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4行初174号 原告张明利，男，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81××××××××，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市民之家**。 法定代表人陈勇，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蓓，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沈良、蔡树松，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西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陈如根，区长。 委托代理人骆楷，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张明利不服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行政监督及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明利，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出庭负责人张蓓及委托代理人沈良、蔡树松，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骆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针对张明利要求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补办社会保险登记的投诉请求，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告知书》，内容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发现双方对于彼此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及《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程序办理：（一）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现特告知你，就你提出的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补办社会保险登记之请求，请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程序办理。张明利不服，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4日作出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告知书》。 原告张明利诉称：原告张明利2018年3-4月在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上班，后该公司违法辞退十余人未出具书面证明。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办理社会保险，违法延长工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未依法支付工资。原告张明利2018年11月1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后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9年1月28日作出《告知书》，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为由不履行法定职责。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事实错误。原告2019年4月9日向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2019年4月15日杭人社复转字[2019]001号转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2019年7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告知书》。在复议期间未对案件的事实投诉内容，客观全面性、针对性调查事实真相，而听信顺从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请求事项。 诉讼请求：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的处理决定《告知书》；2、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原告张明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告知书》，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的该告知书不合法。 2、杭人社复转字[2019]001号《行政复议申请转送函》；3、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复议的情况。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11月1日，张明利向被告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提起投诉，反映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违法终止劳动关系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未办理社会保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请求支付经济补偿、补缴社会保险、支付二倍工资。同月7日，被告对该投诉予以立案。后，被告从多方面开展调查取证。包括对张明利、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飞以及证人肖某等进行了调查询问等。经调查发现，张明利与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之间是否系劳动关系在法律上存有较大争议。而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系《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之一。因此，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及《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告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违法或不妥。 二、本案行政程序合法。张明利于2018年11月1日向被告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于2018年11月7日予以立案，2019年1月28日依法作出告知书并按规定送达。行政程序严格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有关规定执行。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１日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的事实。 2、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予以立案的事实。 3、身份证，拟证明原告身份证明。 4、支付宝转帐电子回单；5、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6、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7、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在肖某团队工作的事实。 8、企业信息，拟证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的信息。 9、身份证，拟证明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人刘振飞身份证明。 10、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11.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该公司与肖某团队系承包关系，原告等组员由肖某团队自行管理。 12、工资发放表，拟证明肖某团队与该公司系项目合作关系。 13、身份证，拟证明肖某身份证明。 14、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15、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肖某团队通过承包方式与该公司进行合作的。 16、告知书；17、EMS快递邮寄面单、EMS快递查询结果，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作出告知书并按规定送达。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告知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认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该条例第九条规定：“……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杭州市余杭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具有对案涉投诉进行处理的职权。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程序办理：（一）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本案中，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依法进行了调查，询问了原告、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飞及证人肖某等人。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与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争议，而劳动关系的确认系原告投诉请求的依据和基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及第五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原告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办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本案中，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1日收到张明利的投诉，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于2019年1月31日告知原告处理情况，程序上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为的合法性。2019年4月18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收到原告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4月24日要求原告补正。5月5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收到原告的补正材料，5月10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予以立案审理。 2019年5月22日，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7月4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作出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2月2日作出的涉案《告知书》，并于同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原告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 综上所述，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所作的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程序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请求驳回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所附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拟证明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内容。 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向原告告知的事实。 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行政复议证据清单，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的具体内容。 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原告告知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明利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据1-9、13、17无异议；对证据10、11刘振飞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其陈述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12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应是劳动关系；对证据14、15肖某的笔录有异议，其笔录前后陈述不一致；对证据16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有异议，认为不符合法律事实；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有一部分是其他案件提交的材料，反而能证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做出复议决定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答辩意见；对证据4邮寄凭证无异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书》有异议。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对原告张明利提交证据1具有合法性，证据2、3三性无异议。两被告对对方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张明利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3，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1-1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所要待证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中行政复议申请书、案涉《告知书》、支付宝转账凭证、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所要待证的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日，原告张明利到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填写《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进行投诉，被投诉人单位名称为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投诉内容为“违法终止劳动关系未支付经济补偿，未办理社会保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投诉请求事项为“1、支付经济补偿；2、补缴各项社会保险；3、支付二倍工资”。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原告的投诉后于同年11月7日予以立案，并指派工作人员依法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分别询问张明利、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飞及肖某等人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了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2018年3-4月工资发放表等材料。2019年1月28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张明利作出《告知书》并予以送达。 原告张明利不服，于2019年4月9日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8日收到后，2019年4月24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通知原告张明利补正行政复议案件申请材料。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收到补正材料，于2019年5月10日予以受理、通知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审查后，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4日作出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争议各方当事人。原告张明利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飞妻子马梅于2018年4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张明利转账5383元，但未与原告张明利签订劳动合同，亦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根据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飞制作的询问笔录，其否认与原告张明利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将部分产品制作分包给案外人肖某，原告张明利系肖某雇请的工人。 本院认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故本案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具有受理辖区内劳动保障投诉并予以查处的法定职责。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本案中，张明利向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投诉，被投诉人为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投诉请求有三项：1、支付经济补偿；2、补缴各项社会保险；3、支付二倍工资。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投诉后展开了调查，杭州和酷服饰有限公司提交出勤表及工资支付凭证，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将部分产品制作分包给案外人肖某，张明利系肖某雇请的工人。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的规定，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张明利通过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程序办理，系劳动保障部门的权利教示义务之所在，并无不当。 关于程序的合法性，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原告投诉后，审查立案、开展调查、作出答复处理意见，作出案涉《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程序合法。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受理，通知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复议答复并提交证据，后经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复议程序亦合法，《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维持被申请人于2019年2月2日作出的案涉《告知书》”存在笔误，应为2019年1月28日，本院依法予以指正。综上，原告张明利要求撤销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告知书》及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19]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明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明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 涛 人民 陪 审员 马杭萍 人民 陪 审员 陈 怡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来 敏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