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青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祯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静。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富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业。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细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要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新。原审被告：骆成保。上诉人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可公司）、黄富棠因与被上诉人、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及原审被告骆成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可公司经变更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骆成保、黄富棠、黄新共同连带向益可公司支付1816132.27元（人民币,下同）及其利息，上诉费由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与骆成保、黄富棠同为原X县X制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对原X公司的债权和债务根据持股比例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承担同等的义务和责任。二、因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暂未依法办理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不能以股东身份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但骆成保、黄富棠作为当时原X公司的登记在册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当然代表未登记在册的其他合法股东,其代表签署的转让股权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及于其他未登记在册股东。其他未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字的未登记在册股东当然也根据该股权转让合同享有权利,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其他未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字的未登记在册股东也依法应承担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且根据具有公示法律效力的工商登记档案记载,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依法完全有理由相信签字股东也当然包括未登记在册股东的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及登记在册股东的骆成保、黄富棠等在内的原X公司全部合法股东均表达了转让的真实意思,其对转让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当然知悉且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享有原X公司股权转让的权利同时却判决其不承担原X公司股权转让的义务,既不符合事实证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明显违反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请二审法院明查并依法支持益可公司上诉请求。本案二审调查询问时，益可公司补充其上诉理由：因X县人民法院于（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裁定书立案恢复执行，并查封冻结扣划了（2016）粤13民终X号案的其他执行余款102405.27元及以（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裁定书立案恢复执行并查封冻结扣划了（2016）粤13民终XX号案的执行款1263727元，益可公司本案追偿的两宗案件的全部案款均由法院执行完毕。据此，我方依法变更了上诉请求。黄富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黄富棠无需向益可公司支付40万元及利息。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黄新向益可公司支付4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以人民币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3月3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4月27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7月6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8月1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三人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益可公司、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2011）X法民二初字第X号生效判决内容,原公司股东分别占股权比例为：骆成保10%（出资60万元）,黄富棠20%（出资120万元），陈国业10%（出资60万元）,王艳华10%（出资60万元），朱细强50%（出资3QQ万元）。骆成保、黄富棠二人合计仅持30%股权，如果没有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授权许可,骆成保、黄富棠二人根本不能转让处分他们三人合计70%股权。所以,骆成保、黄富棠二人签订转让合同转让处分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合计70%股权系取得授权许可的。2.虽然授权书签订于2013年1月5日，时间在该转让合同签订日及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但恰恰证明了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对转让合同是知情的,是对骆成保、黄富棠二人转让行为进行书面委托授权的事后追认，授权书签订时间先后不影响他们三人对转让合同关于公司及股权变更登记前后债权债务约定具有约束力。3.签订转让合同时，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并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是隐名股东，为此,公司及股权转让事宜只能以骆成保、黄富棠二人名义进行，其二人签订行为对全体股东具约束力，包括对本案隐名股东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亦具约束力。可见，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对转让合同是知情的，骆成保、黄富棠二人签订转让合同系取得他们三人的授权许可的，转让合同关于公司及股权变更登记前后债权债务的约定对他们三人均具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关于公司及股权变更登记前后债权债务的约定对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没有约束力，明显认定事实不清，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黄富棠支付益可公司40万元及利息是于法无据。1.黄富棠在转让合同签名只是代表原公司X公司执行职务行为，既不是保证人亦不是担保人，由此而产生法律责任应由原公司承担,与黄富棠个人无关。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后，原公司债权债务一并转让,包括原公司转让前后所有债权债务全部转让,并由受让人享有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黄富棠承担转让前债务缺乏法律依据。显然,一审法院判决黄富棠支付益可公司40万元及利息是于法无据,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判决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不承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退一步讲,倘若要承担责任,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均要承担责任，因为：1.（2011）X法民二初字第X号生效判决内容已确认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是股东,分别占股权比例为：陈国业10%，王艳华10%、朱细强50%,其后他们三人按此比例已获取转让股权分配收益。结合本案,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既然享有分配收益权利就必须承担原公司债务义务。2.在事后的股东会议及授权书,可以清楚看出,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对整个转让事件自始至终是参与、知情的,事后对骆成保、黄富棠二人进行书面委托授权的追认,确认由此产生权利义务由委托人三人享有承担。