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9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康华，男，汉族，1947年11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法定代表人：廖将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芬，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康华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南溪公司）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6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康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判令撤销南溪公司《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地产分配明细表》中对刘康华“不是征在册村民，属第三种（第1类）分配方案”的认定，变更确认刘康华“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属第一种（第1类）分配方案”；2.判令南溪公司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补偿刘康华商品房差额面积15㎡;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南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国土局复函土地统征时间应当为1988年7月，南溪公司陈述：南溪村土地统征发生于1992年11月16日，一审在未查明土地统征时间和次数的情况下，就草率推定《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是真实的，存在事实认定错误。1.珠海市国土局复函明确“珠海市********土地进行了一次统征，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珠海市****办发布的《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及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指出，手写版花名册名单（刘康华在册）是依据国土部门提供统征（1988年7月18日）登记在册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手写版，珠海市国土局和珠海市****办所指土地统征时间一致，也符合珠海的实际情况。2.国土局复函内容自身存在矛盾。复函明确“珠海市********土地进行了一次统征，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则相对应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初次核准时间是1988年度，而不是1992年度，因为二者相差4年。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421条“被征地农民以初次核准的在册人数为准”，既然是1988年7月进行统征，则初次核准的时间也应当在1988年，否则，核准人数一定与真实情况不相符。据了解，珠海市政府于1988年对全市土地进行统征，但统征之后，珠海市政府并没有将统征的土地用于建设，统征的土地仍由各个耕种单位继续使用，然后再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逐步对土地进行二次征用。但之后的征用，只是补偿青苗费，不再对土地使用费（征地费）进行补偿。在庭审中，刘康华与南溪公司均确认，南溪村之后存在或发生多次征用，法庭调取的《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只能反映1992年度，南溪村（含南溪、福溪、沥溪）的农转非花名册人数，并不能反映1992年之前的南溪征地农民人数。二、南溪公司根据《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为1253人，而《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南溪村仅有733人，如国土局称该局仅有一份征地农民花名册，南溪公司认定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中，多出的520人是依据那份花名册认定的？1.指代上张冠李戴。《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这里所指“南溪村”，实际包括了南溪，福溪，沥溪三个村，其中南溪733人，福溪108人，沥溪402人。而本案“南溪村”仅指南溪，并不包括福溪、沥溪。2.人数上相矛盾。该份《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这里所指“南溪村”，实际包括了南溪，福溪，沥溪三个村，其中南溪733人，福溪108人，沥溪402人。南溪公司公布的《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按是否征地在册一栏统计人数为1253人中，全是现在南溪村的现有村民，并没有福溪、沥溪的人员，如：《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的花名册中的福溪村民108人以及沥溪村的村民苏国光、苏杰辉、苏杰付等402人名单中根本都不在《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中，《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1253人），剔除福溪、沥溪的人员，二者相差520人。因一审法院调取的《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名单，没有给刘康华复印件，仅仅在当庭出示了，刘康华没有时间仔细比较，但从载明的人员初步判断：没有载有鲍杰强等四人的《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是南溪村（含南溪、福溪、沥溪）1992年最后一批土地征用的在册人数，是南溪村（含南溪、福溪、沥溪）被征地农民花名册的其中一部份，不能反映南溪村（含南溪、福溪、沥溪）征地在册农民的全部。因为在1992年之前，南溪村（包括了南溪，福溪，沥溪）已发生多次土地征用。综上，一审判决依据上述《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含福溪108人沥溪402人）》和复函，得出刘康华不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其逻辑推理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南溪公司辩称，一、南溪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表示认可，对裁判结果表示接受。二、南溪公司不同意刘康华之上诉请求，并认为其不具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南溪公司的主体属于农村基层集体经济组织。本案所涉及的争议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项，该次《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是循民主程序决定的，是南溪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大多数成员的意愿，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争议的分配方案合法有效，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二）《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确定的股东成员身份、具体分配的份额等，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具体的责任田承包、土地征收等情况，经过多次民主协商、讨论所得，充分体现了民主和自治原则。1.一审查明了该次分配方案及分配明细的产生过程，符合民主程序，不存在刻意针对某一类成员的偏见。2.就《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以及刘康华属于“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5成”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认定，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集体决定，并经2006年9月15日召开的生活用地分配方案的会议，由到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股东代表、生产队长和党员等人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经民主程序通过，且决定之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3.