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02民初1135号 原告：廖必珍，女，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梅，广西灵丰（平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健强，男，198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被告：黄俊，男，198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被告：卓子雄，男，1985年12月15日出生，壮族，户籍登记住址梧州市龙圩区，现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意芳，贺州市八步区桂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田军，男，1957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南宁市青秀区。现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洪，广西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枫，广西贺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梧州市华升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华兴路****楼**。 法定代表人：姜远溪，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石莲，该公司职员。 原告廖必珍与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梧州市华升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梅，被告卓子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意芳，被告李田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洪、叶枫，被告华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石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健强、黄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必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共同返还原告解除合同款1233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12335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2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华升公司对第一项诉请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2日，原告与贺州市鑫誉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誉公司）签订了《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认购华升公司开发的梧州市龙城国际·塞纳丽景2栋1604号，建筑面积为117.28平方米（协议第一条）；成交单价为2840元/平方米，成交总价为333075.2（协议第二条）；原告应于2015年1月2日前向鑫誉公司支付购房款订金100000元，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订金抵作相应金额的购房款（协议第三条第一款）；原告应自接到鑫誉公司关于签署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通知之日起30天内，持认购协议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订金收据并备足首期款（扣除订金），到鑫誉公司指定地点支付首期款（扣除订金）并与开发商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办妥相关购房手续（协议第四条）；原告承诺在本认购协议书签订后十五个月内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出认购（协议第五条第二款）；在本认购协议书签订满十五个月期满，应书面向鑫誉公司提出申请，鑫誉公司应在收到原告退出认购的书面通知书后二个月内退还原告支付的购房订金100000元，并以人民币伍万元整向原告支付差价赔偿，鑫誉公司退回原告支付的订金并补偿上述差价后，本认购协议书自动解除，认购物业由鑫誉公司或开发商自由处置，与原告无关。若鑫誉公司不按此处理，视为鑫誉公司违约，（协议第五条第三款）。该协议书签订当日，原告向鑫誉公司支付了100000元，鑫誉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廖必珍交来龙城国际·塞纳丽景2栋1604号房100000元的收据。2016年4月2日，原告向鑫誉公司提交《退出认购申请书》，申请退出认购，申请鑫誉公司按协议在收到此申请书后2个月内即2016年6月2日前付本金100000元和解除合同差价款50000元，合计150000元。鑫誉公司收到该《退出认购申请书》后，由股东即被告黄健强与财务聂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退还31900元，截止到2017年1月25日尚欠123350元解除合同款未退还。因被告逾期退款，原告认为依法有权以123350元为基数，参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月26日起算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原告认为，鑫誉公司以自己实际行为表示愿意偿还欠付原告的款项，原告表示认可及接受，鑫誉公司应当继续向原告偿还剩余款项。鑫誉公司在2016年经决议解散，但原告未收到鑫誉公司申报债权的通知，导致原告未能及时申报债权参与清算。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鑫誉公司的股东即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应对鑫誉公司的债务承担返还责任。华升公司是认购协议书所涉认购房屋的开发商，是实际的委托方及出售方，鑫誉公司是受托方、代售方，二者是委托与受委托关系，即被告华升公司委托鑫誉公司对外签订预售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原告认为本案认购协议书应直接约束原告与被告华升公司，被告华升公司应对欠付原告的款项承担返还责任。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卓子雄辩称：一、卓子雄在出售龙城国际·塞纳丽景二栋房屋中属于代理关系。1、有华升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2014年9月5日，华升公司签署《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授权贺州鑫誉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我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贺州区代理，全权负责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二栋认购的一切相关事宜，并委托贺州鑫誉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认购款项，开具收据，本公司将承担贺州鑫誉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以上可以认定鑫誉公司是代售方。2、鑫誉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装修咨询服务，可知鑫誉公司属中介行为。3、根据《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乙方应自接到甲方关于签署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持认购协议书、乙方身份证复印件、订金收据备足首付款……并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办妥相关购房手续。4、原告诉称也认为，鑫誉公司是受托方，是代售方。