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72民初1066号原告：王宏利，男，197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甘南县查哈阳农垦社区**八委****，现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玉利，山东众成清泰（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阳，曾用名苏洋，男，198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冠岭**被告：王国阳，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威，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江，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宏利与被告苏阳、王国阳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玉利、被告王国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苏阳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包括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治疗费等185470.5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自2017年7月24日起共同合伙经营冀昌渔02519、02520渔船。在二被告合伙期间，原告于2018年3月初起受雇于被告，约定原告全年工资为7万元。2018年4月3日原告在荣成石岛港从事被告渔船上坞维修工作时，因被告提供的维修作业条件未能保障安全致原告受伤。原告伤后入威海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51天，诊断为右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等。后经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时间建议为180日，护理时间为75日，后续治疗费用12000元。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二被告合伙经营协议书及银行转账记录、省高院（2020）鲁民辖终2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与被告苏阳于2018年3月20日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受雇于被告，全年工资7万元；二被告合伙经营涉案渔船；被告王国阳向原告实际支付工资并在管辖权异议上诉中已承认其为实际雇主。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劳动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合同系原告与被告苏阳所签，是约定在被告苏阳经营的鲁威渔60017船，而原告诉称受伤的船是冀昌渔02519、02520，该合同不适用原告受伤时的劳务关系，不能依据该合同工资标准来计算相应的赔偿项目；若原告因受伤误工，应当按照青岛海事法院院本部所在地农林牧渔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其误工费；对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合伙经营渔船，并不能表明协议中的合伙人均是原告的雇主；对省高院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裁定书中并未裁定被告王国阳系原告雇主。2.住院病历，证明原告2018年4月3日在被告渔船工作受伤后入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住院治疗51天，诊断为右胫腓骨远端粉碎骨折等。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住院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病历中记载的入院情况系原告自己陈述，并非其实际发生受伤事实的经过；原告已承认其受伤原因是涉案渔船在坞修时船厂提供的梯子发生倾倒。3.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证明2019年4月10日原告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本次受伤情况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为75日，1人护理，后续治疗费12000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860元。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受伤不构成十级伤残，原告自身右踝关节存在病理基础，要评定伤残等级，应将伤者陈旧骨折与踝关节功能障碍相区分；鉴定书中原告右踝关节功能活动度受限的范围，没有体现出是主动活动受限还是被动活动受限；凡涉及关节功能的鉴定，应在去除内固定物后功能恢复三个月后进行，原告右胫腓骨内固定物已经取出，其目前的状况不构成伤残。4.户口簿及居住证明，证明原告户籍性质为城镇居民，原告自2016年6月起已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工人新村26-4号楼3单元605室实际居住生活至今，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5.户口簿，证明原告与黄淑云系母子关系，黄淑云出生日期1953年6月21日，即截止原告定残之日已满65周岁，黄淑云需要原告抚养，应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通过户口簿不能证明原告与黄淑云的母子关系；原告与该户口簿上的姓名、身份证号均不一致。6.2019年4月8日、5月10日原告与苏阳、王国阳的电话录音各一份，证明原告分别向苏阳、王国阳请求受伤赔偿，二被告均未提及调解协议，同意与原告进行商量，同意二被告一人一半赔付给原告，调解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于2019年4月8日原告与苏阳的电话录音真实性不清楚，无法判断；对2019年5月10日原告与王国阳的通话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王国阳不清楚原告与苏阳之间是否达成调解协议，所以才形成了原告与王国阳之间的通话内容；原告隐瞒与苏阳已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再向王国阳主张任何权利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7.山东文登整骨医院住院病历一份、收费发票两张、费用清单一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16日至28日在该院进行骨折术后内固定取出手术，花费医疗费10258元，住院治疗12天，对此应补充赔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误工费2301元，护理费1300元。被告王国阳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应当向侵权人泓运船厂主张其经济损失。被告王国阳辩称，原告非该被告雇佣，与该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应依法驳回对该被告的起诉；原告应当向侵权人即修船时所在的船厂主张赔偿。