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8号原告朱乔春，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滨海县。委托代理人龙静文，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卫东，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富凯大厦。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闫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朱乔春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9〕11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乔春的委托代理人龙静文、卢卫东,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闫雯、徐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8日，被告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作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对证券市场依法实施有效监管，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对所有投资者共同权益的平等保护。本案中，原告向江苏证监局反映苏宁易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涉嫌违法违规事项，江苏证监局对原告反映事项依法进行核查，并就核查情况作出书面答复，上述行为未设定原告的权利义务，未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与上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外，原告要求获得举报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本案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朱乔春诉称：一、被诉复议决定未认定原告属于受害人的事实、未认定原告属于举报奖励请求人的事实、未认定本案存在“原告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等事实，明显构成查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等法律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与江苏证监局关于朱乔春举报事项的复函（苏证监信复字〔2019〕247号，以下简称247号复函）不具有利害关系，属于凭主观推断作出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他字第14号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第二点的规定，原告因财产权、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江苏证监局投诉，与该局的举报处理行为以及247号复函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对江苏证监局作出的处理行为不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被告认定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明显与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不符。四、原告属于举报事项的奖励请求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举报事项请求权人也属于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78号案例内容，江苏证监局不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原告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获得举报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五、苏宁易购相关年报存在虚假陈述事实，侵犯了原告作为股民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原告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依法向江苏证监局提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后，江苏证监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作出247号复函，导致原告无法对苏宁易购等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该复函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同时该复函未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也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上述事项均是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复议的事项，被告认定不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明显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诉复议决定，证明原告起诉的对象；2.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利害关系，且原告是受害者；3.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证明被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手段行使职权；4.股票明细对账单（2008年5月1日至2016年8月3日），证明原告从事股票交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年报的误导造成损失，有利害关系；5.247号复函，用以证明原告不认可江苏证监局的结论；6.《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以下简称分析说明），证明苏宁易购存在虚假记载嫌疑事项；7.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函，证明该所针对分析说明作出的答复内容，以及与247号复函内容明显不一致；8.《苏宁易购仍存在下述疑问证据》，证明苏宁易购相关年报仍存在虚假记载事项；9.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邮寄交寄单(1117012769078)收据、邮寄交寄单、查询单，以及行政复议证据目录，证明：1.该邮件内品名及数量包括：朱乔春不服247号复函而提起政复议材料两套、委托手续一套，其中行政复议材料包括行政复议证据目录中的附件材料；2.该邮件重量为2020克，总资费为36元，邮件包装为大的包装袋；3.证明被告认为该邮件中只包括行政议申请书的陈述是假的，因为如果只有两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加上一份委托手续，邮件总重量最多不超过300～400克，而邮寄交寄单(1117012769078)的实际邮件的总重量却达2020克，因此，邮件中实包括行政复议证据目录中的附件材料。在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6年年报第23页、第24页、第135页、第137页以及“2016年销售总额和采购总额均应为合并报表数；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6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差异约7.86亿元嫌疑的具体分析过程”，证明根据2016年前五名客户情况计算得出的销售总额约1434.61亿元，与公司年报披露相比差异约51.24亿元，与母公司营业收入相比，相差205.81亿元，说明销售总额为合并报表数，采购总额也应为合并报表数。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6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差异约7.86亿元的事实；2.2014年年报第27页、第123页、第125页以及“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4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少报约672210.6万元（约67.22亿元）嫌疑的具体分析过程”，证明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4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少报约672210.6万元（约67.22亿元）的事实；3.2013年年报第26页、第124页、第126页以及“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3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差异139732.18万元（约13.97亿元）嫌疑的具体分析过程”，证明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2013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差异约139732.18万元（约13.97亿元）的事实；4.2011年年报第55页、第100页、第102页以及“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务的采购数据，则2011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得在少报约1534710万元（约153.47亿元）嫌疑的具体分析过程”，证明如果采购总额为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则2011年母公司营业成本存在少报约1534710万元（约153.47亿元）的事实。被告证监会辩称：一、原告与涉案复函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二、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复议申请书，证明被告复议机构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2.证监复答字〔2019〕88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以下简称88号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江苏证监局答复；3.江苏证监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该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4.证监复延字〔2019〕73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以下简称73号延期通知书）及EMS单据，证明被告依法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5.