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27民初486号原告：张净媛，女，1975年12月4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房产销售，住昆明市晋宁区。被告：茶建丽，女，1989年12月27日生，彝族，大学文化，医美销售，住昆明市呈贡区。原告张净媛诉被告茶建丽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晓红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净媛、被告茶建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中旬左右，被告向原告推销《牛得很潜能开发》项目，宣传该项目能开发通过高科技脑波音乐，有效激活人体大脑的松果体和脑细胞等，宣传孩子学习两三天就能作诗。原告为了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将侄子及其两个表妹送至被告的培训地点培训，并与被告商定，每个小孩6800元（包含培训费及耳机费），合计是20400元。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支付了人民币20000元，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了400元。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并未达到被告宣传的学习效果。经双方协商，被告愿意退还一部分钱给原告。后，原告将两副耳机归还给被告，但被告一直不履行自己的退钱承诺，经原告了解，被告所说的培训总部和培训学校根本不存在，被告没有培训资质，且被告上述的培训点已关闭，未继续经营。被告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我不愿意返还原告20000元。1、原告称我向其推销项目与事实不符；2、原告称我宣传孩子学习两三天就能作诗，与事实不符；3、原告称其被要求支付20000元学习费用和培训费用，与事实不符；4、原告称其孩子未达到学习效果，我愿意退还一部分费用，与事实不符；5、原告称我未退还费用与事实不符。事实及理由：原告通过我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我在经营的项目，通过微信了解后，原告主动提出要实地了解。于是周末亲自到我的工作室了解。原告主动提出要做晋宁区的代理。我没有主动向原告宣传、推销项目。我收到原告支付给我的20000元钱是原告认购耳机的钱。我没有收取原告的任何培训及代理费。2018年12月2日原告带其侄子到我的工作室进行体验，因没有新的耳机，需要向总部订货。我再三向原告强调，训练的耳机如果没有质量问题，不支持退货。原告表示已经清楚，我才向总部订购了3副耳机。2018年12月8日，原告带着自己的侄子和女儿来到工作室。我拿出3副新的耳机，原告确认是新的耳机，没有质量问题，我才拆开了一副新的耳机供原告侄子训练使用。其余2副新的耳机交给了原告，并且开了收据给原告。同日，我要求原告支付给我3副耳机的费用20400元（6800元/副）和代理岗前培训费2000元，合计22400元。2018年12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我支付了20000元，剩余2400元未支付给我。2018年12月8日起，原告的侄子周末来参加训练，期间，原告的两个表妹也曾来一起参加训练。2019年1月下旬左右，原告称自己女儿结婚后准备生孩子了，不想做代理了，问我2副耳机是否能退货。我出于好意，告诉原告可以在培训其他学员的时候帮其出售，但是不可以退货。2019年1月27日，原告将两副未拆封的耳机送到我的工作室。之后，原告一直要求我归还给她20000元。我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无须对此纠纷案件负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原告向被告支付的20000元是学习培训费还是购买耳机的费用；2、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支付的费用20000元；针对以上争议，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A1、《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我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官渡区人民法院未受理；A2、《微信聊天记录》23页，证明：1、被告向我介绍这个项目的作用。2、我向被告支付的20000元是孩子学习培训的费用；A3、《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世纪城派出所出示的被告身份信息》1份，证明：我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报了案，被告在官渡区从事这个项目；A4、《昆明市民办学校促进和管理办法（试行）》1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1份，证明：昆明市民办学校的资质和要求；A5、《打印图片》18张，证明：被告帮我培训孩子的情况以及被告培训的方法和宣传的内容。经质证，被告茶建丽对原告提交的证据A1、A3无异议。对证据A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原告支付的20000元不是学习培训的钱，是购买耳机的钱，培训是免费的。对证据A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这份证据与其没有关系，其销售的是电子产品，不是培训。对证据A5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这是属于产品的售后服务，因为产品是训练仪器，必须有相应的训练，这是原告购买耳机后，教她如何使用耳机。被告对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B1、《收款收据》1份，证明：1、我收到原告20000元，是购买三副耳机的费用，并不是原告所说的送孩子培训的费用；2、原告还欠我400元的产品尾款。我没有收取原告的学习费用、加盟费、代理费；B2、《微信转账记录》1份，证明：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给我的20000元，原告还欠我购买产品尾款400元。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B2无异议。对证据B1有异议，认为不清楚收款收据是怎么回事，我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我有微信转账记录。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证据A1真实、客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明本案事实；证据A3真实，但只能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据A4，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A2、A5真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方向，且被告对这两份证据的证明方向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B2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但只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人民币20000元；证据B1，系客户联，且原告有异议，不能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与被告相互认识。2018年11月份，原告通过被告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被告在做开发孩子学习潜能的培训项目，欲将其侄子及其两个表妹送至被告的培训地点培训，并与被告商定，每个小孩配一副耳机6800.00元，三个小孩的费用合计20400.00元。2018年12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20000.00元费用。期间，原告不定期将自己的侄子及其两个表妹送到原告工作室。后，原告认为该培训项目不能达到被告宣传的效果，遂要求被告退款20000.00元未果，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认为其支付的20000.00元是培训费用，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的20000.00元是购买耳机的费用。另查，原告曾向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的20000.00元，官渡区人民法院以“因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不在其辖区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审理中，原告提出被告有诈骗、虚假宣传的行为，本院告知其在七日内向有关机关反映。到期，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反映情况说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支付了培训费（含耳机费）20000.00元，虽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被告口头承诺两三天就能培训出来看到效果。对此，被告不认可，认为其仅收到原告支付的耳机费用，并未收取培训费，是耳机的售后服务。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交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图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对于被告收取的20000.00元费用的用途双方有争议，且原告亦未有其他能够证明被告应返还已收取费用的相关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净媛要求被告茶建丽返还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150.00元，由原告张净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晓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李晓燕书记员石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