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坛小学实验学校A-01号。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月，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沙，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法定代表人：朱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妮，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斌，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2号。法定代表人：许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潇，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面二单元。法定代表人：陈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道明，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玫芳，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8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月和罗沙、被上诉人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妮和徐志斌、被上诉人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潇、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一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4400501.17元及其利息（已到期利息1200000元，剩余未到期利息以14400501.17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从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利息为1200000元。以上本息合计：15600501.17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二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被上诉人一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借款的基本情况：1、被上诉人一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于2005年由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创办，2013年3月17日，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二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民办学校举办权转让协议书》（编号:20130318-002），将被上诉人一的举办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二。2014年6月22日，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作出《关于同意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变更法人代表的批复》，被上诉人一的法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许某1（被上诉人二的法定代表人，并要求学校加强学校的各项管理，加大办学后续资金投入，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2、被上诉人二取得被上诉人一的办学权时，被上诉人一的校园建筑物已是年久失修、出现墙体裂缝，墙壁脱落，漏水渗水等建筑物安全问题以及运动场跑道老化、篮球板钢化玻璃破裂、学生午托宿舍床位拥挤、消防设施不完善等诸多安全隐患。2014年5月7日，惠州市惠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惠城教育局安全办分别向被上诉人一的校长朱某1（任职至今）送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记录》，但是被上诉人一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整改，被告二作为学校新的举办人当时资金短缺，没有投入办学资金的能力，也没有教学管理经验，均无法对学校进行整改。3、2015年6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签订《合作协议书》，引进具有资金能力和办学管理经验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进行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合作，由上诉人代借入人民币2000万元及组织完成八项工程：①全部建筑物约21000平方米的内外墙刷新、加固补漏；②所有消防、水电、网线更新、升级改造；③教学楼东、北、南三栋间隔地带约2100平方米加建、改建；④田径场地、篮球馆、游泳池、报告厅等的改建更新；⑤扩建阶梯教室、科学室、兵兵球馆、美术室、书法室、电脑室二室、音乐二室、舞蹈室、名师工作室、小会议室、展示厅等十三个功能室；⑥所有教室及功能室的标准配套、升级；⑦师生公寓、午托室更新、改造；⑧商铺的改造、装修及围墙建筑等。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约定：上诉人代借入款项的其中一部分转入学校账号支付，其中一部分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相关工程队，原则上惠州室市内工程队承担的项目从学校账户支付，其他如设计、钢构、商铺改造、电教设施等由上诉人直接支付后经学校确认归帐。协议书第一条第4款约定代借入款的返还办法：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由学校负责从收取学费中优先返还上诉人160万元，分为二十期，共返还上诉人人民币总款32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为上诉人借入的本金，1200万元属于11年利息和风险承担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约定违约责任：如被上诉人违约，须加倍赔偿上诉人代借款外，并按20年的管理劳务费总额的60%一次性赔偿给上诉人。4、《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时间段提供借款对被上诉人一进行整改（更新、升级、改造），一部分借款直接汇入学校账号，一部分借款代付用于相关工程单位工人工资和工程款。2017年10月10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一、二对借款总金额进行结算和签订《借款确认书》确认，截止至2016年12月份，上诉人共计借款给被上诉人一20017680元，上诉人已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借款出借义务。经上诉人在一审时按照会计法统计，截止至2019年1月18日，被上诉人一按照协议书约定共计偿还了五期借款本息7400000元（包括借款本金5000000元，利息2400000元），其中第一期还款本金1000000元，其余第二至第五期每期还款本息1600000元（包括本金1000000元，利息600000元），尚欠借款本金14400501.17元及其利息未归还。5、2018年1月2日，被上诉人二收到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3民终14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二于2013年3月17日签订的《民办学校举办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018年12月26日，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将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从被上诉人二委派的法定代表人许某1变更为朱某1并强行接管学校，被上诉人一强行停止了与上诉人的合作，也拒绝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根本性违约。2019年3月15日，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向学校发出（2019）美地科教管字第1号《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停止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款项和交付财产的通知》，通知被上诉人一学校方停止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任何款项，致使被上诉人一已经不能履行还款义务，造成上诉人的债权及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没有适用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除了约定合作办学之外，还明文、明确约定了借款的内容，包含了借贷关系，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且已经实际履行、具备借贷合同生效要件，借贷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1、被上诉人一需要巨额借款2000万元的原因和证据：第一，2014年5月7日惠州市惠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惠城教育局安全办分别向被上诉人一送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记录》（见被上诉人二提供证据），证实：学校校园建筑物已年久失修、出现墙体裂缝，墙壁脱落，漏水渗水等建筑物安全问题以及运动场跑道老化、篮球板钢化玻璃破裂、学生午托宿舍床位拥挤、消防设施不完善等诸多安全隐患，急需投入巨资进行整改。