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0583行初6号原告苏州领秀针织研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西百花巷****楼**。法定代表人张晓晖，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袁煜，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濮赞忠，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平川路**。法定代表人蒋献忠，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张刚，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仲剑峰，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领秀针织研发有限公司（下称领秀公司）诉被告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姑苏市监局）市场监督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晓晖及委托代理人袁煜、濮赞忠，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张刚及委托代理人仲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6月28日，被告姑苏市监局作出姑苏市监[2019]Z0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领秀公司所生产的针织上衣中存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参照执行《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点的规定，决定责令原告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并对原告处罚如下：（一）、没收原告违法销售的同一个批次的不合格针织上衣15件（按照抽样基数和实际库存确定）；（二）、罚款人民币99000元（处产品货值33180元的三倍以下）。原告领秀公司诉称，2017年10月27日，苏州市纤维检验所至原告仓库对原告生产的针织上衣进行抽检，同年12月，原告收到苏州市纤维检验所出具的（2017-JD004）检验报告，被告知原告生产的货号为F13W-C24的针织上衣质量不合格。原告收到检验报告后即向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于2018年1月收到苏州市纤维检验所出具的（2017-JD004-F）复检报告，复检结果为不合格。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收到被告下达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遂于2018年9月13日书面申请听证，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组织了听证会并对行政处罚建议予以维持。2019年6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原告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并对原告作出没收15件针织上衣、罚款99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一、被告办案方式“一刀切”，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两份国家毛纺织类最具权威性的检验报告，两份报告的检验结果均为合格，但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不予审查；在原告从专业角度提出目前羊毛羊绒纤维含量的判定方式仍然是人工目测这一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误差的意见时，没有对这一直接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因素开展调查，对专业意见置之不理。被告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被告对本案事实情节未充分考虑，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认为原告在不到两年内两次质量抽检均为不合格，应当从重处罚。被告所指的前次抽检为常州纤维所对原告所生产的针织短裤的抽检，该案尚未作出处罚决定，未形成定论，故上述情节并不能作为本案的裁量依据。此外，涉案产品是在原告仓库中查获，数量较少，为原告库存产品，并未实际销售，没有产生危害后果，且原告在本案调查办理过程中积极配合，在接到被告通知后，及时整改。上述情节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被告并未考虑该不予处罚情节，裁量权行使依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三、被告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程序违法。被告于2018年3月6日对涉案物品进行扣押。根据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但被告对涉案物品扣押远远超过六十日，已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同时，被告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未依法送达，扣押财物从未返还。此外，案件办理案件超过法定期限，听证组织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听证报告材料缺失，作为办案依据的听证主持人意见无法核实。原告完成整改并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整改表》、《完成整改申请复查报告》的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但被告所出具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的时间却为2018年1月19日。顺序颠倒，手续倒签，违反法定程序。四、原告已穷尽注意义务，行政处罚系“强人所难”。原告涉案产品的原料提供方为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采购渠道正规可靠，其出具检验报告证实其所售原料纤维含量合格。无论是进货端还是生产端，原告均竭尽所能，对质量进行严格把控，不存在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欺骗消费者的主观故意。原告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己穷尽勤勉注意义务，不应承担如此严重的行政处罚后果。五、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过重，不符合国家倡导支持民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为此，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姑苏市监案字[2019]Z033号行政处罚决定；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领秀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国家质检总局重点实验室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15110091-M检测报告；2、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中心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18-K-H0047检验报告；3、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原料的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及营业执照；4、责令改正通知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整改表、完成整改申请复查报告、授权委托书、产品标签；5、姑苏市监局出具的物品（场所、设施）清单、情况说明、商品明细表；6、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审计报告。