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住敦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嘉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住敦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嘉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煌市永丰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某，住敦煌市。上诉人赵某、张某2为与敦煌市永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牛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某、张某2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牛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张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赵某、张某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永丰公司、牛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不当。一审判决未对赵某、张某2在一审中提交的证实牛某债务沉重，无力支付到期及后期股权转让价款的关键证据，即赵某与牛某两次通话录音证据进行质证、分析和认定，牛某在该电话录音当中明确承认已承担800多万元债务，每月利息高达几十万元，无力偿还股权转让价款，征信能力丧失也无力提供担保，要求赵某、张某2收回转让的商用综合楼。牛某已然对欠付事实持放任态度，其行为足以表明将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结合赵某、张某2在一审中提交的涉及牛某的五份生效民事法律文书，足以认定牛某无力履行协议的违约事实。一审判决对这一证据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否认或确认，导致案件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和牛某均否认了赵某、张某2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高某270万元收条”的真实合法性，也即否认了赵某、张某2收到牛某通过高某抵顶的债权270万元，这与一审认定赵某、张某2收到牛某交纳的股权转让价款1630万元相矛盾。该收条证实的事实已被牛某和一审判决否认，那么赵某、张某2收到的价款应为1360万元，而不是1630万元。据此可以得出牛某实际欠付赵某、张某2股权转让价款达到了总价款的五分之一。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认定牛某到期应支付总价款未达到五分之一也明显属于错误认定。一审判决未确认牛某逾期支付转让价款的行为构成预期违约明显错误。永丰公司、牛某在一审答辩陈述中明确承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均认可，没有意见。”该陈述也被明确记载在一审判决当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修改）的规定，在永丰公司、牛某已认可赵某、张某2诉讼请求和陈述事实、理由的情况下，无需赵某、张某2举证证明永丰公司、牛某债务沉重、无力履行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赵某、张某2一审诉请依据不足。3.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纠正。一审判决以买卖合同条款作为本案适用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牛某到期应支付总价款未达到五分之一为由，未支持赵某、张某2一审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在永丰公司、牛某构成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预期违约及债务加速到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是本案适用法律的合法根据。牛某、永丰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赵某、张某2的真实想法是不予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楼盘还想收走。赵某、张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敦煌市永丰商贸有限公司“股权与资产整体转让协议”第5.2.1条款对股权转让价款分期给付方式的约定；2.判令付款期限已到或者加速到期，牛某支付赵某、张某2股权转让价款110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273万元，合计1373万元；3.判令牛某、永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他涉案费用和律师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2017年9月19日，赵某、张某2与牛某经协商后签订了“股权与资产整体转让协议”，合同约定赵某、张某2将其持有的永丰公司80%和20%的股权及现状资产（商用办公楼一幢）以2730万元的价格转让于牛某；牛某分八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在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支付120万元，限于2017年11月19日前给付260万元，限于2018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限于2019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限于2019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限于2020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限于2020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限于2021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牛某在合同签订之日承接赵某以公司的土地及资产作为抵押物在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950万元的贷款及贷款利息；牛某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向赵某、张某2支付股权与资产转让价款，否则逾期三十日，赵某、张某2可解除本协议；双方如因各自的债务问题而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并按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向守约方给付违约金。另查明，协议签订后，赵某、张某2依照合同约定交付了永丰公司的现状资产，并协助牛某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工商登记资料变更等相关手续。牛某按照协议约定的分期付款方式于2017年9月20日分四次向赵某合计转款120万元，2017年12月9日牛某代赵某向敦煌农商银行偿还了950万元贷款本息合计9686413.93元，2017年12月12日向赵某转款200万元，2017年12月19日分两次向赵某合计转款60万元，2018年12月23日赵某给牛某出具收条，认可收到楼房款300万元，截止目前牛某未偿还的款项为1100万元（2019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2019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2020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2020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2021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2019年6月19日，牛某未按协议约定给付100万元，故而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1.赵某、张某2要求解除协议中关于分期付款条款的请求能否成立；2.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支付剩余未付款项1100万元和承担违约金273万元的请求能否成立；3.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承担律师代理费和保函费的请求能否成立。关于赵某、张某2要求解除协议中关于分期付款条款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赵某、张某2与牛某就转让永丰公司股权及现状资产签订的“股权与资产整体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予以确认，因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赵某和张某2按照协议约定已经将其持有的永丰公司的股权和资产转让给牛某，且已协助牛某进行股权转让登记和工商登记资料变更等相关手续，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双方就转让总价款2730万元的支付方式约定的是分期付款，牛某按照协议支付了2018年11月19日之前的款项，并向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偿还了赵某名下的950万元贷款及产生的利息，因牛某未按约定于2019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双方引发争议。对于赵某、张某2不要求解除合同，仅要求解除合同中关于分期付款条款的约定，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关于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支付剩余未付款项1100万元和承担违约金273万元的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截止本案一审判决时，牛某到期应支付的价款为400万元（2019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2019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未达到总价款的五分之一；同时，赵某、张某2提供的涉及牛某的五份生效民事法律文书，虽该法律文书真实，但是不足以证实牛某已资不抵债，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且赵某、张某2亦未提出要求解除全部合同，故对于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支付全部剩余价款1100万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牛某应向赵某、张某2支付已到期价款400万元；（2）对于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承担违约金273万元的主张，牛某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向赵某、张某2支付已到期的股权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向赵某、张某2支付违约金。