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26民初444号原告：郭会杰，男，汉族，1986年4月5日生，大学文化，居民，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波，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贵生，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碧制药公司），地址：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金碧镇环城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26719470855B。法定代表人：陈焕锋，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彦青，云南瑞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彦迪，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郭会杰与金碧制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会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波和周贵生、被告金碧制药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焕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彦青和郭彦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会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4000.00元、应发未发工资120831.46元、销售奖励30739.30元、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20073.00元、未报销费用38954.73元；2.请求判令被告依法为原告补缴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1日，被告聘请原告担任销售中心品牌控销事业部总监职务，聘用期限为3年，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约定基本年薪为25.2万元，发放规则为：年薪按14个月发放，其中两个月为春节绩效工资，每月薪发放1.3万元，每月贴票补差工资发放0.5万元。同时约定，2017年11月至2018年底，按公司产品低价（供货价）回款150万元部分，被告给予原告回款1.5%绩效奖励，按回款超过150万元部分，被告给予原告回款2%绩效奖励。根据被告的安排，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工作地点为昆明市官渡区，劳动合同按照聘用协议的约定，再次明确每月薪酬为13000.00元。2019年1月21日，被告单方调整原告工作，并要求原告于2019年1月25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原告按照要求办理完毕工作交接后，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以“鉴于公司对你的业绩考核情况及你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的情况”为由，书面通知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且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没有为原告购买相关的社会保险，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及销售奖励，对于原告工作期间产生的差旅费等费用，被告也未支付给原告，另外，原告工作期间租房产生的房屋租赁费及物业管理费被告同样也没有支付给原告。为此原告已经向大姚县劳动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但对其作出的大劳人仲案字[2020]06号仲裁裁决不服，现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关于原告工资问题。2017年10月30日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聘请郭会杰担任公司的营销中心品牌控销事业部总监职务，聘用期限为3年，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同时明确基本年薪为25.2万元，发放规则年薪按照14个月发放，其中2个月为春节绩效工资，每月薪酬为1.3万元，每月贴票工资为0.5万元。为此签署了书面的《聘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九条规定，该聘用合同合法有效，且也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基础事实的依据。第一，詹宇亮系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的经理，并非如被告陈述的其仅只是公司高管或普通员工。对于詹宇亮职务问题，系本案的关键事实之一，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在仲裁阶段，明确向仲裁院否认其为金碧制药公司的经理，并告知大姚县劳动争议仲裁院詹宇亮仅只为公司的高管；在本案庭审中，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再次向合议庭陈述，詹宇亮仅只为公司的普通员工，该陈述不仅仅否认詹宇亮的经理身份，还与仲裁阶段被告向大姚县劳动争议仲裁院陈述完全矛盾，对此，原告已经向法院申请调取了被告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该表显示詹宇亮于2017年9月26日至2018年12月20日期间担任被告公司的经理职务。第二，詹宇亮依法具有聘请原告郭会杰担任公司营销中心品牌控销事业部总监并与原告签署聘用合同的职权。本案中，不仅仅涉及到劳动相关的法律关系，同时还涉及公司的管理及治理，对于两者交叉领域问题，原告认为本案中应当予以高度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对于董事会聘任人员范围，公司法第四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在公司管理中，除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聘任、解聘及劳动报酬事项由董事会决定外，其他均由总经理决定，当然，如公司未设置董事会的，董事会职权由执行董事行使。依据上述规定，詹宇亮作为被告公司经理，依法可以单独决定聘请品牌控销事业部总监的聘请及报酬事宜，并签署相关的聘书或聘用合同。第三，《聘用合同》内容并不与《劳动合同》内容相冲突，且也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双方签署的聘用合同明确年薪为25.2万元，其中13000.00元为月薪，每月发放，其余部分年终发放。在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再次明确了13000.00元的月薪。当然，在原告方提交的与经理詹宇亮聊天记录中，其也明确了原告实际工资和聘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一致，且在尚未签订劳动合同时，被告已经按照每月1300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2017年11月的工资。综上，原告认为，《聘用合同》系被告公司经理做出的聘用决定，依法有效，被告公司应当依据聘用合同约定向原告方发放年薪工资。