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再2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沈阳东升裕隆通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郭东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菲，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东方科技大厦2301、2308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庆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良，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阳东升裕隆通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6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粤03民申3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菲，被申请人五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东升公司的再审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五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五洲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仅以五洲公司单方陈述即认定五洲公司向东升公司退还了两次保证金，该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结合本案已有证据及东升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证明五洲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向东升公司所转的五万元系其向东升公司支付的产品价格补偿金，而非保证金。2016年8月6日，东升公司与五洲公司签订了《Aberdeen品牌代理合同》，该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为保证乙方经营的安全，促进销售，甲方将对与乙方签订的代理产品实行价格保护，详见《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下称“保价规定”）”；同时第二款约定“每次调低价格的保价金额，由乙方依据双方确认的数量作出价格折让申请单报给甲方，经甲方许可后，以冲减货款形式返还给乙方，本款不得换取现金”。而保价规定亦约定“原则上对签约代理商所代理的产品，实行全程保价，调价补差政策，价格补偿金由五洲无线财务部计算并按冲减货款的方式返还给代理商”。上述合同签订后，因产品销售情况不理想，价格下跌，东升公司要求五洲公司退货或解除代理关系。双方经协商一致，由五洲公司向东升公司一次性支付5万元价格补偿金并退还保证金后，双方之间的代理关系解除，并不再追究其他责任。故五洲公司先于2017年7月18日向东升公司转款5万元价格补偿金，后于2017年8月4日向东升公司退还5万元保证金。正是因为合同约定保价金额不能换取现金，仅可以冲减“货款”形式返还给代理商，故7月18日五洲公司财务转账时，才会备注“货款”，而非“保证金”。该事实有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予以证明，并且能够与五洲公司转款记录上的备注相互印证。而五洲公司主张的2017年7月18日向东升公司转款五万元系保证金，备注“货款”系财务人员备注错误，后又因财务人员忘记已转款，再次向东升公司转款五万元保证金等，均为五洲公司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明显不符合逻辑与常理。根据一般常识和行业惯例，财务人员对外转款均应当经过公司管理层同意，根本不可能出现忘记转款就擅自对外付款的情况。而“货款”与“保证金”差别甚大，财务人员备注错误也不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偏差，五洲公司的主张完全于理不通。同时，保价规定为《Aberdeen品牌代理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五洲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故意隐瞒该证据不予提交，系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误导法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五洲公司一审诉请及理由，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五洲公司一审要求返还5万元保证金也系基于不当得利之债而非合同之债。五洲公司主张2017年8月4日的转款，系因自身操作失误而重复转款，则其主张返还该笔款项的依据应当系基于不当得利之债的返还，而非合同之债，故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于法无据。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应当满足：一方取得财产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本案双方本就因产品代理关系存在经济往来，五洲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东升公司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相反，其2017年8月4日的转款备注为“保证金”，更能与案涉终止协议一致，足以证明东升公司收取该款项合情合理，于法有据。五洲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显然无法达到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证明标准。本案系缺席判决案件，法庭审查时更应当慎重。如类似重复转款行为都可仅凭转款方单方陈述即被定性为不当得利，并要求收款方予以返还，则会对市场经济造成严重误导，产生更多经济乱象，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三、本案由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导致东升公司未能参与到一审诉讼中，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导致一审法院仅采纳五洲公司一面之词，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本案中，五洲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开庭传票或通知，直至执行阶段方得知该案已经审理完毕且判决已生效。虽然该案进行了公告送达，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通过公告将诉讼文书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法律之所以将公告送达作为“兜底”送达方式，就是因为公告送达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为被送达人所知，因此只有在确无其他方式送达时方可适用。而本案进入到执行阶段时，东升公司却收到了由同一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送达方式为邮寄送达。显然，邮寄送达完全可以达到送达目的，一审法院选择公告送达方式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一审法院送达时，在收件人联系方式处注明“无电话”，但五洲公司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东升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清楚载明了东升公司的联系电话。