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50号原告：刘菊英，女，195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原告：李国刚，男，198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原告：李国容，女，198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原告：李国红，女，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原告：李国凤，女，197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系上述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华，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庆县白泥镇河滨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元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方园，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天喜，男，195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村新联村民组。代表人：彭庆友，组长。原告李国刚、李国容、李国凤、李国红、刘菊英诉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第三人李天喜、余庆县龙溪镇红军村新联村民组（以下简称“新联村民组”）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3行初136号行政裁定书移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刚、李国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华、袁佳，被告余庆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被告遵义市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方园、昌元燕，第三人李天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新联村民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请求依法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58《行政复议决定书》；3.请求依法撤销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4.请求判令余庆县政府重新作出确认争议林地权属的具体行政行为；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才是本案争议林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认定本案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第三人新联村民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于李天喜所有，遵义市政府所作《复议决定书》对上述决定予以维持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全部属于原告所有。《处理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当事人争议林地位于“石爪爪”，原称“石瓜瓜”,2007年确权登记时写成了“石爪爪”。1981年至1983年期间,为了开展林业“三定”政策实行山林下户,李某寿分得含“大田坳”（又名马道子）在内的三幅山林,罗某分得含“石瓜瓜”在内的三幅山林,后罗某为了管理方便,与李某寿协商,用其“石瓜瓜”林地与李某寿的“大田坳”林地互换。因此,李某寿获得记载含“消洞”在内三幅山林的自留山证（余林字第XX9号）,其中第二幅地名为消洞,即包含余林证字（2007）第XX3号、××号林权证记载的“石爪爪”全部范围。在2018年刘菊英、李国刚诉余庆县政府撤销林权颁证纠纷一案庭审中，证人罗某证实与李天喜互换的事实,并证实“石瓜瓜”林地的四至界限。(二）《处理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对争议林地实施了有效管护、并以此将争议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处理决定书》认为李天喜1996年办理采伐证,且由刘某平、匡某方到争议地堆放废渣和采伐林木的事实,可以证明李天喜实施了有效管护。1.采伐证仅是一份一次性的证明文件,其并不能当然认定李天喜对争议林地实施了长期的实际管理和使用。以采伐证作为认定第三人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利的依据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也是对法律的错误解读，且刘菊英对第三人的砍树行为提出过异议，只是因为亲情而没有上升到其他层面解决。2.李某寿一家对刘某平和匡某方赔偿李天喜的事实并不知情,且他们的赔偿行为也不应当成为认定权属的依据。二、第三人持有的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异议,不应当作为争议林权的权属依据,《复议决定书》以该林权证作为权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1.第三人提交的2007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上申请人非第三人本人签字,而是代签,但在2018年的庭审笔录中,段某忠本人当庭表示没有在该申请表上签字。根据被告余庆县政府对涂某国的《调查记录》,2007年5月，山林边界实地踏勘时涂某国并未参加,第三人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并非其本人签字，故原告有理由对该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合理异议,因该申请表而获得的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是否合法有效也是存在异议的。《处理决定书》也认为,第三人提供的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不能作为权属依据，《复议决定书》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作出认定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三、《处理决定书》、《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拥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而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存在异议的。