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12民初8792号 原告：王建明，男，1967年7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雅丽，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跃，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279017，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 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江苏圣典(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建明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苏0612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苏06民终336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苏0612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雅丽、陈跃，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平安财险上海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53307元及公估费2665.3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10日，原告所有的沪Ｎ×××××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2018年4月29日23时14分左右，案外人王某驾驶案涉车辆由西向东行驶至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平海公路盘西桥路口左转弯时，车右侧中部与案外人成凯林驾驶的由东向西的苏Ｆ×××××小型轿车前部发生碰撞，致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成凯林不承担事故责任。2019年1月3日，原告委托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沪Ｎ×××××小型轿车的损失进行评估，最终确定维修费53307元，为此原告支出公估费2665.35元。2019年1月14日，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拒赔案涉车损，并通知原告。 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辩称，1.原告不是案涉保险合同当事人或受益人，无权要求被告理赔。2.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驾驶员等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擅自离开现场，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及驾驶人王某的行为导致案发时的情况无法查清，按照约定原告不应当获得赔偿。3.原告主张车损所依据的公估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且报告所附的照片并非事故现场或警方处理事故车辆的停车场，不能证明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关联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案涉沪Ｎ×××××小型轿车为原告王建明所有，登记时间为2016年9月。2017年7月10日，案外人王东亚（原告的儿子）为该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4日0时起至2018年8月3日24时止。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253612元，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元,均为不计免赔。保险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是王东亚。该保险系该车的第二次保险。 2018年4月29日23时14分左右，案外人王某（原告妻子）驾驶沪Ｎ×××××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平海公路盘西桥路口左转弯时，该车右侧中部与由东向西案外人成凯林驾驶的苏Ｆ×××××小型轿车前部发生碰撞交通事故，造成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2018年6月6日，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事故发生后，王某报警后离开现场，于2018年5月2日到公安机关；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检验鉴定、视听资料等证据分析，王某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观察路面动态不够，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优先行，遇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成凯林不承担事故责任。 2019年1月3日，原告王建明单方委托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事故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该公估公司于当月20作出《沪Ｎ×××××比亚迪车辆车损公估报告》，确定维修金额为53307元，该维修费已经实际支付。王建明支付评估费2665.35元。 2019年1月14日，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任”之规定，就案涉车损做出《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案涉车损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能予以赔付，并通知了王东亚。 本案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案涉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落款处“王东亚”签名是否系王东亚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该所做出的“金陵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0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结论意见是检材案涉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落款处“王东亚”签名字迹与样本王东亚的护照原件、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原件、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原件、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原件、联样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的《笔迹鉴定取样表》原件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王建明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原告对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依法享有求偿权？二、原告王建明主张沪Ｎ×××××小型轿车的事故损失数额有无依据？三、若原告王建明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王建明所举证据是机动车保险单、王东亚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 原告王建明认为，保险单记载其为沪Ｎ×××××小型轿车的车主。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其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结合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在庭审中自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15条的约定，被保险人有权向保险人索赔，故原告王建明的主体适格；原告还认为王东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投保人王东亚同意将案涉保险合同的受偿权转让给王建明。 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此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能据此达到证明目的。保险单中，被保险人为王东亚，而不是王建明。另外，从保险法相关司法解释看，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侧重的是对事故发生时保险利益所作的规定。本案中王东亚在事故发生时对本案的事故车辆并无保险利益，而原告王建明又不是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故王建明不具有向被告主张理赔的法律依据、合同依据。 本院认为，王建明诉讼求偿主体适格。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案涉保险单记载，王建明是案涉车辆车主，王东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二人系父子关系。王东亚作为家庭成员也是案涉车辆的合法使用者，对该车享有现实利益，这种利益在案涉事故发生时仍然存在。且王东亚表示车辆维修费用系王建明支付，并同意将案涉车损理赔款归原告所有，故原告王建明作为受让方可以向被告请求赔偿保险金。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王建明举证如下：车辆维修明细表（含说明一份）、车辆公估报告、汽车修理发票、公估费发票，以证明其所主张的案涉车辆受损后进行公估、车辆损失53307元及公估费2665.35元的事实。 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质证认为，公估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而形成，在被告对该车辆的具体损失没有认可的情况下，则无法确定车辆损失。公估报告中的照片并非摄于事故现场或者警方处理事故车辆的停车场，因而与车损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案涉事故车辆损失可以认定。