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中，男，196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粤海坤辉家园怡景阁4座202房，公民身份号码：440************016。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泽填，广东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艺妹，广东典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住所地:潮州市******。负责人：林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胡笑笑，均系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建中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下简称“工行潮州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该案原由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陈建中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工行潮州分行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粤民申38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粤民再21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及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重审。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立案重审，并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8）粤5102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陈建中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建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泽填，被上诉人工行潮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胡笑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建中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支持陈建中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工行潮州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既未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也未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据如下：（一）一审判决关于“2015年6月，工行潮州分行启动人员离行审批程序，向陈建中作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认定有误。1.一审法院对关键证据《工商银行潮州分行人员离行会签单》（下称“《人员离行会签单》”）的审核认定不当。该《人员离行会签单》中“离行人员所在部门”一栏中，明确记载了“本部门工作已完成交接、已注销统一认证号平台下相关应用权限、已归还员工因私证照”等内容，部门负责人刘丹签名的日期是2015年6月24日。而涉案《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的实际产生日期是2015年6月25日，换句话说，该所谓的离行审批程序是在《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写下的前一天就已经启动了，被上诉人提前一天在内部已经剥夺了上诉人的员工身份及权限，提前将上诉人踢出了工行潮州分行，变相解除了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因此，在被上诉人无法对其提前一天在内部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这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人员离行会签单》无法与《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即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鉴此，一审判决“从该《人员离行会签单》看，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的日期是2015年6月26日并非2015年6月24日”的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对关键证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审核认定不当。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瑕疵，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具体包括：首先，一审法院委托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051号《鉴定意见书》显示：涉案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签收日期均不是上诉人所写，即该三份材料中的签收日期都是被上诉人一方的人员所写。对此，被上诉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该三份材料是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的法律凭证，关系到上诉人作为工行潮州分行三十多年老员工的重大权益，倘若真的有实际送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肯定会要求上诉人本人签名并写上签收日期。对于该重大瑕疵，一审法院竟未依法审查，未要求被上诉人对此作出解释。其次，落款日期与《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严重冲突。根据被上诉人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见被上诉人在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中提交的证据12]，涉案的关键证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三份材料的实际用印日期是2015年7月2日11时23分30秒，用印方式是手工用印，且有高拍仪录像。而该三份材料上的落款日期却是2015年6月26日，且没有按照《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的要求同时需加盖行长名章。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性只有两种：要么该三份材料上的公章是假冒的，要么是被上诉人刻意违反《行政印章管理办法（2012年版）》[见被上诉人在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中提供的证据16]违规使用印章而产生的。而这两种可能性都能直接否定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令人意外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证据瑕疵，一审法院竟置若罔闻，未依法审查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其实际用印时的视频录像，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对证据审核不客观、不全面，进而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实际上，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是被上诉人单方伪造出来的，且从未向上诉人送达过。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向上诉人作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书关于“应认定工行潮州分行对于陈建中关于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申请予以确认，可视为双方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合意”的认定有误。1.