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晋0110行初31号原告韦兰，女，194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原告韦大，男，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二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范伟师，山西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张炳希，山西句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负责人尹景明，主任。出庭负责人李晋斌，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靖媛，山西臻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阳，山西臻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韦民，男，195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二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并要求被告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原告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晋0110行初2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韦兰、韦大的起诉。二原告不服该裁定，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行终216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韦大在二审提供了新证据为由，裁定撤销本院的上述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立案后，于2020年1月14日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原告及其共同诉讼代理人范伟师、张炳希，被告的副主任李晋斌及其诉讼代理人路靖媛、唐阳，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月22日，被告申请追加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后勤服务中心”）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后勤服务中心并非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但后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根生为原告韦大办理了案涉房屋部分“公转私”手续，应当是本案的关键证人，故将其传唤到庭。二原告诉称，二原告和第三人都是韦守仁的儿女。韦守仁生前拥有一套位于太原市青年东街1号简易楼12号单位公房的房屋使用权，二原告也随同父母居住于此。韦守仁于2004年1月27日去世，2010年3月10日，二原告的母亲王其清去世，二原告继续享有案涉公房的使用权。2013年，被告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青年东街棚户区实施搬迁，原告韦大配合办理了搬迁事宜。因当时第三人一直前往被告处要求对其进行拆迁补偿，故被告告知二原告暂停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2018年10月17日，二原告在阳泉中院起诉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和本案被告，要求对二原告进行补偿安置。本案被告向阳泉中院提供了其与第三人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编号14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至此，二原告方知晓被告在未告知二原告的情况下已对第三人进行安置的事实。2018年11月23日，阳泉中院以被告应为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为由，作出（2018）晋03行初41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二原告的起诉。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5月5日，原告韦大与后勤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并交纳了32328元，后勤服务中心给被告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原告韦大已按政府规定购房。二原告认为，二原告系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被告应当依法履行补偿安置义务。被告在二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二原告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是：一、撤销编号14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二、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原告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三、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二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韦大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韦大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户口是2005年6月6日迁过来的。证据2、邻居武荷叶、杨立平、原小红、牛艾如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韦兰为照顾母亲一直随母亲居住于案涉房屋中。证据3、房屋征收验房表。证据4、2019年5月5日原告韦大代韦守仁与后勤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书》、收款收据、后勤服务中心给被告出具的《证明》。证明后勤中心收取了原告韦大的32328元，购得了案涉房屋建筑面积为40.41平方米的产权。被告辩称，一、原告对案涉房屋没有主张权利的依据，原告非案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案涉房屋系公产房，原公产房租赁人系韦守仁（已去世），产权单位系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并非后勤服务中心，所以，后勤服务中心无权处分该公产房，原告韦大通过与后勤服务中心签订《协议书》系无权处分的协议，且该无权处分行为因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应被认定为无效协议。