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6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百利健餐具消毒配送中心，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B。经营者：蓝方文。上诉人（原审被告）：蓝方文，男，汉族，1966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丹，女，汉族，1965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洁莹，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宏，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许海明，男，汉族，1970年4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X。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少莹，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武，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百利健餐具消毒配送中心（以下简称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因与被上诉人许海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许海明全部诉讼请求，支持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一审所提全部反诉请求；2.判令许海明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许海明在本案是适格的诉讼主体错误。本案合同关系确定依据是百利健中心与厨洁中心于2017年7月22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买卖关系当事人为百利健中心和厨洁中心，即使厨洁中心作为个体工商户已经注销，亦应由其经营者许某某承继，与许海明无关。即使厨洁中心的实际经营者是许海明，那也是其与许某某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权利义务仍应由工商登记经营者许某某享有和承担，再由许某某与许海明之间按内部约定处理。综上，许海明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此外，许海明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实际经营者证明书》以及许某某身份证复印件，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厨洁中心工商登记的经营者许某某与许海明提供的许某某身份证复印件显示的许某某是否为同一人，《实际经营者证明书》是否厨洁中心工商登记经营者许某某所出具，均无法确认，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传唤厨洁中心工商登记经营者许某某出庭接受调查，即直接认定《实际经营者证明书》的真实性，从而确定“许某某已经将厨洁中心的经营权及资产转让给原告许海明”、“原告许海明在本案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这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已经按约定向被告百利健移交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从而认定“被告百利健应于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买卖合同协议书》的转让款65万元条件已经成就”，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且完全忽视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与许海明约定的合同义务以及交易经过。（一）《买卖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厨洁中心须将所有资产，包括有形资产（指所有餐具、胶箱和原材料等）、无形资产（指客户）等全部打包转让给百利健中心。一审庭审期间，许海明确认洗涤生产线未移交给百利健中心，辩称“百利健中心放弃洗涤生产线”、“双方协商转让的有形资产自始至终就没有涉及该洗涤生产线”，与事实不符。洗涤生产线系案涉业务必备生产设备，属于转让范围，但厨洁中心一直未移交给百利健中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厨洁有一套生产线设备被告百利健当时没有运走，但这是被告百利健自己的原因所致，被告百利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原告拒不移交”，没有事实依据。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许海明应对其已履行移交资产包括该洗涤生产线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显然是本末倒置，且举证责任分配完全错误。此外，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与许海明之间矛盾一直未解决，双方对于移交资产一直存在争议，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百利健中心一直也没有向许海明追讨该生产线设备。（二）《买卖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厨洁中心要无条件将资产和业务移交给百利健中心，并确保协议中转让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1.“协议中转让……业务量”，也就是说业务量仅限于厨洁中心移交部分，并不包含百利健中心自身业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至于每天500箱的业务量是否单纯由厨洁转让的客户产生，在《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中并无此约定，也无法如此理解”，显然是错误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合同条款理解”之规定，没有考虑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曲解了合同条款本意，甚至歪曲事实。第一，百利健中心成立于2008年9月1日，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经营餐具消毒、配送服务，在三水有较好的口碑和稳定的客源。如果每天500箱的业务量包括百利健中心开拓的业务量，又何须厨洁中心保证，因为百利健中心在收购厨洁中心之前的业务量已远远超过500箱/天。第二，《买卖合同协议书》约定全部资产，包括有形、无形，转让价款为65万元。初略估算，转让价款65万元中有形资产约18万元（包括洗涤生产线8万元，餐具等10万元），无形资产价值47万元（保证厨洁中心客户业务量平均每天500箱）。根据等价有偿原则，如厨洁中心无法保证其移交客户资源业务量在协议书约定的2017年8月至10月的3个月内平均每天不少于500箱，那凭什么收取47万元的转让价款呢？2.厨洁中心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所移交的客户资源严重流失，且在转让后前3个月，其原有客户业务量也远远未达到500箱/天。第一，《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双方以2017年8月1日为基准日，即双方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移交之日应为2017年8月1日。