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5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巧儿，女，1966年7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诗才，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大梁，男，汉族，1967年5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执夫，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茹，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仁武，男，汉族，1967年12月1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锋，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敏萍，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存计，男，汉族，1976年3月16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福鼎市。上诉人苏巧儿因与被上诉人郑大梁、原审第三人郑仁武、郑存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巧儿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郑大梁的全部诉讼请求；2.郑大梁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的事实不足。苏巧儿收到了郑大梁向其转账的100万元并非苏巧儿向郑大梁的借款，而是郑大梁通过苏巧儿转汇给郑仁武和郑存计，用于归还五人之间联保联贷的借款。郑大梁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具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如果是借款，不可能不要求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因为苏巧儿与郑大梁在这之前不是十分熟悉，彼此没有生意往来及其他转款事项。本案事实是苏巧儿与郑大梁、郑仁武、郑存计、陈某等五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贷联保共计贷款200万元，还款日为2015年2月26日，郑大梁在明知郑仁武被多人起诉的情况下，故意将其款项通过苏巧儿予以转款，规避风险。另，原审判决对苏巧儿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未予以说明，存在错误。郑大梁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郑大梁分三次将案涉款项转账给苏巧儿，有相应的转账凭证证明，是真实、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苏巧儿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真实的借贷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仁武述称：原审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存计述称：关于20万，苏巧儿确实因联贷联保转过20万给郑存计，但该20万是陈杰转给苏巧儿的，且是陈杰自己需要还20万贷款所以才转的。郑大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苏巧儿向郑大梁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从2015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本金为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100万元按月利息的2%暂计至2018年1月27日止为71万元）。一审法院查明：郑大梁通过妻子林某凤的账户于2015年1月27日向苏巧儿转款30万元，于2015年2月15日以其账户向苏巧儿转款50万元，于2015年2月26日通过其朋友陈某钰的账户向苏巧儿转款20万元，共计100万元。苏巧儿与郑仁武存在频繁款项往来，在2015年1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苏巧儿汇款合计744540元给郑仁武，郑仁武汇款合计2540000元给苏巧儿。其中，在2015年2月26日，苏巧儿汇款合计62万元给郑仁武，郑仁武汇款10000元给被告。另外，苏巧儿于2015年2月26日汇款190000元给郑存计。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苏巧儿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于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在诉讼程序方面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的相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该案当事人未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该案借款的履行地位于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该案合同关系的认定应适用内地法律。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的。”该案中，郑大梁在2015年期间分三次通过银行汇款合计100万元给苏巧儿，有相应转账凭证及汇款人的证明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苏巧儿认为与郑大梁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是郑大梁委托苏巧儿转账给第三人郑仁武、郑存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如苏巧儿是受郑大梁委托转账给郑仁武与郑存计的，苏巧儿转账的时间及金额应与郑大梁的转账相当，但苏巧儿转账给郑仁武与郑存计的款项、时间与郑大梁的转账并不能对应，截止2015年2月26日，苏巧儿转账给两第三人的款项亦不足100万元，且郑仁武对苏巧儿的意见不予认同，故苏巧儿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苏巧儿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郑大梁，故郑大梁请求苏巧儿归还借款1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郑大梁主张双方口头约定计算利息，因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借期内的利率、逾期利率及还款期限等，郑大梁关于利息约定的证据仅为传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郑大梁作为债权人随时有权要求作为债务人的苏巧儿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借款，一审法院酌定郑大梁可以欠款本金从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其他利息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苏巧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以本金从2018年2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给郑大梁；二、驳回郑大梁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1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90元，由郑大梁负担6390元、苏巧儿负担18800元。苏巧儿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郑仁武出具给苏巧儿及其丈夫杨某荣的借条。拟证明：郑仁武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2月间，欠苏巧儿及其丈夫杨某荣共计1189万元；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477号案诉讼材料。