涉案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真实性和合法性严重存疑，不应直接采信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理据如下：首先，该《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实际书写日期是2015年6月25日下午，但落款日期却倒签提前至2015年6月16日。若如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上诉人出于自愿写下该申请书、又与被上诉人达成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大可在2015年6月25日按照劳动者先提出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由双方共同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然后再按照被上诉人的员工离职流程进行即可。上诉人又何须专门写下这份内容不完整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并特地将落款日期倒签提前，被上诉人又何须通过在《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被上诉人在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中提交的证据7]上伪造上诉人的签名来捏造已完成工作交接的事实。其次，上诉人自1985年入职，至2015年已在工行潮州分行工作了三十年，距离退休已不足五年。倘若上诉人因遭他人投诉参与经商而导致被工行潮州分行处分，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被解除劳动关系。而被上诉人的《信访举报初查（受理）件办结登记表》显示：初查结论是失实，处理结果是了结，办结日期是2015-6-290：00，即尚没有确凿证据断定陈建中有投资经商行为[见被上诉人在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中提交的证据10]。鉴此，按照正常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上诉人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提前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即使由被上诉人首先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达成合意，上诉人至少还能够拿到一大笔经济补偿金。同时，该《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落款处没有申请人的签名，内容不完整、格式不规范，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存疑。2.涉案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严重存疑，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前所述，该三份材料上工行潮州分行的印章使用时间与落款日期存在冲突，且没有按照《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的要求同时需加盖行长名章，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其实际用印的高拍仪录像，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应认定该三份证据不具备真实性与合法性。因此，仅凭《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三份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是无法得出与讼双方已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合意的结论的，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书关于“至于陈建中提出的工行潮州分行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存在审批手续、移交手续等问题，应属单位内部的管理范畴，不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定情形”的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将其伪造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这四份材料作为证据提交，即已经由单位内部违规问题上升到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虚假证据问题，一审法院应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不应采信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理据如下：1.工行潮州分行的印章审批手续存在严重违规或违法问题。《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三份材料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被上诉人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提交潮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时间是2015年6月30日（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9），而被上诉人内部审查批准并在该三份材料上用印的日期却是2015年7月2日11时23分30秒。根据工行《行政印章管理办法（2012年版）》的规定，先用印后审批属于严重的违规问题，会导致重大的领导责任。而被上诉人之所以在该三份材料中用假印章或者违规用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配合其违法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这一行为。否则，诚如一审认定的双方已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合意的，被上诉人又何必冒着被上级行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严厉处罚的重大风险，铤而走险。2.《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存在伪造签名问题。本案原一审程序中，司法鉴定意见已确定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中2015年6月25日10时一栏中印章交出人“陈建中”并非上诉人本人所写。试问，如果双方真的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合意，双方大可按正规的离职流程办理工作交接，被上诉人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在《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上伪造上诉人的签名，何必无端增加自身的法律责任风险。3.作为银行员工身份象征的《银行结算证》迄今仍在上诉人手中。本案原二审程序中，上诉人向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银行结算证》，该证据是上诉人所在岗位日常工作中一份重要的权限类证件，事关工行潮州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金融机构、财政、税务之间的巨额资金交易和票据交换问题。该证件迄今仍在上诉人手中，代表着双方从未进行过工作交接，是对被上诉人在《人员离行会签单》中捏造的双方已完成工作交接这一虚假事实最好的反驳。因此，一审判决以“单位内部的管理范畴”这样笼统的说法掩盖被上诉人在民事诉讼中提交虚假证据的行为，导致案件重要事实无法查清，进而产生不公的判决结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认定“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的劳动合同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理据如下：首先，《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已“协商一致”。诚然，涉案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并非《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申请书并不是通知书，不会产生启动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在收到解除申请后，肯定也需要一个与上诉人沟通协商劳动合同解除事宜的过程，即与讼双方还需要考虑劳动者在职期间的权益、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工作交接、人事档案转移等相关问题，并通过与上诉人的协商来确定是否要批准解除劳动合同。