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23民初925号 原告：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九龙镇北龙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623MA081FR02W。 经营者：赵广乐，男，198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辉，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百花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0805944471K。 负责人：邢运江，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三圣，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以下简称永乐养殖厂）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永乐养殖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辉、被告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三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永乐养殖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付人民币1933206.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改革和创新支农惠农方式，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减轻政府救灾压力，涞水县农业局与被告达成一致，开办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业务。作为平台企业，原告于2018年8月9日与被告签订了《鱼类养殖保险单》，保单号为PI27201813060000000001，保障内容为：1.虹鳟鱼306300尾，保险金额5513400元，单位保险金额18元/尾，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率7%；2.中华鲟133500尾，保险金额2403000元，单位保险金额18元/尾，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率7%。保险期间：自2018年8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8月9日二十四时止。2019年7月18日至8月8日，原告养殖的虹鳟鱼、中华鲟因患细菌性败血病大量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通知了被告，经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及原、被告共同对现场勘查，确认虹鳟鱼死亡52515尾、中华鲟死亡60538尾。按照《鱼类养殖保险单》约定，被告应向原告赔付1933206.30元，其中虹鳟鱼898006.50元（52515尾×18元×95%），中华鲟1035199.80元（60538尾×18元×95%）。原被告多次协商未果，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人保公司辩称，原告所确认的虹鳟鱼死亡数量应扣减非保险标的范围内的51937尾，上述51937尾虹鳟鱼重量不足30克（均重22.37克），尚属鱼苗期，本案投保日为2018年8月9日，其保险标的至保险事发2019年7月18日已近一年，根据虹鳟鱼的生长周期，一年已近成鱼，所以51937尾虹鳟鱼属于后期投放，不属保险标的范围，不应理赔。且在投保时，原告所投20克鱼苗仅9000尾。其余死亡鱼根据保险合同22条的约定，中华鲟幼鱼期的为24027尾、赔款259491.60元，育成期的为35867尾、赔款516484.80元，成鱼期的为644尾、赔款11592元；虹鳟鱼育成期的为578尾、赔款8323.20元，以上共计应赔款756097.02元。 原告永乐养殖厂为支持自己的诉请，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工作协议；证据二、鱼类养殖保险保险单。证据一和证据二，证明为落实涞水县农业保险政策，原被告签订了保险合同。 证据三、涞水县永乐养殖厂无害化处理证明，证明原告养殖的虹鳟鱼、中华鲟因患细菌性败血病造成死亡的数量，被告应按约定赔偿。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对证据一、证据二，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工作协议中第四及第五条约定有投保保险，说明原告知晓保险目的，以保障生产成本为准，同时证明投保的保险有保险条款。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证据三，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但是虹鳟鱼总重3067.5斤，52515尾，均重0.0584斤/尾，即29克每尾，如按照18元/尾进行赔付，显超生产成本。且损失清单中，有原告和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盖章确认的序号为1—30的死亡鱼类为鱼苗期，总数应该为51937尾，可以证明原告认可51937尾为育苗期，非成鱼。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被告人保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保险单、投保单、投保提示、养殖厂一号场承保规格数量，养殖厂二号场承保规格数量，资产收益平台鱼类养殖场调查表，保险条款。证明原告投保的保险标的一号场不含30克及以下，二号场含30克虹鳟35000尾，分别位于1号、2号；20克虹鳟9000尾。资产收益平台鱼类养殖调查表证明投保鱼类12个月的生长周期鱼重为750克，成本价为24元每公斤，保额为18元。保险条款第22条，约定了不同养殖期的最高赔偿标准与答辩状计算方式一致； 第二组证据，鱼场损失清单即现场查勘表12页，证明虹鳟鱼51937尾总重2324斤，每尾重22.37克，不在投保范围之内； 第三组证据，永乐养殖厂无害化处理证明，证明死亡虹鳟鱼总重3067.50斤，包含51937尾总重2324斤，与查勘表相符； 第四组证据，鲟鱼、虹鳟鱼规格证明，证明鲟鱼、虹鳟鱼的四个生长期与保险条款约定的生长期相符； 第五组证据，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鲟鱼、虹鳟鱼规格证明，证明鱼的周期分类：鱼苗期小于30克，幼鱼期为30克至150克，育成期为150克至650克，成鱼期大于等于650克。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保单的真实性认可，除保单之外，原告方未收到其他证据文件，保险条款也未向原告出示。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原告投保时保单上明确记载虹鳟鱼和中华鲟的保险费为单位保险金额，并未根据鱼的重量和大小加以区别，因此在理赔时也不应进行区分，而应根据死亡数量乘以保险金额来计算。此外，保险单中虹鳟鱼的数量为306300尾，但是被告提交养殖厂清单的投保时数量为13万尾，包括被告所称7000尾不足20克的虹鳟鱼，故可以认为剩余17万尾均为20克以下的幼鱼，因此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因各种因素，部分虹鳟鱼未超过30克，属于正常范围。被告提交的政策性保险投保提示（2018版），当中的保险产品，根本没有提到本案案涉虹鳟鱼和中华鲟鱼的养殖，而原告也未在该提示上签章，对方未尽说明义务。被告所提交的保险条款未向原告出示，被告也没有我方收到的相关签字和证明，因此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的赔偿计算是错误的，应按照保险单记载计算。保险单中中华鲟鱼和虹鳟鱼只是记载了数量，并未区分鱼的大小、成鱼或幼鱼，因此也应按照保险单的约定，不加区分的按照18元每尾的价格进行赔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和法庭核实，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全案证据再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原告质证称对鱼的大小问题不予认可，投保之后，原告养殖厂并未进行新的投放，也就是到事发时没有新的鱼苗进入该鱼塘，不属于被告所称的后期投放，死亡的中华鲟鱼和虹鳟鱼均属于投保范围内的鱼。