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021民初2188号原告：李迎东，男，1967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青阳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青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谷明，安徽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汪小桂，安徽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国发，男，196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祁门县。被告：汪拥胜，男，197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祁门县。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有志，安徽经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迎东诉被告胡国发、汪拥胜解除林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8月15日向安徽省祁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8月19日报请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迎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明、汪小桂，被告胡国发、汪拥胜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有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迎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及2015年1月6日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转让款217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80万元自2015年1月13日开始计息、40万元自2015年2月4日开始计息、97万元自2015年2月17日开始计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015年至2018年护林员工资84000元；（2）银行贷款利息损失947297.96元（算至2020年3月23日，从2020年3月24日起按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9.83013%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转让款为止）；（3）评估费24000元；（4）2015年1月13日至合同解除时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井坞里、汪金坑、凌家坞、鲍家坞、胡家坞等五个地块的1110亩林地上的林木砍伐收益（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911565元。4.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的差额44万元。5.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40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13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林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胡国发、汪拥胜将位于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井坞里、汪金坑、凌家坞、鲍家坞、胡家坞的1110亩林权转让给李迎东，转让费2222000元，其中80万元作为定金，剩余部分在过户手续办毕后一个星期内付清。原告于当日支付定金80万元，2015年2月14日支付40万元，2015年2月17日支付97万元，累计支付217万元。2015年2月11日，被告将己经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林权证交付给了原告（实际是2015年1月6日，被告伪造原告签名，签订《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并持该合同在祁门县林业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原告并不知情），原告为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用该林权证办理了抵押贷款，并为此支付了高额利息。此后，原告为经营山场，雇请护林员，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维护经营。但直到2018年4月，原告准备主伐时，武陵村的投山户予以阻止，原告这才得知被告转让给原告的林权中有40%属于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享有，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无奈向祁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投山户利益确认转让协议无效），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皖1024民初315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0民终7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裁定指定黄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该案经黄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皖10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上述己经生效的黄山区人民法院皖10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内容，被告本次所转让的林权中，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享有主伐40%、间伐20%的收益权，而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并未将此情形告知原告，导致原告林权受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享有合同解除权。因被告隐瞒投山户享有收益权的事实，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原告为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等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判如本状诉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联营造林合同、造林协议书复印件，证明案涉林场历口镇武陵村林场占60%收益权，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占40%收益权。2.祁门县阊源林场与武陵村委会、武陵村林场签订的人工中幼林转让合同复印件，证明祁门县阊源林场（法定代表人叶胜军）购买案涉林场的60%股份，合同明确投山户的收益比例不变。3.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签订的人工中幼林权转让合同复印件，证明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约定，本次转让股份投山户须签章同意，并约定了要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工作，但该合同并未征得全部投山户同意，因此尚未生效。4.胡国发与叶胜军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林权流转合同及胡国发的林权证复印件，证明叶胜军将其对案涉林场的股份转让给胡国发，并向胡国发明示2005年3月30日与武陵村林场的协议仍然有效，但胡国发仍然申请办理了自己占100%股份的林权证。5.胡国发、汪拥胜与李迎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隐瞒案涉林权中有投山户的40%股份这一事实，而原告本着对胡国发持有100%股份林权证的信任，与之签订了该份协议。