而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26日隐瞒上诉人，伪造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三份材料后，径直于2015年6月30日到潮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解除与上诉人劳动关系的备案登记手续，在未经协商且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直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协商的相关证据，更无法证明双方经协商一致而解除劳动关系，故一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6条缺乏事实依据。其次，被上诉人自劳动仲裁阶段以来，一直主张其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37条之规定，即被上诉人一直主张的是因上诉人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而最终解除劳动关系的。关于被上诉人在依据《劳动合同法》36条与37条法律条款自认不一致的问题，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中有明确的认定[详见（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书》第15页第7行至第17页第7行]。而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未就被上诉人主张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有据进行审理，未严格审查被上诉人基于何种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反而径行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合意，有违公正审判之基本原则。2.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判决被上诉人负担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首先，一审判决第23页第16行认定根据“一事不再理”民事诉讼原则不应再审理上诉人主张的鉴定费用问题，是不正确的。本案已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了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和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即因被上诉人在《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上伪造上诉人签名产生的笔迹鉴定费用负担问题仍然处于未决状态，依法应在本案一审诉讼中进行审理。其次，上诉人根据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051号《鉴定意见书》，主张由被上诉人负担鉴定费用20600元完全合法。因为被上诉人一直主张《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三份材料是其向上诉人作出，且由上诉人签收。而上述《鉴定意见书》已明确证明该三份材料中的签收日期并非上诉人所写，即被上诉人再一次违反了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欺骗法庭、欺骗上诉人，一审法院不应判决被上诉人可以从其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中获益，即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负担上述鉴定费用20600元。工行潮州分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陈建中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中，陈建中主动向被上诉人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劳动关系由此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陈建中主动向被上诉人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从该份《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中不难看出：陈建中的意思表示完全清楚，其是因“个人原因”，希望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该意思表示清楚、真实、无歧义，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陈建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也完全清楚该意思表示作出后所导致的后果，即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该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自到达被上诉人时已经生效，不存在任何导致无效的情形。陈建中在本案原审过程中一直主张其因受到欺诈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从原审仲裁阶段一直到再审阶段，再到本案中，均未提出任何证明其受到欺诈的证据材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因陈建中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而解除。二、本案中，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原因是陈建中主动提出离职，不存在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更不存在违法解除，陈建中关于要求确认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导致继续履行或者支付赔偿金的法律后果。而本案中，有且仅有陈建中向被上诉人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被上诉人从未作出过解除的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自然也不存在违法解除。三、陈建中关于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及25%的赔偿费用和2016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及25%的赔偿费用的两项请求均是基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一事实得出。如上所述，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从而也无法得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结论，因此，该两项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四、陈建中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补缴2015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的请求，并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依法不应进行审理。五、陈建中关于要求被上诉人书面赔礼道歉及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同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且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六、陈建中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件鉴定费用3950元的请求已经经过贵院及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并作出判决，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不应进行审理；陈建中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本案鉴定费20600元的请求并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审理，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另外，鉴定结论也并不能证明陈建中所主张的事实，依法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七、在（2018）粤民再210号民事裁定书中，广东省高院认定本案是劳动者首先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认定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而上诉人也没提出任何的新证据来否认其首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事实，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应延续省高院的认定。