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9944号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ABCD1自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法定代表人：许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灵,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钗，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竞森，男，199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良，系被告的父亲。庭审后，被告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郭艳丽、严平律师。第三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光明路综合市场首层**铺信用代码xxxx。法定代表人：高寒。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若羽，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坎普公司）与被告卢竞森、第三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足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诺坎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灵、林洁钗，被告卢竞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良，第三人恒大足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若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经纪服务费272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理由：原告与被告卢竞森及其监护人于2017年2月19日签订《经纪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与此相关的合同签署等服务，被告应支付其收入至少10%（最多30%）作为原告的经纪服务费。在原告的推介下，被告与第三人恒大足球公司于2018年1月4日签署《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以下简称《工作合同》），后又于2018年1月15日续签《工作合同》。根据上述两份《工作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被告2018、2019、2020、2021年的年薪分别为：人民币840000元、960000元、960000元、960000元。原告已依合同完成约定的委托事项，而被告以分期方式向原告支付部分费用后，便不再支付余下费用。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至今仍拖欠原告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尚未支付的经纪服务费272000元[计算公式：（960000÷12×10+960000×2）×10%=272000]。被告辩称：1.因双方的合同已于2019年2月20日终止，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期满终止后的经纪服务费没有依据。被告于2017年2月19日与经纪人许可签订《经纪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9日止，被告已于2019年2月21日支付了经纪合约期内所有的相关费用。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终止，根据《经纪合同》第六条的规定，被告支付原告经纪服务费的前提是“在合约期内”。2.原告并未尽到《经纪合同》所约定的诸多职责事项。2018年1月4日，在被告与恒大足球公司签订两份《工作合同》之时，经纪人许可与恒大足球公司一同向被告承诺，合同期内会履行工作合同附加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即在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2月19日一年内，被告可进入恒大预备队，如未进入预备队，则一定保证被告到国外集训。但直到现在被告仍在恒大足球19梯队，并未进入预备队，在《经纪合同》期间，亦没有到国外进行集训。同时，被告多次催促原告协助取回《补充协议》盖章原件，原告微信中多次答应，但直到最后都没有履行承诺。涉案《经纪合同》并不是一份单纯的居间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作为经纪人除了要促成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工作合同之外，还有其他的职责义务，包括：向被告提供国内外青少年培训机会和平台，对其足球运动的职业生涯提出规划方案与咨询业务。在被告结束足球运动员工作后，可以提供足球教练员或相关其他工作的培训与推荐服务。就被告的公共形象、公共关系、足球运动才能的发挥与发展等向被告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为被告提供体能，营养咨询专项服务，提供个人身体专项强化训练服务。为被告提供医疗咨询与康复训练服务等等。上述职责义务，原告在合同期间均没有履行，无法对被告作出合理的职业规划，导致被告错失国足联举办的职赛机会及国外培训等活动，对被告的职业生涯造成严重影响，造成了被告不可逆转的损失。在合约期满后，正是考虑到经纪人许可的种种失信失职行为，被告决定合同期满即结束双方合作关系，于2019年2月21日向经纪人许可说明情况，并向其支付了经纪合同期内所有的经纪费用。3.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管理规程（2019）版》新规定，被告无法以上述《工作合同》作为依据主张经纪费用。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管理规程（2019）版》的新规定，中国足球协会对球员薪酬进行了限制，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要重新签订合同，薪酬待遇按税前金额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而被告与恒大足球公司所签订的两份工作合同中约定的薪酬均为税后薪酬，与此新规定相违背，故原告无法以上述工作合同作为依据主张经纪费用。综上，被告认为，在合约期满后，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供任何的经纪服务，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合约期满后的经纪费用，有违公平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其与被告签署的合同符合中国足球协会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中国足球协会规定的情形。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辩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2月1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经纪合同》，对原告作为被告的足球运动事务独家经纪人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纪服务费、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其中第四条约定：“在合约期内，甲方的权利及义务：一、代表乙方商讨及争取足球运动工作事务有关的最理想收益与条件；二、独家代理乙方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足球运动相关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接洽、安排、协商、同意、确认乙方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培训及工作合同；三、代表乙方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足球俱乐部商谈并确认国际、国内转会事宜；四、向乙方提供国内外青少年培训机会和平台，对其足球运动的职业生涯提出规划方案与咨询业务；五、在乙方结束足球运动员工作后，可以提供足球教练员或相关其他工作的培训与推荐服务；六、就乙方的公众形象、公共关系、足球运动才能的发挥与发展等向乙方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六、就乙方的公众形象、公共关系、足球运动才能的发挥与发展等向乙方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七、代表乙方接洽、商谈、确认商业赞助合同事宜，安排乙方进行商务活动；八、为乙方提供体能、营养咨询专项服务，提供个人身体专项强化训练服务；九、为乙方提供医疗咨询与康复训练服务；十、为乙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安排专职律师；十一、塑造乙方正面的个人形象，安排乙方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媒体关系服务；十二、为乙方提供个人税务与投资咨询服务；十三、甲方为更好地履行本合同之约定，可以视情况另行委托第三方代理甲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十四、甲方有权免费使用乙方之姓名，简历及有关资料的录像等。