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民，男，1956年6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跃春，广东邦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喜，广东邦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N。法定代表人：罗方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军，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树伟，男，汉族，1979年4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5************01X。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藕英，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民、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优宝泰公司）与被上诉人郑树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李伟民、广东优宝泰公司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5023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伟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改判广东优宝泰公司赔偿装修运营费用124000元；3.改判郑树伟对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全部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连带负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郑树伟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真实老板，其出借个人账户给广东优宝泰公司用于私账走账经营。具体证据表现在：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郑树伟实际控制广东优宝泰公司的经营，是优宝泰公司的幕后控制人。2.郑树伟明知涉案厂房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广东优宝泰公司无对外出租处分权，因为郑树伟是贵州优宝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优宝泰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而贵州优宝泰公司又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独资法人股东。郑树伟明知贵州优宝泰公司才是涉案厂房的承租人且无权对外转租，广东优宝泰公司当然也无权对外转租，但其隐瞒真相亲自携带公章在中介陪同下主动接洽李伟民，声称可以将东莞市大岭山镇外经第六工业区厂区内的其中A栋厂房出租给李伟民使用。关键是郑树伟当场同时在广东优宝泰公司私账信息纸张上签字、加盖公章，并交给李伟民，指示租金要打入广东优宝泰公司私账（郑树伟的个人账户）。3.郑树伟的私人账户收到押金、租金后，郑树伟又当场同时签字、加盖公章向李伟民出具了收据，手写收据内容明确注明款项属于涉案厂房的租金、押金，郑树伟全程参与租赁事宜。4.李伟民进驻厂房后被权利人阻止纠纷发生后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李伟民与郑树伟反反复复多次电话短信、微信联系交涉，双方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均表明是郑树伟在解决此事，其并没有推诿租赁与其无关。因此，上述证据充分证明郑树伟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真实老板，其出借个人账户给广东优宝泰公司用于私账走账经营，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属于法律事实查明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二）涉案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装修免租期，表明出租方是知道并认可承租方可以进行装修的，否则不会在合同内约定装修免租期。本案中厂房装修现场照片及装修合同、装修费收据已经充分证明李伟民的装修经营费用支出损失，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应予以纠正。李伟民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李伟民认为郑树伟系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代收款项后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款项转账给广东优宝泰公司，案涉款项极有可能已由郑树伟个人用于挥霍使用，郑树伟本人参与案涉的租赁合同纠纷，并以自身名义收取案涉款项，现合同无效导致案涉款项返还，而郑树伟本人在纠纷中存在严重的过错，应当向李伟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恳请法院充分考虑以上事实，责令郑树伟提供其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账号：955*************657的工商银行福园支行银行流水，以便查明广东优宝泰公司与郑树伟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及人格混同的情形。广东优宝泰公司辩称，（一）郑树伟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股东之一，并非李伟民所称的完全实际控制人，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罗方远，并非郑树伟。李伟民与广东优宝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广东优宝泰公司已经将涉案的房屋交付给李伟民使用，直至本案纠纷发生之日长达6个月时间。上述期间房屋均由李伟民占有，因其对房屋的占有致使广东优宝泰公司无法自行使用或转租他人，造成广东优宝泰公司巨额租赁费用损失。对此，李伟民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过程中，广东优宝泰公司已向房屋中介公司支付了中介费用100000元，该证据郑树伟在一审中已经向法庭提交。