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4行终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良碧，男，1955年6月1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黄段集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423014599202P。法定代表人黄洪，镇长。诉讼负责人雷云贵，副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放，江西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新林，江西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宁县新宁镇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汪能宜，系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希鸥，该社区党支部书记。上诉人程良碧、上诉人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武宁县新宁镇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5行初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0年，原告程良碧在武宁县国营茶场场部旁边自建住房，原告在庭审中承认该房屋未办理房产登记等相关手续。2018年7月18日，被告与武宁县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在涉案房屋拆除现场，将原告的房屋拆除。审理过程中，原告程良碧申请对涉案房屋的不动产、装修、室内物品等价值进行评估。本院委托江西江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评估资料，该公司不能作出司法鉴定报告。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的适格被告；二、2018年7月18日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一、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可见，被告有拆除原告房屋的法定职权，且在庭审过程中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承认其工作人员在拆除现场，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无证据证实其与拆除行为无关联，即便被告辩称拆除原告自建房屋是茶场社区居委会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本院认为，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争议焦点二、2018年7月18日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对其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应当依照该规定的法定程序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才可以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被告未履行限期改正程序，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剥夺了相对人的自救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争议焦点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原告程良碧未取得相关建设许可擅自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属于非法建筑，原告程良碧不享有合法权益，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本身被强制拆除，相关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原告程良碧主张对违法建筑享有利益，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程良碧违法建筑物内的物品及可利用的建筑材料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因被告强制拆除造成的相关物品的损失，被告依法应当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因被告未对违法建筑物内的物品进行登记造册、妥善保管，造成原告无法举证证明现场损失的具体情况，被告应当对损失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不能举证证明本案损失的情况下，本院结合原告程良碧提供的强拆现场照片及视频、屋内损失物品清单，又因建筑材料大部分依附于建筑物本身，无论谁来拆除，都会对建筑材料产生破坏，能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不多，酌情认定屋内物品及建筑材料的损失为3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8日拆除原告程良碧房屋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程良碧赔偿款35000元；三、驳回原告程良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程良碧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合法拥有的自建房屋遭被上诉人非法强拆,原审判决虽然确认了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35000元的损失明显过低,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不符,没有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不接受原判决以违法、违章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相关自建房屋作出认定,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上诉人系国营茶场退休职工,1988年承包茶场门市部,因场部无法提供住房和基本生活条件,上诉人申请并经场部研究同意,自筹资金在门市部旁边新建住房。自1990年上诉人一直在自建房居住生活,并于2007年对房屋进行重新装修。由于历史原因,该房屋没有办理相关产权证书,但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上诉人所有,不是违法建筑。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为违建房屋与历史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服原判决,依法提起上诉,呈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的基础上,改判本案,支持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确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答辩称：1.