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甘0102行初70号原告刘学敏，男，1963年10月26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31963********，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被告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七里河分局，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体育街**。法定代表人王维琪，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永吉，甘肃得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惠元，女，1939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31939********，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系原告之母。委托代理人贺耀华，秀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委会，，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牟家湾**法定代表人李世俊，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孙建明，甘肃昊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振飞，甘肃昊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学敏诉被告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七里河分局行政撤销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学敏诉称，原告是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的农民，在第一、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均承包了土地,承包的土地登记在原告父亲刘鼎一名下,自1988年10月结婚成家到同年年底分家以后,经父亲同意给原告分了1亩耕地供原告一家三口作为宅基地申请和生活用地。(1亩地又与同村村民牟军智互换了他在庙台子的5分耕地)经原告多次申请,原告于1990年5月经村，乡政府和区土地管理部门同意批准在五分耕地上得到了128平米的一份宅基地，原告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宅基地上修建了三间北房，两间西房，一间伙房，南面三间大棚，1999年2月，原告因与父母亲，姐弟之间产生矛盾，被他们逼迫离家出走，四个月后，又因他们对原告妻子的打骂与逼迫，原告不得不与妻子离了婚，离婚以后原告就一直在外地打工。2010年7月底，第三人刘桂英、刘学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与有关人员进行权权交易，为了在将来城中村改造中获取巨大的非法利益，利用第三人高惠元是原告的母亲，是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村民的身份，进行恶意串通，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地，向有关人员谎称说：“我没有了，死了”就私刻我的名章，让我签字画押，于是，第三人刘桂英、刘学军、高惠元在没有任何手续，在我不知情和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牟家湾61号院我的宅基地和耕地上大兴土木违法投资修建了一个二层楼房，面积达477m，因2人身份特殊没有任何阻力的很快把楼房修建好了，在建房过程中与第三人八里窑村委会主任杨建民串通，分别于2010年9月16日出具1份刘学敏变更农村宅基地的证明，于2011年3月21日在由第三人高慧元和刘学军署名的农村宅基地申请书上批复“同意”，第三人八里窑村委会在我不在场，既没有变更申请又没有变更协议的情况下，开具证明，违反了《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农村是一户一宅，刘鼎一和高惠元是夫妻关系，而刘鼎一名下的牟家湾164号于1999年1月就以出售给本村村民牟必文，而刘学军在1993已经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就已经不是八里窑村村民，这些情况八里窑村委会都十分清楚，开此证明并“同意”是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违法行为。被告在为第三人高惠元登记办理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时，应该具有监督审查的义务，根据《物权法》第十三章宅基地使用权，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变更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而这些材料都没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规定：1户1人为90㎡，1户3人为125㎡，3人至5人为166㎡，并且农村村民出卖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者不予批准，农村村民的住宅用地是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划分，而第三人高惠元1人的宅基地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77㎡，被告就是严重的渎职、犯罪，被告没有按照《物权法》、《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法定程序，履行职责，在违法行政和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把第三人高惠元、刘学军、刘桂英在原告的宅基地和耕地上修建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高惠元一人名下。随后第三人刘桂英、刘学军二人又以赡养原告母亲为幌子，为达到把原告母亲名下的房屋、土地使用权控制在二人手里的卑鄙目的，强行把原告的父母亲二人分开，达七年之久，并于2018年将牟家湾61号院出售给一个临夏人，使原告这个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生活及生存。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向村委会、镇政府及区政府有关组织领导反映情况中，得到明确答复让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现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七集用（2011）3219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七里河分局辩称，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政府颁发七集用（2011）字第3219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权属来源清楚，程序合法，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1989年12月28日原兰州市七里河区花寨子乡政府和原七里河区城乡规划土地房产管理局给原告颁发了涉案八里镇八里窑村牟家湾61号的宅基地使用权证。2010年9月2日，原告母亲高惠元申请将该宅基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到其名下，并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户籍证明及原在刘学敏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等资料，八里窑镇政府，八里窑村委会出具同意办理的证明，其家庭相关人员包括原告刘学敏及其子刘親华均签字同意将刘学敏宅基地使用权变更至高惠元名下。2011年3月30日，被告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查看，审核了高惠元提交的材料，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土地进行登记，将刘学敏宅基地使用权变更到高惠元名下。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原告在2011年4月其母亲高惠元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时，就已经知道了其所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及具体内容，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它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因此原告的起诉期限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三人高惠元述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于1990年5月就已知道涉案行政行为的内容，且距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8月22日已长达近30年，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所述违背客观事实，且对其主张无任何证据支持。1988年10月原告结婚成家，从其父亲刘鼎一户籍中迁出分户，为使原告之子刘觐华上学方便，故居住在其父老宅兰州市七里河区牟家湾164号。1989年由其父出钱修建位于牟家湾61号126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于1989年12月28日由城乡规划土地房产管理局向原告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1999年2月3日对其两处宅基地房产，以遗书形式作出处分，将兰州市里七里河区牟家湾164号宅基地房屋分给原告，将位于牟家湾61号126平米的房屋分给小儿子刘学军。后因原告染不良恶习，在外欠账太多，无耐将牟家湾164号宅基地及房屋作价38500元卖与同村牟必文。原告将牟家湾164号宅基地出卖后，分别于1999年4月16日、2010年9月3日、2011年4月26日、2011年5月16日向七里河区花寨子村乡土办、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民委员会、八里镇土地办等提交申请书，申请将其位于牟家湾61号的宅基地变更在其父刘鼎一和其母高惠元名下，2011年5月23日经相关部门同意后，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高惠元颁发了七集用（2011）第3219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关于确认被告及第三人行政违法、行政赔偿的诉求无法律依据。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委会述称：被告兰州市七里河区自然资源局为第三人高惠元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使用权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行政行为合法。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房屋经相关部门多次调查核实，均属于高惠元宅基地，原告诉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第三人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委会一直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村民提供服务，并不存在串通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述“知道行政行为”，主要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产生影响这一必要内容。本案中，原告刘学敏分别于2011年4月26日、2011年5月16日出具证明同意第三人高惠元办理七里河区八里镇八里窑村牟家湾6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2011年5月23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高惠元颁发七集用（2011）第3219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刘学敏自认于2018年2月1日，向七里河区监察委员会就原兰州市国土资源局七里河分局为第三人办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的问题进行实名举报，后2018年8月2日或3日经七里河区监察委员会答复后，知晓涉案宅基地已经变更登记至第三人高惠元名下一事。至此，可以认定原告至迟于2018年8月3日即已知晓了涉案行政行为的内容。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可以在知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的1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于2019年9月11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学敏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刘学敏。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永玲审 判 员  马忠贤人民陪审员  张大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马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