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终1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星歌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街金星大酒店星辉楼**。 法定代表人：郭蔚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铭成，福建宏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敏，福建宏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div> 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燕，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岸涛，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泉州市星歌欢唱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灿星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灿星公司主体不适格。灿星公司仅是《中国好歌曲》节目的合作作者，主张该权利需要取得该节目制作者的许可，其在未提供该共有人授权时其单独主张权利不当。灿星公司另案中认可该节目的共同制作者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合作作品应当协商一致才可以行使该权利，协商一致是前提，灿星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先行与共同著作权人协商一致时就先行主张权利，违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即使灿星公司享有《中国好歌曲》综艺节目的著作权，但星歌公司经营场所播放的画面属于ＭＴＶ作品，该作品是属于对该综艺节目的延伸，该片段没有导师点评及交流等环节，且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乐心音乐、新势力影音等唱片公司的ＬＯＧＯ，更能证明涉案ＭＴＶ权属不属于灿星公司。该ＭＴＶ作品与综艺节目作品是两个权利，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作品均为录音录像制品，未达到类电作品的创作高度。灿星公司提供的权利光盘均是一整期节目的录制，而非每首歌曲单独创作的ＭＴＶ，结合该权利光盘盒子背面底部所载明的录音录像制品权属信息，更能证实该作品属于录音录像制品。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点和第3点，综艺节目影像，系机械方式录制完成，在场景选择、机位设置、镜头切换上只进行了简单调整，或者在录制后对画面、声音进行简单剪辑，认定为录像制品。涉案作品属于录像制品，灿星公司不享有放映权，不得依据放映权主张权利。2.灿星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公证书，该公证书存在诸多违法情形，且取证时间极短，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不当。案涉公证书第一页取证人员司某，身份信息未查明，也未查明其是否与委托人具有利害关系，违反了《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公证程序明显违法。另外，《公证程序规则》第35条规定，公证书应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出具，案涉公证书出具时间明显太长。最后，公证书所附光盘播放的歌曲与公证书记载的歌曲清单并不一致，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第37条规定，其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不应采纳。3.灿星公司就综艺节目影像中单个作品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因该权利包含在综艺节目视频中，因此其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于法无据。即便法院认为构成侵权需要赔偿，该赔偿标准也过高。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点，可单独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人就他人使用综艺节目影像作品中单个作品的行为主张财产性权利的，不予支持，因此不得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应当考虑歌曲的流行程度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这些歌曲均为冷门歌曲，现ＫＴＶ生意不好，且星歌公司主观无恶意，其仅仅是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并不清楚播放歌曲也会侵权，每首歌赔偿100元过高。4.一审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或进行改判。本案情况复杂，且争议较大，一审法院却用简易程序审理，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灿星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灿星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星歌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点播设备中的《中国好歌曲》（第1-3季）等电视节目中共计160首侵权作品；2．判令星歌公司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80,000元；3．判令星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灿星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一为判令星歌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点播设备中的《中国好歌曲》（第1-3季）等电视节目中共计153首侵权作品；变更其诉讼请求二为判令星歌公司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76,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灿星公司于2006年3月24日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等项目。 星歌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成立，经营范围为“KTV”。 2013年10月20日，福建省泉州金星大酒店有限公司将该酒店星辉楼一、二、三楼的部分房产出租给星歌公司用于经营娱乐业（量贩式KTV及相关配套项目的经营），租赁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8月13日止。 由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好歌曲》等音乐视频合辑中收录了包含本案所涉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音乐视频。在上述音乐视频合辑的外包装盒上分别标有版号“ISBN978-7-7985-1065-2”“ISBN978-7-7985-1064-5”“ISBN978-7-7985-1066-9”及版权声明“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7），载明：“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著作权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3年12月2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4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8），载明：“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著作权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4年12月20日；首次发表时间：2015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于2016年12月28日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6-I-00347350），载明：“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灿星公司；著作权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6年4月7日；首次公映时间：2016年4月8日”。 2019年1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出具了（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47号公证书，公证书记载：2018年11月13日，公证人员与灿星公司的委托人指派的取证人员司某来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街××号欢唱ＫＴＶ209包间，在该包间内操作歌曲点播机依次点播了160首歌曲，并使用摄像机对点播过程进行摄像。之后，将上述拍摄记录刻录成光盘予以封存，并与照片、歌曲清单、相关票据一起附于公证书内。庭审中，星歌公司对上述公证取证的场所是其经营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018年4月17日，星歌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福建天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在许可范围内以表演、放映的方式使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7月20日，星歌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在许可范围内以表演、放映的方式使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间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经比对，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153部涉案作品与星歌公司经营场所中播放的涉案同名音乐视频的内容基本一致（名称详见附表的侵权音乐视频清单）。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本案涉及的音乐视频，属于综艺节目影像，系通过对现场进行的《中国好歌曲》综艺节目的表演环节进行拍摄、剪辑而形成。