我们没有强拆上诉人的房屋，2.一审认定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不应该赔偿。上诉人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与拆除行为无关联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程良碧在原一审法庭调查回答上诉人镇政府的代理人发问时,明确是第三人武宁县茶场社区村委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要求其拆除违建屋，并且多次与其沟通，上诉人镇政府没有就违建房拆除一事通知过他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就拆除事宜与其进行过协商。其次原二审谈话时,上诉人镇政府向法庭提交了茶场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茶场社区居委会也派人当庭证实房屋是他们拆除违建所为，与上诉人镇政府没有关联。由上可知。法庭在已经查清涉案房屋不是上诉人镇政府组织拆除,在依法可以认定被上诉人茶场居委会并不是上诉人镇政的派出机构,更不是内设机构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仅因被上诉人茶场社居委会拆除被上诉人程良碧房屋时,上诉人镇政府有工作人员在场就认定上诉人镇政府与被上诉人茶场居委会共同拆除被上诉人程良碧的违章建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重审一审判决确定上诉人镇政府是适格主体的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镇政府实在是无法从一审判决书的表述看出,一审判决到底是认定上诉人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内设或派出机构关系还是授权关系来认定上诉人镇政府是适格的主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上诉人镇政府认为与村委会之间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委会、社区)均是村(居)民自治组织,并不是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更不是内设机构。(三)、一审判决以认定被上诉人房屋内物品损失及建筑材料损失为35000元没有任何依据且属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屋内物品损失的情形下,凭空想象财产损失金额是完全错误的。连资产评估公司都无法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评估出财产损失,法官又是如何遵循职业道德和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来确定损失金额,难道专业的评估人员还不及法官专业?退一万步说即使一审法官认为自己很专业，那也得比评估机构做得更专业,先是给当事人一个初步评估意见,然后根据当事人的回馈意见做出最终评估结论,并且在评估结论中要分项列明每一项财产的原价值和折旧之后的现价值。并且评估结论还得当庭质证,听取原、被告的意见,本案法官来了一趟现场,也没有开庭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就凭空给出了一个数据,如果这样的行为都能认定为合法的话,那今后所有涉及财产价值认定都不需要鉴定机构而由法官主观臆断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新宁镇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之前违法搭建的房屋并无法定的拆除职责,只有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违法用地行为可以协助县级土地行政管理机关参与执法，所以拆除被上诉人程良碧的房屋并非是新宁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系适用法律错误。茶场社区居委员是村(居)民的自治组织。作为村(居)民自治组织,其自行决定并实施的拆除违建简易房不能认定为新宁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因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问导致判决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判决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此,诉人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上诉人程良碧答辩称：答辩人系原国营茶场正式职工,1988年承包茶场下设机构商业供销经理部,经理部下设三个门市部（窑边,铺里,场部）,场部门市部设在场部大院内,答辩人一家四口在门市部经营居住。1990年茶场下设机构茶叶生产大队需要占用门市部做办公室,经场部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在场部大门口新建一个门市部及传达室,将院内门市部转给茶叶大队做办公室。由于新建门市部面积较小,只有二十几个平方,只能营业,没有住房及厨房及仓库。当时场部条件有限,不能提供住房,茶场资金困难又不能盖房,答辩人在茶场又无其它住房,致使答辩人全家四口无法居住。故答辩人提出申请并经场部党委研究同意,答辩人自筹资金,在场部门市部旁边新建一栋住房,厨房及仓库,供经理部使用,产权归个人所有。1991年答辩人调往茶场下属企业,在茶叶机械厂担任厂长,答辩人全家四人就一直在该自建房居住,生活。这也是答辩人在茶场唯一一栋住宅。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一户一宅,公民享有居住权,答辩人是茶场正式职工,应当享有宅基地居住使用权。以上情况茶场历任领导都知情。2007年托管茶场承包人夏尚宁要求场部装修,做到环境美观,答辩人又重新对房屋进行全面装修。时至今日近三十年来,答辩人一直对房屋进行管理和居住。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求办理建设许可证手续。县国营茶场是一个正科级单位,拥有跟乡镇一样的职能机构,当时茶场所有职工要求建房,都是由个人申请报告,经场部党委集体研究同意后,就可以就地选此建房了。现在茶场仍有大量无证房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按照这种程序建成的。就是茶场单位所有的公有房屋当时建成也都没有办理建设许可证,也都是在九江茶叶公司托管承包人夏尚宁期间需要银行抵押贷款才于2003年办理了产权证的。（国土资源部〈2014〉101号）发文《大力推进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2014年县国土资源局对茶场所有无证房屋进行了初步确权登记工作,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慢作为,茶场无证房屋确权工作一直没有完成。《2016年国土资源部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没有规划许可证的农村土地和房屋,应当查明土地历史和现状,认定属于合法,应当予以确权和登记,这样对农民的利好规定,政府部门却没有做,时至今日,茶场无证房屋确权登记工作还处在启动阶段,由于政府的原因,茶场房屋没有完成产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老百姓来承担后果。