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太月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32A。法定代表人：蒋梦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燕，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人保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65X。主要负责人：杨松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亢，广东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成，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公民身份号码452************71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静芸，女，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公民身份号码452************721。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志阳，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坚，男，198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公民身份号码450************738。系吴志成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海春，男，1983年5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公民身份号码513************011。上诉人广东星太月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太月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志成、莫静芸、杨海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太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杨海春承担交通事故赔偿款834764.53元，星太月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由杨海春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关键事实依据在于杨海春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正在履行职务行为，而不是杨海春是不是该公司的员工，一审对此事实审查不清。1.根据杨海春的庭审陈述及询问笔录，杨海春均陈述其到东莞与何强洽谈采购药水，其目的在于促成何强与另一生产该药水的同学之间的生意，其可以获得业务提成，而该公司并非生产药水的企业，而是生产灯具的企业，杨海春当晚洽谈的业务与该公司无关；2.杨海春称，其在2019年3月9日21时30分有打电话给何强，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核实，未核实何强的业务范围是否与该公司的业务存在关联性，这些事实均是认定杨海春是否履行职务行为的关键事实，应当查清；3.案发时间为2019年3月9日22时05分左右，该时间已是深夜，不是上班时间，该公司也没有向杨海春发出过任何外出洽谈业务的工作要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海春在事发时是执行该公司的指令履行职务行为；二、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杨海春不是其员工，是基于对法律的分析及双方关系模式的分析，并非刻意更改口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对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合作关系认识不清是很正常的，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梦杰在交警队陈述杨海春是其员工，是因为杨海春确实与该公司有业务上的联系，但并没有对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法律分析，双方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即使认定双方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但该事实并非是判决该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本案并没有查明杨海春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判决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杨海春与该公司不是劳动关系，即使认定劳动关系，杨海春在事发时也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该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星太月公司的上诉，吴志成、莫静芸辩称，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星太月公司不仅仅在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表示杨海春不是公司员工，还提交了公司员工花名册作为证据予以证明杨海春不是公司员工，通过交警询问笔录可知，星太月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梦杰在交警询问时明确表示杨海春是无底薪、无需打卡的员工，杨海春仅为公司员工，非合伙关系；同时杨海春本人也确认是在星太月公司工作，并且其本人陈述2019年3月9日21时30分许，其打电话给客户何强后马上驾驶肇事车辆从星太月公司去东莞谈生意，然而在庭审中，星太月公司和杨海春却陈述并不是公司员工，杨海春不是履行职务行为，显然星太月公司和杨海春前后的陈述以及提交的杨海春不是公司员工的证据与其在交警队所做笔录相互矛盾，故应当采信交警队的询问笔录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因为交警队的笔录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前，具有客观性，星太月公司并不是没有法律知识，也不存在对法律认识的问题，现有证据表明杨海春是无底薪拿提成的业务员，工作时间也是不固定的，交通肇事确实是在其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发生的，星太月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行车路线不符合常理的问题，我方认为杨海春的行车路线只是星太月公司的主观猜想，去东莞有多条路线，不能证明行车路线是否符合常理这个问题。关于吃饭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陈述，他们之间是朋友或客户，存在利害关系，故我方不确认上述证据。对星太月公司的上诉，人民保险公司辩称，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认定。对人民保险公司、星太月公司的上诉，杨海春均未予答辩。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60000元（一审判决金额310000元-商业三者险25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我司支付商业险250000元不合理，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杨海春发生事故后肇事逃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司在商业险免责，仅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杨海春已确认收到保单，其中保单有重要提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杨海春表示收到保单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不符合常理，法院因此认定我司未进行提示义务要求该公司承担商业三者险不合理。