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03民初1295号原告：平顶山市旭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建设路东段路南(中心血站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668858808L。法定代表人：宗晨光，总经理。原告：平顶山市嘉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建设路东段(上上城**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697348882M。法定代表人：宗金坡，董事长。以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轲，河南星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秋慧，女，196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被告：郭中乾，男，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与被告马秋慧系夫妻关系。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树锋，河南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平顶山市旭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光公司）、平顶山市嘉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达公司）诉被告马秋慧、郭中乾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旭光公司、嘉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轲，被告马秋慧、郭中乾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旭光公司、嘉盛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向二原告支付剩余房款129200元和违约损害赔偿金248189.5元(利息以1292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21日，原告旭光公司与被告马秋慧签订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合同甲方按合同乙方所提供的宅基地面积补偿乙方楼房面积，补偿比例为1:1，即乙方向甲方提供1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甲方补偿乙方1平方米的楼房面积。二、乙方向甲方提供宅基地面积为188平方米。……九、甲方补偿乙方楼房贰套，位置分别安置在一层和四层，乙方所分楼房面积低于或高于宅基地面积，甲方双方以每平米销售价格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对方(交房时补差付款)”。时至今日，被告马秋慧和郭中乾已在补偿房屋内居住、生活；两套房屋位置分别为：平顶山市卫东区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1层西户，面积为130平方米；平顶山市卫东区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4楼东户，面积为92平方米，房屋市场售价为3800元。根据原告旭光公司与被告马秋慧双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旭光公司已按照协议中的约定将补偿房屋交付给二被告，存在补差价面积34平方米，共计金额129200元。原告方多次找到二被告要求履行协议补交差价，二被告置若罔闻，迟迟不予履行。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马秋慧、郭中乾辩称，二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虽然从表面看二答辩人实际获得补偿安置房屋的面积与被拆宅基地面积存在差异，但因旭光公司事先有承诺，故答辩人与二原告之间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大营村实施城中村改造后，旭光公司先是在大约2008年10月对答辩人建造的前面院子进行拆除，当时旭光公司负责人宗金坡为了让答辩人及时拆除院子，就许诺之后拆迁答辩人后面的宅基地房屋时将门前路也作为补偿安置面积。2009年6月21日，在旭光公司负责人宗金坡再次确认将答辩人家约40平方米的门前路也作为补偿安置面积，双方互不支付面积差价的情况下，答辩人马秋慧才同意与旭光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于第二天开始拆除旧房屋。故《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旭光公司补偿答辩人马秋慧楼房贰套，位置分别安置在一、四层。由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新建楼房工期为24个月，因此，2010年11月份开发商将安置房建好后，就将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1楼西户和5号楼2单元4楼东户共两套安置房屋向答辩人马秋慧进行了交付。对此，二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也予以明确确认：“根据原告旭光公司与被告马秋慧双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旭光公司已按照协议中的约定将补偿房屋交付给二被告”。由于签订补偿协议前旭光公司负责人宗金坡已承诺将答辩人家约40平方米的门前路也作为补偿安置面积，双方互不支付面积差价，故开发商在向答辩人交付两套安置房屋时并未提及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另外，在交房之后，作为开发商的旭光公司和嘉盛达公司与答辩人双方之间对此也一直相安无事，不存在任何争议，直到2017年10月二原告一房二卖的行为被杨梅玲发现时。二原告之所以以拆迁补偿面积差额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系事出有因，其目的是想把自己所犯过错即一房二卖中对杨梅玲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二答辩人。二原告以违约损害赔偿金为名，要求答辩人支付其对杨梅玲所承担的退款、赔偿款和诉讼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动机。实际情况为：因原告嘉盛达公司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疏忽大意，错将之前已补偿安置给答辩人马秋慧并实际已交付给答辩人的位于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又错卖给了案外人杨梅玲，从而造成一房二卖的不良后果。2017年10月，嘉盛达公司一房二卖行为被杨梅玲发现后，二原告干脆将错就错，恶意串通，先是怂恿杨梅玲以物权保护纠纷称二答辩人抢占其房屋为由起诉二答辩人。