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9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巧玉，女，198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雁，男，1987年6月5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系谢巧玉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首信，北京市中闻（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蒙艳，女，1986年1月7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梅，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巧玉因与被上诉人蒙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224民初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2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谢巧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雁、覃首信，被上诉人蒙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梅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巧玉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蒙艳的所有诉讼请求;二、请求将本案并入黄敬英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处理；三、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蒙艳承担。二审询问中，谢巧玉表示不再坚持第二项上诉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谢巧玉与蒙艳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是蒙艳与案外人深圳市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万泰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深圳万泰公司与天壹国际贸易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壹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皆为范颖，案外人黄敬英作为两公司在广西的最大代理人，将两公司的相关理财产品引进广西，在投资理财产品的所有相关事宜上，黄敬英的行为代表深圳万泰公司与天壹公司。谢巧玉只是作为朋友将理财产品“天壹外汇”投资介绍给蒙艳，属于好意乐施行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 谢巧玉与蒙艳是大学同学、室友，毕业后不经常联系。2017年10月起，谢巧玉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人，蒙艳为其家人通过谢巧玉购买保险，谢巧玉陪同蒙艳于2017年12月28日带家人前往南宁三〇三医院体检，等待期间闲聊话家常时，谈到谢巧玉及其丈夫李飞雁两人正在投资的“天壹外汇”产品，故谢巧玉简单向蒙艳介绍了相关投资、收益率、收益的发放方式及李飞雁如何结识黄敬英的起因、经过，亦将黄敬英发给李飞雁的部分收益银行转账截图给蒙艳看。当时，蒙艳还问了谢巧玉为何收益款是由黄敬英转来，谢巧玉当场向蒙艳解释清楚，谢巧玉夫妇二人的投资款一直是按照“天壹外汇”代理人黄敬英的指示转给黄敬英指定的账户，后续相关手续均由黄敬英与天壹公司对接完成，包括办理入金手续、投资理财协议的办理与下发、分红的发放等。谢巧玉向蒙艳介绍“天壹外汇”，是因为谢巧玉自己本身也投资该项目几个月，期间收益不错且稳定，在此过程中，谢巧玉从未以任何形式强迫蒙艳必须要来参与“天壹外汇”的投资，投资与否是蒙艳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意愿选择。 2018年3月21日，蒙艳将5万元投资款转入谢巧玉账户后，谢巧玉随即转入李飞雁的银行账户，李飞雁于同日将蒙艳的投资款转入天壹公司广西代理黄敬英指定的银行账户，即黄敬英儿子黄雄誉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22日，谢巧玉在收到黄敬英发来的深圳万泰公司与蒙艳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后，随即通过微信将协议转发给蒙艳，在协议中明确显示受托人为深圳万泰公司，而非谢巧玉，蒙艳对此明知亦未提出异议。关于投资“天壹外汇”的款项及收益路径、资金流向事宜，蒙艳亦是知晓的，否则当其在决定投资“天壹外汇”的时候，以及将款项转账至谢巧玉银行账户时，蒙艳均未提出质疑，故其知晓这笔钱并不是投资给谢巧玉，谢巧玉只是作为蒙艳投资“天壹外汇”的桥梁，代其将投资款转入天壹公司的广西代理黄敬英指定的银行账户。因此谢巧玉只是转达该公司的信息，而不是接受蒙艳的委托，亦非受天壹公司的委托或者雇佣，代理蒙艳投资理财。 黄敬英作为天壹公司在广西市场的代理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其与天壹公司已合作三年多，且投资“天壹外汇”的相关手续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以上方式操作的，期间从未出现任何问题，所有通过黄敬英投资的“天壹外汇”入金手续办理、收益分配等均需按照黄敬英的指示办理，即黄敬英代表的是天壹公司的行为。而黄敬英、黄雄誉是联营承包深圳万泰公司委托投资理财业务，黄敬英此一系列的操作是得到天壹公司、深圳万泰公司实际控制人范颖的认可，故案涉投资款用于投资“天壹外汇”理财产品，也是符合蒙艳与深圳万泰公司达成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并且，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公布的信息记载，深圳万泰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本案投资理财项目，对于该经公示公开的信息，蒙艳亦是完全知情的。 