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甫方，男，1969年10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辉，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亚兰，女，1977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苏州市相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意洋，男，1994年6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鹏程，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伟，男，1970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委托诉讼地代理人：孙良才，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地代理人：黄丽娜，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胡甫方因与被上诉人袁亚兰、徐意洋，原审第三人朱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2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甫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胡甫方不承担赔偿责任，袁亚兰、徐意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胡甫方并非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与袁亚兰、徐意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车辆实际由朱伟出售给袁亚兰。1.证人杨某1的证言可以确认，胡甫方出售案涉车辆价格为416000元，至于朱伟出售价格多少由朱伟决定，这是二手车交易惯例。朱伟以460000元的价格将车辆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协议签署、车辆过户、车辆贷款以及保险购买等所有手续都是由朱伟办理，胡甫方没有参与交易过程。袁亚兰与朱伟签订协议后，向朱伟支付了定金10万元，而朱伟向胡甫方支付的定金是2万元。因此，如果胡甫方委托朱伟出售车辆，胡甫方不可能不参与整个交易过程，而完全由朱伟处理所有事情，定金的收取方式也不合常理。2.胡甫方签署的委托书，是在交易完成后，受欺诈的情况下签署，并非胡甫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委托朱伟作为代理人出售案涉车辆。胡甫方与朱伟的第一次接触在车辆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之后。车辆出售的第二天朱伟才第一次与胡甫方联系，胡甫方不可能在车辆出售后再委托朱伟。车辆出售后，朱伟第一次找到胡甫方要求签署委托书时，胡甫方明确拒绝，从微信记录可以看出。2019年3月28日，朱伟又要求胡甫方出具委托书，从聊天内容看，朱伟也确认是自己出售车辆给袁亚兰、徐意洋。杨某1、孙某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2019年3月28日当日签署委托书，日期倒签，且朱伟明确表明事情与胡甫方无关，朱伟愿意出钱解决，此种情况下，胡甫方才出具委托书。3.朱伟在协议书签署后，私自加上其作为见证人的内容，恰恰可以证明在协议签署时朱伟并非胡甫方的代理人。4.案涉车辆系动产，动产所有权在交付时即转移，案涉车辆在交付给朱伟时所有人已经为朱伟。不能因车辆登记在胡甫方名下，就仍然认为交易时车辆的所有人是胡甫方。案涉车辆没有先过户给朱伟，转让协议书以胡甫方名义签署，只是二手车买卖的惯例，是为了方便过户。二、胡甫方已经对案涉车辆尽到检查义务，对案涉车辆是否存在重大事故并不知情，不存在欺诈袁亚兰、徐意洋的故意和动机，不能认定构成欺诈从而承担赔偿责任。1.案涉车辆系胡甫方于2019年1月7日购买，购买前胡甫方已经对案涉车辆的事故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包括向案涉车辆的出售方胡勇、蒯福荣了解4S店的车况报告，调查保险理赔情况。而且，胡甫方与胡勇、蒯福荣都在苏州二手车市场从事二手车经营，互相熟悉，彼此信任，如果车辆存在问题可以退车，因此胡甫方对案涉车辆的事故情况按惯例进行调查，已经尽到检验义务。从证人杨某1的证言可以确认，朱伟将车辆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时，也只是查询了保险理赔情况，由此可见二手车经营者之间对二手车的检验惯例。从4S店的车况报告和保险理赔情况来看，案涉车辆并不存在重大事故情况。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车辆的损伤通过肉眼可以识别，与事实不符。根据鉴定报告，案涉车辆需要在修理厂用起重机吊起，拆除车底护板，才可以发现损伤情况。一审判决对二手车经营者的检验义务要求过于严苛。3.不能因胡甫方出售案涉车辆的利润低于中介费，就认定胡甫方知悉案涉车辆存在重大事故，存在欺诈故意。证人杨某1的证言可以确认，胡甫方出售报价为416000元，而后通过杨某1出售给朱伟，杨某1加价20000元，朱伟又将案涉车辆以460000元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出售过程中，并未与杨某1、朱伟谈定中介费。