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31303号原告：王某，男，1982年9月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沈阳市.原告：王志某，男，1957年7月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辽宁省.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茂，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淳，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男，1971年8月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明，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莹荣，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传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棠北路******。法定代表人：向华勇。原告王某、王志某与被告唐某、第三人广州传祺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王志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茂，被告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广州传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祺公司）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王志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23363.73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擅自离职，并非公司过错，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因存在重大失职行为担心承担责任而主动离职。被告长期从事经营服装设计、销售业务，被告担任公司纸样主管职务，据盈源时装厂工作人员反映。2019年3月4日，盈源时装厂承接了公司的生产任务，公司将该任务交由被告负责。由于被告对待工作不认真，出现了严重错误，导致按照其纸样生产的货品无法完成成品，直接经济损失达16230元，间接经济损失为112700元，上述事实有公司其他员工证实、相互印证。被告担心因失职行为承担责任而擅自离职，公司还未来得及向其追究赔偿，其就擅自离职，强行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公司于2018年3月才成立，唐某也是在那时正式入职，2016年被告不可能已经入职。仲裁认定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有误。被告唐某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擅自离职，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工作中存在错误。原告在仲裁承认被告2016年5月30日入职，现在主张并非2016年入职，自相矛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传祺公司述称：无述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广州隆祎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祎公司）2018年3月29日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8月5日核准注销，登记的股东为王志某、王某，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服装批发、服装零售、鞋批发等。唐某为隆祎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为纸样主管，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3月8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唐某于2019年4月8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8月26日，白云区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1562号裁决书，裁决：隆祎公司支付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63.73元；驳回唐某的其他仲裁请求。王某、王志某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唐某主张其2016年4月2日入职隆祎公司，月工资为9600元，2019年3月8日，隆祎公司以经营状况不佳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2018年3月29日之前隆祎公司没有成立，由王某负责面试，当时公司的名称为传祺公司，入职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填写入职表，由公司的财务黄思颖保存，其不清楚王某与传祺公司的关系，只知道王某是老板；隆祎公司成立后，黄思颖为该公司的财务和行政，王某是公司的股东；传祺公司经营两年后，就重新以隆祎公司的名义经营，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致，员工也没有变动；其工作内容没有发生改变，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29日为传祺公司工作，2018年3月29日后为隆祎公司工作，两个公司的老板都是王某。唐某提交以下证据：1.工作证明：内容为证明唐某2016年4月入职传祺公司至今（证明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6日），现任单位技术部门纸样主管职务，月均工资收入9600元，该证明加盖传祺公司印章；2.银行流水，显示从2016年6月至2017年10月，从王某的账户基本固定每月向唐某转账支付6350元至11900元款项（其中第一笔2016年6月7日转账金额为8000元）；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由黄*颖向唐某定期转账；3.注销公司材料（其中清算报告显示王某、王志某作为清算组成员签名，确认公司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等已支付完毕）。王某、王志某认可仲裁确认的唐某月平均工资为7787.91元。王某、王志某就其起诉状所主张的唐某的离职原因没有提交证据。仲裁时隆祎公司主张唐某2016年5月30日入职。对于为何作此陈述，王某、王志某解释因2018年3月29日之前是王某为唐某发放工资，王某是隆祎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3月29日之前唐某可能是与王某或传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诉讼中，王某、王志某主张：确认从2018年3月29日之后王某支付的工资视为隆祎公司支付的工资报酬，但对2018年3月之前的转账不确认为隆祎公司支付的工资；王某不是传祺公司的股东，传祺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均与王某、王志某无关，因唐某2018年3月之前在传祺公司工作，因此唐某的入职时间应从隆祎公司的注册日期2018年3月29日开始计算。另查，传祺公司为2014年3月17日注册成立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服装批发、服装零售、纺织品及原料批发等。本院认为：唐某入职隆祎公司处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隆祎公司主张唐某因工作失职，擅自离职，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唐某主张隆祎公司以经营状况不佳为由解雇其，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由于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本院视为由隆祎公司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隆祎公司应当支付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唐某的月均工资，王某、王志某认可仲裁确认的7787.91元，且唐某对仲裁裁决没有提起诉讼，应视为认可，故本院认定唐某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7787.91元。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问题。根据唐某提交的工作证明结合其工资发放记录，且传祺公司没有到庭应诉亦未提交证据推翻唐某提交的工作证明，本院采信唐某主张的其2016年4月2日至2018年3月29日为传祺公司提供劳动，此后为隆祎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王某、王志某虽主张隆祎公司、王某、王志某与传祺公司无关联，但隆祎公司在仲裁时确认唐某2016年5月30日入职，同时唐某的工资条显示从2016年6月直至2017年10月均由王某向唐某支付工资，而王某、王志某在庭审中陈述王某2018年3月29日之后支付的工资视为隆祎公司支付的工资，而在2018年3月29日之前支付的不予确认为隆祎公司支付的工资。根据上文认定，唐某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实际为传祺公司提供劳动，结合银行流水以及王某、王志某的上述陈述可以证实唐某主张王某同为传祺公司、隆祎公司老板的事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符合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且没有证据显示传祺公司已经向唐某支付经济补偿，故在计算唐某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时应当将其在传祺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经计算，经济补偿金数额应为23363.73元（7787.91×3）。关于支付主体，隆祎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王某、王志某是该公司股东，由于无证据显示王某、王志某已按照公司登记信息实缴注册资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王某、王志某本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隆祎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隆祎公司在诉讼期间申请注销，并已经核准注销，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现既无证据证实隆祎公司已将本案债权债务纳入清算范围的情况下注销登记，亦无证据证实王某、王志某已经依法履行公司清算义务，且王某、王志某已经作为该公司的承继者继续参加诉讼，王某、王志某对隆祎公司的本案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即王某、王志某需共同支付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63.73元。传祺公司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王某、王志某共同支付被告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63.73元；二、驳回原告王某、王志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某、王志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光华人民陪审员  周翠娥人民陪审员  胡少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