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3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新都会花园广场****。 法定代表人：南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升，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仁俊，男，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大卫，男，195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审被告：张晓辉，男，195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被告：王义栋，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仁俊、原审被告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升，被上诉人高仁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郭大卫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晓辉、王义栋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高仁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二审中，华电公司将其第1项上诉请求变更为：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第一项为：由华电公司支付高仁俊借款3448万元及利息（2016年12月16日前以本金3948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为2826.768万元，2017年8月1日后以本金3448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改判第二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正确认定“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的性质，判决华电公司应向高仁俊支付欠款7000万元及违约金，不仅有失公正导致华电公司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必然造成高仁俊通过放贷获取高利，依法应予以纠正。1.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实质属于高仁俊可得的股权转让款或对其转让股权的补偿，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而不予支持高仁俊的支付主张。本案中，高仁俊通过高某代持有福建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的26%股权，并以高某名义实缴出资52万元。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当天即2016年12月16日，高仁俊指示高某与张晓辉签订顺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高某代持有的顺泰公司26%股权以1元人民币转让给张晓辉，也即高仁俊通过高某选择股权转让方式从顺泰公司“退股”，而非通过顺泰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减资或回购方式“退股”，高仁俊依法应向受让方张晓辉主张相应的“退股”收益，顺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高仁俊通过转让股权“退股”可获得的款项，依法不负有任何支付或补偿义务。高仁俊在已向顺泰公司实际投资的情况下，将其实际持有的顺泰公司26%股权以1元的低价即相当于无偿赠与的方式转让给张晓辉，明显不合常理，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由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所谓的“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显然是高仁俊、张晓辉作为顺泰公司的原股东，将本应由受让方张晓辉承担的高仁俊“退股”收益转嫁至顺泰公司，“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实质应属于高仁俊的股权转让款或对其转让股权的补偿。高仁俊与张晓辉的交易安排，不仅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顺泰公司利益，也必然造成顺泰公司的责任财产减少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高仁俊也涉嫌通过该交易方式从顺泰公司抽回出资。2.即使“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属于对高仁俊原有借款的利息补偿，依法也应按照民间借贷相关规定认定相应借款本息。（1）即使原审法院采信高仁俊关于“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系各方在高仁俊放弃3948万元借款的利息情况下，对高仁俊作出的一种利益补偿的安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该“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作为“其他费用”，在性质上依法也应视为原有3948万元借款的利息，并且受年利率不得超过24%的限制。经计算，从高仁俊2013年12月24日提供3948万元借款，到2016年12月16日各方签订《协议书》，借款期间约为36个月，按月2.5%计算该期间的利息为3948×2.5%×36=3553.2万元，与“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相差无几，据此可以推定高仁俊并未完全放弃原有借款利息，而仅是将利息标准由月3%调整为月2.5%而已。按年利率24%计算2013年12月24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的利息应为：3948×2%×(35+24/30)=2826.768万元，“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作为利息费用已明显超过法定限额。原审法院在将“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认定为利息补偿费用的同时，却未按照法定的利率限额进行调整，明显存在错误。（2）高仁俊提供的3948万元借款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6年12月16日的利息应为2826.768万元，“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系按月2.5%即年30%的利率标准计算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法不应再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华电公司作为顺泰公司债务的承接方，依法有权行使其享有的抗辩权。（二）高仁俊的诉请并未获得全部支持，原审法院却判决华电公司承担高仁俊支出的全部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及案件受理费，有失公平。（三）华电公司因案涉重要资料及印章被王义栋盗抢已报警处理，因未追回相关印章及资料导致华电公司无法提供一些关键证据，为便于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华电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本案，但原审法院却未予支持，应将本案发回重审。 庭审中，华电公司对上诉理由提出补充意见，1.将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中第（一）部分第1点的内容修改为：案涉《解除协议书》中关于“退股补偿款”的约定是双方虚假行为，双方约定“退股补偿款”隐藏的真实意思是支付高仁俊借款的利息。