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庆华，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卫民，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翔隆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大江镇潭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黄振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添，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江庆华因与被上诉人台山市翔隆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1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庆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江庆华与翔隆公司2005年8月26日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3年1月至2018年10月欠发工资326984.84元[455000元(6500元/月×70个月)-银行卡明细显示的2013年1月25日起至今支付的工资数额116303元-2013年1月至2017年4月个人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11712.16元]；4.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在履行工作职责中垫付的业务费用599740.88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江庆华诉请的履行工作职责中垫付的业务费用599740.88元不予处理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的规定，江庆华主张的业务费用，是江庆华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费用，主张由翔隆公司支付该费用发生的争议，属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理应在本案中作出处理。在江庆华履行销售员职务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相应的差旅费包括但不限于路桥费、油费、餐费、住宿费以及翔隆公司安排其支付的其他费用等费用，江庆华凭相应的票据请求翔隆公司报销，但翔隆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不报销，江庆华因此请求单位支付垫付的业务费用，显然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如果如一审判决所说“该工作费用报销等事项属于用人单位内部财务制度管理范畴，不予处理”，必然造成江庆华与翔隆公司的该争议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导致江庆华的财产权利无法实现，如此，可能诱发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公权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却不予解决，职工和单位之间究竟怎么样“私下”解决。司法实践中，江门市科大饲料发展有限公司与吴立好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案号：(2015)江中法民四终字第216号]、四会市中正陶瓷有限公司与梁某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案号：(2017)粤12民终1909号]等案例，都是将请求单位支付垫付的业务费用作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二、江庆华诉请的履行工作职责中垫付的业务费用599740.88元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江庆华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7，是可以充分证明江庆华履行工作职责中垫付的业务费用599740.88元。在仲裁阶段均有提供该证据6、7。仲裁庭审中，翔隆公司对该证据6、7的质证意见是：“对光盘5张、对《差旅费垫付费用汇总表》(110页)、《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31日差旅费明细表》(2页)、《支出证明单》(18页)没有异议”(见台劳人仲案字[2019]43号2019年4月19日庭审笔录第2、3页)。在一审中翔隆公司对该证据6、7的质证意见是：“被告方不确认，清单确实是路费、油费可以报销，其他的不确认，因为原告没有把票据分开具体的费用项目”(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11页)。虽然翔隆公司否认在仲裁阶段的质证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显然不应采信一审的质证意见。翔隆公司陈述“平常有报销过，没有书面的材料说明报销的情况”、“周健平是我方公司的总经理，但是我方认为是最终签名的人才有权报销，所以最终签名有效的是法定代表人黄振江”后，审判长告知其“在庭后五天内向法庭提交原告业务费报销流程的有关证据”(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12页)，但翔隆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三、一审判决未确认江庆华与翔隆公司2005年8月26日至2008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江庆华是在2008年4月开始领取银行代翔隆公司发放的工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2005年8月或2006年入职”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翔隆公司应当对江庆华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翔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比如入职登记表等证明江庆华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的规定，翔隆公司是有建立包括“入职时间”的职工名册的法定义务的。翔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比如入职登记表等证明江庆华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不利后果。相反，江庆华提供了证据11“支票收据”，证明江庆华2005年开始在翔隆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05年8月26日至2017年1月10日将工作中收到的票据交给被申请人单位的财务人员签收。翔隆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庭审中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不能确认江庆华在2005年开始在翔隆公司工作，而有可能是跟公司有业务往来”(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7页)、“对江庆华把票据交给翔隆公司的财务冯珍娣的真实性无异议，是江庆华作为其他单位的销售人员为了拿货款提供给被申请人的票据”(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8页)。