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刑初665号公诉机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某甲。辩护人叶春，上海春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贾丙海，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某。辩护人朱锋，上海市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朱某某。辩护人李海鹏，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青检三部刑诉[2019]3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甲、李某、朱某某犯保险诈骗罪，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魏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甲及其辩护人叶春、贾丙海、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朱锋、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辩护人李海鹏到庭参加诉讼。经公诉机关申请，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两次，另经上级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被告人李某、朱某某的供述、证人沈某某、顾某某、寿某某、黄某甲、黄某乙、杨某乙等人的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被告人杨某甲的供述，证人顾某某、许某某、夏某某、钱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董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保险公司报案函、营业执照、民事起诉状、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明细、保险理赔材料等，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咨询意见书，案发经过、抓获经过、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人张某某等人的证言，户籍资料、司法鉴定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据指控：一、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杨某甲、李某在上海市青浦区经营法律咨询事务所代理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与因交通事故受伤的黄某甲（另案处理）及其弟黄某乙（另案处理）经事先商量，在明知黄某甲事故前已耳聋的情况下，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外伤后双耳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提起民事诉讼。后经法院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付人民币861,219.0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残疾赔偿金807,6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该节事实，起诉认定犯罪数额为842,688元。二、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杨某甲、李某在上海市青浦区经营法律咨询事务所代理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与因交通事故受伤的顾某某（另案处理）及其子寿某某（另案处理）商定，以15万元买断其保险理赔业务，后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六级伤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骗取保险理赔款521,465.50元，其中，残疾赔偿金461,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18年6月15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顾某某因交通事故所致颈椎过伸伤，目前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未达伤残等级。顾某某目前颈部活动障碍已构成十级伤残。该节事实，起诉认定犯罪数额为361,152元。三、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杨某甲与沈某某（另案处理）在上海市闵行区经营法律咨询事务所代理杨某乙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七级伤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及肇事司机赔偿613,971.74元，其中，残疾赔偿金461,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17年11月7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杨某乙在原有颈椎退变基础上因交通事故所致颈椎过伸伤，遗留颈椎活动功能障碍，构成九级伤残。2017年12月，经法院主持调解，保险公司支付赔偿款214,629.80元。该节事实，起诉认定犯罪数额为359,456元，属犯罪未遂。被告人朱某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综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甲、李某伙同被告人朱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保险金，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保险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某甲、李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朱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某甲、朱某某已着手实施第三节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朱某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审判。