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8行终2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锋，男，汉族，1972年4月10日出生，住邹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奎，男，汉族，1978年5月4日出生，住邹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男，汉族，1954年4月14日出生，住邹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丰，男，汉族，1976年2月29日出生，住邹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华，男，汉族，1951年6月14日出生，住山东省邹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所地邹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负责人刘宝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山东法至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邹城市金山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永文，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山东法至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邹城市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邹城市四基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石洪昌，男，经理。 上诉人盛与被上诉人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邹城市自然资源局)、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审第三人邹城市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建公司）请求确认不动产登记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行初1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2月22日，第三人东建公司通过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局网上挂牌出让的方式，取得了案涉2018P15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9年3月11日，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局与第三人东建公司签订了出让2018P15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9年4月19日，第三人东建公司对案涉2018P15号宗地申请不动产初始登记，并提交了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完税证明、收费明细、土地出让金票据等申请材料。2019年4月19日，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局对第三人东建公司的申请予以受理，经过查验、调查，认为第三人东建公司的登记申请符合初始登记条件，于当日核准登记并为第三人东建公司颁发了鲁（2019）邹城市不动产权第0004872号《不动产权证书》。五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五原告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对于受案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4号）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5号批复中的“确认”，是指当事人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有关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据此，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的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由此，本案五原告所诉的被诉不动产行政登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前置情形，被告的该主张法律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五原告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在案证据虽可证实，五原告的房屋所使用的国有土地在案涉2018P15号宗地范围内,但该案涉2018P15号宗地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已于2018年8月18日被邹城市人民政府以邹政土字[2018]51号批复收回，纳入了政府土地储备。本案五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的是已被邹城市人民政府收回的2018P15号宗地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又经被告邹城市自然资源局网上挂牌出让后的后续不动产登记行为，但该不动产登记行为并侵犯或直接影响五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五原告系因其房屋被拆除后未能得到期望的安置补偿而引起本案诉讼，因此，可能直接影响五原告合法权益的并非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五原告与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五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为东建公司对位于市四基山路东、崇义大道南2018P15号宗地进行土地登记并颁发不动产产权证书的行为违法，并请求注销该土地登记、撤销被诉不动产产权证书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盛的起诉。 上诉人盛不服上述裁定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该不动产登记并未侵犯或直接影响五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显然错误。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在先，被上诉人为原审第三人进行不动产登记在后，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并未收回、注销或撤销，后一行为显然侵犯了上诉人在先权利。二、行政诉讼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且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得调查收集证据。被上诉人一审中向法院提供的十一组证据中并不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方面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2018年8月18日邹城市人民政府已经将包括五位上诉人在内的国有土地收回，超出了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有违行政裁判的基本原则。三、即使邹城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8日将包括五位上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该收回批复也违背法律规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山东省国有土地储备办法》等相关规定，只有对地上房屋等征收补偿后，对原有土地证注销后才能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对土地使用权收回根本不知情，邹城市人民政府也从未对上诉人的土地、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而是由居委会和本案原审第三人出面与上诉人协商，协商不成，居委会和第三人对上诉人房屋进行了强拆。因此，邹城市人民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严重违法，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裁判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 被上诉人邹城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与上诉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提起诉讼。具体到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东建公司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宗地编号为2018P1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答辩人随即依据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于2019年4月19日办理了不动产首次登记。因此，答辩人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答辩人作出的核准登记并颁发给原审第三人东建公司的鲁（2019）邹城市不动产权第0004872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4月19日，原审第三人向答辩人提交申请书，申请对其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的2018P15号宗地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同时提供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完税证明、收费明细、土地出让金票据等申请材料，经答辩人依法审核，认为权属无争议，四邻到场指界并签字确认权属界线，符合初始登记条件。同日，答辩人核准登记并颁发给原审第三人鲁（2019）邹城市不动产权第0004872《不动产权证》。三、有关情况说明。据了解，原审第三人竞得土地使用权后，已经进行开发建设，于2019年9月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除回迁安置房外的商品房已经对外预售。回迁安置房预计2020年5月底交付使用，对外预售的商品房、商业用房预计6月中旬交付业主使用，原审第三人所建住宅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可撤销性。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原审法院电子卷宗上传至本院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经审理，本院同意原审法院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刘玉不动产权证、税收完税证明、非税收收入通用票据两张；2、强拆照片及强拆时强行搬出室内物品照片7张；3、邹政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行终135号行政裁定书、（2019）鲁08行终136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所规定的“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接纳。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虽然五上诉人被拆房屋所使用的国有土地在2018P15号宗地范围内，但案涉2018P15号宗地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已于2018年8月18日被邹城市人民政府以邹政土字[2018]51号批复收回，纳入了政府土地储备。涉案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经被上诉人邹城市自然资源局在网上挂牌出让，第三人依法取得案涉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上诉人后续为第三人办理不动产登记并颁发证书的行为，不是直接影响五上诉人权利的行为，并未侵犯五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五上诉人既不是被诉不动产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也与登记行为不具有其他利害关系。综上，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庆文 审判员  原玉红 审判员  李传平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楚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