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9行终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兆旭，男，汉族，1965年11月6日出生，住高州市。委托代理人陈燕飞，广东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原高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高州市站前路**。法定代表人温同新，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世筹，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女，汉族，1968年8月6日出生，住高州市。委托代理人练波，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兆旭与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上诉人吴兆旭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902行初1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兆旭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燕飞、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梁志彪及该局委托代理人陈世筹、原审第三人邓少英的委托代理人练波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本案涉案土地位于广东省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面积66平方米。涉案土地为分摊用地，其共用地总面积为132平方米，共用地四至为：东至赖桂荣用地，南至环保局用地，西至环保局用地，北至路，涉案土地上已建设七层楼房。2005年，高州市人民政府向高州市环境监测站颁发高府国用（2005）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项下土地座落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654平方米。2006年2月15日，高州市环境监测站向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原高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申请书》，申请高州市人民政府收回环境监测站[高府国用（2005）第X号]220平方米土地，分别划拨给吴兆旭132平方米和赖桂庆88平方米，并申请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给予该二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7月26日，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高州市环境监测站、原告吴兆旭作出高国土资划[2006]16号《关于吴兆旭申请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批复将高州市环境监测站位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的654平方米中的1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收回[土地使用证号为：高府国用（2005）第X号]，划拨给拆迁户吴兆旭作为住宅用地使用。2006年7月31日，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原告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132平方米共用地（即上述划拨土地）的高州市（县）[2006]高国土资字第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其后，原告吴兆旭向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上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设定登记。2007年2月9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原告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132平方米划拨土地的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11月24日，高州市地价评估所作出的高地评[2008]1024号《土地价格评估表》，评估上述132平方米土地的地价为每平方米400元，总价为52800元，原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对此评估结果予以确认。同日，原高州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出让人与原告吴兆旭作为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上述132平方米划拨土地出让给原告吴兆旭作住宅用地。2008年12月10日，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原告吴兆旭作出高国土资让字[2008]216号《关于吴兆旭申请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批复》，批复将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位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的1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原告吴兆旭户使用。2008年12月12日，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原告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上述132平方米出让土地的高州市（县）[2008]高国土资字第21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08年12月26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原告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上述132平方米出让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1月12日，原告吴兆旭与第三人邓少英的妹夫何权章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吴兆旭将其上述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32平方米住宅用地转让给何权章，转让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共计260000元。该《协议书》下方落款处有原告吴兆旭和何权章的签名和指模及见证人见证，并由高州市石仔岭街道法律服务所作出的（2008）证内字第03号《见证书》予以证明。上述协议书转让的132平方米土地实际是由第三人邓少英与其妹夫何权章共同向原告吴兆旭购买，各自购买66平方米土地（包含本案涉案土地），该协议书由何权章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吴兆旭签订，至2008年4月2日，何权章以其名义向原告吴兆旭付清上述132平方米土地的转让款共26万元，何权章支付的该26万元土地转让款实际是由其与第三人邓少英共同支付。2008年12月15日，原告吴兆旭作为转让方（甲方）与第三人邓少英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2008）627号《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吴兆旭将位于高州市*********委会6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即上述132平方米土地中其中涉案的6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邓少英，第三人邓少英按每平方米400元的价款受让原告吴兆旭的土地使用权，共计人民币26400元。该《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下方落款“甲方盖章”处有原告吴兆旭的签名和指模，“乙方盖章”处有第三人邓少英的签名和指模。同日，原告吴兆旭向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申请将其在高州市*********委会山村取得的13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08）特X]转让给邓少英、何权章平均分摊使用，并申请给予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第三人邓少英于同日向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土地使用权受让申请书》，申请办理其受让到原告吴兆旭位于高州市*********委会占地面积6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08）特X]的转让手续；第三人邓少英于同日缴纳了涉案土地的土地转让契税。