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24054号 原告：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31531941。 法定代表人：何佩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洁，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枫和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之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302979074X。 法定代表人：许伟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军,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钟蓉，女，197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宜嘉公司）与被告厦门枫和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和源公司）、钟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因案情审理需要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星宜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洁、被告星宜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军、被告钟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星宜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枫和源公司、钟蓉返还星宜嘉公司经营收入455000元；2.枫和源公司、钟蓉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8125元及星宜嘉公司支出的保全费2795元。 事实和理由：枫和源公司是星宜嘉公司的经营管理人，钟蓉是枫和源公司的执行董事。枫和源公司安排钟蓉具体操作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钟蓉用其名下账户收取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但枫和源公司、钟蓉却拒绝付清星宜嘉公司经营场所的出租人厦门市首饰厂的当季租金（2019年10月至12月）。2019年10月31日，厦门市首饰厂函告星宜嘉公司：若2019年11月5日前没有付清所欠的470000元租金，将终止租赁合同，收回星宜嘉公司的经营场所，但截止2019年11月27日，该租金尚欠455000元未付。枫和源公司、钟蓉负责星宜嘉公司经营管理的首要义务，系保证星宜嘉公司按时足额缴纳经营场所的租金，这是星宜嘉公司能够正常经营的基础前提。但枫和源公司、钟蓉却故意截留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以致星宜嘉公司无法按时足额支付经营场所的租金，导致星宜嘉公司即将丧失基本经营条件，直接给星宜嘉公司造成损害，故特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枫和源公司辩称，一、枫和源公司不是星宜嘉公司的经营管理人，而只是股东之一。《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由于在开设银行专用账户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该合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何佩文、高伟峰、枫和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星宜嘉公司，然而其并非《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投资项目。因为（1）星宜嘉公司出资总额公司为100万元，但《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投资额为600万元；（2）公司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为何佩文、监事为高伟峰，对星宜嘉公司行使法人经营管理等职能所需的一切职权，却不是《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何佩文、高伟峰不参与酒店经营和管理而仅有配合和财务监督之能。钟蓉的职务为枫和源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不是枫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具有在未经枫和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出具授权委托书且完全授权的情形下“代表枫和源公司操作星宜嘉公司的经营事务”的职权。钟蓉于2020年5月25日经枫和源公司股东会决议，才被委派担任枫和源公司在星宜家公司所持股权的股东代理人，代行枫和源公司的股东权利。案件中出现的《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固定收益分配确定合同》《股东会议纪要》等并未得到实际履行。 二、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为枫和源公司经营专用账户。该账户中所发生的交易往来：1.枫和源公司与星宜嘉公司账户的资金往来有收入179876元（7笔）、支出475001元（10笔），和星宜嘉公司出纳王琼妮交易的有收入615997.83元（3笔），系星宜嘉公司因经营急需而向星宜嘉公司股东枫和源公司借款（支）、还款（收）而发生的交易往来，星宜嘉公司尚欠枫和源公司：475001-179876-615997.83=233527.17元；2.银行理财产品系钟蓉为枫和源公司所操作的理财项目；3.携程、美团、海南碧海扬帆公司（陈海英）、圣美亚旅行社（张秀兰、李春华）转入款项447591.99元+260672.4元+27282元=735546.39元之性质为枫和源公司营业收入。然星宜嘉公司与枫和源公司之间有提供客房房源之业务合作关系，且因枫和源公司系持有星宜嘉公司50%股权的股东，双方是关联企业。故在双方口头约定的业务合作协议中，大部分的住宿客人均应转介绍到星宜嘉公司入住，特别是与携程、美团之间的服务协议所约定的客房房源所在地必须是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即星宜嘉公司的客房）。