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耀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陆能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莹，广东禅都（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韬，男，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倩玲，女，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佛山市耀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泰公司）、沈韬、何倩玲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6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耀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沈韬、何倩玲立即向耀泰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7610.51元。⒉判令沈韬、何倩玲立即交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何倩玲的微信及支付宝收支交易记录、沈韬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三水建宏支行银行账户622************0319的银行流水、公司所有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表、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员工劳动合同、财务电脑开机密码、招聘网及打卡机钉钉账户密码、代公司收款的银行收入正规证明、发票等与公司日常经营所有相关的资料；⒊判令沈韬、何倩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诉讼中，耀泰公司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⒈判令沈韬、何倩玲立即连带赔偿经济损失94511.33元。⒉判令沈韬、何倩玲立即交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何倩玲的微信及支付宝收支交易记录、沈韬名下的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账号为621**********519的银行账户流水、公司所有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表、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员工劳动合同、代公司收款的银行收入正规证明、发票等与公司日常经营所有相关的资料。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耀泰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核准登记成立，该司成立时登记的股东为李某、陆能泰。根据耀泰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李某认缴出资60万元、陆能泰认缴出资40万元。另耀泰公司章程第五十条约定，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等。沈韬与何倩玲是夫妻关系，沈韬在耀泰公司担任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耀泰公司；何倩玲担任耀泰公司的财务兼后勤主管。何倩玲在任职期间一直保管着耀泰公司的公章，另根据耀泰公司股东授意，由何倩玲个人在中国光大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设立银行账户（账号为622**********107）作为耀泰公司私账使用，用于支付耀泰公司的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开支。何倩玲制作的耀泰公司2019年1月应付账款反映，耀泰公司该月各项支出共计44041元，扣除耀泰公司2019年1月平台收入12269.80元，余款31771.20元由李某、陆能泰按持股比例支付，即李某应支付18850.41元、陆能泰应支付12920.79元，另李某还需支付公司上次的窗帘款2688元，故李某需支付公司当月出资款为21538.42元。该记账表尾部由李某、陆能泰签字确认，同时注明李某实付17488.41元、陆能泰实付14477.40元，何倩玲在表格后注明已收齐款项。何倩玲于庭审中确认其收取李某的17488.41元款项已全部用于支付耀泰公司2019年1月份的各项开支。2019年4月1日，何倩玲从其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转出3000元至其个人微信账户，何倩玲庭审中述称该款项是耀泰公司归还其个人的垫支款。2019年3月至4月期间，沈韬收取了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共计56466.43元。2019年3月31日，沈韬将上述平台收入款56466.43元当中的28362.37元转入何倩玲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耀泰公司员工工资，余下28104.06元，沈韬用作抵扣陆能泰欠其个人的借款。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何倩玲收取了社会人员唐某、乡某的社保费，让两人在耀泰公司参保并代办了社保费缴费手续。之后，唐某、乡某又向何倩玲支付了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的社保费用6099.18元，但何倩玲未再为两人代缴社保费。2019年9月19日，唐某向耀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能泰转款16578.54元，双方一同前往税务机关办理了唐某、乡某两人从2019年2月至2019年9月的社保费缴费手费，缴费金额16578.54元。2019年6月，郑某以耀泰公司拖欠工资，以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需赔偿双倍工资差额等为由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7月16日，佛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三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6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包括：耀泰公司向郑某支付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5月22日的工资4942.86元，并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266.67元等。2019年4月29日起，沈韬与何倩玲没有回耀泰公司上班。2019年5月16日，何倩玲与陆能泰签署了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明确向耀泰公司移交了：耀泰公司的公章1枚、营业执照正本原件1本、开户许可证原件1本、法人私章1枚、耀泰公司农行电子支付密码器1个、打印机1台。另该明细表备注：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耀泰公司所有银行流水、收入支出原始凭证、单据、财务报表、经营期间公司对数表、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原件、耀泰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以上资料已于2019年4月2日由陆能泰转交其代表律师余敏莹，用作陆能泰与李某有关股权转让官司的证据。