在此，原告方还需要特别指出的，该聘用合同本身就为被告公司经理做出的聘用决定，作为原告来说，完全有理由信任该聘用决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二、本案中，被告以“业绩考核情况及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单方决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前，也未履行工会通知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第一，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系法定事由，在劳动合同法列明的解除事由中，并没有“业绩考核情况及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上述用人单位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中，并不包括“业绩考核情况及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被告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显然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第二，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也未提前通知工会，程序依然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被告公司对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并未通知公司工会，且在庭审过程中，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被告已经通知了工会，显然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本案中，无论是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事由违法，还是解除劳动合同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被告均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三、关于补缴社保问题。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就已经入职被告公司，至2019年1月31日被告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该期间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此被告公司也未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被告应当依法为原告补缴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四、对原告主张的其他请求，结合庭审情况，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第一，关于销售奖励、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未报销费用，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重要事实需要法院关注，在原告提交的证据当中，包含了被告公司内勤王世慧的聊天记录，王世慧在被告提供的工资表中，已经明确显示了其为公司总部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关于销售奖励、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未报销费问题，均由其负责统计并呈报给公司，再由公司进行费用报销及奖励发放。第二，关于销售奖励事宜，在原、被告于2017年10月30日签署的聘用合同中已经明确，且在王世慧的统计表中，也已经明确列明了销售提成金额，该提成统计数据仅只截止到2019年10月，根据原告提供的销售业务数据统计表，原告在2018年11月、12月以及2019年1月均有销售回款，在此前提下，原告主张的销售奖励，也未超出王世慧的统计数据。第三，关于房屋租赁费用、物业费。在王世慧向公司提交的统计表中，已经明确了物业和房租28500.00元，因原告入职时系被告公司异地聘用，已经承诺提供住宿，事后租房发生的租赁费用、物业费用及部分家具费用也向公司做了申请报销，公司工作人员王世慧已经将费用提交至公司，但公司一直未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第四，关于未报销费用，该费用包含了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在出差及业务接待过程中，均是由原告方先行垫付上述费用，然后再向被告公司报销费用，该行为也符合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费用垫付及报销习惯，而且在原告提供的王世慧统计表中，也显示出原告已经提交给被告公司报销但尚未获得报销的部分费用，另外原告当庭提交了部分劳动合同解除后公司拒不接收的费用票据原件，上述费用均在原告开展业务及出差过程中产生，依法也应当由被告公司承担。当然，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未报销的费用、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均系原被告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发生的，系典型的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五、在本案中，原告方还需要针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强调：首先，劳动争议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已经提供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但被告并未针对其抗辩主张提出有效的证据，针对公司保存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销售数据，被告也未予以提供，而且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针对詹宇亮身份客观事实积极否认，对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次，就被告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起诉前，原告已经按照被告公司要求与被告公司律师徐佳进行了协商沟通，但公司仅只同意支付原告7万元，除此之外，不再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该金额也远远少于应当向原告支付的工资年薪，遂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金碧制药公司辩称：1、原告诉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大姚县仲裁委已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了大劳人仲案字（2020）06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被告认为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被告是否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和依据的问题，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的依据是劳动合同法和销售目标责任书，被告已足额向原告支付了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每月1.3万元，及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每月1.5万元，原告主张依据聘用合同，而聘用合同既无公司盖章确认，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授权签署，原告在被告公司任职一年多期间，原告并未执行原告所主张的每年25.2万元，甚至在原告被解雇后，双方在解除合同中也没有交涉聘用依据，原告认为公司高管詹宇亮有权直接聘用销售总监，仅需公司高管签字即可，无需公司签字确认，这一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聘请销售总监系高管的权利，无需公司知悉、确认，那么原告就不应该起诉公司，而是起诉高管詹宇亮。