枫和源公司收到携程、美团、海南碧海扬帆公司、圣美亚旅行社转入的住宿费后，依据星宜嘉公司财务人员所提供的酒店客人住宿单据等进行对账，之后按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枫和源公司15%、星宜嘉公司85%的分账比例，枫和源公司将星宜嘉公司应得的住宿费转账给星宜嘉公司。故依据枫和源公司与星宜嘉公司的业务合作协议，原则上枫和源公司对星宜嘉公司负有应当支付735546.39元×85%=625214.43元的债务、星宜嘉公司对枫和源公司享有625214.43元的债权。但此等因业务合作关系所发生的债权所涉钱款的性质绝非星宜嘉公司在其起诉状中的陈述中所主张的“星宜嘉公司账户资金、星宜嘉公司营业收入”，钱款交付方式也非“返还”而是“支付”，本案案由更非“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是因业务合作协议所发生“合同纠纷”。因星宜嘉公司出纳王琼妮尚未提供自2019年8月份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的酒店客人住宿单据等来与枫和源公司进行对账，故枫和源公司尚未向星宜嘉公司支付625214.43元的钱款。4.有部分款项转出给第三方，系用于支付枫和源公司本身经营的办公费用。综上，枫和源公司、钟蓉不存在星宜嘉公司所主张截留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的情形。 三、星宜嘉公司尚欠厦门市首饰厂支付2019年10月至12月的租金455000元属实，厦门市首饰厂确实向星宜嘉公司催收租金。但枫和源公司并非星宜嘉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更未收取星宜嘉公司的任何经营收入，星宜嘉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枫和源公司将具体操作星宜嘉公司日常经营的事务授权给钟蓉且用其名下账户收取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 综上所述，星宜嘉公司要求枫和源公司、钟蓉返还经营收入455000元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应当驳回星宜嘉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钟蓉辩称，钟蓉为枫和源公司的执行董事而非法定代表人。星宜嘉公司未在枫和源公司、钟蓉出具的《声明》上加盖公章认可，星宜嘉公司提交《声明》无法证明钟蓉用其名下账户收取星宜嘉公司营业收入。由于消防问题，星宜嘉公司被停业整顿。对星宜嘉公司财务状况，枫和源公司有意介入，所以让钟蓉进行梳理。即使星宜嘉公司愿意依据前述单方声明，但是钟蓉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账号：46×××33）在2019年10月29日之后也并无星宜嘉公司的款项转入。钟蓉作为枫和源公司的出纳，依据的是枫和源公司指示完成出纳行为，前述账户的钱款都是枫和源公司的财产。钟蓉履行枫和源公司的职务行为，所有行为应当由枫和源公司承担责任。星宜嘉公司无权要求钟蓉直接返还款项，或者返还厦门市首饰厂的租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枫和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9日，公司住所地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之四，发起人股东许伟力、周剑峰，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 2015年3月30日，枫和源公司与何佩文、高伟峰签订《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枫和源公司为甲方，何佩文、高伟峰为乙方，甲乙双方作为合同投资人方式合作投资厦门枫和源精品酒店，合作投资项目位于厦门市之枫和源精品酒店，总面积10117.17平方米（包括但不限于主楼和副楼之相关物业、地面、地面停车场、地下停车库作投资出资总额为600万元，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3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0%，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3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0%。甲乙双方出资的第一笔股金，甲方200万元、乙方200万元，须于2015年4月10日前缴入专用账户（合同未载明出资专用账户）。资金的增减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双方另附补充协议，根据出资的增减合理调整本协议有关股份分配比例。合作双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伙人均同意以每年480万的租金承租本项目酒店之物业，起租日期从2015年7月1日计算租金，第三年起每年递增5%。甲方为合伙经营负责人，其权限是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负责酒店经营，涉及有关资金的重大事项须经全体股东共同协商决定。乙方不参与酒店经营和管理，但应配合拓展经营业务，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享有酒店合伙经营利益的分配权，乙方指派财务监督。盈余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所占股份比例分配，甲方保证完成年度业绩600万元的目标任务，当月营业额未达50万元，不收取管理费，达到50万元则按2%提取给予甲方管理费，超过50万元，所超部分另按3%提起管理费给予甲方，若管理公司长期（连续6个月）达不到业绩指标或有损酒店利益，经董事会研究更换管理公司。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向他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另外一方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另外一方享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2015年4月17日，星宜嘉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经营场所位于厦门市，股东为枫和源公司、何佩文、高伟峰，持股比例分别为50%、25%、25%，何佩文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高伟峰担任公司监事。