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8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永福，男，汉族，1957年4月17日出生，现住云南省安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乔柱，男，现住云南省安宁市，安宁永和矿业有限公司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庚，男，回族，1964年6月29日出生，现住云南省安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红斌，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宇鹏，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永强，男，汉族，1978年7月2日出生，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审第三人：魏谦，女，汉族，1978年8月5日出生，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强（配偶），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邓永福因与被上诉人李庚及原审第三人周永强、魏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9）云0181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永福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0181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因不当得利纠纷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后下达了（2019）云0181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收判后不服，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公，特依法提出上诉。原判决任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其一，认定邓永福向第二人提供该笔借款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据＂记载，第3人系向安宁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借款，邓永福仅是批准人，当时邓永福系履行工作职务，经办人是樊冰，具体办理款项业务系财务人员张彩芹，其二，认定周永强承揽水利酒店的厨房设备的制作安装工作存在漏项，应增加窗帘业务事项;其三，认定周永强以现金方式向邓永福返还176500元严重失实，第3人提供的证据系郑某归还借款，该借款与周永强无关，系郑某个人单独存在的借款；其四，认定剩余借款及利息则用水利酒店应支付的厨房设备款做了抵扣，事实上，周永强的借款不仅用厨房设备款抵，同时还用应付窗帘款抵款，抵扣款项中，窗帘款20万元，厨房设备软154563，合计354563元。至此，证据表明，第3人的借款及利息均已用永利酒店应付款抵扣清结，第三人与出借人东泰矿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终结。原审判决处理本案中法律关系混乱，本案既然按不当得利处理，理应查明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王开林终止了合伙关系，三方均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书，其中永利酒店的财产归被上诉人所有，当然包括第3人及其案外人郑某承揽业务后产生的厨房设备、窗帘财产，而该财产作为应付款已经与借款进行了抵扣，余额达354563元，说明债的关系已经消灭，那么，上诉人邓永福又何来不当得利？至于第3人称用现余归还了176500元，从字据来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笔还款系郑某个人单独债务，与周永强无关，况且，早在2011年12月14日，借款就抵扣清楚，那又何求2012年7月还继续还款呢？原判不知如何执法，全然不顾案件证据和客观事实，想当然地按被上诉人诉词所判，令人费解！如若判决书认定，既然称剩余款项己做抵扣，第三人当庭承认抵扣20万元，又怎么得到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本余30万元的结果呢？原判未能查明案件事实，认为己查明的案件事实，却仍然得不出应当得到的结果，这明显犯了逻辑上的不应当出现的错误，有偏袒和枉法之嫌!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中，上诉人一方提出，因本案安宁市公安机关经侦大队作过调查，恳请依法收集证据，便于全而查明案件事实，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偏听偏信，未作调取，上诉人在上诉审理中请求上级人民法院重视并予以调取和收集。李庚辩称，一、被上诉人李庚取得案涉30万元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无可争议。案涉债权是基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民终224号判决中确认由李庚享有。该债权合法有效，李庚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的魏谦、周永强履行还该债务的归还义务。李庚在催收过程中，才得知该债务已向邓永福归还；邓永福陈述“为第三人魏谦、周永强的借款是用厨房设备、窗帘款抵扣，其中窗帘款为20万元，厨房设备款154563元，合计354563元”。而第三人也认可抵款事实，只是陈述略有不同，其陈述为一部分由厨房设备款厨做抵扣（大致为22.4万元），剩余部分向邓永福支付17.6万元。至此，邓永福及第三人周永强均认为30万元借款及利息已结清，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邓永福主张该30万元属公司财产。二、上诉人所述与第三人发生的抵款事实与＂永利酒店＂无关，邓永福如何取得不当得利？即使邓永福与周永强之间存在抵款行为，该借款确实是清结了，其并不代表邓永福与水利酒店关于借款及厨房设备款的账务结清。首先，上诉人所提供的《永利酒店截止2011年11月15日应付款项明细》（以下简称明细表）是＂永利酒店＂三位合伙人，邓永福、李庚、王开林对合伙期间的产生的支出及债务清算确认的内容，上诉人所述的窗帘款及厨房设备款，经三位合伙人确认后，总价为532800元，已支付354563元，未支付178237元。