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终3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贵。委托诉讼代理人：丘远飘，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睿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枫，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富贵因与被上诉人崔睿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5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富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崔睿鹏的起诉；3.由崔睿鹏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崔睿鹏将基金投资款项转入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账户，与深圳市恒富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富汇通公司）之间是契约型基金合同关系，崔睿鹏未将投资款项转入深圳恒富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富金融集团），与恒富金融集团并非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恒富金融集团与崔睿鹏属于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签订了《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合同中包括《风险提示书》，明确投资有风险，认购或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可能获得投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崔睿鹏在《风险提示书》的投资者声明中有多达十几处的签名，其表示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了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且自愿承担投资本私募基金所面临的风险，并在合同签字页署名，表明合同是崔睿鹏的真实意思表示，崔睿鹏愿意承担投资风险。《风险提示书》第（二）点明确：基金合同如载有任何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等类似表述的，不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最终实际获取的收益（率），也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对该等收益（率）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基金财产及投资者承担。第（四）点明确：基金持有人不得基于任何原因，对于本基金投资于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管理的产品或者与基金管理人或者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方进行交易而造成的损失、收益未达预期或其他责任，向基金管理人主张任何权利。及投资者签署本风险提示书即表明中的第3点明确：投资者承认，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未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化收益（率）等类似表述仅是投资目标而不是基金管理人的保证。《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第三条声明与承诺中第（一）、（二）款亦有相同陈述。崔睿鹏作为一般理性人，对自有资本110万元的投资理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风险提示书载明的权利义务、风险均是充分了解并清楚后作出签订合约的行为。因此，投资长玖并购基金是崔睿鹏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履行上看，《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签订后，2018年9月13日和21日，崔睿鹏向长玖并购基金募集专户转入了110万投资款，且崔睿鹏已享受长玖并购基金分配的2018年11月之前的预期收益。2019年10月21日至2019年10月27日，基金管理人恒富汇通公司根据《深圳市问题私募投资基金退出操作参考（试行）》的规定在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系统上发起选举监督委员会的投票，恒富汇通公司的多数基金投资者均参与了投票，其中长玖并购基金的多数投资者也均参与了投票，履行了投资者的权利，显然《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回购协议》不是借款合同。该投票是私募基金退出中的决策机构的选举投票，涉案基金参与了投票，可见，涉案的基金是契约型基金，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是契约型基金合同关系。(2)《回购协议》无效，即使有效，也因回购支付条件未成就而无需支付回购款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恒富汇通公司是恒富金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恒富汇通公司是本案长玖并购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恒富金融集团与崔睿鹏签订对投资期满后的基金和收益进行回购的回购协议，相当于是恒富汇通公司对崔睿鹏的投资本金作出最低收益的承诺，因前述《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是强制性规定，回购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即使合议庭认为《回购协议》有效，根据回购协议第四条第一点约定：在本协议回购条件成就的情况下，甲方应按照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款项：甲方应在本基金产品赎回或基金清算完成，且乙方确认收到了投资回款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回购价格与乙方在基金存续期内收到的总回款（总回款包括基金管理人清算回款与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已经支付给乙方的收益款）之间的差额。目前，崔睿鹏的基金份额并没有完成赎回手续或基金清算手续，因此虽然崔睿鹏满足了《回购协议》第二条“回购条件”，但并未满足第四条“价款支付”条件，故《回购协议》实际的回购支付条件并未成就，恒富金融集团无需向崔睿鹏支付回购款项。且，根据《回购协议》第一条回购标的的约定：恒富金融集团回购的标的为崔睿鹏以人民币110万元整投资本基金所得的基金份额；第二条约定：本基金投资期限为12个月。因此恒富金融集团回购仅限于崔睿鹏出资所对应的基金份额，不包括超过投资期限的其他费用，如属于借款而不是基金份额也不属于恒富汇通公司的回购的范围。2.即使《回购协议》、《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有效，因回购条件未成就即主债务履行期未到，故王富贵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王富贵承担保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前述第1项第（2）点中已详细陈述，《回购协议》实际的回购支付条件并未成就，恒富金融集团无需向崔睿鹏支付回购款项，故《回购协议》的履行期限未到。即使《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有效，《回购协议》作为主合同，《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作为从合同，在主合同履行期未到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保证人可以引用债务人的抗辩权，故从合同的保证人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驳回崔睿鹏起诉。