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溪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仇东航，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婉婷，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利，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玖洲，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判令支持上诉人本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以及驳回其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本诉和反诉的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起的反诉不满足反诉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未对事实进行查明，反诉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明确提出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1、被上诉人提起的反诉不满足反诉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应驳回其反诉或另案处理。反诉的实质条件要求反诉与本诉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建立在相同事实基础上。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基于2015年XX公司以产品质量问题向其索赔的89677.21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XX公司发出的索赔函中显示，索赔产品（相框）标签上的日期章范围为2014年46周至2015年30周（即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即使对该日期章的使用范围理解为产品的出库日，可推断XX公司索赔产品（相框）所使用的涂料产品供货时间最晚不超过2015年7月31日，即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应适用于2015年7月31日以前供货的涂料产品，而上诉人提起本诉的诉讼请求是针对2017年10月签订的《购销优惠协议》约定的316141.88元应收货款，两个诉讼请求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不满足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的反诉条件。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基于2015年XX公司以产品质量问题向其索赔的89677.21元，根据上述分析，假定被索赔的产品使用的是上诉人供货的涂料产品，供货时间最晚不超过2015年7月31日。即使通过对上诉人主张的316141.88元应收货款使用倒退扣除的方法计算，对应的货款发生时间和金额也应是2015年12月发生货款46767.2元、2015年11月发生货款148389.68元、2015年10月发生货款66054.2元及2015年9月发生货款54930.8元，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11月11日结清2015年9月18日以前的货款。2015年9月至12月发生货款的供货产品不可能引起2015年7月31日以前供货产品的质量问题，两个诉讼请求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满足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反诉条件。如上述分析，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基于2015年7月31日以前的供货产品，上诉人在本诉的诉讼请求是基于2017年10月签订的《购销优惠协议》，对应的是2015年9月至12月发生货款的供货产品，很明显两个诉讼请求不是建立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当然也不能满足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建立在相同事实基础上的反诉条件。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明显不满足构成反诉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应对相关事实予以查明，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2、被上诉人提起的反诉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被上诉人2015年10月5日已知道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质量“不合格”，被上诉人提起反诉的诉讼时效应至2018年10月6日届满，而被上诉人提起反诉请求的时间是2019年4月17日，明显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反诉。被上诉人称，2015年10月5日因使用了上诉人供货产品生产的相框成品不合格（发霉），被上诉人向XX公司赔付了13376.06美元（即人民币89677.21元）。被上诉人在2015年10月5日已遭到XX公司的索赔并认为造成其被索赔是由于上诉人提供“不合格”涂料产品造成的，理应在自2015年10月5日起三年内，即最晚不超过2018年10月6日向法院请求保护其合法权益。2）退一步说，即使被上诉人依据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2016年1月6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才得知造成其被XX公司索赔是由于上诉人提供“不合格”涂料产品造成的，被上诉人最晚提起反诉的诉讼时效应至2019年1月7日届满，而被上诉人提起反诉请求的时间是2019年4月17日，明显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反诉。假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5日尚未知悉造成其被索赔是由于上诉人提供“不合格”涂料产品造成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日自行向广州XXX检测中心3份样品检测，该检测中心于2016年1月6日对三份样品均出具了长霉级别2级，即生长覆盖面积大于10%的检测结果。