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11民初670号 原告：郑某2，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原告：郑某3，女，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原告：郑某1，男，200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法定代理人：郑某2，系郑某1父亲。 法定代理人：郑某3，系郑某1母亲。 以上三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张晓莉，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天马华侨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港头村。 法定代表人：林爱武，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王佳源，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市中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A539。 法定代表人：邓露，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渊，男。 原告郑某2、郑某3、郑某1与被告厦门天马华侨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公司）、第三人厦门市中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2、郑某3、郑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张晓莉、被告天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王佳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于2020年5月1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2、郑某3、郑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张晓莉、被告天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源、第三人中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2、郑某3、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签订的《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天马公司履行《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项下义务，即向郑某2、郑某3、郑某1交付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1号楼1004室和2号楼1004室的房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天马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郑某2于1997年7月毕业分配至天马公司工作，已有生效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确认郑某2与天马公司自1997年7月起至201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除2010年4月至2012年1月期间户籍落在他处外，郑某2的户籍毕业后至今一直落在天马公司所在地即厦门市集美区港头社。郑某2和郑某3结婚，婚生子郑某1出生后，郑某3和郑某1的户籍亦落户于此至今。2011年起因“杏林湾白石片区一号地块”等建设项目需要，天马公司占地面积6460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及地上物被列入征收拆迁范围。2014年8月14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2014】206号《关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及部分非住宅房屋搬迁工作问题会议的纪要》，载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采用协议搬迁模式，由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华侨农场作为具体实施主体，参照‘厦安高速’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自行负责完成职工住宅搬迁工作”等内容。据此，天马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制定并公示《国营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称《安置方案》）。该《安置方案》的第四条就“应安置人口”，第五条就“搬迁补偿安置具体实施办法”，第七条就“实施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安置方案》并确定由中舟公司为搬迁实施单位，即中舟公司是天马公司之受托人。 根据《安置方案》第四条之规定，郑某2、郑某3、郑某1均属于“应安置人口”。因此，根据《安置方案》第五条和第七条之规定，中舟公司在2014年10月21日组织包括郑某2、郑某3、郑某1在内的应安置人员抽取房屋搬迁商谈流水号，郑某2、郑某3、郑某1抽取的号数为106号。后根据天马公司书面告知的商谈时间，郑某2、郑某3、郑某1与中舟公司进行面谈并提交中舟公司要求的相关资料。在审核确认郑某2、郑某3、郑某1的条件和提交的材料符合《安置方案》规定后，2015年7月中舟公司与作为户主的郑某3签订了《安置协议》、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安置费用表及《补充协议书》，确定郑某2、郑某3、郑某1为应安置人口，安置房地点为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1号楼1004室89.06㎡和2号楼1004室89.06㎡。前述协议签订后，郑某2、郑某3、郑某1多次催促，天马公司均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交房。郑某2、郑某3、郑某1认为，厦门市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等证据已充分证明天马公司职工住宅采用的是天马公司与职工之间协议方式实施搬迁工作，即是平等的自然人和法人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天马公司作为天马华侨农场职工搬迁的实施主体将搬迁工作委托授权给中舟公司，中舟公司根据天马公司之授权并根据实施方案与郑某2、郑某3、郑某1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之行为合法有效，天马公司应履行该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之义务，将安置房屋交付给郑某2、郑某3、郑某1使用。郑某2、郑某3、郑某1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天马公司辩称：一、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之间尚未形成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合同纠纷；郑某2、郑某3、郑某1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天马公司未与郑某2、郑某3、郑某1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服，郑某2、郑某3、郑某1依法应当先向有关部门提请行政裁决，对行政裁决不服方可向法院提起诉讼。