2017年7月28日附件1列表显示的88个客户，其中6个客户已无订购餐具，且实际上在未正式移交给百利健中心前，已流失30个客户。该流失情况有证人麦某某在一审庭审当庭证言可证实，其称自己开拓的客户在2017年7月底有16个，但8月只剩下9个；另外，厨洁中心原业务员麦某1在厨洁中心转让后并没有到百利健中心工作，而且带走了其开拓的所有客户资源。许海明2017年8月24日确认的《佛山市三水区****餐具消毒服务中心客户押金明细表》显示流失客户33个，其中麦某某有8个，麦某1有12个，与前述情况亦可相互印证。综上，2017年8月1日起，许海明移交给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的客户实际仅有58个，餐具业务量亦相应的减少。其中,附件1中,88个客户中就有6个在2017年7月28日时已经没有订购餐具,扣减《附件1中未移交就已流失的客户明细》30个流失客户的业务量,总业务量为11082箱,日均仅有369.4箱。第二，在2017年8月1日移交之后，由于厨洁中心自身原因，包括其原有业务员拒不移交客户资源，甚至原有业务员离职带走客户，客户知道厨洁中心无法经营纷纷压价等，导致合同事项变数较大，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故双方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附加协议》，约定以厨洁中心为主，百利健中心为辅，共同进退；三个月后按实际量付款，中途不再付款；市场冲突，价格调节，双方协商决定，不得以此为理由涉及协议付款细节；厨洁中心明确和有责任对所属业务的态度，不能做有对厨洁中心和百利健中心不利的事；百利健中心确定市场定价，确保业务员提成按月准时发放。如转让后业务与厨洁中心无关，那厨洁中心为何要签订《附加协议》，还有以厨洁中心为主解决问题呢？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经营餐具消毒、配送服务多年，为扩大经营才受让厨洁中心资产，最看重的是厨洁中心的客户资源。然而，一审判决完全没有考虑客户资源及业务量减少对百利健中心的影响情况，也完全没有考虑双方的交易过程及双方争议的客观背景。第三，2017年8月、9月、10月，百利健中心经营厨洁中心原有业务，业务量三个月内平均每天未达500箱，且期间众多客户停止订购消毒餐具，导致百利健中心接管协议项下业务经营亏本，损失惨重。百利健中心一直通过微信将2017年8月、9月、10月业务情况发送给许海明，许海明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此外，业务员工资单及销售奖明细表（可根据销售奖推算业务量）以及证人麦某某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充分证明厨洁中心业务量在2017年8月、9月、10月平均每天未达500箱。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厨洁中心未依约履行协议义务移交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以及确保协议中转让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价款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百利健应于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买卖合同协议书》的转让款65万元条件已经成就”，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没有审查合同转让标的物（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完全交付，草率认定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时间和转让款金额）和条件成就；没有审查当事人交易价款确定的基础，对许海明没有交付的合同转让标的物（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予客观核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所确定的公平原则。（一）许海明拒绝移交洗涤生产线（价值约8万元）给百利健中心是不争的事实。（二）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协议书》之2017年7月28日附件1列表显示的88个客户，其中6个客户已无订购餐具，且实际上在未正式移交给百利健中心前，已流失30个客户。此部分客户资源价值约16万元[全部客户资源价值47万元÷88个（约定客户资源数量）×30个（没有移交客户数量）=160227元]，理应核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如果按《附加协议》第二条约定“三个月后按实际量付款”，经统计三个月后即2017年10月份的实际平均用量为241.6箱/天，按比例计算，无形资产价值仅为47万元÷500箱（保证数量）×241.61箱=227113.4元，则核减数额为242886.60元（47万元-227113.4元）。（三）许海明原有客户押金涉及到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的金额有49800元，根据《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二第“支付方式”第4小点约定“乙方原有客户的押金总数将从余款中扣除”。以上三项，应从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款总额中予以扣减290027元或372686.6元。四、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之规定，否定百利健中心的合同解除权，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一）《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了百利健中心配送中心的合同解除权，“乙方公司要无条件将乙方资产和业务移交至甲方，并确保协议中转让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如有此现象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追讨回支付转让款项”。如上所述，厨洁中心未依约履行协议义务移交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以及确保协议中转让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百利健中心依约有权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并追讨回支付转让款项35万元。（二）本案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审判决直接适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该条款适用前提条件是“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但《买卖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了百利健中心的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百利健中心主张解除合同，且已通过反诉的方式通知对方，《买卖合同协议书》已自许海明收到百利健中心反诉状之日时解除。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中《买卖合同协议书》约定百利健中心的合同解除权，显然不属于撤销权，不适用一年内没有行使即消灭的规定。