然而现在茶场其它无证房屋依然安然无恙。而答辩人的房屋却因建在茶场社区内,茶场社区扩建需要侵占土地而遭受非法强拆。二、答辩人的房屋遭受非法强拆且不予赔偿,于法无据。茶场是一个国有企业,1999年兼并给修水宁红茶厂,2003年又托管给九江市茶叶公司夏尚宁经营。2013年县政府与夏尚宁解除合同关系,原国营茶场解体,现有茶场托管给新宁镇管辖,成立茶场社区居委会,原有国营茶场性质不变,职工编制不变,茶场土地仍为国有。2018年7月18号,新宁镇政府为了茶场社区扩建,强占涉案房屋的土地,在事先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定程序下,目无法纪,于法不顾,违法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财产,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强拆过后,省委统战部,省台办,市台办,来函敦促处理此事。县委统战部出面调解,县委书记,县长也打了招呼要妥善处理此事,镇政府才开始出面协商赔偿事宜。2018年8月13号答辩人女儿特意从台湾过来协调解决此事。8月15号上午新宁镇书记夏润成主动打电话找县司法局付局长柯干景出面,邀请答辩人女儿到司法局柯局长办公室,当面协调赔偿事宜,证明人柯局长。8月**上午新宁镇夏书记指示茶场社区付支书许志坚打电话给答辩人,叫答辩人下午两点半到商谈。答辩人准时到达夏书记办公室,与夏书记商谈涉案房屋的赔偿事宜,最后约定等镇政府拿出评估报告来再行协商。之后镇政府也没有拿出评估报告,也没有继续协商,反而向省委统战部回复材料,说双方已经妥善解决问题。后来还是省委统战部向答辩人女儿通告才知道情况。之后答辩人决定不再与镇政府协商,决定通过法律方式进行维权。2018年9月17号永修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该强拆案件,10月17号进行了开庭审理,10月31号作出了一审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新宁镇政府于2018年7月18号拆除原告程良碧房屋的行为违法;二,原告提供的证明其损失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判决将证明被强拆涉案房屋损失的举证责任划归为原告,显然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鉴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的财产权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由于涉案房屋已被被告违法强拆,室内装饰及物品已被毁坏,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答辩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九江中级人民法院。九江中院于2019年4月12号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4月26号作出了行政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永修县人民法院于7月16号进行了开庭审理,并组织了调解,庭后委托了省评估公司,还亲临现场对涉案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找了证人到永修县人民法院作谈话笔录。现永修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3号作出了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新宁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8日拆除原告程良碧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告新宁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程良碧赔偿款35000元:三,原告程良碧自建房屋没有办理建设许可证,不属于合法建筑,不能得到国家赔偿。答辩人不服一审法院重审判决,上诉至九江中级人民法院。答辩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经过单位批准建造的自建房,由于年代已久,茶场又于1999年解体,中途兼并给修水宁红茶厂,后又托管给九江市茶叶公司夏尚宁,现又由新宁镇代管,原始档案无法查档。现有历届茶场领导人签字证明,其中有三位时任领导人单独出具书面证明。由于时任领导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路途遥远,不便出庭作证,如法院需要,他们可以视频作证。证明该自建房是茶场党委集体研究同意建造的,是答辩人的合法财产。就是按照正常思维逻辑来合理推理,涉案房屋建在茶场机关大院内,不经过单位批准同意能够建成吗？时至今日,涉案房屋在茶场场部机关大院内存续的数十年间,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提示,要求或查处答辩人的建设行为,在法律上应当视为行政机关对答辩人建设行为的默许,基于政府行政行为公信力和诚实信用原则,答辩人的合理依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被告不得以达到扩大社区建设侵占涉案房屋土地为目的,在事隔数十年后启动违法强拆程序。然而就是在行政诉讼期间,都没有任何相关职能部门作出是否违建认定,就是在重审庭审中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举证质证,对该涉案房屋进行是否违建认定。然而在没有任何职能部门作出违建认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超越司法职权,代替行政职能部门,以没有办理相关建设许可证为裁判依据,认定该涉案房屋不属于合法建筑,不能得到国家赔偿。一审法院作出涉案房屋不予赔偿的判决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事实真相,没有了解历史背景,没有综合考虑房屋来源,房屋建设的时间和动机、使用情况、居住利益、当时的立法状况等因素,就以未办理建设许可证认定为违法建筑,这样判决就会纵容地方政府,肆无忌惮的目无法纪以《拆违代拆迁》无需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反正法院只判行政行为违法,不判行政赔偿,又不会追究行政责任。这对被强拆户来讲,就会恐慌不安,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屋得不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偏袒政府,被强拆户没有维权之路,弱势群体在行政诉讼中体现不到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样判决即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有违公平。