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1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冲。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日成，广东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莹，广东粤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春涛因与被上诉人刘晓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2民初2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刘晓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日成、戴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春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晓冲向黄春涛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判决刘晓冲向黄春涛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4000元。三、判决刘晓冲负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刘晓冲已确认其与黄春涛之间一直存在经济往来，也确认了涉案两份《借款合同》为其亲笔所签，但未能合理解释两人转账款项差额为何超过10万元，一审法院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庭审中，刘晓冲已确认了其从2018年1月起一直跟黄春涛存在经济往来，而在2018年10月，因刘晓冲未能及时偿还款项，两人经结算并协商，刘晓冲仍欠付人民币10万元，而其中8万元借款来源于黄春涛父亲黄开贵，所以才分别向黄春涛及其父亲出具借条，也就是本案的《借款合同》，而双方相互之间转账款项相差超过10万元的事实，也是刘晓冲在一审庭审中承认的。而且，在刘晓冲出具《借款合同》后，黄春涛仍向其转账达11400元，其中2018年12月22日转账8000元，明确备注为“借钱”，一审法院却忽略该款项，认为黄春涛没有出借款项，严重违背事实。2.刘晓冲根本不能合理解释其与黄春涛转账数额存在超出10万元差额的原因，一审法院却认为其已作出合理说明，违反法律规定。（1）刘晓冲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供了其从2018年1月起到2019年2月的微信转账记录，认为其向黄春涛转账款项为226207元，但其中刘晓冲备注为“黄春涛”的转账记录根本不是转给黄春涛本人，该“黄春涛”转账数额为41330元，实际上转给黄春涛的数额为184877元，该微信号与黄春涛和刘晓冲其他的交易往来所用的微信号不一致，头像也不一致，刘晓冲辩称黄春涛有两个微信号，但未能提供证据，当黄春涛要求刘晓冲拿出手机核对时，刘晓冲拒绝了黄春涛的要求，刘晓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从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2日，黄春涛转给刘晓冲264992元，刘晓冲转给黄春涛款项为162117元，相差102875元，与刘晓冲签订的四份借据的总数额相当。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黄春涛向刘晓冲转账款项为283846元，与刘晓冲转给黄春涛的款项相比，多了98969元，也与刘晓冲签署的借款合同的数额相当。即从两人的转账记录来看，刘晓冲一直欠付黄春涛约10万元的款项。刘晓冲辩称黄春涛向其拿了现金，后通过微信转回款项，实际上是主张刘晓冲向黄春涛借款后偿还了部分借款，但均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而且刘晓冲主张黄春涛向其多次以现金交付达20多万，又未能解释其向黄春涛多次返还款项的原因，也与常理不符。（3）刘晓冲辩称其填写《借款合同》只是为了应对黄春涛父亲的追问，更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刘晓冲作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按照民间借贷习惯，其填写的共10万元的借据，若没有发生任何的借贷行为，其不可能自愿向他人多次出具借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刘晓冲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行为，应当作出合理解释，但刘晓冲根本无法对其收到的差额超过10万元的转账作出合理说明，一审法院却采纳其抗辩依据，于法无据。二、黄春涛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并提供了转账记录和《借款合同》，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从本案的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来看，刘晓冲已实际收到了黄春涛的转账款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而两人之间的转账差额超过10万元，该事实已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且刘晓冲也确认出具了《借款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转账之前没有明确借款总额，然而根据两人的转账记录，借款数额是刘晓冲收到款项后，经两人结算协商确定的，而且借款期间两人的转账数额相差超过10万元，与本案的《借款合同》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三、一审庭审中，黄春涛出示证据证明刘晓冲确认存在10万元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一审却以黄春涛还没提供纸质证据为由，拒绝接受该证据，违反法律规定。黄春涛表示可先对该聊天记录进行质证，庭后再提交纸质版本，但一审法院仍不予采纳，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黄春涛与刘晓冲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黄春涛向刘晓冲追索借款10万元的利息，刘晓冲表示同意支付利息，没有对该笔借款予以否认。四、一审法院以黄春涛未能提供发票为由，否认黄春涛所支出的律师费，与司法实践不符。参照（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只要黄春涛和刘晓冲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违约方负担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在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黄春涛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且律师事务所以及代理律师履行了代理义务，刘晓冲抗辩称黄春涛未提供发票、未实际支付律师费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刘晓冲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黄春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刘晓冲与黄春涛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刘晓冲与黄春涛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两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有部分是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进行。