另，原告吴兆旭作为“委托单位（个人）”出具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因我单位（个人）办理土地转让，委托高州市依照土地管理法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价格评估服务手续。该《委托书》的联系人为案外人何权章。同日，第三人邓少英向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上述1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其中6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即本案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并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土地使用权受让申请书、原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用地红线图、有关税费的交纳凭证、委托书等材料。其中，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有转让人原告吴兆旭和受让人第三人邓少英的签名，有申请人吴兆旭、邓少英名字，但未填写申请登记内容、申请登记依据和土地四至情况。第三人邓少英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的土地权属来源依据为原告吴兆旭和第三人邓少英签订的上述《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原告吴兆旭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受理后，经地籍调查、审批程序，于2008年12月26日向第三人邓少英颁发了涉案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地证属于第三人邓少英与案外人何权章共用132平方米宗地的分摊土地登记发证。其后，因第三人邓少英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赠与变更给其妹妹邓少丽，第三人邓少英的上述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3年12月2日被高州市人民政府注销，邓少丽于2013年12月3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高府国用（2013）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吴兆旭不服被告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邓少英颁发的上述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认为其与案外人何权章签订的《协议书》是将上述国有土地132平方米中的130平方米转让给何权章，而何权章未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支付款项且还有2平方米未达成协议；原告吴兆旭与第三人邓少英素不相识，其从来未同意转让66平方米国土土地给第三人邓少英，没有申请土地变更登记，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及其没有到场和签名，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该颁证行为违法，遂于2019年6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给第三人邓少英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另查明，原告吴兆旭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对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转让人为原告吴兆旭和受让人为第三人邓少英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封面上“转让者（人、方）”的“吴兆旭”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转让方为原告吴兆旭和受让人为第三人邓少英的《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转让方”处的“吴兆旭”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和“甲方盖章”处的“吴兆旭”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申请人为原告吴兆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中“申请人”处的“吴兆旭”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的《委托书》中“委托单位（个人）”处的“吴兆旭”签名及签名上的指印，是否为原告吴兆旭本人所书写的签名和所捺的指印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2月13日，原告吴兆旭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述司法鉴定申请。又查明，因机构改革，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已整合并入高州市自然资源局，不再保留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审法院认为，《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五）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以出让、国有土地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应当持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权利发生转移的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本案中，第三人邓少英在申请办理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登记时，提交有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土地使用权受让申请书、原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用地红线图、有关税费的交纳凭证、委托书等材料。第三人邓少英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的土地权属来源依据为原告吴兆旭和第三人邓少英签订的上述《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原告吴兆旭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而第三人邓少英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虽未填写申请登记内容、申请登记依据和土地四至情况，程序上有瑕疵，应予纠正，但结合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转让人为原告吴兆旭和受让人为第三人邓少英的事实以及第三人邓少英申请涉案土地转让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其他材料，可以证实第三人邓少英申请的是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变更登记，第三人邓少英申请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经地籍调查、审批程序，向第三人邓少英颁发涉案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权属来源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于原告吴兆旭称其与案外人何权章签订的《协议书》是将上述国有土地132平方米中的130平方米转让给何权章，而何权章未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支付款项且还有2平方米未达成协议；原告吴兆旭未同意转让66平方米国有土地给第三人邓少英，没有申请土地变更登记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办理及其没有到场和签名，第三人邓少英伪造《国有土地转让合同》和委托书，第三人邓少英从未支付过26400元给原告，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颁证行为违法等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08年1月12日原告吴兆旭与何权章签订的《协议书》、2008年12月15日原告吴兆旭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证实原告吴兆旭已将其所有的位于高州市*********委会山村的涉案13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邓少英及案外人何权章共有，各均分6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