如果该租赁合同存在无效的可能，那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对广东优宝泰所支付的中介费用100000元，李伟民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李伟民的上诉，并依法支持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广东优宝泰公司纠正其答辩意见第一点的说法为郑树伟为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员工，并非股东，广东优宝泰公司的股东实际上是贵州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辩称，同意广东优宝泰公司的答辩意见，郑树伟并非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仅为该公司员工，所收款项系为李伟民转账方便而提供的私人账户，收款后也及时将该款项用于广东优宝泰公司支出或转至广东优宝泰公司的账户，其代理公司与李伟民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关于李伟民主张的公司财产与郑树伟财产混同，并不适用于本案中，相关法律规定的财产混同制度仅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或一人有限公司。广东优宝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伟民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伟民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房屋的《厂房使用合同》并不以必须取得相应的产权证明为有效条件。案涉的《厂房使用合同》系广东优宝泰公司合法从贵州优宝泰公司租赁取得，而贵州优宝泰公司也系从大岭山村委合法租赁获得。虽然案涉厂房没有取得相应的产权登记，但在没有拆除前，其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相关各方在此基础之上签署的厂房使用合同仍然有效。（二）签署案涉《厂房使用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李伟民及中介对案涉厂房具有审慎的义务，也明知案涉厂房的现状。根据我国民法的诚信原则，不得在签署合同后再恶意以其他事由主张合同无效。（三）李伟民系在装修过程中因其他原因决定中止租赁厂房。李伟民决定退租，广东优宝泰公司不同意。另外，对李伟民上诉的答辩意见也作为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诉补充意见。李伟民辩称，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关键点以及承担责任的焦点均不在于涉案厂房是否证照完备，而在于广东优宝泰公司有无对外出租的权利，及出租时是否明知无对外出租的处分权。即使三证齐全，也不能把他人的房屋出租。由始至终，李伟民都没有得到他人同意出租的证据，广东优宝泰公司及郑树伟明知其自身没有处分权却不告知，这明显属于欺诈。截至二审开庭为止，广东优宝泰公司及郑树伟均无法提交其有权出租的凭证。李伟民进场装修时被案外人阻止，李伟民要求广东优宝泰公司出具其有权出租的证据，提供该证据是附随义务，广东优宝泰公司及郑树伟的推脱、拖延，李伟民作为承租人，当然享有不安抗辩权，并停工止损，防止损害继续扩大。郑树伟述称，其认同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诉意见，对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李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连带向李伟民返还押金300000元及租金121210元；2.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连带向李伟民赔偿厂房租赁中介费损失105400元、经营厂房必需的装修运营费124000元；3.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连带向李伟民支付押金及租金的利息（以4212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8月7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共同负担本案诉讼担保费3298.86元；5.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4日，广东优宝泰公司作为出租方，李伟民作为承租方，签订《厂房使用合同》，约定广东优宝泰公司将位于东莞市大岭山镇外经第六工业区厂区内的A栋厂房、部分办公室、仓库及宿舍出租给李伟民使用，其中A栋厂房租金每月121210元，宿舍楼大间每月600元/间，小间每月450元/间，以实际入住为准计算租金，办公楼分配为二楼单独办公室一间，每间500元/月，卡位10个，仅卡位支付2400元/月，合计2900元/月；租赁期限从2018年7月24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免租期自厂内垃圾、地板修缮后开始计算45天内；合同生效之日起，李伟民需向广东优宝泰公司支付押金300000元和一个月的租金，另预交电费押金50000元；租金支付至广东优宝泰公司于东莞银行东莞大岭山支行的指定账户。合同签订后，李伟民按照广东优宝泰公司的指示，于2018年7月24日和2018年8月7日向郑树伟于工商银行福园支行的账户转账支付押金300000元和租金121210元。广东优宝泰公司对此出具收据予以确认。李伟民主张，李伟民支付押金后，广东优宝泰公司将案涉租赁物交付李伟民使用，李伟民对案涉租赁物进行了装修，但不久，案外人宏达光电玻璃（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阻挠李伟民装修，称广东优宝泰公司无权出租案涉租赁物，故李伟民要求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返还款项及赔偿损失。李伟民提交宏达公司与贵州优宝泰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拟证明案涉租赁物为宏达公司出租给贵州优宝泰公司，且双方约定未经宏达公司同意，贵州优宝泰公司不得擅自将租赁物全部或部分转租、转让或转借给他人使用。贵州优宝泰公司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唯一股东。郑树伟主张，广东优宝泰公司有权出租案涉租赁物，并提交案外人东莞市大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大岭山实业公司）2017年3月8日出具的《关于的复函》为证。该函显示，大岭山实业公司就宏达公司于2007年3月3日送呈的《申请书》回复称，根据大岭山实业公司与宏达公司2007年11月30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宏达公司对厂区的使用期为200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租赁期内，如因宏达公司与贵州优宝泰公司合作造成大岭山实业公司损失的，宏达公司必须赔偿损失。除此之外，李伟民与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就案涉租赁物的权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出租状况等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经一审法院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调查，该局答复称案涉租赁物未在该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关于李伟民在诉讼中主张的损失，李伟民提交查询汇款明细，显示李伟民于2018年7月25日向案外人何建支付厂房中介费105400元。