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南昌路**。 法定代表人：韩传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艳，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灵，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逄增山，男，194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政，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蔚，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逄海青，女，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政，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蔚，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海山瑞合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昌路****楼**** 法定代表人：逄增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政，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蔚，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建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阜新路**v> 法定代表人：杨建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渊，女，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青岛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士万山公司）因与上诉人逄增山、逄海青、青岛海山瑞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山公司）、原审第三人青岛建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郁士万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郁士万山公司的损失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逄增山、逄海青“引入建安控股处分股权”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不但为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以下简称844号判决）生效判决依法认定，一审判决也做出了相同认定。1.案涉借款合同证明，郁士万山公司是南昌路23号地块项目的开发权人，向逄增山借款的用途是实现该地块的开发目的；海山公司是郁士万山公司为实现开发目的而设立的项目公司，郁士万山公司是其实际股东。2.逄增山和逄海青只是海山公司的名义股东，股权是担保其7000万借款获得清偿的保障，逄增山在借款到期前只能享有持有股权的权利，借款到期未获清偿时方可获得实际股权，进行项目开发。3.844号判决认定逄增山和逄海青构成根本违约，郁士万山公司因此享有解除权。4.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逄增山和逄海青构成根本违约。5.逄增山和逄海青在本案一审中企图推翻844号判决未果。二、逄增山和逄海青对其根本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法赔偿郁士万山公司1.6亿元项目收益的经济损失。1.844号判决对逄增山和逄海青自行处置股权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已经做出司法认定。2.逄增山和逄海青无视司法判决持续违约导致郁士万山公司损失不断扩大。3.郁士万山公司一审中已经提交评估报告证明损失金额。4.逄增山和逄海青对评估报告有异议但未提交异议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5.逄增山和逄海青及海山公司持有却拒不提供项目开发财务资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关于不予支持郁士万山公司可得利益损失、逄增山和逄海青无须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不但与该判决自身对逄增山和逄海青构成根本违约的认定存在重大矛盾，而且与该判决自身的“审理查明”部分存在重大矛盾，更与844号判决所认定事实相悖，导致根本性错误，应予撤销。1.844号判决认定，即使郁士万山公司构成付息违约，逄增山和逄海青依然应对其自行处置股权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2.一审判决该项认定导致自身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3.一审判决剥夺郁士万山公司违约损害赔偿权没有法律依据，更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4.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郁士万山公司利息已经付至2015年6月，根本不存在欠息的违约事实。四、一审法院认定逄增山所享有的7000万债权“视为向海山公司的出资”，严重超越司法权。一审认定“逄增山、逄海青通过引入建安控股处分股权合作开发涉案项目，表明其亦不再履行借款合同，逄增山出借的资金7000万元视为其向海山公司的出资”完全错误。1.债权转股权没有法定只能约定，没有双方合意不能成立。2.逄增山不能获得主债权和担保物权的双重利益。3.逄增山和逄海青诚信缺失导致纠纷不断。五、郁士万山公司基于双重付息事实诉求返还利息1050万元，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郁士万山公司明示不再履约错误。1.案涉借款合同，双方皆认可早已终止。2.郁士万山公司诉求返还利息的依据是逄增山不应获得双重利息。3.逄增山7000万借款本息在2015年6月增资扩股时已经清偿完毕。六、一审法院认定郁士万山公司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已在土地入储补偿款中得到返还不能再向逄增山等重复主张，前期支出的勘验费、设计费7383792.96元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之前，应向相关受益人主张，由此驳回郁士万山公司诉求是错误的。1.郁士万山公司在土地入储之前支付给原地主5000万元预付款，是因双方在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有约定，原地主土地入储收益不得低于1.6亿，根据政府土地返还款情况由郁士万山公司补足。郁士万山公司通过海山置业摘得项目土地，也是因为对政府拆迁的前期投入。逄增山等提供的2015年3月26日的原地主与郁士万山公司的协议，所谓的土地补偿款到位后可优先返还5000万用于郁士万山公司大山二期项目开发，仅仅是借款承诺并非返还，郁士万山公司至今未取得此借款更无所谓的返还。因此5000万元是郁士万山公司对项目的直接投入损失。2.郁士万山公司前期支付的勘验费、设计费，海山置业是绝对受益方，一审法院认为此类费用发生在土地出让前，应向原地主主张是错误的。对于项目的投入应由项目公司承担。七、关于责任主体问题。逄海青和海山公司应与逄增山共同对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一审法院认定，“逄海青在借款合同中的义务仅是配合办理海山公司股权变更。”与事实不符，逄海青作为海山公司的登记股东，不但负有在借款到期日前不处置不行使股权、仅仅保持股权持有状态的义务，更负有在特定条件下回转股权及协助变更登记的义务。案涉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甲方、丁方（逄海青）为丙方的股东，合计持有丙方100%的股权。”并约定在股权回转条件满足后“甲方和丁方（逄海青）将其持有的丙方100%股权无偿转让给乙方，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次，一审认定2014年6月3日“逄增山、逄海青通过引入建安控股处分股权合作开发涉案项目，表明其不再履行借款合同。”可见，逄海青作为海山公司登记股东，与逄增山共同实施了增资扩股及后续自行开发的违约行为，应连带承担违约责任。最后，海山公司作为案涉借款合同的签约主体之一，明知逄增山和逄海青持有股权系为债权清偿进行担保的性质，明知借款合同对股权持有、转让和处置做出的具体约定，却配合、协助逄增山和逄海青共同实施了增资扩股、工商登记变更及自行开发等违约行为，案涉违约行为皆为逄增山和逄海青与海山公司共同谋划、共同实施，没有海山公司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逄增山和逄海青的违约行为无法实施，更不可能最终实现，因此海山公司依法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补充上诉理由：一、本案的审理焦点是最高院844号判决书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构成根本性违约，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事实是最高院在庭审中所确立的两个审理焦点中的一个，经审理后做出了最后的司法认定，本案一审青岛中院985号判决在确认逄增山以6月3日签订增资扩股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借款合同，同样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却推翻844号判决认定其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做法是否正确。本案逄增山等是否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最高院844号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根据一审判决984号证明其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充分的有证明力的有效证据推翻该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郁士万山公司认为该事实足以证明一审青岛中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二、关于郁士万山公司是否构成5月20日未按约付息的违约事实，郁士万山公司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最高院认定郁士万山公司5月20日没有付息构成违约，以及2015年4月28日所发的协助转让函构成在先明示违约的认定是错误的，郁士万山公司5月20日应承担的支付利息的合同义务已经提前履行完毕，因此无须在合同约定的日期再重复履行，不构成违约，如果说6月20日郁士万山公司并未履约支付利息是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但是我们看到，首先如果该事实成立，逄增山等依据合同有权书面催告郁士万山公司进行履约，合同对该未付息行为并未设定任何的违约责任，其次，在6月20日付息日之前，我们看到逄增山等已经在6月3日以自行处置股权的方式构成根本性违约，由此可见，即使6月20日未付息构成违约，逄增山等也是早已构成了在先违约，并且是根本性违约。三、关于协助转让函，最高院认定错误，协助转让函是一封催告逄增山等进行依法履约的告知函，而并不是郁士万山公司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在函件中一是指出逄增山等的违约事实，即违约合同约定要求清偿7000万元以外的借款，逄增山等在青岛中院2015年第一次诉讼中所提交的答辩状已经承认海山公司100%股权由其持有，只有为了担保7000万元的偿还，因此，逄增山等要求不但要偿还7000万元，而且要偿还其余的2.3亿款项，并且当时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要求偿还另案6500万元借款和3500万元借款，因此，郁士万山公司在函中首先指出了他的违约事实，对这一点逄增山等在一审提交了秦文嘉律师的证词予以证明，也是自认为发函证明了违约。郁士万山公司发函的目的是要求其纠正违约行为并遵守约定。该函明确告知如果逄增山坚持违约行为而不纠正，郁士万山公司将采取对应措施。该函告知逄增山等郁士万山公司将采取的对应措施仅限于不支付利息，并不涉及本金的按约履行。综上，该函实质是一份督促逄增山等在获得合同约定的7000万元借款清偿后应严格履行转股义务，而不是一份在先违约的明示函。以上所述在函中都有文义表述，并且该函明确指出“以便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后将股权转让给郁士公司或转让给项目单位”，该文字表述符合借款合同的顺序和内容，明确指明偿还借款本金在前，股权转让在后，根本不存在对方所称郁士万山公司要求不还钱只转股的事实。综上郁士万山公司认为最高院关于郁士万山公司构成未付息违约的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及相应证据相佐，系认定错误，希望二审法庭依法予以纠正。四、本案一审985号判决认定郁士万山公司未支付5月20日利息构成借款合同的主要义务违反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郁士万山公司作为借款方所赋有的合同义务是在一年中向逄增山支付12次利息，及在借款到期后一次性清偿7000万元本金，由此可见，十二分之一的利息没有支付，显然只是郁士万山公司履行义务中的微小部分，不能构成主要义务，并且在资金融资市场的定期还息实践中，还款人早于或晚于每月的还息日支付利息几乎是常态，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每一个不是严格按照还款日进行支付利息的借款人，都是根本违反合同的违约人，那么所有的金融借款合同都可以被解除，并且出借人都可以由此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一理论显然是荒谬的，也足以证实了一审判决的错误。五、郁士万山公司对6月3日的增资合作事项既不知情更不认可。增资合作协议的内容本身足以证明郁士万山公司不知情，双方均明知本案项目开发的权益人是郁士万山公司，而海山公司是为了开发项目而设立的公司，逄增山、逄海青只是担保债权的股权持有人，只有在其只享有在债权本息未得清偿之时以股权变现获得的金额清偿债权的义务，在其他时段仅仅是持有的状态，而不能将自己作为海山公司的实际股权人来处分股权，并对股权的收益进行占有，这都是一种违法的状态，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是郁士万山公司看到在增资合作协议中逄增山、逄海青承诺保证其是海山公司的对股权有完全处分权的主体，并且承诺其股权不存在对第三方权益限制的情形，这显然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而且与客观事实严重相反，严重侵犯了郁士万山公司的开发权益，对这样的合同条款郁士万山公司也绝不可能同意，在7月13日郁士万山公司回复的邮件中已经对该等约定进行了彻底否定，因此我们认为逄增山等以该邮件主张，郁士万山公司认可增资合作协议的事实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该邮件足以证实郁士万山公司对增资合作事项不知情更不同意，并且增资合作协议中还约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合同，签约各方必须承诺对协议的内容以及协商订立履行过程中获得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全部要履行保密义务，由此可见，在签约各方都遵守保密约定的情况下，即使是海山公司的其他员工也没有知情的可能性，郁士万山公司作为海山公司刻意隐瞒的对象就更无从得知。逄增山等在庭审中多次自认郁士万山公司不知情，在山东高院质证笔录中其多次自认郁士万山公司对增资合作事项不可能知情，其称其与本案第三人的合作与郁士万山公司无关，并要求郁士万山公司说明所提交增资合作协议的证据来源，据其观点，该协议是他与第三人签署，郁士万山公司不应持有。建安公司一直声称对郁士万山公司与逄增山等的借款关系不知情，且得到法院的认可，建安公司不知情如果属实，显然是逄增山没有告知，与刻意隐瞒郁士万山公司是同一道理，并且作为参加6月8日前期工作会议的三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如果并不了解其他两方之间的借款关系，该事实也足以说明逄增山等关于一起参加会议则必然了解彼此内部合作协议更不成立，更何况是设置了保密条款。逄增山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往来邮件进一步印证郁士万山公司对增资合作事项不知情更不能同意（详见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详细意见）。