同时，因韦守仁已去世多年，不可能授权原告韦大代为办理“公转私”协议，故后勤服务中心与原告韦大签订的《协议书》不可能体现韦守仁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自始无效。因该《协议书》无效，原告韦大没有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同理，原告韦兰既非案涉房屋的租赁人，也未对案涉房屋办理任何“公转私”手续，更不可能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二、原告不具备拆迁安置资格，其要求被告对其进行安置补偿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条件之一是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的请求权基础，即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根据《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原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五条及《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并州北路青年东街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八条，征收直管公产住宅房屋的承租人，必须符合没有其他产权住房的条件，二原告均不符合这一必要条件，根本不具备拆迁安置的资格。原告的诉请缺乏权利依据，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基本起诉条件，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原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并政发［2013］13号）。证明案涉房屋作为单位产住宅房屋，比照直管公产房标准安置，即承租人没有其他产权住房的，按照800元/平方米置换。证据2、《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迎政房征决字［2013］9号）。证据3、《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公告》。证据4、《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并州北路青年东街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该方案第八条明确了单位产房屋的征收条件，即承租人没有其他产权住房，同时需要与产权人解除租赁关系，而原告不具备以上条件，所以不具备征收安置的条件。证据5、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证。证明案涉房屋为公产性质，承租人是韦守仁。证据6、2010年5月8日，原告韦大同意将公产房给第三人韦民的说明。证明2010年5月8日原告韦大已经放弃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其无资格提起本案诉讼。证据7、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并州路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二原告并未一直居住于案涉房屋中，只能说明韦守仁去世后原告韦兰陪母亲居住，原告韦大常来探望。证据8、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证明韦守仁的子女情况。证据9、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0）迎民初字第9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案涉房产在遗产中未作处置，没有进行过分配；2.韦守仁的另一个儿子韦伟已被宣告死亡。证据10、2015年6月5日，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并州路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第三人的户籍地在该公产房上，符合人户合一。证据11、第三人出具的《具结书》。证明该案涉公产房导致的所有纠纷与被告无关，应由第三人与其他人自行解决。证据12、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被告秉持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标注了“韦民（韦守仁）”，即韦守仁是产权人，产权性质是“公转私”，并未侵犯任何人利益，原告无权提起诉讼。证据13、后勤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证明产权单位认可韦守仁是承租人。面积应当以住房证证载面积为准。第三人述称，一、二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新旧公房管理规定，必须是常住户口及本市没有其他住房，才能确定承租使用权人，二原告都没有使用权资格，也没有诉讼资格，更没有办理相关一切事务的权利。第三人一家四口在1980年就确定了户主及同居人资格，有户口簿为证。第三人在家是最小的，父母及其他人迁走后，才能成为户主。迁出的所有人员再迁回均属于挂靠，与使用权无关。二、原告韦大以去世十五年的父亲名义办理“公转私”手续，违反使用权规定，该“公转私”手续应当由第三人办理。案涉房屋三间包括：两间有证的，一间无证的，第三人办理了一间，剩下两间应该是其女儿和儿子的，都属于同居人，并且是完全权利人，与二原告一点都不相关。第三人有户口簿及本市无房证明为证。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法传唤后勤服务中心的维修科科长要树生到庭，就案涉房屋的相关事宜进行调查。要树生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1.后勤服务中心与原告韦大签订了《协议书》，并出具收款收据、证明和住房表，其是经办人；2.案涉房屋的公房承租人是韦守仁，在其去世后，后勤服务中心并未与韦守仁的其他家庭成员重新确立公房承租关系，故《协议书》中乙方是韦守仁，该协议针对的就是韦守仁；3.案涉房屋的《住房证》所载使用面积是44.68平方米，依据大产权证的面积除以使用面积的系数，计算出诉争房屋的建筑面积是63.01平方米；4.因被告已与第三人办理了22.6平方米的房屋征收手续，所以其与原告韦大签订的该《协议书》中房屋面积是按照剩余的40.41平方米计算的，原告韦大按800元/平方米交纳了总计32328元，办理了“公转私”手续；5.案涉房屋在底簿上记载是青年东街简易楼12号，整排房屋的自然间不止13间，之前应该是有13号。案涉房屋的《住房证》是在2010年办理的。6.后勤服务中心不是青年东街简易楼12号公房的所有权人，只是享有使用权和分配权；7.后勤服务中心作为公房管理人在处置房产，没有得到房屋所有权人，即机关事务局的授权，同时也未见过韦守仁给韦大的授权；8.后勤服务中心收到原告韦大交纳的32328元，已上交至省财政厅；9.