2019年5月22日，沈韬、何倩玲向耀泰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随后沈韬、何倩玲分别以耀泰公司拖欠其工资及代垫费用等为由提起劳动仲裁申请。2019年7月16日，佛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确认沈韬与耀泰公司从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2日解除；2.耀泰公司向沈韬支付2018年11月、2019年1月、2019年3月至5月工资合计11078.30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06.79元；3.驳回沈韬的其他仲裁请求。同日，佛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确认何倩玲与耀泰公司从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2日解除；2.耀泰公司向何倩玲支付2018年11月至12月、2019年3月至5月的工资合计13762.33元，支付何倩玲代垫桶装水费455元、业务招待费1453元、员工团建聚餐费4027元、2018年12月份的租金4028元，并支付何倩玲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930.29元；3.驳回何倩玲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劳动仲裁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6月5日，耀泰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变更为陆能泰持有公司100%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耀泰公司于本案主张沈韬、何倩玲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违反法定义务，侵占了公司的财产，损害了公司利益，故本案属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沈韬与何倩玲是否存在侵占、挪用耀泰公司资金行为，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耀泰公司缴纳的社保费用789.82元，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赔偿给郑某的双倍工资差额3266.67元，应否由沈韬与何倩玲承担；3.耀泰公司要求何倩玲交出其个人的微信、支付宝收支交易记录，要求沈韬交出其个人账号为621**********519的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以及要求沈韬、何倩玲交还耀泰公司的财务会计账册、员工劳动合同等资料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耀泰公司提出：1.何倩玲利用其为公司财务之便，于2019年1月30日、31日分别从光大银行账户（账号622**********107）向沈韬账户转款600元、500元、3900元，又于2019年4月1日从光大银行账户（账号622**********107）向其本人微信账户转款3000元。2.何倩玲收取了耀泰公司的股东李某的出资款17488.41元后没有转入耀泰公司账户，也没有用于公司运营业务。3.沈韬收取了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28104.06元后，没有返还给耀泰公司。4.沈韬收取了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28362.37元后，将该资金转入何倩玲的光大银行账户（账号622**********107），但同时沈韬伪造耀泰公司欠其借款28362.37元的借条来侵占公司财产。耀泰公司认为沈韬、何倩玲的上述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应当予以赔偿。首先，关于何倩玲个人在光大银行开设账户用于支付耀泰公司的员工工资及各项费用开支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公司资金；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违反公司程序的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耀泰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五十条亦规定，公司的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因此何倩玲以其个人名义在光大银行设立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耀泰公司的经营开支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及耀泰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何倩玲辩称其并非私自设立公司私户，而是经耀泰公司股东授意而为，即使如此该行为仍然属于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及耀泰公司的章程规定的行为。其次，关于何倩玲从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划入沈韬账户的三笔款项即600元、500元、3900元，耀泰公司自愿撤回要求其二人退还上述款项的诉请，耀泰公司自愿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至于何倩玲于2019年4月1日从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转款3000元至其本人微信账户的行为，何倩玲解释该转款行为属于耀泰公司向其返还的垫付款，但何倩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3000元属于其为耀泰公司垫付的哪一笔费用，以及其从公司私账中抵扣款项的行为有获得耀泰公司股东会的同意，因此何倩玲私自将3000元从耀泰公司私账即其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转入其本人微信账户的行为属于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该款项应当返还给耀泰公司。关于何倩玲收取了耀泰公司的股东李某2019年1月份出资款17488.41元有否用于公司开支的问题。何倩玲确认有收取李某的出资款17488.41元，但其辩称该款项已用于支付耀泰公司2019年1月开支。从耀泰公司2019年1月应付账款表反映，耀泰公司当月应付账款为44041元，抵扣公司当月平台收入12269.80元，耀泰公司仍需支付31771.20元。该31771.20元公司开支，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李某需支付18850.41元，陆能泰需支付12920.79元，另该应付账款表反映李某还需支付公司上次的窗帘款2688元，故李某需支付公司当月出资款为21538.42元，但李某向何倩玲支付用作耀泰公司的当月出资仅为17488.41元，尚未达其当月应出资额，故何倩玲辩称该17488.41元全部用于支付耀泰公司2019年1月的开支合理。耀泰公司怀疑何倩玲私自挪用了李某的17488.41元出资，应当举证证明何倩玲收取李某和陆能泰当月的出资款后未足额用于支付耀泰公司2019年1月应付账款所列项目的费用。