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33721号原告：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301-38。法定代表人：张伟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文，北京市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市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蒲伦，女，197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宇翔，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被告蒲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画面影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文、杨帆，被告蒲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干宇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画面影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蒲伦支付周冬雨、窦骁演艺酬金3339524.33元、倪妮、张逗逗演艺酬金160000元，总计3499524.33元；2.判令蒲伦依据合同支付窦骁55场演艺活动酬金6000000元；3.判令蒲伦赔偿上述第1项请求总计酬金自2012年3月22日起至给付时止的相应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蒲伦负担。事实和理由：我公司分别与窦骁、周冬雨于2010年3月23日签订为期8年的演员经纪合约，根据合约约定，我公司独家代表窦骁、周冬雨对外洽谈演艺活动及签约，按约定比例30%获取酬金。我公司另与演员倪妮、张逗逗分别签订8年的演艺合约，独家代表倪妮、张逗逗对外洽谈演艺活动及签约，按约定比例（签约之日前两年为40%，后六年为30%）获取酬金。我公司安排蒲伦代表公司具体负责窦骁、周冬雨倪妮、张逗逗的演艺经纪事务。但蒲伦在处理签约演员经纪事务中，没有积极、真实、准确、完整地向我公司报告窦骁、周冬雨参加演艺活动的情况，且不依照合同约定将演艺酬金交还我公司。依据蒲伦委托中誉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3月21日做出的《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蒲伦女士演员经纪人代理经费收支情况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审核报告），周冬雨及窦骁24场演艺活动税后总收入为26995000元，依据合约约定，应付我公司提成为8098500元，现蒲伦仅向我公司支付4758975.67元，尚余3339524.33元拒不向我公司返还。另外，蒲伦至少应向我公司返还有关倪妮、张逗逗演艺活动的酬金160000元。蒲伦私自收取窦骁、周冬雨、倪妮、张逗逗四人演出报酬不交回我公司，依法应赔偿我公司的利息损失。此外，在2010年10月至2012年8月，蒲伦私自收取窦骁59场演出报酬，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中窦骁也已经自认，59场演艺活动中部分具有商业性质，是在蒲伦安排下进行的，窦骁本人只获得了70%的代言费。依据窦骁、周冬雨两人签订的演艺合同的惯例，窦骁、周冬雨演艺合同的酬金通常都是汇款至蒲伦名下的银行账户，但蒲伦作为我公司指派给窦骁的经纪人，至今也未将演艺活动的合同书向我公司汇报，也未向我公司交纳公司应得的酬金。现蒲伦拒不出示签约演员窦骁2010年-2012年参加55项演艺活动相关合同，称我公司举证的窦骁参与的演艺活动均为“无偿”，在我公司多方调取仍无法取得相关合同，同时依据贵院已经依法调取的窦骁参演电影《城市游戏》演员聘用合同中窦骁的片酬为1500000元（税后）的情况下，我公司列举了窦骁参与的55项演艺活动中明显具有商业性质的演艺或代言活动。依据惯例，按照窦骁在当年的身价给路虎汽车、杰尼亚服饰、宝洁公司、佳洁士这三家国际超级品牌代言，代言费每家都会高达千万。《城市游戏》与中影集团合作的已经查出来他税后收入是1500000元。窦骁参加的以上活动均明显带有商业性质，蒲伦作为窦骁的经纪人，必然保存有这些商业合同，但其拒不向法院提交且谎称这些活动均是“无偿”的，基于蒲伦故意隐瞒相关事实，拒不提供相关合同及协议，我公司依据行业惯例推算窦骁通过擅自参加的55项活动至少可以获得20000000元的酬劳。依据合约约定，我公司可以获得其中的30%酬金即6000000元。蒲伦辩称，我自2003年起担任张艺谋导演的副导演，主要负责影片演员的挑选、推荐和日后的培训工作。周冬雨、窦骁都在2010年初被我选中，并经我培训后推荐作为《山楂树之恋》的男女主角出演了该电影。倪妮在2009年底被我选中，并经我培训后推荐作为《金陵十三衩》的女主角出演该电影。前述演员成名之后，出于对张艺谋导演及我个人的信任，希望委托我作为其演艺经纪人，张艺谋在当时也希望成立一家经纪公司。