如此被上诉人主张对因上诉人供货产品质量不合格要求上诉人承担损失的诉讼时效最晚应至2019年1月7日届满，而被上诉人提起反诉请求的时间是2019年4月17日，明显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但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依法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故意回避对产品质量责任事实的认定，未对诉讼时效的相关事实进行查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未查明签订《购销优惠协议》的事实背景，导致对《购销优惠协议》的性质做出错误认定，双方基于《购销优惠协议》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侵权赔偿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为“赔偿协议”，事实认定错误，依据适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优惠协议》的背景是被上诉人已拖欠上诉人316141.88元货款近2年尚未支付，期间双方合作处于停滞状态，上诉人为尽快追回货款并盘活已停滞的老客户业务，同时考虑到被上诉人是XX公司的产品代加工厂商，与其保持良好合作将有利于上诉人业务开展、扩大产品市场占有、提升品牌行业知名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基础上对就业务的交易方式、欠款的支付方式、重新供货的价格、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等重新商定，并于2017年10月签订《购销优惠协议》。《购销优惠协议》是对《购销合同》中的交易方式、付款方式、质量标准、价格等条款的变更和补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的补充协定，是对双方2014年1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关于购销模式、货款支付、产品质量要求的变更，并非为解决被上诉人主张的“产品质量损失赔偿”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未查明签订该协议的事实背景，对《购销优惠协议》的性质做出了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在认可《购销优惠协议》的效力及被上诉人拖欠8万元货款事实的前提下，未查明案件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要求上诉人承担8万元的“产品质量损失赔偿”，事实认定错误，适用合同依据错误。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对《购销优惠协议》做无效认定的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依据双方最新的有效协议进行裁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按《购销优惠协议》支付到期货款8万元。1、一审法院在认可《购销优惠协议》的效力及被上诉人拖欠8万元货款事实的前提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要求上诉人承担8万元的“产品质量损失赔偿”，适用合同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购销优惠协议》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的补充协定，是对双方2014年1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关于购销模式、货款支付、产品质量要求的变更，双方在执行关于购销模式、货款支付、产品质量要求的事项时，应以最新签署的《购销优惠协议》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购销优惠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双方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即一审法院认可《购销优惠协议》的效力及确认被上诉人拖欠8万元货款的事实。假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计算损失以优惠方式给予80000元视为双方达成协议”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在认定“买10送1”的优惠达到8万元属于“损失赔偿”的基础上，却突破已变更约定相关款项支付的《购销优惠协议》条款，即优惠金额以“买10送1”的“送1”达到80000元来实现，反而依据已被变更、替代相应付款条款的《购销合同》支持被上诉人要求“损失赔偿”的主张，判决上诉人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支付被上诉人无中生有的赔偿款，明显是对合同条款的错误适用。2、被上诉人主张8万元是“产品质量损失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未查明事实，所谓8万元“产品质量损失赔偿”与《购销优惠协议》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双方2014年签订的《购销合同》第六条及第八条约定，凡是经乙方（上诉人）技术确认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甲方（被上诉人）在保质期内退回，乙方按供货价值100%冲减。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责任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也指明了产品质量问题损害赔偿的处理方向，产品质量问题责任方应负责修理、更换、退货，造成损失应当进行赔偿。该法第四十条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生产者之间，销售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承揽合同有不同约定的，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若确实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需要赔偿的，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的一般性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要求上诉人赔偿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即XX公司向其索赔的13376.06美元（人民币89677.21元），及要求退还引起该产品质量问题的相应批次货物款项，而被上诉人不但降低损失赔偿金额，还放弃了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相应批次货物款项的退还要求。事实上，被上诉人承认其向上诉人所下订单的所有应付账款金额，并在《购销优惠协议》中进行了确认，相反，《购销优惠协议》通篇对于被上诉人在反诉中所主张的产品质量赔偿未有任何的约定或表述。被上诉人在主张有产品质量损失赔偿的同时却承认相应货款的应付、放弃相应货款的退还要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再者，若余款的8万元确实对应的是产品质量损失赔偿金，是上诉人必须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在双方商定《购销优惠协议》时不可能将其置于不确定的支付状态，还约定为期三年的优惠期，甚至在此基础上再设定对其而言具有押金性质的余款8万元需在一年后支付的限制，显然，所谓8万元的产品质量损失赔偿与《购销优惠协议》没有任何关联性，也缺乏事实根据。