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６号。负责人：韵志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银平，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莉，女，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军，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男，198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太原黄海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耿骄燕，女，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芳，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进宇，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东柱，男，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军，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峰，男，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军，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姜莉、黄海、耿骄燕因与被上诉人史东柱、史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银平、上诉人姜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军、上诉人黄海、耿骄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芳、温进宇、被上诉人史东柱、被上诉人史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艳军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姜莉应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经批准在二审开庭前缴纳，经本院再次通知，姜莉没有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也未提交经审批的缓缴或免交的相关手续，应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晋0106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史峰与原审被告史东柱、姜莉偿还上诉人贷款本金1998686.39元,截至2018年5月11日的利息819136.91元,本息合计2817823.3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史峰、原审被告史东柱、姜莉承担自2018年5月12日起至债务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和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罚息利率标准计算);3、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史峰、原审被告史东柱、姜莉、黄海、耿骄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律师费等其它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据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史峰、原审被告史东柱、姜莉指定原审被告史东柱账户为案涉贷款的发放账户,上诉人已依约将贷款发放至史东柱账户。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史峰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有先诉抗辩权,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的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015年12月11日,上诉人与史东柱、姜莉、史峰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指定资金存入:史东柱,账号×××,开户银行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账号。同日,上诉人依约将贷款200万元存入该账户。根据交易习惯及银行业操作流程,将史东柱账户中的200万元支付给约定的支付对手,仅需要史东柱签字确认即可。因此,上诉人依据史东柱提供的《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支付给约定的交易对手符合约定。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史峰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应当承担共同借款人的还款责任。二、被上诉人史峰作为共同借款人在《个人借款合同》签字,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已履行发放贷款的合同义务,现欠款本息尚未清偿,被上诉人史峰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与原审被告史东柱、姜莉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史峰辩称：史峰依约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应对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承担归还贷款本息的责任。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要求史峰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史峰虽然在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但史峰是由史东柱在太原市府东街华联超市门口，拦住后在大街上在案涉《个人借款合同》上签的字，史峰从未去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办理过该项贷款业务，也从未见过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人员，更不知是如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上诉状所称的在场人，且史峰对史东柱是因为无法归还2014年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的贷款，而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安排史东柱继续签订2015年《个人借款合同》，以归还旧的贷款这一事实完全不知情，并且史峰对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对史东柱找魏晋安，包括史东柱与魏晋安签订《购销合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操作直接由史东柱银行账户全部将贷款200万元转账至魏晋安账户等一系列事实也完全不知情。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和史东柱均未告过史峰。2、史峰只在2015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除此之外，本案《借款借据》、《委托支付协议》、《账户监管协议》、《提款申请书》、2015年12月11日向魏晋安账户转账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申请书》、《购销合同》等与本次贷款相关重要的凭证、协议和文件上，只有史东柱一人签字，史峰不知道这些文件，更没有签字。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认为各文件于同日签订，且史峰在场即推断史峰知晓合同约定没有依据。纯属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主观臆断，在场不等于知晓，更不等于同意或达成协议。