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1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狮红歌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凤里街道八七路信义大厦裙楼**。 法定代表人：黄启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铭成，福建宏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敏，福建宏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div> 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燕，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岸涛，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狮红歌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歌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歌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灿星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灿星公司主体不适格。灿星公司仅是《中国好歌曲》《中国之星》《蒙面唱将猜猜猜》（以下简称《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合作作者，主张该权利需要取得该节目制作者的许可，其在未提供该共有人授权时其单独主张权利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合作作品应当协商一致才可以行使该权利，协商一致是前提，灿星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先行与共同著作权人协商一致时就先行主张权利，违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即使灿星公司享有《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著作权，但红歌汇公司经营场所播放的画面属于ＭＴＶ作品，该作品是属于对该综艺节目的延伸，该片段没有导师点评及交流等环节，且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乐心音乐、新势力影音等唱片公司的ＬＯＧＯ，更能证明涉案ＭＴＶ权属不属于上海灿星公司。该ＭＴＶ作品与综艺节目作品是两个权利，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作品均未录音录像制品，未达到类电作品的创作高度。灿星公司提供的权利光盘均是一整期节目的录制，而非每首歌曲单独创作的ＭＴＶ，结合该权利光盘盒子背面底部所载明的录音录像制品权属信息，更能证实该作品属于录音录像制品。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点和第3点，综艺节目影像，系机械方式录制完成，在场景选择、机位设置、镜头切换上只进行了简单调整，或者在录制后对画面、声音进行简单剪辑，认定为录像制品。涉案作品属于录像制品，灿星公司不享有放映权，不得依据放映权主张权利。2.灿星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公证书，该公证书存在诸多违法情形，且取证时间极短，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不当。案涉公证书第一页取证人员司某，身份信息未查明，也未查明其是否与委托人具有利害关系，违反了《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公证程序明显违法。另外，《公证程序规则》第35条规定，公证书应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出具，案涉公证书出具时间明显太长。最后，公证书所附光盘播放的歌曲与公证书记载的歌曲清单并不一致，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第37条规定，其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不应采纳。3.灿星公司就综艺节目影像中单个作品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因该权利包含在综艺节目视频中，因此其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于法无据。即便法院认为构成侵权需要赔偿，该赔偿标准也过高。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点，可单独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人就他人使用综艺节目影像作品中单个作品的行为主张财产性权利的，不予支持，因此不得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应当考虑歌曲的流行程度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这些歌曲均为冷门歌曲，现ＫＴＶ生意不好，且红歌汇公司主观无恶意，其仅仅是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并不清楚播放歌曲也会侵权，每首歌赔偿150元过高。 灿星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灿星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红歌汇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点播设备中的《中国好歌曲》《中国之星》《蒙面唱将猜猜猜》等电视节目中共计96首侵权作品；2．判令红歌汇公司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48,000元；3．判令红歌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灿星公司于2006年3月24日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等项目。 红歌汇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成立，经营范围为“KTV；零售：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小吃店（制售中式小吃）”。 由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音乐视频合辑中收录了包含本案所涉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音乐视频。在上述音乐视频合辑的外包装盒上分别标有版号“ISBN978-7-7985-1065-2”“ISBN978-7-7985-1064-5”“ISBN978-7-7985-1062-1”及版权声明“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7），载明：“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著作权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3年12月2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4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8），载明：“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著作权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4年12月20日；首次发表时间：2015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8-I-00578836），载明：“作品名称：《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著作权人：灿星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创作完成时间：2016年10月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6年10月7日”。 