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0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惠州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宏海蓝湾******房。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根战，男，汉族，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毅，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远鹏，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旱亚背地段。法定代表人：马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帮富祥合伙企业”）因与被上诉人吕根战及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退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帮富祥合伙企业、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谢敏茹，被上诉人吕根战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嘉帮富祥合伙企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1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依法确认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出的退伙决定书有效；三、依法判令吕根战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吕根战已完全丧失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的必备资质，符合被除名退伙的条件。到庭证据明确显示：成为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合伙资质条件是：一是合伙人必须与星聚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合伙人必须是星聚宇公司管理层员工，两者缺一不可。根据到庭证据以及一审已查明事实显示：嘉帮富祥企业是专门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聚宇公司”）的部分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而设立的持股平台，不做任何对外经营和投资。一审已经查明并已认定如下事实：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星聚宇公司公司，岗位为人力资源。2018年7月18日，被上诉人吕根战凭借与星聚宇公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担任管理层的资质条件，签署了《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成为上诉人的合伙人。2018年11月21日，被上诉人以另谋高就为由，向星聚宇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完成离职交接。上诉人的合伙协议明确合伙目的为：对星聚宇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或星聚宇”）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被上诉人吕根战于2018年11月21日单方辞职的行为，已经完全解除与星聚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也不再具备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是管理层的这一特定上诉人合伙人的资质。这两点，是被上诉人成为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必要基本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因此，一审法院并未认真审查被上诉人作为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资质，忽视了被上诉人不再具备合伙人资格的客观事实，应当纠正。一审判决对合伙企业成立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嘉帮富祥企业作为星聚宇公司管理层员工的持股平台，是星聚宇公司为了对其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专门设立的，那么，如果员工持续在星聚宇公司工作，该员工将得以持有分配的股份，享受该股份带来的红利，否则，不管该员工以何种方式离开星聚宇公司，其股份将被合理地转让给其他合伙人。这是对股权激励计划的正确理解，是公司治理的通行做法，也正是合伙企业成立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一审判决没有对此予以重视，相反，却片面按照合伙协议对于退伙的具体约定情形，忽视被上诉人已经完全失去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必备资格的最基本资质，草率否决了嘉帮富祥企业的请求。一审判决忽略了吕根战无法履行有限合伙人约定义务的实际情况，必然会产生新的纠纷，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合伙协议》、《出资额转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嘉帮富祥企业是为星聚宇公司部分高管员工专门设立的持股平台。目的在于激励星聚宇公司员工做出贡献的同时，享受星聚宇公司的发展红利。被告吕根战在提交《辞职申请》之后，已经不再是星聚宇公司员工，也不再是星聚宇公司管理层人员。其作为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必备资格已经全部丧失。如继续持有嘉帮富祥企业的股份，必然与设立嘉帮富祥企业的宗旨相悖。嘉帮富祥企业是星聚宇公司管理层人员的专门持股平台。作为完全丧失上诉人合伙人资格的吕根战，也完全丧失嘉帮富祥企业的持股权利。根据嘉帮富祥企业所提交的《辞职申请表》、《解除劳动协议书》显示，吕根战在签订《合伙协议》后不久即提出辞职，与星聚宇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足以认定其已失去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资格。吕根战的辞职行为，解除了与星聚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也停止了对星聚宇公司履行义务，完全失去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必备合伙人资质。吕根战已经离开星聚宇公司，嘉帮富祥企业作为一个合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星聚宇公司运营发展的会议要召开，吕根战已经既不是星聚宇公司员工，也不是星聚宇公司管理层，并不能星聚宇公司提供任何服务，更不能履行约定的义务。既不能对星聚宇公司履行义务，也不无权享受上诉人的合伙人权利，终究也是被强制退伙。综上所述，因吕根战自单方辞职之日起，已失去嘉帮富祥企业合伙人的必备资质，如继续持有合伙股份，则完全背离嘉帮富祥企业设立的宗旨和目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有误，请法院依法改判。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请依法裁决。上诉人嘉帮富祥合伙企业补充意见称：被上诉人已丧失合伙人必须具有的资格，已构成法定的当然退伙情形。《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员工身份是案涉股权激励的前提条件，也是包括吕根战在内的激励员工持有出资份额的前提条件和资质身份。这是合伙协议明确约定的合伙资格，一旦丧失，则构成《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当然退伙。本案有四份合同依据，分别是《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下称“《股权激励方案》”）《合伙协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出资份额转让协议》，而该四份合同依据中，对于合伙人资格问题，均有明确规定，即“员工身份=合伙人资格”。《股权激励方案》第一条目的：为了进一步完善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二条激励对象范围：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生产及技术骨干以及公司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员工。