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03民初1634号 原告：何大北，男，194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亚勇，男，195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明祥，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不碟，女，192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美英，女，195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郑建才，男，194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建全，男，195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秀娥，女，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秀谨，女，196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丽玲，女，196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何素琴，女，195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大川，男，193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亚平，女，194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何大年，男，194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孙天进，男，195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孙天能，男，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孙庆德，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陈根团，男，195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陈清山，男，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陈清江，男，198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石莹熙，男，196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石鸿鹏，男，199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郑璟泽，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璟韶，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郑璟芬，女，197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凌云，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勤，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亚华，女，194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何亚腰，女，195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何亚成，男，195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何亚宝，女，194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何亚琪，男，193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婷，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大北、何亚勇、何明祥、何不碟、何美英、郑建才、郑建全、郑秀娥、郑秀谨、郑丽玲、何素琴、何大川、何亚平、何大年、孙天进、孙天能、孙庆德、陈根团、陈清山、陈清江、石莹熙、石鸿鹏、郑璟泽、郑璟韶、郑璟芬（以下简称“何大北等人”）与被告何亚华、何亚腰、何亚成、何亚宝、何亚琪（以下简称“何亚华等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何亚勇、何明祥及何大北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勤，何亚华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翰、郑燕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大北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厦门市思明区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西半栋权属归何某旦的继承人即何大北等人所有。事实及理由：何大北等人系何某旦的后人，何亚华等人系何某心的后人。址于厦门市思明区、252号（系同一座房产），图幅号246号，共有房屋9间（即讼争房屋）属于何大北等人与何亚华等人的祖辈何某心、何某旦共有。1952年，何某心（1976年3月4日去世）以共有领证人的身份领取了讼争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即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何字第四二九号。两家从何某心、何某旦开始一直分别居住讼争房屋西半栋和东半栋。何某旦的部份位于房产的西半栋，何某心的部份位于房产的东半栋，近年来，两家均已搬出讼争房屋，但各自对所有的房屋分别上锁保管。 讼争房屋由于何某心、何某旦去世均发生继承。其中，何某心配偶陈勤1959年去世，何某心1976年去世，何亚华等人系何某心子女。该房产属于何某旦的部分即讼争房屋西半栋，因何某旦去世，成为其所遗留的财产，由何大北等人继承。 