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7766号原告：天津市港明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东环路**。法定代表人：李德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奎，天津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国富，男，197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原告天津市港明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明达木业）与被告沈国富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德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奎，被告沈国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港明达木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15299.07元（534271.74元+1781027.3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05年，被告与另一股东李德金共同出资设立了港明达木业,被告任公司总经理。在被告任总经理期间,被告代理伊春市创维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春创维）与原告签订代理协议,由伊春创维代销原告生产的童车出口业务。被告利用原告股东及总经理的身份,将案外人海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邑公司）支付给原告的预付款534271.74元转给天津捷可通商贸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另外,被告又将原告的1781027.33元货款挪用到被告自己投资的天津市创维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创维）。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准如所请。被告沈国富辩称，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一，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应向伊春创维等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中港明达木业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第三，港明达木业于2006年就已经吊销，法定代表人改为李德龙时，没有经股东会决议，沈国富对此不知晓并且不同意，对李德龙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不予认可。原告港明达木业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港明达木业户卡、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吊销处分决定书，拟证明：港明达木业的基本情况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证据2.2005年8月21日，原告与伊春创维签订的《委托销售代理合同书》，拟证明：由原告公司委托伊春创维代理销售原告公司所生产的各种家具及木制品（含涉案童车业务），伊春创维收到货款后再返还给原告公司，沈国富签字认可。证据3.2005年10月12日，伊春创维向原告出具的《保证书》，拟证明：在海邑公司货款未付的情形下，沈国富作为原告公司的股东兼经理，单方同意先放货并对所欠货款作出保证，如无法收回货款，沈国富愿意向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证据4.2005年10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据,内容为今由创维木业代港明达收货款85万元（退税款72800元另收），创维木业收到款后本月19日左右汇至港明达，共计922882.4元。拟证明：收据记载的金额与刑事卷宗中上海轻工公司汇给伊春创维的时间（2005年10月14日）和金额一致，但被告没有返还给原告。证据5.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拟证明：在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件中，虽然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但明确说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个人占有了童车预付款534271.74元和1781027.27元，但不能免除沈国富作为股东的民事责任。证据6.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津高民四终字28号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拟证明：2006年7月14日，在原告及伊春创维起诉被告海邑公司童车买卖合同案件中，被告作为伊春创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龙作为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均参加了诉讼，被告对李德龙的身份是认可的。证据7.2005年7月29日港明达木业董事会记录及章程，拟证明：被告应原告公司董事会要求表示，凡是没有信用证的，如果有问题，钱回不来都有被告负责。公司章程第四条规定每项支出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共同审核签字后方可报账。被告未经公司同意对外放款是不真实的。同时对原告公司未能及时收回款项，应当由被告承担。证据8.上海轻工公司给伊春创维的函、海邑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海邑公司付款明细表、上海轻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天津祥泰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收款及预付给伊春创维两笔共计534271.14元银行记账凭证、天津祥泰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伊春创维在天津商业银行往来明细、上海轻工公司汇款给伊春创维的银行汇款凭证及伊春创维取款凭证均拟证明：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情况。