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21民初567号原告（异议人）：邓秋高，男，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泽普县，现住湘潭市九华区。原告（异议人）：刘勇，男，197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原告（异议人）：刘三雄，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上述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微，湖南中禹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贺前富，男，197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第三人（被执行人）：谢军芝，男，197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与被告贺前富、第三人谢军芝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秋高、被告贺前富、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微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谢军芝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一、之二、之三执行裁定书；2、撤销（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3、确认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从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提取的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的装修项目中的装修工程款125万元属于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所有；4、判令法院不能将该笔款项作为（2018）湘0521民初4558号判决书的执行标的，被告贺前富应向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返还125万元；5、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和保函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的一至三层室内装饰及相关水、电安装项目发包给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合同总价为2000万元。2015年9月19日，刘勇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订立了《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由刘勇承担上述装饰及相关水、电安装项目中所有属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且刘勇应自负盈亏。2016年2月20日，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在原合同基础上达成了补充协议，补充的合同总价为800万元。邓国忠、刘勇、刘三雄、谢军芝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四人合伙承建湖南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项目，邓国忠占15%股权、刘三雄占70%股权、刘勇占5%股权、谢军芝占10%股权。该工程的发起人是邓国忠，占干股未注入资金。刘勇、谢军芝为现场实际管理人员，未注入资金。”该《合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所有工程民工工资、材料款项全部结清，投入资金的股权人回本后，各股权人再按工程利润的股权分红。”2016年10月26日，邓国忠与邓秋高签订《退股协议书》，邓国忠将其持有的15%的股份转让给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谢军芝均作为见证人签字。因此自2016年10月26日起，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装修工程实际是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谢军芝四人合伙承接。但谢军芝未出股金，仅有权分取10%的分红。2019年3月27日，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在另一执行案件中作出（2019）湘0521执异7号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谢军芝合伙承接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已经竣工，2018年12月9日经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承建方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为46607415.31元。2019年2月20日，邓秋高、刘勇、刘三雄与谢军芝进行了内部结算，谢军芝可分得利润564721.6元。谢军芝已从工程款中支取883485.2元，应欠公款318763.6元。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1日、2017年7月14日、2018年12月27日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账户中提取被执行人谢军芝的工程收益款共计669485元。”该裁定书认为“谢军芝与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合伙承建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谢军芝在该工程项目中只占10%股份，经结算谢军芝在该工程项目中不享有可得收益。”2019年1月28日，关于贺前富与谢军芝民间借贷纠纷，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湘0521民初4558号判决书，判决谢军芝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贺前富借款本金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如未按期履行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9年6月25日，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一裁定书，裁定提取谢军芝通过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承揽的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的装修项目中的装修工程款125万元。同日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向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提取上述125万元。次日，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将上述125万元汇至邵东县人民法院的银行账号。邓秋高、刘勇、刘三雄提出执行异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形下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异议申请。