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初135号 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 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吴锦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畅，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育颉，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 所：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尚智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忠玉，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住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法定代表人：张景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成，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泓翔公司）诉被告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集团）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2018年5月25日，瑞泓翔公司申请追加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投公司）为被告，并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院依职权追加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德源公司）为第三人。本院通知创投公司、义德源公司后，依法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瑞泓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被告经开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畅、侯育颉，创投公司法定代表人尚智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忠玉，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高树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瑞泓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经开集团赔偿原告损失3000万元；二、判令经开集团自2016年4月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现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共计2524983元，上述两项共计32524983元；三、由经开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药业）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经开药业将位于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以北、仙台大街以东、湛江路以南占地约为5.59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向经开药业支付3000万元保证金。经开药业在合同履行完毕前或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权动用3000万元保证金，如原告没能取得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在五个工作日内将3000万元保证金返还给原告。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向经开药业指定账户支付了3000万元保证金，经开药业向原告出具了收款凭证。2016年3月31日，吉林大众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了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权，原告未能取得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权。按《协议书》之约定，经开药业应退还原告3000万元保证金，但经开药业并未履行退还义务。后经原告了解，经开集团已于2015年3月10日注销经开药业，注销理由为决议解散。在经开药业注销时，《协议书》正处于履行过程中，但原告作为协议的一方主体，从未收到过经开药业解散清算的通知。原告认为，经开集团系经开药业唯一股东，在对经开药业决议解散时，应成立清算组，对经开药业依法清算，对尚未履行完毕的《协议书》亦应依法作出处置，并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通知《协议书》的另一方，以保障另一方主体的权益。但原告从未收到过经开药业解散清算的通知，原告对经开药业解散事宜亦不知情。综上，原告认为，经开集团对经开药业未经真实清算或清算程序不合法，经开集团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2018年5月25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经开集团向原告退还定金3000万元。同日，原告申请追加被告创投公司，并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定金3000万元；二、判令二被告自2016年4月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现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共计2524983元，上述两项共计32524983元；三、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按《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决议解散后，其股东应成立清算组，对公司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组应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并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原告经查询经开药业工商档案后得知，经开集团系经开药业工商登记中的唯一股东，经开集团于2014年12日5日决议解散经开药业，并于当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当日出具清算报告，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时间也是截至当日。另，在工商档案中，没有清算组成立后通知、公告债权人的凭证，亦没有清算过程中形成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但经开集团在办理经开药业注销登记时承诺对经开药业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故原告认为经开集团根本未对经开药业进行清算，其应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对经开药业注销后的债权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另据原告了解，经开集团曾将其持有的经开药业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创投公司，但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在法律上，经开集团仍为经开药业股东，故其实际履行了注销经开药业的法定义务。但在经开集团注销经开药业过程中，创投公司曾承诺履行股东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债权债务的承接和清算事宜的处理。综上，原告认为，经开集团未经依法清算对经开药业注销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二被告应按法律规定及其承诺，对经开药业注销后未了结业务以及债权债务按性质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告依据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2020年5月25日庭前会议上，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二被告退还的是保证金3000万元。 被告经开集团答辩称，一、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限制，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开药业正式注销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该注销信息对外公开，原告可以随时查询，应视为原告应当知道。事实上，原告对被告受托决议清算经开药业并公告债权人申报登记债权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守均在履行土地转让协议书时正在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原告股东、监事任晓雨曾多次与经开药业实际控制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磋商土地转让协议书履行问题，并受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委托参加了经开药业改制领导小组有关土地收储、清算会议。故2015年3月10日应为本案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的起始时间。然而，原告实际主张权利却在2017年9月，超过两年时间限制。根据《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不适用新的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另，原告在2016年提起被告为经开药业、案由为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根据《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作用。二、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实为买受）并实际控制的事实，明知实际是与义德源公司实际履行土地转让合同（只是缘于拟转让土地登记在经开药业名下才以经开药业名义签署土地转让协议），但却恶意向被告主张权利，属于告诉主体错误，应依法向义德源公司主张权利。第一，义德源公司兼并经开药业后，有完全自主权。原告为获得协议中土地的开发权，与经开药业实际控制人义德源公司协商并以经开药业名义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书。为履行协议书将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守均。如果没有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的前提，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此，原告对经开药业被兼并、虽未变更工商登记但受义德源公司实际控制应当是明知的。第二，在协议书履行中，保证金通过原告与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委托的个人账户多次汇入、汇出，体现的是原告与义德源公司之间的交易，其中有1110万元已经查实。第三，2012年5月25日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股东、监事任晓雨代表义德源公司及实际出资人张景军与经开区协商土地收储、变更规划事宜，2014年11月28日经开区管委会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会议，任晓雨作为义德源公司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声明，3000万保证金是通过经开药业账户给张景军个人的。这证明原告知道履行土地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会议内容同时涉及经开改制结算与注销的事宜，证明原告知道经开药业实际归义德源公司控制并拥有的事实，且知道经开药业正在进行清算并注销程序这一事实。另据本案《律师函》相关内容，原告是在联系不上张景军的情况下才被迫找到经开集团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等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三、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承担退还保证金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方并非协议书的当事人，无需向原告承担退还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相关规定，原告只能主张赔偿责任，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保护。本案只有在依法确认原告对经开药业拥有债权的情况下才能审理并判令被告作为经开药业的股东是否应当承担清算责任的问题。综上，我方认为，被告认为原告所谓的债权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该保护；经开药业实际买受人义德源公司是实际买受主体，原告应该向义德源公司主张权益；原告适用法律错误，经开药业是经过清算注销的，我们只是有过错，企业的盈亏应该由买受方承担。 被告创投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起诉我方向其承担清算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我方既不是经开药业的清算责任人，也不是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无需向其承担清算赔偿责任。我方的承诺是向经开集团作出的，且未在工商档案中留档，仅在我方与经开集团之间发生效力。我方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原告向经开集团主张清算赔偿成立，再由经开集团向我方主张。现经开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尚未确定，原告直接向我方主张清算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原告向经开集团主张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也无权向我方再主张任何权利。二、原告要求我方向其承担退还保证金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应当向经开药业主张退还保证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方并非协议书的当事人，无需向原告承担退还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相关规定，原告只能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主张赔偿责任，故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保护。三、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限制，无论是以清算责任为由，亦或是以返还等为由，法院都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开药业正式注销登记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该注销信息原告可以随时通过查询得知。且原告对经开集团受托决议清算经开药业并公告债权人申报登记债权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在经开药业2014年11月24日发布清算公告之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守均为履行协议书同时正在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原告股东、监事任晓雨在此期间为履行协议书曾多次与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进行磋商，并参加了经开药业改制领导小组有关土地收储、清算会议。故2015年3月10日应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原告应当从此时开始主张权利。