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32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万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邹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胜荣，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媛，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原审被告：梁利华，男，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再审申请人深圳市万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媛及原审被告梁利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民终29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万通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颠覆了当前法律的重要规定和基本原则，应予尽快纠正。理由：（一）关于胡媛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时间——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胡媛取得涉案房产物权的时间为（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2015年10月16日，而非其与梁利华签署《离婚协议书》的时间2014年8月14日。故从2015年10月16日起，胡媛才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及对应的物权公示效力（含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二审判决第10页最后一段至第11页第一段的论述自相矛盾且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一方面，第11页第一段第1-3行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物权法解释（一）》”）第七条规定，自（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时（即2015年10月16日）涉案房屋才归胡媛单独所有；另一方面，却又在本段倒数第5-7行认为“应主要依据该裁判所确定的民事权益性质和内容作出判断，而不宜拘泥于该生效裁判的作出时间是在查封之前还是之后”——可见，暂且不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的适用问题，仅仅结合《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就不难发现前述认定前后矛盾，且根本不符合基本法律的规定，具体是：1.《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关于“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政府征收决定等生效时才发生效力”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不容改变。《物权法》是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实施的基本法律，据此规定，胡媛在（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时（即2015年10月16日）才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这一点是无法推翻的事实。2.应当强调，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取得物权的依据，故胡媛无权根据其于2014年8月14日与梁利华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主张自前述时间起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离婚协议不管有无在民政部门备案，都不能作为物权确定依据，亦不能产生对外公示效力。离婚协议涉及到公民的隐私，社会公众无权到民政部门查询；不像不动产登记部门的物权信息，社会公众可以查询。胡媛在签署离婚协议后仅取得了请求过户的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但其此后长时间不去行使该请求权、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显然具有重大过错，应对自身过错负责。二审判决第11页第一段倒数第5-7行认为“应主要依据该裁判所确定的民事权益性质和内容作出判断，而不宜拘泥于该生效裁判的作出时间是在查封之前还是之后”此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进而，该段倒数第1-5行的论述也显苍白无力。（二）关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的适用范围——该规定不仅适用于执行程序，还当然适用于执行异议诉讼，而非二审判决认为的“可参考适用”；反之，如果按二审判决的“可参考适用，也可不参考适用”的逻辑，将造成执行异议诉讼案件“无法可依”的局面，且造成执行异议制度配套法律体系的割裂。二审判决第11页第一段中间部分认为“《执行异议复议规定》仅适用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并非当然适用于诉讼案件，故系应参考适用而非直接适用”这显然是分割法律的连贯适用，曲解了法律精神。1.从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制度及法律配套规定体系的发展完善历程来看——《执行异议复议规定》是法律配套规定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新、最有实质内容的司法解释，故当然应当适用于执行异议诉讼案件；反之，如果认为执行异议诉讼案件不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那么仅靠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原则性规定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五节的13条程序性规定，根本无法解决“如何判断权利人，何种异议可支持，何种异议不予支持”等最实质的问题，法院根本无法正确裁判，将造成“执行异议诉讼案件无法可依”的局面。2.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本身的条文表述来看——该规定不仅适用于执行阶段，也适用于执行异议诉讼阶段。（1）该规定首段首句即明文规定“为了规范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可见，前述“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不能限缩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阶段，而是还应包括之后的执行异议诉讼阶段。（2）该规定第二条规定：“执行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或者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该规定明确提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可见该规定调整规制执行异议诉讼案件。