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28民初118号原告（反诉被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燕京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84MA490X3F4W。法定代表人：黄昌军，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进锋，湖北山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聂伟红，男，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开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豚公司）与被告聂伟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于2020年5月12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益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进锋、被告聂伟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开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中，由于被告聂伟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给予原告益豚公司15天答辩期。答辩期满后，本院于2020年7月2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益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进锋、被告聂伟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开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将本案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因疫情影响，本案依法扣除审理期限68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合同，按合同约定与原告进行结算（由原告按生猪回收价格上浮10%向被告结算代养费计241854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从2019年11月11日起以4768044-241854=4526190元为基数按6%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截止2019年12月5日暂计17857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4、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代理费损失6万元、生猪死亡损失20810元（此损失为原告要求出卖生猪而被告拒绝出卖，该期间死亡的六头生猪价格）；5、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价格下跌损失217152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生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原告将1000头约14斤重的猪苗交由被告饲养，价值650元/头，低于或超出14斤的部分按8元每斤计算，被告按300元/头交付保证金，原告按原告公司已公示的资金占用费支付办法收取资金占用费，未足额交付保证金的，原告有权在结算时扣除相应金额。养猪所需要的饲料、药物、疫苗等物资由原告垫付，生猪出栏时予以扣减。被告按5元每头猪苗支付运费给承运人，超出部分结算时甲方补贴给乙方。原告根据生猪出售时的状态按8.5元/斤（一级品）或7.3元/斤（二级品）每斤减去相关费用后予以回收。公司提供给养护的各种物料及生猪回收价格，均为合同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根据行业和市场变化情况（仅限于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不包含养户在生产管理水平高低所产生的结算收益增减差异），在对养户结算时，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料及生猪回收的价格进行10%以内的上下浮动调整，以确保养户利益和公司平稳发展。生猪出售后要符合原告公司规定的饲料与猪肉比例。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被告猪苗946头，截止2019年10月26日，被告已领用饲料7525包，按946头猪苗计算，每头猪已消耗饲料7.95包，已达到了合同约定的生猪交付条件。2019年10月30日，原告找到政府部门出面协调生猪出售事宜，而被告以原合同约定的回收价格不合理为由要求原告多支付120万元代养费，不愿意继续按原合同履行，导致原告多提供饲料87000元，增加了原告和被告饲养成本和风险。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方考虑到在生猪出售时的行情变化以及被告方代养所付出的心血，原告方依合同约定愿意对被告各项补贴合计63540元，并对生猪回收价格上调10%按每斤9.35元进行结算，故被告应得代养费241854元，但被告不遵守契约精神，要价50万元，致使生猪销售价款迟迟不能支付。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益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猪委托养殖合同》原件一份，证实原、被告签订了养殖回收合同并约定了结算依据，合同第五条第五点说明市场风险是由原告公司承担，并未转移给乙方，市场亏损时也是由公司承担经营风险，不改变养殖户的回收价格；合同第六条第一点证实被告提出要求公司承担赔偿损失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合同第三条第三点证实公司在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第一项，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者选择在对养户进行结算时，按照养户已领取物料及生猪回收价格进行10%以内的浮动，第五点约定了结算的具体方式，约定了交货时间是不得超过养殖开始后180天，或者是领用的饲料达到6.5包。证据二、被告交款收据及养户聂伟红押金不足的申请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公司收到被告押金2万元，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事实。