3.关于金碧制药公司是否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及支付依据的问题。金碧制药公司向原告支付工资的依据是《劳动合同书》和《销售目标责任书》，依照《劳动合同书》和《销售目标责任书》，金碧制药公司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每月1.3万元及每月1.5万元）。原告主张的依据为《聘用合同》，而《聘用合同》既无公司盖章确认，又无法定代表人签名或授权签署，原告在金碧任职一年多的期间没有执行，原告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甚至在原告被解雇后的交涉中也没有以《聘用合同》为依据。原告认为，公司高管（詹宇亮）有权聘用销售总监，仅需公司高管（詹宇亮）签字即可，无需金碧制药公司确认，这一观点无疑是荒谬的。难道高管聘用的人员由高管给其支付工资、费用、福利，无需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按照原告的逻辑，聘请销售总监系高管的权利，无需公司知悉、确认，那么，原告就不应起诉金碧制药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等，而应向高管（詹宇亮）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聘用合同》，其签署时间早于经劳动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书》，在签订《劳动合同书》时理应提及或确认《聘用合同》的内容。但就上述问题，在庭审中原告不能提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庭审可以进一步认定《聘用合同》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是一份无效的合同，不能作为原告发放工资的依据。综上，被告已足额支付被告工资报酬。4.金碧制药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解除的问题。原告虽然不承认金碧制药公司依据《销售目标责任书》对其考核的结果，2018年10月至12月仅完成目标任务的38%、20%和43%，但原告自己提供的要求提成的证据回款列表倒数8行（第76页），证实被告2018年10月的销售回款仅14万多，与金碧制药公司统计的数字15万多相近，两者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提交的回款考核是真实客观的。原告的业绩与目标任务相差甚远（目标147万元，原告仅完成50.98万元），但公司并非因此直接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先是2019年1月17日通知要求原告回公司总部开会讨论整改方案，原告不予理会不予回应；公司2019年1月21日书面通知调整原告的工作为追收货款（原告任职期间发货368.4万元，回收货款仅94.05万元，为创造虚假的销量，随意调拨货物），原告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公司要求其2019年1月25日前回总部交接工作，原告既不请假也不说明理由继续不回应公司的通知。面对原告屡次的不理不睬，金碧制药公司深感对被告的管理已经失控且无效，这才依据《销售目标责任书》的约定“销售考核指标完成70%以下，绩效工资扣减100%公司将根据销售整改方案进行停薪待岗、调岗或辞退”，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被告通过公司的钉钉系统于2019年1月31日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送达给原告，同日，被告确认已经收到该通知。从合同约定角度来看，《销售目标责任书》系经双方签署，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销售目标责任书》中对于特定条件下被告可以给予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进行了明确约定，赋予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系金碧制药公司的解除依据。从法律规定角度来看，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销售业绩表现极差之余，还多次无视公司的经营管理，被告认为任何一个公司对于无视劳动纪律严重不服从管理的行为都会行使正当的用工权和管理权，法律也应该依法保护企业正当的用工权和管理权。综上，金碧制药公司根据《劳动法》及《销售目标责任书》，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于法、于情、于理有据。5.金碧制药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原告差旅费的问题。原告本次提交的证据发票存在大量瑕疵(如税务登记号错误、开票人信息为“管理人”等)，严格从税务管理角度而言，该等发票均为虚假发票。再者言，原告因向被告提交虚假发票导致被告遭受税务稽查局的查处，可见，原告虚开发票、使用虚假发票已成习惯。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被告提交的“原告在职期间费用汇总表”可见，原告每月均已经提交了差旅费、会务费、招待费等报销申请，金碧制药公司亦给予报销，现原告重新提交费用报销申请没有真实的差旅事实发生，既无真实性、又无合理性。综上，被告无需向原告报销差旅费。6.被告公司是否应当补交社会保险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此规定将社会保险争议法院应否受理问题进一步明确。本案原告2017年11月到被告单位工作后一直未将社会保险关系转到被告单位住所地，导致被告无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情形并不是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赔偿损失的情形，因此不能适用该条规定，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另外，原告在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第45页）原告2017年11月、12月领取云南兰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资及相关费用报销费用，及查明原告系云南兰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上证据能说明原告不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的原因在原告，并非被告不为其办理。原告在2017年11月到被告单位起就知道不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会导致本人社会保险断缴的后果，但仍然不办理社会保险转移，而是在被告2019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后要求被告为其补交，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7.