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5刑初152号 公诉机关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文田（曾用名“张顺富”，绰号“红团”），男，1978年12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初中文化，经商，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8年8月29日被抓获，同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莆田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沈枫荣，福建冠莆律师事务所律师。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以秀检公刑诉［2019］1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文田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新冠肺炎疫情管控的不能抗拒事由，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裁定中止审理，并于2020年4月23日裁定恢复审理。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瑞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文田及其辩护人沈枫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8月份，被告人张文田利用原来借用给“莆头港”采石场项目部在自家附近海边的码头，明知秀屿区XX镇XX山上的同案人张某1、张某2、朱某1、朱某2、唐某、朱某3、张某3（均另案处理）等人的石矿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仍与石矿点运输杂石的土炮车司机事前联络并帮助收购杂石予以转卖。被告人张文田雇佣其姐夫即同案人林某1（另案处理）作为现场管理，负责通知土炮车司机运杂石、过磅称重等，并组建微信群主动微信通知到矿点运输杂石的土炮车司机张某4、张某5、陈某1、张某6、张某7、林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等人把杂石运输到被告人张文田码头，并以每吨人民币15元（币种下同）的价格进行收购，再以没有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每吨16元的价格、有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每吨24元的价格卖给同案人刘某1、刘某2、蔡某1、蔡某2等人（均另案处理），被告人张文田收购上述土炮车司机运输的杂石价值总计1167178.4元。 2018年8月29日，被告人张文田在秀屿区笏石镇人民政府内被民警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文田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明知其收购的矿产品系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的，仍事前同谋，并长期予以收购后转卖，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文田辩称公诉机关的指控不属实，其只认识朱某2，其他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土炮车司机从哪运过来的杂石，收购时也不知道是否是无证开采的，其没有组建微信群添加土炮车司机及通知司机拉杂石到码头，也不知道该微信群是何人组建的。 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张文田不存在与各矿主及土炮车司机之间事先通谋的事实，指控其构成非法采矿罪不能成立。1、其除与朱某2认识外，与张某1等人根本没有任何直接来往接触。同时，对朱某2所作的笔录也显示开采的矿石是销售给刘某3，其跟所有矿主之间没有买卖的共同故意。且XX山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非法采矿，相关部门并未强力制止，可以说是处于放任的状态。而该状态给老百姓造成一个误解认为这是有合法权，在将近20年如此之长的时间内，附近村民用山上的石头盖房或有其他用途从无任何阻碍，这也给包括被告人在内的人员造成了严重误解。因此其辩解说未去了解矿场有证还是无证符合常理；2、本案的所谓买卖流程为真正购买人即船主到码头后，由码头人员发送信息或司机主动发现，相关司机直接上山向矿主现金购买矿石，再直接运输至码头上船。运输车辆在码头过磅并与船主进行结算，被告从中赚取1元差价的过磅费用；3、其工作人员虽然发出了船主的收购信息，但并没有对土炮车司机运输的矿石来源有审查的义务和必要，土炮车司机也根本无需交代运输矿石的来源。从鉴定结论来看，部分矿点也有存在合法的开采证件，所以至多属于未能尽到谨慎注意而已；4、根据矿石交易的流程，其在码头的行为并非是“收购后转卖”，而是为船主及司机之间的交易提供便利，土炮车司机收购后获取实际每吨矿石的纯利润都在5元至10元期间，其仅赚取每吨1元的过磅费用，不符合经济成本；5、本案中矿石买卖关系发生在船主与司机之间，其只起到提供地点及信息的作用，且该作用并不是唯一及关键性的，也有其他码头一并从事该项；6、本案若构成共同犯罪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矿主构成非法采矿罪。