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6民初867号原告：江春莉，女，198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平，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定芬，女，193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平，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友珍，女，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平，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唐斌，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告：陈涛，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国伟，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与被告陈涛、蒋国伟、唐斌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平,被告唐斌、陈涛、蒋国伟及陈涛和蒋国伟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三被告对江永华死亡产生的医疗费77752.78、误工费2000元、护理费500元、丧葬费40882元、死亡赔偿金7587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29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交通费500元等各项经济损失983389.78元承担35%的责任（分别为被告蒋国伟承担10%，被告唐斌承担10%，被告陈涛承担15%）即344186.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杨友珍系死者江永华的妻子、江春莉系江永华的女儿、王定芬系江永华的母亲，江永华生前系重庆天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服务上班于重庆重铁巨龙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蒋国伟系同事，被告唐斌系劳务接收单位巨龙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告陈涛系沙坪坝区土主街上桃莊火锅店经营者。2019年6月21日下午6点左右，江永华下班后受邀与被告蒋国伟、唐斌一同到被告陈涛经营的桃莊火锅店喝酒吃晚饭，四人约当晚7点钟开始吃饭，席间四人均一起喝酒近两个多小时，一共喝了约两斤粮食白酒，晚上9点20分结束后，被告蒋国伟和唐斌先走，江永华和陈涛聊了几句后就自己骑电动摩托车回家，当江永华骑车行至土主镇团歇路力量村路段时侧翻发生事故受伤，经出警民警通知原告，原告才赶到现场，发现伤者重度昏迷，120急救医护人员正将伤者抬上救护车，随后原告一起赶到陈家桥医院，医生告知伤情严重需抢救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开放性损伤等多处伤情，经过5天急救，江永华一直昏迷不醒，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26日死亡。对于江永华的该次不幸事故，与三被告共同喝酒及酒后未将醉酒的江永华安全护送回家均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三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原告为此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三被告至少应当赔偿35%。对于赔偿问题，2019年6月28日，经沙坪坝区土主镇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并达成初步协议：由三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及相关费用56000元（其中蒋国伟18000元、唐斌18000元、陈涛20000元），若原告向法院起诉，则按判决结果由三被告补足差额部分。综上所述，对于江永华醉酒骑车发生事故死亡，三被告在喝酒及酒后并未尽到安全注意、照顾及护送义务，存在相应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陈涛、蒋国伟均答辩称，一、木案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1、当天的聚餐活动系江永华组织邀约，死者江永华生前系重庆天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派驻到重庆重铁巨龙储运有限公司工作的保安队长，被告蒋国伟系保安队员，被告唐斌系重庆重铁巨龙储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告陈涛系桃庄火锅店员工。2019年6月21日当天，江永华在下午约6点左右分别向蒋国伟、唐斌、陈涛致电，邀约蒋国伟、唐斌到桃庄火锅店吃饭并致电陈涛联系订位等相关事宜。从三人的电话记录可以看出，当天江永华均是主动向三被告致电，可以认定江永华系该次活动的组织者、安排者。2、当天聚餐三人均未过量饮酒，据了解，当天三人聚餐饮酒数量有限，大大少于平时的饮酒量，且在饮酒结束后，三人状态正常，神志清楚，没有出现醉酒、不能辨别自己行为的情况。3、蒋国伟和唐斌提前离开。在当天饮酒至晚上9时左右结束，蒋国伟和唐斌提前离开火锅店，当时江永华与陈涛在火锅店外摆龙门阵，陈涛又再次告诫江永华不要酒后骑车，江永华此后于21时30分左右离开。4、三被告均有劝阻江永华切勿驾车的行为。在蒋国伟和唐斌提前离开时以及最后陈涛与江水华分开时，三被告均向江水华提出切勿饮酒后驾车，但山于江永华过于自信，未听从三人劝阻。5、江永华行动轨迹存疑。江永华家庭住址为土主惠民小区××号，而当天事故发生地点为土主力量村路段，与江永华的住所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方向完全相反），且不能从事故发生地点绕行至其住所。同时，江永华离开火锅店时间为晚上9:30左右，而事故发生时间为晚上22时35分左右，中间间隔约一小时，再加上江永华离开时是在接听一电话后离开，且治安巡逻协警在发生事故后在江永华的手机中联系最近联系人时均不是当晚聚餐人员，说明江永华当晚离开火锅馆后又受他人邀约前往其他地方后才导致事故发生。6、江永华没有电瓶车驾驶资格。死者江永华并不具有驾驶资格，其车辆也没有上牌，属于违法行为。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当天聚餐活动系江永华组织、安排，其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资格，仍骑车前往火锅馆，在聚餐结束后，江永华也未听从三被告劝阻，执意驾车离开，离开后去向不明，不能确定江永华没有去往其他地方。所以本案江永华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1、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下附随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和侵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被告认为，共同饮酒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随意扩大，共同饮酒人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只要给予了提醒、通知即可。2、被告在本案中没有过错。被告系受到江永华邀约的参与者，在江永华饮酒后也提醒了江永华酒后勿驾车，三人饮酒也在适量范围内，并没有导致任何一人醉酒、意识不清等情况，而且蒋国伟唐斌还提前离开。