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1668号原告：陈卓普，男，汉族，。被告：余梓豪，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吴金保，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志坚，男，汉族，。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南方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5861T。负责人：李振平。委托代理人：郭婷，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陈卓普与被告余梓豪、杨志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卓普，被告余梓豪的委托代理人吴金保，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志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被告诉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事故汽车修理费192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一、本案被保险人将涉案车辆出租他人使用，改变车辆用途，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答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的规定。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各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询问笔录”可知涉案车辆系被保险人出租给本案司机使用，且正是承租人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显然，答辩人承保车辆的使用性质已经不同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家庭自用”，而是转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性使用。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家庭自用车辆支付的保费低，营运车辆支付的保费高。涉案车辆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且完全超出了保险人可预见的范围，如果由保险人来承担风险，将违反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价平衡的原则，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长久稳定发展。另外，涉案车辆投保人未通知保险公司，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仅提交维修费发票，无对应的维修清单。无法确认车辆具体损失。本案中尽管答辩人对涉案车辆进行定损，但该定损价格仅为市场参考价值，并不意味着原告可以直接依据该定损金额获得赔偿；三、本案原告未提交事故认定书，无法确认各方责任比例。故原告主张按全责赔偿，不予认可；四、若本案其他被告无法提供事故期间有效的驾驶证及行驶证，根据保险条款约定，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五、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被告余梓豪辩称：一、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未提交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责任无法划分，故被告方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无法确定。二、涉案车辆由杨志坚向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综合商业险，对于原告车损的费用，如果有也应当在保额范围内由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予以理赔，被告余梓豪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三、保险公司主张涉案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而免赔，但免赔理由不成立。首先，保单中重要提示部分第四点，被保险人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该条款仅提示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但没有明确是免责情形。同时，重要提示中将责任免除条款单独列为第三条，与第四条并列，更容易使被保险人误以为第四条的情形被保险人仅负通知义务，而不是免责情形。故，对于该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但本案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对该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反而容易造成投保人的误解，故该条款应无效。四、营运车辆通常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从事客运、货运的车辆，或车辆的运载是以完成商业性传递或交通运输为目的，虽然本案涉案车辆是由第一被告通过租赁取得，但车辆被租赁后被告余梓豪对车辆的使用用途仍然是日常出行所用，并没有用于营业性的运输，与私人用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会导致被投保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也不应成立。所以本案中原告即使有车损，该车损也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9年9月12日晚11时，被告余梓豪驾驶车辆与陈俊霖（原告儿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交警、保险公司到达现场，各方对理赔事项协商一致后，交警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出具了电子查勘凭证。电子查勘凭证载明“定损时，请将本凭证出示给定损员或您选择的维修厂人员，先定损再修车。标的;驾驶员余梓豪，事故责任全责；受损部位前杠受损左前叶刮花隐损待查；三者车；驾驶员陈俊霖，事故责任无责，受损部位前杠，右大灯，右前叶受损，各方同意深圳人保直赔服务；备注标的转弯刮三者”。二、肇事车辆及司机情况：被告余梓豪为车辆驾驶人，被告杨志坚为车辆所有人，事发时，被告杨志坚将车辆租赁给被告余梓豪使用。三、保险合同主体及保险类型、保险合同内容：经查，车与车车架号均为，系同一车辆。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为车承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9年7月25日至2020年7月24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四、车辆维修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及修理项目清单，确定原告所有的车辆损失为21200元。随后原告对车辆进行维修，产生修车费21200元。原告庭审时自认，车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已支付2000元，故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修车费用19200元（21200元-2000元）。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本案各方争议焦点在于：本次事故中各方责任比例、被告杨志坚未通知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将车辆租赁给被告余梓豪是否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保险公司是否免责及车辆维修费金额。关于事故责任比例，原告主张因双方理赔协商一致，故交警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余梓豪、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对电子查勘凭证载明的全责认定均不予认可，主张最终事故责任认定应以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电子查勘凭证为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经现场查勘后出具，上面明确载明“驾驶员余梓豪全责；标的转弯刮三者；各方同意深圳人保直赔服务”，该电子查勘凭证已载明事故发生概况，责任比例及理赔事由，且正是因为各方协商一致并由保险公司出具电子查勘凭证确认事故责任及赔偿事宜后，交警才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事后又对自身作出的电子查勘凭证不予认可，违反诚信原则。此外，被告余梓豪事故发生时亦在现场，如其对全责的认定不服，应当场要求交警对该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对于被告主张事故责任认定应以事故认定书为准的抗辩无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本事故中被告余梓豪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原告在本次事故中不负责任。关于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免责的问题，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被告杨志坚在未通知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出租被告余梓豪使用，将车辆转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性使用，改变车辆用途，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保险公司应免责。本院认为，被告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被告余梓豪将车辆用于营运，被告杨志坚虽将车辆租赁给被告余梓豪，但未改变车辆用途，未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免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车辆损失，事故发生后，人民保险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车辆损失为21200元。确认书载明“保险合同当事人各方经协商，同意以本确认书的换件及修理费金额作为确定本次事故损失范围的依据，本确认书所列修理费总计金额均已包含各项税费，其为保险公司认定的损失最高赔付金额，超过此金额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付。实际赔款金额按照保险条款约定计算确认”。原告亦提交了维修费发票，证明支出车辆维修费21200元，扣除交强险公司已支付的2000元，原告主张车辆维修费192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19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    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昭  贤书记员 李秀秀（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