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2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锡斌，男，197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管理区。法定代表人：陈玉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力，广东思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塞琳，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锡斌因与上诉人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6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锡斌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62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合计40408元（分别为：500元、800元、500元、500元、5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800元、300元、300元、300元、300元、750元、750元、750元、750元、2200元、2200元、2300元、3300元、4454元、4454元、5500元、5500元）。事实与理由：冯锡斌是恒海公司的维修部主管，恒海公司仅有冯锡斌一名电工，2018年10月及同年11月至离职其均有为恒海公司提供劳动。1.恒海公司虽停工停产，但冯锡斌除做维修工作外，还被安排至仓库盘点、拆卸及搬运机器设备、水电表抄表等工作，不只是少量的维修工作。根据恒海公司向冯锡斌发放的部分工资可知，冯锡斌有提供劳动的事实。通过恒海公司向冯锡斌发放的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数额来看，冯锡斌的工资数额在恒海公司备案停工停产前后没有明显变化，由此可见，冯锡斌并没有像其他员工那样真正停工停产无工作安排。2.双方确认恒海公司要求冯锡斌从2018年12月3日起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并留在厂区内。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按照生活费的标准计付工资的情形是用人单位停产停工且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不要求劳动者考勤或不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根据上述条例的规定，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计付工资。但恒海公司未与冯锡斌协商新的工资标准，其安排工作量的大小并非冯锡斌可以决定，双方是计时工资，并非根据工作量计算工资。冯锡斌完成恒海公司安排的工作，恒海公司应当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另外，冯锡斌有为恒海公司提供劳动，其工资标准应当区别于未提供劳动的其他员工。一审在上述不同情形下统一按最低工资80%的生活费标准支付工资没有事实依据。3.从公平角度考虑，恒海公司将冯锡斌扣留在厂内且有安排工作的情况下，若仅以生活费标准发放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长达9个月的工资根本无法保障冯锡斌的基本生活。恒海公司辩称，一、冯锡斌请求的工资差额40408元是其自己计算有误，恒海公司一审提出过，冯锡斌二审上诉仍未改正。冯锡斌在仲裁及一审阶段提出的工资标准与其对工资差额的计算存在前后矛盾，冯锡斌的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是其自行增加至3700元/月，且冯锡斌在发给恒海公司的通知函中并未要求恒海公司转账支付工资差额，仅要求现金工资的部分，后其又要求转账工资差额，诉求前后不一致。冯锡斌自行提出2019年2月至5月的工资差额均计算错误，恒海公司对其主张的工资差额不确认。二、一审中，涉案的冯锡斌等劳动者均承认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恒海公司未复工，冯锡斌以企业停工停产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现又要求全额支付工资，存在逻辑错误，应当驳回冯锡斌的上诉请求。恒海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6228号民事判决；二、判决支持恒海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冯锡斌的固定工资为3500元/月，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冯锡斌虚增至3700元/月，是为制造欠付工资之表象。冯锡斌在恒海公司工作多年，证据显示，每月工资发放均经冯锡斌本人签收无异议，恒海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二、恒海公司在停工停产后持续足额向冯锡斌支付工资。是冯锡斌对工作懈怠，造成恒海公司的经济损失。在恒海公司存续期间，冯锡斌提出离职，属于自愿离职，不应由恒海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审在认定恒海公司支付劳动补偿之余，还对补偿支付数额进行扩充，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更有失公平。三、一审对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是要计算经济补偿金，也应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日起即200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一审在计算冯锡斌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上存在错误，应按照冯锡斌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而非按照推定的工资数额计算。四、一审未对诉讼时效予以审查。带薪年休假、高温津贴、工伤待遇等属于法律规定的福利待遇，而非劳动报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劳动仲裁的时效应为一年，对超出仲裁时效的应不予支持。冯锡斌辩称，恒海公司二审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与其一审起诉理由一致，其二审未提供新的证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冯锡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尚欠的工资合计40408元：2017年1月为500元，2017年2月为800元，2017年3月为500元,2017年4月为500元，2017年5月为5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合计2400元（每月300元）、2018年2月为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工资合计1500元（每月3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合计3000元（每月750元），2018年11月为2200元，2018年12月为2200元，2019年1月为2300元，2019年2月为3300元，2019年3月为4454元，2019年4月为4454元，2019年5月为5500元，2019年6月为5500元；2.判令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5500元/月×22.5个月）；3.判令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5172.41元（5500元/月÷21.75天×30天×200%）；4.判令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2016年6月至10月、2017年6月至10月以及2018年6月至10月的高温津贴2250元（150/月×5个月×3）。诉讼过程中，冯锡斌增加其诉讼请求为：要求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恒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恒海公司无须向冯锡斌支付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1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3至6月工资差12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工资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125元、2019年5月工资4188元、2019年6月工资5234元；2.