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106民初700号 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1101105771。 法定代表人：周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凡生，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蓓，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9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554125569G。 法定代表人：薄玉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萍，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红，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凡生和李蓓，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萍和孙燕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到2018年租金10098431元及利息339919.9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运营车辆的广告租金2864794元及利息134260.93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利息暂计至增加诉讼请求之日，请求判决应计算至偿还完毕之日），以上两项共计13347194.93元；3、依法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6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租赁期自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1日共15年的《租赁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租赁物及范围”第1项约定：乙方租赁甲方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内外广告，甲方所有公交停车场、站点、站牌、站名、电车电杆、横杆、车票（含IC卡）、办公及宿舍区内外墙壁体、楼顶等。合同第三条约定：1、根据评估结果，经双方商定每车每年租金为4009元。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4009元/车/年）为当年租金数。2、房产租赁：下元办公楼年租金316265元（评估报告）。小东流厂房年租金63860元（评估报告）。合同第四条“租金支付方式及地点”第1项约定：租金采取分期按季交付方式，每年交付四次，即：1月5日、4月5日、7月5日和10月5日前为预交日期。每次交付当年租金的25%。乙方未能按照合同规定全额上交租金，其差额部分甲方将从乙方租赁保证金中扣除补足，乙方应在2个月内将保证金补足，如不能补足保证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租赁合同》履行至2015年，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于2015年8月2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对《租赁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一是将《租赁合同》第一条第1项变更为：乙方租赁甲方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二是将《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项、第2项变更为：甲乙双方要据评估机构结果（详见并正信源评报字【2015】第0013号），对租赁价格作如下调整：车身广告经营权租金由4009元/车/年调整为5375元/车/年；下元办公楼租金由316265元/年调整为500000元/年；小东流厂房租金由63860元/年调整为8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自2015年7月1日起按调整后的价格支付租金。按照逐年上涨的市场预期，双方同意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1.5%。且每五年根据市场变化再进行一次评估，并按评估价格交纳第六年租金及以后五年内按每年递增1.5%交纳租金。三是将《租赁合同》第四条第1项变更为：租金采取每年提前交付的方式交付，即每年1月5日前交付当年前半年的全部租金，6月30日前交付后半年的全部租金。乙方迟延交付超过2个月，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补充协议》生效后，被告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仅向原告支付部分租金，已构成根本违约。截止今日，被告仍欠付原告租金12963225元及利息474180.83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无理由拒绝支付。 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辩称：一、2016年至2019年，运营公交车数量没有明确约定，也无双方确认，原告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只能以被告客观使用的数量为准计算租金。被告系由原告原广告部改制而来。2010年6月3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为当年租金数…”。但是，2015年8月2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了原《租赁合同》第一条第1项、第三条第1项、第2项等内容，租赁范围变为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且未再约定以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计算当年租金数，而是根据并正信源评报字【2015】第0013号调整了租金价格。协议约定“变更为”即前后约定系取代与被取代关系，也就是说，从2015年7月起，对如何确认运营车辆总数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双方共同的确认。如果原告不能充分举证，只能以被告客观使用的车辆数为准计算租金。其中因修建地铁，2016年3月起有42辆电车停运，相应地，2016年3月-2019年公交车广告媒体租金应予以扣减。 