被告姑苏市监局辩称，一，我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局认定原告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依据的是苏州市纤维检验所的检验报告，该所系国家法定质量监督专业检验机构，并且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进行抽检和复检。而原告所举的两份检测报告系原告单方面送检，其证明力低于法定的抽检结果，且检材的对应性无法确定。关于原告提出的纤维含量的判定方式为人工目测，显然不符合GBT16988-2013《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混合物含量的测定》的规定，该标准规定的检测仪器和工具为：投影显微镜或者显微镜成像分析仪，显然不是传统的人工目测。二，我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定程序。我局于2018年3月6日作出姑苏市监强字[2018]7003061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2018年4月2日作出姑苏市监强延字[2018]7003061号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2018年5月2日作出姑苏市监强解字[2018]7003061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均依法进行，程序合法。三，我局对本案事实情节考虑充分，处罚正确适当，符合法律规定，并分别在听证环节及处罚决定书中予以充分释明和阐释。综上，我局对于本案的处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全面确凿，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敬请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姑苏市监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姑苏市监[2019]Z0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立案审批表；3、领秀公司营业执照、经营场所租赁合同；4、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5、询问调查笔录；6、提取证据单（商品商标注册证、涉案服装吊牌价格、抽检单位产品质量检查通知书）；7、检验报告及邮寄凭证、检查抽样单、复检报告、原告送检报告；8、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听证笔录；9、强制措施文书及送达回证。经庭审质证，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对证据1-2有异议，原告的两份检验报告系原告在进货过程当中委托相关检测机构所进行的单方面的检测，故对两份检测报告不予认可；对证据3无异议，但与本案定性为质量不合格并无关联；对证据4中的责令整改通知书无异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但其他的企业整改表等是原告所填写，故不存在倒签问题，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证据1-6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检验报告及复检报告的结论均有异议，其他无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9有异议，被告无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也未送达，扣押财务也无返还清单。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举证据3-6、被告所举证据1-6，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所举证据1-2两份检验报告是原告单方面委托检测机构所做的检测，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所举证据7-9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材料，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领秀公司于2008年11月20日成立，经营范围为高档针织面料的研发及生产等，该公司位于苏州市××××号。2017年10月27日，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原告领秀公司发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检查制度，按照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部署，委托苏州纤维检验所对原告领秀公司依法进行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当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和原告领秀公司签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抽样单，显示：产品名称为针织上衣，规格型号73CM/44CM，批号为F13W-C24，抽样基数21件，样品数量2件，备样量1件，抽样日期2017年10月27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和原告领秀公司在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抽样单上盖章确认。2017年11月22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出具2017-JD004检验报告，产品名称为针织上衣，规格型号73CM/44CM，批号为F13W-C24，抽样基数21件，样品数量2件，备样量1件，抽样日期2017年10月27日，检测日期2017年10月27日至2017年11月7日。检验报告中检验项目为外层纤维含量（%）的单项：技术要求为羊毛70±5、羊绒30±5，检验结果为羊毛83.4、山羊绒16.6，单项评价：不合格。检验项目为使用说明（标签）单项：技术要求为产品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标明其纤维的成分及含量。皮革服装应按QB/T2262标明皮革的种类名称。检验结果为外层的纤维含量标注错误，单项评价：不合格。检验结论：实物质量判定：经抽样检验，纤维含量（外层）项目不符合FZ/T73025-2013标准规定的一等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标签判定：经抽样检验，产品标签不符合GB/T5296.4-2012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产品质量综合判定：经抽样检验，产品实物质量不合格，标签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格。2017年11月30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向原告发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结果通知单，告知原告针织上衣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对检验结果若有异议，请在接到本通知单15日内向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其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和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无书面反馈的，视为认可检验结果。