而原告向经开集团主张清算（赔偿）责任权利的时间却是2017年9月（向经开集团发出律师函的时间），已超过两年，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四、经开药业已于2004年被义德源公司兼并，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改制兼并和实际控制的事实，其实际是在与义德源公司履行土地转让合同（只是缘于拟转让的土地登记在经开药业名下才以经开药业的名义签署土地转让协议），但却恶意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属于告诉主体错误。第一，义德源公司兼并经开药业后，有完全自主权。原告为获得协议中土地的开发权，与经开药业实际控制人义德源公司协商并以经开药业名义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书。为履行协议书将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守均。如果没有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的前提，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5条的规定。因此，原告对经开药业被兼并、虽未变更工商登记但受义德源公司实际控制应当是明知的。第二，在协议书履行中，保证金通过原告与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委托的个人账户多次汇入、汇出，体现的是原告与义德源公司之间的交易，其中有1110万元已经查实。第三，2012年5月25日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股东、监事任晓雨代表义德源公司及实际出资人张景军与经开区协商土地收储、变更规划事宜，2014年11月28日经开区管委会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会议，任晓雨作为义德源公司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声明，3000万保证金是通过经开药业账户给张景军个人的。这证明原告知道履行土地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会议内容同时涉及经开改制结算与注销的事宜，证明原告知道经开药业实际归义德源公司控制并拥有的事实，且知道经开药业正在进行清算并注销程序这一事实。另据本案《律师函》相关内容，原告是在联系不上张景军的情况下才被迫找到经开集团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208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等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五、原告以我方在经开药业清算期间向经开集团出具承诺为由将我方追加为本案被告，但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同样向我方出具了愿意承担经开药业注销后全部债权债务的承诺书，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才是经开药业债权债务的最终继受人，原告应当将其追加为本案被告，并由其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但原告拒绝追加，足以说明原告主观存在恶意。 原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其公司只有两个股东，一个股东叫潘守均占有公司50%股权，另外一个股东叫任晓雨，也占有公司股权50%。原告从签订协议到经开药业的注销均是明知的，并且知晓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实际控制的事实。主要是潘守均在签订协议之后同时成为了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任晓雨在经开药业履行土地出让事宜及进行清算事宜时接受了义德源公司的委托参加管委会国资委召开的相关会议。和原告进行交易的主体实际上是义德源公司，同样是在2014年11月28日召开的关于经开药业土地收储及清算的会议上，原告的股东任晓雨明确表明3000万元是通过经开药业的账户转给了义德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景军，并不是向经开药业支付该笔保证金，该份证据直接可以证明与原告履行协议的主体并不是经开药业，而是因为当时的土地在经开药业的名下，必须要以经开药业的名义签订协议。本案的案件事实截止目前为止并没有实际查清，原告主张要求我方返还3000万元保证金，但实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方申请了证人张景军、梁建华出庭作证，作为当时的实际履行主体张景军说明了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其说明在30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他之后，他又委托梁建华向原告进行了返还，后续原告又向张景军支付了1800万元，该笔费用已经不是保证金而是设备补偿款的一部分，因此，原告主张的数额无法明确，其性质也无法定性，本案事实无法查清。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述称，原告的诉请能够得到支持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开药业有义务返还3000万元；二是经开药业未依法清算。我方认为上述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原告的诉请不成立。一、原告提交的核心证据是协议书，该份证据不真实。1.真实的协议书是义德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景军作为当时经开药业的负责人代表经开药业在协议落款处签字、按手印，加盖公章，还有兰守庆名章。原告当时法定代表人赵方玉也在协议落款处签字，并加盖公章。而原告提交的协议书，没有张景军的签字、按手印，也没有赵方玉的签字。当年签约的双方代表都不认可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原告有义务说明签订该份协议的双方代表是谁、是否拥有代理权或代表权，否则该份协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在支付给经开药业3000万元保证金后，原告接管了经开药业全部资产以及证书、公司公章，并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守均的工作，其在掌控经开药业期间，伪造协议书是有基础条件的。3.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载明的土地面积是5.59万平方米，而此时土地面积是6万平方米，如此大额的交易不可能在核心土地面积上出现笔误。4.原告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与其在2016年向经开法院起诉时提交的协议书不一致。5.协议书没有具体经办负责人签字不符合商业惯例。6.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原告要求经开药业不得动用3000万元保证金，但经开药业此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资金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如果不能动用，经开药业不可能同意签约。二、3000万元是保证金，是原告交付的定金，因原告放弃摘牌，其无权要求返还保证金。该笔资金还有补偿款性质。实务中，评估机构评估数值比土地市场成交价低，为弥补土地使用权人的损失，部分开发商在动员土地使用权人收储时，大都采取给予补偿款的方式，以便推动收储工作开展，本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签订的协议。经开药业的义务是配合土地收储部门的收储，其协助义务已经完成，原告放弃竞拍机会，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三、经开药业清算程序合法，属于合法清算。四、义德源公司不是经开药业法定清算主体，又无因义德源公司原因导致经开药业不能清算，义德源公司不负有清算赔偿责任。五、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经开药业2015年3月10日完成清算注销事实是明知的，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6年7月向经开法院提起诉讼，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案诉讼因被告主体错误且没有送达被告，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更涉及义德源公司的重大权益，为查明事实，义德源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对协议书形成时间、协议书上经开药业公章真实性鉴定。 证据1《协议书》，原告与经开药业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约定经开药业将位于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以北、仙台大街以东、湛江路以南、占地约为5.59万平方米的土地（下文简称“案涉地块”）使用权及地上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向经开药业支付3000万元保证金。经开药业在合同履行完毕前或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权动用3000万元保证金，如原告没能取得案涉地块的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在五个工作日内将3000万元保证金返还给原告。 证据2《协议书》，约定经开药业收取定金的银行账号信息，分别是吉林银行长春兴发支行，账号为0101012010********；中国银行长春市南湖大路支行营业部，账号为1604********，开户名称均为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 证据3银行交易流水单，原告于2011年5月24日通过潘守均的账户（建设银行，账号为：43674209444********）分6次向经开药业（吉林银行长春兴发支行，账号：0101012010********）支付定金共计3000万元，每次支付500万元。 证据4收款凭证，经开药业收到原告支付的3000万元保证金后，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了上述款项。 证据5土地出让信息（来源：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网站），2016年3月31日，吉林大众置业房产公司取得了案涉地块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应自2016年4月1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返还原告3000万元保证金。 证据1-5拟共同证明：1.原告与经开药业签订了《协议书》，经开药业保证原告通过合法程序取得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原告向经开药业支付3000万元定金，如原告最终未取得案涉地块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在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2.原告按协议约定支付了3000万元保证金；3.2016年3月31日，吉林大众置业房产公司取得了案涉地块的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应在2016年4月1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退还3000万元保证金，但因此时经开药业已经被注销，其应履行的返还财产义务，应由其债权债务继受主体承担。 证据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工商登记中，经开药业的股东是经开集团。 证据7经开药业注销工商登记信息，1.经开集团于2014年12月5日决议解散经开药业，当日成立清算组，当日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工商档案中没有《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等清算文件），债权人申报债权也是截至到当日。2.2014年11月24日，经开药业（而非清算组）在清算组成立之前进行了清算公告，在清算组成立之后，未履行公告义务，亦未书面通知债权人。3.2015年2月12日，经开集团通过了清算组的清算报告，于2015年3月6日出具《注销决议》，并承诺“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证据8律师函，原告于2017年9月22日委托律师向经开集团发送律师函，要求经开集团提供注销经开药业的相关文件。 证据9被告复函，经开集团认可其对经开药业进行了清算，并声称，已将清算后剩余财产支付给了第三方。另，经开集团接到原告律师函后，其主管资产的领导迟畅曾多次与原告律师电话沟通，迟畅坦言，经开集团并未对经开药业进行真实清算，只是为了办理注销需要走了一个清算程序。 证据6-9拟共同证明：1.经开集团是经开药业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是清算义务主体；2.经开集团对经开药业的清算，只是走了一个程序，并未依法进行真实清算；3.经开集团应按照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的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该民事责任应为返还财产责任（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四）项），因经开药业注销时，《协议书》正处于履行阶段，经开集团对该《协议书》的后续履行事宜未进行处理，属经开药业未了解业务，故该《协议书》中本应由经开药业承担的义务在经开药业被注销后应由经开集团承担，故此，经开集团应在2016年4月1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返还3000万元定金以及相应利息。 证据10经开药业工商登记信息，经开集团在2003年12月26日，将其持有的经开药业99%的股权转让给了创投公司，但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2010年12月1日，经开药业另一股东长春市凯旋厂将其持有的经开药业1%股权转让给了创投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自2010年12月1日起，创投公司实际持有经开药业100%股权，是经开药业的实际股东。 证据1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创投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股东是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据1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2018年4月12日之前，创投公司是经开集团的股东，经开集团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证据10-12拟共同证明：经开药业是国有企业，创投公司是其实际股东，创投公司应对经开药业注销后的债权债务与经开集团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另，经开药业注销之前，创投公司曾向经开集团出具《承诺函》（见经开集团证据P95）称“我公司承诺履行股东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债权债务的承接和清算事宜的处理”。 证据13经开药业工商登记信息，经开集团在2014年12月5日决议注销经开药业（见原告证据P14及P18），2014年10月20日经开集团免去了潘守均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见原告证据P54-56），故此，经开集团决议解散经开药业时，潘守均不可能知情。 证据14诉讼材料，原告曾于2016年7月13日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起诉经开药业，要求退还定金。但在起诉后，原告发现被告已经注销，所以未缴纳诉讼费，案件没有继续进行。证明原告在2016年7月13日才知道经开药业被注销。 证据13-14拟共同证明：1.因经开集团对经开药业清算时未公告债权人，亦未向债权人发送书面通知，故此，原告一直不知道经开药业已经被注销。直到2016年7月13日，原告起诉经开药业之后，才知道经开药业被注销一事；2.潘守均虽然曾经同时担任过原告和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在经开集团做出决议解散公司之前的一个半月，已经将潘守均免职，潘守均不可能知道经开集团所做出的决议；3.按照《协议书》第三条（见原告证据P2）潘守均担任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只是作为原告获得案涉地块开发建设权的优先条件，潘守均不参与经开药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所以，其对经开药业清算注销事宜不可能知情。 