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49号原告花雷，男，1967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张昕，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郑世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蔡梦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花雷因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和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花雷的委托代理人张昕，被告中国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郑世强、蔡梦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8日，被告作出〔2019〕1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李某系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利迅达）总经理，对该公司有决策权。2015年10月22日，李某与英国数据中心运营商GlobalSwitch公司（以下简称GS）控股股东达成购买该公司51%股权的意向。2016年1月，李某成立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卿峰）作为平台募集收购资金。2016年6月2日，李某与GS公司签订收购协议。2016年8月17日或18日，李某、沙钢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聂某等人在上海聚餐时，聂某代表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股份）实际控制人沈某荣询问李某是否可以把德利迅达和苏州卿峰装入沙钢股份，李某表示同意。2016年9月19日，沙钢股份发布停牌公告，称公司“拟筹划资产收购的重大事项，标的资产所属行业为IDC大数据”。10月19日，沙钢股份公告称“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1月19日，沙钢股份公告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为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或控股权”。被告认为，沙钢股份收购德利迅达和苏州卿峰的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以下简称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在公开前构成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8月18日，内幕信息公开时间为2016年11月19日。李某等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二、原告内幕交易“沙钢股份”的情况（一）原告与李某联络的情况李某在北京时常会去原告经营的饭店吃饭，届时原告会去陪同。李某与原告在内幕信息形成至公开期间有通讯联络，其中2016年8月26日，李某主叫原告通话。（二）原告利用其本人账户交易“沙钢股份”的情况“花雷”证券账户2015年7月27日开立于安信证券北京复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由其本人控制使用。从开户至2016年8月28日，“花雷”账户累计转入资金190万元，2016年8月29日、9月2日、9月6日，花雷证券账户总计转入2000万元，用于买入“沙钢股份”。2016年8月29日，“花雷”账户买入该股327200股，买入金额5464240元；2016年9月2日，买入该股344800股，买入金额5500800元；2016年9月6日，买入该股641400股，买入金额9992910元；以上总计买入“沙钢股份”1313400股，买入金额20957950元。截至2018年12月5日，“花雷”账户未卖出“沙钢股份”，账面亏损，未取得违法所得。上述事实，有相关的公司公告及文件、证券和银行账户资料、通讯记录、询问笔录、交易所计算数据等证据证明。被告认为，原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2014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14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被告决定责令原告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并对原告处以60万元的罚款。原告不服被诉处罚决定，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其诉讼理由主要为：1.被告认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8月18日，该时间为李强与沙钢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等人在上海聚餐时间，但此时原告并未在上海。被告认为李强主叫原告的时间与原告交易涉案股票的时间高度关联，进而认定原告涉嫌内幕交易，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告与李强在2016年8月17日之前便相识，原告作为饭店经营者，经常与李强联络沟通订餐事宜，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2.本案中，李强主叫原告，并非原告主叫李强。李强作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不可能向原告主动透露内幕信息。李强主叫原告是为了订餐，并非透露内幕信息。3.原告的交易行为不属于异常交易行为。在2016年8月29日之前，原告已经通过新时代证券的账户进行过股票交易，且原告通过安信证券交易过“沙钢股份”，并取得了近乎一倍的收益，因此原告才决定集中资产到安信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投资。4.原告对自身交易股票的行为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被告认定原告构成内幕交易的理由不充分，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有误。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资金对账单；2.客户综合资料-成交流水。第二组证据：1.新时代证券北京朝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对账单；2.新时代账户交易信息。被告辩称：1.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第一，沙钢股份收购德利迅达和苏州卿峰的信息属于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在公开前构成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内幕信息。上述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8月18日，内幕信息公开时间为2016年11月19日。李强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第二，李强在北京时常会去原告经营的饭店吃饭，届时原告会去陪同。李强与原告在内幕信息形成至公开期间有通讯联络，其中2016年8月26日，李强主叫原告通话。第三，原告在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李强联络后的次一交易日买入“沙钢股份”，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一是从涉案账户资金变化情况来看，该账户在买入“沙钢股份”前半年内无交易，开户至2016年8月28日累计转入资金190万元，2016年8月29日、9月2日、9月6日总计转入资金2000万元，账户资金异常放大。二是从交易金额来看，该账户2016年8月29日、9月2日、9月6日集中大量资金交易“沙钢股份”，买入该股数量为早先交易数量（2016年2月买入40000股）的30余倍,单只股票买入金额较之其他股票交易明显放大。三是涉案股票持股集中度在停牌前高达约98%，与该账户其他时段的交易风格相比明显异常。原告对上述交易异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2.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被告依法对原告内幕交易“沙钢股份”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向其告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举行听证会，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被告的调查取证和听证程序合法有效，所取得证据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被告在听证后对原告提交的申辩材料进行了全面复核，相关复核意见记载于被诉处罚决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之后，被告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证据证据1-1：1.李强询问笔录；2.聂蔚、沈文荣、尉国、何春生、沈彬、张涛询问笔录；3.杨华询问笔录；4.《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5.《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人协议》；6.德利迅达工商资料；7.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利迅达战略合作协议；8.沙钢股份公告。证据1-2：1.李强询问笔录；2.花雷询问笔录；3.花雷手机通讯记录；4.李强手机通讯记录。证据1-3：1.花雷询问笔录；2.花雷安信证券账户资料；3.花雷新时代证券账户资料；4.花雷银行账户交易流水；5.“花雷”安信证券账户违法所得情况。第二组证据：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证据1.调查通知书；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送达回执、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3.当事人提交的陈述申辩材料及证据；4.《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参加人确认书、授权委托书；5.听证会笔录；6.