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上渠，男，1990年6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经商，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平阳县，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时伟，男，1979年11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经商，身份证住址贵州省盘县，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英，男，1982年1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经商，身份证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系受害人朱某的妻子），女，1986年4月2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方明（系受害人朱某的父亲），男，1949年12月12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美英（系受害人朱某的母亲），女，1958年1月2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退休职工，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系受害人朱某的长子），男，200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法定代理人：尹某（系被上诉人朱某1的母亲），女，1986年4月2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2（系受害人朱某的次子），男，2016年1月19日生，汉族，学龄前儿童，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法定代理人：尹某（系被上诉人朱某2的母亲），女，1986年4月2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南欣艺律师事务所。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儒，云南欣艺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王春，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经商，身份证住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原审被告：张金浩，男，1963年7月22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因与被上诉人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原审被告王春、张金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2019）云31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上诉请求：1.撤销瑞丽市人民法院（2019）云31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驳回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漏列被告，程序违法。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凡是当天参加吃饭的人都应是本案被告，当天是在一张长桌子上吃饭，共有10多人，而被上诉人仅将廖上渠、王时伟、高英、王春、张金浩列为被告，漏列其他参加聚餐的人作为本案被告，故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规定，而根据这一法律规定，行为人要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有10多人，全部在一张长桌上就餐，当天除座杯酒外，没有人加酒，也没有劝酒，要加酒的，都是各自去加酒，且在就餐的过程中，因王春不喝酒，在旁边不停地说：少喝一点，开车的就不要喝酒了。就餐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家，受害人朱某走的时候，廖上渠还主动提出送他回家，但是被他谢绝了，廖上渠才没有送他回家。根据一审认定受害人朱某是9时离开就餐地点，根据微信显示朱某是10时23分到新歌会ＫＴＶ，事故发生时间是10时50分左右，离开就餐地点以后都是他一个人，所以无法确认在此时间段他做了些什么，而且受害人朱某是死于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判决廖上渠承担33752.16元，王时伟、高英各承担25314.12元，不知一审法院是以什么为根据作出的判决，因为当天请客吃饭是廖上渠出差回来遇到张金浩，然后张金浩就提出来，好久没有在一起聚聚，所以两人商议后，就决定于2019年1月13日在廖上渠的女朋友家聚餐，因为是张金浩提出来的，且廖上渠也同意，所以当天是属于张金浩、廖上渠共同请大家吃饭，张金浩也买了一些牛肉、鸡，并邀请他的朋友参加，其它都是廖上渠准备，这就是请客的全过程。当天吃饭的人员有16人，为什么只起诉5人，只判决三上诉人承担责任，因当天是廖上渠和张金浩请客，并且张金浩还是大厨，所有人都走完了，张金浩还在，而一审法院公然认定张金浩是途中离席的，所以不承担责任，让上诉人无法理解。此案如果凡是参加聚餐的人都是被告，那还有10多人被漏列为被告，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对朱某的死亡承担责任。本案只有三上诉人承担责任，且承担责任的数额还不一致，区别在哪里，人民法院判决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事实是10多人在一起吃饭，还没有劝酒、加酒行为，一审判决三上诉人对受害人朱某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的依据是什么，一审只判决三上诉人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根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五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判决结果将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一定影响，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喝酒不能开车，开车肇事要承担责任，本案请吃饭、陪吃饭的人没有过错，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思维，请吃饭的人要多承担责任，那为什么两个人请吃饭，却只有一个人承担责任，陪吃饭的有10多人为什么只起诉5人，判决三个人承担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完全歪曲了人民法院的判案原则，如果是这样，以后谁还敢请客吃饭，谁还敢参加宴请，这一判决将会对我国民间的人情往来受到极大影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称案发当天凡是参加吃饭的人都是被告，除一审五被告外还有其他人。