3、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在史峰不知情且没有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与史东柱一人签订《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等法律文件，并将款项直接转入魏晋安账户，违背案涉借款合同第七条贷款支付方式为委托支付的约定，违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先行向史峰履行合同的义务，史峰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史峰对此不应承担责任。姜莉述称：姜莉依约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应对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承担归还贷款本息的责任。上诉人要求姜莉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姜莉虽然在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但姜莉对史东柱是因为无法归还2014年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的贷款,而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安排史东柱继续签订2015年《个人借款合同》以归还旧的贷款这一事实完全不知情。并且姜莉对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给史东柱找魏晋安,包括史东柱与魏晋安签订《购销合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操作直接由史东柱银行账户全部将贷款200万元转账至魏晋安银行账户等一系列事实也完全不知情。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和史东柱均未告过姜莉。2、姜莉只在2015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除此以外,本案借款借据、《委托支付协议》、《账户监管协议》、《提款申请书》、2015年12月11日向魏晋安账户转账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申请书)》、《购销合同》等与本次贷款相关重要的凭证、协议和文件上,只有史东柱一人签字,姜莉不知道这些文件,更没有签字。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认为各文件于同日签订,且姜莉在场,即推断为姜莉知晓合同约定没有依据,此纯属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主观臆断,在场不等于知晓,更不等于同意或达成协议,否则,按照尧都小微企业支行逻辑所有同日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办事人员均为本案借款人。3、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在姜莉不知情且没有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与史东柱一人签订《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等法律文件,并将款项直接转入魏晋安账户,违背案涉借款合同第七条贷款支付方式为委托付款的约定,违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先行向姜莉履行合同的义务,姜莉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姜莉对此不应承担责任。由此给担保人黄海、耿骄燕造成的影响应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姜莉的上诉。耿骄燕、黄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二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史东柱和姜莉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一审判决对2015年12月10日是谁还款505250.48元、200万元贷款是否是用于购销协议中约定的购买冬装的货款、魏晋安扣留的516256.48元是不是偿还505250.48元过桥贷款资金和支付过桥费用三个重要事实未予查清。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形下作出裁判，属于错误裁判。（一）一审判决对2015年12月10日是谁让袁浩鑫还款505250.48元的事实未查清，且错误认定是史东柱让梁浩鑫还款。首先，2015年12月10日，袁浩鑫向史东柱的账户存入505250.48元归还史东柱2014年12月11日的贷款，但在一审庭审中史东柱称不认识袁浩鑫，而一审法院无视史东柱的陈述和其他关联证据，错误认定是史东柱让袁浩鑫还款的事实。其次，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存在诸多矛盾。史东柱是否认识袁浩鑫？二人是什么关系？若是史东柱要主动偿还该笔贷款找袁浩鑫借款，这么大金额的款项为什么不直接银行转账进入史东柱账户，而是袁浩鑫直接拿现金去柜台办理？为什么史东柱不自己去办理偿还贷款事宜？这些疑问和矛盾，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恰恰能够证明是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找袁浩鑫和魏晋安做过桥贷款，偿还史东柱2014年12月11日的贷款，然后再给史东柱发放新贷款。（二）2015年12月11日，史东柱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订立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200万元贷款是否是用于购销协议中约定的购买冬装的货款，一审判决对此事实未查清。2015年12月11日，史东柱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中，借款用途是购买冬装。本案中以下证据能够证明史东柱与魏晋安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冬装购销事实。1、一审中史东柱称魏晋安是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找来的，其不认识魏晋安，更没有从魏晋安处购买过服装。2015年的合同以及相关的与魏晋安购销合同等手续均是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操作下签订，意图归还2014年合同项下的旧借款。2、黄海提交的与魏金安的通话录音中，魏晋安称“不认识史东柱，没有与史东柱签过合同，其没做过服装”。3、从资金的流向来看，200万元资金不是用于购买冬装的货款。2015年12月11日在200万贷款发放当天，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根据《购销协议》、《委托支付协议》直接将200万从史东柱账户转入魏晋安账户。同日，魏金安在扣除516256.48元，将剩余1483743.52元转给史东柱。（三）魏晋安扣留的516256.48元是否是偿还505250.48元过桥贷款和支付的过桥费用，一审判决并未查清。史东柱在一审庭审调查时称对袁浩鑫和魏晋安都不认识。给魏晋安支付的516256.48元是偿还505250.48元过桥贷款和支付的过桥费用，该事实直接影响本案“借新还旧”事实的认定，而一审法院对这一重要事实并未查明。二、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新还旧”的事实，认定错误，结合全案证据能够充分证实史东柱2015年的贷款就是“借新还旧”。本案有大量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2015年12月11日史东柱向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贷款就是“借新还旧”。（一）从资金流向看，2015年12月10日，袁浩鑫偿还史东柱2014年中的贷款505250.48元。2015年12月11日在200万贷款当发放当天，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根据《购销协议》、《委托支付协议》直接将200万从史东柱账户转入魏晋安账户。同日，魏晋安在扣除516256.48元，将剩余1483743.52元转给史东柱。在史东柱2014年旧贷到期未还的情况下，经银行联系，第三人袁浩鑫代史东柱偿还2014年旧贷。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在史东柱2014年旧贷还清后随即给史东柱发放2015年的新贷，并将该新贷直接归还给第三人魏晋安，在间隔一天的时间内完成从使用过桥贷款-还贷-再次贷款-归还过桥贷款的资金流向流转过程，各环节紧密衔接。