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国防宾馆。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索某，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因与被上诉人韩某、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国防宾馆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4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3、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连带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纠纷诉至迎泽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已作出民事判决，但该判决明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故此提起上诉。一、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韩某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应依法认定为合伙关系。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列举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自身与韩某及另一合伙人吕英桃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首先，韩某、吕英桃及郭某三人之间签订了《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各自出资进行合作，目的就是经营管理好国防宾馆；其次，上诉人郭某随后如约将合作出资款陆续付至合伙三方商定的国防宾馆的账户上，其中部分出资款是由上诉人实际控制的昌凯公司支付，昌凯公司出具了该款项系郭某个人出资的证明，国防宾馆出具了收到上诉人合伙出资款600万元的《股东出资证明》。虽然当初三人合伙设立公司的目的未完全实现，但三方出资均已到位并开始经营；再次，郭实际参与管理。在随后进行的宾馆改造修建过程中，吕主管财务，凡事三人商议后，吕、郭签字向施工队伍、材料商付款，证明了上诉人在参与经营；第四，三人如约进行了部分分红，其中上诉人提交的分红证据虽然单据上写的是往来款，但上诉人与国防宾馆从来没有其他其他业务、资金往来，这些资金实实在在就是分红款，虽然打到昌凯公司账上，但与上诉人的出资款性质相同，都是上诉人个人实际合法所得。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几项证据证明的合伙事实，片面地认定证据效力，没有就实际情况进行逻辑、常识上的基本判断，属严重误判！2、上诉人出资600万元被认定为改制出资款，实属荒谬。国防宾馆所涉及的改制是在韩某实际控制的志超集团与国防宾馆之间的，与上诉人没任何关系未参与、无合同、无实际关联，且法庭上两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辩解上诉人参加了改制、付出了改制成本，三人合作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上诉人参与改制，实在不知一审是如何认定此笔合伙出资变成了改制出资的，判决一出，上诉人莫名其妙。实际上，志超集团与国防宾馆之间的改制虽未完全实现，但已在人员安置、债权债务清偿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且韩某证明已经向国防宾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缴纳了改制保证金一千万元，在三人合作之前已经实际取得了国防宾馆的控制权、经营权，具备了三人合作协议中的经营条件--韩某合法取得宾馆经营权，于是韩总负责，吕分管财务，郭配合韩、吕工作的合伙形态已经形成。截止上诉时刻，国防宾馆仍在被上诉人韩某控制之下，上诉人为此到国防宾馆的上级主管单位山西省国防工办去了解情况时，工办负责人介绍称本欲收回国有资产移交省国资委指定的相关单位，但韩某称自己改制投入巨大，若无相应补偿，无法将宾馆控制权经营权归还，此事仍在协调中。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韩某自2007年3月改制、同年7月开始三人合伙时起至今，一直在实际控制国防宾馆。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上诉人主张合伙关系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上诉人出资600万元的合伙投资款性质，却生拉硬拽认定为改制出资款，直接导致了适用法律的错误。2007年7月份之后，吕英桃的600万元、上诉人的600万元合作出资款项投入后由韩某、吕英桃及上诉人郭某共同经营，包括为当时国防宾馆的改造装修新建项目的支付施工所需的材料款、工程款等项费用，款项支出时很多单据上都有上诉人的签字，毫无疑问证明了上诉人参与经营。截止分红时，上诉人的签约、投资、经营、分红几个重要行为均已存在，虽未能如约成立有限公司进而成为股东，但合伙行为毋庸置疑已经形成，上诉人实施的所有法律行为均符合《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合伙法律特征。然而，一审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上诉人的600万元由被上诉人国防宾馆收取并使用，对该款的去向、用途没有展开任何调查，却以神来之笔认定系改制出资款，上诉人实在无语。综上，一审法院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对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存在谬误，故此上诉，望二审法院能依法查明案件事实，认定相关证据，还上诉人以公道。韩某辩称：一、上诉人无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未实际投入600万云，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未设立，故上诉人无股东身份。其关于享有股东知情权并分红主张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二、一审中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一审提供的转账凭证，转账主体均是昌凯公司，并非上诉人，且备注是货款。上诉人与韩某未形成共同出资、共分利润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国防宾馆辩称：一、上诉人不是答辩人的股东，且国防宾馆改制尚未完成，新公司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尚未设立。上诉人以股东身份主张知情权和分红权的要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二、答辩人并非《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上诉人也认可其与答辩人之间无合伙经营内容，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合伙分红并赔偿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某在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遵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所有约定，保障原告对经营状况的知情权；2.判令被告提供2009年10月最后一次分红之后至起诉之日经营期间的全部财务资料；3.判令被告在依法评估的基础上支付自2009年以来拖欠原告应得的合伙分红；4.判令被告赔偿因长期停止分红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韩某、案外人吕英桃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就共同出资成立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事宜达成一致，韩某于2007年3月30日与国防宾馆签订《合作改制合同书》，在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对原国防宾馆进行了改制，三方同意共同出资成立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郭某以货币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20%，韩某以实物出资1517万元、货币出资283万元，共计1800万元占总股本的60%，吕英桃以货币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20%。成立后的新公司，全部资产为各股东共同所有，各股东应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有享受公司全部收益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义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事务，应及时召开股东会，充分听取股东会的意见。2007年7月10日，被告国防宾馆出具《股东出资证明》，证明股东郭某已按合作协议全额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20%。2007年9月21日，山西昌凯贸易有限公司向国防宾馆转款122万元，电汇凭证载明该款项为货款。2008年6月13日、2009年10月27日，国防宾馆向山西昌凯贸易有限公司分别转款15011.69元、77012.9元，银行凭证显示为往来款。经本院核实，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国防宾馆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合作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原告参与国防宾馆改制事务，出资成立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对新成立的公司享有股东权利。但国防宾馆改制并未完成，协议所述的新公司尚未设立，原告并不具备新公司的股东身份。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国防宾馆现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告以股东身份主张知情权和分红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可见，个人合伙必须符合合伙人共同出资，且由合伙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享利润。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韩某之间为合伙关系，但其仅提供合作协议，未提供其与韩某之间存在合作经营或是利润清算的证明，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韩某之间合伙关系已经成立。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韩某支付合伙分红并赔偿停止分红所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国防宾馆主张合伙分红及损失，应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国防宾馆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原告提供的出资证明仅说明国防宾馆曾收到改制出资款，并不能证明原告与国防宾馆形成合伙关系。原告提供山西昌凯贸易有限公司与国防宾馆之间的资金往来凭证，没有反映出系原告的出资和分红，与原告无直接关系，且原告与国防宾馆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根据原告陈述，其与国防宾馆之间也无合伙经营的内容，原告主张与国防宾馆形成合伙关系，依据不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告要求国防宾馆支付合伙分红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韩某、案外人吕英桃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就共同出资成立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韩某与国防宾馆签订《合作改制合同书》，在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对原国防宾馆进行了改制，三方同意共同出资成立山西国防宾馆有限公司，根据协议，上诉人参与国防宾馆改制事务，对新成立的公司享有股东权利。现国防宾馆改制并未完成，协议所述的新公司尚未设立，上诉人并不具备新公司的股东身份。因此，郭某以股东身份主张知情权和分红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韩某之间为合伙关系，但其仅提供合作协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合伙关系已经成立。故上诉人郭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源生审判员 李铁柱审判员 唐 璐 二Ｏ二Ｏ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芝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