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6民初10513号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启，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省某招待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新，男，湖北省某招待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纯，湖北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省某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民，男，湖北省某厅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林，湖北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被告湖北省某招待所（以下简称省某招待所）、湖北省某厅（以下简称省财政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川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新、张雪纯，被告省财政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民、邹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省某招待所向原告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判令被告省某招待所向原告某公司支付欠付利息68万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时，以实际清偿之日为准）；3.判令被告省财政厅依约定向原告某公司支付劳务费5.8万元；4.判令被告省财政厅对被告省某招待所的上述三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1月30日，被告省某招待所与原告某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原告某公司向被告省某招待所投入20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和开发新项目，双方按照30%（被告省某招待所）、70%（原告某公司）的比例分配利润。如果合作经营受阻，或因双方意志以外因素导致不能实施合作，原告某公司投入的全部资金应作为被告省某招待所向原告某公司借款，由被告省某招待所返还给原告某公司，并按年利率25%支付利息。2012年12月10日，原告某公司依约支付200万元。因合作项目未实施，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签订协议，约定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被告省某招待所并应于2013年8月30日前返还200万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若被告省某招待所不能按约清偿本息，则每日按本息总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被告省某招待所另应补偿原告某公司劳务费5.8万元。但直至2016年6月8日，被告省某招待所才支付部分利息合计200万元，尚余68万元利息及本金200万元未清偿。被告省某招待所系被告省财政厅的分支机构，被告省财政厅应对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债务承担补偿清偿责任。原告某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省某招待所辩称，1.2008年12月29日及2014年1月14日，湖北省某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独立事业单位法人）与杨丽菊就被告省某招待所承包经营一事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杨丽菊在承包经营期限内（2008年12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自主经营，自收自支，确保合法经营，负责后勤服务中心移交债权债务的清理、债权的收回及债务的偿还，承担承包经营期间的形成的债务。第二份《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期续期至2016年12月17日止，并约定如承包期内杨丽菊如需用被告省某招待所资产抵押贷款或融资用于被告省某招待所运转、装修和经营需要时，事先应经后勤服务中心审核同意并由后勤服务中心监督使用，确保专款专用。上述两份《承包经营合同书》经武汉楚信公证处公证。2012年11月21日，原告某公司成立，占该公司51%股权的控股股东系杨丽菊丈夫高正章，该公司成立9天后即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双方签订协议解除该《合作经营协议书》。被告省某招待所于2013年12月25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陆续向原告某公司返还200万元，该公司成立至今仅与被告省某招待所发生过资金往来。2.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及《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系无效合同，该两份协议签订于2015年8月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之前，按照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企业之间借款违反法律规定，借款协议均认定为无效，借贷双方约定利息应予以收缴。据此，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之间借款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利息应被收缴，被告省某招待所仅应返还本金，现被告省某招待所已返还200万元，本金已清偿，其与原告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务关系。杨丽菊作为个人承包方，其丈夫高正章也明知杨丽菊承包期间自负盈亏，但其二人却在被告省财政厅不知情，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超出承包经营范围，违法违规签订支付高息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作经营协议书》及《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应属于无效。3.原告某公司蓄意以诉讼方式谋取违法高息，其预谋侵占被告省某招待所及省财政厅国有资产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告省财政厅辩称，1.被告省某招待所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依法应当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不应由被告省财政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杨丽菊与原告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2012年11月30日签订）及《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签订时间均在2015年8月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载明内容，法律规定尚不允许企业之间借款，违反法律规定的借款协议均属于无效，对于约定的利息应依法予以收缴。据此，前述两份协议均为无效，现原告某公司已确认被告省某招待所向其偿还200万元，即本金已清偿完毕，双方已不存在合法的债务关系。杨丽菊作为个人承包方，其丈夫高正章也明知杨丽菊签订的承包协议系自负盈亏，一切经营的责任均是杨丽菊个人承担，但其夫妻二人却在省财政厅不知情且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超出承包经营范围，违法违规签订由招待所支付高息的协议，严重侵害了二被告财产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前述两份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3.原告某公司以诉讼方式，谋取违法高息，其预谋侵占二被告国有资产的行为，主观恶意明显，涉嫌侵占国有资产的刑事犯罪。