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1219号原告：姚笛，女1982年3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嘉伟，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国良，男,1966年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九村合运庄路**。法定代表人：赵国太，总经理。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成、王卫兵，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笛与被告周国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洲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被告周国良、兴洲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周国良及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立即共同偿还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8000000元（大写：贰仟捌佰万元整）及自2015年9月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姚笛与被告周国良原系好友关系，2013年年初，时为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周国良以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承诺以其所有的园区租赁收入及拆迁补偿款偿还借款并进行担保，借款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原告遂于2013年3月10日依被告周国良指示分两笔将共计1000万元人民汇入被告周国良个人账户。2013年4月10日，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分5笔每笔49999元共计249995元，向原告支付首期借款利息。其后，被告周国良及其大哥周国利和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多次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2月，被告周国良又以上述同样方式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为此2014年2月9日，被告周国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共同与原告签署一份《借条》，确认二被告向原告借得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包含2013年3月10日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8日，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再向被告周国良汇出借款1000万元。其后，被告周国良通过其兄周国利接照年利率30%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2014年2月11日支付25万元，2014年3月11日支付50万元，其后每月支付50万元利息直至2014年底。2014年年底，被告周国良以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再次向原告索要借款，2014年12月31原告向被告周国良出借2000万元，次日原告及被告周国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为此笔借款再次签订了一份《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2015年1月12日，被告周国良向原告支付该笔借款首期50万元利息。鉴于第二笔借款2015年12月30日首先到期后二被告无力还款，2016年1月31日被告周国良向原告作出承诺，确认向原告借得上述两笔共4000万元借款。承诺最迟于2018年1月30日还清借款。但被告周国良仅于2018年11月30日前分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200万元，其余借款本金2800万元及自2015年9月开始计算的利息，虽经原告反复催促仍拖欠至今。原告认为，二被告推脱拒绝偿还借款的行为显系违约，原告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原告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予以追索，二被告应当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偿还欠付的全部借款及应计的利息等。有鉴于此，原告诉至贵院，望准如所请。周国良和兴洲通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有关鉴定问题。1、关于借条中周国良的签字问题。第一、本案被告周国良认为原告姚笛提供的借条及说明中的签字非本人所签，向法院提出了笔记鉴定，经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笔记鉴定，鉴定结论为同一人书写。因周国良从未与姚笛签订过任何的借条，也在任何的说明上签字。故此，不可能存在与姚笛出示的借条等为同一人书写的情形。该借条及说明上的笔记与本人的笔记是十分相像，但是书写习惯完全不同，自古就有模仿笔记的情形，本次是不是姚笛请高人模仿伪造证据，也不得而知。故此，为查清事实，周国良申请了法院委托鉴定部门重新鉴定。第二、从借条本身来看，也符合客观逻辑。借条有两笔各为2000万元，共计4000万元；但是，这两份借条均没有约定利息。如没有其它原因，单纯的民间借贷的话，这么的借款数额，时间又长达3年，不约定利息，也极为少见，不符合客观逻辑。故此，周国良所称不是借款，是其它原因的可能并不是没有。第三、从借条本身的内容来看，是范本填充式。从填充的字迹来看，填充的字迹内容很显然不是周国良所填写。相关内容与姚笛的笔记极为相像，就连落款处周国良的电话的书写及落款日期，都和借条中的其它填写内容相同。如果是周国良的签字，其落款处的电话和日期，不是周国良自己填写？这也不符合客观逻辑。通过上述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周国良与姚笛之间本身就不存在借贷关系。2、公章鉴定问题。本案中，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认为其从未在姚笛提供的借条上盖过章，向法院提出了公章鉴定申请。但因无法提供与借条同一时期的盖过此印章的凭证，而未被法院支持。公司的印章在刻制后在企业登记部门及公安局公章管理部门均有备案，鉴定不能以未能提供同一时期的盖过此印章的凭证，而认为无法鉴定，没有科学依据；致使该印章是否为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的印章无法认定，事实不清。在未经进行鉴定之前，要求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故此，仅依据被告人周国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异议的借条等，证明与姚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二、关于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但是，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诉状中所称，被告分期向原告支付利息，不能成立。因投资失败，在原告的苦苦哀求下，被告是在分期向原告归还部分投资款项，并不是利息。因是双方合伙投资，也不存在双方约定利息的问题。故此，被告支付给原告所有款项均是归还原告的投资款项。原告要求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三、周国良不应对2014年2月9日的借条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2014年2月9日的借条的出借人是姚笛，借款人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周国良也只是作为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的签字，周国良本人不应对2014年2月9日的借条承担责任。