证据三、宜城益豚养殖户领苗确认单及枝江服务部领苗单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领取了946头猪苗，价值664628元，及原告公司应给被告补贴运费6270元的事实。证据四、猪苗死淘统计表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在饲养期间总共死淘生猪19头的事实，其中2019年10月28日至2019年11月10日期间死亡6头。证据五、猪苗饲料领用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枝江服务部饲料领用单复印件25张，证实被告在2019年6月9日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总共领用了饲料8475包，价值1291220元，且截至到2019年10月11日，已领取饲料6375包，每头猪消耗饲料6.74包，已经达到合同约定的生猪销售时间。证据六、猪苗动保领用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枝江服务部药物领用单复印件15张、枝江服务部疫苗领用单复印件7张、枝江服务部杂物领用单复印件3张，证实原告公司给被告提供药品价值19476.25元、疫苗价值20446元、杂物价值245.8元。证据七、消毒设施、设备委托采购订货协议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公司给被告垫付了5295元，应当予以扣除。证据八、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单复印件3张，证实总共出售生猪927头，重241280斤，分别按照20.1元/斤、19.8元/斤、19.3元/斤的价格出售，总价值4768044元；同时证明被告系持续交付生猪，导致猪价下跌。证据九、饲料运费结算单复印件27张，证实原告公司垫付饲料运费37044元。证据十、（2019）鄂0528执保16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实由于被告拒不配合卖猪，原告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将生猪交给原告处理，出卖所得价款交到法院执行专户。证据十一、2019年10月30日的座谈笔录复印件一份，证实于2019年10月30日前，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交付生猪，被告随意要价120万元，原告公司不同意，被告要求原告公司按照15000元/天支付代养费，原告公司也未同意，故双方未对生猪出售达成结算协议的事实。证据十二、猪价行情表打印件一份，证实原、被告签合同的时候，市场售价为7.3元/斤，但公司给被告的价格是8.5元/斤，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被告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同时证实被告拒不交付生猪，造成价格下跌给原告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证据十三、湖北山辉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费用报销审批单及代理费发票复印件各一份，证实原告因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6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聂伟红认为：1、对证据一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属实的，但被告认为该合同系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提出的四点内容均未加粗加黑，未尽到提示义务；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现场管理人员赵飞一直在参与管理，并没有要求被告追加押金，直到合同履行完毕，故被告认为原告公司已经放弃资金占用费的追偿权；3、对证据三无异议，该6270元运费是被告垫付的，原告公司还未给被告支付，其中原告公司只承担了一半，但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公司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加重了被告的责任；4、对证据四中死淘19头生猪表示认可，对最终成活927头生猪也表示认可，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公司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加重了被告的责任；5、对证据五中领用饲料8475包的事实认可，但对截止2019年10月11日领用饲料6375包的截止时间不认可；6、对证据六无异议；7、对证据七中的消毒设施、设备委托采购款5295元认可，但被告认为不应当由自己承担；8、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证据证实直到2019年11月10日原告一直在给被告输送饲料、医药、杂物等，原告从未提出过异议；9、对证据九无异议；10、对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执行裁定书可以证明原、被告的争议并不起于2019年10月30日，而是2019年11月6日；11、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公司理解错误，这并不是被告随意要价，而是协商的过程，并且座谈记录上已经载明原告公司并未对将生猪全部拉着走并支付120万元价款等内容提出异议；12、对证据十二有异议，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来源不合法，证据的形式要件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被告并未在事前对市场价格进行确认，原告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加重了被告的亏损；13、对证据十三，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支持代理费范畴的案件，在本格式条款中也未约定支付律师费的相关事宜。同时，被告认为原告在庭审中两次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被告聂伟红辩称：一、第一，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由原告提供的由原告起草定稿的格式条款合同，条款中对代养的数量、品种、饲料、药品、疫苗供应、回收标准、回收价格以及生猪的死亡责任等均由原告方罗列。