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91民初317号原告：余天黎，男，196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山永国，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华，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陈惠玲，女，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殿生，男，199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与被告系母子关系。第三人：陈淑芬，女，198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足岳，男，195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与第三人系父女关系。原告余天黎与被告陈惠玲、第三人陈淑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陈惠玲于2020年3月16日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粤0491民初317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陈惠玲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山永国、被告陈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殿生、第三人陈淑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足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天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11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14,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9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常年在外地工作，与妻子戴满凤聚少离多，夫妻感情日渐淡薄。原告在外地工作期间，于2014年4月和第三人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原告多次转账或存款到第三人账户，或按第三人指示转款或存款到第三人的姑姑即本案被告的账户内。后原告的转款事项被戴满凤发现，戴满凤因此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告向第三人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请求判决第三人向戴满凤返还515,978元及利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7）粤1971民初135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转款给被告的款项属于对第三人的赠与行为，该赠与行为无效，判令第三人返还戴满凤102,478元及利息,判决作出后，戴满凤和第三人均不服，先后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8）粤19民终90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在第三人对原告向被告转款不确认的情况下，本案不宜处理，故判决不支持戴满凤要求第三人返还关于原告转款给被告的部分。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原告认为，既然生效判决不确定原告转款给被告的转款属于原告给第三人转款的性质，那么原告给被告的转款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且使被告获得利益而使得原告遭受损失，构成不当得利，理应予以返还。被告陈惠玲辩称，一、原告余天黎并不一定因汇款行为受到损失。原告、原告妻子、第三人在2017年至2019年连续打的三个官司中，分别有很明确的表述，在余天黎妻子戴满凤诉陈淑芬与余天黎一案一审中，余天黎妻子戴满凤称“陈惠玲的账户也是陈淑芬控制使用”；余天黎称“陈淑芬持有的陈惠玲账户中的款项”；陈淑芬虽称“陈淑芬对余天黎向陈惠玲的转款事实是不知情的”，而在之后陈淑芬又称“陈淑芬确认陈惠玲账户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余天黎掌握陈惠玲的银行卡和密码并自导自演地转账给陈惠玲，实际上余天黎转账给陈惠玲后又自行取走”，该款项是指余天黎转给陈惠玲账户共计114,000元。陈淑芬既然能确定陈惠玲账户收到该款项，说明陈淑芬当时能使用该银行卡，即陈惠玲未持有该银行卡。以上说明原告、第三人均非常清楚侵占了陈惠玲的银行卡（622*************091）在出入账。此外，陈惠玲有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第三人持有该银行卡，且第三人称“我敢肯定了，15年开始，（余天黎）全用你的卡在操作”。陈惠玲与余天黎以前不认识，只知余天黎与第三人是婚外恋关系，从未要求余天黎向该银行卡汇款，自然也从未告知其该银行卡卡号，余天黎与第三人是婚外恋关系，陈惠玲将该银行卡交由第三人保管，用于收取房租，不难推测出余天黎通过第三人得知陈惠玲银行卡卡号。该汇款行为是在余天黎掌控下，余天黎得知陈惠玲银行卡后，主动汇入该银行卡。几笔大额划款，均在转款后当天或几天内在东莞，他们家附近的ATM机被分次尽数取走，陈惠玲不清楚这几笔款项由谁取出，余天黎有可能通过该银行卡取出该款项。余天黎在汇款后，没有通知陈惠玲和主张这几笔款项，而是在两年后与第三人的诉讼中提出主张，并声称“陈淑芬持有的陈惠玲账户中的款项”，认为该款项是第三人持有的，而在余天黎向陈惠玲银行卡汇款五年后，才提起了对陈惠玲的不当得利诉讼。总之，根据第三人与余天黎的诉讼，该笔款项可能是由余天黎取出，也可能是由第三人取出，也可能是余天黎与第三人合谋共同取出，应相信第三人在先前诉讼中所称“陈淑芬确认陈惠玲账户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余天黎掌握陈惠玲的银行卡和密码并自导自演地转账给陈惠玲，实际上余天黎转账给陈惠玲后又自行取走”，认定余天黎使用陈惠玲的银行卡自行取走自己汇入的钱，余天黎就没有因汇款行为受到损失，即陈惠玲不构成不当得利。