判令恒海公司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6000元；3.判令恒海公司无须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4.恒海公司无须支付2018年6至9月高温津贴600元；以上合计10280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恒海公司已为冯锡斌参加社会保险。冯锡斌主张其于1997年5月3日入职恒海公司处，任维修部主管，恒海公司在三乡镇劳动部门备案的《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中也反映其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种为电工维修部主管，恒海公司在其入职时未及时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且参保期间有中断参保情况，并提交《劳动合同》、《参保证明》为证。恒海公司确认上述《劳动合同》、《参保证明》，主张冯锡斌于1998年9月入职其处，任电工，冯锡斌提交的上述参保证明可证实冯锡斌的入职时间为1998年9月，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冯锡斌的入职情况。冯锡斌在恒海公司处工作时以磁卡考勤方式进行考勤，工作时间为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每月休息4天。冯锡斌以恒海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及停工停产超过合理期限，于2019年6月29日向恒海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恒海公司于2019年7月1日签收了该通知函，并于仲裁庭审过程中确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冯锡斌提交《通知》、《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顺丰速运运单号369200930642》为证。恒海公司确认上述《通知》的真实性，主张该材料证实其于2018年9月已正式停产，因收到中美贸易严重冲击，其于2018年上半年订单锐减，并已到劳动部门进行停工停产的备案，并遵循劳动部门的指示尽力对员工进行妥善安排。恒海公司不确认《通知函》，主张不存在冯锡斌主张的工资标准（5500元/月）及通过银行转账部分工资（3700元/月）、现金支付部分工资（1800元/月）的情况，且根据冯锡斌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看出冯锡斌在2016年的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2017年的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从而印证冯锡斌的工资标准并非其主张的5500元/月；又主张冯锡斌在上述《通知函》中仅提出欠发其现金发放的工资，未提及银行转账的工资，若以3500元/月为基数加上冯锡斌提出的拖欠现金发放的工资金额，已超出冯锡斌主张的工资标准，而冯锡斌仅追讨1800元的现金工资，又何来欠薪2200元及2300元之多。恒海公司确认《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确认其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冯锡斌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不确认该通知函的解除理由，主张冯锡斌入职其处时工种为普工，冯锡斌在职期间，已按冯锡斌服务年限和能力，对冯锡斌的工资作出相对应的调整（即2016年为2700元/月，2017年工资为3500元/月），并主张冯锡斌在《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表述内容扭曲事实，为起诉编造理由，冯锡斌亦未提交依据证实。恒海公司又主张对于一家停工停产的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提出复工不符合常理，冯锡斌以未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为由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为达到仲裁的目的，冯锡斌将其伪装成受害者的形象，实际上是扭曲事实。恒海公司确认《顺丰速运运单号369200930642》的真实性，但主张顺丰速运运单上产品类型为生鲜速配，其对此有异议。恒海公司又主张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冯锡斌需要打电子卡考勤，但其于2018年8月起停产，同年9月正式停产，其停产期间并未安排人员工作，在厂留下人员也未按正常经营时期进行工作，其亦不强制要求包括冯锡斌在内的员工进行考勤，故冯锡斌实际在其处正常出勤至2018年9月，后进行停工停业备案，其在停产后一直有支付冯锡斌工资，并于2019年3月起以同期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月）支付冯锡斌工资。另，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持有其处电子卡，冯锡斌在停工期间自行打卡考勤以及打卡后自行离场均无人监管，但冯锡斌在停产期间并未向其提供实际劳动，且经常找不到冯锡斌。经查，上述《通知》已加盖有恒海公司公章，出具日期为2019年2月22日，反映由于全球整体经济状况不景气，给恒海公司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冲击，恒海公司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停产；《通知函》显示，冯锡斌于2019年1月29日向恒海公司发函，称恒海公司从2017年1月起未足额发放现金部分工资，要求恒海公司补发拖欠工资18900元等；《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反映冯锡斌于2019年6月29日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其工资、停产停工已超过合理的期限，未按之前的公告进行复工且没有复工打算等为由向恒海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冯锡斌主张恒海公司于2018年10月及11月正式停产停工，未要求员工打卡考勤；恒海公司于同年12月3日起要求包括冯锡斌在内的全厂员工留在厂区，并要求打卡考勤；留厂期间，恒海公司有安排少量的维修工作，大部分时间未安排其工作，并提交《光盘》（附冯锡斌与陈玉梅的通话录音文字翻译）为证。冯锡斌主张上述录音光盘可证实恒海公司更换其所负责的维修部门的办公室锁头，故恒海公司未向其提供劳动条件，且恒海公司上述已确认未安排冯锡斌在内的员工工作的情况。恒海公司不确认《光盘》（附冯锡斌与陈玉梅的通话录音文字翻译），主张上述录音系冯锡斌单方制作，且录音反映的整体内容混沌不清，存在冯锡斌诱导陈玉梅说话的情况，且录音可听出陈玉梅是不负责其处的实际经营，且陈玉梅的年龄较大，根本无法理解冯锡斌在录音中的陈述；又主张其于2018年8月起逐渐遣散员工，于同年9月正式全面停工停产，在停产期间有部分员工在外打零工，但其应劳动部门要求，避免未正式离职员工四处游荡打零工，要求包括冯锡斌在内的员工尽量留厂，但未要求包括冯锡斌在内的员工打卡考勤，亦未安排员工实际工作，即使要求员工打卡考勤，也不能证实冯锡斌有付出实际劳动。经查，冯锡斌提交《光盘》为冯锡斌与恒海公司法人陈玉梅于2019年3月14日通话录音，有如下对话内容：……冯：“……那你现在维修部都不开工，门也锁了，锁也换了，就像昨天一样，那我照样和你做，没工具。”陈：“那你将情况反映一下，现在不是当你是仇人。”……陈：“那哪个月到哪个月没有出过粮给你啊。”冯：“七月份咯，那个现金一直没有出过给我咯。”陈：“现金一直，现在已经几个月了，现在已经第二年了喔。”