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02民初2877号 原告王惠英，女，汉族，生于1980年11月30日，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代理人王正贤，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欧健，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法定代表人:曹龙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炜，江苏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男，生于1976年8月24日，住江苏省泰兴市，员工。 原告王惠英诉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公司）及原告济川公司诉被告王惠英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王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贤，被告济川药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炜、杨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济川公司撤回了对被告王惠英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惠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保证金（即风险金）5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5662.5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业务费13713.13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16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前述一至五项克扣、拖欠工资加付111190.79元×25%＝27797.70元；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8151.62元；7.判令被告向原告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8.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王惠英将诉讼请求第1项变更为“判决原告返还保证金（即风险金）62639.92元”，第2项变更为“被告向原告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将诉讼请求第3项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业务费37800.26元(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将诉讼请求第5项变更为“被告支付原告前述一至五项克扣、拖欠工资加付40358.54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原告王惠英进入被告济川公司工作并按公司要求缴纳了入职风险金，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岗位为OTC代表，2017年5月晋升为OTC主管，工作地点为眉山市，主要负责药物推广和下属人员的协调、管理。2019年1月3日，被告无端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于2019年1月5日离开公司。后原告向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眉劳人仲案[2019]113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济川药业辩称，1.被告认可收到原告交纳的5万元岗位责任金（风险金）且同意予以返还，但王惠英自2019年1月起未提供正常劳动，无业务费和其他费用可结算，而被告一直为其交纳社保保险，故于2019年7月从风险金中提取14579.57元，从业务费中提取759.67元，共计15339.24元用作社保备用金，用于支付王惠英的社会保险费用，按照公司的制度，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社保费用应当由王惠英全额承担，现社保备用金账面实际余额为7669.62元，现风险金的账面余额为35420.43元；2.王惠英在职期间因考核累计获得奖励金94939.47元，考核总扣款为28014.03元，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罚款，对销售人员实行的是以销售提成为主题的绩效考核工资制，员工每月的工资报酬根据其当月销售任务的完成和实际业绩综合考核的结果进行发放，工资金额会变化，原告在入职时就已经知晓被告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愿意遵守，其在考核结果后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表明其对考核结果的认同和接受。综上，原告所主张的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3.原告所主张的业务费3716.91元为了减轻诉累，被告予以认可，759.67元已提取划转为社保备用金不应再计算为应付业务费，14579.57元不是业务费是从风险金从提取的社保备用金，12239.97元不属于业务费，属于报销费用，“已报金额”为送交财务的发票金额，“应报金额”为经财务审核符合公司规定报销的金额，“未报金额”为审核后不符合规定而不能报销的发票金额，未报金额从2019年10月14日的5687.97元增加到2019年11月18日的12239.97元是因为增加了不符合报销的发票，3974.12元属于案外人侯三林的业务费用，与王惠英无关，且原告在仲裁时没有主张，若原告坚持主张，也应另行先申请劳动仲裁，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4.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16元；5.原告的第5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6.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劳动解除的决定，至仲裁时被告还在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职务的任免是企业的内部管理行为，免职仅仅是对原担任管理职务所产生管理权力的免除，而对其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职务免除不等于解除劳动合同。由于原告自2020年1月起长期不到岗履职，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按原告入职时所填写的地址向原告邮寄到岗履行通知书，原告收到后仍不到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职务，被告在征询公司工会意见后于2019年6月17日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有事实和规章制度依据，程序合法，并非违法解除；7.被告同意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事实上被告已将解除劳动合同邮寄给了原告，但原告拒收，被告愿意配合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及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被告将解除劳动合同邮寄给了原告，但原告拒收。