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6902836090，住常州市钟楼区大仓路****楼**。法定代表人：胡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辉，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松海，男，1964年12月2日生，汉族，住泰，住泰兴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立，泰兴市三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浙江祥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苎罗东路div>法定代表人：孙伯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美红，江苏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松海及原审第三人浙江祥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生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3民初8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任伟公司不需承担租赁费用。2.一、二审诉讼费由周松海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合法有效错误。《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所加盖任伟公司印章系伪造，与任伟公司真实印章存在明显差异。任伟公司没有与周松海签订过任何合同，周松海也确认该合同不是和任伟公司签订，而是与周道文签订，故该合同对任伟公司没有法律约束效力，任伟公司与周松海之间没有形成租赁合同关系。2.2018年10月18日祥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是周道文欠付租赁站钢管租金。2018年11月29日的《调解协议》载明调解各方为周道文、周松海、祥生公司项目部，也证明与周松海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是周道文而非任伟公司。2019年6月1日的《苏中钢管扣件租赁公司租金结算表》是由潘森签字，潘森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其为周道文聘请的员工，故其签字并非代表任伟公司。以上证据均体现任伟公司与周松海之间没有租赁关系。3.周松海一审中自认收到24万元租金，该支付主体可以印证实际租赁人，一审未对此进行审查。任伟公司从未支付过周松海任何租赁款项。4.周松海租赁关系始于2017年12月份，任伟公司与祥生公司2018年2月份才签订承包合同，说明租赁与祥生公司没有关联性。任伟公司出具给周道文的授权委托书并没有授予其替任伟公司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并结算的权利，实际上是授权周道文与祥生公司签订合同所用，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书效力及于租赁合同缺乏依据。5.一审法院应追加周道文为被告查明相关事实，并判令周道文承担相应的责任。据统计现起诉至一审法院索要租赁费用的案件总标的额接近600万，但祥生公司分包搭建合同的价款为800余万元，很明显租赁费用远远高于正常的搭建工程的造价，故对潘森所确认的租赁款项真实性严重怀疑，只有周道文出庭才能够查明相关事实。祥生公司所有的搭建工程款全部支付给周道文个人任伟公司没有取得任何款项，判决任伟公司承担责任会导致权力和义务明显不对等。周松海答辩称：1.案涉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任伟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且有项目总负责人周道文代表其签字。一审中任伟公司自认周道文是借用其资质，任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勇当庭承认在2017年10月11日也就是签订租赁合同前与周道文一起来泰兴洽谈租赁钢管事宜，由此说明胡勇对周道文洽谈钢管的情况是清楚的，通过该表像也可以让周松海完全有理由相信周道文代表任伟公司。另外，任伟公司在合同中加盖的公章同样也出现在其与祥生公司业务往来中，任伟公司存在多枚印章同时使用的情形，不能排除其印章效力并否定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2.承诺书和调解书虽涉及周道文，但周道文身份在任伟公司与祥生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明确记载为现场总负责人，潘森为现场带班人，周道文代表的是任伟公司，法律后果依法应由任伟公司承担，同时潘森也有权代表任伟公司收货及结算租金。3.已付租金的支付主体是周道文还是任伟公司均不影响租赁关系的成立和履行，客观事实是任伟公司承揽了祥生公司的工程。4.关于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虽然租赁合同是2017年12月签订，但任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勇和周道文在合同签订前就与周松海见面并洽谈了钢管租赁事宜。案涉租赁合同虽然在分包合同之前签订，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主合同滞后或补签比比皆是，不能一概否定合同成立并履行的客观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祥生公司述称：2018年2月7日祥生公司与任伟公司签订了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签订合同时，胡勇、周道文两人都在场，胡勇、周道文共同在分包合同和分包合同的附件二签字盖章，合同附件一承诺书上有周道文签字，胡勇同时向祥生公司出具了任伟公司营业执照、开户行许可证、建筑业资质证书，这一系列的材料分包合同里是装订成册，祥生公司并不知道任伟公司与周道文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任伟公司也从未向祥生公司出示过与周道文之间的挂靠协议。