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1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现良，男，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宁，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献辉，女，198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君聪，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之，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水彬，男，199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灵兰，女，196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煌，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玲玲，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现良、张献辉因与被上诉人叶水彬、郑灵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现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叶水彬、郑灵兰负担。事实和理由：1、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叶水彬表面上转账给万通公司款项合计1544.2万元，但2018年2月6日至8日，叶水彬转账361万元中，实际到账只有100万元，另一笔38万元转让嘉善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万通公司）后又转回叶水彬自己的账户，因此，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21日，叶水彬实际转账270.2万元，而非508.2万元。叶水彬以配合融资为由让张现良与其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合同书》，且在2018年7月27日之后，郑灵兰转款700万元给叶水彬，加上叶水彬之前借款135万元，叶水彬与张现良共同向郑灵兰借款835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从《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对价与《合作协议》不同也可佐证。2、叶水彬转让万通公司的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借款。本案涉及的借据中，如前述，截止2018年6月21日，叶水彬实际转入金额270.2万元。2018年7月27日，叶水彬转入嘉善法院的500万元是张现良与叶水彬向郑灵兰的借款。2018年8月31日，转入嘉善法院495万元系张现良向何新法、金苏芳借款，借用叶水彬账户转入嘉善法院。因此，叶水彬实际上并未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3、张献辉不知道股权转入协议书存在，且张献辉是万通公司75.1%股权的实际持有人，而非代张现良持有该股权。 针对张现良的上诉，叶水彬、郑灵兰答辩称：1、叶水彬与张现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事实理由：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案涉项目价值2.5亿元，张现良已投入1个亿，叶水彬投入6500万元，拥有本项目股权51%，但之后，叶水彬发现张现良并不存在已投入一个亿，相反与原股东杨德春、杨嘉锐的股权转让纠纷尚未解决。故，才于2018年7月21日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股权转让合同书》系双方经过协商，并雇请律师起草，之后双方当事人亲自签名捺印，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叶水彬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向万通公司转款361万元。至于万通公司在收到款项后另行向张鸿志转款200万元，与叶水彬无关，系万通公司的行为。叶水彬就361万元款项起诉万通公司，后因张现良、张献辉与杨德春、杨嘉锐的股权转让纠纷经调解结案，而叶水彬之后亦会是公司股东，故撤回对万通公司的起诉，并非企图谋取万通公司虚假转账差额238万元。张现良另行向叶水彬借款100万元，及注册成立中科凯瑞丰丝路（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合作协议》约定2.5亿元，张现良已投入1亿元等均是单方陈述，也未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不能简单因其与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存在价差，就轻易推断出《股权转让合同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张现良亦是以1000万元的价格从杨德春、杨嘉锐受让了“嘉善万通公司”100%的股权，这与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价格是吻合的。张现良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投入了1个亿。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张献辉仅是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的股权，故张现良作为万通公司100%的实际股东，有权与叶水彬、郑灵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2、叶水彬已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向张现良支付了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张现良向叶水彬人出具的借据与本案无关，叶水彬保留向张现良追讨的权利。叶水彬自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8月31日，向张现良转款1544.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叶水彬已履行支付对应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叶水彬与张现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叶水彬一直催促张现良依约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张现良均未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提出异议，也从未提出叶水彬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一直推说要叶水彬代其向张献辉偿还借款370万元，如果要100%的股权，需叶水彬再支付2700万元。