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9203号原告：李晓英，女，194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曦，系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系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三桥中坝路**。法定代表人：蔡瑞民，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君，系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泰，系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邓方勤，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发坚，系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晓英与被告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晓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曦、黄宇，云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君、李泰到庭参加诉讼。因邓方勤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邓方勤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晓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曦、黄宇，云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耀君、李泰，以及第三人邓方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发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晓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吉公司）1%股份交付给原告，并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李晓英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永吉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3058）共计3794000股交付给原告。2.如被告不能向原告交付3794000股永吉公司股票，则请求判令被告给予原告3794000股相应的财产权益（股票价格以判决执行之日确定）。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3794000股永吉公司股票从2008年5月30日起至判决执行之日止的分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分红为628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5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在协议签署之时将其合法持有的永吉公司1%的股份及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前相应的股东权益转让给原告，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880700元；原告支付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协议项下股权收益权归原告享有；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过户期间，原告同意将协议项下股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被告行使；在法规确定可办理转让交割之日起30日内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内，双方办理协议项下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08年5月30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9月23日向被告支付880700元、2000000元、3000000元，共计5880700元股份转让款。支付股份转让款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被告却以各自理由推却，一直未将股份过户至原告名下，导致原告至今无法取得股份的各项权益。综上，根据协议约定，配合原告进行股份过户登记是被告应尽的义务，并且原告应当取得相应股份收益，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此特诉诸法院，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在法规确定可以办理转让交割期内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因目前永吉公司业已上市，可能会因各种情形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为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且为减少司法资源的占用，如被告不能向原告交付股票，则请求被告给予原告相应的财产权益，以期更大的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云商公司辩称，原告李晓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为：一、《股份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原告请求继续履行该协议没有依据。原告与被告双方于2008年5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自己持有的永吉公司的1897000股股份转让给原告李晓英。但是，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距永吉公司登记设立的时间2007年11月16日尚不足一年，违背了永吉公司章程第2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股份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后一年内不得转让股份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被告与原告私下转让股份，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必须在法定场所进行的强制性规定。鉴于永吉公司自2008年起多次申请上市并已经于2016年12月23日最终在上交所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故被告与原告在股份禁售期内私下转让股份的行为还可能破坏国家证券管理秩序、损害永吉公司其他发起人、大量二级市场股东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股份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原告请求继续履行无效的合同没有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二、即便《股份转让协议》有效，也已经于2014年7月29日解除，原告主张继续履行已经依法解除的协议没有依据。2014年3月，原告李晓英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案号为（2014）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此后法院通过公告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公告期限至2014年7月29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已经于2014年3月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在2014年7月29日到达被告处，此后被告也未提出异议，且在该案之后的再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再一次共同确认合同已经解除。因此，即便认定《股份转让协议》有效，该协议依法也已经于2014年7月29日解除。原告不断出尔反尔、变更意思表示，已经构成反言，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要求继续履行已经解除的协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现在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不应得到支持。