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502民初3002号 原告:周永芳，男，197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腾冲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周，云南同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李宗应，女，1976年12月12日出生，住腾冲市。、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雄,云南金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勇,云南金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杨玉和，男，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保山市隆阳区。 被告：杨自铭，男，1984年8月19日出生，傣族，住腾冲市。 被告：王林生，女，197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隆阳区，现住隆阳区。 被告：张建东，男，197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保山市施甸县。 原告周永芳与被告李宗应、杨玉和、杨自铭、王林生、张建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永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周，被告李宗应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雄、王文勇，被告杨玉和、杨自铭、王林生、张建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永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本金8万元，并以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5年的资金占用费2.4万元，合计10.4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王林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德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注册成立，股东为张建东、王林生。被告李宗应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善惠民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注册成立，股东为杨玉和、李宗应、杨自铭，为弘德公司下属隆阳区城市服务中心公司。2015年4月24日，经被告李宗应介绍和游说，尚善惠民公司以其所提供格式合同的方式与原告签订《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股份出让协议书》，该《股份出让协议书》约定了原告向该公司出资8万元购买该公司股份，占有该公司10%股份。《股份出让协议书》盖有尚善惠民公司印章，被告李宗应做为甲方代表签字，落款为弘德公司。2015年4月25日原告将8万元（其中转账5万元，现金3万元）交付被告李宗应，并于当日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领股证明》，该《领股证明》记载：“浙江积分宝控股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在杭州总部举行2015年移动互联网高峰论坛暨积分宝全国新春年会，在现场对总公司和各子公司及下属城市服务中心金项链总公司原始股配发。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下属隆阳区城市服务中心公司名称为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总公司配发原始股叁万股，现对该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所配发股份，等总公司上市后股份可以进行交易置换时按认领股份份额进行正式股票。此领股证明作为持股资格证明，本领股证明一式两份，一份由领股人持有，一份由市公司保存归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领股份额以如下份额为准：公司名称：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总公司配发原始股总额:叁万股股东姓名：周永芳身份证号码5330231978××××××××占公司股份比例：10%认领总公司配发原始股份额：3000股公司代表（签名）：李宗应（捺印）认领人（签名）：周永芳（捺印）见证律师（签名）：杨恩龙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2015年4月25日”。被告李宗应签字捺印，见证律师杨恩龙签名，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分别在该《领股证明》上盖有公司印章。但直至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分别在工商登记注销时止，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都没有变更股权工商登记，没有按前述协议给予原告股东身份，原告没有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弘德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经申请公告程序后进行了简易注销，简易注销登记承诺书签名的全体投资人（股东）分别为：王林生、张建东。尚善惠民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经申请公告程序后进行了简易注销，简易注销登记承诺书签名的全体投资人（股东）分别为：李宗应、杨自铭、杨玉和。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注销时均未依法进行清算，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及其相应股东也没有将此情况对原告进行告知，具有欺诈的故意。直到2019年3月，原告才知道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己经注销的信息，原告作为“股东”，竟然不知道公司被注销，两公司股东的注销行为直接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被告李宗应辩称，一、本案被答辩人在尚善惠民公司存续期间通过协议、领股证明、领取股权证书等行为已成为公司的股东，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本案被答辩人认为尚善惠民公司未给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被答辩人一直没有享有股东身份的说法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与法律规定相悖。被答辩人在2015年4月25日即签订协议后一天就签了“领股证明”，该份证明的内容明确了此证明属于被答辩人的持股资格凭证。另外，被答辩人在2015年4月26日开始均实际参加公司组织的股东会议即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同时也享受其作为公司股东的利益，其中包括拥有创业合伙人资格即免交19800元。所以，根据本案客观事实来看，被答辩人确系尚善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以得出未经变更登记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无论是在客观事实，还是从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已成为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 二、尚善惠民公司因无法继续经营，通过合法程序注销，不存在故意损坏原告利益的行为。被答辩人认为尚善惠民公司注销未经依法清算，未将注销情况告知其本人，属于欺诈，注销行为损害了其利益，答辩人认为这一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尚善惠民公司注销的原因系不能继续经营，并且全部股东（包括被答辩人）均知晓并同意注销公司，在这一前提下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程序依法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即使未清算同样可以注销即直接注销。因此，本案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的欺诈、违法注销行为。 三、被答辩人在尚善惠民公司存续期间对公司不享有债权。被答辩人作为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其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也享受了股东利益，除此之外其未与公司发生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对公司未享有债权，所以没有任何依据在公司注销后向答辩人主张权利。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玉和辩称，在答辩人毫不知情，也没到场签字的情况下，原告周永芳与被告李宗应签订《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股份出让协议书》，《股份出让协议书》只能证明被告李宗应以8万元价格出让她个人所持有《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的10％股份给原告周永芳这一事实，此协议书是原告周永芳与被告李宗应的私下签订交易，属于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无关，也与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无因果关系。