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1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佟彤，女，1989年7月3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银，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妙，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扬，女，1991年8月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洺乾，北京市大瀚（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菅怡，女，1992年4月29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陈佟彤与被上诉人杨扬、菅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3民初5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佟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银、侯妙、被上诉人杨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洺乾、被上诉人菅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佟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203民初53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佟彤与杨扬、菅怡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作关系。陈佟彤与杨扬、菅怡及案外多人共同合作，为第三方提供资金用于银行短期倒贷，合作各方将自用资金集中交付陈佟彤，由陈佟彤统一交给吴倩，吴倩交付给段超宇，为银行借款人用于银行倒贷资金。段超宇以短期高息借贷的方式取得利息后，将合作资金连同利息一同转给吴倩，吴倩再转给陈佟彤，按照事前口头约定，由陈佟彤转给菅怡，菅怡将资金转入杨扬及案外人周某1账户,如此循环。（二）一审判决仅根据陈佟彤与杨扬之间的银行汇款凭证往来就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违背客观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借款除有银行汇款凭据外，须提供借条、借款协议、收条等借款凭据，以确认债权的真实存在。但是本案庭审期间，杨扬仅提供银行转款凭据，作为其主张债权的凭据，并未提供借款凭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如果存在借款行为，根据常理首先应当书写借款凭据，即使没有借款凭据，在银行转款凭据的用途上亦应当注明借款性质。仅凭杨扬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菅怡的陈述，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及提供合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银行转款就是借款。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扬目前所提供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其与陈佟彤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三）杨扬与菅怡恶意串通，故意损害陈佟彤利益。陈佟彤与杨扬是通过菅怡认识的，四方共同合作(包括吴倩)，作为利益共同体取得收益。因最终资金接收一方段超宇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逮捕，目前可能面临合作投入资金无法追回的现实情况。杨扬与菅怡为维护自身利益，恶意串通，谎称银行转帐系向陈佟彤提供的借款，以此免除自身因合作带来的资金风险。在法院庭前调查期间，菅怡明确陈述系合作关系，在庭审中受到外界影响，为摆脱自身责任和免遭风险，谎称系陈佟彤借款，违背客观事实。况且菅怡本人系本案一审被告，如作为合作一方势必会承担不利后果，而证实陈佟彤与杨扬存在借贷关系，以此可以免除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应当以最初未受到外界影响的客观陈述为准。如仅是陈佟彤与杨扬间的借贷关系，为什么会存在通过菅怡帐户将款转入杨扬(周某1)账户。通过银行及微信转帐记录查询，陈佟彤向营怡转款399.815万元，菅怡向杨扬(周某1)转款349.2万元，菅怡未足额转入杨扬、周某1帐户的部分应当计入陈佟彤已返还部分，但一审法院确认菅怡转入杨扬（周某1)账户340万元，其余40.615万元去向未予查明，该款应当仍留在菅怡帐上，如果该款是菅怡的收益，菅怡就应当是合作一方，如果不是合作一方，该款应当由菅怡返还给杨扬，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裁决，显然有悖常理。在菅怡在与陈佟彤微信聊天过程中多次提到“咱们一起赚钱”“怕拖时间时间长了人家不和咱们玩了”等内容，能够充分证明菅怡是以合作方式共同参与，并且是通过菅怡引荐杨扬加入到项目合作中。（四）一审未予查明双方银行往来帐目，存在认定错误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出借450万元，还款340万元，尚欠115万元本金，此计算明显错误。陈佟彤根据银行往来反复核对，确认杨扬向陈佟彤转账60万元、案外人周某1向陈佟彤转款375万元，陈佟彤向吴倩转账484.5万，吴倩向段超宇转款488万元，段超宇向吴倩转款356.6万元，吴倩向陈佟彤转款346.6万元，陈佟彤向菅怡转款399.815万元（包含直接转给周某1的10万元），菅怡向周某1转款349.2万元。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印证各方合作的事实，可以确定陈佟彤向菅怡转款399.815万元用于返还杨扬（周某1)，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340万元。