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81民初75号 原告：刘幼英，女，197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漳州市龙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果，福建中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如宣，福建中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观波，男，1985年7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德江县，现住厦门市集美区。 被告：王德祥，男，199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龙海市。 被告：张红兵，男，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 被告：王辉健，男，199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燕青，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少杰，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秋勇，男，197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漳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萍，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龙海市供电公司，住所地龙海市石码镇人民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81MA31DHUH08。 负责人：林诗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添元,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娇惠，女，1974年9月30日出生，系公司员工。 原告刘幼英与被告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王辉健、曾秋勇、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龙海市供电公司（以下简称龙海电力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幼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果、翁如宣，被告张观波、被告王辉健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燕青、施少杰、被告曾秋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萍、被告龙海电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添元、高娇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德祥、张红兵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幼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已经垫付的款项人民币2092470.96元;二、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曾秋勇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曾秋勇承租址于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社头村官路自然村的约16000平方米的土地。2016年5月18日，在上述地址发生触电事故，2016年6月16日，漳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漳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5.18”社头村高岭土加工场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下简称“5.18”调查报告批复），认定该起事故是由被告张观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且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无视现场有10ＫＶ高压配电设备和触电线路近旁存在，冒险起吊，致吊件不慎触碰10ＫＶ高压线，引发高压线单相失地，造成在场人员李波、胡万长死亡及徐德兴受伤的一般触电事故。该“5.18”调查报告批复还认定涉讼的高压线路是被告曾秋勇以“龙海市角美勇兴建材加工厂的名义”申请安装。该“5.18”调查报告批复认定原告、被告张观波、死者李波的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王辉健、曾秋勇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间接因果关系。原告积极配合维稳及善后工作，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政府等部门组织协调下，死者胡万长家属获赔90万元由原告垫付全部款项，李波家属获赔110万元，由原告刘幼英先行垫付60万元，另50万元由政府垫付，此后政府通过诉讼向原告追偿，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案各被告作为该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7）闽068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本案原告先行向政府返还50万元及诉讼费用4400元，对其他被告的追偿可另行主张。政府已经就该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应缴纳执行费7400元。原告在处理善后工作中还为死者家属提供食宿、为伤者垫付医疗费及为伤者家属提供食宿，以上原告为处理本案事故共垫付款项人民币2092470.96元。 因本案事故是由被告张观波操作吊装车触碰高压线所致，其作为直接侵权人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德祥、张红兵是被告王辉健指派到现场参与吊装的辅助人员，其对吊装过程负有职责，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王辉健系被告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的雇主，其应当对雇员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曾秋勇是本案涉讼加工厂的出租人，其将已经被政府征收的场地出租给申请人，且其申请架设的高压线不符合规范，存在安全隐患，其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龙海电力公司对曾秋勇所有的存在安全隐患的涉讼加工厂高压线路进行审批并允许其使用，其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应当对本案的损失赔偿相应赔偿责任。而原告事发当日不在现场，对吊装作业并不知情也没有对中装作业进行指挥，不应承担本案事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各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原告已经垫付以及仍需垫付的款项应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各被告应将款项返还给原告。