涉案作品在对现场表演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并非仅对现场表演进行机械性录制，而是在对表演场景、导师反馈、观众反应、舞台场景等不同画面进行选择、剪辑、编排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连续画面，由此体现出了制片者的独特构思及安排，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灿星公司提供的《中国好歌曲》音乐视频合辑的封面上载明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灿星公司同时提交了《中国好歌曲》综艺节目影像的作品登记证书，以上证据可以作为该公司系153部涉案音乐视频的著作权人的初步证据。在星歌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确认灿星公司是涉案153部音乐视频的著作权人的事实。 星歌公司认为涉案作品是对于《中国好歌曲》节目录制，权利应当属于《中国好歌曲》的制作者。该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灿星公司系《中国好歌曲》的著作权人，其主张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并无不当。 星歌公司认为涉案作品属于录像制品，不享有放映权。如前所述，涉案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其著作权人依法享有放映权。 星歌公司认为公证程序违法，公证书出具的时间远超法定15日的期限，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该院认为，《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关于公证书出具时限的规定并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涉案公证书虽未在前述时限内出具，但其仍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 星歌公司认为灿星公司就综艺节目影像中单个作品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因该权利已包含在综艺节目视频中，其主张财产性权利赔偿于法无据。该院认为，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作品虽然是整个综艺节目影像的一部分，但该部分本身是可独立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并非综艺节目影像中可以单独构成作品的音乐、舞蹈、演说、戏剧、杂技等内容，故星歌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星歌公司认为其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费，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和最大诚信，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院认为，灿星公司并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单位，星歌公司若要放映灿星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仍需取得灿星公司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综上，星歌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相关抗辩均不能成立，该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中，星歌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其KTV点歌系统向消费者放映涉案音乐视频，构成对灿星公司涉案作品放映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在具体赔偿数额方面，因灿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以及星歌公司的获利情况，该院综合考虑被侵权作品的类型、发行时间、传播范围以及星歌公司的经营规模、经营地所、经营地所属区域的消费水平等因素星歌公司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15,300元（含合理费用）。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泉州市星歌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删除其经营场所内KTV点播系统中收录的《她妈妈不喜欢我》《卷珠帘》等153部侵权音乐视频（侵权音乐视频清单详见附表）；二、泉州市星歌欢唱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5,3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时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由合议庭按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灿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证据的认证是否恰当；（三）一审判决星歌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四）原审程序是否违法。 （一）灿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星歌公司提出涉案专辑外包装记载“录音录像制作者”字样，可以印证《中国好歌曲》系录像制品。经查，灿星公司提交的《中国好歌曲》专辑外包装记载，灿星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灿星公司。涉案专辑封面上虽然有“（或录音录像制作者）”字样，但使用的是“或”字，不能仅仅依据该字样即认定《中国好歌曲》属于录音录像制品。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供的《中国好歌曲》节目是一档综艺性视听节目，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含了对表演场景、导师反馈、观众反应、舞台场景等不同画面进行选择、剪辑、编排，体现出了制片者的独特构思及安排，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星歌公司虽然主张其放映的是《中国好歌曲》节目中歌手现场演唱歌曲部分，但仍系《中国好歌曲》作品的其中一部分，且包含着现场观众、推荐人、乐队演奏、现场灯光变化等画面，系通过摄影、录音、剪辑、合成等创造性活动，在一定介质上形成有独创性的一系列有伴音的画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因此，星歌公司关于涉案作品属于录音录像制品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以及灿星公司所提交的《中国好歌曲》专辑，均载明《中国好歌曲》的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星歌公司主张涉案部分取证视频中有其他公司LOGO。对此，本院认为，灿星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以及《中国好歌曲》专辑等已清楚载明著作权人，不能仅以取证视频上存有其他公司LOGO否定灿星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在星歌公司没有提交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灿星公司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星歌公司主张，灿星公司只是涉案节目的共有权人，其在未提供其他共有权人授权时单独起诉不当。但在其他合作作者未阻止灿星公司行使权利的情况下，灿星公司有权就星歌公司的行为提起诉讼。 （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证据的认证是否恰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本案中，星歌公司虽然对涉案公证书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公证证明，且在星歌公司一审中确认涉案公证书所记载的地址系其经营场所，对在其场所播放涉案被诉侵权歌曲的事实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涉案公证书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灿星公司本案起诉的歌曲虽为160首，但经原审法院比对，灿星公司起诉状附件中所附歌曲数仅为153首，且与灿星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基本一致，星歌公司以歌单数目不一致否定案涉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依据不足。 （三）一审判决星歌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星歌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场所播放涉案视频，构成对灿星公司涉案作品著作权的侵害，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灿星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星歌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的获利。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灿星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以及灿星公司针对百佳欢唱被诉侵权行为提起八个系列诉讼的事实，酌情确定的赔偿金额并无不当。 （四）原审程序是否违法 本案一审时，由合议庭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星歌公司主张原审按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星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泉州市星歌欢唱娱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扬 审 判 员  林泽新 代理审判员  曹慧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琦春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