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18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国煜，男，194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雁，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伟光，男，195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2，公民身份号码：440************91X。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成，广东法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国煜因与被上诉人周伟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8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国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伟光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周伟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伟光主张其以现金形式出借款项给黎国煜，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资金来源于公司的现金流、周伟光本人的存款以及公司向银行的贷款。1、周伟光主张借款来源于公司的现金流不属实。第一，第一笔90万元的借款，出借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从公司在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18日的提现流水可以看出，公司每个月都有通过提取差旅费的方式提现，具有规律性，公司股东黎某1在询问笔录上也陈述公司经常以差旅费的用途取现，用于招待客户吃饭、出差、支付货款，故公司提取的现金是公司运营所需的资金。周伟光不可能提前知道黎国煜有大额借款或要求周伟光代偿还大额借款的需求，周伟光提前在每个月以差旅费的方式提现等待黎国煜借款更不符合常理，故周伟光主张以公司的现金出借90万元给黎国煜是不可采信的。第二，根据公司账户流水来看，周伟光主张2014年12月15日出借本金129000元，但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以差旅费为用途提取现金只有49000元；周伟光主张2015年12月17日出借本金142000元，但2015年11月22日至2015年12月17日均没有提现记录；周伟光主张2016年12月15日出借本金227000元，但2016年12月15日前后几天均没有提现记录；周伟光主张2017年12月7日出借358760元，但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28日均没有提现记录；周伟光主张2018年6月30日出借本金352000元，但当天没有提现记录，仅分别于2018年6月14日、2018年6月27日各提现49000元，合计98000元与352000元差额甚大；周伟光主张2018年7月5日的借款40万元是一次性交付现金给黎国煜，但公司仅于2018年7月4日和7月5日提现合计98000元，并没有40万元的提现记录。综上，周伟光主张出借给黎国煜的现金来源于公司不属实。最后，公司每月以差旅费的方式提取现金是有规律的，是公司经营所必需提取的现金，故公司必然会对公司资金的使用记账，但周伟光并没有伟光主张涉案借款来源于银行贷款。一审法院并没有对周伟提供公司账册证明差旅费的具体用途以印证其陈述，故不应采纳其陈述。2、周伟光主张涉案借款来源于其存款，但其至今未提供任何的存款记录以及取款凭证证明该事实。3、周光收到银行贷款后的款项流向、款项用途进行查明，即草率认定周伟光具备充足的出借能力，是查明事实不清。假如周伟光存在利用银行贷款资金转借给黎国煜的事实，而周伟光又主张以月利率2%的标准向黎国煜收取利息，已涉嫌触犯高利转贷罪，人民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综上，周伟光除了代黎国煜归还了部分借款外，根本没有交付过任何借款现金给黎国煜，黎国煜补写的借据均是按周伟光的要求将利息写作本金，在周伟光威胁要拍卖黎国煜房产的情况下签署的。二、周伟光主张使用银行贷款所得资金出借给黎国煜，又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收取利息，涉嫌高利转贷，该部分借款利息属于违法所得，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三、黎国煜已进入退休状态，没有经营生意，无需大额的资金周转，周伟光关于借款给黎国煜用于生意经营的陈述不属实。此外，黎国煜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周伟光提交的借据的借款金额及借款事实是虚构。双方的借贷关系源于2013年以某甲公司名义向农行借款150万元，其中的90万元为黎国煜实际用款，但周伟光并没有将90万元实际交付给黎国煜，只是代偿还借款和代付款项。另外的60万元一直留作某甲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到期后，某甲公司通过过桥的方式偿还后又向工行借款170万元；工行借款到期后，某甲公司又以过桥方式偿还后再向华夏银行借款230万元，借款期间还款40万元，最后尚欠华夏银行本金190万元。该190万元由黎国煜归还了160万元、周伟光归还了30万元。因此，周伟光没有将涉案借款交付给黎国煜，周伟光以虚构借款金额并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黎国煜签署借据和借款合同，存在合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二、上述借款90万元实际是从银行贷款所得，周伟光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但黎国煜从实际用款到最后要还款250多万元，已远高于以月利息2%计算利息，并以利滚利的方式收取。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三、黎国煜除了归还160万元外，在2013年至2018年3月多次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给周伟光。