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204行初35号 原告：张婵婵，女，汉族，1992年7月出生，中专文化，公司职员，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代理人：张柄尧，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住所地阜阳市北京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00K1657491X4。 诉讼代表人：殷峰，该分局政委（主持工作）。 出庭代表人：袁涛，该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永杰，该分局法制科民警。 委托代理人：韩磊，该分局闻集派出所民警。 第三人：陆玲玲，女，汉族，1980年7月出生，小学文化，农民，身份证住址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现住阜阳市颍泉区。 原告张婵婵不服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2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婵婵的委托代理人张柄尧、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副局长袁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永杰、韩磊、第三人陆玲玲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1月6日，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作出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张婵婵对陆玲玲进行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张婵婵行政拘留九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处罚。 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实体方面的证据为：1.王玉兰的陈述(卷宗第33-36页)；2.张婵婵的陈述和申辩（卷宗第38-41页）；3.张建国的证人证言（卷宗第43-46页）；4.翟超礼的证人证言（卷宗第48-51页）；5.陆玲玲的证人证言（卷宗第53-57页）；6.翟万启的证人证言（卷宗第59-62页）；7.张敏的证人证言（卷宗第63-67页）；8.汪士彬的证人证言（卷宗第69-72页）；9.汪健的证人证言（卷宗第74-76页）。上述证据证明2017年11月5日，王玉兰、张建国、张婵婵与翟超礼、陆玲玲之间发生争执的情况。程序方面的证据为：10.受案登记表（卷宗第1页），证明办案部门发现有违法行为，经领导批准依法予以受理。1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卷宗第3、10页），证明办案部门对该案调查终结后，拟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对王玉兰、张婵婵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12.行政处罚审批表（卷宗第4-5、11-12页），证明办案部门对该案调查终结后，拟对王玉兰、张婵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部审批法律文书。13.行政处罚决定书（卷宗第6、13页），证明对王玉兰、张婵婵行政处罚的法律文书。14.送达回执（卷宗第7、14页）。适用法律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原告张婵婵诉称，2019年12月25日，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向原告送达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11月5日15时许，在阜阳市××区××集镇××河二桥南头壹心超市门前105国道路西路口处，张婵婵对陆玲玲进行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张婵婵行政拘留九日并处罚三百元的处罚。阜拘解字［2020］27号解除拘留通知书中的拘留期自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1月3日止，张婵婵现已接受处理完毕。原告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且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12月25日，也就在被告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并被执行期间，原告所有的库房，在未经任何公示催告程序情况下，即被强拆。被告的行为目的是令原告失去人身自由，保障强拆顺利进行，其行为极为恶劣。为维护原告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确认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撤销该决定。 原告张婵婵向法庭提供了光盘一张，证明2019年12月25日，两原告张婵婵、王玉兰在其房屋被强拆的现场，被公安机关带走执行了行政拘留，行政行为不符合目的性。 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针对原告张婵婵的起诉内容辩称，2017年11月5日15时许，在阜阳市××区××集镇××河二桥南头壹心超市门前105国道路西路口处，张婵婵对陆玲玲进行殴打。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查清以上事实后，2017年11月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张婵婵行政拘留九日并处罚款三百元。2017年11月7日，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2020年6月8日，张婵婵提出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陆玲玲庭审中述称，张婵婵打我，我没还手，我是拉架的。我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没有实际拘留我。第三人陆玲玲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的质辨意见如下： 原告张婵婵对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提供实体部分，认为当事人的陈述及其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因相关证据不合法，法庭不应采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询问的人民警察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本案的全部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中，询问人均是刘险峰、任治成，笔录中称其工作单位为阜阳市公安局闻集派出所，但笔录中显示，两人只出具了工作证件，不清楚两人是否均为正式民警，是否具有执法资格。从签名来看，刘险峰、任治成两人签名，明显是同一个人笔迹，无法证实该询问笔录系由两名执法人员在场情况下下形成。对程序方面的证据，证据1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受案告知笔录中王玉兰明确提出要求调解，事实上双方也进行了调解，并形成调解笔录，王玉兰、张婵婵一方赔偿了陆玲玲一方2000余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调解处理。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本案中，王玉兰、张婵婵一方已和陆玲玲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公安机关不应再对其进行处理。证据13行政处罚决定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需对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予以明确，相关表述为应当。但该处罚决定书中，期限处为空白，这相当公安机关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未来某一天看行政相对人不顺眼，随时就可以对当事人进行执行，让行政当事人始终生活在惴惴不安当中，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行政处罚不具有合法性。该处罚决定书形成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而两原告被执行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5日。本案一个争议焦点在于两年前的处罚决定，为什么两年后再执行，且执行期间正是两原告家中的房子被拆除之日。证据14送达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两份送达回执中均记载送达方式为间接送达，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法律上只有直接送达这一说法，并没有间接送达这个概念。送达回执显示家属拒收，应是留置送达，而留置送达必须邀请见证人到场，并由见证人签名或者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而两份送达回执中并无见证人签名和拍照、录像程序，只有执法人员自个写的东西，不排除就是执法人员事后伪造。同时，该送达回执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王玉兰、张婵婵两人的签名及日期形成冲突。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下面由被处罚人王玉兰、张婵婵签名，日期均为2019年12月25日。公安机关搞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送达日期，一个是2017年11月7日，一个是2019年12月25日。2017年11月7日的留置送达，因没有见证人签名或录音录像，不排除公安机关事后伪造，是无效的。而2019年12月25日的送达，由于违背治安处罚决定书需在作出决定后两日内送达规定，程序上严重违法。