周松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伟公司立即支付钢管租赁费计679948.08元。2.任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伟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周道文为我方代理人，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提交、撤回、修改祥生泰兴观棠府工程签订合同、工程款结算、工程收款（发生经济关系）和处理一切有关事宜；本委托书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履行完毕之日止有效。2017年12月28日，任伟公司与周松海、严雨庭（又名严华）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约定收货及租金结算委托潘森核对后签字有效，自签字后生效，至合同结算租金全部付清为止自行失效。2018年2月7日，任伟公司与祥生公司签订《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祥生公司将祥生泰兴观棠府项目涉及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任伟公司，授权代表人为周道文。2018年10月18日祥生公司泰兴观棠府项目部出具《承诺书》，承诺：周道文欠付租赁站钢管租金没有达成付款计划前，观棠府项目部从2018年10月20日起确保不付给任伟搭建周道文一分钱工程款。如付款给任伟搭建公司任何人员，由项目部承担一切责任。2018年11月29日，因未偿还周松海、曹国强、杨光琴等人的款项，周道文出具《调解协议》，制定还款计划。2019年6月1日，潘森在《苏中钢管扣件租赁公司租金结算表》上签字确认，载明：结算日期2017年11月14日到2019年5月31日止，应交租金919948.08元，周松海同时签字确认。一审中，周松海提交2017年11月14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钢管扣件租赁清单》，主张其已将租赁物交付给任伟公司的授权主体潘森；任伟公司则主张潘森不是其员工，也非授权主体，该接受租赁物的行为与任伟公司无关；祥生公司表示对此不知情。任伟公司提交周道文出具的《承诺书》两份，主张周道文以任伟公司名义承接祥生公司的泰兴观棠府项目脚手架工程，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周道文承担；周松海则认为该承诺书是周道文与任伟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周松海及祥生公司；祥生公司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与其没有关系。祥生公司提交借条、请求报告、证明、电子银行交易凭证、工资汇总及其明细清单等证据，以证明祥生公司已超额向周道文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且承诺书出具以后支付的为工人工资，而非工程款；周松海及任伟公司则认为分包工程没有最终进行结算，不能证明祥生公司已超额支付工程款。周松海自认任伟公司已支付240000元。周松海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分公司保单保函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依法对任伟公司银行账户进行冻结。以上事实，有周松海、任伟公司及祥生公司提交的《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承诺书》、租金结算表、借条、请求报告、证明、电子银行交易凭证、工资汇总及其明细清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周松海与任伟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任伟公司结欠周松海的租赁费是经任伟公司在合同中指定的收货人和结算人潘森结算确认，且周松海提供了潘森签字确认的租赁清单以证明任伟公司的租赁事实，一审法院确认任伟公司应当按约给付周松海租赁费679948.08元。任伟公司辩称租赁合同上其印章与分包合同印章不符，周道文与任伟公司系挂靠关系，实际承租人为周道文无事实依据。其一，虽然两枚印章不相符，但任伟公司并不能证明租赁合同上印章非任伟公司使用的公章或为周道文所私刻。在任伟公司出具给祥生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所附其法定代表人和周道文身份证复印件上所盖公章即与租赁合同公章相符，且在租赁合同签订前，任伟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周道文一同与周松海就租赁事宜有过接洽，说明任伟公司不但承接了工程，且实际参与了工程的实施，并参与了钢管扣件的租赁。其二，任伟公司未能提供挂靠协议，不能证明周道文为挂靠经营，任伟公司虽提供周道文的承诺书，但此为周道文对任伟公司作出的承诺，且周道文承诺如对任伟公司造成损失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其为任伟公司内部的管理行为，与周松海无关，故对任伟公司要求追加周道文为被告的请求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周松海支付钢管租赁费679948.0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99元，减半收取5299.5元，保全费4020元，总计9319.5元，由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任伟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任伟公司与周道文签订的协议书，用于证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周道文，周道文借用任伟公司资质，双方是挂靠关系。2.案涉租赁合同一份，任伟公司陈述该合同系当时是周道文拿到任伟公司盖章，任伟公司没有给其盖章，任伟公司并不认可该租赁合同。