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3民初3296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雨，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华晨世纪广场****/div>法定代表人：康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超，男，1985年2月21日生，汉族，系该店店长，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安玺雅苑B3，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安玺雅苑****房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刘佑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奕，男，1975年5月8日生，汉族，系公司总经理，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关平，男，1983年7月29日生，汉族，系公司员工，住湖南省衡东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第三人湖南天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湘0103民初8197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湘01民终1389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湘0103民初819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秀娟、何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超，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奕、单关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42360元（8.3元/包厢/天*730天*40包厢）；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维权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426元、公证费1000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共计6426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与广大权利人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多达20万首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作品）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权利，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未缴纳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卡拉OK场所向不特定消费者提供曲库中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的点播业务。在原告敦促被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后，被告未予理睬，具有主观侵权故意，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被告应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242360元，还应赔偿原告的合理维权费用。原告诉至本院，酿成纠纷。被告辩称:1.其通过无限局域网进行点歌、播放，不是通过PC端播放，未侵犯原告放映权；2.其订立《著作权使用合同》并交纳使用费，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1.原告诉请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集团）解除合同案正在审理中，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解除合作协议；2.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经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唱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公司）订立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授予音集协管理并维权，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索尼、滚石、中唱、华谊公司为《天涯》《伤心太平洋》等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原告向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网公司）等公司发放《授权书》，授权星网公司等在其设备和系统中使用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制作卡拉OK曲库，向实体卡拉OK歌厅发放，以满足卡拉OK营业性需要（取得曲库的卡拉OK歌厅，应另行按法律规定取得放映权许可，并交纳著作权使用费）。2007年12月27日，音集协委托天合集团对卡拉OK场所收取著作权使用费。随后，天合集团将湖南省的收费工作委托给第三人。被告成立于2014年7月14日，经营范围为量贩式KTV。被告购买星网公司开发的点歌系统后，自开业使用至今未更换。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音集协字[2018]第80号《关于终止委托天合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向各卡拉OK经营者、各VOD运营商、各地区娱乐行业协会告知其于同月5日正式公告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并告知：凡2018年11月5日（含）前已与我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完成付款的卡拉OK经营场所，所签合同继续有效直至合同约定期届满。自2018年11月5日起，卡拉OK经营者不得再通过天合集团及所有子公司签署向我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合同，凡签订如本函所示版本及编号的合同，未于2018年11月5日前将著作权使用费支付到账至该合同印制账户，均视为未经我会许可，该合同无效。具体作废合同编号在我会官网查询区公示等。2019年5月24日，原告向被告送达音集协《关于卡拉OK营业场所支付版权使用费事宜告知函》《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关于终止委托天合文化集团著作权许可收费资格的告知函》《关于成立湖南省联络处的公告》等文件。2019年7月30日，第三人和被告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编号XK0116-湘-0004**），许可被告在经营场所内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音集协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许可使用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著作权使用费为20800元等。该合同与原告声明作废的合同版本相同，其编号位于音集协声明作废的号段内。2019年7月17日，湖南省长沙市华湘公证处出具（2019）湘长华证内字第2439号《公证书》，载明：2019年7月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飞在公证人员监督下，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标有“致青春量贩ＫＴＶ”等字样的经营场所进行消费，李飞在该场所大厅吧台通过微信支付方式支付本次取证消费费用426元。随后，一行人进入215包间，该包间内张贴有消防疏散图。李飞在“魔云6”点歌系统上查找歌手、选取作品，并对《天涯》等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了播放。公证人员对上述查看部分歌手页面和音乐电视的整个播放过程进行了摄像，摄像结束后，李飞在该场所吧台现场取得一张盖有“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在上述保全过程中，公证人员对ＫＴＶ营业场所的内外观部分现场情况、微信付款详情页面及现场取得的单据进行了拍照。事后，将上述影像资料拷至经格式化的Ｕ盘中。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歌曲清单》与保全时现场所点播歌曲相符，公证书相粘连的其他附件均与保全现场实际情况相符。此次公证，原告支付公证费1000元。在庭审中，被告自认其包厢数为47个。经比对，被告KTV包厢内放映的作品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同名作品画面、演唱、词曲作者及歌词等信息均一致，被告和第三人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是依法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依法取得滚石、索尼、中唱、华谊公司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诉讼主体适格。《天涯》《伤心太平洋》等16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画面内容与音乐主题相互配合,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创造者独特的个性，均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点歌系统中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未支付报酬，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应承担赔偿损失、支付合理维权费用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侵权时间为2018年和2019年两年，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未曾营业，亦未证明其与原告订立2018年的《著作权使用合同》并已向原告交纳使用费，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2019年，应同时结合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等具体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作为委托人，其有权解除或终止委托事项，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6日，原告在其网站上发布《告知函》，终止天合集团及其各子公司的收费资格。故从2018年11月6日起，作为涉案音像作品的权利人，其不再委托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其管理的音像作品收取版权费，卡拉OK经营者在知晓该通知后，即不应再与被解除授权的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签订相关著作权许可合同。况且，原告亦于2019年5月24日向被告直接送达了相关文件。被告明知天合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无收费资格、合同已作废，仍于2019年7月30日与第三人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音集协合法权益，故《著作权许可合同》应认定无效，不能对抗原告收取著作权使用费的权利。因此，被告侵权时间应认定为2018年和2019年两年。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和被告违法所得，故本案适用法定赔偿。根据涉案作品流行度、市场价值、被告成立时间、场所位置、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侵权情节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2万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原告因被告侵权支付调查取证费426元、公证费1000元，属于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应予支持。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律师费5000元已实际发生，故该费用实际发生后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12.2万元；二、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合理维权费用1426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32元，减半收取2516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1000元，由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负担1516元（此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长沙市致青春娱乐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曹淑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郭兴娟代理书记员  谢 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一百五十五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