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1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延飞，男，198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祝贵，安徽明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早花，女，193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法定代理人:汪永建，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系张早花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淼，安徽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延飞因与被上诉人张早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19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延飞上诉请求：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199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被上诉人订立赠与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签订赠与合同时，办理过户的时间为2019年2月，而鉴定为痴呆的时间为2019年8月，不能以半年后的鉴定意见作为过户时行为能力的认定依据，况且鉴定意见为轻度。2、怀宁县颐年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证实被上诉人平时意识清醒、精神正常，并多次表达赠与房产意愿。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具备法定无效事由。三、双方过户手续为官方登记，有规范的行政程序和要求，特别有审查赠与人意愿的程序，询问、核实赠与人的真实意思，具有公信力。四、被上诉人一致由上诉人父亲履行赡养义务，送养在养老中心，现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申请宣告被上诉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排除指定被上诉人扶养较多的上诉人的父亲作为监护人，明显带有主观恶意。 张早花二审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于案件处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1、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民事案件证明标准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张早花签订赠与合同后6个月零11天，被确诊为痴呆。代理人在“中国知网”查询痴呆，器质性智能障碍专业医学论文，多篇论文观点均表示老年性痴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突发。突发性痴呆在医学论文上被称为“血管性痴呆”是指中风后引发的痴呆。一审中，双方均认可张早花并无中风病史，那么签订购房合同之时应已属于痴呆状态。汪延飞要求我方提供赠与合同之前的被确诊为痴呆的证据，是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错用到民事案件上，相当不合适。 2、先有赠与合同后做鉴定意见的原因是截止2019年8月24日张早花还处于被汪延飞父亲汪金祥控制的状态下。汪金祥未经汪永建和汪秀华二人同意，偷偷将张早花从合肥的经常居住地接到怀宁县，后又控制张早花不与我方接触。对方汪延飞自己在一审提交报警记录显示，汪金祥明确表示不能让张早花离开敬老院。可见不是我方不想第一时间做鉴定，而是做不了。 3、张早花原系安徽省怀宁县清河乡人，与第一任配偶汪恭银共同生育五名子女，大儿子汪张送，二女儿汪某，三儿子汪永健，四儿子汪金祥，五女儿汪秀华。1982年张早花只带三儿子汪永建、小女儿汪秀华改嫁到合肥市包河区高王村大梗组与王立成共同生活。后王立成去世，由三儿子汪永建和小女儿汪秀华轮流抚养至被汪金祥偷偷带走为止。在合肥市由汪永建和汪秀华抚养时，一直采取居家养老方式，认为老人年龄大偶尔记忆不清实属正常，依据汪永建以及汪秀华的认识水平并不清楚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含义，所以也并未主动带张早花做行为能力鉴定。 二、被答辩人的上述理有两处与自身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一审庭审时的表述自相矛盾。 1、上诉人于上诉理由中表示，怀宁县颐年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被上诉人张早花意识清醒、精神正常、并多次表达赠与房产的意愿。但纵观本案所有证据中，不论是怀宁县颐年养老服务中心的单位证明，亦或是黄成苟的护工证明，均未提及张早花有表达赠与房产的意愿；且该单位证明与护工证明就被上诉人张早花的房间卫生由谁打扫这一问题上相互矛盾。 2、汪金祥于上诉理由中还表示，张早花一直由上诉人的父亲履行赡养义务，但本案双方及上诉人证人汪某，在一审庭审中均就1982年张早花改嫁至合肥时，只带了三儿子汪永健（现张早花的法定代理人）、小女儿汪秀华到合肥市居住生活，汪金祥与其他两名子女留在怀宁县事是认可的。所以张早花并不是一直由汪延飞的父亲汪金祥履行赡养义务。且上诉人所提供的赡养证据中，时间亦是从2017年8月31日起，距2019年8月24日出院仅有两年时间，故不存在一直赡养之说。 2016年张早花分房子，2017年汪金祥偷偷把张早花接走，2019年2月份做了房屋过户手续，这才是本案的时间线。 三、房产局工作人员无法准确区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区别，办理房产登记不等于该登记就无法撤销。 张早花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与人交流但不清楚自己真实意思。鉴定报告对张早花精神状态的描述是“虽对自己的财产以及监护问题有所考虑，但认识较为肤浅，难以准确行使民事事务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完全主张，无法作出完整的、主客观一致的意思表达”。 同时，张早花在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第四页（共6页）向四位鉴定人表示“给小女儿和二儿子两个。孙子要我的房子，孙媳妇要，小儿子把我送到养老院去了，养老院不好，不能待。”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汪延飞到房产局变更张早花名下房屋归属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应得到支持。 四、张早花赠与汪延飞房屋毫无主观动机。 1、经一审庭审双方举证质证以及互相质询可知，汪延飞并非张早花唯一的孙子，张早花大儿子汪张送也有儿子，汪延飞讲系传统观念孙子的影响从而导致张早花赠与的理由不存在事实基础。 2、汪延飞说基于父亲汪金祥对于张早花的赡养而赠与理由也不成立。