同时原、被告对于合同中“公司提供给养户的各种物料及生猪回收价格，均未合同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根据行业和市场变化情况（仅限于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不包含养户在生产管理水平高低所产生的结算收益增减差异），在对养户结算时，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料及生猪回收的价格进行10%以内的上下浮动调整，以确保养户利益和公司平稳发展”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分歧，原告方认为应断章取义对第三章中“可以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的物料和生猪回收的价格进行10%以内的上下浮动调整”，首先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法院在判决时要么采信“或”字之前的部分及“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因为该条款未约定补贴的内容，双方可以进行诸如司法鉴定按投入比分割的方法公平公正的分割产生的利润；要么采信“或”字之后的部分对已领取的物料在10%以内向下浮动，对生猪收购价格在10%以内向上浮动。同时根据合同法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法院应当将物料向下浮动10%、将生猪收购价格向上浮动10%。根据以上所述，在整个生猪代养过程中，原告向被告提供的物料总价格为1996216元，下浮10%为199621.6元，生猪按约定的收购价为8.5元/斤上浮10%为0.85元/斤，总销售量为241280斤，上浮10%应为205088元，物料和生猪下浮和上浮的总价为404709.6元，按照正常约定的收购价8.5元/斤，正常部分为241280斤*8.5元/斤减去被告领取的所有物料价款1996216元为54664元，如果按照原告对本合同的理解，被告投资38万元成本，只能分得54664元的利润，因此本案依据合同法约定，法院应当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解释，应当选择“或”字后半部分，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数额为459373.6元，这仅仅是依照该格式条款法院应支持被告的部分。在该批生猪饲养将要出栏的过程中，被告和原告公司的经理等管理人员在微信聊天中，原告公司经理发送过一份名为《宜城益豚财字[2019]018号文件》的文件，该文件清楚的承诺被告只要所代养的生猪在销售时均重超过260斤则在合同约定分配基础之外另行支付代养户60元/头的补贴，由此本次出栏的总头数为937头，双方当事人口头和书面发生的承诺和约定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且原告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整个代养户所发出的，人民法院更应当确认其真实性并判决原告给被告按937头*60元/头合计56220元给予额外补贴。公司在被告代养过程中收取被告的保证金2万元应当立即退还。在生猪出栏的前几天经贺家坪村民委员会及相关部门的调解，可以证实被告并未阻止和破坏本合同的继续履行，而是在确实的为了保障合同履行与对方协商处理办法，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提出四点要求：1、原告公司支付120万元代养费；2、等甲方收走两车猪后付款；3、超期不拉猪每多养一天原告公司支付被告1.5万元。原告公司经理认可了除第一条外的其他要求。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原告从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7日晚八天拖猪的代养费15000元/天*8合计120000元。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第六条第十五项“在甲方回收前猪只的毁损、死亡的风险由乙方承担，但不可抗力除外”，该格式条款的约定明显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系提供格式条款方免除其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该条款的约定并判决将之前正常死亡的生猪19头共2595斤，按最终销售价19.7元/斤计算合计51121.5元，由原、被告按比例共同承担。双方在人民法院进行保全时，执行局法官主持双方座谈时，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张路明确答复给被告补偿1000斤的损失，其损失价格应为9.35元/斤，合计9350元。被告聂伟红在答辩过程中，向本院提起反诉。被告聂伟红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原告除自愿支付给被告的241854元外，还应支付被告各项代养及支出合计504211.1元；2、判决由反诉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其一，被告聂伟红在代养过程中积极践行代养义务，努力克服百年一遇的重大非洲猪瘟疫情，被告为了保障生猪的安全，增加成本，聘请专业的有资格的防疫人员，同时增加设备，致使本批生猪原告投入成本在正常情况下增长。其二，本合同作为原告方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代养合同，当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和被提供方对格式条款的重要内容理解发生分歧时，根据合同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对格式条款以外的非格式条款双方内容不一致的甚至冲突的，人民法院依法应认定非格式条款的效力。其三，本格式条款原告方在合同中明确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被告的负担，将正常死亡的生猪全部要求被告弱势一方全部承担，这明确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被告聂伟红当庭提出反诉。针对被告聂伟红的反诉，原告益豚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告聂伟红的反诉请求。一、被告聂伟红要求原告公司按夷陵区的物料下浮10%的下线及生猪回收的价格上浮10%的上线为其结算，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告公司未授权公司任何员工给被告承诺任何补贴，原告公司也没有该项补贴，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有权利代表公司做出承诺，对于补贴也应当订立书面协议；三、原告公司给的结算结果中已包含应退还被告的押金，被告聂伟红不应当另行主张；四、被告要求按1.5万元/天支付8天共计12万元代养费没有实施依据，公司工作人员并未同意被告聂伟红的无理要求，该项请求是被告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五、对于生猪正常毁损的损失是属于商业风险，是饲养效果的体现。