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422民初2194号 原告：张远琴，女，197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德，安徽省寿县寿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长玉，男，198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辉，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金岭，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张远琴与被告孙长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红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远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德、被告孙长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辉、吕金岭到庭参加诉讼；又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远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德、被告孙长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远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10000元，并从2019年10月份按银行基本年利率6%承担利息至本清息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同在上海打工，又是老乡。2018年8月份，经老乡孙某介绍原、被告相识，不久，被告以家中有急事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得现金140000元整，当时言明，用两个月就还，可是经过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9年3月23日仅偿还30000元，还欠110000元，当时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写了一张欠条，一年多来，被告仍以无钱偿还为由，没有给付分文。2019年10月份，原告曾向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开庭前，被告出具了一份《上海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谎称这是一笔高利贷，向当地九亭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经查询后认为不属实，所以没有立案。对此，原告到九亭派出所索要证明，派出所民警称不需要给证明，因为那份《回执单》说明的第一条就是“不作其他任何证据”，也就是说，经过查询，放高利贷的事实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没有立案，更没有必要给你们写证明。由此可见，被告报案的行为只是为了拖延还款时间，甚至借机抵赖此借款，所谓的高利贷行为根本不存在。被告的行为不但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为此，原告特再次起诉，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孙长玉未提供书面答辩，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辉当庭口头答辩如下：1、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属实，且与2019年10月7日起诉的事实与理由相互矛盾，这次起诉的理由是：“2018年8月份，经人介绍原、被告相识，不久被告因家中有事向原告借款，当时言明两个月就还”，但是在2019年10月7日起诉的理由是：“2019年3月23日，被告因家中有事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被告收到借款同时承诺立即归还并立下借据”。从而看出，借款与借据是同时完成的，与本次起诉状是冲突与矛盾的，对比发现：①两次的借款时间不一致；②两次陈述的借款金额不同；③一次说是2019年3月23日偿还了部分钱款，另一次说分文未付。2、借条虽是被告所写，但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说的借的140000元现金，书写110000现金的借条也是应原告要求在原告家中所写，实际上这笔借款形成的事实是：2018年，被告沉迷于赌博，在赌场中用了原告的100000元，当时利息是10000元每天500元，被告借了原告100000元以后，钱也输光了，但是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否认曾向原告借过这100000元，后来陆续偿还现金以及通过微信转账，所借的100000元早已还清。2019年3月23日，原告将被告带到其住所，要求偿还未付的利息，在原告的要求下，被告按照原告的叙述，出具的借条。从银行的转账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18年8月份，被告就已经开始转账给原告，如果钱是2019年3月23日所借，那么被告是不是就猜到了2018年还钱是还的2019年的借款？显然是于常理说不通的。借条写好以后，当天被告把一辆车抵押给他人，获得40000元，拿出其中30000元也于2019年3月23日当天通过微信转给原告；3、在2019年4月份，丁俊峰（案外人）拿着被告所写的借条找被告索要借款，被告报案，之后原告与丁俊峰继续找被告索要借款，2019年6月份，被告再次到松江九亭派出所报案；4、鉴于其当初的借款是在赌场所借，并收取高额的利息，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受保护，而通过了解以及被告陈述，原告本身就是在赌场“放水钱”的，被告认识的好几个朋友也均从原告手中借过高利贷，如法庭需要，被告庭后可向法庭提供其他借款人姓名与联系方式，供法庭甄别被告陈述是否属实，被告曾向代理人陈述：如我说为假，我愿意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原告起诉被告偿还110000元，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涉嫌虚假诉讼与高利放贷，其在催要借款过程中有其他违法事实发生，建议法院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 孙长玉补充答辩如下：在赌场中，我确实向原告借了100000元，但是我已经以转账的方式向原告的男朋友丁俊峰及向原告和丁俊峰分别付现金的方式，还清了100000元借款，本案起诉我的借款，只是利息。