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3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鑫苑路**鸿禧大厦******。负责人：秦丽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燕，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海，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正花，女，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男，201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张某甲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男，201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张某乙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丙，女，201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张某丙母亲。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宾、范曾，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伟，男，198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新丽、祁小芳，河南瀛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旭东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郑，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和光街****楼******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杭平道。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某乙、孙美美、张建海、张某甲、姜正花、张某丙、郑州旭东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东货运公司）、张艳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20）豫078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燕，被上诉人张某乙、孙美美、张建海、张某甲、姜正花、张某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曾，被上诉人张艳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新丽、祁小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旭东货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20）豫078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303,405.82元；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事故认定书载明的内容：张艳伟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规定，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四款“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规定，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存在上述规定的情形，且根据事故认定书认定载明的事实，上述情形是形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故该行为导致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因此，上诉人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以及第十三条第二款：“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之规定可知，上诉人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因此，上诉人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辩称，1、本案不存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上诉人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涉案的车辆存在改装情况，但是被保险人投保时，已经存在改装的情况。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是本案是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存在改装的情况，改装并不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保险条款，该保险条款上并没有投保人的签字或盖章，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对保险合同中有关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没有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艳伟辩称，上诉人称车辆改装、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因此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艳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不是上诉人免责的理由。事故认定书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认定张艳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艳伟承担事故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改装车辆特征，但是改装车辆特征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十六条的规定，并不是保险公司所称的改装车辆就是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法定事由。本次事故中，张艳伟没有违反道路交通规则，事故成因主要是张加祥驾驶车辆逆向行驶、醉酒驾驶所致。张艳伟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原因主要是张艳伟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交警队也是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为了能够让受害人获得赔偿，才找到改装车辆这一条认定了张艳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二、本案的改装车辆并不符合商业三责险免责事由。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出示的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第15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者改变使用性质的，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为转让、改装或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上述保险条款和法律规定可以得出改装车辆引起的商业三责险免责需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1、改装车辆；2、改装车辆造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在投保时，保险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如果三个条件中不能同时满足，保险公司是不能免责的。本案中，上诉人所谓的改装车辆，仅是在车头中间安装了一小截LED灯，该灯仅是为了在夜间行驶起到提示作用，与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并没有造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高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改装引起的变化、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等因素。结合本案案涉车辆的改变情况，仅是在车头安装了一小截LED灯，未对上述法律列举的因素进行改变，不应当依法认定改装车辆对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因为改装造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所以上诉人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另外本案的车辆在投保前已经改装过了。投保时，保险公司已经明确知晓车辆改装事宜，并且没有提出来免责条款的问题，足以说明案涉车辆安装LED灯属于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预见的保险合同范围，依法不构成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情形。本案车辆改装并没有造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在诉讼中保险公司也未提交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投保单以及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免责条款予以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其对于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不能达到其免赔的目的。旭东货运公司未作答辩。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华安保险公司、旭东货运公司、张艳伟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损失等共计400,405.8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安保险公司、旭东货运公司、张艳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3日23时许，张加祥醉酒后驾驶豫Ｇ×××**号小型轿车，沿黄马线由北向南行驶至辉县市黄马线与辉上线交叉口南侧时，行驶至公路左侧，与张艳伟持B2驾驶证驾驶的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相撞，造成张加祥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5月31日，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下达了第2019S03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艳伟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张加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2019年5月22日，河南省天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车辆价值损失评估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豫Ｇ×××**号吉利美日牌小型轿车的损失价值为16,700元。另查明，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所有人为张艳伟，该车在旭东货运公司挂靠经营，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提供的河南省天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价值损失评估意见书，华安保险公司认为该鉴定属于单方委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华安保险公司虽表示有异议，但未在指定的期间内要求对车损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本案中，张艳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驾驶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与张加祥驾驶豫Ｇ×××**号小型轿车发生相撞，造成张加祥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张艳伟对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旭东货运公司处挂靠经营，旭东货运公司应与张艳伟对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华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华安保险公司辩称，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事故车辆存在拼装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结构的情形，依据保险条款约定，本公司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本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华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就免责条款“车辆存在拼装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结构的情形，其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向张艳伟和旭东货运公司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华安保险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0元，结合双方的责任，酌定为15,000元。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合理损失为：1、丧葬费32,074元（64,148元／年×50％）；2、死亡赔偿金684,019.4元（34,200.97元／天×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340,559.34元；4、车损16,700元；5、精神抚慰金15,000元，合计1,088,352.74元。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限额范围内给付赔偿款112,000元（110,000元＋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责任比例给付赔偿款288,405.82元［（32,074元＋684,019.4元＋340,559.34元＋16,700元-112,000元）×30％］，因张艳伟已给付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30,000元，华安保险公司应在给付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赔偿款中扣除30,000元后直接给付张艳伟，华安保险公司共计还应给付赔偿款385,405.82元（112,000元＋288,405.82元＋15,000元-30,000元）。综上所述，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00,405.8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赔偿款385,405.82元；二、驳回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张艳伟负担7,027元，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负担27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艳伟提交如下证据：两张事故车辆照片打印件。证明目的：证明车辆所谓的改装是在车前加装一小节LED灯，车辆改装行为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改装没有使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华安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审时未提交，不属于调取困难，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依据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实，该车存在改装情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因车辆改装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院认定如下，张艳伟提交的两张照片无法证明车辆改装具体情况，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商业三者险是否免赔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虽然张艳伟的车辆存在改装情况，华安保险公司也将此类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但是，华安保险公司并未提供投保单等证据证明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不能证明华安保险公司已经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华安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华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1元，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峰审判员 高凤娜审判员 张国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