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9民终1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玉林市广场东路东南侧、德兴花园小区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MT37W99。 法定代表人：王立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庆球，广西金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玉林市民主南路**（原玉陆路石子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581969214G。 法定代表人：杜志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武能，玉林市玉州区南江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王立庆，男，198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博白县，现住玉林市。 原审被告：覃标，男，1987年4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现住玉林市。 原审第三人：陈春媚，女，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兴业县，现住玉林市玉州区。 上诉人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池公司）、原审被告王立庆、覃标、原审第三人陈春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090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伍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624511元货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诉讼主张所依据的《送货单》及其他一系列证据，均不能达到民事诉讼证据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上诉人欠有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1、被上诉人2019年8月13日提供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2019年12月10日提供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Ｌ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Ｌ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及《介绍信》，均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将公司）之间存在产品代理合同关系而已，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更加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其中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Ｌ明细》显示，进货单价5元，而《送货单》的单价也是5元，按照经商交易习惯，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显示，被上诉人第一次向名将公司进货的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其第二天即8月29日第一次送货给上诉人，但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6日收到名将公司的《证明》等材料却明确，名将公司第一次发货给被上诉人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0日。另外，上诉人成立时间是2017年9月21日，被上诉人与名将公司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是2017年12月7日才签订的。上述如此多的时间冲突、矛盾，不合理，被上诉人主张的“在代理合同签订前己经进行试卖”是不成立的，至于被上诉人与名将公司之间虽然约定了独家代理，但双方是否遵守约定，名将公司是否直接向上诉人售卖了产品，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直接联系。退一步说，即使被上诉人此前己经进行了试卖，以及其后存在代理销售行为，也并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向上诉人试卖，一定就是向上诉人售卖，这其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2、《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的内容与甘某、马某的证言中证实，被上诉人是要先付款然后名将公司再发货的，而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基本上没有转货款给名将公司，反而大部分都是上诉人转货款给名将公司直接购买的，根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6日收到名将公司的《证明》等材料可知，被上诉人向名将公司进货的总数量，远少于其在诉讼中主张的《送货单》所涉数量，如果包括名将公司向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另有两张收货单位写为玉林哎呀呀商贸公司〉售卖的数量，那就更加不可能。事实上，名将公司发给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甚至是发给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的数量，三者相加都不可能达到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主张的《送货单》所涉数量，也就是说，姑且不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并没有购进相应数量的产品进行销售，这证明了其所主张的事实根本上不可能存在，是无中生有，无源之水，上诉人根本上没有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证人甘某、马某的证言，与此相关的部分，其性质及证明作用，也与前述相同，且其两人均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是与被上诉人联系密切、利益一体的人员，其证言不能偏听偏信。特别是，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7日对马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与其在此前庭审中的陈述有部分矛盾，其在庭后几个月再作对上诉人不利的陈述，不应该采信，否则不符合证据的采信规则，甚至是违法的。3、上诉人2019年12月3日提供的《桶装水供水服务合同》、《陈列协议》、《同城网络服务单》、《活动方案申请表》、《特供客户合约》，不能证明上诉人销售的矿泉水就是被上诉人直接售卖的系列产品，因为其只是名将公司的代理销售人，结合上诉人与名将公司存在事实上买卖合同关系（直接打款给名将公司直接收取货物），以及被上诉人不可能有相应数量的货物售卖给上诉人的事实，上述证据不具有排他性，不必然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其实根本上就是第三人陈春媚签收的《送货单》及其证言，其他所谓的“参考”证据，都是建立在该《送货单》及陈春媚的证言是否真实、是否有效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真实有效，其他证据方有“参考”的意义，如果不真实、无效呢？也就无所谓“参考”了。而事实是，陈春媚的签收行为无效，且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利益一体，其签字的《送货单》及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理由：第一，陈春媚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对上诉人无效，没有约束力。