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96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彭升华，男，197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基君，广西桂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家军，广西桂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港市宏驰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建设东路**（中央广场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2MA5MTQQU6Y。 法定代表人：苏国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伦，广西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刘卓，男，198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 上诉人彭升华因与被上诉人贵港市宏驰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驰公司）、一审被告刘卓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基君、吕家军，被上诉人宏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伦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 -2- 刘卓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升华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20）桂72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宏驰公司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均由宏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担保合同形式不完备并不影响担保合同条款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保证合同的成立并不以主合同中有保证条款为前提，也不以保证担保合同形式不完备为前提，更不以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公司代表签字为前提，只需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担保合同即成立。案涉《船舶转让合同》第五条是担保条款,第八条写明担保方收执一份，尾部有担保人盖章，担保人的地位和担保条款非常明确且依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担保条款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担保保证合同未达成保证担保合意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仅凭宏驰公司出具不同意公司为刘卓担保的说明以及陈述，就认定宏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缺乏事实依据。庭审中，宏驰公司认可《船舶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足以证实担保条款的意思表示真实。3.《船舶转让合同》第五条“担保监督”，明确了宏驰公司担保和监督的责任。4.一审认定担保条款为格式条款缺乏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各方当事人并不是专门从事船舶买卖，合同不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至于是否由他人提供、是否重复使用与本案无关。一审以格式条款解释，不顾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作出对彭升华不利的解释，明显错误。二、案涉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宏驰公司与刘卓存在挂靠关系，刘卓签订抵押贷款合同、船舶登记、航运 -3- 等经营活动，须宏驰公司支持和配合，宏驰公司间接或直接控制刘卓对船舶的经营活动。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2）公司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规定，案涉担保合同依法有效。三、宏驰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案涉担保合同合法有效，虽未约定承担责任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宏驰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事实，宏驰公司公章落款名称是“担保公司”，不是“担保人”、“保证人”，结合合同第五条，该担保公司是指负责“担保监督”职责的组织，而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人。二、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公司法人作为担保人的承诺形式，彭升华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要求宏驰公司提交公司机关决议，故宏驰公司并没有承诺作为刘卓拖欠彭升华船款的担保人。三、宏驰公司与刘卓之间的挂靠关系是服务关系，刘卓与彭升华之间的船舶买卖与宏驰公司的业务经营没有关系，更非宏驰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本案不存在无须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担保决议的例外情形。四、合同约定刘卓拖欠彭升华的船款最多是50万元，故第五条“担保监督”的金额最多是50万元，而彭升华自认的担保监督金额是船舶抵押贷款金额，2019年的借条（485万）已排除宏驰公司的任何责任，证实宏驰公司已经完成该担保监督职责。彭升华认为该“担保监督”包含担保和监督责任，只是其单方的意思，合同的首部抬头和落款名称没有“担保人”或“保证人”的保证法律关系主体，合同中没有明确宏驰公司对刘卓拖欠的船款承担还款责任或连带保证责任等法律关系的内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4- 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彭升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彭升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卓支付拖欠原告彭升华的购船款498万元；2.判令刘卓向彭升华支付利息19920元（以49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9日至同年9月8日止按年利率14.4%计算利息）；3.