因此,不能适用上述规定处理原告与第三人的权属纠纷。四、《复议决定书》遗漏复议请求,属程序错误。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提出包括“请求依法撤销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在内三个复议请求,但《复议决定书》并未对原告的该请求进行处理。原告在山林下户时分得争议林地并取得自留山证，李某寿基于兄弟感情将争议林地靠路的一部分土地无偿提供给李天喜建房,但其不能以此取得林地权属,其以不真实的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了2007年的《林权证》,该《林权证》存在效力瑕疵,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上述决定予以维持也是错误的,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前述诉讼请求。余庆县政府辩称，原告与李天喜争议林地叫“石爪爪”（原告称“消洞”）,争议林地因2018年修建遵余高速公路发生纠纷。原告称是李某寿用“大田坳”林地与罗某“石爪爪”林地更换所得,后“石爪爪”林地于1983年登记于李某寿名下,“大田坳”林地登记于罗某名下。2007年林地再次确权登记颁证,“石爪爪”一部分林地登记于李某寿名下,并颁发了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四至界限为东抵李天喜山林（砍界）、南抵路（山顶路）为界、西抵宾某书家房屋旁边老路为界、北抵路（开石山路至李天喜家环边），另一部分登记在李天喜名下,并颁发了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一、原告提供的自留山证无四至边界,不能证明包含争议地，提供的余林自字第XX9号自留山证为存根联,无四至边界记载,此存根可以证明原告在该处有山林,且颁发了《林权证》,我府不否认原告在该处有山林的事实,但无法确定其四至边界,故不能证明其管护范围包含争议地。原告称划分山林当天李某寿就与罗某用“消洞”（石瓜瓜）与“大田坳”（马道子）调换一事不能相互印证,罗某1983年的余林自字第11895号自留山证中并无大田坳（马道子）山林的记载,但在2007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罗某名下登记了五幅山林,其中一幅小地名为马道子。二、李天喜存在管护事实。我府在龙溪镇林业站查到李天喜在1996年办理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且在公示期间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该采伐证可以佐证李天喜有效管理过争议地,对争议林地享有权利。经查，2007年李天喜名下登记了两幅林地,一幅为石爪爪,该林地四至边界中西至李某寿山林；另一幅为龙塘湾,龙塘湾山林的四至均未与李某寿的山林相邻,而采伐证记载的四至中西至李某寿边界。原告刘菊英在龙溪镇××、龙溪镇林业站的调查笔录前后矛盾,且与匡某方买卖木材的证言不能相互印证,匡某方、刘某平的证言与李天喜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李天喜对争议林地实施了有效管护。三、颁证程序合法有效。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我县2007年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完全按照流程开展工作,所以颁证程序不存在违规行为。余庆县档案局保存的2007年李天喜《林权登记申请表》资料齐全、完善,符合发证要求,并在当地村委会公示后无异议。该林权证的颁证程序合法有效,没有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综上,余庆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遵义市政府辩称，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首先,我方作出复议决定的时间未超过法定审理期限。我方于2019年9月12日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因本案所涉事实历史久远且案情疑难复杂,无法在60日内审结,依法延长审理期限至2019年12月12日。并在2019年12月10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和林权证的复议请求已被我方驳回,我方没有必要再对此予以说明。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原告提交的《自留山证》存根联只能证明其在“石爪爪”处有林地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享有“石爪爪”林地的全部权属，且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中已经包含了“石爪爪”林地的一部分,余庆县政府并未否认其在“石爪爪”享有权利；其次,“大田坳”林地与“石爪爪”林地互换的事实除了原告的陈述和罗某的证言,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无法确定“大田坳”林地与“石爪爪”林地是否互换，也无法确定“石爪爪”林地的四至界限；再次,在余庆县行政复议过程中，原告既没有提交其对争议林地实施管理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过在此之前曾对争议林地主张过权利的证据；最后,根据《采伐许可证》和匡某方、刘某平的证言可以证明李天喜一直以来对争议地实施管理,因此,我方认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正确。综上,我府的复议程序合法且作出的复议决定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第三人述称：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正确的。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余庆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刘菊英等5人提交的申请书。拟证明余庆县龙溪镇人民政府最先接受该纠纷处理的事实。证据2.李某寿自留山证存根（余林自字第XX9号）。拟证明1983年李某寿在“石爪爪”（消洞）划分有山林的事实存在，但并不能证明其四至边界包含了争议地。证据3.罗某自留山证存根（余林自字第XX5号）。拟证明罗某1983年划分山林时没有登记调换的“马道子”山林，2007年却登记了“马道子”山林，不能证明李某寿与其有调换山林的事实存在。证据4.李某寿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XX3号）《林权证》。拟证明李某寿在“石爪爪”（消洞）处的林地已登记颁证的事实。证据5.