二、原告须举证出租给被告的广告载体符合租赁用途，且符合计租要求。《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依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案涉合同依据并正信源评报字【2015】第0013号评估报告计取租金，该评估报告即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采用的方法和考虑的因素直接影响租金数额。只有租赁物符合评估要素的情况下，原告才能依此收租。案涉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在原告如实声明了原告车辆配置车载电视、拉手、后风档电子屏等的情况，公益宣传需求比例等重大因素后，按照平均上刊率40%分别就车身、车厢内拉手、车厢内挂板、车厢内车尾LED、车载电视等评估了租金标准。原告须证明其租赁物在租赁期间符合评估依据的事实基础，否则便应当相应核减租金数额。例如，根据被告已知的情况，2019年有400辆电车根本无法安装移动电视，因此，该400辆公交车的移动电视租金不应收取。 三、原告未依约尊重被告经营自主权，未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且经被告再三通知，未停播第三方电视广告、拆除车内移动电视媒体，应自行承担2016年-2019年公交车内移动电视媒体的租金损失，不应再向被告主张该部分租金。2010年6月3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后，根据原告的安排于2010年12月1日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下称“大众公司”）签订《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将公交车内移动电视媒体交由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经营，租金1300元/车/年。原告前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潮在（2018）晋01民初1058号案件中对此予以说明、认可。2014年开始，大众公司因原告新购车辆安装有后窗电子显示屏且发布广告影响其业务为由拒付被告租金。为此，被告曾起诉大众公司主张2014、2015年租金，但至今未能执行回分文。被告在大众公司未付租金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筹资垫付了原告2014年、2015年的租金；同时依据案涉合同第六条“甲方（原告）必须尊重乙方（被告）的经营自主权、甲方必须协助乙方搞好车辆广告的张贴、发布与维护”，被告与大众公司合同中关于“大众公司违约，被告有权拆除已安装的电视屏”的约定及《合同法》的规定，从2015年开始不断请示原告停播电视广告、拆除电视媒体，重新选择合作方，但原告始终未配合拆除，直接导致车内移动电视媒体在2016-2019年未能满足被告租赁用途和目的，导致巨额租金损失。只有原告有权停播电视广告和拆除电视媒体，且大众公司是原告安排被告引进的，大众公司出现违约后，被告再三通知原告及时止损，但原告始终置之不理，根据《合同法》第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公交车内移动电视媒体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租金。 四、被告仅承担公交车后窗位置电子显示屏公益广告占比不高于35%部分对应的租金，原告须就此举证。被告现有证据可以证实2017-2019年期间至少有七个月时间公益广告占比达100%，租金应相应扣减。根据原告2015年评估报告，公交车后窗位置电子显示屏公益广告占比35%，但实际运营中，公益广告远远超过该比例，故原告须举证证明符合计租条件的天数和金额。被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2017年有4个多月，2018年有18天，2019年有55天，按原告的要求，公交车后窗位置电子显示屏全部播放公益广告，商业广告停止，此期间的租金被告不应支付。 五、因原告未按约定向被告开具2016年、2017年已交租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被告产生的税务损失应由原告承担。2016年1月18日，原告、被告签订《关于税票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2016年、2017年租金原告均未按该约定开具发票，导致被告产生增值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滞纳金等共计3224541.93元，该损失应由原告承担。 综上，须结合被告实际使用车辆数、广告发布实际情况、公益广告占比情况、原告过错导致车内移动电视媒体租金损失情况计算2016-2019年度应付租金，再结合被告已付租金事实做最终结算。因为账一直没算清楚，现在到底谁欠谁不清楚了。 原被告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各方无异议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订立了《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租赁甲方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甲方所有公交停车场、站点、站牌、站名、电车电杆、横杆、车票（含IC卡），办公及宿舍区内外墙整体、楼顶等；2、乙方租赁甲方下元停车场内办公用房及位于小东流停车场内制作用房等；3、租赁期共计十五年，自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1日止；4、根据评估结果，经双方商定每车年租金为4009元。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4009元/车/年）为当年租金数，房产租赁：下元办公楼年租金316265元（评估报告）。小东流厂房年租金63860元（评估报告）。5、甲方广告载体由乙方统一经营管理。甲方不得随意变更，也不能交由乙方以外的另一方同时经营。2015年8月2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租赁甲方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甲方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二、对租赁价格作如下调整：车身广告经营权租金由4009元/车/年调整为5375元/车/年，下元办公楼租金由316265元/年调整为500000元/年；小东流厂房租金由63860元/年调整为8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自2015年7月1日起按调整后的价格支付租金。