在投保时所做的重量结果均为预估数，并不能反映每条鱼的具体重量，在鱼类生长过程中，因自身生物习性、水塘面积、水质含氧量、投放密度、食性、气候、抗恶劣环境及抗病原体侵袭的能力等，养殖鱼第一年生长速度非常慢，出现体重不增等现象亦符合养殖规律，故死亡的鱼均属于保险范围之内，应予赔偿。本院认为，因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损失清单、无害化处理证明等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亦应结合全案证据以及庭审情况予以认定； 对被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原告质证称，对中华鲟、虹鳟鱼的规格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其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保险单中未区分鱼苗、幼鱼、育成期和成鱼期，应该按照保险单中约定的每尾18元的保险金额全部予以赔付。本院认为，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庭审举证、质证以及原、被告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8年，涞水县农业局与被告人保公司签署《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工作协议》，涞水县农业局作为甲方，人保公司作为乙方，约定为了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双方开办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业务，甲方提供资本收益平台企业客户信息，协助乙方做好相关农业保险的承保业务，并于收到入账凭据后七个工作日内落实补贴保费全部打入乙方对公账户工作；乙方做好资本收益平台各险种的风险管理，定期向甲方汇报平台保险的承保情况、理赔状况，认真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工作协议》中，涞水县农业局和人保公司还就合作范围、参保险种、保费补贴标准、保障制度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在第四条合作范围约定：“（二）参保险种：1.地方财政补贴性保险：主要包括肉兔、肉羊、蔬菜（瓜果）、食用菌等品种的自然灾害和成本损失保险；2.省级财政补贴性保险：设施大棚保险；3.商业性保险：果品种植、长毛兔成本价格、鱼类养殖保险；4.根据甲方资本收益平台涉及保障的需求，及时纳入其它保险产品……（五）保障制度：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目的，保障水平原则上按照种植业保障物化成本和养殖业保障生产成本。所有保障范围和赔偿标准以保监部门颁布的条款为准。”协议最后由涞水县农业局和人保公司盖章。 2018年8月8日，原告永乐养殖厂与被告签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投保单》写明保险标的为虹鳟306300尾、单位保险金额18元、保险金额为55134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385938元，中华鲟133500尾、单位保险金额18元、保险金额为2403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168210元，上述总计保险费554148元、总保险金额为7916400元，补贴或交付比例为县财政100%，保险期间365天，自2018年8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8月9日二十四时止。《投保单》最后的“担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本保险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投保人签名/签章”。但是在“投保人签名/签章”处无原告永乐养殖厂的签章或签名。同日，被告还向原告进行了投保提示，出示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提示（2018版）》（以下简称《投保提示》），提示表中列举了河北省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种，但是未列明鱼类养殖补贴险种。原告永乐养殖厂在《投保提示》上签章。2018年8月9日，被告出具了《鱼类养殖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其中保险标的、保险数量、单位保险金额、每次事故免赔率、保险费以及总保险费、总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与《投保单》一致，但是保险费构成中“补贴或交付比例”变为农户100%。 原被告在签订《投保单》《保险单》前，双方还于2018年8月2日形成了《资产收益平台鱼类养殖场调查表》，记载了永乐养殖厂联系人、标的名称、品种、生长周期、每尾重量、保额等，其中虹鳟鱼重量为0.75公斤/尾，306300尾，生长周期12个月，饲养成本/人工/场地为24元/公斤，保额为18元/尾，保费1.26元/尾，总保费385938元；中华鲟鱼，重量为0.75公斤/尾，133500尾，生长周期12个月，饲养成本/人工/场地为24元/公斤，保额为18元/尾，保费1.26元/尾，总保费168210元。上述共计保费554148元。双方还制作了一号场、二号场鱼类品种、规格、数量、承保数量清单（表格），其中虹鳟鱼的规格分为20克、30克、50克、100克、500克以及成鱼6种，中华鲟的规格分为50克、100克、250克、500克、600克和成鱼6种。但被告庭审中陈述投保时未对上述一号场、二号场中的中华鲟鱼、虹鳟鱼进行实际重量的称重。且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于同日出具的《证明》中记载的鲟鱼年出栏量为306300尾、虹鳟鱼年出栏量为133500尾。 2019年7月28日至2019年8月8日，原告永乐养殖厂的虹鳟鱼、鲟鱼因患细菌性败血病大量死亡。报案后经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等现场勘察、统计，共无害化处理鲟鱼26724.8斤60538尾，处理虹鳟鱼3067.5斤52515尾，并经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由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共同出具了无害化处理证明。 另查明：被告庭审中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以下简称《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保险鱼类的每尾保险金额参照鱼类养殖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鱼成本、消毒清塘成本、药剂成本、饲料成本的一定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金额=每尾保险金额×保险数量，保险数量以保险单载明为准。”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鱼类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保险人按不同养殖期计算赔偿金额，赔偿金额=不同养殖期最高赔偿标准×损失数量×（1-绝对免赔率），其中苗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40%，幼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60%，育成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80%，成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100%。