最后，被上诉人主张其被XX公司索赔13376.06美元（即人民币89677.21元），却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所谓产品质量损失的实际支出，被上诉人主张8万元的产品质量损失赔偿并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产品质量问题”是由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1）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被XX公司索赔的产品（相框）使用的是上诉人具体哪一批次提供、具体是哪些型号、共有多少数量、货值多少的涂料产品。从被上诉人2015年10月被XX公司索赔，至其提出反诉以来，未提供过其被XX索赔的产品使用的是上诉人具体哪一批次提供、具体是哪些型号、共有多少数量、货值多少的涂料产品，且除了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涂料供应商外，还存在其他涂料供应商对其进行供货，不能确定XX公司向其索赔的产品是否真实使用了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一审法院在未确定索赔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准确存在便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认定所谓的产品质量损失事实，而对上诉人详细的抗辩意见、具备充足证据的诉讼请求置若罔闻，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2）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被XX索赔的产品质量问题是上诉人供货涂料产品所致。被上诉人主张XX公司于2015年10月向其索赔的产品质量问题是由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造成的，但并未提供相应可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XX公司索赔资料中仅可得知该些相框产品的产地为中国（MadeInChina）、产品系列（HAVERDAL）、供应商编码（14743，即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销售商名称（IKEAofSwedenAB）、销售商地址（SE-34381Almhult）、产品进入XX系统年份（©InterIKEASystemsB.V.1999）、销售商商标、设计和质量保证（DesignandQualityIKEAofSweden）、甲醛释放认证标准（CARB退一步说，假定XX公司向被上诉人索赔的产品（相框）使用的是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对于相框这一成品而言，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仅仅属于使用在相框上的一种材料，是相框的组成部分，具有半成品属性。一个相框成品的制作需要施工方进行技术施工层面的后期精加工并作用在具体基层（涂饰对象的表层）才能完成相框的涂饰工序。故此，相框制成后如果出现发霉情形，可能导致的原因也有很多方面，如产品质量因素、施工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底材因素、包装因素、人为因素等等。制成一个相框成品是将多种原材料、半成品通过一定工序制作而成，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必须查明是由于哪种材料、哪道工序出现问题导致，而不是因为涂料供货商向其主张债权就以涂料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理由进行反驳甚至倒打一耙进行反诉。3）被上诉人将涂料产品送检所检测的项目并非上诉人按合同约定供货产品所要求达到的功能、标准，被上诉人要求的产品需具备防霉性能是违反合同关于产品质量需达到XX公司要求的约定。涂料是涂覆在被保护或被装饰的物体表面，并能与被涂物形成牢固附着的连续薄膜，通常是以树脂、或油、或乳液为主，添加或不添加颜料、填料，添加相应助剂，用有机溶剂或水配制而成的粘稠液体。而抗菌涂料是涂料细分领域中的一种具有抗菌作用的功能性涂料，通过在涂料中添加某种抑制霉菌剂实现其抗菌功能，具有特定功能、特种专用性质的基本特征，《HG/T3950-2007抗菌涂料》是适用于抗菌涂料的行业性质的指导标准。根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下达的订货单备注栏第1条明确规定，以上的货物必须符合贵司质量确认函上的要求，档编号为IOS-MAT-0010第十一版，IOS-MAT-0066第九版，否则必须承担经济损失。IOS-MAT-0066是XX公司针对XX供应商及其表面涂层/涂料和贴面材料的供应商对表面涂层和贴面的要求，以及与金属材料表面和不锈钢表面处理相关材料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外观质量和文件管理四个方面规定的要求。其中对于液态涂料使用生物杀灭剂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仅允许添加附录A：允许使用的生物杀灭剂清单中列明的生物杀灭剂用作产品存储防腐剂（罐内防腐剂），还规定了不允许因其它任何目的添加生物杀灭剂。据此，遵循XX指导框架所生产的涂料产品便不能添加干膜防霉剂，上诉人严格按合同约定提供符合XX公司环保要求的产品，所供应的水性木器漆是专用于木制基材涂装的水性涂料，其自身定位即为非抗菌功能性涂料。被上诉人依据《HG/T3950-2007抗菌涂料》这一标准对上诉人供应的水性木器漆进行抗菌测试缺乏事实依据，该检测结果是否合格通过均与XX公司向被上诉人索赔的产品质量问题（相框发霉）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佐证材料。在实际木制基材的涂装上，防霉主要靠两大手段：涂料的干膜防霉功能和涂装的工艺含水率控制。在不能通过涂料的干膜防霉功能实现防霉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要使用不含有生物杀灭剂的涂料生产符合XX公司环保要求的产品，就应当控制木材白坯含水率以及对涂装后的漆膜烘干环节加强管控，在含水率控制得当及生产、储存场所没有霉菌滋生的前提下，涂装工件不会发生长霉现象。4）被上诉人送检的涂料产品是在XX公司索赔产品（相框）所使用的涂料产品之后生产，两者没有关联性，送检的涂料产品不具有代表性。如上文分析，XX公司索赔产品（相框）所使用的涂料产品供货时间最晚不超过2015年7月31日，而被上诉人提供检测中心检测的涂料产品生产日期分别为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6日，显然被上诉人送检的涂料产品是在XX公司索赔产品（相框）所使用的涂料产品之后生产的，两者没有关联性，使用后生产的产品来证明在先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毫无依据可言，送检的涂料产品不具有代表性。再者，XX索赔产品（相框）是“Haverdal框架13×18灰色”、“Haverdal框架18×24灰色”，而检测报告检测的涂料产品是“水性白色2#面漆”、“水性黑色1#面漆”、“水性白色5#面漆”，XX索赔产品（相框）与被送检涂料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颜色差异，可见XX索赔产品（相框）所使用的涂料产品与被送检的涂料产品不是同一型号产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与XX索赔产品（相框）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不具有代表性，该些检测报告不应作为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提供的涂料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索赔依据。