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婧，女，198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林林，男，198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淑玲，女，195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宗超，男，195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宗尧，男，195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强，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桂芳，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树林，男，196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湖，江西药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迎，江西药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余江安，男，汉族，1966年8月29日出生，住江西省樟树市，现在服刑之中。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因与被上诉人杜树林、原审第三人余江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2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疫情原因征求双方意见同意后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杜树林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杜树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7年3月肖婧因资金周转通过余江安借款，按照余江安的要求签署了借条，后肖婧向余江安提供的银行卡号如约转账还款，本案合同的签订均是余江安出面处理，余江安不仅是中间人，而且是经办人，其行为完全有理由使肖婧相信其能代表出借方。一审判决所说经第三人余江安介绍向杜树林借款不准确，因当时肖婧并不认识杜树林，而是在杜树林收到七个月利息后才第一次见面，根本不知道是向杜树林借款，而是一直以为是向公司借款，并且肖婧每月向余江安付款同时也向余江安付了月利率5%的利息，而杜树林称只收到3%的利息，还是余江安转的。此外，借条的内容亦按照余江安要求所写，当时肖婧急于借款，并未深究章凯红身份，只是简单认为其向余江安借款，只要如约还款就可以，借条上出借方是谁并不重要。本案借款是事实，该笔款项是通过余江安出面借的，那么余江安的行为就能代表出借人，打款给余江安指定账户亦视为履行了还款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本案所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杜树林，余江安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出借时可由余江安代为办理，还款时也应视为还给余江安即归还了相应借款，借款人在庭审中也认可收到了借款利息，足以证明出借人默认了余江安具有签订借条并处理相关借款事宜的代理权。并且，肖婧还款的账号为余江安提供，肖婧并不知道如何向杜树林或者章凯红还款，在肖婧无法核实杜树林和章凯红的身份情况下，按照具有代理权的余江安的要求将钱汇入指定账户，肖婧主观上是善意的，不存在明知出借方是杜树林，但将钱汇入余江安指定账户的故意。另外，在肖婧向余江安还款期间，杜树林从未提出异议，也未向肖婧催款。三、因原审法院的认定，肖婧与余江安之间的款项转化为不当得利，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加大了肖婧的维权成本。杜树林与余江安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往来，而是固定搭档合作的方式向公众放款，之所有出现现在的情况，一是肖婧法律意识淡薄，二是两人设好圈套，在余江安收回借款后，由杜树林出面起诉。四、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肖宗尧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章凯红的借据不成立，这几人与杜树林并无借贷关系，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只有肖婧一人。即使是几人的借款，肖宗尧的担保期限也已超过。杜树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称第三人余江安能代表出借人杜树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肖婧等人经第三人余江安介绍向杜树林借款120万元，因杜树林资金紧张，故向章凯红、张思明分别转借80万元、40万元，杜树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冯淑玲、肖婧账户转款40万元、74万元。因该款大部分是向章凯红转借，故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在借条上载明借款人系章凯红，因杜树林未按时还本付息，故章凯红于2018年9月18日向樟树市人民法院起诉，樟树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以章凯红不是款项实际出借人，杜树林才是实际出借人为由上诉。因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未按时还本付息，杜树林为维护诚信，自筹资金将120万元全部归还。故二审法院以款项实际出借人是杜树林为由驳回章凯红的起诉。而在杜树林以实际出借人身份起诉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又上诉称余江安才是实际出借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关于款项实际出借人的观点自相矛盾，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申请追加余江安为第三人，法庭对余江安的询问笔录明确载明，案涉借款系余江安介绍杜树林出借给肖婧等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称余江安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涉案款项虽系余江安介绍后出借给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但是杜树林并未委托余江安收取借款本息。在本案借款本息以章凯红名义起诉的庭审中，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表示余江安并未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以收取款项。而余江安在庭审中称肖婧汇入的皮紫莹账户的金额中有余江安与肖婧的民间借贷往来，并不是偿还杜树林的借款本息。余江安的讯问笔录中也明确载明，肖婧知晓余江安挪用了肖婧原本还给杜树林的款项，还伙同余江安一起欺骗杜树林。