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7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玉娟，女，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崧，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伟权，男，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绪龙，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山市领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谢嘉泽。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山市绿禾田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谢嘉泽。第三人：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法定代表人：张卫华。再审申请人郑玉娟因与被申请人李伟权、李绪龙、中山市领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山领鲜公司）、中山市绿禾田农产品有限公司（下称中山绿禾田公司）、第三人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广东厨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7民终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郑玉娟提出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7民终652号民事判决及阳西县人民法院(2017)粤1721民初1420号民事判决；2、改判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共同向郑玉娟支付货款71927元以及利息（从2017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由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郑玉娟提交的《绿卡通交易明细》、银行系统账户查询单、《外来人员（车辆）进厂登记表》、民事答辩状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1、郑玉娟在一审中提交广东厨邦公司的《答辩状》确认：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与广东厨邦公司签订《购货合同》，分别约定由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向广东厨邦公司供应饭堂食材，并运到指定地点，而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都是由李伟权负责采购。此答辩状与广东厨邦公司提交本案的答辩状内容基本一致，可互相印证，证明李伟权是代表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负责采购饭堂食材，李伟权的行为是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2、从《绿卡通交易明细》、银行系统账户查询单、《外来人员（车辆）进厂登记表》证明：李伟权在每天购买到饭堂食材后请邓汝桓承运食材到广东厨邦公司，然后由李绪龙通过网银或转账支付运费给承运人邓汝桓支付运费。结合广东厨邦公司的答辩，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应是合伙再以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名义向广东厨邦公司供应饭堂食材。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郑玉娟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二）李伟权的行为是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一审认定李伟权向郑玉娟购买猪肉的行为属于个人的行为是错误的。1、广东厨邦公司提交在邓汝桓与本案的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答辩及本案的答辩中都证明李伟权是代表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负责采购饭堂食材，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行为是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2、李伟权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他曾是中山绿禾田公司任职采购员，负责采购食材交给客户。”也印证广东厨邦公司的答辩中陈述的事实。至于李伟权辩称与中山领鲜公司没有关系，他向郑玉娟购买猪肉是个人的行为与广东厨邦公司答辩陈述的事实不符，因广东厨邦公司先后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签订《购货合同》，都是由李伟权作为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采购员采购食材后交给广东厨邦公司。如果李伟权不是中山领鲜公司的采购员，广东厨邦公司绝对不会收李伟权供给的食材，也绝不会在收到李伟权供给的食材后将货款支付给中山领鲜公司。3、郑玉娟提交李伟权的名片证明其作为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采购员。4、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广东厨邦公司先后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签订《购货合同》，约定由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向广东厨邦公司饭堂采购食材。此事实印证广东厨邦公司答辩的事实。据此，郑玉娟有上述充分证据和理由相信李伟权是代表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采购食材后供应给广东厨邦公司，李伟权对外的行为是执行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职务行为（即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李伟权向郑玉娟购买的猪肉行为对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是有法律效力的，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与李伟权的内部之间约定权力限制不得对抗郑玉娟。李伟权辩称其采购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是没有证据的，也不符合事实。至于李伟权在2017年11月20日对欠郑玉娟猪肉款进行确认只是对其之前的行为后果确认，该承认仍是代表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行为，并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在广东厨邦公司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后以李伟权个人的名义与郑玉娟进行结算尚欠的猪肉款。所以一审认定李伟权向郑玉娟购买猪肉的行为属于个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三）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应与李伟权连带向郑玉娟支付欠猪肉款，一审判决认为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不应承担本案合同产生的债务是错误的。从郑玉娟提交的《绿卡通交易明细》、银行系统账户查询单、《外来人员（车辆）进厂登记表》、民事答辩状和广东厨邦公司的答辩证明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合伙共同从郑玉娟等人购买饭堂食材再向广东厨邦公司供应的。如果李绪龙不是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共同合伙，绝不会向另案的邓汝桓支付运输费。因此，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属于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的规定，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应与李伟权连带向郑玉娟支付欠猪肉款，所以一审判决认为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不应承担本案合同产生的债务是错误的。（四）二审判决认为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没有参与本案猪肉的交易的理由是断章取义的错误认定。1、李绪龙参与了买卖的交易。从《绿卡通交易明细》、《银行系统账户查询单》、《外来人员（车辆）进厂登记表》证明：李伟权请邓汝桓承运食材到广东厨邦公司的运费是由李绪龙通过网银或转账支付给承运人邓汝桓的。此足以证明李绪龙参与了买卖的交易中。如果李绪龙没有参与到买卖交易中，根本不会多次支付运输费。2、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是由其员工李伟权执行公司买卖的职务行为。从广东厨邦公司提交的邓汝桓与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答辩状及本案的答辩状，李伟权在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郑玉娟提交李伟权的名片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广东厨邦公司先后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签订《购货合同》，约定由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向广东厨邦公司饭堂采购食材。”的事实都互相印证李伟权是执行公司职务行为进行购买猪肉的，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参与了猪肉交易行为。据此，二审判决认为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没有参与本案猪肉的交易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是不成立的。（五）二审判决认为“郑玉娟最初仅以李伟权、李绪龙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交易时是李伟权向其购买猪肉，此后多次到广东厨邦公司才知道李伟权、李绪龙向广东厨邦公司饭堂交付肉菜，请求李伟权、李绪龙支付货款71927元。由此可知，本案买卖交易时，郑玉娟是认为与李伟权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与郑玉娟起诉的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不符。1、郑玉娟一审起诉书陈述的事实：“2015年7月起，二被告因向第三人饭堂交付肉菜而每天在阳西县城市场购买蔬菜、猪肉等物品，然后请邓汝桓将被告购买的物品运送到第三人饭堂。2015年9月起，被告一向原告购买猪肉。”该陈述的事实非常明确：郑玉娟从李伟权、李绪龙自2015年7月起就知道其向广东厨邦公司交付肉菜的事实，而李伟权、李绪龙自2015年9月起才向郑玉娟购买猪肉，并不是多次向广东厨邦公司了解才知道李伟权、李绪龙向广东厨邦公司交付肉菜。至于郑玉娟向广东厨邦公司了解的主要是李伟权、李绪龙在2016年12月20日起不再购买猪肉。2、郑玉娟在本案起诉时只起诉李伟权、李绪龙，请求李伟权、李绪龙支付货款71927元，因为起诉时只有与李伟权、李绪龙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有与广东厨邦公司有关的证据，没有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六）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遗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的规定。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郑玉娟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焦点问题是：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货款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玉娟主张李伟权、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合伙共同购买饭堂食材再向广东厨邦公司供应。但郑玉娟并未提供上述四主体成立合伙企业的任何证据，故其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相关规定追究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与李伟权连带清偿涉案货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郑玉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郑玉娟主张李伟权代表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采购食材后供应给广东厨邦公司，李伟权对外的行为是执行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的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郑玉娟应当为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不仅应当举证证明李伟权的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但郑玉娟在售卖猪肉时并未对李伟权的身份、权限尽合理的审查责任，也没有要求李伟权出示任何与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或授权文件，故郑玉娟在主观上并非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客观上，李伟权并未持有具有代理意义的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印鉴等，故李伟权向郑玉娟采购猪肉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郑玉娟同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二审判决确认李绪龙、中山领鲜公司、中山绿禾田公司无需对涉案货款承担偿还责任，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郑玉娟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玉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