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5民终4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立春，男，195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琦，女，199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有波，男，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庆国，男，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西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立春因与被上诉人王庆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立春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法院在认可上诉人对北海市碧海云天休闲娱乐有限公司（下称碧海云天公司）的投资总额为2000000元这一事实的前提下，直接否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从公司成立至今所有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份制合作协议，上述决议完整的说明了碧海云天公司从成立至今所有股东的出资额以及股权的变动情况。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认可上诉人完成了股东出资义务和拥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盲目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完全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显然不公。其次，股东身份的确认与投资者是否在公司章程中签字,是否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及是否完成了工商登记等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必然的制约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待确权的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形成“股权性出资”合意且有实际出资行为的，是确认其股东身份及其股权的基础性依据。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不仅履行了2000000元的出资义务，还有碧海云天公司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以及《股东出资股本》，在该两份材料中的“收到公司股东孙立春投资款”“股东姓名：孙立春”等字眼和语句均能证实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是经碧海云天公司确认的。综上，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不能仅仅因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或者没有股东名册而被予以否定。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直接认定为无效合同。第一，从公司自治的角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法》的意义上，公司自治主要是指公司的参与人（主要指内部参与人）之间，依照私法自治的原则，通过合意、契约或者章程来安排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公司参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公司法》应当对此效力予以承认与保护并不予干预。因此，对有限公司而言，全体股东有权对有关公司的组织机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等事项进行真实有效的协商，通过共同的协议来制定符合公司发展要求的治理规则，一般情况下，不应干预股东之间签订的实体权利义务，除非自治失效，或者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因此，在符合公平公正和合同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股东承包经营公司符合公司自治的《公司法》基本原则。第二，从《公司法》规范的性质来看。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涉案的《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无效，那么，该条款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抑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前者将导致否认其效力，而违反后者并不一定否认其行为效力，而是对违反者加以制裁。对于二者的区分准则，有正反标准的二分法: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应当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关系当事人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其次，也可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判断该规定是否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对照肯定性识别标准，《公司法》并未规定违反第一百六十六条的后果是合同无效。本案中，如使承包合同继续有效，也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对照否定性识别标准，《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的规定：系出于公司行政管理的需要，公司在运转过程中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相关合同无效，违反该规定的法律后果主要是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损失赔偿贵任。第三，从承包合同的性质分析。股东内部承包是公司股东会通过合同形式重新分配公司的治理权利，是一种经营模式，也是一种公司治理结构。该形式不违背公司自治的基本理念，法律对此也并未设禁止性规定。股东内部承包仅是公司经营权的暂时让渡，并不会破坏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案中，公司全体股东约定上诉人、马长永、杨洪将一定时期内股东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等权利让渡给被上诉人行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固定数额款项，并承担在此期间公司经营的盈亏一切后果。该约定的实质是公司全体股东对各自如何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利的安排，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承包合同约定股东以一定对价将其权利让渡给其他股东行使，这种权利让渡并不当然损害公司和第三人利益。即使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损害公司或第三人利益，承包合同只是明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内部有关后果的承担方式，并不影响公司或者第三人依据公司法规定主张股东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3.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和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明显矛盾。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依据《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判决被上诉人支付承包金779946元并支付违约金给碧海云天公司另一股东马长永，而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否决《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一事实、同一公司出资人、作为同一份《股东内部承包合同》的出租方，两份同一法院判决却截然相反，一份是认定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认定《股东内部承包》有效，一份是否认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并认定《股东内部承包》无效。