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16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不要音乐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白石路瑞河耶纳郁香苑南11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8HUA0E。法定代表人：周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智省，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汉族，2001年8月18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玲，女，汉族，1977年2月22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斌，四川知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炮，四川知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不要音乐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不要音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李淑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7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不要音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某、李淑玲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某、李淑玲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罔顾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陈某在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5月29日，陈某与蒲禹宏签订《音乐经纪约》，约定陈某聘请蒲禹宏为其音乐经纪人，在合同期间由蒲禹宏全权代理陈某涉及到音乐演出、音乐出版、音乐发行、音乐广播、音乐电视、音乐广告、录音、音乐录像等与音乐演艺有关的商业或非商业活动，以及与乙方（陈某）公众形象有关的活动。合同期限为2年，即2017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29日。蒲禹宏在合同期间独家拥有陈某之名称、肖像及音乐的商业和非商业的公众活动代理权，并拥有陈某录制演唱之音乐制品（含录像带、ＣＤ、ＶＣＤ、ＬＤ、ＭＰ3及其他由于科技发展而使用的新型载体之音像制品）出版、发行等相关事项的代理权。并由蒲禹宏代为收取乙方从事音乐相关商业或非商业演出活动及有关音乐相关工作之酬劳，待甲方（蒲禹宏）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并扣除艺人经纪费用后，将酬劳剩余部分支付给陈某。2018年2月1日，蒲禹宏通过自己担任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的成都叁幺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叁幺柒公司）与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公司）于同日签订《音乐作品授权协议》，约定将叁幺柒公司及叁幺柒公司音乐人陈某在授权期间享有的全部音乐类作品和制品及授权方、授权方音乐人姓名、肖像等授权给网易公司。2018年4月10日，网易公司将版权使用费中的预付金50万元支付给叁幺柒公司，2018年4月15日，由叁幺柒公司再将已收到的50万元预付金中的421461元支付给蒲禹宏，2018年4月15日，蒲禹宏将己收到的预付金中的10万元通过支付宝支付给陈某（陈某母亲代收）,2018年4月19日，蒲禹宏将已收到的预付金中的22万元支付给陈某。陈某除前述版权收入外，还通过演出获得了高额的音乐演出收入。陈某将其中的演出收入78000元用于整形美容。根据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的涉案《音乐人经纪合同》约定，自2019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不要音乐公司应向陈某支付380万元，第一合作年度内每月应向陈某支付41666元，以后逐年递增，该金额是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根据陈某当时收入能力以及后续预期收入进行充分协商后确定的，该约定可以充分反映陈某签约时已经有高额收入的能力。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证明陈某通过从事相关音乐工作获得高额收入作为生活来源并且已经具备持续获得高额收入的能力。因此，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时（2019年3月29日）虽未满18周岁（17岁零8个月）,但其已满16周岁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根据《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的规定，陈某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一审法院罔顾该事实，进而作出错误判决。二、陈某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时已经17岁零8个月且从业多年，对音乐行业已有深刻的认知。如前述，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前，曾与案外人蒲禹宏就音乐演艺经纪及音乐版权代理事宜合作两年，期间，陈某参加网易云音乐主办的陈某“十六岁的冒险”全国巡演15场，参加“凝聚力”2018-2019跨年音乐会，参加网易云音乐2018年年度原创盛典颁奖礼等活动。另外，陈某还创作演唱发行全新音乐20余首，陈某将其创作的词曲及演唱制作的音乐制品授权网易云音乐独家代理。由此，从陈某作为专业的音乐人两年丰富的音乐行业经历来看，陈某签约时对音乐行业、音乐合作模式、音乐运营等等已具备深刻认知的能力。另外，《音乐人经纪合同》签约时，陈某要求与不要音乐公司及成都市不要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不要音乐公司）签订《不要音乐与陈某深度合作协议》，约定由成都不要音乐公司执行《词曲代理合同》所列明的项目成本预算。因陈某的收入为项目收入减去项目成本所得，为有效了解和控制项目成本保证自身权益，陈某要求在合作期间持有成都不要音乐公司49%股权，并在《不要音乐与陈某深度合作协议》中第三条第1款至第4款中予以具体约定和体现。由此可见，陈某在签订合同时，对音乐项目的合作模式和相关方权利义务确实有深刻的认知能力。虽然音乐行业有一定专业性，但隔行如隔山，不能以外行人对音乐行业的理解或眼光来评断或看待音乐行业涉及的相关合作事项是否能够轻易被理解，一审法院对陈某丰富的音乐从业经历认定不清，轻易得出陈某不能理解合同约定的最基本概念或事项，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得出错误判决。陈某、李淑玲辩称：一、案涉合同是不要音乐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不要音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了这个合同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版本，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需要陈某的母亲李淑玲签署才能够生效，所以无论陈某在签约时是否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其签字能力是否与其年纪相适应，在李淑玲没有对合同签字的情况下，合同未生效。二、案涉的合同约定了多项严格的权利，专业性极强，民事活动并非与陈某的年龄相适应，已超过陈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判断的程度，在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李淑玲追认的情况下，陈某的签字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因此陈某在案涉合同上的签字无效，故合同本身也未生效。陈某在2019年3月29日签字，在2019年4月初不要音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来到成都与陈某的母亲沟通让李淑玲签字，李淑玲对合同条款不予认可并拒绝追认，案涉合同未履行。