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刑终408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恒，男，196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27日被羁押于海南省东方市看守所，同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新洲区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范恒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鄂0117刑初56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范恒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上诉理由，讯问被告人，核实全案证据，对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武汉市新洲区人周某在成都喀秋莎大剧院与被告人范恒相识，后双方互留电话号码、微信，偶有联系。2017年10月的一天，周某在与范恒电话聊天过程中谈及儿子就业一事叫范恒留意帮忙。同年11月的一天，范恒打电话给周某谎称自己认识武汉海关“李关长”，对周某说“李关长”手中有三个内部指标，可将周某之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骗取周某的信任。后以需交报名费要周某向其汇5000元。同月2日，周某向范恒转账5000元。随后，范恒对周某谎称自己系国家商务部驻海南特派员身份，进一步骗取周某对自己的信任后，于同月9日打电话给周某谎称需给武汉海关“李关长”送礼，要周某向其汇款。当日，不明真相的周某向范恒微信转账2万元。同月11日，范恒打电话对周某谎称武汉海关“吴处长”垫付了学习资料费2万元，要周某向其转账2万元，不明真相的周某于当日向其微信转账2万元。同年12月13日，范恒以妻子做生意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周某借款，周某因子就业之事尚未落实不便拒绝，当日向范恒微信转账3万元。同年12月16日，范恒对周某谎称要请相关领导吃饭，要周某向其微信转账7000元，当日，不明真相的周某向其微信转账7000元。同年12月底的一天，范恒打电话给周某谎称需给武汉海关“余关长”送礼，要周某向其转让账2万元，周某未按范恒要求给付。随后，周某打电话、发微信给范恒问儿子上班之事，范恒遂将周某的通讯予以拉黑中断联系。2019年5月18日，周某发觉自己被骗，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同年6月26日，范恒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7号祥阁深蓝湾被抓获，次日被羁押于海南省东方市看守所。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害人周某的陈述、证人张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见证人身份信息、微信聊天截屏照片、微信转账账单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关的证明、抓获经过、羁押证明等证据证实。原审认为，被告人范恒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虚构有能力替他人安排工作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继而以报名费、礼品费、资料费及“借款”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82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已构成诈骗罪。范恒对原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认定被告人范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责令被告人范恒退赔被害人周某经济损失人民币八万二千元。上诉人范恒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经审理查明，2009年，上诉人范恒与被害人周某在成都相识，后双方互留电话号码、微信，偶有联系。2017年10月的一天，周某在与范恒电话聊天过程中谈及周某之子就业一事，请范恒留意帮忙。后范恒谎称自己系国家商务部驻海南特派员，认识武汉海关领导，可通过内部招聘将周某之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骗取周某的信任。同年10月至12月间，范恒以报名费、资料费、“借款”、给相关领导送礼等为由，先后骗取被害人周某人民币82000元。2018年1月上旬，周某发觉被骗后，多次通过微信联系范恒催促其还款未果。2018年1月中旬，范恒将周某的微信拉黑中断联系。2019年5月18日，周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月24日立案。2019年6月26日，范恒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7号祥阁深蓝湾被抓获。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受案登记表，证明：2019年5月18日，被害人周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间，范恒以帮助被害人周某的儿子安排工作需打点关系为名，分多次骗取周某人民币82000元。2019年6月26日，海南铁路公安处东方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7号祥阁深蓝湾将范恒抓获。2.书证（1）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微信转账账单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范恒谎称自己系特派员，认识武汉海关领导，可通过内部招聘将周某之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骗取周某的信任。2017年10月至12月间，周某分九次通过微信向范恒共计转账82000元的事实。（2）武汉海关人事教育处出具的证明:武汉海关不存在人事内招指标问题。武汉海关在2017年期间没有“李”姓的同志任武汉海关关长或副关长，也没有“吴”姓的同志任机关处室处长或副处长。3.被害人周某的陈述：2009年左右，我时任潘美辰演出经纪人，在四川成都喀秋莎大剧院演出时认识了该剧院的经理范恒并互留了手机号，事后我们偶尔有电话联系和往来，之后互相加了微信。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与范恒的一次电话聊天的过程中，聊到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业的问题，叫范恒帮我留意一下是否能帮忙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大约过了一个月时间，范恒主动在微信里对我说，可以把我儿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接着，范恒打电话让我把我儿子的简历用文档的形式通过微信发给了他，同时还叫我汇5000元钱给他用于我儿子的报名费，我按照范恒所说的一一照办了。