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0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永强，男，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嘉惠，女，199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嘉麟，男，200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伦兆苏，男，194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杏贤，女，194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淳湘，广东定海针（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绍波，男，1985年9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泸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糜欢欢，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负责人：向杨。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亨云，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因与上诉人杨绍波、被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由杨绍波向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赔偿527203.20元，由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依据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合同承担，在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向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支付保险赔偿范围内，免除杨绍波向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支付赔偿金的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绍波、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杨绍波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规定的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免责情形。杨绍波使用面包车载货是面包车的通常使用情形，没有显著增加行驶风险。虽然杨绍波一天接送2-3单“货拉拉”业务，属于正常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内,一审法院认为接单送货相较家庭自用必然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推定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同时，本次事故发生时车辆没有载货，此时车辆与一般车辆的行驶风险相同，不能证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杨绍波于2019年初就开始承接“货拉拉”的业务，其投保时间是2019年8月，即在投保时已经承接“货拉拉”的业务，且车身贴有明显的“货拉拉”标志，按照正常的核保程序，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除了向被保险人询问外，还应对被保险车辆进行基本的查验。因此，在核保、续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用途及其运营风险是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知道并且应当预见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不得以保险标的的风险显著增加通知义务违反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二、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没有就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普通社会公众通常认为，将面包车用于拉货实属正常用途，不属于改变使用性质、增加风险的行为。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没有就被保险机动车运送“货拉拉”属于保险标的性质改变的免赔事由及其法律后果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商业三者险合同关于改变机动车用途的免赔条款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需要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进行提示并解释说明，并对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明确说明义务属于保险法规定的强制法定义务，应在合同成立前向投保人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约定免责条款需要经保险人对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后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应仅根据杨绍波收到了保险条款就认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三、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供的免责说明书不能被认定为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有效证据。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向杨绍波本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杨绍波的签名与交警询问笔录的签名明显不同，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存在代客签名、代客抄写警示提醒语、向法院提交虚假签名文件的嫌疑，该证据真实性存疑，需要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鉴定的判决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应在合同订立之前，保险公司在2019年8月9日向投保人出具保单，证明此时保险合同已成立；而保险公司提交的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名时间为8月13日，证明即使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的签名是投保人的亲笔签名，保险公司也是在合同生效后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此，保险人没有履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保单中的免责条款不能产生免责效力。四、即使法院就上述事实做出对唐永强等人不利的认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也属错误。该款规定适用于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行使请求权，不适用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请求权。依据责任保险制度法理，责任保险制度的首要宗旨是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请求权，而不仅仅是分散被保险人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不得依据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抗辩受害人的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了平衡受害人利益的优先保护与保险公司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法院正确适用该条规定的判决应是：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依据商业三者险保单赔偿唐永强等人后，可以向违反通知义务的被保险人杨绍波行使追偿权。由于本案向保险公司行使请求权的是唐永强等人（被害人家属）而不是被保险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驳回唐永强等人关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杨绍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唐永强等人、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未就免赔条款向杨绍波进行解释说明，从而以涉案车辆*****号车“改变使用性质而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主张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不能成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免责的格式条款生效而导致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有二：一是在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二是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书面或口头的解释说明，二者缺一不可。本案杨绍波虽然收到了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交付的保险合同，但并不能证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已经就其中条款内容向杨绍波进行了解释说明，不能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尽到了解释说明的义务。