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223民初5469号原告：蔡永裕，男，汉族，1990年4月11日生，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河南循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河南省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尉氏县大营镇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吴清峰，现任董事长。第三人：吴清峰，男，汉族，1976年8月24日生，住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奎峰路**。第三人：吕联煌，男，汉族，1990年6月7日生，住，住福建省南安市/div>被告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昌，河南典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蔡永裕与被告河南省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达公司）、第三人吴清峰、吕联煌解散公司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分别于2019年12月11日、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被告金盛达公司、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昌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庭审除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外，被告法定代理人、第三人吴清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永裕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解散金盛达公司。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5日，原告与吴清峰发起成立了金盛达公司，二人各占50%的股权。2015年12月9日，原告与吴清峰各将10%股权转让给了吕联煌，并由吴清峰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与吴清峰各占40%的股权，吕联煌占20%的股权。公司经营之初，各股东之间尚能合力经营。但自2016年初之后，吴清峰利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吕联煌亲属关系的便利，将公司财务及经营权控制在手中，将原告逐出公司管理层，在缺乏原告监督的情况下，吴清峰和吕联煌通过控制公司财务管理人员伪造公司账目，虚构公司借款，并利用归还虚构借款利息的手段转移公司资产。同时吴清峰在未召开股东会，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公司名下土地抵押给银行，取得2500万元的贷款，并私自将其中的500万元挪作他用。在原告了解情况到公司与其理论时，吴清峰找人将原告赶出公司，收回原告的办公室，将原告完全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无法行使任何权利。综上，吴清峰和吕联煌相互串通，利用公司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严重侵犯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的资产和股东权益不断被侵占，鉴于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请求法院判令解散被告。原告蔡永裕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金盛达公司章程两份；2.对第三人吴清峰及实际控制人的询问笔录共计42页；3.资产负债表以及金盛达公司日记账。被告金盛达公司答辩及第三人吴清峰、吕联煌陈述：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根据原告诉请所依据的事实，不应成为其“解散公司”的法定或约定的依据。1、根据原告依据的事实有两个，其一，是“非法将其赶出公司”或“办公室”，根据公司的章程显示，原告并未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既然没有职务，虽然为股东，公司并不必然为原告提供办公场所，况且，原告未提供“赶出”的证据；其二，是公司“贷款融资挪用”侵害其利益问题，首先企业经营进行融资贷款，是非常正常的申请，其二，原告也曾以此事实向公安机关控告，结果并未查证属实。2、退一万步讲，即便以上事实存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原告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诉讼方式解决（如高管侵权之诉等），并不是解散公司的事由。二、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为二：其一，公司僵局，其二，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本案中，被告公司经营井然有序，截止2019年共荣获多项荣誉，而原告仅占公司40%的股份，而根据公司章程，除公司“增资、减资、修改章程”重大事项需三分之二股东表决权同意外，其他经营活动之表决只需二分之一表决权即可，原告是否参加股东会及是否同意表决事项，并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本案中，并不存在解散公司的事由。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诸多判例，解散公司应审慎而为。四、原告拒绝履行出资义务，并且采取刑事控告、民事起诉解散公司的行为有违民事行为“诚实信用”的民事行为原则，依法不应支持。综上，原告起诉解散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盛达公司答辩及第三人吴清峰、吕联煌为支持诉讼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领导视察照片17张；2.公司运营照片20张；3.公司的各项荣誉及扶贫、社会捐赠以及获得奖励的照片24张；4.2017年5月13日被告金盛达公司关于股权协议内容确认并向原告催缴出资函、2018年5月7日及2019年11月16日被告关于催告原告出资款的催告及邮件交寄单、邮件详情单以及2019年11月18日原告的复函；5.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1月26日金盛达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邮寄给原告的相关手续；6.金盛达公司章程；7.2019年11月26日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议题为解除原告的股东资格及相关送达手续，2019年12月19日原告对解除其股东资格的复函，2019年12月20日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东会决议、金盛达公司文件、股权认购协议、2019年12月23日解除股东资格通知书及相关送达手续及2020年1月10日原告的复函；8.金盛达公司年审记录（2014年---2019年）；9.尉氏县大营镇人民政府证明一份；10.2018年催告原告出资的催告函、临时股东会议通知、回执函、股东会会议记录及决议及相关送达手续；11.