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2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庆红，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蕙（系郭庆红之女），女，198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芹，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芳杰，男，199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山东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庆红与上诉人胡芳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7民初6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庆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蕙、张淑芹，上诉人胡芳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庆红上诉请求：1、改判、撤销或变更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在履行双方于2019年9月3日签订的《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认定“2019年9月30日原告被告共同到临沂金华汽车4S店提车，原告临时变更协议内容购买了奥迪Q5车型，被告未支付奥迪Q3车同等价格的购置税、保险费，双方同时违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是在订购Q3车型迟迟不来的情况下，听从被上诉人的建议而改变车型的，双方事实上对先前涉案协议的第3条约定进行了部分变更，上诉人有双方的微信记录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被上诉人声称的“郭庆红到4S店提车时，擅自将协议约定奥迪Q3车更换成奥迪Q5车，郭庆红违约在先”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同时违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的规定，认定双方都违约，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关于焦点二，“履行协议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是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上诉人认为该焦点归纳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被上诉人违约而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违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只要被上诉人违约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就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中第4条、第5条、第6条都约定了上诉人违约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出于公平合理的角度，涉案合同第10条约定的双方违约责任也不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况且，被上诉人严重违约，致使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一个月内等待新车期间无车可开，给上诉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不便，更因为被上诉人拒绝履行义务，而只能自费购买新车；被上诉人更在违约的情况下，无故扣押涉案事故车辆拒不返还，直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才答应上诉人先退钱后还车。上诉人显然为缔约、守约支出了很大的成本，被上诉人的违约事实明显，显然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另外，上诉人在原审中已充分考虑到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问题，涉案金额30%的违约金为103,000元，上诉人只主张5万元，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经济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胡芳杰辩称，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后并未达成变更车型条款的一致意见。胡芳杰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9月3日签订的新车汽车销售合同，其中第三条的其他项目条款明确约定了一个月左右的提车时间郭庆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等待提车时间既没超出汽车销售合同的约定，也未违反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约定，并未给郭庆红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郭庆红的上诉请求。胡芳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存在三处明确的违约行为。1、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时向上诉人交付车辆登记证书，构成违约。尽管被上诉人提出未交付车辆登记证书是由于未还清分期车款，但该情形不能成为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正当理由。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合同签订前还清车贷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车辆登记证书，确保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2、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更换同等配置新车即奥迪Q3车辆，而是更换了奥迪Q5车辆，构成违约。根据涉案买卖合同约定，事故车成交方式为更换同配置新车。