对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吴志成、莫静芸辩称，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人民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将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对杨海春履行了提示义务，杨海春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保险是通过他人购买，其本人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只收到了邮寄的保单，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按照商业三者险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星太月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是正确的，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应对该条款作出提示，本案保险人只是将保险单送达给杨海春，该保险单中没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单中的“重要提示”内容不包含合同条款具体内容，不能认定其履行了交付保险条款或履行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吴志成、莫静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星太月公司、杨海春、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向其连带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款127313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9日22时5分许，驾驶人杨海春驾驶粤S*****号牌车辆（由杨海春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在中山市*****************与同向行驶由刘金钊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悬挂粤J*****号牌车辆（载吴勇焕）发生碰撞，杨海春肇事后驾车逃离现场。事故造成刘金钊、吴勇焕受伤及车辆损坏，其中刘金钊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3月10日死亡、吴勇焕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3月13日死亡的后果。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古镇大队认定杨海春逃逸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金钊、吴勇焕均无责任。受害人吴勇焕，男，1991年11月24日出生，户籍地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无婚姻记录，其父母是吴志成、莫静芸（生育四子女）。对吴志成、莫静芸诉求的赔偿项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表(单位：元)：赔偿项目吴志成、莫静芸主张一审认定认定理由医疗费5000046769.53按医疗材料，当事人无异议住院伙食费300300住院抢救3天护理费5400吴勇焕在ICU住院期间由医护人员护理，不另产生护理费误工费6000吴志成、莫静芸对于吴勇焕工资收入和损失情况未提供足够证据，故无法予以支持丧葬费5000050000请求金额不高于广东省相关标准死亡赔偿金886820841320综合吴志成、莫静芸提供的吴勇焕在中山市流动人员办证记录等证据，按城镇标准计算符合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故以广东省城镇标准42066元/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204875144375受害人母亲计算20年，4人扶养，按广东省标准28875元/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50000司法实践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2500012000无证据，但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损失客观存在，故以酌定为宜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伙食费50000无法律依据合计1144764.532019年3月13日，星太月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梦杰在交警处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杨海春是我的员工，于2018年9月或10月到我公司上班，杨海春没有底薪，日常其接回来的业务，开销跟利润我与其对半分，杨海春不像其他工人需要打卡，平时只要不是出差，他还是回来公司上班。杨海春仅为我公司员工，非合伙关系。接到的订单由杨海春拿回来财务盖章”等等。杨海春在交警处的讯问笔录中提到“现在中山市古镇镇七坊星太月照明有限公司工作……2019年3月9日21时30分许，我打电话给客户何强后马上驾驶粤S*****号小型普通客车从星太月灯饰厂出发，打算前往东莞找他谈一笔生意……”等等。而在庭审中，星太月公司改称杨海春不是其公司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时更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杨海春亦改称其不是星太月公司的员工。吴志成、莫静芸同意本案交强险预留一半份额给另一死者刘金钊。人民保险公司提交商业保险条款作为证据，证明逃逸免责，而杨海春则认为保险是通过他人购买的，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只收到保险公司邮寄的保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交警部门对事故作出认定，杨海春虽有异议，但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进行反驳，亦没有依程序提出复核，因此，根据证据规则，应以该认定结论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人民保险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吴志成、莫静芸承担赔偿责任。人民保险公司未举证将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对杨海春履行了提示义务，故人民保险公司主张按商业三者险的约定而免责，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而吴志成、莫静芸主张人民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应予支持。