叶水彬于2018年7月27日转入万通公司500万元，张现良无证据证明系其向郑灵兰的借款，并指定由叶水彬支付至公司账户。叶水彬于2018年8月31日转入万通公司495万元，张现良无证据证明系其向案外人何新法、金苏芳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张献辉系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75.1%的股权，张现良是万通公司全部股权的实际股东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献辉答辩称：同意张现良的上诉意见。 张献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驳回叶水彬、郑灵兰对张献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在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张献辉系依法取得并实际持有万通公司75.1%股权。另案的民事调解书及之后强制执行民事调解书的事实均足以证明张献辉系万通公司75.1%的股东。2、张现良与叶水彬、郑灵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张献辉既未参与，也不知情，更不认可。且张献辉在《承诺书》中明确是将股权转让给张现良而非叶水彬，也基于与张现良的亲姐弟关系以及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特别是得知万通公司存在多起诉讼时，才不得不拟以低价转让给张现良。3、如果是张献辉代持张现良万通公司75.1%股权，那么《承诺书》中的张献辉将上述股权转让与张现良逻辑上就不成立。至于张献辉是否参与万通公司证照、公章移交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并不影响张献辉持股情况。4、叶水彬、郑灵兰与张献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并未取得张献辉的追认，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 针对张献辉的上诉，叶水彬、郑灵兰答辩称：1、张献辉并非万通公司的实际股东，系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75.1%股权。另案民事调解书及执行情况均是表面记载持股情况，是登记公示的形式要求。事实上，在案的证据足以证明张献辉只是代持股份而已，并非实际的股东。与万通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的“张献辉”的签名是张现良代签的与张献辉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股权相互吻合。张献辉、张现良于2018年9月30日签署的万通公司的修订章程，章程中“张献辉”的名字同样是张现良代签的。万通公司2018年10月10日将公章、法人章、合同章、财务章以及不动产权证等材料全部移交给叶水彬，张献辉知情，但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叶水彬催促张现良办理万通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张现良以尚欠张献辉370万元需偿还为由进行推脱。张献辉于2019年1月13日向张现良出具的承诺书再次印证张献辉系代张现良持股的事实。张献辉自始从未到过嘉善县，从未与嘉善公司原股东杨德春、杨嘉锐接触过，更未办理过与万通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事宜，也从未在与万通公司股权相关的任何材料上面亲笔签字，也未出具任何授权材料给张现良等事实足以证明张献辉只是“挂名股东”。张献辉在未支付任何购股款，未付出任何代价情况下，无偿取得万通公司75.1%股权，明显不合常理。2、一审法院认定万通公司与张现良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张献辉仅是代张现良持股，实际的投资人是张现良，张现良对该部分股权拥有合法的处分权。叶水彬、郑灵兰基于《股权转让合同书》所列明的主体，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认定万通公司所有股权均系张现良所有、《股权转让合同书》的实际当事人为叶水彬、郑灵兰与张现良，并不存在与股权转让合同书的记载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叶水彬、郑灵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2、张现良、张献辉告按约定协助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产生的费用依法各自承担；3、张现良、张献辉连带支付逾期办理股权过户的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15442000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18年9月30日计至股权实际办理过户为止）；4、张现良、张献辉连带支付律师费20万元及财产保全保函费用31370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由张现良、张献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1日，原告叶水彬、郑灵兰与被告张现良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合同中载明出让方为被告张献辉、张现良，受让方为叶水彬、郑灵兰。合同落款“出让方（签字）”处，张献辉的签名是张现良代签。该合同第一条“背景描述”第3款约定，出让方与前手股东杨德春、杨嘉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嘉善县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8）浙0421民初2275号。在嘉善县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浙0421民初2275《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的约定，出让方向杨德春、杨嘉锐支付股权转让款995万元后，将取得万通公司100%的股权。第4款约定，张献辉系张现良姐姐，其受张现良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张现良向杨德春、杨嘉锐购买万通公司的75.1%的股权。如本条第3款的调解协议书履行后，张献辉、张现良取得万通公司100%股权，实际上张现良是万通公司100%股权的所有权人。第二条“目的描述”约定：1.出让方张献辉、张现良将张献辉持有65%万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叶水彬。2.张献辉将其10.1%股权、张现良的24.9%的股权转让给郑灵兰。该部分转让给郑灵兰35%的股权系由郑灵兰代张现良持有，该部分股权的权利义务由张现良享有和承担。第六条第2款“转让价格”约定：（1）叶水彬与张献辉、张现良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650万元。（2）郑灵兰与张献辉、张现良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0万元。