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云贵，男，汉族，1985年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才，广东嘉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婉怡，广东嘉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李玉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东，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绮璇，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时利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李玉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东，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绮璇，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华，男，汉族，1992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北省遵水县。原审第三人：赵芳芳，女，汉族，1991年6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福泉市。上诉人黄云贵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广东时利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何华、赵芳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5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云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时利和凯迪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31日，黄云贵签署《车辆交接单》，确认从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处接收发动机号为18****8的汽车一辆。2018年12月31日当天，黄云贵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提车，该人驾驶案涉车辆（搭载黄云贵）离开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黄云贵称其不认识该人，以为是何华介绍的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职员，因黄云贵不会开车，该人帮黄云贵驾驶车辆，将车开到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附近的加油站加油时，在黄云贵下车接电话的过程中，该人将车开走，不知所踪。”上述认定对汽车的交接及驾驶案涉车辆离开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人员身份表达不清，并与实际不相符。理由有：1.汽车交接方面：汽车交接给谁并不明确。2.何华是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员工，其与驾驶案涉车辆离开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人员熟络，而且一直是何华与该人为黄云贵办理相关手续，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或何华应当清楚该人的身份情况；3.提车时，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将车辆钥匙交予该人，并没有交予黄云贵。上述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审查纠正。二、关于案涉车辆是否交付予黄云贵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黄云贵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处提取了汽车，应依约支付购车款。黄云贵称有一个人将车开走，不知所踪，其实际并没有拿到车，但黄云贵确认已签名接收了汽车，也无法提供将车开走的人的身份信息，不清楚该人的身份。况且，即使真的有人开走了汽车，但该行为发生在黄云贵接收汽车之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经完成了交付汽车的义务，黄云贵如何处置汽车，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完成了交付汽车的义务，该认定与实际不相符，也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理由有：1.《车辆出库单》上有黄云贵的签名，该《车辆出库单》载明的内容是出库，出库原因为销售。该单据是库管放行的凭证，并不是车辆交接凭证。2.《车辆交接单》上没有黄云贵签名确认，并不存在交付车辆的事实。而且，《车辆交接单》上载明的发票、进口证明书、商检单等车辆证明手续，也没有进行交付。3.案涉车辆的钥匙并没有交付予黄云贵。4.驾驶案涉车辆离开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那个人，黄云贵并不认识，一直都是何华指定该人与黄云贵办理相关手续，当时黄云贵足以认为该人是何华介绍的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职员。为了上牌，黄云贵将涉案车辆的钥匙交予该人。以上四点可以说明案涉车辆未交付予黄云贵。一审法院认定有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三、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与黄云贵的车辆交易不符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本案中，双方的车辆交易不符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体现在：1.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声称可以零首付购车，并且汽车登记上牌后可以在其他机构融资，本案中的首付款89400元，是按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安排由他人转入黄云贵的银行账户，再由黄云贵银行账户转予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办理汽车买卖所需的其他费用5000元也无需黄云贵支付。2.如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所称黄云贵已提车，在黄云贵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且案涉车辆没有上牌，也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何让黄云贵开走案涉车辆。3.汽车销售公司一般派员专门办理车辆上牌登记手续，并将《机动车辆登记证》用于抵押担保登记。一审法院认定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将案涉车辆交付予黄云贵不符合交易习惯和风险控制，也违反生活常理。4.本案中的首付款89430元到底由谁所支付，并没有合理的解释。5.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与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是关联公司，合同约定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向黄云贵融资17500元，黄云贵以（回租）合同向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由此可证明，黄云贵也没有提走案涉车辆。6.案涉车辆被开走后，黄云贵已经告知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相关情况，并报警，但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没有保存或提取当时的视频监控。7.案涉车辆的进口证明书、商检单等车辆证明手续在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手上，为何案涉车辆可以登记到赵芳芳名下。以上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根本不是正常的车辆交易，其中疑点重重，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也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说明和解释。请二审法院审查，该交易应当是虚假交易，存在欺诈消费者的嫌疑。四、本案涉嫌犯罪，应当驳回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诉讼请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根据以上第三条所述，本次车辆交易疑点重重:1.本案中的首付款89430元到底是谁转予黄云贵，最后应由谁承担，违反常理也没有合理的解释；2.黄云贵以（回租）合同向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为何黄云贵可以提走案涉车辆？3.现有证据和情况，足以认定开走案涉车辆的人为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职员。4.案涉车辆的进口证明书、商检单等车辆证明手续在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处，为何案涉车辆可以登记到赵芳芳名下；5.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伪造黄云贵的驾驶证。以上情况证实有欺诈消费者的嫌疑，或涉嫌蓄意抢盗。黄云贵已报警处理，但当时警方以未发现犯罪行为为由，未予立案侦查。黄云贵对交易顺利实现存有幻想，并缴纳了6077元供车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五、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错误。本案中，不存在案涉车辆已交付予黄云贵的事实，黄云贵无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作出判决，应属适用法律不当。依据错误的事实认定，判决明显错误。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云贵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交付义务已经完成，黄云贵一审期间也承认已经开走了案涉车辆，黄云贵本人也在车上。而且，黄云贵已经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了首期款，事后还支付了第一期款项6000余元，其声称案涉车辆仍在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控制下不合常理。而且，若黄云贵没有驾照，应该与朋友一起来提车，其声称由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帮其开出公司，与常理不符。案涉车辆已经驶出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即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经完成了交付义务。其次，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和黄云贵均到公安部门报警，但公安部门均不予立案，黄云贵声称先刑后民的说法不能成立。黄云贵声称案涉车辆的资料均在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处，车辆却登记在赵芳芳名下，对此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也不知情。目前，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只保留案涉车辆合格证的原件，其他证件已经交付予黄云贵，不存在与赵芳芳串通造假的行为。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何华、赵芳芳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云贵支付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余下的购车款175000元，逾期利息自2018年12月31日按年利率24%暂计至2019年7月4日为21403元，之后顺延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黄云贵支付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以上2项暂计为199403元；3.