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2行终78号 上诉人河池市宜州生态环境局，住所地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公园东路**。 负责人候国俊，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行政机关负责人赵校平，河池市宜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鹏，河池市宜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蓝建强，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宜州市怀远镇兴隆街**。 法定代表人梁文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韦孟良，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环保主任。 委托代理人韦礼，广西道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池市宜州生态环境局诉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2020）桂1281行初3号行政判决，于2020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河池市宜州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宜州生态环境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赵校平及委托代理人程鹏、蓝建强，被上诉人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凤丝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文军及委托代理人韦孟良、韦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7日8时40左右，宜州生态环境局执法工作人员覃秋玉、张应军，会同监测站人员陆默涛、潘忠毅、韦小梅对嘉凤丝业公司排放设备进行监督性监测，嘉凤丝业公司设备主任吴邓智称设备正在故障检修，9时40分左右，嘉凤丝业公司设备开机运行，10时40分左右，宜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开始进行采样监测。2018年12月28日，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出具宜环监气字〔2018〕第34号监测报告，该报告认定嘉凤丝业公司烟气颗粒物折算浓度超标1.0倍。2019年4月17日，宜州生态环境局对嘉凤丝业公司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并对嘉凤丝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文军、设备主任进行了询问，2019年4月29日，宜州生态环境局向嘉凤丝业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停止超标排放，完善排污设施。2019年5月27日，宜州生态环境局拟对嘉凤丝业公司处以罚款100000元，并向其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其有听证的权利，2019年6月28日，宜州生态环境局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2019年7月19日，宜州生态环境局以嘉凤丝业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超标排放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作出宜环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嘉凤丝业公司罚款100000元。嘉凤丝业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宜州生态环境局作为法律授权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部门，有权对嘉凤丝业公司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本案宜州生态环境局主体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2、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一、关于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1、关于嘉凤丝业公司认为宜州生态环境局超期立案问题。《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该规定中“7个工作日内”应该指的是从初步审查到决定立案的时间，宜州生态环境局初步审查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立案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嘉凤丝业公司认为宜州生态环境局超期立案法院不予认定；2、关于嘉凤丝业公司认为宜州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工作证到期，未按环保部要求两年一检验问题。宜州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除了环保部颁发的执法证外，另有广西颁发的执法证，该证据未过检验期，其具备行政执法资格。3、关于保障嘉凤丝业公司其他权利问题。宜州生态环境局在进行行政处罚前依法告知了嘉凤丝业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并进行了听证，程序合法。二、关于宜州生态环境局处罚依据的问题。宜州生态环境局处罚依据的事实证据为宜环监气字〔2018〕第34号监测报告，该报告是否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决定宜州生态环境局处罚是否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为，监测站进行采样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属于行政执法行为。其理由为：第一，对于监测站进行采样并出具监测报告的行为。宜州生态环境局称该站为受宜州生态环境局管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机构，平时的监测分为监督性监测和委托性监测，监督性监测为依职权监测，委托性监测为受宜州生态环境局委托进行监测，本案性质属于委托性监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监测站受宜州生态环境局委托进行采样和出具报告，视同宜州生态环境局的执法行为。第二，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依据本办法取得的环境监测数据，应当作为环境统计、排污申报核定、排污费征收、环境执法、目标责任考核等环境管理的依据。”监测站在本案取得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环境执法的依据，监测行为为宜州生态环境局单方委托，具有强制性，符合行政执法的特征。如上所述，监测站的采样以及进行数据鉴定出具报告等行为具有行政性，其行为要合乎行政相关法律的规范，法院依法对监测站以上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1、《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环境监测业务相适应的能力和条件，并按照经批准的环境保护规划规定的要求和时限，逐步达到国家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标准。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组织的环境监测岗位考试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本案监测报告由宜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参与采样人员为陆默涛、潘忠毅、韦小梅，上述人员在进行采样时并未出具相关资质证书，监测站在出具监测报告时并未附随监测站及监测人员相关资质。2、《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在环境执法案件中，样品作为处罚的主要依据，必须保证精确性、真实性，其采取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和技术规范，为保证采样过程公开、透明，法律规定取样过程必须全程记录。具体到本案中，宜州生态环境局未提供采样的记录，无法证明自己采取何种技术规范利用何种仪器进行取样（仪器是否合格），也无法证明取样时的温度、取样位置、取样孔大小数目、排气温度、湿度、流速、流量等参数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崂应3012H型检测仪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在进行取样前后，应该对取样所用的试管进行加热冷却，然后进行称重，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根据嘉凤丝业公司提供的现场取样相片，嘉凤丝业公司陪同人员签名时表格中“滤筒初重、滤筒终重、滤筒增重、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等栏目为空白，无法证明宜州生态环境局采样时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实时测量，也无法证明采样数据的真实性。