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榆林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榆林市榆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0305520955E 法定代表人：白田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莹，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石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7233544863。 法定代表人：魏立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奎，男，1986年2月26日生，汉族，户籍承德市兴隆县，现住。 上诉人陕西榆林鑫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乐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0民初5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田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被上诉人君乐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二、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款808816.21元；三、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上诉人支付从2018年4月15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部分存在错误。1、一审查明“与被告在榆林的办事处达成口头协议：以春波公司的名义向被告处打款进货”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榆林办事处达成且经过西北大区确认的口头协议是，以白田则实际控制的两个企业：陕西榆林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榆林市春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波公司）名义打款进货……2、一审查明“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签订《2016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在2016年12月份，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确认了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纠纷”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仅签订了一份《2016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13日，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其次，上述协议中，未确认“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纠纷”。3、一审查明“2017年，被告与春波公司签订《2017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遗漏了部分案件事实。2017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2017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即，协议存在有效期，而本案的最终对账是发生在2018年4月15日。4、一审查明“2017年9月11日，原告与被告在网络上对账显示，被告欠原告140元。2018年5月9日，春波公司与被告在网络上对账显示，被告欠春波公司2337.81元。”存在遗漏案件事实的情形。上诉人诉请由被上诉人应付的款项中，除了上述对账欠款外，仍有经过被上诉人系统内部审批的70余万元。二、一审混淆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的两种合作模式，援引已届满协议条款，直接导致判决错误。通过一审审理，可以明确得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了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模式为：上诉人作为运营主体，向被上诉人打款进货，在区域进行销售，通过销售行为获取费用支持以及利润。另一种模式为：由被上诉人的区域派出机构作为运营主体，借用上诉人的资质进行运营，最终按每提货3元的净利润向上诉人支付费用个，通过本身经营主体资格获取利润。因此，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欠款是两种模式下的累计欠款。被上诉人除了与上诉人之间采取上述合作模式之外，在陕西省西安市省延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甘肃省兰州市、都广泛采取了该种模式。被上诉人否认该种模式客观存在的行为实质是一种意图“赖账”的行为。三、一审认为“原告公司与春波公司应以两份协议履行，以上两份协议约定：每月通过对账函进行对账，以及约定给了促销政策执行的方式有申请、评估、核销，以及该两份协议明确约定了被告未授权任何区域人员单方与经销商公司进行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如未经被告书面授权发生以上行为，被告均不予承认。”，一审法院援引的合同条款本身的内容，不适用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建立的第二种业务模式以及相对应的结算行为。一审法院援引的协议原文是“第十七条：2、甲方未授权任何区域人员单方与乙方进行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借货、对账等行为，如未经甲方书面授权发生以上行为，甲方均不予承认。”在本案中不能适用的具体理由为：首先，被上诉人的区域人员与上诉人日常的业务对接，均是实施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该条款从根本上否认了双方的业务开展行为，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因此属于无效条款。而且，该条款的设置，主要是为防止区域工作人员牟取私利，进而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的第二种模式，是其广泛应用的运营模式，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其次，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的区域派出机构达成了新的合作模式，并非未与被上诉人的区域人员尽心给了假借公司之名的纯个人经营活动；再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区域派出机构进行了协议期满后对账，是根据被上诉人系统内显示的欠款以及第二种模式下的欠款累计而来，具有约束被上诉人的效力。