且第三人邓少英及何权章已按《协议书》共同付清26万元土地转让款给原告吴兆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26400元土地转让款实际也已包含在26万元土地转让款之中；而第三人邓少英持原告吴兆旭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原告吴兆旭签名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委托书》、其与原告吴兆旭签订的《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变更登记，证实第三人邓少英经与原告吴兆旭协商同意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吴兆旭对其上述主张，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给第三人邓少英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吴兆旭请求确认被告高州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给第三人邓少英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吴兆旭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吴兆旭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181号行政判决书。2、确认被上诉人颁发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3、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查明“2007年2月9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上诉人吴兆旭颁发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11月24日，高州市地价评估上述132平方米土地地价为每平方米400元，总价为51800元”，这是张冠李戴的虚假事实。2007年2月9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上诉人吴兆旭颁发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发证1年9个月后的2008年11月24日才对该宗土地进行地价评估，与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是事实，显然不合法。事实上在2007年高州市城市规划局对上述132平方米土地作出地价评估，这份评估上述132平方米土地地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总价为264000元，上诉人也是依据该份地价评估在农信社办理抵押贷款。原审认定的2008年11月24日的地价评估是原审第三人在办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证时伪造的证据，与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点关系也没有。请二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在2007年办理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评估证据。（二）原审判决里“上述协议书转让的132平方米土地实际是由原审第三人邓少英与其妹夫何权章共同向上诉人吴兆旭购买”，这是原审编造的事实。从庭审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举的证据足以证明：《协议书》是何权章个人所签，支付地价款的是何权章个人，原审第三人邓少英也没出具任何委托书，这些事实无法证明原审认定的“实际是由原审第三人邓少英与其妹夫何权章共同向上诉人吴兆旭购买”的事实，这明显是原审的编造。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原审第三人邓少英，更没有与其进行过国有土地买卖，上诉人是在2018年何权章建房查阅了国有土地买卖登记材料，才知道被上诉人违法给原审第三人颁发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二、原审适用证据错误。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邓少英颁发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存在以下多种违法行为，故依法应予确认违法。（一）原审第三人邓少英涉案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无合法的土地来源，显然违法。原审判决认定土地来源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尚未发证，就开始办理该证转让给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即办理涉案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时间如下：2008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上诉人吴兆旭作出高国土资让字[2008]216号《关于吴兆旭申请土地使用权出让批复》，批复将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位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的1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上诉人吴兆旭户使用。2008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上诉人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上述132平方米出让土地的高州市（县）[2008]高国土资字第21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08年12月26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上诉人吴兆旭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上述132平方米出让土地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时间如下：2008年12月15日签订（2008）627号《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上诉人吴兆旭将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涉土地66平方米的使用权转让经原审第三人。请问：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尚未办理发证拿什么转让？2008年12月15日，利用上诉人已签名的空白申请书，向高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将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转让给邓少英、何权章分摊使用。请问：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2月26日才颁证，12月15日尚未办理发证拿什么转让？2008年12月15日，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向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土地使用权受让申请书》，申请办理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转让手续。请问：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2月26日才颁证，12月15日尚未办理发证拿什么转让？2008年12月15日，原审第三人邓少英缴纳涉案土地转让契税。请问：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2月26日才颁证，12月15日尚未办理发证交的是什么土地的转让契税？2008年12月16日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地籍变更呈批表》，“要求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转让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证，位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的用地”，2008年12月23日审批。请问：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2月26日才颁证，12月23日尚未办理发证拿什么转让？2008年12月26日高州市人民政府向原审第三人颁发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由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同日发证，根本就没有先后，不存在互转的事实。