后范恒打电话对我说，他认识武汉海关的李关长，李关长手里有三个内部指标，可以帮忙将我的孩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范恒为了让我进一步相信他，多次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四川成都做过很多工程。我对范恒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觉得他确实有实力能够把我的儿子安排到武汉海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云南昆明出差，在昆明我请范恒吃饭，范恒对我说他认识很多成都市、四川省里领导干部，说他现在的身份是国家商务部驻海南特派员，曾经接触过中央的领导。听了范恒说他的社交关系后，我更加相信他有解决我儿子到武汉海关工作的能力。同年11月9日，范恒打电话对我说，我儿子到武汉海关工作必须要李关长同意，叫我汇20000元钱给他，说他找武汉海关的吴处长给李关长送礼。后我通过微信分两笔共汇给他20000元钱。同年11月11日，范恒又打电话对我说，吴处长为我儿子垫付了20000元钱的学习资料费，叫我汇20000元钱给他还给吴处长。后我通过微信汇了20000元钱给范恒。同年12月8日，为了让范恒尽快落实我儿子到武汉海关工作，打电话接范恒到武汉来玩。范恒到武汉后，我请了东西湖分局常青派出所的民警张某1和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民警金智杰在武汉一酒店陪范恒吃饭，范恒当着张某1和金智杰的面说，他父亲是抗美援朝高级军官，国家领导亲自授过勋章，并说他曾经帮过武汉海关李关长亲戚的忙，李关长一直欠他的人情，所以他安排我儿子到武汉海关工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和我的朋友听了范恒这么一说都深信不疑。同年12月13日，范恒在武汉对我说，他做酒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叫我借30万现金给他。我因为儿子工作一事有求于他不便拒绝，当日便通过微信转给了他三万元。同年12月16日，范恒打电话对我说，他在广州准备接国家商务部的几个领导吃饭，叫我汇7000元钱给他。为了让我儿子工作尽快落实，我用微信转给范恒7000元钱。同年12月底的一天，范恒再次打电话对我说，你儿子的事情还需要送两万元钱的礼给武汉海关的余关长，你迅速汇两万元钱给我。这次我没有按照范恒说的做。之后，我再次打电话催促范恒时，范恒就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后来范恒就干脆将我的电话和微信拉入了黑名单，拒不见我。被害人周某在见证人见证下从十二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中辨认出6号系范恒。4.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7年11月的一天，周某打电话我叫我到江岸区沿江大道明珠豪生酒店喝茶。后我和金志杰都来了，看到周某陪一个陌生范姓男子，他自称是商务部驻海南办事处的特派员，他说他通过他的领导联系上武汉海关的李关长，李关长手里有内招指标，周某儿子工作的事包在他身上没有问题。我心想周某已经介绍了我和金志杰的警察身份，范姓男子不会冒充国家公职人员身份，于是我相信了他是“范特派员”。5.上诉人范恒的供述：我是因为诈骗周某的82000元钱被列为网上逃犯的。我无单位、无职业。2009年，我在四川成都喀秋莎大剧院任经理，因为工作上的事认识了周某，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和微信。2017年10月份，周某突然打电话对我说“范总，我儿子大学毕业了，你能不能帮我儿子找个工作?”我说“我帮你问问，在海南行不行?”周浩周某只要是正规的工作，不是打工的那种就行。”周浩周某我“你找关系需不需要费用?”我说“费用多少是需要的，需要多少我不知道。”当天周浩就周某信转账给我20000元，随后我在海南找了一些关系，但事情都没有办成。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通过一个姓张的领导让他帮忙找关系，随后这个领导回复我说“武汉海关在搞内招，具体情况不太清楚。”随后他就让我把周浩小周某资料发给他，后来这个姓张的领导联系我说要安排周浩的周某和武汉海关的领导见面，在见面之前姓张的领导对我说，见面的时候要送一个核磁治疗仪给他找的关系。为这个事情我专门从海南坐飞机来到武汉与周浩见周某。见面后周浩先周某给了几次钱，其中我找他借了一笔7000元，其他的钱都是为他的儿子找工作的费用。我收了周浩8周某00元，其中10800元我通过支付宝转给了姓张的领导，但我没有与张领导见面，核磁治疗仪是由张领导自己去买的，他说已经送给一个姓李的领导。其余的71200元我为周浩儿周某工作找关系的过程中请客吃饭、购买礼物送礼用了。也有的钱是我自己用了，用了多少我不记得了。我到武汉来没有与武汉海关的领导见过面，当时姓张的领导让我联系武汉一个姓李的人。张领导让我称呼李叔，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在武汉等了几天都没有等到安排见面的消息，随后我就回海南去了。张领导介绍给我的这个姓李的人告诉我说周浩的周某只是个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条件太弱了，假如还需要做工作的话还得投资一笔钱找找关系。我将这个情况告诉周浩后周某浩不周某再继续拿钱办这个事了，所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周浩打周某跟我说“我儿子的工作你没有找着，我交给你的钱是不是退给我?”我一听便对他说“你给我的钱我都用于给你儿子找工作的时候用了。”后来周浩就打周某威胁说不退钱给他，就找到我家里去。我听后就气愤的将周浩的微周某电话都拉黑了，从这之后我和周浩就没周某系了。周浩提供周某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是我和周浩微信周某的内容。我从周浩手里周某费用是因为找别人办事就需要费用。我没有去武汉海关核实过有内招的情况。我在微信里面对周浩所说周某关长、吴处长都是姓李的人告诉我的，实际我连余关长、吴处长的面都没见过，电话也没有打过。李叔没有与我见过面，当时我有这个李叔的电话号码，后来与周浩闹翻周某我就将李叔的电话号码删除了。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范恒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范恒虚构自己系国家商务部驻海南特派员，有能力通过内招将被害人周浩之子周某至武汉海关工作，从而骗取被害人周浩人民周某2000元的事实，有被害人周浩的陈周某证人张小龙的张某1微信聊天截屏照片、微信转账账单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武汉海关出具的证明、上诉人范恒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范恒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根据范恒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适当。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范恒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付鲜莉审判员  胡祥新审判员  赖瑞文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高苗苗书记员杜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