（五）基于陈佟彤与杨扬、菅怡之间是合作关系，合作投资风险应当由各方共同承担，杨扬要求陈佟彤返还显失公平。杨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合作之初就应该知道投资有风险，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由于段超宇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目前面临投资资金无法追回的可能性，鉴于合作是通过吴倩将合作资金转给段超宇，故吴倩对于本案涉案资金代表合作方作为受害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着“先刑后民”原则，应当中止本案审理，待段超宇涉嫌诈骗罪作出司法裁决后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在陈佟彤提出后，未予查实，直接以民间借贷纠纷判令陈佟彤承担还款责任，对陈佟彤显失公平。杨扬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从一审庭审中及陈佟彤的上诉状中可以明确陈佟彤从杨扬处取得钱款的事实存在。陈佟彤在上诉状图表中显示了资金的流转，图表中两次出现陈佟彤的名字，不论后续勾勒出多少人，资金再次回到陈佟彤处时就形成了闭环。而事实上，当杨扬将钱转给陈佟彤以后，陈佟彤无论是去做过桥放贷还是做其他生意，陈佟彤都是基于自己的意思去决定和处分，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这正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合伙、委托）的本质区别，因为合伙关系不仅需要有明确的书面合同，还需要有合作双方（多方）共同管理合伙事务的逻辑与事实，而本案中当钱进入陈佟彤账面后，杨扬除了可以向陈佟彤追索欠款外，根本控制不了钱的流向和用途。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是基于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践性，没有借条并不影响借贷关系实际成立。（二）一审中杨扬是将菅怡同时作为被告诉讼的，杨扬是请求法院调查菅怡在本案中的作用，菅怡作为一个中间人的身份也是法院经过调查后确定的，杨扬与菅怡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菅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陈佟彤与杨扬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菅怡作为中间人，仅仅是应陈佟彤的要求，介绍其与杨扬借款，且陈佟彤向杨扬的借款归还了一部分，其余款项经杨扬和菅怡索要无果后，才提起诉讼。（二）陈佟彤称与杨扬和菅怡是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如果是合伙关系，那么根据常理，生意间的合作定会形成书面的合伙协议，陈佟彤从未与杨扬和菅怡有过合伙的合意，只是因为无法归还借款，企图逃避债务，陈佟彤才辩称是合伙。（三）针对陈佟彤恶意串通的说法，菅怡不予认可。在陈佟彤与杨扬的借贷关系中，菅怡仅是介绍人，银行转账过程中，菅怡只是根据之前与陈佟彤的约定扣除相应的好处费，从头到尾并没有合作的意思表示，其所谓的恶意串通不能成立。（四）本案款项是陈佟彤向杨扬的借款，其投资失败与本案无关，这并不因影响陈佟彤与杨扬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杨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扬与菅怡系多年朋友关系，菅怡与陈佟彤之前系同事关系。陈佟彤认识案外人吴某，吴某称其认识在银行工作的段某某，可以通过向其提供钱款挣取利息。陈佟彤于是找到菅怡问其是否有钱款。菅怡介绍杨扬与其认识。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杨扬先后多次通过其自身银行账户和借用案外人周某2的银行账户向陈佟彤转账450万元。陈佟彤将该部分钱款和自有的65万元先后多次转账给吴某挣取利息。期间，陈佟彤通过菅怡作为中间人，先后多次向杨扬返还钱款340万元。2019年7月29日，因案外人段某某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案外人吴某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被受理。菅怡、陈佟彤与杨扬经过对账，确认陈佟彤尚未返还杨扬115万元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被告应否偿还杨扬诉请的款项及二被告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杨扬与陈佟佟之间已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理由如下：其一，杨扬与陈佟彤经菅怡介绍认识后，杨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佟彤出借钱款，陈佟彤通过中间人菅怡向杨扬返还钱款并支付利息。原、被告之间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特征；其二，陈佟彤辩称其与菅怡、杨扬系合作放款关系，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杨扬、菅怡、陈佟彤三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或合作协议。根据菅怡和陈佟彤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菅怡多次催促陈佟彤给杨扬还钱，陈佟彤在微信聊天中多次陈述要给杨扬还钱，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合伙或合作关系的合意。