陈某、李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某、李淑玲与不要音乐公司拟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未生效；2.本案诉讼费由不要音乐公司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陈某和李淑玲系母女关系，李淑玲是陈某的法定代理人。2019年3月29日，不要音乐公司作为甲方，陈某作为乙方,共同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由甲方为乙方提供音乐制作、演艺经纪等服务，帮助乙方快速健康成长,该合同还详细列明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该合同的首部乙方信息的下方填写有乙方的法定监护人，即李淑玲的个人信息；该合同的尾部“甲方签字盖章”处有不要音乐公司的签字和印章，“乙方签字盖章”处有陈某的签名，但乙方“法定监护人签字盖章”为空白。不要音乐公司辩称陈某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是以自己的收入为生活来源，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合法有效，陈某在此前曾与案外人签订有《音乐经纪约》，案外人在此期间拥有陈某之名称、肖像及音乐的商业和非商业的公众活动代理权，并拥有其音乐制品的出版、发行等相关事项的代理权，由相关案外人代为收取酬劳，并在缴税以及扣取经纪费用后将剩余酬劳支付给陈某，陈某由此取得不菲的收入，并将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整形美容费用等。不要音乐公司为此提交《音乐经纪约》、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视频、支付宝账单、银行汇款凭证、公证书、收款单、消费账单、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陈某、李淑玲主张不要音乐公司辩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不要音乐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本案中，陈某在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智力因个体差异而有较大差别，所以如何认定限制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须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具体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额等方面认定。由于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中，约定有多项权利和义务，专业性极强，这一民事活动并非与陈某年龄、智力相适应，已经超出了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智力所能判断的程度，在未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形下，其与不要音乐公司订立涉案合同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陈某、李淑玲请求确认涉案《音乐人经纪合同》未生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受理费25元，由不要音乐公司负担。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一）陈某于2001年8月18日出生，在2019年3月29日其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合同时已满17岁零7个月；（二）陈某在与不要音乐公司签约前，已经通过发行专辑、开巡演等获得了多笔收入，如2018年4月9日陈某银行账户收到蒲禹宏转账22万元、2018年4月15日陈某母亲李淑玲的支付宝账户收到来自蒲禹宏多笔金额为1万元的转账；（三）陈某在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之前就曾与317签订过一份《音乐经纪约》，该合同的期限为两年，自2017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29日。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不要音乐公司与陈某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是否生效。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本案中陈某在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音乐人经纪合同》之前就曾与317签订过一份为期两年的《音乐经纪约》，在履行该合同期间，陈某经历了推出个人专辑、举办全国巡演、参加音乐节等专业活动。从这点来看，陈某在与不要音乐公司签约时从事音乐行业已有两年，其对音乐行业已有基本的认知。即使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中约定的多项权利和义务专业性强，陈某并未举证表明其系受到误导而签订了与其年龄不相适应的合同。相反，不要音乐公司的举证能够说明陈某已满十六岁，且以自己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视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不要音乐公司签约时，陈某不论从年龄还是从业经历来看，其都已有能力签订本案所涉的合同，并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对自己的签约行为负责。其次，陈某与不要音乐公司在对《音乐人经纪合同》格式条款中合同生效条件的理解存在争议，陈某主张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签字盖章处甲方不要音乐公司、乙方陈某已签字盖章，但陈某的法定监护人李淑玲并没有签字，故该合同未生效。本院认为，陈某在签订该合同时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中的“各方”应理解为不要音乐公司和陈某，法定监护人是否签字并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不要音乐公司与陈某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音乐人经纪合同》已于当日生效。另外，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认定陈某属于八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其与不要音乐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中陈某签订涉案合同时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其符合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其与不要音乐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依法有效。一审法院以上述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不要音乐公司上诉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不够全面，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74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某、李淑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已由陈某、李淑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已由深圳市不要音乐文化有限公司预交），均由陈某、李淑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龙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周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雪梅（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