1.恒富金融集团已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崔睿鹏主张的事实已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嫌疑，应当驳回崔睿鹏的起诉。2019年5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下达《立案决定书》（深福公(经)立字[2019]35143号），决定对恒富金融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恒富汇通公司是恒富金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基金投资人（包括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签订《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后与恒富金融集团签订《回购协议》，因恒富汇通公司募集私募基金等前述事实，恒富金融集团被刑事立案侦查。王富贵因《回购协议》向崔睿鹏出具《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故崔睿鹏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已涉及非法集资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应当驳回崔睿鹏的起诉，将本案移交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一并处理。如对本案作出判决，则可能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或者是公共利益。另外，案外投资人与恒富金融集团投资合同纠纷[案号：（2019)粤0304民初12018号]、与王富贵保证合同纠纷[案号：（2018)粤0304民初42256号]，一审法院以涉案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驳回了投资人的起诉，本案也应同样处理。2.本案中，主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在主债务未经过仲裁裁决确定的情况下，崔睿鹏直接要求王富贵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崔睿鹏诉讼请求。本案中，从崔睿鹏的主张上来看，在法律关系上，《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是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其主合同为：恒富汇通公司与崔睿鹏签订的《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及恒富金融集团与崔睿鹏签订的《回购协议》。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与主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紧密相关，主合同有效与否、履行情况等均会影响从合同承担的责任，只有通过审理主合同的效力、主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后，才可以确定从合同的有关权利义务。而本案中：《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协商不成的，提交佛山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回购协议》第八条约定：“协商不成的，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这表明，关于《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回购协议》的纠纷应当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即，主合同的争议属于仲裁管辖范围。人民法院如果对主合同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主合同当事人即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在本案中，主合同的当事人并未放弃其与崔睿鹏的仲裁管辖约定，应认为主债务应当通过仲裁来确定。因此，因主债务的范围未确定，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无论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是一般保证，崔睿鹏和王富贵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应当在崔睿鹏与有关方在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回购协议》的纠纷确定主合同债权之后再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310号判决亦持相同观点。三、一审法院剥夺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的辩论权利，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既没有参与庭审，更没有参与辩论，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案外人与崔睿鹏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剥夺了案外人基本的辩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回购协议》有效、本案属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对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当通知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参与诉讼，一审法院该做法已经严重剥夺了恒富金融集团和恒富汇通公司的辩论权利，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崔睿鹏辩称，一、本案《回购协议》以及《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合法有效，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回购协议》与《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系崔睿鹏分别与恒富汇通公司、王富贵签订。恒富金融集团系崔睿鹏所投资基金恒富汇通公司的全资股东，担保人王富贵系恒富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者有义务也有权利签署《回购协议》以及《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两份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相关协议签订方应当按照协议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二、本案主债权符合民间借贷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无不当，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签署的《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第十七条第（四）款约定了每个自然月度15日为核算日向投资人分配收益；《契约型基金财务通知书》更是对每月的固定收益金额以及到账日期进行明确约定。而恒富汇通公司在《回购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在本协议以及基金合同签署后，甲方（恒富金融）应按照如下约定预先向乙方（崔睿鹏）支付收益款；（1）甲方应在每一自然月的15日（如遇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通过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主体支付的方式向乙方（崔睿鹏）预先支付应得收益款”，还约定了到期按照年化11.3%的收益率进行回购。