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1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勇，男，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功盛，四川凯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苑文英，女，196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栋，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帅，男，198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原审第三人：山东宁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建设南路**。 法定代表人：杨根才。 上诉人陶勇、上诉人苑文英因与被上诉人曹帅、原审第三人山东宁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宁建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2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勇上诉请求：1．判决苑文英及曹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曹德华所欠陶勇106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2．诉讼费由苑文英及曹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邓小云写给陶勇的收条明确载明收到54万元，曹德华向邓小云转款59万元，多转的5万元与陶勇无关，不应当在曹德华对陶勇的欠款中予以扣减。2．曹德华与陶勇达成的《协议书》中约定曹德华收取2%的挂靠费，但收取挂靠费的前提是宁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曹德华与宁建公司并未替陶勇解决发票事宜，因此曹德华不应当收取2%的挂靠费。3．一审将曹德华向张璐转的26万在案涉欠款中予以扣减错误。该笔转款与陶勇无任何关联，陶勇无法举证证明曹德华为何向张璐支付26万元。4．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19）鲁0921民初3200号案件已经判决曹德华借给陶勇的40万元系遗产，由苑文英、曹帅继承，那么曹帅就应当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向陶勇承担还款责任，一审以曹帅未继承遗产为由判决曹帅不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依法改判，维护陶勇的合法权利。 苑文英答辩称，一、案涉工程存在严重违法情形，所得非法收入应当予以没收。首先，涉案工程未经法定程序进行招投标。陶勇认可涉案工程项目的中标材料系事后补充，曹德华在询问笔录中也陈述涉案工程系“2020年5月份中标”，因此案涉工程属于违法发包的工程。另涉案工程实际施工费用为124万元，而发包价格竟然高达690万元，存在利益输送可能。其次，退一步讲，即便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定，本案也系违法转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挂靠的，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收缴当事人非法所得。本案工程除实际工程款124万元之外，均为非法所得，应予以没收。二、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陶勇，而是邓某1、邓渝军。1．邓某1、邓渝军的证言以及邓小云的情况说明已经明确了这一事实。2．陶勇说不清具体开工时间，不符合常理。唐某作为招投标的参与人，对于投标价格、何时投标成功、何时签订正式合同、进场施工时间、退场时间等最基本的信息均表示“不清楚”。3．如果涉案工程转包给了陶勇，为何要找邓某1施工，又为何把工程款支付给邓小云？如果曹德华确实欠陶勇钱，又为何向曹德华借款40万元。陶勇原审中认可其系涉案工程的主要投资人，二审中又改称为唯一投资人。事实上，其为主要投资人最贴近客观事实，也与曹德华在询问笔录中所作“曹德华、陶勇、唐某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合作伙伴”陈述一致。从邓小云的情况说明及邓某1、邓渝军的证言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是邓某1、邓渝军，曹德华、陶勇、唐某是合伙人。三、曹帅、苑文英并非适格诉讼主体，同时本案也遗漏必要诉讼参加人。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告应是宁建公司，而非曹帅、苑文英。涉案工程极有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刑事犯罪问题。为查明案件事实，应追加中国重汽集团南充海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乐公司）为被告到庭说明情况，或依法将本案移交刑事犯罪侦查机关。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苑文英在曹德华生前支取了其银行存款91520.43元，曹德华患有癌症，取钱治病理所当然。曹德华去世后的财产才属于遗产，原审法院将上述款项列为遗产错误。其次，继承人应当以实际取得的遗产而不是已经确定但尚未取得的财产承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责任，曹德华的40万债权苑文英尚未取得。再次，本案债务是违法的，没有所谓偿还责任。 曹帅未进行答辩。 宁建公司未发表意见。 苑文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陶勇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陶勇的起诉状自相矛盾。