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负责人：唐朔，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勇，江西滕王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物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楼**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边路188号总部基地6区17号楼9层。法定代表人：梁伟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冬华，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淋淋，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守清，男，1963年4月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江西道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彬彬，江西道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北大道鸡山村iv>法定代表人：李守清。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江西分行）因与上诉人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物流）以及原审第三人李守清、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发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交行江西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勇，上诉人中国物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冬华、张淋淋，原审第三人李守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盛发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行江西分行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2018）赣01民初427号民事判决，改判交行江西分行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决中国物流承担质押物减少的4000万元的损失赔偿责任，交行江西分行对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中国物流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中国物流关于4200吨和5360吨两次质押的质权未设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货物出质4.1“甲方与乙方签订授信业务合同及质押合同后的首次货物出质：甲乙双方共同向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将要出质的货物信息及甲方对于作为质物的货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等具体要求通知丙方。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付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受乙方交付的货物，否则，丙方不得接收，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时，应向甲方发送《出质通知书（回执）》，丙方签发的《出质通知书（回执）》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出质通知书（回执）》即为质押合同所述的质押确认函。《出质通知书（回执）》须在签发当日经丙方监管人员签字确认盖章后传真至乙方、甲方”，而本案上诉人已向法庭出示被上诉人监管人员签字盖章数量7050捆，重量14340吨，货值5736万元的《出质通知书（回执）》福建三嘉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嘉）的《购销合同》。一审法院称现有证据可以证明01（2012）428-3《出质通知书》和01（2012）438-5《出质通知书》载明的货物未实际交付，但确有中国物流监管人员签字盖章数量7050捆，重量14340吨，货值5736万元的《出质通知书（回执）》，如果中国物流没有收到质押货物怎么可能会在回执上签字，如此白纸黑字还不能证明4200吨和5360吨两次质押质权的已经成立？更何况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守清在庭审中已然陈述盛发公司将足额质押物交给了中国物流。中国物流关于4200吨和5360吨两次质押的质权未设立的抗辩请求与事实不符，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另外，关于被抢劫的2795吨钢材，这个事实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对方所说的抢劫仅仅只是报了案，并没有经过法院审理。如果一辆车能拉走10吨钢材，那么要抢劫2795吨钢材需要近300辆车。也就是说他们把这2795吨已经全部拿拉走了才报的案。如果一开始抢劫就报案的话，谁都可以制止这个行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说被抢劫了2795吨钢材，这个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情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国物流未按监管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导致质押物流失，中国物流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交行江西分行与中国物流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双方约定中国物流监管的质押物最低控货量：数量7050捆，重量14340吨，货值5736万元。超过上述约定盛发公司可以提取超过数量的钢材，否则盛发公司只能凭交行江西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才能提货。交行江西分行提供的证据《质物进仓单》《出质通知书》《出质通知书（回执）》及《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质物库存盘点报告》证实在2012年9月26日三方确认质押物最低控货量：数量7050捆，重量14340吨，货值5736万元，但在此之后，在没有交行江西分行出具《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质押物多次少于最低控货量。按照《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十四条违约责任14.1.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质物因自身原因或其自然特性，以及乙方未提前通知该质物的特性和特殊的保管措施而导致质物变质、短少、污染的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为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约定中国物流未尽到监管责任，依约应为质押物的短少承担责任。中国物流构成违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其应承担补偿责任。所以中国物流应承担全部补偿责任，而不是20%的补充责任。