冯锡斌主张其工资标准为5500元/月，恒海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其工资，其中于2017年4月前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为2800元/月，现金发放部分的工资为2700元/月；于2017年4月起银行转账部分工资为3700元/月，现金发放部分的工资为1800元/月；其于2017年4月前领取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时需要签收，此后领取的工资（包括银行转账部分及现金发放部分）均不需要签收；恒海公司已支付其2019年5月31日前的工资，恒海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支付其2019年5月工资1109.63元，但未支付其同年6月工资及未足额支付其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其中恒海公司未支付冯锡斌2017年1月工资差额500元、2017年2月差额800元、2017年3月至同年5月差额各500元合共15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差额各300元合共2400元、2018年2月差额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差额各300元合共12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差额各750元合共3000元、2018年11月差额1800元、2018年12月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差额4142元、2019年5月差额4188元、2019年6月差额5234元（已扣除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又主张其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数额已是扣除其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伙食费及住宿水电费等费用后的数额；其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为5500元/月，因恒海公司于2018年9月停工停产而导致其从2018年9月起工资偏低，故其主张解除前月平均工资应当按照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计算。为此，冯锡斌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春节休假通知》为证，但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冯锡斌主张上述《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春节休假通知》反映的“孔”字的签字样式一致，是恒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玉梅的丈夫（即恒海公司实际经营者）的签字；上述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可证实恒海公司处全厂员工存在现金发放部分工资的情况，而恒海公司未足额支付其每月现金部分的工资。恒海公司确认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但无法确认《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春节休假通知》，并主张上述证据材料是冯锡斌从其他案件中截取出来，而该案件其已起诉至法院，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于2017年4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此前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其每月底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冯锡斌上月工资，冯锡斌领取工资需要签收；其已支付冯锡斌2019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其中，于2019年3月起以1720元/月的标准支付冯锡斌工资至同年6月；又主张冯锡斌解除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500元。恒海公司提交冯锡斌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表》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的实发工资为2304.65元、2296.98元、2371.35元、3176.46元、3153.8元、3149.8元、2969.97元、3235.06元、3035.93元、3099.84元、3073.23元、3236.41元；2018年1月至12月实发工资为3000.93元、3239.15元、3237.85元、3237.85元、3239.15元、3104.53元、3223.63元、3021.71元、3223.63元、3223.63元、3223.63元、3223.63元；2019年1月至6月实发工资为3156.32元、2171.63元、1046.37元、1109.63元、1109.63元、1109.63元；冯锡斌于2019年1月至6月期间个人社保应缴纳数额为266.37元/月。冯锡斌确认上述实发工资与其银行转账的工资一致，确认实发工资数额与应扣项目数额，不确认加班费、奖金等项目的情况。该项目与恒海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不对应，不确认恒海公司工资单证明内容，工资单没有显示带薪年休假含在春节假期中，也没有显示恒海公司已发放应休未休年薪假工资。经查，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反映恒海公司支付冯锡斌2018年10月及11月工资共6447.26元，并支付冯锡斌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工资共10707.58元、2019年5月工资1109.63元；上述《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为复印件，未有恒海公司签章；《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均为温远荣与恒海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号）的材料，未反映冯锡斌的工资情况；《春节休假通知》反映恒海公司于2017年春节安排放假的情况。冯锡斌主张因恒海公司未依法安排其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年休假，亦未发放相应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恒海公司主张其提交的2017年2月及2018年2月的《工资表》中有反应冯锡斌当月的实际出勤天数已包含2017年及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故其在2017年、2018年度春节期间已安排冯锡斌年休假，且冯锡斌2016年带薪年休假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又主张由于冯锡斌的小孩生病需要治疗，冯锡斌随时可以休假离厂。为此，恒海公司提交2017年2月及2018年2月的《工资表》为证，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冯锡斌主张恒海公司于2017年2月、2018年2月春节放假仅证实其安排全厂员工的统一放假，不能替代年休假，并主张于2017年1月、2018年6月、2019年1月存在请假情况，而恒海公司并有对此进行相应的扣款。冯锡斌主张其在恒海公司处任维修部主管，工作地点在恒海公司处铁皮生产车间内，有时需要到户外进行维修工作，恒海公司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未将室内温度降低在33摄氏度以下，也未发放其高温津贴，故要求恒海公司支付2016年、2017年、2018年6月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恒海公司主张于2018年9月正式停工停产后，并未规定冯锡斌的工作场所，此前冯锡斌主要的工作场所在生产车间，但其已采取各种降温措施对冯锡斌所在的工作场所进行降温，且已向全厂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食材，但未通过现金方式向冯锡斌支付高温津贴，并提交《证明》、《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王佩莹的身份证复印件》为证。冯锡斌对上述证据亦不予确认。经查，恒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证明冯锡斌的工作场所室内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下。恒海公司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拟证实冯锡斌在另案中承认收齐产值奖。