何健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说明，确认上述款项是其促成李伟民与广东优宝泰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李伟民向其支付的中介费。对装修营运费，李伟民提交《施工合同书》、装修工程预算表、收款收据和照片为证，显示：李伟民于2018年8月2日委托案外人深圳市壹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品公司）对案涉租赁物中的厂房进行装修，双方约定工程期限为45天，从2018年8月3日起至2018年9月18日止，工程总造价248000元，其中基础拆除改造项目造价为33240元；同日，壹品公司向李伟民开具了厂房装修预付款的收据，显示收取李伟民124000元。李伟民称壹品公司进场7天进行了基础拆除改造工程后，因受到案外人宏达公司的阻止，没有继续进行其他装修工程，壹品公司也没有将预付款退回李伟民。郑树伟称李伟民未对案涉租赁物进行任何装修。对担保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李伟民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裁定保全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的财产并已予以实施，李伟民因此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3298.86元。另，李伟民主张郑树伟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主张郑树伟出借银行账户给广东优宝泰公司使用，郑树伟应承担连带责任。郑树伟称其只是代表广东优宝泰公司与李伟民沟通租赁事宜，并代为收取相关款项，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广东优宝泰公司承担，其无需承担责任。以上事实，有《厂房使用合同》、私人账户信息、网转记录、收据、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查询汇款明细、房屋中介情况说明、收款收据、《施工合同书》、装修工程预算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单、承包明细表、发票、《厂房租赁合同》、照片、短信记录、《关于的复函》、微信记录、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2019）粤1972民初5023号之一协助调查函的复函》及本案民事裁定书、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当事人涉港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李伟民与广东优宝泰公司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应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其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出租人广东优宝泰公司和案涉租赁物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机构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案涉《厂房使用合同》约定的租赁物，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未经主管机构批准建设，案涉《厂房使用合同》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则一审法院对李伟民的诉讼请求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李伟民主张的押金、预付租金及利息损失，参照案涉《厂房使用合同》约定的押金、免租期等内容，上述款项属于广东优宝泰公司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依法应予返还，故李伟民诉请广东优宝泰公司立即返还押金300000元、预付租金121210元及返还上述款项的孳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上述利息应以4212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8月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李伟民超出以上范围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李伟民主张的中介费损失105400元，李伟民提交的情况说明和查询汇款明细，可以显示李伟民实际支出该费用，并且时间及金额上与案涉《厂房使用合同》的签订情况相吻合，据此，李伟民主张该费用属于李伟民因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广东优宝泰公司作为出租人，其负有交付合法租赁物的义务，李伟民作为承租人，在订约、交付时租赁物是否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负有审查义务，双方未履行义务，对导致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过错程度相当，故对上述中介费损失，李伟民与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即广东优宝泰公司仅需赔偿李伟民中介费损失52700元。再次，关于李伟民主张的装修营运费124000元，虽然李伟民提交《施工合同书》、装修工程预算表、收款收据和照片等，拟证明损失的情况，但上述证据不足以反映实际装饰装修的范围、状态及现值，在广东优宝泰公司不确认装修营运费及李伟民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李伟民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伟民主张的财产保全保险费，该费用不属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可预见的必然的损失，双方对该费用的承担也没有进行约定，故李伟民诉请广东优宝泰公司承担，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郑树伟的责任问题，郑树伟虽然存在代广东优宝泰公司收取款项的行为，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表明郑树伟是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郑树伟的行为属于出借银行账户给广东优宝泰公司使用，并由此给李伟民造成损失，故上述情形下，李伟民诉请郑树伟对广东优宝泰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优宝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伟民返还押金300000元及预付租金121210元；二、广东优宝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伟民支付利息（以4212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8月7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广东优宝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伟民赔偿中介费损失52700元；四、驳回李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430元，保全费3819元，合计14249元，由李伟民负担4065元，广东优宝泰公司负担10184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关于中介费的支付情况。