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蓝晓寒，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壮，广东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国勇，广东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负责人：欧镇武，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军红，女，该局党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忠，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南分局，住所地汕头市潮**。负责人：马肇义，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负责人：郑永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更生，广东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潮南区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汕头市潮南区****。负责人：周友雄，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燕，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以下简称潮阳资源局）、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南分局（以下简称潮南资源局）、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潮阳交通局）、汕头市潮南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潮南交通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壮、范国勇，被上诉人潮阳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军红、李锦忠，被上诉人潮南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被上诉人潮阳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更生，被上诉人潮南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达公司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潮阳资源局支付1999年9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999年9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60495294.31元；2018年6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12‰计算）。三、依法改判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对潮阳资源局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转让了《借款合同》的部分权利，即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协议》注明的“截止1999年9月20日”是双方转让债权的基准日，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信达公司即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潮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潮阳支行）的债权人地位。该条款的约定已明确建行潮阳支行将基准日之后继续依据《借款合同》收取利息的权利一并转让给信达公司。同时，建行潮阳支行于2001年2月16日在《汕头日报》上刊登的公告，特别说明“自1999年9月20日起，我分行已将以下客户截止该日的债权相关的贷款余额和应收利息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具体项目如下”、“以上单位及保证人应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特此公告”。该公告的内容也印证了自1999年9月20日起，建行潮阳支行将《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信达公司。因此，充分证实《债权转让协议》转让了《借款合同》的全部权利，而不是部分权利。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本案收取利息的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专属权利，即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因此，信达公司自1999年9月20日债权转让基准日起，一并取得依据《借款合同》约定继续收取利息的权利，有权要求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在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继续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综上，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利息属于信达公司作为新债权人依据《借款合同》享有的权利，而不再属于建行潮阳支行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仅转让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利息941500元违反了证据证明的事实，也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依法改判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支付信达公司自1999年9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一审判决以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内部有关债务划分约定，据此判令潮南资源局不承担还款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已查明，原借款人潮阳市城建局经潮阳市撤市设区的区域调整并几经行政机关职权的分立合并，现分立为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的规定，本案信达公司与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对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分立后的债务承担问题均没有约定，因此依法应当由分立后的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承担连带债务。一审判决以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内部的债务划分约定认定潮南资源局不承担还款责任违反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在保证期间内，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保证期间为两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保证期间为六个月违背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可撤销担保书》第七条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至还清借款方所欠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二年，自1998年8月28日起至2000年8月27日止。鉴于一审判决已查明，建行潮阳支行于1999年12月17日向保证人潮阳市公路局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我行现正式向贵单位主张权利，请贵单位立即按保证合同的规定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建行潮阳支行已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一审判决的认定违背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其次，债务到期后，信达公司与保证人重新成立新的保证合同，信达公司在成立新保证合同的同时主张权利依法有效。