综上，宜州生态环境局委托采样人员未提供证明具备相应资质，采样也未提供相应的采样记录，其做出的《监测报告》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嘉凤丝业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宜州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宜州生态环境局宜环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诉人宜州生态环境局诉称，一、针对一审法院提出上诉人未在现场监测时提供监测站相应资质问题：（一）上诉人下属河池市宜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以下简称宜州区环保监测站）是国家设立的为环境保护提供保障，负责辖区内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质量监测的机构。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未规定采样人员进行监督性监测时必须向被检测企业提供相应采样资质，且本案监测采样当天执法人员覃秋玉、张应军已经出示了执法证并说明了监测人员的身份。（二）上诉人下属监测站于2016年1月再次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是可以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监测机构，有效期至2022年1月。上诉人下属监测站监测技术员韦小梅、陆默涛、潘忠毅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以及《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的要求，规范采样；监测技术员韦小梅、陆默涛、潘忠毅均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组织的环境监测上岗证考核，均为持证上岗操作;烟尘烟气监测所采用的设备为崂应3012H型烟尘（烟气）分析测定仪（站内编号SB115）,该设备已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院的检定，获得检定证书，现场监测时该设备检定证书在有效期限内。采样当天，上诉人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在《宜州区环境保护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中已经注明监测人员为韦小梅、陆默涛、潘忠毅，所使用的设备为崂应3012H型烟尘（烟气）分析测定仪（站内编号SB115)，有被上诉人的环保主管吴邓智签字确认。（三）若被检测企业质疑上诉人下属监测站的资质，可当场或事后向上诉人提出质疑，或向相关市场监督管理局反馈，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调查。但在现场监测时及事后，被检测企业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馈。监测站出具本案的《监测报告》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五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监测的，应当提出明确具体的监测任务，并要求提交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必须载明下列事项：（一）监测机构的全称：（二）监测机构的国家计量认证标志（CMA)和监测字号：（三）监测项目的名称、委托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点位、监测方法、检测仪器、检测分析结果等内容：（四）监测报告的编制、审核、签发等人员的签名和监测机构的盖章。根据该条规定监测站在出具监测报告的时候无须附随监测站及监测人员的资质。 二、针对未提供采样记录，无法证明自己采取何种技术规范利用何种仪器进行取样（仪器是否合格），也无法证明取样时的温度、取样位置、取样孔大小数目、排气温度、湿度、流速、流量等参数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问题：（一）采样原始记录是监测站质量体系控制措施之一，由监测站站内存档备查，并不需要向被检测方和委托方提供。采样当天有被上诉人的环保主管吴邓智全程陪同，所用的设备和操作过程均在其监督之下，本案的采样监测过程完全公开和透明。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允许被监测方到实验室监督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数据分析。（二）201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认定专家组到宜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就该站的机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审，并现场检查及考核。该站通过了现场评审和考核，2016年1月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可以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有效期至2022年1月。在对本次原告的监督性监测中，该站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及本站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要求开展监测工作，仪器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采样操作规范，按相关规定出具监测报告，不存在违规操作行为。（三）针对被上诉人陪同人员签名时表格中“滤筒初重、滤筒终重、滤筒增重、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等栏目为空白的问题，上诉人提出以下异议：测量烟尘中颗粒物需要实验室分析和现场操作结合，“滤筒初重、滤筒终重、滤筒增重”为实验室分析部分，该部分数据需要在现场操作完成并将滤筒带回实验室分析后方可填入数据，有实验室原始记录可供查询;“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等栏目为现场操作崂应3012型烟尘测试仪得到的数据，在被上诉人陪同人员签名时，上诉人监测人员正在进行现场操作，未完成监测，无法填写数据，在完成监测后，上诉人监测人员将崂应3012型烟尘测试仪中的数据导出，并将数据填入对应表格中，仪器数据不可改动，具有时间唯一性，与表格数据一一对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如果法院认为需要对监测报告合法性进行审查则应当通知监测人员出庭接受询问或者要求提供监测报告的依据材料进，而不是把监测站的存档材料作为上诉人举证的义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的处罚决定。 被上诉人嘉凤丝业公司辩称，一、宜州生态环境局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宜环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1、宜州生态环境局立案程序违法。宜州生态环境局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委托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测、取样、委托检测，是对被上诉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先行调查取证，而宜州生态环境局却在2019年4月17日才立案处理。违反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第二十四条“对需要立即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先行调查取证，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和补办立案手续”的规定，属程序违法。2、宜州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在本次处罚活动中，其执法证件未在有效期内。本案中，宜州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张应军的执法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11月1日，邱杨林的执法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覃秋玉的执法证件有效期至2017年8月2日，覃风展的执法证件有效期至2017年8月13日，韦柳扬的执法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而本案中的多份法律文书为以上监察执法人员签署，这些法律文书不能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依据。