综上所述，交行江西分行有《质物进仓单》《质物出仓单》《出质通知书（回执）》、李守清的陈述等证据，这些皆可证明涉案所有质物已完成全部交付，不存在有部分未交付的情况，中国物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质权未设立的事实，如有质物缺损应是中国物流监管不力，而不是质物没有完成交付。质押物在监管过程中多次不满足质押物最低控货量，显然是中国物流监管不严所导致，按照合同约定，中国物流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属违约，其应承担最高额债权400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有失公允。为此，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上诉，希望公正裁判。中国物流辩称，一、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动产质押监管合同纠纷案件时，已经查明质物是否真实移交监管及是否足额移交监管的基本事实，并据此对相应质权是否已经设立作出准确认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12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这里的交付指的是作为质权人的交行江西分行或作为占有辅助人的中国物流实际占有质押财产。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第三次4200吨质押财产未实际交付，第五次5360吨质押财产重复质押也未交付的事实。2.第四次出质的质押财产实际交付941吨，根据2012年8月9日质物库存盘点报告载明的江西闽盛实业有限公司线材1343吨与2012年9月19日质物库存盘点报告载明的该公司线材1544吨差额计算为201吨，并非01（2012）438-1出质通知书载明的江西闽盛线材335吨，差额为134吨。综上第四次质押财产实际交付941吨，未实际交付134吨。3.《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丙方（中国物流）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也是指质押财产实际交付的情形。因此第三次4200吨质押财产、第四次134吨质押财产、第五次5360吨质押财产未实际交付，对其相应的质权亦未设立。二、一审法院认定质押钢材系丢失欠妥，中国物流不应承担因保管不善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1.2012年11月27日交行江西分行黄凤琴向中国物流发送的《补充协议》的邮件截屏及附件《补充协议》中可以反映出将库存商品钢材监管点南昌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鸡山村仓库内钢材14474吨，金额5789万元，经四方同意修改为：申请项下的南昌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鸡山村仓库内、江西昌北钢材大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大洪钢城工业有限公司库存商品钢材监管点，三个监管点钢材为14474吨，金额5789万元。2.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南昌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李守清骗取银行贷款案所涉仓库实际面积测量的证明》显示，龙燕码头仓库的理论最高存放量约为8149吨，不足以存放14474吨质押财产。3.昌北大市场和江西钢城两个监管点是中国物流所无法控制的且是处于盛发公司管理控制范围之内的，即使发生丢失也不应追究中国物流保管不善的违约责任。三、中国物流已经履行监管职责,因此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第三次4200吨质押财产、第四次134吨质押财产以及第五次5360吨质押财产，合计9694吨未实际交付，质权未有效设立。但上述质权未设立并不是由于中国物流的监管失职所致，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交行江西分行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盛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中国物流认为交行江西分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中国物流的上诉请求。李守清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李守清不是质押合同的主体，亦不是法定的赔偿责任主体，对本案质押物损害赔偿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质押合同纠纷主体之一应当是盛发公司，而不是李守清。盛发公司与交行江西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及盛发公司、交行江西分行、中国物流三方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主体均不是李守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李守清个人对上述两份合同并不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二、本案所涉14000吨钢材质押物均已全部交付给中国物流，质押物已转移占有完成，质权已设立。根据盛发公司、交行江西分行、中国物流三方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约定：盛发公司与交行江西分行共同向中国物流签发《出质通知书》，将要出质的货物信息、种类、价格、最低价值等要求通知中国物流。中国物流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盛发公司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盛发公司交付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中国物流接收盛发公司交付的货物，否则中国物流不得接收。中国物流接收盛发公司交付的货物时，应向交行江西分行发送《出质通知书（回执）》。中国物流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出质通知书（回执）》即为质押合同所述的质押确认函。各方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已向法院提交了质物进仓单、出质通知书、出质通知书（回执）、盘点报告，并经一审法院法庭质证予以认可。因此，无论是根据《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还是出质的事实，均能证明中国物流已实际接受质押物且质押物进仓单明确约定，上诉质押物已在监管方的占有、保管、监管之下，且有中国物流签章确认，质押物已转移占有完成，质权已设立，中国物流应当对其所接收的质押货物严格履行保管责任。中国物流抗辩质权未设立的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同时，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盛发公司将14000吨钢材货物交付给中国物流，中国物流陈述龙燕码头实际出质容量上限为8400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依据。据李守清陈述，交付的质押货物为线螺纹钢两种钢材，线材与螺纹钢的密度、容积相差巨大，仅依据一份公安检测报告并不能证明龙燕码头实际存货量只能是8400吨。三、中国物流应当对质押物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上所述，盛发公司已将质押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已设立。中国物流就应当进行妥善保管义务。