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博翔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高新区。法定代表人：陈贵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泓，广东广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逸日盈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贾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卓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肇庆博翔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逸日盈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日盈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逸日盈公司清偿拖欠博翔公司货款299616.81元，并支付违约金14602.58元（从2018年1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违约金至清偿上述货款之日止，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2月15日，以后顺延计算）；2.逸日盈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博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7元、财产保全费2091元，合计5098元，由博翔公司负担。博翔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逸日盈公司向博翔公司清偿货款299616.81元，并赔付违约金14602.58元（从2018年1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违约金至清偿上述货款之日止，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2月15日，以后顺延计算），两项合计：314219.39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逸日盈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则抗辩双方实际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因此，厘清本案法律关系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原告承认案涉《购销合同》及出仓单均为事后补签，理由是因为下单数量与实际交货数量不一致，但原告并未提供双方此前曾有先下单再签合同的行为，且事后补签合同明显与一般的货物买卖交易惯例相悖；第二，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9月10日的报关单显示，型号为0.03×1240m的铝箔卷单价为3.2美元，型号为0.03×765m的铝箔卷单价为3.3美元，根据当天的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折算，该单价明显要低于《合同A》中所约定的单价金额，若被告是向原告购买后再用于外销出口，则被告出口销售的价格低于购入价格，明显有悖交易常理；第三，原告主张被告按照货物出口报关金额每1美元计6分人民币的标准收取费用是指原告委托被告代办出口退税的手续费，而非代理出口货物所收取的费用，但若双方的案涉合同是国内货物销售，则与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出口退税并由被告收取手续费的行为明显相悖，第四，原、被告均主张冯**是对方的工作人员，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即使冯**作为第三方，根据其出具的与货运代理的聊天记录、与原告负责人陈贵波的聊天记录以及其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冯**实际上是为原告办理出口业务，原告是货物出口的实际销售方；最后，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工作人员夏**、梁**的聊天记录中多次涉及应付税局检查补签合同、办理出口退税、出口代理费等内容，亦可以说明原、被告双方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模式与一般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却与进出口代理业务的行业通常做法相符，即为了出口报关及退税需要，被告与原告签订以被告为买方名义的合同，故本案实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经本案在诉讼中对此释明，原告仍坚持认为是买卖合同纠纷，且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博翔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错误。