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1民初7161号原告：王友勇，男，1973年7月30日出生，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法定代表人：谢应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超（系公司员工），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重庆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友勇与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件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友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被告重长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超、蒋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友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清退向原告违法收取的税费，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3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渝大足信息公开（2019）第16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证实，被告在未获得大足区税务局委托代征缴税费的情形下，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并通过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原告收取总额为1653元/月税费等其他不明费用，骗取原告合法财产，故依法起诉，望判如所请。原告王友勇当庭补充陈述：对收取费用说明一下：2013年4月1日-2016年11月收取的费用是1653元/月，发票上面开的是规费。2016年11月-2019年8月7日收取的费用是1436元/月，因2016年11月国家发布国办法（2016）58号减免了经营权使用费，大足收取的是每月417元的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包含在了1653元里面，说明经营权使用费一直是我在缴纳。从2019年8月7日起至今收取的规费是1130元，其中包含（企业管理费、税金、GPS服务费，季度维护保养工时费）在此中间，1653减掉每月417元经营权使用费，实际金额应为1236元，但是我从2016年11月-2019年8月7日所缴纳的为1436元/月，其中差距200元不知是什么原因。被告重长司辩称，诉讼请求中：1、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清退向原告违法收取的税费”这一说法不成立，被告没有虚构代征代缴的行为，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收取或者代收任何税费。2、向原告收取的规费原来是1653元/月，现在是1436元/月，该费用也不是被告直接收取，而是被告下属大足分公司进行收取，且其项目为规费。事实与理由中，原告诉称“被告在未获得大足区税务局委托代征缴税费的情形下，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这一指控不能成立，被告及被告大足分公司均未虚构代征代缴的事实，被告下属大足分公司向原告收取的1436元/月规费，系原告与被告在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收取的费用，因此，被告没有所谓骗取原告合法财产的事实和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为2013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要求被告共计清退3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产生承包合同关系分三个阶段：1、2013年3月28日-2017年12月31日，车牌号为渝C××**，这一期间，每月缴纳规费为1653元。2、2016年6月18日-2017年12月31日，原告承包车辆报废更新，新车牌号为渝×××**，并且与被告重新签订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6月18日-2017年12月31日。3、2018年1月1日-2022年6月14日，车牌号为渝×××**，每月规费为1436元，其中合同约定为4294元/月，扣除涉案车辆两名驾驶员的社保费用2858元/月，被告实收规费为1436元。本案诉讼中，现在正在履行的即为第三个承包合同。同时指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笼统的将原告缴纳的规费认定为每月1653元，不符合事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告王友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举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1份，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4份（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2月26日、2013年3月29日、2016年6月18日、2017年12月17日），及被告下属大足分公司的收据27张，拟证明被告收取了原告的规、税费。证据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渝大足税信息公开〔2019〕第16号），拟证明被告无权向原告收取税费。证据4、《补充协议》，系被告重长司与案外人代可福于2019年8月7日签订，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三份合同中所指的规费含义。对原告王友勇举示的证据，被告重长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第一份合同，该合同是单方合同，没有公司印章，是一个未生效的合同，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真实性被告无法核对。对其余三份合同三性无异议。对27张收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该证据不能说明被告向原告已经收取了税费，且该答复只是说明：1、未授权被告代征代扣税费。2、说明纳税义务主体是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是现有的承包人与重长司大足分公司在原合同基础上补充签订的协议，这协议内容是对规费进行调整，原执行规费1436元每月，现调整为1130元/月。且约定规费项目如原告所述四项费用。关于税金，包含于1130元中，是因为纳税主体是被告下属分公司。我方收取的费用其中一部分是由承包人缴纳，再由被告分公司纳税。其中1130元/月还包含了企业的正常利润。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王友勇举示的证据1、3，证据2中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3月29日、2016年6月18日、2017年12月17日）及收据，被告重长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因原告王支勇不能证明证据2中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2013年2月26日）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29日，被告重长司（甲方）与原告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C××**，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含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在合同期内，甲方拥有其出资购买的车辆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拥有车身广告发布权，乙方通过向甲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交纳承包费（含规税费）和服从甲方管理，遵守甲方规章管理制度而获得出租汽车营运的使用权；第三条，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甲方向政府缴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有偿使用期到期后，若政府将出租汽车经营权继续出让给甲方，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取得承包经营权。第二个责任制经营期为肆年玖个月，即：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乙方每月交纳承包费1653元。乙方营运收入减除交纳给甲方的承包费后，其余营收归乙方所有。用于乙方支付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包括乙方及乙方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其它福利待遇及乙方应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其它一切费用。