该次《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的实施，经过了南溪公司公司股东大会过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是大多数成员的意思表示。刘康华家庭全数领取了《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的告知书》并表示“同意”，证明刘康华及其全家当时是确认其身份和分配份额的。（三）刘康华不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身份是客观、真实的。《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认定集体成员享有的分配标准，主要是依据集体成员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两次承包土地的参与程度等情况做出的结论。判断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依据，是经珠海市原计委、原市粮食局、原市国土局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多部门审核、盖章确认的《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若登记在该花名册内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未登记的就不是。经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保存的《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刘康华不在该名册所列、不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这一情况在南溪公司2006年9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中也已明确。刘康华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及的其他花名册，均不能作为界定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之依据。刘康华在一审法庭当庭承认，其于征地前的1981年就调往前山公社负责养鱼，没有参加责任田的承包，其身份也办理了“农转非”，征地时当然不在册。三、案涉之分配事项，已于2007年底执行完毕，时隔12年再次提起，已丧失了推倒重来的可能性、不具现实意义。综上所述，南溪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南溪公司表示接受一审之裁判结果；刘康华之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康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南溪公司《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中对刘康华“不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三种（第一类）”分配方案的认定，确认刘康华“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一种（第一类）”；2.判令南溪公司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第一种（第三类）补偿刘康华商品房差额面积15平方米；3.南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经审理查明，南溪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由珠海市************民委员会出资设立。2006年7月25日，南溪公司（原南溪村委会）为甲方、珠海经济特区腾辉发展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南溪生活用地合作意向书》约定合作开发南溪村集体用地，合作项目完成后，合作方须按南溪村每个（共1260人）征地村民44.5㎡（不含公用分摊面积，即套内实际面积）商品房的标准给甲方发给征地村民作为村民生活用地的补偿，共计56070㎡商品房，住宅为小高层标准。2006年9月19日，南溪公司公布《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内容为：南溪村提供合作开发所需的用地约104000㎡，合作项目完成后南溪村将获取56070㎡的商品房住宅。南溪村提供合作开发的用地，其中有6万多平方米是征地在册村民的生活用地，其余的近4万平方米是南溪村的自然村用地，南溪村有征地成数的股东有权享受收益分配，而且填土所需的费用由全体股东支付，根据用地比例的构成以及填土费用的支出，经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并经2006年9月15日南溪股份合作公司召开的股东代表、党员、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研究，一致同意了以下分配方案：1.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并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经2003年股东代表核实）的：10成可分配房屋45㎡，7.5成的为40㎡，5成的为35㎡，2.5成的为30㎡；2.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而没有南溪村征地成数的，每人统一分配20㎡房屋；3.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经2003年股东代表核实）的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10成可分配房屋30㎡，7.5成的为25㎡，5成的为20㎡，2.5成的为15㎡。南溪公司提交的《村民签名确认书》一册显示，南溪公司于2006年9月期间按户向南溪村民送达《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的告知书》并由各村民签名确认同意，该册确认书第140页的《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的告知书》落款处有“刘康华、陈杏梅、刘国祥、刘美芳、刘国海”字样签名，并手写注明“同意”，刘康华否认有签收过该告知书并提交了刘国海的埋葬证和注销户口申报表以证明刘国海已于2001年去世，无法于2006年在告知书上签名，南溪公司对刘国海的死亡时间没有异议，但表示村委会是以长辈来区分各户成员，告知书上并不是刘国海签名，只是将其作为家庭成员列明。2007年12月，南溪公司制作《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载明刘康华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第3类，即属于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5成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应分商品房面积为20㎡。庭审时，刘康华依据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主张自己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南溪公司则依据《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否认刘康华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上记载有刘康华等人名字，《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上则未有记载刘康华名字，刘康华认为《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存在明显纰漏，不能作为认定刘康华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依据。刘康华提交的《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记载，“一、本次公示的《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以国土部门提供统征时（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18日）登记在册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手写版名单为依据。二、上述名单只适用于南溪更新之用，不作股份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和其他用途。三、如上述公示无名单的居民认为自己是被征地农民，请以书面方式连同户籍资料作为初期审核资料提交我街”，通告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通告所附《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中包含刘康华名字。