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宁武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25民初99号原告汪某，女，1962年4月22日生，汉族，宁武县人，个体工商户，现住宁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九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某，男，1958年9月23日生，汉族，宁武县人，宁武县粮食局饲料公司退休职工。被告陈某，男，1982年8月5日生，汉族，宁武县城内人，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武县凤凰大街**。负责人陈某，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某与被告付某、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付某、被告陈某与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某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付原告欠款8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17日起计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年利率6%，截至起诉时利息合计1584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18日，汪某与付某签订合作协议，被告为原告之子安排工作，收取13万代办费。双方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为原告之子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办理时间为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17日。工作性质为国企正式员工，试用期三个月，三个月后签订国家正式劳动合同，如在约定期间内付某工作未办理成功，则退还原告所付款项。2016年12月17日，付某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该笔款项。现付某工作未办理成功，退付5万，推诿退还其余款项，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民事诉讼法》向贵法院提起诉讼，希判如所愿。被告付某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不是事实，本案事实为，1、2016年，答辩人认识本案被告陈某，被告陈某当时经营一咨询公司（宁武县国烨就业咨询有限公司)，他说有一厅级干部（其实就是诈骗犯刘军锁)，保证可以给人安排工作。2、当时答辩人认识亢存焕多年，通过亢存焕认识原告汪某，当时原告汪某想给儿子（刘瑞）安排工作，答辩人将以上信息告诉原告汪某，原告将办理费13万元转账交给答辩人，答辩人将13万元转账和现金交于被告陈某，陈某将此款交于刘军锁。3、结果刘军锁未办理工作也未退还钱款，刘军锁因诈骗罪被抓，原告当即报案，后被告陈某退款5万元，答辩人将5万元退与原告，已生效的忻府区人民法院（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军锁的以上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非法所得向被告人刘军锁追缴，退还原告汪某5万元。4、答辩人虽然从原告处收取原告款项，并与原告签订协议，但随后将此款交于被告陈某，陈某又将此款交于刘军锁，且该笔款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为刘军锁因诈骗罪非法所得款项，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对该笔款项做出处理。5、现原告就同一笔款项以民事纠纷提起诉讼，本案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范畴。6、关于剩余3万元，因被告陈某并未退还答辩人，此款应当由被告陈某承担。综上所述，答辩人希望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陈某辩称，一、被答辩人汪某与被告刘军锁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军锁的第6项犯罪事实为：被害人汪某通过陈某、付某联系到刘军锁，想要为其子刘瑞办理工作，并支付刘军锁10万元。再结合汪某与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付某与答辩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及答辩人陈某与刘军锁签订的《合作协议》，能够证明：刘军锁对于委托人为汪某、委托事项是为汪某之子刘瑞办理灵河高速的工作的事实知悉，对汪某与陈某之间的代理关系知悉。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陈某与刘军锁签订的《合作协议》直接约束汪某和刘军锁，即在汪某与刘军锁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二、被告付某、被告刘军锁应承担退款责任（一)答辩人陈某自认其于2017年7月2日转账给付某的5万元系刘军锁给汪某的退款，即(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刘军锁在案发前已实际退还汪某之子刘瑞5万元”的事实。(二)(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审裁判结果，即判决由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结合前两项事实能够证明被答辩人汪某有权主张的退款数额应当为3万元。（三）被答辩人汪某为其子刘瑞、孟润正(另案原告）为其子孟勇办理灵河高速工作，二人向第一被告付某分别支付了13万元，付某分别截留其提成1万元，将24万元转给答辩人陈某，陈某因家中急用挪用了0.5万元，于2016年12月18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明珠支行柜台取现4万元交给刘军锁，当日刘军锁还了陈某2万元借款、同时将陈某持有的2万元借条收回、销毁；同时，刘军锁另行给陈某1.5万元提成，即陈某为汪某、孟润正办理工作事宜提成2万元。陈某于2016年12月19日分两笔将19.5万元转账给被告刘军锁。至此，刘军锁收受汪某、孟润正款项共计22万元。（四）案发后，包括人答辩人陈某在内的各受害人纷纷报案。为给实际受害人弥补损失，陈某积极退款，于2017年8月28日退给付某45000元、于2017年11月2日退给付某5000元，并口头要求付某退给汪某1万元、退给孟润正（另案原告）1万元、退给亢存焕(另案原告)2万元。综合以上事实，答辩人陈某应当退还给汪某的1万元已转给付某，陈某无需另行向汪爱苹退款；如付某未退给汪某，陈某应退给汪某的1万元由付某承担退还责任。另，付某收受汪某的1万元应当由其自行承担退还责任。刘军锁除刑事判决书判决退还汪某的5万元及在案发前退给刘瑞的5万元外，还应当向汪某退还1万元。三、被答辩人汪某无权重复主张5万元（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审裁判结果，即判决由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汪某因同一受害事实所能主张的法律权利已经由生效的判决文书确定了明确的债权，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中的5万元，应以该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权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四、本案的案由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更符合本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被告刘军锁与汪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结合答辩人已经退款的事实，汪某有权主张的3万元案涉款项应当由付某、刘军锁承担退还责任。同时，因汪某在提起诉讼之前已实际收到5万元退款，且(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和（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判决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因此，汪某无权就5万元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贵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汪某主张的5万元的诉讼请求，并驳回汪某对答辩人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完全同意陈某的答辩意见。