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9472号 原告：钱庶，男，198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杨，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龙，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永信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 法定代表人：鲁静，成都永信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祥，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杨洋，女，199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朝雷，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廖聪刚，男，199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 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大厦。 负责人：沈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税雯文，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庶与被告成都永信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简称永信公司）、蔡杨洋及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简称中信成都分行）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钱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杨、文小龙，被告永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祥，被告蔡杨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朝雷，第三人中信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税雯文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根据原告钱庶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廖聪刚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钱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龙，被告永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祥，被告蔡杨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朝雷，第三人中信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税雯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廖聪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案依法缺席审理。双方在庭外和解期间未能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永信公司、蔡杨洋、廖聪刚共同返还钱庶15552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55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17%计算，从2019年4月1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永信公司、蔡杨洋共同返还钱庶服务费及其他费用合计24000元（其中贷款服务费16000元，其他额外收取费用8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4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退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通报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永信公司、蔡杨洋、廖聪刚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钱庶通过永信公司在中信成都分行办理了一笔房屋抵押贷款，贷款金额800000元，贷款年限10年，年利率6.517%。同时，钱庶与永信公司签订《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蔡杨洋为本次贷款的经办人员。协议约定服务费为贷款成功后乙方（即钱庶）向甲方（即永信公司）支付总贷款金额的2%作为办理贷款所产生的综合服务费（含评估费、不动产登记费、合同公证费、担保费、资料费、交通费）。2019年4月16日，中信成都分行依照贷款合同约定完成了放款，但永信公司、蔡杨洋在通知钱庶收取贷款时以中信成都分行提前扣除利息为由扣留了贷款中的155520元。经钱庶与永信公司、蔡杨洋多次交涉，永信公司、蔡杨洋先后以银行提前扣除利息、银行收取管理费为由拒绝退还该笔款项。2019年7月29日，钱庶再次与永信公司协商，永信公司负责人才承认该笔款项由永信公司及蔡杨洋截取。永信公司、蔡杨洋隐瞒事实，恶意侵占、窃取钱庶贷款，其行为严重违法，永信公司、蔡杨洋应立即将侵占的贷款退还钱庶，并返还钱庶已支付的服务费。永信公司伙同蔡杨洋、廖聪刚私自截取了钱庶的银行贷款155520元，廖聪刚作为责任人之一，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钱庶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永信公司辩称，1、钱庶与永信公司签订了《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永信公司收取钱庶的贷款服务费有合同依据，且经过钱庶的确认；2、永信公司除收到钱庶诉称的24000元贷款服务费之外，其未收到其他任何费用，故永信公司不应当退还155520元。