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美即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博罗县**************自建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法定代表人：樊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家学，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广海，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卓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73F。法定代表人：邹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喆胤，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美即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即公司）因与上诉人卓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美即公司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的（2019）粤1322民初37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请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尚欠的货款827,008.25元；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欠款期间利息152996元（以欠款本金827,008.25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计至被上诉人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25日止为152996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基本事实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邹某1通过微信多次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樊某1采购无纺布等原材料，由于双方距离较远，加上信息科技时代的发展，双方均是在微信中进行洽谈的，谈好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即可发货至其指定的收货地址处，上诉人生产完毕即可安排航空物流送货至被上诉人指定的收货地点。2016年3月24日，因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樊某1家中急需用钱，被上诉人才同意支付了10万元的货款。2016年4月16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樊某1亲自到上海找被上诉人进行对账，并将总对账单发送给被上诉人进行对账，共计¥1,027,008.25元，但被上诉人拒绝配合，上诉人多次催收，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邹某1均敷衍了事，直到201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才同意先支付10万元货款，但要求上诉人开具发票，上诉人为了避开涉嫌虚开发票，提出开具多少金额的发票就补签相应金额的合同，最后被上诉人确定需要40万的发票，因此上诉人将40万的合同发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盖章后拍照回传，上诉人按约向被上诉人提供了40万的发票。后上诉人又多次催收，被上诉人拒不对账又不同意付款，尚欠827,008.25元未付清。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原审程序不当，合议庭其他成员未参加庭审问题：原审程序不当以致认定事实不清，根据2019年8月2日《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显示，本案由钟某某、朱某某、崔某某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到法庭宣判等整个一审程序中，均是钟某某一人在组织、参加的，朱某某、崔某某两人均没有参加，合议庭实际上变成了钟某某一人独审，合议庭形同虚设，严重违背了合议庭制度的立法精神、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五条的规定，因此，原审法院程序不当，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并发回重审。（二）关于案涉交易的总货款问题：1、案涉交易从开始到被上诉人第二次付款（2016年4月21日）10万货款后，被上诉人需要上诉人开具发票，但开具发票的前提是需要书面合同以规避虚开发票的法律责任，因此上诉人才根据被上诉人所需要的开具金额临时订立其中40万元货款的《购销合同》，2016年5月23日17:53分的聊天记录中清晰反映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盖章回传，并告知“我留了40万的票给你”，足以显示该40万仅仅是为了开票所用的部分货款，实际中上诉人也确实开具了40万的发票给被上诉人，即案涉的4张发票。2、在被上诉人回传案涉购销合同和上诉人同意开具40万发票予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仍一直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对账，但被上诉人一直拖延、不予配合（注意不是否认或者主张只有40万的交易额），若案涉交易总货款只有40万，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就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进行对账工作了？因为在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我留了40万的票给你”后，被上诉人回复“好的”，即是被上诉人认可了40万开票的事实。3、从案涉《购销合同》上看，交货时间、付款方式及交货地点均不符合实际交易情况，结合本案证据显示交货时间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底即已经全部交货完毕了，另外总金额的30％定金也不符实，“剩余款到发货”也是与实际不相符，特别是交货地址，根据物流单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显示实际上的货物均是被上诉人指定的地点和收货人，以“上海金山区****”为多，且该合同是在2016年5月20日签字盖章签订的，此时双方已经完成案涉交易，若属于全部交易额的总合同，合同内容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是否存在定金等）去签署，可事实上该合同与实际交易情况完全不一致，除了与开票金额吻合外，也足以说明该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开票而已，并非案涉交易的全部总金额，且事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认可了该40万合同和开票金额的情况下还一直在追着被上诉人进行对账也足以说明该合同并非全部交易的总金额了。