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分别致函珠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询问刘康华的粮食供应关系及户口变动情况，珠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复函称，“经多次翻查现存档案，均无法找到相关资料，无法对来函中提到的9人粮食供应关系提供佐证材料”；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复函称，“户籍管辖机关变动情况：1992年1月23日，南溪派出所成立后，（刘康华）户籍从前山派出所划归南溪派出所管理。核查情况（详见附件）：因时间久远，需查信息均缺乏完整资料，只找到了仅供公安机关内部使用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三）“农转非”信息缺乏证据支撑的3人。鲍锦宁、刘四妹、刘康华等3人在前山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有‘农户’信息记录，在南溪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有‘农转非’信息记录。但两个派出所均未找到办理‘农转非’的相关资料…”,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复函所附相关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由前山派出所盖章的刘康华《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别一栏有非农业户涂改为农户痕迹，由南溪派出所盖章的刘康华《常住人口登记表》则于“职业”一栏登记为“农转非”，同页登记的刘康华妻子陈杏梅、儿子刘国剑（刘国祥）、女儿刘美芳“职业”一栏均登记为“农”。刘康华于庭审时陈述，“我是南溪村的村民，1965年我在村里耕地，1967年我从事养鱼，1981年前山镇的钟国胜书记到南溪村，找了南溪村的队长及书记，把我调去前山镇养鱼，直到1986年把我调回南溪村，村里开会恢复了我的农民身份，一直生活至今。2006年，我家里有5口人，分了四个名额，问当时的书记，我为何没有房子分，书记回答我没有，也不给我分配名单看。经过多次争取，后来给我分了30平方，分配非常随意”。刘康华提交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记载,“征地费分配是按照我村常住人口由参加承包责任田的人口进行分配为原则，制定以下细则进行分配：一、参加分配部分1、征地费、利润费分配按照本村常住农业户人口计算分配。凡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出生（即16周岁以上）的为劳动标准按10成计算。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即15岁至11周岁）按7.5成计算。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出生的（即10岁至6周岁）按5成计算。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出生的（即5岁至0周岁）按2.5成计算…二、按条件参加分配部分1、第一次、第二次有责任田者，出嫁户口已迁出以及一九八三、八四年转了国家粮，户口已迁出城镇工作的，可享受征地费和利润费分配，但在第二次分田不要田的只享受5成，但人头费不能参加分配…”，南溪公司表示该分配修改方案系南溪村第3生产队的，而刘康华一家属于第2生产队，南溪公司提交的另份标注“肆队”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与刘康华提交的有所不同，但两份分配修改方案第二条第1点内容一致，刘康华据此主张刘康华是被征过地的。南溪公司提交的有关会议纪要内容具体如下：（一）2006年9月15日“生活用地分配方案”会议纪要，56人到会签名。南溪公司陈述陈康信是当时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黄健华是当时的董事，其余到会人员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全部成员、股东代表、党员和生产队队长等。记录主要内容是：经听取收集村民意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组长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发现公司提供合作开发的104000㎡用地并非全部都是征地在册村民生活用地，从村红线图反映村民生活用地有6万多平方米，其它的近4万平方米是村集体自然村用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填土费用由全体股东承担，根据用地比例计算，村民生活用地的6万多平方米应由征地在册村民享受分配，其余的近4万平方米自然村用地应由全体股东共同享受，按我公司应得的56070㎡商品房推算，经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组长研究定出了初步方案：①征地在册村民10成应分45㎡，7.5成应分40㎡，5成应分35㎡，2.5成应分30㎡，由于原始股有错漏而且曾经折股，因而要按征地成数计算，以2003各股东代表签名核实的征地成数为准。②对于部分只是征地在册村民而没有征地成数的，因没有股份分配而没有支出填土费用，因而全部统一每人20㎡。③对于有200多个有征地成数的村民，由于村集体自然村用地他们有权享受收益，而且填土费用他们有支出，因而按10成30㎡、7.5成25㎡、5成20㎡、2.5成15㎡，通过以上方案的计算平衡了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根据用地比例的投入和填土费用的支出亦没有削减征地在册村民的利益。我公司现时留有的花名册是根据征地时粮食局、国土局、劳动局、计划局、公安局共同审核确定的，而现时有部分村民从国土局复印回来的名册是89年未统征前由村委提供给他们参考用于报建的。对于有少部分人反映同是93年出生的小孩，有的征地入册，有的没有，原因是当时审核部门随意性较大，有的确认，有的不确认。至于有人提出分地，如大部分村民同意合作分户，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经表决一致同意以上分配方案，再召开股东大会后公布方案再签名确认。（二）2006年9月19日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与第（二）项会议记录内容基本相同，增加如下内容：现有极个别股东从国土局基础中心复印出花名册，并听国土局个别人员说，只要花名册有名就已划拨人头费及土地给村委会，为何村委会没有将人头费及土地分给他本人，并称要上告我公司。据我们了解，他本人在征地前已自行转粮，根本没有权利享受征地村民的人头费及土地分配权利。从我公司现时所掌握的92年征地时所留下的花名册，该股东原来是有名单的，在征地审批时已被删除。该情况我公司已到国土局及基础中心了解并反映了情况，国土局基础中心现时存档的花名册是南溪村在1989年向他们提供的，与我村存底的花名册不相符，国土局花名册没有90年以后出生或嫁入人员名单，而南溪村是1992年11月16日统征土地，当时有几个部门到村委会共同审核名单，对于有的不符合征地村民资格的已作删除，而国土局现时的花名册没有任何删除，经我们反映后，国土局基础中心意识到现时花名册有错漏，剥夺了90年以后出生或嫁入征地村民资格，并准备翻查档案重新核对。（三）2006年9月20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组长会议”的会议纪要，14人到场签字确认。该会议在召开股东大会、公布生活用地合作分房方案之后，根据部分村民反映的情况，研究分析如下事项：①确定成数的征地分配方案是1992年开村民大会通过的，而且有公榜。②同是93年出生的，有的入征地名册，有的没有入征地名册，认为是否划入在册不是村委会审批，是国土局、粮食局审批，因而维持在册的有权分配，不在册的无权分。③对于部分7.5成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分田时已被大人分得少，理应不足减少。④对于有人认为1992年分配方案不合理，差一年成数就相差很远，要求修改方案，研究认为该方案是村的基础，所有股份的核定都以此为依据，况且经工商局登记备案，不能动摇。另外还对两个村民的情况进行认定。还记录方案即交公布并派到各家各户签名，但现在还有部分人有意见，未能满足所有人要求。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有超过三分之二股东表决同意的，方案有效，大家一致同意。另查明，南溪村原村民鲍杰强等人也曾就《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就此作出（2017）粤0402民初7103-7106号民事判决后，鲍杰强等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粤04民终1416-1419号民事判决。《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系于上述案件一审过程中由一审法院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调取，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系于二审过程中由本院向珠海市**********调取。