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0民终1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滨河西路彩虹桥西。法定代表人：苏学峰，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迎辉，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祥，男，该医院投诉办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降斌彪，男，197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晓宇，女，197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系被上诉人降斌彪的妻子。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临汾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医院）与被上诉人降斌彪、贾晓宇（以下简称降斌彪二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晋1002民初3523号民事判决。降斌彪二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30日作出（2018）晋10民终311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重审。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晋1002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市医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市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迎辉、高祥，被上诉人降斌彪及其与贾晓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患儿降星佑，男，1岁半，2018年6月3日7时左右，因发热1天，伴腹泻、惊厥1次，在市医院接受治疗，入院记录记载患儿1天前出现腹泻、稀便、有臭味，夜间出现发热，凌晨6时左右惊厥1次，表现为双眼凝视，四肢抖动，牙关紧闭，呼之不应，持续约数秒后自行缓解，缓解后大便7-10次，均为稀便，伴喉中痰鸣，病程中呕吐1次。查体，精神欠佳，咽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音，心音有力、律齐，腹软，肠鸣音活跃，双侧巴氏征阳性。处理方式为灌肠。2018年6月3日早晨8时28分，发现患儿面色苍白，听诊心音遥远，立即予胸外按压。后患儿不幸死亡。2018年8月6日，市医院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降斌彪二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一，患者降星佑入院症状记录。证明：1．患者降星佑病历书写不规范，落款没有医师签名。2．患者于2018年6月3日8时28分生命体征丧失。3．病历材料存在篡改，字体明显不同，从胸外按压之后市医院所谓的抢救过程已经实施完毕，其首诊医生为掩饰其过错就不存在的救治行为进行了补写，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进行其所谓的会诊及抢救措施。证据二，检验申请单收费票据（明细）。证明：1．患者7时10分入院后，到9时06分才开具检验申请单，前后间隔近两个小时，中间无进行检查措施，市医院存在延误治疗的客观事实，没有及时履行救助义务。2．诊断处记载为惊厥，明显存在漏诊的重大过错，因为在医学临床中，双侧巴氏征阳性首先考虑神经系统病变及脑部病变，而市医院未对此引起重视，未进行相关检查。3．市医院首诊大夫极不负责，在8时28分，患者心跳停止，胸外按压无效半个小时后才开具检验申请单，证明市医院是在患者死亡后，为回避其不及时对患者进行诊疗的过错而补开。4．市医院在患者死亡后对检验申请单对应的检测项目收取了费用，但未实际进行检验，也没有实际对患者输液，仍在掩饰其过错。同时，市医院在不规范的病历材料中叙述在胸外按压时还注射了肾上腺素，洛贝林，但用药明细中没有使用该药物的记载，更加能够证明市医院存在篡改、伪造病历的行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推定市医院具有过错。证据三、降大宝住院病历。证明：1．另一患者降大宝入院时症状同本案患者降星佑症状一致。2．降大宝经诊断为病毒性脑炎，该诊断证实因为患者存在双侧巴氏征阳性这一特征得出，同时还诊断出患者存在惊厥持续状态等多种病情。3．临汾市中心医院对降大宝病情重视，及时检查，及时诊断，对症治疗。降大宝病愈出院。该证据和市医院检验申请单和病历形成鲜明对比，市医院对于接诊患者的诊疗不重视，检查不及时，治疗不对症，病历不规范等种种行为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一严重后果，同时市医院在检验申请单上记载的诊断为惊厥，惊厥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其他症状均未体现。证据四，市医院原二审民事答辩状。证明：1．市医院在其原二审民事答辩状中称8时28分左右发现患者降星佑面色苍白，故及时将其送往抢救室。该说法和患者降星佑入院症状记录中记载的8时28分发现患者脸色苍白，立即予以胸外按压明显矛盾。市医院认可8时28分开始抢救，同时认可麻醉科及耳鼻喉科进行了会诊，但市医院没有提供心电图记录、会诊记录。该民事答辩状中对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的使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市医院出具的用药明细中没有该三项药物，说明抢救过程属于虚假陈述，并且该陈述和其出具的病历记载相互矛盾。2．对患者进行会诊，这种说明违背客观事实，会诊必然会有会诊记录，但市医院未能提供，说明会诊系虚假陈述。3．市医院在原二审民事答辩状中明确陈述，抢救时使用过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这几种药物。事实上市医院这种说法根本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本意在于掩饰其未及时救治患者的这一过错。从市医院出具的用药明细中可以看出，市医院根本没有对患者使用上述药物，进一步证明市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证据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因市医院过错造成患者降星佑死亡的后果。