因此，蒙艳是与投资协议的相对方深圳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与谢巧玉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即使蒙艳要求返还投资款也应向深圳万泰公司、天壹公司及黄敬英主张，而不是向谢巧玉主张。 二、一审法院以《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属于空白合同，认为不应具有法律效力的观点，系法律适用错误。“蒙艳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己经明确约定了协议主要条款，包括受托人深圳万泰公司，委托人蒙艳、委托金额、受托人的权限范围、投资理财事项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协议终止期限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该协议是在采用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合同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即使在该协议尾部“受托人”“委托人”均没有签字、盖章，也没有写明签订协议的日期，亦不影响协议的成立、生效。该协议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对协议双方当事人皆具有约束力，协议双方当事人应依约予以遵守。 三、谢巧玉未失联亦未换号码，其微信，邮箱保持畅通状态，且李飞雁一直就追讨公司及黄敬英等相关责任人投资款事宜与蒙艳保持有联系。关于谢巧玉未出庭参加一审庭审一事，一方面一审法院未与谢巧玉取得有效沟通，另一方面，谢巧玉只收到过立案及分配承办员的短信通知，未收到法院传票，因此谢巧玉对于开庭时间地点等事宜并不知情，直到谢巧玉收到审结短信通知才得知案件己经开庭审结，故谢巧玉未能按时出庭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不代表谢巧玉默认蒙艳的诉求。 四、天壹公司及深圳万泰公司停止发放收益后，同为“天壹外汇”投资受害者的谢巧玉、李飞雁夫妇等人从未放弃过追讨投资款，多次联合其他受害者一同商量对策，也多次致电、亲自上门找黄敬英协商，后又与其他受害者一同筹集资金派代表上哈尔滨、深圳等地找公司负责人范颖等商讨，经过无数次的商讨后，最终决定以刑事案件上告黄敬英等人。谢巧玉在天壹公司出事后，也与蒙艳交代过，以后关于天壹公司的事情由李飞雁跟其联系，李飞雁会与蒙艳联系。事实上，关于“天壹外汇”的所有相关事宜一直以来均是李飞雁直接对接黄敬英，因此，在天壹公司出问题后与其他投资受害人联合商量对策也是由李飞雁在跟进的。 五、关于黄敬英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2019年8月19日已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侦查，蒙艳的投资款也在追讨之列。 据此，谢巧玉与蒙艳之间没有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而是蒙艳与案外人深圳万泰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即使蒙艳要求返还投资款也应向深圳万泰公司、天壹公司及黄敬英主张返还，而不是向谢巧玉主张，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蒙艳的所有诉讼请求。 蒙艳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关系亦定性正确，对方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并未影响案件审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蒙艳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谢巧玉向蒙艳返还投资款5万元；2.判决谢巧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蒙艳、谢巧玉是大学同学关系，2010年，大学毕业后，双方很少有来往，平时联系方式是微信，蒙艳只知道谢巧玉在保险公司上班，其他情况根本不了解。2018年2月9日，谢巧玉与蒙艳在微信聊天中谈及投资理财产品问题，经谢巧玉介绍后，蒙艳有购买意向。同月28日，谢巧玉在微信中称，其所在公司正在做理财投资，有一个“2000天理财产品”在2018年4月即将停售，其在公司工作一年多，已经颇有收获，特向蒙艳推荐该理财产品，内容为：投资5万元，月收入2250元，连续拿66个月（即2000天），期满连本带利拿回15万元；投资10万元，月收入5400元，连续拿66个月，相当于一份公务员工资；投资20万元，月收入1.08万元，连续拿66个月，相当于一份业务员的绩效奖金；投资100万元，月收入7.2万元，连续拿66个月，堪比大公司经理收入了。谢巧玉特别言明，红利按日计算，每周发放到投资人银行卡账户。在谢巧玉的游说下，蒙艳决定购买该理财产品，并选择投资5万元的项目。同年3月20日，谢巧玉通过微信将“2000天理财产品计划”及办理手续应当提交的资料文件样式发送给蒙艳，并告知蒙艳编辑好资料发送给其办理。同月21日，蒙艳委托谢巧玉办理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手续，并通过微信发送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名称、手机号码、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推荐人姓名等资料给谢巧玉。同日，蒙艳通过广西来宾桂中农村合作银行柳来支行转款5万元（账户名为蒙艳，账号21×××76）到谢巧玉的银行账号62×××04。