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中胜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阳区淡水金惠大道润鑫花园**楼******。法定代表人：颜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清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1208-2号房。法定代表人：颜某2。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钟剑锋，均系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某，女，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苏省连云港海州区青年路****402，身份证号码：232************824。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义、吴丹，均系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中胜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胜公司）、广东清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清泉公司）与被上诉人邱某某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胜公司、清泉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案涉房产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于一审开庭前解除查封，一审法院以土地使用权查封导致合同无法备案为由判决解除合同，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九条规定，认定解除权事实成立的时间节点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本案一审开庭时间是2019年10月29日，而案涉土地使用权解封的时间是2019年8月14日。可见，土地使用权解封的事实明显早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换言之，本上诉人提起诉讼的主要理由赖以成立的基础事实已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失，法院理应依据土地使用权已于庭审前解封、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的事实不存在，并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判决解除合同，显然是错误的。二、退一步说，假如被上诉人因土地使用权曾经被查封而取得合同解除权，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等规定，本案被上诉人的解除权已经消灭。一审判决未审查被上诉人解除权发生的理由、发生的时间等关键事实，无端地认为被上诉人的解除权未消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15条规定，在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权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其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本案所涉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更不存在上诉人催告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情形，依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解除权。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签订于2017年12月15日，根据该合同第十九条“出卖人应当自本合同签订日起30日内办理备案登记手续”以及第五条“如该商品房权利状况与上述不一致，导致不能完成本合同备案或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假如被上诉人因土地使用权曾被查封导致合同不能备案而取得合同解除权，那么，本案解除权的发生之日为2018年1月14日（合同签订往后延30日），至2019年1月14日消灭（即便从土地使用权首次查封之日往后延30日起算解除权发生时间，其解除权也应于2018年1月5日发生，于2019年1月5日消灭）。而本案中，即便以被上诉人所述的2019年8月2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间判断，其解除权也早已消灭。但一审判决未审查被上诉人解除权发生的理由、发生的时间等关键事实，武断地认为被上诉人的解除权未消灭，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属于除斥期间，不存在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形。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2019年8月2日第一次发出合同解除通知时土地使用权仍处于查封状态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未丧失解除权，明显曲解了解除权期限的性质，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约定以贷款为付款，继续履行，也存在重大障碍”，并以此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之一，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l、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土地使用权查封导致合同未能按时备案，庭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与起诉状一致。因此一审判决以“双方约定以贷款为付款，继续履行，也存在重大障碍”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之一，超出了审理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2、办理按揭贷款或者按约定支付购房款是被上诉人的义务，且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未能办妥按揭手续完全是因为上诉人所致，一审判决以“双方约定以贷款为付款，继续履行，也存在重大障碍”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之一，明显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上诉人已将案涉房产网签至被上诉人名下，已以适当方式对被上诉人购买的案涉商品房进行公示，足以保障被上诉人在交清购房款后可以按合同约定取得商品房所有权。且办案所涉房产交付时间为2021年10月1日，上诉人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期限尚未届满，案涉合同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前提，而一审判决解除案涉合同，有违鼓励和促进交易的原则。五、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识标志，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相关补充协议未解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该《委托经营合同》，一审判决解除该《委托经营合同》明显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撤销，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邱某某辩称：一、针对上诉理由一：“解除权事实成立的时间节点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1、上诉人依据的法条不存在。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而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九条规定，认定解除权事实成立的时间节点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上，第九条的全文内容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此条规定根本与解除权成立的时间节点无关。2、自解除通知到达被告之日起合同得以解除。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在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15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全部房款，说明双方也约定了解除通知到达生效，从而从到达之日起产生返还购房款的法律效果。在解除条件成就时，我方已及时行使解除权解除了合同，之后土地有无解封，解除条件是否消失不能作为对抗我方的理由。二、针对上诉理由二：法释（2003）7号十五条：“解除权一年除斥期间”。1、法释（2003）7号十五条适用的是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情况，被上诉人主张的是土地查封情形。上诉人援引的《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五条内容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此条规定适用的是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的情形，与本案显然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上诉人系断章取义，曲解法条。2、法释（2003）7号第十五条适用的是法定解除权，不能扩大到约定解除权，被上诉人主张的土地查封解除权是一种约定解除权。《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表述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显系针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在商品房买卖中适用所做的相关司法解释，而非针对双方约定解除权的情形。《解释》将合同解除权期间限制于法定解除是一种有意选择而非立法漏洞，因此，并不具备扩张解释或参照、类推的基础。对于该条文的解释，应遵循司法解释制订时的本意，在《解释》十五条本中表述中已经明确提示其制定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情况下，任意将使用范围扩大至《合同法》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情形。从解除条文逻辑的角度上是讲不通的。