同时根据何倩玲提供的《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反映，何倩玲已向耀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能泰移交了该司2019年3月以前的财务会计资料，耀泰公司认为何倩玲收取了股东出资却未用于支付公司的经营开支，该举证责任应由耀泰公司承担，但耀泰公司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为耀泰公司主张何倩玲挪用股东李某出资款17488.41元不成立。最后，关于沈韬有否收取耀泰公司两笔平台收入款分别为28104.06元、28362.37元的问题。根据李某分别与石某、沈韬的聊天记录反映，石某陈述其向沈韬转账支付了耀泰公司平台收入款56464元，该款项与耀泰公司所述的两笔28104.06元、28362.37元的平台收入款总额基本吻合。结合陆能泰与沈韬、何倩玲的聊天记录，沈韬向何倩玲的光大银行账户转款28362.37元的事实，能够反映出沈韬有收取耀泰公司上述两笔平台收入款。而且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其中一笔金额为28362.37元的平台收入款，由沈韬于2019年3月31日转入何倩玲账号为622**********107的光大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耀泰公司的员工工资；另一笔金额28104.06元的款项，沈韬声称用于抵顶陆能泰欠其债务。对于28362.37元的耀泰公司平台收入款，因沈韬已转入耀泰公司私账并用于支付公司员工工资，故沈韬不存在挪用该笔资金的行为。至于耀泰公司提出沈韬私下伪造借条，将上述款项虚构为耀泰公司欠其个人借款28362.37元，并据此提起诉讼。因沈韬是否将其收取公司的收入虚构为其个人向耀泰公司借支的款项，并有否因此损害耀泰公司利益，尚未有生效裁决作出认定，故耀泰公司于本案主张沈韬侵占了公司28362.37的平台收入款尚不成立，本院对耀泰公司向沈韬主张返还28362.37元的平台收入款不予支持。对于沈韬收取的耀泰公司另一笔平台收入款28104.06元，沈韬擅自用于抵顶陆能泰欠其个人债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损害耀泰公司的利益，耀泰公司诉请沈韬返还该笔平台收入款28104.06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何倩玲需向耀泰公司返还占用资金3000元，沈韬需向耀泰公司返还占用资金28104.06元，合计为31104.06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耀泰公司主张何倩玲擅自招揽社会人员唐某、乡某在耀泰公司参加社会保险，且收取他们的社保费后又未及时缴纳，致其承担逾期缴费的滞纳金789.82元。一审法院认为耀泰公司提供的社保缴费POS单不能反映耀泰公司支付的该笔789.82元的费用属于其因唐某、乡某逾期缴纳社保费而产生的滞纳金，故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承担该笔费用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承担因未与郑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导致耀泰公司需赔偿郑某的双倍工资差额3266.67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耀泰公司与员工郑某建立劳动关系后便应当与该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耀泰公司于本案中并无举证证明沈韬、何倩玲具有自行决定与公司员工签署劳动合同的职权，亦无举证证明其有要求或督促过沈韬、何倩玲代表公司与郑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承担公司未与郑某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损失不合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耀泰公司认为沈韬、何倩玲私下保管郑某与耀泰公司所签的劳动合同，并拒绝返还给耀泰公司，导致其需赔偿郑某该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损失，因耀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司与郑某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故耀泰公司认为沈韬、何倩玲私下保管郑某与耀泰公司所签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赔偿其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损失，也欠缺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返还公司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的财务会计账册资料及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资料，要求何倩玲出具个人的微信、支付宝账户交易记录及沈韬个人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资料应否支持的问题。对此，何倩玲作为耀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任职期间掌管耀泰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何倩玲辞职后，其有义务向耀泰公司返还其管理的财务账册资料。根据何倩玲提供的《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反映，何倩玲已于2019年4月2日向耀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能泰移交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耀泰公司的所有银行流水、收入支出凭证、单据、财务报表，公司经营期间的对数表等资料，由于上述《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是耀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能泰与何倩玲于2019年5月16日签署，若何倩玲有制作2019年4月份的财务会计账册资料亦理应会一并移交，但耀泰公司于该移交明细表内没有明确公司有否制作2019年4月份财务会计资料以及该资料是否仍有何倩玲持有等情况，耀泰公司于本案诉讼过程中亦未举证证明何倩玲有制作及持有耀泰公司的2019年4月财务会计资料，同时耀泰公司也确认何倩玲从2019年4月29日没有再回公司上班，故何倩玲此后也不可能再制作及持有耀泰公司2019年5月的财务会计材料，因此可以推定依据上述《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反映，何倩玲已向耀泰公司移交完其任职期间持有的相应财务账册材料，耀泰公司于本案又再诉请何倩玲移交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的公司财务账册材料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耀泰公司要求何倩玲提供个人微信及支付宝交易记录、要求沈韬提供个人的招商银行账户银行流水，因上述交易记录及银行账户流水均属于个人财产信息，耀泰公司无权要求其二人披露个人财产信息资料，耀泰公司该项诉请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交出员工劳动合同、代公司收款的银行收入正规证明、发票等，因耀泰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二人当然持有上述资料，故其提出该项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韬与何倩玲应否对各自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向耀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由于沈韬与何倩玲是夫妻关系，沈韬作为耀泰公司的总经理，何倩玲作为耀泰公司财务负责人，分别掌管耀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开支，他们对各自实施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均知情，且部分行为还是相互配合实施，故一审法院认为其二人对耀泰公司实施的损害该公司利益的行为具有共同侵权故意，耀泰公司诉请沈韬与何倩玲连带赔偿侵占公司资金损失，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沈韬、何倩玲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耀泰公司连带返还占用资金31104.06元。