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福英，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奕春，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锦宝，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贵荣，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原审被告：谭祝英，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原审被告：刘哲宇，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定代理人：刘贵荣（刘哲宇外祖父），男，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定代理人：谭祝英（刘哲宇外祖母），女，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原审被告：乔钰恒，男，汉族，住河南省方城县************。法定代理人：乔晓乐（乔钰恒父亲），男，住河南省方城县************。原审被告：乔妙儿，女，汉族，住河南省方城县************。、法定代理人：乔晓乐（乔妙儿父亲），男，住河南省方城县************。以上五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锦宝，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福英因与被上诉人杨奕春、原审被告刘贵荣、谭祝英、刘哲宇、乔钰恒、乔妙儿（以下简称刘贵荣等五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205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被上诉人杨奕春及原审被告刘贵荣等五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锦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福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杨奕春承担邱福英借款本金490000元及利息18600元（2018年12月起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至全部清偿借款之日止）的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未用于杨奕春、刘艳红夫妻家庭开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案涉借款行为以及约定还款期限均在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借款后杨奕春、刘艳红家庭有购房、购车、小孩交高价学校学费、旅游等大额消费支出。邱福英在一审时除了提交与杨奕春、刘艳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外，还提交了刘艳红在中国银行账户（账号：621********00418152)2016年12月1-30日交易流水明细，该证据显示：2016年12月2日该账户余额原为5405.34元，邱福英向其转入49万元；到12月4日，该账户消费50735元，转账267830元;到12月30日，该账户共消费118772.89元，余额13487.67元。因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刘艳红以个人名义向邱福英的借款部分用于杨奕春、刘艳红的家庭消费支出。杨奕春至少应对上述借款的消费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并且，如果杨奕春不能举证上述期间该账户转账款项的流向，则应推定转账资金系用于家庭支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虽主张涉案借款均用于刘艳红治病和家庭开支，但除了微信聊天记录之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同时，邱福英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杨奕春、刘艳红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杨奕春知道案涉借款，并且参与筹措还款资金，且杨奕春与刘艳红协商决定出卖房产用于归还案涉借款（该房产为刘艳红与杨奕春结婚前由刘艳红个人购买，现由杨奕春个人占有使用，并且刘艳红与杨奕春2018年10月31日办理协议离婚时分配给杨奕春)。该证据也能够佐证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艳红的借款行为符合杨奕春的利益，系为了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家庭共同利益。参照(2018)最高法民申318号案例（裁判日期2018年3月29日）的裁判要旨，如果杨奕春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经约定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债务归各自所有，应当认定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个人名义进行活动所得财产及债务为家庭共同所有。二、一审法院未认定刘哲宇的法定监护人为杨奕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刘哲宇是刘艳红的私生子，刘艳红生前所有的亲朋好友均公认刘哲宇是杨奕春的儿子。而杨奕春是不是刘哲宇的生父，只要做亲子鉴定就可以确认。现杨奕春在刘艳红去世后，竟然在本案中否认其与刘哲宇的血缘关系，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同时有可能构成遗弃行为，建议法院依职权进一步查清杨奕春与刘哲宇的血缘关系，以便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说，即使无法查清杨奕春与刘哲宇的血缘关系，但是杨奕春与刘艳红于2016年10月1日登记结婚后，幼年的刘哲宇（时年4岁）一直由杨奕春、刘艳红夫妻抚养，与杨奕春、刘艳红夫妻共同生活，杨奕春与刘哲宇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刘艳红去世后，刘哲宇的法定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应该是杨奕春（父亲或者继父)，而不是刘艳红的父母。三、一审法院未确认刘哲宇、乔钰恒、乔妙儿的放弃继承声明没有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刘哲宇于2012年5月28日出生,2019年5月26日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乔钰恒于2009年2月27日出生，乔妙儿于2007年9月23日出生，2019年5月26日时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三人的放弃继承声明原件有法定代理人签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行使继承权、受遗赠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法定代理人一般不能代理被代理人放弃继承权、受遗嘱权。明显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应认定其代理行为无效。”因上述三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依据本案在案证据，现在无从判断在本案中放弃继承权是否对上述三人有利，鉴于此，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应认定其法定代理人所作的代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需要强调的是，放弃继承，有可能损害三名未成年人的利益。