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3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管燕高，男，汉族，现住云南省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彦，云南天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武，男，汉族，现住河北省任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常相，男，汉族，现住云南省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通，男，汉族，现住河北省河间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峰，河北远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军，男，汉族，务农，现住云南省腾冲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梅青，女，汉族，现住云南省芒市。上诉人管燕高因与被上诉人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芒市人民法院（2019）云3103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燕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五被上诉人与姚元龙不存在委托关系错误。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五被上诉人均认可其真实性，即被上诉人等十人成立了债权人小组，委托姚元龙对砂石料的专供和包销事宜进行处分，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过程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也予以采纳，故姚元龙与五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姚元龙与五被上诉人间形成委托关系后，姚元龙以“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的名义作出的行为应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五被上诉人与姚元龙之间是否办理完石场交接手续是五被上诉人与姚元龙之间的内部关系，与上诉人无关。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四、五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与“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签订《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后，上诉人按照五被上诉人的要求，通过姚树申账户向五被上诉人指定的户名为叶常相、账号为62×××13富滇银行德宏芒市支行账户支付了140000元履约保证金。第二，上诉人按照《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实施了开采石料的行为，每天的销售量均由上诉人代表、购买方代表、五被上诉人代表在“鑫龙石场日销量报表”上共同签字确认。第三，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四、五组证据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后的真实生产经营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四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错误。3．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叶常相提交的借款协议真实性予以采信错误。该借款协议出借人为叶常相、借款人为姚元龙、担保人为吴稳柱和姚树策，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4．五被上诉人一审答辩第二点意见为“如果贵院采纳原告的意见，认为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应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追加刘正雄、周国强、黄彬辉、番树田、朱建国五人为本案共同被告”，从该答辩意见可看出被上诉人是认可双方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的，只不过应追加刘正雄、周国强、黄彬辉、番树田、朱建国五人为本案共同被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姚元龙为被告，一审法院未收取上诉人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证据七组共计55页，一审法院未予收取。一审法院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的规定。2．一审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综上，因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存在上诉人陈述的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的上诉状可以证实，案外人姚元龙的受托范围仅限于对砂石料的专供事宜及销售，上诉人故意扩大受托范围，曲解受托权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中管燕高称姚树策、姚树申二人为姚元龙会计，而姚元龙与自救领导小组就采矿事宜并未形成委托关系，上诉人的采矿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3．若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自救小组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应当追加其他五人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不是认可上诉人与五被上诉人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我们并不认可上诉人与五被上诉人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曲解被上诉人陈述。4．上诉人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又提交了部分证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证据应该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或庭审过程中提交双方质证，上诉人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反而以此提起上诉，没有法律依据。5．结合一审上诉人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调解书只是上诉人和部分债权人就债权处理的一份合同，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且调解协议中的部分人员如王福通等人，并未授权杨梅青等人与姚元龙签订调解协议，间接证实调解协议不客观真实。6．上诉人管燕高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二审陈述与一审自认的事实不符。比如，签订合同时是否清楚委托书的内容，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称谈判时就拿到委托书了，二审又称签订合同时未出示委托书，且通过一审开庭笔录记载的上诉人自认的谈判过程可以证实债权人小组未设立。7．上诉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一审称1,112,647.7元费用是案外人姚元龙的儿子姚树策分批转给的上诉人，但通过一二审庭审可知，不管是姚树策还是姚元龙均没有得到过被上诉人的委托支付和接受任何款项也未委托任何人支付上诉人款项，上诉人在一二审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陈述。尤其一审审查上述款项由谁支付时，被上诉人答：“实际是收货方（刘杰）付给姚元龙，他的账户被冻结，又通过他儿子的账户付给我的”。同时一审中上诉人称是姚树策支付的上述款项，二审中陈述是刘杰支付给姚树策、姚树申和上诉人150万元，且支付数额明显不符。8．上诉人称姚树申支付的140,000元为履约保证金，按照上诉人一审陈述和提交的合同显示，均未有履约保证金的约定，而且按照上诉人一二审陈述，上诉人为签订合同参与了谈判，如需要支付履约保证金，谈判时应进行协商，合同中也应当有记载和约定，很明显上诉人陈述存在虚假。9．上诉人陈述在工作过程中垫付了大量费用，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一部分费用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一部分应由上诉人承担，且提供的收据均不是正式发票，无法证实真实性。尤其是拨土费、炸材费等，均属于上诉人应承担的费用。10．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对账明细，上诉人共产生费用70余万元，收到的刘杰支付的15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支付，很明显上述费用已经超出上诉人提交的承揽费的总额，被上诉人保留诉权，且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请二审法院移送司法机关。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光军、杨梅青二审未提出答辩意见。管燕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管燕高与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签订的《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2．判令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承担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管燕高石料加工费、拨土及修建安全平台费、停工损失、履约保证金和其他垫付费用共计1,697,832.8元；3．判令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自2019年6月21日起按6%的年利率标准支付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4．