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红，男，汉族,1974年1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小文，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小花，女，汉族，1974年7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进利，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玉红因与被上诉人龙小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8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红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857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并要求龙小花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82500元，违约金暂计64955元（自2017年1月14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4月9日，按年利率24%来计算）（实际违约金计算至全部费用支付完毕之日止）。以上总计147455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2016年11月16日召开的华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华雅公司）股东会，在决议中约定了股东王巍（实际股东是张红兰）、王玉红、余耀洲、龙朝生退出华雅公司，但在第5项明确约定了“办理股权变更，其他退出股东股份完全转让给龙小花”。说明华雅公司的股权变更是在股东内部之间进行的股权转让，龙小花受让退出股东的股份，公司才办理变更登记。同时该决议中还约定：“华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九章十六条，股东会议必须经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通过。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王玉红、余耀洲、邹华、龙朝生同意该股东决议，即公司股东百分之七十五同意，超过公司章程规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有效之规定，该股东决议有效”。以上约定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所以该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其次，2017年1月3日，华雅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所有股东，包括龙小花、张红兰、王玉红、李和平全部参加了股东会，“并一直通过如下决议：一、公司原股东张红兰愿意出让其持有本公司16.5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33%股权出让给股东龙小花，获股东会接纳。转让的具体内容由张红兰、龙小花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执行。公司原股东王玉红愿意出让其持有的本公司的8.25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16.5%股权出让给股东龙小花，获股东会接纳。转让的具体内容由王玉红、龙小花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执行。二、其他股东李和平，同意放弃优先购买原股东张红兰、王玉红在本公司的股权。三、股权转让后，公司新股东由龙小花、李和平组成，确认新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龙小花出资数额41.75万元，出资比例83.5%，李和平出资数额8.25万元，出资比例16.5%。四、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未分配利润已安排专人清查核算清楚，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依《公司法》的规定，均由公司以全部资产承担。转让后，原股东张红兰、王玉红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股东龙小花、李和平继承原股东在公司中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该股东会决议的签名处有龙小花、张红兰、王玉红、李和平的签名和按手印，日期为2017年1月3日。该决议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并向社会公示。毫无疑问，该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体现了华雅公司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该股东会决议，王玉红与龙小花签订了华雅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王玉红（甲方），受让方为龙小花（乙方）。协议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珠海市华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6.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8.25万元的价格购买甲方的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在协议生效后10天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甲方。第五条：违约责任：若甲方违约，应向乙方退回已支付的转让款并赔偿5万元的违约金，若乙方未按规定支付转让款，每延迟一日，须向甲方支付转让款总额的50%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5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已收取的转让款不予退还。”签名处有王玉红与龙小花的签名和按手印，日期为2017年1月3日。该股权转让协议也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并向社会公示。同样道理，该股权转让协议也充分反映了王玉红与龙小花真实的意思表示，这样向社会公示的信息，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理由相信这种股份转让的真实性。但是，原审判决居然以“《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明显表述为其他股东退出，华雅公司剩余资产分割，以公司生产货物支付等，结合退股说明、收据、足以证明实际各方达成的为其他股东从华雅公司退股撤资的合意”，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股权转让事宜的意思表示并非真实”。