综上，郁士万山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基础上推翻最高院做出的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并且违背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客观事实，认定逄增山等不需承担违约责任是完全错误的。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辩称：一、844号判决与本案一审判决均认定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在先，郁士万山公司无视自己违约在先，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郁士万山公司相关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844号判决中已经认定，“郁士万山公司在其不合理要求未获满足的情况下，自2015年5月1日起事实上按其函中所声明的未再给付利息，已构成在先明示违约。”本案一审法院再次认定，“郁士万山公司拒付利息的行为，属于不履行合同的主要债务……本案系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在先……。”因此，郁士万山公司应当就其违约在先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仅仅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2.本案不存在所谓“郁士万山公司是海山公司的实际股东，逄增山、逄海青只是海山公司的名义股东，股权只是担保其借款得以清偿的保障”的情形，郁士万山公司前述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3.844号判决原文为“应当指出的是，逄增山、逄海青虽有上述违约行为，但因郁士万山公司不主张解除合同，其仍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顺序，在先履行清偿案涉合同借款义务的前提下，才能要求逄增山、逄海青履行移转相应股权的义务，原审认定逄增山、逄海青违约在先，郁士万山公司可以请求同时履行，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而并不是郁士万山公司于上诉状中所述的，“844号判决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构成根本违约”，“逄增山、逄海青虽有上述违约行为，但因郁士万山公司不主张解除合同，仍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顺序履行”。4.对于海山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郁士万山公司是知道、同意并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二、郁士万山公司所谓1.6亿元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起诉；鉴于其违约在先的情形，其也无权主张任何可得利益损失；另其也没有任何合法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可得利益金额。1.本案郁士万山公司曾于2017年5月8日向山东省高院提起诉讼、同年6月29日申请追加建安公司，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已于2019年3月28日做出终审判决。该案中郁士万山公司已经提出过“若股份不能过户至其名下，赔偿其项目损失3.1亿元”的诉讼请求，并被判决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中郁士万山公司再次提出赔偿其损失5800万元及可得利益1.6亿元的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2、无论是844号判决，还是本案一审判决均认定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在先，在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在先的情形下，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无权向郁士万山公司主张所谓可得利益损失。3.郁士万山公司关于其可得利益损失的具体金额，更是没有任何有效证据予以支持。郁士万山公司单方提交的所谓评估报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且评估报告漏洞重重，在此不再赘述。另其已自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可见其也明白关于具体损失金额的举证责任在其自身，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无关，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需要针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出的异议另行提交鉴定申请。另外，在郁士万山公司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但法院既没有接受其申请，也没有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交项目开发财务资料的情形下，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也没有主动提交相关资料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拒不提供相关证据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问题，郁士万山公司应就其举证不能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一审法院虽然对郁士万山公司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实体审理，但其最终判决不支持郁士万山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存在与其自身判决及844号判决认定相悖的情形。四、一审法院关于“逄增山出借的资金7000万元视为其向海山公司的出资”的认定，不存在任何超越司法权限的问题。1.本案不存在任何郁士万山公司所述的债转股的问题。2.本案中，逄增山更不存在获得主债权和担保物权双层利益的情形。3.本案自始至终诚信缺失、颠倒是非的是郁士万山公司而非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五、郁士万山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驳回，其无权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且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包括了解除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不再继续履行借款合同还本付息的主要义务，认定事实清楚。1.844号判决已经驳回郁士万山公司要求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也就是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涉案合同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法继续履行；另借款期限早在2016年1月即已届满，如前所述，郁士万山公司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还款，其已经以自身行为表示了其不再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在此前提下，郁士万山公司又另行提起了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其不再继续履行借款合同还本付息的主要义务不存在任何问题。2、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获得双重利息的情形。3.郁士万山公司关于7000万元借款本息在增资扩股时即已偿还完毕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增资扩股后，不存在海山公司代郁士万山公司还款的情形（海山公司股权尚在逄增山、逄海青名下的前提下，海山公司是没有义务替郁士万山公司还款的），即便存在海山公司还款的情况，也不能视为郁士万山公司履行了还款义务。六、郁士万山公司构成在先明示违约，其根本无权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任何损失，且其主张的所谓的损失既不存在，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1.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是由国土部门依法进行公开招拍挂程序出让的，海山瑞合置业是通过公开竞买取得的开发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并非是郁士万山公司私下操作、运作的，所谓的私下操作等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该项目实际上是在公开的市场上经过多轮竞价才竞得的；至于在国土部门依法收储之前，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所谓的合作，与收储后公开招拍挂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这两个程序是完全相互独立的。2.郁士万山公司提出的5700余万元的所谓损失，证据本身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上均有问题。3.庭审中查明，所谓5700余万元的单据形成时间均在土地收储之前，郁士万山公司对该事实当庭予以承认；而实际上，郁士万山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在土地收储之前的合作以及其原有被纳入储备的地块，已经从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返还补偿款中得到了补偿，并且由于该地块在公开招拍挂程序中因多轮竞价，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评估底价，郁士万山公司及其案外合作方已经从土地返还补偿款中获取了远超过评估价值的高额的收益，所谓的损失并不存在，也与本案无关。至于郁士万山公司主张其至今未依据相关协议从案外合作方取得相关款项就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更无关系了，其应当依据协议约定向合作方主张相关款项，而并非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损失。七、关于责任主体问题。连带责任的承担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涉案合同中仅约定海山公司对郁士万山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未约定海山公司对逄增山及逄海青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且海山公司也没有为逄增山、逄海青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义务。另，逄海青并未出借资金，亦未收取利息，其在借款合同中的义务仅是配合办理海山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要求其就偿还郁士万山公司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法律及合同依据。综上，郁士万山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补充答辩理由：本案是否是重复诉讼是很重要的一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庭审中针对的郁士万山公司提供的部分事实和证据进行了实体答辩，并不意味着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认可有关事项应当在本案诉讼中进行审理。另最高院844号案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审理。1、就郁士万山公司认为最高院的关于其在先违约的这项认定，其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是没有提交任何新证据的，其关于其到底交付了多少利息的证据在本案和前案中是完全一致的。2、前案中最高院庭审笔录第11页，法官明确的向郁士万山公司发问，法院明确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就其偿还7000万元作了何种还款准备提交证据，但是郁士万山公司在前案和本案中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3、郁士万山公司主张的所谓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答辩状中要求其偿还本案以外的另外两笔款项，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首先，提交的答辩状没有我方的盖章和签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通读整个答辩状也没有任何郁士万山公司主张的表述。4、本案只是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是7000万元，后续履行实质的借款金额是2.3亿，这个事实是双方在多轮诉讼中都予以认可的。5、郁士万山公司主张其是项目开发权人，这与事实是不符的，无论在涉案土地收储前，其和这块地有任何的历史渊源，但是土地出让必须经过招拍挂，而且涉案的借款合同约定的竞价的上限是6800，也就是说海山公司不是必然能取得涉案项目土地的，郁士万山公司主张其是项目开发人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6、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自始至终不存在自认郁士万山公司不知道我方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情形，根据郁士万山公司当庭出示的省高院质证笔录第7页，该笔录中的内容只是说要求其说明证据来源，并没有郁士万山公司刚才陈述的该协议与其无关的表述，也没有自认郁士万山公司对股权转让不知情的表述。第15页的表述是“因股权转让条件未成就，后续被告与第三人的关系与原告无关”。重点在后续。关于秦文嘉的证言，秦文嘉表述的只是事后送合同，但是股权转让事项郁士万山公司是事先知情的。原来拍卖了五块地，其中四块是原价成交，本案地块高出5000万元，郁士万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时说土地金后返还的款都是我的，高出的价格写了承诺函，郁士万山公司承担。并且说返还后两天就把钱给逄增山，经逄增山协调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很快就把该拍卖项目的土地返还款支付给了原土地使用权人，但是并没有将相应的款项给逄增山，后来给其两月的时间将钱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 建安公司述称，建安公司在介入涉案项目时，对涉案的借款合作及股权争议事项均不知情，在有关多次判决中已确认了其善意第三人的身份。海山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30日海山公司竞得涉案项目的开发用地，同年4月3日全部缴清土地款项，且海山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关系明晰，均与郁士万山公司无关联，建安公司无从得知也有合理的理由确信海山公司的股权明了，无纠纷争议。因此，涉案争议纠纷与建安公司无关。建安公司在签属增资扩股协议后，仅依约依职权参与了项目开发建设，也未介入期间后续关于借还款及股权、开发权争议的沟通协调处理。因此，对非涉及建安公司的双方上诉理由与答辩意见无法进行确认和陈述。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郁士万山公司要求返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2.