3、滥用法释（2003）7号第十五条将出现逻辑谬误，更违背了《民法总则》相关规定。本案在合同签订前就已经是土地解封状态，是上诉人的欺诈销售行为导致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不具备履行条件的合同，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滥用此条规定，那么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开始起算解除权行使期间，那只要合同是在土地查封一年后签订，就会导致解除权行使期间在合同签订前以届满前已届满的逻辑谬误，双方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就成了一纸空约。《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由于上诉人的欺诈销售，被上诉人在2018年年底之前不知道上诉人土地被查封的事实，上诉人故意混淆事实，在上诉状中将被上诉人知道其违背备案义务和被上诉人知道土地查封混为一谈，却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将未备案和土地查封进行切割，强调未备案不享有解除权，其逻辑前后矛盾，十分荒谬。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土地登记情况查询回复》，是被上诉人多次催告多次要求履行无果，才向惠阳区国土局查询土地登记情况，2018年12月10日国土局才做出该回复。4、即使适用法释（2003）7号第十五条，解除权也已经恢复。即使适用该条并认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已过，根据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四十三条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届满或者解除权放弃后，对方当事人经催告仍然不履行合同，守约方主张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我方已通过信访方式催告对方履行，仍享有解除权。三、针对上诉理由三：一审法院认定不能贷款解除权违背不告不理原则。1、一审法院未超原告诉讼请求判决，不违背不告不理，所谓不告不理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原告的起诉，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二是法院不得对原告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非诉讼理由）进行审判，被上诉人的诉求之一是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没有超出该请求事项判决。2、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庭审中、代理词中多次主张不能贷款解除权。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表达了“被告一的行为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里的行为，当然包括不能贷款的行为。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和代理词中也主张了不能贷款的解除权，并对理由进行了陈述。上诉人所谓“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与起诉状一致所谓说词是对一审法官询问被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注：不涉及到理由）时被上诉人表示不变更的歪曲。”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自认不能贷款系其自身原因的事实。上诉在上诉状中所谓“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办妥按揭手续完全是因为上诉人所致”，该表达显系承认自身对不能办理按揭贷款负有很大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被上诉人对该项事实已无须举证。4、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供了优势证据，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我方庭前提交土地使用权查询记录（证明土地查封不能贷款）、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查询结果（证明合同未备案不能贷款）、付款流水和刷卡单（证明出卖人违规经营未将购房款打入监管账户从而不能贷款）。庭审中我方提供了天眼查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诉讼文书和记录（证明上诉人丧失商业信誉从而不能贷款），业主信访材料（证明业主催告办理按揭贷款不能办理），上诉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该系列案35起按揭贷款无一人申请到按揭贷款，如果每个人因个人原因不能贷款的概率为80%，则35个人都不能贷款的概率只有0.004%（万分之四），故对该项事实只要运用逻辑推理及生活经验，即可证明系上诉人的原因不能办理按揭贷款，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高度盖然性”要求。原审原告邱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和被告中胜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商铺补充协议》；2、判决解除原告和被告清泉公司双方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3、判决被告中胜公司立即退还原告已付购房款400000元及办证费4574元，合计404574元，并从2017年12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直至付清款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0日约为32186元；本息合计436760元。4、判决原告对上述第3项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5、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5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铺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中胜公司购买清泉城市广场13号B商业裙楼4层095号房，商品房总价款为660000元，贷款方式付款，买受人应当于2017年12月15日前支付首期房价款人民币400000元，余款260000元申请贷款支付。被告在2021年10月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合同第五条约定，该商品房没有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如该商品房权利状况与上述情况不符，导致不能完成本合同登记备案或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全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并自买受人付款之日起，按照0.01%（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付利息。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由出卖人支付买受人全部损失的赔偿金。原告已支付购房款400000元，合同签订前，原告所购房产所占的惠阳国用（2015）第0100133号国有土地已经被查封，2019年8月2日，原告向被告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言明，因涉案房产所占土地被查封，依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通知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铺补充协议》。2019年8月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对解除该院就涉案土地的财产保全措施。2019年8月14日，惠阳区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原审法院就上述土地的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经自愿协商签订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商铺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前房产所涉土地曾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双方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该商品房没有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如该商品房权利状况与上述情况不符，导致不能完成本合同登记备案或房屋所有权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因所涉房产的土地被查封，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备案，且双方约定为贷款方式付款，继续履行，也存在重大履行障碍。原告已依照双方合同约定，通知解除合同，故对原告诉请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400000元、办证费4574元及上述款项的利息予以支持。2019年8月14日，所涉土地的财产保全措施虽已解除，但原告在此之前已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关于原告是否丧失解除权的问题，因所涉土地直至2019年8月都处于查封状态，违约行为一直存在，故原告在2019年8月就通知解除合同，并未丧失解除权。原、被告均认可，原告与被告清泉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与本案所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铺补充协议》系从属关系，应一并解除，故一并解除原告与被告清泉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关于原告主张的就退还的购房款，办证费及上述款项的利息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诉请，因原告购买上述商铺系用于商业经营，不符合法律关于购房款较其他债权优先受偿的有关规定。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对外支付的担保费，不是必然发生的项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邱某某与被告广东中胜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商铺补充协议》。