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50384号原告：李霞，女，汉族，1988年1月2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四会市。委托代理人：蒋湘，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钱婉莹，广东银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海田路民生金融大厦1201-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0364766G。法定代表人：冯浩东。被告：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海田路民生金融大厦1201-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655867Q。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冯浩东。被告：冯浩东，男，汉族，1985年9月8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通江县。被告：冯勃，男，汉族，1987年8月19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通江县。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剑威，广东基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汤恩，广东基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霞与被告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基金公司”）、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冯浩东、冯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蒋湘、钱婉莹和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剑威、汤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一、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立即支付原告回购款80000元及其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为1226.67元；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9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冯浩东、冯勃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签署了《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认购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股份共计人民币10万元，成为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认购期限为6个月，认购股份收益为年8%。但是，认购期限已过，被告并没有及时退还原告的本金以及收益。至今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仍欠付原告本金8万元，因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冯浩东、被告冯勃作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实际负责人和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应当为此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四被告共同答辩称：第一，原告并未在《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主张权利，时间经过以后原告已无权再行依据该协议主张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回购该合伙份额，《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第二条“转让条件”约定：“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受让”，该约定明确表明该合伙份额的回购并非条件满足即自动发生，而是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甲方享有要求乙方回购的权利且明确了该权利的行使时间为在满足条件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在本案中，原告的收益起息日为2018年10月20日，投资期限为6个月，投资期限届满之日为2019年4月19日，到期后双方协商延期至2019年6月28日，自该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即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间），合伙企业并未按约定向原告分配本金和全部收益，此时合伙份额转让条件已经成就，故根据《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的约定，原告也应在2019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内向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主张受让该合伙份额，然而原告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被告主张行使该回购权利，直至起诉之日才主张，而此时原告已无权再依据该协议主张回购，被告亦无须再向原告支付基金赎回款及收益。第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并未在《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上签字盖章，其没有回报、利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第三，被告冯浩东仅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的股东，而非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股东，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冯浩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故被告冯浩东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冯勃并非被告国民基金公司的股东，也非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告要求被告冯勃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2日，原告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签订《国民共赢一号三期签约文件（1）》，其中包括《风险提示书》、《产品概要》、《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合伙协议书》等文件。《产品概要》显示：产品名称为国民共赢一号三期，模式为有限合伙制，法律主体为“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同”（即本案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期限为6个月，普通合伙人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成为有限合伙人，起点为30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于东宸医药的应收账款收益权；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金额大于等于30万元，小于50万元，A类（6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B类（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收益按月支付，支付日为投资期限内的每月月初。《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显示，认购人为原告，认购金额为10万元，投资期限为6个月。《合伙协议书》载明合伙人同意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为“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的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该《合伙协议书》还载明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入伙、退伙、解散与清算、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内容。同日，原告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签订《国民共赢一号三期签约文件（2）》，其中包括《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书》、《合伙份额回购协议》（即原告与被告所述《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份额回购协议》）及《收益清单》。《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约定，原告作为深圳国民共赢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并认缴了10万元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为保护原告的投资收益，原告自愿以该协议约定的条件转让原告对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对应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在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受让：1.在投资期限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共赢一号合伙企业未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分配本金及全部收益；2.在原告投资期限内，原告持有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未转让给第三方并办理完变更登记手续的；3.在原告投资期限内，原告未发生已经《合伙企业法》及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书》规定的必须当然退伙的情况（如发生此类必须当然退伙的情况，则另行协商处理）。双方转让价格为10万元，转让价格＝原告实际出资额×（1＋原告对应优先分配年化收益率×投资期限/12）-原告已分配收益。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金额大于等于30万元，小于50万元，A类（6个月）有限合伙人优先分配年化收益率为8%。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应在原告配合签署本协议项下转让所需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后向原告支付实际出资额本金部分及对应的收益部分，支付后由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变更《有限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该协议第八条“争议解决”约定，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益清单》显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向原告出具该收益清单，内容载明原告出资额10万元，收益起息日为2018年10月20日，出资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投资期限为6个月，第一次结算日为2018年10月31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月收益率为0.67%，日收益率为0.0219%。第1次收益263.01元，第2次收益657.53元，第3次收益679.45元，第4次收益679.45元，第5次收益613.70元，第6次收益679.45元，第7次收益416.44元，第7次兑付本金10万元，结算金额合计103989.04元。该收益清单下方并载明：“国民共赢投资1号产品：是国民新财富为您打造的一种“固定期限、固定收益”的理财模式，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分为6个月和12个月两种模式，可通过转让债权资产收回出借资金，预期年化收益率在8%-11%，投资门槛30万元起投，方便配置和调整。