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馨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公路4399号37幢177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L5CK22。法定代表人：马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雨，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瑞，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广英，男，汉族，1962年6月5日出生，户籍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吉纽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瀚盛花园小区瀚盛花园幼儿园第四层东，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555429599W。法定代表人：舒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蓉，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馨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馨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广英、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吉纽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纽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9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馨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其事实与理由是：一、《关于收购深圳市吉纽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框架性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明确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未满足，曾广英未提交尽调所必须的材料，导致尽职调查未完成。首先，一审判决对这一问题未查明，对是否完成尽职调查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庭审中，馨置公司一直主张尽职调查因曾广英拒不提交材料导致未完成，曾广英主张其已提交全部所需材料、尽职调查已经完成。逻辑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叫做“证有不证无”，结合本案，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曾广英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其“已经提交全部尽职调查所需材料”，而馨置公司对“未收到”这一点是无法进行证明的。其次，曾广英未积极配合提供2家公司及20所幼儿园的法律尽职调查材料，无法满足投资条件，这是未能签订正式投资协议的首要原因。1、君合律师事务所自2018年7月22日起至9月14日期间多次向曾广英发送尽调清单及补充尽调清单，但曾广英怠于提供尽调材料，以致君合律师事务所一直无法就标的幼儿园的合法、持续经营等情况出具法律尽调报告。自尽调工作开展以来，君合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22日通过微信群聊向曾广英发送了尽调清单，2018年8月1日收到曾广英第一批尽调材料。因曾广英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未提供大量关键材料，经沟通后，君合律师事务所又先后于2018年8月10日和8月18日向曾广英发送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补充文件清单。曾广英于2018年9月3日和9月7日向君合律师事务所发送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的尽调材料。曾广英分三批次提供的尽调材料，仅达到君合律师事务所要求提供的尽调材料的30%左右，仍有大量关键材料未提供，且已提供的材料存在诸多重大问题，如：（1）万Ｘ幼儿园一直未能提供《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于都ＸＸ幼儿园、龙Ｘ幼儿园等4家幼儿园一直未能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瀚Ｘ幼儿园提供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已过期，上杭县ＸＸ幼儿园、坎市ＸＸ幼儿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已过期；（3）坎市ＸＸ幼儿园、南Ｘ幼儿园等12家幼儿园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均没有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年检信息；（4）全部20家幼儿园均未提供现任园长持有的教师资格、结业证书和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全部幼儿园任职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保健医生或护士持有的医师护士执业证书、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安保人员资质、厨师资质证书、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等；（5）上杭县ＸＸ幼儿园、重Ｘ幼儿园没有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6）景秀ＸＸ幼儿园、于都ＸＸ幼儿园等13家幼儿园未提供《收费许可证》或收费备案文件；（7）新罗ＸＸ幼儿园、坎市ＸＸ幼儿园等5家幼儿园未提供租赁合同，或虽提供了租赁合同，但房屋承租主体并非幼儿园等。上述（1）至（6）项直接关系到20家标的幼儿园是否合法经营、是否存在被取缔的风险，第（7）项直接关系到标的幼儿园能否持续、稳定经营的问题。君合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9月14日再次向曾广英发送了第三次补充文件清单，第三次补充清单明确说明了尚缺失的材料和已有材料的问题，但未获得曾广英的任何回复。因曾广英未提供大部分尽职调查材料，不排除标的幼儿园根本没有这些据以证明其权属、资质、收费许可等合法合规的关键材料。君合律师事务所无法判断20所标的幼儿园的具体情况，也就未能出具尽职调查报告。曾广英后续未再补充资料，法律尽职调查也就一直未能完成。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在2018年8月21日已完成部分尽调工作，8月27日原告补充了部分尽调资料，之后被告未再要求原告补充资料”与事实不符。2、曾广英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其同时与其他方洽谈标的资产的收购，且20所标的幼儿园的尽调资料也无法满足其他投资方的投资条件。曾广英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七，即2018年9月20日曾广英等就标的资产与新的收购人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投资意向及借款框架协议》及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出具的《告知函》。证实：曾广英在不配合馨置公司法律尽调的同时，于2018年9月20日与标的资产新的收购主体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达成了新的收购意向协议，此时距君合律师事务所最后一次发送补充文件清单仅过去6天。最终，经新的收购主体尽职调查后，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发函，声明经过尽职调查，标的资产未达到股权收购投资标准，终止收购计划。3、曾广英未能全面提供20所标的幼儿园的资质证照等尽调材料，直接导致《框架协议》所约定的签署正式合同的投资先决条件一直未满足。《框架协议》第二条约定了4个投资先决条件，其中第1个条件是曾广英配合完成财务审计及法律尽职调查，第4个条件是曾广英提供权属不在吉纽思公司名下的幼儿园所有权的项目证明文件。