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20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投资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26118E。法定代表人：倪泽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伟、杨曦，均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宁武，男，汉族，1966年10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筱玲、祝晓阳，均为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宁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深创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深创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袁宁武承担案件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新三板挂牌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标的公司至今仍未实现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应视为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标的公司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目标已实现，是错误的。（一）涉案合同约定的“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应当是《公司法》意义上的“上市”，新三板挂牌并非上市。《公司法》第五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号）第二条规定“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第三条规定“挂牌公司依法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股东人数可以超过200人。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股份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监会豁免核准。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且发行后证券持有人累计不超过200人的，证监会豁免核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1.10条规定：“挂牌公司是纳入中国证监会监管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东人数可以超过200人，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统一监督管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上市公众公司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其股票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一）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二）股票公开转让。”从以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规定可看出，在新三板挂牌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属于不同的两回事，涉案合同约定的“上市”显然是公司法意义上的上市，新三板挂牌不属于上市。（二）从商业惯例及常理讲，除非特别说明，否则交易中所指的公司上市即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是公众认知的普遍理解。（三）从工商行政管理的层面，标的公司仍属于非上市公司。经查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查询页面显示：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页面显示：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可见，在工商行政管理层面，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属于非上市公司。（三）从缔约原旨看，《2010年补充协议》签订时间早于新三板成立时间，所约定的上市不可能包含新三板挂牌。《2010年补充协议》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第四条约定的触发回购条款的条件为“在2013年12月30日前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2014年补充协议》、《2015年补充协议》仅对回购期限进行了延长，但是触发股权回购的实质性条件即未能“公开上市”并未改变，故而这两个《补充协议》“公开上市”的含义应理解为与《2010年补充协议》一致。但是，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3年12月31日起才开始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因此，2010年《补充协议》约定的“上市”当然不可能涵盖几年后才揭牌运营的“新三板”，而仅是指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情况。所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才是2010《补充协议》第四条以及后续《2014年补充协议》、《2015年补充协议》有关条款的真实意思。（四）即使仅从《2015年补充协议》来看，有关未实现上市引发股权回购和有关新三板挂牌的约定是各自阐述的，并未有新三板挂牌属于上市的意思。（五）更为重要的是，在2017年9月29日由袁宁武及一、二轮投资人代表等参加的关于解决股权回购问题的方案的会议中（以下简称“2017年9月会议”），袁宁武发言提到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只是权宜，标的公司在当时（2017年9月29日）还没有实现上市。这从侧面直接佐证了协议中所指的“公开上市”为公司法意义上的上市。二、《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3点所作的关于在新三板挂牌的约定，是在第1点约定基础上的延伸安排，与第1点并不冲突，也不独立于第1点存在，并不免除袁宁武在未实现标的公司上市情况下的股权回购义务，深创投公司始终未放弃在标的公司未实现上市情况下要求股权回购的权利。首先，《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点是关于股权回购义务的约定的主条款，该约定与2014年补充协议及2010年补充协议关于股权回购义务的约定是一脉相承的，均是标的公司应在约定期限内实现上市，否则深创投公司有权要求股权回购。因此，虽然约定的期限因袁宁武的经营管理问题一再往后延，以至于为了缓解袁宁武之压力，2015年补充协议中，在上市承诺的基础上甚至做了一些权宜和延伸性的安排（第一条第2、3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袁宁武须促成标的公司在约定期限实现上市，否则就要承担股权回购，这一袁宁武的主要合同义务在系列协议中从来没有变化，贯穿涉案交易的始终。其次，仅从《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3点的字面意思，并不能得出其对第1点关于股权回购义务的主要约定进行了变更。具体的，第2点中，“如公司在2015年底前递交申请新三板挂牌申请，……在此期间甲方不启动股权回购”，这只是说标的公司申请新三板挂牌期间需暂缓袁宁武的股权回购义务（如未实现标的公司上市），并未豁免标的公司在期限内实现上市的义务，以及未实现上市袁宁武应承担的股权回购责任。“如挂牌不成功，则甲方有权启动股权回购”，也并不能得出如挂牌成功深创投公司就豁免袁宁武的股权回购义务的意思。