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严木，男，195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宜勇，男，1956年10月27日出生，国内联系地址：福建省长乐市，现××加拿大××单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玉官，男，1958年6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文，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广梅，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西洋中路**。 法定代表人：施宜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阳，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帅，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严木、施宜勇因与被上诉人郑玉官、朱广梅、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下称昆仑饭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严木原审诉请判令：1.确认2012年4月19日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施宜勇分别向郑玉官、朱广梅返还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昆仑饭店30%、20%的股权并恢复登记至郑玉官、朱广梅名下；3.昆仑饭店协助郑玉官、朱广梅和施宜勇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原审查明：郑玉官与朱广梅系夫妻，施宜勇系郑玉官的妹夫。2013年初，李严木因与郑玉官、朱广梅、昆仑饭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依法作出（2013）榕民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判决郑玉官、朱广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严木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等。李严木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0月3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已生效的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李严木、施宜勇、杨某是蒙古融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融茂公司）的股东。2011年3月22日，郑玉官以施宜勇委托人身份参加在融茂公司召开股权转让事宜的股东会，参会各股东达成《股东会议决议》并签字确认。该《股东会议决议》第七条写明“出让方股东同意借给中标方股东500万元，由中标方股东夫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条，并用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作担保。借款期2年……”2011年3月23日，李严木、郑玉官、施宜勇、杨某作出《会议纪要》并签字确认，主要内容为：融茂公司股权转让中，“郑玉官以高出原三位股东实际到资额10万元中标，……同意让郑玉官、朱广梅夫妻欠款50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止……”之后，李严木作为出借人，郑玉官作为借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协议》，约定：郑玉官向李严木借款500万元，月息2%，每三个月付一次利息，借款期限2年，自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郑玉官、朱广梅以其拥有的昆仑饭店50%股权作担保。上述判决生效后，李严木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11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榕执行字第28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原审法院已将执行款455873.82元发放给李严木，因郑玉官、朱广梅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李严木同意终结本案本次执行程序，原审法院依法裁定终结（2013）榕民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书本次执行程序。2014年12月10日，李严木以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昆仑饭店恶意串通、低价转让股权，规避债务，侵害李严木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2015）榕民初字第67号]，诉请该四被告承担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原审法院（2015）榕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后，李严木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李严木变更诉讼请求为本案诉请。 在2014年12月10日本案第一次诉讼［（2015）榕民初字第67号］中，李严木提交了来源于行政部门存档材料：2012年4月19日郑玉官（委托案外人齐某）、朱广梅与施宜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昆仑饭店董事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报送审批的材料。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郑玉官将所持有的昆仑饭店30%股权出资额498万元转让给施宜勇；朱广梅将所持有的昆仑饭店20%股权出资额332万元转让给施宜勇；协议签订之日起20天内，施宜勇应将20万元分别汇入郑玉官、朱广梅指定账户，其余部分在获审批机关批准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30天内全部付清。根据上述报批材料，2012年5月9日，长乐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作出长外资［2012］21号《关于同意昆仑饭店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批复》，批准上述股权转让。2012年6月1日，长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和其他人员任职变更登记：施宜勇出资额830万元，持昆仑饭店50%股权，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玉官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朱广梅不再担任董事。 本案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以及本案发回重审审理期间，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提交一份2012年5月，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新旧股东转让款计算依据》。其中《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郑玉官、朱广梅将其所持的昆仑饭店30%、20%股权转让给施宜勇，股权转让价为2450万元（未包含昆仑饭店的债务），股权转让价的支付方式为：第一期：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施宜勇向郑玉官、朱广梅支付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该股权转让款由施宜勇直接支付给恒丰银行作为偿还昆仑饭店的贷款；第二期：自股权过户至施宜勇名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施宜勇之日起70日内，施宜勇再向郑玉官、朱广梅付清余款，即剩余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扣减昆仑饭店对外的所有债务的余额，该股权转让款支付至指定的朱广琴账户内。