但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直至2020年1月8日才将该裁定书送达给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并在此期间于2019年9月25日通过（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将提取的125万元工程款支付给了贺前富。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认为：工程回款明显不能等同于利润，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一、之二和之三执行裁定书仅凭《合伙协议书》中约定谢军芝有10%股权分红就裁定提取125万元工程款作为（2018）湘0521民初4558号判决书的执行标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裁决结果明显不当；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形下作出（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对该执行行为有异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虽然以（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申请，但未说明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对该执行行为亦有异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长达141天才将（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送达给邓秋高、刘勇、刘三雄，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对该送达程序有异议；谢军芝已经提取了在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取得的利润，在该工程项目中不再享有可得收益。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提取的本案案涉125万元工程款属于邓秋高、刘勇、刘三雄所有，该笔工程款不得作为（2018）湘0521民初4558号判决书的执行标的，贺前富应向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返回125万元。被告贺前富辩称：1、原告提交的2016年6月18日的合伙协议书显示刘勇占案涉项目股权的5%，但刘勇在2016年7月8日接受邵东县人民法院询问时称其是邓秋高、刘三雄、谢军芝请来做事的，在案涉项目中没有占有股份。刘勇明明没有占股，股东分红明细却有他的分红。这证明了合伙协议书和股东分红明细是虚假的。原告提交的合伙协议书显示刘三雄出资162万元，占股权70%。但邓秋高在邵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承认刘三雄出资916000元，仅占案涉项目股权的10%，且后来也没有追加注入资金70万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合伙账簿以及对该账簿的数据进行分析，原股东谢定有出资344万元，谢正庆出资70万元，刘三雄仅出资916224元，在谢定有、谢正庆的股份由项目出资收购的同时，刘三雄收回了股本金13万元。故刘三雄的股份为10%，且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原告提交的合伙账簿记载2015年12月11日谢定有出资344万元，而合伙协议书签订于2016年6月18日，且载明谢定有出资240万元。可见合伙协议书明显隐瞒了谢定有104万元的出资，同时也说明案涉工程不需要追加资金。事实上，谢军芝、邓国忠不出资，占案涉项目股权50%，而谢定有、谢正庆、刘三雄共同出资500万元，占案涉项目股权50%。邓秋高对此在听证会上也予以承认。后来谢定有、谢正庆的股份由项目出资收购的同时，刘三雄不仅没有追加资金，反而收回了股本金13万元。所以刘三雄的10%股份一直未变，而谢定有、谢正庆的40%股权由谢军芝、邓国忠接收。其后邓国忠将其所持案涉项目的15%的股权转让给了邓秋高。因此案涉项目的股份实际构成是刘勇未占股，刘三雄占10%，邓秋高占15%，谢军芝占75%；2、案涉项目于2015年7月开工，2016年9月完工并交付使用，合伙人在工程施工接近尾声时才签订合伙协议书确定各自股份份额，明显有悖常理。邓秋高在执行异议听证会上承认谢正庆投入的70万元是投资款，但《合伙协议书》中没有载明谢正庆有股份，却在原告提交的股东分红明细中将谢正庆的70万元记载为借款，这反映了合伙协议书、股东分红明细的虚假。邓秋高在执行异议听证会上承认谢军芝借邓小爱214000元是民间借款，股东分红明细将该214000元列为代谢军芝偿还的款项，而合伙账簿对此没有记载，这也佐证了股东分红明细的虚假。合伙账簿记载邓国忠尚有505000元未还，但股东分红明细却没有记载。邓国忠于2015年12月7日开支700450元，对该笔资金去向，邓秋高含糊其词。邓秋高还承认有几百万元用于支付另一项目的厂房建设费用，而《股东分红明细》并未说明。由此可见合伙协议书和股东分红明细刻意缩小谢军芝在案涉项目中的股份比例，刻意缩小项目总利润，以达到协助谢军芝逃避债务的目的。事实上，案涉项目总收益达上千万元，谢军芝占该项目股权75%，而谢军芝此前经由人民法院提取支付了几十万元。因此邵东县人民法院将案涉125万元工程款作为执行标的并无不当，所作出的（2019）湘0521执1543号和（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亦无不当；3、对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邵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举行了听证；4、被告目前只领取了100万元案款，其余25万元因原告提出执行异议未能领取；5、（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与（2019）湘052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是因为被告在执行异议过程中提供了有力证据，而另一执行案件的申请人未提供证据。综上，法院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7日，本院在审理贺前富诉谢军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湘0521民初45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了谢军芝通过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实为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承揽的在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的装修项目中的工程款中谢军芝的份额125万元。本院采取保全措施后，谢军芝以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的装修项目系谢军芝与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合伙承建，谢军芝应分得的收益不足90万元，且冻结的款项急需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于2019年1月22日向本院申请解除该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认为谢军芝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遂于2019年1月31日裁定驳回谢军芝的复议请求。2019年1月28日，本院对该案作出（2018）湘0521民初4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谢军芝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贺前富借款本金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019年6月13日，本院依申请对该判决书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湘0521执1543号。