（二）从资金转账的时间来看，2014年12月11日《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到期日是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2月10日袁浩鑫偿还史东柱2014年的贷款505250.48元。2015年12月11日，史东柱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并于当日向史东柱发放200万元贷款，于当日直接将200万元贷款转入魏晋安账户，同日，魏晋安扣除516256.48元后将剩余1483743.52元转回史东柱。从还清史东柱2014年旧贷款到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给史东柱发放2015年新贷款，仅间隔一天时间，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与史东柱签订借款合同开始，至魏晋安将剩余贷款转给史东柱，仅用半天时间。（三）从史东柱与袁浩鑫、魏晋安、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四方的关系来看，史东柱称不认识袁浩鑫和魏晋安。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在放贷的过程中，通过虚假的《购销协议》和《委托支付协议》，避开史东柱直接将200万贷款打入魏晋安账户，魏晋安在扣除516256.48万，将余款1483743.52元转入史东柱账户。由此可见他们四方的关系，袁浩鑫给史东柱提供过桥贷款，偿还2014年的贷款。史东柱取得2015年新贷款，将过桥贷款偿还给魏晋安，而银行是这次过桥还贷的实际操作人。（四）从史东柱的陈述来看，史东柱称魏晋安是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找来的，其不认识魏晋安，与魏晋安没有任何业务或经济往来，更没有从魏晋安处购买过服装。2015年的合同以及相关与魏晋安购销合同等手续，均是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操作下签订，意图归还2014年合同项下的旧借款。三、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偏听偏信，未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对有利于二上诉人证据都不予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无视其他客观证据，对黄海和耿骄燕提交的通话录音，仅以三被上诉人和史峰无法确定通话对方为魏晋安为由就不予认定该份证据，在证据采信上明显错误。本案中黄海、耿骄燕除提交了通话录音外，还提交了电话交费凭证，已能够证实通话录音中对方是魏晋安。一审判决对有利于上诉人的电话交费单只字未提，无视电话交费单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偏听偏信在证据采信上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对庭审中史东柱和黄海的陈述，未综合全案证据客观予以认定，而全部予以否定，违反证据规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史东柱在2015年12月11日的贷款是归还2014年12月11日的贷款，系“借新还旧”。二上诉人与史东柱仅为朋友关系，其2人并没有为史东柱2014年12月11日的贷款提供担保，对“借新还旧”的事实完全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之规定，二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侵犯了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辩称：一、本案中不存在“借新还旧”的情形。姜莉和史东柱于2014年12月11日向上诉人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借款200万元,属于旧借款,但该笔借款已于2015年12月10日全部结清。本案中,2015年12月11日上诉人姜莉和原审被告史东柱、被上诉人史峰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原旧借款没有任何关联,并不属于上诉人所述借新还旧的范畴。二、上诉人姜莉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款合同落款处签字,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无效情形,依法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姜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史东柱在2015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该个人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姜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本个人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依法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三、借款合同第六条中明确约定,姜莉、史东柱、史峰共同指定借款的收款账户为史东柱的银行账户,史东柱收到借款后,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签订委托支付协议和提款申请书,符合合同约定和商业逻辑。《个人借款合同》第六条载明,将资金存入名称为史东柱,账号为×××,开户银行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账号。因此对史东柱账户中的案涉贷款200万元的委托支付,仅需要史东柱本人签字确认即可。上诉人依据与史东柱签字确认的《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将其账户中的200万元支付给提款申请书约定的支付对手魏晋安,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且《个人借款合同》、《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为同日同时签订,姜莉在场完全知晓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委托支付。四、上诉人尧都银行太原支行与黄海、耿骄燕之间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且本案中不存在“借新还旧”的情形,上诉人黄海、耿骄燕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黄海、耿骄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在原一审、二审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足以免除其保证责任的证据。上诉人尧都银行太原支行提供了本案不是借新还旧的证据,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以新贷偿还旧贷,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范畴。上诉人黄海、耿骄燕依法应对本案的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姜莉所述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应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与史东柱、史峰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黄海、耿骄燕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保证合同无效,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史东柱述称，一、史东柱于2015年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安排和操作下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目的是为归还2014年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贷款。