公证书一份。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公司章程无异议，对询问笔录资产负债表以及金盛达公司日记，该证据系复印件，并没有加盖出处的任何印章，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内部陷入僵局，不能维持继续经营，其出示这些证据也不是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并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相关情况，没有经过法院依法判决予以认定以及查证属实的，并不能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原告的证明内容也相互矛盾，按其所述，其并没有见到公司账目，其也不可能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困难，综上，其所出示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也不是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照片并不显示拍摄时间、地点、拍摄人，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第二组有异议，与公司运营无关联。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2017年5月13日和2018年5月7日的两份催告函均系被告单方制作，且在寄款单中并不显示原告已收到，原告不知情，不予认可，对2019年11月16日在原告收到催告函之后既向被告进行回复，原告已在提起起诉，公司是否能够继续经营不确定，不能够证明被告的目的；对于被告提供的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原告认为在被告提起所谓的召开股东会之时，原告已经向尉氏县人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被告在以召开股东会的形式，证明目的不能够成立；对公司章程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股东是原告与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且该矛盾无法进行调和，原告也举证证明了第三人吴清峰作为实际控有人、股东，利用职权恶意贷款，私自挪用公司资产，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以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对第七组证据，对于股东会通知真实性有异议，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是否开股东会，我方不清楚。回复函与EMS快递不一致，原告回复函是催缴出资的回复，对于会议记录等真实性均有异议，不认可。以上被告证据均系第三人吴清峰单方制作，而且股东并未实到两人，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另外提出解除股东通知书做出时间2019年12月23日与邮寄时间2020年1月13日，与回复函2020年1月10日日期互相矛盾。对证据八的年审记录有异议，系被告单方制作，对真实性有异议，没有相关部分审计相印证。对于第九组证据，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对真实性不认可，不符合单位证据证明规则。对于第十组证据均有异议，2018年原告未收到以上文件，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股东会无权对股东进行除名，违反公司法规定，原告有解散公司主体资格。对于公证书真实性有异议，委托人与受托人有亲属关系，该委托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根据庭审情况、质证情况、当事人陈述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4年11月6日，经尉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原告蔡永裕与第三人吴清峰发起成立了金盛达公司，二人各占50%的股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建材加工销售；仓储服务；电器、卫浴、厨具、灯具、电料、装饰材料、家具、办公用品建筑材料购销；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市政工程施工。营业期限为2014年11月6日至2064年11月5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选举第三人吴清峰为公司执行董事，原告为公司监事。2015年12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吴清峰各10%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吕联煌。原告与第三人吴清峰各认缴出资2000万元，各持有40%的股权，第三人吕联煌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有20%的股权。认缴出资期限至2019年10月30日。2015年12月17日对股权变更进行变更登记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第三人吴清峰已实缴出资2000万元，第三人吕联煌已实缴出资1000万元。原告蔡永裕尚未出资。被告金盛达公司章程于2015年12月9日做最后修改。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事项；（3）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监事，决定有关执行监事的报酬事项；（4）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5）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6）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8）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9）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10）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11）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担保作出决定；（12）修改公司章程。被告金盛达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金盛达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并作出决议。2017年5月、2018年5月、2019年11月被告金盛达公司以函告的形式向原告催缴出资，并分别于2018年6月10日、2019年12月20日召开股东会。2018年的股东会决议因违反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时间被被告金盛达公司自行撤销，2019年股东会作出决议解除了原告的股东资格。2018年2月，第三人吴青峰被举报挪用资金公安立案侦查，现已撤案。被告金盛达公司现主要经营建材的加工销售和厂房的出租、出售，是建材的批发销售市场。