从本案的关键证据，也就是上诉人确认是其亲笔书写的解除劳动的合同申请书中，可以清晰看出，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很清楚，是其个人原因解除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也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一审提到的受胁迫、欺诈并未提出证据证明，我方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已经生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陈建中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全部驳回陈建中的上诉请求。陈建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工行潮州分行解除与陈建中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无效、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2.工行潮州分行支付陈建中自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96769.91元（该款按陈建中2015年度缴费工资计算），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24192.47元；3.工行潮州分行支付陈建中自从2016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4.工行潮州分行为陈建中补缴自从2015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5.工行潮州分行向陈建中书面赔礼道歉，并在《潮州日报》上刊登三天；6.工行潮州分行赔偿陈建中精神抚慰金100000元；7.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工行潮州分行承担；8.工行潮州分行涉嫌伪造证据,请人民法院查实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陈建中增加诉讼请求：判决工行潮州分行付还陈建中鉴定费用245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建中于1985年12月入职工行潮州分行，工作期间曾担任过信贷部的信贷员、信贷科副科长、保卫部副总经理、内控部副总经理、发展科副科长、支行副行长等，离职前，陈建中在运行中心从事票据交换工作。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4月14日，根据双方于2008年6月20日订立的《劳动合同书》（合同编号：0000127525）及相关规定，双方又签订《岗位协议书》，约定陈建中在运行类岗位工作，期限自2013年4月14日至2016年4月13日。2015年6月25日，陈建中到工行潮州分行书写并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内容为“本人陈建中，身份证号：440************016，因个人原因，申请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工行潮州分行启动人员离行审批程序，向陈建中作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主要内容是证明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于2008年6月20日订立的《劳动合同书》（合同编号：0000127525）已于2015年6月26日解除。2015年6月26日，工行潮州分行还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主要内容是确认陈建中入职日期1985年12月5日，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2008年6月20日至2020年6月8日，解除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为29年7个月（其中依法合并计入的年限为29年7个月），依据的法律条文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解除原因为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是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订立的《劳动合同书》（合同编号0000127525）现因员工首先提出后协商一致于2015年6月26日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书》（合同编号0000127525）约定，无发给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上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落款处均有“陈建中”的签名字样，陈建中承认落款处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主张其于2015年6月25日在10张左右的空白纸上按工行潮州分行指定的位置签下姓名，上述3份证据上的签名均是其于2015年6月25日在空白纸上签下的，其余内容系工行潮州分行事后添加打印的。工行潮州分行对此予以否认。上述三份证据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6日，陈建中通过EMS邮寄一份《关于撤销〈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的申请》给工行潮州分行，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6月25日向潮州分行人事部门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是在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其内容并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已严重危及家庭、亲属和社会安定，后果难于承担。现申请撤销，敬请准允。”工行潮州分行于2015年7月7日收到该份申请。2016年2月24日，工行潮州分行向陈建中邮寄《告知函》，其主要内容是：“你于2015年6月16日向工行潮州分行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工行潮州分行已为你办理了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手续。并自2015年7月起分别通过电话、短信多次通知你前来领取离职材料，但至今尚未领取。请你于2016年3月10日前携带本人医保手册前往工行潮州分行综合管理部（人力）办理以下手续：一、领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二、办理党员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转移；三、领取‘往来港澳通行证’。”陈建中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工行潮州分行的上述《告知函》，因认为其已向工行潮州分行申请撤销《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故没有按照告知函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6月13日，陈建中向潮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请求：1.确认工行潮州分行解除与陈建中之间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工行潮州分行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安排陈建中工作；2.工行潮州分行支付陈建中自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工资96769.91元（该款按陈建中2015年度缴费工资计算）；3.工行潮州分行支付陈建中自从2016年7月1日至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工资；4.工行潮州分行为陈建中补缴自从2015年7月1日至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5.工行潮州分行赔偿陈建中精神抚慰金100000元。2016年8月4日,潮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潮劳人仲案字[2016]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陈建中的所有仲裁请求。