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建成，男，汉族，1964年11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衡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惠超，男，汉族，1957年2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关美玉，女，1955年4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凤琼，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保利国际广场北塔****。法定代表人：周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懋。上诉人谢建成、梅惠超与上诉人关美玉、原审第三人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谢建成、梅惠超和关美玉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建成、梅惠超，上诉人关美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凤琼、高海生，富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建成、梅惠超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关美玉支付谢建成、梅惠超合伙工程投资款及利润共计10,603,698.07元；并判令关美玉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审计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应按三方各自对合伙支出的金额占三方共支出的总金额的比例分配合伙利润不当，关美玉支出账的金额并不等于她的投资金额。谢建成、梅惠超确认关美玉总支出账为20,410,942.03元，但该金额是关美玉在收取合伙人工程款后利用工程款支付的，不能算是她的个人投资金额。按照关美玉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财务审计资料计算，其出资额最多只有1019695元。如果按合伙人各自的投入计算分红，则关美玉应分给谢建成、梅惠超更多的投资利润，由于当时协商的是三方利润平分，谢建成、梅惠超本着实事求事的原则，愿意三方平分利润。二、一审判决没有将谢建成在合伙工程支出账中代关美玉支付的应收款项375,707.3元列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谢建成在合伙工程垫资的支出账中代关美玉支付的应收款项为443,410.30元，会计事务所审核的金额是375,707.3元。三、谢建成对合伙工程的总支出款应为4,015,365.36元（3,215,365.36元+800,000元），一审判决扣除谢建成294号和303号各10万元票据开支以及592号票据60万元开支，是错误的。梅惠超对合伙工程的总支出款应为2,976,811.83元，一审判决扣除40,100元罚款不当，该款项是由于工地没有办理淤泥排放证而造成的罚款，应该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关美玉应付谢建成及梅惠超投资和利润合计10,603,698.07元。关美玉答辩称：案涉工程为关美玉个人承包，谢建成、梅惠超没有资金投入工程，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具体理由详见上诉事实与理由。请求驳回谢建成、梅惠超对关美玉的全部诉讼请求。关美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谢建成、梅惠超对关美玉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谢建成、梅惠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关美玉与谢建成、梅惠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据此作出的判决严重不公，损害了关美玉的合法权益。1.关美玉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首页有涂改，对此，关美玉已经提供了合理解释。判断合同相对人应以合同尾页署名为准，在该合同中，合同尾页显示的主体是确定的，反映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为关美玉。广州市保利国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国贸公司）向富利公司发送的函件也明确了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关美玉。结合《分包施工合同》和《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分析，承包方的签约代表人均为关美玉，谢建成只是联系人。2.谢建成与关美玉认识多年，谢建成帮关美玉打理生意，梅惠超也是通过谢建成的介绍而认识的。在案涉工程中，谢建成是关美玉聘请的项目副经理和联系人，梅惠超为施工车队，三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谢建成系利用其妻子担任财务的便利窃取、持有和伪造大量的工地票据，侵吞或借走关美玉的巨额资金。3.梅惠超和谢建成相互承认对方为合伙人是相互串通，共同指鹿为马。4.案涉《分包施工合同》于2007年3月11日中标，4月29日签约，7月初开始施工，梅惠超提供的支出单据显示其支出均是发生在2001年2月至5月期间，与案涉工程无任何联系。二、案涉工程系关美玉独资承包施工，关美玉与谢建成、梅惠超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伙。对于金额巨大的工程，谢建成、梅惠超除了提供三方签名单据外，却不能提供短信、传真、QQ、微信、会议记录等其他记录相印证，与常理相悖。关美玉提供的证据充分印证了其为案涉工程的承包施工人。三、谢建成、梅惠超所谓的支出无法证明其对案涉工程的投入资金。《审计报告》表明谢建成、梅惠超所提供的单据存在资料不完善、记账不规范等问题。一审判决关于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支出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美玉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审计报告》表明案涉工程的支出高达5100万元，且均为关美玉个人支付。谢建成、梅惠超共同答辩称：一、案涉工程是谢建成所接，关美玉只是谢建成邀请的合伙人，梅惠超又是关美玉请来的合伙人。谢建成从来没有不认可关美玉是合伙人，关美玉认为谢建成、梅惠超不是合伙人，其主要原因是关美玉发现案涉工程有意想不到的巨额利润后反悔。二、关美玉强辩案涉工程分包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为关美玉，不符合事实。2007年4月29日，保利国贸公司与富利公司签订的土方和售楼部两项工程的总包合同，均写明“承包人任命谢建成为承包人代表”，两项工程都是谢建成接下来的。同日签订的分包合同的乙方和联系人是谢建成，乙方签约代是关美玉。由于谢建成、关美玉都是个体户，不能向富利公司提供工程款发票，因此，谢建成又与挂靠单位茂名市电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富利公司三方签订了《联营施工合同》，联营合同的甲方是富利公司，乙方是电白公司，丙方是谢建成，合同约定丙方以包工、包料等方式承包本工程，案涉工程的发票都是由电白公司提供的。富利公司就向承包人谢建成出具了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谢建成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负责签订施工合同、履行施工合同的一切责任。关美玉将自己保管的一份分包合同中的乙方谢建成的签名涂改为关美玉，属于伪造证据是违法的。三、保利国贸公司发给富利公司的付款函不能证明关美玉就是案涉工程的唯一承包人。保利国贸公司之所以向富利公司发付款函，是因为关美玉将自己保管的一份分包合同中的乙方谢建成涂改为关美玉，欺骗了保利国贸公司。另外，关美玉组织了涉黑团伙入驻工地，强行控制工地管理权，不断地以停工威慑建设单位和总包方。四、关美玉不认可与谢建成、梅惠超的合伙关系，而且辩称谢建成是其聘任的工作人员，不符事实也不合常理。案涉工程是谢建成接的，合同也是谢建成签的，而且收到第一次工程款前，工地所有的开支都是由谢建成、梅惠超出资。从三方合伙后到工程竣工，工地每天开支的每张单据都有合伙人三方各自委托的代表签名，单据为三联，第一联由谢建成保管，第二联由梅惠超保管，第三联由关美玉保管。关美玉没有向谢建成、梅惠超支付过任何工资或业务费。谢建成在承接本案涉工程之前就在保利及富利承包了20多个施工项目，而关美玉从未在富利或保利承包过任何其他工程项目，关美玉辩称谢建成是其聘任的工作人员，不符合常理。五、关于开支账单据的真实性，关美玉的陈述完全不符事实，前后矛盾。关美玉主张开支账单据是谢建成窃取的，实际都是关美玉支付，与事实不符，这些开支账单据都是从谢建成的账户用支票支付，单据都有关美玉委托的现场代表签名。六、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利润应按各自的投资额比例分红。案涉工程的投入都是由谢建成、梅惠超出资的，关美玉不但没有投资，而且在收到第一次工程款后，每次都有盈余。谢建成、梅惠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合伙承包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工程的合伙关系成立；2.