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26民初154号原告：廖火长，女，汉族，1973年8月6日出生，住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材，江西俊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安远县长沙乡人民街**。法定代表人：黄金龙，系该长沙乡人民政府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瑞青，男，1986年8月8日出生，系被告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旺，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火长诉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乡政府”）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火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材，被告长沙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瑞青、刘国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火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亲属钟兆洋与被告之间形成事实劳动法律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原告丈夫钟兆洋当选安远县长沙乡吉祥村村委会委员，此后时常受聘被告协助工作。2018年5月21日，被告为了执行安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工作联系函》，临时聘用原告亲属钟兆洋乘坐被告计生办主任杨敦昱的赣Ｂ×××**号小轿车前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活动，行驶至济广高速Ｋ1673ｋｍ＋980ｍ路段时，与黄国煌驾驶的粤Ｌ×××**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钟兆洋当场死亡。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申请工伤认定时，被告及其法定代保人黄金龙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单位意见一栏处盖章、签字同意认定受害者钟兆洋为工伤。安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于2019年3月4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该通知书提起了行政诉讼，龙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赣0726行初5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该通知书并责令被告执行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可是，安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又以钟兆洋生前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为由，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安人社工中字（2019）第09号《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的具体行为，显然错误，是典型懒、拖、推的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为。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求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等的有关规定，向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程序即应予以恢复。”于是，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赣0727行初1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安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安人社工中字（2019）第09号《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安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了达到不履行（2019）赣0727行初119号《行政判决书》目的，又建议被告提出劳动关系争议仲裁申请，被告于2019年11月25日向安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安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于2020年1月2日作出安劳人仲字《2019》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申请人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与被申请人廖火长丈夫钟兆洋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规定，判决原告亲属钟兆洋与被告之间形成事实劳动法律关系。被告长沙乡政府辩称：一、事实经过：原告与钟兆洋系夫妻关系，钟兆洋生前系安远县长沙乡吉祥村村委会委员。2018年5月21日，安远县长沙乡政府副乡长朱谦浩和钟兆洋共同乘坐廖歌驾驶的赣Ｂ×××**小型汽车前往广东省潮州市参加卫生与计生服务区域合作工作，因廖歌驾驶该车与黄国煌驾驶的粤Ｌ×××**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导致朱谦浩和钟兆洋当场死亡。二、钟兆洋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未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劳动合同。根据被告提交的《关于吉祥村第十届村民委会选举结果的公告》，可以证明钟兆洋任吉祥村第十届村民委员会委员一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作为国家机关，钟兆洋不在被告的编制当中，被告也未聘用钟兆洋作为职工，双方未签过任何书面劳动合同，亦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三、钟兆洋与被告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该条款，必须满足全部三个要件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那么，就本案而言，钟兆洋是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委员，被告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根本不适用于钟兆洋，钟兆洋也不受被告的劳动管理，被告也未安排钟兆洋从事有报酬的劳动。由此可见，钟兆洋与被告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四、吉祥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仅存在协助关系，钟兆洋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协助关系，更不构成劳动关系。1、乡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仅限于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不包含管理、命令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第六条规定：“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根据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补贴。”依照前述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仅限于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不包含管理、命令的权利。2、村民委员会自行安排工作，乡政府无决定权。本案中，根据安远县卫计委的协调安排，被告需派人参加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区域协作活动，工作人员(非负责人)通知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可以派出村干部前往学习交流，村委会主任钟兆林接到通知后，表示愿意前往学习交流，因其临时有事，则安排钟兆洋参与前述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对吉祥村村民委员会仅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并未强制要求或命令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必须派人参加活动，是否参加活动、派谁参加活动是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内部决定事项，被告并无决定权，只有指导、建议权。3、参与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区域协作活动系行政协助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协助被告参与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区域协作活动，并指派钟兆洋参与活动，不能代表被告就与钟兆洋建立了劳动关系，钟兆洋就成为了被告的职工，本案中钟兆洋是受吉祥村委员会的安排协助被告参与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区域协作活动，是行政协助行为，并非被告安排钟兆洋进行劳动的行为。4、受害人钟兆洋的工资福利系县财政发放，与被告无关。被告未向钟兆洋发放过劳务费或工资，钟兆洋任职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其补贴由县财政负责发放，而不是由被告发放。县财政向钟兆洋发放适当补贴，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执行，而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发放，县财政发放的补贴不等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工资。五、被告已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钟兆洋非被告员工。1、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2、本案中，被告已提交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未向钟兆洋发放工资，钟兆洋在被告处无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招用记录、考勤记录。故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钟兆洋不是被告的职工，双方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六、被告在廖火长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同意、盖章行为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1、被告同意廖火长的工伤认定申请问题，属被告对案件事实、法律理解错误，且为死者的恻隐之心，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在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同意、盖章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现请求撤销该错误表示。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案《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载明：“2014年12月，钟兆洋一直受聘长沙乡人民政府协助工作………长沙乡人民政府安排钟兆洋前往潮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开展工作活动”与事实不符。前述记载内容虽不构成民诉法中的自认规则，也请参照前述规则，查清被告未从2014年12月开始聘用钟兆洋的事实。综上所述，被告与钟兆洋不存在劳动关系，钟兆洋系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安排，协助被告参与行政宣传活动，被告并非钟兆洋的用人单位，钟兆洋并非被告的职工。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钟兆洋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查明：原告廖火长的丈夫钟兆洋于2018年4月1日当选为安远县长沙乡吉祥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21日，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朱谦浩、长沙乡人民政府计生办主任杨敦昱、钟兆洋、廖歌共同乘坐赣Ｂ×××**小型轿车前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开展卫生与计生服务区域协作工作，当廖歌驾驶该车辆行驶至济广高速Ｋ1673ｍ＋980ｍ路段时，与黄国煌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钟兆洋当场死亡、朱谦浩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此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廖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黄国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钟兆洋、朱谦浩不负事故责任。钟兆洋死亡后尸体已火化。2019年1月29日，原告因钟兆洋死亡欲以被告为用人单位向安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而填报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该申请表上签署“同意”意见并盖章和签名。后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以其与钟兆洋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安远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2日作出钟兆洋与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书。廖火长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故成讼。为证明以上事实，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工作联系函、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黄金龙询问笔录、杨敦昱询问笔录、工伤认定申请表、仲裁裁决书、行政判决书、通话记录，被告提交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吉祥村选举结果公告、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考勤记录等证据，经庭审审查并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钟兆洋与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和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本案中，原告廖火长的丈夫钟兆洋生前系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辖区管辖的长沙乡吉祥村的村委会委员，其于2018年5月21日和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朱谦浩、长沙乡人民政府计生办主任杨敦昱等人前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开展卫生与计生服务区域协作工作，属于前述规定中的“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情形，系钟兆洋作为村委会成员履职的行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的规定，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根据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补贴。钟兆洋作为村委会委员，生前享受的是财政拨付的村干部补贴。再次，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钟兆洋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前往广东省开展计生协助工作，属于被告职责和村委会职责范围，不属于劳动关系，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最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钟兆洋与被告存在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调整的事实劳动关系。综上，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亲属钟兆洋与被告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之间形成事实劳动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以另案向龙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由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无须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原告该项申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火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廖火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 涛人民陪审员 谢 玲人民陪审员 徐 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唐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