本案借款，原告曾指使丁俊峰两次暴力催款，我也曾报案。 张远琴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为： 1、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张，证明：原、被告的身份 情况。 2、借条1张，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23日向原告借得现 金110000元整，该借条有被告的亲笔签名与手印。 3、录音1份（当庭播放），录音时间为2019年1月20日， 证明：被告认可欠原告140000元，佐证了2号证据欠款的事实。 4、微信转款记录1页，证明：被告认可借款140000元后， 于2019年3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分三笔转款30000元，所以后来出具了110000元的借条。 5、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经证人手从原告处借款 100000元给被告，借款用途并没有告知本案原告，即原告不知情这笔借款的用途。同时证明，证人是于2018年8月份牵线原、被告认识以后，原、被告之间就有相互交往和借款、还款的事实存在，而且被告有多次借款的情况。 孙长玉对张远琴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1号证据无异议。 对2号证据认为：借条是被告所写，但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1、借条所写借到110000元，日期是2019年3月23日，与诉状中所起诉理由：2018年8月份经孙某介绍向原告借现金140000元。同时此借条于2019年10月7日所写起诉状理由：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110000元，被告收到后立下借据。那么，2019年3月23日，当天借110000元，我们又在2019年3月23日当天还30000元，能够印证，借条与事实相矛盾，达不到被告目前仍欠借款的事实。2、答辩中我们也提到，通过向原告以及丁俊峰（案外人）微信转账一共70000元，那么目前原告再拿当初借条起诉，数额是冲突的。3、经原告所述，借条是在原告家中所写，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后续两次报案均与此有关系，可以互相印证，所以此借条不能作为原告确实借款给被告110000元的证明。 对3号证据认为：欠钱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只认可借款100000元，且已经还清，目前本案原告起诉我的都是利息。此份证据录音的时间是2019年1月20日，借条时间是2019年3月23日，虽然录音中被告认可140000元，但这140000元应该包含了以前累计的钱款在内，从借条上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3月23日，当天借款110000元，而录音中讲明2019年1月20日借款140000元，两者数额矛盾。 对4号证据认为：对这份证据还款30000元表示认可，但是 对还款的时间顺序有异议，是先出具110000元借条，后被告将车抵押给别人，获得40000元现金，转给张远琴30000元，这份证据中转款30000元，是在同一天属实。 对5号证据（即证人孙某的证言）认为：被告通过证人向 原告借款100000元是用于赌博，庭审的笔录以及同步的录音录像均可以证实，虽然证人作证后面有反复，但从庭审中可以看到是因原告多次向证人发问，证人才反复的，可证人最后确定了，他向原告借钱赌博是有红利的，和被告无关，证人证言具有客观真实性，那么被告所借数额并不是140000元，只是100000元，其所借100000元用途是赌博，依法不受法律保护。 孙长玉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提交证据为： 1、身份证复印件1张，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2、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的民事起诉状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现在起诉的理由与事实，与2019年10月7日起诉的理由与事实部分自相矛盾。矛盾点在于，2019年10月7日的起诉状写明“被告收到借款及时归还并立下借据”，而在2020年5月6日起诉状中写的是“2018年8月份经证人介绍认识，因家中现金需要周转，借款现金140000元”自相矛盾。 3、微信转账9页，证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以及丁俊峰（案外人）合计70000元。微信名：“做好自己”即丁俊峰；微信名“张倩”即原告张远琴。还给丁俊峰32000元，还给原告38000元。 4、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九亭派出所的案（事）件接报回执 单2份，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26日、2019年6月11日。证明：被告经原告以及丁俊峰（案外人）暴力催要借款，被告报警的事实。 5、由王某、张某、姚某、袁磊分别提供的书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从事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的事情。 张远琴对孙长玉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1号证据无异议。 对2号证据认为：并不矛盾，第一次是按借条写明，第二次 是尊重客观事实，是累计后还有140000元，总额是一致的。 