事故车为奥迪Q3车，当然应当更换奥迪Q3车，但是被上诉人却在未与上诉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更换购买奥迪Q5车辆，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3、被上诉人在涉案买卖合同尚未解除之前就已经将涉案事故车转卖他人，该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解除涉案买卖合同，这意味着在起诉立案时，涉案买卖合同尚未解除。但是被上诉人在起诉立案前就已经将涉案事故转卖他人，使得涉案买卖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该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二、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在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后，上诉人有权拒绝履行剩余合同义务。原审认定，2019年9月30日，被上诉人临时更换购买奥迪Q5车型，该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该违约行为发生以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照Q5价格支付购置税及保险费，并且还要求上诉人为其支付分期付款手续费，上诉人没有同意，双方未能就如何继续履行合同协商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购置税及保险费，此时上诉人拒付购置税及保险费的行为不能构成违约。郭庆红辩称，1、被答辩人主张的答辩人第一项违约事实不存在。《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的签约时向被答辩人交付车辆登记证书，不具备履行的可能性。首先，被答辩人专业从事二手车买卖，其在签约时明知涉案车辆为分期贷款购买，在还清贷款前，车辆登记证书根本不可能在答辩人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该车辆刚买1个月就出现事故，在签约时刚还了一期车贷。其次，合同第4条约定，被答辩人通知答辩人过户前，付清答辩人的所有贷款，如没有付清，责任由被答辩人承担，不退回定金等表述，可以明确涉案事故车的车贷应由被答辩人承担，结合被答辩人签约后已经实际向45店支付2万元订车款，也明确可以看出，被答辩人明知签约时交付车辆登记证书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被答辩人在签约后一个月内对此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被答辩人上诉理由1不成立。2、答辩人提交的新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明确可以看出，被答辩人在2019年9月4日因为订购奥迪Q3车型长时间无货，于是推荐答辩人之女郭蕙将车型更换为奥迪Q5，开始时答辩人方并不同意更换，被答辩人称奥迪Q3车型在10月1口之前都不能到货，答辩人方着急用车，于是在2019年9月5日同意将车型更换为奥迪Q5。因此，被答辩人上诉理由2不成立。3、2019年9月30日，双方前往4S店提车时，被答辩人突然反悔称收这辆车不挣钱，拒不支付协议约定的奥迪Q3同车型的购置税和原保险价格，致使答辩人方只能自费购买，其后被答辩人拒不返还事故车辆且拒绝按照约定支付车贷，使得涉案合同事实无法履行。2019年10月11日，答辩人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23日，被答辩人在法院的调解下要求答辩人将支付的2万元定金、一期车贷款、拖车费等费用返还后才同意将事故车辆返还，答辩人为减少损失，无奈将上述费用返还后才得以将涉案车辆开回。一审法院也已认定，双方协议实际在2019年10月23日解除了，也就是说被答辩人是在答辩人起诉后才将涉案车辆返还的，并且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将涉案事故车辆实际出卖给第三人，因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3不成立。二、违约方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案中被答辩人造约在先，致使涉案协议根本上无法履行，并且在违约后拒不返还事故车辆，给答辩人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应该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双方在涉案协议中第10条明确约定按“购买事故车车价总额的30%”计算违约金。答辩人购买事故车辆的总价款为31万元，因此违约金应为10300元，答辩人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违约金约定稍高的情形，自愿将违约金调整为5万元。郭庆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日，郭庆红之女郭蕙驾驶车牌号为鲁ＱＸ××**的奥迪Ｑ3车辆在上海发生交通事故。2019年9月3日，郭庆红（甲方）与胡芳杰（乙方）签订《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协议书第3条，该车成交方式为更换同配置新车（只包含裸车价、购置税、保险），本合同签订之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保险单及车主身份证复印件，乙方向甲方付款2万元首付款定金，剩余首付款提车日付清；第4条，乙方通知甲方过户之前付清甲方的所有贷款，如没有付清所有，责任由乙方承担，不退回定金，甲方有权收回车辆所有权。剩余贷款违约金由甲方承担。如乙方提前还款，甲方应于配合，如不配合甲方应赔付30%违约金；第9条，该车约定甲方与乙方交易方案：（1）甲方给乙方到金华奥迪4Ｓ店购买新车给乙方；（2）购置税、保险（保险费和原有车辆保险同等价格费用），由乙方承担，其它由甲方承担；（3）分期手续由乙方提供金华奥迪4Ｓ店；（4）上海――临沂（拖车）甲方／乙方各50%；（5）事故奥迪Ｑ3分期款由甲方承担，新车分期款由乙方承担；（6）2019年9月3日乙方交付新车定金到临沂金华奥迪4Ｓ店，定金为2万元，定金收据人为甲方；第10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并按购买事故车车价总额的30%赔偿对方，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该协议签订当日，胡芳杰按照合同约定到临沂金华奥迪4Ｓ店支付2万元新车首付款定金、垫付事故车从上海到临沂的全额拖车费5100元，郭庆红将事故车及行车证、保险单、事故认定书等手续交付被告。同日，原告之女向胡芳杰支付事故车的一半拖车费计2550元，胡芳杰实际承担拖车费2550元。