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27452号原告：费乐乐，男，198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知行，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毓琦，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告：杨伯发，男，199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伟、翁俊永，均为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费乐乐诉被告黄毓琦、杨伯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费乐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知行、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的NO：0005972《质押债权转让协议》；2、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协议转让款共计504200元以及自原告转账之日（2017年12月6日起，本金504200元为计算基数）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转让款占用利息；3、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1200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黄毓琦、杨伯发共同经营车行业务，2017年11月27日，两被告向原告朋友推荐一款卡宴车（即涉案车辆），后原告朋友将该信息传达给原告，原告通过其朋友向两被告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17年12月5日，黄毓琦、杨伯发同意将其对涉案车辆所享有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原告先与杨伯发签订NO0005972《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对车牌为川Ｒ×××**、车架为WPIAG2925JKA21575的凯宴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质押债权、转押权以49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转让人保证涉案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所质押的，且保证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等，并向原告提供了权利来源的相关材料，包括《车辆抵押借款合同》、《欠条》、车主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车辆行驶证等。该《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黄毓琦、杨伯发将车辆交付原告，黄毓琦让原告将合同剩余的款项直接支付至黄毓琦的个人账户，原告则通过银行转账以及委托第三人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黄毓琦支付转让款共计504200元（其中498000元是《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转让款，6200元是车辆拖车费等相关杂费）。2017年12月9日晚8时45分左右，涉案车辆在广东省××区淡水开城达到南华星大厦对出马路在原告不知情下被人开走。案发后，原告向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淡水派出所报案，后原告得知涉案车辆是所有权人××给福建××大田县宏德汽车租赁店用于转租经营使用。后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报案，海珠局于2018年4月4日受理立案，根据调查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刘松与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两被告也不享有涉案车的质押权等相关权利。两被告故意隐瞒事实，使得原告误以为两被告拥有涉案车辆的质押权等相关权利，从而与被告之间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原告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承担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资金占用利息（按照转让款总额以年利率6%计付）、以及原告由此支付的律师费用。因此，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两被告共同辩称：一、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在2018年提起相同的诉讼，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法院以案件涉及经济犯罪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尚在刑事侦查阶段，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应等刑事案件判决之后再审理本案。现本案原告再次起诉，应遵循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诉讼，也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二、原告所诉请的第一项请求，依据合同法第55条规定，该撤销权已消灭，在本案当中签约主体和责任主体是杨伯发，黄毓琦只是负责转账和收款的。在后续车辆被其他的案外人取回后，杨伯发通过黄毓琦向原告退款2万元。三、原告诉请的律师费不合理，我方也没有看到原告有相关的代理合同和发票，依法不应支持。经审理查明：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涉案车辆行驶证；2、《车辆抵押借款合同》、《收条》、刘松身份证；3、《车辆转押协议》；4、微信聊天记录；5、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6、立案告知书；7、与杨伯发的电话录音光碟；8、黄毓琦的手机转账记录；9、收据。两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1、（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民事裁定书；2、广州粤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有关2017年11月29日两被告及陪同人员订票信息（打印件）；4、2017年12月6日油价升降截图及山东淄博到广州革新路的距离查询网络截图。基于原告提出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调取“费乐乐等人被合同诈骗案”的笔录材料，本案经办人员经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了解后，得知费乐乐等人被合同诈骗案”一案已向本院提起公诉【该案被告人为王余良、被起诉指控的罪名为诈骗罪且案号为（2019）粤0105刑初1488号】且有关材料已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而后，本案经办人员就上述案件调取了相关笔录用于庭审质证。