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6民初6719号原告：上海岑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王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某某，男。被告：上海汉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沈凯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岑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岑升公司)与被告上海汉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盛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岑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某某，被告汉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岑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咨询服务费7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315,000元。诉讼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因原告法定代表人与“富友”公司(涉及上海富友多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以下简称“富友”公司)有其他业务关系，“富友”公司将维保所需的配置信息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再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某某通知被告人员，原告为被告提供的服务内容就是促成被告与“富友”公司签订相关维保项目合同及提供其他前期服务。2017年9月，原告最终促成被告和“富友”公司签订相关项目合同，故双方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支付原告技术服务费70,000元，被告实际已履行该份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支付原告70,000元。2018年，被告和“富友”公司的维保项目合同到期后，原告和“富友”公司沟通项目需求、确定维保项目方案、报价，再次促成被告和“富友”公司于2018年9月5日签订维保合同，项目总金额为393,620元。2018年12月，原告得知被告已经收到“富友”公司项目款项后，双方于2019年1月2日再次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支付原告技术服务费7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已经认证抵扣。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未支付该款项。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涉讼。被告汉盛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某某于2016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在被告担任销售职务，负责联系客户，被告派简某某和“富友”公司进行对接，简某某告诉被告，“富友”公司提出部分技术服务合同需要以外包方式完成，并且指定原告(简某某持有原告80%股份，系原告控股股东)作为技术外包的支持单位。后，被告与“富友公司”就设备维保签订了相应合同，且在简某某的一手操办下，被告与原告在2017年10月20日签订了第一份《技术服务合同》，被告虽已经支付该合同项下的70,000元费用，但系简某某利用职务便利签订合同，损害了被告的利益，被告保留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的权利。被告与“富友”公司的2017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就续签合同达成一致，并于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四份《技术服务合同》，故被告无需原告提供居间服务。就涉案合同，原告认为其提供的是咨询服务，但从该合同内容来看，系技术服务合同，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未就咨询服务达成过合意，原告主张咨询服务费没有合同依据。“富友”公司没有技术外包需求，被告与“富友”公司之间的技术服务均由被告完成，也不需要原告提供服务，该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无法证明其已经完成了技术服务。最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即使适用违约金也应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岑升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1月2日原、被告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并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金计算；2．增值税发票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发票后并抵扣；3．2018年9月5日被告与上海富友多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各一份，证明原告促成了被告与上述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之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约定被告支付70,000元；4．2017年10月20日原、被告之间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及付款凭证一组，证明本案所涉技术服务合同之前双方就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按约履行该合同项下的70,000元付款义务。被告汉盛公司对原告岑升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合同内容是技术服务条款，原、被告不存在居间服务关系，原告也没有履行过合同义务，从合同签订的时间节点上也和居间服务不相符；2．真实性无异议，发票已经抵扣，发票抬头是技术服务费，而非居间费。发票是税源单证，被告认证抵扣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3．真实性不认可，上面无任何盖章内容，对证据形式及来源不认可。但确认被告和“富友”公司签订、履行过这四份合同；4．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合同签订的背景和原告代理人简某某的实际身份来看，这份合同就是简某某利用在被告公司的职务之便而签订的合同，损害了被告的合法利益，被告认为该份合同是不合法的。被告汉盛公司未提交证据。诉讼中，应原告岑升公司的申请，证人梁某某出庭作证。证人梁某某陈述以下内容：其于2015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在汉盛公司担任华东区销售总监，原告代理人简某某在2018年5月之前也在汉盛公司担任销售。汉盛公司的业务是做第三方硬件维保，所以在售前需要了解客户的硬件配置等信息和需求，否则无法进行后续配置。“富友”公司的2017年维保项目的售前工作是岑升公司完成的，岑升公司了解客户需求后将情况告知汉盛公司，再由汉盛公司完成后续维保服务，所以汉盛公司和“富友”公司签订合同后需要支付岑升公司一定金额的服务费，该费用包含居间和技术服务的成分。2018年汉盛公司与“富友”公司再次签订维保合同，但并非是续签合同，因为与“富友”公司的项目有新内容的加入。岑升公司和汉盛公司在2017年和2019年签订的两份《技术服务合同》其都知晓，合同需要其在汉盛公司系统内审批才能通过，2019年岑升公司与汉盛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针对的就是汉盛公司与“富友”公司于2018年签订的四份技术合同，因为岑升公司提供的服务不是安装调试，只是拿到客户的信息、需求等，所以签订的是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简某某离职后，汉盛公司与“富友”公司的业务由其对接。后，因汉盛公司要求其所在部门根据业绩结算工资，其从汉盛公司离职。原告岑升公司对证人梁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证言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以证明本案事实。被告汉盛公司对证人梁某某证言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确实曾担任被告公司销售经理，是简某某的上级领导，但并非华东区销售总监。