在签署上述协议后，恒富汇通公司也是按照《契约型基金财务通知书》的约定按时如数地支付了固定利息，直至其平台出现兑付危机才停止支付。恒富汇通公司与恒富金融集团合称“恒富方”，两者共同为王天贵与王富贵所控制。可见，无论是从合同的约定还是实际履行中，各方都是遵循每月定期支付固定利息，到期还本付息的方式，其实质与民间借贷并无显著差异。本案法律关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为恒富方向崔睿鹏借款110万元，王富贵作为恒富金融集团的股东，为其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即使恒富金融集团被刑事立案侦查，但是崔睿鹏系起诉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王富贵作为保证人，其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认定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并无不当。反观王富贵的上诉理由，既声称恒富汇通公司为合法的契约型基金关系，又声称涉嫌非法集资，前后矛盾，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责任。事实上，崔睿鹏认购涉案基金正是基于恒富金融集团以及王富贵对于涉案基金到期回购的承诺、公司的社会声誉以及王富贵的经济实力等多重征信措施，在确信能获得固定收益以及到期还本的情况下，才将多年积蓄认购了110万元。王富贵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对该笔款项承担还本付息的连带责任。三、崔睿鹏有单独针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本案主债权和保证合同约定明确，事实清楚，并不影响对本案保证责任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6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换言之，当保证合同约定为连带担保时，债权人有权仅起诉保证人。本案中，王富贵提供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并非一般保证。崔睿鹏有权只起诉王富贵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借款人与保证人并非必要共同参与诉讼。在连带保证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人对借款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不存在先诉抗辩权利，单独起诉也不影响保证人承担责任后对借款人的追偿权。本案事实清楚，法律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明晰。崔睿鹏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而恒富金融集团承诺自基金在投资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恒富汇通公司未按照《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的约定向崔睿鹏分配出资、投资收益或者投资收益未达到协议中约定的年化收益率的，履行回购义务。此外恒富金融集团接连发布多则公告构成了对违约事实的自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主债权相关事实。且事后王富贵再次向所有投资人出具承诺函，确定了恒富金融集团的违约事实。可见，各方对主债权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没有争议，恒富金融集团因出现挤兑困难，无法履行《回购协议》，王富贵一再向崔睿鹏承诺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主债权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下，王富贵应当对恒富金融集团的支付投资本金以及逾期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回购条件已经成就，基金产品清算和赎回并非是约定的回购条件，而且恒富金融集团与恒富汇通公司已被刑事立案，已经没有基金清算或者赎回的履行可能性，恒富金融集团已经构成实质违约。根据《回购协议》第二条，回购条件为：1.自基金在投资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未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乙方（崔睿鹏）分配出资、投资收益或者投资收益未达到本协议中约定的年化收益率的；2.在基金存续期内，乙方（崔睿鹏）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未转让给第三方并办理相应变更手续的。本案基金的投资期限为12个月，根据王富贵出具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的约定，投资期限从崔睿鹏资金到账之日起算，则本案基金投资期限应为2018年9月21日至2019年9月20日，回购期限为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0月4日。恒富汇通公司并未按照基金约定向崔睿鹏分配出资、投资收益，截止一审判决期限（2019年10月16日），第一个回购条件已经满足。崔睿鹏也未将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未转让给第三方办理相应变更手续的。根据约定，回购条件已经成就。至于王富贵抗辩所陈述的《回购协议》第四条第1款，该条款约定的是差额补足的计算方式，并非是回购条件。且恒富金融集团与恒富汇通公司已被刑事立案，根据不具备基金产品赎回或者清算的履行可能性。根据《回购协议》第二条以及第三条，恒富金融集团应当以实际投资金额加上投资收益的价格进行回购，已经构成实质违约。五、崔睿鹏系单独起诉保证人，本案并非是必要共同诉讼，一审也没有判决恒富金融集团承担责任，不影响其行使权利，不存在剥夺抗辩权利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为授权性规范，并非义务性规范，一审法院有权决定是否追加主债务参与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富贵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恳请驳回王富贵的全部上诉请求。崔睿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判决王富贵对恒富金融集团向崔睿鹏支付回购价款以及逾期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回购价款为崔睿鹏实际投资额110万元加上应得收益（按照《回购协议》约定的11.3%年化收益率计算，以l1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10月l5日计算至全部回购款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15日回购款为1131330元；2.逾期履行的利息按照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以11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全部回购款支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王富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1日，崔睿鹏与案外人恒富汇通公司签订了《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崔睿鹏认购基金份额110万元；同日，崔睿鹏与另一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签订《回购协议》，约定恒富金融集团在《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投资期届满后按照回购价格回购崔睿鹏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回购基金标的额为110万元。再查，本案王富贵（担保方）向崔睿鹏（被担保方）出具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书》，承诺如恒富金融集团未能按照《回购协议》的条件受让崔睿鹏（被担保方）的基金份额及收益，王富贵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书有王富贵的亲笔签名。