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振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贞亮，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美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忠，广东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涛，广东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振国因与被上诉人邓美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振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贞亮、被上诉人邓美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忠、胡俊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振国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8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姚振国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驳回上诉人姚振国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关于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效力依法系法院应依职权审查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章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之第一节关于合同效力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可以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平衡。同时，也是贯彻案结事了的原则，可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节约诉讼资源。因此，一审判决仅仅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驳回上诉人姚振国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明显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姚振国未就其母亲郑亚幼对其与被上诉人邓美成转让案涉房产存在异议进行举证证明，明显错误，依法应该予以纠正。在一审诉讼中，证人黄燕芳出庭作证证实她和姚振加（上诉人姚振国胞兄）因得知郑亚幼被骗，在2014年4月初八（农历）左右与郑亚幼一同向派出所同志报警，该所虽没有出具报警回执，但有制作笔录。以及大约一周后她和姚振加拿着郑亚幼和黄燕芳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过去给派出所的同志（郭所长）。当时，派出所的张宏辉同志（警号095194）还跟黄燕芳、姚振加一起去邓美成的住宅处找邓美成，但邓美成一直都没有开门。证人黄燕芳的上述证言与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的姚振国《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郑亚幼报警一事，也足以证实郑亚幼对房产变更登记至邓美成名下是有异议的。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另外，从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华新社区*民委员会的函复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上诉人姚振国与被上诉人邓美成确实就案涉房产在居委会调解过。再结合被上诉人邓美成骗取案涉房产变更登记后，自2014年农历4月后一直不敢到案涉房产与郑亚幼及其他佛友见面；而是直到郑亚幼去世（2015年1月27日去世）后，邓美成才悄悄于2015年9月14日将其户口迁至案涉房产的地址，但仍然不敢到案涉房产出现，而是一直想方设法与上诉人姚振国调解；直到本案起诉前，被上诉人邓美成利用汕头仲裁委员会因管辖问题撤销案件与一审法院未立案的空隙而强行占有案涉房产等事实，也足以印证郑亚幼对房产被变更登记系存在异议的。三、上诉人姚振国已经就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情由进行举证及论证，一审判决未加审查处理而直接驳回上诉人姚振国的诉求，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姚振国通过法庭调查及法庭辩论都明确指出案涉二份房地产合同因为原产权人郑亚幼没有进行房产交易的意思表示及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且合同存在虚构价款逃税损害国家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房产交易）掩盖非法目的（骗取郑亚幼变更房产的产权登记）等多种情由而依法无效。应当指出的是，关于郑亚幼没有进行房产交易的意思表示及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个事实，一审判决虽已查明却未作认定处理：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在2013年11月9日，郑亚幼与被上诉人邓美成签订《接班协议书》，可见郑亚幼并无将案涉房地产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而且从内容来看郑亚幼是想在去世后才将房产赠送给被上诉人邓美成，说明当时郑亚幼对邓美成是存在不信任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将房产过户给被上诉人邓美成。还有，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的复函也可以证实郑亚幼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暂且不论郑亚幼签署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已经91岁高龄，单就该复函而言，其并未否认其医院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相反结合当天的取药记录可以印证该诊断书的真实性。