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1763号原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65770985M。法定代表人：靳艳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宪来，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菲，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晓丽，女，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华永，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意德，男，197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居民，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哲，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阚立新，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空投资公司）与被告高晓丽、被告吕意德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临空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宪来，被告高晓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华永、被告吕意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哲、阚立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临空投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1944.8767万元及违约金1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2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21日，原告、被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投公司）和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美公司）在北京市签订了《关于玖美公司之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根据《增资协议书》第3.1条约定，原告以人民币1000万元对玖美公司进行增资并获得玖美公司人民币11.112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目前为5.44%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书》第14.1条和第14.2条规定，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本协议的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同日，原告、被告、深圳创投公司和玖美公司在北京市签订了《玖美公司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第1.7条规定，如果玖美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所得分红）。2011年9月8日，原告依约支付了增资款1000万元。然而，截至2015年12月31日，玖美公司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触发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条款，被告依约应回购原告所持有的玖美公司人民币11.112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5.44%，但被告没有按照《补充协议》规定回购原告持有的玖美公司股权并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高晓丽辩称：一、目标公司未能成功上市并非高晓丽经营不力或违约所致。因电子商务行业的特殊性及市场竞争等因素，目标公司2012年并未达到约定的经营数额。为扩充目标公司的流动资金，2012年11月，深圳创投公司向目标公司增资2000万元，高晓丽亦增资1000万元。但是，该3000万元增资仍然不能满足目标公司实现上市的经营资金需要，高晓丽通过个人关系并以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向相关公司和个人借款超过1亿元投入目标公司，还将高晓丽家庭所有的全部房产抵押贷款供目标公司使用。高晓丽为了目标公司的发展可谓是倾其所有，但由于市场环境的持续变化和不可预见的商业风险，自2013年以来，目标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始终未能达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求。高晓丽对此实在是有心无力，但问心无愧。二、临空投资公司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回购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其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由于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上市，《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对赌回购条款即被触发。作为玖美公司股东，临空投资公司对玖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的情况是明知的。临空投资公司在2016年1月1日获得了要求原股东原价回购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权，但临空投资公司在2019年7月29日起诉之前，并未向答辩人提出回购主张。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已达3年6月之久，超过了3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其回购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其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临空投资公司在起诉之前并未向高晓丽提出回购主张，高晓丽不应承担“未按约定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1.《补充协议》第1.7条款规定:“如果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但截至起诉之日，临空投资公司一直未向高晓丽提出回购主张，何来高晓丽违约之说，临空投资公司要求高晓丽承担未按约定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并无合同依据，临空投资公司的该项请求亦应被驳回。2.即便是不考虑诉讼时效问题，因回购价格已约定年息12％的收益，高晓丽不应再承担支付违约金责任。《补充协议》第1.7条款规定:“如果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3500万元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所得分红)”。