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初27号原告：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市海安镇中坝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7037355485。法定代表人：陶宝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祥，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明德，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君泰国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0995942748。法定代表人孙文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锐平，西藏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艺，西藏北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以西1-4路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83519684L。法定代表人关士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迪，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梅，四川平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与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房公司、被告一）、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龙公司、被告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20）藏01民初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账户；若冻结账户存款不足，查封被申请人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坐落于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道、1-4路以北、察古大道以西6栋1-11楼一号房产；轮候查封被申请人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道、1-4路以北、察古大道以西铭著项目34套房产。后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2020）藏01民初27号民事裁定书之一，变更本院（2020）藏01民初27号民事裁定为，冻结被申请人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兴业银行拉萨分行营业部账户中的存款1.4亿元。本案于2020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华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祥、曾明德，被告中新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锐平，华泰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迪、陈春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截止2019年12月30日拖欠应付工程进度款139 673 752.16元及逾期支付利息（139 673 752.1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9年12月31日起，应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为8 380 425.13元）； 2.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权利实现费用暂计1 000 000元；3.判令原告对其承建的被告开发的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道西侧的“拉萨铭著工程”项目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4.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工程项目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道西侧的“拉萨铭著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系由二被告合作开发，2018年1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将本项目土建、装修、水电安装、人防、消防、外墙装饰、门窗、电梯、市政配套、绿化等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合同对工程承包范围、结算方式、付款等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保证金4000万元，并按约组织施工，然被告屡屡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政府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导致本项目直至2018年9月27日才办理施工许可证，且施工图纸以及其他诸多事项亦存在迟延，尤其是被告缺乏建设资金，自开工以来，被告长期拖欠原告巨额款项，工程进度款支付逾期情节非常严重，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并严重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2019年2月2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备忘录》，被告明确对其长期未按合同约定付款事宜予以承认，并向原告表示歉意，其中明确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30日前拖欠原告工程进度款10 176.7万元，且承认尚未按约定退还原告保证金4000万元，同时该备忘录中被告亦承认了相应的付款计划，并且承诺如仍不能支付到位的，被告应按月利率2%的标准承担逾期违约责任。被告未按照《备忘录》履行，属违约，拖欠巨额工程进度款等违约情形持续存在。2019年12月24日，被告又与原告签订《备忘录2》，被告明确确认了原告施工至主体结构验收阶段的已完工程造价为1.9亿元，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工程款进度合计1.5亿元，截止至2019年12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应付工程进度款达139 673 752.16元。同时被告就上述拖欠的工程进度款向原告做出相应的支付计划承诺，并还约定如被告违约导致涉诉的，则原告为实现债权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调查费等）均由被告承担，该《备忘录2》中还对被告仍未按约履行的相关责任和后果，以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但被告在接二连三承认违约并作出相应的承诺后，却肆意践踏承诺。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未按照《备忘录2》中的承诺向原告支付工程进度款，至今分文未付。被告在《备忘录2》中承认由于其长期拖欠原告巨额工程款，导致本工程项目自2019年8月29日起停工，综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且影响到合同的正常履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恳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声明，原告仅就已确认的截止至2019年12月30日前被告拖欠的应付工程进度款提起本案之诉，本案不涉及其他权利的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工程款、结算款、违约金及其他违约责任、损失等，原告保留相应的权利，另行主张。中新房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实际履行的合同问题。