其一，其诉称“项目完工后，海乐公司将该工程款300万元直接支付给曹德华”。但事实是，在工程未完工且没有结算或鉴定报告的情况下，海乐公司便支付工程款。其二，陶勇认可邓小云是其手下管理者，而曹德华、陶勇均给邓小云打过款，那么邓小云是否为实际施工人或实际施工人指定的其他人，有必要查清。鉴于曹德华已经病逝，陶勇又存在给邓小云汇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应主动要求邓小云参加诉讼或对陶勇进行释明。2．涉案工程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刑事犯罪问题，应追加海乐公司为被告，或将本案移交刑事犯罪侦查机关。3．《内部承包协议》在管理费上为空白，且《内部承包协议》和《情况说明》系同一天形成，但二者截然不同，不符合常理。4．海乐公司作为国有公司，将工程款打入个人账户而非宁建公司账户，亦不符合常理。对于曹德华的询问笔录，原审法院选择性摘取了有利于陶勇的部分。首先，曹德华称2017年5月份中的标，但海乐公司在2017年4月10日便将300万工程款支付给了曹德华。从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陶勇、唐某、曹德华三人为合伙关系并有具体的分工。5．曹德华在2017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分三次转给邓小云59万元，陶勇也承认并声称邓小云为管理者，该事实能够证实邓小云才是实际施工人或者存在另行转包的情形。6．本案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包括：项目还未开始，海乐公司便将所有工程款支付给曹德华；曹德华得病以及去世，陶勇都知道，曹德华去世至陶勇起诉也有长达六个多月时间，面对190万元所谓工程款，陶勇却不联系不索要，显然不合常情；陶勇有利用本案来逃避或试图抵偿其偿还40万元借款义务的目的。7．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没有证据能力或证明力。（1）原审法院单凭“其（陶勇）所称690万元的金额”认定工程总价。海乐公司是国有单位，对于工程款的认定理应有工程量造价报告等文件和相关工程款支付凭证。基于上述理由，海乐公司应为本案的必要诉讼参加人。退一万步讲，既然原审以陶勇是否享有工程利益作为争议焦点，即便海乐公司不参加诉讼，也应查明实际工程量。（2）原审法院选择性采信了对陶勇有利的证据。原审认定陶勇为实际施工人的理由及反驳理由分别为：一是曹德华自述陶勇联系的该工程且是主要出资人。反驳理由：即便曹德华所述属实，也只是说陶勇为主要出资人，那么还应当有非主要出资人，因此不排除三方合伙的可能。二是曹德华在新疆与他人合伙经营所谓的办事处，以宁建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挂靠业务，并非进行具体的工程建设。反驳理由：宁建公司超出经营范围而签订的合同不必然无效。三是曹德华收到海乐公司的工程款后大都转给陶勇。反驳理由：转给陶勇款项是双方合作内容的执行，陶勇给邓小云转款，曹德华也给邓小云转款，更能从侧面认定邓小云或者其指定的人员才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四是唐某及海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均证实陶勇为实际施工人。反驳理由：首先，唐某及海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均没有到庭作证；其次，两份书面是格式文本，证言是相同的；再次，海乐公司两位员工不是本工程指定的项目对接人员，对于承包方的情况如此了解令人匪夷所思；最后，如果海乐公司两位员工一开始就知道实际施工人为不具备施工资质的陶勇，为何不上报公司决策者叫停违法转包的项目工程。综上，原审认定实际施工人及工程款金额的依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或证明力不够。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并遗漏必要诉讼参加人。1．陶勇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案由变更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后，被告主体同样不适格，且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对于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同意不当。本案进行鉴定具有必要性。 陶勇答辩称，1．因为赶工期，在款项支付上，建设方一直予以支持，并非不符合交易习惯。2．陶勇或陶勇委托曹德华向邓小云付款不能否认陶勇实际施工人的地位，正好印证邓小云仅系劳务班主。3．将宁建公司列为第三人是因为宁建公司的报案行为公示了曹德华私自出借公司资质收取管理费的问题，陶勇尊重事实和法律。4．《内部承包协议》《情况说明》及《授权委托书》均为曹德华与陶勇协商后由曹德华出具，不存在矛盾之说，同时《授权委托书》系原件不是复印件。5．曹德华生前因涉嫌私刻印章被济宁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在接受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询问时，其以未解决宁建公司报案为由拒不支付剩余工程款，同时陶勇本人因南充其他项目一直未能抽身导致不能及时通过司法途径向曹德主张工程款。6．一审出示的证据能证实陶勇是案涉项目唯一投资经营人，有权享有工程款。7．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 曹帅未进行答辩。 宁建公司未发表意见。 陶勇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苑文英、曹帅立即支付190万元；2．由苑文英、曹帅承担诉讼费。 原审认定事实如下：曹德华于2019年3月12日死亡，苑文英、曹帅分别系曹德华妻、子。曹德华生前与陶勇一直有款项往来，并于2017年7月10日向陶勇转款40万元，陶勇向其出具了一张借条。