2019年8月19日，原告偿还事故车的一期贷款8018.66元；2019年9月1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8018.66元，用于偿还事故车的一期贷款。截至起诉之日，原事故车分期贷款已由原告支付一期、被告支付一期，尚未付清全部贷款。2019年9月30日，原、被告共同至临沂金华奥迪4Ｓ店提车，原告临时更换购买奥迪Ｑ5车型。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原预定奥迪Ｑ3车的同等价格的购置税和保险。双方均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2019年10月11日原告起诉被告，本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2019年10月18日至22日，双方多次进行电话交流，2019年10月23日郭庆红从胡芳杰开设的河东区德熙奥迪专修店将原事故奥迪Ｑ3车拖走，同日郭庆红退还胡芳杰款项3万元。双方未就该行为签订协议，双方以实际行为解除了2019年9月3日签订的《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在履行双方于2019年9月3日签订的《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履行协议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是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关于焦点一，郭庆红主张，提车当日胡芳杰拒不履行协议约定，不支付Q3事故车同等价格的购置税、保险费及分期款，构成违约。胡芳杰主张，郭庆红到临沂金华汽车4S店提车时，擅自将协议中约定奥迪Q3车更换成奥迪Q5车，郭庆红违约在先。2019年9月30日原被告共同到临沂金华汽车4S店提车，原告临时变更协议内容购买了奥迪Q5车型，被告未支付奥迪Q3车同等价格的购置税、保险费，双方同时违约。关于焦点二，《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第10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并按购买事故车车价总额的30%赔偿对方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被告均要求对方因违约赔偿给己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故均应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郭庆红与胡芳杰双方签订的《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2019年10月23日，郭庆红返还胡芳杰已支付的款项3万元，胡芳杰已返还郭庆红所交付的车牌号为鲁ＱＸ××**的奥迪Ｑ3事故车。双方虽未就该返还行为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通过事实行为达成合意，解除了《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情况，依法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郭庆红的本诉请求，胡芳杰的反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各自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郭庆红的本诉请求；二、驳回胡芳杰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郭庆红负担；反诉费97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胡芳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庆红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郭庆红之女郭蕙代表郭庆红接受胡芳杰的建议，将奥迪Q3换成了奥迪Q5，胡芳杰一审时虚假陈述，导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胡芳杰质证称，该微信聊天记录郭庆红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并没有对奥迪Q3换成了奥迪Q5车达成最终变更意见，并且该微信聊天中郭蕙也明确说不要，还是奥迪Q3，可见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郭蕙在微信中所说的就这个是回答的胡芳杰所说的问询的哪一个车多少钱，而不是直接回答的是不是你要的是哪个车，并没有明确是在郭蕙明确说完就这个之后，胡芳杰也没有最终敲定Q5，自始至终胡芳杰只是因为针对郭蕙这边可能有点着急，提了一个建议，是中间的一个聊天过程，并不能当做最终合同变更的一个意思表示，并且我觉得郭蕙也没有获得郭庆红的授权，代表郭庆红做出意思表示的权利。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郭庆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是郭庆红之女郭蕙与胡芳杰的协商过程，但双方并未就变更车型达成最终意见，郭庆红主张双方已就变更车型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9年9月30日，郭庆红、胡芳杰共同至临沂金华奥迪4Ｓ店提车，郭庆红更换购买奥迪Ｑ5车型。胡芳杰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原预定奥迪Ｑ3车的同等价格的购置税和保险。双方均未按《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义务。2019年10月23日，郭庆红返还胡芳杰已支付的款项3万元，胡芳杰已返还郭庆红所交付的车牌号为鲁ＱＸ××**的奥迪Ｑ3事故车。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且双方已通过事实行为解除了《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本院予以确认。郭庆红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变更了《二手事故车带保险理赔转让协议》，郭庆红主张双方已就变更车型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郭庆红、胡芳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3元，由上诉人郭庆红负担1050元，上诉人胡芳杰负担9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怀峰审判员  李兴波审判员  杨敬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