两人交易的8万元答辩人既没有得到过一分钱，也没有进入尚善惠民公司的账务中，故答辩人不承担本案诉讼请求的连带赔偿责任。答辩人也是经被告王林生与被告李宗应介绍游说，于2015年1月15日，由弘德公司提供格式合同的方式与被告王林生签订《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隆阳区城市服务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并支付给被告王林生5万元（其中：银行支付转帐49900元，现金支付100元），得到尚善惠民公司的10％的股份，成为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之一，此5万元也没有进入尚善惠民公司的账务。2015年4月25日答辩人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领股证明》，认领了总公司配发原始股3000股，2016年1月10日弘德公司颁发给了答辩人《股权证》。答辩人虽然是股东，但从未享受过《尚善惠民公司》的任何股东收益或分红。至今为止，答辩人出资的5万元也没有一分一毫的回收，答辩人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关于尚善惠民公司注销的问题，弘德公司已于2017年8月28日经申请公告程序后进行了简易注销，导致尚善惠民公司被迫停止了所有业务。为此，尚善惠民公司的法人李宗应就配合合作商家清退POS机押金工作，直到2018年10月10日来找答辩人签《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要求注销公司。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杨自铭辩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被告李宗应代理律师陈述的事实，2014年年底答辩人与王林生签订了合作协议，答辩人参与了公司的部分股东会议，行使了股东权利，原告也参与了公司的部分股东会议，答辩人对原告与李宗应之间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清楚，公司解散后，答辩人本人也有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的损失是投资损失，不应该由其他股东承担，原告与李宗应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不应该由其他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王林生辩称，弘德公司是积分宝公司的市级子公司，尚善惠民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其业务范围是代理积分宝公司的相关业务，弘德公司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答辩人是弘德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们与尚善惠民公司发起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是在尚善惠民公司还未成立前就签订的，尚善惠民公司的法人是李宗应，两个公司是独立机构，尚善惠民公司的财务、股东变更，弘德公司既不参与也不干涉。原告成为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弘德公司是基于尚善惠民公司上报来的股东人员名单及股份占比来协助尚善惠民公司完成总部原始股配发的配股证，当时也请了律师见证股权原始股配发的事实，保障全体股东的权益，基于以上事实，原告的请求无事实依据，答辩人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张建东辩称，整个尚善惠民公司的经营答辩人都没有参与，答辩人也不是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实其主张： A，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B，《股份出让协议书》《换股证》《领股证明》、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领股证明》现场照片、《农信社交易信息明细》（附客户回单）。证明：1、原被告签订了合同；2、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向被告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款项；3、按照约定，被告应当为原告办理股东资格。C，《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及其简易注销登记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简易注销公告、《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及其简易注销登记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简易注销公告。证明：自始至终，原告未被登记为股东，五被告未经清算即注销尚善惠民公司、弘德公司，构成违约，应由公司股东承担责任。 经质证，被告李宗应对A组证据无异议。对B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三个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并没有约定为原告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宜，并且本案原告已经通过领股证明、参加股东会议等行为实际成为公司股东。对C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原告没有通过登记成为尚善惠民公司股东及公司未经清算注销是否属于被告违约及侵犯原告利益应该按照证据及法律规定来判定，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被告杨玉和、杨自铭、王林生同意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被告张建东同意换股的这一事实，其他的本人不知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能部分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李宗应提交以下证据证实其主张：A1，《股权证签领表》（复印件）；A2，会议记录（复印件）；A3，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A4，第一次股东会议签到表、隆阳区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复印件）；A5，公司招商会工作分配明细（复印件）；6、工商部门一次性告知通知书、股东占股清单（复印件）。证明：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成为公司股东并参与了股东会议，行使了股东权利。B，《承诺书》（复印件）。证明除原告外的所有股东均同意公司注销。 经质证，原告对A组证据中的股权证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与原告提供的换股证、领股证明是相对应的，但是恰恰证明原告没有享受股东的权利义务；对会议记录及股东会议记录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与换股证一致；对证据A5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A6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恰证明了五被告没有到工商部门对原告的股东身份进行变更登记。对B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认可的是尚善惠民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签署的在工商登记部门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被告杨玉和、杨自铭、王林生均同意被告李宗应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被告张建东称其不知情。本院认为，被告李宗应提交的上述证据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李宗应申请证人杜某出庭作证，证实原告享有股东的实际权益。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股东权利及股东身份。1、证人证言所指的3000多元这一部分金额是打入公司账户，没有分配到原告名下；2、所谓的19800元名下的股东权益经过客户养老积分卡消费以后分配到原告作为浙江积分宝总公司创业合伙人APP注册账户下的金额或者收益只是数字，没有办法使用，到现在为止原告在该账户名下一共有16829.13元无法提取；3、证人证言也证实原告不具有工商登记中尚善惠民公司或者弘德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被告李宗应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原告享有股东的实际权益。其他四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杜某的证言能够与被告李宗应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杨玉和提交以下证据：《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隆阳区城市服务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城南支行银行卡明细账一份、《换股证》《领股证明》《股权证》。证明本人也是一名受害者。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联，被告杨玉和提供的证据材料正好证明了被告杨玉和在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身份，应当对本案承担违约责任。