本案所涉工程项目“拉萨铭著”有两份施工合同，一份为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一份为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合同。被告一与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同为实际履行至今的施工合同，因为该项目的招标、办理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住建部门备案的施工合同、建立合同、工程款支付、设计变更、工程费用增减等均是由被告一实施，包括原告作为此次起诉依据的《备忘录》和《备忘录2》的签订双方也是被告一与原告，双方为实际履行各方，被告二非本实际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与本案无关联。且从《备忘录》中能够确认2018年1月1日原告就已开始进场施工，表明双方履行的合同为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仅为办理施工手续，从未实际履行该合同。二、本案案涉工程两份中标通知书效力问题。案涉工程由被告一作为发包人负责招标工作，被告二并未参与投标，两份中标通知书的编号完全相同，因此必有一份有效，一份无效，因为一个工程项目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份合法有效的中标通知书。当时因被告二土地尚未过户，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项目已开始施工，急需办理相关施工手续，所以为了办理施工手续需要就又出具了一份署名为被告二的中标通知书，后来被告一在土地过户后又重新补办了全套合法手续。三、案涉施工合同履行及施工活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象。合同约定的施工活动情况、进度款支付等全部合同内容均由被告一与原告商谈并按合同约定确定，被告一并未将涉及合同履行的施工情况、款项支付情况、备忘录签订情况及纠纷情况等以任何形式告知过被告二，被告二对此并不知情。案涉项目开发系被告一从被告二处购入土地并独立开发，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系土地转让关系而非联合开发关系，被告二与本案无关联。四、工程进度及违约金问题。根据《备忘录》和《备忘录2》，被告一与原告第二次确认的工程进度款为11 577.72万元，而非139 673 752.16元，不能以《西藏铭著项目进度款明细款》为准。违约金在《备忘录》中约定了在2019年4月30日前如不能支付到位，才按月息2%承担违约责任。在《备忘录2》中对进度款又重新进行了第二次确认，但对第二次确认的11 577.22万元的进度款在《备忘录2》并未明确约定需要支付利息和利息标准，故原告不能按照《备忘录》中确认的进度款利息约定来推算第二次进度款的利息，因为第二次并未约定，故对利息不予认可。4000万元虽名为借款，实为工程施工履约保证金，不应当计算和收取利息，且《备忘录2》约定该保证金利息自2018年6月10日和7月30日的次日开始计算，但对方是从当日开始计算利息，因此即使存在利息，时间计算错误。五、因原告未提供律师代理费合法收费书面依据，故不予认可。六、违约金、借款、利息、全力实现费用等均不属于原告主张的149 054 177.29元工程价款优先权范围，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可以享受优先权的建筑成本费用具体金额。华泰龙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1.本案铭著项目应当属于招标项目。原告举出的两份中标通知书，由被告一发出的是经过招投标程序发放，应为有效的中标通知书，而被告二签署的中标通知书并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自然从根本上就没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其盖章的日期远远晚于合同签订的日期（2018年6月），是虚假的中标通知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二是应被告一的要求出具该份中标通知书用以办理其施工手续。这一事实在招标代理机构的《情况说明》中也得以证实，招标代理机构从未与被告二沟通联系，自然也不可能发出原告所举的中标通知书。综上，因本案被告二未组织招标，其发放的中标通知书也是虚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中标通知书，而这一切原告都是明知的（原告所有的投标活动均以被告一为业主进行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之规定，该三方协议应为无效。2.本案被告一与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份合同除合同发包人增加被告二及工期进行调整外（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工期与监理合同工期完全一致，应当认定为真实的合同工期，该合同应为实际履行合同），没有任何改变，此行为发生在招投标工作之前，并根据原告出示证据《备忘录》表明，原告已经于2018年1月3日进场。事实证明被告一在招投标之前已经将中标人确定为原告，签订合同并开始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五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之规定，三方协议应为无效。3.原告与被告一事前已就施工承包价格、方案进行实质性商谈，而后才要求与被告二签订施工合同。如果认定被告二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有效的话，那从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三方）均存在原告与被告一联合损害被告二权益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认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该合同也应当视为无效合同。二、施工合同（三方）无效，责任承担的问题。1.原告自始至终均未履行该三方签署的施工合同，其实际履行合同系与被告一签订的施工合同，原告与被告一均不会也不可能因三方施工合同无效产生任何损失。原告自始至终对项目的发包人及业主为被告一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一也证实其一直向原告披露被告二与铭著项目无关，原告从与被告一协商的第一天起便知晓该项目为被告一一人所有。因此，三方合同无效是所有合同当事方都明知，包括加盖由被告二印章的《中标通知书》也是被告一到被告二公司盖的虚假、无效通知书，仅是用于办理前期手续，从该事实可看出，原告与被告一也不会因为中标通知书及三方签署的施工合同无效而产生损失。况且，原告明知其并不期待被告二履行合同，从施工过程以及后面签署备忘录的情况，原告从未期待被告二履约，也未要求被告二履约。足以说明原告与被告二不具有合同关系，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二没有因果关系。2.原告参建的铭著项目为被告一独立开发，二被告之间并非合作开发关系，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原告的履约行为并未给被告二带来利益，被告二也未因原告的行为受益。因此，对于三方协议无效被告二既没有过错，也未享受利，不应承担责任。三、关于中标通知书举证责任的问题。1.原告一直声称通过招投标签订施工合同，但原告方并未完全举证，而是只提交了一份中标通知书。实际上原告方一直在回避招投标过程这个问题，因为原告根本对该项目的招投标及施工建设与华泰龙无关的事实是知情的，妄图通过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中标通知书让被告二承担责任。2.被告二举出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的情况说明，以及华泰龙印章使用登记（中标通知书是中新房公司员工2018年6月到华泰龙盖章，有该员工签字。并非招标代理机构操作），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原告主张通过招投标签订三方施工合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因为中标通知书盖章时，其施工早已开始，原告并非经过招投标参与到铭著项目，而是通过与被告一商谈成为铭著项目承建单位。这也就证明被告二的主张中标通知书是无效的，仅是用于办理有关手续，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该中标通知书因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其无效是三方都明知的，原告完全清楚自己受邀参与的是什么标，这也就是其不完整举证的原因。该份中标通知书有效无效并不会影响原告与被告一的合同关系，其现在产生的损失也与中标通知书无效无关。3.