证据15银行回单，拟证明2011年8月，因《协议书》履行迟缓，原告急需资金，经开药业曾退还原告1800万元，9月原告又将1800万元返还给经开药业，按照经开药业当时经理张景军的要求，原告将该款项退还到了张景军的账户。 被告经开集团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2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协议书签署的时候，义德源公司代表经开药业和本案原告洽谈本案土地转让事宜，是否签署协议、是否是原告列举的两份协议书应当由义德源公司确认。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向经开药业汇款不仅仅是保证金还有购买设备的款项，具体是保证金还是购买设备的钱款无法证明。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因为1.收据上边没有开具日期；2.在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之后2011年5月25日到2014年12月1日期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守均同时也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我们怀疑收据是潘守均私自开具的。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想证明从5个工作日起被告应当返还保证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因在于经开药业已经与2015年3月10日依法被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法人终止，已经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原告主张返还应当在经开药业注销之日起主张该项权利。第一组证据证明的事实中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原告所列举的协议书的内容，最终的目的是想证明2016年4月1日起5个工作日内经开药业应返还保证金。这一点我方是不同意的，理由同上述意见。证据6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理由是原告想借此证明经开药业没有依法清算是错误的，经开药业的有关清算文件已经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通过，并基于此对经开药业依法注销登记，因此原告称未清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股东在清算当中是否有过错属于另一个问题，不能证明清算无效或者违法。证据8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称被告的领导迟畅说不是真实清算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明，清算是否有效应当以工商登记机关的文件为准。这一组证据证明的问题是想证明原告引用了公司法解释认为被告应当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是对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是2008年5月19日实施的，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考虑当时指定的法律背景，在2017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通知，取消了工商登记的简易注销程序，在此之前工商局适用的是简易注销程序，也就是说只要股东或者是第三人出具承接债权债务的承诺或者协议工商局即办理注销营业，因此我方认为公司法解释二第20条第二款是针对上述情形作出的规定，如果按原告对该解释的理解法定的清算注销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等同于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本案中被告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中是有承担债权债务的内容，但这是按照工商局的要求并提供的模板出具的，该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向工商机关进一步了解。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经开药业兼并协议书为时间节点，时间为2004年11月25日在此之前经开药业的实际股东是第二被告，工商登记股东是第一被告，在此时间点之后经开药业按照兼并协议的约定已经实际交付义德源公司，义德源公司对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完成对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成为经开药业的实际股东。证据11真实性及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证据12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这一组证据的总结性观点有异议，创投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对当中承诺的债权债务内容，我方质证意见同上述证据7的质证意见。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理由是原告提供该部分证据并不完整，原告只是选取了工商登记中对其有利的部分进行举证。1.事实是经开药业发布清算公告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4日，并不是原告所说的12月5日。2.经开药业免去潘守均的时间应该以工商变更时间为准，为2014年12月1日，至于原告对清算是否知情，经开集团在举证中将进一步证明。证据1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称在2016年7月13日起诉经开药业时才知道经开药业被注销，目的在于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原告应当向义务人提起诉讼主张，而本证据显示原告是向经开药业提出的主张，不是向本案被告提出的，故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作用。依据法律规定经开药业被依法注销在工商登记中可以随时查询，工商登记机关也发布了相应的公告，应当视为原告应当知道，并且有大量证据证明原告对经开药业清算是明知的，该部分证明被告举证时列举。对经开药业清算原告是否明知的问题，不仅仅通过潘守均证明，还可以通过原告的另一位股东公司的监事任晓雨证明，相应证据我们再列举。证据1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据我方了解原告实际支付给义德源公司的不止是3000万元，用于支付经开药业机械设备的补偿。这份证明恰恰证明原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和义德源公司实际履行的。不仅仅是汇入的1800万元，汇给张景军本人，而且在退还给潘守均的1100万元也是由张景军指派的代理人梁建华个人账户汇出的，体现的是原告和义德源公司实际履行土地转让协议。张景军是义德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义德源公司2009年被吊销之后也是由张景军代表义德源公司一直在管理经开药业，履行兼并协议书。 被告创投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5的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另经开药业已于2004年被义德源公司兼并，两份协议书签订的主体均是义德源公司实际操作的，我方对其内容均不知晓，经开药业已于2015年3月注销协议一方主体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原告只能提起赔偿责任相关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出的由我方履行返还财产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6-9的意见同经开集团，另证据6虽然在工商登记中显示经开药业的股东为经开集团，但其实际控制人为义德源公司，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对此事知情，其并非善意第三人。证据7原告仅提供了经开药业清算注销的部分资料，并未提供全部，经开药业的清算与注销程序已得到了工商局的认可，并出具了准予注销的通知，由于原告并非经开药业的已知债权人。因此根据公司法相关解释的规定，经开药业已履行公告义务，其程序合法。证据8该份证据与我方无关，我方对该份证据的内容无法确认。证据9同证据8质证意见。对证据10-12同经开集团质证意见。另，由于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对经开药业的兼并以及实际由义德源公司控制，这一事实是知晓的，因此其不应当以工商局登记的内容来向经开集团和创投公司来主张权利。对于我方向经开集团出具的承诺函，该承诺函的内容应当是在经开集团确定向原告承担责任后由经开集团向我方主张的，原告依据该承诺函来直接向我方主张没有依据，另外我方是根据义德源公司向我方出具的承诺函而向经开集团出具的该承诺函，最终的责任应当由义德源公司来承担。对证据13-14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另，证据14原告主张其在立案后才发现经开药业已注销的事实明显错误，依据民事立案的相关程序在立案前，原告必须取得被告的工商信息登记情况，并交付法院，法院才可立案受理，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不符合事实，原告早已知晓经开药业注销的事实。对证据15同经开集团质证意见，另外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该份个人回单的主体是张景军和潘守均，与经开药业无关。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对原告瑞泓翔公司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同，该证据系伪造，证明内容无法实现；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自2011年8月后，全面接管了经开药业，其实际掌握着经开药业公章，该等文件没有签字日期，存在原告利用实际控制公章情况下，加盖了空白公章，便于日后起诉的重大嫌疑；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证明目的存在重大瑕疵，该证据只能证明潘守均向经开药业支付了3000万元，不能证明是原告的付款行为，缺乏潘守均的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存在重大瑕疵，该文件的公章与证据1的公章不一致且存在手写改动，没有针对手写改动内容签字盖章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所说的证明目的和证据五之间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证明内容不认可。因为清算报告说的很清楚是个漫长的过程，清算工作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结合清算公告等事实可以佐证原告所述证明内容错误。和原告所提交的清算报告矛盾；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和诉讼时效计算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同，经开集团所述事实，第三人不认同。其中提到的没有进行真实清算是错误的，并声称已经将清算后的剩余资产支付给第三方也不属实；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11、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问题有异议。这份证据恰恰证明潘守军对清算的事情必然知情，潘守军作为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原告为了实现合同目的的制度性安排，就是为了保障原告能够获得对经开药业的充分知情权和管理权，实现原告获得经开药业目标土地使用权的竞买合同目的。2014年10月20日潘守均被免去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原告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制度性安排的变化应该和必然提出异议并关注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后续后果。因为此时潘守均又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经开药业变更潘守均法定代表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注销清算，清算组负责人向潘守均要求上缴原告所收取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公章等经开药业重要的证照，该等目的是为了尽快更好的实现目标土地的收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分的判断出原告应该知道经开药业干什么，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重大损害；对证据14中2011年5月16日的协议书真实性完全不认可，该证明系伪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文件第三页盖章和本文件的合同骑缝章存在明显不一致。基于双方交易后，原告得到了经开药业目标土地的使用权证书、房屋产权证书、公章财务章等重要文件，原告的相关管理者例如任晓雨等实际进入目标土地现场开展办公，以及前期为实现其合同目的的相关工作，针对目标土地进行了围挡，实际接管了经开药业的全部管理和运营工作。证据14本身诉讼的原被告在诉讼之时早已清算注销完成，该诉讼主体错误，这种错误是常识性错误。所诉彼时被告法定代表人潘守均恰恰又是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以这样的诉讼作为诉讼时效中断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和本案相比案由不同，诉讼主体不同，第三人也不能接受基于此证据作为诉效时效中断的目的。原告应该承担这种常识性错误所导致的针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14自相矛盾，经过代理人比对两份文件人名章落款的位置两份文件完全一致，但骑缝章确完全不一致。证据一和证据十四人名章落款位置第一页和第三页是完全一致的，更何况第三人根本不认可该证据，纯系伪造；对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完全不认可。经开药业收到了3000万元，为什么发生了退款行为。真实的情况是原告要求带建筑物毛地摘牌，而这种要求不符合招拍挂政策要求，因此经开药业主动和原告沟通，经开药业要求退款并终止合作。在此情况下向经开药业委托梁建华向潘守均等人账户支付了不少于1800万元，但是原告为实现其合同的商业目的愿意承担风险，又主动将所收取的退款打入了张景军账户中。这种风险即如果后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愿意承担该等3000万元资金的风险，这也是原告签约时的法定代表人退出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方也请求法庭要求原告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赵方玉出庭，或者作为第三人的证人。 被告经开集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经开）登记内销字【2015】第1500121540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2.经开药业工商登记《企业信息》简表，拟证明：经开药业清算注销的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也是原告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和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3.2014年11月24日《长春日报》刊登《经开药业清算公告》；4.瑞泓翔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5.瑞泓翔公司工商档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表申请表、股东会决议、聘任书、任免令，拟证明：潘守均从2011年5月20日开始担任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晓雨为原告公司股东，占50%股权，系控股股东；6.