陈春媚是2017年12月底才到上诉人处任兼职会计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正式员工，其在此时间前签字的《送货单》，不可能代表上诉人，而且无论如何，事实上，兼职会计不可能也没有代为签收货物的工作职责范围及职权，上诉人没有进行授权，更加没有追认，陈春媚的所谓签收行为，属于典型的无权代理。事实上，在现实中，兼职会计的职业非常普遍，如果不管事实如何，只要有任何兼职人员（即使是公司正式员工）的签字，不必考虑其工作范围及职权、是否取得授权或追认，是否实际发生了该事实，只要“代为签字”就是有效，那对全中国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灾难。这当然是荒谬的，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买卖合同，不知道陈春媚所谓的代为签收《送货单》的行为，更加没有见过所涉的产品，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向上诉人追索过所谓欠款，被上诉人明知陈春媚是兼职会计（而且还是被上诉人的会计）其所谓的签收行为涉及的实际权利义务有可能并不直接约束上诉人（甚至是陈春媚签字的《送货单》根本不符合事实）且结合其他证据，其与陈春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被上诉人怎么可能是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呢？陈春媚的行为当然也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第二，陈春媚不仅是上诉人的兼职会计，同时也是被上诉人的会计，此外，陈春媚还另外开设有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10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陈春媚占股60%）并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也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根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6日收到名将公司的《证明》等材料可知，名将公司售卖名将矿泉水给被上诉人时，在其《送货单》上的经手人就是陈春媚，甚至有的《送货单》收货人为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另有两张收货单位写为玉林哎呀呀商贸公司）经手人亦是陈春媚，可见，陈春媚也属于被上诉人的员工，这与马某的证言是一致的，同时，陈春媚的公司还与被上诉人、名将公司有业务来往，不排除其中存在不可告人的利益纠葛。无论如何，陈春媚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春媚在如此确凿的证据下，仍然矢口否认，那么，在没有其他独立的更可信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欠付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陈春媚的证言进行判决，不是公然违反证据规则吗？其判决结果能合理合法吗？第三，所有的《送货单》均是被上诉人自己购买的，132份，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半以上，但均是连号的，这非常不合常理。这么长时间，被上诉人在其代理范围为整个广西的情况下，只做了一个客户的生意？可能吗？陈春媚签收《送货单》的行为，不值得怀疑吗？如前所述，2017年12月20日名将公司第一次发货给被上诉人之前，被上诉人不可能有名将系列产品售卖，也就是说，在此时间之前陈春媚所签收的所谓《送货单》，肯定是伪造的，进而可以合理推断，其他所有的《送货单》均是伪造的。第四，并不是如被上诉人所说，向上诉人追索所谓的欠款未果才起诉至法院，事实上，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找过上诉人，而是直接起诉至法院。一般而言，原告起诉时，在己经认定代公司签收材料的人为公司职员、属于代表行为的情况下，不会故意、直接列该签收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而被上诉人知道所有的所谓事实都是要建立在陈春媚的证言基础之上，故在《民事起诉书》中直接就把陈春媚列为第三人，以起到证人的作用。而陈春媚在庭审中，只要是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事实，一概承认，“无异议”，而对上诉人有利的，要么是否认，要么就是“无法确认，不清楚”。结合前述有关事实，如果说被上诉人与陈春媚之间存在“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属于合理怀疑的，也就是说，这种一系列反常的举动，法庭应该对此进行回应，才能使得判决真正做到合理合法。二、本案一审遗漏诉讼主体，程序违法。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被上诉人与名将公司之间的产品代理合同关系，二是上诉人与名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将名将公司追加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这样才能更好的查清案件事实，才能得到公平、公正、客观的判决。而一审法院遗漏该诉讼主体，既导致事实不清，也不合法。三、本案存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陈春媚合伙串通提起诉讼，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甚至是违法犯罪。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13号）也列举了如下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从前述可知，被上诉人与陈春媚存在伪造事实的行为，己经涉嫌犯罪，建议法庭中止本案审理，移交侦查机关进行侦查，以查明事实；上诉人愿意承担所述不实的任何法律后果，并保留追宄其刑事责任的权利。 被上诉人德池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1.被上诉人提供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证实被上诉人是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未经被上诉人同意，在广西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企业是不得擅自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上诉人在2019年3月30日前经营名将矿泉水系列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提供的桶装水供水服务合同、陈列协议、同城网络服务单、特供客户合约活动方案申请表等证实上诉人是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被上诉人是广西名将矿泉水系列的代理商，因此上诉人所销售的名将系列矿泉水是被上诉人所供应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上诉人虽然提出异议，但一审被告覃标、王立庆都承认第三人陈春媚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并兼职会计工作，第三人陈春媚在上诉人处工作到2019年3月底，陈春媚在上诉人处工作是签收货物（矿泉水系列)和进行会计的入账，陈春媚2019年4月初离开上诉人处己把相关材料交接给上诉人，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己确认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名将矿泉水系列，并且上诉人申请的司法鉴定也证实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属第三人，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上诉辩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第三人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履行上诉人安排的工作，送货单的货物第三人己签收，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和名将公司2020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转款是被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和覃标转款到名将公司，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5、上诉人以18.9L矿泉水进货单价5元，《送货单》的单价也是5元，认为不符合常理，这是上诉人的误解，被上诉人是广西代理商，销售主要是数量，并且代理合同约定“第一年桶装水是买一桶送一桶，支装水（5L水除外）买一件送一件，一年后桶装水买十桶送二桶，支装水买十件送三件”，被上诉人销售越多利润就越多。