二、驳回耀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全额收取为2452元，由耀泰公司负担1743元，沈韬、何倩玲负担709元。耀泰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沈韬、何倩玲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耀泰公司连带返还占用资金48592.4元以及连带赔偿给耀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789.82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沈韬、何倩玲立即耀泰公司交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何倩玲的微信及支付宝收支交易记录、沈韬名下的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账号为621**********519银行流水、公司所有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表、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员工劳动合同、代公司收款的银行收入正规证明、发票等与公司日常经营所有相关的资料；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沈韬、何倩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驳回耀泰公司交还资料诉请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关于耀泰公司请求沈韬、何倩玲交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何倩玲的微信及支付宝收支交易记录、沈韬名下的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账号为621**********519银行流水的问题。根据其二人庭审所述以及耀泰公司举证《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见其二人存在用微信、支付宝收取耀泰公司股东出资款的事实，也存在沈韬私人账户代收取耀泰公司平台收入款拒不交还事实，其作为耀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理应依法向耀泰公司披露。如其未依法向耀泰公司披露，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承担不利后果。（二）关于沈韬、何倩玲交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公司所有财务会计报告、财务报表、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员工劳动合同、代公司收款的银行收入正规证明、发票等与公司日常经营所有相关的资料的问题。其一，既然一审法院采信耀泰公司提交的《移交资料的录音》证据，那么，陆能泰在该录音中已多次质疑“原始凭证、单据财务报表，全部都在这里？有无三月呢？你都记得12月1月都没有的”、“这项我就不会签的啦”,足以证实沈韬、何倩玲提交的《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中第7项所谓的“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耀泰公司所有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收入支出原始凭证、单据、财务报表、经营期间公司对数表、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原件”的资料，耀泰公司在签收时并无收到。从《移交资料的录音》可知，何倩玲至少并未将《1月应付款》上载明的各项支出对应的原始凭证交还给耀泰公司。其二，《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是何倩玲单方制作的，其刻意将第7、8项合并备注让耀泰公司陆能泰签署，陆能泰是在第8项“营业执照”后面打“√”才签名，并没有确认第7项内容。对此，陆能泰也在一审庭上已多次着重解释且有《移交资料的录音》予以佐证。其三，耀泰公司起诉请求何倩玲移交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14日前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移交资料的录音》并于2019年5月17日邮寄《告知函》，将《告知函》的照片以微信聊天方式再发给何倩玲和沈韬。陆能泰多次微信要求何倩玲列清垫支款和交出单据对账的事实以及相关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沈韬、何倩玲二人未向耀泰公司交还全部的会计账簿及相关财务原始凭证的事实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因此，一审法院一边采信耀泰公司的录音证据，另一边又采信《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在两份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形下仅认定某一方的事实，理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仅以《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推定“何倩玲已向陆能泰移交该司2019年3月以前的财务会计资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关于何倩玲通过微信收取李某出资17488.41元，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下推定“何倩玲将该17488.41元全部用于耀泰公司1月开支合理”而不支持返还该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直接以“李某出资款未达当月出资款”为由即推定何倩玲将该17488.41元全部用于2019年1月开支与事实背离。首先，何倩玲已在庭上承认通过微信收取李某出资的17488.41元，但一直辩称是抵扣其此前垫支款项，既无法举证证明其垫支了什么款项、多少金额，又无法举证证明其已经取得耀泰公司同意进行所谓的“抵扣垫支”。其次，即使李某只是出资17488.41元，没有按《1月应付账款》中约定出资21538.42元，陆能泰也于2019年2月20日超额出资14477.4元，甚至先后于2019年3月1日再出资4000元、2019年3月9日再出资6261.85元用于支付《1月应付账款》第31项工资、第19-21项1月办公室管理费、电费、公摊电费等，该三笔出资款合共24739.25元，加上耀泰公司当时未足额支付沈韬2019年1月工资4000元，可见《1月应付账款》所载明的各项款项均从1月平台收入和陆能泰三笔出资款24739.25元中支出的，没有任何证据反映是何倩玲垫支的或是从17488.41元中支出。