其述的简某某在汉盛公司任职的期间不属实，其所陈述的原告提供所谓的服务内容也是简某某告知的，是传闻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另外，证人与汉盛公司之间存在矛盾争议，其认为是被告强迫其离职，所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无论是岑升公司还是证人，均没有告知汉盛公司本案系争合同支付的是居间费或咨询服务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2日《技术服务合同》、增值税发票、2017年10月20日《技术服务合同》及付款凭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2018年9月5日被告汉盛公司分别与上海富友多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文本各一份，本院认证如下：被告虽认为合同文本没有盖章，对真实性不认可，但确认其与上述四公司签订、履行过这四份合同，故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参考。对于梁某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酌情予以参考。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汉盛公司与“富友”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签订相应服务合同。2017年10月20日，汉盛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作为受托方(乙方)的岑升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技术服务的目标：提供上海富友维保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服务地点：设备所在地和甲方指定的其他地点提供服务；技术服务期限：1年；技术服务工作内容：提供上海富友维保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费总额(含税)70,000元，乙方提供6%增值税发票；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期按质提供技术服务，每逾期一周，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期内累计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合同签章处，甲方加盖汉盛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岑升公司公章。2017年11月30日，汉盛公司支付岑升公司70,000元。2018年9月5日，被告汉盛公司作为受托方(乙方)分别与作为委托方上海富友多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友金融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各一份，约定汉盛公司为上述四公司的设备提供运维服务。汉盛公司确认与上述四公司的项目已经完成，业已收到了项目款项。2019年1月2日，汉盛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作为受托方(乙方)的岑升公司再次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技术服务的目标：提供上海富友维保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服务地点：设备所在地和甲方指定的其他地点提供服务；技术服务期限：1年；技术服务工作内容：提供上海富友维保设备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费总额(含税)70,000元，乙方提供6%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富友支付所有款项后三天内支付乙方70,000元，每逾期一天，甲方须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签章处，甲方加盖汉盛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岑升公司公章。同日，岑升公司向汉盛公司开具编号为XXXXXXXXXX、金额为70,000元、名称为技术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汉盛公司收到后进行了抵扣。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被告于2019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的性质，二是该合同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其提供了沟通项目需求、确定维保方案报价的售前服务并最终促成“富友”公司与被告签订维保合同，同时包含居间和售前服务，性质是咨询服务，而被告认为从合同内容来看，都是对技术服务内容的约定，未涉及到详细的咨询服务。对此本院认为，从合同文本来看，案涉合同名称为技术服务合同，同时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约定技术服务的目标和内容均为“提供上海富友维保设备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被告)收到富友支付所有款项后三天内支付乙方(原告)70,000元”，但对具体服务内容未作明确约定，在双方均无其他证据证明合同性质的情况下，结合双方于2017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及被告已经支付该合同项下款项的凭证，并酌情参考证人证言，原告的说法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虽辩称案涉合同系技术服务合同，系原告代理人简某某利用其在被告公司任职时的职务之便签订，但其无法说明两份技术服务合同所涉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诉讼前被告也未就两份合同向原告提出过异议，结合签订第二份合同前简某某已经从被告处离职这一节事实，本院对被告辩称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原、被告于2017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之履行情况来看，被告与“富友”公司建立服务合同后向原告支付70,000元费用，对该份合同项下已支付款项，被告也未提出异议或要求原告返还。本案系争款项，系原、被告于2019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项下费用，该合同盖有被告合同专用章，可以认定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针对该合同指向的“富友”公司维保项目，被告已经与“富友”公司签订了相应维保合同，并确认已经收到“富友”公司支付的项目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负有向原告支付相应费用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款项的诉讼请求，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合同第八条约定“自收到富友支付的款项后三天支付70,000元，每逾期一天，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诉讼中，原告主动调整违约金自被告收到发票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在考量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合理时，要兼顾违约金的重要特性即补偿性，同时还要衡量违约行为的恶意程度，即造成实际违约的事实情况等因素，本院结合原告因被告违约造成的损失及被告的过错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关于违约金的起算点，原告主张自被告收到发票之日计算，但其未证明何时将发票交付给被告，故本院酌定自被告收到起诉状的次日即2020年5月14日起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汉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岑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70,000元；二、被告上海汉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岑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72元，由原告上海岑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1元，被告上海汉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90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 侃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程书 记 员  许雅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