6、上诉人成立时间是2017年9月21日，被上诉人2017年8月28日供货给上诉人，名将水代理合同是2017年12月7日才签订，上诉人认为上述时间存在矛盾，以此证实买卖合同不存在，但现实中普遍都在一边经营一边办理营业执照的现象，即先上车后买票，上诉人在无证据前提下不能否定2017年9月21日前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上诉人应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工作人员第三人签名的送货单，证明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数量、价款及货款总额,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8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等证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买卖货物的种类、数量、价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上诉人应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给被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无事实和证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王立庆述称，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覃标未作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陈春媚述称，一审判决正确。 德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被告王立庆、覃标对第一、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初，原告德池公司得知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欲找一个经销代理商，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在广西区域销售，遂与名将公司洽谈，双方就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销售业务进行了协商，由原告对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先进行试销，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后，再进行长期合作。由于原告的试销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业绩得到了名将公司的认可。为了保障消费者、经销商和厂家三者的合法权益，经原告与名将公司协商一致后，双方自愿达成经销协议。2017年12月7日，以名将公司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双方均在该产品代理合同书上加盖公章，予以了确认。名将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告正式成为在广西区域内（除了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名将公司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交由原告负责经销。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未经原告同意，在广西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企业不得擅自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原告从试销该产品开始，便将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交由被告伍顺公司试销，合同签订后，原告源源不断地向被告伍顺公司供货，将其公司代理的名将公司生产的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都供给被告伍顺公司销售。在原告授意下，被告覃标通过银行转账，于2017年11月15日和12月7日分别转账汇款75000元和225000元，合计300000元到名将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被告伍顺公司也通过银行转账，于2018年6月14日和10月15日分别转账汇款50000元和100000元，合计150000元到名将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转账汇款合计450000元，该款作为被告伍顺公司代原告垫付18.9L的装水桶和预付货款使用，其中75000元作为购买水桶使用，其余款项作为购买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使用，名将公司在2020年1月9日向本院出具的《证明》中已经得到证实。在此期间，被告伍顺公司与有关企事业单位、个人等签订供水服务合同或者与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相关协议书，销售原告提供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直至2019年3月31日原告与被告伍顺公司终止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销售之日止。之后，原购买名将公司的18.9L装水桶，原告在延续使用。原告供货给被告伍顺公司，均有被告伍顺公司的员工（兼职会计）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负责收货，第三人陈春媚在清点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后，即在原告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上亲笔签名，予以了确认，证实收到原告供给被告伍顺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被告伍顺公司除代原告垫付货款450000元给名将公司之外，再也没有支付过货款给原告。