无论是根据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还是质权法规的规定，在质押物保管期间的毁损灭失风险由质押物保管人承担。因此，中国物流应当对此案质押物减少及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四、盛发公司在2013年已向交行江西分行偿还1000万元债务。盛发公司在2013年通过向小贷公司借出1000万元用于归还了交通银行的贷款。因时间发生较长，盛发公司已无法向交行江西分行调查账户流水，且交行江西分行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不完整，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交行江西分行提供完整的银行账户明细，盛发公司财务方会计同意与法官一同去交通银行调取。综上所述，李守清并不是本案法律关系及质押合同主体之一，与本案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属于法定的赔偿责任主体，不应当对本案承担损害赔偿法律责任。同时，本案盛发公司已将质押物交付给中国物流，转移占有完成，质权已设立。中国物流应当对在保管期间的质押物毁损灭失的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国物流上诉请求：1.撤销（2018）赣01民初427号民事判决，改判中国物流不应支付交行江西分行损失赔偿金5606240元及补充赔偿责任；2.由交行江西分行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交行江西分行损失的具体数额至今无法确认，不具备起诉条件。（一）中国物流及李守清对具体数额均持有异议且交行江西分行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不完整，请求二审法院责令交行江西分行提供完整的银行账户明细。（二）依据李守清的询问笔录，其陈述2013年通过小贷公司借款已经归还了1000万元但在交行江西分行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中未有体现，按常理这么大额的还款李守清不可能产生记忆偏差，因此，中国物流对是否归还了1000万元存有合理怀疑。二、一审法院判令由中国物流向交行江西分行支付损失赔偿金560624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国物流不应承担上述赔偿责任。按照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动产质押清单中14474吨质押钢材的储存场所为南昌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鸡山村仓库内（即龙燕码头）。首先，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南昌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李守清骗取银行贷款案所涉仓库实际面积测量的证明》显示，经对监管点龙燕码头仓库进行场地实地测量，结果为：依据螺纹钢及线材的实际尺寸及单重，按照原有摆放标准场地的理论最高存放量约为8149吨，也就是说龙燕码头不足以存放14474吨质押钢材。其次，2012年11月27日交行江西分行黄凤琴向中国物流发送的《补充协议》的邮件截屏及附件《补充协议》中可以反映出拟增加昌北大市场和江西钢城两个钢材监管点，三个监管点钢材为14474吨。综上，可以看出监管点不止龙燕码头一个，而其他两个监管点是中国物流所无法控制的且是处于盛发公司管理控制范围之内的。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质押钢材系丢失欠妥，中国物流不应承担因保管不善的违约责任。三、中国物流已经履行监管职责,因此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本案盛发公司实际交付中国物流质押钢材数量应为：2409+1430+941=4780吨，而不是质押清单所载明的14474吨。一审法院认定盛发公司未实际交付的质押钢材分别是第三次4200吨、第五次5360吨和第四次交付不足的134吨合计为9694吨，那么可以推算出盛发公司实际交付中国物流质押钢材数量实为14474-9694=4780吨，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所查明的2012年10月29日上诉人向盛发公司发送的《关于中国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监管点盛发钢材有限公司整改通知》所称监管货场的钢材监管量不足5000吨，目前监管货场的钢材缺口为9000吨，这一事实相互印证。（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第三次质押4200吨钢材、第四次交付不足的134吨以及第五次质押5360吨钢材，合计9694吨质权未有效设立，但上述质权未设立并不是由于中国物流的监管失职所致，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交行江西分行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盛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盛发公司实际交付质押钢材为4780吨，交行江西分行自质押财产交付时享有质权。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中国物流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那么也是承担对于涉案质押钢材实际数量4780吨与监管下限（最低控货量）14340吨差额部分质权不能设立给交行江西分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中国物流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盛发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交行江西分行仍不能清偿部分，在质押钢材数量不足监管下限14340吨的差额数量范围内按照质权实现时的财产价值，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交行江西分行辩称，答辩意见与己方上诉意见一致。李守清陈述的意见与前述意见一致。交行江西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交行江西分行质权合法有效并判决中国物流承担质押物减少的4000万元（该金额与实际损失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损失为准）的损失赔偿责任，交行江西分行对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交行江西分行对实际占有的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2、中国物流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3、中国物流承担交行江西分行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6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签订编号01（2012）437的《综合授信合同》，交行江西分行为盛发公司提供授信期限自2012年7月13日至2013年7月13日，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500万元，国内延期信用证组合额度及银行承兑组合额度分别为5000万元，并约定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先决条件之一为已按申请开立的汇票票面金额的50%交存保证金或提供了同等金额的交行存单设定质押。