判令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承担本案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6,4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元龙为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的法定代表人，因兴办采石场，欠了王福通、刘正雄、周国强、黄彬辉、番树田、张艳武、李光军、叶常相、朱建国、杨梅青10人借款3,124.5万元。2018年8月22日，因姚元龙、杨梅青申请，芒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双方的争议进行调解，作出芒人调【2018】1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第一条、确定的欠款不再产生利息和任何费用。第二条：王福通、刘正雄、周国强、黄彬辉、番树田、张艳武、李光军、叶常相、朱建国、杨梅青按照各自债权总额的10%出资接手经营采石场，并成立‘债权人小组’，由杨梅青、叶常相、黄彬辉担任债权人小组的负责人。…第四条：采石场的所有机械设备交给‘债权人小组’管理使用。第五条：采石场现有砂石料全部归于‘债权人小组’支配”。2019年1月6日，叶常相、张艳武、彭军平（系杨梅青丈夫）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自救领导小组针对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洽谈签订关于石料专供、包销合作协议之事…同意姚元龙作为代表与对方洽谈此协议”。2019年3月12日，姚元龙与管燕高签订《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抬头为：甲方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乙方管燕高。合同约定，根据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与刘杰签订的砂石料包销合同的基础上，现甲方把生产石料的工作流程全部分包给乙方…合同对双方应遵守的相关协议进行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管燕高组织工人进场施工，2019年6月10日，芒市人民法院向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发出《云南省芒市人民法院停止生产通知书》，责令采石场立即停止生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管燕高认为其2019年3月12日与姚元龙签订的《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系与“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签订的合同，是承揽合同关系。但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抗辩认为，其并未委托过任何人与管燕高签订合同，截止到开庭前，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和姚元龙之间尚未办理完石场交接手续，因此，不存在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实际管理采石场的事实；2019年1月6日，叶常相、张艳武、彭军平（系杨梅青丈夫）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仅只是委托姚元龙对石场已经生产石料的专供、包销事宜与他人进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管燕高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管燕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83元，管燕高负担。综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院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管燕高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管燕高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五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管燕高提交的证据为：1．会泽县人民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收条、还款计划、财务抵押证明书。欲证明张艳武、王福通等代表实际接手经营采石场，姚元龙委托代理经营。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的起诉状具备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欠款主体为鑫隆采石场，王福通、张财豪只是同意债权人将挖掘机一台抵做债权，不能证实上诉人陈述的姚元龙受债权人小组委托从事经营活动；收条不具备真实性，如果真实则该收条应该在张财豪手中。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姚元龙受本案被上诉人委托从事经营，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2．刘杰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清单及相关证据。欲证明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李光军、杨梅青实际接手经营采石场，姚元龙委托代理经营。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第13、14、15、16页可以证实，2019年1月11日与刘杰签订的砂石料包销协议中，有鑫隆采石场印章及姚元龙签名，实际经营人为姚元龙，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上诉人陈述的委托经营情况存在；被上诉人委托书中委托权限仅限于砂石料包销协议，不能证实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刘杰与杨梅青、张艳武、李光军、叶常相等人的诉讼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上诉人管燕高与被上诉人的关系，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3．迁移祖坟协议书、付地租承诺。欲证明张艳武（张财豪）代表实际经营采石场。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与姚元龙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即便实际债权人小组已经经营，因姚元龙未得到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被上诉人追认，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姚元龙受被上诉人委托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4．第一次会议记录、第二次会议记录、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欲证明有关当事人接管采石场进行经营管理的形成过程。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质证认为，对第四组证据过程真实性认可，但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字，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会议记录载明的债权人小组成员分别为18人、17人，委托代理协议载明的债权人小组成员为18人，而授权委托书上债权人签名为15人，与上诉人一审提交调解协议中载明的债权人小组成员为10人不相符，亦不能证明姚元龙受债权人小组委托与上诉人管燕高签署《劳务分包合同》，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5．石场自救微信群及群聊截图。欲证明有关当事人参与石场经营管理，进行日常生产、销售等情况。张艳武、叶常相、王福通质证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所有证据除起诉状和传票以外，包括本组证据在内所有材料均无原件可供核对，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且本组证据所体现的内容均是以鑫隆采石场对外经营，不是授权人授权范围内经营，应该由实际经营人承担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微信群聊天截图，上诉人未提交该电子证据的来源供法庭核对，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要求，且内容模糊无法完整辨别，其中较为清晰的内容“各位老板，今天没有出料”“毛石福建人不要，是咱们自己卖的，这个钱要交小组的，明天刘会计要亲自经手”指向不明，不能证明姚元龙受被上诉人委托与上诉人发生砂石劳务承揽关系，对本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审核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管燕高主张案涉《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劳务分包合同》系姚元龙受“芒市芒丙鑫龙采石场自救领导小组”委托与其签订，应由该小组负责人杨梅青、叶常相、张艳武及小组成员中的王福通、李光军等本案五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合同价款支付义务，但五被上诉人否认委托姚元龙与管燕高签订合同，否认存在五被上诉人实际经营管理采石场的事实，上诉人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亦不能证明姚元龙有权就石料生产劳务事项进行分包。上诉人管燕高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上诉人管燕高认为一审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五被上诉人向其承担案涉款项支付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管燕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83元，由上诉人管燕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良审判员  孙 媛审判员  寸守庆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侯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