一审判决已认定，2000年11月20日的《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成立新的保证合同，鉴于成立新保证合同时债务已经到期，信达公司有权同时要求保证人立即履行担保义务，《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载明“请贵单位接本通知后按照合同或保证条款的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充分证实信达公司在2000年11月20日已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综上，信达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已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且本案是借款人、担保人均为国家机关，保证合同依法有效，应判令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信达公司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审判决仅判令潮阳资源局偿还本金及表内利息违背了案件证据证明的事实，在信达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第一条最后一句明确约定，从债权转让之日后信达公司就取得整个涉案债权的权利，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转让。信达公司提交的《汕头日报》原债权银行刊登的公告明确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需向信达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一审法院还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七条，银行利息作为主债权法定利息，除法律有特别约定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应当随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了银行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以后，债务人必须向资产管理公司支付利息的，如果有合同的约定就按合同约定计算，如果没有合同约定就按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利。潮阳资源局辩称，一、信达公司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信达公司诉称，其于1999年12月20日与建行潮阳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合同编号：（95年）第1号】项下的债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原债权银行并没有将转让债权的事实通知潮阳资源局。虽然信达公司举证证明原债权银行于2001年2月16日在《汕头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后，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规定，由于《汕头日报》仅是地级报纸，不是全国或者省级报纸，更谈不上是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故原债权银行选择在地级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不能认定为已经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原审判决认定《汕头日报》“在汕头市辖区有影响”，“两被告作为辖区内的行政机关，故可认定两被告知悉了债权转让的内容”，该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潮阳市在2003年才撤市设区，分设潮阳区和潮南区，成为汕头市市辖区，原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在登报时的2001年2月16日并不是汕头市辖区内的行政机关，故原审判决认定的“两被告作为辖区内的行政机关，故可认定两被告知悉了债权转让的内容”毫无事实依据，该认定犯了常识性错误。潮阳资源局认为，原债权银行在《汕头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该债权转让公告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应认定原债权银行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其债权转让对潮阳资源局不发生效力，信达公司尚未取得债权受让人的合法主体资格，其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潮阳资源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信达公司的起诉。二、信达公司主张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使信达公司与原债权银行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基于债权受让人行使权利不能超越其受让的原权利范围的法律原则，信达公司与原债权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债权转让范围为“截止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表内应收利息941500.00元（大写人民币玖拾肆万壹仟伍佰元）”，该《债权转让协议书》附件《转让债权清单》中也明确“截止日转让债权”为“本金10000000.00元、应收利息941500.00元，合计10941500.00元”，“表外利息”一栏虽记载有“催收利息6099295.38元”，但不计入转让范围。从《债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转让债权清单》可以看出，原债权银行转让的是特指至截止日的本金及应收利息，“催收利息”及其后利息均没有转让，且债权受让人的权利系来源于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合同，而不是债权转让后原债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因此，信达公司主张收取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汕头日报》的公告不能作为信达公司债权来源的依据，信达公司债权来源的依据是转让合同，而不是依据转让合同的公告，这个公告也是无效的公告，这个公告的形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汕头日报》不是省级以上有影响的报纸，信达公司以原债权人所谓的公告主张债权受让的范围，解释权利的来源是站不住脚的。信达公司引用该规定的第七条，潮阳资源局认为不属于信达公司所指的情形，转让的贷款本金和表内的利息，受让人取得债权是贷款本金和表内利息，其他的利息都不在转让的范围，信达公司张冠李戴适用第七条与本案毫无关系。潮南资源局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信达公司上诉所述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对于信达公司受让本案的债权范围，原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信达公司起诉要求承担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人民币61436794.31元，2018年6月1日起的利息以人民币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12‰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缺乏合同依据。（一）根据信达公司所称其于1999年12月20日与建行潮阳支行签订编号为：建潮阳第005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合同编号为（95年）第1号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中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信达公司，并提交了建潮阳第005号《债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而从其《债权转让协议》来看：第一，没有明确是合同编号为（95年）第1号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无法体现建行潮阳支行建潮阳第005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合同编号为（95年）第1号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中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信达公司，所以，（95年）第1号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借款单位所有的权利，信达公司并不当然享有；第二，从《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转让的标的来看，仅是截止到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其中已核销应收利息386400元。（二）即使信达公司在上诉状所称的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信达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原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的地位，但是其所得债权范围应当以合同明确约定为准，不能以该表述而推定受让了全部债权。