在曹德华死亡后，苑文英、曹帅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陶勇偿还。之后，陶勇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称曹德华生前将海乐公司的厂房平场地项目转包给自己，自己系实际施工人，工程款曹德华收取了300万元，但并未全部转付。因此，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苑文英、曹帅承担给付责任。原审中，陶勇提交了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9日的《内部承包协议书》，协议上甲方栏加盖了名为宁建公司的印章，乙方注明为承包人，并由陶勇签名。内容主要为：乙方承包海乐公司新厂区平场地项目，实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按项目结算总额的比例（具体比例为空白）向甲方上交承包费，甲方对本项目进行监督，项目所有资金全部汇入甲方账户，用于本项目建设。合同还约定，甲方收到海乐公司支付的项目款后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2．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9日的《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海乐公司新厂区平场地项目由我公司转包给曹德华，后曹德华直接转包给陶勇，即陶勇为实际施工人，该项目由陶勇投资经营且自负盈亏。我公司委托发包方将该项目工程款直接付至曹德华银行账号，再由曹德华直接支付给陶勇，在《情况说明》尾部加盖的印章名称为宁建公司；3．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的《协议书》，甲、乙双方分别为曹德华、陶勇。其主要内容为：海乐公司平场地项目由陶勇负责投资经营、自负盈亏，甲方收到工程款后再支付给乙方，乙方根据资金情况给予甲方2%的管理费。注：甲方在收取管理费前须配合乙方向业主单位提交宁建公司的资料及相关票据，否则乙方有权不支付2%的管理费，该协议书签名人分别为曹德华、陶勇；4．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的《委托授权书》（复印件），其上载明委托人为宁建公司，受委托人为陶勇，其主要内容为宁建公司委托陶勇为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工程项目事宜并投资施工。合同上加盖了名称为宁建公司的印章；5．加盖名称为宁建公司印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杨根才及曹德华的身份证复印件、含曹德华等人的《职工社保缴费证明》，以及《四川省省外施工、监理企业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川建外企录（2017）01818号］，上载明曹德华为在川负责人；6．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华凤派出所于2017年6月18日对曹德华的询问笔录，曹德华称自己以前外包投资入伙宁建公司新疆办事处，并担任财务工作，唐某系公司总部安排的正主任。该办事处2014年即不存在，唐某被该公司总部召回。在经营期间，自己手中存有宁建公司“石河子市”和“伊犁市”的两枚印章，办事处撤销后，自己仍存留该印章。陶勇介绍给自己海乐公司的项目，自己就拉唐某共同参与。当时两人商量不能给总公司说这个事情，因为在新疆的业务做得不好，公司知道后不会同意。如果公司知道这个事情，就由唐某负责向公司上缴管理费。之后，二人持曹德华存留的印章在四川省建设厅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参与项目竞标，并于2017年5月份中标。由唐某负责技术、曹德华负责全面事务，陶勇负责投资和现场生产，启动资金自己投入了30多万元，陶勇投入了100多万元，唐某未投入，现在已经收回了500多万元；7．曹德华成都银行账户（尾号1976）的往来明细，其中：2017年4月13日海乐公司向其转账300万元，曹德华于2017年4月17日向陶勇转款两次共50万元，4月19日至21日向陶勇转款五次共120万元，4月25日向陶勇转款20万元。4月26日陶勇向曹德华转款两笔共50万元。同日，曹德华向海乐公司转款120万元。2017年6月27日、28日、29日，该公司又向曹德华转款120万元。2017年7月10日，曹德华又向陶勇转款40万元。其间，曹德华于2017年4月19日、4月22日分别向案外人张璐转款26万元和30万元，201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共向案外人邓小云转款三次计59万元；8．陶勇于2017年10月18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曹德华转款30万元；9．《工程场地施工合同》，无落款时间，发包方和承包方分别为海乐公司和泰安市建福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建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勇），工程内容为海乐公司的土地平整，施工日期自2017年1月10日至2017年5月10日，金额为690万元；10．增值税发票，购买方为海乐公司，销售方为建福公司；11．庄伟忠、宁洁（系重汽南充海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海乐公司场地平整项目系由该公司最后与建福公司签订合同并由建福公司开具发票，实际施工人为陶勇；12．邓小云出具的收条，其中通过曹德华支付的款项应为54万元，而曹德华实际支付了59万元。陶勇提交上述证据证明曹德华系宁建公司的工作人员，案涉工程项目系自己联系曹德华并挂靠宁建公司签订合同，曹德华收取2%的管理费，并将其余工程款转付自己。曹德华介绍由邓小云施工，曹德华及自己分别向邓小云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其中邓小云向自己出具了54万元收条，但曹德华实际支付了59万元。