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7民初11020号原告：蒋昌明，男，汉族，1980年12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周，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岩，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剑，男，汉族，1989年3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呼群，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彬华，男，汉族，1969年7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呼群，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杜在朋，男，汉族，1975年7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太康县，原告蒋昌明与被告罗剑、郭彬华、第三人杜在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于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周、许岩，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呼群，第三人杜在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罗剑支付原告蒋昌明投资权益27700.7元；2、判令被告郭彬华支付原告蒋昌明投资权益56194.5；3、判令两被告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年6%承担迟延付款的利息；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蒋昌明和被告罗剑、郭彬华原系朋友关系，三人共同创办了深圳市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家康公司）。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8月3日，公司登记的股东为郭彬华和罗剑，其中郭彬华持股51%、罗剑持股49%。2015年9月10日，罗剑、郭彬华、蒋昌明及案外人董承恩签订了一份《深圳市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蒋昌明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公司股本占比为郭彬华30%、罗剑25%、蒋昌明20%、董承恩25%。后董承恩于2015年10月28日退股，罗剑、郭彬华、蒋昌明按占股比例受让了董承恩的25%股权。至此，公司实际股权占比为郭彬华40%，罗剑33.33%，蒋昌明26.67%。对比公司名义股东，实际上郭彬华代持蒋昌明11%的公司股权，罗剑代持蒋昌明15.67%的股权。2016年4月7日，三人在《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协议》上签字，认可：至2016年4月7日公司总利益为510859.3元。蒋昌明持有公司26.67%的股权，应享有投资权益136246元。2016年4月20日，易家康公司与郭彬华、杜在朋等人签订《转让协议书》，将公司经营权、厂房及所有硬件设施作价18万元出让。2016年6月17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见证书，见证了郭彬华将公司21%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杜在朋，罗剑将公司49%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杜在朋。2016年8月3日，工商登记显示，公司股东变更为杜在朋70%，郭彬华30%。另，罗剑已在2016年5月10日向蒋昌明支付了17000元，2019年3月16日向蒋昌明支付了35351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罗剑和郭彬华处分代持股权，将代持股权转让给杜在朋。杜在朋受让股权及固定资产时并未受让该股权此前相应的公司债权债务，罗剑和郭彬华转让代持的蒋昌明股权时事实上保留了相应的公司债权债务。而罗剑和郭彬华未将代持股权的相应投资收益完全支付给蒋昌明，严重损害了蒋昌明的合法权益。被告罗剑、郭彬华答辩称，两人不应当支付投资权益等款项，法庭应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易家康公司为二答辩人与原告等人创办，三位创办人一直持股。根据2015年签署的股东协议，郭彬华占30%，罗剑占25%，蒋昌明占20%（实际出资未到位），董承恩占25%。之后董承恩退股，其他三股东将董承恩的25%股权转为公司债务（投资款已陆续退还一部分），三人按原比例受让董承恩的股权。计算方法：75%*1.3333=100%，增加系数为C=1.3333；30%*C=40%，25%*C=33.3%,20%*C=26.7%。第二，原告没有按承诺投入资金，其实际出资只有28835元（2014年3月23日），按公司总投资70万元计算，原告实际只占公司4.1%的股权，并非记录中的份额。本答辩意见是为了方便计算才按记录中股权比例计算，答辩人认可的实际股权占比为4.1%。第三，关于2016年4月7日易家康总账、最终协议和坏账说明。《易家康公司总账、最终协议》中，三股东签名认可无法收回的长期累计坏账款50余万元（菜品供应很容易导致过期腐烂损耗，未收回账款为496033+48273.5=544306.5元），根本无法收回。由于菜品行业的特殊性，这些未收款是长期累计的，根本无法收回的坏账。公司股东变更时也没有作特别约定，因此这些坏账属公司亏损，已退出的股东不可能参与公司运营包括未收款的收回，且三股东在《易家康公司总账、最终协议》中认可“创办人罗剑、蒋昌明与新易家康公司不再享有权利义务……原股东不得以易家康股东身份处理工作及事实”。第四，给付原告的结业款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9910号判决书，终审判决杜在朋给付公司转让款12.6万元后，在《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中计算2016年结业时账面有现金“合计公司总款”73778元，并按股权比例进行了分配，原告可得19647元；“公司转让费”18万元，原告可得48000元。减去已转给原告的现金28000元、律师费分摊4322元，原告还应得35352元（19647+48000-28000-4322=35352元，即2019年3月16日转给原告的35351元）。原告个人本次实际获得款项为63352元（35352+28000=63352）。