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西北大区经理张维明、榆林办事处经理呼延宏林有权利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建立第二种运营模式，并进行相应的对账。况且，该行为发生在协议有效期届满之后。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两种合作模式，均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援引协议期限届满且不适用的条款对双方的合作模式、结算行为进行评价并判决，明显错误，应通过二审予以纠正。 君乐宝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答辩人应支付808816.21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双方在协议中有明确的对账要求，并且在交易中实际履行。对账函才是双方最终的结算依据。经销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乙方（上诉人）必须按照甲方（答辩人）结算部的要求每月进行对账，如未出现差异，乙方应于对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即每月10日前）签章并注明“核对无误”后回传至甲方……”；在实际履行当中，如果答辩人给予上诉人费用支持，最终将以增加上诉人预付货款的形式兑现，在对账函中体现为增加本月打款和期末余额。上诉人在辩论中对于对账函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而根据双方最近的对账函（已包括最后的交易内容）显示，答辩人仅欠付上诉人货款140元。如果上诉人主张的情况属实，为何在对账当中一直不提出异议，也不想答辩人说明情况，而是在双方合作终止后将近两年，上诉人才以诉讼的形式提出。说明上诉人要么在编造事实，要么就是有意与答辩人的工作人员串通，意图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承担涉案费用没有前提基础。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任何一方要求另外一方履行一项责任或义务，前提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赋予一方积极做出某项行为或不得做出某项行为的权利。如果不存在法律规定和合同该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无权要求或主张另外一方履行给付义务或承担责任。上诉人与答辩人仅签订过《2016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该协议并未约定，答辩人同意向上诉人支付结算费用明细表中的各类费用。也未有其他补充协议或附件明确上述内容。上诉人主张与答辩人的榆林办事处达成口头共识，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要求。首先，答辩人从未在榆林地区设置过办事处，上诉人的主张明显是在编造事实；其次，上诉人与答辩人在合作时，签订了书面的经销协议，经销协议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未授权任何区域人员单方与乙方进行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如未经甲方书面授权发生以上行为，甲方均不予承认。”上诉人盖章的《客户服务管理确认函》用加粗加重的字体明确“反射金市场支持、促销费用须经公司书面批复后，方可生效，公司对口头承诺市场支持费用不予认可，如造成损失由经销商、对应业务人员承担。”以上内容都清晰的告知了上诉人，凡涉及任何经营层面的行为都应当以答辩人公司的书面批复为准。对于任何工作人员单方、口头的行为不予认可。上诉人知晓或理应知晓上述内容，即便与部分工作人员达成共识，因为上诉人主观上并不具备善意的前提，所以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应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再者，上诉人在合作时知晓和答辩人签订书面合同，而涉及由答辩人承担费用方面，却不签订书面合同，这也与常理不符。最后，上诉人所主张的内容，均是上诉人作为市场经营者在推广市场过程中所应当独自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答辩人如果给上诉人提供费用支持，对答辩人来讲是纯负担的增加，相当于对外外场赠与。这类行为理应由公司的权力机关控制和掌握，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工作人员的权利范围。（三）上诉人提供的结算明细表真实性存疑，上诉人主张的各项费用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费用支持范围。首先，从上诉人提供的费用结算明细表中可以看到，虽然是罗列了各项费用包括“后台毛利扣点2.5%”“中秋＋负毛利”“保险费”“折旧费”“耗材费”“装卸费”“租赁费”“国税”“;地税&rdquo“客助工资”“物料及其他”“借款”“占用资金利息”；并且上诉人在诉讼中主张答辩人同意按照3元/提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净利润。这已经不是市场费用支持的内容了，根本就是让答辩人来承担上诉人的经营成本、管理成本、财物成本、并保证上诉人盈利的极端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试问这样的条件有哪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会同意承担。其次，答辩人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李小梅，李小梅是否真有其人，答辩人也不知晓，李小梅的签字对答辩人没有任何效力。即便李小梅真有其人，那结算明细表上是否为其本人书写也不得而知。对此答辩人认为，结算明细表不属于书证，应当属于书面证言，根据证据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再次，结算明细表核对时间与结算表中费用的形成时间相差甚远，说明并非逐月对账，而是倒签形成，甚至相隔一年。这一点与交易习惯不同。另外，跨度时间较长，相关人员又是如何核对内容的真实性，这一点也说明了结算明细表的内容是虚构的。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2月份明细表部分内容为手写添加，如何形成也不得而知。二、上诉人是否产生了相关费用，答辩人也不得而知。根据日常经验判断，即便答辩人同意给予上诉人费用支持，一定会要求费用支持的具体形式。上诉人仅提供了一张费用结算明细表，暂且不论各项费用支持的合理性，上诉人是否答应了相应的费用，具体产生了多少，是否符合要求，答辩人均不知晓。