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691行初65号原告江红，女，汉族，1984年7月21日出生，住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武，湖南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汨罗市民政局，住所地汨罗市建设西路**。法定代表人周沫，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吉，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燕，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江新明，男，汉族，1978年4月30日出生，住汨罗市。第三人江芳，女，汉族，1987年7月25日出生，住汨罗市。原告江红不服被告汨罗市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于2020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8日向被告和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和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04年10月21日作出了岳汨结字010403174号结婚证，该结婚证登记的婚姻当事人为江新明和江红。原告江红诉称，原告与第三人江芳系姐妹关系，2004年10月21日，因江芳未满20岁，未达到法定婚龄，由江芳父亲做主，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原告的身份信息，与第三人江新明一同到被告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由于被告审查不严，被告为“江红”与江新明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岳汨结字010403174号结婚证，江芳与江新明育有一儿一女，2003年5月8日原告与他人另行结婚，2019年7月份原告在与他人办理离婚手续时方才知道上述事情。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婚姻登记机关在受理第三人提交的结婚申请时应当对结婚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慎重的审查，由于被告的婚姻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故原告向法院起诉，一、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2004年10月21日颁发的岳汨结字010403174号结婚证；二、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江红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一份申请，证明：更正诉状中2019年7月更改为2020年1月，申请法院调取汨罗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的监控录像，原告是在2020年1月中旬到岳阳市办理离婚时才知晓其姓名被冒用；2、结婚证，证明：人是江芳但名字是江红，说明被告没有尽到审查义务；3、汨罗市桃林寺镇磊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2020年元月份去找了被告。被告汨罗市民政局辩称，一、被答辩人江红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依江红行政起诉状中所称，其是在2019年7月份在与他人办理离婚手续时知道自己的妹妹冒用其身份信息与江新明办理了结婚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江红于2019年7月份已知晓江芳冒用其身份证与江新明登记结婚的事实，其起诉期限应从2019年7月份开始计算，最迟应当在2020年1月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江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故其已超法定起诉期限。另外，本案结婚登记时间为2004年10月21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江红需于2009年10月21日之前提出行政诉讼，而很显然江红于2020年2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远远超出了其法定起诉期限，因此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二、答辩人对本案中的婚姻登记已按我国《婚姻登记条例》履行了审查义务，答辩人并没有过错。本案中，汨罗市民政局作为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其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被答辩人称系江芳冒名其身份信息与江新明办理结婚登记，答辩人对其持怀疑态度。因为江芳与江红两姐妹长相极为相似，答辩人办理结婚登记时也不知道申请结婚登记人的兄弟姐妹情况，答辩人有充分、合理的理由相信办理申请结婚登记人与所提供证件照片上的人系同一人：1、如果当初来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系江红本人，那么被答辩人婚姻登记完全正确；2、如果当初来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系江芳，那么江芳刻意隐瞒在先，又加之两姐妹长相极为相似，答辩人通过比对照片与江芳本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系同一人，那么答辩人也是尽了其形式上的审查义务，答辩人并没有过错。而对于第三人江芳，如果其确实冒用了被答辩人江红的身份信息，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江红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另外对原告申请更改时间不予认可。被告汨罗市民政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统一社会性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周沫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汨罗市民政局诉讼主体资格；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江红签）申请结婚登记申明书（江新明签）、江新明身份证及户口资料、江红身份证及户口资料；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人提供的江红身份证与夫妻两人合照上的照片女性系同一人，且汨罗市民政局对申请人提供的身份信息资料与婚姻登记资料已尽审查义务；3、江芳2008年照片、江芳户籍证明；证明：江芳与江红两姐妹长相极为相似，如果2004年确实是江芳冒用江红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不熟悉其二人的人也无法将其相貌进行区分，则对于江芳刻意冒用江红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行为，汨罗市民政局没有过错。第三人江新明述称，没有意见。第三人江芳述称，当时因为我年纪小没达到办理结婚证的年龄，办理结婚证时都是由我父亲一手去办理手续的，我只是一起去拍了照，当时我和我姐姐也就是原告当时都是不知情的，不存在被告答辩所说的故意欺瞒的情况。第三人江新明、江芳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照片是江芳的照片，但是证据第四页与现场照相第八页身份证江红相片是不同的，第四页中的江芳的芳字存在涂改，第六页江芳的芳字也有涂改，被告部门对材料审查没有发现错误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明被告审查部门审查没有尽到义务。证据3与本案无关，户籍证明没有异议，恰证明被告行政行为存在不严谨不慎重。第三人江新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没有意见。第三人江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被告证据中的照片是不符合的，我跟我姐姐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是明显可以看出的，其余的没有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时间应该以起诉状上的时间为准，原告可能多次到答辩人处多次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可能最早一次去的时候是2019年7月份，那时候就应该知晓其身份被冒用，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通过比对结婚证上江红照片及我单位2004年留存的身份照片没有存在明显区别，胖瘦不是区别两人的因素。对证据3，原告在2020年才知晓是不属实的，原告多次来我单位，证明上的时间不能说明原告是在2020年元月份才知晓，恰证明第三人存在冒用她人姓名进行登记的行为。第三人江新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没有意见。同时认为证据3的证明是真实的，时间也是真实的。第三人江芳对原告提供的质证意见是：没有意见。同时认为证据3的证明是真实的，时间也是真实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3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江红与第三人江芳系姊妹关系，江红是姐姐，江芳是妹妹。江红于2003年在岳阳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4年10月21日江芳与江新明到汨罗市民政局登记结婚时，因当时江芳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江芳就冒用江红的身份证与江新明登记结婚，导致被告汨罗市民政局发给江芳和江新明的结婚证（结婚证字号：岳汨结字010403174）上面的女方当事人为江红（身份证号码4306811984********）2020年元月份原告江红到岳阳县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被江芳冒用与江新明登记结婚，就到汨罗市民政局请求解决，汨罗市民政局依据民政部民发〔2015〕230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原告江红于2020年2月27日向本院提交行政起诉状，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庭审后，本院与第三人江新明和江芳作谈话笔录时，江新明和江芳都同意撤销案涉的结婚证，与江红的真实丈夫作笔录时，江红的真实丈夫也同意撤销案涉的结婚证，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梁吉律师作笔录时，梁吉表示“如果江红事实上丈夫同意撤销案涉的结婚证...经请示民政局领导我们同意撤销案涉的结婚登记行为”。本院认为，2004年10月21日江芳与江新明到被告汨罗市民政局进行结婚登记时，因江芳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冒用江红的身份证进行结婚登记，骗取了结婚证；原告江红与第三人江新明之间没有真实的婚姻关系，因此，案涉的结婚证应当予以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汨罗市民政局2004年10月21日颁发的岳汨结字010403174号结婚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飞涛审 判 员  何建南人民陪审员  杨和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左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