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民，男，1983年0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领导，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奖材，男，1977年0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婷，福建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魏建芳，女，199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领导，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杨卫东，男，197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审被告：杨秋淋，男，198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武艺，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志民因与被上诉人沈奖材，原审被告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3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奖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奖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合同已经成立错误。1.黄志民对案涉《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款项已实际交付不予认可。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的实际交付为成立要件，该《借款合同》签订后，黄志民或受托人杨秋淋均不曾收到过沈奖材交付的任何款项。2.一审将杨卫东于2013年4月7日、4月17向杨秋淋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243000元认定为《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4月9日，办理车位抵押登记的时间是2013年4月16日，但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的249990元却均发生在2013年4月9日之前，从时间点来看这些款项并不是根据案涉《借款合同》而转的，沈奖材一审也陈述，其曾告诉杨卫东该笔借款要等办理完抵押登记后才能借给黄志民。此外，从一审中沈奖材提交的银行转账清单可见，沈奖材与杨卫东之间存在其他多笔款项往来，足以证明其二人之间平常就有经济往来。因沈奖材举证的其转给杨卫东的三笔款项共计249990明显与《借款合同》时间不符，不应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只能认定为沈奖材与杨卫东之间的款项往来。其次，杨卫东向杨秋淋所转的两笔款项共计243000元，时间、金额均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杨卫东一审称因杨秋淋欠其7000元故扣下了7000元难以自圆其说，杨秋淋也不予认可。杨秋淋与杨卫东之间存在很多的款项往来。假如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的这两笔款项243000元就是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而其却擅自扣除7000元也不合逻辑。3.黄志民确实曾委托杨秋淋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收取借款本金，但是就本案来看，杨秋淋所收取的款项并非是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而是其与杨卫东之间的经济往来。杨秋淋一审亦出庭陈述其未曾收到过沈奖材支付的任何款项。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利息支付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沈奖材主张其自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6月8日止已经收到黄志民支付的全部利息，但是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却未予查明，仅凭沈奖材与杨卫东的陈述就草率作出判决。一审庭审中根据沈奖材的陈述，其起诉称利息约定为3%，而双方实际约定为2.5%，但是后来变更为2%，但是对于利息的支付黄志民是否认的，沈奖材或是杨卫东均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也未要求沈奖材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利息的事实，显然有失公平公正。 沈奖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志民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黄志民陈述，其认可案涉《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对于款项出借事实，沈奖材一审提交沈奖材与杨卫东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及杨卫东支付给杨秋淋的银行流水记录，案涉转款在支付时间、金额、支付利息，与《借款合同》相符合，体现了沈奖材履行了向黄志民支付借款的义务，尽管黄志民予以否认，但根据沈奖材提供的通话录音、委托书、公证书、土地他项权证，也足以说明黄志民对借款事实是明知的，也有借款的意图，并且也认可向沈奖材收取的25万元的借款金额，只是否认5万元为他使用。 魏建芳述称，同意黄志民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沈奖材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魏建芳对借款的情况是不知情的，一审法院认定魏建芳不用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 杨卫东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 杨秋淋述称，杨秋淋受黄志民委托，于2013年4月9日以黄志民为借款人和沈奖材签订借款合同，欲向沈奖材借款250000元。但借款合同签订后，沈奖材并未履行出借义务。杨卫东于2013年4月7日、4月17日分别向杨秋淋转账的50000元和193000元并沈奖材的出借款，而是杨卫东与杨秋淋的生意往来款。 沈奖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黄志民、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立即共同偿还沈奖材借款250000元整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6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黄志民、魏建芳、杨卫东、杨秋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黄志民与魏建芳系夫妻。