同月22日，谢巧玉通过微信将“蒙艳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电子邮件发送给蒙艳，事后，蒙艳从网上打印该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该协议记载了合同编号20180321006、受托人深圳万泰公司的名称、委托人蒙艳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账号、开户行等）、委托金额5万元、受托人的权限范围、投资理财事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协议终止期限、协议签订地、争议解决管辖法院、协议生效时间等内容。在该协议尾部，受托人、委托人均没有签字、盖章，也没有写明签订协议的日期。 2018年3月26日，谢巧玉的丈夫李飞雁用银行卡（账户名为李飞雁，账号62×××14）通过银行转款300元到蒙艳的银行卡（账号62×××37），作为投资理财的收益款（即红利）。同年4月2日，李飞雁又通过银行转款525元给蒙艳。此后，蒙艳再也没有收到李飞雁及谢巧玉支付的款项。蒙艳多次追问，谢巧玉才告知实情称，蒙艳的投资款已经转给了亲戚黄敬英，用来投资“天壹外汇”理财项目，黄敬英授意转款到儿子黄雄誉（备注：还在上大学）的银行账户，此事涉及黄敬英夫妻及儿子一家人，现在黄敬英的投资理财项目（涉及金额有1.6个亿）出了问题，其投资几十万元给黄敬英，也是受害者之一，其正与其他受害者联合起来逼黄敬英去跟投资公司交涉退款，目前正在努力做这个事情。经核实蒙艳提供的微信记录，证实在2018年3月21日，黄敬英将蒙艳投资的5万元转账给黄雄誉。谢巧玉还称，投资款的流向是：蒙艳→谢巧玉→谢巧玉丈夫→黄雄誉；发红利的流向是：黄敬英（或者韦世荣）→谢巧玉丈夫→蒙艳，其没有黄敬英一家人的银行账号，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往来账款，都是其丈夫与他们联系。 2018年11月5日，蒙艳以书面形式向谢巧玉邮寄一份《催告函》，明确要求谢巧玉说明投资款去向情况、提供投资的相关证据，如果谢巧玉未将蒙艳的投资款转入深圳万泰公司，谢巧玉的行为就构成违约，谢巧玉应在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五日内返还蒙艳的投资款，否则将追究谢巧玉的法律责任。同月7日，蒙艳与谢巧玉通过微信谈及邮寄《催告函》的事情，谢巧玉称其搬家了，又不肯告知新地址，并问蒙艳要客服电话，由其亲自联系客服。此后，谢巧玉对此事没有任何回应并失去联系。为此，蒙艳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明：蒙艳在网上查询，证明深圳万泰公司确实存在，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投资管理等，目前仍在经营。谢巧玉与深圳万泰公司是何关系，谢巧玉是否具有投资理财的资质，蒙艳得到的收益款是深圳万泰公司支付的还是谢巧玉支付的，蒙艳对这些情况均不知情。投资前，蒙艳未向深圳万泰公司咨询了解过该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该公司未签订过投资理财协议或者合同，也未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有过联系；投资后，特别是在投资理财出现异常情况后，蒙艳也未联系或者找过深圳万泰公司。蒙艳委托谢巧玉办理投资理财相关手续，与谢巧玉也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在谢巧玉失联后，蒙艳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但是，公安机关未作刑事案件立案。 一审法院还查明：蒙艳称，其投资款是从“易臻宝”的ＡＰＰ上贷款的，诉请主张的经济损失就是这个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经济损失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从2018年11月7日在ＱＱ邮箱向谢巧玉发送《催告函》开始计算时间，即自2018年11月12日起至谢巧玉向蒙艳支付全部投资款及经济损失之日止。经核实蒙艳提供的银行流水账目，证实在2018年3月21日，蒙艳在广西来宾桂中农村合作银行柳来支行通过该银行的网上银行借款5万元（账户名为蒙艳，账号62×××74），当日，又通过该银行转款到谢巧玉的银行账号62×××04。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件性质问题。第一，蒙艳、谢巧玉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蒙艳、谢巧玉通过微信聊天协商后，蒙艳同意购买谢巧玉推荐的投资理财产品，并由谢巧玉负责办理相关手续，蒙艳负责提供投资款，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事后，谢巧玉丈夫支付一部分投资收益款给蒙艳，从双方的行为及查明的事实看，蒙艳、谢巧玉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蒙艳、谢巧玉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口头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第二，蒙艳与深圳万泰公司之间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本案中，蒙艳委托谢巧玉办理购买“2000天理财产品”的相关手续，言明投资款支付给深圳万泰公司，实际上谢巧玉将蒙艳的投资款转给其亲戚黄敬英办理，该款又转给黄敬英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黄雄誉，蒙艳的投资款是否支付给了深圳万泰公司，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蒙艳从网上打印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没有任何人或者单位签字、盖章，属于空白合同，不应具有法律效力。庭审中，蒙艳也自认，其与深圳万泰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联系，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在微信记录中，谢巧玉称，黄敬英将蒙艳的投资款用来投资“天壹外汇”理财产品。