贵院作出（2018）豫0403民初834号《民事判决书》后，平顶山中院以（2018）豫04民终149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杨梅玲在该案中得知自己所购买的房屋系拆迁安置补偿房屋，且嘉盛达公司也早已将房屋交付给答辩人马秋慧，就主动向法院提出了撤诉。2018年9月25日，杨梅玲又以旭光公司和嘉盛达公司作为被告、以二答辩人作为第三人，以“2017年10月5日，原告拿着被告嘉盛达公司给付的钥匙准备对房屋进行装修时发现该房屋已经被第三人实际装修居住，经了解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该房屋系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第三人与旭光公司签订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嘉盛达公司也早已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郭中乾和马秋慧夫妇二人”为由，再次向贵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并于2019年5月10日与嘉盛达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贵院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根据《民事调解书》内容显示，嘉盛达公司向杨梅玲返还已付购房款、装修保证金、垃圾清运费155220元，支付赔偿款90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968.50元，以上共计248188.5元。2019年5月17日，杨梅玲以“已与嘉盛达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为由，撤回对二答辩人和旭光公司的起诉。因此，二原告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很明显是想把自己所犯过错即一房二卖中对杨梅玲所承担的退款和赔偿责任转嫁给二答辩人。并且，二原告以违约损害赔偿金为名，要求答辩人支付其对杨梅玲所承担的退款、赔偿款和诉讼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即使按二原告所称存在拆迁补偿面积差额，二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也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按二原告《民事起诉状》所述，原告旭光公司与答辩人马秋慧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乙方所分楼房面积低于或高于宅基地面积，甲乙双方以每平方米销售价格——元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对方（交房时补差付款）”。根据上述“交房时补差付款”的约定，假如按原告所称确实存在拆迁补偿面积差额且需要补交差价款，二原告应当在交房时就要求答辩人交纳。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自2010年11月份向答辩人交房时开始，二原告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补交所谓差价款的要求或主张。答辩人认为，即使按原告所称存在拆迁补偿面积差额且需要补交差价款，二原告于2020年5月所提起的本案诉讼也早已超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述的“原告方多次找到二被告要求履行协议补交差价，二被告置若罔闻，迟迟不予履行”，明显与事实不符。四、二原告将已经补偿安置给答辩人的房屋一房二卖给杨梅玲，并自2017年11月以来怂恿杨梅玲恶意起诉答辩人，这次又以自己的名义恶意起诉答辩人，不仅给答辩人增加了诉累，而且给答辩人一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对此，答辩人将依法通过另案诉讼，依法要求二原告赔偿全部损失。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旭光公司、嘉盛达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其他法律瑕疵行为，同时该协议明确甲方向乙方补偿的面积，乙方所提供宅基地的面积，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但是该协议中确实存在补差价的面积34平方，被告一直未向原告进行付款。被告马秋慧、郭中乾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居民照明用电申请书》（编号：0000909）、《房屋买卖合同》（2011年5月26日）、《居民照明用电申请书》（编号：0000782）、《房屋买卖合同》（2011年3月13日），证明：①2009年6月21日，开发商旭光公司与马秋慧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旭光公司补偿马秋慧楼房两套，位置分别安置在一、四层，并约定新建楼房工期为24个月，也即旭光公司应在签订协议后24个月内向马秋慧交付补偿安置房屋。因此，2010年11月份开发商将安置房建好后，就将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1楼西户和5号楼2单元4楼东户共两套安置房屋向马秋慧进行了交付。由于签订补偿协议前旭光公司负责人宗金坡已承诺将马秋慧家的门前路也作为补偿面积，双方互不再支付面积差价，故开发商在向马秋慧交付两套房屋时并不涉及也未提及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②根据旭光公司与马秋慧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嘉盛达公司于2011年3月13日和2011年5月26日，分别又与马秋慧签订了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1楼西户和5号楼2单元4楼东户这两套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即补偿安置合同，此时嘉盛达公司也未向马秋慧提及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③2013年8月30日，嘉盛达公司持上述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向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山供电公司为马秋慧办理了和谐新村5号楼2单元1楼西户和5号楼2单元4楼东户这两套房屋的居民照明用电入户手续，但嘉盛达公司在此时又未向马秋慧提及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④《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乙方所分楼房面积低于或高于宅基地面积，甲乙双方以每平方米销售价格——元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对方（交房时补差付款）”，但自2010年11月份向答辩人交房时开始，二原告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补交所谓差价款的要求或主张。