《新旧股东转让款计算依据》主要内容为：资产类：昆仑饭店固定资产109000000，郑玉官资产54500000；负债恒丰银行预计贷款余额55263157.89，郑玉官负债30000000；转让款24500000；备注郑玉官转让前承包昆仑饭店所发生的其他经营性负债均由郑玉官个人负责。 2012年5月4日、5月18日，施宜勇向郑玉官、朱广梅账户汇款共计150万元。2012年10月16日、17日，施宜勇向郑玉官、朱广梅账户汇款共计335232.6元。此外，2012年5月至10月期间，施宜勇通过案外人刘某的账户陆续向他人偿还了郑玉官承包昆仑饭店期间的经营债务和个人债务共计2000余万元。 另查明，2010年7月，昆仑饭店向恒丰银行福州分行贷款7000万元，在申请贷款期间委托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昆仑饭店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评估，估值时点2009年11月20日昆仑饭店房地产（航房权证Ｈ字1××1、1××3、1××4号《房屋所有权证》，面积合计18695.24平方米）市场价值13363.7万元。昆仑饭店上述房产至今抵押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昆仑饭店2009年、2010年、2011年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至2011年末固定资产净额24185506.32元，资产总计70730566.96元，长期负债合计57600771.05元，所有者权益合计8521763.37元，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70730566.96元。至2012年3月31日昆仑饭店向恒丰银行福州分行贷款余额57600771.05元。 原审法院认为，郑玉官、朱广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是涉港合同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 原审归纳焦点并分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问题。李严木主张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于2012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之间恶意串通，以830万元低价转让股权，损害了李严木的债权。各被告辩称李严木提起合同无效之诉系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约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撤销权早已超过法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原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李严木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来看，本案存在合同无效之诉与债权人撤销之诉竞合的情况，李严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法律关系保护其权利。故李严木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应予准许。 二、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履行问题。本案就诉争股权转让存在原、被告各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同，两份均是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签订的合同，即2012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金额为8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2012年5月签订的股权转让金额为245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称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李严木主张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是本案发回重审后提交法庭的，是各被告事后伪造，并非原始形成的。只有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合同。各被告辩称双方股权转让实际履行的是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实际股权转让对价为5450万元。至于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避税另行签订的合同，用于报批、备案、办理登记等，但不作为实际履行依据。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一）昆仑大饭店共有四位股东，郑玉官、朱广梅向施宜勇转让股权转让时，股东陈某与黄某参加股权转让董事会并作出决议，陈某与黄某的证言具有真实性。该两名证人出庭对股权转让对价共5450万元其中包括转让款2450万元及施宜勇承担3000万元银行债务的陈述与各被告陈述一致；（二）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1.施宜勇提交的付款凭证以及证人齐某、刘某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施宜勇除直接向郑玉官、朱广梅支付股权转让款183万余元外，还于2012年5月至10月期间通过案外人刘某的账户陆续替郑玉官向他人偿还了其承包昆仑饭店期间的经营债务和个人债务2000余万元。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先支付35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扣减昆仑饭店对外所有债务的余额”、《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备注“郑玉官转让前承包昆仑公司所发生的其他经营性负债均由郑玉官个人负责”。施宜勇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方式、金额与上述约定基本相符。2.根据查明的事实，至2012年3月31日昆仑饭店向恒丰银行福州分行贷款余额57600771.05元。昆仑饭店的股东陈某与黄某的证言以及郑玉官、朱广梅均陈述由股东各自按股东份额比例偿还昆仑饭店向银行的贷款。施宜勇受让股权后至今亦陆续偿还昆仑饭店该笔银行贷款。上述陈述以及施宜勇的行为与《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约定：“施宜勇还应承担郑玉官、朱广梅应负担的昆仑饭店向恒丰银行福州分行贷款还款余额约3000万元”相符。3.郑玉官、朱广梅于2017年11月3日在香港公证声明确认，截止2012年10月17日，收到施宜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含代偿债务）合计2323.101万元，加上施宜勇实际应负担的恒丰银行贷款还款3126.899万元，施宜勇已全额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一共承担的对价金额为5450万元。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和《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系股权转让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股权转让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且已实际履行。从现有证据看，涉案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仅出现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文件中，且施宜勇实际支付的金额已大大超过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被告抗辩称该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为避税另行签订的合同，该辩解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三、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双方通谋以虚报低价的形式签订的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避税的目的，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李严木诉请确认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原审予以支持。