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仲高，男，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四川省仪陇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红，女，197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四川省仪陇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远民，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四川省仪陇县，现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加攀，广东安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仲高、蒋红因与被上诉人唐远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1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仲高、蒋红，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加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仲高、蒋红上诉请求：1、依法裁定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立案、送达、简易程序审理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应诉知情权、取证和提交证据权，进而侵害反诉权，因此，一审判决结果必然裁判错误。依民诉法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依法应当裁定发回。1、本案依法不应当对被上诉人的起诉予以立案。依法规定，被上诉人起诉应当记明原、被告地址、联系方式，人民法院确定管辖、送达等，被上诉人故意隐匿不提供。依法规定诉状应当有基本事实，便于人民法院确定案由。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本案立案不当，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水口法庭立案。2、依法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在五日内送达起诉状副本。既便于上诉人知情和应诉，更便于人民法院知悉当事方反映，便于确定审理程序和正确审理。被上诉人起诉状落款日期为6月10日，但上诉人于9月9日，才由法庭留置送达传票。而上诉人邮送答辩状一日即送达。并且，法院文书材料并没有明确举证期。3、开庭即宣布无法法定审限审结。本案一审于9月30日开庭.开庭，法官即告知，十一长假后简易程序三个月到期，要求被上诉方律师（被上诉人原告唐远民无到庭）同意调解，延期结案时间（可能是院内规定）。根据上诉人答辩和审限、审理情况，为什么不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审理中，法官虽耐心指引上诉人，上诉人十分感激和感谢（因为上诉人董仲高只有只上二年级、上诉人蒋红五年级，并且第一次到法庭，虽然事先得到热心人的指引）。审理中，上诉人否认有十七万三的借贷发生，并对被上诉人原告唐远民（未到庭）提交的银行流水，简单计算大大超过月息三分。被上诉人律师当庭，承认十七万三并非借贷，而是借贷结算而来，只是利率为月息三分。审案法官简单纠问其他，对一审原告方，要求律师转达要求被上诉人节后一星期内到庭，了解情况并调解。对上诉人要求可同和解，并庭后面向法庭提供证据。上诉人后来提交银行流水，没有被接受。上诉人庭后并没有接到到庭调解的通知。12月20日签收判决书。意外是，同时签收了份九月十八日的裁定书。本案流程混乱。4、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以举证规则判决。反证了简易审理程序不当。而且，上诉人的答辩、及审理发现问题，说明判案法庭完全虚化了审判职责，通过审判，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而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也一样，站在当事人角度保障法律的正确实话。本案债务简单，上诉人为什么不亲自诉讼、亲自出庭？还需要请两个律师代理。为什么上诉人否认这笔债务。对明显的高利贷转化债务，上诉人带到愤怒：收、审案法庭人员枉法失责作出错误的一审判决。因此，一系列程序错误，请上诉法院裁判纠正。二、一审判，根本没查明事实，而以证据规则做出错误判决，说明审判团队，对此案不作基本常识分析，也如同上诉人不具备法律能力。基层人民法院应该查清涉诉事实。如果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即相反判决结果：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证据一一分析：本案是被上诉人提出的虚假诉讼，目的是通过诉讼攫取非法利益，人民法院为被上诉人非法债务背书。本案被上诉人的代理委托律师，违背律师法定准则。以明知的方式参与被代理人的虚假诉讼。如果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是为了法律的正确，理所当然地应当根据这笔借贷发生于何时，根据三分规则、两分规则帮助被上诉人提出依法有据的诉讼。为什么十七万三的由来都不敢提来，因为可能带出十五、六笔高利贷。依法计算，这笔结算款项早已不存在了。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何不理直气壮走进法庭对质。欠债还钱，自古皆然。现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证据作出反证证明。第一个事证是在审判中产生的。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未出庭。对借贷的发生事实具有举证责任。同其它证据一道，证明没有这等借贷。第二个反证据是被上诉人的起诉书，可证实被上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地址、联系、管辖何以确定。起诉书没有借贷事因此，可分析证明：可能有人情立案、虚假诉讼及律师参与。现在有些得到证实。第三反证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书。本证据极根本、可否定有意见安排的录音、微信、及后来的书证。证据力强，关系极大。借款合同共六条及签名、时间、订立场所，均可单项证明、共同证明和证据链证明。第一，被上诉人唐远民出借了讼争款项没有，这是一笔转化而来的“高利债”。所以对方后来律师承认了。第二，借款期限，实质是“这笔转化债”的展期的期限，为什么展期，你按“约”还不起。第三，不计利息，不得拖欠。第四，所谓违约金，债务翻倍。第五，债权转移，不得异议。第六条，抛弃“先诉抗辩权”。公民权利用借款合同消灭。其余签字时间为春节。上诉人签字说明上诉人缺乏经济、文化和法律知识。这是一笔“结算债”。第三个反证据，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流水，第二页20160922、20161123都不是整数。一审庭审上诉人蒋红向法官陈述了涉案借款存在“砍头息”高利率。第四个反证据是被上诉人证据中提供了上诉人房产。借款合同是在房产居所签字的。上诉人以此证明本案起诉是虚假诉讼。明明可以证明上诉人住所却不列，就是想在仲恺审理。第五个证据是被上诉人的微信反证明被上诉人狡诈。既然被上诉人在没有这笔十七万都敢起诉，这样的借款合同都订立。还有什么不可以设计的。被上诉人律师拿出的证据只可能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证明力越来越弱，反证明力越强。高利贷者，就是先想保留本金证据、消灭高利证据，利益入袋后，就消灭全部证据。第六个证据，是本人对被上诉人打款两万，法官竟然不问在什么情况下打款两万，后来又无法按期打款？打款本来不必然证明这笔债存在，不然世上就不存在敲诈违法或犯罪。不能倒果为因。现可陈明的是：被上诉人董仲高由于别无长技，只能劳务承包钢筋作业，资金需要流转，又无法承受高利贷。以房抵押向银行借贷，月需还贷六万，无法履“约”。只要求再延后只到被上诉人起诉，常情常理可以理解，这是一笔结余，那么、多大的本金、多高的利息、相较上诉人又给付了多少，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既然不到庭举证和说明，也怕因小失大。被上诉人还有机会证明是否出庭。3、案由借贷纠纷，审案法庭更应严格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本案。规定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实际规范审理。4、上诉人把准备反诉作为要求上诉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的理由，发回重审，便于上诉人进行反诉，因为，这本来是上诉人的权力，但是审案法庭以违反法定程序、不当简易审理程序予以实际剥夺。因此无论从上诉人角度。也是便于人民法院效率审理，更利于查清事实，依法公正判决。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不仅错误，而且缺少常识判断力。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揭露被上诉人为追取利益而故意虚假诉讼。为彰显人民法院依法、公正、正确、效率的审判形象，作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判决。上诉人因此上诉。唐远民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唐远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5691元（利息以15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31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最终应计至付清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依法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系老乡关系，被告董仲高、蒋红系夫妻关系。