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5刑终168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世国，男，1959年5月1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汉族，大专文化，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原工作人员，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8月4日被监视居住，同月15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8年5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丽萍，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邹世国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7月3日作出（2018）桂0503刑初7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邹世国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依法讯问了上诉人邹世国，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北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期间，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延期审理，辩护人陈丽萍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均予同意。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被告人邹世国自1995年6月起在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工勤岗位工作。同案人雷某忠于1996年6月7日抽调北海市盘整办工作，1998年9月21日任北海市城区东部综合开发建设、北部岸线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土地规划处副处长，2002年4日2日任北海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科科长，2005年9月7日任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2014年12月25日任北海市国土资源局（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2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支行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村信用联社的部分职工共同集资100万元成立博白县金穗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金穗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某1，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为复印、打字、金融咨询、租赁业务等。同年9月，金穗公司出资300万元成立北海银穗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银穗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某武，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为复印、打字、住宿、汽车修理、钢材、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1992年，银穗公司与国营北海防护林场（以下简称“林场”）达成合作协议：以银穗公司出资1200万元，林场提供100亩土地的方式联合开发。1993年，银穗公司与林场申请将其中50亩土地用于开发综合用房项目，计划投资880万元。后银穗公司与林场按照相关规定向北海市规划局、北海市土地管理局等部门报批并取得33960㎡（折50.94亩）土地使用的红某（规划许可），但因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和相关配套费，双方并未取得该50.94亩土地的土地使用证。之后，林场退股，银穗公司通过支付200万元给林场的方式取得该50.94亩土地使用的红某，并由银穗公司单独开发。1993年，因政策变化，金穗公司决定解散银穗公司并对银穗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针对该50.94亩土地，金穗公司决定将其转卖给北海市冰峰房地产集团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冰峰公司”）。冰峰公司在预先支付1080万元费用后决定不再购买该块地并要求银穗公司退款。因银穗公司已将该款项用于缴纳部分土地出让金及支付股东的股金，经双方协商，银穗公司将50.94亩土地中的24.48亩划给冰峰公司，剩余26.46亩土地的红某仍在银穗公司名下。对于该26.46亩土地的处置方式，金穗公司未作出明确指示。在办理上述24.48亩土地转让手续时，邓某武找到在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工作的被告人邹世国帮忙，并经邹世国介绍认识雷某忠，通过雷某忠及邹世国帮忙办理了该土地的转让手续。 1996年，北海市政府出台闲置土地盘整政策，决定将超过一定年限未动工的闲置土地予以收回。邓某武为了保住银穗公司名下26.46亩闲置土地不被政府收回，找到时任北海市盘整办规划建设部副部长雷某忠，让雷某忠出面帮忙保住银穗公司名下的26.46亩土地不被政府收回，并承诺保下来的26.46亩土地由邓某武、雷某忠及邹世国三人共有，将来处理了土地再分钱，雷某忠对此表示同意。因银穗公司欠北海市国土局的地价款尚未缴纳，该26.46亩土地一直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为了取得该土地的土地使用证，经雷某忠介绍，邓某武结识包工头刘某2才，并与雷某忠、刘某2才共同商谋虚构三角债务，以北海市政府欠刘南才所挂靠的南宁市基础工程公司北海分公司的垫资修路工程款冲抵银穗公司欠政府134.6万元地价款的方式，缴纳银穗公司剩余地价款，并减免银穗公司所欠地价款的滞纳金和利息。