因曾广英未积极配合提供尽调材料，君合律师事务所一直未能完成法律尽职调查，同时，曾广英已提供的尽调材料对不在吉纽思公司名下的幼儿园的具体情况也无法进行准确判断。故双方事实上一直未达成投资的先决条件，尚不满足签署正式合同的条件。4、馨置公司一边洽谈标的资产的收购，一边洽谈投资人，投资人能否通过投资馨置公司的方式参与对幼儿园的收购，也依赖于君合律师事务所对幼儿园资产的法律尽调结果。法律尽调未完成，客观上阻碍了馨置公司的融资进度，也是双方未能及时签署正式合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馨置公司有意收购吉纽思公司及20所标的幼儿园，通过整合自身互联网技术、资源，以“幼儿园核心资产＋网络技术”的模式吸引投资人投资并最终整体打包上市。《框架协议》约定的收购金额为5.46亿元，金额巨大，馨置公司是一边洽谈项目，一边洽谈投资人。馨置公司前前后后接洽了数十家投资机构，其中包括三Ｘ公司。三Ｘ公司对馨置公司的幼儿园资产包装上市计划及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很感兴趣，但三Ｘ公司对馨置公司进行投资的前提，需要对2家标的公司及20所标的幼儿园的具体情况和法律风险进行详细了解，故馨置公司实施本次收购的部分资金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收购标的的尽调结果。因曾广英不配合提供尽调材料，君合律师事务所根据已提供的材料无法对20所标的幼儿园是否合法、可持续经营等重大问题作出法律判断并出具报告，三Ｘ公司也就一直未能向馨置公司投资。2018年10月24日至27日期间，为推动收购事项进展及三Ｘ公司对馨置公司的投资到位，馨置公司带着三Ｘ公司人员到达曾广英处，再次要求其全面配合提供尽调材料，以便尽快完成法律尽调、排除三Ｘ公司的投资疑虑，推动三Ｘ公司对馨置公司的投资事宜及馨置公司与曾广英正式协议的签署。但曾广英还是不配合提供，收购进度再次拖延了下来。综上，一审判决在未查明曾广英是否提交全部尽职调查所需材料的情况下，直接推断认为“投资先决条件”已经达成，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二、国务院于2018年11月15日发文明令禁止民办幼儿园参与上市，《框架协议》基于收购幼儿园进而上市的目的已无法实现，签订正式投资协议的条件已不具备，这是后续未再推进尽调的客观原因。馨置公司系出于资本市场运作而收购吉纽思公司，目的不是要经营20所标的幼儿园，而是想通过融资及一系列交易结构的搭建，对包括20所标的幼儿园在内的资产进行打包上市。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也可以体现馨置公司进行收购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上市。一方面，鉴于条款第3点明确约定曾广英可以选择受让价值1.2亿元的馨置公司股权作为收购对价的一部分，并可在2021年后选择全现金转让馨置公司的股权，或保留馨置公司的股权于上市后再转让。另一方面，根据《框架协议》第一条第2点，馨置公司拟收购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5.46亿元是以标的资产年度净利润4200万元为基数，按13倍市盈率的估值进行收购，该估值方式也是资本市场运作的常见估值模式。馨置公司收购的盈利点全靠后续标的幼儿园打包上市时能够以高于13倍市盈率的估值公开发行股票或再转让标的资产。但曾广英前述不配合尽调的情况客观上延缓了双方签署正式交易合同的进程，降低了双方继续交易的可能性。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禁止民办幼儿园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至此，双方签订《框架协议》时的客观情况已发生了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馨置公司继续收购20所标的幼儿园并打包上市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而曾广英此前也洽谈了新的收购主体，故双方事实上都没有再继续履行《框架协议》的意愿和基础，这是双方未再推动法律尽调及未再签署最终投资协议的根本原因。三、因“投资先决条件”未满足而导致交易终止，馨置公司不存在违约和过错，不应当支付违约金，且曾广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损失，一审判决1000万元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框架性协议第二条“投资先决条件”约定，“投资方有权在下列前提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才进行本次交易。”第三条“投资安排”第一款约定，“……如满足乙方投资的先决条件，则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20日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第六条“特别约定”第三款第三项约定，“乙方承诺在签署最终投资协议后，将尽力协助甲方解决前述在先交易的解除和落实问题，并承诺基于甲方解决前述问题的需要，在乙方完成所有必须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可向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交易额40%的资金支持和其他支持”。第九条“违约条款”约定，“本协议所约定的各项条款对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在本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后续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并进行投资合作交付的，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的违约金，守约方由此发生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另行赔偿损失。”根据前述列举的合同约定，在“投资先决条件”未全部满足的情况下，不构成违约；其次，曾广英并未举证证明其因未能签署最终投资协议而具体产生了多少实际损失，应认定曾广英没有损失。即便曾广英能够证明其确实因此发生了实际损失，但因其未配合完成尽调工作、并另行就标的资产与其他收购方洽谈交易，对于未顺利、及时完成尽调和正式合同的签署亦存在过错，应由其自己承担损失。一审基于认定馨置公司根本违约，在曾广英未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判决馨置公司支付1000万元违约金，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于纠正。四、3000万的差额款应当在双方交易进行的情况下才支付，一审判决脱离曾广英提出的3000万元损失赔偿诉讼请求，在曾广英并无实际损失且已判决解除《框架协议》的情况下，又同时判决馨置公司依据该协议继续履行300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义务，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交易双方均认可解除《框架协议》，一审也判决该《框架协议》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即均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已经履行的应当返还。即便一方因合同解除而遭受了损失，其所能主张的也只是损失赔偿责任，而不能要求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事实上，曾广英在一审起诉时也是要求馨置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万元，但一审法院脱离其诉讼请求，未对曾广英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调查核实，在曾广英并无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径行将3000万元款项认定为馨置公司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仍应当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明显不符合上述合同法的规定。其次，《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以双方股权收购的交易为前提，在双方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所谓的“差额款3000万元”，因此，在交易不进行的情况下，不应当由馨置公司承担差额款。