第六条第2款“支付方式”约定：出让方指定将购买股权的价款650万元转入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款项转入该账户后，即出让方已收到购股款）。第九条“交割手续办理”约定，出让方应在杨德春、杨嘉锐将万通公司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后的当月，通知受让方并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第十八条“违约金条款”约定，出让方逾期将约定的万通公司股权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的，每逾期一日按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第二十二条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因实现该合同项下权利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财产保全保函费用等。 2018年7月27日，叶水彬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转账500万元。2018年8月31日，叶水彬又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转账495万元。至此，叶水彬完成了2018年7月21日《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支付价款义务，即代为履行了（2018）浙0421民初2275《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张现良、张献辉付款义务。2018年9月30日，经嘉善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杨德春、杨嘉锐履行了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万通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张献辉、张现良，两人持股比例登记为75.1%和24.9%。之后，张现良将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印章、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不动产权属证书于2018年10月18日移交给叶水彬。但张现良未依约将万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叶水彬、郑灵兰名下。经交涉未果，叶水彬、郑灵兰于2019年2月14日委托律师提起此次诉讼，花费律师费20万元，缴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支付财产保全保函费用31370元。 另查明，2017年1月，杨德春、杨嘉锐作为出让方签订1份关于转让万通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张现良本人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方签字处签名、盖手印，但受让方签字处的“张献辉”签字亦非张献辉本人签名。2018年7月20日，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21民初22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包括：杨德春将其持有的万通公司75.1%股权转让给张献辉，杨嘉锐将其持有的万通公司24.9%股权转让给张现良，转让价款合计1000万元。诉讼前已付50000元，尚应支付995万元。张现良、张献辉应于2018年7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495万元，款均付至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转让款付清后，杨德春、杨嘉锐应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0月15日，张现良与叶水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现良称，他姐姐张献辉的370万元债务解决掉，才能将约定的65%股权过户给叶水彬。2019年1月13日，张现良、叶水彬一起到西安市找张献辉协商股权过户事宜，张献辉同意协助办理万通公司75.1%股权过户手续，将股权过户给叶水彬，但要求叶水彬先支付370万元给张献辉，款项应在2019年2月4日前付清，否则前述承诺作废。张献辉为此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并作为承诺人在《承诺书》上签字、按手印。 又查明，2018年1月12日，叶水彬（甲方）与张现良（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叶水彬向万通公司的投入资金6500万元，缓解万通公司“嘉善水韵金城大酒店”项目资金紧张问题，并取得该项目51%股权。叶水彬与张现良之间还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在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叶水彬于2018年2月6日、2月8日向万通公司账户转入346万元、15万元；2018年4月28日至6月21日期间，叶水彬向张现良个人账户转款147.2万元。在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叶水彬于2018年7月27日至9月29日期间向张现良个人账户转款41万元。2018年7月27日，郑灵兰（出借人）与张现良、叶水彬（共同借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张现良、叶水彬共同向郑灵兰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双方还约定，将张现良持有的万通公司35%股权以郑灵兰代持股权方式作为担保。相关约定如下：第五条“保障借款人债权实现的股权代持条款”：1.张献辉、张现良向杨德春、杨嘉锐购买的万通公司35%股权由郑灵兰代持。张现良作为万通公司3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享有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3.2019年2月份前，叶水彬、张现良全部债务清偿后，郑灵兰需配合办理所代持的万通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张现良名下。4.郑灵兰在代持股权期间，不承担万通公司的经营风险，不享有收益，万通公司由叶水彬、张现良经营管理，风险、收益由张现良、叶水彬承担、享有。5.郑灵兰在代持股权期间，叶水彬、张现良因经营万通公司需要，需要代持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的事项，郑灵兰应予配合。第六条“保障借款人债权实现的监管条款”：1.代持期间，万通公司实际由叶水彬、张现良负责经营管理。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叶水彬、张现良指定。叶水彬、张现良应负责协调万通公司向郑灵兰出具监管万通公司财务及资金往来事宜授权手续。2.万通公司财务由叶水彬、张现良管理，由郑灵兰负责监管，郑灵兰持有公司账户的网银、万通公司的账户资金使用，须经郑灵兰批准。