保险公司提交的免责事项说明书因其不是杨绍波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杨绍波知晓并了解该条款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内容。该合同内保险公司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杨绍波在免责事项说明书签名的笔迹鉴定无必要，错误且剥夺杨绍波的诉讼权利。一审庭审中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交免责事项说明书，用以证明杨绍波购买保险时已知晓并了解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实际上，该免责事项说明书非杨绍波所签，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交假的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证明其尽到了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说明的义务，并申请法院对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作出同意或不同意鉴定申请的决定，亦未就此进行说明，而是在民事判决书中径直不予准许的决定。首先，一审法院作出该决定的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在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基础上，仍要就该免责的格式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故保险公司不但需要证明其将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还需证明已就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此外还需证明已经就免责条款尽到了解释说明的义务。本案中，杨绍波承认通过第三人收到保险条款仅能说明收到了保险合同，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就格式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杨绍波注意的提示，更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向杨绍波进行了书面或口头的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为杨绍波已经收到保险合同，从而认定免责事项说明书签字鉴定无必要，实际上是认为送达保险条款即构成对保险格式条款的解释说明，是对相关法律条款作出的错误适用和解释。其次，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真伪是查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依据，未就该证据真伪进行鉴定确认，实质上是免除了保险公司的主要证明义务，加重了杨绍波的证明责任，违反公平公正原则。同时，一审法院未在庭审中或庭后就杨绍波的笔迹鉴定申请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径直在判决书中作出不予准许的说明，明显剥夺杨绍波的诉讼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首先，从庭审查明情况可以得知，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杨绍波已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已经完成运送任务，事发时是空车返回住所路途中，并未运送货物，不能认定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明显错误。其次，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以“相较家庭自用”便认定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保险合同第25条第三款的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在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且因此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才能据此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事举证原则，保险公司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证明杨绍波的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而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但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加装、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从而导致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交警部门也没有就车辆的危险性是否因此而显著增加而作出认定。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危险性显著增加，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涉案车辆危险性显著增加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涉案车辆续保之前已经知晓车辆改变使用性质，杨绍波即便存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亦不能因此免除其赔偿责任。如杨绍波提交证据可以证明，杨绍波于2018年9月18日开始便将案涉车辆用于“货拉拉”拉货业务，2018年12月15日杨绍波在进行拉货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此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对事故进行核实并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了理赔。保险公司理赔需对涉案车辆进行拍照，而所有加盟“货拉拉”公司进行拉货业务的均具有明显的标志，此时，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已知晓杨绍波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事实，但其不但未在发现杨绍波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时予以阻止，也没有在2019年8月案涉车辆续保时要求增加保费、阻止其继续进行营运用途，从基本生活常理看，杨绍波有理由相信车辆可以用于营运用途。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案涉车辆续签保险合同时明知杨绍波将车辆改变营运性质，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针对唐永强等人的上诉，杨绍波答辩称，对于事故的责任，杨绍波没有意见。关于赔偿的问题，杨绍波已经购买商业三者险及交强险，应由保险公司先予承担，杨绍波在保险之外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针对杨绍波的上诉，唐永强等人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针对唐永强等人和杨绍波的上诉，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一并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唐永强等人和杨绍波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投保人杨绍波改变了涉案车辆*****车辆使用性质，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依法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涉案*****车辆所有人即杨绍波向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投保时，保险合同约定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本案事故发生时，杨绍波驾驶保险车辆从事“货拉拉”营运，杨绍波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从事营业运输并收取费用，其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车辆的行驶风险，其在投保时及发生本案事故前均并未将该事实告知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违反了法律规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2.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在行驶路径、频率、车载质量上的显著不同，是区分危险程度和风险系数的重要依据，营运的风险显著高于自用，因此，营运车和家庭自用车费率上有显著区别，对于风险过高的营运车辆，保险公司会拒绝承保商业险。所谓营运，是指以车辆作为工具、为社会提供劳务服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非营运机动车是指个人或者单位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可见，是否营运车与车型并无绝对联系。同样车型的一辆捷达小轿车，既可以用于“家庭自用”，也可以用于出租车营运，其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车辆，而非车型本身。因此，唐永强等人和杨绍波称所谓“普遍公众认为面包车用于拉货属正常用途”是将车型和车辆使用性质混为一谈，混淆概念，这一说法本身也无任何事实依据。3.本案事故发生在营运过程中，与车辆营运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投保人系在运货往返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也即没有营运事实，就不会有本案事故。