就同一份《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两份判决认定截然不同显然让人费解。两份判决的结论截然不同，其实质是侵害协议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判决存在不公。同一份合同不可能既有效又无效，上述矛盾足以证明两判决必然一份存在错误。4.本案涉案的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有约定的承包标的是该公司唯一经营目标，即洗浴中心会馆，不是纯粹的承包公司。因为该公司所经营目标的唯一性，也可以理解为承包公司。5.承包合同的甲乙双方均是自然人，非法人，且均是该公司的股东。实际上是被上诉人总承包会馆，由被上诉人独家风险经营。不管是否盈利，均应向相应的股东支付承包金。所以该承包合同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得到法律的保护。6.本案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承包金并不是公司的财产，而是属于被告的自有资产。不是一审所认定的是公司的分红，本案不存在分红的事实。7.被上诉人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已经实际上经营会馆，依据双方的约定，按照承包金的额度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支付的承包金均是由被上诉人或其指定他人账户支付，非公司账户，该资金并没有明确是公司的财产。所以支付的相应款项不能理解为公司的分红或者公司的财产处置。所以一审认为上诉人所取得的相关款项是分红是认定事实错误。8.关于上诉人股东身份问题，虽然上诉人不是显名的股东，但是隐名股东的身份已经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被上诉人占股60%以上，已经满足了《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知晓上诉人的隐名股东身份，应该确认被上诉人是实际控股股东，具有股东身份。从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双方之间所参加的所有的股东会均有双方的签字，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特别是双方就股权的承包签订的合同，足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的隐名股东身份，并予以认可。同时，也依据《公司法》同意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综上，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不可质疑，是实实在在的隐名股东。9.股东之间签订的会馆承包都是经过全体股东开会决定，一致同意由被上诉人总承包会馆。按照公平原则以及股东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应当支付总承包金。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调查了解股权的事实，否定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对上诉人所领取的1490000元的承包金认定为分红是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庆国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上诉人混淆了投资人与股东之间的法律概念，投资人并不必然成为公司股东，关于公司股东的身份，有公司法的明确规定，上诉人没有达到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股东资格的要求，关于股东身份并不是被上诉人以及其他投资者认可就可以依法享有股东资格的身份，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身份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本案当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实际是规避了公司法与投资人依法承担盈亏的义务，约定了上诉人只单纯获利的投资，对公司经营亏损的风险概不承担。该约定名为投资，实际应认定为借贷关系，只收取利润不承担风险明显违法公司法相关规定。2.本案经审理查明事实部分认定，投资人有上诉人、马长永、陈磊、楼定寰、杨洪。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全部投资人都和王庆国签订承包协议，将其股份全部转嫁到王庆国身上，由王庆国独家经营，承担风险。这个是明显违法公司法规定股东人数在2人以上的规定。上诉人自从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以后，或者是在投资公司后，都没有实际参与过公司经营管理。本案中，上诉人充其量只能认定为是公司的投资者，不能认定具有股东资格。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4.自2016年开始，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截至到2017年5月份一共是支付了1340000元。2019年2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150000元是应是另外案件民间借贷还款，不应归结为承包金，另案[（2019）桂05民终1721号]认定为股权承包金上诉人已经就该案已经申请再审。 上诉人孙立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王庆国支付拖欠承包金1610000元及违约金154268.19元给原告孙立春，合计1764268.19元（违约金以4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分别从2014年12月1日、2015年11月1日、12月1日、2016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7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8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9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上述费用继续产生另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碧海云天公司于2011年6月9日登记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阳明辉，公司股东只有王庆国、程磊二人。 2011年5月6日，原告孙立春（受让方、乙方）与程磊（转让方、甲方）签订《碧海云天休闲会馆股东会决议》，主要约定：转让方（甲方）转让给受让方（乙方）北海市云南路42号碧海云天休闲会馆的10%股权，受让方同意接受（整体投资额为1000万人民币）；股权转让价格为1000000元人民币，乙方需在协议签订后七日内将该款项汇到甲方指定账号，款到之日起本协议生效；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后即可获得股东身份等。 2011年5月12日，碧海云天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股东孙立春支付广西碧海云天休闲会馆投资款壹佰万元整（人民币）。”同时，原告孙立春、被告王庆国以及马长永、程磊、叶向潮、楼定寰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载明：公司股东共6位，其中合作者王庆国，投资180万，占18%；合作者程磊，投资180万，占18%；合作者楼定寰，投资180万，占18%；合作者马长永，投资180万，占18%；投资者叶向潮，投资180万，占18%；投资者孙立春，投资100万，占10%；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不需要股东会表决同意，但应告知等。 2011年6月27日，王庆国、马长永、叶向潮、楼定寰、程磊、宁晓玲（代孙立春）签订《股东会决议》，主要约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庆国，董事会成员为王庆国、马长永、楼定寰、程磊、孙立春；公司监事由叶向潮担任，董事长由王庆国担任等。 2011年9月27日，碧海云天公司向原告孙立春出具《股东出资证明》，确认2011年9月27日止孙立春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000000元。 