李某寿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拟证明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登记程序合法，李某寿参与了林改的事实。证据6.李某贵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拟证明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登记过程中，李某寿在与其林权接界人的申请表上签名，登记程序合法，李某寿参与了林改的事实。证据7.李天喜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拟证明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登记程序合法，李某寿参与了林改的事实。证据8.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组三榜公示资料。拟证明案涉林地颁证程序合法有效。证据9.争议现场勘界图。拟证明由余庆县政府工作人员处理该纠纷到现场进行勘界的事实。证据10.李天喜林木采伐许可证。拟证明李天喜在1996年在争议林地采伐树木，实际管理使用林地、林木的事实存在。证据11.石阡县河坝镇坪中村出具的李天喜婚姻证明材料。拟证明李天喜在划分山林前已领证结婚单独立户，按照当时政策参与分配山林的事实。证据12.刘某友、罗某、刘某平、刘菊英、瞿某华、匡某方、涂某书、李天喜、涂某国、李某明、段某忠等人调查笔录。拟证明李天喜对争议林地的管理事实。证据13.人民调解座谈记录。拟证明龙溪镇人民政府主持过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证据14.送达回证。拟证明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余庆县政府未举证证明其作出处理决定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应当视为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同时进一步证明本案争议的“石瓜瓜”林地与“消洞”系同一个地方，争议地属于李某寿户所有。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罗某登记林地中包含了“马道子”林地，并非否定李某寿享有该山林权属的依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多数签名均系他人代签。对证据6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7认为龙塘湾的登记内表可以证实李天喜龙塘湾林地系继承而来，对“石爪爪”的登记内表不予认可，其他踏勘人并未在内表中签名，该内表系伪造，不应当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对证据8中涉及本案争议林地的部分说明被告的颁证程序不合法。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整个“石瓜瓜”林地应该都是李某寿户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是对采伐行为的许可，不能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李天喜对争议地享有权属。对证据12中刘某友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其系发证的技术人员，林权证是本案撤销的对象，对林权证是否收回等重要事实没有陈述；罗某的调查笔录三性予以认可，同时证实李某寿与罗某间达成口头互换合同，该合同真实有效，其第二份笔录证实了李某寿户“石瓜瓜”林地的四至界限；刘某平的调查笔录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调查笔录本身就带有指示性、预设性的发问，且求偿行为不是管护行为；刘菊英的调查笔录证实与罗某互换分得争议林地的事实，同时证实李天喜当时并未单独立户；瞿某华、匡某方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与刘某平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涂某书调查笔录证实了在山林下户时李天喜并未单独立户；李天喜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同时证实1981年其并未单独立户，不能证实其实际分得争议林地；涂某国的调查笔录恰好证明其2007年并未参与现场踏勘，其所称争议林地系共同管理与事实不符；李某明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的李天喜当时单独立户与事实不符；段某忠的调查笔录证实李天喜和李某寿申请表上其他踏勘人的签名栏中段某忠未签过字，证明颁证依据不合法，林权证应当予以撤销，同时证实李某寿与罗某互换山林的事实；罗某第二次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同前，同时证实为了方便管理，口头互换山林的事实成立，且互换山林的四至清楚；涂某书第二次调查笔录证实李天喜在山林下户时并未单独立户；李天喜的第二次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同前，同时证实李天喜并未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李某明的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认为未达成一致意见，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认为没有收文日期，无法证明余庆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遵义市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李天喜、李某明的证言可以证明土地下户时李天喜已经单独立户，刘某友的证言可以证明李天喜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系李某寿本人签的字。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遵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遵义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及送达回证、代理意见、行政复议回复、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委托送达函、《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行政复议应当对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作出回应，但并没有对《林权证》是否应当撤销作出回应和决定，属程序违法；被告余庆县政府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主体身份。