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1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卫红，女，197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荣菊，女，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保芹，女，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其德，定陶信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素英，女，196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举，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桦，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董喜荣，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上诉人孔卫红、许保芹、周荣菊因与被上诉人刘素英及原审被告董喜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定陶县人民法院(2019)鲁1703民初1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孔卫红、许保芹、周荣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认定《保证书》系对《协议书》的变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签订时，安泰公司已将上诉人的劳务报酬（聘用工资）付清，劳务报酬条款己经履行完毕，其合法性受法律保护，依法不得再行变更。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保证书》中的“县”或“是”存在激烈争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说明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依椐合同法第七十八条法律规定，应推定为没有变更。再次，定陶原棉纺厂属于破产企业，破产时尚有700余万资产，依照破产还债程序，职工养老保险金己在破产还债程序中优先得到清偿，单位所交及个人所交养老保险，均在社保部门存档，退休后，由社保部门发放，不存在安泰公司发放的事实。196名职工委托职工代表是向安泰公司讨回原棉纺厂拖欠的工资38.9万元，现己如数讨回，己有110余名职工领取。因此，被上诉人养老保险金诉求，没有事实依椐和法律依椐。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非法诉求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素英辩称，一、案涉《保证书》系对《协议书》的变更与补充，是对案涉42万元款项性质的进一步明确，一审判决认定清楚、正确。2014年3月8日，上诉人自行填写《协议书》内容后，交于定陶安泰置业有限公司盖章，该《协议书》第三条内容：“其中肆拾贰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根本没有事实基础，安泰公司并不认可。故，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董喜荣在同日向安泰公司出具《保证书》，是对案涉42万元款项性质的进一步明确，该《保证书》内容明确、具体，是对《协议书》的变更与补充。案涉《养老金明细表》及安泰公司2017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均可印证该事实。如按上诉人陈述，“是”为“县”，结合前后文字描述，则“保证书”内容语句不通、词不达意，根本不符合正常逻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清楚、无任何错误。二、案涉42万元系安泰公司基于商业开发支付的职工养老保险金，答辩人作为《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104名职工中的一员，要求上诉人返还具有事实及法律根据。上诉人领取案涉42万元后，拒不支付答辩人，构成不当得利，答辩人要求返还，合理、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董喜荣述称，1、安泰公司分多次支付了我们80万元，其中工资38万多元，养老金42万多元，具体数字以单据为准。2、2014年9月20日，周荣菊曾汇入我银行卡13.5万元，我2014年9月22日又汇给了她，有银行汇款单为证，上诉人也认可。3、后来的事我没有参与，涉案款项怎么支配的我不清楚。我虽然参与过领取款项，但这些钱并不在我手里，一审判决我和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我认为不合理。 刘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4057.92元及利息（从被告领取该款之日起至该款全部返还原告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原定陶棉纺厂职工，为解决工资、养老保险金等问题，原告与其他部分职工共同推举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为职工代表。2014年3月8日，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作为乙方与甲方安泰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乙方提供的名单必须真实无误，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将执行县政府按职工要求对棉纺厂所欠的工资作一次性解决；双方签订协议后，甲方付乙方60万元，剩余部分20.9万元，甲方必须在挖地槽之前付清。其中42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38.9万元是职工工资。”同日，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又签订《保证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安泰公司与定陶原棉纺厂职工代表2014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三条中‘其中肆拾贰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的事宜是本批104名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向安泰公司提交了《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一份，该明细表中载明了包括全部原告在内的104名职工姓名、缴费年份及金额，每名职工养老保险金均合计为4057.92元。协议签订前后，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分多次从安泰公司领取了80.9万元。2015年4月2日，周荣菊、孔卫红、许保芹与安泰公司签订《保证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银鹿纱厂职工，原鹿长松拖欠的员工工资，开发公司已为鹿长松一次性解决，保证不在任何经济方面找相关麻烦。”2015年12月7日，原定陶县供销社工作人员张庆勤、孔祥生在定陶名都雅苑项目指挥部对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振鑫作询问笔录，秦振鑫反映其公司已向职工代表周荣菊、许保芹、孔卫红、董喜荣支付现金80.9万元，并由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作出了书面保证。