被告金盛达公司从成立至今缴纳耕地占用税577.86万元；契税印花税222.53万元；建筑工程税95万元；土地使用房产税281.5万元；增值税67万元。在岗员工306人。2017年度为政府精准扶贫企业，建立帮扶示范基地、扬尘治理先进企业、工业经济强镇特殊贡献奖；2018度文明诚信企业、开封市市级平安市场、企业进步发展奖；2019年度最具影响力市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金盛达公司是否达到法定的解除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对何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四种情形：（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上述规定既是法院受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时形式审查的依据，也是审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是实体审查的法律依据。首先，被告金盛达公司是否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问题。一、关于本案是否形成股东会召开的僵局。金盛达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金盛达公司从2016年初到2018年6月两年多时间未召开股东会，但吴清峰持股40%、吕联煌持股20%，他们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随时可以召开股东会。从2018年6月召开股东会以及原告诉讼后2019年12月份又召开股东会的事实看，被告金盛达公司的股东会是可以召开的。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一种情形。二、关于本案是否形成股东会表决僵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形成有效决议的股份比例为50%和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仅指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但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是原公司终止或变更的决议，不应是有关经营管理的决议。本案金盛达公司章程规定增减资的决议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他决议所需达到的股份比例未规定，应推定为50%。而被告金盛达公司持股比例为吴清峰持股40%、吕联煌持股20%、蔡永裕持股40%。吴清峰、吕联煌合计持股60%。故被告金盛达公司在经营管理事项股东会表决中也不易形成僵局，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二种情形。三、关于本案是否形成董事会僵局。原告主张本案为股东纠纷且被告金盛达公司未设董事会，执行董事仅为一人，不可能发生董事之间的冲突，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四、本案是否构成其他类型的僵局应被解散。首先，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如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严重僵局状态，可以认定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本案中，被告金盛达公司于2018年、2019年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并未失灵。在股东发生纠纷期间，公司的主营业务仍能正常进行，并且多次被评为经营管理先进企业。可见被告金盛达公司并未发生严重的经营管理困难，未构成其他类型的僵局。其次从原告的诉因分析。原告的诉因是吴清峰和吕联煌相互串通，利用公司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严重侵犯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的资产和股东权益不断被侵占。原告主张解散的原因应属股东压迫。原告主张股东压迫即便成立，金盛达公司都不应解散。（一）解散对于公司是最严厉、最具破坏力的后果，若非万不得已，不宜选择解散公司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公司的法人性质及多数决的权力行使模式决定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发展方向不可能符合所有投资人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多数决作出，不符合意志的投资人动辄解散公司，损害的是多数股东或大股东的利益，故不能具有股东压迫情形就解散公司，仍应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正常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二）公司解散涉及多种利益，不仅仅涉及股东利益，还涉及公司债权人、员工等多种利益。本案金盛达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建材的加工销售和厂房的出租、出售，是建材的批发销售市场。如果解散公司，租赁合同将被解除，致使公司承担巨额违约责任，损害股东利益。公司解散将改变30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300多名职工就会失业，损害职工利益，这也与解散公司的目的不符。（三）股东压迫造成股东利益损失，公司法规定了多种救济途径。如撤销股东会决议诉讼、股东知情权诉讼、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股东知情权诉讼、分红请求权诉讼、转让股权机制等多种保护救济方式。其次，若存在僵局，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问题。从立法本旨看，法律规定解散公司诉讼，目的在于通过赋予其在公司经营管理困难时一定的救济权来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但基于公司自治的理念，司法机关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应坚持有限介入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对公司解散之诉的条件限定为“存在僵局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只有在穷尽其他途径依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本案原告认为存在僵局，但没有提交有效证明已穷尽其他途径仍不能解决僵局的问题，即便存在僵局，公司仍不能解散。综上，被告金盛达公司不存在股东会、董事会僵局及其他类型的僵局，不符合解散的条件，原告要求解散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永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蔡永裕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战喜人民陪审员  王流芳人民陪审员  王欢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韩佳岐书记员陈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