证据9.被告涉嫌职务侵占案件中被告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第一、伊春创维系沈国富个人公司；第二、在伊春创维代理港明达木业与海邑公司的童车出口业务中，沈国富承认海邑公司支付货款200多万，分别打入祥泰公司和上海轻工公司，再打入伊春创维。上海轻工汇入170多万，祥泰汇入40多万；第三、沈国富承认祥泰公司汇入的534271.14元系海邑公司支付给伊春创维的童车预付款。由于沈国富的安排，被挪用至天津捷万通公司（沈国富授权关心经办）；第四、刘顺和刘素华均系沈国富雇佣的员工，其中刘顺负责天津创维的工作，刘素华干财务;第五、沈国富承认伊春创维实际收到上海轻工的童车销售款1781027.32元，其中有1405000元汇给了天津创维刘顺的个人账户，沈国富承认指示刘顺对外支付，相关凭证交回天津创维，实际用于了天津创维的对外付款，没有返还给港明达木业。另有12万元分别汇给了伊春创维员工牛兴旺（10万元）、陈洪彬（2万元）的个人账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5、6、9及证据1中验资报告、吊销处分决定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7、8及证据1中的户卡、公司章程真实性均不认可。本院对被告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在论理部分再做详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港明达木业成立于2005年7月13日，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股东为沈国富及李德金，沈国富出资450000元，占公司股份45%。李德金出资550000元，占公司股份55%。2005年11月30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德金更换为李德龙，股权未变更。2006年11月15日，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伊春创维于2004年2月15日成立，股东为被告一人，法定代表人为被告。2006年1月1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王义。2006年5月7日，公司股东更换为王义和牛兴旺。天津创维于1997年8月13日成立，股东为沈国富和刘锡增。2005年8月21日，伊春创维与原告签订《委托销售代理合同书》，约定：一、自2005年7月1日起，由甲方（港明达木业）委托乙方（伊春创维）代理甲方所生产的出口家具和各种木制品。二、乙方所委托的有出口权的代理公司所用的代理费和其他甲方承担。三、乙方在为甲方代理期间所收回的货款和退税款要于4日内返回甲方，逾期不返还，每日加收货款金额的1%利息。在该合同尾部，伊春创维盖章，沈国富签字。2005年10月12日，伊春创维与海邑公司达成童车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数量、单价、交货日期等条款，原告公司是该童车业务的生产商。2005年10月12日，伊春创维向原告出具《保证书》：因海邑公司需出货，部分货款未付，沈国富单方同意放货并对所欠货款保证如下：1、保证此货款在10月25日前打到港明达账户。2、如此应收货款无法收回沈国富愿将其所在港明达50%股份赔偿其他股东。在合同尾部，伊春创维盖章，沈国富签字。该证据系原告在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卷宗中调取，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2005年10月15日，沈国富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今由伊春创维代港明达木业收货款85万元（退税款72800元另收），创维木业收到款后本月19日左右汇至港明达，共计玖拾贰万贰仟捌佰捌拾贰元肆角（922882.4元）。该证据系原告在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卷宗中调取，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2005年10月14日至2005年12月20日期间，上海轻工公司将海邑公司汇入的货款再汇至伊春创维的账户，伊春创维收到其汇入的四笔货款，共计1781027.3元，又分别打给刘顺，牛兴旺、陈洪彬的个人账户，其中汇给刘顺1405000元，刘顺又将该款项用至天津创维对外经营中。天津祥泰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将海邑公司汇入的货款分两笔汇入伊春创维，共计534271.14元，后以转账支票的方式转出，进入葛伟、关心等人账户。2005年12月11日，港明达木业股东沈国富与李德金签订《付款合同书》，约定：乙方（沈国富）同意将甲方（李德金）承担的经营亏损30万元扣除外，将甲方的注册股金55万元和注册资金以外的投资款125万元付给甲方，合计付款给李德金150万元，并制定以下付款计划：2005年11月付款给李德金70万元，2005年12月付款10万元，2006年1月付款20万元，2006年2月付款20万元，2006年3月付款30万元。合同签字后，甲方将公司帐务及其相关海邑公司手续给乙方，但公司执照需要换法人代表后转交乙方。2005年12月27日，双方签订以物抵欠款合同书，约定：沈国富欠李德金80万元，2005年12月27日沈国富给付李德金10万元，其他欠款70万元，以港明达木业出口的儿童玩具车的出口价格，即每辆125元，共计5600辆抵偿给原告，以物抵债的期限为2006年1月15日前全部抵齐。以上沈国富将欠款付清和以儿童车的抵款5600辆小车交与甲方后，甲方将港明达木业的所有手续变更法人交于乙方,但该协议并未履行。2006年2月9日，沈国富又向李德金出具还款保证书，承诺2009年2月9日至10日由沈国富负责偿还李德金现款200000元（其他欠款按双方所签合同的还款计划办理），由于沈国富遇有困难，经双方协商在2006年3月5日由沈国富一次性还清李德金200000元。2007年12月10日，李德金对沈国富及伊春创维提起诉讼，要求沈国富给付原告欠款70万元及利息（《付款合同书》约定1500000元，已付800000元）。