市医院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一，尸体解剖告知书，证明患者去世后，市医院对其家属履行了告知义务，告知其可以进行尸体解剖，明确院方的责任，患者的母亲贾晓宇进行签字，不同意尸体解剖。证据二，赵某的证明，证明救治时主要的用药情况，当然还有其他的药物，证明并非是降斌彪二人所说市医院隐匿用药的情况。降斌彪二人对市医院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该证据的形式上看，属于市医院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该告知书对降斌彪二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市医院也未对降斌彪二人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从内容上看，该告知书最下边陈述是市医院医生单方机打，如市医院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应该是降斌彪二人签字确认，双方争议的是市医院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病历，因此对该告知书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市医院举证其证明目的在于弥补其向降斌彪二人出具的用药明细部分，市医院向降斌彪二人出具的收费票据没有对所用药品进行注明；市医院出具的收费票据是属于税务机关签发的正式文本清单，同时市医院对其所称抢救所用三种药物并未在收费票据中予以体现；赵某本人没有出庭，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法查明。市医院对降斌彪二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于降斌彪二人所认为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因为降斌彪二人的孩子降星佑在市医院诊救的同时，另一个孩子降大宝在临汾市中心医院就诊，而在市医院救治降星佑的当中，医生多次让其家属办理诊疗卡、挂号，降斌彪二人都没有办理，也没有办理住院手续，因当时情况紧急，书写病情只能找一张空白纸进行书写；关于降星佑生命体征的问题也不是8时28分，是在9时30分心电图呈直线，家属放弃抢救，医生告知家长解剖查明原因，家长拒绝解剖，9时40分抱着孩子离开医院，对证据一证明事项不认可。对证据二，因为市医院实行的是电脑化操作，检验单的开具必须是办理就诊卡后刷卡才能够进行检验单的开具，降斌彪二人所提供的检验单是其后来补办就诊卡后才开具的，对于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三，降大宝在临汾市中心医院住院的病历，降大宝被救治过来，降大宝与本案降星佑的个体差异不同、患病轻重不同，不能拿降大宝的诊治来说明对降星佑的诊治就不对，应通过鉴定确定双方责任。对证据四，降斌彪二人认为会诊有会诊记录没有提供，对其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因为患者降星佑是通过熟人赵某进入市医院进行救治，会诊有麻醉科、耳鼻喉科的；用的药有医生所出具的诊断，对此赵某医生出具的证明可证实。本案是发还重审，降斌彪二人在原一审及原二审中都没有提到用药不对，用药在诊断证明中已写明。对证据五，没有异议。综上，本案只有经过进行鉴定，才能对双方的责任进行划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市医院对患者的医疗措施是否不当。患者降星佑于2018年6月3日7时左右送至市医院就医，市医院接诊并对患者进行了初步检查，根据入院记录记载，市医院对患者降星佑进行初步检查时已查出患者存在咽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音，双侧巴氏征阳性等症状。从降斌彪二人及市医院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医院仅对患者进行了灌肠，在检查中已查出多种症状的前提下，未采取其他治疗措施，在8时28分，患者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市医院在对患者胸外按压无效，于9时06分开具检验申请单，检验申请单中诊断处明确病情为惊厥而无其他记载，而市医院在7时左右已确认患者存在双侧巴氏征阳性等紧急症状，到8时28分发现患者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在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市医院却未对此引起重视，没有进行相关检查及治疗，市医院接诊患者后明显存在漏诊的重大过错及延误治疗的客观事实，延误治疗的行为导致患者降星佑死亡，故市医院的治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关于焦点二，市医院是否存在伪造病历情形。1．从病历材料来看，市医院出具的病历材料系手写形成，该材料并不符合医疗机构病历出具的相关规范，也可以证明市医院的首诊医生即签字医生与实施灌肠的医生并非同一人，同一份病历上出现了多种不同字体，在病历前半部分，市医院医生已将患者症状进行了较为详细记载，但没有及时采取治疗措施，在病历后半部分，市医院由不同的医生书写了抢救过程。一份病历多人补写，市医院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2．病历材料中后半部分记载，抢救过程中使用肾上腺素、洛贝林，结合市医院在原二审中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其中记载在抢救过程中多次使用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上述三种药品均属于抢救药品，但结合降斌彪二人提供的门诊收费票据来看，收费票据用药明细中并未体现上述三种药品，那么市医院在抢救过程中使用了上述三种药品，但未对此进行收费，该行为不符合客观常理，说明病历有伪造行为。3．从心电图来看，只有2018年6月3日9时32分44秒的心电图，市医院所陈述的8时28分抢救时竟然无心电图记录，无血压检测记录，无会诊记录，市医院的病历材料亦不完整。结合以上三点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规定，市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故应当推定其具有过错。关于焦点问题三：市医院是否尽到法定说明义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但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之规定，市医院没有尽到法定告知义务，存在过错。