又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认为恒富金融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已立案侦查。崔睿鹏主张，2018年11月起，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没有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每月按时向崔睿鹏支付收益款，恒富金融集团已构成违约，经崔睿鹏多次催告后，恒富金融集团均未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王富贵作为涉案合同保证人，应对恒富金融集团履行支付回购款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遂以保证合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涉案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崔睿鹏、王富贵双方存在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王富贵认为本案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应驳回崔睿鹏起诉的抗辩理由不予成立，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本案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二、本案是否适用仲裁优先条款。王富贵在庭审中辩称，崔睿鹏与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签订《回购协议》中有约定仲裁管辖条款，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本案中的保证合同未约定仲裁管辖，但崔睿鹏作为债权人，其与债务人之间的主合同纠纷未申请仲裁而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主合同约定仲裁管辖条款并不影响崔睿鹏就保证合同单独起诉保证人，王富贵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无需优先适用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三、《回购协议》及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崔睿鹏与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签订《回购协议》，约定恒富金融集团在《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投资期届满后按照回购价格回购崔睿鹏所持有的基金份额110万元。该回购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确定了我国目前裁判非法集资类案件所对应民事借贷、担保合同效力判定的基本规则。本案所涉主合同虽名为投资，但其实质与民间借贷并无显著差异。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对本案主要涉及的保证合同的效力依法予以认定。本案中，王富贵自愿对崔睿鹏与案外人恒富金融集团签订的《回购协议》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王富贵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崔睿鹏主张王富贵应对《回购协议》中崔睿鹏的实际投资额110万元及约定的年化收益率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崔睿鹏要求王富贵承担逾期利息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崔睿鹏主张王富贵支付逾期利息的诉求，以11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1.3%支付逾期利息至全部回购款支付完成之日止，崔睿鹏请求以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对此请求中超出年利率11.3%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富贵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恒富金融集团向崔睿鹏支付回购价款及逾期利息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回购款为110万元，逾期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按约定的年化收益率11.3%为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完之日止。二、驳回崔睿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982元（已由崔睿鹏预交），由王富贵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恒富汇通公司系恒富金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王富贵为恒富汇通公司和恒富金融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王富贵（担保方）与崔睿鹏（被担保方）签署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书》载明，被担保方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签订的《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恒富金融集团签订的《回购协议》，有关方做如下补充约定：被担保方投资本金及其收益详见《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及《回购协议》；投资期限12个月，当投资期满时，如恒富金融集团未能按《回购协议》中的回购条件受让被担保方的出资份额及收益，担保方将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以《回购协议》中约定的标准受让被担保方的出资份额及利息收益。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因恒富金融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立案侦查。本案虽为保证合同纠纷，但王富贵作为恒富汇通公司、恒富金融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其与崔睿鹏签订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是基于崔睿鹏与恒富汇通公司签订的《恒富长玖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和崔睿鹏与恒富金融集团签订的《回购协议》而出具，目的是为促成崔睿鹏购买本案基金而为，本质上均是恒富金融集团融资的手段。因此，本案保证合同纠纷亦存在涉及恒富金融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本案应驳回崔睿鹏的起诉。如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不属于恒富金融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范围的，崔睿鹏可再依本案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综上，王富贵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52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崔睿鹏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4982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2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