中标通知书编号一致的情况。实际上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发两份中标通知书的情况，更何况是编号一致的通知书。因为招标、投标、评标、中标通知书的发放主导者都是一致，就算联营、合作的招投标工作也基本不存在发放两份中标通知书的情况。因为一份中标通知书已经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其他人发与不发都不影响招投标活动的结果。两份通知书既然连招标人都不一致，那为何还能用同一编号，该做法根本不符合常理，唯一解释就是被告二盖章的中标通知书是被告一仿造的（在印章使用登记上也注明了是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手续。事实上，这一问题，招标代理机构能够说明清楚，其在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三、被告二与原告并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所举的《施工合同》并非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也均未履行该份合同，不受该份协议的约束，不应当突破合同相对性让被告二承担责任。原告与被告二并没有就铭著项目有过任何意思表示，自然不能建立起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二并不受该合同的约束。因三方签署的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自然其中关于授权的约定也应当无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未向被告二履行任何手续，包括工程施工变更、验收等均未联系过被告二，也未曾向被告二申请工程款拨付，原告承建的工程并非被告二所有，被告二也无需向原告支付价款。四、铭著项目实际履行的是原告与被告一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的发包方（业主方）为本案被告一，承包人为本案原告。五、被告二与被告一的关系实际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合作开发关系。二被告就土地转让达成协议，拟通过合作的方式用土地置换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规定，二者实际上并非合作开发关系。被告二不享受铭著项目开发的利润、也不承担铭著项目开发的风险，是一种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原告的履约行为并未给被告二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被告二不应当就被告一与原告的合同承担责任。六、原告出具的一系列签署有被告二印章的资料仅是用于部分手续办理，并非原告、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真实履行的合同。该项目开发初期，二被告还在就土地置换房屋的面积进行磋商时，被告一为了尽快开发以被告二的名义办理了有关证照。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何要出具原告与二被告的三方协议，因铭著项目的发包人只有被告一，现双方已完成土地使用权转让，铭著项目的所有手续在二被告确定置换方式后已全部变更为被告一。这说明自始至终被告一是铭著项目的唯一发包人。综上，原告出示三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铭著项目并非被告二作为业主的项目，原告从介入该项目开始便明知被告一为案涉项目的唯一发包人（业主），整个施工过程中履行协议的仅有原告与被告一，二者也从未向被告二提出异议，足以证明铭著项目履行方为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双方合同，被告二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被告二不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原告与被告一事前议定价款，以办理手续为名与被告二签订合同，且二者在被告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备忘录，议定高额工程款的行为有恶意串通损害被告二利益的嫌疑，望法庭查明，公正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被告二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标通知书》原件两份，欲证明二被告作为共同招标人同日向原告发出中标通知书，要求与二者签订施工合同，两份中标通知书均是经招标代理机构盖章确认，足以证明涉案工程是二被告共同发包的事实。被告一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开发铭著项目，从2017年11开始原告已进场并施工，涉案土地尚未从被告二处过户至被告一的名下，为了办理施工手续让招标公司做了被告二的中标通知书，本案实际招标人是被告一。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有其印章的中标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从未委托他人组织招标，与后面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且中标通知书仅适用于施工手续办理，在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施工合同及进场时间来看，该通知书为无效，对于被告一的中标通知书并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我方有证据证明当天开标唯一单位为被告一。本院认为，两份中标通知书的中标编号53002018X001、日期2018年1月25日，中标单位即本案原告、工程名称即铭著项目，中标总工期24个月、招标代理机构云南山重建设工程化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均一致，唯有招标人一方为被告一、一方为被告二，两份中标通知书落款处均加盖有招标人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本院对该两份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二虽对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其提交了一份《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表示从未委托他人组织招标，但仅以此证明其并非本案的发包人之一，还欠缺相应的依据，与中标通知书显示的内容存在差异，本院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采纳。2.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欲证明二被告共同作为发包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且从合同内容上看，二被告未分彼此，发包人权利义务均系一体，因此二被告应共同承担发包人义务，按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本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备忘录等文件二被告负有履行义务。也约定了发包人代表为被告一，被告一的行为对被告二具有约束力。在专用条款中也约定了利息，合同附件质量保修书中也是由二被告作为共同发包人与原告签订，在合同中也约定支付进度款。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一个项目有两份合同，真实合同只有一份，与被告二的合同仅仅是为了办理手续，施工方是清楚的。该合同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原告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12月30日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备案合同，故对上述合同不予认可。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三性均不认可，铭著项目并未经被告二招标，合同无效。关于合同工期与施工许可证一致的问题，因合同本来就是用于办理手续，并不是双方履行的真实合同，而期限一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根据三方合同的开竣工日期，我方将举证证明监理约定的时间，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时间一致，这份合同违反招标管理办法，也是无效的。