《补充协议》回购价格约定的年息及《增资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二者的性质均为对临空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款的补偿，依据我国《合同法》中违约金的性质主要是补偿性的，有限度地体现惩罚性。高晓丽认为二者可以选择适用，但不能同时主张。高晓丽对于玖美公司未能上市并不存在过错，在玖美公司经营不善时，高晓丽通过其个人关系并以家庭的财产作为担保向相关公司和个人借款超过1亿元投入玖美公司，还将家庭所有的资产供玖美公司使用。实因市场环境变化和不可预见的商业风险，导致玖美公司未能达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求。即便是高晓丽应承担回购义务，其也不应再支付违约金。3.即便是不考虑诉讼时效间题、因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对2015年12月31日之后的回购价，原告无权要求高晓丽再按年化12%的利率回购。四、《增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如发生纠纷后，被告要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原告的该项请求并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五、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高晓丽与吕意德应承担回购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临空投资公司无权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吕意德辩称：1.吕意德是玖美公司技术骨干，负责技术运营事宜，因工作突出，玖美公司奖励了15万的股权，入资股本15万元实际为高晓丽出资，吕意德并不是公司股东，在公司谈判及增资过程吕意德都没有参与，只不过因为其股东身份，吕意德才签字的，公司运营中吕意德没有实际作用。2.本案中临空投资公司的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触发回购时间在2015年12月31日，临空投资公司起诉已经超过3年诉讼时效，提醒法院注意《增资协议书》15.2.2临空投资公司的行权期限应该在履约行为发生30日。3.临空投资公司请求回购超过合理期限，其行为表示其已经实质上放弃了回购权。在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触发时，临空投资公司没有要求回购，说明即便公司未上市，临空投资公司对当时公司经营状况是满意的，所以没有要求回购，临空投资公司在多年后请求回购，由于公司行业变化，公司股权价值下跌，此时原告主张行使回购权，违反了公司法风险共担原则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4.即使临空投资公司的回购请求权成立，回购请求权不同于一般的支付请求权，任何一部分的股权所对应的的股东只能是明确唯一的，所以只能明确要求某一股东回购多少比例的股份，而不能笼统的要求。在《补充协议》中仅仅约定了有权要求原股东回购，并未约定原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明确具体份额，根据《增资协议书》14.3条，原股东按比例承担违约责任，即使临空投资公司的回购权成立，吕意德所应承担的比例也不应超过10.46%，因为现在吕意德现在持有的股权比例7.34%，高晓丽目前持股62.77%，按照目前吕意德和高晓丽持股的比例来分摊，吕意德应当承担10.46%的回购责任。5.临空投资公司起诉之前未要求股权回购，吕意德不可能主动回购，所以吕意德不存在违约行为，而且根据《增资协议书》14.2条约定，即使发生了任何违约责任，也是应该按照股权比例分担。6.临空投资公司关于律师费和保险费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且被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费用发生，吕意德无法根据临空投资公司提交的证据确定关联性，临空投资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仅提供了合同、发票，但未提供给付凭据。7.临空投资公司计算回购价款缺乏合理性，其主张的起算回购价款的起点和终点吕意德均不认可，吕意德认为临空投资公司请求回购起算日为书面请求回购之日，终点是起诉之日，具体起点从哪天开始计算由法庭来认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8月21日，深圳创投公司（甲方A）、临空投资公司（甲方B）与原股东高晓丽（乙方A）、原股东吕意德（乙方B）、标的公司玖美公司（丙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第三条投资方案。3.1各方同意，甲方A以总额2500万元投资标的公司，其中27.778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以取得标的公司20%的股权，余下2472.222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投入标的公司；甲方B以总额1000万元投资标的公司，其中11.112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以取得标的公司8%的股权，余下988.888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投入标的公司。3.2投资方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38.89万元，即公司总注册资本由原100万元增至138.89万元。3.3增资前，标的公司的股权架构为：股东高晓丽出资85万元，持股85%，股东吕意德出资15万元，持股15%。3.4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架构为：股东高晓丽出资85万元，持股61.2%，股东吕意德出资15万元，持股10.8%，股东深圳创投公司出资27.778万元，持股20%，临空投资公司出资11.112万元，持股8%。第六条股权转让。6.1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前，未经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原股东不得向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6.2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除对公司管理层或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外，公司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除对公司管理层或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外，公司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享有优先购买权。6.3投资完成后，原股东经同意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股权时，投资方股东有权选择是否按相同的价格及条件与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一同转让其股权给同一受让方。原股东方应保证受让方以相同价格及条件购买投资方股东的股权，并保证股权受让方签署接受本协议条款的协议。6.4原股东经同意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股权的，原股东应保证股权受让方签署接受本协议条款的协议，如同受让方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即是本合同的原股东。