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11126号原告：天津安兴安全防护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真理道**增**。法定代表人：杨建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业九街**法定代表人：杨福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筱畅，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武，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安兴安全防护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兴公司）与被告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建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筱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耀公司支付原告安兴公司货款213529.1元；2.判令被告金耀公司支付自200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08年5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213529.1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金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安兴公司于2007年开始陆续给金耀公司提供医疗方面货物，供货之后，由安兴公司开具发票，金耀公司付款，截至今日，安兴公司已经将自己的义务履行完毕，但金耀公司仍拖欠一部分货款尚未支付。安兴公司多次催要，金耀公司以领导未审批等多种理由推脱，故安兴公司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金耀公司辩称，不同意安兴公司的诉讼请求。安兴公司与金耀公司从2008年开始合作，至2010年为止，2014年金耀公司已经付清货款。安兴公司仅凭发票无法证明其是按照发票金额进行的供货。2010年后再无供货往来，安兴公司始终未向金耀公司主张欠款事宜，安兴公司所诉货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书面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计算方式，口头合同应当参照书面合同，若安兴公司诉请金耀公司支付违约金，应根据合同和实际履行供货义务的凭证按照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计算。诉讼费应由安兴公司负担。原告安兴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产品采购合同》三份，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部分业务补签了合同，交易模式是先供货后开票；证据二、发票176张，证明安兴公司在供货后向金耀公司开具了发票，金耀公司已经抵扣和认证完毕，但是金耀公司没有按时向安兴公司支付欠付货款；证据三、安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新与金耀公司员工王宝强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证明安兴公司就金耀公司欠付货款经常向金耀公司催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王宝强的电话号和微信上登记的联系方式一致，王宝强是金耀公司和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药公司）和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的总采购；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双方个人信息页截屏，证明安兴公司在2017至2019年一直在催款，安兴公司要求就金耀公司欠款213529.1元核对无误后补签合同，王宝强未予以否认，也没有否认称不负责金耀公司业务，王宝强虽系天药公司的员工，但结合证据三和证据七可以看出天药公司与金耀公司系母子公司关系，两公司主要人员和业务存在交叉，王宝强的工作内容涉及到三个公司；证据五、发送邮件截屏，证明安兴公司员工于2018年2月12日向金耀公司邮箱×××＠163.ｃｏｍ发送两次邮件，对安兴公司主张的213529.1元欠款进行催款，中断诉讼时效；证据六、金耀公司就浴室水控计费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发布的磋商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等文件，证明×××＠163.ｃｏｍ邮箱是金耀公司的邮箱；证据七、企业信息截屏，证明王宝强负责的药业集团、天药公司系金耀公司股东，天药公司是金耀公司的母公司，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出王宝强负责三个公司业务符合常理，不能以劳动关系判断工作范围。被告金耀公司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产品采购合同19份，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截至2010年，合同约定了付款时间、违约责任；证据二、付款凭证35份，证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付款，金额总计851913.01元，其中银行转账848162.81元，现金付款3750.2元，最后一次付款在2014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在下文中综合论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安兴公司与金耀公司自2008年起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金耀公司陆续向安兴公司采购电器、五金等货物。双方主要采用口头方式订立合同，部分合同采用书面方式订立。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双方提供的书面合同共计20份，其中2009年和2010年期间签订的合同共计19份，合同金额合计155296.5元，2019年6月12日签订合同1份，合同金额为152158元。2008年3月21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8853.7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8年7月10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000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8年7月23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3076.1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8年8月10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330元；2008年10月29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450元和4332.1元的转账支票各一张；2008年10月31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4972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8年11月26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7818.6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8年12月26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16052.52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9年1月9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3129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9年4月27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86060.1元的转账支票一张，支付现金290元；2009年5月6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420元；2009年5月23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612元；2009年6月30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63064.4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9年7月8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300元；2009年10月15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420元；2009年10月26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65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支付现金68元和260元；2009年11月19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92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09年12月25