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243行初37号 原告：冯大国，男，196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晓睿，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平，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渔塘社区杏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3MB1504028Y。 负责人：冉茂波，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温安坤，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榜奎，该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兰，该局职工。 第三人：罗川，男，197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植，重庆泰源（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大国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公安局）撤销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大国，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党委委员杨锦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草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中华经本院公告传唤，期间届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大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第〔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撤销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第〔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行政复议撤销后，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第〔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原处罚决定事实和法条、处罚结果均一致，该决定违法，应当被撤销。 原告冯大国在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快递运单2份；2.中国铁路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托运单4份；3.上海铁路局退费报销凭证8份；4.火车票14张；5.物证、水盆3个（本院登记拍照后实物返还给给原告进行保管，被告当庭质证）；6.罗中华本人照片1张；7.手指照片一张；8.冯云凤、梁文荣证明各一份；9.处罚决定书；10.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的处分决定有问题，有点夸大其词。 被告黔江区公安局辩称，被告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第〔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的。理由如下：1.原告就被告行政处罚一案申请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已经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2月，原告冯大国回家过春节时，通过中铁快运公司托运一批水桶、塑料盆、衣架至黔江。原告从黔江正阳火车站中铁快运营业部提货后，以其托运的物品部分损坏、丢失为由，多次找中铁快运黔江营业部员工第三人罗中华协商理赔事宜，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7月18日上午，原告到黔江正阳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往杭州打工，顺便再次到中铁快运部找到第三人交涉理赔事宜。交涉过程中，原告拿走第三人的手机，并与第三人就理赔事宜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原告用拳头朝第三人胸口打了两下，又向第三人胯部、大腿部踢了两脚，第三人未还手。后经黔江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断，第三人所受伤害为软组织伤。2018年7月18日9时37分，第三人向被告报警称‘在正阳火车站行包房外面有人打他，请处置’。接到报警后，被告的派出机构正阳派出所民警张永林、陈琳，文职人员邹鹏依法出警处置。在讯问过程中，民警要求原告配合前往派出所说明情况，原告不予配合。民警遂依法对原告实施强制传唤，在伴随挣扎反抗的情况下，原告被强制带上警车。同日，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履行受案登记、询问，补办强制传唤手续，拟处罚告知等程序。最终，被告以原告殴打他人为由，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故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符；2.原告冯大国殴打第三人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如前所述，原告将第三人手机拿走，并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但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因此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殴打他人；3.原告殴打第三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公安部于2018年6月5日公布了《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公安部裁量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该意见第二部分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一）被侵害方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二）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三）因民间纠纷引发且行为人主动赔偿合理费用，伤害后果较轻的；（四）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依据该规定，原告殴打第三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4.被告重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属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以《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重庆市裁量基准》）规定为由，认为被告对原告给予行政处罚时未对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进行判别，撤销了被告原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重庆市裁量基准》由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于2013年11月21日印发，《公安部裁量指导意见》颁布于2018年6月5日。被告认为原告的殴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应当依据《公安部裁量指导意见》的规定进行判别，而不是依据《重庆市裁量基准》。因此被告依据《公安部裁量指导意见》的规定，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幅度对原告给予处罚决定，被告重作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特别注明判别依据。因此，被告认为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所规定“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所作黔江公（治）行罚决字第〔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的，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事实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份证明；3.授权委托书；4.行政案件卷宗（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审批表、传唤审批表、受案登记表、冯大国询问笔录、罗中华询问笔录、处警民警、辅警亲笔证词、伤情照片、诊断证明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复核意见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冯大国户籍信息及前科查询情况、送达回执、情况说明）；5.黔江府行复（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7.公安机关对部分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8.黔江府行复（2018）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法律法规无误、程序合法。 第三人罗中华未向本院作出陈述，也未向本院举示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冯大国对被告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3无异议；对第4份证据事实认定部分有异议，手机我并不是在民警要求下归还的，而是自行归还的。我与罗中华发生纠纷应当调查我两人，而不是只对原告一个人进行调查；对第5份证据有异议，公安机关有点夸大其词；对第6份证据有异议，被告互相推诿，原告殴打罗中华是不成立的；对第7份证据有异议，原告和第三人在火车站并不是打架，原告殴打罗中华是不成立的，公安机关并没有调解这个事情，单方面就把原告拘留了；对证据8无异议。 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冯大国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第1至第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第7号证据不清楚拍摄时间，与本案无关联；对第8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第9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10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系依法收集，程序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原告冯大国回家过春节时，通过中铁快运公司托运一批水桶、塑料盆、衣架至黔江。原告从黔江正阳火车站中铁快运营业部提货后，以其托运的物品部分损坏、丢失为由，多次找中铁快运黔江营业部员工即第三人罗中华协商理赔事宜，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7月18日上午，原告到黔江正阳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往杭州打工，顺便再次到中铁快运部找到第三人交涉理赔事宜。