2012年4月13日，黄志民、魏建芳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杨秋淋在黄志民、魏建芳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路××号××号××房产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有权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可办理多次、循环抵押贷款），权限如下：有权以委托人两人（或其中任一人）或受托人或第三方（包括个人或机构、单位）作为借款人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物为该借款人向银行或个人或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款提供担保，并代为办理相应的借（贷）款、抵押手续，权限包括：1、代为签署借（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受托人有权就上述合同、协议申请办理公证并有权同意对上述合同、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办理与抵押借（贷）款相关的房产评估、保险事宜并缴交相关费用，有权代查本人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及报告；3、代为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并缴纳相关税费；4、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含开立放款账户）、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重设密码，并支付相关款项。……《委托书》同时授权，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委托书》还授予了杨秋淋其它权限。同日，黄志民、魏建芳将该《委托书》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2013年4月9日，杨秋淋以黄志民的名义，与沈奖材签订一份《借款合同》，沈奖材为贷款人，黄志民为借款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为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周转用途，借款种类为个人借款，借款金额人民币25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时间24个月，自2013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还款方式为利息一月一付，付款当日扣除，到期归还本金。借款方用黄志民名下的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630-642号第12号车位做抵押。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注销。《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杨秋淋又作为代理人，以黄志民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沈奖材签订一份《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将黄志民名下的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630-642号第12号车位抵押给沈奖材，约定该抵押物价值人民币2500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一切费用。2013年4月16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予以办理抵押权登记。 2013年4月3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49995元；2013年4月4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150000元；2013年4月7日，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49995元。2013年4月7日，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50000元，2013年4月17日，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193000元。 同时查明：杨秋淋于2013年4月3日转账给黄志民10000元，于2013年4月7日转账给黄志民168000元。 另查明：黄志民自2014年9月13日起至2015年6月8日止的六个月内，每个月均向杨卫东转账支付5000元。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1、沈奖材提供《委托书》、《公证书》，拟证明黄志民、魏建芳通过公证授权，共同委托杨秋淋向沈奖材办理借款抵押手续。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辩称其是打算向杨秋淋借款200000元才办理的公证，但是并没有向杨秋淋借到款项。其不认可杨秋淋根据该份公证书向沈奖材借款的事实，且其实际收到杨秋淋转交的款项只有178000元，这其中应当是扣除了“头息”2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书面内容上并未限定于向杨秋淋借款，而是授权杨秋淋可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银行、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款，并办理抵押登记，且《委托书》授权杨秋淋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因此，只要所借款项进入杨秋淋账户，即可认定为所借款项已经完成向黄志民或魏建芳的交付。至于杨秋淋是否有将款项交付给黄志民或魏建芳，交付多少，则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魏建芳之间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 2、沈奖材提供《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土地房屋他项权证》，拟证明2013年4月9日黄志民向沈奖材借款，双方签署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其中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50000元整，借款时间2013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止，并约定利息以月利率为借款金额的2%计算。黄志民在收到借款之后，将位于湖里区的车位抵押给沈奖材。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辩称黄志民、魏建芳公证委托的时间为2012年4月份，而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时间相距甚远。黄志民、魏建芳委托杨秋淋，当初是要向杨秋淋借款200000元，对于超出的部分，黄志民、魏建芳不予认可，沈奖材对于利息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起诉状陈述月利率3%，口头陈述月利率2.5%，借款合同写月利率2%，对于利息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黄志民、魏建芳认为对于利息约定不明确的应视为没有利息。杨秋淋质证对《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土地房屋他项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其代黄志民与沈奖材签的合同，《借款合同》是其代黄志民与沈奖材签订，包括落款黄志民的名字也是杨秋淋写的。一审法院认为，黄志民、魏建芳出具给杨秋淋的《委托书》并没有明确的委托截止时间，而是仅明确了委托期限从即日起至办完上述委托事项时止。因此，杨秋淋在2013年4月以黄志民代理人的身份与沈奖材签订的《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未超出《委托书》的授权，对黄志民具有法律约束力。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书面内容上并未限定于向杨秋淋借款，而是授权杨秋淋可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银行、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贷）款，并办理抵押登记，且《委托书》授权杨秋淋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因此，只要所借款项进入杨秋淋账户，即可认定为所借款项已经向黄志民或魏建芳完成交付。