对郁士万山公司一审中要求向其赔偿损失及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改判为驳回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等全部由郁士万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郁士万山公司关于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向其赔偿损失及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该部分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本案郁士万山公司曾于2017年5月8日向山东省高院提起诉讼、同年6月29日申请追加建安公司，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已于2019年3月28日做出终审判决。该案中郁士万山公司已经提出过“若股份不能过户至其名下，赔偿其项目损失3.1亿元”的诉讼请求，并被判决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中郁士万山公司再次提出赔偿其损失5800万元及可得利益1.6亿元的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从本案的起诉状与上述案件的起诉书和追加建安公司申请书来看：1.本案与前一案件在诉讼当事人上是完全相同；2.本案与前一案件的诉讼标的均是基于相关当事人之间签署的《借款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因《增资扩股协议与合作开发协议》而产生的争议；3.本案与前一案件在诉讼请求上虽然有数额多少之分，但均是建立在不能履行借款协议中有关股权过户后的损失请求，本案要求的是“赔偿郁士万山公司的损失5800万元及可得利益1.6亿元”，上一案件要求的是“如不能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过户至郁士万山公司名下，赔偿郁士万山公司项目损失3.1亿元”；且郁士万山公司在之前诉讼中，对3.1亿的损失构成予以了明确“项目总收益约计10个亿，土地成本2.3亿元，每平米建设成本约计8000万左右，去除税金等其他费用，利润约计6亿元左右，按股权比例51%约计3亿元，具体数额郁士万山公司认为应以审计结果为准”，根据郁士万山公司前述损失的表述，其在之前案件中关于项目损失的诉讼请求即是“可得利益损失”，两个案件在诉讼标的方面是一致的；4.若本案中法院对郁士万山公司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则可能产生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本案的该项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重复起诉”的认定条件，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驳回郁士万山公司的起诉。如果郁士万山公司认为，上一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没有证据为由驳回郁士万山公司该项诉讼请求，而郁士万山公司目前又有新证据的，其只能就前诉申请再审，而非另行起诉。虽然郁士万山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并做出判决是有悖于法律规定的，郁士万山公司的前述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二、一审法院判决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向郁士万山公司支付利息损失1050万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郁士万山公司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造成了巨额的土地拍卖差价，且其明确出具了书面的承诺函自愿承担该差价。一审中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以答辩的形式主张了该土地拍卖差价，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返还的利息行使了抵销权，但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对该问题未进行任何审查。郁士万山公司2014年12月31日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明确表示，其同意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仅认可涉案项目土地的摘牌价格为4800元每平米，超出评估价以上至上限为6800元每平米之间的摘牌的差额由其承担。基于前述承诺，海山公司超出正常市场价竞得了涉案项目土地，实际摘牌价格比《借款合同》的约定和《承诺函》的承诺价格多出3168万元。而该项目在竞拍过程中有不正常的人为加价因素，土地出让金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同类地块（在同时公开拍卖的五块地块中只有这宗土地超出了起拍价，每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增加了1235元，其他四宗土地均是起拍价成交），而郁士万山公司获取了该地块土地出让金80%的返还。在郁士万山公司书面承诺前述差价由其承担，且其已从高额差价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情形下，前述土地拍卖差价应由其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43项释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本案一审中，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通过抗辩的方式，向郁士万山公司主张了涉案土地竞买差价款。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便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需要向郁士万山公司返还利息，就前述利息款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也依法行使了抵销权。但一审法院就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的土地竞买差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审查，认定事实严重不清。2.关于本案借款产生的利息金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郁士万山公司主张返还的1050万元利息中，有150万元发生在本案借款前，因此不可能是郁士万山公司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支付的本案借款项下产生的利息。虽然该150万元利息并未充抵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与郁士万山公司之间其他3笔借款的本金或利息，但一审法院也不应将该150万元认定为本案借款产生的利息。该150万元偿还的是哪笔借款的利息，应由郁士万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该150万元利息发生在本案借款前，郁士万山公司主张该笔利息是偿还本案借款的利息是与事实不符的；郁士万山公司若认为该150万元是偿还涉案借款发生前，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与郁士万山公司之间其他借款本息，但法院生效判决未予支持的，其应当自行举证并依法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以该150万元利息，另案中法院生效判决没有支持，就将其归结于本案借款利息，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3.郁士万山公司的所谓借款利息是项目前期按照协议应承担的融资成本，郁士万山公司业已完全违约、根本违约，且因其违约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造成了额外的损失，因此郁士万山公司无权主张返还。本案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是在郁士万山公司的请求下被动介入涉案项目的，在开始阶段郁士万山公司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利息；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也按照约定注册了项目公司、将相应款项借入项目公司；按照双方的约定，郁士万山公司本应及时偿还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的借款和利息，并在全部偿还借款后，接手项目公司；之后，随着项目开始进入招拍挂程序，需要交纳保证金、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等，而郁士万山公司并没有资金投入，在郁士万山公司的认可和同意下，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继续向项目公司借入资金，前后投入项目公司的资金高达2.3亿元。对于上述借款，在时间上、数额上、用途上，郁士万山公司都是十分清楚的、认可的，截止2015年5月1日之前，郁士万山公司也是按照相应的金额支付的借款利息。该项借款的利息是涉案项目本身的融资成本，是郁士万山公司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借款合同》和其后的实际履行中均予以确认，是郁士万山公司应当支出和付出的，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和根据。特别是在2015年4月28日，郁士万山公司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发函声明其自2015年5月1日起不再付息，其已构成《借款合同》的违约，其没有要求返还利息的任何权利。而从项目实际实施的情况来看，在郁士万山公司迟迟不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款项，也没有按照《承诺函》的承诺承担高出市场评估价的额外支出，更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在取得涉案项目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后偿还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借款本息的情况下，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无奈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四处借款，为此承担了巨额的融资成本和利息，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造成了额外的损失和负担，在此情形下，郁士万山公司无权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返还其已经支付的利息。三、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对于海山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郁士万山公司是知道、同意并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在郁士万山公司单方违约的情形下，其不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1.对于海山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郁士万山公司是知道、同意并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但该事实一审法院未予认定。逄增山和逄海青根据与郁士万山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的约定和安排，由逄增山、逄海青注册设立了项目公司海山公司，并按照协议的约定向项目公司注入资金，在开始的阶段郁士万山公司对于相关事项完全清楚并参与过意见。在项目招拍挂公告发出后，双方即知道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挂牌价款已经远远超过了双方之前对项目竞买价款的预估和借款协议的约定，郁士万山公司为此还专门出具了《承诺函》对于超过双方约定评估价的部分自愿承诺由郁士万山公司承担；郁士万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项目招拍挂现场观看，对项目的资金需求、付款时间、项目开工时间要求等都非常清楚；在海山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程序获得涉案地块开发权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曾多次要求郁士万山公司立即偿还全部款项，但郁士万山公司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资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得已多方筹集资金全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郁士万山公司对此是认可的、同意的，并且在一定时间里也是自愿按照全部土地出让金2.3亿元计算承担的借款利息。在项目公司面对巨额借款资金压力、郁士万山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书面声明不再承担利息的情况下，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由此承担了大量的融资成本。由于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于开工和竣工时间均有明确、严格的要求（在2016年2月24日之前开工、在2019年2月23日前竣工），必须尽快推进项目的进程、缴纳契税、办理手续、投入后期开发费用。由于郁士万山公司根本无力还款，迫于巨大的资金压力，双方一致同意对外寻找合作方，但由于涉案项目土地以高于市场价5000余万元的价格拍得，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行情下没有合作方愿意接手。后经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与建安公司沟通，在将涉案项目施工工作交由建安公司承建的前提下，建安公司同意参与项目，但建安公司仅同意按照涉案项目的土地价格增资入股，不同意承担任何土地价款的融资成本。在郁士万山公司同意的前提下，本案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与建安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与合作开发协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时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并未就项目土地行使自行开发权，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一直要求郁士万山公司还钱，只要郁士万山公司如约偿还本息，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即将持有的剩余股权转让给郁士万山公司。建安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对海山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鉴于有新的合作方参与了项目，原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及建安公司于2015年6月8日就项目工作安排事宜召开了三方会议，各方均委派五名员工至涉案项目工作。会议当天形成通讯录，对三方工作人员分别负责哪些工作做了清楚的划分，并留下了联系方式。为保证郁士万山公司利益，郁士万山公司委派的五名工作人员均负责项目具体工作；而建安公司主要负责财务、营销及办公室工作；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只负责预算及资料工作。第三方增资扩股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依旧多次催促郁士万山公司还款。2015年7月1日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就后续还款及股权转让事宜起草了《还款协议》发邮件给郁士万山公司，2015年7月13日郁士万山公司就前述事宜另行起草了《股权回转与项目合作协议书》回复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虽然前述邮件往来发生在建安公司增资扩股之后，但是通过双方起草的协议内容，可以看出郁士万山公司对建安公司增资扩股事是明确知悉并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起草的《还款协议》中的“鉴于”项下第3条载明“由于乙方（郁士万山公司）未能按时向甲方（逄增山）支付利息，且项目土地急需缴纳契税和后期开发费用，经乙方（郁士万山公司）同意，甲方、丙方、丁方与青岛建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3日签订《青岛海山公司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与合作开发协议》。”