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9号原告朱乔春，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滨海县。委托代理人龙静文，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卫东，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富凯大厦。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闫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朱乔春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9〕123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乔春的委托代理人龙静文、卢卫东，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闫雯、林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12日，被告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作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对证券市场依法实施有效监管，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对所有投资者共同权益的平等保护。本案中，原告向广东证监局反映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涉嫌违法违规事项，广东证监局对原告反映事项依法进行核查，并就核查情况作出书面答复，上述行为未设定原告的权利义务，未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与上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外，原告要求获得举报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本案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朱乔春诉称：一、被诉复议决定未认定原告属于受害人的事实、未认定原告属于举报奖励请求人的事实、未认定本案存在“原告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等事实，明显构成查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等法律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与广东证监局关于朱乔春举报事项的复函（广东证监复字〔2019〕51号，以下简称51号复函）不具有利害关系，属于凭主观推断作出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他字第14号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第二点的规定，原告因财产权、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广东证监局投诉，与该局的举报处理行为以及51号复函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对广东证监局作出的处理行为不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被告认定原告不具有利害关系明显与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不符。四、原告属于举报事项的奖励请求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举报事项请求权人也属于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78号案例内容，广东证监局不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原告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获得举报奖励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五、天赐材料相关年报存在虚假陈述事实，侵犯了原告作为股民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原告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依法向广东证监局提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后，广东证监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作出51号复函，导致原告无法对天赐材料等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该复函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和知情权。同时该复函未支付原告举报奖励，也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上述事项均是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复议的事项，被告认定不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明显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诉复议决定，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没有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有利害关系，被告没有依法履行复议职责；3.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向广东证监局提交了相关的要求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请求，以及具体的请求事项和事实理由等；4.股票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天赐材料存在违法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失，原告和被告及举报事项之间有利害关系；5.51号复函，用以证明广东证监局根据原告的履职申请作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及行为的具体内容，原告不认可广东证监局的结论；6.《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以下简称分析说明），证明天赐材料信息披露和计算等存在虚假的情况；7.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邮寄交寄单（1117011446178）收据、邮寄交寄单、查询单，以及行政复议证据目录，用以证明该邮件内品名及数量包括：朱乔春不服51号复函而提起政复议材料两套、委托手续一套，其中，行政复议材料包括行政复议证据目录中的附件材料，被告认为该邮件中只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陈述是假的，因为如果只有两份行政复议申请书加上一份委托手续，邮件总重量最多不超过300～400克，而实际邮件的总重量却达1367克；8.（2020）最高法行申1259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害关系的认定与原告观点一致。被告证监会辩称：一、原告与51号复函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二、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被告行政复议机构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2.证监复答字〔2019〕11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以下简称110号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广东证监局答复；3.广东证监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该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4.被诉复议决定的EMS单据，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以及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持异议；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关联性、真实性，不认可其合法性及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认为广东证监局答复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8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为，不作为审查该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向广东证监局提交了《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申请书》（以下简称涉案履职申请），主张其为天赐材料的小股东。经代理人等专业人士对公司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会计报表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相关信息存在一系列虚假记载的嫌疑。原告请求广东证监局履行法定的监管工作职责，依法对天赐材料招股说明书、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会计报表存在的虚假记载嫌疑事实进行核查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处罚；请求依法给予其举报奖励；如果广东证监局认为分析说明的问题不存在，请依法针对分析说明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解释或依法责令天赐材料公开披露分析说明中涉及的嫌疑问题以及依法责令天赐材料公开披露针对分析说明中涉及的嫌疑问题所作出的详尽解释说明的具体内容，以保护其及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和投资决策权。原告随上述申请一并提交了其证券交割单复印件；天赐材料招股说明书、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江苏监管局苏证监信公告字（2016）048号信息公开告知书以及附件3.中国天楹《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相关说明》、附件4.立信所《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核查意见》。其中证券交割单显示的对账周期为2008年5月1日～2016年8月3日，朱乔春在2014年2月12日买入天赐材料（证券代码002709）股票1300股，并于2014年2月19日卖出，亏损3107.35元。广东证监局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51号复函，告知原告：一、关于天赐材料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的问题。（一）涉案履职申请反映的15个问题中，有7个问题与原告于2016年12月向广东证监局反映的问题相同，分别是“八、采购总额分析，成本费用存在差异嫌疑”“九、采购总额分析，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成本费用存在差异嫌疑”“十、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营业成本存在差异嫌疑”“十一、合并‘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十二、合并‘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十三、合并报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数值存在巨额差异嫌疑”“十四、合并报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对上述7个问题，广东证监局进行了核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向原告函复了核查结果（广东证监信函〔2017〕11号）。（二）关于涉案履职申请反映的其余八个问题。1.关于天赐材料子公司江西艾德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艾德）的净资产不准确的问题。经查，天赐材料2017年年报披露，2017年合并范围较2016年度增加子公司江西艾德，取得方式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相关规定，被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之前已经确认的商誉，购买方在对企业合并成本进行分配、确认合并中取得可辨认资产和负债时不应予以考虑。