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铭达电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栋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34。法定代表人：林昭勉。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泳生，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涛，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11。法定代表人：卢伟书，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骐彰，男，该司员工。上诉人广东铭达电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星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6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禅星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铭达公司支付货款237700元；2.判令铭达公司支付利息（以237700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3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判令铭达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铭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禅星特公司清偿货款247700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方式：1.以货款2477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以货款247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247700元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禅星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5元（禅星特公司已预交），由铭达公司负担。保全申请费1745.55元，由铭达公司负担。铭达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禅星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吴某雄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遗漏主体，导致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铭达公司没有与禅星特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合同上的“合同专用章（1）”不是铭达公司的印章。禅星特公司主张吴某雄是其业务经理；吴某雄向一审法院声称该合同是他制作的，他还是铭达公司的代理人；在《送货单》上“送货单位经手人”和“收货单位经手人”处签名的洪某东证明该合同项下货物实际收货人和购货人是吴某雄。综合禅星特公司和吴某雄的主张，案涉《购销合同》是在吴某雄作为铭达公司和禅星特公司的双方代理人情况下形成，禅星特公司对吴某雄为双方代理人的情况是明知的。综合铭达公司和洪某东的证言，案涉《购销合同》与铭达公司无关，合同项下货物实际收货人和购货人是吴某雄。因禅星特公司在（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件中承认吴某雄是其公司部门经理，且一审法院向吴某雄调查的时候，吴某雄说其是铭达公司的员工，本案合同是吴某雄制作的。即吴某雄是双方的代理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吴某雄所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本案所涉货物收货人为吴某雄，吴某雄是本案不可缺少的诉讼主体，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在双方缺席的情况下违反了程序向吴某雄制作调查笔录导致双方无法对吴某雄的证言进行质证或发问，以及核实相关的事实，导致本案的事实不清。到底本案的合同是谁签订的，是否由吴某雄操办的，在铭达公司否认合同专用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谁代表铭达公司签订合同。二、一审判决超出禅星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纠正。根据民事诉讼的公平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禅星特公司仅请求货款237700元，事实上，即使禅星特公司确实认识错误，一审法院仍可予以释明，由禅星特公司决定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在禅星特公司未变更诉讼请求，未缴纳增加请求的诉讼费用情况下，以所谓“认识错误”，超出禅星特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货款247700元，存在不当。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关于“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一）禅星特公司未对其主张的案涉《购销合同》项下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进行有效举证。《最高人民法院》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禅星特公司持案涉《购销合同》起诉铭达公司，并称该合同是吴某雄作为铭达公司代理人，持铭达公司“合同专用章（1）”与其签订的。同时，吴某雄又是其业务经理。但铭达公司未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上述产生《购销合同》项下法律关系的两个基本事实，即：1.吴某雄系铭达公司的代理人；2.所谓的“合同专用章（1）”是铭达公司的印章，进行有效举证。（二）铭达公司的反证足以证明禅星特公司所主张的其于2014年11月9日与铭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不存在。铭达公司从未招聘吴某雄作为其工作人员，或委托吴某雄作为其代理人，与禅星特公司签订该“2014年11月9日《购销合同》”。对此，铭达公司举出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9年3月2日、3月3日律师向郑某丰调查的《律师调查笔录》；2.《广东省汕头市公章备案登记单》；3.铭达公司在（2018)粵0607民初6370号案件中出具的《情况说明》；4.铭达公司2014年11月份的《工资表》。（三）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关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说明如下：“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公司是个组织体，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而该自然人本身同时也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确定该自然人的行为是其自身的行为还是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就至关重要。而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尚不足以区别某一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因此，只能通过加盖公章来区别。就此而言，盖章具有签字所不具备的功能。自然人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该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对合同相对人来说，合同书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其可以信赖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等问题，均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公章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权或代理权问题，那么，考察假公章问题，也应从加盖假章的人的角度着手。盖假章的人，既有与公司无关的人，也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关的人，本身就不能代表或代理公司签订合同，其加盖的假章自然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当前的法制下，只要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行为，其后果原则上均由公司承受。