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0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正用，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举双，女，1994年4月26日出生，回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五华思源教育培训学校，住所地：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正街****。法定代表人：陈会，该校校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云南省司法学校），住所：昆明市教场中路**。法定代表人：刘晓江，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该校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聚，该校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胡正用与被上诉人马举双、昆明五华思源教育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思源学校”）、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以下简称“云南政法学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129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正用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马举双、思源学校、云南政法学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胡正用于2018年4月3日向被上诉人五华思源学校收取了2017年春季及秋季、2018年春季的教材费合计156813.3元，而被上诉人马举双系被上诉人五华思源学校的职工，在上诉人胡正用提供的‘收条’上签字确认‘人数正确’，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胡正用提供的教材数量、单价、收货等情况，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也没有经过结算。上诉人胡正用与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签订的购销合同规定货款由乙方（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向学生直接收取，并且直接向学生开具发票或收据，甲方（云南政法学校）不代收学生任何费用”，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关于上诉人胡正用向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提供的教材数量、单价、收货等情况问题：由于被上诉人马举双系被上诉人思源学校的职工，被上诉人马举双在上诉人胡正用提供的“收条”（已经注明数量和单价金额）上于2017年9月19日签字确认“人数正确”，已经足够证明数量、单价无误后被上诉人马举双才会签字确认，同时也证明被上诉人思源学校已经确实收到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秋季的教材。其次，关于上诉人胡正用向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提供的教材结算问题：被上诉人马举双是于2017年9月19日在“收条”上签字确认“人数正确”的，后被上诉人思源学校于2018年4月3日向上诉人支付了一笔2017年秋季的教材费，对于剩余人民币84429.08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的购书款项，上诉人于2019年4月28日与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核对2017年春季教材时，经过沟通核对，被上诉人马举双同时在之前的“收条”上于2019年4月28日在自己名字上按上手印以表示认可，上诉人认为这就是被上诉人马举双代表被上诉人思源学校对上诉人提供2017年秋季的教材结算的再一次确认，事实清楚，已不存在争议。最后，关于上诉人胡正用向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提供的2017年秋季教材是否向学生直接收取，并且直接向学生开具发票或收据，被上诉人（甲方：云南政法学校）不代收学生任何费用问题；针对向被上诉人五华思源学校提供的2017年秋季教材，上诉人从未向学生直接收取过任何费用，如2017年秋季教材若是上诉人向学生直接收取了，为何被上诉人思源学校于2018年4月3日仍向上诉人支付42066.92元的2017年秋季的教材费？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在逻辑上行不通。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胡正用与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之间只存在代购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马举双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思源学校虽然存在支付书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思源学校欠上诉人胡正用购书款的事实。上诉人是于2017年7月接到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9月份开学教材采购通知，由于2016年7月3日签订的《云南政法学校教材代购合同》一年的合同期限已到期，经商议以及本着对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以往合作的信任，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同意由上诉人垫资采购2017年秋季开学教材，教材数量、单价均按以往合同习惯形成，上诉人才及时垫资向北京华职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采购770套中专二年级教材、向云南省财贸图书教材发行站采购80套教材大学二年级教材的。2017年8月底，上诉人为何会在交付过程中遵照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嘱托：将其中80套教材大学二年级教材以及334套中专二年级的教材送至被上诉人思源学校，一是由于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对外宣称：“五华思源学校（寻甸县职教中心联合办学点）属于云南政法学校联合办学点，教材采购的事宜均由云南政法学校统一定制采购”；二是本着对合作伙伴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的信任。上诉人才积极履行了约定，采购的2017年秋季开学教材也已经按约定实际交付，并且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教师马举双也对此作出了书面确认。因此，上诉人认为未付剩余购书款项被上诉人马举双、被上诉人五华思源学校、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负有连带支付的责任。