但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隐私权及其他相关人身权利；十五、甲方在与乙方工作过程中如有必要向其透露甲方公司或第三方的商业秘密，应当明确告知乙方负有保密的义务，并向其表明违约的后果。”第六条约定：“经纪服务费。一、合约期内，就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与此相关的合同签署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与此相关的收入的至少10%（最多30%），如涉及签字费，经纪服务费按签字费的20%计算（具体比例及金额在此基础上仍可根据具体项目内容双方协商制作）作为甲方的经纪服务费。二、合约期内，因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合同签署服务以外的商业事务等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其在此项商业收入的35%作为甲方的经纪服务费。三、此项费用应在相关工作及商务合同签署后进行支付，在保证乙方个人收益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对相关的支付方式及形式做出安排。四、上述经纪服务费已包含佣金以及服务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成本。”第八条约定：“合同有效期。本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9日止（双方协商同意后，本合同可延至2021年2月19日）。”第十六条约定：“适用的法律。一、本合同的定义、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二、同时参照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因签订该合同时被告未满18岁，被告父亲作为监护人与被告一起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为被告提供经纪服务，促成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15日签订《工作合同》2份，两份合同主要约定被告成为恒大足球公司的球员。第一份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三年年薪分别为税后60万元、84万元、96万元；第二份合同约定有效期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年薪为税后96万元。每月5日发放上个月的薪资，每月发放标准为年薪的十二分之一。原被告签订的《经纪合同》于2019年2月19日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该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经纪合同》合约期内的经纪费，此后没有再支付经纪费。合约期内经纪费的具体支付方式是：2018年3月前的经纪费，原告于2018年2月一次性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经纪费，被告均是按月分期支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经纪合同》到期终止后至《工作合同》终止前，被告是否应当继续向原告支付经纪服务费，该项争议涉及双方《经纪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的解释问题。涉案《经纪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合约期内，就甲方为乙方提供国际、国内转会及与此相关的合同签署服务，乙方同意支付给甲方与此相关的收入的至少10%（最多30%）。”对于上述约定中“合约期内”所限定的对象,原被告双方有不同理解。原告主张，“合约期内”限定的是，其提供合同签署服务的时间,即只要其在合约期内提供了合同签署服务，被告就负有至少向其支付与此相关收入的10%的义务。被告则主张，“合约期内”限定的是，其支付服务费的期间，即其只需在合约期内根据所得收入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对上述约定的解释，可结合合同其他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根据《经纪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对合同的解释，可参照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上述双方关于合同约定内容的争议，可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进行解释。《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条规定，“代理人和球员应在代理协议中约定代理费付款方式。如果球员及代理人决定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代理费，并且该代理人为球员所签订的工作合同期限长于球员与代理人之间所签的代理协议，那么代理人有权在与球员的代理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继续从该球员处获得代理费直到该球员与俱乐部的工作合同终止或解除。”本案中，双方前期存在分期支付服务费用的交易惯例，在原告为被告所签订的工作合同期限长于双方的《经纪合同》期限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在《经纪合同》到期终止后继续支付服务费，符合上述《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精神，具有职业足球领域的交易习惯基础。故原告关于涉案《经纪合同》第六条解释的主张，更为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涉案《经纪合同》终止后，《工作合同》尚未终止，被告仍可按月取得收入，原告诉求被告按工作报酬的10%（即每月8000元）支付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的经纪费,符合双方约定。然而，原告要求被告一次性全部支付经纪费,不符合双方实际分期履行的习惯，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有失公平。对此，本院调整为，对被告已实际取得的工作收入（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的工作收入），由被告一次性支付经纪费128000元；对于尚未实际取得的工作收入（2020年7月开始的工作收入）,被告可待取得实际收入后自觉支付相应的经纪服务费用。如被告事后怠于履行，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关于被告抗辩原告并未尽到《经纪合同》所约定的其他诸多职责事项一节。就《经纪合同》第六条关于经纪服务费支付条件的约定而言，并未涉及其他支付条件。原告完成为被告签订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的经纪服务，根据该条约定已取得要求被告支付经纪服务费的权利。故本院对该项抗辩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关于涉案《工作合同》因中国足球协会对球员限薪而不应作为原告主张经纪服务费依据的抗辩，该项抗辩并不能证实被告根据涉案《工作合同》所取得收入的实际状况，故不足以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卢竞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支付经纪费128000元；二、驳回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原告广州诺坎普体育有限公司负担2849元，由被告卢竞森负担253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罗学云人民陪审员  姚炳钢人民陪审员  梁洁仪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