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53号、360号原告[（2020）粤0118民初153号案原告、（2020）粤0118民初360号案被告]:荣阳铝业（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西郊（市柑桔场内）。法定代表人：徐迎娣，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元喜[（2020）粤0118民初153号案被告、（2020）粤0118民初360号案原告]，男，196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欢，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荣阳铝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阳公司）与被告王元喜劳动争议纠纷及原告王元喜与被告荣阳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二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欣独任审判，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荣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琛、董越，被告王元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荣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荣阳公司无需向被告王元喜支付在职期间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27143.59元。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在职期间适用计件工资制，不存在原告专门安排被告进行加班的情况，原告已经根据被告在职期间的每月计件工作内容足额向被告支付每月工资，不应再支付加班工资。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8月进入原告处工作，双方签订的《岗位服务协议》、《劳动合同》在岗位安排方面均专章规定了“被告应当根据原告安排的工作岗位，严格遵守原告的工作规程和岗位职责，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而经原告充分考虑被告的主观意愿以及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安排其在挤压部担任挤压工，具体工作内容为操作机器对铝材进行挤压塑性；劳动报酬方面，《岗位服务协议》、《劳动合同》均规定“被告的劳动报酬按同类工种的计件工资标准支付”。原告作为大型生产企业，日常的型材生产、加工工作主要根据市场订单情况，实时更新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出货，此为原告长期以来的真实经营模式，也是同行业的共同特点。被告作为原告员工，其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必然与企业整体运营和生产特点紧密相连。原告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在被告的薪资报酬制度上适用计件工资制，也是考虑到被告的实际工作量是随订单数量的多少而每月发生变化的，只有将工作量与薪资报酬直接挂钩，才能合理促进被告积极工作，保证原告有序生产。而且原告根据被告的实际工作情况，按时、足额向其发放了全部工资，被告均予以签收，在职期间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告不应再向其支付任何加班工资。二、被告关于加班费而进行的举证不能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仲裁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均存在错误。本案中，被告在仲裁阶段仅提交《2017年10月王元喜考勤》表，以此证明其在职期间存在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但该材料中的内容显示被告2017年10月仅工作12天，总工时为127小时，若按照2017年10月的正常工作日19日计算，被告当月工作时间并未超过国家标准工时制规定的每日8小时，且根据《2017年10月王元喜考勤》表，被告并非每周六、日均工作，其当月休息天数完全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因此，本案中被告关于加班费而进行的举证不能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三、被告在仲裁程序中的诉讼请求全部不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在仲裁阶段提出了：1.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赔偿金10万元；2.被告被迫离职，原告应为其补缴一年社保并支付经济补偿金4万元；3.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7年9月、10月，2018年2月、7月，2019年1月的加倍赔偿金19092元；4.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1月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17206元；5.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每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35297元；6.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拖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16409元；7.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一年工资损失23000元；8.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未及时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2万元；9.克扣工资、未足额支付工资、不合理罚款赔偿金5000元。对于第1、2项，被告于2019年2月16日以“脚痛”为由向原告辞职，原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也并非被迫离职，其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对于第3项，被告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对于第4项，被告自2017年8月8日分别与广州市宏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及原告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即被告在2017年8月8日入职至2019年2月16日离职的期间均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对于第5、6项，原告已经足额向被告支付在职期间的全部工资，无任何拖欠行为，被告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对于第7、8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对于第9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被告自离职以来已反复多次无法律依据或事实依据对原告提起仲裁、诉讼，显属无理缠诉。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王元喜答辩称：答辩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答辩人对穗增劳人仲案（2019）1134号仲裁提起了诉讼，有明确的诉求，基本意见与诉请及事实理由一致；答辩人在庭前已申请了笔迹鉴定，答辩人认为原告提交的2018年2月、4月、6月至8月、10月至12月、2019年1月共九个月的《员工月度工资条签收记录表》中王元喜的签名是假的，答辩人并未对上述月份的工资条进行签收，其余意见与答辩人提交的（2020）粤0118民初360号案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致。