2019年6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谢军芝通过长沙正通装饰有限公司（实为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承揽的在岳阳城陵矶海关通关中心的装修项目中的装修工程款125万元至本院。当天，本院向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125万元中100万元执行到位后，贺前富领取了100万元，其余25万元执行到位后因邓秋高、刘勇、刘三雄提出执行异议而未支付。2019年8月20日，本院依法对该执行异议进行了听证。2019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其后本院作出了（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邓秋高、刘勇、刘三雄的异议申请。邓秋高、刘勇、刘三雄于2020年1月收到驳回异议申请的执行裁定书后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在裁定提取本案所涉125万元之前，本院在执行谢军芝作为被执行人的其他案件中，已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账户中提取了谢军芝在前述工程项目中的收益款共计669485元。另查明，2015年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约定：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的一至三层室内装饰及相关水、电安装项目发包给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暂定合同总价为2000万元；计划总工期为50天。2015年9月19日，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与刘勇签订了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承包的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包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一期）由刘勇进行施工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担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的所有义务和一切经济责任；刘勇按工程结算造价总额的5%上缴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利润（不含税、费），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从已收到的工程款中按比例扣除。2016年2月20日，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原合同基础上将暂定合同总价为880万元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的地下室、四至六层室内装饰及相关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实际上，前述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工程的室内装饰及相关水、电安装项目工程最初是由邓国忠、谢军芝、刘三雄、谢定有、谢正庆合伙以刘勇名义承揽并组织施工。其中邓国忠、谢军芝占有合伙份额，但未投入资金；刘三雄、谢定有、谢正庆三人分别出资占有合伙份额，合伙账簿记载“刘三雄投资款916224元，谢正庆投资款700000元、谢定有投资款（实投1610782元）3400000元”。刘勇是受上述合伙人雇请的人员，不是该项目的合伙人。后来谢定有、谢正庆先后退出合伙，其出资均陆续从该项目的工程款中退付，刘三雄没有再出资来受让谢定有、谢正庆退出的合伙份额。合伙账簿记载陆续退付给谢定有205万元、谢正庆40万元。2016年10月26日，邓秋高与邓国忠签订了退股协议书，约定邓国忠将其持有的岳阳市城陵矶通关服务中心装修项目工程15%的股份作价30万元转让给邓秋高，谢军芝、刘三雄、刘勇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2017年年底，前述工程项目完工。合伙账簿显示2016年5余31日至2017年10月10日陆续退刘三雄股金共计917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邓秋高称：本案所涉合伙项目最开始的合伙份额分配是邓国忠占40%、谢军芝占10%、谢定有占33%、刘三雄占17%，其中邓国忠、谢军芝未出资。谢正庆加入后，谢军芝、邓国忠的份额不变，谢正庆占8%，刘三雄占14%，谢定有占28%。谢定有、谢正庆先后退出后，其两人的合伙份额由邓国忠买断。邓国忠将其5%的合伙份额送给了刘勇，保留了15%的合伙份额，并将其余合伙份额与刘三雄持有的刘三雄、邓国忠在盘县的合伙项目中的份额进行了互换，所以最终刘三雄在案涉工程项目的合伙份额为70%。刘三雄、邓国忠在盘县的合伙项目是2018年开始的；由于谢军芝欠了唐海峰的借款，法院执行了本案所涉合伙项目的一部分工程款，所以邓国忠等人才签订了合伙协议书来明确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本案所涉合伙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为4600余万元。还查明，2018年12月27日，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红旗与被执行人谢军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裁定冻结谢军芝在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所承建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项目应收工程款454400元。邓秋高、刘勇、刘三雄以该裁定冻结的工程款是其三人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主要依据2016年6月18日的合伙协议书、股东分红明细、上述退股协议书和合伙账簿等证据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湘052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邓秋高（应是打印错误，实为邓国忠）、刘勇、刘三雄与谢军芝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谢军芝占该工程股权的10%；该工程发起人是邓国忠，因此占干股未注入资金；刘勇、谢军芝为现场管理人员，未注入资金”。协议签订后，四合伙人以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修工程。2016年10月26日邓国忠将其在合伙中占有的15%份额转让给邓秋高，转让价为300000元，其他合伙人均予以认可并签字。现该工程已竣工，2018年12月9日经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承建方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为46607415.31元。邓秋高、刘勇、刘三雄与谢军芝于2019年2月20日进行内部结算，谢军芝可分得利润564721.6元。谢军芝已从工程款中支取883485.2元，应欠公款318763.6元。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2017年7月14日、2018年12月27日从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账户中提取谢军芝的工程收益款共计669485元。