也就是说，馨置公司愿意承担3000万元的补差责任应当以标的资产不存在重大问题、可以完成相关投资交易为前提。《框架协议》中并没有单独就股权回购承担补差责任的意思。因此，在未满足核心投资条件的情况下，《框架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馨置公司不应再依据《框架协议》承担3000万元的补差责任。《框架协议》系双方基于投资标的的收购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其中交易价款和其他交易条件均与投资标的的真实状况形成对价关系。因此，关于3000万元补差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金钱给付义务，亦属于交易对价的一部分，与投资标的的价值状况直接密切相关，不能独立于投资交易存在。《框架协议》并未将曾广英回购股权与其他交易条件分离，单独就曾广英回购股权约定无条件支付3000万元补差款的意思表示，相反该条款与其他交易对价、投资先决条件并列，均属于曾广英应当完成的合同责任。具体来说，1、《框架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是5.46亿元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第2款即是馨置公司可能额外承担3000万元超额款项交易成本的约定。因此，该3000万元超额款项的承担义务本质上属于馨置公司投资对价的一部分，是在双方可以达成正式交易的情况下，由馨置公司帮助曾广英落实解决其与华Ｘ公司的合同解决事宜；2、从《框架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来看，馨置公司就3000万元额外交易成本的支付时间为“在合同签署后五日内支付”。此处的“合同签署”具体是指曾广英与馨置公司签署正式的交易合同，还是指曾广英与原收购方签署解除协议，从该条款的约定来看并不明确。结合《框架协议》第六条特别约定的第3款第（3）项关于“乙方（馨置公司）承诺在签署最终投资协议后，将尽力协助甲方（曾广英）解决签署在先交易的解除和落实问题，并承诺基于甲方解决前述问题的需要，在乙方完成所有必须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可向甲方提供…资金支持，该等资金支持包含在投资对价的现金支付总额内。”的约定，“合同签署”显然指的是馨置公司与曾广英之间的正式交易合同的签署。也只有理解为馨置公司在正式交易合同签署后向曾广英支付额外3000万元的交易对价，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否则，一方在是否签署正式合同尚不明确之前，就需向另一方支付高达3000万元的合同对价，一旦未能缔结正式合同，对方却可以白白取得3000万元的交易价款，明显不合常理，也不公平；3、标的资产经专业机构尽职调查后所反映的情况需与曾广英在洽谈交易意向过程中所描述的情况基本相符，但实际上法律尽调并未完成，标的资产的情况无法判断。馨置公司愿意额外承担最高3000万元的交易成本，是基于曾广英对标的资产的描述使得馨置公司足以产生相应的信赖利益，即只要标的资产的真实情况与曾广英描述的情况基本相符，馨置公司就认可额外支付3000万元的交易对价。一旦经尽调后标的资产的情况明显名不副实、货不对板，或存在重大的法律瑕疵，馨置公司就会放弃收购，不可能还向曾广英承担额外3000万元的交易成本。即便此时馨置公司已先行支付额外3000万元的交易成本，在标的资产经尽职调查后被证明不符合收购要求、馨置公司放弃收购的情况下，也有权要求曾广英返还。现因曾广英不配合提交尽调材料，馨置公司的法律尽调并未完成，标的资产是否与曾广英描述的情况相符已无法判断，馨置公司不可能还负担额外支付3000万元交易成本的义务。一审判决无视这一基本前提，作出的判决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更不符合商业惯例；五、曾广英所主张的损害并未实际发生，标的公司的股权和旗下幼儿园的控制权仍在曾广英手上，案外人华Ｘ公司也并未追究曾广英的违约责任。首先，曾广英未向华Ｘ公司实际支付超过8000万元的股权回购款，双方的解除协议未实际履行。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签署解除协议后，至今吉纽思公司的80%股权仍登记在华Ｘ公司名下，而曾广英一方的关联公司深圳ＸＸ投资有限公司至今仍持有华Ｘ公司3%的股权（根据双方解除协议的约定，前述股权本应于解除协议签署时完成返还）。根据一审的举证，曾广英也仅向华Ｘ公司支付了部分回购款项，后续双方是否继续履行解除协议不得而知。也不排除双方已经解除之前签订的解除协议、华Ｘ公司已退还股权回购款。但无论如何，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自本案发生至今，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的股权回购并未实际执行。即便曾广英后续完成股权回购，实际向华Ｘ公司支付的回购价款是多少，是否超过5000万元，均无从得知。因此，在馨置公司并未与曾广英达成正式交易，且曾广英未实际回购股权、也未向华Ｘ公司支付超过5000万元回购价款、未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要求馨置公司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处理结果极不公平，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利益严重失衡。其次，在判断馨置公司是否需要额外支付3000万元补差款，应只考虑曾广英支付的股权回购价款是否超过8000万元，而不应包括曾广英本应偿还的个人借款、吉纽思公司应承担的股东分红款及往来款等款项。1、曾广英向华Ｘ公司收回吉纽思公司80%股权的价款是4840万元，未超过5000万元，馨置公司依约无需支付补偿款。根据《框架协议》第六条第1款第（1）项的约定，曾广英与原收购方华Ｘ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后，因华Ｘ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及其他义务，已构成违约，各方目前已进入解除协议及完成各自返还工作的协商阶段。因此，即便馨置公司未与曾广英洽谈本次收购，因华Ｘ公司违约，曾广英也会与华Ｘ公司解除合同。馨置公司洽谈收购后，只是加速了曾广英与原收购方华Ｘ公司的解约洽谈过程。根据《框架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曾广英最终向原收购方华Ｘ公司支付的价款如果超过5000万元，超出部分由馨置公司承担，但承担的最大额度以3000万元为限。“价款”与“款项”的含义不同，“价款”是指交易的对价，“款项”是不区分具体用途的资金。因此，此处的“价款”应理解为曾广英为回购股权而支付的回购对价。根据曾广英的举证情况，曾广英为回购股权而依约支付的股权回购对价为4840万元，实际支付2000余万元，该价款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5000万元上限，馨置公司依约无需额外承担交易成本。2、曾广英所主张的依据解除协议应付华Ｘ公司的9540万元款项，除股权回购款4840万元外，其余款项均由曾广英实际享有，与曾广英股权回购及馨置公司收购股权均无关联，无权要求馨置公司来承担。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的解除协议约定股权回购价款为4840万元，其余款项为：曾广英应当归还华Ｘ公司的借款750万元，吉纽思公司应当分配给华Ｘ公司红利3500万元，以及吉纽思公司应当返还华Ｘ公司的往来款1320万元。除4840万元是曾广英为回购股权而需向华Ｘ公司支付的对价外，其余款项均与股权回购无关。具体而言，曾广英的750万借款系其个人与华Ｘ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曾广英本人使用了该借款，其本人理应承担还款义务。应分配给华Ｘ公司的红利3500万元是吉纽思公司应分配的红利，付款义务是吉纽思公司，而不是曾广英，曾广英收回股权后，该部分股东分红即归曾广英所有。吉纽思公司应当返还给华Ｘ公司的往来款1320万元，实际上就是吉纽思公司向华Ｘ公司的借款，曾广英收回股权时，其与吉纽思公司本应承担还款义务。因此，上述款项均与曾广英拟回购的股权无关，系相关方其他的经济往来，馨置公司作为股权收购方，不应由馨置公司承担超出股权回购价款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的偿付责任，这些款项事实上也由曾广英实际享有了相关经济利益，不属于曾广英因股权回购而产生的损失，不可能由馨置公司来承担。3、即使曾广英实际支付了个人借款或标的公司应付分红和往来款，该部分系曾广英或标的公司本应承担的金钱债务，亦未对相关主体造成损失。根据曾广英提供的其与华Ｘ公司的回购协议，超过48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部分系曾广英个人借款、标的公司应付分红款、往来款，均系相关主体依法本应承担的金钱支付义务，而非股权回购的溢价或加价，不属于因股权回购而发生的损失。