4、本案交易从一开始到最后，上诉人完全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交易的，要马上出货就连夜赶工、走航空物流等尽一切努力配合了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却一开始不肯签定合同在先，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收货地址，把货物送至时，被上诉人又不在现场，均是郭卡、赵海等人收货，但第三人仅是帮被上诉人收货的，因此也不同意在送货单上签字，这也是现下整个买卖纠纷、交易常见的通病，即使有人签字也难以证明签收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实交易中收货人作为客户，货到时不签字或者不配合也是供应商不能言说的痛，总不能因为不签字就不做这买卖了？还是把货又拉回去呢？此时收货人签与不签都是骑虎难下，因为供应商已经投了大量的物力、人力进去了，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再者收货地址还是属于第三方的就更苦不堪言了，买受人不在此，代收人不愿签，所以如同本案的送货单就没有被上诉人的签收，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收货人郭某、赵某等人均确认已经收过了案涉货物，且被上诉人主张其只收到40万元的货物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了总对账单和签署案涉购销合同后，上诉人一直催促被上诉人进行对账，但被上诉人均以种种理由不予配合对账，可见被上诉人是有意为之及行为卑劣、不诚信，因此对此造成的种种不利后果，应当由不诚信的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对合同总价款的认定显然是事实不清，推断逻辑与事实、证据不相符，矛盾重重，对此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案涉交易总额为1,027,008.25元，被上诉人主张仅有40万交易额并未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是不确认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还一直在否认全案的证据，甚至否认了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邹某1微信聊天内容，对邹某1的微信账号称不知道也不符合事实（且庭前可核对的），更颠倒是非主张已经支付的20万元与上诉人自认收到20万元货款不存在关联性以达成无需支付任何货款的非法目的。（三）关于《物流单》没有单价、数量及金额问题：《物流单》在一般交易习惯中，均是送货方式的外观凭证，没有体现出交易双方的单价、数量及金额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的交易单价、数量及金额均属于交易双方的商业秘密，不会轻易公示在《物流单》中，否则任何人都可轻易获得某一公司对外销售的单价信息了，会造成更加恶性的竞争环境；再者，所有物流公司提供的《物流单》中均不需要填写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交易的单价、总价，仅仅需要填写托运人与收货人的主体信息、联系方式，所托运货物的品名、重量、体积、运费等物流信息罢了，请问原审法官在审理了海量的案件中，可见过物流单有显示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关系单价、总价和数量的？甚至在出卖人的送货单中都不显示单价也是常有之事。（四）关于证据采纳问题：原审法院采纳了证据一、二、五，但证据三、四未予以评论是否采纳，属于预留了重要的证据信息，且证据三、四可清晰证实了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是成立的，特别是关于《购销合同》金额定为40万元完全是为了开具发票所需的问题，另外原审法院既采纳了证据五主张货款的事实，却又否认证据五的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五）关于被上诉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企业公示系统显示，被上诉人多达17宗民事纠纷，均是被被上诉人作被告，可见被上诉人同样的手法拖欠了大量供应商的货款，涉及的货款均是16-18年之间的，且被上诉人均在逃避应诉，不予配合法院审判工作，也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不诚信的行为是惯用手法；另外，上诉人已经竭尽所能收集证据和提供了证据，但碍于被上诉人以种种理由不予配合，不能就此将责任归咎于上诉人，相反应当对被上诉人此种不诚信的交易行为进行惩戒，以证社会风气和以示公正。综上，原审法院成立了合议庭且又未让合议庭其他成员参加诉讼活动，属于程序不当，之后在承办法官一人的独审下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逻辑、推断与事实、证据不符，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平公正裁判，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美即公司在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称：第一，在上诉后，我方通过对上诉人公司内的电脑进行大量的检索，在其中一台电脑中发现检索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对账单等相关资料，即本案提交的对账单。根据该文件的生成时间以及内容，均可以证实双方的交易量，远远的超过了一审法院认定的40万，并之后马上向东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以固定证据，并提交给了二审法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交易量只有40万是认定事实是有误的，请求二审法庭依法查明事实，并且对被上诉人的不诚信的行为应该进行惩戒，以正社会风气。第二，根据被上诉人当庭变更法定代表人，这个行为上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有意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逃脱相应的责任，包括后期的一个限高，我们请求法庭责令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应当由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对案涉交易承担责任。卓俪公司答辩称：第一，不同意惠州市美即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法庭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驳回美即公司的全部请求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基本同诉状一致。第二，他的催款EMS函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而且请法庭重视，即使他发过EMS，时间也是6月18日，美即公司在原审的诉状中，明确表示被告收到款后应付货款，也就是说，美即公司对他的诉讼权利是明知的，他知道最迟要在2019年4月30日要向原告卓俪公司主张请求权，而他并没有向卓俪公司提起诉状或者发催收函，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他已经丧失胜诉权。