另《还款协议》约定，郁士万山公司如期还款，则其可以取得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涉案项目上分配的房产。郁士万山公司虽然未同意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起草的前述《还款协议》，但在其另行起草的《股权回转与项目合作协议书》中“鉴于”项下第4条第（2）项明确载明“甲方（逄增山、逄海青）受乙方（郁士万山公司）委托向第三方即丙方（建安公司）寻求南昌路23号项目合作开发，即代乙方与丙方合作开发。”即根据郁士万山公司自行起草的协议的表述，是其委托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向建安公司寻求项目合作开发的，其对建安公司增资扩股事宜当然是事先知悉并同意的。在双方均通过邮件确认郁士万山公司事先知悉建安公司增资扩股，且对后续还款及股权转让事宜继续协商的情形下；在双方以及与建安公司之间还就项目的工作计划、时间节点等进行邮件沟通的情形下；在三方共同参加了项目的开工会议，且郁士万山公司委派的人员参加了在建安公司增资扩股之后的部分项目建设活动的情形下；郁士万山公司称其不知情、是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擅自进行增资扩股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前述邮件在一审庭审中均已现场登录邮箱验证，且通过邮箱的名称及邮件内容可以证明相关邮箱由郁士万山公司使用。一审法院庭审中释明，若郁士万山公司认为相关邮箱不是由其使用，需要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但郁士万山公司未就邮箱问题提交任何反证。因此，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邮件往来证据，应当被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虽然，在郁士万山公司之前起诉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844号判决中，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早于2015年10月9日之前自行处置海山公司的股权构成违约，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郁士万山公司对项目转让事宜是知悉并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任何违约的情形。前述事实，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认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2.在本案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郁士万山公司单方违约的情形下，其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且应当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48项释明，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在形成合同僵局，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支持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但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本案在郁士万山公司单方违约，且给郁士万山公司造成额外损失的情形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向郁士万山公司返还其支付的全部利息，相当于郁士万山公司就其违约行为没有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该项判决有悖于现行法律规定及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四、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起的反诉，也拒绝出具书面裁定书，其剥夺了当事人的基本诉权，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中郁士万山公司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造成了巨额的土地拍卖差价，且其明确出具了书面的承诺函自愿承担该差价。因此本案一审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以提起反诉的形式要求郁士万山公司支付土地竞买差价款人民币3168万元，并且在答辩意见中亦提出前述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43项释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一审中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分别以答辩及提起反诉的形式主张了该土地拍卖差价，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返还的利息行使了抵销权，但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起的反诉不予受理，且就该问题未进行任何审查。郁士万山公司2014年12月31日向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明确表示，其同意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仅认可涉案项目土地的摘牌价格为4800元每平米，超出评估价以上至上限为6800元每平米之间的摘牌的差额由其承担。基于前述承诺，海山公司超出正常市场价竞得了涉案项目土地，实际摘牌价格比《借款合同》的约定和《承诺函》的承诺价格多出3168万元。而该项目在竞拍过程中有不正常的人为加价因素，土地出让金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同类地块（在同时公开拍卖的五块地块中只有这宗土地超出了起拍价，每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增加了1235元，其他四宗土地均是起拍价成交），而郁士万山公司获取了该地块土地出让金80%的返还。在郁士万山公司书面承诺前述差价由其承担，且其已从高额差价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情形下，前述土地拍卖差价应由其承担。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本案一审证据交换之后，于2019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主张该土地竞买差价款的反诉状并多次要求缴纳反诉费，但直至2019年11月15日本案庭审时，一审法院口头告知不受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起的反诉。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认为，前述土地竞买差价款的产生是基于本案借款合同及房地产开发项目，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要求郁士万山公司支付土地竞买差价款的反诉请求与本案本诉是基于同一事实及法律关系下产生的，符合反诉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受理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一审中，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无论是通过抗辩还是提起反诉的方式，均向郁士万山公司主张了涉案土地竞买差价款。因此，即便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需要向郁士万山公司返还利息，就前述利息款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也依法行使了抵销权。但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的反诉，且就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的土地竞买差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审查，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且一审法院拒绝受理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反诉的行为本身即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郁士万山公司辩称，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认为郁士万山公司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的主张不能成立。两案当事人虽然相同，但是诉讼请求完全不同。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两案的裁判事项及依据不同。满足本案审计条件的新事实已然产生。本案的实体审理不会产生否定前案的裁判结果。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其支付利息损失1050万元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逄增山隐瞒事实，以2.3亿土地出让金作为借款本金累计收取郁士万山公司高额利息1050万元。郁士万山公司因2.3亿借款向逄增山支付1050万元利息的事实已为两级法院认定。本案一审法院依法认定1050万元系本案借款的利息，是郁士万山公司支付的项目前期开发成本，构成实际损失，判令向郁士万山公司支付完全正确。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郁士万山公司根本违约、给其造成额外的损失，该主张不能成立。郁士万山公司虽然5月20日未支付利息但并没有构成违约，郁士万山公司已经将利息足额付至6月3日。郁士万山公司已经提前并超额支付2.3亿元借款的高额利息至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根本违约之日（2015年6月3日）。最高院844号判决在认定郁士万山公司5月20日未付息构成违约的前提下，仍然认定逄增山构成根本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认定逄增山、逄海青以郁士万山公司未如约付息主张其处置股权不构成违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明知应书面催告却不予行使，反而刻意违约处置股权并持续至今，过错明显。郁士万山公司未欠息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至今未能举证郁士万山公司给其造成了“额外的损失”。《承诺函》不能证明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却是一份证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违约的证据。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出具《承诺函》违反合同，系违约行为。借款合同约定，“南昌路23号项目土地的摘牌价格为评估价4800元每平米，设定上限为6800元每平米，如果摘牌价格超过上限价格，海山公司有权选择放弃摘牌。”本案项目土地的成交价是5520元每平米，在合同约定的4800元—6800元的范围以内。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对最低价4800元每平米以上出具差价承诺书，是违反合同的违约行为，其反复主张实际摘牌价格比借款合同的约定超出3000多万元更是与事实不符。郁士万山公司为项目顺利开发而出具承诺书的妥协行为，并不能改变逄增山的违约事实。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竞拍过程中有不正常的人为加价因素，并认为是郁士万山公司造成了土地拍卖差价等完全是无端猜测，该行为显属不当。项目土地共35亩，其中只有5亩原归属郁士万山公司，郁士万山公司从拍卖差价3012万元中仅获得430万元返还款，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称郁士万山公司从拍卖差价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不是事实。并且郁士万山公司所获得的土地返还款1500万元已经全部支付给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郁士万山公司筹措差价的义务已经免除。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差价款的抵销权不能成立。《协助项目转让函》不能证明郁士万山公司有任何违约意图或行为。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提出偿还2.3亿借款及其他借款后才回转股权的无理要求，故郁士万山公司发函具备合理理由。郁士万山公司发送《协助项目转让函》的目的是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严格履行合同，并非明示违约。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自行处置股权构成根本违约已被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一审法院也做出了相同认定。最高法院844号判决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自行处置股权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一审法院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处置股权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对其构成违约的认定错误，主张郁士万山公司对其处置股权的行为是知道、同意并认可的完全不能成立。其提供的证据不能推翻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增资扩股与合作开发协议》本身就是郁士万山公司不知情、不同意的重要证据。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所提交2015年6月8日项目工作会议的通讯录及证人证言等资料，已被最高法院844号判决认定不能证明郁士万山公司对海山公司增资扩股的事项是清楚、同意和认可的。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往来邮件，只能证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自行处置股权的根本违约事实，不能推翻最高法院生效判决。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已被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依法认定。本案一审法院以郁士万山公司违约在先，判决不予支持可得利益损失的违约责任，推翻最高法院生效判决对争议基本事实的认定，是超越下级法院审判权和监督权、违反审判原则的错误行为。一审判决对郁士万山公司“拒付利息的行为属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郁士万山公司未付利息违约在先，故不予支持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彻底推翻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对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应承担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在内的违约责任的司法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844号生效判决确定的争议双方民事责任的基本事实，非经再审程序不得改变。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作为本案项目的资金筹措方，却反复无常多次要求郁士万山公司提前归还借款，人为制造履约障碍，是毫无诚信的违约行为。