陈建中对该裁决书不服，遂于2016年8月22日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陈建中申请对工行潮州分行提供的《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中2015年6月25日10时一栏中交出人“陈建中”字样是否为陈建中亲笔所写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对陈建中上述申请事项进行鉴定。该所经鉴定后，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粤财安司[2016]文鉴字第1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2015年6月25日10时一栏上面“陈建中”字迹不是陈建中所写。陈建中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用3950元。另外，陈建中于2019年1月23日申请对涉案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工行潮州分行落款处的“2015年6月26日”与陈建中签名处的“2015年6月26日”是否为同一人所写及对涉案《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工行潮州分行落款处的“2015年6月26日”与陈建中签名处的“2015年6月26日”是否为陈建中所写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陈建中上述申请事项进行鉴定。该所经鉴定后，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05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涉案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工行潮州分行落款处的“2015年6月26日”与陈建中签名处的“2015年6月26日”是同一人所写；涉案《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工行潮州分行落款处的“2015年6月26日”与陈建中签名处的“2015年6月26日”均不是陈建中所写。陈建中为本次鉴定支付鉴定费用20600元。另外，陈建中申请法院调取（2018）粤5102执405号案卷材料中工行潮州分行于2018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妥善处理生效法律文书中“劳动关系存续”问题的函》证明工行潮州分行拒不履行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依法调取上述证据。工行潮州分行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其关联性，辩称其在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已经按照判决内容向陈建中支付了高达240000多元，随后工行潮州分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粤民再21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重审，恰好证明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违反法律规定，不需要履行。再查明，陈建中主张其递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系工行潮州分行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所为，即2015年6月初，工行潮州分行接到案外人关于陈建中经商的举报，工行潮州分行的相关领导就担心因为陈建中被人投诉经商一事，会牵连工行潮州分行的领导，产生相关领导责任，故而在2015年6月24日、25日，工行潮州分行以陈建中被投诉一事一旦经省行调查，必将导致陈建中劳动合同被解除、身败名裂，以及工行潮州分行领导会因此承担相关领导责任等对其进行欺诈和胁迫；同时，其认为工行潮州分行已于2015年6月24日在内部注销了其统一认账号平台下相关权限，并捏造陈建中已完成工作交接，以及捏造已将陈建中的因私证照归还的事实，这个事实证明工行潮州分行已经在内部将陈建中除名，结合工行潮州分行在2015年6月24日的行为以及涉案录音材料，足以证明工行潮州分行是有意欺诈和胁迫陈建中写下该申请书，因为工行潮州分行既然已提前违法剥夺陈建中的员工身份，提前内部解除了与陈建中的劳动合同关系，其为了避免领导责任，才进行了2015年6月25日及后续的相关违法行为。对此，陈建中认为工行潮州分行提交的《人员离行会签单》及其本人提供录音光盘、文字整理材料足以证明，同时，其主张上述录音系2015年6月24日下午在工行潮州分行五楼会议厅录音材料、同年6月25日在工行潮州分行综合部（人力）办公室录音材料及同年7月4日与工行潮州分行综合部（人力）主办人陈苹的录音材料。工行潮州分行对录音光盘、文字整理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陈建中还主张工行潮州分行以其提供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和员工行为管理的通知、关于印发《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2014年版）》的通知（工银规章[2014]79号）、关于印发《员工行为禁止规定（2012年版）》的通知（工银发[2012]144号）的相关规定，以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相关内容向其施压，工行潮州分行认为陈建中所述的胁迫等行为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上述关于印发《员工行为禁止规定（2012年版）》的通知（工银发[2012]144号）是中国工商银行印发的规范员工行为制定的规定，对有关员工禁止规定、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等作出规定；关于印发《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2014年版）》的通知（工银规章[2014]79号）是中国工商银行印发的员工违规行为的有关处理规定，其中总则对有关处理种类和实施、申诉程序作出规定，运用规则对有关事实认定、责任人区分、后果及情节界定、量纪原则、处理种类的运用等作出规定。还查明，2013年1月1日及2014年2月25日，陈建中分别向工行潮州分行签下《中国工商银行潮州分行员工案防责任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禁止规定》等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陈建中于1985年12月入职工行潮州分行，与工行潮州分行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陈建中向工行潮州分行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的效力问题以及工行潮州分行因陈建中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而解除与陈建中的劳动合同是否无效。本案中，陈建中首先于2015年6月25日到工行潮州分行书写并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其内容已明确表达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工行潮州分行提供的落款时间均为2016年6月26日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双方于2008年6月20日订立的《劳动合同书》（合同编号：0000127525）已于2015年6月26日解除，上述3份证据的均有陈建中签名，至此，应认定工行潮州分行对于陈建中关于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申请予以确认，可视为双方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的劳动合同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陈建中主张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系工行潮州分行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所为，对此，陈建中其提供录音光盘、文字整理材料予以证明，该录音系2015年6月24日下午在工行潮州分行五楼会议厅录音材料、同年6月25日在工行潮州分行综合部（人力）办公室录音材料及同年7月4日与工行潮州分行综合部（人力）主办人陈苹的录音材料。工行潮州分行对录音光盘、文字整理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上述录音资料及文字整理材料看，不能完整反映陈建中主张的2015年6月24日及25日的谈话全过程，且该录音资料又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同时，陈建中主张该录音资料结合工行潮州分行的《人员离行会签单》也能证明其主张，其认为在离行会签单中，工行潮州分行于2015年6月24日违法剥夺其员工身份，提前内部解除与陈建中的劳动合同关系，工行潮州分行有意欺诈和胁迫陈建中写下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从该《人员离行会签单》看，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的日期是2015年6月26日并非2015年6月24日，且与工行潮州分行主张的解除与陈建中的劳动关系的时间一致，故不存在工行潮州分行已提前解除与陈建中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故对陈建中上述主张，不予支持。