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3民初3179号原告：苏元贵，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景发，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恒，男，198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经常居住地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雄，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燕，女，198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原告苏元贵与被告张恒、黄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元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景发、被告张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雄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元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30000元；2、判令两被告从2019年8月11日起，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5%计算支付利息，直至债务清偿为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共同经营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珠海市恒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诚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以开设斗门区的旗舰店为名进行众筹参股活动，实质系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向被告张恒的账户转账200000元。被告张恒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并加盖恒诚公司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因被告张恒未按时支付利息（利润），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张恒于2019年7月31日出具欠条，承诺于2019年8月10日之前还清本金200000元和30000元利息，但被告张恒至今未还。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义上为投资入股，但根据双方的意思表示应为借款，借款用于恒诚公司经营使用。被告张恒是法定代表人，被告黄燕系财务负责人，而在股权变更前两被告是唯一两个股东，且两被告是夫妻关系，该笔借款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故两被告均有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张恒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公司股权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应从双方签订的《众筹参股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来分析。首先，原告虽然没有在工商登记上进行股东具名，但其实际享有股东分红权，事实上也收到了恒诚公司所分配的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红利。合同中虽有约定年利润保底15%，但也约定了如果收益超过15%，就按实际收益进行分配，可见股东所能分配到的利润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公司经营状况进行浮动；其次，合同约定原告作为股东，在签署协议之日起三年可转股，但不得退股，这是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再次，原告作为股东，享有恒诚公司赠送给股东的各项汽车美容维修优惠服务。综上可见，原告实际享受了股东权利，承担了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因此，《众筹参股协议书》实际上是被告出资成为公司股东的增资扩股协议；二、原告诉请返还投资款和投资红利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权回购和不得抽逃出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应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被告张恒不是恒诚公司的股东，只是法定代表人。出具欠条当天，因公司公章被带走外出公干，而原告为索取投资款在公司营业场所长时间停留，影响公司经营。被告张恒迫于无奈才先行出具欠条给原告。但被告张恒是在行使恒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所作出的欠条上的意思表示亦是代表恒诚公司。因此，该欠条实际上是恒诚公司和原告之间关于返还投资款的“对赌协议”；其次，根据法【2019】254号文《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条意见，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不存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股权回购条件，若此时向原告返还投资款，违反不得抽逃出资的法律规定；三、即使认定对原告负有返还投资款和红利的义务，返还义务主体也应当是恒诚公司，而非被告张恒。首先，《众筹参股协议书》是原告和恒诚公司签订的，只是因为公司当时涉及诉讼，怕公司账户会被冻结，所以才用被告张恒名下银行账户代收原告的投资款，代收行为是被告张恒的职务代表行为，与恒诚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相印证。原告向被告张恒主张权利，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其次，即便认定应返还给原告投资款和红利，返还义务主体也应当是恒诚公司。原告的投资款虽然是汇入被告张恒名下的银行账户，但该账户是专为公司经营所开设的，平时也是由公司财务人员掌控，完全独立于被告张恒个人的其他银行账户。该账户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并将其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可以证明公司是收取和使用该款项的主体，故应由恒诚公司承担返还义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燕缺席，未作答辩。原告苏元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众筹参股协议书、欠条、收款收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户名：苏元贵）、收入证明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被告张恒围绕其辩称依法提交了离婚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户名张恒）、中国民生银行（户名张恒)等证据。被告黄燕未举证。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被告张恒、黄燕的婚姻登记信息。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有关联，能够证明案件的相关事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但证明的内容应以本院认定的为准。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12月28日登记结婚，2019年5月22日离婚。被告张恒是恒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诚公司企业类型原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为两被告。2019年5月31日，该公司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法人独资企业，唯一股东是珠海驰恒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4月25日，恒诚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众筹参股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对外招募众筹总股60%，其中15%划归甲方作为运营管理股”；协议第三条约定“盈利模式：年利润保底15%，如果公司收益超过15%，则按实际收益进行分配”；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出资贰拾万元（小写）￥200000元，作为为甲方（众筹总股除去管理股外的45%）股东之一”；第五条约定“众筹人享有的权利成为恒诚汽车名誉股东，尊享终身免费洗车（最多两辆车），五折汽车美容、保养，七折汽车用品、保险、维修等优惠。享受会员企业品牌展，免费终身宣传；尊享参与公司大小活动；尊享由恒诚为股东举办的年会PART，每年一次”；第七条约定“乙方每年参加甲方年度按比例分红，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第八条约定“甲方保证即使在项目运营失败的情况下，保证退还投资人股资及银行同期利息”。该协议落款处有原告及被告张恒的签名，且甲方一栏加盖有恒诚公司的公章。2016年4月25日，原告转账100000元至被告张恒的银行账户。