被告认为，原告在知道和应当知道鑫誉公司与华升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只能向委托人华升公司主张权利，其请求鑫誉公司的股东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5、鑫誉公司收取定金也转给了华升公司，有转账记录证实。二、原告主张“鑫誉公司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愿意偿还欠原告的款项，原告表示认可与接收，鑫誉公司应当继续向原告偿还剩余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黄健强与聂翠的转账退款不代表鑫誉公司退款。1、2016年1月20日，鑫誉公司已经注销解散，原告于2016年4月2日申请退出认购，鑫誉公司作为法人已不存在，不可能再收到原告《退出认购申请书》。2、黄健强与聂翠转账给原告的退款应当认定为华升公司向原告退款。首先，黄健强不但是鑫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也是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在鑫誉公司未注销前，2014年5月9日前，黄健强为鑫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2014年5月9日以后至2016年1月20日注销前，黄健强虽然还是股东，但法定代表人身份已变更为黄俊。在华升公司，从2014年4月9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止，黄健强均为华升公司的大股东，且在2014年4月30日至2017年8月4日间，黄健强连续担任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占华升公司70%的股权。因此，原告申请退出认购，收到申请书的应为华升公司，鑫誉公司已经注销解散多时，黄健强与聂翠也已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黄健强与聂翠有特殊关系，聂翠的行为应视为黄健强的行为，黄健强对原告的退款也只能代表华升公司。原告主张鑫誉公司应当继续向原告偿还剩余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中，被告卓子雄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鑫誉公司的注销解散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经贺州市工商局八步分局批准注销，属于合法解散。2015年12月1日，鑫誉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成员负责人为黄俊，同日清算报告记载公司资产为〇，负债为〇。相应证据在鑫誉公司向主管行政机关申请公司注销登记材料有附件。2016年1月21日，经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八步分局审查，鑫誉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四、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虽然协议书约定十五个月后原告不认购房屋可以申请退出认购，返还订金，但本案鑫誉公司依法注销，注销前，在2015年10月27日贺州日报上进行了注销公告，原告向被告卓子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10月27日开始计算，至今已超过三年。 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签订《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认购物业项目名称为：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开发商名称：梧州市华升商贸投资有限公司。经查实原告认购协议所涉及的房屋属于华升公司授权代理销售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2栋，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开发商为华升公司，地址在龙圩区。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乙方与开发商签订。鑫誉公司的行为未超出华升公司的授权范围。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卓子雄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田军答辩称：涉案认购协议书是鑫誉公司受华升公司的委托，代理华升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2栋商品房认购事务，鑫誉公司与华升公司之间属代理关系，涉案认购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承担者是华升公司，不是鑫誉公司。1、认购代理有授权委托书授权。2014年9月5日，华升公司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鑫誉公司为华升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贺州区代理，全权负责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二栋认购相关事宜，并委托收取认购款项，开具收据，华升公司将承担鑫誉公司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2、鑫誉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已明确为《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鑫誉公司为甲方，是代售方（即代理销售方），不是认购商品房的开发销售方。认购协议所涉及的商品房属于华升公司授权代理销售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2栋，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开发商为华升公司，地址在龙圩区。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乙方与开发商签订。鑫誉公司的代理行为未超出华升公司的授权。华升公司加盖公章的认购清单列明了各认购户（包括原告在内）姓名、房号、面积、单价等内容，确认包括原告在内的认购人也是华升公司的购房户。3、鑫誉公司收取订金也按华升公司的指令转给聂翠名下，有相应的转账记录。4、原告诉状也确认，鑫誉公司是受托方，是代售方，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是委托与受委托关系。华升公司委托鑫誉公司对外签订预售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签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认购书直接约束原告与华升公司。由此可见，原告清楚，鑫誉公司是认购协议书商品房销售方的代理人，不是认购协议的权利义务承担者。原告诉状的明确意思表示，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构成自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认购协议书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原告明知鑫誉公司与华升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依法只能向委托人华升公司主张权利。请求鑫誉公司的股东（答辩人等）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鑫誉公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愿意偿还欠付原告的款项，原告表示认可与接收，鑫誉公司应当继续向原告偿还剩余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鑫誉公司在2016年1月20日已经注销解散，鑫誉公司作为法人已经消灭。鑫誉公司注销后，任何代表鑫誉公司的行为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2、黄健强与聂翠的转账给原告的退款只能认定为华升公司向原告退款。