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0345号原告：李仁人，女，194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金霞，北京市爱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牧，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劳贺宁，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史霞，女，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劳贺宁，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原告李仁人（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赵牧、劳贺宁、史霞（以下均称姓名，一并提及时称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金霞、三被告本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2.要求三被告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3.要求三被告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4.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赵牧、劳贺宁与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25日和2016年3月18日签订两份固定回报年收益率为25%的《合作协议书》，约定：2015年11月26日原告投资30万元，2016年12月31日赵牧、劳贺宁偿还全部本金并支付原告固定收益7.5万元；2016年3月15日原告投资10万元，2017年3月31日赵牧、劳贺宁偿还全部本金并支付原告固定收益2.5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将投资款转入劳贺宁和其妻子史霞账户。但三被告并未依约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赵牧辩称，本案之前有一个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安X涉嫌诈骗。自2001年起，安X和我合作邮票、邮册项目。到2016年，安X跑了，在其跑路之前，原告自2014年开始与我方合作，原告委托我方投资邮票、邮册。我方均依约将款项和利息还给原告。我也不知道安X会诈骗，其刑事案件正在审判，我方也在等案件结果。我认可借款事实，但是目前无能力偿还。劳贺宁辩称，我向原告偿还了部分款项。经统计，尚欠原告本金28.5万元。我与史霞系夫妻，合同中未牵涉到史霞。2016年3月22日，原告转给史霞的10万元，史霞不知情，因其银行卡由我操作。且该笔款项之后没多久就转到安X账户。史霞辩称，我与劳贺宁系夫妻关系。我对借款不知情。当时我的银行在劳贺宁处，2016年3月22日转至我账户的10万元系劳贺宁操作，并且该笔款项之后没多久就转到安X账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2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20万元；2014年7月23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10万元。2014年7月31日，甲方原告与乙方赵牧、担保人劳贺宁签订《合作书》，约定：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同完成由乙方运作的投资项目。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人民币20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人民币100000元（以下简称“本金”）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4年8月1日到2015年8月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20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条款2）所承诺的将本金人民币100000元（本金）和所承诺的利润20000元，共计人民币120000元，于2015年8月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落款处原告签字确认，赵牧、劳贺宁签字予以确认。2014年12月6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6万元；2015年11月12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3万元；2015年6月23日，劳贺宁向原告转账12万元，原告称:“该12万元是我方于2014年7月23日向被告出借10万元，被告承诺返还12万元，其中包含2万元利息”；2015年11月12日，劳贺宁向原告转账9万元，劳贺宁称该9万元偿还的是2015年11月25日合作协议的本金。2015年11月25日，甲方原告与乙方赵牧、担保人劳贺宁签订《合作书》，约定：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同完成由乙方运作的投资项目。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人民币75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人民币300000元（以下简称“本金”）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5年11月26日到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75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条款2）所承诺的将本金人民币300000元（本金）和所承诺的利润75000元，共计人民币375000元，于2016年12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落款处原告签字确认，赵牧、劳贺宁签字予以确认。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就《合作书》中30万元由来称:“2014年3月12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20万元，2014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利息为4万元，是按照年利率20%计算，其中1万元是给劳贺宁的好处费，故截至2015年3月11日本息共计23万元。然后以2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5%计算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的利息，但双方协商这段时间利息按照5万元计算，故截至2015年11月25日本息共计28万元。2015年11月12日原告向劳贺宁转账3万元，其中1万元是给劳贺宁的好处费。2015年11月25日签订的《合作书》中扣除了好处费，故借款金额为30万元。”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就《合作书》中30万元由来称:“上次说错了，2014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11日利息应是5万元，其中1万元是给劳贺宁的好处费，剩余4万元是利息。24万元加上2014年12月6日原告转给劳贺宁的6万元，共计30万元。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的利息双方约定按照年利率25%计算，到期本金加利息是37.5万元。2015年11月12日劳贺宁转给原告9万元，因当时双方约定利息是7.5万元，相当于多转了1.5万元，后原告于当日给劳贺宁转账3万元，其中1.5万元是返还劳贺宁多转的1.5万元，剩余1.5万元是给劳贺宁的好处费。