因此被告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3、不能以结果认定过错。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主张系典型的以结果认定过错的想法，因为发生江永华酒后驾车死亡结果，所以共同饮酒人有过错。但这种想法属于逻辑错误，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应该先确认是否有过错，再看过错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即使认定被告对江永华的死亡有过错，江永华具有重大过失，应当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一）江永华自己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依据。1、共同饮酒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饮酒过量会导致身体受到损害，严重的会发生酒精中毒致人死亡，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受害人，应当认知和预见到自己过量饮酒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明知醉酒的危险性而不控制酒量和采取行效措施或轻信能够避免，其本人具有过量饮酒与伤亡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伤亡的后果负主要责任。2、江永华作为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对所有参与人的人身安全提供适当照顾并承担主要责任。3、江永华不具备驾驶资格仍自行骑车前往聚餐并在离开后不听劝阻又骑车离开。4、江永华离开后并未回家，而是前往其他地方并引发最终事故发生，因此，江永华的死亡与三被告饮酒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二）被告应当承担的是补偿责任。根据前述分析，代理人认为被告在本案中并不具有过错，事故的最终发生系江永华自身原因造成，但从公平原则考虑，被告可适当承担补偿责任。四、被告已经给予了适当的补偿。根据原被告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被告已经就江永华死亡给予了5.6万元的补偿。代理人认为该费用余额适当，从补偿责任来看已经起到了补偿的作用。五、调解协议的问题。在江永华死亡后，其家属即原告采用不理智的方式，在2019年6月27、28日连续两天组织几十人抬花圈等方式前往重庆重铁巨龙公司，以堵大门、烧纸钱、拉横幅等过激方式主张权利，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被告蒋国伟更因此被解聘，被告唐斌被单位处罚。迫于原告的压力，三被告为平息事态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该协议内容并不完全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后，重庆重铁巨龙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组织全体员工和市场商户为江永华募捐，最后募集了2万元善款送给江永华家属。综上，代理人认为，本案死者江永华系饮酒活动的组织、邀约者，在不具有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不听劝阻，酒后执意骑车前往其他地方，导致事故发生。被告在酒后对江永华予以了劝阻，并不具有过错。最后事故发生与三被告并没有直接关系。请法院查明事实真相，公平公正处理本案。被告唐斌答辩称，我是受江永华邀请去吃的晚饭，期间并未劝酒，用餐后四人都很清醒，而且我和蒋国伟提前离开；事发路段与江永华回家的方向不一致，而且是在我们离开后近一个小时才发生的事故，经巡逻协勤发现，与其最近联系人回拨电话，均没有我们三人，事发后，江永华家属以过激方式到我单位采取堵塞大门等方法，要求赔偿，最后迫于这种压力，我们三人才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我认为此次事故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江永华生前系城镇居民。原告王定芬系江永华的母亲，杨友珍系江永华的妻子，江春莉系江永华的女儿。2019年6月21日晚约7时30分至9时左右，江永华与被告陈涛、蒋国伟、唐斌共四人在位于沙坪坝区土主镇团结湾的“桃莊”火锅店吃饭、饮酒。据被告陈涛陈述，席间四人共同饮用1瓶白酒，约9两左右，四人平分，无人劝酒，至晚上9时许蒋国伟和唐斌先离开，江永华与其聊天10多分钟后驾驶自己的电动两轮摩托车离开，自己在江永华离开前曾劝其不要骑车，但江永华未听劝。据蒋国伟陈述，三被告与江永华四人于当晚9时10分散席，其与唐斌因为回单位值班，先行离开，临走前亦劝说江永华不要骑车。另据三原告陈述，江永华发生交通事故被送往医院后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状态，与家人无任何交流,江永华与三被告用餐期间，三原告亦未在场。据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的第5001061201900001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2019年6月21日22时35分，江永华醉酒（159.4mg/100ml）无证驾驶无号牌“雅迪”牌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从沙区土主镇民心路方向沿团歇路向沙区土主镇团结村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团歇路沙区土主镇力量村路段处，车辆与道路右侧围挡栏板接触后，发生侧翻，造成江永华受伤。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江永华醉酒、无证驾驶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是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江永华负事故全部责任。另据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渝公鉴（乙醇）（2019）33007号检验报告，江永华静脉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59.4mg/100ml。江永华发生交通事故后，即被送往陈家桥医院救治，于2019年6月22日至6月26日在陈家桥医院住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6月22日死亡，共住院4天，支出医疗费共计77752.78元。2019年6月28日，三原告与三被告在土主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陈涛、蒋国伟、唐斌自愿共同支付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赔偿金（包括医疗费、丧葬费等）共计5.6万元，其中蒋国伟支付1.8万元，唐斌支付1.8万元，陈涛支付2万元，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若向法院起诉，则按判决结果，由陈涛、蒋国伟、唐斌补足差额。随后，三原告以三被告在与江永华喝酒期间未尽到安全注意、照顾和护送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提供的户籍资料显示，原告王定芬与案外人江吉祥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两个子女，分别系长子江永华、次女江永平（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原告王定芬实际共生育三个子女）。江吉祥已于2016年2月4日死亡。