关美玉支付谢建成、梅惠超因合伙承包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工程而应分得的合伙利润及投资款共计10,981,984.41元；3.关美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建成、梅惠超、关美玉在本案中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为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工程地点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地块，发包人为保利国贸公司，承包人为富利公司，合同落款的承包方处除加盖富利公司印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外，关美玉作为签约代表人签名，谢建成作为联系人签名。合同双方的签约时间分别为2007年4月29日、30日。作为该合同第三部分的专用条款第20条约定，承包人任命谢建成为承包人代表。谢建成、梅惠超主张与关美玉之间就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地块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存在合伙关系，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讼争三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关美玉向谢建成、梅惠超支付其对合伙的投资款及应分得的合伙利润共10,981,984.41元。谢建成、梅惠超为证明谢建成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分包施工合同》复印件，每页均加盖了富利公司的印章。该合同首页显示甲方为富利公司，乙方为“谢建成”，约定甲方将广州市海珠区地块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部分分项分部工程分包给乙方，乙方以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的方式承包本合同工程，本工程合同暂定造价3750万元，实际造价按甲方与建设方的结算造价为准。合同另约定了有关材料要求、付款方式、工期、工程质量和保修期、甲乙双方职责等事项。该合同尾页落款处显示甲方为富利公司，乙方为“谢建成”，签约代表为“关美玉”，联系人为“谢建成”，签约日期为2007年4月29日。对于无法提供该合同原件的原因，谢建成解释称其原持有合同原件，因放在办公室被关美玉雇佣的施工人员拿走了，其现提交的合同复印件是从富利公司处复印所得并加盖了富利公司的印章。富利公司述称，确认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是真实的，该合同的相对方是谢建成，确认谢建成和关美玉都进行过施工。该合同复印件确系从富利公司处复印而来，原件在富利公司搬迁办公室过程中遗失了。梅惠超对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复印件无异议。关美玉对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复印件不予确认。关美玉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一份《分包施工合同》原件，该合同除首页和尾页的手写内容与谢建成提交的上述《分包施工合同》复印件不同外，其余的打印部分内容完全一致。关美玉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首页乙方处手写为“关美玉”，但该处存在明显的涂改痕迹。该合同尾页落款处乙方为“关美玉”，签约代表为“关美玉”，联系人为“谢建成”，签约日期为2007年4月29日。关美玉确认其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原件首页乙方处涂改过，其对此解释称：当初签该合同时，其在合同尾页的乙方和签约代表处签了名，首页乙方处是空白的。合同签完后，其将合同放在办公室，后来谢建成自行在合同首页乙方处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关美玉发现后及时进行了更改，故该处存在涂改痕迹。关美玉确认对上述主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其认为合同履行应以落款处的签名为准。富利公司对关美玉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中富利公司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予以确认，对首页和尾页显示的关美玉的签名不予确认，只确认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关于讼争三方就案涉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谢建成述称：其与关美玉于1998年相识，2005年起其从保利国贸公司处承包工程。保利国贸公司于2007年要求谢建成投标土石方工程，因谢建成资金不够，就与关美玉商量合伙做工程。关美玉为案涉工程支付了100万元投标保证金，为此要求谢建成的妻子阳某某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谢建成与关美玉刚开始合伙时，需要找一个车队，关美玉熟悉梅惠超的车队，谢建成与关美玉就商量以每立方米33元的价格将工程全包给梅惠超做。梅惠超于2006年底就开工了，当时工程还未中标，但保利国贸公司要求谢建成提前进场。梅惠超开工几个月后，因无法办理淤泥排放证，施工进度缓慢，梅惠超就先搭建了临时工棚、洗车槽并铺路，后又进行场地内的淤泥转运工作。在2007年5月份左右办好淤泥排放证后，梅惠超发现案涉工程的地下室部位全都是可用的沙，当时谢建成与关美玉是合伙人，关美玉称可卖沙赚钱，要求谢建成、关美玉、梅惠超三人合伙，谢建成也同意了，当时三方关系很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在梅惠超以每立方米33元价格施工时，谢建成与关美玉并未派人去计车数，在三人决定合伙后每人均派人在现场计车数，三人各自支付计数人员的工资。在2007年6月份，保利国贸公司开始支付工程款，谢建成收取了第一笔工程款143万元，并全部支付给了案外人陈国华。因工程利润大，关美玉称谢建成是外地人，担心其将工程款拿走，关美玉要求由其本人管理财务。开始两个月凭三方签字的单据支款，后来关美玉不让谢建成、梅惠超参与，指示其手下工人与梅惠超的车队人员打架，称给梅惠超80万元让其退场。即使在三方闹矛盾后，一些单据也是由三方的人员一起签的，只至2007年9月份工程完工。案涉工程的周边施工合同指挥部是由谢建成出资的，也是三人合伙的项目，与土石方工程合伙事项无法区分。梅惠超对谢建成陈述的上述内容无异议。关美玉对谢建成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认为案涉工程是其一人从富利公司处承包的，谢建成只是其聘请的工作人员。梅惠超针对案涉合伙关系述称：2006年12月，关美玉介绍其认识谢建成，并称保利国贸公司有个工程准备开工。其是超华车队的实际投资人，该车队有资质。当时保利国贸公司和富利公司要求有车队才愿意签订承包合同，因梅惠超有车队，就同意与谢建成、关美玉签订分包合同。开始时，谢建成、关美玉以每立方米33元将工程转包给梅惠超做。梅惠超所做的合伙事物主要是建设板房、洗车槽、买砖渣铺路等前期工作，还因手续不齐未办妥淤泥排放证而在场地内周转淤泥。梅惠超从2006年12月底开始进场施工至2007年4月，期间除从谢建成那里收取过5万元外，其余都是由梅惠超本人垫资，梅惠超以该前期垫资的费用作为对案涉合伙的投入。2007年4月三人开始合伙后，三人约定各自派员工签开支单，计算挖土、运土的工程量，各自分别支付员工工资，三方一直合伙到2007年9月工程完工。梅惠超主张其与谢建成、关美玉存在合伙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其提交的证据13活动板房租赁合同及证据18中的开支单，部分开支单是三方决定合伙之前形成的，故没有另两方委派人员的签名，部分有三方委派人员的签名。梅惠超另针对其与超华公司的关系问题述称，超华公司实际是其投资的，该公司的有关业务都是由其经办的，但其并没有被登记为公司股东，其提交的施工现场签证单上发包方一栏显示的“杨某乙”是谢建成和关美玉雇佣的人员。谢建成对梅惠超的上述陈述内容无异议，确认与梅惠超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合伙关系，确认梅惠超是超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并称超华公司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谢建成妻子的妹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可证明梅惠超是超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谢建成还确认“杨某乙”是其雇佣的人员。关美玉对梅惠超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主张梅惠超只是其找来的其中一个车队的负责人，且已向梅惠超付清运输费。关美玉针对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案涉合伙关系述称：其与谢建成、梅惠超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关美玉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合伙关系。案涉工程是关美玉一人从富利公司处承包的，所有费用也都是其一人支出的。谢建成只是其聘请的工人，阳玉莲是其聘请的财务人员，谢建成持有的账册是阳玉莲私自藏匿的，谢建成、梅惠超持有的单据都是虚假的。关美玉确认没有与谢建成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向其支付过工资，工资不是每个月固定发放的，因谢建成向关美玉借钱，关美玉不收取利息，就以利息抵扣工资。