故原、被告之间并不符合合伙关系或合作关系的构成要件，陈佟彤辩称双方系合伙或合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杨扬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陈佟彤抗辩转账系属于其他债务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明，但陈佟彤未能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杨扬与菅怡的法律关系问题。经庭审查明的事实，菅怡在本案中仅仅是中间介绍人。杨扬出借给陈佟彤的钱款均直接转给陈佟彤。菅怡虽然在陈佟彤返还杨扬的利息中扣除了一部分利息，但该扣除行为也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扬已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扬主张菅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佟彤应当偿还杨扬借款115万元。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佟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杨扬借款本金115万元；二、驳回原告杨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原告杨扬已预交），由被告陈佟彤负担。二审期间，陈佟彤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第一组两份证据：1.杨扬的卡号×××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杨扬一审提交的证据，陈佟彤二审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周某1的卡号×××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杨扬一审提交的证据，陈佟彤二审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吴倩的卡号×××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菅怡的账号×××招商银行交易流水（菅怡一审提交的证据，陈佟彤二审作为己方证据提交）。该份证据结合陈佟彤一审提交的其个人包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流水，证明上诉状中所述的资金流转过程及资金流转金额，证明陈佟彤与菅怡、杨扬系合作关系。2.陈佟彤微信账单进行证据保全的公证书（附微信转账明细），证明从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7月26日陈佟彤通过微信向菅怡转账131笔，共计41.265万元。第一组证据整体证明：陈佟彤向菅怡转账共计389.815万元，菅怡仅向杨扬转账349.2万元，剩余40.615万元仍在菅怡处并未转给杨扬，且杨扬也并未向菅怡追索。如果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作为中间人没有提供任何资金的菅怡不可能在八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利息，从而反向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而非借贷。如果法院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对于尚在菅怡处的40.615万元应由菅怡返还杨扬，作为陈佟彤偿还的本金。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从菅怡与陈佟彤之间的对话可知，菅怡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此次合作的，其多次表示希望能将其纳入到本次合作中，并且在分配收益时明确表示可以少分，以确保能持续不断地参与合作。同时在对话中，菅怡提到撤资，只有在合作关系中才会涉及投资撤资等问题，且案外人也提出想继续合作，进一步证明本案是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根据该组证据可知，实际将钱投入合作的是张晨露并非杨扬，收取合作分红的也是张晨露并非是杨扬，并且张晨露明确表示还想继续合作。第三组证据：吴倩的证人证言，证明陈佟彤、菅怡、杨扬及吴倩等人系合作关系，不存在任何借贷，各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合作投资。针对各方合作投资资金被骗事件，吴倩及陈佟彤均为受害人，菅怡、杨扬应对投资风险承担后果，不应向陈佟彤追要投资资金。杨扬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银行流水部分，其中陈佟彤个人包商银行流水和中国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该流水恰恰证明杨扬转给陈佟彤的钱是大于陈佟彤转给杨扬的，也就是说陈佟彤处尚有钱没有归还的事实明确。对吴倩工商银行流水，从其内容上看与杨扬没有任何往来，应与本案无关，就此份证据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整体上，对于与杨扬有关的流水这部分反映的资金往来杨扬是认可的，但是银行流水不能作为陈佟彤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合伙法律关系的依据，它仅仅是账目往来的数据。对第一组证据的公证书微信转账部分，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就其内容上看，这是陈佟彤与菅怡的微信转账记录，杨扬对此不知情，陈佟彤微信转给菅怡的钱是让菅怡用来还给杨扬，还是给菅怡的好处费，或者是她们之间其他的用途，杨扬是不知情的。另外，陈佟彤转给菅怡的钱不仅有几千元的，还有200元、300元等小数目的，朋友之间这些小数目甚至大数目的微信往来很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使用，因此，这些钱很有可能是跟杨扬没有任何关系的。对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该份聊天应是陈佟彤分别和两个人的对话，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这两个人均不是杨扬，无论是什么内容对杨扬均无约束力。