第3点中，“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后……在公司挂牌后两年内……乙方承诺予以补足”，只是约定深创投公司可选择的一个退出投资的方式，并没有以此替代股权回购方式（未在约定期限实现上市）实现退出投资的意思，如果客观上不能在新三板退出，袁宁武仍需按照第一条第1点来承担相应的义务。再次，从实质层面讲，第一条第2、3点实际上是在第1点基础上所作的权宜和延伸性的安排。即，考虑到标的公司当时在袁宁武的治理下很难实现2015年底前上市，而通过先在新三板挂牌，再通过转板实现上市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可行的做法，并且新三板挂牌后投资人可择机通过股权转让退出，于是便有了第2、3点的权宜和延伸性的安排。1、2、3点结合起来的交易安排就是：标的公司如果能够在2015年底前实现上市，则豁免袁宁武的股权回购义务；在不能于2015年底前实现上市的情况下，如果标的公司在2015年底前申请了新三板挂牌，则第1点的股权回购期限宽限至新三板挂牌流程结束，若结果为挂牌失败，则股权回购义务条件成就，若挂牌成功，则自新三板挂牌成功之日起再宽限两年，如在此期间标的公司成功实现转板上市，则股权回购义务豁免，如未能实现转板上市，则股权回购义务条件成就。在新三板挂牌成功之后的两年宽限期内，深创投公司可以选择在新三板通过股权交易实现退出。2017年9月会议，袁宁武发言陈述：“公司于2014年12月份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因为当时创业板公司业绩就一直在4000到6000万左右徘徊，所以当时就说，就明确地在2015年我们就先想上新三板，然后再来转板的一个策略，至少到了新三板也为风险投资股东提供了一个可控的退出通道……”以及“公司创始股东于2015年7、8月间分别与深创投、红土、君盛签订了股权回购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回购的时间延迟到了2015年的12月31号，回购条件及计算方式保持不变。如公司在2015年底递交新三板挂牌申请，且挂牌过程期间跨越到了2016年，在此期间股东不启动股权回购，如挂牌不成功则投资方有权启动股权回购。那么第七，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后，创始股东就与投资方约定，在公司挂牌后两年内，也就是到今年的10月7号，投资方可选择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如退出金额小于投资方的成本约定和利息，创始股东承诺予以补足。公司于2015年10月8号成功在新三板挂牌，因此创始股东和投资方的回购义务的延长期是到2017年的10月7号”，该些袁宁武自己的发言陈述完全佐证了前述的交易安排以及合同意思。综上，2015年补充协议第2、3点作为第1点的从属，实际上就是在第1点基础上所作的一个权宜和延伸性的安排，并未改变和免除袁宁武在未实现标的公司上市情况下的股权回购义务，也并不意味着深创投公司放弃主张股权回购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对股权回购事宜重新作出了约定，即只要新三板挂牌成功即可免除袁宁武的股权回购义务，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三、从合同目的出发，虽然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3点约定了深创投公司可以选择籍由新三板股权转让退出的机制，但是同时约定了与第1点本质相同的创始股东差额补足义务，那么在深创投公司客观上无法实现在新三板股权转让退出的情形下，则应当回到第1点，由袁宁武对深创投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来实现救济。（一）从本案缔约目的以及公平角度出发，本案为投资交易，投资人进行溢价投资（溢价率为2.93），对方获取投资溢价所应付出的对价就是袁宁武通过勤勉尽责使标的公司达到期望业绩，以及在期望业绩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回购股权的方式使投资人能够顺利退出，这也是深创投公司的缔约目的所在。所以，在袁宁武并未能使标的公司达成期望业绩时，袁宁武必须要对投资人不能顺利退出负责，为投资人的投资利益提供保障和救济，这是本案涉案交易的本质所在。（二）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3点可择机通过新三板股权交易实现退出，并不意味着深创投公司必然可以且必须籍由新三板股权交易实现退出。首先，根据合同约定，选择新三板股权转让实现退出，是深创投公司的权利而非义务。其次，深创投公司也不是必然可以通过新三板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合同约定的新三板股权转让，是需合乎新三板交易规则的股权转让，同时也应当是公允交易下的股权转让。否则约定通过新三板股权退出转让就变得毫无意义。试想，如果违反交易规则和公允交易，深创投公司仅以象征性的一元将1025万的股份全部转让，然后就去向袁宁武主张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这显然不是缔约双方的原意。所以在合乎规则、公允交易的前提下，深创投公司的股权只是存在机会在新三板交易退出，但并不是必然能够在新三板上转让退出，完全可能存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事实上深创投公司涉案股份在新三板上的遭遇就是如此）。所以，一审法院所谓“深创投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在新三板市场转让股份实现退出”的认定是错误的。（三）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3点同时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本质上与第1点股权回购相同，因此深创投公司客观上无法获得机会在新三板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时，应当回到第1点，由袁宁武对深创投公司的股权进行回购，以实现符合缔约目的的救济。事实上，如第二大点所分析，按照合同意思及交易安排，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成功后两年的宽限期到期后，这时候如果标的公司仍未实现上市，并且深创投公司未找到机会在新三板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此时应当由袁宁武对深创投公司的股权按照约定进行回购。退一步讲，从缔约目的看，第一条第3点所约定的如果深创投公司退出的金额小于投资成本（3000万元）加利息(年利率8%)之和，差额由袁宁武补足，实际上相当于袁宁武需保证深创投公司退出时的投资利益。这与由袁宁武回购股权而退出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股权转让的方式，目的都是对深创投公司的投资利益进行同样的补偿救济（股权回购对价也是3000万元的投资本金加年利率8%的利息），只不过股权受让人由新三板交易中的相对方变成袁宁武而已。因此，深创投公司客观上无法获得机会在新三板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时，应当回到第一条第1点，由袁宁武对深创投公司的股权进行回购，如此才能实现符合缔约目的的对深创投公司的救济和补偿。四、深创投公司在标的公司挂牌后的两年期内客观上无法从新三板股权转让退出，袁宁武又未在约定期限内实现标的公司上市，因此股权回购的条件早已成就，袁宁武应当按照《2015年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点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由于标的公司一直在新三板上并无实际交易，深创投公司自2015年10月8日（挂牌之日）起两年内客观上无法从新三板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遂于2017年9月14日向袁宁武等告知这一事实并要求袁宁武等履行补足义务。对于这一事实，袁宁武在2017年9月会议上发言称“那么2017年9月18号，投资方之一的深创投给了我们一个补充函，就催告函，就是公司在新三板没有实际的交易，投资方无法通过转让，要求我们在30日内履行补足协议约定的补足义务，以现金的方式补足投资人的成本和约定利息。我们自己也就是创始股东也大概地做过一个测算，就是一轮的深创投的3000万投资成本加7年的投资利息是4680万，二轮的君盛、红土、中稷是5000万的投资成本6年的投资利息减去他的这个股权转让金额是6722万，那么两轮回购是需要1亿1403万。这个就是假如是启动回购的话他的回购的标的是这么多。