也就是说，“永利酒店”是认可邓永福支出过上诉窗帘款及厨房设备款354563元，该款项在合伙财产中是支出过的，后李庚支付完毕尾款178237元，即证明对于＂永利酒店刀内部来说，也完全将532800元厨房设备款及窗帘款支付完毕，其中354563元经邓永福支付经过三合伙人对账确认，尾款178237元由李庚支付有支票付款凭证；其次，因抵款行为涉及借款及设备款支付，我们不防算一算涉及这两笔的资金账。邓永福首先是从合伙体拿到354563元去支付（窗帘款及厨房设备款），同时，用合伙财产借给周永强30万元，邓经手拿出的款项仅这两笔就达654563元（354563＋300000），按第三人陈述的，厨房设备抵款20万元，至此，邓永福抵款后（354563＋300000）减去抵款的20万元，还剩40万余元未归还合伙体，即使扣除窗帘款抵款10万元，也尚有30万元留置于邓之手，如加上周永强陈述的还归还过17.6万元，该侵占的数额达47.6万余元之多。如果说，因邓永福与周永强之间的抵款行为，难予确定到底设备抵款金额是多少，就按邓永福自认情况，窗帘款及厨房设备354563元，此时，（354563＋300000）-354563＝300000元，邓永福还是有300000元款项应归还合伙体，其未归还，可见其不当占有该资金，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特征，其应当归还不当得利款。最后30万元借款是有利息的，按双方约定月7500元的利息，按其归还时间2017年7月计算利息为9万元。且该9万元的利息其应当是收取过，才会与第二人结算借款。综上，被上诉人主张邓永福不当得利39万元，且应该归还原告李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予以支持。三、上诉人邓永福行为涉嫌犯罪。现上诉人提出上述款项是通过抵款的形式进行支付，便说明在2011年作出明细表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邓永福并未实际履行支付义务，却让其余合伙人误以为已履行过354563元的工程款；我们认为邓永福存的上述行为，私自挪用合伙体资金或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占有合伙体的资金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犯罪或挪用公款。最终该案是否涉嫌犯罪，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请中院定夺。四、邓永福与第三人用永强、魏谦结清款项的行为，对＂永利酒店＂已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中阐述过，在李庚、邓永福、王开林签订《转让协议》终止合伙关系后，用永强向邓永福履行了该借款的还款义务，结清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邓永福与李庚、王开林经过冗长的诉讼过程，完全可以披露与第三人用永强、魏谦已抵款的事实，为何上诉人邓永福不敢披露呢？因其将2011年就该支付的工程款侵占或挪用，却与当时合伙人进行对账作出明细表，私自使用合伙体的资金并作出已支付的假象；同时以个人的身份私自与周永强、魏谦结清借款，现还想鱼目混珠来获取利润。被上诉人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才知晓，邓永福以其个人身份与周永强、魏谦结清借款，而在接受本应属于＂永利酒店＂的合法债权后并未向公司披露和交至公司财务，已构成不当得利。五、周永强、魏谦已向邓永福履行的176000元现金部分。第三人周永强、魏谦在向＂永利酒店＂借款30万元时，作为审批人的邓永福已将周永强、魏谦所有的昆明市双龙江1幢606号的房本原件收纳，于2012年7月与魏谦、用永强结清借款后才予以返还;周永强所持有的《收据》有部分瑕疵，但却无法掩盖真相，如周永强、魏谦未履行还款义务，则收据原件也不会在他们持有；如邓永福主张，还款人是郑某的话，那是否有相应的证据来证实邓永福与郑某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六、由于本案案情比较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加上当事人之间相互矛盾的陈述，至使案件扑朔迷离。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邓永福构成不当得利成立，如法庭审查后，不认可周永强归还过借款，我们仍要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周永强、魏谦就未归还借款部分承担归还的义务。周永强、魏谦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李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9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2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返还前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9日，李庚与邓永福、王开林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由三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永利酒店。后三人挂靠东泰公司登记成立永利酒店，作为三人合伙经营的主体，并由邓永福担任总经理，负责酒店的总体工作。2011年5月30日，魏谦和周永强共同向东泰公司借款300,000元，约定利息为每月7,500元，并出具了借据。邓永福通过从东泰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到魏谦和周永强提供的银行账户的方式，向魏谦和周永强提供了该笔借款。2011年6月2日，周永强承揽了永利酒店的厨房设备的制作安装工作。2011年12月14日，李庚、邓永福、王开林签订《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及五份财务报表，终止三方合伙法律关系，并约定由李庚接手永利酒店，永利酒店的房屋及装修、设施、设备、合伙对外债权等合伙财产全部归李庚所有，合伙债务由李庚承担。2012年7月，周永强以现金方式向邓永福返还了上述借款中的176,500元，剩余借款及利息则用永利酒店应支付的厨房设备款做了抵扣。后李庚、邓永福因与王开林、永利酒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四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7月1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民终224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述借款为合伙期间永利酒店的对外债权。李庚遂提起诉讼，以邓永福不当得利为由，请求判令邓永福返还上述款项及资金占用费。