被告王国阳为支持其抗辩，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苏阳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苏阳就该次因工作致伤残，经自愿协商达成赔偿协议，被告苏阳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2万元，该事一次性处理终结，原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被告主张任何赔偿请求；该调解协议书的形成，是作为原告受伤的一个部分补偿，原告明确知道其应当向修船厂主张权利，所以原告与苏阳达成了该调解协议；苏阳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以及该调解协议形成的过程均有异议；原告系受苏阳的欺骗，苏阳称需要到船厂去索赔而欺骗原告签订该协议，当时还签订了涉及船厂的相关协议，该协议仅是作为对原告部分赔偿的依据；原告在该时间点尚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对于后续治疗、误工时间、伤残等级尚不明确，该协议并不能作为被告赔偿原告的最终依据。2.被告苏阳给原告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苏阳向原告的转账情况，其中2018年6月9日2000元，7月19日、8月1日、8月17日、9月3日、9月17日、10月3日、10月16日、11月2日、11月16日、12月2日、12月17日、2019年2月26日各1000元，共14000元。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收到了该被告支付的生活费。3.泓运船厂现场照片，证明原告受伤过程。原告质证认为，是照片中模样的梯子，但具体是哪个梯子不能确定。被告苏阳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7月24日，两被告签订《合伙经营渔船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经营“冀昌渔02519、02520”号对渔船，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2018年4月3日，原告因“扭伤右踝肿痛、活动受限4.5小时”入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右胫腓骨远端粉碎骨折、右跟骨陈旧骨折、右跟骨骨折术后。4月18日，原告在该院接受右胫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5月24日，原告出院。2018年5月2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苏阳（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中约定：乙方系“冀昌渔02519、02520”号渔船船东，甲方受乙方雇佣，在乙方所属前述渔船上从事船员工作；2018年4月3日甲方因工作至伤残，现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乙方同意赔偿甲方伤残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2万元；甲方受乙方雇佣期间的劳动报酬已全部结清；此次双方协商处理，是就甲方受伤一事一次性处理终结；甲方收到本协议下的赔偿款后，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乙方主张任何赔偿请求。该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并按指印。2018年6月9日至2019年2月26日，被告苏阳通过微信多次向原告转账，共计15000元。2019年1月2日，被告王国阳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汇款1000元。原告称，该款项为工资。2019年4月10日，原告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人数及时间和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4月22日，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的右踝关节功能丧失程度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时间建议为180天（含住院期间）；护理时间建议为75日（含住院期间），1人护理；后续治疗费用预计需12000元，或以实际支出为准。原告支出鉴定费2860元。2019年10月16日至28日，原告在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住院，10月18日进行了骨折术后内固定取出术。原告支出手术费等共计10257.94元。2020年5月8日，根据被告王国阳申请，本院委托青岛万方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伤残等级、在本次受伤之前发生的陈旧伤右跟骨陈旧骨折、右跟骨骨折术后对伤残的参与程度进行鉴定。5月29日，该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原告受伤致右踝关节功能部分丧失评为十级伤残；原告右跟骨陈旧性骨折、右跟骨骨折术后与本次踝关节功能部分丧失构成的十级伤残之间无因果关系，对伤残的参与程度为0。关于原告受伤的过程，1.原告自述，冀昌渔02519、02520在石岛泓运船厂上坞，原告留在船上干零活，在机舱干活发现没有电了，原告下船去接电，接完了上船，梯子倒了，把原告的腿别断了；苏阳安排人把原告送到医院住院；原告出院回家后几天，苏阳和王国阳表弟到原告家签调解协议和他们向船厂索赔的协议；向船厂索赔的协议原告也签字了，然后他们说要给原告代理，就拿走了，向船厂索赔的金额大概是18万元或者是28万元；原告受雇于被告，并且根据被告的安排进行工作，梯子是二被告安排的，梯子就在原告工作范围内，且为原告从事劳动必须的工具。原告在此后的庭审中又改称梯子断了，梯子折断。2.被告王国阳陈述，在上下船的过程中，船厂提供的梯子倒了，原告摔伤了；侵权人应当是船厂，被告不存在过错。原告提供2018年3月20日《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甲方（法人方）为“苏洋”，船号鲁威渔60017，乙方（求职方）为原告王宏利；合同期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船靠港卸货结账止，或全年7万元；合同一式三份，经双方签字后各执一份生效。该份合同中甲乙双方的姓名系手写，无签字栏。原告提供录音一份，原告称该录音系2019年4月8日原告与被告苏阳的对话。对话中，双方互称对方为“老王”和“小老板”。“老王”称：其5月出院，现在没有生活费。“小老板”称：其合伙人姓名为王国阳，两家掰了；其愿意找人商量取钢板后两个月的生活费。原告另提供录音一份，原告称录音系2019年5月10日原告与被告王国阳的对话。对话中，双方互称对方为“宏利”和“你”。“宏利”称：出事后对方给治也给生活费，钢板取完多少包点就完事了，还差后尾再商量商量。对方称，同意三方一起商量。原告提供户口簿两份，第一份签发时间为2002年2月5日，户主姓名王宏利，住址甘南县查哈阳农场金光分场，出生地与籍贯均为黑龙江省甘南县，出生日期1979年8月12日，文化程度初中，无业，身份证号与原告相同。第二份签发时间为2016年8月22日，户主姓名黄淑云，住址黑龙江省抚远市，出生日期1953年6月21日，丧偶，无业；其长子姓名王洪利，出生地黑龙江省抚远县，籍贯黑龙江省克山县，出生日期1979年8月19日，文化程度高中，职业工人，身份证号与原告不同。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因其为二被告提供劳务受伤；二、双方各自是否存在过错；三、具体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焦点一，原告是否因其为二被告提供劳务受伤？根据原告与被告王国阳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与被告苏阳签定的《调解协议书》，可以认定原告系在“冀昌渔02519、02520”号对渔船于船厂上坞修理期间为登船而摔伤。该对渔船系二被告合伙经营，原告登船是为船舶上坞修理而从事工作，因此原告是在提供劳务时受伤，二被告系渔船合伙经营人，是接受劳务方。焦点二，双方各自是否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是因登船时梯子倾倒受伤。