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故意串通向行政管理部门报送股权转让虚假材料以及规避税收的行为，应交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由于施宜勇向郑玉官、朱广梅购买股权及取得昆仑饭店股权的合同依据是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和《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并非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故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无效不必然导致讼争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审查讼争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应审查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和《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的效力。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如前分析所述，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和《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系股权转让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郑玉官、朱广梅确认施宜勇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股权转让对价5450万元，并有相应付款凭证和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双方之间股权转让事实清楚。施宜勇以5450万元的对价购买50%昆仑饭店股权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损害原告利益？原审认为，在股权转让交易中，转让双方综合考量影响股权价格的各项因素包括目标公司的资产及负债情况、资产质量、公司成长性等因素，经过自由磋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具有自治性。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以下证据：2009、2010、2011年度昆仑饭店的《资产负债表》、昆仑饭店向恒丰银行贷款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长乐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查档案记录表等证据可以证明昆仑饭店的资产状况，即在2012年股权转让期间昆仑饭店虽然拥有房产产权面积共计18645多平方米，固定资产价值1.3亿多元，但同时亦负债5760万余元，主要房产处于抵押状态。在高资产、高负债的情况下，施宜勇以2450万元的对价购买的50%昆仑饭店股权，无证据表明是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故施宜勇与郑玉官、朱广梅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无证据证明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与郑玉官、朱广梅无力偿还李严木的债务之间存在关联性，李严木以施宜勇与郑玉官、朱广梅恶意串通损害李严木的债权为由诉请施宜勇向郑玉官、朱广梅返还昆仑饭店的股权、恢复登记在郑玉官、朱广梅名下以及昆仑饭店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严木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朱广梅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判决：一、确认2012年4月19日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驳回李严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310元，由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李严木负担。 一审宣判后，李严木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将2012年5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错误。本案应当以2012年4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这是列入当日昆仑饭店召开的董事会决议讨论的；其次，施宜勇曾向原审法院明确8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请求法院确认该协议法律效力；再次，《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计算依据》没有新旧股东的签名，也没有具体制作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签字确认，无法证明是原始形成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对此予以采纳错误。并且，原审有关证人证言基于特殊的身份及利害关系难免存在偏袒施宜勇，采信证人证言亦有不当。二、一审法院在证据的取舍认定上存在偏差。1、就股权转让款2000余万元的证据分析，仅凭证人的个人陈述和被告的主张就轻易认定昆仑饭店对外的资金往来和刘某与他人之间的资金转账行为系施宜勇委托刘某替其偿还经营债务和个人债务，进而认定施宜勇已经支付郑玉官、朱广梅2000余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是荒谬的。2、原审认定施宜勇以5450万元的对价购买50%的昆仑饭店股权错误。本案施宜勇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单方制作，未经审计机构确认，数据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虽然郑玉官、朱广梅在香港作出所谓的声明，但这仅是为了配合施宜勇共同掩盖本案事实真相而已，不具有实际意义。故一审认定本案不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情形，2012年5月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错误。三、涉案股权转让的主体之间即施宜勇和郑玉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之利害关系，该股权转让具有主观恶意。股权转让亦未经过资产审计、评估，830万元的转让价格畸低，更为重要的是施宜勇并未为此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还认为施宜勇在提交的证据清单上伪造了大量证据并编制成书，真假证据混在一起，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困扰。为此，上诉人还申请对2012年5月的《股权转让协议》文书内容的形成时间及转让、受让各方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揭开事实真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支持李严木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施宜勇答辩称，一、其受让郑玉官、朱广梅名下的昆仑饭店股权转让价格系依照昆仑饭店的净资产总额计算，合法有效。李严木主张恶意串通规避债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施宜勇已经根据2450万元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以转账及代郑玉官、朱广梅偿还银行贷款的方式，总计支付了54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交易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逃废债务的情形。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施宜勇并不知晓李严木与郑玉官、朱广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所谓明知或故意侵害的主观可能性。