第三，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与厨洁中心、许海明之间矛盾一直未解决，在许海明一直亦未主张剩余转让价款的情况下，百利健中心经营者林丹、蓝方文作为普通公民，无维权法律意识，故当时也没有主张解除权，但并不能以此认为百利健中心的合同解除权已灭失。在《买卖合同协议书》未履行完毕之前，百利健中心仍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更何况许海明或厨洁中心亦从未催促过百利健中心行使解除权。综上，百利健中心有权主张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并要求许海明返还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已付转让款35万元。同时，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已经向厨洁中心移交的不再经营的客户退还押金15500元，其中包括《佛山市三水区厨洁中心餐具消毒服务中心客户押金明细表》中客户“香喷喷”的押金500元。对于该押金明细表的押金（总额合计14000元，扣减百利健中心已退客户“香喷喷”押金500元，尚须承担退还义务的押金为13500元），许海明是否履行了退还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该客户押金明细表中的客户依然会向接管业务的百利健中心主张返还。故尚未退还押金的客户（包括客户明细表中，许海明未履行退还押金义务的部分13500元），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承担，在许海明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许海明应返还该部分的押金（暂定49800元）给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可退还3966箱餐具（按18元/箱计，折价71388元）给许海明，许海明对该价值不予认可，却未能举证反驳。以上款项相抵销，许海明应退回转让价款328412元给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许海明辩称：一、许海明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多次否认许海明的诉讼主体资格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厨洁中心已于2018年8月23日注销，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许海明是其实际经营者，厨洁中心注销后其权利义务承受人是许海明。虽然许某某是厨洁中心注销前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但其本人已经出具了说明确认许海明对厨洁中心所有资产有绝对的处分权，而本案是因厨洁中心资产转让产生的纠纷，许海明依法可以作为原告提起一审诉讼。同时，《买卖合同协议书》的商议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一方（甲方）与许海明作为另一方而进行，合同上的签名也由许海明签署，合同签订后的履行及履行中的协议，包括《补充协议》的签订也是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会同许海明共同进行，因此，在事实上许海明作为合同的相对人是确实无疑的存在。此外，许海明向一审法院了解到，一审法院曾传唤许某某本人接受询问，许某某已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不作为一审案件的原告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许海明在本案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厨洁中心作为《买卖合同协议书》中的出卖人已依约定在2017年7月28日前将厨洁中心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所有资产全部交付给百利健中心，许海明的合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以许海明将洗涤生产线转卖第三人，移交的客户资源流失等为借口，而恶意拒付剩余转让款的行为，明显已构成违约。首先，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所指的因许海明私自转卖第三人导致没有移交的洗涤生产线是其主动放弃的，厨洁中心没有转卖给第三人，该生产线现今仍在许海明处。在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签订《买卖合同协议书》当天，林丹就已聘请了两辆货车将放置在厨洁中心经营场所内的餐具、胶箱、原材料等所有有形资产拉走（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在一审庭审时已确认这一事实），而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所谓的厨洁中心价值约8万元的洗涤生产线当时也在现场，如若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需要该生产线的话，当时完全可以直接运走。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可以运走该生产线而没有运走，实际原因是百利健中心作为经营餐具消毒的单位，在收购厨洁中心资产前就已拥有多条大型的洗涤生产线，厨洁中心的生产线规模较小，并不符合百利健中心的生产需要。若该生产线对百利健中心如此重要，真如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在上诉状中陈述“系案涉业务必备设备”的话，为何《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一条在对有形资产的列举时，连“胶箱”也被作为主要资产列举出来，而该生产线却只字未提？显然，因该生产线对百利健中心毫无用处，双方协商转让有形资产时根本就没有涉及该洗涤生产线。其次，百利健中心受让厨洁中心客户资源后，在经营过程中客户资源有所流失属于正常的市场波动，且部分客户资源流失并不等同于业务量每天平均低于500箱。许海明一审时提交的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签订的《补充协议》和附件1可以证明，厨洁中心于2017年7月28日已将所有的客户资源移交给百利健中心，无形资产已移交完毕，至此许海明的合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百利健中心在经营过程中，客户有所流失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作为原厨洁中心、现百利健中心业务员的证人麦某某在庭上也承认，在2017年7月底其负责的客户有16个，在8月至9月初流失了部分后，到2017年10月客户数量又回到16个。可见，客户数量的波动是经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以此为借口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实属无理。此外，部分客户的流失并不等同于业务量平均每天就不能达到500箱以上。在厨洁中心客户资源移交百利健中心前，部分餐具使用量大的客户，一个客户一天的业务量就能超过100箱，就算是流失了部分客户，剩下的客户也能使业务量达到500箱/天。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关于厨洁中心的资产转让后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未达500箱只是其一面之词，是其不想支付剩余转让款的托辞。