此外，一审判决对其他的无效事由却未加审查处理，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四、被上诉人邓美成利用虚假的房产交易掩盖其骗取郑亚幼变更产权登记的非法目的，导致案涉房产交易存在许多违反常理的事情，漏洞百出，依法应认定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综合一审的证据来看，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所反映的房产交易存在以下诸多严重违反常理的事情，漏洞百出，明显属于虚假交易：第一，进行房产交易的时间极其不合理。如前所述，在2013年11月10日签订合同编号320000189《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前一天，郑亚幼刚刚与被上诉人邓美成签订《接班协议书》并约定在郑亚幼去世后再将案涉房产赠与被上诉人邓美成，并没有进行房产交易的意思表示。因此，在短短的一天后进行房产交易明显违反常理。第二，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署时间严重违反常理。从涉案二份合同的编号（分别为320000189、320000190）来看，这是两份连号的合同，应该是同一天打印的。而且从内容、格式来看，应该属于统一打印、编号的。但从签署的日期来看，一份是2013年11月10日，一份是2013年11月15日，相隔五天，严重违反常理。第三，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所对应的交易程序明显严重违反常理。从邓美成一审提供的证据涉案房产交易发票、收据、房地产权证来看，签署日期为2013年11月10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所对应的交易流程是2013年12月25日支付交易手续费、出具税收转帐专用完税证、出具房地产权属转移证明，2014年1月7日开具地方税收通用发票、填发《房地产权证》，2014年1月9日缴纳房屋登记费、调查、地籍测绘费等费用。而签署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所对应的交易流程是2013年12月6日支付交易手续费、出具税收转帐专用完税证、出具房地产权属转移证明，2013年12月9日开具地方税收通用发票、填发《房地产权证》，2013年12月10日缴纳房屋登记费、调查、地籍测绘费等费用。由此可见，签署在先的交易流程却反而比签署在后的交易流程慢，严重违反常理。第四，案涉房产更改产权人后却没有交付房产和购房款，明显违反常理。案涉房产的产权人都是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办理完成的，但是，之后双方却没有交付房款也没有交付房产。案涉房产自产权变更登记后，因郑亚幼报案及向邓美成提出异议，所以一直没有交付。期间，邓美成也从来不敢到涉案房产去与郑亚幼见面。之后等到郑亚幼去世2年后（2017年）才突然报警谎称被侵占房产。之后，因本案在仲裁机构按放弃仲裁约定作撤案处理且未到法院立案之际（2019年1月2日左右），邓美成凭其房地产权证在派出所介入下占有案涉房产。但是，直到今天邓美成都没有向郑亚幼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还有，从其提供的个人存款记录来看，可证实在房产进行交易时她并不具有购买案涉房产或持有30万元资金的经济能力。第五，无故选择场外结算购房款，严重违反常理。在案涉房产交易机构的其他二手房产交易中一般都要办理交易结算资金托管，但是，在本案中邓美成却与郑亚幼签署《二手房交易声明书》声明不需要办理交易结算资金托管，而是自行场外交割。很明显，在交易当时，出卖方郑亚幼已经91岁高龄而且涉案交易价格也远远低于正常市场价，任何一个谨慎的买家都会选择通过安全、确定的方式支付购房款以证明自身的清白与诚信。但是，本案恰恰出现了无故选择场外结算购房款，严重违反常理，也足以印证本次房产交易是虚假的交易。第六，明知案涉房产交易容易产生争议，却不通知郑亚幼家属到场，也是严重违反常理的。如前所述，在交易时，郑亚幼已经91岁高龄，而且交易价格也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面积220平方米，市场估价约100万元，却以30万元交易）的。这对任何一个谨慎、普通的购买人来说都是明显容易发生争议的事情。如果交易是真实的，郑亚幼是自愿的，那么购买方一般都会通知郑亚幼的家属到场见证，以证明本次交易的自愿性、真实性。但是，邓美成不仅没有通知郑亚幼的家属，相反，买卖双方所预留的联系电话都是邓美成的电话。综上所述，案涉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所反映的房产交易明显虚假，是邓美成为掩盖其变更案涉房产的权属到自己名下的非法目的而虚构的房产交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依法无效。因此，请求依法予以纠正改判。二审开庭期间，上诉人姚振国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审判决存在事实没有查清的问题，本案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对买卖合同的主体行为能力是否真实意思表示都没有进行审查，在2013年11月10日签订的合同的前一天，郑亚幼跟被上诉人邓美成之间签的是接班协议书，明确在郑亚幼百年之后才能将房产赠与给她，能够说明郑亚幼没有想对房屋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结合整个案件，被上诉人是2013年8月份才过去共同居住，两人才相处了两个多月，郑亚幼对邓美成是不信任的。这些事实却会影响到合同效力的认定。一审对郑亚幼本人是否有疾病也是认定错误的，关于交易的内容也没有做审查，涉案是240平方的房屋，市场价格接近一百万元左右，但是两套房子计税将近六十多万元，但合同上的价格却只有三十万元，可能存在逃税的情况也会影响合同效力。对办证过程也没有审查，现在案卷材料都提交了办证的经过，但一审没有查明，办证过程正好证明是一个虚假的交易，被上诉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郑亚幼与邓美成签订两份合同编号是连号，落款日期是2013年11月10日和2013年11月15日，从交易流程来看，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所有交易流程都比之前签订合同的先，完全不合理。