很明显，2016年11月的股东会决议明确约定了“其他股东退出，股份完全转让给龙小花”，说明了股东退出是以股东之间的内部转让股权来实现的，2017年1月的股东会决议再次明确表明了，整个决议的作出都是以王玉红及另外一个股东张红兰，将他们在华雅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龙小花来进行的，王玉红与张红兰也分别根据股东会决议，与龙小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算是“结合退股说明、收据、足以证明实际各方达成的为其他股东从华雅公司退股撤资的合意”，那这种退股撤资也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来实现的，如果公司内部的股东愿意受让退股之后的股权（协议明确约定龙小花愿意受让王玉红及另一股东张红兰的股权），或者有公司之外的人愿意受让该退股之后的股权而加入公司成为公司的新股东，公司的原股东为什么不可以退股呢？在履行2017年1月3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龙小花通过珠海市中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澳公司）向张红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也向另一名实际出资人余耀洲支付了退股款（该退股款是由余耀洲本人签字确认），龙小花一直未向王玉红支付股权转让款，作为出资40万元人民币的王玉红与龙小花依据股东会决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定是他们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原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再次，原审法院依据龙小花“抗辩称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为股东退股撤资，实际应进行减资”为由，来认定王玉红与龙小花是以股权转让为名，实际减资退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从而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损害第三人利益，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很明显，根据华雅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华雅公司完全没有减资的意思表示，因为我国《公司法》对于减资规定了严格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华雅公司既没有召开减资的股东会会议，也没有作出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也没有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并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债权人，更没有进行减资的变更登记（华雅公司在2013年6月，2014年1月，2015年12月，2017年1月，所有的股权变更登记前后都是五十万元），还有其他很多减资的条件和程序都没有满足。所以华雅公司根本不存在所谓减资的问题。如果依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损害第三人利益，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那龙小花通过中澳公司向张红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向实际出资人余耀洲支付的退股款，是不是也是无效，从而可随时要求他们返还呢？这样的逻辑并不成立。原审法院以所谓减资来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显然是错误的。最后，王玉红认为认定“《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明显表述为其他股东退出，华雅公司剩余资产分割，以公司生产货物支付等，结合退股说明、收据、足以证明实际各方达成的为其他股东从华雅公司退股撤资的合意”显然是错误的。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否认王玉红与龙小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这样的判决不仅否认了王玉红与龙小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还否认了华雅公司另外一名股东张红兰与龙小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也否认了华雅公司2017年1月3日召开的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因为该股东会决议的全部内容都是王玉红与龙小花，张红兰与龙小花关于股权转让的内容。2017年1月3日华雅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王玉红与龙小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张红兰与龙小花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都没有欺诈、胁迫的问题，也没有恶意串通的问题，并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也没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当然也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反，王玉红与龙小花的股权转让协议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龙小花不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王玉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王玉红的上诉请求。龙小花答辩称：龙小花认为王玉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根据王玉红与龙小花以及张红兰、余耀洲、龙朝生等人的在2016年11月16日召开的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除邹华以外，其他股东包括本案的王玉红在内全部退出华雅公司的经营，股份由邹华来承担，同时对公司的剩余资产根据股份来进行分割。该协议由所有的股东签名确认，所以这个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上这个协议也已经由各股东切实履行。王玉红于2017年5月5日收到了由中澳公司代邹华支付的退股的款项共计28万元。其中3万元支付给余耀洲的建行卡号，剩余25万元转入三楼入股，并由王玉红王玉红出具了收据，证明退股的行为这个已经履行完毕。那么另外余耀洲和张红兰、王巍，也就是华雅公司的原股东，他们出具的退股说明，也表明了华雅公司的其他股东、除邹华以外的其他股东是退出公司的经营。并且将公司剩余的资产进行了分配，他们已经实际拿到了退股的款项。所以说王玉红退出公司，退出公司经营。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的一个关系。退出公司经营以后，股权转让给邹华一人所有。这个是根据2016年1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所做的行为，并不是王玉红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股权转让给邹华，而是他实际退出公司的经营。