（3）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规定再次明确提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可见该规定调整规制执行异议诉讼案件。（4）该规定第二十五条至三十一条对“如何判断权利人，何种异议可支持，何种异议不予支持”等最实质的问题作出表述时，均使用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权利人”“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类的字眼，并未使用“裁定应予支持”或“裁定不予支持”的字眼，可见该规定不能限缩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阶段，而是还应包括之后的执行异议诉讼阶段。3.相反而言，如果遵从二审判决的“《执行异议复议规定》仅适用于执行阶段，不适用于执行异议诉讼阶段”的分割适用逻辑，那么一方面将割裂法律适用的严密体系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将造成法官裁判案件无从适从，大量案件的执行裁定被推翻，进而引起司法秩序的混乱。4.《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包括第二十六条规定）现在仍然合法有效，《九民会纪要》等文件或会议纪要没有推翻、也无权推翻该规定的效力。（三）从维护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和公示效力角度出发——依照《物权法》第六、九条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被查封的涉案房产登记所有人为被执行人梁利华，具有公信力和社会公示效力，故应当认定为梁利华而非异议人胡媛的财产，胡媛无权以任何理由主张排除人民法院对该房产的强制执行。依《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内容具有公信力和社会公示效力，社会及公众就有理由相信登记的所有人即为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亦再次宣示了前述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公示原则。本案中，涉案房产在国土部门的登记所有权人为被执行人梁利华，所以应当认定为其所有的财产，执行法院等国家机关和申请执行人等社会公众都有理由相信该房产系梁利华而非他人所有的财产，包括异议人胡媛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员无权对该房产提出物权主张，亦无权以任何理由主张排除法院对该房产的强制执行。（四）从维护人民法院强制措施的公信力和公示效力以及司法权威角度出发，胡媛提交的（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2015年10月16日后于执行法院依我方申请查封涉案房产的时间2015年7月23日，故依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应支持其异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其实也是对《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一种细化落实。此外，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下称《查扣冻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前述司法解释之所以认定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生效的包括确权法律文书在内的所有法律文书和设定权利负担等行为不能排除执行，恰恰体现了以下立法宗旨精神和价值取向：必须维护司法强制措施的效力和威严、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相反，如果认定可以排除执行，那么所有被执行人都可以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马上与他人一起对被执行财产设定权利负担或形成另案确权法律文书或其他文书、进而主张排除执行，如此一来，法院如何开展执行工作？本案中，根据胡媛一审提交的（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该判决生效时间是2015年10月16日，而且该判决第2页第五段载明“该房产于2015年4月30日被法院查封，同年6月19日、7月23日又被轮侯查封”；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即涉案房产的《房地产查封（备案）表》显示，福田区法院依本案查封该房产的日期是“2015年7月23日”，远远早于该判决的生效时间2015年10月16日。所以，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异议人胡媛依据该判决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应支持。（五）从维护法律和司法解释权威的角度出发——《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和《查扣冻规定》是经合法程序制定实施、且至今仍未修改或废止的有效司法解释。而且，《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会纪要》”）无论如何不能推翻有效司法解释的规定，况且，其在第124条规定中依然明确阐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1.《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和《查扣冻规定》现在仍然有效并应严格遵守。司法解释的制定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其一经发布实施，即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需要修改或废止，只能用“决定”的形式或在新的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而不能以“会议纪要”“文件”“通知”等形式推翻或否定。鉴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和《查扣冻规定》至今仍未修改或废止，故当然继续有效，并应适用于本案。2.《九民会纪要》不能推翻有效司法解释的规定；况且，其在第124条规定中依然明确阐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3.应当强调，如果以会议纪要文件为由否定现行有效司法解释的效力，将极大地损害法律尊严、动摇法治基石。（六）从本案所涉债务的特殊典型性角度出发——鉴于涉案房产虽然名义上登记在梁利华名下、但实质上系胡媛与梁利华两人的夫妻共有房产，所以本案所涉债务具有非常特殊的典型性，即是为了偿还胡媛与梁利华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即夫妻共有涉案房产的共同银行按揭贷款债务）而衍生的代偿债务，涉案房产亦因我方的代偿行为涂消了抵押登记、产生了巨大的增值，两人均为受益人。所以，从拍卖涉案房产所得款项中偿还我方代偿债务完全公平合理；相反，如果支持胡媛的异议请求，那么将导致我方债务无法清偿、而胡媛梁利华却享受了巨大利益的极不公平局面。（七）二审判决如不纠正，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负面示范效应——许多夫妻把共有房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然后签署《离婚协议》约定该房产完全归另一方所有，但又一直不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这样两方的债权人始终都不能主张执行、法院也不能执行该房产，两方就可以永远肆意逃避债务，败坏社会风气。