……第八条（1）公司具有对本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并监督和审核激励对象是否仍然具备资格。《合伙协议》第七条合伙目的：对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供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或星聚宇”）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第十条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只能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指定的人员担任；除经普通合伙人特别同意，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应当是公司在职的正式员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仅限于与公司具有正式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因乙方属于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与供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在职员工，故符合被实施对象的条件。第二条本次公司对乙方进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是基于其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干部/业务技术骨干/特殊人才）的身份，并尤其看中未来一段时间内乙方对公司发展所应该和能够做出的贡献而进行的。《出资份额转让协议》鉴于条款：1、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是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聚宇”）为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00万元。由此可见，《股权激励方案》《合伙协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等合伙文件对员工身份与合伙人资格的严格对应性均有明确要求，并且一脉相承，相互印证。被上诉人丧失合伙人资格是不争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已构成当然退伙。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被上诉人以“另谋高就”为由提出离职，并已于2018年11月22日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下称“星聚宇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根据上述合伙文件的统一约定，被上诉人已不再具有担任合伙人的资格，属于《合伙企业法》所规定的当然退伙，应当依照约定履行退伙手续。股权激励权益是附着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而一审判决完全忽视了合伙文件所规定的合伙人资格，也完全忽视了《合伙企业法》有关当然退伙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离职将直接导致其合伙人资格丧失这一事实没有认定，存在重大遗漏和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四份合伙文件相互引述和印证，构成本案合同依据的完整整体。然而一审判决没有对合伙文件进行全面查明，遗漏重大事实。《合伙协议》第三十九条，“经全体普通合伙人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本协议未尽事宜，按《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及已签署的配套协议执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段即约定，“因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决定对乙方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为此，根据《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约定，甲、乙双方现对乙方与甲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如下补充约定。”《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第四条，“1.受让方承诺自受让合伙企业的份额登记之日起为公司提供不少于五年的服务（“锁定期”），并依据《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遵守有关服务期限、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等约定。”由此可见，本案四份合伙文件相互引述和印证，一脉相承，以员工激励为目的与核心，构成本案完整的合同依据及事实背景。然而一审判决没有对合伙文件进行全面查明，仅依据《合伙协议》判定事实，割裂了事实联系，忽视了合伙文件中对于合伙人资格的统一要求，导致一审判决的重大错误。被上诉人并不是通过市场化的定价和交易而获得合伙份额，其之所以能够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现金价款获得持股份额，是因为其对价中除了现金外，还包含长期忠诚勤勉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对价。如果被上诉人离职，意味着这一对价不再给付，则被上诉人低价获得合伙份额的前提条件与正当性也不复存在。市场投资者正常入股的价格是被上诉人同年通过股权激励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对价的6.95倍。嘉帮富祥是星聚宇公司为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专门建立的持股平台，嘉帮富祥全体合伙人共同间接持有星聚宇公司15%的股权，而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嘉帮富祥5.5333%合伙企业出资份额对应星聚宇公司0.83%股权。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第10-16项证据，投资人陈x、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市场投资者入股的价格是被上诉人同年通过股权激励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对价的6.95倍。事实上，被上诉人受让出资份额时的实际现金出资仅为13.8万元，这显然与一般的市场转让行为本质不同。结合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第17-19项证据可见，即便是在被上诉人现金支付的49.8万元中，也有高达36万元来源于马某1委托马xx前一日提供的低息借款。据此，被上诉人实际仅以13.8万元的现金对价取得了价值超过346万元的5.5333%合伙企业出资份额（对应星聚宇公司0.83%股权），这显然与一般的市场转让行为本质不同。换言之，被上诉人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现金对价获得持股份额，这就意味着，除了现金对价外，一定期限的劳动服务应构成核心对价之一，这也是股权激励的应有之意。根据合伙文件，被上诉人为取得嘉帮富祥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所应当支付的核心对价，为忠诚勤勉地为星聚宇公司提供不少于五年的劳动。但其入股后四个月即离职，因此其继续持有合伙份额缺乏正当性基础。股权激励本质上是用人单位的一项管理行为、报酬分配行为，激励员工作为持股合伙人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限制，且需要以长期勤勉尽责地为公司提供服务作为获得激励股权权益的核心对价和重要前提。根据合伙文件的要求，被上诉人获得激励股权的核心对价应当是为公司勤勉尽责地工作和服务不少于五年的时间，这一要求在多份文件中反复体现、一脉相承。《股权激励方案》第六条规定：“激励对象必须承诺为公司提供不少于五年的服务（“锁定期”），并与公司签订除劳动合同外的其他配套协议。该等协议中将详细约定服务期、未满服务期限因各种原因离职后的份额转让、竞业限制、保密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规定：“乙方在此承诺与保证：1、乙方在因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获得公司股份并在工商管理机构被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之日起，将为公司工作和服务不少于五年的时间（以下简称“服务期”）；乙方应严格履行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保证对公司的忠诚守信和勤勉尽责，不得损害公司利益或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2、鉴于乙方为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中层管理干部/业务技术骨干/特殊人才，应严格遵守并履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且保证不作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行为。”