同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签订了编号01（2012）439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盛发公司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的质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保管质物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及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质物处置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2012年7月26日，李守清、案外人陈月英分别与交行江西分行签订了编号为01（2012）440、4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李守清、陈月英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7月31日，交行江西分行（甲方、质权人）与盛发公司（乙方、出质人）、中国物流（丙方、监管人）签订了编号为01（2012）438《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主要约定：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监管质物；2.3乙方保证享有质物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并向甲方和丙方提供相关的权属和品质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原件经甲方和丙方查验后交由乙方收执；4.1甲方与乙方签订授信业务合同及质押合同后的首次货物出质，甲乙双方共同向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将要出质的货物信息及甲方对于作为质物的货物的种类、价格、最低价值等具体要求通知丙方，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付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否则丙方不得接收。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时，应向甲方发送《出质通知书（回执）》，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出质通知书（回执）》即为质押合同所述的质押确认函；4.2货物首次出质后的滚动出质，质押监管期间，乙方可直接向丙方交付货物申请质押，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均须符合甲方签发的《出质通知书》或《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的要求，如甲方未签发《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丙方应核对确认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符合《出质通知书》的要求，方可接收质物；如甲方已签发《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丙方应核对确认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符合甲方最新签发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的要求，方可接收质物；丙方接收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向甲方签发《质物进仓单》，丙方签发《质物进仓单》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质物进仓单》自动构成甲乙方签署的质押合同与本合同项下的附件，构成对质物的确认。《质物进仓单》与质押合同不符的，以《质物进仓单》为准，并构成对质押合同中相关内容的自动变更，丙方应在每周一时前将上一周签发的《质物进仓单》原件递送给甲方；5.3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丢失、错发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立即并不迟于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14.1.2“因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质物提取、变更、转移的，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为乙方办理《质物进仓单》更改、注销、挂失或补办手续的；14.2.1乙方提交的质物不真实、存在质量问题或权利瑕疵或者与其和甲方的约定以及向丙方申报的质物情况不相符的”等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质物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对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2012年7月31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发出01（2012）438-1的《出质通知书》，载明出质线材543吨、螺纹钢1866吨，合计2409吨；2012年8月3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发出01（2012）438-2《出质通知书》，载明出质线材1060吨、螺纹钢370吨，合计1430吨；2012年8月9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发出01（2012）438-3《出质通知书》，载明出质线材1800吨、螺纹钢2400吨，合计4200吨，生产厂家“福建三嘉”，备注“0000976”（出仓单号）；2012年9月20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发出01（2012）438-4《出质通知书》，载明出质线材分别为335吨、400吨，螺纹钢340吨，合计1075吨；2012年9月26日，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发出01（2012）438-5《出质通知书》，载明出质线材2360吨、螺纹钢3000吨，合计5360吨。上述五次钢材质押《出质通知书》载明的钢材重量总计为14474吨，单价均为4000元每吨，手续办理过程中，中国物流均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并在回执上盖章、签字，确认“已存入我司货物与上述出质通知书一致”。2012年9月26日，盛发公司向交行江西分行的库存盘点报告显示，盘点地点为盛发公司龙燕码头货场，截止2012年9月26日的拟质押物存量为14340吨，盘点人“刘浩”签字确认，交行江西分行、盛发公司、中国物流均盖章。2012年10月8日中国物流向盛发公司发送的《关于中国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监管点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整改通知》显示，监管货场的钢材还差7500吨；2012年10月28日盛发公司向中国物流出具的《承诺书》称“保证在2012年12月15日前将质押物补齐”；2012年10月28日盛发公司向中国物流湖南分公司发送《钢材监管点整改来函回复》显示，盛发公司现货有钢材5000吨，下个月将昌北市场内盛发公司的5500吨钢材，由原质押给江西省农商银行白水湖支行的1000万元贷款还清后，转质押给中国物流湖南分公司以及向江西闽盛实业有限公司订购5000吨钢材予以补齐质押；2012年10月29日中国物流向盛发公司发送的《关于中国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监管点盛发钢材有限公司整改通知》，称监管货场的钢材缺口为9000吨；2013年8月14日中国物流向交行江西分行发送的《关于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质押项目处理意见的函》，称盛发公司钢材质押项目存在货物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2015年8月7日，南昌经开分局办案民警对案外人福建三嘉的法定代表人李守琛做的询问笔录中，李守琛称福建三嘉未与盛发公司签订线材1800吨、螺纹钢2400吨的购销合同，合同中的印章也非该公司所使用的印章，且该公司与盛发公司无业务往来。