而不放弃继承，丝毫不会损害三名未成年人的利益。因为清偿刘艳红生前债务以其遗产范围为限，并不会用继承人的个人财产清偿刘艳红生前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客观上帮助了杨奕春、刘艳红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非法行为。杨奕春个人占有使用着以刘艳红个人名义购买且登记在刘艳红个人名下的房产，而对刘艳红生前债务不用承担一分钱的责任，甚至不承认对年幼的7岁儿童有父亲或者继父的抚养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邱福英的上诉请求。邱福英二审庭询期间补充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偏袒杨奕春，无视邱福英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银行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认定涉案借款部分用于刘艳红、杨奕春家庭消费，以及杨奕春与刘艳红通过变卖财产偿还涉案借款。杨奕春与邱福英协商通过变卖房产偿还涉案借款，构成杨奕春对涉案借款的事后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杨奕春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杨奕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并非是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共同债务，该观点正确。邱福英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对于一审法院未认定刘哲宇的法定监护人为杨奕春，该事实认定清楚。刘哲宇作为刘艳红的私生子，在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解除后，杨奕春与刘艳红和刘哲宇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刘艳红去世后，其私生子的法定监护人为杨奕春的理由。关于邱福英主张一审法院没有确认刘哲宇、乔妙儿、乔钰恒放弃法定继承是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由于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法院需要审理是借款是否成立，涉案借款需要谁来承担的问题，法院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对放弃继承声明的效力进行审查。刘哲宇、乔妙儿、乔钰恒放弃继承的声明符合法律规定。对于邱福英二审庭询期间补充的上诉理由。本案借款发生后，杨奕春曾与邱福英协商变卖房产来偿还涉案借款，杨奕春与刘艳红曾是夫妻关系，即使离婚，双方也仍然是朋友关系，在刘艳红遇到困难的时候，出于帮助的目的，杨奕春变卖房产来帮助刘艳红还款，但该行为不能成为刘艳红个人产生的借款应由杨奕春来偿还的理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刘贵荣等五人述称，同意杨奕春的答辩意见。邱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奕春和刘贵荣等五人连带偿还邱福英借款本金50万元，并按年利率24%向邱福英支付借款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2018年11月16日）为19000元；2.杨奕春和刘贵荣等五人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日，刘艳红向邱福英出具借条，内容为：“借款人刘艳红（身份证号码：440************323）向邱福英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每月1号支付月息百分之二（壹万元整），上述借款人承诺将对上述欠款承担偿还责任。此笔款项已于2016年12月1号出借人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转入刘艳红的中国银行帐户（帐号6216667000********），借款人刘艳红在此确认已收悉伍拾万元借款。并承诺于2017年5月1日前还清。如有违约，借款人依照法律向曲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日，邱福英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刘艳红指定账户转账490000元未获成功，次日再次通过手机银行向刘艳红转账490000元。2017年1月起。刘艳红每月向邱福英支付借款利息10000元，直至2018年9月，2018年10月，刘艳红只向邱福英支付了利息1000元。另查明，在借款期间，刘艳红曾多次向邱福英另行借款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在诉讼过程中，杨奕春和刘贵荣等五人亦认可2018年7月7日向邱福英支付的5万元是用于归还邱福英的其他借款。再查明，邱福英与刘艳红是同学兼朋友关系，杨奕春和刘艳红于2016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0月31日登记离婚，婚姻存续期间未生育子女，刘贵荣、谭祝英是刘艳红的父母，乔妙儿（2007年9月23日出生）、乔钰恒（2009年2月27日出生）是刘艳红与前夫所生子女，刘哲宇（2012年5月28日出生）是刘艳红儿子（邱福英陈述是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儿子，但没有证据进行确认）。又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刘艳红于2019年2月3日自杀身亡。其继承人刘贵荣、谭祝英、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向一审法院作出声明，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另邱福英于2018年12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查询了刘艳红、杨奕春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韶关市**信用合作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区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杨奕春抗辩刘艳红与邱福英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但法律规定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所发生的代理，但刘艳红出具的《借条》中并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反而承诺了明确的还款时间，为此，杨奕春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对于刘艳红的借款本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该院确定刘艳红欠邱福英借款本金490000元。对于案涉借款的利息，借贷双方在借条中对借款约定月息百分之二，折合年利率为2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邱福英主张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该院予以支持。