另外，工程开工后，关美玉向谢建成支付了50万元，谢建成只花了23万元，另外27万元未退还，直接抵作给谢建成的报酬。案涉工程在2007年7月10日才开工，谢建成提供的所谓支出凭证及梅惠超主张的所谓前期工作都与案涉工程无关，不存在梅惠超主张的在正式开工前其就进场施工的情况。梅惠超只是其聘请的多个运输车队中的一个负责人，其已向梅惠超支付了运输费，对梅惠超主张的与超华车队的关系不予确认。富利公司述称：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复印件是从富利公司处复印而来并加盖了富利公司的印章，确认该《分包施工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的相对方是谢建成，确认谢建成与关美玉在案涉工程中都进行过施工，但对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则由法院依法认定。谢建成、梅惠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还主张，在承包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期间，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三方各自委派代表在施工现场管理工地，并由三方代表在相关支出单据上签名确认，三人聘请的代表分别由三人各自发放工资。谢建成主张其聘请的代表为阳某某、李某甲、蒋某某、阳某甲、杨某甲、j杨某乙、唐某某等。梅惠超主张其聘请的代表为林仕洁、沈裕清、梁某某、李某乙、伍某某等。谢建成另主张关美玉委派的代表为周某某、杨某某、周某、何某某、陈某、汤某某等。关美玉则主张，所有的分包工作都是其自己做的，所有现场人员都由其聘请和发放工资的，并已向梅惠超支付运输费用。关美玉提供的多份《保利工地工人工资表》显示，蒋某某、李某甲、杨某某、周某某、熊某某、邱某某、梁某某、陈某、周某、何某某等人为该工地的工人，但该工资表中并未显示有谢建成、梅惠超。关美玉另提供的证据保利国贸中心土方挖运工程已付款凭证的统计表显示，付款日期在2007年5月至9月期间，经手人为梅惠超。梅惠超回应称，关美玉提供的该证据显示的是在三方成立合伙关系之后超华公司参与施工的报酬，是由合伙体支付的，关美玉并未支付三方成立合伙之前梅惠超进行板房、洗车槽建设及铺路、转运淤泥等前期施工的费用。关于各方对合伙的投入问题，谢建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主张，其对案涉合伙的投入总额为4,015,365.36元，是由其在本案中提交的588张单据相加所得。梅惠超对谢建成主张的其对合伙投入4,015,365.36元无异议。梅惠超主张其对合伙的投入为3,008,561.83元，是由其在本案中提交的128份单据相加所得，这些单据主要是有关洗车槽、拉土、拉砖渣、铺整场地等前期工程的开支，部分由梅惠超自己记账，部分单据有谢建成、关美玉委派的代表签名确认。谢建成对梅惠超主张的其对合伙投入3,008,561.83元无异议。谢建成、梅惠超主张关美玉对案涉工程的支出总额为20,410,942.63元，是由284份开支单据相加所得，这些开支单据均由三方委派的代表签名确认，且不包括投标保证金100万元，同时还主张关美玉是用其管理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的，不是关美玉的投资额。关美玉对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上述对合伙的投入金额不予确认，主张其个人对案涉工程的支出额为51,471,832.27元，依据是其在本案中提交的由其单方委托审计形成的专项审计报告。谢建成、梅惠超认为关美玉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是其自行委托审计得出的，审计的依据未经质证，该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讼争各方一致确认，案涉工程的结算价款为38,279,559.58元，抵扣应由施工方支付的税费后，富利公司实际支付工程款34,401,840.19元。谢建成、梅惠超确认谢建成收取了工程款1,430,000元，其余工程款都支付给了关美玉。关美玉主张其实际收取的工程款为31,771,840.19元。另查明：2007年2月7日，保利国贸公司开出收据，收到富利公司交纳的PZBl501项目土石方工程的履约保证金。2007年2月9日，超华公司作为承租人，与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雅致板房租赁合同书》，约定由超华公司向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租用“雅致牌”活动板房，该活动板房安装在广州市海珠区地块。2007年4月30日，谢建成作为丙方、富利公司作为甲方、茂名市电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联营施工合同》，约定丙方以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的方式承包合同所涉工程，谢建成作为丙方在该合同上签名。同日，富利公司向谢建成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授权谢建成为富利公司的“琶洲PZBl501地块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的施工承包人，谢建成的权限为：负责签订施工合同，履行该工程施工合同的一切责任，该工程债权、债务等所有经济责任均由谢建成承担。2007年5月29日，甲方保利国贸公司、乙方富利公司及丙方伟华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就新港东路PG1501地块土方工程施工问题发生争议，经调解，三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丙方主动退场，甲方补偿丙方工程款及退场费共计143万元，并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再由乙方一次性以现金支票支付给丙方，2007年5月30日甲方预付给丙方10万元从总款中扣除。袁野、谢建成、陈国华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的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谢建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解释称，陈国华是当地村民，挂靠在伟华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处要求分些工程做；袁野是保利国贸公司的现场负责人；谢建成当时代表富利公司；人民调解员鲁立春是派出所叫来调解纠纷的人员。2007年8月16日，保利国贸公司向富利公司发函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关美玉，有关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由关美玉享有及承担，并要求富利公司将工程施工结算款项直接支付给关美玉。2009年9月16日，富利公司出具《工程款支付说明》，内容为：“由我司总承包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是由谢建成、关美玉二人分包施工完成，现工程已结算，结算款已全部付清。由于他们是合伙共同承包该工程，我司将工程款及结算款付给其任何一方均合法，我司不承担他们合伙方内部分红结算责任。理由是：该工程是由其二人共同分包，同时签定分包合同，因此，工程进度款既有谢建成签收，也有关美玉签收。这二人的签收都有效。同时，付进度款时也有业主方的通知”。另外，在（2009）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2号案审理过程中，证人蒋某某、李某甲、梁某某、李某乙出具证言，且经谢建成、梅惠超申请，蒋某某、李某甲、李某乙出庭作证，证明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由谢建成、梅惠超、关美玉三方合伙施工，且三方各自委派代表共同管理，每天的工地开支单据均由三方委派的代表共同签字。经关美玉申请，证人邱某某、许韶兴、周某某、杨某某、马健明等出具证言并到庭作证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全部由关美玉承包，所有工程费用都是关美玉支付的，前期工程费用全部由关美玉垫资，谢建成是该工程的前期管理人员之一，谢建成与关美玉不存在合伙承包关系；梅惠超是分包车队的一员，梅超惠与关美玉不存在合伙承包关系。但马健明于2011年11月29日作为证人出庭述称，其从2006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期间在超华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其工资由两部分构成，每月在财务处签收5000元，每年春节前由梅惠超向其支付现金几万元，因为梅惠超是超华公司的老板。在一审法院审理（2009）穗中法民四初字第42号案过程中，谢建成、梅惠超申请对其提供的涉及工程量、工程款项及财务状况进行司法审计。因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审计机构，一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诚安信公司）进行司法审计。在审计过程中，诚安信公司表示，其第一次报价是根据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资料，因关美玉提交的资料尚未收取审计费，故要求当事人补交审计费106,500元。经一审法院决定由关美玉补交该审计费用，并告知了逾期不交的相应法律后果，但关美玉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未交纳审计费用，谢建成、梅惠超亦不愿意预交该项审计费用，故诚安信公司根据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主要列明了下列内容：一、工程收入及谢建成收款情况。