冯锡斌确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主张冯锡斌在视频中没有承认收齐所谓的产值奖或工资，该视频的文字表述的抬头并非本案冯锡斌的主张或陈述。经查，恒海公司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有如下对话内容：贺纯文：“这个月扣钱了没有？”冯锡斌：“我的没扣，不知道你们，现改为张姨跟刘慧敏发。”贺纯文：“这是发几月份的啊？”刘慧敏：“一个月的吧。”贺纯文：“现在发3月份的工资啊？”恒海公司主张自停工停产后，仅有冯锡斌一名电工，而冯锡斌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对于恒海公司要求其解决的小量工作，冯锡斌从消极对抗、懒惰拖沓到蓄意破坏，导致恒海公司硬件设施费用骤增，造成重大损失。冯锡斌则称有完成安排工作任务，恒海公司硬件设施费用损失与其无关，亦与本案无关。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系自愿离职，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冯锡斌所有请求不符合常理，亦超过法律规定的提出请求的时效。另查明：恒海公司向中山市三乡镇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经查，上述花名册反映冯锡斌的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作部门为电工维修，职务为主管。又查明：2018年7月18日，恒海公司向三乡镇环保分局提出停产申请。后恒海公司以经营困难贴出通告，告知全体员工于2018年10月1日至12月2日期间停工。再查明：冯锡斌于2019年6月18日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1.2017年1月工资500元、2017年2月工资800元、2017年3月工资500元、2017年4月工资500元、2017年5月工资500元、2017年6月工资至2018年1月工资合共2400元（每月300元）、2018年2月工资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工资合计1500元（每月3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合计3000元（每月750元）、2018年11月工资2200元、2018年12月工资2200元、2019年1月工资2300元、2019年2月工资3300元、2019年3月工资4454元、2019年4月工资4454元、2019年5月工资5500元、2019年6月工资5500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3750元；3.2016年-2018年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5172.41元；4.2016年-2018年的高温津贴2250元。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092号仲裁裁决，裁决：一、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1.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1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3至6月工资差12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工资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125元、2019年5月工资4188元、2019年6月工资5234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6000元；3.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4.2018年6至9月高温津贴600元；以上合计102803.2元。冯锡斌不服该仲裁裁决，遂于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实体权利。恒海公司亦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判令恒海公司无须向冯锡斌支付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1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3至6月工资差12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工资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125元、2019年5月工资4188元、2019年6月工资5234元；2.判令恒海公司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6000元；3.判令恒海公司无须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4.恒海公司无须支付2018年6至9月高温津贴600元；以上合计102803.2元。诉讼过程中，冯锡斌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预交诉讼保全费1432元，并提交诉讼保全手续费发票证明其支付了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冯锡斌主张上述费用应由恒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针对冯锡斌、恒海公司的诉、辩意见，分析如下：关于冯锡斌的入职时间、工种及离职时间问题。虽然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的入职时间为1998年9月，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恒海公司向中山市三乡镇劳动监察部门提交由其盖章的《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且冯锡斌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采信冯锡斌主张，结合该花名册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冯锡斌的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作部门为电工维修，职务为主管。冯锡斌于2019年6月29日向恒海公司发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恒海公司于2019年7月1日收到该通知，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9年7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冯锡斌的工资标准问题。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于2017年4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此前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并提交《工资表》为证。冯锡斌则主张其平均工资为5500元，工资分二部分发放，银行转账部分为恒海公司所提交《工资表》的数额，还有一部分为现金发放。恒海公司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反映恒海公司有现金发放工资。恒海公司法人陈玉梅在与冯锡斌通话中亦反映恒海公司曾有现金发放工资。又，根据一审法院上述已认定冯锡斌的入职时间及工种情况，参照《关于公布中山市2017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2016年部分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通知》反映的“电力工程技术及电力设备安装、检修”类别的“电工”的月薪中价位，恒海公司主张冯锡斌的工资标准情况，远低于上述指导价位，显然不合常理。综上，恒海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冯锡斌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恒海公司未提交完整工资支付台账，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结合冯锡斌的工种、年龄、工作经验及恒海公司的经营范围等，一审法院采信冯锡斌主张的工资标准，认定冯锡斌的平均工资为5500元/月，且双方确认冯锡斌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休息4天，即冯锡斌的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2.73元/小时{5500元÷[21.75天×8小时＋（26天－21.75天）×8小时×200%]}，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955.02元（22.73元/小时×21.75天×8小时/天）。