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黎娜，女，197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360************843。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之二。法定代表人：徐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柏祥，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建安，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业，男，199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办事处高华路骆屋6号。公民身份号码：441************016。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崇烈，广东领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首、二层，129室。法定代表人：李某1。上诉人刘黎娜、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志业、原审第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8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黎娜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恒大公司、王志业向刘黎娜支付垫付款530412.7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30412.7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大公司、王志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志业、李灿财等人以恒大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与刘黎娜对接业务。刘黎娜接受恒大公司的委托代为垫付涉案保险费用，恒大公司拖欠刘黎娜上述款项，需要向刘黎娜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对以上事实认定正确。二、刘黎娜在与王志业、恒大公司对数的过程中，王志业自愿对恒大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黎娜对此提交了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应由恒大公司、王志业共同向刘黎娜承担连带清产的责任。对此，刘黎娜向法院提供了三份判例作为参考。恒大公司辩称，王志业、李灿财无权以恒大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李灿财有自己的汽贸公司，而且从刘黎娜和王志业提供的证据显示，李灿财与刘黎娜、王志业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李灿财直接支付过款项给刘黎娜。所以，李灿财、王志业个人与刘黎娜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恒大公司无关。王志业辩称，一、王志业是恒大公司员工，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恒大公司承担。依据刘黎娜提供的证据证实，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双方加盖公章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发生保险业务关系。《对数单》也是由恒大公司的售后专用章进行对数确认，王志业并没有单独出具承诺书或担保书等确认由王志业来承担上述费用。二、王志业并没有与刘黎娜达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合意。王志业于2019年8月15日与刘黎娜打电话是一种口头交谈，双方只是存在调解的意向，没有达成合意，也没有形成书面调解约定。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王志业提出了几种假设性方案，但最终选择哪种方案没有确定，双方并没有达成合意，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条”或“担保书”等约定。刘黎娜第一次起诉是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恒大公司，一审法院以(2019)粤0703民初6836号立案，后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合意，因此刘黎娜在该案中没有提交2019年8月15日的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后来又主动撤诉。之后刘黎娜以同一诉讼再次起诉，法院以(2019)粤0703民初8731号案受理。三、刘黎娜提供三个案例与本案案情并不相符，没有参考价值。三个案例中，各债务人是以书面形式如《协议书》、《承诺函》、《确认书》的方式明确约定债务人承担债务。而本案王志业并没有与刘黎娜形成还款的书面约定，王志业也没有出具还款函给刘黎娜。因此三个案例与本案有本质的区别。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刘黎娜的上诉请求。恒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黎娜、王志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黎娜代表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处理相关保险事宜错误。首先，从刘黎娜提交的证据4录音可知，刘黎娜连恒大公司的电话都没有，更没有跟恒大公司沟通过，双方之间根本不认识，谈何业务维护。其次，刘黎娜在起诉状陈述2017年初开始至今，刘黎娜与恒大公司合作销售天安保险产品，按照常理双方应每月会有银行转账记录，但恒大公司与刘黎娜并没有发生任何转账记录。另外，从刘黎娜提交的证据显示，早在2017年8月就发生欠保险的事实，但刘黎娜根本没有向恒大公司法人或者实际经营者核对和催讨，也没有向天安保险反映情况，还一直维持合作长达一年，明显不符常理。最后，恒大公司一直经营销售众泰品牌的汽车，是做新车销售的，从刘黎娜提交的证据以及其在庭上承认，购买保险的车辆大部分不是新车而是旧车。另外，从证人李灿财证言可知，购买保险的车辆多是证人汽贸公司的车辆，恒大公司与证人李灿财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刘黎娜为了业绩，明知道投保的车辆不是恒大公司经营销售的车辆，在没有跟恒大公司联系和核对情况下，就自行垫付保费，是刘黎娜自己的责任。而且从刘黎娜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8月曾发生的欠保险事宜，备注是“财车未付款”，欠保费的是李灿财汽贸公司的车辆，但刘黎娜根本没有与恒大公司核对，明确保费的支付问题。从王志业提交的微信截图和刘黎娜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刘黎娜知道投保的车辆是李灿财汽贸公司的车辆，刘黎娜与李灿财有密切合作，李灿财直接支付过其保费，二人之间就垫付保费问题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恒大公司无关。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加盖“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售后业务专用章”(以下简称“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的行为就是代表恒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恒大公司在公安登记备案中，并没有“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该枚公章，该印章极为容易伪造。