对3号证据认为：转给丁俊峰（案外人）的钱与本案原告并 无关系，转给原告的款数并无异议，正好证明了原、被告自证人引荐后，双方常有借款、还款的借贷往来。所有借款金额均是在被告写借条以前，不能抵作本案借款金额。 对4号证据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报案材料中的丁俊 峰（案外人）与本案原告无关系，并且该证据说明的很清楚，该回执单不做其他任何证据，且该证据已经告知被告到现场来备案，但是被告并无到达，所以一直未立案，且未做任何处理。综上，该证据不能做任何证据使用。 对5号证据认为：对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对这四 人均不认识，且四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证，证明内容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不具有合法性，仅仅是被告找人写的证词。 经庭审举证、质证、当事人陈述及庭审调查，本院对涉案证据认定意见如下： 对张远琴所举的1号证据及孙长玉所举的1号证据，因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认定。 对张远琴所举的2号证据及孙长玉所举的2号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张远琴曾于2019年11月13日诉至本院，当时在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理由是“2019年3月23日，被告以家中有事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十一万元，被告收到借款并承诺及时归还，同时立下借据”，此案后来张远琴撤回起诉。2020年6月8日张远琴再次起诉，此次在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6日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理由为“2018年8月份，经老乡孙某介绍原、被告相识，不久，被告因家中有事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得现金14万元整，当时言明用两个月就还，可是经过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9年3月23日仅偿还3万元，还欠11万元，当时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写了一张欠条”。由此可见，张远琴两次陈述的事由和理由的确不相符，故对孙长玉所举的2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2、在庭审中，张远琴向法庭陈述，没有实际向孙长玉出借过现金140000元，这140000元是累计得来的，其中有孙长玉通过证人孙某出面向张远琴借得现金100000元，另外张远琴转账给“马三”（案外人）120000元，是帮孙长玉赎宝马车，之后孙长玉只向张远琴偿还了80000元，尚欠40000元未偿还，但下欠40000元张远琴并无证据；对本案起诉的110000元，张远琴同样陈述没有实际向孙长玉出借110000元现金。综上，因张远琴对借款的形成及资金的真实出借情况前后陈述不一致，违反“禁止反言”规则，故对张远琴提交的2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张远琴提交的3号证据，因录音时长仅十几秒，没有双方对话的完整过程，无法知晓双方所谈事情的全部内容，且孙长玉又予以否认。故对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对张远琴所举的4号证据（即微信转款记录1页），此转账记录客观记载孙长玉于2019年3月23日21时51分向张远琴分三次转款共计30000元，而张远琴提交的2号证据（即本案110000元的借条），落款时间也是2019年3月23日。张远琴陈述孙长玉之前累计共欠其140000元，之后孙长玉于2019年3月23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其还款30000元后，于当晚10点至11点向其（指张远琴）出具了110000元借条。而孙长玉则辩称是2019年3月23日中午先出具的借条，再于当日晚上向张远琴转账偿还的30000元。客观分析，因借条和微信转款的时间均在同一日，故孙长玉的陈述也存在可能性，但如果孙长玉陈述的是事实，则张远琴主张的110000元借款的诉请应减去30000元。因张远琴无证据证明借条是在转账偿还30000元之后书写的，故本院对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张远琴所举的5号证据（即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言），本院认为，证人孙某作证内容仅证实自己（指证人孙某）曾出面帮孙长玉向张远琴借过100000元现金。在庭审中，证人孙某对回答“你向张远琴借款时有无对张远琴说，此借款是用来赌博的？”前后不一致，且反复变化，一会说告诉了张远琴是用来赌博的，一会又说没有告诉。可见，证人孙某对回答此问题存在为难情绪。因孙长玉认可曾通过证人孙某向张远琴借款100000元，故对证人证明孙长玉曾通过自己向张远琴借款100000元的部分证言予以采信，但证人对此笔借款有无偿还及之后双方有无借款、还款均表示不知道，故对张远琴以此份证言要证明的“借款用途并没有告知本案原告，即原告不知情这笔借款的用途。同时证明，证人是于2018年8月份牵线原、被告认识以后，原、被告之间就有相互交往和借款还款的事实存在，而且被告有多次借款的情况”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孙长玉所举的3号证据，因张远琴认可微信名为“张倩”系自己，且对收到转账38000元表示认可，但微信名为“做好自己”据孙长玉陈述系丁俊峰（案外人），故此份证据只能证明张远琴收到孙长玉转账38000元，而丁俊峰收到转账38000元则与本案无关。 对孙长玉所举的4号证据，因此两份由上海公安局松江分局九亭派出所出具的案（事）件接报回执单在说明处，已载明“本回执单仅证明公安机关已经接到报警人所报告的情况，不作其他任何证明”，故对孙长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孙长玉所举的5号证据，因证人王某、张某、姚某、袁某向法庭提供了书面证词，并未到庭接受证质，且张远琴对这四位证人的书面证词存有异议，故对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审理查明的事 实为：张远琴与孙长玉系寿县老乡，在上海通过证人孙某介绍认识。