被告人杨某甲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被告人杨某甲辩解未参与犯罪，黄某甲明确说过耳聋是事故造成的，鉴定时其已将黄某甲全部病史资料交给朱某某；其不认识顾某某，也未参与理赔的事情；不清楚杨某乙案中有虚假鉴定的情形，朱某某出具鉴定意见书后其才安排民事诉讼。辩护人认为杨某甲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理由如下：1、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参加投保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均是财产保险的范畴，不是人身保险，只有人身保险合同中才有受益人，因此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不存在受益人。杨某甲只是伤者的代理人，其身份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要求，朱某某作为鉴定人员只是帮助犯，更不构成保险诈骗罪。2、起诉认定杨某甲与朱某某合谋的事实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理由如下：仅朱某某称杨某甲要求其做高伤残等级，朱某某是听从华政领导的安排，并不是杨某甲要求其做几级伤残就做几级,不能排除朱某某认识上的错误，其误以为是领导让他照顾照顾杨某甲，且朱某某没有从任何一个案子中获取好处；李某等人的证言具有一定的猜测性。3、朱某某出具的不管是锦曼的还是华政的报告，被告人杨某甲、李某都不可能怀疑其真实性，杨某甲等人据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合情合理。鉴定意见仅仅是去理赔、起诉的证据之一，并不一定能获得保险理赔款。4、起诉指控杨某甲参与三次保险诈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节事实中，杨某甲事先并不知黄某甲有耳聋的情况，且其已向朱某某提交全部病史资料，其对朱某某并没有任何隐瞒，黄某甲案已在一审中重新进行了鉴定，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华政的报告，故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节事实不成立。第二节事实中，2年以后的鉴定报告不能否认之前的鉴定报告。第三节事实中，复旦和华政都是正规的鉴定机构，不能依据复旦的报告来否认华政的鉴定结论。5、公诉机关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不当，杨某甲等人均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综上，被告人杨某甲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即使杨某甲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也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三节事实都是以隆祥事务所等名义与受害人签订协议，杨某甲并不是该事务所的实际经营人，杨某甲不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为证实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还提交下列证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证实第一节指控的事实不成立。营业执照证实隆祥法律咨询所系个人独资企业。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被告人李某辩解其仅是打工的，并不起主要作用，不是主犯。辩护人还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中有无夸大事实是关键，根据朱某某的供述可以认定其是根据杨某甲的要求和华政领导的授意才作出虚假鉴定结论，对此，李某并未参与。2、李某不具有直接占有保险理赔款的目的。保险理赔款是多是少和李某没有关系，李某也不直接支配保险理赔款，李某只是拿年薪。隆祥员工也证实李某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在李某被羁押期间，隆祥事务所还正常运营。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的“李某、杨某甲伙同朱某某的事实”有异议，只有杨某甲伙同朱某某。3、李某无权利直接支配隆祥的款项，隆祥员工的工资都是李某请示杨某甲之后才发放的。4、李某未直接从虚假的保险理赔中获取好处费。5、买断保险理赔业务并不必然构成保险诈骗，李某的行为在保险诈骗中仅仅是普通员工提供的行为，应认定李某系保险诈骗的从犯。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朱某某辩解冒充签名并不是其本意，是华政领导安排的。辩护人还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朱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被告人朱某某系从犯，朱某某只是在其他被告人提出要予以照顾的情况下才出具了虚高的鉴定意见，其未参与和伤者谈判、参与诉讼等。3、被告人朱某某未参与利益分配。4、被告人朱某某做鉴定是受到他人左右的，华政领导和杨某甲都会干涉朱某某的鉴定结果。5、被告人朱某某的主观恶性较低，其对虚高的鉴定结论持放任的态度，并不是积极追求的。6、被告人朱某某并不是专业的法医出身，其专业知识欠缺可能导致作出虚假鉴定。7、被告人朱某某系初犯。8、被告人朱某某认罪悔罪。9、第三节中的犯罪金额应以2个伤残等级差计算。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朱某某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杨某甲、李某在上海市青浦区经营上海隆祥法律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隆祥事务所”）代理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与因交通事故受伤的黄某甲（另案处理）及其弟黄某乙（另案处理）事先商量，在明知黄某甲事故前已耳聋的情况下，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外伤后双侧耳聋”及“四级伤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提起民事诉讼。后经法院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付黄某甲861,219.07元，其中，残疾赔偿金807,6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黄某甲得款29万元。