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荣立，男，195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林，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学，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云，女，195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龙，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荣立因与被上诉人刘少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荣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刘少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审理时间已超过三个月，且涉及司法鉴定、双方争议较大、案情复杂等，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驳回何荣立的重新鉴定申请是错误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1.何荣立提出材料“收据”、“证据”落款转让处“何荣立”中“何”、“荣”字迹与申请人对应的签字样本字迹书写风貌、运笔形态及方向等特征完全不相符合。但该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时，却对此问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且鉴定报告内容粗糙，没有提供笔迹鉴定的对比表，也没有描述何荣立的字迹书写风貌、运笔形态及方向等特征。2.“收据”、“证据”上落款日期为1995年1月8日，其中“证据”载明“我东大制衣厂何荣立……”，但经查，何荣立开办的中山市东升镇东大制衣厂成立于1999年2月12日，刘少云又有诈骗前科，“证据”所载内容与客观实际有明显冲突，一审未查明有误。三、刘少云提出以现金支付购房款不符合交易习惯。涉案房款在当时属于数额巨大，如果以现金交易，则会产生资金来源的凭证，但刘少云至今无法提供资金来源凭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刘少云辩称：一、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支付购房款。刘少云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一、二若为真实，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刘少云已支付购房款。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何荣立已经申请了笔迹鉴定，已经由法庭委托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结果，鉴定人也有到庭接受询问，鉴定结论证明证据及收据两张文件的签名为何荣立所签。虽何荣立申请重新鉴定，但其鉴定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被法院驳回，一审阶段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何荣立提到的程序违法问题，审理期限应当扣除鉴定期限，是否超期由法庭认定。三、根据一审何荣立的答辩意见，何荣立在购房时，东大制衣厂已经成立，只是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四、本案的交易时间是在1995年，转账交易并未普遍，现金交易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五、刘少云涉嫌诈骗罪与本案无关联。六、何荣立称不认识陈来波和李海明，只是其单方陈述。刘少云于2018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荣立将中山市***************的房屋过户至刘少云名下；2.何荣立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刘少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1993年3月12日，何荣立与中山市东升镇建设发展公司（下称东升建设公司）签订一份东升镇高级住宅售房合同（下称售房合同），向东升建设公司购买涉案房屋（含单车房），总价为127983.92元。1994年11月6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填发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何荣立，登记字号为18-5813号。相关纠纷发生前，涉案房屋一直由刘少云（及陈广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电费也由刘少云缴纳。2016年8月21日，中山市公安局东升分局裕安派出所（下称裕安派出所）从涉案房屋扣押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售房合同、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发票、收据、收款收据、房屋结构图等文件资料。扣押上述文件资料时，陈慧梅在现场。2016年9月13日，何荣立出具一份声明书称，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从未将涉案房屋进行出卖、出租、抵押等处置，任何以其名义对涉案房屋作出的处置均是非法、无效的，其不予认可，并要求非法占用涉案房屋的人于2016年9月30日前自动搬离。2016年10月31日，被刑事羁押于中山市看守所的刘少云在接受裕安派出所民警询问时述称，其居住于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是其向何荣立（交易时该人自称何荣立）购买；1994年底，陈来波、李海明带其到涉案房屋看房，看完答应以14万元价格购买；1995年1月8日，陈来波、李海明带着其与陈广生、何荣立一起到联发餐厅，其当场将14万交给何荣立，何荣立写下收据；一个多月后，李海明带其到东升发展公司拿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之后，其就在涉案房屋居住生活；其与陈广生是情人关系，陈慧梅是陈广生的女儿。当日，刘少云出具一份声明称，其对于所有权人何荣立收回涉案房屋一事没有异议，且该房产中并无任何贵重物品，其余房屋内的一切生活用品可由何荣立自行处理，不需要作保留。2016年11月16日，裕安派出所将前述扣押的文件资料中的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售房合同、发票、收款收据、房屋结构图等发还何荣立。一审法院另查明：何荣立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山市东升镇东华制衣厂于1987年12月14日成立，1997年4月28日注销；中山市东升镇东大制衣厂于1999年2月13日成立，1999年7月28日注销。