关于冯锡斌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工资差额的请求。《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应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冯锡斌于2019年6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上述期间工资差额，根据上述规定，应由冯锡斌就主张的2017年1月至5月的期间工资差额予以举证证明，而冯锡斌对此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冯锡斌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冯锡斌2017年6月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恒海公司确认冯锡斌在其处正常出勤至2018年9月，而恒海公司未提交冯锡斌完整的工资支付记录，导致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冯锡斌上述期间实际的工资支付情况，应由恒海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冯锡斌的主张，认定恒海公司未支付冯锡斌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400元（300元×8个月）、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900元（300元×3个月）、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750元×3个月）。故对冯锡斌要求恒海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冯锡斌与贺纯文对话称没有扣2018年3月的工资，故对于冯锡斌2018年3月工资差额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冯锡斌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请求。《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查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中，由于恒海公司在2018年10月及11月正式停工停产，结合一审法院上述已认定冯锡斌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以及恒海公司已向冯锡斌支付2018年10月、11月工资数额，恒海公司已足额支付冯锡斌2018年10月、11月工资，故一审法院对于冯锡斌主张2018年10月、11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冯锡斌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请求。虽然恒海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起要求冯锡斌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并要求冯锡斌留在厂区内，但一直未有正常安排工作。冯锡斌亦确认恒海公司只是要求其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留在厂区。在留厂期间，恒海公司有安排少量的维修工作，大部分时间未安排其工作。由此可见，自2018年12月3日起，恒海公司实际上仍处于停工停产状况，冯锡斌并未正常向恒海公司提供劳动。结合恒海公司已支付冯锡斌上述期间工资数额，一审法院认定恒海公司仅应向冯锡斌支付2019年3月工资差额63.26元（1720元/月×80%-266.37元-1046.37元）、6月工资1109.63元（1720元/月×80%-266.37元）。关于冯锡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恒海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冯锡斌支付劳动报酬及未提供劳动条件是事实，现冯锡斌要求恒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冯锡斌的工作年限及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的工资标准，恒海公司应支付冯锡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5500元/月×22.5个月）。关于冯锡斌2016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台账及出勤情况没有举证义务。除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争议发生二年前工资支付及出勤情况外，因劳动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情况、出勤情况无法查明，应由劳动者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冯锡斌并未举证证明其2016年带薪年休假的情况，故对于冯锡斌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恒海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2018年度春节期间已安排冯锡斌带薪年休假，并提交相应月份的《工资表》予以证明，但该工资表未反映有安排冯锡斌休年休假及相应带薪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故一审法院对于恒海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采信冯锡斌主张，即认定恒海公司未安排冯锡斌休2017年、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及未支付相应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前述一审法院认定冯锡斌的入职时间，冯锡斌于2017年、2018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均为15天。结合一审法院认定冯锡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恒海公司应支付冯锡斌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3955.02元/月÷21.75天/月×15天×（300%-100%）]、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3955.02元/月÷21.75天/月×15天×（300%-100%）]。关于冯锡斌2016年至2018年高温津贴的请求。冯锡斌未提交依据证实其2016年的出勤情况，致使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冯锡斌2016年6月至10月的出勤情况以计算该年度的高温津贴，故对于冯锡斌的该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恒海公司主张其已采取各种降温措施对冯锡斌所在的工作场所进行降温，且有向全厂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食材，但其提交依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恒海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又，恒海公司于2018年10月处于停工停产期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恒海公司应支付冯锡斌2017年、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150元/月×5个月+150元/月×4个月）。关于诉讼保全手续费的问题。