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二被告对原告某公司提供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解除的协议》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且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之前，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经审查，本院认为，该协议与二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解除的协议》一致，且经被告省某招待所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该两份协议上的杨丽菊本人签名及被告省某招待所印章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载明两份协议上的杨丽菊签名与鉴定机构前往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营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书》及本案当事人提供的包括《收据》、《零星开支报销单》等材料上的杨丽菊签名一致，鉴定机构另倾向认为上述两份协议上的被告省某招待所印章与鉴定机构前往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部分样本材料上的印章一致。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签订协议的相关事实，关于该协议效力问题，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2.二被告对原告某公司提供的银行进账单及被告省某招待所出具的《收款收据》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省某招待所已向原告某公司返还200万元，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务关系。经审查，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银行凭证及相关《收款收据》，二被告的陈述，可以证实原告某公司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书》支付了200万元的事实，关于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是否存在合法债务关系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3.二被告对原告某公司提供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截图及鄂财人发（2011）6号文件有异议，认为网络截图与本案无关，被告省财政厅确认其曾向财政部作出鄂财人发（2011）6号文件进行请示，但财政部未就此进行批复，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与该请示文件无关联性，被告省某招待所认为鄂财人发（2011）6号文件是内部请示文件，并不对外公布，且未得到财政部批复，故不能达到原告某公司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某公司提供的网页截图系打印件，其未提供原始载体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被告对鄂财人发（2011）6号文件真实性并未否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文件可以证实省财政厅就申报财苑大厦“中南地区财政（会计）干部培训基地”挂牌资格事宜向财政部汇报请示的事实。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向二被告询问就该文件中涉及“财苑大厦”是否为被告省某招待所，被告省某招待所庭后回复称，财苑大厦为省某招待所申请星级酒店时使用的名称。4.原告某公司对被告省某招待所提供的杨丽菊及高正章夫妻关系证明及高正章出具的《收条》有异议，认为前述夫妻关系证明与本案无关，高正章出具《收条》仅涉及省某招待所内部经营管理，不能否定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之间的法律关系。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杨丽菊在本案中系代表被告省某招待所签署相关协议，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个人婚姻情况及高正章收取省某招待所相关印章、证照等资料后又交出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某公司异议成立。5.原告某公司对被告省某招待所提供的原告某公司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省某招待所偿还的200万元均为利息。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省某招待所向原告某公司偿还200万元的事实，关于该款项的性质认定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6.原告某公司对二被告提供的杨丽菊与湖北省某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后勤中心）分别于2008年12月29日、2014年1月14日签订的《湖北省某招待所承包经营合同书》及公证书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且认为该证据即使真实，也只是涉及内部管理关系，原告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被告省某招待所也不能以此抗辩。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上有相关单位签章，且原告某公司也未提供充足证据反驳，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杨丽菊与后勤中心签订承包协议的事实，关于二被告责任承担问题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7.原告某公司对被告省财政厅提供的后勤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异议，认为后勤中心并非本案主体，此与本案无关。经审查，后勤中心并非本案诉争合同签订方，原告某公司亦未向该单位主张权利，故原告某公司异议成立。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30日，省某招待所（甲方）与某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为了将省某招待所打造成更好的中南地区财政系统优质服务平台，鉴于当前省某招待所资金困难，专业技术人才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引进利用外部相关社会资源、专业技术人才和资金力量，并希望能为双方结成长期双赢共荣发展而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双方友好协商就省某招待所的经营管理和筹办“中南地区财政干部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达成相关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目标为1.在甲方现有经济性质不变的情况下，乙方注入资金200万元到甲方账上，使之甲方对内实行共同管理经营和共同用于新基地项目的开发，其利润按3:7分成（甲方获利30%，乙方获利70%）；2.适时共同开发“中南地区财政干部培训基地”，该基地按3:7比例分配收益。协议第三条约定合作期限约定，以甲方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开办新基地的期限为准。协议第四条约定，合作期限内，甲乙双方共同经营管理现有甲方和新基地的筹建开办经营工作。协议第五条关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甲方保证现有招待所所有合法经营资格，甲方有义务对现有资产和国有在册员工登记造册，对固定向上级主管部门交纳的定额费用应予以书面明确，经乙方认可后，列为合作成本（此项应是本协议签订前的前置程序）；甲方负责对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协调等工作；对外经营以甲方名义进行；乙方的义务是投资，应在协议签订后10天内投入200万元到甲方账上，乙方权利是参与招待所和新基地的经营管理并按本协议约定获取收益；内部管理方式为对外一切商务活动以甲方名义进行，保持甲方法定代表人地位不变，对内实行民主监管，成立管理委员会，由甲方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名，会计一名，管理人员两名，乙方人员担任管理人员三名，出纳一名；对现有招待所以甲方具体管理为主，负责日常工作，保证正常经营，杜绝安全隐患；新基地的开发由乙方具体负责，在筹建开办的过程中负责新基地的筹建策划、规划设计、工程的招标、监管实施；新基地的筹建开办过程中，根据工作的需要安排的工作人员的报酬及费用由新基地单列账目。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合作经营受阻，乙方所投入给甲方的资金，应作甲方的借款，由甲方返还给乙方，并按年息25%向乙方支付利息，如果本协议因甲乙双方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实施合作，甲方承诺退回乙方的全部投资，并按年息25%向乙方支付利息。2012年12月10日，某公司向省某招待所支付200万元，省某招待所于2012年12月12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200万元款项，该《收款收据》抬头标注“湖北省某招待所（财苑大酒店）”。