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民终16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银川军浩兰砼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樊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一审被告：夏某，系银川军浩兰砼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天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银川军浩兰砼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军浩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樊某、一审被告夏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军浩兰公司及一审被告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张某，被上诉人樊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军浩兰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樊某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樊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审判决认定责任主体错误，夏某个人不应承担给付义务。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公司是清偿义务主体，与其他股东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因此在公司盈余分配法律关系中，义务主体是公司而非股东，夏某作为公司股东，对樊某并不负有盈余的支付义务。夏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不能以此作为夏某承担责任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就法人而言，签字或盖章均会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为夏某与樊某个人，就股权转让事宜而言，该法律关系构建在夏某与樊某个人之间，夏某的签字是代表其个人实施。公司盈余分配法律关系是公司与股东之间才能够形成的、特定的法律关系，因此夏某的签字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而一审法院认为夏某在协议上签字就应承担责任，夏某是军浩兰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军浩兰公司应当与夏某共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擅自改变当事人约定的支付方式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的规定，非有法律特别规定，不得依职权干涉或变更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第1.8条中明确约定，公司盈余分配的履行方式是实物与现金，而并非全部是现金。作出该特别约定，是结合军浩兰公司应分配盈余的数额与构成、回款情况和实物接受情况，经过反复磋商、深思熟虑之后达成一致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种合意，才发生了就房屋抵顶事宜签署《房屋顶账协议》以及《房屋顶账协议的变更补充协议》等一系列法律事实。一审法院擅自变更当事人合意，将抵顶特定物变更为支付现金，违背了实体法的基本规则，超出了程序法赋予人民法院的裁判权，侵犯了当事人的自愿和意思自治权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军浩兰公司没有违约，樊某无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军浩兰公司承担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12年4月17日军浩兰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与樊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配给樊某的公司盈余为2400万元，支付方式为以车辆抵账400万元、房屋抵账1200万元，余款800万元现金支付。2013年8月双方签署《房屋顶账协议》，因上述房屋手续问题不能办理相关购房手续，双方协议将顶账房屋予以变更，并按照樊某与其债权人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昱元公司）签署的《水泥购销合同的变更补充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备案登记至金昱元公司名下，通过金昱元公司与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和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化解了军浩兰公司、樊某以及樊某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军浩兰公司并未违反约定，一直在全面、积极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履行义务。在协调抵顶事宜时，各方均明知该房屋的状态是在建工程，其不能交付的风险完全可以预见。此外，在本案房屋抵销债务纠纷未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前，包括樊某在内的各方均认为，四方（通和公司、宁夏华洋砼业有限公司、樊某、军浩兰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通过通和公司福地春天商务中心9-B号楼117号、118号、119号营业房得以抵销。军浩兰公司不存在违约或怠于履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樊某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3民初213号案件，因樊某抵顶的案涉房屋不能交付，法院判令樊某向金昱元公司支付货款。对于逾期付款损失方面，法院认为导致以房抵顶不能实现并非双方原因造成，金昱元公司作为抵顶物接受方，未充分考虑交易风险，对于金昱元公司要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结合本案，樊某要求军浩兰公司支付款项及违约金的依据是法院判决，该案件未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对樊某来讲并没有任何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军浩兰公司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军浩兰公司自收到本案民事起诉状后才知道案涉房屋无法交付的事实，一审法院经审理也认为“被告并非恶意欠款，积极与原告沟通以房抵顶欠款项事宜”，判决军浩兰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与认定互相矛盾。被上诉人樊某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予以维持。2.夏某不是上诉人，产生了认可一审判决结果的法律后果。3.夏某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其身份具有多重性，既是军浩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军浩兰公司股东，还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签署人之一，作为合同当事人，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准确，应予以维持。4.一审双方争议所指房屋顶账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被另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3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法履行，没有产生樊某与军浩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终结的法律后果，军浩兰公司及夏某仍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准确，应予以维持。5.