二、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杨某甲、李某在上海市青浦区经营隆祥事务所代理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与因交通事故受伤的顾某某（另行处理）及其子寿某某（另行处理）商定，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顾某某保险理赔业务，后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六级伤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骗取保险理赔款521,465.50元，其中，残疾赔偿金461,536元（经协商，以七级伤残标准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18年6月15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顾某某因交通事故所致颈椎过伸伤，目前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未达伤残等级；顾某某目前颈部活动障碍已构成十级伤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顾某某应得残疾赔偿金115,38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此节事实，被告人杨某甲等人多骗取保险理赔金361,152元，其中，顾某某得款15万元。三、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杨某甲与沈某某（另案处理）在上海市闵行区经营上海宏振法律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宏振事务所”）代理杨某乙交通事故理赔业务过程中，伙同被告人朱某某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七级伤残”的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据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及肇事司机赔偿杨某乙613,971.74元，其中，残疾赔偿金461,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17年11月7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杨某乙在原有颈椎退变基础上因交通事故所致颈椎过伸伤，遗留颈椎活动功能障碍，构成九级伤残。2017年12月，经法院主持调解，确认保险公司支付杨某乙赔偿款214,629.8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杨某乙应得残疾赔偿金102,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此节事实，七级伤残赔偿金与九级伤残赔偿金差额为102,080元及精神抚慰金差额1万元（杨某乙为农村户口）。后因本案案发，诈骗未得逞。另查明，被告人朱某某于2018年5月24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证实被告人杨某甲与隆祥事务所、宏振事务所的关系及杨某甲与两家公司资金往来的证据：1、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杨某甲系隆祥事务所实际经营人，负责公司鉴定业务，李某负责公司的其他业务；公司收入进李某个人银行账户，李某年薪20万元，其余盈利归杨某甲所有，转入杨某甲个人或其指定的银行账户。2、证人沈某某的证词证实，杨某甲系上海宏骏法律咨询事务所和宏振事务所实际控制人，沈某某负责管理公司、接收业务，杨某甲负责鉴定及诉讼上的事情，沈某某从公司盈利中抽取30%左右，剩下70%左右的盈利交杨某甲。事务所大部分案件都是交给朱某某做鉴定。公司收入、开支基本通过沈某某个人账户。杨某甲与华政鉴定中心负责人闵某某关系不一般。3、证人许某某、夏某某（均系隆祥事务所工作人员）的证词证实，杨某甲是隆祥事务所负责人，大家称呼其为杨主任、杨老板，杨某甲经常来公司谈案子，谈的案子以风险代理居多。4、证人钱某（宏振事务所业务员）的证词证实，杨某甲参与事务所的经营，公司有微信群，群里杨某甲也是以负责人自居，杨某甲出事后，沈某某对员工说过，有人来问公司是不是杨某甲的，要说不是。5、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李某个人建设银行账户向杨某甲账户转账300余万元；2012年至2018年，沈某某个人银行账户向杨某甲、王芹红账户转账的情况。二、证实起诉指控第一节犯罪事实的证据：1、证人黄某甲、黄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2015年5月，黄某甲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后至隆祥事务所咨询保险理赔事宜，公司负责人李某发现黄某甲听力有问题后，让黄某甲至医院检查一下耳朵。黄某甲遂去上海武警总队医院检查，并将病历卡送到李某公司，后李某向二人介绍了公司老板杨某甲，说黄某甲病历上写听力下降三年，肯定赚不到钱后，杨某甲称他会帮忙疏通关系，但需要黄某甲去医院将病历里的“3年”改成“3天”，后李某带黄某甲、黄某乙去武警医院修改了病历，之后李某、杨某甲又称武警医院名气不够响，怕这个检查结果保险公司不认可，让黄某甲去了眼耳鼻喉科医院检查，检测结果是重度耳聋。双方约定保险理赔金由李某公司和黄某甲各得50%，并签订了协议。协议签好后，李某安排黄某甲做了伤势鉴定，鉴定结束后，李某告诉黄某甲、黄某乙，伤残鉴定能做到四级，按照标准要赔偿80多万元。2016年5月，李某通知黄某甲去法院起诉，案件经一审、二审于2018年3月终结，保险公司向黄某甲支付了80多万元的赔偿金，李某称疏通关系花了20万元，剩余钱款与杨某甲、李某平分，扣除鉴定费等中介公司垫付的费用，黄某甲实际得款29万元。案件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保险公司律师给黄某甲、黄某乙看过一段监控视频，内容是关于黄某甲耳聋的情况，视频里黄某甲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律师自己以前得过脑膜炎，是脑膜炎的后遗症。该段视频李某对黄某甲讲过，如果有人问起黄某甲的听力问题，就说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当时杨某甲也在，听到李某说的话。2、被告人李某的供述笔录证实，2015年5月，黄某甲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委托隆祥事务所代理保险理赔业务，黄某甲弟弟黄某乙告诉李某，黄某甲的耳朵之前因生病导致听不清楚，事故发生后耳聋更严重了，后李某将此情况告诉杨某甲，杨某甲提出先让黄某甲去医院检查一下，杨某甲看到医院病历上记录“双耳听力下降3年”，并从黄某乙处得知黄某甲的耳朵属于陈旧伤后提出将“3年”改成“3天”，黄某甲遂去医院根据杨某甲的意见修改了病历，并加盖了医院医生的印章，此后，黄某甲又根据杨某甲的要求去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杨某甲还提出要收取50%的服务费。