如果按原审认定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是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的来源，那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应当先于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现两证是同日发证，因此，两证互不存在来源之事实。因此，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无合法的土地来源，显然违法。（二）被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利用另案何权章之前上诉人的空白签名，伪造《国有土地转让合同》，伪造委托书，缺少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颁证行为违法。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原审第三人邓少英，更没有与其进行过国有土地买卖，上诉人是在2018年何权章建房查阅了国有土地买卖登记材料，才知道被上诉人违法给上诉人素不相识的原审第三人颁发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诉人从来没有同意转让66平方米国有土地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没有申请土地变更登记，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上诉人也没有到场及签名，被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利用另案何权章之前与上诉人转让买卖土地时签的空白材料，伪造《国有土地转让合同》，伪造委托书，颁证行为违法。伪造事实如下：1.被上诉人采用的空白《土地登记申请书》进行土地登记（见证据四）。该《土地登记申请书》除了之前上诉人的空白签名外，没有其他内容，“申请人”栏没有身份证号等申请人的信息；“申请登记内容”栏空白无任何内容；“变更简要说明”栏空白无任何内容；“申请登记内容”栏空白无任何内容；“申请登记依据”栏空白无任何内容；“四至”栏空白无任何内容；“地号”栏空白无任何内容；“图号”栏空白无任何内容。这一无内容、二无时间的空白申请书不能证明上诉人对争议地提出转让申请书，被上诉人依据这些空白的《土地登记申请书》进行土地登记显然违法。同时证明第三人利用上诉人签名的空白材料进行土地登记。2.被上诉人的证据五《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表》，在没有《土地登记申请书》（证据四）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审批什么？而且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认可。这样的《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表》显然违法。3.被上诉人的证据七《地籍变更呈批表》测绘地籍股调查意见作虚假事实：“该用地是吴兆旭要求，将位于高州市******委会山口、山村，高府国用（2008）特X号证中13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何权章、邓少英二人共用，每人分摊66平方米…”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没有“该用地是吴兆旭要求”申请书，证据四《土地登记申请书》是空白的，根本没有上述的要求。4.被上诉人的证据十二《委托书》，是上诉人签名的空白《委托书》，没有时间，内容是由另案的何权章填写上。三、被上诉人的证据八《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一份伪造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是无效合同。一是，在2008年1月12日上诉人与何权章签订《协议书》，划拨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面积为130平方米，按2000元/平方米，而《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400元/平方米，相差5倍，明显原审第三人伪造合同，属无效合同。二是，在2008年1月12日上诉人与何权章签订《协议书》，划拨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面积为130平方米转让给何权章，但没有转让给邓少英，上诉人根本不认识邓少英，更没有与其进行过国有土地买卖，若果能证明上诉人的签名是真实的，那就是利用与何权章签订《协议书》时叫上诉人签的空白合同伪造而成。原审第三人从未支付过26400元给上诉人，《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没有支付的时间，更没有支付的收据，伪造显而易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证据错误，被上诉人颁发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违法，应依法确认违法。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高州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被上诉人核发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原审第三人邓少英的发证权力来源依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被上诉人的上述发证，就是根据该法律的规定和高州市人民政府的授权进行的，可见，被上诉人的上述发证的权力来源清楚。二、被上诉人核发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邓少英，土地权属来源清楚。根据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籍档案记载：上述发证的土地权属来源有：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008）627号，②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详见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八、证据九。可见，被上诉人的上述发证的土地来源清楚。三、被上诉人核发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原审第三人程序合法。上述土地登记发证严格按照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四）款等规定进行，有相关的地籍档案为依据。四、原审判决依法有据。鉴于被上诉人的上述发证权力来源清楚、土地来源清楚，程序合法，所以原审法院作出上述维持被上诉人发证的判决，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判决正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上述登记发证权力来源清楚，土地来源清楚，发证程序合法，发证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被上诉人的上述发证和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邓少英述称，一、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评估证据与本案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并不相关联。本案中，上诉人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颁发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并非请求确认高府国用（2008）第特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行为违法，为此，上诉人所称的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评估证据与本案并不相关。其次，《土地价格评估表》是为了确定土地出让金而作出，其涉案土地的评估单价为400元／平方米，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最终确定上诉人以48元／平方米的单价受让涉案土地，上诉人可谓捡了大便宜！二、涉案土地过户手续由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及何权章前往办理，上诉人辩称不认识邓少英更没有与其进行过国有土地买卖，实为掩耳盗铃。上诉人于2008年11月24日签署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申请书》由上诉人本人签署，明确载明拟转让涉案土地给邓少英及何权章。上诉人于2008年12月15日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书》明确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邓少英及何权章平均分摊。涉案土地的过户手续均由上诉人、邓少英及何权章到场签字、办理，上诉人辩称没有与原审第三人邓少英进行过国有土地买卖，实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颁发本案《国有土地使用证》有多种违法行为实为不妥，实为上诉人对划拨土地如何转让给第三人的程序的误解而形成的观点。