2.一审判决认为“退股补偿款”是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自行创设的一种表达，是“在高仁俊放弃利息的情况下，对高仁俊作出的一种利益补偿的安排”“各方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的裁判理由不能成立。3.华电公司与高仁俊系债务承担法律关系，高仁俊与顺泰公司、华电公司之间有且仅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当是民间借贷纠纷，应以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裁判，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高仁俊辩称，（一）讼争3552万元是退股补偿款，华电公司业已履行了第一期500万元的还款义务，现华电公司为逃避合同义务提出该款系利息的抗辩主张不成立。1.从合同约定看，讼争3552万元是退股补偿款，系《协议书》的明确约定。退股补偿款与借款利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华电公司完全可以理解及区分，不存在任何歧义。华电公司主张该款项系利息并要求减免，无合同依据。2.从签约背景看，高仁俊与顺泰公司、华电公司、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签订的《协议书》，顺泰公司与华电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书》，系2016年12月16日签订的一揽子协议。上述协议不仅约定了高仁俊从顺泰公司退股、退出“友谊大厦”项目合作，同时还约定了顺泰公司也应退出“友谊大厦”项目合作，这是华电公司愿意承担退股补偿款债务的根本原因，也说明讼争3552万元是退股补偿款的事实。3.从证据看，讼争3552万元是退股补偿款，有《协议书》证明，而华电公司认为该款项系借款利息，只是其主观臆想及推断，并无任何证据证实。（二）原审认定案由正确。《协议书》的内容包括原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高仁俊退出顺泰公司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顺泰公司与华电公司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关系，故原审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华电公司主张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原审认定华电公司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合理合法。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的承担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本案中，“违约金按日万分之八计付”是双方的明确约定，华电公司未按期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原审虽将违约金下调至年息24%，但高仁俊按照双方约定起诉没有过错。鉴于本案完全是因华电公司违约所致，原审判决其承担所有费用并无不当。（四）华电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依法中止审理本案”的主张，未列入其上诉请求，二审应当不予审查。华电公司虽一直主张其印章被盗，但至今未提供公安机关的立案证明，且华电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审理有赖于刑事案件的判决，故华电公司主张原审应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华电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未作陈述。 高仁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电公司偿还高仁俊退股补偿款及借款人民币7000万元，并支付约定的违约金（违约金以人民币7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八标准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款时为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的违约金为2430.4万元）；2.判令华电公司偿还高仁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0万元；3.判令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对华电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0日，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友谊大厦”项目，约定双方在华电公司名下设“友谊大厦”项目部；鉴于华电公司对外所欠债务和需要对外偿还，无论华电公司最终实际偿还数额多少，华电公司均向顺泰公司支付不低于3.7亿元；协议签订后合作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顺泰公司承担等。同日，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签订《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如果实际还款金额超过3.7亿元，超过部分仍然由顺泰公司承担。 2013年12月23日，高仁俊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高某转帐52万元。同日，高某向顺泰公司转账52万元，备注用途为“投资款”。2013年12月27日顺泰公司向高某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注资”。 2013年12月24日，顺泰公司与高仁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顺泰公司）向乙方（高仁俊）借款3948万元，月息3%，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24日至2017年6月24日。同日，顺泰公司向高仁俊出具《收款委托书》，载明委托公司财务赵某收款。2013年12月23日和12月24日，高仁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赵某账户分别转款2948万元、1000万元。2013年12月27日，顺泰公司向高仁俊出具收款收据，备注：2013年12月23日到资2948万元；2013年12月24日到资1000万元。 2014年7月16日，华电公司向高仁俊出具《保证函》称：在顺泰公司与高仁俊借款3948万元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若顺泰公司未能依约还款，华电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2016年12月16日，甲方（高仁俊）与乙方（顺泰公司）、丙方（华电公司）、丁方（担保人：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签订《协议书》，载明：鉴于1、甲方高仁俊以高某名义向乙方顺泰公司认缴出资130万元，2013年12月23日实际投资人民币52万元，从而持有顺泰公司26%的股权；2、2013年3月30日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友谊大厦”项目；3、2013年12月24日高仁俊与顺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4、2014年7月16日华电公司向高仁俊出具的担保函；现各方一致同意作出如下约定：一、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高仁俊从顺泰公司退股，不再参与《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及退出“友谊大厦”项目合作，顺泰公司同意向高仁俊支付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二、顺泰公司与华电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及退出“友谊大厦”项目合作，解除协议另行签订；三、顺泰公司同意向高仁俊偿还借款3948万元；四、华电公司同意代替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退股补偿款及借款两笔费用，合计7500万元。