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1民初3321号原告：黄焕瑜，男，1951年8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结，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花，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钰钊，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2***********。被告：黄瑞添，男，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运森，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焕瑜与被告黄钰钊、黄瑞添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焕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结、陈春花，被告黄钰钊，被告黄瑞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运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焕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征收款453806元及支付利息（以45380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返还款项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995年起，原告与两被告合伙共同投资经营虾场，虾场按照原告占50%的比例进行投资并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按照这种模式大概经营至2005年时，各方已经开始独立分开经营。此时，恰好原租赁合同到期，所以2005年10月18日，原告与两被告、案外人黄永森签订虾场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虾场养殖。投资共分8股，原告占4股，黄钰钊占2股，黄瑞添占1股，黄永森占1股，各股份共享补偿及赔偿责任。协议签订后，各方按协议的约定承租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石井经联社）土名为“鱼栏角”鱼塘经营水产养殖。2015年12月10日，原告与两被告（合同的乙方）与石井经联社（合同的甲方）签订了《鱼塘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承租甲方的“鱼栏角”鱼塘，面积64.9亩，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合同期内遇政府征收，生产损失补偿乙方所有。合同还对租赁事宜作其他的约定。合同履行期间，中山市南部供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部供水公司）征收原告与两被告承租的上述部分鱼塘。在征收过程中，是原告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因补偿标准与原告提出的相差较远，所以原告拒绝该补偿金额。但被告黄瑞添私下隐瞒原告和黄钰钊与相关部门签署了补偿协议并领取相关补偿款，已违反了各方约定，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南部供水公司的补偿标准，鱼塘共获得了907612元的补偿款。本案所涉及的合伙财产的补偿主要是在1995年后，大家按照原告占50%的比例进行投资而形成地上建筑物，该建筑物在本次征收中获得相应补偿。补偿款作为原告与两被告共同分享的收益，应当按股份的比例分享，但两被告在收取款项后拒绝分配给原告，损害了原告的合同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黄钰钊辩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最早的时候是四个人合伙，即原、被告及黄永森，后来黄永森退伙，将其股份转给了黄瑞添，后面就三个人继续合伙，合伙比例如果分为四股的话，原告占两股，黄钰钊和黄瑞添各占一股。对于补偿问题，因原告是大股东，三方口头约定由原告作为代表与住建局进行协商征收补偿事宜，但协商了几个月后，因价格不合适没有协商成功。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一直是由被告黄瑞添保管。2019年下半年后，听说黄瑞添已经与住建局达成征收协议且收取了相应的征收款项。黄瑞添称其收了70多万元的征收款，还有合计20多万的征收款是黄钰钊经营的部分征收款，可以去住建局收取。黄钰钊认为，黄瑞添收取了属于其经营的两个鱼塘征收款，双方在住建局调解，最后方案是不拆除黄钰钊的建筑物，让黄瑞添将两个鱼塘的征收款44559元支付给其，黄钰钊写了收据，但黄瑞添不签名。另外，经与住建局协商，住建局还补偿支付了青苗补偿款198104元给黄钰钊。黄钰钊所收到的征收补偿款19万多元，其中被征收的工棚90%是其自己后来加建的，与合伙无关。若三方愿意按照原合伙协议的约定，按出资比例分割征收款，其本人没意见。但若黄瑞添坚持按征收的财产是谁建设由谁征收的话，本人亦坚持按该方案分割。被告黄瑞添辩称，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及黄永森四人于1995年在大涌镇签订虾苗场的养殖协议，前三年是四人一起共同经营，在1998年之后因合不来就分开各自独立经营。大家约定原告占二分之一，两被告各占二分之一。2019年1月30日，三方书面形式签订了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书，注明各人各占三分之一经营。本次政府只征收了一部分，其中被告黄瑞添的部分被全部征收，黄钰钊的只征收了部分，原告的鱼塘没有被征收，现在还在经营。由于原告经营的部分没有被征收，原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所以原告没有权利享有征收补偿款。关于建筑物，1995年大家合伙时建设的工棚是松皮屋，1998年分开经营后，大家共同建造的工棚都是由各自建设维修，黄瑞添已经维修过三次，工棚由松皮屋改为锌铁屋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四人大约自1995年起开始合伙经营虾场养殖。2005年10月18日，黄焕瑜（甲方）与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乙方）签订了《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俩场总面积共投资8股份，甲方黄焕瑜占4股，乙方占4股（4股之中黄钰钊占2股，黄瑞添占1股，黄永森占1股）；该面积合同签16年期，8股共享补偿及各等赔偿资产责任，到时补偿及赔偿责任共同商量，但一定由大股决定，小股无条件服从；该面积除去景顺场尾自己投资10亩外，不关黄焕瑜其总面积共同分享，此据。四人均在该协议书落款处签字确认。2006年左右，黄永森退伙，其个人所占部分全部转由黄瑞添继续经营。2015年12月10日，黄焕瑜与黄瑞添、黄钰钊（乙方）与石井经联社（甲方）签订了《鱼塘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土名“鱼栏角”鱼塘，面积64.9亩出租给乙方作水产养殖；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为期五年；全年租金为97350元；租赁期间，如国家、政府或集体需要征用该鱼塘用地时，乙方首先要服从退出，如上级有经济补偿，生产损失补偿归乙方（必须是直接养殖的承包户），土地补偿归甲方，同时甲方按照实际被征用面积减除乙方的租金。该合同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1月30日，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签订一份《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以下简称分割协议），约定“兹有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三人于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鱼栏角租用土地公64.9亩用于水产苗种生产，现分开三份各自己经营，每人用地面积应21.6亩，特此协议”。