思源学校辩称，首先是驳回胡正用的诉讼请求，思源学校从办学以来一直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思源学校至今为止没有与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以及合作关系。同时与胡正用之间也没有任何合同买卖关系，胡正用曾送教材到思源学校来口头约定购买过他的一批教材，学校也进行了及时付款，一审中提交了付款凭证，因此胡正用要求马举双、思源学校、云南政法学校支付教材款项84429.08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胡正用主张2017年9月，云南政法学校采购一批教材送至思源学校，未支付相应的教材费。思源学校予以否认，因思源学校至今与云南政法学校无任何关系。胡正用提供的思源学校给予支付的48000元的票据，是当时给他购买的一批成人教材款，后来五华思源学校还向他订购了后1年度的教材，总的支付了15万多元，但至今胡正用没有给思源学校送达教材，学校将保留下一步起诉的权利。其次马举双是思源学校的员工，在胡正用第一次送教材的时候，马举双进行了认定，五华思源学校只收到过他一次4万多元的教材，后期再没收到。对马举双老师给他签的字据，五华思源学校认为有伪造嫌疑，请法庭查明，因为思源学校同其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思源学校没有授权马举双老师与其签订任何的合同。故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举双辩称，其系昆明五华思源教育培训学校员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未与上诉人产生买卖事项的合意，没有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因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应当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不是适格主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并没有说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错在何处，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辩称，第一，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云南政法学校与本案的另两个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在一审中已经查清。第二，云南政法学校和上诉人之间原来是有教材代购合同的，但教材代购是在云南使用，是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学生代购，双方在教材代购合同当中有明确约定，从2016年年底以后所有的教材款都是由上诉人直接向学生收取，并且直接向学生开具发票或者收据，云南政法学校不代收学生的任何费用，这是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查清。第三，在本案的一审当中，另外两个被上诉人思源学校当庭向法庭提交了向上诉人支付相关的教材款项的证据，云南政法学校也发表了质证意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思源学校提供了一些教材，学校也依照约定，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将近20万的教材款，不仅仅是上诉人所称的4万多，该事实一审已查清。云南政法学校在本案中不应成为被告，上诉人在寻甸县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已经在五华区人民法院就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款项起诉过一次了，且五华区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已经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其不服又上诉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维持原判，驳回了他的上诉，其又把马举双增加进来，起诉到寻甸县人民法院，起诉后又在寻甸县人民法院撤诉，撤诉后又把思源学校增加进来，又起诉到寻甸县人民法院，属于重复起诉浪费诉讼资源，所以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正用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马举双、思源学校、云南政法学校连带支付拖欠胡正用购书款84429.08元，并按资金占用利率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10553.64元[84429.08元×6%×12×25个月=40553.64元]（暂计算至2020年1月8日），两项费用共计94982.72元；2.本案诉讼费由马举双、思源学校、云南政法学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胡正用系原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经营者，该书店已于2018年4月13日经胡正用向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2016年7月3日，云南政法学校与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在云南政法学校签订《云南政法学校教材代购合同》一式五份，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双方对货物内容、包装及运输、货物交付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该合同第四条第2项规定货款支付：货款由乙方（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向学生直接收取，并且直接向学生开具发票或收据，甲方（云南政法学校）不代收学生任何费用。2018年2月8日，昆明五华区标准书店与云南省司法学校签订《教材购销合同》，合同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2月8日止，双方对订货、供货、收货、退货、收款、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七条规定：甲方（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自主向学生收取教材费，教材折扣让利给学生，乙方（云南省司法学校）教材管理部门给予协助，甲方须向学生开具书费收据。2017年9月，胡正用自己书写了收条一份：334人、电大用书72人、今收到二年级教材、英语、民法等内容，马举双签字确认：“人数正确”。2018年4月3日，胡正用分三次共收到思源学校2017春季和秋季、2018年春季教材金额合计156813.3元。