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881行初13号 原告：何鸣，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宁国市。 被告：宁国市汪溪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汪溪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02733014637M。 法定代表人：肖宏亮，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魏天，党工委副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洋，安徽周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鸣与被告宁国市汪溪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汪溪办事处”）拆迁管理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3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汪溪办事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被告汪溪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鸣，被告汪溪办事处的分管负责人魏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汪溪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委托书、汇款凭证、领条（复印件），拟证明案涉补偿款已支付给段春琴，补充协议履行完毕的事实。3、《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第二次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双方征迁补偿完毕，何鸣承担不得再行主张权利、上访的合同义务的事实。4、通告（复印件），拟证明案涉房屋、土地已经被合法征收的事实。 原告何鸣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段春琴是案涉补充协议部分财产的所有权人，本户财产的所有权人是三个人，段春琴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本人的子女是财产的继承人，不存在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关系；汇款凭证和领条显示财产的所有权人是何鸣和段春琴；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根据（2018）皖188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原告系18间房屋的建设者，且市城管局作出处罚并予以拆除，何鸣对该18间房屋有诉讼利益，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该判决确定强制清除何鸣户的果木的行为违法，所以18间生产用房及果树的补偿协议应该是《何鸣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而不是《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二页，生产用房（G、S、I）与WX-2016-02-09何鸣户房屋示意图的面积和位置是一致的；被告称18间生产用房是违法建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该协议第5页中补偿款194072元为何鸣所有、暂存甲方由何鸣与甲方就兰花等补偿另行签订协议的部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大棚补偿款194072元是宁国市玉兔兰花种植有限公司或者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鸣的，不是自然人何鸣的；原告2015年8月28日与段春琴离婚，是合法的独任主体；何鸣户2016年被纳入征收范围，关于征收补偿的相关事宜都是原告与被告洽谈的，协议没有达成，被告故意把原告的补偿款打入段春琴的账户，显然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是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表现；原告是该协议财产的部分所有权人，在协议中签字是合法合理的，大棚补偿款194072元是原告的，原告需要签字确认，原告对离婚协议财产的归属不认同，离婚协议分配的财产归属的协议为《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不是该协议。对何鸣的领条和凭证,《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第二次补充协议》中的194072元是玉兔兰花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4，只是告诉村民该土地已经纳入征收范围，不能乱建、扩建、抢种抢栽，但并不是征收规定。18间生产用房是2017年5月16日拆除的，被告应当在此日前把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给付到位，到2019年4月2号才给付明显是被告滥用职权、强征强拆，侵权侵害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被告应当履行的是积极义务，而不是消极义务，恶意对抗行政相对人。 原告何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9年4月2号签订的《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中的征迁补偿款107475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告没有职业，为了生计，相应国家号召，发展多种经营。1996年承包了汪溪行政村和本村村民的土地种植了果树和兰花，2013年成立了宁国市玉兔兰花种植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2001年建设了兰花生产用房18间，欠下了四十多万元的债务，至今包括利息高达八十多万元。2015年8月28日被迫与段春琴离婚。2016年原告承包的土地和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经营的果树和房屋被依法征收。离婚时离婚协议（果园、房屋、田园、蓝园公司）全部归段春琴及子女所有，但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并没有变更过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条例》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房屋的所有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仍归何鸣所有，何鸣是征收拆迁补偿的财产所有权人。2、（2018）皖188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及（2018）皖1881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中法院认定：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何鸣系该十八间房屋的违法建设者，且市城管局对其作出处罚并予以拆除，何鸣对该十八间房屋具有诉讼利益，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以上证据证明了原告是财产的所有权人。