那么本案中王玉红以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依据来要求龙小花来承担支付对价的义务，我们认为和原本的事实是根本就不相符的。一审的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就是王玉红退出华雅公司的经营，而且他也收到了退出经营后分配的一个款项。那么他与龙小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他退出公司以后，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工商登记所用，并不存在真实的需要支付对价的股权转让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并没有错误，王玉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玉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龙小花向王玉红支付股权转让款82500元；2.龙小花向王玉红支付违约金412500元；3.龙小花向王玉红支付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9470.3元；4.龙小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珠海市华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4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原始股东分别为娄赣明（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张红兰（认缴出资额16.5万元）、龙小花（认缴出资额17万元），分别持股33%、33%、34%。2013年6月25日，经工商核准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张锡周（认缴出资额8.25万元）、张红兰（认缴出资额16.5万元）、龙小花（认缴出资额17万元）、王玉红（认缴出资额8.25万元），分别持股16.5%、33%、34%、16.5%，法定代表人由娄赣明变更为张锡周。2014年1月21日，经工商核准变更登记，原股东张锡周变更为龙朝生（认缴出资额、持股比例不变），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法定代表人由张锡周变更为龙朝生。2015年12月16日，经工商核准登记变更，原股东龙朝生变更为李和平（认缴出资额、持股比例不变），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法定代表人由龙朝生变更为陈晓青。2017年1月3日，华雅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原股东张红兰愿意出让其持有本公司16.5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33%股权出让给股东龙小花，获股东会接纳。转让的具体内容由张红兰、龙小花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执行；公司原股东王玉红愿意出让其持有本公司8.25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16.5%股权出让给股东龙小花，获股东会接纳。转让的具体内容由王玉红、龙小花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执行。其他股东李和平同意放弃优先购买原股东张红兰、王玉红在本公司的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新股东会由龙小花、李和平组成，分别持股83.5%、16.5%。2017年1月3日，王玉红作为甲方，与龙小花（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持有华雅公司16.5%的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中甲方8.25万元的认缴出资额，实缴为8.25万元)转让给乙方。协议第一条约定：1.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珠海市华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8.25万元的价格购买甲方的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10天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给甲方。第五条约定：若甲方违约，应向乙方退回已付的转让款并赔偿5万元的违约金，若乙方未按规定支付转让款，每延迟一日，须向甲方支付转让款总额50%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5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已收取的转让款不予退还。同日，龙小花与张红兰亦签订一份除股份、金额、违约金外，其他格式内容与前述协议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华雅公司章程在2017年1月3日亦作相应变更。2017年1月12日，经工商核准登记，原股东李和平、张红兰、龙小花、王玉红，变更为龙小花（总认缴出资41.75万元）、李和平（总认缴出资8.25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83.5、16.5%。王玉红主张其已于2017年1月12日履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但龙小花至今未向王玉红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利息等。龙小花抗辩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仅系为华雅公司股东退股撤资办理工商登记所签的，理应办理减资手续，而实际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故不具有实际履行的意义，且相应的退股款已经由中澳公司代表华雅公司支付完毕。龙小花为其辩称提供了《合作人协议书》及股东证明书、《合作协议》、《合伙合同书》及股东证明书、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合伙人附加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录音笔录及光盘、退股说明、收据等证据为证。其中《合作人协议书》及股东证明书显示合作人为娄赣明、龙小花、张红兰、王玉红，上载四人共同出资创办经营华雅公司，并就出资金额、合作期限等作出约定；《合作协议》为王玉红与余耀洲于2012年3月23日签订，协议约定共同投入珠海市华雅科技有限公司王玉红出资股份，王玉红投资出资40万元，余耀洲出资20万元，并约定王玉红为合作负责人；《合伙合同书》为张锡周、龙小花、张红兰、王玉红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内容主要为各自出资95万元共同合伙创办经营华雅公司，合伙期限为2013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伙人附加协议》内容为：邹华作为龙小花的股权代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行为责任与龙小花同等，王巍作为张红兰的股权代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行为责任与张红兰同等；《股份转让协议》显示为张锡周与龙朝生、余耀洲于2014年1月18日签订，内容为张锡周将其在华雅公司股份56万元、贷款40万元，以96万元转让给龙朝生、余耀洲；2014年1月18日《合伙合同书》显示龙朝生、余耀洲共同作为甲方，与龙小花、张红兰、王玉红分别作为乙、丙、丁方签订，约定各方均系以投资方式出资95万元，合伙期限为2013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内容为：1.