瑞泓翔公司工商档案，2012年3月30日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信息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2014年12月24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选举书、任免令，拟证明：2012年3月30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原告公司股东为潘守均、任晓雨两人，各占50%股权，潘守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晓雨为监事；7.经开药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经开药业工商档案，股东会决议、选举书、聘任书、免职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从2011年5月20日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潘守均做为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2011.11.25），同时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在经开药业登记股东决定清算并依法于2014年11月24日发布清算公告之时，原告对经开药业开始清算并公告登记债权的事实是明知的；9.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的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专题会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任晓雨做为当时瑞泓翔公司的股东、代表原告公司参会，对会议内容之一的经开药业清算注销安排是明知的，任星宇就是任晓雨； 第二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和实际控制的事实，原告实际是在与义德源公司履行土地转让合同（只是缘于拟转让的土地登记在经开药业名下才以经开药业的名义签署的土地转让协议），但却恶意向被告主张所谓的权利，属于告诉主体错误。 第一部分，被告向创投公司转让股权。 1.2001年8月3日被告《2001年第五次董事会决议》；2.2002年12月20日《关于转让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完成的公告》一份；3.经开药业2003年12月2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份；4.《转让协议》一份；5.2014年12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经开药业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内部决策、签署合同等法律程序并按上市公司监管要求进行了公告，同时完成了实际交付，仅仅是因为受让方的原因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6.长春市工商局经开分局档案馆调取的经开药业于2005年6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份；7.2010年12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经开药业是创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创投公司是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8.2010年12月29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登记申请书》；9.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附表《经开药业股东出资信息》；10.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工商局备案的《章程》；11.创投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向长春市工商局经开分局出具的《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关于2004年股东变更情况的说明》，拟证明被告依法将经开药业的股权转让给创投公司已在工商局进行了备案；是由于创投公司未及时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最后的变更登记，导致经开药业的股东一直未能变更过来，但工商档案中一直有记录；12、经开药业国有土地使用证两份（土地转让协议书拟转让的土地）。 第二部分，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 13.长春市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4年6月25日出具的长改调组【2004】4号《关于明确开发区国有企业改革审批程序的通知》；14.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公司于2004年11月20日向经开管委会提交的长经开创投【2004】7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企业兼并的请示》；15.经开管委会于2004年11月20日出具的长经技管【2004】207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企业兼并的批复》；16.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实际出资人张景军与经开药业、创投公司、经开管委会于2004年11月25日签订的《兼并协议书》，拟证明改制兼并合法有效。经开药业已于2004年11月25日被义德源公司以承债方式兼并，经开药业的资产与负债均已实际交付义德源公司，且由义德源公司负责对经开药业兼并后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清偿义务；17.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2月5日出具的吉市工商注处字（2008）第18-1-268号《关于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义德源公司的工商信息简表；18.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于2012年6月1日向长春市政府出具的长经技管【2012】268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协议产权交割的请示》；19.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7月9日向长春市肖市长所作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协议产权交割相关情况汇报》；20.2013年2月22日出具的长经技管【2013】45号《关于一揽子解决长春轮胎厂、轮胎有限公司和经开药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21.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3年6月8日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办出具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收储相关事宜的请示》；22.经开管委会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第69次会议纪要关于《研究解决经开药业收储与资产协议转让等相关问题》的文件；2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委于2014年11月17日与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和张景军签订的《补充协议》；24.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解散注销的决定》；25.2014年11月24日创投公司向被告出具的《承诺函》；26.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工作领导小组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关于《研究土地收购工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7.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28.经开管委会2015年1月12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9日会议签到表各一份，拟证明经开药业清算组成员均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派出的人选，实质是实际股东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组织进行清算并完成注销；29.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5年2月15日向创投公司出具的《承诺书》；30.长春轮胎、经开药业改制后续工作专项领导小组于2015年2月16日出具的《关于支付义德源公司补偿款的说明》，拟证明经开药业由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本人实际控制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于政府国有产权交易主管部门以政策发生变化为由不出具协议转让确认文件，导致改制后企业工商登记不能完成变更；改制双方不得不签署补充协议，变更改制兼并协议履行方式，以完成改制兼并协议的履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开药业进行清算和注销后剩余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给义德源公司；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承诺承担经开药业注销前的一切债权债务。 第三部分，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兼并的事实，且实际与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直接进行交易、履行土地转让协议。31.长春市工商管理局经开区分局档案室调取的原告瑞泓翔公司的工商档案（在第一组证据中已经提供）；3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潘守均作为原告的股东，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任晓雨做为原告的股东，同时担任原告的监事。潘守均和任晓雨在本案争议的转让协议履行中，从事的是原告公司职务行为，完全代表原告；33.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与原告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协议书》二份；34.经开药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35.经开药业工商档案，股东会决议、选举书、聘任书、免职令（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按协议约定，2011年11月29日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由兰守庆变更为潘守均，证明潘守均应当知道经开药业实际被义德源公司兼并的事实；原告应向经开药业协议指定账户汇入保证金；36.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2年5月2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37.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在第一组证据已提供）；38.经开管委会2015年1月12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9日会议签到表各一份（见第二组证据第28项），拟证明任晓雨、梁建华、辛波均代表了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一方，原告股东任晓雨一直知道履行协议的另一方为义德源公司与张景军，任晓雨承认3000万的保证金是通过经开药业的账户给张景军个人的，会议内容涉及经开改制结算与注销的事宜，任晓雨应当知道经开药业实际归义德源公司控制并拥有的事实；3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四道街支行出具的梁建华个人账户《新现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一份；4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开发区支行出具的梁建华《个人业务交易单》一份，拟证明张景军已通过梁建华个人账户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守均个人账户返还保证金1100万元。进一步证明《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主体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不是经开药业。 第三组证据：拟共同证明经开药业清算合法有效。 1.经开药业于2014年11月24日在长春日报刊登的《注销清算公告》一份（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2.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经开）登记内销字【2015】第1500121540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经开集团已依法对经开药业进行清算，并获准注销；3.公民户籍信息证明，申请法院调取银行流水过程中发现潘守均往经开药业汇款时名字是潘守军，经开药业向潘守均汇款时就是潘守均，证明潘守均是潘守军的曾用名；4.董事监事身份信息，常驻人口信息查询信息，拟证明任晓雨和任星宇是同一人，有待于证人指认。 被告经开集团开庭审理时补充提交投标竞买申请书三份，拟证明原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参加2016年3月31日长春市国土局进行的案涉地块招拍挂工作。 原告瑞泓翔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8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记载经开药业股东决议解散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1日停止经营，公告发布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4日，但经开药业工商档案中记载公司决议解散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12月5日才成立清算组，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告应当是在公司决议解散、清算组成立之后，清算组作出公告。但被告所提供的公告形成于公司决议解散、清算组成立之前，因此这份公告与经开药业的解散清算没有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办法核实，上面记载的人是任星宇，原告不认识，并没有证据证明与任晓雨是同一人，另外证据内容原件与复印件不完整。第一组证据证明的目的是时效性，达不到证明目的，理由如下：1.是潘守均在2014年10月20日就被经开集团免去了经开药业全部职务，工商登记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日，但这只是工商登记的滞后，潘守均实际被免职的时间应该以经开集团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免职令为准。在经开集团作出决议解散经开药业时潘守均早已被免职。2.在协议书（原告证据第二页）协议书的第三条约定潘守均担任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只是为了原告获得开发建设权的优先条件，潘守均不参与经开药业的实际经营管理，只是挂名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3.解散决议是经开集团作出的，而不是经开药业作出的，潘守均是挂名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而非是经开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对经开集团的决议不可能知情。对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会在辩论意见中详细论述。关于任晓雨的问题，任晓雨曾经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和监事，但自2014年12月24日潘守均和任晓雨均退出原告公司，与原告公司早就没有关系，因此即便其二人知道经开药业清算或注销的事宜，并不代表原告公司对此知情。 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11真实性无异议，证实经开集团持有99%的股权转让给了创投公司，创投公司在2000年12月1日实际取得了经开药业100%的股权。