即使上诉人未与曾广英就投资达成意向，相关主体依法也应承担上述金钱给付义务。而且，依据《框架协议》记载，曾广英已就相关事项与华Ｘ公司达成了一致，上诉人与曾广英达成投资意向并未给曾广英或其他主体造成额外的金钱给付责任，不属于《框架协议》给曾广英等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在馨置公司并未与曾广英达成正式交易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将上述曾广英、吉纽思公司应当偿付的借款、分红款的付款义务转嫁由馨置公司承担，使得曾广英同时在与包括馨置公司在内的多方洽谈交易、不配合馨置公司法律尽调、也未发生交易的情况下，却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明显不符合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曾广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曾广英辩称：一、《框架协议》的性质、效力及应否解除的问题。《框架协议》属于预约合同性质，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馨置公司明确表示不再与曾广英签订投资协议，曾广英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解除《框架协议》。二、馨置公司已经完成尽职调查，投资先决条件已经成就，馨置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投资协议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首先，馨置公司已经完成符合投资要求的尽职调查。2018年6月和8月，馨置公司分别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对吉纽思公司等交易标的开展尽职调查，8月21日完成部分尽调工作；2018年8月27日，曾广英向馨置公司补充提供了部分尽调资料；2018年8月31日，馨置公司发微信称“分手交易（指曾广英与原收购方华Ｘ公司）还是能继续”；2018年10月22日，馨置公司联系曾广英，称“这周一定到长沙和你签订......最后的投资协议”；2018年8月27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馨置公司并未再要求曾广英补充任何尽调材料。以上事实表明，至2018年10月22日，馨置公司认为签订投资协议的条件已经具备且愿意签订最终的投资协议，说明尽调已经完成，并且符合投资要求。其次，在一审法院认定符合投资要求的尽调已完成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馨置公司应当对其主张尽调未完成的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三、馨置公司委托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尽调却不能提供任何文件或成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馨置公司作为尽调工作的委托方和推进方，对尽调工作的开展情况具备充分的举证能力，在依法委托了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尽调的情况下，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报告或者任何阶段性文件，着实让人费解。倘若如馨置公司所说，尽调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那么实施尽调的中介机构应当出具无法继续尽调或者尽调不合格的阶段性意见。但是，馨置公司只能提供一份《情况说明》，且存在明显的漏洞，根本不足以被采信：一是出具《情况说明》的上海ＸＸ公司没有直接参与相关项目的尽调工作；二是《情况说明》的相关内容没有得到直接参与尽调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印证，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真伪不明。馨置公司仅凭一份未参与尽调的主体出具的《情况说明》主张曾广英未配合导致尽调工作未完成，明显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框架协议》约定的违约金1000万元远不足以弥补曾广英的损失，馨置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该违约金。曾广英为促成《框架协议》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尽早满足，以高昂的对价9540万元与第三方华Ｘ公司签订相关解除协议书，并向华Ｘ公司支付了2862万元，此乃损失一；以《框架协议》约定的5.46亿元股权投资对价为基础，曾广英对本约合同履行的期待利益已经固化，在馨置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投资协议的情况下，曾广英的期待利益完全落空，此乃损失二；同时，囿于《框架协议》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广英也丧失了与他人另行订约的机会，此乃损失三。《框架协议》约定的违约方支付1000万元的违约金，与馨置公司遭受的上述损失相比相差甚远，远远不能弥补曾广英的损失。三、3000万元补偿款并非投资对价款，不以投资先决条件满足和交易进行为支付前提，馨置公司应当在“分手协议”签署后五日内即2018年8月11日前支付该款项。首先，从第4.2条的文义来看，3000万元补偿款的性质是馨置公司自愿为曾广英承担的向原收购方支付的部分回购款，该款项明显区别于第4.1条约定的投资对价款5.46亿元，二者在性质、目的、用途和支付条件上完全不同。既然不是投资对价款，就无须以满足投资先决条件和投资进行为支付前提。馨置公司将300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与投资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直接挂钩，显然是人为地曲解合同本意。其次，从第4.2条的背景和目的来看，馨置公司之所以愿意承担这3000万元补偿款，就是为了帮助曾广英快速达成“分手协议”，最终促成《框架协议》项下的投资。3000万元补偿款的用途就是为了帮助履行“分手协议”，因此，该款项的支付只与“分手协议”直接相关，而与《框架协议》或者最终的投资协议并无直接关联。第三，从双方的履行情况来看，自《框架协议》签订以后，曾广英数十次催促馨置公司付款，馨置公司均表示愿意付款并正在筹措资金，但始终未有实际行动。曾广英无奈于2018年9月18日向馨置公司发送《通知函》，再次催促其支付该3000万元补偿款，馨置公司回复称收到该函，并愿意电话沟通。2018年10月12日，馨置公司发微信称“之前一直没答复你因为基金一直没有处理好。今天我们可以把基金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钱可以动了，想看看你那边的情况如何？”“现在有钱了，我觉得之前的条款还是挺好的”，意在愿意继续按照约定付款。虽然最终只支付了100万元，但馨置公司对该款项始终未提出异议。结合第4.2条的合同文义、签订背景、条款语境、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的履行行为，将《框架协议》第4.2条最后一句话中的“合同”理解为“分手协议”（即解除协议）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约定，馨置公司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条件早在2018年8月11日（“分手协议”签署后五日内）就已经成就，馨置公司应当支付该款项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依法驳回馨置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第三人吉纽思公司陈述其同意曾广英的答辩意见。曾广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曾广英、馨置公司之间订立的《框架协议》；二、馨置公司向曾广英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三、馨置公司赔偿曾广英经济损失3000万元，并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迟延给付该笔款项的利息67.9315万元（利息自2018年8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月21日，此后继续计算，计至支付完毕之日）；四、馨置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及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一、合同订立背景。