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6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汉族，1979年1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星，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金贵，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男，汉族，1973年1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敏，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娟，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11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并非所有的民事诉讼都能够由法院进行“释明”，人民法院不能为了“追求实体公正”而偏离居间裁判的地位，滥用“释明权”。从本案的审理过程来看，本案不应当由法院释明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一审起诉时称“李某以开美容院、装修、解押房产、还按揭贷款等各种理由向余某借款。余某将积蓄借给李某……”，其在2018年5月20日第一次上诉时称“李某每次向余某借贷均明确是借贷……李某每次向余某借款时都强调所欠款项会如数归还……”。被上诉人余某在前后两次向法庭陈述时，都肯定性地描绘了一个他自己所构建的“客观事实”，即上诉人向其“借款”。而众所周知，借款是借款人借用出借人资金，并承诺归还资金的民事合同关系。2、所谓“彩礼”，是民间习俗中，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之前，为了结为夫妻，由男方给付女方（也有少数情况是女方给付男方）一定金钱或物品，通常还伴随着女方“陪嫁”而置办一定的“嫁妆”，所以彩礼具有一定的“仪式”属性。通常在给付彩礼时，收受彩礼的一方不会“以自己要开美容院、装修、解押房产、还按揭贷款等各种理由”去索要彩礼，不存在给付的彩礼在短期内向收取的一方要求返还，更不存在分2年半的时间、80多笔转账的形式给付彩礼。3、当起诉的一方，对于一个基础法律事实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性质产生了混淆，或者本来两种法律关系在表现形式上就存在一定的混同，导致起诉方在起诉时认定错误了法律关系，此时人民法院才应当对起诉方进行释明，告知其以正确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4、通过上述对“借款”和“彩礼”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行为是不可能使人产生认知错误的，也就是说讼争款项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转移时，给付该款项的原因是明确具体的，要么是借款，要么是赠与，要么是彩礼……或是其他一个明确具体的理由。被上诉人两次向法院都明确陈述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借款”（甚至在第一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款项是彩礼后，被上诉人仍然坚持上诉，称款项不是“彩礼”，是“借款”），在此情况下，作为“裁判员”的法院，就不能主动上场替被上诉人“踢球”，为了使自己“更容易作出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款项”的判决结果，而行使释明权，要求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使案件的事实偏离被上诉人起诉时描绘的事实，进而演化出一个纯粹是法院为了得出案件实体处理结果而自行构建出的事实，该事实甚至与诉辩双方各自描述的“客观事实”完全背离。二、回到案件事实本身，本案款项性质也不属于“彩礼”，原审法院据以“彩礼”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款项，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彩礼”通常是男女双方家庭之间，就双方达成婚约而履行的一定金钱给付行为，其具有一定的仪式性，通常也是一次性给付行为，而本案讼争款项并非一次性给付，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汇款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年半，次数多达80多笔，明显与民间彩礼的支付方式不同，另外，彩礼的支付一般不存在多次返还的行为，而本案被上诉人已认可上诉人对其一百多万的返还款，涉案款项性质明显与彩礼的款项性质不同，一审法院将款项性质认定为婚约彩礼金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即便一审法院将本案款项性质认定为彩礼，也应当将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信用卡消费或套现115万元以及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44万元装修款进行扣除。四、同居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款项往来发生的原因有赠予、双方共同生活消费支出等多种可能性，双方当事人对款项发生的原因存在争议时，应当根据双方的经济能力、消费水平、交付款项的来源、金额、时间以及双方的感情程度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鉴于双方的同居关系，且双方在同居期间感情尚好，平时事务都是由上诉人打理的，因此大部分的汇款是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消费支出，亦无不可。 余某辩称：一、无论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民申374号民事裁定书还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再97号民事裁定书，均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告知余某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所以，告知余某变更诉讼请求是基于法律规定，而非法院滥用释明权。二、余某汇给李某的2736026元应当依法认定为婚约彩礼，李某理应返还：1.从本案所涉案款打款的时间看，打款时间是在双方婚恋及同居期间，双方认识前均为单身，可见交往的目的就是恋爱结婚。2.余某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而与李某进行交往，也正是为了巩固双方的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按照李某的要求，陆续向其汇款的行为，显然符合以结婚为目的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当结婚目的不能达成时，这种赠与的解除条件即已经实现。3.本案所涉款项数额巨大，余某还没有一掷千金的经济能力，按照生活常识应当认定为婚约彩礼。所以，余某不可能无条件的赠与李某。4.从双方发展过程及李某火速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行为看，其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双方通过朋友认识后，李某主动提出与余某确定恋爱关系，并在李某的诱导下双方感情迅速升温，继而开始同居。余某误认为李某会与其结婚，所以才屡次应其要求将钱汇给其，而李某发现余某再也无钱可挖时，就立即提出与余某分手，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与他人结婚。可见，李某与余某交往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而非以结婚为目的。5.根据《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婚不成，婚约彩礼应当返还。其立法本意是对社会风俗习惯的尊重，保障社会公平正义。6.若本案不支持余某的诉讼请求，必将助长借婚礼索要彩礼，借婚姻行骗的不良之风，破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三、余某并没有使用李某的信用卡套现115万元，该笔款项纯属李某虚构。