另外两份合同中双方都预留了买方的电话（事后查证电话已经注销），一审都没有查清。对合同的履行、房款、房产交付都没有审查，以现金交付已不符合常理，至今也没有收款收据，被上诉人也主张一审收款收据丢了也不合理。另外，交易时，从被上诉人的存款记录来看，被上诉人不具有支付30万元的能力。房产在发生过户之后，被上诉人一直不敢到案涉房屋和面对家属，房产是礼佛的场所，郑亚幼没有过世前一直控制着佛堂。等到郑亚幼去世后，邓美成报警说她的房屋被侵占了。在本案立案过程中，被上诉人凭着房产证强行介入把房产接手过去。一审对房屋买卖合同的上述关键事实都没有审查，一审我方提了四个诉讼请求，一审除第一个诉求外，其他也未进行审查。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我方没有举证证明郑亚幼在生前对房产交易有异议，我方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另外，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没有异议的合同也不一定合法有效，还要审查交易的内容、标的是否合法，因此，一审在法律适用是错误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取证，我方在一审也有举证，当事人交易的时候已经91岁且有疾病，办证资料也能说明是虚假交易，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我们认为一审存在重大事实没有查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邓美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系确认被上诉人与郑亚幼签订的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320000189、320000190）无效，其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上诉人有义务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否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审判实践。法院审查涉案合同是否无效，是在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基础上进行审查，如若按照上诉人所述，是否上诉人无需提交证据，而由法院直接依职权审查即可?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郑亚幼是在平等、自愿、合法的情况下完成涉讼二套房产的过户手续。相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郑亚幼是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受胁迫、受威胁的情况下将房产转让给答辩人。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完全系上诉人为达目的而自行臆测、捏造的。1.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依职权和依上诉人的申请，分别向崎碌派出所和华新社区居委会调查取证。而崎碌派出所和华新社区居委会提供的《询问笔录》和《复函》等资料，均无法证明上诉人陈述的情况，反而证明了上诉人强占被上诉人合法房产的事实。至于上诉人陈述的“郑亚幼向派出所报警、邓美成不敢到涉案房产出现，而是一直想方设法与姚振国调解”等，均严重违背事实，且缺乏依据，完全是上诉人主观臆造出来的。2.郑亚幼之所以将涉案二套房产转让给被上诉人，离不开双方之间特定的、深厚的师徒关系，更准确的说，双方己情同母女。因此，郑亚幼才会在生前与被上诉人签订《接班协议书》，约定郑亚幼往生后由被上诉人继承衣钵、继续将佛法发扬光大，郑亚幼甚至承诺将其名下房产及一切财产赠送给被上诉人。只是后来双方经进一步协商，才确定由被上诉人以30万元的价格向郑亚幼购买涉讼二套房产，这是符合事实也符合逻辑常理的。相反，上诉人将郑亚幼出具《接班协议书》的行为视为是郑亚幼对被上诉人的不信任，认为郑亚幼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房产过户给被上诉人，才属于歪曲事实、颠倒是非。3.至于溪南卫生院出具的《复函》，被上诉人已在一审期间发表了充分的质证意见，该《复函》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诊断证明书》不是原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当然无法证明郑亚幼生前患有精神疾病。上诉人提出溪南卫生院的《复函》可以证实郑亚幼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与《复函》的内容背道而驰、相去甚远。4.被上诉人与郑亚幼之间的整个房产交易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房产交易出自双方的自愿行为，所有材料也由郑亚幼亲笔签名确认，故涉讼二套房产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郑亚幼签订的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过户手续提出诸多质疑，但却忽略了房产交易部门对房产过户的审查是十分严格和规范的，所有手续、文件均需经过房产交易部门逐一校对、确认，被上诉人和郑亚幼也是在房产交易部门的相关人员指导下才完成了过户手续。即使被上诉人和郑亚幼选择场外结算购房款，也是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上诉人提出的诸多质疑显然不能成立。至于没有通知郑亚幼家属到场，是因为郑亚幼告诉被上诉人涉讼二套房产系其多年来弘扬佛法的积累，将来也继续用于开设佛堂，其子女无权分得，无需通知家属。前述情况也与《接班协议书》的内容互相印证。综上所述，鉴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是出自其主观臆造和没有依据的质疑，既不符合事实，也严重缺乏依据。