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589号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关勇，该单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雄文，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隽，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志埠，男，198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麟，广东欧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诉被告王志埠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雄文、饶隽，被告王志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纺织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出口退税款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1225728.75元，并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1225728.75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125664.58元，实计至垫付款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原被告之间是代理出口合作关系，被告是广州市花都区××××厂（已注销）的经营者，原告代理被告出口货物（服装）。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流程为：1、原被告之间签署《采购合同》（合同货款中包含原告垫付的出口退税款）；2、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将货物销售给被告指定的外国客户；3、外国客户收货确认后向原告支付外汇货款；4、原告收到外汇货款后通知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收到发票后即向被告转交外国客户支付的货款，并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垫付出口退税税金；5、原告收齐被告提供的备案单证后前往税局办理出口退税手续；6、原告完成出口退税，回收垫付的退税款。在上述过程中，原告仅收取少量代理费用。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采购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被告纳税事项或其他原因造成原告无法退税，应由被告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与原告无关。2017年4月27日，原告收到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出具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中告知：原告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经营期间，取得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40份，涉及10笔出口业务，我局对上述发票涉及的业务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不适用免税政策，已退税款予以追缴；并限期原告作出出口退税申报数据调整，在规定时限内计提销项税额。处罚决定作出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出口退税款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合计1225728.75元。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遵照执行。根据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及《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委托方因自身原因导致出口货物无法完成退税，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对原告垫付的出口退税款及其他相关费用，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并应赔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虽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拒不返还。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志埠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税务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可以知悉，原告是与广州市花都区雅瑶××××厂（以下简称“××××厂”）的出口业务中存在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的情况导致了被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处理的情况，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六、七可以显示，处理决定书相关的采购合同、报关手续、出仓单是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完成涉案业务合作，距离原告起诉的时间已经接近5年时长，原告与××××厂进行合作期间，完全可以知悉××××厂是否如实向原告提供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而即使被税务部门处理其也未即刻主张权利，时隔5年才以××××厂未如实交付货物为由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而荣××××厂也已于2015年注销。法律不保护沉睡的权利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首先，依据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厂出售女式服装给原告，但却不负责原告出口外商事宜，××××厂依照合同完成交货，原告核对无误，并且在收到与交货内容一致的增值税发票以后付款给××××厂，而至今相隔五年，原告都未对××××厂的履约提出过异议。其次，依据《税务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指明原告的问题是存在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导致。上述证据充分反映了过错主体是原告自己，否则在当时原告就会向税务部门反映责任并非原告，并且督促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向××××厂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厂存在违法行为，就会对××××厂进行处罚，而至今××××厂没有任何被税务部门处罚的记录，充分印证了××××厂在此次退税事宜中不存在过错。