四、案涉44万元系莎菲雅公司的装修款，属于专款专用，不能在本案款项中扣除。根据莎菲雅公司与余某的装修合同约定，装修总价为44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价格为固定总价，因此，鉴于李某的身份情况，其代莎菲雅公司向余某支付装修款完全合乎情理。况且，该公司注册资本是认缴制，股东并无实际出资，公司成立之初也无资产可以支付装修款，由其股东代为出资也是符合正常的市场惯例。最重要的是，根据李某向余某的汇款记录可见，自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8月22日期间，其共向余某汇款443800元整，恰恰是在这期间，余某帮李某的美容院进行装修，至8月期间装修完毕。因此，李某作为莎菲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余某支付装修款不仅仅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而且已经通过实际的付款行为对该责任进行了确认并实际履行。余某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的汇款中包含44万装修款应予扣除是合理正当的。五、李某虽然辩称款项均用于共同生活，投资等，但并没有提供证据。相反，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其已将余某汇给其的款项均用于购置了不动产，还清了按揭贷款，购置了车辆，开办了美容院。所以，李某不能在享受到既得利益的同时，不承担返还的义务，否则有违公平原则。特别强调的是，双方在同居期间，家务活基本由余某包揽，买菜以及交纳各种费用也是余某另外支出，而该部分费用并未列入本案涉案款项中。综上，李某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余某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某偿还余某借款本金2736026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日期间，余某分别于2015年1月20日、2015年1月22日向李某汇款1万元、45万元，共计46万元。2015年3月1日至××××年××月，余某、李某以结婚为目的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余某为增进同李某的感情，与之结婚，多次向李某汇款合计3749826元，其中10万元系李某信用卡套现款。余某另代李某收取租金68232元。2015年1月1日起至××××年××月期间，李某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多次向余某汇款合计54800元，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多次汇款合计1908600元，共计汇款1963400元，其中包含美容院装修款44万元（具体汇款情况详见附表）。 另查明，李某于××××年××月××日与案外人登记结婚。 诉讼中，2017年10月18日，余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闽01**民初488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被申请人李某名下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东埔园路99号（原东园村）福州奥林匹克花园一期Ｃ1地块2＃楼1303单元（权证号：闽20**福州市不动产权第**）的产权转移手续，期限三年，查封被申请人李某名下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坂中路6号泰禾城市广场（一期）1＃、1ａ＃楼3层09、10办公（权证号：Ｒ1423：**手续，期限三年。 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某种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本案中余某基于与李某结婚的目的，将巨额款项汇给李某，所汇款项具有彩礼性质。李某主张本案款项并非彩礼，但未能证明或合理说明本案款项性质，故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男女双方因婚约而发生的财产关系一般认为是付目的的赠予性质。现李某与案外人缔结婚姻，致使余某所期待的结婚目的无法实现，余某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某退还彩礼，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双方相互汇款情况，李某对所汇款项未能合理说明部分为3749826元＋460000元-（1963400元-440000元）-100000元-68232元＝2518194元。考虑到余某、李某在同居生活期间存在互有赠送财物及共同生活消费等实际情况。依据公平原则，李某可以不全额返还彩礼，一审法院酌定李某应返还彩礼款195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合作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余某彩礼195万元。二、驳回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88元，由李某负担20688元，由余某负担8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上诉人除对一审查明的“其中包含美容院的装修款44万元”持异议外，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一审查明的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福建莎菲雅贸易有限公司与余某签订的《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该装修工程由余某具体负责，固定总价44万元，施工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20日，工程款按进度支付，由李某建行账户转账到余某建行账户上，作为进度支付凭证。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某于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8月22日期间，转账给余某款项为443800元，该款与合同约定装修款基本相符。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汇款中包含装修款44万元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生效的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余某行使释明权，告知余某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李某关于法院不应行使释明权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余某与李某于2015年3月1日至××××年××月同居生活期间，余某将巨额款项汇给李某。余某支付上述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感情，进而结婚。因李某与他人结婚，致使余某期待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李某应将收受的款项酌情返还余某。李某主张本案并非彩礼，但并不能说明其获得上述款项的具体缘由及合法依据，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了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共同生活消费等实际情况，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酌情认定李某应返还彩礼款195万元，已臻合理，本院予以维持。李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无相应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0元，由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蕤 审 判 员  谢亚希 审 判 员  张 伟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黄东德 书 记 员  陈吓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