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2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倩英，女，1947年9月9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蔡鸾，女，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系原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蔡启邦的女儿。 上诉人：蔡凤，女，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系原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蔡启邦的女儿。 上诉人：蔡柳，女，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系原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蔡启邦的女儿。 上诉人：蔡枝，女，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系原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蔡启邦的女儿。 上诉人：蔡敏，女，1986年12月26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系原上诉人即原审原告蔡启邦的女儿。 上诉人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祥章，广西华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彩仙，女，1971年8月9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曼春，男，196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被上诉人徐彩仙、曹曼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日，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徐彩仙、曹曼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婵娟，广西甲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倩英、原上诉人蔡启邦因与被上诉人徐彩仙、曹曼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于在本案二审期间，蔡启邦死亡，经询问蔡启邦的继承人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均表示同意参与本案诉讼后，本院依法通知以上五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7月1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本人，以及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祥章，被上诉人徐彩仙、曹曼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覃倩英、蔡启邦与徐彩仙、曹曼春签订的《工场转让协议书》;2.由徐彩仙、曹曼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没有客观认定徐彩仙、曹曼春迟延履行债务的事实。根据双方1998年4月30日签订的《工场转让协议书》第4条规定：“付款方式：乙方将座落屏山花苑房屋折价人民币玖万元给蔡启邦、覃倩英。甲方欠柳微汽厂边料款壹拾壹万元整由乙方负责还清。”但是时至今日（2020年5月11日），徐彩仙、曹曼春早已将该房子转让他人也未将该折价的9万元给付蔡启邦、覃倩英。因此，很显然，徐彩仙、曹曼春构成迟延履行债务。如果说覃倩英一方没有提供徐彩仙、曹曼春履行该债务的证据，那么，徐彩仙、曹曼春也没有提供交付该房子或者给付9万元的证据。现实是，徐彩仙、曹曼春没有履行该债务。 二、一审判决没有客观认定柳州市鱼峰区荣军塑料五金厂（以下简称“荣军五金厂”）系家族企业。 曹曼春与蔡启邦、覃倩英系父母子女的关系，曹曼春、徐彩仙之间系夫妻关系，协议书上的见证人亦是覃倩英的女儿、女婿。因此，荣军五金厂系蔡启邦、覃倩英一手创办的家族企业，而非徐彩仙独资所有的个人独资企业。徐彩仙、曹曼春也曾经承诺要对蔡启邦、覃倩英生养死埋。所以，蔡启邦、覃倩英订立该协议的目的就是要徐彩仙、曹曼春守住这份产业，改善生活及资助其他子女。因此，一审判决显然忽略了荣军五金厂的由来及协议双方及见证人的特殊关系，没有认定荣军五金厂系家族企业是错误的。该企业并非徐彩仙的个人独资企业。 三、荣军五金厂的土地权属虽然不属于蔡启邦、覃倩英，但是是蔡启邦一手置办及缴纳的土地补偿费，因此，荣军五金厂的土地权属也不是徐彩仙、曹曼春的，更不可能是徐彩仙、曹曼春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在，徐彩仙、曹曼春将荣军五金厂的土地权属当成自己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构成了违约，结合徐彩仙、曹曼春的一系列其他行为(债务高抬、抵押贷款等)，完全符合由于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 据此，一审判决错误，徐彩仙、曹曼春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解除《工场转让协议书》。 徐彩仙、曹曼春辩称：1.