第二，2014年6月22日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作出《关于同意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变更法人代表的批复》（见被上诉人二提供证据），要求学校加强学校的各项管理，加大办学后续资金投入，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证实：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对学校加大投入资金。第三，学校已出现严重拖欠教职工工资及各项欠款的情况，例如，在2015年5月9日因学校资金困难，被上诉人一向朱某1借款人民币22万元及向许某2（公办教师）私人借款10万元用来发放教师工资。事实上，2015年5到8月按每个月平均开支160万元计算正常开支，学校资金缺口已经达到640万，还不包括各项欠款。第四，2015年6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签订《合作协议书》（见上诉人提供证据1），第一条第1款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二合作，由上诉人代借入人民币2000万元及组织完成八项工程对学校进行整改、升级改造更新，证实：被上诉人一均没有经济能力、无法对学校进行整改，需要引进具有资金能力和办学管理经验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进行整改。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其三，被告一提供的多年银行流水，证明被告一每年有巨额的学费收入，无须大额举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的“而且有自行支付学校整改维修及设备款的记录”不属于本案债务及其争议范围。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书》除了约定合作办学之外，还明文、明确约定了借款的内容，包含了借贷关系且该内容符合借贷合同关系的形式要件。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书》关于借贷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规定的书面形式及主要条款，也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规定的“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原告没有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借贷凭证”、“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第2款、第3款等约定了“代借入”、“借入款项”、“借入款”的借款性质，借款金额“2000万元”以及借款用于“学校必须进行整体维护和更新”的用途。第二，《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约定了借款的支付方式：一部分转入学校账号，另一部分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工程队。第三，《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约定了工程在2015年7月开始至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的时间，也就是借款的使用时间。第四，《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4款约定了借款本息的偿还时间以及借款利息：分二十期，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每学期/每期偿还借款本息160万元，共计应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1200万元。双方参照等额本息法按照借款年利率10.214%，每期偿还本息160万元，概算出2000万元借款本金，十年的利息总额为1200万元。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且对‘利率’无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况且，借款合同并不一定约定了利息，有无约定利息不是借款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要件。第五，《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约定了被上诉人违约的违约责任。因该违约责任超过了年利率24%的法定最高标准，上诉人按照年利率24%主张违约责任。3、借贷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已经具备借贷合同生效要件，借款合同依法生效：第一，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给被上诉人一有两笔：2015年12月16日支付51万元，2015年2月23日支付7万元。证据有：《收款收据》（见上诉人提供证据3）。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规定的以现金支付借款的借款合同生效要件。第二，上诉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给被上诉人一有五笔：2015年7月23日转账300万元，2015年9月1日转账300万元，2016年11月30日转账240万元，2016年12月12日转账160万元，2016年12月14日转账250万元。证据有：银行转账的《业务回单》或《电子回单》（见上诉人提供证据3）。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规定的以银行转账支付借款的借款合同生效要件。第三，上诉人按照约定直接将借款支付给工程队共五笔（按照会计记账记录）：2015年11月30日支付学校室内外加固翻新项目218.188万元，2015年12月31日支付学校翻新工程、11月份工资、材料款105.58万元，2015年12月31日支付午托室装修材料19.88万元，2015年12月31日支付9月份翻新工人工资40.02万元，2016年12月15日支付装修建筑款310万元。证据有（见上诉人提供证据4、5、6）：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和工程队签署的《委托付款协议书》、工程队开具的《收款收据》、发票、朱某1审批的《费用报销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规定的以其他方式提供借款的借款合同生效要件。上诉人认为，上述借款的证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债权凭证”，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债权凭证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借款确认书》（见上诉人提供证据2）证实：抬头和内容均明确确认款项的性质、法律关系为“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借款本金2001.768万元实际已经支付且符合借贷合同生效要件。上诉人认为，《借款确认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和《借款确认书》“是另一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5、被上诉人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履行了前五期的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第一期2016年9月5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第二期2017年2月10日偿还借款本息160万元，第三期2017年8月26日偿还借款本息160万元，第四期2018年2月23日偿还借款本息160万元，第五期2018年8月22日偿还借款本息160万元。证据有（见上诉人证据7）：朱某1等人审批的《费用报销单》、上诉人开具的《收款收据》、《网上银行单子回单》，《费用报销单》、上诉人开具的《收款收据》均明确载明“借入款及利息”、“返还第X期借入款100万元及利息手续费60万元”、“返还借款及利息与风险补偿”，《网上银行单子回单》均明确载明款项性质为“返还借款”，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存在借款本息的债务，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已经支付借款，被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已经偿还部分借款本息。