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刑终298号原公诉机关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古国良，男，1975年1月19日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苗族，大学文化，住威信县。因涉嫌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3日被威信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22日被盐津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7年6月14日、2018年4月28日、11月30日先后被盐津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辩护人罗开勇，云南天外天（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单位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双河村。法定代表人陶涛，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诉讼代表人王毅争。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审理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原审被告人古国良犯单位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云0623刑初4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古国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7）云06刑终397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盐津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云0623刑初4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古国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云06刑终312号刑事裁定，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盐津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8）云0623刑初11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古国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祖玉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古国良及其辩护人罗开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1年1月19日，时任被告单位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的被告人古国良，在明知双河苗族彝族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未实施的情况下，为了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能得到工程承包方给予的10万元工作经费，安排时任该乡副乡长柯雄昌，财政所长张宝、民政所长张廷泽、纪检委员陶思文、工作人员古吉洪五人虚构工程验收材料等工程资料，自己签字同意支付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款50万元。当日16时22分，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通过专项资金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至工程承包方经办人赵贵兵个人银行账户。当日16时44分，工程承包方通过赵贵兵转款10万元至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基本工作经费账户03×××12，用于办公经费开支。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虚构工程验收材料，非法收受他人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单位受贿罪，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古国良身为双河乡人民政府乡长，事前明知工程承包方会给予单位钱物，事后安排人员虚构工程验收材料，签字拨付工程款，工程承包方转账10万元至被告单位基本工作经费账户，被告人古国良是本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单位受贿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犯罪金额刚达犯罪起点，结合被告人古国良在案件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轻微，对被告人古国良可免予刑事处罚。案发期间，双河乡财政所工作人员虽划归县财政局管理，但资金所有权、使用权、财物审批权并未发生变化，本案的犯罪主体是被告单位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犯单位受贿罪，判处罚金10万元；二、被告人古国良犯单位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单位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违法所得1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古国良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错误，自己不知道“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未实施，未指使他人虚构工程验收资料，让承包商拿走项目款；整件事都是由时任乡党委书记王永康指示并安排副乡长柯雄昌具体操作，施工合同由副乡长柯雄昌签订，其没有委托和授权过副乡长柯雄昌签订合同；该项目和10万元赞助费是谁与老板共谋、如何争取来的、由谁主导和安排决定，真正的行贿人是谁，没有证据证明是单位领导机构决策和代表单位的整体意志；工程是否实施没有进行勘验和鉴定；没有追究起主要作用和更直接的责任人的责任，没有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和时代背景。柯雄昌的证言，前后矛盾，柯雄昌的第一次陈述“王永康安排他签的”是真实的，柯雄昌“笔记本上的记录”不真实，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田正和、张宝、刘志友、陈洪文、王洪江、饶有道等人证实不真实；其签的办公开支发票不是在这10万元中列支的；双河乡政府不是本案的犯罪主体，作为双河乡政府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引进投资项目过程中，接受赞助款，仅是违纪违规，根据本案证据，应当宣告其无罪。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古国良提出，工程承包人赵勇主动帮助申请项目资金并直接由其实施，给双河10万元赞助款,是由王永康、赵勇及副乡长柯雄昌共谋完成，自己作为乡长，不得已签字付款而已；本案行贿人是谁，工程是否实施，是否造成损失没有查清，王永康和赵勇捏造承包人万永春来，以此撇开此事与他们的关系；柯雄昌的“会议记录”不符合证据要件形式，不能采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资金的请示》的文件报告没有签发的原始底稿。