本院在该裁定书中认为谢军芝在与邓秋高、刘勇、刘三雄合伙承建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项目中占10%股份，经结算谢军芝在该工程项目中不享有可得收益，本院冻结的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项目工程款454400元实际是邓秋高、刘勇、刘三雄的财产，裁定中止对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城陵矶综合保税区装饰工程项目工程款的执行。申请执行人李红旗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上事实，有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合伙协议书、退股协议书、股东分红明细、合伙账簿、（2019）湘052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2018）湘0521民初4558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和该执行异议案件听证笔录、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是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如果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人民法院应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并对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故本院对案涉执行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在本案中不予评判，本案原告请求撤销本院（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一、之二、之三执行裁定书和（2019）湘05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况且，原告也未提供（2019）湘0521执15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证明该执行裁定书与案涉执行标的有关。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合伙协议书、股东分红明细（本是原告在执行异议中所提交，本案中是由被告提交）不真实，合伙账簿（本是原告在执行异议中所提交，本案中是由被告提交）没有全面、完整地记载案涉合伙项目的各项收入、支出，（2019）湘052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谢军芝在案涉合伙项目占10%股份，经结算谢军芝在该工程项目中不享有可得收益的事实不足以采信，邓秋高的陈述前后矛盾，所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谢军芝在案涉合伙项目的真实合伙份额和应得分红。理由是：1、2016年7月8日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唐海峰与被执行人谢军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对刘勇进行谈话时，刘勇称：其在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期××通关服务中心装饰工程项目中实际没有占份，是股东请来做事的，股东现在是邓国忠、谢军芝、刘三雄，原来的股东谢定有已退股，刘勇不清楚股东的具体份额。但邓国忠、刘勇、刘三雄与谢军芝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却载明“刘勇为现场实际管理人员，未注入资金，占该工程股权的5%”，股东分红明细也列明刘勇可分得5%的利润；2、邓秋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由于谢军芝欠了唐海峰的借款，法院执行了本案所涉合伙项目的一部分工程款，所以邓国忠等人才签订了合伙协议书来明确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而本院因执行申请执行人唐海峰与被执行人谢军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是2016年7月8日才对刘勇谈话，以明确谢军芝在本案所涉合伙项目中是否占有份额。可见合伙协议书所载的签订日期2016年6月18日是不真实的；3、合伙账簿记载“刘三雄投资款916224元，谢正庆投资款700000元”，没有记载刘三雄还有合伙出资款，但合伙协议书、股东分红明细却均写明刘三雄投入资金162万元；4、合伙账簿记载“谢定有投资款（实投1610782元）3400000元”，但合伙协议书载明“原股东谢定有合伙期间投入资金240万元”；5、依据合伙协议书和邓秋高、刘勇所称邓国忠、谢军芝虽然占股但未投入资金，以及邓秋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最初邓国忠、谢军芝共占50%的合伙份额，按合伙账簿所记载“刘三雄投资款916224元，谢正庆投资款700000元、谢定有投资款（实投1610782元）3400000元”来计算，最初刘三雄所占合伙份额不会超过15%，那么在合伙协议书签订时谢定有已退伙，谢正庆也应已退伙，合伙账簿显示谢定有、谢正庆投入的合伙出资款均是由合伙项目的工程款退付，没有记载刘三雄还有合伙出资款的情况下，即使谢定有、谢正庆的合伙份额都归刘三雄，刘三雄也不会占70%的合伙份额。对此，邓秋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解释称是因邓国忠与刘三雄在盘县有个合伙项目，邓国忠用其本案所涉合伙项目份额的一部分与刘三雄在盘县合伙项目所占份额进行了互换，同时邓秋高在回答本案承办人的提问时称邓国忠与刘三雄在盘县的合伙项目是2018年才开始。可本案所涉合伙协议书是2016年6月18日签订，签订该合伙协议书时邓秋高与刘三雄还没有在盘县有合伙项目，怎么能互换两个项目的合伙份额；6、邓秋高在执行异议听证中称刘三雄投资916000元占10%的份额，谢定有退出后的40%股份由谢军芝、邓国忠、刘三雄按比例增加。但邓秋高在本案庭审中称最开始的合伙份额分配是邓国忠占40%、谢军芝占10%、谢定有占33%、刘三雄占17%，谢正庆加入后，谢军芝、邓国忠的份额不变，谢正庆占8%，刘三雄占14%，谢定有占28%，谢定有、谢正庆先后退出后，其两人的合伙份额由邓国忠买断。邓秋高对合伙人合伙份额的变化情况前后说法不一；7、2019年2月20日的股东分红明细上载明“总结算款45487415.31元”，而本院（2019）湘0521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2018年12月9日经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承建方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为46607415.31元”，两者相矛盾；8、按照股东分红明细上载明的收入、支出等数据计算，不能得出案涉合伙项目总利润为5647216元；9、股东分红明细上所列代谢军芝还款的金额在合伙账簿上没有记载；10、合伙账簿记载邓国忠于2015年12月10日借款585000元，2016年1月28日还款8万元，没有邓国忠还其余505000元的记载，股东分红明细也未将该505000元列为应收账款。本案案涉合伙项目已完工、结算且盈利，当事人对谢军芝在案涉合伙项目中享有合伙份额无异议，本院可以对谢军芝在案涉合伙项目的应得分红进行执行。原告就案涉执行标的主张是原告所有且应排除强制执行，同时要求被告返还已领取的款项，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各合伙人尤其是谢军芝的真实合伙份额、应得分红且谢军芝已实际领取了其全部应得分红，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原告邓秋高、刘勇、刘三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军健人民陪审员  申云贵人民陪审员  刘勋成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张凯元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三百三十一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