新画面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伟平在得知上述情况后，主动找到张艺谋，让张艺谋用其公司名义与这些演员签订经纪合约，并明确表示由我负责演员的经纪工作，公司不参与演员的经纪工作，不参与收益分成。后由张艺谋口述，由我持笔起草了合约，合约的履行与新画面影业公司无关。我只是用该公司的名义与演员签订合约，由我独立完成演员的经纪管理工作，该公司不参与演员的经纪工作，不参与经济收益的分配。上述合约的履行过程中，所有的演艺活动由我筹划并完成，所有的经纪活动是我联系洽谈的，演艺合同也是我签订的，演员的报酬也是我代为收取的。新画面影业公司没有参与，也没有提供过任何人力、物力支持，没有支付任何费用，也没有向我主张过演员的经纪报酬。所有的收、支也没有经过该公司的账户，该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过问过合约的履行情况。全部经纪服务收入在扣除了演员的收入、税费、我的收入及成本后，剩余部分全部按照我与张艺谋的约定交给了张艺谋。2012年初，张艺谋与张伟平不再合作，张艺谋让我将近两年多的经纪收入、支出作了审计，把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和我的报酬后剩余的400余万元打给了新画面影业公司。新画面影业公司诉称安排我代表该公司具体负责周冬雨、窦骁等四位演员的演艺经纪事务不是事实,我与该公司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挂靠合作关系。我只是借用该公司的名义与几位演员签订合约。即使存在约定不明的问题，根据交易习惯，我最多向被挂靠单位支付几个百分点的费用，而现在我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的费用已经超过上述数额，该公司无权再向我主张任何费用。而该公司关于张逗逗和倪妮的经纪酬金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现我根本不欠新画面影业公司任何演员的酬金，也谈不上利息。在我为演员提供经纪服务的过程中，除了收入以外存在着必然的成本支出，这些费用主要包括演员个人所得税、中介费、差旅费、交通费、办公费、助理人员工资等等。这些成本在经纪活动中是必然发生的，即无论是谁为演员提供经纪服务，这些费用均不可避免。新画面影业公司不能仅仅认可其中记载的收入金额，却不认可其中记载的成本支出金额，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主张。我在为演员提供经纪服务后，理应获得相应报酬或收入。新画面影业公司就我的个人应得报酬一事未作出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约定，其原因正是由于新画面影业公司当时与张艺谋、我作出的约定，即我仅仅是借用新画面影业公司的名义签订合约，所以新画面影业公司没有必要与我作出任何关于报酬的约定。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我是经其委托后，才作为演员的经纪人并提供经纪服务，但新画面影业公司的主张相当于要求我为其公司提供“义务的”“无偿的”服务，免费接受其“指派”，这显然是严重有悖常理的。在《审核报告》中我按照演员收入的10%计算自己的报酬，这个收入标准在整个经纪人行业中只能说是一个底线，并无不当。在经纪人行业中，一般情况下演员的经纪服务工作是由某经纪公司的团队承担，即不同的员工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但在本案中，全部演员的全部经纪工作，包括演员日常生活安排、演员演出业务联系洽谈、代表演员对外处理媒体事务等均由我一人承担，即一个人完成了好几个人的工作量。在此情况下我按照10%的比例提取自己的个人报酬，是合情合理的。综上，新画面影业公司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完全是由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及我个人应得合理报酬组成，不应得到支持，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我支付窦骁59场演艺活动的酬金，其主要依据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得知的窦骁演艺活动情况、（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对此我不能认同。根据新画面影业公司证据4判决书中认定的内容(P14倒数第二自然段)，窦骁在该案中主张其将部分活动酬金支付给了我，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该事实并未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人民法院仅仅是依据举证规则要求窦骁承担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酌情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要求窦骁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因其在合约期间擅自参加演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人民币一百万元。