一、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之间是国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出口货物代理合同关系。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之间从2018年8月开始业务往来，由博翔公司销售彩涂铝箔卷给逸日盈公司。从2018年8月7日至2019年4月30日，博翔公司共销售20个货柜的彩涂铝箔卷给逸日盈公司，总货值为8464196.01元。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如下：逸日盈公司以电话通知等方式向博翔公司下订单，订货数量均是以“吨”为单位，例如5吨、10吨、15吨等。博翔公司的交货数量是以“千克”为单位。因此，为了交货数量准确，双方每次交易都是在交货之后补签《购销合同》和《发货单》。博翔公司完成生产后通知逸日盈公司，由逸日盈公司安排货柜和运输车辆。逸日盈公司将货柜号码和车牌号码告知博翔公司。博翔公司完成装柜封锁后将视频发给逸日盈公司。双方在《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是博翔公司仓库。至此，博翔公司已完成货物交付。双方在《购销合同》第一条约定：产品价格包括拖车费和报关费。即货物离开博翔公司仓库之后的运费由逸日盈公司承担，报关费也由逸日盈公司承担。博翔公司将货物销售给逸日盈公司之后，逸日盈公司又将货物卖给谁与博翔公司无关。即货物离开博翔公司仓库之后，货物的所有权已归属逸日盈公司。如逸日盈公司将其向博翔公司购买的货物出口，则报关、购买货物运输保险、与外商结算等各项事宜均与博翔公司无关。逸日盈公司提交的报关单（证据5）显示，境内发货人（货主）是逸日盈公司。逸日盈公司提交的运输提单（证据6）显示：托运人（货主）是逸日盈公司。由逸日盈公司购买货物运输保险，并由逸日盈公司支付保险费。二、逸日盈公司辩称收到外国买家支付的货款后，按照当天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全额转付给博翔公司，并按照货物出口报关金额每1美元计6分人民币的标准，收取出口代理费，其“没有将博翔公司货物转卖给外国客户赚取差价的目的、事实上也没有赚取差价……”。博翔公司认为逸日盈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纯属谎言。逸日盈公司关于“按照货物出口报关金额每1美元计6分人民币的标准”收取费用（除此之外，未收取任何费用）的说法不成立。博翔公司的供货总额为8464196.01元人民币，按汇率1：6.5计算折合美元约130万美元，逸日盈公司收取费用仅约7.8万元人民币。逸日盈公司购买20个货柜的货物，按《购销合同》第一条的约定，从博翔公司仓库（肇庆高新区）至深圳蛇口码头的运费由逸日盈公司承担，一个货柜货物的运费在8000元以上，20个货柜的货物运费就远远超过7.8万元，逸日盈公司只能亏损。上述“按照货物出口报关金额每1美元计6分人民币的标准”是指逸日盈公司为博翔公司代办出口退税的手续费。逸日盈公司偷换概念，将“代办出口退税”与“代理出口货物”混为一谈。即博翔公司仅仅是委托逸日盈公司代办出口退税，双方不存在“代理出口货物”的关系。逸日盈公司收取的代办出口退税的手续费仅约7.8万元，逸日盈公司购货金额为8464196.01元，78000：8464196.01=0.92%。也就是说，差价不到1%的生意不可能做。三、逸日盈公司关于“……博翔公司在本案提供的《购销合同》和出仓单是在货物出口完成后的数月即2019年6月17日，为应付税务稽查，由逸日盈公司按照博翔公司的紧急要求临时补制作的。”“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是虚构的。”的答辩意见完全是歪曲事实。双方的交易流程表明，为了交货数量的准确，双方是在交货之后才补签《购销合同》和《发货单》。逸日盈公司共向博翔公司购买20个货柜的货物，总价为8464196.01元。双方交易的货物全部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为7792258.34元。2个货柜的货物被烧毁，价值235097.15元，另案被烧毁货物价值436842.82元，合计被烧毁货物价值671939.97元。7792258.34+671939.97=8464198.31元，与实际交货金额仅相差2.30元，系开发票四舍五入所致。据此，不存在博翔公司担心税务部门检查的事由。逸日盈公司辩称：“为应付税务稽查补制作《购销合同》和出仓单”没有事实依据。即双方签订的20份《购销合同》和逸日盈公司盖章确认的20份《出仓单》合法有效，双方的买卖交易是真实的。本案《合同B》项下的货物被烧毁，无需开具增值税发票，博翔公司无需担心因本案交易的货物未开发票而被税务部门处罚，博翔公司不用着急补签本案货物交易的《购销合同》和《出仓单》。2019年6月17日，博翔公司主要是要求逸日盈公司提交2019年1月至4月其他交易的《购销合同》和《出仓单》。2019年1月，逸日盈公司共向博翔公司购买了8个货柜的货物，有6个货柜的货物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四、逸日盈公司在答辩中提到的冯**是该司的业务人员，不是博翔公司员工。五、不存在逸日盈公司为博翔公司代买货运保险的事实。依据《购销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博翔公司在博翔公司仓库将货物交付给逸日盈公司后，双方的交易除结算货款和退税外已经完成。联系远洋货运代理合同、取得提单、购买货运保险等事项均与博翔公司无关。每个货柜货物的货物运输保险的投保人都是逸日盈公司，保险费也由其承担，即购买货运保险是逸日盈公司的责任。本案的货物火灾保险赔款已由逸日盈公司收取，说明逸日盈公司是货主，不存在逸日盈公司为博翔公司代买保险的事实。