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15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康任，男，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玮，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建山，男，198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上诉人王康任与被上诉人戴建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康任上诉请求：1.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在本案中，上诉人于2017年5月23日向原告借款100000元，从2017年7月6日开始陆续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21笔）共计人民币102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没有存在债权债务的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再予偿还借款不当。一、对于上诉人的还款事实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还款在本案中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2018年1月15日补写借条之前，共还了9笔共54000元，在2018年1月15日补写借条之后，共偿还12笔48000元，全部已经还清10万，多余的2000元是感谢借款的感谢费。一审法院确认了上诉人于2017年5月23日向原告借款100000元，从2017年7月6日开始陆续向被上诉人转款（21笔）共计人民币102000元。但一审法院称该笔借款实际发生于2017年5月23日，若被告王康任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向原告戴建山清偿了部分借款本金，那么在2018年1月15日重新出具借条时，应当将已偿还部分予以扣除，就实际拖欠的金额载入借条中，而不是仍然出具100000元的借条。上诉人认为，这种认定是不当的，因为在2018年1月15日出具借条时，不是如法院所说的“重新出具借条”，而是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为了让被上诉人放心，而“补写借条”，“补写借条”和“重新出具借条”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没有写过，是“补写”，写过了，就数额问题进行确认的才是“重新出具借条”，“重新出具”确实应该如法院所说的，应该扣除已经偿还的，写下未还的金额。但本案的事实是，在2018年1月当初被上诉人让上诉人补写借条时，说是把当初的借款总数写上，以后以转账还钱的数额为准再行计算，所以，上诉人就写了当初的总数10万。之所以，从常理逻辑来考量，借款实际发生于2017年5月23日，从2017年7月6日开始陆续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21笔）共计人民币102000元（2000感谢费），数目是相符的，法院应该予以认定还款事实。二、举证责任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审时，上诉人也已经表达过这个意思，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因为一审法院采纳了被上诉人关于2018年1月15日补写借条之前，上诉人共支付了9笔共54000元属于“生意往来”的说法，而没有认定上诉人共支付了9笔共54000元是上诉人还款的说法。就此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处理是草率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法律原则，在上诉人2017年5月实际借款2017年6月开始陆续还款的合理说法下，被上诉人称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的共54000元还款属于“生意往来资金”，那么，法院应该要求被上诉人对其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的共54000元还款属于“生意往来资金”的说法给予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起码要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是否存在54000元的“生意往来资金”，没有查清此事实而直接裁判，甚为不妥，也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裁判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戴建山辩称，王康任2017年5月23日因生意急需向戴建山借款10万元人民币（分两次转账），出于十几年的生意伙伴没有写下借条。1、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转账为王康任在文教开金店向戴建山拿黄金的贷款共计113509元，13笔转账，有拿货清单。而非王康任从中抓出的9笔54000元，2018年1月21日到4月4日转账为王康任还款48000元（有银行转账记录），总共计25笔转账交易161509元，而非王康任所说的102000元。本是生意转账，不存在还钱。2、戴建山于2018年月初到文教讨债发现王康任的店门已关，听到旁边小卖部说金店店主有网络赌博欠了好多钱已经破产关门，货物也被另一个批发商收走顶账。多方联系王康任于2018年1月25日在文昌康师金店写下借条（双方商量以分期还款方式还完10万元），第一张借条被答辩人王康任写下（借条）过于简单，因为借款的钱是2017年5月23日转账过去的，戴建山怕跟2017年生意转账扯上关系，存在混合的意思，于是叫王康任重新出具第二张借条，以收到现金方式出10万元借条，以证明10万元是从现在结算开始欠的！绝对不是王康任所说的补写欠条之类的。3、有双方手机短信记录为证。今年6月26日（手机短信）戴建山以向法院起诉为由，向王康任讨债，王康任说你告赢了，没钱也只是写借条为由拒不还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戴建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清偿借款52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戴建山从事金银首饰批发生意，被告王康任曾从事黄金首饰加工行业。被告王康任以经营生意遇到资金困难为由，向原告戴建山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原告戴建山于2017年5月23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王康任汇入借款本金100000元。庭审中，被告王康任确认已收取上述借款。2018年1月15日，被告王康任向原告戴建山出具《借条》，载明：因生意需要今借到戴建山现金人民币100000元（壹拾万元正），定2018年12月30日前还清，到期未还清愿负法律责任。借条中载明的100000元与原告戴建山2017年5月23日汇付的100000元系同一笔借款。该事实原、被告均予以确认。出具上述借条后，被告王康任于2018年1月21日向原告戴建山转账6000元、2018年3月27日转账6000元、2018年4月28日转账4000元、2018年5月28日转账4000元、2018年6月29日转账4000元、2018年8月1日转账4000元、2018年9月4日转账4000元、2018年10月22日转账4000元、2018年12月1日转账3000元、2019年1月20日转账3000元、2019年3月4日还款3000元、2019年4月4日转账3000元。以上转款合计48000元。原告戴建山认可上述款项是被告王康任向其偿还的涉案借款本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是否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52000元；2.被告王康任是否应向原告戴建山偿还借款本金52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一、被告是否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520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王康任向原告戴建山借款100000元的事实，有被告王康任出具的《借条》为据。《借条》是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确认借款金额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原告戴建山提供的《借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戴建山与被告王康任之间建立的借贷关系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受法律保护。庭审中，被告王康任认可借款100000元的事实，但其主张已向原告戴建山还清了全部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王康任对其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被告王康任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自2017年6月23日至2019年4月4日期间向原告戴建山汇付的款项是偿还涉案的借款本金。庭审中，原告戴建山认可2018年1月21日至2019年4月4日期间收到的转款，系被告王康任向其偿还的涉案借款本金，对于原、被告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收取的转款，原告戴建山不认可是涉案借款本金，其主张是原、被告在生意上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康任于2018年1月15日向原告戴建山出具的《借条》上明确载明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借条》是借款关系发生及借款金额确认的重要证据。