第二组证据：李某寿的自留山证。拟证明原告自1983年起对争议林地享有使用权。第三组证据：1.林权登记申请表；2.《调查笔录》；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2018）黔0327行初125号；4.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拟证明第三人的林权登记申请表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四组证据：1.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余庆县政府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遵义市政府予以维持错误。第五组证据：出庭证人罗某的证言。拟证明罗某与李某寿口头达成了互换山林的合同，该合同有效；证实了“石瓜瓜”林地互换时是一个整体而不存在有分界，足以证实李某寿户调换过来的“石瓜瓜”林地被一分为二的事实。该证人证言证明李天喜自始并不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第六组证据：出庭证人王某的证言。拟证明山林下户时李天喜并未单独立户，而是与其父亲一个户头，李天喜修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正是本案争议林地的一部分，在林地内修建房屋对周边进行采伐、管理系常态，该证人证言证明李天喜自始不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经质证，被告余庆县政府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XX9号《自留山证》只有存根，不能证明其与争议林地有关联；对第三组证据中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庭审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林权证》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本案的处理对象，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对第五组证据认为罗某与李某寿互换山林系口头约定，其《林权证》中也无大田坳林地的登记，罗某总的7幅山林与2007年登记的5幅山林不符；对第六组证据认为王某的记忆中李天喜的妻子应当是李天喜二婚的妻子，而山林下户之前李天喜已经与其第一任妻子结婚。被告遵义市政府对第一组及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争议林地属原告所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颁证程序违法；对第五组证据、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认为二证人陈述互换山林的时间相互矛盾，且互换的两幅山林面积相差较大，不符合常理。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余庆县政府、遵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进行了现场勘验，绘制了现场勘查图经各方签字确认，用以证明争议林地的现场状况。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被告余庆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1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2中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3、14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遵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至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第五、六组证据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作为参考证据使用。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刘菊英系李某寿（已去世）之妻，原告李国刚、李国容、李国凤、李国红系李某寿子女；第三人李天喜与李某寿系同胞兄弟关系。1981年至1983年期间，余庆县开展林业“三定”政策，实行山林下户，1983年2月6日，登记的余林自字第XX9号《自留山林证》载明李某寿户分得三幅林地，分别是：漆树林、消洞、本人屋后，无林地四至记载。1996年12月4日，李天喜办理了《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在本人自留山林地采伐林木，其自留山林地的四至：东至路，西至李某寿边界，南至路，北至路。2007年林权确权登记颁证中，颁发给李某寿余府林证字（2007）第XX3号载明：“石爪爪”林地、7.8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李天喜山林（砍界）、南至抵路（山顶路）为界、西至抵宾某书家房屋旁边老路为界、北至抵路（开石山路至李天喜家环边）”；颁发给李天喜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载明：“石爪爪”林地、6.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抵路（革斗寨）、南至抵路（开石山至革斗寨）、西至抵李某寿山林砍界、北至抵路（山顶路）”。2018年年初，因遵余公路建设征收土地，原告方与第三人就李天喜户登记的“石爪爪”林地权属发生纠纷。2018年，因遵余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林地权属发生纠纷，原告向余庆县龙溪镇申请确权，龙溪镇政府经组织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将该案移送余庆县政府处理。原告提出将李天喜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石爪爪”的林地使用权确定给申请人，以余林自字第XX9号《自留山林证》中记载的“消洞”林地主张权属。余庆县政府受理后并依法进行调查，调查中，收集了李某寿、罗某1983年的自留山证存根、争议现场勘界图、李某寿、李某贵、李天喜2007年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李天喜1996年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石阡县河坝镇坪中村出具李天喜婚姻证明材料，以及罗某、匡某方、涂某书、涂某国、段某忠、李某明、刘某友、刘某平、刘菊英、瞿某华等人调查笔录等材料，查明双方争议林地为“石爪爪”林地，又称为“石瓜瓜”林地，2007年确权登记时登记为“石爪爪”。李天喜所持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石爪爪”林地全部为争议地。