《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第四条规定：“锁定期：1.受让方承诺自受让合伙企业的份额登记之日起为供公司提供不少于五年的服务（“锁定期”），并依据《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遵守有关服务期限、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等约定。”由此可见，5年的劳动服务期限，是员工获得股权激励的核心对价，也是股权激励的题中之义和基本要求。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员工股权激励，或者员工不能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员工是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拿到股权份额的，股权激励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而被上诉人取得激励股权后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即提出辞职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股权激励的服务期要求，应当视为其未支付核心对价。因此，由于被上诉人员工身份的丧失和劳动期限的结束，被上诉人按照49.8万元平价退伙，是完全合理的；相反，如果按照被上诉人要求的市场价退伙，将导致严重的不公平和暴利！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视同于一般性的投资者而完全忽略合伙文件的目的和对价要求，导致被上诉人在仅支付13.8万元的现金价款和四个月的劳动服务的情况下，就持续持有价值超过346万元的5.5333%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这不仅将使股权激励的合同目的完全落空，也将变相鼓励和支持员工谋取暴利，是极其不公平的，恳请贵院依法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协议》项下的重大违约，已构成法定及约定的除名退伙条件。《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本案多份合伙文件均规定了退伙事由。《合伙协议》第二十九条：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适用除名并退伙的规定，该等情形除名及退伙之时，其所持份额的回购价格以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为准，具体情形如下：……（2）激励对象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私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4）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第五条：“若发生任何下列情形，合伙企业有权要求受让方退伙，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指定方回购受让方持有的份额，回购价格按照原始实缴出资额或公司净资产值孰低确定。……（2）受让方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私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乙方在此承诺与保证：1、乙方在因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获得公司股份并在工商管理机构被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之日起，将为公司工作和服务不少于五年的时间；乙方应严格履行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保证对公司的忠诚守信和勤勉尽责，不得损害公司利益或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2、鉴于乙方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中层管理干部、业务技术骨干、特殊人才，应严格遵守并履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且保证不作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行为。被上诉人明知故犯，已经实质性触发了除名退伙的条件。被上诉人在签署了《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合伙协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等文件，并且明知该等文件规定不得作出索贿受贿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否则发生退伙的情形之后，却仍作出以下违约行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存在违反合伙文件约定的应当除名并退伙的种种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已构成除名退伙事由。一审判决并无认真审查被上诉人违反约定构成除名退伙的事实，存在明显偏颇和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显失公平，有悖情理，并将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和严重的社会影响。从星聚宇公司层面看，星聚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创始股东马某1、马x、黄xx分别持有42%、40%和18%的股权，而股权激励实施后三名创始股东分别稀释为26%、26%和17%。在股权激励的目的和背景下，星聚宇创始股东的慷慨让利直接让46名星聚宇公司员工受益，与此同时，激励员工也应当忠实勤勉的为公司服务，并在其离职或者作出违反合伙文件规定的行为时依法退伙，方能符合合伙目的及公平原则。然而，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完全忽略员工激励的事实背景与和合伙目的，完全以市场化交易来看待本案的合伙持股，将可能导致其余45名员工也籍此提出辞职、对基于股权激励获得的巨额差价进行套现、牟取暴利，届时不仅将导致创始股东通过股权激励让利从而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落空，还会给星聚宇公司的发展带来致命的伤害。而从社会效果上看，股权激励本是为激发员工主人翁意识，促进企业发展而产生的用工管理制度，目前已在企业中普遍应用。这一制度的核心宗旨，就是在员工为公司提供长期服务、促进公司发展的情况下，使得员工能够分享公司发展的红利。而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定和结果，与这一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一审判决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将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和示范效应，即将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可能将望而却步，而对于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其在目前举步维艰的经济形势下也将面临更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压力，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也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股权激励的群体性诉讼也将急剧增加，也将给司法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无论于法于情于理，一审判决均存在重大错误，恳请贵院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吕根战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正确的，原审依据原被告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所有证据进行仔细的审查，详细询问了原被告双方，同时一审法院对该案组织的三次庭审，所以一审对本案事实进行详细调查，一审判决是真实客观的，一审法院的程序也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详细论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退伙决定的无效的认定，也详细阐述的相应的理由。