对第三组证据证人证言，其真实性有异议，吴倩不认识杨扬却知道钱是来自杨扬这是矛盾的，吴倩所谓的合作逻辑不清晰，合作方式不清楚，吴倩所谓的合作与杨扬没有任何关联。菅怡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40.615万元是陈佟彤给菅怡和杨扬的好处费。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菅怡只是介绍人，没有形成合伙。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菅怡只是介绍人。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各份银行流水和公证书，因陈佟彤均提交原件及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制件，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由银行流水和公证书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款项性质为合伙款项，同时陈佟彤在二审庭审中自认每一笔款项给菅怡和杨扬2%的费用，目前尚有115万元本金未回款，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陈佟彤与菅怡之间的聊天记录，菅怡认可是其本人与陈佟彤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聊天记录中并未明确体现菅怡参与合伙或者合作，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吴倩的证人证言，经核实身份确系吴倩本人到庭作证，吴倩陈述其只与陈佟彤签订了合作协议，经法庭询问是否是吴倩与陈佟彤、菅怡三者是合作关系，吴倩表示不是。故对吴倩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陈佟彤、杨扬、菅怡、吴倩系合伙或合作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性质为民间借贷还是合伙，若为民间借贷，则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关于杨扬的出借人主体问题，杨扬依据其本人及周某1向陈佟彤的转账凭证主张陈佟彤向其借款尚有115万元本金未归还。周某1一审中接受一审法院询问，认可其本人的银行卡借给杨扬使用，卡内资金为杨扬所有，故杨扬的原告主体资格应予确认。关于杨扬与陈佟彤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杨扬仅提供转账凭证，没有提交书面借款合同，在此情形下，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及认定事实。根据该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杨扬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后，即应当认定杨扬对其与陈佟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陈佟彤抗辩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基于合伙关系，则陈佟彤需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陈佟彤未与菅怡、杨扬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几方存在共同投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伙事实，且陈佟彤在与菅怡的聊天记录中明确陈述“一次性现在拿115万元拿不出来，只能每月慢慢给她还”，该微信记录也印证了陈佟彤与杨扬之间并非是合伙关系。再次关于陈佟彤主张的杨扬与菅怡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问题。就陈佟彤主张的恶意串通，其并未提交直接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陈佟彤与菅怡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并不能清晰明确的体现出菅怡的合伙人身份，虽然菅怡表示要带上自己挣点钱，但是菅怡否认双方是合伙关系，仅基于中间介绍人身份赚取好处费。同时，陈佟彤在庭审中陈述，其本人提供的资金所赚取的费用并不与菅怡分享，而杨扬的这部分资金陈佟彤要留取0.5%的费用，这与陈佟彤主张的“陈佟彤与杨扬是通过菅怡认识，四方共同合作（包括吴倩）作为利益共同体，取得利益。”相互矛盾。据此，本院认为，本案应是杨扬与陈佟彤之间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合伙法律关系。关于尚欠借款的本金数额问题，陈佟彤虽然主张款项性质为合伙款，但是对于未回款数额为115万元不持异议，对此有一审谈话笔录及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菅怡和杨扬对此也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陈佟彤尚未归还的本金数额应为115万元。关于陈佟彤主张的其转给菅怡款项与菅怡转给杨扬（包括周某1）的款项存在40.615万元的差额，若本案认定为借贷纠纷，则应当作为陈佟彤偿还的本金。对此，菅怡称40.615万元是陈佟彤给菅怡和杨扬的好处费，庭审中，陈佟彤也明确认可每笔款项给杨扬和菅怡1.5%的费用，故其主张该40.615元系其偿还的本金不能成立，与其明确认可的未回款115万元亦相互矛盾。综上所述，陈佟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上诉人陈佟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兴平审判员 王志刚审判员 赵艳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康 欣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