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工程均是由王永康接洽、安排实施，柯雄昌、张宝系受王永康安排，不是古国良安排，柯雄昌的笔记本记录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张廷泽、陶思文证实前后矛盾，不应当采信；原判对本案直接责任人认定不清，是谁安排柯雄昌签订《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合同》及相关人员在结算单上签字的事实不清，谁与工程承包方具体洽谈，工程是否实施，谁是直接行贿人不清,10万赃款去向不清，古国良不是直接责任人，法律规定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古国良不构成单位受贿罪，请求宣告古国良无罪。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属于农田水利项目，50万元来源于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工程以双河乡政府名义发包给威信县俪都房地产公司。本案证据足以认定该工程未实际实施，双河乡人民政府为了得到10元赞助款，古国良签字拨付50元工程款，致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40万元。10万元经古国良签批陆续用于办公费、接待费、电话费支出。双河乡人民政府构成单位受贿罪，古国良作为双河乡人民政府乡长属于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构成单位受贿罪。原判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0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古国良担任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2010年7月14日，昭通市财政局、昭通市水利局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10年农村人畜饮水及农田水利项目计划及经费的通知（云财农【2010】130号），将威信县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项目分配到的50万元资金划拨到威信县政府。2010年8月23日，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双政请（2010）55号文件，向县政府请示将50万资金划拨给双河乡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2010年12月10日，威信县财政局下达文件通知-威财预（2010）225号，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从2010年上级下达专款中下达双河财政所单位经费50万元，用于解决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资金。2010年，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柯雄昌代表乡政府与威信县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期限自2010年11月1日至2010年12月30日，工程价款为50万元。在该工程项目并未实际实施的情况下，2011年1月19日，时任该乡的副乡长柯雄昌，财政所长张宝、民政所长张廷泽、纪检委员陶思文、工作人员古吉洪、赵贵兵在《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费用决算单》上作为验收人员签字，古国良在该结算单上签字，同意支付工程费用50万元整。当日16时22分，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通过专项资金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至工程承包方经办人赵贵兵个人银行账户；16时44分，赵贵兵转款10万元至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基本工作经费账户03×××12，2011年3月至4月，该10万元被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用于办公经费开支。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一）昭通市财政局、昭通市水利局关于下达2010年农村人畜饮水及农田水利项目计划及经费的通知—昭财农（2010）73号文件及经费分配表证实，2010年7月14日，昭通市财政局、昭通市水利局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10年农村人畜饮水及农田水利项目计划及经费的通知—云财农（2010）130号文件，将威信县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项目分配到资金50万元（2130316-农田水利）下拨到威信县。该项目主要绩效指标—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500亩、开挖回填土石方7240立方米、续建配套沟渠4000米。（二）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关于划拨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资金的请示-双政请（2010）55号文件证实，2010年8月23日，经古国良签发，向县政府请示将50万资金划拨给双河乡政府。（三）威信县财政局关于追加财政预算支出指标的通知-威财预（2010）225号文件，预算内支出凭证、信汇凭证证实，2010年12月10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从2010年上级下达专款中下达双河财政所经费50万元，用于解决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资金。以上资金列入2010年“2130316农田水利”支出预算。2010年12月14日，威信县财政局将50万转入双河财政所。（四）《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承包合同》证实，合同内发包方（甲方）双河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柯雄昌；承包方（乙方）威信县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坤华。工程名称：河堤治理，工程地点：双河乡偏岩村官底下，工程范围和内容：河道清理及泥土外运，河道挡墙修复，现场卫生清扫，设施恢复。工程期限自2010年11月1日至2010年12月30日，工程价款为50万元。合同签订日期空白。（五）《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费用决算单》及付款凭证证实，2011年1月19日，被告人古国良在该决算单上签字同意支付工程费用50万元，张廷泽、张宝、古吉洪、柯雄昌、陶思文、赵贵兵六人在验收人员签字栏签字。内容为青苗补偿费用1840元，挖土方机械费17272.96元，河墙工程497790元，合计516902.96元。（六）银行交易记录、支票存根、记账凭证、付款凭证证实，2011年1月19日，双河乡政府（双河乡财政所0300010162854012）通过威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双河信用社支付给赵贵兵（6223690727399731）工程款50万元；当日，赵贵兵转账10万元到双河乡财政所03×××12账户。（七）双河财政所经费账户二级明细账，记账凭证、发票、费用报销凭证证实，2011年3月8日至4月8日，双河乡财政所先后支付了乡政府公用经费22006元、食堂接待费8564元，党代会办公用品经费22400元、乡政府办公经费3400元、3269元及361元、村级道路卫生整治经费4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10万元。（八）证人证言王永康证实，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工程，古国良、赵勇的娃儿等人一起来找过我，跟我说过这个工程，我正在负责双河乡新农村项目的建设，让古国良全权负责这个工程，至于工程是否实际实施不清楚。乡政府向上级部门报请资金的划拨请示，文件签发都由乡长负责签发。柯雄昌证言及工作笔记证实，2016年6月25日上午证实，《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承包合同》是双河乡党委书记王永康安排我签的，古国良也在场，清楚相关情况。他们安排我签定合同用于报账。在决算书上签过字，但工程没有实施。