（三）建行潮阳支行的转让公告并不能作为信达公司受让债权的依据，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第五条“转让的债权清单及双方就债权具体交接操作方面共同下方的有关文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的约定，首先在附后的转让债权清单已经十分明确转让本金和利息情况，对于利息即为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其中已核销应收利息386400元。其次，建行潮阳支行的转让公告并非信达公司与建行潮阳支行双方共同下发的有关文件，而是建行潮阳支行单方行为，不能作为合同附件，且内容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一致，应当以《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债权范围为准。（四）建行潮阳支行与信达公司仅对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利息进行债权转让，这也不违反《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信达公司转让了全部主权利和部分从权利，对于明确约定的“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其中已核销应收利息386400元”之外的其他从权利予以放弃，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以《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债权转让范围和附后转让债权清单来认定信达公司取得债权的范围。综上，信达公司主张的支付其他利息不具有权利，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潮南资源局不承接原潮阳市城建局的职能，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审法院判决潮南资源局不应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一）2003年1月29日，国务院批准（国函[2003]11号），撤销县级潮阳市，设立汕头市潮阳区、潮南区。2003年3月31日，中共潮南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办公。根据汕头市《关于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事业单位的批复》（汕机编[2004]88号）和潮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汕头市潮南区区级机构设置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潮南机编[2003]3号），2010年12月开始设置汕头市潮南区城乡规划局。2019年机构改革，将汕头市潮南区城乡规划局整合划入潮南资源局。而信达公司所主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于1995年8月28日，借款时潮南资源局尚未设立，主体资格不存在，所以，信达公司要求潮南资源局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二）潮南资源局不承接原潮阳市城建局的职能，不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合同义务。潮阳县城建局原于1992年成立，后因行政区域调整为潮阳市城建局，1997年更名为潮阳市规划管理局，2002年因机构改革，与潮阳市国土资源局合并更名为潮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2009年因与国土局分拆更名为潮阳区城乡规划局。对于《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已经明确答复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是由潮阳区城乡规划局继受其部分职能，承担潮阳辖区内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所以，对于潮阳县城建局被撤销后，潮南资源局不承接其职能，无需承担其合同义务。（三）根据汕市办（2003）14号《转发市财政局关于汕头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财税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第二条关于原潮阳市债务部分，按照“谁举债、谁承担”的原则划分债权债务中第（四）项潮阳市的债权债务，能够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由潮南区承担，其余的由潮阳区承担。本案信达公司所主张的系原潮阳市公路局进行担保，属于潮阳市的债务，对该笔债务是没有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根据上述汕头市委办公室文件，应由潮阳区承担，与潮南区无关。（四）原审法院的判决潮南资源局不应承担责任，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九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的规定，如前所述，《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已经明确答复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是由潮阳区城乡规划局继受其部分职能，承担潮阳辖区内城乡规划管理工作。那么原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仍有其他职能由其他部门进行继受，从整个机构改革和撤市设区的过程，这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分立”，潮南资源局认为，信达公司主张潮南资源局是从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分立而来依据不足。三、本案的债权转让依法对债务人不发生任何效力，从法律的角度上无须向信达公司进行清偿。（一）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的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并没有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该转让对原债务人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虽然信达公司所称其在受让债权有进行一系列方式的催收，但这并不能取代上述《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因为该规定明确通知的主体是债权人，而不是受让人，该项规定主体明确，不能随意僭越。即转让通知是债权合法转让的一个必备条件，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债权转让的合法性，信达公司无法取得合法债权人的地位。（二）即使信达公司举证2001年2月16日汕头日报B1版报纸，即使能够认定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可以登报方式通知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那么通知的时间为2001年2月16日，在此之前，债权人仍为建行潮阳支行，而不是信达公司。在此之前，信达公司不具有债权人资格，信达公司一切催收行为均是无效的。（三）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在2001年2月16日汕头日报B1版报纸没有催收内容，且该登报距离其在1998年11月25日的《催收通知书》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所以不能适用《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四、信达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如前所述，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在2001年2月16日汕头日报B1版报纸登报告知债权转让，在此之前，债权人仍为建行潮阳支行，该登报时间距离其在1998年11月25日的《催收通知书》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该笔债务在2000年11月25日开始已经沦为自然之债。（二）信达公司在2001年2月16日前不具有债权人合法资格，信达公司一切催收行为均是无效的，包括不限于进行走访催收和发出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催收等。（三）若信达公司认为潮南资源局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但却从没有向潮南资源局主张过任何权利，至2018年7月16日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因为潮南资源局成立于2010年12月，而信达公司作为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也早就知悉潮阳市在2003年被撤销，对应的不再存在潮阳市的行政管理单位。