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39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一朋，男，198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舟，山东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允侠，女，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启明（朱允侠之夫），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冰雪，山东华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启明，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郯城县。上诉人杨一朋因与被上诉人朱允侠、杜启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初2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一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舟、被上诉人朱允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启明、杨冰雪、被上诉人杜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一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严重违约导致了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履行不能，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约定义务，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了上诉人的利益不能实现，并已受到经济损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的理由“原告明知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他人有纠纷，只要在北京总公司的经营权转让合同到手，仍然同意继续履行协议，故此时可视为原被告对所签订协议第三条作出变更。”这是错误的，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中明确规定是将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转让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将北京总公司宅急送的经营权与公司经营权混淆了。所谓公司的经营权，就是将公司过户到上诉人名下，即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2、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录音证据材料均是有关于宅急送代理经营权事宜交涉，并未谈到公司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以及履行公司变更手续的交接。而要履行协议的前提是按照《协议书》第二条规定，自签订协议后必需办理公司的变更手续。即便上诉人知道公司有纠纷，但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法院已将公司列为失信公司（注：上诉人是在2019年4月25日才知道公司已是失信公司），这也是被上诉人迟迟不给办理变更手续的根本原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协议书》第三条规定，“甲方必需保证公司无任何纠纷，否则乙方有权自知道纠纷后一年内提出解除协议”，被上诉人始终保证无任何纠纷，这一条件是其单方承诺，至于上诉人是否真的知道有无纠纷，不影响被上诉人的承诺，条件成就时，上诉人即享有约定的解除权。二被上诉人自签订协议后，未将与公司有关的所有手续交给上诉人，致使上诉人对外不能正常经营，不能实现签订协议书时的合同目的。《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而本案中需要上诉人收到宅急送代理手续和公司变更到上诉人名下同时完成，才可以认定为协商一致。2、一审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协议的同时，要求上诉人支付转让款90000元，属于对协议理解的错误。从协议的可实施性来看，上诉人认为，此协议也是有履行先后顺序的，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应该同时履行。因为根据合同第二条之约定，协议的第一条的履行应该是在以第二条全面履行为前提条件，否则，上诉人就无需履行第一条。朱允侠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表示，协议已经实际履行。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系案外人杜启乐注册成立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属于北京宅急送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加盟快递企业，后来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朱允侠经营，也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和北京总公司经营过户手续。2017年春天上诉人与其家属多次到公司，有时还给帮忙，上诉人发现宅急送经营的非常好，主动提出来想转让该公司。被上诉人提出转让价格35万元，经双方最终协商转让价格为29万元。当时上诉人第一次支付了15万元后该公司就已经实际转让给上诉人经营。第二次又支付了3万元，2018年12月28日再次支付2万元后双方补签了该协议，协议约定下欠9万元在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支付。二、该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可以随时办理变更登记，上诉人称不能办理变更手续不符合客观事实，纯属虚假辩解。从双方于2019年4月5日的通话录音中足以证实关于该公司在北京总公司的加盟经营手续在2019年4月5日之前已经变更完毕。被上诉人朱允侠在北京宅急送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加盟费、押金、经营权已经变更在上诉人指定的亲属胡金英名下。至于该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手续不是不能变更，而是上诉人故意不变更，上诉人随时配合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三、胡友清起诉杜启乐以及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一案(以下简称胡友清案件)在上诉人起诉前已经执行结案，对上诉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和损失，不能作为上诉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1、关于胡友清案件是该公司转让给被上诉人朱允侠之前形成的债权债务，当时上诉人受让股权时，被上诉人一方已经告知上诉人这个案件情况，承诺如果判决公司承担责任由被上诉人负责解决。2017年9月26日郯城法院作出(2017)鲁1322民初5000号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起运宅急送公司不承担偿还责任。胡友清提起上诉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鲁13民终2596号二审判决，改判杜启乐及该公司承担还款责任。2、该案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执行。在执行中既没有查封公司股权，也没有查封公司经营权。一切没有影响上诉人经营。如果造成上诉人不能经营或者损失，上诉人不可能在2018年12月28日第三次支付转让费2万元以及补签协议。2019年4月24日被上诉人代杜启乐支付38000元标的款，该案执行终结。上诉人是在2019年4月28日提起诉讼，在起诉时该公司已不存在任何纠纷。四、上诉人诉称的事实与诉前通话中争议的事实不一致，足以说明上诉人的诉称不符合客观事实。从2019年4月5日的通话录音中可以认定双方争执的焦点既不是胡友清案件，也不是股权及法定代表人手续的变更。而是北京总公司加盟手续的变更以及拖欠的9万元转让费支付的问题，上诉人表示只要是北京总公司的手续变更完毕，北京的合同来了之后就同意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余款9万元，只字未提因胡友清案件要求解除转让协议的问题。从2019年4月19日的通话录音中可以证实，2019年4月19日前北京总公司加盟手续已经变更完毕，而上诉人又提出转让费的多少问题，仍然未提胡友清案件的问题。通话录音的内容应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诉状中的诉称违背客观事实，是为了诉讼而做出的虚假陈述。故应当根据查明的通话录音内容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朱允侠二审当庭补充答辩称，在庭前朱允侠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朱允侠曾一起到了郯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该企业的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能否进行变更登记，工作人员经过查询给予答复，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可以随时到政务大厅一起进行变更登记，不存在任何障碍。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到郯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核实，目前该企业不存在任何被执行的信息。杜启明辩称，同朱允侠的答辩意见。杨一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杨一朋与被告朱允侠签订的《协议书》；2、被告朱允侠退还转让费20万元给原告，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杜启明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朱允侠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杨一朋支付转让费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杨一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允侠，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注册时间2013年12月19日，股东朱允侠，出资比例100%，认缴出资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快递信息咨询服务、货运代办、货物信息配载。