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当时经开药业拟转让给原告土地面积超过两份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面积。对证据13我方认为在形式上存在瑕疵，证据并不是原始原件，出具部门是长春市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办公室，这是一份复印件，复印件上盖的是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章，这份文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出具的，真实性不认可，这份文件也不具备合法性。理由：颁发的部门是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而其授权的权利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审批的权限，形成的时间是2004年6月25日，而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发布第三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重大产权事项需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而经开集团提供的这份通知授权部门是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其授予相关权限，所以这份文件的合法性是有待商榷的。另外即使依据此文件对经开药业进行改制也应该到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文件第二条）。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但不具备合法性。理由是请示是在2004年11月20日形成，按照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发布第三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八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进行，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形式进行，但只有在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才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而创投公司提出的这份请示直接要求按协议转让的方式将经开药业整体转让给民营企业义德源公司，这是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对证据15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这份批复是针对证据14的，经开区管委会是没有这个权限的，这是属于超权限批复。对证据16兼并协议真实性没有办法核实，另外即便真实存在，这份协议书也不具备合法性，因属于经开区管委会超权限批复。对证据17真实性认可，证据显示义德源公司在2009年2月5日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原告认为经开区政府不可能把一个国有企业交由一个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兼并。对证据18-20真实性认可，三份证据恰恰证明了义德源公司违法违规兼并经开药业的情况，因其违法违规无法办理产权交割手续，因此义德源公司根本未合法取得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权以及资产产权，其中证据19将义德源公司违法兼并经开药业的过程以及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证据第75-76页）。对证据21真实性没有办法核实，文件中所陈述的兼并的事实也是违法违规的，义德源公司从未合法取得过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权和资产产权。对证据22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管委会无权审批经开药业的整体改制，更无权推进经开药业被兼并事宜。对证据23与证据17的质证意见相同，另补充协议形成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7日，作为协议一方主体的义德源公司已经在2009年被吊销，经开区管委会确仍在推进义德源公司兼并经开药业，行为严重违法。证据24-25真实性认可，证实了创投公司作为经开药业的实际股东，应按其承诺对经开药业注销后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对证据26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7-28真实性不认可，其中证据28只是会议签到表，参加什么会议并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9真实性不认可，义德源公司在2009年就已经吊销了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被告是为了转嫁风险而提供的此份文件。对证据30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专项领导小组原告不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政府机关，所以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1-3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潘守均和任晓雨在担任原告股东期间，并不清楚义德源公司与经开药业之间的关系，原告自与经开药业签订协议书之日起就认可经开药业是国有独资企业，对其被兼并事实完全不知情，张景军是当时经开药业雇佣的经理，这并不能证明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兼并。对证据36真实性不认可，这只是义德源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授权书，不代表任晓雨接受了授权并代理了授权事项。对证据37-38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任晓雨参与了与经开药业有关的改制工作。对证据39-40真实性认可，当时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梁建华代理经开药业向原告退还了一部分定金，当时一共退还1800万元，但原告在2011年9月28日又将1800万元定金按照经开药业经理张景军的要求退还至张景军的账户，因此经开药业收到的3000万元定金并未退还给原告。这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不认可的。 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质证意见同第一组证据。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工商局在注销时只是进行形式审查，对经开药业是否进行合法清算并不做实体审查，所以要求清算义务人在注销时对经开药业的债权债务承担问题作出承诺。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经开集团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指示部分单位参加竞买的申请书，并不能体现出全部参加竞买的单位，并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参加。即便原告没有参加，也是经开药业违约在先，因经开药业在协议书中承诺保证原告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案涉地块开发使用权，但在案涉地块尚未招拍挂之前经开药业公司就决议解散注销，其已失去了继续履行协议书保证原告获取案涉地块开发使用权的主体资格。在案涉地块招拍挂过程中经开药业公司及其股东经开集团没有履行任何配合原告取得案涉地块开发使用权的义务，甚至连告知都没有，所以即便是违约，也是经开药业违约在先。 被告创投公司对经开集团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没有异议。其中，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9-40需要补充说明，梁建华在转账时并不是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当时是潘守均。对经开集团补充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没有异议。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经开药业法定代表人由潘守均变更为梁建华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并且经开药业发布清算公告的时间为2014年11月24日，潘守均对此明显是知情的。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对经开集团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组证据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证据9中任星宇就是任晓雨，提示合议庭注意在纪要第4页中有针对任晓雨说话的记载，也就是说针对清算的事情任晓雨是知情的，任晓雨是原告50%的股东，而且是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第二组证据第一部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第二部分，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中的证据十九关联性有补充说明，这个文件第三页的第三段中第三人要求对经开药业产权进行交割，本文件讲了不能交割的原因，不是第三人的原因，是基于国有产权转让过户审批的程序和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因此，经开药业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讲还不是第三人的，第三人还只是基于兼并合同关系以及实际管理状态。只不过双方针对企业的投资债权债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而已。其他证据的关联性、证明问题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第三部分证据31、证据32、证据34-3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证据33同原告证据1和证据14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9、证据40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虽然是通过个人的划款行为，但是个人的划款行为，不必然证明是张景军的个人行为以及是义德源公司的行为，义德源公司和经开药业客观上属于合同项下的托管行为，基于没有实现经开药业国有股份的变更工作，所以经开药业因收取的3000万元所导致的一切后果仍然首先由经开药业解决，然后经开药业工商登记的股东和义德源公司进行基于兼并协议的债权债务最终综合结算。梁建华的行为是基于义德源实际托管经开药业的事实接受经开药业管理者张景军的委托，代表经开药业向原告进行的退款行为，该等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后果承受人仍是经开药业的股东。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2014年11月24日清算公告具有法定公示效力，原告持有3000万债权，就应该知道权利可能受损，应该申报债权，或向法院起诉。公告之前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守均被撤换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作为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被撤换，足以证明原告此时应知悉合同目的实现会遭受危险，其合法权益会受到侵害。所以，从诉讼时效的角度，原告以自己不知道公告或经开药业已清算注销为由，不能成立，违背商业逻辑。对被告补充的投标竞买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原告依据该拍卖事实时间作为起算诉讼时效起止日，不能成立，原告报名都没有参加，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原告诉求经开药业相关义务，视同原告放弃实现合同目的，并放弃了保证金的权益，这种严重违约的后果就是自己对权利的放弃。更何况原告主张其合法基于3000万元汇款的权利，基于清算事实早已发生被侵害，所以不能以拍卖时间点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对梁建华的证言不能采信，因为梁建华应该出庭接受我方的询问。其中证人证言有明确错误，任晓雨没有担任过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对张景军的证言，我方认为张景军称3000万元为设备款我方认为不准确。该3000万元从协议书的约定上看体现的叫保证金，从原告的诉状上看是定金。我方认为该款具有补偿款的性质，土地收储使用的都是本届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规定使用收储资金必须对土地进行评估，按照评估值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偿。而实际的操作中，土地评估值低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价值，导致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收储不积极，为了能够让土地使用权人有积极性，部分的投资者往往通过给土地使用权人补偿款的方式增加收储的进度。本案协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可以看出土地补偿款价值是2.5亿元，当时对应的土地面积是6万平方米，土地收储时减为51933平方米，对应价值是2.2亿元，而收储中心只给了1.5亿元的补偿款，这就是印证了该3000万元实际上具有补偿的性质，也是原告单方向经开药业提供保证金的原因，所以我方认为该3000万元是对收储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减少差额的补偿，具有补偿款的性质。 被告创投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内容原告提起民事清算责任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经开）登记内销字【2015】第1500121540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2.经开药业工商登记《企业信息》简表，拟证明：经开药业清算注销的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也是原告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和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3.2014年11月24日《长春日报》刊登《经开药业清算公告》；4.瑞泓翔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5.瑞泓翔公司工商档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表申请表、股东会决议、聘任书、任免令，拟证明潘守均从2011年5月20日开始担任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晓雨为原告公司股东，占50%股权，系控股股东；6.瑞泓翔公司工商档案，2012年3月30日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信息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2014年12月24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选举书、任免令，拟证明2012年3月30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原告公司股东为潘守均、任晓雨两人，各占50%股权，潘守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晓雨为监事；7.