原告在向被告伍顺公司多次追索未果的情况下，遂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伍顺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编号：NO2212761和编号：NO3027882的《送货单》，“陈春媚”名字的笔迹是否其本人书写，以及书写时间是否为落款时间提出异议，要求对该证据进行笔迹和落款时间的司法鉴定，并于2019年8月13日向该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该院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的申请，组织原、被告双方选定评估机构后，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伍顺公司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了司法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该院的委托，于2019年11月8日以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作出：“1、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2、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1署期为‘2017年9月6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3、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4、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2署期为‘2019年3月30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的司法鉴定意见。在作出司法鉴定之前，第三人在庭审中对要送鉴定的《送货单》中，“陈春媚”名字的笔迹以及书写落款时间均予以了确认。本案的司法鉴定费用为13320元，被告伍顺公司已经预付。原告在庭审中变更了第二项诉讼请求：由“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变更为：“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另查明，原告与名将公司在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该产品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载明：名将公司委托原告为广西地区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总代理商（梧州地区不在原告代理范围内），原告代理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只能在规定区域内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或超出规定区域范围内销售，特殊情况需跨区域销售的，必须经名将公司授权同意后方可跨区销售；广西代理商的年度销售任务为100万/年，往后的年度销售任务是前年的10%递增依次类推；名将公司对原告实行统一价格：①18.9L：5元/桶（自提价格），②370ml:23元/件（膜包装）、24元/件（纸包装），③530ml:27元/件（膜包装）、28元/件（纸包装），④5L(2瓶装)：18元/件（纸包装），⑤5L(4瓶装)：22/元件（膜包装），⑥以上价格（不含税）签合同起一年内不变，优惠政策为：第一年桶装水买一桶送一桶，支装水（5L水除外）买一件送一件，一年后桶装水买十桶送二桶，支装水买十件送三件；结算方式：先款后货；配送方式：瓶装水送货（唯一指定点，整车发），桶装水自提（名将公司可代办运输）；合同期限为三十年（即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47年12月6日止）；在合同有效期内，名将公司不得在原告经销区域内增设新经销商，如有违反造成法律与经济责任，一律由名将公司承担。合同签订后，名将公司依约提供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给原告销售，由原告在广西地区（梧州地区不在原告代理范围内）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在庭审中，原告向该院提供名将公司出具其公司在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中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和《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以及《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上述证据均盖有名将公司的公章，予以了确认。而《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中的18.9L桶装水和5L瓶装水的进水款项的数据绝大部分是从《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和《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等两明细表整理出来的数据（自2017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在《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中，2018年2月6日实际是2018年2月4日；18.9L桶装水领取数量，在2018年3月15日中领取的数量是640桶，不是610桶，在2018年3月22日中领取数量是600桶，不是640桶。与名将公司邮寄材料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的数据相一致。由于名将公司邮寄材料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没加盖有公司的公章，所以该证据仅供参考使用。因此，从《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表格中，原告在这段时间里向名将公司进水数量和金额，其中进水金额为1018013元[即：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23205件；规格为370ml×12:12元/件,1350件；合计573120元（即23205件×24元/件＋1350件×12元/件=57312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7860件，合计212220元（即7860件×27元/件=212220元）；3、规格为5L:22元/件,1734件，合计38148元（即1734件×22元/件=38148元）；4、规格为18.9L:5元/桶,38905桶，合计194525元（即38905桶×5元/桶=194525元）；5、合计1034213元（即1＋2＋3＋4=573120元＋212220元＋38148元＋194525元=1018013元）]。从原告提供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表格中，自2018年11月11日至12月31日，原告在这段时间向名将公司进水数量和金额，其中进水金额为42045元[即：1、规格为18.9L：5元/桶，8145桶，合计金额为40725元（即8145桶×5元/桶=40725元）；2、规格为5L：22元/件，60件，合计金额为1320元（即60件×22元/件=1320元）；3、合计42045元（即40725元＋1320元=42045元）]。原告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名将公司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款项为1060058（即1018013元＋42045元=1060058元）。从原告提供名将公司出具的《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表格中，自2019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原告从名将公司领取：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1270件，合计30480元（即1270件×24元/件=3048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380件，合计10210元（即330件×27元/件＋50件×26元/件=10210元）；3、规格为5L:23元/件,132件，合计3036元（即132件×23元/件=3036元）；4、规格为18.9L:5元/桶,10485桶，合计52425元（即10485桶×5元/桶=52425元）；5、合计96151元（即1＋2＋3＋4=30480元＋10210元＋3036元＋52425元=96151元）]。