江庆华自2005年8月26日至2017年1月10日不间断的交票据给翔隆公司，翔隆公司是确认的。首先，翔隆公司既然是江庆华提供的票据的权利人，即该司是因为销售货物才取得票据权利，如果江庆华不是以翔隆公司销售员的身份履行回收货款的职责，而如翔隆公司所说“与江庆华有业务往来”，翔隆公司理应对票据的付款方并非江庆华，江庆华和付款方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代付款方将票据交给翔隆公司作出说明；况且，一审判决确认的2008年5月开始存在劳动关系后，江庆华一直以相同的方式提供票据给翔隆公司的财务人员签收，翔隆公司理应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江庆华提供的证据11“支票收据”，结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是可以充分证明江庆华的入职时间是2005年8月26日。四、翔隆公司应支付的工资数额。(一)江庆华自入职以来的工资标准均为每月6500元，其中包括每月固定发放的2500元，以及应于每年年底一次性发放48000元，是当年每月4000元(干部补贴)一次性发放。江庆华每月工资包括固定发放的每月2500元，是不容置疑的。关于是否一直以来每月都有干部津贴或工资补贴4000元，以下证据可以证实：仲裁阶段、一审阶段江庆华均提供了《未发工资明细》(一审证据4)证明：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翔隆公司应每月支付干部津贴4000元。翔隆公司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仲裁庭审中对其真实性不确认，但其在回答仲裁员“被申请人的代理人，该证据有你的(工资)明细计算，你是否也持有原件”，翔隆公司称“代理人没有该原件，并非所有人都有，审核是2016年3月份，上访时间不清楚”(台劳人仲案字[2019]43号2019年4月9日庭审笔录第5、6页)。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翔隆公司对该《未发工资补助明细》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4的计算方式是合理的、真实的，公司的补助是4000元每月，但是未发的月份、年份不确认”(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7页)；翔隆公司陈述“确认江庆华的固定工资是每月6500元，但江庆华每月在财务有借款，年底与工资一起结算”(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10页)。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翔隆公司代理人张永添陈述“证据4中签名处确实是我的名字，但我没有打出来和见过这张表。这个名字江庆华可以从别的地方复印合并到该表上”(附件二、二审提交复印清晰的最初取得的复印件1页，证明不可能是变造签名)。翔隆公司在回答审判员“请你解释一下江庆华提出仲裁笔录第6页，翔隆公司代理人所陈述部分是什么意思”的提问时，陈述：“我当时是说看过这张表是江庆华申请仲裁时看过，但我没有见过原件，我意思是想江庆华最好把原件拿过来”、“表上有21个人，其他人员也没有按照这份表的数额发放工资。仲裁委也没有按照这部分进行裁判。”(见2019年10月29日法庭笔录第5页、第6页)。但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案仲裁裁决书显示：该21人中的谢璋、姚伟强的仲裁请求包括干部补贴58000元、72500元，仲裁裁决支付谢璋、姚伟强干部津贴分别为43000元、56900元，谢璋、姚伟强仲裁请求支付的干部补贴数额与证据4《未发工资补助明细》中的合计应发工资补助数额是一致的，仲裁裁决支付的数额与证据4《未发工资补助明细》中的合计应发工资补助数额减去借支数额后的应发金额是一致的。可见，翔隆公司前述是虚假的。综上，该《未发工资补助明细》的真实性，是应予采信的。翔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工厂有记录发放江庆华的工资，因为双方在仲裁后有约定补算未发工资的数额为5万，有关2017年公司停工(后)的发放情况我方在庭后补充”(见2019年7月10日法庭笔录第11页)，翔隆公司始终未提供该证据。(二)本案的请求与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的仲裁请求不构成重复请求。正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一样：“2016年10月28日，江庆华向台山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请求翔隆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合计197900元(2015年2月、3月、5月、7月、8月、9月，2016年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共计13个月的工资81900元，以及干部工资116000元，合共197900元)。同年12月9日，台山仲裁委作出台劳人仲案字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为：由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5年2月、3月、5月拖欠的工资共7029元(该款未在证据4“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列明的支付款项之外支付)。该仲裁裁决书已生效”。本案请求是要求支付2013年1月以来至今的欠发工资，虽然涵盖了[2016]0371-0389号案的仲裁请求，但必须指出的是：[2016]0371-0389号案的仲裁请求和本案请求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且无法分别处理。[2016]0371-0389号案的仲裁请求涉及要求支付2015年2月至2016年9月计20个月期间13个月的欠发工资，另7个月的工资是否支付、如何支付，翔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由此江庆华在本案中请求支付该七个月的工资并不构成重复请求。而已经请求支付的13个月的欠发工资与本案请求支付的7个月的欠发工资，鉴于翔隆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两部分工资的发放可以区分开，由此，将支付该7个月工资的请求和另13个月工资的请求合并处理，无疑可以彻底解决该20个月的工资是否支付、如何支付的问题。(三)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存在明显错误，江庆华不服该仲裁裁决书，目前无其他救济途径。1.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第3页第二、三行指出；“台劳人仲案字[2016]0398-0418号查明的事实：申请人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江庆华并非0398-0418号案的当事人，以该案查明的事实来认定江庆华的岗位工资标准是2500元，明显缺乏依据，且此处的“岗位工资标准”并非一个法律概念。更为荒谬的是，0398-0418号仲裁裁决书通篇都找不到“江庆华”三个字及与认定“江庆华的岗位工资标准是2500元”的相关内容[附件四：台劳人仲案字[2016]0398-0418号仲裁裁决书9页]。2.