运货往返是一完整的营运行为，不能依据车上有无货物来界定是营运或非营运。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公交上要是空载没有乘客，岂不应认定为非营运车辆，显然违背事实。4.保险人无强制验车义务。根据法律规定，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法律规定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但并未强制要求保险人对保险标的进行查验，保险人仅根据投保人申请的险种性质提供的资料包括行驶证等车辆性质进行审核。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节“变更规定”之第十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五）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等使用性质改变的。投保人从2019年初开始接单，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却未依法到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登记，使用“非营运”的行驶证办理投保，恰恰证明其在投保时（2019年8月）隐瞒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关键事实。而其有无张贴所谓“货拉拉”标志，仅是投保人改变车辆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并非核心内容。二、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依合同约定不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履行了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投保单、保险单上已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等，投保人在投保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签名确认，明确确认“已收到条款，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投保人在一审开庭时，也确认其已收到条款。据此，可以认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已尽说明义务。3.商业险不是强制保险，其本质上是平等主体间自愿订立的合同。商业保险合同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的一并审理，是为了减少当事人讼累，但非脱离商业险保险合同的法律进行审理。故唐永强等人所称保险公司应先行赔付再追偿的说法不能成立。保险是根据不同风险程度涉及的产品，在保险标的风险发生变化时投保人有义务及时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根据新的风险决定是解除合同或增加保费，体现了合同主体间权利义务对等。本案中，投保人杨绍波违反告知义务，以“家庭自用”车投保，实际用于营运，提高了车辆的出行频率、扩大了出行范围，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出险的几率相应大幅提高，导致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双方按“家庭自用”所确定保费的承受范围，也完全超出了保险人可预见的范围。如果由保险人来承担风险，将违反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价平衡的原则，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长久稳定发展。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绍波、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向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伦兆苏、黄杏贤赔偿66240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绍波、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10月4日15时57分许，杨绍波驾驶*****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南海区***由南往北行驶，行至***路口时，遇伦瑞兴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从小型普通客车行驶方向的左侧往右侧通过路口，两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伦瑞兴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杨绍波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伦瑞兴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杨绍波就*****号车辆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0日；保险单约定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杨绍波确认其在投保后取得了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交付的保险合同条款。事故发生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委托案外人深圳市中安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2019年10月12日，中安公司工作人员对杨绍波制作询问笔录，杨绍波确认其自2019年初开始使用*****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货拉拉”网络平台进行接单从事运输业务；一天接单2至3单，每月收入约8000元；事故发生当日其接单送货至南海区****，在返程途中发生事故。2019年10月25日，杨绍波向唐永强等人支付30000元，唐永强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另查二：伦瑞兴父亲为伦兆苏，出生于1940年9月30日，伦瑞兴母亲为黄杏贤，出生于1944年12月4日。伦兆苏、黄杏贤生育包括三名子女，分别为伦伟光、伦见兴、伦瑞兴。伦瑞兴与唐永强为夫妻关系，于1996年10月18日生育唐嘉惠，于2002年2月4日生育唐嘉麟。一审法院认为，公安交警部门对本起交通事故所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准确，法院予以采信。杨绍波主张伦瑞兴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其在收到事故认定书后未向交警部门提出复核，在本案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杨绍波将家庭自用的车辆在“货拉拉”平台接单送货，明显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杨绍波每天接单送货，相较家庭自用，必然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其未将该情况告知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而本案事故发生在杨绍波送货的归途当中，应当认定是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就本案事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仅是基于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法律规定，且杨绍波在庭审中也确认收到了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交付的保险条款。因此，杨绍波提出对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核定唐永强等人的损失为：1-6项为1038672元（详见附表）。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予唐永强等人。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928672元，因本案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杨绍波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557203.20元。杨绍波已经垫付30000元，则尚应赔偿527203.20元予唐永强等人。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10000元予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二、杨绍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527203.20元予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三、驳回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24.03元，减半收取计5212.02元（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已预交），由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负担198.28元，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负担865.52元，杨绍波负担4148.22元。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杨绍波应负担的受理费应与上述判项确定的款项一并迳付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一审法院不另收退。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二审提交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网页上显示的理赔流程说明一份，以证明任何理赔均需经过事故勘察。