在一审过程中，刘晓冲已解释因购买私彩、相互提现、在刘晓冲经营的奶茶店消费等原因，双方通过微信相互转账从而导致转账数额存在差异，二人之间未发生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也不存在黄春涛主张的刘晓冲不能合理解释转账差额的情形。二、涉案的四份《借款合同》实际形成于同一天，是当着黄春涛父亲的面签下的，其目的是为了使黄春涛的父亲相信黄春涛从其处拿走的钱借给了刘晓冲。因黄春涛拖欠他人款项，为了还债，黄春涛编造刘晓冲需要向其借款的事实，而向其父亲索要款项。后来，黄春涛父亲追查款项的去向，黄春涛便带其父亲到刘晓冲处，根据之前商量好的签订假借据的方式，由刘晓冲书写下涉案的四份《借款合同》。在一审的时候，刘晓冲就提出涉案的两份《借款合同》是形成于同一天，且当时写下的借款合同不止两份。在二审中黄春涛果然又提交了另外两份《借款合同》，足以印证刘晓冲在一审所述的是事实。另外，上述四份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4日、6日、7日。若如黄春涛所述，当时二人已产生10万元的借款，那么在四天分别签订四份合同，而不是在同一天签订一份十万元的借款合同呢？且按照日常生活常理，如果黄春涛在10月1号出借款项，在刘晓冲还没有还款的情况下，黄春涛为何又在短时间内连续3次出借款项，明显违反常理，该四份借款合同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一审法院根据一审时在案的证据材料及庭审情况，认定在本案中双方之间转账较为频繁，黄春涛在支付各笔款项之前没有明确的借款总额或付款计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黄春涛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依法驳回黄春涛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三、黄春涛上诉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二审“新的证据”的规定，依法应不予采纳。黄春涛在上诉中提交的三组证据，均是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规定，该三组证据不符合二审“新的证据”的规定。黄春涛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黄春涛以与刘晓冲转账差额10万元主张二人存在10万元借贷关系，以此佐证本案存在2万民间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1.黄春涛二审提交的2份《借款合同》，双方主体是黄开贵与刘晓冲，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2.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刘晓冲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和银行还款的方式共向黄春涛支付款项共计226207元，与黄春涛提供的转账记录283586元之间，差额为57379元。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刘晓冲向黄春涛转账205972元，与黄春涛提供的该期间转账264992元的差额为59020元，均与黄春涛主张的差额10万元存在较大的差距。尽管黄春涛否认部分转账款项，认为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2日期间双方转账差额为102875元，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差额为98709元，也并非是10万元整。3.民间借贷的款项一般均为整数，且标明转账说明。黄春涛以存在差额即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差额为借贷金额，该计算方式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通过黄春涛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其于2018年12月22日向刘晓冲转账的8000元，其备注为“借钱”，该笔款项是整数且作了转账说明，符合一般借贷转账的情形。可见黄春涛知晓通过微信转账借款应进行备注，那么为何黄春涛其他所有的转账记录均没有转账说明呢？纵观黄春涛提供的转账记录，多数款项是有尾数的，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账根本不是借贷的款项，而是其他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4.黄春涛提交的与刘晓冲之间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刘晓冲确认欠付黄春涛人民币十万元的事实。从双方聊天内容“既然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叫他带你去”、“你处理的方式是不是就跟龙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利息他会给你的”。二人聊天记录中所述的“他”、“龙”即祝浩智（花名“龙”），该聊天记录中与黄春涛之间存在经济纠纷的是朱浩智，并非是刘晓冲。五、黄春涛主张律师费，未能提供发票或者转账记录，依法不能支持。黄春涛在一审及二审过程中主张律师费，但未提供相应的律师费发票，也未提供黄春涛已支付律师费的依据，无法证实黄春涛确因本案支付了合理的费用。因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并非判例法国家，且黄春涛提供的案例也不是最高院的指导案例，该案例不具有参考性，故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综上，黄春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春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刘晓冲向黄春涛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8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判决刘晓冲向黄春涛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4000元；三、判决刘晓冲负担本案的诉讼、保全等一切费用。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黄春涛提交的证据：1.《借款合同》两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2.微信转账记录，证明黄春涛于2018年8月13日向刘晓冲转账3000元，于2018年8月14日向刘晓冲转账3582元，于2018年8月22日向刘晓冲转账2700元，于2018年8月23日向刘晓冲转账5400元，于2018年8月24日向刘晓冲转账3600元、1800元，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3.委托代理合同，没有律师费发票予以佐证，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4.