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土石方工程（第一、二期）结算书》显示，工程总结算价为40,008,334.58元，扣除淤泥排放费2,228,775元，工程结算总价为37,779,559.58元。谢建成、梅惠超向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保利国贸公司实际和富利公司结算价为38,279,559.58元。富利公司扣除10.13%的税费后，实际支付金额总计为34,401,840.19元。谢建成、梅惠超自报富利公司已支付工程款总金额为34,401,840.19元，谢建成自报个人收到的工程款为1,430,000元。二、谢建成提供的自报支出情况。谢建成自报总支出6,291,799.16元，其中已经收回的管理费税金1,833,023.5元，代关美玉付款443,410.3元，自报与保利工程有关的支出为4,015,365.36元。经对谢建成提供的资料进行数据上的统计，谢建成代关美玉付款为375,707.3元，与自报代付款443,410.3元差额为67,703元，需谢建成重新核实。由于谢建成提供的总金额与审计机构统计数有差异，审计机构暂按提供资料的汇总数进行审计，汇总谢建成自报与工程有关的支出总额为4,083,068.36元。谢建成提供的单据自报总票据数为592张，本次报告列举了金额大于（等于）100,000元的相关凭证，共计2,930,000元，占谢建成自报尚未收到款项的与工程有关的支出总额4,083,068.36元的71.76%，具体情况如下：1.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294号，自报金额为100,000元。经审核，该票据内容为“收到现金1418元”，签章为：成记海鲜酒楼迎宾路店收银章。该票据右上角人为记录“在成记晚餐另开支10万”。由于该票据存在人为记录，也没有关美玉的确认签字，因此，谢建成自报该票据涉及金额100,000元，暂不能确认，需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认同后再做确认。2.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303号，自报金额为100,000元。经审核，该凭据为收据背面人工手写“2007年3月17日梅惠超、关美玉在成记晚餐（梅开支餐费）及开支总数100,000元”。由于该凭证为人工手写，且没有当事人签名及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确认签字，该款项暂不能确认，需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认同后再做确认。3.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357号，自报金额为100,000元。经审核，该事项提供的附件为2007年5月30日开具的收条，该收条使用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签纸，落款为陈国华个人签字，内容为“收到谢建成支付PZB1501地块项目土方款壹拾万元（支票号20317373）”。由于缺乏支票存根及谢建成、梅惠超和关美玉对该款项的确认签名，该款项暂不能确认，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认同后再做确认。4.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550号，自报金额为1,330,000元。经审核，该事项提供的附件为收条2张，一是袁野于2007年6月6日开具的收条原件，收条使用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签纸，落款为袁野个人签字，内容为“收到谢建成支票一张（壹佰叁拾叁万元整）编号12514051，属实”。第二张收条是陈国华于2007年6月5日开具的收条复印件，收条使用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签纸，落款为陈国华个人签字，内容为“收到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票壹张，支票号码12514051，金额壹佰叁拾叁万元整”。由于谢建成提供的支票存根号码1254051与其提供的富利公司支付第一期工程款所开支票号码相同，提供的两张收条均为白条，均使用了“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签纸。而且审计机构也不能确认收款人袁野和陈国华是否与该工程有关，因此，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款项是用于保利工程，需谢建成提供该款项详细资料后审计机构再做审核。5.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578号，自报金额为700,000元。经审核，谢建成提供收条和收据共2张附件。附件一为收据第一联存根联，时间为2007年6月25日，收款人张仁泽，内容为：谢建成预交余泥场地费人民币贰拾万元，6月28日付50万，全部70万；附件二为收条，时间为2007年6月28日，收款人张小军，内容为：收到谢建成交来保利国贸中心土石工程余泥场地费共计人民币柒拾万元整（包括6月25日收到贰拾万元整）。由于收条及收据由不同的收款人签字且未盖章，也未注明收款的方式，因此，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笔款项是否发生以及是否用于保利土石方工程，需谢建成提供该款项的详细资料后审计机构再做审核。另经一审法院核查，上述收条显示梅惠超于2007年9月2日在该收条上批注“情况属实”。6.谢建成提供的票据第592号，自报金额为600,000元。摘要为：工程业务及办淤泥排放证等开支包干费用1.5%。因谢建成未提供相关凭据，该金额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三、梅惠超提供的自报支出情况。（一）梅惠超提供的自报支出情况包括：1.场地平整修路78960m3，单价1元，金额78960元；2.现场储备砖渣19780m3，单价13元，金额257140元；3.场内转运土（挖运土方到场内堆放）245942.47m3，单价5.5元，金额1,352,683.59元；4.三人合作前外运土方33,069.28m3，单价33元，金额1,091,286.24元；5.工地借用15台车辆7天停车费用105台次，单价600元，金额63,000元；6.工地临设（板房）租金20,392元；7.两个洗车槽105,000元；8.车辆40,100元。梅惠超自报的以上项目总金额为3,008,561.83元。具体情况如下：1.项目1场地平整修路，自报金额78960元。提供附件：施工现场签证单。内容显示：工程名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单位：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证项目内容：平整场地、铺筑砖渣运输道路。提供方自述：本工程原来是由我公司全部分包施工，后来从2007年4月13日起，改为由三人合伙施工，前期由我公司完成的施工场地的平整（包括修路）费用请发包方给予签认。（1）经现场验收我公司2007年元月份到4月完成了本工程施工场地的平整（包括修路）共79,860㎡。（2）施工场地的平整（包括修路）费用按综合单价1.5元每平方米计算。发包方现场代表签名人：杨某乙。分包施工队签名人：梁某某；时间2007年5月10日。5月12日，谢建成批注：按1元每平方米计价共计79,860元。2.项目2现场储备砖渣，自报金额257,140元。提供附件：施工现场签证单。其中，工程名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单位：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证项目内容：现场储备砖渣。提供方自述：本工程原来是由我公司全部分包施工，后来从2007年4月13日起，改为由三人合伙施工，前期我公司在现场储备了大量砖渣，以备后期修路用，其费用请发包方给予签认。（1）经现场验收我公司储备施工场地的砖渣共19,780m3。（2）砖渣费用按综合单价15元每立方米结算。发包方现场代表签名人：杨某乙。分包施工队签名人：梁某某；时间2007年5月10日。5月12日，谢建成批注：按13元每平方米计价。该项目自报金额257,140元（19,780m3×13=257,140元）。3.项目3现场转运土（挖运土方到场内堆放），自报金额1,352,683.59元。提供附件：附件一：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土石方工程（第一、二期）结算书。工程总造价40,008,334.58元。包括：合同内土方外运，合同内中转土方和合同外签证及其他。附件二：施工现场签证单（挖运西南角供电房堆土）。提供方自述：由于西南角供电配电房先行施工，其平场及部分基础土方都堆放在本工地围墙内，为了给支护施工提供工作面，排水沟现行施工。业主及监理要求我公司把该土方转运到二、三期区域临时堆放，以后再外运，此工程量不包含在原土面测量范围内。经现场测量该土方工程量为：长50m×宽26m×高2.63m=3419m3，落款为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章，现场代表梁某某，时间为2007年3月11日。当日监理单位陈科璇签字未盖章。施工单位谢建成签字。谢建成批注：超华公司内运土按5.5元每立方米计价。附件三、四、五、六：施工现场签证单（两地铁口间旋喷桩工作面土方挖运）、开挖位置平面图、琶洲PZB1501地块原场地标高现场测量记录、两地铁口旋喷桩开挖平面图。提供方自述：由于地铁口间不能打锚杆，改为旋喷桩，为了给旋喷桩提供工作面，业主决定对两地铁口间土方挖运并进行转运到二、三期范围堆放，以后再外运，挖运土方工程量如下：50.900×30.560×（8.13－5.3）=4402.07m3，落款为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章，现场代表梁某某，时间为2007年4月19日。