二、解除原告邱某某与被告广东清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三、被告广东中胜置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十五日内向原告返还购房款400000元、办证费4574元及上述款项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12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日止）。四、驳回原告邱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以下新证据：（2019）粤1303民初1390号、（2019）粤13民终6519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第一，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由法庭确认。第二，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我国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而并非判例法，而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判决书也并非指导性的案例，不具备参考价值。其次，该两份判决书是裁判观点完全不同的两份判决书，并不代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也不代表惠阳区法院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惠阳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是一审判决书，而被上诉人也同样找到了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是支持解除合同的。被上诉人认为法庭应当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作出独立的判断，并且在终身负责制的背景之下，应当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以下新证据：证据1：惠阳区房管网站楼盘查询结果；证据2：惠阳区房管网站合同备案查询结果；证据3：信访材料；证据4：（2019）粤13民终4715-472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一、对于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一显示的批准最晚的一个时间是2017年2月17日，而本案两份合同涉及的交易时间分别是2017年12月15日和2018年1月27日，而且两份合同均已办理了网签，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述的锁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说确实锁盘的话，那么被上诉人不可能办理在2018年办理网签手续。二、对于证据二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不能将没有办理备案登记等同于无法办理备案登记，因为办理备案登记还要具备房产不被查封的情况等各方面的条件，对于本楼盘所涉及的一些买受人，基于诉讼因素的考量，大部分均自行保全了其所购买的房产，这也会在客观上导致不能办理备案，但不能办理备案的责任，原因不在于上诉人。三、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不认可，材料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的楼盘不能办理备案。不能将未办理备案登记等同于合同的解除权。对于这一观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四、对证据四民事判决书，与上诉人提交了判决书，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案涉楼盘所涉及的土地有无解封。被上诉人提交的判决书中的第三页倒数第二行，就说中院没有支持当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的原因，是因为至一审辩论终结前，土地使用权仍在查封状态中，其本质上是以该理由来没有继续上诉人在该案中的上诉请求，而本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土地使用权均已解封，也就是事实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上诉人提交的判决书是经过惠州市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审委会是法院的最高的审判机构，那么应当以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判决书的判决理由与判决结果，作为本系列案的参照依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商铺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2、乙方选择按揭贷款付款的，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付清首付款，剩余购房款由乙方向甲方认可的按揭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支付，且乙方保证该剩余购房款于本合同签订后60日内全部支付至甲方的银行账户。……乙方自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时，甲方提供协助，但相关责任及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因协助乙方或按揭银行而承担责任。3、乙方承诺签订本合同前已向按揭银行确认按揭贷款方式的可行性，并已具备按揭贷款条件，无论何种原因（含国家调整按揭政策等）导致乙方未获得按揭银行贷款或者获得按揭银行批准的贷款额度不足，乙方应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甲方付清全部剩余购房款。”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对此分析如下：涉案合同能否解除的关键在于认定被上诉人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其一，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即使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但也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双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另一方当事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中，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署涉案合同时，隐瞒涉案房产所在的土地被查封的事实，导致涉案合同未按时备案，上诉人确实构成违约。但是涉案土地现今已被解封，合同具备备案条件，则上诉人的上述违约行为并不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不构成根本性违约；另外，目前本案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情形，因为根据《商铺补充协议》第四条第2、3项的约定，办理按揭贷款的义务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负有积极创造按揭贷款条件的协助义务，而影响按揭贷款是否办理成功的因素不仅包括担保人的状况，还包括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贷款银行业务要求以及相关政策甚至是社会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且如今导致合同未备案的案涉土地被查封问题已得到解决，涉案合同重新具备继续履行条件，被上诉人应依约向上诉人所认可的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而上诉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故本案目前未达到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程度。因此，被上诉人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二，根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房屋权利状况承诺1、出卖人对该商品房享有合法权利；2、该商品房没有出售给除本合同买受人以外的其他人；3、该商品房没有司法查封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如该商品房权利状况与上述情况不符，导致不能完成本合同登记备案或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之约定，买受人享有约定解除权的前提是涉案合同不能完成登记备案或房屋所有权无法转移登记，故被上诉人在寄送解除合同通知时是否享有解除权的关键在于“不能完成登记备案”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虽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九条约定出卖人应当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但超过约定的30天备案期限仍未备案则可能存在“逾期备案”或者“不能完成登记备案”两种情形，因此被上诉人在寄送解除合同通知给上诉人时“不能完成登记备案”的条件是否成就仍不确定，而区分这两种情形的关键在于导致未备案情形产生的阻碍是否能够被消除。如今阻碍备案的土地查封问题已得到解决，合同具备备案条件，就现有证据而言涉案合同不存在“不能完成登记备案”的情形。况且，依据合同的约定，房屋的交付期限在2021年，距今尚有一年之久，而合同的逾期备案并不必然导致届时房屋交付不能或办证不能的根本违约情形的发生，故被上诉人亦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因此，被上诉人诉请解除合同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被上诉人以主从合同关系为由诉请一并解除《委托经营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邱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926元及财产保全费2704元，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369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莹审判员 胡 江审判员 卫书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叶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