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9民终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现住乌兰察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系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住兴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住兴和县。系王某2哥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住兴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住兴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住兴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某，住兴和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内蒙古瑞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兴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住兴和县。 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李某、王某4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兴和县人民法院（2019）内0924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李某、王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兴和县人民法院(2019)内0924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对于耕种三天后给付承包费，被上诉人一审只作出陈述，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承诺过耕种后三天付款。2、证人王利芳是签署《土地承包合同》重要证人，因王利芳公公是当地村长，有病不方便，就委派王利芳和王某1一起去签订合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是上诉人和村民。3、《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有一份，当时担任村长的钮俊家也有同样的一份，和高家村村委会前村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也几乎一样，前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和上诉人一审庭审出示的合同是一个模版，改动的地方及手印也大体相同。出现改动是村中条件所限。上诉人与村民谈好条件后，在合同上进行修改并捺印。证人王利芳一审时表示钮俊手持的合同与上诉人出示的一致。4、上诉人与叶家村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没有说是代替钦宝营村委会与村民签订。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有欺诈之嫌，上诉人认为，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合同，但必须得有证据来证明存在欺诈行为，而且需要合同当事人在一年内通过诉讼进行主张。本案中，双方自订立《土地承包合同》后，一直在履行，被上诉人并未提出撤销。5、《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村民与上诉人之间达成了合意，在秋收后给付承包费。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下，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当遵守。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以“自救和不安抗辩权”进行答辩的情况下，自行认定，没有依据。6、李某虽然是村支书，也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背当事人合同意思，自行组织重新分配土地。2019年，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不能耕种，村民又未耕种，承包的土地已荒废至今，李某是打着维护村民利益的幌子，对上诉人进行侵权。7、王某4是当地的会计，对上诉人与村民之间存在土地承包的事实了解，以不合理低价向村民进行了二次承包，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无效的。 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辩称，一、被上诉人为了催要上诉人拖欠的土地承包费，先后向兴和县钦宝营村民委员会、兴和县赛乌苏镇司法所、兴和县公安局赛乌苏镇派出所提出过控告，但均未得到解决，迫不得已采取了自力救济措施，并无不当。现叶家村村民已向法院就上诉人拖欠土地承包费一事提起诉讼；二、一审证人王利芳是原叶家村村长钮俊的儿媳妇，上诉人拖欠叶家村村民土地承包费，仅对钮俊及其亲属进行了支付，故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属于单一证据；三、上诉人诉称的2019年5月4日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上诉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毁坏、强占、滥用耕地及拖欠村民土地承包费，存在合同违约。同时，上诉人还存在合同欺诈、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故《土地承包合同》属不合法证据。四、被上诉人阻拦上诉人耕种其享有合法承包权的土地，因为上诉人至今仍拖欠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叶家村村民67238元的土地承包费，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依法维权，不存在违约。 李某辩称，我于2018年4月25日开始担任兴和县赛乌素镇钦宝营村支部书记。5月底6月初时，因为上诉人拖欠村民土地承包费，村民曾先后两次找到村委会。村委会调解未果后，又去司法所调解未果。后反映到镇政府，镇政府答复村民若上诉人拖欠土地承包费，被上诉人可以将土地重新承包。 王某4辩称，我是向钦宝营二队的村民承包的土地，共124亩，王某1、王某2应该起诉钦宝营二队的村民。因为二队村民与上诉人之前约定每年种地前给付承包费，2018年上诉人一直没有支付。2019年时因为上诉人一直拖欠承包费，二队的村民不让上诉人种地，承包给了我。因为承包的时间太晚，土地只能种植胡麻，我以每亩100元的价格进行了承包，承包时间为1年。 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阻拦原告耕种土地的侵权行为；2、判令被告承担因阻拦原告耕种土地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525426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一直承包经营兴和县赛乌素镇钦宝营村委会叶家村村民的土地414.01亩（分两次承包：一次300.01亩，另一次114亩）和钦宝营二队村民的土地114亩，到2018年，共欠叶家村村民414.01亩土地的承包费89380元。2019年5月4日，原告与叶家村全体村民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到2027年。但在原告耕种三天后，本案被告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等村民认为原告未履行耕种前三天就给付所欠土地承包费的承诺而阻拦原告继续耕种。经过被告李某（兴和县赛乌素镇钦宝营村支部书记）和乡司法所、派出所的调解，原告与村民仍未达成调解协议。后被告李某带领叶家村村民分了原告承包的叶家村的耕地，钦宝营二队村民将二队的114亩耕地承包给被告王某4。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可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赛乌素钦宝营村村委会的证明和钦宝营村上届的村支书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在近年来一直承包钦宝营叶家村的土地，并不能证明原告是否给付、怎样给付村民土地承包费。原告方与包含本案四被告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在内的叶家村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告王某1自己手写将“种地前给付承包费”改为“秋收后给付承包费”，并自己按手印，对该行为被告方并不知情，虽然有该村村民王利芳的证人证言证明合同签订时已经修改，但修改部分并没有村民的签字、捺印，只有原告王某1的签字、捺印，所以，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采纳。