二手车市场交易惯例是，如果有其他二手车经营者转售车辆给终端购买者，车辆价格由实际出售的二手车经营者与购买者谈定，原车主只确定自己的出售价格即可。最终销售车辆的二手车经营者，因与购买者有直接联系，其获取的利润高于原车主正常。4.胡甫方不存在欺诈的动机。胡甫方与杨某1、朱伟都是二手车经营者，不可能有欺诈杨某1、朱伟的故意和动机。胡甫方销售案涉车辆获利不高，没有必要冒巨额赔偿的风险出售车辆。胡甫方从胡勇、蒯福荣处购买案涉车辆到出售，间隔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且均为同一市场的二手车经营者，互相熟悉，如果购买车辆后知道车辆存在重大事故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胡勇、蒯福荣要求退车。5.不能以转让协议中承诺大梁等重要部件无重大损伤且“假一赔十”就认定胡甫方对案涉车辆的质量瑕疵状况应系明知。如果明知存在质量问题，正常情况下，胡甫方会尽量避免作出任何承诺。且该承诺系朱伟书写，更不能以此认定胡甫方明知质量瑕疵。6.一审法院认为袁亚兰、徐意洋的信赖利益应该得到法律保障，是混淆了故意欺诈与不知情构成重大误解所应承担的不同责任。综上，胡甫方并非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且不存在故意欺诈的情形，无需承担三倍赔偿责任。袁亚兰、徐意洋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驳回胡甫方的上诉请求。朱伟述称，胡甫方是登记车主，直接参与了交易过程，车辆在交付之前始终处于胡甫方控制管理之下，朱伟参与办理车辆过户等系作为中介积极履行职责的表现。至于胡甫方提出的，收到10万定金仅向胡甫方支付2万，是因为朱伟担心如果车辆不能够顺利交付，买卖不能顺利进行则其要承担定金的返还责任。胡甫方出具给朱伟的委托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客观反映了交易过程。此外，本案不构成欺诈，不应当“退一赔三”。袁亚兰、徐意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甫方向袁亚兰、徐意洋退还购车款460000元；2.胡甫方向袁亚兰、徐意洋支付“假一赔三”的赔偿款1380000元（以460000元为基数）；3.胡甫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袁亚兰、徐意洋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撤销袁亚兰、徐意洋与胡甫方签订的《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8日，袁亚兰以自己的名义订立了《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合同载明的出售方为“胡甫方”，在出售方签字栏写明“胡甫方”。合同约定价款为46万元整，合同标的物为车辆号码为苏Ｅ×××**的保时捷小型越野车。合同备注条款中约定：“本车无重大事故，该车无泡水、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重大损伤。罗盘保证是新的”，同时在“罗盘保证是新的”后写有“假一赔十”。合同上还注明了朱伟的签名，还有见证人崔某的签名。胡甫方主张，协议书中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是朱伟代签，朱伟对此予以认可。协议书签订后，袁亚兰向朱伟及其子朱超凡支付了184500元，剩下部分车款以贷款的方式支付给朱伟，合计支付车款460000元。上述460000车款中，胡甫方认为其仅收到416000元，另外支付给杨某1中介费20000元，剩下24000元由朱伟所赚取。杨某1出庭作证时承认收取中介费20000元，朱伟当庭确认收到上述24000元。胡甫方曾向杨某1和朱伟出具《委托书》一份，署名日期是2019年2月18日，内容是“今由本人委托杨某1、朱伟代为中介处理苏Ｅ×××**保时捷转让事宜，并委托朱伟代收车款，此车过户后所产生的一切事宜与我本人无关”。2019年2月25日，胡甫方还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中介方朱伟车款肆拾叁万陆仟元整（￥436000元），其中贰万元为杨某1中介费，以后所产生的车辆事宜与我本人无关。转入账号：62×××96建行车号苏Ｅ×××**保时捷”。胡甫方认为上述委托书日期系倒签，并提供了证人杨某2和孙某的证言。一审另查明，案涉的保时捷机动车在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之前登记在胡甫方名下，胡甫方于2019年1月7日被登记为车主，之后于2019年2月25日转移登记至徐意洋名下。本案审理过程中，胡甫方还提交了由案外人胡勇和蒯福荣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胡甫方与蒯福荣之间的聊天记录。胡勇和蒯福荣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证明胡甫方购买保时捷迈凯，车架号WP1A2955HLB15830，发动机号CYP030012，车价肆拾万元整。车主陈小会”。聊天记录显示，胡甫方曾收到蒯福荣于2019年1月6日向胡甫方车况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显示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情况。胡甫方还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以证明其向胡勇及蒯福荣付款情况。该交易明细显示，胡甫方于2019年1月7日向胡勇支付290000元、向蒯福荣支付13000元，于2019年1月8日向蒯福荣支付100000元，合计支付款项403000元。