当日下午柯雄昌再次证实，通过查看笔记本及仔细回忆，2011年1月19日10时40分，古国良叫我去他办公室，当时有古吉洪、雷健、张梅、陇良会在场。古国良讲：赵勇从省上要下来一笔50万元的工程资金，但是这个工程不实施，赵勇答应留10万元给乡政府做工作经费，让我把手续完善一下，方便核销报账。《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承包合同》是古国良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让我代表乡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古国良安排张廷泽制作了一份官底下河道治理费用结算单。中午饭之后，古国良让我、张廷泽、张宝、古吉洪、陶思文在决算单上签了字。当时我感觉这样做有问题，怕以后说不清楚，所以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工程资金由云南省水利厅拨付，工程业主单位为双河乡人民政府。田正和证实，2011年初，县财政局转账50万元到双河乡财政所专项资金专户里，同年1月19日，将该款转账给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贵兵个人账户。当日，赵贵兵转账10万元到双河乡财政所的基本经费账户。偏岩工程没有实施。张宝证实，2011年初，双河乡领导召开会议，参会人员有书记王永康、乡长古国良、副乡长柯雄昌和我。会上讲，赵勇从上面争取了50万元钱，要从双河乡报出来，赵勇答应给乡政府10万元办公经费。按照会议安排，把这50万元给核销了。我在工程决算单上验收人员栏签了名字，意思是我也参加验收，实际上这项工程并没有做，验收人员签字是为了应付审计，好把这笔资金套出来。支付用途列为偏岩后山排涝沟工程款，没有列官底下，这样做也是开会定的，书记王永康、乡长古国良都叫这样做。柯雄昌和古国良安排过我完善相关手续。后来赵贵兵到财政所完善报账手续，将10万元汇入双河乡政府基本支出账户。不认识万永春，他也没有在双河乡政府实施过相关工程。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资金来源是县财政拨款，该工程是由威信县财政局财库直接拨付到双河财政所支出专户，拨付资金是50万元。记账凭证上登记的是县财政拨付后山人饮工程，实际上后山河提治理工程就是官底下河提治理工程，是同一个项目，做账时，古国良安排要将官底下河提治理工程列为后山河提治理工程。10万元钱作为乡政府办公经费开支了，每笔开支都是古国良签字同意的。张廷泽证实，2011年1月，古国良在其办公室介绍说：一个老板从上面要了一笔钱，叫我们完善相关手续，老板愿意出一笔办公经费给乡政府。乡长安排后，我就默认了，后财政所长张宝拿结算清单叫我签了名。该工程没有实施，是虚假工程。陶思文证实，2011年1月，财政所长张宝拿《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费用结算单》到办公室，他说乡长古国良叫多找几个人签字，完善相关手续，好拿去报账。我在结算单上签了字。该工程是否实施我不清楚，没有到过施工现场，也没有参加工程验收。古吉洪证实，在《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结算单》上签过字，签字是领导安排的，我没有参加工程验收，工程是否实际实施不清楚。刘志友(偏岩村总支副书记)证实，官底下属于偏岩村管辖，是一个大地名，涵盖四个村民小组。1998年以来，政府在官底下没有搞过河道治理工程。陈洪文（偏岩村村委会主任）证实，2004年以后，官底下从来没有实施过河道治理工程。政府从来没有搞过任何河道治理工程。王洪江（偏岩村大坡上村民小组社长）、饶有道（偏岩村河沙沟村民小组的社长）分别就政府没有在偏岩村实施过河道治理工程的情况作了证实。雷健证实，《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关于划拨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道治理资金的请示》是乡政府主要领导安排我出具的，资金如何争取来的不清楚。张梅、陇良会（时任副乡长）分别就没有参加威信县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项目工程的相关会议，主要领导也没有相关指示的情况作了证实。赵勇证实,记账凭证上领取工程款的是赵贵兵，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是赵坤华，承包人是威信县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前我是法人，2010年转给赵坤华。赵贵兵证实，《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费用结算单》上都是自己亲笔签名。2010年，朋友万永春讲，双河乡有个水毁工程，叫我一同帮忙申请。工程确定以后，借用我大哥赵坤华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双河乡签了合同。工程款为50万元，转了10万元给双河乡政府。该工程是否实际实施我不清楚，没有参与工程的验收。去双河乡政府书记王永康、乡长古国良都在。赵坤华证实，自己是威信县俪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弟弟赵贵兵是总经理。《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的合同》是赵贵兵拿来办公室签的，合同上的字是自己签的，该工程的具体情况赵贵兵才清楚。何兵证实，付款凭证上的签名字迹不是自己写的，付款凭证上的款项也不是自己填写，对工程情况不知情。（九）被告人古国良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双河乡官底下河道治理工程是书记王永康安排的，说工程承包方会赞助乡政府一点工作经费，王永康安排之后，我就同意了。当时我确实没有到现场看过，合同如何草拟如何签、现场如何施工管理、纠纷如何处理、如何组织验收都是分管副乡长等人具体负责，我只能凭借相关验收资料及分管领导汇报的情况签字支付工程款50万元。当时没有人给我讲过工程没有实施。上列证据经一、二审庭审质证、认证，除柯雄昌工作笔记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采信外，其余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案证据证实本案50万元工程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专项拨款，用于解决双河乡偏岩村后山河提治理的专项资金，相关工程项目并未实际实施，支付承包方工程款50万元，赵贵兵收到50万元工程拨款后，存入10万元到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双河财政所账户内是客观存在的，该行为直接导致40万元国家财政资金至今没有被追回，公诉机关仅以该10万追究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及乡长古国良的刑事责任，明显不当，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收受该10万元是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的集体意志，也不能证明古国良是本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另外该工程是如何来的，相关单位及人员事前和工程承包方是否有共谋等均没有查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古国良及原审被告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犯单位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古国良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古国良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3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古国良无罪。三、原审被告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祖勤审判员  黄开奇审判员  朱小二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常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