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03行终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峰，男，197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K23440784G。住所地：高青县黄河路**。 负责人王军，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新勇，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国峰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交通行政强制一案，不服高青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2行初42号之一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对原告李国峰实施的血液酒精检验行为是确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侦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刑事司法行为。因此，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国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回原告李国峰。 原审原告李国峰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裁定指令原审法院依法审理。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检验血液的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实施检验血液的行为时限制了上诉人的人身自由，符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并且被上诉人也是按照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的立案处理。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检验血液的行政行为，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被上诉人采取的措施具有明确的依据，故被上诉人采取的检验血液行为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三、被上诉人是按照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的立案处理，其目的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进而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强制措施凭证、受案登记表、实施强制措施审批表记载的立案信息都可以明确证实是其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而不是刑事侦查行为。四、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采取的强制抽取血样的行为暂时限制了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并且发生在行政立案之前。本案被上诉人是按照行政程序进行的立案，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刑事侦查活动始于刑事案件的正式立案，虽然根据《高检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根据线索进行初查，可以根据线索采取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自由及财产的初查行为。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采取的检验血液行为时却采取了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以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限制人身自由采取血样的行为是行政强制行为，而不是刑事侦查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采取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即只有在血液检测酒精含量意见确定后才能进行刑事立案，故在此之前不能按照刑事案件进行处理。所以被上诉人对案件的查获经过、呼气酒精含量和抽取血样的过程的行为均属于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案件进行立案和办理不存在错误。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第65条之规定，在上诉人的血液检测结果未确定之前，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并不存在错误，并且该65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能够相互衔接和呼应，并不存在任何的冲突和矛盾之处，所以被上诉人按照行政案件进行立案处理不存在错误。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认为该案中的血液检验行为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刑事司法行为，却没有具体引用法律条款，所以该裁定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在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就认定该检验血液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已经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应当予以纠正。七、危险驾驶罪的立案标准是血液检测标准，而不是呼气检测标准，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的呼气检测就认定或推定上诉人已经构成犯罪，系有罪推定。八、（2015）浙绍行终第63号案件中，有关人民法院认为血液检验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05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措施：（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四）检验体内酒精含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执勤民警开始时对上诉人进行呼气检验，是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而采取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但是经呼气检验，上诉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1毫克/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的刑事犯罪，此时被上诉人的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液，不再是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因此被诉血液检验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醉驾涉嫌危险驾驶刑事犯罪的事实，能够确定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检验血液行为并非上诉人所认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质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采集血液样本行为，是确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侦查行为。该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时的生理状态、收取和固定犯罪证据、追诉犯罪嫌疑人。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答辩状中的观点与本次答辩状中的观点不一致的，以本次答辩状中的观点为准。可见，一审法院认定被诉血液检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上诉理由错误，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采信认定。第一，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将被上诉人实施的血液检验行为与限制人身自由行为混为一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血液检验时并未限制其自由，也未使用警械约束其行为，上诉人也配合整个过程，并不存在强制情形。第二，上诉人将公安机关处理酒驾与醉驾的行为混为一谈，错误理解被上诉人对其实施的呼气检测及血液检验行为，错误理解公安机关交通警察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由此认为涉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系其对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九条规定的错误理解。第三，上诉人关于法发（2013）15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观点系其单方的错误理解。就本案而言，无论是根据法发（2013）15号还是《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均不冲突也不矛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血液检验的行为性质上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而实施的相关刑事侦查行为，而不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四，人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为准确测定上诉人醉驾行为发生时血液中的即时酒精含量，有必要先提取血样。因此被上诉人先提取血样后再办理刑事立案手续应属合理。第五，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有关判例认定观点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015）浙绍行终第63号案件是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的判决，被上诉人提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2016）浙行终582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最新观点认为对醉驾司机实施的血液检验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2019年5月3日晚，本案上诉人李国峰在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青大队的执法检查中，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血液酒精含量为91mg/100ml，因上诉人对该检测结果有异议，被上诉人将其带到医院提取血液，后经鉴定血液乙醇含量为104.61mg/100ml。上诉人李国峰对被上诉人采集、检验血液的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被上诉人在本案答辩中明确主张，由于上诉人经初步呼气检测，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刑事犯罪，被上诉人遂将上诉人带至医院采集血液进行进一步检验，被上诉人实施上述行为系基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生理状态、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追诉犯罪嫌疑人的需要，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刑事侦查行为。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李国峰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李国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荣明潇 审 判 员 陈 磊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吴 昊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