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希乐，男，汉族，1951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服刑于广东省梅州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泉泓，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峰，男，汉族，1975年9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登，河南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河南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希乐因与被上诉人张军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9民初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希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在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也不存在借款合同、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其更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被上诉人提交的单独转账记录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既无法体现双方的借贷合意，也没有相应的借款合同或是借据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上述证据以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且被上诉人所谓的授权转款代理人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一审时也没有到庭说明情况，对其不应予以采信。2、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210万款项不是借款，而是二人为成立广东华银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华银公司）的出资款，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在2014年3月、4月份分三次向上诉人转账支付的210万元系双方成立华银公司的出资款，而非借款。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珠海市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洲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里面关于上诉人的供述已经详细地说明了该款项的来源、去向、用途和性质，系被上诉人的出资款，该笔录作为上诉人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之一。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华银公司的股东，虽然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是认缴的，但那是工商注册的需要，不等于股东不需要实际出资，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人投资注册成立的华银公司在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的司法确认、其中840㎡办公场地装修，包括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准备的办公室，依据被上诉人的指示购买的6台车等巨额花费都是双方实际出资的，并非本案被上诉人所说双方只认缴不实际出资，被上诉人主张的210万元转账自然也是出资款而不是借款，况且该210万元发生的时间和数额和双方成立华银公司时间上也是吻合的。退一步讲，如果210万元是借款，210万元的款项的转账分为三次，发生于2014年3月、4月，时间跨度为一个月，双方不存在任何借款合同、借条借据等，被上诉人也不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借款的合意，如提供聊天记录等，对借款如何发生，如何支付，支付的地点等细节也不能说明，直至上诉人于2017年5月3日向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付股权款项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时间已经超过三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是借款，被上诉人也没有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向上诉人追讨此笔借款，也没有要求利息，其后，被上诉人在该案二审时又称该股权款是借款，并以此作为其向上诉人追讨过借款的依据，明显是为逃避支付股权款而想的借口，此种种异常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常理，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210万元系借款，实属枉顾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其次，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等案件主要事实，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缺席一审庭审，应当对其主张作出不利的解释。一审庭审时，合议庭及双方代理人不远千里从来到上诉人服刑监狱（梅州监狱）所在地开庭审理本案，目的就是让上诉人接受询问以查清事实，同理被上诉人也应到庭接受询问，在本案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双方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有巨大的分歧，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又不能说明相关司法解释要求查明的借款的具体细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应依法对其作出不利的处理，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故意回避此事实，对此事实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再且借款时间发生于2014年3月、4月，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是将自己名下雅安某酒厂的对价为200万元的20%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系与本案的210万元转账予以了抵扣，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因股权转让事宜，双方签订过两次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2月8日第一次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2015年2月10日第二次签订的上诉人留存。两次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均为200万元，而上诉人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则约定在协议签订后90天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00万元，从常理上分析，工商备案的股权协议签订在前，若被上诉人已全部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则不可能在其后还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本案借款时间发生在前，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被上诉人一直主张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210万元转账进行了抵扣，则此时如果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00万元，双方就会进行抵扣而无需再签订上述协议，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也明显不合常理。以上事实经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803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书和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司法确认，间接证实了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其借款210万元款项是不存在的，从而也证实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仅凭转账的流水，既无法证实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也没有相关的借款合同等，没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相反，珠海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都确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成立华银公司的事实，210万元是出资款而不是借款，被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且被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缺席庭审，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其主张的事实应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本案210万元转账不是偿还给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前的借款，而是双方为成立华银公司的出资款,双方不存在借款的合意，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观点十则”第十则，债权人仅凭付款凭证起诉而未提供借据等证据证明，在债务人抗辩并举证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而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认定成立（《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6辑）。第十七条虽赋予上诉人一定的举证责任，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发生倒置，上诉人承担的是反证义务，而不是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依然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从责任主体上看，被上诉人仍负有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证明责任主体不是上诉人。其次，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有效成立，须有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法意思表示一致和借款的实际支付。本案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能够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有效证据，在本案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双方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有巨大的分歧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又不能说明相关司法解释要求查明的借款具体细节，如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等，被上诉人仅凭涉案款项进入上诉人的银行账号以及双方系朋友关系，并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借贷的合意，该情形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张军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一、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虽然答辩人仅有210万元借款的转账凭证，但是上诉人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210元系偿还双方之前的任何借款或其他债务，双方除该笔借款外，并无其他借款纠纷，因此，本案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二、上诉人主张该210万元系华银公司的出资款不能成立。华银公司的注册资金仅仅是认缴并未实缴，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是上诉人，而答辩人根本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并且在上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答辩人因并没有出资、未参与经营、更没有从中获利，因而未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由此也可以证实该210万元并非华银公司的出资款。同时，上诉人主张该款项为出资款，但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出资证书并且该款项是直接转给上诉人个人账户的，并没有转入华银公司的账户，很显然该210万元是上诉人个人的借款。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军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1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7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4年3月5日、2014年3月14日，原告张军峰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川支行分别向被告黄希乐提供的银行卡账户62×××86转账50万元、100万元。