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9013号原告：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魏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伟，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瑶瑶，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如意，女，汉族，1987年2月16日出生，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琪（赵如意之夫），男，汉族，1981年4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约公司）与被告赵如意（以下简称赵如意）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首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伟、赵如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琪、李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首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首约公司不支付赵如意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的销售提成208376.35元。事实和理由：赵如意系首约公司在职员工，入职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职务为销售，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即2017年3月21日至2020年3月20日。2018年6月赵如意提起劳动仲裁，称首约公司的客户新乐视智家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公司）的充值数据为其销售业绩，要求首约公司按照公司制定的《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向其发放销售业绩提成208376.35元，仲裁裁决支持了赵如意的仲裁请求。首约公司不同意支付，理由主要如下：1、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开展的业务为平台合作（或称渠道合作）业务，不适用《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2018年3月，首约公司拟扩展新的客户和业务模式，首约公司CTO经与乐视公司取得联系，并经过谈判、协商达成渠道合作，赵如意作为普通销售人员，负责跟进后期的合同签署、联络等相关工作。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的业务为新业务，公司并无相关的合同模板，但双方均认可该种业务模式下应该向平台方即乐视公司支付一定的平台服务费。因此，首约公司将原有的代理商模板合同发给乐视公司，作为服务费标准的参照，乐视公司随后与首约公司商定了具体的服务费比例，并自行拟定了《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双方确定了平台合作的业务模式及具体服务费标准。2、乐视公司并非赵如意开发的客户，其只是负责后期跟进工作，因此，不适用《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上述政策第三条写明“该政策针对全国大客户经理开发的销售业绩，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的合作系公司CTO经过多轮的沟通、讨论和谈判后最终确定合作框架，并经由公司经理级别人员确定具体合作内容，后由赵如意负责合同签署及后期的联络，首约公司在仲裁中已提交了相关电子数据（微信截屏）加以证明。因此，赵如意不是该项业务的开发人员，不符合被奖励的条件。3、赵如意提供的充值数据并非乐视公司的充值数据。赵如意提供的充值数据是乐视公司作为推广平台，在其平台发布首约公司广告信息后，由电视用户所产生的充值，从而印证了首约公司与天津乐视的合作模式，即便是支付项目奖金，也无法适用《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标准。赵如意辩称，同意仲裁裁决。仲裁裁决查明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签订的推广服务协议是赵如意负责签订，该客户是赵如意的客户，充钱的数额也记在赵如意名下，首约公司对充值数额无异议。双方对第二季度的提成发放制度均没有异议。首约公司之前向赵如意发送的2018年4月、5月、6月的业绩确认的邮件，也将乐视公司的业绩算到赵如意的个人业绩中。综上，请求法院保护赵如意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据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如意于2017年3月21日入职首约公司，从事销售客户经理一职。2018年4-6月赵如意的销售业绩指标分别为109万元、113万元、126万元。赵如意主张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其负责的客户包括乐视公司，乐视公司作为首约公司的代理商，为首约公司在其平台做广告推广，首约公司向乐视公司支付推广费，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期间，通过乐视平台的推广而来的客户向首约公司充值费用情况如下：2018年4月份充值3717849元，5月份充值13756918元，6月7日之前充值3362868元，按照首约公司制定的《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的规定，赵如意享有充值总额1%的提成，但首约公司未向其支付。赵如意就上述主张主要提交如下证据证明：1、《推广服务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乐视公司，乙方为首约公司，乙方联系人为赵如意，第一条合作内容：1.1乙方许可甲方在甲方平台上对乙方服务产品做推广和宣传，并向用户提供推广优惠券券码；1.2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提供推广的服务产品的相关材料及优惠券券码，并按照推广时间及约定价格向甲方支付费用。