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于当时一审法院致函调查时回复称，“一、珠海市********土地进行了一次统征，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相对应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是《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具体名单由村集体提供，并经原市计委、原市粮食局、原市国土局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五个部门审核、盖章确认。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被征地农民以初次核准的在册人口数为准’规定，我市确认被征地农民身份的依据是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因此，如鲍杰强等四人登记在《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中，且名字未被划线，则鲍杰强等四人属于南溪村‘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二、经查上述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未见鲍杰强等四人的名字。三、经查我局档案资料，南溪村仅有一份征地农民花名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刘康华是否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所列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首先，刘康华认为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中有其名字，据此主张其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但该份花名册是村集体填写的，没有相关的部门的确认，也没有注明用途，只记载了村民是否世居（或迁入日期），不能证明该花名册就是土地统征村民名册。其次，刘康华依据珠海市香洲区****办事处于2016年期间张贴的《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及《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主张自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但该通告已注明“只适用于南溪更新之用，不作股份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和其他用途”，而且前山街道办事处并无确认刘康华身份的职能，故上述通告不能达到刘康华的证明目的。再次，刘康华认为其是南溪公司股东并享有分红、青苗费等，根据章程第八条的规定主张其是统征在册村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章程第八条规定村民股东按1992年南溪村土地统征时享有福利股和1994年以征地费划转及现金购买普通股的本村村民为标准，其中普通股可以是现金购买，并不一定是征地费划转，即不能以拥有普通股而反推与征地有关，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拥有福利股的股东就是土地统征村民，即使刘康华享有征地的福利，但这不能反推出刘康华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最后，刘康华主张所依据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相关内容，该方案是指在1983、1984年转了国家粮的，可享受征地费和利润费分配，不能反推出刘康华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南溪公司在2006年9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中明确，根据《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确定村民是否为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若登记在该花名册内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若未登记在册则不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根据当时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另案复函，该花名册具体名单系由村集体提供，并经原市计委、原市粮食局、原市国土局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五个部门审核、盖章确认，在未有相反证据推翻前应当推定为真实，从一审法院致函相关单位的回复结果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则可看出刘康华于《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出具前即有农转非的情况，并不存在92年花名册统计南溪村在册人员有遗漏刘康华以致南溪公司制定《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时将刘康华错误分类的情形，刘康华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是南溪村的原村民及南溪公司的股东，不足以证明其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所列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基于上述认定，南溪公司作出《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确认刘康华属于第3类人员，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10成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可分得商品房面积为30㎡，并未侵犯刘康华合法权益，刘康华请求撤销南溪公司《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中对其“不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三种（第一类）分配方案”的认定，确认其“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一种（第一类）”以及判令南溪公司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第一种（第一类）补偿刘康华商品房差额面积15㎡，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刘康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338元，由刘康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2018）粤04民终1416—1419号案件中，本院对《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认定鲍杰强等四人不是土地统征在册农民。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2018）粤04民终1416—14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对《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康华否认该花名册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的分配，应当通过村民会议等形式作出决定，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是否应当分配以及如何分配涉案房产所要考虑的因素，人民法院无法确定也不宜干预，应当由村民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决定。刘康华与南溪公司对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争议，本质上是对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的争议，因制定该分配方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应当由村民民主决定，故本院对刘康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康华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8元，由刘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