那么目前存在的问题，我是创始股东之一，其实也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那么目前原始股东确实没有资金能力，不够来履行股权回购和补足的责任”，该发言说明两点：第一，袁宁武确于2017年9月18日收到了深创投公司向其发出的关于无法籍由新三板退出要求履行补足义务的函件，第二，袁宁武承认深创投公司确实客观上无法通过新三板退出，并确认其具有股权回购和补足的责任。不仅如此，袁宁武当时还在会议上表态“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我们还是明确，原创始股东明确和明白自身对风险投资股东有股权回购和补足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我不会逃避，我们也不会说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这一袁宁武的自我表态，充分说明袁宁武对于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两年内仍未实现上市，须对深创投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在多次沟通无果情况下，深创投公司向袁宁武于2017年12月正式发出的要求依约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函件，然而袁宁武却拖延至今仍未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股权回购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错误将新三板挂牌视为协议约定的上市，错误地认定当事人在协议中就股权回购义务事宜作出了只与新三板挂牌相关的重新约定，进而错误的认定标的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即为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目标已实现，得出深创投公司无权主张股权回购款及相关费用的错误结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支持深创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深创投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称：一、涉案系列交易文件及对应的交易安排不能前后割裂看待，而应当视为一个整体。整个交易履行过程中袁宁武促使公司上市的主要合同义务从来没有改变过。至2013年底，目标公司并未能如期实现上市，深创投公司依约有权要求袁宁武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然而，基于缓解袁宁武压力和困难的考虑，深创投公司并没有立即向袁宁武主张回购义务，而是做出让步，将触发回购的期限延期至2014年底，并与袁宁武签署了2014年补充协议。但是，在宽限期限内，袁宁武等仍然未能勤勉尽责，在2014年底之前实现公司上市，股权回购条件成就。而深创投公司仍然是基于缓解袁宁武压力、帮助袁宁武度过难关的考虑，仍未立即主张回购义务，而是继续做出让步，继续宽限触发回购的期限，并通过协商，签署了《2015年补充协议》，与袁宁武商定了具体宽限的方案。自2010年签署协议对标的公司融入资金支持，到由于袁宁武等未能勤勉尽责实现合同业绩，深创投公司为了缓解袁宁武压力和困难，同时也为了切实保障深创投公司主张股权回购的合同权利，而与袁宁武等签署了两个补充协议，这一整个交易过程是一个延续性的整体，需要整体看待，而不能前后割裂，更不能无视之前的交易安排和背景，单独将2015年的补充协议拿出来进行与实际不相符的字面解释。2015年的补充协议并没有对权利义务重新做安排，袁宁武自2010年起即具有的促使标的公司实现上市的主要合同义务一直没有变更，双方只是在袁宁武一再不能按期实现预期业绩时，通过补充协议对触发对赌条件的期限一再进行宽限而已。《2015年补充协议》不是一个新的融资协议，深创投公司也不是2015年才对标的公司投资，所以不能视为根据《2015年补充协议》，该协议15年7月才签署，标的公司在2015年底不可能实现上市，因而对赌条件变成了新三板挂牌。这样割裂的字面解读完全背离了整个交易的目的和背景，对深创投公司极为不公平。关于申请新三板挂牌时，深创投公司所做通过各项议案等的配合，完全是为了协助袁宁武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任何深创投公司主导进行的意思，更没有深创投公司仅仅追求标的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即可的意思。二、虽然《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了深创投公司可以在新三板挂牌后两年宽限期内选择藉由新三板股权转让退出，但客观情况是新三板并不能使投资人顺利退出，深创投公司向袁宁武发函要求履行补足义务，袁宁武又拒不履行，所以在目标公司新三板挂牌后两年内仍未能实现上市的情况下，深创投公司有权要求袁宁武履行回购义务。标的公司从其挂牌到两年宽限期的截止日2017年10月7日期间，除了袁宁武为了进行个人股比微调出现了一单转让，以及中稷基金为了强行退出，以远低于投资成本的价格卖出全部股份这一单之外，标的公司并无正常的、活跃的股份交易。反观上述两单交易，都不是正常的、常态的新三板股转交易，特别是第二单，中稷基金是与深创投公司一样的投资机构，投资的目的均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中稷基金在2017年4月就与袁宁武交涉过股权回购事宜，但是由于期限未到，而中稷基金客观上又面临注销的问题，所以不得已，将持有的标的公司307.75万股以2.2元每股的极低价格强行卖出，税前价格仅为677.05万元，远远低于中稷基金当时投入的1500万元成本，更不用提投资收益了。在上述情况下，深创投公司即使没有义务一定要通过新三板转让退出，也在寻求机会，但是由于标的公司客观上没有正常交易事实，深创投公司无法通过股转交易实现退出。在此情况下，深创投公司在2017年9月14日向袁宁武等发函，告知无法通过新三板股权交易实现退出，要求其在30日内依约履行补足义务（2017年9月会议袁宁武讲话表明创始股东在2017年9月18日收到了该函），但是袁宁武拒不履行。一审法院称“深创投公司在网信联动公司挂牌后两年内既未通过新三板市场转让股份实现退出，亦未要求袁宁武或其他创始股东予以补足”，与事实不相符。三、袁宁武、王延生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就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深创投公司有权要求该二人的任一方主张股权回购义务。袁宁武辩称：一、深创投公司偷换概念、玩弄文字游戏，肆意歪曲合同原意：“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与《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主板上市不是同一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并不是一个法律专有名词，《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也并未对“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界定。按通常文义理解，涉案“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概念应解读为“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关于建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表述见于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等权威文件，新三板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在场所性质和法律定位上，新三板与深沪证券交易所是相同的，都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交易理所当然是公开上市。涉案所有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有要求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或“主板上市”的表述；涉案三个补充协议更没有任何一个补充协议设定股权回购的前提是实现标的公司为“上市公司”或称“主板上市”。对深创投公司提出的新三板晚于2010年的说法的答辩：确实，新三板晚于2010年设立，但前已述，新三板属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组成部分无疑，2015年双方依据当时的情况变化约定将资本市场界定为新设立的新三板既不违法也符合市场规律。