由此可见，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被告伍顺公司为原告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款项总合计为1156209元（即1018013元＋42045元＋96151元=1156209元）。上述货款中包括发往桂林的货款有144442元，其中：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3900件，合计93600元（即3900件×24元/件=9360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800件，合计21600元（即800件×27元/件=21600元）；3、规格为5L:23元/件,1054件，合计24242元（即1054件×23元/件=24242元）；4、规格为18.9L:5元/桶,1000桶，合计5000元（即1000桶×5元/桶=5000元）；5、合计144442元（即1＋2＋3＋4=93600元＋21600元＋24242元＋5000元=144442元）。又查明，自2017年8月起至2019年3月止，第三人陈春媚一直在被告伍顺公司工作，既是公司物品收发员，又是兼职会计，而被告伍顺公司的出纳是该公司股东之一即本案被告覃标。2019年3月间，第三人向被告伍顺公司提出了辞职报告，第三人经手的被告伍顺公司财务账目和物品收发明细，经双方核实和结算清楚后，第三人将其经手的财务账目和物品收发明细移交给被告伍顺公司，不再是被告伍顺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德池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于2011年9月6日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杜志业；经营范围：矿产品（除国家规定须审批的项目）、建筑材料（除危险品）、文化体育用品（除危险品）、工艺品、化妆品、五金产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橡塑制品、服装辅料，纸及制品服装草帽、皮革制品、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日用陶瓷、金属材料（除钨、锡、锑、稀土及国家规定须审批的项目）、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原生草药、农副产品、饲料、铸造材料、（除危险品）、花卉、盆景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被告伍顺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于2017年9月21日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股东：王立庆、覃标、李华；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文化体育用口、五金产品、劳保用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散装食品、农副土特产品、化妆品、酒类、卷烟、雪茄烟的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德池公司的诉称意见，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意见和第三人陈春媚的陈述意见，以及本案的证据进行分析，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2、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德池公司？3、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给原告德池公司？如何计算违约金？4、被告王立庆、覃标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德池公司的货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原告德池公司的诉称意见，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意见和第三人陈春媚的陈述意见，，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德池公司与名将公司在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该产品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载明：名将公司委托原告为广西地区（除梧州地区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代理商，原告代理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只能在规定区域内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或超出规定区域范围内销售，特殊情况需要跨区域销售的，必须经名将公司授权同意后方可跨区销售；在合同有效期内，名将公司不得在原告经销区域内增设新经销商，如有违反造成法律与经济责任，一律由名将公司承担。可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告便正式成为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名将公司便将其公司所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交由原告负责经销，未经原告同意，在广西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企业是不得擅自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因此，原告主张其公司是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唯一的总代理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该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不属实，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不存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因此，不存在欠有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事实，其为名将公司销售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已经与名将公司结清，不再欠有名将公司的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该院认为，原告是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唯一的总代理商，不存在被告伍顺公司是名将公司新增设的经销商。原告从试销到正式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开始至2019年3月31日止，总是源源不断地向被告伍顺公司供货，将其公司代理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供给被告伍顺公司销售。而被告伍顺公司向名将公司所支付款项450000元，只是在原告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向名将公司垫付的装水桶和预付货款。对上述事实，有原告出具被告伍顺公司的兼职会计人员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清点货物后在原告德池公司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亲笔签名的单据为凭，第三人陈春媚清对其在原告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上亲笔签名和落款时间，在庭审中已经予以确认，该《送货单》并经有鉴定资质的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证实《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亲笔签名和落款时间的真实性；还有证人甘某是证言证词为凭；有名将公司的员工马某（名将公司广西区域市场总监）的证言证词为凭；有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为凭；有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保存在其公司，由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给名将公司的《证明》为凭。