为此，原告特具此状，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张观波辩称：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是原告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到位，当时本人到达现场，现场的员工说没有电，要求本人施工才进行施工的。 王德祥在答辩期限内未作答辩。 张红兵提交书面答辩称，答辩人系王辉健临时雇佣的杂工，当天受其指派，与王德祥跟随张观波到达现场，因对方自己负责安装，不需要答辩人和王德祥参与，作为雇员对本案安全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是张观波操作吊车时发生，追偿的对象是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答辩人对本案受害人没有赔偿责任，错将答辩人列为被告，请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或诉讼请求。 王辉健辩称：一、答辩人作为刘幼英雇员，依法不承担责任。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当日，即2016年5月18日，答辩人受刘幼英委托的工厂负责人刘军雇佣，指派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前往现场进行吊装工作。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务雇佣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本案应由原告刘幼英自行承担责任。退一步说，即使相关法律规定雇主可向雇员进行追偿，该规定也仅在雇员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下适用。而从本案来看，事故存在多方责任方，除了张观波未按吊装规程操作之外，还包括原告刘幼英未尽培训义务及提供劳保用品、现场负责人李波（死者）强行指示张观波违规吊装且未为雇员提供劳保用品、出租人曾秋勇违规出租场地后未尽监督监管,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局角美自然资源所、龙海市人民政府监管不到位。可以看出，张观波的操作并不构成重大过失，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王德祥、张红兵仅随车前往现场跟班学习，并非原告所述现场吊装的辅助人员。王德祥、张红兵并未操作吊车，也未指示死者及伤者帮忙，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任何责任。参考漳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漳台管【2016】93号《“5.18”调查报告批复》中，也未列明王德祥、张红兵的责任。因此，王德祥、张红兵对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任何责任。二、答辩人及张观波即使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应以答辩人、张观波二人为一个侵权主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答辩人作为张观波的雇主，指派张观波前往现场吊装，二人共同作为原告刘幼英的雇员。本案中，即使答辩人及张观波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则应以张观波作为直接侵权人、答辩人作为雇主对张观波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形式对外承担侵权责任。二人共同作为受雇佣的主体，承担的是一个雇员主体的对外责任，不能将二人列为二个侵权主体（王德祥、张红兵同理）。三、答辩人及张观波即使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本案应充分考虑各方责任比例后予以认定。本案事故的发生，系多方过错造成。在参考“5.18”调查报告批复中所查明的事实中，除去张观波的责任，可以看出：1.原告刘幼英作为加工场所有人，未建立相关制度，未对员工进行培训，未能有效督促员工佩带劳保用品；此外，正如原告自已在起诉状中所称，事故现场所架设的高压线不符合规范，存在安全隐患，但原告仍然雇佣答辩人进行现场吊装工作，未进行必要的监督。原告的上述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原告所雇佣的现场生产负责人李波（已死亡），无视吊装现场有高压配电设备及电线，在张观波、王德祥查看现场，明确表示吊装作业离高压线太近，很危险无法起吊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张观波进行起吊。在起吊过程中，指派徐德兴、胡万长帮忙扶住输送架。在作业过程中，李波及胡万长未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致使触电后当即身亡。李波对事故的发生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波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答辩人认为应当依法追加李波的继承人作为本案被告；法庭若未追加李波继承人作为本案被告，则原告作为李波的雇主，对雇员李波的直接侵权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属于李波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部分，应由原告刘幼英直接承受。刘幼英在承担后，再自行向李波继承人追偿；3.场地出租人曾秋勇作为无权出租人，违规将场地向原告出租。在出租后，未尽合理监督监管作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4.龙海电力公司对案涉高压线路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但仍然违规审批并允许使用，对事故负有一定责任；5.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局角美自然资源所、龙海市人民政府，监管不到位。答辩人认为应依法追加上述三主体，作为共同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原告刘幼英应承担大部分比例的赔偿责任，曾秋勇、龙海电力公司，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局角美自然资源所、龙海市人民政府，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四、对二名死者的赔偿应以法定标准计算，其他各方不承担原告自行多付的部分。本案中，对二名死者的各项死亡赔偿分别达到120万元、90万元（不包含接待费用），该赔偿标准明显过高。具体为：李波对自身的死亡负有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计算其赔偿数额时，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定比例；从身份信息看，二名死者均为农村人口，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28116元（4686＊6）【按2015年漳州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死亡赔偿金275860元（13793＊20）【按2015年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于具体的数额，由法庭在查明二名死亡的户籍、家庭成员情况后依法予以认定；对于原告自行支付死者家属的“接待费用”、“家属费用”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在对李波家属的赔偿中，龙海市人民政府系出于人道主义，先行对李波死者家属救助110万元。