反过来，深创投公司在上诉状中花了许多笔墨引用《公司法》及其他规定，其目的是想证明，“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就是《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就是主板上市。这明显是偷换概念、玩弄文字游戏。二、一审判决对《2015年补充协议》的解读及事实认定符合常理及合同原意；《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请求权是附条件的，现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条件未成就。1、2015年初，推动标的公司股份制改制及新三板挂牌是由深创投公司提议、推动并包括深创投公司在内所有股东的一致行动。涉案股权回购标的公司原名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信联动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2015年5月25日，包括袁宁武、深创投公司在内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以发起设立的方式将网信联动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网信联动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份公司的名称定为现名。2015年6月2日，网信联动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201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2015年6月19日，公司设立。深创投公司即要求袁宁武落实并推动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6月22日，网信联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该议案于2015年7月7日获得股份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票通过。2015年10月8日，网信联动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2、2015年推动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是当时唯一的现实选择，这也是《2015年补充协议》签署的背景。2015年前后，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是，一方面，新三板交易非常火爆，另一方面，推动标的公司短期内在主板或创业板上市非常困难，当时排队在主板或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超过千家。面对以上情况，经深创投公司要求并经各方商议，全力推动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各方也明确将标的公司是否能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作为深创投公司行使股权回购的前提条件。但标的公司是否能在新三板挂牌是一待定事项，故有此约定。3、一审判决对“资本市场”解读是：按照通常理解，我国资本市场由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组成。其中场内市场的主板（含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市场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证券公司主导的柜台市场共同组成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4、涉案三个主要文件《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2015年补充协议》均未明确约定“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是指主板市场公开上市。5、《2015年补充协议》对股权回购的事宜重新做出了约定。比较前后三份补充协议可以发现，前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前提条件均表述为“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但什么是资本市场？它的外延是哪个资本市场？是国内的A股、中小板、创业板，还是新三板？是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香港的资本市场或其他任何外国的资本市场？对以上问题，前两个补充协议均未明确。只有《2015年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补充协议》设定的股权回购前提条件明确界定为：标的公司2016年前新三板挂牌不成功，深创投公司才有权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该合同条款是附条件的，即：深创投公司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就是：标的公司2016年前新三板挂牌不成功。事实上，标的公司已于2015年10月8日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因此，深创投公司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未成就，深创投公司无权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24号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二批有关涉及“一带一路”典型案例发布，该案的判决有如下陈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回购附未来事实条件，在约定的目标公司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前，应视为回购条件未成就；投资公司请求回购股权条件尚不成立，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请。对此判决，简单理解就是：如果股权回购设定了回购条件，如回购条件不成就，则股权回购的诉请就不成立。6、为了深创投公司的利益最大化，《2015年补充协议》特设定了深创投公司的退出机制及袁宁武的补足义务机制。有关此点内容，在网信联动公司股票新三板挂牌《申请报告》（2-1-7页）中有体现：公司（新三板）挂牌后，可以为公司股东构建资本退出平台，增强对公司内部控制的约束机制，降低股东投资风险。7、事实上，在公司新三板挂牌后，完全可以实现公司股东资本退出。包括袁宁武在内的股东通过新三板平台实现了持有股票的实际交易和退出。8、深创投公司放弃依据《2015年补充协议》享有的实现资本退出的机制及权利，应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回购权利的灭失。三、深创投公司的股权回购的诉请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深创投公司作为一家国内资本规模最大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投资机构，较之袁宁武个人，对资本市场更为了解、专业，对新三板风险的认知、对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之间的关联与区别的认知自然更加深入、深刻；而涉案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又是深创投公司要求且全力推进的项目；且如前述，为配套推进新三板挂牌及实现深创投公司利益最大化，在《2015年补充协议》中特设定了深创投公司的退出机制及袁宁武的补足义务机制。但是深创投公司却不作为，既不通过新三板平台实现持有股份的实际交易和退出，也未在可能和可以退出后可能存在的亏损、袁宁武可能存在的补足义务的风险向袁宁武预警提示，任由其自身风险无限扩大，而现在反而要求袁宁武回购其股权，这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依据法律规定，深创投公司应对其不作为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该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无权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1、深创投公司的官网首页开篇写的就是：“深创投公司是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的、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信息主要是：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等。