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振凤，女，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平，山东守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青檀中路**。主要负责人：王延春，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胜，男，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琳，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超，男，196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枣庄市市中区，住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任思君，女，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张涛，男，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系任振凤丈夫。上诉人任振凤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及原审被告孙超、任思君、张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2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振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或依法改判；2.原判决利息是本金的二倍，显失公正，请予调整；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4日，被上诉人以金融借贷欠款为由提起了民事诉讼。而实际情况是，2012年7月21日，孙超借上诉人之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借款10万元。借款截止日为2014年7月18日。上诉人不是真正的借款人，更没有使用此笔借款，这一点被上诉人是心知肚明的。也是由于此种原因，直到起诉之前被上诉人也一直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偿还此笔贷款的权利。上诉人也不知道此笔借贷的任何结果（是否偿还，以及偿还的程度怎样）。由此可以看出，从借款到期之日至起诉之日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了，但被上诉人却无中生有，在一审庭中所提交了自己编造的《借款逾期催款通知书》，这一内容是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制造和出具的，而且上诉人即不知情也更未签字，也不知道，也未曾见到过什么《借款逾期催款通知书》。因此，此证据不能用作为证据使用，也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申请二审人民法院重点查明此证。从这一点讲，此案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农商银行市中支行辩称，1.《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人是任振凤，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向任振凤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任振凤在一审中未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2.借款利息均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未超过年利率24%，不符合法律规定调整的适用条件。张涛述称，我与任振凤是夫妻关系，贷款我没用，也不是我取的，孙超、任思君一、二审均未到庭，本案实际用款人是任思君，贷款时我只有土地使用证，没有房产证，房产证是伪造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贷款会批下来，贷款到期后我未接到过银行要求还贷款的通知。孙超、任思君未陈述意见。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振凤、张涛偿还借款本金92，300.12元及利息；2.判令任思君、孙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1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任振凤（借款人）签订了个借字（2012）年第08032号《个人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7月21日至2014年7月18日；借款方式为可循环方式；借款利率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10%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约定的利率直至借款到期日，期内不变；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计算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还款方法为定期结息，到期日利随本清；可循环方式借款的担保为最高额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大写）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等等。2012年7月21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任思君、孙超签订保字（2012）年第0803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鉴于任振凤与债权人将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期间及最高额签订债权债务合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上述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金额）壹拾伍万元整，债权人自2012年7月2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止（该期限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决算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等等。2012年7月16日，张涛向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作出《财产共有人同意借款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与借款人任振凤是夫妻关系，系财产共有人，经我们财产共有人协商同意，于2012年7月16日向贵社（行）提出借款申请，申请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期限24个月，用途为运输。本人郑重承诺：自愿接受贵社（行）的信贷管理规定，按申请用途使用信贷资金，及时督促借款人或主动按期偿付贷款本息。若出现违约行为，本人自愿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在贵社（行）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所有债务。在所欠债务未清偿期间，若出现财产分割或其他影响清偿债务效力的，我将及时通知贵社（行），并自愿接受相应信贷或法律制裁”。2013年8月1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将10万元支付给任振凤，任振凤在借款借据上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借款借据载明利率为10.5000‰，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8日。截至2019年10月8日，任振凤尚欠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2016年1月24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向任振凤发出了催通字（2016）年第013号《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内容为“到2016年1月24日止，您（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及利息另计”，债务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社（行）2016年1月24日签发的编号为2016年第013号的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任振凤在债务人签字予以确认。2016年1月24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分别向任思君、孙超发出了保通字2016年第013号《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内容为“到2016年1月24日止，您（单位）为债务人任振凤担保的债务本金（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及利息另计，详见《欠款清单》已逾期，请您（单位）接本通知后立即按照担保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特此通知”，担保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社（行）2016年1月24日签发的编号为2016年第013号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任思君、孙超在担保人处签字予以确认。另查明，由于枣庄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改制，改设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振兴支行、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兴支行，该案债权转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享有。一审法院认为，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任振凤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任思君、孙超签订的保证合同，张涛向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作出的财产共有人同意借款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签约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在依合同约定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1.任振凤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本案中，借款到期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6年1月24日向任振凤发出了《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也即权利人于2016年1月24日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请求，此时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任振凤诉至一审法院，故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已经履行完毕放贷义务，借款人任振凤就应按合同的约定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截至2019年10月8日，任振凤尚欠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有权按合同约定要求任振凤偿还借款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2.