2011年12月24日，原告孙立春与被告王庆国以及楼定寰、程磊、叶向潮、马长永签订《2011年12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主要约定：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楼定寰、程磊、叶向潮名下股份包括权、责、利、义务等同时转让给王庆国；即日起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由王庆国、孙立春、马长永组成等。 2012年3月25日，马长永与杨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马长永自愿将碧海云天公司名下股份16股（1600000元）转让给杨洪10股（1000000元）；无论公司盈亏，杨洪保证还马长永100万元，于2012年12月31日前还50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前还500000元等。同日，原告孙立春、被告王庆国以及马长永、杨洪签订《2012年3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主要约定：各方一致同意马长永转让股份10股（1000000元）给杨洪；杨洪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责任等。 2012年6月1日，原告孙立春、杨洪、马长永（发包方、甲方）与被告王庆国（承包方、乙方）签订《北海市碧海云天休闲娱乐有限公司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下称《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主要约定：孙立春、杨洪、马长永分别将所持的股份承包给王庆国经营，其中孙立春出租20%、杨洪出租10%、马长永出租6%，共计出租股份36%；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36%股份承包金为每月36000元；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36%股份承包金为每月54000元；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36%股份承包金为每月72000元；承包期限自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止，共计102个月；每月末最后一天付承包金日，按股东出租股份比例分配汇款；王庆国在承包期内负责偿还公司欠马长永的100000元借款，于2012年8月30日前还50000元，于2012年9月30日前还50000元等。该《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未约定每年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亦未加盖碧海云天公司的公章。 另查明，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止，被告共支付1490000元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是指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它是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本案原告孙立春虽然于2011年5月6日和程磊签订《碧海云天休闲会馆股东会决议》，受让碧海云天公司10%的股权，该公司也于2011年9月27日向原告出具《股东出资证明》，确认原告的投资总额为200万元。但是对公司出资并不意味着必然享有公司股权，取得公司股东资格。股东出资只是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但并非唯一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公司股东共6位，分别是原告孙立春、被告王庆国以及马长永、程磊、叶向潮、楼定寰，后马长永转让部分股权给杨洪，程磊、叶向潮、楼定寰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王庆国。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之规定，公司章程是约束公司、股东、董事、经理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确定股东权利与义务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对内约束公司和股东，对外具有公示作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字应记载于公司章程中。但本案被告提供的公司章程仅显示王庆国、程磊二位股东。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关于“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公司类型；（六）经营范围；（七）营业期限；（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进行工商登记，但本案的证据显示经过工商登记的股东仅有王庆国、程磊二人。本案没有证据反映原告孙立春、马长永、叶向潮、楼定寰、杨洪已经过工商登记成为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或在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名册予以载明，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孙立春及马长永、叶向潮、楼定寰、杨洪是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 再者，即便原告孙立春及马长永、叶向潮、楼定寰、杨洪是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但本案既没有证据反映碧海云天公司共有多少股东，亦没有证据反映原告孙立春、杨洪、马长永与被告王庆国系受其他股东的委托签订涉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而且，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有其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并且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本案没有证据反映碧海云天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之规定，涉案股权承包金作为公司的收入，首先应当交税，再作为税后利润进行分配，并且在分配税后利润时，应提取10%作为公司的法定公积金。而涉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在未加盖碧海云天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仅由原告孙立春、被告王庆国、杨洪、马长永四人约定由被告王庆国一人承包了公司的所有股权，并约定将所有承包金，其中包括应由碧海云天公司获取的收益，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该《股东内部承包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对合同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承包金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立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78.42元，由原告孙立春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8）桂050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2019）桂05民终1478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该调解书并没有撤销一审判决，原判决仍然有效，可以作为另案的定案依据，故《股东内部承包合同》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经王庆国上诉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在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其认定事实和判决依法不生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调解书完全改变了判决内容。判决书判的内容是王庆国支付承包金和违约金，调解书是以相应价格购买其相应的股权份额。 本院认证认为，前述证据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将前述证据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在审理的上诉人孙立春与被上诉人王庆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桂05民终1721号]中作出的生效裁判中认定2019年2月4日王庆国向孙立春转账支付的150000元系王庆国向孙立春支付的股权承包金。 