此外，杜树林于2017年8月5日添加了肖婧的微信，并要求其修改借条，将借款本息支付至杜树林指定的账户，故余江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判决同时也认定，肖婧和余江安的经济往来，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适用法律正确。余江安未做出答辩。杜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14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月2日利息为342000元），肖宗尧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婧因需要资金周转，经余江安介绍，向杜树林借款。出借前的2017年3月2日应杜树林的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向章凯红出具了一张120万元的借条，约定“三个月内没有按期归还，承担法院的起诉费和债权人请律师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等”，肖宗尧签字担保。2017年3月3日，杜树林向冯淑玲转款40万元，转款后由肖婧出具了一张40万元的收条；2017年3月4日，杜树林向肖婧转款74万元，转款后肖婧又出具了一张80万元的收条，总共收到杜树林的出借款114万。同日，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向章凯红出具了一张借款金额为120万元、月息5分的借条。此借条上的款项实际是上述两笔转款的总和，但杜树林实际向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出借的本金为114万元。章凯红于2018年5月15日就上述借款向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归还章凯红借款本金1126206元及利息，肖宗尧承担上述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7月30日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做出（2018）赣0982民初1220号判决，判决：一、由被告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章凯红借款本金1126206元及利息（利息按本金1126206元从2017年10月3日按月息2分计算到欠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肖宗尧承担上述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赣09民终189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章凯红于2017年3月向杜树林账户转入80万元，杜树林已于收到转账的第二个月偿还给了章凯红。章凯红并不认识肖婧，与肖婧并无经济往来，本案的债权一直由杜树林追讨，诉讼费、律师费均由杜树林支付。章凯红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依法应该驳回章凯红的起诉”。之后，杜树林作为本案实际出借人向樟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肖宗尧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经第三人余江安介绍向杜树林借款，杜树林通过银行转账将借款给肖婧和冯淑玲，虽然借条上借款人为章凯红，但章凯红并不认识肖婧，与肖婧并无经济往来，且杜树林已于收到转账的第二个月偿还给了章凯红，故杜树林作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主张其已向杜树林归还了1597000元借款本息，但第三人余江安陈述确认肖婧转给皮紫莹的款项并没有作为归还给杜树林的借款，杜树林也一直未收到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的还款。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认为其按照余江安的要求将1597000元转入其指定的余文强、皮紫莹的银行账户上属于表见代理，但杜树林并没有向第三人余江安出具授权委托书，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也没有证据证明杜树林委托第三人余江安代为收取还款。因此，该院对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主张其已归还杜树林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向皮紫莹等转款1597000元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主张权利。肖宗尧承诺在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时由其负责归还，是为该借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未归还杜树林借款，肖宗尧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杜树林自认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已向其每月归还了36000元的以月息3分计息的利息共计七个月，对该归还金额因有利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对该归还款项的性质按照法律规定的先利息后本金，该院对其归还款的性质适当进行调整，归还36000元超出利息的部分应视为归还本金，从借款本金中扣减，经计算7次归还36000元后，被告尚欠杜树林本金1126206元。关于利息，双方在欠条中约定按月息5分计算利息，该利息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杜树林现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按月息2分计算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杜树林借款本金1126206元及利息（利息按本金1126206元从2017年10月3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二、肖宗尧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38元，由承担441元，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承担17697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1、本案一审承办法官于2019年2月28日在樟树市看守所对余江安进行了询问，余江安陈述的部分事实为：借钱的时候肖婧与杜树林见过一次面，就是转40万的那次；杜树林对于肖婧向余江安还了82万元本金和利息的事情一开始不知情，2017年10月份以后才知道。肖婧等人对该次询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2、本案一审于2019年9月19日开庭审理时，余江安表示，肖婧等人借款后，几乎每月都给了利息，有时候会拖一下，具体借了几个月记不清了，给了我（余江安）82万元，但是没有说是还给杜树林的，因为肖婧也在我这里周转过。3、杜树林与肖婧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3日，杜树林指定了肖婧还利息的账户。