张涛的责任承担问题。张涛于2012年7月16日向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作出了《财产共有人同意借款承诺书》，承诺与任振凤是财产共有人，知晓和同意本案借款，承诺及时督促借款人或主动按期偿付贷款本息，并自愿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本案债务，因此该笔贷款应为任振凤、张涛的共同债务，张涛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一是张涛在庭审中辩称“这几年银行一直没有找过我们”，也即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二是本案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8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张涛诉至一审法院，且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曾向张涛主张过权利，故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已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对张涛请求权的权利。3.任思君、孙超的责任承担问题。（1）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7月21日至2014年7月18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债权人自2012年7月2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止（该期限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决算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8日，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4日向任思君、孙超分别发出了《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并未超出保证期间，且经任思君、孙超签字确认，此时保证期间的功能被诉讼时效所代替，保证人与债务人应同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任思君、孙超诉至一审法院，此时任思君、孙超所适用的并非保证期间，而是诉讼时效的规定。（2）责任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任思君、孙超为上述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在最高额1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任思君、孙超应在最高额15万元的范围内为上述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任振凤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任思君、孙超签订的保证合同，张涛向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作出的财产共有人同意借款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签约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在依合同约定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1.任振凤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本案中，借款到期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6年1月24日向任振凤发出了《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也即权利人于2016年1月24日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请求，此时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任振凤诉至一审法院，故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已经履行完毕放贷义务，借款人任振凤就应按合同的约定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截至2019年10月8日，任振凤尚欠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有权按合同约定要求任振凤偿还借款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2.张涛的责任承担问题。张涛于2012年7月16日向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作出了《财产共有人同意借款承诺书》，承诺与任振凤是财产共有人，知晓和同意本案借款，承诺及时督促借款人或主动按期偿付贷款本息，并自愿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本案债务，因此该笔贷款应为任振凤、张涛的共同债务，张涛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一是张涛在庭审中辩称“这几年银行一直没有找过我们”，也即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二是本案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8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张涛诉至一审法院，且农商银行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曾向张涛主张过权利，故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已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对张涛请求权的权利。3.任思君、孙超的责任承担问题。（1）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为2012年7月21日至2014年7月18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债权人自2012年7月2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止（该期限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决算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8日，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4日向任思君、孙超分别发出了《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并未超出保证期间，且经任思君、孙超签字确认，此时保证期间的功能被诉讼时效所代替，保证人与债务人应同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于2019年1月3日将任思君、孙超诉至一审法院，此时任思君、孙超所适用的并非保证期间，而是诉讼时效的规定。（2）责任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任思君、孙超为上述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在最高额1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任思君、孙超应在最高额15万元的范围内为上述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任振凤给付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借款本金92，300.12元、利息170，426.72元（截至2019年10月8日）及剩余逾期利息（以92，300.12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0.5000‰上浮50%为15.75000‰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任思君、孙超对判决确定的第一项判决义务及本案诉讼费用在最高额15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7.50元，诉讼保全费943元，共计3，050.50元，由被告任振凤负担。二审查明，2016年6月29日，任振凤偿还借款本金7699.88元。查明的其他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任振凤应否承担还款责任；2.上诉人任振凤要求调整《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标准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1，任振凤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在案涉合同上签名，可以证明任振凤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任振凤主张孙超系实际借款人，以其名义进行贷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庭审中，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向任振凤出示了《借款逾期催款通知书》，任振凤未对该通知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二审中，任振凤主张对该通知书不知情亦未签名，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任振凤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其在二审中主张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任振凤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整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农商银行市中支行要求任振凤偿还截止2019年10月8日的利息170426.72元及按照月利率15.75000‰计算2019年10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两项利息总和并未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故对于任振凤要求调整借款利率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振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7.5元，由上诉人任振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张 硕审判员  金 颖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