司机作为运输石头的运输者，其在客观上协助开采石头，但其跟矿主之间也无联系，也未见矿主、司机等人确定的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起诉书上并未说到司机另案处理，若司机都不构罪，被告人也不能跨越司机与不认识的矿主之间构成共同犯罪。7、居中联系是一个民事行为，不要求买卖双方认识，船主发出要约，司机履行承诺，且很多证人也承认说是船主要买矿石，他们卖给船主。二、指控被告人张文田收购的杂石价值1167178.4元证据不足。1、根据各个土炮车司机证言中对运输情况的陈述，包括次数、载重等都是差不多、大概、大约等不具有确定性和准确性的描述，有些则是600吨等整齐的陈述，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记忆能力，也未得到张文田供述的相互印证。2、侦查部门提供的《工作说明》中也明确了因林某1无法到案，无法查清码头与各个土炮车司机对接的石头数量。3、证人张某7证言中明确其全部运输至“天成”处，与被告人无关。在几个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应考虑是否客观，对数量予以扣除，而非就低认定。因此，在仅有证人证言单方陈述的情况下，本案中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杂石的真正价值，不宜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三、被告人张文田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劣迹。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8月份，被告人张文田利用原来借用给“莆头港”采石场项目部在自家附近海边的码头，明知秀屿区XX镇XX山上的同案人张某1、张某2、朱某2、朱某1、唐某、朱某3、张某3（均另案处理）等人的石矿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仍然与石矿点运输杂石的土炮车司机事前联络并帮助收购杂石予以转卖。被告人张文田雇佣其姐夫即同案人林某1（另案处理）作为现场管理，组建微信群主动微信通知到矿点运输杂石的土炮车司机张某4、张某5、陈某1、张某6、张某7、林某2、朱某4、朱某5、朱某6等人把杂石运输到被告人张文田码头过磅称重等，并以每吨15元的价格进行收购，再以没有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每吨16元的价格、有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每吨24元的价格卖给同案人刘某1、刘某2、蔡某1、蔡某2等人（均另案处理），被告人张文田收购上述土炮车司机运输的杂石价值总计1116650元。 2018年8月29日，被告人张文田在秀屿区笏石镇区政府被民警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1、书证 （1）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存款明细账、客户姓名身份信息，证实：被告人张文田与蔡某1、肖某、朱某2的银行转账情况。 （2）抓获经过，证实：2018年8月29日，被告人张文田在秀屿区笏石镇区政府被民警抓获归案。 （3）户籍证明、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表，证实：被告人张文田的户籍登记情况及违法犯罪经历情况。 （4）《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关于补正XX镇XX山非法采矿案件证据材料的函》、《莆田市国土资源局秀屿分局关于补正XX镇XX山非法采矿案件证据材料的复函》，证实：张某1、张某2、朱某1、朱某2等人未向莆田市国土资源局秀屿分局申请办理在秀屿区XX镇XX山的采矿许可证。 2、证人证言 （1）同案人张某1的供述，供称：其在XX镇XX村有三个矿点但无采矿许可证。村里有很多人在XX山上无证开采石头，其知道的就有朱某1、朱某2、张某2等人，他们将开采的碎石卖给张某8及“红团”，收购的价格是每吨15元。“红团”在码头上建地磅，过磅一段时间后凭过磅单结算。 （2）证人林某3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在XX镇XX村码头收购、运输矿石，“红团”码头是XX最大的码头，码头上设了两个地磅，按每吨15元的价格向土炮车司机收购从XX村XX山上非法开采过来的碎石方，有几十部土炮车运石方下来。“红团”是本地人，在海边收购石方时间比较久了，一般码头上的石方供应都是优先“红团”码头。其辨认出“红团”即被告人张文田。 （3）证人张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2017年4月左右，因“红团”需要碎石头，所以其开始开采石头。其一般都是用土炮车将开采后的石头运下山，再运给购买石头的客户。“阿某”、“红团”向其购买过石头。黄色笔记本散张纸记录的是其从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在XX镇XX山尾顶坑开采石头卖出的账目，是其侄儿张某5、张某9每天把石头运输到码头卖时，张某5记录的每车石头的净重量和每吨的价格。2018年春节后都是卖给张文田的，在2017年4月至2018年春节期间偶尔也有卖点给他人，不过具体是谁其不记得了，卖了其他人多少其也不清楚，不过2017年4月至2018年其被抓的这段时间内卖给张文田的杂石总价有占到总额的百分七十，大概20万元左右。其辨认出“红团”即被告人张文田。 （4）证人张某5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红团”和“黑仔”等人在码头上按每吨15元收购碎石料。2017年开始其驾驶土炮车到其堂叔张某2无证开采的石矿上，将矿场的石头运往“红团”和“黑仔”码头处卖。石头运输到码头先过磅，然后将磅单留着，隔一段时间和码头结算。