虽然李晓英最终撤回该案诉讼，但是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已经发出，并且被告对该解除的意思表示没有在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而是明确认可，所以原告撤诉的行为并不能同时撤回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否则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假设今天发生的本案，原告再次撤回诉讼，而又重新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反复变更其诉讼请求，将会导致合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破坏交易安全。因此我方认为《股份转让协议》应当认为已经解除。三、各方为解决争议已经达成新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告不能再依据原《股份转让协议》主张权利。如前所述，被告始终认为《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在此情况下，被告于2018年10月22日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并且相互返还因协议产生的款项。诉讼过程中，2019年5月23日，被告与原告、当初购买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邓方勤三方协商一致达成一份《调解协议》，协议约定：1.确认对于各方争议的永吉公司股份数为1897000股，这其中由原告拥有1233050股，实际出资人邓方勤拥有663950股；2.该股份均由被告代为持有；3.各方不再向其他方主张任何权利。该《调解协议》各方均已经签字，依法已经生效。并且，当日法院也开庭审理，主持调解，当庭制作《调解笔录》，各方均同意按《调解协议》确定的股份分配比例分配，亦确认分配后的股份由被告代持。在调解笔录确定上述协商内容后，各方均同意调解协议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在法院调解笔录上签字。因此，在原《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因无效或解除而丧失约束力的情况下，各方通过协商并且经过法律确认，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事实，各方合意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律关系。各方新达成的《调解协议》及《调解笔录》的内容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捺印生效，该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名或捺印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双方在调解笔录中明确同意该调解协议经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无论该案是否经法院作出调解书，调解协议也已经生效，对各方产生约束力。而调解协议已经对争议的股份总数1897000股及各方持有的份额进行明确确认，各方应当履行该份协议，现原告又起诉主张3794000股的权利没有任何依据，同时也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如果原告李晓英有新的诉求，现在只能根据《调解协议》主张权利，而不能再根据业已解除或者无效的原《股份转让协议》主张权利。四、永吉公司已经于2016年12月23日在上交所上市，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应当遵循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证监会授权的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第二十条和《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股份持有人或受让人申请出让或受让的股份数量不得低于一个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现原告要求办理转让登记的股份数为3794000股，也不足永吉公司的总股份数421600000股的1%，因此原告要求办理股份转让登记的请求客观上也无法实现。五、关于原告主张分红款的问题。1.事实上，被告实际支付案涉股份名下的分红款至2018年，并不拖欠分红款。2.《股份转让协议》已经于2014年7月29日解除，在此之后的分红与原告无关。3.关于分红款支付的事实已经在其他诉讼案件中得到确认，原告对此清楚并认可，现原告又主张分红款，与事实不一致，也再次证明原告不讲诚信。原告要求交付3790000股永吉公司股票或者给予股票相对应的财产权益，与其先前行为相矛盾，与2019年5月23日三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笔录相矛盾。三方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明确确认放弃1233050股永吉股份之外的股份，三方调解协议以及调解笔录已经过法律程序确认有效。综上所述，原告明知各方已就争议股权重新协商并达成新的合意，仍按照已经被解除或者说已经被替代的《股份转让协议》主张权利，明显不讲诚信，也是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被告认为这种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自己的行为自相矛盾，客观上也无法实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邓方勤述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第三人曾经对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诉讼主张是确认第三人才是该1%股份的实际购买人，案号为（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法院作出不利于第三人的判决，随后第三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8）粤01民终17362号。上诉过程中，本案被告告知第三人，称被告准备对原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因为这个案件三方纠缠不清，第三人无论身体上或者心理上都十分疲惫，为了缓和气氛，创造调解的条件，在被告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第三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上诉，但是第三人仍然坚持认为第三人才是实际的股份购买人。在（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中，三方就该1%股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方案系原告主动提出，由云岩区人民法院主持并制作调解笔录，且经三方当庭签字确认，应理解为有效的笔录，应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依据该调解笔录，第三人拥有其中的35%即663950股，所以第三人认为原告主张1%股份全部归原告所有不合理。二、永吉公司是一间上市公司，其每年分红、送配股都要严格遵守证监会的规定进行公告，任何一个公众均可以查询知悉分红送配股的情况，所以李晓英在（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中称就送股、股配存在隐瞒或者欺诈是不成立的。第三人按照（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调解笔录所约定获得争议股份的35%即663950股，不对送配股提出主张，而且在调解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放弃争议股份65%以外的任何权利，调解笔录明确记录在案并经三方签字确认，在本案中应该予以适用和遵守。