从协议书中即可看出，该数额并非法定赔偿金额，仅为政府对死者家属的救助金。结合原告提交的（2017）闽068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刘幼英自愿承担了该协议书项下的110万元付款义务；原告与胡万长自行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向胡万长家属赔付90万元。以上对二名死者的救助及赔付金额，系原告自愿承担，未经其他各方同意。原告刘幼英因本次事故构成刑事犯罪，为减轻刑罚，取得谅解，以超出法定赔偿标准的金额对死者家属积极赔偿，系其自行衡量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对于超出法定标准的赔偿部分，其他各方不应共同承受。五、答辩人就本案事故已经垫付10万元，应计入赔偿总额，并在计算应承担的数额后予以扣减。本次事故发生后，答辩人一方向死者李波家属先行支付10万元，该金额应计算对李波死者的赔偿总额，并在计算答辩人一方赔偿的比例后予以扣减。六、本案属于追偿权纠纷，对于追偿的数额，应以原告实际支出的为准。本案为追偿纠纷，应以原告的实际支出为准。对于尚未向政府支付的50万元垫付款，不能计入追偿范围。此外，对于诉讼费、执行费系原告未履行义务所致，不属于追偿范围。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曾秋勇辩称：一、答辩人对“5.18”触电事故不存在民事的因果关系，无须承担责任。首先，答辩人按程序依法向龙海电力公司申请变压器增容业务，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并不存在安全隐患；其次，在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合同后，答辩人便将该电力设备交由原告管理。事故发生时，该电力设备的实际监管人是原告，答辩人不是该电力设备的监管人，因此答辩人无须承担监管责任。再次，《“5.18”调查报告批复》中认定的事故间接原因，是行政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对辖区内发生的安全事故原因进行多方面的认定，该《“5.18”调查报告批复》提及的事故原因并不等同于民事侵权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力。答辩人对该事故的发生并不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须承担责任。二、如果人民法院认可该《“5.18”调查报告批复》认定答辩人未起到监督监管作用是该民事侵权的原因力，因而答辩人需要承担责任，那么应当追加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政府、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区作为共同被告。《“5.18”调查报告批复》中除认为王辉健的行为是事故的间接原因外，亦认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如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政府、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区监管不到位，是事故间接原因。本案系因人身损害赔偿而引起的追偿权纠纷，如果人民法院认为《“5.18”调查报告批复》认定的间接责任对该民事侵权具有原因力，那么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追加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政府、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区作为共同被告。三、即便答辩人需要承担责任，答辩人也可对原告进行追偿，因此原告追偿答辩人是无意义的。根据答辩人与原先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第2点，乙方的生产经营安全由乙方负责。该事故是属原告生产经营时，安装设备过程中发生的，根据双方约定，该事故责任也应当由原告承担。如果答辩人因此承担相关责任后，答辩人也可基于该约定向原告进行追偿，因此，本案原告起诉答辩人追偿是无意义的。四、即便原告有权对外追偿，其有权追偿的金额也不等同于其主张的2092470.96元。本案系因人身损害赔偿而引起的追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该事故民事侵权责任人的民事责任限于前述赔偿项目。同时，因本案受害人亦有过错，应当明确本案各受害人与各侵权责任人的责任份额后，才可明确各侵权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明确了各自的赔偿责任后，原告才有权对其代其他侵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追偿，且各侵权责任人承担的也不是连带责任，而是按份责任。从原告的举证中可知道，其所主张的2092470.96元是包含其在刑事案件对受害者及家属的赔偿，对其量刑情节起着相当的作用。其自愿超出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额对家属及受害者的超额赔偿是不应当享有追偿权的。因此，原告应当举证各受害者的人身损失，并仅对各侵权人应该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范围内，对各侵权人进行追偿。如果原告无法举证，则应当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原告对答辩人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龙海电力公司辩称：第一，涉案电力设施的产权人并不是答辩人，而是曾秋勇。答辩人与曾秋勇于2005年11月18日订立编号为317030500113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约定：“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925线公社后支线社头机砖厂分支线社头官路农网151台区配变架延伸Ｔ接电往勇兴建材加工厂侧20ｃｍ处。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合同还附有维护责任分界示意图。《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可见，涉案线路电力设施产权人是曾秋勇，而不是答辩人，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责任。第二，答辩人也不是涉案线路的“维护管理者”，该线路的“维护管理者”是在2016年1月18日之前是曾秋勇，在2016年1月18日之后是原告刘幼英。维护管理者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对高度危险活动中的风险予以有效控制和预防。在本案中，答辩人与曾秋勇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根据合同的约定，对涉案线路进行维护管理的义务人是曾秋勇。而在2016年1月18日之后是原告刘幼英。如果是维护管理者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则维护管理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是答辩人，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责任。