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5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凯，男，汉族，1991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明，广东广和（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蛟，男，汉族，1978年8月6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波，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婷婷，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谢凯因与被上诉人谢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8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凯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谢凯无需支付谢蛟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存在认定错误。谢蛟主张的律师费30000元仅提供了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一审法官庭审中询问谢蛟是否能提供30000元律师费的银行转账记录，谢蛟委托代理人明确表示能够提供，法庭责令谢蛟在庭审后三日内提供律师费转账记录给法庭及谢凯核对。但谢凯庭审后收到谢蛟补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谢蛟实际转账金额仅为20000元，存在不诚信诉讼的情况。谢蛟补充提供的银行回单仅为20000元，谢凯认为谢蛟及其代理律师违背诚信诉讼的原则，存在串通虚开律师费发票索要高额律师费的可能，在庭前调解中谢凯已同意还款的情况下，谢蛟仍执意要求谢凯承担高额律师费，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谢凯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代表了谢蛟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因谢凯胁迫而签订，且谢蛟已经承认未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存在明确的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承担谢凯起诉所产生的全部维权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谢蛟承认《协议书》是由其草拟后再发给谢凯确认，代表了谢蛟的意志。谢蛟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承认在签约当时是认可《协议书》的。谢蛟一审提交的报警及医院就诊记录与《协议书》签订时间间隔近半年，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协议书》是被胁迫签订的。谢蛟尚有股权转让款15万元未按时支付，应依法支付本金、逾期利息及谢凯维权的全部费用。二、律师费谢凯已实际支付，且价格符合行业标准，真实合理，应按《协议书》约定由违约方谢蛟全部承担。谢凯已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向代理律所支付了律师费3万元，并且代理律所已向谢凯开具了金额为3万元的律师费发票。该案收费符合行业收费标准和案件难度，价格合理，并非漫天要价。转帐记录不代表所有支付行为，谢蛟认为谢凯与代理的律师事务所串通虚开律师费是意图达到拖延支付款项和承担全部违约责任的目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支付的律师费，谢凯追索律师费是其正当权利。谢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谢凯一次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费用15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4.35%）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暂计为6538.71元（详见利息计算明细）；二、谢凯支付谢蛟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三、谢凯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公告费。庭审中，谢蛟将利息计算部分的暂计金额变更为6607.18元。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9日，谢蛟与谢凯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谢蛟、谢凯双方于2015年11月开始合作从事物流行业，因业务发展的需要，谢蛟、谢凯双方于2016年1月21日共同投资注册了深圳市浩禄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禄公司），认缴资本为5000000元，谢凯占60%股份，谢蛟占40%股份。现谢蛟、谢凯双方因公司发展及合作分配产生争议，经谢蛟、谢凯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谢蛟、谢凯双方经过协商确定，谢凯同意向谢蛟支付股权转让金及合作收益金合计880000元。上述款项分两期支付，第一期在2018年2月14日前谢凯应向谢蛟支付280000元；第二期剩余600000元，由谢凯分12笔支付给谢蛟，即从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每个月的月底谢凯向谢蛟支付50000元。2.谢蛟承诺于2018年1月15日前配合谢凯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浩禄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谢蛟同意将占浩禄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谢凯或者谢凯指定人。3.谢蛟、谢凯双方均应遵守本协议所约定的事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2018年1月9日，谢蛟前往工商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将其名下的40%股权变更登记到谢凯指定的案外人高某名下。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谢凯多次向谢蛟支付款项，累计付款金额为730000元。具体汇款细节如下：2018年3月2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一笔约定款28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2月14日之前，逾期16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以下逾期利息计算均以此利率为准）计算，逾期利息为541.33元；2018年4月26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二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逾期57天，逾期利息为344.38元；2018年6月2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三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逾期63天，逾期利息为380.63元；2018年6月30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四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逾期61天，逾期利息为368.54元；2018年6月30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五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逾期30天，逾期利息为181.25元；2018年8月14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六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逾期45天，逾期利息为271.88元；2018年9月21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七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逾期52天，逾期利息为314.17元；2019年2月4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八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逾期157天，逾期利息为948.54元；2019年2月4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九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逾期127天，逾期利息为767.29元；2019年3月29日，谢凯向谢蛟支付第十笔约定款50000元，《协议书》约定付款日期为2018年10月31日，逾期149天，逾期利息为900.21元。综上，谢凯向谢蛟支付股权转让约定款合计730000元，上述十笔已付款项的逾期利息合计5018.22元。