经开药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经开药业工商档案，股东会决议、选举书、聘任书、免职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份，拟证明从2011年5月20日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潘守均做为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2011.11.25），同时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在经开药业登记股东决定清算并依法于2014年11月24日发布清算公告之时，原告对经开药业开始清算并公告登记债权的事实是明知的；9.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的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专题会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任晓雨作为当时瑞泓翔公司的股东、代表接受义德源公司和张景军的委托代表原告参会，对会议内容之一的经开药业清算注销安排是明知的，同时也证明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义德源公司，经开药业清算注销事宜均由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负责。 第二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和实际控制的事实，原告实际是在与义德源公司履行土地转让合同（只是缘于拟转让的土地登记在经开药业名下才以经开药业的名义签署的土地转让协议），但却恶意向经开集团和被告主张所谓的权利，属于告诉主体错误。且创投公司既不是经开药业工商登记的股东，也不是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原告要求被告创投公司承担清算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第一部分，经开集团向创投公司转让股权并备案。 1.经开药业2003年12月2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份；2.《转让协议》一份；3.《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附表》；4.创投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向长春市工商局经开分局出具的《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关于2004年股东变更情况的说明》；5.经开集团于2014年12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经开集团于2003年将经开药业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创投公司，并且向工商局办理了备案手续，但工商局一直未能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第二部分，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改制兼并。 6.长春市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4年6月25日出具的长改调组【2004】4号《关于明确开发区国有企业改革审批程序的通知》；7.创投公司于2004年11月20日向经开管委会提交的长经开创投【2004】7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企业兼并的请示》；8.经开管委会于2004年11月20日出具的长经技管【2004】207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企业兼并的批复》；9.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实际出资人张景军与经开药业、创投公司、经开管委会于2004年11月25日签订的《兼并协议书》，拟证明改制兼并合法有效。经开药业已于2004年11月25日被义德源公司以承债方式兼并，经开药业的资产与负债均已实际交付义德源公司，且由义德源公司负责对经开药业兼并后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清偿义务；10.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2月5日出具的吉市工商注处字（2008）第18-1-268号《关于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11.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于2012年6月1日向长春市政府出具的长经技管【2012】268号《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协议产权交割的请示》；12.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7月9日向长春市肖市长所作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协议产权交割相关情况汇报》；13.2013年2月22日出具的长经技管【2013】45号《关于一揽子解决长春轮胎厂、轮胎有限公司和经开药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14.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3年6月8日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办出具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收储相关事宜的请示》；15.经开管委会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第69次会议纪要关于《研究解决经开药业收储与资产协议转让等相关问题》的文件；16.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委于2014年11月17日与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和张景军签订的《补充协议》；17.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工作领导小组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关于《研究土地收购工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18.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19.经开管委会2015年1月12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9日会议签到表各一份，拟证明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是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经开药业清算组成员均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派出的人选，事实是实际股东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组织进行清算并完成注销；20.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5年2月15日向创投公司出具的《承诺书》；21.长春轮胎、经开药业改制后续工作专项领导小组于2015年2月16日出具的《关于支付义德源公司补偿款的说明》，拟证明经开药业由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本人实际控制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于政府国有产权交易主管部门以政策发生变化为由不出具协议转让确认文件，导致改制后企业工商登记不能完成变更；改制双方不得不签署补充协议，变更改制兼并协议履行方式，以完成改制兼并协议的履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开药业进行清算和注销后剩余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给义德源公司；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承诺承担经开药业注销前的一切债权债务。 第三部分，原告明知经开药业被义德源公司兼并的事实，且实际与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直接进行交易、履行土地转让协议。 22.长春市工商管理局经开区分局档案室调取的原告瑞泓翔公司的工商档案（在第一组证据中已经提供）；2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潘守均做为原告的股东，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任晓雨做为原告的股东，同时担任原告的监事。潘守均和任晓雨在本案争议的转让协议履行中，从事的是原告公司职务行为，完全代表原告；24.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与原告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协议书》二份；25.经开药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26.经开药业工商档案，股东会决议、选举书、聘任书、免职令（在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按协议约定，2011年11月29日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由兰守庆变更为潘守均，证明潘守均应当知道经开药业实际被义德源公司兼并的事实，原告应向经开药业协议指定账户汇入保证金；27.义德源公司及其出资人张景军于2012年5月2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28.经开管委会2014年11月28日召开《通报经开药业收储事宜》的参会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一份（在第一组证据已提供）；29.经开管委会2015年1月12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9日会议签到表各一份（见第二组证据第19项），拟证明任晓雨、梁建华、辛波均代表了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一方，其中，梁建华和辛波同时也是清算组的组成人员，原告股东任晓雨一直知道履行协议的另一方为义德源公司与张景军，任晓雨承认3000万的保证金是通过经开药业的账户给张景军个人的，会议内容涉及经开改制结算与企业清算注销的事宜，任晓雨应当知道经开药业实际归义德源公司控制并拥有、且经开药业正在进行清算注销的事实，此时潘守均仍然担任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潘守均也知道经开药业清算注销的事实；3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四道街支行出具的梁建华个人账户《新现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一份；3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开发区支行出具的梁建华《个人业务交易单》一份，拟证明张景军已通过梁建华个人账户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守均个人账户返还保证金1100万元，进一步证明《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主体为义德源公司及张景军，不是经开药业。 第三组证据：拟共同证明经开药业清算合法有效。 1.经开药业于2014年11月24日在长春日报刊登的《注销清算公告》一份（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2.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经开）登记内销字【2015】第1500121540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第一组证据中已提供），拟证明经开药业已依法进行清算，并获准注销。 原告瑞泓翔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第一组证据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证据1-5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创投公司是经开药业的实际股东。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6-9质证意见与经开集团的证据13-16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10-16质证意见与原告对经开集团证据17-23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17质证意见同对经开集团证据26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8-21质证意见同对经开集团证据27-30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22-31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证据31-40质证意见相同。对第三组证据证据1-2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第三组证据证据1-2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经开集团对创投公司所列举证据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对创投公司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证据9，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完全认同。第三人是基于兼并协议项下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所做的针对经开药业清算注销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控股股东的受托行为，这种法律后果从法律意义上应由被告承担，我们只是执行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对第二组证据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都不认同，质证意见同原告证据1和证据14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中第三部分中的其余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问题不认可，第三人基于兼并协议项下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针对经开药业仍然是托管关系。经开药业在第三人的委托管理期间基于商务活动所产生的对外债权债务首先承担该义务的主体是经开药业本身，第三人和经开药业的股东最终进行综合结算。经开药业在第三人委托管理期内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第三人和经开药业的上级单位按内部约定进行全面承担。因此，假如需要向原告返还3000万保证金，这种返还的主体也首先应该是经开药业或者是本案被告，而不应该直接是第三人。针对证据31，梁建华的行为是代表经开药业的退款行为，不是代表第三人，其退款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经开药业承担；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证据1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经开药业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订购合同》(2003.5.22)，证据2《土地登记审批表》（2004.2.3），证据3长春经开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经开药业出具的《关于经开药业有限公司快速路项目土地征收情况的说明》（2013.5.6），证据4《土地登记审批表》(2014.11.14)，证据5长规（2003）42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3.7.18)，证据6长规（2004）81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4.4.28)，拟共同证明在2003.5.21至2013.5.6期间，经开药业土地面积为6万㎡；2013年因长春市修建两横三纵快速路系统之东部快速路工程，占用8067㎡，土地面积变为51933㎡。而原告提交的《协议书》里约定土地面积为5.59万㎡，与实际面积6万㎡不符，证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是2011年经开药业与原告签订的那份协议书，原告依据这份不真实的协议书主张权利，不应获得法律支持。 