现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辩称，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不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该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还辩称，其公司员工（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与他人串通，涉嫌造假损害其公司利益，以此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出纳是按照有关规定和制度，办理本单位的现金收付、银行结算及有关账务，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工作。工作内容包括：货币资金核算、往来结算、工资结算。工作职能包括：收付职能、反映职能、监督职能、管理职能。其中监督职能是指出纳要对企业的各种经济业务，特别是货币资金收付业务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本案中，原告供货期间，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之一（即被告之一）的覃标系伍顺公司的主管出纳，对公司内部的资金核算、往来结算等应该清楚。再者，2019年3月，第三人陈春媚向被告伍顺公司提出辞职，经双方核算后，第三人陈春媚与被告伍顺公司财务账目交接清楚结束。综上，被告伍顺公司辩称公司员工陈春媚与他人串通，涉嫌造假损害其公司利益，以此反驳原告德池公司的诉请，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这一辩称，，该院依法亦不予采纳。由此可见，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之间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二、关于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德池公司的问题。该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之间既然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那么原告与被告德池公司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现原告主张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于理于法，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从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Ｌ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Ｌ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等证据可知，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被告伍顺公司为原告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合计为1156209元。而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却要求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1074511元给其公司，是对其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这一主张，该院依法予以准许。从被告伍顺公司和被告覃标向本院提供的《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转账汇款回单》、《桂林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以及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知，在此期间，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在原告授权同意下，曾代替原告向名将公司垫付了装水桶和预付货款合计450000元，其中垫付的装水桶的款项是75000元，该桶是用于购买18.9Ｌ矿泉水使用的。现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已经终止了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被告伍顺公司不再使用装水桶，现原告仍在经营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原来的装水桶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公司没有使用这些装水桶的情况下，推定原告目前还在使用这些装水桶，按照交易习惯“谁使用谁付款”的原则，原购买装水桶的款项75000元应由原告承担。因此，被告伍顺公司垫付的装水桶75000元，应视为预付货款使用，被告伍顺公司在向原告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1074511元的同时，应扣除被告伍顺公司代原告向名将公司已经垫付购买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450000元。可见，被告伍顺公司所欠原告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为624511元（即1074511元－450000元＝624511元）。三、关于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给原告德池公司，如何计算违约金的问题。该院认为，被告伍顺公司拖欠原告德池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经原告多次追讨后，被告伍顺公司仍未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给原告，已构成违约行为，亦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即资金占用费）给原告。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的利率标准计算。现原告主张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尚欠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0%计算，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以624511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0%计算。