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案涉车辆于2018年4月29日发生事故并受损的事实并无异议，其作为保险人应及时对案涉车辆定损，否则就应承担后果。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向原告发出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明确，经审核案涉车辆损失共95577元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现原告单方委托公估的报告中确定的车损53307元低于被告在通知书确定的损失金额。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做出的公估报告详细列明车物定损单并附有事故车辆受损照片,对损失评估作出的结论,与车辆维修费发票金额相吻合。故原告王建明所举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事故车辆损失费为53307元，支付公估费为2665.35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王建明举证如下： 证据1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十五条。原告认为，该证据系被告自认的合同条款，对被告具有合同约束力，被告应当依约向原告理赔。 证据2是公安交警对有关人员进行的询问笔录，包括2018年5月8日对成凯林的询问笔录，2018年6月11日对张明华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8日对盛敏杰询问笔录、2018年5月24日对顾艳忠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1日对徐雷锋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4日对秦晓冬询问笔录。原告认为该组来源于公安交警事故档案的证据，证明被告拒赔的理由不成立。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存在王某酒后驾车的情形。 证据3是王某的门诊病历、成凯林的情况说明。原告认为该两份能证明事故发生后，案外人王某先报警，后因身体不适、医保卡等材料在上海而去治疗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某当时是为了避免本次交通事故产生更不利的人身伤亡的后果做出的合法的措施。 证据4是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投保单投保人签字落款“王东亚”的签名，并非王东亚本人的签名，进一步证明被告主张的免责条款，并没有向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明示，不能够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产生约束力。 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就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一方面由于案涉车辆驾驶员王某在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另一方面由于在2018年4月29日晚上保险事故发生后的48小时内王东亚、王某、原告王建明均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被告，而在2018年5月2日12时27分53秒才通知被告，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四项关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原告不应得到理赔。 对证据2的证明力存疑，理由是相关人员均系王某的亲戚朋友。 对证据3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王某的门诊病历反倒证明其离开案发现场至上海治疗的事实，系违反常理的行为。成凯林的情况说明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中，成凯林说王某当时“好像没有喝酒”，按常理理解则王某也有可能喝酒。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如果王东亚没有在相应的投保单上签字，保险合同就未成立，因而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沪Ｎ×××××小型轿车于2017年8月4日向被告投保，系该车购买后的第二次保险，据此可以推定王东亚知道相应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不可能投保人每次投保时都要进行相应地提示。 本院认为，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其应当免责和保险合同不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关于王某是否酒后驾车、弃车逃逸而离开事故现场的问题。从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内容看，交警部门作出的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分析事故发生原因、确定王某责任承担时，未认定王某存在酒后驾车、弃车逃逸情形。从相关案外人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的陈述看，秦晓东、徐雷锋、顾艳忠三人关于王某在事故后通知他们到达现场，王某自感头晕、胸闷而被秦晓东接离现场准备去当地人民医院就医，顾艳忠在事故现场等待民警到达后帮王某处理事故等陈述稳定，这与成凯林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该些证据可以证明事故发生后，王某因身体不适离开现场去就医，离开时由其朋友顾艳忠留在现场等待处理事故有关事项，故不能认定王某弃车逃逸而离开事故现场。秦晓东、徐雷锋、顾艳忠、张明华均陈述王某当晚没有喝酒或没感觉到王某喝酒。成凯林在情况说明中陈述王某好像没喝酒，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又感觉到王某喝酒，存在矛盾，且成凯林是案涉交通事故的一方当事人，与事故责任的认定有利害关系。综合前述交警部门的调查情况，结合王某到其医保地上海治疗的事实，本案中不能认定事故当晚王某酒后驾车。 其次，关于原告方是否及时报险的问题。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陈述接到报险的时间具体明确，原告王建明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曾早于被告陈述的时间，故可以认定原告方报险的时间为2018年5月2日12时27分53秒，此时距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已超过60多个小时。参照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十三条的内容，原告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后报险，可以认定其未及时报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即投保人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保险人仅能对无法确定的部分免责。本案中，已能够确定案涉车辆损失，保险事故原因是发生通路交通事故，且该事故并非王某故意造成。 再次，关于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免责条款说明、提示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即法定禁止性情形纳入免责条款的，保险公司负有提示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应当被认定为不生效。本案中，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免责条款源自于投保单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但是投保人王东亚否认该字迹系其本人所签，并称未收到该条款。本案审理中，对案涉车投保单上“王东亚”的签名鉴定，并非王东亚所签，被告也未能举出能够证明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其他证据，故其提出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 另外，关于王东亚没有在案涉投保单上签字，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投保单上的“王东亚”非王东亚本人所签，能证明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不能据此得出案涉保险合同不成立的结论。事实上，案涉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也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该单上记载了投保车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车主信息，并明确约定了机动车损失保险险种、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费、不计免赔事项和保险期间等保险合同内容，王东亚已在案涉保险单生成前交纳了全部保险费，故案涉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负有保险理赔义务。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王建明的诉讼主体适格，有权向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理赔，其所主张的事故车辆损失费53307元，公估费为2665.35元有据可证。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提出的免责、保险合同未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建明赔付保险金53307元、公估费2665.35元，合计55972.3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0元、鉴定费218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原告均已预交）。其中，鉴定费2180元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时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逸飞 审判员  潘树峰 审判员  季俊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高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