2017年3月6日，南昌经开分局办案民警对李守清做的询问笔录中，李守清称与福建三嘉签订了4200吨的购销合同，对方只发了100多万元的货后，因钢材价格出现大波动，双方协商不再履行合同，并称目前欠交行江西分行3000余万元，争取处理永修县的一块土地后用于清偿债务。2018年2月27日，南昌经开分局出具的《关于李守清骗取贷款案件相关情况说明》中称，该分局调取的盛发公司账本显示盛发公司并没有与福建三嘉有过大笔交易的记录。因李守清与案外人南昌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经济纠纷，2013年9月18日晚至19日，龙燕码头质权归属交行江西分行的质押钢材遭南昌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哄抢，中国物流称质押财产2795吨钢材被哄抢。中国物流及时通知了交行江西分行，同时采取报警应急措施请求公安机关配合控制监管现场，后还发函告知哄抢情况及提醒交行江西分行采取措施主张权利。哄抢后，剩余钢材583.44吨，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3）洪民二初字第328号民事案件中予以保全并进入执行程序。因盛发公司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交行江西分行将盛发公司、陈月英、李守清以金融借款纠纷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3）洪民二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盛发公司向交行江西分行归还所欠银行贷款本金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4544377元及上述贷款、垫款利息（至2014年11月6日利息为5199445.62元，复利447130.56元，其后利息、罚息、复利应按《综合授信合同》、《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综合授信项下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盛发公司如不按期偿还上述款项，交行江西分行可将盛发公司提供的质押物进行折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三、陈月英、李守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陈月英、李守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盛发公司追偿。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6）赣01执471号执行裁定书，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4月，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南昌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李守清骗取银行贷款案所涉仓库实际面积测量的证明》显示，经对监管点龙燕码头仓库进行场地实地测量，结果为：依据螺纹钢及线材的实际尺寸及单重，按照原有摆放标准场地的理论最高存放量约为8149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钢材是否设立质权；二、中国物流是否履行了监管责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认定。一、关于质权是否设立的问题。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及《最高额质押合同》，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中国物流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盛发公司向交行江西分行、中国物流公司分五次办理钢材质押手续，但中国物流提出涉案第三次和第五次质押钢材因盛发公司未实际交付质物故质权未设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国物流多次向盛发公司发送的整改通知、盛发公司向中国物流出具的《承诺书》及回函、南昌经开分局对案外人福建三嘉法定代表人李守琛做的询问笔录及对李守清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对龙燕码头仓储能力测量的结果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第三次质押财产未实际交付和第五次质押财产重复质押也未交付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之规定，这里的交付是作为质权人的交行江西分行或作为占有辅助人的中国物流实际占有质押财产，本案中的第三次和第五次出质手续中，尽管有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共同向中国物流签发的《出质通知书》以及中国物流出具的《出质通知书（回执）》，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01（2012）438-3《出质通知书》和01（2012）438-5《出质通知书》载明的货物未实际交付。《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也是指质押物实际交付的情形，故不能仅依据《出质通知书》和《出质通知书（回执）》认定质押财产已交付。因此，中国物流关于4200吨和5360吨两次质押的质权未设立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01（2012）438-4《出质通知书》载明的1075吨钢材是否设立质权的问题，中国物流认为实际交付为941吨，其依据的是2012年8月9日第三次出质库存盘点报告载明的江西闵盛实业公司线材1343吨与2012年9月19日第四次出质盘点报告载明的该公司线材1544吨的差额为201吨，并非《出质通知书》载明的335吨（差额335吨-201吨=134吨），结合2012年9月26日质物盘点报告载明的质押物库存量14340吨（差额14474吨-14340吨=134吨），也能够证实此次质押物实际交付为941吨（1075吨-134吨），故中国物流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01（2012）438-1《出质通知书》及回执载明出质2409吨，01（2012）438-2《出质通知书》及回执载明出质1430吨，中国物流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二、关于中国物流是否履行了监管责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从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中国物流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关于“中国物流为交行江西分行的代理人，代理交行江西分行监管质物”的约定内容可知，交行江西分行与中国物流构成委托监管关系，因动产质押监管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可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作为《综合授信合同》的担保合同，盛发公司作为出质人应当履行交付质押财产的主合同义务。