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3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俊佑，男，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林美，女，196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剑，男，199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慧超，女，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世萍，山东北极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惠聪，男，196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言博，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金振友，男，1962年8月27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女，与金振友系夫妻关系。上诉人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因与被上诉人江惠聪、金振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不承担任何还款义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江惠聪、金振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蔡俊佑未偿还金振友借款、江惠聪履行担保义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金振友身份为职业放贷人，蔡俊佑已经偿还其借款的事实清楚。金振友多次违法发放高利贷，蔡俊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金振友曾经因违法发放高利贷被司法机关追究过刑事责任，也多次因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过民事诉讼，其身份系职业放贷人。一审中江惠聪主张的89万元借款的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而在该时间之后，蔡俊佑于2017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金振友偿还该笔借款12万元，又于2017年1月21日通过江惠聪向金振友偿还借款110万元(承兑60万元、现金50万元)，该证据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也有载明。一审法院故意不审查金振友职业放贷人的身份，更无视蔡俊佑已经还款的事实，在未全面查清蔡俊佑与金振友之间借贷账目往来的情况下，径直的所做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江惠聪并未代蔡俊佑偿还本案款项，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从一审中江惠聪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证明，江惠聪与金振友之间存在相互多次转账行为，但江惠聪、金振友庭审中明确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江惠聪在蔡俊佑已经还清本案借款的情况下，在担保期限届满之后依然与金振友之间有资金往来，说明江惠聪并未履行本案担保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蔡俊佑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还清本案借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仅以借条中载明的债权未到期为由认定蔡俊佑偿还的并非本案借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本案中一审法院应当全面查清蔡俊佑与金振友之间借贷数额以及还款数额，以及江惠聪是否代为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和相关证据，而不应当以无法查清其他笔款项为由进行推诿，从而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规定：“三、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本案中一审法院纵容江惠聪、金振友“套路贷”行为，不但判决蔡俊佑承担已经还清的本金，还判决蔡俊佑承担36%过高的利息，于法无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某某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江惠聪在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后六个月后依然行使保证义务，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支持江惠聪主张的代蔡俊佑偿还借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应当遵循“先刑事、后民事”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公安机关未明确是否予以刑事立案的情况下，无法查清本案借款及还款事实，更无法查清本案担保义务是否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径直作出可能与刑事案件相冲突的民事判决，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查清相关事实并依法改判。江惠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蔡俊佑主张借款已经还清违背事实，根据蔡俊佑提交的证据，蔡俊佑所还的款项均在借款日期后，与常理不符。