另外，一审法院在委托送达时向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发出了委托送达函，而东升公司工商登记地址明确注明公司注册地址为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相互办理委托事项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受送达人在外地，或者虽在本地但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送达，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交由受送达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本案理应委托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予以送达。正是因为一审法院在送达程序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导致东升公司被剥夺了答辩权利，无法及时陈述申辩，丧失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请求再审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东升公司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深圳五洲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驳回东升公司的再审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五洲公司所退款项为“保证金”而非东升公司主张的“价格补偿金”。第二，五洲公司与东升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已经给予了东升公司价格补偿金政策并冲抵货款。第三，根据五洲公司一审提交的东升公司与五洲公司签署的《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款，退款金额伍万元为保证金款项，而非任何其他款项；又根据东升公司提交的《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的约定，“价格补偿金由五洲无线财务部计算并按冲减货款的方式返还给代理商，价格补偿金只能用于提货，冲抵价格补偿金的金额不得高于当次提货金额。”从该项约定可知，五洲公司价格补偿金只会折抵货款而不会以现金支付的形式返还，在双方合作期间，五洲公司已经给予东升公司保价政策并实际冲抵货款，故五洲公司退换的伍万元为保证金而非价格补偿金。第四，本案系因东升公司与五洲公司签署《深圳五洲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五，一审法院已履行正常的送达及公告程序，不存在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东升公司拒不到庭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五洲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东升公司立即向其返还多退还的保证金5万元；2、由东升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五洲公司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东升公司承担律师费1万元。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13日，东升公司向五洲公司转账5万元，用途栏备注“代理保证金”，2015年8月14日，五洲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约定东升公司作为五洲公司的区域代理商，在合同确定的区域内销售五洲公司的相关产品，须向五洲公司缴纳代理保证金5万元，五洲公司在该合同终止后30日内将保证金返还。2016年8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五洲公司授予东升公司为相关产品在指定区域线下渠道代理商，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4月21日，双方签订《深圳五洲无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约定基于产品销售不好的原因，同意终止双方于2016年8月6日签订的《代理合同》，五洲公司将于终止合作协议签署后的90个自然日向东升公司支付代理合同保证金5万元，东升公司收到此笔款项后，双方因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本协议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该协议约定相关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五洲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2017年7月18日，五洲公司向东升公司转账5万元，用途载明货款；2017年8月4日，五洲公司向东升公司转账5万元，用途载明退保证金5万元。五洲公司还提交了其于2017年8月30日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委托该所提供法律服务，处理与东升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2018年4月4日，五洲公司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转账1万元，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10日开具1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为，五洲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的《深圳五洲无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五洲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五洲公司退还了两次5万元，对于第一次转账的用途载明货款，五洲公司称其系产品生产方和发货方，是向东升公司发货且收取货款，是财务人员备注错误。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该院认可五洲公司的陈述，其的确向东升公司退还了两次保证金，因此，对于多退还的5万元保证金，东升公司应予以返还。根据协议约定，东升公司应支付五洲公司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因此，五洲公司据此要求东升公司支付1万元律师费，该院予以支持。东升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该院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东升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洲公司返还5万元；二、东升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洲公司支付1万元律师费。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东升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一、五洲公司于一审时提交的其与东升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第九条约定，为保证经营安全，促进销售，五洲公司将对与东升公司签定的代理产品实行价格保护，详见《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每次调低价格的价保金额，由东升公司依据双方确认的数量做出价格折让申请单报给五洲公司，经五洲公司许可后，以冲减货款形式返还给东升公司，不得换取现金；未经五洲公司许可，东升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冲减、抵扣其应付账款。