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8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建梅，女，1963年1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革文，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卓汉，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燕南，女，1955年7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哲，男，1985年3月3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建梅因与被上诉人夏燕南、倪哲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1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3、判令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代理权及赔偿。夏燕南虽然有代理权，但却不得损害被代理人苏建梅的合法权益，否则应赔偿苏建梅的损失。即使没有书面约定交易价格，并不代表受托人可以以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价格进行交易，受托人应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应以市场价交易。二、交易价格述远低于市场价。1、根据倪哲与案外人龚某玲的房屋买卖合同，其转让给案外人龚某玲的价格是137.5万元，并不是一审法院所称的几十万元；2、根据夏燕南与倪哲的递件房屋买卖合同，交易价格是24万，远远低于市场价格；3、一审法院拒绝了苏建梅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评估申请，又未调查认定涉案房屋的市场价，那么是如何对比及判断“并未远远低于市场价”的呢？4、夏燕南主张向苏某妹支付了大约78万元的款项是支付涉案房产的房款，那24万元难道不是远远低于78万元吗？5、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认定，夏燕南以24万将房产卖给其儿子倪哲，而夏燕南又说是约定了78万元房款且支付给了苏建梅人民币78万元，那夏燕南岂不是亏损了约54万元？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三、恶意串通的虚假交易。1、夏燕南将涉案房产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24万元卖给其儿子倪哲，是恶意串通的虚假交易，是转移、侵占苏建梅财产的不法行为，且这笔“交易”根本就没有实际付款；2、夏燕南与倪哲是母子关系，属于直系亲属，而苏建梅与苏某妹仅是姐妹关系，属于旁系亲属，关系远没有夏燕南与倪哲的关系亲密。一审法院认为苏建梅与苏某妹有利害关系，却又认为夏燕南与倪哲恶意串通证据不足，这明显是两个标准；3、涉案房产被卖给倪哲后，夏燕南并没有告知苏建梅，也没有向苏建梅支付房款；4、涉案房产实际上一直在夏燕南的实际控制之下，倪哲只是夏燕南的工具、棋子，串通配合夏燕南的恶意侵害行为；5、夏燕南和倪哲有从两次“交易”中获利，且该两次“交易”违背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正常的代理是由夏燕南直接代理将房产卖给市场主体，这样既直接了当，又省时间、省费用、省税款、省环节等。四、关于支付房款。1、苏某妹是案外人，苏建梅与苏某妹只是姐妹关系，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在香港体现得比内地更明显；2、夏燕南与苏某妹的经济往来完全与苏建梅没有关系，事实上夏燕南与苏某妹直接有与本案完全无关的经济往来；3、苏建梅并没有委托苏某妹收取房款，苏某妹也并不是夏燕南所称的房产实际控制人；4、交易记录中填写的“房款”，应由夏燕南与苏某妹解释，这是夏燕南的举证责任，而非苏建梅的举证责任；5、交易记录中填写的“房款”，不排除是夏燕南逃避债务的手段。如上所述，夏燕南已经丧失诚信，其所言应不予采信；6、苏某妹事实上表达了意见。一审庭审后根据法庭的安排，苏建梅向苏春梅转达了法庭希望出庭作证的意思，但苏某妹回复苏建梅与夏燕南之间的事与苏某妹无关，苏某妹不应也不想被无辜牵连进去，苏某妹不会出庭。苏某妹与夏燕南之间的事还没有完，这个意见已经在一审庭审后及时提供给一审法院。五、一审法院认定“数年内都未询问房产的出售情况，亦未催收房款”与事实明显不符。苏建梅一直有询问房屋的情况，由于夏燕南持有香港地产经纪牌照，又听说之前是内地律师，苏建梅按照香港法治社会的思维方式，所以才给予了夏燕南较长时间信任，但绝不是没有催促。六、苏建梅对“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的质证意见是“三性均不予确认”，不是难以确认。1、夏燕南和倪哲没有证明该通话录音的原始来源，没有将录音的手机出示，更没有能看到手机中存有该录音文件；2、夏燕南和倪哲庭审时说是在2015年4月13日的电话录音，但录音文件的属性中显示文件是2016年10月26日生成；3、录音中也没有指向诉争的房屋；4、通话中的人并不能确定为夏燕南和苏某妹；5、苏某妹为案外人，没有证据显示与本案有关联。七、一审程序问题多。夏燕南一审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驳回后又上诉，二审裁定维持管辖。管辖异议结束后，长期没有安排开庭，苏建梅多次催促。从起诉到一审正式开庭，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夏燕南和倪哲没有提供证据，居然在一审开庭当庭提供证据。苏建梅当庭表示要对此行为进行惩戒，但一审法官只是轻描淡写说警告一下了事。由于夏燕南和倪哲的拖延和违法，导致庭审后夏燕南和倪哲提交的证据的质证迟迟不能完成，最后在2018年8月7日完成并邮寄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2018年8月8日收到，但一审判决却早在2018年6月29日已经作出，一审明显偏袒夏燕南和倪哲。被上诉人辩称，苏建梅对苏某妹收取房款的事实一直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苏建梅原名下的房屋其实际所有人是苏某妹才能说得通。整个房屋的买卖公平合理，不存在所谓串通的事实。苏建梅主张夏燕南支付给苏某妹的款项并非房款，但是苏某妹本人一直拒不来法庭说明情况，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款项的性质。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苏建梅的上诉请求。苏建梅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夏燕南、倪哲连带赔偿苏建梅损失人民币200万元（最终以评估价格为准）；2、判令夏燕南、倪哲连带赔偿苏建梅利息损失（利息以评估价为基础，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倪哲将涉案房产转让给案外人之日起算至夏燕南、倪哲实际还清苏建梅损失之日止）；3.由夏燕南、倪哲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公告费、差旅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房地字第4000091261），原产权人为苏建梅。苏建梅与夏燕南系朋友关系，苏建梅于2011年向夏燕南出具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委托夏燕南打理上述房产，并“全权办理上述房产的有关转让手续，代为签署房产转让合同并收取售房款，在有关文件上签字”等。