原告1982年从安庆改嫁至合肥，改嫁时，时年13岁的汪金祥并未随张早花一起搬至合肥共同生活，亲属感情较汪永建、汪秀华一方较为淡漠。且自1982年之后直至2016年6月得知张早花名下的老房屋拆迁之前的这一期间，汪延飞、汪金祥一家与原告之间少有联系且从未履行过任何赡养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张早花二儿子即现在的法定监护人汪永健与小女儿汪秀华一直伴随左右。 3、汪延飞对于张早花并无法定的赡养义务，张早花除涉案房产外并无其他房产，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子女。如张早花意识清楚应订立附赡养条件的赠与协议，而非无偿赠与协议。在多子女家庭将唯一房产赠与没有赡养义务的孙子而置自己养老问题于不顾，非人之常情。 五、退一万步讲，即使张早花2019年2月份签订赠与合同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汪延飞也应对张早花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非孤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败诉后果。 双方在一审庭审时均认可张早花本人不识字，系文盲，视力极差，张早花在房产局签署的名字系汪延飞代签。让文盲签署书面材料起码要当面读给她听，比如证人、公证书、视频证据证明张早花有赠与房屋给他的意思表示。依据汪延飞的年龄，知识水平，取得这些证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截至二审目前，仍未有任何新的证据提交。 在判断房屋归属上我们须除了遵守物权法外，还应当遵循物权法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其立法精神。一审法院判决既适用了物权法，又更深入的融入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其立法精神，符合我国保护老人的立法原则与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张早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汪延飞之间就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房屋的赠与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判决将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房屋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因过户登记而产生的契税、手续费等相关费用由两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变更诉请第二项为：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房屋归原告所有，因过户登记而产生的契税、手续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房屋原产权人系张早花。2019年2月19日，张早花与汪延飞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019年2月21日，该房屋转移登记至汪延飞名下。在签订上述《房屋赠与协议》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因张早花系文盲（半文盲），其在该《房屋赠与协议》及《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中签字均由汪延飞代为签署。 2019年8月，张早花经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CT检查显示为“两侧额颞硬膜下少量积液、颅内多发缺血灶、脑萎缩、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初步诊断为“痴呆”。此后，张早花女儿汪秀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认定张早花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委托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张早花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该所鉴定意见为“鉴定诊断为器质性智能障碍（轻度），法定能力评定目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意见中对张早花的法定能力评定为“被鉴定人系器质性智能障碍（轻度）患者，受记忆、智能下降的影响，虽对自己的财产及监护问题有所考虑，但认识较为肤浅，难以准确行使民事事务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完全正确主张，无法作出完整的、主客观一致的意思表达，即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有所削弱。因此，评定为目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019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皖0111民特23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早花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张早花之子汪永建为其监护人。现张早花以其签订赠与合同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等的精神状态之下为由，主张案涉赠与合同无效，并诉讼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庭审中，汪延飞陈述其与张早花系祖孙关系。另根据合肥市包河区骆岗街道高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张早花原系安徽省怀宁县清河乡人，与第一任配偶汪恭银共同生育五名子女，分别是大儿子汪张送、二女儿汪某、三儿子汪永建、四儿子汪金祥、五女儿汪秀华。汪恭银去世后，张早花于1982年带三儿子汪永建、小女儿汪秀华改嫁到合肥市包河区高王村大埂组与王立成共同生活，其与第二任配偶王立成未生育子女。 一审法院认为：张早花实施的赠与行为是否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是确认案涉赠与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四）形式合乎法律要求。 