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521行初71号 原告刘世碧，女，196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学仕，系七星关区田坝桥镇田坝桥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 法定代表人郑荣，局长。 出庭负责人陈环。 委托代理人黄育忠。 委托代理人陈兵。 第三人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住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div> 法定代表人彭宇，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唐山。 原告刘世碧诉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毕节市人社局）及第三人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毕节市烟草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于2020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原、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世碧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学仕，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三级调研员陈环、委托代理人黄育忠、陈兵，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委托代理人唐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第三人1991年11月聘用的职工，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2005年参加全省、全区烤烟分级选拔赛获得一名，被评为全省烤烟分级“技术人员”。2007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2011年被贵州省烟草公司评为“十一五”科技创新技术优秀能手称号。原告一直在第三人从事烤烟生产、收购及样品制作工作，2013年第三人下发文件，聘原告为烟叶生产收购科烟叶样品制样员。2015年5月31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烟叶样品制样员从事管理工作。根据劳部发（1995）309号意见第五十七条、黔劳局发（1995）244号文件第三条及毕署劳社局字（2005）08号复函第二项规定，管理岗位女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为55周岁，工人岗位在职的退休年龄50周岁。原告虽然年满50周岁，但从2013年后一直在第三人烟叶生产收购科从事管理工作，担任样品制样员。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毕节市烟草商业工作标准》中烟叶样品管理员职责说明书职能描述足以说明原告是管理岗位管理人员，正常退休年龄是55周岁。但是，被告却于2019年9月30日下文批复了第三人，同意原告退休。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劳动权。请求判决撤销《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汪义萍等五十五名同志退休的批复》[毕人社复（2019）314号]中对原告退休的批复，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毕节市人社局《关于汪义萍等五十五名同志退休的批复》[毕人社复（2019）314号]。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批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 3、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编号：BY20150001）、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机关员工岗位人员聘任的通知、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委员会文件[毕烟党（2017）11号]、刘世碧简介、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企业标准烟叶生产收购科部门及岗位工作标准、2.11烟叶生产收购科烟叶样品管理员岗位职责说明书、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企业标准烟叶生产收购科部门及岗位工作标准毕节市烟草商业工作标准、1.10烟叶样品管理员职责说明书、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贵州省劳动局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补充意见（黔劳局发{1995}244号）、关于对赫章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女职工身份认定的请示》的复函[毕署劳社局字(2005)08号]。拟证明原告在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从事管理岗位，退休年龄应为55岁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没有加盖第三人公司的公章，虽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有签字，但无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及签字，所以该份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其余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对劳动合同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认为[毕烟党（2017）11号]文件与吴学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情况表无任何关联；认为工作标准、2.11烟叶生产收购科烟叶样品管理员岗位职责说明书与原告的工作岗位不一致，原告的工作岗位是烟叶样品制样员，但是该标准表是烟叶样品管理员，同时该表只是工作内容的提示，并非是岗位定性证明文件。 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查明，被答辩人退休前系第三人职工。2019年9月11日，答辩人收到第三人提交的申请办理被答辩人退休手续的相关资料。经答辩人审核，被答辩人人事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96年9月，已年满50周岁。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资料显示，被答辩人在第三人处工作时的工作岗位为工人岗位。符合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的退休条件，故答辩人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对第三人申报的被答辩人的退休申请作出批复，同意被答辩人；二、根据黔人社通（2019）135号规程第七十三条规定，2019年9月11日，答辩人收到第三人提交的申请办理被答辩人退休手续的相关资料。经答辩人审核，被答辩人符合国发（1978）104号规定的退休条件，答辩人向第三人作出了同意被答辩人退休的批复，并送达第三人，符合《贵州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规程（试行）》规定的程序；三、答辩人的上述行为符合黔劳险字（1993）1号通知第二条、黔人社通（2019）135号通知第七十三条、国发（1978）104号文件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答辩人符合退休条件，答辩人依法对第三人作出批复，同意被答辩人退休的行政行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答辩人《关于汪义萍等五十五名同志退休的批复》中对第三人作出的同意被答辩人退休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刘世碧身份信息、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信息、刘世碧退休审批表、刘世碧退休公示情况表、刘世碧参保情况及享受养老待遇核定表、毕节市人社局《关于汪义萍等五十五名同志退休的批复》[毕人社复（2019）314号]、刘世碧提供的退休待遇支付银行卡、刘世碧退休人员联系卡、退休批复送达回证、政策依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政策依据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是管理岗位而非工人岗位；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述称，1、根据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人年满50周岁应当办理退休。