四、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不应对2015年1月1日的借条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2015年1月1日的借条是周国良作为借款人与姚笛作为出借人所签订，借条的借款人是周国良。该借条所有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公章，但没有表明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的地位，没有表明是借款人，也没有表明是担保人还是证明人，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在借款行为地位的情况下，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五、从2015年1月1日的借条与2014年2月9日的借条内容本身来看，两个借条的借款主体不同，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原告姚笛在一个案件中提起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更不便法院审理。据此也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六、原告姚笛所称被告人周国良、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欠其借款2800万元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也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原告姚笛并没有全额支付2014年2月9日的借条所约定的款项。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自2014年2月9日起，原告姚笛并没有将该借条约定的2000万元支付给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只是于2014年2月10日付款1000万元，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并没有收到该借条所约定的款项2000万元。该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8日，并未包含以前的借款，该借条也没有表明包含以前借款的表述。原告认为包括以前2013年的借款与实际事实不符，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2、原告姚笛并没有支付2015年1月1日的借条所约定的款项。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借条等的真实性。自2015年1月1日起，原告姚笛并没有将该借条约定的2000万元支付给周国良，周国良并没有收到该借条所约定的款项2000万元。该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并未包含以前的借款，该借条也没有表明包含以前借款的表述。原告认为2014年12月30日向被告周国良支付2000万元借款，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与该借条的关联性。自该借条签订后，周国良实际也没有收到过原告的2000万元款项。3、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的自述，2018年11月30日收到原告偿还的本金1200万元；而且原告在诉状中还表述，收到被告多笔利息（注：实际是归还原告部分投资款）。根据原告的表述及现有证据，2014年2月9日的借条签订后，原告只支付1000万元；2015年1月1日的借条签订后，原告并没有支付款项。故此，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说明原告支付了2014年2月9日借条的1000万元，其它并没有支付。而原告承认收到被告支付本金1200万元，远远超过了1000万元本金的基数。故此，并不在欠原告所述的2014年2月9日的借条借款及2015年1月1日的借条借款；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9日，姚笛与兴洲通公司签订借条，甲方（借款人）为兴洲通公司，乙方（出借人）为姚笛，双方约定：兴洲通公司向姚笛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9日起至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8日之前将本金一起还清。借款期限届满后甲方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到期不还，发生纠纷，由大兴法院管辖。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签名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手写周国良建行账号：62270000125********。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签字和盖章，并由周国良签字确认。经核实，兴洲通公司借款时，周国良为兴洲通公司股东。2015年1月1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借条，甲方（借款人）为周国良，乙方（出借人）为姚笛，双方约定：周国良向姚笛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2015年12月30日之前将本金一起还清。借款期限届满后甲方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到期不还，发生纠纷，由大兴法院管辖。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签名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签字，借款人处并加盖兴洲通公司印章。关于以上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二被告提出对2014年2月9日及2015年1月1日两张借条中的周国良笔迹及兴洲通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确认两张借条上的周国良字样确系本人书写。但关于兴洲通公司的印章鉴定，鉴定机构认为兴洲通公司未能提供案前公司盖印的自然样本，导致鉴定困难，予以退案。2016年1月31日，姚笛和周国良签订“说明”一份，兴洲通公司向姚笛借款人民币4000万元，借款分为两笔，分别为2014年2月9日2000万，2015年1日1日2000万，此两笔借款实为周国良个人借款，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此两笔借款还款日期变更为2018年1月30日。落款处出借人姚笛，借款人周国良。经核实，姚笛于2013年3月10日分两笔向被告周国良转账1000万元人民币，于2014年2月10日向被告周国良转账1000万元人民币。2014年12月31，姚笛向周国良转账2000万元。关于二被告向姚笛的还款情况，经核实，2013年4月10日，兴洲通公司支付25万元，2013年5月13日，周国良的哥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6月9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7月11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8月9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9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10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11月12日，兴洲通公司支付25万元，2013年12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1月13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2月11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3月11，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4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5月14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6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7