交涉过程中，原告拿走第三人的手机，并与第三人就理赔事宜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原告用拳头朝第三人胸口打了两下，又向第三人胯部、大腿部踢了两脚，第三人未还手。后经黔江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断，第三人所受伤害为软组织伤。2018年7月18日9时37分，第三人向被告报警称‘在正阳火车站行包房外面有人打他，请处置’。接到报警后，被告的派出机构正阳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置。在讯问过程中，原告不予配合。民警遂依法对原告实施强制传唤。 2018年7月18日，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受案登记，并补办强制传唤审批单。同日，被告对第三人罗中华和原告冯大国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对冯大国的询问笔录中，冯大国拒绝被告将传唤情况通知其家人，并承认有殴打第三人罗中华的事实。之后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了原告因其殴打他人，被告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其作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冯大国在该拟处罚笔录上书写其并未抢罗中华的手机，也没有拒绝民警执行公务。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了复核并出具了复核意见书。同日，被告对原告殴打他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内部审批。2018年7月18日，被告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行为人冯大国……现查明2018年7月18日9时许，违法行为人冯大国到重庆市黔江区正阳火车站中铁快运部找罗中华索赔，其间，冯大国对罗中华实施殴打，其行为构成殴打他人。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冯大国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案件照片、诊断证明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冯大国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最下方注明：冯大国拒绝签字。民警况琪巍、姚丹。被告冯大国随后被送往拘留所执行了拘留。2018年8月7日，原告冯大国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适格，原告冯大国在和第三人罗中华交涉过程中殴打了第三人罗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由该法律条文可知，针对“殴打他人”的违法情形存在“一般情形”和“情节较轻”两种处罚幅度。《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二十二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行为，“情节较轻”按以下标准掌握，给予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亲友、邻里、同事、熟人之间因纠纷引起，双方均有过错;（二）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三）在校学生、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殴打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四）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由被侵害人的过错引起且后果较轻的；（五）尚未造成轻微伤的；（六）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时，并未对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进行判别，而是径行选取了殴打他人的“一般情形”处罚幅度对原告进行处罚。黔江区政府认为，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对原告的行为属于殴打他人的“一般情形”还是“情节较轻”进行认定，在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所实施的殴打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的前提下，被告直接对原告按照殴打他人的“一般情形”进行行政处罚，属于案件事实未查清，处罚证据不充分。故黔江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撤销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并向原、被告双方进行了送达。 2018年10月10日，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事实部分与62号处罚决定书一致，法条部分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冯大国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作出后，被告向原告进行了邮寄送达，但其未能举示邮寄的时间以及原告冯大国收到邮件的依据。 原告冯大国于2019年7月5日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该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向原告冯大国邮寄了预交案件受理费通知。原告冯大国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院遂于2019年9月23日裁定该案按照撤诉处理。2019年11月15日，原告冯大国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该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黔江区公安局作为黔江区的公安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办理辖区范围内治安行政案件的法定职责，其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符合撤销条件。 关于程序是否合法。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受理案件后，依法补办了强制传唤手续，并询问了原告是否通知家属，在调查过程中，黔江区公安局听取了原告冯大国的陈述和申辩意见，且对陈述和申辩意见进行了复核，保障了其权利。黔江区公安局在原决定书被撤销后，在复议机关给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依法进行了送达，故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合法。 关于事实认定问题。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冯大国殴打第三人罗中华，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由该法律条文可知，针对“殴打他人”的违法情形存在“一般情形”和“情节较轻”两种处罚幅度。从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可知，其适用的是上述法条中“一般情形”的处罚幅度。《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版）》第二十二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行为，“情节较轻”按以下标准掌握，给予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亲友、邻里、同事、熟人之间因纠纷引起，双方均有过错;（二）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三）在校学生、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殴打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四）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由被侵害人的过错引起且后果较轻的；（五）尚未造成轻微伤的；（六）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该条规定对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进行了详细列举，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对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规定“情节较轻”情形进行认定，在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所实施的殴打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的前提下，被告直接对原告按照殴打他人的“一般情形”进行行政处罚，属于案件事实未查清，处罚证据不充分。被告辩称本案应当适用《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一）被侵害方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二）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三）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在校学生初次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悔过态度较好且伤害后果较轻的；（四）因民间纠纷引发且行为人主动赔偿合理费用，伤害后果较轻的；（五）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本院认为，一是该条规定仍然列举了“情节较轻”的情形,即使适用该条款，被告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应该对原告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形进行查明；二是《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版）》第二十二条与《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43条并不冲突，前者规定更为详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更为充分、有利，也未减损行政相对人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被告在作出处罚时应当优先适用，故对于被告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被撤销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相同理由相同且处罚结果相同，违反了该条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上述规定，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治）行罚决字〔2018〕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冯大国已预交50元），由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为 人民陪审员  毛廷太 人民陪审员  豆文国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孙理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