四、李严木所谓不合理低价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无效的请求，实质上属于行使撤销权的权利范围，由于已经超过了除斥期间，故也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李严木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 施宜勇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中，诉争的2012年4月19日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本未约定股权转让对价，故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双方通谋以虚报低价的形式签订该合同”的情形，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无效合同。事实上，郑玉官、朱广梅及施宜勇就案涉昆仑饭店股权转让事宜总计签订了3份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其一是2012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即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系用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使用；其二是2012年5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8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系在税务审计报告的基础上，用于提交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务使用；其三是2012年5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对价为245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即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协议。需要指出的是，在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双方仅在“一、转让股权”条款中约定：“1、郑玉官愿意将其持有的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30%股权出资额49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施宜勇；2、朱广梅愿意将其持有的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20%股权出资额33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施宜勇”，该协议内容只是对股权转让的标的进行约定，根本没有对该股权转让的对价金额进行约定。因此，该83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双方向工商登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备案之用，反映的是双方已对股权转让达成合意，一审判决该合同无效，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应当为“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由于被上诉人起诉时已超过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故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专款规定“债权人的撤销权”，故本案诉求内容即使与《合同法》“合同无效”的条款有重合，根据“特别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于《合同法》第74条关于“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合同条款，而不能以“合同无效”提起诉讼请求，不存在一审判决所称的“存在合同无效之诉和债权人撤销之诉竞合，原告可选择其一”的情形。本案李严木行使撤销权也已超过除斥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请求，改判驳回李严木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李严木提交证据一份：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终17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施宜勇提交的2450万元版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该院审查，包含股权转让价款等主要内容的文本页与前后页面之间存在条款序号、内容上下衔接不顺畅、合同签字落款页纸张与前面文本纸张新旧程度差别明显等异常情况，且该协议原件与其举证环节提交的复印件版本条文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施宜勇存在变造证据的行为。 上诉人施宜勇提交二组证据：证据1、（2019）闽0181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2020）闽01民终517号《民事判决书》。拟共同证明：该案经一、二审法院查明，案涉昆仑饭店的11.5%的股权确系施宜勇代刘发祥持有，并判决确认《委托持股协议》有效。判决业已生效。 被上诉人郑玉官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2017）闽民终170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据内容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昆仑饭店对以上证据质证称：（2017）闽民终170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且与本案无关，不应予以采信。对施宜勇提交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李严木、施宜勇均未就对方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 经本院审查核对，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就施宜勇提交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这是施宜勇与案外人之间的相关安排，不能据此反推判断施宜勇受让案涉股权行为的效力。本案施宜勇受让郑玉官、朱广梅的股权是否有效，还应结合是否真实意思表示、有无真实支付对价、受让价格有无畸低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2017）闽民终170号案件审理过程查明：施宜勇在该案庭审后提供2450万元版本《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核对时，所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版本中，包含股权转让价款等重要内容的文本页与前后页之间存在条款序号、内容上下衔接不顺畅情形，还存在合同签字落款纸张与前面合同文本纸张的新旧程度差别明显等异常情况，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与其举证环节所提交的复印件版本条文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鉴此，本院认为，施宜勇存在变造《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结合其在本案及相关案件的陈述存在相互矛盾、不相一致之处，本院采纳杨某的质证意见，施宜勇存在变造《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其所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对其该项证据不予采信。 基于2450万元版本《股权转让协议》的举证，施宜勇还进一步举证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的一系列证据，拟证明其已经实际向郑玉官、朱广梅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等款项。但本院从证据分析得出：关于刘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函中所指的“这些款项”，指代不明，且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法定形式。