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鹤鸣，男，汉族，1989年8月6日出生，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勇，江苏昊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州市鼎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孟州市产业聚集区第八大街东侧。法定代表人：文铁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涛，河南圣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国良，男，汉族，1954年7月19日出生，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陶鹤鸣因与被上诉人孟州市鼎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兴公司）、陶国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3民初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鹤鸣上诉请求：一、撤销孟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3民初67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原告称公司1号生产线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开通条件，陶国良没有取得其他股东同意签署《补充协议》，超出了权限”为由，确认《补充协议》无效。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陶国良是否超出权限属于公司内部问题，与陶鹤鸣无关。（一）1号生产线存在安全隐患仅为被上诉人陈述，并无相关证据；（二）对外签署该《补充协议》是否需要取得股东会的授权，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陶国良与文铁军、吴兵方三人亦无约定；即使有约定，陶鹤鸣不是公司股东，也无从了解。（三）陶国良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利，陶国良代表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四）公司其他股东认为陶国良的行为侵害其利益的，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不应影响《补充协议》的效力。二、一审判决以“《补充协议》承诺1号线开通时间并约定赔偿责任等”增加公司责任为由，确认《补充协议》无效。《补充协议》并未损害公司利益，该认定亦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开通1号生产线是《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补充协议》仅仅是将开通1号生产线的义务具体化，并未实际增加公司的义务。《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将乙醋酐全部设备以及附属设施租赁给乙方”，这里的“乙醋酐的全部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必然包括1号生产线。本《承包合同》属于租赁合同，出租方有确保租赁物处于适用状态的义务，被上诉人因此有确保1号生产线处于适用状态并顺利开工的义务。鼎兴公司是生产易制毒品相关产品的特种行业，生产线需安监等部门的特别验收，只要公司通过验收，生产线应可开工。（二）公司未开通1号线，违约在先。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公司需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及上诉人经济损失等责任，《补充协议》明显缩小了公司责任范围，避免公司违约责任进一步扩大，对公司有利。（三）《补充协议》并未变更原《承包合同》的诉讼管辖地。《补充协议》约定“本协议协商不成，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该约定仅仅针对《补充协议》，而不是《承包合同》，没有否定《承包合同》“交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四）即使改变管辖地，原告所在地和公司所在地法院适用相同的法律，对法律后果没有任何影响。二审期间，陶鹤鸣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以下上诉意见：即使认为违约责任无效，也只是《补充协议》的部分条款无效，而非整个协议无效。鼎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第一、案涉1号线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一审判决并未作出认定。被上诉人认为1号生产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在签订《承包合同》时，陶鹤鸣已连续在鼎兴公司工作十个月之上，他对1号生产线未投产、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是明知的。二、认定案涉《补充协议》无效应充分考虑陶国良作为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承包人陶鹤鸣是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三、一审判决认定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陶国良在2018年10月22日，在包括陶鹤鸣在内的股东微信群里发送了《补充协议》不生效的《通知函》，说明陶国良对其与儿子签订《补充协议》未经股东会同意的做法认识到是错误的，而且陶鹤鸣在《通知函》发出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认可《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四、一审判决以陶国良超越公司职权，陶国良、陶鹤鸣恶意串通损害鼎兴公司的利益，认定《补充协议》无效是完全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陶国良未发表答辩意见。鼎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陶鹤鸣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公司是由被告陶国良与文铁军、吴兵方于2016年4月发起成立的公司，陶国良是原公司法定代表人、陶鹤鸣的父亲。2018年6月1日，原告公司与陶鹤鸣签订一份《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鼎兴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陶鹤鸣，经营内容必须符合公司经营范围，包含人事、生产、采购、销售、财务、环保、安全等所有内容；1、承包方式：原告将乙酸酐全部设备以及附属配套设施，包括现有租赁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办公室、食堂、住宿场所等，租赁费用由陶鹤鸣支付。公司目前的现金流的总额（通过审计，双方签字为准）40%的资金交乙方使用，60%资金应支付财务成本；2、承包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共三年，合同期满陶鹤鸣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签权，重新商议新合同。如不承包，陶鹤鸣将承包所有设备及辅助设施归回原状符合生产要求。