陈建中还主张工行潮州分行以其提供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和员工行为管理的通知、关于印发《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2014年版）》的通知（工银规章[2014]79号）、关于印发《员工行为禁止规定（2012年版）》的通知（工银发[2012]144号）的相关规定，以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相关内容向其施压，因上述规定系中国银监会及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制发的有关规定，其中对有关员工行为禁止规定及有关处理问题等作出规定，此前，陈建中也向工行潮州分行签下严格遵守《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禁止规定》等相关规定的承诺书，对有关员工禁止行为及相关处理规定应当知悉并预见到相关行为的后果，因此，陈建中关于工行潮州分行以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相关内容对其施压的主张难以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陈建中主张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系工行潮州分行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所为，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陈建中提出的工行潮州分行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存在审批手续、移交手续等问题，应属单位内部的管理范畴，不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定情形，也不能影响双方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达成的合意的法律效力。因此，陈建中请求的工行潮州分行解除与陈建中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无效、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已于2015年6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双方自此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陈建中请求工行潮州分行支付其自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96769.91元（该款按陈建中2015年度缴费工资计算）、支付自从2016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以及补缴自从2015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企业年金，不予支持。关于陈建中请求的工行潮州分行为其补缴自从2015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各项社会保险费，该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之规定，陈建中对此应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关于陈建中请求的工行潮州分行为其补缴自从2015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住房公积金，不属劳动争议范畴，不予审理，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关于陈建中提出的工行潮州分行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在《潮州日报》上刊登三天以及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上述请求缺乏相关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陈建中提出的工行潮州分行涉嫌伪造证据,请人民法院查实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该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请求范畴，不作审理。至于陈建中提出的请求工行潮州分行支付其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损失25%的赔偿费用24192.47元及支付陈建中从2016年7月1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该请求并未申请劳动仲裁，陈建中对此应先申请劳动仲裁。关于陈建中请求工行潮州分行付还陈建中鉴定费用24550元的问题。工行潮州分行有异议，辩称陈建中要求工行潮州分行支付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用20600元的请求并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审理，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陈建中要求工行潮州分行支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用3950元的请求已经过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及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并作出判决，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不应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规定，陈建中的上述请求与本案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依法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故对工行潮州分行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陈建中请求的上述鉴定费用中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用3950元，该所的鉴定结论无法印证陈建中主张的如下事实：工行潮州分行为了在欺诈、胁迫陈建中写下《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之前事先完成解除与陈建中劳动关系的离职审批程序。因此，该部分鉴定费用应由陈建中承担。关于陈建中请求的上述鉴定费用中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用20600元，该所的鉴定结论无法印证陈建中主张的如下事实：工行潮州分行欺骗陈建中事先在空白纸上签名后擅自伪造涉案《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此，该部分鉴定费用应由陈建中承担。故对陈建中请求工行潮州分行付还鉴定费用24550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建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建中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部分，将在下文结合相关争议焦点进行分析。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上诉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效力？2.陈建中一审各项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3.案涉两笔鉴定费应由谁负担？