吉纽思公司于2010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原股东分别为曾某、叶某及曾广英，认缴出资比例分别为30%、19%和51%。2016年2月，曾某、叶某及曾广英等与华Ｘ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等文件，将持有的吉纽思公司股权大部转让给了华Ｘ公司，转让后曾广英持有吉纽思公司20%股权，华Ｘ公司持有吉纽思公司80%股权。2018年6月，馨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畅与曾广英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接触，提出由曾广英解除其与华Ｘ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并回购股权，然后将股权转让给馨置公司。沟通过程中，马畅向曾广英发送了收购方案的协议文本，双方就收购方案及曾广英向华Ｘ公司回购股权的合同文本进行了讨论，马畅表示，为方便曾广英处理与华Ｘ公司之间的在先合同，馨置公司可向曾广英提供借款5000万元。2018年7月24日，马畅通过微信向曾广英发送了《框架协议》和《关于吉纽思并购的过桥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的正式文本，曾广英收到后对《框架协议》表示同意，对《借款合同》做了部分修改。二、签约事实和合同主要内容。2018年7月25日，曾广英（甲方）、馨置公司（乙方）、吉纽思公司（丙方）共同签署《框架协议》，约定：（一）标的和价格。“馨置公司及其指定的关联方，或为本次交易拟成立的投资公司”拟对吉纽思公司及其旗下的两家关联公司与20所幼儿园进行投资，收购吉纽思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4200万元（甲方承诺的2019-2021年平均利润）为基数，按13倍市盈率计算，即5.46亿元；（二）投资先决条件。投资方有权在下列前提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才进行本次交易：1、甲方配合乙方完成财务审计及法律尽职调查，经调查和审计未发现与投资标的情况有重大差异，且未发现投资标的有重大问题。2、现股东与投资方签署正式完整的投资协议。3、甲方、标的公司与华Ｘ公司就标的公司及相关幼儿园的股权和债权达成解除协议，该等协议得到乙方的认可。4、对属于交易范围而不在丙方名下的幼儿园，甲方提供幼儿园所有权的项目证明文件；（三）投资安排。1、协议签订后十日内，乙方可安排并完成尽职调查，如满足乙方投资的先决条件，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20日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2、《投资协议》是对本协议的补充和完善，其核心条款应与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和精神保持一致；（四）投资对价支付。1、乙方于《投资协议》签订后60日内支付2亿元，此后365日内支付1亿元，2022年起4个月内支付1.26亿元，余款1.2亿元由甲方选择是以股权形式还是现金方式支付，如选择现金支付，则乙方应于甲方通知支付之日起三个月内付清。2、乙方确认并同意：甲方和华Ｘ公司解除合同时，甲方为快速达成与原收购方解除协议，促成本合同项下的投资，导致甲方与华Ｘ公司之间协议所约定的各笔款项经协商、核算、抵销后，最终导致甲方应向华Ｘ公司支付的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乙方承担的额度以3000万元为限。乙方应承担的超额款项，应由乙方在合同签署后五日内支付。《框架协议》另于第六条和第九条分别约定，乙方承诺在签署最终投资协议后，将尽力协助甲方解决在先交易的解除与落实问题，并承诺在完成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可向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交易额40%的资金支持和其他支持，该等资金支持包含在投资对价的现金支付总额内；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后续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并进行投资合作，均构成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并另行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2018年8月1日，曾广英、馨置公司又共同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馨置公司向曾广英提供借款5000万元，如双方的股权交易最终完成，则借款不收取利息，如该交易最终未完成，则本借款按年8%的利率计算利息。馨置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应在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书》生效后8个工作日内，将出借款项汇入曾广英账户。三、履行和发生争议过程。《框架协议》签订后，曾广英着手履约。2018年8月6日，曾广英及其关联方、吉纽思公司等共同与案外人华Ｘ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曾广英等以4840万元向华Ｘ公司回购股权，另应向华Ｘ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华Ｘ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投入款和应分配利润等，总金额合计9540万元，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应先支付2862万元。该协议签订后，曾广英将《协议书》文本发送给了马畅。《框架协议》签订后，曾广英与馨置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畅就后续履行问题不断进行协商和沟通：1、2018年8月3日，曾广英提出目标公司旗下幼儿园急需运营资金500万元，马畅表示会帮助解决。8月10日，曾广英提示《借款合同》项下的5000万元借款需要尽快拨付，以向华Ｘ公司支付首期款，马畅同意。此后，曾广英多次催促付款，马畅以“我催了银行”“资管新规后基金出资都很麻烦”“如果今天还没到账，就会退回”等内容回复。直至同年8月20日，馨置公司才向曾广英汇款50万元；2、其后，曾广英继续催款，马畅于8月21日向曾广英发送账户余额查询照片，声称“钱都准备好了”，同时提出“我财务和我说尽调数据你这边不是很配合…如果尽调都做完了，我们正规的把这个交易做完，不要这样弄来弄去了”，并向曾广英发送了一份名为《审计报表与公司管理报表存在差异的原因》的文件，曾广英表示“我们的尽调没有不配合，已经提交了你们需要的资料”，对馨置公司文件中所述问题需要“了解一下”。而后，双方商定由各自的财务人员在长沙进行业务对接。8月27日，曾广英告知马畅其已陷入对华Ｘ公司的违约，同时提出“尽调资料已安排，今天补齐资料。关于款周三必须到位，五千万有困难那三千万必须到”，马畅则回复称正在通过过桥借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8月29日，马畅通过个人账户向曾广英汇款50万元；3、曾广英收到馨置公司支付的50万元后继续催款，并对馨置公司的履约诚意提出质疑，马畅则表示正在落实款项，预计9月5日付款，会支持曾广英处理好和华Ｘ公司的股权回购安排，“和他（华Ｘ公司）的分手交易还是能继续”。9月5日之后，馨置公司又表示可在9月10日支付1000万元，但仍未兑现；4、曾广英于9月12日质问马畅是否正在筹划将拟收购的股权转让给雅居乐公司，马畅予以否认。其后，曾广英表示如馨置公司仍不付款，其将考虑解除与馨置公司的合作关系，马畅则表示“我正在积极解决，能不能等到15号”。9月17日曾广英再次询问款项支付问题，马畅表示“我们能支付的，曾总你稍等。”5、2018年9月18日，曾广英发函给馨置公司，要求馨置公司按《框架协议》约定支付向华Ｘ公司回购股份的补偿款3000万元，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提供借款5000万元。馨置公司未予回复；6、2018年10月12日，马畅再次联系曾广英，称“之前一直没答复你因为基金一直没处理好，今天我们可以把基金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钱可以动了，想看看你那边情况如何”，“现在就是有钱了，钱可以用了。我觉得之前的条款还是挺好的”，曾广英回复要求对方先支付部分款项。10月22日，马畅联系曾广英称“这周一定到长沙和你签订协议”“最后的投资协议”，曾广英则坚持要求其“安排资金”；7、10月25日，马畅向曾广英发出名为《长沙访谈行程》和《吉纽思材料清单》的文件，同时表示“资金我过来和你聊”，曾广英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对方支付部分资金。