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1（曾用名岱建兵），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才义，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2，男，194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戴某3，女，194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才义，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戴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2、原审第三人戴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6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某1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径直改判。2.依法确认上诉人与戴海平（已死亡）系养父子关系，代位继承戴华龙四间遗产房三分之一的份额权利。3.判令被上诉人腾退拆旧建新房屋46.7平方米归上诉人继承所有。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审理过程中，戴某1放弃了要求二审法院确认其与戴海平系养父子关系的请求。事实和理由：1972年戴某2从部队回家探亲，建议将戴某1过继给戴海平做儿子。戴某3同意后将戴某1的户口转到戴海平名下，戴某1与戴海平之间建立了养父子关系。1996年，戴某1因受判刑在沙洋劳教，同年戴海平为其母黄金菊所立墓碑上无戴某1作为孙子的名字，可能是基于养子犯科有损名誉的考虑，但这不能改变戴某1系戴海平养子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以墓碑上无戴某1的名字为由，否认二者间存在事实养父子关系实在牵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戴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戴某3述称，戴海平与戴某1之间存在养父子关系，依法应当按照代位继承的规定，继承三分之一的房屋份额。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人意见。戴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戴某1享有代位继承戴华龙四间遗产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权利；2.判令戴某2腾退拆旧建新房屋46.7平方米归戴某1继承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戴某2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戴某2之父母戴华龙、黄金菊生前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戴海平（已死亡）、老二戴某2、老三戴某3、老四戴小桂（已死亡），戴某3系戴某1的生母。1995年3月24日，戴某2经批准取得《武汉市村镇农（居）民建房许可证》，遂出资将父母戴华龙、黄金菊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村黄院湾的旧房拆除，新建了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之后，戴某2对该房屋再次进行改建，且一直居住至今。戴某1认为，戴某2现住房屋系拆祖屋所建，戴某1作为戴海平的养子享有代位继承权，依法应当分得相应份额，故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1996年，戴海平生前为其母黄金菊所立碑文上刻有：子海平、国章、孙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虽系继承纠纷，但要确定戴某1是否具备继承资格，首先要审查其与戴海平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因戴某1所主张的事实发生在我国收养法颁布之前，故其认定标准应该以戴海平对戴某1是否履行过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是否长期共同生活，以及周边的亲戚、朋友、邻里是否知晓该收养关系等作为重要依据。纵观本案，虽然戴某1的户籍登记在黄陂区滠口街××村，其姓氏亦随戴姓，但是基于双方之间的近亲属关系及当时国家政策背景下户籍地域的差异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收养关系。况且，戴某1在一审庭审中未能提交戴海平生前对其已经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以及双方长期共同生活的有效证据，其他亲属、邻里的证言内容亦较为主观，存在不确定性，故戴某1提供的证据达不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经查明，戴海平于1996年为其母黄金菊所立墓碑上刻有“子海平、国章、孙征”的碑文，并无戴某1作为孙子的身份和名字。而该墓碑的竖立和碑文的镌刻均系戴海平操持，并非戴某2本人亲自所为，碑文所载明的内容应该能够客观、真实地反应戴家当时的家庭成员情况。众所周知，按照我国传统风俗碑文上必须完整交代死者子孙的基本情况。而戴某1主张“1972年起戴某1与戴海平之间即建立养父子关系”的诉称意见，明显与该碑文记载的内容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戴某1提出与戴海平之间已形成收养关系的事实主张不予采纳。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在法定继承开始后，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继承，而代位继承仅发生在被继承人与其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之间。本案中，由于戴某1主张与戴海平之间已形成养父子关系的证据不足，其尚不具备代位继承的法定资格，故对其主张“继承戴华龙四间遗产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权利”及“腾退拆旧建新房屋46.7平方米归戴某1继承所有”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戴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由戴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戴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5月23日黄陂区横店街红焰村委会的调查座谈纪要，证明村委会确认送养事实。证据二，微信截屏（打印件），证明收养关系的证明人都是与戴海平岁数差不多的老人，证人的证言可信。证据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证明戴某1是承包土地的共有人、戴某1是桃元集的村民。证据四，刑事裁定书，证明2001年7月11日戴某1减刑释放回家时养父戴海平已经死亡，土地承包是刑满释放之前，时间上前后关联。证据五，一审法院与戴某3的谈话记录，证明戴海平与戴某1系养父子关系。证据六，营业执照，证明戴某1作为戴海平的儿子，戴某1开了厂。证据七，戴某3两个儿子谌剑平、谌亚琴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金菊墓碑上刻的名字不完整。戴某2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戴海平生活在桃元集，红焰村村委会不能证明收养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户籍不能证明收养关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承包土地不能证明存在收养关系。对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戴某3所述不是事实，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六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外孙本来就不应刻在墓碑上。戴某3认可上述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证据五，因证明人戴某3系戴某1母亲，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他证据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此对戴某1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此，本院评判如下：要确定戴某1是否具有代位继承资格，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为戴海平的养子。因戴某1与戴海平之间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本案审查的重点为戴某1与戴海平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判断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需要从是否达成收养的合意、是否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义务、是否长期共同生活等方面判断。本案中，戴某1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戴海平与其生父母达成收养的合意、戴海平对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曾长期共同生活等收养事实。一审法院曾赴桃元集村委会调查，但未能获得能证明戴海平与戴某1系养父子的证据。且戴海平于1996年为其母黄金菊所立墓碑上刻有“子海平、国章、孙征”的碑文，其中并无戴某1作为孙子的身份和名字。故一审法院认定戴某1与戴海平之间未形成收养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戴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戴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危永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邱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