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002民初1481号原告：孙爱姣，女，198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系张某之女）。原告：章美秀，女，192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系张某之母）。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湖北正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法定代表人：邱平，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明，该医院医务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丽，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南亭，男，197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系张某之子）。原告孙爱姣、章美秀与被告荆州市第一人医院、第三人孙南亭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8）鄂1002民初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孙爱姣、章美秀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孙爱姣、章美秀不服该裁定，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6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10民终3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湖北省荆州沙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8年7月16日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2018年9月7日，依法由审判员袁欣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邱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明、第三人孙南亭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孙爱姣、章美秀另案起诉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南亭，要求确认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南亭签订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遂于9月24日将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且因本案需待医调协议效力确定后，才能固定权利人以及起诉人是否享有诉权的问题，中止了本案审理。2019年11月7日，本案恢复审理，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申请对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张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张某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对外委托鉴定。2020年7月7日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邱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明、何小丽，第三人孙南亭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申请将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50000元”变更增加为“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338950元”并要求另行选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不予受理诉讼请求的变更并不再对外委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爱姣、章美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50000元；2、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张某因左侧胸部不适半年，于2017年6月5日到被告医院检查，并办理入院手续，住院检查5天后，初步查明为左肺下叶混杂磨玻璃结节，同年6月10日转入被告心胸外科治疗，6月15日被告对张某全麻下做“胸腔镜中转左肺下叶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手术，手术后被告医护人员对照顾张某的家属称手术很成功，恢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出院。术后第六天（即6月21日）上午8点半左右医生先后两次查房时，病人张某都反映自己特别不舒服，中午1点半左右，张某出现胸闷的危急情况，原告孙爱姣及时向院方医生反映，到场医生称自己是值班医生，不清楚病人具体情况，需要手术医生（主治医生）到场，等待近半小时，手术医生（主治医生）赶到病房时，病人已经去世了。被告医疗人员在给张某做“胸腔镜中转左肺下叶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手术过程中曾出现“动脉出血”，并以“予以修补血管”，病人手术后6天出现“胸管大量出血”，典型属于手术处理不当，后医护人员抢救不及时没有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故此被告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具有明显过错，诉至贵院，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辩称：1、我院对患者张某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原则，没有过错，患者死亡与我院诊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我院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在医患纠纷发生后，因患方家属多次纠集数人在医院干扰治疗秩序，围攻医生，在沙市区××、政府及村委会、辖区派出所多部门介入后，由医患双方派出代表在荆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我院已充分履行了调解协议约定的内容，那么各方当事人及法院应当尊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3、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驳回其全部诉求。第三人孙南亭辩称：1、医院陈述符合诊疗原则，需要拿出证明，不能以医院陈述的为准；2、医患纠纷发生后，我们纠集了什么人，医院也要拿出证明，我可以要当地的村支部书记来证明我们是否到医院闹事了；3、医院做出的事情完全违背了人道主义，赔偿金额给我的是47500元，其中还有3000元抵扣了医疗费。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5日，原告章美秀之女、原告孙爱姣与第三人孙南亭之母张某因“左侧胸部不适半年”入住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张某胸部CT提示左肺下叶混杂磨玻璃结节，考虑恶性肿瘤可能性大，于同年6月15日在全麻下行胸腔镜中转左肺下叶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予以抗感染，止血，化痰及对症等治疗。2017年6月21日13点50分左右张某出现胸闷，伴胸管大量出血，随之出现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6月22日，经荆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协议甲方，第三人孙南亭作为协议乙方签订了一份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乙方自愿放弃医疗技术鉴定和诉讼等其他权利的前提下，申请医调委调解解决该医患纠纷，甲方表示同意。二、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肆万叁仟柒佰元（43700.00元）整，乙方表示同意.三、乙方按监利合作医疗正常结算程序结清本次住院费用。四、甲、乙双方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任何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主张权益。”。协议签订后，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依约向第三人孙南亭支付了补偿款43700元。2019年1月22日，孙爱姣、章美秀向本院起诉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南亭，要求确认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南亭签订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无效，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514号生效判决书认为：张某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死亡，孙南亭、孙爱姣、章美秀均系张某的近亲属，同属赔偿权利请求人。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之子孙南亭一人与其签订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时已经征得张某的母亲章美秀及其女孙爱姣的同意或授权，且孙南亭主张仅代表自己签署的涉案协议，故该协议仅对孙南亭、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法律效力，对章美秀、孙爱姣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孙南亭与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在医调委的主持下，平等自愿得就张某的死亡达成的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章美秀与孙爱姣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不予支持。现原告章美秀、孙爱姣认为因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人员在对张某的诊疗行为中具有明显过错，导致张某死亡，要求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无果，故而成讼。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申请对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张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张某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6月9日该鉴定机构以“委托事项超出我中心技术能力范围，难以对贵方的委托事项进行准确判断”为由，不予受理。以上事实有张某病例档案、（2019）鄂1002民初51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告知书》、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根据上述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除法律规定的推定医疗机构过错的情形之外,应当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孙爱姣、章美秀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三种推定情形，因此本案的举证责任归于原告。关于被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院认为鉴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判断相关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应以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而不能仅以一般的社会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本案中，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就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张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专业鉴定,但被鉴定机构以委托事项超出我中心技术能力范围，难以对贵方的委托事项进行准确判断为由退回。在无专业鉴定机构的意见为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无法明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如存在过错、过错的参与度问题。故根据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孙爱姣、章美秀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爱姣、章美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孙爱姣、章美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袁 欣人民陪审员 罗 萍人民陪审员 徐玉贤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姚丽蓓书记员杨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