2007年5月何亚华等人起诉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要求收回三人居住使用的讼争房屋的西半栋，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后，何亚华等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2008年7月何亚华等人起诉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要求确认讼争房屋100%归何某心的继承人即何亚华等人所有，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何亚华等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何某心，何亚华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屋有唯一、完全的产权，结合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一方已经长期居住使用房屋西半栋长达几十年的事实以及厦财预字（91）ＮＯ.0226317收款收据记载何亚华等人与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共同缴交讼争房屋地皮税的情况，何亚华等人证据尚不充分，二审法院对其要求确认讼争房屋产权100%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驳回何亚华等人上诉，维持原判。何大北等人认为讼争房屋东半栋属于何某心所有，西半栋属于何某旦所有，且结合长期居住的情况和缴交税费的情况，现何大北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何亚华等人辩称，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西半栋归何大北等人所有。从事实上看，何某心的继承人即何亚华等人拥有讼争房屋的全部产权。1.厦财预字（91）ＮＯ.0226317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何大北等人系讼争房屋西半栋的产权人。根据《厦门市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1988年11月1日施行，2001年3月16日废止）第二条：凡在本市思明区、开元区、湖里区、鼓浪屿区、集美区、杏林区，以及同安县的县城、建制镇范围内，拥有使用土地权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下简称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纳税人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使用人分别向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土地使用权未确定的或权属、面积纠纷未解决的或违章用地的，应先按税务机关核定的土地面积，由实际使用人纳税。待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土地使用证或有关部门裁决后，再按其所确定的权属、面积，对纳税人、税款进行调整。纳税凭证不作为确认土地使用权的依据。由此可知，即使何大北等人提供的厦财预字（91）ＮＯ.0226317收款收据是真实的，也是与讼争土地房产有关联的，那也仅能证明相关缴款人系讼争房屋西半栋的实际使用人，该纳税凭证不能作为确认土地使用权的依据。2.根据“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内容和格式来看，该土地房产只可能是归何亚华等人的祖辈何某心所有。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明确记载“……房产共计房屋九间地基段（）0亩叁分捌厘叁毫均作为本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由此可见讼争房屋只可能是本人／本户全家所有，而不可能是何某心与何某旦异户共有。另一方面，何大北等人在多个诉讼程序中之所以主张讼争房屋系何某旦与何某心异户共有，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当时发证时填写内容的行文方式，如果房屋系本户户内共有，证上会将户内全体成员的名字全部予以一一罗列，且不会写上‘共有’两字，如果房屋系异户共有，则证上只列持证人一方户主一人的名字并填写为‘共有领证人ＸＸＸ’。可是，根据“何字第三九八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及“何字第四三零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的书写情况来看，同一时期，同户共有、全家共有的土地房产在持证人一栏处也有写作“共有领证人ＸＸＸ”的情况。因此，何大北等人仅凭“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仅列明何某心一个持证人就认为讼争房屋系何某心、何某旦异户共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进一步来看，根据《厦门市禾山区户地原图》（编号：174）可知，早在1948年时，户地原图的记载状况上就已经列明讼争房屋的权利人系何亚华等人的祖辈何某心。而1952年时发给何某心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正是基于1948年的户地原图记载情况作出的，因此何亚华等人认为结合以上所有证据可充分证明讼争房屋归何某心所有，何亚华等人基于继承而合法取得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利。 二、何大北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祖辈何某旦曾购置讼争房屋西半栋，结合案涉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内容，应当认为何大北等人对于待证事实未完成证明责任，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1.何大北等人主张讼争房屋西半栋系何某旦向何某心购买所得，但何大北等人并未提供买卖合同或其他凭证证明双方祖辈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即便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的合同或凭证可能遗失，但何大北等人对于购置房产的时间、对价等基本内容也没有做出任何说明，这明显与常理不符。2.进一步来看，1952年颁给何某心的“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上也没有体现任何与何某旦有关的信息，若真如何大北等人所述，何某旦在解放前即已向何某心购置了讼争房屋西半栋，那为何在土改运动时，没有人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证明何某旦购置房产的蛛丝马迹？何亚华等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诘问，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简单以今人的视角去看待。