合同第六条第十五项约定不可抗力原因其猪毁损、死亡除外，在合同第七条第六小点，双方协商解决非正常原因致其生猪毁损事宜，被告要求原告公司承担正常生猪毁损的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六、被告称原告公司员工张路承诺给予9350元补贴原告公司认可；七、律师费双方没有约定，没有事实依据；八、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原告公司为委托方，被告聂伟红为受托方。原告公司以生猪出售获取利润，因生猪销售价格不确定，公司的投入大，有很大的商业风险，可能赚取巨额利润，也可能血本无归。聂伟红以提供劳务、场所来获得报酬，生猪的回收价格已经确定，风险小，回报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基本确定。双方按照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行情，答辩人获得高额利润是市场行情使然，是原告公司的投资方向选择使然。被告作为代养方，按照市场行情，代养按300元/头结算，在不考核死亡率和料肉比的前提下，被告应得的代养费不超过28万元。被告不能以原告获取高额利润为由，强制原告公司给予被告不应得的回报；九、双方之间订立的合同不是格式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合同，被告是可以对合同提出修改意见的，双方也可以对合同的条款进行协商，因此不是格式合同；十、因长阳县的生态环境适合养猪，故吸引了众多养殖公司与养殖户签订代养合同，原告公司及其他同行在此处按照这种代养模式进行代养已经多年，此为头例拒不交付生猪与结算的养户，请人民法院考虑整体投资环境及遵循诚信原则，公正判决。被告聂伟红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公司另一养殖户叶又红的调查笔录原件一份、叶又红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叶又红丈夫王先松与原告益豚公司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合同图片打印件一份，证实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属于格式条款，且原告公司未履行提示和告知义务，同时证实原、被告签订的该格式条款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约定双方理解分歧巨大。证据二、被告与原告公司舒超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被告公司宜城益豚财字[2019]018号文件截图打印件一份，证实被告就该格式条款不公平的地方和公司在卖猪之前就不断的沟通联系，原告公司对养殖户承诺超过260斤均重的，每头在结算价格之外额外补贴60元的事实，以及就不平等的条款约定双方约定见面协商的事实。同时证实从2019年六千多包饲料吃完后，被告多次催原告公司卖出，但是原告公司员工并没有同意让被告出售生猪，给被告造成损失的事实。证据三、长阳法院执行笔录复印件一份，证实执行局执行生猪的数量以及提成款数量，同时证实在合同结算价之外，原告公司在执行局承认补贴被告1000斤生猪的代养费的事实，同时证实双方是因合同结算发生分歧，并不是原告公司所称的被告故意造成损失。证据四、贺家坪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于2019年6月25日发布的《“非洲猪瘟”防控紧急通知》原件一份、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协议书原件两份、林学兵身份证及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各一份、李喜明身份证及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各一份、中国商务部因重大疫情致猪肉价格飞涨的新闻发布会内容截屏打印件两页，证实因不可抗力重大疫情造成长阳县政府及畜牧服务中心发文要求大型养殖场（其中包括被告的养殖场）必须聘用有职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督导防控，造成被告支出成本剧增和重大损失，同时证实如继续履行该格式条款合同，则不利于被告。证据五、湖北德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书原件一份、发票原件一张，证实原、被告依照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定按投入比双方应分取的利润，同时证实该格式条款依法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其被告应分得的利润以司法鉴定按照投入比可分得的利润相差不大的事实。证据六、贺家坪村民委员会组织原、被告双方座谈的笔录原件及录音各一份，证实就该格式条款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的事实，以及从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7日代养的8天被告要求按1.5万元/天额外补偿代养费，原告公司经理李振当场同意的事实，同时从座谈笔录的第二、五条可以看出，原告公司舒畅未提出反对的事实。证据七、枝江服务部药物、杂物、疫苗领用单原件49张，证实被告在该批生猪代养过程中领取的物料数额，依据合同约定物料下浮10%,应当依据该领取的总额进行计算，同时证实原告公司将生猪死亡的风险全部转嫁给被告，属于规避责任行为。证据八、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单原件三张，证实经人民法院执行生猪销售数量按合同约定上浮10%，应当按数据予以履行。证据九、收付保证金收条及收据原件各一份，证实原告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收取被告保证金2万元，应当退还给被告。证据十、猪只死亡、淘汰确认单原件19张，证实共计死亡生猪重量为2595斤，按19.7元/斤的价格计算为51121.5元，应该由原告公司与被告共同承担。证据十一、2019年10月31日被告与原告公司管理员赵飞的通话录音一份，证实被告多次催原告公司出售生猪的事实。经质证，原告益豚公司认为：1、对证据一，对叶又红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该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同时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也无关；2、对证据二，原告认为该聊天记录不完整，并不能看出双方聊天的完整过程，且红头文件也不完整，公司并没有这一份文件，且舒超说的是过五天就安排销售过去出售生猪，并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说明被告多次催促公司卖猪的事实；3、对证据三，原告认为该证据无法看清楚，是否承诺也不清楚，且被告提供的是复印件，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被告漫天要价，致使公司不能及时销售，又因生猪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生猪销售事宜迫在眉睫，公司被迫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4、对证据四，原告认为被告是专业的养殖人员，保障生猪养殖正常开展是其本能工作，被告并未造成任何损失，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5、对证据五，原告认为该评估报告是被告单方委托，对评估的内容不公平，因此不予认可；6、对证据六，原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并不能证明原告公司同意按1.5万元/天给被告额外补偿代养费，原告公司并不认可；7、对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8、对证据十一，原告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而且被告要求卖猪的前提是先给钱，且该证据也不完整。