周松海质证认为，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即使属实也不排除任伟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任伟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施工单位。祥生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任伟公司从未提到这份协议，祥生公司不会把工程分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人。在与任伟公司的其他关联诉讼中，任伟公司也没有提到其与周道文之间有挂靠协议。周松海提交了案涉分包合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附件一中记载祥生公司分包给任伟公司脚手架工程的现场总负责为周道文，现场带班为潘森，周道文在附件一中落款处签字。附件二落款处有任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勇签字以及周道文签字，并加盖任伟公司印章。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周道文有权代表任伟公司与周松海签订案涉租赁合同。任伟公司针对周松海的举证，出示了由其持有的案涉分包合同附件一和附件二，并质证认为：其持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均无周道文签字，但附件二中有胡勇签字和任伟公司盖章，其没有认可附件一的内容；签订案涉分包合同时，主合同和附件二是分开签订的，后其又提交了营业执照、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证书，并由祥生公司装订成册交给其持有。本院认证意见：1.关于任伟公司提交的其与周道文之间的协议，周松海及祥生公司均未认可其真实性，任伟公司未再提交其他证据补强证明其与周道文之间系挂靠关系，仅凭该份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挂靠关系。2.关于任伟公司提交的案涉租赁合同，并未加盖任伟公司印章，且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3日；而周松海一审中提交的案涉租赁合同不仅加盖了任伟公司印章，且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8日。现任伟公司并无其他反驳证据否定周松海提交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故应采信周松海提交的租赁合同。3.关于双方各自提交的分包合同附件一和附件二，差异之处在于有无周道文签字。任伟公司向本院出示证据时，分包合同及附件一、附件二等材料系统一装订成册的状态，任伟公司对此陈述是由祥生公司装订后再交给其持有，其亦确认实际负责施工的是周道文。任伟公司虽未在记载有现场总负责为周道文、现场带班为潘森的附件一上盖章确认，但任伟公司接受整册合同材料后并未提出异议，且该记载情况与案涉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并不矛盾，故应认定在祥生公司与任伟公司的分包合同关系中，双方均认可周道文是现场总负责身份，潘森为现场带班身份。至于该组证据能否证明周道文有权代表任伟公司与周松海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本院将在判决书说理部分一并分析阐明。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周松海陈述，合同是与周道文签的，但之前洽谈以及签订合同时，周道文均表明其是任伟公司的人，并且之前洽谈时胡勇也在场。周道文告知其租赁钢管用于祥生公司观棠府项目。2.关于案涉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祥生公司陈述，脚手架工程大概在2017年11月份开始施工，其与任伟公司的合同是后来补签。任伟公司陈述实际施工人是周道文，其与周道文系挂靠关系，开始施工的具体时间其不清楚；按合同约定祥生公司工程进度款应付给任伟公司，任伟公司扣掉一部分管理费后付给周道文，但实际上一分钱都没付给任伟公司。3.关于任伟公司二审提出追加周道文为被告，本院询问任伟公司拟主张周道文单方承担责任还是与其承担连带责任，任伟公司明确表示应由周道文作为实际施工人单方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祥生公司将泰兴观棠府项目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任伟公司施工。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任伟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可以确定周道文具有代理任伟公司就该工程签订合同、工程款结算、工程收款（发生经济关系）和处理一切有关事宜的权限，且周道文系该工程的现场总负责人。在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周道文以任伟公司名义与周松海签订了案涉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并约定由潘森负责收货和结算租金。2019年6月1日，周松海与潘森对租金进行了结算。现周松海诉请任伟公司给付租金，任伟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并无租赁关系，租金应由周道文给付。综合各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租金的给付责任主体应当如何确定。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法条系对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应认定周道文构成表见代理，具体理由为：1.