2017年6月27日，陈广生曾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2072民初7421号，下称前案】，向何荣立主张涉案房屋的权利（已被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何荣立在前案中曾发表如下答辩意见：其购买（因其当时忙于经营东大制衣厂，委托姐夫梁仕元办理相关购房手续）涉案房屋后，将合同及收据存放于东大制衣厂办公室内。此后，因经历东大制衣厂办公室被盗导致合同及收据遗失、梁仕元患病就医及病故、东大制衣厂搬迁等一系列变故，其将购房事宜长期搁置并淡忘。直到2016年5月30日，其与儿子何汉辉发生赠与合同纠纷，何汉辉无意中在国土部门查询到涉案房屋，其才在庭审中得知。后其前往涉案房屋查找，发现有人在涉案房屋居住，故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涉案房屋由刘少云长期占用，但因当时刘少云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故经公安机关协助，其取回房产证并收回涉案房屋。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刘少云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995年1月8日的“证据”（复印件，原件保存于裕安派出所）载明“我东大制衣厂何荣立在中山市*********购买301房（连单车房）大约127平方。现我本人将此房转让给刘少云，以后过户手续资金由刘少云负责，何荣立协助过户手续”等内容，落款的转让方处有“何荣立”签名，购买方处有“刘少云”签名，见证人处有“陈广生”“李海明”签名。落款日期为1995年1月8日的收据（复印件，原件保存于裕安派出所）载明“今收到刘少云现金141000元”等内容，落款处有“何荣立”签名。何荣立对上述收据、“证据”中的“何荣立”签名均不予确认。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依刘少云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前述其出具的声明中的书写内容及签名笔迹、相关指模进行司法鉴定。该所分别于2019年6月22日、7月5日出具粤南（2019）痕鉴字第12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粤南（2019）文鉴字第3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前述刘少云出具的声明中的相关指模为刘少云所捺，书写内容及签名笔迹为刘少云笔迹。经当庭质证，双方均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还依何荣立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前述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中的“何荣立”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粤南（2019）文鉴字第1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前述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中的“何荣立”签名笔迹为何荣立笔迹。经当庭质证，刘少云对鉴定意见无异议；何荣立对鉴定意见不认可，认为鉴定意见不符合实际，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及申请重新鉴定。经鉴定人郭英民、黄旭出庭接受质询，并对何荣立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何荣立坚持其异议。虽然何荣立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并以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为由申请重新鉴定，但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确实存在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和认定。何荣立提交报案报告、照片各一份拟证明其在收回涉案房屋后于涉案房屋内发现一枚刻有“珠海市桂山镇人民政府”字样的公章，遂向裕安派出所报案；其由此推断前述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中的“何荣立”签名是刘少云伪造。刘少云对该报案报告、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外，何荣立在庭后于2019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申请书，以其已经以刘少云涉嫌伪造前述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骗取财物为由向裕安派出所提出控诉为由，请求将本案案件材料移送裕安派出所。因没有相关辅助证据及事实证实裕安派出所已经接受何荣立的报案并对其所称的控诉予以立案侦查，故一审法院对何荣立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及申请事项均不予采纳。刘少云（代理人）一审当庭述称，其购买涉案房屋是陈来波向陈广生介绍的，其与陈广生是情人关系，两人商量后决定购买；中介费是何荣立所称，实际与转让款一起直接支付给何荣立；转让款实际是陈广生支付的，但合同的交易对象是刘少云；裕安派出所对所谓何荣立涉案房屋被占用一事未刑事立案，却依据刑事诉讼法在刘少云涉嫌诈骗罪一案中就涉案房屋对刘少云进行相关询问，故相关询问及声明是裕安派出所利用刑事侦查权干预民事纠纷；刘少云在询问中已明确涉案房屋是向何荣立购买的，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但裕安派出所未依法告知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却直接向刘少云称何荣立要收回涉案房屋，该处理是违法的；刘少云出具声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因当时其被羁押，相关刑事案件未判决，故其对裕安派出所提出的相关说法均予以配合，担心不配合的话会对其刑事案件不利；同时，刘少云在裕安派出所以刑事询问方式要求其出具声明的威胁下，没有充分理解出具该声明后的法律后果。何荣立则称，其向东升建设公司购买涉案房屋是由其姐夫经手的，因没有办理收楼，一直遗忘，直到裕安派出所找到其才知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刘少云主张其与何荣立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何荣立已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少云，且刘少云已支付全部购房款（转让款），其提交的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确实反映了其主张的事实。