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8843号原告：王璐琪，女，汉族，1994年2月16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汤阴县古贤乡古贤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灵，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锐，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珊，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iv>法定代表人：高嘉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梅，女，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原告王璐琪与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璐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灵、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锐及高珊、被告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嘉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璐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迪信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差额1,348元；2、迪信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10月份工资2,946.21元；3、迪信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加班加点工资27,466.88元；4、迪信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1,640元；5、舒展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12月3日经人介绍至迪信公司任营业员，但迪信公司拒绝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而是要求原告签订了用人单位为舒展公司的劳动合同。虽然迪信公司的营业员岗位经批准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制，与原告也进行了如此约定，但实际迪信公司对原告的排班表为做六休一，每班时间12小时，故原告每季工作时间远超法定标准，且不设考勤打卡制度及设备，以规避监管。迪信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原告工资，并由店长通过微信发送工资条。2019年7月原告工资应为8,895.73元，但迪信公司只实际发放7,548.25元，存在差额。同年10月24日迪信公司以“违反公司财务红线制度”为由按照《员工手册》的规定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但被告从未告知过原告有员工手册，故原告认为迪信公司的解除行为严重违法，理应支付经济赔偿金。后其就系争事项申请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请，并变更第4项诉请为要求迪信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0,000元。迪信公司辩称，其已足额支付原告2019年7月工资及诉请期间的应发加班工资；其为用工而非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责任，另原告系主动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解除理由不能成立，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依据。其不同意原告诉请。舒展公司辩称，其已足额支付原告在职期间工资，原告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余意见同迪信公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4年12月3日与舒展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被派至迪信公司任营业员。原告与舒展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2日。原告工资每月由迪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10月27日，原告通过EMS特快专递向两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两被告已收悉该解除通知。另查明，经相关部门批准，迪信公司的营业员等岗位于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9年12月4日，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迪信公司提交考勤报表、工资表等以证明原告出勤及工资情况。原告称除对考勤报表中2018年7月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其余均非其本人签名，但表示不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原告对工资表及其中所载工资结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认可与其银行交易明细所收到金额一致。该会于同年12月3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7522号仲裁裁决书，由迪信公司支付原告平时延时加班工资598.62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此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诉请1的工资差额，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工资由按照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的底薪、提成、工龄奖及节日加班费等组成，每月门店店长王健林会通过微信方式将每名店员的工资条发送至个人。店长以微信发来的2019年7月工资条上显示原告当月实得工资金额应为8,895.73元，但当月其只收到迪信公司转账支付的7,548.25元，故主张其中的差额。原告提交2019年7月的工资条及同年8月12日其与“同事店长王小五”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其主张，其中工资条显示，当月原告工资由基本工资2,480元、工龄奖150元、业绩奖金6,750.44元、组长津贴100元等项组成，扣除社保等个人承担部分及个人所得税后，原告上述期间的实得工资金额分别为：8,895.73元；微信聊天记录则显示，当日“同事店长五小五”向其发送了截图(未当庭演示)，后双方交谈如下：“原：‘工资打了几折？如果因为台量奖金没有打折工资应该不对的。’王：‘你没打折。有倒扣毛利。门店没完成奖金也有影响！小指标都没完成。’原：‘扣的什么毛利？’王：‘不在网。’原：‘扣了多少？1-2万?’王：‘问对应负责人。工资有问题问郭杰。’原：‘好。’王：‘不在网问李丹丹跟叶晓。’原：‘明天上班我先看看e商扣款项目再问。’王：‘嗯。店总什么都没完成，这个是重点。’”；银行交易明细则显示，迪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支付其工资及奖金共计7,548.25元。迪信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及工资条真实性均未予认可，称其公司从不会通过由店长发微信的方式向员工发送工资条，而原告称通过微信方式收到的工资条所显示金额与其银行转账实际收到的工资金额并不相符；原告工资由基本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福利津贴及提成组成，其已足额发放原告在职期间工资。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原告工资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所显示的工资组成项与迪信公司主张相符。原告对该组工资单中的实得金额予以确认，对其组成项目不予认可，并称，其通过微信收到的工资条确实与迪信公司实际发放的工资金额多有出入，有时多有时少，但差距不大，故其之前未曾提出过异议，但2019年7月其实际收到的工资与工资条所载相差太大，故曾向店长王健林提出，店长答复称可能有其他扣款项，但未告知其原因；除微信收到的工资条之外，其无其他证据可证明2019年7月已领取工资存在差额；仲裁期间其称对迪信公司提交的工资单真实性及其中所载工资栏目真实性均无异议属表述有误。舒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迪信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关于诉请的加班费差额一节，原告陈述，其所在岗位分早、晚及全班3种班次，其中早班有8时至20时及8时30分至20时30分两种，当中吃两次饭，约半小时/餐，晚班为12时30分至21时30分，全班为8时或8时30分至21时30分，根据发在工作微信群里的排班表来上班，有时做六休一，有时做五休二，不打卡，但其所在门店规定店员须严格按照排班表时间上下班，迟到早退的会罚款。