第七条第2款约定，如借款人无法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债务，借款人叶水彬愿意将持有万通公司65%股权、借款人张现良愿意将持有万通公司35%股权实际转让给郑灵兰，用于偿还债务。股权的转让价格由有资质第三方评估后确定价格。与本合同项下的债务存在差额的，多退少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张现良辩称，《股权转让合同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叶水彬为了更好的融资并使更多朋友了解和相信他在做房地产项目而签订的虚假股权转让合同，目的是为了使郑灵兰及他人相信并出借款项，故应认定为无效。但张现良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张现良举示了张现良、叶水彬与郑灵兰签订的《借款合同》，但该《借款合同》仅能证明张现良、叶水彬共同向郑灵兰借款1000万元，并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张现良举示的《合作协议》，虽然约定的出资金额及占股比例与《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不同，但该《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早于《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故《合作协议》亦不足以证明张现良、叶水彬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张现良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上签字、按手印，且叶水彬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张现良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上述抗辩意见，对张现良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张现良、张献辉辩称，《股权转让合同书》上的张献辉签名是张现良代签的，故应认定该合同无效。叶水彬、郑灵兰则主张，张献辉并不是万通公司的真实股东，张献辉仅是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股权，张现良有权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对叶水彬、郑灵兰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张现良与叶水彬的微信聊天中，张现良提到的案涉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原因之一是张现良欠其姐姐张献辉的370万元未处理，而非《股权转让合同书》未经张献辉签字。另外，在张献辉出具的《承诺书》中，张献辉配合办理股权过户而要求叶水彬先行支付的款项也是370万元，而非股权转让总价款1000万元的75.1%即751万元。该《承诺书》一方面印证前述微信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间接证明张献辉并非真实拥有万通公司75.1%股权。张献辉如果确实拥有该股权，其股权价格按比例折算应为751万元，张献辉在受让股权后几个月即同意以370万元出让，明显不合常理。2.与案外人杨德春、杨嘉锐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证照公章移交、万通公司章程变更等诸多涉及股东权利行使的事项，张献辉均未参与，且未曾支付股权转让款。3.在叶水彬与张现良发生纠纷之前，郑灵兰与张现良、叶水彬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五、六、七条相关约定体现的万通公司股权归属情况，均未提及张献辉实际拥有万通公司持股。综上，可以认定张献辉并未实际拥有万通公司75.1%股权，而仅是代张现良持股。因此，张现良有权作为出让方单独与叶水彬、郑灵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该《股权转让合同书》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张现良与叶水彬、郑灵兰。 关于叶水彬、郑灵兰请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问题。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六条和第九条约定，叶水彬将转让款650万元汇入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且杨德春、杨嘉锐将万通公司股权过户至张现良、张献辉名下后，张现良即应按约定比例将股权分别变更登记至叶水彬、郑灵兰名下。叶水彬已经支付《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价款，且杨德春、杨嘉锐已于2018年9月30日将万通公司股权过户至张现良、张献辉名下，故《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叶水彬、郑灵兰诉求张现良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依法予支持。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时，万通公司的全部股权实际均为张现良所有，张献辉并非万通公司的实际股东，且张献辉也不是《股权转让合同书》的当事人，故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无需张献辉配合办理。故叶水彬、郑灵兰要求张献辉协助合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张现良应协助将万通公司65%股权变更登记至叶水彬名下，将万通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郑灵兰名下。因双方对股权变更登记的费用未作约定，故相关费用应由双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关于张现良辩称《合作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问题。如前所述，张现良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叶水彬、郑灵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意思表示不真实。此外，法律并未禁止股东之间对登记持股与实际持股作出不同约定。虽然《合作协议》与《股权转让合同书》存在股权比例及价款不一致，但本案审理的是基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产生的股权交付问题。在《股权转让合同书》已经明确约定办理过户的股权比例、条件，且过户条件已经成就的情况下，《合作协议》与《股权转让合同书》之间关于股权比例、出资金额等存在不一致，并不影响叶水彬、郑灵兰根据签订在后的《股权转让合同书》要求张现良履行股权过户义务。至于张现良与叶水彬之间实际持股比例情况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处理。 