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8日，原、被告签订《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猪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益豚公司委托乙方聂伟红进行生猪饲养及管理，本批饲养14斤猪苗共1000头，价值650元/头，低于或超出14斤的部分按8元/斤计算，乙方按300元/头交付保证金，甲方为乙方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要的饲料、药物、疫苗、杂物等物资。交货时间约定为“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养户领苗时）开始后的180天”或“饲料领用按进苗数（若因疾病等影响发生死淘的，以死淘后数量为准）每头6.5包为上限”。同时合同对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聂伟红于2019年5月28日向原告益豚公司支付押金2万元，同时出具《养户聂伟红押金不足的申请》，并于2019年6月8日在原告益豚公司处实际领取猪苗946头。在2019年6月9日至2019年11月4日期间，被告聂伟红在原告益豚公司处领取饲料合计8475包，产生饲料运费37044元（运费已由原告公司垫付），并领取药品价值19476.25元、疫苗价值20446元、杂物价值245.8元。2019年7月19日，原告益豚公司与被告聂伟红签订《消毒设施、设备委托采购订货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聂伟红委托原告益豚公司按照清单购买消毒板房等设备，合计价值5295元。2019年10月30日，因生猪出售双方发生争议,贺家坪镇贺家坪村民委员就生猪出售事宜召集原、被告双方进行座谈，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该次座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因生猪价格不断下跌，原告益豚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向长阳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将被告聂伟红代为养殖的生猪930头予以扣押，并将处理后的价款提存至长阳法院执行专户。后经长阳法院执行，原告益豚公司将生猪全部出售，其中：330头按单价20.1元/斤出售，净重85900斤，合计1726590元；330头按单价19.8元/斤出售，净重70140斤，合计1687752元，267头按单价19.3元/斤出售，净重85240斤，合计1353702元。前述总计出售生猪927头，总净重241280斤，总价款4768044元。同时查明，在2019年6月11日至2019年11月10日生猪养殖期间，被告聂宏伟所养殖的生猪总共死淘19头。本院认为：一、原、被告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所负义务。原、被告双方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为其进行生猪饲养及管理，原告作为合同甲方为被告提供猪苗及养殖生猪所必须的物资，同时根据合同第五条第五点约定“甲方应承担因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即：公司无论外部产品市场价格、供求关系发生怎样变化均按合同条款的量、价收购，市场好的情况下多享受经营成果，在市场差的情况下多承担风险或损失，并负责风险平衡”，原告公司承担了此次委托养殖中的风险与投资，并通过投资养殖、平衡风险获取利润；被告作为合同乙方为原告提供场地、人力等资源对生猪进行饲养、管理，并在达到约定标准后交付给原告，由原告按合同约定的保底价（8.5元/斤）给被告结算。原告益豚公司履行了向被告提供猪苗及养殖生猪所必须的物资等义务，被告聂伟红依约应当在养殖的生猪达到标准之后予以交付并结算。故原告要求与被告进行结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给予被告补贴计算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对委托养殖合同第三条第三点“公司根据行业和市场变化情况（仅限于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不包含养户在生产管理水平高低所产生的结算收益增减差异），在对养户结算时，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料及生猪回收的价格进行10%以内的上下浮动调整，以确保养户利益和公司平稳发展”的理解产生分歧。本院认为该误解的产生系因合同约定不明确，导致双方无法确定补贴方案。根据原、被告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在本案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原告公司作为合同委托一方承担了生猪养殖过程中的投资与风险，且原告公司在庭审中也表明其愿意对被告进行多项补贴并将生猪回收价格进行10%的上浮，从维护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考虑，本院认为原告公司所提出的方案较为适宜，也未违反合同中“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的约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2019年10月28日至2019年11月10日期间死亡生猪所产生的损失，并支付因被告拒不卖猪而因猪价下跌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该损失系因原、被告双方在结算时无法协商一致而造成延迟交付生猪产生的，并非被告恶意拒绝交付而产生，且生猪死亡、猪价下跌均非人为可以控制，投资养殖生猪也必然会面临这些风险。