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惠英于2016年12月2日向被告交纳了5000元的风险，于2016年12月进入被告济川公司工作。2017年1月1日，原告王惠英作为乙方与被告济川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主要约定：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在销售岗位从事销售工作，乙方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按合同订立时甲方的相关规定执行；甲方因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的变化，向乙方说明情况后，按照诚信合理的原则，可以变更乙方的工作岗位，乙方应服从调整；乙方的工作地点或工作区域在全国市场区域范围内；甲方对乙方的工资报酬选择（四）条款：……（四）业务提成工资，鉴于乙方为甲方销售人员，甲方实行月度基本工资和业务提成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根据乙方的岗位，每月岗位基本工资按甲方规定，业务提成工资按甲方年度营销大纲的相关规定考核后支付；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岗位职责、承诺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制度和相关文件），当甲方告知乙方后，乙方在15个工作日内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则该规则、制度视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已告知乙方，乙方已经知晓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甲方有权根据经营管理需要修改规章制度，但对于规章制度的修改，乙方有义务随时阅读甲方通过各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知、通告、电子邮件、内部网站、备忘录和员工手册等）公布的各项制度、规定和通知；劳动合同期内，本合同甲、乙双方的通讯地址（甲方住所、乙方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和联系方式为双方联系的唯一固定通讯地址，若在履行本合同中双方有任何争议，甚至涉及诉讼时，该地址为双方法定地址。若其中一方通讯地址发生变化，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以便于联络。乙方确认甲方有关文书在无法直接送达给乙方的情形下（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拒收、下落不明等情形），乙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住址为甲方邮寄送达地址；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1份”，原告在劳动合同书中填写户籍居住地：四川省青神县，现居住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同时，原告签署《员工入职声明书》，该声明载明在此之前公司已向其出示公司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且清楚公司将根据情况不时更新这些规章制度。后，2017年5月，原告晋升为ＯＴＣ主管。2017年至2018年间，被告从原告的收入中陆续扣除总计45000元的岗位责任金（风险金）。被告共计收取原告5万元的风险金。2019年1月3日，被告免去了原告ＯＴＣ主管的职务。2019年4月29日，原告向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1.济川公司立即返还王惠英保证金（风险金）5万元；2.济川公司立即返还向王惠英扣除的罚款35662.5元；3.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业务费13713.13元；4.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的工资11815.16元；5.对于上述1-4项克扣、拖欠工资加发25997.96元经济补偿金；6.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8151.65元；7.向王惠英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依法办理社会保险转移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8.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由济川药业承担。2020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银行转账支付28826.82元。2020年4月24日，被告又转账支付原告4659.8元。仲裁期间，被告于2019年5月16日通过ＥＭＳ向王惠英邮寄了《济药市场人劳通（2019）026号通知》，该通知要求王惠英接到通知后于2019年5月25日到被告劳动关系部报道。该邮件收件地址为原告户籍地，手机号为原告使用的手机号，邮件于2019年5月18日被投递并签收，签收人处显示“他人收”。2019年6月14日，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眉劳人仲案［2019］1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济川药业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惠英扣取保证金（风险金）50000元、业务费3716.91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以上共计65531.9元”；二、驳回王惠英的其他仲裁请求。”。王惠英因不服该仲裁判决遂于2019年6月17日诉至本院。济川药业不服该仲裁判决遂于2019年6月17日诉至泰兴市人民法院。后双方就案件管辖权分别向本院及泰兴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2民辖终274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济川公司诉王惠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移送至本院审理。后，济川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管辖权异议。 另查明，原告自2019年1月6日起未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月6日起的工资。2019年1月8日，被告员工代巍联系原告未果，2019年1月10日，代巍与原告取得联系，原告庭审中自述在该此通话中，原告告诉代巍原告要求继续负责原来的客户，但代巍不同意，因代巍不同意，原告遂要求退还保证金但未果。2019年6月17日，被告作出《关于王惠英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后通过EMS邮寄至原告户籍地，2019年6月20日该邮件被原告拒收，后被退回至被告处。原告在泰兴市的社会保险缴费由被告缴纳至2019年6月。2017年至2018年期间，名义为市场干部个人风险金的代扣款实际系被告为原告代缴的个税。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实际收取的岗位责任金（风险金）为5万元。 还查明，原告在其2019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与“丁菲”，2019年4月2日与“叶萍”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提到“……标准不算回笼怎么都有1.4万。