何佩文持有星宜嘉公司的公章、财务章。2015年9月1日，星宜嘉公司名称由“厦门星宜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枫和源公司作为甲方、高伟峰作为乙方、何佩文作为丙方签订《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就三方作为合同投资人方式合作投资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之“厦门星宜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挂牌商号：枫和源酒店）项目事宜达成本协议，约定合作投资总额为1400万元，甲、乙、丙三方分别占投资总额的75%、14%、11%。乙方一次性投入现金200万元整，丙方一次性投入现金150万元，乙、丙两方的到资时间为2015年5月1日前，甲方以保证固定收益的模式向乙方、丙方支付投资回报，固定收益模式为：乙方、丙方的每100万元出资年固定收益为35万元。计算起始日期从2015年7月1日起至租赁期满止（2015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除此之外的其他盈亏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丙方不参与酒店的经营管理，但应需和甲方一起与酒店物业的业主方（厦门二轻公司）的相关沟通协调，以及完成与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的交接。酒店租赁期满后，所有投入相关财产处理后所产生的残值按甲方65%，乙方20%、丙方15%比例分配。 2015年5月25日，何佩文、高伟峰作为甲方，许伟力作为乙方签订《固定收益分配确定合同》，约定：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对星宜嘉公司的收益分配为固定回报，星宜嘉公司确定委托枫和源公司负责公司及酒店的经营管理，乙方系枫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星宜嘉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甲方确认若按时足额收到约定的固定收益，则星宜嘉公司的其他利润归乙方所有。乙方确认若星宜嘉公司没有利润或利润不足以向甲方分配固定收益，则乙方应按约定向甲方支付固定收益。甲方固定收益的支付方式：第一次支付时间为2016年1月1日，以后按每半年一次支付。乙方应以其专业责任心并按严谨的消防、安全标准进行装修建设，乙方负责工程竣工、验收、交接、结算，并保管好相关书面资料。经营所需的各执证照由乙方负责安排办理，乙方可自行确定招聘各级各类管理、服务人员以及临时聘用人员。因乙方实际负责星宜嘉公司及酒店的经营，若乙方经营星宜嘉公司及酒店期间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代表星宜嘉公司及酒店对乙方进行追偿。同日，何佩文作为甲方，星宜嘉公司作为乙方，枫和源公司、高伟峰作为丙方签订《租金差价确认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已承租的面积10117.17平方米的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附件：甲方与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场地提供给乙方经营，乙方创始股东承诺以每平方米40元（第三年起递增5%）支付场地租金成本（附件二：《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甲方应协助乙方按附件一合同的租金标准与业主签订相关租赁合同成为经营场地的合法承租人，按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业主直接支付租金。乙方股东承诺支付的场地租金成本与乙方实际向业主支付的租金差价归甲方所有，金额为8元/平方米/月（第三年起每年递增5%）。乙方应在支付业主租金的同日，另行将租金差价支付至甲方认可的账户。乙方或丙方没有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确定的租金差价，甲方有权代表乙方解除相关租赁及委托经营合同，且违约方应赔偿当期租赁年度的三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 2015年10月26日，枫和源公司申请变更公司登记股东为许伟力、周剑峰、王胜捷、陈少平，持股比例分别为62%、8%、28%、2%。2018年12月5日，枫和源公司股东变更为许伟力、张莉燕，持股比例分别为98%、2%。2018年12月13日，枫和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将股东变更为许伟力、钟蓉，持股比例分别为40%、60%，许伟力认缴注册资本40万元，钟蓉认缴注册资本60万元，应于2044年9月8日前缴足。次日，枫和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钟蓉为枫和源公司执行董事，骆明为公司监事，继续聘任许伟力为公司经理，并由经理担任枫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1月11日，经核准登记，枫和源公司执行董事为钟蓉、经理为许伟力、监事为杨润。 厦门市首饰厂系星宜嘉公司的经营场所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房产的出租人。2019年10月31日，厦门市首饰厂向星宜嘉公司发出《催缴欠款通知书》，催缴星宜嘉公司应付2019年10月31日前之尚欠房屋租金47万元，并要求于2019年11月5日前将租金欠款全额支付到账，逾期一个月则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租赁保证金及收回房屋。在审理中，星宜嘉公司、枫和源公司、钟蓉均对星宜嘉公司尚未向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之出租人支付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之尚欠房租455000元无异议。 2019年12月2日，星宜嘉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支出保全费2795元。2019年12月3日，本院作出（2019）闽0203民初240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押枫和源公司、钟蓉银行存款455000元或等值财产。