原告1969年9月出生，自招聘到第三人单位以来一直是工人身份且一直在工人岗位工作，到第三人烟叶生产部门承担烟叶样品的选样和制样，到现在原告的岗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同时，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原告是烟叶样品制样员，从事烟叶样品制作工作，岗位为生产操作性质，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说明从事烟叶生产，样品制作；2、《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原告所称2015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第三人与原告合法生效的劳动合同是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应该以签订日期在后的一份为准，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通过双方签字盖章予以确认的，具备法律效力；3、根据[黔劳险字(1993)1号]通知规定，第三人向职工退休主管部门填报原告退休呈报材料，并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原告对按工人身份及工人岗位为其办理退休没有任何异议。对于职工退休时工作岗位性质属于管理岗位还是操作工人岗位，应当属于企业的用工自主管理权范畴。第三人的行为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不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合法合规。 第三人毕节烟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第三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适格。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小工发票。拟证明原告在第三人工人岗位做小工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客观性和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烟草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机关员工岗位人员聘任的通知、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印发《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机关全员岗位竞聘、面向全市烟草商业公开选拔副科级干部及选派研究生挂职锻炼的方案》的通知。拟证明原告的工作岗位不是管理岗位，而是生产操作工人岗位。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三份文件与第三人设置的岗位是相互冲突的，样品制样员不一定就是工人岗位；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2010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拟证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原告退休前与第三人签订的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原告是在烟叶样品制样员岗位从事烟叶样品制作。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2015年原告与第三人只签订了一份合同，该份合同明确载明原告是从事管理岗位；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退休公示材料。拟证明第三人办理退休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为原告办理退休的程序违法，原告在此期间多次找第三人领导予以解决，但至今未果才导致本次诉讼；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及原告对第三人第1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原告第3组证据中的《劳动合同》只有第三人的人事科长（委托代理人）签字，但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无单位印章，在第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证据中的《参保人员退休（职）审批表》“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公章）”栏内加盖是第三人所属的烟叶营销中心的公章而非第三人单位公章，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职工退休公示情况表》未能显示具体的公示方式和公示经过，且“参统企业签章”栏内加盖是第三人所属的烟叶营销中心的公章而非第三人单位公章，并非由第三人进行公示，不能证明第三人已对原告退休事宜进行过公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证据中的《参保人员享受养老待遇核定表》形成于被告的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之后，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证据中的《离退休（退职）人员联系卡》载明的填卡日期与其载明离退休退职时间及进行年度认证的时间存在逻辑矛盾，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其余证据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要求，本院依法结合当事人各自的证明目的和对方的质证意见，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烟叶生产收购科系该局烟叶生产收购的职能管理机构。原告刘世碧于1969年9月30日出生，于1992年3月应聘至第三人毕节市烟草局（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工作。2010年6月1日，第三人（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5年，乙方同意在烟叶样品员岗位从事烟叶样品制作工作。2013年6月26日，第三人《关于机关员工岗位人员聘任的通知》[毕烟人（2013）375号]聘原告为该局烟叶生产收购科烟叶样品制样员。2015年6月1日，第三人（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自至2015年6月1日起至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条件出现时止，乙方同意在烟叶样品员岗位从事烟叶样品制样工作。以上《劳动合同》签订后至2019年9月30日前，原告一直在第三人的烟叶生产收购科任烟叶样品制样员。2019年9月，因原告即将年满50周岁，第三人单方向被告毕节市人社局提供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相关证据材料，申请被告对原告等拟退休人员的退休进行审批。同年9月30日，被告认为原告等符合退休条件，遂作出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同意原告刘世碧等人退休。原告认为其从事的是管理工作，其工作岗位属于管理岗位，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被告的批复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劳动权利，于2020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中涉及原告刘世碧退休的批复。 另查明，2007年4月2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烟人（2007）204号文件规定，烟草行业岗位分为管理类岗位、专业技术类岗位、生产操作类岗位、业务类岗位及服务类岗位。2013年5月21日，第三人毕烟人（2013）258号通知中的《机关岗位编制及薪级表》载明，该局烟叶生产收购科烟叶样品制样员的岗位序列等级为操作九级，薪级为四级。