2015年11月，杨某甲联系朱某某到公司做伤残鉴定，朱某某出具了华政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黄某甲的伤势评定为四级伤残。2016年9月，黄某甲向法院提起保险理赔的诉讼，判决结果保险公司应当赔偿黄某甲80余万元，宣判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2018年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判决，2018年4月，黄某甲获得保险公司理赔款80余万元，黄某甲、黄某乙将其中的49万元汇到李某个人银行账户。3、被告人朱某某的供述笔录证实，朱某某受华政鉴定中心主任闵某某委派至闵某某妻子成立的上海锦曼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锦曼鉴定所”）担任负责人，闵某某多次委派朱某某到杨某甲的中介所，上门对交通事故伤者做伤残鉴定。闵某某关照朱某某为杨某甲提供方便，可以适当将伤残鉴定做高一些。黄某甲案是杨某甲与其联系的，杨某甲提出将黄某甲的伤残做成四级，并由华政鉴定中心出具报告，杨某甲称已经和上面说好了。后朱某某在未确定黄某甲耳聋是交通事故引起的情况下，根据杨某甲的要求出具了四级伤残鉴定结论，并根据闵某某的指示以华政鉴定中心李敬亮、朱宝山的名义出具报告，两名法医的名字都是朱某某代签的。4、证人张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2015年5月的一天，张某某驾驶土方车与一男子在青浦区华徐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在事故之前，张某某曾按过好几次喇叭，但那个男子都好像听不到，事故发生后，见他身上后背有点擦伤，其他地方未看到有流血或擦伤的情况，也没提到耳朵受伤的情况，问他哪里受伤，他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交警很大声问他，他才说了几句，在交警支队处理事故时，伤者的兄弟说去医院看了，没有什么大碍。5、证人顾某某（隆祥事务所业务员）的证言笔录证实，2015年5月的一天，顾某某根据李某的安排至青浦交警支队事故科拉业务，见到事故伤者黄某甲及他弟弟，黄某甲的弟弟告诉顾某某黄某甲是前两天被汽车撞伤的，头部受伤了，看到黄某甲时未见明显外伤，但是耳朵好像有问题，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后将两人带到公司由李某洽谈具体事宜。6、证人夏某某（隆祥事务所行政文员）的证言笔录证实，黄某甲保险理赔代理是李某和杨某甲参与洽谈的，杨某甲一开始是否参与夏某某不清楚，但到了后期诉讼阶段，杨某甲肯定参与的，主要是和黄某甲的弟弟黄某乙谈的，黄某甲案件签订的协议价格很高，收取当事人50%的费用。黄某甲案杨某甲还拉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夏某某、杨某甲、李某和律师彭咏梅，彭律师在群里曾说过，保险公司调解的价格是38万元，如果不同意就要去保监会报案，因为保险公司认为黄某甲被评定为四级伤残等级有问题，但杨某甲始终坚持60万元的调解方案。黄某甲案经过一审、二审，判决结果保险公司赔偿黄某甲80余万元。7、调取、鉴定材料、理赔材料、重新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咨询意见书、诉讼材料、银行账户明细、华政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2015年5月22日，黄某甲骑三轮车与张某某驾驶的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同年12月30日，华政鉴定中心出具黄某甲伤残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因交通事故致头部外伤后双侧耳聋等，经对症等治疗，现遗留双耳极重度耳聋，评定为四级伤残。2016年9月，黄某甲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7月28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本院委托出具黄某甲案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黄某甲听觉障碍属于四级伤残；根据现有资料，交通事故与黄某甲目前听觉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2017年9月，法院依据上述鉴定结论作出民事判决。2018年9月6日，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受上海市司法局司法鉴定管理处委托，出具专家咨询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黄某甲2015年5月22日因交通事故受伤，根据现有材料，未发现其存在双耳听觉功能障碍的损伤基础，故难以认定本次交通事故与其目前双耳听觉功能障碍存在因果关系。三、证实起诉指控第二节犯罪事实的证据：1、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公司”）报案材料、证人董某（系华泰保险公司稽查人员）的证言笔录证实，2016年5月12日，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接报一起发生在上海市青浦区的交通事故，报案人即被保险人何状元称，自己驾驶机动车在青浦区城中东路环城路口与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顾某某倒地受伤，车辆受损。后公司对何状元的车损及顾某某的伤势进行了保险理赔。2017年6月30日，董某受公司委派对该事故进行稽核，到顾某某的家中进行走访，见顾某某行动正常，未留有任何后遗症。根据鉴定结论，顾某某六级伤残的情况属于偏瘫或截瘫，不可自主站立且行走的，顾某某存在诈骗的嫌疑，后找到出具报告的鉴定人华政鉴定中心徐某，徐某称鉴定报告是一名姓朱的法医做的，他只是代签了这份报告，后通过朱法医联系到中介人员李某，告知李某顾某某的伤势存在夸大谎报的情况，李某一开始不予承认，后同意联系伤者退赔一些保险金，但此后不肯与董某见面，也不带伤者商谈退赔事宜，期间，李某通过其朋友与董某联系，希望能私下解决此事，实际上李某是想通过给董某一些好处费，让董某不再找他退赔。2、证人顾某某、寿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2016年5月12日，顾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与他人发生碰撞受伤后，由顾某某的儿子寿某某找到隆祥事务所李某，由李某公司代理理赔事宜，选择李某公司是因为大多数代理理赔公司的业务员都说顾某某的伤势最多九级，能获15万元赔偿金，但李某却说能做到八级，双方谈妥不管保险公司最终赔付多少保险理赔金，顾某某只能拿15万元，后李某安排顾某某去了李某公司做了伤残鉴定，2016年12月30日，鉴定报告出来，结论为六级伤残，但报告上关于顾某某的伤势与实际伤情不符，最终保险公司赔付了52万余元，顾某某仅得了15万元。