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某，男，汉族，1970年10月7日出生,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1,女，汉族，1971年9月22日出生，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2，女，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球，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黄某、李某1因与被申请人李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某、李某1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251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13民初52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存在明显错误。1.被申请人在本案提供的三张借条均未实际放款，其在二审中提供的转账凭证亦与本案无任何关联。首先，被申请人在一审中仅提供了三张借条,无任何转款凭证，称本案中800万元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但如此大额的资金往来，不以转账方式完成，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被申请人作为长期从事放贷活动的身份特质。并且双方之前所有的交易均为转账，没有过任何现钞交付。因此，三张借条上的现金应当理解为“现金流”,而非“纸质现钞”。其次,被申请人在本案二审中新提供转款凭证两张,一张为2011年7月30日，付美玲转账给李晓霞200万元;另一张为2011年11月3日，大同市城区铁流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流公司”）转账给黄斌禄200万元。但两张转款凭证与三张借条无任何关联，第一，两张凭证是二审时新提交的,与被申请人一审时认为800万借款是现钞交付自相矛盾;第二，转款凭证与借条的落款时间不吻合,且被申请人对两张转款凭证是对应哪几张借条无法确定；第三，付美玲转账给李晓霞200万元与再审申请人或黄斌禄、大同金泰金银珠宝有限责任公司均无任何关系；第四,2011年11月3日,铁流公司转账给黄斌禄的200万元是之前发生的借款，黄斌禄于2013年12月10日一次性还本付息300万元,已结清;第五，付美玲是被申请人的女儿，铁流公司是被申请人开办的公司,两者出具的《证明》证据效力极低,并且铁流公司出具《证明》时，该公司已经办理了注销登记，在铁流公司主体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出具的《证明》难以采信。第三,除了上述两张转账凭证外,被申请人主张其余400万元仍为现钞交付,但未提供过任何取现凭证、人证或是其他能证明借贷双方资金变动或款项已实际交付的证据。2.被申请人利用此前已结清的付款凭证和未履行的借条捏造事实,妨害司法秩序、侵害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被申请人无论是在本案中,还是在1000万元的另案中,所提供的五张合计1400万元的转款凭证均为此前已经结清的凭证。再审申请人及黄斌禄按照先息后本的还款顺序,已向被申请人累计还款2008.94万元,即便不算被申请人拿走的金银首饰,五笔借款也基本结清。现被申请人利用谎称已撕毁的借条和基本已结清的借据虚假诉讼,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判令再审申请人向其支付巨额款项,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故请求再审法院对此予以关注。（二）原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审法院未审查民间借贷的真实性,在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况下,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巨额“无中生有”的债务,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本案中800万元的借条从未实际发生,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申请人利用此前已结清的付款凭证和未履行的借条捏造新的借款事实,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存在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故请求依法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李某2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黄某、李某1夫妇及其弟黄斌禄与答辩人李某2来往密切。李某2丈夫系长期从事房产开发、建设工程及物资贸易等领域的实业经营者，资金实力雄厚。李某2从2009年8月起至2012年底先后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借给黄氏兄弟、李某1及金泰公司共计2000万元（实际付款金额为2100万元，包含梅秀兰200万元，但2012年12月27日的100万元，系因短期借用不计利息）。因双方形成长期融资借款关系，李某1及黄氏兄弟在每次借款形成的当时都主动出具记载借款数额期限和利率的借条。为了保证时效，被申请人李某2要求对2009年8月现金出借的200万元进行重打借条，故形成了2011年7月18日黄某为第一笔借款重新出具的200万元的借条。2011年7月29日，黄某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次日被申请人李某2之女付美玲按照李某1的要求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将200万元转至李某1姐姐李晓霞的账户。2011年10月10日，李某2让女婿王志强转付黄某200万元，并要求黄某给王志强的母亲梅秀兰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至2012年3月，李某1及黄氏兄弟向李某2的借款本金已达2000万元，而利息累计近700万元，但在此期间仅仅支付了261.6万元利息，欠付利息438万余元。随后李某1与黄斌禄于2012年4月1日分别给李某2重新出具了4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借条。新的借条出具以后，原始借条均交给了李某1及黄氏兄弟。2014年全年，因黄氏兄弟及李某1未付分文利息，故截止2014年9月30日，被申请人共拿货243余万元以抵顶部分利息。从2013年12月31日到2015年4月7日，2000万元本金累积利息已达600余万元，核减拿货及支付的利息共计443余万元，剩余欠付利息近150万元。从2015年7月到2016年1月29日李某2拿货3次，价值44万余元。2016年1月底，经双方核算，截止2016年1月黄斌禄1000万元中差利息200万元，故黄斌禄在借条上加注“欠本息1200万，保证在2018年1月31日还清，利息再加700万，共计本息1900万”。二、黄斌禄、金泰公司、黄某、李某1否认所有借条的真实性无任何证据证明，显属恶意歪曲事实。黄氏兄弟及李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具借条的行为，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存在先打借条后付款的情形，那也应当在借款未到位时及时要求返还借条，或要求对方出具借款事项不存在的文字说明。故黄氏兄弟、李某1否认借条真实性完全不符合常理。被申请人李某2已提供可以充分证明借款形成和借条更换的汇款凭证及双方通讯记录等详实证据，足以证实当前借条用以延续以往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三、黄斌禄、金泰公司、黄某、李某1向李某2付息借款共计1800万元（不包括梅秀兰200万元，该案已另诉且判决已生效），而非其仅仅认可的1400万元。四、黄斌禄等人归还的1808万元全部属于利息，并非其所称的本金利息基本全清。五、黄斌禄等人主张已经基本全部归还了借款本金及利息理由不能成立。黄斌禄等计算借款本金的数额及计算还利息的方式有误。李某1与黄斌禄短息、微信记录中的自认，以及黄斌禄在借条上进行重新确认的行为均证明借款未还清。六、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被申请人在未付款的情况下，黄某连续四次出具借条，随后还出具综合借条不符合常理，更不可能存在借条出具后在未实际收到款项之后还继续大量还款的情况。因此，黄某等称出具1800万元借条后却未收到借款显然不真实。综上，黄某等申请再审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且多处自行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新的证据进行支撑。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黄某、李某1与被申请人李某2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往来，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对借条及银行汇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借条与汇款对应关系有异议。从李某2在原审中提供的2016年12月20日至2018年9月9日之间李某2与李某1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某1对本案涉及借款表示认可，且再审申请人未能对未收到借款却陆续出具时间顺序为2011年7月18日、2011年7月29日、2012年4月1日的三张借条作出合理解释，结合李某2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经公证的李某1与李某2微信记录证据及黄斌禄短信证据，原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本金800万元的借贷关系认定正确，故对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的借条未实际放款,提供的转账凭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主张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审查民间借贷的真实性。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及再审审查中双方陈述，双方存在多笔借贷往来。原审法院对于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已进行了调查认定，黄某、李某1也未提供关于被申请人存在虚假诉讼的相关证据，故原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黄某、李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黄某、李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殷 泽审 判 员 魏世军审 判 员 王荣平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郭春林书 记 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