虽然何荣立对此不予确认，并对前述收据（1995年1月8日）、“证据”（1995年1月8日）中的“何荣立”签名不予确认，但经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该两处签名笔迹均为何荣立的笔迹，一审法院已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故根据上述证据及其反映的事实，并结合涉案房屋一直由刘少云居住使用、缴纳电费，以及刘少云持有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售房合同、发票、收款收据、房屋结构图等相关文件资料之事实，应认定刘少云该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何荣立抗辩称不存在转让事实，与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状态、涉案房屋相关文件资料的持有状态不相符；其在前案中答辩所称的合同及收据遗失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本案中所称“因没有办理收楼，一直遗忘，直到裕安派出所找到其才知道”，与其在前案中答辩所称“直到2016年5月30日，其与儿子何汉辉发生赠与合同纠纷，何汉辉无意中在国土部门查询到涉案房屋，其才在庭审中得知”相互矛盾。因此，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刘少云该主张予以采纳和认定。关于刘少云于2016年10月31日出具声明表示同意由何荣立收回涉案房屋的问题，结合何荣立在前案中答辩的相关陈述、刘少云在公安机关所作相关陈述及一审法院上述查明认定的事实可知，系何荣立在发现涉案房屋仍登记于自己名下后，经查看发现有人居住，遂以涉案房屋被占用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正因其他刑事案件被羁押的刘少云对其“占用”涉案房屋的事由（购买）所作的陈述，明显与其出具的声明的意思表示不相吻合。故刘少云在本案中称，出具声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只是因当时被羁押，相关刑事案件未判决，担心不配合的话会对其刑事案件不利，即系对当时面临的特殊环境因素存在一定误解而违心地出具声明，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该声明不构成刘少云对自己所享有的涉案房屋相关权益的放弃。则在刘少云与何荣立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屋已由何荣立转让给刘少云，且刘少云已支付全部购房款（转让款）的场合，刘少云诉讼请求何荣立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双方在交易中已约定办理过户手续的资金由刘少云负责，故结合何荣立购买、转让涉案房屋的价格差额不大的事实考虑，应认定该约定的意思是指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的全部税费由刘少云负责。另外，虽然涉案房屋在交易后已实际交付刘少云占有使用，但鉴于前述的何荣立于2016年间通过公安机关介入收回、实际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故刘少云现诉讼请求何荣立交还涉案房屋有理，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何荣立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将位于中山市***************的房屋（房地产）交还给刘少云；二、何荣立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将位于中山市***************的房屋（房地产）过户至刘少云名下（过户所需税费全部由刘少云负责）。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60元，诉讼保全费1170元，鉴定费15555元（4140元+3805元+7610元），鉴定人出庭费3000元，合计21285元，由何荣立负担（何荣立已付10610元，余款10675元已由刘少云垫付，何荣立应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一并迳付给刘少云，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何荣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刘少云20**年3月21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是刘少云在何荣立与陈广生一案中出具的，证明中陈述“涉案房款是陈文生的，其本人没有出钱，涉案房屋的产权是陈广生的”，即刘少云自认涉案房屋不属于其，而本案中又主张涉案房屋权利，自相矛盾。第二组证据是（2016）粤2072民初573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第三组证据是（2016）粤2072民初字第5734号开庭传票一份；第四组证据是证据目录一份【包括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一份（2016-6-21）】；第五组证据是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一份（2016-8-18）。第二至五组证据拟证明何荣立与儿子何汉辉一案，该案立案时间是2016年5月30日，开庭时间是2016年8月17日，何汉辉开庭时当庭提交证据（涉案房屋的档案信息），何荣立知道房屋信息后第二天到国土部门查档，查档后马上找房子，找到后发现有人使用，随后报警。后双方被裕安派出所带去问话，2016年8月21日，派出所扣押证件票据等。故何荣立通过收到何汉辉提交的房屋档案证明表才得知房屋信息，通过派出所知道房屋证件、票据等资料，故一审期间何荣立对此经过的陈述合情合理。刘少云对此则称上述五组证据形成时间都在一审判决之前，不属于新证据，并认为不需要对上述每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二审期间何荣立向本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刘少云提交的1995年1月8日“收据”、“证据”两份材料中“何荣立”的签名进行重新笔迹鉴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何荣立上诉称其系涉案房屋权利人，其从未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少云，即主张其与刘少云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刘少云则主张其已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何荣立除应向其交付涉案房屋，还应履行相应过户手续，即主张何荣立与其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针对双方上述争议，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从证据角度分析，刘少云为证实何荣立与其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交易，提交了“收据”、“证据”、扣押物品清单、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等证据，内容反映：何荣立于1995年1月份出具“证据”及“收据”，确认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少云，并确认已收取刘少云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购房款141000元；在双方就房屋交易产生争议，公安机关从涉案房屋扣押相关文件资料前，上述“证据”、“收据”以及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于何荣立名下）、何荣立与东升建设公司就涉案房屋一手交易签订的售房合同、广东省中山市税务局印花税专用发票、中山市财政局收据、涉案房屋结构图等交易资料原件一直由刘少云持有并保管于涉案房屋内；纠纷发生前，刘少云及陈广生一直居住于涉案房屋内长达二十年，其一方也有负责缴纳涉案房屋所产生的电费。