因此，一审法院不能认为李某未足额出资即推定是何倩玲垫支，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再者，退一步说，即使何倩玲存在垫支行为或有将该17488.41元用于1月开支，耀泰公司或陆能泰也已多次要求何倩玲将其垫支的款项、单据提交出来核对。在现今电子支付非常普及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何倩玲真的存在垫支行为，其微信收取李某17488.41元的前后必定有对外垫支《1月应付账款》款项的相关微信收支交易记录或其他转账记录，但其均避而不谈，仅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直言垫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如何倩玲未能如实提供2019年1月至3月期间为《1月应付账款》垫支的相关微信收支交易记录或其他转账记录，足以推定耀泰公司的前述主张成立，何倩玲没有所谓的垫支1月款项，更没有将该17488.41元用于1月开支。最后，换个角度说，即使何倩玲存在垫支行为也能举证出有垫支的证据，也未必是全额垫支了17488.41元或全额将该17488,41元用于公司经营。何倩玲没有经过耀泰公司同意而擅自侵吞李某1月出资款，于理于法不合，属于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行为。何倩玲理应将微信收取李某1月出资款17488.41元交还公司，如有垫支该月款项的可另行持相关的支付记录、报销单据等向耀泰公司报销。如一审法院直接推定采纳何倩玲意见而支持其无需向耀泰公司交还该款项，等同于变相纵容何倩玲等管理人员侵占公司资产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将给企业管控人财物带来冲击。因此，何倩玲声称其垫款将《1月应付账款》的款项全部付清没有事实依据，即使耀泰公司声称《1月应付账款》对外已付清，也不代表是何倩玲垫支或将李某的出资款而对外付清的，事实是在陆能泰超额出资和耀泰公司被沈韬诉请工资后再付清的。（二）一审法院以“何倩玲将2019年3月前的财务资料交给耀泰公司”为由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耀泰公司，要求耀泰公司举证何倩玲收取股东出资款未用于支付公司经营开支，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如前述,耀泰公司一直否认何倩玲已将该司2019年3月以前的财务会计原凭证交还，尤其是关于《1月应付账款》上载明的各项支出的原始凭证，否则不会再三要求何倩玲交还资料和微信银行流水等。而且，何倩玲一边在一审庭上声称其垫款已付清《1月应付账款》列表内的款项，以及李某微信转账给何倩玲的出资款17488.41元是抵扣何倩玲此前垫支的款项，另一边却在此前已结的劳动仲裁案件中请求耀泰公司支付沈韬的1月工资5000元以及报销何倩玲在《1月应付账款》记载第19-21项的款项。既然《1月应付账款》列表内款项已经对外付清为什么沈韬又主张1月工资，何倩玲在本案中所述《1月应付账款》的款项是其垫付的，为什么又被劳动仲裁案件裁决驳回。可见，其二人前后陈述自相矛盾，目的只是为其侵占公司资金找借口、试图混淆视听。因此，一审法院将“何倩玲将2019年3月前的财务资料交给耀泰公司”的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耀泰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况且，根据前述理由，耀泰公司也已经举证证实“何倩玲收取股东出资款未用于支付公司经营开支”。故何倩玲理应将该17488.41元交还给耀泰公司。三、耀泰公司提交新证据足以证实社保缴费POS单支出的789.82元滞纳金是属于因唐某、乡某逾期缴纳社保费而产生的，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耀泰公司在一审时已申请调取（2019)粤0607民初6226号案件的卷宗，唐某、乡某已在该案提交《税收完税证明》，现耀泰公司补交另一份《税收完税证明》，将两份《税收完税证明》相结合可看出，耀泰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为上述二人缴纳社保而产生滞纳金789.82元。因此，沈韬、何倩玲未经耀泰公司同意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为非公司员工唐某、乡某代缴社保，且收取他们的社保费后又未及时缴纳，导致耀泰公司无故缴纳789.82元滞纳金，其二人理应赔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耀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沈韬、何倩玲答辩称：1.一审判决中关于唐某夫妇购买社保的认定是合法合理的，耀泰公司要求对购买社保的滞纳金789.82元由沈韬、何倩玲进行赔偿是不合理的；2.沈韬、何倩玲无需向耀泰公司提交其私人账户信息是合理合法的，此项信息涉及沈韬、何倩玲个人隐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3.对于耀泰公司要求沈韬、何倩玲提供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财务会计报表、财务报表等相关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员工劳动合同等相关资料，一审判决合理合法，沈韬、何倩玲已经完整的将耀泰公司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相关资料正式移交给耀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能泰及其代理人，而且当时移交的场所是在三水区行政服务中心的法援处，余敏莹律师是在场的，通过一审提供的录音资料可以清晰听到余敏莹律师不愿意见证，事实上从2019年4月29日起，沈韬、何倩玲已经没有在耀泰公司工作，之后耀泰公司重新聘请了财务并向三水国税局递交了年报，由此证明完整的财务资料都在耀泰公司手中；4.对于耀泰公司主张的挪用公司资金问题，沈韬、何倩玲依照一审法院要求提供了陆能泰向沈韬借款的微信截图、转账信息，证明28104元是陆能泰归还的本息，但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沈韬、何倩玲的意见，也没有收取沈韬、何倩玲提供的证据；5.对于耀泰公司主张的何倩玲挪用3000元的问题，沈韬、何倩玲已经收集了该3000元支出的相关证据并在二审期间提交；6.对于耀泰公司主张的17000多元，沈韬、何倩玲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但已经用于工人工资等，因为在3月陆能泰与何倩玲对账时，陆能泰确认尚拖欠28000多元；7.一审法院对于耀泰公司虚构、伪造多份证据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的不予采纳，完全忽视了耀泰公司制作虚假证据的出发点，两位证人的证言高度一致又没有出庭作证。综上，请求驳回耀泰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支持沈韬、何倩玲的上诉请求。沈韬、何倩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沈韬、何倩玲负担案件受理费709元的内容，改判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耀泰公司承担；3.对耀泰公司制造伪证,教唆证人做虚假证词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4.判令耀泰公司提供其提交给税务机关用以进行税务注销的相关财务账册、报表、完税证明等证据；5.追究耀泰公司诬陷罪，判令该司赔偿沈韬、何倩玲二人合计误工费3600元，精神损失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并判令耀泰公司在佛山日报登报声明道歉，为沈韬、何倩玲二人恢复名誉。事实与理由:一、沈韬、何倩玲在庭审中提交了劳动仲裁裁决书，耀泰公司因拖欠工资，沈韬、何倩玲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庭在2019年6月开庭并裁定耀泰公司应支付沈韬、何倩玲工资及补交社保费用。