2013年7月30日，省某招待所（甲方）与某公司（乙方）签订《解除的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于2013年7月30日解除双方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甲方于2013年8月30日前返还乙方投资款本金200万元，并依前述《合作经营协议书》之约定支付利息即34.68万元，甲方同意对乙方所付出的劳务费用及所做贡献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5.8万元；若甲方不能按约定还付本息，甲方除仍应依据该协议项乙方还清本金和利息外，还应按本息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省某招待所向某公司付款事实如下：1.省某招待所于2013年12月20日出具支票（备注“10万国兴投资”），某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10万元。2.某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19.6万元。3.省某招待所于2014年7月14日出具支票（备注“50万国兴投资”），某公司于当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50万元。4.省某招待所于2014年8月11日出具支票（备注“50万湖北国兴”），某公司于当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50万元。5.省某招待所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支票（备注“10万转国兴”），某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10万元。6.省某招待所于2015年1月5日、2015年1月8日及2015年1月14日出具支票，均备注金额为10万元，且另在票面上注明“国兴”字样，某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及2015年1月30日出具《收据》，分别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20万元、10万元。7.省某招待所于2015年7月10日出具支票（备注“10万转国兴”），某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10万元。8.2015年9月30日，某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10万元。9.2016年1月13日，省某招待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某公司支付5万元，某公司于2016年1月16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5万元。10.省某招待所于2016年6月6日出具支票（备注“54000转国兴”），某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省某招待所支付5.4万元。某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上述记账凭证材料的真实性，亦确认收到上述200万元还款，但认为该200万元还款系支付的利息。省某招待所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省某招待所于1983年11月15日向“武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申请营业执照的函》载明，为解决全省财政、税务系统干部来省开会及其他相关工作等食宿问题，于1974年设立招待所，现有床位93个，招待所系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单独核算，现申请补办登记手续，请予以审查核准。省财政厅于1989年出具《证明》载明“我单位招待所是在1974年经省财办批准的事业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于当时一任所长现已过世，此批文无法查实，特作说明。另证明招待所现有流动资金2万元整”。省某招待所《企业申请营业登记注册书》（申请日期为1989年9月4日）载明，经济性质为“全民”，隶属单位及主管部门为省财政厅，资金数额为58万元。省财政厅于1989年9月12日出具《工商企业登记注册资金信用证明》载明“经省财办批准，成立省某招待所，现申请登记，注册资金为58万元，其中固定资金56万元，流动资金2万元”。1989年9月13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省某招待所营业执照（后标记作废），载明资金数额为58万元，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1990年3月12日，省某招待所填写《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载明变更资金数额为630万元，隶属单位仍为省财政厅。省财政厅于1990年3月20日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申请办理变更招待所营业执照的函》，载明“我厅招待所扩改建已完工，现准备开业，经研究决定招待所的财产所有权属厅所有。由招待所使用管理。床位由原来的89个增加为288个床位。经营资金有所增加，即固定资金由原来的56万元增加为615万元，流动资金由原来的2万元，变为15万元，经营范围除原招待所住宿、小卖部外，适当增加小吃、舞厅业务。招待所的所长变为张宏国同志，其他不变，招待所实行内部独立核算，向财政厅报账制。特申请办理变更换发营业执照手续”。1990年5月5日，省某招待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2009年1月9日，省某招待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独立投资人）由张广海变更为“杨丽菊”。后勤中心于2017年5月30日填写的《营业单位登记申请书》载明省某招待所的“隶属单位（企业）”为后勤中心。省某招待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档案中的《非公司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变更登记审核表载明省某招待所经济性质为内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非法人）。省某招待所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上显示有效期为2016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杨丽菊，经费来源为经费自理。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股东为高正章、王海川。另查明，2008年12月29日，后勤中心（甲方、发包方）与杨丽菊（乙方、承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5年（2008年12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乙方在承包经营期内，全面负责省某招待所的人员、资产和财务管理，自主经营，自收自支。湖北省武汉市楚信公证处就该《承包经营合同书》的签订作出（2008）鄂楚信证字第30774号《公证书》。省财政厅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鄂财人发[2011]6号《关于中南地区财政（会计）干部培训基地挂牌资格的请示》，载明其就申报财苑大厦“中南地区财政（会计）干部培训基地”挂牌资格事宜向财政部进行请示。2014年1月14日，后勤中心（甲方、发包方）与杨丽菊（乙方、承包方）续签《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期限截止至2016年12月17日。原告某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诉讼请求依据为，第二项诉请中68万元为根据《解除的协议》第二条约定，如2013年8月30日不能依约支付本金及利息346800元，则根据该合同第四条约定，除了应当支付前述本息外，还应自2013年8月30日起，按本息总额23468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并且还应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第三项诉请系根据《解除的协议》第三条约定。第四项诉请是基于被告省某招待所系被告省财政厅的下属分支机构。第五项诉请仅为案件受理费。