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2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长春，男，196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武玉苹，女，196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艳，女，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隆，河南仁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水昌，男，196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尉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舟，河南循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培军，男，196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尉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郎丰强，河南帅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长春、武玉苹因与被上诉人王水昌、马培军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延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6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长春、武玉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艳、刘宏隆，被上诉人王水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舟，被上诉人马培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丰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长春、武玉苹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中应由上诉人承担一部分，但根据被上诉人举证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也不能证明该产品与其主张的损失存在必然联系。同时被上诉人申请的损失鉴定报告不真实不客观，不可采信。二、原审判决程序不当。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存在没有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情景，有违庭审公平公正。三、被上诉人起诉主体存在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显示生产厂家为新乡市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并非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虽然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予以注销，但将王长春、武玉苹列为被告错误，本案案由错误，不应定为产品生产责任纠纷，认定事实错误，即一审未查明机型号为5HZJ-2500自走式花生捡拾摘果机与自走式捡拾收获机型号为4HZJ-2500是否为同一产品，以及被上诉人的损失如何计算并未查明。王水昌辩称，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损失的认定以及所确定的赔偿数额过低，即便是按照法庭确认的112万的损失，判决赔偿30万不到27%，但被上诉人没有上诉。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意见，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上诉人庭审中增加的上诉理由，第一，显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机器是河南省豫长春公司而不是新乡市豫长春公司，事实上是一个地方。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问题，收获机的型号应该是以票据为准，但是他出售给被上诉人的收获机没有合格证，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太少了，而不是多了。马培军辩称，同王水昌答辩意见，收获机是马培军个人所有，利润是共同的，风险共担，应当维持原判。王水昌、马培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王长春、武玉苹连带赔偿王水昌、马培军财产损失1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份，王水昌、马培军合伙在新疆通过一三七团六连，承包该连职工土地共计881亩[其中73-3（为地号，下同）王玉凤26亩，74南张新立36亩，74东阎如新15亩，76（2-3）廖胜利、石丰平30亩，76（1-2）阎新林、徐桃花31亩，58东刘艳华103亩，59-5彭建新24亩，59北彭建新65亩，72-1王向阳143亩，58西蔡忠珍30亩，58西舒玉琼30亩，58西张开武22亩，72-2侯国权20亩，72-2陈科20亩，72-2张永霞20亩，72-2赵鹏20亩，大杨树徐桃花28亩，74-3冯建兰90亩，59-1唐四平83亩，65中刘清华30亩，大杨树王辉10亩，79聂丛林15亩]，用以种植花生，承包费每亩380元。2017年8月份，王水昌、马培军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4HZJ-2500型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1台，价款15万元。由豫长春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开具收款收据1张，该收据左上角写有“新疆乌尔禾”，右上角写有“马培军159××××****”，右下角加盖有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豫长春公司交付王水昌、马培军收获机后开始作业，因收获机常有故障无法正常运营，导致王水昌、马培军花生收获进展缓慢。后在收获部分花生后，有部分花生未完成收获，致使王水昌、马培军损失。王水昌、马培军为此来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审理中查明，豫长春公司交付王水昌、马培军的收获机上显示型号为5HZJ-2500，生产效率为0.33-1.0h㎡/h。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称王长春、武玉苹将收获机发至新疆后，在地里运营不足十米就坏了，告诉王长春、武玉苹后，王长春、武玉苹称机手不行，推荐聘请了一名知名机手，到现场看后说机器是拼凑的，反馈给王长春后，王长春就派两名技术员帮助修理，后均离开。