2015年12月8日，原定陶县供销社向原定陶县信访局作出《定陶县供销社关于巡视工作电话信访事项调查报告》，主要内容为“因银鹿公司拖欠职工工资及养老金，造成职工大面积多次上访，后经县政府领导召集有关人员协调决定：原银鹿公司鹿长松所欠职工工资及养老金由安泰公司支付80万元一次性解决，并由职工代表周荣菊、许保芹、孔卫红、董喜荣四人领取进行分配。安泰公司于2014年3月8日至2015年4月29日分五次支付职工代表周荣菊、许保芹、孔卫红、董喜荣四人现金80.9万元。该四人向安泰公司做出了书面保证。但是，四位代表领走资金后，未能妥善解决问题，造成职工重复上访，县供销社接到批示后，组织人员调查情况，该四人不接电话，不与见面，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2017年7月20日，安泰公司作出《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1、许保芹、周荣菊、董喜荣、孔卫红系代表原定陶棉纺厂104名职工（花名册附后）与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2、2014年1月29日我公司支付给周荣菊、孔卫红的人民币20万元，是协议书约定的80.9万元中的一部分，系先于支付；3、协议书第3条‘其中肆拾贰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该约定与事实不符，我公司实际并没有聘用许保芹、周荣菊、董喜荣、孔卫红，对此，我公司有许保芹、周荣菊、董喜荣、孔卫红出具的保证书为证；4、协议书签订前后，我公司已实际支付一次性解决原棉纺厂拖欠职工工资等有关事宜的款项80.9万元（均有收款凭据）。”另查明，《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中有刘素英的名字，与本案原告系同一人。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未向原告支付养老保险金。 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定陶棉纺厂部分职工工资及养老保险金问题，经多方协商，安泰公司自愿向部分职工支付工资及养老保险金共计80.9万元，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作为部分职工代表同安泰公司于2014年3月8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不违背有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依法予以认定。后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与安泰公司签订《保证书》一份，明确约定“2014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三条‘其中肆拾贰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的事宜是本批职工104名养老保险金。”该《保证书》系对《协议书》的变更，且与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向安泰公司提交的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及安泰公司2017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印证，故应依法认定涉案42万元不是安泰公司支付给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的聘用工资，而是安泰公司支付给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的原定陶棉纺厂104名职工的养老保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在领取安泰公司支付的原定陶棉纺厂部分职工养老保险金后，应当按照约定将领取款项支付于所代表的职工，现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拒绝向原告刘素英支付所领取的养老保险金的行为无法律根据，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取得不当利益，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的行为对原告刘素英构成不当得利，对于原告要求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返还4057.92元养老保险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支付从领取该款之日起至返还原告之日止的利息，且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于法有据，应依法予以支持，支付利息时间应自安泰公司2015年4月29日向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付清所有款项的次日起计算。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辩称2014年3月8日《保证书》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辩称《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系非法证据，不应予以采信，该明细表系四被告向安泰公司提供，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对于被告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认可；董喜荣辩称其没有领取涉案养老保险金，不存在返还事项，但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辩称意见应依法不予采信。董喜荣如未实际占有涉案款项，其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另行向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主张权利。被告董喜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刘素英返还养老保险金4057.9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董喜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九份证据。证据一，关于定陶棉纺厂破产还债一案汇报材料（原件在破产领导小组处，只有复印件），证明原棉纺厂不欠职工养老保险金，在2001年破产还债程序已经取优先得到清偿。证据二，关于纱厂部分职工反映所欠工资及养老金问题的答复（复印件加盖了安泰置业公司的印章）。证明原棉纺厂和银鹿公司共同承认不欠职工养老保险金。证据三，104名养老金名册，职工代表屈于安泰公司要挟，拟造的该虚假名册累计额为422023.68元，安泰公司并未支付，支付的42万元整与该名册无关（证据因开发商不认可4057.92元，已经在证据页面上标注了“伪证”两字）。证据四，安泰公司财务记帐凭证下帐单五张（只提交复印件，原件在安泰公司财务室），证明五张单据合计支付80.9万元，张张注明支付给职工代表的是工资，并无养老金支出记录。证据五，2014年3月8号的协议书和保证书（协议书是复印件，加盖了安泰公司的印章，保证书是复印件，原件在开发商处）。证明协议书签订时，42万元已履行完毕，权利义务消灭，保证书理解双方有严重分歧，依法不构成保证书是对协议书的变更。证据六，原定陶县棉纺厂196名委托职工花名册。证明没有原告名字，原被告不存委托关系，相互不负有权利义务。