被上诉人只知道与朱某一同饮酒的是本案的五被告，并不知道其他人与朱某共同饮酒。如果上诉人认为还有其他参与饮酒者应当与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在一审时就应当依法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并申请追加被告，然而，一审时，上诉人既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也未申请追加被告，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及双方诉辩主张作出判决，审理程序上并不违法。（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其理由是：1.案发当天除座杯酒外，没有人加酒，也没有劝酒，都是各自去加酒，根据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称当天所有人喝的酒总量是一斤，试问6至7个人喝酒从当日15时至21时，共6个小时怎么可能才喝一斤酒，每个人不足2两酒，明显不符合常理，显然是在隐瞒事实真相，且根据案发时当事人王春、王时伟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大家不只喝白酒，还喝红酒、马鹿血酒，期间大家还相互敬酒，相互敬酒就是变相的劝酒行为。2.上诉人称朱某离开就餐地点后只有他一个人，无法确定在此时间段他做了什么。首先，朱某当日晚上9点多离开聚餐地点，晚上10点到新歌会ＫＴＶ，通过王时伟的询问笔录得出，朱某此时只是一个人且并未继续饮酒，而后朱某在晚上10点20分左右离开新歌会ＫＴＶ，晚上10点40分发生交通事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朱某做为一个醉酒的人能做什么，且让朱某一个人离开就餐地，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特别是聚餐遨请人如此推脱责任，让人心寒。王时伟是最后见到朱某的人，明知道朱某在醉酒状况下，思维已经不正常，还让其一个人骑电动车离开新歌会ＫＴＶ，显然是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相对正确，但对本案的责任划分不当。一审法院只认定三上诉人共同承担10%的责任，而让朱某一人承担90%的责任，对被上诉人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廖上渠作为此次聚餐的邀请人，本应对参与聚餐的人员尽到注意义务，应当妥善安排每个饮酒人员安全回家，而其却放任朱某在醉酒的情况下一个人离开，其责任理应高于其他人，而其他饮酒人作为朱某的好朋友，也应当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不应放任朱某一个人离开，特别是王时伟，其是最后一个看见朱某离开的人，在其认识到朱某醉酒后思维已不清晰，还让朱某一个人骑电动车离开新歌会ＫＴＶ，其责任也应当比其他一同饮酒的人要大。如果其阻止朱某并送朱某回家，惨剧也就不会发生。（四）被上诉人对此案没有提出上诉，并不表示被上诉人就认可一审的判决结果。被上诉人并不在乎赔偿多少钱，即使赔偿的钱再多，也不能挽回朱某年青的生命，被上诉人起诉的目的是要讨一个说法，国家法律确认邀约饮酒者、一同饮酒者相互之间负有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对于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一同饮酒者，依法应当对同行伙伴的酒后伤亡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既然一审法院已经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诉讼目的已经达到。因此，虽然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朱某承担的责任过重，但考虑到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被上诉人才没有提起上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相对清楚，判决相对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王春述称，其陈述的意见同其在一审时的意见一致，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原审被告张金浩未按本院通知的时间到庭，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廖上渠、王时伟、王春、高英、张金浩共同赔偿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31902元。具体如下：1.死亡赔偿金30996元×20年＝619920元。2.丧葬费95688元÷12×6＝47844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176040元。朱某1（按15岁计算）19560元×3年÷2人＝49340元，朱某2（按3岁计算）19560元×15年÷2人＝1467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共计：863804元，由廖上渠、王时伟、王春、高英、张金浩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43190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3日下午，死者朱某与王时伟、王春、高英、张金浩等人应廖上渠的宴请，到瑞丽市廖上渠女朋友家烧烤聚餐饮酒，至当天晚上9时许，宴请结束，此时朱某驾驶车牌号为云Ｘ×××**号的二轮电动自行车离开瑞丽市廖上渠女朋友家。席间王春、张金浩于晚8时许先行离开。晚上10时10分，朱某在新歌会ＫＴＶ通过微信发出2条信息：新歌会ＫＴＶ823，一个人。王时伟看到朱某在微信群内发的信息后，就到了新歌会ＫＴＶ823包房，只看到朱某一个人在包房里未见饮酒，王时伟随即劝其回家，二人从新歌会出来后即各自离开。晚上10时40分，朱某驾驶云Ｘ×××**号二轮电动自行车沿人民路行驶至瑞丽市路段时，车辆侧翻，造成车辆受损，朱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血液乙醇含量鉴定，朱某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136.86ｍｇ／100ｍＬ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一、对于造成朱某死亡的损失赔偿范围问题：1.死亡赔偿金。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主张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6元，按20年计算为619920元（30996×20年），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予以确认。2.丧葬费。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主张按云南省职工的年平均工资95688元标准，以6个月计算为47844元（95688元÷12×6），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予以确认。