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5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锦东大街东段南侧。 法定代表人：朱士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涛，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宝杰，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贵，男，198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强，山东王保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乙智，山东王保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朝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龙山路**。 法定代表人：汪心文，经理。 上诉人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国贵、山东朝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2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2704号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沈国贵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沈国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山东中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沈国贵协议约定将涉案两套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系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以房抵债的《补充协议》系由甲方中超公司与乙方朝阳公司两方签订，而沈国贵是以乙方朝阳公司负责人的身份签字，并非三方协议。该协议仅在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2.《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以房冲抵工程款，冲抵的是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之间的工程款。3.《补充协议》第一条第5款规定：“朝阳公司授权并同意把冲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并签订网签合同，甲方予以配合，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中超公司与沈国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沈国贵并未支付购房款)，并办理网签的行为，系在履行上述约定。很明显，中超公司是将涉案房屋抵顶给了朝阳公司，以冲抵所欠朝阳公司的工程款。沈国贵既不是《补充协议》当事人，也不是抵顶房屋的权利承受人。二、一审法院认定沈国贵为实际施工人，明显证据不足。1.朝阳公司已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账户已被冻结，无法使用。不排除其为了规避法院执行，通过公司负责人沈国贵的账户，进行工程款等款项的往来。2.朝阳公司系被执行人，沈国贵是朝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双方在本案中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朝阳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的证明，系在涉案房屋被查封以后，一审开庭前出具的，明显是为了配合该案审理而临时出具的证据，不具有可信性。3.《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由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其中沈国贵在《补充协议》中，仅仅是以乙方朝阳公司负责人的身份签字。据此，沈国贵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其系实际施工人。三、即便沈国贵系实际施工人，其也无权排除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1.沈国贵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尚未竣工验收，未交付使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也并未登记在沈国贵名下。2.沈国贵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物权期待权。中超公司实际是将涉案房屋抵顶给了朝阳公司，沈国贵只是名义上的购房人。虽然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登记备案，但沈国贵并未支付购房款.中超公司之所以与沈国贵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网签登记备案，完全是为了履行与朝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第5款的规定。3.沈国贵主张是挂靠朝阳公司，借用其资质进行施工，其挂靠行为己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且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沈国贵应当向朝阳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顾《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完全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认定中超公司将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完全是错误的。九鼎公司认为，沈国贵是否有权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沈国贵只有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本案中：1.沈国贵只是名义上的购房人，其并未支付购房款，以房冲抵工程款，冲抵的也是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之间的工程。2.涉案房屋尚未竣工验收，并未交付使用。综上，沈国贵对涉案房屋提出执行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 沈国贵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沈国贵对涉案两套房屋拥有合法权益，该权益能够阻却对朝阳公司的执行，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一审中，为证实沈国贵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权益，向法庭提交了五组证据，这五组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实际施工人是沈国贵，为解决中超公司拖延支付款造成沈国贵的工人罢工，中超公司以涉案的两套房屋抵顶沈国贵的部分工程，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进行了网签备案，该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除非有法定事由，任何人不得予以解除，签订合同的时间比一审法院查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根本就没有逃避债务的可能，现九鼎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只是提出怀疑，其也不能合理解释这些怀疑，只是对沈国贵的五组证据进行分割，片面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查封了涉案的房屋，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适用本条的前提是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朝阳公司名下，但本案的朝阳公司并未施工也未出资，涉案房屋也始终没有登记在朝阳公司的名下，因此，查封涉案房屋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3.