预期收益在月度到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转至投资人收益账户，债权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偿还本息。此债权收益清单在客户申请到债权，成功划款后，在月底邮寄给您！”原告本案提供的证据《延期声明》显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出具了该份声明，内容载明：“客户李霞身份证号码4311261988××××××××于20181012投资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民共赢投资1号二期）产品因本公司投资标的东宸医药的社保应收账款延期支付，无法按原合同计划到期支付，本着合作共赢的目的，本公司与投资人李霞协商后决定延至20190628前对客户的本金及到期利息进行支付，延期期间利息按原合同支付。如到期未付，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谢谢配合！”原告庭审中主张称，其实际是先后三次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签署以“国民共赢一号”命名的合伙协议、认购协议等相关投资协议文件，每次签署协议时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均向原告出具《收益清单》，第一次签署投资协议文件系在2017年9月24日，原告按该次协议支付投资款10万元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按收益清单支付了每期收益，之后至2018年3月26日返还了该次投资的投资款本金10万元。之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再次以同样的形式与原告签署投资协议文件并向出具《收益清单》，原告在2018年4月份（4月19日）第二次投资10万元，投资期限6个月，到期时间为2018年10月份，原告该次投资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按月付清了每月的收益，每月的收益款由被告冯浩东支付，但投资期限到期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无法将原告投资的本金返回给原告，之后，双方于2018年10月22日第三次签署投资协议文件，即本案所涉的《国民共赢一号三期签约文件（1）》的相关文件，将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的第二次投资的投资款本金10万元转为第三次投资的投资款本金，第三次签署协议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仍按月向原告支付每月的收益，由被告冯浩东向原告支付了每期的收益。但投资期限到期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未能向原告返还投资款本金，原告向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催收，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出具了原告本案举证提供的《延期声明》，确认延期至2019年6月28日支付本金及到期利息，延期期间的利息按原合同支付。《延期声明》出具后，被告冯勃于2019年5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第7期收益，但延期期限到期后被告没有向原告返还本金及至延期到期日期间的收益，后原告继续催收，经沟通，被告冯勃于2019年7月25日向原告返还了2万元投资款本金，剩余8万元本金被告未再向原告返还，2019年5月19日之后的收益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故原告才向法院起诉。原告称，其与被告签收案涉相关协议文件，实际是按被告的要求进行签署，被告与原告签署相关协议文件，目的是达到向原告承诺向原告返还投资款的本金和收益。原告庭审中并表示，本案其与被告之间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并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其第一项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回购款80000元并支付利息，该回购款为被告未返还的原告投资款的本金。被告确认上述原告庭审中主张的本案纠纷发生经过属实。另查，工商登记备案信息显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冯浩东，股东为冯浩东（持有76%股权）和案外人陈蕊（持有24%股权）。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成立于2015年6月2日，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冯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冯浩东，两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共计1000万元，被告冯勃认缴出资990万元（出资比例99%）、被告国民基金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1%），冯勃为有限合伙人，国民基金公司为普通合伙人，该合伙企业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合伙人变更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于2015年6月2日已经成立，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冯勃，该合伙企业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合伙人变更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与原告签署案涉《国民共赢一号三期签约文件（1）》和《国民共赢一号三期签约文件（2）》等相关的协议文件，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有设立标的合伙企业（即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原告认购该标的企业财产份额、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回购原告认购的标的企业财产份额等内容，但合同载明的标的企业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实际在原告与被告签署案涉协议文件前已设立，双方不存在共同设立合伙企业的协议基础，根据相关协议的整体约定内容和之后的实际履行情况，原告也不承担标的企业经营风险，原告仅系按被告国民基金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投资款”，之后按约定收取投资款的每期固定“收益”“利息”，到期收回“投资款”，双方既无共同成立合伙企业的基础也无共同设立合伙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构成共同设立合伙企业的法律关系，也不构成被告向原告转让案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法律关系。根据案涉相关协议内容和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定，本案实际是被告国民基金以原告认购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再回购原告出资认购的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名义，向原告融入资金，再按约定的“收益”“利息”向原告支付每期“收益”“利息”并到期返还原告投资的资金的本金。原告与被告因双方签署的案涉相关协议文件及双方之间的款项支付所成立的法律关系实际是借款合同关系。结合原告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应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实为要求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该本金自2019年5月19日起至剩余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原告的第二项请求为要求被告冯浩东、冯勃对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各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不是案涉协议载明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其并未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其亦否认与原告就案涉协议成立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系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签署了案涉协议，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事实，案涉协议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与原告签署，与原告成立案涉借款合同关系的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承担未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的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系与其成立案涉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之一，据此要求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与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冯浩东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冯勃，被告国民基金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冯浩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被告冯勃为有限合伙人。原告主张冯浩东、冯勃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实际负责人、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要求被告冯浩东、冯勃对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和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前述认定，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无需向原告承担本案借款债务，原告以被告国民共赢一号合伙企业负有案涉债务继而要求被告冯浩东、冯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冯勃不是国民基金公司股东，冯浩东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股东，但原告本案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冯浩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冯浩东、冯勃对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应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的系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关于原告请求偿还的债务款项。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国民基金公司尚有8万元本金未向原告返还，实际已支付的利息为截至2019年5月18日的利息，剩余本金逾期未付，且2019年5月18日之后的利息未支付，双方实际约定的借款期内利息为月利率0.76%，对逾期利率未进行约定。原告要求被告国民基金公司支付剩余本金8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5月19日至剩余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该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霞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剩余未还本金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5月19日计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31元、财产保全费832元，由被告深圳国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焕川人民陪审员  简伟兰人民陪审员  朱红英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郑媛媛郭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