史东柱在无法归还2014年12月11日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贷款的情况下,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安排和要求下,史东柱又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签订一份2015年合同,该合同中所有约定的事项,包括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用途、贷款资金支付方式、史东柱与魏晋安签订的《购销合同》等全都是按照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要求填写。2015年合同所涉及的交易对象魏晋安也是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找来的,史东柱从来没有见过魏晋安,也不认识魏晋安,更没有从魏晋安处购买过服装,与魏晋安没有任何业务或者经济往来。因此,2015年合同以及相关的与魏晋安购销合同等手续均是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的操作下签订的。2、2015年合同双方约定的贷款用途为进服装,而史东柱应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要求与魏晋安签订《购销合同》,魏晋安是否有经营服装的资质不得而知,根据史东柱与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双方签订的《委托支付协议》第二条:“......将借款资金转入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支付对象账户中,并根据贷款人要求提供支付凭证等相关资料”约定,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也没有提供魏晋安经营服装的相关资料如营业执照等。因此,2015年合同以及相关的魏晋安购销合同等一系列资料,实质是假借贷款名义,意图归还2014年合同项下旧的贷款,但如何归还均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一手操作,史东柱也不清楚如何处理的。3、2015年合同项下200万元贷款贷出后,虽然入史东柱银行账户,但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一手操作,直接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根据事先安排的,史东柱与魏晋安购销合同,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操作直接由史东柱银行账户全部将200万元转账至魏晋安银行账户。因此,2015年合同系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依法无效。本案争议200万元借款系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安排贷出,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操作支付给魏晋安,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史东柱没有实际使用该200万元。二、姜莉、史峰对史东柱是在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安排和操作下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委托付款等上述情形一概不知情,史东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均没有告知过他们。姜莉、史峰均没有在借款借据、《保证合同》、《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上签字,证明姜莉、史峰对贷款如何支付等情况不知情。史峰更是从未到过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办理过贷款,是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让史峰在大街上在借款合同上签的字。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没有经姜莉、史峰同意将贷款支付给魏晋安,姜莉、史峰不应该承担责任,由此给担保人黄海、耿骄燕造成的影响应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承担责任。三、史东柱离婚没有使涉案借款合同的主体发生变化,涉案借款合同也没有约定史东柱离婚属于重大情形,没有约定需要通知贷款人。综上所述,尧都小微企业支行操纵史东柱与其签订2015年合同及与魏晋安购销合同等协议,目的是“借新还旧”,完全违背借款合同本来目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诉人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尧都小微企业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史东柱、姜莉、史峰偿还原告贷款本金1998686.39元，截至2018年5月11日的利息819136.91元，本息合计2817823.30元；2.判令被告史东柱、姜莉、史峰承担自2018年5月12日起至债务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和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罚息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史东柱、姜莉、史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律师费等其它实现债权的费用；4.判令被告黄海、耿骄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1日，原告（作为“贷款人”）与被告史东柱（作为“借款人”）、姜莉（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史东柱和姜莉共同向原告贷款200万元，贷款用途为进冬装，贷款期限为2014年12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10日止，贷款利率为月利率11‰，借款本金还款方式为分期还款，结息方式为不等额本金，贷款资金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经审核无误后，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该笔贷款被告史东柱和姜莉已经分别于2015年3月、6月、9月和12月偿还本息，原告认可该笔贷款已经得到清偿，最后一笔归还本息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1日，原告（作为“贷款人”）与被告史东柱（作为“借款人”）、姜莉、史峰（均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史东柱、姜莉、史峰共同向原告贷款200万元，贷款用途为进服装，贷款期限为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16年12月10日止，贷款利率为月利率11‰，借款本金还款方式为分期还款，结息方式为不等额本金，被告史东柱提款的资金存入被告史东柱开立的结算账户，名称为：史东柱，账号为×××。贷款资金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原告根据被告史东柱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经审核无误后，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被告史东柱交易对手。若提款方式约定提款存入该账户的，受托支付通过该账户办理。被告史东柱未按合同约定足额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原告按照以下方式计收利息：逾期贷款罚息=逾期本金金额*逾期天数*罚息利率，逾期天数从应还款日当日计算至实际还款日前一天，罚息利率=贷款利率*（1+50%）。共同借款人被告姜莉和史峰应对借款人史东柱在合同下的贷款本息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其权利义务在合同项下与被告史东柱相同。同日，原告（作为“债权人”）与黄海、耿骄燕（均作为“保证人”）签订了编号为×××的《保证合同》，约定黄海、耿骄燕为史东柱、姜莉、史峰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和被告史东柱签署的借款借据显示：原告于2015年12月11日向被告史东柱在原告处开设的专门账户中发放贷款200万元。同日，原告与史东柱签订了《委托支付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史东柱授权和委托原告在将借款划入指定的借款人账户后，将借款资金转入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支付对象账户。