而从信达公司提供公告催收报纸，借款人一栏从2002年8月3日开始至2017年2月28日止催收的主体均是“潮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原潮阳市规划管理局）”，该主体在2003年3月份就不存在了，更不可能将潮南资源局与“潮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原潮阳市规划管理局）”等同或混为一谈，催收公告从没有涉及潮南资源局，信达公司从没有向潮南资源局主张过任何权利，现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利。综上所述，信达公司请求潮南资源局承担连带付还本金和利息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审理查明并驳回信达公司对潮南资源局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并告诫信达公司应尊重客观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不能滥用诉讼权利，对此给潮南资源局造成的损失，潮南资源局保留追究的权利。潮阳交通局辩称，潮阳交通局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关于潮阳交通局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认定以及适用法律判决都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本案信达公司请求潮阳交通局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1.本案一审认定原来的保证是无效的，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本案是无效的担保。2.本案信达公司与潮阳交通局之间成立的担保合同的保证期限是六个月，即保证期限是从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信达公司在本案的合同的保证期限内没有向潮阳交通局主张权利，作为潮阳交通局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信达公司认为担保期限为两年，潮阳交通局认为是错误的。信达公司出示的抵押担保中是关于合同生效期限的约定，不是担保期限的约定，也不适用最高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担保合同的约定担保人担保责任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视为保证期限约定不明，按保险期限为两年的规定。本案的情况不是这方面的规定，是属于担保期限没有约定，不属于担保期限约定不明。潮阳交通局认为这是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不属于担保期限的约定，本案应当属于没有担保期限约定，担保期限属于半年，一审认定担保期限为半年，信达公司没有向潮阳交通局主张责任，潮阳交通局不需承担责任是完全正确的。本案诉讼的担保期限过期后，信达公司向潮阳交通局发送了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潮阳交通局在履行义务担保通知书中有表示履行担保责任，一审认定为信达公司与潮阳交通局之间重新形成新的担保关系，潮阳交通局对此没有异议，但在新的担保关系形成后信达公司仍然没有在担保期限内主张权利，潮阳交通局应免除担保责任。本案是无效担保，信达公司没有在担保期限内向潮阳交通局主张权利，关于广东省高级法院中的规定，担保合同无效，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未能在担保期限内主张权利，保证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潮阳交通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潮南交通局辩称，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信达公司要求潮南交通局承担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从信达公司与建行潮阳支行《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来看，仅是截止到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利息941500元，其中已核销386400元。所以，信达公司主张的支付其他利息不具有权利，不应支持。此外《借款合同》没有约定保证范围，在没有明确保证范围的情况下，要求保证人承担付还本金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和登报公告中虽有涉及潮阳市城建局借款1000万元，但均是信达公司单方意思表示，并没有保证人予以确认，且从没有向保证人主张过利息。二、一审判决潮南交通局不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潮南交通局不承接原潮阳市公路局的职能，不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合同义务。另外根据汕市办（2003）14号《转发市财政局关于汕头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财税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第二条关于原潮阳市债务部分，按照“谁举债、谁承担”的原则划分债权债务中第（四）项潮阳市的债权债务，能够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由潮南区承担，其余的由潮阳区承担。本案信达公司所主张的系原潮阳市公路局进行担保，属于潮阳市的债务，对该笔债务是没有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根据上述汕头市委办公室文件，应由潮阳区承担，与潮南区无关，所以潮南交通局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并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潮南交通局并没有承受原来的行政职能，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三、一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在保证期间内，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潮南交通局无需承担担保责任。首先是本案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潮南交通局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其次是信达公司没有在担保期限内向潮南交通局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担保期限，因此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四、信达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和担保期限。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共同偿还信达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61436794.31元，2018年6月1日起的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12‰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对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上述借款及全部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由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8月26日，原潮阳市公路局向建行潮阳支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承诺对潮阳市城建局合同编号为（95年）第1号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下称《借款合同》）项下的人民币贷款1000万元，以及由此发生的借款利息和罚息承担担保责任。1995年8月28日，建行潮阳支行与原潮阳市城建局签订合同编号为（95年）第1号的《借款合同》，约定：潮阳市城建局向建行潮阳支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8月28日至1998年8月27日止，贷款利息按月息12.6‰计算，按季结息，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遇国家利率调整，从调整之日起，即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算贷款利息，潮阳市城建局不能按本合同规定的分次还款计划归还的部分，作为逾期处理，加收利息20%。原潮阳市公路局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的担保单位处加盖公章。当日，建行潮阳支行依约向潮阳市城建局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潮阳市城建局没有依约归还借款本息。