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1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桂凤，女，1964年8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长城，江苏马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连云，女，1961年7月28日生，汉族，住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满，江苏天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忠，男，1963年3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云，女，1961年7月28日生，汉族，住兴化市。上诉人朱桂凤因与被上诉人王连云、黄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桂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00万元、经济损失100万元，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而是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一、朱桂凤延期付款行为行使的是合同法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并不属于违约行为。首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93号（以下简称00093号）民事调解书对各自民事权利义务都作了明确约定，且有先后履行顺序。朱桂凤已按照调解书第一期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了王连云、黄忠转让款，其先期义务履行完毕。但王连云、黄忠并未按调解书约定向朱桂凤履行交付义务，既未将江苏安丰国蟹水产品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蟹公司）经营权交给朱桂凤，也未将国蟹公司的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交给朱桂凤，直接导致朱桂凤无法对国蟹市场进行全部管理，也直接导致朱桂凤无法向银行以及他人筹款，在王连云、黄忠违约在先的情况下，朱桂凤顺延支付行为履行的是抗辩权。其次，一审认定营业执照、章印的交付义务人并非王连云、黄忠，完全不符合客观情况。一是调解书仅约束签订调解协议的双方，并不能约束第三人；二是调解书约定履行义务的主体是签订协议的各方，即朱桂凤和王连云、黄忠，更不存在约束案外人的说法。因此，协议中除朱桂凤应履行义务外，朱桂凤享有的权利理所当然应当由协议相对方王连云、黄忠来给付，其在调解书上签字确认的后果当然由其二人承担。一审认定王连云、黄忠无交付章印、资料义务，不符合调解书约定，更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再次，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曾作出（2016）苏1281执1478号民事裁定书，对王连云、黄忠的执行予以驳回，也是信赖该裁定书可以延期支付款项。二、两被上诉人未按调解书的约定将国蟹公司经营权交给朱桂凤，也未将国蟹公司的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交给朱桂凤，还采取各种违法手段致使国蟹市场无法正常营业，明显违反了调解书约定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认定两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亦属认定事实错误。两被上诉人在调解书达成后至朱桂凤接管国蟹市场期间，多次采用违法手段致国蟹市场无法正常营业。如采用组织多人多日将国蟹市场的进出大门关闭、张贴不良信息广告、带社会闲杂人员静坐市场、强行拍卖股权等。在朱桂凤多次报警后仍存在干扰市场经营的违法行为（一审中朱桂凤提交了相应的书面证据），明显违反了“在过渡期间不得干扰朱桂凤对国蟹市场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对营业执照、章印，未交付给朱桂凤进行经营使用，导致其无法对国蟹市场进行管理，更无法筹措资金等。两被上诉人行为明显属于违约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朱桂凤存在违约行为，支付王连云、黄忠违约金500万元，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桂凤虽存在延期付款的事实，但延期付款是王连云、黄忠先行违约行为所引起，朱桂凤信赖一审法院的执行裁定。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如违约的性质、过错程度、造成的后果，综合认定最终违约方，而不应当对王连云、黄忠的违法违约行为全盘否认，对其索要违约金的请求全部支持。三是本案中约定的500万元违约金数额过高。即使上诉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也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进行降低。一审法院不顾本案客观事实，判令朱桂凤支付违约金500万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对王连云、黄忠的违约行为不予认定，让人无法信服。王连云、黄忠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朱桂凤未按照调解书约定支付38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不是一般的延期付款行为，其本质是拒付，经法院强制执行多年才勉强支付完毕。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按照调解书约定，清算组向朱桂凤移交营业执照、章印等资料，与被上诉人无关。双方为解散公司诉讼就是因为上诉人朱桂凤侵犯王连云、黄忠股权，单方独霸公司。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是清算组接管的公司，省院调解书约定也是由清算组向朱桂凤交换公司，一审认定正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起诉本意实际是为了拖延执行，一审判决其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桂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连云、黄忠支付违约金50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王连云、黄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朱桂凤承担违约金5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桂凤、王连云、黄忠原均为国蟹公司股东。后因股东间产生纠纷，致国蟹公司陷入僵局，王连云、黄忠以国蟹公司为被告，朱桂凤为第三人，于2013年7月24日起诉要求解散公司。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泰兴商初字第0371号民事判决，判决解散国蟹公司。国蟹公司不服，上诉至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2014）泰中商终字第0186号（以下简称01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4年10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了国蟹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同年10月24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朱桂凤、王连云、黄忠、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指定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负责人，由冯亚强行使负责人职权。