3.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是隐名股东,他们不具主体资格在转让合同签名,但他们不签名、不参与并不意味不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以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并未参与转让合同签订为由而判决不承担责任是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黄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应改为承担全部清偿责任。黄新在转让合同、担保人协议作为担保人签名,担保该转让合同履行，并代收全部转让款项700万元；在股东会议作为受让人签名。因而黄新应承担全部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黄富棠支付40万元及利息是于法无据,上述债务应由黄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三人也要承担责任。为维护黄富棠合法权益,请二审院依法判决。陈国业、王艳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陈国华、朱细强、王艳华不承担责任完全正确。本案的一审判决仅限于追偿40万元，益可公司在二审当中将一审没有判决涉及到的金额变更增加到二审来主张，显然违反了法律程序，不合法。本案两宗案件的全部执行款项不仅仅是1816132.27元，实际加上利息达到了200万元以上，1816132.27元的金额实际上不足以偿还两宗案件的本息，如果益可公司要提出超过一审40万元的内容，应当另案起诉，不应当在本案中提出。朱细强答辩称：一、不同意益可公司在二审中增加上诉请求，朱细强作为原X公司的股东，并不当然直接对公司的外部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二、案涉追偿债权债务系基于合同约定而创设，朱细强并非合同主体，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案涉追偿权系基于《转让合同》的约定，而非原X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其次，合同法律关系具有相对性，朱细强并非《转让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对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再者，骆成保、黄富棠签订《转让合同》，未取得朱细强的事前授权和事后追认，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朱细强承担。三、相关民事判决已对案涉纠纷进行了明确界定，后续判决应当尊重既判力。（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益可公司向陈国业承担偿还责任后，依法可以依据其与原X公司股东骆成保、黄富棠约定向骆成保、黄富棠追偿。综上，一审判决驳回益可公司对朱细强的诉讼请求时正确的。益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连带向益可公司支付1650734.2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连带向益可公司支付(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及(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确定由益可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16000元和4338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X公司于2004年7月23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是骆成保、黄富棠，分别占股40%和60%。2012年7月2日，X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X法民二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系原X公司股东，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该判决现已生效。该判决确定原X公司的股东分别为骆成保（占股10%）、黄富棠（占股20%）、陈国业（占股10%）、王艳华（占股10%）、朱细强（占股50%），但判决后至股权转让时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2012年8月13日，益可公司的股东陈某与骆成保、黄富棠签订《转让合同》，约定骆成保、黄富棠将原X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二十五年以及设备、各类建筑、合法手续及相关建筑图纸、图表、证书（特别是合法并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等作价700万元转让给陈某，本合同所有转让资金经三方同意转入指定人黄新账户，并约定在陈某取得工商局发放的股权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之日前债权债务和其他费用（包括地租、国家的一切费用等）由骆成保、黄富棠负责，之后的由陈某产生的债权债务和其他费用由陈某负责。骆成保、黄富棠在卖方落款处签名捺手印，陈某在买方落款处签名捺手印，黄新在担保人处签名捺手印。同日，黄新与陈某签订《担保人协议》，约定黄新作为担保人担保原X公司的债权债务在付第一阶段款项后由转让方进行清理完毕，陈某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及担保转让合同所提及的一切事务。2012年9月12日，原X公司全部股东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签订了《股东协议》，同意将公司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三人黄新。2012年9月28日，原X公司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股东由黄富棠、骆成保变更登记为陈某、王某，法定代表人由骆成保变更登记为陈**（现法定代表人为青科）。向X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变更登记的3份《股权转让合同》包括：2012年9月12日骆成保与陈某签订，骆成保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原X公司30%的股权给陈某；2012年9月12日黄富棠与陈某签订，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原X公司60%的股权给陈某；2012年9月12日骆成保与王某签订，骆成保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原X公司10%的股权给王某。2013年1月5日，原X公司全部股东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王艳华、朱细强与受委托人黄新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因公司经营不善，企业已停止生产经营，故公司全体股东决定将各自名下的全部股权予以转让。委托黄新代理权限如下：代理委托人与股权受让方协商洽谈有关股权转让合同事宜；代理委托人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合同须包含如下内容：全部股权转让款700万元由黄新代为收取保管，并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股权转让款股东分配比例将款项分别汇入各委托人账户。2015年，陈国业、朱细强向X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益可公司向其偿还借款及他们为原X公司垫付的资金。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追偿权纠纷）确认益可公司应对变更前公司即原X公司的债权债务承继，应依法清偿原X公司的债务，益可公司向陈国业承担偿还责任后，依法可以根据其与原X公司股东骆成保、黄富棠约定向骆成保、黄富棠追偿，并判决益可公司向被告陈国业支付444862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及承担案件受理费160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另，该案一审时黄新庭审承认股权买受人陈某已支付了全部转让款700万元，包括支付给骆成保50万元，支付给黄富棠100万元，支付给黄新5**万元（其中20万元是押金），二审判决对此亦予以确认。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民间借贷纠纷）确认益可公司应对变更前公司即原X公司的债权债务承继，应依法清偿原X公司的债务，益可公司向陈国业承担偿还责任后，依法可以根据其与原X公司股东骆成保、黄富棠的约定向骆成保、黄富棠追偿，并判决益可公司向被告陈国业支付120588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利息应优先抵扣76800元)。