即使这些活动中存在酬金，在已经有了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的情况下，也应当由窦骁向我进行追偿，新画面影业公司在本案再次向我提出同样的请求属于重复主张。故我不同意新画面影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0年3月，蒲伦以新画面影业公司（甲方）名义分别与周冬雨、窦骁（乙方）签订《合约》各1份。该两份合约内容相同，主要约定：“新画面影业公司作为乙方的演艺工作代理方，从2010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3月22日止,为期8年。乙方同意凡其有意参加的所有演艺活动由甲方提供指导、建议和意见、进行相关咨询，并由甲方代表乙方出面洽谈及签约。乙方参加的所有演艺活动，甲方收取酬金的30%。合约期间，乙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任何演艺合约或协议。”该两份合约签订后，蒲伦实际分别为周冬雨、窦骁提供了演艺活动经纪服务。2010年12月25日，蒲伦以新画面影业公司（甲方）名义另分别与倪妮、张逗逗（乙方）签订了《合约》各1份。该两份合约内容相同，主要约定：“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合约之日起，甲方作为乙方的演艺工作代理方，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期8年。乙方同意：凡两人有意参加的所有演艺活动（影视、唱片、广告、代言、发布会、公众活动等），由甲方提供指导、建议和意见，进行相关咨询，并由甲方代表两人出面洽谈及签约。乙方对所有演艺活动有选择的权利，甲方给予意见，但尊重乙方自己的决定。双方商定，乙方参加的所有演艺活动，甲方收取酬金的比例为：自签约之日起前两年40%，之后六年为30%。合约其间，乙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任何演艺合约或协议。合约期满后，甲方享有优先续约权：若乙方欲与他人签约，必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该两份合约签订后，蒲伦实际分别为倪妮、张逗逗提供了演艺活动经纪服务。2012年，蒲伦就其于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周冬雨、窦骁提供经纪服务的代理经费收支情况，委托中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誉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2012年3月21日,中誉会计师事务所根据蒲伦所提供的资料,出具了《审核报告》。其中确定周冬雨、窦骁在上述审核期间分别参加演艺活动签约的税后收入为26995000元，减去有关的中介佣金、中介费后，实际取得的税后收入为25440000元。该审核报告依据上述与被代理人签署的合约约定的提成比率和承诺的经纪代理人工资劳务薪酬应取得的提成比率，加上沉淀资金的应计利息，减去演艺代理活动期间必要的办公、招待、交通、通讯等费用和为演员代付的个人所得税后，确定实际应付给新画面影业公司的演员演艺活动提成费为4777475.67元。审核上述期间涉周冬雨、窦骁的各自演艺活动合计24项，涉窦骁13项。其中，经审核涉中介费共计1555000元，另审核涉演艺活动交通费、电话费、招待费、人员费用、其他、周正飞工资、谢顺顺工资、谢文景工资、蒲伦经纪代理提成酬金，共2868523.34元，蒲伦经纪代理提成酬金金额为2544000元。审核后，蒲伦将该涉周冬雨、窦骁的演艺活动提成费4758975.67元交付新画面影业公司。此后，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蒲伦及演员之间就上述合约相关事项发生纠纷。其中，查实于2012年9月，演员窦骁曾以表演合同纠纷将新画面影业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约无效。该案审理中，新画面影业公司对窦骁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要求判令窦骁赔偿因其违约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暂以窦骁擅自参加演艺活动所获全部报酬的30%计算损失赔偿额，为方便诉讼暂把损失额计为494万元），如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则请求判令窦骁因其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494万元，以及因窦骁毁约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万元等。