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申5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余庶古，男，汉族，1965年12月1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30。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昌、陈燕珠，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吴元华，男，汉族，1967年9月10日出生，住址：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513************11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卢海兰，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志铭，男，汉族，1967年3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53X。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博罗县***********民小组。法定代表人：郑开荣。原审第三人：包德胜，男，汉族，1971年9月8日出生，住址：福建省蒲城县***********，公民身份号码：352************634。原审第三人：梁皓竣，男，汉族，1991年12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571。原审第三人：罗阳镇浪头村新村村民小组，地址：博罗县*********民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陈雪旺。再审申请人余庶古因与被申请人吴元华、原审被告梁志铭、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包德胜、梁皓竣、罗阳镇浪头村新村村民小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余庶古诉称，1.原审法院未依法送达诉讼文书，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首先，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12月17日原审法院送达执行法律文书之日才知悉（2018）粤1322民初1847号案件的存在。显然，原审法院驳夺了再审申请人的抗辩权、答辩权、举证权等多项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另外，原审法院亦未依法向再审申请人送达被申请人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书，经再审申请人查阅案件，也根本没有看到被申请人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2018）粤1322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再审申请人与梁志铭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其次，原审法院滥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五种送达方式都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公告送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征信良好，长期在惠州市区*住，手机号码1380966****使用时间超过20多年未予变动，“下落不明”纯属捏造。原审法院在未依法穷尽其他法定送达手段的情况下，直接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向再审申请人送达开庭传票，该送达行为和方式依法应确认为无效。事实上，再审申请人根本没有在其户籍所在地看到原审法院张贴的该份公告。也就是说，原审法院根本没有在2018年6月11日到再审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张贴公告，该份开庭传票根本就没有送达给再审申请人。原审法院未送达诉讼文书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14日向再审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邮寄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时，因没有提供电话被邮政局退回后，在没有使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的情况下，于2018年8月7日直接进行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违反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另外，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恶意隐瞒事实，故意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再审申请人、梁志铭及全部原审第三人的联系方式，造成单方诉讼，规避再审申请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抗辩。而原审法院未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有关公告送达适用条件的规定，未穷尽其他送达手段，随意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导致被申请人利用公告送达恶意损害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最后，查询得知被申请人立案时仅提交了证据清单所列的九份证据，但是在开庭时，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却变更为11份。原审法院却没有将被申请人在立案后开庭前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借款协议、收据、补充协议、股权变更通知书以及（2015）惠博法执字第109号之五执行裁定书依法送达给再审申请人，程序明显不当！2.原审法院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前缺席开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人民法院公告显示，本案于2018年8月7日以公告方式向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等送达起诉书副本及传票。根据公告载明的内容，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也就是说，举证期限于2018年11月5日方届满。但是，原审法院无视法律规定，在举证期限未届满前于2018年10月29日开庭审理，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变相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利。3.再审申请人受让股权的价格与被申请人转让股权的价格一致，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存在低价转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申请人于2011年11月9日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4.5%的股权以2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审被告梁志铭。而原审被告梁志铭在2014年1月6目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4.5%的股权以同样的价格转让给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认为，双方转让的股权比例一致，转让价格也是一致的，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并不存在低价转让，原审法院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梁志铭签订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仅仅是双方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并非双方实际交易的价格。综上，再审申请人请求：1.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申请人承担一审、再审的全部诉讼费用。被申请人吴元华书面答辩称，1.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称的程序违法、剥夺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等情况。首先，被申请人在原审法院立案时递交的诉讼材料，列明的被告即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第三人为上述四原审第三人，前述诉讼主体均是被申请人立案时确定的诉讼主体，不存在被申请人在诉讼中追加被告或第三人的情形。然而，再审申请人在其《再审申请书》第2页中却杂乱无章、歪曲事实的称“被申请人立案时起诉的被告仅为原审被告及再审申请人，没有将原审被告以及原审第三人列为被告，……原审法院却没有以任何的送达方式向再审申请人送达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书”，本案在原审程序中不存在追加第三人的情况，原审法院又如何需要向再审申请人送达追加申请书。显然，再审申请人对本案案情不了解，又企图通过歪曲事实的陈述来扰乱视听，并强加归结于原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其次，《民事诉讼法》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法院在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要求法院对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等五种方式均一一采用后，送达不到的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而再审申请人却认为应将前述五种送达方式均用完后，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人对该法律规定的理解属扩大性理解或曲解。倘若按照再审申请人的说法，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将五种送达方式一一适用，那么法院的审理期限将严重超期，司法资源将严重浪费。因此，本案中，原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向再审申请人送达了诉讼材料，在送达不成功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才采用公告送达，本案的送达程序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2.原审被告梁志铭低价转让其持有原审第三人黄金海岸公司的24.5%股权给再审申请人，其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并严重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梁志铭签订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按照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于2011年11月24日将其持有原审第三人黄金海岸公司的24.5%股权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审被告梁志铭，后因原审被告梁志铭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前述股权转让款，原告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惠博法民一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梁志铭应向被申请人偿还200万元款项及利息。