6.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木、林地界线现场勘定协议5份、胡国发与李迎东集体林权流转合同、林权流转公告、林权登记公告、司法鉴定意见书、林权登记档案等复印件，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并伪造原告签名，将办好的林权证交付给原告，导致原告进一步相信案涉林权并无任何权属争议，为此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经营。7.委托书、说明、告示、未卖户主登记表、询问笔录等复印件，证明案涉林场有30余户投山户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在此情况下，原告的林权受限，原、被告签订的流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8.（2019）皖10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根据该份生效判决认定，案涉林场有三个村民组占40%收益权，原告林权受限，原告享有合同解除权。9.付款凭证、评估报告、证明、收条、利息清单1、2015年度利息标准、说明、利息清单2等复印件，证明原告签订协议后实际支付转让费217万元；原告为经营山场，对山场进行评估，支付评估费24000元；原告实际支付2015年至2017年度护林工资63000元，加之2018年度21000元仍需支付；截止2018年8月15日，原告实际支付银行贷款利息727479元（截止2019年7月5日，原告实际支付贷款利息905143元）；原告为履行该份无效合同，投入大量资金，上述转让费、评估费、护林工资、银行贷款利息等均为直接经济损失加之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0.评估报告及评估费发票，证明评估的原告的利益损失及支付评估费40000元。11.利息计算说明、证明，证明原告为履行合同，银行贷款利息损失947297.96元（计算至2020年3月23日，2020年3月24日起按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9.83013%以200万元为基数，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转让款为止）。胡国发、汪拥胜共同辩称，一、原告诉请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1月6日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和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1月6日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并办理了林权转让登记，原告也实际领取并使用了林权证，还用林权证多次进行银行贷款；对林权证上记载的林地林木进行了经营管理。胡国发对案涉林地享有100%林权这一事实，经过多次庭审，已经明确，是不争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向法庭提供的《联营造林合同》第二条及《造林协议书》第四条都约定的非常明确，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只享有林权采伐后收益的分成权，不享有林权和经营管理权。林权和经营管理权属于武陵村林场享有。而胡国发流转给原告的林权，源自于武林村林场，林权转让无任何瑕疵。2、原告和胡国发、汪拥胜于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虽名为林权转让协议，实则是一份林木收益分成权的转让。（1）胡国发受让原武陵村林场享有的案涉林地的全部林权之外，同时受让了林木采伐后收益权，这个收益权在转让给原告时，已经到达主伐期，原告当庭是认可的。也就是说，对胡国发享有并转让给原告的主伐后60%的收益分成权，双方也是没有争议的。（2）汪拥胜于2006年10月30日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了《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三个村民组将其按《联营造林合同》中享有的案涉林地林木的相关权益转让给汪拥胜，根据该《联营造林合同》，三个村民组享有的就是林木采伐后间伐20%和主伐40%的收益权，该《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实际上也是一份收益分成权的转让。汪拥胜受让的只是收益分成权，是无权从事经营管理的。（3）汪拥胜转让给原告案涉林地林木主伐40%的收益分成权时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有若干村民没有同意签收转让款的事实。对此，原黄山区人民法院在皖1003民初684号案件当中，王绍春的证言、原告护林员冯再生的证言及事实上原告在转让款中扣除了五万元的事实等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以相互印证的,足以认定。原告辩解不知道汪拥胜拥有主伐40%收益分成权，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试问，如果李迎东不知情，其为何要和不相干的汪拥胜签订转让协议？又是如何知道汪拥胜拥有40%的分成权的，按40%的比例支付巨额转让款给汪拥胜？又是为何要扣5万元转让款？从此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原告为达到其目的而恶意编造的谎言。（4）原告的林权并未受限，原告并非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本案林权转让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享有案涉林地完整的林权。虽然汪拥胜转让的主伐40%的收益分成权里，有若干村民未签收同意收取转让款，但这并不影响原告的林权行使。因为《联营造林合同》和《造林协议书》都约定的非常清楚，中一、中二、中三组只享有收益分成权，不享有林权，不得参与经营管理。因此原告只需在采伐后，将林木收益按未签收转让款的村民所占比例给其收益分成即可，该若干村民无权妨碍原告正常经营和行使林权。如村民非法妨碍经营，或政府部门不作为，原告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处理，以维护自己合法享有的林权。综上所述，按照合同法及民商会议纪要的精神，合同一经签订，就应当严格履行，除非符合《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当事人是不可以随意解除的。本案原告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和《林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原告在经营过程中，林权并没有受限，完全可以实现合同的目的。且其诉请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任一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原告之诉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和双倍返还定金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和两被告之间的林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原告也实际接管经营案涉林地，两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和过错，原告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合法经营实现合同目的。因此，其解除合同的诉请不应得到法庭支持，其主张的赔偿经济损失和其他请求亦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首先，其护林员工资为正常经营开支。其次，至于银行贷款，原告无法证明其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其主张利息损失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两被告只是按转让协议收取了转让款，致于转让款的来源，亦与本案无关。至于林木收益损失，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行使林权，履行合同实现。双倍返还定金更是无稽之谈。综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属于原告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编造谎言，恶意违约起诉解除合同。