经审理，二中院作出（2012）二中民初字第1645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并判决该解除该合同，同时驳回了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其中，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对新画面影业公司诉讼请求分析为“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如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则请求判令窦骁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新画面影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494万元，以及因窦骁毁约给新画面影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万元，其中494万元即为窦骁擅自与第三方签约参加演艺活动给其造成的损失，而其为培养、宣传窦骁所支付的费用以及涉案合同预期可得利益综合酌定为2000万元。”新画面影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最终判决对一审判决予以了部分改判，改判窦骁赔偿因其擅自参加演艺活动给新画面影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00万元，另赔偿因其毁约给新画面影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00万元。其中，该生效判决对于“一、关于涉案的13项演艺活动是否为新画面影业公司履行《合约》的行为”及“二、关于窦骁是否应当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承担因其擅自参加59项活动而产生的违约责任以及违约金如何确定”两部分内容分别认为：“本案中，《审核报告》记载了13项涉及窦骁的工作活动。由于在涉案《合约》中蒲伦作为新画面影业公司的代表进行了签字确认，并加盖了新画面影业公司公章，结合《审核报告》中所涉合同或为蒲伦签字确认或为蒲伦参与磋商的情况，同时在与上海凯羿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约中明确载明‘北京新画面影业/窦骁，全权代表人蒲伦’，应当认为《审核报告》所涉的13项活动或为蒲伦名义或为新画面影业公司名义为窦骁进行地安排，系蒲伦接受新画面影业公司委托所从事的经纪活动，该效力及于新画面影业公司。”、“在案相关证据能够证明窦骁参加了涉案的59场演艺活动，根据该59场演艺活动所显示的内容，以及商业惯例及市场基本规则，结合在二审诉讼过程中窦骁亦认可所参加的Zegna杰尼亚品牌和佳洁士品牌代言存在商业属性的情况，窦骁关于所参加的59场活动并未获取报酬的主张显然与基本的商业惯例及行业常识相违背。…由于窦骁系参加涉案59场演艺活动的当事人，其应当持有相关活动的合同文本，其中对具体活动是否存在报酬以及相应数额应当进行了明确约定，但经本院释明后，窦骁表示其不持有相关合同文本，且未向本院提交，由此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作出不利于窦骁的认定，…虽然窦骁认为相关活动的酬金已经向蒲伦进行了支付，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由此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窦骁应当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按照《合约》的约定支付相应报酬。综合考虑新画面影业公司所主张涉案59场活动的性质、规模以及窦骁作为艺人的知名度、影响力，并且结合涉案《审核报告》中窦骁以往接受此类商业活动的酬金情况等方面的因素，本院酌定由窦骁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因其在《合约》期间擅自参加演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人民币一百万元。”另查，就出演电影《杀戒》，蒲伦分别于2012年3月及6月代理演员倪妮、张逗逗与江苏真慧影业有限公司签订《电影演员聘用协议书》、《真慧影业演职员责任合同书》，双方分别约定演员倪妮报酬200000元、张逗逗报酬50000元，另就出演电影《桐柏英雄》，蒲伦于2012年3月代理演员张逗逗与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演员张逗逗报酬150000元。庭审中，新画面影业公司提供了上述合同文件，蒲伦对上述事实未提出异议。2014年，新画面影业公司另就与周冬雨、窦骁、倪妮、张逗逗4位演员合约项下演艺活动酬金事宜，向本院对蒲伦提起合同纠纷诉讼。经审理，本院一审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3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新画面影业公司要求蒲伦支付相应酬金的诉讼请求。蒲伦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审理，于2015年4月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20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案重审后，新画面影业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另行对蒲伦于本院提起刑事自诉。