第五，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特别说明之前的债务由原股东负责，其他公司资产打包价1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转让包含资产权、收益权、经营权等。原告同意转让且认可转让价格，转让后已丧失投资收益权，再向股东主张投资收益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第六，关于转让款12.6万元的分配和债务偿还。该12.6万元转让款已执行到位，但已由二答辩人领取并用于支付公司转让之前的债务，包括律师费18000元，付董承恩退股款29553.53元，已还董承恩借款10000元，预留还董承恩款20000元，支付运费、工资、盒子、莲藕等欠款49356元；实际负债909.53元，原股东应按股权比例承担该债务。因2019年3月16日已支付原告48000元，答辩人将另案起诉原告返还。第七，已经转账支付原告的款项为63351元：罗剑于2016年5月10日支付17000元，易家康公司于2016年6月8日付给原告弟弟蒋卓秀11000元，罗剑于2019年3月16日转账付给原告35351元（从罗剑现在的公司转出）。第八，罗剑微信付给原告的款项合计45420元，系原告向罗剑借款，将另案起诉原告返还。第三人杜在朋陈述称，蒋昌明、罗剑、郭彬华三人转让易家康公司股权时，约定转让之前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跟第三人没有关系，所以本案与第三人无关。经审理查明，易家康公司于2014年2月11日成立，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投资人为郭彬华和罗剑，出资比例分别为51%和49%。2015年9月10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与案外人董承恩签订股东协议，载明：易家康公司由蒋昌明、郭彬华、罗剑创办，为发展公司同意引入新股东董承恩，郭彬华持股30%，罗剑持股25%，蒋昌明持股20%，董承恩持股25%；截至2015年9月10日股东权益为779312元，包括未收账款590176元，该未收账款如发生坏账则由三位创办人承担。其后，董承恩退股，三位创办人按比例受让董承恩所持股权，即郭彬华持股40%，罗剑持股33.33%，蒋昌明持股26.67%；蒋昌明的股权由郭彬华与罗剑代持。2016年4月7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签署《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总账》和《易家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协议》（以下简称总账和最终协议），总账载明截至2016年4月7日公司总资产784733.3元【包括未收回的3-4月账款544306.5元、固定资产（厂房）180000元等】，总负债273874元（包括房租水电费7660元、3-4月工资44998元、运费12590元、肉32924元、盒子5000元、莲藕5000元、郭总借款100000元、老董借款65000元等）；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得出总利益510859.3元。最终协议约定，三位创办人决定于2016年4月7日终止合作，4月7日（含）之前的费用由三人承担，亏损按股份占比承担，4月8日后由郭彬华提议的合作伙伴杜总承担；公司及厂房由郭彬华及新投资人继续运作，郭彬华及新投资人须在4月9日前将公司转让费用18万元交至原三位股东，交接完成后，罗剑、蒋昌明与新易家康公司不再享有权利义务，对外不得以易家康股东身份处理事务。2016年4月20日，蒋昌明、郭彬华、罗剑作为出让方（甲方），郭彬华与杜在朋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易家康公司经营权、厂房及公司所有硬件设施（净菜机器设备、冷库、办公设备）转让给乙方，共计180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付清；甲方在2016年4月20日之前所产生的债务纠纷跟乙方没有任何关系。2016年6月17日，郭彬华、罗剑与杜在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郭彬华将其占易家康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杜在朋，罗剑将其占易家康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杜在朋。2016年8月3日，易家康公司进行股东登记变更，变更后的股东为郭彬华、杜在朋，出资比例分别为30%、70%。因杜在朋未依约支付转让款，蒋昌明、郭彬华、罗剑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粤0307民初15107号民事判决，判决杜在朋向该三人支付转让款126000元。杜在朋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粤03民终991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强制执行，杜在朋向罗剑支付了126000元。另查明，罗剑于2016年5月10日向蒋昌明支付了17000元，于2019年3月16日向蒋昌明支付了35351元（银行交易附言注明该笔款项系易家康分账款，已全部算完）。对易家康公司2016年6月8日付给原告弟弟蒋卓秀的11000元，郭彬华主张该款系其根据原告的指示付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原告则认为该款与本案无关。原告与两被告均确认，在转让前，公司的未收回账款一直由两被告负责收款。郭彬华和罗剑还确认代蒋昌明持股，但对各自代持数量未予明确。原告以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和实际持股比例的差额，计算出郭彬华代持11%股权，罗剑代持15.67%股权。还查明，第三人杜在朋在微信聊天时向原告表明，其并没有拿到易家康公司转让前的50多万元现金和货款。原告根据2016年4月7日的总账和最终决议，认为被告郭彬华和罗剑未按代持股比例向其付清对应的投资收益，私吞款项使其遭受损失，遂提起本案诉讼。两被告则称未收回账款实际大部分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而执行到的126000元已用于清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包括公账已付董承恩29553.53元、经强制执行向董承恩付款10000元、支付工资运费莲藕盒子等款项49356元、原股东案件律师费18000元，等等。两被告提交一份《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以证明郭彬华和罗剑已于2019年3月13日对易家康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原告按0.266667的比例应分得35352元，而后罗剑于3月16日支付了35351元。