二、尽管在付某与陈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上加盖有答辩人的公章，但收受付某办理费的行为系陈某个人行为，且从汪某、付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答辩人未收到任何款项，也无支配使用的行为，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办理工作事宜无关联，即与本案无关。根据《合同法》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答辩人没有收受款项，自然也没有义务退还。综上所述，法庭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汪某对答辩人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17日，原告汪某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付某130000元，被告付某给原告汪某出具收条一支，载明：“今收到汪某办理工作款，现金壹拾叁万元整，办理成功条据收回。中间人亢存焕、付某×××；2016年12月17号。”2016年12月18日，原告汪某与被告付某签订《合作协议》，原告汪某委托被告付某为原告儿子刘瑞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办理时间为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17日，工作性质为国企正式员工（直签），五险一金。3年、5年、8年签订。原告汪某付款为130000元。同日，被告付某与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被告付某委托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办理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至2017年1月18日，工作性质为国企正式员工（直签），五险一金，试用期三个月，三个月后签订国家正式劳动合同。未约定付款金额。同时被告陈某给被告付某出具收条一支，载明：“今收到付某办理工作款贰拾肆万元整。办理工作成功，收回本条。陈某，2016年12月18日。”同日，被告陈某与刘军锁签订《合作协议》，被告陈某委托刘军锁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办理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18日，工作岗位为高速收费员或治超人，工作性质待遇：本岗位为忻州高速公司签订国家正式劳动合同。被告陈某付款给刘军锁劳务费200000元。2016年12月19日，被告陈某给刘军锁账号×××内转入100000元，2017年9月14日，刘军锁因涉嫌诈骗，被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9日被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于2018年6月1日，2018年11月8日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忻府区人民法院查明刘军锁通过本案被告陈某、付某联系，收到本案原告汪某100000元为原告儿子办理工作，刘军锁已通过被告陈某、付某退还原告50000元（2019年7月3日，被告付某已转账给汪某50000元），并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8）晋0925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军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退还本案原告汪某50000元。被告陈某系被告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职务。原告汪某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1、《合作协议》，2016年12月18日汪某与付某签订了合作协议中间人是亢存焕，协议主要内容是甲方付乙方13万元办理灵河高速工作，在特别约定条款里第三条在约定的时间内如乙方没有办理成功，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甲方款项；2、收条一支、银行回执单，证明2016年12月17日，原告将该款汇付付某。被告付某提出质证意见，均认可，被告陈某提出质证意见，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被告付某提交证据，1、陈某给我出具的收条支，证明24万和26万两个收条；2、我和陈某写的合作协议，证明陈某个人及他的公司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我签的协议；3、我给陈某的银行打款单，证明24万是原告汪某的儿子刘瑞和孟润正的儿子孟勇找工作；4、我给汪某打款的证据，证明2017年7月3日，9点47分，给汪某打了5万元。陈某给我打回款，我未停留直接给汪某打回去。原告王爱萍提出质证意见为，关于陈某与付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以及国烨公司与付某的协议关系在事发时我们并不知悉，现在是否是真实的，这需要陈某及国烨公司的证明，国烨退付5万元的事实，我们是认可的。提醒法庭注意，国烨公司是一人公司，公司与陈某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因此他们互负连带责任。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出质证意见为，对付某提交的收条，收到24万陈某是认可的，充分证明汪某、孟润正共交付给付某26万元，付某转交给陈某24万，那么付某在汪某和孟润正办理工作的事情当中预先截留了2万元，结合陈某的证据，一会我们举证阶段详细来说，结合陈某的证据来证明刘军锁实际上收受汪某和孟润正的款项共计22万元，陈某这里提成2万元；至于26.2万的收条，是另案证据。对于《合作协议》无异议。对于5万元的收条无异议，和刑事判决书中的案发前刘军锁依据退给刘瑞5万元，是吻合的，进而推断出本案的标的额就是3万元。对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2016年12月18日），对改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正面目的不予认可，具体理由：结合汪某与付某于2016年12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2016年12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款回单、付某于2016年12月17日给汪某出具的13万《收条》，以及陈某于2016年12月18日与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再结合陈某的陈述，能够证实付某截留汪某1万元、截留孟润正1万元。付某应向汪某承担1万元的退款义务；对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2016年12月29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该证据系另案原告亢存焕支付给付某28万元，付某扣下1.8万元后的26.2万元转给陈某的，与汪某为原告的本案没有关联性；对（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1、结合（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刘军锁在案发前已实际退还汪某之子刘瑞5万元；2、（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审裁判结果，即判决由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汪某因同一受害事实所能主张的法律权利已经由生效的判决文书确定了明确的债权，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中的5万元，应以该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权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3、汪某有权主张的退款数额为3万元。被告陈某提交证据，1、刘军锁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刘军锁个人信息；2、《合作协议》（与付某），证明付某因委托陈某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于2016年12月18日与陈某签订《合作协议》；3、《合作协议》（与刘军锁），陈某因委托刘军锁办理灵河高速（原神段）工作，于2016年12月18日与刘军锁签订《合作协议》；4、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交易金额10万元），5、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交易金额9.5万元），证明陈某于2016年12月19日分两笔，一笔10万元，一笔9.5万元转给刘军锁；6、转账信息截图，证明因工作未办理成功，陈某于2017年7月2日向付某退还5万元，实际上是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刘军锁退给刘瑞的5万元。