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行终38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北环二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李步彬，区长。 委托代理人殷廷伟，重庆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邹祥华，男，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颜书华，男，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 一审第三人重庆市大足区X镇X社区第十一居民小组，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X镇X社区。 负责人贺德全，组长。 颜书华诉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及一审第三人邹祥华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行初30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30日，原重庆市大足县农业委员会制作了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编号CQ220606110041）。该登记簿主要记载了以下内容：发包方大足县X镇X村11组，承包方邹祥华，承包地确认面积9.63亩，承包地块总数34块，原承包证总面积4亩，承包期限1998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止，承包地块情况包括了“小方方0.14亩、下弯田0.28亩、长弯田0.14亩、武家大田1.41亩”等地块，农户签字处有“邹祥华”签名及捺印。2010年10月7日形成的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核实表主要记载了以下内容：户主邹祥华，确认面积8.84亩，承包地块数34块，原承包面积4亩，承包地块情况包括了“小方方0.14亩、下弯田0.28亩、长弯田0.14亩、武家大田1.41亩”等地块，农户签字处有“谷名琼”签名。2010年11月30日，原重庆市大足县人民政府向邹祥华颁发了大足县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简称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邹祥华随后即取得了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上半年，在重庆市大足区X镇X社区第十一居民小组（简称X社区十一组）组织调解时，组长告诉颜书华，诉争土地已被登记在邹祥华名下。颜书华于2019年8月30日在原重庆市大足区农业委员会复印取得了本案诉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簿资料，同年9月从X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处复印取得了被诉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颜书华对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不服，于2019年10月12日起诉至法院，请求撤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2010年11月30日为邹祥华颁发的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审另查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发包方和承包方未签订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2011年3月12日，X社区十一组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邹祥华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041），该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条记载“承包方承包发包方提供的耕地8.84亩，其中，田5.08亩，土3.76亩。详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编号CQ220606110041。承包期限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一审还查明，原重庆市大足县农业委员会于2010年7月30日制作的两份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编号CQ220606110043及CQ220606110047）中，承包方均为颜书华，其承包地块情况中除记载有“小方方，确认面积0.28亩”外，未登记颜书华争议的“下弯田、长弯田、武家大田”等地块。在庭审中，颜书华、邹祥华、X社区十一组均认可，记载在邹祥华的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小方方、下弯田、长弯田、武家大田”等四块地块此前是颜书华户的承包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可诉。第二，颜书华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三，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合法。 第一，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可诉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而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确认邹祥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确认行为，颜书华认为该行政确认行为侵犯了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提起诉讼，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辩称该行为不可诉的答辩理由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颜书华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认为颜书华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由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称颜书华于2018年调解时就已知道被诉颁证行为，但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邹祥华虽然主张颜书华已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亦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从颜书华陈述的事实看，虽然颜书华于2018年调解时知道诉争土地被登记在邹祥华名下，但根据该事实并不足以推定颜书华于当时就知道了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向邹祥华颁发了被诉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行政诉讼是指行政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而提起的诉讼。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用益物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相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的行为，将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的变动。故本案系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辩称本案不涉及不动产，颜书华已超过五年最长诉讼时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颜书华称其2019年8月至9月期间才复印的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及被诉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才知道该颁证行为，颜书华于2019年10月12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第三，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根据被诉行为作出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享有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其次，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根据被诉行为作出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的法定程序之一，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该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根据该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作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职权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将土地承包合同作为必要的审查要件；同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基本程序是，先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再登记造册、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最后再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而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第一，被诉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小方方、下弯田、长弯田、武家大田”等四块地块此前是颜书华户的承包地。第二，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发包方即第三人X社区十一组与邹祥华之间尚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第三，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显示的颁证经过是，先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再入户核实，颁发了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再补签的土地承包合同。第四，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显示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与入户核实表、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记载的面积不相同。综合上述事实，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显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对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提及的“小方方、下弯田、长弯田、武家大田”等四块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因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在被诉颁证行为之后，故该民事争议的解决并非解决本案行政争议的基础，而该民事争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本案中不予审查评判。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称本案应先解决民事争议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颜书华请求撤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请求驳回颜书华起诉的答辩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邹祥华请求驳回颜书华起诉的请求亦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负担。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上诉称，颁发土地经营权证的行为并不对当事人各方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影响，该行为不可诉，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是取决于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个登记行为。本案实质是颜书华与邹祥华及X社区十一组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产生的争议，如果审理颁证问题，必然无法回避谁是合法承包经营权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参照该司法解释，当事人各方应当先就谁是经营权人进行确认后，再做评判，否则可能出现人民法院撤销颁证行为后，颁证机关最终还会颁证给先前登记的权利人，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当。一审中并未解决谁是涉案土地的合法经营权人的问题，当事人各方需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该争议，增加了诉累，一审回避了民事争议，未查清谁是实际权利人，在此情况下不能认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就损害了颜书华的承包经营权。颜书华的经营权证是在2010年颁发的，其应该知道自己在2010年就已经丧失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其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邹祥华上诉称，2004年3月2日颜书华自愿将其拥有的土地交出，邹祥华自愿接收该土地，并经发包方X社区十一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邹祥华已经与X社区十一组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颜书华与发包方关系已经终止。