自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微信转账记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刘晓冲提交的证据：微信转账账单以及还款记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黄春涛于2018年8月13日向刘晓冲转账3000元，于2018年8月14日向刘晓冲转账3582元，于2018年8月22日向刘晓冲转账2700元，于2018年8月23日向刘晓冲转账5400元，于2018年8月24日向刘晓冲转账3600元、1800元。黄春涛在2018年8月13日至2018年8月24日合计转账20082元。刘晓冲于2018年8月19日向黄春涛转账7000元、于2018年8月29日向黄春涛转账10000元、于2018年8月30日向黄春涛转账10000元、于2018年8月31日向黄春涛转账10000元、于2018年9月2日向黄春涛转账1350元、于2018年9月14日向黄春涛转账4000元。刘晓冲在2018年8月19日至2018年9月14日合计转账42350元。2018年10月6日，刘晓冲与黄春涛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金额为壹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0月6日至2019年8月6日。二、逾期处理：如刘晓冲逾期还款的，黄春涛实现债权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及其他合理费用）由刘晓冲承担。三、争议解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黄春涛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8年10月7日，刘晓冲与黄春涛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借款金额为壹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8月7日。二、逾期处理：如刘晓冲逾期还款的，黄春涛实现债权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及其他合理费用）由刘晓冲承担。三、争议解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黄春涛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涉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刘晓冲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黄春涛应当对刘晓冲与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基本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转账较为频繁，足见黄春涛在支付各笔款项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借款总额或付款计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黄春涛主张其与刘晓冲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的交易往来账目均为民间借贷，但是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载明的款项与两份《借款合同》记载的数额均无法对应，且在此期间（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刘晓冲转账给黄春涛的数额系42350元，显然已超出黄春涛主张的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黄春涛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故应驳回黄春涛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春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黄春涛已预缴），由黄春涛负担。本案二审中，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黄春涛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黄春涛与刘晓冲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黄春涛共向刘晓冲转账解除款项283846元的事实；二、黄春涛与刘晓冲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刘晓冲承认欠到黄春涛10万元的事实；三、《借款合同》两份，拟证明刘晓冲共借款10万元，借款金额与双方之间转账差额相当的事实。刘晓冲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款项性质并非借款；二、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内容提及的债务人并非刘晓冲，而是双方所称呼的“龙”，其名字为朱浩智；三、《借款合同》载明出借人为黄开贵，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证认为：黄春涛提供上述证据均属逾期举证；其中证据一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二、三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无影响，本院不予采纳。刘晓冲在本案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春涛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刘晓冲微信转账汇款的对方账号中，其中微信名称“老二”、“黄大大”均是黄春涛；刘晓冲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刘晓冲借用黄春涛之名购车。再查明，黄春涛与刘晓冲签订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后，双方之间转账汇款记录如下：黄春涛于2018年10月7日向刘晓冲转账200元、于2018年10月21日向刘晓冲微信转账120元、于2018年12月2日向刘晓冲微信转账200元、于2018年12月12日向刘晓冲微信转账1000元、于2018年12月22日向刘晓冲微信转账8000元（转账说明：借钱）、于2018年12月26日向刘晓冲微信转账2000元，共计11520元。刘晓冲于2018年10月12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老二”）微信转账300元、于2018年10月15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老二”）微信转账528元、于2018年10月20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老二”）微信转账3700元（转账说明：车贷）、于2018年10月25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老二”）微信转账300元、于2018年11月15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老二”）微信转账300元、于2018年11月15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黄大大”）微信转账530元、于2018年11月19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3000元、于2018年11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