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13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礼鹏，男，199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县，现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干县康乐箱包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干县城南工业区（新干县鑫阳机械厂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4MA35HC2EX3。法定代表人：康海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伟彤，河北凯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铭洋皮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新扬村十二队横新新庄5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9HJEM2D。法定代表人：黄利华，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郑礼鹏因与被上诉人新干县康乐箱包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公司）、原审被告广州铭洋皮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干县人民法院（2020）赣0824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礼鹏，被上诉人康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康海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伟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礼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康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关于康乐公司主张的三车专车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郑礼鹏与康乐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郑礼鹏一审提交的康乐公司出具的2017年至2018年2月11日对账单可知，双方在2018年结算以前，一直使用专车发货的模式进行箱包买卖，其中在该对账单中记载了2018年2月3日有一辆专车发往上饶，郑礼鹏也于2018年12月10日向康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故郑礼鹏认为，2018年2月9日的聊天记录仅能证明郑礼鹏在当天向康乐公司反映此前收到的专车货物中部分箱包存在质量问题，而不足以证明郑礼鹏收到了康乐公司主张的三个专车货物。2、郑礼鹏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明，此前郑礼鹏与铭洋公司系分别结算，郑礼鹏不清楚铭洋公司是否收到了该货物，故在收到该账单后郑礼鹏立即联系过康乐公司，也就有了之后向陈慧芳要求提供单据，以便郑礼鹏向铭洋公司核查。虽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无法反映出郑礼鹏有否认康乐公司主张的三个专车货物的相应记录，但不排除郑礼鹏有通过其他途径向康乐公司主张郑礼鹏和铭洋公司都未收到康乐公司主张的三车货物的事实。3、新干县吉祥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所出具的证明仅有公司公章，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同时该服务部仅出具了证明，未能一并提供物流单据和货物接收凭证等其他证明材料予以佐证，该证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康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康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康海辉、员工陈慧芳分别与郑礼鹏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证明康乐公司依交易习惯按郑礼鹏要求委托新干县吉祥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于2018年2月8日、3月6日、3月22日发三个专车货物至上饶。对此，无论在一审中还是在上诉状中，郑礼鹏均没有明确否认。2、双方买卖过程中，三个专车的交易方式完全一致，也与郑礼鹏承认的2018年4月7日康乐公司按其要求所发专车的履行方式完全一致。同样的情况，郑礼鹏有的明确认可，有的认为证据不足，显然有悖常理。3、在康海辉与郑礼鹏微信聊天记录中，2018年2月9日下午2：35，郑礼鹏向康海辉发送图片称2月8日发专车的个别箱包有问题，并回复已收到箱包，这与其在一审中所称三个专车箱包没有收货印象的陈述冲突。该三车箱包在双方交易中算重大一宗，郑礼鹏不可能没有印象。况且康海辉按双方交易习惯于2018年4月3日给郑礼鹏发送包括三个专车在内的2018年3月份对账单，对账单清楚显示三个专车箱包的明细，郑礼鹏并未否认。4、在数月后陈慧芳与郑礼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面对陈慧芳的催要，郑礼鹏称因专车收货凭据（红单）不在身边，主动要求陈慧芳再将三个专车的发货单底单（白单）发给其核实，之后也没有对陈慧芳的催要提出异议。5、郑礼鹏对其主张没有举证证明，其说法自相矛盾。在康乐公司与郑礼鹏的沟通及催款过程中，郑礼鹏未对康乐公司明确表示过要向第三方核查。原审被告铭洋公司没有陈述意见。康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铭洋公司、郑礼鹏偿付所欠康乐公司货款360772元并承担违约责任（以360772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1.5倍支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支付）；2.本案诉讼费用由铭洋公司、郑礼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从事箱包皮具生产及批发、零售经营企业。嘉兴巧妙公司系从事服饰、箱包、纺织品等销售企业，于2017年8月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李娜，2017年10月2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孔准，被告郑礼鹏为公司股东，2019年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汪科喜，被告郑礼鹏退出该公司，2019年8月9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利华，2019年11月22日，嘉兴巧妙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名为广州铭洋皮具商贸有限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原告与被告郑礼鹏自2017年开始发生箱包业务往来，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未订立书面合同。根据交易习惯，双方间的交易模式为：被告郑礼鹏将其需要的箱包及在淘宝网等平台接到的客户订单（需求）发给原告，原告按照被告郑礼鹏的要求及其提供的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箱包款式、尺寸、数量等通过物流、专车、淘宝快递等形式发货，被告郑礼鹏向原告支付货款（含箱包款、运费、纸箱赠品、税费等）。原、被告双方交易主要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2018年2月11日，原告与被告郑礼鹏就2018年1月31日之前双方的业务往来情况进行了结算，截至2018年1月31日，被告郑礼鹏尚欠原告货款489609元，嘉兴巧妙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66692元，同日，被告郑礼鹏向原告出具两份手写《结账单》，其中欠款人嘉兴巧妙公司的《结账单》亦为被告郑礼鹏手写，落款处未加盖公司公章。