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溆浦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24民初196号原某：陈明，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溆浦县。被告：周友东，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溆浦县。被告：李延生，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溆浦县。被告：张克友，男，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溆浦县。原某陈明与被告周友东、李延生、张克友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5日、7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某陈明、被告周友东、李延生、张克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某陈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支付原某代制杂交种子费用余款15954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份，原某替被告方代制杂交水稻种子。双方商定种子由被告提供、技术服务由被告负责。代制农户每亩达不到300斤产量由被告补足到每亩300斤，代制收购价为每斤7元，也就是承诺农户不受损失，每亩补足2100元，原某与被告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只是口头合同。2018年4月，原某在溆浦县流转水田108.64亩用于制种，种子下泥后，被告方及希望种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几乎天天指导技术，原某方也按照要求耕作，2018年8月份，由于技术原因，造成花期不遇，产量极低。原某种子被告回收后，原某多次与被告方沟通，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无果。原某替被告代制种子，原某属于无风险的劳动投入，被告由于自身技术原因造成的花期不遇理应自行承担，且被告提供的种子属于2014年生产，种子是否发生质变原某不得而知。原某制种108.64亩，理应给付给原某代制费108.64×2100＝228144元，减去原某预支的40000元及种子、农药款28600元，应当支付原某代制余额款159544元整。被告周友东答辩称，1.周友东不应被列为被告，本案所涉种植回收合同种子回收方为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子公司），种植方为原某和被告，种子公司提供制种所需要的亲本和技术方案，回收种子，支付种子款，周友东负责落实种植面积并进行生产，向种子公司上交种子，收取种子款，周友东只是负责生产过程中的协调和技术实施，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原某要求支付种子款和押金，只能向种子公司提出，不应该向被告提出。2.原、被告之间没有所谓的保底合同，原某提出的每亩300斤保底，系原某对当前种子生产行业惯例的误解。通常情况下，制种农户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技术方案，生产栽培惯例措施到位，且没有自然灾害，如果仅仅因为亲本或技术方案的原因，导致产量达不到正常平均值的，为保证制种农户的利益，公司按平均产量保障农户收入，这种做法只是生产企业对因自身原因导致农户减产损失进行弥补的一种惯例，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保底，而且这种惯例是发生在农户和种子公司之间，故周友东与原某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保底协议，周友东与原某未在口头上达成保底协议，也未与原某签订任何书面保底协议。3.原某提出的228144元代制费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原某提供的制种面积与事实不符，原某提供的种粮大户面积，只能证明原某流转有108.64亩土地，但未有证据证明这些土地全部用于制种；原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造成原某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提供的亲本和技术方案存在问题，经过了解，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原某管理不到位和天气原因，原某大田栽培管理措施不到位，由于灌溉制种田的水库年久失修而严重漏水，前期制种田积水无法晒田，母本起苗慢，后期高温干旱要求灌深水，水库又没有水灌溉，母本发育进度变缓，从而造成父母本花期不遇；且原某制种田选择不当，原某流转的大约有4亩蔬菜田，被告在前期查看时就指出蔬菜田是不能制种的，如果制种的话，出了问题原某自行承担，但原某仍用于制种，这几亩田父母本全部不抽穗或者是穗子畸形，造成严重减产或绝收；原某不作为扩大了损失，在母本育秧期间被告发现母本秧可能会少，要求原某补种中稻，并答应帮忙采购种子，但遭到原某的拒绝，导致约8亩田放空没有种植，故原某的减产既与种子公司的技术方案无关，也与被告的技术指导没有必然联系；原某诉称每亩只收了几十斤种子，造成了重大损失，既没有相关的鉴定结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关于种子款和押金，柳林村给种子公司制种的总面积460亩，除了原某之外，其他的都按实际情况同意结账了，且原某当时也拿了种子款，因其除杂不及时、不彻底，致使种子公司至今还没有付其余的50%押金和种子款。