判令刘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75160元（以49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9日计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之后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至清偿购船款之日止）；4.判令宏驰公司对上述1-3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诉讼保全保函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5月份，刘卓打算购买原告彭升华正在建造的尚未完工的散货船，但尚未确定挂靠在哪家船务公司经营，经与彭升华多方了解后共同商议决定挂靠在宏驰公司经营。彭升华与刘卓达成船舶转让意向后，双方于5月18日签订《船舶转让合同》，约定：合同双方为甲方彭升华，乙方刘卓；甲方向乙方转让在贵港江南船厂5号船台建造的工号为2018-01的钢质货船一艘（该船在建造中基本完工），转让总价为748万元，付款为分期付款：1.乙方首期付款定金50万元；2.二期付款于甲方将船舶进水前付150万元；3.三期付款于乙方办得营运证付50万元；4.应乙方要求，甲方同意赊数498万元，赊数期限从甲方交船舶检验证书日起三个月，乙方同意从甲方办理好船舶检验证书到乙方名下之日10天起按月利率1.2%支付利息给甲方，甲方同意乙方将该船向银行抵押贷款，所贷款项优先支付给甲方，如乙方以该船抵押所贷的款项不足支付甲方的转让款，则甲方同意继续赊数给乙方，但最多只能赊数50万元，乙方必须在12个月内付清甲方的余款，如乙方未付清甲方的款项，则甲方有权对该船进行处分，并将所得款优先偿还甲方；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未付清欠甲方款，乙方不准 -5- 转卖该船，如要转卖必须经得甲方同意方可转卖。乙方所欠甲方款，由贵港宏驰船务公司负责担保监督。船舶交易费双方各付一半。”；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担保方执一份；合同最后，彭升华与刘卓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捺印并书写各自身份证号码，宏驰公司监事吴骋在担保公司签章处加盖该公司公章但没有任何公司人员签字。庭审中，彭升华承认：案涉《船舶转让合同》系彭升华与刘卓叫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帮忙拟写并打印好，然后拿到宏驰公司一起签字和盖章，以及彭升华为了其购船款的安全，在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拟写合同时，在第五条中增加了“乙方所欠甲方款，由贵港宏驰船务公司负责担保监督”这一专门条款，如果该船是挂靠在彭升华熟悉的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等资信良好的企业或者个人是没有这一条款的。庭审中，法庭两次询问彭升华合同中的担保条款是否经三方当事人协商过以及协商的内容是什么，彭升华的回答为“协商过”，对于协商的内容第一次回答为“协商案涉船舶挂靠在贵港市宏驰船务有限公司后，用该船抵押所贷的款项优先给我”，第二次回答为“对以上内容做担保，案涉合同中关于担保监督的内容就是该船去抵押贷款时，所贷款项优先给我，还有所欠我的款项也由贵港市宏驰船务有限公司担保”。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3日就本案相关问题召集彭升华与宏驰公司到庭询问时，再次对案涉合同第五条的“担保监督”进行询问，彭升华的回答为（合同第五条的担保监督）“是和宏驰公司的苏国梅以及刘卓商量之后加上去的。主要是怕刘卓贷款后不支付给我购船款，就是让宏驰公司担保刘卓贷得的款能支付到我手里”。 合同签订后，刘卓支付彭升华的首期购船定金和二期购船款项合计200万元，并向彭升华承诺第三期的50万元购船款待办得营运证后支付，彭升华遂于2019年8月28日协助将案涉船舶登记到刘卓的名下，船名为“贵港宏驰23”。同日，刘卓给彭升华立写借条，确认尚欠彭升华购船尾款498万元。同年9月30日，刘卓以该船为抵押向贵港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445万元，并办理了抵押 -6- 登记手续，并于10月份向彭升华支付了第三期购船款50万元。12月26日，刘卓给彭升华立写《关于“贵港宏驰23”船舶特别声明》，同意在未还清彭升华购船尾款498万元前，该船经营权利和所有收入无条件归彭升华所有，直到还清所有欠款为止。12月27日，宏驰公司监事吴骋通过其个人账户给彭升华转账53032.81元，转账摘要内容为“宏驰23运费付给彭升华”。2020年1月9日，一审法院根据彭升华的保全申请，作出(2020)桂72民初13号民事裁定，冻结宏驰公司银行存款530万元，冻结期限一年。彭升华为此负担了申请费5000元，彭升华提供了担保人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保函号为BHGX20200010的保单保函为本案财产保全作担保，并支付了保险费5300元。“贵港宏驰23”号船船长罗伟林因无法联系刘卓，于同年1月20日带领船员下船，并将该船交给宏驰公司，该公司安排了人员进行看管。同年3月20日，一审法院根据彭升华变更保全财产的申请，作出(2020)桂72民初13号之一民事裁定，解除对宏驰公司银行存款530万元的冻结，并扣押刘卓所属的“贵港宏驰23”号船，扣押期限二年，扣押期间，准许该船营运，但不得进行转让、赠与、设置抵押、光租等处分行为。 另查明，1.宏驰公司的股东为吴春丛、苏国梅，宏驰公司监事吴骋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国梅系夫妻关系；2020年2月25日，宏驰公司出具《关于彭升华与刘卓于2019年5月18日签订的第五条内容说明》，内容为“因刘卓向彭升华所购船舶挂靠我公司（由刘卓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我公司按惯例对《船舶转让合同》作监督，主要是监督购船方的运费归还卖船方船款。我公司股东苏国梅（占公司80%股份）和股东吴春丛（占公司20%股份）不同意为刘卓欠彭升华船款作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国梅不知道《船舶转让合同》内容，公章是公司生产管理人员吴骋所盖，法定代表人苏国梅不同意为刘卓欠彭升华船款作担保（所购船舶与公司无利害关系）。”宏驰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股东苏国梅、吴春丛分别签字。2.“贵港宏驰23”号船系钢质散货船，所有权人为刘卓，建成日期为20 -7- 19年8月5日，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9年8月28日，该船的经营人为宏驰公司，该船于2019年8月28日取得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2020年1月21日，贵港海事局根据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2020）桂0802执保46号之一民事裁定，对该船采取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彭升华与刘卓签订的《船舶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彭升华依约交付了船舶并办理将该船登记到刘卓名下的手续，但刘卓未按合同约定向彭升华付清购船款，至今尚欠498万元未付清，故刘卓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的规定，刘卓应偿付彭升华购船款498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利息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刘卓尚欠彭升华购船款498万元，双方约定赊数期限从彭升华交付船舶检验证书日起三个月，利息从彭升华办理好船舶检验证书到刘卓名下之日10天起按月利率1.2%计付，而该船于2019年8月28日取得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故利息应从2019年9月7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偿清之日止。