结合以上事实，蒙艳与深圳万泰公司之间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是否真实、成立、有效，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关于投资款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接受委托的受托人负有处理受托事务、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交还款物及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中，蒙艳委托谢巧玉办理投资理财相关手续并提供款项，谢巧玉未按照蒙艳的意思表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而是将投资款转交给他人办理，属于转委托，谢巧玉未告知蒙艳该情况，也未告知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在投资理财出现问题后，一直隐瞒投资风险情况，在蒙艳多次追问下，谢巧玉才不得已告知蒙艳实情，违反了双方口头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蒙艳通过银行转款5万元给谢巧玉，有蒙艳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微信记录为凭，该院予以确认。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无法证明蒙艳的投资款用于购买“2000天理财产品”，谢巧玉应当将蒙艳的投资款如数退还，谢巧玉没有退款，而是转给他人用于其他投资，导致蒙艳的投资款无法收回，造成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谢巧玉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谢巧玉的转委托行为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的投资款应由谢巧玉负责退还给蒙艳。综上，蒙艳诉请要求谢巧玉返还投资款5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经济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从查明的事实看，蒙艳、谢巧玉并未协商办理投资理财事务所需的费用问题，故蒙艳、谢巧玉之间的委托合同应当认定是无偿的。蒙艳称，其投资款是从“易臻宝”的APP上贷款的，诉请主张的经济损失是该贷款所产生的利息，有借款凭据证实，一审法院对贷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蒙艳诉请要求谢巧玉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现有证据，该院难以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具有特殊性。本案纠纷因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出现风险而引起，从投资款和发红利的资金流向看，谢巧玉不是办理投资理财手续的经手人，其只起到桥梁作用，并不能直接从深圳万泰公司收到红利，一旦资金链断裂，谢巧玉也就无法向蒙艳支付投资收益款。第二，谢巧玉违约具体客观性。谢巧玉支付两笔投资收益款给蒙艳后不再支付，其行为构成违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蒙艳没有得到之后的投资收益款，不是谢巧玉人为造成的，因为能否发放投资红利，何时发放投资红利，谢巧玉无法控制和操纵。第三，蒙艳收取的投资收益款来源不明确。蒙艳投资的理财产品是“2000天理财产品”，谢巧玉转款给黄敬英办理手续，而谢巧玉称黄敬英将蒙艳的投资款用来投资“天壹外汇”理财产品，实际付款人却是谢巧玉丈夫，其中环节较多，情况复杂，疑点也多。第四，蒙艳是投资理财的受益人。在投资理财过程中，蒙艳已得到谢巧玉丈夫支付的一部分投资收益款，属于受益方，客观上减少了一定的投资损失。第五，投资理财存在一定风险。投资理财是在经济管理活动中通过资金流动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经营方式和手段，这种行为受到国家法律政策管制及市场波动、经济调节的影响，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第六，蒙艳对自己的投资理财行为负责。投资理财既有盈利的好处，也有亏损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根据法律、政策及行业规定，购买理财产品，盈利归购买人所有，亏损由购买人承担。蒙艳作为智力健全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能够正常思考和判断投资理财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在自己经济条件不佳、经济能力不足、又缺乏投资理财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并且对谢巧玉从事的工作不了解，过于相信谢巧玉，竟然贷款冒险去投资理财，这是蒙艳自愿实施的行为，蒙艳应当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第七，蒙艳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蒙艳贷款购买理财产品，委托谢巧玉办理相关手续，其行为同时存在借贷、委托两个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购买理财产品是盈利还是亏损，蒙艳都应当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蒙艳将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要求谢巧玉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于法无据。