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0521民初1131号原告：陈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夏某，个体工商户，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宁夏王占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陈某与被告夏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夏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0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11日，被告和原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现更名为中宁县杞福祥源枸杞专业合作社）代理人杨贵华（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清玲之夫）协商签订《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约定被告购买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宁杞5号枸杞种条1300000株，价款1950000元。合同签订后，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如约供应给被告宁杞5号枸杞种条1300000株，被告通过原告（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清玲之胞兄）个人账户支付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枸杞种条款1950000元。2017年3月7日，被告伙同他人将原告和杨贵华诱骗至被告的办公室，软禁长达9个小时，胁迫杨贵华认可出售的宁杞5号枸杞种条掺杂了宁杞7号枸杞种条40万株，并与被告签订了《枸杞苗赔偿协议》，胁迫原告作为“乙方相关人”在谈话记录上签了字，并通过建设银行给被告转款100万元。杨贵华受胁迫签订《枸杞苗赔偿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内容不合法，意思表示不真实，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无效协议，杨贵华受胁迫签订《枸杞苗赔偿协议》的行为不代表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对杨贵华和被告签订的所谓《枸杞苗赔偿协议》不予认可。原告不是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的股东或工作人员，且不是《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的合同一方主体，没有参与其购销活动，更不是所谓的中宁县清玲专业合作社的种苗基地实际拥有者，或“赔偿义务人”，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上的赔偿义务，被告占有原告转款1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以返还。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予以佐证：证据一，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2017年3月7日陈某在建设银行中宁正大路支行从自己6217004470002317597账户向夏某的账户上转账100万元的事实；证据二，《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杨贵华代表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与夏某签订了《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该购销合同的主体是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和夏某，不是原告陈某的事实；证据三，中宁县杞福祥源枸杞专业合作社企业股权结构报告书一份，拟证实陈某不是中宁县杞福祥源枸杞专业合作社股东的事实；证据四，《枸杞种苗赔偿协议》、《公证书》、录音现场记录、通话记录各一份，拟证实杨贵华受夏某胁迫与夏某签订了《枸杞种苗赔偿协议》，陈某受胁迫以“乙方相关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的事实；证据五，（2017）宁0521民初782号案件庭审笔录、（2017）宁0521民初782号民事裁定书、（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案件庭审笔录、《关于枸杞苗木订购出现纠纷谈话记录》各一份，拟证实杨贵华因欠曹海涛的枸杞款，为偿还外债，以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与夏某签订《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杨贵华从夏某打到陈某银行卡上的195万元枸杞种条款中挪用118.5万元打给曹海涛。2017年3月7日，夏某以杨贵华供应的苗木掺杂使假，存在质量问题，将杨贵华和陈某叫至其办公室，利用杨贵华欺上瞒下的行为，采取胁迫手段，逼迫杨贵华签订了《枸杞种苗赔偿协议》，陈某也被迫在协议上签了字并于当日将自己银行卡上的钱打给夏某100万元。第二天早晨，杨贵华、陈某到公安局经侦队报案，陈某没有参与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与夏某的枸杞种条买卖合同，仅是为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提供个人账号代收了种条款的事实；证据六，中宁县人民法院（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5民终23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杨贵华起诉的（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案件，因杨贵华于2018年6月1日撤诉后，被中卫中院裁定准予撤诉并撤销中宁县人民法院（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的事实。被告辩称，2016年3月11日，我和杨贵华签订合同，并按照杨贵华的授意将货款195万元打到陈某卡上。2016年底销售枸杞种条时，我发现纯度不达标，再未敢销售，找杨贵华和陈某协商赔偿。2017年3月7日，我与杨贵华签订《枸杞种苗赔偿协议》，约定杨贵华、陈某向我赔偿400万元，陈某作为乙方相关人签了字，后陈某把100万元打在我卡上。原告依据枸杞种苗赔偿协议向我支付100万元，中宁县清玲专业合作社的种苗基地是原告的，原告是中宁县清玲专业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也即影子股东，原告应承担提供掺假种苗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而不是原告所谓的不当得利，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予以佐证：证据一，《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各一份，拟证实2016年3月11日夏某与杨贵华（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签订了该合同，约定交易金额为195万元，并约定乙方违约后应当向甲方支付2倍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夏某向陈某银行卡转账支付195万元的事实；证据二，《枸杞种苗赔偿协议》、枸杞苗木订购出现纠纷谈话记录各一份，拟证实2017年3月7日夏某与杨贵华、陈某等人就供应的枸杞种苗出现假苗进行赔偿协商后签订该协议，约定由杨贵华、陈某赔偿夏某400万元，在谈话记录中陈某认可种苗基地是自己的事实；证据三，（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的第2页到第3页原告诉称部分，（2017）宁0521民初1929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各一份，拟证实在杨贵华诉夏某等人合同纠纷一案中，杨贵华诉称其按照夏某等人的要求支付夏某等人赔偿款100万元，该款项是杨贵华向夏某支付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的三性、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