但耀泰公司在2019年8月劳动仲裁裁决书生效后一直拖延至2019年11月，经执行法官查核，耀泰公司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和收入来源，因此一直无法执行，直至沈韬、何倩玲追加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能泰为被执行人方支付其拖欠的工资。2019年10月劳动仲裁案执行法官查到耀泰公司于2019年8月申请注销公司，并在2019年9月初已完成了税务注销，执行法官通过与有关部门沟通，暂时阻止了耀泰公司的工商注销行为。由此可见，耀泰公司迫于公司无营收，想通过注销公司来逃避债务责任，但由于被阻止，才试图无理起诉沈韬、何倩玲来达到其避债的目的。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耀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在劳动仲裁开庭时双方提交的，包括郑某的劳动仲裁裁决书，这份证据证明耀泰公司并不止拖欠沈韬、何倩玲的工资、社保费用。沈韬、何倩玲如真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为何耀泰公司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从未提出，也没有在劳动仲裁开始后的长达半年多时间里提出过相关的异议和诉讼，事实上是沈韬、何倩玲从未有损害公司的行为，而耀泰公司想逃避对沈韬、何倩玲的工资、社保费用、垫支款项、报销费用及借款的归还责任而匆匆注销公司。但此点在一审审理中提出后，一审法院并未作参考，庭审记录也未被记录。二、耀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股东协议书系伪造证据，此股东协议书无页码、无骑缝手印、无骑缝章，沈韬、何倩玲在一审中也提交了制作公司印章的回执来证明。耀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两位证人柯晓春和植毅华的证词，两证人的证词高度相似。通过耀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证据，可以证明证人的证词均属伪证，同时两证人也并未出庭，也未就无法出庭提交任何合理合法的解释。在一审质证中沈韬、何倩玲已经明确指出这些证据的问题，耀泰公司的用意不言自明。一审法院并未充分考虑耀泰公司制造多份假证据、证词的行为,也未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或追究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沈韬返还28104.06元公司平台收入的依据是李某与石某、沈韬的聊天记录。但在庭审质证过程中，沈韬、何倩玲已经明确表明对此两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同时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并要求耀泰公司提供原件。尤其是李某与沈韬的聊天记录，沈韬当庭提出该证据为伪证。此项要求并未被一审法院采纳，且没有记录在案。此外，耀泰公司已于2019年9月完成了税务注销流程，沈韬、何倩玲在一审中要求耀泰公司提供进行税务注销的财务账册、报表、完税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其有公司收入，但一审法院既没有采纳也没有进行庭审记录。如耀泰公司进行税务注销的账册中无任何的经营收入，那么何来的公司收入被沈韬、何倩玲侵占?如确定有收入被侵占，那么耀泰公司就是做假账，恶意偷逃税款。同时，既然耀泰公司能顺利的完成税务注销，那么就不存在沈韬、何倩玲拒不交还账册、财务报表等资料。请求二审法院要求耀泰公司提供其提交给税务机关用以进行税务注销的相关财务账册、报表、完税证明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耀泰公司并没有提交李某与沈韬、石某聊天记录原件，此项证据应为无效。另外，一审法院曾要求沈韬、何倩玲补交证据，但沈韬提交了陆能泰与沈韬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记录表明，此款项为陆能泰归还其在2019年3月向沈韬的私人借款本息，一审法院既不接收相关证据也未予参考。耀泰公司在劳动仲裁执行期间，执行法官也查核该公司无任何的经营收入和资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耀泰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为公司收入。三、对于何倩玲开设光大银行个人账户用于公司日常支出，因在耀泰公司成立时由两股东授意开设的，而两股东也实际在使用该账户，包括向该账户打款用于公司日常支出以及两股东向公司借支款项，都是通过该账户执行。因此，公司股东会已实际知悉并认可该账户为公司账户，用于公司日常支出使用。即使是该账户作为公司账户使用在一定条件下不符合相关规定，也是在公司两股东实际同意并也一直使用该账户的情况下，公司两股东应负有主要责任，作为财务，在老板授意下进行的开设公司账户工作，不能把该项错误的全部责任归结在财务何倩玲一人身上。一审法院在此判定上明显有失考量。四、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何倩玲返还占用资金3000元，此项为何倩玲代公司给付广告公司的招牌制作费等费用的报销行为，二审期间何倩玲提交相应费用单据，证明该款项为报销款。五、一审法院认定沈韬、何倩玲为夫妻关系，由此推定有配合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沈韬、何倩玲在一审时提供多项证据，证明耀泰公司一直经营不善，就连员工工资也一直拖欠未付，沈韬、何倩玲不但没有从公司获取一分钱的利益,还因与耀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人朋友关系,多次借款、垫支来支持公司经营，还被长期拖欠工资和费用报销。但由于沈韬父亲在2019年8月11日病重入院，并于2019年8月15日去世，期间因医疗费用巨大沈韬向耀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陆能泰追讨欠薪、欠款均遭拒绝，才一怒将耀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陆能泰的多笔借款提起诉讼。而耀泰公司在2019年8月就开始了工商注销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逃避欠款责任。综上所述，耀泰公司希望通过注销公司逃避债务的行为被法院制止后，又妄图制造假证据，教唆证人提供假证词提出虚假诉讼，诬告沈韬、何倩玲来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存疑、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支持沈韬、何倩玲的上诉请求。耀泰公司答辩称：一、沈韬、何倩玲提出耀泰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与本案无关，不等同耀泰公司放弃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更不代表耀泰公司提出本诉无理。劳动仲裁案件未提出相关意见不代表耀泰公司不能另行提起诉讼，而且在沈韬、何倩玲就劳动案件提起一审时，耀泰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大部分证据。二、关于沈韬收取石某支付的两笔款项（28362.37元、28104.06元)均属于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应当返还。