关于郑灵兰与张现良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以及郑灵兰与张现良、叶水彬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相关约定，可以认定郑灵兰与张现良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张现良将万通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到郑灵兰名下，若到期清偿借款债务，郑灵兰将该股权返还给张现良，若到期没有清偿借款债务，郑灵兰则可以将该股权用于实现借款债权。前述合同约定，符合让与担保法律特征，应认定为让与担保关系。张现良将万通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到郑灵兰名下后，今后两人之间借款债务清偿及担保股权清算问题，应依照《股权转让合同书》、《借款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及法律规定进行。叶水彬、郑灵兰主张在《股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张现良告知叶水彬、郑灵兰，要将持有的万通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给叶水彬、郑灵兰。但叶水彬、郑灵兰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违约责任承担问题。《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条件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成就，张现良未按照约定协助叶水彬、郑灵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合同书》第十八条“违约金条款”约定，出让方逾期将约定的万通公司股权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的，每逾期一日按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叶水彬、郑灵兰主张按约定的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违约金计算应以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6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30日至张现良协助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之日止。《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二十二条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因实现该合同项下权利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财产保全保函费用等。现叶水彬、郑灵兰诉求张现良支付律师费、保全费和财产保全保函费，符合前述约定，予以支持。但相关费用应按诉求得到支持的比例进行计算，即张现良应向叶水彬、郑灵兰支付律师费178280元，保全费4457元，财产保全保函费27963.2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叶水彬、郑灵兰与张现良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对该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张现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叶水彬、郑灵兰办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协助将万通公司6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叶水彬名下，协助将万通公司3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郑灵兰名下，股权变更登记所产生的费用由各方当事人依法承担；三、张现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水彬、郑灵兰支付违约金（以6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30日起计至张现良协助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四、张现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水彬、郑灵兰支付律师费178280元，保全费4457元，财产保全保函费27963.22元；五、驳回叶水彬、郑灵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5650.06元，由叶水彬、郑灵兰负担10387.6元，张现良负担85262.46元。 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现良、张献辉提出以下异议：1、判决书第6页最后一段，叶水彬并未完成2018年7月21日《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支付价款义务。2、判决书第7页第1段叶水彬、郑灵兰并未支付律师费20万元。3、判决书第7页第2段，张献辉并非本人签名，张献辉是委托张现良签字。4、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2行，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现良并未有如此明确的陈述。5、判决书第8页第2行，张献辉并未承诺过户给叶水彬，《承诺书》并未有这样的约定。叶水彬、郑灵兰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表示无异议。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中，张献辉补充提交《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等证据，拟证明张献辉通过妹妹张彦娟代付万通公司诉讼代理费22800元，张献辉是万通公司75.1%股权，而非代张现良持有。叶水彬、郑灵兰质证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足以证明张献辉垫付诉讼费用，即便张献辉垫付款项也不能证明张献辉是万通公司的实际股东。张现良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本院认证如下：因上述证据仅有复印件，没有原件佐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另查明，1、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1段倒数第7行，不是“当月”而是“当日”，本院予以更正。2、张献辉同意协助办理万通公司75.1%股权过户手续，将股权过户给张现良。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查明有误，亦予更正。 