交行江西分行作为质权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之规定，对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涉案第三次和第五次质押钢材质权未设立的主要责任在于盛发公司未履行交付质押钢材的主合同义务，其次是交行江西分行未履行严格审查义务。中国物流并不是《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合同当事人，而是依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在交行江西分行委托范围内接收、保管质押财产，其法律地位为占有辅助人，其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丢失、错发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立即并不迟于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因‘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质物提取、变更、转移的，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为乙方办理《质物进仓单》更改、注销、挂失或补办手续的’‘乙方提交的质物不真实、存在质量问题或权利瑕疵或者与其和甲方的约定以及向丙方申报的质物情况不相符的’等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质物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对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中国物流在第三次和第五次质物并未实际交付的情形下，为交行江西分行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违反了《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上述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据此，作为交行江西分行质押物监管受托人的中国物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原则是过错原则。本案中，因涉案第三次和第五次质押钢材质权未设立，导致交行江西分行对盛发公司贷款本金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4544377元及利息的债权未能得到清偿，质权未设立的主要责任在于盛发公司，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交行江西分行未尽严格审查义务而发放贷款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中国物流对4200吨和5360吨这两次质押物未提交是明知的，其对质权未设立给交行江西分行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中国物流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均存在过错，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作为质物交付主体的盛发公司为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质物监管人中国物流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给交行江西分行造成损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以不超过20％为宜。关于中国物流承担责任的方式问题。在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中，债务人是终局性义务人，担保人属于从义务人，二者均为债权人的直接义务人。相对于债务人与担保人而言，担保物监管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其责任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除因自身原因造成监管担保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与担保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债权人因获得清偿而不存在损失，则其监管责任也相应消灭。所以担保物监管人只可能是前述直接义务人后的辅助性补充性义务人。交行江西分行债权担保方式不仅有质押担保，还有李守清、陈月英的保证，本案4200吨和5360吨这两次质押的质权未设立主要是交行江西分行、盛发公司在先过错导致，所以作为质押物监管人的中国物流后续进入，对质权实质上已无法设立并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其承担的应当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责任。关于龙燕码头质押物被哄抢，中国物流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中国物流应承担质押财产的监督、保管职责。涉案质押财产2795吨钢材被哄抢并非由中国物流原因引发，而是由与盛发公司有经济纠纷的案外人南昌金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哄抢。且中国物流及时通知了交行江西分行，同时采取了报警的应急措施请求公安机关配合控制监管现场，后还发函告知并提醒交行江西分行采取措施主张权利，故中国物流关于其对被哄抢的质押物不承担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中国物流对质押物丢失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五次《出质通知书（回执）》载明的应出质钢材为14474吨，除去未实际交付的第三次4200吨和第五次5360吨、第四次交付不足的134吨以及被哄抢的2795吨、剩余了583.44吨钢材，钢材丢失的数量为1401.56吨（14474吨-4200吨-134吨-5360吨-2795吨-583.44吨），根据每吨4000元的单价，该丢失的质押物价值为5606240元，对该质押物的丢失，中国物流应承担保管不力的违约责任，按《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向交行江西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物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交行江西分行支付损失赔偿金5606240元；二、在履行上述第一项赔偿义务后，中国物流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盛发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交行江西分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交行江西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交行江西分行负担162200元，中国物流负担79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14.1条约定：“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质物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对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4.1.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质物因自身原因或其自然特性，以及乙方未提前通知该质物的特性和特殊的保管措施而导致质物变质、短少、污染的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4200吨和5360吨两次线材、螺纹钢质押的质权是否设立？