上述判决生效后，益可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15万元，于2018年3月30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于2018年4月27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于2018年5月31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于2018年7月6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于2018年8月11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上述共计40万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两份判决所涉债务均于2012年9月29日之前形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追偿权纠纷，涉案合同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本案中，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和2017年1月5日分别作出(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追偿权纠纷）、(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民间借贷纠纷），判令由益可公司承担原X公司的相应债务，且在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均表述如益可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后，可根据其与原X公司股东骆成保、黄富棠的约定向骆成保、黄富棠追偿。该两份判决均已生效，益可公司已支付执行款40万元，故据此主张原X公司股东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益可公司已经部分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亦无法律规定益可公司必须全部履行方可追偿，故骆成保、黄富棠辩称益可公司不具备追偿权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原X公司股东骆成保、黄富棠与陈某于2012年8月13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骆成保、黄富棠将原X公司的相应财产作价700万元转让给陈某，并约定陈某取得工商局发放的股权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之日前债权债务和其他费用由骆成保、黄富棠承担，后骆成保、黄富棠与陈某、王某共签订了3份股权转让合同并于2012年9月28日将原X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益可公司，股东由黄富棠、骆成保变更登记为陈某、王某。故，骆成保、黄富棠应当根据转让合同关于债权债务的约定承担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前的债务，因涉案债务均发生在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日之前，且益可公司根据涉案两份生效判决支付了40万元执行款，益可公司主张骆成保、黄富棠承担该两份生效判决确定由益可公司承担的1650734.27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共计1945114.27元，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骆成保、黄富棠应向益可公司支付40万元及其利息，因益可公司基于追偿权向被告主张涉案款项，故本案利息应自益可公司支付该40万元执行款的具体日期起算，即自2018年1月22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3月3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4月27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7月6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8月1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关于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黄新的责任问题。根据（2011）X法民二初字第X号生效判决的内容，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均系原X公司的股东，但三人并未参与另两名股东骆成保、黄富棠与陈某签订的转让合同，且益可公司提交的由该三人、骆成保与黄新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签订于2013年1月5日，时间在该转让合同签订日及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日后，益可公司提交的骆成保、黄富棠、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于2012年9月12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亦产生于该转让合同签订日后且内容为全体股东同意将公司出售给黄新，与该转让合同内容不符，故该转让合同关于公司及股权变更登记前后债权债务的约定对该人没有约束力，益可公司主张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新在该转让合同落款处作为担保人签名捺手印，转让款也系转到其账户，并于当日与买方陈某签订担保人协议，担保原X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进行清理完毕及转让合同所提及的一切事务，故益可公司主张黄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骆成保、黄富棠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益可公司支付4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3月3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4月27日起以人民币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7月6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2018年8月1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黄新对骆成保、黄富棠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益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2306元，由骆成保、黄富棠、黄新承担人民币5240元，益可公司承担1706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陈国业于2013年12月6日、黄某于2013年12月7日、王艳华于2013年12月7日签署《证明》，内容为：经X公司股东商议后，同意遵守先前协议和承诺，将出售X后之余款合共119万余元全数用于清还经由陈国业先生借入X之债务，并由黄新先生直接汇款与陈国业先生。骆成保于2013年12月13日签署该《证明》，并手写“同意先还本金”。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补打）显示，益可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向X县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5万元，该法院同日出具的案款收据载明为（2017）粤1322执XX号追偿权责任纠纷执行款。广东省X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向益可公司发出（2019）1322执恢X号执行通知书，要求益可公司履行陈国业与益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粤13民终第264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支付1205888元及利息、并承担执行费14459元。该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粤1322执恢X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益可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存款1220347元，并于当日冻结了益可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惠州X龙溪支行该金额的存款。广东省X县人民法院在执行陈国业与益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书中，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粤1322执恢X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扣划被执行人益可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存款102405.27元，中国建设银行惠州X龙溪支行当日扣划了以上款项并填写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广东省X县人民法院2012年12月6日出具证明书，证明（2011）X法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2年11月18日生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民申77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益可公司对（2016）粤民终XX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民申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益可公司对（2016）粤民终X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诉讼费由败诉方径付胜诉方。