且其主张偿还的款项非本案借款，结合金振友在一审中的陈述及证据，金振友借给蔡俊佑的款项本金610.5万元，加上预先扣除的利息，共计800多万元。蔡俊佑一共偿还本息316.5万元，蔡俊佑辩称已经还清借款与事实不符。2.江惠聪承担还本付息均是在担保期内，不存在担保期外承担责任的问题。3.蔡俊佑辩称该案涉嫌刑事案件，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公安机关对此立案调查。4.一审判决后蔡俊佑通过中间人找到江惠聪，承诺年底还款暂时没有还款能力，蔡俊佑的上诉为延缓时间。金振友辩称，金振友非职业放贷人，金振友与江惠聪系同事关系，江惠聪与蔡俊佑为老乡关系，且江惠聪、蔡俊佑有商业合作关系，金振友与蔡俊佑产生债务关系是因蔡俊佑经营的建筑公司资金紧张需要帮助，是江惠聪带着蔡俊佑来找金振友借款，后来因江惠聪做了担保我方才同意借款，利息是蔡俊佑向我方承诺的。江惠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偿还担保追偿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共计210万元，并对210万元自2018年3月21日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期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判令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8日，蔡俊佑、江林美、蔡慧超、蔡伟剑作为借款人共同向金振友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金振友现金100万元整，还款期限为2017年5月27日。担保人为江惠聪。翌日，金振友向蔡俊佑汇款89万元。该笔借款从证据形式上显示是先打条，后打款，实际交付本金为89万元，借据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逾期违约金约定是每天1万，后变更为每天3500元。江惠聪主张该笔借款由其代偿，具体代偿方式为银行打款167.95万元（通过农行向金振友账户打款39万元，通过建行向金振友打款128.95万元），以房抵债65万元，实际代偿本息及违约金共计232.95万元，江惠聪在本案中主张210万元。对此，金振友认可该笔借款本金100及利息系由江惠聪全部代偿，认可以房抵债65万元，认可江惠聪提交的打款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代偿的利息并没有江惠聪所称的那么多，先还息、后还本，大体在200万左右。金振友于2018年3月21日向江惠聪出具《收据》，并将原始债权凭证交付给江惠聪。蔡俊佑称该笔借款已经由其本人偿还完毕，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7年1月13日蔡俊佑转账给金振友12万元以及在同年1月21日支付给蔡俊佑/江惠聪银行承兑60万元、现金50万元。对此金振友、江惠聪均予以予以否认。金振友主张没有收到该110万元，江惠聪主张实际收到该款但已转交给金振友，但偿还的债务跟涉案借款没有关系。另查明，江惠聪以蔡俊佑、蔡慧超为被告同时起诉至一审法院，主张代偿款42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案查明，2015年，蔡俊佑因工程款周转急用资金经江惠聪介绍并担保向金振友多次借款。金振友分别于2015年6月17日向蔡俊佑汇款90万元、?8月3日汇款72万元、10月12日汇款33万元，以上三笔借款共计195万元。同年12月5日和12月13日，蔡俊佑、蔡慧超作为借款人向金振友出具《借据》各一份，载明因工程款周转困难急用资金，今借金振友现金各100万元整，借款期限均为6个月，即到期日均在2016年6月份。担保人为江惠聪。即该两笔借款是先打款，后补借据，实际交付本金为195万元，借据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逾期违约金约定是每天2万，后变更为每天3500元。因蔡俊佑逾期还款，书面签字确认延期至2016年11月，后又延期至2017年7月。江惠聪主张该两笔借款由其代偿，具体代偿方式为银行打款429.3万元（通过工商银行分17次打款232.7万元，通过建设银行分15次打款196.6万元），江惠聪在本案中主张420万。对此，金振友认可该两笔借款本金200及利息系由江惠聪全部代偿，认可江惠聪提交的429.3万元打款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代偿的利息并没有江惠聪所称的那么多，该两笔借款是由江惠聪先还息、再还本，共计还款在300万以上。金振友于2018年3月21日向江惠聪出具《收据》，同时将原始债权凭证交付给江惠聪。金振友蔡俊佑称该笔借款已经由其本人偿还完毕，提交的证据显示自2015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1日共计向金振友支付426.5万元【包括银行转账316.5万元，承兑60万元（2017年1月21日）、现金50万元（2017年1月21日）】）。对此，金振友认可收到银行转账316.5万元，否认收到承兑60万元和现金50万元，同时主张向蔡俊佑实际打款共计610.5万元，蔡俊佑回款316.5万元是偿还的其他借款，与上述三笔借贷没有关系。以上两案共涉及三笔借款，交易方分别为出借人金振友、借款人蔡俊佑及共同借款人、担保人江惠聪。因三方之间账目往来互相交错，因此虽然两案被告主体不完全相同，但合议庭基于上述客观事实，对两案合并审查。通过各方提交的证据显示金振友与蔡俊佑之间全部的银行往来如下：2015年至2017年，金振友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款给蔡俊佑610.5万元（其中144万存在争议，蔡俊佑不予认可），蔡俊佑回款给金振友426.5万元（其中110万元有争议，金振友不予认可），两者相差近200万元。通过金振友与江惠聪提交的证据显示两人之间全部银行往来如下：江惠聪提交的证据显示通过银行打入金振友款项数额为429.3万元+167.95万元=597.25万元，以房抵债65万元，以上共计662.25万元；金振友提交的证据显示江惠聪通过银行打入金振友的款项数额为397.35万元。两者账目相差264.9万元。金振友称与江惠聪自2015年以来两人之间没有发生借贷关系。通过公安部门的卷宗材料显示（蔡俊佑控告金振友非法高息放贷、暴力催债）：自2015年至2016年，蔡俊佑通过江惠聪向金振友借款达十几笔，存在先还息后还本、旧账未结清又借新账的情况，也存在旧账本息当作本金与新账重新打新条和先扣息的情况。