5）被上诉人送检样品的取样方法及提交检验的过程存在明显的程序缺陷，违反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186-2006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取样》第4条一般要求的规定，制定取得代表性样品方案的前提是采用符合质量检测和质量管理要求的程序，同时又要被有关各方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6份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样品来源”是“送样”，即该检测样品并不是由检测机构的检测人员到现场取样，而是被上诉人对产品自行取样、封样以及送样，上诉人作为所谓送样样品的生产单位，是该些送样样品的有关方，但从未参与到该些送检样品的取样、封样、送样环节，也从未对所谓的送样样品进行过确认。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提交检测的样品的取样环节不符合我国对于色漆、清漆取样检测的前提条件，且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也并未依据相关标准进行核实便对送样样品进行检验检测，其出具的此6份检测报告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根据2014年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在使用乙方（上诉人）提供的产品时，如发现任何问题，应立即停止产品的使用，同时以书面或电话通知乙方。如果双方对于质量问题发生疑义，可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检测，最后确定双方的责任。被上诉人在遭到XX公司索赔后，未通知上诉人便自行向未经上诉人认可的检测机构（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提交不具代表性且与被索赔产品无关的另一批次产品进行检测，不符合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不应作为有效证明。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对《购销优惠协议》做无效认定的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依据双方最新的有效协议进行裁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按《购销优惠协议》支付到期货款8万元。上诉人的本诉诉讼请求及被上诉人的反诉诉讼请求均未要求对《购销优惠协议》做无效认定，一审法院在认定《购销优惠协议》效力的基础上同时，跳出该协议的条款约定（即通过“买10送1”的形式使得优惠金额达到8万元），使用已被替代相关内容的在先合同，即2014年签订的《购销合同》，判决上诉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毫无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根据《购销优惠协议》及《购销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一审法院也不应该驳回上诉人合理、合法的诉讼请求，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确实存在违约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条款并在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还应按《购销优惠协议》的条款，支持上诉人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已达到一年支付期限的8万元余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未查明试样过程，上诉人未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就产品试样至下单采购一直按照“打样→确认样品符合要求→报价→成品（带有涂层的成品工件）送检→下单采购采购”的流程进行，上诉人也一直积极回应被上诉人的试样要求，并按照被上诉人的反馈对产品配方、技术进行调整，经被上诉人确认试样通过后，只需被上诉人下单采购即可安排生产、送货。1、自签订《购销优惠协议》以来，上诉人多次提供试样服务，试样通过率达70%以上，上诉人并没有故意提供劣质产品使双方合作受阻。自2017年10月签订以来，上诉人一共提供了11款产品23批次试样服务，累计发样货物重量23公斤，按照“样漆：实验材料=1:5”保守估计，上诉人试样材料成本1725元，人工成本约23×1小时×5×35.5元/小时=4082.5元，总成本为5807.5元。根据对上诉人的实验检验材料分析，试样11款产品，有8款经过被上诉人确认试样通过，试样通过率72.7%，但实际下单只有1款产品，分别于2018年4月24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40公斤，货值1080元，于2018年6月28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200公斤，货值5400元，和2018年8月14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200公斤，货值5400元，共计下单3次，重量440公斤，每桶规格20kg，共计22桶，总货值11880元。1）1款产品试样通过并下单（水性5#白面漆），分别于2018年4月24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40公斤，货值1080元，于2018年6月28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200公斤，货值5400元，和2018年8月14日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200公斤，货值5400元，共计下单3次，重量440公斤，每桶规格20kg，共计22桶，总货值11880元。2）6款产品试样均通过，但未实际下单（水性1#黑面漆、水性黑底漆、水性玫红色面漆、水性哑光蓝色面漆、水性哑光粉红色面漆、水性哑光金色漆）；3）1款产品让步确认，在大货订单中调整，但未实际下单（水性2#白面漆）；4）3款产品无后续试样反馈（XX面漆、水性透明底漆、水性亮光面漆）即使对被上诉人反诉提供的证据10试样检验材料分析，在被上诉人故意回避提供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即上诉人主张8万元余款的支付期限内）的试样检验材料的情况下，数据显示试样8款产品，7款经过被上诉人确认试样通过，试样通过率87.5%。1）6款产品试样均通过，但未实际下单（水性哑光1号黑色面漆、水性黑底漆、水性玫红色面漆、水性哑光浅蓝色面漆、水性哑光粉红色面漆、水性哑光金色漆）；2）1款产品让步确认，在大货订单中调整，但未实际下单（水性哑光2#白色面漆）；3）1款产品无采购确认意见，但对应同时期上诉人的试样检验材料分析及生效订单情况，可推断该款产品已于2018年4月24日成功下单（5号面漆白）。2018年4月24日成功下单“水性白色5#面漆HM2009G-HS01”，重量40公斤，每桶规格20kg，共计2桶，货值1080元。