首先，黄健强虽然在鑫誉公司存续期间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但黄健强同时也是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2014年5月9日以后至2016年1月20日注销前，法定代表人身份已经变更为黄俊，黄健强仅是股东身份。而华升公司，2014年4月9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止，黄健强为华升公司的大股东，在2014年4月30日至2017年8月4日，黄健强是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占华升公司70%股权。因此，2014年5月9日以前黄健强是身兼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申请退出认购时，黄健强仍是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健强在华升公司担任职务，黄健强的行为，只能代表华升公司。其次，依照华升公司2014年8月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聂翠是华升公司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预售的指定收取人，有权收取和支出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预售款，与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预售相关的支付，均为华升公司的支付。综上，原告主张鑫誉公司应当继续向原告偿还剩余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本案中，被告李田军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鑫誉公司的注销解散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经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八步分局批准注销，属于合法解散。2015年12月1日，鑫誉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成员负责人为黄俊。同日清算报告记载公司资产为〇，负债为〇。相应证据在鑫誉公司向主管行政机关申请公司注销登记材料有附件。2016年1月21日，经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八步分局审查，鑫誉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2、李田军在鑫誉公司中属于小股东，占股10%，自始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决定注销鑫誉公司的事件中，李田军尚在国外，没有参与股东会决议、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即使被冒名签字，也不是答辩人滥用了股东权利去损害他人利益。同时，国内其他股东在没有李田军参与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其代表的股权也超过了三分之二，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也可以通过与解散公司相关的决议。因此，鑫誉公司的注销行为与李田军没有关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不能扩大小股东的承担责任范围。像李田军这种小股东，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没有任何构成侵害权人的民事行为，不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虽然协议书约定十五个月后原告不认购房屋可以申请退出认购，返还订金。但本案鑫誉公司在2015年10月27日贺州日报上进行了注销公告，于2016年1月21日依法注销。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就应当从2015年10月27日开始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三年。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照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责任16.【诉讼时效期间】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被告李田军无需对原告的申请承担给付义务，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李田军的诉讼请求。 被告华升公司辩称：一、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并不存在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鑫誉公司与原告签订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时，其并未能向原告出示华升公司与其签订《委托代售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明委托代售关系存在的书面文件，原告至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存在委托代售合同关系。相反，华升公司提供的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1102民初2137号、2138号、1077号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1民终448号、106号、27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证明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不存在委托代售合同关系。故，原告诉称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存在委托代售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二、原告与鑫誉公司签订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不能直接约束华升公司。首先，华升公司虽是本案认购协议书所涉认购房屋的开发商，但华升公司自始至终并未在《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及《退出认购申请书》上签章，也从未向原告退还过认购金，与原告从未形成合同关系；其次，原告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不存在委托代售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也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理由，即原告与鑫誉公司签订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不能直接约束华升公司。三、从《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的内容来看，鑫誉公司是该合同的一方主体。认购协议书中，由鑫誉公司收取购房定金、如退出认购亦由购房者向鑫誉公司提出申请以及如鑫誉公司违约，亦直接向鑫誉公司追讨订金和差价补偿款等内容，均明白无误的表明鑫誉公司就是认购协议书中的一方当事人，根据认购协议书，鑫誉公司有权收取、支配定金；同样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其亦应承担购房者提出退房后的返还定金、补偿差价款等合同义务。需要指出的是，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购房者）承诺在本认购协议书签订后十五个月内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出认购”以及只要乙方提出退房，不管有无过错鑫誉公司一律给予差价补偿款等内容，表明鑫誉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带有明显的融资目的，既然鑫誉公司通过签订合同融到了资金，则更应由其承担退还定金等民事责任。四、《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在原告起诉前已由协议双方即原告与鑫誉公司合意解除。根据认购协议书约定，只要购房者在签订认购协议书满一年后，均可向鑫誉公司提出退出认购的要求。