还查明，原告举示了江永华与蒋国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值班表拟证明事发当晚的聚餐系陈涛邀约，聊天中主要内容为蒋国伟告诉江永华明天（即2019年6月21日）陈涛请吃饭，江永华称“到时我来给（钱）噻”，蒋国伟称“你来给啥子嘛，别个陈涛安排好了的，他喊我给你说到嘛，明天在他那里吃饭。”两人还谈及唐斌将周日值班调整到周五（即2019年6月21日）的事情。被告陈涛否认自己系当天聚餐的邀约者，并称当天用餐花费300元，系江永华现金支付，但因事发火锅店的录像已无法取得，并无证据作证。审理中，被告均对原告主张的部分医疗费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及必要性进行鉴定，随后又自愿撤回申请。被告唐斌、陈涛、蒋国伟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丧葬费的金额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提交的住院病历及检查收据、住院费用清单、人民调解协议书、鉴定文书、情况说明、户口页、微信聊天记录、死亡医学证明书、户籍注销证明、事故认定书、江永华在2019年6月21日的通话记录等以及被告提交的高德地图打印件、处罚决定等证据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构成侵权责任，首先应有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其次，该行为必须具有过错。在共同饮酒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应当是不作为，而判断该不作为是否违法，需先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作为义务，同饮者的作为义务来源既包括因前一个不当行为，如不当的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导致他人出现危险状态，同饮者应负有善良管理以保障出现危险状态的同饮者人身安全的作为义务，也包括同饮者中有人出现醉酒或者酗酒导致危险状态发生，同饮者也负有适当的救助作为义务，只不过此时的救助作为义务与前者相比较轻。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虽然并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在与江永华共同饮酒过程中，存在强劝饮酒等不当行为，但依据公安机关对江永华血液样本检验结果，乙醇含量为159.4mg/100ml，已远超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醉酒驾车标准80mg/100ml，证明事发时江永华已处于醉酒状态，三被告虽抗辩江永华可能在离开后又到他处继续饮酒，但仅凭事发地点并非江永华回家的正常路线并不足以证明该观点，结合事发时间与江永华离开火锅店的时间间隔（约1小时左右）及生活常理，可推断出江永华在与三被告饮酒结束时已处于醉酒状态，作为同饮者的三被告，应当在饮酒结束后对江永华尽到一般社会观念上的合理救助义务，尤其应当劝阻其从事醉酒驾车这一危险行为，或采用其他合理、安全的交通方式护送其回住所，但被告陈涛作为酒局组织者和散席后最后一名送别江永华的人，仅予以口头劝告，未尽到足够的阻拦和帮扶救助义务，应当对江永华醉酒驾车导致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蒋国伟、唐斌虽然在饮酒结束后先行离开，但是应注意到江永华彼时已处于醉酒状态，亦应尽到合理的救助和护送义务，故亦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而另外一方面，江永华醉酒后驾驶电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乃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江永华死亡的原因和三被告过错程度的大小，对于江永华死亡的损害后果，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陈涛承担10%、被告唐斌和蒋国伟各自承担8%的赔偿责任，江永华自行承担剩余74%的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确认如下：1、医疗费，依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费用收据，结合病历资料等相关证据以及双方庭审中确认的数额77752.78元，本院予以确认。2、误工费2000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3、护理费500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4、丧葬费40882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予以确认。5、死亡赔偿金，原告起诉时要求依据2018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在庭审中、辩论终结前变更为要求按照2019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系行使处分权的行为，且主张的计算标准亦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故依据重庆市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939元/年、赔偿年限20年计算为75878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被抚养人1人、抚养义务人3人，按照2019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785元/年计算5年计算江永华应负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2975元。7、交通费，酌情认定5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本案中江永华的死亡后果主要系自身原因导致，因此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以上合计923389.78元，应由被告陈涛负担10%即92338.98元，扣除陈涛已支付的20000元，尚应支付72338.98元；由被告唐斌和蒋国伟各承担8%即73871.18元，扣除二人各已支付的18000元，每人尚应支付55871.1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陈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72338.98元；限被告唐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55871.18元；限被告蒋国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55871.18元；驳回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0元，减半收取25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涛负担836.68元，被告蒋国伟负担836.66元、被告唐斌负担836.66元，被告负担部分限被告陈涛、蒋国伟、唐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春莉、王定芬、杨友珍。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者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审 判 员 殷建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伟书 记 员 刘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