原告王元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及明确相应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为：一、请求被告支付赔偿金10万元；二、请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三、被告应对2017年9月、10月、2018年2月、7月、2019年1月工资加付赔偿金19092元；四、被告支付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1月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7206元；五、被告补偿原告每月未签收工资35297元；六、被告支付2017年8月7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的延长工作日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共计50000元；七、被告支付因拖欠劳动报酬的经济补偿金23000元；八、被告支付一年工资损失23000元；九、被告支付未及时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20000元；十、被告支付不合理克扣工资及未足额支付工资、不合理罚款加付赔偿金30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王元喜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应对2018年2月、7月及2019年1月工资加付赔偿金19092元”，并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2万元。事实和理由：一、荣阳公司在2018年2月、10月、2019年1月支付工资的标准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荣阳公司没有向王元喜支付2017年9月、10月、2018年2月、7月、2019年1月的工资，导致王元喜到劳动部门到处奔走，担误休息时间；荣阳公司没有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荣阳公司应向王元喜加付赔偿金；二、王元喜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荣阳公司没有为原告申请工伤认定，王元喜被逼离职，荣阳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三、荣阳公司伪造工资条签收记录表，应向王元喜补偿2018年2月的工资563.75元、4月的工资3467、66元、6月的工资5079.78元、7月的工资3720.93元、8月的工资5091.86元、10月的工资2054.24元、11月的工资4785.2元、12月的工资4555.7元、2019年1月的工资2087.24元，前述共计35297元；四、因荣阳公司的过错，王元喜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而且王元喜拿不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从而不能及时找到工作，荣阳公司应向王元喜补偿一年的工资损失。被告荣阳公司辩称：一、原告的第一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已足额支付相关月份的工资；二、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明其受工伤的证据，其第二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的第三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已在（2019）粤0118民初7856号案件提出，不应再次审理；五、原告的第五项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已足额发放原告在职期间的全部工资；六、关于第六项诉请，原告的工资结算方式为计件工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适用计件工资制的劳动者并不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后必须应当发放加班工资，本案中原告作为答辩人主营业务生产一线的员工，其工作内容由答辩人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对原告适用计件工资制，是考虑到将工作量与薪资报酬直接挂钩，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并知晓，劳动合同中已对此明确，从原告每月工资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根据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单，答辩人每月向原告发放的工资金额与原告主动提交的每月银行流水金额相吻合，并且其中已明确显示答辩人已向原告支付足额工资，包括原告所要求的加班工资，而原告也已对每月工资进行签收确认，在职期间内从未对其工资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一款，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原告并未对其提出的加班情况进行有效举证；七、原告的第七项至第九项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八、答辩人已足额向王元喜发放全额工资，原告的第十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九、原告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未经穗增劳人仲案[2019]1134号仲裁裁决，同时答辩人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全部劳动报酬，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8日，王元喜与广州市宏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宏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王元喜同意宏业公司将其派往荣阳公司，王元喜需与荣阳公司签订《岗位服务协议》，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7年8月8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王元喜从事生产作业员工作，王元喜同意宏业公司委托荣阳公司代宏业公司向王元喜进行劳动报酬结算和支付，王元喜的劳动报酬同意荣阳公司按其同类工种的计件工资标准向王元喜支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王元喜与荣阳公司签订《岗位服务协议》，合同期限与上述《劳动合同》期限一致。入职后，王元喜从事挤压工一职，工资为计件工资。后王元喜又与荣阳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期限从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王元喜的工资以公司薪资制度为准等内容。2019年2月16日，王元喜从荣阳公司处离职。2019年3月29日，王元喜以荣阳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一、荣阳公司支付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7年10月工资差额23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2500元；二、荣阳公司返还不合理罚款200元、耳塞掉地扣款100元及请假无故扣款300元；三、荣阳公司支付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的工资差额1300元，2019年1月、2月病假工资2900元；四、荣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400元；五、荣阳公司支付双倍工资7200元。