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11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兆安，男。委托代理人邹银笑，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时宇。委托代理人谭展龙，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韦秋耿，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法定代表人邝兆雄，局长。诉讼负责人叶伯晖，党组成员。委托代理人王家敏、朱粤琦，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法定代表人高兆安。上诉人高兆安因与被上诉人成时宇、原审被告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以下称惠州市市监局）、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开元公司）工商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兆安委托代理人邹银笑，被上诉人成时宇委托代理人谭展龙、韦秋耿，原审被告惠州市市监局诉讼负责人叶伯晖、委托代理人王家敏、朱粤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21日，原法定代表人为成时宇，股东为成时宇（持股32%）、陈某（持股11.5%）、成晓华（持股56.5%）。2014年9月17日，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吴丽霞办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吴丽霞向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如下材料：1.“成时宇”签名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未明确委托事项）、吴丽霞的身份证复印件；2.“成时宇”“成晓华”“高兆安”等人签名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3.“成时宇”“成晓华”“陈某”分别与“高兆安”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其中“成时宇”转让32%股权给“高兆安”；4.“高兆安”签名的修改后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为高兆安、成晓华；5.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6.“高兆安”签名的《变更登记附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表》《公司登记附表—董事、监事、经理信息》附高兆安身份证复印件；7.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8.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同日，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了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2014年9月18日，经审查后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变更登记材料齐备，核准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成时宇变更为高兆安；股东由成时宇（持股32%）、陈某（持股11.5%）、成晓华（持股56.5%）变更为高兆安（持股55%）、成晓华（持股45%）。另查明，成时宇起诉高兆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6）粤1302民初9371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鉴定，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7日的《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成时宇”签名与送检的“成时宇”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符，不是同一人书写；上述两签名上的捺印不是成时宇本人手指所捺。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中《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成时宇”签名与送检的成时宇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符，不是同一人书写。再查，2019年1月18日，根据《惠州市机构改革方案》成立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承担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职责。原审法院认为，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具有文书司法鉴定及痕迹司法鉴定资质，其作出的（2017）文鉴字第0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广湖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06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痕鉴字第013号《手印鉴定意见书》已证明涉案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7日的《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成时宇”签名和捺印并非成晓华本人所签及所捺印，该档案材料中《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成时宇”签名与送检的成时宇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符，不是同一人书写，该结论亦在民事一审、二审判决中被采纳，在没有证据证明成时宇有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的情况下，上述鉴定意见足以认定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材料是虚假、不真实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办〔2012〕62号）指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既然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不真实、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的规定，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的成时宇转让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32%股权给高兆安的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条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申请人负责。本案公司变更登记出现申请材料虚假，不是被告未尽法定审查义务造成的，提交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应由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的成时宇转让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32%股权给高兆安的变更登记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负担。上诉人高兆安上诉称，一、一审起诉状及传票未送达，导致了上诉人不知情，剥夺了上诉人知情权与诉讼权。该案作为股东纠纷与法定代表人纠纷案，一审法院竞将起诉状与传票寄至公司而不是上诉人法定地址，导致被冒充签收，送达程序严重违法。1.上诉人对案件完全不知情，对起诉状及传票，上诉人没有签收，更没有委托他人签收。被上诉人再次违法签名、伪造上诉人的签收手续，再次涉嫌犯罪与恶意诉讼，其判决不仅应依法撤销，更应追究恶意诉讼伪造手续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没有签收起诉状与传票，更没有委托他人签收。而一审法院的EMS回单上的签收人，既无电话也无与上诉人关系，本人不认识更无委托手续，其签收手续不仅不合法且属于冒充签收，性质恶劣。