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243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晓红，女，197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利，广东盛博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邵伟权，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顺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台晔，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黄贤优，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第三人（被执行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法定代表人：郝立华，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被执行人）：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法定代表人：钟立波，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李晓红、邵伟权因与第三人黄贤优、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公司）、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9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6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晓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利、邵伟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台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和执行裁定。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驳回李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判决第一、二项正确，第三项错误。1、虽然判决不得执行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广州市海珠区**华**街8号2403、2404房屋（以下分别简称为华**街2403房、2404房），但对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大道中**路19号3503单元（以下简称**路3503单元）及广州市越秀区**大道**路11-23（单号）B326和B327车位（以下分别简称为**路B326、B327车位）却认为是李晓红和黄贤优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而认定(2015)茂中法执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第11号执行裁定）查封正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晓红名下的所有房产均是结婚前以个人名义出资购置，**路3503单元是李晓红在2007年个人出资购买，李晓红与黄贤优是在2010年1月14日登记结婚，该房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李晓红个人出资供楼。黄贤优是香港居民，2013年因其国内公司生意失败就一直没有返回国内，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证实黄贤优对该房产出资或享有产权，一审判决认定该房屋和两个车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该判决一方面判决不得执行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华**街2403、2404两房，另一方面却认为一审法院执行裁定查封冻结案外人李晓红房产正确，对李晓红请求撤销执行裁定不予支持，判决和认定自相矛盾。在(2012)茂中法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135号判决）中没有将李晓红列为被告，在执行程序中也没有追加李晓红作被执行人，自然没有理由对该案判决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裁定查封冻结李晓红名下的房产和车位，明知第11号执行裁定存在明显错误应予撤销，但却在判决中认定李晓红请求撤销该裁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最后又判决不得执行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华**街2403、2404两房。3、虽然判决确认黄贤优在第135号判决中应负的债务属于黄贤优个人债务，邵伟权无权请求李晓红对黄贤优所负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又认定第11号执行裁定正确，这就意味邵伟权可以通过法院执行程序来查封冻结案外人李晓红的房产来实现其追偿黄贤优债务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变相判决李晓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该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关系适用法）第三十六条涉案房产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李晓红与黄贤优及邵伟权之间并不存在因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等物权纠纷，当然无需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李晓红提供给一审法院的(2013)茂中法民一初字第7号判决（以下简称第7号判决）和(2013)穗中法民四初字第56号判决以及广东省高院(2017)粤民终328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依涉外关系适用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认定李晓红名下个人财产属于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属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应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和裁定。李晓红及黄贤优均是香港居民，在大陆内地并没有共同的居住地，其夫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均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香港居民夫妻之间除特别约定外并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之说，因此查封冻结李晓红的个人财产用以执行黄贤优的个人债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一审判决表面上看是判决不得执行李晓红部分房产；确认黄贤优在第135号判决中应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不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共同债务；邵伟权无权请求李晓红对黄贤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又认定第11号执行裁定正确，就使被告方通过执行程序来让李晓红承担不合法不合理的民事责任。邵伟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内容；2、改判驳回李晓红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晓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未查清李晓红与黄贤优何时登记结婚这一基本事实。李晓红虽然提交了结婚证书复印件、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的材料等证据，用以证明与黄贤优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登记结婚。