二、中国物流应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一、关于4200吨和5360吨两次线材、螺纹钢质押的质权是否设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依据该规定，质物交付是质权设立的必备条件，设定质权时，要求通过法定给付行为将质物转移给质权人有效控制，故判断质权是否依法设立的前提是审查质物是否已依法交付，实现质权人的有效控制。本案中，交行江西分行（甲方、质权人）与盛发公司（乙方、出质人）、中国物流（丙方、监管人）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监管质物。从该《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内容来看，系交行江西分行委托中国物流监管质押物，因此，中国物流是否履行了监管职责，质物是否实际交付，是认定本案第三次质押的4200吨和第五次质押的5360吨钢材的质权是否设立的前提条件。交行江西行分上诉主张4200吨和5360吨钢材质押的质权已设立，其依据主要是中国物流监管人员签字盖章的《出质通知书（回执）》和盘点报告，以及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守清在庭审中陈述盛发公司将足额质押物交给了中国物流。针对第三次质押的4200吨钢材，中国物流提供了交行江西分行出具的2012年8月9日《出质通知书》《质物进仓单》、福建三嘉《购销合同》（编号20120802）、出仓单（编号0000976）、公安机关对李守琛的询问笔录、2012年7月31日至2012年9月16日中国物流向交行江西分行发送的《质物状况报告表》及邮件发送记录截屏、公安机关对李守清的询问笔录，以证明用于质押的4200吨钢材并不存在。针对第五次质押的5360吨钢材，中国物流提供了2012年9月26日交行江西分行出具的《出质通知书》、洪都农商银行白水湖支行与盛发公司签订的《质押监管协议》质押清单、放款还款凭证及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2012年8月2日交行江西分行黄凤琴向中国物流发送邮件截屏及邮件附件：武汉中运物流有限公司在江西钢城监管的《质物存量清单》《进销存监管台账》《入账单》《出账单》及《库存表》、2012年11月27日交行江西分行黄凤琴向中国物流发送的《补充协议》的邮件截屏及附件《补充协议》、中国物流湖南分公司监管员刘浩询问笔录、2012年10月28日盛发公司和李守清出具的《关于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钢材监管点整改来函的回复》，以证明用于质押5360吨钢材未交付。本院认为，如果无相反证据，中国物流监管人员签字盖章的《出质通知书（回执）》和盘点报告一般应当认定为中国物流实际收到案涉4200吨和5360吨钢材及质权已经设立的依据，但本案中中国物流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相反证据，这些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相较于交行江西分行提供的证据具有更为优势的证明力。判断质物是否实际交付，不能仅凭《出质通知书（回执）》和盘点报告，还应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予以认定。根据中国物流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4200吨钢材实际上系盛发公司与福建三嘉《购销合同》中待履行的标的，而福建三嘉对此《购销合同》并不认同，也未实际履行《购销合同》，因此案涉4200吨用于质押的钢材实际上并未交付给中国物流占有和监管，而案涉5360吨钢材在出质时属于重复质押，在前手质权人洪都农商银行白水湖支行与出质人解除质押后，交行江西分行与盛发公司、中国物流并未就增加监管场地及质物交付达成一致意见，案涉5360吨钢材也未按照《出质通知书》的要求实际交付。因此，交行江西分行虽主张其与盛发公司向中国物流出具了《出质通知书》，中国物流也出具了《出质通知书（回执）》和盘点报告，但结合中国物流上述证据材料，案涉钢材并未实际交付，并未实现交行江西分行直接或间接的有效控制。由于案涉钢材交付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质权设立形式，案涉质权未能依法设立。交行江西分行关于4200吨和5360吨两次线材、螺纹钢质押的质权已经合法设立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中国物流应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内容，中国物流对质物的监管来自于债权人交行江西分行的委托，其对质物的占有属于间接占有，交行江西分行与中国物流之间形成委托监管合同关系，中国物流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第一，负有验货义务；第二，妥善保管的义务。中国物流违反上述任何一项义务，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物流是否应当就本案中部分质物灭失短少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第14.1条约定：“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质物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对赔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4.1.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质物因自身原因或其自然特性，以及乙方未提前通知该质物的特性和特殊的保管措施而导致质物变质、短少、污染的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按照上述约定，中国物流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如因自身原因造成监管物灭失短少，依约应为质物的短少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一，就本案中被哄抢的质物而言，因李守清与案外人南昌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经济纠纷，导致质押于龙燕码头的2795吨钢材被南昌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哄抢。在该起哄抢事件中，中国物流采取报警应急措施请求公安机关配合控制监管现场，并及时通知了交行江西分行，同时后还发函告知哄抢情况及提醒交行江西分行采取措施主张权利。当求助公权力尚且无法避免和阻止哄抢行为时，中国物流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阻止不法行为，因此本院认为中国物流已履行了监管责任，中国物流关于其对被哄抢的2795吨钢材不承担责任的主张，应予支持。第二，就本案中短少的质物而言，中国物流五次《出质通知书（回执）》载明的应出质钢材共为14474吨，除去未实际交付的第三次4200吨和第五次5360吨、第四次交付不足的134吨以及被哄抢的2795吨，质物剩余583.44吨钢材，现经计算钢材短少的数量为1401.56吨（14474吨-4200吨-134吨-5360吨-2795吨-583.44吨），根据每吨4000元的单价，该丢失的质物价值为5606240元。中国物流不能提供《出质通知书（回执）》上其余质物的下落，也不能证明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对质物的监管责任，质权人不能按照协议约定行使质权，已对交行江西分行造成实际损失，中国物流应承担保管不力的违约责任，按《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向交行江西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即便按照南昌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监管点龙燕码头仓库理论最高存放量约为8149吨的结论，龙燕码头存放的剩余质物仅为3378.44吨（被哄抢的2795吨钢材+剩余钢材583.44吨），所短少的钢材1401.56吨也在龙燕码头最高存放量范围内，中国物流以此为由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订立的目的在于保障《综合授信合同》的履行，中国物流发生违约责任，应当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交行江西分行因中国物流违约而发生的实际损失应当以《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得到清偿的债权损失为限，以防交行江西分行双重获利。