剩余30万元本金即为2015年11月25日《合作书》中的款项。”2016年3月22日，原告向史霞转账10万元。2016年3月28日，甲方原告与乙方赵牧、担保人劳贺宁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同完成由乙方运作的投资项目。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人民币25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人民币100000元（以下简称“本金”）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6年3月15日到2017年3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25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条款2）所承诺的将本金人民币100000元（本金）和所承诺的利润25000元，共计人民币125000元，于2017年3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落款处原告签字确认，赵牧、劳贺宁签字予以确认。另查，劳贺宁与史霞系夫妻关系。庭审中，原告还提交了原告陈述及病历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体情况不好，希望被告尽快还款。赵牧称我的身体也不好，生活也困难。劳贺宁、史霞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史霞提交了其中信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3月30日劳贺宁操作史霞银行将200万元转入安X指定李X海账户。原告向史霞转账的10万元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家庭，而是直接转给安X指定的账户。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恰说明史霞参与了对外投资和放贷。经询，赵牧称:“我和劳贺宁、原告系合作关系。我们负责把钱交给安X，安X负责邮票的制作和销售，安X承诺给我们利息。我和安X是同事关系，均在邮局工作。安X所称操作模式都是听她说的，我们并未具体参与。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与安X合作，原告给我们钱，我们把钱给安X，安X返给我们钱之后，我们再给原告，返给原告之前我们会扣除一定费用，该费用均返还给了安X，但是标准记不清了。因安X向我们许诺高回报的同事，还向我们索要回扣。安X因诈骗罪已被判刑。”劳贺宁称:“我和原告转账往来很多，存在到期后原告续投的情况，还差原告28.5万元。因安X刑事判决中无利息返还，我记不清原告30万元合作协议款项的由来，只记得原告要给我好处费，我没要，都计入了原告的本金中。”赵牧与劳贺宁均确认：安X刑事判决中包含的投资人有其二人，没有原告。本院认为：原告与赵牧、劳贺宁签订的《合作书》及《合作协议书》约定有固定收益回报，并无风险条款，该约定表明原告的合同预期为纯粹追求资本的固定本息回报，合同中并未明确投资委托的具体事项，赵牧与劳贺宁亦不清楚项目的具体情况。该约定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体征并无二致，故应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现原告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虽然劳贺宁系作为担保人在《合作协议书》中签字，但赵牧、劳贺宁均认可欠款事实，劳贺宁仅对欠款金额存在异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赵牧、劳贺宁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原告在二次庭审中针对2015年11月25日合作书中的30万元由来陈述不一致，故本院难以采信。按照法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银行明细及原告当庭陈述可知，2015年11月25日《合作书》中实际出借金额为26万元，2016年3月28日《合作协议书》中实际出借金额为10万元。按照《合作书》中约定的利润计算，原告与赵牧、劳贺宁约定的利润标准超过了法律规定，原告针对该《合同书》中的款项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本院不持异议。而按照《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利润计算，相当于年利率23.89%，原告针对该《合作协议书》中的款项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应予调整。另，按照原告陈述，《合作书》中的款项系自2014年3月12日起累计而来，劳贺宁向其转账的9万元中7.5万元系利息，多转的1.5万元及向劳贺宁支付的好处费1.5万元共计3万元已于当日返还劳贺宁。劳贺宁亦称存在把之前本金及利息计入之后协议本金的情况，故本院认定该9万元系偿还出具《合作书》之前的利息。关于2015年6月23日劳贺宁向原告转账的12万元，因原告与赵牧、苏贺宁于2014年7月31日还存在一笔借款，且该笔借款最先到期，且约定了利息2万元，与该转账金额吻合，故本院认可原告陈述，该12万元与本案无关。综上，本院对原告要求赵牧、苏贺宁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6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3.89%计算；以2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史霞是否承担责任，劳贺宁与史霞系夫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关于2015年11月25日《合作书》中的款项，总额已超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虽然赵牧、劳贺宁出具《合作书》及《合作协议书》予以确认，但史霞未在上述书面凭证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史霞亦非该笔款项的收款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劳贺宁所借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原告要求史霞对劳贺宁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或法律根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2016年3月28日《合作协议书》中的款项，史霞系收款人，虽然其称该笔款项系由劳贺宁操作，其并不知晓。但其作为银行卡持有者应知晓该笔借款的存在，即使系由劳贺宁操作，亦说明史霞参与其中，故该借款应认定为苏贺宁、史霞的共同债务。故本院对原告要求史霞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牧、苏贺宁、史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向原告李仁人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3.89%计算）；二、被告赵牧、苏贺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李仁人偿还借款本金260000元及利息（以26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原告李仁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李仁人负担730元（已交纳），被告赵牧、苏贺宁负担40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由被告赵牧、苏贺宁、史霞负担24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娜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