2019年1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出具了（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76号公证书，公证书记载：2018年11月17日，公证人员与灿星公司的委托人指派的取证人员司某来到红歌汇公司经营场所内的Ａ30包间，在该包间内操作歌曲点播机依次点播了110首歌曲，并使用摄像机对点播过程进行摄像。之后，将上述拍摄记录刻录成光盘予以封存，并与照片、歌曲清单、相关票据一起附于公证书内。 经比对，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96部涉案作品与红歌汇公司经营场所中播放的涉案同名音乐视频的内容基本一致（名称详见附表的侵权音乐视频清单）。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本案涉及的音乐视频，属于综艺节目影像，系通过对现场进行的《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综艺节目的表演环节进行拍摄、剪辑而形成。涉案作品在对现场表演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并非仅对现场表演进行机械性录制，而是在对表演场景、导师反馈、观众反应、舞台场景等不同画面进行选择、剪辑、编排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连续画面，由此体现出了制片者的独特构思及安排，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灿星公司提供的《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音乐视频合辑的封面上载明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灿星公司同时提交了《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综艺节目影像的作品登记证书，以上证据可以作为该公司系96部涉案音乐视频的著作权人的初步证据。在红歌汇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确认灿星公司是涉案152部音乐视频的著作权人的事实。 红歌汇公司认为涉案作品是对于《中国好歌曲》节目录制，权利应当属于《中国好歌曲》的制作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灿星公司系《中国好歌曲》的著作权人，其主张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并无不当。 红歌汇公司认为《中国新歌声》（第一季）的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该著作权系共有权利，灿星公司在未提供共有权人的授权时不得单独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系列案件之一，一审法院在同系列的其他案件﹝（2019）闽05民初1325号﹞中查明以下事实：根据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7660-1766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1民初1309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载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确认灿星公司独占性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一季节目曲目KTV的权利，灿星公司有权以其公司名义代表所有共有权利人，授权许可第三方使用，当上述许可的相关内容遭受侵害时，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其公司名义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亦有权授权他人对有关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据此，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自己的名义提起针对涉案音乐视频著作权的法律诉讼，主张相应权利。 红歌汇公司认为涉案作品属于录像制品，不享有放映权。如前所述，涉案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其著作权人依法享有放映权。 红歌汇公司提交了《全国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光盘来源识别码（SID码）一览表》，并据此主张灿星公司提交的《中国好歌曲》等音乐视频合辑属于非法出版物。一审法院认为，涉及音乐视频出版、发行的通用编码主要有ISBN码及SID码。ISBN码（即国际标准书号，是专门为识别图书等文献而设计的国际编号）对应的是作品的出版（发表）阶段，也就是说，具备合法的ISBN码的音乐视频合辑即为正规出版物。SID码（即来源识别码，是为了识别光盘来源、防止盗版而使用的国际编号）对应的是作品复制、发行阶段，也就是说，具备了合法的SID码的光盘即为正版光盘。在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交的《中国好歌曲》等音乐视频合辑具备了ISBN码，也就是说涉案作品已通过合法渠道予以发表，系正规出版物。同时，上述音乐视频合辑的光盘亦具备了SID码，虽然红歌汇公司主张光盘上蚀刻的SID码并不在其提交的《全国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光盘来源识别码（SID码）一览表》之内，然而，红歌汇公司提交的《全国只读类光盘复制单位光盘来源识别码（SID码）一览表》来源不明，无法确认其是否涵盖了所有经相关主管机关批准使用的SID码，仅凭此主张灿星公司提交的光盘上使用的SID码不合法，证据不足。此外，灿星公司提交的音乐视频合辑系用于证明其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而判断涉案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应以其是否具备“独创性”、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作为标准，至于作为承载作品的载体光盘是否为正版光盘，并不在此考虑范围之内。 红歌汇公司认为公证程序违法，取证人员司某的身份信息未予查明，也未查明其与委托人是否有利害关系就予以办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公证书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出具，而出具的时间远超法定期限，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系要求当事人与公证事项必须具备利害关系，并未对当事人指派人员作出限制性规定，而司某基于公证委托人的指派协助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此外，由于《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关于公证书出具时限的规定并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涉案公证书虽未在前述时限内出具，但其仍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 红歌汇公司认为公证取证的歌曲清单中包含《十年》但取证视频中并未包含名为《十年》的音乐视频，经一审法院核实，《十年》位于歌曲清单的第110位，对应取证视频中的相应音乐视频为《三十年》，此应为公证机构在制作歌曲清单时的笔误，鉴于灿星公司并未就该音乐视频主张相关权利，故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产生影响。红歌汇公司认为公证取证视频中播放的个别音乐视频并不包含在歌曲清单中，公证事实的真实性存疑。经一审法院审查，（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76号公证书所附歌曲清单中列举的所有音乐视频均包含在取证视频之中，故该公证书真实有效，公证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至于个别已取证但未收录至歌曲清单的音乐视频，公证书对此未作陈述，灿星公司也未主张相关权利，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产生影响。 红歌汇公司认为其向公众放映的音乐视频中，个别音乐视频包含其他出品方的信息，灿星公司不享有完整的著作权。然而，在相应主体并未到庭并举证的情况下，仅凭音乐视频画面中的有关出品信息难以直接认定其著作权的归属，亦不能排除相关出品方存在侵害灿星公司著作权的可能性，且红歌汇公司并未提供播放上述音乐视频的合法权利来源，故其主张不能成立。 