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再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国荣，男，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娇，辽宁五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日旭，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国君，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东港市。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艳，女，196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东港市。再审申请人杨国荣因与被申请人潘日旭及原审被告杨国君、吕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9)辽民终22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09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国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娇、被申请人潘日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国君、吕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荣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超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由潘日旭承担。事实及理由：1.二审判决关于潘日旭“已经提供了对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的证据”的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辽丹26385号渔船没有向潘日旭实际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潘日旭不享有所有权。二审判决在潘日旭本人自认没有交付、且唯一证人的证言又不足以证明向潘日旭实际交付的情况下，认定潘日旭对案涉辽丹26385号渔船享有所有权是错误的。2.二审判决关于潘日旭“在涉案渔船被查封前，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潘日旭自认案涉辽丹26385号渔船没有向其交付，且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孙茂智或宋文田已将案涉渔船完全交付其占有使用。因此，不能认定潘日旭对案涉渔船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驳回潘日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3.二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二审庭审中，潘日旭撤回关于“确认辽丹26385号渔船及所有权手续归上诉人所有”（即上诉请求第三项）的上诉请求，但二审判决仍对此作出裁判，系无诉而审，程序违法。潘日旭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潘日旭在两审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付款凭证、协议书等足以证实涉案船舶系潘日旭出资购买、借用杨国君的名义办理的船舶转移登记手续、实际船舶所有权人是潘日旭等相关事实。2.船舶是动产而非不动产，权属登记不是判断船舶权属的唯一有效凭证，在有其他足以反驳的证据情况下，应当以证据显示的事实为准。本案中，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潘日旭是船舶的出资购置方、实际所有权人，则应当据此认定船舶的实际权属，不应机械地采用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作为判断权属的唯一依据。3.二审判决法律适用并无不当。潘日旭尽到举证义务，涉案船舶不仅已经办理了转移登记手续，办理至潘日旭指定的人员名下，且宋文田将船舶送至东港市黄海船舶修造厂并告知交付潘日旭，故潘日旭对案涉船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是正确的。四、潘日旭在向东港市公安局控告宋文田涉嫌诈骗一案中，公安机关曾对宋文田等人进行过调查取证，所落实的证据材料可以进一步印证船舶为潘日旭所有的事实，鉴于公安机关以法院出具的调查令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配合，导致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资料无法在庭审中作为证据进行出示，为充分调查案件事实，再次申请法院依职权予以调取。杨国君、吕艳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潘日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对辽丹渔26385渔船所有权手续进行查封执行；2.确认辽丹渔26385渔船及所有权手续归潘日旭所有；3.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7日，案外人孙茂智、曲艳波与杨国君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孙茂智将其所有的辽丹渔26385号渔船以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国君。合同签订后，孙茂智于2017年12月26日以所有权转移为由申请注销了涉案渔船的所有权等相关登记。杨国君于2018年1月16日申请办理涉案渔船的所有权等相关登记并获得批准，涉案渔船目前所有权登记在杨国君名下。另案中，杨国荣作为原告以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杨国君、吕艳,并提出诉讼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作出(2018)辽72民初11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辽丹渔26385号渔船的船舶所有权。潘日旭知悉后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申请书,以涉案船舶所有权系潘日旭所有为由,请求一审法院撤销民事裁定书并解除对该船所有权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辽72民初11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潘日旭的异议申请,于2018年4月26日送达潘日旭，潘日旭于2018年5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杨国君、吕艳原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12月4日离婚。杨国君因不履行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8）辽72民初116号、（2018）辽72民初30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已经在一审法院被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8）辽72执181号、（2018）辽72执268号。潘日旭与杨国君间的《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12日，约定：潘日旭委托杨国君代其办理渔船购买、过户的相关手续,暂时登记在杨国君名下,但是所有权仍归属潘日旭,杨国君不享有产权。潘日旭雇佣杨国君管理船舶生产，毛利润的3%作为潘日旭支付杨国君代办上述事宜的报酬。潘日旭有妻子、女儿，并且知道杨国君经济状况窘迫，还把重大财产登记在其名下，有违常理，对《协议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国君因拒不履行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定义务，已被申请强制执行，涉案船舶是现已查明的唯一有较大价值的财产，在如此情况下，其关于涉案船舶买卖交付的相关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潘日旭在收到驳回诉讼保全异议申请裁定书后15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符合法律规定，享有执行异议之诉诉权。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确认涉案渔船的所有权归属。物权法定，一物一权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渔船是特殊动产，所有权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潘日旭与杨国君间《协议书》的真实与否不论，也仅在协议双方间产生债务关系，对外当然不产生物权效力。