第八，蒙艳索赔经济损失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无偿的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过错程度只有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蒙艳诉请主张的经济损失是指贷款所产生的利息，贷款是蒙艳的自愿行为，投资理财也是蒙艳自愿的行为，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不管来源如何，购买人都应当对自己的投资理财行为负责。蒙艳称，其委托谢巧玉办理投资理财手续，谢巧玉未按委托指示履行代理职责，造成其经济损失。蒙艳的投资款本金无法收回，是谢巧玉违约造成的，责任在于谢巧玉，一审法院已经予以考虑。至于蒙艳诉请主张的其他损失，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综合以上事实，蒙艳诉请要求谢巧玉赔偿损失即贷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谢巧玉返还给蒙艳投资款5万元；二、驳回蒙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元，由谢巧玉负担。 谢巧玉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查明谢巧玉称其所在公司正在做理财投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谢巧玉系转发他人信息，其并非深圳万泰公司工作人员，谢巧玉是在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上班；2.一审判决查明蒙艳在谢巧玉的游说下投资理财产品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在谢巧玉提供理财信息情况下，蒙艳自行决定购买该理财产品，且在蒙艳进行投资之前，谢巧玉通过发送5段微信视频及微信信息，告知深圳万泰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合作人石雪红、广西区代理负责人黄敬英的身份情况与合作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蒙艳委托谢巧玉办理购买理财产品手续与事实不符，事实是谢巧玉协助蒙艳办理，其是好意施惠的情谊行为；4.蒙艳得到的收益款应该是深圳万泰公司支付的，对此谢巧玉已经告知蒙艳，其对此并非不知情；5.蒙艳已通过网上查询了深圳万泰公司的经营情况。谢巧玉还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如下事实：1.2018年2月9日、2月28日谢巧玉曾向蒙艳发送5段微信视频，视频内容是关于深圳万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颖、合作人石雪红、广西区代理负责人黄敬英与其他投资人的会议视频，视频记录了范颖介绍理财项目、理财投资款的流向及原因，并承诺如果广西区代理负责人黄敬英无法支付收益，将由其及深圳万泰公司负责支付，承担责任。并且，范颖在视频中解释了为何投资款直接转到黄敬英指定账户而不是万深圳泰公司账户的原因。2.2018年2月28日晚上9：24，谢巧玉通过微信聊天告知蒙艳，石雪红与范颖已经合作多年，是项目股东之一，黄敬英是广西市场负责人，与深圳万泰公司合作三年多。 蒙艳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 二审期间，谢巧玉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深圳万泰公司企业查询打印件一份，范颖、黄雄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以及范颖等人合影照片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深圳市万泰公司存续在经营，范颖为法定代表人，黄敬英与范颖有合作。 证据2、李飞雁与黄敬英微信聊天记录、天壹集团宣传PPT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深圳万泰公司为天壹集团全资子公司，法人及实际控制人为范颖。 证据3、光盘一张，其中含范颖解答客户视频三段，拟证明：（1）案涉“2000天”理财方案的由来，及范颖承诺天壹外汇平台系其本人创建；（2）深圳万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颖授权黄敬英为广**代理负责人，解释为何授权黄敬英以其账户收取入金款项，并由黄敬英将款项转至深圳万泰公司的操作流程；（3）如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法；（4）范颖承诺由深圳万泰公司承担返还收益的责任。 证据4、李飞雁与黄敬英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1）黄敬英下发“2000天”理财项目方案，及要求入金转账至黄雄誊账户的操作流程；（2）谢巧玉本人投资该理财项目亦是按照前述操作流程转款。 证据5、谢巧玉账户流水截图、李飞雁与黄敬英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至黄雄誊账户截图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谢巧玉收到蒙艳5万元后，立即按黄敬英要求通过李飞雁转至黄雄誊账户，由黄敬英给蒙艳办理入金手续。 证据6、2018年3月22日李飞雁与黄敬英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黄敬英发来蒙艳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 证据7、李飞雁的手机银行收支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李飞雁根据深圳万泰公司方案收到理财分红后立即派发分红给蒙艳。 证据8、深圳万泰公司与蒙艳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万泰公司已经为蒙艳办理入金证明手续，蒙艳与万泰公司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关系，而不是谢巧玉与蒙艳之间建立了委托关系。 