后通过雷某忠和邹世国的帮忙，将该26.46亩土地划分为10.14亩（折6762㎡）和16.32亩（折10878㎡），于1998年3月3日分别办理了（1998）北土建字第002号（用地面积10878㎡）、003号（用地面积6762㎡）《建设用地批准书》，登记在银穗公司名下。邹世国将其中10.14亩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交由雷某忠转交给刘某2才，剩余16.32亩土地归邓某武、雷某忠及邹世国共有。后邓某武将银穗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交给被告人邹世国保管，让邹世国代为办理公司年审、报税等工作。 为了将该16.32亩土地变卖折现，邓某武于1998年介绍博白中学教师郑某、李某、周某等5人到北海与雷某忠商谈购地事宜。经谈判，郑某等5人以55万元的价格购得其中8亩土地的使用权，雷某忠以其父亲雷志教的名义与飞速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协议书》，约定该16.32亩土地卖出所获得的收益扣除成本后双方平分。1999年银穗公司变更名称为北海飞速经贸公司（以下简称“飞速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某，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不变，原（1998）北土建字第00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项下土地使用者更名为飞速公司，换发北海市（2000）地字第**《建设用地批准书》。期间，被告人邹世国及雷某忠作为银穗公司、飞速公司联系人和收件人参与办理了公司变更及年检报告等手续。 2002年，因刘某2才急需用钱，便经中介公司介绍将其获得的10.14亩土地转让给奔成公司。2007年，经邹世国牵线，由郑某等5人出资180万元从奔成公司购回该10.14亩土地。因该10.14亩土地仍登记在银穗公司名下，土地的转让仍需要邓某武、雷某忠及被告人邹世国的协调帮忙，因此邓某武、雷某忠、被告人邹世国与郑某等人签订承诺书，约定该10.14亩土地的收益扣除飞速公司投入的180万元及利息后，由雷某忠、邓某武及被告人邹世国每人占2/9，郑某等5人占1/3。 2009年，经雷某忠牵线，邓某武与郑某等人将上述共26.46亩土地以180万元/亩的价格卖给了浙江商人赵某。因飞速公司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为了避免土地转让手续费用等，赵某提出通过接收公司股份的方式全盘收购飞速公司，并由邓某武、郑某等人办理飞速公司的改制手续。为使得该26.46亩土地顺利转让，雷某忠及被告人邹世国帮忙协调，其中雷某忠负责协调工商部门，被告人邹世国负责打印、复印、整理企业改制资料并应邓某武的要求在银穗公司的改制资料上代签金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的名字，后将北海飞速经贸公司改制为北海飞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英姿，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郑某收到赵某转账支付的上述土地款后，按照约定转账给雷某忠1213万元，转账给邓某武836.4万元，并按照被告人邹世国的要求将453.8万元转账至其儿子邹全武的银行账户。 案发后，被告人邹世国已向检察机关退出赃款人民币50万元。 原判认定事实上述的证据有：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到案说明，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同案人雷某忠的任职文件，扣押清单及发票，郑某的银行流水清单，承诺书，博白县金穗实业总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北海银穗经济发展公司的工商登记、企业变更、年检报告等资料，银穗公司名下位于北海市广东路以东、北背岭村以北面积为17639.88平方米的宗地历史资料、土地登记资料，北海市土地盘整办第二十八次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公司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北海市国土局于2017年8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刘某1的死亡证明，证人周某、李某、赵某、郑某的证言，同案人邓某武、雷某忠的供述，被告人邹世国的供述与辩解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邹世国与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雷某忠勾结，利用雷某忠职务上的便利，帮助邓某武、郑某等办理涉案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权属转让等手续，并参与公司名称变更及企业改制，共同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1666.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被告人邹世国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邹世国的亲属主动代其退出赃款50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邹世国虽然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罪行，但之后又翻供，不具有自首情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邹世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邹世国退出的赃款人民币5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继续追缴被告人邹世国的犯罪所得人民币403.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邹世国及其辩护人均提出：1.