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2189号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经营场所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千金乡唐力村（新抚区管辖）。经营者张艳利，女，1963年5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代理人张杰，系辽宁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毛颖，女，1970年9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被告朱建生，男，1956年11月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抚松县。委托代理人尚存存，系辽宁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与被告毛颖、朱建生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的经营者张艳利、委托代理人张杰，被告毛颖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朱建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5月5日止，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向被告朱建生发货加工地板，在发货过程中因有3271.62平方米地板坯料存放于被告朱建生厂区内。原告多次与被告朱建生协商返还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被告之：存放于被告朱建生厂区内3271.62平方米地板坯料属实，但系“毛颖从上诉人（原告）处拉走地板坯料，并送至被告朱建生处，被告朱建生加工地板，与原告之间发生货物买卖法律关系的并非本案被告朱建生。”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毛颖返还存放于被告朱建生厂区内地板坯料3271.62平方米（价值26万元）；2、被告毛颖、朱建生负连带责任。被告毛颖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我是做木材生意的，客户要求我找能够做加工成品的地板工厂，我第一次从原告处拉的地板是125毫米宽，19.5毫米厚，已经付钱了，之后拉到朱建生工厂，当时由于19.5毫米厚的地板料不够厚，工人说做不出订单合格的地板，我就和原告协商，原告又拉了一车合格的地板坯料，放到朱建生处，后朱建生做出了地板合格发走了，第一车不够厚的地板就放在朱建生处，当时商量有合适订单再加工成地板，后来还有一车是90厚的，原告和朱建生私自商量放在他那，具体情况不清楚，我就知道第一车125毫米宽，19.5毫米厚放在朱建生处。我买原告的货已经付款了，剩下的事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被告朱建生未出庭参加诉讼，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1、对被告朱建生来说，本案属于“一事不再理”，法院不应再实体审理关于朱建生是否应当返还地板坯料的问题。原告以朱建生为被告于2018年4月8日以同样案由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于2018年7月18日开庭审理并于2018年7月19日对毛颖和朱建生代理人分别作出询问笔录1份，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8）辽0203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毛颖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相关事实，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民终2836号民事判决书以与地板厂之前发生货物买卖法律关系的并非朱建生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在法定期间内又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现省高院对（2020）辽民申307号案件已于2020年4月29日审结。原告与被告朱建生之间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已经三级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确定无疑的是被告朱建生并无向原告负有返还地板坯料的义务。2、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和地板坯料价值26万元均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78条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现原告主张被告朱建生与毛颖承担连带责任，既无法律明确规定也无合同约定。此外，原告主张地板坯料价值26万元在无评估和鉴定的前提下，完全没有客观性。3、关于事实部分我方意见以原一审、二审庭审笔录、询问笔录记录为准（庭审笔录附后），毛颖在一审询问笔录和二审询问笔录中证人陈述部分均确认争议的地板坯料是由她和崔国安从原告处购买并非朱建生向原告购买（详见笔录）。4、原告与被告朱建生之间并不存在地板加工关系。案外人崔国安长期居住美国，拥有一定地板销售订单，其安排毛颖在国内采购地板，毛颖自主从原告地板厂经营者张艳利等人处购买地板原料后，委托被告朱建生进行地板来料加工，具体加工规格和质量标准均由崔国安确定并通过毛颖交付的销售合同或者崔国安女儿崔鑫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朱建生下达，地板加工成品后由崔国安另行安排专人到工厂负责验收，验收无误后由崔国安委托毛颖、荣庆等人向朱建生支付加工费然后再通过案外人荣庆名下的贸易公司进行报关报检运往美国销售。简言之，原告与毛颖之间系地板坯料买卖关系，崔国安、毛颖与被告朱建生系地板加工合同关系。5、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销售订单或者曾向被告指示过加工规格和标准，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地板坯料交付于被告朱建生。在原一审起诉状和庭审中先陈述“每次都多发料累计三千多平”后又陈述“两车货摆在被告的库房当样品”，如今起诉状又陈述“原告向被告朱建生发货加工地板”，前后陈述大相径庭，明显歪曲事实。原告的经营者张艳利与被告朱建生原本并不认识，微信通过好友验证时间是2016年3月17日，原告陈述2015年12月向被告发货加工地板的事实从时间上地理上均不符合逻辑，如果其有订单需要加工也不会舍近求远。6、被告朱建生2016年7月6日“有三千多平成品地板”的微信记录有当时特殊的语言环境和背景，不能作片面理解。当时被告朱建生已向崔国安多次索要加工费，崔国安告知朱建生和张艳利进行协商并由其垫付，被告朱建生考虑到张艳利之前也为崔国安垫付加工费并且知道毛颖是从张艳利处购买的一部分地板原料，他们之间会再做结算，所以才向张艳利发送该条微信，特别注明“希望你帮我个忙，谢谢”等字样可以说明被告陈述的真实性。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原告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建生赔偿原告在其厂内存放的3271.62平方米的柞木的价款26万元。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出具（2018）辽0213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朱建生在微信中告知张艳丽在工厂有三千多成品地板，已加工的成品地板与未加工的剩余坯料无论是名称还是性质均完全不同，且成品地板不必然是原告诉请返还的原料加工而成，原告仍有义务举证证明被告所说的成品地板是原告留在被告处，且是被告私自加工完成的。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出具（2019）辽02民终28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证人毛颖的陈述，毛颖从原告处拉走地板原料并送至被告朱建生处，朱建生加工地板。与原告之间发生货物买卖法律关系的并非被告朱建生，现原告主张朱建生赔偿在其厂内存放的3271.62平方米的柞木价款并未提供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原告陈述把地板坯料放到朱建生工厂是和朱建生协商与毛颖无关，认为与毛颖之间没有法律关系。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是毛颖和原告建立的买卖关系，原告和朱建生没有法律关系，所以才启动了本次诉讼。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3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2836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陈述地板坯料放到被告朱建生工厂是和朱建生协商与被告毛颖无关，认为与被告毛颖之间没有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中也陈述“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5月5日止，原告向被告朱建生发货加工地板，在发货过程中因有3271.62平方米地板坯料存放于被告朱建生厂区内，要求返还”。原告既然主张其与被告毛颖之间没有法律关系，被告毛颖也就不负有返还原告地板坯料的义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毛颖返还存放于被告朱建生厂区内地板坯料3271.62平方米（价值2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朱建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节，因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当事人约定，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抚顺市东洲区昂立地板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周永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于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