2019年12月4日，本院冻结了星宜嘉公司所提交的钟蓉的两个银行账户，其中，尾号为3333的账户实际冻结3030元，尾号为8041的银行账户实际冻结金额394.87元。2019年12月5日，本院向星宜嘉公司送达《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 此后，星宜嘉公司向本院递交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并提交了由钟蓉签字加盖枫和源公司印章的《声明》，载明：星宜嘉公司的对公账户和对私账户的具体账号情况，其中，对私账户为钟蓉尾号为3333的银行账户；还提交了钟蓉尾号为8041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携程付款的相关信息，申请调查钟蓉尾号为3333、8041的两个被冻结银行账户自2019年4月1日至调查取证之日的银行明细，以查明钟蓉收取星宜嘉公司经营收入情况。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发出调查令。 根据本院签发的调查令，平安银行向本院提供了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明细。该账户载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共收入美团网、携程网、海南碧海扬帆公司（陈海英）、圣美亚旅行社（张秀兰、李春华）客房款共计735546.39元；星宜嘉公司转入钟蓉前述账户的款项共计179876元，星宜嘉公司出纳王琼妮转入钟蓉前述账户的款项共计61579.83元；钟蓉前述账户转入星宜嘉公司账户的款项共计475001元。在2020年4月30日的庭审中，枫和源公司、钟蓉确认其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均是枫和源公司在使用，没有用于钟蓉个人。 星宜嘉公司在提出前述调查取证申请后，另行向本院申请诉前保全，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20）闽0203财保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枫和源公司、钟蓉所有的价值34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2019年12月27日，星宜嘉公司向本院递交并补正了起诉材料，要求枫和源公司、钟蓉承担损害星宜嘉公司利益的责任，即赔偿损失340万元。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受理了该案件，即（2020）闽0203民初2592号案件。 另查明，本院受理（2020）闽0203民初3436号案件，枫和源公司在该案起诉状载明：何佩文作为星宜嘉公司的执行董事，但从未到公司住所地上班，从未参与管理星宜嘉公司。本院受理（2020）闽0203民初4278号案件，枫和源公司在该案起诉状载明：何佩文从未参与星宜嘉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本案审理期间，枫和源公司、钟蓉称星宜嘉公司自成立至今，系由星宜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何佩文全面负责星宜嘉公司的经理管理职责并享有相应的职权，具体操作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在2020年4月30日本案庭审结束后，枫和源公司申请撤回对（2020）闽0203民初3436号、（2020）闽0203民初4278号案件的起诉。 另，（2020）闽0203民初2592号案件中查明： 2015年9月30日，厦门首饰厂作为甲方、星宜嘉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厦门首饰厂将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珠宝大楼正、副楼房屋及场地（计租面积10017.17平方米）以现状出租给星宜嘉公司，乙方已对甲方所要出租的房屋、场地做了充分了解，愿意承租该房屋、场地作为经营使用。 2018年12月10日，钟蓉与许伟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钟蓉取得枫和源公司60%股权。2018年12月13日，枫和源公司选举钟蓉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继续聘任许伟力担任公司经理。钟蓉持有枫和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 2020年5月20日，高伟峰向枫和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枫和源公司代为行使高伟峰作为星宜嘉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2020年5月25日，枫和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钟蓉代为行使枫和源公司作为星宜嘉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同日，枫和源公司另出具《授权委托书》，将枫和源公司代高伟峰行使其在星宜嘉公司所持股权的股东权利授权委托给钟蓉。 2020年5月27日，枫和源公司向星宜嘉公司执行董事何佩文发出《星宜嘉公司召开股东临时会议股东提议书》。2020年6月5日，枫和源公司向星宜嘉公司监事高伟峰发出《星宜嘉公司召开股东临时会议股东提议书》。执行董事何佩文、监事高伟峰均未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临时会议。枫和源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向星宜嘉公司股东何佩文、高伟峰送达《星宜嘉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2020年6月24日，星宜嘉公司股东何佩文向钟蓉发出文件《枫和源公司盖章、钟蓉签名的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委托书自导自演、蓄谋虚假诉讼》，主要内容为《星宜嘉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项下股东会是钟蓉自导自演的骗局，目的在于蓄谋虚假诉讼。2020年6月26日，星宜嘉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枫和源公司、股东高伟峰的委托代理人钟蓉出席，会议形成相关决议，其中一项决议为对（2019）闽0203民初24054号、（2020）闽0203民初2592号两案，星宜嘉公司应向法院申请撤诉。