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5民初11014号 原告：沈月凤，女，1922年5月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勃、王旭然，均系江苏天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莉丽，女，1981年9月2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岚、胡旭，均系江苏东银（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翊，男，1974年10月29日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南京市建邺区。 第三人：胡文哲，男，1948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 原告沈月凤诉被告徐莉丽、胡翊、第三人胡文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月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勃、王旭然、被告徐莉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岚、胡旭、被告胡翊、第三人胡文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月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徐莉丽与被告胡翊、第三人胡文哲在2012年2月10日签订的《约定》无效；2、依法判令两被告及第三人胡文哲将“建邺区南湖路99号利星公寓1幢12单元302室”不动产恢复登记至被告胡翊和第三人胡文哲、原告沈月凤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沈月凤系被告胡翊的外祖母，第三人胡文哲系被告胡翊的父亲，被告徐莉丽与被告胡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坐落于南京市建邺区（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第三人胡文哲和原告的女儿沈伟解（被告胡翊的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5月5日，沈伟解去世，原告作为沈伟解的母亲，按照法定继承，自沈伟解过世时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2009年，被告徐莉丽与胡翊登记结婚，双方于2012年2月10日对案涉房屋形成《约定》，以夫妻加名的方式将徐莉丽作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之一进行登记，案涉房屋现登记在两被告及第三人名下。2019年9月27日，徐莉丽起诉胡翊、胡文哲，请求对案涉房屋进行共有物分割时，原告才知道案涉房屋已经徐莉丽和胡翊恶意串通将徐莉丽作为共有权人进行登记。原告认为，徐莉丽和胡翊明知因沈伟解过世（沈伟解去世时，被告徐莉丽参加了沈伟解的葬礼），原告依法因继承取得案涉房屋物权的事实，在未告知原告并征得原告同意的前提下，擅自以《约定》方式处置案涉房屋，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本案的《约定》应属无效。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莉丽辩称，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身份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质疑：1、原告今年已经90岁高龄，被告对于原告本人是否具备提起本次诉讼的行为能力，以及其针对自己的与女婿及外孙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这样一个情况，是否具有认知能力都表示怀疑，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可能不是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原告本人一直居住在南通，并不生活在南京，对于在南京发生的被告徐莉丽及胡翊、胡文哲之间的纠纷并不知情，对于其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中，关于知晓被告对案涉房屋提起分割时，认为构成恶意串通，而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也表示怀疑。3、本次原告到庭的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胡翊与徐莉丽的离婚纠纷，以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中，均作为胡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本案中，两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又作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针对胡翊跟胡文哲提起诉讼，被告有理由认为本案诉讼可能是由胡翊以及胡文哲利用原告的身份提起的虚假诉讼。二、针对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被告答辩如下，1、被告徐莉丽与被告胡翊、第三人胡文哲不构成恶意串通。从《约定》签订的时间看，徐莉丽与胡翊在2009年登记结婚时，沈伟解已去世，案涉房屋当时就登记在胡文哲及胡翊两个人名下，且原告从未向胡文哲与胡翊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徐莉丽知晓该房屋未经继承分割，可能由原告继承，这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徐莉丽完全有理由相信，胡文哲及胡翊对于案涉房屋是享有完全的处分权的，在签订《约定》时，并没有侵犯原告权益的故意，应当是善意的；从《约定》签订的背景看，签订《约定》的时间是在徐莉丽与胡翊结婚后的3年即2012年。当时，之所以签订《约定》，是因为徐莉丽已经怀孕一个月了，家人出于一种喜悦，以及考虑到将来为孩子上户口方便的问题，才签订《约定》，将徐莉丽的名字加名到案涉房屋上，所以并不是恶意串通；从《约定》签订的主体看，原告系被告胡翊的外祖母，系第三人胡文哲的岳母。原告与胡文哲父子之间其实是有直接的血亲关系的，在签订《约定》时，相互作为家庭成员已将近40年了，而签订约定时徐莉丽才加入这个家庭，仅仅3年，被告认为胡文哲父子与徐莉丽恶意串通去损害原告的权益，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被告认为徐莉丽不存在损害原告的故意，不构成恶意串通，不应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原告所述的民法总则的规定，认定本案构成恶意串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基于合同无效后恢复原状的一种请求权，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成立的情况下，第二项诉讼也应当依法驳回。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被告胡翊辩称，关于被告徐莉丽质疑原告的意识及行为能力。原告身体很好，意识清晰，语言表达清楚。2020年6月27日刚过了98岁生日。被告胡翊与徐莉丽签订《约定》时，并未告知原告，现被告认为案涉房屋的登记应恢复原状。 第三人胡文哲陈述，徐莉丽加名时，第三人是知情的。但第三人现认为原告有份额。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胡文哲和沈伟解（于2008年5月5日去世）系夫妻关系，被告胡翊系两人的儿子，原告沈月凤系沈伟解的母亲。被告徐莉丽与被告胡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坐落于南京市建邺区（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被告胡翊与第三人胡文哲于2000年4月10日购买，2001年1月5日，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胡翊与第三人胡文哲名下。2009年，被告徐莉丽与被告胡翊登记结婚。2012年2月10日，被告徐莉丽、胡翊及第三人胡文哲对案涉房屋形成《约定》，因胡翊和徐莉丽是夫妻关系，现经协商决定：案涉房屋归胡文哲、胡翊、徐莉丽三人共有。2012年2月15日，案涉房屋登记在两被告及第三人名下。 另查明，2019年9月27日，徐莉丽起诉胡翊、胡文哲，请求对案涉房屋进行共有物分割。2019年11月27日，原告以胡文哲父子与徐莉丽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权益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被告徐莉丽、胡翊及第三人胡文哲对案涉房屋形成的《约定》是否有效及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本案中，第三人胡文哲和沈伟解系夫妻关系，被告胡翊系两人的儿子，案涉房屋系被告胡翊与第三人胡文哲购买，因第三人胡文哲和沈伟解系夫妻，该房屋中应有沈伟解的份额。沈伟解于2008年5月5日去世，在沈伟解无遗嘱的情形下，其在案涉房屋中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胡翊享有案涉房屋50%份额，胡文哲享有案涉房屋50%份额中的25%为沈伟解所有，该25%份额应由原告、胡文哲及胡翊共同共有。因此，胡翊对自身享有的案涉房屋50%份额、胡文哲对自身享有的案涉房屋25%份额及其胡翊、胡文哲继承份额约定与被告徐莉丽共有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被告徐莉丽、胡翊及第三人胡文哲对案涉房屋形成的《约定》中涉及对原告继承份额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之规定，无权处分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原因；只是行为人对其无权处分的份额，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徐莉丽、胡翊及第三人胡文哲对案涉房屋形成的《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被告胡翊和第三人胡文哲、原告沈月凤名下的诉请，因胡翊对自身享有的案涉房屋50%份额、胡文哲对自身享有的案涉房屋25%份额及其胡翊、胡文哲继承份额约定与被告徐莉丽共有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故上述部分应发生物权转移的法律效力。考虑到原告就继承份额尚存在争议，故对于原告主张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被告胡翊和第三人胡文哲、原告沈月凤名下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在依法解决继承份额争议之后，通过适宜的方式实现继承权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月凤对被告徐莉丽、胡翊、第三人胡文哲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由原告沈月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1800元。 审判员  李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