2017年12月13日，原告领秀公司提供编号为15110091-M国家质检总局重点实验室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检验合格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据向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复检申请。编号为15110091-M检测报告显示：样品名称：面料，样品送达日期：2015年11月6日，报告日期：2015年11月13日，检测结果：合格。2017年12月14日，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异议受理通知书，针对原告领秀公司对针织上衣的检验结果提出的书面异议申请，经调查核实，决定受理，并决定对原样品进行复检。2017年12月27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出具2017-JD004-F复检检验报告，产品名称为针织上衣，规格型号73CM/44CM，批号为F13W-C24，抽样基数21件，样品数量2件，备样量1件，抽样日期2017年10月27日，检测日期2017年12月25日至27日。复检检验报告中检验项目为外层纤维含量（%）的单项：技术要求为羊毛70±5、羊绒30±5，检验结果为羊毛83.1、山羊绒16.9，单项评价：不合格。检验项目为使用说明（标签）单项：技术要求为产品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标明其纤维的成分及含量。皮革服装应按QB/T2262标明皮革的种类名称。检验结果为外层的纤维含量标注错误，单项评价：不合格。检验结论：实物质量判定：经复检，纤维含量（外层）项目不符合FZ/T73025-2013标准规定的一等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标签判定：经复检，产品标签不符合GB/T5296.4-2012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产品质量综合判定：经复检，产品实物质量不合格，标签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格。2017年12月28日，苏州纤维检验所出具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异议处理通知书，根据原告领秀公司对针织上衣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结果提出的申诉意见，受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经复检，作出如下处理意见：维持原结论。2018年1月11日，被告姑苏市监局对原告领秀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立案调查，案件来源为上级机关交办，案源登记时间为2018年1月9日。2018年1月11日，原告领秀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徐园芳全权处理针织上衣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的相关事宜，原告领秀公司自行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整改表，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日，被告姑苏市监局对徐园芳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徐园芳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了针织上衣抽检、复检的经过，该产品标价1580元/件，实际售价也是1580元/件。2018年1月19日，被告姑苏市监局向原告领秀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告知原告领秀公司在2017年的市级监督抽查中，原告领秀公司销售的针织上衣判定为不合格，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构成了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责令原告领秀公司认真查找不合格原因，采取措施落实整改。2018年1月22日，原告领秀公司针对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抽查F13W-C24产品标识不合格，作出说明：原告产品F13W-C24的原材料由浙江新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提供，浙江新澳纺织品有限公司已把原材料送上海国家检测中心检测，基于原告先前把该原料在国家质检总局重点实验室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检测合格，特此原告申请待浙江新澳纺织品有限公司送上海国家检测中心的结果出来后再做处理。2018年1月30日，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中心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作出编号为18-K-H0047检验报告，样品名称为巴素兰羊绒纱线，样品数量30g，委托样品送到日期2018-01-26，检验结果为纤维含量：羊毛69.9%、山羊绒30.1%。2018年3月6日，原告领秀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苏州纤维检验所在2017年10月27日抽样F13W-C24、73CM/44CM，抽样基数21件，（第一次抽样4件）（第二次复查2件）现在余数为15件。同时，徐园芳在2018年3月14日的调查笔录中确认：抽样基数确实是21条，第一次抽样用了4条，第二次复查用了2条，现在库存余数准确是15条。2018年3月6日，被告姑苏市监局作出姑苏市监强字[2018]700306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原告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决定扣押并附清单（名称：针织上衣，规格型号：73cm/44cm，生产日期/批号：2013＼32.F13W-C24，数量15件），同时向原告送达。2018年4月2日，被告姑苏市监局作出姑苏市监强延字[2018]7003062号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因情况复杂，经本局负责人批准，决定将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延长三十日，同时向原告送达。2018年5月2日，被告姑苏市监局作出姑苏市监强解字[2018]7003062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原告领秀公司2018年3月6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全部予以解除。2018年9月6日，被告姑苏市监局向原告发出姑苏市监听字[2018]Z7017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为，并对你（单位）处罚如下：一、没收你（单位）违法销售的同一个批次的不合格针织上衣15件；二、罚款人民币99000元（处产品货值33180元的三倍以下）。同时，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原告领秀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于2018年9月13日提出听证申请，被告姑苏市监局于2019年4月9日向原告发出姑苏市监听通字[2019]Z0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其定于2019年4月19日进行听证。2019年4月19日，被告姑苏市监局对原告领秀公司生产不合格产品（针织上衣）案件举行听证并形成听证笔录。