2.一审法院在起诉状及传票需公告送达情况下采用邮寄送达，送达程序违法；而最后判决书公告送达，则证明法院明知起诉状与传票送达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如认为上诉人下落不明则应依法公告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判决书送达时的EMS回单上注明“此地址查无此人，公司员工拒签”，则一方面证明一审法院当时采用邮寄送达即为违法送达，另一方面也证明一审法院的违法送达导致了应送达上诉人的起诉状与传票被违法签收，且因该案是股东纠纷与法定代表人纠纷，也从侧面证明上诉人指使他人伪造了上诉人的签收手续。加之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个人的起诉状与传票送至公司，因此在该案的送达程序上，一审法院应当承担责任，而被上诉人指使他人伪造上诉人的签收手续，则再次证明被上诉人多次肆意伪造他人手续，再次证明涉嫌犯罪。3.一审法院未依法按上诉人法定地址邮寄起诉状及传票，送达程序违法。上诉人的法定地址是身份证地址。4.一审法院将应送达上诉人的起诉状及传票送至公司，送达程序违法。上诉人是自然人，公司是公司，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将起诉状及传票送至公司，送达程序明显违法。5.一审法院对两个法律主体的起诉状及传票，只邮寄一份，送达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委托开元公司将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是对转让股权的认可。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进而就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枉法裁判，有失公允。即便《股权转让合同》等变更材料上面的签字不是被上诉人亲笔签名，但被上诉人安排人员办理了该股权变更手续，视同对该签名的追认，故该《股权转让合同》等变更材料是合法有效。三、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讨股权转让款之行为，并在5524号案件的一审[(2016)粤1302民初9371号]中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对转让股权的追认，一审判决认定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是虚假、不真实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撤销，并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四、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签名非法将上诉人名下股权变更登记到个人名下，是对上诉人己合法持有股权的认可。一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和伪造各种签名的客观事实，判决错误，应当撤销。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成为开元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与上诉人代表的开元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并进行交易也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成为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的认可。上诉人受让开元公司的股权后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故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交易合同已经实质性成立。六、2014年的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的签字，虽然不是成时宇和成晓华所签，但是他们对此是知情认可的。因为二人与高兆安不仅事实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而且在合同签订后当时掌控公章的成晓华以及当时任法人代表的成时宇，还主动配合高兆安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过户、法人变更登记手续，在办理上述手续前，高兆安既不是开元公司的股东、法人或者职员，也不可能有开元公司的公章。如果没有当时掌管公章的成晓华以及时任法人代表的成时宇的主动配合，股权过户以及法人变更手续根本无法完成，由此可见转让股权和变更法人代表，不仅是成晓华、成时宇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必然是他们真实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七、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成晓华、成时宇知晓并且认可的事实，还体现在：高兆安从工商部门调取的开元公司的设立、变更等，一整套内档资料显示开元公司在2014年9月17日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等变更申请材料上，成时宇、成晓华的签字式样，与开元公司于2014年7月设立时提交的设立申请材料上，成晓华、成时宇的签名式样是一致的，明显为同一人书写。除非成晓华、成时宇否认该公司设立事实及他们的原始股东身份，否则也证实了不管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由他们本人签字，但该合同的内容以及办理股权转让、法人变更等行为，是他们知悉并认可的，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八、一审程序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剥夺了高兆安参与诉讼、提出抗辩等相关诉讼权利。事实上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庭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成时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基于被答辩人提交的虚假股权转让资料而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将答辩人持有开元公司32％股权交更登记至被答辩人名下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同时，答辩人诉被答辩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6)粤1302民初937l号、二审案号为(2018)粤13民终5524号]两级人民法院均已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会议纪要》中“成时宇”签名不是本人书写的事实，且答辩人不予认可股权转让合同和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书面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和《会议纪要》上“成时宇”的签名并非答辩人所签，答辩人也从未授权他人代其在合同上签字，事后也未予以确认，因此《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即足以证明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被答辩人向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材料是虚假、不真实的。（二）被答辩人关于答辩人对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给予了配合的主张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因此，被答辩人提出的答辩人亲自向其交付案涉虚假股权转让合同等变更登记材料以及对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提供了证件原件等配合行为的主张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属于对事实的随意捏造，依法应不予采纳。(三)答辩人在(2016)粤1302民初9371号案件中并未追认案涉虚假《股权转让合同》。