如此高的试样通过率更能证明上诉人并没有故意提供劣质产品使双方合作受阻。2、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样品测试，提供劣质产品，导致其无法按约定采购并使用产品”的情形，真正阻挠双方合作，放任一年支付期限届满的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上诉人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的事实错误。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即上诉人主张8万元余款的支付期限内），被上诉人只提出2款产品的试样需求，1款试样成功，仅下单3次共22桶产品，总货值11880元，1款无后续试样反馈，自2018年8月14日第三次下单之后再未有新下单或提出试样需求。直至2018年12月10日，在超出了8万元余款的支付期限后，被上诉人才提出新的试样需求。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还继续提供了9款产品15次的试样服务，除了2款产品无后续试样反馈外，其余7款产品均试样通过，其中4款产品只试样1次即被被上诉人接受，但被上诉人仍未下单采购。可见，并非是上诉人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样品测试，提供劣质产品，导致其无法按约定采购并使用产品”的情形，真正阻挠双方合作，放任一年支付期限届满的是被上诉人。通过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试样检验材料整合分析可知，在除去节假日的前提下，对于同一型号产品的单次试样需求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确认试样反馈后2-3天即安排新一轮试样，并在1周内通过被上诉人试用部门检验。相反，被上诉人内部确认试样时间较长，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材料，14次产品试样检验确认，有半数以上需要3-6周，最长的确认用时竟达到45天。由此可见，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样品测试”的情形，事实上“故意拖延样品测试”的另有其人，一审法院未查明试样过程，认定事实错误。3、通过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试样检验材料分析可知，被上诉人内部接受标准不统一，导致新一轮试样。2019年1月7日，试用部门（即业务对接部门）与品管部门就亮度意见不统一，试用部门认为亮度可接收，而品管部门认为亮度不合格，如此，试用部门一开始给上诉人的标准就不符合其品管部门的要求，上诉人按试用部门的标准调试产品，所得出的结果必然不可能符合被上诉人品管部门的要求。4、通过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试样检验材料整合分析可知，上诉人并不存在“提供劣质产品，迟迟不解决气味问题及回黏问题”的情形，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从而认定上诉人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毫无事实根据，也无据可依。通过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试样检验材料分析可知，被上诉人提出的试样需求有拼缝开裂、抗回粘、厚喷开裂、颜色、光泽（亮度）、气味：1）提出拼缝开裂问题有1款产品（水性5#白面漆），调整1次后便再未提出过拼缝开裂问题的意见；2）提出抗回粘问题有1款产品（水性5#白面漆），调整1次后便再未提出过抗回粘问题的意见；3）提出抗厚喷开裂有1款产品（水性5#白面漆），调整2次后便再未提出过抗回粘问题的意见；4）提出颜色问题有3款产品（水性5#白面漆、水性哑光2#白面漆、水性黑色底漆），调整2次后便试样成功；5）提出亮度问题有2款产品（水性哑光黑1#面漆、水性哑光2#白面漆），调整3次后便试样成功；6）提出气味问题有2款产品（水性5#白面漆、水性哑光黑1#面漆），调整2-5次后便试样成功。以上与被上诉人控诉上诉人“提供劣质产品，迟迟不解决气味问题及回黏问题”不相符，回黏问题只出现过一次，而且上诉人调整1次后便再未出现过回黏问题的意见。而气味问题是与被上诉人分3次提出的拼缝开裂、抗回粘、厚喷开裂问题同时提出的，上诉人处理完所有新问题后针对气味问题调整1次后便通过试样，并获得被上诉人2018年4月24日下达的总量40公斤，货值1080元的“水性白色5#面漆”订单。此外的“颜色、亮度”并不影响产品本身应有的质量，只需就采购方目测、对比后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并非劣质产品。而通过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试样检验材料分析可知，被上诉人内部确认需要重新打样的问题点在颜色、亮度、气味上：1）提出颜色问题有1款产品（水性哑光黑色底漆），调整2次后便试样成功；2）提出亮度问题有2款产品（水性哑光1#黑色面漆、水性哑光2#白色面漆），调整2-3次后便试样成功；3）提出气味问题有2款产品（水性哑光1#黑色面漆、水性哑光2#白色面漆），均各调整1次后便再未提出过气味问题的意见。以上与被上诉人控诉上诉人“提供劣质产品，迟迟不解决气味问题及回黏问题”不相符，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中并未有关于回黏问题的意见，气味问题也全是调整一次再无出现，根本没有出现“迟迟不解决气味问题及回黏问题”；另外“颜色、亮度”并不影响产品本身应有的质量，只需就采购方目测、对比后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并非劣质产品。综上所述，无论是上诉人内部试样检验材料还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显示，上诉人并不存在“提供劣质产品，迟迟不解决气味问题及回黏问题，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按约定采购并使用产品”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与本诉无牵连关系，不满足反诉的实质要件，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另被上诉人诉请要求上诉人支付8万元产品质量损失赔偿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应查明案件事实、理清双方合同关系及合同条款的适用，在有充分的证据事实及对应法律依据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撤销原审错误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一、针对被答辩人的本诉，因被答辩人违约在先，答辩人无法按照《购销优惠协议》的约定将赠送产品的金额累积到80000元。因被答辩人违约导致协议无法履行，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被答辩人在《购销优惠协议》签订后在并未按照优惠协议的约定履行买十送一的义务，在庭审中被答辩人对未履行买十送一的原因解释为“被答辩人内部系统原因”（庭审笔录第十页最后一行）。