本院认为，该合同系三方签字盖章签订，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该合同是否为涉案项目的实际履行合同待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3.建设规划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原件一份、开工报告原件一份、、地基与基础分部验收记录主体结构分布验收记录一套资料复印件，欲证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工程项目发包的前提条件，该项目的合法建设主体即为被告二，在签订施工合同后也是由被告二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足以证明被告二是参与涉案项目施工建设的，而施工阶段是由被告一按照施工合同的约定具体负责施工管理的，涉案工程已通过主体结构验收，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80%的进度款。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施工许可证也是为了办理手续需要，过户后均为被告一，合同实际履行者是被告一与原告，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工程款因为备忘录确认的数据时间金额都不准确，故不应支付，对于主体验收合格我方予以认可。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建设规划许可证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只能表明前期办理手续是被告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一为了尽早开发，办理的施工许可证，并不能说明原告与被告二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对于开工报告及验收记录，原告主张的授权我方不予认可，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二向被告一进行授权，反而从开工报告上能证明铭著项目建设单位是被告一，一系列开工报告没有被告二签字或代为签字，所有记录报告体现的业主单位均为被告一。本院认为，2018年4月10日拉萨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建设规划许可证》显示涉案项目的建设单位为本案的被告二，2018年9月27日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显示的建设单位为被告二，合同工期2018.1.30-2019.10.30，开工报告、、地基与基础分部验收记录主体结构分布验收记录均显示建设单位为本案的被告一，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纳。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4.2019年2月21日《备忘录》原件一份及《工作联系暨友情邀请函》及邮寄、签收凭证，欲证明被告一总经理王宏凯参与并签字，王宏凯是施工合同约定的二发包人共同制定的发包人代表，该备忘录明确确认了截止2018年12月30日欠付工程款1.01767亿元，且还有400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约定了违约金提高为每月2%，同时约定了利息在被告支付的款项中优先扣除。2020年12月24日《备忘录2》原件一份，欲证明该《备忘录2》是在《备忘录》基础上签订的，由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孙文锐参与签署，并加盖被告一的公章，对被告二具有约束力，该《备忘录》中对已完工产值按上限值1.9亿元确定有明确的合同依据，截止至2019年12月30日拖欠原告应付工程进度款计139 673 752.16元（仅为已完产值的80%），并承诺了付款计划。同时约定了由于两被告未按约履行导致原告涉诉的，相关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调查费等权利实现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以及原告将《工作联系暨友情邀请函》邮寄至二被告，二被告均已签收，被告一应邀前往并签订了上述的《备忘录》。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两份备忘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于进度款金额，备忘录中只约定了利息，备忘录2对工程的具体欠付金额进行了约定，没有对11 577.72万元金额的利息进行约定，不能按照备忘录推定备忘录2也约定了利息，对于进度款1.15亿元予以认可，邀请函无意见。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备忘录》中签署一方无被告二参与，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备忘录》均显示双方等字眼都表明原告一直履行的合同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就算在三方合同有代表签署，那《备忘录》不应当没有被告二，该份《备忘录》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说明铭著项目施工与被告二无关，其中对于工程款、违约金、利息计算都不予认可。对于《备忘录2》，被告二并未对孙文锐做出授权，对被告二没有约束力，金额不认可。《备忘录》反映了2018年1月3日早于中标通知书时间也早于三方合同签订时间，说明在之前原告施工资格已内部确定，与三方协议相违背。两份《备忘录》中均未提到被告二，依据仅仅是三方给王宏凯授权，《备忘录》、《备忘录2》绝大部分内容为确认款项及支付，那应当体现被告二作为发包人的地位及义务，现直接规避，故不予认可。对于邀请函及签收文件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一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备忘录》、《备忘录2》，双方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结合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王宏凯系发包人代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采纳。且原告于2019年2月2日通过中国邮政EMS方式向二被告共同发出邀请函，二被告均已签收，故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5.《律师函》及邮寄、签收凭证，欲证明原告同时向二被告发函，要求二者履行备忘录等文件约定的义务，催告两被告按承诺履行付款义务，但至今二被告均未回应。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二对此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我方收到了，但系原告单方行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为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单方向被告一、被告二发出要求履行付款义务，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邮寄和签收凭证能证明原告将《律师函》邮寄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一与被告二进行签收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采纳。6. 诉讼费缴纳凭证，诉讼保全保单及保险费（保全担保费）支付凭证、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以及支付凭证，欲证明原告为实现权利花费诉讼费787 070.89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0 000元及律师费500 000元，其中律师费仅为基础收费部分，未含风险代理部分律师费，风险代理部分应按照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全额计取。按照备忘录约定上述费用理应由二被告承担。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具体收费依据标准，是为了实现自身权利的费用，应自行承担。