（一）根据耀泰公司的《耀泰公司开业前期、2018年10月、11月收支明细》《1月应付明细》《陆能泰与沈韬微信聊天记录》《陆能泰与何倩玲微信聊天记录》《陆能泰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石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见，耀泰公司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石某支付的平台收入款，而沈韬收取石某支付的两笔款项（28362.37元、28104.06元）均属于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沈韬已将28362.37元转账到光大银行用作发放员工2月工资却擅自持章伪造借据，更侵占28104.06元拒不归还给耀泰公司，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之规定，行为恶劣，其理应依法返还款项，耀泰公司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二）退一步说，即使沈韬、何倩玲不确认《陆能泰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石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陆能泰与何倩玲微信聊天记录》也可反映：陆能泰问“上星期平台收入有几多，比个数我”，何倩玲回答“28362.37元”；何倩玲声称“公款用于抵债部分”已明确公司平台收入款项属于公司资金，其将“公款”占用后单方意思用于抵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陆能泰收取石某的款项以及将款项转到何倩玲光大银行账户的数额与何倩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数据对应一致，这足以证明石某转账的款项属于公司经营收入。《陆能泰与沈韬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云策平台为耀泰公司经营代理的平台，沈韬能登陆操作该平台的一切，该平台的“递延费”即是公司的平台收入款。沈韬经常将与石某对账的清单发给陆能泰，均能证明其代收平台收入款为公司的经营收入。陆能泰问沈韬“前个星期有几多钱，老石有无准时比钱”，沈韬答复6300元，该数据与石某于2019年4月12日转款6219元基本一致。陆能泰多次催沈韬，沈韬才同意将代收公司平台款的收款账户信息变更为陆能泰银行账户信息。沈韬主动跟陆能泰说“这个就是你抵债的部分收入28104.06元，你可以给阿耀看”、“第一次的钱发了二月份的工资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单列老石转给我，给你顶债的部分”、“两万多发了二月份工资你知道的”、“四月份的收入你顶了债”，足以证实沈韬收取石某支付的两笔款项均属于耀泰公司的平台收入款，沈韬已将28362.37元转入到光大银行账户用作发放员工2月工资，未经耀泰公司同意单方将28104.06元款项抵债拒不归还给耀泰公司。三、沈韬、何倩玲理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韬作为耀泰公司的总经理、何倩玲作为耀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既是耀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又是夫妻，是耀泰公司本应最信任的工作人员，应依法对耀泰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但沈韬、何倩玲事实上却利用夫妻关系、利用职权以及利用公司对其信任，相互知情并配合实施将代收公司的平台业务收入款侵占拒不汇报及返还给公司，随意调配公司资金，公司资金流向不明，一再挪用或侵吞公司资金，耀泰公司多次要求其交还资料和对账均不配合，甚至伪造借据提起虚假诉讼，谎言连篇，其行为已造成公司所有应收应付款项含糊不清、公司严重亏损已无法运营、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因此，一审判决沈韬、何倩玲连带返还占用资金31104.0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关于何倩玲侵占李某出资款17488.41元以及擅自招揽社会人员参加社保产生的社保滞纳金789.82元应当由沈韬、何倩玲二人支付。二审期间，耀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银联POS单、税收完税证明共13份，拟证明：耀泰公司在一审已经申请调取（2019）粤0607民初6226号案件的卷宗，唐某、乡某在该案中提交了一份税收完税证明，结合本案耀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可见，耀泰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为唐某、乡某二人缴纳社保而产生滞纳金789.82元，因此沈韬、何倩玲未经耀泰公司同意，擅自招纳唐某、乡某二人代缴社保，收取二人社保费后未及时缴纳，导致耀泰公司无故缴纳789.82元滞纳金，沈韬、何倩玲二人理应赔偿。沈韬、何倩玲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于789.82元款项的认定清楚。唐某、乡某事实上因为未能及时缴纳社保费而提起诉讼，何倩玲也已经退还，而造成无法及时缴纳社保费的原因是当时耀泰公司根本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由于在职员工是需要同时缴纳社保的，而唐某、乡某二人提交的社保费是不足以缴纳全部员工的社保费的，才导致滞纳金的发生，故该笔滞纳金应由耀泰公司承担。沈韬、何倩玲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何倩玲关于3000元费用支出的收据，拟证明3115元是用于耀泰公司支付广告公司制作公司招牌、铭牌设计制作费；2.耀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能泰与财务何倩玲确认，陆能泰个人拖欠公司报销款28699.22元未结清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陆能泰于2019年3月27日与何倩玲对数，截止至2019年1月31日，陆能泰起码拖欠耀泰公司28699.22元未结清，这是导致陆能泰向沈韬借款的原因。2019年3月31日，因陆能泰拖欠员工几个月工资及费用无力给付，被员工多次追讨，迫于无奈以公司名义向沈韬借款28362.37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费用；3.耀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能泰向沈韬要求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9年3月19日，陆能泰向沈韬提出私人借款要求；4.2019年3月19日沈韬应陆能泰要求借款给陆能泰24000元的聊天记录，拟证明2019年3月19日，应陆能泰的要求借款24000元；5.2019年3月19日沈韬应陆能泰要求向其出借24000元的转账记录，拟证明2019年3月19日应陆能泰的要求向其出借24000元，沈韬不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沈韬已经不止一次向陆能泰出借款项渡过难关。耀泰公司经质证，对证据1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收据为何倩玲单方制作，而且金额也与其转向微信账户的金额不同。如果该3000元是报销款项，则其应当提交报销单据。对证据2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何倩玲在聊天后向陆能泰发出了两份表格，分别是《1-3月应付账款》和《2019年2月份汇总表》，该两份账单未经陆能泰的认可，且已经显示公司存在平台收入。该聊天内容也完全无法反映与案涉28362.37元有何关联。28362.37元是公司的平台收入，由石某暂转给沈韬，沈韬收到后转回给公司私账，却被沈韬利用成伪造借据变成耀泰公司的借款。沈韬、何倩玲在二审提交该证据谎称28362.37元是陆能泰借沈韬的钱，又否认了公司借款。