同日，恒诚公司李姓财务人员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正文内容为“今收到苏元贵认筹款贰拾万元整”，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恒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9年7月31日，被告张恒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正文内容为“今欠苏元贵投资款人民币200000（贰拾万元整）和利息30000元（叁万元整），于2019年9月10日之前还清”。该欠条落款处有被告张恒的签名及捺印，但并未加盖恒诚公司的公章。2017年7月7日，被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给原告。2018年8月7日，被告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30000元给原告。原告陈述，上述两笔款项中，2017年7月7日转账的50000元其实是被告张恒因提新车资金不足临时向原告借款80000元的还款。而被告张恒则抗辩，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转账200000元给被告张恒，从2016年5月1日起计算分红返利。根据年保底分红15%的约定，2016年应付返利为20000元，2017年应付返利为30000元。故被告张恒于2017年7月7日向原告支付的50000元是2016年（8个月）和2017年全年的分红款，2018年8月7日向原告支付的30000元是2018年全年的分红款。原告和被告张恒均确认，被告张恒向原告出具欠条至今，未向原告偿还过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2020年6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19）粤0403民初31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张恒、黄燕名下的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的不动产权，查封总金额以230000元为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的法律关系系投资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二、利息应当如何计算；三、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连带清偿责任。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评释如下：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系投资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被告张恒认为原告系恒诚公司的股东，依据是《众筹参股协议书》。但根据《众筹参股协议书》的条款证明原告只是恒诚公司的名誉股东。该协议书还约定“年利润保底15%……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即使在项目运营失败的情况下，保证退还投资人股资及银行同期利息”，即完全无风险，显然与投资的特征不符，更符合借款的特征。且股东资格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随意认定，而应该至少符合以下一项甚至数项认定标准：1、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章程或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约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这是公司章程条款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但恒诚公司的章程并没有将原告记载为股东；2、向公司投入在章程中承诺的出资。被告张恒辩称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但被告张恒并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已转入公司账户并且已作为股本进行记载；3、在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而公司登记注册档案中是否记载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股东资格的书面证明，但恒诚公司的登记注册档案中并未记载有原告的姓名；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一种物权凭证，证明股东已出资。但被告张恒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发放了出资证明书；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是公司义务，但被告张恒并未举证证明恒诚公司有对此进行记载，显然没有将原告视为股东；6、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原告没有经营管理权、知情权、监督权，从未获得通知参加股东会议或公司会议。被告张恒收到原告的款项近三年后才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但仍然没有将原告列为股东。综上，原告作为在公司章程上无记载、无签署，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也无记载，无实际出资，也没有享有股东权利的“五无”名誉股东，与股东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迳行视为股东。合同的性质应由合同内容决定，合同名称只是参考。不能仅凭《众筹参股协议书》的名称就认为涉案款项是投资。由于原告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结合《众筹参股协议书》的内容约定具备借贷关系的成立要件，故其转账支付给被告张恒的200000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于借款人。《众筹参股协议书》虽然以恒诚公司的名义签署，收款收据也加盖恒诚公司的公章，但实际收款人是被告张恒。从被告张恒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到，每一次支付利息都是被告张恒个人支付，且都是按照固定的利率标准，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2019年7月31日出具欠条确认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以及承诺还款日期的也是被告张恒本人，而非恒诚公司。可见，实际借款人是被告张恒。退一万步而言，即使一开始是投资或者公司借款，在被告张恒出具欠条确认欠款及利息数额以及承诺还款时间，也应视为被告张恒个人与原告达成还款协议，被告张恒以恒诚公司股东身份代偿公司债务，符合恒诚公司的两股东系亲密关系及其实际控制公司的客观实际。现原告和被告张恒在欠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被告张恒未依约按时还款，已经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张恒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利息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众筹参股协议书》中约定，年利润保底15%，实际上对于涉案借款利息的约定。根据被告张恒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户名张恒）、中国民生银行（户名张恒)显示，2017年7月7日，被告转账给原告的50000元和2018年8月7日转账给原告的30000元，转账时间均发生在原被告签订《众筹参股协议书》之后，被告张恒辩称支付的是2016年、2017年两年的利息，而款项支付的频率、金额与被告张恒的辩称相吻合，且原告虽主张2017年7月7日的50000元偿还的是另外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是被告张恒支付给原告的2016年度至2018年度的利息的盖然性更高。故被告张恒在欠条中承诺的30000元利息，应当是2019年度的利息。该利息计算标准与《众筹参股协议书》中约定的“年利润保底15%”相吻合，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故对于原告对该部分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而原告主张的之后的逾期利息，应从2020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利息计算标准方面。原告主张按年利率15%计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且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恒诚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条件。故原告主张两被告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黄燕缺席，未答辩及举证，应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恒、黄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苏元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3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自2020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减半收取2375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4045元（原告苏元贵已预交），由被告张恒、黄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莉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林泳珊附：裁判依据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院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