广东优宝泰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案外人李友元的聊天记录，显示案外人蔡曾生于2018年7月24日与李友元进行微信交谈，李友元向其提供了银行账号，同时，蔡曾生的手机银行截图显示，蔡曾生于2018年7月24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100000元。李伟民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在2019年7月16日的庭审笔录中，李伟民称，“本案有两方中介，一方是东莞中介，一方是深圳的。东莞的这边费用可能是被告支付，深圳这边是原告支付的中介费。至于被告是否真的有支付东莞的中介费原告不清楚，但是原告实际已经支付深圳的中介费，并在转账时进行备注。”“原告实际已经支付中介费，从支付时间看及银行转账备注是优宝泰公司厂房的中介费，指向明确。被告也支付了中介费，说明中介费是真实存在的。”二审法庭调查中，广东优宝泰公司主张其一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反映蔡曾生系受郑树伟的委托，向中介李友元支付100000元的中介费。2.关于租赁物的交付情况。2019年7月16日的庭审笔录中，李伟民称“2018年8月7日交付。2018年7月24日签订合同后，当天缴纳了30万元的押金，后被告称其负责清理厂房垃圾后交付给原告。原告一直等到被告清理完毕厂房后拿到厂房，并缴纳了一个月的厂房租金。后原告才开始进厂装修。”“因为原告支付了装修定金12万多，装修了7天不够因为被告不让进厂，所以就停工了。”广东优宝泰公司称“2018年7月25日交付。根据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8年7月24日起算。”审判人员询问是否清楚李伟民有无进厂装修，现在案涉厂房现状如何时，其称“据当事人所述，原告进厂后就遭到其他人阻挠”，并对“原告无法进入”的现状予以确认。3.关于李伟民对案涉租赁物的装修情况。一审期间李伟民提交的《施工合同书》显示工程款总价为248000元，第一次于签完合同后支付124000元，第二次于安装完工支付124000元。李伟民主张第一次的124000元系通过现金方式向壹品公司支付。李伟民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装修工程预算表显示，未含税金的工程总造价为256310元，其中基础拆除改造项目的总价小计为3324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因素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李伟民、广东优宝泰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二、广东优宝泰公司与李伟民的过错责任应当如何认定；三、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否向李伟民支付押金、租金及相应孳息；四、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否向李伟民支付中介费损失及装修损失；五、郑树伟应否对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焦点一。广东优宝泰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厂房使用合同》虽未取得相应的产权登记，但在未拆除前，仍占有使用，相关各方在此基础上签署的《厂房使用合同》仍然有效。本院认为，案涉租赁物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经主管机构批准建设，因此，《厂房使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合同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二。承上所述，案涉《厂房使用合同》无效，对于双方的过错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李伟民作为承租人，在签订合同及验收租赁物时未对案涉租赁物是否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否经主管机构批准建设，未尽到审查义务，对此存在过错。其次，广东优宝泰公司作为案涉租赁物的出租方，在明知案涉租赁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经主管机构批准建设的情况下，仍与李伟民签订《厂房使用合同》，广东优宝泰公司对此亦存在过错。再次，关于案涉租赁物广东优宝泰公司是否在缔约时享有出租权的问题。第一，李伟民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宏达公司与贵州优宝泰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及广东优宝泰公司提交的大岭山实业公司出具的《关于〈申请书〉的复函》，双方均不确认对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两份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案涉租赁物为大岭山实业公司出租给宏达公司，宏达公司转租给贵州优宝泰公司。而在本案中，广东优宝泰公司虽有举证证明其唯一股东即贵州优宝泰公司，但其与贵州优宝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广东优宝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李伟民出租案涉租赁物时，已获得贵州优宝泰公司的授权。更重要的是，宏达公司与贵州优宝泰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宏达公司同意，贵州优宝泰公司不得擅自转租。在本案中，广东优宝泰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宏达公司同意贵州优宝泰公司，或贵州优宝泰公司委托广东优宝泰公司所进行的转租行为。因此，本院认为，广东优宝泰公司在与李伟民签订《厂房使用合同》时，并未取得案涉租赁物的出租权。从广东优宝泰公司与李伟民一审期间均确认的李伟民进场后不久遭到阻挠，亦可反映出广东优宝泰公司在与李伟民签订《厂房使用合同》时，存在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上述重要事实，对此，本院认定广东优宝泰公司在缔约时存在主要过错。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过错程度相当，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李伟民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广东优宝泰公司应承担70%的过错责任。针对焦点三。