在仲裁庭审中，王元喜主张“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除了春节放假外，元旦、国庆就放一天，其余节假日都上班”、“法定节假日有计算工资，但没有按照三倍工资计算”。2019年8月5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4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荣阳公司一次性支付王元喜工资5934元；二、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荣阳公司一次性支付王元喜病假工资1158.62元；三、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荣阳公司一次性支付王元喜扣款310元；四、驳回王元喜的其他仲裁请求。荣阳公司收到该裁决书后未提起诉讼。王元喜于2019年8月21日收到该裁决书后，于2019年9月5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后调解不成，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7856号。在该案中，王元喜的诉讼请求为：1.荣阳公司支付违法性经济补偿金15万元；2.荣阳公司支付2017年8月-2018年2月、2018年4月、6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及2019年1月的工资共15万元；3.荣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000元；4.荣阳公司支付因工伤造成其离职经济损失共7.2万元；5.荣阳公司为原告补缴社保1年（2019年2月16日离职起算一年）；6.荣阳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6万元（1.8万/月×11个月×2倍）。该案现正在审理中。2019年7月17日，王元喜又以荣阳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荣阳公司支付王元喜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万元；2.因劳动关系患高尿酸血症，荣阳公司不同意调岗、换岗被迫离职，荣阳公司应补缴一年社保，同时支付经济补偿40000元；3.荣阳公司应对2017年9月、10月，2018年2月、7月，2019年1月的工资加付赔偿金19092元；4.《岗位服务协议》到期后，荣阳公司未及时按照相关法律续订劳动合同，应赔偿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1月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双倍工资，支付赔偿金17206元：5.荣阳公司应补偿每月未签收工资及未足额支付部分，补偿每月未签收工资35297元，未足额部分待补偿；6.被申请人应支付延时加班费和加班工资40000元;7.荣阳公司每次未足额支付工资，拖欠劳动报酬，拖欠劳动报酬的经济补偿金16409元(65639×25%)：8.由于荣阳公司的过错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而没有拿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使王元喜不能及时找到工作，影响王元喜工作，荣阳公司应补偿王元喜一年工资损失，最低工资保障为2100元/月并且补缴该1年未缴的社保，补偿一年工资23000元；9.荣阳公司未及时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20000元；10.不合理克扣工资及未足额支付工资和不合理罚款加付赔偿金的请求。仲裁委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1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荣阳公司一次性支付王元喜在职期间工作日延长时间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合计27143.59元；二、驳回王元喜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于2019年12月4日送达王元喜，于2019年12月10日送达荣阳公司。王元喜、荣阳公司先后于2019年12月23日、24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后调解不成转为本二案诉讼。又查明：在（2019）粤0118民初7856号案件中，王元喜确认其于2019年3月4日收到2019年1月的工资2087.24元，于2019年1月30日收到2018年12月的工资4555.7元，于2019年1月3日收到2018年11月的工资4785.2元，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2018年10月的工资2054.24元，于2018年11月22日收到2018年9月的工资4826.07元，于2018年10月9日收到2018年8月的工资5091.86元，于2018年9月5日收到2018年7月的工资3720.93元，于2018年8月6日收到2018年6月的工资5079.78元，于2018年7月3日收到2018年5月的工资4319.87元，于2018年6月4日收到2018年4月工资的3467.66元。另外，王元喜亦确认已收到2018年2月的工资563.75元，2018年3月的工资5151.51元，但认为公司没有向其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根据王元喜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出具的王元喜名下的账户为62×××73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账户在2017年10月9日收入对方账号为“449999999901012007482”支付的“工资”2584.28元，于2017年11月2日收到对方账号为“99999********”转存的3472.8元，于2017年12月5日收到对方账号为“99999********”转存的1576.07元，于2018年1月3日收到对方账号为“99999********”转存的2994.46元，于2018年2月2日收到对方账号为“99999********”转存的4357.37元，于2018年3月13日收到对方账号为“99999********”转存的4914.39元。王元喜认为上述款项均与荣阳公司无关。但荣阳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其发放的王元喜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本院依职权调查确认，账号为44×××25为荣阳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增江支行开设的对公活期账户。再查明：双方确认，荣阳公司每月制作工资条并向员工发放工资条，员工签收工资条后，荣阳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给员工。荣阳公司提交了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的《员工月度工资条签收记录表》，拟证明王元喜已经签收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工资条。王元喜对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及2018年3月、5月、9月的签收记录表无异议，确认系其本人签名，但对2018年2月、4月、6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的签收记录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否认系其本人签名，并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而2019年1月的签收记录表上并无其签名。同时，王元喜认为，即使其签收了部分工资条，但荣阳公司并没有足额发放工资。荣阳公司认为因为相关《员工月度工资条签收记录表》至今时间较长，其确实无法保证全部签名均是王元喜本人签名，但认为王元喜在穗增劳人仲案[2019]419号及1134号案件中已经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另，王元喜提交18张工资条，拟证明其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扣款及部分月份发放的高温补贴组成，其每月应发工资均高于18000元。