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0583行初224号原告范玮民，男，1963年7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上海东路**。法定代表人周**，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施军平，该局副政委。委托代理人陈昌红，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瑞昌，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玮民诉被告太仓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0日、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范玮民申请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回避，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驳回原告范玮民提出的回避申请决定书后，原告范玮民不服申请复议，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第四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范玮民，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施军平及委托代理人陈昌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5月20日，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作出[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您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局已收悉。经查，现答复如下：您母亲何淑英于2012年4月10日在我局浏河派出所报警时的录音、录像资料不存在，故无法向您提供。另外，您母亲的《询问笔录》我局已通过EMS将复印件邮寄给您，请注意查收。原告范玮民诉称，原告2012年4月10日曾亲自陪母亲何淑英到被告下属浏河派出所报警求查母亲在浏河镇XX村**的房屋已被人全部偷拆的具体作案人。由于担心浏河派出所不受理，因此原告当时开启了录音设备，已记录该报警过程由浏河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的情况。果然，浏河派出所警察当了解到何淑英来意后即称，房屋是被村里统一拆迁、政府拆除的，不归其管，并以原告与母亲的口头报案其知道了为由，不愿制作书面记录，表示不受理。在原告坚持下，浏河派出所警察总算答应制作笔录。但是该警察在既未告知原告权利义务，也未告知其姓名的情况下，只是其单人询问原告之后，即制作“房子是由政府动迁拆掉的，具体情况需找镇政府、村里面了解，如果镇政府明确不是他们拆的，你再来报警”等内容的《询问笔录》。当时原告虽知道该警察是在敷衍了事，未经调查即滥下结论，但认为有记录总比没记录强。于是就让不识字的母亲在《询问笔录》上画写了“何淑英”的名字。母亲去世之后，浏河派出所在受理原告继续报案，并于2018年1月22日向原告当面直接送达《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时，浏河派出所警察告知原告：“我们做笔录都有录音、录像的”。原告当时经询问获悉，方知该警察姓名是位洪明。由于位洪明并非2012年4月10日接待原告与母亲报警的警察，但据其所描述的笔录内容，与原告2012年4月10日当日所看到的《询问笔录》内容有基本相符的情况，因此原告并未产生怀疑。然而，当原告2019年3月21日收到由贵院邮寄送达的（2019）苏0583行初60号案件的被告证据后，发现警察既然已知其可以向原告直接送达法律文书，却还要捏造其又向原告邮寄过法律文书的事实，并且任性伪造相关笔录中询问人签名等弄虚作假问题。由此，原告怀疑2012年4月10日《询问笔录》可能也被处于伪造或毁灭的境地。于是2019年4月28日向被告“申请公开浏河派出所在2012年4月10日询问被侵害人何淑英报警求查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录音、录像资料的政府信息”。2019年5月21日，原告虽收到被告邮寄的[2019]3号《太仓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但是被告以录音、录像资料不存在为由，拒绝向原告提供，而即便已提供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不但原有的“房子是由政府动迁拆掉的，具体情况需找镇政府、村里面了解，如果镇政府明确不是他们拆的，你再来报警”等内容已经被删减掉，而且询问人栏目居然还被添加了“位洪明”名字的签名。原告认为，警察位洪明2012年4月10日根本就不在场，其既未问过原告一个字，也没有问过何淑英任何话。因此位洪明在《询问笔录》中作为询问人签名的行为，是在故意弄虚作假。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不是浏河派出所在2012年4月10日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与保存的真实信息，而是经位洪明蓄意篡改、伪造后的不准确信息。因此，警察位洪明的弄虚作假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而被告向原告提供不准确信息的行政行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的[2019]3号《太仓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范玮民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2019]3号《太仓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询问笔录；2、现场录音（2018年1月22日）；3、报警录音（2012年4月10日）。被告太仓市公安局辩称，2019年4月28日，原告范玮民以需要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为由通过中国太仓门户网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浏河派出所2012年4月10日询问其母亲何淑英报警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录音、录像资料的政府信息。我局于2019年4月28日收悉后，经核查，申请人所申请的其母亲何淑英于2012年4月10日在我局浏河派出所报警时的录音、录像资料并不存在，故无法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人所称的其母亲报警后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我局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将该情况及申请人母亲何淑英报警后制作的《询问笔录》通过EMS邮寄送达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5月21日签收。原告认为存在其母亲的《询问笔录》涉嫌弄虚作假系其主观想像，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不应采信。综上，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对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太仓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2019]3号太仓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3、何淑英询问笔录；4、EMS邮政专递及查询情况。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位洪明警官的任职证明，并向询问笔录记录人杨律作调查笔录。经庭审质证，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该段录音系原告在终止调查案件中对相关文书的领取过程即与民警的咨询和交流的过程，与本案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未经民警同意私自录音，不具备合法性；该段录音并不能证明2012年询问原告母亲时民警位洪明不在现场；对证据3该录音未经民警同意私自录取，不具备合法性；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母亲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以询问笔录为准。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被告称录音录像资料不存在实际上是被告隐藏了证据。被告又称询问笔录已经通过EMS邮寄给了原告，虽然是事实，但是内容不准确，是被告篡改后的内容；对证据3有异议；对证据4没异议。原告对本院调取的任职证明和所作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被告对任职证明和调查笔录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举证据1、被告所举证据1、4，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所举证据2、3未经被录音人同意私自录音，也无相应的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所举证据2、3均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调取的任职证明和所作的调查笔录，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8日，原告范玮民通过中国太仓门户网向被告太仓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浏河派出所2012年4月10日询问其母亲何淑英报警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录音、录像资料。同日，被告太仓市公安局收到原告范玮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查询，2019年5月20日，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作出[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您母亲何淑英于2012年4月10日在我局浏河派出所报警时的录音、录像资料不存在，故无法向您提供。另外，您母亲的《询问笔录》我局已通过EMS将复印件邮寄给您，请注意查收。同日，被告太仓市公安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附《询问笔录》邮寄送达给原告范玮民，原告范玮民于2019年5月21日签收。另查明，2012年4月10日，原告母亲何淑英到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下属浏河派出所反映其在太仓市××原子××组的老房子被人拆掉的情况。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下属浏河派出所民警位洪明、杨律对何淑英做了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再查明，2011年8月，位洪明分配至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下属浏河派出所参加工作，直至2020年2月20日因公牺牲。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机关为被告，故太仓市公安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原告范玮民要求被告太仓市公安局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原告母亲何淑英于2012年4月10日向浏河派出所报警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资料，经查，原告母亲何淑英报警时的录音、录像资料不存在。原告母亲何淑英报警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被告太仓市公安局已向原告范玮民提供。原告诉称被告太仓市公安局向其提供的《询问笔录》不是在2012年4月10日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与保存的真实信息，而是蓄意篡改、伪造后的不准确信息，无事实依据。因此，被告太仓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被告于2019年4月28日收到原告申请后在20个工作日内于2019年5月20日向原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玮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范玮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若人民陪审员  孙嘉莲人民陪审员  周连芬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蒋丽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