邹世国是北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工勤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办理土地证书也不是其职权范围，没有职务便利条件，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2.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邹世国与雷某忠共谋涉案土地的办证事宜，涉案的16.32亩土地是邓某武与雷某忠两人进行合谋，并且他们二人完全可以完成该土地的办证和转让变现，无需邹世国参与，邹世国也从未就银穗公司26.4亩土地的办证及分取好处等事宜与雷某忠、邓某武进行过商谋，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和共同犯意，原判认定邹世国与雷某忠构成共同受贿犯罪没有事实依据；3.邹世国对通过刘某2才工程款抵土地出让金之事毫不知情，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配合办理土地权属证书，其帮邓某武把土地证件转交雷某忠纯属帮忙，与雷某忠的职务便利并无关联，其和雷某忠关系不好，还为刘某2才10亩土地证发生过口角，不存在事前合谋、事中配合的基础；4.本案涉及职务之便的事实仅限于雷某忠为银穗公司办理26.4亩土地，期间邹世国主要受邓某武之托保管银穗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将10亩土地的证照交给雷某忠转交刘某2才，2007年从奔成公司回购10亩土地，按照邓某武要求在改制材料上签字等，但实施上述行为时雷某忠利用职务便利为邓某武谋取利益的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相关行为均是受邓某武所托，与雷某忠的行为各自独立，不属于参与受贿，原判认定是事中参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郑某等人关于邹世国对涉案的16.32亩土地享有份额的证言不是事实，郑某等人收购该16.32亩土地后因面积小不好转卖，邹世国提议回购已转让给奔成公司的10亩土地后整体出卖，经和郑某、邓某武等人协商后由邹世国以180万元的价格包干回购，并自行承担回购风险，该10亩土地顺利回购后与16亩土地整体转卖给浙江老板赵某等人，转让价格明显高于回购价格，邹世国收取的453.8万元是因回购土地及提供担保而取得的中介报酬，与雷某忠的职务行为没有关联，原判认定邹世国与雷某忠、邓某武共有涉案的16.32亩土地、该453.8万元为受贿赃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判认定邹世国伙同雷某忠共同受贿1666.8万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本院改判邹世国无罪。 辩护人陈丽萍另提出：1.公诉机关指控邹世国与同案人雷某忠共同受贿，但未将本案与雷某忠案并案审理或者等雷某忠一案作出生效判决后再行判决，而是对本案单独审理并先行判决，属程序违法；2.邹世国家属在一审判决宣告前向检察机关缴纳人民币100万元，原判认定邹世国亲属主动代其退赃50万元与事实不符。 北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1.原判认定上诉人邹世国犯受贿罪定性正确；2.涉案26.46亩土地中有10.14亩约定用于补偿刘某2才以其对政府的债权冲抵涉案26.46亩土地的出让金，后刘某2才把该10.14亩土地转给奔成公司后经邹世国牵线由郑某等人赎回，该土地是否属于受贿性质有较大争议；3.上诉人邹世国与同案人雷某忠共同受贿，原判认定邹世国是从犯，获利453.8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而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同案人雷某忠是主犯，获利1213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可见原判未能全面评价本案主、从犯所起的作用，未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明显失衡；4.邹世国通过家属向检察机关退赃100万元，应在量刑中予以体现。建议本院无需开庭审理，依法作出维持案件定性、并适当调整量刑的终审判决。 在二审审理期间，辩护人陈丽萍向本院提交了票据一张，用以证明上诉人邹世国通过家属向检察机关共退出赃款100万元。除此之外，上诉人邹世国、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邹世国与同案人雷某忠、邓某武商谋，共同利用雷某忠的职务便利使银穗公司拥有红某的26.46亩土地得以不被政府无偿收回，并经过运作将该土地出售给他人后共同瓜分销售得款，雷某忠分得人民币1213万元、邹世国分得人民币453.8万元、邓某武分得人民币836.4万元的事实与原判一致。原判所采用的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印证，能客观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且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发后，上诉人邹世国通过家属向检察机关退出赃款人民币100万元。该事实有辩护人提交的收款票据予以证实，并得到了北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上诉人邹世国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和辩护意见、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未与同案人雷某忠、邓某武并案审理并先行判决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 经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二条及第三条规定，对于涉嫌共同犯罪案件或者与该案件有牵连关系的部分犯罪嫌疑人，由于法律有特殊规定或者案件存在特殊情况等原因，不能或者不宜与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同案处理，可以从案件中分离出来单独处理。