3、听证程序违法。《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应当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确认”。故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需要在听证会上出示。本案宜州生态环境局提供的“听证记录”并未能体现出听证时有对证据进行了出示、宣读及质证等相关程序；宜州生态环境局依被上诉人申请举行听证会过程中，仅有案件承办人员陈述违法事实，并未将证据交由被上诉人质证，影响到被上诉人的陈述权、申辩权，系程序违法。4、案件的有关情况未经宜州生态环境局集体讨论。《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审议决定。”讨论的事项应包括：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运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及其他需要集体审议的内容。宜州生态环境局提交的会议纪要的集体讨论的内容是听证会的情况处理，没有对案件的有关情况进行讨论。 二、宜环罚〔2019〕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当天锅炉设备突发故障，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到公司检测时，被上诉人已经停炉检修。在被上诉人开始试炉时，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即对尚在维修中的锅炉设备进行监测，而并非是在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进行监测，该监测结果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2、宜环监气字〔2018〕第34号监测报告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环境违法行为事实的主要证据。①宜州生态环境局的执法性监测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本案监测报告由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出具，参与采样人员为陆默涛、潘忠毅、韦小梅，上述人员在进行采样时并未出具相关资质证书。监测站在出具监测报告时也并未附随监测站及监测人员相关资质。监测报告作为证据，宜州生态环境局还应当提交监测机构的营业执照、资质认定证书及监测人员监测资格，还应当提交相关的技术规范文件。②宜州生态环境局未提供相应的采样记录，采样的数据不具有真实性。《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宜州生态环境局未提供采样的记录，无法证明自己釆取何种技术规范利用何种仪器进行取样(仪器是否合格),也无法证明取样时的温度、取样位置、取样孔大小数目、排气温度、湿度、流速、流量等参数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崂应3012H型检测仪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在进行取样前后，应该对取样所用的试管进行加热冷却，然后进行称重，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根据宜州生态环境局提供的现场取样相片，被上诉人陪同人员签名时表格中“滤筒初重、滤筒终重、滤筒增重、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等栏目为空白，无法证明宜州生态环境局采样时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实时测量，也无法证明采样数据的真实性。③虽然在二审期间宜州生态环境局将监测站、监测人员相关资质证书、监测记录等作为新证据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该证据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出现，宜州生态环境局在一审中未提供上述证据，则不能在二审中作为新证据提交。2、宜州生态环境局违反一案一号要求。宜州生态环境局与被上诉人的同一个处罚案件中，立案编号为20190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编号为(宜环违改字〔2019〕17号),处罚决定书编号为(宜环罚〔2019〕25号),三个编号都不一致。2012年《环境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指南》附件3“卷面评查评分标准”第17项明确要求一案一号，立案编号为201906号立案材料等，不能作为此次处罚的案件证据。3、宜州生态环境局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宜州生态环境局作出该行政行为依据了多份规范性文件，宜州生态环境局在举证期限内只提供了一份规范性文件。 三、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结果不应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第二十七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七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第五十一条规定：本机关负责人经过审查，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宜州生态环境局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其执法主体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本案中，监察大队对被上诉人企业进行执法检查，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条的规定，对场所进行检查时制作了现场勘察记录、对排放的废气进行采样时通过拍照、填写表格的方式记录现场情况，并根据现场检查可直接观测的结果制作记录，整个过程有被上诉人的人员陪同并签字确认，执法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之后，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对上述现场采样的废气进行检测，发现被上诉人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并出具宜环监气字〔2018〕第34号监测报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本案中，宜州区环保监测站作为依法设立的环境保护监测机构，其派出对被上诉人进行采样的人员均取得相关资质证书，所用烟尘烟气测定设备通过计量认证，取样操作符合相关基础规范，监测报告亦注明监测人员姓名与所用测量设备名称，因此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可以作为判定被上诉人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依据。因部分数据需经实验室特定条件检测得出，在现场检测时，宜州区环保监测站制作的《颗粒物、二氧化硫现场检测记录表》中部分栏目留空并不违反相关技术操作规范。 监察大队经依法调查询问，查明事实后报批立案，宜州生态环境局在法定期限内立案，责令被上诉人改正违法行为，告知拟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以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并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召开听证会。上诉人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本案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虽在立案、处罚案号上存在瑕疵，但并未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违法情节并考虑企业规模及企业持续发展等因素，确定罚款金额，处罚幅度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请求撤销本案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合法的行政行为主要满足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个条件，因此，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当充分尊重行政机关在专属领域中的专业性知识、技术和判断。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2020）桂1281行初3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宜州市嘉凤丝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凌云 审 判 员 申国毅 审 判 员 韦荷嫩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谢春程 书 记 员 吴菊婵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