在听证中，原告领秀公司认为，第一，被告所述检验不合格确实存在，但是原告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操作，从原材料到产品都进行了检测，由于因为检测机构不一样，才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第二，苏州纤维检验所抽检的时候是从仓库直接抽检的，这几十件针织上衣因为设计问题并没有实际销售，都放在仓库里。另外，对于羊毛，中国目前还是按照目测的方式做检测。被告认为，关于抽检机构不是被告指定的，只要是法定机构都是认可的，而苏州纤维检验所是法定的。第三，关于针织上衣的库存问题，具体抽检不是被告所抽，被告只能根据抽检单确定，而复检仍然认定不合格。2019年6月28日，被告姑苏市监局作出姑苏市监[2019]Z0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所生产的针织上衣中存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为公正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我局在办理该案时考虑如下两点：1、由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前正在接受另外一起所生产的产品（针织短裤）国抽质量不合格问题的调查，当事人在不到两年内两次质量抽检均为不合格，其对产品本身从原料到成品生产到销售把关不严，如不从重处理可能该当事人继续有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2、当事人被抽检的项目中不合格项目纤维含量（%）外层的检测数据为初检：“羊毛83.4，山羊绒16.6”，复检：“羊毛83.1，山羊绒16.9”，而国家标准技术要求为“羊毛70±5，羊绒30±5”，羊绒外层纤维含量远远大于10%的指标差距合理范围。参照执行《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点和《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责令原告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并对原告处罚如下：（一）、没收原告违法销售的同一个批次的不合格针织上衣15件（按照抽样基数和实际库存确定）；（二）、罚款人民币99000元（处产品货值33180元的三倍以下）。2019年7月5日，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故姑苏市监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姑苏市监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幅度是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生产者生产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五十条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裁量细则，（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175%以上（不含175%）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2、不合格项目检测数据与标准指标差距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本案中，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根据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的监督检查制度，委托苏州纤维检验所对原告所生产的针织上衣进行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经抽检和复检，原告领秀公司所生产的针织上衣不合格。关于原告领秀公司提供的两份检验报告，其中一份国家质检总局重点实验室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的检验报告，其检测的样品名称为面料，报告日期为2015年11月13日，虽然检验结果为合格，但是2015年的合格面料与2017年10月27日苏州纤维检验所抽检的针织上衣没有对应关系，且该检验报告为原告单方面委托，因此，被告姑苏市监局对该份检验报告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另一份北京毛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中心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的检验报告，其检测的样品名称为巴素兰羊绒纱线，虽然检验结果为合格，但是该纱线与2017年10月27日苏州纤维检验所抽检的针织上衣没有对应关系，且该检验报告为浙江新澳纺织品有限公司单方面委托，因此，被告姑苏市监局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原告领秀公司提出羊毛羊绒纤维含量的判定方式为人工目测的方式的意见，因国家对动物纤维、羊毛羊绒的测定方法为投影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因此，原告领秀公司认为是以人工目测的方式测定羊毛羊绒纤维含量，依据不足。据此，被告姑苏市监局所作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处罚幅度问题。原告领秀公司被抽检到的针织上衣不合格的项目检测数据初检时的山羊绒为16.6，复检时的山羊绒为16.9，而技术要求为羊绒30±5，因此，羊绒外层纤维含量远远大于10%的指标差距合理范围，被告姑苏市监局参照《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点的规定，对原告领秀公司从重处罚。原告领秀公司被查获的不合格针织上衣21件，每件价值1580元，针织上衣货值331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可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故被告姑苏市监局依据上述情节，作出没收针织上衣和罚款99000元，处罚幅度适当。二、被告姑苏市监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案件处理过程中听证、公告和鉴定等时间不计入前款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本案中，被告姑苏市监局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2019年6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时间长达一年五个多月，期间，被告姑苏市监局未办理延长期限的审批手续，即使扣除听证的时间，被告办案期限仍然超期。被告姑苏市监局存在处理期限超期的程序轻微违法情节，但对原告领秀公司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关于原告提出完成整改的时间与被告出具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的时间顺序颠倒问题。被告姑苏市监局向原告领秀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1月19日，而企业整改表的时间由原告领秀公司自行填写，因此，被告姑苏市监局认为不存在倒签问题，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未送达，扣押财物未返还的意见。由于被告姑苏市监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作出的实施、延长、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是另一行政行为，本案不予理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姑苏市监[2019]Z0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若人民陪审员  吴月玲人民陪审员  倪 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蒋丽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