证据9、与黄敬英、石雪红等人群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公司停止分红后，谢巧玉、李飞雁追查分红停止原因，原因推测系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导致分红停止。 证据10、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本案委托理财项目中，黄敬英等人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李飞雁、谢巧玉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交由环江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 蒙艳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其对谢巧玉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中关于深圳万泰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照片真实性无法确定，但深圳万泰公司的信息中表明范颖、李羽鹏系持股的股东，且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反映黄敬英与范颖有合作关系；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谢巧玉提交的证据1显示为深圳万泰公司股东情况，未能反映该公司是天壹集团的子公司；3.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4、对证据4-证据6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有异议，未有文件证明黄敬英是深圳万泰公司理财项目的负责人，此外，对证据5中涉及蒙艳转入谢巧玉账户的信息无异议，但之后的流转均不是案件当事人，该证据的由法院判定；5.证据7对蒙艳获得回款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无异议，但对黄雄誉的转账无法确认；6、证据8，蒙艳在一审中已经作为证据提交，由于该协议未经对方盖章所以未生效；7、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范颖虽是深圳万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她与深圳万泰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8、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是蒙艳与谢巧玉之间的委托关系，案外人的事宜与本案无关。 关于谢巧玉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观点如下：1.证据1中涉及深圳万泰公司的信息并非出自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亦非出自相关工商部门，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谢巧玉就该组证据中的照片及身份证仅出示了复印件，亦无法核对真实性，且证据1项下证据未能证实谢巧玉所主张深圳万泰公司、壹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2.证据2、证据4，主要系李飞雁与黄敬英之间的微信聊天，涉及二人之间法律关系及推荐投资人给黄敬英后“推荐人”的佣金收取，此部分证据未能反映蒙艳在作出投资决定之前及转款前，曾与谢巧玉之外的人有联系并达成了一致的合意，且在谢巧玉已提交李飞雁与黄敬英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谢巧玉、李飞雁一方故意将部分聊天内容打码模糊的情形，未能反映全部聊天内容，故两份证据均无法达到谢巧玉的证明目的。但是，李飞雁与黄敬英的微信聊天中反映了李飞雁佣金的收取情况，谢巧玉及李飞雁亦均自认在这一系列的投资过程中作为推荐人可获得佣金，故本院对二人的自认予以采信。3.证据3、证据6、证据8，由于蒙艳认可收到谢巧玉通过微信发送的视频，本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可，视频显示主持会议的人员向与会人员介绍涉及深圳万泰公司的投资理财产品，言语中提及黄敬英的名字及解释款项流经黄敬英可处理账户的相关事宜，但该视频拍摄于蒙艳向谢巧玉转款之前，谢巧玉未有证据证实款项转入黄敬英指定账户后的流转情况，亦未有证据证实及深圳万泰公司对蒙艳的转款已予以认可，且谢巧玉提交深圳万泰公司与蒙艳为合同相对方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仍然空白，故本院对谢巧玉证据3、证据6、证据8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4.证据5、证据7，此部分证据中反映款项流转与一审法院查明相事实互印证，但蒙艳获得回款未能证实谢巧玉所称蒙艳与案外人或公司建立的法律关系以及建立何种法律关系，故本院对谢巧玉此部分证明目的不予采信。5.关于证据9与证据10，谢巧玉未能出具证据9中原聊天记录，且无法核对相关聊天人员的身份信息，本院无法查明真实性，证据10虽来源真实、合法，但该组证据反映报案人员系李飞雁并非蒙艳，而谢巧玉与李飞雁均自认，案涉蒙艳的5万元款项仅系报案金额中的一部分，在谢巧玉与蒙艳之间关系之外，尚存在谢巧燕或李飞雁与案外人之间的其他关系，故证据9、证据10尚未能证实谢巧玉与蒙艳二人的案涉法律关系，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关于谢巧玉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从蒙艳一审中提交的与谢巧玉微信聊天记录，并结合谢巧玉二审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来看，谢巧玉于2018年2月28日向蒙艳发出关于“2000天理财计划”产品的相关介绍中，明确表述为“我公司”所做的理财投资，且在谢巧玉向蒙艳发出关于其二审举证证据3中的视频后，谢巧玉还向蒙艳表示“你细听一下这几个视频，这就是我们大老板……”，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谢巧玉自行发出的微信内容并结合其余微信聊天内容，转载谢巧玉自身在其微信中的表述，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其此项异议不予支持。