专用章一般都是用于特定用途，如此大金额的对账单应该加盖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且由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其次，王志业加盖“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和签署对账单是其个人行为。王志业不是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大公司也没有向王志业出具授权书，其无权代表恒大公司签署对账单。从刘黎娜提供的证据显示，王志业并不代表恒大公司，是其个人与刘黎娜、李灿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志业承诺对债务负责，与恒大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志业与刘黎娜、李灿财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王志业不是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灿财并不认识恒大公司，与恒大公司没有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一审法院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认定王志业、李灿财以恒大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相应的责任也应由恒大公司承担，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恒大公司明显不公。恒大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刘黎娜2019年7月以委托合同纠纷案由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并于2019年1月24日开庭审理，该案经开庭审理后，刘黎娜于2019年9月29日向一审法院撤诉，一审法院在2019年10月8日裁定准许刘黎娜撤诉，但在准许撤诉前刘黎娜在2019年9月29日已经向一审法院重新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接受刘黎娜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查封冻结王志业及恒大公司的财产，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2、恒大公司严重怀疑刘黎娜和王志业恶意串通损害恒大公司的利益。（1）刘黎娜在起诉状中陈述2017年年初至今，刘黎娜与王志业合作天安保险公司的车险等财产险产品。可见，刘黎娜与王志业一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并维持至今。（2）从刘黎娜提供的证据显示，王志业自愿承担债务，但刘黎娜没有要求王志业签订保证书。刘黎娜在第一次起诉时也没有起诉王志业。（3）刘黎娜明知王志业占有江门市德业销售有限公司35%的股份，但刘黎娜在财产保全时没有查封冻结王志业占有江门市德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份，反而要求查封冻结王志业在恒大公司1%的股份，但王志业并不是恒大公司的股东，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刘黎娜辩称，刘黎娜于2019年9月29日提供的证据4录音、2019年11月15日提供的补充证据第156页王志业的微信聊天记录两张图片可以证明王志业以真实意思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的责任。刘黎娜提起本案的诉讼即表示已经接受了王志业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王志业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有业务往来，双方签订《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并加盖公章确认，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发生保险业务关系正确。二、恒大公司售后业务专用章虽然没有在公安登记备案，但恒大公司一直以来在对外业务中确实在使用该印章，因此，恒大公司售后业务专用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恒大公司承担。三、恒大公司的债权债务与王志业无关。刘黎娜起诉查封了恒大公司的公户后，恒大公司老板因担心无法交税和发工资给员工而着急，请求王志业出面与刘黎娜协商。因此王志业与刘黎娜协商的初衷是希望刘黎娜撤诉解封，但双方最终并未达成协调协议。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恒大公司拖欠的债务并没有经过三方协商一致将债务转移给王志业承担。即使王志业建议刘黎娜到法院起诉王志业，并不代表王志业承认该笔债务由王志业承担，也不代表法院必然支持刘黎娜的诉讼请求，不产生债务转移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王志业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真实查封的是王志业的房屋以及其在江门市德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份，一审法院出具的查封清单写错了，事实上不是查封王志业在恒大公司的股份。天安保险公司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刘黎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大公司、王志业返还本金530412.78元给刘黎娜，并支付逾期支付的违约金(自2017年8月30日起分段计至恒大公司、王志业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恒大公司、王志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时，刘黎娜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违约金变更为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大公司在其经营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之二销售众泰品牌汽车。2017年6月25日，恒大公司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约定恒大公司推荐其客户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保险，天安保险公司办理恒大公司推荐客户的保险咨询、投保、理赔、服务等保险事宜，有效期自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7月6日。天安保险公司指派其业务员刘黎娜代表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对接业务。合作期间，刘黎娜通过其本人或委托他人将收取的客户的保险费支付给天安保险公司。恒大公司为客户的众泰品牌汽车进行保养、维修时，在相关单据上打印众泰汽车的商标，并载明“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江门恒大众泰4S店”、相关联系电话等字样，又通过加盖“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售后业务专用章”(以下简称“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与天安保险公司对接业务。后双方各自出具载有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由天安保险公司承保的汽车基本信息的对数表，并分别加盖天安保险公司公章、“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两者的数据基本一致。