上述证据经原告与被告双方质证后，根据双方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下旬，原告从粤鸿车库微信朋友圈中获知有保时捷卡宴汽车出售，并在2017年11月27日从“粤鸿￥街坊福利会”微信群中，与微信昵称为“A［粤鸿车库］-×大唛Mik”及微信昵称为［粤鸿车库］黄生的人员进行车况了解，且与上述人员基本达成购车共识。原告分别于2017年11月27日、11月28日通过微信向微信昵称为“A［粤鸿车库］-×大唛Mik”人员转款1000元及19000元作为定金（从银行流水记录反映出该收款人为蔡家浩）。蔡家浩于2017年11月28日将上述2万元款项后转给粤鸿车库人员黄勇。2017年11月29日，杨伯发、黄毓琦与黄勇等人飞至山东。2017年11月30日，黄毓琦与黄勇联系到当时持有涉案保时捷卡宴汽车（车牌号为川Ｒ×××**）的债权人王余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刘松），并由黄毓琦向王余良支付42万元购车款从王余良处购得涉案保时捷卡宴汽车，同时取得一份载有“刘松”签署的《车辆抵押借款合同》及《收条》和一份载有王余良签署的《车辆转押协议》。而后黄毓琦等人将涉案车辆于2017年12月3日运至广州。2017年12月4日，原告为了购买涉案车辆再向蔡家浩转款50000元，蔡家浩在收到上述5万元款项后又将款项转付给黄毓琦。次日，原告到粤鸿车库处交接购车事宜。在粤鸿车库处，被告杨伯发（甲方、转让人）与原告费乐乐（乙方、受让人）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005972），其载明：一、甲方因对身份证号为杨伯发享有质押债权，现甲方将该质押债项下所有权、使用权、质押债权主、转押权以49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受让该债权，并不得反悔。二、甲方一并将现质押债权的质押物车牌照为川Ｒ×××**的车辆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具体车辆信息如下:车辆品牌:凯宴，型号:A231WP1AG292，发动机号:GJT304526，车架号:WPIAG2925JKA21575，颜色:白色。三、甲方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受转押权利，享有质押债权项下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转让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以及相关手续。四、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所质押的，甲方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并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五、该车辆质押债权转让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发生的任何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六、如原车主需要赎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原车主承担。七、乙方在使用过程中，如盗抢、交通违法、行车安全或国家车辆管理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导致质押车辆灭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八、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可协商助乙方办理年审委托、保险、处理违章等手续,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同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毓琦的账户转账434200元并取得涉案车辆。2017年12月9日，原告在惠州市××区使用涉案车辆时发现被取走并去向不明，而在报警后了解到涉案车辆的权利人刘松并非将涉案车辆转让给两被告，而是出租给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宏德汽车租赁店用于转租经营使用。此后，广州市海珠区分局民警以调查费乐乐被诈骗一案为由分别向原告费乐乐、蔡家浩、黄毓琦与黄勇进行询问调查。在上述调查笔录中，上述四人均确认费乐乐支付的购车费总共为504200元；黄毓琦在笔录中确认蔡家浩是粤鸿车库工作人员，黄勇在笔录中称其在粤鸿车库工作且蔡家浩是其同事，蔡家浩则在笔录中称其并非粤鸿车库员工，只是粤鸿车库股东黄毓琦的朋友，且其与费乐乐是大学同学；黄毓琦与黄勇在上述笔录均确认既是粤鸿车库的人员，也是广州粤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新民四街**海边仓库107）的人员。此外，在调查笔录中亦反映出王余良涉嫌利用川Ｒ×××**保时捷卡宴车辆向黄毓琦等人进行诈骗的内容。另查，原告以两被告未返还购车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合同及主张两被告返还484200元及利息，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75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案件涉及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为由驳回费乐乐的起诉，且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中，被告杨伯发提交一份由其于2017年12月出具的《委托转账证明》载明：本人杨伯发委托黄毓琦于2017年11月30日转账人民币42万元给王余良，作为保时捷卡宴（川Ｒ×××**）车辆转押款以及2017年12月13日转款给费乐乐2万元协助解决卡宴节分款项，就上述转款事宜，本人证明如下：1、上述转款事宜是完全遵照杨伯发的指示进行；2、本人确认，上述转账款项的权益全部属于杨伯发所有，由杨伯发自行负责处理。庭审中，原告费乐乐确认收到黄毓琦给付的2万元。两被告对上述涉案车行的情况先在庭审笔录中表示：两人是合伙人，属于合作关系，即谁签合同谁负责并享有权益，本案所涉及合同由杨伯乐自行负责，黄毓琦是负责财务、杨伯发负责运营。其后，两被告提交的书面回复中陈述：涉案车行是指广州粤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所谓的粤鸿车库是由杨伯发、黄毓琦、黄勇、蔡家浩、莫大华、张亚东等人在对外从事业务时所用的团队名称，并无实质的经营主体。杨伯发、黄毓琦、黄勇、蔡家浩是上述粤鸿车库的团队成员。本案中，杨伯发是对外的合同签约方，也是最终受益者；黄勇收到卖家车辆信息后转发至粤鸿车库成员群，再经过群员转发谋求买家，以成交易，主要负责跟卖家沟通；蔡家浩转发涉案车辆后，原告获知该涉案车辆信息并达成成交意向，负责跟原告所有沟通；黄毓琦负责案中经杨伯发确认后对各方的转账，是一名财务。本案的最终差价收益由杨伯发享有，其他协助人员黄毓琦、黄勇、蔡家浩、张亚东（前往青岛验收车辆）的报酬由杨伯发分配，因此本案中的最终决定权，也就是诉称的老板是杨伯发而并非黄毓琦，黄毓琦仅是负责在杨伯发的指示下进行相关的转账。原告对上述情况则认为：原告接洽的一直是两被告，黄毓琦作为实际经营者，负责涉案交易的付款（向上一手支付车款）和收款（接收费乐乐支付的车辆转让款），杨伯发则是黄毓琦的雇员，负责业务上的接洽，两被告均是本次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广州粤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成立，，地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新民四街**海边仓库107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汽车销售、二手车销售等。