此后，原、被告双方继续进行业务往来，原告按被告郑礼鹏要求供货。2018年2月8日、3月6日、3月22日，原告以专车方式向被告郑礼鹏三次发送箱包，货款计225287.5元。2018年4月7日，原告按照被告郑礼鹏要求向嘉兴巧妙公司发专车箱包，货款计114322元。2018年9月9日、9月18日，原告按照被告郑礼鹏要求委托江西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以物流方式分别向江西九江、广西桂林的客户发送箱包300件、27件，共计货款35911元（含运费1700元）。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原告通过淘宝方式向被告郑礼鹏发货应付货款为308907.31元。2018年，原告通过淘宝代嘉兴巧妙公司发货的箱包货款8159元，按照被告郑礼鹏要求以郑礼鹏姐夫名义淘宝发货货款3161元，代被告支付箱包开发票税金9181元，以上合计704928.81元。被告郑礼鹏专车退货，折合货款66511元，以嘉兴巧妙公司名义专车退货，折合货款258422元，两项退货，合计货款324933元。2018年1月，因被告郑礼鹏下错单，造成原告材料损失6000元。2018年5月19日，被告郑礼鹏向案外人刘会军支付模具开发费用13500元。原、被告在2018年2月11日结算后，被告郑礼鹏分别在2018年、2019年向原告支付货款607500元和148248元，合计755748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康乐公司与被告郑礼鹏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买卖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1、原告与原嘉兴巧妙公司名义进行的买卖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2、原、被告2018年1月以后的交易金额应如何确定？关于原告与原嘉兴巧妙公司名义进行的买卖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第一，原告与被告郑礼鹏和原嘉兴巧妙公司进行箱包买卖，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时，郑礼鹏为公司股东，但不是法定代表人，事后，原嘉兴巧妙公司亦未追认郑礼鹏与原告的买卖行为系代表公司进行；第二，原告在2018年2月与被告郑礼鹏进行结算时，所出具的《结账单》由被告郑礼鹏手写，公司未加盖公章确认；第三，2018年2月结算后继续进行的买卖行为，仍由被告郑礼鹏个人负责，没有取得原嘉兴巧妙公司任何授权或盖章确认；第四，2019年1月16日，被告郑礼鹏退出嘉兴巧妙公司，之后郑礼鹏与原告仍然存在箱包买卖业务，并向原告支付货款。因此，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被告郑礼鹏，而非原嘉兴巧妙公司，由此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郑礼鹏承担。被告铭洋公司辩称本案系由原告与被告郑礼鹏个人之间买卖行为所引起的经济纠纷，属郑礼鹏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予以采信。关于原、被告2018年1月以后的交易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郑礼鹏关于2018年1月31日之前的买卖行为，双方已进行了结算，被告郑礼鹏出具了两份《结账单》，合计欠原告货款656301元，对此予以确认。对于之后双方发生的业务往来，原、被告在庭前经过核算，对没有争议的部分均予以签字确认，对有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在证据认证中已进行了论证分析和认定，经计算，2018年1月以后，被告共购买原告箱包合计货款为704928.81元，另被告应承担下错单损失6000元。被告郑礼鹏应向原告付款合计为1367229.81元。被告向原告退货，货款为324933元，支付货款共计755748元，合计1080681元。两抵，被告郑礼鹏尚应付给原告货款286548.81元。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原、被告买卖箱包未订立书面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另外，双方交易过程中手续欠缺，一直未能结算，未能明确被告应付款金额，对此双方均有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郑礼鹏要求原告承担13500元模具费用，因被告支付的模具费用对象不是原告，同时被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满足出货量原告承担模具费用的相关证据，对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郑礼鹏拖欠原告箱包款合计286548.81元，有原告提交的《结账单》、发货物流单、微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确认。被告郑礼鹏辩称其只欠原告货款11840.41元，但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郑礼鹏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新干县康乐箱包皮具有限公司货款286548.81元；二、驳回原告新干县康乐箱包皮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11元，减半收取计335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新干县康乐箱包皮具有限公司负担557元，被告郑礼鹏负担2799元。本院二审期间，郑礼鹏提交了发货账单、聊天记录、天猫店铺转让协议，拟证明其与嘉兴巧妙公司的货是一起发的，但与康乐公司分开结算。康乐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均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或者系复印件，或者系郑礼鹏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郑礼鹏的上诉事实和理由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康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康海辉与郑礼鹏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2月9日下午，郑礼鹏向康海辉发送图片，显示个别箱包有问题，且回复已收到专车的箱包；2018年4月3日，康海辉向郑礼鹏发送2018年3月份对账单，对账单显示三个专车箱包的明细，郑礼鹏未予否认。根据康乐公司的员工陈慧芳与郑礼鹏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26日，郑礼鹏以其没有把红单放在公司为由，主动要求陈慧芳将发专车的发货底单发给其本人核对，当日陈慧芳将包括上述三个专车的发货清单（白单）微信发送给郑礼鹏，郑礼鹏并未对该单据提出异议。根据新干县吉祥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证明，该服务部于2018年2月7日、3月6日、3月22日分别从康乐公司拉货至上饶郑礼鹏。上述证据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认定郑礼鹏收到了康乐公司于2018年2月7日、3月6日、3月22日发的三个专车的箱包，且三个专车的箱包货款应按对账单上载明的数额计算。郑礼鹏上诉称其没有收到该三个专车的货物，并要求核减相应货款，却不能提交相应反驳证据，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礼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98元，由上诉人郑礼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审判员  龙 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