荣阳公司对王元喜提交的工资条不予认可，且数额与王元喜的银行流水完全不符。荣阳公司则提交2018年11月、2018年12月、2019年1月《员工工资表》，上述三个月份的工资表显示王元喜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绩效奖金组成，扣除社保后即为实发工资。王元喜对上述《员工工资表》不予认可，认为是荣阳公司后补制作，且无王元喜签名确认。另查明：王元喜确认其在2019年元旦及春节均没有上班。本院认为：王元喜与荣阳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银行流水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原告王元喜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诉请增加的诉讼请求“荣阳公司向王元喜支付赔偿金12万元”，该请求虽在穗增劳人仲案[2019]1134号案件中未提出，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规定，原告王元喜的该项诉请与本案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一、关于加班费。双方均确认王元喜的工资为计件工资，即按件计酬，具有多劳多得的属性，除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外，已包含了加班时长的工资，故王元喜主张其在职期间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和周六日加班工资，依据不足。至于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王元喜在穗增劳人仲案[2019]419号案件中请求荣阳公司支付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的工资差额1300元，根据该案的仲裁庭审笔录，王元喜主张的工资差额实际为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在该案的《仲裁裁决书》中仲裁委已裁决驳回王元喜的该项请求。后王元喜虽因不服穗增劳人仲案[2019]419号《仲裁裁决书》而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7856号]，但王元喜在（2019）粤0118民初7856号中并未请求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即可视为王元喜认可穗增劳人仲案[2019]419号《仲裁裁决书》中对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处理，故王元喜在本案中诉请2017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上述期间有元旦和春节两个法定节假日，王元喜自认其在2019年元旦和春节均有休假，故其主张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荣阳公司诉请无需支付加班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王元喜的其他诉讼请求。王元喜的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三项、第十项均是诉请荣阳公司加付赔偿金。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王元喜并未提供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劳动报酬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的限期整改指令书和用人单位逾期未履行该指令书的证据，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故王元喜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元喜以工作期间受伤而被迫离职为由诉请荣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但王元喜并无证据证明其在为荣阳公司工作期间受伤，亦无证据证明其被认定为工伤，故其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元喜诉请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7206元，该请求其已在（2019）粤0118民初7856号案件中提出，故在本案中属于重复诉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王元喜在本案中对荣阳公司提交的2018年2月、4月、6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的《员工月度工资条签收记录表》的王元喜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但王元喜以其未签收工资条为由主张荣阳公司支付补偿款35297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王元喜的笔迹鉴定申请亦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王元喜诉请荣阳公司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000元，该请求其已在（2019）粤0118民初7856号案件中提出，故在本案中属于重复诉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王元喜诉请荣阳公司补偿一年工资损失23000元，但王元喜无证据证明荣阳公司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亦无证据证明其因此无法找到工作，故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元喜以荣阳公司未及时支付加班费而诉请荣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0元，但本院在上文中已认定荣阳公司不需支付加班费，故王元喜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元喜否认收到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并以此为由主张荣阳公司支付赔偿金12万元，但根据王元喜提交的银行流水和本院调查取证所得证据可知，每月向王元喜转账款项的是荣阳公司，虽然款项载明为“转存”而非“工资”，但双方确认荣阳公司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而王元喜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荣阳公司除存在劳动关系外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或经济交易往来，而且款项支付时间和间隔亦符合工资报酬支付规律，王元喜亦确认其签收了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条，故本院确认荣阳公司已经向王元喜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王元喜据此主张荣阳公司支付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荣阳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王元喜的全部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荣阳铝业（中国）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王元喜支付在职期间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共计27143.59元；二、驳回原告王元喜的全部诉讼请求。两案案件受理费共20元，均由王元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欣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思珍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