三、三方在（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整个审理和调解过程中均没有提及分红款的归属问题，依据调解笔录，应该属于放弃且不得向任何一方予以主张的权利，而且（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定部分，认定第三人收取8笔分红款合共500多万元，并按被告要求转给原告，该判决已经生效且原告未就该事实提出上诉，故应确认分红款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所以原告主张分红款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原告李晓英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收款收据、关于尽快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函、快递单据、（2016）粤0113民初394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7362号民事裁定书、《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节选）、民事起诉状、《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支付李晓英委托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代收分红款明细》、华创证券集成版软件截图等证据，被告云商公司提交了《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节选）、民事起诉状、（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公告、（2014）穗番禺民二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申字第123号裁定书、（2015）穗中法审监民在再字第79号案件询问笔录、调解协议、（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件笔录、撤诉申请书、（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民事裁定书、《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实施细则》、永吉公司上市公告、代收分红款明细、支票存根、收款收据、银行流水、公告、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告云商公司、第三人邓方勤对原告李晓英提交的关于尽快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函、快递单据、华创证券集成版软件截图不予确认，认为该公司并未收到该函件，软件截图不能达到李晓英的证明目的；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李晓英对被告云商公司提交的代收分红款明细、支票存根、收款收据、银行流水不予确认，认为从未委托邓方勤收取分红款；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邓方勤对被告云商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永吉公司是1997年3月1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据2007年11月16日永吉公司章程记载，永吉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设立时股本总额为18970万元，云商公司为发起人之一，于2007年10月31日以净资产出资3035.2万元，认购303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章程并约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2016年12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公告》，内容为：永吉公司A股股票将在本所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该公司A股股本为42156万股，其中4216万股于2016年12月23日起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永吉股份”，证券代码为“603058”。2008年5月20日，云商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比例中的1%即189.7万股，以每股3.1元，总价588.07万元价格转让给李晓英。2008年5月29日，云商公司作为甲方，李晓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持有永吉公司（目标公司）法人股30352000股（占目标公司总股份16%）。甲方将其在本协议签署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1%的股份计1897000股及与之相应的本协议签订之日前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每股转让价格3.1元，合计股权转让价款5880700元。乙方于2008年5月31日前支付880700元，2008年6月30日前支付2000000元，2008年7月31日前支付余款3000000元。乙方付出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本协议项下股权的收益权归乙方享有。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股权过户期间，乙方同意将本协议项下股权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甲方行使，视需要双方可另行签订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双方确定，在法规确定可办理转让交割之30日内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内，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甲方根据有关法规，及时依法自行或提交目标公司董事会披露本次合同股份转让的内容。双方保证其签署并履行本合同及相关附件的意思真实，其承诺真实、可靠，是基于对自身条件和能力的合理和充分判断基础上做出的，其保证、承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等全部事项不存在任何积极或消极的隐瞒或者是疏漏的情形。如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将该转让股份在约定期限过户至乙方名下之义务，则构成违约。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5880700元的0.789‰支付给乙方违约金，直至过户登记完成之日止。李晓英、云商公司分别在协议落款处签章，另邓方勤作为乙方委托人签名。2014年3月18日，李晓英以云商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由云商公司向李晓英返还股份转让款5880700元并支付违约金。本院于2014年4月27日发出公告，向云商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2014年9月7日，本院作出（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李晓英与云商公司于2008年5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云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晓英返还股份转让款5880700元及违约金。云商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申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16）粤0113民初3941号。2018年5月9日，李晓英以个人身体原因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裁定准许李晓英撤回起诉。在（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案审理过程中，邓方勤以云商公司、李晓英作为被告，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与企业有关的诉讼，请求确认邓方勤系购买云商公司所持有的永吉公司1%股权（股权转让价款5880700元）的实际受让人、权利人，判决云商公司继续向邓方勤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职权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邓方勤的诉讼请求。邓方勤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8）粤01民终17362号。在该案审理期间，邓方勤以双方便于和解为由，于2018年10月15日提出撤回上诉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7日裁定准许邓方勤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0月22日，云商公司以李晓英、邓方勤为被告，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判令李晓英、邓方勤返还支付的分红款5650000元，云商公司退回股权转让款5880700元。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黔0103民初9400号。