同日，原告与被告史东柱签订了《账户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史东柱授权原告对其在原告处开设的账户进行监管。同日，被告史东柱向原告提交了《提款申请书》，申请原告将该笔借款划入被告史东柱在原告处开设的专门账户后，支付下列对象账户：户名：魏晋安，账号×××，开户行：民生银行亲贤街支行。同日，原告将被告史东柱在原告处开设的账户中的200万元转入上述“魏晋安”的账户中。2015年12月11日，魏晋安向被告史东柱转款1483743.52元。2015年12月13日，被告史东柱向被告姜莉转款20万元，2015年12月14日，被告史东柱分别向被告姜莉转款313600元和100000元，2015年12月15日向被告姜莉转款200000元。根据原告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18年5月11日，被告史东柱在本案中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998686.39元，利息819136.91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和效力。2014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与2015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的贷款金额、贷款目的、还款方式等方面一致，被告史东柱主张该两份合同属“借新还旧”、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目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新还旧”为非法目的。被告黄海和耿娇艳称银行工作人员和被告史东柱制造不真实合同、骗取贷款，故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但其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涉各合同无效，故案涉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各被告关于案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和借新还旧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现借款已经逾期，被告史东柱应对偿还尚欠借款本金1998686.39元，利息819136.91元。关于被告姜莉的责任，被告姜莉作为共同借款人在《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且被告史东柱分别于2015年12月13日、2015年12月14日和2015年12月15日分别向姜莉转款共计80余万元，被告姜莉虽称该笔款项不是案涉借款，但是被告史东柱和被告姜莉均称在案涉借款发生时职业为无业，且无法说明被告史东柱向被告姜莉转款80余万元的原因和资金来源，结合转款金额、转款时间和被告史东柱、姜莉在案涉借款发生时系夫妻关系，故本院对被告姜莉辩称其对借款不知情的辩解不予采纳，被告姜莉对被告史东柱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被告史峰的合同责任问题。被告史峰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史东柱在2015年12月11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名，在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二人属有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被告史峰与史东柱虽然均为借款人一方，但各为独立民事主体，按照约定各自享有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在没有获得被告史峰的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与史东柱签订《委托支付协议》、《提款申请书》等法律文件，并将款项转入他人账户。据此，原告没有按照约定先行向被告史峰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史峰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原告关于被告史峰承担合同责任的请求无法支持。关于黄海和耿骄燕的保证责任问题。案涉保证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黄海和耿骄燕称被告史东柱和原告及案外人魏晋安串通、恶意损害被告黄海和耿骄燕的利益，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案外人魏晋安与被告史东柱存在款项往来，并不足以证明原告、被告史东柱和案外人魏晋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本院对该二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黄海和被告耿骄燕应对被告史东柱的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史东柱、姜莉、黄海、耿骄燕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案涉合同义务，原告的相应请求应予支持。其余被告因存在法定事由，相关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史东柱、姜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截止2018年5月11日的剩余借款本金1998686.39元、利息819136.91元，本息合计2817823.30元以及自2018年5月12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尚欠贷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9.8%计算）；二、被告黄海、耿骄燕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黄海、耿骄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史东柱、姜莉追偿；三、驳回原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4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史东柱、姜莉、黄海、耿骄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黄海、耿骄燕的委托代理人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请求调取魏晋安在中国民生银行亲贤北街支行开户信息及开户时留存的身份信息、联系电话。中国民生银行亲贤北街支行开户信息显示：魏晋安电话130XX****XX，黄海、耿骄燕欲证明这个电话就是和黄海通话的电话，结合一审存款的缴费单，魏晋安和史东柱不认识也没有做过服装生意。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恪守。关于史峰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该条履行的前提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一审判决史峰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理由欠妥。史峰虽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史峰使用了借款，一审判决其不承担合同责任并无不当。黄海和耿娇燕作为担保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其陈述尧都小微企业支行与史东柱存在恶意串通并骗取其提供担保理由，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故原审判决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耿骄燕、黄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尧都小微企业支行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343元，由尧都小微企业支行负担，黄海、耿娇燕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343元由黄海、耿娇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云英审判员 刘平则审判员 张璟芳 二O二O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