本组证据综合证明：1、原告与被告之间根本不涉及拆迁补偿面积差额和补交差价问题，否则原告不可能从2010年11月份交房时开始在长达近10年时间内不向马秋慧要求补交差价款；2、即使按原告所称存在拆迁补偿面积差额，但根据双方所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九条中“交房时补差付款”的约定，结合嘉盛达公司在2010年11月份已向马秋慧实际交房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二原告于2020年5月提起的本案诉讼也早已超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证据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1493号民事裁定书、卫东区人民法院（2018）豫0403民初2973号民事裁定书、杨梅玲民事起诉状、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民初852号民事调解书、卫东区人民法院（2018）豫0403民初852号民事裁定书（注：实际应为（2019）豫0403民初852号）证明：①因原告嘉盛达公司严重不负责任或者疏忽大意，错将之前已补偿安置给马秋慧并实际已交付马秋慧的5号楼2单元4楼东户的房屋，又错卖给了案外人杨梅玲，从而造成一房二卖的不良后果。2017年10月，嘉盛达公司一房二卖行为被杨梅玲发现后，二原告干脆将错就错，恶意串通，先是怂恿杨梅玲以物权保护纠纷称马秋慧和郭中乾抢占其房屋为由起诉马秋慧和郭中乾。卫东区法院作出（2018）豫0403民初834号《民事判决书》后，平顶山中院以（2018）豫04民终149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杨梅玲在该案中得知自己所购买的房屋系拆迁安置补偿房屋，且嘉盛达公司也早已将房屋交付给马秋慧，就主动向法院撤诉。②2018年9月25日，杨梅玲又以旭光公司和嘉盛达公司作为被告、以马秋慧和郭中乾作为第三人，以“经了解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该房屋系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第三人与旭光公司签订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嘉盛达公司也早已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郭中乾和马秋慧夫妇二人”为由，再次向贵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并于2019年5月10日与嘉盛达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贵院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根据《民事调解书》内容显示，嘉盛达公司向杨梅玲返还已付购房款、装修保证金、垃圾清运费155220元，支付赔偿款90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968.50元，以上共计248188.5元。2019年5月17日，杨梅玲以“已与嘉盛达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为由，撤回对马秋慧、郭中乾的起诉。以上综合证明：二原告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很明显是想把自己所犯过错即一房二卖中对杨梅玲所承担的退款和赔偿责任转嫁给马秋慧和郭中乾。并且，二原告以违约损害赔偿金为名，要求马秋慧和郭中乾支付其对杨梅玲所承担的退款、赔偿款和诉讼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质证情况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09年6月21日，原告旭光公司（甲方）与被告马秋慧（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同意拆除自建房，提供宅基地土地（不含道路），由甲方建设住宅楼房，甲方按乙方所提供的宅基地面积补偿乙方楼房面积。补偿比例为1:1，即乙方向甲方提供1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甲方补偿乙方1平方米的楼房面积，二、乙方向甲方提供宅基地面积壹佰捌拾捌平方米……甲方补偿乙方楼房面积188平方米……九、甲方补偿乙方楼房贰套，位置分别安置在一、四层……十一、新建楼房工期为24个月……”。2010年11月，二原告向二被告交付位于平顶山市建设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向东300米路北和谐新村5#楼2单元4层东户（房屋面积为92平方米）房屋一套和和谐新村5#楼2单元1层西户（房屋面积为130平方米）房屋一套，两套房屋面积共计222平方米。现二原告认为已按照协议约定将补偿房屋交付给二被告，存在补差价面积34平方米，要求二被告支付差价面积房款和违约损害赔偿金，双方形成纠纷，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二原告庭审称嘉盛达公司于2010年10月向二被告电话通知要求二被告补交34平方米差价款，二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案二原告未能提供书面、短信、录音或者视频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二被告主张过补交房屋差价，直到2020年1月8日才向二被告主张本案相关的权利，遂引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本案中，2010年11月，二原告已将两套拆迁安置房补偿给二被告，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0年11月起算，二被告抗辩称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庭审称嘉盛达公司于2010年10月向二被告电话通知要求二被告补交34平方米差价款，二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案二原告未能提供书面、短信、录音或者视频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二被告主张过补交房屋差价，因此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中段，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平顶山市旭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嘉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3元，减半收取2511.5元，由原告平顶山市旭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嘉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齐茜婵书记员齐婉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