根据本案行政登记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划拨土地属于无偿使用的土地，并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人若要向第三人转让该土地必须先经批准，将涉案土地由划拨变为出让性质，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方能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08年1月12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转让涉案的土地，其时，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类型尚为划拨。上诉人要履行协议将涉案土地过户给邓少英及何权章则必须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因此，上诉人方出让性质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仅仅是办理涉案土地转让程序中的一个产物。唯有将涉案土地办理为出让性质后，方可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邓少英及何权章，并办理出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高府国用（2008）第特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此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仅仅是上诉人申请将划拨土地转让给邓少英及何权章的过户手续过程中的程序性产物，完全有可能与涉案土地转让后所颁发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高府国用（2008）第特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在同一天内颁发。四、原审第三人并未存在上诉人所称伪造委托书，伪造《国有土地转让合同》的行为，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一审程序中，上诉方申请了对涉案的《授权委托书》、《申请书》、《国有土地转让合同》等文件中关于上诉人名字“吴兆旭”的笔迹及相关的指纹捺印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均表现相关文件的签署、捺印由上诉人本人所完成，上诉人辩称原审第三人伪造相关文件并无依据。五、涉案《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影响本案土地登记行为。被上诉人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办理申请人申请的土地登记行为，《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影响本案的土地登记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在2008年12月26日向邓少英颁发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否合法。本案上诉人吴兆旭在2007年2月9日取得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132平方米划拨土地的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在2008年1月12日与案外人何权章签订《协议书》，约定将高府国用（2007）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32平方米住宅用地转让给案外人何权章，转让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共计260000元。案外人何权章于2008年4月2日前以其名义向吴兆旭付清上述132平方米土地的转让款共26万元，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后吴兆旭在订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高国土资让字[2008]216号《关于吴兆旭申请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批复》、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等相关手续后，于2008年12月26日取得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132平方米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亦即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此同时，由于何权章以其个人名义支付的土地转让价款，系与其妻姐即本案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共同出资，因此，何权章、邓少英亦持土地权利发生转移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中包括吴兆旭作为转让方与邓少英作为受让方签订的（2008）627号《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08特X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申请书以及受让申请书等材料，申请分摊6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上述材料的落款时间均为2008年12月15日。2008年12月26日，亦即吴兆旭取得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同一日，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取得本案被诉的高府国用（2008）第特X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诉人主张《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订立和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转让申请在先，发证在后，缺乏权属来源，属违法发证。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换言之，虽然上诉人与案外人何权章在2008年12月15日订立（2008）627号《高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尚未取得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并不影响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尤其是上诉人已于2008年12月26日取得高府国用（2008）第特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虽然原审第三人邓少英同日取得本案被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但上诉人以同日发证主张本案被诉发证行为缺乏权属来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国有土地转让合同》系伪造、案外人何权章未按双方签订《协议书》支付款项、还有2平方米未达成协议等理由，由于相关申请材料上均有“吴兆旭”的签名及指印，上诉人吴兆旭亦未相应提供证据证明并非其本人所写及捺印。此，上述理由及主张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应当指出的是，上诉人在2008年1月12日与案外人何权章签订《协议书》约定转让132平方米土地，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案外人何权章亦已按《协议书》约定付清相关款项给上诉人，本案被诉发证行为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上诉人却在案外人何权章和本案第三人邓少英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意图撤销原审第三人邓少英经过合法受让而取得的权属证书，有违诚实信用，不宜助长。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吴兆旭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吴兆旭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兆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滢审判员 张国平审判员 封桢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晓婷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2.土地登记办法第三十九条依法以出让、国有土地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应当持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权利发生转移的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