百度介绍深创投公司的内容如下：深圳创新投是国内资本规模最大、投资能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内资创业投资公司，管理各类专业化投资基金规模约1995.01亿元；其主要业务是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与增值业务；其发展战略是继续维持国内资本规模最大、投资能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内资创业投资公司“领头羊”的地位，努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业投资集团，跻身国际知名投资机构行列。2、涉案股权投资前后历经数年，前后三份补充协议时间跨度有五年之多，深创投公司作为如此专业的投资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标的公司成为在主板上市的上市公司，所有的表述均为“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基于深创投公司在国内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行业的领头羊地位，袁宁武有充分理由相信，深创投公司在2015年要求并推进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是当时最好、最现实的选择；2015年深创投公司对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可能的后果和风险已有充分的理解、风险防范设计。2015年，无论是从标的公司业绩还是市场现实，都不可能实现主板上市。也正因此，《2015年补充协议》主文的开头就是“鉴于目前资本市场及公司业绩等情况综合考虑……”而现在，深创投公司却以“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就是主板上市要求股权回购，于情于理于法均不能成立。四、对深创投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的答辩。1、相关协议当事人就同一事项签署了两份或两份以上协议的，以后签署的协议为准。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本案而言，《2015年补充协议》较之于《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对涉案的股权回购重新做出了约定，涉案股权回购的前提条件是否成就理所当然应优先适用《2015年补充协议》。深创投公司在补充意见中也确认双方股权回购的权利义务应适用《2015年补充协议》。2、再次强调，只有《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将股权回购前提条件表述为“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而不是深创投公司主张的“实现公司上市”，且《2015年补充协议》将此前提条件明确界定为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未挂牌。3、标的公司未能在2015年前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深创投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袁宁武未能勤勉尽责。至于深创投公司未在《2015年补充协议》签署前主张其可能存在的股权回购的权利，自然是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和处分，且该种放弃和处分合法有效并不违法。4、新三板平台可以实现股份退出。（1）深创投公司在补充意见中事实上承认了新三板平台可以实现股份退出，只是说较难而已。（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深创投公司曾尝试在新三板平台交易。你都未尝试交易，怎知交易不能？（3）俗话说的是，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既然中稷可以以每股2.2元的价格实现退出，为何深创投公司不尝试以此价格或更低的价格实现退出？（4）深创投公司放弃通过新三板平台实现股份退出（如在2017年10月8日前交易有亏损可要求补足）的做法，同样是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和处分。5、深创投公司在补充意见中有关双方商定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是跳板，然后再转板实现上市的说法，纯属编造，无任何证据证明。深创投公司作为一专业投资公司，自然非常了解，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要转板上市，根本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依据相关规定，无论挂牌企业采用哪种方式转板，首先必须在新三板申请摘牌，然后通过证监会的审核批准，期间还须重新经过上市辅导期等。同时，深创投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要求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摘牌转板上市。所以说，关于标的公司转板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伪命题。6、关于袁宁武与王延生的责任分担，袁宁武仍然主张，无论依法依约，袁宁武承担的是按份责任。五、深创投公司二审提交的四份证据非新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明显存疑，且不符合常理与正常逻辑，请求法庭不予采信。1、深创投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四份证据，均未在一审规定的举证期间提交，且均不属于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录音光盘非证据原件。2、依据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深创投公司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法庭不应予以采纳。3、证据1《关于要求履行补足义务的催告函》：（1）不确认其真实性，未见有相关的邮件签收凭证。（2）该函有关投资人无法通过新三板平台实现退出的陈述不属实。（3）该函不符合逻辑：补足义务的前提是深创投公司已通过新三板平台实际交易且存在亏损，才有权要求补足；现深创投公司未选择通过新三板平台实际实施交易退出且不存在交易不能的情况，更不存在所谓亏损，何来补足？4、证据2《关于要求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催告函》：（1）不确认其真实性，未见有相关的邮件签收凭证。（2）该催告函内容本身也不符合双方《2015版补充协议》约定，即双方约定的股权回购是有前提条件的，现回购条件未成就。（3）深创投公司前后两份催告函相互矛盾。依深创投公司的证据，补足催告函签发于2017年9月14日，回购催告函签发于2017年12月27日，一前一后。深创投公司签发补足催告函本身说明深创投公司认可了《2015版补充协议》有关新三板上市为各方合议的合同目标及标的公司“新三板上市不成功”为深创投公司触发股权回购的前提；而此后深创投公司又签发回购催告函，明显没有合同依据，且与补足催告函自相矛盾。5、证据3会议录音整理、证据4录音光盘：不确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录音光盘非证据原件；录音光盘其完整性存疑；且该证据是孤证。（1）不确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A：录音光盘非证据原件，录音证据的原件应为录音的原始介质（载体）。B：依据深创投公司提供的光盘显示，录音证据（光盘）于2017年12月13日被修改保存，并非是深创投公司主张的2017年9月29日的录音原始介质（载体）。深创投公司未提供录音证据的原始介质（载体），该录音是否真实、完整，是否被二次编辑、剪辑均无法确认。C：如深创投公司能提供录音原始介质（载体），我方申请对录音原始介质（载体）是否为原始状态申请鉴定。D：深创投公司未提供录音证据的来源及取得该录音证据手段的合法性，包括何人所录，通过何种介质录音等。