郑某2、郑某3、郑某1直接以所谓合同纠纷案由提起本案诉讼明显程序不当，违反了拆迁安置补偿案件行政裁决前置程序，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本案或裁定驳回郑某2、郑某3、郑某1的起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厦门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安置方案》第七条规定：“搬迁人与被搬迁人在规定期限内无法达成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搬迁人报请政府房屋征收管理部门裁决。被搬迁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据此，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对拆迁安置不满的，应当提请有关部门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是诉讼或复议的前置条件，亦是争议解决的必经过程。若郑某2、郑某3、郑某1认为天马公司并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安置方案对其进行搬迁安置的，应当要求相关部门协调或申请裁决，而非直接对天马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郑某2、郑某3、郑某1提起诉讼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 二、天马公司根本未与郑某2、郑某3、郑某1签订《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与郑某2、郑某3、郑某1不存在合同关系。郑某2、郑某3、郑某1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要求天马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1.除郑某2、郑某3、郑某1外，讼争协议各方均未在合同上签章确认，讼争协议并未成立。《安置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一式八份，甲方（天马公司）四份，乙方（郑某2、郑某3、郑某1）一份，厦门市集美区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一份，受托实施单位（中舟公司）两份，自天马公司、郑某2、郑某3、郑某1及中舟公司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根据《安置协议》的约定，协议必须同时具备郑某2、郑某3、郑某1、天马公司、中舟公司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的签章方能成立并生效。而本案中，郑某2、郑某3、郑某1提交的《安置协议》仅有郑某3在《安置协议》上签字摁印，中舟公司虽然在“代理人”处签字，但既未由签字人摁印也并未加盖公章，天马公司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既未签字也未盖章。因此，《安置协议》并不满足约定的成立条件，属于尚未成立的合同，郑某2、郑某3、郑某1不能依据一份尚未成立的合同主张天马公司承担合同义务。 2.由于中舟公司并不具有代表天马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的权利，即便认为中舟公司在《安置协议》上的签字是有效的，也不能证明《安置协议》成立。 一方面，《安置协议》第十条明确生效的前提是合同各方均签章确认，仅凭中舟公司签字并不能证明合同其他各方对《安置协议》内容的认可，协议仍然不具备生效要件；另一方面，从法律效力上看，中舟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受政府指派负责代表政府实施具体拆迁实施工作，中舟公司并无代表天马公司实施安置或者代表天马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的权利。综上，郑某2、郑某3、郑某1存在请求权基础错误的情形。郑某2、郑某3、郑某1诉讼请求主张确认《安置协议》有效的前提系《安置协议》已依法成立，在协议并未成立的情况下，郑某2、郑某3、郑某1不能基于该份协议产生任何权利，天马公司也无需承担任何合同义务。若郑某2、郑某3、郑某1不满安置结果，应当另行提起拆迁安置补偿之诉，而并非基于一份尚未成立的合同，要求天马公司履行合同义务。 三、郑某2、郑某3、郑某1不符合《安置方案》规定的应当安置条件，郑某2、郑某3、郑某1无权要求天马公司对其进行安置，郑某2、郑某3、郑某1要求天马公司安置及向其交付安置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1.郑某2、郑某3、郑某1已经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不符合安置条件。《安置方案》第四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3、已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含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单位自管房、直管公房、廉租房、住房货币化补助等）的家庭（指当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天马公司核查得知，郑某2、郑某3、郑某1曾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申请保障性住房，并在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享受了坐落于滨水××室的保障性住房。据此，郑某2、郑某3、郑某1已经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不应当计入安置人口，不属于安置对象。综上，郑某2、郑某3、郑某1本就不满足《安置协议》规定的安置条件，不属于应当安置的对象，郑某2、郑某3、郑某1不能享受安置待遇，也无权要求天马公司与之签订《安置协议》及交付安置房。且由于郑某2、郑某3、郑某1不符合安置条件，《安置协议》也不可能会通过天马公司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的审核，不会成立更不可能生效。 2.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系挂靠关系，属于《安置方案》规定的“空挂户口”情形，不应予以安置。《安置方案》第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6、空挂户口。”郑某2、郑某3、郑某1自1997年6月毕业于福建化工学校，7月安排至原“厦门大旺华侨种猪有限公司”，其关系挂靠在天马华侨农场至今。郑某2、郑某3、郑某1实际上从未在天马公司工作，一直自谋职业，挂靠期间既未与天马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天马公司亦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属单纯的挂靠关系。虽然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此前裁决认为郑某2、郑某3、郑某1自1997年8月至2019年3月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裁决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改变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劳动挂靠关系的客观事实，郑某2、郑某3、郑某1实质上就是属于《安置方案》规定的“空挂户口”不应给予安置的情形。 