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5452号原告：衣某甲，男，1963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告：衣某乙，女，1956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告：衣某丙，女，1961年2月1日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长杰，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衣某丁，男，1958年6月27日生，汉族，住济南市。被告：吴某甲，女，1928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艳章，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美荣，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与被告衣某丁、吴某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我院于2020年6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衣某甲及原告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长杰，被告衣某丁、吴某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艳章、付美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两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4年前，原告和第一被告的父亲衣某某的工作单位济南某某服装店分配的一套福利住房，地址位于济南市市中区。1994年12月16日，衣某某因病去世；1996年4月1日，原告的母亲吴某甲以衣某某和吴某甲的名义和衣某某个人的工龄等福利政策，以房改的方式购买了该住房。之后，吴某甲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房产证号为：济房权证中字第**。2019年4月19日，两被告签订了《赠与合同》，被告吴某甲将上述房屋赠与了被告衣某丁。涉诉房屋系以原告父亲衣某某的工龄等福利，享受房改优惠政策购买的。在衣某某去世后，三原告依法应当继承该房屋的部分产权。2019年4月19日，两被告签订《赠与合同》时，被告吴某甲已经90岁高龄，在2007年7月前，该被告就患有脑梗塞等多种疾病，多年来不断治疗，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愿望。所以，这份《赠与合同》并不是被告吴某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衣某丁、吴某甲辩称：1、被告吴某甲、衣某丁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过房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应为合法有效。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涉诉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告吴某甲，且为单独所有，吴某甲依法享有对该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2019年4月19日，吴某甲与衣某丁签订了《赠与合同》，约定赠与人吴某甲自愿将该房屋及储藏室赠与给衣某丁，衣某丁也表示接受赠与。这一行为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一经受赠人表示接受便宣告成立，故两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成立。本案中，被告衣某丁在接受赠与后，到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了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在2019年6月19日取得了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房屋所有权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两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在整个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无效的法定情形，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另，在办理涉诉房产的过户登记过程中，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对房屋可能性的情况以及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进行核实，根据三原告提交的赠与合同可以明确看出，合同的上方有登记部门工作人员“已见当事人”的印章，合同左下方有两位工作人员的签字，足以证明是在登记部门工作人员审核后才向被告衣某丁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也足以表明被告吴某甲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意识清楚且是其自愿赠与。三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吴某甲在2007年7月前就患有脑梗塞等疾病，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愿望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吴某甲在2007年曾患脑梗塞住院治疗，无法体现治疗结果和病人的现状态。事实上吴某甲虽然已90岁高龄，但思维清晰，完全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涉诉房产在1996年4月参加房改后，其产权系被告吴某甲的个人财产，使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进行折扣并非确认房屋物权归属的依据。吴某甲的丈夫衣某某已于1994年12月16日因病去世，而涉案房屋是吴某甲于1996年4月1日参加房改购买并取得产权，并非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在房改过程中，使用了衣某某的工龄进行了优惠和折算，但该因素仅是单位根据国家政策给予的一种政策性补贴或优惠，不能将此种优惠因素认定为一种财产或非财产性权益，更不能据此认定衣某某系涉诉房屋的共有权人。因此，使用衣某某的工龄参加房改并不影响吴某甲在取得涉案房屋后对涉案房屋享有完全的所有权。3、三原告在起诉状中所主张对涉案房屋部分产权的继承权已超过法定最长诉讼时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在衣某某去世后三原告应依法继承该房屋的部分产权。《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衣某某已于1994年12月16日去世，吴某甲于1996年4月1日参加房改并于1999年8月2日实际取得房产证而原告在2020年5月28日向法院起诉，房屋已由被告所有超过20年，现在三原告再要求行使继承权已超过法定最长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与被告衣某丁系亲兄弟姐妹关系，被告吴某甲系上述原、被告母亲，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衣某丁均系吴某甲与丈夫衣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子女，衣某某于1994年12月16日因病去世。位于济南市市中区产，原系衣某某生前单位济南某某服装店通过福利分房的方式分配给衣某某及家人居住使用的公房，在衣某某去世后，被告吴某甲于1996年4月参加房改，并填写《济南市居民购房申请表》，该表格中记载，吴某甲购买涉诉房产时使用了衣某某的37年工龄折扣和优惠。1999年1月，济南市房产管理局向吴某甲颁发了济房房房权证中字第**所有权证，该所有权证记载的所有权人为吴某甲。2019年4月19日，被告吴某甲在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与被告衣某丁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上述房屋赠与了被告衣某丁，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9年6月19日，被告衣某丁取得了涉诉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证书编号为：鲁（2019）济南市不动产权第××号。原告认为涉诉房产应为父亲衣某某与母亲吴某甲共有，因为父亲去世才只登记了母亲吴某甲一人的名字，父亲去世后，该房产应由本案原、被告共同继承父亲衣某某的份额，母亲的上述处分行为无效，且母亲在2007年患有脑梗塞等多种疾病，无法确定母亲做出上述处分行为时意识是否清楚，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母亲吴某甲与被告衣某丁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关于本案涉诉房产的《赠与合同》无效。另查明，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被告吴某甲的视频资料两份，在该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被告吴某甲的意识是清楚的，其表述：“这些年都是建利在照顾我，我这些年有病，他们都没管我，我自愿把这个房子给建利，建利给我下力了。”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中规定，赠与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经他方接受而生效的协议。赠与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具有单务、无偿的特征。基于此，本案的焦点在于涉诉房产虽然登记在被告吴某甲名下，但该房产是属于吴某甲个人财产，还是属于吴某甲与其丈夫衣某某的共有财产。从房产档案中可以看出，涉诉房产是被告吴某甲是在丈夫衣某某去世近二年后，参加丈夫生前单位房改购买的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的工龄、职务、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在《购房申请表》中也记载购房时使用了衣某某的37年工龄进行了折扣和优惠。房改房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房屋形式，具有补偿性、保障性、国家统筹性、价格低廉性、享受权利一次性等特点。使用配偶工龄购房的优惠措施，并非仅仅对房价的政策性补偿，也包括对原有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是死亡配偶享有共有权的依据。结合本案的情况，本院认为在认定房屋权属时，不能简单的从权属登记上来认定，而忽略房改房从承租权转化到所有权的承继事实，也不能仅以购房合同的签订时间及房产证的取得时间来判断房屋产权归属，这样才符合《民法总则》中的公平原则。据此，本院认为，本案涉诉房产应当认定为衣某某与吴某甲的夫妻共有财产。衣某某去世后，其份额应由本案原、被告共同继承。被告吴某甲对应属于其他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衣某某的房产份额，无权处分。通过被告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吴某甲在表述其将房屋赠与被告衣某丁的时候，意识清楚，并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说的不能认知自己行为的情况，故对吴某甲处分本案涉诉房产中应属于其自己的一半和其应继承丈夫衣某某的份额的部分，应认定为有效，但其处分的应由三原告继承的衣某某的份额，未经三原告同意和追认，应为无效。综上，被告衣某丁与吴某甲签订的《赠与合同》中涉及三原告应继承被继承人衣某某的房产份额部分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衣某丁、吴某甲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中涉及应属于原告衣某甲、衣某乙、衣某丙继承被继承人衣某某房屋份额的部分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衣某丁、吴某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