第十二条保证和承诺。（二）乙方（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向投资人保证和承诺如下：5.保证公司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并为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提供担保，乙方（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公司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二年。第十四条违约及其责任。14.2除非另有约定，各方同意，本合同的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14.3原股东违约，由原股东按比例承担违约金支付责任，该违约金将按照投资方持股比例全部分配给投资方，投资方违约，按照本款同样原则办理。”2011年8月21日，深圳创投公司（甲方A）、临空投资公司（甲方B）与原股东高晓丽（乙方A）、原股东吕意德（乙方B）、标的公司玖美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第一条原股东承诺。1.7如果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3500万元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所得分红）。”2011年9月8日，临空投资公司向玖美公司汇款共计1000万元。玖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2013年2月16日《玖美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2011年9月8日临空投资公司货币出资11.112万元，已被登记为玖美公司股东。庭审中，临空投资公司、高晓丽、吕意德均确认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没有公开发行上市也没有被整体并购，临空投资公司在入资玖美公司之后亦未享受过分红。诉讼中，临空投资公司提交2018年12月12日由北京领泽财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泽投资公司）出具的《关于提请履行投资协议回购义务的函》，载明：“致玖美公司：我公司于2011年8月21日就投资玖美公司与高晓丽女士签署了《增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我公司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占玖美公司新股发行及增资完成后总股本的5.45%。根据《增资协议书》约定，我方与玖美公司亦达成对回购条款的共识。鉴于目前已达到回购条件，现提请玖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履行关于回购条款约定的以下义务：一、由玖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回购我公司所持有的全部玖美公司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投资金额本金1000万元及年收益率12%的福利计算回报。二、股份回购款自本函发出之日起，请近期汇到我公司如下账户，并盼双方尽快洽谈此事。”临空投资公司据此主张：临空投资公司作为经营私募基金的公司，领泽投资公司是临空投资公司的管理人；临空投资公司在2018年年底曾经向高晓丽前夫刘飞飞主张过回购事宜，高晓丽前夫刘飞飞在玖美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但就回购事宜双方没有谈妥。高晓丽辩称其与刘飞飞均没有收到过领泽投资公司向玖美公司发送的该份函件，刘飞飞也没有接受高晓丽、吕意德的委托与临空投资公司洽谈回购事宜，在起诉之前高晓丽从未收到过临空投资公司要求回购股权的请求。吕意德辩称其没有收到上述函件，该函件中载明是跟高晓丽签署了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说明吕意德没有参与，临空投资公司在函件要求高晓丽来全额回购股权，现在不应要求吕意德来回购。临空投资公司陈述上述函件是快递给高晓丽一方，快递单没有留存。除了上述函件，临空投资公司表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自2015年12月31日至本案起诉之日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过股权回购。诉讼中，高晓丽提交如下证据，拟证明临空投资公司对玖美公司的经营状况明知，且玖美公司一直在向临空投资公司汇报公司经营状况，临空投资公司现要求回购股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提交玖美公司2012年至2019年财务报表（无盖章、无签名），拟证明自2013年以来，玖美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始终未能达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求，临空投资公司作为股东对玖美公司的经营情况是明知的，但并未及时向高晓丽提出回购股权的主张，现临空投资公司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因临空投资公司怠于行使其权利，对于临空投资公司主张的2015年12月31日之后的资金占用损失，其无权要求高晓丽再按年化12%的利率回购。临空投资公司主张其并未收到过上述财务报表，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且认为玖美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其主张回购股权没有关联。2.提交2019年1月3日玖美公司向临空投资公司发送的函件，拟证明玖美公司将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向临空投资公司进行说明，临空投资公司对玖美公司的经营状况明知。临空投资公司认可收到了2019年1月3日玖美公司向其发送的函件，但不认可该函件与股权回购一事的关联性。3.提交2017年9月30日玖美公司向临空投资公司的胡敏君发送的电子邮件截屏及附件以及2019年以来向临空投资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其中，2017年9月30日电子邮件显示“玖美公司因为经营状况不佳，资金流紧张，预出售办公楼缓解资金情况。附件是出售办公楼的说明和股东会决议。您两位看下，是否需要确定时间召开股东会，请求两位在10月13前回复是否同意出售办公楼。”该电子邮件附件《股东决定》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本次股东会由公司执行董事召集，执行董事吕意德主持会议。经与会股东协商，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同意玖美公司出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的11-A办公楼。”临空投资公司认可胡敏君确实是其公司的总经理，因《股东决定》没有股东签字盖章，故不认可真实性，且玖美公司出售办公楼与回购股权无关。高晓丽陈述玖美公司办公楼由于有抵押后来没有卖出去。诉讼中，吕意德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2009年11月2日高晓丽向其转账15万元，吕意德后于2009年11月3日将15万元取出用于缴纳玖美公司注册资本，吕意德仅为玖美公司的技术骨干，其实缴的15万元注册资本是高晓丽向其提供的。