可是我一分没收到”“……眉山圣丹药业的商业费应该没有调整过的，都是按系统中汇款的2%来结算的吧？我没收到过调整通知书。2019年4月8日，原告与案外人“翁小兵”就原告的诉求、原告免职的经过、费用的结算等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该录音中原告提到“周总说那你就回去，后面的会都不用参加了，让我们马上走，然后我没有提其他什么要求，然后周总说回来嘛你好好的做业务，我就回来啦，就没有说其他什么东西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就已经把我商业全部给我停了发货”。庭审中，原告对诉讼请求第2项，不予认可的认为被告巧立名目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的扣款金额最终确认为23248.04元。对其诉讼请求第3项所主张的业务费的具体构成陈述为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共6笔费用。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员工入职声明书》、风险金收据、眉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仲裁裁决书、打卡明细若干、《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社保缴费明细表、原告与“丁菲”及“叶萍”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案外人翁小兵的通话录音、代巍与王惠英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4月的两份转账明细等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庭审中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16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同意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应退还原告的风险金金额；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三、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业务费金额；四、原告于1-4项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加付赔偿金的主张应否支持；五、被告应否按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于焦点一、被告应退还原告的风险金金额。庭审中，双方对被告收取原告风险金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风险金中有14579.57元被提取作为社保备用金，故就风险金的部分只应当退还原告35420.4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之规定，被告陆续收取王惠英共计5万元风险金及其自述提取14579.57元作为社保备用金的行为显属违法，故被告收取的5万元风险金应全部返还给原告。 关于焦点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庭审中，原告对不予认可的考核扣款金额最终确认为23248.04元。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原告作为销售人员，实行的是由月度基本工资和业务提成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业务提成工资按甲方年度营销大纲的相关规定考核。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可依法自主确定考核方案，本案中，业务考核款的高低问题属济川公司自主经营权决定的范畴，考核扣款属于工资的核算模式并不属于罚款。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不知道每个月应当发放的工资金额，不清楚工资如何组成，也不知道公司如何对其进行业务提成考核，原告的上述陈述显然不符合经验法则，另一方面，在原告签署的《员工入职声明书》中载明在此之前公司已向其出示公司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原告在其2019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与“丁菲”，2019年4月2日与“叶萍”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提到“……标准不算回笼怎么都有1.4万。可是我一分没收到”“……眉山圣丹药业的商业费应该没有调整过的，都是按系统中汇款的2%来结算的吧？我没收到过调整通知书”可以认定其对自己的工资及业务费等如何计算应当是清楚的。同时，原告提供的部分打卡明细中除考核扣款外，也有“回笼利息考核”、“诊所开发费”等考核奖励，济川公司已通过按次发送打卡信息的方式告知了王惠英每次工资发放的明细情况，王惠英提供了多份其保留的打卡明细可表明其及时收到了该信息，王惠英并未提交其收到打卡明细及工资后至仲裁前其曾向济川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也没有就其业销售业绩，业务费的考核计算方式及来源提供初步证据，综上，应认定王惠英认可业务绩效考核扣款的事实。故本院对王惠英关于被告克扣其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业务费金额。原告对其业务费的具体构成陈述为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共6笔费用。对上述6笔费用，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庭审中对其中3716.91元的一笔业务费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条款中的“不可分性”应当是指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仲裁的事项是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相互之间具有依附性和相关性。请求被告支付759.67元费用的主张系原告在仲裁时未提出而在诉讼阶段增加的诉讼请求，该笔费用的性质双方均认为系业务费，此项请求与本案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应当合并审理。被告认为该费用已于2019年7月提取划转为社保备用金，用人单位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后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此笔业务费系原告2019年1月5日前的业务费用，本院认为即使被告承担了应该由王惠英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也不适宜将该费用直接划转为社保备用金予以抵扣应当由王惠英个人缴纳的部分，故该759.67元应当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至于被告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中该由王惠英个人承担的部分，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3.原告主张的14579.57元业务费，该款在打卡明细中显示为个人往来款，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认为该款确系业务费但已被划转为社保备用金，后又认为系从5万元岗位责任金（风险金）中提取的社保备用金，并非产生的业务费，因被告两次陈述不一致，而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款系提取的社保备用金非业务费，此款同属于业务费，应当合并审理，综上，本院对原告请求支付该笔14579.57元费用的主张，予以支持；4.