在原告韦大代韦守仁办理“公转私”手续过程中，其知晓原告韦大等人因房屋拆迁正在进行诉讼的一些情况；10.拆迁之前，案涉房屋因只有大产权而不符合公房出售的条件，后来因政府征收才开始办理公房出售；11.办理“公转私”手续的具体程序是：根据迎泽区政府的“公转私”办理文件，携带住房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前来办理；12.拆迁初期，因韦守仁子女对房屋的处理意见不统一，未能办理“公转私”手续。二审期间，后勤服务中心看到被告给第三人办理了22.6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手续后，把剩余的40.41平方米给原告韦大办理了“公转私”手续。13.后勤服务中心并不知道一个《住房证》只能安置一套房屋的相关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与关联性不认可。户口在案涉房屋，不能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住房证写的承租人是韦守仁，且韦守仁已于2004年去世。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人应当出庭而未到庭，导致证人身份无法核实；证人证言内容基本雷同，不排除做假证的嫌疑，且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二原告与韦守仁和王其清一直在此居住。三、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内容不认可。该表只是摸底表，不是拆迁安置的最终依据。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该《协议书》及136号证明文件所述的房屋产权主体均有误，案涉房屋产权人系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并非后勤服务中心，该后勤服务中心擅自处分国有财产，涉嫌违法犯罪。韦守仁已经去世多年，是不可能授权韦大办理手续的，该协议无效；同时在举证过程中，原告自认并没有产权单位的授权，故其与后勤中心签订的协议系违法协议，该协议不能证明原告韦大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同理，原告韦兰亦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1不认可。原告韦大是2005年投靠父母挂靠过来的。二、对证据2不认可。不是事实。三、对证据3不认可。当时是初级调查阶段，该表在法律上没有意义，法律上只认拆迁补偿协议。四、对证据4不认可。认为其无效。这个证明是行业办快要撤销的时候出的，是原告过去闹事，才出具的该证明，是违法无效的。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涉案房屋是12号，没有13号。二、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韦大只是把《住房证》借给第三人，并没有说房屋给第三人。三、证据7恰恰证明原告韦兰在此一直居住，原告韦大每天都来探视。四、证据9不能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五、对证据10不认可。该《证明》写的是13号，现在安置补偿的是12号。六、对证据11不认可。该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七、对证据12不认可，第三人没有提交“公转私”的证明，被告就与其签订安置协议是违法的，说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八、证据13证明韦守仁的住房只有12号，没有13号。九、对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韦民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5有异议，该证是补办的，不是原始的，原始的记载是12号和13号。二、证据6证明房子不是原告韦大的，是公产房，这是原告韦大对第三人的承诺，其交给第三人房产证就是把房子给第三人了。现在住房证原件在原告韦大手里，实际并没有给第三人。三、对证据7不认可。因为二原告上班离得近，每天中午都要在母亲那吃饭，但不在那居住。第三人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第三人原来在案涉房屋中居住，后来因为父亲上班近，所以和父母换了房子，去大营盘居住。四、对证据9不认可。五、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后勤服务中心并非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亦没有出具其得到房屋所有权人的授权或委托的证明，且案涉房屋的承租人韦守仁早已去世，故其与原告韦大代韦守仁签订的协议书及办理“公转私”手续无效，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二原告提交的证据5为当庭提交，且不能说明其逾期提交的正当理由，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二、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在（2019）晋0110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中已认定，不再赘述。三、对证人要树生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位于太原市青年东街1号院简易楼1层12号，系公产房，产权单位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承租人是韦守仁。该住房证的证载使用面积为44.68平方米，换算成建筑面积为63.01平方米。二原告、第三人和韦伟均是韦守仁及其妻王其清的子女，韦伟于2012年6月8日被宣告死亡。韦守仁和王其清分别于2004年1月27日、2010年3月10日去世。2013年6月22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迎政房征字［2013］9号），将并州北路青年东街棚户区工程列入征收项目，涉案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5年8月6日，第三人提供了太原市房产产权档案馆出具的房产证明，证明第三人及其配偶、儿子在太原市城区无房产。2017年11月28日，被告与第三人就青年东街1号院二楼一层北侧房屋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433《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载明：产权人是韦民（韦守仁），产权性质为公转私，建筑面积为22.6平方米，安置房地点为青年花园，应安置最小建筑面积为70㎡，搬家费为1200元，过渡费为28800元，搬迁奖励费为20000元，产权置换应交款为18080元（按800元/㎡计算），应领款金额合计50000元。同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了《具结书》，但产权置换款至今第三人仍未交纳。2018年10月17日，二原告向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和本案被告对二原告进行补偿安置。