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开篇即旗帜鲜明的提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该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第三十二条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在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在这样特殊的时代里，何某心若真的已将讼争房屋西半栋在解放前出售给何某旦，又怎么敢堂而皇之的以个人名义领取土地证？组织、领导土地改革的土改执行机关，又怎么能允许何某心多占土地？可见，何大北等人的主张乍听之下似有道理，但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就能判断这种主张与常理并不相符。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上文所述，本案中何大北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何某旦与何某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且何亚华等人举示的反驳证据能够证明土地房产证上的领证人系何某心，国土部门在1948年对讼争房屋做地籍测绘时所确认的相关权利人亦是何某心。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我们认为即使何亚华等人的证据不足以完全否定何大北等人的相应主张，也应认定相关待证事实（即何某旦与何某心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进而驳回何大北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何大北等人主张西半栋房产归何某旦所有，一直都是何大北等人一家居住使用。但根据何厝知情居民的陈述，除何大北等人及其祖辈外，讼争房屋还有多户人家曾经借住。因此何大北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据悉，王玛瑙一家就在讼争房屋西半栋住了十几年，直到王玛瑙自建房屋后才搬出。在王玛瑙搬出后，何亚勇两兄弟和姐姐也长大要分开住，所以何亚华等人祖辈才又将王玛瑙曾经住的房间借给何大北等人一家居住。另外，讼争房屋东半栋也曾借给其他人居住，如郑根朝（何某旦的女婿）也曾借住东半栋，郑水车，郑来成，郑水乔等多人都曾借住。因此何大北等人的主张与事实并不相符，恳请法庭向相关居民调查询问以厘清本案事实，维护何亚华等人的合法权益。 四、厦财预字（91）NO.0226317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何大北等人系讼争房屋西半栋的产权人。根据《厦门市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未确定的或权属、面积纠纷未解决的或违章用地的，应先按税务机关核定的土地面积，由实际使用人纳税。待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土地使用证或有关部门裁决后，再按其所确定的权属、面积，对纳税人、税款进行调整。纳税凭证不作为确认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因此，即使该收款收据真实且与本案讼争房屋有关，也不足以证明何大北等人享有讼争房屋西半栋的所有权。 五、即便生效判决认定何某心系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讼争房屋存在共有人，那也不能直接推定共有人系何某旦，进而径直认定何大北等人享有讼争房屋的相关权利。从何大北等人举示的四份判决书来看，司法机关也只是认为“何某心系涉讼房屋的共有领证人……上诉人现仅凭持有的内容已部分缺失的上述土地房产证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全部归其所有，证据尚不充分……”详见（2008）厦民终字第3948号民事判决。在（2008）厦民终字第2062号民事判决中，司法机关也只是认为“……何亚琪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屋拥有唯一、完全的产权……故何亚琪等人请求收回讼争房屋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因此从逻辑上看，生效判决认定“何亚华等人并非讼争房屋唯一的、完全的权利人”并不能推导出“生效判决已认定何大北等人系讼争房屋的其他权利人”。另一方面，假定讼争房屋的其他权利人并非何大北等人，而是尚未参与本案诉讼的第三方，那么法院支持何大北等人的诉请将极有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与纠纷，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六、本案中何大北等人诉求不明确。何大北等人诉请讼争房屋西半栋归何大北等人所有，但法律上讼争房屋并不存在“西半栋”的说法，何大北等人也未明确证明西半栋的范围和面积。基于此，何大北等人的诉求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厦门市思明区、252号（系同一座房产），图幅号246号，共有房屋9间。1952年，何某心以共有领证人的身份领取了讼争房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即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何字第四二九号。 何某心于1976年3月4日去世。何亚华、何亚腰、何亚成、何亚宝、何亚琪系何某心的子女。 何水艇（1958年去世）、何卿治（1997年去世）、何不碟系何某旦（1949年去世）与第一任妻子（姓名不详，1930年代去世）的子女；何大川、何大北、何大年、何亚平、何敏治（2010年去世）系何某旦与第二任妻子王芙蓉（1992年去世）的子女；何明祥、何亚勇、何美英系何水艇与配偶王阿桂（1975年去世）的子女；郑建才、郑建利（2009年去世）、郑建全、郑秀娥、郑秀谨、郑丽玲系何卿治与配偶郑根朝（2014年去世）的子女，郑璟泽、郑璟韶、郑璟芬系郑建利与配偶何素琴的子女；孙天进、孙天能、孙庆德、孙玉丽（2000年去世）、孙玉盆（1996年去世）系何敏治与配偶孙福素（1980年去世）的子女；陈清山、陈清江、系孙玉丽与配偶陈根团的子女；石鸿鹏系孙玉盆与配偶石莹熙的儿子。 另查明，本院于2007年5月25日以（2007）思民初字第3281号立案受理原告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与被告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收房纠纷一案。该案中原告请求收回厦门市思明区房产所有证何字笫429号宅号272号。审理中，原告主张约在1956年间，由于其父亲何某心之前到华安建设铁路，其房屋就借给被告使用。之后，其父及其多次要求被告归还房屋，均遭被告拒绝。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则主张其父亲何某旦在解放前就向原告父亲何某心买了讼争房的西半幢，由于其父亲何某旦于1949年空袭时被炸死，所以1952年办证就没有把何某旦列进去。