该案判决沈国富偿还李德金700000元及利息，伊春创维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沈国富提出上诉，上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经重新审理判决沈国富给付李德金663000元，伊春创维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沈国富再次提出上诉，上级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并于2009年9月17日判决沈国富与李德金订立的《付款合同书》依法解除。2009年10月9日，沈国富向李德金提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诉称因其按照《付款合同书》的要求向李德金支付了937000元，现该合同被判决解除，要求被告返还已给付的款项，该案判决驳回沈国富的诉讼请求。沈国富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李德金返还沈国富837000元。2006年1月，李德龙以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报案，沈国富于2010年3月25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2019年5月21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作出维持决定，港明达木业不服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申诉，2019年12月10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的通知，该刑事案件涉及的涉案金额即为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中两笔款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德龙是否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作为原告公司股东是否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对于李德龙是否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据工商登记显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德龙，符合公司外观登记的形式要件，且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津高民四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了被告作为伊春创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原告港明达木业共同参加了诉讼，在该案审理期间，被告当庭对出庭的各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出庭资格没有异议，故对被告此项抗辩不予支持。二、对于原告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于2006年1月以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报案至2009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的通知，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三、对于被告作为原告公司股东是否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在童车买卖业务中，港明达木业作为生产商，伊春创维作为代理商向海邑公司销售童车，代为领取童车货款，被告在当时既是港明达木业的股东也是伊春创维一人公司的股东，该业务与自己的一人公司有一定关联，但该行为经过原告公司知晓且认可，并不属于该规定的应当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该行为本身并无不当，原告依据现有证据主张被告未将童车款项转回公司而挪至他处，损害了公司的权益，并主张适用此款规定，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伊春创维与海邑公司签订童车买卖合同，伊春创维系合同的相对方，海邑公司将货款汇入伊春创维账户并无不妥，伊春创维应依与港明达木业的约定向其支付相应代理费或加工费。但，根据沈国富与李德金于2005年12月11日签订的《付款合同书》的约定，李德金退出港明达木业的经营，沈国富分期给付李德金1500000元，且已部分履行，虽该《付款合同书》于2009年9月17日被判决依法解除，但不影响当时原告公司两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沈国富2004年成立伊春创维，2006年5月7日出让全部股份，意味着在一定期间内，港明达木业及伊春创维均为沈国富自己的一人公司，两家公司对于童车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因这种变化而混为一体，无法厘清，沈国富同时享有两家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因此，无法确定公司的损失状况。据原告提交的《保证书》显示：沈国富保证此货款在10月25日前打到港明达账户……，原告提交的《收据》显示：今由伊春创维代港明达木业收货款85万元（退税款72800元另收），创维收到款后本月19日左右汇至港明达……，以上两份证据意味着原告至迟应于2005年9月19日或2005年10月25日即已知晓伊春创维是否将货款汇入港明达木业的账户，而在2005年12月11日沈国富与李德金签订《付款合同书》时，必然对公司收支及盈亏情况予以考虑，也必然包括本案涉及的童车货款，且应在该合同中予以体现，该《付款合同书》影响着原告公司两股东是否对未收回的童车款问题已经予以处理，亦无法确定公司的损失状况。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民事侵权纠纷，故原告应对公司的损失、股东的侵权行为等事项负有举证责任。本院认为，依据原告现有证据，对其要求被告赔偿2315299.07元（534271.74元+1781027.33元）经济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港明达木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61元（半费），由原告天津市港明达木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施 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范伟平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