二、三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确实不是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也不是股东，但原告在谈话记录中认可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的种苗基地是自己的，被告与杨贵华签订购销合同时就已经知道原告是该合作社的实际所有人；对证据四中枸杞种苗赔偿协议没有异议，对《公证书》、录音现场记录、《通话记录》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赵建明是杨贵华的舅舅，杨贵华是原告的妹夫，三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赵建明也参与了枸杞种苗交易，具有利害关系不应当被采信；对证据五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杨贵华与夏某的纠纷经中宁县人民法院（2017）宁0521民初782号和（2017）宁0521民初1929号两次审理，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杨贵华所主张的夏某被迫其签订赔偿协议的事实不存在，原告以此为主张不应当被认定；对证据六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转到陈某卡上195万元枸杞种条款的性质是陈某为中宁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代收款项，并不是支付给陈某，陈某不是种条购销合同的主体，陈某没有参与枸杞种条购销合同签订和履行；对证据二的三性不予认可，该协议是在被告胁迫下形成的，协议的内容是虚假的，协议中的经济损失不存在，该协议的乙方是杨贵华并不是陈某，陈某的签字也是胁迫所为。第二天陈某和杨贵华即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该份协议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无效协议；谈话记录的内容是虚假的，没有录音资料能够证明记录的真实性，杨贵华诉夏某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可以证实杨贵华所说40万株种条是赵建明拉来的，就是隐瞒欺骗陈清玲的假话，陈某在不知情加上胁迫和杨贵华说了同样的话，内容是虚假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违法的，不存在40万株从赵建明处拉来及品质不纯的问题；对证据三中的三性不表异议，被告方曲解了诉状所表述的意思，不能证明100万元是杨贵华向夏某支付的赔偿款，是陈某在胁迫下用自己的卡打到夏某的账户上，钱是陈某的，夏某占有该1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对原、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经审核，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六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二、三组证据的三性，被告无异议，认可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未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也不是股东。本院对该起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枸杞种苗赔偿协议关于“杨贵华与夏某签订了《枸杞种苗赔偿协议》，陈某以乙方相关人的身份签了字”的证明目的，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原告以乙方相关人的身份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对《公证书》、录音现场记录、《通话记录》有异议，认为此三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赵建明与杨贵华、原告系亲属关系，且与该起纠纷有利害关系，认为此三份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此三份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原告主张，不予认证。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被告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证。被告提交第一组证据，原告对其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陈某不是种条购销合同的主体，被告打到陈某的卡上195万元枸杞种条款的性质是陈某为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代收款项，本院认为原告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对第二组证据，原告有异议，认为杨贵华、陈某的行为系被胁迫而为。本院认为此三份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原告主张，不予认证。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陈清玲系中宁县杞福祥源枸杞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贵华系陈清玲之夫，陈某系陈清玲胞兄。2016年3月11日，夏某和原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现更名为中宁县杞福祥源枸杞专业合作社）代理人杨贵华协商签订《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约定被告购买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宁杞5号枸杞种条1300000株，价款1950000元。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供应给夏某枸杞种条1300000株，夏某通过陈某账户支付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枸杞种条款1950000元。2017年3月7日，夏某等人以上述枸杞种条中掺杂了宁杞7号枸杞种条，找陈某、杨贵华至夏某办公室，夏某、杨贵华签订了《枸杞苗赔偿协议》，陈某作为“相关人”在《枸杞苗赔偿协议》签字，陈某于当日从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向夏某转款100万元。现原告陈某以其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上的赔偿义务，被告占有原告转款1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陈某与被告夏某之间的纠纷基于原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履行《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陈某不是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也不是《枸杞种条购销合同书》和《枸杞苗赔偿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陈某作为“相关人”虽在夏某、杨贵华签订的《枸杞苗赔偿协议》签字，但陈某、杨贵华予以反悔，且夏某又无证据证实中宁县清玲枸杞专业合作社在供应枸杞种条过程中存在以次充好、质量瑕疵及利益损失大小。故对被告以原告是中宁县清玲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依据枸杞种苗赔偿协议向其支付100万元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占有原告1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陈某1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夏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不主动履行本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董占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