否则，既然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在2017年11月份就能完全知悉2017年8、9、10月三个月内每天平均的业务量低于500箱，且如其上诉状中所述“导致百利健中心接管协议项下业务经营亏本，损失惨重”，完全可以马上提出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无需等到许海明起诉其要求支付剩余转让款后才通过反诉的形式提出。再次，《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中“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应解释为“资产转让前三个月内业务量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由于资产转让后，许海明对业务量的增减就丧失了控制权，如果将《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中，“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解释为“资产转让后三个月内业务量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的话，无异于赋予了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任意解除权，是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最后，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要求对转让款进行核减毫无事实依据和逻辑可言。洗涤生产线是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自己放弃交易的，协商转让有形资产时没有涉及该洗涤生产线，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要求在转让款中核减该生产线价值毫无道理可言。厨洁中心移交给百利健中心的客户手中有3966箱餐具，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确认已全部为百利健中心所接收。这3966箱餐具，每箱餐具含12套餐具及一个胶箱，每套餐具含瓷盘、杯、碗、筷子、汤匙、牙签各一（部分含两个碗），每套餐具的价值约为6元，每个胶箱的价值为22元，可得出每箱餐具价值为6X12+22=94元，3966箱餐具的价值就有94X3966=372804元，加上百利健中心在签订《买卖合同协议书》当天在厨洁中心经营场所内拉走的餐具、胶箱、原材料等所有库存价值约为15万元，厨洁中心向百利健中心转让的有形资产价值就已超过50万元（372804+150000=522804）。根据《买卖合同协议书》厨洁中心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所有资产打包价为65万元，扣减厨洁中心的有形资产价值后，剩余的资产价值已不足15万元。因此，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对转让的客户资源高达47万元的定价，已足够令人莫名其妙，但其以自行认定的客户资源价值除以客户数量得出每个客户的价值后又再乘以受让客户后某一时点减少的客户数量而得出的所谓流失客户价值要求核减的行为，更是无理。经营过程中客户数量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以受让厨洁中心客户资源后某一时点的客户数量甚至是最低点的客户数量来主张实际受让客户资源的价值，已是明显不当，更何况，客户资源的总体价值除体现在数量上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客户资源的优劣上，即客户对餐具使用的需求量上，这也是为何《买卖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以业务量而不是以客户数量作为解除协议的衡量标准的原因。目前为止，百利健中心只向原厨洁中心的客户退回了押金15500元，且对于押金的处理，百利健中心和厨洁中心在2017年8月24日确认的《佛山市三水区厨洁中心餐具消毒服务中心客户押金明细表》中有新的约定，因此，可在转让款中扣减的只能是百利健中心实际替厨洁中心退还的押金15500元，而不是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要求的49800元。三、即便退一万步说，假若“2017年8、9、10月三个月内每天平均的业务量低于500箱，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已成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怠于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也已导致其解除权灭失。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在2017年7月底接收了厨洁中心所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后，近两年来一直使用这些资产进行生产经营，获取经营利润，从未向许海明提出过要解除协议，其一直以来对厨洁中心资产的处分行为表明，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没有要解除合同的打算。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于2019年8月28日以反诉的形式主张其合同的解除权，离其知道解除权发生之日已经将近二年，未及时主张权利，而驳回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无论在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上都是正确的。且从维护交易稳定，保证市场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使用转让资产获利两年后才提出解除协议的主张，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不应得到支持。此外，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相互返还财产的主张，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百利健中心受让厨洁中心资产已两年有余，所有的有形资产诸如漂白水、碱片、胶膜等原材料肯定已经消耗殆尽，数量、价值无法统计，而受让的餐具经过两年多的使用肯定也是损耗严重，完整退还根本没有可能。厨洁中心也已于2018年8月23日注销。且自2017年8月1日起至今由转让资产产生的收益更是难以估算。综上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许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立即支付许海明转让款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判令许海明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2日，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签订《买卖合同协议书》，约定厨洁中心有形资产（指所有餐具、胶箱和原材料等）和无形资产（指客户）等所有资产全部打包转让给百利健中心，转让价为65万元，分四期支付，最后一期10万元在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厨洁中心客户的押金总数将从余款中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厨洁中心要无条件将资产和业务转移至百利健中心，并确保协议中转让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如有此现象百利健中心有权解除协议，追讨回支付转让款项。签订协议后百利健中心支付了首期款35万元。