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1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世进，男，壮族，1965年8月20日出生，住址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寿良，广西真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儒，男，壮族，1962年10月20日出生，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永瑞，男，壮族，1965年1月10日出生，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永海，男，壮族，1980年4月8日出生，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善标，河池市法律事务中心工作者。 上诉人莫世进因与被上诉人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莫世进上诉请求：1、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120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仅有被上诉人袁建儒，原审判决认定三被上诉人均与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上诉人出售案涉林木时，仅与袁建儒进行协商，三被上诉人是否是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林木，上诉人当时并不知情。上诉人与袁建儒谈好林木价款后，袁建儒一人将59000元林木款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向袁建儒出具《收条》，《收条》内容明确：收到袁建儒交来林木款59000元。三被上诉人被刑事立案后，双方于2019年3月18日迖成解除合同口头协议，约定上诉人退给袁建儒林木款人民币38000元，一次性付清楚，双方不再有争议。2019年3月19日，上诉人付清38000元，袁建儒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莫世进退还莫坡林木款38000元，一次性付清楚，不再有争议”。上诉人认为，买卖合同成立时，与上诉人间成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袁建儒，根据相对性原则，合同解除权等合同权利应归属袁建儒一人行使，袁建儒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于合同解除时出具《收条》的内容表明：“上诉人退还38000元后，双方不再有争议”，袁建儒的行为具有解除合同和合同权利义务终结的效力。至于三被上诉人共同出资行为应属于其内部合伙关系，而对外与上诉人发生交易行为并非合伙体，合伙人蓝永瑞、蓝永海并不享有买卖合同的权利。因此，原审判决未能正确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从而认定袁建儒在未取得蓝永瑞、蓝永海授权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已同意退还还38000元双方不再有争议”的决定损害蓝永瑞、蓝永海的权利，明显错误。二、在案证据证实蓝永瑞、蓝永海二人参与协商合同解除。三被上诉人被刑事立案后，三人于2019年3月18日中午到上诉人家中协商解除合同及退款事宜，当时在场的人员有谭维祖、覃袓祥等人。双方商定因三被上诉人砍伐林木被追究刑事责任，合同解除，被上诉人已经出售部分林木取得部分出售款，上诉人需退还部分林木。再次，上诉人将涉案林地交付给袁建儒后，三被上诉人在未取得砍伐证的情况下，砍伐了全部林木，出售了部分林木，收取了相应林木款，直到刑事案发，三被上诉人才停止出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合同解除后，袁建儒并没有做到恢复原状，将林地、林木交付给上诉人，这也是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时约定“退还3.8万元双方之间不再有争议”的原因。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违公正，依法应予以纠正，恳请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商谈涉案的林木买卖时，虽然收条上仅以袁建儒一人签字，但每次都是三被上诉人到场的，至少是两个被上诉人到场，上诉人声称是否为三人共同出资并不知情，显然在说谎，且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桂1202刑初95号法律文书就是证据，而且，原审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适格诉讼主体的身份也没有异议。其次，上诉人还认为袁建儒未能恢复原状，将案涉林地的林木完整交付给上诉人，更是无稽之谈，（2019）桂1202刑初95号法律文书已经载明，案涉林地的林木已经上缴公安机关，上诉人如果要求返还林木，则向收缴的公安机关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无关。所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达成购买桉树的协议；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买桉树款21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林业主管部门罚款15000元及被人民法院处罚的罚金15000元及两处林地的人工费、机械作业费10705元，共计6170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0日，三原告共同出资5.9万元购买被告分别位于金城江区“抬林”（地名）及池塘边的两片桉树林。并将购木款5.9万元于2018年6月22日全部支付给被告，被告出具《收条》给原告。同年9月8日，三原告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对两块林地的林木自行砍伐，2018年12月25日被河池市林业局罚款1.5万元。2019年1月3日，三原告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被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4月12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三原告犯滥伐林木罪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19）桂1202刑初95号刑事判决，判决三原告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管制，分别并处罚金5000元。取保候审期间，2019年3月19日，原告袁建儒收到被告退还的购木款3.8万元，并出具内容为“收条今收到莫世进退还林木款叁万捌仟元整（¥380000.00元）一次性付清楚，不再有争议。收款人：袁建儒2019年3月19日”的《收条》给被告。因双方对剩余2.1万元购木款发生争议，原告遂向原审法院起诉，提出判如所请。 另查明，案涉林木，除原告无证已砍伐卖出的之外，剩余的林木被告已出售给案外人河池市国投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对2019年3月19日已达成解除合同的意见予以认可，本案的标的物已不存在，合同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故双方的合同已无解除的必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剩余2.1万元购木款的要求。该院认为，因被告无法履行交付义务，应将剩余的购木款退还给原告，对原告的该项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对被告抗辩原告袁建儒已同意只退还3.8万元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的辩解，该院认为，三原告共同出资购木，原告袁建儒在未取得其他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出具收条，损害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且两原告对“退还3.8万元双方之间不再有争议”的内容不予认可，故对被告的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诉请被告赔偿林业部门的罚款1.5万元及法院的罚金1.5万元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明知砍伐林木需要到相关林政部门办理砍伐证，在未取砍伐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触犯相关的法律、行政强制性规定，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原告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因砍伐林木开支的人工费及其他费用，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莫世进退还给原告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购木款2.1万元；二、驳回原告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3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67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袁建儒、蓝永瑞、蓝永海负担443元，被告莫世进负担228元。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蓝永瑞、蓝永海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及上诉人应否退还21000元。关于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分析，双方均明知交易对象，故上诉人出具收条虽只写明收到袁建儒交来的款项，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袁建儒是当事人，因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即本院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应否支付21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无法履行交付义务，故应将被上诉人的购木款全额退还给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建儒约定的“退还38000元，一次性付清，不再有争议”，因未取得另二被上诉人的授权同意，且该约定损害了两人的合法利益，故此约定无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1000元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莫世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5元，由被上诉人袁建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审 判 员 吴利萍 审 判 员 黄忠任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 毛小银 书 记 员 韦思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