证据七，被上诉人的承诺书一份，证明目的是被上诉人领取所欠工资后，书面承诺，今后不再向职工代表主张任何权利。证据八，2015.4.29号上诉人的承诺书复印件，证明该承诺书上写的安泰公司支付的80.9万元是工资，不是养老保险金。证据九，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证明被上诉人诉求2001年4月至2003年12月，两年九个月拖欠4057.92元。 被上诉人刘素英质证称，在原86人诉上诉人一案中均有涉及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证据一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被上诉人说明一点，本案争议发生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原定陶棉纺厂拖欠的工人工资和养老金问题。后来经过原定陶县县领导组成工作组进行协调，安泰公司最终同意支付80余万元用以解决工人信访问题。安泰公司的付款行为是与职工之间协议上的结果，与原定陶县棉纺厂破产清算没有直接关联，并且该报告是2004年6月18号作出，当时破产清算工作还没有结束。上诉人称2001年定陶县棉纺厂就已经破产与事实不符。这份证据是2004年形成的，案涉的款项是在2014年经职工与安泰公司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份材料是银鹿公司向原定陶县政府作出的答复。与安泰公司向职工支付涉案的80万元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三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份材料是银鹿公司向原定陶县政府作出的答复。与安泰公司向职工支付涉案的80万元没有直接关联性，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该花名册页面上并没有伪证二字。对证据四、五已经由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应当以法院判决确认的事实为准。具体意见和答辩状第一点意见一致。对于证据六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上诉人单方统计制作，所及记载的196名职工与涉案的养老金明细单有一部分重合但并不一致。涉案的80.9万元包括38.9万元的工人工资和42万元的养老保险金。这一事实已经有生效的判决予以确认。刘素英系养老保险金明细表中的一员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合理合法。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也不属于新证据，签订承诺书的时间是2016年2月5号，当时被上诉人并不知道养老保险金已经由上诉人领取，该承诺书的内容是针对原纱厂拖欠被上诉人的工资，由上诉人支付拖欠工资后所形成的，与本案争议的养老保险金不是一回事。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安泰公司支付的80.9万元包括工资和养老金，在2014年上诉人向安泰公司出具的保证书中，对款项性质已经进行明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养老保险金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提供的养老金名册是其上诉人本人的，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养老金实际缴纳情况，另外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并说明本案所涉的款项是原定陶县人民政府召集有关单位协调，安泰公司基于开发项目的需要，自愿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104名职工自愿支付的，该款项并没有完全依据每个人养老金实际缴纳的情况，42万元实际上是双方自愿协商的民事行为，被上诉人作为104名职工中的一员，有权利要求上诉人返还其应得的数额。 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九份证据，证据一、二，安泰公司的付款行为是依据其与职工代表签订的协议，与原定陶县棉纺厂破产清算、银鹿公司是否欠付职工养老保险没有直接关联，故对该两份证据证明目的本院不采纳。证据三、四、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证据六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并且上诉人在与安泰公司签订协议时依据的是104名职工名册而不是此名册，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七承诺书中并未明确被上诉人领取款项性质是工资还是养老保险金，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自愿放弃涉案财产性权益，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八不能有效反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九是上诉人的养老保险手册，不能反驳被上诉人的主张，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安泰公司与上诉人孔卫红、周荣菊、许保芹、原审被告董喜荣协商后，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根据孔卫红等四人提供的104名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安泰公司支付了孔卫红等四人80.9万元。孔卫红等四人向安泰公司出具的保证书中写明：“关于安泰公司与定陶原棉纺厂职工代表2014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第三条中‘其中肆拾贰万元是聘用职工代表工资’的事宜是本批104名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此保证书有孔卫红等四人签字确认，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对协议书的有效变更，并结合在案证据，能够认定安泰公司支付给孔卫红等四人的80.9万元中的42万元是104名职工的养老保险金。上诉人主张涉案42万元是其四人劳动报酬且已经履行完毕，保证书不应视为对协议书的变更，其主张证据不足，且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安泰公司的付款行为是依据其与职工代表签订的协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养老保险金已在破产还债程序中得到清偿，不存在安泰公司发放养老保险金的事实，该主张与在案其他证据相矛盾，故对于上诉人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是104名职工养老保险金明细表中的一员，孔卫红等四人领取了42万元后应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孔卫红、许保芹、周荣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孔卫红、许保芹、周荣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亚涛 审 判 员 井 慧 审 判 员 秦 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汪 舒 书 记 员 陈俊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