其行为违反《合同法》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起诉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任一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两被告的合法权益。在此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之无理诉请。胡国发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人工中幼林转让合同、林权转让合同、祁门县阊源林场工商信息查询表、胡国发、汪拥胜和李迎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等复印件，结合原告向法庭提供的（2019）皖10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迎东依法受让并取得案涉林场的林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2.造林协议书复印件，证明案涉林场的林权归武陵村林场享有，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只享有利润分成的权利，不享有经营管理权。汪拥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及收款签章同意表复印件，证明汪拥胜依法受让取得案涉林场的林木收益分成的权利。2.林权转让协议，证明汪拥胜将自己从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受让的林木收益分成的权利转让给李迎东，因为少许的投山户没有领取转让款，汪拥胜并没有隐瞒收益权转让的事实。胡国发、汪拥胜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武陵村林场占主伐60%、间伐80%的收益权，武陵村林场享有案涉林场100%的林权，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组享有主伐40%、间伐20%的收益权；依据造林协议书，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是协议的主体，并不是说组民是协议的主体；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不享有案涉林权的经营管理权，只享有收益的分成权。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胡国发受让的是全部林权并不是60%的林权，享有对其经营管理的权利以及100%的林权。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的主体是汪拥胜与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作为投山户并不是合同的主体，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只是享有林木砍伐之后的收益权，并无权干涉李迎东对林木的砍伐。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胡国发对案涉林场享有全部林权，其办理100%的林权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林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林权收益权的一个转让，明确了胡国发占60%的收益权，被告并没有欺瞒原告。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胡国发与李迎东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合法有效，李迎东也已经领取了案涉林场的林权证并且已经经营管理，原、被告林权转让程序不违法。对证据7中的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绍春出庭作证的笔录中提及告知李迎东有少许村民不同意，在支付转让费的时候李迎东就扣下了50000元作为处理这个事情的用途；说明村民无权干涉李迎东的生产经营，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只是享有收益权并不享有经营管理权。说明是李迎东单方的一个陈述，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登记表，大部分村民是同意的，并没有这么多户不同意，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其只是享有收益权并不享有经营管理权，是无权干涉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李迎东林权受限的事实。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不能认定李迎东所受让的林权受限，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李迎东也实际经营管理。对证据9中付款凭证三性无异议，原告为受让林场支付转让款事实，按照转让协议是2220000元价款，因为汪拥胜享有40%收益权的部分，有部分村民没有收取转让费用，就扣除了部分款项由李迎东自行处理。对证据10评估报告和鉴定费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本案不符合解除的法定情形，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利息清单说明和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利息中含有罚息，说明和证明看不出来利息和罚息是多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告对胡国发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持异议，对除汪拥胜、胡国发与签订的李迎东林权转让协议外其他证据的合法性不持异议；对林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不持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人工造林协议书、中幼林转让合同均清楚的记载着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享有间伐20%、主伐40%的收益权，而在汪拥胜、胡国发与李迎东签订的转让协议里没有这样的表述，对照可得出结论，不能认定李迎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协议里写明其中胡国发占60%，汪拥胜占40%，按照该协议汪拥胜是444.4亩，被告所说与文字表述是相矛盾的，隐瞒了事实，与事实不符。胡国发和叶胜军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叶胜军的主体是不适格的，林权最初是武陵林场和中一、中二、中三村民小组的，后来转到祁门县阊源林场，叶胜军无权利来源，属于无权处分；叶胜军并没有获得收益权和权利人的授权，应当是依法解除的协议。对查询表不持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不持异议。原告对汪拥胜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合法性持有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转让合同的效力属于效力待定，根据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条件是投山户必须签章同意，现根据被告自己提供的签章表证明有部分投山户没有同意的事实，部分投山户没有签字属于条件未成就，该合同至今属于效力待定状态，汪拥胜就无权处分主伐40%、间伐20%的收益权。对证据2，2015年1月13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善意第三人是有权解除协议的，当时付钱的时候得知转让的林权有争议，才扣留50000元未付，汪拥胜、胡国发是认可的，且要求汪拥胜去协调解决，但至今被告未履行该义务，原告不得已提出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8、9、11，被告对其三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胡国发提供的证据1、2及汪拥胜提供的证据1、2，与原告提供的本院已确认的相同证据内容一致，只是各自提出不同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1991年10月10日，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林场（甲方）与祁门县历口镇武陵行政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乙方）签订《联营造林合同》，约定：双方联营造林，联营山场的山权归乙方所有，造林后的林权及山场经营权归甲方，木材间伐收入除去砍伐运输工资、国家税费等的纯收入按甲方80%、乙方20%分成，主伐按上述的纯收入按甲方60%、乙方40%分成。