上述股东会决议，在股东会召开后，钟蓉将相关决议内容告知股东何佩文。 另，2019年10月31日，厦门首饰厂向星宜嘉公司发出《催缴欠款通知书》后，星宜嘉公司未向厦门首饰厂支付相应的场地租金。厦门首饰厂于2020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1.解除厦门首饰厂与星宜嘉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星宜嘉公司立即将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区七星路51号珠宝大楼正、副楼房屋及场地退还给厦门首饰厂；3.判令星宜嘉公司向厦门首饰厂缴付所拖欠租金2226450元及滞纳金；4.确认厦门首饰厂没收星宜嘉公司所交租赁保证金429566元；5.枫和源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及厦门首饰厂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闽0203民初6481号，枫和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尚在审理中。 本院认为，星宜嘉公司系何佩文、高伟峰与枫和源公司依据《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后，星宜嘉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成立，股东为枫和源公司、何佩文、高伟峰。星宜嘉公司的经营场所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此后何佩文、高伟峰与枫和源公司又签订《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协议变更了《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2015年4月28日，何佩文、高伟峰与枫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伟力签订《固定收益分配确定合同》，约定何佩文、高伟峰对星宜嘉公司的收益分配为固定回报，星宜嘉公司确定委托枫和源公司负责星宜嘉公司及酒店的经营管理，并明确许伟力系枫和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星宜嘉公司的经营负责人。同时由何佩文作为甲方，星宜嘉公司作为乙方，枫和源公司、高伟峰作为丙方同步签订《租金差价确认合同》，商定何佩文将其已按照附件一承租的面积10117.17平方米的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场地提供给星宜嘉公司经营，并应协助星宜嘉公司按附件一合同的租金标准与业主签订相关租赁合同成为经营场地的合法承租人。2015年9月30日，星宜嘉公司与厦门首饰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星宜嘉公司以现状向厦门首饰厂承租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珠宝大楼正、副楼房屋及场地（计租面积10017.17平方米）。从《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固定收益分配确定合同》《租金差价确认合同》签订的时间顺序、内容以及星宜嘉公司经营场所的承租使用情况，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何佩文、高伟峰与枫和源公司系依据上述合同的规定合作设立并经营星宜嘉公司。 枫和源公司系星宜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由枫和源公司负责。首先，星宜嘉公司股东为枫和源公司、何佩文、高伟峰，持股比例分别为50%、25%、25%，枫和源公司持股比例50%，系星宜嘉公司的大股东。其次，《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规定，枫和源公司为星宜嘉公司日常经营负责人，何佩文、高伟峰不参与星宜嘉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系《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合同，在《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中，再次明确了星宜嘉公司系枫和源公司与何佩文、高伟峰合作投资设立的对外挂牌“枫和源酒店”合作项目，枫和源公司以保证固定收益模式向何佩文、高伟峰支付投资回报，何佩文、高伟峰不参与酒店的经营管理。第三，枫和源公司实际收取了星宜嘉公司的营业收入。根据本院调取的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明细分析，该账户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共收入美团网、携程网、海南碧海扬帆公司（陈海英）、圣美亚旅行社（张秀兰、李春华）客房款共计735546.39元；星宜嘉公司转入钟蓉前述账户的款项共计179876元，星宜嘉公司出纳王琼妮转入钟蓉前述账户的款项共计61579.83元。枫和源公司、钟蓉当庭陈述，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由枫和源公司使用。枫和源公司虽主张与星宜嘉公司口头约定枫和源公司应将大部分的住宿客人转介绍到星宜嘉公司入住，并与携程、美团之间达成服务协议约定的客房房源所在地必须是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即星宜嘉公司的客房），枫和源公司是在收到携程、美团、海南碧海扬帆公司、圣美亚旅行社转入的房费后，再依据星宜嘉公司财务人员所提供的酒店客人住宿单据等进行对账，之后按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枫和源公司15%、星宜嘉公司85%的分账比例，枫和源公司将星宜嘉公司应得的住宿费转账给星宜嘉公司，但是，枫和源公司并未就前述主张提供证据。而枫和源公司能够与携程、美团、海南碧海扬帆公司、圣美亚旅行社等达成以星宜嘉公司的客房为客房房源的协议，且无需经过星宜嘉公司签章确认即能得到完全履行的事实，也进一步印证，枫和源公司就是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人。