沈国贵执行异议之诉应予支持，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审查三项内容，在本案中我方已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沈国贵确实是两套房屋的权利人，该权利是真实合法的，诉讼理由也能够排除本案的执行，一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的认定了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是一份逻辑严谨，客观公正的判决，应予维持。而九鼎公司上诉无事实理由也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朝阳公司未陈述意见。 沈国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对沈国贵的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ｌ号楼ｌ606铺和ｌ608铺的查封措施：2.确认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ｌ号楼ｌ606铺和ｌ608铺归沈国贵所有，且与之相应的合同编号为ｌ711270072号和×××79号《肥城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法有效；3.本案诉讼费由九鼎公司、朝阳公司承担。庭审后，沈国贵书面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1606铺和1608铺（以下简称“案涉两套房屋”）查封、沈国贵提起执行异议及起诉情况。一审法院（2019）鲁01执异612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2019-612号执行裁定）载明：关于九鼎公司与朝阳公司、汪心文、汪心怀、马宏儒典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2）济商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朝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九鼎公司当金500万元；二、朝阳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ｌ0日内支付九鼎公司利息（从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4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朝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ｌ0日内赔偿原告九鼎公司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6个月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朝阳公司已支付九鼎公司的105000元，从本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中予以扣除；五、肥城市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汪心文、马宏儒对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肥城市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汪心文、马宏儒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朝阳公司追偿；六、在本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九鼎公司有权以汪心文、汪心怀质押的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基于九鼎公司申请，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4）济中法执字第119号之十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位于肥城市××路××号××广场××号楼××（合同编号为×××79）和1608铺房产（合同编号为1711270072），即涉案两套房屋。 沈国贵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主张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是沈国贵借用朝阳公司资质自筹资金施工建设，因拖欠工程款，中超公司已将涉案两套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办理了网签手续，请求法院撤销对案涉两套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612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根据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以房抵债协议，案涉两套房屋归被执行人朝阳公司所有，一审法院对其查封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虽然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沈国贵提交的施工合同中，沈国贵仅作为授权代表签字，在承包人处加盖公章的仍然是朝阳公司，沈国贵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中超公司与其协议将工程款抵顶涉案房产购房款，中超公司是否欠其工程款，欠付工程款的数额是否大于或等于案涉房屋价值，不属执行异议案件审查范围。综上，沈国贵提出异议，请求终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裁定驳回沈国贵的异议。同时告知沈国贵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诉讼。2019年7月6日沈国贵收到该裁定书，2019年7月19日沈国贵网上申请立案未通过，同年7月25日补充材料，7月30日通过立案审查，立案成功。 二、涉案工程施工事实。2015年6月21日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签订《合同书》。合同书约定，工程内容为格律诗广场的水电安装工程，包括强电、弱电、上、下给排水等全部工程，面积4.5万平方米，具体以实际所干工程量为准。合同价款约计750万元左右，具体按实际所干工程量计算为准。落款处中超公司加盖公章、朝阳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沈国贵以朝阳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签字。2017年11月23日又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2015年6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为主合同，主合同约定朝阳公司对中超公司开发的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进行施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及时拨付相应工程款，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用格律诗广场16层1606室（铺）面积79.03平方米、16层1608室（铺）面积121.19平方米两套房屋冲抵工程款，房屋单价5300元/平方，总价款为1061166元，该单价确定后不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朝阳公司授权并同意把冲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并签订网签合同，中超公司予以配合，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朝阳公司承担。中超公司加盖公章，朝阳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沈国贵在朝阳公司负责人处签名。2015年6月10日、13日，沈国贵分别向中超公司交纳水电安装保证金80000元、20000元，计100000元；2015年7月3日、21日分别向中超公司交纳中央空调保证金100000元、300000元，计款400000元。沈国贵以此主张其自己组织人员施工自筹资金。同时，沈国贵主张自己是实际施工人，还提供了2015年至2019年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网银转账等方式支付水电安装工程材料款、生活费、房租、维修费、劳务费、交通费等共计1061166元。九鼎公司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实沈国贵所要证明的挂靠行为。 三、房屋变迁过程事实。中超公司关于涉案两套房屋所在工程拥有《肥城市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2017年11月27日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肥城市新建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两份，编号1711270072号、×××79号。