五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被告王林生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杨玉和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案不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杨自铭、王林生、张建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综合对本案证据的认定及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积分宝控股有限公司在保山的市级子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王林生，股东为张建东、王林生。保山市尚善惠民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是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下属隆阳区城市服务中心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原始股东为李宗应、杨玉和、杨自铭，李宗应认缴出资额为195万、杨玉和认缴出资额为30万、杨自铭认缴出资额为75万。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李宗应，杨自铭任公司监事。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是代理积分宝公司的相关业务。2015年4月24日，尚善惠民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股份出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向公司出资8万元购买尚善惠民公司股份，占有公司10%的股份，并于2015年4月25日前付完全款。合伙期间公司各股东的出资，为公司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公司终止后，公司各股东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对于公司债务承担，协议约定公司债务先由公司财产偿还，公司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为据，按比例承担。股份出让协议书盖有尚善惠民公司印章，被告李宗应做为甲方代表签字，原告在乙方代表栏签字，最后落款为弘德公司。2015年4月25日原告将8万元（其中转账5万元，现金3万元）交付被告李宗应。股份出让协议书中转让给原告的10%的股份是李宗应持有的尚善惠民公司的股权份额。原告在成为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后于2015年4月25日在律师杨恩龙见证下签署了《领股证明》，《领股证明》主要载明浙江积分宝控股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在杭州总部举行2015年移动互联网高峰论坛暨积分宝全国新春年会，在现场对总公司和各子公司及下属城市服务中心金项链总公司原始股配发。尚善惠民公司获得总公司配发原始股叁万股，尚善惠民公司对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所配发股份，等总公司上市后股份可以进行交易置换时按认领股份份额进行正式股票。周永芳占公司股份比例为10%，认领总公司配发原始股份额3000股。2015年11月5日，尚善惠民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杜某向隆阳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公司变更申请，变更登记需全体股东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签字，因股东未按要求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签字，尚善惠民公司变更登记未办理完成。由于浙江积分宝控股有限公司经营不善破产导致旗下所有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弘德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经申请公告程序后进行了简易注销，尚善惠民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经申请公告程序后进行了简易注销，弘德公司、尚善惠民公司注销前均未进行清算。 另查明，原告成为尚善惠民公司股东后行使了部分股东权利，包括参与了公司股东会议的召开，拥有创业合伙人资格APP账户，在APP账户下创业合伙人免交19800元可享有19800元收益金额。到公司注销时原告APP账户下还有16829.13元未能提取。此外，通过APP账户下客户养老积分卡消费原告还可获得公司返成。 本院认为，原告与尚善惠民公司签订的《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股份出让协议书》，实质上是尚善惠民公司股东李宗应将其持有的公司的股权部分转让给原告，李宗应转让股权的行为虽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但事后其他股东亦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同意转让。《保山市弘德积分宝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股份出让协议书》系原告与被告李宗应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内容，原告向李宗应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万元。原告提交的《领股证明》，被告李宗应提交的股权证签领表均证明原告成为了尚善惠民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10%的股份，并行使了部分股东权利。原告与被告李宗应签订的股份出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与李宗应的股权转让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被告杨玉和、杨自铭无关，原告请求杨玉和、杨自铭承担连带赔偿原告股金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林生、张建东是弘德公司的股东，弘德公司与尚善惠民公司是独立的营利法人，两个公司分别以各自的资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王林生、张建东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请求该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原告本金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未经登记的后果是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尚善惠民公司在注销前未按法律规定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完成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可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现尚善惠民公司已注销，已无申请必要。而原告在公司经营中获得了总公司配发的原始股3000股，参与了股东会议，拥有创业合伙人资格APP账户、获得账户资金利益及客户养老积分卡消费返成，原告在公司经营中行使了股东权利。原告以其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未向登记机关变更登记致使其利益遭受损失的主张，因李宗应并未将原告所持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其股东权利及利益并未因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和未向登记机关变更登记而遭受侵害，原告的上述主张无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以未经其同意公司注销的行为损害其利益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从上述规定可知，公司解散并不需要征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尚善惠民公司在总公司经营不善破产的情况下已无法继续经营，如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经公司其他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公司决定解散并无不当。公司解散后可能造成一定损失，该损失是全体股东共同的投资损失，并非原告一人的损失，公司所有股东在共享公司投资利益的同时均应对公司投资损失风险共担。公司解散后全体股东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在支付相关费用及清偿债务后，全体股东可对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股权转让款8万元，并以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5年的资金占用费2.4万元，合计10.4万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永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减半征收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原告周永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凤鸣 人民陪审员  赵培超 人民陪审员  赵 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