经余庆县政府调查，认为原告方提供的自留山证存根没有记载林地四至，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地有管理的事实；李天喜户虽未提供1983年的林权依据，但李天喜于1996年办理采伐证可佐证拥有“石爪爪”林地使用权，林木采伐许可证登记四至为：“东至路，西至李某寿边界，南至路，北至路”，该四至与李某寿林地相邻，与现记载争议林地四至相互吻合，且有刘某平、匡某方曾因超越李某寿林界，在争议林地范围内堆放废渣和采伐林木均与李天喜进行了补偿或赔偿的事实，证明李天喜对争议林地长期进行管护。且从1996年至原告2018年提出争议，该纠纷已达21年，在此期间及以前原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认为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而对其主张不予支持。2019年6月18日，余庆县政府根据收集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村民组所有，其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于李天喜所有。原告方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9月3日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9月12日，遵义市政府受理原告方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履行了复议程序。2019年9月16日，余庆县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遵义市政府审查后认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在2019年12月10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本案中，争议林地四至界线为“东至抵路（革斗寨）、南至抵路（开石山至革斗寨）、西至抵李某寿山林砍界、北至抵路（山顶路）”。刘菊英、李国刚不服余庆县政府颁发给李天喜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石爪爪”林权登记，2018年曾提起撤销林权颁证的行政纠纷，本院以（2018）黔0327行初125号裁定驳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遵义中院提出上诉，后自愿撤回上诉。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与第三人李天喜均系余庆县村民，因个人之间的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余庆县政府有权就双方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林权登记需提供相应的权属证明材料。本案中，原告方提供的权属依据并不能直接证明争议地权属原告方，原告方认为“消洞”即“石爪爪”林地，但自留山证并无林地的四至记载，没有证据证明“消洞”林地的四至范围，提供的证人证言也仅能证明原告方在“石爪爪”处有林地，但不能证明该林地四至范围包含争议地，原告方也未提供其他相应的权属证明，现原告方也在“石爪爪”处实际存在一幅林地。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以及余庆县政府在作处理决定过程中对被调查人的调查笔录，可确定在2000年前后，因李某寿将其“石爪爪”的林木出售给案外人匡某方，因在采伐中越界至李天喜林地采伐，李天喜之妻就提出异议，匡某方并进行赔偿的事实;结合2014年案外人刘某平在李某寿林中开办白石洗选厂，越界至李天喜林地（现争议林地）堆放废渣发生争议后，刘某平也是向李天喜支付补偿费用的事实，以及第三人李天喜1996年12月4日申请采伐林木,林业部门核发的（1996）采字第45号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中记载的林地四至范围，可确认李天喜对争议地“石爪爪”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本案中，原告虽然提供了其1983年自留山证，但其不能证明争议地在其自留山证的范围内，按原告主张的该林地系与案外人罗某互换得来，经查，罗某1983年的自留山证中并无原告所称的“大田坳”或“马道子”林地，李某寿1983年的自留山证上也无“石爪爪”林地，故其主张林地下户时就互换林地并各自登记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在2007年林权登记过程中，李某寿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且在申请登记的“石爪爪”林地申请表上权利人栏签字认可，也在当时李天喜申请的“石爪爪”林地申请表上接界人处签字认可。现双方就“石爪爪”林地发生权属争议，在均无具体权属来源依据的情况下，余庆县政府依据能确定相关管护事实的依据，以及颁证中各方认可的事实，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及十二条的规定，将争议地所有权确权确定给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村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定李天喜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方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复议程序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原告称遵义市政府未对其复议申请中提出的撤销第三人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请求进行处理，属遗漏申请人请求、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因原告方主张撤销第三人的林权证在（2018）黔0327行初125号行政诉讼中已进行过处理，且在其提出的行政确权申请中并未提及该项请求，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也未涉及该项内容的处理，系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追加的请求，遵义市政府在复议决定中未对其作出回应并无不当。综上，原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凤、李国红、李国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凤、李国红、李国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华 嵩审 判 员  王小华人民陪审员  谢 兵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陆沁书记员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