2018年6月21日，《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被作出，确认未支付“天安”530412.78元，“制表”处有“唐铭炫”签名，该数表上加盖“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而唐铭炫在2018年1月至同年6月通过恒大公司投保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关于恒大公司称其不认识刘黎娜，从未委托刘黎娜代恒大公司垫付保险费的答辩意见。根据《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恒大公司与天安保险公司约定恒大公司推荐其客户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保险。而天安保险公司书面陈述称自2017年6月起由其业务员刘黎娜代表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进行业务维护。双方各自出具的载有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由天安保险公司承保的汽车基本信息的对数表上分别加盖天安保险公司公章、“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两者的数据基本一致。因此，足以认定刘黎娜代表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处理相关保险事宜。恒大公司上述答辩意见，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恒大公司称相关书证上加盖的“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不是合法公章，且在大数额的对账单上仅加盖售后业务章不符合常理的答辩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虽然该“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没有在公安机关处登记备案，但恒大公司一审庭审时承认，其销售的汽车有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承包其汽车售后服务的单位就在恒大公司经营场所旁边，承包单位对外没有悬挂招牌，由恒大公司叫客户将汽车交给承包单位接受售后服务。双方各自出具的载有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由天安保险公司承保的汽车基本信息的对数表上分别加盖天安保险公司公章、“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两者的数据基本一致。根据恒大公司用于为客户的众泰品牌汽车记载保养、维修状况的相关单据，上面打印了众泰汽车的商标，并载明相关联系电话、恒大公司的经营地址等信息，又通过加盖“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与天安保险公司对接业务。天安保险公司亦陈述称恒大公司基本都是出示“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对接业务，并对刘黎娜所举的相应证据予以确认。即在恒大公司对外实施经营行为的过程中，“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长期加盖在因恒大公司对外经营行为而形成的相关单据上。因此，足以认定加盖该“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的行为就是代表恒大公司作出。根据《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确认未支付“天安”530412.78元，“制表”处有“唐铭炫”签名，该数表上加盖了“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且唐铭炫在2018年1月至同年6月通过恒大公司投保社会保险。故一审法院认定恒大公司对账确认尚欠刘黎娜保险费530412.78元。关于恒大公司一审庭审时称涉案保险费是因王志业、李灿财销售汽车所产生的意见。刘黎娜称其无法分清恒大公司与王志业之间的关系，故将其二人一并起诉。对此，因与天安保险公司合作保险业务的是恒大公司，相关业务单据上加盖的又是“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故即使恒大公司上述意见属实，王志业、李灿财也是以恒大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相应的责任也应由恒大公司承担。因此，刘黎娜请求王志业承担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黎娜请求的违约金。刘黎娜请求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违约金。对此，《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已是对将近一年的未付保险费进行对账，且并无约定涉案保险费的付款日期。刘黎娜称按双方交易习惯是月底结数，但又无法提交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违约金应自刘黎娜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9月29日起计算。因刘黎娜在一审庭审时将请求的违约金变更为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故减少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予以退还。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恒大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黎娜支付垫付款530412.7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30412.7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刘黎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恒大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保全费3320元，合计12720元，一审法院退还284元给刘黎娜；余款12436元，由刘黎娜负担160元，由恒大公司负担12276元。二审中，刘黎娜、王志业、天安保险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恒大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民事裁定书2份，证明刘黎娜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违反民事诉讼程序。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一份，证明李灿财有自己的汽车贸易公司，其以个人名义与刘黎娜密切合作。刘黎娜针对恒大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刘黎娜的本意是先撤6836号案件后再重新提起8731号起诉。至于文书制作时间差异，是程序性的问题，不代表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王志业针对恒大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刘黎娜确实未经法院以书面裁定撤诉之后起诉，明显是对同一标的重复起诉。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院依法核实。天安保险公司未针对恒大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恒大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实体争议存在关联，本院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黎娜曾经以恒大公司作为被告、王志业作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号为：（2019）粤0703民初6836号。