四、关于被告王立庆、覃标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德池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被告伍顺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王立庆、覃标、李华系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原告德池公司诉称，被告伍顺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为空壳公司，作为被告伍顺公司股东之一的王立庆、覃标存在着出资不实、抽头资金现象，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等，因此，被告王立庆、覃标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告主张被告王立庆、覃标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所欠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原告这一主张，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伍顺公司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624511元给原告德池公司；二、被告伍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德池公司（计算方式：以人民币624511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三、驳回原告德池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4280元，合计33750元。由原告德池公司负担14134元，被告伍顺公司负担19616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伍顺公司提交了新证据三份：1、结算单，欲证明陈春媚与伍顺公司的财务已经结算清楚；2、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欲证明第三人陈春媚是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名将矿泉水代理合同，欲证明德池公司与伍顺公司签订有名将泉水代理合同，双方约定了由德池公司委托伍顺公司作为玉林地区名将矿泉水经销商，合同约定了销售区域，产品价格、结算方式、配送方式等内容。经质证，被上诉人德池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伍顺公司经营名将矿泉水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陈春媚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认为证据2只能证明内部交接，伍顺公司与德池公司是否结算其不清楚。对上诉人伍顺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对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原告供货给被告伍顺公司，均有被告伍顺公司的员工（兼职会计）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负责收货，第三人陈春媚在清点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后，即在原告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上亲笔签名，予以了确认，证实收到原告供给被告伍顺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被告伍顺公司除代原告垫付货款450000元给名将公司之外，再也没有支付过货款给原告。”错误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12月8日，德池公司（甲方）与伍顺公司（乙方）签订名将矿泉水代理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玉林地区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代理商。玉林地区代理商年度任务为100万元每年，往后的年度销售任务是前年的10%递增依次类推。甲方对乙方实行统一价格：①18.9Ｌ：5元／桶（自提价格），②370ｍｌ:23元／件（膜包装）、24元／件（纸包装），③530ｍｌ:27元／件（膜包装）、28元／件（纸包装），④5Ｌ（2瓶装）：18元／件（纸包装），⑤5Ｌ（4瓶装）：22／元件（膜包装），⑥以上价格（不含税）签合同起一年内不变，优惠政策为：第一年桶装水买一桶送一桶，支装水（5Ｌ水除外）买一件送一件，一年后桶装水买十桶送二桶，支装水买十件送三件；名将牌五加仑ＰＣ桶需乙方购买（27元／个）。乙方也可以用其他完好合格的五加仑ＰＣ桶二个换一个名将牌五加仑ＰＣ桶。如期满不再合作，所购买的用桶归乙方所有。结算方式：先款后货（乙方把所订货的规格和数量的全额货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方能发货），甲方指定账户：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定支行，账号：44×××00。配送方式：瓶装水送货（唯一指定点，整车发），桶装水自提（名将公司可代办运输）；合同期限为三十年（即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47年12月8日止）。 再查明，在二审庭审中，第三人陈春媚称，伍顺公司销售的名将矿泉水是由名将公司直接送货到伍顺公司，不是德池公司员工送货，被上诉人德池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参照名将公司的出货单再按照德池公司主张的数额由其签写的，伍顺公司老板没有授权其签写送货单。第三人陈春媚为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陈春媚认缴出资1800万元，占股份60%。2018年7月、8月间，名将公司送有名将矿泉水给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由陈春媚在相关送货单上签收。同时，2018年名将公司销售给德池公司的矿泉水亦有部分送货单系由陈春媚签收。 本院认为，于2017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德池公司与罗定名将公司签订了名将矿泉水广西总代理合同后，于同年次日，被上诉人德池公司又与上诉人伍顺公司签订名将矿泉水代理合同，授权被上诉人伍顺公司作为玉林地区的名将矿泉水代理商。被上诉人德池公司与上诉人伍顺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被上诉人德池公司主张上诉人伍顺公司欠其矿泉水货款1074511元，其提供了由第三人陈春媚签署的送货单予以证明。本院二审中已查明，上诉人伍顺公司购买的名将矿泉水系由罗定名将公司直接派送，上述送货单是由第三人陈春媚按照被上诉人德池公司的要求，参照罗定名将公司的出货单自行签写的，并没有经过上诉人伍顺公司的授权。因此，对上述送货单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参照罗定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推算上诉人伍顺公司收到的名将矿泉水数量。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三人陈春媚还代表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德池公司签收罗定名将公司的送货单。可见，罗定名将公司的上述明细表所列矿泉水，不能认定全部是销售给伍顺公司的。况且，也没有考虑到合同约定的买一送一优惠政策。因此，一审法院该推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双方的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并由上诉人伍顺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罗定名将公司，上诉人亦确实系按合同约定将购买加仑桶的价款和矿泉水货款直接转账到罗定名将公司银行账户，可见，上诉人伍顺公司并不需要与德池公司直接进行货款结算。因此，被上诉人德池公司请求上诉人伍顺公司支付货款1074511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0902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4280元，合计33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5元（伍顺公司已预交），由被上诉人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有南 审判员  陈劲松 审判员  覃惠健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陈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