2017年7月31日，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签订一份《附加协议》，内容为“由于2017年7月22日百利健中心和厨洁中心签订的买卖合同事项（详见签订协议）在交接前发生外围因素和厨洁中心内部因素，对合同事项有太大变数，故拟定以下条款，双方同心协力，做好交接工作。1、以厨洁中心为主，百利健中心为辅，共同进退。2、三个月后按实际量付款，中途不再付款。3、市场冲突，价格调节，双方协商决定，不得以此为理由涉及协议付款细节。4、厨洁中心明确和有责任对所属业务的态度，不能做有对厨洁中心和百利健中心不利的事。5、百利健中心确定市场定价，确保业务员提成按月准时发放。”之后，许海明已向百利健中心移交了餐具等有形财产和客户资料，但生产线设备百利健中心没有运走。许海明确认百利健中心已经向厨洁中心移交的客户退还押金15500元，并同意在本案主张的金额中等额扣减。另查明，厨洁中心系个体工商户，注册经营者为许某某，该个体工商户于2018年8月23日注销。许某某于2019年8月5日声明，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许海明是厨洁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厨洁中心的全部生意和投资均由许海明负责，所有资产均为许海明所有，许海明对厨洁中心的所有资产有绝对的处分权，并表示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再查明，百利健中心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系蓝方文。蓝方文与林丹系夫妻关系，林丹作为百利健中心的经手人与厨洁中心签订了《买卖合同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签订的《买卖合同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认定。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1.许海明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许海明诉请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支付转让款余额30万元有何依据；3.百利健中心主张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并要求许海明返还35万元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厨洁中心的注册经营者为许某某，但许某某已经出具书面意见，声明许海明是该厨洁中心的实际经营者，所有资产均为许海明所有，许海明对厨洁中心的所有资产有绝对的处分权。这充分说明了许某某已经将厨洁中心的经营权及资产转让给许海明，许海明是厨洁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并且对于本次《买卖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实际上也是百利健中心与许海明协商的结果，因此，许海明在本案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买卖合同协议书》转让款分四期支付的约定，百利健中心首期款35万元于签约之日支付，第二期于2017年9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第三期于2017年10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第四期10万元于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许海明已经按约定向百利健中心移交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虽然厨洁中心有一套生产线设备百利健中心当时没有运走，但这是百利健中心自己的原因所致，百利健中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许海明拒不移交，其一直也没有向许海明追讨该生产线设备，由此可见，百利健中心应于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买卖合同协议书》的转让款65万元条件已经成就，故法院对许海明主张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支付转让余款30万元予以支持，但应扣减百利健中心已替许海明支付的客户退还押金15500元。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百利健中心认为厨洁中心未能保证其转让的客户在2017年8月、9月、10月三个月中的业务量每天平均达到500箱，故百利健中心依《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有权解除协议并追讨回支付的转让款35万元。对此，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百利健中心在庭审时的陈述，其在2017年8月、9月、10月三个月中每天的业务量平均约为1600箱，该业务量已经远超出每天500箱，因此并不存在每天业务量未达到500箱的情形，至于每天500箱的业务量是否单纯由厨洁中心转让的客户产生，在《买卖合同协议书》第三条中并无此约定，也无法如此理解。其次，如果理解为每天500箱的业务量是单纯地由厨洁中心转让的客户中产生，那么百利健中心从2017年8月、9月、10月就已经知道解除协议并追讨回支付的转让款35万元的情况，百利健中心就应当及时主张其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百利健中心在许海明对本案提起诉讼后，才于2019年8月28日以反诉的形式主张其合同的解除权，离其知道解除权发生之日起已经将近二年。综上，法院对百利健中心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协议书》及要求许海明返还转让款35万元、退还客户押金49800元、百利健中心退还许海明餐具3966箱（按18元/箱，计71388元）的反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蓝方文、林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海明2845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10万元从2017年10月1日开始计算、10万元从2017年11月1日开始计算、84500元从2017年12月11日开始计算，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许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百利健中心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96元，由蓝方文、林丹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13元，由百利健中心负担。本案二审期间，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许海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其中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11月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未反映许海明对于厨洁中心转让后的业务量作出了确保不会流失的承诺，故本院对百利健中心、蓝方文和林丹据此所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但由于许海明并未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赵军成的证人证言，因赵军成仍为百利健中心业务员，其与百利健中心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签订前，林丹通过微信与许海明进行磋商，2017年7月4日，林丹向许海明发送以下微信信息：“许老板，经商量我们有意全部收购你的业务和餐具，按市场价6万元1000套，具体数量按送货数据为准，以3个月的数据做统计，你考虑一下”，2017年7月8日，林丹向许海明发送以下微信信息：“客户其实是动态的，我们接管后客户不一定接受，我们要考虑有一部分客户可能流失，所以你能不能把你4、5、6三个月的数给我？