六、博翔公司从来没有与逸日盈公司签订出口货物代理合同的意向。在另案庭审时，逸日盈公司确认：一直到2019年8月24日，逸日盈公司才第一次要求博翔公司签订出口货物代理合同。博翔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出口货物代理关系，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从2018年7月20日至2019年3月31日，双方签订了20份《购销合同》，从2018年8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博翔公司依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将20个货柜的货物交付给逸日盈公司，除2个货柜的货物被烧毁之外，其余18个货柜的货物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这是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另案的货物和本案《合同B》的货物被烧毁之后，逸日盈公司为了逃避支付货款的责任，于2019年8月24日要求与博翔公司签订出口货物代理合同。但双方的业务往来终止于2019年4月30日，即该日博翔公司将最后一个货柜交付给逸日盈公司。逸日盈公司在双方签订了20份《购销合同》并履行完毕后，过了近四个月又要求与博翔公司签订出口货物代理合同，不合常理。逸日盈公司在另案和本案均提交了署名冯**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进一步证明冯**是逸日盈公司的业务人员。如果冯**是博翔公司的业务员，她不可能帮逸日盈公司出具上述《情况说明》。逸日盈公司无证据证明本案《合同A》项下货物损坏是博翔公司的责任，其应当付清该货款。博翔公司将《合同B》项下货物交付给逸日盈公司后，货物归逸日盈公司所有，该货物被烧毁的责任应由逸日盈公司承担，与博翔公司无关。七、一审法院在博翔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认定双方是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逸日盈公司提交的署名为冯**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冯**未在一审庭审时到庭作证和接受询问，一审法院采信上述《情况说明》于法无据。冯**是为逸日盈公司办理出口业务，逸日盈公司联系印度客户，印度客户将货款直接付给逸日盈公司，博翔公司对此并不清楚，即逸日盈公司是货物出口的实际销售方。逸日盈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博翔公司的上诉理由完全背离事实，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博翔公司辩称双方的交易是买卖合同关系，并提出所谓的买卖合同交易流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博翔公司提出的买卖流程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涉案货物的真实交易流程可见逸日盈公司整理的流程图，并有相应证据的支撑。博翔公司提出的逸日盈公司电话下订单，负责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和报关费，货物离开博翔公司仓库所有权归逸日盈公司，货物出口的事务与博翔公司无关等说法均无任何事实依据。二、本案交易与内销买卖关系明显不符，而是呈现出博翔公司向外国买家出售货物，逸日盈公司代理出口事务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一）双方从来没有任何关于订购货物的询价、商谈的记录，事后补签《购销合同》是为博翔公司申办出口退税所需。从逸日盈公司提供的证据可知，对于每次交易，逸日盈公司工作的起点并非与博翔公司商谈货物型号、价格等信息，而是博翔公司业务员冯**向逸日盈公司提供外轮的订舱单（英文缩写：S/O），此后逸日盈公司代为联系拖车、取得货柜号，办理报关手续。因此，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没有任何关于货物型号、价格、质量商谈的记录。而且，逸日盈公司代为联系的拖车到达博翔公司工厂后，博翔公司自行装货，此后，冯**才向逸日盈公司提供装箱明细。也就是说，逸日盈公司是在博翔公司装货后才知道出口货物的类型和明细。基于以上事实，博翔公司关于逸日盈公司先电话下单，博翔公司再生产和装货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另外，因为《购销合同》是申请出口退税的必备文件，而有关货物出口的明细（包括货值、运费、报关费、发票金额、报关金额等），也要等出口完成后梳理、合并、匹配反映在《购销合同》中，所以涉案《购销合同》均是在货物出口后，逸日盈公司为博翔公司申请出口退税前补签，而事后补签并非为确认逸日盈公司与博翔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存有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博翔公司称逸日盈公司以“吨”订货，博翔公司以“公斤”出货，随后补签合同视为确定真实重量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若确如博翔公司所言只是重量单位换算问题，实践中用送货单确认即可，何须化简为繁签订《购销合同》。