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在出借7000万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无视郁士万山公司超额提前付息及一年借款期远未届满的事实，多次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归还借款。郁士万山公司作为本案项目的前期土地熟化整理人，弥补前期十余年的成本投入是开发本案项目的基本目的。本案项目开发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合作的原因及项目资金筹措的筹划安排。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称没有合作方愿意参与项目开发，与事实不符。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一方面主张郁士万山公司公司单方违约，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一方面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为证，主张在特定条件下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可获得人民法院支持，理由不能成立。 建安公司对双方上诉和答辩均不发表意见。 郁士万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借款合同；2、判令逄增山、逄海青共同返还郁士万山公司借款利息1050万元、赔偿郁士万山公司损失5800万元及可得利益损失1.6亿元；3、判令海山公司就逄增山、逄海青对郁士万山公司所负担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郁士万山公司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于2014年10月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二、逄增山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郁士万山公司利息损失1050万元；三、驳回郁士万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4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89300元，由郁士万山公司负担1100000元，逄增山负担89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郁士万山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明郁士万山公司自2001年被当地政府以公函即签约的方式确立为本案项目的开发权人，郁士万山公司对本案土地进行了十几年的熟化整理及拆迁工作，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证明内容：2001年四方区（后改为市北区）政府为解决青岛市政府重点工程北岭山森林公园的建设资金，将其和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项目名称：林语山畔，共三期)捆绑交由郁士公司开发建设，项目土地定向协议出让给郁士公司，由郁士公司以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发收益弥补森林公园的建设投资。因政府调整道路绿线等原因导致项目三期（即本案南昌路23号）延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期间，因本案项目土地存有产权争议致房屋拆迁受阻。2010年因产权人丰华公司进行房屋拆迁导致重大信访事件发生，引发青岛市领导关注。2013年7月，经政府各部门集体研究决定：由市北区政府协调项目开发人郁士公司代为赔偿房屋拆迁费476.45万元，并支付250.86万元受让争议的5亩土地。同时决定由市北区政府协调对本案项目土地统一收储。但因丰华公司索要土地补偿费过高政府无力支付，政府要求郁士公司出面协调，郁士公司向丰华公司做出补差承诺后，本案项目土地才顺利入储。 证据1.1，青岛市四方区政府出具的《南昌路23号地块历史遗留问题有关情况》(证据1.2会谈纪要的附件),证明：1、信访案件涉及土地是本案项目土地：引发市领导重点关注的一宅集团职工信访的“5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位于丰华公司所属的南昌路23号地块内。南昌路23号地块共约35亩土地，位于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2、2001年6月为弥补森林公司建设资金缺口，郁士公司被确认为本案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2001年6月，“为弥补原四方区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与郁士公司签订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开发协议，同意将南昌路两侧约160亩土地协议出让给该公司开发建设，南昌路23号地块35亩土地（本案项目）作为三期项目在此范围之内。”3、至2004年青岛市政府数次同意协议出让本案项目土地给郁士公司。2002、2003及2004年，四方区政府及市国土资源房管局均多次行文就协议出让南昌路两侧部分土地有关事宜请示市政府，请求根据省国土厅【2003】192号文件中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继续办理将该地块协议出让给郁士公司的手续，市政府和相关市领导均批准同意。4、2003年郁士公司取得含本案项目土地在内的用地规划许可。2003年12月，市规划局下发了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立郁士公司为林语山畔的用地单位。5、本案项目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四方区政府称，“南昌路23号由于办理规划变更和绿线调整事宜耗时过长，林语山畔三期即南昌路23号35亩土地错过了2004年8月31日前协议出让时限成为历史遗留问题。”6、确认本案项目即为“林语山畔三期”：四方区政府指出南昌路23号“2006年11月办理了三期项目即南昌路23号地块用地预审意见延期手续”，后于“2007年7月取得了项目选址意见书（证据1.7）”。7、信访事件因本案项目土地原权属单位拆迁而发生：2004年8月，丰华公司和郁士公司签订协议，“明确项目由权属单位丰华公司负责拆迁净地，由郁士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由于地块内一宅集团的房屋等未完成拆迁，不能实现净地，相关手续一度停滞。2010年12月，丰华公司组织人员将一宅集团房屋进行了拆除，引发了一宅集团职工上访。 证据1.2，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会谈纪要《关于妥善解决一宅建筑集团与丰华农工商公司信访事项专题会议纪要》，证明：1、协调郁士公司承担476.45万赔偿款：“由市北区政府协调郁士公司出资承担丰华公司应补偿一宅集团的房屋赔偿款476.45万元。会议纪要正式下发后一周内将该笔资金划入市信访局指定账户进行监管。”2、由郁士公司出资受让争议土地。争议土地——“嘉善路东山5亩土地为一宅集团办理土地登记后，直接过户给郁士公司。郁士公司负责缴纳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登记、过户等相关税费。”（郁士公司支付250万）3、本案项目35亩土地统一入储。政府协调丰华公司“由市北区政府负责，协调丰华公司将南昌路23号地块其他30亩地明确为村庄经济发展用地。”“由市国土资源房管局牵头，对南昌路23号地块涉及的35亩土地（即本案项目土地）统一进行收储，并按规定开展土地出让工作。”（在市北区政府协调中，丰华公司提出1.6亿土地补偿费否则拒绝入储，市北区政府无力负担，再次要求郁士公司出面解决） 证据1.3，《南昌路两侧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协议》，证明：郁士公司自行承担森林公园的建设投资。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青岛四方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不论经营如何收取乙方（郁士公司）开发利润冲抵森林公司建设项目乙方的投资。 证据1.4，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关于协议出让南昌路两侧部分土地的请示》，证明：1、捆绑开发森林公园和本案项目土地，以项目开发收益弥补森林公园资金的运作方式。四方区政府于2002年10月30日，“向市政府报送了关于以南昌路两侧土地开发收益作为补偿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资金缺口的请示。”请示市政府用捆绑式的方式，在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的同时，对南昌路两侧地域一并进行开发改造，“用该土地的开发收益建设北岭山森林公园，以弥补北岭山森林公园的建设资金缺口。”2、郁士公司为森林公园建设已经大量投入：四方区政府称，与郁士公司就“北岭山森林公园门区建设项目签订了联合开发意向”，四方区与郁士公司“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基本完成了北岭山森林公园开工的各项准备工作。”3、申请定向出让本案项目土地给郁士公司，以其开发收益弥补森林公园资金缺口。四方区政府提出“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将南昌路两侧约100亩的地域，定向出让给郁士公司，以通过该地块的开发收益弥补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资金缺口。” 证据1.5，2003年12月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青规用地字【2003】115号，证明：2003年郁士公司获得本案项目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青岛市规划局经审核，认为郁士公司开发建设南昌路林语山畔项目用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准予办理征用划拨土地手续。” 证据1.6，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用地有关情况和办理意见的报告》青土资督字【2004】95号，证明：1、四方区政府为弥补建设森林公司的资金缺口，2001年6月已经将本案项目作为捆绑项目交由郁士公司开发。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报告称“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系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的捆绑开发项目，为弥补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的资金缺口”，“2001年6月10日青岛四方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甲方）与郁士公司签订《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开发协议》，将南昌路两侧土地交由郁士公司开发建设。”2、市政府同意协议出让项目土地给郁士公司：该局于2003年1月29日，请示市政府拟同意将该项目用地以协议方式出让给郁士公司，市领导已圈阅同意。市政府第25次市场办公会议确定的办理意见是，同意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建议“按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3】365号文件精神，将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以协议方式出让给郁士公司。” 证据1.7，青岛市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青规四选址字【2007】12号，证明：2007年7月郁士公司获批本案项目的用地选址：青岛市规划局同意郁士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图示用地范围内建设“林语山畔三期”（即本案项目）的选址申请。” 证据1.8，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关于将历史遗留捆绑项目南昌路23号地块划为经济发展用地的函》青四政字【2011】257号，证明：1、2011年四方区政府确认郁士公司完成了本案项目前期整理熟化工作：其向市国土资源房管局发函称，“南昌路23号地块项目是2002年市政府确定的为民要办的12件实事之一，北岭山森林公园广场门区工程的捆绑项目，地块占地面，地块占地面积为35亩o;2006年11月市国土局颁发了该地块用地预审意见，2007年7月市规划局颁发了该地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004年8月，郁士公司根据《关于北岭山开发工作的安排意见》与丰华公司办理南昌路23号地块相关土地手续，“并对该地块进行了土地整理，完成拆迁安置工作。”2、督促尽快办理本案项目土地的出让程序。为彻底解决南昌路23号地块的历史遗留问题，四方区政府督促“将南昌路23号地块划为独立经济发展用地尽快进入土地出让程序”。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瑞合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郁士万山公司以该组材料试图说明涉案地块曾经为四方区政府（已撤销）以定向协议方式捆绑出让给案外人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本案郁士万山公司），并试图说明该项捆绑出让及信访事项与郁士万山公司的关系，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郁士万山公司在整个证据说明中前后均使用了“郁士公司”的简称，但根据本组各项材料显示相关材料中提到的“郁士公司”均是“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士公司”），而并非本案的当事人“青岛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法人、两个公司相互之间并没有股权关系；郁士万山公司在证据说明中故意混淆两个不同的主体、故意搞乱不同的法律关系，相信法庭是公正的、能够识辨郁士万山公司的诉讼欺诈行为。2、无论历史上是否存在约定定向协议出让、以及其他信访事项，根据《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71号），各地要严格执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各地要严格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界定《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得擅自扩大范围，也不得弄虚作假，变相搭车。要加快工作进度，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问题界定并处理完毕。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郁士万山公司提交材料中提到的案外人郁士公司所谓的在涉案项目招拍挂之前产生的信访事项，应由案外人通过信访程序另行处理，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和关联性。3、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材料，来源不具合法性、部分材料不完整、多数仅仅是过程性材料或转述情况、相互之间没有内在逻辑并且存在多处矛盾之处、许多材料并不具有与涉案项目关联的确定性，而所有的材料最终却恰恰说明，其提出的事项没有在“831土地大限”政策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其要求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郁士万山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原件，但其主张的原件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份文件，纸张颜色明显不同，不认可该文件为原件，也不认可该文件是证据1.2中的附件。1、郁士万山公司称该材料是证据1.2的附件，并称是四方区政府出具。但是根据证据1.2所列的附件名称，证据1.1并不是证据1.2的附件，郁士万山公司故意曲解相关内容，不具有证据效力。2、该材料出处不明、来源不清，没有加盖印章、没有落款时间、且内容不完整。