该工程发包方支付300万元的工程款，后为完善手续需要缴纳120万元保证金，陶勇随后又向曹德华支付了50万元。海乐公司随后将该保证金又退回给曹德华。因发现宁建公司的印章均系曹德华私刻，公安机关问询曹德华后，曹德华担心出问题，遂要求陶勇将有关资料退给曹德华。陶勇退回部分资料，故只存留了一些原件和复印件。工程完工后，需要由曹德华出面找宁建公司开具发票，陶勇遂于2017年10月18日向曹德华转款30万元，但因宁建公司不同意，曹德华未完成该事务。无奈陶勇遂另行以建福公司名义与海乐公司签订合同并开具发票。因此，曹德华尚欠自己工程款未予全部支付，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曹帅、苑文英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对上述证据，曹帅、苑文英称陶勇并非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是案外人邓小云等人，并提供邓小云的电话号码，但经庭后核查该号码为空号。同时，苑文英、曹帅还称陶勇所提交的《委托授权书》和《内部承包协议书》系伪造，申请对该资料是否系该时间形成及两枚印章与宁建公司备案的“石河子市”“伊犁市”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在诉讼中，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对原宁建公司工作人员唐某进行了询问，其称案涉工程项目系陶勇出资并承建，曹德华当时持有的印章系宁建公司在新疆正常使用的公司印章，并非私刻，陶勇挂靠宁建公司并承诺给曹德华2%的管理费。宁建公司称案涉工程项目所加盖的印章与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均系私刻，还递交了《声明》、《立案告知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鉴定意见书载明2017年6月7日以宁建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庭审结束后，陶勇称曹帅、苑文英所起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其承担偿还责任。陶勇还认可曹德华向张璐支付的30万元为代自己支付，并扣减曹德华应付工程款。而苑文英、曹帅称另向张璐支付的26万元也应一并计入。 还查明，曹德华生前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7643的银行账户内有银行存款余额91520.43元，2019年3月7日，苑文英支取了全部款项。2019年2月24日，曹德华、苑文英向济南市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将二人共有的济南市槐荫区××路××号××房屋（建筑面积66.13平方米）变更登记为苑文英单独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曹德华在向公安机关陈述时称，其与他人合伙经营宁建公司新疆办事处，经营模式为以宁建公司名义对外挂靠工程，收取管理费。在该办事处撤销后，相应的印章应当予以收回或销毁，曹德华称自己仍然使用该印章办理在川的经营许可，并以宁建公司的名义承揽案涉工程。对于上述陈述内容，唐某也予以认可。诉讼中，陶勇提交了加盖宁建公司印章的相应证据，包括以宁建公司名义出具的《委托书》和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等，也进一步印证了曹德华私自以宁建公司名义在川经营并使用未经宁建公司认可的印章的事实。苑文英、曹帅对陶勇提交的证据中加盖的印章有异议，并要求与备案印章进行比对。因曹德华认可该印章确非宁建公司的备案印章，苑文英、曹帅要求进行真伪鉴定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比对依据，同时也对于认定上述事实没有实质影响。故对苑文英、曹帅要求进行比对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为陶勇，陶勇应否享有该工程相应利益？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陶勇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享有工程利益，其理由主要为：一是曹德华自述陶勇联系的该工程并为主要出资人；二是曹德华在新疆与他人合伙经营所谓的办事处，经营方式为以宁建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挂靠业务，并非进行具体的工程建设；三是曹德华收到海乐公司的工程款后大都转给陶勇；四是唐某及海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均证实陶勇为实际施工人；五是在2017年10月18日陶勇向曹德华转款30万元，其称系支付的开具工程发票需缴纳的税费，但因宁建公司未开具税费发票，由陶勇另行以其他公司名义重新与海乐公司签订合同并开具发票，完成工程后续事宜。该陈述与本案宁建公司不予认可该工程，曹德华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认可未经宁建公司同意使用印章及工程客观上需要也最终开具发票的事实一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六是该工程后续事宜均由陶勇负责，而曹帅、苑文英未提交证据证明曹德华或其他第三人为实际施工人、出资人，以及曹德华或第三人基于该建设工程向海乐公司、陶勇主张权利的任何证据。据此，原审法院认为，陶勇所提交的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能够证明陶勇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样，对于苑文英、曹帅关于印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因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该申请，原审法院也不予准许。