在国蟹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朱桂凤不服0186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裁定，提审该案。在案件再审过程中，经江苏省高院调解，双方于2015年10月20日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一）王连云、黄忠将其持有的国蟹公司55%的股权以3800万元价格转让给朱桂凤。该转让款已包含王连云、黄忠之前垫付的所有费用及相关人员的工资等一切费用。（二）朱桂凤在签订本协议时向王连云、黄忠支付20万元，2015年10月15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6年1月15日前全部付清。（三）为保证朱桂凤按期足额向王连云、黄忠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朱桂凤同意以其所持国蟹公司45%的股权作为担保。如朱桂凤不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金额向王连云、黄忠支付股权转让款，造成王连云、黄忠的一切损失均由朱桂凤承担，且朱桂凤放弃国蟹公司的股东身份及经营管理权，将所持股权转让给王连云、黄忠。（四）本协议签订当日，国蟹公司清算组向黄忠退还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国蟹公司承包经营费200万元；王连云、黄忠向朱桂凤交还国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清算组于同日离场，清算组将国蟹公司相关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一并交还给朱桂凤。各方同意，清算组放弃向王连云主张66万元违约责任的权利。（五）王连云、黄忠在本协议签订后至足额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过渡期间所享有国蟹公司的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暂由朱桂凤行使。过渡期间，王连云、黄忠不得干涉朱桂凤对国蟹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六）王连云、黄忠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当日，双方到工商部门配合朱桂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国蟹公司所有债权债务与王连云、黄忠无关。（七）今后任何涉及国蟹公司的诉讼案件，王连云、黄忠均不得有损害国蟹公司利益之言行，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害均由王连云、黄忠承担赔偿责任。（八）违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如有违约，违约方均需向对方承担500万元的违约金；本协议经双方签字且王连云、黄忠于2015年10月15日收到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时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2月8日，一审法院根据江苏省高院及泰州中院的复函，作出（2016）苏1281执147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认定00093号调解书中第（三）、（四）、（五）、（七）、（八）项内容并未确定双方当事人具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且该调解协议含有对待履行条款，故当事人是否违约，哪一方当事人违约在先，违约责任如何承担、如何确定等内容属于当事人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已经超出了执行程序审查的范围，在执行程序中难以也无权直接作出认定，应通过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后，再由权利人根据新的执行依据申请强制执行，故裁定驳回王连云、黄忠对00093号调解书第（三）、（四）、（五）、（七）、（八）项内容的执行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王连云、黄忠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朱桂凤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当事人均提交了相关证据。经质证、认证，一审法院认定下列事实：因朱桂凤未按00093号调解书确定的期限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王连云、黄忠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冻结了朱桂凤持有的国蟹公司股权，后于2018年8月15日续冻。因朱桂凤未能履行付款义务，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决定拍卖朱桂凤在国蟹公司持有的股权。2016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1281执字190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申请人为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为国蟹公司。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依据（2014）泰兴商清（算）字0002-4号决定书，于2016年5月18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国蟹公司名下房产。2014年10月30日，朱桂凤将国蟹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行政章、财务专用章等实物和资料移交给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该所指派张粉作为接受人在交接清单上签名，朱桂凤作为国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清单上签名。2015年11月24日，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指派王慧敏将上述清单上的实物和资料移交给朱桂凤，双方在原交接清单上签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1.朱桂凤与王连云、黄忠在江苏省高院达成00093号调解协议，协议第一、二、六项具备强制执行效力，第三、四、五、七、八项虽不具备强制执行效力，但涉及双方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协议中涉及清算组的相关义务对王连云、黄忠不具有约束力；2.00093号调解书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国蟹公司实物资产交接表可以证明，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由清算组保管，应由清算组负责人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向朱桂凤移交，朱桂凤诉称由于王连云、黄忠未及时移交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造成其经济损失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故一审法院对朱桂凤主张违约金500万元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朱桂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连云、黄忠阻挠其对国蟹公司经营管理，并造成其管理市场的巨大经济损失，故对朱桂凤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100万元的请求亦不予支持。