二、陈惠玲未因余天黎汇款行为获得利益。陈惠玲关于2015年未持有622*************091卡号的银行卡的说明。陈惠玲在东莞生活多年，2014年到珠海华发集团工作，到珠海前为方便收取东莞房子的租金及考虑房屋租出后的相关维修或其他事宜需要当地人去管理和协调，遂将3091卡委托第三人代为收租，收租后转款还我，当时阐明3091卡仅仅作帮陈惠玲收租用。从3091卡的“账户交易明细”中看到的“陈金丰”转账存入的款项便是租金及部分电费，均有规律地于每月中旬交租，至2016年7月中旬陈金丰交最后一笔房租于该卡后，陈惠玲因加了陈金丰微信，陈金丰便用微信直接付房租，至此，该3091卡便没有租金方面的入账。直至2017年元旦，第三人告诉陈惠玲原告与其打官司，其中有不少款项在用3091卡出入数，陈惠玲当时很愕然，才想起陈惠玲还有该卡在第三人处未收回，遂收回该卡，并于2017年1月22日在横琴建行查卡中余额，发现只有70多元，于是取出70元，并于2017年4月27日销卡。2015年3月至2017年元旦前，本人未持有该银行卡。而3091卡其他出入账数杂乱无序的，款额或大或小的，均应是第三人或原告侵占陈惠玲的银行卡所为。对于该银行卡中的资金流向，其中陈金丰汇入的款项，属于租客交的租金，其他的资金流动，全是第三人与原告所为。在余天黎妻子戴满凤诉陈淑芬与余天黎一案中，余天黎及其妻子认为陈惠玲的银行卡由陈淑芬控制，而陈淑芬认为余天黎转账给陈惠玲银行卡后又自行取走。余天黎与陈淑芬曾经是恋人，恋人反目后打官司互相推卸责任、争夺金钱。本人莫名被牵扯，被要求返还陈惠玲从未所有的114,000元。原告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曾经在法庭上声称“陈淑芬持有的陈惠玲账户中的款项”，如今却告陈惠玲不当得利，提起了明显缺乏理由的诉求，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余天黎与陈淑芬共同侵占了陈惠玲的银行卡，余天黎与陈淑芬不仅进行消费，且多次汇入取出多笔款项，存在明显过错，且侵犯了陈惠玲对该银行卡的使用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并且该侵权行为提起的恶意诉讼，浪费了陈惠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请求法院判决原告赔偿陈惠玲精神损失、误工损失、来回广州、珠海车旅费、食宿费以及因此案而产生的快递寄件费及其他费用合计约3,000元。以上证据及分析，足以说明了该银行卡不由陈惠玲所控制、持有，陈惠玲自然无法从ATM中取款，所以陈惠玲未因原告的行为获得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第三人陈淑芬陈述称，原告以多种方式欺骗第三人，至于之前的汇款已经在其他案件解决了。被告的银行卡一直在原告手上，原告汇进卡里的钱也被原告取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制作的转账明细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转账明细表为原告单方制作，对有银行流水清单印证的涉及本案的六单款项转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能否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由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确定；其他的转账取款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审查。2、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截图及微信语音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能否证明其待证事实，由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确定。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戴满凤为与余天黎、陈淑芬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27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粤1971民初13517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载明：余天黎辩称“余天黎转账给陈淑芬、陈淑芬持有余天黎账号提现以及陈淑芬持有的陈惠玲账户中的款项，陈淑芬主要用于购买道滘新里城的二手房屋，但未实际购买，款项也未返还给余天黎”。陈淑芬自认与陈惠玲存在亲属关系，且持有陈惠玲的银行卡及改卡密码。戴满凤、陈淑芬不服（2017）粤1971民初13517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民初9003号民事判决书。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陈惠玲、余天红均非本案当事人，亦未以其他身份参与本案诉讼，在陈淑芬对陈惠玲、余天红相关的转账事实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2015年3月22日，原告余天黎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账号601*************298）向被告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35,000元；2015年4月5日，原告余天黎其通过建设银行账户（621*************135）向被告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10,000元；2015年4月10日，原告余天黎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1*************135）向被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25,000元；2015年6月17日，原告余天黎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账号601*************298）向被告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9,000元；2015年8月5日，原告余天黎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账户601*************298）向被告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15,000元；2015年9月8日，原告余天黎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1*************135）向被告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转账支付20,000元。