3、根据该材料内容中涉及的单位表述，均与本案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4、从该材料所涉及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南昌路23号土地错过了2004年8月31日前协议出让时限，自此之后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实行公开竞价出让，各省区市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取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以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被正式叫停，该材料也没有否定这一国家强制性的规定。本案中海山公司是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合法取得的涉案土地，涉案土地历史问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证据1.1，该文件不是原件。1、对真实性与合法性有异议。该文件没有任何印章，不能确认其真实有效。对证据来源有异议，郁士万山公司并非会议参加人、也不是该材料中所称的发送单位、亦不是所涉信访事项的当事人，证据来源不合法。该信访事项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即使根据该文件内容，案外人郁士公司虽然需要支付一宅集团476.45万元房屋赔偿款，但是其由此取得了一宅集团5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在相关地块公开招拍挂之后，案外人郁士公司也在土地收储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补偿。2、在该材料中没有任何的字样表述了“丰华公司提出1.6亿土地补偿费否则拒绝入储，市北区政府无力负担，再次要求郁士公司出面解决”，郁士万山公司在证据目录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这是对法庭的欺骗行径，其主张不能成立。 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的签署主体是“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并非本案的当事人“青岛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两个法律主体不能混同。2、即使根据该协议显示的内容，其约定的开发建设用地也是130亩，而根据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证据1.1说明这个协议约定的应当并不包括南昌路23号地块的35亩，案外人郁士公司通过这个协议应当已经就其投入获得了巨额经济补偿，并且该协议本身也是与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相关联的。3、该协议签署时间是2002年3月6日，根据郁士万山公司证据1.4，即使该文件属实，四方区政府（已撤销）在2002年11月30日才向市政府打报告申请相关土地协议出让事项（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文件得到了批复批准），因此该协议在尚未得到政府同意批准协议出让之前签署的，不具有合法效力。 对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有异议，且该文件无原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该文件没有任何印章，不能确认其真实有效。2、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报告的内部文件，除非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同意作为证据出具，郁士万山公司获取该材料不具有合法性。3、即使按照该材料的内容，也仅仅是区级政府（并没有土地管理权）向青岛市政府的请示性文件，并没有相应的批准批复文件佐证，不能说明协议出让的合法性。4、该文件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有异议，该文件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2、该许可证的用地面积为40332.3平方米，也即60余亩地，即使存在也应当是林语山畔项目一期或二期规划许可证，与涉案35亩土地无关。郁士万山公司在证据目录中称“2003年郁士万山公司获得本案项目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与事实不符。3、另该证件的用地单位显示为案外人“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郁士万山公司无关。 对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有异议，该文件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且该文件没有任何印章，不能确认其真实有效。2、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这是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给市政府督查室的工作报告，除非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同意作为证据出具，郁士万山公司获取该材料不具有合法性。3、即使根据该材料，也仅仅反映的是一个部门的办理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市政府同意或批准的材料；从该材料显示的形成时间是2004年3月30日，而根据郁士万山公司证据1.1说明，该材料的请求并没有得到认可或同意，最终已经错过了2004年8月31日的“土地大限”，也证明该材料的意见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确定。4、即使根据该材料的内容，其涉及的面积是160亩、涉及的协议签署时间是2001年6月10日（并非郁士万山公司证据1.3）、规划许可证涉及的面积是仅有60亩；因此，该材料显示的事项与本案无关。5、该材料自始至终提及的主体都是“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并非本案当事人郁士万山公司。 对证据1.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看不出与涉案土地的关系。且建设单位名称显示为“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郁士万山公司无关。 对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无法确认。2、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四方区政府（已撤销）给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协商函件，除非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同意作为证据出具，郁士万山公司获取该材料不具有合法性。3、即使按照该材料也是说明要将南昌路地块作为经济发展用地进行公开招拍挂，其中提到的有关单位均与本案当事人无关，并不能证明该事项与本案郁士万山公司有关联性。4、根据国家土地征收和土地储备以及招拍挂的相关规定，目前国家实行的是经营性用地全部公开招拍挂并净地出让，作为在公开招拍挂之前的土地整理拆迁等，则由国土部门或土地储备机构采取一次性收购或根据招拍挂情况在政府土地收益中按比例返还，招拍挂之后的土地使用权由市场决定；该项材料恰恰证明，郁士万山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组证据证明：郁士公司为本案项目支出的前期费用共10466万元，构成本案项目的开发成本。郁士公司作为本案项目的土地熟化整理人，所付出的前期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森林公园建设成本6883.3071万元（本案项目系三期工程，摊销三分之一成本为2294万元）、土地熟化整理费用、合作开发期间向土地权属单位丰华公司先行支付5000万用于房屋拆除补偿、为帮助政府协调丰华公司入储向丰华承诺政府返回土地补偿款不足1.6亿时由郁士公司补足、帮助政府处理信访事件赔付支出费用727万元等。 证据2.1，《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北岭山森林公园门区建设资金及南昌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合同问题的函》青四政字【2005】24号，证明：森林公园建设成本，郁士公司实际投入6883.3071万元进行北岭山森林公园南昌路门区广场建设项目。 证据2.2，2014年1月22日《协议书》，证明：1、2010年8月7日丰华公司与郁士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建设协议》，丰华公司以南昌路23号土地作为合作投资并负责房屋拆迁，按照约定获得46%的房屋分配比例。2、2010年10月21日双方又签订《转让合作项目协议书》，丰华公司将46%的房屋分配比例以1.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郁士公司。3、丰华公司确认郁士公司2010年12月31日向其支付定金5000万元。4、因政府承诺入储后仍由郁士公司实施开发，故双方约定“仍按2010年8月7日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建设协议》履行”，“以政府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为准实施开发”,政府政策返还资金不足1.6亿元部分由郁士公司补齐。 证据2.3，5000万的损失计算表，证明：本金3500万（丰华应按约定返还1500万）+5000万资金占用损失=7445万（按照本案项目资金的融资利率18%年息计算，符合房地产项目一般融资成本水平。） 证据2.4，2015年3月26日《协议书》，证明：郁士公司为解决本案项目资金问题，向丰华公司筹措资金，因双方另有其他合作项目，丰华公司同意在收到政府返还的本案南昌路项目土地出让金后7日内，优先返还郁士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因本案项目开发向丰华公司已支付的5000万元。 证据2.5，2019年12月10日《证明》，附：（1）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2）丰华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丰华公司证明2015年3月26日协议书未履行，5000万返还郁士公司违反双方签订的2014年1月22日协议。郁士公司应按照2014年1月22日协议约定，履行补足1.6亿元土地补偿款的义务。 证据2.6，2013年12月27日收款票据，证明：郁士公司按照政府信访纪要的决定，代替丰华公司向一宅集团支付南昌路23号拆迁补偿款476.45万元。 证据2.7，2013年12月19日收款票据，证明：郁士公司按照政府信访纪要的决定，向一宅集团上级主管部门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南昌路23号相关款项250.8654万元。 证据2.8，2013年11月11日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一宅建筑集团与丰华农工商公司信访事项推进工作会议情况》，证明：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原来的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对第二组证据质证称，郁士万山公司提出了大量一审中完全没有提起的新诉求，如证据2.1中的森林公园建设成本6883余万元，证据2.3中的所谓5000万的资金损失（本息合计7445万元）。郁士万山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明确提出了其关于损失的具体金额和支持其主张金额的相关财务单据，目前其在二审中另行提出的森林公园建设成本及7445万资金损失属于新的诉讼请求，不能在本案二审程序中直接处理。具体意见如下： 对证据2.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真实性无法确认。2、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四方区政府（已撤销）给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的协商函件，除非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同意作为证据出具，郁士万山公司获取该材料不具有合法性。3、即使根据该文件内容，所谓的相关投入也是案外人郁士万山公司，与本案郁士万山公司无关。4、该文件是四方区政府要求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对其核实的改造资金予以确认，但并无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最终审核确认的文件，因此不能证明郁士万山公司就公园建设项目的具体投入金额。 对证据2.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2.2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2.3是郁士万山公司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单方统计，不属于证据。2、本协议内容与郁士万山公司第一组证据中体现的内容明显冲突。根据证据1.2，本协议中提及的5亩土地是确认为一宅公司所有（文件内容为“将嘉善路东山5亩土地为一宅集团办理土地登记”），而并非本协议所述前述土地经国土确权为丰华公司所有。郁士万山公司与丰华自行签订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协议，相关责任由其自行承担。2、本协议中提及的双方《合作开发建设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0年8月7日，此时任何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的取得必须经过法定的招拍挂程序。在涉案项目土地收储前，郁士万山公司就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署所谓的合作开发协议，并约定所谓的房屋分配比例本身即违法，其建立在前述违法协议的基础上签署的本协议书亦违法，郁士万山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违法协议的法律后果。3、该协议体现出郁士万山公司与丰华公司另签订了其他合作协议，且根据证据2.4、2.5，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就协议履行事宜仍在继续协商变更，根本无从知晓郁士万山公司与丰华公司就相关协议的最终履行情况，郁士万山公司以其与丰华公司的相关约定向海山公司主张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证据2.4、2.5：1、2.4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5丰华公司的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其作为证人证言的形式应当由证人出庭。根据证据2.4的约定，郁士万山公司主张的5000万损失，应当由丰华公司予以返还，因此郁士万山公司不存在所谓的5000万的损失。2、丰华公司出具的证明仅陈述证据2.4的协议书没有履行，但对没有履行的原因，及该协议后续是否会继续履行，郁士万山公司是否已放弃了该协议项下的相关权利均没有做出说明。我们认为即便证据2.4的协议没有履行，郁士万山公司依据该协议约定，也是享有5000万的合同权利的，其应当自行向丰华公司主张，其从未在本案中明示放弃该权利，因此其无权将其作为损失向海山公司主张。 证据2.6、2.7、2.8：真实性有异议，且2.8仅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仅有收据或发票不能证明实际款项支付情况。另郁士万山公司最终取得了5亩土地的所有权作为支付该两笔款项的对价。该5亩土地收储后，郁士万山公司取得了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其就该两笔支出不存在任何损失的情形。 综合第一、二组证据，郁士万山公司的相关支出均是在涉案项目土地在收储前与原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合作的支出、部分地块中所发生的解决信访纠纷的款项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且郁士万山公司也已经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在招拍挂后进行的土地补偿款项中取得了巨额经济收益，不存在所谓的损失。 第三组证据证明：逄氏与郁士公司因7000万借款而设立股权担保关系。逄增山等实施了根本违约行为，郁士公司无违约行为。