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与理由均是准确的。本案上诉人作出的对被上诉人除名决定，以及退伙决议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违反合伙企业法及上诉人与其他合伙人签署的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作出的退伙决议违反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合伙协议的约定，所以上诉人作出退伙决议是无效的。上诉人，声称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星聚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股权决议的前提，也是股权决议存在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被上诉人在获得上诉人的公司合伙份额的时候，上诉人与第三人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额合伙份额也是通过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取得的合伙份额，而并非无偿取得相应的合伙份额的。被上诉人在第三人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并负责人力资源和行政的事务，被上诉人在工作期间没有任何的失职、渎职、或者违法的行为，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就个人管理理念发生争议，导致马某1单方要求被上诉人离职，虽然辞职书载明被上诉人另谋高就，实际上是马某1违法将被上诉人辞退，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第三人才会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的经济补偿金。同时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以及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均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或者其他普通合伙人在正常离职后，其合伙份额的处理以及合伙人身份的处理，是没有约定的。我们认为上诉人是错误理解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的约定，同时合伙协议、出资额转让协议等均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格式文件，如果说，各方对合伙协议、出资额转让的协议产生分歧，应当按照合伙企业法和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理解。上诉人在一审中隐瞒大量的证据，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我们认为上诉人完全可以向在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其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当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在上诉状补充的事实与理由，我们认为同样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当然退伙。也不构成约定退伙。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未发表意见。被上诉人吕根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退伙决议无效；二、判令被告决议内容“吕根战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元整，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价转让给合伙人马某1”无效；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根战于2017年12月8日入职星聚宇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7日（此后双方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书，将合同期限延期至2022年6月8日）。2018年7月18日，嘉帮富祥的合伙人马某1、马x与受让出资份额的星聚宇公司的28名员工（包括本案原告吕根战）签订了一份《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协议》，该协议约定，嘉帮富祥是星聚宇公司为员工股权激励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00万元，马某1、马x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嘉帮富祥的合伙人，受让人是经公司确定的激励对象，由马某1和马x将其二人持有的嘉帮富祥的100%的出资额中的80.0511%以人民币1元/份的价格分别转让给28名受让人，其中原告吕根战自马某1处受让份额为498000元，占嘉帮富祥的出资份额为5.5333%，占星聚宇股份比例为0.83%，该协议第五条关于退伙的情形约定如下：1、若发生任何下列情形，合伙企业有权要求受让方退伙，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回购受让方持有的份额，回购价格按照受让方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或届时的公司净资产值孰低确定。（1）受让方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受让方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受让方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若受让方拒绝配合完成退伙手续，将构成严重违约，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要求受让方继续配合完成退伙的转让手续，并要求受让方按照届时对应的公司净资产值的3倍支付违约金，若受让方行为给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受让方在服务期限内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时，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名册上做相应记录，受让方持有的激励股权可兑现，其份额转让或出售及转让价格按照公司届时净资产值确定。受让方的代理人、监护人或其继承人有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吕根战于2018年7月26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马某1支付了嘉帮富祥出资份额转让款498000元。2018年7月18日，嘉帮富祥的30名合伙人共同签署了《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对星聚宇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投资任何其他项目，亦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合伙期限为长期；合伙人共30人，其中马某1和马x为普通合伙人，另外28人（包括本案原告吕根战）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和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适用除名并退伙的规定，该等情形除名及退伙之时，其所持份额的回购价格以认购时的原始实缴出资额为准。具体情形如下：（1）激励对象严重渎职、失职或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2）激励对象由于索贿、受贿、泄露公司技术秘密（包括在正常离职后的约定时间内发生前述情形）等不正当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3）激励对象违反竟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相关工作的；（4）公司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情形。2018年11月21日，原告吕根战向星聚宇公司提出辞职，辞职申请表中填写的辞职事由为“另谋高就”。同日，原告吕根战与星聚宇公司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确认由星聚宇公司额外支付吕根战100000元作为经济补偿，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22日0点终止。