该《指导意见》第四条还规定，不适用“另案处理”的情形有：(一)现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法不应当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拟作或者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终止侦查或者其他处理的；(二)行为人在本案中所涉犯罪行为，之前已被司法机关依法作不起诉决定、刑事判决等处理并生效的。本案原公诉机关对上诉人邹世国单独起诉，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后对邹世国作出有罪判决，不违反上述《指导意见》的禁止性规定，辩护人提出原判程序违法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邹世国是否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以及其事前是否和同案人雷某忠、邓某武存在犯罪通谋，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 经查，北海市国土资源局的证明、雷某忠任职文件等证据证实，邹世国案发前一直在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工勤岗位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同案人雷某忠在1994年即到北海市土地局（后更名为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工作，1996年间抽调北海市盘整办任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后又在北海市国土资源局任多个领导职务直至案发，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雷某忠、邓某武的供述，证人李某、郑某、赵某等人的证言，涉案土地的材料以及银穗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企业年检、企业改制资料等证据一致证实，1995年间银穗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武经邹世国介绍认识了雷某忠，1996年间因银穗公司无力开发与国营北海林场合作遗留的26.46亩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被北海市政府无偿收回，邓某武为了让该土地不被收回并从中获取个人非法利益，与雷某忠、邹世国共同商谋利用雷某忠时任北海市盘整办规划建设部副部长的职务便利保住该土地不被收回，并承诺事成后该土地由三人共有，将来土地处理后大家再分钱。达成通谋后，雷某忠联系刘某2才，通过虚构三角债、用北海市政府所欠刘某2才工程款冲抵涉案土地出让金的方式，让该26.46亩土地得以不被收回并登记在银穗公司名下。在办理该26.46亩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过程中，邹世国负责沟通联络、跟踪办证过程，证件办好后由邹世国将其中10.14亩建设用地批准书交给雷某忠转交给刘某2才，后又按照邓某武的要求代为保管银穗公司的重要印鉴和代办银穗公司的工商年检。为将余下的16.32亩土地顺利变现，2007年邹世国又提议让郑某等人出资回购上述10.14亩土地并促成了交易，然后以银穗公司（飞速公司）企业改制的方式将该26.46亩土地整体卖给赵某等浙江商人，邹世国在此过程中负责打印、复印、整理企业改制资料，按照邓某武的要求在改制资料上冒签银穗公司母公司金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的名字，并在最终将涉案土地变卖后参与瓜分所得款项。虽然上诉人邹世国拒不承认其曾与同案人雷某忠、邓某武进行过犯罪通谋，但其曾经供认参与了飞速公司的企业改制，与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其与雷某忠、邓某武事前存在犯罪共谋、事中相互分工配合、事后共同瓜分土地销售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故上诉人邹世国及其辩护人提出邹世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没有参与犯罪通谋、没有共同犯意，不构成受贿罪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诉人邹世国共同受贿的数额如何认定，以及其分得的453.8万元是否属于赃款的问题。 经查，本案证据反映，1992年银穗公司与国营北海防护林场达成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当时双方取得了50.94亩土地使用的红某（规划许可），但因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和相关配套费，未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之后银穗公司支付200万元给林场，单独拥有该50.94亩土地的红某，1993年金穗公司决定解散银穗公司并对银穗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时，将其中的24.48亩土地转卖给冰峰公司，剩余26.46亩土地的红某仍在银穗公司名下，但因无力缴纳出让金，银穗公司不拥有该土地的使用权。1996年间北海市政府出台相关土地盘整政策后，邓某武为了避免该26.46亩土地被政府无偿收回，向同案人雷某忠、上诉人邹世国许诺：如能保住该土地则三人共有该土地，将来处理了土地之后再分钱给他们。该承诺虽然包含了“土地共有”的约定，但当时该26.46亩土地既不在邓某武名下也不在银穗公司名下，邓某武根本无权也无法处置该土地。而在此后的操作中，先是引入刘某2才缴纳土地出让金而分割了10.14亩土地给刘某2才，接着引入郑某等五位老师出资入股而将剩余的16.32亩土地分割一半给老师们，后又经邹世国牵线回购10.14亩土地，邓某武三人此前商定的“共有土地”先后经历了两次削减、最终恢复原有面积的变化，“共有土地”的人员也增加了郑某等五位老师，可见邓某武三人约定“共有土地”的意图并非是要将涉案土地分割到各自名下直接占为己有，不能以该约定来认定贿赂物就是涉案的土地；反之三人“处理土地后分钱”的约定则贯彻了整个贿赂行为的始终，反映出三人在贿赂合谋时形成的共识是要将土地出售后再分配、占有销售所得钱款。为了实现该目的，雷某忠除了利用其职务便利帮助邓某武保住涉案土地不被政府收回，还利用其担任北海市国土资源局领导干部的身份为郑某等五名老师“入股”做背书和帮助联系赵某等浙江商人购买涉案土地。