郁士公司因为本案项目向逄增山借款7000万元借期一年，郁士公司以海山公司100%股权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因此将逄增山、逄海青登记为海山公司股东，但项目实际由郁士公司运作。双方对此事实皆予以确认。在合同履行中，郁士公司足额付息没有违约行为，但逄增山等在7000万出借仅仅四个月后的2015年6月3日就实施了根本违约行为，自行处置了海山公司51%股权。 证据3.1，2014年10月2日《借款合同》，证明：郁士公司为开发本案项目，与逄增山等签订的四方协议，约定向逄增山借款700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1.5%，每月20日付息。逄增山、逄海青合并持有项目公司100%的股权。如项目公司摘得土地，则郁士公司向逄增山偿还全部本息后，逄增山、逄海青将所持100%股权无偿转回郁士公司。 证据3.2，2016年12月7日逄增山等出具的《民事答辩状》，证明：2015年11月，郁士公司在逄增山等违约后，向青岛中院提起第一次诉讼（2016）鲁02民初194号案(一审撤诉结案)。逄增山等在答辩状中承认持有海山公司100%股权是对7000万借款的担保，称“本案中借款合同的签订背景是，原告拟开发重庆南路166、168号及南昌路23号房地产项目，缺乏资金，因此向逄增山借款，为此双方于2014年10月2日签订借款合同，原告向逄增山借款7000万元，该款项直接支付给项目公司，用于项目公司拿地使用，由于原告没有财产可供担保，因此双方约定在借款期内由被告（逄氏）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作为对借款的一种担保措施。在原告返还借款本息后，被告（逄氏）即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原告。虽然项目公司的股权由被告（逄氏）持有，但是实际运作仍由原告负责。” 证据3.3，郁士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日期计算表，证明：郁士公司实际承担了本案项目的全部融资成本。郁士公司不但足额支付7000万借款的高额利息，甚至足额支付2.3亿元全部项目土地出让金的高额利息至2015年6月3日。郁士公司已提前支付5月20日应付利息，不存在欠息的违约行为。 证据3.4，2015年6月3日《青岛海山瑞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与合作开发协议书》及附件，证明：1、逄增山、逄海青以名义持股的便利，隐瞒郁士公司是项目开发人及海山公司真实股东的事实真相，私自处置海山公司股权，构成合同履行不能的根本违约事实；2、协议书的附件海山公司《前期投资明细》中投资不实，没有资金的融资成本；《资产负债明细》中部分内容系逄增山等伪造。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对第三组证据质证意见：1、除3.2外，一审中均已质证过。最高院判决中已经十分清楚的认定郁士万山公司构成在先明示违约，且海山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邮件证据也充分证明了郁士万山公司对逄增山、逄海青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建安公司是事先知悉并认可的。郁士万山公司关于该组证据的主张不能成立。2、证据3.2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另所谓答辩状并没有海山公司的盖章或逄增山、逄海青的签字，也没有相关代理人的签字，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 第四组证据证明：最高法院844号生效判决认定逄氏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844号生效判决确认逄增山、逄海青构成根本违约，但指出郁士公司未主张解除合同故不能支持转移股权诉求。郁士公司随后以该判决为基础提起本案诉求解除合同；并跟据844号判决对逄增山等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在本案中诉求逄增山等承担经济损失的违约责任。一审中，郁士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对损失进行了客观评估，证明郁士公司因逄增山等根本违约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为查清事实，郁士公司并在庭审前提交了司法评估申请和两份调取证据申请。 证据4.1，2019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证明：股权移转诉讼二审中，逄增山等提供了4组新证据证明郁士公司对其处置股权是知道的、认可的，经过法庭质证，最高法院依法认定四组证据皆不具备证明力。该判决最终认定：逄增山、逄海青构成根本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并认定郁士公司未能如约付息不能构成逄增山、逄海青自行处置股权的充分合理理由，逄氏二人关于不构成违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证据4.2，2019年5月21日山东恒德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证明：该评估机构接受郁士公司的委托，以现场查勘期2019年5月17日为估价时点，测算得出本案南昌路23号项目工程房地产投资估算净利润为16858.37万元。该证据在一审交换证据时提交。 证据4.3，2019年8月15日郁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司法评估申请及邮寄凭证，证明：根据一审证据交换时合议庭的要求，郁士公司在一审庭审前向主审法官邮寄了司法评估申请，请求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本案南昌路23号地块“海山慧谷”房地产项目收益进行评估。 证据4.4，2019年11月5日郁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二份在一审庭审前，因逄增山等拒绝提供本案项目开发的资金、成本及收入等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的实际财务状况，郁士公司向主审法官提交了两份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以逄增山、逄海青名义对海山公司开发项目投入的借款总额、还款金额和还款时间；以及项目的投资总额、还款的流水明细及财务凭证。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对第四组证据质证意见：山东高院41号判决、最高院844号判决及本案一审985号判决，均共同认定逄增山等实施的自行处置海山公司股权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985号判决认为逄增山等以自行处置海山公司股权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借款合同，与山东高院及最高院的判决认定完全一致，山东高院和最高院根据逄增山等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判决其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本案一审985号判决确在认定逄增山等构成不再履行借款合同的根本违约行为后，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使郁士万山公司应其违约所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包括且不限于本案项目土地的前期投入及项目开发所能获得的收益。证据4.1，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恰恰证明了：1、郁士万山公司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曾经起诉，也经最高院生效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本次再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2、最高院生效判决认定郁士万山公司构成在先明示违约，其无权向海山公司主张赔偿。3、该判决虽然认定海山公司有违约情形，但本案中海山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前述认定，涉案项目的股权转让是在郁士万山公司知悉并同意的情形下进行的，海山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证据4.2，真实性有异议，该报告是郁士万山公司单方委托，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没有任何证明效力。该《房地产投资利润评估咨询报告》，是一份非常不严肃、且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咨询报告，该咨询意见没有任何参考价值。1、郁士万山公司并不是涉案项目的开发人，其不掌握涉案项目的开发、建设资料，该评估机构未对项目资料进行任何核查，就在“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假设条件下出具该咨询意见，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十三条规定，“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四）对评估活动中使用的有关文件、证明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根据该规定，评估人员对其使用的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是有基本审查义务的。涉案评估机构作为专业机构应当知悉郁士万山公司作为非项目开发人根本就无法就项目具体开发成本、销售收入等提供真实、合法、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其仍然坚持在设置假设条件的前提下出具该咨询报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及其职业准则。2、该咨询报告中提及的销售收入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没有任何数据及资料支持，其所谓的预测结论严重失实。证据4.3、4.4，法院不同意郁士万山公司的相关申请没有任何过错。 郁士万山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又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5.1，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关于签订“四方区北岭山森林公园投资建设协议”和“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开发协议”的情况说明》（2007年4月3日） 证据5.2，《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开发协议》（2001年6月10日） 证据5.3，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用地有关情况和办理意见的报告》青土资房督字【2004】95号（2004年3月30日） 证据5.4，旧城改造项目一期二期与三期南昌路23号项目（本案）卫星图：一期二期在××路××侧，只有本案三期在××路××侧 证明事项：2001年6月四方区政府将森林公园捆绑项目——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交郁士公司开发，“开发建设用地160亩左右（以最终红线为准）”，“得到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同意”。 证据5.5，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尽快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青土资房发（土字）【2005】334号（2005年9月20日） 证据5.6，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将四方区南昌路121号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方案的批复》青政地字【2004】81号（2004年8月30日） 证据5.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青土资房合【2005】60号（2005年12月20日） 证据5.8，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将南昌路北都昌路东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青岛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方案的批复》青政地字【2004】117号（2004年8月30日）：二期批文（协议出让39841.9平方米） 证据5.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青土资房合【2005】61号（2005年12月20日）：二期合同（协议出让） 证明事项：三期项目中的一期、二期都通过协议出让获得项目土地，两期土地合计79666.3平方米（119.5亩）。 证据5.10，《建设工程规划审查函复意见书》青规四函业字【2006】143号（2006年11月16日） 证据5.1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青规四选址字【2007】12号（2007年7月16日）：三期（本案项目）规划选址获得批复 证据5.12，《关于妥善解决一宅建筑集团与丰华农工商公司信访事项专题会议纪要》【2013】6号（2013年7月1日）：第11页记载“2001年6月。为弥补原四方区北岭山森林公园广场门区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区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与项目开发单位郁士房地产公司签订南昌路两侧旧城改造项目开发协议，同意将南昌路两侧约160亩土地协议出让给该公司开发建设，南昌路23号地块35亩土地作为三期项目在此范围之内。”第12页记载“…由郁士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由于当时办理规划变更和绿线调整事宜耗时过长，该项目三期即南昌路23号35亩土地错过了2004年8月31日前协议出让时限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证明事项：本案项目35亩土地属于捆绑项目中的三期工程，郁士公司是开发权主体。 证据5.13，青岛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关于妥善解决一宅建筑集团与丰华农工商公司信访事项后续问题专题会议纪要》【2014】7号（2014年4月21日） 证据5.14，相关税费单据五张 证据5.15，郁士公司对郁士万山承继本案项目权利义务的书面确认 证明事项：市、区政府同意并认可郁士万山公司承接郁士公司关于三期项目（本案南昌路23号）的权利与义务。接受并认可郁士万山公司替代郁士公司履行【2013】6号信访局会议纪要义务的行为——支付房屋补偿费476.45万元；以及支付土地转让款并缴纳税款。 证据5.16，郁士万山公司支付给丰华公司的5000万补偿费收据一张（2010年12月31日） 证据5.17，郁士万山公司与丰华公司签订的南昌路23号《协议书》（2014年1月22日）。 证明事项：2008年郁士万山公司设立后承继权利义务的事实：2010年与丰华公司签订本案项目合作协议进行熟化整理；支付5000万房屋拆迁补偿费。 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称，本案早已过了举证期限,郁士万山公司在本案二审程序中第二次庭审调查中才提交的材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并且对方代理人在庭审调查时也自认并非“新证据”,我们目前发表的意见不是质证意见，而是针对郁士万山公司的说明进行反驳，我们对上述的所有材料不予认可，不进行“三性”的质证： 1、证明事项一中的4份材料,只有第2份《南昌路两侧就成改造开发协议》(2001年6月10日)有原件,但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其他5.1、5.3、5.4都只有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且材料5.1、5.2、5.3的内容体现的是郁士公司与郁士万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材料5.1、5.2、5.3中的内容与郁士万山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3相矛盾,材料5.2已经被证据1.3所取代(两份协议签订主体都是郁士公司和青岛四方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与郁士万山公司无关)。