2018年12月15日，杨绍波驾驶涉案车辆在重庆市发生交通事故，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经过现场查勘后，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说明其已经清楚知道杨绍波驾驶涉案车辆从事“货拉拉”业务。杨绍波在二审期间提交货拉拉车贴协议（电子版打印件）、***号公证书（原件）、***号公证书（原件）各一份，以证明杨绍波2018年9月18日开始将案涉车辆用于“货拉拉”营运业务并正式运营，2018年12月15日在进行“货拉拉”营运时发生交通事故，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进行了理赔；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2018年已知晓杨绍波将车辆将车辆用于营运用途。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车辆照片（拍摄于2018年12月车牌为*****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一张，以及行驶证（打印件）一份，以证明杨绍波在该次事故发生后并未告知保险公司其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从其外观看无法看到任何“货拉拉”的标志，即使车辆外观有广告，车辆的使用性质是以其使用的方式、有无收费等进行判断，而非车辆的外观。二审期间，杨绍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三份以及笔迹鉴定申请书一份：1.调取杨绍波于“货拉拉”公司平台每周上传车辆贴有“货拉拉”广告照片（时间为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12月）；2.向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调取涉案车辆2018年12月15日发生事故时理赔、事故现场照片等全部资料；3.向重庆市公安局***分局调取事故案发原始档案；4.对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交的《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声明）中“杨绍波”是否为本案杨绍波书写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二审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于上述相关证据之认证意见，以及是否准许杨绍波提出的申请，本院将在后文加以分析和回应。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涉案《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载明，签单日期：2019年8月9日。另查明二，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交的《免责说明书》“投保人声明”项下“杨绍波”签名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3日。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的审理围绕唐永强等人和杨绍波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唐永强等人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意见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对于保险人就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除了有特定履行方式的要求外，在履行时间上还应以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作出为必要，而非保险合同订立之后。众所周知，免责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如果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后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并无实际意义。故保险人未能依法及时向投保人履行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应认定相关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根据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知，涉案商业保险单的签单日期为2019年8月9日，而《免责说明书》“投保人声明”项下“杨绍波”签名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3日。杨绍波对“投保人声明”项下“杨绍波”签名真实性持有异议并申请鉴定，即使上述签名确系本案杨绍波本人所签，加之保险免责条款的文字已作加黑加粗处理，就此可视为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就免责条款向杨绍波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但其显然不能改变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系在保险合同订立数日后而非订立合同时作出免责说明的事实。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关于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免责条款对杨绍波不发生法律效力。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以杨绍波将涉案车辆从事营业运输、改变使用性质符合免责条款约定情形为由，抗辩其对于本案事故无须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就本案事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上诉要求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赔偿527203.20元，其主张未超出商业三者险范围，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已足额承担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主张的损失，杨绍波无须再就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杨绍波的上诉有理，本院亦予以支持。本案中，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和杨绍波二审提交多份证据并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以证明2018年12月15日杨绍波驾车发生事故理赔过程中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知悉杨绍波从事营运活动，在此情形下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仍然予以赔付，杨绍波为此确实产生合理信赖，在本案中唐永强等人有理由要求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承担相应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诚然，如果唐永强等人主张的事实经查证属实，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确应承担相应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但根据本案现有事实足以支持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和杨绍波的上诉主张，对唐永强等人二审提出的证据和申请已无审查必要，本院不再予以审查认定。同理，对于大地保险芙蓉支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亦不予审查认定。综上，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和杨绍波的上诉请求均成立，本院均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4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4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527203.20元予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四、驳回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24.03元，减半收取计5212.02元（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已预交），由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负担198.28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负担5013.74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应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应径付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案件受理费9072.03元（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已预交9072.03元，杨绍波已预交9072.03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负担。杨绍波多预交的9072.03元，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支公司径付予杨绍波；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多预交的9072.03元，经唐永强、唐嘉惠、唐嘉麟、黄杏贤、伦兆苏提交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红审 判 员 黄      维审 判 员 何美健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欧   阳   莹书 记 员 陈   慧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