被答辩人因其内部系统原因无法履行买十送一，导致答辩人无法按照《购销优惠协议》享受买十送一，被答辩人已经违约在先，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违约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购销优惠协议》第一段：“鉴于甲乙双方已建立及持续有效的良好买卖合作关系，为了更好的让甲方攻占市场，乙方在甲方订购乙方水性漆产品时给予买10送1的优惠，即订购同一种产品满10桶赠送相同产品1桶，优惠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为期三年。同时，乙方会重新提供报价单，在原有基楚上下调10%，新价格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协议签订后，2018年4月24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采购40桶水性封边底漆、40桶水性白色面漆（答辩人一审证据388页），2018年6月28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采购5桶水性封边底漆、10桶水性白色面漆（答辩人一审证据393页），2018年8月14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采购10桶水性白色面漆（答辩人一审证据400页）。答辩人采购前述产品被答辩人均未履行“买十送一”，在庭审中以“被答辩人内部系统下单原因”无法进行“买十送一”，也就是说因被答辩人内部下单系统的原因答辩人永远无法享受到“买十送一”的优惠，被答辩人未按照《购销优惠协议》的约定履行“买十送一”的义务已经违约在先。2019年1月18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采购水性哑光金色漆，被答辩人拒绝供货。（二）被答辩人未履行买十送一的义务，导致答辩人无法享受买十送一，被答辩人从未赠送产品，被答辩人给答辩人十年的时间也无法达成《购销优惠协议》约定的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人民币80000元，且答辩人提供的货物经测试存在气味重、回黏等问题。被答辩人拒不履行“买十送一”，恶意的促成一年期限的达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及诚实信用原则，被答辩人恶意促成一年时间的达成，应当视为条件不成就。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80000元，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购销优惠协议》第四段约定：“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先支付人民币236141.88元，剩余的货款人民币80000元在甲方享受以上优惠所获得的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人民币80000元后一周内支付，但最终支付期限不超过1年”《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协议明确约定，在被答辩人履行“买十送一”中赠送产品的金额达到了80000元时，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80000元，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答辩人一直未向答辩人履行“买十送一”的义务，拖延时间使达到一年的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约定应当视为条件不成就。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80000元的条件还未达到。二、针对答辩人的反诉，根据一审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答辩人因被答辩人提供不合格的产品导致被XX索赔答辩人有权追究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相关损失的赔偿责任，双方因此次索赔签订《购销优惠协议》，被答辩人应当赔偿答辩人因此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对《购销优惠协议》的定性准确，被答辩人过错导致答辩人损失，并判决被答辩人赔偿损失，支持答辩人反诉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检测报告、聊天记录直接体现了沟通赔偿的过程，被答辩人在庭审中也认可聊天记录中的人为其公司的员工，答辩人被XX索赔后，与被答辩人沟通赔偿事宜，且双方共同取样送检，经鉴定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在协商中因被答辩人顾忌自身的声誉拒绝用“赔偿”、“补偿”的字眼。因此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答辩人被索赔，被答辩人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答辩人被XX公司索赔后，经被答辩人员工确认取材对被答辩人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鉴定，检材经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员工一起确认，确认后送交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中也明确为被答辩人公司的产品、型号，因此，足以证明被答辩人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鉴定报告确定被答辩人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后，答辩人即开始向被答辩人索赔，反复沟通，最后确认以优惠的方式进行赔偿，在沟通中答辩人明确要求被答辩人改为“赔偿协议”或“补偿协议”，被答辩人不愿意提出就写“协议”好了。因此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答辩人被索赔，被答辩人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二）截止2017年9月28日答辩人一共拖欠被答辩人货款316141.88元，如被答辩人本身不存在任何过错，答辩人拖欠大额货款本身就存在理亏，在此情形下为什么被答辩人还要优惠，与常理不符。拖欠316141.88元为什么要剩余80000元货款，不是100000元，因为80000与XX对答辩人的索赔数额相当。因此足以证明该协议为赔偿协议，一审法院对该协议定性准确。按照正常的商业交易，在购买方拖欠货款的情况下，销售方一般会停止供货，并要求马上支付货款。本案中，在答辩人拖欠被答辩人316141.88元货款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不存在严重理亏的情况下，应该是十分强硬的态度要求答辩人支付货款，怎么还会同意在不全额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进行优惠，而且优惠的额度为降价10%及“买十送一”，严重不符合常理，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行为。答辩人被XX索赔13376.06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为八万多元，因此在签订《购销优惠协议》时暂扣货款80000元，即答辩人支付因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金额。