同年10月18日，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林场（甲方）与祁门县历口镇武陵行政村中三村民组（乙方）签订《造林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将井屋里山场承包给甲方造林，甲方付给乙方每亩12元，造林年限30年，林权归甲方、山权归乙方，分成比例：扣除国家税收及砍伐开支的纯收入，间伐甲方得80%、乙方得20%，主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1992年8月30日，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林场（甲方）与祁门县历口镇武陵行政村中二村民组（乙方）签订《联营造林合同》，约定：乙方将湾金坑山场承包给甲方造林，造林年限为30年,林权及山场的经营权归甲方，山权归乙方所有。分成比例：先扣除国家税收费用及砍伐工资开支，然后按纯收入主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间伐甲方得80%、乙方得20%。2005年3月30日，祁门县阊源林场（甲方，法定代表人、投资人叶胜军）与武陵村林场（乙方）签订《人工中幼林转让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将联合营造人工林在间伐中所拥有的80%股份和主伐中所拥有的60%股份及其在《联营造林合同》中规定的经营权全部转让给甲方，投山方（即武陵行政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的股份不变。武陵行政村中一、中二、中三村民组均在该《人工中幼林转让合同》中鉴证单位处盖章。涉案林场于2007年3月20日办理了林权登记，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登记在祁门县阊源林场名下。后祁门县阊源林场投资人叶胜军与胡国发于2009年9月30日签订《林权转让合同》、2011年2月8日签订《林权流转合同》，将涉案林场转让给胡国发，并注明为100%的股权和全部经营权，并约定出让方（祁门县阊源林场）2005年3月30日与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林场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必须按双方的约定执行。并于2011年3月29日将涉案林场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至胡国发名下。此后，李迎东经人介绍与胡国发、汪拥胜相识，双方就李迎东意欲购买案涉林权一事进行了商谈，2015年1月3日，胡国发向祁门县林业局申请，将坐落在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山场土名井坞里面积135亩、土名汪金坑面积445亩、土名凌家坞面积225亩、土名鲍家坞面积185亩、土名胡家坞面积95亩五块杉木人工林流转给李迎东经营管理。同年1月6日，胡国发拿着李迎东、胡国发双方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该合同及林木、林地界线现场勘定协议中李迎东的签名，经李迎东申请，2018年9月25日由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鉴定不是李迎东本人所签），向祁门县林业局申请集体林权流转，林权流转面积1110亩，期限从2015年1月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按每亩2000元共计222万元流转价款。2015年1月8日，祁门县林业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林权流转公告、林权登记公告。2015年1月13日，李迎东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了《林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胡国发、汪拥胜将坐落在历口镇武陵村的1111亩人工林转让给李迎东经营，其中：胡国发占60%，即666.6亩，汪拥胜占40%，即444.4亩，山场四至及面积按原有林权证为准；山场转让费按原有林权证面积1111亩，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计算，合计转让费2222000元，其中胡国发1333200元、汪拥胜888800元；并约定了付款方式。李迎东于当日支付胡国发定金480000元、汪拥胜定金320000元。2015年2月4日，李迎东支付胡国发400000元；2015年2月17日，李迎东支付胡国发427000元、支付汪拥胜543000元；以上合计李迎东共支付2170000元（其中支付胡国发1307000元、汪拥胜863000元）。李迎东在付款时得知汪拥胜在转让收益权时有部分组民未签字转让，暂扣52000元未支付，胡国发、汪拥胜予以认可。胡国发领取《林权证》交给李迎东后，李迎东即对流转过来的山林进行了经营管理，支付了部分护林员工资。2015年2月15日，李迎东用受让来的1110亩林权在祁门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贷款100万元，由王绍春对该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贷款到期后进行续贷，李迎东支付了贷款利息。另查明，2006年10月30日，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乙方）与汪拥胜（甲方）签订《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乙方将坐落在历口镇武陵村土名为胡家坞、井坞里、鲍家坞、凌家坞、牛栏窟、汪金坑等武陵村林场联合营造人工林中所拥有的间伐和主伐所占股份山场和所有地被物及其在《联合造林合同》中规定的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合同约定：一、转让山场的土名和四至以原武陵村林场与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的合同为准；面积以原武陵村林场转让给阊源林场时的合同为准；分成事宜以原武陵村林场与各组签订的联合造林合同为准。二、甲方购买上述中幼林及山场地被物的林权、经营权的期限以原武陵村林场与乙方原签订的承包期限为准，主伐后的山场归还乙方自己还林，甲方不承担更新造林费用。三、甲方购买上述山场乙方所有股份后，对所控股份林权拥有继承权、流转权而不受乙方干涉。四、乙方转让林权股份时，投山户须签章同意，自收款签章后，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否则按合同标的额的50%支付对方违约金；如少数投山户不同意，由甲方自己协调。2018年5月8日，原告向祁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原、被告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无效、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等。2018年9月2日，李迎东向历口镇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组投山户张贴告示：“各农户，您们自己拥有40%林权，在没有你们签字认可下，流转给李迎东名下，如不认可，请立马到历口林业站登记，尽请大家相互转告。”次日有30户投山户到历口林业站登记。后经本院核实，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与汪拥胜签订《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后，三村民组中共有90户村民签章并领取了转让款、共有23户村民（中一组11户、中二组7户、中三组5户）未签章领取转让款。2018年9月29日，祁门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并指定黄山区人民法院审理。黄山区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有效，向原告释明后建议其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坚持不愿变更诉请。该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皖1003民初68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19年8月15日再次向安徽省祁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8月19日报请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诉讼过程中，李迎东一再坚持申请对涉案林场的林木砍伐收益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2020年1月7日，该评估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祁门县历口镇武陵村胡家坞、井坞里、鲍家坞、凌家坞、汪金坑等地块1110亩林地上的林木自2015年1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的砍伐收益价值为911565元，林木蓄积生长量为2477立方米。