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除了上述原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关于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之外，原审判决还存在以下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但是司法解释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2、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合作协议书》、《借款确认书》、支付借款的债权凭证、偿还借款本息的凭证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借款合同和债权凭证，但是原审判决却适用该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没有对借款合同和债权凭证进行举证。3、上诉人已经对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合同关系提供了充分的、关联的证据，但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没有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合作协议书》、《借款确认书》“是另一法律关系”，这是被上诉人一的主张，但是原审判决却错误地将该举证责任倒置，错误分配给上诉人承担，违反了举证原则。5、原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是另一法律关系”，但是却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规定，对其认定的另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而是作出“原告无诉请，被告亦无反诉，本案不予审理”的处理。6、原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规定，对本案借贷事实进行审理、查证、认定。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判如所请。另，上诉人庭审时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案由应为合作合同纠纷，往来款项均是合作关系下产生的带有合作性质的款项，“代借入款项”的支付方式，仅为合作框架下双方设置的合作方式之一，本质上为合作行为进行服务。一审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开展的审理，忽略了本案最重要及基础的法律关系，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应当被纠正。（一）本案从合同目的、合作背景、合作模式而言均为合作合同的法律关系，与单纯的以借款为目的的民间借贷案件存在本质上区别。1、双方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书》，产生合作合同的法律关系，对应的往来款项应当为合作性质项下的款项。2、本案合作背景：2014年5月7日，相关教育部门向被上诉人一下发《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记录》等文件，指出被告一建筑物、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上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整改，但当时被上诉人一并未彻底整改。2015年，被上诉人一、二欲寻求有资金实力及教育经验的合作伙伴，将被上诉人一的硬件设施及软件教学质量做一个提升，因此引入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并在协议抬头写明了“为把被告一打造成一所优质、高端、现代化的特色学校，走教育管理专业化、集团化的道理，现就学校硬件建设和全面管理工作进行深度合作”合作背景及目的。3、合作模式的设置：根据《合作协议》第一、二条的约定，双方合作事项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改造。由上诉人引入2000万元装修改造资金，使得被上诉人一在硬件设施上获益，与此对应的，上诉人获得相应利润作为投入改造资金的回报。为降低上诉人合作风险，确保上诉人合作的资金得以收回，双方对此部分合同款项采用了“代借入款项”的模式进行，被上诉人一、二分11年返还上诉人支出的资金及上诉人对此应有的利润。此合作模式的设置，对合作双方而言公平合理，降低上诉人合作风险的同时，也可使学校达到改善硬件设施的目的，且长达11年的还款期限，也不容易产生资金还款压力，“双赢”的模式，符合合作行为理念。其二，对学校软件教学质量做提升。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由上诉人全权管理被上诉人一，利用上诉人专业、集团的优势，提高学校管理及办学质量，使得被上诉人一、二获益。与此相对的，上诉人可凭借此收取管理的劳务费。双方对此将合作周期设置为20年，上诉人按年度收取劳务费，公平合理，符合常规教育机构合作的交易模式。综上，本案从合作背景、合作目的、合作模式上均符合合作法律关系，案由应为合作合同纠纷。其中涉及到的“代借入款项”的行为也仅是合作方式之一，系为整体的合作项目服务，而非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直接合同目的。《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合作，合作双方一起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及改善软件教学质量，上诉人以此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本案并非单纯的以借款为目的获取利润的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一审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按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思路与法律适用界定本案事实，却忽略了本案所有的民事行为均是在合作的前提与背景下发生，使得判决中对诸多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本案实质上为合作合同纠纷，双方的民事行为均建立在合作前提下展开，而一审立案时将本案确定为“借贷合同”的案由，并以单纯的“民间借贷”审理模式及思路看待本案事实，存在诸多错误认定的情形，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中指出，双方对“利率”无约定，不符合借贷合同的形式要件（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一段）。但此行为符合“合作合同”的交易习惯。《合作协议》第一条第4款中约定了“1200万元属11年利息和风险承担补偿”，此部分内容正是本案中“代借入款项”2000万元的合作收益。正因不属纯粹的民间借贷，所以对于合作回报的表述并未按照民间借贷的习惯进行表述，合情合理。2、一审判决书中指出，上诉人（原告）的付款凭证中没有标注“借款”，而是使用的“往来款、现金、工程款”等字样（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一段）。但此行为符合“合作合同”的交易习惯。正因为合作双方之间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对合作模式进行了清楚的描述，所以在执行合作协议的过程中，无需依照民间借贷行为对往来款项做特别标注，且“借款”本质上亦属于“往来”的一种类型，此行为合乎合作模式常理。3、一审判决书中指出，上诉人（原告）并未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借贷凭证（判决书第13页第一行）。但此行为符合“合作合同”的交易习惯，正因为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代借入款项”只是合作的方式之一，因此，在《合作协议》存在且清楚的约定了“代借入款项”的合作模式的情形下，无需再依照单纯的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签订借款凭证，符合常理。4、一审判决书中指出，上诉人（原告）提出的是解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判决书第13页第一段），但事实上，原告一审诉讼请求是提出解除《合作合同》的合作关系。综上所述，因本案实为“合作合同纠纷”，此项下的审理模式及交易习惯，与单纯的“民间借贷”的审理模式和交易习惯有着本质的区别，故一审法院在案由、审理模式错误的前提下，对事实的认定亦发生错误，应当被纠正。二、上诉人已按《合作协议》实际支付“代借入款项”20017680元，在合作期间双方存在的其他往来款项亦符合《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对此事实进行审查认定的情况下，驳回了上诉人的诉求请求，属认定不清。如前所述，因双方之间合作模式分为两模块，其一为直接“代借入款项”，用以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整改，其二为对学校软件教学质量做提升，代为管理学校日常工作。因此，双方之间所有的往来资金均是围绕此两模块展开：（一）代借入款项模块（用于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整改）涉及的往来款项。依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此部分资金一部分直接转入学校账户，由学校账户支付给相关单位；另一部分直接由上诉人支付给相关工程队。