3、钱庶追求蔡杨洋未果，而怀恨在心，因此引发本次诉讼。 蔡杨洋辩称，一、本案所涉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钱庶与永信公司，蔡杨洋不是合同的签订主体，故本案与蔡杨洋无关。钱庶作为乙方与甲方永信公司签订编号为0000319的《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约定钱庶全权委托永信公司为其提供办理贷款事宜并支付服务费。钱庶与永信公司均在该协议中签字、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钱庶与永信公司成立合同关系，与蔡杨洋并无直接法律关系，钱庶无权要求蔡杨洋返还任何费用。二、本案中，蔡杨洋所作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蔡杨洋于2019年1月4日与永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任金融管家一职。任职期间，蔡杨洋作为永信公司的职工享有对外洽谈业务的权利。本案中，蔡杨洋受永信公司的指派协助钱庶办理贷款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蔡杨洋协助钱庶办理贷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当由永信公司承担责任，钱庶无权要求蔡杨洋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钱庶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蔡杨洋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应由永信公司承担，请求驳回钱庶对蔡杨洋的相关诉讼请求。 廖聪刚未作答辩，未提交证据材料。 中信成都分行陈述，1、中信成都分行系借款合同的当事人，而并非居间合同的签订主体，其不清楚钱庶与永信公司关于居间服务的具体约定，二者因签订、履行居间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均与中信成都分行的权利义务无关。2、钱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中信成都分行严格按借款合同约定发放了800000元贷款，并无提前扣除利息、收取管理费的行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7日，甲方（受托方）永信公司与乙方（委托方）钱庶签订了《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约定：乙方全权委托甲方向其合作渠道申请贷款事宜；乙方以其所有的成都市温江区作为此次申请贷款的抵押物；甲方应尽可能帮助乙方高评贷款，评估金额以渠道指定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贷款金额最终以贷款渠道批准放款金额为准；贷款成功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总贷款金额的2%作为办理贷款所产生的综合服务费（含评估费、不动产登记费、合同公证费、担保费、资料费、交通费）。如因乙方自身资质原因、渠道政策要求、渠道政策变动等所增加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支付，包含（此处空白）；乙方此笔贷款审批通过后，款项到账当日一次性支付贷款服务费给甲方；永信公司向客户收取的所有费用都应在公司财务处办理，如出现客户经理向客户收取费用的情况，公司会开具委托收款凭证，如没有委托收款凭证，客户可以拒绝付款。 2019年4月17日，钱庶（甲方）与中信成都分行（乙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贷款，本合同项下贷款的贷款用途以本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及乙方确认的甲方申请材料、借款借据等文件所记载的贷款用途为准；在贷款期间，甲方承诺本合同项下贷款除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外，不得用于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不得套取现金等，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任何损失。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载明：贷款种类为个人经营贷款，贷款期限120个月，贷款用途为个人经营，贷款支付为受托支付，贷款利率为6.517%，贷款额度800000元。钱庶签署的《支付申请书／委托书》载明：根据中信成都分行与钱庶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钱庶申请并委托中信成都分行将金额800000元的贷款资金划转至其交易对象的账户；钱庶确认在本申请书／委托书作出当日，钱庶在借款合同中所作的声明和保证仍是真实和准确的，钱庶向中信成都分行提供的交易对象的全部信息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该申请书中交易对象一栏以打印方式列明：交易对象为廖聪刚，支付金额800000元，开户行为中信银行成都武成支行，账号为62×××10，贷款用途个人经营。庭审中，钱庶陈述：该申请书上的签字系其所签，但其向中信成都分行提交该申请书时并未填写交易对象一栏，该部分内容系事后中信成都分行补打印的。中信成都分行对钱庶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 2019年4月17日，中信成都分行出具的《个人借款凭证（借据）》载明：借款人为钱庶，收款人为廖聪刚，收款人的账户为上述申请书中所载明的廖聪刚账户，用途为个人经营。钱庶在该《个人借款凭证（借据）》上予以签字和捺印。同日，中信成都分行将贷款800000元发放至上述廖聪刚的账户。