但事实上，邵伟权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李晓红早已于2008年3月19日甚至更早以前就以黄贤优的配偶的身份对外参与黄贤优控股的公司经营活动、代持黄贤优在四川金时达的股份。2、李晓红1999年1月18日将户籍从青海省西宁市迁入广州市，后又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时间跨度大，不排除其与黄贤优在香港登记结婚前就曾经在异地进行过婚姻登记的情形。3、李晓红根本没有购买涉案不动产的经济能力，其购买款项均为黄贤优所支付，涉案的华**街2403、2404两房应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中邵伟权已对李晓红的经济能力提出质疑，法院也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但李晓红仅仅提供了一份极有可能是虚假的没有落款时间的收入证明，且也没有提交其他的如工资收入的银行流水等辅助证据进行佐证。另外，李晓红在一审中所称登记在其名下的华**街2403、2404两房是其父母2003年出资购买，但其至今也未能提交如支付购房款的转账凭证等证据。以李晓红有限的收入不可能在2004、2007年就可以购买价值几千万的房产，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李晓红与黄贤优早已经登记结婚，实际购买人为黄贤优。4、李晓红应当对黄贤优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由于李晓红未能证明其与黄贤优有过相关约定，应当对黄贤优所负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清偿。一审法院在李晓红与黄贤优于何时缔结婚姻关系、李晓红的经济收入状况及购买涉案房屋的资金来源等基本事实未能查明的情况下，以李晓红未在黄贤优担保借款的文书上签字、事后未能追认、无证据证明黄贤优在担保借款行为中谋取利益且无证据证明黄贤优为家庭生活需要而作出担保行为为由，判定黄贤优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和李晓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属于查明事实不清和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在邵伟权提出调取关键证据的申请后，拒绝调取相关证据，违反了相关规定，属适用法律及程序错误。因客观原因有些案件关键证据材料邵伟权无法自行取得，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向法院书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不予支持。邵伟权已提交了《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配偶是黄贤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为邵伟权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且没有尽到举证义务，驳回邵伟权该申请错误。黄贤优、贤成公司、国新公司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月14日，李晓红和黄贤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大会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李晓红自2011年6月13日起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一审法院审理邵伟权诉国新公司、贤成公司、黄贤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9日作出的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第135号判决：一、限国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至付清款日止）给邵伟权，黄贤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贤成公司对国新公司欠邵伟权上述借款本金、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三、驳回邵伟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国新公司、黄贤优、贤成公司不自觉履行第135号判决确定的债务，一审法院依法立案执行，案号为(2015)茂中法执字第11号。2015年12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第11号执行裁定，认定黄贤优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财产有：1.位于**路3503单元；2.位于华**街2403房；3.位于华**街2404房；4.位于**路B326车位；5.位于**路B327车位。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黄贤优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应予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8条、第4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裁定：一、查封黄贤优登记在其妻子李晓红名下的下列财产：1.位于**路B326车位。2.位于**路B327车位；二、轮候查封黄贤优登记在其妻子李晓红名下的下列财产：1.位于华**街2403房，2.位于华**街2404房，3.位于**路3503单元；三、查封期限为三年。李晓红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依法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依法立案，案号为(2016)粤09执异字7号。(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裁定查明：2011年11月11日，被执行人国新公司与申请执行人邵伟权签订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的《临时借款合同》一份，同时，被执行人贤成公司和黄贤优与邵伟权签订了《保证合同》。邵伟权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合同到期后，国新公司没有依约还款，贤成公司和黄贤优也没有履行保证责任，邵伟权随后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9日作出第135号判决。2015年1月25日，一审法院依邵伟权申请，立(2015)茂中法执字第11号案执行。同年12月1日作出第11号执行裁定。另查明，李晓红与黄贤优于2010年l月14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大会堂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结婚证书登记编号：B**99。见证人为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李鸿生。李晓红、黄贤优夫妇在广州市做生意常住广州市。又查明，据李晓红反映，2003年间，其父母出资购买了位于华**街2403、2404两房，2004年8月2日办理了《房地产权证》，产权人为李晓红，2007年11月，李晓红按揭贷款购买了位于**路3503单元，产权人为李晓红，购房价款880万元，现在每月仍在还房贷；2011年5月6日，李晓红购买了位于**路B326、B327两车位，产权人为李晓红。再查明，李晓红提交了2份民事判决【第7号判决和(2014)穗海法民四初字第5号（以下简称第5号判决）】。第7号判决中关于李晓红作为黄贤优的妻子应否对黄贤优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认为，俩人是香港居民，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登记结婚。该案件的原告陈某忠要求李晓红对黄贤优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基于俩人是夫妻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规定，俩人是香港居民，香港是其俩人登记结婚地，即是最密切联系地，俩人的婚姻关系及衍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受香港婚姻法律及民商事法律的调整。根据香港律师公会2003年的指引03-160(PA)号第3(a)(b)的内容可知，第三方（包括配偶）提供担保时，代表债权人的律师，必须通知担保人应先听取独立法律意见，而担保人的律师提供独立意见时，作为被担保人／债务人的配偶一方不能在场。