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告提交《聚丰园(好)店上班规章制度》、《门店管理10条准则》及排班表一组等证据。迪信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其对原告并无打卡要求，原告工作由店长王健林安排并负责考勤统计，原告等员工有请假等情况亦由店长安排调班。每月的考勤汇总统计报表均在原告等员工签字确认后由店长交至公司。原告所在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按照确认的出勤情况，原告并不存在平时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而法定节假日出勤的其均已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至于确需加班的，需要填写加班申请单，但原告从未申请过加班。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7月、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门店考勤报表、案外人的加班申请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考勤报表中除2019年10月的之外，员工确认栏中均有“王璐琪”签名字样。原告对上述考勤报表中2018年7月、2019年2月、2019年6月及7月、2019年9月中其本人签名真实性不持异议，对2019年5月报表中其签名真实性不能确定，否认其余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原告认可迪信公司确有每月均由员工对出勤汇总报表进行签字确认的制度，但称此目的只是店长为了让员工确认全勤无请假。舒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举证目的不持异议。庭审中，迪信公司陈述，由于原告等门店员工存在违规办套餐、开票串票等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其于2019年9月24日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做出劝退处理，然原告却于同年10月27日向其寄出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的解除通知，而该理由并无依据。迪信公司提交由原告签字的情况说明及违规说明、财务红线制度、劳动合同补充说明、门店财务规范承诺书、处理决定、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组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此与其解除理由无关，双方劳动关系是由其以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为由解除。舒展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阎某某出庭作证。阎某某陈述，其原在迪信公司工作，2020年1月退休，与舒展公司无关系。其退休前在迪信公司聚丰园路XXX号沃尔玛店任二线库房，于2015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与原告为同事。该店店长会将做好的营业员排班表发至微信群中，证人不包括在排班表中。营业员排班分为全班(8时30分至营业结束，早的话21时30分之后，晚的话22时至23时)、早班(8时30分上班，下班时间不记得了)及晚班(上班时间不记得，营业结束下班)几种，营业员按照排班表出勤，不打考勤，吃饭时间不固定，具体由店长进行管理。营业员迟到的话会罚款，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付给组长。营业员家里有事的话可以调班，但很少发生，只有家里有事的时候才会调班。店长每月10日-12日左右即工资发放之前会通过微信方式向员工发送工资条，供员工核对，员工若有对工资有异议的话向迪信公司提出。其本人拿到的工资条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没有多大出入，但听说其他员工是有出入的，至于2019年7月其他人的工资情况其未曾注意过。其对迪信公司提交的由员工签字考勤报表不持异议，并称其中部分月份报表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有的不是，因为店长将考勤汇总打印好后交给店员签字，正在上班的人就自己签，若当日有人未上班，则让别人代签。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持异议，迪信公司则称，对证人身份不持异议，但证人的陈述正显示排班表仅系事先工作安排而不能反映实际出勤情况，其所谓通过微信收到的工资条系供员工核实之用，且证人知晓存在其他员工有实际发放工资与店长发放的“工资条”不一致的情况。舒展公司的意见同迪信公司。诉讼中，原告补充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及同年8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条、系统公告及视频等一组证据，欲证明店长通过微信发送给其的工资条与被告实际支付的薪资不符，而其登录了迪信公司工作系统，调取到的系统公告显示该公司有通过微信将工资条事先发给员工的制度，目的是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并会在系统公告栏进行通知。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与原告就相同争议事项一同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宋张艳亦提交了上述补充证据并称王璐琪登录工作系统的时间为2020年4月21日，然此时原告早已离职，故该所谓2020年4月取得的系统公告证据合法性亦存疑；且单自系统公告内容来看，发布时间均为2016年左右，与本案无关。诉讼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已收到迪信公司按照仲裁裁决支付的598.62元。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银行交易明细、解除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称被告已发放其2019年7月工资存在差额，理由为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的工资金额与迪信公司店长王健林通过微信方式发送予其的当月工资条中所显示实发工资金额不相符。然而，原告自认，店长会事先通过微信向其发送工资条，目的为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而通过微信方式收到的工资条多与其实际收到的工资金额有出入，有高有低。上述陈述，恰证实其事先收到的工资条所显示金额并非最终结果，而是存在调差更正的可能。在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当月工资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该主张无法采信，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迪信公司支付其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舒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原告称其按照店长在微信群内发送的排班表上班，并提交相应期间的排班表以证明其存在加班，两被告则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排班表系事先的工作计划安排，不排除因实际情况变动而发生调整，并不能如实反映最终的出勤情形。而迪信公司为证明原告实际出勤情况提交了相应期间由门店员工签字确认的考勤报表，原告对其中是否其本人签字一节于仲裁及本案中陈述不一致；原告及由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阎某某均确认迪信公司确有每月由员工对出勤统计报表进行签字确认的制度，证人还陈述，签字当日上班的员工由本人签名，未上班者则由他人代签，上述陈述印证了迪信公司提交的考勤报表之真实性。故在原告未能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迪信公司所提交的考勤报表及其举证目的予以采信。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制，根据考勤报表所显示出勤时间，结合对于其中法定节假日出勤者迪信公司已发放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事实，无法认定原告于诉请期间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迪信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舒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然与前述同理，该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璐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璐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