陶勇为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理应享有工程利益。本案系因工程挂靠而非建设工程合同分包产生的争议，故案由应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对曹德华生前在海乐公司所领取的300万元工程款，陶勇还应享有的利益金额如何确定？现有证据查明，曹德华于2017年4月17日至4月21日期间陆续向陶勇转款190万元，尚余110万元应由曹德华支付给陶勇。2017年4月26日，陶勇又向曹德华转款50万元，2017年10月18日另行向曹德华转款30万元，扣除陶勇自认的曹德华向张璐的转款30万元、向邓小云的转款54万元，品迭后，曹德华还应给付陶勇106万元。关于曹德华向张璐另行支付的26万元，苑文英、曹帅称应当扣除，陶勇不予认可。对此，原审认为，从尾号为7643的银行账户的设立时间、款项支付流水可知，曹德华所涉及的工程款项均通过该账户。其中支付给张璐的30万元陶勇认可与工程有关，因曹德华已死亡，而苑文英、曹帅显然举证困难，陶勇应当承担证明其余26万元与工程无关的举证责任。因其未予举证，对该26万元也应相应视为向陶勇支付的工程款。同理，虽然邓小云只给陶勇出具了54万元的收条，但曹德华实际转款59万元，对超出部分的5万元也应认可。扣减两笔计31万元后，曹德华尚应付陶勇工程款75万元。另外，陶勇自认应向曹德华支付工程款总额2%的挂靠费用，按其所称690万元的金额计算，可酌定挂靠费用为14万元。因此，曹德华生前尚应向陶勇支付的金额为61万元。 关于曹帅、苑文英的给付责任问题，现有证据表明，苑文英在曹德华生前支取了其银行存款91520.43元，并将夫妻共有的位于济南市槐荫区××路××号××房屋（建筑面积66.13平方米）变更为苑文英单独所有。上述财产均系曹德华与苑文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曹德华占用财产份额的50%（其中银行存款为45760元），在曹德华死亡后，该财产应属其遗产，应首先用于偿还曹德华生前所负债务。苑文英接受了该财产，则应在接受财产范围内对曹德华生前尚欠陶勇的61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曹帅接受了陶勇的遗产，故对曹帅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陶勇于2017年7月10日在曹德华处收取的40万元，已以民间借贷纠纷另案处理。如该款项被依法确定为曹德华的遗产并由苑文英、曹帅继承，陶勇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之规定，判决：一、苑文英在接受曹德华遗产（银行存款45760元和位于济南市槐荫区××路××号××房屋价值的50%）范围内对曹德华生前在陶勇处的61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二、驳回陶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苑文英负担15400元，陶勇负担11500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1．邓小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陶勇付土方款伍拾肆万（540,000.00元）。该笔款由曹德华直接转账到邓小云建行卡6227003673010036840上面。收款人邓小云20**年6月29日注：该款到账后，所有土方款已结清。”收条出具后，曹德华于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1日分三次向邓小云分别转款50万元、4万元、5万元，共计59万元。 2．张璐为曹德华之子曹帅的配偶，张璐与陶勇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 3．二审中，唐某出庭作证，称陶勇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认可其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所作相关陈述属实。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陶勇是否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2．案涉债务金额应当如何认定；3．案涉债务的责任主体和承担责任的范围。 关于陶勇是否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问题。一审认定陶勇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享有工程利益与在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符，苑文英关于曹德华与陶勇系合伙关系或实际施工人为其他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1．纵观全案，可以确定陶勇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情况说明》系曹德华签订或曹德华以宁建公司名义出具。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陶勇为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工程项目事宜并投资施工；《情况说明》载明，案涉工程由宁建公司转包给曹德华，曹德华转包给陶勇，陶勇为实际施工人，该项目由陶勇投资经营并自负盈亏；《协议书》载明，曹德华在收取工程款后支付给陶勇，陶勇向曹德华支付2%的管理费。前述事实均表明曹德华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陶勇收取管理费，陶勇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邓小云收到的工程款均来源于陶勇付款或陶勇指定曹德华转款，邓小云收到工程款后都是向陶勇出具收条。如曹德华和陶勇系合伙关系，曹德华向邓小云转款后，邓小云完全可以直接向曹德华出具收条。