郑亚幼将涉讼二套房产转让给被上诉人完全是出自其自愿行为，且房产交易过程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确认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被上诉人系涉讼二套房产的合法权属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邓美成对于上诉人姚振国补充的上诉意见辩称，第一、上诉人在庭上提出涉案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的三个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认为郑亚幼没有进行房产交易的意思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理由与事实、一审调查清楚的证据不符，一审调查的证据从几个方面可以印证涉案两套房产进行交易的时候，郑亚幼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与被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2013年11月7日，为了办理涉案房产的买卖，自己还有邓美成和一审证人三人一起到户籍所在地井都申办居民身份证，申办身份证是其自己行为，派出所对其申请的事项也要进行审查，不可能其没有行为能力就同意为其办理；涉案两套房产是分为两次办理，一次是2013年11月10日，一次是2013年11月15日，这两次的房产交易也是郑亚幼与被上诉人和其他三位证人两次到房产交易所，房产交易有一个流程，也要审核买卖双方的意思表示，如果当时郑亚幼没有行为能力，交易所的同志也不会核准交易，其中两次手续的办理是有一个过程，从一审向派出所调取的相关记录、笔录里面，有三位一起去交易所办理房产交易的证人，三个人都证实是郑亚幼主动提出要求他们一起到交易所办理手续，其中两个证人都曾对郑亚幼说要进行交易要通知儿女到场，因为房产是佛徒给钱的，并不是郑亚幼的儿女出钱，不需要郑亚幼的儿女到场，并且涉案房产也要继续作为礼佛的场所，其儿女无权分得涉案房产，这些事实证据在一审都已经查清，都可以证明郑亚幼有行为能力和交易的过程。第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虚构价款逃税的行为，被上诉人认为不存在这种事实，虽然双方对两套房产申报价格30万元，其一是双方师傅和徒弟的特殊关系自愿申报，其二是房产交易所没有按照申报的价格来核定房产的纳税，而是核定204房价值42万元多，205、206房纳税价格18万元，税率也按照有关规定百分之三，核定纳税房款价值是房产交易部门根据有关政策进行核定的，而被上诉人接到通知后缴纳有关税款，不存在虚构价款逃税的情形，对上诉人称实际价值一百多万元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房产交易的时候纳税的价值多少应当以房产部门核定的价格为准。第三、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骗取郑亚幼产权登记的行为，如果是存在这种情形，上诉人应当依法举证，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向法庭举证被上诉人进行欺诈，但上诉人在一审无法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的事实，退一步说，假设被上诉人存在欺诈，那么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欺诈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而是属于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者知道一年之内行使，如果没有行使撤销权就消灭，上诉人称郑亚幼在2013年底就知道所谓的欺诈情形，但直到2015年1月份郑亚幼作为合同卖方并没有依法向法院提起撤销权的诉讼，撤销权已经消灭，本案上诉人等到此后几年才提起仲裁和起诉，所以上诉人刚才所陈述的关于无效的三种情形，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证据，当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可以支持。本案两份合同是两次时间，合同是代办机构打印的所以联码，交易所会出现先递交的慢通知，这属于交易所的房产交易流程，只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就好，不是先交就先通知，这也与我们立案过程中出现先提交后立案也是一样的。一审经过审查对其有效无效进行审查，对其提出主要理由、证据进行审查，依据双方申请向有关部门调取了有关证据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其提出的几个请求是有关联性的，只要是驳回应当是全部驳回。姚振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美成与郑亚幼签订的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确认位于汕头市金平区xxxxxxxxxx号房全套、汕头市金平区xxxxxxxx全套的所有权均归姚振国所有；3.判令邓美成应立即将上述二套房产返还姚振国；4.判令邓美成应立即协助姚振国办理上述二套房产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5.本案诉讼费用由邓美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的汕头市金平区八合里12幢（原春梅里二巷B幢）204号房全套、汕头市金平区八合里11幢（原春梅里三巷C幢）205、206号房的原产权人为姚振国的母亲郑亚幼（公民身份号码440************52X），案涉房产由郑亚幼设立善光精舍佛堂作为礼佛场所及其居住场所使用。2013年8月份开始，邓美成与郑亚幼一起在案涉房产处居住生活，由其照顾郑亚幼的日常生活。郑亚幼于2013年11月9日与邓美成签订《接班协议书》，内容为：“汕头市金平区xxx二楼全套开设善光精舍，主持人及房地产权人释宗照，俗名郑亚幼，本人年岁已高，为继承慧命，弘法利生，需要接班人一名，是释惟果，俗名邓美成。师徒二人在性格方面，互相了解认识了四五年多，本师愿意接受释惟果，作为善光精舍接班人，并对徒弟要求以下几点事项，1.徒弟应关心师傅，照顾师傅至百年，尊重师傅是上辈人，是母子关系，又是师徒关系，日夜应在佛堂内，同住、同吃、同修不得放弃，始终如一。2.善光精舍堂内，要布置或装修、水电费室内各方面费用，收付应由接班人员担负责。3.为了继承佛的利生，师傅百年后房地产权及一切财产，应赠送给接班人释惟果徒弟。与各位亲属无关，为了善光精舍的继承，不能卖给其它人、做其它事。4.以上事项师傅徒弟同意自愿，自签定日起生效”。2013年11月10日及11月15日，郑亚幼与邓美成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xxx和xxx的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案涉房产转让给邓美成，邓美成据此取得案涉房产粤房地权证汕字第xxx、xxx号《房地产权证》。