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伟，男，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瑞武，男，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军，江苏兆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修文，江苏兆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勤丰村。经营者：杭建良，男，197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为人，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无锡鑫琪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庄路**。法定代表人：朱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男，198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熊伟、唐瑞武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以下简称益剑加工厂）、原审被告无锡鑫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1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伟、唐瑞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益剑加工厂一审诉请，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益剑加工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熊伟、唐瑞武为股东的天能晶科无锡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公司）与益剑加工厂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天能公司只是与杭建良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案涉光伏产品实际是鑫琪公司履行，而非天能公司。目前证据只有一份发票署名为益剑加工厂开具，但实际出票方为鑫琪公司，不能证明天能公司与益剑加工厂之间有合同关系。案涉合同虽然是天能公司与杭建良签署，但无论是增值税发票还是钱款交易方均是在鑫琪公司，根据增值税发票的相关管理规定，只有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具相应的发票，所以合同实际履行主体应该是鑫琪公司，天能公司只是具有“代理性质”。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鑫琪公司，而非天能公司。2.案涉合同属于销售代理合同，本质上是销售合同，并非建设工程合同。从合同内容上看，天能公司只是提供光伏发电系列产品，只涉及销售，并不涉及土建及设备安装等事项，与建设工程无任何关联。从合同第四章第4项的约定看，安装实际由对方负责。天能公司并没有并网发电的义务。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内容本质上与房屋或建筑物本身密不可分，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建设工程与上述规定不符。益剑加工厂起诉状中也确认双方签订的是销售合同，从合同内容看，天能公司有培训、指导和售后服务义务，并不负责设备安装。3.益剑加工厂并无证据证明黄芳是天能公司的员工，黄芳无权代表天能公司作出任何承诺。益剑加工厂除了《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之外，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黄芳的身份；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战略发展合作协议》，而非签署意向协议书，合作协议上并无黄芳签字，故不能认定黄芳的身份；庭审中，益剑加工厂并不能确定黄芳是天能公司还是鑫琪公司的员工，所以，即使黄芳与杭建良之间有过承诺，也只是其个人行为或代表鑫琪公司，与天能公司无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1.关于合同解除时间，天能公司已经于2019年4月3日注销登记，合同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对方不能行使解除权。益剑加工厂曾于2019年4月17日起诉过天能公司，因天能公司主体不存在，后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未认定该案起诉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对方在起诉时并未要求解除合同，一审判决有违“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2.天能公司只是出售产品并无并网发电的义务，合同中也无此约定。产品能否发电取决于产品是否安装完成，与是否并网是两个概念。目前为止，对方从未陈述设备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即设备本身可以发电，不存在质量问题。导致设备不能并网的原因是对方无合法的产权证明。对照苏州发改委提供的文件资料可以看出，如果对方解决产权问题，并网并无任何问题。因天能公司主体已经不存在，所以实际也无法解除合同。如果对方坚持认为合同无法履行导致损失的，也只能按照损害赔偿来主张，而不能按照解除合同来主张权利。综上，益剑加工厂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合同不能成立。3.天能公司合法注销，因益剑加工厂未能依法申报权利，只能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不能向天能公司股东主张。