夏燕南、倪哲系母子关系，倪哲系夏燕南儿子。夏燕南于2011年4月22日与倪哲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作公证，将涉案房屋以24万多的价格转让给倪哲，并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倪哲名下。2013年，倪哲又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案外人龚某玲，并于2013年7月25日将产权变更登记至龚某玲名下。苏建梅主张夏燕南一直未向其支付售房款。夏燕南、倪哲予以否认，并主张案外人苏建梅的姐姐苏某妹才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控制人，其已向苏某妹支付了售房款。夏燕南、倪哲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3年9月4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共向苏建梅的姐姐苏某妹分笔支付“房款”约60万元。夏燕南、倪哲主张加上此前支付的港币现金22万元，共向苏某妹支付了涉案房产的售房款78万元。苏建梅否认前述转账用途为支付售房款，但对于交易摘要何以记录为“房款”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夏燕南、倪哲另提交了一份与“苏某妹”的通话录音文本，以证明夏燕南与苏某妹就涉案房屋买卖及售房款支付情况进行沟通。苏建梅表示难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另查，案外人苏某妹系苏建梅姐姐。一审法院曾向苏某妹发函询问其是否为涉案房屋实际产权人以及夏燕南、倪哲有无向其支付售房款等，但苏某妹拒收该函件，亦不同意到庭作证。上述事实，有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公证书、《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发票票据、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苏建梅出具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授权夏燕南出售其名下的涉案房产，夏燕南拥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夏燕南向倪哲出售房产，未超越其代理权限范围，该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直接作用于苏建梅。苏建梅虽主张夏燕南、倪哲系恶意串通，但并无客观证据予以证实。夏燕南向倪哲转让涉案房产，价款虽较市场价为低，但鉴于苏建梅对于出售房款的价格范围并未作出限制，应视为夏燕南有权自主决定出售价格，另结合倪哲两年后将涉案房屋以几十万元的价款转让给龚某玲的事实可以看出，夏燕南向倪哲出售涉案房产的价格并未远低于市场价，故苏建梅应对夏燕南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另外，按照苏建梅的主张，其在向夏燕南出具委托公证后数年内都未询问房产出售情况，亦未催收房款，该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鉴于苏建梅与苏某妹系姐妹，存在利害关系，苏某妹拒绝出庭作证，苏建梅亦无法合理说明为何夏燕南、倪哲要向苏某妹支付“房款”。一审法院认为，夏燕南、倪哲关于出售涉案房产系与苏某妹沟通并向其补偿差价的陈述更具可信度。综上，苏建梅主张夏燕南、倪哲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夏燕南、倪哲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苏建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苏建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苏建梅要求夏燕南、倪哲赔偿损失的主张是否成立。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委托合同时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的行为，对外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委托合同分为有偿委托合同和无偿委托合同。无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项并未取得报酬，其注意义务明显低于有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只有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导致委托人的损失的，受托人才负有赔偿义务。本案中，首先，从苏建梅向夏燕南出具并经公证的《委托书》内容看，并不涉及支付报酬事项，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应属于无偿委托合同。苏建梅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给予“喝茶费”作为报酬，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苏建梅出具的《委托书》明确夏燕南具有全权办理转让房产并代为收取房款等权限，且未对出售房产的交易价格和交易对象作出限制，故夏燕南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将案涉房产转让给倪哲并未超越代理权限，结合一审查明的夏燕南曾与苏建梅的姐姐苏某妹沟通成交价款并事后向其支付房款等情况，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夏燕南存在滥用委托人授予的权利或与倪哲恶意串通损害苏建梅合法利益的情形；再次，苏建梅主张夏燕南向倪哲出售房产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当时市场价值，其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苏建梅一审中并未提供同时期同区域房产的市场交易行情予以证明，而深圳房价多年来总体处于上涨趋势，倪哲2013年将房产转售他人的价格并不能作为夏燕南2011年受托出售房产的价格是否合理的参照，苏建梅申请对倪哲转售房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与待证事实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最后，苏建梅在2011年4月已委托夏燕南处理案涉房产，但直至2016年9月时隔五年之后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夏燕南、倪哲赔偿损失，且未能提供在此期间曾向夏燕南询问房产出售情况或催收房款的相关证据，明显有违常理。同时，一审法院已书面通知苏建梅的姐姐苏某妹对其是否系房产实际产权人以及有无收取售房款等事项作出答复，但其拒收函件且不同意到庭作证。因此，苏建梅要求夏燕南、倪哲赔偿损失200万元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苏建梅的诉讼请求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上诉人苏建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