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6.12.18），陈某于2016年12月18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明珠支行柜台取现4万元；8、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6.8.28），陈某于2017年8月28日退给付某45000元；9、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7.11.2），陈某于2017年11月2日退给付某5000元；10、（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刘军锁的第6项犯罪事实为：被害人汪某通过陈某、付某联系到刘军锁，想要为其子刘瑞办理工作，并支付刘军锁10万元。2、该判决书认定刘军锁在案发前以实际退还汪某之子刘瑞5万元。11、（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维持原审判决结果，即判决由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证明目的，1、汪某委托付某办理，付某又转委托陈某办理，陈某又转委托刘军锁办理工作，刘军锁对于委托人为汪某，委托事项是为汪某之子刘瑞办理灵河高速的工作知悉，对汪某与陈某之间的代理关系知悉。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陈某与刘军锁签订的《合同协议》直接约束汪某和刘军锁，即在汪某与刘军锁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的，也就是刘军锁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陈某向刘军锁支付4万元现金，刘军锁退还陈某2万元借款并收回借条，同时刘军锁给陈某1.5万元提成。3、刘军锁收受汪某、孟润正（另案原告）22万元，刘军锁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除案发前退给汪某的5万元及刑事判决书判决的5万元外，刘军锁还应当退还汪某1万元。4、陈某共计向付某退50000元，其中包含退汪某的1万元，退孟润正（另案原告）的1万元，退亢存焕的2万元。5、陈某无需向汪某退款，法庭应驳回汪某对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6、（2019）晋09刑终297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审裁判结果，即判决由刘军锁退还汪某5万元。汪某因同一受害事实所能主张的法律权利已经由生效的判决文书确定了明确的债权，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中的5万元，应以该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及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执行依据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无权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法庭应驳回汪某主张的5万元的诉讼请求。进一步证明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是3万元。汪某与付某的合作协议和付某与陈某、国烨的合作协议以及陈某与刘军锁的合作协议，三份协议的备注部分只字不差，是同一模板，也就是说在合作协议的第三条，也就是原告代理人所称述的特别约定款项，也就意味着在本案当中是因为刘军锁没有全额退还陈某所付款项引起本案纠纷，应当是由刘军锁、付某来共同给原告退还款项。涉案的合作协议，效力属于无效协议、无效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的第52条相关规定而无效，无效的法律后果就是各自退还，本案最终是由刘军锁收受了涉案款项，最终的责任方由刘军锁承担他应当退还的部分，刘军锁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王爱萍提出质证意见，关于对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银行的转款明细，我们均不清楚，关于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2、付某于国烨公司的合作协议，他们的合同都有特别约定，未办理成功就全退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3、关于对方的拟证事项的问题，对方混淆了转委托以及连环委托和隐名代理的问题，付某转委托陈某，陈某转委托刘军锁，但是却使用合同法402、403条隐名代理；4、陈某以及国烨的退款并没有完全履行双方（陈某和付某）的合作协议和（国烨和付某）的合作协议；5、关于拟证第四项，陈某无需向汪某退款，陈某的退款是根据他与付某的合同退付，他与汪某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法律关系；6、拟证事项与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相违背的，具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的第12章，具体内容在辩论中陈述，对方在拟证事项的第六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错误的，只能让公安机关退赃。本院认为，劳动者的上岗与调动工作均受劳动法规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原、被告本应当鼓励需就业人员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争取工作岗位，但原告汪某却期望通过托熟人、找关系的方式以实现子女就业目的，原告汪某与被告付某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汪某交予被告付某130000元，后被告付某返还原告汪某50000元，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军锁退还本案原告汪某50000元，故被告付某应返还原告汪某下剩30000元。至于被告付某追加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被告并要求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因本案系原告汪某与被告付某之间签订合同并互相履行，原告汪某未与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不具有关联性。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只与被告付某签订有协议，并互相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只与被告付某存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而原告汪某不是合同相对人，故被告付某申请追加被告陈某、宁武县国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被告且归还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样，被告陈某申请追加刘军锁为本案被告，因刘军锁已由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8）晋0902刑初204号刑事判决确定已退还原告汪某50000元，还应退还50000元，因原告汪某与刘军锁未签订协议，不是合同相对人，属另一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汪某提出要求被告付某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方有过错，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故对其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付某应返还原告汪某30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付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汪某30000元。驳回原告汪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8元，由原告汪某负担873元，被告付某负担2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素忠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张 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