判令黄云贵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云贵经人介绍到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经营的4S店购买车辆，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与黄云贵签订一份《新车销售合同》，约定：黄云贵购买一辆XTS凯迪拉克汽车，包牌价264400元，买方未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每逾期一天须按照合同总金额的0.2%支付违约金；买方因违约或侵权给卖方造成损失的，其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发生的律师费等。2018年12月28日，黄云贵支付首付款89430元。2018年12月31日，黄云贵与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回租）合同》，约定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向黄云贵融资175000元，融资项目是净车价，租赁期限为36个月，每月租金6077元。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和黄云贵还签订了一份《车辆抵押合同》，约定黄云贵愿意以其所有的车辆就双方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回租）合同》向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2018年12月31日，黄云贵签署《车辆交接单》，确认从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处接收发动机号为18*****8的汽车（以下简称案涉车辆）一辆。2018年12月31日当天，黄云贵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提车，该人驾驶案涉车辆（搭载黄云贵）离开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黄云贵称其不认识该人，以为是何华介绍的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职员，因黄云贵不会开车，该人帮黄云贵驾驶车辆，将车开到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附近的加油站加油时，在黄云贵下车接电话的过程中，该人将车开走，不知所踪。之后黄云贵向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偿还过一期融资款6077元，之后再无还款，也没有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尾款。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同意在黄云贵应付尾款中扣减6077元。为解决与黄云贵的纠纷，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委托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为提起一审、二审诉讼及申请执行，并支付律师费3000元。另查，案涉汽车已登记在赵芳芳名下，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给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与黄云贵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黄云贵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处提取了汽车，应依约支付购车款。黄云贵称有一个人将车开走，不知所踪，其实际并没有拿到车，但黄云贵确认已签名接收了汽车，也无法提供将车开走的人的身份信息，不清楚该人的身份。况且，即使真的有人开走了汽车，但该行为发生在黄云贵接收汽车之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完成了交付汽车的义务，黄云贵如何处置汽车，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无关，黄云贵仍需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款。黄云贵已支付首期款89430元，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同意扣减黄云贵偿还给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的6077元，故黄云贵尚需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款168893元（264400元-89430元-6077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即违约金的性质。销售合同没有约定购车款应于何时支付完毕，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可要求黄云贵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起诉要求黄云贵付款，黄云贵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要求黄云贵支付违约金合理，违约金应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1日起算。合同约定每日0.2%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合同约定因黄云贵违约，应赔偿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律师费。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主张律师费3000元合理，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云贵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款16889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黄云贵未付购车款为基数，自2019年7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黄云贵清偿之日止）；二、黄云贵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律师费3000元；三、驳回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4.03元，由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负担292.03元，黄云贵负担1822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对黄云贵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上述证据仅能证实黄云贵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首付款的事实，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没有收取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交付的车辆，也没有将涉案车辆驶离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要求黄云贵支付剩余购车款168893元、相应利息及律师费是否具有充分的依据。本案中，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与黄云贵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黄云贵已向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提取了案涉车辆，并在车辆出库单上的提车人处签名确认提车事实，表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已完成交付车辆的义务。黄云贵之后曾向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偿还过一期融资款6077元亦可印证案涉车辆已顺利交接的事实。虽然黄云贵主张案涉车辆在驶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不久后，被案外人开走，不知所踪，但黄云贵无法提供将车开走的人的身份信息，其所述事实无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退一步而言，即使黄云贵所述属实，但车辆此时已脱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控制，风险已经转移，在黄云贵未举证证明驾驶员的身份为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员工或授权人员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视为案涉车辆未交付，亦不能以案涉车辆目前登记于赵芳芳名下为由认为案涉车辆尚未脱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控制。而且，黄云贵作为购车方，本人未获得驾驶证，却不带具有驾驶资格的人员同行，让不明身份的人驾驶车辆，导致车辆遗失，与其本人疏忽大意，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关联。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分析，案涉车辆的购买时间处于年底，在黄云贵已支付车辆首付款，剩余车款175000元亦由时利和融资租赁公司向黄云贵融资的情况下，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同意黄云贵先提车，并不违反一般交易常理，黄云贵以此为由认为案涉车辆实际尚未脱离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控制亦无理据。综上，黄云贵以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未完成车辆交付义务为由拒付剩余购车款缺乏理据，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应向黄云贵支付剩余购车款168893元。与此同时，本案中黄云贵的违约行为是逾期支付剩余购车款168893元，在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该违约行为造成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损失主要是资金被占用的损失。而案涉合同约定每日0.2%的违约金和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主张的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均明显偏高，导致最终计算的违约金数额仍过分高于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实际损失。因此，本院根据黄云贵的违约情形以及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的损失程度，将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计算利率由年利率24%调整为自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外，因合同约定黄云贵违约，应赔偿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律师费，因此，时利和汽车销售公司主张黄云贵支付律师费3000元有明确的合同依据，且未超出合理的范围，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对此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已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黄云贵再次以本案涉嫌犯罪为由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云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改判，但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50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50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50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黄云贵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168893元及相应违约金（以16889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4.03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44.03元，上诉人黄云贵负担16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37.86元，由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14元，上诉人黄云贵负担3323.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