原告主张12239.97元业务费的请求在仲裁时未提出，从原告提供的打卡明细看12239.97元是未报销金额，显然与业务费的性质并不一样，原告认为该款系业务费，未说明该费用的具体构成，但未举证证实该笔费用系业务提成及该笔费用的由来。该笔费用可构成独立的劳动争议，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可分性，原告应当先行就此费用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本院对原告王惠英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原告另行主张权利；5.原告主张3974.14元的业务费，为此提供了其3月28日与“丁菲”的通话录音，2019年3月29至4月2日期间与“丁菲”、“叶萍”的的微信聊天记录，“叶萍”2019年4月2日发送的商业代表为“侯三林”的2018年至2019年的发货清单等证据，均发生在被告两次转账之前，被告于2020年4月18日向原告银行转账支付28826.82元不仅包含2018年年终奖及2018年12月的工资还包含部分业务费，2020年4月24日转账支付原告的4659.8元也明确系支付原告的业务费，仲裁时该笔费用若如原告所述其已经产生，但原告认为未支付却并没有主张，结合原告仲裁及诉讼中多次增加其各项诉讼请求，原告未举证其收到的上述两笔费用的具体由来及构成，也未举证被告两次支付的上述费用及本院认定被告应当给付原告的上述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共三笔业务费不包含其自述的被告错误计算给了侯三林但实际应当为原告所享有的3974.14元业务费，故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应当支付其中3974.14元的业务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6.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以礼品款分摊名义扣除的2530元业务费，理由是2530元的礼品非原告购买，是被告邮寄原告交予业务员用于赠送客户的礼品，被告不应当在其业务费中扣除该费用，要求被告在业务费中返还该费用，经查，该费用由被告于2017年12月8日以礼品款分摊名义在原告的工资中扣除。原告的该主张在仲裁时未提出，该争议涉及双方之间是否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能否以此为由将该债务在工资中予以抵销扣除，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可分性，故本院对原告王惠英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原告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业务费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9056.15元。 关于焦点四、原告于1-4项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加付赔偿金的主张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上述法条表明，1.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二是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在此情况下，才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2.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是劳动行政部门的权利，故原告应当通过行政救济途径主张此项权利，本院对原告要求加付应付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五、被告应否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认为，1.2019年1月5日后至被告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前，原告确实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此可见，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则不能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原告认为双方在没有解除劳动关系时被告至少应当向其发放基本工资，但基本工资发放的前提是原告为被告提供了正常劳动。在此期间被告未向原告发放工资并不表明被告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被告2019年5月前未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也未口头告知原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1月原告被免除主管职务收走原告作为主管的业务资源并非等于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有权对其客户等资源进行合理调整，且原告入职时的身份就是普通销售代表，该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3.庭审中，原告提到其于2019年1月10日与代巍通话时提出继续负责原来的客户，在代巍答复不可能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结合原告2019年4月8日在与“翁小兵”的录音中提到周其华曾在1月3日免职时提出让其回去好好做业务，未提到办理离职手续等相关问题，且原告也没有在被告处办理过相关离职手续，可以看出2019年1月3日在原告被免除主管职务后，双方应当是未就业务资源调整达成合意，原告认为被告收走了其全部资源后又不给其安排工作系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原告作为销售人员，其业务并不仅是现成的客户资源的维系，还应当有药品的推广及市场开拓等职责，即不应当是由被告去安排客户给原告，结合被告在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仍在为原告按月购买社保的事实，应当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告系违法解除其劳动关系进而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办理公积金提取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对于诉讼费，本院依法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惠英岗位责任金（风险金）5万元、业务费19056.15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共计80871.15元； 二、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惠英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为原告王惠英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三、驳回原告王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彦辰 人民陪审员  范素珍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马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