建行潮阳支行于1998年11月25日向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通知潮阳市规划管理局立即偿还贷款本息。于1999年12月17日向潮阳市公路局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1999年12月20日，建行潮阳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广州办事处）签订建潮阳第005号《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借款合同项下截至1999年9月20日止尚欠的贷款本金1000万元及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其中，已核销应收利息386400元）转让给信达广州办事处。2000年11月20日，信达广州办事处向潮阳市公路局发出《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通知潮阳市公路局按照合同或保证条款的约定履行保证责任。2001年2月16日建行潮阳支行在汕头日报刊登《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市分行转让有关债权的公告》，向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和潮阳市公路局公告债权转让通知。2001年3月29日，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原城建局（规划局前身）根据市政府领导要求，于1995年8月以局名义向潮阳建设银行借款1000万元用于324国道改造工程指挥部使用，1997年市政府征用二块地皮拟用于抵还该笔贷款，面积约26000平方米，每平方米375元，约1000万元……并于当年与市建设银行协商此事，因未取得共识而未办妥，现二块地皮仍拟作还贷用地。2001年6月13日，信达广州办事处到潮阳市规划管理局针对潮阳市规划管理局的贷款情况进行走访。信达广州办事处出具了《贷后跟踪情况表》，在还款意见处记载，据市政府意愿，原则同意划40亩地皮作以物抵债（已标出红线图）。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在表上签名并盖公章。2002年8月3日、2004年3月29日、2005年9月27日、2007年7月3日、2009年6月16日，信达广州办事处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借款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2010年7月21日，信达广州办事处经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改制，改制后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2011年6月6日，信达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3年3月18日、2015年3月6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7年2月28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借款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另查明，2003年1月29日，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县级潮阳市，分别设立汕头市潮阳区、潮南区。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于1997年更名为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因机构改革，于2002年与潮阳市国土资源局合并更名为潮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因原潮阳市行政区域调整，撤市设区，于2003年分立为潮阳区与潮南区，潮阳区规划与国土资源局于2009年与国土资源局分立更名为潮阳区城乡规划局，2019年3月，潮阳区城乡规划局与区国土资源局合并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潮南区城乡规划局与区国土资源局同样几经演变至2019年3月更名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南分局。原潮阳市公路局也经机构改革、撤市设区分立，至2019年3月演变为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和潮南区交通运输局。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是因不良债权转让而引发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涉债权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因政府的市政工程资金短缺，潮阳市城建局向建行潮阳支行借款并由潮阳市公路局担保。因该债款未能全部清偿，建行潮阳支行于1999年将其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向债务人及担保人主张债权而引起的诉讼。关于不良债权的处置，最高院先后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下称《纪要》）等规定，对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进行指导。本案作为信达公司从建设银行处受让的不良债权引发的纠纷也应当适用上述规定。涉案《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的用途为324国道改造工程的需要，属于公共利益，本案的处理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和妥善合理的原则。一、关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民事案件，涉案《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系各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合同当事人行为合法有效，《借款合同》和《债权转让协议》对各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权利义务。潮阳市城建局系《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借款期限届满后，负有归还借款的义务，潮阳市城建局经潮阳市撤市设区的区域调整并几经行政机关职权的分立合并，现分立为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的规定，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潮南资源局提出信达公司滥用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提出本案的债权转让没有通知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对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建行潮阳支行于2001年2月16日在《汕头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建行潮阳支行在《汕头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虽然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的规定，但上述规定要求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目的是使债务人知悉。《汕头日报》是汕头市委机关报，其在汕头市辖区有影响。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作为辖区内的行政机关，故可认定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知悉了债权转让的内容，债权人履行了债权转让告知义务。2003年3月12日，中共汕头市委办公室、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作出汕市办[2003]14号《转发市财政局关于汕头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财税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指出：按照“谁举债、谁承担”以及有利于维护债权人权益、方便操作的原则，划分债权债务，潮阳市的债权债务，能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由潮南区承担，其余的由潮阳区承担。涉案债务没有明确由潮南区承担，根据上述《通知》精神，该债务应由潮阳区承担。且本案被上诉人为特殊主体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涉案借款用于国道324线潮阳红旗岭至梅花段改造工程的建设，该路段在潮阳区政府管辖范围内，潮阳资源局作为区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继受了原城建局的部分职能，故应为该项债务的责任主体。