当日监理单位陈科璇、文世捷签字未盖章。施工单位谢建成签字。谢建成批注：超华公司内运土按5.5元每立方米计价。4.项目4三人合作前外运土方，自报金额1,091,286.24元。提供附件：施工现场签证单。其中，工程名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单位：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证项目内容：转运到场内堆放的连续墙、场平及排水沟土方已外运工程量。提供方自述：为了给基坑顶周边排水沟、土建单位临设、道路施工提供工作面，我公司把连续墙以外至围墙（征地红线内）场地进行了平整，经现场验收共完成土方外运工程量33,069.28m3。发包方现场代表签名人：杨某乙。分包施工队签名人：梁某某；时间2007年5月12日。5月20日，谢建成批注：外运土按33元每平方米结算。5.项目5工地借共15台车辆7天停车费用，自报金额63,000元。提供附件：施工现场签证单。其中，工程名称：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单位：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证项目内容：车辆停滞费。提供方自述：本工程从2007年4月13日起，改为由三人合伙施工，2007年5月5日－11日，琶洲本地人陈国华用几台挖机堵住洗车槽及施工道路，工地用借用我公司15台孖担车在现场停放7天，其费用签证如下：按每台车每天24个小时计2个台班，每个台班600元，15台车共计停滞费用=15×2×600=126,000元。发包方现场代表签名人：杨某乙。分包施工队签名人：梁某某；时间2007年5月20日。5月20日，谢建成批注：每台车每天按一个台班计算停滞费，共105个台班。该项目自报金额为63,000元（600×105=63,000）。6.项目6工地临设（板房）租金，自报金额20,392元。提供附件：（1）收款收据复印件两张，金额共计12,000元，其中押金2000元，租金10,000元。内容为：收到广州超华物流公司押金贰仟元，租金壹万元。（2）活动板房租赁合同，出租方为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方为广州市超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签订日期为2007年2月9日。合同注明租赁期为12个月，自2007年2月9日至2008年2月9日，租金总额20,392元。按该合同，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应向出租方交付押金2000元整，签订合同后，承租方应于2007年2月9日向出租方交付租金10,000元。7.项目7两个洗车槽，自报金额105,000元。附件：自报附开支单110张。8.项目8车辆罚款，自报金额40,100元。附件：自报附件为罚款单及收据各251张。（二）对梅惠超自报开支项目的审核情况。1.第1、2、4、5项，提供的附件资料仅为施工现场签证单，签证单上的发包方一栏仅签名未盖章，该签证单均有谢建成的批注，未见关美玉的签字确认。由于受梅惠超提供资料的限制，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上述四项工程支出为保利土石方工程前期支出，也暂不能确认实际工程量及金额，需梅惠超提供分包合同、设备数量及工作台班记录资料、参与该工程的人员资料名单、发包方及施工方等相关单位的签字并盖章，以及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对该支出的确认后审计机构再做审核。2.第3项，场内转运土，自报金额1,352,683.59元，附件为《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土石方工程（第一、二期）结算书》，该结算书金额为土石方工程总结算价40,008,334.58元。由于该结算书并未单独列示梅惠超的支出情况，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项工程的实际情况，需梅惠超提供与支出相关的凭证后再做审核。3.项目6，梅惠超自报为工地临设（板房）租金，金额为20,392元，提供的收据为10,000元和2000元的租金，后续的租金是否支付，未见相关资料；梅惠超提供的收据显示付款方为超华公司。由于受提供证据的限制，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板房为保利土石方工程使用，也不能确认该金额全部由梅惠超支付。需梅惠超提供超华公司的确认凭证、自报支出的所有收据，以及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确认后再做审核。4.项目7，两个洗车槽，自报单据110张，总金额105,000元。实际录入中，发现原始单据为109张，未发现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对该支出的确认签字，且部分金额不能确认：（1）广东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的送货单，只有送货的数量，未见金额。金额暂不能确认；（2）出仓单总金额23,298元，不能确认出仓单与送货单是否存在重复录入情况，金额暂不能确认。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项支出，需梅惠超对上述金额提供相关资料以及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确认后审计机构再做审核。5.项目8，车辆罚款，自报金额40,100元。经审核，提供者提供的车辆罚款单，记录有25辆车有交通违法情况。由于梅惠超未提供由哪些车辆进行工程作业以及车辆的相关台班或工程量记录，审计机构对该支出暂不能确认。另按提供方陈述，从2007年1月8日（春节前）就进入了工程开工，到4月12日止为前期工作量，经审核，所有的车辆违规时间均在2007年5月－7月之间，时间上不相符。由于存在上述原因，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该项支出，需梅惠超提供相关资料及该项支出由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确认后审计机构再做审核。综上，梅惠超自报的前期支出，由于提供资料不完整，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其实际支出的金额，需梅惠超补充相关凭证以及由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双方确认后审计机构再作审核。四、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每天三方签收的总车数单据情况。谢建成、梅惠超提交了工程期间三方签收的开支总单据其中一联原件，自报为土石方挖运工程中的总车数、机械台班、砖渣数及人工费单据。经审计机构统计，梅惠超提供2304份，谢建成提供289份。其中梅惠超和谢建成持有相同内容的单据119张（票数238÷2）.由于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票据内容为车数机械台班，没有显示金额，审计机构暂不能确认工程的实际支出。五、审计意见：根据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资料，经审计机构统计，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总结算价为40,008,334.58元，扣除淤泥排放费2,228,775元，工程结算总价为37,779,559.58元。保利国贸公司实际与富利公司结算价为38,279,559.58元，其中包括工程结算价37,779,559.58元和完工奖励500,000元。由于谢建成、梅惠超提供的资料存在不完整性，其收款情况及支出情况审计机构暂无法进行确认，需对资料补充确认后再继续审计。谢建成、梅惠超预交了审计费用80,000元。谢建成、梅惠超对上述审计报告的回复意见：一、谢建成的支出情况：1.票据294、303号各10万元，都是合伙人三方共同商量的开支项，谢建成和梅惠超两次各交了10万元给关美玉，作为办理淤泥排放证业务等的开支，关美玉必须认可。2.票据357号10万元及550号133万元支付情况：这两张单据合计为143万元，是代甲方清退琶洲村施工队陈国华所支付的工程款。在收到第1期进度款时，关美玉也对此款项的支付签了名。谢建成、梅惠超已向法院提交了关于“清退琶洲村施工队陈国华”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是由甲方（保利国贸公司的项目总经理）袁野、乙方（富利公司承包人代表）谢建成、丙方（琶洲村施工队）陈国华、人民调解员（海珠区江海司法所）鲁立春共同签订的。本协议书清楚写明了付款方式、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3.票据357号10万元支票，是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后第二天，即2007年5月30日（甲方还没有付第1期工程款前）支付的。其支票号为20317373，而且支票是由关美玉的代表杨某某签收并转交给陈国华的。4.票据550号133万元（支票编号为12514051，支票实际金额为143万元，陈国华退回了10万元），是2007年6月5日直接由富利公司支付的，而且是富利公司董事长罗卫民为尽快清退陈国华施工队而特批的（因为当时建设单位的工程款还没到富利公司账户，因此，谢建成、梅惠超的第1期进度款408.8万元支票于6月6日才拿到）。此款的支付收条是使用“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信签纸”且有“袁野”签名。“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广州市保利国贸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而且，当时“广州市保利国贸投资有限公司”都是在“广州中轻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办公。