之后肖婧仍于2017年11月14日、11月17日、12月8日向余江安之前指定的皮紫莹账户共三次分别转款20000元、19000元、19000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对其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余江安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见代理；2、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对于杜树林借款所承担的责任问题。关于余江安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行为，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没有代理权，但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实践中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主要原因有这几种情况：其一，被代理人以书面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向第三人表示以他人为自己的代理人，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对该他人进行授权，第三人信赖被代理人的表示而与该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其二，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委托授权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但尚未收回委托授权书，相对人基于对该代理证书的信赖，与代理人实施民法法律行为的情形。其三，代理关系终止后被代理人未采取合理措施公示代理关系终止的事实并收回委托授权书，导致相对人不知道代理关系终止而仍与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其四，行为人的外观表象足以使第三人认为其是有代理权并与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肖婧等人表示余江安的行为符合第四种情形，从而构成表见代理，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7年3月3日，杜树林向冯淑玲转款40万元的时候，肖婧已经与杜树林见过面，而杜树林并未向余江安出具授权委托手续，肖婧径自认定余江安为杜树林的代理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另根据杜树林与肖婧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起码自2017年8月5日起，杜树林与肖婧已有直接的通讯联系，特别是2017年11月3日杜树林指定了还款账户之后，肖婧仍向余江安指定的账户汇款，明显与肖婧主张的余江安为表见代理行为不符。故本案中余江安收取款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余江安收取款项的行为后果不造成肖婧向杜树林还款的法律后果。关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对于杜树林借款所承担的责任问题。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主张本案借款仅系肖婧一人的借款，理由在于肖婧于2017年3月4日出具给章凯红的120万元借条。肖宗尧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在于担保的期间已过，不承担责任。而经过对比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五人于2017年3月2日出具的借条与肖婧于3月3日、4日出具的两张收条和3月4日出具的借条，可见肖婧个人出具的收条、借条与五人共同签名的借条系一脉相承，肖婧个人出具的借条及收条并没有改变向章凯红借款的事实，而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中前四人系借款人，肖宗尧系为该四人向章凯红的12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肖婧出具收条、借条的行为仅是对五人出具的借条这一合同履行情况的确认，在借款没有偿还时，借款合同的相应责任应由五人共同承担，故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均应承担还款责任，肖宗尧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另一方面，对于肖宗尧主张的担保期限问题，肖宗尧于2017年3月2日作为担保人签字的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3个月，但未约定担保方式和期限，按照法律规定，视为连带保证且无担保期限约定，债权人应在债权到期后的六个月内主张肖宗尧承担担保责任，借条中所载的120万元于2017年3月4日到账114万元，则债权到期时间为2017年6月4日，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4日之前主张保证责任，因本案涉及的借条中债权人为章凯红，故肖婧等人未按时还款时，章凯红于2018年5月15日向樟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承担责任，已超过了其应向肖宗尧主张保证责任的期限，肖宗尧免于承担担保责任。故本案中无论是章凯红以名义借款人于2018年5月15日提起诉讼，还是杜树林以实际出借人的身份于2019年1月21日提起诉讼，要求肖宗尧承担担保责任，均已超过诉讼时效。至于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肖宗尧上诉主张的杜树林与余江安串通合谋骗取肖婧等人钱财的意见，因其提供有关杜树林与余江安串通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该意见。综上所述，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肖宗尧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2民初2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2民初2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杜树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38元，由被上诉人杜树林承担441元，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承担176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38元，由上诉人肖婧、叶林林、冯淑玲、肖宗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晟审判员  郭琳审判员  杨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范春根书记员韩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