其中，2013年5月归还外海农行150万元的利息68000元；2017年6月13日交71000元现金给黎某1、赵某1转交周伟光；2017年7月3日转账110000元给赵某1以转交周伟光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2018年3月5日现金支付30000元给赵某1、现金支付20000给黎某1，合计53000元转交周伟光支付银行贷款利息；2019年3月5日转账23000元给赵某1转交周伟光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四、黎某1在一审中的陈述不可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虽然黎某1是黎国煜的亲生儿子，但黎某1在黎国煜与李某1离婚后一直跟随前妻李某1生活，而李某1与周伟光存在情人关系，黎某1亦因而与周伟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两人存在利害关系，黎某1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周伟光的。综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属实。被上诉人周伟光辩称：一、关于周伟光是否具备出借能力及出借给黎国煜的资金来源问题。1、从周伟光个人是否具有出借能力进行分析，周伟光自1998年4月起已开始从事玻璃制品行业生意，而当时江门市某乙玻璃公司的注册资金已达300万元，后该公司变更为江门市某甲玻璃制品公司且一直经营至今，周伟光作为该公司的董事长，从事生意长达20多年，其经营的公司一直盈利至今，足以证明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及资金积累，完全有能力以自有的积累资金出借给黎国煜。2、从涉案借款是否来源于周伟光经营的江门市某甲玻璃制品公司的现金流进行分析，黎国煜过于片面地强调涉案借款资金均来源于公司的现金流，是错误的。首先，周伟光的公司的现金借支只是黎国煜借款的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还有周伟光个人的借款部分。其次，周伟光公司的现金流提取之所以有规律性，正好印证了公司每个月所提取现金流并非根据当月需要而提取，而是每月固定提取现金后存放在公司，待公司有需要用款时便直接在公司存放的现金中支取。事实上，周伟光可以直接从公司存放的现金中出借现金给黎国煜。再次，由于黎国煜愿意提供担保物为周伟光公司向银行贷款，故周伟光在收到银行贷款资金后，即使将公司大部分的现金出借给黎国煜，亦不用担心公司出现资金难以周转的情况。二、黎国煜认为其没有借款的意愿、借款不真实的抗辩理由不成立。1、从周伟光代黎国煜偿还的债务及相关运输协议、黎国煜经营的公司来看，黎国煜是生意人，从周伟光在一审提供的证据2足以印证黎国煜因做生意而经常对外借款是常态，故黎国煜借款做生意与其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无关。2、黎国煜作为经商三十多年的老商人来说，其认为自己是在糊涂的情况下写下欠条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若黎国煜是在周伟光威迫的情况下写欠条，却不及时报案，有违常理。其次，每张借条均是黎国煜本人所写，且欠款数额计算至个位数，借款日期也非常清晰。再次，黎国煜于2018年7月5日再次签订《借款协议》确定借款金额为2585407元，该金额与黎国煜的全部借条加起来的金额一致。显然，黎国煜确实存在实际借款行为。综上，恳请法院驳回黎国煜的上诉请求。周伟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黎国煜向周伟光偿还借款共985407元；2、请求依法判决黎国煜向周伟光偿还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4日的逾期利息（以2585407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3、请求依法判决黎国煜向周伟光偿还自2019年8月5日起至黎国煜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985407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4、请求法院判令黎国煜承担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门市蓬江区银利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于2009年11月1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周伟光，股东是黎某1、周伟光二人。黎国煜与黎某1是父子关系。云南某丙玻璃工艺厂（以下简称某丙玻璃厂）于1993年6月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黎国煜，股东是黎国煜1人，工厂已被吊销。黎国煜共向周伟光出具7张《借条》，合共金额2585407元，时间如下:1.2013年12月18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90万元正，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2.2014年12月15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146508元，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3.2015年12月17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161693元，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江**路68号801楼整层作抵押担保”。4.2016年12月15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250143元，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5.2017年12月7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358768元，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江门蓬江区******801-802住宅作抵押担保”。6.2018年6月30日，《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368295元，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江门蓬江区******801-802住宅作抵押担保”。7.2018年7月5日，黎国煜黎国煜出具《借条》，内容为：“现收到周伟光现金40万元正，本人黎国煜用名下财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作抵押担保、江门蓬江区******801-802住宅作抵押担保”。周伟光、黎国煜均确认上述1-6的《借条》是在2018年7月5日由黎国煜本人补签。对于第1笔借款90万元，周伟光提交5张某丙玻璃厂的运费单据原件证明代黎国煜付运费27400元，又提交借据原件及3张收据原件证明代黎国煜向案外人吕思勤分3笔偿还借款295000元、59000元、411419元共765419元。