3、2019年3月4日，段春琴经与原告协商，原告已经将（2018）皖1881行初32号和（2018）皖1881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以及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该案件的上诉撤回。原告愿意把案涉中的财产给段春琴及子女。4、（2018）皖1881行初32号和（2018）皖1881行赔初11号案涉18间生产用房和果树《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原告没有签订该协议的主体资格。原告与段春琴已经离婚，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应该为《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有原告的离婚协议和（2019）皖18行终42号及（2019）皖18行赔终3号行政裁定书为依据。被告以原告不在该协议上签字就不给段春琴、何玲龙户补偿款为要挟，胁迫原告在该协议上签字。原告在该协议上签字之前，向被告提交了一份《赔偿与被赔偿十八间生产用房和果树的赔偿协议何鸣签字和不予签字的声明》，被告党工委副书记魏天收到并签字。综上，根据《赔偿与被赔偿十八间生产用房和果树的赔偿协议何鸣签字和不予签字的声明》第八条和《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案涉果树和18间生产用房的征迁补偿款。 原告何鸣向本院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2、离婚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是合法的独立主体的事实。3、原告离婚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离婚时将果园、房屋、田园、蓝园公司给了前妻和子女，但房屋土地使用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变更的事实。4、原告分户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已经分户，只是在征收期间暂时不办理分户手续的事实。5、《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该协议财产的所有权人是何鸣、段春琴，协议中的财产是何鸣夫妻的共同财产，何玲龙是该协议财产所有权人的继承人，该协议第2页编号为G、S、I生产用房是合法建筑的事实。6、房屋摸底表（复印件），拟证明《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第2页编号为G、S、I的生产用房与房屋摸底表生产用房的编号一致及该生产用房的具体位置，证明编号为G、S、I的生产用房的财产所有权人是原告。7、（2018）皖188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18间生产用房和果树的财产所有权人是何鸣。8、（2019）皖18行终42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2018）皖1881行初32号及其上诉状已经撤销。9、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愿意与原告就18间房屋和案涉果树的补偿进行协商，条件是必须撤销（2018）皖1881行初32号、（2018）皖1881行赔初11号案件及其上诉，并没有证明原告放弃案涉财产的所有权。 被告汪溪办事处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认可，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自然人不因为结婚、离婚丧失主体资格，结合证据3家庭财产已经做出了民事上的处理，除了玉兔兰花，其他财产与原告没有关系了。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前半句认可，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变更是一种法律事实，并不以变更登记作为生效要件，离婚协议已在民政部门备案，原告自始至终也没有异议，有足够理由相信该处分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这是原告对权利处理不满意的转嫁，同时其想证明土地证没有变更，权利是原告的；案涉土地已被合法征收，物权变动是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和政府的征收决定确定，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已经消失，不因为没有变更登记而存在。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原告引用的法律错误，该证据是证明准备分户，不代表分户行为已完成。对证据的5三性无异议，是何鸣的真实意思，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在两次协议中，强调的是一个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案涉房屋土地的使用权以家庭为单位，至于土地上建造房屋的权利是家庭成员自行分配，自行分配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各方当事人都签字认可，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当事人的权益已经得到维护；该协议与继承没有关系。对证据6的三性不认可，形式不合法，不清楚来源，证明目的中房屋编号没有S项，房屋面积对不上。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法院确认原告有诉权不代表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使是所有权人在家庭分配中已经处分，是合法的处分，是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原告系自行撤回一审起诉及上诉。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没有反映原告放弃案涉财产所有权。 被告汪溪办事处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行政赔偿案件。本案因行政补偿协议纠纷引起，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或侵权行为，不存在给原告赔偿问题。二、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真实有效。2019年4月2日，被告与原告及原家庭成员段春琴、何玲龙、何玲莉签订了《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程序及内容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目前被告已将1074751.2元补偿款汇入段春琴账户，将194072.2元汇入何鸣账户。三、何鸣诉请赔偿其补偿款1074751.2元，没有事实和约定或法定依据。（一）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称离婚时房屋归段春琴所有，但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没有过户，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仍归原告所有，拆迁补偿款应当归原告所有。