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969号原告：李娣，女，194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西城区建筑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静（李娣之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新，女，1953年7月9日出生，汉族，西单商场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侠（李新之女婿），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忠，女，195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北京睦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弓纯玉，北京睦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海北沿**。法定代表人：金卫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英，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娣、李新与被告李忠、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静，李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侠，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被告李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弓纯玉，西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娣、李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两份协议无效。2.判令李忠返还北京市西城区富国里小区×号楼×单元204号房屋。事实和理由：1994年12月4日，李娣、李新之父李经知（已于2003年去世）作为西城区狮子×号东楼3号居民与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开发公司）签订了甲方为城建开发公司、乙方为李经知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根据有关批复，甲方在官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向居民以成本价出售安置住房；乙方住正式房2间，居住面积21.2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乙方自愿回迁购买安置住房×号楼×门×层204号。双方签订该协议后，李忠在未获得李经知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将该协议中李经知的名字变更为自己的名字。城建开发公司在未查证李忠是否有李经知授权的情况下，直接认可合同主体变更为李忠，并在李忠修改李经知签名处加盖公章以确认。2012年6月11日，李忠作为乙方、西都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协议载明：甲方（以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名义）和乙方于1994年12月4日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乙方购买甲方富国里（官园）×号楼×门204号2居1套。该协议是对甲乙双方1994年12月4日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并以此作为办理房屋产权的依据。李忠在未获得《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主体一方李经知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同主体，而城建开发公司对于涉及房屋如此重大财产主体变更事宜未作任何审查即直接认可合同主体由李经知变更为李忠，明显不符合常理，亦违反工作规程。李忠与城建开发公司双方串通之意非常明显，严重损害了李经知及其女儿李娣、李新的合法权益，故《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西都公司与李忠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作为《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李忠因依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而获得的西城区富国里小区×号楼×单元204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综上，李忠在未获得权利人李经知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篡改合同主体，而合同相对方城建开发公司和西都公司明知李忠并非合同主体却直接确认其合同主体地位，明显与李忠存在恶意串通，并导致李忠最终篡夺本应由李经知享有的合同约定所涉房屋所有权，严重侵害了合同一方李经知及其女儿李娣、李新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基于无效合同获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第三人，故李忠应当返还涉案房屋。李忠辩称，不同意李娣、李新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第一，李娣、李新均非被安置人，与《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无关，无权主张两协议无效。李忠与西都公司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是针对被安置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签订的。李娣的户口于1973年3月19日迁出，李新的户口于1979年10月15日迁出，且并未长期居住，李娣、李新均非被安置人，不是购房协议主体，李娣、李新无权主张协议无效。第二，李忠与西都公司不存在串通行为。拆迁公司与被拆迁人签订购房协议，双方当事人有权变更购房协议，不存在串通一说，这是包括李忠在内的被安置人内部权益的问题，与李娣、李新无关，无需经李娣、李新同意，且其也无权干涉。现李忠已经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李娣、李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西都公司辩称，第一，李娣、李新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是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李娣、李新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李娣、李新并非本案适格原告，要求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并非普通购房协议，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其签订主体是特定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涉案房屋项下正式户口是3人，为李经知、李忠及其女儿，故李娣、李新并不是被拆迁安置人，也没有权利购买该回迁房屋。西都公司是在1994年到1996年期间将涉案房屋交付，2000年已经完成了对涉案房屋的实测，但李经知从2000年到2003年期间，从未提出过申请结算购房款。至2012年，共同被拆迁安置人李忠提出购买回迁房，西都公司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与李忠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因为李忠是被安置人，享有回购权益。后续根据西城区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的要求给李忠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李娣、李新围绕其起诉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1994年签订的，后由李忠与城建开发公司变更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证明（1）1994年12月4日，李经知为乙方，城建开发公司为甲方，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2）合同乙方为李经知，但后被划掉，名字改为李忠，并加盖城建开发公司公章；（3）协议书约定，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甲方在官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时实行房改，向居民以成本价出售安置住房，乙方（李经知）自愿回迁购买安置住房×号楼×门×层204号；（4）第六条中临时周转期间的联系人被划掉，名字改为李忠，并加盖城建开发公司公章；（5）在乙方签章处，李经知的印章被划掉，改为“李忠（代）”签字（“代”被划去）,并加盖城建开发公司公章；（6）城建开发公司以加盖公章的方式确认拆迁协议书的主体由李经知变更为李忠，表明其与李忠相互串通，私自将合同主体李经知篡改为李忠，损害了李经知及李娣、李新的合法权益，故《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证据2.2012年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证明（1）西都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忠于2012年6月11日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2）协议明确约定，甲方（以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名义）和乙方于1994年12月4日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表明西都公司认可城建开发公司之前签订合同的行为，并承继该合同；（3）该协议明确表明是对甲乙双方1994年12月4日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4）该协议是办理产权证的依据，李忠依据此协议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篡夺了本应由李经知获得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据3.