庭审中，谢蛟、谢凯确认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应支付的三笔股权转让款谢凯尚未支付，谢凯剩余未向谢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合计150000元。另查明，2019年3月27日，谢蛟为与谢凯就本案进行诉讼一事，与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涵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9年3月29日，谢蛟向海涵律所支付律师费30000元。再查明，2017年8月25日，案外人高某女士曾向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沙湾派出所报案。2017年8月26日，谢凯曾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就诊，自诉昨日被人打中左耳，现觉得左耳鸣。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谢凯辩称上述《协议书》是在谢蛟使用暴力手段胁迫情况下签订的陈述是否应该采信的问题。首先，根据谢凯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报警以及医院就诊记录的时间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间隔将近半年，在时间上难以证明两者存在关联性。其次，谢凯在庭审中陈述《协议书》是由其草拟，然后再发给谢蛟确认，在谢蛟确认后双方再进行签订协议。谢凯确认协议书上的签名和手印均是其本人签名和按捺的手印。由此可知，谢凯对上述《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悉的，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综上所述，由于谢凯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的签订存在胁迫的情形，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因此谢蛟与谢凯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谢蛟依约配合谢凯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了向谢凯指定的案外人转让股权的义务，但谢凯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构成了合同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上述《协议书》并未就谢凯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庭审中，谢蛟、谢凯双方确认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为150000元，故谢蛟主张谢凯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谢蛟、谢凯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款的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故谢蛟请求判令谢凯承担30000元的律师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谢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蛟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应支付且已付的十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合计5018.22元。2018年11月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一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12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018年12月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二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019年1月份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三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2月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谢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蛟支付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430.77元（已由谢蛟预交），由谢凯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调查中，谢蛟提交了海涵律所出具的《关于谢蛟诉谢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律师费支付情况说明》，其中有如下内容“……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及评估该案可能存在一审、二审可能性，结合了案件难度和可能耗费的时间、人力成本以及行业收费标准，确定按固定律师费30000元进行收费。签约现场，谢蛟向本所财务交付定金10000元，在起诉材料准备齐全的2019年3月29日，谢蛟银行转账至本所工商银行账户律师费余款20000元，律所收到全款后一并向委托人开具了金额为30000元的发票……”。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谢凯是否需向被上诉人谢蛟支付律师费30000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谢蛟已按《协议书》约定，将所持浩禄公司40%的股权转至谢凯指定的高某名下，谢凯尚欠谢蛟股权转让款150000元未付构成违约，谢蛟有权依据《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向谢凯主张赔偿律师费。谢蛟为证明其为本案诉讼需要委托律师支出了30000元律师费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海涵律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交了转账凭证。谢凯认为谢蛟提交的转账凭证的金额仅为20000元，故不能认定其实际支出的律师费为30000元。对此，一方面，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并结合案涉诉讼标的金额、案由，海涵律所收取谢蛟律师费30000元在合理范围内，不属于谢凯所称的高额律师费；另一方面，虽然谢蛟向海涵律所转账的金额比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少了10000元，但海涵律所已出具《情况说明》，陈述了谢蛟先期预交了10000元现金作为定金，后期转账支付20000元，该所实际收取谢蛟律师费合计30000元，该补强证据符合情理，本院予以采信。谢凯在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中对一审判决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未提出异议，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计算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谢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应予以维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本院予以改判，一审判决不属错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83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83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谢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谢蛟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应支付且已付的十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合计5018.22元。2018年11月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一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8年12月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二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1月份应支付但未付的第十三笔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谢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谢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430.77元，由上诉人谢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