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427民初52号 原告：王金祥，男，1978年11月23日生，彝族，住玉溪市新平县。 被告：高平，男，1983年4月22日生，汉族，住昆明市东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瑞（系被告高平的侄子），男，1996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昆明市东川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王金祥与被告高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期间，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影响，经被告高平申请，本院于2020年2月4日至3月4日对本案延期审理)，庭后因被告高平申请提交新证据，于2020年5月21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开庭时，原告王金祥，被告高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瑞到庭参加诉讼；庭后证据交换时，原告王金祥及被告高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金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在新平县收购洋芋所欠王金祥的贷款16968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帮助收购洋芋的代办费66750元。诉讼中，原告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变更为149684元，并在第2项诉讼请求中增加一项请求：即要求被告根据尚欠代办费66750元支付自2016年5月起按年利率7.6%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至5月，被告来到新平县收购洋芋，原告王金祥作为介绍人向被告介绍货源，被告承诺支付原告委托代办费每吨150元；洋芋收购价格由被告定（随行就市），其侄子李正瑞过磅记录，货款一般是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再由原告支付给农户；另外，收购来的洋芋中，被告将部分大号及小号洋芋交由原告代卖，代卖所得也由原告直接支付给农户以折抵洋芋款。2016年5月20日，被告和其助手在还未与原告结算清楚的情况下就离开新平，被告表示其还会再来收购洋芋，到时候与原告一并结算，但此后，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原告还替被告向农户垫付了部分款项。经原告计算，被告高平从他拉社区100多户处收购洋芋合计445吨，应付货款1160128元，扣减被告于2016年-2017年拉运了4车洋芋种子合计78吨（2000元／吨）抵款156000元、洋芋代卖款478444元、银行转款349900元、小陈代付26100元，至今尚欠洋芋款149684元及代办费66750元未付。综上，被告长期不支付收购欠款，也不支付原告代办费，引起农户与原告之间不该发生的矛盾纠纷，给原告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高平辩称：原告所述被告委托其收购洋芋及代卖洋芋的情况属实，双方已于2016年5月9日针对原告提交的账本进行了结算，洋芋款总金额合计1042692元，其中，扣减被告在2016年及2017年先后拉运了5车洋芋种子（2016年1车，2017年4车）合计88.3吨给原告用于折抵洋芋款176600元、原告自收洋芋代卖款478444元及被告委托小陈代付26100元以外，被告还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定金200000元及部分洋芋款，付款金额合计1127030元，已超额支付。另外，被告认可与原告约定的代办费为150元／吨，原告应得代办费为50000余元，经协商确定为50000元，且被告已于2016年6月份左右在通海县的一个餐馆里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综上，原告现在主张的洋芋款及代办费系其在原来结算的老账本及其擅自记录的新账本中累加计算得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拖欠原告洋芋款及代办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金祥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情况； 2.五本销货清单原件、六本收款收据原件、一本工作笔记原件，欲证明原告帮被告收购洋芋的数量及货款等情况； 3.二张卡交易对账单原件，欲证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共计349,900元； 4.一张记账单原件，欲证明被告将大、小号洋芋交给原告代卖后所获得的代卖款项共计475,872元，原告已将该款项代被告直接支付给了农户（法庭询问阶段，原告将该代卖款金额更正为478,444元）； 5.证人王某（系原告的侄子）出庭作证，欲证明原告受被告委托收购洋芋，证人为原告打工，主要负责分发口袋及把关质量，偶尔也会帮忙过磅，证人不清楚被告拉洋芋种子给原告一事，也不清楚原、被告之间是否结算过； 6.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欲证明2016年5月3日王某带着李正瑞来证人的地里看洋芋，王某只是在询问及介绍，具体价钱是李正瑞定，当时谈的价格是2.4元／公斤，第二天王某和李正瑞就拿袋子来地里收洋芋，一共收了3.7吨左右，总价是8800余元。证人曾找李正瑞要求付款，李正瑞一直推诿，后原告拿了20袋洋芋种子给证人折抵洋芋款1600元（每袋40公斤，单价2元／公斤）； 7.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原告曾向证人收购洋芋，证人听原告说其是受被告委托，证人的洋芋款已由原告付清。另外，证人曾在2016年11月份左右为原告运输过1车洋芋种子，数量大概有10多吨，其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具体关系，只听说被告欠原告钱，用洋芋种子抵债； 8.证人邱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代收购洋芋，其听原告说被告一直没有付钱，其还和原告一起到昆明李正瑞的家中催款。