红歌汇公司认为灿星公司就综艺节目影像中单个作品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因该权利已包含在综艺节目视频中，其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为，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作品虽然是整个综艺节目影像的一部分，但该部分本身是可独立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并非综艺节目影像中可以单独构成作品的音乐、舞蹈、演说、戏剧、杂技等内容，故红歌汇公司的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红歌汇公司认为侵权赔偿数额应按照点播率计算，每年每曲赔偿额不应高于8.86元，且非音集协会员诉讼维权所得不得高于音集协会员单位的正常分配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是根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进行计算，红歌汇公司主张的侵权赔偿计算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 综上，红歌汇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相关抗辩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中，红歌汇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其KTV点歌系统向消费者放映涉案音乐视频，构成对灿星公司涉案作品放映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在具体赔偿数额方面，因灿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以及红歌汇公司的获利情况，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侵权作品的类型、发行时间、传播范围以及红歌汇公司的经营规模、经营地所、经营地所属区域的消费水平等因素红歌汇公司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14,400元（含合理费用）。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石狮红歌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删除其经营场所内KTV点播系统中收录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96部侵权音乐视频（侵权音乐视频清单详见附表）；二、石狮红歌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4,4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灿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证据的认证是否恰当；（三）一审判决红歌汇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 （一）灿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红歌汇公司提出涉案专辑外包装记载“录音录像制作者”字样，可以印证《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系录像制品。经查，上海灿星公司提交的《中国好歌曲》等节目专辑外包装记载，上海灿星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公司。涉案专辑封面上虽然有“（或录音录像制作者）”字样，但使用的是“或”字，不能仅仅依据该字样即认定《中国好歌曲》等节目属于录音录像制品。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供的《中国好歌曲》等节目是综艺性视听节目，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含了对表演场景、导师反馈、观众反应、舞台场景等不同画面进行选择、剪辑、编排，体现出了制片者的独特构思及安排，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红歌汇公司虽然主张其放映的是《中国好歌曲》等节目中歌手现场演唱歌曲部分，但仍系《中国好歌曲》等作品的其中一部分，且包含着现场观众、推荐人、乐队演奏、现场灯光变化等画面，系通过摄影、录音、剪辑、合成等创造性活动，在一定介质上形成有独创性的一系列有伴音的画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因此，红歌汇公司关于涉案作品属于录音录像制品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以及灿星公司所提交的《中国好歌曲》等节目专辑，均载明《中国好歌曲》等节目的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红歌汇公司主张涉案部分取证视频中有其他公司LOGO。对此，本院认为，上海灿星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以及《中国好歌曲》等专辑已清楚载明著作权人，不能仅以取证视频上存有其他公司LOGO否定灿星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在红歌汇公司没有提交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灿星公司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红歌汇公司主张，灿星公司只是涉案节目的共有权人，其在未提供其他共有权人授权时单独起诉不当。但在其他合作作者未阻止上海灿星公司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上海灿星公司有权就红歌汇公司的行为提起诉讼。 （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证据的认证是否恰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本案中，红歌汇公司虽然对涉案公证书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公证证明，且在红歌汇公司一审中确认涉案公证书所记载的地址系其经营场所，对在其场所播放涉案被诉侵权歌曲的事实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涉案公证书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灿星公司原审中原来起诉主张红歌汇公司侵权的歌曲为110首，之后经原审法院比对，灿星公司起诉状附件中所附歌曲数仅为96首，且与灿星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基本一致，灿星公司也修改诉讼请求为停止侵犯案涉96首歌曲，红歌汇公司以此为由否定案涉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依据不足。 （三）一审判决红歌汇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红歌汇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场所播放涉案视频，构成对灿星公司涉案作品著作权的侵害，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上海灿星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红歌汇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的获利。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灿星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以及灿星公司针对被诉侵权行为提起系列诉讼的事实，酌情确定的赔偿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红歌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石狮红歌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扬 审 判 员  林泽新 代理审判员  曹慧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