对被告当庭提供和解协议卷宗材料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送达时间相互矛盾，除了2017年11月7日、2019年12月25日，又提出了2018年3月27日为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三个送达时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送达，即使2018年3月27日为送达时间，它也远远超过了必须两日送达的法律规定，程序也是违法的。2019年12月2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有宣告并送达，如果仅仅是执行问题应该送达执行通知书而非处罚决定书。第三人陆玲玲对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提供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辩驳意见认为，原告提出的询问笔录系同一个民警签字属主观臆测；2017年11月6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二日11月7日送达，已明确告知其救济途径，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当事人双方和解是行政处罚决定之后第二年达成的和解协议，与行政处罚决定相矛盾，送达回执中注明了受送达人王玉兰、张婵婵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原因是二人不在家，由二人的同住家属拒绝签收，两名民警签字注明原因，送达程序合法且无法律强制规定送达时必须拍照录像。另，2018年3月27日，案件双方到派出所送双方和解协议，民警对张建国、王玉兰、张婵婵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印证王玉兰、张婵婵知道且应当知道公安机关对其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即使从2018年3月27日算起该案也已超过起诉期限。因该和解协议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已另卷存档，现提交法庭。2018年3月27日的询问笔录中，王玉兰、张婵婵明确陈述当时因住院未被实际执行。原告在故意混淆三个时间点，2017年11月7日为本案决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3月27日为双方和解协议时间，该和解协议只是双方民事部分内容和解，行政处罚决定未经法定程序无法定理由被撤销，至今是有效的。2019年12月25日是对两原告张婵婵、王玉兰执行行政拘留的时间。 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认为原告张婵婵提供的视频光盘，只能证明对其实行拘留的情况，与本案原告的诉请无关联性。第三人陆玲玲对原告提供的光盘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5日15时许，在阜阳市××区××集镇××河二桥南头壹心超市门前105国道路西路口处，张建国、王玉兰、张婵婵一家与翟超礼、陆玲玲一家因琐事发生纠纷，后两家发生相互厮打现象。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根据情节轻重，对双方当事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罚。2017年11月6日，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分别作出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0号、1221号、1222号、1223号、1224号行政处罚决定，分别认定陆玲玲对王玉兰进行殴打、认定王玉兰对翟超礼、陆玲玲进行殴打、认定张婵婵对陆玲玲进行殴打、认定张建国与翟超礼相互厮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陆玲玲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给予王玉兰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处罚、给予张婵婵行政拘留九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处罚、给予张建国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处罚、给予翟超礼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处罚。其中给予张建国行政拘留十日、给予予翟超礼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已于2017年11月6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时实际执行了行政拘留。其中给予陆玲玲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至今未能实际执行。其中给予王玉兰行政拘留七日、给予张婵婵行政拘留九日的两份行政处罚决定，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于2017年11月7日送至其家庭经营的壹心超市店内，因张婵婵及其母亲王玉兰当时不在家，交给了张婵婵的三妹张楠楠（1993年6月出生），送达回证中注明：因王玉兰、张婵婵不在家无法联系、张楠楠拒绝签字、间接送达。2019年12月25日，在张建国、王玉兰、张婵婵家的房屋被强制拆迁时，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赶到房屋拆迁现场，对王玉兰、张婵婵实施了行政拘留，王玉兰、张婵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下面，由被处罚人王玉兰、张婵婵签名，日期均为2019年12月25日。公安机关把该签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装订在公安卷宗送达回证的前一页。公安机关提供卷宗材料的询问笔录中，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在询问笔录的首部有签名，在询问笔录的尾部均未有签名。 另查明，2018年3月27日，甲方张建国、王玉兰、张婵婵与乙方翟超礼、陆玲玲达成和解协议，约定：1.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各项费用共计2500元整；2.双方不再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双方不再因此发生任何纠纷；3.双方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此事。该和解协议于当日交公安机关留存，公安机关对双方作出询问笔录进行了核实。 本院认为，原告和第三人对双方相互厮打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被告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送达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本案中，2017年11月7日，公安机关给王玉兰、张婵婵的送达回执中，显示家属拒收，注明为间接送达。该送达方式实为留置送达，而留置送达将行政处罚决定留置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有两种方式，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进行留置送达，也可以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留置送达，据此，公安机关的送达方式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2019年12月25日，公安机关对王玉兰、张婵婵执行行政拘留时，王玉兰、张婵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处罚人处签名，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事实上，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形成了两个送达日期，如认定送达回执中留置送达时间2017年11月7日为送达日期，公安机关实际执行行政拘留的时间2019年12月25日，不符合有关规定。如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签收时间2019年12月25日为送达日期，不符合行政处罚决定书需在作出决定后两日内送达的规定，两次送达程序均存在瑕疵。因被告提供的公安卷宗材料中显示两个送达日期，且时间相差较远，原告依据第二次送达日期为依据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故对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主张的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庭审中诉称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是民警一个人签字，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被告执行行政拘留的时间选择在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期间，因房屋被强制拆除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评判，如原告对其房屋被拆除不服，可另行寻求救济途径维护权益。综上所述，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送达程序存在瑕疵，属于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应依法确认其送达程序违法，但不撤销其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局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阜泉公（闻集）行罚决字[2017]1222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但不撤销其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庆  新 人民陪审员 任  志  宏 人民陪审员 王  小  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泽辰（实习）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