付款时间为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支付500万元；2017年7月30日前支付20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前支付1948万元；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1500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1552万元，并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五、若顺泰公司不按第四条约定支付借款或退股补偿款，每逾期一日按欠款余额以日万分之八标准向高仁俊支付违约金。六、若华电公司不按协议第四条约定支付任何一期借款或退股补偿款，均视为剩余的债务全部到期，高仁俊有权要求华电公司立即还清剩余全部款项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十五、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愿意为本协议项下华电公司对高仁俊负有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最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十六、各方为实现债权，解决争议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败诉方承担。 2016年12月16日，高某、王义栋与张晓辉签订顺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某同意将持有顺泰公司26%的股权以1元人民币转让给张晓辉，张晓辉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同日，顺泰公司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表决同意顺泰公司股东高某、王义栋分别以1元价格将各自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股东张晓辉。 2016年12月16日，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一、协议签订之日起《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解除；二、顺泰公司在合作期间向华电公司提供资金11457万元；四、双方同意以如下方式退还顺泰公司提供的资金：1、华电公司代替顺泰公司归还高仁俊借款3948万元（此笔款项计入华电公司退还顺泰公司资金总额）；2、华电公司代替顺泰公司归还高仁俊退股补偿费3552万元（此笔款项计不入华电公司退还顺泰公司资金总额）等。 2016年12月30日，案外人陈文向高仁俊转账500万元，款项用途备注为“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偿还欠款”。 另查明，1、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顺泰公司2013年3月25日成立；2016年12月21日，工商登记显示投资人（股权）高某、张晓辉与王义栋变更张晓辉。 2、2019年4月12日高某到一审法院接受调查称：2013年12月13日其代高仁俊向顺泰公司转款52万元，该款项系高仁俊出资顺泰公司占26%股权的投资款，该股权也以其名义代持；后高仁俊以1元将该股权转让张晓辉，高仁俊指示其与张晓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配合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应股权转让权益均归属高仁俊。 3、2018年10月16日与11月22日，高仁俊为本案诉讼分别向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万元、30万元，律师费合计50万元。高仁俊为本案诉讼财产保全支付保全保险费75443.2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2016年12月16日《协议书》系各方为解决高仁俊退出顺泰公司及华电公司和顺泰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补充协议》、顺泰公司退出“友谊大厦”项目事宜作出的利益安排，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书》约定顺泰公司应向高仁俊偿还借款3948万元，支付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并约定该款项由华电公司代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现约定付款期间已经届满，华电公司仅偿还500万元借款，构成违约，华电公司应依约还款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八违约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将其标准调减为年利率24%。因《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任何一期付款逾期，视为剩余款项全部到期，故在华电公司逾期支付2017年7月30日的2000万元时，剩余共计7000万元全部到期，高仁俊有权要求华电公司以7000万元为基准从2017年8月1日开始按年利率24%标准向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华电公司虽辩称3948万元借款实际上是投资款，但该主张与在案证据相悖，对其相应辩解，不予采纳。华电公司还辩称案涉3552万元退股补偿款系股权转让款，高仁俊只能就此向受让方主张，但一审法院注意到高仁俊的股权代持人高某已经以1元价格将高仁俊所持26%顺泰公司股权转让张晓辉，高仁俊并非从公司退股，而是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款亦已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另行约定，与本案退股补偿款并非同一款项。“退股补偿款”不属于法律上的规范表达，而是各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中自行创设的一种表达，约定由华电公司代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结合高仁俊未在《协议书》中要求顺泰公司及华电公司按《借款合同》及《担保函》约定支付3948万元借款月利率3%标准的利息这一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采信高仁俊关于该退股补偿款系各方在高仁俊放弃借款利息的情况下，对高仁俊作出的一种利益补偿的安排。案涉各方当事人均系商事主体，理应可以根据当时“友谊大厦”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在合作解除时对各方利益作出理性安排，在没有证据证明前述利益安排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况，各方均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 根据《协议书》第十六条关于“各方为实现债权，解决争议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败诉方承担”的约定，华电公司应向高仁俊支付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50万元。