517元、于2018年12月9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黄大大”）微信转账100元、于2018年12月15日向黄春涛（微信名称“黄大大”）微信转账53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5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5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300元、于2018年12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2300元、于2019年1月18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250元、于2019年1月19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550元、于2019年1月20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2755元、于2019年2月21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2300元、于2019年2月22日向黄春涛名下工商银行尾数3060账户转入800元，共计20060元。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黄春涛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春涛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及刘晓冲的答辩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以下焦点问题：一、关于黄春涛与刘晓冲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问题。本案中，黄春涛主张其与刘晓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此黄春涛提供了涉案《借款合同》予以证明。根据《借款合同》的具体内容，刘晓冲在借款金额及签名处均按捺指模，可见其签订合同的态度谨慎，《借款合同》合同所涉金额不大，黄春涛主张是对此前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结算与双方之间的转账汇款事实并无矛盾。刘晓冲抗辩称《借款合同》是为应付黄春涛的父亲而写、双方并无真实借款合意，若刘晓冲上述主张属实，则《借款合同》原件仍由黄春涛持有的不符合常理。综合本案的证据与事实，可认定《借款合同》能够明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无足够证据推翻《借款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故此，黄春涛与刘晓冲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刘晓冲应否向黄春涛还本付息的问题。如前所述，刘晓冲与黄春涛之间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晓冲应依据合同约定向黄春涛还本付息。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以后，刘晓冲共向黄春涛转账汇款20060元，其中微信转账3700元明确备注转账说明为“车贷”，结合刘晓冲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刘晓冲借用黄春涛之名购车的情况，可认定该笔3700元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以后，黄春涛也向刘晓冲转账汇款11520元，考虑到双方之间交易的简捷、随意性以及上述转账汇款单笔金额较小，故刘晓冲上述转账汇款应与黄春涛的转账汇款予以抵减后，再抵减涉案借款。但黄春涛上述11520元转账汇款中有8000元转账说明为“借钱”，双方对于该笔转账的法律关系较为明确，且该笔8000元转账汇款之后的刘晓冲对黄春涛的转账汇款不足8000元，故该笔8000元转账汇款不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双方可另行确定权利义务。黄春涛其余的3520元（11520元－8000元）转账汇款与刘晓冲的16360元转账汇款予以抵减后，余款12840元黄春涛未提供证据证明属双方之间其他法律关系，应认定为刘晓冲对黄春涛的还款，以抵减涉案《借款合同》确定的20000元借款债务。因双方在涉案《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利息，故还款应抵减借款本金，计至2019年2月22日止，刘晓冲尚欠黄春涛借款本金7160元。黄春涛主张从借款期限届满之后的2019年8月8日起计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刘晓冲应否向黄春涛支付律师费的问题。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刘晓冲逾期还款则应负担黄春涛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现刘晓冲已逾期还款，黄春涛提供《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其应支付律师费4000元，该费用未超过相关收费规定，黄春涛在本案中实际也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故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条件已经成就，刘晓冲应遵照履行。本院对黄春涛关于刘晓冲应支付律师费的主张予以支持。但黄春涛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提出诉讼请求的本金标的是20000元，经审查刘晓冲尚欠黄春涛本金债务7160元，故刘晓冲应支付的律师费应按比例折减，计算为1432元（4000元÷20000元×7160元），并未低于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最低基础收费标准。对于黄春涛超过该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春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882民初2537号民事判决；二、限刘晓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黄春涛偿还借款本金716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本金716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16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限刘晓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黄春涛支付律师费1432元；四、驳回黄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刘晓冲负担67元，由黄春涛负担3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刘晓冲负担67元，由黄春涛负担3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竹审 判 员  陈小红审 判 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菁菁书 记 员  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