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和当庭出示的《合伙经营协议》、《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借据、（2017）云民终224号民事判决书、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收集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李庚、邓永福、王开林在合伙过程中签订的《转让协议》，系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的退伙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李庚享有合伙期间永利酒店的对外债权，其中就包含了魏谦和周永强所借的300,000元的债权。但在李庚、邓永福、王开林签订《转让协议》以终止合伙关系后，周永强却向邓永福履行了该借款的还款义务，结清了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邓永福取得该款，并无合法根据，并造成李庚损失，已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李庚300,000元。至于周永强已结清的该债权的利息，也应属该债权的组成部分，也应由邓永福返还李庚。但只应以年利率24%计算，故一审法院确认为72,000元。因而邓永福应返还李庚不当得利款应为372,000元。李庚主张390,000元，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李庚要求邓永福支付其占有不当得利款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但资金占用费计算的起始日期应为邓永福实际占有不当利款的次月，即2017年8月1日。由于李庚系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7）云民终224号民事判决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故李庚现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邓永福提出的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李庚因邓永福的不当得利而遭受了损失，其有权进行追偿。故邓永福提出的该案应由第三人魏谦和周永强进行追偿的主张，一审法院也不予采纳。判决：一、由被告邓永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庚372,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支票头，欲证明抵扣后剩余的款项的支付；被上诉人质证称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该支票头的时间早于散伙时间，当时酒店的所有经营以及材料都是由上诉人掌管；二原审第三人没有意见；二原审第三人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通过工程款抵扣了20万元，现金支付了176500元，所有债权债务都已经清偿；上诉人质证称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质证称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支票头符合证据关于真实性、合法性的规定，不符合关于关联性、证明目的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对于证人出庭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2011年5月30日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合伙经营的永利酒店借款30万元；其后，原审第三人与永利酒店签订厨房设备采购合同并实际履行，永利酒店2011年6月16日支付原审第三人51,840元，结算价款为252,8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前述厨房设备采购合同价款的支付存在争议：上诉人主张20万元合同价款与借款中的20万元通过抵扣方式进行了支付；被上诉人主张2011年11月15日已经支付了154,563元。本院认为，对于2011年11月15日已经支付了154,563元，除了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共同签字的文件，在案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即使按照该文件所载明尚欠原审第三人98,237元，被上诉人并未向原审第三人支付该欠款，且已经支付154,563元并未载明是否通过抵销方式支付；而原审第三人向法庭陈述合同价款已经结清，再结合原审第三人在2012年7月现金支付上诉人176,500元清偿所欠永利酒店借款，本院认为上诉人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即永利酒店出借款项中的20万元债权与原审第三人所享有合同价款中的20万元债权通过抵销的方式予以消灭。对于上诉人所主张另外10万元债权通过案外公司转账的方式已经清偿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散伙后收取原审第三人欠付合伙的借款本息176,500元，且不能说明其收取的理由，应依法返还不会上诉人；另，一审对于资金占用费趋于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邓永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9）云0181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李庚176,500元及该款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其中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李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33.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67元，由邓永福负担6,950.25元，由李庚负担6,950.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 音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刘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