具体支付明细及资金到账后走向为：1、直接转入学校账户，由学校账户支付给相关单位的部分。序号支付时间支付金额（元）支付方式学校收款账号支付后资金流向（银行流水体现）相关证据12015/7/233000000银行转账尾号7529工行账户分散支出。主要用于：1、购买电脑、窗帘；2、支付保安培训费用；3、支付预定作业本费；4、购买静电地板；5、交税；6、支付深圳市某有限公司工程款；7、支付教职工工资及公积金；8、安装多媒体教学设备；9、支付外墙石漆工程款；10、购买文具清洁用品等。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学校尾号7529账户交易流水》22015/9/13000000银行转账尾号6574工行账户于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25日、2015年9月30日，300万元全数被支付到学校7529账户上，主要用于支出：1、教职工工资；2、支付农产品配送公司菜款；3、购置电脑、多媒体电教平台；4、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工程款等。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学校尾号6574、7529账户交易流水32015/12/16510000现金/用于学校硬件设施整改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学校的《收款收据》42016/2/2370000现金/用于学校硬件设施整改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学校的《收款收据》52016/11/302400000转账尾号7529工行账户同日，全额支付至深圳市某4有限公司，做工程款。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学校尾号7529账户交易流水》62016/12/121600000转账尾号7529工行账户同日，全额支付至深圳市某5有限公司，做工程款。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学校尾号7529账户交易流水》72016/12/142500000转账尾号7529工行账户同日，全额支付至深圳市某6有限公司，做材料款。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学校尾号7529账户交易流水》合计13080000/2、直接由上诉人支付给相关工程队的部分。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序号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付款方式对应证据链备注12015/10/17801200现金收款收据、发票、验收报告此笔款项虽为现金支付，但是第三方装饰公司在不同时期出具的收款收据、发票以及验收报告形成证据链，佐证付款的真实性。22015/11/490000032015/11/1697648042015/12/560110052015/12/19558900合计3837680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序号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付款方式对应证据链备注12016/12/19800000现金收款收据、发票、验收报告此笔款项虽为现金支付，但是第三方装饰公司在不同时期出具的收款收据、发票以及验收报告形成证据链，佐证付款的真实性。22016/12/2580000032017/1/580000042017/1/20700000合计3100000综上所述，上诉人依据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在“代借入款项”部分实际支付共计20017680元的款项，有付款凭证、收款账户银行流水、收款人收据、第三方工程队发票及验收报告等证据，已形成闭合的证据链，佐证上诉人已实际支付款项的事实。且根据被上诉人一提供的学校银行账户流水可见，学校在收到上诉人提供的“代借入款项”资金后，亦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工程款的支付上，并未如被上诉人所述回到上诉人账户，不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因此。上诉人针对“代借入款项”合作部分的实际出资为20017680元，应当被认定。被上诉人一针对此部分的款项，实际还款本金500万元、利息240万元，具体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所示：序号还款时间还款本金利息付款方式备注12016/9/51000000未支付银行转账第一期本息22017/2/101000000600000银行转账第二期本息32017/8/261000000600000银行转账第三期本息42018/2/231000000600000银行转账第四期本息52018/8/221000000600000银行转账第五期本息（二）对学校软件教学质量做提升，代为管理学校日常工作模块涉及的往来款项。除前述的“代借入款项”产生的资金流水往来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证据显示的其他往来款项，均是因上诉人对学校日常工作的管理期间，学校产生的日常开支的支付记录，也即《合作协议》第三条第2款中“其他投入资金”（详见上诉人2019年9月4日提交的一审补充证据《洋洋与学校现金、银行转账（往来款、借款、代付款）明细汇总表》内容）。对于此部分费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支付模式：1、由上诉人直接代学校付款，学校核对后确认入账；2、由上诉人出资转入学校账户，而后由学校账户支出。后续学校视资金实力向上诉人返还此部分款项。也正是因日常开支种类繁杂，使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产生了诸多的往来账目。被上诉人一主张的“已还款”及“上诉人虚假出资，出资实际返还了上诉人账户”的抗辩理由，其实均是此部分因日常开支产生的往来还款，故上诉人不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三、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抗辩所述的“恶意串通”、“虚假出资”的情形。（一）上诉人的下列合作细节不符合“恶意串通”、“虚假出资”的常理。1、《合作协议》第一条对于“代借入”用于硬件改造的2000万元款项，双方设置了长达11年的回款期限。若果真为被上诉人所述的存在恶意签订合同以转移财产的目的，此时间的设置不符合逻辑，双方大可将回款年限设置为一到两年，取得到期确定的债权才符合此抗辩的逻辑及常理。事实上，正因上诉人有诚心且善意的合作愿望，希望能将学校经营的更好，建立长久合作关系，方才设置如此长的还款期限。因此，上诉人不存在恶意的情形。2、《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关于劳务费的设置，双方约定了长达20年的支付期限，且每年劳务费费用符合市场同期水平，不存在不公平之处。若果真为被上诉人抗辩称的存在恶意签订合同、转移财产的行为，可设置极短的、不公平的条款，得到确定的到期债权。反而设置如此长的合作获利年限，不符合逻辑。3、纵观整份《合作协议》，没有倾斜于上诉人权益的不公平条款的存在，若果真为恶意串通，双方完全可以设置一份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合同，以尽快转移学校财产。此处事实不符合恶意串通的逻辑。4、上诉人自2015年6月10日与被上诉人一、二开展合作以来，不断的向被上诉人一支付款项，甚至于2019年1月18日（第三人再次取得学校举办权后），还向被上诉人一账户银行转账78万元。若上诉人果真存在恶意串通、企图转移学校财产的目的，学校账目只可能出不可能入，不可能存在如此频繁的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存在，不符合逻辑。综上，上诉人是出于真心对学校的经营管理、长久合作的目的，才与被上诉人一、二签订《合作协议》，参与学校日常管理，垫付日常支出费用。不存在被上诉人抗辩所称的恶意串通的情形。（二）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声称：《合作协议》是恶意串通签订，属无效合同；事实上：并未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合作协议》是恶意串通，相反的，无论从合作开展的背景、目的、条文的设置，协议的执行情况，均符合正常的商业合作模式，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2、被上诉人声称：被上诉人称许某3超越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签订《合作协议书》，许某1无权签订，故《合作协议》无效。事实上：①《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是被告一，并不是许某1个人，许某1仅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其上签字，许某1的权限不影响合同效力。②学校章程为内部规定，不对外公示，合作方与学校的主体签订合同时，学校加盖公章即可，审查内部章程不是必要的流程，也不符合合作交易的常理。③许某1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合作协议有效，被告一应当履行。④若被告一认为《合作协议》为许某1无权签订，给被告一造成损失的，可向许某1进行追偿，但与上诉人无关，更与本案无关。3、被上诉人声称：从交易流水来看，被告一学校的另行维修装修工程，都是学校自行支付，不存在代付的大额装修款行为。事实上：从交易流水可看出，被告一账户上直接支付的装修工程款项，均是在上诉人按《合作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一支付“代借入款款”后产生的，也即被告一支出的装修工程款，实际仍是使用的上诉人一的“代借入款项”，并非学校自主装修。