关于潮阳公路局和潮南公路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及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潮阳市公路局在（95年）第1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的担保单位上盖章并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潮阳市城建局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潮阳公路局和潮南公路局作为承接潮阳市公路局职能的单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由于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限没有约定，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本案中，潮阳市公路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或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的“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该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七条“保证合同无效，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未在保证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债权人必须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信达广州办事处于2000年11月20日向潮阳市公路局送达了《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当日，潮阳市公路局在《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上盖章，保证责任消灭后，作为保证人的潮阳市公路局在该《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制式回执上盖章，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2000年11月21日至2001年5月20日。在该保证期间内，信达广州办事处于2001年2月26日在汕头日报刊登《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市分行转让有关债权的公告》，应认定其已依法履行《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但在该保证期间内，信达广州办事处未向潮阳市公路局主张权利，故保证人潮阳市公路局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借款合同》诉讼时效的问题。2001年3月28日，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说明1997年市政府征用两块地皮拟用于抵还本案借款，“现两块地皮仍拟作还贷用地”；2001年6月13日，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在编号为（地区）2001年4号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贷后情况跟踪表》的还款意愿一栏注明“据市政府意愿，原则同意划40亩地皮做以物抵债”，上述《情况说明》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贷后情况跟踪表》证明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在2001年3月28日、2001年6月13日两次作出以土地抵债的承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因潮阳市规划管理局在2001年3月28日、2001年6月13日两次作出以土地抵债的承诺，即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而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之后信达公司于2002年8月3日、2004年3月29日、2005年9月27日、2007年7月3日、2009年6月16日、2011年6月6日、2013年3月18日、2015年3月6日、2017年2月28日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向原债务人公告催收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述《情况说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贷后跟踪情况表》没有催收贷款、主张权利的内容，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本案债务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根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甲方将借款人潮阳市规划管理局截止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0000.00元，表内应收利息941500.00元转让给乙方。债权转让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可见《债权转让协议》转让了《借款合同》的部分权利，即本金10000000元和表内应收利息941500元，信达公司有权就该部分主张权利。现信达公司请求债权转让之日起的借款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对信达公司请求债权转让之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信达公司各项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及潮阳资源局、潮南资源局、潮阳交通局、潮南交通局的其他抗辩，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941500元；二、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1000万元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98983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311533元，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87450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7450元予以退回。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的案件受理费87450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潮南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潮编发【1992】35号潮阳县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设立潮阳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等几个机构的批复》、潮机编【1997】5号潮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和《潮阳市规划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潮机编【2002】16号潮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和《潮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汕机编【2008】51号汕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理顺区县国土、规划、房产机构设置问题的通知》、潮阳机编【2009】17号汕头市潮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和《汕头市潮阳区规划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上述文件证明潮南资源局不承接原潮阳市城建局的职能，也印证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答复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是由潮阳区城乡规划局继受其部分职能，从整个机构改革和撤市设区的过程，这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合并”和“分立”。信达公司主张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南分局是从潮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局继受和分立而来依据不足。信达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都是从92年至09年期间形成的文件，形成时间是在好多年前，潮南资源局作为政府单位是一直知道也持有这些文件，在一审没有提交，是不符合法律的新证据，依法不应采纳。