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渝0116行赔初8号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山美林小镇还房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Y4PP75。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郭福兰，原告公司总经理，一般代理。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1009320393R。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出庭负责人邱伟，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昌红，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受理，分别立案。立案后于3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郭福兰，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负责人邱伟、委托代理人杨昌红、龚鉴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称，2019年11月22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江津区大同路东城家园路段，在没有职权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取上路拦截原告正常行驶车辆(渝A×**号)，并强行拆除、扣押原告案涉车辆标志灯箱，并且不开具任何扣押凭证，将我公司标志灯箱拆除、扣押，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归还拆除、扣押我公司车辆(渝A×**号)的标志顶灯。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光盘中第八段视频，时间是2019年11月22日，地点在东城家园，涉及的车辆号牌渝A×**号，这段视频虽然没有看到直接的拆除过程，但被告的工作人员和第六段视频显示的治安警是同一个人，结合前面视频发生的时间分别为2019年11月21日和2019年11月23日，被告在此前后的行为足以佐证在2019年11月22日被告以同样的方式拦停原告公司车辆，强制拆除车辆顶灯，而且被告对拆除过程是有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的，因此我们依然请求法庭责令被告将2019年11月22日执法记录的全过程提交法庭，这是被告抗辩过程中提出的理由，应该对此举证，而不是由我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被告未实施对原告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的行为。2019年11月22日，被告依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在江津东城家园路段检查运营车辆，同时，江津区交警也在路上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被告并未对原告诉称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二、原告应承担被告拆除标志顶灯行为的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21号)第一条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证明责任在于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而非对未作出的行为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未作出行政行为，此种证据的性质属于消极证据，不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同时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未对原告涉案车辆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并非被告作出，而系六家合法出租汽车公司自发组织人员进行拆除；2、重庆市江津区运管处收发文登记分发承办报告单××号及附件（关于帅民公司串联我市多个区县出租车承包人拟非法集资购车1000辆扩大非法营运规模将导致大面积不稳定的紧急报告）；重庆市江津区运管处收发文登记分发承办报告单××号及附件（区政府转举报信6封）；证明六家合法出租汽车公司向政府及相关单位反映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要求进行打击，对其作出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目的和动机做了合理的说明；3、被告申请调取的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诉刁x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卷材料，案号为（2020）渝0116民初1084号。证明原告知道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系刁x弟个人所为，并且提出赔偿，同时结合原告举示的视频资料，刁x弟拆除标志顶灯不止一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均不认可，六家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不知道是递交给法院还是给被告的，还是六家公司对社会的一个声明，同时情况说明的内容也不能证实其自发组织人员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与本案的关联性，由于拆除标志顶灯的人，系被告以外的不明身份的人员，从侧面反映被告在以行政检查的合法理由掩盖之下与不明身份人员共同实施了拆除标志顶灯行为，也证明这是一个委托行政强制，是一个不合法的行政强制，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所有报告单及附件中的时间均在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和扣押车辆行为时间之后，最早的扣押车辆行为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最晚的为2019年11月23日，证据2中所有的数据报告均形成于2019年12月，明显与被告的拆除标志顶灯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具有关联性，这是原告在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后（车牌为渝AP×**号），因没有人担责，其他股东识别了拆除人员身份为刁x弟，故原告以刁x弟侵犯公司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但该案尚无定论，该案的审理结果有可能是作为刑事案件，有可能作为民事案件，现无最终判决结果，被告举示的证据1.2.3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只是依据交通运输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上路检查运营车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是我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段视频显示车辆标志顶灯完整，没被拆除，因此该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告对案涉车辆标志顶灯进行拆除，证据不足，其他视频的录像不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该车辆标志顶灯进行了拆除。这段视频原告也认可没有拆除标志顶灯的过程。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是在行政行为发生后，作出的情况说明，且是否针对案涉车辆不明确，提交的2-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上述证据均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案涉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时的情况，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2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江津区大同路东城家园路段检查运营车辆，拦停了原告单位行驶的渝A×**号车辆，在现场，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涉案车辆周围，由他人将案涉车辆的标志顶灯予以拆除。另查明，案涉车辆外观由原告进行了改变，现外观为:蓝色，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江津帅民租赁的标志顶灯(在江津二字上面一弧形装饰)。江津区出租车外观:绿色(比案涉车辆颜色淡)，加装有标志顶灯，标志顶灯上有taxi的标志。原告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以上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但直至涉案车辆被拆除标志顶灯时，原告均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或许可。庭审中，原告明确开车上街是去做免费送人的公益，被告认为原告开车上街是为了出租运营。案涉标志顶灯原、被告均表示去向不明。另，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被告强制拆除、扣押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渝A×**号车辆标志顶灯行为，已被本院（2020）渝0116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本案系（2020）渝0116行初29号案件的附带赔偿案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依据该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需满足行政行为违法，当事人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基于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失，则不能获得行政赔偿。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程序规定，被人民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是否应当返还渝A×**号号车辆的标志顶灯？首先，《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由于案涉车辆直到标志顶灯被被告拆除时，未获得有关部门许可或审批同意其用于出租汽车客运、汽车租赁等业务，故涉案车辆系非客运出租汽车；案涉车辆外观经过改装后加装了顶灯，且在江津城区巡游，属非客运出租汽车存在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至于原告称事发当日是驾驶案涉车辆在江津几江城内巡游，是为免费乘车作公益活动，不能否认存在非客运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其次，案涉车辆加装了门徽、腰线，与区出租汽车外形极为相似，原告将标志顶灯安装在案涉车辆上足以让普通民众误认为该车系区出租车，案涉标志顶灯是原告为了实施违法行为而采用的工具，不具有独立价值的存在，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拆除标志顶灯过程对案涉车辆造成了损害，因此，虽然被告拆除、扣押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所有的渝A×**号车辆标志顶灯的行为，已被本院（2020）渝0116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为由确认违法，但是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最后，被告拆除案涉车辆上的标志顶灯，既阻止了案涉车辆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又达到消除普通民众误认为该车系区出租车的社会效果，同时还阻止了原告再次安装使用案涉标志顶灯的违法行为，实现行政执法消除危害后果的目的。综上，对原告要求返还渝A×**号车辆的标志顶灯的诉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要求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返还渝A×**号车辆的标志顶灯的诉讼请求。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迎       春审 判 员 王              勇审 判 员 李       昱       娇人民陪审员 张       志       贵人民陪审员 周利容人民陪审员黎志碧人民陪审员 罗       永       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谢钦羽书记员何俊林书记员袁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