潘日旭与案外人孙茂智间是否存在船舶买卖合同，都不影响案外人孙茂智与杨国君间《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渔船管理行政机关在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时，以国家公权力对申请人身份、船舶买卖合同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详尽的审查，符合条件方可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以彰显产权登记的庄严性。没有证据证明渔船管理行政机关违法登记，也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杨国君和案外人孙茂智采取欺诈方式骗取登记。涉案渔船因案外人孙茂智与杨国君间《船舶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而产生物权变动，辽丹渔26385号渔船所有权于2018年1月16日登记在杨国君名下，合法有效，杨国君对辽丹渔26385号渔船拥有所有权。潘日旭关于确认辽丹渔26385号渔船归其所有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解除对该渔船查封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潘日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0元（潘日旭已预交），由潘日旭负担。潘日旭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不得对辽丹渔26385渔船所有权手续进行查封执行；3.确认辽丹渔26385渔船及所有权手续归潘日旭所有；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查明：二审期间询问孙茂智，其证实是通过中间人宋文田将案涉渔船卖给了潘日旭，并收到潘日旭卖船款65万元。本院二审对该节事实及一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潘日旭提出阻却执行的诉讼请求，主张其为辽丹渔26385渔船的所有权人，并提供2017年11月，通过中间人的介绍从孙茂智、曲艳波夫妇购买渔船，以及支付购船款、办理渔船过户，将渔船登记在杨国君名下的证据。潘日旭与孙茂智渔船买卖事宜虽没有书面合同，但是，原辽丹渔26385号渔船所有权人孙茂智接受法庭询问时的陈述，证明孙茂智与潘日旭通过宋文田介绍买卖渔船的意思表示真实。同日，潘日旭妻子姜丽通过银行向宋文田汇款88万元，2017年11月17日宋文田通过银行向孙茂智妻子曲艳波汇款55万元,交船时宋文田又给付孙茂智10万元，在没有证据证明孙茂智与潘日旭，宋文田与孙茂智之间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潘日旭实际向孙茂智支付了全部购船款。款项数额存在差异，符合中间人牟利的合理推定，足以认定潘日旭实际支付购船款的事实。2017年11月17日，案外人孙茂智、曲艳波与杨国君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但是，杨国君明确表示其没有支付购船款，涉案渔船为潘日旭出资购买的陈述，证明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效力不当，应予纠正。2017年11月12日潘日旭与杨国君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约定，潘日旭购买木船一艘，该船需要登记在杨国君名下……渔船登记在杨国君名下之后，实际所有权人仍为潘日旭，杨国君不享有产权。同时约定杨国君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处分，杨国君个人债权债务与潘日旭无关……。根据本案性质，潘日旭作为购买涉案渔船的实际出资人，已经提供了对享有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及阻却涉案标的物予以执行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可以认定在涉案渔船被查封前，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大连海事法院（2018）辽72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二、停止对辽丹渔26385渔船所有权手续查封执行；三、确认辽丹渔26385渔船及所有权归潘日旭所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杨国荣、杨国君、吕艳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潘日旭一审提交孙茂智书面证明，本院二审对孙茂智进行了询问，并通知杨国荣对孙茂智证言内容进行了质证，孙茂智的证言证明通过宋文田联系，孙茂智将辽丹渔26385号渔船出卖给潘日旭，船款65万元，宋文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55万元，过户当天又以现金方式支付10万元；潘日旭一审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孙茂智和曲艳波出具的收据，证明潘日旭通过其妻姜丽向宋文田转款88万元，宋文田向孙茂智的妻子曲艳波转款55万元，孙茂智和曲艳波为宋文田出具收到辽丹渔26385号渔船船款55万元收据,进而证明辽丹渔26385号渔船的款项来源于潘日旭，潘日旭已全额支付购船款；潘日旭一审提交的其与杨国君签订的协议书结合杨国君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证明双方约定将辽丹渔26385号渔船登记在杨国君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仍为潘日旭，以及杨国君并未支付过购船款；潘日旭在再审中提交的东港市黄海船舶修造厂出具的证明，有出具单位经营者高荣山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证明宋文田帮助潘日旭联系购买辽丹渔26385号渔船后，将该船存放于东港市黄海船舶修造厂，并告知该船所有权人为潘日旭，进而证明潘日旭已实际接收案涉船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上述证据涉及辽丹渔26385号渔船从买卖合同关系订立、价款支付到船舶交付的全过程，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杨国荣虽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关于款项支付过程中出现的88万元、65万元差额问题，符合中间人居间介绍从中赚取差价的合理推定，不影响对潘日旭已全额支付辽丹渔26385号渔船购船款事实的认定。关于孙茂智是否仅出卖船舶手续，该手续与实际交付的船舶是否相符的问题，属于辽丹渔26385号渔船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不影响本案对辽丹渔26385号渔船实际所有权人的认定。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应当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辽丹渔26385号渔船虽然登记在杨国君名下，但实际系孙茂智与潘日旭通过宋文田介绍达成买卖合意，由潘日旭全额支付购船款，并实际接收船舶，即潘日旭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事实。据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潘日旭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该权利的取得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能够排除执行，故二审判决判令停止对案涉船舶所有权手续查封执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二审庭审中，潘日旭已申请撤回确认案涉船舶及所有权手续归其所有的诉请，该撤诉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二审判决仍然对该项诉请进行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2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大连海事法院(2018)辽72民初116号之一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二、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2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200元，由再审申请人杨国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伟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金 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珊珊书记员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