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12民初2005号 原告：孟英，女，199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让龙，湖南大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少贤，男，199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 原告孟英诉被告于少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孟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让龙到庭参加两次诉讼，被告于少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孟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158838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8400元（2019年8月、2020年2月、2020年4月、2020年5月，每月2100元）；3、被告应自2020年5月起向原告每月支付利息2100元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平安保险信贷部门工作人员，原、被告原系男女朋友关系。被告在湖南做生意因资金紧缺，常常找原告借款应急。在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从原告工资收入中直接借款52688元。2019年7月，被告需要更多资金，因被告本人信用不良无法直接从银行和他人处贷款，且原告工资也有限，于是被告求原告帮忙借款并承担利息。因当时二人关系好，于是原告以个人名义通过银行贷款5万元，共借给被告133000元。被告知道原告的款项系从朋友和银行所借，也知道该借款约定还款分期10期，每月必须支付利息2100元，本金至少6000元，若本息分期10个月后剩余欠款未还清仍应按每月2100元支付至款项全部还清止。被告收到借款后，只支付了2019年9月、10月、11月、12月及2020年1月、3月的利息，还欠2019年8月、2020年2月、4月、5月共计4个月的利息8400元没有支付，发生在七月的借款133000元，也仅偿还本金26850元，仍欠本金106150元。综上，被告共欠原告本金158838元，拖欠利息共计8400元。上述借款，被告多是通过电话或当面向原告所借，原告在电话和微信中多次与被告协商还款事宜，均有微信转账凭证、银行流水、通话录音为证。截止起诉日，被告未偿还原告上述借款。现原告已与他人结婚，之前一直相信被告会自觉履行还款义务，但多次催要未果，故提起诉讼。 被告于少贤未予答辩。 原告孟英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1、原、被告微信账号信息页，拟证明被告通过微信接收了原告支付的借款及通过搜索手机号153××××8020可确认被告微信号；2、微信转款记录，拟证明被告在2019年3、4、5、8、9月间向原告借款52688元；3、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在2019年7月向原告借款133000元；4、被告还款记录，拟证明被告在2019年7月后每月应还贷款本金和利息8100元（其中2100元为利息，6000元是本金），但被告只支付了利息12600元，欠4个月利息8400元，偿还了本金26850元，仍欠原告2019年7月的出借本金106150元；5、原、被告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原、被告多次协商还款事宜，被告承认拖欠原告钱款且承诺会尽快还款的事实；6、证人向某及毛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被告曾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原告的出借款很多来自他人，被告知晓借款须付利息并同意支付该利息的事实；7、转账及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9月25日），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1.1万元，该款项是被告向原告所借款项，需要被告偿还；8、欠条，由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中载明的8万元指的是原告向向某借的8万元，应由被告归还；9、电话录音（2020年6月26日），拟证明被告欠原告款项的事实；10、电话录音（2020年7月12日），拟证明原告明确告知被告尚欠13万元的事实，被告并未否认；11、电话录音（2020年7月8日），被告通过达达快递送回原告的对账本，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欠款13万元无异议。被告于少贤并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的事实，但双方的转款往来是否系借款及还款，需综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9、10、11均系电话录音，被告在电话中并未否认欠付原告款项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可确认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6、8，结合双方的转款往来及庭审陈述，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8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孟英自述与被告于少贤原系情侣关系，二人在交往期间存在多笔转账往来。孟英向于少贤转款情况具体如下：于2019年3月28日转款10000元，于2019年4月15日转款9000元，于2019年4月22日转款2000元、3000元；于2019年5月10日转款7000元；于2019年5月25日转款2000元、1000元；于2019年5月27日转款1688元；于2019年8月7日转款6000元；于2019年9月25日转款10000元、1000元，上述转款共计52688元；于2019年7月8日转款7000元，于7月8日转款500元、500元，于2019年7月13日转款1000元，于2019年7月16日转款2000元，于2019年7月17日转款50000元、30000元；于2019年7月22日转款15000元；于2019年7月28日转款2000元；于2019年7月29日转款5000元，上述转款共计113000元。另，孟英还于2019年7月12日向案外人霍煜转款20000元。 