又因原审被告梁志铭未履行前述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被申请人依法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原审被告梁志铭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致使案件终本执行。后经被申请人调查得知，原审被告梁志铭将其持有原审第三人黄金海岸公司的24.5%股权以2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再审申请人。由此分析，原审被告梁志铭在明知其应向被申请人支付200万元款项及利息，且其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将涉案24.5%股权低价转让给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作为原审第三人黄金海岸公司的股东，其明知被申请人于2011年11月24日将其持有原审第三人黄金海岸公司的24.5%股权转让给原审被告梁志铭时的转让价都为350万元，而再审申请人受让原审被告梁志铭转让的该24.5%股权却严重低于350万元，也严重低于市场价值。可见，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梁志铭就该24.5%股权转让一事上存在恶意串通，以明显低价达成转让事宜，从而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对此原审法院充分审查后撤销了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梁志铭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次，再审申请人称因原审被告梁志铭多次向再审申请人妻子借款，原审被告梁志铭将其股权抵押给其妻子，后因偿还不了借款，才将股权过户给再审申请人。但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第一，原审被告梁志铭是否向再审申请人妻子借款，那是原审被告梁志铭与再审申请人妻子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第二，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来看，原审被告梁志铭只是同意将其股份作为抵押，并未约定其偿还不了借款时直接将该股份过户给再审申请人；第三，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梁志铭就该24.5%股权转让时也未约定系抵偿原审被告恶意串通转让涉案24.5%股权的目的。再次，再审申请人称其与原审被告梁志铭签订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并非正式交易价格，但再审申请人却未提供其他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等证实其真实的交易价格。显然，再审申请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综上，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2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审被告梁志铭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包德胜、梁皓竣、罗阳镇浪头村新村村民小组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在再审申请阶段，再审申请人余庶古除了提交被申请人吴元华在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外，还提交了四组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股权转让合同》、证据2《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证据3《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在2012年7月10日梁志铭将其持有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4.5%的股权以89100元的价格转让给再审申请人；第二组证据：证据4借款日期分别为2011年2月15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5月18日、2012年10月30日的四份《借款合同》，证据5日期分别为2012年2月15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5月18日的三份《委托书》，证据6打印日期为2012年2月15日、2012年5月18日的三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据7《平安银行转账记录》，证据8《收条》，证据9《抵押合同》，证据10《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同意以梁志铭股份作借款抵押的决议》，拟证明在2012年2月15日至10月30日期间，梁志铭多次向再审申请人老婆杨秀娇借款，累计借款金额为2715000元。2012年10月30日，梁志铭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作价2715000元抵押给杨秀娇，双方约定如梁志铭未能按期还款的，杨秀娇有权取得该股权的所有权。后因梁志铭无力偿还借款，梁志铭隧将其持有的股份过户至再审申请人名下，以清偿欠款。第三组证据：证据11《结婚证》，拟证明杨秀娇与再审申请人系夫妻关系。第四组证据：证据12（2019）粤1322执恢1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12月18日在博罗法院送达另案执行裁定书时才知悉原审判决的存在。被申请人吴元华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质证意见。原审被告梁志铭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包德胜、梁皓竣、罗阳镇浪头村新村村民小组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余庶古在申请再审阶段提交的新的证据能否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或裁判结果错误？再审申请人余庶古在申请再审阶段提交了证据欲证明原审被告梁志铭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4.5%的股权以89.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再审申请人余庶古。后，又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0%的股权折价271.5万元作为其向杨秀娇四笔借款及利息、违约金等费用的担保。再审申请人余庶古称，原审被告梁志铭无力偿还上述四笔借款，故将该20%的股权过户至其名下，以清偿欠款。至此，再审申请人已支付24.5%股权的相应对价。对此，本院认为，关于4.5%的股权以89.1万元价格转让的主张，仅有《股权转让合同》、《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而另20%的股权折价271.5万元作为清偿杨秀娇的欠款的主张，从《借款合同》、《委托书》及《抵押合同》来看，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是梁志铭和杨秀娇，同时该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再审申请人余庶古为获得原审被告梁志铭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0%股权而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且，《借款合同》、《委托书》及《抵押合同》均形成于2012年，而原审被告梁志铭与再审申请人余庶古所签订的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形成于2014年，该份合同明确约定原审被告梁志铭于2014年1月6日将其持有的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24.5%的股权作价24.5万元转让给再审申请人余庶古。2014年1月15日，博罗县黄金海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即将股东为余庶古、梁志铭、包德胜变更为余庶古、包德胜。从时间顺序以及证据来源分析，2014年签订的合同证据效力大于2012年签订的合同。故再审申请人余庶古称其已支付24.5%股权的相应对价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裁判结果错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条是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规定。法律之所以规定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期限，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避免为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可能被提起再审的不安定状态，从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避免影响对方当事人对生效判决稳定性的信赖利益。因此，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以外的其他事由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而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六个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申请再审的同时，一并提起其他再审申请事由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遵守再审期限的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诉权，使六个月再审申请期限的法律规定虚置。本案中，原审判决于2019年3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再审申请人余庶古于2020年3月25日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因此，再审申请人余庶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申请再审的同时，提出有关原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违法缺席判决的再审事由，由于超过六个月的法定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予审查。综上，再审申请人余庶古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余庶古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瑞南审 判 员 王 丹审 判 员 许海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刘 英书 记 员 蓝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