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21民初359号原告：余波，男，197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清，浙江民禾（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盼盼，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瑜涵，女，1997年9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江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举，贵州梵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波诉被告杨瑜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7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余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盼盼，被告杨瑜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207,5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7,5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在2020年4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疫情期间，由于口罩需求激增，原告经朋友介绍在2020年2月5日便微信添加了被告，表示向被告订购50万只口罩，且于同日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向被告转了200,000元和197,500元作为定金，但被告没有及时发货，经几天的催讨，被告仍未发货，原告怀疑被骗，便联系被告表示要退还货款，被告分别于2020年2月8日、2月9日、2月10日归还100,000元、50,000元、40,000元。为挽回被骗的大额货款，原告于2020年2月10日向闸弄口派出所报警，经派出所民警调解，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表示对尚欠原告的207,500元在2020年4月10日前还清，现履行期已过，被告分文未付，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均未果。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特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被告杨瑜涵辩称，原告和被告是陌生人，并没有正面的经济交易沟通，而是和第三方私下沟通交易的，被告只负责中间传话。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方直接让原告把钱打到被告账户上，并且第三方诱导被告转移二分之一财产到第三方账户后，称和原告不认识，原告还威胁被告把所有的钱款付清，并私下串通好用违法手段逼迫被告签下欠条。2020年2月10日被告被原告和第三方胁迫带到闸弄口派出所，原告联合公安人员和第三方欺诈被告称是有刑事责任，被告通知家人凑了4万元给原告，随后公安人员直接给立案，并威胁被告签下欠条。派出所途径并非正规合法程序，请求调查合同签下的地址、时间、人物是否合法。被告在受欺诈胁迫、违背意愿的情况下出具给原告的欠条无效，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对下列事实和依据存在争议。1、原告提交的1号证中由被告签名并作“本件仅限于欠条附卷使用不得用于他用”说明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身份情况及被告对书写欠条的确认情况。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身份证是被迫出示的，是派出所同志说有刑事上的责任，要求其出示身份证。2、原告提交的2号证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第一页原告说定50万，要求帮忙一定排货，最好明天下午或晚上可以拉货，被告回复OK，有什么情况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用以证明双方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被告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无法达到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称原告不是直接加我微信，是组建4个人的群，我是直接被拉入群的，原告和厂家是私下沟通，厂家和我联系要求我代理口罩，我只是负责中间传话，我不是真实参与者，并且群里4人的关系我不知情。3、原告提交的3号证转账凭证2张，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订购口罩的定金397,500元的事实。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称397,500元的金额不是原告私下与我沟通的，我与原告并没有直接联系，微信群四人中有人知道我卡的账户，他们四人商量好直接打到我账户上，认为该金额不能认定为订购口罩的定金，只能证明在转账当天原告向被告转账两笔款项共计397,500元。4、原告提交的4号证收款凭证3张，用以证明被告归还了原告190,000元货款的事实。被告称原告陈述的转账记录不是被告自愿转账的，是四个人中一人要求我把钱转账出去，是胁迫我转账，要求我把剩下的钱转给另外一个人，该笔款项是他们四个人的，转账计划不是本人意思。5、原告提交的5号证欠条，用以证明被告在派出所调解下对尚欠原告的剩余货款207,500元出具欠条的事实。被告称欠条不是自愿签订的，是原告联合其他人胁迫我，违背我的意愿签订的。他们威胁我说有刑事上的责任，我当时怀有身孕，智力逻辑不清晰，签订这个欠条是胁迫的。前天四人带我到广东，签订欠条时候的派出所不是在办案厅，是在一个小房间，我害怕，便顺着他们的意思签订了欠条。6、原告提交的6号证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口罩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承认还有207,500元货款未归还并承诺在2020年4月10日之前归还的事实。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该笔录是办案民警电子笔录写好了给我看，当时我有些害怕，他们叫我怎么签我就怎么签了，里面的内容和我真实情况不符。里面记录印度的信息与实际不符，我有在2月12日向上海公安局报案的记录。该笔录在我签字时并没有看过，他们陈述我要承担刑事责任，家里人告诫我不要签字，待在派出所看几天，原告和我说出于善心让我先出4万元，剩下的钱打欠条，但笔录与出具欠条不是在派出所大厅，是在一个非正规的小房间办的。7、被告提交的2号证聊天记录12张，用以证明被告和原告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只负责中间帮忙传话，其被原告和案外人合伙欺骗。称聊天记录第一页“钱已经打到账户上”当时我并没有参与，第二页“我帮忙传话”，第三页“我只帮忙传话”，第五页“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对接”，余波说“你帮忙一下”证明我与他们并无关系，是余波和厂家沟通好了，第六页我说“我先退群了”，余波说“好的，大家上午把事情处理好”，后余波将厂家拉入群里，第七页“我说你们有什么话自己问”后，我就退群了。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原告以欺骗手段购买口罩，恰好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了购买口罩的合议，事实上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了397,500元，被告也收到了该笔款项，被告口罩的来源和原告无关。8、被告提交的3号证打款凭证4张（其中收款方为姜广录的一笔，时间2020年2月8日8：48，金额195,000元），用以证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钱款已经全部交给第三方和余波，并非占为己有。原告对其中被告支付给原告的3张打款凭证三性无异议，对另外一张打给第三人（姜广录）的转账凭证有异议，并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认为其中打给原告的三张转账记录恰恰能证明被告仅向原告归还190,000元的事实，剩余207,500元未归还，另一张转给第三人的转账凭证与原告无关，被告款项用途是被告自己决定的，与原告无关。9、被告提交的4号证第三方信息（3页），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方私下沟通交易联合串通进行欺骗胁迫，而并非他说的不认识。