四、对郑某2、郑某3、郑某1的安置会明显违背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势必会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还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1.天马公司安置的基本原则及初衷系基于企业土地被政府征收后，可能对企业资产、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依赖于企业的员工的日后劳动报酬、生计等，基于企业员工先前对企业的贡献及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命运之企业责任及担当考量。郑某2、郑某3、郑某1仅与天马公司基于挂靠关系而经劳动仲裁委认定为构成劳动关系，但郑某2、郑某3、郑某1与天马公司的劳动关系明显跟其他正规劳动关系不同。郑某2、郑某3、郑某1从未为天马公司提供过工作，从未为企业作出贡献，天马公司从未也无需给郑某2、郑某3、郑某1支付任何工资，企业将来的好坏变化均与郑某2、郑某3、郑某1无关。郑某2、郑某3、郑某1的情形显然与天马公司安置的前述原则精神不符，如对郑某2、郑某3、郑某1进行安置，对其他正规员工来说也明显不公平。2.天马公司拆迁安置工作现在仍未完成，尚有数十个与郑某2、郑某3、郑某1情况近似或相似的“员工”仍在争议当中，如果郑某2、郑某3、郑某1的诉求得以支持，一则可以造成其他“员工”的争相效仿，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二则可能会因不公平不合理引发企业数以百计员工家庭的不满，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综上，郑某2、郑某3、郑某1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中舟公司述称：当时中舟公司承接华侨农场的项目，是受托方，按照惯例对天马公司这边有关职工住宅方面的搬迁进行草拟协议然后送审。正常来说，如果符合搬迁的实施方案，就先草拟拆迁协议，送天马公司这边审核，天马公司审核后之后再送区里审核。就本案这份协议来说，该协议需经区征收中心审核通过才可以生效。就项目的程序来说，签订完协议，天马公司还要进行审核，审核以后盖章以后再送至区征收中心审核通过才会正式生效。 中舟公司会通过流水号进行商谈，之前有告知过郑某2、郑某3、郑某1有申请保障性住房是不符合条件的，并且郑某2、郑某3、郑某1是空挂户，不符合安置条件。当时的要求是在农场这边有房子才符合安置的条件，故之前几次商谈后都没有给予搬迁安置的确认。后来郑某2、郑某3、郑某1有去把保障性住房退掉，上级部门即集美区征收中心认为把保障性住房退掉就算符合搬迁安置的条件。因为郑某2、郑某3、郑某1在华侨农场这边没有房子，当时是否给予搬迁安置以及补助还没有确认，案涉《安置协议》是拖到2017年才签署的。当时是天马公司的领导跟黄俊渊说这户可以安置了，中舟公司才去签的。天马公司这边也要审核，审核也有流程。中舟公司送去审核后，天马公司的领导还是否决了。 郑某2、郑某3、郑某1围绕本案诉讼依法提交了厦门市人民政府［2014］206号《关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及部分非住宅房屋搬迁工作问题会议纪要》、厦集劳仲案［2019］0163号裁决书、厦集劳仲案［2019］0936号裁决书、郑某2户籍变动信息、《国营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关于抽取“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搬迁安置商谈流水号的通知、《告知书》《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ＮＯ.厦门天马华侨农场住宅搬迁176号）及《补充协议书》、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安置费用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作为证据；天马公司提交《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安置费用表、《国营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退房协议》、郑某2户籍变动信息、厦门市人民政府［2011］314号《关于刘市长调研厦安厦成高速、海翔大道和青礁互通至厦漳大桥路段征迁工作的会议纪要》、劳动仲裁申请书、郑某2个人简历、天马公司在职人员工资表、天马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天马公司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其他职工签订的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作为证据；中舟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讼争的事实认定如下： 郑某3系郑某2的妻子，郑某1系郑某2的儿子。 2014年8月14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就2014年7月30日关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及部分非住宅房屋搬迁工作问题会议形成纪要。上述会议明确：会议原则同意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采用协议搬迁模式，由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华侨农场作为具体实施主体，参照“厦安高速”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自行负责完成职工住宅搬迁工作。 2014年8月18日，天马公司作为甲方，中舟公司作为乙方，签订1份《“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对“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搬迁范围内的所有房屋负责协调实施征收事宜。其中“甲方权责”部分约定：“……2、审核确认乙方制定的实施方案、补偿协议、搬迁计划、费用预算等；……”“乙方权责”部分约定：“……4、负责在搬迁期限内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 2014年8月26日，天马公司制定《安置方案》。该方案载明应安置人口为：（一）2003年8月1日前已落户在华侨农场且为在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侨及其直系亲属人口；（二）2003年8月1日后随华侨农场在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侨迁入的配偶、子女（含配偶）的人口；（三）符合计划生育出生、婚嫁、在校大中专生、现役士官和义务兵、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等正常入户的人口；（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计入应安置人口：1.已被拆迁安置的户（人）口；2.党政机关及非华侨农场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含离退休人员、无固定期限合同工）、现役军官；3.已享受过政府住房优惠政策（含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单位自管房、直管公房、廉租房、住房货币化补助等）的家庭（指当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4.超计划生育人口；5.2013年12月31日后迁入的人口[除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外];6.空挂户口。该实施方案载明的搬迁人和业主单位为国营厦门华侨农场，搬迁实施单位为中舟公司。 