该案后经一、二审法院审理，一中院作出（2015）一中刑终字第318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新画面影业公司的起诉。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周冬雨、窦骁两位演员分别参与共计24场演艺活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事实，现依公司与两位演员之间的合约约定比例，要求蒲伦支付相应比例公司应得酬金。就所主张的上述演艺活动收入及相应酬金，新画面影业公司依据的是上述《审核报告》，蒲伦则对此予以否认。蒲伦首先主张与新画面影业公司仅为挂靠关系，即借用新画面影业公司名义与演员签约，公司不参与演员的经纪工作，不参与演员经纪工作收益分成。为此，蒲伦主要依据经公证的张艺谋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主要证明2009年底，其与新画面影业公司张伟平口头约定借用公司名义与演员签约，公司不参与经纪工作、不参与经纪收益分成的事实，及周冬雨、窦骁由蒲伦提供经纪服务，新画面影业公司从未为蒲伦的经纪服务提供过任何人力、物力支持，也未为演员提供过任何演出或代言机会的事实，还证明支付新画面影业公司400余万元，主要是考虑与张伟平不再合作后，双方分配干净及息事宁人等。新画面影业公司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却坚持以蒲伦即为公司指定给演员的经纪人，应当全面负责演员的演艺工作为由进行反驳。蒲伦其次主张涉周冬雨、窦骁合计24场演艺活动经费收支情况已经《审核报告》确定，扣除中介费、办公费、本人报酬后的已全部支付新画面影业公司。新画面影业公司则对蒲伦所主张即《审核报告》所载的中介费、办公费等各项支出均不予认可。其中，蒲伦向本院提供电子邮件截图、新闻报道网页截图、经公证窦骁的证人证言、周冬雨与蒲伦签署的《演艺经纪授权书》为据，主要证明其独立负责周冬雨、窦骁等演员的演艺经纪工作，新画面影业公司未参与其中任何工作。新画面影业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坚持主张蒲伦是公司指定给演员的经纪人，代表公司与第三方进行签约的事实。蒲伦主张在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同时，也将与审核报告相关的中介费、办公经费凭证一并交付该公司，但该事实未得到新画面影业公司的认可。蒲伦为证实《审核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向本院提供中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证明蒲伦向该所提供了包括演艺合同、支付凭证、交通费发票、电话费发票、工作人员工资收条、费用收据等相关原件资料凭证，该事务所以经审核的原始凭证实际发生数为准，并依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后作出审核报告等内容。蒲伦就《审核报告》所涉中介费支出，另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相应中介费支出合计1500000元，包括周冬雨及蒲伦与居间人路军之间的中介《协议书》、中介费银行汇款凭证、回单、周冬雨与上海圣峰文化演艺有限公司之间的《有关业务佣金备忘录》及中介费银行汇款回单、其他涉周冬雨、窦骁“美的”、涉周冬雨“天喔茶庄”、“金丝猴奶糖”、“黑牛”中介费等的银行汇款凭证等，新画面影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未就此提供相应反证。蒲伦另向本院提供涉倪妮、张逗逗两位演员经纪服务活动所支出的交通费、助理人员工资、餐费等费用的支出发票、支出凭单等证据，涉及金额合计38857.5元。新画面影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应由剧组方承担，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应反证。经本院询问，新画面影业公司认可未就涉周冬雨、窦骁、倪妮、张逗逗4位演员的演艺活动单独支出过任何费用或报酬。蒲伦主张根据行业惯例及对两位演员实际提供的经纪服务事实，应当至少取得演员收入10%的经纪人酬金，新画面影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为此，蒲伦向本院提供其他经纪公司与演员签订的《演员经纪代理合同》及演艺经纪人毛瑾的证人证言为据，用以证实经纪人酬金提取比例最低10%。蒲伦还向本院提供了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出具的、有关经纪人与演员佣金、收入分配比例及参加商业活动情况为内容的函件，主要内容为：“一、在艺人经纪行业，经纪人在与艺人合作中所收取的佣金并没有固定标准，根据双方在合作时所签订的合约为准。通常情况下，艺人可以选择与经纪人个人签订合约，也可选择与经纪公司签订合约，并由公司委派经纪人负责艺人的相关工作。