“袁野”是保利国贸公司的项目总经理，关美玉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中的开工报告、结算签证单、工作联系单指令等都是袁野签发的。5.票据578号70万元淤泥场地费的支付情况：（1）都是谢建成用现金支付的，分两次支付（2007年6月25日付20万、6月28日付50万）。（2）因为收款人张仁泽和张小军是一起的。因此，第1次收款人是张仁泽，第2次收款人是张小军。（3）付款时，合伙人梅惠超也在场，因此他也签字认可。（4）此费用都是通过合伙人三方共同商量确定的。因此，关美玉在收到富利公司第2期工程进度款时，直接就把70万元（富利公司的支票，编号为12506820）付给了阳某某，阳某某向关美玉办了手续，并注明了是用于工地。（5）第2期进度款关美玉要求富利公司分3张支票支付，1张50万元支付梅惠超的运费，1张70万元是作为淤泥场地费，剩余款232.2904万元是作为支付其它车队的运费就交给了关美玉。6.票据592号工程业务开支费用60万元：是按工程结算总价1.5%计收的，1.5%的标准是由合伙人三方口头商定的。谢建成将自己接下来的业务用于三方合伙经营，按常规业务费用必须由合伙人三方共同承担。二、梅惠超的支出情况：1.第1－7项，均属三人合伙前梅惠超完成的工程量，因为开始时谢建成和关美玉把本工程全部发包给由关美玉请来的梅惠超的超华车队。2.当时协定的承包方式是：（1）外运土方33元/m3、场内转运土方5.5元/m3；（2）外运土、场内转运土两项工程量则以甲方结算的工程量为准。（3）其它项目（比如：临时设施、平场地、砖渣、修路、抽水、洗车等）属措施费不计价不计量。3.由于承包人代表是谢建成，分包方梅惠超又是关美玉请来的，前期施工关美玉也没有到现场管理，所以谢建成签订的现场签证单有效。4.合伙人三方签收的每天开支总单里根本就不含梅惠超前期1－7项的开支项目。特别是梅惠超支出的第3项“场内中转土方”，梅惠超与甲方结算总量为247,942.47＋9739.04=257,681.51m3（注：超深中转65,621.82m3是三方合伙完成的）。5.梅惠超支出主要是第3、4项场内转运土和外运土。其中第3项场内转运土都有关美玉的代表许韶兴签名，而且有甲方的结算单明细数量可证明。6.第4项外运土方量主要是地下连续挡土墙置换土（约占2万立方），地下挡土墙抽，地下挡土墙抽出来的几乎全部是泥浆是，梅惠超的土方施工队进场，首要任务就是平整场地把挡土墙置换土全部清运出去。这项工程都是梅惠超完成的。7.第1、2、5、6、7项分别为平场、修路用砖渣、汽车停滞费、活动板房（临设）、洗车槽，这些本来都属于措施费，不给计量的，但这些措施费都是为三方合伙工程服务的，而梅惠超又没有继续单独承包本工程，因此，这些措施费应由合伙人三方共同承担。8.第8项车辆罚款：基本是在三人合伙后发生的。当时淤泥排放证手续还没有批下来，甲方又要求梅惠超外运土方（谢建成与甲方的承包合同规定淤泥排放证手续是由谢建成自己负责），没有车队愿为其运土。由于梅惠超是合伙人，因此梅惠超的车队必须无条件外运土方，当时谢建成也承诺一切罚款由合伙人共同承担，而且，关美玉的管理员杨某某也在谢建成那里报销过车辆罚款单。关美玉同意审计机构的意见，并表示除了谢建成收取的1,430,000元外，其余工程款均由其收取，故其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关美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合伙协议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审理。讼争各方一致同意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讼争三方就案涉挖土石方工程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具体就本案而言，谢建成、梅惠超主张其与关美玉合伙承包“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PZB1501地块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而关美玉对此则予以否认，称该工程为其个人承包施工，谢建成是其施工期间聘用的人员，梅惠超是其聘用的多个车队中的一个车队负责人。根据讼争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内容，一审法院确认讼争三方就案涉挖土石方工程存在合伙关系，具体理由评述如下：第一，关于谢建成主张的与关美玉、梅惠超存在合伙关系问题。首先，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显示承包人为谢建成，该合同虽为复印件，但加盖了发包人富利公司的印章，富利公司亦明确确认《分包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为谢建成，谢建成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而关美玉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首页乙方的承包人处存在涂改，且富利公司否认《分包施工合同》的相对方是关美玉。其次，谢建成和关美玉提交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20条约定承包人代表是谢建成，富利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证明书》明确授权谢建成为案涉工程的施工承包人，谢建成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证实其在合伙期间曾作为富利公司的代表解决与案外人陈国华之间的纠纷等，关美玉并无足够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最后，谢建成持有经多人签名确认的有关案涉工程支出的大量原始单据，证实其的确对案涉工程有投入，其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其也实际收取了1,430,000元工程款。梅惠超对谢建成的合伙人身份和投入并无异议。第二，关于梅惠超主张的与谢建成、关美玉存在合伙关系问题。首先，基于谢建成作为案涉工程的合伙人之一，其对梅惠超从事的前期施工行为及其对合伙工程的前期投入无异议。虽然梅惠超无足够证据证明其与超华公司的关系，但谢建成对梅惠超的合伙人身份及其主张的其为超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并无异议，关美玉在此前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马健明亦确认梅惠超是超华公司的老板。关美玉提交的有关在合伙施工期间支付运费及台班费的经手人也是梅惠超。其次，梅惠超提交了有关进行板房、铺路及洗车槽等前期施工建设的单据，这是进行案涉工程施工的必要设施，关美玉对此并无足够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最后，梅惠超持有与案涉工程有关的大量单据，其中部分单据与谢建成提供的单据相同，且有谢建成本人或其确认的多方人员的签名。第三，关于关美玉主张案涉工程由其个人承包，其与谢建成、梅惠超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的抗辩主张。首先，关美玉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存在涂改，作为该合同相对方的富利公司否认关美玉是该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关美玉对其涂改合同原因的说明并无相应证据证实。其次，关美玉主张谢建成是其聘请的工作人员，梅惠超是其聘请的多个车队中的一个车队负责人，但其未能提供与谢建成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曾向谢建成发放劳动报酬的证据。关美玉自己提交的有关向工人发放工资的多份工资表中并无谢建成，其提交的向梅惠超支付运费、台班费的相关证据显示是在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三人合伙关系成立之后，无证据显示其向梅惠超支付了在三人合伙关系成立之前梅惠超进行铺路及建设板房、洗车槽等前期施工的报酬。最后，关美玉对谢建成、梅惠超持有大量案涉工程单据原因的口头解释无相应证据证实，也无证据证明这些单据是谢建成、梅惠超伪造的。综上所述，谢建成、梅惠超关于确认其与关美玉之间就“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PZB1501地块的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成立了合伙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谢建成、梅惠超主张关美玉返还其对合伙的投入并分配合伙利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的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合伙承包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该工程早已完工，发包方已进行了结算并支付了工程款，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之间的合伙事项事实上已经终止，现谢建成、梅惠超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其对合伙的投入并分配合伙进行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的利润，原则上应按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但由于各方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并明确约定合伙的财产分配方案，且对合伙事项的投入额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关美玉坚持否认讼争各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情况下，显然也不能按谢建成、梅惠超两人形成的多数意见分配合伙财产。