该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市医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市医院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市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对降斌彪二人的损失，该院确认如下：1．降斌彪二人主张医疗费846.5元，有门诊收费票据为证，对该费用予以支持；2．降斌彪二人主张死亡赔偿金620700元，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3．降斌彪二人主张丧葬费33834.5元，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4．降斌彪二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降斌彪二人之子降星佑已死亡，且给降斌彪二人造成巨大伤害，对该费用予以支持；5．降斌彪二人主张交通费300元，因降斌彪二人未提供相应票据，考虑降斌彪二人之子降星佑救治期间及降斌彪二人办理丧葬事宜期间产生交通费的必要性，对该费用予以支持；以上合计705681元。综上，原审法院据此判决：被告临汾市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降斌彪、贾晓宇各项损失合计70568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42元，由被告临汾市人民医院承担。市医院的上诉请求为：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查清双方的责任。二、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案应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定市医院对患者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责任的大小。根据鉴定结论进行判决，这也是（2018）晋10民终3119号民事裁定的理由。原审法院未经鉴定进行判决不当。二、市医院对患者的诊疗措施并不存在过错。首先，一审认定的“7时左右已确认患者存在双侧巴氏征阳性等紧急症状”不正确，降斌彪二人到医院是在7点半以后。其次，在患者无挂号的情况下，医生见患儿呈惊厥状态，立即予以5%水合氯醛灌肠镇静止痉，这措施是任何惊厥患儿首选治疗方案。再次，进一步做检查及治疗需要办卡办理入院手续，市医院多次告知催促患者家属去挂号办卡，但家属却未予办理，直到后来要采血化验仍因没有诊疗卡不能进行，再加上患者出现惊厥时间为凌晨6时左右，一个小时后患者才到市医院就诊。患者死亡是降斌彪二人没有引起重视、延误了治疗，市医院对患者的医疗措施并不存在过错。三、市医院不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情形。伪造病历是指本来没有病历的内容而事后伪造补写，或者本来是没有检查却伪造检查出报告。篡改病历是指在原有真实存在的病历上进行涂抹或者增删的行为，涂改病历内容、乱擦后重写、增删诊断内容或页码等，使与原来的病历内容有明显的不同。市医院并不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情形。原审判决认为有关抢救药物病历中提及使用但未开具收费单，从而推断病历有伪造行为，实属错误。一是这些抢救药品是科室必备药品，价格便宜，出于对患者的同情，只收了抢救费用，这也符合情理。降斌彪二人认识的赵某医生可以证明用药抢救情况；二是患者家属从就诊看病始一直未办理挂号，无法办理入院手续，从而抢救的具体细节不能体现，当时只能下达口头医嘱，由护士执行，但抢救结束后立即书写的抢救病程，而且病历上所有的字前后不超过2小时（符合抢救病程6小时内完成的规定），不存在事后涂改增删情形。综上，市医院在一个多小时的诊疗过程中是积极的，抢救措施是正确的，不存在诊疗过错。综上，应当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降斌彪二人答辩称：一、市医院提供的病历不真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或者补充相应材料。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根据该规定，首先要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其次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本案在一审庭审时已查明：第一，市医院的病历不规范，同一份病历出现了多种不同字体，一份病历多人补写，市医院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反映出该病历不真实。第二，病历中书写8时28分发现患者面色苍白，听诊心音遥远。称采取了抢救措施，但心电图只有2018年6月3日9时32分44秒的记录，未提供从8时28分开始抢救的全部心电图记录。说明市医院提供的病历材料不完整，还存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病历的行为。第三，市医院出具的用药明细中无其认可的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记载，反映出市医院提供的病历存在篡改、伪造。上述证据属于鉴定所必需材料，亦经一审庭审质证。市医院出具的各项材料不真实、不完整，还存在篡改、伪造的情形，故根据现有材料不具备鉴定条件。二、市医院存在过错。1．市医院存在漏诊的客观事实。市医院出具的检验申请单中，诊断处明确病情为惊厥，但同样症状，另一患者降大宝在临汾市中心医院却诊断为中毒性脑病、惊厥持续状态、脑炎等病情，且及时采取了诊疗措施，对症治疗后已治愈出院。市医院未诊断出患者降星佑相关病情，没有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漏诊的客观事实。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市医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市医院延误患者抢救时机。患者降星佑入院后，市医院对患者体检中已查出患者存在咽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双侧巴氏征阳性等多种症状，但仅对患者进行灌肠而未采取其他措施，说明当时市医院对患者病情未引起重视，未发现患者病情的危急性。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未采取其他治疗措施，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直至8时28分，患者生命体征急剧下降。从这一情节来看，反映出患者入院时情况已非常紧急，市医院没有对患者病情引起重视，没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延误了抢救时机。3．