该笔借款实际发生于2017年5月23日，若被告王康任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已向原告戴建山清偿了部分借款本金，那么在2018年1月15日重新出具借条时，应当将已偿还部分予以扣除，就实际拖欠的金额载入借条中，而不是仍然出具100000元的借条。且原、被告所从事的行业均相似，即原告戴建山系金银首饰批发的个体户，被告王康任曾经也经营黄金首饰加工行业，双方有生意上的往来也属正常现象，同时也不排除双方因生意上的交易而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因此对被告王康任提出其已向原告戴建山付清借款本金100000元的主张，不予采纳。因此被告王康任尚欠原告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债权债务明确，予以认定。二、被告王康任是否应向原告戴建山偿还借款本金52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戴建山已将借款本金100000元支付给了被告王康任，被告王康任有偿还全部借款本金的义务。但是截至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被告王康任仅向原告戴建山偿还借款本金480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及上述观点的阐述，被告王康任仍然拖欠原告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债务应当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被告王康任未按约定履行还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戴建山提起诉讼，请求被告王康任偿还借款本金52000元，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原告戴建山主张利息以5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被告王康任逾期还款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向原告戴建山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戴建山主张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该标准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虽然《借条》中约定，被告王康任应于2018年12月30日前还清借款，但被告王康任于2018年1月21日至2019年4月4日期间共向原告戴建山偿还借款52000元，若按原告戴建山主张的以52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该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自2019年4月5日开始为宜。原告戴建山主张自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利息以52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4月5日始计算至实际清偿借款本金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康任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戴建山偿还借款本金52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借款本金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戴建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原告戴建山已预交），由被告王康任负担，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述费用。原告戴建山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50元，本院在判决生效后予以退还。 王康任二审期间提交三张转账单，分别为戴建山于2017年7月8日、8月14日、9月9日向王康任转账20000元、13000元、6000元，拟证明双方有生意往来，这些钱是戴建山向王康任要货的钱，戴建山提交的4笔账目中的19900元、18000元、7550元、14059元都不是我还借款的钱，这些是戴建山向我要货，我没有货而将收取的货款退还给戴建山的款项。戴建山质证意见：对三份转账单真实性没有意见，这是我向王康任收黄金旧料所支付的货款。 戴建山二审期间提交5组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拟证明戴建山开店的事实；证据2、戴建山书写的清单，上半部分2017年的113509元为货款，下半部分2018年的48000元为偿还借款10万元的记录；证据3、银行转账明细，拟证明证据2中每笔款项的银行明细；证据4、送货单（含用送货单书写的借条），拟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和借款的事实；证据5、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康任每还一笔钱，我就发一条短信确认。王康任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3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还款及汇款都是支付货款；证据4，对用送货单书写的借条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写10万元是因为之前还款没有结算，先补借条，到时候再结算，所以借条没有扣除之前已经还款的钱；对后面的送货单真实性不认可，其中编号0039176、0039178、0039180的三张送货单都是2017年拿货的，而2018年1月15日用送货单书写的借条中的编号为0039156、0039159，送货单编号在借条的编号之后，所以是上诉人造假；证据5、短信记录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是没有结算之前的已还款。 本院对王康任二审提交的三张转账单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对戴建山二审提交的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3、4、5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7年6月23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王康任通过其银行卡号×××向戴建山银行卡号×××转账25笔款项，合计161509元。戴建山于2017年7月8日、8月14日、9月9日向王康任账户转账20000元、13000元、6000元，合计39000元。 二审另查明，戴建山2018年11月18日起通过短信向王康任催促偿还借款：戴建山分别于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20日、2019年3月4日、2019年4月4日向王康任发短信“收到3000欠61000”、“收到3000欠58000”“收到3000欠55000”“收到3000欠52000”。戴建山于2019年4月24日向王康任发短信“钱转过来”，王康任回复“这个月没有线（钱）请谅解”。至本案戴建山起诉时止，王康任在短信中没有对戴建山回复尚欠本金数额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王康任是否仍拖欠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以及王康任是否应当偿还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及利息？ 王康任和戴建山对2017年5月23日戴建山以转账方式向王康任账户转账10万元为借款，王康任于2018年1月15日向戴建山出具10万元《借条》以及双方之间存在生意往来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王康任上诉认为已清偿完案涉10万元借款并主张在2018年1月15日出具《借条》前，已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已偿还部分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该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部分款项仅有转账记录，无法区分是否为双方的生意往来还是偿还借款，且戴建山否认该部分款项为偿还借款，故王康任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部分转账为偿还案涉借款，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另，根据戴建山二审提交的短信记录，戴建山在收到还款后，多次向王康任反馈收到款项及尚欠款项的短信，最后一笔于2019年4月4日在收到王康任3000元还款后，向王康任发短信“收到3000欠52000”，王康任均未提出异议。且在2019年4月24日戴建山向王康任发短信“钱转过来”，王康任回复“这个月没有线（钱）请谅解”等短信内容，与王康任主张2019年4月4日还款3000元后已全部偿还完借款10万元的说法相矛盾，亦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王康任尚欠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王康任上诉认为其已偿还完全部欠款的理由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康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王康任尚欠戴建山借款本金52000元并据此判决王康任向戴建山偿还借款本金52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康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王康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史 审 判 员 吴罗南 审 判 员 周忠胜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苏琳婧 书 记 员 陈梓杰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