被诉复议决定的EMS单据，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以及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持异议，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认为江苏证监局没有针对原告的疑问做出回应，答复内容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同时，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不完全，没有提交其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所附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持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为，不作为审查该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使用。原告在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属于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接纳。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了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主张其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小股东。经代理人等专业人士对该公司公开披露的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年度会计报表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相关信息存在一系列虚假记载嫌疑。虽然深圳证券交易所督促该公司给予书面解释，但原告仍认为苏宁易购相关年报存在七个方面的嫌疑问题，请求该局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依法对苏宁易购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年度会计报表存在的虚假记载嫌疑事实进行核查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处罚；请求依法给予其举报奖励；如果江苏证监局认为《苏宁易购仍存在下述疑问》的问题不存在，请依法针对《苏宁易购仍存在下述疑问》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解释或依法责令苏宁易购公开披露《苏宁易购仍存在下述疑问》中涉及的嫌疑问题所作出的详尽解释说明的具体内容，以保护其及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和投资决策权。原告随上述申请一并提交了其证券交割单复印件；分析说明；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函；《苏宁易购仍存在下述疑问》；江苏证监局苏证监信公告字（2016）048号信息公开告知书以及附件3.中国天楹《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相关说明》、附件4.立信所《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核查意见》。其中证券交割单显示的对账周期为2008年5月1日～2016年8月3日，朱乔春在2013年8月、9月、10月、11月、2015年2月进行过苏宁易购（证券代码002024）股票买入、卖出交易。江苏证监局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47号复函，告知原告：“一、经查，苏宁易购年报信息披露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公司对其子公司江苏苏宁易购资产金额的披露口径在2015年发生了变化，但公司未在年度报告附注中进行说明，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五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八条的相关规定；二是苏宁易购在去年度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的采购金额为苏宁易购母公司零售批发业务的采购数据，在计算采购占比时所用采购总额的数据也是母公司的合计采购总额，上述采购金额未包含分子公司的采购金额，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规定的要求。二、苏宁易购虽在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上存在上述瑕疵，但不会对合并报表层面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现金流量、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的关键性财务指标造成影响，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判断。鉴于此，我局未对苏宁易购启动立案稽查调查。对于上述瑕疵，我局已向公司下发监管关注函予以提醒、警示。”原告收到上述复函，于2019年8月5日向被告提出复议申请，请求确认江苏证监局逾期作出247号复函的行为违法，并请求撤销247号复函，决定江苏证监局针对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依法重新履行法定职责，对苏宁易购进行立案稽查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江苏证监局依法支付其举报奖励。2019年8月8日，被告行政复议机构收到上述申请。同年8月12日，被告作出88号通知书，通知江苏证监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同时将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同年8月22日，江苏证监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同年9月26日，被告作出73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同年9月29日，原告收到上述延期通知书。同年10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次日邮寄给原告。同年11月6日原告收到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院庭审中，原告认可其举报时提交的分析说明系基于其自己对于年报数据分析得出的意见和结论。本院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受理的法定条件之一。投诉举报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举报，进而针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或不处理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具有复议申请人的资格。因此，投诉举报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应当提交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证明其所举报的违法行为对其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本案中，朱乔春作为投资者，在进行苏宁易购股票交易过程中发生亏损。其认为苏宁易购年报存在虚假陈述造成其投资亏损，向江苏证监局举报并要求该局予以查处。但原告举报苏宁易购存在违法行为依据的是自己对相关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披露信息虚假的结论，缺乏客观事实或证据线索予以证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举报的苏宁易购违法行为与其主张的股票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具有针对江苏证监局作出的247号复函以及要求江苏证监局履行证券市场监管职责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被告据此驳回原告该部分复议申请正确。原告关于其与举报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等诉讼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提出其与江苏证监局的处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诉讼意见，因本案在基本案情等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不相类似，故原告该项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提出投诉举报时施行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且罚没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罚没款金额的1％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已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的，酌情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对于举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或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线索，经调查属实的，奖励金额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因此，投诉举报人举报证券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能够取得举报奖励的前提是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本案中，虽然江苏证监局在就原告举报事项进行核查过程中发现苏宁易购年报披露中存在其他不符合规定之处，并向苏宁易购发出监管关注函。但江苏证监局认定上述问题属于瑕疵，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判断，未启动稽查程序，亦未作出行政处罚。因此，原告要求支付举报奖励的前提不存在，其针对江苏监管局未支付奖励的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缺乏事实根据。被告认定原告该项复议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驳回原告该项复议申请并无不当。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乔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乔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君慧审 判 员 王春光审 判 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赵胜利书 记 员 杨 洁书 记 员 苏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