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976号原告：和汉杰，男，纳西族，1960年8月5日出生，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委托代理人：夏禹、郑智全，云南弘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城财富中心****。法定代表人：周荣城。被告：周荣城，男，汉族，1961年5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肖海平，云南民定（景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敏，云南民定（景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练富军，男，汉族，1967年1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荣昌县。原告和汉杰诉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周荣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依法通知练富军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勇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汉杰的委托代理人夏禹、郑智全，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周荣城的委托代理人肖海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练富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和汉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款项20万元；2.判令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4196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从2015年5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0月25日），并最终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止；3.判令被告周荣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周荣城系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2月11日，被告周荣城表示，只要原告先付给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20万元的款项，就可以保证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合作建设“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2015年5月25日，原告将20万元款项转给被告周荣城。原告支付款项后，屡次要求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其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及被告周荣城找借口推脱，2017年2月，原告得知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让原告参与合作进行项目开发，而是与第三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并开工建设。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及被告周荣城在收取原告20万元款项后违反约定，与第三方进行项目开发且拒不返还款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当得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周荣城辩称：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返还人民币贰拾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的纠纷，从原告方的诉状当中它是存在自相矛盾的，根据民法总则的第122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但是综合本案来看，原告方自始至终又在说本案20万元属于保证金，而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这个明显是相违背的。第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法院对原告的诉请予以驳回。第三人练富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业务委托书（客户回单），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25日向周荣城转账20万元；第二组证据《情况说明》，证明练富军向原告出具声明，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25日向周荣城转账20万元是原告的个人行为，不是代练富军支付任何款项。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周荣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第二组证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无法看出是练富军本人所出具的。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周荣城为证实其辩解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终550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申262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两被告和练富军达成合作协议，由练富军出资来做。和汉杰应该是受练富军的指示转款20万元的，和之前的170万元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原告和汉杰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都认可，但是三份裁判文书中对2015年5月25日和汉杰支付的20万元都没有进行论述，审理的都是170万元的转账。认为三份文书导致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第三人练富军未到庭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第三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2月11日，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云南省会泽县驾车乡人民政府签订《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双方达成由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完成“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意向。同年5月23日，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和案外人珠海康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会泽县驾车乡人民政府签订《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开发合同》。合同就开发建设驾车乡《集镇农贸市场》、《集镇开发、商业打造、居民建设》和《市政道路》等建设进行了约定。2015年5月25日，原告和汉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荣城的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原告在业务委托书（客户回单）上的用途注明：“付工程款”。2015年5月26日，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第三人练富军就该项目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书就双方的合作前提、项目合作的出资及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6月8日，原告和汉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又向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账户转账170万元，用途为“付工程款”。原告曾于2017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向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账户的转款170万元系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合作“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的保证金，并要求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返还该170万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2月26日作出（2017）云0111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所诉的该笔170万元的付款系原告代第三人练富军支付给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保证金，并判决驳回了原告和汉杰的诉讼请求。原告和汉杰不服该判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云01民终55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之后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云民申26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和汉杰的再审申请。原告和汉杰在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称“1.和汉杰与联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作。2015年5月，联发公司就案涉项目找到和汉杰，要求其参与合作。经双方口头协商，和汉杰表示愿意合作，并分别于2015年5月25日、6月8日向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荣城支付20万元、170万元。联发公司承诺待项目进场时再签订书面协议。……”现原告以被告收取其20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本院主张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虽能证实其于2015年5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其账户上的款项20元转到被告周荣城账户上，但原告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两被告存在口头合作协议关系或者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而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20万元汇款的汇款时间系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第三人练富军就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前一天，根据本案查证事实可以证实本案所涉款项20万元不存在原告汇款错误的问题，同时本院注意到原告就本案所提起的诉讼与原告于2017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其要求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退还170万元款项系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同时根据原告的主张，特别是原告在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所称：“1.和汉杰与联发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作。2015年5月，联发公司就案涉项目找到和汉杰，要求其参与合作。经双方口头协商，和汉杰表示愿意合作，并分别于2015年5月25日、6月8日向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荣城支付20万元、170万元。联发公司承诺待项目进场时再签订书面协议。……。”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对于本案所涉的20万元及原告于2017年所主张的170万元的款项性质的主张是一致的，根据两被告提交的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终5502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申2620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相关事实可以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合作关系，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原告在2015年6月8日向被告云南联发投资有限公司的汇款170万元系代第三人练富军所支付的保证金，故现原告又以案涉的20万元款项系其与两被告为合作开展“会泽县驾车乡集镇建设项目”向两被告支付的所谓“好处费”的主张缺乏相应事实依据。进而原告认为因两被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而收取了原告的“好处费”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亦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于庭审中两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原告所主张的两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但原告于2015年5月25日向被告周荣城汇款20万元后，直至2020年1月原告才向本院起诉主张案涉款项，且庭审中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自2015年5月25日至2020年1月期间曾向原告主张过案涉款项，故原告的对案涉款项的诉讼主张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本院对两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予以采纳。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和汉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29元，由原告和汉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李 勇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何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