由此反映，刘少云所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印证其主张事实成立，且涉案房屋一手及二手交易资料由刘少云持有多年的事实，也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至于何荣立称刘少云提交的上述“证据”、“收据”上均非其本人签名。一审法院依何荣立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两份文件上“何荣立”的签名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结论证实“证据”、“收据”中的“何荣立”签名笔迹均为何荣立笔迹。何荣立虽对上述司法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且一、二审期间均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何荣立至今未提交充分证据用以推翻上述司法鉴定结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未采纳何荣立的重新鉴定申请并无不妥，本院对何荣立的重新鉴定申请亦不予采纳。至于刘少云于2016年10月31日接受裕安派出所民警询问后于当日出具一份声明，声称对所有权人何荣立收回涉案房屋一事没有异议。对此刘少云在诉讼中解释当时其被羁押，相关刑事案件未解决，故其对裕安派出所提出的相关说法予以配合，担心若不配合则会对其刑事案件不利。考虑出具声明当时刘少云因其他刑事案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以及声明出具时的特殊环境及状况可能对刘少云造成的影响，结合当时民警对刘少云进行询问的笔录反映，刘少云均一直是坚持涉案房屋的确是由其向何荣立购买，并已经向何荣立支付了购房款，以及从1995年起便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的陈述情况，刘少云主张其出具该声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解释合理可信，一审法院采信刘少云上述解释，认定该声明不构成刘少云对自己所享有的涉案房屋相关权益的放弃，并无不妥。且仅凭刘少云声明中所称对何荣立收回涉案房屋没有异议的陈述，也不足以推翻其二十年来一直持有涉案房屋一手及二手交易资料的事实，以及该资料中所载的何荣立签名确认已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少云且已收齐购房款的内容。其次，从当事人陈述角度分析，刘少云对于涉案房屋交易情况的陈述，无论系在接受裕安派出所民警询问时对此所作出的陈述，还系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除了极个别交易细节因时间相隔太久出现记忆偏差外，刘少云的陈述自始均是房屋从何荣立处购买且已付清购房款。甚至是刘少云出具的不能反映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声明，刘少云在其中也仅系表示对将涉案房屋返还何荣立无异议，并未在声明中直接而明确地否认双方之间真实存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另外刘少云的陈述与其居住于涉案房屋长达二十年的状态也能相互吻合。至于何荣立在本案及前案中的陈述。何荣立先系在前案中称“直到2016年5月30日，其与儿子何汉辉发生赠与合同纠纷，何汉辉无意中在国土部门查询到涉案房屋，其才在庭审中得知”其名下登记有涉案房屋；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何荣立则称“因没有办理收楼，一直遗忘，直到裕安派出所找到其才知道”；本案二审期间，何荣立又改称其系通过收到何汉辉在赠与合同纠纷诉讼中当庭提交的房屋档案证明表才得知涉案房屋信息，其后到国土部门查档并去找房子，发现有人使用后报警。何荣立上述陈述一方面自相矛盾，且未进行充分举证；另一方面，即使何荣立关于其从未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少云一方的主张成立，则何荣立自1993年3月份支付127983.92元价款从东升建设公司处购得涉案房屋后直至2016年8月份，在长达超过二十年的期间内，何荣立称一直“遗忘”上述购房事实，也从未到涉案房屋现场查看，甚至不清楚涉案房屋坐落位置，何荣立上述所称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所作解释不合理亦难以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刘少云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能相互佐证，构成证据链证明其主张涉案房屋已由何荣立转让给刘少云且刘少云已于1995年1月份付清全部购房款的事实成立。何荣立对涉案房屋的相关陈述明显有悖常理，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何荣立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辩解的事实成立，更不足以推翻刘少云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由此，一审法院认定何荣立与刘少云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屋已由何荣立转让给刘少云，且刘少云已支付全部购房款，据此支持刘少云的诉请，判决何荣立将涉案房屋交还给刘少云、何荣立协助刘少云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刘少云名下，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何荣立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元（何荣立已预交），由何荣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泳东审判员  赖晓筠审判员  吴合波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易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