原告吕根战与星聚宇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嘉帮富祥的除原告吕根战之外的其他29名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该决定书称鉴于吕根战已于2018年11月22日离职，现依据《合伙企业法》和本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致决议：同意将吕根战除名并结算。2018年12月3日，嘉帮富祥向吕根战发出一份《退伙通知书》，嘉帮富祥在该通知书中称，鉴于吕根战于2018年11月22日已经从星聚宇公司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本企业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本合伙企业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合伙人决议，合伙人吕根战从本合伙企业退伙，吕根战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000元，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价转让给合伙人马某1。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合伙人马某1以498000元的价格将其在被告处的出资份额5.5333%转让给原告吕根战，原告吕根战已经向马某1支付了转让价款498000元，原告吕根战由此成为被告的30名合伙人之一。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的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决议将原告吕根战除名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以及原告合伙协议的约定，该除名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伙企业将合伙人除名，首先要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次要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本案中，被告将原告除名，已经由除原告之外的被告的其他合伙人表决一致同意。因此，被告将原告除名是否有效就要看被告将原告除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将原告除名的理由是原告已经于2018年11月22日与星聚宇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该情形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同时，根据被告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具体情形，也并未将合伙人与星聚宇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可以除名的情形之一，被告将原告除名也不符合被告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情形。因此，被告将原告除名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法定情形也不符合被告合伙协议约定的可以将合伙人除名的约定情形。被告作出的将原告除名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该除名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因被告作出的将原告除名的决定无效，该决定当中的全部内容当然无效，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该除名决定无效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包含在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之中，因此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的诉讼请求，无需单独提出，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作出的将原告吕根战除名的退伙决定书无效；二、驳回原告吕根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7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嘉帮富祥合伙企业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证明嘉帮富祥合伙企业实际为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下称“星聚宇公司”）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之一，被上诉人系基于其员工身份而获得授予激励股权的资格。《股权激励方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激励目的为“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第六条明确规定：“激励对象必须承诺为公司提供不少于五年的服务期（锁定期），并与公司签订除劳动合同外的其他配套协议”。由此佐证，为公司服务不少于五年，这是获得激励股权的基本条件与核心对价。证据二：嘉帮富祥合伙企业27名员工合伙人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证据三：《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签订经过证明，证据二、三均证明2018年7月18日，嘉帮富祥合伙企业平台的激励员工均签订星聚宇公司《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仅限于与公司具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员工”；第二条约定：“本次公司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计划，是基于其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干部/业务技术骨干/特殊人才的身份，并尤其看重未来一段时间内乙方对公司发展所应该和能够做出的贡献而进行。”第四条第7款约定“乙方不应单方解除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或向公司申请离职。”这说明，员工的身份是取得和持有激励股份的约定资格，一旦离职，该资格丧失，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8条第（四）款，应视为当然退伙。《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还约定：“1、乙方在因本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获得公司股份并在工商管理机构被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之日起，将为公司工作和服务不少于五年的时间；乙方应严格履行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保证对公司的忠诚守信和勤勉尽责，不得损害公司利益或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由此佐证，为公司服务不少于五年，这是获得激励股权的基本条件与核心对价。3、吕根战在内的全体激励员工均在签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的同时签署了星聚宇公司《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全部交由人力资源负责人统一保管。吕根战在星聚宇担任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上述文件均由其保管。虽然吕根战利用其保管便利，拒不提供其自己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但其他全体员工均签署该内容相同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以及全体员工的说明，已能佐证该事实。根据最高院最新《证据规定》第四十八条：“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据此，应当认定吕根战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证据四：深圳市x协议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及原始证据包（附封存光盘），证明2020年5月14日深圳市版权协会出具报告显示，2018年6月28日吕根战曾通过微信明确收到并且充分知悉星聚宇公司《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内容。