如以个人签约形式合作，则经纪人根据约定比例直接抽取佣金，如果经纪人由经纪机构委派，则其收入通常由机构支付，一般包括薪金、奖金、分红等共同组成。二、在艺人与经纪人签约的合作形式中，双方的收入分配比例通常根据双方之间所掌握的资源、渠道、艺人的名气与走红程度等多方因素所影响。一般情况下，刚出道的新人由于其需要经纪人或经纪机构提供全方位的规划培养与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因此会出现“一九开或二八开”的分成比例，即经纪人或经纪机构抽取较高佣金；但是随着演员的发展与知名度的提升，双方会调整合作形式与分配比例，逐步转为演员与经纪人或经纪机构“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的情况。但是以上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艺人在出道时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或影响力，则双方也可能出现经纪人在分配占比中收取低佣金的情况。目前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艺人与经纪人或经纪机构主要采用的收入分配比例为经纪人或经纪机构抽取10%--30%不等的佣金。三、为了帮助演员尤其是新人获得更多曝光机会，经纪人会为其安排各种类型的宣传活动，根据宣传目的与需要会存在艺人以较低费用或无偿形式参加的情况。通常艺人拍摄时尚杂志大片时，杂志社除必要的交通（机票、前往拍摄地的交通等）、餐食费用外不支付其他费用，艺人出席时尚杂志或主流媒体的年会、颁奖礼、公关活动时，媒体除提供交通及住宿、用餐外，会提供少量化妆与服装租赁的费用，用于艺人聘请化妆师与租赁礼服使用，如果是新人也可能出现自费参加的情况。此外，新人或尚处于上升期的艺人为达到宣传或塑造形象的目的也会有选择性地无偿或以较低费用参与一些企业公关活动。此外，个体经纪人与经纪机构采用“挂靠合作”也是行业中较为常见的合作模式，双方的分配比例根据合作时签订的约定均准。”经质证，新画面影业公司主要对上述证据提出关联性的异议，主张证据内容所涉经纪人酬金标准不具有普遍性且不应由本公司负担蒲伦酬金，但就本案所涉上述经纪人合理酬金标准问题，新画面影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新画面影业公司另追加主张窦骁在参与59场演艺活动中获得有报酬，且该报酬均由蒲伦代为收取的事实，要求蒲伦向公司交付相应酬金。蒲伦则否认窦骁在相关演艺活动中获取了报酬，表示未曾收取过相关演艺报酬，蒲伦另以该争议事实及请求已经上述市高院生效判决所判定进行抗辩。经查，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涉窦骁参与的59场演艺活动，与上述已经市高院终审的窦骁与新画面影业公司纠纷案件所涉59场演艺活动相同，该公司于本案中放弃原述59场演艺活动中的4场，修正为55场演艺活动，活动内容涉及参演影片、出席颁奖典礼、品牌推广、广告代言等。就所主张的上述涉窦骁的演艺活动，除针对窦骁出演电影《城市游戏》一项，新画面影业公司向本院提供有显示窦骁本人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签订的《演员聘用合同》（酬金150万元），该公司对于上述其余54场活动，未向本院提供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据。蒲伦对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涉演员倪妮、张逗逗演艺活动酬金已超过诉讼时效，新画面影业公司与演员之间合约及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蒲伦之间均未就支付酬金明确具体期限，蒲伦未就其此项抗辩向本院充分举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蒲伦以新画面影业公司之名义，与本案所涉4位演员签订有合约，根据4份合约的内容与形式及先前涉部分演员纠纷案件的生效判决认定，可确定本案新画面影业公司与演员之间的合约系演出经纪合同性质，双方系演出经纪合同关系。蒲伦事实上为本案所涉4位演员提供了具体的经纪服务，新画面影业公司以合同纠纷对蒲伦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纠纷即为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蒲伦之间，因蒲伦提供经纪服务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但就蒲伦与新画面影业公司的关系而言，合约中并未涉及，双方事实上也未就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签订书面合同予以规范和约束。庭审中，蒲伦主张与新画面影业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其中关于新画面影业公司不参与经纪收益分成及事实上无偿借用名义之说，未得到新画面影业公司的认可。蒲伦未能就所主张的口头约定事实向本院充分举证，且所称挂靠关系内容与通常挂靠关系之有偿性不符。