被告李延生答辩称，1.李延生只是技术员，没有支付原某228144元代制费的义务。2017年以前李延生与张克友是一起签合同经营杂交水稻制种的，制种基地包括观音阁镇坪里村、赤壁垅村、双井镇水集村和祖市殿镇柳林村等（其中柳林村是张克友、李延生、周友东三人合伙），盈利均分、亏损均摊。2018年4月14日李延生同张克友、刘光东三人到观音阁镇坪里村与邓必雄等制种大户签订制种合同时，其合同是刘光东签字并加盖“溆浦志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张克友、刘光东二人是合作社社员，李延生不是合作社社员。张克友与李延生说，今年所有的基地全部纳入合作社，李延生领取工资，工资为种子差价的三分之一，盈亏与李延生无关，而且李延生当技术员的其他签订合同的基地都是以合作社的名义签订的。李延生只是技术员，赚取工资，不是合同约定的主体成员，没有参与入股和利润分红。2.李延生是帮种子公司制种，中间人是张克友或是以张克友为代表的合作社，李延生没有与原某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也没有签订任何字证明李延生是老板，在生产期间李延生也多次跟原某妻子说过，李延生只是技术员，不是老板，有关种子款结账的事宜，都是原某与张克友之间联系，李延生只是起到中间传达或传话的桥梁作用；李延生与原某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制种所需要的父、母本种子不是李延生提供的，生产的种子交了多少，怎么交种和结账李延生一概不清楚，种子公司的合同也不是李延生签订的，种子款没有付给李延生。综上所述，原某将李延生列为被告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某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克友答辩称，被告周友东、李延生、张克友系合作关系，从2011年开始就在柳林村从事土地流转种植水稻，比较来说，制种比中稻的效益要好，但风险也大，如果农户严格按照公司的技术方案来种植的话，生产成本应该是1300元／亩-1500元／亩，包括劳力成本的话大概就是2000元／亩-2100元／亩，三被告再与种子公司签订合同，种子公司给三被告的价格略高于三被告收购的价格，三被告赚取中间的差价。在农户严格按照我们的技术指导操作，且没有自然灾害或者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我们承诺2100元／亩保底，但原某系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且原某起诉的108亩田的面积不实，种子公司有ＧＰＳ定位的实际耕种数据，但因保管数据的人现在武汉，无法提供证据，故无法当庭提交ＧＰＳ数据，原某选择制种的田也未按照我们的要求，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原某减收，所以我们不承担保底责任，原某起诉没有依据。柳林村300多亩农田在正常收购价的基础上，我们还给所有的种植户按照500元／亩进行了补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某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侯某、张某、宋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原某为三被告代制种子，约定保底300斤／亩，回收价2100元／亩保底，原某流转的田地面积为108.64亩；2.证人刘某（原某妻子）的当庭证言及电话录音，拟证明原某多次与被告电话联系，被告多次承诺会按2100元／亩保底补足；3.种子公司商标1份，拟证明三被告所给的种子为5年陈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4.原某送货清单1份，拟证明原某所代制种子的收成重量；5.物资证明清单1份，拟证明三被告按照70亩田地对原某每亩进行500元补偿与原某实际耕种的面积不符；6.面积清单1份，拟证明原某制种面积为108.64亩。被告周友东提交了以下证据：1.种子公司生产合同书1份，拟证明案涉代制的种子是为种子公司生产的；2.农作物种子备案表1份，拟证明代制的种子是按照种子管理部门要求合法生产的；3.张克友身份证复印件1张，拟证明种子公司的合同是张克友签订的；4.种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拟证明种子公司的合法性；5.种子公司经营许可证1份、6.品种审定证书1份、7.植物检疫证明1份，拟证明代制种子生产的合法性。