2019年9月29日，刘黎娜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该案的起诉，并于同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粤0703民初683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刘黎娜撤回对恒大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刘黎娜与恒大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关于刘黎娜上诉部分刘黎娜上诉认为王志业在与其电话以及微信沟通的过程中作出了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王志业应当对恒大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因从刘黎娜提供的电话录音以及与王志业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尽管存在有“我先认下这条数”、“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想赖掉这条数”、“你就算起诉你也应该起诉我”、“我先担了”等包含有债务承担意思的内容，但是结合前后文及整体内容，特别是从“因为你也要给时间给我，我去处理阿财的那件事”、“写张借条”“是不是我可以写张单给你，你给个时间我处理，我可以写上股权做担保”、“如果这些事情搞到我这间公司开不成就麻烦了，这个损失就大了，还不单只是几十万的事情了，我这里总共投资投了差不多九百万”、“先让众泰那边处理完先，影响我现在九百多万的盘融资，前期已经投了这么多钱，如果失败的话就不止五十多万的事了”等等来看，电话录音及微信反映的事实是王志业出于刘黎娜提起诉讼的压力，并且出于为避免诉讼或者因争议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而可能对其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经营产生影响的初衷而与刘黎娜进行的商谈，并提出和解方案，应当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债务加入，即通过和解方式在短时间内形成解决方案，避免诉讼或者继续进行，但因目前各方之间的纠纷仍然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所附条件并未成就，故刘黎娜上诉要求王志业作为债务人承担恒大公司债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恒大公司上诉部分。首先，刘黎娜曾于2019年9月2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2019）粤0703民初6836号委托合同纠纷案的起诉，同一日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但是刘黎娜在6836号中仅将王志业列为第三人，而在本案中则将王志业列为被告并要求王志业承担民事责任，两案中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同，且一审法院对于6836号案最终也未对实体性问题进行审理，因此，恒大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程序，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恒大公司与天安保险公司之间签订有《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天安保险公司在诉讼中亦认可从2017年6月起由其业务员刘黎娜与恒大公司进行业务维护。刘黎娜在本案中主张的已发生的保险业务亦得到了天安保险公司盖章确认，该事实可以在刘黎娜提交的《天安财产保险公司出单确认表》得到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黎娜代表天安保险公司与恒大公司处理相关保险事宜，并无不当。恒大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该项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一审裁判依据的主要证据《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中加盖的“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能否代表恒大公司的意思表示的问题。恒大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保险业务是王志业与刘黎娜之间的个人合作与其无关，但是恒大公司在一审中亦确认王志业系租赁其公司的场地开展业务活动，且没有对外悬挂招牌。此外，恒大公司亦陈述因为王志业与恒大公司的经营者是朋友，还允许王志业借用恒大公司的名义帮其团队人员购买社保，由此可以看出王志业与恒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加之，刘黎娜提交的车辆维修出险的单据以及车辆售后维修、检查的单据中有明显的由恒大公司下设的销售品牌“众泰汽车”的名称与标识，其中大量单据中也加盖了“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印章。因此，综合行为人（王志业与刘黎娜进行业务对接）、交易场所（在恒大公司所属场所内开展业务）、交易事项（与恒大公司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服务合作协议》约定的业务事项一致）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在以恒大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的车辆检查、维修、保险出险等业务活动中曾长期多次出现加盖“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印章的客观实际，刘黎娜以及天安保险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加盖有“恒大售后业务专用章”印章的《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是恒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要求刘黎娜或者天安保险公司核对该份文书中的印章是否是经过公安机关审批刻制的印章，对于刘黎娜或者天安保险公司应尽的注意义务来说明显过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中加盖的印章能够代表恒大公司的意思表示正确，本院二审亦予以认同。恒大公司有关一审判决对该项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本院不予支持。有鉴于此，《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虽包含了有关“财车”费用（即李灿财销售车辆保险费用），但《恒大众泰未支付天安的数据》仍是以恒大公司的名义对外，故相应的责任应当由恒大公司承担。恒大公司有关涉案保险费用是因王志业、李灿财合作销售汽车所产生，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黎娜、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16元，由刘黎娜负担4558元、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558元。刘黎娜与江门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向本院预交了二审案件受理费9116元，双方各自多预交的部分4558元，由本院分别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