本案中，原告在认购协议书签订满一年即2016年4月2日向鑫誉公司申请退出认购，而鑫誉公司在收到申请后，通过其公司股东黄健强向原告退还31900元，这表明原告与鑫誉公司双方已合意解除了认购协议书。而合同解除后，依法亦应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返还财产或将之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鑫誉公司已将原告支付的100000元购房定金转给华升公司，其主张华升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鑫誉公司收款后其公司股东黄健强返还原告31900元购房订金的事实，不难得出华升公司根本没有收到鑫誉公司转来原告购房定金的结论；退一步，就算鑫誉公司已将收取的原告的购房定金转给华升公司，也是另一法律关系，应由鑫誉公司另行主张权利。故，原告直接向华升公司主张返还购房订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华升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健强、黄俊未作答辩，亦未向法院提供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黄健强、黄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质证和辩论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日，鑫誉公司（代售方、甲方）与原告廖必珍（认购方、乙方）签订了《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认购华升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2栋1604号房，建筑面积117.28平方米。成交单价为2840元/平方米，成交总价款为333075.20元。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乙方应于2015年1月2日前向甲方支付购房订金100000元，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订金抵作相应金额的购房款。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乙方承诺在本认购协议书签订后十五个月内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出认购。第五条第3款约定：在认购协议书签订十五个月期满，应书面向甲方提出要求甲方回购的申请，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退出认购的书面通知书后二个月内退回乙方支付的购房订金100000元（不计利息），并以人民币50000元向乙方支付差价补偿。甲方退回乙方支付的订金并补偿上述差价后，认购协议书自动解除，认购物业由甲方或开发商自由处置，与乙方无关。若甲方不按此办理，视为甲方违约，乙方可通过法律途径向甲方追讨订金及上述差价补偿款。第五条第4款约定：乙方行使本条第3款约定的权利的期限为60天，即在本认购协议书签订满十五个月零60天前如乙方不行使该权利，视为乙方放弃该项权利，甲方有权处理该套物业。原告廖必珍及鑫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鑫誉公司支付100000元，鑫誉公司出具收到廖必珍交来龙城国际2幢1604号房100000元的收据交原告收执。 2016年4月2日，原告向鑫誉公司提交《退出认购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1月2日签订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现申请退出认购，房号为：2栋1604号房面积117.28平米，申请鑫誉公司（或梧州市鑫誉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或华升公司）按协议十五个月到期后在收到此申请书后二个月内即2016年6月2日内付本金100000元和差价补偿50000元。共计150000元。 被告黄健强于2016年12月27日、12月31日、2017年1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3次向原告廖必珍账户支付10000元（备注2栋退款）、1000元（备注2栋退款）、900元（备注2栋利息），聂翠于2017年1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廖必珍账户支付20000元（备注2栋退款），合计31900元。 另查明，鑫誉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装修咨询服务。华升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华升公司是本案认购协议书所涉认购房屋的开发商。在华升公司加盖公章的2号楼《认购情况统计表》和《2栋业主投资明细表》中，详细列明房号、面积、单价、协议日期、已收房款及业主姓名，其中包含本案原告廖必珍。 2014年8月1日，华升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现特委托聂翠作为华升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华升公司代收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的预售款，收款账号：聂翠名下账户均可，并且聂翠有权开支所收预售款。 2014年9月5日，华升公司向鑫誉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授权鑫誉公司为我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二栋认购的一切相关事宜，并委托鑫誉公司收取认购款项，开具收据。本公司将承担鑫誉公司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再查明，鑫誉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该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注销原因是决议解散，公司解散未经清算程序。 原鑫誉公司（聂翠）《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显示：2014年4月-2017年3月间，鑫誉公司或股东与被告华升公司存在还款、退款等资金往来。 2014年4月30日，被告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潘群英变更为被告黄健强；2017年8月4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健强变更为陈文生,2019年10月22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文生变更为姜远溪。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收据、《退出认购申请书》、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鑫誉公司企业信息表，被告卓子雄、李田军提交的2014年9月5日《授权委托书》、2014年8月1日《授权委托书》、《2栋业主投资明细》、《认购情况统计表》、《活期存款历史明细》、鑫誉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注销公告及其他公司注销所需材料、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华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鑫誉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华升公司提交的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2137、2138、1077号民事判决书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1民终448、106、273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鑫誉公司是《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合同的一方主体。