4、被上诉人声称：通过提交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可证明上诉人通过郑某控制了学校财务，转移了学校财产，恶意串通诉讼。事实上：①此份劳动仲裁的裁决书至今未生效，此案件还处于法院诉讼阶段，因此其上载明的任何内容不足以作为有效的证据；②此裁决书仅认定郑某在审批工作中有违规的行为，并未对其他内容做出认定。③郑某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是上诉人意志，不能单凭个别员工可能存在的不规范的行为，就认定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转移学校财产的行为。④劳动仲裁阶段上诉人并未参与，剥夺了上诉人对此事实的陈述释明权，因此仲裁阶段认定审查的意见不能代表全部客观事实。综上所述，本案应为合作合同纠纷，上诉人已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款项，依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被纠正。被上诉人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辩称，本案中的《合作协议书》是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恶意串通，以损害第三人及答辩人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利益，转移及侵占学校资产为目的所签订的，该协议所涉及的借款关系从未真实发生，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明显恶意串通。关于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恶意串通的行为，答辩人在一审答辩状、代理词均有详细叙述，在此，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嘉胜公司主观上，明知没有合法取得学校的办学权益以及学校无需对外举债的情况；客观上，与被答辩人合谋，用虚假的、复杂的交易模式，转移学校资产。其中尤为明显的是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诉讼地位是对立的，存在根本的利益对立，但在一审过程中，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却高度配合，嘉胜公司对于被答辩人的主张几乎全盘认可，在庭审中表现默契，在庭后补充的证据更是惊人地一致，处处体现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更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显然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无论是从签订《合作协议书》开始，还是到本案诉讼，明显相互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恶意损害第三人及学校的利益。（二）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被答辩人主张的代为支付装修款不属实。首先，答辩人在此特别指出，涉案的《合作协议书》系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的，但被答辩人提到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及《现场检测记录》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7日，且明确要求限期整改的日期分别为2014年5月9日、2014年5月17日及2014年8月30日前，逾期整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责令整改的时间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前的一年，明显与被答辩人所声称的基于责令整改而向被答辩人借款的说法不相符。其次，从答辩人提交的流水可以清晰反映，学校自2014年起至2018年期间，答辩人均自行支付学校装修整改款项及设备款，涉及装修整改金额约1300多万元，并不存在被答辩人代付装修款一事。从侧面反映了被答辩人所提交的《委托付款协议书》及《收款收据》是伪造的。其三，根据学校的章程，进行大额举债及进行大型装修须由董事会决定，但本案所涉及的金额高达两千万，却没有经过董事会决议，显然，所谓的借款并不存在。其四，答辩人是一所正规的学校，如须进行如此大额的装修，按正常的交易逻辑，必然需要签订相关的装修合同，出具装修图纸，进行竣工验收，以及对公转账费用。但被答辩人既不能提供合同、施工图纸及验收证明等资料，又不能提供向装修公司对公转账的流水，仅有有一些违背常理及不符合逻辑的支付协议、代付深圳市XX和深圳市XX的报销凭证、票据及工人工资表等资料，伪造痕迹明显（具体理由详见一审质证意见），既不能证明真实装修了，又不能证明所谓的被答辩人代付装修费用行为。2、被答辩人从未真实支付借款本金，反而巧立名目转移学校资金。首先，被答辩人企图用多组自行制作的现金收据，证明其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借款本金，并且上诉状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但是根据法条的规定可知，该法条适用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其法条的精神显然是如果借贷双方均是法人的情况下，如此进行现金交易，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更别说答辩人是一所民办学校，其资金的往来均需要严格的监管，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现金借款模式。同时，被答辩人其缺乏支取现金的交易凭证，无法证明存在所谓的现金交易。其次，答辩人恳请二审合议庭注意，被答辩人在2019年9月4日提交了大量现金《收款收据》，企图证明其现金支付借款本金。但一审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在一审的庭审上，答辩人对其现金支付的方式提出质疑后（可查看一审的庭审录像），被答辩人在庭后突然出现了的大量现金《收款收据》。如果此类现金《收款收据》是真实的，且对被答辩人又是如此重要的证据，为何在立案之时不提交？答案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收款收据》存在非常伪造痕迹。上述《收款收据》的编码是从0018503一直连号至0018520的，《收款收据》上的落款日期跨度近2年，学校的收支如此频繁，怎么可能出现跨度期为2年的收款收据连号的情形呢？更蹊跷的是，按常理，编号越大的《收款收据》所记载的收款行为发生时间应越晚，但被答辩人提供的20l6年11月1日的《收款收据》的编号，竟然比发生的2017年3月至12月的编号还大。唯一解释是，旧公章仍在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手中，为了达到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学校资产的目的，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利用旧公章、空白收据伪造补充证据2中的《收款收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年2月、3月、8月、9月及l0月正是学生陆陆续续缴纳学费的时期，答辩人的现金流充足，根本无需向被答辩人进行3万、5万及8万之类的现金借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的规定，可以认定，被答辩人提供的现金《收款收据》等债权凭证存在明显伪造的痕迹，而且所有被答辩人提供的所谓付款凭证中，均没有注明是借款，而是虚构所谓的“现金”、“往来款”、“工程款”等名目，虚构债权，显然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三，纵观答辩人的流水，答辩人2014年至2018年自行支付的装修及设备款共计1000多万元，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款项共计2000多万元，答辩人支付给嘉胜公司的款项共计2800多万元，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嘉胜公司的关联方共计300多万元，另加上答辩人每学期的巨额的学费收入，可以看出：1、答辩人资金流充足，不需要向被答辩人借款；2、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金额，远超被答辩人支付的所谓借款本金，即被答辩人不但从未真实出借借款本金，而是通过控制财务的方式，将所谓的借款本金转移回被答辩人的账户，而且还巧立名目，额外从答辩人处非法转移了大量款项到被答辩人、嘉胜公司账上。其四，被答辩人伙同嘉胜公司将答辩人的财务资料、学校重要的文件及公章偷走，其目的是掩盖其在非法控制答辩人之时，非法转移答辩人的资产，以及伪造虚假诉讼的证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与嘉胜公司存在明显的恶意合谋，签订《合作协议书》，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损害答辩人及第三人的利益，侵吞答辩人资产。被答辩人所诉称的代为支付装修款一事并不属实，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支付借款本金，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的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答辩人没有向被答辩人借款的客观需要。