《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是2%，沈奖材诉讼请求主张的月利率也是2%，因此，本案并不属于利息约定不明确的情形。 3、沈奖材提供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沈奖材履行了其与黄志民双方约定的出借义务，将借款先打入到杨卫东的银行卡账户，出借给黄志民。杨卫东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2013年4月7日其转账给杨秋淋50000元，2013年4月17日其转账给杨秋淋193000元。以及2014年9月13日至2015年6月8日，黄志民转账10笔支付给其250000元借款的利息，合计50000元。（1）对于沈奖材转账给杨卫东的银行流水记录，黄志民、魏建芳辩称其并没有收到该款项，也没有与沈奖材约定款项先打到杨卫东账户。黄志民只收到杨秋淋转账支付的178000元。（2）对于杨卫东转账支付给杨秋淋的243000元，黄志民、魏建芳对该份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辩称该份转账记录可以体现杨卫东转给杨秋淋款项的时间是2013年4月7日50000元，2013年4月17日193000元，但是黄志民早在2013年4月3日和2013年4月7日就已经收到杨秋淋转给的款项合计是178000元，显然黄志民收取杨秋淋的款项与沈奖材或是杨卫东交付的款项没有任何关系，且根据沈奖材的自述，其是先将款项转给杨卫东后，要求黄志民进行办理抵押登记后才交付款项，这过程不符合事实，黄志民仅仅是向杨秋淋借款，并没有向沈奖材借款。杨秋淋质证认为，杨卫东转账给杨秋淋的243000元是其与杨卫东的生意往来款。（3）对于杨卫东提供的黄志民支付每笔5000元，10笔合计50000元的银行流水，黄志民辩称其与杨卫东之间存在多笔的款项往来情况，因此不能认定这10笔款项即为偿还案涉借款的利息。杨秋淋对该10笔转账记录质证认为其不清楚，可能是杨卫东与黄志民的生意往来款。一审法院认为，（1）虽然黄志民未与沈奖材约定所借款项先打到杨卫东账户，但是沈奖材要通过杨卫东代为转交给杨秋淋案涉借款，并无不当。而杨卫东在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249990元后，仅转交（转账支付）给杨秋淋243000元，属于沈奖材对受托人的选任不当。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2）黄志民辩称仅仅是向杨秋淋借款，并没有向沈奖材借款。但若黄志民与沈奖材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自2013年4月起，黄志民的名下车位被抵押给沈奖材，黄志民为何长期未提出异议，这显然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3）对于杨卫东辩称的黄志民支付每笔5000元，10笔合计50000元属于案涉借款按本金250000元，月利率按2%计算的利息，因黄志民否认，且其它相关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4、沈奖材提供2016年6月2日沈奖材与黄志民的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黄志民与沈奖材通话，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证实了黄志民向沈奖材借款的事实并委托杨秋淋办理借款抵押手续。黄志民质证辩称，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录音过程可以体现黄志民与沈奖材之前是不认识的，黄志民在之前不知道沈奖材的身份，因此对于录音的对象无法确定，对录音内容不予认可。即使法院采纳录音黄志民陈述其所借的款是200000元，而从黄志民提供的证据其实际收款是17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黄志民在与沈奖材的通话中，也明知双方在通话中交涉的即为车位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其辩称有实际使用到200000元借款，则不排除杨秋淋转账给其的178000元与案涉借款无关，同时不排除杨秋淋有通过其他途径交付给黄志民200000元案涉借款。就案涉借款合同关系而言，因黄志民已经出具《委托书》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沈奖材通过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即应当认定为黄志民已经收到了案涉的借款243000元。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 5、黄志民提供其中国建设银行储蓄活期明细查询单，拟证明黄志民于2013年4月3日收到杨秋淋转账10000元，2013年4月7日分二笔收到杨秋淋转账68000元及100000元，合计款项178000元，该部分款项是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的款项；若认定为本案借款，那么黄志民收到的借款本金仅为178000元，而非沈奖材起诉的250000元。沈奖材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对象不认可。黄志民是收到178000元还是250000元，是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涉及的问题，沈奖材对此不清楚。杨卫东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杨秋淋则质证认为这三笔不是杨卫东转给黄志民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与沈奖材签订借款合同并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沈奖材通过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且243000元即是沈奖材出借给黄志民的款项。至于杨秋淋要如何向黄志民交付所借到的款项，则是属于杨秋淋与黄志民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当另行处理，因此不应当以杨秋淋转账给黄志民的178000元认定为沈奖材出借给黄志民的金额。 6、黄志民提供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2012年1月份开始黄志民与杨秋淋之间频繁的款项往来情况，因此2012年4月13日黄志民将案涉房产委托公证给杨秋淋，本意是向杨秋淋借款的一个抵押，而非委托借款，但是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沈奖材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沈奖材是先将借款支付给杨卫东后，由杨秋淋受委托办理抵押，再由杨卫东支付给杨秋淋，这与民间借贷形式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杨卫东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杨秋淋质证认为其与黄志民的往来流水很多，虽然黄志民有委托其办理借款，但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黄志民提供的该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客户账户明细清单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对象。根据《委托书》，黄志民、魏建芳委托杨秋淋代为向银行或个人或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款，并没有限定于向杨秋淋一个人借款。而杨秋淋根据该《委托书》的授权，以黄志民名义与沈奖材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因此，黄志民与杨秋淋的频繁款项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7、黄志民提供（2018）闽0213民初38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沈奖材对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存在多次不一致的地方，存在虚假陈述，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形。