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33民初815号原告：戴文玉，男，195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学良，云南振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治，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原告戴文玉与被告聂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文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学良、被告聂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文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聂治支付原告戴文玉借款本金90000元；2.被告聂治支付原告戴文玉以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3.被告聂治支付原告戴文玉以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聂治承担。事实和理由：戴文玉与聂治系远亲关系，聂治自2001年起，分两次向戴文玉借款，戴文玉分两次将借款现金交付聂治，聂治向戴文玉出具了借条。后聂治一直未偿还借款，戴文玉于2017年10月5日到聂治住处，要求聂治再次出具借条，并约定一年内连本带息的支付完毕。戴文玉多次催要，聂治至今未偿还。被告聂治辩称：戴文玉所称不属实，聂治并不欠戴文玉借款。戴文玉的岳母是聂治的姑妈。多年前，聂治曾用戴文玉的名字在农村信用社贷款4000元，但该笔钱的借条在聂治还清本息后已经撕掉烧毁作废。双方第二次发生借贷关系是戴文玉在乌杨农村商业银行取出40000元借给聂治，聂治出具了借条，后戴文玉以各种理由要求还钱，聂治超出连本带息的应付金额偿还后，该笔钱的借条、收条当场烧毁作废。2017年10月5日，戴文玉带着其家人开车至距离聂治所经营果园约500米处与聂治相遇，戴文玉的女婿表示其承接工程缺乏资金，因听戴文玉说过聂治欠戴文玉的钱，便要求聂治还钱或者借钱。聂治拒绝后，戴文玉的女婿便表示要到法院起诉，要求聂治在其携带的仅印有年月日字样的打印纸（看起来像作废的）上留下姓名和电话，聂治出于欢迎对方诉讼考虑，便签字、书写电话及纳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27日，戴文玉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忠县支行取款6笔，共计62670.58元。同日，聂治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现金存入60000元。庭审中，戴文玉举示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戴文玉（身份证号XX********）人民币大写玖万元整（小写90000.00元），借款人聂治承诺，在一年内连本带息一并还清。超过时间按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结算。借款人：聂治身份证：电话：XXXXXXX*******年10月5日”。聂治经质证认为，《借条》签名处亦系其本人纳印，但载明内容中仅有“聂治”的签名及电话、日期系其本人书写。戴文玉陈述，借款本金为75000元，系分两次交付给聂治，第一次是2011年以现金方式出借了15000元，第二次是2013年1月27日在银行取款后以现金方式出借了60000元，《借条》载明的90000元中包括了15000元的利息。以上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戴文玉提交的《借条》原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取款凭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利息清单及聂治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及庭审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借条》是否属实；2.戴文玉是否实际向聂治出借款项以及金额；3.聂治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以及计算方式。关于《借条》是否属实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本案中，聂治对《借条》上的“聂治”签名和电话“XXXXXX****”系其本人书写以及“聂治”签名处亦系其本人纳印无异议。从《借条》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该《借条》载体为一张完整的A4纸，主文部分载明了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和逾期责任，落款部分有聂治的签字纳印、电话及时间，符合借条的一般形式，应推定《借条》真实。现聂治主张其签名、书写电话及纳印的是一张仅有“年月日”字样的打印纸（看起来像已作废的），其签字捺印及书写电话号码只是为了给对方留诉讼的联系方式。本院认为，就日常生活习惯而言，在仅留联系方式的情况下，一般不需书写人捺印。聂治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了解在仅有“年月日”字样的空白A4纸上签字纳印的风险，其主张的事实与一般生活习惯不符，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戴文玉是否实际向聂治出借款项以及金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戴文玉主张其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向聂治支付了75000元借款本金。对于2013年1月27日的60000元，戴文玉提交的取款凭条与聂治提交的交易明细相吻合，且聂治对于当日戴文玉向其支付了60000元无异议，但聂治主张该笔款项系戴文玉向其偿还借款。本院认为，结合本院关于《借条》真实性的认定，戴文玉已经举证证明其向聂治实际支付了60000元，聂治抗辩称该60000元系还款，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聂治并未就其主张的该事实举证证明，故对戴文玉于2013年1月27日以现金方式向聂治出借6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戴文玉关于2011年出借现金15000元的主张，两笔款项的合计金额并未超过《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结合戴文玉提交的银行凭证来看，戴文玉具有支付15000元现金的经济能力，且从前述60000元借款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交易来看，本院对戴文玉的该主张予以确认。因此，本院对戴文玉向聂治出借75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聂治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以及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戴文玉主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90000元包括15000元的利息，借款期内约定利息为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但《借条》中并无关于本金中包含15000元利息的约定，关于借款期内的利息约定也并不明确，戴文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应认定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不明，对戴文玉关于借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院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对于逾期利息，本院在以本金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戴文玉关于要求聂治偿还借款本金75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戴文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治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戴文玉借款本金75000元；二、被告聂治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戴文玉以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三、驳回原告戴文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2.5元，由原告戴文玉负担362.5元，被告聂治负担1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占钦审判员  汤君丽审判员  王啟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郭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