第三，公证书我们也是刚刚收到，形成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而今天是6月1日，显然有一个月的时间，向法庭递交公证书，然后由法庭转交卓俪公司进行核实，没有按照证据规则依法进行，所以卓俪公司认为美即公司证据突袭的行为也是违反诚信，请法庭予以惩戒。卓俪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1322民初3705号判决主文第一；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三、原审案件受理费及上诉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明显已过诉讼时效。根据被上诉人诉状诉称“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被告多次向原告购买原告生产的产品，共计货款金额人民币为1027008.25元，并约定被告在收到货物后应及时付清货款”。经被上诉人催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应最晚在2019年4月起诉，而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向上诉人催要的证据，不能形成时效中断。上诉人因此提出时效抗辩，认为被上诉人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根据法律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间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间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根据诉状中被上诉人的自认：“约定被告在收到货物后应及时付清货款。”显然，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付款时间是明确的，被上诉人也是清楚知道的，被上诉人最后的要求付款时间应当在2019年4月之前。原审法院未将本事实查明、厘清履行期间，就仅仅凭被上诉人的发函来确定诉讼时效中断，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坚持认为该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上诉人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人民币20万元，被上诉人也当庭认可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经通过个人信用卡，向被上诉人转账人民币100500元。该诉状系由专业律师起草，应该知道自认的法律后果。既然在诉状中认可上诉人支付其20万元，加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邹某1的个人信用卡转账人民币100500元。上诉人认为实际己支付给被上诉人人民币300500元。但是原审法院却未采纳上述意见，上诉人认为亦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美即公司答辩称：答辩意见跟我们的上诉状一致。重点突出说明被上诉人的上诉严重扭曲事实。在原审当中美即公司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主动自认，被上诉人已经支付过20万，但被上诉人卓俪公司在庭审仍然坚持，他提交他自己支付的10万，跟我们自认的20万没有关联性，也严重扭曲了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是不诚信的。根据被上诉人卓俪公司当庭提交的流水，跟我们自认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对账单确认的付款时间是一一吻合的。另外，被上诉人所称证据突袭并不存在，因为证据我们已经之前邮寄给了法庭。而且原审当中，被上诉人卓俪公司的代理人说不知道邹某1的微信，我也请法庭可以当庭责令他回答这个问题，或者甚至打电话给邹某1，他确不确认就是他微信，不能因为说手机没有微信就否认全部证据，也请代理人能够如实地向法庭陈述案情。美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827008.25元；二、要求被告支付欠款期间银行利息152996元（从2016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要求被告支付利息至付清欠款之日）；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向原告采购无纺布面膜布等产品，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将货物交付被告。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间，原告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向被告交付货物。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22日通过信用卡分别支付货款35800元、64700元给原告（其中500元原告陈述为手续费），于2016年4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000元货款给原告。2016年5月20日，原、被告双方补签《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美即公司向被告卓俪公司供应40克无纺布面膜布，金额共400000元，交货时间：2016年5月30日，交货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同履行地为供方所在地。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为被告开具4张价值分别为10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6月18日，原告通过邮政快递向被告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在收函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向被告发函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于2019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故原告之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显示，双方约定的货款金额为400000元，原告提交的《物流单》有多个收货地址和多个收货人，虽然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物流单》上的货物均是被告签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对《物流单》上的货物是交付给被告的事实予以采信。由于《物流单》没有单价、数量及金额，无法认定货款总额，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的交易金额为400000元。