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2民初5019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银玺，男，汉族，1971年10月13日出生，住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晴，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徐建发，男，196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楚思，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 张银玺与徐建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银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晴到庭参加诉讼,徐建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楚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银玺请求判令：一、依法分割小松350挖掘机，其所占有的比例为三分之二；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10月共同出资购买小松350挖掘机一部，双方共同合作经营。2018年9月8日，原、被告双方共同签订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关系，原告支付被告合作期间产生的利润410000元，原告已支付被告400000元，余款10000元待挖掘机转让后再从原告所应得款项中予以扣除，挖掘机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转让，但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找各种理由不同意原告将挖掘机进行转让，导致挖掘机的价值严重贬损。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诉。 徐建发答辩称：一、因为合同解除后，张银玺拒绝提供购买挖掘机的票据，将购买挖掘机的价格、张银玺个人的出资额核算清楚，致使合同解除清理结算工作至今尚未完成，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其有权拒绝张银玺分割挖掘机的要求。二、张银玺主张分割挖机的权利的依托是2018年9月8日所签订协议，由于张银玺自身行为违反诚信原则，致使该份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稳定，无法履行。张银玺告诉徐建发挖机的购价是1160000元，双方于2018年9月8日签订协议解除合伙关系，2018年9月10日徐建发发现挖机的购买价可能没有1160000元，根据张银玺出示的税票，挖机购买价只有700000元，没有1160000元。因为张银玺隐瞒挖机的真实价格，致使徐建发对挖机的价格、张银玺的出资额产生重大误解，其在本案中已经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变更2018年9月8日的协议第一条、第二条，，所以2018年9月8日的协议不能作为张银玺分割合伙财产挖机的依据。徐建发、张银玺在合作之时约定了股份比例生效的条件是：在挖机购买到手后，按双方真实出资额计算出资股份比例。因为张银玺虚报购挖机的价格，导致张银玺自称其出资775000的出资额也是不真实的，从而双方约定的股份比例生效条件并不构成，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股份比例关系尚未生效。对此其已经提起了确认之诉。综上，请求驳回张银玺的诉讼请求。 同时徐建发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一、将徐建发与张银玺于2018年9月8日签订的协议第二条变更为：双方同意按股份比例关系分割合伙财产挖机，因双方股份比例关系尚未确定，合伙财产挖机暂按1（徐建发）比2（张银玺）的比例分割，待双方比例关系确定后，再按确定后的股份比例关系补差；二、撤销徐建发与张银玺在2018年9月8日签订的协议第一条。 张银玺针对反诉答辩称：一、徐建发、张银玺于2013年10月份开始，双方一起前后先前往贵州查看挖机，在贵州找不到合适的挖机后再一起到深圳购买挖机，整个购买挖机过程双方均是在场。双方早已达成口头协议，当时就已确定的各自的出资比例和占有的股份比例，双方亦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即徐建发占三分之一份额，张银玺占有三分之二的份额且已事实上合作长达5年之久，合伙期间双方也是按该比例进行结算与分配。双方之间的约定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无效情形。现徐建发主张双方的合伙股份比例尚未确定，根本与事实不符且已超过《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撤销权除斥期间。二、徐建发、张银玺双方解除合作的提议方也是徐建发，2018年7月2日徐建发通过邮政快递向张银玺送达一份《解除合作合同通知书》，其载明：“2013年你与我合资购买小松350型挖机一台，车价116万（我出资四十万），合作经营。”等内容。嗣后，双方经过他人多次多方地调和下才于2018年9月8日协议终止合作，双方对于2013年10月共同出资购买的挖掘机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进行结算，并共同确认经营期间张银玺需支付给徐建发份额利润为41万元，因张银玺在合作经营期间已支付给徐建发40万元，双方对于余款1万元同意待挖掘机转让后从张银玺所得的款项中扣除。三、双方于2018年9月8日的协议中第二条再次对双方的各自股份比例进行确认，并约定挖掘机在1周内转让，所得款项按张银玺、徐建发分别以2:1比例的分配，也就是说张银玺占有三分之二的份额，徐建发占三分之一份额。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由双方的签名确认，且在现场亦有双方共同的亲戚进行见证。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约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该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亦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协议的内容履行。退一步来讲，即使徐建发明确基于重大误解要求撤销，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为三个月。故请求驳回徐建发诉讼请求。综上，徐建发的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就能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3年徐建发与张银玺合伙出资购买挖掘机，2013年8月24日，徐建发向福建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500000元，并将该款项转至张银玺银行账户。同日徐建发又向张银玺转账50000元。 后合伙在深圳购买了一台进口二手小松牌PC350-7旧履带式挖掘机（以下简称讼争挖掘机），2013年4月报关单显示讼争挖掘机价格为81000美元。