按照逐年上涨的市场预期，双方同意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1.5%。且每五年根据市场变化再进行一次评估，并按评估价格交纳第六年租金及以后五年内按每年递增1.5%交纳租金。关于已付租金额，2016年为10295697元，2017年为8526287元，2018年为9570878元，2019年为10872613元。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如何确定2016年至2019年租金额。1、2010年6月30日租赁合同第三条1约定，租金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乘以单车租金基数为当年租金数。2015年8月25日补充协议第二条变更了2010年6月30日租赁合同第三条1的内容，其中只谈到单车租金的确定，没有谈到每年运营车数的确定方法。被告据此认为应当以被告统计的实际发布广告车辆数来确定计租车辆。本院认为被告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补充协议从性质上来讲就是对原租赁合同的补充，如果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当然应当以原合同的内容为准，补充协议第十条也明确约定“原合同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仍适用原租赁合同”。所以计租车辆数的确定方法在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然应当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为准。据此，被告在庭审中提到2016年3月因修建地铁停运42辆电车，故2016年3月-2019年相应租金应当减少的主张，其实还是核定车辆数量的问题，应当“以集团公司上年期末运营车数”为准。2、关于2016、2017被告应交租金数额，被告给原告出具的2份《关于上交公交集团公司2016、2017年公交车媒体年租金情况说明》《薄玉才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被告认可2016年需交纳租金13543697元，2017年需交纳租金12383164元，只不过认为原告不按照被告要求“暂停车载电视播放、拆除电视设备”，且2017年有133天在公交车后风挡LED显示屏免费发布公益广告，故应减免相应费用。而且，原告根据这三份文件，结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可以倒推出2016、2017、2018年计租车辆数，本院经核对认为原告倒推的过程和结果是正确的，可以证明2016年计租车辆为2501辆，2017年为2253辆，2018年为2252辆。3、《薄玉才情况说明》原告认为当庭提供的是原件，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即使该证据是复印件，该份文件叙述的资料详实，与两份《关于上交公交集团公司2016、2017年公交车媒体年租金情况说明》中描述的2016、2017年的情况吻合，本院认为可以认定该文件的真实性。《薄玉才情况说明》第6页最后一段，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薄玉才认可2018年上半年应交纳租金为6235179.26元，只不过认为与2016、2017相同的原因，不应交纳其中部分费用。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2018年下半年被告应交纳租金为6235179.26×(1+1.5%)=6328707元，2018年全年应交纳租金为12563886元。4、关于2019年租金，《关于确认2018年底公交车实际运营车辆数之事宜》《关于在用营运车辆说明》《请示报告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认可的2018年底实际运营车辆数量为2320台。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递增办法，2019年上半年应交纳租金为5375×(1+1.5%)×(1+1.5%)×(1+1.5%)×2320÷2=6519805元，2019年下半年每台车租金为5375×(1+1.5%)×(1+1.5%)×(1+1.5%)×(1+1.5%)×2320÷2=6617602元，2019年全年应交纳租金为13137407元。 二、评估报告的地位问题及被告请求的减免费用有无依据。从补充协议第二条的内容看，评估报告是确定2015年7月1日后租金的依据，该第二条约定车身广告经营权租金由4009元/车调整为5375元/车，且双方同意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每年递增1.5%，其根据就是评估报告。但被告认为评估报告是补充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定本案应付租金的主要依据，进而拿评估报告中的各项指标来约束、要求原告，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哪一项指标与评估报告不符，就应扣减相应费用。本院认为，除非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有相应约定，否则被告的观点没有证据支撑。租赁合同第六条1约定，“因政府、甲方（本案原告）规划房屋拆迁的，乙方（本案被告）立即腾出房屋，甲方不予补偿；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甲方可减少租金但不予补偿”。租赁合同第六条6约定，“由于政府对媒体的调节，所减少的媒体部分从租金中减去”。补充协议第四条则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将（租赁合同）第六条6项删除，并将第十一条1项内容修改为‘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甲方不予补偿’”。被告认为其“承担公交车后窗位置电子显示屏公益广告占比不高于35%部分对应的租金”，其依据就是评估报告第8页“公益广告占比35%”的内容。被告这种以评估报告中的指标要求原告的观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且即便公益广告占比超过35%，公益广告都是政府要求播放的，依据补充协议第四条，由于政府行为所减少的媒体，原告不予补偿。 三、关于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的纠纷与本案的关系，以及原告是否有配合被告停播移动电视广告、拆除移动电视的义务的问题。