故即使其加盖的是假公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签字，就要由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即使禅星特公司有关案涉《购销合同》的主张成立，禅星特公司的债权也已超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所谓禅星特公司员工陈某兰与郑某丰于2018年6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禅星特公司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但郑某丰自2017年12月1日起不是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禅星特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是截图打印件，陈某兰并未出庭接受质证。事实上，腾讯官方的服务器不保存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仅保存在当事人手机上，可以通过技术篡改，故仅凭一方当事人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因此，即使禅星特公司有关《购销合同》的主张成立，禅星特公司的债权也已超诉讼时效。五、一审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针对铭达公司的上诉，禅星特公司辩称：吴某雄是介绍人，合同是经吴某雄介绍与铭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铭达公司认为调查笔录是暗箱操作没有事实依据。关于铭达公司提供的两份调查笔录，两个被调查人都是铭达公司的员工，该两份调查笔录是没有意义的。二审期间，铭达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记载了禅星特公司自认吴某雄是其部门负责人，合同是吴某雄与其签订的，送货单上禅星特公司都备注了吴某雄，在法院向吴某雄的调查笔录中，吴某雄说是其制作的，盖章是财务盖章。但现禅星特公司的代理人当庭陈述是其公司与郑某丰签订的，但郑某丰没有以铭达公司的名义与禅星特公司签订合同。洪某东不是铭达公司的员工，铭达公司在一审庭审的答辩中对这个什么“东”的名字无法辨认，禅星特公司也无法确认是什么“东”。直到吴某雄接受法院调查才明确是洪某东，铭达公司才找到洪某东接受调查，并要求洪某东作为证人出庭。洪某东在送货单和收货人处签名，其受雇于吴某雄。本案的吴某雄代表买卖双方且为案涉货物实际的收货人，且以铭达公司的名义与禅星特公司签订合同，铭达公司在此之前是不清楚的。承认禅星特公司委托吴某雄作为其代理人与郑某丰进行沟通，而吴某雄在法庭调查笔录中是确认本案的合同是其制作的，制作后给双方盖章，且其主张其是铭达公司部门负责人。即禅星特公司对吴某雄代理买卖合同双方的行为是清楚的，且给付了佣金。禅星特公司质证认为，禅星特公司在（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中也是说吴某雄是介绍人，铭达公司是禅星特公司通过吴某雄认识的，禅星特公司也是通过吴某雄认识的郑某丰。案涉买卖是禅星特公司与郑某丰第一单买卖。（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是2015年的南灿公司的合同，是禅星特公司通过吴某雄沟通取得的第一单合同，若郑某丰有何购买需要就由吴某雄代替禅星特公司与其沟通，因当时吴某雄说其是郑某丰的好朋友。禅星特公司通过吴某雄得到的生意，行业规定需要支付佣金，所以会在合同和送货单写吴某雄的名字。至于是财务人员还是郑某丰签名，代理人不清楚。吴某雄不是禅星特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因为代理人是公司负责人之一。（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审理过程中禅星特公司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铭达公司代理人却表示无联系，现铭达公司代理人又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吴某雄只是在本案合同完成后，才去签订了另案南灿公司的合同。禅星特公司还没有支付佣金给吴某雄，因为禅星特公司还没有收到钱。本院审查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禅星特公司代理人在另案庭审中陈述吴某雄是其在汕头的业务员，但“业务员”并非法律术语，其含义并不必然包括吴某雄是禅星特公司的员工或部门负责人。禅星特公司解释称吴某雄是介绍人，并从相关交易中提成，并不与“业务员”的表述相冲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期间，禅星特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超出禅星特公司的诉讼请求。虽然禅星特公司在一审并未明确增加诉讼请求，但庭审法庭调查阶段中明确表示，铭达公司的已付款中，有10000元是与（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的已付款10000元开具了同一张收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该收据记载的20000元均为（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的已付款。而且，两案的诉讼代理人相同。因此，关于在哪一笔货款中抵扣有争议的已付款20000元，禅星特公司已在法庭辩论前提出，也在（2018）粤0607民初6370号案向法院缴纳了相应的诉讼费，原审综合两案的举证情况对事实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也无损害铭达公司的诉讼权利。铭达公司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购销合同》的合同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禅星特公司举示的《购销合同》上加盖有铭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已完成针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的举证，铭达公司反驳该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铭达公司主张《购销合同》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其提供的广东省汕头市公章备案登记单只能证明其于2015年10月20日“新录入”了一个备案公章，并不能证明其在前没有使用其他公章。代理人向郑某丰所作《律师调查笔录》，因郑某丰与铭达公司存在密切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纳。铭达公司《情况说明》属于单方陈述，不具备相应证明力。铭达公司的《工资表》是单方出具，且与待证事实关联性不大，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铭达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反驳禅星特公司主张的事实，该抗辩不能成立。而且，合同签订后铭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禅星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100000元的金额和时间，与《购销合同》约定的首期货款的金额和时间基本吻合，进一步印证禅星特公司主张的事实，足以证明禅星特公司与铭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铭达公司认为所付100000元属于南灿公司付给禅星特公司的货款的抗辩理由，与相关合同的约定不一致，也与常理不符，不能成立。《购销合同》上方虽标注吴某雄的名字，但其并未在合同的落款处签名，明显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特征，铭达公司主张吴某雄才是《购销合同》的需方，进而认为原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吴某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禅星特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禅星特公司已提供其员工陈某兰与郑某丰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在起诉前禅星特公司曾向铭达公司主张货款。铭达公司否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没有提供反证，本院不予采纳。禅星特公司的货款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禅星特公司的起诉未超过三年，故铭达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铭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广东铭达电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何希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