本案仲裁期间，江庆华到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复印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该仲裁书的附表的案号是“附表：台劳人仲案字20160398-0418号”。3.本案一审中，江庆华为了收集本案证据，因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同意江庆华调查相关证据的申请，江庆华向一审法院提出下列调查证据申请：“一、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台劳人仲案字[2016]0371-0389号案，被申请人台山市翔隆纸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全部证据。二、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台劳人仲案字[2016]0398-0418号案，被申请人台山市翔隆纸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全部证据。”。一审法院开庭有提到该调查证据申请，但江庆华当庭要求查看上述调查证据内容，一审法院不置可否。4.尽管江庆华没有就[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提起诉讼，的确是事出有因，该案的仲裁代理人并未将裁决书交给江庆华一份；江庆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不知道不起诉的利害关系；江庆华当时事务缠身，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四)除2012年12月(含12月)前，江庆华每年年终有收到翔隆公司一次性支付48000元现金外，在职期间的其他工资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由此，2013年1月至2018年10月欠发工资如上诉请求所示。在二审调查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6年仲裁期间，江庆华请求支付13个月的工资，该13个月包括2015年6月开始的10个月，经再次核对银行公司发放明细，在银行明细中有显示发放了2015年6月-2016年9月期间的2015年6、10、11、12、2016年1月的工资，所以在2016年申请仲裁期间没有请求这几月的工资。在2016年仲裁裁决与本次一审判决，是将前述已经发放的月工资作为2016年请求支付月份工资的已发工资。经初步计算，一审判决对于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份期间的欠发的工资是少计算了30080元，在2016年10月-2017年4月期间的欠发工资为3693元。2017年5月份后的工资，江庆华主张是因一直要求上班，且发过经公证的上班通知书给翔隆公司，但翔隆公司拒绝安排工作。对于2017年5月份的工资应参照2017年4月份前的实际平均工资或法庭酌情确定的工资标准，但不能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进行计算。翔隆公司辩称，江庆华在2016年10月12日在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台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裁决已生效，因此江庆华不能重复主张2016年10月份前的工资。对于2017年5月份后的实际工资，因为翔隆公司在停工停产的情况下，至今也没有完全复工复产。在公司有转变的情况下，翔隆公司已经多次要求江庆华回公司上班，但从2017年4月至今江庆华都没有回公司上班。因江庆华是业务员，负责销售公司的产品，其至今也没有进行销售公司产品。江庆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07年至2014年计8个春节期间欠发工资39920元；2.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06年7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欠发工资288000元；3.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欠发工资96000元；4.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5年全年、2016年1月至9月欠发工资136500元；5.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6年10月至12月、2017年全年、2018年1月至10月欠发工资143000元；6.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江庆华在履行工作职责中为翔隆公司垫付的业务费用599740.88元；7.确认江庆华与翔隆公司2006年6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未解除或终止。一审庭审中，江庆华将诉讼请求第7项变更为确认江庆华与翔隆公司2005年8月26日至一审庭审之日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江庆华入职翔隆公司，负责业务销售工作，没有签定劳动合同，2015年5月前的工资标准为2500元／月，2015年6月起，江庆华每月工资构成：基本工资2500元+业务提成4000元。2016年10月28日，江庆华向台山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请求翔隆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合计197900元（2015年2月、3月、5月、7月、8月、9月，2016年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共计13个月工资81900元，以及干部工资116000元，合共197900元”。同年12月9日，台山仲裁委作出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为：由翔隆公司向江庆华支付2015年2月、3月、5月拖欠工资共7029元。该仲裁裁决书已生效。2017年3月，翔隆公司因经营出现问题，公司停产停工，同年4月起至今，翔隆公司已经没有安排江庆华工作，也没有发放工资给江庆华。2019年3月18日，江庆华以翔隆公司拖欠工资为由向台山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台山仲裁委于2019年5月5日作出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9)4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09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江庆华于2009年至2017年3月在翔隆公司参保，2017年4月，翔隆公司为江庆华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江庆华的入职时间如何确定以及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二、江庆华请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是否已过仲裁时效；三、翔隆公司是否拖欠江庆华工资，拖欠数额如何认定；四、江庆华诉请的业务费599740.88元应否支持的问题。一、关于江庆华的入职时间认定以及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及江庆华的陈述，前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江庆华是2008年5月入职翔隆公司，故不再重述。