因鑫誉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已被注销工商登记，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作为鑫誉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义务人，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公司注销前依法履行清算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鑫誉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应承担清算清偿责任，清算清偿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是本案债务的义务主体。被告卓子雄、李田军认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提出《退出认购申请书》时，鑫誉公司已经注销，但被告黄健强及案外人聂翠向原告退还了部分认购款项;上述事实能够证实原告与自然人被告通过《退出认购申请书》对原告与原鑫誉公司签订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已进行合意解除和清算；该《退出认购申请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按照《退出认购申请书》的约定，原鑫誉公司股东即四自然人被告应在2016年6月2日前退回原告交付的本金100000元和差价补偿50000元，共计150000元。四自然人被告未依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四自然人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支付结算款150000元；根据第五条第3款约定“……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退出认购的书面通知后二个月内（2016年6月2日内）退回乙方支付的购房定金100000元（不计利息），并以人民币伍万元向乙方支付差价补偿……。”故截止2016年6月2日，应返还原告款项为150000元。 欠本情况：2016年12月27日还10000元、欠140000元，2016年12月31日还1000元、欠139000元，2017年1月25日还20000元，综上，尚应退还预购款和差价补偿款总计119000元。 对于利息的主张，原告提出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退款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认购协议书和退出认购申请书综合认定被告逾期退款时间为2016年6月3日。 逾期付款欠息情况：1、以150000元为基数，2016年6月3日至2016年12月27日，欠息6个月24天利息5100元（150000元×5‰×6个月＋150000元×5‰÷30天/月×24天）；2、以140000元为基数，2016年12月2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欠息4天利息93.3元（140000元×5‰÷30天/月×4天）；3、以139000元为基数，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25日，欠息25天利息579.1元（139000元×5‰÷30天/月×25天）。扣除2017年1月24日已付息900元，综上，至2017年1月25日止，逾期付款利息4872.40元。 被告黄健强和案外人聂翠至2017年1月25日止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已向原告退还31900元。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自2017年1月26日起算，原告提起本案经网上立案审核通过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尚未超过三年，被告卓子雄、李田军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四自然人被告未依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四自然人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支付尚欠购房款119000元（150000元－31000元）并支付2017年1月25日止，逾期付款利息5772.40元。从2017年1月26日起的利息以119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欠款还清日止。 关于被告华升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华升公司提交本院作出的（2018）桂1102民初2137、2138、1077号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1民终448、106、27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并不存在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但本案中：被告卓子雄、李田军提交的2014年8月1日华升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聂翠全权代表华升公司代收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的预售款；2014年9月5日华升公司向鑫誉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鑫誉公司为华升公司开发的龙城国际·塞纳丽景小区二栋认购的一切相关事宜，并委托鑫誉公司收取认购款项，开具收据，华升公司将承担鑫誉公司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足以认定华升公司与鑫誉公司存在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虽然华升公司并未在《龙城国际·塞纳丽景认购协议书》及《退出认购申请书》上签章，从内容上看，鑫誉公司是合同一方主体，合同明确了鑫誉公司是代售方，华升公司作为认购协议书中所涉房屋的开发商已明确授权委托鑫誉公司代理二栋认购事宜。被告卓子雄、李田军提交的《认购情况统计表》有华升公司盖章确认，与《2栋业主投资明细》相对应，能够证明华升公司确认廖必珍认购事宜。原告申请退出认购后，被告黄健强以其名义向原告支付本息，此时鑫誉公司已经登记注销，但未经清算，黄健强作为原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负有清偿责任，黄健强的支付行为是履行鑫誉公司的清偿义务。同时，黄健强此时作为被告华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不能排除其向原告支付本息的行为系履行代华升公司退款的责任。案外人聂翠作为华升公司代收龙城国际·塞纳丽景楼盘的预售款的全权代表，其退款行为亦应视为华升公司的退款行为。综上情形，原鑫誉公司与华升公司存在委托代售关系，被告华升公司认为无需返还原告的款项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华升公司对解除合同款并支付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被告华升公司是认购协议书的开发商，是实际的委托方及出售方，鑫誉公司是受托方及代售方，二者是委托与受委托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认为本案认购协议书应直接约束原告与被告华升公司，被告华升公司应当对欠付原告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共同返还原告廖必珍解除合同款119000元并支付2017年1月25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5772.40元；从2017年1月26日起的利息以119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欠款还清日止。 二、被告梧州市华升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3199元，减半收取16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健强、黄俊、卓子雄、李田军、梧州市华升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素芬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畅 书 记 员 岑 欢 凌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