第三，答辩人也不是涉案线路的“经营者”，该线路的“经营者”是原告刘幼英。《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之所以规定让经营者承担因高度危险活动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重要原因是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对高度危险活动中的风险予以有效控制和预防。因此，在认定“经营者”时，应注意谁能有效控制和预防风险。事故发生地为龙海市角美勇兴建材加工厂，原告刘幼英不仅是该厂的承租人，也是其线路的维护管理者，对于该线路引发事故的风险具有较强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因此，涉案线路的“经营者”是原告刘幼英，而不是答辩人。电力设施的运营，是发电、供电和用电连接在一条线路上，分处不同端、不同侧，供电公司在供电环节具有一定的管理、控制和预防风险的能力，但是在用电环节，具备风险控制和预防能力的是电力设施的用电方、维护管理人，而不是供电公司。把分处于高压线路不同段、不同侧的所有产权人、维护管理人均视为《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是与《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的规定相一致的，也是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的。由此可见，本案中涉案电力设施的承租人（用电方）、维护管理人原告刘幼英才是《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第四，涉事线路符合安全规范，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答辩人审批存在有安全隐患的线路存在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答辩人不是行政机关并无审批的职权，而答辩人向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用户供电并无任何过错。线路如有安全隐患则与答辩人无关，而应由产权人、经营者承担。2016年6月16日事故调查组出具《“5.18”调查报告批复》，在责任认定中，事故调查组认为线路是符合安全规范的，答辩人的供电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排除了答辩人的责任。该报告在刘幼英、张观波设计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中，已被贵院所采信，原告刘幼英在一审及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也未对该报告提出异议，所以应采信该报告，应认定涉案线路符合安全规范，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涉案线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也不是该段线路的维护管理者，不是《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原告对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幼英因高岭土加工场生产经营的需要，2016年1月18日刘幼英与曾秋勇双方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曾秋勇将坐落在社头官路自然村16000平方米，租金每年180000元，被政府部门征收的龙海市永兴水泥制品厂取得相关补偿款的场地，出租给刘幼英作为高岭土加工场生产经营使用，该场地出租前2005年7月15日，曾秋勇以龙海市角美勇兴建材加工厂的名义向龙海电力公司申请《高压客户用电申请表》，并于2007年11月17日与龙海电力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刘幼英租用的高岭土生产经营场地，延续使用曾秋勇与龙海电力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电线路。2016年5月18日，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需要吊装输送带铁架和牌架，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后勤负责人刘军联系建鸿吊装到场作业，由于建鸿吊装的车辆外出作业，建鸿吊装将吊装业务转介绍给王辉健的漳州台商投资区力恒吊车吊装服务部（以下简称力恒吊装），王辉健接到吊装业务后，指派张观波驾驶临时牌照为ＣＨ8566汽车起重机前往事故地从事吊装作业，指派王德祥、张红兵随车同行，中午13时许，张观波、王德祥和张红兵三人到达现场后，刘军告诉他们要吊装一个输送架和一个水管，之后就离开。随后，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的工人就陪着张观波、王德祥到现场查看，李波违规指使胡万长、徐德兴帮忙扶着输送架，张观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且未采取安全措施情况下，冒险起吊，致使吊件不慎触碰旁边10ＫＶ高压线，造成李波当场死亡、胡万长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及徐德兴受伤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安全事故发生后，漳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成立了事故调查组，2016年6月16日漳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出具漳台管（2016）93号《“5.18”调查报告批复》，经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摘要）：张观波安全意识缺乏，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且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无视吊装现场有10KV高压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近旁存在，冒险起吊是造成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刘幼英在未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下擅自违法建设高岭土加工场，作为加工场所有人，未建立相关制度，未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在员工进行相关操作中，未能有效督促员工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致使员工安全意识薄弱，违规操作，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李波、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生产负责人，安全意识缺失，无视吊装现场有10KV高压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近旁存在，在未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的情况下，指派同样未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的徐德兴和胡万长过去帮忙扶输送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王辉健未建立安全作业制度，未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尤其是未对吊车司机张观波进行岗前教育培训，致使在必须停止作业的情况下未停止作业，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曾秋勇在龙海市永兴水泥制品厂被征用，已取得土地以及地上附着物已获得赔偿的情况下，还将场地租用给刘幼英从事生产经营之用，租用后，未起监督监管作用，是事故发生间接原因；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还不够到位……。