关于焦点1，陈建中于2015年6月25日向工行潮州分行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表明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解除劳动合同，虽然该申请书上落款处没有陈建中的签名，标识的落款时间与陈建中实际提交申请的时间有出入，但陈建中承认该申请书是其本人书写并于2015年6月25日亲自向工行潮州分行提交的，现有证据也未能证明陈建中作出该行为时受到欺诈、胁迫，故该份申请书足以体现陈建中单方明确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陈建中主张该申请书并非《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会产生启动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该规定，劳动者享有解除劳动合同的自主权，规定中有关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内容，目的是便于用人单位及时安排人员接替其工作，保持劳动过程的连续性，确保正常的工作秩序，避免因解除劳动合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给用人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可见，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无需经过用人单位批准，用人单位可利用三十天预告期进行工作安排以保持劳动生产的连续性，但无权阻止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该规定并未要求用人单位需在预告期满后才可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陈建中作为劳动者一方，其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的行为已足以引起劳动关系在一定期限后解除的法律效力，而工行潮州分行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于2015年6月30日向潮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办理了用人单位解聘人员备案登记，同时提交《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行为，足以证明其知悉陈建中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并认同了陈建中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至此，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已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另外两份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上有陈建中本人签名，即便该签名下方的落款日期并非陈建中所写，也不能推翻陈建中签名的真实性，因而不影响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尽管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陈建中于同年7月6日向工行潮州分行邮寄送达《关于撤销的申请》，但该行为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对陈建中主张工行潮州分行所谓的离行审批程序是在陈建中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的前一天启动，《人员离行会签单》无法与《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形成证据链，《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体现的用印时间与《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存在冲突以及业务交接手续尚未完成等问题，审理认为，办理员工离职手续和用印审批以及具体业务交接属于用人单位内部的管理范畴，无论工行潮州分行是否在陈建中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之前已启动内部审批手续，也不管上述三份书面材料上的实际用印、落款时间与用印审批时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工行潮州分行在业务交接上是否存在违反内部规章制度的行为，均不影响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请求确认工行潮州分行解除与陈建中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无效、陈建中与工行潮州分行之间劳动关系存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因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6月解除，陈建中起诉主张工行潮州分行支付其自2015年7月1日起应得的工资收入，以及工行潮州分行应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陈建中还主张工行潮州分行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应得的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因该请求已超出陈建中劳动仲裁请求范围，本案中不予审理。对于陈建中有关工行潮州分行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的诉讼请求，因该请求均不属于本劳动争议纠纷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处理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民再210号民事裁定已撤销本院（2017）粤51民终292号民事判决和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陈建中针对原一审中支付给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3950元提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并未采信工行潮州分行“一事不再理”的抗辩意见，并已对该笔鉴定费的负担问题作出处理，陈建中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再审理陈建中主张的鉴定费问题，是对一审判决书内容理解上存在偏差。有关案涉两笔鉴定费的负担问题，二审认为，首先，陈建中在（2016）粤5102民初1020号案件审理期间向法院申请对《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2015年6月25日10时一栏上“陈建中”字样是否是陈建中亲笔所写进行笔迹鉴定，拟证明“陈建中”字样是工行潮州分行伪造的，其证据应当认定为无效证据并且违反中国工商银行《员工离职管理操作手册（2013版）》第二章第二项规定的交接流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已向陈建中释明如果该笔迹鉴定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对待证事实没有意义，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陈建中承担，但陈建中仍坚持该项笔迹鉴定申请。在（2018）粤5102民初1676号案一审期间，陈建中又向法院申请对《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工行潮州分行落款处的“2015年6月26日”与陈建中签名处的“2015年6月26日”是否同一人所写及该二处是否为陈建中所写申请鉴定，其认为该项鉴定结果足以推翻工行潮州分行关于是否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主张。审理认为，《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上的签名属于用人单位内部管理事务，陈建中本人签名与否并不能构成推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事由；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落款时间是否为陈建中所写也无法推翻陈建中在该三份材料上签名以及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事实。因此，陈建中先后提出上述两项鉴定申请，鉴定结论均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的解除与否不产生影响，对本案待证事实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印证陈建中申请鉴定的事实主张，陈建中在人民法院已向其作出释明之后仍坚持申请鉴定，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案涉两笔鉴定费24550元由陈建中负担，依据充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建中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建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 海审 判 员  朱 萍审 判 员  杨 桦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晓霞书 记 员  苏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