之后王长春又派来一台收获机和5个技术员，一边修理涉案收获机，一边帮助收获，但涉案收获机未能修好，收了十多天，收了一百多亩，让赔偿损失，就都走了。当时天气也冷，又人烟稀少，去找其他收获机帮助收割，但无人愿干。当时涉案收获机卸车后就发现无合格证，问王长春，王长春说只有一个合格证，但未找到。王水昌、马培军另称，截至目前，王水昌、马培军从王长春、武玉苹处购车的收获机只有一张收据，无合格证、维修说明、使用说明等相关手续，王长春、武玉苹也未证明已将合格证交付王水昌、马培军，假设有合格证，王长春、武玉苹也应留存销售记录及质量检验合格手续、出厂时的检测记录，而机型不符，也说明王长春、武玉苹交付的收获机非合格产品。王常艳及刘思利的笔录可以证实收获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正常收获，豫长春公司另派一台收获机及维修人员到新疆进行收获，这非刘思利的个人行为。另王长春也到过新疆参与收获和维修，本案产品质量问题确实存在。王长春、武玉苹对此称合格证均在车上，王水昌、马培军未证明车内无合格证。在第二台收获机去前，王水昌、马培军意识到收获缓慢，可能延误时机。且王水昌、马培军地块附近有花生产区，也有专业的机械收割队，在当时若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可以及时止损，故王水昌、马培军有很大责任。关于王水昌、马培军主张的损失，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提交了赔偿明细表，其中显示，损失共分三大项，第一项为未收货的355亩花生损失，按每亩估值3290元扣除每亩摘果费用120元，为1125350元。第二大项为已收摘完的损失，实际收获1045亩（1400-355），花生米收入为2700137.88元（1045亩×358.87公斤/亩×7.2元/公斤），实际收获的59.9吨，应得价款431280元，实得价款257700元，价格损失为173580元（王水昌、马培军自愿放弃）。由于机器质量差，收摘时间延长，造成牲畜、老鼠、野生动物、天气原因致王水昌、马培军产量损失，王水昌、马培军自愿承担60%，由王长春、武玉苹按照40%赔偿王水昌、马培军907543.152元[（2700137.88-431280）×40%]。第三项损失为多出的工价及生活费损失，其中工价损失，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2月10日共计178天，每人每天150元，为26700元，共13人，总计347100元，其中合理用工按60天计算，扣除该部分费用后计230100元为王水昌、马培军多出工价；生活费损失，自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2月10日生活费计35000元，1400亩每亩4个工，加上1534（18天×13人）个工，共计7134个工，平均每工每天生活费为4.9元，多出7516.60元（4.9元/天/人×118天×13人）。以上三项王长春、武玉苹应当赔偿王水昌、马培军2270509.752元。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李卫旗、杨斌签名并加盖一三七团六连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4日的证明各1份，两份证明主要显示“……2017年4月10日，王水昌、马培军二人来到我连队要求租用我连部分土地种植花生。经与我及连支部书记（连长）共同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租地面积为915亩（共计十六块土地）……2017年9月为了赶收花生，王水昌、马培军二人合伙购买了一台花生起拔机，一部花生摘果机……2017年9月中旬开始收花生。……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台摘果机质量太差，因为王水昌他们每天都在修，有时晚上也在修，根本无法正常干活。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生产厂家派来两名技术人员帮助他们修车，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摘果机还是天天坏，整天就没有见正常干过活。我们连部扔掉的坏件成堆，有几吨重。这些坏件都是生产厂家从河南运过来换下来的，有空运过来的，也有从河南托运过来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下旬，河南生产厂家又从河南调来一台花生摘果机，并来了三个技术员，负责花生摘果机的修理工作，但摘果进程仍然十分缓慢。到2018年2月上旬，由于天气太冷，加上天又下雪，无法再收，结果是剩余的三百多亩的花生全部冻坏在地里，损失惨重……”。王水昌、马培军另提交了由李卫旗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显示“证明在2017年的4月份，王水昌、马培军二人在我连共承包了1400亩地，截止2018年元月底，因机械故障不能收获花生，造成：74-3冯建兰90亩，59-1唐四平83亩，72-2候国权、陈科、张永霞、赵朋4户80亩，58-7蔡忠珍、舒玉琼、张开武3户72亩，65中刘清华30亩，共计355亩地的花生没有收获，被大雪覆盖地里，颗粒无收。特此证明证明人李卫旗2019.3.15”。王水昌、马培军还提交了加盖有一三七团六连公章，由李卫旗签名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1份，主要内容为，“2017年9月上旬摘果时，马培军、王水昌所购摘果机存在质量问题，无法干活，天天修理，期间厂家来了两个技术员修了一个多月也未好。连队及王水昌等人自11月下旬到12月中下旬，先后派人到昌吉××**、奎屯，一八四团、一二二团等多地联系收摘车辆，但该些人员到场查看后，称太晚，雪已封路，无法干了。在2018年2月份，余下的几百亩花生全部坏在地里。王水昌、马培军共销售花生米两车，分别32.5吨、27.4吨，价格每吨分别5400元、3000元，款项全部交付所欠连队的费用”。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向一三七团六连党支部书记李卫旗进行了调查，李卫旗称王水昌、马培军承包了一千多亩地种植花生，承包的是六连职工的地，连队居中协调，但因王水昌、马培军未交清费用，双方未签订承包合同；花生早一点是从10月份就开始收获，王水昌、马培军的花生未收完，东收一块，西收一块，收不成就放那了，最后都烂到地里了；王水昌、马培军的机器买来后不能正常运营，经常在修，厂家也常有人来修，待了一个多月，即使修过了也不能正常运营；王水昌、马培军大概收了一半，有400亩地左右就未进地，还有部分未完全收完；修机器时也联系外面的机器来修，但因联系的车队老板去世未来收成；收花生靠机械，人工没法收。另查明，王水昌曾以马培军、豫长春公司为被告向尉氏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马培军及豫长春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尉氏县法院依王水昌的申请依法委托河南至公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王水昌每亩收获花生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出具《豫至公[2019]价评字第F0004号评估意见书》，意见书认为，当地（即一三七团）种植花生主要通过出售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三种方式获利。