被告省某招待所在本案审理中申请追加杨丽菊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对《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的协议》上所加盖的“湖北省某招待所”公章的同一性及与工商预留印膜一致性，以及对杨丽菊签名是否为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作出鄂两江鉴[2019]文鉴字第93、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别载明倾向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上省某招待所印章与省某招待所《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90年3月12日）、《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九七年度）、《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年检报告书》（2011年度、2012年度）、《营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书》（2011年6月2日、2012年12月10日）是同一印章所盖；《解除的协议》上省某招待所印章与省某招待所《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90年3月12日）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倾向认为与《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九七年度）、《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年检报告书》（2011年度、2012年度）、《营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书》（2011年6月2日、2012年12月10日）是同一印章所盖；《合作经营协议书》及《解除的协议》上“杨丽菊”签名字迹与对比样本字迹是用一人所书写。以上事实由《合作经营协议书》、《收款收据》、《解除的协议》，付款凭证、省某招待所及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承包经营合同书》等材料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关于《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的协议》效力问题，《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了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合作经营关系，载明如因合作受阻或因双方意志外原因而无法合作，则双方合作关系变更为借款关系，而《解除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借款关系，被告省某招待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内容主张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尚不允许企业之间借款，故前述两份协议应为无效，但前述批复认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乃是针对企业之间经常性的资金融通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形。被告省某招待所未提交证据证明提供资金的某公司是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经营放贷业务，并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故不应当以此为由认定《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的协议》无效。被告省某招待所另主张其负责人杨丽菊与原告某公司股东系夫妻关系，二者在未经被告省财政厅审批情况下，违法违规签订由被告省某招待所支付高息的协议，并蓄意要省某招待所承担违法高息的义务，严重侵害了被告省某招待所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应认定前述两份合同应为无效。本院就此认为，即使杨丽菊与高正章确为夫妻关系，也不能仅以此为由认定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杨丽菊作为当时省某招待所的负责人，对外代表被告省某招待所签订合同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原告某公司一方系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川代表该公司签署协议，且前述两份合同上均加盖被告省某招待所及原告某公司公章，故该合同签订主体为被告省某招待所与原告某公司，并非杨丽菊及高正章个人，被告省某招待所并非签订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同时，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载明合作项目为共同开发“中南地区财政干部培训基地”，省财政厅确于该合同签订前作出鄂财人发[2011]6号《关于中南地区财政（会计）干部培训基地挂牌资格的请示》，载明其就申报财苑大厦“中南地区财政（会计）干部培训基地”挂牌资格事宜向财政部进行请示，被告省某招待所庭后回复称，前述“财苑大厦”为省某招待所申请星级酒店时使用的名称。由此可见，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签订双方并未虚构合作项目事实。据此，本院对被告省某招待所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的协议》均系原告某公司与被告省某招待所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原告某公司要求被告省某招待所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被告省财政厅招待应依约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但无论是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及第七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还是根据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某公司主张的利息不应超出前述法定上限。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某公司根据《解除的协议》主张的超出年利率24%标的劳务费及其他利息费用均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省某招待所已偿还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上述200万元还款应首先冲抵借款利息，剩余部分冲抵本金，据此计算截至原告某公司起诉之日止，被告省某招待所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为1272568元。原告某公司在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截至2018年6月8日，尚余利息68万元，此未超出本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计算的利息范围，故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同时，被告省某招待所应自2018年6月9日起，以本金127256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原告某公司主张要求被告省财政厅对被告省某招待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后勤中心于2017年5月30日填写的《营业单位登记申请书》载明省某招待所的“隶属单位（企业）”为后勤中心，并非被告省财政厅，且被告省某招待所已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原告某公司也未提供相关证据显示被告省财政厅作为被告省某招待所的原开办单位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况，故本院对原告某公司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追加杨丽菊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杨丽菊签署涉案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对被告省某招待所要求追加其为第三人的申请不予支持，被告省某招待所就其与杨丽菊之间的纠纷可另行主张解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省某招待所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272568元；二、被告湖北省某招待所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截至2018年6月8日为68万元，此后利息以1272568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6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704元，其中6331元由原告湖北某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其余22373元及鉴定费31700元均由被告湖北省某招待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袁 晶人民陪审员  梅艳霞人民陪审员  蔡 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马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