最后，根据裁判文书网可以知悉原告在近年有几十宗类似本案的纠纷，仅仅《税务处理决定书》就存在十家合作的主体出现了税务问题，充分反映了原告本身管理存在较大问题，才导致了频繁出现税务和诉讼纠纷，就本案而言与增值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的责任在原告方，原告方在本案中未向法院提交属××××厂货物不实的任何凭证，其要求被告担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作为××××厂的投资人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王志埠是××××厂（该厂于2015年8月27日已注销）的经营者。原告与××××厂之间是代理出口服装的合作关系，即原告代理被告出口服装。2014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15日间原告与被告经营的××××厂签订了份十份《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厂购进商品以下（即代理被告出口商品），第一份：1001-1女装梭织上衣542件，1002-2女装梭织上衣2661件，1003-3女装梭织连衣裙1845件，共计金额323956.62元。第二份：1005-1梭织棉制女式长裤3183条，1005-2针织化纤女式长裤410条，共计金额230884.11元。第三份：1007-1梭织化纤女式上衣5197件，1007-2针织化纤女式上衣2741件，1007-3针织棉制男式上衣760件，1007-4梭织化纤女式外套995件，1007-5梭织化纤连衣裙1204件，共计金额621171.78元。第四份：1006-1针织化纤连衣裙576件，1006-2梭织化纤连衣裙945件，1006-3棉织化纤女式上衣4099件，1006-4针织棉制女式上衣1400件，1006-5针织棉制连衣裙1280件，共计金额521778.95元。第五份：1008-1化纤女装梭织上衣3013件，1008-2化纤梭织连衣裙5925件，1008-3化纤梭织女装上衣1044件，1008-4棉制女装梭织连衣裙1141件，1008-5化纤梭织女装短裤581条，共计金额531528.27元。第六份：1011-1梭织女装连衣裙275件，1011-2棉制针织连衣裙1332件，1011-3棉针织女装裤子315条，1011-4棉制针织女装裙子165件，1011-5针织女装毛衫3245件，共计金额331421.29元。第七份：1013-1梭织女装上衣1943件，1013-2梭织女装裙子360件，1013-3梭织女装长裤420条，1013-4针织女装上衣3116件，共计金额299857.36元。第八份：1004梭织化纤女式上衣6003件，金额515022.75元。第九份：1015-1针织化纤女装毛衫3190件，1015-2针织棉制女装上衣3435件，1015-3梭织化纤女装上衣1670条，1015-4梭织化纤女装裤子318条，共计金额438788.69元。第十份：1016-1针织化纤女装连衣裙4248件，1016-2梭织化纤女装外套1531件，1016-3针织棉制女装连衣裙720条，1016-4针织化纤女装上衣1514件，1016-5针织化纤女装裙子612件，共计金额440372.22元。2015年3月31日××××厂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发票26张，2015年4月7日××××厂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发票1张，2015年4月17日××××厂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发票5张，2015年5月6日××××厂向原告出具了增值税发票8张，以上合计40张。原告取得40张增值税发票后，向税务机关申请了退税。上述《采购合同》第五条均约定：被告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被告纳税事项或其他原因造成原告无法退税，应由被告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与原告无关。2017年4月27日，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中区稽查局作出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经营期间，取得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40份，涉及10笔出口业务，该局对上述发票涉及的业务进行检查，发现原告存在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原告凭上述40份发票向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申请出口退税618216.19元，已取得退税款618216.19元，并认为原告不适用免税政策，应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应追回已退税款618216.19元。原告提供的证据并陈述证明事实：一、《税务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证明因被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及相关单据不合格，导致原告出口货物无法退税，根据《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承担退税损失及外销货物转内销增值税款损失；二、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证明案涉4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业务均存在实际货物与退税凭证不符的问题，导致原告无法完成退税手续并受到税务局的处罚；三、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口退税损失专项鉴证报告，证明税务处罚决定作出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出口退税款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合计1225728.75元；四、资金占用损失核算表，证明资金占用损失以垫付款1225728.75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125664.58元，实计至垫付款清偿之日止；五、付款回单，证明原告已根据《采购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货款；六、《采购合同》（合同号：EHH15DP222-2），证明1、原被告之间存在代理出口合作关系，原告采购的货物是按照被告及外国客户的要求向被告购买的，原告代理被告出口货物，办理出口退税手续；2、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没有提供合格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应当承担出口货物退税无法完成所造成的损失；七、1、出仓单，证明原告收到被告交付的货物；2、代理报关委托书，证明原告代理被告委托货运代理公司完成货物报关手续；3、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原告代理被告完成货物出口报关手续；4、出口货物明细单，证明原告代理被告出口货物，被告出口的商品可享受免税待遇（退税率为17%）；5、广东省出口商品统一