3.被抚养人生活费。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主张以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560元标准计算：朱某1（按15岁计算）为29340元（19560元×3年÷2人），朱某2（按3岁计算）为146700元（19560元×15年÷2人），合计176040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予以确认。以上共计843804元。二、廖上渠、王时伟、王春、高英、张金浩对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的损失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死者朱某在聚餐时饮酒，离席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肯定知晓醉驾会产生危险，但其还是没能自律，最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其行为与后果存在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廖上渠、王时伟、高英作为共同饮酒人，均未尽到必要的提醒、劝阻义务，致朱某醉酒，酒后又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即10%的责任，共赔偿84380.4元。其中，作为聚餐的组织者，被告廖上渠承担40%的责任，赔偿33752.16元；王时伟、高英分别承担30%的责任，各赔偿25314.12元。王春、张金浩虽然一开始参加了聚餐，但中途提前离开，期间也未劝酒，对朱某是否醉驾并不知情，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死者朱某承担90%的责任，故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廖上渠赔偿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人民币33752.16元。二、王时伟赔偿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人民币25314.12元。三、高英赔偿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人民币25314.12元。上述款项共计84380.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四、驳回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0元，由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承担2394元，廖上渠、王时伟、高英承担266元。二审中，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被上诉人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原审被告王春、张金浩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确认的事实，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提出以下异议：1.对“席间王春、张金浩于晚8时许先行离开”有异议，认为当天是晚上21时聚会结束后张金浩才离开的。2.对“晚上10时10分，朱某在新歌会ＫＴＶ通过微信发出2条信息”有异议，认为当天朱某是在10点23分才发短信的，当天是王时伟和高英先走的。上诉人高英对“2019年1月13日下午，死者朱某与王时伟、王春、高英、张金浩等人应廖上渠的宴请，到瑞丽市廖上渠女朋友家烧烤聚餐饮酒，至当天晚上9时许”有异议，认为当天高英是在8点半左右离开的，其他异议同意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的意见。被上诉人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原审被告王春对一审确认的事实没有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和陈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关于焦点一，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主张一审遗漏被告，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尹某、朱方明、唐美英、朱某1、朱某2是原审原告，其在一审时并未对其他参与聚餐的人员提起诉讼，原审被告亦未申请追加其他参与聚餐的人员为被告，且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也未能提供其他参加聚餐人员的相关信息，故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受害人朱某在聚餐时饮酒，离席后独自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受害人朱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饮酒过量和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应当是明知的，但其对自身的安全保护没有足够注意，故受害人朱某的自身行为是导致其发生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廖上渠作为本次聚餐的组织者和聚餐所用白酒的提供者，未及时劝阻和制止受害人朱某过量饮酒，并在受害人朱某醉酒后未尽到相应的安全照顾义务，故其对受害人朱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上诉人王时伟、高英作为同饮者，互相之间负有一定的照顾义务，亦未对受害人朱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进行有效提醒和制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失。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虽主张原审被告张金浩系聚餐的邀请人，原审被告张金浩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受害人朱某、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的过错程度，确定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承担10%的赔偿责任以及各自承担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0元，由上诉人廖上渠、王时伟、高英负担。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瑞丽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王赶红审判员  孙 媛审判员  杨蓉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鲁苇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