该意见书确定该地区2017年种植花生正常情况下每亩可收获干花生约495kg，收获花生米约358.87kg，收获花生壳约116.32kg，收获花生秧约550kg。参照2017年中国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价格走势进行统计分析，确定花生米的市场售价约为7.2元/Kg，花生壳的市场售价约为0.4元/kg，花生秧的市场售价约为1.2元/kg。在以上基础上，确定2017年每亩花生的理论损失价值约为3290元（花生米产量×单价+花生壳产量×单价+花生秧产量×单价）。王水昌为进行上述评估花评估费1万元。2019年8月28日王水昌向尉氏县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尉氏县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豫0223民初3652号民事裁定，准许王水昌撤回起诉。又查明，刘思利曾以王水昌、杨俊山为被告向尉氏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水昌、杨俊山返还其4HZJ-2500型自走式收获机一台，该院以（2018）豫0223民初1664号立案受理。该院审理后查明，王水昌在新疆承包土地种植花生，因收获需要经马培军介绍与新乡市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新乡市豫长春公司）王常艳联系并沟通花生收获事宜，之后王常艳安排4HZJ-2500型收获机一台前往新疆王水昌处作业，王水昌向刘思利支付转运费1万元。后收获机运抵新疆进行了部分作业，因王水昌与新乡市豫长春公司其他纠纷及天气原因作业终止，王水昌将上述收获机扣留。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尉氏县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对刘思利进行了询问，该笔录显示“审：当时去新疆的时候知不知道是谁的地。刘：不知道，当时王长艳说新疆有几百亩地，120元一亩。审：王长艳什么时间给你说的新疆有活。刘：大概2017年12月初。审：到新疆后实际耕种了没有。刘：总共收了130亩左右。审：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刘：天气原因，下大雪，天气恶劣。审：王水昌为什么扣你的车。刘：因为还有一百多亩没有收完，他包地也赔钱了”。2018年6月4日尉氏县法院先后对王常艳进行了询问，其中一份询问笔录显示“问：收割时几个工人去了新疆？：车上的工人去了2个，厂里技术员去了一个，厂里去技术员是因为原来那个车有些故障，附带着这个车一块去了。问：一亩地120元包括什么？：除了王水昌负责加油及工人吃住，不再出其他钱。问：去的两个工人的工资谁发的？：工人工资刘思利发的，技术员工资厂里发。问：马培军在你厂买的车怎么处理？：我们技术员排除其故障之后，由马培军正常使用”。另一询问笔录显示“问：马培军的车有何质量问题?:在使用当中出现了些故障，我们及时派技术员给修了，经维修车辆已能够正常使用，不存在质量问题”。还查明，豫长春公司于2011年5月6日在延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长春，股东为王长春和武玉苹，二人分别占股55%和45%。2019年3月3日豫长春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1.通过了公司的清算报告；2.决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委托王长春办理注销登记；3.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如因公司经营产生的，有新的债权债务出现，有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2019年3月5日王长春作为代表申请办理注销豫长春公司的登记。现豫长春公司已注销。王水昌、马培军提供的豫长春公司清算报告由王长春及武玉苹签字，清算报告显示“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决定注销，现清算完毕，公司已清偿所有的债权债务，公司剩余财产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收回，如有新的债权债务主张，公司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清算组签字：王长春武玉苹”。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本案实际，本案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双方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是涉案收获机是否存在影响使用的质量问题；三是王水昌、马培军要求王长春、武玉苹赔偿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损失范围如何认定的问题。关于第一个方面，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称其合伙承包了一三七团六连的土地，结合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二人合伙协议及目前在案的证据，已足以证实。期间，王水昌、马培军合伙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了一台花生捡拾机，从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由豫长春公司出具的收据及庭审中各方陈述意见可以证实。因在合伙承包的土地上使用涉案收获机发生的纠纷，二人以原告身份来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即二人原告主体适格。同时需要确认的是，王水昌、马培军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了涉案收获机，由豫长春公司出具了加盖有其印章的收据。可见，王水昌、马培军与豫长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水昌、马培军因涉案收获机的质量问题与豫长春公司产生纠纷，豫长春公司本为适格被告。但豫长春公司现已注销，但豫长春公司注销时双方的责任并未厘清。在申请注销豫长春公司前，王长春、武玉苹作为该公司股东形成了清算报告，自愿对新出现的债权债务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由此，王长春及武玉苹对豫长春公司注销时业已形成的纠纷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责任，其二人为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下称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该条是判断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主要法律依据。