赵某、张某2根据合同中“双方如因各自的债务问题而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并按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向守约方给付违约金”的约定内容，主张273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依法予以调整。参照双方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以及根据牛某未支付的到期债权数额400万元，该院酌定牛某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对于牛某提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支付价款和承担违约金的主体应为永丰公司的辩解理由，牛某作为自然人与赵某、张某2签订了永丰公司的股权和资产转让协议，其在签订时并非永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关于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承担律师代理费和保险费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赵某、张某2为了胜诉自愿委托律师出庭应诉，自愿以保单保函方式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以上两项费用并非其必须支出的费用，故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赵某、张某2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1.牛某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赵某、张某2支付已到期价款4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2.驳回赵某、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28元，保全费5000元，由赵某、张某2负担79020元，牛某负担31808元。二审期间赵某、张某2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2020年1月3日，敦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内资企业基本信息--敦煌顺鑫翔实业有限公司》。拟证明：1.敦煌顺鑫翔实业有限公司与敦煌鑫翔实业有限公司注册的单位地址为同一地址，均为甘肃省酒泉市××里路对面）；2.敦煌顺鑫翔实业有限公司与敦煌鑫翔实业有限公司两个公司的股东在2019年9月19日变更前，股东相同，即牛某和牛某妻子吴昭珶，两个股东在两个公司所持股权比例也相同，牛某持80%、吴昭珶持20%，法定代表人均为牛某，也是实际控制人；4.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以（2019）甘民初75号民事裁定书将敦煌鑫翔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牛某80%股权冻结后，牛某于2019年9月19日立刻将敦煌顺鑫翔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于其亲属马桂香，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桂香一人持100%股权。证实牛某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蓄意转让股权和转移资产的行为和倾向。第二组：证人高某证言。拟证明2018年12月23日三方协议，将牛某应付赵某股权转让价款270万元，赵某应付高某施工工程款270万元，通过债权债务转让形式，由牛某偿还高某260万元（扣除已抵顶车辆10万元），至今牛某因债务沉重，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拖欠至今分文未付的事实。牛某、永丰公司对上述新证据质证称：牛某转让敦煌顺鑫翔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是因为其不便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无关。赵某、张某2当庭撤回了申请高某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经审查，赵某、张某2于一审期间申请一审法院对牛某的财产进行了保全，一审法院亦根据其申请采取了保全措施，除了被法院查封冻结的财产，牛某有权处分其其他公司的股权，仅凭股权变更登记信息不能区分股权转让行为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还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赵某、张某2已当庭撤回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故对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审查。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赵某、张某2要求牛某一次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的请求能否成立；2.赵某、张某2要求永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截止目前，牛某尚欠付赵某、张某2股权转让款1100万元，除了一审判决确认的已到期的400万元外，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20年6月19日前给付100万元，目前已超过履行期间，牛某并未支付给赵某、张某2，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并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1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对于尚未到期的600万元，即按照合同约定应于2020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2021年11月19日前给付300万元，赵某、张某2主张因牛某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转移财产，构成预期违约，该600万元应加速到期。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买受人作为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而发生的交易，目的在于活跃市场交易的同时，对于提前让渡标的物所有权，承担一定价款回收风险的交易方给予适当保护，而本案所交易的标的是公司股权，是典型的商事行为，其交易目的、交易主体的交易能力均与一般的买卖合同不同，因此，本案不应简单适用合同法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规定；其次，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当事人仍然享有合同法所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但在适用中应更为审慎，因为商事交易中的合同约定，应该是交易双方博弈权衡的结果，代表着双方对各自利益的充分考量，不应随意突破，具体到本案中，赵某、张某2与牛某约定了长达五年的付款期限，应该考虑了五年期间资金占用利益的分担，期限利益也是重要的合同利益，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逾期付款的后果，即赵某、张某2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说明双方并非忽略了违约责任的约定，需要人民法院予以调整；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付款方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或者付款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以及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的，可扩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判令加速到期，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牛某确实存在前述情况，赵某、张某2虽提供通话录音拟证明牛某明确表示不履行到期债务，但牛某当庭表示是暂时资金困难，正在筹措，并非不愿意履行到期债务，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牛某名下尚有实物资产可供变现。最后，牛某未支付的到期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与2730万元的协议总额相比，并未达到严重违约的程度，况且在今年经济形势受疫情影响的大环境下，经营困难是市场主体普遍遭遇的情况，此时合同约定的期限利息更为重要，在牛某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判令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加速到期，无益于赵某、张某2权利的实现。综上，赵某、张某2主张剩余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加速到期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赵某、张某2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再行主张。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系牛某与赵某、张某2之间就股权转让所形成的纠纷，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将永丰公司列为合同当事人，并由其盖章确认，但协议内容中并不存在永丰公司对牛某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赵某、张某2虽在一、二审当中均主张永丰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永丰公司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赵某、张某2的上诉请求因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出现新的事实而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7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9民初7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牛某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赵某、张某2支付已到期价款5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0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80元，由赵某、张某2负担37939元，牛某负担662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波审判员 牛 婧审判员 王 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董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