根据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1302民初9371号判决书，以及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民终5524号判决书，两级人民法院都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了答辩人从始至终都未对案涉虚假《股权转让合同》予以追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之规定，被答辩人的该项主张与法院已认定的事实相违背，依法应不予采纳。(四)关于2015年1月8日的工商变更登记问题。答辩人对开元公司于2015年1月8日申请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毫不知情。答辩人作为开元公司的初始股东之一，依法享有其作为开元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答辩人在不知道被答辩人伪造其签名并完成了案涉工商变更登记的前提下，必然认为自身是开元公司的股东。直至答辩人得知被答辩人提起(2015)惠城法行初字第118号行政诉讼后，答辩人才得知被答辩人于2014年9月18日冒充答辩人签字而向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提供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等变更申请材料并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后续，答辩人才会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了(2016)粤1302民初9371号民事诉讼。若答辩人真如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已认可被答辩人合法持有开元公司股权，”那答辩人根本没有必要提起(2016)粤1302民初9371号民事诉讼。(五)答辩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行为并非是对案涉虚假《股权转让合同》的追认。答辩人作为开元公司的股东，其将债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给开元公司的行为与其主张被答辩人伪造其签名而向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以及不予认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的行为并不矛盾，更不能被认定为是对被答辩人虚构交易侵占答辩人股权行为的追认。被答辩人于2014年9月18日向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是虚假、不真实的，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基于被答辩人提交的虚假股权转让资料而核准将答辩人持有开元公司32％股权变更登记至被答辩人名下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撤。二、一审程序合法。(一)一审法院并未剥夺被答辩人的诉权。首先，答辩人在起诉时已依法把被答辩人列为第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并未剥夺被答辩人的诉权。一审法院已按规定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起诉状等材料。被答辩人在未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冒充签收被答辩人起诉状等材料的前提下，随意诬陷答辩人恶意冒充签收被答辩人快递，答辩人将保留追究被答辩人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向被答辩人送达起诉状等材料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保证了其诉权的行使。(二)被答辩人并不属于需公告送达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19号)第十五条“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的规定，被答辩人于2015年9月11日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2015)惠城法行初字第118号行政诉讼，直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对答辩人提起的(2018)粤13民终5524号股权转让纠纷民事诉讼案件作出二审判决之时，被答辩人均参与了诉讼活动，且被答辩人在申请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将答辩人持有的开元公司32％股权变更登记至被答辩人名下后，被答辩人也在上诉状中坚称其对实际掌握了开元公司，因此被答辩人并不属于下落不明的情形，依法不适用公告送达。至于一审判决适用公告送达的问题，鉴于寄到开元公司的判决书快递回单显示“此公司员工拒签邮件、退回”。之后，一审法院书记员到开元公司现场亲自送达判决书时也显示无人办公，书记员又于2019年8月21日向被答辩人131*****822手机号码发送了限期签收判决书的通知，被答辩人并未回复也未领取判决。结合被答辩人之后在判决书公告后又主动到惠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案件情况和拒签判决书的事实，其作为本案第三人，被答辩人在明知其必然败诉，故意拒绝与法院联系，并待判决公告后以送达程序不合法为由提起本案上诉，显属拖延时间。因此，法院应不予采纳其关于案涉送达程序不合法的主张，还应对被答辩人拖延诉讼和浪费司法资源的滥权行为予以严厉惩罚。(三)退一步来说，即便假设一审向被答辩人送达起诉状等资料的程序存在瑕疵，但不影响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本案争议焦点系对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9月18日基于被答辩人提供虚假《股权转让合同》、《会议纪要》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而核准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被答辩人伪造答辩人签名而于2014午9月18日向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提供虚假《股权转让合同》、《会议纪要》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答辩人对前述虚假《股权转让合同》、《会议纪要》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也未予以认可的事实都已经得到了惠城区人民法院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确认，即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应依法撤销2014年9月18日核准的开元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即便假设一审法院对本案第三人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的送达程序存在瑕疵，但被答辩人并非本案被告，且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影响。被答辩人也已在上诉状中充分阐明其事实与理由，更无必要浪费司法资源发回重审，以达到被答辩人故意拖延时间的目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虚假的材料所造成的错误行政行为、错误登记行为，相关的登记部门是负有更正的义务，该义务是一直持续存在的。在本案的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没有依法主动纠正之前，均当负有此项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均享有要求法院判决撤销错误登记行为的诉权，而且在一审中相关的当事人并没有提及此类抗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惠州市市监局口头述称，一、答辩人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成时宇转让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32%的股权给高兆安的变更登记行为，没有不当之处，属合法履职行为。