被告对自己主张提供了一份厦门市思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关于何亚琪、何亚成、何大北、何亚勇房产纠纷的调解过程的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供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父亲何某旦购买了讼争房的西半幢的主张。原告也将该调解记录作为证据，主张其一直要求被告归还讼争房屋。该记录第3点：“2007年4月29日双方再次在居委会调解室进行调解。何大北、何亚勇对房产证系共有仍然存有异议。虽然何大北的父亲的购买房屋手续遗失，但何大北仍然认为与该房屋是共有者，因不能提供购买房屋证据，社区调委会，不能给予处理。”当时，被告何大北、何亚勇和原告何亚琪、何亚成均在该记录上签名。被告还提供了一份盖有厦门市开元区何厝村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厦财预字（91）Ｎｏ0226XXX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于1991年11月25日开具，内容为：“今收到亚其二分之一、何亚祥及亚拥各四分之一的住宅地皮税，27.43元……”，原告认为因开元区的公章无法找，因此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判决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将讼争房借给被告一家居住，故对原告主张出借讼争房，不予采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厦财预字（91）Ｎｏ0226XXX收款收据上所盖的厦门市开元区村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是假的，故对该收款收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该收款收据证明了原、被告共同缴交讼争房住宅地皮税的事实。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关于何亚琪、何亚成、何大北、何亚勇房产纠纷的调解过程的记录和被告一家居住讼争房长达50年以上及原、被告共同缴交住宅地皮税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产权存在争议，原告在产权纠纷未处理清楚之前主张收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的诉讼请求。 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以（2008）厦民终字第2062号立案受理。该案审理中何大北等人提交一份“土地权属来源具结书”，主张是原来的房产证丢失后村委会出具的，拟证明讼争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是何大北等人。何亚琪等人认为该份证据不属新的证据，在证据是否新的证据由法院确认下，该份证据的土地坐落未写明具体的门牌号，无法确定是否是本案讼争房屋，四至的东、西、南位置是正确的，北边不正确。另，房产证在何亚琪等人处，没有遗失。经查，该份具结书的四邻情况记载：东至：何亚其，西至何振川，南至何永强，北至何允龙。厦门中院认为，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何某心，何亚琪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产拥有唯一、完全的产权，且厦财预字（91）Ｎｏ0226317收款收据记载何亚琪等人与何大北等人共同缴交讼争房住宅地皮税，故何亚琪等人请求收回讼争房屋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本院于2008年7月1日以（2008）思民初字第5909号立案受理原告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与被告何大北、何明祥、何亚勇房屋确权纠纷一案。该案中原告请求判令厦门市思明区何屉村下何宅社号251号房屋产权属于何某心所有（庭审中明确归何某心的继承人即原告所有）。该案查明内容包括，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资料专用表体现宅号251号、图幅号246号，姓名何某心等内容，同时该资料体现该表内容为1948年户地原图记载状况，非权属证明，仅供参考。该判决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将讼争房借给被告一家居住，故对原告主张出借讼争房，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资料专用表仅是1948年户地原图记载状况，非权属证明；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何某心（该所有证有部分内容残缺），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产有唯一、完全的产权，且厦财预字（91）Ｎｏ0226XXX收款收据记载何亚琪等人与何大北等人共同缴交讼争房地皮税，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的诉讼请求。 何亚琪、何亚成、何亚宝、何亚华、何亚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厦门中院以（2008）厦民终字第3948号立案受理。该案审理中另查明：1.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何某心在讼争房屋所在村庄内共有两处房屋，一处是本案讼争房屋的东半栋，另一处是在讼争房屋旁边的宅号为253号的房屋；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何某旦在讼争房屋所在村庄内除了当时居住的本案讼争房屋的西半栋之外，没有其他的房屋。2.上诉人提交了其所持有的涉讼编号为“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以及另一处在讼争房屋旁边宅号为253号房屋之编号为“何字第四三0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供法庭核对，其中“何字第四二九号”证右侧边沿的中间部分有部分残缺，而“何字第四三0号”证相对应的部分则无残缺，该证的竖排右起第二行明确载明“厦门市禾山区禾山乡（镇）禾山村居民共有领证人何某心”，且其中“共有领证人何某心”系以毛笔字填写；“何字第四二九号”证的竖排右起第二行内容部分巳缺失，仅有“厦门市禾山区禾山乡．．．．．．领证人何某心”，其中以毛笔字填写部分仅有“领证人何某心”；将两证叠合比对，从字体大小、书写位置（空某来看，“何字第四二九号”证中毛笔字填写的“领证人何某心”之上应当还存在部分书写位置（空某。3.