市医院出具的收费检测票据中包含其他病毒血清学诊，说明市医院明知患者情况需要及时对血液进行化验，但在患者入院后却没有进行，在患者死亡后才开具，再一次印证市医院对患者病情不重视及延误抢救时机，同时还能证明市医院为掩饰其过错而在事后补开检验单。4．市医院明知当时情况紧急，却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未对患者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之法定救助义务。5．市医院未向降斌彪二人说明患者病情和医疗措施，也没有向降斌彪二人说明医疗风险等情况。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市医院没有尽到说明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市医院称是降斌彪二人没有对患者引起重视，延误治疗的理由不能成立。患者入院后，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市医院仅对患者采取了灌肠措施而未实施其他任何诊疗行为，此期间才是真正的延误治疗。市医院的诊疗行为明显存在过错。三、市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的客观事实。首先，市医院出具的病历材料不规范，同一份病历上出现多种不同字体，整个病历由多人书写，尤其是一个抢救过程，即听诊心音遥远，立即予以胸外按压以句号结束后，又就不存在的救治行为不断补写、不断完善，此为篡改病历的行为。其次，市医院在该病历及原二审民事答辩状中陈述，抢救患者过程中使用了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三种药品，但事实上从市医院出具的用药明细中可以看出，该三种抢救必需药品并未使用，未使用过的药物出现在了病历中属于伪造病历的行为。再次，市医院从未对患者进行过血液检测，但从市医院出具的收费票据清单中可以看出，未做的血液检测项目都收了费，已用药物却不收费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应当推定市医院具有过错，应对降星佑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中，市医院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其全程参加抢救。2018年6月2日上的晚班，到6月3日早上8时交班，到早上7点半以后接到赵某的电话，当时孩子惊厥，就先用止抽的药，药物起作用得二十分钟左右，当时张某让家长办理诊疗卡，调整床位过程中患儿出现面色改变，心音遥远，随后将患儿移至抢救室进行抢救，同时联系麻醉科、耳鼻喉科准备气管插管，护士留针后给予甘露醇、盐水、肾上腺素、洛贝林等药物治疗，九点左右办理诊疗卡后，给予采血进行化验，只采了血，家长不同意就没有进行化验，抢救了一个小时左右，抢救无效死亡。整个抢救过程张某都没有让家属去交费，等到6月15日家属找来要抢救用药的记录单及化验单，张某就把原件给了家属，每个化验单的交费日期是6月15日，开具化验单时间是6月3日。证人赵某称其与贾晓宇是同学，贾晓宇6月3日早上给其打电话，其当日早上七点之前给张某打电话联系，抢救时其在现场，但不清楚用的什么药。降斌彪二人的质证意见为：张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该证言与待证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张某出具的病历只记载了有肾上腺素和洛贝林，作证时却称还用过甘露醇，明显与病历不相符。二位证人所陈述的抢救时间也不同，其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不予认可。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是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在诊疗过程中的具体诊疗行为是否规范可能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及患者生命健康安全的可能性，达到治病救人的医疗目的，在诊疗过程中应当向患者及家属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除外。”本案中，市医院称其在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但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实：一、患者降星佑于2018年6月3日7时左右送至市医院就医，在对患者降星佑进行初步检查时已查出患者存在咽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音，双侧巴氏征阳性等症状的情况下，仅对患者进行了灌肠，在8时28分，患者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在9时06分开具检验申请单，检验申请单中诊断处明确病情为惊厥而无其他记载，可见，市医院接诊患者后明显存在漏诊及延误治疗的客观事实，延误治疗的行为导致患者降星佑死亡的后果。二、市医院出具的病历材料系手写形成，该材料并不符合医疗机构病历出具的相关规范，在病历前半部分，市医院医生已将患者症状进行了较为详细记载，但没有及时采取治疗措施，在病历后半部分，市医院由不同的医生书写了抢救过程。一份病历多人补写。三、病历材料中后半部分记载，抢救过程中使用肾上腺素、洛贝林，结合市医院在原二审中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市医院陈述在抢救过程中多次使用肾上腺素、洛贝林、甘露醇等药物，但收费票据用药明细中并未体现上述三种药品，该行为不符合客观常理，说明病历有伪造行为。四、从心电图来看，只有2018年6月3日9时32分44秒的心电图，市医院所陈述的8时28分开始抢救，但无心电图记录，无血压检测记录，无会诊记录，市医院的病历材料亦不完整。市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未能对其制作并保管的病历完整性、合理性作出明确解释，其提供的病历资料不能证实实施抢救的全过程，且不规范的病历记载导致无法进行医学鉴定，导致患者损害的具体原因无法查清，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由市医院对患者降星佑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市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7元，由上诉人临汾市人民医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遆海鹏审判员 张 琼审判员 吴东红 二○二○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赵静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