3.00093号调解书约定，王连云、黄忠将其持有的国蟹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朱桂凤，朱桂凤应于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3800万元。但从王连云、黄忠提交的证据及朱桂凤自己的陈述来看，朱桂凤并没有按照调解书约定的期限履行全部付款义务，直到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还决定拍卖朱桂凤在国蟹公司持有的股权来偿还债务。后朱桂凤虽然于2019年付清了转让款本金，但其延迟履行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时间较长，按照00093号调解书中一方违约承担违约金500万元的约定，王连云、黄忠要求朱桂凤支付违约金500万元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朱桂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连云、黄忠违约金500万元；二、驳回朱桂凤的本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8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400元，合计82200元由朱桂凤负担，朱桂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3400元。王连云、黄忠预交的反诉案件受理费23400元退给王连云、黄忠。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朱桂凤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问题，根据0009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认为，王连云、黄忠所负义务为：1.将其股权转让给朱桂凤，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配合进行登记；2.调解协议签订当日向朱桂凤交换国蟹市场的经营管理权，将国蟹市场的相应材料交还给朱桂凤；3.负有禁止性义务，即不得干涉朱桂凤对国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在涉及国蟹公司的任何诉讼案件中不得有损害国蟹公司利益的言行。对于调解协议签订时应向王连云、黄忠支付20万元，于2015年10月15日前支付1000万元，朱桂凤已按约履行。对于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股权转让尾款的义务，朱桂凤2019年1月已履行完毕。但被上诉人交付国蟹市场控制权的义务至2015年11月24日才履行完毕，因此上诉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被上诉人认为，调解书载明是由清算组将国蟹公司营业执照、章印等证件资料等交付给朱桂凤，被上诉人没有不同意清算组离场，也没有不同意清算组将相关证件资料交给朱桂凤。交付公司资料是朱桂凤与清算组之间的纠纷，与其无关，且签订调解协议的当晚王连云与黄忠就撤出了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00093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明确：调解协议签订当日，王连云、黄忠向朱桂凤交还国蟹公司经营管理权，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清算组于同日离场，清算组将国蟹公司相关营业执照、章印证件等资料一并交还给朱桂凤。上诉人认为所谓交还公司经营管理权，就是交付营业执照和章印等资料。从该约定的文义看，王连云、黄忠负有交还国蟹公司经营管理权的义务。通常情况下，交还经营管理权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为交还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资料。但本案当事人调解时国蟹公司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客观上相关证照并不为王连云、黄忠所持有，调解书载明的交还国蟹公司经营管理权与交还相关证照资料所指向的并非同一主体，两者并不具有一体履行的表里关系。调解书该约定实际上是为保证双方按照调解协议正向履行后朱桂凤享有国蟹公司经营管理权的圆满状态而就相关具体事宜进行的安排，包括朱桂凤在内的清算组成员都应协力以达到缔结调解协议的目的。王连云、黄忠虽然是清算组成员，但不能由此认为王连云、黄忠即能操控清算组，就清算事宜具有代表清算组直接作出决定的权力。这不符合清算组议事规则。自调解协议2015年10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至2015年11月24日清算组向朱桂凤移交包括证照在内的相关资料期间，朱桂凤并没有证据证明王连云、黄忠存在阻碍清算组交还公司证照资料的事实，因而其有关王连云、黄忠未履行交付国蟹公司证照等资料义务使其得以拒绝履行后续股权转让款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按照调解书约定，朱桂凤应当在2016年1月15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项，但从查明的事实看，朱桂凤显然没有按期履行，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按照调解书约定承担违约金责任。至于上诉人朱桂凤所主张的王连云、黄忠存在干涉其对国蟹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的行为，本院认为，一方面，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另一方面，从其提交的该部分证据材料显示的时间看，多在朱桂凤应履行剩余款项支付义务的时点之后，因而上诉人以此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所提出的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从而请求调整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十一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从调解书内容看，调解协议是针对国蟹公司现状而由双方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王连云、黄忠放弃国蟹公司的经营权、股权，且转让价款不仅包括其所持公司55%的股权价格，还包括其“之前垫付的所有费用及相关人员的工资等一切费用”。朱桂凤并未按照调解书约定履行剩余款项给付义务，且延迟给付时间跨度长，即便衡诸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解书约定的500万元违约金亦难谓过高。因此，对上诉人朱桂凤该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朱桂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200元，由上诉人朱桂凤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东审判员  钱 晖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