2019年5月23日，云商公司、李晓英、邓方勤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三方就（2018）黔0103民初9400号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各方争议的《股份转让协议》拟转让云商公司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1897000股，现各方同意由李晓英拥有其中的65%计1233050股，由邓方勤拥有其中35%计663950股；二、上述股份由云商公司代为持有，云商公司分别与李晓英、邓方勤另行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本调解协议生效后上述股份产生的分红由云商公司按本协议约定的比例分别直接支付给李晓英和邓方勤；三、各方均不再向其他方主张任何权利；四、本案诉讼费45492元由李晓英承担29570元，邓方勤承担15922元。2019年7月1日，云商公司以双方于2019年5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云商公司撤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配送股问题。永吉公司章程（2007年11月16日）第21条规定：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一）公开发行股份；（二）非公开发行股份；（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永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记载：2015年4月1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18970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总计转增18970万股。据（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件调解笔录（2019年5月23日）记载，调解过程中，李晓英表示：“总股权是三十多亿，百分之一的股份暂计3600万，我按3000万来算，让出600万，我要求我方得到三千万，而且我不持有股份，希望变现。”审判人员询问李晓英：“你的意思是不管股份市值为多少，你要了三千万之后就不再持有股份，把股份让出来吗？”李晓英方回答：“对。”云商公司陈述：“股数是1897000，按昨天收市价格是8.62元，按市值来算，李晓英的方案难以操作，与实际相差太远。”李晓英陈述：“协议上市合法转让百分之一的股权，我方只按百分之一算。”邓方勤陈述：“股份有限公司是算股数，与有限责任公司不同。比值是一直在变的。”云商公司表示不同意李晓英的方案，并提出调解方案（如前述《调解协议》所列条款），李晓英、邓方勤均表示同意，三方并表示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即具有法律效应。据（2018）黔0103民初9400号案件调解笔录（2019年6月2日）记载，李晓英主张“股数是在原协议的基础上翻了一倍，但是当时我们并未知晓该事情，这是我们事后去查询才知晓的。”“协议只对1897000股进行处分，并未处理其他股数，我方当时并不知晓该事情，协议也不属于我方真实意思表示。我方与云商公司的信息不对等，云商公司故意隐瞒股数事实，涉嫌故意欺诈。我方已就愿意以65%和35%的占比来进行调解。”邓方勤表示“当时我们知道配股是配给云商公司的，所以当时商量并未涉及配股问题。我们也知情配股问题。”云商公司表示“信息在网上可以查询到，不存在隐瞒问题。”李晓英表示“合同上写的是我方持有百分之一的股份，当时对方进行了解释但对方并未提及送股问题。”云商公司表示“李晓英在最开始提要求的时候是按3600万来算的，当时永吉的1股为8.62元，总市值是36亿，按李晓英的百分之一可以计算出李晓英是以总的股份算的钱，所以我方认为李晓英是知情的，且协议上表明李晓英、邓方勤愿意放弃其他的权利，不存在漏记、重大误解甚至是欺诈事由，股份问题是公开的。”因李晓英认为配送股属于其所有，只是由云商公司代持，而云商公司、邓方勤认为配送的股份属于云商公司所有，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法院不再组织调解，云商公司要求法院按照《调解协议》作出判决，李晓英请求法院驳回云商公司诉讼请求，邓方勤请求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审理。庭审中，李晓英陈述因其小儿子已经死亡，其年事已高，云商公司并未将股份增值情况告知李晓英，在后续的诉讼中也刻意隐瞒了该情况，三方调解时李晓英对调解事实存在重大误解。二、关于分红问题。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支付2008年9月24日至2015年2月9日期间的分红565万元以及永吉公司上市后的分红款63万元。其中，分红款565万元的依据是云商公司出具的分红款明细，分红款63万元的依据是通过华创证券集成版软件查询的信息，信息显示永吉公司自2016年上市以来累计分红3次，累计分红金额为0.63亿元，李晓英主张以0.63亿元的1%计算分红款。云商公司抗辩已向李晓英的委托人邓方勤支付分红款565万元，该事实在（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予以查明，分配上述565万元后，后续还有三笔分红款约60万元，云商公司认为双方已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故未再支付给李晓英。（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1.2008年6月19日，应云商公司要求，李晓英出具一份《委托书》，由邓方勤交给云商公司。该《委托书》载明：兹关于李晓英购买云商公司股份1897000股之相应事项，现委托邓方勤先生全权代办。2.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李晓英分别在2008年5月29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9月23日出具三份《委托书》，委托邓方勤实际控制的贵州柏年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贵州博亚贸易有限公司、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代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云商公司。邓方勤将三份《委托书》交给云商公司，上述三公司分别在2008年5月30日、2008年7月7日、2008年9月23日向云商公司支付880700元、2000000、3000000元。2008年9月24日，云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给邓方勤，载明：李晓英交来转让永吉股份款5880700元。后邓方勤将该收款收据转交给了李晓英。3.自2008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2月9日，云商公司分八次支付代持前述约定股份的分红款5650000元给邓方勤指定的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邓方勤提供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应收据给云商公司，收据均备注为代李晓英收。4.在李晓英诉云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再审过程中，云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邓方勤了解相关情况，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在该谈话笔录中，邓方勤称：李晓英之子梁恺昕听邓方勤说永吉公司近年发展很好，就让邓方勤找云商公司协商购买；云商公司同意出让1%股份；梁恺昕知悉后称邓方勤在贵阳办事方便，梁恺昕本人不认识云商公司的人，故想让邓方勤全权代为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宜；邓方勤应承后，梁恺昕告知以梁恺昕母亲李晓英的名义持股，并交给邓方勤一份李晓英签名的委托书；邓方勤遂按照委托书和云商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务，并第一时间告诉了梁恺昕；后梁恺昕逾期付款，就要求邓方勤帮忙转付股权转让款，并分三笔给邓方勤的柏年、柏众还有博亚公司一共汇了580多万元；梁恺昕给邓方勤打款的时候，还寄给邓方勤几份李晓英签名的委托书，委托邓方勤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邓方勤按要求把转让款打给了云商公司，并把几份委托书交给了云商公司；后云商公司告知邓方勤不能办理过户，邓方勤转告梁恺昕，梁恺昕同意由云商公司继续代持；邓方勤自2008年至今年代收了8笔分红款，一共500多万；邓方勤收到分红款后，都会按照梁恺昕的要求转款；永吉公司会议后，云商公司会口头告知邓方勤相关情况；邓方勤会转告梁恺昕。李晓英否认已经收到云商公司支付或邓方勤转交的分红款，并陈述在（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9号案件询问笔录（2016年4月7日）中已经对此明确否认。