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8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9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0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1月1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2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1月1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2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4月13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5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4月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4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6月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10月8日，周国良支付200万。此外，周国良2018年陆续支付1200万元，分别为2018年2月7日支付190万元，2018年4月4日支付210万元，2018年4月23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6月19日支付280万元，2018年7月3日支付120万元，2018年7月16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3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29日支付100万元，原告主张系本金，故起诉本金金额计算为2800万元。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民事权利应有事实依据，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和二被告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并提交两张借条予以佐证，被告虽然主张借条上的签名和盖章系伪造，但经依法鉴定，借条上签名确为周国良所书写，而公司印章系因兴洲通公司无法提供自然样本导致鉴定不能，故，本院认定两张借条的真实性,确认原告和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两张借条由个人还是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2016年1月31日姚笛和周国良签订的“说明”，二人共同确认两笔借款实为周国良个人借款，因此，本院认定上述两笔借款合计4000万元最终转化为周国良的个人借款，由周国良个人偿还，与兴洲通公司无关。关于本金和利息，本院认为，借条上虽然没有约定利息，但姚笛与兴洲通公司2014年2月9日的签订借条系公司借贷行为，而2015年1月1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借条借款人落款处有兴洲通公司盖章，视为债的加入，此外，姚笛和周国良2016年1月31日签订的“说明”虽然合意变更为周国良个人还款，但明确了两笔款项合计4000万元原系公司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因此，本院结合被告的还款明细可知，被告自借款之日起即开始按月定额偿还款项，自2013年4月持续至2015年6月，形成了固定的还款习惯，经计算，被告偿还的数额为借款本金的30%，不超过36%的法定利息数额。基于以上事实，依照民间借贷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的交易习惯，本院认定被告2015年9月之前已经偿还的款项性质系利息。关于具体的还款明细，经计算，被告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未偿还利息，但2015年10月8日偿还了200万，应视为利息进行折算，原告主张可以折抵上述期间的未付利息，本院不持异议。同理，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月30日的未偿还利息，应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继续计算。经核算，被告应付利息为397.37万元。但是，2016年1月31日之后的利息，鉴于双方协商一致将借款主体变更成周国良个人，但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同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2016年1月31日至还款到期之日即2018年1月30日，视为借期内未约定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周国良个人借款到期后即2018年1月31日之后的利息，应该按照6%予以计算，鉴于被告陆续偿还了一部分本金，相关本金及利息数应该分段计算。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2月7日，应该以40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5.26万元。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4日，应该以381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35.07万元。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3日，应该以36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11.24万元。2018年4月24日至2018年6月19日，应该以35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32.79万元。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3日，应该以322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7.41万元。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7月16日，应该以31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6.62万元。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9月3日，应该以30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24.16万元。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9月29日，应该以29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12.39万元。经计算，被告周国良应偿还本金2800万元，应支付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29日之间的利息为532.31万元。2018年9月30日以后，应该以2800万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国良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姚笛借款本金28000000元、利息5323100元；二、周国良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姚笛借款利息（以2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9月30日开始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姚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400元，由姚笛负担74000元（已交纳），由周国良负担104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新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崔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