邓美成在取得案涉房产的产权后，郑亚幼于2015年1年27日死亡。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0月19日，姚振国向汕头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8年11月15日，邓美成对仲裁管辖提出异议，认为不能由汕头仲裁委员会裁决。2018年11月27日，姚振国也认为仲裁协议无效，不能由汕头仲裁委员会管辖。2018年12月18日，汕头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汕仲案字第97号《汕头仲裁委员会决定书》，认为姚振国与邓美成上述的意见应视为双方就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一致同意放弃仲裁解决，双方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故决定撤销姚振国与邓美成之前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姚振国遂于2019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案在审理期间，根据姚振国起诉所称的郑亚幼自2009年起一直患有老年性痴呆症，并提交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9日的《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诊断证明书》，为此，一审法院依法向该院发函调查：⑴该证明书是否是你院所出具的？⑵若是你院出具的，该证明书中称郑亚幼经诊断患有老年性痴呆、总病程近5年，有何依据？如有其病历档案或就诊的相关记录，请随复函提交一审法院。该院对一审法院发函调查的问题函复：一、《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诊断证明书》不是原件，无法确定是否是我院出具；二、经查证，郑亚幼仅于2014年6月9日在我院就诊开药品艾司唑仑片10片，而门诊病历资料是由患者自行保存，随诊随带。又再根据姚振国起诉称其母亲郑亚幼因案涉房产被变更登记在邓美成名下与儿子等一起到属地派出所报案，后经派出所协调，将此事转交当地居委会调解，一审法院依法向管辖案涉房产的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调取与本案相关的所有报警记录及该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根据调取的情况，只有邓美成分别于2017年10月27日及2018年5月9日、7月29日向该所报警称案涉房产被姚振国占用后该所向姚振国与邓美成及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但并没有郑亚幼的报警记录和《询问笔录》。尔后，一审法院也依法向管辖案涉房产的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华新社区*民委员会发函调查：⑴姚振国前述情况是否属实？⑵若属实，你会召集姚振国与邓美成共进行了几次调解？调解的具体时间和调解的相关情况？⑶郑亚幼系2015年1月27日死亡，在此之前，郑亚幼是否有到你会反映有关汕头市八合里11幢205、206及12幢204房的一些情况？该会对一审法院发函调查的问题函复：一、姚振国因其母亲郑亚幼汕头市八合里11幢205、206及12幢204房被变更登记在邓美成名下，以及姚振国、郑亚幼因该房产变更登记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报警一事，我居委会均不清楚上述情况；二、因上述房产纠纷一事，我居委会曾于2017年11月8日组织姚振国与邓美成双方在我居委会调解仅一次，调解过程中，因双方意见各异最终调解无果；三、因郑亚幼非我居委会管辖户籍人口，我居委会并不清楚其于何时何因死亡，但在2015年1月27日之前，郑亚幼由始至终没有向我居委会反映有关上述房产的相关情况。本案在2019年12月10日开庭审理时，姚振国申请证人黄燕芳（姚振国的妻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其到庭陈述其在2014年4月份二次陪同郑亚幼前往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就邓美成欺骗郑亚幼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一事向该所报警，虽该所没有出具报警回执，但有制作《询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姚振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就必须举证证明案涉房产原产权人即其母亲郑亚幼对其与邓美成转让案涉房产存在异议或双方签订有关案涉房产转让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相关证据，但姚振国所提供的《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诊断证明书》，经一审法院依法向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发函调查，该院回复该证明书不是原件，故无法确认是否是该院所出具的；其次，姚振国申请证人黄燕芳出庭作证以证明郑亚幼就案涉房产转让一事曾于2014年4月份分二次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报警，该所虽没有出具报警回执，但有制作《询问笔录》，因证人黄燕芳系姚振国的妻子，与姚振国有利害关系，且一审法院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调取与本案相关的报警记录及《询问笔录》，均没有证人黄燕芳所陈述的郑亚幼报警之后该所为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再次，根据姚振国起诉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依法发函向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华新社区*民委员会调查，该委员会函复的情况与姚振国所述也并不相符，故姚振国的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姚振国由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邓美成与案涉房产原产权人郑亚幼转让案涉房产行为已经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确认并依法登记，邓美成现已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地产权证》，故姚振国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姚振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为2900元由姚振国负担。