因该银行流水并未载明账户主体姓名，临空投资公司不认可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其认为仅从银行流水显示不出吕意德要证明的事实，即使15万元是高晓丽打给吕意德的，也无法否定吕意德的股东资格以及吕意德作为涉诉合同的主体身份。高晓丽陈述吕意德出资的15万元确实是高晓丽出的，但是其认可吕意德的股东资格。庭审中，临空投资公司表示，其要求高晓丽、吕意德二人按份承担违约金的给付责任，具体是按照此二人目前持股份额的相对比例确定，即高晓丽承担89.54%，吕意德承担10.46%。对于临空投资公司主张的其他诉求，其认为高晓丽、吕意德二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关于高晓丽、吕意德二人应否承担股权回购款的连带给付义务，双方存在争议。临空投资公司认为高晓丽、吕意德应就股权回购承担连带责任，因为签订协议时高晓丽、吕意德始终作为原股东共同出现，都体现为乙方，《补充协议》1.7条约定的是要求原股东回购股权，并没有区分原股东的比例。高晓丽、吕意德则辩称，股权回购不应是连带，而应当是按份，涉诉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连带回购，即便回购，股权也必须明确到具体股东名下，否则连带回购后股权变更是模糊的。故其二人认为应按照高晓丽、吕意德目前持股的相对比例分别回购，即吕意德回购10.46%，高晓丽回购89.54%。诉讼中，临空投资公司提交《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金额为12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以及金额为3万元的保险费发票，并主张高晓丽、吕意德二人违反了《补充协议》1.7条之约定，已构成违约，因其主张的回购利息只算至起诉时，不足以弥补其损失，故要求高晓丽、吕意德承担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高晓丽、吕意德均不认可临空投资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吕意德认为，在股权回购条件触发时，临空投资公司应当及时行权，故应当为临空投资公司行权设立合理的履行期限，如果临空投资公司一直不行权，对于高晓丽、吕意德不公平。故吕意德认为，股权回购利息的计算应自临空投资公司出资之日算至2015年12月31日，对于此后临空投资公司没有及时行权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应由临空投资公司自行负担，故不应始终按照12%计收高额利息。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回购价款中利息的计算起点应为临空投资公司实际给付1000万元投资款的日期即2011年9月8日。上述事实，有原告临空投资公司提交的《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付款凭证、《玖美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登记信息、发票等，被告高晓丽提交的财务报表、函件、电子邮件截屏及附件，被告吕意德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临空投资公司与高晓丽、吕意德、玖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均应依约履行。综合本案审理情况，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是临空投资公司起诉要求回购股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临空投资公司要求高晓丽、吕意德给付股权回购款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三是如果高晓丽、吕意德应当回购临空投资公司的股权，高晓丽、吕意德承担责任的形式是什么，股权回购款如何计算；四是高晓丽、吕意德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述：（一）临空投资公司起诉要求回购股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一，临空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对象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本案中，根据《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关于临空投资公司于特定情形出现后应如何行使权利的约定可知，其权利行使包含两个方面的行为，一是向高晓丽、吕意德作出要求其回购股权的意思表示，二是高晓丽、吕意德履行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临空投资公司行权的目的在于通过主张该项权利，请求高晓丽、吕意德履行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因此，临空投资公司能否实现本案诉讼目的，有赖于高晓丽、吕意德是否同意履行股权回购款给付义务。故临空投资公司与高晓丽、吕意德之间的金钱给付权利义务应属于债的法律关系，临空投资公司的请求在权利性质上亦属于债权请求权，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无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该诉请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第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确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亦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就本案而言，《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并未明确约定临空投资公司股份回购权利的行使时限，同时未约定回购条件成就时临空投资公司的通知期限。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已经存在；2.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具体到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亦需满足以上两条件。据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临空投资公司依据《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款给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权利人实现其债权，有赖于义务人对债务的履行。故临空投资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应指向作为义务人的高晓丽、吕意德不履行给付股份回购款的义务。其次，根据协议约定，高晓丽、吕意德的股份回购义务并非自发履行，而是以临空投资公司通知作为履行启动条件。因此，在临空投资公司未通知高晓丽、吕意德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况下，高晓丽、吕意德并无履行之必要，临空投资公司的股份回购权亦无受到侵害之可能。因此，当临空投资公司通知高晓丽、吕意德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时，若高晓丽、吕意德明确拒绝或在合理期限内未作意思表示，则临空投资公司股份回购权受到侵害的事实方为实际存在，其亦应对权利受到侵害有所知悉。