证据五：关于吕根战任职星聚宇光学人事负责人期间更换饭堂承包商一事的说明，证据六：关于吕根战向星聚宇供应商惠州市xxx企业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索要回扣的谈话录音说明。证据七：谈话录音证据八：谈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证据九：关于吕根战任职星聚宇人事负责人期间的说明证据十：吕根战任职期间直属下属陈x的说明证据十一：《陈x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增资事宜之增资合同书》；证据十二：《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8份，证据十一、证据十二证明2018年12月12日，陈x与星聚宇公司、马某1、马x、黄xx签订《增资合同书》，约定以人民币1920万元的对价取得星聚宇公司出资额276.3916万元（对应4%的股权），并确认星聚宇公司总估值为人民币48，00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14日支付全部增资款。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的对价估值是吕根战同年通过股权激励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时的对价估值的6.95倍。说明如果不是员工股权激励并且以长期勤勉服务公司作为对价，吕根战是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获得股权的。证据十三：《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增资事宜之增资合同书》；证据十四：《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4份，证据十三、十四均证明2018年12月25日，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星聚宇公司、马某1、马x、黄xx签订《增资合同书》，约定以人民币1900万元的对价取得星聚宇公司出资额273.5125万元（对应3.958%的股权），并确认星聚宇公司总估值为人民币48，00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全部增资款。投资者x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所支付的对价估值是吕根战同年通过股权激励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时的对价估值的6.95倍。说明如果不是员工股权激励并且以长期勤勉服务公司作为对价，吕根战是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获得股权的。证据十五：《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增资事宜之增资合同书》；证据十六：《中国银行国内业务收款回单》6份，证据十五、十六均证明2018年12月25日，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星聚宇公司、马某1、马x、黄xx签订《增资合同书》，约定以人民币2500万元的对价取得星聚宇公司出资额359.8848万元（对应5.2083%的股权），并确认星聚宇公司总估值为人民币48，00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全部增资款。投资者x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所支付的对价估值是吕根战通过股权激励取得星聚宇公司股权时的对价估值的6.95倍。说明如果不是员工股权激励并且以长期勤勉服务公司作为对价，吕根战是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获得股权的。证据十七：《股东会决议》及备案登记，证明2018年12月29日，陈x、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x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市场估值增资星聚宇公司的事宜已经过股东会决议并经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十八：《借款合同》；证据十九：借款转款凭证；证据二十：委托付款说明，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均证明2018年7月25日马xx受马某1委托向吕根战银行转账提供借款人民币36万元，以供其用于支付嘉帮富祥合伙企业的出资份额转让款49.8万元。证明被上诉人不仅是得益于股权激励而能够以低于市场价值7倍的对价取得嘉帮富祥的出资份额的，而且其支付出资份额转让款的绝大部分资金还来自于股东借款，其自身仅以极低价格和实际付出而取得出资份额，显然不能视同于一般的投资者或合伙人，嘉帮富祥要求其退伙并同意按照其原始实缴出资额退还出资，公平合理，符合股权激励制度的规律和商业惯例。被上诉人吕根战质证称：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20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所有的证据上诉人均可以在一审当中提交，比如相应的银行回单、合同书、光盘、借款合同、转账凭证等，我们认为不管这些证据的证明目的或者证明对象是什么，在二审中均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退伙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8年11月28日《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是否有效。《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目的：对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只能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指定的人员担任；除经普通合伙人特别同意，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应当是公司在职的正式员工”，上诉人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系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台，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身份是成为上诉人的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被上诉人已经与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已不再是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的员工，不再是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其已经丧失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必须具备的相关资格，应当从合伙企业退伙。上诉人已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合伙人会议，作出了对被上诉人除名的决定，并于2018年12月5日向被上诉人送达了《退伙通知书》，故上诉人作出《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吕根战诉请《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无效，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吕根战另一个诉请为确认决议内容“吕根战持有的本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共计人民币498000元，按照取得合伙份额时的原价转让给合伙人马某1”无效，经本院核查，该项内容是2018年12月3日《退伙通知书》中的内容，不属于2018年11月28日《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决定书》的决议事项，故被上诉人吕根战该项诉请，本院不予采纳。合伙企业5.5333%的合伙份额的转让对价，案涉双方可另循途径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嘉帮富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19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吕根战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770元，均由被上诉人吕根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