被告二对此认为三方合同是无效，备忘录2我方也不认可，原告实现权利主张支付的费用应原告承担，与被告二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是否应由二被告承担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中新房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一作为发包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双方均履行的是本合同并非三方合同。原告对此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合同在涉案工程中标之前签订，同时合同的保修书等条款中无相关约定，均系空白，无印章，该合同中的开竣工时间均与中标合同时间相矛盾，合同不具有合法性。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合同的真实性三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由此可见，中标后，先向中标单位签发中标通知书，在签订合同。而本案下发的中标通知书时间2018年1月25日，本合同签订时间系2017年12月30日，以此证明本合同为实际履行合同相矛盾，且证明力不足，故本院不予采纳。2.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欲证明发包方是被告一，与被告二无关联。原告对此认为施工许可证为2019年4月，许可证中明确了原建设单位是被告二，从许可证的内容可以看出施工许可行为发生是在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变更，不能否定此前的履行及二被告共同开发的行为，印证了前期报备的合法手续是真实的，建设工程有前期合法手续，后期合法施工是完整的，不能分割该施工许可证。2019年10月18日规划许可证，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主体变更行为，印证了前期被告二是合法主体，后期行为是内部行为，不构成发包人主体变更。建设用地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均系订立履行合同后发生的二被告之间内部变更，不能影响原合同主体相对方的权益。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从不动产权证书看被告二与被告一之间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原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权利人及用地单位、建设单位均为被告一，但时间均在各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一年进行了变更即2019年，被告一以此证明与被告二无关联，与证据反映的案件事实不符，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华泰龙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一份，欲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及铭著项目的实际履行的合同。原告对此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持异议。与被告二前期取得的规划许可证相矛盾，由于前期手续才签订的合同，三方合同是合法的，应当以中标合同作为合法依据，二被告一致主张三方合同是备案所需，现在又出现两方备案合同，只能证明两方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客观履行，后续的三方合同才是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庭前被告二向本院申请调取在住建部门备案的合同，所调取的备案合同与被告二向本院提交的合同存在一致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否为本案铭著项目的实际履行合同，本院认为，合同的真实性三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由此可见，中标后，先向中标单位签发中标通知书，在签订合同。而本案下发的中标通知书时间2018年1月25日，本合同签订时间系2017年12月30日，以此证明本合同为实际履行合同证明力不足，故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一与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原件一份、被告一招标文件原件一份、原告投标文件原件一份、综合评标报告复印件一份、招标公证书原件一份、中标通知书原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明知被告一是唯一的发包人，仍然投标且中标，被告二未组织招标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招投标与原告之间并未建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对招投标文件，公证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余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二作为发包人的依据，从签发的中标通知书可知，被告二是签发了中标通知书，对被告二具有法律效力，足以证实二被告作为共同发包人的身份，向原告签发通知书的行为，在招投标行为过程中均不排除其他人参与发包的行为，被告二签发中标通知书证明共同发包，被告二无法否定作为发包人的客观事实。从目前情况看，存在两套合同招标文件，第一份合同手续不合法，被后来的按照三方招投标文件取代，现均系证明前一份合同，但不能否定后一份按照政府要求办理合同等行为。被告一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除综合评标报告外，其余证据均系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上述证据显示被告一为发包人及其委托第三方进行招投标与原告之间建立了施工合同关系，但以此排除被告二并非发包人的证明力不足，且并不能反驳原告向本院提交的中标通知书的证明力，故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纳。3.被告一与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原件一份，被告一与黑龙江和泰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铭著建设监理项目合同》原件一份、被告一与陕西智鑫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原件一份、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明细、委托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发票打印件一组，欲证明铭著项目的建工合同、设计、监理、造价咨询合同均由被告一对外签订，以及所有进度款均由被告一向原告拨付，亦进一步证明了被告二并非铭著项目的发包人。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被告二举出被告一的合同证明其并非涉案合同的发包人，存在相矛盾，反而能够说明双方是合作主体，二被告作为共同的发包人是不争的事实。支付金额已在备忘录中进行了确认，二被告作为共同发包人，任何一方向我方付款都是履行的行为，不能以此排除被告二不是本案的发包人。若被告二未参与，怎能提交这么多的原始资料，到目前原告方使用的办公场地系被告二提供，不能说未参与就否定发包人的身份。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被告二未向我方提供办工场地。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显示铭著项目的建工合同、设计、监理、造价咨询合同均由被告一对外签订及进度款均由被告一向原告拨付的事实，但结合中标文件、三方合同等证据不足以排除被告二的身份，故被告二并非发包人的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纳。4. 监理单位出具的《关于铭著项目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6月份监理月报原件、41份会议纪要及签到表原件、7份变更洽谈申报表原件，铭著项目月报表、进度确认单、工作联系单、工作回复单原件，欲证明黑龙江和泰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铭著项目的监理单位，了解整个施工情况，能够证明业主方非被告二，也未参与铭著项目的施工。会议纪要均是原告与被告一、监理单位共同参与签字，与被告二无关。项目变更情况为原告与被告一和监理单位申报并确定，与被告二无关。