此后，2018年10月底，双方发生争执，马畅提出，“之前你这边的法务尽调的材料一直提供不全，不然我们也没必要今天再来了”，此次前来进行二次尽调的是“三Ｘ公司”的人，“我的人不参加看材料”“我们合不合作也要参考三Ｘ最后给我的答复”，“过桥合同和投资协议（指原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框架协议》）需要重新起草”。曾广英则提出原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框架协议》已经生效，要求对方先支付部分款项，“明天5点没有支付500万，不会再给你们合作的机会”。而后，2018年11月12日，曾广英询问马畅“三Ｘ来问我们出让多少股份和估值要求，需要配合你们吗？”马畅回复称“我来统一回复吧，他们想砍价”。四、其他事实。1、曾广英于2018年9月10日至20日期间通过借款和其他形式筹措资金向华Ｘ公司支付了首期股权回购款2862万元，余款未付。华Ｘ公司为此发函给曾广英，以迟延付款为由提出索赔要求。此外，曾广英在起诉前对其与馨置公司马畅进行微信沟通的记录进行了公证，支出公证费6720元；2、为进行涉案股权交易，馨置公司于2018年6月和8月分别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签订协议，委托上述机构分别对拟收购的华Ｘ公司“下属相关资产”进行财务审计和尽职调查；3、庭审中，馨置公司主张：2018年10月马畅是介绍三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曾广英及目标公司进行尽调的。当时的意思是，馨置公司已终止收购，由三Ｘ公司与曾广英洽谈可否收购；4、馨置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其与上海Ｘ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ＸＸ公司）于2018年6月签订的《企业并购财务顾问服务合同》、ＸＸ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主张ＸＸ公司负责对拟收购标的的财务尽调工作并协调法务尽调工作，ＸＸ公司证实目标公司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7年利润与曾广英承诺的金额不符，曾广英提供的资料不足以让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尽调报告。曾广英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可。原审判决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框架协议》是否生效；2、馨置公司未与曾广英签订正式的投资协议是否违约、是否应按约定支付1000万元的违约金；3、就曾广英向华Ｘ公司回购股权，《框架协议》约定的补差义务是否以“投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馨置公司是否应承担3000万元的补差责任；4、《框架协议》是否应当解除；5、馨置公司是否应赔偿曾广英为办理公证和保全担保而支付的费用。评判如下：一、《框架协议》已生效。根据协议内容，《框架协议》是双方就拟进行的股权交易进行商业谈判而形成的阶段性协议，该协议主要设定了双方继续谈判和未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签订正式合同的义务，属预约合同性质。《框架协议》中“投资先决条件”的约定是就未来支付股权交易价款义务所设置的前提条件，而非就《框架协议》的生效设置条件。因此，《框架协议》并非附条件生效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即已生效。二、馨置公司未与曾广英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构成违约。根据曾广英与馨置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畅的微信聊天记录，《框架协议》签订后，馨置公司在2018年8月21日已完成部分尽调工作，8月27日曾广英补充了部分尽调资料，之后馨置公司未再要求曾广英补充资料，也未告知曾广英尽调结果与曾广英披露的事实不符。相反，在曾广英补充尽调资料后，馨置公司在8月底明确告知曾广英“和他（华Ｘ公司）的分手交易还是能继续”，10月22日还主动联系曾广英称“这周一定到长沙和你签订协议”“最后的投资协议”，馨置公司直至10月底介绍三Ｘ公司重新尽调时才提出“之前你这边的法务尽调的材料一直提供不全”。上述过程表明，馨置公司已完成尽调，经尽调未发现投资标的存在重大瑕疵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馨置公司虽主张因曾广英不配合而未完成尽调工作，但馨置公司的主张与微信记录表明的尽调过程不符，且馨置公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尽调和审计，其对尽调和审计工作进展具有充分的举证能力，但其却未能提供中介机构的《审计报告》《尽调报告》或8月27日后的阶段性工作文件予以证实。馨置公司依据Ｘ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张目标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2017年利润与曾广英描述不符，曾广英提供的资料不足以让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尽调报告，但《情况说明》对曾广英承诺2017年利润的描述没有证据证实，且ＸＸ公司并未直接参与审计和法务尽调工作，其陈述内容来源不清，没有其他证据可资印证，证明力不足。因此，馨置公司提出的反驳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应予以采纳。据此，馨置公司未与曾广英签订正式股权交易文件的行为构成违约，馨置公司应依约定承担支付1000万元违约金的责任。对馨置公司提出的未能签订股权交易文件的原因在于尽调未能完成的抗辩，不予支持。三、馨置公司应承担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的责任。《框架协议》第二条约定，馨置公司进行交易以尽调合格、签订正式的《投资协议》、曾广英和华Ｘ公司达成回购股权的协议等“投资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为前提。第四条又约定，馨置公司在签订正式的《投资协议》后支付5.46亿元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款，在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后五日内支付股权回购补差款。从上述时间安排和《框架协议》文字内容分析，5.46亿元是双方就未来拟进行的股权转让所预定的转让对价，该款的支付以签订本约等投资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而3000万元补差款则是对曾广英与华Ｘ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的补偿款，目的在于促成部分“投资先决条件”尽快获得满足，该款的支付时间是和华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后五日内”。因此，3000万元补偿款的性质与5.46亿元截然不同，并非未来进行股权交易的对价，其目的在于促成部分“投资先决条件”的满足，不以“投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付款前提。本案中，曾广英已经按约定和华Ｘ公司签订了相关回购协议，依照《框架协议》的约定，馨置公司应承担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的义务。馨置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并应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馨置公司以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投资协议》、“投资先决条件”未能得到全部满足为由提出抗辩，其抗辩理由曲解了合同文义，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采纳。四、《框架协议》应予解除。如前所述，《框架协议》具有预约性质，双方的主要义务是在符合一定投资条件的情况下订立本约。在《框架协议》履行期间，双方迟迟未能签订本约，馨置公司更于2018年10月底接洽曾广英，推荐其他投资机构（三Ｘ公司）对曾广英进行尽调考察，业已以行为的方式作出了其不会订立本约和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本案庭审中，双方也均表达了不会继续履约的意思。