尽管对方主张在2018年1月已经向天能公司主张过权利，但其只是向黄芳个人主张，也未能提供有效的送达证明，所以股东无法预知案涉合同履行存在争议，注销时也无需向其发出书面文件。一审法院认定熊伟、唐瑞武注销天能公司违法，没有证据和事实理由，要求股东承担天能公司的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益剑加工厂辩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中，该光伏电站工程的发包方是益剑加工厂，款项是由益剑加工厂支付，发票也是开具给益剑加工厂，该电站项目也是安装在益剑加工厂厂房屋顶上，因此，益剑加工厂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益剑加工厂自一审起诉时就一直陈述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熊伟、唐瑞武所谓的合同只是与杭建良之间的销售代理协议，该协议并没有约定案涉光伏电站工程的具体内容，对于该工程的有关内容，应当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定。另外，益剑加工厂与杭建良的关系是个体工商户与其经营者的关系，实为一体，故益剑加工厂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二、本案中，天能公司与杭建良签订《战略发展合作协议》及《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时，明确黄芳是其公司的代表。而此后案涉光伏电站工程的一系列操作过程，包括洽谈、确定安装、相关发电并网手续的承诺办理、指示付款，开具发票、安装电站、发现问题等，都是由黄芳与杭建良联系，现在熊伟、唐瑞武却否认黄芳的身份，明显有违诚信。并且，从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杭建良对并网发电的手续一直存有疑虑（因为听别人说需要房产证和土地证）并多次向黄芳提出，如果不是因为黄芳多次承诺，该光伏电站也不可能安装。故在本案中天能公司的过错非常明显，且黄芳作为天能公司的代表，其行为应由天能公司承担。三、安装光伏电站的目的是为了发电，熊伟、唐瑞武否认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不能成立。对于合同的解除时间，我方认为，该合同在益剑加工厂发出通知后，因天能公司未能在2018年1月25日前办理好相关用电手续就已经视为解除，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于2019年9月12日解除并无不妥，对本案也没有实质影响。四、熊伟、唐瑞武明知与益剑加工厂之间存在未了债务，进行虚假清算，恶意注销天能公司，且未履行天能公司的出资义务，应当对天能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熊伟、唐瑞武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理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琪公司述称，鑫琪公司是光伏发电设备的生产制造企业，作为天能公司的供应商，于2017年向天能公司销售光伏逆变器，并未参与任何光伏系统供货及光伏工程施工安装。关于本案争议的事实问题，现有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鑫琪公司仅作为天能公司的供应商，天能公司和益剑加工厂的光伏发电工程合同及商务谈判鑫琪公司并不知情。一、鑫琪公司成立于2011年，而天能公司成立于2017年；鑫琪公司一直从事光伏逆变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2017年天能公司咨询鑫琪公司销售，开始采购鑫琪公司的光伏逆变器，并约定按月结款，打款前，天能公司明确电话告知是结算的光伏逆变器的部分货款，我司仓库出货邮件有明确的时间和设备明细。二、鑫琪公司生产的光伏设备只是光伏发电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光伏发电系统的主体设备是光伏发电板，光伏发电板成本占光伏系统总成本80%以上，而天能公司就是一家光伏发电板厂。鑫琪公司只是天能公司的一个设备子供应商，从来没有经营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业务，且此案的光伏发电系统中仅光伏逆变器为鑫琪公司生产产品。综上，鑫琪公司并未参与另外两方之间的任何商务合作，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商务约定和商务合同，请求维持原判。益剑加工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熊伟、唐瑞武、鑫琪公司返还益剑加工厂21564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25000元，计240640元；2.熊伟、唐瑞武、鑫琪公司拆除其安装在益剑加工厂处的光伏设备；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熊伟、唐瑞武、鑫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伟、唐瑞武为天能公司股东，天能公司于2019年4月3日注销工商登记。2017年8月3日，天能公司（甲方）与杭建良（乙方）签订《战略发展合作协议》及《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战略发展合作协议》约定：1.为保证甲方提供光伏发电系列产品的推广和销售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的规定，本着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的原则，特签订本合同，以兹双方共同遵守；乙方通过对甲方公司及项目技术实地考察及论证完全满意后签订本合同；协议第一章首批产品合作费用约定：1.