流动资金为壹仟万元并将40％资金交还原告；3、承包费：陶鹤鸣包干完每年交原告650万元；4、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不管企业是否正常运行，都要付，一年分四个季度，每年6月1日、9月1日、12月1日、3月1日，陶鹤鸣向原告每季度支付162.5万元；11、争议的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事宜，经原告与陶鹤鸣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了，可交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6月6日接受管理公司，开始经营。陶鹤鸣承包时原告公司共有4条生产线，其中1号生产线未开通生产。原告庭审中称1号生产线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全隐患未排除的情况下不具备开通生产的条件，被告否认。2018年9月10日，陶国良未征得公司股东文铁军、吴兵方意见，以原告公司的名义与陶鹤鸣签订一份《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1、自2018年6月承包期起陶鹤鸣即要求鼎兴公司积极履行承包合同第一、七条开通并启用乙酸酐裂解炉第1条生产线，但至今没有启动，为了保证承包合同的正常履行，鼎兴公司承诺将用尽一切办法，排除一切障碍在2018年10月31日前启动，并保证原告方的行政管理人员、生产车间人员、股东等相关责任人员配合陶鹤鸣生产，不得干扰陶鹤鸣生产、销售工作。2、陶鹤鸣同意对乙酸酐裂解炉第1条生产线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没有生产的损失另行协商。3、如果鼎兴公司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第一条在2018年10月31日前启动乙酸酐裂解炉第1条生产线，陶鹤鸣有权选择如下方式要求鼎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1、赔偿实际损失；2、按照年承包费除以12个月除以生产线的数量乘以停产时间；3、按照承包合同第十条。4、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生产线的数量为4条，停产的时间自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第一条生产线实际启用之日。5、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补充协议》签订后，因文铁军、吴兵方两股东不同意该协议，陶国良2018年10月22日以《通知函》的方式告知陶鹤鸣《补充协议》不生效，关于鼎兴公司履行《承包合同》协助陶鹤鸣启动公司全部四条生产线的工作将由鼎兴公司另寻其它途径予以解决。2018年9月21日，陶国良作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起诉股东吴兵方及公司人员吴宝荣损害公司利益，拒不配合开通1号生产线，后撤诉。陶鹤鸣2019年2月13日向安徽省天长县法院诉讼，以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为依据，主张原告违约，要求鼎兴公司承担违约金100万元、赔偿损失494.5万元。以上即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陶国良是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原告称公司的1号生产线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开通的条件。就该条生产线能否开通，陶国良在没有召开股东会并取得公司另两名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与陶鹤鸣签订《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向陶鹤鸣承诺公司1号生产线开通的时间并约定赔偿责任、变更承包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超越了其享有的公司权限，同时也损害了原告公司的利益。由于陶国良与陶鹤鸣是父子关系，陶国良也清楚公司的股东情况，原告主张该《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陶国良签订《补充协议》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原告公司的利益，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孟州市鼎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陶鹤鸣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陶国良、陶鹤鸣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为共同发起合伙设立鼎兴公司，陶国良与案外人吴兵方、文铁军于2016年4月5日共同签订了《鼎兴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陶国良为合伙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权限是：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协助外聘公司管理人经营公司。其他发起人的权利：……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未经全体发起人同意，禁止任何发起人私自以公司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另查明，本院（2020）豫08民终13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结合一审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陶鹤鸣与鼎兴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时对1号生产线因存在安全隐患一直未正式开通应是明知的”。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协议效力的问题。根据《鼎兴公司发起人协议书》的内容可知，陶国良与他人在发起设立鼎兴公司时明确约定，未经全体发起人同意，禁止任何发起人私自以公司名义进行业务活动。本案中，陶国良以鼎兴公司名义与陶鹤鸣签订《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时，并未取得公司另两名发起人及股东的同意，而陶鹤鸣作为陶国良的近亲属，对陶国良超越权限以公司名义与其签订协议应当是知晓的，同时陶鹤鸣对1号生产线因存在安全隐患一直未正式开通也应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陶鹤鸣在明知陶国良超越权限及1号生产线因存在安全隐患一直未正式开通的情况下，仍然与陶国良签订《补充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1号生产线开通的时间、违约责任及管辖法院，其在主观上不具有善意，在合同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当然不产生合理的信赖，同时陶国良的代表行为亦没有经过追认，故对鼎兴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陶鹤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陶鹤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艳敏审判员员 娜 娜审 判 员 宋德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韩小转书记员李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