若律师不依照指引，担保人无听取独立法律意见，或有违反指引的其他情况，由配偶等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有机会是当作无效。又根据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四条关于已婚女性财产的相关规定，夫妻的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的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归各自所有，对于配偶一方的债务，除非另有担保关系，否则并不会由其配偶承担。李晓红没有在《借款合同》及《借款保证合同》上签名，其没有向原告陈某忠借款1000万元的合意，也没有为黄贤优的借款提供担保的合意，而且自身所取得的财产与黄贤优的财产分别独立。因此，原告陈某忠要求李晓红对黄贤优的借款及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5号判决认为，黄贤优为香港居民，故本案系涉外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李晓红是香港居民，但其是以内地身份参加诉讼，且其住所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属于本院管辖范围。此外，涉案款项转汇地也是发生在内地。因此，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二：李晓红是否承担清偿涉案债务的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如果黄贤优和李晓红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债务为黄贤优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的债务从借款形式、借款用途上均显示是黄贤优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涉案债务为黄贤优和李晓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陈某忠主张涉案债务为黄贤优和李晓红共同债务且要求李晓红对该笔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法院(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裁定的记载，本案应当明悉的主要三个问题：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李晓红提供第7号判决和第5号判决，是想证明其在涉及其丈夫黄贤优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第5号判决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该案法律适用的准据法。而第7号民事判决引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法例论述黄贤优、李晓红夫妻在中国内地发生的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根据香港法律法例为依据进行判决，显然是在本案审理判决中没有选择准据法。本案执行中，被执行人黄贤优在中国从事民商事活动，其民商事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均在中国，其妻子李晓红的财产也在中国，涉外关系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也就是说，不管黄贤优、李晓红夫妇是何国籍，只要其在中国从事活动引起法律纠纷，该法律纠纷中涉及财产处理的部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去调整，而不适用其所在地的法律法例，这是法律适用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也就是说，处理本案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二、关于黄贤优的债务是否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李晓红在中国的财产是否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的问题。（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虽然黄贤优与邵伟权的债务为黄贤优个人债务，但邵伟权不知道李晓红、黄贤优夫妻对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的约定。所以黄贤优在本案中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二）关于一审法院查封李晓红在中国的财产三套房和两个车位，虽然是李晓红婚前个人购买的婚前财产，不属夫妻共同财产。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法定共有财产的规定，李晓红在广州的房产和车库要支付物业管理和水电等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偿还**路3503单元房按揭贷款费用）属夫妻共有财产，也就是说，李晓红将夫妻共有财产（货币）物化变为自己个人的财产（实物），婚前个人财产已部分转变为夫妻共同财产。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第三人知道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但对第三人不知道约定的，如何以夫或妻的财产清偿对外债务没有规定；但是可以反推，第三人不知道约定的，以夫和妻的财产清偿对外债务。既然黄贤优在本案中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黄贤优、李晓红夫妻二人就有以夫妻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承担偿还其夫妻共同债务的义务，不然对债权人邵伟权显失公平。三、第7号和第5号两份民事判决，是在审判程序中从不同的法律角度和相对孤立的法律事件、法律行为进行论证，适用不同法律进行判断和判决，但都得出相同的判断结果：李晓红对黄贤优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还款责任。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沿续，但审判不等于执行，执行不同于审判。一审法院作出的第11号执行裁定，合符情理，于法有据。综上所述，李晓红所提异议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但第11号执行裁定所查封的李晓红的财产，属案外人财产，不是执行依据直接指向的执行标的物，是否可以执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应通过审判程序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李晓红的异议。本案审理中，邵伟权提出管辖权异议。2016年9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9民初65号民事裁定驳回邵伟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邵伟权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辖终79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邵伟权于2017年3月13日申请追加黄贤优、贤成公司、国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6)粤09民初65号通知书，追加黄贤优、贤成公司、国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如下证据：1.向广州市海珠区沙园派出所调取李晓红1999年1月18日由青海省西宁市迁入广州市时其结婚登记状况、配偶姓名以及子女父母等登记信息；2.向广州凯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调取李晓红于2007年10月7日从该公司购买位于**路3503单元的购房合同以及首付款880万元的资金来源；3.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调取李晓红购买位于**路3503单元的按揭贷款合同；4.向广州凯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调取李晓红于2010年12月23日从该公司购买位于**路B326、B327号车位购房款的资金来源；5.调取李晓红于2007年7月27日购买位于华**街2403、2404两房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以及购房款的来源；6.