同时蔡俊佑也多次向江惠聪借款，两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江惠聪作为金振友与蔡俊佑借贷关系的介绍人，也是担保人。蔡俊佑与金振友之间的多笔借款，存在先扣息、利滚利、旧账并入新账的情况，但是在结清旧账之后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一般是将债权凭证收回或销毁，因此至于非涉案的账目本案难以理清和查证。对于涉案的三笔款项，可以查清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二笔实际打款195万元，第三笔实际打款89万元。从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交易习惯和往来款项数额，结合蔡俊佑提交的回款证据显示的日期均系在债务到期之前的情形（与常理不符），可以认定蔡俊佑并未实际还清涉案三笔款项的本金。而江惠聪提交的打款凭证可以显示其汇入金振友的款项均在到期日之后。虽然金振友对偿还利息数额存在争议，但并不能以此否认江惠聪的代偿事实。以上事实，由借据、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清单、收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蔡俊佑以资金紧张为由多次向金振友借款，虽然存在利息高于法定上限以及先扣息、利滚利等无效情形，但并不能以此免除蔡俊佑在法定范围内的偿还义务。蔡俊佑辩称其已实际偿还本金以及金振友系职业放贷人的意见，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江惠聪作为保证人代偿本息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关于追偿本息数额的认定。因本案该笔借款实际打款89万元，而非借据中显示的100万元，故应当认定可追偿的代偿本金为89万元。关于代偿的利息，因借款借据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即使当事人称存在高息但陈述标准不尽一致，因此借期内的利息不予审查认定。从江惠聪提交的逾期之后的代偿证据显示，江惠聪代偿的逾期利率标准已超出法定上限，对于按照年利率36%以内代偿的逾期利息（违约金），即未超出主债权约定的利息范围，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赋予保证人追偿权，对于超出年利率36%以上代偿的逾期利息（违约金），不予支持。因此，江惠聪可追偿的逾期利息数额应当以8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自2017年5月28日（借款到期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21日，即逾期利息数额为261586.85元（36%÷365天×298天×89万），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江惠聪代偿本息1151586.85元（890000元+261586.85元）及利息（以1151586.85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江惠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负担。二审中，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提交如下证据：提交判决五份（案号：（2020）鲁01民终207号、（2019）鲁0116民初1724号、（2016）鲁1202民初3723号、（2019）鲁1202民初89号）；拟证明金振友系职业放贷人，以发放高利贷作为主要盈利方式，本案也系金振友发放高利贷案件中的一个，因此其所主张的利息不应当予以支持。经质证，江惠聪、金振友称蔡俊佑提交的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金振友提交如下证据：提交蔡俊佑失信人名单一份；拟证明蔡俊佑多次借款被法院执行。经质证，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金振友所主张的蔡俊佑当时承诺以支付高利息作为借款依据的事实。江惠聪对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认为，蔡俊佑提交的判决仅能证实金振友在其他法院有案件诉讼，在判决中并不能体现金振友系职业放贷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金振友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标准为：1.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2.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3.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中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金振友涉案案件数、涉案金额符合上述标准。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主张金振友系职业放贷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蔡俊佑主张其已在2017年1月21日前还清本案案涉款项，金振友、江惠聪均不予认可。经查，蔡俊佑与金振友及江惠聪之间交易关系复杂，资金交易频繁，蔡俊佑在还款时也未明确偿还哪笔款项，其无法证明案涉款项已还清。相反，江惠聪主张已代蔡俊佑还清案涉款项，并提供银行流水、金振友收到款项的收据予以证明。金振友及江惠聪虽对江惠聪代蔡俊佑还款具体数额有争议，但对于江惠聪已代蔡俊佑还清案涉款项，双方无争议。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蔡俊佑、蔡慧超向江惠聪偿还代还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蔡俊佑、江林美、蔡伟剑、蔡慧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