第二组证据，证据7经开药业在长春日报上发布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声明(2014.12.5)，拟证明《协议书》签订后，经开药业将房屋产权证等证件交给了原告。经过努力，终于迎来了经开收储中心即将收储土地，可原告拒不交还房产证，导致经开药业被迫登报重新办理证件，证明经开药业不但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指定人员潘守均，还将房产证等证件交付给了原告。 第三组证据，证据8吉林省程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报告》，拟证明程运公司（2016.3.31与万润公司组成联合体参加案涉土地竞拍）法定代表人任晓晗，是原告控股股东任晓雨的哥哥，证明原告应该知道案涉土地挂牌，原告庭审中称其没有参加摘牌是因其不知道土地招拍挂，该陈述不属实，不应被采信。 第四组证据，证据9张景军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提交给法庭的协议书不真实。 原告瑞泓翔公司对第三人义德源公司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只有复印件，不认可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只有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和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一组证据的证明问题不认可，所签订协议书中约定的占地面积约是5.59万平方米，以实际勘测为准，说明双方签协议当初对土地面积并没有做出确切的约定，第三人的第一组证据不能推翻协议书的真实性。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按照原告与经开药业所签协议书约定，原告支付3000万元之后仅是将经开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按原告的要求进行了变更，但明确约定变更后的法人仅获得开发建设的优先条件，实际上变更后的法人对经开药业没有权利经营管理，也不存在持有经开药业相关证照拒不返还的情况。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任晓雨在2014年12月24日就已经退出原告的股份，第三组证据中提及的任晓晗，原告不认识。对第四组证据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另张景军数次参加庭审、旁听庭审，已不能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经开集团对第三人义德源公司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问题我方不发表意见，因我方不了解情况。 被告创投公司对第三人义德源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同经开集团意见一致。 被告经开集团申请证人张景军、梁建华出庭作证。 原告瑞泓翔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部分认可，清算时潘守均和任晓雨都已经不再原告公司任职，对清算事实并不知道。 被告经开集团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清算组不是经开国资委指派的。 被告创投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清算组不是经开国资委指派的。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张景军称3000万元为设备款我方认为不准确。该3000万元从协议书的约定上看体现的叫保证金，从原告的诉状上看是定金。我方认为该款具有补偿款的性质，土地收储使用的都是本届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规定使用收储资金必须对土地进行评估，按照评估值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偿。而实际的操作中土地评估值低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价值，导致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收储不积极，为了能够让土地使用权人有积极性，部分的投资者往往通过给土地使用权人补偿款的方式增加收储的进度。本案协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可以看出土地补偿款价值是2.5亿元，当时对应的土地面积是6万平方米，土地收储时减为51933平方米，对应的价值是2.2亿元，而收储中心只给了1.5亿元的补偿款，这就印证了该款3000万元实际上具有补偿的性质，也是原告单方向经开药业提供的保证金的原因，所以我方认为该3000万元是对收储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减少差额的补偿，据有补偿款的性质。对梁建华的证言不能采信，因为梁建华应该出庭接受我方的询问。其中证人证言有明确错误，任晓雨没有担任过原告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申请证人赵方玉出庭作证。 原告瑞泓翔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关于涉案协议书真实性的表述我方不认可，关于给经开药业8000平方米门市房的表述不认可，关于原告曾支付3000万元保证金并以2.5亿元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表述认可，其他内容不认可。 被告经开集团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人身份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没有异议。 被告创投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双方法人签订，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返还款项的依据。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人证明的内容前半部分没有异议，对听说的部分有异议。证人作为当时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该协议的签订人所证明的内容与现有的证据相一致，对于如此大额度的交易证人证实其在协议上签字以及经开药业的代表张景军签字，我们认为和我们的认知相一致。其陈述的用8000平门市房才抵充后期的2.2亿元的款项和开发商通常的操作手法一致，具有可行性。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瑞泓翔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经询问证人张景军，其认可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第三人义德源公司虽否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交其主张为真实的协议，证人赵方玉的证言也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经开集团主张该笔款项是设备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其主张不能成立；证据4张景军认可收到潘守均汇款3000万，故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9、14、15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经开集团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对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显示经开药业于2014年11月24日在长春日报发布清算公告，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9内容主要是关于解决经开药业遗留问题，该证据未加盖公章，无法核实其出处，以及确认会议内容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3为复印件，证据形式欠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6经与原件核对无异，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1，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2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是否有权对经开药业改制进行审批，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对证据28，被告经开集团仅提交了会议签到表，关于会议内容未提交相应材料，无法证明其主张，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纳；对证据29，证人张景军认可，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0、36经与原件核对无异，真实性予以确认。 第三人义德源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9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方式提交的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具备证据能力，对上述三份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经开药业成立于1996年10月31日，股东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开集团前身）（持股99%）、长春市凯旋彩印厂（持股1%）。2001年8月3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将经开药业转让给创投公司，并于2002年12月20日发布了关于转让经开药业股权完成的公告。 2003年12月26日，经开药业召开股东会，决议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经开药业99%股份转让给创投公司。同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创投公司签署了转让协议。2010年12月20日，经开药业再次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将长春市凯旋彩印厂持有的1%股份转让给创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并于12月1日签署了转让协议。至此，创投公司成为经开药业实际股东，并于2010年12月29日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经开药业工商登记股东仍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开药业工商备案章程显示经开药业股东为创投公司和长春市凯旋彩印厂。 2014年11月5日，创投公司作出《关于长春经开药业解散注销的决定》，称经开药业是其全资子公司，决定解散经开药业并成立清算组，依法发布清算公告，办理企业注销登记。2014年11月24日，创投公司向经开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履行股东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债权债务的承接和清算事宜的处理。 2014年11月24日，经开药业在《长春日报》发布清算公告，称“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4年11月21日停止经营，……本公司清算组也于同日成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2014年12月5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出资人决定：对经开药业停止营业，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指定梁建华、辛波、田丽红为清算组成员。2015年2月12日，经开药业清算报告显示“2014年12月5日公司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进行清算。12月5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自12月5日开始全面清算，并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截止到2014年12月5日，没有债权人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与公司财务账目记载相吻合。”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确认。 2015年3月6日，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注销决议，决定注销经开药业，并承诺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经开集团承担。2015年3月10日，经开药业正式注销。 另查明，2004年11月20日，创投公司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就经开药业兼并问题进行请示（长经开创投[2004]7号）。经开区管委会同日批复（长经技管[2004]207号）“一、同意吉林市义德源钢材经销有限公司以承债方式兼并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以承担被兼并企业债务为条件接收其资产和全部职工，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三、同意兼并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全部债务，……” 2004年11月，义德源公司、经开药业、创投公司、经开区管委会签署《兼并协议书》，约定：义德源公司以承债方式兼并经开药业；义德源公司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承担经开药业债务和债权。 2009年2月5日，义德源公司因未按规定接受年检，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经开区管委会向市政府提交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协议产权交割的请示》（2012年6月1日长经技管[2012]268号）、《关于一揽子解决长春轮胎厂、轮胎有限公司和经开药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2013年2月22日长经技管[2013]45号）显示：由于历史原因，经开药业没有进入产权交易中心完成出让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没有完成企业工商变更和产权协议交割工作，经开药业仍属于国有企业。 2013年6月8日，经开药业、义德源公司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办出具的《关于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收储相关事宜的请示》载明“……由于经开药业的资产转让尚未履行完过户手续，形式上经开药业还属于国有性质，事实上吉林市义德源钢材有限公司已全资投入建设了经开药业新厂区，并实际接收管理该企业近十年。……” 鉴于《兼并协议书》各方实际完成了兼并企业的资产交付和接收工作，只是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经开药业土地已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居住用地，经开区管委会已对该地块列入土地收储规划，2014年11月17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义德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明确“2.1经开药业全部资产与负债均归兼并方所有，通过本次收储解决经开药业工商档案股东变更事宜；2.3在收购补偿款支付前，乙方（义德源公司）通过公司注销清算程序，负责对经开药业兼并后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清偿义务；在签订本补充协议后，同步启动对经开药业签订收购补偿合同和企业注销清算工作；3.7依据综合清算协议，确认应由乙方承担的债务数额，由乙方负责从支付经开药业收购补偿款尾款和其他可处置资产中解决；剩余款项通过经开药业账户支付给乙方，剩余其他未处置资产由乙方自行处置。” 又查明，2011年5月16日，经开药业与瑞泓翔公司就经开药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所有权转让签署了《协议书》，约定“一、……乙方（瑞泓翔公司）以两亿五千万的价格收购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所有权；三、……甲方（经开药业）保证乙方通过合法程序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甲方在乙方全额支付保证金后将经开药业企业法人变更为乙方提供的合法法人，……变更后的法人仅作为获得开发建设权的优先条件，……。