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房屋建于上世纪1990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茶场党委集体研究同意后建成的,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要求办理建设许可证,一审法院用2008年出台的《城乡规划法》来裁判答辩人上世纪1990年的建房行为,前后时间相差18年,显然体现不了我国法不溯及既往的立法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这一规定明确规定了建筑物权,确立了只有违反了建筑时的法律依据,才能确定为违章建设。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法院判例明确指出,在审理征收案件中,人民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不宜过于严苛。一方面作为司法机关,房屋合法性认定系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司法权不应僭越行政权对房屋合法性进行认定。另一方面,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审判的监督对象是行政机关,监督内容是行政行为,对于“以罚代征”“以拆违代拆迁”的现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让行政机关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方式督促其及时履职,而不是鼓励其在征收中滥用职权。山东省高院判例指出,由于历史、风俗习惯等原因,农村建房长期管理较松,产权管理不到位,致使农村出现很多无证房屋。无证房屋不等于违章建筑,对征收范围内的此类建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而不是与违章建筑一概论之不予补偿。当无证房屋遭遇违法拆迁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房屋来源、房屋建设的时间和动机、使用情况、居住利益、当时的立法状况等因素确定是否赔偿。最高法院（2018）5424号判例指出,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建设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行政机关应当在征收之前依法甄别,作出处理,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不予征收补偿。违法拆除因历史形成的无证房屋造成损失的,也不能简单以无证房屋即为违法建筑为由,不予行政赔偿。在行政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拆除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应当将该房屋视为合法建筑,依法予以行政赔偿,行政赔偿的项目,数额不得少于被征收人通过合法征收补偿程序获得的行政补偿项目,数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最高法院案例,自建房未经依法处理的,权利人有权提取补偿诉讼。综上所述,答辩人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权益,以违法建筑不予赔偿,既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希望二审法院本着“法不溯及既往”的立法原则。对答辩人涉案房屋综合考虑房屋来源、房屋建设的时间和动机、使用情况、居住利益、当时的立法情况等因素确定是否赔偿,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确实维护答辩人程良碧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武宁县新宁镇茶场社区居民委员会辩称：一审认定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拆除房屋属于我们自力救济。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随卷移送本院，经本院核查，对原审判决定案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8年正值武宁县新宁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期间，武宁县新宁镇政府是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主体单位。武宁县新宁镇政府在庭审中陈述，各村委会负责各村的环境整治，新宁镇人民政府不具体实施。因此，可以认为，茶场社区居委会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是在全镇的统一部署下，受新宁镇政府委托，具体负责其居委会范围内的整治工作，其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新宁镇政府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武宁县新宁镇政府作为委托机关，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程良碧诉称，其于1988年承包茶场经理部，1990年经场部同意，自筹资金在大门口门市部旁边新建住房、仓库及厨房，供经理部使用，产权归个人。根据在卷证据及庭审质证情况，程良碧在茶场工作时分有住房，且在茶场80年代中期房改时拥有此住房，是有房户。因此，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1990年场部同意程良碧在大门口门市部旁边搭建房屋，并不是因为程良碧没有住房而允许其自建并视为单位分配的房屋福利，更不是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只是茶场出于善意，为了便于程良碧经营管理，同时也给其生活提供便利而允许其搭建的临时建筑物。该临时建筑物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建设许可，也没有相关权属证明，原审法院对该建筑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如果认为当事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应予拆除，也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相关法律程序实施。本案中，被告未经法定程序径行拆除当事人搭建的房屋，程序违法。原审认定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程良碧要求对其违法建筑予以赔偿的诉请于法无据，但是其对建筑材料和屋内物品享有所有权。结合案件实际和各方举证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酌定程良碧损失为35000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原审法院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程良碧负担50元，武宁县新宁镇人民政府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波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商宏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熊书杰书记员刁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