拟证明：郑仁武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2月间，欠苏巧儿及其丈夫杨某荣的借款获得广州市天河区及广州市两级人民法院认定；3.郑存计2019年7月15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郑大梁转给苏巧儿的款项是用于归还浦发银行联保联贷的贷款，不是借款；4.陈某钰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陈某钰汇给苏巧儿的20万元，是归还浦发银行联保联贷的贷款。郑大梁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因为该两组证据讲的是郑仁武与杨庚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郑存计本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本案事实并不了解。而且郑存计在一审期间经过法庭的合法传唤拒不到庭的理由是认为其本人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陈某钰的证据与一审时郑大梁提交的证据不存在任何矛盾，更不能证明苏巧儿想证明的事实，反而证明郑大梁的确通过陈某钰的账户向苏巧儿转账20万。郑仁武质证认为：证据1早已形成且苏巧儿已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477号案中出示，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六张借条只能表明郑仁武与苏巧儿、杨某荣之间具有借贷合意，而无法证明借款实际发生，不具有作为债权凭证的合法性。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郑仁武与苏巧儿、杨某荣之间长期借款往来频繁，不影响本案苏巧儿、郑大梁之间的借贷关系和苏巧儿向郑大梁偿还案涉借款的合同义务。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郑大梁一致。郑存计质证认为：款项的性质是联保联贷，郑存计凑了190万给郑大梁，由于当时需要解开银行的贷款所以大家都凑钱还贷，相互之间将款项转来转去的。涉案的20万是陈某自己的贷款与郑存计无关，目前陈某及郑大梁都欠郑存计很多钱。郑存计手上保存了很多借条。证据3是由郑存计出具的。其他证据不是郑存计出具的，郑存计不清楚，与郑存计无关。郑存计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5.郑大梁向郑存计出具的2015年1月14日的收据一份。拟证明：当时郑存计凑了190万给郑大梁解决联保联贷；6.郑存计的记账记录。拟证明前述190万中，郑存计的贷款为75万，剩下的115万帮大家解开贷款；7.郑大梁书写的利息记录。拟证明：各人的利息情况。苏巧儿质证认为：对郑存计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通过郑存计的陈述可以证明其记录是真实性的。郑大梁、郑仁武质证认为：证据5是郑大梁与郑存计之间的其他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如果帮郑存计还贷款没有必要通过苏巧儿的账户。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7与本案无关。郑大梁、郑仁武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证据2为苏巧儿、杨某荣与郑仁武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材料，与本案诉争的款项性质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为郑存计自行制作，且未有其他佐证，郑大梁、郑仁武亦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证据7只能证明郑大梁、陈某与郑存计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为郑存计出具说明，郑存计出庭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各方未提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论证。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苏巧儿确认收到郑大梁向其汇款合计100万元，但主张该100万元受郑大梁指示，分别汇给了郑仁武及郑存计，用于归还几人之间2015年2月26日到期的向浦发银行联保联贷的借款。具体汇款数额及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汇予郑仁武610000元；2015年3月5日汇予郑仁武99000元；2015年3月6日汇予郑仁武150000元，合计汇予郑仁武859000元；2015年2月26日分别汇予郑存计130000元及60000元，合计190000元。据银行明细查询打印单显示，2015年2月26日，苏巧儿向郑存计转账130000元，交易时间为162044。同日，陈某钰向苏巧儿转账200000万，交易时间为164037。同日，郑仁武向苏巧儿汇款10000元，后苏巧儿向郑仁武汇款10000元。陈某钰2016年12月20日出具证明，确认前述转账为归还郑大梁之前的还款；2019年10月18日出具证明，确认前述转账是郑大梁让其所汇，是还给浦发银行贷款。郑存计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对本院提问“苏巧儿给你的190000元是什么性质”的回答为：“是陈某自己要还的贷款”；对提问“为何要通过苏巧儿的账户”的回答为：“因为当时陈某没有来，最后还差陈某欠的20万贷款，所以要陈某钰（陈某父亲）转款过来”。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苏巧儿与郑大梁之间是否存在案涉100万元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郑大梁起诉主张与苏巧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后者欠其借款100万元未付，于一审诉讼期间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及汇款人的证明等本证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郑大梁所举证据已能初步证明其主张的借贷事实。苏巧儿对收到前述100万元未持异议，但辩称该100万元是受郑大梁指示转汇予郑仁武及郑存计，用于归还到期的向浦发银行联保联贷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苏巧儿应对此举证证明。经审查，首先，苏巧儿汇予郑存计的部分汇款的时间早于陈某钰代郑大梁向苏巧儿汇款的时间，即苏巧儿在未收到郑大梁支付款项时便代其向郑存计付款，这与惯常交易习惯不符。且截止苏巧儿主张的银行联保联贷扣款之日（2015年2月26日），苏巧儿向郑存计及郑仁武的转账并不足100万元，故不能反映苏巧儿主张的案涉款项受指示转付郑仁武、郑存计用于归还联保联贷的事实。其次，郑存计在二审出具的说明中确认案涉款项中的190000元为郑大梁委托苏巧儿向郑存计所付，但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又陈述为案外人陈杰对其的付款，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且该陈述亦与付款人陈某钰出具的证明不一致。因苏巧儿、郑大梁、郑存计、郑仁武之间素有债权债务的往来，各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郑存计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再次，陈某钰在一审和二审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其向苏巧儿的汇款为代郑大梁支付，并未对该款项的性质作出证明。最后，苏巧儿并未就其主张的郑大梁的指示汇款行为提交直接证据，现无证据显示郑大梁与苏巧儿之间曾就案涉款项的性质作出约定，亦无证据证明郑大梁、苏巧儿、郑仁武及郑存计间曾约定案涉款项为苏巧儿受郑大梁指示需付给郑仁武及郑存计，故苏巧儿收到案涉款项后如何处理，为其对自身财产的处分行为，即使苏巧儿收到汇款后将部分款项汇予郑存计及郑仁武并用于偿还银行联贷联保的贷款，亦不足以否定案涉郑大梁向苏巧儿所付款项为对苏巧儿的借款之事实，苏巧儿的举证责任事实上并未完成。综上所述，苏巧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0元，由上诉人苏巧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谢达辉审 判 员 梁亦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蒋 雯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