3、被告人李某的供述笔录证实，2016年6月，顾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后通过她儿子寿某某委托隆祥事务所代理保险理赔事宜，杨某甲知道顾某某的情况后提出做风险代理，双方同意公司以15万元买断，后杨某甲联系朱某某对顾某某的伤势做了伤残鉴定，最后出具了华政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顾某某的伤势评定为六级伤残，这个结论明显评高了，李某持上述鉴定结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请求，经协商，保险公司以七级伤残的标准予以赔付，共支付了52万元理赔款，其中30余万元李某用于偿还自己的房贷，剩余资金用于公司开支。4、被告人朱某某的供述笔录证实，2016年8月，朱某某到隆祥事务所做鉴定，鉴定工作结束后，杨某甲要求对其中一名伤者顾某某予以照顾，并提出做到六级伤残，李某也叫朱某某放心，称其他方面都会搞定的，后询问华政鉴定中心主任闵某某，闵某某表示可以做，之后朱某某就以华政鉴定中心的名义出具了鉴定报告，并根据闵某某的要求，由朱某某冒签鉴定人徐某和俞某某的名字，因为朱某某是锦曼鉴定所的法医。5、调取、鉴定、重新鉴定、理赔材料、银行账户明细、华政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2016年12月30日，经华政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顾某某因交通事故致颈椎过损伤，颈髓损伤等。现留有四肢感觉运动障碍，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评定六级伤残。2018年6月15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委托出具书面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顾某某因交通事故所致颈椎过伸伤，目前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未达到伤残等级；顾某某目前颈部活动障碍已构成十级伤残。四、证实起诉指控第三节事实的证据：1、证人沈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2016年５月，公司受理杨某乙交通事故理赔案件，根据沈某某的个人经验，伤残等级达到九级左右，双方谈妥，赔偿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下的公司收取6,000元委托费用，如把伤残等级做高多赔付的就收取多出赔偿款部分的30%作为委托费用。后杨某甲联系朱某某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是七级，比沈某某预估的正常等级高了许多，朱某某做的鉴定，一般都会做的比正常的高。鉴定结果出来后联系律师至法院起诉，因保险公司对伤残鉴定提出异议重新做了鉴定，结论是杨某乙的伤残达到九级，后经法院调解，保险公司赔偿杨某乙20余万元赔偿款，公司收取了6,000元委托费用。2、被告人朱某某的供述笔录证实，杨某乙的伤残鉴定是杨某甲通知朱某某去做的，杨某乙的伤势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存在虚高的情形，朱某某虽然记不清楚杨某甲是否说过要照顾一下杨某乙的司法鉴定，但是像这种级别比较高的司法鉴定，杨某甲一般都会对朱某某说的，让朱某某照顾一下，而且这些级别较高的报告，闵某某也会亲自审阅，只有经过闵某某审阅后，才能发报告。3、证人杨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2016年4月9日，杨某乙乘坐的一辆轿车在奉贤区金海公司西闸路附近与对方一辆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通过他人认识一自称叫沈某某的男子，沈某某称能帮忙处理事故理赔事宜，也有办法把伤残等级做高，正常理赔的部分他收取6,000元的委托费用，后与沈某某的宏骏法律咨询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协议。杨某甲应该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其与沈某某洽谈时杨某甲都在公司里，做鉴定时，杨某甲也在那里。而且公司的其他员工对他都很尊重。4、鉴定、诉讼材料证实，2016年12月15日，华政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杨某乙的伤势为七级伤残。2017年7月，杨某乙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起诉石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同年11月7日，受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某乙的伤势进行鉴定，结论为构成九级伤残。2017年12月，经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杨某乙赔偿款214,629.80元。五、证实被告人到案及身份的证据：1、案发经过、抓获经过、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实，本案的案发情况及杨某甲、李某被抓获到案和朱某某于2019年5月24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事实。2、户籍资料证实，三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全案证据均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应予确认。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及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作如下评判：第一，关于被告人杨某甲是否参与实施诈骗的问题。被告人杨某甲否认参与实施诈骗，但根据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在第一节诈骗事实中，被告人杨某甲在明知黄某甲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已耳聋的情况下仍指使黄某甲至医院修改病历并安排法医做高伤残等级，在第二节犯罪中，杨某甲不仅对顾某某的伤势有所了解，而且要求朱某某做高伤残等级；证人黄某甲、黄某乙的证词均证实，在伤残鉴定之前，已告知杨某甲、李某关于黄某甲在事故前已耳聋的事实；证人黄某甲、顾某某、杨某乙的证词均证实，三人在收到鉴定报告后都觉得报告上描述的伤情与事实不符，明显比实际情况严重；证人沈某某的证词亦证实，事务所的伤残鉴定由杨某甲负责，杨某乙案系杨某甲让法医做高鉴定的。另查明，被告人朱某某供述，涉案三起事故的鉴定均系杨某甲与其联系，且杨某甲明确要求其将伤残等级做高，并要求以华政鉴定中心的名义出具报告，其之所以同意杨某甲的要求系因华政鉴定中心主任要求其这么做。还查明，被告人朱某某系锦曼鉴定所负责人，该鉴定所系华政鉴定中心主任闵某某妻子成立。