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17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建武，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包国平，男，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向群，女，197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建萍，女，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代表人：潘建武。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林，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联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联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民主路。法定代表人：吴锡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厚慧，湖北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吴锡铭，男，195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辽东村。一审第三人：陈春兰，女，195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一审第三人：吴海涵，男，197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一审第三人：吴丽霄，女，197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一审第三人：吴丽翔，女，198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再审申请人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因与被申请人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吴锡铭、陈春兰、吴海涵、吴丽霄、吴丽翔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终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申请再审称，一、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一审法院在已查明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形成了“僵局”事实的情况下，租金被吴锡铭涉嫌职务侵占，再审申请人没有收到一分钱租金，公安机关已立案。事实摆在面前，不能改变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即“僵局”的事实。二、公司机关不能正常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原审法院查明的“将公司的整体资产对外出租，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讨论决定，由公司董事长吴锡铭一人决定”这一事实，已经认定公司机关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三、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处于治理失灵而陷于瘫痪状态。相关出租事宜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讨论决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公司陷入了无法正常运转、瘫痪的状态。四、解散公司不必首先依公司章程提议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予以解决。涉案公司章程并没有规定解散公司应当首先提议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解决，不存在前置程序；更不存在解散公司之诉首先要提起股东损失公司利益、股东利润分配、公司股权回购之诉等前置救济程序。如果二审法院强制设定解散公司“前置救济程序”，明显违法。五、潘建武、包国平等人在公司章程的框架内已经穷尽其救济手段。两个股东，一个在法院告、另一个在公安告。二审法院作出相反认定无理。六、公司长期未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应等同于该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二审法院明知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9年来未召开股东会，根据已知的该事实应该推定出无法召开的另一事实。七、公司僵局已经形成。一审法院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是正确的。本案中，公司于2009年召开过一次股东会，以后未再召开过股东会议，即无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自吴锡铭以公司名义起诉潘建武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和赔偿损失，潘建武向公安机关控告吴锡铭涉嫌职务侵占之时，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就已经形成了“公司僵局”。本案中，从2018年5月30日受理至今一年多时间里，一审法院经过二次审理，审理中调解、审理后又调解，加上二审时间，无论对“公司僵局”怎样调解，自始至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遂于2019年12月12日向全体公司股东发出《提议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通知》，吴锡铭以公司的名义于2020年元月5日回复：公司股东仅有提议权，没有决定权。事实证明公司已无法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此外，一、二审法院未按件收取受理费，违规共收取再审申请人受理费107600元。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辩称，从程序上来看，再审申请人没有新的证据提起再审；从实质内容上来看，其据以主张公司解散的理由出现在一、二审判决之后，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的情形，不具备解散条件。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提议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通知》等新证据不是新发现的，而是新产生的证据，在法律上要求再审的新证据应当是原来已经产生、新发现的而非新产生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对于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可以依法于两年之后另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而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也不强。请求驳回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的再审申请。本院依法召集诉辩双方进行了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无争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解散公司是一种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公司解散制度是一种股东自由退出公司的救济途径。本案的焦点问题系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是否符合公司僵局的解散条件，应予强制解散的问题。结合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的再审请求及理由，综合评述如下：当事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公司是否符合强制解散的法定条件，主要法律适用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等规定。上述规定既是公司解散的立案受理条件，也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于2009年召开过一次股东会，以后未再召开过股东会议。吴锡铭以公司的名义起诉潘建武，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和赔偿损失；潘建武则向公安机关控告吴锡铭涉嫌职务侵占，双方已是矛盾重重。并且，将公司的资产整体对外出租，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讨论决定，由公司董事长吴锡铭一人决定。原判决基于上述种种事实，认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并无不妥。但是，由此是否造成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本院认为，“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并非个别股东利益受损，而是公司管理机制失灵造成股东整体利益受损。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是公司解散的一项先决条件。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当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异常情况下，公司应尽量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而不应轻易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其一，本案中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设立的开初几年，经营状况良好，各股东的投资已基本收回。其二，公司现在的资产估值已远远超过公司设立时的资产价格。其三，公司资产现整体对外出租后，除去部分税费，所收租金大部分可以用来分红。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对此未持异议，申请再审亦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认定。因此，可以认定目前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收益稳定，无证据显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整体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潘建武等人在诉讼中所列举的诸如吴锡铭涉嫌侵占公司财务等一系列事实，可依法通过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利益之诉、公司利润分配之诉、公司股权回购之诉寻求救济，该事实并非属于公司应予解散的法定要件。此外，潘建武等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提议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通知》和监利荆楚宾馆有限公司、吴锡铭的“回复函”等证据，旨在证明无法召开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无法打破僵局等，但该证据系二审审理终结后新产生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确认的基本事实或裁判结果。综上，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解散的条件。另，原审法院是否按规定收取案件受理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超出本案再审审查范围，因此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潘建武、包国平、孙向群、黄建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成林审判员  肖 松审判员  余 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华卉书记员华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