冯锡斌已举证证实为实现其权利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故冯锡斌诉请恒海公司支付该费用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恒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冯锡斌支付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4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9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63.26元、6月工资1109.63元；二、恒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冯锡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三、恒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冯锡斌支付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四、恒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冯锡斌支付2017、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五、恒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冯锡斌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六、驳回冯锡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恒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诉讼保全费1432元，合计1442元，由冯锡斌负担167元，由恒海公司负担127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对性审查规则，本院二审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关于冯锡斌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资差额问题。1.关于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工资差额。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只对两年内的工资台账负有保存义务，冯锡斌于2019年6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的上述期间工资差额均已超过两年，因此应由冯锡斌举证证明恒海公司未足额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而冯锡斌并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并无不妥。2.关于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018年4月至9月工资差额。一审已按冯锡斌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现冯锡斌上诉又主张上述期间工资差额没有依据，应予驳回。3.关于2018年3月工资差额。因冯锡斌与贺纯文对话过程中称没有扣2018年3月的工资，故一审对2018年3月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4.关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资差额。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恒海公司在2018年9月开始停工停产，自2018年10月开始，如冯锡斌没有提供劳动，恒海公司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如冯锡斌有提供劳动，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工资标准进行重新约定的情况下，恒海公司可根据冯锡斌的工作量支付相应工资，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冯锡斌现按5500元/月标准主张工资差额，实际是主张其在此期间正常出勤且有加班，首先是冯锡斌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有正常出勤，其次该期间已停工，正常出勤且每周末有加班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对冯锡斌要求按5500元/月标准支付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带薪年休假、高温津贴等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可知未休年休假工资性质上属于劳动报酬。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高温津贴应在工资支付台账列明，结合《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津贴属于工资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高温津贴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劳动报酬。因带薪年休假、高温津贴均属于劳动报酬，不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恒海公司主张带薪年休假、高温津贴已超过仲裁时效没有法律依据。三、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应否支付、起算时间、支付标准问题。1.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应否支付问题。本案中，恒海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冯锡斌支付劳动报酬及未提供劳动条件是事实，冯锡斌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恒海公司应向冯锡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起算时间。恒海公司认为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即2008年1月1日开始起算，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对该法施行前按照当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仍应按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又根据2001年4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提供劳动条件，迫使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应给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冯锡斌的工作年限应计算在内，恒海公司要求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起算经济补偿金年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支付标准问题。首先，恒海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冯锡斌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恒海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所反映的部分月份冯锡斌工资标准明显过低与常理不符，亦无法提供冯锡斌加班费及奖金的具体计算方法，故恒海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不能作为认定冯锡斌工资标准的依据。其次，恒海公司自2018年8月开始进入不正常经营状态，恒海公司该期间给付的工资不能反映冯锡斌正常收入情况，若将该期间收入计入平均工资对劳动者冯锡斌明显不公平。第三，一审在无法查明冯锡斌月正常收入的情况下，结合冯锡斌工龄、中山市相应行业工资标准等因素，采信冯锡斌的主张认定其月平均工资为5500元并不过高，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冯锡斌、恒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冯锡斌、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张灵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