材料5.2签订时间为2001年6月10日,内容是关于“为加快四方新城区开发建设,双方进行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虽然约定了开发建设用地160亩,但是该协议体现不出任何与“森林公园捆绑”有关的内容。证据1.3签订的时间为2003年3月6日,在该份协议中才有关于“森林公园”建设的相关内容,但该协议约定的开发建设用地只有“130亩左右”。根据郁士万山公司证明事项二中的内容,郁士公司已经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了119.5亩的土地,即与“森林公园捆绑”相关的土地,政府早已履行完毕。本案中海山瑞合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挂取得的35亩土地,与郁士公司“森林公园捆绑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材料5.1、5.3都为复印件且内容均与证据1.3矛盾。在青岛四方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与郁士公司2003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已经取代了双方2001年6月10日签订协议的前提下,前述材料只提及2001年的协议,真实性、合法性都值得怀疑。 2、证明事项二中的材料5.5、5.6、5.7、5.8、5.9,只有材料5.6有原件,但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其他都只有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且这些材料依旧全部内容体现的是郁士公司,与郁士万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部分材料恰恰证明了,郁士公司根据其与政府2003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已经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了2003年协议约定的土地,作为其建设森林公园的补偿。本案中海山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的35亩土地,与郁士公司及郁士万山公司均没有任何关系。另外,退一万步讲,即便本案中的项目土地与郁士公司或郁士万山公司历史上有过任何渊源,也都与海山瑞合公司无关,与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的项目用地使用权无关。郁士万山公司无权基于涉案土地上的历史问题,向逢增山、逢海青及海山公司主张任何权益。 3、证明事项三中的材料5.10有原件,但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材料5.11、5.12是郁士万山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1.7、1.1、1.2,我方不再重复发表意见。 另外,即便依据材料10的内容,也无法证明本案中的35亩土地属于捆绑项目中的三期工程,郁士公司是开发权主体。2004年“831”土地大限之后,所有的项目开发主体均必须依法通过招拍挂的法定形式予以确认。另外,郁士万山公司也不能自行取代郁士公司,两个公司并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关系。 4、证明事项四中的材料5.13、5.14、5.15,只有材料5.15是原件,但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材料5.14郁士万山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过,我方重复发表意见。 (1)材料5.13仅是复印件,但该复印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郁士万山公司主张的“市、区政府同意并认可与郁士万山公司承接郁士公司关于三期项目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相反材料5.13原文内容是,“市北区与郁士万山房地产公司在按照会议纪要确定意见,申办土地收储、规划变更规程中,提出嘉善路东山约5亩土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后,由于占地面积较小,且不与城市道路相连,无法单独开发建设,为此请求协调将嘉善路东山约5亩土地与其相邻的南昌路23号其他30亩土地统一收储、统一规划”。通过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本案中的35土地完全是一个新项目,与前期郁士公司建设森林公园捆绑项目没有任何关系。 (2)材料5.15是郁士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出具的证明。该材料虽然是原件,但真实性我方无法确认,另该材料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没有任何证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郁士公司的这份《证明》中仅有郁士公司盖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字或盖章,因此该《证明》也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明效力。另该份证明的内容显然也是无稽之谈。首先郁士公司即不享有涉案土地的任何法定权益,其也没有就涉案土地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合同,何来转让全部权利义务给郁士万山公司之说?涉案土地开发建设的项目早已完工且基本销售完毕,郁士公司在2020年6月9日还在向郁士万山公司转让对该土地熟化整理、事务处理、招商引资、建设开发、签订合同以及获取最终开发收益的权利,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退一万步讲,即便如郁士万山公司所主张的,郁士公司基于森林公园建设与政府达成某种协议,可以取得相应收益,该收益也不可能在未经政府同意的前提下,由郁士公司单方即可转让给郁士万山公司。 5、证明事项五中的材料5.16是本案一审郁士万山公司的证据6,材料5.17是本案郁士万山公司二审证据2.2,我方不重复发表意见。最后,以上全部材料都是本案土地招拍挂之前的材料,前述材料体现不出和本案土地的关系(和前述材料相关的土地即林语山畔一、二期土地,政府已经协议出让给郁士公司了),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与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的海山瑞合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建安公司认为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均不发表意见。 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中证据对象一栏中，采用了与一审判决书中郁士万山公司一致的简称“郁士公司”，而不是本案审理过程中使用的“郁士万山公司”，经核实其中第一、二组中部分“郁士公司”所指是“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中的郁士万山公司并非同一主体。法庭要求郁士万山公司对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的联系做进一步说明，郁士万山公司随提交了第五组证据用于证实，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成为包含涉案项目在内的土地开发权主体，而郁士万山公司承继了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案项目权利义务。本院认为，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对证据均不认可，郁士万山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证实郁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涉案土地开发权主体，第一、二、五组证据不足以推翻海山公司通过拍卖方式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事实。第三、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系证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等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而对于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已经作出了认定，第三、四组证据与本案待证实事实无关。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当涉及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以提供土地使用权、资金等方式共同出资人，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等事项。郁士万山公司依据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共同签订《借款合同》向一审法院提出解除合同、返还借款利息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并不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也不存在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不当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为郁士万山公司与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于2014年10月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实际已经终止合同的履行，郁士万山公司、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对此无异议亦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解除《借款合同》并无不当。 关于违约责任问题。已生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对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违约责任问题已经做出了认定。关于逄增山、逄海青是否应将其所持有的案涉股权转移登记于郁士万山公司名下的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逄增山、逄海青在收到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的函后，并无义务相应做出通知郁士万山公司予以清偿的借款本息具体数额及具体履行方式，做好接受移转股权的准备工作等指示的义务。郁士万山公司在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之前，无权要求逄增山、逄海青转让股权。关于逄增山、逄海青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尽管郁士万山公司在未依约还本付息之前，逄增山、逄海青得以拒绝其无偿转让海山公司股权的要求，但因双方在《借款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如海山公司取得项目土地，在还款期限届满后7日内，如果郁士万山公司不能全额偿还甲方借款，则逄增山和逄海青有权选择自行开发项目土地，故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至早于2015年10月9日之前，逄增山、逄海青不得自行开发项目土地。其于2015年6月3日与建安控股签订《青岛海山瑞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与合作开发协议书》，引入建安控股对海山公司增资入股，并使得海山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逄增山、逄海青、建安控股，逄增山、逄海青在未届清偿期即自行处置海山公司股权的行为构成违约。在无证据表明双方就还款付息一事进行沟通协商，亦无逄增山书面催告还款的相关材料，在未尽催告义务、未确定实际还款期限亦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逄增山、逄海青自行处置海山公司股权有违合同约定。应当指出的是，逄增山、逄海青虽有上述违约行为，但因郁士万山公司不主张解除合同，其仍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顺序，在先履行清偿案涉合同借款义务的前提下，才能要求逄增山、逄海青履行移转相应股权的义务。综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因此，郁士万山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上诉理由和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关于郁士万山公司明知并同意增资扩股行为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关于郁士万山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均是建立在郁士万山公司偿还借款，逄增山、逄海青履行移转相应股权的义务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各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对基于借款合同中各方应当承担的违约未予审查，故亦不纳入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均可另行主张。 关于逄增山应否返还郁士万山公司1050万元利息的问题。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主张借款利息1050万元应与郁士万山公司书面承诺负担的土地拍卖差价予以抵销。对郁士万山公司是否应承担该土地拍卖差价的问题，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郁士万山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共向逄增山借入4笔资金，因本案争议的150万元利息并未充抵其他3笔资金的借款本金或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系本案的借款利息并无不当。 由于本案与在前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44号案件的当事人尽管相同，但诉讼请求等并不一致。前案中郁士万山公司要求逄增山、逄海青根据合同约定将海山公司100%股权过户给郁士万山公司，本案中要求解除借款合同；前案中郁士万山公司主张赔偿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郁士万山公司提供鉴定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故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关于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郁士万山公司、逄增山、逄海青、海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应为85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0300元，由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7650元，被告逄增山负担42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300元，由上诉人青岛郁士万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2650元、上诉人逄增山、逄海青、青岛海山瑞合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2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毅 审 判 员  娄勇军 审 判 员  岳彩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耀逊 书 记 员  董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