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6民初704号原告：梁德利，男，193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农民，住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淑香，北京市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淑红，女，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超，北京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德利与被告梁淑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德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淑香，被告梁淑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德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撤销2017年9月10日被告梁淑红以原告梁德利名义与被告梁淑红签订的《协议书》；2.要求撤销2017年9月10日，被告梁淑红以梁德利名义与被告梁淑红代理梁秋伶签订的《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原告三女儿。原告在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有北房两间、东厢房三间、南房两间。2017年8月，原告前述宅院的房屋被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原告委托被告办理相关拆迁事宜，被告趁机将原告应得的回迁房写到其名下。被告虽让原告到拆迁单位签过字，但签署的任何材料没给原告看过，也没给原告。原告一直认为回迁房是在自己名下，2019年12月4日，原告去银行办理养老金时询问银行，才得知原告名下的拆迁款均被转移到被告名下，为此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到拆迁办查询，才得知回迁房是写在被告名下。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为原告办理相关拆迁手续的机会，将属于原告名下应得的回迁房写在被告名下，但原告没有将回迁房给付被告的意思表示，显然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梁淑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要求撤销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夫妻与被告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房屋和宅基地均赠与给被告，且约定院落拆迁利益由被告享有。在宅基地房屋进行棚户区拆迁改造时，原告积极配合被告完成赠与协议内容。原告在2017年9月明知两份协议内容，至今才起诉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某与原告梁德利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两子四女，被告梁淑红系二人之三女。怀柔区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原告梁德利名下。2017年，该房屋所在村落-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被北京山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天置业公司）拆迁。2017年9月9日，原告梁德利将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委托给被告梁淑红办理，二人就委托事项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人系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的被搬迁人，现就搬迁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事宜作出如下授权：1、被委托人代表委托人办理搬迁过程中与委托人有关的一切搬迁补偿、补助、奖励、安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搬迁评估报告进行签字确认、与搬迁人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优惠购房协议及其他与搬迁安置补偿有关的协议或补充协议、腾退宅基地及房屋等事宜的签字确认等。2、对于被委托人代表委托人对上述事项行使同意、确认等权利并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本授权委托书的委托期限从本委托书生效之日起到第一项委托事项完毕或委托人书面通知被委托人解除委托授权时止。”同日，梁德利在给山天置业公司出具《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主要说明梁德利授权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外界干扰及胁迫等内容。2017年9月9日，甲方山天置业公司与乙方梁德利签订《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宅基地位于刘各长村×号，宅基地面积为135.05平方米，乙方被搬迁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34.61平方米；乙方在被搬迁房屋内在册3人，分别是户主：梁某1、之妻刘某1、之子梁某2。乙方梁德利获得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总计976638.4元。此后，山天置业公司与梁德利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二）和停产停业综合补助协议，并据此分别获得相应补偿款116539元、49150元和135050元。