且被告认为原告在签订该合同时谎称是钦宝营村村委会委托原告与村民签合同，实际上钦宝营村村委会对此事毫不知情，原告在签订该合同时有欺诈之嫌。故以上证据不能证明该合同在签订时已将“种地前给付承包费”改为“秋收后给付承包费”，该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到2018年，原告共欠叶家村村民土地承包费89380元，原告拖欠包括本案四被告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在内的叶家村村民多年的土地承包费是事实，所以，本案四被告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才会阻拦原告继续耕地，要求原告履行承诺、给付土地承包费，四被告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自救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若按照原告所述的该《土地承包合同》是真实的，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19年到2027年，承包费按年度付款，乙方（原告方）每年必须在秋收后给付给甲方（村民）当年的承包费”，但是原告还欠村民们多年的承包费未给付，经过钦宝营村村支部书记李某和当地司法所、派出所的多次调解，要求原告只要给付部分拖欠村民的土地承包费即可继续耕种土地，原告仍然拒不给付，无奈之下，村民只好继续阻拦原告耕地，这是村民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人有权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即使按照原告所述的上述合同是真实的，村民仍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原告给付拖欠的土地承包费，村民的阻拦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原告提出被告应赔偿因阻拦原告耕种土地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525426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原告不构成侵权，亦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由于原告方再三拒绝钦宝营村支书李某和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提出的调解意见，拒不给付拖欠村民多年的土地承包费，村支书李某为维护村民的利益、避免土地荒废才带领村民重新分配了上述承包地，故村支书李某的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被告王某4是向钦宝营二队的村民承包的114亩耕地，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因原告方不给付钦宝营二队村民的土地承包费，二队村民为避免土地荒废才将土地承包给了王某4，二队村民的行为也属于自救行为，所以，二队村民与王某4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的行为。因此，被告王某4承包该耕地时并无恶意侵权的主观过错，不属于侵权行为。综上，不论原告方与钦宝营叶家村村民签订的合同是否真实，原告方拖欠村民多年的土地承包费属实，四被告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要求原告给付拖欠的土地承包费，并阻拦原告继续耕地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均不构成侵权行为。被告李某带领村民再分配土地，维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不构成侵权行为。被告王某4承包该耕地时并无恶意侵权的主观过错，不构成侵权行为。本案六被告对原告均不构成侵权，有各当事人的陈述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为证。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某1、王某2提交证据：一、2016-2018年土地承包费发放清单。拟证明上诉人2016-2018年一直向村民给付承包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叶家村300.01亩一等地的土地承包费发放表，2018年上诉人确实给付过承包费，但是按照约定承包费应当为每亩170元，上诉人按照每亩130元向村民给付后，每亩地尚欠40元，至今仍欠四名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等村民7528元未支付。二、其他农民2019年土地承包费发放情况。拟证明2019年上诉人向未阻拦其继续耕种的农民发放了承包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向其他村民支付了承包费，不包括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李某、王某4提交证据：一、2020年6月15日钦宝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因上诉人拖欠叶家村村民土地承包费，曾找到村委会进行调解。上诉人质证认为，2019年5月4日签订合同后，因村民阻拦其继续耕种，才到村委会进行调解。合同在前，应当先履行合同。二、三张照片。拟证明上诉人私自变更土地用途，将养殖场建在叶家村村民承包的土地上，违规占用耕地。上诉人质证认为虽然养殖场建在耕地上，但是建造养殖场办理过相关手续，是合法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对欠付土地承包费的事实予以认可，且发放承包费的时间发生在本案起诉之后。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承包费发放情况，因证据内容不涉及本案当事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该证据形式合法，证明内容事实清楚，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在耕地上建造养殖场的三张照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另查明，从2011年始，王某1、王某2与包括本案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在内的叶家村村民口头约定承包经营土地共计414.01亩。其中，叶家村一等地300.01亩，王某1、王某2认可给付村民土地承包费至2017年，仍欠付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等村民2018年土地承包费；叶家村二等地114亩，王某1、王某2认可给付土地承包费至2014年，仍欠付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等村民2015年-2018年土地承包费。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主张与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于2019年5月4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此，本案上诉人自2018年长期拖欠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费事实存在，已违反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有权要求与其解除承包经营合同，收回转包的土地，并将土地流转给他人。上诉人作为承包土地的一方，负有按时按约缴纳土地承包费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李某阻拦上诉人继续耕种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抗辩2019年5月4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协商约定“秋收后给付土地承包费”。本案所涉《土地承包合同》中，对于承包费的给付时间进行了修改，合同内容产生了实质性变更。上诉人虽认为签订合同前与被上诉人王某3、张某、杜某、郝某等协商一致，但被上诉人均表示不知情，且合同修改之处并无被上诉人签字捺印的确认行为，仅是上诉人的单方行为，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王某4以不合理低价承包二次土地，损害上诉人利益。因上诉人拖欠土地承包费在先，为防止土地闲置，村民收回土地后，将土地再次流转给被上诉人王某4，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某4不构成侵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志国 审判员  王凤兰 审判员  强 婷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陈永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