2007年，原告参加全国烟叶分级职业技能竞赛获第十名并获全国烟草技术能手；2007年、2008年参加国家局举办国外烟叶学习烟叶分级理论、实物标准判别培训，获得合格证；2008年，原告成为贵州省烟叶仿制样品评审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省公司评为“十一五”科技创新优秀技术能手称号；2017年1月10日，原告成为第三人成立的“吴学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专家团队成员，同时担任烟叶样品管理员。根据第三人2015年企业标准记载，该局烟叶生产收购科设烟叶样品管理员（操作九级、专管十三级）等岗位；第三人2018年企业标准记载，该局烟叶生产收购科设烟叶样品管理员（专管十二级）等岗位。 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并经各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刘世碧的身份属于工人岗位还是管理岗位；2、被告作出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人民法院主要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进行审查。 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第75条规定，“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者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贵州省劳动局《关于贯彻执行的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黔劳局发（1995）244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第75条岗位变动后退休年龄和条件问题。用人单位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以后，打破了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但现行的退休年龄还与所从事的岗位有不同的规定。对于岗位转变的，不论工人岗位转为干部（技术、管理）岗位或者由部（技术、管理）岗位转为工人岗位的，都要在新从事的岗位至少工作满两年以上，才能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和条件的规定办理退休。”贵州省人社厅对贵阳市劳动局《关于审批提前退休问题的请示》的复函[黔劳社厅发（2000）5号]第三条规定：“企业内部干部（技术）岗位和工人岗位相互转换，在新的工作岗位工作满两年以上者，可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和条件规定办理退休。”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管理人员是指企业内部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各职能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生产经营单位中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原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关于的几点说明》载明：“《规定》第二条指出，本规定所称聘用制干部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包括合同制工人）中聘用到干部岗位上任职的工作人员。”“本条所说的干部岗位，包括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原毕节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企业女职工身份认定的请示》的复函[毕署劳社局字（2005）08号]第二条规定：“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和职能机构及各基本车间与辅助车间（或附属单位）从事行政、生产、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人员。包括脱离生产岗位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人在内，也包括企业办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企业办学校的教师。管理岗位女职工正常退休年龄55周岁。”以上劳部发（1995）309号通知第75条中的“原干部（技术）岗位”即原干部岗位，按照原国家人事部的解释和说明，包括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两种。 本案中，虽然原告参加工作之初属于聘用制工人身份、第三人与其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并未具体明确原告的岗位为“管理岗位”，但之后原告的身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动。本案有效证据能综合印证被告批复同意原告刘世碧退休前，其在第三人所处岗位为“烟叶样品制样员（管理员）”岗位，且其已在该岗位上连续工作了近十年。根据第三人相关的企业标准、相关岗位设置文件规定及原告所处岗位的实际条件和要求，“烟叶样品制样员（管理员）”岗位需要较强的专业技术和相关的工作经验，并经过相应的专业考核、考评，获得相应的任职资质和条件，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专业技术岗位而非工人岗位。而原告正是通过了相应的培训、考核后，已经获得了“烟叶样品制样员（管理员）”岗位即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资格和条件，并已经成为第三人烟叶样品制样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成员。因此，根据以上相关文件规定精神，结合第三人相关岗位的设置和原告的实际工作岗位的具体情况来看，原告在被告实际上属于第三人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所处岗位为第三人烟叶生产收购科的专业技术岗位而非工人岗位。 被告作为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的审批机关，具有审查批准企业职工退休等相关事宜的法定职权。因退休事关原告的劳动权和休息权，直接关系其切身利益，被告理应审慎对待原告退休事宜的审核和审批。但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收到第三人递交的关于原告退休的相关申报材料后，在第三人所报材料存在诸如并无原告本人申请、签名，退休审批表及退休公示情况表中涉及“所在单位审核意见”栏内及“参统企业签章”栏内签章不符合规定、公示情况真实性存疑等情况下，根据《贵州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规程（试行）》等相关操作规程和程序的规定对严格原告出生时间、工作岗位等相关资料与原告进行当面确认和核对，对原告退休的资格和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相关信息与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了核对和完善。如前所述，由于本案原告的工作岗位依法应认定为专业技术岗位，而关于现岗位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可查到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地方性法规乃至等人社部对外公示的文件中均表述为&ldquo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技术）年满55周岁。”因此，被告最终认定原告处于工人岗位，已年满50周岁，符合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的退休年龄条件，并作出毕人社复（2019）314号批复而同意其退休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的毕人社复（2019）314号《关于汪义萍等五十五名同志退休的批复》中关于同意原告刘世碧退休部分的内容。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李莲文 人民陪审员  吴绪英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罗单 书记员王丽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大方法院官方网站大方法院官方微博大方法院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