经事故调查组综合认定，本事故认定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安全事故发生后，2016年5月31日刘幼英与死者胡万长的家属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次性赔偿胡万长家属9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死者胡万长的父亲胡贵志（1946年12月21日出生），母亲王正菊（1945年3月27日出生），妻子程文美（1972年8月16日出生），子胡代建（1996年4月2日出生）；2016年6月6号龙海市人民政府与死者李波家属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由龙海市人民政府垫付赔偿款110万元，王辉健先支付10万元，共计120万元，后刘幼英支付60万元归还龙海市人民政府垫付李波家属的款项，余款50万元2017年1月5日龙海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28日经本院作出（2017）闽168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刘幼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龙海市人民政府垫付款50万元。依据《协议书》及死者李波所在村委会《证明》，死者李波的父亲李明章（已故），母亲朱忠翠（1954年3月13日出生），妻子梅艺琴（1988年10月30日出生），女儿李佳怡（2006年4月22日出生），子李嘉渝（2009年5月2日出生），李波父母生育两女一子，分别为长女李丽、次女李华。 刘幼英、张观波因涉嫌犯罪，2017年7月31日经本院作出（2016）闽0681刑初953号刑事判决，判决刘幼英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张观波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认定王辉健（起重机业主）支付李波家属10万元，张观波赔偿李波家属10000元，赔偿胡万长家属18000元。 上述事实，有《“5.18”调查报告批复》、《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2016）闽0681刑初953号《刑事判决书》、（2017）闽168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书》、《租赁合同》、《高压供用电合同》等证据证实，经庭审举证、质证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可以认定。 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赔偿义务人主体及民事责任比例如何确定问题；二、关于刘幼英主张追偿赔偿款的金额认定问题。 一、关于赔偿义务人及民事责任如何确定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5.18”调查报告批复》，刘幼英承租曾秋勇已被政府部门征收获得补偿场地及附属物（设施）作为其经营高岭土加工场，刘幼英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对原场地吊装输送带铁架和牌架，由刘幼英的后勤负责人刘军联系吊车作业，王辉健接到作业电话后，指派张观波到事故地从事吊装作业，并指派王德祥、张红兵随车同行。本案中，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为王辉健从事劳务的雇员，张观波在吊装作业的过程中，安全意识缺乏，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且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无视吊装现场有10ＫＶ高压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近旁存在，冒险起吊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行为人张观波虽已负刑事责任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因此，王辉健作为本案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的雇主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5.18”调查报告批复》被告王德祥、张红兵在安全事故责任中，事故调查组未认定责任，依法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5.18”调查报告批复》曾秋勇为本案场地及附属设施的出租人，曾秋勇将被政府征收的场地和获得补偿的附属物等设施出租给刘幼英，并与刘幼英签订了《租赁合同》，曾秋勇出租的租赁物，已被政府征收并获得相应补偿的情况下，该租赁物出租人曾秋勇不具有真正意义的权利人，存在租赁物的权利瑕疵，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刘幼英经营使用租赁物过程中，对租赁物场地进行完善及附属设施的吊装架设中，曾秋勇未起监督、监管作用，《“5.18”调查报告批复》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是本次本案安全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曾秋勇未履行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为此，曾秋勇分担部分的民事责任。第三，刘幼英在本案事故中，在未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下擅自违建建设高岭土加工场，雇请李波加工场生产负责人，安全意识缺乏，无视吊装现场有10ＫＶ高压配电设备和配电线路近旁存在，未按要求佩戴劳保用品情况下，指派徐德兴、胡万长帮忙扶输架，《“5.18”调查报告批复》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刘幼英、李波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刘幼英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刘幼英作为雇主雇佣李波、胡万长从事劳务，刘幼英对雇员受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波（死者）、胡万长（死者）在安全事故中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刘幼英与李波、胡万长之间造成事故原因及民事责任比例，刘幼英在本案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处理。第四，《“5.18”调查报告批复》事故调查组拍摄的现场照片及加工厂基本情况，刘幼英与曾秋勇签订《租赁合同》场地，曾秋勇2004年10月以龙海市角美勇兴建材加工厂的名义申请安装了容量100ＫＶＡ变压器，Ｔ接线路为10ＫＶ社头151台区分支线。2008年曾秋勇名下的龙海市继恒建材有限公司在西山的一个变压器闲置，于是向龙海电力公司申请变压器位置变更，变更到龙海市永兴水泥制品厂厂址所在地。