五、以协议签订之日起第二日为基准日，八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三千万的保证金、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如乙方没能取得此地块开发建设权，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在该《协议书》后附的协议中，经开药业与瑞泓翔公司约定，经开药业指定账户之一为吉林银行长春兴发支行，账号为0101012010********，瑞泓翔公司在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内可选择向经开药业指定的账户进行支付。2011年5月24日，账号为43674209444********、客户名称为潘守均的账户分六次向经开药业账号为0101012010********账户转帐，转款金额合计3000万元。后原告、经开药业在收款凭据上盖章确认“现收到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我（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所有地上物及土地使用权保证金（三千万元人民币）。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出账号为（建设银行4367420944470215393），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收款账号为（吉林银行010101201098989898）。经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此款以到账，接收款三千万元人民币数额无误。”时任经开药业实际控制人张景军确认收到瑞泓翔公司3000万元，并同时认可该3000万元至今未退还。 再查明，2015年2月15日，义德源公司、张景军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此期间并至经开药业工商登记注销之日止，经开药业所发生的债权债务问题除依法按照兼并协议书和确认书执行外，其他债权债务问题均由义德源公司（出资人张景军）负责承担和处置。 2016年7月13日，瑞泓翔公司以经开药业为被告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经开药业立即返还瑞泓翔公司支付的保证金800万元及利息。瑞泓翔公司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中提到“2016年3月31日，在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对该地块挂牌出让中，原告未能取得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原告资金紧张，向被告提出先期返还给原告800万元，但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未付。”因瑞泓翔公司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交纳诉讼费，2016年10月27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按瑞泓翔公司自动撤回起诉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主张已向经开药业支付保证金3000万的事实是否成立；二、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经开药业清算程序是否合法；四、二被告是否应当共同向原告返还保证金30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一、关于原告主张已向经开药业支付保证金3000万的事实是否成立问题。首先，关于协议是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节。本案被告经开集团对案涉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义德源公司主张协议书系伪造，但认可收到保证金3000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义德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景军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亦认可收到原告300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本院依职权追加义德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义德源公司虽否认协议的真实性，但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赵方玉出庭作证，称原告曾通过潘守均账户向经开药业支付保证金3000万元，但其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该协议系伪造。本院认为，义德源公司未提交其认可为真实的协议，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义德源公司当庭提交证人出庭申请，其诉讼代理人庭前与赵方玉就案件情况进行过交流，其证言的客观性有待补强，在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可以确认案涉协议书的真实性。其次，关于经开药业是否收到原告支付的3000万一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潘守均自2011年5月20日至2014年12月23日期间担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24日，潘守均在任职期间，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分六次向经开药业共计转入3000万元，后原告、经开药业共同出具收款凭据，确认经开药业已经收到原告通过潘守均名下账户汇入的3000万元保证金。证人张景军出庭作证时亦认可收到原告保证金3000万元。义德源公司虽主张案涉3000万元系由潘守均个人银行账户转至经开药业名下，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由原告支付，但未提交潘守均个人与经开药业另存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可以确认原告向经开药业已经支付了3000万元。再次，关于案涉3000万元款项性质一节。经开集团、创投公司辩称该款项应为定金，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参加土地的招拍挂存在违约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其要求经开药业返还3000万元保证金的条件不成立。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定金合同属于要式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交付的保证金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一方主张适用定金罚则的，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协议书约定，如原告没能取得此地块开发建设权，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返还。双方未就保证金的性质、返还条件予以进一步约定，故经开集团和创投公司抗辩保证金为定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不予采纳。最后，关于应否对案涉《协议书》进行司法鉴定一节。义德源公司申请对案涉协议书形成时间、经开药业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本案现未有初步证据证明案涉协议书系伪造，并无启动司法鉴定之必要，且经开药业已注销，公章已被销毁，亦不具备鉴定之基础。通过张景军、赵方玉的证言及义德源公司的自认，可以确认经开药业收到了案涉保证金3000万元。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协议是原告和经开药业就经开药业名下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地上物转让达成的合意，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原告向经开药业支付保证金3000万元的事实成立。 二、关于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系公司清算程序引发的纠纷。债权人主张股东对公司未了结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法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原告主张因经开药业注销之日协议书仍在履行过程中，在2016年3月31日第三方获得案涉地块后，经开药业方能按照约定履行退还保证金义务，故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4月8日起开始计算。而经开集团、创投公司辩称，原告主张权利应当从经开药业注销登记之日，即2015年3月10日起计算，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原告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二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不能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原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义德源公司亦辩称，原告对经开药业在2015年3月10日完成清算注销的事实是明知和应知的，且原告于2016年7月向经开法院起诉，因起诉状副本未向经开药业送达而撤诉，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了公司清算过程中清算组的公告义务和对已知债权人的通知义务，旨在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知情权，故登记主管部门的注销登记虽具有公示效力，但亦不可课以债权人较重的注意义务，本案以经开药业注销时间起算诉讼时效，对原告有失公允。根据案涉协议书第五条之约定，如原告未能取得案涉地块开发建设权，经开药业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返还原告。2016年3月31日案涉地块由第三方获得后，经开药业至迟应当于2016年4月7日将3000万元保证金退还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于2018年2月7日向本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退一步讲，假设从经开药业注销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因在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之规定，经开药业于2015年3月10日被注销，原告于2016年7月13日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虽原告的起诉最终因其未按期交纳诉讼费用而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但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且中断的效力及于债权整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不能解读出起诉后又撤诉是否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需以起诉状是否向对方当事人进行送达为标准进行区分的文义，故原告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经开集团、创投公司及义德源公司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经开药业清算程序是否合法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项、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清算流程为：股东会作出解散公司决议、成立清算组（决议解散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发布公告（清算组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内）、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制定清算方案、制作清算报告、申请注销公司、公司公告终止。本案中，2014年12月5日经开集团作出出资人决定，对经开药业停止营业，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经开药业清算组12月5日成立同日即出具了清算报告。自11月24日发布清算公告至12月5日出具清算报告并未满足法定债权申报期，且经开集团、创投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经开药业在清算过程中履行了对已知债权人的必要通知义务，以及形成过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故经开药业清算程序并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四、关于经开集团和创投公司是否应当共同向瑞泓翔公司返还保证金30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问题。2003年12月26日经开集团将其持有的经开药业股权转让给创投公司，虽未办理变更登记，但已在工商部门办理备案。创投公司在获得经开区管委会的批复后，于2004年11月作为主管单位与兼并方义德源公司、被兼并方经开药业、主管部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了兼并协议书，经开集团并不是兼并协议一方主体。兼并协议签署后，义德源公司即实际接管经开药业，并实际经营至该企业解散注销。案涉协议书签订之时，经开药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义德源公司，保证金3000万在打入经开药业银行账户后，由义德源公司进行了处分，经开集团并未实际参与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结合创投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解散经开药业的决定，经开药业于2014年11月24日发布清算公告，经开集团在2014年12月5日方出具清算组成员决定，以及2014年11月24日创投公司向经开集团出具承诺函、经开集团2015年3月6日作出注销决议等事实，可以印证经开集团关于其仅为登记股东、只是按照企业登记管理部门的要求出具相关决议、否则无法注销经开药业的抗辩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虽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本案中，经开集团仅为登记股东，且自2003年将经开药业股权出让后，未再实际参与经开药业经营管理事务，经开集团仅是按照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要求，为了办理经开药业注销手续向登记主管部门出具了注销决议和承诺，故并不具备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2004年2月1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3号）（2017年12月29日废止）实行后，协议转让经开药业已无法在产权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并非经开集团原因造成，故原告现要求经开集团承担返还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关于创投公司是否应当与经开集团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一节，本院认为，创投公司并非经开药业工商登记股东，且创投公司2014年11月24日的承诺系向经开集团作出，而非公司登记机关，故瑞泓翔公司诉请创投公司与经开集团一并承担退还义务，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项、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4425元，由原告长春瑞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立新 审判员  冯 曲 审判员  徐 俊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