乙方向甲方交纳货款215640元，取得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范围内的销售资格，拥有合法组织销售的权利，享有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的权利，所得利益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参加分成，甲方配送36KW产品等。《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载明：乙方通过对甲方企业及项目技术、产品实地考察论证完全满意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后签订此协议书，以资双方共同遵守。乙方向甲方预付定金2万元，暂定于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代理销售天能晶科光伏产品等。黄芳作为甲方代表在协议中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杭建良依照黄芳指示向鑫琪公司支付了货款215640元，鑫琪公司向杭建良开具了购买方为益剑加工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天能公司向杭建良提供了光伏设备产品一套，并将设备安装在了益剑加工厂房屋顶上。因无法办理上述光伏设备的并网手续，益剑加工厂于2018年1月13日向天能公司及鑫琪公司发出通知，载明：本厂（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于2017年8月14日根据天能公司的指示向鑫琪公司支付光伏工程价款215640元，由天能公司为我厂安装36KW光伏电站设备，现该设备早已安装完毕，但至今不能使用。为此，特通知贵两公司：1.贵两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前办理好光伏电站设备的一切手续，确保我厂正常使用；2.若贵两公司逾期不履行，则视为贵两公司自始不能履行合同，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予以解除，请贵两公司于2018年2月15日前将设备全部拆除，并退回我厂价款215640元以及自2017年8月1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为证明天能公司向其承诺可以办理案涉光伏设备的并网手续，益剑加工厂提交了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7月25日，杭建良发微信问“这点能不能先帮我申请下来，他们说发改委不一定批下来了，我刚才问有一家，他们也做太阳能的，他们非得要房产证跟土地证的，你去帮我先问问看能不能批下来”，黄芳回复“这个只要你当地电网公司通过了就可以了，发改委那边儿备案时我们负责的，我们在发改委那边备案就可以了，产品和我们公司在那边备案过了就可以了，你那边儿就是现在只需要这个当地电网公司他那儿可以就行了，不用公司这边儿，其实你可以不用担心了，有我们来跑就行了，咱别说你别说是江苏省内就是省外的，在中国市场之类，我们都可以搞定呢，你在这省内担心什么是吧，这么近一点儿这块应该没问题的”、“这边现在可以同步进行，您那边呢，就是电网公司可以申请一下，申请装这么多产品，另外一个，我这边就可以，您可以把定金下这边，可以给您把货生产出来。您到时候安排好了把货拉回去直接安装就行了，并网这块我们就直接到时候我们带着手续去给您办理并网手续，跟您那个备案并网”，杭建良回复“最好是供电局的手续你们去办，你们办好搞好吧，我把定金打过来啊，就是出了月帮我安装…”，黄芳回复“可以，这你你办我们办都行，你要是先不放心的话，你就先去申请一下，申请完了，以后咱这边再给你发货好吧”；2017年8月7日，杭建良向黄芳发送微信“发改委的手续什么你们要帮我办好的”，黄芳回复“放心吧，这个事我们来办理啊”，杭建良回复“不要装好了，钱付清了还要什么，什么麻烦事”，黄芳回复“这个不会的，你放心，既然能有把握给你转，我就有把握给你转，我就有把握给你把事情搞好的啊”；2017年8月25日，杭建良向黄芳发送微信“黄经理，现在时安装好了，但发改委的事麻烦了，你当时是答应我帮我办好的，这个事你们要想想办法了”，黄芳回复“你不是跟万工沟通好的吗？我会跟他说的，你多跟他沟通”，杭建良回复“发改委我付钱时再三和你讲的，我是办不了的，你一口说你们厂里帮我跑的”；2017年8月29日，杭建良发送微信“我厂里麻烦了”、“你当时是说的帮助办好的，现在问题来了”；2017年9月5日，杭建良微信称“黄经理，你看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还没帮我并网，到时候这个损失你们上的啊”、“一下子投了20多万块钱啊，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查出这么好的太阳”，黄芳回复“我们售后没安排人过去吗？”、“我们售后的熊老师跟你联系没有，有事直接联系他”等。熊伟、唐瑞武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杭建良与其员工本人进行沟通，益剑加工厂应申请黄芳出庭作证。鑫琪公司对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并明确黄芳不是其员工。关于与天能公司的关系，鑫琪公司述称其是天能公司的供货商，其与天能公司也有其他正常的供货，所以天能公司有其账户信息，天能公司通知其由益剑加工厂直接将货款打到其账户，其认为天能公司与益剑加工厂是作为一个整体。其到2017年9月开始就不再为天能公司供货，也是天能公司跟其说货款由代理商直接打给其。熊伟、唐瑞武对天能公司与鑫琪公司是供货合作关系予以确认，并认为天能公司与杭建良签订的是销售代理合同，不包括安装等服务项目，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双方间实为买卖合同关系；其确未为益剑加工厂办理并网手续，并网手续也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其只是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审理中，益剑加工厂明确要求解除与天能公司签订的《战略发展合作协议》。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合作协议、意向协议书、增值税发票、聊天记录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益剑加工厂经营者与天能公司签订的《战略发展合作协议》实为天能公司向益剑加工厂出售光伏设备，但由于合同涉及光伏电站的设计、安装、调试和并网发电，属于太阳能发电工程，故应属于建设工程合同。