2.从已查明事实来看，除双方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之外，谢巧玉还通过现场解说的方式向蒙艳介绍案涉理财产品，但是关于双方现场如何解说及对答未能查明，仅凭微信内容尚不足以认定是否符合“游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查明确实欠妥，本院予以纠正。3.关于谢巧玉与蒙艳就案涉理财投资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对此在下文分析。4.谢巧玉提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涉及视频方面的异议，由于蒙艳认可收到谢巧玉通过微信发送的视频，本院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但诚如前述质证分析，视频未能达到谢巧玉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相应异议观点不予采信。5.关于谢巧玉表示其在2018年2月28日晚上9：24通过微信聊天告知蒙艳关于石雪红、范颖、黄敬英身份的相关事宜，并不影响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具体理由在下文一并阐述，故本院对谢巧玉相应异议主张不再查明。 据此，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除前述指出不妥之处外，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谢巧玉与李飞雁表示，存在两种案涉理财产品，一种为一年期壹天公司的产品，另一种为属于深圳万泰公司“2000天”理财计划的产品。谢巧玉与李飞雁称，二人理解壹天公司与深圳万泰公司是同一个老板，属于关联公司，以上两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流程是一样的。谢巧玉与李飞雁还自认，自李飞雁将蒙艳等投资者的款项转入黄敬英指定账户经其确认收款后，第二天会获得经黄敬英发放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一般按转入投资款的2%或3%计算。 本院认为，根据谢巧玉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并结合蒙艳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一审法院认定蒙艳与谢巧玉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及相关具体委托事宜的认定，是否正确？二、一审法院支持蒙艳要求谢巧玉返5万元的观点，是否正确？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及谢巧玉与蒙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谢巧玉向蒙艳介绍了深圳万泰公司“2000天”理财计划后，蒙艳是通过谢巧玉购买谢巧玉在介绍中所称公司相关理财产品，在投资及转款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蒙艳与谢巧玉之外的主体已建立法律关系或已达成合意的事实，并且，蒙艳根据谢巧玉发出编辑信息的版本，未记载其他案外主体，其内容中明确记载购买该产品的“推荐人”为谢巧玉，而谢巧玉与李飞雁亦自认，李飞雁向黄敬英转入蒙艳等人投资款项后，其作为推荐人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佣金。由此可知，蒙艳与谢巧玉之间已形成通过谢巧玉购买深圳万泰公司“2000天”理财计划产品的合意，蒙艳亦是仅向谢巧玉支付了金额为5万元的投资款，在一系列协商与交款的过程中未涉及其他主体，同时，谢巧玉及其丈夫李飞雁在推荐投资人的过程中获得了案外人支付的佣金，一审法院认为与蒙艳形成法律关系主体仅为谢巧玉，且两者之间就购买深圳万泰公司“2000天”理财计划产品建立委托关系的观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而谢巧玉称其仅系好意施惠行为的抗辩观点，亦与本案已查明事实不符，本院对谢巧玉此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诚如前文所述，蒙艳与谢巧玉就委托谢巧玉购买深圳万泰公司“2000天”理财计划价值5万元的产品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谢巧玉提交的由深圳万泰公司与蒙艳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至今为空白合同，谢巧玉未能提供其余证据证实深圳万泰公司与蒙艳已就“2000天”理财计划相关产品的购买建立合同关系及就相关合同具体要素合意达成，亦未能证明深圳万泰公司在蒙艳转款后认可收到款项，或认可其投资行为并确认其投资购买的具体产品，则谢巧玉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已完成委托事宜。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案情，判令受托人谢巧玉向蒙艳返还投资本金5万元的观点，并无不当。至于谢巧玉提及其丈夫李飞雁与黄敬英、范颖等人的相关后手关系，不影响谢巧玉、蒙艳之间双方内部委托关系的处理，且款项经流转之后的定性问题亦不影响一审法院基于委托关系项下关于案涉款项的认定，故本院对谢巧玉相关抗辩观点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谢巧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上诉人谢巧玉已预交），由上诉人谢巧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