当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三项要求时，该产品即为合格产品。至于本案，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主张豫长春公司出售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王水昌、马培军主要认为，一是豫长春公司在出具的收据上标明的机型与实际交付的机型不一致；二是未达到收获机铭牌上标明的生产效率；三是涉案收获机常有故障，经维修后仍未能正常使用；四是无合格证书。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豫长春公司在为王水昌、马培军出具的收据上注明的机型为4HZJ—2500，但其实际交付的收获机机身上标明的型号为5HZJ—2500，二者从名称上来判断明显有异。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恪守契约的精神，豫长春公司应按照双方商定的机器型号交付产品。即便二个型号的机器不存在实质差异，豫长春公司也应当在交付时向王水昌、马培军作出说明。王长春、武玉苹辩称名称不同只是其自主命名的情况，但审理中，王长春、武玉苹并未举证证明上述两个型号仅是名称差异而机器本身并无差异，故王长春、武玉苹的此项意见不能成立。即便确如王长春、武玉苹所述，王长春、武玉苹在交付机型名称不一致的产品时也应对王水昌、马培军作出说明。故王水昌、马培军认为机型不一致的主张成立。关于生产效率，豫长春公司在交付的收获机上标明了明确的生产效率，其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对此要承担明示的担保责任。即要确保在使用产品时能够达到其所标明的生产效率或使用性能。至于本案，从王水昌、马培军购买涉案收获机，到王水昌、马培军开始（结合当地实际，按2017年10月份开始）收获，到刘思利于2017年12月份到新疆王水昌、马培军处协助收获，近两个月的时间。即便按照涉案收获机标明的最低的生产效率即每小时0.33h㎡，按每天8小时作业，王水昌、马培军所称的1400亩地月余时间即可完成收获，但事实上在刘思利离开新疆时也未完成收获。由此，从客观上说，豫长春公司在涉案收获机上标明的生产效率与实不符，远未能达到。王长春、武玉苹辩称其上标明的生产效率是理论效率，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水昌、马培军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收获机时，豫长春公司既已知悉其将售出的收获机即将作业的区域位于新疆境内，若收获机的生产效率会受区域或环境影响较大，标明的最低生产效率也无法保证，或其标明的生产效率仅是理论数据而无现实的参考价值，那么其时豫长春公司应如实告知王水昌、马培军，以便王水昌、马培军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不致其信赖利益受损。目前尚无证据证实豫长春公司对此已作出相应说明，且豫长春公司在机身铭牌上标明的生产效率并非单一的固定值，而是一个区间。即从文意上解释，其生产的收获机的生产效率应当≥0.33h㎡/h，≤1h㎡/h，而之所以采用区间标注，即应已考虑到了各种不同的作业环境和作业情况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王长春、武玉苹再以理论效率抗辩不能成立。王水昌、马培军对此发表的意见成立。关于涉案收获机的故障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一三七团六连党支部书记李卫旗、杨斌及一三七团六连出具的相关证明，可以证实王水昌、马培军在收获花生时所使用的收获机经常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即便在厂家派员多次维修后也无法正常运营。尉氏县法院对刘思利、王常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证实，豫长春公司曾先后派员到场维修涉案收获机。而刘思利用另一机器协助收获也可证实涉案收获机在使用性能上起码未达到其预期的收获效果。若豫长春公司生产的收获机质量合格，无任何使用性能上的瑕疵，那么其无法合理正常的使用则于理有悖。关于王水昌、马培军所称的合格证问题，王长春、武玉苹称已随车交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无法采信。另审理中，王长春、武玉苹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辅证豫长春公司所生产的涉案收获机已经过合格检验。综上，从以上几个方面判断，王水昌、马培军主张涉案收获机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三个方面，《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本案中，豫长春公司即是涉案收获机的生产者也是销售者。依据上述规定，豫长春公司将使用性能等与实不符的产品卖与王水昌、马培军，事先亦未作出说明。在王水昌、马培军使用过程中，涉案收获机未能正常作业，客观上延误王水昌、马培军收获花生的时机，由此给王水昌、马培军造成损失，二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豫长春公司应予相应赔偿。但因豫长春公司业已注销，已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根据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注销登记申请可知，豫长春公司于2019年3月3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但在2019年3月5日既已向有关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违反了法定的公司清算程序，损害了豫长春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豫长春公司于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王长春、武玉苹连带赔偿王水昌、马培军。关于各方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王水昌、马培军在使用涉案收获机的过程中，当收获机经常性的出现故障且无法通过维修予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时当地作物收获及气候变化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及时采取诸如就近联系其他生产车辆参与收获，或要求豫长春公司更换质量合格的机器，或采取其他适宜的便宜措施进行抢收抢救，理论上也可采取临时性的储藏措施，以期能够及时止损或减损，避免因机械问题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之所以会出现王水昌、马培军所称的355亩花生未收货的情况，也皆是因为“太晚了，下雪封路，无法收获”，说明王水昌、马培军在气候环境变化前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错过时机。