（2）该录音证据是孤证，并无其他关联证据予以佐证录音内容。（3）该录音证据内容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存在依常理及正常逻辑无法解释的疑点：深创投公司作为全国资金规模最大的专业股权投资公司，其业务操作理应是非常规范的。依深创投公司的逻辑，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何没有会议记录或备忘录之类的书面记载?如此重要的证据又为何一审不提交？而且，涉案标的公司每年至少会召开一次股东会、董事会，深创投公司作为股东会及董事会成员，标的公司每年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都会委派代表参加，深创投公司如此重要的主张（股权回购及补足议题）为何在历届股东会、董事会中均未提出，自然也无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记录的记载。6、退一步说，该段录音内容在实体上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从录音所涉及的过程及内容看，很可能是一次临时约定的带有研讨性质的非正式讨论会，而不是一次事先充分准备且有明确议题含有表决内容的类似股东会、董事会之类的正式会议。（2）袁宁武的发言涉及股权回购的内容也仅仅只是其有条件的单方面意思表示，从深创投公司提供的全部共五段录音整个过程，与会各方并未就股权回购议题达成新的一致（哪怕是达成口头协议，这本身说明深创投公司要求的股权回购议题存在争议，因此深创投公司一直希望和要求袁宁武签署一份新的补充协议）。（3）袁宁武在这么一个带有研讨性质的讨论会场合的口头发言中所表述的内容并不等同于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义务）。（4）袁宁武的发言并未承诺其放弃《2015版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无条件全额回购；并未肯定深创投公司股权回购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或其前提条件已经成就；袁宁武强调是回购的困难。事实上，涉案的补充协议也有关于公司创始股东对风险投资股东有股权回购和补足的责任与义务表述，所以，袁宁武的发言并未赋予新意。7、深创投公司提供的这一录音中也自认关于股权回购的议题是存在争议的。录于其提供的录音第4段末尾。从深创投公司自己提供的以上对话可以看出，深创投公司与会前已意识到其要求的股权回购议题与双方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存在冲突和争议，其想与袁宁武尽快签订对其有利的新的补充协议。依正常逻辑，如果深创投公司对股权回购权利确认无疑，何至于对签署新的协议如此热衷、如此急迫？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深创投公司的上诉请求。深创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宁武向深创投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以受让深创投公司持有的1025万股网信联动公司股份（股权回购款以深创投公司投资额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从2010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袁宁武实际支付之日,现暂计至2018年2月1日的股权回购款金额为47686666.67元）；2、判令袁宁武向深创投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元；3、判令袁宁武向深创投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60000元、开具保函的费用41000元（一审庭审时深创投公司撤回关于开具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4、案件诉讼费用由袁宁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网信联动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20日。2010年10月11日，深创投公司与袁宁武及王延生、袁宁燕、深圳市天佑恒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恒通公司）及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即标的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4100万元，其中袁宁武出资1918.8万元，持有46.8%的股权；王延生出资1180.8万元，持有28.8%的股权；袁宁燕出资590.4万元，持有14.4%的股权；天佑恒通公司出资410万元，持有10%的股权。各方同意深创投公司作为投资者向标的公司投资3000万元,其中1025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以取得标的公司20%的股权,197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原股东同意并保证以标的公司为未来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市主体，原股东不得直接再投资、经营其他公司并以该公司为上市主体。经投资人同意公司重组，并以重组后的公司作为上市主体的除外。否则，原股东应自投资人投资之日起每年按投资人投资金额的30%向投资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赔偿投资方受到损失的，应另行赔偿投资人的损失。同日，上述各方还签订了《2010年补充协议》,协议第一条及第二条约定，标的公司在2010年度、2011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1300万元、25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若标的公司未达到上述经营目标时，由原股东对投资者深创投公司给予补偿。协议第四条“股权回购”约定，如标的公司在2013年12月30日前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则深创投公司可选择要求袁宁武及王延生回购深创投公司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按照深创投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投资额按照年利率8%（单利）计算的本利和（须扣除深创投公司在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期间获得的分红等收入）与根据回购日标的公司审计报表深创投公司股权对应之净资产孰高计算。2010年10月28日,深创投公司向网信联动公司支付投资款3000万元。2010年11月16日,网信联动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4100万元变更为5125万元,深创投公司共计持有1025万股,持有网信联动公司20%的股权。2014年3月20日,深创投公司与袁宁武、王延生、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2014年补充协议》,对《2010年补充协议》进行了修订,约定各方鉴于目前资本市场及公司业绩等情况综合考虑同意将股权回购时间延期至2014年12月30日前，回购条件及计算方法保持不变。2015年6月19日，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网信联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7月，深创投公司、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信息公司）共同作为甲方、投资人,与袁宁武、王延生、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共同乙方）、网信联动公司（丙方）签订了《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一、鉴于目前资本市场及公司业绩等情况综合考虑，各方经协商并达成一致：1、甲方的股权回购时间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及计算方式保持不变。2、如公司在2015年底前递交新三板挂牌申请，且申请挂牌过程的期间跨度到2016年，在此期间甲方不启动股权回购。