原告认为该信息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原告欺骗了被告，才向被告购买口罩的事实。10、被告提交的5号证欠条，用以证明欠条出具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是在胁迫欺诈的情况下出具，是无效欠条。原告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欠条是被告在派出所民警调解下所写的，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不可能任由原告摆布，原告更不可能和公安一起串通胁迫被告，该欠条恰恰能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11、被告提交的6号证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记录的主要内容为：2020年2月12日14时许，报警人杨瑜涵来我所报案，称2020年1月29日在有微信昵称为“ANand印度医药”成员的微信群里看见对方朋友圈有口罩销售，故开始与这个人聊天，这个人说他卖的口罩全部符合标准，从印度发货。后其于1月29日至2月2日向对方转账62,700元，对方称货在海关要其自行前去领取，其要求对方提供海关号，但对方迟迟不愿提供。后其要求对方退款或发货，但对方将其拉黑。故来所报案），用以证明被告被原告及群里的三人诈骗，已经将钱转款给了其他人，被告并没有占有己用。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回执单仅是被告单方面向警方的陈述，也并没有警方认定原告系诈骗，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向被告购买口罩已经支付了397,500元的款项，被告口罩的来源和原告无关。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的1号证据、被告的1号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的2号证据与被告的2号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无异议，并与原告的3号证据相呼应，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了口罩购销合意，原告并向被告预付货款397,500元，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出原告和厂家私下沟通后，厂家才要求其代理口罩，其只是负责中间传话，不是真实参与者，原告转账397,500元未与其沟通，而是微信群里的人商量好直接打到其账户上，该金额不能认定为订购口罩的定金的意见不能成立。原告的4号证据与被告3号证据金额相符的部分内容一致，本院对被告已返还原告货款19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是原告授意后其才向案外人姜广录支付195,000元的事实，其所持已将原告预付货款全部交付原告的意见不能成立，原告不认可该笔转账，提出该笔转账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笔转账记录在本案中不作证据采用。原告的5号证据和被告5号证据一致，与原告的1号证据中由被告签名并作说明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系被告在公安机关调处双方纠纷中自愿出具，且有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原告的6号证据）佐证，能够证明被告确认欠原告款项207,500元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的4号证据为微信群两个成员个人信息首页界面截图、被告与其中陈叶超（被告称第三方）的聊天内容，并无原告聊天记录，不能达到被告主张的原告与第三方私下沟通交易，联合串通对被告进行欺骗胁迫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6号证据系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能够证明被告在与原告发生交易之前存在经营网上代购口罩的业务，与原告的6号证相吻合，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的内容未直接涉及本案，对被告提出的被原告及群里的三人诈骗，已经将钱转款给了其他人，被告并没有占为己用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从事网上代购服务业务，原告从事医疗投资管理。2020年2月5日，原告通过成员有原告、被告、云想衣裳花想容、曹阳、陈叶超的微信群与被告达成定购50万只口罩的合意，并于同日分两笔向被告转账合计金额397500元。2020年2月8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作出了要求退款的意思表示，被告于2020年2月8日、2月9日分别向原告转账100000元、50000元。2020年2月1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口派出所，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40000元后，出具了内容为“本人杨瑜涵（5222221997××××××××）欠余波（3390051979××××××××）207500元（贰拾万零柒仟伍佰元整），承诺于2个月（2020年4月10日）还清。欠款人：杨瑜涵2020年2月10日本欠条一式两份，一份由余波持有，一份由杨瑜涵持有”的欠条，并向原告提供了作“本件仅限于欠条附卷使用不得用于他用”说明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关于双方的交易往来、引发纷争、出具欠条等情况，被告向公安机关作出了陈述并签名确认。2020年2月12日，被告因向微信昵称为“ＡＮａｎｄ印度医药”微信群成员于1月29日至2月2日转账62700元订购口罩，在未收到货物后要求对方退款或发货，但对方将其拉黑的事由，向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外滩派出所报案。被告未按欠条承诺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于2020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被告基于网上代购服务业务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向原告出具207,500元的欠条，系双方在不能达到交易目的的情况下对原买卖合同已作解除后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属有效协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只是负责中间传话，不是交易真实参与者，并是在受欺诈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欠条的事实，且其在出具欠条二日后向公安机关报警时并未作其受本案原告欺诈胁迫的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其所持欠条无效的意见不能成立。被告在约定期限内未向原告履行支付所欠款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告提出由被告支付所欠款项207,5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未按约定期限向原告支付欠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提出由被告支付以207,5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在2020年4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的主张并无不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明确“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意见，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瑜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余波人民币207,500元及其利息（以207,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3.85%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2元，减半收取2,206元,由被告杨瑜涵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文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姚俊芳书记员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