故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于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明确约定，特别是在蒲伦已事实上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了所争议酬金的情况下，结合合约的内容与形式，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委托关系加以规范。根据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具体到本案中，新画面影业公司有权要求蒲伦交付就代理4位演员演艺活动所收取的酬金。同时，因新画面影业公司未为4位演员演艺活动预付或实际负担过任何费用，且未向蒲伦支付过任何报酬，在双方就此费用支出及报酬支付没有明确约定，且没有证据证明相关支出费用或报酬应由交易对方负担的情况下，蒲伦亦有权要求新画面影业公司负担相关费用支出并向其支付其作为受托人的报酬。根据上述委托出具《审核报告》及蒲伦向新画面影业公司实际支付部分酬金的事实，可认定蒲伦对外以新画面影业公司名义为4名演员提供经纪服务过程中，根据不同演员演艺活动的不同情况，代理收取了演员收入，其中包括新画面影业公司依上述合约应当取得的酬金，蒲伦作为受托人应当向新画面影业公司支付约定酬金。事实上，蒲伦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争议期间涉周冬雨、窦骁共计24场演艺活动各项支出、费用进行了审计，并依据审核报告扣除了相应支出、费用及报酬，新画面影业公司亦对相应余额予以接受。双方该自行处理方式符合上述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案涉倪妮、张逗逗的酬金部分，亦应依此原则处理。但双方就涉4位演员的经纪服务支出、费用及蒲伦报酬存在较大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新画面影业公司依据蒲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即《审核报告》主张相应经纪酬金，却对同时经审计的中介费、办公经费支出及蒲伦报酬不予认可，该公司应当对此提供充分反证。现蒲伦就《审核报告》所涉周冬雨、窦骁经纪服务中介费支出事实，再向本案提供了相关合同、备忘书及银行汇款凭证，且中誉会计师事务所对蒲伦提供审计资料及其审计过程客观、真实性作出了情况说明，蒲伦还就涉倪妮、张逗逗经纪服务交通、餐费等各项费用支出提供有相关发票、支出凭单等证据，新画面影业公司虽对此不认可，却未能就此向本院提供充分反证，本院对蒲伦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另关于蒲伦报酬一节，现已查明，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蒲伦虽未就此报酬作出约定，但4位演员的演艺活动均由蒲伦提供经纪服务，新画面影业公司应就蒲伦提供的经纪服务支付相应报酬。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蒲伦就经纪人报酬行业惯例所提供的证据，将其报酬比例确定为10%，并无不当。故蒲伦上述关于扣除相应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开支及报酬之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蒲伦主张时效抗辩一节，因新画面影业公司与演员之间合约中，以及新画面影业公司与蒲伦之间，均未就酬金支付期限作出约定，蒲伦针对涉倪妮、张逗逗收入酬金提出的时效抗辩，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新画面影业公司另追加主张涉窦骁55场演艺活动所获酬金，现查明，本案所涉55场演艺活动即为前案判决认定的59场之范围，该案审理中，蒲伦虽未提供相关演艺合同，但法院基于窦骁的举证责任，就新画面影业公司主张的本金损失已作出酌情判定，且该判定结果已得到实际执行，新画面影业公司并未就此提出异议。本案审理中，新画面影业公司基于同一事实再次向蒲伦主张，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且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对该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新画面影业公司关于酬金利息之主张，亦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蒲伦支付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涉倪妮、张逗逗演艺活动酬金81142.5元；二、驳回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628元，由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负担元，已交纳；由蒲伦负担6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黎 健人民陪审员  王燕杰人民陪审员  郭 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