双方并未结算确认，胡正用认为，胡正用遵照云南政法学校嘱托，将80套大学二年级教材及334套中专二年级教材送至被告五华思源学校，马举双签字核对，五华思源学校的教材款尚有139437.55元未向胡正用支付，因此，胡正用以买卖合同纠纷向云南省五华区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云0102民初97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胡正用的诉讼请求，原告胡正用不服判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云01民终3269号民事判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云南省五华区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胡正用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云南政法学校设立了寻甸校区，或者云南政法学校为寻甸校区订购了书籍；胡正用又于2019年9月3日向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同年11月12日申请撤诉，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2019）云0129民初355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胡正用撤诉。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买卖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胡正用与云南政法学校签订了《教材代购合同》《教材购销合同》，胡正用于2018年4月3日向五华思源学校收取了2017年春季及秋季、2018年春季的教材费合计156813.3元，而马举双系被告五华思源学校的职工，在胡正用提供的“收条”上签字确认“人数正确”，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胡正用提供的教材数量、单价、收货等情况，双方当事人之间也没有经过结算。胡正用与云南政法学校签订的购销合同规定货款由乙方（昆明市五华区标准书店）向学生直接收取，并且直接向学生开具发票或收据，甲方（云南政法学校）不代收学生任何费用。现胡正用认为其与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收条”及自己收到的款项进行计算，请求三被告连带支付拖欠胡正用购书款84429.08元、利息10553.64元共计94982.72元。因此，胡正用与云南政法学校之间只存在代购合同关系，与马举双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五华思源学校虽然存在支付书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五华思源学校欠胡正用购书款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胡正用的诉讼请求，因其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正用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胡正用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马举双、五华思源学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胡正用提交的北京华职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许可证、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云南省财贸图书教材发行站货单、关于云南省司法学校与昆明机电工程学校联合办学相关问题的函，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事实均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二审查证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9月，胡正用出具《收条》，载明二年级教材：办公自动化为38元、英语为18元、职业道德与法律为21.8元、哲学与人生为21.8元、经济政治与社会为24.8元、美学为32元、普通话为39元、体育为35元，即每份230.4元，共为334人；电大用书：民法为49元、民诉为45元、刑法为39.5元、大英（2）为38元、婚姻法为52元、司法文书为35元、职业道德为27元、司法口才为35元、大学体育为32元，即每份352.5元，共为72人。马举双签名捺印。胡正用认可思源学校分别于2016年12月7日向其支付购书款5万元，于2017年1月5日支付购书款19906元，于2018年4月5日支付了购书款156000元。本案争议焦点是：思源学校、马举双、云南政法学校是否应支付胡正用的教材款？如应支付，款项如何计算？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胡正用与云南政法学校的教材买卖合同纠纷已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且已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判决，现胡正用在本案中又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要求云南政法学校承担责任，故胡正用诉云南政法学校买卖合同纠纷属重复起诉，本院对于胡正用本案该请求不再处理。其次，胡正用主张马举双向其支付教材款，虽马举双在2017年9月胡正用出具的《收条》上签名捺印，但其是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代表其个人向胡正用购买教材，故一审认定马举双与胡正用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最后，胡正用主张思源学校支付教材款，因思源学院在本案所涉学期之前已经向胡正用购买过教材，并且思源学校认可向胡正用支付过购书款。加之马举双系思源学校教务科负责人，其曾代表思源学校接收过胡正用出售的教材，故马举双有权代表思源学校签收本案教材。本院认为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胡正用与思源学校之间。胡正提交了2017年9月向五华思源学校提供二年教材清单，但清单上存在明显的添加，思源学校、马举双对于添加的内容不认可，胡正用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说明，故本院对于添加的内容不予认定，购书款以每生230.4元计算，共334份，即二年级教材款共为76953.6元（230.4元/人×334人）；提供电子用书以每生352.5元计算，共72份，即电子用书款共为25380元（352.5元/人×72人），两项教材款共计102333.6元。胡正用确认2018年4月5日已收到五华思源学校教材款156000元。胡正用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系支付其在2017年9月份之前向思源学校供货的货款，或其与思源学校对于货款的支付顺序另有约定，故思源学校的付款已超过2017年9月的教材款，对于胡正用的本案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若胡正用认为除本案供货，还向思源学校有过其他供货，思源学校未足额支付货款，胡正用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胡正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0元由胡正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涛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蒋志平书记员李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