天赐材料2017年年报披露江西艾德期末少数股东权益时，扣除了江西艾德自身合并报表中的商誉2126.21万元，而天赐材料2017年年报“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披露的江西艾德“资产合计”金额则包括江西艾德自身合并报表中的商誉2126.21万元。2.关于2016年、2017年年报虚增资产和净资产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6年、2017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及应付工程设备款增加金额等财务数据过程中未考虑：（1）合并范围的变化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变动的影响；（2）在建工程领用存货的影响；（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的影响；（4）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的入账金额是不含税金额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3.关于2017年合并利润表披露的“合并报表综合收益”金额错误的问题。经查，天赐材料2017年年报披露，对联营企业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4152.38万元。在原告计算过程中未考虑该调整事项，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4.关于2016年、2017年年报披露的成本、费用金额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6年、2017年有关成本、费用等财务数据过程中未考虑：（1）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包含了相关采购的增值税进项税额；（2）合并范围的变化对存货、应付职工薪酬变动的影响；（3）2016年直接计入管理费用的印花税、房产税等相关税费的影响；（4）支付的蒸汽等制造费用所对应的现金流量表项目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5）在建工程领用存货对存货减少的影响；（6）公司出口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对成本的影响；（7）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制造费用中领用的低值易耗品的影响；（8）股权激励计划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制造费用的影响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5.关于“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金额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6年、2017年“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科目金额过程中未考虑：（1）预计负债、与收益相关的递延收益等经营性应付项目变动的影响；（2）应交税费的变动中包含了限制性股票可抵扣税金的影响；（3）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科目中其他非经营性变动影响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6.关于“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金额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6年、2017年“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科目金额过程中未考虑：（1）坏账准备的影响；（2）应收票据中用票据结算的工程设备款项；（3）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等科目变动中的非经营性变动项目；（4）受限资金变动的影响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7.关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6年、2017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科目金额过程中未考虑坏账准备的影响、应收票据背书支付的影响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8.关于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不实，可能虚增收入的问题。经查，原告在计算天赐材料2013年、2014年、2015年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科目金额过程中未考虑坏账准备的影响、应收票据背书支付的影响、有关科目间的调整等，导致相关公司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错误。综上，原告自行设计的计算公式以及依据该计算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均存在错误，核查未发现天赐材料年报存在有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形。二、关于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问题。经查，原告的举报事项不符合《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证监发〔2014〕53号）所规定的举报奖励情形。原告收到上述复函，于2019年9月18日向被告提出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广东证监局逾期作出51号复函的行为违法，并请求撤销51号复函，决定广东证监局针对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依法重新履行法定职责，对天赐材料进行立案稽查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广东证监局依法支付其举报奖励。2019年9月24日，被告行政复议机构收到上述申请。同年9月30日，被告作出110号通知书，通知广东证监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同时将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同年10月9日，广东证监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同年11月12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次日邮寄给原告。同年11月19日，原告收到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院庭审中，原告认可其举报时提交的分析说明系基于其自己对于年报数据分析得出的意见和结论；认可其涉案履职申请反映的15个问题中，对于问题八至问题十四，广东证监局已于2017年2月15日向原告函复了核查结果（广东证监信函〔2017〕11号），原告本次在涉案履职申请中提出的相关举报事项，系要求行政机关重复处理。本院认为：在朱乔春提起本案复议申请所针对的51号复函中，广东证监局对朱乔春提出的十五项履职申请事项，分两类进行了答复，本院按51号复函答复内容及所对应的朱乔春复议申请，亦分为两部分对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评析如下：一、关于51号复函中针对朱乔春涉案履职申请所列问题八至问题十四的答复及朱乔春相关复议申请。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受理行政复议的前提，是行政复议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因朱乔春涉案履职申请所列问题八至问题十四，广东证监局此前已向朱乔春函复了核查结果，朱乔春本次在涉案履职申请中提出的相关举报事项，系要求行政机关重复处理，朱乔春对此亦表示认可，上述履职申请事项及51号复函中对该事项所进行的答复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被告驳回原告相关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二、关于51号复函中针对朱乔春涉案履职申请所列问题一至问题七、问题十五的答复及朱乔春相关复议申请。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受理的法定条件之一。投诉举报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举报，进而针对行政机关的处理或不处理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具有复议申请人的资格。因此，投诉举报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应当提交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证明其所举报的违法行为对其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本案中，朱乔春作为投资者，在进行天赐材料股票交易过程中发生亏损。其认为天赐材料招股说明书及年报存在虚假陈述造成其投资亏损，向广东证监局举报并要求该局予以查处。但原告举报天赐材料存在违法行为依据的是自己对相关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年报披露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披露信息虚假的结论，缺乏客观事实或证据线索予以证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举报的天赐材料违法行为与其主张的股票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具有针对广东证监局作出的51号复函以及要求广东证监局履行证券市场监管职责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被告据此驳回原告该部分复议申请正确。原告关于其与举报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等诉讼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提出其与广东证监局的处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诉讼意见，因本案在基本案情等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第77号指导性案例不相类似，故原告该项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提出投诉举报时施行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且罚没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罚没款金额的1％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已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的，酌情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10万元。对于举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或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线索，经调查属实的，奖励金额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因此，投诉举报人举报证券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能够取得举报奖励的前提是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本案中，广东证监局经核查未发现天赐材料年报存在有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形，原告要求支付举报奖励的前提不存在，其针对广东证监局未支付奖励的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缺乏事实根据。被告认定原告该项复议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驳回原告该项复议申请并无不当。此外，关于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乔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乔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君慧审 判 员 王 阳审 判 员 王春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蓓书 记 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