通过杭建良与黄芳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黄芳作为天能公司的签约代表为促成与益剑加工厂的交易，明知益剑加工厂的厂房未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仍向益剑加工厂承诺为其办理光伏设备的并网发电手续，益剑加工厂基于对天能公司的信赖购买并安装了天能公司的光伏设备，故该承诺内容应属天能公司的合同义务，天能公司应予完成，但天能公司最终未能完成该义务并导致益剑加工厂购买的光伏设备不能使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益剑加工厂据此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的合同于应诉材料送达熊伟、唐瑞武之日即2019年9月12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益剑加工厂已支付价款215640元，天能公司也为益剑加工厂安装了光伏设备，故天能公司应返还益剑加工厂支付的价款215640元，并拆除于益剑加工厂厂房上安装的光伏设备。关于益剑加工厂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益剑加工厂对于案涉光伏设备无法并网及合同的解除亦具有过错，故一审法院对益剑加工厂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益剑加工厂应自行承担该项损失。天能公司已于2019年4月3日注销工商登记，熊伟、唐瑞武作为天能公司的股东存在虚假清算行为，故应对天能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益剑加工厂主张鑫琪公司承担共同还款及拆除光伏设备的义务，因合同具有相对性，益剑加工厂与鑫琪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益剑加工厂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及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与天能晶科无锡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发展合作协议》于2019年9月12日解除。二、熊伟、唐瑞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货款215640元。三、熊伟、唐瑞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拆除安装于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厂房上的光伏设备。四、驳回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10元由张家港市妙桥益剑针织布加工厂负担510元，由熊伟、唐瑞武负担44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根据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记录，黄芳2017年7月25日称“当地的电网公司里只是提交一个申请，你那边要装一个50千瓦的光伏分布式小型电站，这样就行了”；杭建良回复明天上午去供电局问一下。7月26日，杭建良向黄芳询问项目、投资方电话、联系人等信息，并将填写表格拍照发送给黄芳，黄芳告知填写其自己的地址、电话，后双方就表格填写内容进一步沟通。7月27日，黄芳询问杭建良申请办好没有，杭建良回复没有回应，要来看现场，黄芳称“现场看过了就可以”。当天下午4时许，黄芳告知杭建良电网公司与其联系，其告知电网公司杭建良的电话；杭建良回复知道了，电网公司20分钟之内到。2017年8月，黄芳与杭建良沟通付款事宜，黄芳向杭建良提供鑫琪公司的收款账户，杭建良再次询问“发改委的手续什么你们要帮我办好的”，黄芳回复“放心吧，这个事我们来办理”。一审中，熊伟、唐瑞武陈述黄芳是天能公司编外业务员，根据业务收取提成。二审又查明，天能公司注销工商登记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本公司2018年10月10日起停止经营，成立清算组并进入清算程序。清算组由熊伟、唐瑞武、杨晨三个人组成，由熊伟担任清算组组长，2019年1月4日，股东会决议，督促清算组履行清算责任。公司清算情况如下：一、公司清算成立之后，2019年1月4日再次召开股东会议，清算组十日内通知债权债务人，并于2019年1月4日《江苏商报》上公告《公司注销公告》，详见2019年1月4日《江苏商报》。二、公司人员已安置完毕。三、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及清偿情况：已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无欠税款、公司所有债务已清算完毕。四、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已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并已分配完毕。二审中，本院要求熊伟、唐瑞武提供天能公司清算材料，熊伟、唐瑞武仅提供2018年12月1日与2019年4月1日《剩余财产计算和分配明细表》各一份，其中剩余财产中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清算税金及附加、清算所得税额、以前年度欠税额、其他债务、剩余财产等均为0，剩余财产分配中没有股东名称，投资比例、投资额、分配财产金额等均为0。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各方争议焦点在于：一、黄芳的身份，其行为后果是否由天能公司承担；二、益剑加工厂与天能公司是否形成合同关系，合同性质如何认定；三、益剑加工厂能否主张解除案涉合同；四、天能公司原股东熊伟、唐瑞武是否应承担公司债务。