关于《昆仑大饭店股权转让投资款明细》《新旧股东转让款计算依据》《新旧股东结算明细》及《新旧股东股权转让款汇总表》证据，系施宜勇单方制作的明细表，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得到印证；关于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收条证据，虽然体现了相应的转账凭证或收条、收据，但更多的是反映出昆仑饭店经营过程中与第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日常经营细项往来，数目琐细，证据亦无法体现与施宜勇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或代垫款项的关联性；关于《借款合同》体现的借款人是昆仑饭店，施宜勇存在将昆仑饭店的借款与郑玉官、朱广梅应收的股权转让款混同的情形，对其该项证明主张依法不予采纳；《酒店承包合同》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委托持股协议书》在合同形式上缺乏时间等关键要素，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综上，本院不采信施宜勇的举证内容。 本院二审另查明：就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的提供，本案施宜勇委托代理人签字落款于2017年12月18日(注明无原件）提供的两个复印件版本中，其中“鉴于”部分及后续的所有条款的排版格式明显不同：一个是空两格排版格式，另一个是左边对齐格式；合同主体的包含的内容要素亦明显不同。并且，在含有关键的转让价款一页的文本中，两个复印件版本的内容亦有不同。换言之，就施宜勇所提交的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多种版本格式。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就昆仑饭店相应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首先，从查明的融茂公司股东情况看，郑玉官是作为隐名股东，其股份由施宜勇显名代持，再从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看，已经对中标方的借款事宜进行了决议安排，并约定由夫妻共同出具借条，由夫妻双方以共同财产进行担保，在该决议上还特别约定了“施宜勇、郑玉官在公司借款于投资人同一股东，该两人签字都生效”，施宜勇、郑玉官均出席了该股东会议并在决议上签字。由此从常理上判断，施宜勇作为股份代持人应是知晓郑玉官欲行投标股权之事宜，对郑玉官的相应资金安排亦应有必要的关注。而且，施宜勇还是郑玉官的妹夫，二者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属关系，且在商业利益上存在一致性；考虑郑玉官并非融茂公司的显名股东之事实，其基于该股权投标向公司股东的借款或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欠款，应结合前述决议“该两人签字都生效”内容进行理解。因此，虽然相关的《个人借款协议》上并未体现施宜勇的签字或知晓等内容，而本案施宜勇作为股份代持人并以此为由主张自身虽知晓股权投标情况，但对郑玉官、朱广梅的涉案债务情况不知情，显然与常理不符，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判断，本院认为施宜勇对郑玉官、朱广梅的借款事宜是知晓的，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如前述查明，从施宜勇对案涉股权转让价格的陈述及举证来看，前后不相一致，存在多种版本的合同文本内容。且在举证上存在变造重要证据的行为，对于股权转让价格，在另案一审举证中表述为850万元，并提供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另案二审中又进一步主张股权转让价款是2450万元，并在举证阶段提供了相应的复印件，经法庭进一步核实：施宜勇的代理人二审述称“一审850万元的协议最后一张是套印的”，而二审提供核对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存在变造证据的行为，原件文本的合同条款条目明显不连贯，纸质新旧差异显著。故本院二审已对上述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证据认为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 第三，再从施宜勇所主张的按其所谓的24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审查，其在另案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如前分析，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据、收条，体现的均是昆仑饭店经营过程中与第三人之间的经营货款等的款项往来，数目琐细，应纳入公司经营成本科目计算，尚不能将上述款项直接定性为郑玉官、朱广梅应偿还的债务而将其与郑玉官、朱广梅出让股权应收转让款进行直接抵扣，不能证明施宜勇履行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施宜勇的该项主张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对于其已经支付2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即使按850万元股权转让款来看，施宜勇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如何实际支付，且有关如何支付的陈述亦前后不一致，因此，施宜勇受让昆仑饭店50%股份，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相应对价。 综上，上诉人施宜勇与郑玉官、朱广梅存在特殊亲属关系，且商业利益一致，在明知郑玉官、朱广梅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以不合理低价受让昆仑公司股权，且没有证据证明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客观上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上诉人李严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主张郑玉官将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给施宜勇，朱广梅将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给施宜勇的行为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基于2450万元版《股权转让协议》不被采信，施宜勇据此取得的郑玉官名下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30%股权、朱广梅名下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20%股权亦无事实与合同依据，上诉人李严木做为郑玉官、朱广梅的债权人，请求将上述股权恢复变更登记到郑玉官、朱广梅名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昆仑饭店对此应负有协助、配合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严木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主张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施宜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7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7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施宜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名下的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30%股权恢复登记到郑玉官名下，将其名下的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20%股权恢复登记到朱广梅名下； 四、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负有协助、配合办理义务。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43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国雄 审判员  林文勋 审判员  林欣宇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林 娟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