2014年10月21日，中舟公司发布关于抽取“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搬迁安置商谈流水号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凡属“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户在2014年10月25日早上9:00-11:00持与农场签订合同有效证件。届时，按流水号顺序安排商谈，若按照流水号顺序进行商谈中能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者可优先选择安置房。未按时前来抽取商谈流水号者，视同放弃抽取商谈流水号的权利金，其商谈和挑房将安排在已抽取商谈流水号的被拆迁户之后。其中，在应提供的资料中包括：单位证明工作期间无享受政府给予福利性用房。郑某2抽取的房屋搬迁商谈流水号为106号。 同日，天马华侨农场就农场搬迁事宜发布《告知书》，载明的搬迁实施工作流程如下：1.抽取商谈流水号；2.签约送审[农场工作组初步审核、区征收办终审（安置房产权具体以区征收办终审送区土地资源局给予办理）]；3.搬迁协议生效并交房（搬迁协议以区征收办终审通过签字、盖章为准）。拆迁公司与拆迁办协商交房日期交给拆除公司拆除；具体过渡费以交房提起为准（交房日期涉及按时交房奖励金）。 2018年12月2日，郑某2因与天马公司劳动争议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3日作出厦集劳仲案［2019］0163号裁决书，裁决：自1997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郑某2与天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019年7月16日，郑某2因与天马公司劳动争议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厦集劳仲案［2019］0963号裁决书，裁决：自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郑某2与天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了一份《安置协议》，其中载明的搬迁人为天马公司，被搬拆迁人为郑某3、郑某2、郑某1，实施征迁单位为中舟公司，郑某3、郑某2、郑某1持身份证1本、登记人口3人，应安置人口3人，即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3、郑某2、郑某1应安置的面积为150平方米，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该项目安置房为“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为6864元／平方米。郑某3、郑某2、郑某1安置房建筑面积为178.12平方米，安置户型为三房二厅一卫贰套。安置房地点“天马华侨农场安置房”1号楼1004室89.06㎡、2号楼1004室89.06㎡，人均50平方米未建成的部分150平方米，按集美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730元／平方米向天马公司购买，应缴交购安置房款109500元。郑某3、郑某2、郑某1安置房面积超出应置面积部分28.12平方米，按安置房市场价估价6864元／平方米缴交购房款计193015.68元。因产权调换，郑某3、郑某2、郑某1挑选了贰套安置房，需补交水电配置费1000元／套，共计2000元。该《安置协议》落款处仅有郑某3及中舟公司的黄俊渊签字。该《安置协议》后附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宿舍住宅搬迁安置费用表，载明对抵后郑某3、郑某2、郑某1应付金额为193705.28元。 郑某3、郑某2、郑某1还提交1份《补充协议书》，载明：搬迁人（甲方）为天马公司、被搬迁人（乙方）为郑某3。该《补充协议书》约定：1.甲方同意：乙方因人均50平方米未建成的部分150平方米，按集美区砖混结构住宅（一等）重置价730元／平方米向甲方缴交的购安置房款计10950元，由甲方补助。2.乙方于2014年12月15日前与甲方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将该房屋完全交由甲方拆除。以上款项合计109500元。落款处郑某3在乙方处签字，甲方签章处空白。 天马公司提交了20份天马公司与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其他职工签订的《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职工住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除被搬迁人信息、需拆除房屋信息、补偿金额等与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的《安置协议》不一致外，其余条款均与郑某3、郑某2、郑某1提交的《安置协议》一致，但落款处除了被拆迁人签字外，还加盖有“国营福建省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公章、中舟公司公章，代表人签字及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讼争的《安置协议》载明的搬迁人（甲方）为天马农场，被搬拆迁人（乙方）为郑某3、郑某2、郑某1，实施征迁单位为中舟公司。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天马农场在案涉的搬迁安置过程中系行政主体或受托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故就讼争的《安置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 讼争的《安置协议》仅有乙方郑某3及中舟公司员工黄俊渊签字。黄俊渊的签字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中舟公司承担，故应认定中舟公司已签署该《安置协议》。天马公司与中舟公司签订的《“厦门天马华侨农场”项目房屋搬迁服务协议书》中“乙方权责”部分约定：“……4、负责在搬迁期限内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甲方委托的征收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同时报甲方备案；……”并且，中舟公司在案涉搬迁安置工作过程中受天马公司委托与拟搬迁安置职工进行商谈。据中舟公司陈述，当时是天马公司的领导跟黄俊渊说郑某2这户可以安置，中舟公司才去签了《安置协议》。因此，中舟公司系受天马公司委托签订《安置协议》，故中舟公司签署《安置协议》的法律效果应归属于天马公司，也即《安置协议》在天马公司与郑某3、郑某2、郑某1之间已成立。但是，讼争的《安置协议》第十条载明：“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壹份，受托实施单位贰份，自甲、乙双方及受托实施单位签章、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后即生效……”因该《安置协议》并无甲方即天马公司签章，亦未经厦门市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审核同意，故该《安置协议》因所附的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补充协议书》因仅有郑某3一方签字而未成立。因此，郑某3、郑某2、郑某1主张确认《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主张天马公司履行《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某3、郑某2、郑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066元，减半收取7033元，由郑某3、郑某2、郑某1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乐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杨超岚 书 记 员  杨巧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