另外，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袁亚兰、徐意洋曾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案涉机动车在4S店的维修保养情况。从袁亚兰、徐意洋实际调取的维修保养记录来看，没有显示出车辆存在重大事故的维修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照袁亚兰、徐意洋的申请，委托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对案涉保时捷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是否发生或重大损伤以及是否存在安全行驶风险进行鉴定。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鉴定后出具[2019]杭标质鉴字第124号质量鉴定报告，认为涉案保时捷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没有发生过重大损伤，右侧车门、车尾部位与底盘右后侧曾经发生过碰撞事故，碰撞开裂的大梁至今没有修复，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该鉴定报告还明确写明：涉案保时捷车辆右侧曾发生过严重碰撞，纵梁等车身结构件没有得到修复；现场勘验发现，拆除右侧底部的塑料护板与底盘护板，可见右侧多处焊接焊缝、3处边角碰撞折痕，右侧底盘部位焊接后喷涂了一层黑色护漆；中央通道下部左右与加强横梁两端固定处，以及车辆左、右纵梁内侧都有凹陷、接缝密封胶开裂、钢板开裂等现象，说明涉案保时捷车底部发生过严重碰撞。鉴定过程中，袁亚兰、徐意洋向鉴定机构预缴了费用70000元，并支付了鉴定过程中借用场地以及工人发生的费用2100元，合计72100元。一审庭审中，朱伟还表示，如果本案被判决撤销合同，将同意返还自己收取的24000元。袁亚兰、徐意洋自认，案涉汽车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向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尚有282632.49元贷款本息未归还。胡甫方自认，其是从事二手车倒卖的“黄牛”，主要业务是从事二手汽车买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交易，有时挂靠在他人名下交易。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胡甫方是否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二、胡甫方能否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三、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四、胡甫方及朱伟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胡甫方是否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袁亚兰、徐意洋认为，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写明当事人为胡甫方，故相对人应当认定为胡甫方。胡甫方认为，《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上并非其本人签名，其是将车辆出售给朱伟后，朱伟转让给袁亚兰、徐意洋，委托书系事后倒签，其不是合同当事人。朱伟认为，协议书上虽然是朱伟代签，但系以胡甫方的名义签订，且袁亚兰、徐意洋也认为相对人为胡甫方，故朱伟不是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车辆登记在胡甫方名下，且协议书以“胡甫方”的名义签订，落款处的签名虽然不是胡甫方本人所签，但也署名为“胡甫方”而并非朱伟。胡甫方事实上接受了该协议书的约束，收取了车款、交付了车辆并配合办理了过户登记，实际履行了该协议书。此外，即使胡甫方主张的委托书系倒签的事实成立，但倒签的文书并非不生效的文书，补签可以认定为对委托代理关系的追认或者补正书面手续，故倒签的事实是否存在不影响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交易相对方为胡甫方，朱伟作为交易时胡甫方的代理人，其代理签订协议过程中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胡甫方发生法律效力。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胡甫方能否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袁亚兰、徐意洋认为，胡甫方实际从事二手车经营，应当认定为经营者。胡甫方及朱伟认为，胡甫方仅为个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该法虽未明确定义经营者的身份属性，但并未将个人排除在经营者范围之外。一审法院认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不应片面以是否个人或者企业的主体身份而定，而应考量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将偶然出售个人财产的行为与长期从事牟利经营活动区分开来。对于借用个人身份，以营利为目的，多次、反复从事经营活动牟利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从而纳入该法调整范围，依法打击非法经营活动、保护市场诚信经营秩序。