另外，原告在2017年曾叫证人与其一起卖洋芋种子，证人不清楚洋芋种子从何而来，只是听原告说一共有4车，证人只拉运了其中1车，具体吨位不清楚。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销货清单、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工作笔记不认可，认为这是原告侄子王某所做的记录，上面没有被告方的签字。对证据3提出不清楚真实性，尾号7732不是被告的账户，同时提出被告确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转账付款，但具体金额不清楚。对证据4提出被告确实委托原告出售大、小号洋芋，但对于具体金额不清楚。对证据5证人王某的陈述无异议，同时提出王某也是过磅人员之一。对证据6证人李某的陈述有异议，提出李正瑞从没去过地里，定价和付款也不是其负责，其只负责过磅；原告对被告的该质证意见表示认可。对证据7证人孙某陈述的种子数量有异议，提出1车种子的数量只有10吨零点，不可能到10多吨，其他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的该质证意见表示认可。对证据8证人邱某的陈述无异议，但提出证人与原告到昆明并不是来催款，而是到法院协商解决问题。 被告高平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一本总账本原件，欲证明原、被告结算的洋芋数量以及金额。被告从原告处收购的洋芋总金额为1,042,692元，已支付了970,540元（包含了原告代售的大、小号洋芋的钱），不包括现金支付的费用、代办费以及种子抵账的费用。同时提出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被告认可的销货清单、收款收据与被告提交的总账本是一致的，但原告提交的工作笔记上的账目并不在被告的总账本中； 2.证人朱某（系被告妻子的表弟）出庭作证，欲证明证人于两三年前在通海县小花园旁的一个餐馆里与原、被告一起吃饭，当时在场的还有被告的两个亲戚及原告的一位女性朋友，其看见被告拿了一些现金给原告，听被告说金额是50000元，但其不清楚款项性质。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总账本上只包含了原告所提交的销货清单、收款收据中的部分内容，工作笔记中的账目没有算进去；另外，原告对被告陈述洋芋总金额为1042692元，已支付了970540元的情况不予认可。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证人只见过原告一面就能清楚记得原告这不合常理，证人所述不属实，提出原告只在2014年11月与邱某一起去通海找过被告，当时是为了拉洋芋种子抵债，且当时被告也没有拿钱给原告。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中，被告对销货清单、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中记录的洋芋数量及款项金额，因项目繁多，记录内容简单、不规范，且双方各执一词，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予以综合认定；被告对工作笔记提出异议，因该证据系原告自制，无被告的签字认可，原告亦未能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虽来源合法，但其中涉及的交易卡号均系原告名下的账户，与被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被告虽表示不清楚其真实性，但最终在法庭询问阶段对原告自述洋芋代卖款为478444元表示认可，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5-8能综合证明被告委托原告收购洋芋及被告用洋芋种子折抵部分洋芋款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收购洋芋的具体数量及金额，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予以综合认定；对于洋芋种子的具体数量及金额，因证据7、8证人孙某及邱某的证言与被告陈述其分别在2016年拉运了1车洋芋种子、在2017年拉运了4车洋芋种子给原告的情况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中陈述的洋芋种子车数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被告陈述其拉运了5车合计88.3吨洋芋种子给原告折抵洋芋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中记录的洋芋数量及款项金额，因项目繁多，记录内容简单、不规范，且双方各执一词，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对予以综合认定。证据2证人陈述的内容不明确、不具体，不能充分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且与被告自述给付代办费的具体情况有前后矛盾之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期间，被告高平委托原告王金祥为其在新平县收购洋芋，双方口头约定洋芋收购价由被告定（随行就市），收购完成后由被告根据成交数量支付原告150元／吨的代办费。收购过程中，洋芋款系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再由原告支付给洋芋种植户；另外，被告将收购来的部分大号及小号洋芋交由原告代卖，代卖所得由原告直接支付给洋芋种植户以折抵洋芋款。2016年5月，原告与被告的侄子李正瑞曾针对被告委托收购洋芋事宜进行结算，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原、被告因结算及付款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未果，遂诉讼来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另查，原、被告在2016年之前就存在洋芋买卖关系，2016年之前的洋芋款已经结清。针对本案洋芋款，除双方认可原告收取洋芋代卖款478,444元、被告委托“小陈”向原告转账支付26,100元、及本院确认被告分别于2016年拉运了1车洋芋种子、于2017年拉运了4车洋芋种子（合计88.3吨）交由原告折抵洋芋款176,600元以外，原、被告对洋芋款总金额及其他付款情况均各执一词：原告认为洋芋款合计1,160,128元，除双方认可及本院确认的付款情况外，被告还通过银行向其转账支付349,900元；被告认为洋芋款合计1,042,692元，除双方认可及本院确认的付款情况外，被告还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445,886元。