关于公司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合同的事实作出如下补充，恳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于2002年建立工会，在原告多次违反公司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先是在2019年1月22日通知原告郭会杰要求到公司开会讨论他的人事问题，原告不予理睬，公司后于1月25日决定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并将该决定通知公司工会组织，直至1月29日在公司及工会均联系不上原告的情况下，工会同意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决定。被告公司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合同若干司法解释（四）》第十二条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单位于2019年1月25日通知公司工会解除原告合同关系，于1月29日被告公司取得工会同意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依法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合情合理。原告郭会杰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原告与被告的主体身份信息，詹宇亮在2018年12月20日前为被告公司的总经理。2.聘用合同、劳动合同书，欲证明被告于2017年10月30日聘用原告担任营销中心品牌控销事业部总监职务，聘用期限为3年，聘用期基本年薪为25.2万元，年薪按14个月发放，其中两个月为春节绩效工资，每月薪酬为1.3万，每月贴票补差工资发放0.5万元。为此，双方于2007年12月1日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再次明确每月发放薪酬为13000.00元。根据约定，任职期间原告产品底价（供货价）回款150万元部分，给予原告1.5%绩效奖励，回款超过150万元部分，给予原告回款2%绩效奖励。3.关于市场营销中心人员职务及工作调整通知、关于郭会杰解除劳动合同的告知函各1份，欲证明被告在未征求原告意见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21日单方面调整原告的职务，并于2019年1月31日以原告业绩考核情况及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4.工资发放银行流水1份，欲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一年零三个月，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185168.54元，尚欠原告劳动报酬。原告任职期间，因工作开展产生的加油费、出差费、招待费、打车费、办公费、会务费、房屋租赁等费用均由原告先行支付后，被告在予以报销。5.租赁合同暨居间合同、收据各1份，欲证明原告经常居住地位于省外，入职被告公司时，被告同意提供住宿，并告知由原告租房后再到公司报销，为此，原告共计支出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费20073.00元。6.出差发票及招待费用发票，欲证明原告被辞退之前，已经由原告提前支出的差旅费及招待费用被告尚有38954.73元未支付给原告。7.金碧制药公司内勤微信聊天记录及上报的销售统计表（部分），欲证明被告按照约定应当于2018年10月支付给原告的销售绩效、工资、物业房租、应当报销的差旅费招待费已经由公司内勤统计并上报给被告，但被告并未支付上述待遇和费用。8.原告与黄镇光钌钉聊天记录，欲证明被告辞退原告后，原告就应当支付的费用、工资、提成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被告通知原告直接与公司律师徐佳沟通联系。9.原告与原公司总经理詹宇亮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告就工资发放、绩效奖励及社保缴纳、差旅费招待费报销等事宜与被告沟通后，要求原告与公司原经理詹宇亮确认，经过确认，原告除工资表外的工资外，每月尚有5000.00元的贴票补贴工资，另外销售绩效提成系按照底价回款的2%或3%发放。但在确认后被告仍然拒不向原告支付工资、销售绩效、社会保险及应当报销的各项费用等。10.与公司徐佳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告要求原告就各种费用的结算与支付事宜与公司律师沟通，原告多次按照公司要求补充资料，并提供原总经理的确认材料后，被告公司仅只同意向原告支付7万元，并告知原告同意就到公司办理结算。11.企业工商公示信息2张，欲证明詹宇亮就是被告公司的总经理，并不是销售部经理。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没有意见，对证明对象有意见，认为对詹宇亮在被告公司的职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三性”有意见，劳动合同的“三性”认可，对证明对象有意见，聘用合同没有公司的盖章，聘用合同的第一页主体和最后一页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聘用合同的前后不一致，聘用合同的内容和劳动合同的内容二者没有关联性，聘用合同的“三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是认为证据不完整，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仅提交了公司与原告会议通知，对事实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也不认可证明内容，从该银行流水的明细中可以看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在云南南茂公司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他的流水证明了被告公司支付了原告的劳动报酬，并支付了原告在职期间的费用；对证据5的“三性”不认可，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出租方和收据不一致，不符合事实逻辑，在劳动合同中没有支付依据；对证据6的“三性”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发票，代码是0302499109......开具的信息是错误的，识别代码是错误的，复核人没有签字，是不符合报销发票的规定，且原告提交的发票中有KTV的小票，不具备报销的条件，原告提交的住宿费发票中仅有金额，没有单价，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的餐饮发票都发生在昆明，发生接待费用都需要提前报告，认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报销依据；对证据7的“三性”不认可，无法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对证据8的“三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聊天记录中被告反复提出报销的费用需要提交报销依据；对证据9的“三性”不认可，是原告单方面的主张，并不是劳动合同的约定；对证据10的关联性不认可，是原告向公司主张不合理费用，调解所作出的让步，不能作为诉讼主张的内容，从聊天的内容中知晓发货不能追回，为了追回货物才与原告调解协商，因调解的争议大，没有调解成；对证据11的“三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11组证据，因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与仲裁审理和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相吻合，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对象，除被告予以认可的外，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定。