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临空投资公司通知高晓丽、吕意德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后，高晓丽、吕意德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在合理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计算。第三，关于临空投资公司作出通知的期限认定。根据上述分析，高晓丽、吕意德履行股份回购义务需以临空投资公司通知作为启动条件，故其何时作出通知以及作出通知是否存在时间限制则尤为关键。高晓丽、吕意德均辩称临空投资公司在提起相关诉讼之前并未通知要求高晓丽、吕意德履行股份回购义务。仅凭临空投资公司提交的领泽投资公司致玖美公司《关于提请履行投资协议回购义务的函》亦难以确认此函系临空投资公司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股权回购。诉讼中，临空投资公司表示，除上述函件，临空投资公司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自2015年12月31日至本案起诉之日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过股权回购。高晓丽、吕意德二人对此亦不持异议。故临空投资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根据协议约定向高晓丽、吕意德作出通知的意思表示。根据已查明事实，临空投资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本案项下权利，该行为应视为其向高晓丽、吕意德作出股份回购通知，相关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临空投资公司有权要求高晓丽、吕意德连带给付股权回购款。《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的所得分红）。”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前确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故涉诉股权的回购条件触发，临空投资公司有权要求原股东高晓丽、吕意德回购临空投资公司的股权。协议虽未明确载明原股东是连带回购还是按照一定的份额回购，但结合《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的上下文内容，按照债权债务处理内外有别的基本原则，对于债权人而言，此处的“原股东”做为回购义务的承受主体，系一个义务承受整体，故对于股权回购价款的给付高晓丽、吕意德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至于债务人内部如何分配涉诉债务以及股权回购之后股权登记份额在高晓丽、吕意德之间如何分配应由其二人自行协商确定，属于债务人内部关系，与债权人无关。（三）关于股权回购价款金额的计算。《补充协议》虽约定“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的所得分红”但对于计算回购价款的起止时间并未明确约定。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回购价款中利息的计算起点应为临空投资公司实际给付1000万元投资款的日期即2011年9月8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临空投资公司要求按照12%的年利率计息至起诉之日（2019年7月24日），高晓丽、吕意德则认为协议约定的12%的投资期间的投资利息应截至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触发之日，对于2016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不应再按12%的年利率标准计收。对此本院认为，自临空投资公司实际付款之日（2011年9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触发之日期间，按照年利率12%计收利息，于法有据。在回购条件触发后，临空投资公司理应在合理期间内及时主张回购股权，双方办理回购事宜并完成股权交割。根据本案情况，如临空投资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触发时即主张权利，回购履行的合理期间定为6个月为宜。对于回购主张并履行的合理期间内的利息，亦应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收。但临空投资公司在长达3年半的时间内未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权利，并且现有证据表明玖美公司仍然向作为股东的临空投资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汇报公司运营情况，临空投资公司亦行使着股东权利。那么时隔3年半后，临空投资公司才要求回购股权，如始终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收利息，无疑加重了高晓丽、吕意德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考虑，本院酌情予以适当调整，即对于2016年7月1日至临空投资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7月24日）期间的利息，本院酌定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综上，自2011年9月8日临空投资公司实际付款日至2019年7月24日起诉日期间的回购价款共计为17614246.58元。（四）关于临空投资公司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鉴于临空投资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过回购股权，不存在其主张了权利但被拒绝的事实。临空投资公司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高晓丽、吕意德亦有在诉讼中抗辩的权利，此种诉讼抗辩行为不能视为违约，故临空投资公司主张违约金100万元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临空投资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其购买诉讼保全责任险支出的保险费，首先缺乏合同依据，其次临空投资公司在诉前并未向高晓丽、吕意德主张权利，而擅自采取诉讼的方式，此种诉讼中的支出属于临空投资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的范围。综上，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晓丽、吕意德连带给付原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一千七百六十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六元五角八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高晓丽、吕意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四元，由原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九元（已交纳），由被告高晓丽、吕意德共同负担十二万七千四百八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高晓丽、吕意德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七百六十元，由被告高晓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思思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