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渝0154行赔初2号原告张玉桂，女，生于1958年8月1日，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代理人张晖（特别授权），湖北荆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谭兵（特别授权），男，生于1982年3月7日，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系原告张玉桂之子。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文峰街道开州大道（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40086462522。法定代表人袁昌德，局长。行政负责人肖长航，该局常务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显（特别授权），男，系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民警。委托代理人陈智威，男，系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民警。原告张玉桂诉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简称开州区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2020年6月23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桂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晖和谭兵、被告行政负责人肖长航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显和陈智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30日，被告开州区公安局对原告张玉桂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开州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张玉桂、黄某某、唐某某等人于2019年4月18日在开州区郭家镇石泉街农贸市场旁刘某某开设的茶馆内用扑克牌“炸金花”（又称打“金花”）的方式进行赌博，张玉桂在民警查赌中逃跑，其在逃跑过程中摔倒在地，致左手臂骨折。张玉桂因左手臂骨折主张的赔偿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赔偿范围，现决定对张玉桂不予赔偿。原告张玉桂诉称，2019年4月18日，原告在重庆市开州区郭家农贸市场茶馆喝茶打牌。大约在下午3：20左右，大门外来了一批警察抓赌。原告起身准备从茶馆后门出去，结果茶馆后门也有警察，原告要往茶馆外出去，警察却用力将原告往茶馆里面推。因年老体衰，原告被警察推倒在地。倒地后，原告的左肩剧烈疼痛，在地上挣扎了好久都没有爬起来，后被一路来的好友黄国禄扶起来。警察对所有参赌人员戴了手铐并进行搜身、封存现金和物品，警察在原告身上搜出了现金200元。从茶馆出来后，原告等一行人被押上警车进城。进城途中，原告的左肩疼痛难忍，郭家派出所粱所长安排车将原告送到开州区光明骨科医院检查。原告的左肩经医院诊断为粉碎性骨折,后转开州区人民医院诊断为左肱骨外壳颈骨折。因伤情严重，后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了左肱骨外壳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9年9月18日，原告因左肩关节丧失功能50%而被鉴定为九级伤残，后期内固定取出后续医疗费评估为10000元左右，预计需住院15天，后护理期为90天。由于被告的执法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开州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后续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7551.9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张玉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住院病历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受到的伤害、住院天数等。2.调查笔录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因被告的执法行为遭受伤害的事实，其中陈**华的笔录中陈述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着便衣，并看到公安人员把原告摔倒在地的事实；黄国禄的笔录中陈述其在跑的过程中听到原告叫了一声，并把原告拉起来的事实；谭顺翠的笔录陈述听说有人摔倒在地的事实。3.发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支付医疗费、鉴定费、肩关节外固定支具费的事实。4.重庆市开州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开州司法鉴定所〔2019〕法医临床鉴字第263号），拟证明原告的伤残经鉴定为九级伤残，且需后续治疗的事实。5.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受伤后，原告儿子给梁所长打电话说母亲入院，并向梁所长说明母亲张玉桂已转入重庆新桥医院住院的事实。证据1-5，拟综合证明被告在执法过程中不是依法执法、没有执法为民，其执法行为导致原告受伤，造成原告所受损失，被告的执法行为与原告的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开州区公安局辩称，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2019年4月18日下午，张玉桂与唐君平、谭顺翠等人在开州区郭家镇石泉街农贸市场旁刘玉春开设的茶馆内用扑克牌“炸金花”的方式进行赌博。当日15时许，被告接该赌博警情后，立即派民警到达现场处理。我局民警进入被举报的茶馆时，参赌人员为逃避处罚，均往茶馆外逃跑，致使现场参赌人员拥挤。张玉桂在向外逃跑过程中摔倒在地，致左手臂骨折，故原告诉称是民警将其推倒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被告在抓赌过程中依法行使职权，无违法行为。被告接到赌博警情后，立即派员出警。第一批民警着便衣到达赌博现场表明身份后，为迅速控制赌博现场，未来得及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第二批携带执法记录仪的民警在第一批民警控制赌博现场后才赶到。被告民警未对抓赌现场及时录音录像系因赌博现场复杂原因导致，并非故意不录制。因此，被告对赌博现场进行查处的行为合法。三、张玉桂的伤情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导致，不属于被告行政赔偿范围。原告的赌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七十条规定，被告依法对其赌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原告为逃避处罚而逃跑，其在逃跑过程中摔倒受伤，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导致，而是其本人逃跑所致，被告在审查原告申请的行政赔偿一案中依法调取的证据、询问的参赌人员笔录等材料足以证明前述事实。综上所述，依法查处赌博违法行为是被告的法定职责，原告的参赌行为违法，被告依法进行查处，原告在被告查赌过程中逃跑摔伤并非被告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而是其逃跑导致。因此，原告的受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当赔偿情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复印件；2.开州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复印件；3.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行政赔偿申请接受凭证复印件；4.张玉桂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材料（行政赔偿申请书、住院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执业证）复印件；5.