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前，任伟公司就周道文在脚手架分包工程中的权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虽然该授权委托书实际上系向分包人祥生公司出具，并无证据证明周松海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知晓该文件，但授权委托书体现了周道文与任伟公司在分包工程中的基本关系，即周道文有权代理任伟公司处理一切有关事宜，且任伟公司并未明确限制周道文为分包工程代表其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2.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前，任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勇及周道文曾共同与周松海洽谈过租赁钢管事宜。按周松海陈述，当时周道文表明的身份是任伟公司员工，任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商谈租赁事宜时向周松海告知周道文没有签订合同的相应权限，或者明确披露其与周道文之间没有实际关联。对周松海而言，此时周道文已经初步具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3.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合同首部列明的乙方系任伟公司，合同尾部乙方落款处加盖了任伟公司印章，并有周道文签字。虽然任伟公司提出此处印章真实性的问题，但其在向祥生公司提供相关材料时曾使用同样制式的印章，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印章系周道文伪造、私刻。在前期洽谈的基础上，周道文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任伟公司印章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周松海对周道文系有权代理的确信。4.在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周松海确将钢管扣件等发送至任伟公司分包的脚手架工程项目中，并未他用。任伟公司针对案涉脚手架分包合同晚于租赁合同签订的情况，对周松海的履行行为提出质疑。但祥生公司以及周松海一致确认案涉脚手架工程早在分包合同签订前已实际开始施工，分包合同系补签，该事实符合相关钢管扣件发货单记载的情况，任伟公司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加以否定，其质疑内容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周松海的履行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且在此过程中并未出现足以令周松海对周道文具有代理权限的事实产生怀疑的异常情况。5.在后期结算租金和付款时，具体负责结算的人员是案涉租赁合同中予以明确的潘森。虽然任伟公司认为潘森受聘于周道文，其对潘森并不认可，但潘森的结算权限来源于合同约定，周松海并不需要再尽到向任伟公司核实的义务程度。付款过程中，祥生公司项目部曾出具承诺书，以及与钢管出租方人员和承租方代表周道文签订三方调解协议，明确了相关租金款项的给付方法。在上述文件中，对承租方的表述为“任伟搭建周道文”，并非任伟公司所述是周道文以个人名义参与协商拟定。根据任伟公司向祥生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分包合同的约定，周道文有权代表任伟公司实施该行为。任伟公司虽未直接给付过租金，但其他主体给付部分租金的情况并不导致案涉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主体发生变化。综合上述分析，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整个过程中，周道文均具有足以令周松海相信其有权代理任伟公司的客观表象，且周松海对此善意无过失，应认定周道文构成表见代理。周道文以任伟公司名义签订的案涉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相对方应确定为周松海和任伟公司，故任伟公司负有给付周松海租金的义务。任伟公司提出应由周道文承担给付责任等相关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任伟公司申请追加周道文为本案被告等问题。本院认为，1.周松海提起本案诉讼时列明的被告仅有任伟公司，并未列周道文为共同被告。经本院释明，任伟公司明确其追加周道文为被告的目的是为主张周道文单方承担责任，而非与其承担连带责任。故无论根据本案审查的结果还是当事人明确的主张，周道文都不是本案必要共同被告。在周松海已经明确起诉对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追加周道文为被告，在程序上及实体处理方面均无不当。2.任伟公司认为周道文对外签订数份租赁合同引发的关联案件的租金价款总额显著过高，与任伟公司分包工程款金额相比不合理，以此为由请求追加周道文为被告并查明本案租金的结算情况。但在本案中，周松海作为主张租金的一方，其提供的租赁合同、发货单、结算单等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欠付租金金额情况，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任伟公司对租金金额提出质疑，亦应按照上述举证规则对其事实主张尽到证明责任，但申请追加周道文为被告并非恰当的举证方式，其申请理由不能成立。3.任伟公司认为其从未收到分包工程款，承担案涉租金将导致其权力义务失衡。关于任伟公司在分包工程中的合法利益，涉及到其与祥生公司之间以及其与周道文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查处理范围，任伟公司对此可以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9元，由上诉人常州任伟搭建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继元审 判 员 吴 玫审 判 员 宗 雯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刘 旭书 记 员 夏桂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