徐彩仙、曹曼春已经按照《工场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确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覃倩英一方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无论覃倩英一方是否有权解除《工场转让协议》，都因为其向法院主张权利的时候超过了20年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也超过了1年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而丧失了权利，因此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覃倩英一方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覃倩英、蔡启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蔡启邦、覃倩英与徐彩仙、曹曼春签订《工场转让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彩仙、曹曼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启邦、覃倩英系夫妻关系（双方均属再婚），徐彩仙、曹曼春系覃倩英的儿子、儿媳。 1998年4月30日蔡启邦、覃倩英（甲方）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与徐彩仙、曹曼春（乙方）签订了《工场转让协议书》，其中载明：荣军五金厂是挂靠荣军二居委会的街道企业，场地租金及费用在租赁协议生效后由乙方负责向居委会缴纳；甲方原有设备及产品折价人民币200000元归乙方所有；乙方履行甲方已经签订的供货合同，出现违约由乙方负责；乙方将坐落于广西柳州市屏山花苑房屋折价人民币9万元给甲方，所欠柳微汽厂边料款人民币11万元整由乙方负责还清；交接后甲方仍然继续支持乙方平稳过渡，直至生产走上正轨，外单位所欠款项未结前，公章、财务章、银行账户印章原由甲方掌管，一旦外账结清，移交给乙方。等等。 蔡启邦、覃倩英诉请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工场转让协议书》，徐彩仙、曹曼春只是获得了荣军五金厂厂房及构筑物的使用权以及荣军五金厂的生产经营权。蔡启邦是荣军五金厂的原始实际投资人即法定代表人，该厂所有的国有土地划拨使用权，厂房、构筑物的所有权归属蔡启邦、覃倩英，并未转让给徐彩仙、曹曼春。徐彩仙、曹曼春违背了签订协议的初衷，即期望徐彩仙、曹曼春能守住蔡启邦、覃倩英辛劳打拼留下各种权益齐全的产业；解决并改善蔡启邦、覃倩英告及徐彩仙、曹曼春的生活条件；创造条件尽可能资助其他几个子女。蔡启邦、覃倩英认为未能实现上述目的，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工场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另查明，1982年2月16日，荣军五金厂成立。蔡启邦为该厂法定代表人。该厂名义上属于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实则蔡启邦的个人独资企业，挂靠在柳州市居民委员会名下，从事生产经营。1999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徐彩仙。2004年3月1日，该厂由集体企业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徐彩仙为该厂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蔡启邦、覃倩英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签订的《工场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予以解除。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一般债权请求权，而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徐彩仙、曹曼春辩称蔡启邦、覃倩英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采信。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分析如下：首先，蔡启邦、覃倩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诉请解除合同。而从《工场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具体内容来看。蔡启邦、覃倩英的主要履行义务是将原有设备及产品折价20万元归徐彩仙、曹曼春所有。在外账结清后，将公章、财务章、银行账户印章移交给徐彩仙、曹曼春。徐彩仙、曹曼春的主要义务是将坐落屏山花苑4栋4单元1楼1号房屋折价9万元给蔡启邦、覃倩英，还清所欠柳微汽厂边料款11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徐彩仙、曹曼春的主要义务为交付房子和还清外债。蔡启邦、覃倩英认为徐彩仙、曹曼春迟延履行上述义务，但又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义务徐彩仙、曹曼春实际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通过诉请对方继续履行上述义务而达到维护自己的合同权益，而非解除合同。 其次，蔡启邦、覃倩英在诉状中陈述签订合同的目的为：期望徐彩仙、曹曼春能守住蔡启邦、覃倩英辛劳打拼留下各种权益齐全的产业；解决并改善蔡启邦、覃倩英及徐彩仙、曹曼春的生活条件；创造条件尽可能资助其他几个子女。但从《工场转让协议书》的具体约来看，并未要求徐彩仙、曹曼春必须将企业的收益用于资助徐彩仙、曹曼春的亲属生活。而从《工场转让协议书》双方实际履行来看，在2003年11月3日，该厂由集体企业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徐彩仙为该厂负责人。而荣军五金厂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根据上述登记可以看出其权属并非蔡启邦、覃倩英所有，蔡启邦、覃倩英据此认为徐彩仙、曹曼春损害自己相关土地权益而要求解除合同，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蔡启邦、覃倩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蔡启邦、覃倩英负担。 