邹祥华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时间是2004年3月2日，是在颁证行为之前，该民事行为是颁证的事实基础，在审查颁证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对该民事行为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做出是否撤销颁证行为的决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颜书华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X社区十一组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1.邹祥华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041）。 2.邹祥华的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CQ220606110041）。 3.邹祥华的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核实表。 4.颜书华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043）。 5.颜书华的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CQ220606110043）及颜书华的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CQ220606110047）。 6.颜书华的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核实表。 证据1-6拟证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证的情况。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给邹祥华颁发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进行的形式审查和备案登记，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无法核实准确的情况。第一轮土地承包是1982年至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8年开始，当时登记的是计税面积，2010年颁发的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面积是按土地二调后的实际面积进行的登记。2010年这次颁证是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小调整。发证的顺序是先入户调查核实地块和面积，再录入系统，生成登记簿，公示无误后再颁证。本案的发包合同在颁证行为之后，是因为当时市农委没有要求，后来补签的。 7.2008年度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综合直补第一批）。 证据7拟证明：2008年颜书华的承包地就只有1.07亩，邹祥华的承包地有4.2亩。当时的面积是计税面积。 颜书华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1.大足县X镇2002年农业税征收明细账。 2.邹祥华的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CQ220606110041）。 3.颜书华的重庆市大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CQ220606110043）。 4.X社区十一组2019年8月14日、2019年11月18日出具的两份《证明》。 5.大足县高峰乡X村十一村民组2004年3月2日出具的协议。 以上证据拟证明：颜书华2002年缴纳农业税时登记的承包地面积是3.33亩，2010年颜书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载的面积只有2.21亩，面积减少，颜书华承包的“小方方0.14亩、下弯田0.28亩、长弯田0.14亩、武家大田1.41亩”等四块地块2010被登记在邹祥华的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大足县高峰乡X村十一村民组2004年3月2日出具的协议上，颜书华没有签名。颜书华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承包地。被诉颁证行为侵害了颜书华的合法权益。 邹祥华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1.被诉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据1拟证明：颜书华起诉的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颁发给邹祥华的。 2.大足县高峰乡X村十一村民组2004年3月2日出具的协议。 3.重庆市非经营性结算统一收据（2005年3月27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2004年6月8日）。 证据2-4拟证明：邹祥华2004年接收土地后就已经按接收的面积交税。颜书华放弃了承包地后，邹祥华按顺序接收了其承包地。 5.账户交易明细。 证据5拟证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7是真实的，邹祥华和其他社员都得到了相应的直补。 X社区十一组未向一审法院举示证据。 经一审庭审质证，颜书华对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邹祥华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入户核实表记载的面积均是8.8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面积是9.63亩，证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没有严格审查，事实上存在瑕疵。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该组证据中所有涉及颜书华的签名均不是颜书华本人所签。颜书华从1998年起的承包土地面积就是3.33亩，在颜书华的入户核实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载的面积只有2.21亩，这与颜书华举示的农业税征收明细表记载的面积矛盾。同时，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5中出现了两份编号不同但内容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分别为CQ220606110043和CQ220606110047，这说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在给颜书华进行土地登记时，没有严格审查，登记材料有错误和重复，证明颜书华起诉的理由正确。对证据7无异议，但颜书华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承包地。邹祥华对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无异议。X社区十一组对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无异议。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对颜书华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只能证明颜书华2002年交了农业税，当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颜书华举示的证据5即协议能证明颜书华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出来了。邹祥华对颜书华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和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颜书华举示的证据5是真实的，原件现在邹祥华这里。颜书华确实拿了四块承包地出来，2004年邹祥华是按顺序接收的这四块承包地。但当时邹祥华不知道这些地原来是哪家的，当时的组长杨能治怕之后有纠纷就让袁洪江写了份协议给邹祥华保管，邹祥华是在2004年拿到协议后才知道接收的地是颜书华家拿出来的。颜书华举示的证据4不能证明以前的事实，邹祥华是根据协议按顺序接收的土地。X社区十一组对颜书华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4是真实的。对证据5不清楚。 颜书华对邹祥华举示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就是颜书华起诉的权证。对证据2有异议，其上记载了颜书华放弃了承包地，但没有颜书华及邹祥华的签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邹祥华是对哪些地块进行的交税。对证据5有异议。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对邹祥华举示的证据无异议。X社区十一组对邹祥华举示的证据无异议。 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1-6，颜书华举示的证据1-4，邹祥华举示的证据1，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且客观真实，予以采信。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7、颜书华举示的证据5、邹祥华举示的证据2-5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前述证据材料，已经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在一审庭审中举示的证据质证认证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权属引发的行政争议，争议焦点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由于该行为是在2010年作出，因此依据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的规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的法定程序之一，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参照被诉行为作出时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该办法第七条又规定了申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程序，参照该条规定可知，应先签订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再向行政机关报送审核，通过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本案中，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向邹祥华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X社区十一组与邹祥华之间并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是先颁发了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后再补签的土地承包合同，此举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中关于程序先后的规定。其次，关于地块的面积，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与入户核实表、土地承包合同中的记载不相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因此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作出颁发第CQ220606110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上诉称颁发土地经营权证的行为不可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确认邹祥华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颁证行为，颜书华认为该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提起诉讼，符合前述法律的规定，因此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上诉称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就谁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进行确认后，再对颁证行为进行评判。一审判决中已对此进行了回应，本院与一审意见相同，在此不再赘述。由于本案中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是在被诉颁证行为之后，因此本应依据生效土地承包合同而产生的“小方方、下弯田、长弯田、武家大田”等四块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并非解决本案行政争议的前提条件，本案仅对行政机关颁证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述民事争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关于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上诉称颜书华的经营权证是在2010年颁发的，颜书华在2010年就应当知道自己已丧失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颜书华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应对“颜书华在2010年就应当知道自己已丧失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 关于邹祥华上诉称2004年3月2日颜书华自愿将其拥有的土地交出，邹祥华自愿接收该土地，并经发包方X社区十一组同意。此属邹祥华与颜书华之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在此不作评析。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邹祥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邹祥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 勇 审 判 员  张 桦 审 判 员  谭秋勤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  王 伟 书 记 员  王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