如挂牌不成功，则甲方有权启动股权回购。3、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后，双方约定，在公司挂牌后两年内，甲方可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如退出的金额小于甲方投资的投资成本加约定利息之和，乙方承诺予以补足。二、《2010年补充协议》和红土信息公司与袁宁武、王延生、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签订的《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拥有相关法律效力。2015年7月7日，网信联动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转让方式的议案》等议案。2015年9月15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致函网信联动公司，同意网信联动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5年10月8日，网信联动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2016年7月25日，网信联动公司发布股票解除限售公告，披露深创投公司持有的1025万股网信联动公司股票于2016年8月1日解除限售。2018年1月26日，深创投公司、红土信息公司作为共同委托方与受托方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就委托方与袁宁武、王延生（及其继承人）、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的股权回购请求权纠纷提供风险代理法律服务，深创投公司需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支付首期律师费6万元。2018年2月8日，深创投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费6万元。2018年2月8日，深创投公司以袁宁武、王延生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袁宁武、王延生共同向深创投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8年11月26日深创投公司以王延生已去世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王延生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准许深创投公司撤回对王延生起诉的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深创投公司与袁宁武签订的《增资协议》、《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及《2015年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深创投公司主张的股份回购条件是否已成就。深创投公司主张因网信联动公司未能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袁宁武应按照《2010年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履行支付股份回购款的义务。深创投公司认为“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是指公司股票实现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即主板交易，现网信联动公司仍为非上市公司，故应视为其未能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袁宁武主张网信联动公司已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上市，标的公司已实现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目标，深创投公司无权行使股权回购。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按照通常理解，我国资本市场由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组成。其中场内市场的主板（含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市场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证券公司主导的柜台市场共同组成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该案中，关于涉案股权回购事宜双方先后签订了《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及《2015年补充协议》，其中前两份协议约定深创投公司行使股份回购的前提条件为网信联动公司“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深创投公司有权启动股权回购的前提是网信联动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不成功。上述三份协议均未明确约定“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是指主板市场公开上市，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袁宁武关于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观点更符合通常理解，即是说公司在新三板市场公开上市应视为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其次，2015年7月深创投公司与袁宁武等人签订《2015年补充协议》，协议第一条第1点约定，深创投公司的股权回购时间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及计算方式保持不变。第2点约定，如公司在2015年底前递交新三板挂牌申请，且申请挂牌过程的期间跨度到2016年，在此期间深创投公司不启动股权回购。如挂牌不成功，则深创投公司有权启动股权回购。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就股权回购事宜重新做出了约定，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标的公司网信联动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未提交新三板挂牌申请，则深创投公司有权按照《2010年补充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之约定主张股权回购；如网信联动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提交新三板挂牌申请且挂牌不成功的，则深创投公司有权启动股权回购。因网信联动公司已于2015年10月8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深创投公司主张股权回购不符合《2015年补充协议》的约定。最后，深创投公司还主张网信联动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后，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未能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故其仍然有权要求袁宁武按照《2010年补充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份回购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的条款内容，实质上是在网信联动公司未能按照预期上市或者遇到经营困难时，其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通常是创始股东）承诺回购风险投资人股权的方式，以确保投资人的退出及降低其投资风险。该案中，网信联动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深创投公司持有的网信联动公司全部股份也已解除限售，深创投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在新三板市场转让股份实现退出。