发票，证明原告出口的商品价格不含税金，原告按照《采购合同》约定金额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实际上包含了原告垫付的退税金；6、海运提单，证明原告将被告的货物交付托运人，运往外国客户所在地；八、(2009)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类似裁判认为，原被告之间虽然签订的是《采购合同》，但合同条款及实际履行方式符合代理出口的特征，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是代理出口关系补充提交以下证据：九、税收缴款书、记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5月9日，已根据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全额退回了案涉已取得的出口退税款618216.19元；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电子缴款凭证、电子缴税回单，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份纳税申报时，已根据穗国税中稽处（2017）37号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补缴了案涉不予退税货物视同内销应缴纳的增值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其中，因视同内销补缴的增值税金额为542421.93元，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金额合计为65090.63元。十一、增值费发票、采购合同10份。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通过税务部门决定书，真正处罚原告的原因是发现存在与增值税退税凭证内容不实的货物，该内容反映的是货与单（增值税退税凭证单）不一致，而并非原告陈述的被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符合。查明该事实的证据包括四份证据，其中的货代公司提供的说明和有关资料，另一个（工作底稿）是原告没有提出申辩。由于原告没有提出任何申辩，其举证责任在原告。上述情况反映原告没有完成举证义务，没有将全部证据提交法庭。不排除原告方委托给货代公司的东西，是原告与服装厂提供的单据不一样。由于原告没有提供货代公司的证据，我方认为举证责任在原告，原告不能推定是被告方增值税发票存在问题的责任。同一份处罚决定书是有10个与原告方进行的主体，充分反映了原告管理存在问题。因此不排除原告自身管理出了问题导致涉案的业务没有完成退税，责任在原告方。证据二、五、六、七、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据二与证据六、七相关单据是一致，是由原告方进行了验收、审核并由其向相关部门办理退税的工作，因此根本不存在证据二中证明的目的。证据二、六、七反映双方法律关系，并非原告口头所说的只是一个代理，原告和服装厂并不是只收代理费的关系，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法律关系的说法。被告方依照合同订单的约定向原告按照合同要求的内容交货，提供合同要求的出仓单等。证据三的三性不予确认，该材料是由原告单方委托。证据四的三性不予确认，该材料是由原告单方制作。证据五的付款回单显示由原告最后一笔付给服装厂的货款是100887.7元，双方完成最后一笔货款支付是2015年5月19日，诉讼时效应截止2018年5月19日。对于证据八的三性不予确认。证据九、十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无法反映与本案的关联。被告提供的证据并陈述证明事实：1、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荣生泰服装厂在2015年8月27日已注销，至原告起诉已4年多，该厂完成涉案交易也已超过四年；2、裁判文书网截图，证明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近年来类似本案的纠纷多达几十起，真正的问题是原告管理混乱所致，与被告无关联。被告对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系有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证明内容。我方认为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能以此推定和猜测原告管理存在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志埠经营开办的荣生泰服装厂签订了十份《采购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为进出口代理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经营期间，取得荣生泰服装厂的40张增值税发票，申请了出口退税，并获得出口退税款618216.19元，对此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由于王志埠经营的荣生泰服装厂出具增值税发票有问题，导致其被税务机关处罚，即补缴了出口退税款618216.19元，补缴内销增值税542421.93元及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65090.63元，因此，上述损失应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志埠经营开办的荣生泰服装厂签订了《采购合同》，约定了原告采购货物的名称、数量、规格及金额，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交付原告。原告在接收被告的增值税发票时应做到严格的审查义务，对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内容是否与每次签订《采购合同》和报关单的内容一致，如果不符合要求，其可拒绝收取被告出具的发票，亦可以要求被告重新出具准确的增值税发票，但原告未依法做到严格审查义务。因此，原告在知道出口货物与发票记载的内容不实仍向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税款，其行为违法，原告应当知道其行为被税务机关查实后将受到处罚，并受到损失。原告于2015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为此，原告从此时应当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5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5月止，原告于2020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承责，明显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另由于原告的申请退税行为被认定违法，其本身存在过错，应依法不予保护，故对其所造成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为此，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62元，由原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王思华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