2017年9月10日，山天置业公司分别与梁淑红、梁某3签订《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优惠购房意向书》（以下简称优惠购房意向书），根据《优惠购房意向书》约定，由梁淑红认购山天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刘各长村安置房一套，房号（暂定编号）为×号楼×单元901室，房屋建筑面积82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77.05平方米，超优惠购房建筑面积为4.95平方米；由梁某3认购山天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刘各长村安置房一套，房号（暂定编号）为×号楼×单元902室，房屋建筑面积58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58平方米。山天置业公司与梁淑红、梁某3分别签订《优惠购房意向书》系基于2017年9月10日形成的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的《协议书》和梁德利与梁某3之间的《协议书》。其中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的《协议书》约定：“甲方梁德利，乙方梁淑红。鉴于：1、甲方作为怀柔区刘各长村×号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据《怀柔区刘各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房屋搬迁优惠购房方案》，可享受135.05平方米的优惠购房面积，选定回迁房2套；2、乙方系甲方女儿。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转让优惠购房权益之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一、优惠购房转让情况：1、甲方自愿将其在此次搬迁过程中已选定的×号楼某单元901号（户型建筑面积约为82平方米）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乙方，并由乙方直接签署该房屋的优惠购房意向书及房屋买卖合同后实际取得该房屋；2、双方确认乙方选购的上述房屋含超优惠面积，由乙方按照超优惠面积购房的政策承担相应权利及义务。二、购房手续办理。本协议签订后，由双方按照本协议中的约定，分别按照相关单位的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办理后续正式购房手续。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基于本协议而取得全部购房权利和义务均自行享有和承担。三、本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同意严格按约履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签约双方自行承担，其他第三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梁德利与梁某3之间的《协议书》，除将安置房楼号改为“×号楼×单元902室，户型建筑面积约为58平方米”外，其余内容与梁德利与梁淑红《协议书》一致。但，梁德利与梁某3《协议书》上所有“梁某3”的签字均由梁淑红代签，梁淑红对此解释为梁某3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梁淑红系刘各长村指定的梁某3的监护人。梁淑红对其系梁某3监护人的主张未向法庭出示证据。2019年11月，原告梁德利之妻、被告梁淑红之母徐某去世。2020年1月14日，原告梁德利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其与被告梁淑红签订的合同，但起诉书中并未明确其要求撤销的具体合同。原告对其主张申请法院调取怀柔区刘各长村×号院落拆迁及回购房的相关材料。本院依原告申请向山天置业公司调取案涉院落拆迁档案材料，具体包括：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梁德利向山天置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刘某1（梁德利之儿媳）与梁德利的《授权委托书》、搬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二）、停产停业综合补助协议（补偿给刘某1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山天置业公司与认购人为梁淑红的《优惠购房意向书》、2017年9月10日原告梁德利将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被告梁淑红的《协议书》、山天置业公司与认购人为梁某3的《优惠购房意向书》、2017年9月10日原告梁德利将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给梁某3的《协议书》。法院调取上述拆迁材料后，原告梁德利明确其在本案中要求法院撤销的两份协议是：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与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2017年9月10日梁德利与梁某3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梁德利主张撤销上述两份协议的理由是重大误解，即梁德利自始认为拆迁后的2套安置房屋归属于梁德利，梁德利没有将房屋给付梁淑红和梁某3的意思表示。但直到2019年12月，梁德利才得知安置房屋不在梁德利名下，故申请撤销。被告梁淑红不同意梁德利的诉讼请求，其抗辩理由一是梁德利、徐某夫妻已在2016年9月5日将刘各长村×号院落房屋赠与给梁淑红，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明确约定119号拆迁利益由梁淑红享有，故梁德利在拆迁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均属积极配合梁淑红完成《赠与协议》的行为；二是梁德利在2017年9月即明知协议内容至2020年1月才起诉，已经超过除斥期间。原告梁德利对其撤销权未超过除斥期间的主张出示出庭证人刘某1、刘某2证言。