彭升华请求从2019年8月29日起按年利率14.4%（即月利率1.2%）计算利息及从2019年9月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依据不足，超出合同约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宏驰公司监事吴骋于2019年12月27日用该船运费代刘卓支付彭升华的53032.81元应用于抵扣本案应支付的利息。 关于宏驰公司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第五条关于“乙方所欠甲方款，由贵港宏驰船务公司负责担保监督”的约定不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该保证担保不成立，故宏驰公司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保证担保的合同形式不完备。从案涉《船舶转让合同 -8- 》的结构上看，合同抬头的相对方为甲方彭升华和乙方刘卓，并没有担保人的地位，合同的内容基本上是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只有合同第五条中增加了一段内容“乙方所欠甲方款，由贵港宏驰船务公司负责担保监督”，而宏驰公司也仅在合同结尾“担保公司签章”处加盖公章，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或者任何公司代表签字。庭审中，彭升华也自认，当时为了购船款的安全，在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拟写合同时，在第五条中增加了“乙方所欠甲方款，由贵港宏驰船务公司负责担保监督”这一专门条款，如果该船是挂靠在彭升华熟悉的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等资信良好的企业或者个人是没有这一条款的。由此表明合同拟定之初当事人并没有要求宏驰公司提供担保，该担保条款是彭升华临时单方加入的，宏驰公司只是基于船舶挂靠公司的惯例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其次，当事人关于宏驰公司为本案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案涉合同系彭升华与刘卓请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帮拟写并打印好后，拿去给宏驰公司工作人员吴骋加盖公章，但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授权人员签字，彭升华亦未能提供宏驰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作依据，且宏驰公司始终否认其为刘卓的债务提供担保。如前所述，案涉合同第五条的“担保监督”条款系彭升华临时单方加入的，并非是与宏驰公司协商一致的结果，即彭升华和刘卓与宏驰公司并未达成保证担保的合意；其三，“担保监督”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的规定，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担保监督”与担保法的规定并不相符，单从文义上理解可以是担保也可以是监督，而彭升华主张是担保，宏驰公司则主张是监督。根据庭审中及庭后一审法院三次询问彭升华的表述来看，彭升华表达的意见基本上均是由宏驰公司监督刘卓“用该船抵押所贷的款项优先给我”，而不是在刘卓不偿付购船款时由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连带清偿责任。又因该“担保监督”条款系彭升华临时单方加入，且合同由彭升华与刘卓单方拟定和打印好后提 -9- 供给宏驰公司盖章，现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结合以上论理，一审法院认为，对该条款中“担保监督”的理解，应当作出不利于彭升华的解释，即宏驰公司只负监督刘卓偿还彭升华购船款的义务；其四，宏驰公司的代付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宏驰公司根据刘卓立写给彭升华《关于“贵港宏驰23”船舶特别声明》的约定，于2019年12月27日将该船运费53032.81元代付给彭升华，彭升华认为这是宏驰公司基于担保责任的代为履行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刘卓在特别声明明确表示在未还清彭升华购船尾款前该船的经营权利和所有收入归彭升华，而宏驰公司作为案涉船舶的挂靠公司根据刘卓的意见将上述运费转付给彭升华并无不妥，不能以此认定宏驰公司存在代为履行行为，故彭升华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宏驰公司虽然在彭升华和刘卓事先拟定和印制好的合同上加盖公章，但彭升华和刘卓与宏驰公司并未达成保证担保的合意，且彭升华与宏驰公司对合同第五条中“担保监督”的理解发生争议，依法应当作出不利于彭升华的解释，故该保证担保条款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彭升华请求宏驰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彭升华请求刘卓偿付拖欠的购船款498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彭升华请求的利息和资金占用费，符合合同约定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合同约定的，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宏驰公司对本案债 -10- 务的担保不成立，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依法由彭升华与刘卓按败诉比例负担。彭升华请求被告负担其支出的保函保险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卓偿付原告彭升华购船款49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49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从2019年9月7日起计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其中已付利息53032.81元从中扣减）；二、驳回原告彭升华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彭升华对被告宏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13元（按简易程序计算且原告已预交），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已交纳），合计29713元，由原告彭升华负担817元，被告刘卓负担28896元。