两次庭审结束后，孟英向法院提交说明，称与于少贤进行再三核对后，于少贤还欠款134638元，具体包括：“2019年3月28日出借的10000元已偿还；2019年4月15日出借的9000元，已偿还8800元；2019年4月22日出借的3000元已偿还；2019年5月10日出借的7000元已偿还，共偿还28800元，7月以外的借款还欠23888元”；还陈述“在2019年7月向于少贤出借的133000元，共偿还47450元，其中已还本金32750元，已还利息14700元，截止7月底欠剩余本金100250元，欠利息10500元”。 另，孟英在庭审中陈述向案外人向某借款8万元后转借给于少贤，向某到庭陈述于少贤需资金周转，由孟英向其借款并已向孟英出借8万元，但并未让孟英出具借条。在孟英与于少贤的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中，孟英均向于少贤提到要向向某还款事宜。于少贤还向孟英出具“于少贤于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暂欠8万本金，需2020年2月28日前账单结算清楚，剩余实际本金，以再核实为准”的欠条一张，孟英当庭陈述该8万元指的是其向向某借的8万元。再查明，孟英多次通过电话方式要求于少贤核对欠款、出具欠条并还款，于少贤在电话中回复“我会把账对好，对出来一起看，算出来是多少我一口气都给了你”。孟英在2020年7月8日的通话中说：“我算出来没那么多了，现在算出来只有十三万块钱，就是加上到七月打止”，于少贤回复“这两天有空我跟你碰面说，碰面说一下”；孟英在2020年7月12日的通话中说：“你明天看你把欠条给我对不对，我已经重新核对一遍了，现在就是到七月份截止利息加本金就是13万的样子”，于少贤回复：“嗯，行，回去看。”因孟英多次要求于少贤结算核对并偿还欠款未果，孟英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与被告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其主张转款给被告系借贷，需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已向被告实际支付借款。 关于借贷合意。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多段电话录音及一张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根据该两份证据，结合庭审情况可知被告确系欠付原告款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亦发生了借贷事实。且本院在庭前曾通过电话联系被告，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并未予以否认，仅提出将与原告进行对账确认具体数额。关于实际借款数额。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2笔转款凭证，数额共计185688元。其中有11笔发生在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不包括7月）的转款，共计52688元；另外发生在2019年7月的11笔转款，共计133000元，扣除发生在2019年7月12日由原告转款给案外人霍煜的20000元（原告陈述系按被告指示付款，但原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无法认定该笔转款与被告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外共计113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转款凭证，本院可确认原告向被告实际转款165688元的事实。虽原告未能就全部款项向法院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直接债权凭证，但原告就借贷合意及款项实际支付已尽到举证责任，且能对每笔转款作出详细合理说明。原告在诉前及诉讼中多次电话要求与被告核对具体欠款数额，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诉讼中，原告也在与被告进行电话核对后重新降低自己的诉讼主张标的额，由此可知原告本着实事求是之态度已采取积极方式向被告主张债权。若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有异议，应到庭应诉并与原告进行欠款核对，或对原告主张的多笔借贷是否属于借款亦或属于其他法律关系进行说明及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本院多次电话、短信被告，被告均未回复，依法向其送达开庭传票后，被告均无正当理由缺席两次庭审。在此种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并未能对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提交证据予以反驳，视为放弃答辩及反驳权利，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欠款数额。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原告自认被告共向其还款76250元，其中14700元系由被告向其支付的7个月的利息（每月2100元）。本院认为，原告自认被告还款系对其自身权利合法行使，本院予以确认。但关于原告称“在2019年7月共向被告出借133000元，双方约定被告应每月偿还本金6000元，支付利息2100元”的主张，虽根据被告向原告转款情况可知被告在2019年下半年存在较有规律的短期转款行为，但在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约定，同时本院也无法认定被告短期规律转款行为的本息构成及利息计算标准和计算基数，无法以原告单方面的陈述认定双方已明确约定利息及确定利息标准。故对上述原告自认的被告已偿还的76250元，均应认定为被告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经核算，被告共向原告借款165688元，原告自认被告已还款76250元，被告还欠原告89438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少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英偿还借款89438元； 二、驳回原告孟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64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822元，财产保全费1356元，两项合计3178元，由原告孟英负担1478元，由被告于少贤负担1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 恋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代理书记员  袁子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