2019年11月13日，张远琴以“被告以家中有事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十一万元，被告收到借款并承诺及时归还，同时立下借据”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孙长玉偿还借款110000元，后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2020年6月8日，张远琴再次以“2018年8月份，经老乡孙某介绍原、被告相识，不久，被告因家中有事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得现金14万元整，当时言明用两个月就还，可是经过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9年3月23日仅偿还3万元，还欠11万元，当时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写了一张欠条”为由，诉至本院。此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因家中有事，资金周转，借到张远琴现金人民币￥110000元大写拾壹万元整借款人：孙长玉身份证：3424221981××××××××183212032182019.3.23。”庭审中，张远琴对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又予以变更，其当庭陈述孙长玉以前共欠其140000元，是累计的欠款，并没有实际出借现金，这140000元分别是通过证人孙某出面帮孙长玉借款100000元现金，另40000元系帮孙长玉赎车，孙长玉因此欠下的赎车款，但对40000元赎车款，张远琴没有证据，孙长玉又予以否认；对本案起诉的110000元也表示没有实际出借现金，还是因之前欠下140000元，孙长玉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偿还了30000元后，下欠110000元。同时查明：①孙长玉承认曾通过证人孙某向张远琴借款100000元，但其抗辩此款已偿还并提供了部分证据，对本案借条110000元抗辩全系由100000元借款产生的高利贷利息（即当时利息为10000元每天500元）；②其通过微信向张远琴转账38000元；③证人孙某出庭作证仅证实自己曾出面帮孙长玉向张远琴借现金100000元，但对之后孙长玉是否偿还、偿还多少并不知情；其作证时一会陈述张远琴知道借款是用来赌博，一会又陈述张远琴不知道是用来赌博；另查明：张远琴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证人孙某签名的证明（复印件），此份证据在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开庭中张远琴均没有举证，经法庭询问为何提交给法庭却又不当庭进行举证？张远琴回答，是因为证人孙某已经出庭作证了。此证明内容为“证明大概在2018年8.9月份，通过本人向张远琴借140000元，2019.3.23日还了3万，至今还有11万没有还正明人2019.11.27孙某”，但证人孙某对此份证明内容表示并不知道，因自己不识字，所以内容不是自己书写，只是签名是自己签的；并强调自己只出面帮孙长玉向张远琴借了100000元，没有出面向张远琴借过140000元，且对孙长玉以后有无向张远琴偿还、还了多少，均不知道。可见，此份书证的内容违背证人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远琴以孙长玉亲笔书写了借条，便向孙长玉主张偿还借款本金110000元。纵观本案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张远琴不能仅凭手中持有借条即主张借款110000元，其作为原告还应对借款事实的形成经过及借条书写的过程，做出合理的陈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远琴两次起诉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存在不同，且与庭审时的陈述又有不同，与其申请的证人孙某作证的内容也存在不同，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规则，即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对自己做出的各种言词负责，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此外，孙长玉在庭审中陈述张远琴知道其（指孙长玉）曾通过证人孙某借款100000元用于赌博，且证人孙某在作证回答“有无告诉张远琴借款是用于赌博”时言辞反复，出现为难情绪。同时，张远琴为了印证自己本次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在违背证人孙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下让其签下书面证明（详见证据分析认定部分，此处不再赘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张远琴应对此笔借款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责任。综上，张远琴以孙长玉出具的借条为依据向本院诉请主张借款请求权，但孙长玉抗辩予以否认，张远琴对其陈述的借款事实多次反言且与证人作证内容不符，其仍应对借款事实的实际发生负有举证责任。在张远琴对借款资金来源、用途、借款经过及借条形成等事实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举证不足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远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计1250元，由原告张远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红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徐中喜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一条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