一审法院在（2013）洪民二初字第328号交行江西分行诉盛发公司、陈月英、李守清金融借款纠纷案中，已经对《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不能得到清偿的债权作出如下判决：一、盛发公司向交行江西分行归还所欠银行贷款本金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4544377元及上述贷款、垫款利息（至2014年11月6日利息为5199445.62元，复利447130.56元，其后利息、罚息、复利应按《综合授信合同》《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综合授信项下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盛发公司如不按期偿还上述款项，交行江西分行可将盛发公司提供的质押物进行折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三、陈月英、李守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中国物流因质物短少对交行江西分行赔偿的实际损失应定格于人民法院对盛发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交行江西分行仍不能得到清偿的债权范围，但赔偿的总价值不超过短少质物的价值即5606240元。一审法院判决中国物流在质物短少的范围内直接向交行江西分行赔偿5606240元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中国物流是否应当就本案中部分批次的质权未能有效设立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4.2条之约定“货物首次出质后的滚动出质，质押监管期间，乙方可直接向丙方交付货物申请质押，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均须符合甲方签发的《出质通知书》或《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的要求，如甲方未签发《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丙方应核对确认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符合《出质通知书》的要求，方可接收质物；如甲方已签发《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丙方应核对确认乙方交予质押的货物符合甲方最新签发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价值调整通知书》的要求，方可接收质物；丙方接收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向甲方签发《质物进仓单》，丙方签发《质物进仓单》时，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质权设立，《质物进仓单》自动构成甲乙方签署的质押合同与本合同项下的附件，构成对质物的确认”。由此证明，中国物流在接受委托后，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在接收质物时对质物予以核对确认，但中国物流在明知第三次质押的4200吨和第五次质押的5360吨钢材未实际交付的情况下，以及在未对第四次质押缺少134吨钢材认真核对确认的情况下，就向交行江西分行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确认收到上述质物，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交行江西分行作为质权人，在履行三方《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时，仅依据盛发公司单方材料就认定质押钢材数量，未依约对质物进行清点并确认交付，导致实际质物数量与《出质通知书》不符，交行江西分行及盛发公司对质物未实际交付负有主要责任。基于监管合同的性质，债权人的直接义务人是债务人和担保人，债权的出现并非因监管人对质物的监管而产生，因此与监管人无直接因果关系，又因债务人的虚假出质行为及债权人存在审查过错，监管人仅是在此基础上延续了该虚假行为，中国物流虽然存在过错，但因该过错行为不是导致质权未能设立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物流的责任应当排位在债务人及相关担保人的直接责任之后，其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本院酌情中国物流承担20%的责任。依照通常理解，中国物流应在未交付的质物9694吨钢材价值范围3877.6万元（9694吨×4000元/吨）内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3）洪民二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盛发公司欠付交行江西分行的金额为贷款本金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4544377元及上述贷款、垫款利息，因此，应以（2013）洪民二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为准，确认中国物流在贷款本金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4544377元及上述贷款、垫款利息范围内（总额不超过3877.6万元）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具体数额应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以及执行前述5606240元之后方可确定。一审法院酌定中国物流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给交行江西分行造成损失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赔偿责任属于责任认定不明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字427号民事判决；二、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仍不能清偿部分，在质物短少的价值即5606240元范围内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三、在履行上述第二项赔偿义务后，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南昌市盛发钢材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总额不超过3877.6万元），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预交241800元，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预交96710元，由双方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廖志坚审判员  刘伟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叶若苏文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