翔隆公司虽然确认与江庆华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公司停产要解除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已在公司公告栏通知，并于2017年4月为江庆华办理退保手续，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一审法院认为，翔隆公司无证据证明与江庆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按劳动法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翔隆公司与江庆华的劳动关系未合法解除，至本案一审庭审之日即2019年7月10日仍存在劳动关系。二、江庆华请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是否已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因江庆华与翔隆公司的劳动关系未解除，故翔隆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翔隆公司是否拖欠江庆华工资，拖欠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前述一审法院已认定翔隆公司尚欠江庆华2016年9月前的工资为30323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尚欠工资为16540元，两项共计46863元。但2017年5月后的工资是否仍按原工资标准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因江庆华在2017年4月起已经没有为翔隆公司提供劳动，但劳动关系仍然存在，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进行核定。因此，江庆华在2017年5月起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可参照广东省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350元／月支付，计得15120元（1350元／月×14个月×80%），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工资可参照新调整的广东省江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月支付，计得4960元（1550元／月×4个月×80%），两项共计20080元。综上，翔隆公司拖欠江庆华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工资合计为66943元（46863元+20080元）。江庆华请求翔隆公司支付工资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不予支持。四、江庆华诉请的业务费599740.88元应否支持的问题。江庆华主张在工作期间为翔隆公司垫付业务费未报销，但该工作费用报销等事项属于用人单位内部财务制度管理范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的范畴，故对江庆华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江庆华与翔隆公司自2008年5月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翔隆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庆华支付2018年10月前拖欠的工资合共66943元；三、驳回江庆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已由江庆华预交），由翔隆公司承担。江庆华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翔隆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1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江庆华提交《计划书》1份，用以证明翔隆公司欠发工资情况。翔隆公司提了以下证据：1.翔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振江通过银行转账向江庆华的转账记录凭证，用以证明江庆华的工资构成不仅是银行代发工资，也存在公司法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加油发票2张（照片打印件），2015年9月27日存在预付卡2000元的大额金额，2015年9月30日同一车牌加油200元，短短3天不可能花费2000元的油费，江庆华能存在倒卖油卡的行为；3.住宿发票6张（照片打印件），用以证明住宿不属实的情况，可能存在虚开发票的情况；4.借支单和汇款单共11张，用以证明江庆华借支情况，属于工资范畴，该部分是由老板黄振江支付的；5.业务借支单1张，用以证明江庆华的业务借支2000元，用于业务开支，应在业务报销中予以抵扣；6.业务管理规章制度1份，用以证明业务员应遵守的报销流程以及业务范围。经质证，翔隆公司对江庆华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在另仲裁案中已据此作出裁决，与本案无关。江庆华对翔隆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认为，1.证据1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2.证据2与本案不具关联性；3.证据3，不属于法定需要发表意见的情形；4.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2016年5月19日借支的10万，也是2016年5月19日之前的工资，不可能是之后的工资，因为2016年的仲裁中，江庆华也主张从2013年1月份至2015年5月份的每月4000元的干部补助，该借支单的10万元是抵销2015年5月之前的每月4000元的干部补助。对于2012年借支31000元，同意抵扣2012年之前的工资，而对于2012年之前的工资是否已发清，双方均有争议。2014年5月13日借支的10000元和2017年1月26日借支的5000元，是支付2013年之前的工资。通过这些借支单，也可以反映江庆华的工资发放情况，恰好可以证明江庆华的主张，已发放的工资是根据一审中提交的交易明细清单和翔隆公提交的借支单计算得出。5.2013年1月5日借支的2000元，记载借款的原因是业务，不属于工资范畴，不同意抵扣。6.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确定是否为2008年1月1日制作，江庆华从未见过该规章制度，该制度也没有实际执行，其中提到当月进行报销及报销流程，翔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如果还有差旅费借支或借支需要抵扣，翔隆公司应一并在本案中抵扣，否则江庆华将不予确认。经查，翔隆公司提交的证据2、3，江庆华在一审中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余证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一并分析。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江庆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江庆华入职时间的认定；2.翔隆公司欠付江庆华工资的数额；3.江庆华诉请的业务费599740.88元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江庆华上诉主张其于2005年8月26日入职翔隆公司，并提供支票交付手写记录表予以证明。