三被告质证后认为原某提交的证据1制种面积的确定应当以种子公司ＧＰＳ定位的面积为准，被告承诺原某300斤／亩保底是有前提条件的，原某需要承担自然灾害造成减收的风险，且原某在所有的种植户里面产量是最低的；原某提交的证据3新恢1998是父本，并不是陈种，这是制种专用的，与种植户种植不是一个概念，亲本出现问题，提供亲本的公司他们会全权负责，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某提交的证据5、6物资和耕种面积不具有必要的联系，技术要求与实际耕种用量有差别，不是所有的农户种子和农药比例都是一致的，会根据耕种的变化有所不同，实际耕种面积应当以核查的面积为准。原某质证后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为查明本案的事实，在第一次庭审后，根据本院要求，被告方向本院提交了种子公司证明一份，拟证明原某陈明2018年实际耕种Ｎ两优1998组合的面积为55亩，并提交了柳林村、坪头村种植户张贻望、宋某、张某、向祚和、宋明前、张小亮、张在元、张在达、陈明2018年度的结算单。收到上述证据之后，本院就相关问题在祖师殿镇柳林村村委会对2018年结算单上的种植户张在达、宋某、张小亮、张某、向祚和进行了调查问话，制作了问话笔录，在第二次庭审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某质证后认为，其他制种户的面积是合法的、准确的，原某的制种面积是不属实的，原某的制种面积是108.64亩。三被告质证后认为原某种植Ｎ两优1998的面积是55亩，另外原某还种植了望两优909，大概是24-25亩，其中还有不适合制种的田地，这些田地最终颗粒无收，所以在结算时，我们没有计算这些颗粒无收的田地，最终以70亩作为制种田地结算。对于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某提交的证据1经过核实对于三被告与制种户约定保底300斤／亩、每斤7元回收的事实予以认定，原某流转的面积为108.64亩是事实，予以认定；原某提交的证据3新恢1998系作父本的品种，原某仅凭种子商标而却提供其他证据，无法证明三被告提供的种子为5年陈种，不能达到原某的证明目的；原某提交的证据5.6能够证明原某流转了108.64亩田地，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张克友与种子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承揽生产合同，本案涉及的时间为2018年，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2证明种子公司委托张克友生产Ｙ两优1998、望两优909两个品种，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系张克友的基本身份情况，已经核实，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4系种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证据5能够证明种子公司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稻的资格，对证据予以认定；证据6证明了望两优909、Ｙ两优1998已于2017年6月29日审定符合国家稻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7系2019年出具的证明，本案涉及时间为2018年，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克友、周友东、李延生合伙承揽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在溆浦县方找农户制种已有多年，由三被告提供制种的品种、肥料、农药等，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制种，由被告张克友作为代表与种子公司签订合同，被告张克友、周友东、李延生在制种户处回收种出来的种子出售给种子公司，回收种子的价格低于出售给种子公司的价格，以此赚取中间的差价。2018年被告张克友承揽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有望两优909及Ｙ两优1998，望两优909、Ｙ两优1998已于2017年6月29日审定符合国家稻品种审定标准，颁发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被告周友东与原某陈明系好友，经过周友东对制种的介绍，原某陈明2018年在祖师××村流转承包田地108.64亩用于制种，在实际制种过程中，因原某陈明在长沙上班，原某妻子在溆浦县城陪读，原某陈明就找来了证人侯某作为其合伙人，由侯某负责制种管理，侯某不投入成本，分20%的利润，后因侯某事多没有时间管理就退出了，侯某陈述原某陈明当时荒了十多亩田没有制种。经调查核实，在制种的过程中三被告承诺原某及其他的制种户，每亩300斤保底，7元一斤回收，由三被告提供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原某陈述三被告承诺的保底协议是无条件的，任何情况下均应按照保底协议履行，三被告陈述若是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不听从技术人员的指导或者60%的制种户亩产达到300斤／亩，则对未达到300斤／亩的制种户不进行保底补偿。