又查明，二审中，张献辉称其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方式参与万通公司的经营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 一、张献辉是否系万通公司75.1%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对此，本院认为，（2018）浙0421民初2275号《民事调解书》、对该民事调解书的执行文书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关于万通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情况等足以证明张献辉系万通公司75.1%的股东；相反，叶水彬、郑灵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文书及工商登记确认的张献辉是万通公司75.1%股东的事实。具体如下：首先，叶水彬、郑灵兰未能举证证明张献辉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合同书》签订事宜；其次，公司股东身份确认与股东身份行使并不必然等同，张献辉未参与万通公司证照、公章移交、章程修改等事宜并不能得出张献辉非公司实际股东；再次，张献辉在《承诺书》中明确将持有万通公司75.1%股权以370万元对价转让给张现良，倘若张献辉仅代持张现良上述股权，在转让给张现良股权上不应存在对价。因此《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与叶水彬、郑灵兰主张的张献辉代张现良持有股权事实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又次，至于股权转让对价，系双方当事人自由意思表示，张献辉与张现良关于股权转让对价约定未存在违法情形，且张献辉一、二审中对此的解释亦具一定合理性。最后，张现良代张献辉在《股权转让合同书》等书面材料上签字并不能证明张献辉代张现良持有上述股权。相反在叶水彬、郑灵兰未进一步举证情形下，恰恰证明了张现良无权代理张献辉签订上述书面材料，且张献辉亦不同意追认张现良的上述无权代理行为。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在叶水彬、郑灵兰未进一步举证下，本院对张献辉代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75.1%股权的事实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 二、《股权转让合同书》是否系张现良与叶水彬、郑灵兰的真实意思意思表示。张现良与叶水彬、郑灵兰均在《股权转让合同书》签字确认，张现良并未充分举证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仅系为了借款之用，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且之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体现双方就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书进行沟通。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书》应认定为张现良与叶水彬、郑灵兰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载明的内容认定张现良与郑灵兰是让与担保关系正确，但如前述，张现良仅能处分自己持有的24.9%以履行让与担保法律关系项下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比例有误，应予调整。 综上，如前述，张现良无权处分张献辉持有的万通公司75.1%股权，因此，叶水彬诉求将张献辉持有的其中65%股权、郑灵兰诉求将张献辉持有的其中万通公司10.1%股权转让予其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相关登记手续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至于张现良与叶水彬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因张现良的上述无权处分而无效，双方关于股权转款支付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应另案处理。叶水彬、郑灵兰主张的律师费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及案外人转账相互印证，应予支持。但鉴于叶水彬、张灵兰的诉讼请求中仅有张现良持有万通公司24.9%股权过户至郑灵兰名下予以支持。因此，其主张违约金计算基数、律师费、保全费仅能按其所支持的相应比例计算，即161.85万元（650万%24.9%/100%）、44391.7元（178280元*24.9%/100%）、保全费1109.8元（4457*24.9%/100%）、财产保全保函费6962.8元（27963.*24.9%/100%）。 综上所述，张献辉的上诉请求、张现良关于张献辉持有万通公司股权的上诉请求部分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二、变更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7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分别为：“一、叶水彬、郑灵兰与张现良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张现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郑灵兰办理嘉善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4.9％的股权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协助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郑灵兰名下，股权变更登记所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当事人依法承担”、“三、张现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灵兰支付违约金（以161.8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30日起计至张现良协助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四、张现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灵兰支付律师费44391.7元，保全费1109.8元，财产保全保函费27963.22元”。 三、驳回叶水彬、郑灵兰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张现良的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5650.06元，由叶水彬、郑灵兰负担71833.16元，张现良负担2381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650.06元，由叶水彬、郑灵兰负担71833.16元，张现良负担2381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池 审判员 师 光 审判员 徐 英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崔新建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