后深圳湾海关于2013年4月23日出两份专用缴款书，其中进口关税缴款书载明缴款人为深圳市盛世兴机械贸易有限公司，讼争挖掘机完税价格549530元，进口关税43962.4元；进口增值税缴款书载明缴款人为深圳市盛世兴机械贸易有限公司，讼争挖掘机完税价格593492.41元，进口增值税100893.71元。 张银玺手写一份便条载明：“车价116万及贵阳+深圳1.5万=117.5万付油款：109466元+配件12263元+平板1600元+工资23860元总147189元收入：竹坝50000元+平通7000元+杜桥2300元+62小时×450=27900总87200元外欠：竹坝：（157.30+192+208）小时已付伍万元”。 2018年7月2日，徐建发向张银玺发出解除合作合同通知书载明：“张银玺：2013年10月你与我合资购买小松350型挖机一台，车价116万（我出资四十万），合作经营，你口头向我保证“三年保证我回本”。2014年、2015年、2016年你按照保证的承诺每年给我固定获利十万元整，2017年你违反保证只给我五万元钱，2018年以来我向你讨要2017年尚欠我固定获利五万元，你在2018年5月17日明确表示：“我拿钱还拿过头了，不再给我任何钱”，5月28日并擅自将挖机开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工作。并表示故意不让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你的以上言行明确表示你不再履行合同义务，我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二）项规定，通知你我们解除合作合同，你已经将挖机停在五显镇明溪后烧东里190号停车场，在你与我未共同协商作价处理前你我都不得擅自作业，否则必须承担对方一切赔偿后果。通知人：徐建发2018年7月2日”。2018年9月8日，张银玺作为甲方与徐建发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载明：“甲乙双方于2013年10月共同出资购买小松350挖掘机一部合作经营至今。兹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商协如下：1、甲方支付给乙方利润共计肆拾壹万园整人民币（¥410000），甲方已支付乙方肆拾万园人民币，余款壹万圆代挖掘机转让后甲方所得款中扣除。2、挖掘机在壹周内转让，所得款按甲、乙分别以2比1比例分配”。 2018年9月10日，徐建发通过中间人向张银玺索要购买讼争挖掘机的凭证，后中间人向其提供报关单及专用缴款书。2013年11月报关单显示讼争挖掘机价格为95000美元。后文锦渡海关于2013年11月17日出两份专用缴款书，缴款人为深圳市凤凰建设机械城公司，其中进口关税为49746.08元；进口增值税114259.05元，其他内容模糊不清。案外人郭永裕、林志行、吴满意于2019年11月出具证明，陈述讼争挖掘机价格为1160000元。 审理过程中，张银玺向本院申请对讼争挖掘机进行价值评估，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与鉴定机构人员到现场勘查，讼争挖掘机停放在厦门市翔安区一处修车场内。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徐建发以50万元的竞价购买挖掘机，故张银玺于当日撤回鉴定。 庭审中，张银玺表示，其确认收到徐建发共同购买挖掘机款项400000元，其余款项与本案无关。同时陈述，实际购买的价格比报关的价格高是符合市场行情的，因为出售人在购买二手挖掘机后肯定需要付出经营成本，再加价出售，讼争挖掘机的价格就是1160000元，在凤凰城郭永裕的店铺购买的，其在深圳支付定金50000元，回来在海沧信用社转账860000元，还有一些用现金同徐建发去海沧郭永裕的叔叔家支付给其叔叔的。徐建发提供的报关单等图片，因为内容不清晰，无法确认双方与出售方提供的相关报关单相一致。对于讼争挖掘机价格，徐建发不予认可，其认为应有其他证据佐证，因为发票只有七十几万元，其没有同张银玺去海沧送现金，同时确认其合伙出资400000元，其认为其于2019年11月26日知道存在重大误解。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协议、海关报关单、发票、海关进出口增值税发票、解除合同合作通知书、快递单，被告提交的厦门市农村商业银行五显支行贷款发放凭证、委托支付凭证、存款明细账、便条、协议、张银玺起诉徐建发的另案证据清单、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出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通话录音、彩信、证明等证据,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审查核实，对其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10月间，原、被告双方共同出资购买讼争挖掘机进行合伙经营，至2018年9月8日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并将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及合伙期间共同购买的讼争挖掘机财产进行了分割，该终止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故原告张银玺要求依法分割小松350挖掘机，其所占有的比例为三分之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现双方均同意被告徐建发以500000元的竞价购买讼争挖掘机，可予以照准，故徐建发应向张银玺支付对价即333333.33元（500000元÷3×2），扣除张银玺尚未支付给徐建发利润款10000元，徐建发还应支付给张银玺323333.33元。对于徐建发提出的双方在合伙中，存在重大误解的辩解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自2013年10月间共同出资购买讼争挖掘机进行合伙经营至2018年9月8日，合伙经营期间达五年之久，且在2018年7月2日，徐建发向张银玺发出解除合作合同通知书中也载明：“2013年10月你与我合资购买小松350型挖机一台，车价116万（我出资四十万）…“，双方在2018年9月8日终止合作亦对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及合伙财产进行了分割处理；综上，徐建发已经确认并认可了讼争挖掘机价格为116万元。由于讼争挖掘机系在二手市场购买，现徐建发仅凭海关报关单、发票、海关进出口增值税发票的价格就认为存在重大误解而要求撤销协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建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银玺支付人民币323333.33元； 二、被告徐建发在支付给原告张银玺人民币323333.33元后，小松牌PC350-7旧履带式挖掘机（讼争挖掘机）的所有权归属被告徐建发所有； 三、驳回原告张银玺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徐建发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张银玺负担2651元，徐建发负担614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徐建发负担。款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天赐 人民陪审员  纪志阳 人民陪审员  赖祥伟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妙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