从《1-3月应付账款》与耀泰公司一审提交的《1月应付账款》内容对比可见，《1月应付账款》中第4-7、10-13、17-18、22-23、27-28项目“付对联挥春、付过年花木、付年前拜神鸡、烧肉、付拜神水果、付门锁、付开工拜神鸡、烧肉、付配锁匙、付茶具配件、拜神水果、付拜神水果、付垃圾袋、纸巾、纸杯等日用品、付文具款、加碳粉等、付元宵汤圆、付拜神香款”均是同一项目，由此可见何倩玲一审关于其收取李某17488.41元后是垫付1月应付账款费用的陈述存在矛盾。尽管不核实该费用是否真实存在，数额是否真实，就这些项目的款项合计数额与其收取李某出资的17488.41元的数额不一致。何倩玲在《1月应收账款》中签字确认已收齐账款以及何倩玲申请劳动仲裁时未将前述项目要求耀泰公司报销的事实足以证实何倩玲已获取报销款。再结合耀泰公司上诉内容，足以证实17488.41元是何倩玲单方收取后未用于公司开支，也未返还给公司。对于3、4、5组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也不具有关联性。该笔借款正是陆能泰于2019年3月19日向沈韬出具《借条》所借的3万元（是沈韬预扣利息后出借24000元给陆能泰，要求陆能泰签署3万元借条的），沈韬在（2019)粵0607民初5050号案件以3万元借条和24000元转账记录要求陆能泰偿还3万元，现在本案中又主张以公司资金28104.06元与其私人借款抵销，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查，沈韬、何倩玲对于耀泰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沈韬、何倩玲提供的第1组证据所显示的耀泰公司支付招牌、铭牌的金额与何倩玲从光大银行账户向自己微信账户转账的金额并不相同，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两笔款项的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第2、3、4、5组证据均为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能够与手机载体原件予以核对，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明内容将在下文综合论述。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沈韬、何倩玲是否侵占、挪用耀泰公司的款项，金额为多少；2.对于耀泰公司因迟延为唐某、乡某交纳社保而产生的滞纳金损失789.82元，沈韬、何倩玲应否担责。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耀泰公司系以何倩玲在光大银行开立的私人账户作为公司经营开支的账户。何倩玲收取耀泰公司股东李某17488.41元出资款，而根据耀泰公司2019年1月的应付账款记录显示，当月耀泰公司应付账款为44041元，扣除当月公司平台收入12269.8元，剩余31771.2元支出应由股东陆能泰、李某按出资比例负担。其中李某当月应出资额18850.41元，加上会计凭证中反映其应支付“上次窗帘费2688元”，李某当月应出资21538.41元，但其仅出资17488.41元，故何倩玲关于该17488.41元用于公司开支符合常理。耀泰公司上诉虽主张何倩玲侵占股东李某17488.41元出资款，但却未能举证证明耀泰公司2019年1月的应付账款的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本院对耀泰公司该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对于沈韬收取耀泰公司平台收入28362.37元及28104.06元的问题，其中28362.37元已经转款何倩玲光大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耀泰公司员工的工资。另外28104.06元，沈韬并未向耀泰公司返还，沈韬上诉主张该款项用于偿还陆能泰个人向其借款。但一方面，沈韬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能泰向其借款的数额与沈韬收取的该28104.06元金额不同，另一方面，沈韬收取耀泰公司的经营收入用于冲抵陆能泰个人向沈韬的借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财产独立的规定。沈韬上诉拒绝返还该款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何倩玲从光大银行账户向自己微信转账3000元的问题，何倩玲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收据记载金额与该转账金额不符，无法证实该两笔款项的关联性，故对其关于该3000元系偿还自己为耀泰公司垫付款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沈韬与何倩玲系夫妻，二人负责耀泰公司管理及财务，显然对于前述行为知情且相互配合，一审法院判令其二人连带向耀泰公司返还31104.06元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社保代缴合同关系的相对性，耀泰公司是代唐某、乡某缴纳社保的主体，且从唐某向耀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陆能泰转款并一同办理社保缴费的事实可知，耀泰公司对于为唐某、乡某代缴社保一事是知悉的，何倩玲作为公司财务，其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耀泰公司承担，且耀泰公司并未举证证实上述社保滞纳金损失的产生是基于何倩玲的过错，故耀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滞纳金789.82元由何倩玲、沈韬承担理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此外，何倩玲一审中提交的《耀泰公司移交明细表》反映其已经于2019年4月2日向耀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能泰移交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公司收支等会计凭证，耀泰公司在一审中也确认何倩玲自2019年4月29日就没再回公司上班，故对耀泰公司关于何倩玲交付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的财会凭证，本院不予支持。何倩玲本人的支付宝、微信以及沈韬个人名下银行账户流水等内容均系其二人个人财产信息，耀泰公司上诉主张由其二人披露上述内容缺乏理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最后，沈韬第5项关于由耀泰公司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交通费的上诉请求，因其在一审中并未提起反诉，二审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仍无法达成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关于“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本院对沈韬、何倩玲该诉请不予审查。本案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耀泰公司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故沈韬、何倩玲上诉请求本院追究耀泰公司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耀泰公司、沈韬、何倩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元，由上诉人佛山市耀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257元，由上诉人沈韬、何倩玲负担5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炜烽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何希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