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5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坤南，男，195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达文，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超，男，197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学聪，广东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坤南因与被上诉人张永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陆坤南返还桉树款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陆坤南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陆坤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张永超返还桉树价款360786.64元；二、驳回张永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张永超负担3544元，陆坤南负担3356元。陆坤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永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永超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案涉《测绘技术报告》是司法鉴定报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案涉司法鉴定至今尚未完成。张永超向一审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双方选定由法院摇珠确定鉴定机构，一审法院随后向陆坤南发出《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通知书》，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2019年6月3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案涉山地现场组织双方和选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佛山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工作人员查勘现场。至今，陆坤南没有收到佛山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所作出的鉴定报告，换言之，该案的司法鉴定尚未完成。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案涉《测绘技术报告》是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张永超另外自行委托、自行实地指认拐点的测量结果，它不是司法鉴定报告，故该测量结果不具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二）根据合同的内容、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庭审情况，双方均认为982亩是林权证上林地的面积，而桉树的实际面积、砍伐范围由林业批准砍伐证（即林业采伐许可证）限定并以其山地图为准。一审判决出现两处“合同载明，桉树面积约982亩”，但合同上并没有“桉树面积约982亩”的载明，一审判决脱离合同内容和庭审情况，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将双方商定的一口价即310万成交价换算成每亩交易单价缺乏依据。陆坤南出示了总共约982亩的两个林权证，至于准确的砍伐面积、界限，双方约定以“林业批准砍伐证山地图界限为准”，因此，不能确定每亩单价。双方约定一口价即成交总价310万元，双方从没约定每亩的成交单价，一审将案涉交易价转换为每亩交易单价，缺乏依据，也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另一方面。因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在前，办理砍伐许可证在后，而砍伐面积、界限约定以“林业批准砍伐证山地图界限为准”，这是张永超根据其掌握的情况并凭经验作出的决策，是其通过合同获得利益的依据。而砍伐许可证是林业管理部门以可以砍伐桉树的有林面积勾图确定批准砍伐范围，没有桉树的空林或其他不可砍伐的，林业部门已经圈在砍伐红线外，砍伐许可证的砍伐面积共935.25亩，采伐面积达到林地面积的95%以上。二、关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张永超是长期专门从事林木砍伐交易的商人，其有意购买陆坤南的桉树林可证明其对案涉桉树林有所了解，陆坤南也向其提供了林权证。因此，张永超是清楚陆坤南承包林地的位置、形状、范围和面积的。在随后的洽谈中，陆坤南多次与张永超（其雇佣工作人员）现场踏勘涉案林地，张永超对林权证范围内桉树的生长情况、种植桉树的范围、林地中的野生竹林等情况已非常清楚，特别是为防止砍错他人树木，陆坤南多次带张永超（其雇佣工作人员）对边界进行详尽标注，以便张永超砍伐时识别。因此，张永超对林权证的内容及林地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张永超在此基础上签订的《桉树买卖合同》，不存在任何误解，且林地是开放的。根据该合同，明确了陆坤南承包林地的面积为982亩，张永超庭审中也予以确认，该合同约定“准确山界以林业批准砍伐许可证山地图界线为准”，也就是说，双方约定了砍伐范围、山界、桉树的实际面积等内容均以采伐许可证为准。而根据本案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共935.25亩，标注并剔除了竹子林，罗列了“采伐蓄积”和“出材量”，而张永超作为买方，只是“采伐蓄积”和“出材量”影响其利益。张永超所称的“直至砍伐桉树面积约300亩时，才发现‘合同约定的砍伐范围’种植了竹林”明显是歪曲事实，更何况，其所称“合同约定的砍伐范围”也属采伐许可证约束的范围内。双方自合同的签订至合同履行完毕的整个过程，均毫无争议。张永超提起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本案事实非常清楚，张永超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是建立在隐瞒司法鉴定程序、错误采信张永超自行委托取得的《测绘技术报告》和错误解读合同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张永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测绘技术报告》是依据合法程序，经有相应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运用专门知识、科学仪器和设备，进行科学分析、鉴别作出的，真实、合法、客观、准确，对本案关键事实具有充分的证明力。张永超确在一审时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并经一审法院批准、双方通过摇珠方式确定了鉴定机构，但其后因该被选定的鉴定机构在鉴定现场提出鉴定费用约需15万元，经张永超交涉，鉴定机构最低收费也要13万元，该费用金额远远超出张永超的承受能力范围以及其他同类有资质司法鉴定机构的2-3万元的报价。