但是，1998年涉案26.46亩土地办证后其中的10.14亩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了刘某2才，该土地仍登记在银穗公司名下，该土地使用权变更到他人名下需要得到银穗公司及土地实际控制人的同意，故后来刘某2才将该土地转给奔成公司后，奔成公司无法将它登记在自己名下，但雷某忠等人以“企业改制”方式出售另一块16.32亩土地时也可能遭到奔成公司的反对。故邹世国牵线回购该10.14亩土地，是为了配合雷某忠、邓某武将涉案土地整体出售、最终共同瓜分土地销售款的目的，属于本案共同受贿行为的重要环节，该10.14亩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亦应纳入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的贿赂物应为雷某忠、邹世国二人分得的土地销售款共计1666.8万元，其中邹世国收到的453.8万元是其共同受贿犯罪所得的赃款。综上，上诉人邹世国及其辩护人提出邹世国收取的453.8万元是因其牵线回购10.14亩土地及提供担保而取得的中介报酬，与雷某忠的职务行为没有关联，该453.8万元不是受贿赃款，原判认定邹世国伙同雷某忠共同受贿1666.8万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以及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涉案的10.14亩土地的收益性质与另16.32亩土地不同，是否属于受贿性质存在较大争议的意见，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原判对上诉人邹世国的量刑是否失衡的问题。 经查，同案人雷某忠在作案时段先后任北海市盘整办任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科干部、执法监察科科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等多个领导职务，是本案利用职务便利实现请托人请托事项的主要责任人，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起最主要的作用，是主犯；而上诉人邹世国身为北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工勤人员，不具备职务便利条件，仅利用其熟悉本单位人员和相关土地政策、办事流程的优势，配合同案人雷某忠、邓某武办理证照、企业年检等事项，以及牵线回购10.14亩土地，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同案人雷某忠因本案的共同受贿行为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原判对上诉人邹世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的量刑明显失衡，不能正确评价本案主、从犯所起的作用以及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原判量刑失衡、建议本院对量刑进行调整的意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邹世国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在共同受贿犯罪活动中，上诉人邹世国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案发后邹世国通过家属向检察机关退出赃款100万元，可以视为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邹世国主动退赃仅50万元与事实不符的意见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邹世国尚余犯罪所得353.8万元未退出，依法应继续追缴并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综合考虑上诉人邹世国犯罪的行为、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决定对上诉人邹世国减轻处罚。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唯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3刑初7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的定性部分，即“被告人邹世国犯受贿罪”； 二、撤销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3刑初7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的量刑部分和第二项、第三项，即“一、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邹世国退出的赃款人民币5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继续追缴被告人邹世国的犯罪所得人民币403.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世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一日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4日起至2027年5月3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世国退出的赃款人民币100万元（未随案移送），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五、继续追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世国的犯罪所得人民币353.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辉凯 审 判 员 黄思盛 审 判 员 李雪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黎 杨 书 记 员 陈家正 附：本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