且邓小云接收的工程款总金额为124万元，远低于海乐公司支付给曹德华的工程款，该事实表明邓小云并非整个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印证了陶勇关于邓小云为其下属劳务班组的陈述。3．唐某及案涉工程发包人海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均证实陶勇为实际施工人，而非苑文英所称的陶勇、唐某、曹德华三人为合伙关系或实际施工人另有其人。虽然苑文英申请证人邓某1、邓某2出庭作证，欲证实其二人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但邓某1、邓某2既未提供书面合同，亦未提交诸如工程款收支等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因此对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除此以外，苑文英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陶勇以外的其他人或陶勇与曹德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综上，一审认定陶勇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案涉债务金额应当如何认定。陶勇上诉主张挂靠费14万元、曹德华生前向邓小云多支付的5万元以及曹德华向张璐支付的26万元均不应从曹德华欠付陶勇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曹德华欠付陶勇的工程款应为106万元（即一审判决的61万元＋14万元＋5万元＋26万元）。1．关于挂靠费14万元。曹德华生前与陶勇签订《协议书》，约定曹德华出借宁建公司资质给陶勇承建案涉工程，陶勇根据资金情况给予曹德华2%的管理费。曹德华擅自出借宁建公司资质的行为属违法行为，该《协议书》应属无效合同，曹德华无权依据该《协议书》的约定收取挂靠费14万元。但鉴于曹德华生前为案涉工程付出了一定的劳务，本院酌情认定陶勇向曹德华补偿7万元。2．关于曹德华生前向邓小云多支付的5万元。2017年6月29日，邓小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陶勇付土方款伍拾肆万（540,000.00元）。该笔款由曹德华直接转账到邓小云建行卡……该款到账后，所有土方款已结清。”收条内容表明，陶勇委托曹德华向邓小云支付工程款，且在出具该收条时，陶勇仅下欠工程款54万元未结。根据各方的陈述，在案涉工程前，陶勇并不认识邓小云，苑文英也未举证证明陶勇与邓小云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该收条出具后，曹德华向邓小云的59万元转款中仅有54万元系受陶勇委托转款，至于曹德华向邓小云转的其余5万元，不能证明与陶勇有关，不应从曹德华欠付陶勇的工程款中进行扣减。3．关于曹德华向张璐的26万元转款。因张璐系曹德华儿媳，而陶勇与张璐并不相识也无其他经济往来，且并无证据证明曹德华向张璐转款26万元与案涉工程有关，因此该26万元转款亦不应从曹德华欠付陶勇的工程款中进行扣减。综上，曹德华欠付陶勇的工程款应为99万元（即一审判决的61万元＋7万元＋5万元＋26万元）。 关于责任主体。曹帅为曹德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且未放弃继承曹德华的遗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之规定，曹帅应当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曹德华生前债务的义务。关于遗产范围的确定。遗产为公民去世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遗产范围原则上应当以被继承人去世这一时间节点进行确定。曹德华于2019年3月12日死亡，苑文英于2019年3月7日从曹德华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7643的银行账户内支取银行存款91,520.43元的事实发生于曹德华去世之前，该款应不属于曹德华的遗产，一审认定此款的一半属于曹德华的遗产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苑文英主张应当追加海乐公司或邓小云等为本案当事人或本案涉嫌犯罪等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陶勇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海乐公司或邓小云与本案均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无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的必要性。苑文英主张案涉工程涉嫌犯罪，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2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 二、苑文英、曹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继承曹德华遗产范围内对曹德华生前在陶勇处的99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二、驳回陶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900元，由苑文英负担14,000元，陶勇负担1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由陶勇预交11,500，苑文英预交10,400元），由苑文英负担11,400元，陶勇负担1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勤阳 审判员  刘荣耀 审判员  蒙琼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青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