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158元；2010年1月25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7079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0年2月4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100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0年2月10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445元；2010年2月22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179.94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0年3月3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8609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0年3月5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245.2元；2010年4月22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1242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0年6月25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9551.6元和9810元的转账支票各一张；2010年8月11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支付现金202元；2012年4月27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30000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2年9月21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36729.05元的转账支票一张；2014年9月29日，金耀公司向安兴公司交付了金额为2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转账5911.7元。以上合计851913.01元。2008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1张，金额合计433145.62元；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金额合计9183.7元。2009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6张，金额合计510533.22元；增值税普通发票4张，金额合计1340元。2010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5张，金额合计100716.49元。2011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金额合计11181.23元。2013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金额合计1174.65元。2014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金额合计5808.8元。2016年，安兴公司向金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金额合计160元。2017年6月1日，安兴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向天药公司员工王宝强发送以下内容：“王师傅：您好！我把欠款金额发给您，麻烦您和各单位对对账，然后咱们补合同。截止到2017年5月31日，药业集团欠安兴安全货款33101元，其中1620元因为合同总金额计算错误，一直未付款，其余31481元为2016年欠货款。天药药业欠安兴安全货款269588.65元。金耀生物欠安兴安全货款213529.10元。”2017年7月18日，安兴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向天药公司员工王宝强发送以下内容：“王师傅，您好！天药药业、金耀生物、药业集团欠款您和会计对好了吗？”2018年2月12日，安兴公司向×××＠163.ｃｏｍ邮箱发送邮件2封，邮件内容均为“请见附件”，附件文件名称分别为“天药药业等欠款说明2018.2.12.ｄｏｃ”和“天药，金耀，集团欠款2018.2.ｘｌｓ”。金耀公司认可×××＠163.ｃｏｍ邮箱为金耀公司工程部员工内部邮箱。2020年2月27日、2020年5月15日，安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新通过电话向天药公司员工王宝强催要欠款。另查，天药公司和药业集团系金耀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安兴公司与金耀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因大部分业务未订立书面合同，双方对于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存在争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金耀公司是否欠付安兴公司价款；二、安兴公司的付款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安兴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具有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买卖合同的履行必须有实际的交付，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实际交付是判断双方买卖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志。首先，根据商业交易习惯，收货凭证才是证明买受人收到货物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判断收货的直接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它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法定凭证，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重要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当事人是否基于真实交易开具发票和抵扣税款与是否交付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前者受税法规制，后者受合同法调整。因此，不能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单独作为认定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的证据，在买受人不认可的情况下，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安兴公司述称，供货后金耀公司为其出具了送货单，但开具发票后安兴公司又将送货单和发票一并交付给金耀公司，故无法提供交付标的物的凭证。送货单作为重要的权利凭证，出卖人应当审慎的保管，经询问，安兴公司既不能出示向金耀公司交付送货单的接收凭证又不能提供送货单的复印件，缺乏合理解释，无法佐证上述陈述。其次，安兴公司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供货后开具发票，因此金耀公司接收发票并抵扣税款的行为即对收到相应货物的确认。但安兴公司开具的发票中，部分发票并未记载货物的名称、规格和数量，不具备核对交付情况的条件，即使部分合同存在先供货后开具发票的情形，也不能排除其他合同存在先开具发票后供货的可能。安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具有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结算依据或者交付凭证的交易习惯或约定，故不能将安兴公司开具的发票单独作为认定供货情况的依据。安兴公司申请本院向税务机关调取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抵扣情况，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本院不予准许。再次，安兴公司虽主张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金耀公司催收欠款，但其催收的对象王宝强并非金耀公司的员工，安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宝强系金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具有表见代理的情形，故安兴公司对王宝强进行催收的行为对金耀公司不产生效力。且无论是王宝强还是电子邮件的接收方，均未对安兴公司主张的债权进行确认，故不能据此认定安兴公司欠付金耀公司货款。鉴于安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耀公司欠付其货款，故第二个争议焦点和第三个争议焦点亦无讨论的必要，本院不再进行论述。综上所述，安兴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安兴安全防护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4元，减半收取计2252元，由原告天津安兴安全防护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翟婧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陈阳书记员李天怡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