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赣71行初40号 原告王红仁，男，198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告新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新余市仙来中大道**。 法定代表人犹?，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韶勇，该市行政复议与应诉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卫民，该市司法局副局长。 第三人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城南抱石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邹家洪，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桑俊杰，该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彭世伟，江西姚建（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红仁不服被告新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裁决，于2020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红仁，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卫民、黄韶勇、出庭负责人黄道阳，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桑俊杰、彭世伟、出庭负责人曾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余府裁字［2019］43号《行政裁决书》，认为：一、王红仁主张其为王何清儿子，与案涉房屋存在共有关系，但未有证据佐证共有事实，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定。此外，王红仁的户籍已从堆上管理处堆上**迁出，现为非农户口，已不属于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其无提起行政裁决申请的主体资格。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针对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未对地上房屋进行安置的情形。申请人的房屋已于若干年前进行了安置，其依据该条款主张权利存在错误。基于以上理由，决定驳回原告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 原告王红仁诉称，一、被告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的《行政裁决书》未查明案件事实。1．此次被征收的房屋所在集体土地与此前被安置的房屋所在集体土地不是同一宗土地。案涉房屋实质为王何清、王红海、王红仁父子三人的共同财产；2．原告父亲王何清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并非真实意思的表达；3．补偿协议书的乙方是王何清父子三人，而签字的只有王何清个人。二、被告不予支持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征收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涉案的集体土地征收批复时间分别为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但第三人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2018年9月12日作出渝府字［2018］75号《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区政府对集体土地单独进行征收后，事隔十年再对集体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此时，涉案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涉案房屋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综上，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余府裁字［2019］43号《行政裁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红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原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证据3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份，证明乙方是王何清父子三人，而签字的只有王何清个人。第三组证据：证据4行政裁决书，证明原告作为申请人对区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裁决，被驳回。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涉案土地已于多年前征收，被答辩人也在多年前被安置，被答辩人申请行政裁决无事实依据。涉案土地在2007年至2012年分别由国土部门分多次进行征收，在征收过程中，已对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村民房屋进行了安置，但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父亲使用。2019年，因当地棚改，区政府着手对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包括房屋进行适当补偿，且大部分村民已签订补偿协议。因此，案涉补偿方案符合大多数村民的利益，也符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申请的裁决事项无法律依据。《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针对“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并不适用本案。被答辩人的房屋在若干年前已按照家庭人口情况进行了安置，现又通过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来否定当年的安置行为，显然不妥。三、根据《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及《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土地征收、房屋安置不服可提请行政裁决。而本案当事人对土地征收和房屋安置均无异议，土地征收款多年前已发放给村集体组织，安置房也在多年前交付给被答辩人使用。四、王红仁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其已不具备村民资格。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裁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行政裁决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据2行政裁决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市政府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了原告提起的行政裁决申请，并于2019年10月14日对裁决事项进行听证。行政裁决过程中，裁决机关在程序上充分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第二组证据：证据3是2019年10月14日听证笔录；证据4是2019年10月14日区政府在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5是2019年10月24日听证讨论记录。证明原告部分代表和区政府的听证代理人参加了本次听证，发表了意见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市政府就听证事项进行了充分合议和讨论，最终形成行政裁决。第三组证据：证据6堆上管理处证明1份；证据7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份；证据8堆上管理处情况说明1份；证据9财政资金支付凭证1份；证据10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赣71行终409号及南昌铁路运输法院（2019）赣7101行初50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1．涉案土地为集体土地，土地征收行为在若干年前已完成并无争议；2．王红仁为非农户口，不是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3．其父亲王何清与其哥哥王红海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共安置了四套房屋，王何清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了房屋补偿协议并领取了相关款项，且区政府给予王红仁一套房屋的货币补偿20万元；4．裁定书是行政裁决作出的事实依据，涉案土地征收经过了合法、适当的程序。 第三人区政府辩称，一、原告王红仁的户籍已从堆上管理处堆上**迁出，现为非农户口，已不属于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且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其父亲王何清，故其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二、原告应提交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以证明原告系案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且其案涉房屋为合法建筑。否则，其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三、原告要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补偿不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中，原告在新余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均拥有两处或两处以上宅基地，且均已于2008年、2009年获得了政府两套以上房屋的安置，基本都是就地安置，不符合《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解决居住问题及居住难”的立法精神和本意。且，与原告同情形的其他约80%的村民均已按照征收决定的规定签约并补偿到位，如在同一征收范围内采取两种标准，有失公正、公平。综上，恳请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堆上管理处证明1份。证明王红仁为非农户口，不是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第二组证据：证据2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证明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为王何清，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并非王红仁，王红仁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第三组证据：证据3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及财政资金支付凭证1份，证明王何清已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已领取协议书约定的473642元补偿款，及已按照《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管理处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给予王红仁一套房屋的货币补偿20万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证据4堆上管理处情况说明1份，证明王何清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与其两个儿子共安置了六套房屋的事实，从而证明不能适用《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行政裁决结果不服。