胡甫方自认其是从事二手车倒卖的“黄牛”，主要业务是从事二手汽车买卖，有时以自己的名义交易，有时挂靠在他人名下交易。胡甫方以营利为目的，主业从事二手车交易，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袁亚兰、徐意洋认为，案涉车辆经鉴定确定为大梁严重受损未修复、存在安全隐患，胡甫方对此系明知，故应构成欺诈。胡甫方认为，虽然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但胡甫方是以403000元购买而得，持有一个多月即出售给袁亚兰、徐意洋，其并不知道车辆的质量问题，不构成欺诈。朱伟认为，案涉车辆仅存在质量瑕疵，不应认定为欺诈。一审法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对消费者不履行上述义务的，应当认定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欺诈。本案中，结合当事人举证的证据和庭审陈述，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和市场交易法则，一审法院认定胡甫方在出售案涉保时捷车辆时明知重大安全隐患和大梁质量瑕疵的存在而故意隐瞒事实，诱使袁亚兰、徐意洋错误作出了购买车辆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理由如下：第一，经营者对商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负有检验义务，在商品存在安全隐患且该瑕疵并非难以查明的前提下，应当推定经营者知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据此，对于出售的商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应当由经营者在出售前进行检验，以保证不使得可能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流入市场。从本案中鉴定形成的报告来看，案涉保时捷汽车大梁经重大事故受损后尚未进行修复，其损伤状况的显著程度已达到通过肉眼能够识别的标准，故不存在质量瑕疵难以查明的情况。胡甫方作为二手车经营者，在出售前负有排除商品安全风险的义务，其关于对案涉车辆中显著易见的安全隐患不知情的抗辩，当然难以被法院采信。第二，经营者对机动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售出后六个月内发现的瑕疵有关问题的举证责任，其不能证明出售时确实对质量瑕疵不知情，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订立于2019年2月18日，袁亚兰、徐意洋于2019年4月12日即提起了本案诉讼，故可以认定袁亚兰、徐意洋系在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胡甫方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此处的举证责任，既包括瑕疵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也包括其对瑕疵是否明知的举证责任，胡甫方就本案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签订时其对质量瑕疵确不知情，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胡甫方主张的车辆转售利润过分低于其支付的中介费用，不符合常理且其未提供合理解释。依照胡甫方的主张和朱伟、证人杨某1印证的内容，胡甫方系于2019年1月7日以403000元的价格买入案涉保时捷汽车，随后于2019年2月18日即以460000元的价格售出，在此过程中还支付了杨某1中介费20000元和朱伟中介费24000元。假定以上情况属实，则胡甫方在支付了44000元中介费用的同时，自身利润仅为13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胡甫方确实以403000元的价格购入车辆，在确信车辆无重大质量瑕疵、方便出售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支付远超过自身所得的中介费用，胡甫方对此未提供合理解释。第四，胡甫方在《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中承诺大梁等重要部件无重大损伤且“假一赔十”，应当据此认定胡甫方对案涉保时捷汽车的大梁等重要部件进行了质量检验，其对质量瑕疵状况应系明知。对于上述“假一赔十”承诺所适用的质量担保范围，双方当事人虽然存在争议，但胡甫方通过其代理人朱伟在协议书内明确承诺了车辆大梁无重大损伤。袁亚兰、徐意洋基于诚实信用，有理由相信胡甫方已经全面检查了车辆质量状况，特别是排除了安全隐患，这一信赖利益理应得到法律保障，胡甫方不得以其实际不知情为由对抗袁亚兰、徐意洋。四、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胡甫方及朱伟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袁亚兰、徐意洋所主张的消费欺诈行为成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袁亚兰、徐意洋关于撤销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胡甫方赔偿商品价款三倍即13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但是，袁亚兰、徐意洋自认，案涉汽车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向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尚有282632.49元贷款本息未归还。