2015年2月10日，涉案各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内容包括被答辩人提供资金修缮、建设学校，由被答辩人管理学校并收取管理劳务费等内容，合同签订以后，答辩人将学校全面交给被答辩人管理，被答辩人投入资金对学校进行修缮。我方认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借款，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借款合同，其他证据也不符合双方借款合同格式要求的部分，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借款的事实存在。其次，答辩人认为学校的装修问题及投资修缮是涉及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的对全校失修的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不得不做的事项。如果没有资金的投入，学校无法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我方认为被答辩人投入的资金是用于学校的校园建设，应当由学校以其财产予以承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借贷关系存在。被答辩人对学校修缮投入的资金系其与学校之间的资金往来，答辩人不应承担被答辩人主张的借款合同责任。因此，通过被答辩人提供的几组证据以及法律事实，均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二、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借贷合同关系，既非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故不应对此承担任何的责任。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答辩人有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中，答辩人均没有作为借款人或者担保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任何借款合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被答辩人提供资金对学校进行修缮和建设，并由被答辩人对学校进行管理、收取管理劳务费等。综上，可以通过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认定双方为合作关系，但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证据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解除借款合同关系等诉请，因不存在借贷关系，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述称，我方同意被上诉人南坛学校的意见，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再补充一句，目前实验学校的公章仍然被嘉胜公司所占有，上诉人和嘉胜公司之间存在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其提交的诸多证据，我们认为是虚假的。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5017680元及其利息（已到期利息1200000元，剩余未到期利息以1501768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从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利息为1200000元。以上本息合计：16217680元。3、判令被告二对上述被告一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原告与被告合作，由原告代借入人民币2000万元及组织完成八项工程。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原告的代借入款项的其中一部分转入学校账号支付，其中一部分由原告直接支付给相关工程队，原则上惠州市内工程队承担的项目从学校账户支付，其他如设计、钢构、商铺改造、电教设施等由原告直接支付后经学校确认归帐。协议书第一条第四款约定了原告代借入款的返还办法：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由学校负责从收取学费中优先返还原告160万元，分为二十期，共返还原告人民币总款32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为原告借入的本金，1200万元属于11年利息和风险承担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了违约责任，如被告违约，须加倍赔偿原告代借款外，并按20年的管理劳务费总额的60%一次性赔偿给原告。另查之一，原告提供《借款确认书》，予以证明原告借款给被告一的款项明细，截止2016年12月31日，原告直接汇入被告一账户现金和代付工程款及工人工资款共计20017680元，2017年10月10日双方进行了借款金额的确认；原告提供《收款收据》及《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单》予以证明原告借给被告一现金及银行转账汇款的金额；原告提供工程款及材料款报销凭证及单据予以证明付给相关工程单位工程款及材料款。另查之二，被告一提供了（2016）粤1302民初10735号、（2017）粤13民终1466号、《民办学校举办权转让协议书》、《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章程》、《民办学校许可证》（民办）予以证明：1.《民办学校举办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被告二无权管理被告一，更无权代位签署涉案《合作协议书》及《借款确认书》；2.学校进行大额举债及给予原告高额利润，却未依照学校章程第十七条及第二十二条约定经董事会表决，违反法定及约定程序；3.被告一的举办者一直是XX有限公司，其100%拥有被告一的办学权益，未经开办者同意，签署《合作协议书》，进行大额举债，损害开办者的利益；4.在签署涉案的《合作协议书》之前，被告二与开办者之间就学校的办学权益进行了多番诉讼，原告明知诉讼的存在，被告二的身份存疑，仍与未经授权的被告二签署涉案《合作协议书》及《借款同意书》，显然是与被告二串通，联合侵占及转移被告一的资产，损害第三人利益。另查之三，被告一提供《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账号（200********529）交易流水》、《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账号（200*************574）交易流水》、《聘用合同书（郑某）、（周某）、（许某4）》予以证明1.原告与被告二利用其派驻学校的财务人员，控制学校的财务，通过先付款给学校后又将款项转回自己账户，或由学校先向原告转账后，原告再将款项转给学校的方式，制造虚假流水，假装已支付借款本金，虚假债权债务，侵占学校资产，损害第三人利益。2.原告和被告二从学校账户转走的金额，已远超其转给学校的金额，其在缺乏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侵占学校的资产；3.学校今年来进行零星的维修装修工程，所涉及的装修款、工程款、材料款及设备款等均已由学校自行支付，并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代付大额装修款的行为。另查之四，被告一提供一、《惠城劳人仲案字[2019]669号仲裁裁决书》予以证明1.原告向学校派驻财务主管人员，控制学校的财务；2.原告与被告二合作管理学校，通过控制财务主管人员掌控学校财务，任意转移及处分学校财产，伪造虚假现金收据等财务资料，捏造现金借款给学校的事宜；3.原告所控制的财务人员恶意转移学校财务资料的重要文件，企图销毁原告与被告二恶意串通，侵占及非法转移学校资产，并进行恶意诉讼的证据。二、《视频截图》、《惠州市XX答复》予以证明原告所控制的财务人员恶意转移学校财务资料的重要文件，企图销毁原告与被告二恶意串通，侵占及非法转移学校资产，并进行恶意诉讼的证据。三、《民办学校账户监管合作协议》予以证明涉案的学习账户为监管账户，资金用于办学经费，其收支均教育局监管，原告与被告二越过监管，违法恶意转移办学经费。四、从民政处调取的《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章程》予以证明1.许某1及被告二违反章程第17条及22条的规定，在未经董事会议决议及缺乏相关权限的情况下，与原告进行大型合作及大额举债；2.民政局与教育局留存了两份内容几乎一致，但是董事签名不一致的章程，原因是在被告二非法管理期间，倒签一份内容几乎一致的章程，企图排除原合法的董事，安排原告与被告二所控制的人员，掌控学校，谋取非法权益。另查之五，被告二及原告均提供《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记录》予以证明学校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整改并提出整改意见。另查之六，被告二提供《关于同意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变更法人代表的批复》予以证明2014年6月22日，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作出批复，同意将学校法人代表由林某变更为许某1，并要求学校加强学校的各项管理，加大办学后续资金投入，确保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2018年12月26日，第三人将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从被告二委派的法定代表人许某1变更为朱某1并接管学校。