所谓的梯子不是二被告渔船的组成部分，而是修理船舶上坞作业的托架装置。该装置并非二被告所装配和提供。原告本人和被告王国阳在庭审中均称梯子倒了导致原告受伤，而原告在此后庭审中改称梯子断了导致其受伤。关于原告受伤的具体原因，原告陈述前后矛盾。根据被告王国阳提供的照片显示，涉案的梯子系四条腿的四面梯形支撑结构，一般不易因来自由下而上的攀爬外力而倾倒。由于原告未能提供其受伤时其它在场人的证言或者事故调查报告，原告也未能提供其所称的梯子折断后的图片等证据，仅有原告前后矛盾的陈述，因此关于原告受伤过程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本院在本案中无法认定原告究竟如何受伤。原告虽然未能证明受伤具体原因，也无法准确证明对方存在过错，但被告王国阳认可原告是在二被告渔船修理期间在船边爬梯时受伤，被告苏阳认可原告是因工作受伤。本院考虑到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原告在工作时受伤，原告因伤致残，原告进行了手术并产生医药费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由二被告对原告分担50%的损失。二被告系合伙关系，因此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与被告苏阳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自签订时成立并有效。原告主张其受到对方欺骗签订该协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但该协议书签订时原告尚未进行评残，尚未进行二次住院手术，对护理费也未进行约定，并且被告苏阳未按该协议书付清约定款项，因此原告未丧失继续主张赔偿的权利。焦点三，具体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此本案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应按法院所在地青岛市（计划单列市）2019统计年度的相关数据计算，对本判决作出时统计部门尚未公布2019统计年度相关数据的，则适用2018年相关数据。1.关于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原告经常居住地为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本院的所在地青岛市为计划单列市，因此应按照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青岛市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84元，原告伤残等级为10级，按20年计算，共计54484×20×10%=108968元。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提供的黄淑云的户口簿不能证明其系原告近亲属，原因是：户口簿显示黄淑云的长子王洪利与原告的姓名、出生地、籍贯、出生日期、文化程度、身份证号均不相同。原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对原告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关于误工时间，可以参照原告委托的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中原告的误工时间建议为180天（含住院期间）。关于原告的收入水平，原告主张按其与苏阳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年收入7万元计算。但该《劳动合同》未经双方签字，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签字后生效条件；该合同约定的船舶为“鲁威渔60017”，而原告受伤时的船舶是“冀昌渔02519、02520”；该合同约定的合同期自2018年3月20日起，但原告2018年4月3日即已受伤，不能证明最近三年的收入水平。因此，原告的收入可参照青岛市2018年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40922元计算。原告误工费总额为40922×180/365=20180.71元。4.关于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关于护理期限，可以参照原告委托的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中原告的护理时间建议为75天（含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收入状况可参照青岛市2018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50081元计算。护理费总额为50081×75/365=10290.62元。5.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先后两次住院，分别是2018年4月3日至5月24日（计52天）和2019年10月16日至28日（计13天），共计65天，按每天补助100元，总额为6500元。6.关于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主张交通费500元，但未提供任何正式票据，本院不予支持。7.关于精神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事故系原告将腿摔伤，二被告均未主动对其受伤实施加害行为，原告出事后，被告苏阳积极采取了救治措施。因此，对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8.关于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原告提供的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医疗费单据显示2019年10月骨折术后内固定取出术手术费等共计10257.94元。因此，医疗费总额可认定为10257.94元。9.关于鉴定费，原告系单方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法定的鉴定，而只是专家意见。但鉴于：1.本案争议的诉讼请求中涉及残疾等级、误工时间、护理期间确有必要进行鉴定；2.原告委托的机构具备鉴定资质；3.鉴定意见最终均被法院采纳。因此，原告委托的鉴定具有必要性，鉴定意见具有合理性。对原告单方委托支出的费用2860元，可以作为原告的损失进行考虑。上述费用包括残疾赔偿金108968元、误工费20180.71元、护理费10290.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0元、医疗费10257.94元、鉴定费2860元，共计159057.27元。二被告应承担总额的50%，共计79528.64元。2018年6月9日至2019年2月26日，被告苏阳已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15000元。2019年1月2日，被告王国阳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汇款1000元（原告称该款项为工资，但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在《调解协议书》中已确认雇佣期间的劳动报酬已全部结清，因此该费用应作为赔偿款扣除）。二被告还需连带向原告支付63528.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阳、王国阳连带支付原告王宏利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63528.64元；二、驳回原告王宏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二被告未按照本判决确定付款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9元，减半收取2054.5元，由原告承担1350.78元，二被告连带承担703.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