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鄂行赔终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胤贤，曾用名范天顺，男，199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伟（范胤贤之父），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泉，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法定代表人余松，该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全胜，该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胤贤因与上诉人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昌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均不服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鄂71行初13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武昌区政府党组成员李远华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上诉人范胤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伟、李源泉，上诉人武昌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全胜、陈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胤贤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昌区政府赔偿范胤贤财产损失共计16042789.7元；2.判令武昌区政府承担范胤贤因维权所支出的律师费；3.判令武昌区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胤贤房屋修建完成于2002年5、6月左右，位于武昌区公太里**（老**），于同年8月分别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昌字第**）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武昌国用私2002字第00422号）。证载信息为：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公太里74号（老53号），登记建筑面积为315.74平方米，私有房产，结构为混合结构，房屋层数为3层，设计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附记“此房只承认建面305.91平方米，其他不予承认”。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1.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范胤贤修建房屋时另行在顶楼搭建了棚层房屋68.03平方米。2009年4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2009）第15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征收洪山区和平乡三角路村、团结村的土地类型为建设用地，用地单位分别为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上述征收土地的部分面积发布[2009]第59号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同年，因武汉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三角路村调整至武昌区政府管理。武昌区政府在三角路城中村征收拆迁改造过程中，组织开展了拆迁范胤贤位于武昌区公太里74号房屋的工作。2010年6月，三角路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领导小组制作宣传手册，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三角路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代办单位，向被征收对象送达了《拆迁通知》。2016年11月6日，范胤贤的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但一直未获得拆迁补偿。该强拆行为被生效的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鄂71行初2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后，范胤贤向武昌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8年6月18日，武昌区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在三角路村综合改造的土地征收及房屋安置补偿过程中，武昌区政府只是在征收过程中对拆迁单位进行引导，武昌区政府并非该案的赔偿义务主体，房屋拆迁补偿是由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完成，而非由武昌区政府实施。因此武昌区政府对范胤贤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范胤贤不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武昌区政府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武昌区政府对拆除行为给范胤贤造成的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屋项下土地已出让用于建设，客观上无法在原址恢复原状，武昌区政府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范胤贤房屋损失。鉴于武昌区政府未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且违法强制拆除至赔偿时，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已有较大幅度上涨，如按照侵权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数额，不足以弥补范胤贤的实际损失。为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性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违法强拆案件中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故该院综合考虑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房屋结构及所处区域，参照范胤贤2018年申请国家赔偿时邻近地段国有土地上类似房屋征收评估价格及补偿方案计算赔偿数额。根据该院调取的《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及《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中“货币补偿方式”的相关规定，范胤贤应获得房屋价值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房屋搬迁补偿、装修补偿、货币补偿补助、其他设施补偿。具体赔偿标准和金额如下：1、房屋价值补偿的赔偿。案涉房屋系2002年所建私房，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房产证登记建筑面积为315.74平方米，包括房产证承认面积305.91平方米，加上超建面积9.8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拨。对于房产证承认面积的单价，参照《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类似房屋2018年9月20日评估单价18104元/平方米；对于超建面积的单价，参照补偿方案中“2001年11月2日至2004年9月20日期间建成的未经登记建筑，按照房屋实际用途（商业门面除外）价值的85%给予补偿”，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5689462.61元。范胤贤棚层搭建的房屋68.03平方米，参照补偿方案中“住房搭建的暗楼200元/平方米”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3606元。总计应得到赔偿5703068.61元。2、临时安置补偿的赔偿。案涉房屋被强拆后，因未得到安置和补偿，必然导致范胤贤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支付相关费用，该项费用损失系武昌区政府违法拆除行为直接导致的，故应赔偿从案涉房屋被违法强拆之时起至本判决作出之时（起止期限为2016年11月至2019年10月）租房的损失，按住宅临时安置补偿价格每月每平方米38元计算，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419934.2元。3、房屋搬迁补偿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征收住宅房屋，给予被征收人房屋搬迁费3000元”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3000元。4、装修补偿的赔偿。范胤贤虽主张应赔偿房屋装修损失252592元，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且房屋已灭失，无法具体确认，参照补偿方案中“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的补偿，补偿费在500元/平方米以下（含500元/平方米）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或补偿标准超过500元/平方米的，委托本项目依法选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的规定，该院按照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酌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57870元。