2013年间，曾秋勇从其合伙人中收购所有股份，变成曾秋勇独资的建材厂，主要用于水泥砖制造生产。由此可以确认10ＫＶ高压线路变压器在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厂生产厂址范围内，10ＫＶ高压线路变压器的主要用户为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在厂址内运用高压电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为该生产经营的经营者为刘幼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经营者并不是龙海电力公司，《“5.18”调查报告批复》认定该事故属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刘幼英已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该事故是刘幼英自身的过错和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因此，供电企业龙海电力公司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合上述分析认定，结合《“5.18”调查报告批复》，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安全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已支付赔偿款的实际情况，酌定赔偿义务人承担责任的比例为刘幼英承担70%责任，王辉健承担20%责任，曾秋勇分担10%责任。 二、关于刘幼英主张追偿赔偿款数额认定问题 本院认为，刘幼英提供的《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认定刘幼英已支付死者胡万长家属90万元，支付死者李波家属60万元，龙海市人民政府通过诉讼，本院（2017）闽168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刘幼英应归还龙海市人民政府垫付赔偿款50万元，共计200万元；在刘幼英、张观波刑事审判过程中王辉健已支付李波家属10万元，张观波赔偿李波家属10000元，赔偿胡万长家属180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受害人胡万长、李波属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的工人，生活居住在漳州台商投资区，应按城镇居民标准以受害人行为发生时确定其法定赔偿标准计算，李波的法定赔偿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65500元（33275元/年×20年）；2、丧葬费29359.50元；3、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及交通费酌定3000元；4、李波被抚养人有3人，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即被抚养人生活费300206.7元[（23520元/年×7年又11个月=186200元）]+[（23520元/年×（9年又11个月）/3=77746.7元]+[23520元/年×（3年又1个月）/2=36260元];以上合计998066.2元。胡万长的法定赔偿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65500元（33275元/年×20年）；2、丧葬费29359.50元；3、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及交通费酌定3000元；4、胡万长被抚养人生活费248920元（23520元/年×（10年又7个月）/2；以上合计946779.5元。根据刘幼英与胡万长家属签订的协议书，刘幼英仅赔偿胡万长家属90万元，因此，应以刘幼英实际支付的赔偿数额90万元作为本案追偿数额，因此，认定刘幼英追偿赔偿金额为1898066.2元（998066.2元+900000元），其余追偿数额原告刘幼英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刘幼英租用曾秋勇龙海市永兴水泥制品厂的场地进行高岭土加工，2016年5月18日雇请李波现场管理，胡万长帮忙吊装输送带铁架和牌架，王辉健转接到吊装业务后，指派张观波驾驶汽车起重机从事吊装作业，同时指派王德祥、张红兵随车同行，刘幼英与李波、胡万长之间形成雇佣和劳务关系，王辉健与张观波、王德祥、张红兵之间形成雇佣和劳务关系，在吊装输送带铁架和牌架过程中，造成刘幼英高岭土加工场员工李波、胡万长、徐德兴“两死一伤”的触电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本案安全责任事故属“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刘幼英、王辉健作为安全事故的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曾秋勇作为本案的场地出租人，在刘幼英使用场地架设吊装过程中，未起到出租人相应的义务，依据《“5.18”调查报告批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应分担部分责任；刘幼英作为高岭土加工场生产经营者，是10ＫＶ高压电生产经营的用户，在生产经营场所范围内，雇请员工在吊装相关铁架过程中，违反规定雇请人员作业不慎触碰10ＫＶ高压电，属用户自身及第三人的原因，龙海电力公司作为高压电运营单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曾秋勇、王辉健辩解，依据《“5.18”调查报告批复》龙海市人民政府、漳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执法局、漳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局监管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三部门”作为职能管理单位，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并非单位员工履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本案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5.18”调查报告批复》已建议相关部门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因此，其主张依法不予采纳。根据各方的责任承担比例，原告刘幼英承担70%即为1328646.34元，被告王辉健承担20%即为379613.24元，被告曾秋勇分担10%即为189806.62元。刘幼英、王辉健本案承担责任后是否要求他人承担责任可另行处理。王德祥、张红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辉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幼英各项经济损失379613.24元； 二、被告曾秋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幼英各项经济损失189806.62元； 三、驳回原告刘幼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3539.7元，由原告刘幼英负担16974.7元，被告王辉健负担4377元，被告曾秋勇负担2188元。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兆林 人民陪审员  丁雅玲 人民陪审员  陈智惠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纪逸玲 书 记 员  蔡艺红 附：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