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案涉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被告租赁原告所属的广告媒体经营权，租赁范围包括：原告所有运营车辆车内外广告，原告所有公交停车场、站点、站牌、站名、电车电杆、横杆、车票（含IC卡），办公及宿舍区内外墙整体、楼顶等；被告租原告方下元停车场内办公用房及位于小东流停车场内制作用房等；租赁期共计十五年，自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1日止。2010年12月1日，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签订《公交车辆广告代理合同》，约定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租用被告所辖太原市所有公交车的车内电视和电子显示屏媒体用于广告业务，租期自201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以上两份合同，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从法律上讲是相互独立的，必须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所以被告与山西大众移动电视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从法律上讲与原告无关。被告认为原告应配合其拆除车内电视，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公交车车载电视所有权属于原告，且从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没有看到原告有按照被告指示拆除车载电视的义务。原告称即使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终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拆除，也应有协助执行通知书才能拆除。本院认为原告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关于原告有无协助被告停播车内电视广告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有这样的协助义务。但在被告与第三人合同解除前，被告可以向第三人依约主张各项费用，故原告未协助被告停播广告，在被告与第三人解除合同前（2019年5月底前）没有给被告造成损失。双方合同于2019年5月底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后，被告可以向原告主张此项损失，损失金额可以参考评估报告中的1300元/车/年计算，并参考合同约定的每年1.5%的递增额。以上损失应当从原告主张的租金中扣除。该项损失为2019年6月至12月的损失，共计1300×(1+1.5%)×(1+1.5%)×(1+1.5%)×2320÷12+1300×(1+1.5%)×(1+1.5%)×(1+1.5%)×2320÷12×(1+1.5%)×6=1863350元。 四、关于税票，2016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关于税票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查明，原告给被告出具的发票确实有一部分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关于损失大小，只有被告自己制作的《公交广告媒体租赁发票开具情况说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损失大小，且原告认为被告关于该项损失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故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本案无法处理，被告可另行向原告主张。 五、关于违约损失，租赁合同第七条6项约定每天的违约金为应付租金的千分之一，违约金约定过高。原告在起诉时主张按照1-5年期贷款利率每年4.75%计算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承租使用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2016年至2019年被告每年应当向原告支付的租金分别为2016年13543697元，2017年12383164元，2018年12563886元，2019年13137407元。2016年至2019年被告已付租金为2016年10295697元，2017年8526287元，2018年9570878元，2019年10872613元。故2016年至2019年被告还应付原告的租金为2016年3248000元，2017年3856877元，2018年2993008元，2019年2264794元。其中2019年还要扣除原告因未协助被告停播车载电视广告给被告造成的违约损失1863350元，2019年未交纳租金401444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按照原告主张计息起止时间，并结合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交付时间，本院支持的利息损失为2016年（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0月29日）经核算为141423.34元，2017年为152668.05元（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0月29日），2018年为45806.90元（2018年7月23日至2018年10月29日），2019年为401444元从2019年7月1日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共计15890.49元。2019年上半年被告已交纳租金及因原告未协助被告停播车载电视广告而应当返还被告的租金之和达到了上半年租金数，故被告在2019年上半年不存在欠付租金的违约行为。原告主张的上述计息时点之后的利息损失，在开庭后原告声明暂不主张，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9年欠付的租金10499329元，同时支付违约金355789元，共计10855118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884元（原审一审84430元，重审一审因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补交17454元），由原告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9579元，被告太原新通广告有限公司负担823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乔守忠 人民陪审员  赵建华 人民陪审员  高军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