本案中，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记录显示，张早花于2019年8月30日即被诊断为痴呆，此后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中载明，张早花虽对自己的财产及监护问题有所考虑，但认识较为肤浅，难以准确行使民事事务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完全正确主张，无法作出完整的、主客观一致的意思表达，并确认张早花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有所削弱，目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现张早花已经年近87周岁，而老年性痴呆是一种慢性潜隐性起病并进行性加重的疾病，且张早花客观上属文盲（半文盲），故其于2019年2月19日签订赠与合同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受限，无法正确认知签订案涉赠与协议所产生的相关法律后果。另外，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张早花名下除案涉房屋外再无其他房产，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子女，张早花实施了将其唯一房产无偿赠与给其中一个孙子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是在同一时间内赠与人张早花无偿地减少了全部财产，而受赠人汪延飞不支付任何代价增加了财产，显然张早花的行为导致其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严重影响其居住及生活水平，故张早花独立实施的该赠与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作为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智能和辨认能力是不相适应的，该赠与行为无效，由此确认其与汪延飞签订的赠与合同亦为无效。案涉赠与合同经确认无效后，汪延飞应当返还其基于合同所取得的案涉房屋并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早花与被告汪延飞于2019年2月19日就合肥市包河区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无效；二、被告汪延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合肥市包河区大强路20号民康葛大店花园16幢1002室的房屋产权过户至原告张早花名下，过户登记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告汪延飞承担。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2320元，由汪延飞负担。 上诉人汪延飞在二审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房产登记部门对被上诉人张早花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双方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被上诉人意识清醒，赠与房屋是其本人真实意愿。 证据二：被上诉人所在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张早花在2019年8月之前精神正常，身体健康，意识清楚，生活可以自理。通过社会养老，几位子女均知晓且无异议。 证据三：协议一份，证明：上诉人家庭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赡养，被上诉人的房产归上诉人家庭所有表示没有异议，符合被上诉人意愿且被上诉人子女均无异议。 证据四：怀宁县清河乡清河社居委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该清河社区期间一直和上诉人家庭居住生活。 被上诉人张早花质证意见为：四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张早花的签名也是汪延飞代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该组证据与证据四内容相互矛盾。对证据三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该协议不是张早花本人关于其名下房屋的处分意见，且没有明确的落款时间，不能证明何时签订。五名子女中只有三名手写名称，没有取得全部子女同意。如果上诉人认为该协议是张早花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对象应是汪金祥而非上诉人。我方一审就此问题向上诉人发问，上诉人回答赠与对象是汪延飞。对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该证据内容与证据二互相矛盾。 被上诉人张早花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并没针对赠与合同无效的情形作出专门的规定，判断赠与合同是否无效，应用《合同法》中的一般规定进行分析。本案中，案涉合肥市包河区房屋原产权人系张早花，张早花与汪延飞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告成立，并实际履行完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双方签订赠与合同并办理房产过户的时间为2019年2月，而张早花被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限制民事民事行为能力的时间为2019年8月，而且鉴定意见载明，张早花系器质性智能障碍（轻度）患者，受记忆、智能下降的影响，对自己的财产及监护问题有所考虑，只是认识较为肤浅；且怀宁县颐年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证实张早花平时意识清醒、精神正常，故不能以半年后的鉴定意见作为签订房屋赠与协议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时张早花行为能力的认定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赠与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存在哄骗行为，即使存在也并非导致合同无效，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 综合本案案情及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张早花赠与汪延飞房屋行为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确认案涉房屋赠与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汪延飞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1993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早花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2320元，由张早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100元，由汪延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佘敦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