此前一审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各方在该工程中的投入进行审计，由于谢建成、梅惠超预交了审计费用而关美玉拒绝预交相应的审计费用，故审计机构只对谢建成、梅惠超的投入进行了审计，对关美玉的投入未做审计。经一审法院告知关美玉不预交审计费的相应法律后果后，其仍不愿意预交审计费，谢建成、梅惠超亦不愿意代为预交，由此导致无法确认关美玉对案涉合伙工程具体投入的后果，依法由关美玉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在此认定关美玉对案涉合伙工程的支出应按谢建成、梅惠超确认的金额处理，即关美玉对合伙工程的支出额为20,410,942.63元。至于关美玉在本案中主张其个人对案涉工程的支出额为51,471,832.27元问题，因得出该结论的专项审计报告是关美玉单方委托审计形成的，据以审计的依据未经各方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对关美玉提交的该专项审计报告和审计结论不予采信。至于谢建成、梅惠超对案涉合伙工程的具体支出额，由于其提供的资料不完整，且记账不规范，导致审计机构无法对其支出和收款情况进行确认。一审法院对审计报告中所列举的金额大于10万元的单据，参考审计报告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依职权进行审查。对谢建成、梅惠超提交的其余部分单据，因基本都有其主张的三方或两方代表的签名确认，记载的内容显示与案涉工程有关，谢建成、梅惠超相互都予以认可，关美玉也无足够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可按照谢建成、梅惠超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一，关于谢建成对合伙的支出情况。1.谢建成提交的第294号及第303号票据，自报金额共200,000元。由于该票据是人工手写的，未经关美玉签字确认，谢建成主张该款项为其对案涉合伙工程的支出，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谢建成提供的第357号及第550号票据，自报金额分别为100,000元及1,330,000元。该票据的附件有三张收条，并有陈国华和袁野的签名，结合保利国贸公司、富利公司及伟华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可认定是谢建成为履行该调解协议所付的款项，即该款项与案涉合伙工程有关，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谢建成提供的第578号票据，自报金额700,000元，其中由案外人张小军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工程余泥场地费”，梅惠超于2007年9月2日批注“情况属实”，故可予以确认。4.谢建成提供的第592号票据，自报金额为600,000元。因谢建成未提供相关凭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确认。综上，谢建成自报在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中的支出为4,015,365.36元，减去上述不能确认的8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谢建成对案涉合伙工程的支出额为3,215,365.36元。第二，关于梅惠超对合伙的支出情况。1.梅惠超自报支出的第1、2、4、5项，自报金额共1,490,386.24元。梅惠超提供了施工现场签证单，签证单上有发包方的签名，且该签证单均有谢建成的批注，所报的项目也与施工内容相吻合，由于系三方合作前的施工内容，故无关美玉的签字确认也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梅惠超自报支出的第3项场内转运土，自报金额1,352,683.59元，梅惠超为此提供了《保利世界贸易中心土石方工程（第一、二期）结算书》、《施工现场签证单》等，虽然该结算书并未单独列出梅惠超的该项支出，但结算书、《现场签证单》等都有施工现场代表及谢建成的签名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3.梅惠超自报支出的项目6工地临设（板房）租金，自报金额20392元，由于其提供的收据分别为10,000元和2000元的租金，后续的租金是否支付，未见相关资料，故只确认其支付租金12,000元，未被确认金额为8392元。4.梅惠超自报支出的项目7两个洗车槽，自报金额105,000元。该项目属于挖土石方工程所必须的，费用虽为单方签注，但大部分用于三方合伙前，为梅惠超单方的支出，其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谢建成也予以确认，故可确认其确有洗车槽项目支出。但经审计，其中的出仓单总金额23,298元，不能确认出仓单与送货单是否存在重复录入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出仓单总金额23,298元不予确认，确认两个洗车槽金额为81,702元。5.梅惠超自报支出的项目8车辆罚款，自报金额40,100元。梅惠超在本案中主张其对案涉合伙的投入是在2007年4月13日三方成立合伙关系之前其单方进行前期施工的费用，而其提交的有关车辆罚款的证据显示所有的车辆违规时间均在2007年5月－7月之间，即在三方成立合伙关系之后，关美玉提交的有关向运输车队支付运费的证据显示已向超华公司支付了该期间的运费，梅惠超对此亦无异议，因此即使该期间超华公司的施工车辆产生了罚款，该项费用也应由超华公司自行承担，梅惠超现主张在三方合伙期间产生的车辆罚款40,100元为其对合伙工程的投入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综上，梅惠超自报在保利国贸中心土石方挖运工程中的支出为3,008,561.83元，减去项目6中未被确认的8392元、项目7中未被确认的23,298元和项目8车辆罚款40,100元，梅惠超对合伙的支出可确认为2,936,771.83元（3,008,561.83元－8392元－23,298元－40,100元）。根据诚安信公司的审计报告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保利国贸公司与富利公司对案涉挖土石方工程的实际结算价为38,279,559.58元，富利公司扣除相应税费后，实际支付工程价款34,401,840.19元，减去谢建成、梅惠超、关美玉三方各自的支出后，可供分配的合伙利润为7,838,760.37元（34,401,840.19元－32,153,65.36元－2,936,771.83元－20,410,942.63元）。因无法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合伙三方曾约定了合伙的利润分配方案，谢建成、梅惠超和关美玉对三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各方对合伙的投入等事实又各执一词，为公平起见，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从富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先向各方返还各自对合伙的支出金额，再按三方各自对合伙支出的金额占三方共支出的总金额的比例分配上述合伙利润7,838,760.37元。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谢建成对合伙的支出为3,215,365.36元，梅惠超对合伙的支出为2,936,771.83元，关美玉对合伙的支出为20,410,942.63元，三方对合伙的总支出额为26,563,079.82元（3,215,365.36元＋2,936,771.83元＋20,410,942.63元），则谢建成可分得合伙利润948,853.77元（3,215,365.36元÷26,563,079.82元×7,838,760.37元），梅惠超可分得合伙利润866,640.87元（2,936,771.83元÷26,563,079.82元×7,838,760.37元），关美玉可分得合伙利润6,023,265.73元（20,410,942.63元÷26,563,079.82元×7,838,760.37元）。对于富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除谢建成收取了第一期工程款中的1,430,000元外，其余均由关美玉收取，故应由关美玉向谢建成、梅惠超返还其对合伙的支出并支付相应合伙利润，但谢建成所得款项中应扣除其已收取的1,430,000元。经计算，关美玉应向谢建成支付2,734,219.13元（948,853.77元＋3,215,365.36元－1,430,000元），应向梅惠超支付3,803,412.7元（866,640.87元＋2,936,771.83元），即关美玉应向谢建成、梅惠超支付其对合伙的投入和合伙利润共计6,537,631.83元（2,734,219.13元＋3,803,412.7元）。谢建成、梅惠超主张关美玉向其支付合伙利润及投资款共计10,981,984.41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谢建成、梅惠超的主要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就“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土石方挖运工程”成立了合伙关系；二、关美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建成、梅惠超支付共6,537,631.83元（其中向谢建成支付2,734,219.13元，向梅惠超支付3,803,412.7元）；三、驳回谢建成、梅惠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692元，由谢建成、梅惠超共同负担35,489元，关美玉负担52,203元。