另查之七，2019年3月15日，第三人向学校发出（2019）美地科教管字第1号《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停止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款项和交付财产的通知》，通知学校停止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任何款项。另查之八，被告一于2019年9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原告所提供的《收款收据》上面加盖的“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财务专用章”。《委托付款协议书》（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委托付款协议书》（深圳市某9有限公司）、《委托付款协议书》（惠州市某10有限公司，两份）、《委托付款协议书》（深圳市某11有限公司）、《委托付款协议书》（某12（深圳）有限公司）、《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委托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付款确认书》、《委托付款协议书》（深圳市某13有限公司）上面加盖的“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形成时间和真实性进行鉴定。被告一于2019年1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撤回鉴定申请。另查之九，一审法院依原告申请，于2019年4月29日依法作出（2019）粤1302民初82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告一名下的财产。原告预交了保全费5000元。另查之十，经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未能达成一致。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借款确认书》、《收款收据》及发票、《委托付款协议书》及支付工程款等凭据、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的章程及学校法人代表变更的批复以及学校银行账号流水、《民办学校账户监管合作协议》、《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专项检查整改通知书》、《现场检查记录》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与被告一、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借款确认书》来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但双方约定借贷的方式是由原告代借入，且对“利率”无约定，其内容不符合借贷合同的形式要件；此外，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中，均没有注明是借款，而是标注“现金、往来款、工程款等”，且有多次、大额的现金交付，而原、被告之间均是法人，此种交易方式不合常理；其次,被告一提供多份生效判决，证明涉案当事人为被告一的管理权进行了多次诉讼；《合作协议书》和《借款确认书》签署时，被告一是在被告二接管期间，两单位落款处均加盖“许某1”私章；另，根据学校章程，10万元以上的经营承包权，须由董事会决定；其三，被告一提供的多年银行流水，证明被告一每年有巨额的学费收入，无须大额举债，而且有自行支付学校整改维修及设备款的记录；另银行流水还记录了被告一与原告之间的巨额款项往来；其四，原告没有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借贷凭证。综上，原告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但不能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原告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的诉请，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双方多年来发生的经济往来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和《借款确认书》，内容还涉及学校管理、工程建设、劳务支出等多种项目，是另一法律关系，原告无诉请，被告亦无反诉，本案不予审理。原告要求解除借款合同和要求被告一偿还借款及由被告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910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410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深圳市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2、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外墙翻新及钢结构建设工程验收报告，证据1、2共同证明上诉人直接支付给某2的款项，有收款收据、发票、施工合同、验收报告等证件，已形成闭合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诉求的金额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3、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4、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功能室改建及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报告，证据3、4共同证明上诉人直接支付给某3的款项，有收款收据、发票、施工合同、验收报告等证件，已形成闭合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诉求的金额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被上诉人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经质证认为，1、对《深圳市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承包方：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三性均有异议，学校没有签订该合同，该合同是上诉人为制造假的代付款而制作的虚假合同，理由如下：（1）该合同一审一直没有提交，而是在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中指出没有装修合同及图纸等材料，且上诉人一审败诉后才提交的，如果该合同是真实存在的，且对上诉人如此重要，为什么上诉人一审的时候不提交？明显是趁旧公章在手的便利，针对本案一审判决书而专门制作出来的假证据。（2）合同里面的内容颠三倒四，拼接造假痕迹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合同的关键内容全部都是手写，而且还没有施工的范围、工程量、及工程单价等必要信息记载，仅仅是出现了金额和付款时间。没有前述必要信息，工程该怎么结算呢？该合同第一条第五款约定的“根据实际施工结算为准”又能怎么操作呢？这既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又不符合逻辑，显然是为了配合上诉人所说的时间和金额而伪造的。另，在合同的第五条同时出现阿拉伯数字“1”跟大写的“一”条款，而且大写的“一”条款还是在阿拉伯数字“1”的后面，显然不符合文书的书写规定。同时，该合同还出现了两个“第七条”的规定、“第九条”直接跳到“第十一条”的错误，试问一个涉及一千万金额的合同是如此的儿戏和不严谨？更加荒谬的是，该合同跟证据《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的内容、格式和前述错误之处都是一模一样的，仅金额和日期不同。两个不同的日期、不同的工程量和不同的装修公司的合同居然是一样的，除了是伪造的，还能有什么理由？（3）如真是存在如此大额的工程，为何会连工程图纸都没有？任何从事工程行业的人都清楚，工程图纸既是施工的要件，也是验收及结算的要件，连工程图纸都没有，显然是伪造的。（4）该合同的封面只有学校的印章，没有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印章，另落款处，也只有学校印章没有负责人的签字，不符合该合同的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约定，显然是因为学校的旧公章仍在上诉人手上，上诉人随意加盖制作的，而由于合同是伪造的，无法找到当时的法人进行签字。（5）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约定了所谓的施工应在寒暑假完成，但证据1中第三条却约定工期长达314个日历天，难道学校314天都不需要上课了？最重要的是，外墙翻新工期竟然长达314个日历天，这显然不符合建筑行业的常识。（6）如该合同真的是于四年前所签署的，按照纸张的物理特性，经过时间的洗礼，应当存在“岁月”的痕迹。但反观该合同的纸质及打印成色，显然是新纸张打印的。（7）该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有工程项目一览表，但上诉人递交的证据中却没有该附件，没有工程项目清单，连施工和验收都不能进行，更何况结算？显然是伪造的。（8）该合同约定是“部分包料”，但该证据中没有工程项目常见的材料要求和预算等资料，该合同要怎么具体实施呢？涉及千万元的合同就这么儿戏的吗？