第二十四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鱼类每尾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每尾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鱼类每尾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本院认为，原告永乐养殖厂与被告人保公司通过涞水县农业局（现改称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开办的资本收益平台，签订了《鱼类养殖保险保险单》，双方达成的保险合意，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签发的保险单载明了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双方形成财产保险合同关系，该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通过原涞水县农业局落实补贴保费的方式缴纳了保险费后，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本案中的《投保单》《保险单》属于格式合同，《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其中《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规定的赔偿金额分不同养殖期，按照最高赔偿标准的百分比计算，即苗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40%，幼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60%，育成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80%，成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100%，属于减轻责任，应视为免责性条款，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中，被告在与原告订立鱼类养殖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向原告出具的《投保提示》没有鱼类养殖补贴险种以及相关保险责任、起赔线等说明，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原告出示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在合同签订时只是简单填写了《投保单》《保险单》，其中《投保单》最后的“投保人声明”部分在“投保人签名/签章”处无原告永乐养殖厂的签章。以上足以说明，被告人保公司在负有向投保人履行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特别是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义务的情况下，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包括没有说明依照不同养殖期赔偿不同金额保险金的内容，故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因被告没有证据证实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保险单》约定赔付保险金的主张有理有据，应予以支持。 原告诉请按照《保险单》的内容，即以尾为单位，按照每尾保险金额18元赔偿保险金的主张，能否支持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本案中，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向原告出示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根据《保险单》记载内容，应理解成发生保险事故每尾赔付保险金额为18元。且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依据《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按照保险法规定对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条款向原告“进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情况下，被告却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中的分不同养殖期（按照每尾最高赔偿标准按照百分比分别计算）计算赔偿金额的条款来对抗原告的索赔，有悖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其次，保险事故发生后，双方在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的在场监督下进行的现场勘察统计和无害化处理，统计的死亡虹鳟鱼尾数、死亡中华鲟尾数均少于投保时的统计尾数。被告辩解称其中部分虹鳟鱼均重低于投放时最低均重，但是庭审中承认在投保时填制的永乐养殖厂一号场、二号场的保险鱼类未进行实际称重，属于估算，且对《保险单》上记载的投保的虹鳟鱼数量与填制的永乐养殖厂一号场、二号场虹鳟鱼尾数（133500尾）不一致原因无法说明，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进行后期新鱼苗投放，综上应认定死亡虹鳟鱼、中华鲟鱼的尾数为合理数据，且为投保的保险鱼类，故本院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信。再次，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价值问题。按照被告提供的《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保险鱼类的每尾保险金额参照鱼类养殖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鱼成本、消毒清塘成本、药剂成本、饲料成本的一定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直接物化成本指为生产产品而直接付出的物化成本，本案投保人即原告与保险人即被告约定的保险金额为18元/尾，应理解为保险期间内也即一年内的每尾鱼的直接物化成本经协商确定按照比例计算为18元，且不包括人工成本，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在2019年7月28日以后，距离2018年8月2日投保近一年，原告要求按照每尾的保险金额，也即按照直接物化成本进行赔付，符合保险法关于损害补偿原则的规定，也符合原告按照《保险单》条款字面内容的理解，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每尾的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金，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合情合理，本院以支持为宜。同时，原被告填写《投保单》《保险单》时，没有约定保险价值，只记载了保险标的单位为“尾”，也未区分鱼的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投保鱼类的保险金额为参照鱼类养殖期内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而被告辩称从任何角度不能得出20克鱼得到18元价格的赔偿，显系与设立保险时的原意以及追求的保险利益相违背，原告要求按照每尾18元计算赔偿保险金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最后，本案中原告的投保系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将原告作为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的经营，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后期投放鱼苗的情况下，应推断原告在经营期间发生成本的投入，被告在原告发生保险事故后，原告要求按照直接物化成本赔偿损失，被告应当积极并最大限度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以便救灾助农，这也符合被告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初衷。被告在其无相关证据支持其答辩意见的情况下，应按照《保险单》相关内容规定予以赔付。 综上，被告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原告赔偿保险金的金额为：（中华鲟60538尾+虹鳟鱼52515尾）×18元/尾×（1-5%）=1933206.30元，故原告请求判令赔付保险金1933206.3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赔付原告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保险金1933206.3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198.86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永强 审 判 员  张常谊 人民陪审员  李静翠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