被告针对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工作地点在昆明，原告从事销售工作，月薪13000.00元，工作期限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2.员工工资表1套，欲证明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被告公司已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向原告发放工资，其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每月130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每月15000.00元。3.《销售目标责任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2018年10月5日双方约定销售任务及考核办法，在销售周期内销售考核在70%以下的，绩效工资扣减100%，公司将根据整改方案进行停薪待岗、调岗或辞退。4.2018年10月至12月销售计划及各区域业务数据统计1份，欲证明原告没有完成业务考核任务，而且离考核目标差距较大，2018年10月至12月完成的任务情况为目标的38%、20%、43%。5.微信截屏1份，欲证明被告公司行政综合部经理2019年1月17日通知原告回公司参加销售整改会议，原告没有理会。6、《关于市场营销人员职务及工作调整通知书》1份，欲证明被告根据《目标责任书》对原告的考核情况及整改的态度，调整原告工作岗位，并再次明确要求原告在2019年1月25日前回集团总部交接工作，被告行为合情合法合理。7.解除劳动合同告知函1份，欲证明原告对被告公司召回开会通知及交接工作的通知原告不闻不问，被告依据《销售目标责任书》的约定及公司管理规定，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情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8.营销中心差旅费管理办法1份，欲证明被告公司对销售人员的差旅费报销有明确的标准及流程。9.原告在职费用汇总表及相关明细1份，欲证明原告在职期间每月平均有申请差旅费报销，2017年12月至2019年1月共报销差旅费32.78万元（平均每月2.34万元）。10.原告在职期间发货、退货汇总表各1份，欲证明原告在职期间完成销售仅94.05万元（其中发货368.40万元，实际退货274.35万元）。11.被告公司钉钉系统截图1份，欲证明被告公司《日常财务审批制度》已经通过钉钉系统向全体员工公式并使用。12.《金碧制药有限公司日常财务审批制度（试行）》1份，欲证明根据《日常财务审批制度》规定，出差人员需在出差前通过钉钉向公司提出出差申请且在返回公司7个工作日内能进行报销，而原告违反公司规定并未按照制度执行。13.税务协查通知、委托协查凭证货物清单、付款凭证、收据、付款审批、通用审批、发票复印件、税务处罚告知书各1份，欲证明原告诚信缺失、违规开具、使用虚假发票，导致被告接受税务稽查局的税务检查。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证明的是2017年11月月薪是13000.00元，实际2017年11月被告公司就已经按照聘用合同给原告支付过13000.00元的工资；对证据的2“三性”不认可，该员工工资表不是原始的工资发放凭证，没有显示出原告的全部工资，对审核、核实、出纳是空白的，没有公司的人员签字，请求法庭关注，在工资表中第一个任玉峰是公司的经理，在聘用合同上有他的签字，第6个人显示的是综合管理部，跟原告提交的王世慧及原告职务是相互印证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不认可，销售责任书的前提是被告要提交完整的足额的物品，不能依据销售业绩的劳动合同，销售目标责任书的落款处没有公司的签章，证明了不是每个行为都是要公司签章才生效，包括聘用合同；对证据4的“三性”不认可，该销售数据只有被告掌握，被告方并没有提交完整的数据，原告是2019年1月就被辞退，但是2月份还有销售记录，表上也没有签章确认，2018年11月销售数据中回款的数据与裁决书中的回款提交的不一致，2018年12月回款中发货金额是零，因送检不合格，所以原告销售为零；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确实是通知原告去开会了，当时是原告请假，因昆明的房租到期需要去处理，已经跟公司汇报过了，除了这次会议没有参加之外，被告没有提交其他的证据作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证明对象不认可，合同发生变更是双方协商一致，原告并没有收到被告公司的协商；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不认可，在解除劳动合同告知函里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原告没有这些行为存在，也不构成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公司没有任何人向原告说明具体情形；对证据8的“三性”不认可，在原告任职期间，并没有见着营销中心的管理办法存在及报销，也没有提及管理办法是由哪个部门第几次会议审议通过，记载落款是营销中心，原告作为营销中心的负责人，没有签署过这个管理办法；对证据9认为原告在职期间营销了17个省，车旅费报销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履行职务产生的；对证据10，认为是被告掌握的，应该提交完整的销售数据，药品的销售额因跟其他的药品价格相差大，经过调整后把原来的货品退回来再发货，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的退货数据；对证据11、12的三性及证明对象不认可，2017年1月1日就制定了制度，公示时间是2018年6月，原告认为时间过长是不符合常理的；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当时原告是参加视频会议，没有去现场，与原告没有关系，原告没有参会的情况下，是原告所在部门处理的，与原告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3组证据，因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与仲裁审理和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相吻合，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对象，除原告予以认可的外，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是依法经大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单位，具备对外单独承担法律责任主体资格和用人主体资质，可以依法用工。原告郭会杰于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在被告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7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至2020年11月30日止，被告每月支付原告的工资为13000.00元。2018年10月5日双方签订《销售目标责任书》，约定“销售考核指标完成70%以下，绩效工资扣减100%，公司将根据销售整改方案进行停薪待岗、调岗或辞退，每季末上报考核指标，总部启动奖惩制度。”。