庭审中，中信成都分行陈述：借款人申请贷款时需提供相应的借款人与交易对象之间的交易用途凭证作为贷款申请资料交由银行审核，本案的该笔贷款用途是个人经营，贷款只能向借款人的交易对象支付，中信成都分行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支付申请书，将贷款发放至借款人指定的收款账户。 廖聪刚的上述中信银行账户于2019年4月17日进账800000元，于2019年4月19日现金支取800000元。2019年4月19日，钱庶在其建设银行的账户现金存入了644480元，同日下午17：03分蔡杨洋向钱庶微信告知了永信公司财务袁红莉的银行账户，钱庶回复“2万4”。钱庶通过其建设银行的账户向袁红莉转账支付了16000元后，蔡杨洋微信回复钱庶“你只转16000元，这是2个点手续费”，钱庶于17：23分将16000元的转账记录截图发给蔡杨洋。2019年4月19日，钱庶向永信公司出具一份《确认书》，内容为：钱庶全权委托永信公司向其合作渠道申请贷款事宜，本笔贷款所有费用已确认无误，并结清。 2019年4月21日，钱庶发微信给蔡杨洋“另外8000元你是不是短信发我了一个人的账户，就转那个嘛”，蔡杨洋回复“是”。2019年4月23日，钱庶与蔡杨洋微信沟通贷款利息的还款方式，蔡杨洋告知钱庶“把剩余8000元转给渠道，等会要去那边拿房产证”，当日钱庶向贺艳芬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8000元。庭审中，永信公司确认其总共收到24000元，其收取的8000元系依据《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第4.2条的约定因渠道政策变动等产生的费用。 蔡杨洋系永信公司的员工，蔡杨洋系该笔贷款服务的经办人。2019年4月19日，蔡杨洋微信告知钱庶，要其下午3点到中信银行，下午3点过钱庶到达中信银行。关于款项取出和存入的经过。审理中，永信公司出具一份书面意见，内容为：2019年4月19日，永信公司与钱庶约好同去中信银行取钱，因钱庶迟迟未到，在经过其同意后，永信公司人员从廖聪刚卡上取得现金800000元并装箱，钱庶到达银行后，永信公司人员将钱箱交由钱庶保管，并陪同钱庶到建行存钱；钱庶确认其收到全部贷款后，向永信公司转账支付16000元，并在转账后签署《确认书》，对于还有8000元的渠道费用，永信公司同意钱庶过几天转入，此后钱庶和永信公司人员各自离开，永信公司不清楚钱庶去柜台现金存款一事。庭审中，蔡杨洋陈述：其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三点与永信公司的鲁鹏前往银行取钱，因银行工作人员要开会，3点多经与钱庶联系，钱庶同意取款，鲁鹏即前往柜台取钱，具体数额蔡杨洋不清楚，钱庶来后，鲁鹏即把钱交给钱庶；随即三人前往建设银行存钱，到达建设银行后，钱庶签署确认书后即到柜台办理存钱，蔡杨洋与鲁鹏一直在等待区等待，不清楚具体存款数额。钱庶陈述：其在签订贷款合同前不认识廖聪刚，并未确认由廖聪刚收款；2019年4月19日下午，钱庶并未授权永信公司提取现金800000元，钱庶完全可以直接银行转账形式将款项转入自己账户，永信公司和蔡杨洋陈述的将800000元现金取出后再交由钱庶存钱的操作过程让人疑惑，且钱庶在办理存款前后一直向蔡杨洋追问扣取款项的问题，蔡杨洋称系银行提前扣取了利息，钱庶所签署的确认书系确认的贷款服务费用。 2019年7月19日，钱庶找到蔡杨洋，蔡杨洋在钱庶和另外几名男子在场的情况下向钱庶书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其在永信公司在职期间向钱庶办理贷款800000元，在4月19日，在客户不知情，中信分行把钱划入三方卡，由公司客服向银行提取644480元，剩余155520元由银行收取的管理费，永信手续费2个点16000元，银行成本8000元转入银行。蔡杨洋在该《情况说明》上落款为“杨洋”，并留有错误的身份证号。钱庶对蔡杨洋书写《情况说明》的过程进行了录像。同日下午14时50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接到一男子的报警，该报警人称其朋友蔡杨洋在温××凤街被威胁，民警于15：17分抵达现场，报警记录载明调查情况为：钱庶通过蔡杨洋所在的永信公司贷款800000元，后款到后少了150000元，双方发生纠纷，后联系双方到永信公司去协商。庭审中，蔡杨洋称其在钱庶的威胁下书写的该《情况说明》，其书写的时间与蔡杨洋让同事报警的时间相吻合。 另查明，永信公司于2019年为廖聪刚缴纳了2个月的社保费用，于2020年为廖聪刚缴纳了1个月的社保费用。庭审中，永信公司陈述：廖聪刚系与永信公司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人员，提供廖聪刚的卡号作为贷款发放的指定收款账户，钱庶对贷款的流程和资料均完全知晓，并对贷款申请资料进行了签字确认；永信公司为廖聪刚缴纳的系2019年11月、12月和2020年1月的社保费用，本案纠纷发生时间为2019年4月，此时廖聪刚不是永信公司的员工。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永信公司企业信息查询、中信成都分行企业信用信息、《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个人借款合同》、银行流水、情况说明、钱庶与蔡杨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蔡杨洋书写《情况说明》的视频、银行业务回单、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缴费信息、确认书、接（报）处警登记表、劳动合同书、个人借款凭证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钱庶提交的其分别与永信公司的李姓负责人、郑姓负责人的沟通录音，因永信公司对录音均不予认可，且该录音系案外人与钱庶之间发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予采信。永信公司提交的钱庶与蔡杨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钱庶与永信公司签订的《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永信公司是否存在截取钱庶贷款的行为。