由于枫和源公司已与何佩文、高伟峰订立《酒店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明确星宜嘉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为合同约定负责星宜嘉公司日常经营的大股东，若枫和源公司再以星宜嘉公司的名义与自己达成合作协议而未经星宜嘉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亦难以排除其存在损害星宜嘉公司利益的主观恶意。此外，枫和源公司还主张与星宜嘉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并称星宜嘉公司转入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的款项系星宜嘉公司向枫和源公司归还借款，同样，对于借贷事实的成立，枫和源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在案事实和证据，足以认定枫和源公司使用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收取了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 作为星宜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枫和源公司利用其负责星宜嘉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之便，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使用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收取星宜嘉公司的经营收入超过455000元且未及时向星宜嘉公司交付，而星宜嘉公司至今尚欠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路51号之出租人厦门市首饰厂应付之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房租为455000元，枫和源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厦门市首饰厂提起解除租赁合同之（2020）闽0203民初6481号民事诉讼。枫和源公司不能将所收取的营业收入及时向星宜嘉公司交付，损害了星宜嘉公司的利益。故星宜嘉公司要求枫和源公司返还星宜嘉公司经营收入45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星宜嘉公司因本案所支出的财产保全费2795元，理应由枫和源公司承担。 如前所述，枫和源公司系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人。钟蓉与许伟力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钟蓉取得枫和源公司60%股权，并于2018年12月13日被选举为枫和源公司执行董事，同时持有枫和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根据上述查明事实，足以认定钟蓉系枫和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于枫和源公司的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仍由许伟力继续担任，枫和源公司、钟蓉在本案审理期间均确认钟蓉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由枫和源公司使用，因此，钟蓉提供其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用于枫和源公司收取星宜嘉公司的营业收入，系根据枫和源公司指示履行枫和源公司职务的行为。故钟蓉使用名下平安银行尾号8041账户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收取星宜嘉公司的营业收入，应当由枫和源公司承担责任。故星宜嘉公司要求钟蓉与枫和源公司共同返还返还星宜嘉公司经营收入455000元，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枫和源公司分别提起的（2020）闽0203民初3436号、（2020）闽0203民初4278号案件的起诉状中均记载何佩文从未参与星宜嘉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枫和源公司、钟蓉在本案庭审中仍当庭陈述星宜嘉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佩文。枫和源公司虽已在本案庭审结束后申请撤回前述两个案件的起诉，但枫和源公司、钟蓉明知星宜嘉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人就是枫和源公司却做出虚假陈述，严重违背了诚信诉讼原则，浪费了司法资源。枫和源公司、钟蓉就此主张提出的前述抗辩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佐证，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枫和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返还其经营收入455000元，并承担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所支出的保全费2795元； 二、驳回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125元，由厦门星宜嘉酒店有限公司负担25元，厦门枫和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100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主动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隐匿、转移财产或高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本案进入执行后，人民法院不再另行发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戴卫真 审 判 员  罗 彬 人民陪审员  刘玲玲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邵尔逸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十四条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给法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