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是原告与其父亲、哥哥的共有财产，理应具备主体资格。对证据7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房屋补偿协议书的签订并非自愿，且签订时其与哥哥都不在场，均不认可此份协议书。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2009年的安置不是案涉土地上房屋的安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裁定书只是告知要先向政府申请听证、协调，协调不成后申请裁决，并没有涉及本案事实问题。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是原告与其父亲、哥哥的共有财产，理应具备主体资格。对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同之前对被告的第三组证据8质证意见一致，这份情况说明恰好证明涉案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王红仁为非农户口，不是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且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为王何清，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并非王红仁，王红仁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对第二、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土地是不是都在2010年征收公告内。第三人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为王何清，但王红仁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裁判理由中进行论证。 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3、4、5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被告履行了行政裁决申请的受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并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证据6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王红仁为非农业户口，不是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但王红仁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裁判理由中进行论证。证据7、9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王何清已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已领取协议书约定的473642元补偿款，及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证据8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证据10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原告主张的房屋位于上述征地批复范围内。2018年9月12日，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字［2018］75号《征收决定》，并制定《补偿方案》。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证据1、2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王红仁为非农业户口，不是堆上管理处堆上**村民，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为王何清，但王红仁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裁判理由中进行论证。证据3符合“三性”，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王何清已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已领取协议书约定的473642元补偿款，及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该事实能够证明第三人是认可王红仁符合补偿条件，系补偿对象，具备提起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证据4与被告提供的证据8相同，不再重复认证。 经审理查明，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三份批复下发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行政辖区内的自然村，具体包括：堆上村小组一队、堆上村小组二队、堆上村小组三队、堆上村小组四队、新村村小组、宁家村小组一队、宁家村小组二队、茶山口村小组上屋队、茶山口村小组下屋队、堆上村委会行政办公楼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给各村集体组织，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房屋安置。原告父亲王何清与哥哥王红海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于2008年至2009年在茶山新城安置了四套房屋。但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父亲管理和使用。2018年，《补偿方案》下发后，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 2018年9月12日，区政府为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作出《征收决定》，并附《补偿方案》，《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补偿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原告不服区政府作出的上述《征收决定》，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审理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7月5日原告就《征收决定》中所附《补偿方案》向区政府申请协调，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原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要求依据《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其予以补偿。市政府受理原告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并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余府裁字［2019］43号《行政裁决书》，驳回了原告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本院（2019）赣71行终409号生效裁定书认定，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 再查明，《补偿方案》下发后，截止到2020年6月11日，已有80%以上被征收户按照《补偿方案》的规定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市政府针对王红仁提出的裁决申请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书是否合法。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的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通过复议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裁决。本案中，王红仁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经与区政府协调，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红仁向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市政府受理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裁决书并进行了送达，其行政程序合法。但，第三人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能够证明区政府是认可王红仁符合补偿条件，系补偿对象，具备提起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市政府关于王红仁不具备提起行政裁决的主体资格认定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该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被征收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中，经江西省人民政府三次征地批复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等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了房屋安置。原告父亲王何清与哥哥王红海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于2008年至2009年在茶山新城安置了四套房屋。但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父亲管理和使用。2018年，《补偿方案》下发后，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另外，区政府作出的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因此，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与案涉房屋征收是同步进行的，并且采取提供安置房的方式对原告进行了安置补偿。原告主张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不符合《若干规定》的适用条件，本院不予支持。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地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本案中，区政府2018年制定的《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该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货币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补偿方案》保障了原告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益。该方案下发后，80%以上被征收户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综上，市政府认定王红仁不具备提起行政裁决的主体资格虽有不当，但以案涉土地多年前确已被征收，房屋也早已安置，不适用《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为由，作出驳回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红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红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 闻 审 判 员  项 伟 审 判 员  张庆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戴 薇 书 记 员  刘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