二审期间，姚振国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郑亚幼生前对房产被过户到邓美成名下一事不服，曾签署授权委托书聘请律师进行诉讼；2.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门诊手册，用以证明郑亚幼自2009年起就患有老年性痴呆症，记忆衰退，伴随行动紊乱，个人生活不能自理；3.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病历，用以证明郑亚幼生前因房产被更换名字，心绪烦躁、哭泣等到医院问诊，确诊有老年性痴呆症。邓美成认为姚振国提交的上述材料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如法庭作为证据采信，则质证如下：1.授权委托书并没有受委托人、所在单位盖章、律师签名，也没有日期、代理合同，是否是郑亚幼委托律师提起相关诉讼也无法确认，即使委托律师提起诉讼，也应当依法在相关撤销权的期限内提出，但郑亚幼并没有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放弃了权利；2.门诊病历虽记载了郑亚幼有失眠等症状，但即使门诊病历属实，也无法证明郑亚幼患有老人痴呆症，达到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度；除了医院的诊断外，应当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根据本案其他证据材料，郑亚幼只存在失眠焦虑等情况，并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3.汕头大学精神卫生门诊病历只是记载郑亚幼具有一定的疾病，轻度症状，并不能证明郑亚幼丧失行为能力。从时间上看，该病历形成于2014年10月22日，而涉案合同是于2013年签订，二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姚振国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郑亚幼在签订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办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被欺诈、胁迫而签订合同，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郑亚幼与邓美成于2013年11月10日及11月15日签订的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经查，姚振国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姚振国为证明其该项诉讼请求成立依法所负有的举证义务与法院依职权审查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并不矛盾。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就姚振国反映的郑亚幼患有老年性痴呆症及郑亚幼因涉案房产被变更登记至邓美成名下而向派出所报案等可能影响涉案合同效力的有关事实问题依职权向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卫生院、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崎碌派出所及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华新社区*民委员会发函调查、核实相关情况。而上述单位复函的内容与姚振国起诉反映的有关情况并不相符，一审姚振国提交的其他证据及申请的证人证言也无法证明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姚振国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依法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姚振国提交的相关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郑亚幼在签订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办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姚振国上诉请求确认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姚振国一审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及邓美成返还涉案房产、协助办理涉案房产产权登记手续等其他诉讼请求系基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即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的前提下主张的，因此一审法院在对姚振国关于确认涉案二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定的基础上，对姚振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处理并无不当。姚振国上诉提出一审判决对其除合同效力外的其他诉讼请求未予审查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姚振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姚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瑞琳审 判 员 陈瑛瑾审 判 员 翁汉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范晓武书 记 员 郑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