针对本案代办费：原告陈述其代被告收购洋芋合计445吨，代办费为66,750元，该款尚未支付；被告陈述代办费为50,000元，且其已于2016年6月在通海县以现金方式交付原告。 因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账目材料均提出异议，法院曾询问原、被告是否愿意通过法院组织结算或通过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相关司法鉴定，但双方均表示不愿意。 再查，据云南智慧法院办案系统显示，自2019年至今已有邱永云等6名洋芋种植户向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洋芋款，本院分别通过判决或调解的方式确定了原告的付款义务。经询问原告意见，其表示因洋芋种植户只向其主张权利，故其只能一并向被告主张洋芋款后再分别支付给剩余的洋芋种植户。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系因原、被告针对委托收购洋芋事宜引发的纠纷，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双方对其二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这一事实无争议，本案现有如下争议焦点： 一、本案涉及的洋芋款金额及支付对象应如何认定？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办费66,750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起按年利率7.6%计算的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 针对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原告主张洋芋款总金额为1,160,128元，并提交了五本销货清单、六本收款收据及一本工作笔记为证，被告对原告主张的金额及提交的工作笔记提出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账目材料项目繁多，且记录简单、形式不规范，难以准确印证其观点，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其表示不愿意重新结算，也不愿意对账目材料进行相关司法鉴定，为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洋芋款总金额以被告自认的1,042,692元予以认定。对于洋芋款的付款情况，本院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的洋芋代卖款478,444元、被告委托“小陈”代付款26,100元、及洋芋种子折抵款176,600元应在洋芋款总金额中扣减；另外，除上述款项外，原告自认被告还通过其他方式向原告付款349,900元，被告虽对该金额有异议，但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实其观点，为此，本院以原告自认的349,900元对被告的其他付款金额予以认定。综合上述论述，被告应付洋芋款总金额为1,042,692元，扣减已支付的1,031,044元，尚欠洋芋款11,648元。对于洋芋款支付对象的问题，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尚欠洋芋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之规定，结合本案中洋芋款的支付模式系被告支付给原告，再由原告支付给洋芋种植户，且原告作为受托人已向提起诉讼的部分洋芋种植户承担付款义务的实际情况，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洋芋款的主张于法有据，但金额有误，本院确认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尚欠洋芋款11,648元。 针对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被告委托原告为其收购洋芋并承诺支付代办费（即报酬），原告完成了委托事务，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报酬。因双方约定的代办费是以洋芋数量为基数进行计算，原告主张按445吨来计算，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对洋芋数量进行证明，为此，本院以被告自认的50,000元对代办费金额进行认定。被告辩称其已将代办费支付给原告，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代办费利息，根据双方约定，被告应在收购完成后向原告支付代办费，但被告自2016年5月中旬收购完成后至今未向原告付款，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办费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但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与查明事实不符，且利率标准过高，本院酌情参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1日起对代办费利息予以适当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高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金祥尚欠洋芋款11,648元； 二、由被告高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金祥代办费5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代办费利息； 三、驳回原告王金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47元，由原告王金祥负担3,206元，由被告高平负担1,3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冯玲玲 人民陪审员  田永林 人民陪审员  解佳美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卢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