在对柳林村制种户向祚和进行调查问话时，向祚和陈述当时讲过要是水灾、蝗灾、旱灾就不保底，但是2018年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经调查核实，祖师殿镇的制种户的制种面积由种子公司通过飞机ＧＰＳ定位确定，且ＧＰＳ定位的面积与实际的制种面积一致。2018年原某陈明制种的品种有望两优909及Ｙ两优1998，其中Ｙ两优1998组合的制种面积经ＧＰＳ定位确定的面积是55亩，望两优909组合的制种面积未经ＧＰＳ定位，原某陈述其望两优909的制种面积为30亩，被告陈述原某望两优909的制种面积为24亩-25亩。制种结束后，原某陈明及祖师殿镇柳林村其他的制种户亩产均未达到300斤／亩，柳林村制种户的产量在120斤／亩-200斤／亩不等，被告陈明制种出来的种子总量为3828斤，远低于平均产量。基于上述情况，三被告与祖师殿镇的制种户协商约定由三被告按照原定的价格7元／斤回收，然后三被告额外再按照500元／亩向制种户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制种户已经同意并且签字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因原某陈明亏损较大，三被告同意在这基础上，将原某制种的Ｙ两优1998按照11.5元／斤的价格回收，但原某陈明未同意。在庭审过程中，本院让原、被告各自确认原某陈明实际的制种面积，原某陈述其荒废的10亩田地应当由原、被告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故原某的实际制种面积应当确定为100亩，应当以100亩计算原某的损失；三被告陈述原某的实际制种面积应当确定为70亩。2018年度原某在三被告处预支了40000元，并且领取了种子、农药款共计286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应当按照口头承诺履行及责任如何划分；（二）原某的制种面积如何确定。（一）关于原、被告是否应当按照口头协议履行及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原、被告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均陈述三被告有承诺过制种户每亩300斤保底，7元一斤回收的事实，且该事实得到了其他制种户的认可，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口头保底合同成立。但是根据制种习惯，原某陈述的无任何条件的保底协议并不客观，被告陈述的附加自然灾害或者不听从技术人员的指导或者制种户的60%的亩产达到300斤／亩，则对未达到300斤／亩的制种户不保底更符合现实情况。依照种植回收合同的特征，就三被告来说，其应保质保量向制种户提供制种品种、肥料、药品并给予技术支持，就原某来说，其应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以及成本控制不当而达不到结算标准造成的损失，二者未尽前述义务，均可能成为低产量的原因。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未举证证明自己已经适当完成了应尽的合同义务，因此，本案应当推定损失为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及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本院酌定原某承担30%的责任，三被告承担70%的责任。（二）关于原某的制种面积如何确定的问题原某陈明虽从他人处流转了田地108.64亩，但证人侯某当庭陈述在他退出合伙时荒了十多亩没有制种，且原某在庭审中也陈述荒了十亩田地，故不能以原某流转的田地面积计算原某的损失，而应当以原某的实际制种面积计算原某的损失。关于原某的实际制种面积，柳林村其他制种户的面积是由ＧＰＳ定位确定的，且ＧＰＳ确定的面积与制种户的制种面积一致，原某陈明制种的Ｙ两优1998组合的制种面积经ＧＰＳ定位确定的面积是55亩，望两优909组合的制种面积未经ＧＰＳ定位，原某陈述其望两优909的制种面积为30亩，三被告陈述原某望两优909的制种面积为24亩-25亩，根据原、被告的陈述，确定原某陈明总制种面积为80亩。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三被告按照口头合同约定，应当赔偿原某的损失为117600元（300×80×7×0.7），扣除原某预支的68600元，三被告仍需支付原某经济损失49000元。综上所述，对于原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友东、李延生、张克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某陈明经济损失49000元；二、驳回原某陈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91元，由原某陈明负担2466元，由被告周友东、李延生、张克友负担10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红玲人民陪审员  唐 建人民陪审员  黄全柱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蒋珊代理书记员  罗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