且本案诉讼标的仅约100万元，该费用也远超出解决双方争议的合理成本范围，无论最终鉴定结果如何，该高昂的鉴定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对最终解决本案争议、对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均无益处，有碍“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民事诉讼目的。考虑及此，张永超现场经与鉴定机构、陆坤南以及一审法院逐一沟通后，决定暂缓进行该司法鉴定程序，待进一步沟通后另做决定。其后，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张永超与陆坤南对本次司法鉴定的鉴定机构、鉴定费用、鉴定程序进行沟通、协商，但陆坤南拒不配合，直接不同意进行任何鉴定，拒绝选定任何鉴定机构，导致协商无果。张永超无奈之下，经与一审法院充分沟通并经批准后，撤回原鉴定申请，并另自行委托有法定资质的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进行鉴定，原司法鉴定程序则告终结。因此，无论是申请法院鉴定、撤回鉴定申请还是其后的自行委托鉴定，其程序均合法、合理，并不存在陆坤南所称瑕疵。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经依法鉴定后作出《测绘技术报告》，该鉴定结论与张永超提交的相关证据能相互印证，且陆坤南在一审质证时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也没有申请重新鉴定，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合法、合理、合情。二、现有证据足以证实陆坤南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交付“982亩桉树”的合同义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合同约定的买卖标的物，应是“桉树面积982亩”。对此，双方在案涉《桉树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为“高林证字（2006）111****、111****号所种植的桉树，面积约982亩”，该约定清晰、明确、具体。而“准确山界以林业批准砍伐证山地图界线为准”则明显只是明确“砍伐范围”，而不是买卖标的。一审判决认定“合同载明，桉树‘面积约982亩’”，是对上述合同约定内容文义的正确归纳，而不是直接引用。陆坤南称“合同上并没有‘桉树面积约982亩’的载明”要么是不通文义，要么就是刻意曲解、无理取闹。关于涉案桉树的实际面积，应以《测绘技术报告》测定面积为准，即791.52亩。无论是《林权证》还是《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都只能证明涉案桉树的砍伐范围，而不能证明砍伐范围内桉树的实际面积。陆坤南主张将《采伐许可证》认定的“采伐面积”推定为实际桉树面积是没有依据的，是错误的，主要理由是：林业部门认定的“采伐面积”是在涉案林地砍伐前根据申请砍伐林地的权属四至范围以及卫星可见图像进行勾图后估算得出的大致数据，只需对申请砍伐的树种、可砍伐范围予以审批，不是确权定界，不会、也无需到涉案林地进行现场勘查、测绘。而涉案林地在砍伐前林高草密，桉树林和竹林交错成片，卫星勾图不可能将桉树林、竹林的界线准确区分，如果测算桉树面积或竹林面积，所得结果均必然存在误差。而《测绘技术报告》则是在涉案林地砍伐后针对现场桉树面积的直接测绘计算，无论从针对性、准确性、关联性上都较之《采伐许可证》的“采伐面积”有更高的证明力。而从客观事实来说，涉案林地在桉树林全部砍伐后，桉树林、竹林以及空地界线清晰、明确，竹林至今仍成片四散分布在涉案林地范围内尚未砍伐，涉案林地的全部权属面积根据《林权证》记载才982.1亩，现场遗留的竹林面积就多达一百多亩，也足以证实《采伐许可证》认定的935.25亩不可能是桉树实际面积。现有证据足以证实陆坤南实际向张永超交付的桉树面积仅791.52亩，没有按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相差的桉树面积高达100多亩，已远远超出合理范围。涉案林地面积近千亩，绵延当地几公里内数个山头，周边散布竹林，被砍伐前林高草密，张永超作为外地人且不熟悉准确山界的情况下，客观上确难以及时统计竹林范围及面积。陆坤南作为涉案林地的权属人，应当更加清楚涉案林地的实际情况，但在与张永超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涉案林地四散分布大面积竹林的重要事实，甚至在一审庭审时还试图掩盖真相，这是造成实际交付桉树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陆坤南应否向张永超返还桉树价款360786.64元。经审查，首先，关于如何确定桉树实际面积的问题。《桉树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位于高林证字（2006）111****、111****号所种植的桉树，面积约982亩（准确山界以林业批准砍伐证山地图界限为准），转让给乙方承包砍伐。”该条是对案涉合同买卖标的物数量的约定，依其文义，双方明确约定买卖桉树的数量为面积约982亩，该约定并无歧义或者可作其他理解。至于“准确山界以林业批准砍伐证山地图界限为准”的含义，显然是明确砍伐范围（准确山界）以林业部门批准的地图界限为准，不可越界砍伐，而非是约定双方交易的桉树数量以林业部门批准的为准。故陆坤南主张双方交易的桉树数量应以林业部门批准的林业采伐许可证限定的面积为准，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关于《测绘技术报告》应否予以采信的问题。在双方对交易桉树的实际面积存在争议之情形下，张永超单方委托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就该实际面积进行鉴定，该司作出了《测绘技术报告》，鉴定结论为实际桉树林面积共791.52亩。经审查，该《测绘技术报告》的鉴定人具备相应资格，鉴定程序合法，且不存在鉴定意见依据不足或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陆坤南虽然对该《测绘技术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故一审采信该《测绘技术报告》，并认定案涉桉树的实际面积为791.52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四十一条关于：“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之规定。最后，关于如何确定返还价款数额的问题。依据《测绘技术报告》，陆坤南实际向张永超交付的桉树面积为791.52亩，与《桉树买卖合同》约定面积982亩差额为190.48亩（982亩-791.52亩），但陆坤南却按约定面积收取了张永超价款310万元，多收部分应作相应返还。因双方合同约定982亩桉树林的价格是310万元，故一审认定差额部分价款为601311.07元[(310万元÷982亩）)×190.48亩]正确。又因张永超在履约过程中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故一审在纵观本案案情之基础上，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酌定陆坤南应返还张永超该差额部分价款的60%，即360786.64元（601311.07元×60%），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陆坤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1.8元，由上诉人陆坤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何希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