审计费用80,000元，由谢建成负担26,666元，梅惠超负担26,666元，关美玉负担26,667元。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谢建成、梅惠超于2018年6月11日向本院递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将其诉讼请求金额增加至14,893,804.27元，并请求追加判决关美玉向谢建成、梅惠超计付投资款和利润的利息。本院认为，关美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伙协议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本案法律适用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对谢建成、梅惠超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法庭调查情况，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之间是否成立合伙关系，以及如果三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返还投资款和分配利润款能否成立。一、关于谢建成、梅惠超与关美玉之间是否成立合伙关系问题三方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合伙协议，故该争议问题应结合三方当事人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关于谢建成与梅惠超之间是否成立合伙关系问题。首先，保利国贸公司和富利公司签订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关美玉和谢建成分别为签约代表人和联系人，通用条款中约定谢建成为承包人代表。从案涉工程分包合同看，谢建成、关美玉均提供了《分包施工合同》，谢建成提交的《分包施工合同》虽然是复印件，但已经经过合同当事人富利公司盖章确认其真实性，且富利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直明确表示谢建成为承包人，实际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其次，富利公司向谢建成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授权谢建成作为案涉工程施工承包人对外签订施工合同，谢建成多次以承包人的身份对外签订施工合同和有关争议的调解协议。再次，谢建成实际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持有大量由其本人以及关美玉认可由其聘请的人共同签署的单证，且有相关的财务支出证明。关美玉抗辩称谢建成是其员工，同时利用其妻子阳某某担任财务之便窃取单证，并主张其通过生活借款的方式向谢建成支付了劳动报酬，但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亦与其另案向谢建成诉请返还借款相矛盾，关美玉未能合理说明谢建成为何参与到案涉工程中，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应认定谢建成与关美玉之间就案涉工程成立合伙关系。关于梅惠超是否参与合伙问题。双方都确认梅惠超是关美玉的朋友，是关美玉拉入到本案工程中，梅惠超提供的大量单据证明其为案涉工程租赁板房，进行铺路及洗车槽等前期施工建设，谢建成确认梅惠超的合伙身份。关美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超华车队支付了运费，但没有证据显示关美玉向梅惠超支付了前期费用。在关美玉不能合理说明梅惠超为何参与前期投资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梅惠超与谢建成、关美玉就案涉工程成立合伙关系并无不当。二、关于谢建成、梅惠超主张的返还投资款和分配利润款能否成立问题关于各合伙人的支出问题。1.关于关美玉的支出额问题。关美玉提供的审计报告为其单方委托进行审计得出的报告，谢建成、梅惠超均不予确认。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各方在该工程中的投入进行审计，谢建成、梅惠超预交了相应的审计费用，关美玉拒绝预交相应的审计费用，故审计机构只对谢建成、梅惠超的投入进行审计，对关美玉的投入未做审计。经一审法院告知关美玉不预交审计费的相应法律后果后，其仍不愿意预交审计费用，导致审计机构无法确认关美玉对案涉合伙工程的具体投入，对此，关美玉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因此不予采信关美玉提交的审计报告，并按谢建成、梅惠超确认的金额认定关美玉对合伙工程的支出额为20,410,942.63元，并无不当。2.关于谢建成的支出额问题。谢建成上诉主张其代关美玉支付应收款项375,707.3元，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不当。经查，谢建成主张的代付款均为其单方主张，相应的票据中并未经关美玉确认，且关美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对该费用均不予认可，其主张为代付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谢建成另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未认定第294号、第303号和第592号票据不当，但该三份票据均未经关美玉一方确认，也无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不足以支持谢建成的主张，一审认定并无不当。3.关于梅惠超上诉主张的车辆罚款，该费用均产生于2007年5月份之后。梅惠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确认其在2007年4月份加入合伙后，之后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其以之前的施工费用作为合伙投入，其上诉主张三方就该罚款存在作为合伙投入的口头协议，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综合上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各当事人在案涉工程中的支出均无不当。案涉工程已经完工，合伙事项已经终止，富利公司实际向合伙人支付工程款34,401,840.19元，扣减谢建成、梅惠超和关美玉三方各自的支出后，可供分配的合伙利润为7,838,760.37元。谢建成、梅惠超主张返还合伙投入并分配合伙利润于法有据，但各方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证明在合伙成立当时对利润分配进行约定，且关美玉和谢建成均存在收取工程款并从工程款中支出的情况，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根据各方当事人对合伙支出金额与三方支出总金额的占比对合伙利润进行分配，较为公平合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是，根据谢建成在本案中的自认，关美玉已经在收到富利公司第2期工程进度款时，直接将第578号票据的70万元（富利公司的支票，编号为12506820）付给了谢建成的妻子阳某某，一审判决未扣除该70万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此，关美玉应向谢建成支付的金额为2,034,219.13元，应向梅惠超支付的金额为3,803,412.7元。综上所述，谢建成、梅惠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美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四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关美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建成、梅惠超支付5,837,631.83元（其中向谢建成支付2,034,219.13元，向梅惠超支付3,803,412.7元）；三、驳回谢建成、梅惠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关美玉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谢建成、梅惠超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692元，由谢建成、梅惠超共同负担41,078元，关美玉负担46,614元。审计费用80,000元，由谢建成负担26,666元，梅惠超负担26,666元，关美玉负担26,6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892.02元，由谢建成、梅惠超负担45,492.05元，关美玉负担51,399.97元。关美玉已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57,563.42元，由本院予以清退6163.45元，谢建成、梅惠超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163.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堂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张怡音二〇二〇年七月××日法官助理高静书记员潘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