公司其他股东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退出华雅公司，即日起公司经营跟其他股东无关，由邹华一个人经营；2.商量公司剩余资产分割：公司剩余财产估价80万元人民币。分四份，王巍一份、龙小花一份，王玉红跟余耀洲共同一份，龙朝生跟余耀洲共同分一份。以公司生产货物支付；3.以上财产支付承诺以华雅公司存续为前提，即华雅公司继续经营才有效；…5.办理股权变更，其他退出股东股份完全转让给龙小花；6.王巍会议中途退回，有不同意见。华雅公司章程第九章第十六条，股东会议必须经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通过，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王玉红、余耀洲、邹华、龙朝生同意该股东决议，即公司股东百分之七十五同意，超过公司章程规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有效之规定，该股东协议有效。落款处有余耀洲、王玉红、邹华、龙朝生、张红兰的签名确认，并加盖华雅公司公章；《退股说明》显示由张红兰、王巍2019年5月22日共同出具，主要内容为：“本人依据2012年3月、2013年5月31日、2014年1月18日签署的合伙合同书和2016年11月16日签字的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从华雅公司退股，在退出时，华雅公司由邹华一个人负责经营，华雅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人确认，应退股款在中澳公司成立后，由中澳公司向本人退款，合计二十三万元（退款日期2018年8月10日）。”；2019年5月22日余耀洲退股说明内容基本与前者一致，但内容显示退款数额合计28万元（2017年3月5日，中澳公司以货抵款共计198187.2元，2017年5月15日，总计退款28万元）。”；《收据》显示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5日，签有余耀洲签名字样，经办人为王玉红，内容为：“今收到中澳公司接转余耀洲股份货款叁万元现金支付余耀洲建行长号，二十五万元转入三楼入股”。王玉红除对《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其持有的版本并无“王巍”、“张红兰”的签名为由不予确认真实性外，对以上其他证据均予以确认，但认为退股说明、合作协议、合伙合同书等与本案无关联。以上事实，有原、龙小花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针对王玉红的主张和龙小花的抗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性质认定。首先，龙小花提供的《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有各方当事人签名，并提供了证据原件核对，亦可与《合作人协议书》、《合作协议》、《合伙合同书》、合伙人附加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录音笔录及光盘、退股说明、收据等上载内容、日期等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均予以采信。《2016年11月16日华雅公司股东会决议》明显表述为其他股东退出，华雅公司剩余资产分割，以公司生产货物支付等，结合退股说明、收据，足以证明实际各方达成的为其他股东从华雅公司退股撤资的合意，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转让股权事宜的意思表示并非真实。其次，对于龙小花所抗辩称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为股东退股撤资，实际应进行减资。根据资本维持原则，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减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原、龙小花以股权转让为名实际减资退股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综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损害第三人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此，王玉红据此诉请龙小花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王玉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22元，由王玉红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王玉红主张2015年7月华雅公司进行资产清点，时值贰佰三十余万元。王玉红主张股东会决议时故意将公司资产作贬值处理以将王巍排除出去。王玉红主张其没有实际退出华雅公司股份，而是将该股份作价25万元与邹华合伙，同时对于股份转让对价8.25万元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王玉红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同时又称华雅公司资产达二百余万，股东会决议的公司剩余财产估价是故意贬值处理。如其陈述属实，王玉红持有的16.5%股份对应的股权价值远远超过股权转让价格8.25万元，但对于为何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远低实际价值，并无合理解释。另一方面，王玉红又称并未实际退出华雅公司股份，而是将其股份作价25万元与邹华开展合伙事项，该主张也与其主张股权转让的行为自相矛盾，本院对于王玉红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存疑。相反，龙小花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合作协议》、《合伙合同书》、其他股东退股说明、录音记录、收据等多项证据，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华雅公司各股东退股撤资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达到退股目的进行工商变更而实施的行为，属于伪装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当属无效。王玉红依据无效的合同主张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9.1元，由王玉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翠平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徐烽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