上诉人主张涉讼的编号为“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残缺部分没有缺失“共有”两字，被上诉人关于在“领证人何某心”之前缺失了“共有”两字的主张纯属推测，而且，即便的确缺失了“共有”两字，该“共有”两字的含义也是指何某心本户户内共有，而非与被上诉人一方异户共有。对此，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所持有的上述土地房产证残缺的部分中缺失了“共有”两字，按照当时发证时填写内容的行文方式，如果房屋系本户户内共有，证上会将户内全体成员的名字全部予以一一罗列且不会写上“共有”两字，如果房屋系异户共有，则证上只列持证人一方户主一人的名字并填写为“共有领证人ｘｘｘ”，因上诉人所持有的涉讼房屋的土地房产证恰恰只有何某心一人的名字而没有将其户内成员一一罗列，故涉讼房屋应为双方当事人异户共有而非上诉人一方本户户内共有。4.上诉人确认编号为“何字第四二九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记载的土地0亩叁分捌厘三毫指向的就是讼争房屋所附着的地基面积。5.上诉人主张何某心在土改时的成份为下中农，被上诉人则主张何某旦在土改时的成份为贫农。6.对于被上诉人一方入住讼争房屋的时间问题，双方存在争议。上诉人主张何某心系在1949年前后先将讼争房西半栋借给何大北的姐夫居住了约5、6年，何大北的姐夫搬走后被上诉人一方才搬入讼争房居住，时间应当是在土改之后，但上诉人未能就双方之间系借用房屋的关系进行举证。被上诉人则主张其父亲何某旦1942年被日本侵略军侵占房屋而向何某心购买了讼争房屋西半栋，之后一直就居住使用至今，期间曾因房屋毁坏而多次维修；解放前，郑根朝（即何某旦的女婿）因国民党军队侵占船边社而投靠何某旦并搬进讼争房屋西半栋与何水艇（何某旦的儿子）一同居住，直到自己买房后才搬走，何水艇则一直居住使用到现在；至于购买讼争房屋西半栋的手续，则在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不慎遗失。被上诉人在原审举证了郑根朝（1918年10月20日出生）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解放前，我知道何某旦买了（251号）这栋厝的西半栋。当时国民党侵占船边社，我就搬进（251号）厝与何水艇住在一起。一直到我自己也买厝才搬出来，何水艇照原还住在（251号）厝内。”对于该证言，上诉人在原审中质证认为，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故其不予质证。7.上诉人明确表示其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讼争房屋100%归何某心的继承人即何亚琪等五人所有，而非仅是确认其系讼争房屋的共有人。厦门中院认为，上诉人所持有的编号为“何字第四二九号”以及“何字第四三0号”《福建省厦门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经叠合比对，从字体大小、书写位置（空某来看，已部分残缺的“何字第四二九号”证中毛笔字填写的“领证人何某心”之上应当还存在部分书写位置（空某，且本院在已生效的（2008）厦民终字第2062号民事判决中认为“根据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何某心，何亚琪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产有唯一、完全的产权，且厦财预字（91）ＮｏＯ226XXX收款收据记载何亚琪等人与何大北等人共同缴交讼争房地皮税，故……”，因此，应当认定何某心系涉讼房屋的共有领证人。鉴于何亚琪等五人仅提供已部分残缺的“何字第四二九号”证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系讼争房屋的唯一、完全的产权人，其亦未能就被上诉人一方系借用而入住讼争房屋进行举证，且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借用事实不成立，结合被上诉人一方已经长期居住使用讼争房屋西半栋长达几十年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所举证的厦财预字（91）Ｎｏ0226XXX收款收据记载何亚琪等人与何大北等人共同缴交讼争房地皮税的情况，上诉人现仅凭所持有的内容已部分缺失的上述土地房产证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全部归其所有，证据尚不充分,本院对上诉人要求确认讼争房屋产权100%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何亚琪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大北等人对讼争房屋西半栋是否享有所有权。根据上述案件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何某心仅系讼争房屋的共有领证人，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100%产权，案涉房屋除何某心外尚有其他共有产权人。因年代久远，相关产权证明材料因遗失、毁损等原因已无从获取，造成另有产权人长期以来难以认定。正因如此，本案原被告双方间的产权争议纠纷多次诉诸法庭，却又屡屡悬而未决。为尽早、妥善地解决双方由来已久的产权争议，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结合本案何大北等人曾长期居住使用讼争房屋西半栋长达几十年的事实及其所举证的厦财预字（91）ＮＯ.0226XXX收款收据记载何亚华等人与何大北等人共同缴交讼争房屋地皮税的情况，再结合目前双方各自上锁保管案涉房屋东半栋与西半栋的现状，本院认为何大北等人主张的何某旦为案涉房屋另一共有人、享有案涉房屋西半栋所有权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认定。现因何某旦已故，何大北等人作为何某旦的合法继承人，其要求确认案涉房屋西半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厦门市思明区房屋西半栋权属归何大北、何亚勇、何明祥、何不碟、何美英、郑建才、郑建全、郑秀娥、郑秀谨、郑丽玲、何素琴、何大川、何亚平、何大年、孙天进、孙天能、孙庆德、陈根团、陈清山、陈清江、石莹熙、石鸿鹏、郑璟泽、郑璟韶、郑璟芬所有。 本案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何大北、何亚勇、何明祥、何不碟、何美英、郑建才、郑建全、郑秀娥、郑秀谨、郑丽玲、何素琴、何大川、何亚平、何大年、孙天进、孙天能、孙庆德、陈根团、陈清山、陈清江、石莹熙、石鸿鹏、郑璟泽、郑璟韶、郑璟芬负担2200元，何亚华、何亚腰、何亚成、何亚宝、何亚琪负担2200元。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云平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 雪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