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民委员会在该协议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19年3月13日，黄焕瑜获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2019年3月14日，黄焕瑜、黄钰钊签订《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约定：一、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于2019年1月30日在石井社区写；二、写租用土地分割协议前三天经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商量拿到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之后即时废除，三人同意后上石井社区签写；三、在申请水产苗种许可证过程，到大涌农办搞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很多商量办法都不能够申请得到，只有用土地分割先可以申请得到。黄焕瑜、黄钰钊两人在该协议签字确认，黄瑞添在“作废协议签名人”处未签字。2019年5月，南部供水公司对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三人租赁的鱼塘中的部分鱼塘进行征收，对于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所涉及征收的虾塘及青苗补偿费用以及相关设施等补偿评估为907612元。上述虾塘中，黄瑞添所经营的范围全部被征收，黄钰钊经营的范围仅部分被征收，黄焕瑜所经营的范围未被征收。黄瑞添在庭审中确认其个人收到征收款766260元，但其中将44559元转给了黄钰钊。黄钰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其个人另外还收到青苗征收补偿款198104元。黄瑞添基于曾经双方的合作关系另分配给了10万元征收款给黄永森。黄永森将该款用于支付黄焕瑜拖欠村委的鱼塘租金。黄焕瑜对此予以认可，并同意将上述10万元在本案诉求中予以扣除。庭审中，三方确认承租的“鱼栏角”鱼塘有部分出租给他人，每年收取租金45000元，所以三人共需承担每年租金52530元。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均确认，2019年之前是按照黄焕瑜缴纳二分之一，黄钰钊、黄瑞添各缴纳四分之一承担涉案鱼塘租金，黄瑞添代表整个合伙体向村委缴纳每年租金。而对于2019年后的租金，黄钰钊称因征收减少租金后其实际缴纳租金为10500元/年。黄瑞添则称签订分割协议后，减去出租部分的租金，剩余的租金由其三人按各三分之一的比例缴纳，即每人18300元，黄焕瑜称很难计算，同意其与黄钰钊各支付16500元，剩余的款项由黄焕瑜负责。对黄瑞添该陈述，黄焕瑜、黄钰钊均不予确认，且黄瑞添对其该陈述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另，黄瑞添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2019年12月27日，石井经联社收取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鱼栏角64.9亩鱼塘2019年部分租金16500元和35300元，两笔合计51800元。关于分割协议，黄焕瑜、黄钰钊均称签订该协议并非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才签订的，签订该协议并不是为了真正分割财产，事后需要再签一份作废协议；黄瑞添则认为签订该协议后彼此已经分开经营，对于废除分割的协议其本人未签字，故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四人共同经营虾场，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四人于2005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其性质应为合伙协议。该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四人合伙期间，黄永森退伙，变更为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三人继续合伙经营，在未重新签订新的合伙协议情况下，该协议书对其三人依然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合伙是否在签订分割协议时已散伙；二、征收款应如何分割。关于焦点一。黄焕瑜、黄钰钊主张签订分割协议只是为了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并未实际履行；黄瑞添则抗辩分割协议真实有效，三方已各自分开经营。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按照常理，散伙应对合伙财产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而分割协议除了约定将租用土地分开三份各自经营每人用地21.6亩外，再无其他约定，对三方合伙的其他财产及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根本没有作出任何约定，完全不符合常理。其次，三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分割协议，黄焕瑜在2019年3月13日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后的次日即立下《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并说明签订上述分割协议是为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而不得已为之，黄钰钊亦在废除协议上签字确认。倘若签订分割协议时已经散伙，黄焕瑜、黄钰钊则完全没有必要另行制作签订废除分割协议的协议。结合三方签订分割协议时间以及办证的时间，黄焕瑜、黄钰钊的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最后,根据三方对于租金的承担，石井经联社的收据显示涉案合伙承租鱼塘2019年已交租金部分为51800元。若按照分割协议约定，三方应按照各三分之一承担租金。但是，黄钰钊却称其2019年应交纳租金为10500元，黄瑞添则称黄焕瑜口头要求其与黄钰钊各交纳16500元，两人陈述完全不一致。即使按照黄瑞添的陈述，其个人交纳部分亦并非是已付租金的三分之一，可见三人并非按照分割协议的土地面积交纳租金。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采信黄焕瑜、黄瑞添的主张，认定三方签订分割协议只是为了办证，涉案合伙并未散伙。关于焦点二。虽然涉案被征收的鱼塘主要是黄瑞添、黄钰钊经营的部分，但由于上述已认定涉案合伙尚未散伙，亦未有证据证黄瑞添已退伙，故涉案征收款的处理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处理。协议书已经约定“8股共享补偿及各等赔偿资产责任”，故涉案征收款应按照合伙比例2:1:1进行分配。鉴于黄钰钊已收取征收款242663元（含黄瑞添给付的44559元），黄瑞添收取征收款721701元，合计964364元，现黄焕瑜诉请要求按照征收评估价格907612元予以分配，系其自由权利处分，未损害他人权益，本院予以支持。因此，黄焕瑜应分得涉案征收款为453806元（907612元×½）。鉴于黄瑞添分配给黄永森的征收款10万元已用于代黄焕瑜支付应付鱼塘租金，黄焕瑜亦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故黄瑞添在本案中应收取的征收款为353806元（453806元-100000元），该款应由黄瑞添直接返还给黄焕瑜。另，黄焕瑜诉请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返还款的占有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黄焕瑜诉请要求黄钰钊对返还上述征收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于黄钰钊并未多收征收款，故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焕瑜诉求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黄钰钊抗辩合理之处，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瑞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黄焕瑜征收款353806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53806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黄焕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8.5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焕瑜负担1501.59元，被告黄瑞添负担6607元（被告黄瑞添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饶 琨人民陪审员 何 清人民陪审员 余 英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罗李力杨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