（三）《购销优惠协议》第四段约定：“在甲方享受以上优惠所获得的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人民币80000元后一周内支付”，即答辩人享受了价值80000元的赠送产品后支付80000元，也即是以赠送产品的方式进行80000元的赔偿。80000元与被答辩人的损失相当，因此在被答辩人赠送货物的金额达到80000元时支付，也即在此时被答辩人已经拿到80000元的货物，按照不享受优惠被答辩人即应当支付80000元货款，条件约定在此时支付80000元即是以货物进行赔偿，因此该《购销优惠协议》实质为赔偿协议。（四）在《购销优惠协议》第四段最后一句约定：“本协议即时无效，甲方保留因乙方产品导致相关损失的追究权利”。在签订本协议时，答辩人即保留了因被答辩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XX索赔的追偿权利，因此，足以说明该《购销优惠协议》为赔偿协议，一审法院定性准确。在签订协议时，答辩人多次要求确认质量问题并以“赔偿、补偿”命名协议，被答辩人均不同意，最后在协议中以被答辩人不履行协议，答辩人保留追究其产品导致相关损失的权利的形式体现。答辩人为了被答辩人的声誉同意以《购销优惠协议》进行赔偿，现被答辩人矢口否认严重的不诚信。（五）如前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签订《购销优惠协议》对答辩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28日，答辩人主张赔偿未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一审中提交了与被答辩人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答辩人一审证据第266-270页）显示：2017年7月28日至2017年9月28日签订《购销优惠协议》当天，答辩人一直在与被答辩人沟通赔偿事宜。被答辩人在一审中确认聊天中的人为被答辩人的员工。答辩人一直在主张赔偿，经协商、沟通于2017年9月28日签订《购销优惠协议》，诉讼时效中断，被答辩人所称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本案中，本诉和反诉均因被答辩人提供不合格产品签订《购销优惠协议》而引发，本诉和反诉均是基于《购销优惠协议》，系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受理反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提供不合格的产品导致答辩人被索赔，被答辩人予以确认，因此被答辩人应当赔偿答辩人的损失。被答辩人在签订《购销优惠协议》后拒不履行“买十送一”，恶意促成《购销优惠协议》中一年时限的达成，已构成严重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以不正当方式促成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80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0000元及利息（暂计1611.29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加收30%，自2018年10月11日起计至2019年2月18日止，从2019年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继续计至给付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和差旅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被上诉人反诉请求：一、依法判决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13376.06美元（即人民币89677.21元）及利息（以人民币89677.21元为本金，从2015年10月12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诉讼费、保全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海神公司与嘉宝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海神公司订货时以书面形式将订单传真给嘉宝莉公司，货物由嘉宝莉公司送达至海神公司住所地。签订《购销合同》后，海神公司和嘉宝莉公司长期保持交易关系。《购销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约定仍然按《购销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并未签署新的合同。2015年10月5日，海神公司提供其客户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遭客户索赔。2015年12月3日，海神公司自行向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提交生产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的水性白色2#面漆（型号规格HM2009G-HS）、生产日期为2015年9月18日的水性黑色1#面漆（型号规格HM1000G07-HS）、生产日期为2015年10月30日的水性白色5#面漆（型号规格HM2009G07-HS01），该检测中心于2016年1月6日对三份样品均出具了长霉级别2级，即生长覆盖面积大于10%的检测结果。海神公司和嘉宝莉公司就此问题在微信上进行协商，嘉宝莉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提出《购销优惠协议》，海神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签署该协议。协议确定，截至2017年9月7日，海神公司尚欠嘉宝莉公司316141.88元应付货款，海神公司承诺在协议签订后一周内支付236141.88元，剩余80000元在享受协议约定优惠所获取的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80000元后一周内支付，但最终支付期限自前述协议签订之日起不超过1年。海神公司按协议约定于2017年10月13日向嘉宝莉公司支付236141.88元，此后分别在2018年5月、7月、8月下单三次，均结算完毕。协议签订后嘉宝莉公司按协议约定的价格向海神公司供货，由于产品质量问题未得到解决。海神公司一年内享受协议约定优惠所获取赠送产品累计总额也未达到80000元。此外，嘉宝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海神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的账号442***********844存款人民币81611.29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采取了保全措施。2019年4月18日，海神公司提供担保，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中国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的账号442***********844存款的冻结，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了对海神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的账号442***********844存款人民币81611.29元的冻结。