原告杨一朋作为乙方，被告朱允侠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朱允侠经营快递营业，名下的公司为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上述公司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29万元，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20万元，余款即9万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给甲方。二、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乙方经营。三、甲方必需保证公司无任何纠纷，否则乙方有权自知道纠纷后一年内提出解除协议，甲方必需退还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所有转让费并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即时终止，甲方退还乙方支付的所有转让费并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分别签字捺印，协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原告已付被告转让费200000元，原告提交的收款条载明：“今收到杨一朋转让费200000元（贰拾万元整）收款人：朱允侠2018.12.28。被告提交了原告杨一朋与被告杜启明的电话录音，在2019年4月5日的电话录音中，被告杜启明向原告杨一朋催要余款时关于过户转让合同的对话，“杜：你说的意思是见了合同再给我钱是吧；杨：我最起码见了合同才能给你钱吧，……。杜：你当时字你签完了吧，你不签了吗，是吧；杨：我签了，北京得把合同给我回过来，说这是你的了，我得见着这合同。杨：最起码得合同来了，我见合同说你是的了，我这放心了，………。杜：你的意思是得等合同来你再给我钱是吧；杨：最起码我得等合同来，见着合同来，我见着合同了。杜：你的意思就是见了合同才能给我钱是吧；杨：是啊；杜：行行，那等合同来吧。”原告杨一朋与被告杜启明在2019年4月19日的电话录音中，“杨：……，我20万给你了吧，你把20万给我，过给你再接着干；杜：我凭什么给你20万的？你违约了，你给我签完了协议，户都转你身上了……；杨：29万你忽悠着我，是不是；杜：……我怎还忽悠你的，当时你逼着叫给你过户，现在过完户了你这样说了；杨：过完户了我再过给你；杜：你过给我就行了吗，你该我9万块钱没给；杨：那就再过给你，就算20万块钱，退给我什么事没有；杜：我凭什么退给你的，买卖已经形成决议了，……”。另查，另案胡友清诉杜启乐、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鲁1322民初5000号民事判决书，胡友清提起上诉，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鲁13民终259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杜启乐、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胡友清偿还借款35000元及利息，该案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执行，被执行人于2019年4月24日向申请人支付现金38000元，申请人同意结案，一审法院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已履行全部应负法律义务，该案执行完毕。原告于2019年4月28日诉讼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诉讼中，被告提起反诉，提出上述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原告是否有权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必需保证公司无任何纠纷，否则乙方有权自知道纠纷后一年内提出解除协议，……”。原告起诉称：“合同签订后不久，因公司与其他人有纠纷致使无法办理公司转让手续，随后，原告要求与被告朱允侠解除协议，并退回转让费，但被拒绝。”由此可以看出，原告解除合同的理由就是“公司与其他人有纠纷致使无法办理公司转让手续。”但2019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杜启明的通话录音中，被告杜启明向原告催要剩余款项时，原告明确要等北京总公司合同来到，才能给被告剩余款项，没有对被告提出因公司与他人有纠纷而不愿继续履行协议的任何要求和内容，也就是说，原告明知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他人有纠纷，只要在北京总公司的经营权转让合同到手，仍然同意继续履行协议，故此时可视为原被告对所签订协议第三条作出变更。2019年4月19日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已明确认可过户转让手续已经完成，虽提出转让价格等问题，但不构成解除合同的条件和理由，也就是说原告要求的经营权转让手续已经完成，原告应继续履行合同，原告起诉状所陈述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从客观方面讲，另案胡友清诉杜启乐、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执行人已履行完毕应负法律义务，该案对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履行没有造成实质性阻碍，亦未对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财产造成损失，没有导致原被告之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合同履行不能。综合以上主、客观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约定的转让价格290000元，原告已支付200000元，余款90000元应按约定支付，被告反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一朋的诉讼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杨一朋与被告（反诉原告）朱允侠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二、原告（反诉被告）杨一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朱允侠支付转让款9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一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一朋提交北京宅急送公司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公司收取押金是61000元，原件在公司。朱允侠质证称，一、该证明是复印件，也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且杜启明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对真实性不认可。另外，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股权转让的价格双方已经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是29万元，至于被上诉人缴纳的保证金、加盟费、转让费等，与本案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价款无关，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理由也与这29万元的具体组成无关，诉讼理由是公司不能进行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杜启明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不是本人的签字，内容也不属实。朱允侠、杜启明对杨一朋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杨一朋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一朋与被上诉人朱允侠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合法有效的协议书后，上诉人于签订协议的当天即支付被上诉人转让款20万元，被上诉人也将涉案转让的郯城县起运宅急送快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有关财产及经营手续交接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接收后也对该公司进行了实际经营，且上诉人也认可已取得了北京总公司宅急送的经营权。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将涉案公司的经营权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了上诉人，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5日和2019年4月19日两次向其催要转让余款9万元时，均未涉及涉案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履行期限问题，只是谈及北京总公司宅急送的经营权问题。而双方在协议中也并未约定办理涉案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履行期限问题，且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公司在其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被法院执行完毕的纠纷对上述变更问题造成障碍，致使其无法实现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一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一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怀峰审判员  李兴波审判员  杨敬国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