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10号原告朱乔春，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滨海县。委托代理人龙静文，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卫东，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富凯大厦。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闫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岳宇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朱乔春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9〕11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采取网络开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乔春的委托代理人龙静文、卢卫东,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闫雯、岳宇超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8日，被告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天津证监局）作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对证券市场依法实施有效监管，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对所有投资者共同权益的平等保护。本案中，原告向天津证监局反映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普生物）涉嫌违法违规事项，天津证监局对原告反映事项依法进行核查，并就核查情况作出书面答复，上述行为未设定原告的权利义务，未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与上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外，原告要求天津证监局赔偿因提起行政复议而造成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本案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朱乔春诉称：一、被诉复议决定未认定原告属于受害人的事实、未认定原告属于举报奖励请求人的事实、未认定本案存在“原告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等事实，明显构成查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等法律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与天津证监局作出的《关于对朱乔春有关事项的答复函》（以下简称涉案答复函）不具有利害关系，属于凭主观推断作出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他字第14号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第二点的规定，原告因财产权、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天津证监局投诉，与该局的举报处理行为以及涉案答复函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对天津证监局作出的处理行为不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被告认定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明显与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不符。四、原告属于举报事项的奖励请求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举报事项请求权人也属于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78号案例内容，天津证监局不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原告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获得举报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五、瑞普生物相关年报存在虚假陈述事实，侵犯了原告作为股民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原告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依法向天津证监局提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后，天津证监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作出涉案答复函，导致原告无法对瑞普生物等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该答复函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同时该答复函未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也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上述事项均是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复议的事项，被告认定不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明显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诉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2.复议申请书，证明在复议申请时还包含了附带证据，有证券交割单、分析说明、涉案答复函；3.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证明原告举报时提交了证据材料，有证券交割单、分析说明及其他相关材料；4.股票明细对账单3份，证明原告从事股票交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年报的误导造成损失，有利害关系；5.涉案答复函，证明涉案答复不合理不合法；6.《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以下简称分析说明），证明瑞普生物相关年报存在共计八项虚假记载的事实；7.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邮寄交寄单(1117012757578)收据、邮寄交寄单、查询单、行政复议证据目录，证明该邮件内品名及数量包括朱乔春不服涉案答复函而提起行政复议材料两份、委托手续一份，其中行政复议材料包括行政复议证据目录中的附件材料；该邮件重量为1403克，总资费为26元，邮件包装为大的包装袋；被告认为该邮件中只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陈述是假的，因为如果只有两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加上一份委托手续，邮件总重量最多不超过300-400克，而邮寄交寄单(1117012757578)的实际邮件的总重量却达1403克，因此，邮件中确实包括行政复议证据目录中的附件材料。被告证监会辩称：一、原告与涉案答复函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二、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复议申请书，证明被告复议机构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2.证监复答字〔2019〕9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以下简称91号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天津证监局答复；3.天津证监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该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4.证监复延字〔2019〕74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以下简称74号延期通知书）及EMS单据，证明被告依法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5.被诉复议决定的EMS单据，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4、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以及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持异议；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关联性、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及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将原告复议时提交的交割单、分析说明、履责申请书、涉案答复函等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认可被告证据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不认可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为，不作为审查该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向天津证监局提交了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主张其为瑞普生物的小股东。经代理人等专业人士对公司公开披露的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会计报表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相关信息存在一系列虚假记载的嫌疑共计十个方面的问题。请求天津证监局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依法对瑞普生物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会计报表存在的虚假记载嫌疑事实进行核查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处罚；请求依法给予其举报奖励；如果天津证监局认为《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的问题不存在，请依法针对上述分析说明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解释或依法责令瑞普生物公开披露上述分析说明中涉及的嫌疑问题以及依法责令瑞普生物公开披露针对上述分析说明中涉及的嫌疑问题所作出的详尽解释说明的具体内容，以保护其及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财产权和投资决策权。原告随上述申请一并提交了其证券交割单复印件；《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江苏监管局苏证监信公告字（2016）048号信息公开告知书以及附件3.中国天楹《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相关说明》、附件4.立信所《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核查意见》。其中证券交割单显示的对账周期分别为2011年3月11日-8月26日、2011年11月9日-11月11日、2011年11月17日-2012年2月1日，朱乔春在2011年3月、8月、11月、12月、2012年1月进行过瑞普生物（证券代码300119）股票买入、卖出。2019年7月19日，天津证监局作出涉案答复函，告知原告：“经分析核实，你提供的材料中存在计算方法没有依据、未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等情形。如你对成本费用、现金流量表项目的计算方法，未考虑采购总额统计方法及口径不同、增值税税率不同、坏账准备影响、合并范围变化影响等因素；你计算合并营业收入时，未考虑内部抵销数性质和统计口径不同等因素产生的差异。因此，你提供的材料不构成我局核查、调查的有效线索，举报奖励申请不符合有关规定，其他诉求无法律依据。”原告收到上述答复函，并于2019年8月6日向被告提出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天津证监局逾期作出涉案答复函的行为违法，并请求撤销涉案答复函，决定天津证监局根据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依法重新履行法定职责，决定天津证监局赔偿其因提起行政复议而造成的损失。同年8月14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上述申请，并于次日作出91号通知书，要求天津证监局自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其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同时将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同年8月29日，天津证监局向被告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等材料。同年9月27日，被告作出74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同日，被告将上述延期通知邮寄给原告。同年10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年10月30日邮寄给原告。原告于同年11月6日收到该决定，并于同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院庭审中，原告认可其举报时提交的分析说明系基于其自己对于年报数据分析得出的意见和结论。本院认为，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受理的法定条件之一。投诉举报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举报，进而针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或不处理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具有复议申请人的资格。因此，投诉举报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应当提交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证明其所举报的违法行为对其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本案中，朱乔春作为投资者，在进行瑞普生物股票交易过程中发生亏损。其认为瑞普生物年报存在虚假陈述造成其投资亏损，向天津证监局举报并要求该局予以查处。但原告举报瑞普生物存在违法行为依据的是自己对相关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披露信息虚假的结论，缺乏客观事实或证据线索予以证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举报的瑞普生物违法行为与其主张的股票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具有针对天津证监局作出的涉案答复函以及要求天津证监局履行证券市场监管职责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被告据此驳回原告该部分复议申请正确。原告关于其与举报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等诉讼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提出其与天津证监局的处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诉讼意见，因本案在基本案情等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不相类似，故原告该项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提出投诉举报时施行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且罚没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罚没款金额的1％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已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的，酌情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对于举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或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线索，经调查属实的，奖励金额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因此，投诉举报人举报证券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能够取得举报奖励的前提是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本案中，天津证监局经分析核实认为原告提供的材料不构成其核查、调查的有效线索，未启动稽查程序，亦未作出行政处罚。因此，原告要求支付举报奖励的前提不存在，其针对天津证监局未支付奖励的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缺乏事实根据。被告认定原告该项复议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驳回原告该项复议申请并无不当。另外，原告要求天津证监局赔偿其因提起行政复议造成的损失的复议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诉复议决定驳回原告该项复议申请并无不当。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乔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乔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君慧审 判 员 王春光审 判 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肖 克书 记 员 宋 涛书 记 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