委托书、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审核表、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受理通知书，证明由于李忠与城建开发公司串通并篡改《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并以自己的名义与西都公司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李忠依据上述两份协议并委托西都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证据4.房屋产权证，证明李忠依据无效合同，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据5.（2018）京0102民初4406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李经知系李娣、李新的父亲，2003年1月和10月李娣、李新的父母李经知和张玉同去世，在二老未立遗嘱的情形下，李娣、李新享有对父母遗产继承的权利。故李娣、李新对涉案房屋享有财产份额。李忠将李经知房产变更至其个人名下，损害了李娣、李新的利益，故李娣、李新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具备本案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2）《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均由西城法院向相关部门调取；（3）2003年李经知办理产权证未果，表明当时其本意是将涉案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无意将房屋赠与李忠，故李忠在1994年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中将李经知名字划掉变更为自己的姓名，明显违背李经知本人意愿，李忠恶意篡夺李经知财产的意图非常明显，严重损害了李娣、李新的利益；（4）在涉案房屋2003年即可办理房产过户的情形下，若李忠合法单独享有拆迁利益，在十多年后的2015年才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明显不符合常理；（5）李忠存在篡改《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事实，且城建开发公司配合李忠修改合同一方签字，并在其修改处盖章，主观上亦存在恶意。证据6.私产住宅管理合同书，证明在1997年11月时，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明确写明为李经知，表明李经知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李忠在1994年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中的签名，明显属于篡改，侵害了拆迁权利人李经知的合法权利，也侵害了李娣、李新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李忠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系李忠与西都公司合法签订并变更。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该合同系李忠与西都公司合法签订。对证据3、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忠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判决仅是对事实进行了客观描述，并不能证明李忠和西都公司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亦不能证明李经知曾于2003年办理产权未果的事实，以及李经知当时欲将涉案房屋产权办理至自己名下。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存在该合同，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西都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了解，当时情况是，涉案房屋于2000年经过实测，居民在回迁后就可以购买回迁房屋，但李经知并未提出购买。2012年，李忠提出购买涉案房屋，当时经审核李经知已于2003年死亡，已不具备购房主体资格，故城建开发公司根据北京市的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才写了李忠的名字，然后加盖了公章。无论是西都公司还是城建开发公司都没有任何主观恶意，也没有与李忠有任何串通行为。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涉案房屋经过实测后，李经知未提出购买，后李忠提出购买，确认了实测面积并进行了房价款结算。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西都公司只是协助提交材料。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目前涉案房屋登记产权人为李忠。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西都公司不是该案的当事人。对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合同不是西都公司出具，真实性无法核实。李忠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福绥境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证明李娣户口于1973年3月19日迁出，李新户口于1979年10月15日迁出，二人不是被安置人，与涉案购房协议无关，无权主张协议无效。证据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1991年）》，证明李娣、李新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拆迁被安置人，无权主张购房协议无效。李娣、李新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使李娣、李新不是房屋被拆迁人，但其作为李经知的女儿有继承权，在李经知去世后，涉案房屋应作为李经知的遗产继承，故李忠的行为侵害了李经知女儿的继承权，李娣、李新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两个规定现均已废止失效。西都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被拆迁房屋户口内有三人，当时李忠的女儿也同意由李忠购买涉案房屋。对证据2，涉案房屋是回迁房，购买主体有特定性，只能由被拆迁人购买。西都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西都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证明，证明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于2003年5月20日经核准名称变更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城建开发公司与西都公司不是同一家单位，但当时是西都公司以城建开发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李娣、李新主张，虽然《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是以城建开发公司的名义作为甲方签署的，但西都公司已承认《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与《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均体现了西都公司的法律意志，故西都公司是本案的合格被告。李忠表示认可西都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地位。李忠依法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传唤了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称：“1997年左右我回我娘家了，当时我父母和妹妹都在家，我妈让我跟她一起去拆迁公司改名字，我和我妹妹和我母亲一起去的，我们去把李经知的名字改成李忠，当时还盖了章，我们就回家了，我母亲还给我父亲说了改名字的事情。”李娣、李新对李某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李某是上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参与了庭审，所以证人的证言不可信。经李娣、李新当庭询问，证人称其不确定有无李经知的书面授权委托。证人称事后李经知才知晓，之前李经知也没有出具书面授权，违背常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李经知，如果没有拿到任何授权，不可能变更。李娣、李新看过《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被篡改之前的原件，在2003年的时候该协议书还没有李忠的签字。综上，证人的陈述不真实，不应被采纳。李忠对李某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所述属实。