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原、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1份《购销优惠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双方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原、被告达成的《购销优惠协议》能否被证明为原告赔偿因产品不合格造成被告的损失。微信通讯记录属于数据电文形式，从微信通讯记录反映，双方代表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协商，嘉宝莉公司同意以优惠的方式对海神公司进行赔偿。嘉宝莉公司在海神公司仍负欠款的情况下，调低价格、“买10送1”的优惠、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80000元后需要支付款项、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出嘉宝莉公司产品发霉的事实以及海神公司遭其客户索赔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该协议实为赔偿协议。海神公司按协议约定支付了应付款项，履行了合同有关义务。海神公司反复催告，嘉宝莉公司仍没有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也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买10送1”的优惠，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因此，嘉宝莉公司辩称海神公司到期未支付剩余80000元欠款已经构成违约，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之二海神公司的损失金额问题，海神公司和嘉宝莉约定计算损失以优惠方式给予80000元，视为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予以确认。海神公司反诉损失89677.21元，违反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支付赔偿款80000元及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给反诉原告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920元，保全费836元，共计1756元，由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207元，由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负担287元，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2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IOS-MAT-0066第九版译文；证据二、IOS-MAT-0010第十一版译文；证据三、《水性样品漆申请表》一；证据四、《水性样品漆申请表》二；证据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186-2006）（色漆、清漆和色漆与请启用原材料取样）。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该证据的合法来源，并且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三、四，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上诉人单方制作，并且该申请表中仅有业务部审批，样品要求完成时间、跟单记录情况、样品到达等相关事宜均没有跟进，并且该证据可以证明其提供的产品确有要求改善拼接处开裂及其微气味问题，证明上诉人并未完成相关问题的改善。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送检样品程序不符合规定，事实上被上诉人送检时，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一起前往并取样的。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是基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反诉请求因质量问题的损失赔偿，其反诉的依据亦是本诉中所涉及的《购销优惠协议》，因此，被上诉人提起的反诉与本诉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符合反诉的受理条件，一审予以受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提起反诉的主要依据是《购销优惠协议》，虽然涉案货物的交易发生在2015年，但双方就质量问题已于2017年9月28日达成协议，诉讼时效就此中断，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7日提起反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从双方代表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了协商，并由此签订了《购销优惠协议》。《购销优惠协议》约定“剩余80000元在享受协议约定优惠所获取的赠送产品累计总额达到80000元后一周内支付，但最终支付期限自前述协议签订之日起不超过1年”，即上诉人同意以优惠方式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剩余的80000元货款的支付以赠送产品达到80000元为前提，因此一审认定双方签订的《购销优惠协议》实为赔偿协议并无不当。上诉人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买10送1”的优惠，赠送产品未达到80000元，并以不正当方式促进一年期限条件的成就。因此一审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80000元欠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被上诉人的反诉，根据《购销优惠协议》的约定，双方已就质量问题达成了赔偿协议，即双方已协商确认应赔偿的损失数额为80000元，并以买10送1的优惠方式来给予这80000元，并作为剩余80000元货款支付的前提。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80000元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实际上是认定了上诉人的80000元剩余货款已抵作损失赔偿款，一审判决上诉人仍需向被上诉人赔偿80000元，属重复赔偿，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的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0元，保全费836元，共计1756元，由上诉人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207元，由被上诉人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27元，由上诉人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64元，被上诉人海神工艺（惠州）有限公司负担10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