该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将其法定代表人黄毓琦变更为张亚东，将住所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711变更为现地址。2019年6月24日，该公司将将其法定代表人张亚东变更为黄勇，股东由莫大华、张亚东变更为莫大华、黄勇。本院认为：原告依据《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主张撤销该协议并要求两被告返还车款，虽然两被告抗辩称原告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却确认《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就此认定双方基于《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形成合同关系。结合双方诉辨意见及陈述内容，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而属于重复起诉，是否也应遵循先刑后民而驳回原告本次起诉；2、原告主张的撤销权是否因过期而消灭。关于焦点一的问题，首先，由庭审内容可知，针对本案涉案车辆交易引发的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所对应的被告人为王余良，并非原告与两被告，由此可知，该案件与本案虽然有部分事实存在相同之处，但是两案所涉及纠纷争议所立足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并不相同，不存在先后问题，是可以各自进行审理与处理的案件。因此，两被告辩称先刑后民而驳回原告诉请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虽然原告费乐乐就本案争议曾于2018年6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而被本院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是费乐乐在提起本案诉讼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的刑事侦查阶段已结束并依程序提起公诉，故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阶段已不存在前案所包含的阻碍，其系在“被解除阻碍”的新情形下进行诉讼。此外，前案对费乐乐驳回起诉并没有否定原告主张或剥夺其诉权，费乐乐仍是享有再行起诉的权利。因此，费乐乐提起本案诉讼并非重复起诉，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也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据此，原告费乐乐在2017年12月9日起知晓涉案车辆的由来后，已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并要求撤销涉案合同，这已表明费乐乐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起诉讼并行使其撤销权，只是该案被驳回起诉以致其在该案所主张撤销涉案合同拟行使撤销权的事由却未被解决，以致衍生出本案诉讼。如前所述，原告以撤销涉案合同的同一缘由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前案的阻碍已清除所产生新形势而促使的，本案诉讼仍为前案的延续，并非超过撤销权除斥期间后所提起的诉讼。同时，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也仍在法律规定的五年期限之内。因此，被告对于撤销权消灭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撤销涉案合同的诉请。第一，需要明确的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的问题。由涉案合同内容可知，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分别为原告与被告杨伯发，黄毓琦并没有涉及其中。其次，杨伯发的答辩及陈述均表达出其才是涉案合同履约主体，并非黄毓琦，现亦无其他切实有效的证据证实黄毓琦属于合同履约主体一方。再者，黄毓琦虽然有付款收款的行为，但杨伯发对上述行为自认是由其指示黄毓琦所为并自愿承责，现亦无相反证据推翻杨伯发的陈述或证实黄毓琦是合同履约主体一方。最后，对于原告所称两被告所经营的车行转让涉案车辆的问题，原告的举证不充分，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共同经营车行并以车行名义转让涉案车辆这一事实，现有证据亦未反映出这一内容；此外，两被告均确认本次转让涉案车辆纯为杨伯发的业务事宜，原告对此没能举证反驳，现有其他证据予以推翻其陈述。鉴于此，本院认定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分别原告与被告杨伯发，黄毓琦并非合同权利行使者或义务承担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据此，由庭审内容可知，自从王余良将涉案车辆转让给黄毓琦等人起便是一个“骗局”，系王余良利用欺诈手段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杨伯发等人后，杨伯发等人再转手给原告，以致原告误以为是被告实施欺诈。实际上，原告与杨伯发等人均应是“被欺诈”的受损一方。现原告在得知前述欺诈行为（第三人王余良利用涉案车辆实施欺诈）的情况下，提出撤销其与杨伯发之间的涉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涉案合同被撤销后，被告杨伯发理应返还取得转让车辆款项504200元，至今杨伯发除了由黄毓琦代其向原告支付的2万元之外再无返还任何款给原告，故原告主张被告杨伯发返还剩余款项484200元，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而原告主张超过该金额部分不予支持。此外，基于涉案车辆另属他人，并非原告与两被告所有，杨伯发履行前述返款义务后原告无需亦无法将涉案车辆返还给杨伯发，故杨伯发在履行义务之后可依法向上一手转让人（王余良）主张权利。再者，如前所述，黄毓琦并非合同履约一方，现原告要求被告黄毓琦承担返还款项的诉请缺乏依据，在无相反证据推翻两被告陈述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与律师费的诉请，如前所述，对王余良实施欺诈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并非知情或故意为之，故原告现就要求被告给付上述利息与费用，并不合理。同时，原告与被告就涉案合同是否撤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故涉案合同何时被撤销应以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起为宜。因此，利息损失及产生的律师费应在确定属于涉案合同被撤销所产生的实际损失再予以主张，这样较为合理。现原告主张该利息和律师费缺乏依据，也不适当合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撤销原告费乐乐与被告杨伯发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005972）。二、被告杨伯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费乐乐退还4842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62元，由被告杨伯发负担受理费8406元，由原告负担受理费5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哲伟人民陪审员  刘佩贞人民陪审员  邓丽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汪嘉敏林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