2013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1501207元，2014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1923900元，2015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913200元，2016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927100元，2017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498700元，2018年1月-7月5日某甲公司现金取款468000元。2018年7月5日，周伟光、黎国煜签订《借款协议》，黎国煜再次确认：“因资金周转不便，自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向周伟光借款，金额为2585407元正，并定于2018年7月31日前还清。如不能按时还清，周伟光有权变卖江门蓬江区*********楼整层、江门蓬江区******801、802住房”。2013年5月20日，周伟光向农业银行蓬江支行贷款，贷款金额2690545元，借款期限是2013年5月20日至2018年5月19日，由黎国煜提供名下不动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为周伟光提供担保。2018年7月18日，某甲公司向华夏银行贷款，贷款金额190万元，借款期限是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18日，由黎国煜提供名下不动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江门蓬江区******801、802住房为周伟光提供担保。2019年8月5日，黎国煜转账160万元至某甲公司华夏银行185***********309账户，摘要是“还款”，某甲公司结清贷款。周伟光称黎国煜还欠985407元（2585407元-160万元）。以上事实，有周伟光、黎国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黎国煜向周伟光借款，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黎国煜借款后没有按时还款，周伟光因此起诉，双方主体适格。关于周伟光是否有借款的问题。周伟光提交7张《借条》和《银行取款记录》、《借款协议》主张向黎国煜出借2585407元，黎国煜抗辩周伟光没有出借能力、虚构债务。对于黎国煜认为周伟光没有出借能力的问题。首先，周伟光称黎国煜因为年龄超过60岁，即使名下有房产，银行也不批出贷款，因此由黎国煜提供财产作为抵押以周伟光的名义申请银行贷款，待黎国煜需要资金再由周伟光出借款项，此陈述符合常理。其次，2013年5月20日，由黎国煜提供名下不动产江门蓬江区*********楼整层为周伟光提供担保，由周伟光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2690545元，周伟光账户收到2690545元现金，已超出合共出借的2585407元，周伟光具备充足的出借能力。然后，2013年至2018年7月某甲公司仅从银行提取现金就高达6232107元，证明经营状况良好，周伟光作为某甲公司的股东，具备充足的现金出借能力。最后，假如按黎国煜所说没有实际收到借款而在周伟光胁迫的情况下补写6份2013年-2018年的《借条》，周伟光的行为已涉嫌犯罪，但从补写《借条》至今已一年多，黎国煜都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黎国煜的抗辩存疑。综上，周伟光以黎国煜的房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2690545元，加上经营公司的收入，对于出借2585407元给黎国煜是具备出借能力的。对于黎国煜认为周伟光没有出借90万元的问题。根据周伟光的陈述，第1张借款90万元主要有3部分组成：1.代付运费27400元，周伟光提交5张某丙玻璃厂的运费单据原件证明代黎国煜付运费27400元，黎国煜庭审时抗辩运费已由其财务支付，经一审法院询问，黎国煜无法提供支付运费的证据，而周伟光可以提交支付运费的单据原件，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黎国煜的抗辩。2.代偿借款765419元，周伟光提交1张借据原件及3张收据原件证明代黎国煜向案外人吕思勤分3笔偿还借款295000元、59000元、411419元，黎国煜在庭审时表示对借据予以确认，对于周伟光代偿借款没有提出异议，结合周伟光持有黎国煜出具的借据原件及3张收据原件，一审法院确认周伟光代黎国煜偿还借款765419元。3.现金出借107181元，周伟光称黎国煜表示不如再借现金凑够90万元借款，2013年5月20日由黎国煜提供名下不动产为周伟光做抵押担保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2690545元，周伟光本人自有资金2690545元加上当年某甲公司现金取款1501207元，具备充足的现金借款能力。黎国煜抗辩周伟光没有出借90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黎国煜抗辩部分借条金额不是整数的问题。黎国煜分别出具《借条》确认2014年借周伟光现金146508元、2015年借现金161693元、2016年借现金250143元、2017年借现金358768元、2018年借现金368295元，周伟光称上述借款均是包含了当年的借款本金和上一年度的借款利息，此陈述与黎国煜儿子黎某1的陈述可以互相印证，且仅以周伟光名下某甲公司每年的取现款项就已超出当年借款金额，周伟光的陈述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黎国煜认为6张借条都是补写的问题。首先，周伟光确认6张借条都是2018年7月5日由黎国煜补写，但法律没有规定禁止补写借条的行为；其次，周伟光称之前没写借条是因为周伟光的合作股东是黎国煜的儿子，出于信任当时没要求写借条，而且黎国煜以其房产为周伟光向银行贷款做抵押，周伟光向银行贷款2690545元，在2690545元范围内都可以放心向黎国煜出借款项，只是因为2018年的华夏银行估计贷款只有200万元已少于周伟光出借给黎国煜的款项才要求黎国煜补写借条，此陈述符合常理；再次，2018年7月5日，黎国煜签订《借款协议》再次确认合共借款2585407元的事实；然后，2019年8月5日，黎国煜以摘要“还款”转账160万元至某甲公司账户，刚好印证了黎国煜向周伟光借款后补写借条确认债务的事实；最后，黎国煜在补写《借条》时已69岁，作为一个多年经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补写多份几年前借条的法律后果和风险，黎国煜补写《借条》的行为可以证明周伟光实际出借款项给黎国煜。综上，黎国煜协助周伟光向银行贷款2690545元，加上某甲公司的现金取款，周伟光具备本案借款的现金出借能力，再结合黎国煜将某丙玻璃厂从云南搬迁回江门、黎国煜以自有房产为周伟光向银行贷款做抵押、周伟光出借2585407元给黎国煜与黎国煜提供房产为周伟光向银行贷款2690545元金额接近、黎国煜签署《借款协议》确认借款金额合共2585407元、黎国煜以摘要“还款”转账160万元至某甲公司账户等事实，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周伟光出借款项2585407元给黎国煜的事实存在，一审法院采纳周伟光陈述的事实。