原告加盖公章认可被告一为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原告的质证意见为情况说明以及签到表均系原告签发的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异议，监理与发包人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原告方提交的中标通知书，二被告作为共同发包人，应当履行支付义务，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一履行被告二的授权行为，对被告二具有法律效力，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存在内部分工行为，不能排除被告二是共同发包人的身份。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显示黑龙江和泰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铭著项目的监理单位，施工总承包方为被告一，被告二未参与施工管理，但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是否存在内部法律关系其应不知情，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但以此说明被告二非本案的发包人之一，欠缺依据，故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5. 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签订的《合作开发框架性协议书》原件一份、《铭著项目合作协议》原件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原件一份，被告一向被告二出具的《承诺书》原件一份，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签订的《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原件一组，欲证明被告二将土地转让给被告一，不参与铭著项目的施工管理，不承担任何开发的风险，不享有开发的利益，只享有固定收益即不少于10000平方米的精装房，同时被告一承诺将向项目合作方发函声明项目与被告二无关。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仅证明合作开发的事实，存在分工行为，应当作为共同发包人承担支付责任，框架内容是内部行为，并不影响对外作为发包人的身份。土地转让合同系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不是签订合同时发生，原告仅认可双方作为共同发包人的身份。承诺书也明确被告一对后续被告二的行为提供了担保，足以证明共同发包人的身份。对于购房的行为，在未进行清算前购房，转移投资，是对债权人的权益侵害。被告一与被告二作为合作开发主体，是施工合同的共同发包主体，否则根本不能掌握这些证据，故而不成立。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原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一与被告二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了《合作开发框架性协议书》，2019年2月19日正式签订了《铭著项目合作协议》，2019年1月29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及转让合同、承诺书的时间在于三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被告二虽未参与铭著项目的施工管理，但被告二对其在中标通知书及签订三方合同的盖章行为，作出办理手续为由签订的解释并不合理，且根据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合作开发框架性协议书》第五条、第六条，《铭著项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七款规定了被告一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工作，包括选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材料供应单位、销售代理单位等，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存在内部分工行为，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纳。6.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铭著项目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被告二公司印章的使用统计表共四页。欲证明“铭著项目”的唯一业主方为被告一，与被告二无关联，印章使用的时间能够说明中标通知书仅为备案。原告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印章使用统计表系被告二单方制作，无法否定作为发包人之一的事实，故不予认可。被告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关于铭著项目的情况说明》、印章的使用统计表均系原件，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代理单位，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知情，且2018年1月25日招标代理机构向原告下发中标通知书，招标人有被告二的签字盖章，因此对招标代理机构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中标通知书之间存在相矛盾，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印章的使用统计表系被告二单方制作，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1月25日，招标代理机构为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人为被告一、被告二，中标编号为53002018X001，中标单位为原告，主要内容为“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铭著工程施工，于2018年1月19日举行了开标、评标会议，现确定你单位为中标人，愿意以2011版《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和《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费用定额》等相关配套文件计算，你单位按上述计算方法同意税前总价下浮2%。中标工作内容：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中标总工期为24个月（开、竣时间以甲乙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准），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和“招标文件”所承诺的要求。你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书后，须在30日内到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招标人签订施工合同”。两份中标通知书的落款处由招标代理机构为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盖章，在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由龙云的签字。在招标人处由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盖有关士良的签章，另一中标通知书落款处由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盖章，在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由孙文锐的签章。