以上六笔合计114,000元。原告余天黎制作的转账明细表中载明的“一、通过余天黎或其控制的银行卡转账至陈淑芬或其控制的银行卡”包含了前述由余天黎转账至陈惠玲的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2*************091）的六笔款项114,000元。陈淑芬与陈惠玲于2017年7月23日晚上23:33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陈淑芬:“我敢肯定了，15年开始，全用你的卡在操作，打你卡上后乱搞”“想不明白，那卡我很少用，放在（家里）还是公司我都没印象，怎么从15年初到国庆前后都是他在操作”“怀疑其盗用或复制卡号，因你那银行卡无银行进出账短信通知，且你到珠海后又改了手机号”；陈惠玲：“我都忘记有那卡了”；陈淑芬：“他最会用阴招，可能被其记得卡号后复制卡”。庭审中，原告余天黎陈述称，原告认为涉案款项114,000元就是第三人陈淑芬拿走的，但是生效的三份法律文书均否认第三人承担责任，鉴于被告在管理银行卡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被告和第三人又是亲属关系，所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涉案六笔款项转账时，原告认为被告的涉案银行卡可能在第三人控制中。第三人把被告的银行卡信息交给原告并让原告向该卡打入款项合计114,000元，该114,000元给第三人的，在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第三人无须向原告的配偶返还该资金的情况下，被告的银行卡收到原告的转账就构成不当得利。庭审中，被告陈惠玲陈述称，2011年左右，将建设银行622*************091银行卡交给第三人陈淑芬代收房租；2015年期间，该银行卡在第三人陈淑芬手上；涉案6笔转账款项，均是当天或者近期从东莞原告住所附近的ATM机中全部取出；622*************091银行卡流水中，陈金丰的入账是被告租户缴的租金，其他的款项往来，陈惠玲完全不知情；第三人于2017年元旦才将卡还给本人，本人于2017年4月27日注销该银行卡。被告未从原告的汇款行为中获得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庭审中，第三人陈淑芬陈述称，被告的银行卡被原告操控；涉案6笔款项转账期间，涉案银行卡在原告手上，是原告从第三人处盗取的。原告自己在操作，自己存款自己取款。当时原告与第三人是情人关系，涉案114,000元并没有交给被告，花在双方同居生活、旅游中，已在同居期间花完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转账明细表中载明涉案的六笔款项114,000元，由原告余天黎转账至陈淑芬控制的银行卡（卡号622*************091），且原告明确陈述该六笔款项114,000元是给第三人的，是第三人让原告向该卡打入款项。第三人陈淑芬在庭审中称，涉案6笔款项转账期间，涉案银行卡是原告从第三人处盗取，自己在操作，涉案114,000元并没有交给被告，花在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生活、旅游中并已花完。故第三人也没有否认涉案6笔款项转账期间涉案银行卡在第三人处，且主张涉案114,000元已花在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生活、旅游中。以上可见，原告向涉案银行卡转账涉案款项时，明知该卡在第三人陈淑芬控制中，并明确该六笔款项114,000元是支付给第三人，而第三人亦主张涉案114,000元已花在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生活、旅游中。故被告抗辩称涉案银行卡在第三人处，被告并没有收取涉案款项114,000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规定，不当得利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原告为达到向第三人支付涉案114,000元的目的，通过向第三人控制的涉案银行卡转账涉案114,000元，第三人称该款项已用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同居生活，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取得了涉案款项114,000元，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被告返还涉案款项114,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根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初900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陈惠玲、余天红均非本案当事人，亦未以其他身份参与本案诉讼，在陈淑芬对陈惠玲、余天红相关的转账事实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的认定，主张被告在管理银行卡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被告的银行卡收到原告的转账就构成不当得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天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84元，由原告余天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谢伟东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 多 超书 记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