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表示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如下事实：（1）协议约定的案涉房屋已经卖掉,但9万元履行款未支付；（2）二十多年来徐彩仙、曹曼春均没有将案涉场地租金交给覃倩英一方。徐彩仙、曹曼春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表示无异议。 本案二审期间，覃倩英等六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编号为0388879的柳州市服务业发票、编号为0000272的柳州市建筑业发票、《委托协议书》、《供用水合同》及其附件的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到2003年，即在转让荣军五金厂后，该厂相关水表的安装都是蔡启邦、覃倩英去办理，说明该厂是蔡启邦、覃倩英的，而不是徐彩仙、曹曼春的，徐彩仙、曹曼春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 证据2、曹曼春在名称为“欢乐家庭”家族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拟证明：1.从徐彩仙、曹曼春接管荣军五金厂后，蔡启邦和覃倩英陆陆续续借给曹曼春、徐彩仙近98万元；2.借款说明《工场转让协议》中约定折价9万元的房屋也没有给蔡启邦和覃倩英，同时，也说明约定9万元没有给付；3.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生养死埋”说明了当时荣军五金厂是家族企业，蔡启邦和覃倩英只转让了经营权给徐彩仙和曹曼春，合同目的就是为家族做一点贡献。 徐彩仙、曹曼春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徐彩仙名下柳州银行尾号为7396的账户、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打印件各一份，具体体现如下：（1）通过徐彩仙柳州银行尾号为7396账号于2017年2月9日、6月26日、9月11日、12月9日以及2018年1月-4月，6月-8月向蔡鸾进行12笔转账，2018年10月、12月向蔡启邦进行2笔转账，其中除了2018年7月、6月、12月分别为2500元、1000元、2000元以外，其余11笔转款均4000元；（2）徐彩仙尾号为0281的账号于2016年1月、9月、12月分别向蔡启邦或蔡鸾进行3笔金额均为4000元的转账；（3）徐彩仙农业银行账户于2015年12月，2016年6月-8月，2017年1月、3月、5月、7月、8月向蔡鸾进行9笔金额均为4000元的转账。拟证明：徐彩仙、曹曼春通过向蔡启邦的女儿蔡鸾付款的形式，支付了案涉协议书涉及的房产折价所得96500元，二人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 本院组织各方对证据进行交换并质证，徐彩仙、曹曼春对覃倩英等六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也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微信聊天记录，认为无法核实该微信昵称为“亚春”的微信号所发出的内容是他本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该聊天的信息发在家庭成员群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聊天，不构成任何对债权债务的承诺，并且，无法核实该微信所涉及的内容的真实性，徐彩仙、曹曼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覃倩英等六人对徐彩仙、曹曼春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从该证据银行账户流水所反映的转账金额每月都是4000元，说明了是给老人的家庭费用支出及老人帮忙照顾徐彩仙、曹曼春小孩生活及交学费等的费用，并不是支付案涉协议约定的9万元债务。 经质证，本院对覃倩英等六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关于荣军五金厂自来水管道以及供用水合同等情况，未能直接证实该厂由谁经营管理，亦未能证明该证据与本案转让协议书之间的关联性，证据2为微信备注昵称“亚春”发出的微信内容，该内容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债务以及赡养等问题，并未提及案涉协议，故证据1-2均未能达到其六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对徐彩仙、曹曼春提交的证据，该银行流水所反映的转账时间为2016年-2018年之间，距离案涉协议签订时间较远，且付款金额和时间均具有规律性，即基本为按月固定支付4000元，鉴于徐彩仙、曹曼春与覃倩英之间的家庭血亲、姻亲关系，二人本身对覃倩英负有赡养义务，且该转款亦未明确款项性质，徐彩仙、曹曼春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各方对该转款性质达成一致合意，属于支付《工场转让协议》项下相应9万元的付款义务，徐彩仙、曹曼春主张该转款系支付案涉协议项下9万元的付款义务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由于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涉及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本院对此在下文详细阐述。但经本院查阅一审卷宗后发现，该院另查明荣军五金厂“名义上属于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实则原告蔡启邦的个人独资企业，挂靠在柳州市居民委员会名下”部分内容系一审法院转载覃倩英、蔡启邦的陈述，该院未予以区别标明，本院在二审中予以指出。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蔡启邦于2020年5月23日去世，生前与前妻韦玉环生育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五位女儿，蔡启邦与韦玉环于1990年2月9日经（1990）民调字第2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二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五位女儿均由蔡启邦抚养。 