而且上述材料的内容没有达到潮南资源局的举证目的，这些文件没有明确说潮南区不承接原潮阳市的相关职能。本院经审查认为，潮南资源局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999年9月20日，建行潮阳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借款人潮阳市规划管理局截止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0000.00元，表内应收利息941500.00元转让给乙方。债权转让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建行潮阳支行于2001年2月16日在《汕头日报》上刊登的公告特别说明“自1999年9月20日起，我分行已将以下客户截止该日的债权相关的贷款余额和应收利息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具体项目如下”、“以上单位及保证人应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特此公告”。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不良债权转让而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案涉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的范围，即信达公司取得本案债权的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借款人潮阳市规划管理局截止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10000000.00元，表内应收利息941500.00元转让给乙方。债权转让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建行潮阳支行于2001年2月16日在《汕头日报》上刊登的公告特别说明“自1999年9月20日起，我分行已将以下客户截止该日的债权相关的贷款余额和应收利息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具体项目如下”、“以上单位及保证人应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特此公告”。上述事实表明，自1999年9月20日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后，信达公司即取代原债权人建行潮阳支行成为新债权人，全面承继了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所享有债权的范围系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而不是部分权利。自1999年9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属于信达公司作为新债权人依据《借款合同》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仅转让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利息941500元与本案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信达公司请求相关债务人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61436794.31元，2018年6月1日起的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12‰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仅转让本金1000万元和表内利息941500元，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本案债务承担的责任主体问题。潮阳市城建局系本案《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后潮阳市城建局经潮阳市撤市设区的区域调整并几经机构改革行政机关职权的分立合并，现分立为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2003年3月12日，中共汕头市委办公室、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作出汕市办[2003]14号《转发市财政局关于汕头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财税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指出：按照“谁举债、谁承担”以及有利于维护债权人权益、方便操作的原则，划分债权债务，潮阳市的债权债务，能明确由潮南区承担的由潮南区承担，其余的由潮阳区承担。涉案债务没有明确由潮南区承担，根据上述《通知》精神，该债务应由潮阳区承担。另外，从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角度出发，涉案借款用于国道324线潮阳红旗岭至梅花段改造工程的建设，该路段在潮阳区政府管辖范围内，潮阳资源局作为区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继受了原潮阳市城建局的职能，故涉案债务承担主体应为潮阳资源局。因潮阳市撤市设区和机构改革行政机关职能继受和承接并不是简单法律意义上的分立合并，信达公司上诉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潮阳资源局和潮南资源局承担连带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的保证合同效力和担保人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潮阳市公路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的规定，该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建行潮阳支行作为国家金融机构，潮阳市公路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担任担保人的情况下仍签订本案保证担保合同，对本案保证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潮阳市公路局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如上所述，根据《通知》的精神，潮阳公路局作为承接潮阳市公路局职能的单位，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本案《不可撤销担保书》第七条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至还清借款方所欠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二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限，保证期间为六个月，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诉讼费负担部分。二、变更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3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为61436794.31元，2018年6月1日起的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12‰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三、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对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上述判决第二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8983元，由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对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的受理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预交，一审法院予以退还，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上述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398983元，由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对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负担的受理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预交，本院予以退还，被上诉人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交通运输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述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静文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