（二）逸日盈公司不认识外国客户，更没有与外国客户联系。冯**及博翔公司直接与外国客户沟通货物交易细节和安排，所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逸日盈公司不了解外国买家任何货物需求信息，不与外国买家联系，涉外的国际买卖合同（形式发票、商业发票）、装箱单上的信息均是博翔公司的业务员冯**提供。另外，逸日盈公司提供的证据清楚证明，货物出口后，发生质量问题时，外国客户直接联系冯**反映情况，冯**继而反馈给博翔公司负责人陈贵波，商量处理方案。所以，国际货物买卖关系的交易双方是博翔公司与外国客户，逸日盈公司只是出口代理人。以上表明，博翔公司称其在仓库交货后，货物出口事宜与它无关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三）逸日盈公司没有赚取任何货物“转卖差价”。首先，如前述第（二）点所述，逸日盈公司不认识、不联系外国客户，所以逸日盈公司不存在转卖货物赚差价的前提。其次，从逸日盈公司提交的证据看，博翔公司老板娘询问逸日盈公司业务员周**是否收到外国客户的货款，周**告知说印度客户有90天付款期因此未收款。由此证明，博翔公司明知逸日盈公司不是货物的购买者，更不是货款的支付人。逸日盈公司收到外国客户支付的货款后，全额返还博翔公司，不存在赚取中间差价的行为。再次，《合同A》交易的报关单显示的货物出口报关价格（约5.3万美元）比涉案《购销合同》的内销购买价格（约42万人民币）还低，若逸日盈公司拟购买博翔公司货物用于出口，不可能出现国内采购价格比外销价格还高的情形。（四）博翔公司支付拖车费和报关费。在双方业务合作期间，有关货物出口的拖车费用、海运费用均由博翔公司承担，方式有两种：1.博翔公司直接将拖车费、海运费等支付给运输公司或货运公司代理；2.逸日盈公司代博翔公司垫付运费后，再由逸日盈公司从代收的外国买家的货款中抵扣。对于这两种方法的具体操作和证据，逸日盈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代理词有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博翔公司称拖车费和报关费等由逸日盈公司支付失实。（五）博翔公司收取逸日盈公司返还的出口退税，足以说明其货物出口人的身份。根据税法和相关税务规章的规定，出口退税是返还给货物出口人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出口创汇。逸日盈公司多次代博翔公司申请出口退税，博翔公司也确认收到出口退税款。由此证明，博翔公司作为出口退税的享有者，是货物的实际出口人，逸日盈公司只是出口代理人。退一步说，假设涉案的交易是国内买卖关系，逸日盈公司是在买断博翔公司的货物后，再自己出口给外国客户，那么出口退税自然属于出口人逸日盈公司所有，逸日盈公司不可能向博翔公司返还。所以，博翔公司一方面主张涉案交易是国内买卖关系，仓库交货后的出口事宜与其无关，另一方面又确认收到逸日盈公司因货物出口而返还的退税，明显，博翔公司在货物交易是国内销售给逸日盈公司，还是出口销售给外国客户的问题上自相矛盾。（六）博翔公司多次向逸日盈公司确认和支付出口代理费。长期以来博翔公司多次向逸日盈公司确认和支付出口代理费，且出口代理费是按照出口货物报关价每1美元计0.06元人民币的标准收取，由逸日盈公司在代收的出口退税中抵扣代理费后，将剩余的出口退税返还给博翔公司。博翔公司向逸日盈公司确认和支付出口代理费是双方存在出口代理关系的直接证据，若双方是内销买卖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卖方向买方支付出口代理费的情形。另外，博翔公司称支付给逸日盈公司的是代办出口退税手续费，而不是出口代理费，这完全是博翔公司对其老板娘夏**、财务梁**在微信记录中反复确认的“出口代理费”的故意歪曲。至于博翔公司提到的出口代理费低得不合常理，不可能没有货物转卖差价的质疑，逸日盈公司认为博翔公司完全是懂装不懂。因为如前所述，出口代理费的金额是博翔公司老板娘夏**、财务梁**在微信记录中反复确认过的，而且金额高低，完全是市场行情，是出口代理行业充分竞争所致。三、关于双方为何没有签订出口代理合同的问题。如一审判决所述，博翔公司是逸日盈公司的老客户肇庆市**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介绍的。逸日盈公司长年为**公司提供出口代理服务，那么博翔公司作为**公司推介的客户，在合作之初，涉案双方就默认了博翔公司的服务需求与**公司出口代理服务需求相同的共识。事实上，在某些出口代理业务上，由于**公司与博翔公司是向同一个外国买家供货，所以逸日盈公司也有为两公司同时办理出口代理业务的案例（具体可见逸日盈公司提交的证据博翔公司财务梁**提供的关于柜号为DFSU7460017的代理出口货物相关费用的对账确认单，该单证反映**公司与博翔公司合并出货，均由逸日盈公司代理出口）。由此说明，博翔公司需要的确实是出口代理服务，并非将货物销售给逸日盈公司。在双方业务合作过程中，博翔公司已经多次向逸日盈公司支付出口代理费，所以双方形成了实际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虽然从书面证据看，逸日盈公司只有2019年8月向博翔公司发出请求签订书面出口代理协议的微信记录，但这并不等于逸日盈公司此前就没有要求签订书面合同。事实上，逸日盈公司曾经多次要求博翔公司签订出口代理服务协议，只是博翔公司没有理会。而在2019年8月，面对逸日盈公司要求签订出口代理协议的请求，博翔公司的老板娘夏**没有表示出任何不解、质疑或反对，只是说“协议等我回去的”，意味着夏**并不否认双方存在出口代理关系，只是回去细看协议。若双方根本不存在出口代理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按常理，夏**当下就会提出质疑。