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1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良平，男，196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史文波（实习），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军，男，196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勇，男，196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士举，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良平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军、刘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良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邱良平偿还借款500,000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其他必要费用。事实和理由：邱良平诉刘建军、刘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认定错误。刘建军后续的35万元借款为养鱼场的经营借款，应为养鱼场所有合伙人的共同借款。而50万元的借款系刘建军、刘建勇为筹建海南养鱼场，个人举借的借款。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借贷主体。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邱良平已经将50万元借给二被上诉人使用，二被上诉人业已认可收到该50万元借款，并且没有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为合伙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刘建军个人海南养鱼的事实，但是无法证实邱良平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海南养鱼的意思联络。一审法院不去查明基本的合伙意思表示，不查明详细的投资合伙经营内容，不查明盈利、亏损承担方式，不查明邱良平有无参与经营行为。且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邱良平任何签字，怎能认定两方之间具有养鱼合伙的合意，仅凭“此款为海南养鱼投资款”认定合伙，显然太过于武断，不能令人信服。根据最高院案例（2015）民监字第87号张强与常献周、张燕春民间借贷纠纷案审判要旨：主张案涉款项为合伙股金，但实际未成立合伙企业，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参与经营其业务的，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显然没有按此规定审理该案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以证据不足驳回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请草草结案。本案于2020年3月20日中午11时开庭，庭审至13时，本案庭审中，法官告知双方庭下十日内调解，逾期进行裁决。然而，根据收到的判决书署名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又根据判决书中第一页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后按“投资款”纠纷来看，判决书中错误频现，显示一审法官并未详细研判案情，对于“借贷纠纷”或“合伙纠纷”均不作更多的法庭审理工作，而是草草结案了事。庭审中，邱良平提交三份录音证据，法院对此重要证据在判决书中没有任何分析论证。在该录音中，刘建勇作为共同借款人，已经证实该借款系刘建军所借，又表示其表弟为枣庄法院民庭法官，邱良平不可能赢官司。以上情形使人不得不怀疑一审法院的公平性，一审法院存在徇私舞弊办人情案的可能。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举证期限。假设本案属于“合伙纠纷”，一审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邱良平可以变更诉请，否则可能驳回诉讼。亦或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按照合伙纠纷继续审理。而一审法院既没有释明，也没有查明基础法律关系，径行驳回邱良平诉请，显然与法有悖，并会增加邱良平的诉累。邱良平不仅需要支付一、二审诉讼费用，还要浪费国家更多的司法资源，显然与现在民事法律政策相违背，违背司法程序正义，违背司法为民主旨。四、本案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收条中的外观和“投资”表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实际履行内容来决定，在邱良平将50万元借给被上诉人的前后，双方均未明确表示为合伙经营，在被上诉人的养鱼场实际经营过程中，邱良平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管理、分红、劳务等，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邱良平具有合伙经营海南养鱼场的意思表示。法院认定该类案件应根据是否存在固定收取收益行为，投资人是否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履行法定出资或者入伙程序等因素来综合判断。而结合庭审证据及录音证据来看，本案足以认定邱良平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否认借贷关系，不仅应证明与邱良平存在合伙关系，还要证明其与邱良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不仅要拿出相关的证据证实与邱良平之间存在合伙养鱼，还要拿出相反证据推翻刘建勇的电话录音。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伙养鱼证据中，不能够证实符合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都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证据，没有邱良平的任何意思表示证据，违反《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刘建军、刘建勇辩称，1.上诉人称“刘建军后续的35万元借款为养鱼场所有合伙人的共同借款”继而称“50万元的借款系刘建军、刘建勇为筹建海南养鱼场，个人举借的借款”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称“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海南养鱼的意思联络”无事实依据。3.上诉人认为一审应行使释明权，告知上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4.原审判决正确。邱良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0年2月17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6日，刘建军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具体内容为“今收邱良平人民币伍拾万元，此款为海南养鱼投资款”；2014年3月25日，原告通过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宏河路支行向刘建勇转账500001。另查明，2014年4月16日，刘建军和案外人三亚欣欣渔业有限公司签订海南省万宁市碑头水库养鱼承包协议书，承包期限自2014年4月16日起至2029年4月15止，共计壹拾伍年整；2017年3月17日，刘建军与案外人杨植苓签订海南省万宁市碑头水库养鱼转包协议书一份，具体约定了双方的具体合同义务。又查明，2017年7月27日，万宁市水务局向刘建军下达万水罚改字（2017）第27号责令整改违法行通知书一份，因被告未经批准，在碑头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房屋及碑头水库排洪口堆放养鱼网的行为，涉嫌违反了相关法行机定，刘建军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构建物、渔网，恢复月等；2017年7月29日，海南省万宁市碑头水库工程管理处向刘建军下达通知书一份，具体内容为“现在已进入年度汛期阶段，你公司在我水库溢洪道砸门处架设的防护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汛期的行洪安全，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经水库管理处干部职工会议决定，责令你公司立即组织人员，从即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其拆除”。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军向原告出具了“收条”，而不是“借条”，且收条已经明确载明“此款为养鱼投资款”，且根据被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养鱼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给被告的500,000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现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请求两被告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邱良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邱良平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系投资款而非借款，继而驳回邱良平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从邱良平提交的收条内容看，明确约定“此款为海南养鱼投资款”且不存在可能会产生理解歧义的情形，邱良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收条载明内容的含义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是知悉的。邱良平主张案涉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该收条是刘建军出具给刘建勇，刘建勇又给其，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邱良平并未在一审程序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坚持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法院查明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虽未释明，但并不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邱良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邱良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朱东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张 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