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经庭审质证，原告表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1-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无异议。被告表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被告认为原告涉嫌内幕交易，决定立案调查。2019年3月21日，被告作出处罚字〔2019〕4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将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原告于同年3月27日签收该告知书,并于同年3月29日要求进行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会。2019年7月19日，被告作出听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定于8月20日举行听证会。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同年7月25日签收听证通知书。8月20日，被告举行听证会，原告发表陈述申辩意见。原告在听证中提出：第一，原告非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也不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原告与李强联络属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行为，李强未向其泄露内幕信息，原告也未从李强或他人处获悉内幕信息。第二，涉案交易不异常。一是原告在2016年2月已经关注并买入“沙钢股份”，在同年8月该股价格涨幅近一倍时认为是买入时机，并结合股吧等公开信息及个人经验判断后买入。二是原告的另一个证券账户在涉案交易前六个月有频繁交易，交易“沙钢股份”符合其以往股票交易习惯。第三，交易账面亏损且不具有主观恶性。对此，被告经复核认为：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不能成立。第一，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李强联络接触时点与其本人交易涉案股票时点高度关联。本案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8月18日，2016年8月26日下午16:06，李强主叫原告进行了电话联络，在其后一个交易日，原告开始大量买入“沙钢股份”。第二，原告交易“沙钢股份”的行为明显异常。一是从涉案账户资金变化情况来看，该账户在买入“沙钢股份”前半年内无交易，开户至2016年8月28日累计转入资金190万元，2016年8月29日、9月2日、9月6日总计转入资金2000万元，账户资金异常放大。二是从交易金额来看，该账户2016年8月29日、9月2日、9月6日集中大量资金交易“沙钢股份”，买入该股数量为早先交易数量（2016年2月买入40000股）的30余倍，单只股票买入金额较之其他股票交易明显放大。三是涉案股票持股集中度在停牌前高达约98%，与该账户其他时段的交易风格相比明显异常。第三，原告对其交易异常性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019年10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1月1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这一问题。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属于该条第一款所称的重大事件。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在未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本案中，沙钢股份收购德利迅达和苏州卿峰的事项，属于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根据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公开披露前属于内幕信息。关于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公开时点。一般而言，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可以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在案证据显示，2016年8月17日或18日，李强、沙钢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聂某等人在上海聚餐时，聂某代表沙钢股份实际控制人沈某荣询问李强是否可以把德利迅达和苏州卿峰装入沙钢股份，李强表示同意。同年11月19日，沙钢股份公告上述收购事项。由此可知，该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8月18日，公开时间为2016年11月19日，李强为涉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内幕交易，2014年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结合内幕交易的特殊性，对其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作出特别规定，确立了内幕交易行政案件特殊的证据规则，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基本遵循。该座谈会纪要第一部分“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中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该座谈会纪要第五部分“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中进一步规定：“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由上可知，在原告并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认定原告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应当对原告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则应当对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联络、接触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相关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等问题承担合理说明以及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责任。如果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则可以认定监管机构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可知，被告已经完成了“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具体理由在于：一是原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过联络；二是原告买入“沙钢股份”的时点和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联络时点高度吻合；三是交易行为存在明显异常，涉案账户在短短几天内转入资金2000万元用于购买“沙钢股份”，资金额和交易量异常放大，持有股票高度集中，买入意愿坚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前述规定，此时应当由原告对上述基础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原告对此作出的解释说明为：其与李强的联络事宜是订餐，并未获悉涉案内幕信息。原告买入“沙钢股份”主要是因为在2016年2月已经关注并买入“沙钢股份”，在同年8月该股价格涨幅近一倍时认为是买入时机，并结合股吧等公开信息及个人经验判断后买入。原告的另一个证券账户在涉案交易前6个月有频繁交易，交易“沙钢股份”符合其以往股票交易习惯，该交易行为不具有内幕交易的特征。但是，原告提出的其对“沙钢股份”的关注以及“沙钢股份”的股价涨幅等理由无法合理解释此次交易时点和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时点高度吻合这一异常现象，而交易习惯这一理由也无法合理解释此次交易量的异常放大以及持有股票高度集中现象，即原告未能就“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作出合理说明。参照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原告对此提出的异议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告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告知了相关的处罚事实、法律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并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处罚程序合法。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本院应予支持。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花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花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锋审 判 员  魏浩锋审 判 员  杨晓琼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 凯书 记 员  刘明慧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1.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2.第七十三条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3.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下列信息皆属内幕信息：（一）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4.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5.第二百零二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