同时，为确保深创投公司的投资收益，《2015年补充协议》对深创投公司的退出机制还做出特别安排，即深创投公司在网信联动公司挂牌上市后两年内通过新三板市场实现退出，若交易转让的金额低于其投资成本与利息之和的，网信联动公司原股东需履行补足义务。深创投公司在网信联动公司挂牌后两年内既未通过新三板市场转让股份实现退出，亦未要求袁宁武或其他创始股东予以补足，现又以股份转让已经超过《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的两年期限为由，要求袁宁武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网信联动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涉案协议中有关网信联动公司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目标已实现，深创投公司诉请袁宁武支付股份回购款、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深创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5763.33元，由深创投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深创投公司提交《关于要求履行补足义务的催告函》、《关于要求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催告函》复印件及相关录音资料、电子邮件等材料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向袁宁武主张权利、袁宁武在相关会议上曾确认回购股权义务的情况。袁宁武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其发言并未放弃《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依法不予审理。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网信联动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是否属于双方协议约定的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深创投公司未按约定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是否有权要求袁宁武回购股权、补足差价等问题。一、关于网信联动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上市是否属于双方协议约定的资本市场公开上市问题从涉案《增资协议》、《2010年补充协议》约定内容看，袁宁武等网信联动公司原股东保证“以公司为未来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市主体”、“如标的公司在2013年12月30日前未能成功实现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则深创投公司可选择要求袁宁武及王延生回购深创投公司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并未约定网信联动公司应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上市公司”或达到在“主板上市”的目标。深创投公司系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大型专业投资机构，在前述协议未作明确约定情况下，其主张双方约定网信联动公司应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应达到在“主板上市”的目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涉案《2014年补充协议》将股权回购时间延期至2014年12月30日前，回购条件及计算方式保持不变。2015年7月，深创投公司、红土信息公司、袁宁武、王延生、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网信联动公司共同签订《2015年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回购时间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件及计算方式保持不变；如公司在2015年底前递交新三板挂牌申请，且申请挂牌过程的期间跨度到2016年，在此期间不启动股权回购；如挂牌不成功，则甲方（深创投公司、红土信息公司）有权启动股权回购。”可见，各方已将涉案股权回购的条件明确为“新三板挂牌不成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系经国务院依法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交易，亦属《增资协议》、《2010年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深创投公司主张在新三板挂牌不属于双方约定的“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于法无据，亦与双方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深创投公司未按约定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是否有权要求袁宁武回购股权、补足差价问题根据《2015年补充协议》的约定，“网信联动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后两年内，甲方（深创投公司、红土信息公司）可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如退出的金额小于甲方投资的投资成本加约定利息之和，乙方（袁宁武、王延生、袁宁燕、天佑恒通公司）承诺予以补足”。网信联动公司已于2015年10月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开转让，深创投公司持有的1025万股网信联动公司股票亦于2016年8月1日解除限售；深创投公司亦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存在不能克服的现实障碍。深创投公司未根据双方前述约定“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其间亦未与袁宁武等原股东重新达成补充协议，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后果。深创投公司在约定期间内未“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主张袁宁武承担股权回购、差价补足义务，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诉讼期间，深创投公司提交《关于要求履行补足义务的催告函》、《关于要求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催告函》复印件及相关录音资料、电子邮件等材料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向袁宁武主张履行补足差价、股权回购义务的情况。且不论证据的来源真实合法与否，就其内容而言，该等证据并不能推翻深创投公司未在网信联动公司成功挂牌后两年内择机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深创投公司与袁宁武就股权回购、差价补足条件重新作了约定。事实上，深创投公司一审主张袁宁武承担相应责任的权利基础亦仅源于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并未提及《2015年补充协议》后双方重新作有约定的情况；前述材料未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深创投公司亦未作合理解释。深创投公司主张袁宁武确认其具有回购股权、差价补足义务，缺乏证据证明；对深创投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深创投公司的上诉缺乏理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763.33元，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红梅审 判 员 潘晓璇审 判 员 郑捷夫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 敏书 记 员 朱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