上诉人仅仅依据23张倒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结算明细表，就要求答辩人来承担费用，既不符合法律要求，也不符合约定要求。三、上诉人主张春波公司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与春波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组织，独立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春波公司将相应的款项转让给上诉人，但答辩人从未收到过任何书面通知，其所谓的债权转让不生效，上诉人无权代表春波公司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上诉人答辩称提起诉讼相当于已经通知了答辩人，这样的说法与法律要求的通知义务相违背。况且春波公司的费用答辩人也并不认可，春波公司无权向第三方转让未产生或答辩人不应承担的费用。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鑫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808816.21元，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从2018年4月15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其与被告西北地区的经理张维明、榆林办事处经理呼延宏林协商，与被告在榆林的办事处达成口头协议：以春波公司的名义向被告处打款进货，货物由榆林办事处经营，并约定由原告提供车辆、库房等，所有运营费用由被告承担，同时，被告按照每提货3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净利润，按月结算。被告否认榆林地区有办事处的组织机构。 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签订《2016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由原告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经销被告的君乐宝开啡尔，并且该经销协议书对目标考核、价格与结算、供货管理、促销政策的执行、经营保证条件等均进行了约定。在2016年12月份，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确认了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纠纷。 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客户服务管理确认函》，在该确认函用加粗加重的字体显示“凡涉及市场支持、促销费用须经公司书面批复后方可生效，公司对口头承诺市场支持费用不予认可，如造成损失由经销商、对应业务人员承担”。原告称在被告提交的《客户服务管理确认函》上的客户签名“白田则”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 2017年，被告与春波公司签订《2017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由原告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经销被告的君乐宝开啡尔，并且该经销协议书对目标考核、价格与结算、供货管理、促销政策的执行、经营保证条件等均进行了约定。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了每月通过对账函进行对账。协议第五条，约定了促销政策执行的方式，即申请、评估、核销。协议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被告未授权任何区域人员单方与春波公司进行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如未经被告书面授权发生以上行为，被告均不予承认”。2017年9月11日，原告与被告在网络上对账显示，被告欠原告140元。2018年5月9日，春波公司与被告在网络上对账显示，被告欠春波公司2337.81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称与被告榆林办事处之间执行的是口头经销协议，但是被告否认在榆林地区设立办事处。被告提交了2016年度的《2016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和2017年度的《2017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原告称该两份协议上的签名不是“白田则”的本人签名，但公章是各自公司的印章，故原告公司与春波公司应以两份协议履行，以上两份协议均约定：每月通过对账函进行对账，以及约定了促销政策执行的方式有申请、评估、核销，以及该两份协议明确约定了被告未授权任何区域人员单方与经销商公司进行与公司相关的经营活动，如未经被告书面授权发生以上行为，被告均不予承认”，故原告称原告公司与春波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口头经销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张维明、呼延宏林系被告的销售业务人员代理被告与原告以及春波公司结算款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原告以及春波公司与被告签订的2份协议中均明确告知原告和春波公司，被告公司没有授权员工单方与经销商进行与被告公司的经营活动，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张维明、呼延宏林取得了被告公司的授权，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证实被告欠原告款项140元以及欠春波公司款项2337.81元，本院对于被告欠春波公司的款项2337.81元，由于春波公司同意由原告收取，并且现在又向被告主张，故对原告诉求被告支付欠春波公司的款项2337.81元由原告收取的该项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的利息主张，应以2477.81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从2018年4月15日起计算，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给付完毕止。判决如下：一、被告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榆林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款项2477.81元以及利息，利息应以2477.81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从2018年4月15日起计算，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给付完毕止。