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彭升华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1行认定“刘卓经与彭升华多方了解后共同商议决定挂靠在宏驰公司经营”不准确，刘卓并没有多方了解，是刘卓与宏驰公司商量后再与彭升华三方一起确定挂靠关系的。2.一审判决认定宏驰公司监事吴聘在担保公司签章处加盖公司公章没有证据证实。3.一审判决认定彭升华拟写合同时在第五条增加由宏驰公司负责担保监督刘卓所欠款项错误，宏驰公司担保监督事宜是经三方商议后，因宏驰公司说不会起草合同，委托刘卓和彭升华拟写，并不是彭升华单方拟写添加。4.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上宏驰公司的公章是公司生产管理人员吴聘所盖，法定代表人苏国梅不同意为刘卓作担保不是事实，苏国梅是知道担保事实，其对于不同意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对于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一审庭审中彭升华述称：“案涉《船 -11- 舶转让合同》是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帮拟写并打印好”，彭升华代理人述称：“彭升华和刘卓在2019年7月初步达成买卖意向，彭升华向刘卓提出船具体挂靠在哪家公司，刘卓没有明确，后来经过多方了解，找了宏驰公司共同商议挂靠在该公司经营。彭升华为了购船款安全，提出要宏驰公司担保监督的要求，是合同第五条的来源。如果挂靠在彭升华熟悉的贵港市海安船务有限公司等资信良好的企业或个人是没有这条的，从合同架构可以看出该条款是后来增加的专门条款。”一审判决系援引彭升华及其代理人的庭审陈述，彭升华自认案涉合同是案外人拟写后自己提交给宏驰公司，故本院对彭升华第1点和第3点事实异议主张不予采信。2.一审庭审中彭升华自述《船舶转让合同》是其和刘卓打印好提供给宏驰公司的，因为宏驰公司说不会写合同，故他们拟定合同文本拿去一起签字盖章；又称宏驰公司的吴聘是对接他们的工作人员，且吴聘主管公司生产经营经常持有公章。据此一审判决认定是吴聘加盖公章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事实异议主张不能成立。3.一审判决援引宏驰公司出具的说明并无错误，至于宏驰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苏国梅是否同意为刘卓拖欠彭升华的船款作担保属于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将在下文予以分析认定。综上，上诉人彭升华的事实异议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确认。 本院另查明，宏驰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十一）对公司对外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 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各方对刘卓尚欠彭升华购船款498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宏驰公司应否就刘卓拖欠的购船款向彭升华承担连带责任。宏驰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作为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将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从案涉《船舶转让合同》文本看，合同签订主体并没有宏驰公司，宏驰公司并不当然为合同担保人。若案涉合同明确约定 -12- 宏驰公司需为刘卓拖欠购船款承担担保责任，按照商事惯例，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宏驰公司应作为合同当事人签订协议，但案涉合同抬头仅有买卖双方，即彭升华和刘卓。上诉人彭升华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然该条款仅适用于合同中没有保证条款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彭升华主张合同第五条就是保证条款，宏驰公司在“担保公司”处签章即构成上述法律条款规定的保证合同，但前文已述，涉案合同抬头当事人并无宏驰公司，则宏驰公司在“担保公司”处的签章能否认定各方达成了保证合同，还需结合全案事实分析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条件。本案合同第五条中的“担保监督”，在文义上存在不同的解释，一审法院就此也三次询问彭升华，其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出于担心刘卓抵押案涉船舶后所贷款项不给彭升华，需要宏驰公司担保贷款能优先给彭升华。结合案涉合同第五条系彭升华添加，合同版本也是彭升华、刘卓一方拟定后提供给宏驰公司，在彭升华并没有证据证明三方已经就“担保监督”的意思系由宏驰公司作为保证人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担保监督”作出不利于彭升华的解释，即该“担保监督”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具有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宏驰公司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宏驰公司对外担保需由股东会决议，彭升华虽主张宏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国梅知晓并同意担保事宜，但并没有提交相应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其主张；案涉船舶登记的权利人是刘卓，其与宏驰公司建立以光船租赁形式的挂靠关系，宏驰公司并不经手或控制案涉船舶的抵押贷款，不符合担保无需股东会决议的例外情况，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宏驰公司只是作为船舶挂靠公司因管理船舶需要参与案涉船舶的转让，并监督刘卓向彭升华支付购船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宏驰公司并无作为刘卓拖欠彭升华购船款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彭升华要求 -13- 宏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升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49426元（上诉人彭升华已预交），由上诉人彭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宗艳 审 判 员 李萍萍 审 判 员 王华妍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小梅 书 记 员 肖祥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