向广东省公安厅调取李晓红移民香港时办理的材料。开庭中，一审法院指出邵伟权方没有证据证实其方已经就上述申请调取的材料进行过调查取证，同时要求李晓红方提交上述邵伟权主张调取的材料给法院。李晓红一方则称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应当由邵伟权承担，邵伟权申请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请求法院驳回邵伟权的上述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没有证据证实黄贤优、贤成公司、国新公司反对李晓红的异议，黄贤优、贤成公司、国新公司的诉讼地位是第三人。李晓红是香港居民的事实属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第11号执行裁定执行的李晓红名下的房产在我国内地。依照涉外关系适用法第三十六条“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应当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李晓红以其是香港居民为由主张应当适用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的观点无理，不予支持。李晓红不是一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第135号判决的当事人及债务人；李晓红未在黄贤优担保借款的文书上签字且李晓红事后亦未对黄贤优的担保借款行为追认；无证据证实黄贤优在担保借款行为中谋取利益，更无证据证实黄贤优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作出担保借款行为。因此，黄贤优在第135号判决中应负的债务属于黄贤优的个人债务，不属于黄贤优与李晓红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晓红请求判令李晓红与邵伟权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及邵伟权无权要求李晓红对相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晓红和邵伟权于2010年1月14日登记结婚。以该俩人登记结婚的时间为分界点，结合涉案的房产的《房地产权证》记载，属于李晓红和邵伟权结婚前登记在李晓红个人名下的房产有：1.华**街2403房；2.华**街2404房；3.**路3503单元。其中**路3503单元属于银行按揭贷款购买，还款时间延至李晓红和黄贤优婚后。属于李晓红和黄贤优结婚后登记在李晓红个人名下的房产有：1.**路B326车位；2.**路B327车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一款、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第一项、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本案无证据证实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之间有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实际情况，应当确认华**街2403、2404两房属于李晓红的个人财产，**路3503单元，**路B326、B327两车位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的共同财产。因此，第11号执行裁定查封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共同财产的**路B326、B327两车位及轮候查封**路3503单元正确；轮候查封属于李晓红个人财产的华**街2403、2404两房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得执行华**街2403、2404两房。李晓红请求判令撤销第11号执行裁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裁定自动失效。李晓红请求判令撤销一审法院(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裁定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李晓红未举证证实第11号执行裁定造成李晓红的经济损失，李晓红请求判令邵伟权赔偿因请求法院冻结查封李晓红房屋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无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第一款和第三款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败诉或部分败诉，即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李晓红请求判令邵伟权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无理，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李晓红提交的《结婚证书》《婚姻状况声明书》《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已经足以证实其仅与黄贤优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结婚。李晓红已尽举证义务。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海珠区沙园派出所调取李晓红1999年1月18日由青海省西宁市迁入广州市时李晓红的结婚登记状况、配偶姓名以及子女父母等登记信息的请求无理，不予支持。李晓红就其按揭贷款购买**路3503单元提交的按揭贷款供楼的发票及付款明细清单证实李晓红在与黄贤优结婚前按揭贷款购买上述房产，按揭贷款的还款时间延至李晓红与黄贤优结婚之后。李晓红与黄贤优结婚之后，李晓红的薪水等相应收入已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晓红与黄贤优结婚之后，李晓红以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款。此事实及前文述及的法律依据已经足以证实**路3503单元已属于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向建设销售上述房产的广州凯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调取李晓红于2007年10月7日从该公司购买上述房产的购房合同及首付款880万元的资金来源的申请无调查收集的必要，不予支持。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证实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华**街2403、2404两房属于李晓红的个人财产，**路B326、B327两车位属于李晓红和黄贤优夫妻的共同财产。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调查上述财产相应的资金来源、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以及购房款等无调查收集的必要，不予支持。李晓红移民香港时办理移民的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向广东省公安厅调取上述材料无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结合邵伟权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实际情况，邵伟权负有举证证实自己主张的义务。邵伟权虽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关材料，但无证据证实邵伟权已先尽举证义务，更无证据证实邵伟权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材料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第一款所列的情形，其请求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亦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不得执行登记在李晓红名下的华**街2403、2404两房；二、确认黄贤优在第135号判决中应负的债务属于黄贤优的个人债务，不属于黄贤优与李晓红的夫妻共同债务，邵伟权无权请求李晓红对黄贤优所负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晓红和邵伟权各负担25元。