2018年春节后其固定在张某2的矿上运输石头到“红团”码头上卖。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其每吨一般卖14元左右，2018年4月后行情比较好大部分可以卖15元左右。经核对2017年账本中记录的情况，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11日其运输并售卖了9985.6吨，每吨卖14元；2018年4月份至7月份其运输并售卖了7945吨，这些大部分卖15元每吨，也有一小部分卖14元每吨，也有的会卖到每吨18元左右。总运输吨数是17930.6吨。其辨认出“红团”张文田和“黑仔”林某3。 （5）证人张某9的证言，证称：2017年张某2开始开采XX山上的石矿点，张某5运输石头到XX村码头售卖给“红团”和“黑仔”。2018年上半年，其帮助张某5开土炮车运输石头到XX村码头“红团”处。 （6）证人林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负责运输张某3石矿场的杂石到“红团”和“黑九”码头赚点运费。其加入“红团”码头的微信群中，要是有铁船到“红团”码头收购杂石，林某1当群主会在群里负责通知司机，司机看到后就会开车到XX山的各个石矿场装杂石后运输到码头过磅装船，登记完会给过磅单用于结算，铁船装满了也会通知司机不要过来。从2018年4月开始，其共运输约60车杂石到“红团”码头处，按每吨15元结算，一般一车能装约21吨，隔10天左右拿磅单去码头结账。张某3的石矿场没有采矿许可证。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陈某2、朱某7、朱某4、朱某5、林某4、张某3、张某10、张某11、林某3、林某5、林某1。 （7）证人林某6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6年开始在XX山尾顶坑处上装杂石运下山。“红团”有做群主建立一个微信群，群里的成员都是运输石头的司机和“红团”码头的参与管理者，其拉石头前都会看下微信群里其他司机是去哪个石矿去运石头，其就跟着去山上运石头。因为“红团”码头上常年有收购杂方的生意，有很多车一部接一部过磅登记，登记完会给过磅单，其将杂方卸到船上完了就离开了。结账时凭磅单以每吨15元的价格结账。其从2016年开始大概运了500车左右，每车都是拉20吨左右，总共约一万吨杂方，都是卖给“红团”。矿山都是无证开采的。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 （8）证人林某7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在XX山尾顶坑处上的采石场装杂方，平均一车能装19吨左右，运下山后到“红团”、“黑仔”码头上过磅卸到铁船后拿着磅单离开，隔了10天左右拿着磅单按一吨15元的价格结账，一般都是现金，有时也转账。当时“红团”、“黑仔”码头负责过磅的人员跟其说运输杂方的司机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让其加入，因其不太会用微信，当时也没加。其运输杂方约300车，重约5700吨，具体的没记账。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朱某8。 （9）证人张某4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6月份，其前后在XX山尾顶坑处的张某1、朱某1、唐某三家石矿场运输过杂石，张某1处约30车、朱某1处约10车、唐某处约150车。一般一车能装18吨至20吨，共3600吨。其基本都是运输到“红团”码头，其中约15车运给“黑仔”码头。当时其得到“红团”的允许可以运杂石卖给“红团”码头后，现场管理人员林某1将其拉到一个微信群里，平时有铁船到“红团”码头来买杂石，林某1就会通过微信通知司机，其就会上山运输杂石到“红团”码头过磅后拿着磅单离开。结账时以每吨15元按磅单上的重量结算，一般是拿现金，多的话偶尔转账，钱都是“红团”亲自结算的。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张某1、唐某、朱某1、林某1。 （10）证人朱某6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2017年9月时朱某4帮其拉到“红团”码头的一个微信群并介绍其到张某3的石矿场拉杂石。群名其记得好像叫“转运站”，群里约有40人，群主是林某1，有铁船过来收购杂石时林某1就会在群里通知，铁船装满之后，林某1也会提前在群里通知。其看到通知后就会开车到张某3的石矿场去排队装杂石，装好之后运到“红团”码头，现场管理由林某1负责指挥过磅，接着将石头卸到铁船空车再过磅后，其就拿着磅单离开。过一两个月后会通知结账，司机就会拿着磅单过去结算，收购的价格是每吨15元。其至今总共运输了约400车杂石，一车能装约20吨，运输了约8000吨杂石。其中约20车是运到“黑九”码头，其他都运到了“红团”码头。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张某3、林某1。 （11）证人朱某7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5月开始在XX山上朱某1、“阿银”石矿场内购买杂方后，每车装约20吨，运输下山后以每吨15元的价格卖给“红团”、“黑仔”码头。其中卖给“红团”码头的大约390车。其跟“红团”说好可以卖杂方后，“红团”码头上的管理人员林某1将其拉进他建的“红团杂石群”的微信群中，群里的成员都是运输石头的司机和“红团”码头的参与管理者，平时码头上有船过来，林某1都会在微信群里放消息说有船要到码头，让司机赶紧山上拉石方下来，林某1负责现场指挥过磅登记，之后卸杂方到铁船上空车再过磅。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阿银”唐某、朱某1、“黑九”林某3。 （12）证人朱某4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7月开始在XX山上装杂方运下山卖给“红团”和“黑仔”码头。其要上山拉石头前都会看下“红团”姐夫林某1建的微信群，群里告知大家有船到码头，让司机们赶紧到山上运输石头下来卖，其就开车到山上张某3无证开采的石矿将杂方运输到码头过磅登记。其卖给“红团”码头的约600车，每车运输20吨，价格是每吨15元。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黑仔”张某10、张某3、“黑九”林某3。 （13）证人林某4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7月开始在XX山上“阿长”石矿里购买杂方运下山卖给“红团”、“黑九”码头。其每车大约能装20吨，以每吨15元卖给“红团”400车。其总共加了两个微信群，林某1建了“红团杂石群”的微信群，方便司机们和码头上做杂石买卖。其要拉杂方前都会看下微信群，群里有人通知有船要到码头，其就会上山去拉杂方下来过磅称重，后凭过磅单结账。微信群现在已解散。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黑九”林某3、“阿长”朱某8。 （14）证人朱某5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3月开始在XX山上张某3的石矿场内装杂方运下山卖给“红团”码头。2018年3月其到“红团”的码头找码头负责人林某1商量跑运输杂石的事，林某1就将其拉进一个微信群，要是有铁船到“红团”的码头来收购杂石，林某1就会在群里通知司机，铁船装满后林某1也会在群里通知不要运过来了。司机就会开车到XX山各个石矿场去装杂石运输到“红团”码头装船。之后其将杂石运输到“红团”码头，林某1现场负责指挥司机过磅，接着将杂石卸到铁船里，林某1那有司机空车的重量底单，直接将空车的重量除去后会给司机一张杂石称重的磅单。之后隔约2、3个月拿磅单找“红团”结账，其都是直接拿现金，结后磅单会回收走。到2018年7月，其共运输杂石约1200吨。其辨认出“红团”即为被告人张文田，并辨认出林某1、张某3、朱某4、陈某2。 （15）同案人朱某2的供述，供称：2017年10月开始，其在XX尾顶坑无证开采，然后卖给陈某1及其他土炮车司机，由司机将石头运下山到码头过磅出售。其周边有“黑面”、张某1、张某2采矿。 （16）证人陈某1（绰号“XXX”）证言，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2017年6月、10月、11月都是其和“欧某”为朱某2运输杂石，三个月两部车运输量在4500吨以上。2018年3月至5月底，张某7也到朱某2矿点运石，这三个月基本是其和“欧某”、张某7三人运输石头，运输量至少在4500吨以上。他们将开采的石头运到码头过磅后，将过磅单拿回来给朱某2，凭过磅单和朱某2结算，按一车运输石头的重量每吨6元抽成做运费，朱某2则以每吨15元卖给“红团”码头。其知道码头老板是“红团”，朱某2矿上无开采许可证。微信群是“红团”建的，名称意思就是石头群，群内一般都是土炮车司机、石矿矿主、“红团”码头的人。来船了会在群里面通知司机收石，结账时也会在群里面通知，如果有执法队有下来执法，“红团”、矿主及土炮车司机都会在群里面互相通知。 （17）证人张某6（绰号“欧某”）证言，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7年4月份开始为朱某2运输杂石，4、5两月总共运输2000吨左右，2017年6月、10月、11月都是由其和陈某1为朱某2运输，总数量为5700吨，2018年3月到5月，由其和陈某1、“XXX”张某7三人为朱某2运输，总数量5598吨左右。每吨杂石都是以15元卖给码头。他们只是赚取车费，按照朱某2的安排将开采的石头运到“红团”码头过磅后，把车开到铁船上卸杂石，再开到过磅处拿过磅单。朱某2以每吨15元卖给“红团”码头，凭过磅单与码头结算。朱某2矿上无开采许可证。如果有执法队有下来执法，一般矿主会打电话，土炮车司机会相互通知。 （18）证人张某7（绰号“XXX”）的证言，证称：其是土炮车司机，从2018年3月份开始到朱某2位于XX村尾顶坑无证开采的石矿内用土炮车运输石头赚车费，当时其和陈某1、张某6三人从3月运输到5月底，偶尔也有一些零散的土炮车司机过来运输。张某6和陈某1两个人是将石头运到“红团”码头，其按照朱某2的安排将杂石运输到“天成”码头过磅称重。2018年3月、4月、5月开采量至少在4800吨以上，朱某2和码头约定按1吨15元卖杂石。其三个月平均一天运输3车左右，一车可以运输10吨左右，平均一个月在矿上运输10天左右（共运输900吨左右）。 3、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张文田的供述、辨认笔录、指认照片，供称：2016年10月份开始，其利用“莆头港”采石场项目部在其家海边修建的码头以及期间其填海扩充的码头上收购杂石再卖出。其是向附近XX村、XX村和XX村到XX山上无证采石矿点运杂石的土炮车司机收购杂石，运到其码头后过磅称重，按每吨15元收购，再以没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以每吨16元的价格，有经过粉碎的杂石每吨24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客户。其根据过磅单结账后，把钱分给土炮车司机，结算完后把单子都撕了扔掉，没有记账登记。其雇请姐夫林某1在码头现场进行生产管理，林某1有和土炮车司机建立一个微信群，方便通知司机什么时候有装船把杂石运到码头。经其回忆，2016年，其卖7船杂石（每船装载700吨）给刘某1，共价值78400元，其赢利4900元。