，本院予以认可。7、其他费用支出，包括物管施工费用6000元、建渣清除费用7500元，负一楼改电施工费1350元。苏勇对该费用均不予认可，对于该费用何虎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费用的实际发生，以及实际发生的数额，故对前述费用，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萃峰国际办公室的总费用为773371.8元（租金及物业费366163.2元+租赁保证金20000元+实际支出装修费210000元+未付的装修费债务50000元+阳光房装修费33900元+保洁工资20670元+水电费和垃圾清运费22067.7元+宽带费29000元＋何虎支付的杂支费用10306元+苏勇支付的杂支费用11264.9元），其中对外债权为将来可能退还的租赁保证金20000元,对外债务为需向苏伟强支付的装修款50000元。总费用中，苏勇支付了11264.9元，何虎支付了712106.9元，还有50000元尚未支付。 经过对前述金堂店、南充王府井店和萃峰国际办公室的核算，苏勇与何虎合伙总亏损支出为1417041.91元（金堂店193408.34元+南充王府井店450261.77元+萃峰国际办公室773371.8元），其中苏勇收入144744.3元（金堂店收入156009.2元-萃峰国际办公室支出11264.9元），何虎支出1511786.21元（金堂店支出349417.54元+南充王府井店支出450261.77元+萃峰国际办公室支出712106.9元），对外装修债务50000元，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外债权为萃峰国际办公室保证金20000元，仓库货品结余201156元（金堂店货品结余151619元+南充王府井店货品结余49537元），均存放在何虎的仓库内。 按苏勇与何虎的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均投资50%，利益分配与亏损风险负担也是各自承担50%，苏勇向何虎账户内支付了649999元投资款，由何虎作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进行具体经营管理。苏勇投资了649999元，在不考虑何虎向苏勇的转账款项是否是合伙款项时，何虎也需投资649999元作为合伙经营的投资款，即期初总投资额应为1299998元，由于此后苏勇未再继续投资，故按照双方的约定，实际投资合伙款总额为1299998元。从前述核算合伙事项看，总支出为1417041.91元，扣除双方投资总额1299998元后，还亏损117043.91元（含未付装修债务50000元和保证金债权20000元），苏勇与何虎应各亏损款项为58521.96元（117043.91元÷2）。由于苏勇是将投资款转账入何虎账户内，故按比例分摊后，实际苏勇与何虎各自体现的具体情况是，苏勇收入144744.3元，何虎支出211788.21元，未付债务50000元（即合伙亏损总金额117043.91元=何虎支出211788.21元-苏勇收入144744.3元+未付债务50000元）。对未付债务50000元，应由苏勇和何虎各承担一半的付款责任，即苏勇与何虎均应承担25000元的付款义务，但该付款责任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即苏伟强。对将来可实现的债权保证金20000元，待债权实现后由双方平均分配，即各享有10000元债权。在不考虑处置仓库货品结余和对外债务，由双方另行处置的前提下，已产生总亏损为67043.91元（117043.91元-50000元），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即各亏损33521.96元，即苏勇还应向何虎支付款项178266.26元（-33521.96元-144744.3元）。若不考虑合伙债务的处置，仅考虑仓库货品结余在何虎处，将仓库货品结余作为收入一并计算，同时在不考虑仓库货品结余折旧的前提下，合伙事务无亏损，盈利134112.09元（货品结余201156元-经营亏损67043.91元），苏勇与何虎各自盈利67056.05元。再分别计算双方实际收支时，核算出何虎的亏损为10632.21元（亏损211788.21元-货品结余收入201156元），结合前述苏勇收入的144744.3元，分摊后苏勇还应向何虎支付77688.2元（苏勇收取的收入应平均分配144744.3元÷2+何虎亏损的金额也应平均分配10632.21元÷2）。即在未对何虎向苏勇转账的款项是否是合伙款项作出评价的前提下，何虎均无需再向苏勇支付合伙款，故对苏勇认为何虎还应返还其投资款649999元的主张，与合伙清算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苏勇要求何虎承担逾期利息和要求王永芬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再评述。 综上所述，原告苏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勇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原告苏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丽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