2014年4月16日，原告张军峰委托张帅权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川支行网上银行代其向被告黄希乐提供的银行卡账户62×××75转账60万元。2014年3月18日，原告张军峰与被告黄希乐向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珠海市××区××单元，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原告张军峰总认缴出资18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60%，被告黄希乐总认缴出资120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40%，二人实缴出资均为0万元。2014年3月21日，珠海市横琴新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珠海市××区××单元，法定代表人黄希乐。2015年4月16日，被告黄希乐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广东省珠海市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洲区公安机关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7日被监视居住，2017年9月5日被逮捕。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对黄希乐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且认定黄希乐伙同张军峰（另案处理）注册成立华银公司，并租用珠海市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洲区九洲大道西1025号铺为办公场所。黄希乐等人不服刑事判决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4刑终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一审判决对黄希乐的量刑正确。本院现经查明，原告张军峰并未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追究。另查明：2017年5月3日，被告黄希乐（另案原告）向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张军峰（另案被告）股权转让纠纷案，要求张军峰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给付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从2015年5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损失。2017年11月13日，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803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军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黄希乐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支付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从2015年5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损失。2017年11月22日，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向张军峰送达民事判决书后，张军峰对该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2月6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8年3月29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8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张军峰在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期间，向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伊川县支行明细、中国工商银行伊川县支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委托转款授权书，主张被告黄希乐曾向原告张军峰借款210万元，要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改判，但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张军峰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没有关联性而未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原告张军峰依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川支行转款明细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川支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委托转款授权书等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黄希乐只有提出原告张军峰的上述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抗辩主张且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主张后，才能转由原告张军峰就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被告黄希乐未就自己抗辩主张的法律关系完成举证证明义务，则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原告张军峰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张军峰现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确已给被告黄希乐银行账户转款210万元为由而主张与被告黄希乐之间关于21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黄希乐却辩称原告张军峰的上述转款系原告张军峰与被告黄希乐共同开办华银公司的张军峰的出资款，原告张军峰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黄希乐虽提交了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珠海市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洲区公安分局询问笔录、工商登记信息的证据，但该证据并不能直接或间接的证明原告张军峰的转款确系原告张军峰同被告黄希乐开办华银公司原告张军峰自己的出资款，本院现已查明，除被告黄希乐（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原告）向原告张军峰（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被告）所主张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作出民事判决书）诉讼外，原、被告之间再无其他经济纠纷，且原告张军峰并未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追究，被告黄希乐亦未再提交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证明其与原告张军峰之间还存在其他债务，故本院对被告黄希乐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而对原告张军峰关于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的主张和要求被告黄希乐偿还借款21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原告张军峰要求被告黄希乐自2014年7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借款的期限并未作出约定，但经本院查明，张军峰在2017年11月22日收到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1803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书后对该民事判决不服，在民事判决书限定的十五日内提起上诉，且在民事上诉状中提出被告黄希乐向其借款210万元并要求处理，同时，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2月6日对黄希乐与张军峰的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件立案审理，表明黄希乐在2018年2月6日前已收到张军峰的上述民事上诉状，故本院基于上述情况并结合被告黄希乐未向原告张军峰偿还借款的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黄希乐应自2018年2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张军峰支付210万元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原告张军峰主张的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更为公平合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希乐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军峰借款人民币210万元；并自2018年2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张军峰支付人民币210万元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军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黄希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被告黄希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外，另查明，1、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刑终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3月21日，黄希乐伙同张军峰注册成立了华银公司，并租用珠海市办公场地（××人民法院（××）××刑××判决书××段洲区九州大道西1025号铺为办公场所。2、在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中查明，2015年2月10日，黄希乐（甲方）作为转让方，张军峰（乙方）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同意甲方退出雅安天江公司的合作，由甲方将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购买甲方的上述股权；乙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后90天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甲方……。3、一审庭审中，针对一审法院关于在何处将款项支付的问题，张军峰代理人答：“双方在珠海约好，原告回到河南，通过银行分三次打给被告。”一审法院在向张军峰本人询问借款合意的问题时，张军峰答，“2014年2、3月份我到珠海参加一个朋友的孙女满月酒，碰见被告，被告向我提出想借款300万元做房地产生意……3月5日，我在广东珠海一建行柜台给被告提供的银行卡转款50万元、我的事情办完后，我就回洛阳了，开始准备款，并于2014年3月14日给被告提供的账户转款100万元。剩余的钱一时也没有凑够。2014年4月16日，刚好我一个朋友张帅权向我还款60万元，我说我一个朋友借款，不用来回转了。就让张帅权直接把我准备借给被告的60万元转给被告提供的账户了。后我的资金也不是太凑巧，他的房地产项目也不做了，我就没有再转款”。二审中，针对本院关于为何要向黄希乐转款的询问，张军峰答，“2014年3月5日我在广东珠海，黄希乐提出有意购房需要向我借款，当时我就答应了，当天就给他转了50万元，后去了趟北京，从北京回来后我就又给他转了100万，到四月份的时候我委托我侄子张帅权从他银行账户给黄希乐转款60万元，共计210万元。”本院认为，张军峰为主张与黄希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向法院提交了2014年3月5日转款50万元，3月14日转款100万元，4月16日转款60万元，共计210万元的银行交易流水。但未提交证明该款项系借款的证据。黄希乐认可收到了该210万元，但主张系与张军峰共同成立华银公司的出资款。根据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双方在2014年3月21日注册成立华银公司，并租用办公场所。而案涉款项恰好是在二人注册成立公司的期间转入黄希乐的账户。根据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2015年2月10日，张军峰因受让股权，同意在协议签订后90天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给黄希乐。因案涉款项210万元的转款在先，且与股权转让款数额相近，如果确系借款，按照常理张军峰将以该借款210万元来抵顶股权转让款。但张军峰反而与黄希乐签订协议承诺90天内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常理不符。本案一、二审期间，法院均就借款用途，款项如何交付等问题向张军峰及其代理人询问。张军峰对于款项的用途、来源在两次询问中表述不一，亦与其代理人陈述的事实相矛盾。综合上述事实，无法认定双方就借款形成了合意。因此，张军峰的主张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黄希乐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9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军峰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23600元，二审受理费23600元，均由张军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炎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