5、货币补偿补助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征收个人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20%的标准给予补助”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140613.72元。6、其他设施补偿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电表迁移费：民用独表每块500元，……水表迁移费：民用独表每块500元”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000元。7、关于被拆除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于行政赔偿案件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出相应规定，但不能因此免除原告的举证义务，范胤贤对其赔偿主张中的物品及价值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义务。范胤贤仅提供了一份财产损失清单，未提供物品购买凭证，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损失物品的存在及具体数额。根据范胤贤被拆迁房屋的使用情况，本着公平合理原则，对其主张的其他物品损失酌定赔偿50000元。8、关于范胤贤主张房屋租金收入损失的赔偿问题。范胤贤主张其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的损失应予赔偿。由于房屋的租金收入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范胤贤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9、关于范胤贤主张律师费的赔偿问题，范胤贤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范胤贤被拆房屋各项损失7475486.53元；驳回范胤贤的其他赔偿请求。范胤贤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的赔偿标准不当。1.原审判决适用的赔偿标准明显不当。原审参照的评估报告评估时点为2018年9月20日，距离本案审理已相差一年左右，应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价格予以赔偿，并按照赔偿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2.原审判决所列的具体赔偿项目存在严重错误，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关于房屋价值补偿，案涉房屋证载面积为315.74平方米，其中9.83平方米的超建面积已在房产证上予以登记，并非未经登记面积，原审判决对9.83平方米按照实际用途价格85%给予补偿，侵害了范胤贤的合法权益。案涉房屋68.03平方米的棚层搭建，按照暗楼的价格进行补偿，存在明显错误。案涉房屋还有29.36平方米的院落，曾向原审法院申请向房屋勘测机构调取证据，原审判决遗漏该项赔偿请求。关于临时安置补偿的赔偿问题，应酌定按照46元/平方米计算。关于装修补偿的赔偿，应酌情按照800元/平方米的装修损失计算。关于其他设施补偿的赔偿，案涉房屋隔成套间出租，共安装1块独立电表，1块分时电表，1块三相电表，10块分装电表，10块水表，均应予赔偿。关于被拆除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请求支持范胤贤主张的案涉房屋室内配套附属设施损失。关于签约奖励补助，应支持范胤贤关于获得房屋价值10%签约奖励的主张。关于律师费赔偿，应予支持。故请求本院：撤销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鄂71行初134号行政赔偿判决；判令武昌区政府因违法征收及违法强拆行为给范胤贤造成的一切财产损失共计16042789.7元，承担和履行国家赔偿责任；判令武昌区政府承担范胤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律师费；本案诉讼费由武昌区政府承担。武昌区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武昌区政府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2.原审认定的赔偿时点有误，赔偿时点应确认为公告发布之日。3.原审判决依据的赔偿标准有误。武昌区政府从未核发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原审判决直接通过判决方式确定补偿内容，是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且直接以其他项目的补偿方案作为赔偿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4.原审判决中房屋搬迁补偿、货币补偿补助等并非房屋被拆除的直接损失，不应纳入赔偿范围。5.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是划拨性质，原审判决参照的临近地段出让性质土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和评估报告，与本案划拨性质土地之间存在较大评估差价，不应参照适用。武昌区政府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的主体有误，武昌区政府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2.应以损害行为发生时作为赔偿的时点，最迟不晚于房屋被拆除之时。3.原审判决依据的赔偿标准有误。武昌区政府从未核发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原审判决直接通过判决方式确定补偿内容，是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且直接以其他项目的补偿方案作为赔偿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原审判决中关于房屋搬迁补偿、货币补偿补助等并非房屋被拆除的直接损失，不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且物品损失在范胤贤举证不能的情形下，直接判令武昌区政府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本院：1.撤销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鄂71行初134号行政赔偿判决，并驳回范胤贤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范胤贤承担。范胤贤答辩称：确认武昌区政府强拆违法的案件已生效，武昌区政府作为赔偿主体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武昌区政府主张以损害行为发生时作为赔偿时点错误；原审判决直接判决补偿内容代替房屋征收错误。二审审理期间，范胤贤向本院提交调取案涉房屋航拍图的申请，用以证明房屋及院落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经审查，已有《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房屋面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土地使用权面积，航拍图不是足以证明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证据，故范胤贤的上述申请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范胤贤在本案中所诉请被拆除房屋的赔偿，因该强拆行为被生效的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鄂71行初29号行政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终183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后，范胤贤依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向武昌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武昌区政府上诉称其不是赔偿主体，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武昌区政府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赔偿标准和数额，因在诉讼前案涉房屋已被拆除，在案涉房屋已灭失无法对被拆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时，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范胤贤2018年申请国家赔偿时同时期、邻近地段且土地使用权类型同为划拨的武昌征决字〔2018〕11号《房屋征收决定》、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含江南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管廊）工程（二桥至二七桥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作为参照，按照案涉房屋的面积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范胤贤上诉称其房屋及其他设施价值认定有误、赔偿标准较低，武昌区政府上诉称赔偿标准过高，因均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上诉请求，故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范胤贤、武昌区政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莹审判员  周杏审判员  李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雷禹书记员雷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