（八）如果支持胡媛的异议请求，那么将严重破坏物权公示原则和正常市场交易秩序，还将导致大量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大量执行案件无法执结，严重动摇法治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1.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原则和动产的交付占有公示原则将受到严重破坏。某项财产即使已经公示为某人所有，此人的交易相对方也不敢信赖此公示、进而不敢与其进行交易，如此一来，市场交易秩序也会受到破坏。2.具体到民事纠纷领域，大量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将无法得到清偿。由于债务人可以轻易举出所谓的“合同”、“协议”、“情况说明”来主张其名下财产系“他人所有”或“他人错误支付给债务人的款项”（比如，债务人可举出其与他人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主张其名下被查封的房产属于他人所有、其只是登记所有权人，进而要求法院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如果此等主张能得到法律支持，那么大量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将无法得到清偿。3.具体到执行领域，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将形同虚设，执行工作将根本无法开展。就像本案那样，被执行人在得知其名下财产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就可以马上与第三方签署确权协议、约定该财产归第三方所有（此类协议极容易伪造即将时间倒签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并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形成生效法律文书（由于案件只有被执行人与该第三方参与，债权人根本不知情故无法介入，故法院或仲裁机构极容易被蒙骗、为他们出具法律文书），进而排除强制执行。如此一来，任何司法强制措施都将成一纸空文，执行工作将根本无法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亦将无法实现。（九）鉴于本案对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对维护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公示原则、对维护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对社会风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像本案的类似案件不管在广东省还是在其他省份都还有很多，本案的正确处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和示范效应；因此，恳请尽快提审本案、纠正二审判决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就涉案房产，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该房屋归胡媛所有，该判决于2015年10月16日生效。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具有设立物权的效力，涉案房产虽然仍登记在梁利华名下，但从2015年10月16日开始已归胡媛所有，为胡媛的个人财产。万通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是，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述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作为排除执行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执行异议诉讼。从该条法律规定可知，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的结果不服，可以通过执行异议诉讼进行救济。执行异议程序和执行异议诉讼程序二者功能、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解决执行过程中衍生的程序和实体争议，需要快速判断以利于执行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因此采取形式审查的原则，即在执行标的的权属上采用物权公示原则和外观主义，根据执行标的的权利外观表彰来判断，执行标的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执行异议之诉则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意图就执行标的排除执行，人民法院需对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该种实体权利能否排除执行进行实质审理，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判断，并依据民事实体法律作出判决，而不限于权利外观，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体现司法审判活动的共性价值。因此，执行异议作为执行程序与执行异议诉讼作为诉讼程序，二者的权利判断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据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从前述第二款规定可以看出，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非规定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既然可以依照第四款规定对依据第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提起执行异议诉讼，就意味着执行异议诉讼对民事权利可能作出与执行异议不同的判断。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只是参考适用，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本案的核心在于判断胡媛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从本案事实看，梁利华和胡媛的《离婚协议书》签订于梁利华与万通公司的债务产生和涉案房产被法院查封之前，（2016）粤0304执9402号案的债务人为梁利华，不包括胡媛，该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也非夫妻共同债务，而（2015）深宝法家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产归女方（即胡媛）所有的约定合法有效，并判决涉案房产归胡媛所有，二审判决据此认为胡媛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并无不当。万通公司申请再审还主张梁利华的借款用于偿还涉案房产的银行借款，胡媛作为受益方，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本案为执行异议诉讼，并不审查梁利华向万通公司借款的用途，万通公司若主张胡媛应承担还款责任，需取得执行依据。综上所述，万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万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