该两份合同约定，中超公司出售给沈国贵涉案两套房屋即1608室、1606室，1608室面积为121.19平方米，1606室面积为79.03平方米，单价均为5300元／平方，总价款为642307元、418859元，合计1061166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当事人庭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商住性质，所在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两套房屋尚未交付。沈国贵施工的水电安装工程亦未与中超公司结算，具体欠付工程价款不明确，沈国贵主张初步结算已完成工程造价是170万元。 四、沈国贵与朝阳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事实。2018年2月9日沈国贵向朝阳公司交纳管理费31834.98元、10477.72元，同年3月2日交管理费6000元，合计48312.70元。其中，31834.98元代替朝阳公司交纳欠缴的增值税。朝阳公司书面证明沈国贵非朝阳公司工作人员，只是使用朝阳公司资质对外承揽建设工程项目，朝阳公司收取管理费。格律诗广场水电安装工程是沈国贵自己联系、自筹资金承揽施工，朝阳公司为其提供施工资质，在合同书上加盖合同专用章。但朝阳公司未派人到施工现场，更未因该工程支付任何费用；朝阳公司也未收到中超公司工程款。案涉两套房屋与朝阳公司无关。九鼎公司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第一，沈国贵起诉是否超过15日的期限，第二，沈国贵对涉案诉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沈国贵于2019年7月6日收到2019-612号执行裁定，同年7月19日网上申请立案，因材料不合适未通过，同年7月25日补充材料，7月30日立案成功。沈国贵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15日规定期限。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沈国贵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问题。首先，分析涉案两套房屋是否属于朝阳公司的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涉案房屋所在的楼房是商住楼，截止开庭时尚未竣工验收，涉案两套房屋没有登记在朝阳公司名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两套房屋不属于朝阳公司的不动产。其次，分析沈国贵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权益，能否排除执行。案涉施工《合同书》签订后，沈国贵向中超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对交纳保证金的真实性九鼎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九鼎公司认为沈国贵交纳的保证金是代替朝阳公司交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认定。朝阳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证实了沈国贵借用朝阳公司资质和涉案两套房屋与朝阳公司无关的事实，九鼎公司虽不认可，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与沈国贵向朝阳公司缴纳管理费等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案涉《合同书》《补充协议》、两份商品房预售合同、沈国贵向朝阳公司交纳的管理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案涉格律特广场水电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沈国贵，沈国贵是借用朝阳公司的资质进行的施工。后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施工，中超公司与朝阳公司、沈国贵协议约定将案涉两套房屋抵顶工程款给沈国贵，沈国贵与中超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合同。该网签合同时间在一审法院执行查封之前，网签合同具有公示效力，沈国贵对涉案两套房屋拥有合法权益，该权益能够阻却对朝阳公司的执行。根据上述分析，案涉两套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这一前提，因此，2019-612号执行裁定认定涉案两套房屋是中超公司抵顶给朝阳公司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该条规定驳回沈国贵执行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沈国贵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不得执行肥城市新城路211号格律诗广场1号楼1606铺和1608铺。一审法院（2019）鲁01执异612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沈国贵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经审理认定的事实，本案争议，并非基于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进行执行从而引发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而是基于九鼎公司在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朝阳公司的案件中，主张案外人沈国贵同中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应属被执行人朝阳公司所有而产生的纠纷。本案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不符，不应适用上述规定对沈国贵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认定。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根据上述规定，由于案涉房产登记在开发商中超公司名下，能够认定被执行人朝阳公司和案外人沈国贵均非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但对于案涉房屋的合同权利，根据沈国贵所举证据，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系由沈国贵签订，且该合同已经过网签备案，可以证明沈国贵为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权利人。 第三，对于九鼎公司主张案涉房屋的合同权利应属于朝阳公司的问题，其主要依据为案涉《补充协议》，然而该《补充协议》明确载明“朝阳公司授权并同意把冲抵的房产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即中超公司、朝阳公司均认可沈国贵享有案涉房屋的合同权利。九鼎公司主张该房屋系抵顶朝阳公司的工程款，沈国贵未支付对价，但根据沈国贵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沈国贵对于案涉房屋所涉及的工程存在大量投入，该房屋系抵顶其支出的工程款，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且有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九鼎公司也无充分证据和理由，证明沈国贵、朝阳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基于上述事实，朝阳公司在签订合同同意将工程款抵顶的房屋直接落户到沈国贵名下后，不再享有请求中超公司交付案涉房屋的权利，该项权利已由沈国贵所享有，不应作为朝阳公司的财产权利用以偿还朝阳公司所负债务。 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分析，应当认定沈国贵基于其对案涉房产的投入、《补充协议》及《肥城市新建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等证据和事实，享有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九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50元，由上诉人济南九鼎典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东强 审 判 员 王海娜 审 判 员 陈 浩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李明明 书 记 员 董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