胡甫方在撤销合同后，应当返还车款460000元，但返还价款的同时应当由袁亚兰、徐意洋返还车辆，现案涉保时捷汽车存在抵押权的负担尚未涤除，无法同时履行相互退款退车义务，故一审法院对袁亚兰、徐意洋要求返还车辆价款460000元的诉讼请求暂不予支持。待袁亚兰、徐意洋涤除上述权利负担后，可另行主张权利。此外，朱伟虽在本案中承诺如果本案被判决撤销合同则同意返还自己收取的24000元，但因本案中对于退车退款的诉讼请求未予以支持，而朱伟所自愿返还的款项也属于购车款的一部分，且袁亚兰、徐意洋并未针对朱伟提出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也不宜判决朱伟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袁亚兰、徐意洋与胡甫方于2019年2月18日签订的《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二、胡甫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亚兰、徐意洋赔偿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即1380000元。三、驳回袁亚兰、徐意洋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60元，由胡甫方负担（胡甫方应负担的受理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一审法院诉讼费专户，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营业部，收款账号32250199743600001331038480）。鉴定费用70000元及鉴定过程中发生的借用场地、人工费用2100元，合计72100元，由胡甫方负担（该款已由袁亚兰、徐意洋预缴，应由胡甫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袁亚兰、徐意洋）。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集中在：一、胡甫方是否案涉《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二、本案是否存在欺诈情形，胡甫方是否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系以胡甫方的名义签订，协议签订及履行期间，案涉车辆均登记在胡甫方名下。胡甫方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已经交付朱伟，其上诉认为车辆所有权已经转移给朱伟于法无据，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袁亚兰、徐意洋根据协议书内容主张胡甫方为交易相对人，并无不当。胡甫方认为其以416000元将案涉车辆出售给朱伟，朱伟不予认可，双方没有书面合同，车辆产权也没有发生变更，且从证人杨某1陈述的交易经过看，胡甫方应当清楚系朱伟处有客户需要购车，胡甫方上诉认为其与朱伟之间形成二手车买卖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上胡甫方的签字系朱伟代签，但胡甫方事后出具委托书确认朱伟的代理权，应视为对协议书的追认。胡甫方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委托授权产生的法律后果，其认为委托书是在受朱伟欺诈的情况下出具依据不足。胡甫方与朱伟之间如就车辆交易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另有约定，应由双方按约解决，不得以此对抗第三人。对于争议焦点二，《二手汽车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本车无重大事故，该车无泡水、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重大损伤。罗盘保证是新的”，可见上述内容是袁亚兰、徐意洋是否购车的重要考虑因素。胡甫方作为车辆所有权人及销售方，作出上述承诺时应当对是否存在上述质量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和了解。本案经司法鉴定已经确认案涉车辆发生重大事故，大梁受损严重未修复，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且从鉴定报告看，车辆大梁存在的问题在勘验过程中明显可见，故案涉车辆存在的问题并非经营者依据现有技术手段难以查明的质量瑕疵。胡甫方仅通过保险及4S店维修情况对案涉车辆进行了解，不能认定其已经尽到经营者的安全检查义务。胡甫方未对车辆质量进行相应检查即对购买人作出虚假承诺，诱使袁亚兰、徐意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购买案涉车辆，一审法院认定胡甫方存在欺诈行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袁亚兰、徐意洋主张按照车辆价格的三倍增加赔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胡甫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60元，由上诉人胡甫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