乙方应按有关部门规定，按时到甲方财务部门一次性缴清以年计缴的车船使用税及其它费用；第十一条，乙方营运的车辆经使用后达不到国家机动车技术标准（无法修复或无修复价值）或达到使用年限或因其它特殊情况必须报废的，应将车辆及附属设施设备完整交给甲方报废，残值归乙方；第十六条，本合同到期后，甲方收回车辆营运使用权和车辆牌照、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治安登记证、车购税证、出租汽车车辆的相关证照及手续；第十七条，本合同发生争议的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协商未果可在大足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6年6月18日，被告重长司（甲方）与原告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甲方向乙方收取一次性车辆发包费总额为91289元；第三条，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二个责任制经营期从2016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乙方每月交纳规费4711元。乙方营运收入减除交纳给甲方的规费后，其余营收归乙方所有。用于乙方支付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包括乙方及乙方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其它福利待遇及乙方应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其它一切费用。除前述内容，其他摘录内容与前述被告重长司与原告王友勇2013年3月29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摘录内容一致。2017年12月17日，被告重长司（甲方）与原告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甲方向乙方收取一次性车辆发包费总额为91289元；第三条，政府许可给甲方出租车的经营权期限为6年，即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23年12月18日截止。经营权使用到期后，若政府将出租汽车经营权继续许可给甲方经营，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本合同期限为4年，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14日止；乙方每月交纳规费4294元。除前述内容，其他摘录内容与前述被告重长司与原告王友勇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摘录内容一致。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王友勇提供了向重长司大足分公司缴纳的车牌号为渝C××**、渝×××**收据，收据显示：缴款时间从2014年5月至2019年8月；收费项目绝大部分为规费（其中2016年3月1日、2019年8月12日收据中注明含车船使用税）；个别收据显示为：保险费、服务监督卡、GPS超速、安全统筹金等。2019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对原告王友勇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渝大足税信息公开〔2019〕第16号），告知书载明（摘录）：“您要求获取：1、公开税务部门委托重长司大足分公司向一线出租汽车驾驶员（实际经营者）代征代扣出租车营业税（增值税）的授权委托书。2、公开税务部门向大足区出租车实际纳税人出具的纳税凭证。答复如下：一、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19〕11号）规定，委托代征是指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要求，按照双方自愿、简便征收、强化管理、依法委托的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的行为。我局未与重长司大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也未签订代征代扣授权委托书。二、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统称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以下统称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附件《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以上文件内容属主动公开内容，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查询。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根据具体合同约定进行判断，目前重长司大足分公司为提供该运输服务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由该公司对经营行为进行申报缴纳。我单位于2019年10月24日通过纸质函件向该公司征求意见，该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回复不同意对外公开。按照相关规定，我局不能向您公开其纳税凭证。”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案涉合同中规费缴纳情况，审理查明：第一个经营期（2013年3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车牌号渝C××**，规费1653元/月；第二个经营期（2016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车牌号渝×××**，约定规费4711元/月，实际缴纳规费1853元/月；第三个经营期（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14日），车牌号渝×××**，约定规费4294元/月，实际缴纳规费1436元/月。另查明，在被告重长司（甲方）与案外人代可福（乙方）于2019年8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载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基于甲方向乙方让利，现经双方协商，对合同第四条第一款予以变更，变更为“合同期间，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的规费为人民币3988元，其中企业实收1130元（含企业管理费、税金、GPS服务费、季度维护保养工时费）”。关于退还违法收取税费的主张，原告王友勇明确不包含合同中约定的车船使用税。就主张退还税费的具体种类、金额计算依据，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明确。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王友勇与被告重长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当事方均应遵守。原告王友勇以被告重长司“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向其收取总额为1653元/月税费等其他不明费用，骗取原告合法财产”为由主张退还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税费30000元。本院认为，在法律、行政法规未对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中的规费收取标准作出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王友勇与重长司约定的规费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符合本地出租车行业事实，且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即：2013年3月29日、2016年6月18日的合同）在实际履行期间，当事人一直按规费约定主张权利履行义务，均未提出异议。根据国家税法的相关规定，代征代缴是依照税法规定负有代征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从纳税人持有的收入中扣取应纳税款并向税务机关解缴的一种纳税方式。代征代缴至少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代征代缴人是负有代征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二是代征代缴的对象是本身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依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作出的答复可知，案涉出租车承包经营中的纳税人是重长司而非王友勇，王友勇诉称重长司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收取税费，应当明确其作为纳税人应缴纳的具体税费种类、金额并证明重长司存在代征代缴的基本事实。本案中，原告不能明确其应缴纳的税种、金额，也未举证证明重长司存在虚构代征代缴税费并予收取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规费收据除个别显示包含车船使用税外，均未显示存在其他税费成分，原告以规费收据证实被告代征代缴其他不明税费，缺乏事实依据。关于《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重长司与案外人于2019年8月7日签订，而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重长司与王友勇于2017年12月底前签订，两者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合同，合同与合同之间有关规费的涵义、内容、标准是否一致，原告未举证予以证明；《补充协议》中的规费虽注明含税金，但实际履行中是否收取、收取种类、有无违规等情形，原告均未举证证明，原告以《补充协议》证实被告代征代缴其他不明税费，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友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王友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喻才能人民陪审员  邓 冲人民陪审员  江洪英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曾祥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