另从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评估报告可知，当地种植花生主要通过出售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获利，可见实现花生价值的方式较多，即便不能实现秧果分离，也尚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利，但王水昌、马培军仅因涉案收获机未能正常使用，不及时采取措施，客观上放任损失的扩大。其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自身对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豫长春公司将不合格的机器卖与王水昌、马培军，在机器时常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时，未能及时告知王水昌、马培军更换设备，或采取进一步的有力措施，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给王水昌、马培军造成损失，豫长春公司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必须指出的是，豫长春公司在涉案收获机出现故障后多次先后派员到场维修，确已尽到一定义务。还需要指出的是，影响花生收获的因素较多，客观上必定要受到当地特殊的气候环境以及收获条件的影响，若判定王水昌、马培军的损失全系豫长春公司出售的收获机所致，目前尚缺乏证据证实。关于王水昌、马培军的损失，审理中，王水昌、马培军提交了李卫旗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其上详细列明了未收获的花生地块及亩数，与一审法院对李卫旗的调查也能够基本印证，较为客观可信，可以认定王水昌、马培军种植的花生有355亩未及收获。结合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评估报告等相关证据，王水昌、马培军主张355亩地花生的全部损失（包括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为112535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王水昌、马培军主张的已完成收获的花生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因该部分花生已完成收获，并已变价。当时完成收获的花生的实际产量如何，何时开始收获，何时完成收获，收获进展如何，收获的花生本身质量如何，王水昌、马培军种植管理的水平如何，王水昌、马培军储存保管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的措施如何，变价是否及时适当，是否确实存在因收获机造成减产的情况，尚缺乏证据证明，对其主张的此项损失，不予支持。关于王水昌、马培军主张的其他工价及生活费损失，也因缺乏证据佐证，而无法支持。综上，结合本案实际，对一审法院确认的王水昌、马培军的上述损失，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万元，王长春、武玉苹应当赔偿王水昌、马培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王长春、武玉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水昌、马培军经济损失300000元；二、驳回王水昌、马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王水昌、马培军负担14640元，由王长春、武玉苹负担366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案件卷宗一份，证明被上诉人田地收入减少并非收获机的问题。2、新乡豫长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证明案涉收获机是新乡豫长春公司制造的，被上诉人起诉主体存在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为新乡豫长春公司单方出具，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被告主体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从一审中王水昌、马培军提供的票据可以看出，王水昌、马培军从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处购买了案涉收获机，原审认定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为产品销售者并无不当。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涉案收获机的销售者，其股东为王长春、武玉苹二人，因该公司现已注销，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其股东王长春、武玉苹未按法定的公司清算程序，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原审认定由王长春、武玉苹对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否为产品生产者并不影响王长春、武玉苹承担相应的责任。且王长春、武玉苹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产品的实际生产者，也并未申请追加该产品生产者参加诉讼。故王长春、武玉苹的该项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水昌、马培军主张的损失认定及王长春、武玉苹的责任承担问题。结合一审中王水昌、马培军提交的李卫旗的证明、一审法院实际调查的情况以及王水昌提交的评估报告，王水昌、马培军主张355亩花生的全部损失为1125350元。因该损失由多种因素导致，原审均予以考虑并酌定支持王水昌、马培军损失30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河南豫长春公司交付王水昌、马培军的花生收获机存在型号不一致、没有合格证等问题，且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实际调查情况可以认定案涉收获机存在故障、无法正常使用等质量问题。上述问题与王水昌、马培军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王长春、武玉苹应当对王水昌、马培军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上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长春、武玉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长春、武玉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温双双审判员  刘 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栋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