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生效后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95元，由原告负担6177元，由被告负担18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证据：证据一、2017年5月29日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签呈一份，这份签呈的时间是2017年5月29日，签呈的备注当中主旨是关于西北部榆林延安区域林春波长效客户5-7促销活动费用申请，备注当中有客户利润每3元一提，在被上诉人的处理流程当中，有区域经理张维明同意的审批意见，由呼延宏林已阅的意见。证明目的是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及关联企业春波商贸公司与派出机构之间建立的新的合作模式是知晓并认可的，应就该模式下的欠款向上诉人及时足额支付，这是关于存在口头协议的证据，上诉人设有榆林办事处的证据。证据二、内容是四页网站截图，在百度搜索榆林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会跳出页面，榆林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是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一个办事处，主要经营君乐宝各种酸奶，包括什么产品，最新中最新招聘信息销售代表，2016年8月3日，有榆林君乐宝乳业联系人的刘艳的联系电话名字，还有联系地址就是园林办事处的地址。还有第四页，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还招聘司机吗？如果招的有什么要求？有一个回答李女士，显示李女士的信息为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榆林办事处财务会计，回答是不招了。李女士就是李小梅。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君乐宝榆林办事处开啡尔提货及业务对接人确认表当中呼延宏林的签字，证明被上诉人在榆林设有经营机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在程序上它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超出了举证期限。对证据内容发表如下意见，一、对费用申请的签呈的真实性的合法性不认可，我公司从来没有同意和批准过该费用申请上述描述的费用。二、从费用申请的内容上来看，这是一个内部的签批文件。即便真实也不能作为适用双方的依据，如此我公司自行做出决定了，上诉人应当支付罚金的相关决定，这样就适用于双方的话，对上诉人来讲也是不公平的。三、该费用申请也不符合双方的约定，还有客户服务管理确认函中的要求，凡涉及到市场支持促销费用须经公司书面批复后方可生效。公司对口头承诺的市场支持费用不予认可，造成的损失由经销商自行承担。四、从费用签呈描述的内容来看，属于上诉人事后申请公司核销费用，这一点与合同中约定的费用核销应当事先申请的要求也是不符合的。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关于榆林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网络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我们都不认可，我公司从来没有设立过榆林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这一点可以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进行验证。对于网络上的这些报道，大量的虚假信息也是存在的。这一点在答辩状中的第一大点中的第二点，已经详细的阐述了，不存在口头协议。这么重要的商业业务，而且涉及到我公司可能会承担百余万的费用内容，我公司怎么会不与对方去签订书面的协议去约定，这一点也是与常理不符的，具体意见详见答辩状。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另行与被上诉人榆林办事处存在口头协议以及该办事处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白天则控制的春波公司也存在内容相同的口头协议？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数额应是多少？上诉人认可与被上诉人签订《2016年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依据本协议约定，对账单的内容系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款项2477.81元。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榆林办事处存在内容相同的两个口头协议，并提交了网上签程及榆林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签字等证据，以证实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及春波公司货款共计808338.4元（808816.21元-2477.81元）；被上诉人否认存在口头协议，仅认可欠上诉人货款数额为2477.81元。双方存在《2016年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对账时间为2018年5月9日；鑫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主张口头合同的最后一张对账单结算时间是2018年4月15日，称其中有受让春波公司对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但又称春波公司的债权数额不能确定，也未提交证实该债权存在的相关证据。一审业已查清上诉人主张的口头合同内容与双方签订的《2016年年度长效产品经销协议》及包括《客户服务管理确认函》（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白天则签字）“凡涉及市场支持、促销费用须经公司书面批复后方可生效，公司对口头承诺市场支持费用不予认可，如造成损失由经销商、对应业务人员承担”等约定相冲突，上诉人不能进行合理解释，且在2018年5月9日的对账单中也不能体现上诉人主张的在2018年4月15日已经存在的80余万元的对账单事宜。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数额为2477.81元判决驳回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如上诉人在本判决生效后有新的证据能够证实确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本案中主张的口头合同及欠付货款数额，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鑫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由上诉人陕西榆林鑫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路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