杨某甲的辩护人以再审时黄某甲案高院已驳回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为由，认为杨某甲不知道黄某甲实际伤情，经查，黄某甲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法院之所以作出保险公司以四级伤残标准向黄某甲赔偿残疾赔偿金的判决，系因在此期间，黄某甲向法院隐瞒了其在事故发生前已耳聋的事实及因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因程序上不合法等问题而未得到法院采信。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杨某甲参与骗取保险理赔金的事实。第二，关于本案的定性。刑法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本案中，车辆保险属于财产保险，黄某甲、顾某某、杨某乙分别是事故受害方，均非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也非受益人，杨某甲、李某仅受托代为理赔保险金，朱某某更非上述三类主体，故本案三被告人均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另查明，本案三起交通事故，杨某甲、李某、朱某某与事故投保人、被保险人均无联系，现有证据亦不能证实杨某甲等人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相互勾结共同骗取保险金的事实，故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当，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本案被告人杨某甲、李某、朱某某既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要求，亦不能证实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共同犯罪，故本案不应定性为保险诈骗罪，应定性为诈骗罪。第三，关于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提出应认定李某为从犯，经查，根据被告人李某、朱某某的供述、证人黄某甲、黄某乙的证词及涉案三起交通事故的司法鉴定结论、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可以证实，保险公司多支付保险理赔金是基于被告人朱某某作出的虚高鉴定结论，而被告人朱某某之所以出具虚假鉴定结论，是因杨某甲向其提出做高鉴定结论的要求，且杨某甲明确表示已跟华政鉴定中心主任闵某某打过招呼，另要求做高鉴定结论的报告以华政鉴定中心名义出具；还查明，被告人朱某某系锦曼鉴定所负责人，而该鉴定所实际由闵某某妻子成立，据朱某某供述，其之所以出具虚假鉴定结论，系因闵某某要求其照顾杨某甲，其每月除从锦曼鉴定所获取正常收入外，还从华政鉴定中心每月获取1万元收入和部分奖金。被告人李某亦明确指认虚假鉴定结论系杨某甲向鉴定人员提出。另从赃款的处分来看，被告人李某称杨某甲每年给其20万元年薪，被告人杨某甲否认与隆祥事务所有关，但从两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仅2017年、2018年，李某建行卡就向杨某甲账户转入300余万元资金，对此，杨某甲辩解系李某归还其因买车买房的借款，而李某予以否认，故杨某甲是涉案的最大得益者。综上，根据被告人杨某甲、李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及获利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比杨某甲要小，辩护人要求认定李某为从犯的辩护意见，可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甲、李某伙同被告人朱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均应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朱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朱某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甲系主犯、被告人李某属如实供述罪行、被告人朱某某系自首、从犯的公诉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指控三被告人的犯罪罪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杨某甲、朱某某实施的诈骗事实，既有犯罪既遂，又有犯罪未遂，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应以犯罪既遂认定，未遂部分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关于被告人杨某甲提出未参与诈骗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杨某甲的辩护人提出不应定性为保险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提出应认定李某为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朱某某的辩护人以其当事人系从犯和自首为由请求法庭予以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且于法不悖，本院予以采纳，但对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朱某某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不予采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某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日起至2029年7月1日止；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二、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7日起至2027年5月6日止；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三、被告人朱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四、被告人杨某甲、李某、朱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03,840元予以追缴（已全额冻结）并发还被害单位。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汪爱珍人民陪审员  钱继强人民陪审员  陆关泉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 助理  刘艳敏书 记 员  刘艳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