因此，曾广英请求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支持。五、馨置公司应赔偿曾广英公证费6720元。曾广英为进行本案诉讼，基于固定证据的需要对涉案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支出公证费6720元。该公证费的支出是曾广英为维护权利进行的合理开支，属于因馨置公司违约而给曾广英造成的损失，馨置公司应对该笔费用支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曾广英在本案中因申请财产保全而支付了保全担保费24407.58元，该笔支出不属于必要开支，曾广英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对曾广英要求馨置公司负担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曾广英、馨置公司、吉纽思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签订的《关于收购深圳市吉纽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框架性协议》；二、馨置公司向曾广英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三、馨置公司向曾广英支付补偿款30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8年8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四、馨置公司赔偿曾广英公证费损失6720元；五、驳回曾广英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5197元、保全费5000元，由曾广英负担150元，由馨置公司负担250047元。本院二审期间，馨置公司提交了君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与吉纽思公司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提出的第一次法律尽调清单、经公证的邮件（含2020年5月27日姓名为齐某发给“马总、曹总”的一份“关于吉纽思及下属幼儿园的法律尽职调查情况”说明）、馨置公司与上海ＸＸ投资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ＸＸ投资公司）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书》、三Ｘ公司与馨置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2020年5月的吉纽思公司和华Ｘ公司等工商登记信息、曾广英与原陕西明珠瑞吉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上诉提出的曾广英未按要求提供法律尽职调查所需的材料导致君合律师事务所未能完成尽调工作及其为履行《框架协议》委托ＸＸ投资公司引入三Ｘ公司等投资人而非终止履行该《框架协议》转由三Ｘ公司收购吉纽思公司、以及《框架协议》因国家政策出现调整而无法实现当初的上市目的、曾广英与华Ｘ公司达成的解除原《股权收购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存在3000万元损失等主张。对于馨置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曾广英在本院调查询问后书面表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但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问题，一是君合律师事务所表示尽调材料不齐全的邮件发送时间是2020年5月27日，发件人为齐冀，时间和具体负责尽调的人员均与当时的情况不吻合；二是所谓的2018年9月14日要求补充尽职调查材料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曾广英于同年9月18日向馨置公司催款的《通知函》和同年10月12日及22日馨置公司董事长马畅的解释和回复内容不符；三是从2018年10月12日至10月27日三Ｘ公司与馨置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后期的尽调和收购主体实际已变为三Ｘ公司，只是表面借用馨置公司的名义进行。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经本院调查核实，双方确认存在以下表述不准确或应当补充之处：一是《框架协议》第四点投资对价支付中“乙方确认并同意：如果甲方和华Ｘ公司解除合同时，甲方为快速达成与原收购方解除协议，促成本合同项下的投资，导致甲方与华Ｘ公司之间协议所约定的各笔款项经协商、核算、抵销后，最终导致甲方应向华Ｘ公司支付的总金额超过5000万的，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乙方承担的额度以3000万为限”应为“甲方为快速达成与原收购方解除协议，促成本合同项下的投资，导致甲方与原收购方之间协议所约定的各笔款项经协商、核算、抵销后，甲方应向原收购方支付的最终总价款超过5000万的，超出部分款项由乙方承担，乙方承担的额度以3000万为限”；二是“2018年8月6日，曾广英及其关联方、吉纽思公司等共同与案外人华Ｘ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曾广英等以4840万元向华Ｘ公司回购股权，另应向华Ｘ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华Ｘ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投入款和应分配利润等”中“支付华Ｘ公司对目标公司投入款”部分。经核实，上述《协议书》约定曾广英和吉纽思公司所付款项构成为：吉纽思等目标公司的股权款4840万元、目标公司应分配给华Ｘ公司经营期间的利润3500万元（曾广英应分得875万元）、目标公司应返还华Ｘ公司经营期间的往来款1320万元、曾广英借款750万元，扣除华Ｘ公司应付吉纽思公司新建三所幼儿园的投资款870万元，华Ｘ公司最终应收款9540万元；三是馨置公司另认为曾广英在2018年9月17日之前通过微信要求马畅所付款项均为《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而非履行《框架协议》的款项、曾广英向华Ｘ公司支付的首期股权回购款为2362万元而非2862万元、原审时其代理人表示2018年10月馨置公司已终止收购并由其负责人马畅介绍三Ｘ公司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和洽谈收购系理解错误，但曾广英对上述主张不认可；四是双方确认曾广英于2018年4月即与华Ｘ公司协商原收购协议的解除问题，同年9月20日，曾广英与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同标的的投资意向和借款框架协议，后被该公司解除。但曾广英表示与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是为了防止因馨置公司违约造成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且每家公司的收购标准和要求不同，该公司后来解除协议不能证明馨置公司主张的目标公司不符合尽职调查要求。除以上内容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馨置公司为收购吉纽思公司全部股权与被上诉人曾广英、原审第三人吉纽思公司协商后达成《框架协议》，对双方准备交易的标的、价款、正式《投资协议》签订的先决条件、具体投资安排和借款等资金支持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上述《框架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协议各方均应依法严格履行。现《框架协议》因履行问题发生争议，原审法院根据曾广英的请求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在于：一、《框架协议》是否因法律尽职调查条件未满足而未能继续履行，馨置公司是否构成违约；二、解除《框架协议》是否给曾广英造成了3000万元的实际损失，在《框架协议》判决解除的情况下，馨置公司应否承担继续履行该部分款项的义务。一、关于《框架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问题。馨置公司上诉认为双方未能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签订正式《投资协议》的首要原因在于曾广英未能提供法律尽职调查所需的材料，导致法律尽职调查不能如期完成，投资先决条件无法满足，故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对此，原审判决已根据相关证据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认定。