经查，该记录表的首次登记日期为2005年8月26日，但没有工资发放情况、工作情况记录等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的印证，仅凭该记录表不足以认定江庆华即于2005年8月26日入职翔隆公司。江庆华在申请仲裁和提起本案起诉的起诉状中均主张其于2006年6月入职翔隆公司，江庆华在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371-389号案中亦主张其于2008年5月入职翔隆公司，对此，江庆华对于其入职翔隆公司的具体时间前后主张不一致，在诉讼中亦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于2005年8月26日或于2006年6月入职翔隆公司，而翔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江庆华具体入职的时间，一审法院结合江庆华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江庆华通过银行卡领取翔隆公司发放的工资的具体情况，认定江庆华入职翔隆公司的时间为2008年5月，进而认定江庆华自2008年5月至2019年7月10日（一审庭审之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江庆华请求支付拖欠工资是否已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承前分析，至本案一审庭审之日即2019年7月10日，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在存续期间，并未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江庆华的该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江庆华的工资标准的认定问题。江庆华主张其自入职以来2500元/月加上年底一次性发放补贴4000元/月，月工资为6500元。而翔隆公司则主张江庆华于2005年6月之前的工资为2500元/月，2005年6月起的工资为2500元/月的基本工资加4000元/月的完成业务量提成计算。对于2015年5月之前的工资标准，双方各执一词，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各自的主张。经查，已生效的台山仲裁委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确认江庆华的岗位工资标准是2500元/月，该事实认定应作为本案的认定事实依据，且结合江庆华提交的银行代发工资明细显示，江庆华于2015年12月前银行代发的月工资基本都是1500元至2500元之间，与江庆华的前述主张存在较大的矛盾，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江庆华2015年6月之前每月固定工资2500元，2015年6月起每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500元+业务提成400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再次，关于翔隆公司具体拖欠江庆华工资数额认定的问题。江庆华在2016年10月12日以翔隆公司拖欠工资为由向台山仲裁委申请仲裁，其申请书明确载明：“……翔隆公司因经营不善，从2015年2月开始拖欠申请人工资，共拖欠2015年2月、3月、5月、7月、8月、9月，2016年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共计13个月工资81900元……”台山仲裁委对此已作出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已生效，江庆华本应不能重复主张2016年9月前的工资，但基于翔隆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从2015年6月起每月多向江庆华发放4000元的业务提成的新事实，故本案中应对2015年6月起翔隆公司是否已按前述标准足额向江庆华发放工资进行重新核算。对于江庆华主张翔隆公司于2015年5月之前欠付工资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从2015年6月起翔隆公司是否足额向江庆华发放工资核算如下：1.2015年6月至2017年4月期间，根据江庆华提供的银行代发工资明细表记载，2015年9月份显示代发工资6270元，翔隆公司在诉讼中主张是按6500元/月标准扣减公司缴纳的社保费用后的实发工资，江庆华对此予以确认。且根据江庆华的人员参保历史查询记录，翔隆公司为江庆华缴纳社保至2017年3月，故一审法院结合江庆华提交的银行代发工资明细表，按照每月6270元的标准核算认定翔隆公司该期间欠付江庆华工资46863元并无不当。至于2015年6月、10月、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的工资发放情况，江庆华在台山仲裁委的台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0371-0389号案中并没有主张，按常理分析，假如该些月份翔隆公司存在欠付工资的情况，江庆华应一并主张，但其并未主张，故该些月份的工资视为已经支付。2.2017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因翔隆公司停产停工，江庆华在该期间亦没有为翔隆公司提供劳动，但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江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80%核定该期间翔隆公司欠付江庆华工资20080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翔隆公司拖欠江庆华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工资合计为6694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江庆华在二审中提交的《计划书》不足以证明翔隆公司欠付江庆华工资的具体情况，本院不予采纳；翔隆公司提交的《职员工借支单》用以证明江庆华的借支情况，翔隆公司主张属于工资范畴，对此江庆华予以承认，主张该部分可以抵销2015年5月份之前的4000元/月补贴。但承前分析，结合翔隆公司在二审中亦未说明该部分工资的具体情况以及在本案中主张扣减，且其亦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作调整。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江庆华主张在工作期间为翔隆公司垫付业务费未报销。本院认为，该部分费用并不属于翔隆公司每月定期向江庆华支付的、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该业务费不属于江庆华的工资收入，且该业务费用报销等事项属于用人单位内部财务制度管理范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的范畴，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江庆华该项诉请不予处理并无明显不当。江庆华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江庆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已由江庆华预交），由江庆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永强书 记 员 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