显然这份合同是违背常理及建筑行业惯例的，伪造痕迹明显，根本无法实际履行。综上，该证据是为制造假的代付款而制作的虚假合同。2、对《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外墙翻新及钢结构建设工程验收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上诉人制作的虚假材料，理由如下：（1）不存在所谓的工程，何来的验收？该证据的落款只有印章的加盖，没有签字，也没有日期，而竣工验收日期对于一个工程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决定着质保期的起算时间。没有签字和日期，显然不符合建设施工工程的验收规范和要求，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2）该证据与证据4《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功能室改建及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报告》也是基本一模一样，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工程，面积会一模一样？而且整个验收报告的内容也是基本一样的，验收意见都是笼统的格式范文，体现不出具体的工程项目、工程量以及完成情况，违背行业惯例。3、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的三性均有异议，学校没有签订该合同，该合同是上诉人为制造假的代付款而制作的虚假合同，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该份合同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深圳市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承包方：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2）在证据1的质证意见上增加以下意见：首先，该合同的内容基本跟证据1是一样的，连内容中的错误之处（如：同样出现两个第七条；第五条同样有一个小写的“1”在前，大写“一”在后）都一样。两家不一样的公司，用一样的合同已经不合常理了，连错误都一样，更是违背常理。显然是一起制作的虚假合同。其次，该合同的造假痕迹更加明显，落款处均没有负责人签字，也没有落款日期，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其三，该合同第三条约定施工期长达529个日历天，不符合正常学校装修改造的时间安排，不可能在学生上课期间仍然安排装修工程？难道学校为此停课两年？显然是伪造的。最后，该合同复印件中的骑缝章与原件中的骑缝章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被上诉人利用掌握旧公章的便利，可以随意盖章。4、对《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功能室改建及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另补充如下意见：学校总建筑面积仅为2.2万平方米，但该证据记载功能室改建及其室内装修却高达4万平方米（与证据2记载的面积一致），竟然远远超过学校的总建筑面积，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充分证明其系伪造的。被上诉人惠州市嘉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质证认为，1、对深圳市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及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内容不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经核对与上诉人提交的其他组证据数额不符，且无法对应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数额。上诉人补充提供的证据l显示工程造价为10400000.00元而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说明（4）主张的证明内容为“证明原告代付深圳市某13有限公司工程款及材料款共计3837680元”，两者数额无法相对应。在上诉人补充提供的证据3中约定的工程造价9800000.00元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说明（5）主张的证明内容“证明原告代付深圳市某3有限公司工程款及材料款共计310000元”的诉求数额也不相对应，证明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并且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说明（4）中提出的“洋洋代付某3款汇总表”和“洋洋代付XX风款汇总表”列明的汇款金额均与证据1、证据3合同中约定的结算工程价款不相符合。因此，我方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2、对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外墙翻新及钢结构建设工程验收报告及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功能室改建及室内装修工程验收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和证据4作为验收报告，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只是证明工程材料和施工技术质量达到合同要求的标准。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诉求的金额已实际支付，更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综上，我方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的证明力较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美地科教投资有限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即使有原件，也是相互串通制作的虚假合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上千万的合同既然没有任何转账记录，这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为证明其主张成立，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合作协议书》、《借款确认书》、转款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亦未注明其所付款性质为借款，故在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借款确认书》、转款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原审对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将其一审主张的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系借款合同关系改变为合作关系后本案的处理，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然在二审中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非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但在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中，基本仍是关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阐述，而更为关键的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仍为解除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及请求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偿还借款本金14400501.17元及利息，且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不变更上诉人请求，因此，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合作关系不作审理。又因如前所述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请求解除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及请求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偿还借款本金14400501.17元及利息，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是否与被上诉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嘉胜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合作期间投入款项的处理，上诉人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03元，由上诉人惠州市洋洋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