首先，从《框架协议》约定和双方履约过程来看，《框架协议》约定馨置公司于该协议签订后10日内安排并完成尽职调查，但馨置公司实际至2018年8月底前均未反馈尽职调查结果，期间除原审认定其于同年8月27日要求曾广英补充部分材料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正式向曾广英提出过尽职调查材料不完备、不能作出尽职调查结论或发现投资标的存在重大问题或情况差异的异议。相反，从原审查明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馨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表示可以继续进行相关交易并签订最终的投资协议，且在曾广英持续地口头或发函催促其履行借款和资金支持的约定并表示如不付款将考虑解除双方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一直表示会安排解决并要求给其时间而未提出双方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未满足，同时也先后履行了两笔各50万元的款项，故原审判决认定尽职调查未发现投资标的存在重大瑕疵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其次，就举证责任而言，在曾广英已提供尽职调查材料的情况下，馨置公司如认为其提交的材料不完备，应由馨置公司举证证明缺少的材料及曾广英未按其要求补充，不存在馨置公司上诉所述的“证有不证无”的前提。对此，馨置公司虽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了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和邮件，用以证明其于2018年9月份还在要求曾广英补充尽职调查材料，但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曾广英也不同意质证，依法不能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至于邮件中一份名为君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齐某2020年5月27日所发的尽职调查说明，一方面该份材料是对以往工作情况的说明，虽时间在一审举证期限之后，但本质上不属于新证据，另一方面馨置公司聘请的法律尽职调查单位是君合律师事务所，有关尽职调查的结论应由该律师事务所作出，上述个人既非负责尽职调查的律师，亦非该单位的负责人，其作出的说明不具有证明力；第三，在馨置公司未能依约提供向华Ｘ公司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曾广英虽就相同标的与广西ＸＸ教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并被该公司解除，但该行为系其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且不同公司的收购标准不尽相同，不能以此为据证明馨置公司所主张的收购标的不符合尽职调查标准。曾广英此点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结合原审查明的馨置公司在2018年10月安排三Ｘ公司进行二次尽职调查并与曾广英商谈收购的事实，以及该公司一审代理人所作的说明，足以认定双方未能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签订正式投资协议的违约责任在于馨置公司。馨置公司该方面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馨置公司提出国务院发文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致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由于本案投资标的能否上市受多种因素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属于商业风险，双方亦未明确收购标的上市是订立正式投资协议的条件，故馨置公司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审判决其承担1000万元的违约金，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解除《框架协议》给曾广英造成的损失和3000万元补偿款的性质和支付问题。根据《框架协议》“投资对价支付”的约定，为促成双方约定的投资先决条件成就，馨置公司确认并同意曾广英尽快与原收购方达成解除以前的收购协议，如果因此导致曾广英与原收购方协议所约定的各笔款项经协商、核算和抵销后，最终支付的总价款超过5000万元的，超出部分由馨置公司另外承担，但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从《框架协议》的条款结构可以看出，该部分款项是《框架协议》根据当时目标公司股权已先行转让他人的实际情况，约定馨置公司在收购的股权对价之外视情况另行承担的一部分费用，其性质上属于整体投资支出的一部分，也属于双方《框架协议》约定的一项内容。现《框架协议》已被判决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馨置公司尚未履行的该部分款项，依法应当终止履行。并且，经二审审查，曾广英与华Ｘ公司协议解除原收购协议确定的总款项9540万元是由目标公司的股权款4840万元、华Ｘ公司经营期间的利润3500万元、应返还的往来款1320万元和曾广英应偿还的借款750万元构成的，这其中的借款和应返还的华Ｘ公司往来款明显不属于曾广英因解除原收购协议而额外支出的成本或损失，而是曾广英个人和目标公司应偿还的款项，除此之外，华Ｘ公司经营期间的利润也属于目标公司支付的款项而非曾广英个人支付，且曾广英本人亦分得了利润875万元，故将上述款项计入《框架协议》约定的曾广英为解除原收购协议最终向华Ｘ公司支付的总价款，理由和依据均不充足，也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另外，曾广英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赔偿经济损失3000万元，原审法院却判决馨置公司继续履行3000万元的补偿款，也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馨置公司该方面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至于曾广英因信赖双方约定和馨置公司的承诺而解除了与华Ｘ公司的收购协议，因该合同双方之间的纠纷尚未解决，曾广英是否产生损失及其损失大小目前无法确定，本案对此不作处理。曾广英可在其与华Ｘ公司之间的纠纷解决后再根据新的事实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判决馨置公司继续履行3000万元补偿款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973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9736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和第五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曾广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5197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97元。由上诉人上海馨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031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曾广英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84881元，合计369762元（上诉人上海馨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97元，多交184881元，该款直接冲抵曾广英应补交的184881元，上海馨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可在履行本判决时扣减应付曾广英的相应款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慈  云  西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王  丹  妮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