证人说去之前改合同之前，父母当时都在现场，对改合同是表示同意的。之所以李娣、李新看到还有一份合同未被修改，是因为当时李忠没有带着自己那份原件去，所以只改了西都公司的这一份协议书，但李忠手中这份原件是在2012年的时候才拿去改的，但这并不影响当时父母健在的时候，这份合同已经变更完成。西都公司对李某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事实发生的很早，西都公司当时没有参与。拆迁合同的利益主体是被拆迁安置人，李忠是被拆迁安置人，李忠的女儿同意给她母亲，当时是按照拆迁安置协议的细则和规定的程序更改的合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经知与张玉同系夫妻关系，李经知有五个女儿，为李娣、李新、李民、李忠、李某。李经知和张玉同于2003年1月、10月先后去世。李娣、李新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1《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载明如下内容：甲方为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乙方为西城区狮子×号东楼3号居民“李经知（被划去）”，在被划去的字样上方为“李忠”（其上加盖“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协议书约定：根据有关文件批准和批复，甲方在官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时实行房改，向居民以成本价出售安置住房；乙方住正式房2间，居住面积21.2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乙方自愿回迁购买安置住房×号楼×门×层204号；乙方在签订协议时，一次付清购房款，按成本房价每建筑平方米1165元计；该房屋实际售价57381.9元，公共维修基金为1155元。协议书落款处加盖有“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与财务章；尾部乙方署名处加盖有“李经知”印章（被划去），在被划去的印章下方为“李忠（代）”签字（“代”被划去），其上加盖“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协议书落款时间为1994年12月4日。2012年6月11日，西都公司作为甲方与李忠作为乙方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以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名义）和乙方于1994年12月4日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乙方购买甲方富国里（官园）×号楼×门204号2居1套。原协议房屋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按当时成本价购房，房屋价款为57381.9元。2.2000年11月20日，甲方委托政府专业测绘部门并依国家有关规定对该房屋进行了测绘，实际测绘面积为64.5平方米，其中含阳台5平方米。3.本协议是对甲乙双方1994年12月4日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因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所签订的建筑面积与实测建筑面积有误，故特签订本合同。该房屋实际测绘建筑面积与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所签订的建筑面积少1.5平方米，乙方应向甲方退购房款3477.68元，公共维修基金26.25元。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办证期间到甲方办理退款手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办理产权证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X京房权证西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忠，房屋坐落为西城区富国里×号楼×层×门204，登记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建筑面积64.50平方米。以上事实，有（2018）京0102民初44065号民事判决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房产证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约定，西都公司以城建开发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为《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诉讼各方当事人亦认可西都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故西都公司为《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与《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总结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娣、李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李忠与西都公司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了李娣、李新的利益，从而导致上述合同无效。关于李娣、李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原为李经知与西都公司（以城建开发公司名义）签订，后由李忠与西都公司在合同上将当事人由“李经知”改为“李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李娣、李新主张李忠未经李经知的同意擅自变更合同主体，侵害了李经知及其继承人的利益，故本院认为李娣、李新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是适格的原告主体。关于李忠与西都公司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院认为，变更合同主体系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应由原合同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作出意思表示，并与合同相对方达成合意。李忠主张其变更合同的行为发生于1997至1998年，并经过了李经知的同意，李忠为此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李某为与本案有关联的（2018）京0102民初44065号案件当事人，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李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故李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该项事实成立，本院对李忠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李娣、李新主张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就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证明标准。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记载，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为李忠代李经知签署，且西都公司作为拆迁单位认可李忠系被拆迁安置人之一；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回迁后，凭有关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约定，2012年李忠持《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原件要求西都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书时，西都公司同意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李忠，并与李忠签署《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亦属西都公司向被拆迁安置户履行结算购房款、办理回迁房屋产权证义务的行为，虽然西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变更合同主体系经过李经知同意进行了审查，其确有失于周密审查之处，但该情形尚不足以说明西都公司明知或应当明知李忠有牟取不法利益的主观心态，不能证明西都公司与李忠之间有牟取不法利益的串通行为，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西都公司在此过程中为其自身牟取了不法私利。综上，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李娣、李新要求确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两份协议无效，并要求李忠基于上述合同无效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娣、李新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娣、李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娣、李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凯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甘雯稳书 记 员  林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