周伟光将借款出借给黎国煜后，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黎国煜偿还160万元借款给周伟光后，没有按约定继续偿还借款，周伟光主张黎国煜偿还剩余借款本金985407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借条》虽有统计上一年的利息，但《借条》和《借款协议》均没有清晰约定借期内利息的计算标准和收取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周伟光可以向黎国煜主张逾期利息，现周伟光主张第一笔逾期利息以2585407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4日止，第二笔逾期利息以985407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给付之日止，周伟光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黎国煜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周伟光偿还借款本金985407元和利息（第一笔利息以2585407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4日止，第二笔利息以985407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款项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54.07元减半收取6827.04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用11827.04元，由黎国煜负担。二审期间，黎国煜提交如下证据：1、黎国煜的银行流水，证明黎国煜分别于2017年7月3日、2019年3月5日向赵某1（某甲公司财会）转账110000元、23000元，由赵某1转交给周伟光支付银行利息；2、90万元借款使用清单，该清单由李某1出具的，列明了第一笔农行借款150万元当中的90万元的使用情况，该90万元没有直接支付给黎国煜；3、光盘（周伟光、郑某1律师、黎国煜、肖某1的谈话录音），该谈话内容为上述四人于2019年3月13日下午在郑律师办公室对黎国煜向周伟光借款一事进行协商调解。周伟光对此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2、3的三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1、上述三份证据均能在一审时提交，但黎国煜是在一审结束后提交，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3、证据3的录音无法核实，无法确认录音中的人物是否如黎国煜所表述的人物。周伟光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黎国煜在二审期间确认周伟光在2013年向银行借款当中的90万元由黎国煜使用。黎国煜的儿子黎某1（某甲公司的股东之一）在一审法院向其调查时陈述内容摘要如下：黎某1对周伟光以某甲公司的资金以周伟光的名义出借给黎国煜表示知情；周伟光曾代黎国煜偿还了一部分借款；黎国煜需要资金周转，但因年纪大无法向银行贷款，故由周伟光向银行贷款后再由周伟光出借给黎国煜，黎国煜则以房产为周伟光作抵押担保；黎国煜需要用款时就通知周伟光，然后去周伟光那里取现金，当时没写借据，只是记账，因为黎国煜有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后来借款数额达到250多万元，已超过抵押房产可以贷款的金额，所以周伟光才要求黎国煜补写借据。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周伟光主张黎国煜偿还借款本金985407元及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第一，周伟光主张黎国煜尚欠借款本金985407元未还，其提供了黎国煜于2018年7月5日补写的七份《借据》和当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予以证明。黎国煜补写的《借据》是确认其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向周伟光借款的事实，双方当日又签订《借款协议》，再次确认之前的借款事实，确认黎国煜累计欠周伟光借款2585407元并承诺于2018年7月31日还清。黎国煜补写《借据》和签订《借款协议》的行为是对之前借款已实际发生的确认，而并非仅仅是出具借据时的借款合意。黎国煜也承认了其中的90万元借款是由其使用，其虽然否认其他借款，但其对为何向周伟光补写《借据》和签订《借款协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二，黎国煜签订《借款协议》后，已转账160万元给某甲公司并备注“还款”内容，也就是说，黎国煜在签订《借款协议》后实际也偿还了借款160万元，由此进一步证明补写的《借据》和《借款协议》所反映的借款是真实存在的。第三，黎国煜的儿子黎某1在一审法院向其调查时陈述的内容与周伟光诉称的事实基本吻合，能相互印证涉案借款的事实，结合黎国煜确实为周伟光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而黎国煜对其为何为周伟光提供抵押担保又未能作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因此，周伟光诉称的借款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周伟光主张黎国煜尚欠借款本金985407元，本院予以采信。至于黎国煜在二审期间主张的还款情况，其中2018年3月5日前的款项往来时间早于涉案《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且收款人为赵家玲，故其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偿还《借款协议》中确认的借款；其中2019年3月5日的转账23000元，收款人同样是赵家玲而非周伟光。因此，黎国煜主张上述款项是偿还涉案借款，本院不予采纳。另黎国煜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录音内容也不足以否定涉案借款的真实性。因此，一审判决黎国煜向周伟光偿还借款本金985407元及利息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黎国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4.07元（已由上诉人黎国煜预交），由黎国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