原告此种说法形式上看似合法、合理，但其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已经明确放弃了财产权利，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原告明确知晓，并非常清楚该笔补偿款会打入段春琴账户，仍然在协议上签字，足以证明原告认可了双方的离婚财产分配和补偿款的分配。2、原告所称18间房屋，已经作为违法建设被依法强制拆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违法建设不存在补偿。原告是否是18间房屋的所有权人，《补充协议》均未涉及该部分补偿，即1074751.2元补偿款中并不包含18间的补偿。此外，原告想证明其具有对18间违法建设的诉讼主体资格，就具有财产的所有权，结合前述第1点意见，两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且原告在签订《补充协议》已对离婚协议分配的财产归属进行了认可。3、原告称《补充协议》及18间用房和果树与其没有关联性，原告没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被告要挟其签订，此举与其诉讼请求明显存在矛盾。从原告的利益考虑，《补充协议》约定将兰花大棚的补偿款、搬家费补助、过渡安置费、提前奖及停产停业损失共计194072.2元归原告所有，原告需要签字确认，被告不存在任何要挟，要求原告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与《赔偿与被赔偿十八间生产用房和果树的赔偿协议何鸣签字和不予签字的声明》第八条并不矛盾，即要求何鸣签字就是为了证明一部分赔偿款是何鸣的。以上足以说明，原告已经认可离婚协议时的财产分配，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分配的约定，此次以产权未作变更登记，本人已发出声明来否认《补充协议》的约定，明显违背诚信，肆意通过诉讼手段达到其非法目的。（二）没有约定（合同）依据。本案诉请基于行政补偿协议提出，根据《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应当全面履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1074751.2元补偿款打入段春琴银行账户，现该笔补偿款已经汇入段春琴账户，该部分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补充协议》系原告真实意思，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该笔补偿款没有合同依据。（三）原告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告案涉房屋土地已被人民政府征收，物权早已发生变动，原告以房屋、土地权属证书未变更来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原告提供的证据4，仅能证明原告户曾申请分户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他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6，该图表准确性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审查范围亦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7，因何鸣已对（2018）皖1881行初32号行政判决提出上诉，并在二审过程中撤回了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致一审判决已依法被视为撤销，故原告提供该份判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4，与本案的审查范围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对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原告何鸣与段春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何玲龙及一女何玲莉。2015年何鸣与段春琴协议离婚，双方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家里一切财产（果园、房屋、田园、蓝园公司）全部归段春琴及儿女所有。因汪溪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需要，被告与何鸣、段春琴、何玲龙等人就征迁补偿安置问题进行过多次协商及诉讼。2019年4月2日，被告（甲方）与何鸣、段春琴、何玲龙、何玲莉（乙方）签订《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补充协议》，内容为：“一、因汪溪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需要，甲方已将乙方使用的宅基地征收，并就该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详见WX-02-19号协议）。因原协议遗漏砖木结构房屋383.9平方米，遗漏附属物等。……五、乙方全体同意：上述补偿款共计1268823.4元，其中103.45平方米兰花大棚的补偿款162002.7元、搬家费补助1862.1元、过渡安置费4965.6元、提前奖22759元、停产停业损失2482.8元等共计194072.2元归何鸣所有，暂存在甲方，由何鸣与甲方就兰花等补偿另行签订协议；剩余1074751.2元打入段春琴银行账户中，由乙方自行分配，甲方不参与，且不负任何后续责任。……”2019年4月17日，被告依约向段春琴的账户中汇入1074751.2元。2019年6月3日，被告（甲方）与何鸣（乙方）就前述补充协议中第五条约定的194072.2元补偿款相关事宜签订了《何鸣、段春琴、何玲龙户征迁补偿第二次补充协议》，该协议第八条载明：“乙方承诺，其银行账户收到上述补偿款194072.2元后，乙方就此次整个征收征迁工作不再提出任何其他诉求，……”2019年7月18日，被告依约向何鸣的账户中汇入194072.2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与原告、段春琴等人就拆迁补偿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及第二次补充协议，并在补充协议第五条中明确约定补偿款中的194072.2元归何鸣所有，剩余1074751.2元打入段春琴银行账户中，由乙方自行分配。从内容上分析，该条款系针对乙方四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及家庭特殊情况而在款项支付上作出的特殊约定，并未涉及款项的实际归属及具体分配，乙方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即表示四人均知晓并认可此项安排。该结果系协议各方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且被告已经按协议履行了给付义务，原告亦因遵守该项约定，不得擅自变更。原告诉请的实质系1074751.2元的分配问题，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款项的分配属原告与段春琴等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本案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综上，原告的诉请不符合合同约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施 璟 审判员 陈木三 审判员 周胜杰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 垚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