首先，关于李伟民实际占用租赁物的期间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李伟民在一审期间主张案涉租赁物在2018年8月7日交付，装修了不够7天就因为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原因被阻挠进场；二审期间其主张案涉租赁物在2018年7月底交付，进场装修仅3天左右，在2018年8月2日或3日就被人阻挠进场装修，故实际并未占用案涉租赁物，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向其返还预付租金。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期间主张2018年7月25日交付案涉租赁物，根据其当事人所述，李伟民进场后就遭到其他人阻挠；二审期间则主张案涉租赁物在2018年7月24日李伟民支付押金后即已交付，直至本案纠纷发生之日，李伟民占用案涉租赁物长达6个月时间，对于李伟民占用期间，导致广东优宝泰公司无法自行使用案涉租赁物或转租他人的损失，李伟民对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双方对于李伟民占有租赁物的期间问题，在一审、二审期间的陈述均有不一致之处，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双方作出的对已不利的事实予以认定，即李伟民自认广东优宝泰公司在2018年7月底已交付案涉租赁物，进场装修3天后被阻挠进场；广东优宝泰公司自认2018年7月25日交付，李伟民进场后就遭到他人阻挠，确认李伟民至一审庭审前亦无法进场。结合案涉《厂房使用合同》关于租赁期限及免租期的约定内容，李伟民与壹品公司《施工合同书》的签署时间、约定的开工时间，及双方的自认情况，各自的主张，及双方在本案中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案涉租赁物的交付时间及占用期间的情况，本院认定在李伟民支付押金后，广东优宝泰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已将案涉租赁物交付李伟民，李伟民于2018年8月2日与壹品公司签署装修合同，装修3天后即2018年8月5日被阻挠进场，实际占用期间为12天。其次，关于押金、租金的计算问题。案涉《厂房使用合同》中约定免租期为45天，而李伟民实际占用期间仅为12天，故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向李伟民返还押金、预付租金及相应孳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四。关于中介费损失。广东优宝泰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李伟民签订《厂房使用合同》时，存在两方中介，李伟民支付了一方中介费105400元，广东优宝泰公司亦支付了另一方的中介费100000元，故李伟民亦应对该部分的中介费承担部分过错责任。一审期间，李伟民自认存在两方中介，一方是东莞的中介，一方是深圳的中介，东莞的中介费是广东优宝泰公司支付，深圳的中介费是李伟民支付。广东优宝泰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案外人李友元的聊天记录及蔡曾生于2018年7月24日的手机银行转账100000元的截图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李伟民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与案涉合同签订时间均为同一天，结合李伟民的自认情况，可以认定在李伟民支付案涉一方中介费105400元的同时，广东优宝泰公司亦就案涉租赁合同，向另一方中介支付了中介费100000元。因此，中介费合计应为205400元，结合上述过错责任的认定，广东优宝泰公司仍应向李伟民支付的中介费损失为43780元（205400元*70%-100000元）。一审判决遗漏认定广东优宝泰公司支付的中介费，导致中介费损失赔偿金额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装修损失。李伟民主张存在装修损失124000元。对此其提供了《施工合同书》、装修工程预算表、收款收据及照片，本院分析认为，李伟民虽有进场进行装修，但时间较短，从照片可见，仅进行了基础拆除工作，故本院对其提供的装修工程预算表中的基础拆除改造项目费用予以支持。再结合装修工程预算表中的工程总造价与《施工合同书》中约定的工程款有少许偏差，故本院酌定李伟民的装修损失为33000元。结合上述过错责任认定，广东优宝泰公司应向李伟民赔偿装修损失23100元（33000元*70%）。针对焦点五。郑树伟系贵州优宝泰公司的股东，广东优宝泰公司亦确认郑树伟系其员工，郑树伟虽参与了案涉租赁合同的缔约过程，且代广东优宝泰公司收取了案涉款项。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与李伟民签订合同的相对方系广东优宝泰公司，郑树伟仅作为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员工履行职务行为，其非广东优宝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仅凭其代收案涉款项的行为，不足以证明郑树伟系广东优宝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伟民诉请郑树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李伟民在二审期间申请法院责令郑树伟提供其工商银行的流水记录，即便调取郑树伟的银行流水，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李伟民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李伟民、广东优宝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上述援引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50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502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伟民赔偿中介费损失43780元及装修损失23100元；四、驳回李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430元，保全费3819元，合计14249元（李伟民已预交），由李伟民负担4000元，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249元。结合上述诉讼费的负担情况，在本判决执行时，由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补缴诉讼费10249元，一审法院应向李伟民退回诉讼费10249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李伟民预交2780元，已由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预交7618元，合计10398元，由李伟民负担2780元，由广东优宝泰光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6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胡运科黎小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