我们要评估一下”。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许海明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的资格；二、百利健中心要求解除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关于许海明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是由百利健中心与厨洁中心签订，厨洁中心已注销，虽厨洁中心原登记的个体经营者为许某某，但许海明在一审期间已经向法院提供许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许某某出具的《实际经营者证明书》以表明厨洁中心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由许海明实际经营以及厨洁中心所有资产为许海明所有。由于代表厨洁中心签订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的是许海明，且上述合同签订前的磋商以及签订后的履行相关事宜均由许海明代表厨洁中心与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进行协商和沟通，上述事实与许海明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互相印证，证明许海明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为厨洁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并享有厨洁中心的资产所有权。故许海明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百利健中心要求解除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是否有充分依据的问题。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上诉认为厨洁中心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移交全部有形、无形资产并确保转让的财产正常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并据此主张百利健中心有权解除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和要求许海明返还已支付的35万元转让款。首先，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认为厨洁中心未依约向其移交洗涤生产线，但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厨洁中心将其“有形资产（指所有餐具、胶箱和原材料等）和无形资产（指客户）等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百利健中心，在上述合同条款中未明确所转让的有形资产包括洗涤生产线。此外，双方均确认合同签订后百利健中心已雇请车辆前往厨洁中心接收资产，即使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关于双方转让的资产包含洗涤生产线的主张属实，百利健中心完全可以在当时将洗涤生产线一并接收运走，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厨洁中心为此设置了障碍而导致百利健中心无法接收洗涤生产线，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对于其为何未在接收资产时及时运走洗涤生产线以及在此后一直至本案诉讼前未向厨洁中心主张该洗涤生产线作出合理并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对于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以厨洁中心未向其移交洗涤生产线为由主张厨洁中心未履行合同义务，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约定厨洁中心应“确保……和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如有此现象甲方有权解除协议，追讨回支付转让款项。”对于上述条款中的“三个月”，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主张为资产转让后的3个月，而许海明则主张应为资产转让前的3个月，即双方对上述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双方在合同签订前磋商过程来看，林丹亦明确表示“要考虑有一部分客户可能流失”，因而要求许海明提供合同签订前的4、5、6月的客户和业务数据给其进行评估，并未提出要求许海明保证签订合同后要达到一定的业务量。而且，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一般的交易常理，许海明在将厨洁中心的资产和客户移交给百利健中心后，相应的业务运营属百利健中心的内部事务，许海明不可能参与其中，更不可能强制要求原厨洁中心的客户继续与百利健中心交易且相应业务量要达到一定标准。再者，百利健中心的业务量的数据只可能来源于其内部统计，即合同签订后的相关业务量是否达到了一定标准的事实完全是由百利健中心单方面掌握，若以此作为百利健中心可予解除合同的条件，则条件的成就与否亦等同于是由百利健中心单方面决定，明显有违常理和公平原则。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在合同所约定的“业务量三个月内每天平均不低于500箱”应当理解为厨洁中心应保证其在资产转让前3个月的业务量达到了相应标准。现百利健中心、蓝方平、林丹并未能举证证明厨洁中心在资产转让前3个月的业务量未能达到平均每天不低于500箱的要求，故对于百利健中心要求解除案涉《买卖合同协议书》的主张，因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合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合同约定，百利健中心应于2017年12月10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百利健中心未依约支付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在扣减百利健中心已为许海明支付的客户退还押金15500元后和已支付的转让款35万元后，判令蓝方平、林丹向许海明支付剩余转让款284500元及相应利息，处理并无不当，许海明亦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百利健中心、蓝方文、林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18元，由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百利健餐具消毒配送中心、蓝方文、林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罗 翌书 记 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