2018年1月28日作为发包人被告一、被告二与作为承包人原告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本项目土建、装修、水电安装、人防、消防、外墙装饰、门窗、电梯、市政配套、绿化等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铭著工程项目，开工时间暂定2018年1月30日，竣工时间暂定2019年10月30日，发包人的代表为王宏凯，职务被告一的总经理，约定了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合同对工程进度款支付情况进行了约定，土建部分（1）±0.00以下部分框架结构全部完成、且其中3栋主楼框架结构完成至4F后14日内，支付±0.00以下部分实际完成工作量的80%；（2）其中3栋主楼封顶后14日内，支付至所有实际完成工作量的80%；（3）6栋主楼全部封顶且砌体结构完成至2F时，支付至所有实际完成工作量的80%；（4）主体结构中间验收后14日内，支付至所有实际完成工作量的80%；（5）竣工验收后14日内，支付至完成量的97%；（6）竣工结算完成后30日内，支付至结算额的97%；（7）保修金3%在竣工验收两年后28天内付清，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8年4月10日，发证机关为拉萨市城乡规划局，建字第40100201800010号《建设规划许可证》，显示建设单位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名称铭著项目，建设位置察古大道以西、1-4路以北，建设规模83183平方米。发证机关为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证日期2018年9月27日，编号54010120180927320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显示建设单位为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名称铭著项目，建设地址与规模均与建设规划许可证一致。勘察单位为西藏裕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本案原告，监理单位黑龙江和泰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合同期2018年1月30日至2019年10月30日。2018年7月18日，《单位工程开工报告》7份，显示建设单位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投标、议标、中标文件所中标的编号为53002018X001，施工许可证编号为540101201809273201，落款处由建设单位被告一、监理单位黑龙江和泰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原告均盖章签字。2019年7月31日《地基与基础、主体分部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落款处建设单位均为被告一。2019年2月2日，原告致被告一、被告二《工作联系暨友情邀请函》，主要内容系贵公司拖欠我公司巨额款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不仅给我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压力，鉴于此为后续的顺利推进项目进展，诚邀贵公司高层在春节复工前来到我集团总部公司，共商项目后续事宜。原告于当日将邀请函通过中国邮政EMS方式向二被告共同发出邀请函，二被告均已于2019年2月4日签收。2019年2月21日，王宏凯作为甲方（被告一）代表，原告作为乙方于2019年2月2日乙方向甲方发出《工作联系暨友情邀请函》的邀请，甲方来到乙方总部就关于拉萨铭著项目复工事宜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约定了项目施工过程的描述，以及甲方确认欠付乙方工程进度款为12026.7万元－1850（甲方此前已向乙方支付）＝10176.7万元，此款支付的时间为2018年12月30日，还有400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约定甲方须于2019年4月30日前按合同约定全额付清乙方借款（包括应付利息）和工程进度款。如能在此时间前将款项支付到位，乙方免除甲方此前拖欠工程进度款（不含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如不能支付到位，不但要将违约金标准由原合同约定提高到月息2%外，还因甲方的信用度降低，甲方须提供乙方认可有实力公司进行工程款和其他应付款项的支付担保。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落款处由被告一的盖章及代表处由王宏凯的签字，原告的盖章及代表处由吕厚俊的签字。2020年12月24日，被告一（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了《备忘录2》，约定就甲方开发的拉萨市“铭著工程项目”，甲乙双方于2018年1月28日签订了施工合同，由于甲方原因导致工程延期，尤其是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以及迟延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双方于2019年2月21日签订《备忘录》，在甲方未按《备忘录》履行的情形下，乙方仍继续施工，2019年6月6日主体结构全部封顶，2019年7月底前完成全部二次结构工程，并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主体结构验收；2019年11月22日，甲方审核乙方上报的已完工程造价为1.9亿元，应支付工程进度款为1.52亿元；截止当前甲方已支付乙方款项，包括借款、利息、违约金、工程进度款7750万元。一、关于4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因甲方未按照《备忘录》还款，甲方应自上述返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承担逾期返还利息，逾期返还利息按月息2%计算。由于甲方逾期还款，4000万元逾期利息累计为547万元；截止2019年5月5日甲方支付1500万时，累计付款4850元，其中4000万元为归还本金，547万元为延期归还借款利息，剩余303万元为工程款进度款，至此双方确认40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已优先从已支付的款项中扣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关于工程进度款，双方再次确认甲方尚欠乙方的进度款为1.52亿元减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3622.28万元＝11577.72万元。鉴于甲方未能如期支付工程款，已产生延期付款利息2389.5万元。并约定了甲方承诺工程款的支付计划；如因甲方违约导致乙方涉诉的，则乙方为实现权利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鉴定费、调查费等）均由甲方承担。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20年1月9日，原告向二被告发函，要求其二被告履行备忘录等文件约定的义务，催告两被告按承诺履行付款义务，被告一、被告二分别于2020年1月12日、13日签收。原告于2020年3月25日向本院交纳诉讼费787 070.89元，2020年4月9日交纳保全费5000元。2020年3月18日原告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140 000元。2020年3月17日向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支付固定基础律师代理费500 000元。2020年3月16日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另“铭著项目”现并未竣工、验收、结算。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铭著项目”的发包人主体确定及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二、两份“备忘录”的效力问题及原告主张进度款、利息能否得到支持及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三、原告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评析如下：一、涉案“铭著项目”的发包人主体确定及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一、被告二为涉案项目的共同发包人，被告一与被告二均予以否认，其实际发包人为被告一，涉案项目实际履行的合同系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合同并非三方签订的合同。