上诉人李晓红、邵伟权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登记在李晓红名下已被一审法院查封的华**街2403、2404房、**路3503单元房产及其B326、B327车位是否为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李晓红、邵伟权对上述焦点问题所涉及事宜及提出的异议，根据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质证和诉辩陈述，本院分析如下：（一）本案是基于黄贤优在与李晓红婚姻期间内实施的担保行为后果应否由其夫妻共同财产来承担责任所产生的诉讼，本质是由于婚姻的人身关系所决定，具体体现在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上。结合黄贤优与李晓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的事实，应依据涉外关系适用法有关婚姻家庭中的第二十四条“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来选择法律的适用。李晓红上诉认为本案并不存在因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等物权纠纷，无需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应依涉外关系适用法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来选择法律的理由充分。因双方没有选择法律，且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经常居所，故依最密切联系原则即选择担保行为发生地或涉案房产所在地之内地法律来解决本案纠纷是为合理。尽管一审法院以涉外关系适用法第三十六条“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选择准据法，在法律关系的识别上与邵伟权所主张的涉案为夫妻财产事实不相符合，但所选择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并无不当，就此本院予以维持。（二）李晓红与黄贤优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登记结婚的事实证据充分，邵伟权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证据中，有李晓红的《结婚证书》《婚姻状况声明书》等复印件。《结婚证书》记载李晓红与黄贤优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结婚。《婚姻状况声明书》记载由李晓红依《宣誓及声明条例》声明其本人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大会堂婚姻登记处与黄贤优结婚，除与黄贤优结婚外并未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依照任何风俗、宗教、仪式或法律形式结婚或同居，仅有与黄贤优为夫妻关系的内容，且有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李鸿生作为监誓人签名确认，李晓红的该声明是于2014年2月28日在香港干诺道中137至139号三台大厦五楼任其昌、李鸿生律师行及在李鸿生面前作出的。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李晓红与黄贤优于2010年1月14日在香港结婚的真实性。邵伟权在无证据否定该事实的情况下，要求法院再向相关部门调取李晓红的婚姻登记等方面的信息而未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所作认定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邵伟权认为一审法院违反了相关规定，属适用法律和程序错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三）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目的是在执行程序中判定案外人李晓红对涉案房产所主张的权利是否足以阻止和排除执行。对于黄贤优的担保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是否与李晓红相关为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所应解决的问题，故对邵伟权就涉案债务认为是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共同债务，进而要求李晓红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作审理。一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因邵伟权对该判项请求撤销，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涉案房产的物权归属及能否在本案中被排除执行的问题，应依我国内地法律认定房屋权属前提下，分别处理如下：1、对于华**街2403、2404两房，因系李晓红婚前所购买，李晓红个人享有物权，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并无不妥。邵伟权上诉主张李晓红没有购买涉案不动产的经济能力，包括该两房在内的涉案房产购买款项均为黄贤优所支付，应认定为李晓红与黄贤优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对于**路3503单元房屋，为李晓红婚前以银行按揭的方式购买且登记在其名下，依法应认定为李晓红的个人房产。李晓红在2007年购置该单元房屋时，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按揭完成款项支付的事实，能充分表明为个人所购。因该单元房屋登记到李晓红名下的行为已完成，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应认定为李晓红的个人财产。尽管在婚后李晓红有每月向银行还贷行为，即使所偿还的金额部分能被认定为以李晓红与黄贤优的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也不影响**路3503单元的产权认定。李晓红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其中部分款项及对应的房屋增值，依法应属于黄贤优的财产。对该部分财产邵伟权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李晓红将夫妻共有财产（货币）物化变为自己个人的财产（实物），婚前个人财产已部分转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与法不符。李晓红上诉称该单元房产不属其与黄贤优夫妻共同财产，查封冻结该单元错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3、对于**路B326、B327两车位，系李晓红与黄贤优婚姻期间所购买，根据我国内地法律规定属夫妻共同财产，黄贤优对该两车位享有共有物权，应以其所享有的共有物权份额承担其涉案债务。一审法院对(2016)粤09执异字7号执行异议裁定中就B326、B327两车位予以执行的内容不予撤销并无不当。李晓红上诉主张B326、B327两车位是其个人出资购置，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认定为其个人财产的理由，由前述可知，因不符合涉外关系适用法二十四条指引后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的要求，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晓红、邵伟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均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9民初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9民初6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不得执行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大道中**路19号3503单元房产；四、驳回李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邵伟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维持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邵伟权负担。李晓红已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向其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