原告对律师费予以认可，但声称其已按比例付清，其中的1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罗剑代为支付。原告认为两被告列举的其他费用支出已在总账中列明，且2019年3月13日的结算未经其同意，对《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但确认存在代持股合同关系。原告以两被告未向其完全支付代持股权对应的投资收益，使其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而且原告所主张的收益损失发生在其转让股权之后，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并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意见和庭审情况，本院归纳争议焦点并分述如下：关于原告持股比例以及原告转让股权后是否仍享有原投资权益的问题。根据2015年9月10日的股东协议、被告提交的《2019年3月公司结业清单》和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原告持股比例为26.67%。两被告以原告未足额出资为由主张原告持股比例为4.1%，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2016年4月20日的《转让协议书》和第三人杜在朋的陈述，可以认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仍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原股东的投资权益并未随股权、经营权的转让一并转移给受让人，因此，原告可按其持股比例分享原投资权益，同时按比例分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可供分配的投资权益金额的问题。2016年4月7日的总账证明原股东确认了截至当日的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而最终协议则约定了三人按股权比例分担费用和亏损。据此，原告主张可供分配的投资权益为截至当日的“总利益”510859.3元。两被告认为最终协议是三人对坏账的确认，缺乏事实依据。两被告还称大部分“未收回账款”因未能收回已作坏账处理，但并未举证加以证明，且所谓“坏账”也未经原告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被告所列举的包括还董承恩借款、工人工资、运费、盒子、莲藕等项目在内的费用支出，本来已在总账中列作负债，且实际发生金额并未超出总账记载的金额，因此，该等费用支出无需再从“总利益”中扣减。但是，公司转让后原三股东因另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8000元，属三人应承担的费用，应从“总利益”中扣减，扣减后得出的492859.3元（510859.3元-18000元）即为可供原股东分配的投资权益。关于两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委托两被告代为持股，两被告负责包括收回账款等有关公司经营事务，三人定期核对资产和负债。由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委托合同的委托代持股关系。参照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代持股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转让易家康公司后，原告虽然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和参与公司事务，但因原股权对应的投资权益并未转让，三人的代持股合同关系并未终止，两被告作为代持股人，仍负有收回账款并按比例分配的义务。两被告未将剩余款项分配给原告，已属违约。虽然两被告未确认各自代持股权比例，但原告以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和实际持股比例的差额，计算得出郭彬华代持11%股权，罗剑代持15.67%股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要求两被告按各自代持股比例支付款项，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应从中扣减被告已付款金额。原告虽然主张已付清分摊的律师费，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其已向罗剑支付1000元律师费，对其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认定。律师费18000元在上述可分配投资权益的计算过程中已作扣减，扣减后视为三人已按比例分摊了律师费，因此，在计算罗剑应付款项时，还应加上原告已付的律师费1000元。罗剑实际已向原告支付了52351元，由此得出，被告罗剑还应向原告支付25880元（492859.3元×15.67%-52351元+1000元）。被告郭彬华主张已付原告11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郭彬华应向原告支付54214.5元（492859.3元×11%）。两被告未向原告足额支付款项，原告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2020年4月7日）起计收迟延付款利息，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原告蒋昌明支付25880元，并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付自2020年4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郭彬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原告蒋昌明支付54214.5元，并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付自2020年4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蒋昌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付款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蒋昌明负担97元，被告罗剑负担580元，被告郭彬华负担1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妙颜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陈凤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