上述询问笔录记载：李晓英表示“我没有委托过邓方勤可以帮我领取分红款（除第一笔55万外）。”审判人员询问李晓英是否坚持对2008年9月24日委托人为李晓英内容为告知云商公司将永吉公司股份分红款汇入贵州柏众印务有限公司账户的委托收款书的字体形成时间和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李晓英表示“我请求撤销对上述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因为当时我没有出庭，后来想起来我可能写过，我年纪大了，失去了儿子，在极度的悲痛中。但是我没有收到过款项，但这笔委托书只是对这笔，不是对其他的分红款，我可能是写过。”本院认为，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云商公司主张协议因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永吉公司章程对此也作一样的约定。股份转让实质上包含了股份转让的债权行为和权利变动行为，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设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和转嫁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见，法律禁止的应是对股份变动行为的禁止。本案中，《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确定在法规确定可办理转让交割之30日内为交割日，在交割日内，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由此可见，双方约定在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解除后再办理变更或交割股份，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云商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李晓英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或者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场所或方式的规定，对股权转让协议关系并无影响。因此，云商公司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晓英与云商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第一，虽然李晓英在2014年3月18日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但该请求并未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第二，云商公司的抗辩《股份转让协议》已在2014年7月29日解除，与其在2018年10月22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行为存在矛盾，结合李晓英在2018年5月9日撤回请求解除协议一案起诉的事实，可见双方事实上均不确认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因此，云商公司抗辩《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李晓英主张云商公司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1897000股的问题。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云商公司并未将转让的永吉公司1897000股股份交付给李晓英，而是由其持续持有，云商公司与李晓英之间实际构成股份转让与股份代持两种法律关系，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依法有据。鉴于云商公司、李晓英、邓方勤在2019年5月23日达成《调解协议》，各方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拟转让云商公司持有的永吉公司股份1897000股，由李晓英拥有其中的65%计1233050股，由邓方勤拥有其中35%计663950股，李晓英现要求云商公司交付全部1897000股股份，与各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相矛盾。李晓英主张其调解时产生重大误解。从调解笔录内容看，2019年5月24日进行调解时，李晓英提出以永吉公司市值36亿元的1%为基础进行调解，而云商公司提出的调解方案则是以具体股数为基础进行调解，双方对调解的基础理解不同，而整个调解过程各方均未提及永吉公司总股数，也未提及配送股问题，结合2019年6月2日的调解笔录，应认定各方在2019年5月23日只是就《股份转让协议》项下1897000股股份的处理问题进行调解，《调解协议》是各方在自愿情况下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协议。综上，云商公司应向李晓英交付《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永吉公司股票1233050股。关于李晓英主张云商公司交付配送的永吉公司股票1897000股的问题。2015年4月18日，永吉公司以18970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总计转增18970万股。云商公司仅是被转让股份的显名股东，该部分被转让股权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作为实际权利人的李晓英享有，股份产生的派生权益应归属于李晓英。且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李晓英付出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协议项下股权的收益权归李晓英享有。即双方就该股份在转让后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故云商公司主张配送的1897000股属于其所有缺乏依据。云商公司主张李晓英在2019年5月23日的调解中已放弃配送股部分的权利。如上所述，当日调解各方均未提及配送股问题，而配送股与股份分红款不同，并非必然发生，且涉及利益巨大，云商公司作为代持人，应将该事宜告知李晓英，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云商公司曾履行告知义务。各方自2014年始因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提起多起诉讼，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晓英在此过程中知悉配送股事宜，也无法证实李晓英明确表示放弃配送股，云商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鉴于配送股是永吉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派送的红股，基于公平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配送股亦参照各方《调解协议》确认比例进行分配，即云商公司应向李晓英交付配送的永吉公司股票1233050股。关于分红款的问题。第一，李晓英主张的565万股份分红款，因（2018）粤011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确认云商公司已经将该565万股份分红款支付给李晓英的委托人邓方勤，李晓英要求云商公司支付该款项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关于李晓英主张的63万元股份分红款，因李晓英应当知晓存在股份分红款，而其在《调解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向其它方主张任何权利，应视为李晓英已经放弃其他股份分红款，李晓英主张该分红款缺乏依据。至于李晓英的第2项诉讼请求，因本院已判决云商公司向李晓英交付股票，李晓英未提交证据证明云商公司存在无法履行该义务的情形，故本院不予支持该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被告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晓英交付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466100股（证券代码603058）。二、驳回原告李晓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5854元，由原告李晓英负担101451元，由被告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负担1144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晓丹人民陪审员  许少梅人民陪审员  黄英启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