关于《工场转让协议书》第4条中“乙方将坐落于广西柳州市屏山花苑4栋4单元1楼1号房屋折价人民币9万元给甲方”的约定，覃倩英表示，当时商量是将该房屋作价9万元给蔡启邦、覃倩英，作为徐彩仙、曹曼春应履行合同义务的一部分，但之后徐彩仙、曹曼春不但未交付房屋还将房产予以出售，且房屋出售后覃倩英、蔡启邦去向徐彩仙、曹曼春要钱，其二人不但没有给钱反而还向蔡启邦、覃倩英借钱。徐彩仙、曹曼春则表示，前述约定是出售案涉房屋后将所得到的9万元款项支付给蔡启邦和覃倩英，且正如徐彩仙、曹曼春二审提交的转款凭证显示，二人实际已将9万元交付给了蔡启邦、覃倩英。 覃倩英等六人在二审询问中表示，由于徐彩仙、曹曼春至今未按协议约定将9万元折价物予以交付，亦未给付售房后的9万元款项，同时，覃倩英等六人认为，荣军五金厂实为蔡启邦名下个人独资企业，徐彩仙、曹曼春故而应向蔡启邦、覃倩英交付租金，由于二人从未向蔡启邦、覃倩英交纳荣军五金厂的场地租金费用，荣军五金厂还存在经营恶化的情况，以及徐彩仙、曹曼春甚至具有将该厂的土地作为二人的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的情形，故认为徐彩仙、曹曼春二人的行为违背了原来签订协议的初衷，致使由徐彩仙、曹曼春二人管理和发展企业的目的无法实现，覃倩英等六人故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要求解除《工场转让协议书》。 覃倩英等六人虽主张徐彩仙、曹曼春应支付场地租金，但经本院明确询问租金费用标准如何计算时，覃倩英等六人在二审中表示无法确认。 覃倩英等六人还表示，在本案诉讼之前，针对《工场转让协议书》均未向对方发出书面解除合同的通知，本案系因2019年2月之后，即覃倩英等六人二审中提交证据2显示的曹曼春以“亚春”发出的微信信息内容之后，覃倩英等人发现曹曼春和徐彩仙正在协商离婚并把案涉厂房、土地作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同时发现徐彩仙以荣军五金厂的名义对外负有很多外债，所以才引起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根据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结合徐彩仙、曹曼春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覃倩英等六人在本案中诉请解除《工场转让协议》的主张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该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可知，需同时满足当事人一方存在迟延履行或违约行为，以及该行为将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守约方有权主张法定解除合同，即由于一方迟延履行的时间、违反的合同义务对合同目的的实现至为重要，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或一方违反的合同义务，将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即使继续履行仍不能得到合同利益时，守约方才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中，覃倩英等六人认为徐彩仙、曹曼春具有所诉请主张的违约行为，二人的违约程度到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行使法定解除权提出解除《工场转让协议》。据此，本院将结合覃倩英等六人主张的违约情形，对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 第一，《工场转让协议》段首中记载“场地租金及费用在租赁协议生效后由乙方负责向居委会缴纳”，覃倩英一方主张由于荣军五金厂实质是蔡启邦的个人独资企业并由其缴纳的土地补偿费，故认为前述约定的场地租金实际是需向覃倩英、蔡启邦二人交纳。但覃倩英一方就荣军五金厂企业性质部分的观点与工商登记不一致，并且，从前述约定的文字表述来看，并未能反映出徐彩仙、曹曼春一方需要向覃倩英、蔡启邦交纳场地租金的意思表示，在本院进一步询问覃倩英一方主张的租金数额时候，其亦表示对租金标准无法确认，可知覃倩英一方对其所主张对方应履行缴纳场地租金义务具体标准，本身并不明确。据此，覃倩英等六人认为徐彩仙、曹曼春应向自己交付租金，且因未依约交纳租金构成违约的观点，均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亦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对于协议约定9万元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工场转让协议书》第4条“乙方将坐落于广西柳州市屏山花苑房屋折价人民币9万元给甲方”的约定，从其文义来看，该条文字表述中并未体现需将案涉房屋进行转卖销售的文义内容，亦未含有由徐彩仙、曹曼春二人向出让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文义内容，徐彩仙、曹曼春主张《工场转让协议书》中前述约定的合同义务系二人在售房后将房款交付出让方的观点，与合同内容本身不相符，一审法院采信覃倩英的主张，认定双方在《工场转让协议书》第4条中约定徐彩仙、曹曼春履行的对价义务系交付房屋的观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其次，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徐彩仙、曹曼春二人实际未向相对方交付案涉房屋，而是将房屋对外出售。至于售房事宜，覃倩英在本案审理中自认，在徐彩仙、曹曼春将房屋出售后曾向其二人主张要求支付相应9万元的售房款，对方非但没有给钱，反而向自己与蔡启邦借款。则结合覃倩英的前述自认，以及覃倩英在庭审中就自己与蔡启邦同徐彩仙夫妻二人所处的生活状态、案涉诉讼纠纷引起经过的陈述，并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血缘、姻亲关系，覃倩英一方对案涉约定房屋出售事宜并非不知情。