因该院确认的借款本金为490000元，故邱福英主张刘艳红欠2018年10月和11月的利息19000元（500000元×2%×2个月-1000元），与事实不符，应调整为18600元（490000元×2%×2个月-1000元），此后利息从2018年12月起按本金490000元，年利率24%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杨奕春抗辩邱福英明知借款用于澳门放贷，违反法律规定，但其提供刘艳红与邱福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上并未显示刘艳红将案涉资金用于澳门非法“放贷”，不足以证明邱福英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的情形，所以，杨奕春该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的规定，邱福英要求刘艳红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鉴于刘艳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杀身亡，作为刘艳红继承人的刘贵荣、谭祝英、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明确表示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因此，刘贵荣、谭祝英、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应承担清理、管理刘艳红遗产，并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偿还刘艳红债务的责任。对于杨奕春是否应对刘艳红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邱福英以刘艳红借款发生在与杨奕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用于个人治病及家庭开支，且杨奕春知道涉案借款，并且参与筹措还款资金，应认定刘艳红的借款行为系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共同意思表示为由，要求杨奕春对刘艳红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由债权人举证。本案中，涉案借款虽发生于刘艳红与杨奕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刘艳红所欠债务已经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邱福英虽主张涉案借款均用于刘艳红治病和家庭开支，但除了微信聊天记录之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而仅从双方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确实用于邱福英所主张的治病及家庭开支，或者杨奕春对涉案借款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邱福英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邱福英要求杨奕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0205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一、刘贵荣、谭祝英、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清理刘艳红遗产，并在刘艳红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借款本金490000元及利息18600元（后息从2018年12月起按本金490000元，年利率24%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给邱福英的责任；二、驳回邱福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90元，财产保全费3115元，合计12105元，由刘贵荣、谭祝英、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在清理的的刘艳红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邱福英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属于刘艳红与杨奕春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刘艳红向邱福英借款500000元，邱福英实际向刘艳红交付借款490000元，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邱福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刘艳红与杨奕春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邱福英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刘艳红的银行账户流水和邱福英与刘艳红、杨奕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但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不能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刘艳红与杨奕春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刘艳红的银行账户流水虽然显示邱福英的借款转入刘艳红的账户后，有部分被刘艳红用于消费，但在银行账户流水中未显示消费的去向，故不能证明该消费是刘艳红的个人消费还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的消费。杨奕春虽然在与邱福英协商，愿意将房产出售用以替刘艳红偿还涉案借款，但这是杨奕春的自愿行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杨奕春也并未有追认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故邱福英关于杨奕春同意出售房产替刘艳红还款应视为其追认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邱福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刘艳红与杨奕春夫妻共同生活，故邱福英关于涉案债务是刘艳红与杨奕春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哲宇是否刘艳红与杨奕春的婚生子的问题，由于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刘哲宇是否杨奕春儿子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必要关联，而且刘哲宇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故对邱福英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审查。至于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放弃对刘艳红的遗产继承权是否有效的问题。邱福英未提供证据证明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放弃对刘艳红的遗产继承权损害了三人的利益，且一审法院判决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在清理刘艳红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责任后，三人并未上诉，故乔钰恒、乔妙儿、刘哲宇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未影响邱福英对刘艳红遗产的执行。综上，邱福英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邱福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86元，由邱福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李 罡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林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