被告董仲高自2014年起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借款有借有还。2018年2月14日，原告与被告董仲高、蒋红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载明，被告董仲高向原告借款173000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7月30日，被告董仲高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被告蒋红在连带保证人处签名并捺印，合同下方另写明，2018年2月14日前一切合同作废。原告主张该借款合同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两被告对该借款合同的签名及捺印无异议，但称系被原告逼迫所签，并主张借款已经还清，不清楚该借款合同所载明的173000元如何计算得出。另，除上述《个人借款合同》外，原告还提供了《中国XX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各一份作为证据，据原告提供的《中国XX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自2015年11月20日至2018年1月13日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账户名为“董仲高”的银行账户转账8笔共计671500元。发生时间为2019年2月3日及5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如下内容：原告“已收到20000元，剩余153000元在4月底前还50000，其余每个月还2万……”，被告“兄弟对不起你，我同意，谢谢你。”，原告“问下钱的事实忘记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被告“兄弟，很紧张，目前5万可能还不上，……董哥不会少你一分钱……”。被告对微信聊天内容认可，但表示只是部分内容，不完整。2019年7月8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根据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粤1302民初119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蒋红名下的房产，查封价值以155691元为限，查封期限为三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首先，原告主张自2014年向被告董仲高提供借款，此后被告董仲高有借有还，被告董仲高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与两被告于2018年2于14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对双方此前借款的结算，两被告对《个人借款合同》的签名捺印无异议，但表示系受原告逼迫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两被告对签署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系受原告所胁迫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两被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作为证据，被告对此聊天内容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不完整，却又未能提供反证，从原告与被告董仲高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原告系依据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对被告进行催收，被告董仲高亦在微信聊天中予以确认。另，两被告主张对原告的借款已经清偿完毕，但却未能提供偿还借款的相关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述两点，对原告提出的截止到2018年2月14日被告董仲高尚欠原告借款173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自认此后被告董仲高已经偿还了23000元，故被告董仲高尚欠原告借款150000元未能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现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150000元，具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要求偿还借款利息，利息为以15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原告关于利息的主张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利息为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上利率均以年利率6%为限。最后，被告董仲高、蒋红系夫妻关系，被告蒋红对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中连带担保人的签名捺印无异议，故原告要求被告蒋红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董仲高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远民偿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上利率均以年利率6%为限）。二、被告蒋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唐远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1707元、保全费1298.45，合计3005.45元，由被告董仲高、蒋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一份《XX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证明双方借款和还款的明细，即还款金额是多少。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该证据材料是形成于一审之前的，所以不属于新证据；第二，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其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总共欠被上诉人借款150多万，还款150多万，同时又根据其上诉状陈述称，月利率为月息三分，也就是月利率3%，通过该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是没有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否则两个数字是不可能相差不大的。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二）、涉案欠款的金额应如何确定。关于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立案、送达程序违法，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可。从本案案件事实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涉案欠款的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董仲高与被上诉人唐远民长期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于2018年2月14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上诉人董仲高向被上诉人唐远民借款173000元，上诉人蒋红在连带保证人处签名捺印确认。合同注明“2018年2月14日前一切合同作废”，该合同即可视为双方当事人对此前借贷关系的结算。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唐远民在2019年2月3日收到上诉人董仲高还款2万元后，明确表述欠款剩余153000元，并要求上诉人董仲高“……在4月底前还50000，其余每个月还2万……”，上诉人董仲高回复“兄弟对不起你，我同意，谢谢你”应视为上诉人董仲高对涉案借款余额的再次确认。结合《个人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被上诉人自认截至起诉时共收到还款2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尚余150000元未清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个人借款合同》系基于胁迫所签，并主张涉案债务约定利息过高，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董仲高、蒋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4元，由董仲高、蒋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蔚书 记 员 徐静华黄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