再审时，东升公司提交了前述《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该管理规定载明，原则上对签约代理商所代理的产品，实行“全程保价，调价补差政策”；产品销售到一定阶段，五洲公司有权对产品定价进行价格调整；对代理商按正规渠道进货的全部产品进行盘点，100%执行调整后的最新价格政策，补回调价差；代理商可享受的价格补偿金总额为五洲公司认可的盘点数量乘以单台产品的调价差额；价格补偿金由五洲公司财务部计算并按冲减货款的方式返还给代理商，价格补偿金只能用于提货，冲抵价格补偿金的金额不得高于当次提货金额。二、再审庭审时，对于为何《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中仅约定五洲公司退还5万元保证金后，双方因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该协议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便全部结清，而未明确约定五洲公司还需向东升公司支付价格补偿金问题，东升公司解释称双方关于支付价格补偿金没有书面约定，是口头协商，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一直未对价格补偿问题进行过操作，只是在拟解除合同期间，市场价格发生严重波动，双方的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口头协商确定五洲公司一次性支付5万元价格补偿金后合同终止，在五洲公司退还保证金后，双方两清，终止合作协议是五洲公司起草的，东升公司只负责盖章和签字。五洲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东升公司从未向其提出保价申请，不存在其应向东升公司支付价格补偿金的情形，且保价条款只适用于代理商提货，不适用于现金返现；五洲公司之所以会两次退还保证金，是由于其财务人员请假，其他人员暂代财务期间退还了一次保证金，后财务人员请假结束后不知道其他人已经退还了保证金，故又再次进行了保证金退款。三、本案一审时，一审法院向东升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邮寄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且一审法院委托了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向东升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但均未送达成功，后一审法院依法对东升公司进行了公告送达。再审时，东升公司确认其实际经营地址即为工商登记地址。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五洲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的《产品经销合同》、《代理合同》（含所附的《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文件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鉴于本案诉争的5万元款项系因五洲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而引发，且双方对该款项的性质是保证金还是价格补偿金各执一词，故本案应属于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送达程序是否合法；二、东升公司是否应向五洲公司返还5万元款项。对此，本院分述如下：第一，关于一审送达程序是否合法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向东升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邮寄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东升公司再审时也确认其实际经营地址即为工商登记地址，故一审法院向该地址邮寄送达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且一审法院还通过委托当地法院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在通过上述方式均未能送达的情况下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不违反法律规定。东升公司主张一审送达程序严重违法，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第二，关于东升公司是否应向五洲公司返还5万元款项问题。五洲公司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五洲公司仅需退回保证金5万元，但由于其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多退回东升公司5万元，东升公司应当予以返还。东升公司主张五洲公司除了应向其退回5万元保证金之外，还应向其支付价格补偿金5万元，故其无需向五洲公司返还5万元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五洲公司应于终止合作协议签署后向东升公司支付代理合同保证金5万元，东升公司收到此笔款项后，双方因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本协议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故根据上述约定，五洲公司仅负有向东升公司退回5万元保证金的义务。东升公司认可五洲公司向东升公司支付的两笔5万元款项中有一笔5万元是五洲公司退回的保证金，但主张另一笔5万元是五洲公司应向其支付的价格补偿金。东升公司作为收款方，应对其收款是否具有合理依据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再审庭审时，东升公司称双方关于支付价格补偿金没有书面约定，只是口头协商，双方的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协商确定五洲公司一次性支付5万元价格补偿金后合同终止，在五洲公司退还保证金后，双方两清。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东升公司的上述主张仅是其单方陈述，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相佐证，五洲公司也不予认可。其次，若双方通过电话协商确定了支付价格补偿金事宜，双方理应在《产品代理终止合作协议》中进行约定，否则有违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的交易惯例。最后，根据《代理合同》及《abardeen关于价格保护的管理规定》，价格补偿金应由东升公司做出价格折让申请单报给五洲公司，经五洲公司许可后，以冲减货款的形式返还给东升公司，且只能用于提货，不得换取现金。东升公司主张双方通过口头协商确定支付价格补偿金，既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价格补偿金的申请流程，也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价格补偿金的领取方式。因此，本院对东升公司所称另一笔5万元款项是五洲公司应向其支付的价格补偿金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东升公司应向五洲公司返还多退回的5万元款项，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东升公司的再审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6429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沈阳东升裕隆通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力审判员 蔡  劲  峰审判员 刘    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同心（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