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交的中标通知书能够显示被告一与被告二均为本案的发包人，中标通知书下发后三方于2018年1月28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均能够证明涉案项目的建设单位为本案的被告二，被告二虽提出为了办理相关手续才与原告、被告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履行合同系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此时原告并未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因此原告与被告一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一提交的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显示被告二为原建设单位，与《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铭著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确定了被告二在工程建设中的身份；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于 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中标通知书系招标人被告一、被告二和招标代理机构共同签发的行为进一步证实被告一与被告二及原告间的合同关系成立，因此三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综上，本院认定涉案“铭著项目”系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发包，被告一与被告二辩称被告二非本案涉案项目的发包人，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二非发包人的身份，故被告一与被告二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二、两份“备忘录”的效力问题及原告主张进度款、利息能否得到支持及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根据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合作开发框架性协议书》第五条、第六条，《铭著项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七款以及三方于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约定了被告一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工作，包括选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材料供应单位、销售代理单位等，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存在内部分工的约定。原告于2019年2月2日向被告一、被告二发出《工作联系暨友情邀请函》，要求协商项目后续事宜。后被告一的代表王宏凯来到原告总部就关于拉萨铭著项目复工事宜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后因被告一未按《备忘录》履行义务的情形下，被告一与原告于2020年12月24日签订了《备忘录2》，被告二虽未参与协商签订《备忘录》《备忘录2》，但被告一的总经理王宏凯作为发包人的代表，参加协商并签订了《备忘录》，《备忘录2》系《备忘录》基础上形成，由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孙文锐的签字，对于被告二在其收到邀请函、律师函后均未提出异议，能够说明被告二授权被告一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两份《备忘录》对被告二具有约束力，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系联合体。两份《备忘录》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二被告共同给付截止2019年12月30日的工程进度款139 673 752.16元即部分工程款及利息，该项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在于该工程进度款是否在双方认可的已完成工程量的范围内，本案《备忘录2》第二条中确认了被告欠付原告的工程进度款为115 777 983.63元（应付进度款152 000 000元－已付款36 222 016.37元）及产生的延期付款利息23 895 768.53元，原告主张的进度款及利息系经双方核对确认并签署的，根据已述理由，被告一、被告二应按约定履行其支付义务，故对原告主张的进度款及利息共计139 673 752.16元，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提出以139 673 752.1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8 380 425.13元（自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30日止）的主张。本院认为，《备忘录》第二条第七款约定了如2019年4月30日前不能支付到位，不但要将违约金标准由原合同约定提高到月息2%，但《备忘录》与《备忘录2》虽存在关联性，但两份备忘录的工程进度款不同，在《备忘录2》中并未约定利息及标准，故原告要求按照《备忘录》约定的标准计算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原告主张二被告支付1 000 000元权利实现费，对此原告提交了诉讼费787 070.89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0 000、律师费500 000元。本院认为，《备忘录2》第八条约定，由于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涉诉的，则原告为实现权利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鉴定费、调查费等）均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0 000元，固定基础律师代理费500 000元的支付凭证，依据约定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故本院支持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0 000元，律师代理费500 000元，共计645 000元。对于诉讼费虽有约定，但应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履行。对于原告主张其承建的被告开发的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道西侧的“拉萨铭著工程”项目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原告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自二被告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六个月，但本案特殊情形在于案涉工程系未完工程，二被告实际欠付的工程款最终未确定，若确定工程价款的事实以及数额，相应此时工程价款优先权对应范围才能确定，因此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另对于被告二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案涉“铭著项目”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主张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忘录》《备忘录2》中确认的80%的工程进度款，并非结算款，因此本院已对被告二申请的鉴定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115 777 983.63元、利息23 895 768.53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0 000元、律师代理费500 000元，共计140 318 752.16元；二、驳回原告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 070.89元（原告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7409.4元，由被告中新房西藏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779 661.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欧阳建川审  判  员   拉  姆审  判  员   索朗卓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 官 助 理   扎  宗书  记  员   郑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