国家赔偿提交答复通知书复印件；6.郭家派出所关于张玉桂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答复复印件。证据1-6，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依法进行了办理。7.开州公行赔决字〔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回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依法送达不予赔偿决定文书。8.受案登记表复印件；9.开州区公安局对张玉桂作出的开州公（郭）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10.张玉桂的谈话记录复印件；11.张玉桂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2.唐君平的公安督察询问笔录复印件；13.谭顺翠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4.王兴明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5.郭桃成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6.刘玉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7.辨认笔录、辨认照片、辨认说明复印件；18.黄国禄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9.钟永富的询问笔录复印件；20.蔡启六的询问笔录复印件；21.吴洪合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据8-21，拟证明公安局依法行使职权，张玉桂的行为构成赌博，其摔伤并非公安局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原告受伤的天数无异议；证据2，内容真实性有异议，陈**华的笔录中记录他看到一个便衣警察将一个女的手臂抓住往屋里拽，谭顺翠的笔录中记录其听张玉桂说刚刚进来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把她“拉拽”了，而原告张玉桂本人的陈述及起诉状中却称被警察用力往里面推使其倒地，原告提交证据以及原告诉称内容反映的受伤原因明显不一致。证据3中的发票仅能证明原告在医院花销的费用，但并不能证明原告是用于治疗该次摔伤；证据4，有异议，鉴定机构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书第五部分中载明其内固定物并未取出，鉴定结果是按照目前检查情况测算，故对鉴定结果是否是最终鉴定结论有异议。证据5，仅能证实原告儿子就原告到医院进行救治的情况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的事实，不能证实公安机关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原告对被告证据1-8、10-1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9，原告没有收到处罚决定书，至今也没有执行。证据12-21，公安机关询问的唐君平、谭顺翠、王兴明、郭桃成、刘玉春等均是参赌人员，公安机关在询问以上人员的过程中没有向被询问人询问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明及着装；对于钟永富的询问笔录，由于钟永富涉嫌违法，仅仅陈述了没有看到原告是怎么倒地；对于蔡启六，公安机关询问了三次，在第一次笔录中陈述原告是摔倒在地，第二次笔录陈述原告是摔倒在地，第三次笔录陈述没有看到原告是怎么摔倒在地的，因此，原告摔倒在地的真实原因公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且未提供执法过程没有错误的证明，比如执法记录仪等予以佐证，被告仅根据参赌人员的陈述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明显不充分，且调查的证人均是当天在茶馆打牌的人员，其心理因素明显是害怕公安机关对其处罚，故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没有过错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可证明原告在民警抓赌过程中逃跑受伤后治疗的事实。证据2，黄国禄的陈述与其在被告处的陈述一致，可证明原告是在民警喊“不许动”后逃跑过程中受伤，且该陈述与原告诉称中的自己爬不起来，是黄国禄将其扶起来的说法一致，故本院对黄国禄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陈**华未在茶馆内，其陈述“我看到一个穿便衣的人把一个女人的手臂往屋里面拽”与原告诉状中陈述的“警察用力将自己往里面推”不一致，故对该部分陈述内容不予采信；陈**华在茶馆外听到喊“不许动”的陈述与黄国禄、蔡文有陈述听到喊“不许动”一致，故对陈**华、蔡文有陈述的该部分内容予以采信；谭顺翠陈述听到张玉桂说的“刚刚进来的几个人的一个把我拉拽了”与原告诉称的“警察用力将自己往里面推”不一致，且谭顺翠在民警喊“不许动”后逃离了赌博现场，故对谭顺翠的该部分陈述不予采信。证据3-4，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仅能证明原告受伤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被告民警查处赌博的行为违法，也不能证明原告的受伤系被告民警违法导致。证据5，通话录音来源不明，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录音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2、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送达原告的事实。证据3-4，文本具有真实性、内容具有关联性，可证明被告依法接收原告要求行政赔偿的申请材料的事实。证据8，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可证明被告对张玉桂等10余人以“炸金花”方式进行赌博的行为立案调查处理的事实。证据9，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因原告本人在处罚决定书上被处罚人处进行了签名捺印，在无其他证据否定该签名捺印真实性的情况下，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赌博行为作出行政拘留三日、收缴赌资37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的事实。证据6，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可证明被告查处张玉桂等人赌博行为的过程以及对张玉桂等人作出的处理情况。证据10-1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证明张玉桂参与用扑克牌“炸金花”的方式进行赌博，其在被告民警查赌过程中逃跑遇阻后退回赌博现场时摔倒的事实。证据12-2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证明原告参与赌博活动以及在被告民警查赌时逃跑摔伤的事实，其中被告对现场涉赌人员钟永富、蔡启六于查赌当日，即2019年4月18日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张玉桂系逃跑过程中被其他逃跑人员挤倒摔伤。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8日下午，在开州区郭家镇石泉街农贸市场旁刘玉春开设的茶馆内，张玉桂、唐君平、谭顺翠等人用扑克牌以“炸金花”的方式进行赌博。当日15时许，被告开州区公安局接该赌博警情后，立即派民警到达现场查处。被告派出的第一批民警着便衣进入被举报茶馆后，立即以警察身份发出“不许动”指令。听到“不许动”命令后，包括原告张玉桂在内的全体参赌人员均慌乱往茶馆外逃跑。张玉桂在逃跑过程遇到茶馆外民警阻拦，其在退回茶馆时因逃跑人员拥挤摔倒致左手臂骨折。伤后，张玉桂被郭家镇派出所送往开州区人民医院医治，后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治疗。