沈奖材质证认为，因为案件来龙去脉比较复杂，沈奖材已经将整个过程详细陈述，也提供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的借款纠纷。一审法院认为，相较于（2018）闽0213民初38号案件，沈奖材在本次诉讼中追加起诉了杨卫东和杨秋淋，并增加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更加清晰，有关陈述相对于第一次诉讼存在不一致之处具有合理性，不应认为属于虚假陈述或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形。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在借款合同关系中，沈奖材是贷款人，黄志民是借款人。沈奖材在起诉中的事实陈述已经自认为杨卫东、杨秋淋只是介绍人，杨卫东是其和黄志民约定收取款项的人，杨秋淋是授权接受款项的人，且沈奖材与杨秋淋（作为黄志民代理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已经披露了借款人是黄志民，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是黄志民。杨卫东与杨秋淋并不应当与黄志民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尽管在案证据不能认定沈奖材与黄志民曾经共同约定由杨卫东代为转交案涉借款，但是沈奖材要通过杨卫东代为转交给杨秋淋案涉借款并无不当，而杨卫东在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249990元后，仅转交给杨秋淋243000元，则属于沈奖材的对受托人的选任不当。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黄志民已经委托杨秋淋代为收取借款，因此，在杨卫东将243000元款项转入杨秋淋的账户的时间即为案涉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也即黄志民收到的沈奖材出借款项金额为243000元。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2%，黄志民在借款到期后未能按时还款，因此，沈奖材主张黄志民按借期内月利率2%支付2015年6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黄志民及其配偶魏建芳虽均委托杨秋淋代为借款，但是杨秋淋在与沈奖材签订《借款合同》时，仅是以黄志民一人为借款人，且借款目的是为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的需要，借款种类约定为个人借款，沈奖材并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用于黄志民与魏建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沈奖材主张案涉借款属于黄志民与魏建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魏建芳关于其不应与黄志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黄志民辩称其与沈奖材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沈奖材无权要求其偿还借款及利息的答辩意见，以及杨秋淋辩称其没有收到沈奖材要出借给黄志民的款项等答辩意见，均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志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奖材偿还欠款人民币243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6月9日起计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沈奖材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认定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黄志民认为一审遗漏了查明沈奖材与杨卫东之间存在其他多笔款项往来，沈奖材转给杨卫东的三笔款项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产生。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黄志民的上诉请求及沈奖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讼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本院经审查认为，黄志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沈奖材主张其向黄志民出借的款项已通过杨卫东交付，杨卫东亦予确认，交付的款项即为其分别于2013年4月7日、4月17日向黄志民受托人杨秋淋转账支付的50000元、193000元以及因杨秋淋欠付杨卫东7000元而由杨卫东扣下的7000元，共计250000元。虽杨卫东未能举证证实其与杨秋淋之间存在7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杨卫东向杨秋淋转账支付了243000元。该款项发生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前后，金额上出入也并不大，沈奖材主张该243000元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黄志民、杨秋淋否认该243000元是《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认为是杨秋淋与杨卫东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但未能举证证实是何种经济往来，本院对其该项主张难以采信。其次，黄志民主张其并未收到《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但却于2013年4月16日以沈奖材为抵押权人为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设定车位抵押权登记，且在沈奖材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不曾要求沈奖材履行出借款项义务或要求解除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完全有悖常理，这也侧面印证了《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已经交付。再次，沈奖材一审提交的其与黄志民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据可以证实，其知晓杨秋淋向沈奖材借款250000元并使用车位进行抵押，并认可实际使用到了其中的200000元，只是认为余下50000元被杨秋淋私自使用了。综上，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沈奖材已向黄志民交付了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借款243000元，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一审认定的黄志民就讼争债务已偿付利息至2015年6月8日的事实，一审虽未深入查明，但并不影响本案借款已经交付、借款合同已经成立的事实认定。在黄志民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情况下，一审依据沈奖材的自认认定讼争债务利息已偿付至2015年6月8日，并未加重黄志民的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黄志民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945元，由黄志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肖东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江泽蓉 代书记员 傅晓琴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