2017年，其大概卖给刘某130船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平均每船1400吨），共计42000吨左右，每吨价格24元，价值100.8万元，扣除成本费用每吨赚2.3元，其赢利96600元；还卖给蔡某1、蔡某2兄弟12船左右杂石，共计8800吨，价值140800元，其赢利8800元；卖给肖某2船杂石，每船装700吨，每吨16元，共价值22400元，其盈利1400元；其和张某12合作运输2船杂石到泉州，每船1400吨，每人赢利1400元。2018年，其卖给蔡某1兄弟30船杂石，共24700吨，每吨16元，共价值395200元，其共赢利24700元；其卖给泉州人老庄2船杂石，共3600吨，每吨卖16元（共价值57600元），其盈利3600元；卖给张某137船杂石，共11000吨，每吨卖16元（总价值176000元），其赢利11000元。其卖出去的杂石将近有10万吨，从中盈利152400元。卖到其码头的杂石其听司机说是从XX村山上的非法采矿点运下来的。其辨认出土炮车司机朱某7、林某4、朱某6、张某4、朱某5、林某7、朱某4、郭某、林某6、林某2，并辨认出向其收购杂石的肖某、蔡某2、刘某2。其在莆田市警用地理信息系统中指认涉案码头。 4、鉴定意见 福建省197地质大队作出的非法开采饰面用花岗岩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技术鉴定报告，证实：涉案非法开采矿产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情况。 针对本案控辩双方的争议内容，本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据，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被告人张文田是否与各矿主及土炮车司机之间存在事先通谋及其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的问题。 经查，被告人张文田在侦查阶段稳定供述其知道涉案杂石系非法开采的，且曾供述其听司机说是从XX村山上的非法采矿点运下来的。故被告人张文田主观上明知涉案杂石系非法开采而来，客观上仍长期利用码头并雇佣人员，组建微信群与运输杂石的土炮车司机事前联络，帮助收购涉案杂石并予以转卖，故被告人张文田在涉案非法采矿的采、销链条中与非法采矿上游人员彼此知晓对方的存在及作用，并形成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及交易习惯，还积极提供了需求信息并联络司机运输，应认定已经形成意思联络，存在事前通谋，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犯。被告人张文田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张文田收购涉案杂石的总价值问题。 经查，被告人张文田在侦查阶段供述2016年至2018年其收购后转卖的杂石将近10万吨，按每吨15元收购后，再以没经过加工粉碎的杂石以每吨16元的价格，有经过粉碎的杂石每吨24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客户，且其供述转卖的总价值经累加达1878400元。现结合公诉机关提供的同案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等在案证据，可就低认定其收购涉案杂石的总价值为1116650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文田收购涉案杂石的总价值不当，予以纠正。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文田明知他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仍长期提供帮助收购后转卖，矿产总价值共计111665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且属于共同犯罪。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文田犯非法采矿罪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文田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之前监视居住七日，共折抵刑期四日，即自2018年9月5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罚金限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志雄 人民陪审员  潘丽萍 人民陪审员  张明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郑婵娟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一）无许可证的； （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 （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 （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第三条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 （四）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十三条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 矿产品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 （三）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出具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