对于争议焦点一，在益剑加工厂提供的《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中，黄芳作为天能公司代表签字，该协议书上加盖有天能公司公章，协议书内容也能够与天能公司与益剑加工厂经营者杭建良签订的《战略发展合作协议》内容对应，故可以认定黄芳系代理天能公司签订协议书。一审中天能公司认可黄芳系其业务员，根据业务成绩提成，故对外销售天能公司经营的光伏发电产品应当属于其职务范围。益剑加工厂一审中提供的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天能公司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任何反证，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杭建良与黄芳直接微信沟通并网发电手续办理、付款及开票方式、产品发货、安装等事宜并按约履行。综上，黄芳系以天能公司员工身份协商、签订、履行案涉协议，天能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超出黄芳的工作职权，上述行为属于履职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天能公司承担。对于争议焦点二，益剑加工厂一审中提交了杭建良与天能公司签订的《天能晶科区域代理意向协议书》、《战略发展合作协议》，以上协议均有天能公司盖章，天能公司对协议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从两份协议的内容看，杭建良签订合同系为了取得天能公司光伏发电系列产品在苏州张家港的销售资格，但是首先，《战略发展合作协议》中手动划去了关于首批货款返还及年终奖的约定，天能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履行过区域代理的相关约定；其次，从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内容及协议实际履行情况看，主要围绕光伏发电产品的买卖、安装、并网手续办理进行沟通，故杭建良签订合同系为了通过支付相应对价向天能公司购买光伏发电产品并安装在其经营的益剑加工厂以进行并网发电。根据杭建良与黄芳的聊天记录及益剑加工厂提供的政策规定，光伏发电项目需要向所在地电网企业申请登记并在发改委备案，项目实施需要专业的设计与安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产品安装属于光伏发电工程，益剑加工厂与天能公司之间形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鉴于益剑加工厂系按照黄芳指示向鑫琪公司付款，开票信息告知黄芳，鑫琪公司也对其与天能公司的合作关系、收款及开票情况作出合理说明，故仅依据款项支付及开票情况并不足以认定案涉协议实际履行主体系鑫琪公司，熊伟、唐瑞武上诉称天能公司系代理行为没有任何证据。对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杭建良与黄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杭建良在协商之初即提出益剑加工厂厂房缺少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询问黄芳能否办理并网发电手续，在黄芳对此作出承诺后才付款拿货，故益剑加工厂系基于对天能公司的信赖购买并安装了天能公司的光伏发电产品，天能公司应当按照该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现因天能公司未能履约，导致益剑加工厂使用光伏设备并网发电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益剑加工厂据此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天能公司在注销前应当依法清理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如未能按照正常程序清理并安排好相关债权债务，相对人仍能向清算组或股东主张权利，因此天能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不因公司注销而当然终止或解除。益剑加工厂起诉主张返还案涉款项本息、拆除光伏发电设备，含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中益剑加工厂亦明确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于应诉材料送达天能公司原股东熊伟、唐瑞武之日即2019年9月12日解除于法有据。益剑加工厂在本案诉讼前曾起诉天能公司，因天能公司已经注销而被驳回起诉，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已经依法送达合同相对方天能公司，一审法院未按此认定解除时间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四，如前所述，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天能公司注销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天能公司已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无欠税款、公司所有债务已清算完毕，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已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完毕。熊伟、唐瑞武系天能公司清算组成员，二审中，本院要求熊伟、唐瑞武提供清算资料，熊伟、唐瑞武仅提供两份《剩余财产计算和分配明细表》，其中所有数据均记载为零，明显不合常理，本院有理由相信天能公司注销前未经依法清算。一审法院认定熊伟、唐瑞武存在虚假清算行为，故应对天能公司对益剑加工厂的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熊伟、唐瑞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10元，由上诉人熊伟、唐瑞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