益可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向本院出具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称：一、其一审诉讼请求总计1710114.27元及其利息，其中：1.第1项诉讼请求的金额1650734.27元及利息，具体包括（1）（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2017）粤1322执XX号、（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款本金444846.27元；（2）（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款本金1205888元；（3）合计1650734.27元的自2015年4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第2项诉讼请求为(2016)粤13民终X号案受理费16000元、(2016)粤13民终XX号案受理费43380元。二、二审诉讼请求总计1816132.27元，其中：1.（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2017）粤1322执XX号、（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款本金444846.27元、利息92986元、案件受理费8000元、执行费6573元，合计552405.27元；2.（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2019）粤1322执恢X号执行款本金1205888元、案件受理费43380元、执行费14459元，合计1263727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追偿权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一、益可公司上诉主张的追偿权金额1816132.27元能否支持。根据益可公司现股东陈某与原股东骆成保、黄富棠签订的《转让合同》，陈某在取得工商局发放的益可公司股权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之日前益可公司债权债务由骆成保、黄富棠负责。（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两份判决所涉债务均于益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之前形成，依约应由骆成保、黄富棠承担。益可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因（2016）粤13民终X号民事判决、（2016）粤13民终XX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该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支付执行款5万元、于2019年7月2日被扣划执行款102405.27元、于2019年6月14日被冻结存款1220347元，加上一审判决之前支付的执行款40万元，共计1772752.27元。因被冻结的存款将被扣划，扣划的执行款中既有本金又含利息，以上金额未超过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故益可公司要求骆成保、黄富棠向该公司支付的金额中1772752.27元及其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缺乏证据证明已实际产生，本院不予支持。益可公司系基于追偿权向骆成保、黄富棠主张涉案款项，故本案利息应自益可公司支付执行款的具体日期起算，即自2018年1月22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3月3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4月27日起以人民币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7月6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8月1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8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7月2日起以102405.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被冻结的存款1220347元的利息自该存款被扣划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黄新是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新在《转让合同》落款处作为担保人签名，并与陈某签订《担保人协议》，担保原X公司（现为益可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清理完毕及转让合同所提及的一切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益可公司要求黄新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三、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是否应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或连带支付责任。本院认为，2012年8月13日黄富棠、骆成保在甲方（卖方）中签字的《转让合同》中约定在乙方陈某取得工商局发放的股权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之日前债权债务和其他费用“由甲方负责”，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并未以该合同甲方身份签字，三人于2013年1月5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虽然委托黄新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但上述《转让合同》签订在前，且黄新在上述《转让合同》中系以担保人身份签字而非以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三人的代理人签字，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签字的2012年9月12日《股东协议》中约定的是将X公司的股权出售给黄新而非陈某，无证据表明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同意承担上述《转让合同》中的甲方责任，故益可公司要求该三人对本案款项承担共同或连带支付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陈国业、朱细强、王艳华与黄富棠、骆成保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其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益可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黄富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因二审期间益可公司提交了新证据、产生新的事实，本院根据重新查明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骆成保、黄富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772752.2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3月3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4月27日起以人民币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5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7月6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8月1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8年8月31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7月2日起以102405.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被冻结的存款1220347元的利息自该存款被扣划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黄新对骆成保、黄富棠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人民币22306元（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骆成保、黄富棠、黄新负担人民币21773元，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53元。二审受理费中，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人民币21145.19元，由该公司负担人民币524.19元，由骆成保、黄富棠、黄新负担人民币20621元；黄富棠已预交的人民币5240元，由黄富棠负担。财产保全费人民币2770元（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骆成保、黄富棠、黄新负担。骆成保、黄富棠、黄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由其负担的上述一、二审受理费及保全费共计人民币45164元径付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