原告支付评估费用4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李迎东与胡国发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及李迎东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能否予以解除及解除后的赔偿问题。关于李迎东与胡国发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能否解除问题。本院认为，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依法享有涉案1110亩林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但该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根据1991年10月10日、1991年10月18日、1992年8月30日的三份造林合同，涉案林场的林权及经营权先后由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转让给武陵村林场、武陵村林场转让给祁门县阊源林场、祁门县阊源林场投资人叶胜军转让给胡国发。胡国发的受让经过清楚，不动产物权以物权登记为准，涉案林场在转让给原告之前林权已登记在胡国发名下，且无证据证明胡国发的林权存在违法登记的情形，故应确认该林场转让给原告之前胡国发享有涉案林场的100%林权（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以及主伐60%的收益权、间伐80%的收益权；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享有的是山权（林地所有权）和主伐40%、间伐20%的收益权。本案原告与胡国发就案涉林场的100%林权（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以及主伐60%的收益权、间伐80%的收益权的转让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均不持异议。原告受让后，该林场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已过户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也实际对该林地经营管理多年。原告与胡国发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履行，无任何障碍。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胡国发之间签订的《集体林权流转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李迎东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能否解除问题。本院认为，2006年10月30日，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取得案涉林场林木主伐40%、间伐20%收益分成权。该《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理由如下：我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武陵村一、中二、中三组与汪拥胜签订合同时约定“乙方转让林权股份时，投山户（组民）须签章同意，自收款签章后，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否则按合同标的额的50%支付对方违约金；如少数投山户不同意，由甲方自己协调。”现查明已有90户组民签字且收款同意，仅有23户未签字同意，已签字的人数已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认定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组是依法行使权利的，该合同同时也约定了自收款签章后不得反悔。汪拥胜也按合同向武陵村中一、中二、中三组履行了付款义务。如前所述，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取得案涉林场林木主伐40%、间伐20%收益分成权合法有效。原告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双方对该协议的效力亦无异议。原告现以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的《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有部分组民（23户）未签字并导致该部分组民阻止其主伐林木的事实，认为其与胡国发、汪拥胜签订的《林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请求解除整个《林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首先，不管该23户组民的主伐40%、间伐20%的收益分成权是否转让给汪拥胜，该权利一直存在，只是承担的责任主体不同。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的《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没有损害该23户组民的权益，原告只需在处分案涉林场收益时，保障该23户组民的40%收益分成权即可，并不影响原告实现其合同目的。其次，2015年2月，原告在履行付款义务时，扣留了52000元用于处理纠纷用。而原、被告双方均未指出除了23户组民未签字领款的纠纷外，双方还存在其他纠纷，故应推定原告在签订《林权转让协议》就明知有部分组民没有签名同意的事实客观存在。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汪拥胜无须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使汪拥胜没有将少数组民未签字同意的事实告知原告，存在过错，但该过错行为并未达到《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的“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另原告诉称该23户组民于2018年4月阻止其主伐林木或阻止林业部门颁发砍伐许可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诉称事实存在。砍伐许可证的颁发是行政管理行为，依据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只有在权利权属不明有争议时，行政机关才不颁发许可证。而本案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是清晰确定的。而且，即使部分组民阻止林业部门颁发砍伐许可证或阻止原告砍伐林木的行为存在，原告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来履行合同内容，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以汪拥胜与武陵村中一组、中二组、中三组签订的《人工中幼林林权转让合同》有部分组民（23户）未签字同意致使该部分组民阻止其主伐林木，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林场而请求解除《林权转让协议》，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在取得案涉林场100%的林权和经营权，且对林场实际经营管理了三年多后才主张林权受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对其基于解除合同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迎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85元，鉴定费40000元，合计75785元，由原告李迎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余晓韵审判员  钱 军审判员  汪海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方 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五十条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五十一条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