刘某1系梁德利儿媳、梁淑红弟妹，刘某1证明2019年12月5日其与丈夫梁某1陪同梁德利先后前往银行、拆迁办后才得知安置房和拆迁款均在被告梁淑红名下；刘某2系刘某1子侄，刘某2证明2019年12月5日前往银行、拆迁办均系刘某2开车。经质证：被告梁淑红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认为梁某1、刘某1夫妻亦主张案涉标的物的权属问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刘某2系刘某1子侄。被告梁淑红对其主张出示2016年9月5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梁德利与梁淑红在拆迁办捺印的照片、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梁德利出具的《承诺书》、2018年银行转账凭证。其中，《赠与协议》约定：“赠与人是梁德利、徐某，受赠人是梁淑红。赠与人将二人坐落于怀柔区怀柔镇刘各长村×号院内北房2间、东厢房3间及该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赠与给梁淑红。协议签订后，如遇拆迁征占，二人赠与梁淑红的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因被拆迁取得的一切权益归梁淑红所有。梁淑红还需给二人之女梁某3提供住房。”原告梁德利对《赠与协议》的质证意见主要来源于其同期起诉被告梁淑红的拆迁补偿款返还原物纠纷案，案号为（2020）京0116民初920号。该案质证中，梁德利先否认签订过《赠与协议》，后认可《赠与协议》上系梁德利本人签名和捺印，认可徐某签名系原告代签，对徐淑兰签名处捺印称系原告代捺，逾后改称不清楚是否徐某本人捺印。原告梁德利否认签订《赠与协议》时徐某在场，否认有见证人王某在场，否认梁淑红向其宣读过《赠与协议》内容。梁德利认为，被告梁淑红利用原告住院后养病期间以赡养原告为由让原告在梁淑红自行准备的《赠与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内容不是梁德利夫妻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有原告财产的目的，赠与协议应属无效。对被告在本案中出示的其他证据，原告梁德利认可照片、梁德利与梁淑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及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授权事项就是委托梁淑红办理房屋拆迁事宜，原告虽和被告到银行签字，是被告告知原告钱款由被告保管，并未说钱款转给被告梁淑红。关于梁德利要求撤销的两份《协议书》，原告梁德利庭审时陈述：协议书只有首部甲方处的“梁德利”是梁德利签字，其余均是梁淑红书写；被告梁淑红明确表示：两份《协议书》上“梁德利”的签字都是梁淑红代签，没有梁德利的签字，首部甲方处“梁德利”的签名也是被告梁淑红写的。被告梁淑红陈述两份《协议书》形成的过程是：那天下大雨，交代清楚之后将梁德利送回去，之后的事情都是梁淑红办的。因为有梁德利的承诺书，梁淑红才能办这些事儿。当时如果没有梁德利的本人授权和《赠与协议》，拆迁办不可能全部让梁淑红代签，不可能甲乙方都是梁淑红签字。另查一：被告梁淑红系怀柔区刘各长村村民，本人在刘各长村另有宅基地；被告梁淑红提供的《赠与协议》全部为打印完成，原告梁德利在每页《赠与协议》底部均签字捺印。另查二：在本案同期起诉的梁德利与梁淑红拆迁补偿款返还纠纷案件中，梁德利之子梁某1、刘某1夫妻主张刘各长村×号院落拆迁款及拆迁利益属于梁某1夫妻所有和享有。梁某1、刘某1认为，被拆迁的×号院落北房2间早在1984年就已分给梁某1所有，二人在2000年时将受分的×号院落北房翻建并在院落内新建南房2间、东厢房3间和厨房1间。梁某1同时出具了1984年《分家单》。2020年5月21日，梁德利就返还拆迁补偿款纠纷撤回起诉。本院认为，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关于原告梁德利与被告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可否撤销的问题：首先，可撤销合同需要行为人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因该行为在意思和表示上不一致而行使撤销权。重大误解作为可撤销合同的撤销事由之一，是指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对合同误解，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可见，因重大误解导致的可撤销合同也是以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行为为前提。本案中，梁德利要求撤销《协议书》系其错误的认为《协议书》首部甲方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但梁淑红自认《协议书》上所有“梁德利”签名均系梁淑红个人书写，故梁德利要求撤销的《协议书》不属于可撤销合同；其次，案争《协议书》系梁淑红作为甲、乙两方签订的协议，梁淑红作为梁德利的委托人与自己签订协议，符合我国民法总则关于禁止自己代理的行为，现无证据证明梁淑红的行为经过梁德利的同意，且梁德利不予追认，因此原告梁德利与被告梁淑红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应属无效。此外，本案中，原告梁德利要求撤销其与梁某3之间关于转让优惠购房权益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由被告梁淑红代替梁某3签字，但该份《协议书》中优惠购房权益的享有人系梁某3而非被告梁淑红，故原告梁德利在其与被告梁淑红的诉讼中要求一并撤销其与梁某3的《协议书》不妥，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7年9月10日原告梁德利与被告梁淑红之间关于优惠购房权益转让的《协议书》无效；二、驳回原告梁德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梁德利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许 英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武 慧书 记 员  彭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