答辩人作出的核准决定，符合法定条件及程序，符合《行政许可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查询企业档案2014年9月17日，开元东泰公司向答辩人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了以下申请材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和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2、股东会决议；3、公司章程；4、股权转让合同；5、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6、营业执照正副本；经审查，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材料中的签名样式与2014年7月21日开元东泰公司设立登记中的签名样式一致，故答辩人依法作出予以核准变更的决定，符合《行政许可法》、《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二、答辩人作为登记机关已依法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根据《企业登记程序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等上述文件都明确说明“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在国家有关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登记便利度的改革趋势下，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是法律法规对登记机关应当作出核准决定的法定要求，对提交材料中有关人员签名字样的实质性审查，登记机关既没有法定职责和义务，也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况且在开元东泰公司，2014年9月17日提交的申请材料中，签名样式与2014年7月21日开元东泰公司设立登记档案中的签名样式一致。登记机关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作出的登记行为当属合法有效。三、开元东泰公司应当依法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行政许可法》第31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答辩人作为登记机关的责任，是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有关登记管理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不真实所引起的后果，答辩人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成时宇转让开元东泰公司32%的股权给高兆安的变更登记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第三人开元公司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本院审理查明，高兆安的身份信息为“高兆安，男，19xx年08月0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惠州市惠城区******，身份证号：442************012。”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起诉状列明“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法定代表人高兆安。”一审法院《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单号为1072990724692，收寄日期为2019年3月27日，收件人为高兆安、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移动电话为：131*****822，地址为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案号为（2019）行初39、42号，打钩内容为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答辩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收件人或代收人签名一栏中并未见有高兆安签名字样。一审法院《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单号为1050943981393，收寄日期为2019年8月15日，收件人为高兆安、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移动电话为：131*****822，地址为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案号为（2019）行初39、42号，打钩内容为判决书。该《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上方显示“此地址查无此人，公司员工拒签邮件，退回。”一审法院安排两名工作人员于2019年8月20日下午16时许到达江北云山东路19号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并未找到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无法送达该判决书。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在人民法院报G19刊登公告，内容为“高兆安、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晓华、成时宇诉被告惠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及你们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作为本案第三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粤1302行初39、42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与行政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义务或者减损其权益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内容系“撤销原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9月18日核准的成时宇转让惠州市开元东泰实业有限公司32%股权给高兆安的变更登记行为”。高兆安虽未参加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但高兆安作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本案一审法院判决减损其权益的情形下有权提出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第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本案中，从各方提交的证据来看，高兆安具有作为本案一审阶段的第三人自然人以及第三人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重身份。首先，从高兆安身份证上显示其住址为：惠州市惠城区******，原审法院若对自然人高兆安适用邮寄送达，则应当优先选择高兆安的身份证住址。而原审法院将原本应当分别送达给高兆安和开元公司的诉讼文书全部邮寄至惠州市*********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有所不当。其次，从原审法院在向开元公司送达诉讼文书的《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收件人或代签收人中并未见有高兆安签名，即不能确定高兆安本人或者开元公司有收到一审法院向其送达的诉讼文书。再者，原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其工作人员为送达结案文书专门于2019年8月20日下午16时许到达江北云山云山东路19号锦源国际豪苑3层05号，并未找到开元公司，无法送达，所以原审法院最终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了一审判决书。可见，原审法院在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答辩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时的邮寄地址并非高兆安、开元公司的有效地址。故，原审法院在诉讼中没有依法送达诉讼文书给高兆安、开元公司，导致高兆安、开元公司未知晓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未到庭参与诉讼活动。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作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依法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少棉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