原告2018年10月至12月销售回款目标任务为147万元，实际销售回款50.98万，完成目标任务的34.68%；2019年1月17日被告通知原告回公司总部参加销售整改会议，原告拒绝回被告公司参会；2019年1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市场营销中心人员职务及工作调整通知》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专项负责跟进收货款或办理退货，要求原告2019年1月25日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原告拒绝执行被告公司的通知；2019年1月31日被告公司以“鉴于对原告的业绩考核情况和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但未通知被告公司工会。2020年1月21日，原告以被告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大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54000.00元、应发未发工资120831.46元、销售奖励30739.30元、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20073.00元、未报销费用38954.73元；请求裁决被告依法为原告补缴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大姚县仲裁委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了大劳人仲案字[2020]06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20年4月28日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4000.00元、应发未发工资120831.46元、销售奖励30739.30元、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20073.00元、未报销费用38954.73元；请求判令被告依法为原告补缴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被告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以“对原告的业绩考核情况及原告严重不服从公司管理的情况”为由，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但事先和事后均未通知工会，且被告公司没有提供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处理决定和事实依据的相关证据。因此，被告公司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的规定，被告公司依法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被告公司应当依法向原告支付1.5个月工资的2倍作为经济赔偿金，而原告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为1300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为15000.00元，因此原告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13533.33元[（13000.元/月×11个月+15000.元/月×4个月）÷15个月]。故被告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赔偿金为40600.00元（13533.33元×1.5个月×2倍）。关于原告主张以每月的工资为18000.00元来计算经济赔偿金54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为每月13000.00元，且原告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为1300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为15000.00元。因此，原告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月平均工资只能按实际领取的工资来平均计算，即原告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13533.33元[（13000.元/月×11个月+15000.元/月×4个月）÷15个月]；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赔偿金应为13533.33元×1.5个月×2倍=406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公司支付应发未发工资120831.46元和销售奖励30739.3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2018年10月5日双方签订《销售目标责任书》中的约定：“基础工资按月发放，绩效工资按月预留，季度完成后根据业绩数据发放；销售考核指标完成70%以下，绩效工资扣减100%，公司将根据销售整改方案进行停薪待岗、调岗或辞退，每季末上报考核指标，总部启动奖惩制度。”，原告2018年10至12月销售回款的目标任务是147万元，实际销售回款50.98万，完成目标任务的31.68%。原告并未达到《销售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应获得绩效工资的条件，不应获得绩效工资和销售奖励。因此，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公司支付应发未发工资120831.46元和销售奖励30739.3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20073.00元和未报销费用38954.73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没有关于房屋租赁、物业费、差旅费用报销的约定。因此，房屋租赁、物业费、差旅费用报销不属于劳动合同的内容，属于公司管理制度调整范围或单位内部的管理行为，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房屋租赁费用及物业管理费用20073.00元和未报销费用38954.73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依法为原告补缴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原告自2017年11月到被告单位工作后一直未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入被告单位所在地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导致被告单位无法为原告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明确规定，原告在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出现断缴的情况属于行政调整行为，不属于劳动争议调整范围；且原告在2017年11月到被告单位起，就知道不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会导致本人社会保险断缴的情况，但原告在出现社会保险断缴后的一年之内不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也不曾提出缴纳社会保险缴费的主张。因此，现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郭会杰经济赔偿金40600.00元；二、驳回原告郭会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0.00元，由被告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华建明审判员  葛 香审判员  柴晓东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