首先，本案中钱庶委托永信公司向其合作渠道申请贷款，在永信公司的居间服务下，钱庶与中信成都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即使钱庶所述合同签订时未填写贷款支付的账户，但钱庶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其应当知道签订具有空白内容的合同的法律后果，且钱庶在申请贷款时确认向银行提供的交易对象的全部信息均真实、合法、有效，钱庶签署《个人借款合同》及《支付申请书／委托书》的行为表明其对贷款用途、贷款金额、贷款支付至交易对象账户的约定予以知晓和确认。中信成都分行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和贷款支付方式，已将800000元贷款发放至钱庶指定的交易对象廖聪刚的账户，永信公司即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钱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用途，中信成都分行只能将贷款发放至借款人提供的真实有效的交易对象账户，本案中钱庶称其不认识廖聪刚，并未指定廖聪刚的账户为收款账户，其向贷款银行提交了虚假的贷款申请资料，获取了相应的银行贷款，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其次，根据前述认定以及蔡杨洋与钱庶的微信聊天记录、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钱庶的银行账户流水情况，双方为规避贷款银行核查贷款用途，避免贷款资金直接进入钱庶账户，永信公司的员工和蔡杨洋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从廖聪刚的账户取出现金800000元，并向钱庶现金交付相应款项，符合常理。结合当日下午钱庶出具《确认书》和向永信公司的财务人员转款支付贷款服务费的事实，以及《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约定的双方义务，《确认书》所述的“本笔贷款所有费用已确认无误，并结清”的内容并未明确为“贷款服务费”，该项内容的文义应理解为钱庶确认永信公司已交付代办的贷款费用和其已支付贷款服务费并结清，故可以认定钱庶确认已取得贷款800000元，并按贷款金额800000元的2%向永信公司支付了贷款服务费。钱庶现金收取该笔贷款时并未对款项金额提出异议，且钱庶到建设银行办理现金存款系其自主行为，其不能仅凭当日在建设银行存入了现金644480元，而认定永信公司截取了贷款155520元。第三，关于蔡杨洋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否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是否真实？根据钱庶提交的现场录音、录像视频，蔡杨洋实际在钱庶等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按钱庶的要求和引导进行书写，蔡杨洋出具《情况说明》时并未书写其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且其随即让朋友进行了报警，由此可见蔡杨洋书写《情况说明》时并非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另，《情况说明》中关于“由公司客服向银行提取644480元，剩余155520元由银行收取的管理费，永信手续费2个点16000元，银行成本8000元转入银行”的内容系蔡杨洋的单方陈述，并无证据印证公司客服只提取了644480元、由银行收取了管理费155520元和成本费8000元，故该《情况说明》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综上，钱庶依据蔡杨洋出具的《情况说明》主张永信公司和蔡杨洋截取了贷款15552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第四、钱庶提交的其与蔡杨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双方一直就贷款利息、每月应还款项等事宜进行沟通，蔡杨洋并未明确确认交付贷款的具体金额或扣取相应款项的具体金额，且钱庶提交的其与永信公司负责人的录音亦无法确认真实性。第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钱庶无法合理解释其没有足额收到款项却出具确认书、并按贷款总金额的2%支付贷办服务费的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钱庶认为永信公司伙同蔡杨洋、廖聪刚私自截取了钱庶的银行贷款155520元，主张永信公司、蔡杨洋、廖聪刚共同返还15552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钱庶主张的永信公司、蔡杨洋退还贷款服务费16000元、其他额外费用8000元的认定。根据前述认定，中信成都分行已向钱庶发放了800000元的贷款，永信公司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钱庶应按《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总贷款金额的2%的综合服务费，故钱庶要求永信公司、蔡杨洋退还贷款服务费16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永信公司收取的其他额外费用8000元。《房屋贷款委托协议书》约定，如因钱庶自身资质原因、渠道政策要求、渠道政策变动等所增加的一切费用均由钱庶支付。根据钱庶与蔡杨洋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钱庶对委托办理贷款期间产生的增加费用8000元予以知晓并认可，故永信公司收取钱庶8000元增加费用符合合同约定，钱庶要求永信公司、蔡杨洋退还额外费用8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庶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60元，减半收取1980元，保全费1459元，合计3439元，由原告钱庶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理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