四、冯**是博翔公司的业务代表，代表博翔公司向逸日盈公司发出业务指示，直接与外国客户沟通处理质量问题。（一）冯**与博翔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本案相关的货物事故发生后，双方在协商沟通的过程中，冯**才透露她与博翔公司的合作方式是：冯**将外国客户的需求反馈给博翔公司，博翔公司接受有关需求和交易条件的，将通知冯**与外国客户确定订单信息，并且安排生产。随后，冯**帮助博翔公司出口货物，代表博翔公司向逸日盈公司发出具体的出口代理业务指令；出口交易完成后，博翔公司按出货金额给予冯**业务提成。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冯**提供了本案的证据《情况说明》。（二）冯**代表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沟通。逸日盈公司提交的证据微信通话记录中，博翔公司老板娘多次提到“冯**”、“冯小姐”，要求逸日盈公司业务人员尽快跟冯**及财务对账。另外，《购销合同》上注明的博翔公司业务联系人为“冯小姐”。该等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冯小姐是代表博翔公司与逸日盈公司联系的。因此，博翔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冯**是逸日盈公司的员工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三）冯**直接与外国客户及博翔公司负责人陈贵波沟通外国客户反映的质量问题。发生质量问题时，外国客户直接联系冯**反映情况，冯**继而反馈给陈贵波，商量处理方案。由此可见博翔公司与外国客户直接发生买卖关系，逸日盈公司从未与外国客户直接沟通，只是出口代理人。（四）冯**出具的《情况说明》的效力问题。冯**出具的《情况说明》只是逸日盈公司提供的与冯**相关证据的其中一份，逸日盈公司还提供了冯**与货运代理公司、逸日盈公司业务员周**之间的QQ记录以证明货物出口的流程、各方的角色，还有冯**与博翔公司负责人陈贵波之间的微信记录以证明博翔公司是货物的实际出口人等。同时，冯**也当庭出示了手机，以证明QQ及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而《情况说明》只是对QQ及微信记录所反映出的真实情况的总结而已。故一审综合考虑证据之间的关联性，采信《情况说明》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博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逸日盈公司应否向博翔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问题。本案中，博翔公司以其与逸日盈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为据，诉请逸日盈公司支付货款299616.81元及相应违约金；逸日盈公司以双方实际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抗辩称不需支付货款。经审查，本院认为逸日盈公司的抗辩主张成立，理由如下：首先，逸日盈公司员工与博翔公司员工梁**通过微信发送对账单对开票金额、代理收费、退税等涉及进出口代理的事项进行确认，其中梁**提到：“你赶紧把这些没有的合同及送货单邮寄过来，刚才税务局来查。”博翔公司员工夏**通过微信催促逸日盈公司员工：“退税款什么时候结清？发票都开了这么久了。”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本案中的交易行为符合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其次，《购销合同》及相应出仓单均系事后补签，与一般的货物买卖交易惯例不符。就此，博翔公司解释称“为了交货数量的准确，双方是在交货之后才补签《购销合同》和出仓单”，但双方完全可以在交易过程中以签署送货单或者收货单的方式确定交付货物的数量，故博翔公司的该解释明显不能成立。再次，若博翔公司关于涉案交易是国内普通货物买卖关系的主张属实，则逸日盈公司应是货物的实际出口人，也应是出口退税的权利人，博翔公司在交付货物后即履行完合同义务，之后的出口事宜与其无关，但博翔公司却多次与逸日盈公司就出口退税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并收取逸日盈公司因货物出口而返还的退税款项，逸日盈公司该主张与其实际交易行为明显相悖。最后，逸日盈公司员工于2019年8月通过微信向博翔公司员工夏**发送名称为《逸日盈代理出口协议-博翔（1）》的电子文档，拟签订书面合同，夏**并无任何不解、质疑或反对的意思表示，仅回应称“协议等我回去的”。据此，一审认定本案系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正确，在一审对此予以释明的情况下，博翔公司仍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诉请逸日盈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缺乏依据。综上所述，博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14元，由上诉人肇庆博翔铝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何希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