2011年5月12日，碧海云天公司及程磊向孙立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股东孙立春支付广西碧海云天休闲会馆投资款壹佰万元整（人民币）。” 2011年7月14日、8月17日、9月7日，碧海云天公司分别向孙立春出具收据收取孙立春的投资款8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共计1000000元。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孙立春是否具有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资格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孙立春一审提交的从公司成立至今所有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份制合作协议等文件证实，上诉人孙立春从碧海云天公司股东程磊处受让碧海云天公司10%的股权且于2011年5月12日向股东程磊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1000000元，上诉人又通过公司增资的方式向碧海云天公司直接投资1000000元，获取该公司10%的股权，前述出资以及相应股权于2011年9月27日为碧海云天公司书面确认，同时该公司的其他股东亦予确认，且上诉人孙立春已经参加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会议行使股东表决权。工商登记的股东或者股东名册仅是一种证权文件，不具有创设权力的效果，不影响本案中上诉人具有在碧海云天公司的股东资格。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涉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股权承包经营不可避免要将原本应由股东会、董事会行使的部分权利交给承包股东行使，但当时公司全部股东孙立春、杨洪、马长永、王庆国根据公司股东会议讨论表决的结果签订《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承包股东王庆国实际上获得了股东会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的概括性授权，发包股东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转为承包后的确定性，这是发包股东的理性选择，放弃未来可能从公司获得更多利润分配为对价，换取固定的确定收益。而承包股东基于对自身经营能力和公司前景的信心而愿意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利益。公司股份内部承包虽然改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但并没有损害争议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外部当事人利益及社会群体利益。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仅对合同主体即各股东自然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承包股东应以其个人财产向发包股东履行支付承包金的义务，承包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和享受利益也和股东出资行为和股东身份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不违反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退而言之，即使承包股东存在违法处分公司的财产用以履行向发包股东支付承包金义务，侵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亦应属另一法律关系，适格的公司债权人可经《公司法》赋予的诉权依法主张权利。涉案《股权内部承包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同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既未损害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亦未损害公司利益，更未损害股东利益，本院依法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承包金是多少等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起诉截止计算承包金的时间即2019年5月31日，结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的相关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承包金应为20000元／月×7个月+30000元／月×12个月+40000元／月×65个月=3100000元。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承包金1490000元，被上诉人尚欠承包金1610000元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拖欠承包金已经构成违约，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实为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结合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中被上诉人拖欠的时间自2014年12月1日起每月40000元承包金的计算逻辑进行核算，前述已经支付的1490000元承包金所涵盖的区间应当为2012年6月1日起至2016年1月23日止，再结合《股东内部承包合同》“每月末最后一天为付承包金日”的约定，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以1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1日开始；以40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6年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7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8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9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绝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立春的上诉请求理由绝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庆国支付承包金161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1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1日开始；以40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6年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7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18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1 日、11月1日、12月1日、2019年1月1日、2月1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开始，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给上诉人孙立春； 三、驳回上诉人孙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6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8元共计41356元，由被上诉人王庆国承担（上诉人孙立春已交纳，被上诉人王庆国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还给上诉人）。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玉芳 审 判 员 赵海洲 审 判 员 侯远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梁津源 书 记 员 庄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