首约公司认可合作协议的真实性，称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签订的协议属于新的业务合作模式，乐视公司对首约公司的产品进行推广，乐视公司不属于客户，也不属于代理商。2、乐视公司业务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赵如意2018年3月29日加入乐视公司业务群，首约公司让其后续负责具体工作，2018年4月12日新的宣传产品上线。经询，赵如意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其工作内容包括微信和客户沟通、充值折扣的协商协调、合同的设定、活动方案的协调等。3、电子邮件和乐视充值数额，显示乐视公司的业务2018年4、5、6月份充值金额分别为3717849元、13756918元、3362868元，2018年4月12日之前充值人数和数额较少，之后大幅增加。首约公司认可充值数据的真实性，称虽显示为乐视充值数据，但实际不是乐视公司充值，是通过乐视公司平台推广而来的客户进行的充值。4、《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显示：政策对象包括客户经理，政策周期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政策内容为针对全国大客户经理开发的销售业绩，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业绩指标完成比例低于30%，当月提成为零；业绩完成比例上限为1；月提成封底10万。销售代表负责的代理商新签客户绩效的计算公式为当月业绩×1%×重要业绩完成比例，代理商老客户绩效的计算公式为当月业绩×1%×重客业绩完成比例。非标准销售政策充值和后付费折扣低于八折的销售业绩，绩效统一按照标准政策减半发放；使用公司资源达成的客户根据资源占用情况按照非标准用户政策发放或无销售提成（签约前进行确认）。首约公司对上述绩效政策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乐视公司的业务模式是新的业务合作模式，属于宣传及推广合作，与上述绩效政策中规定的传统代理商合作模式不同，故不适用上述绩效政策。首约公司就其本案中的主张主要提交如下证据证明：1、首约公司作为甲方与成都车智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代理销售合作协议》、首约公司与案外公司签订的《企业客户服务协议》以及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签订的《推广服务合同协议》。首约公司称上述《代理销售合作协议》是绩效政策中规定的代理商合作模式的模板，该种代理商合作模式的客户是企业，要求签订的是上述《企业客户服务协议》；从协议内容看，上述代理商合作模式与乐视公司的业务模式在合作时间、合作模式、权利义务、工作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代理商模式下，代理商向首约公司有偿推荐企业客户，并协助签署《企业客户服务协议》，代理商与首约公司按照《代理商政策》每月结算上月的销售代理提成，实际的业务模式为代理商推荐的企业用户开设机构账户，进行充值，并通过机构账户下单进行用车服务，此种模式下的工作重点主要由销售人员负责，首先是独立开发客户（即代理商），待签约后，销售与代理商进行沟通、对接客户资源，协助与企业客户签署《企业客户服务协议》、《意向单》，开通企业账户、核对数据等。乐视推广服务模式是短期推广合作，合作期限仅为3个月，合作的模式是乐视公司平台对首约公司的产品进行推广，最终用户即电视用户扫描二维码后领取优惠券，在首约公司平台进行充值，双方按日确认充值数据并按月以2%-4%返点比例进行结算，实际模式为乐视公司在其平台提供首约公司的宣传素材的曝光，并收取通过其曝光页面引入的个人用户充值的2%-4%作为宣传费用，此种模式下的工作重点为销售支持即技术人员，负责推广合作的具体业务方案、产品的设计需求、产品设计的验收、推广页面的设计需求、制作、产品上线并保持上线后的稳定性，以及产品链接的有效性，最终客户可以完成领券充值。经询，首约公司称赵如意没有完成过代理商合作模式业绩，所以上述合作协议是其他人完成的业绩。赵如意称绩效政策中规定的代理商结算模式并不局限于上述《代理销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作模式。2、首约公司CTO与乐视公司商务负责人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首约公司称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乐视公司的业务是由首约公司副总裁张某星用私人关系促成的合作，合作事宜由张某星负责开发，由销售部及销售支持配合执行，洽谈的时间节点是2018年3月23日。赵如意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没有参与。3、乐视公司业务沟通过程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3月23日首约公司员工向对方发送了《代理销售合作协议》；2018年3月29日上午首约公司销售支持经理马某雨邀请张某才和赵如意加入群聊，并发送了《4月代理商政策》WORD文档，称张总是北京销售负责人，赵如意后续负责具体工作。首约公司称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乐视公司的业务是由首约公司副总裁张某星负责开发后交由销售部及销售支持部进行具体事务的沟通，时间是2018年3月23日；赵如意于2018年3月29日才加入群聊，在该项目中仅为项目确定后的接洽人员，未进行任何开发、洽谈和推广内容的工作；因双方系首次合作，首约公司并无合同模板可提供，因此提供代理商合作模板给乐视公司作为参考，乐视公司根据双方合作内容确定了具体合作条款，不能因首约公司提供代理商合同作为参考即认定合作模式为代理商模式。赵如意对2018年3月29日其加入群聊后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之前的不认可，称上述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首约公司与乐视公司的合作协议是其负责签署，应算入其销售业绩，而且单位没有规章制度说别人参与前期工作不能算作其业绩。4、首约公司各部门关于乐视业务的沟通邮件，首约公司称上述邮件可以显示双方就具体宣传及推广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包括物料的制作、宣传页面的设计等各方面工作，该种模式与传统销售代理商合作模式不同，原代理商系本身有客户资源，直接推荐即可，乐视业务属于宣传及推广合作。赵如意称上述沟通邮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公司有叫这些名字的员工，但邮件中的事项其均重新做过，其参与了技术沟通、文图方案设计、活动事项协商等工作。