对于超出保险限额部分的赔偿主体，分析如下，杨海春、星太月公司于事故发生后在交警部门确认杨海春是星太月公司的员工，杨海春称当晚从星太月公司驾驶车辆出发至东莞洽谈业务的途中发生事故，而在庭审中，杨海春、星太月公司均改称杨海春非星太月公司的员工，且称杨海春前往东莞洽谈的非该公司业务，对此，杨海春、星太月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作证，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因此，吴志成、杨海春主张在事故发生时杨海春是在履行星太月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故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应由星太月公司进行赔偿。综上，吴志成、莫静芸是吴勇焕亲属中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获赔偿。上述损失合共为1144764.53元，由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310000元（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死亡伤残限额共60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250000元），余款834764.53元，由星太月公司承担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人民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志成、莫静芸交通事故赔偿款310000元；二、星太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志成、莫静芸交通事故赔偿款834764.53元；三、驳回吴志成、莫静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58元，由吴志成、莫静芸负担1639元，人民保险公司负担3959元，星太月公司负担10660元。二审中，星太月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蒋梦杰、龙家伟、阳纯兰三人的询问笔录；2、微信账单；3、微信信息；4、地图三份。拟证明杨海春在事发当晚与蒋梦杰、龙家伟等人吃完饭后又去见了阳纯兰，其并未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其行车路线也显示其并非去东莞而是去找阳纯兰。吴志成、莫静芸质证表示：对证据1，不予确认，并非相关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而是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上诉人星太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朋友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备客观性与真实性。对证据2，微信账单只有转账金额，不能体现何处消费；对于证据3，不清楚微信双方的主体，也不清楚谈话内容；对证据4，去东莞的路线只是星太月公司的主观猜想，不一定是其所认定的路线。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人民保险公司质证表示：对证据1，其中蒋梦杰与龙家伟的笔录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杨海春当时是喝了酒的，可以证实事故当晚杨海春是涉嫌酒驾，至于是醉酒还是酒后，因杨海春事故后逃逸没有办法进行及时的检测，我司认为杨海春酒驾后肇事逃逸具有明显的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我司在商业险内免责符合立法意图，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导向作用，同时一审中杨海春也明确收到了保险单，根据保险实务的操作，保险公司邮寄保险单是必须和保险条款、交强险及商业险粘贴标志及保险费的缴费单一并邮寄给被保险人，杨海春在一审中仅承认收到保险单，明显有违事实，保险单中“重要提示”有表示保险条款中责任免责也进行了加黑加粗，因此免责事由成立；对于其他证据，由法院依法核实。二审中，星太月公司申请证人龙家伟、刘琳强、阳纯兰出庭作证，上述证人陈述内容中并无涉及杨海春在事发当晚是按照星太月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梦杰的指派前往东莞洽谈业务的事实。二审查明，1、由中山市交警支队古镇大队提供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显示：粤S*****的机动车所有人为东莞市寮步海春机电维修部；2、一审中吴志成、莫静芸提交的东莞市寮步海春机电维修部企业信息查询资料显示：该维修部的经营者为杨海春；3、杨海春在2019年3月11日交警部门对其所做的笔录中，就交警所提“你驾驶的肇事车辆车主是谁？法定车主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问题，答复称“现车主及法定车主是我本人，登记车主是我以前在东莞经营的海春机电经营部，但那里早倒闭了”，就交警所提“车子坏了，何强也不见你了，为何不报告你老板？为何不回中山？”的问题，杨海春答复称“我顺便去做业务了，所以没有回来，我的经济条件很差，必须努力赚钱”；4、杨海春在2019年3月27日交警部门对其所做的笔录中，就事故发生情况陈述称“我叫杨海春，现住星太月灯饰厂宿舍，现在星太月灯饰厂工作，2019年3月9日21时30分，因为何强在云南省有个工厂，需要药水，刚好我有个同学是生产药水，所以我打电话给何强，打算促成这单交易，在电话里他告诉我要去云南了，所以接完电话后我就马上驾车启程，我开车从星太月灯饰厂所在的工业园出发后前往东莞找客户何强”，就交警所提“你是否有经济能力赔偿给两个死者家属？”的问题时，杨海春表示“目前没有，只有等我出来后打工才能赔偿给死者家属，还有求助我老板帮我先垫付赔偿费用，如果家人不帮我，我也没有办法”；5、蒋梦杰在2019年3月13日交警部门对其所做的笔录中，就交警所提“杨海春曾说过2019年3月9日晚是你安排他去东莞见一个客户，对此有何解释”的问题时，答复称“我没有安排过”；6、2020年6月11日，二审承办法官前往广东省佛山监狱对杨海春进行询问，杨海春陈述称：“发生事故时我在东莞没有家也没有住址，东莞市寮步海春机电维修部是为了买车搞的营业执照，实际上没有从事过业务，家人都在四川，在东莞无住处。我和何强是同乡，两家隔一条马路，我们从小就认识，在有次同学会上，有个同学告诉我他是做药水的，他联系过何强，何强不理他，我说我能促成这个业务，我这个同学把何强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和何强在东莞见了一面，谈了药水的事，他说可以搞，也了解到他是生产电路板的，我就想着从他那里拿电路板，星太月公司能用得上，因为何强的电路板是一手货，价格不会贵，事发当天我到东莞去找何强，一个是敲定药水的合同，一个是拿一些电路板回来，电路板的事是我自己想的，不是蒋梦杰派我去的”；7、杨海春在2019年3月25日交警部门对其所做的笔录中，就其社会经历陈述称“我于1990年至1996年在四川省渠县青神乡小学读书，于1996年1998年在渠县青神乡中学读书等”；8、二审中星太月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为杨海春配备的工作手机微信截图显示：对方微信名为“人生如梦”（电话号码为138*****442）,2019年3月7日，“人生如梦”询问杨海春微信号“老同学在忙吗？何强那里你关注一下如果有消息，打电话哈，到时候该什么给你拿提成就怎么给你算”，杨海春微信号回复“好的，我这两天手头的事有点多，我会跟进的”；2019年4月25日，“人生如梦”询问杨海春微信号“老同学现在忙不忙？”，杨海春微信号回复“杨哥暂时不用这个手机号码，暂由公司负责，到时候杨哥后来会电话联系”。就该证据的来源，星太月公司陈述称“杨海春有两个手机，其随身携带的手机被交警拘留后没收，这个手机是公司配备的工作手机，是二审开庭后在杨海春办公室的抽屉中找到的，根据微信内容，人生如梦就是杨海春卖药水的同学，人生如梦于2019年3月7日催促杨海春去找何强促成交易，杨海春同意，到了2019年4月25日人生如梦询问事情办得咋样，但是这时候杨海春已经被拘留了，我们就在微信回复杨海春已经不用这个手机了”。对星太月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图，吴志成、莫静芸质证表示：确认“人生如梦”叫杨海春找何强的事情，其他由法院认定。2020年7月1日，本院在组织当事人质证时，当众拨打“人生如梦”的电话号码13******442，电话拨通后，承办法官询问其微信名是否为“人生如梦”？