再鉴于覃倩英、蔡启邦二人自签订《工场转让协议书》后，在十数年时间里未对徐彩仙、曹曼春的履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具体案件事实，以及覃倩英曾向徐彩仙、曹曼春二人要求支付卖房款项的自认来看，在《工场转让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交易双方实际将第4条约定徐彩仙、曹曼春履行交付折价房屋的合同义务，变更为由二人向出让方交付9万元金钱给付义务，已达成一致的合意。据此，本院对徐彩仙、曹曼春称其二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包括支付9万元款项，并对覃倩英等六人主张徐彩仙、曹曼春应支付9万元款项的观点，均予以采信。 再次，本案前文已论述，关于徐彩仙、曹曼春应向相对方支付9万元款项的合同义务系各方在实际履行中变更了原有合同约定的义务，但本案尚未有证据证实各方就此形成书面协议，亦无证据反映就履行期限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义务人徐彩仙、曹曼春可以随时履行，而债权人覃倩英、蔡启邦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从本案质证阶段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徐彩仙、曹曼春在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证实系支付案涉协议项下的9万元款项，而其二人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已向覃倩英一方实际支付该款项，其二人作为合同义务履行方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徐彩仙、曹曼春抗辩称已履行完毕协议项下9万元债务的观点不予支持。另一方面，从徐彩仙、曹曼春的陈述来看，二人实际对于自案涉房屋出售后，应及时履行向覃倩英、蔡启邦支付该9万元金钱给付义务的事实未持异议，再结合徐彩仙、曹曼春自认房屋出售的时间，则二人至今未支付9万元款项的事实实际已构成违约，该行为亦造成了对覃倩英、蔡启邦的损失，故本院对覃倩英等六人认为徐彩仙、曹曼春就9万元金钱给付义务的支付构成违约的观点，予以确认。 最后，对于徐彩仙、曹曼春的违约行为是否导致协议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说述，徐彩仙、曹曼春未交付房屋并转卖房屋的行为已与合同该约定的履行方式不符，而徐彩仙、曹曼春自售房后未及时向覃倩英、蔡启邦履行支付9万元金钱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但在双方数十年的相处中，覃倩英一方并未因徐彩仙、曹曼春未及时交付案涉房屋以及售房后未履行9万元付款义务而主张解除协议，且从其自认向对方催款不成反而出借款项的行为看，覃倩英一方基于与对方之间的家庭血缘、姻亲关系，对徐彩仙、曹曼春的违约行为一再包容宽让，均未有证据显示覃倩英一方因此就案涉协议的履行提出异议或主张解除。覃倩英亦自认系从2019年2月之后发现曹曼春和徐彩仙在协商离婚并把案涉厂房、土地作为夫妻财产分割后才引起本案纠纷，进而在诉讼中提出该项义务未履行的问题，由此可知，案涉协议继续履行产生的纠纷实质因各方基于其他纠纷分歧所引起，9万元债务并未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另一方面，《工场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徐彩仙、曹曼春应承担的合同义务除了交付房屋外，还包括相关外债的承担，因此案涉房屋的交付以及由此衍生的售房款给付义务，仅为徐彩仙、曹曼春承担的部分合同义务，各方在本案中就二人关于外债的承担事宜并未提出异议；并且，从1998年4月各方签订《工场转让协议书》至本案起诉已长达约20年之久，案涉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荣军五金厂的法定代表人由蔡启邦变更为徐彩仙，一直由徐彩仙一方进行经营，本案证据尚未显示因徐彩仙、曹曼春前述的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导致合同项下约定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故徐彩仙、曹曼春未及时支付9万元的违约行为，尚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法定解除的情形。关于覃倩英、蔡启邦所提及将荣军五金厂转让给徐彩仙、曹曼春二人时，对徐彩仙、曹曼春二人经营荣军五金厂以及对相关资产处置、家庭照顾方面提出签订《工场转让协议书》的初衷，一方面，以上内容并未在协议中予以明确记载，另一方面，以上方面实际更多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家庭血缘、姻亲关系而提出的期望，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可解除合同的情形。 又因覃倩英一方未能提出其余证据证实本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故覃倩英等六人作为观点提出方，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据此，综合案涉协议自签订时起至今的履行情况，徐彩仙、曹曼春的违约程度，以及各方之间的家庭关系、各方对于违约行为一直所持有的态度等等，一审法院结合已查明事实，根据本案具体案情，对覃倩英一方要求解除案涉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的观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略有不当，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上诉人覃倩英、原上诉人蔡启邦已预交），均由上诉人覃倩英、蔡鸾、蔡凤、蔡柳、蔡枝、蔡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婷婷 审 判 员 温清华 审 判 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黄杉杉 书 记 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