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期间生猪死亡及猪价下跌所产生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6万元，但原、被告所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中并未对因诉讼所产生的律师代理费进行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庭审中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按每头60元的标准给被告补贴，对被告在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8日多饲养的8天时间予以1.5万元/天的补贴，同时对死亡的19头生猪按19.7元/斤的价格予以补贴，并承担鉴定费2500元。但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原、被告双方对前述内容有约定，也不能证实原告公司对前述内容有任何承诺，故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反诉中请求原告承担因雇请技术人员所产生的工资支出，但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交其支出的证据，故对于其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款项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反诉过程中提出：1、原告公司在执行局笔录中承认补贴被告1000斤生猪的代养费，对于前述补偿款项原告公司在庭审中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公司经理李振在贺家坪村委会的座谈笔录中对于给被告按1.5万元/天额外补偿代养费并未予以否认，故原告应当支付前述补偿。但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对于乙方聂伟红提出的要求“①必须付我120万代养费；②等甲方收走两车猪以后付款；③超过明天不拉猪，多养一天付我1.5万元；④猪全部拉走”，甲方李振只表示“120万不可能”，对于其余要求并未作出任何表态，故原告据此认为原告公司认可多养一天支付1.5万元的补偿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结算的数额计算。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结算金额计算如下。原告益豚公司应当向被告聂伟红支付的内容包括：1、回收生猪价款。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第三条第二点约定，一级品回收价格为8.5元/斤，在此基础上上浮10%为8.5*110%为9.35元/斤，故生猪回收总价款为9.35元/斤*241280斤为2255968元。2、退还保证金2万元。3、原告自认补贴，包括饲料运费补贴12337.5元、猪苗运费补贴6270元、消毒板房及物资补贴2647.5元、无害化补贴4730元、环境卫生补贴4730元、防暑保温补贴9460元、环保补贴9460元、控料补贴13905元，合计63540元。4、原告在庭审中已经认可的给被告补贴1000斤，即9.35元/斤*1000斤为9350元。被告聂伟红应当向原告益豚公司支付的内容包括：1、交付生猪937头。由于原告益豚公司已经对被告聂伟红养殖的生猪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已由长阳法院执行完毕，927头生猪总共售价为4768044元，现存于长阳法院执行专户。2、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由于押金不足而产生的资金占用费。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第一条第三点，“如乙方无法足额交付保证金或所交付的保证金超出标准部分的，公司按已公示的资金占用费支付办法向养户收取或支付资金占用费”，根据合同附件5可以第五项其他说明中可以确定前述资金占用费为年利率5.335%，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被告书写并由原告公司统一的《养户聂伟红押金不足的申请》中载明“第一批合作保证金应交50元/头”可以确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证金946头*50元/头为47300元，被告于2019年5月28日实际交纳20000元，未交纳27300元。故被告应当以273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8日起至2019年11月10日至共计155天按年利率5.335%支付资金占用费，总共计算为618元。3、被告在原告处领取的猪苗664628元、饲料1291220元、药品19476.25元、疫苗20446元、杂物245.8元，合计1996016.05元。4、运输饲料产生运费37044元。5、被告聂伟红委托原告益豚公司采购消毒板房等设施设备总价5295元。故原告益豚公司总共应支付被告聂伟红2255968元+20000元+63540元+9350元合计2348858元，被告聂伟红总共应支付原告益豚公司618元+1996016.05元+37044元+5295元合计2038973.05元。折算抵扣后原告益豚公司还应支付被告聂伟红309884.95元。另由于生猪927头已经被长阳法院执行完毕，出售所得货款可直接从长阳法院执行专户提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伟红向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交付生猪927头。因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已对前述内容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已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生猪出售货款4768044元可直接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专户提取至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账户。二、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支付被告聂伟红生猪代养费及各项补贴合计309884.95元。三、驳回本诉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及反诉原告聂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4元，由原告宜城市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4元，由被告聂伟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方乾书记员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