2019年9月18日，张玉桂本人委托重庆市开州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后续医疗费、护理期进行鉴定；同月20日，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如下：1.左肩关节丧失功能50%以上，鉴定为九级伤残程度；2.内固定物取出后续医疗费评估为壹万元（￥10000.00元）左右，内固定物取出住院时间预计15天；3.伤后护理期评定为90天。2019年11月1日，张玉桂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被告赔偿其残疾赔偿金、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7551.9元。2019年12月30日，被告以张玉桂申请赔偿的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赔偿范围，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原告张玉桂认为被告的执法行为给其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2020年4月2日，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之规定对张玉桂于2019年4月18日的参与赌博行为作出开州公（郭）行罚决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张玉桂行政拘留三日、并收缴张玉桂赌资370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4月3日向张玉桂宣告并送达。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原告在被告查赌过程中摔倒受伤而引起，原告在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前未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的规定，本院首先应对被告执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评判。《重庆市查禁赌博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是查禁赌博的主管部门，应该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做好查禁赌博工作”；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查禁的赌博，是指以财物作注比输赢，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受处罚的行为”。根据前述规定，开州区公安局作为开州区级公安机关，是开州辖区内查禁赌博的主管部门，具有查禁赌博行为的法定职责。本案原告张玉桂参与的以金钱为赌注，用扑克牌“炸金花”论输赢的行为属于前述规定的赌博行为，被告作为开州区级公安机关，依法有权进行查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公安民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着装：（一）执行特殊侦查、警卫等任务或者从事秘密工作不宜着装的；（二）工作时间非因公外出的；（三）女性公安民警怀孕后体型发生显著变化的；（四）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着装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接到赌博警情后，考虑到涉赌博场所位于乡镇农贸市场内，属于公共交易场所，人来人往多且杂，为更好地将涉嫌参赌人员控制在案涉茶馆内，降低抓赌过程给正常市场秩序造成的影响，被告派出第一批民警着便衣先行到达现场调查核实情况，民警着便衣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被告派出的第一批民警着便衣到达赌博现场说明警察身份后，通过发出“不许动”指令来要求涉赌现场人员配合调查，其指令行为合理合法。原告张玉桂在内的涉赌现场人员不是选择配合调查，而是在被告民警尚未控制住现场的情况下选择逃跑，其行为实质是逃避法律追究。被告民警为控制现场对张玉桂等涉赌现场人员进行阻止，现场参赌人员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被告民警采取的阻止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过必要的限度；同时，赌博现场人员钟永富、蔡启六等人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张玉桂是在逃跑中因人多拥挤摔倒受伤，并非被告民警殴打或者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故本院对被告查赌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民警查赌中未携带执法记录仪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接报案、受案登记、接受证据、信息采集、调解、送达文书等工作，可以由一名人民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进行，但应当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全程录音录像的强制性规定主要针对一名人民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进行执法的情形，对于二名以上人民警察执法是否必须全程录音录像，法律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故被告派出的第一批民警查处张玉桂等人赌博行为时未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不影响其查赌行为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结合上述规定，因人身受到伤害取得赔偿权利的必要条件：一是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二是受害人有身体伤害或死亡的事实；三是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身体伤害或死亡有因果关系。本案被告民警在查赌过程中不存在前述规定中的违法执法情形，张玉桂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摔伤，其受伤结果不是被告民警违法执法导致，而是其不配合调查慌乱逃跑不慎摔倒所致，该受伤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逃跑摔伤后，被告派出机构郭家派出所本着以人为本原则，及时派工作人员将原告送医院就医，该行为展现的是被告执法的人性化，而不是执法行为的违法性或者否定原告参赌行为的非法性。因被告在查处原告参赌违法行为过程中无违法行为，原告以其在被告查赌过程中摔伤为由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有权取得赔偿的条件，被告对其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查处原告张玉桂赌博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被告查赌过程中因逃避法律追究摔倒受伤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权利的情形，被告对其决定不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行政赔偿207551.9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玉桂的赔偿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龚少英审 判 员  蔡 文人民陪审员  李中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 助理  朱大文书 记 员  周克优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单独提起行政赔偿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文书的名称为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裁定书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