及是否是杨海春的同学？“人生如梦”回答“我的微信名是人生如梦，杨海春是我的同学”，承办法官询问你们是什么学校的同学？“人生如梦”回答“青神呐，我们比杨海春高一级”之后再无应答。9、2020年6月17日，本案承办法官拨打何强的联系电话，在告知身份后询问其相关情况时，其确认自己就是何强、杨海春是其老乡，在承办法官问到事发当晚杨海春找其洽谈的业务情况时，何强仅答复“什么业务？我不知道”后挂断电话；10、二审中，吴志成、莫静芸的代理人吴勇坚撤回对星太月公司的诉讼请求，星太月公司自愿补偿吴志成、莫静芸30000元并已当庭支付完毕；11、一审中吴志成、莫静芸提交的粤S*****车辆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显示：重要提示一栏有“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办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人民保险公司、星太月公司的上诉内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人民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在商业三者险免责；二、杨海春在肇事时驾驶车辆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本院现分析如下：一、人民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在商业三者限免责。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在订立合同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予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不发生效力。本案所涉及保险事故存在被上诉人杨海春肇事逃逸情形，已为公安交警部门确认，本院予以确认。保险人将肇事逃逸行作为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纳入免责事由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虽然免除就该免责事由条款内容的明确说明义务，但是仍应履行提示义务。本案中，杨海春仅承认收到保险单，人民保险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将保险条款送达给杨海春，保险单虽然上有“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收到本保险单、承办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的约定，但上述约定不能直接证明人民保险公司已将保险合同条款送达投保人杨海春并履行提示义务，因现实中存在杨海春未收到保险合同条款亦未向保险人提出补充或变更请求的可能，因此在不能排除该种可能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人民保险公司已将保险合同条款送达给杨海春，杨海春也不确认收到过保险条款，故人民保险公司所提按保险实务杨海春收到保险单即同时收到保险条款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因人民保险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已就商业三者险合同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案中人民保险公司不能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二、杨海春在肇事时驾驶车辆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第一，经一、二审查明，杨海春所驾驶的肇事车辆是其本人的车辆，并非星太月公司的车辆，且该肇事车辆的保险也由杨海春购买；第二，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晚上22时左右；第三、蒋梦杰在交警部门对其所做笔录中否认杨海春到东莞见何强是由其安排；第四、杨海春在交警部门的所做笔录及承办法官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承认并非受蒋梦杰的指示去见何强，去东莞见何强的目的是为了促成自己同学的药水生意；第五、杨海春与其同学（微信名：人生如梦）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同学催促杨海春促成其与何强的交易。本院认为，判断本案中杨海春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当以杨海春事发当晚行为的外在表现形态作为标准，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杨海春在发生事故时并非驾驶星太月公司车辆，事故发生时间并非正常工作时间，虽然杨海春作为业务员其工作时间可能不固定，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是根据用人单位指派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不能认定为工作时间，而杨海春有关促成自己同学与何强药水生意的陈述，有微信聊天记录佐证，故可以认定杨海春找何强并非是以星太月公司名义及受星太月公司的指示，虽然杨海春有谈完药水生意后拿回一些电路板给星太月公司用的陈述，但因星太月公司对此并无指示，而且该行为就其外观特征也无法看出与星太月公司的指示要求一致，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杨海春到东莞去见客户何强并非是履行星太月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杨海春系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二审中吴志成、莫静芸撤回对星太月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本院予以准许。据此，对于吴志成、莫静芸超出保险限额的损失834764.53元，应由杨海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星太月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部分处理结果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杨海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834764.53元给吴志成、莫静芸；四、驳回吴志成、莫静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58元（吴志成、莫静芸已预交1639元），由吴志成、莫静芸负担1639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负担3959元，杨海春负担106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47元（广东星太月照明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杨海春负担（比对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交费情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3959元，杨海春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10660元，杨海春向广东星太月照明有限公司径付121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朝晖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林天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禤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