因高仁俊为本案财产保全而支出的保全保险费75443.2元本质上系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发生的费用，故华电公司亦应依约承担。 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自愿为华电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未约定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应对华电公司的案涉债务本金、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仁俊支付案涉欠款70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时止）；二、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仁俊支付律师费50万元及财产保全保险费75443.2元。三、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515820元，由被告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华电公司提出，应补充认定顺泰公司给华电公司造成两亿元经济损失的事实。经查，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在2016年12月16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前言部分写明，“鉴于甲（华电公司）乙（顺泰公司）双方于2013年3月30日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投资不低于人民币三亿七千万元。因乙方未按协议的约定履行，给甲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两亿元，现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特订立如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本院认为，本案高仁俊系依据华电公司在《协议书》及《解除协议书》中同意代替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退股补偿款及借款的承诺，诉请华电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高仁俊与华电公司之间并未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符合本案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华电公司关于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华电公司对《协议书》《解除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亦未主张撤销，而《解除协议书》前言部分的内容，表明华电公司在与顺泰公司解除合作关系及结算时，对于双方合作的情况是清楚的，签订《协议书》《解除协议书》是华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协议书》《解除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及不存在可撤销事由的情况下，华电公司应当依约履行。 根据《协议书》《解除协议书》的约定，华电公司与顺泰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华电公司向顺泰公司退还资金；华电公司向顺泰公司退还资金的方式之一为，代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退股补偿款及借款两笔费用。在《协议书》中，华电公司与高仁俊还约定，如华电公司未按期支付款项，高仁俊有权要求华电公司立即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顺泰公司、华电公司、高仁俊的上述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即，顺泰公司为债权人、华电公司为债务人、高仁俊为第三人，三方约定，由华电公司将其对顺泰公司的部分债务直接向高仁俊履行。在华电公司未按约定向高仁俊履行的情况下，高仁俊有权请求华电公司履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顺泰公司与高仁俊在《协议书》中关于高仁俊退出顺泰公司及顺泰公司向高仁俊偿还借款3948万元、支付退股补偿款3552万元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华电公司利益。一审综合具体案情，认定该退股补偿款属于一种利益补偿安排，并无不当。华电公司关于退股补偿款的性质是利息，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按年利率24%的标准予以调减的主张，其实质是行使顺泰公司对高仁俊的抗辩权。但即便按照华电公司在上诉状中的推算，退股补偿款系按月2.5%即年利率30%标准计算，亦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年利率36%的上限，且顺泰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而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华电公司代替顺泰公司向高仁俊支付退股补偿款及借款的同时，顺泰公司未退出其与高仁俊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不符合债务转移的构成要件，华电公司并非债务转移中的新债务人，不能主张顺泰公司对高仁俊的抗辩。华电公司关于其作为顺泰公司债务的承接方，有权行使顺泰公司抗辩权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高仁俊诉请华电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基于华电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而非高仁俊与顺泰公司之间原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华电公司关于该违约金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且不得计算复利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本案纠纷系因华电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引发。一审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将违约金标准调减为年利率24%，但根据《协议书》第十七条关于“各方为实现债权，解决争议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的约定，判决华电公司支付全部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决定由华电公司、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因华电公司在二审中对其上诉请求作出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华电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超出其上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华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郭大卫、张晓辉、王义栋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由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东 审 判 员  朱宏海 代理审判员  郑 鸿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