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晋03行初413号行政裁定书，以二原告经释明不同意变更被告为由，驳回二原告的起诉。2019年5月5日，在二原告上诉期间，原告韦大作为韦守仁的代理人，与后勤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就韦守仁承租的案涉房屋办理了产权置换手续，对案涉房屋中40.41平方米的面积，按照单价800元/平方米，由原告韦大向后勤服务中心交纳了32328元。同日，后勤服务中心向被告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现居住人韦守仁的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40.41平米，已按政府规定购房。另查明，原告韦兰的户籍所在地为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305－1－4－7；原告韦大的户籍所在地为太原市青年东街******，是2005年由桃园南路11号24楼2－9号迁来此处；第三人韦民的户户籍所在地为太原市青年东街****下**，1980年由并州南路102号南平房7号迁来此处。2010年5月8日，原告韦大曾出具书面意见，同意将韦守仁的两间房住房证交给第三人，使公产房不再产生争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二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二原告是否具有案涉房屋安置补偿的条件？三、原告韦大与后勤服务中心办理的“公转私”手续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后勤服务中心是否具备出售案涉房屋的权利，其给原告办理的公房出售是否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四、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合法？第一，对于二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原告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证明原告韦大于2019年5月5日与后勤服务中心办理了案涉房屋的“公转私”手续，与诉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重新开庭审理后认为，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仍然不确定，理由是：1.案涉房屋为公产房，产权人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韦守仁是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其生前未办理房屋的“公转私”手续，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在韦守仁去世后不产生法定继承；2.韦守仁已去世多年，原告韦大代韦守仁办理“公转私”手续违背常理；3.即使现有政策允许案涉房屋作为韦守仁的个人遗产，但二原告与第三人作为韦守仁的法定继承人，三人之间并未就该遗产达成财产分割协议，所以应当视为共同共有，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主张对案涉房屋的权利。第二，关于二原告是否具备安置补偿条件的问题。《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太原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五条，及《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政府并州北路青年东街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八条规定，对于单位产公有住房的安置补偿对象应当是公有住房的承租人，且没有其他产权住房。二原告既不能证明其在韦守仁去世后成为新的承租人，也未证明其没有其他产权住房，因此二原告本身就不具备案涉房屋补偿安置的条件。第三，关于后勤服务中心与原告韦大办理“公转私”手续的相关问题。1.案涉房屋为简易楼，该简易楼本身就不在公房出售范围内，且后勤服务中心未经产权人授权，其没有出售公有住房的权利；2.后勤服务中心自认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始终为韦守仁，原告韦大是代韦守仁办理“公转私”手续，但韦守仁及其妻王其清在房屋征收之前均已去世，后勤服务中心在明知原告韦大不可能得到韦守仁合法授权的情形下，其代办的说法不能成立；3.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3.01平方米，后勤服务中心却将其中的40.41平方米办理了“公转私”手续，违反了“一证一安置”的原则。因此，后勤服务中心与原告韦大办理的“公转私”手续因无权处分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而无效，不能作为二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安置补偿的依据。第四，被告明知韦守仁生前承租的公房并未办理“公转私手续”，第三人亦未办理相关手续并交纳费用，却与第三人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并由第三人领取了搬家费、过渡费和搬迁奖励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在该协议中，房屋的建筑面积与住房证载面积明显不符，违反了征收与补偿安置的规定，存在故意将一套房屋拆分补偿安置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该协议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二原告不能证明自己现为案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其也不能证明自己符合补偿安置的条件，故二原告要求被告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编号为1433《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与第三人韦民签订的14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二、驳回原告韦大、原告韦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韦大、原告韦兰负担25元，由被告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办事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治魂人民陪审员  郭爱茹人民陪审员  曲艳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李漫妮书 记 员  崔新媛书 记 员  崔新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