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22日和4月21日已支付原告货款合计200000元，故被告仍应支付货款200000元给原告，对原告起诉超出部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辩称原告自认被告付款20万元、加上被告法人另行刷卡支付了10万元货款，共支付了30万元，但原告提供了2016年4月21日的10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加上被告法人刷卡支付的10万，与原告主张已付20万元的陈述吻合，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10万是另外支付给原告的、不包含在原告自认的20万内，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已付30万元的辩称不予采信。被告逾期付款，导致原告的利息损失，由于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及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有关利息可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卓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货款人民币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原告惠州市美即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原告承担9300元，由被告承担4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美即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二、EMS查询单；证据三、与上海邹总对账单和视频。美即公司申请证人夏琦出庭作证。卓俪公司质证称：第一，对于2017年3、8、11月与邹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这是微信聊天记录，美即公司也没有向腾讯公司申请调查令调查该微信号属于邹某1，属于美即公司的举证不能。因为美即公司是在惠州，离深圳很近，调查成本是远远低于上海去深圳调阅的。显然这样的证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第二，对于提到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上也不予认可，不能达到美即公司的证明目的，它里面没有说高某和郭某是指定的收货人。第三，对美即公司提供的催款函、律师函，他的签收日期就算是6月18日，也已经超过了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民事诉状中第二行，约定被告收到货款后应付清货款，而他的提供的合同是在2016年5月20日，请法庭将三组证据结合看，也就是说最晚是在2019年5月20日之前要向卓俪公司主张，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此外，针对美即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和视频的质证意见如下：一、被上诉人是当庭提供这些证据，没有给上诉人一定时间进行核实、答辩，显然违反了诚信规则；二、这些证据的原始载体均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樊某1电脑，有篡改的可能性，而且在公证书中也表示了，对保全内容的真实性及所涉争议不作判断；三、文件夹上诉人从未见过、从来没有过对账行为，这些只是被上诉人的单方行为；四、从文件夹的属性来看，文件夹创建时间2016／04／16，但是是不是其他的文件改名邹，无法确定，也就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五、文件夹中文件形成时间，有可能改动，真实性不予确认。六、公证书只能证明文件夹创建时间，是否是后期加工及修改无法进行证明，与本案无关。综上，卓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认为这些证据程序违法，实体上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也不能确认真实性。请法庭不予采纳。卓俪公司提交顾客在平台投诉反馈截图作为证据。美即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第一，这个东西无法证明出处。第二，我们也想说明一下，美即公司是卖面膜，卖点是一个半成品，他还要折叠，跟我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卓俪公司不能因为遭到客户投诉，全部责任归责于美即公司，也不付款。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美即公司主张卓俪公司拖欠其货款827008.2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美即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仅显示双方交易的金额为40万元，其提供的《物流单》，未显示货物数量、单价及金额，亦无法证明实际所送货物的数量和价值。美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为其单方制作，并未得到卓俪公司的确认，其二审中提交的《上海邹总对账单》亦是其单方制作，虽然美即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已将该对账单发送给卓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却未有证据显示卓俪公司对该对账单予以了确认。因此美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卓俪公司拖欠其货款827008.25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虽然在《购销合同》中约定“自合同签订起付总货款的30%定金，剩余款到发货”，但实际双方并未按此合同约定履行，故双方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美即公司未给予卓俪公司明确的宽限期，卓俪公司在诉讼前亦未明确表示不付款，故美即公司可随时主张债权。卓俪公司主张美即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已支付货款问题。卓俪公司主张其已支付货款30万元，但却未提供30万元的支付凭证予以证明，美即公司提供了2016年4月21日的10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加上卓俪公司法定代表人刷卡支付的10万，与美即公司自认已付20万元吻合，卓俪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除其法定代表人支付的10万元之外，还向美即公司支付了20万元，因此卓俪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美即公司和卓俪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00元，由上诉人卓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4300元，上诉人惠州市美即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3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邓耀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