5、乐视项目奖金发放形式的告知邮件，首约公司称乐视项目与以往业务模式不同，销售部就该项业务制定了单独的项目奖励方案，并告知了参与人员。其中，2018年5月6日首约公司销售支持经理马某雨通过电子邮件向其所在部门副总裁王某龙发送《乐视绩效核算规则》，称经沟通关于乐视TV的绩效按定额暂按以下方式核算，单月活动充值超过100万，则赵如意定额提成5000元（4月没有），李某定额提成2500元，张某才定额提成2500元，如未超过100万元，则以上人员各自的提成=实际完成金额/100万元×各自定额提成。2018年5月31日马某雨通过电子邮件向销售总监常某发送《乐视绩效核算规则》，称关于乐视TV的个人充值，5月已超过1000万，按之前王某龙总审批，赵如意项目提成5000元，李某、张某才各2500元，且乐视项目计入他们完成的销售业绩，但该部分不再享受提成，请常总审批本月是否仍按此执行。常某回复5月可以按此执行。经查，上述两封电子邮件同时抄送给了李某、张某才、赵如意。赵如意对上述两封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认可，认可上述人员的身份，但称其一直不同意上述绩效核算规则，所以才申请本案仲裁。经询，赵如意认可本案仲裁之后首约公司向其发放了乐视项目5000元奖金。6、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李某出庭作证称其是首约公司销售部高级经理，与赵如意是上下级关系；乐视公司项目是首约公司CTO张某星介绍引进的项目，赵如意负责合同的签署、图的修改、需求表的提交；销售部正常签订协议系针对企业级用户，面向渠道类的推广和以往的合作模式不同，与乐视公司的合作业务属于渠道类，绩效计算方法不同，当时首约公司有通过邮件和口头方式告知过绩效如何计算和发放，销售部领导与李某、赵如意达成了口头绩效发放方式的约定，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完全可以交给其他人做；李某参与乐视项目发了2500元奖金。另查，赵如意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11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4726号裁决书，裁决：一、首约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赵如意208376.35元；二、驳回赵如意的其他仲裁请求。首约公司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首约公司是否应当按照《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向赵如意发放2018年4-6月乐视公司销售业绩的绩效奖金。赵如意主张乐视公司是其负责的代理商客户，通过乐视公司平台取得的销售业绩应当按照《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中的代理商客户绩效政策向其发放绩效奖金。首约公司认为乐视公司并非其代理商，双方系宣传推广关系，通过乐视公司取得的销售业绩不应按照代理商客户绩效政策向赵如意发放绩效奖金，而应按照首约公司另行制定的绩效政策发放奖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首约公司制订的《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第四条第7款，使用公司资源达成的客户根据资源占用情况按照非标准用户政策发放或无销售提成（签约前进行确认），非标准销售政策充值和后付费折扣低于八折的销售业绩，绩效统一按照标准政策减半发放。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首约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赵如意提交的充值数据明细，显示乐视公司是首约公司CTO张某星引进的客户，在赵如意参与该项目前首约公司已经与乐视公司确定了合作方式，首约公司完成了产品设计、制作和上线，并取得了销售业绩，而且赵如意负责后续工作后亦有其他人员和部门参与乐视公司项目，故本院难以认定乐视公司的销售业绩完全是赵如意开发的业绩，不能完全按照代理商客户绩效政策计算绩效。关于乐视公司项目的业务模式，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赵如意2018年3月29日开始加入乐视公司项目，首约公司让其后续负责具体工作。聊天记录可以显示赵如意重点参与了《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的协商和签署、活动方案的设计、相关材料的协调和准备、客户需求的沟通和协调等工作，特别是2018年4月赵如意参与新的活动方案设计并于4月12日上线新的宣传产品后，乐视公司的充值业绩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此外，首约公司向乐视公司发送过代理商政策，核算的赵如意的工作业绩包括乐视公司的业绩。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赵如意主张的2018年4-6月乐视公司的业绩宜认定为系赵如意利用公司资源达成的业绩，按照《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第四条第7款，绩效应根据资源占用情况按照非标准用户政策发放，非标准用户政策按照标准政策减半发放，此处与之对应的标准销售政策宜理解为代理商老客户绩效政策。首约公司主张的按照定额发放绩效的政策是事后向赵如意告知，不符合《2018年Q2销售部绩效政策》第四条第7款规定的应于签约前进行确认的规定，且赵如意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非标准销售政策下应考虑的资源占用情况，本院根据前述关于各方贡献的分析情况，酌情确定首约公司应向赵如意支付2018年4-6月乐视公司业绩5.5万元，扣除乐视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的5000元，首约公司还应向赵如意支付5万元。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赵如意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7日提成工资5万元；二、驳回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有成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齐旭牧-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