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今，樊某对军浩兰公司及夏某享有的权益没有实现，时间达7年左右，在此过程中，军浩兰公司及夏某存在严重违约，直接导致樊某重大经济利益不能实现，损失明显且巨大，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请予以维持。一审被告夏某述称与上诉人军浩兰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樊某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欠款21661672元，违约金及利息损失6989895.15元（依2013年12月23日暂计算至2019年5月8日，并请求判令至被告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金额合计：28651567.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4月17日樊某（甲方：转让方）与夏某（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均为军浩兰公司的股东，甲方占股40%，乙方占60%。现甲方愿意将其所占有的军浩兰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将其占有军浩兰公司40%股权以15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将于2012年6月30日前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甲方。乙方的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起十日内，甲方与乙方书面指定自然人或法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订立之日起两年内支付甲方股东权益（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分红24315492.48元整，因分红款项产生的税金等其他费用，乙方同意由其承担。甲方就前述分红款只收取2400万元，余款315492.48元用于弥补2011年12月31日前军浩兰公司亏损等费用，因此，乙方承诺2011年12月31日前的任何亏损或费用损失与甲方无关，乙方承担。前述分红款甲方同意乙方可以车辆抵账方式支付甲方400万元，抵账车辆价格双方协商，于2012年12月31日抵付200万元，于2013年12月23日前付200万元；以房屋抵账方式支付给甲方1200万元，抵账房屋价格不得超过该房屋售楼部价格，于2012年12月31日前抵付600万元，于2013年12月23日前抵付600万元；分红款余款800万元甲方同意于2012年12月23日前支付400万元，剩余400万元于2013年12月23日前付清。现乙方尚欠甲方混凝土罐车、泵车运输使用费用约300万元，乙方承诺于2012年8月30日前付清（以城市春天房屋抵顶）。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及分红款，每延迟一日，按未付款部分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13年8月31日，樊某与夏某签订《房屋顶账协议》，约定：夏某同意以“国际汽车城二期”4#商业楼第六层1341.28平方米、单价8050元／平方米，第七层1341.28平方米、单价8100元／平方米，总面积2682.56平方米，共计金额21661672元抵顶给樊某款项。夏某协助樊某办理该房屋相关产权手续，本协议生效后该房屋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樊某承担。2015年11月8日，樊某与夏某签订《〈房屋顶账协议〉的变更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抵顶给樊某的“国际汽车城二期”4#商业楼第六层、第七层面积共2682.56平方米，因通和公司房屋手续问题原房产不能办理相关购房手续，现变更为“国际汽车城二期”福地春天商务中心9-B号楼117号（287.7336平方米）、118号（397.67平方米）、119号（397.68平方米），总面积1083.0836平方米，总金额21661672元。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出具《备案情况说明》，载明：“国际汽车城二期”福地春天商务中心9-B号楼117号（397.67平方米）、118号（397.67平方米）、119号（397.68平方米），均备案在金昱元公司名下。另查明，2013年5月15日案外人通和公司与军浩兰公司签订《房地产抵顶工程款合同》，约定军浩兰公司为通和公司在宁夏国际汽车城二期开发工程供应商品砼，通和公司将位于银川市××区“国际汽车城二期”4#商业楼第六层（建筑面积1341.28平方米、单价8050元／平方米），第七层（建筑面积1341.28平方米、单价8100元／平方米），总面积2682.56平方米，共计金额21661672元抵顶给军浩兰公司，作为支付工程款。通和公司与军浩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于2015年9月7日签订的《房屋顶账协议》，通和公司将位于银川市××区东侧、北塔东路北侧“福地春天商务中心9#”商业楼共计四套1590.69平方米，金额31813800元抵顶所欠军浩兰公司商砼款尾款，所抵顶面积小于抵顶面积，通和公司以现金每平方米20000元将差额支付；因双方订立国际汽车城二期4号楼第六、七层共计2682.56平方米，单价21661672元《房地产抵顶工程款合同》撤销，加上截止2015年6月25日双方结算欠款7045171.6元，通和公司共欠军浩兰公司28706843.6元。一审法院认为，樊某与夏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约定义务。樊某依据协议约定主张分红款21661672元，虽然协议约定以房抵顶该款项，但夏某并未有证据予以证明抵顶的房屋已经过户到樊某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被告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抵销，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樊某主张夏某与军浩兰公司承担支付本案股东分红款问题。涉案协议为樊某与夏某就军浩兰公司股权分红款进行的约定，故夏某为适格的被告，应承担支付本案所欠分红款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尽管军浩兰公司并非本案协议主体，但依据上述规定应将军浩兰公司列为本案被告，且夏某作为军浩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为签订上述协议，故军浩兰公司应与夏某共同承担支付本案股东分红款的责任，樊某的该项诉讼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樊某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其称被告于2013年5月顶账支付部分款项，现以2013年12月23日为利息起算时间。本院认为，被告并非恶意欠款，积极与樊某沟通以房抵顶所欠款项事宜，故酌情以2014年1月1日为本案利息计算起算时间。因协议约定利息计算方式较高，樊某主动调整为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被告应承担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止的利息损失为6954286.92（21661672元×6%÷365天×1953天）并支付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利息损失。因樊某、被告就以房抵顶欠款的事项多次协商，且对抵顶事项并无明确截止时间的约定，故被告称樊某的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夏某、军浩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樊某支付分红欠款21661672元、利息损失6954286.92元，并承担自2019年5月9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的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058元，由夏某、军浩兰公司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樊某、一审被告夏某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军浩兰公司向法庭提交四份证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证据一：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内容：军浩兰公司与甘肃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宁夏建筑安装工程分公司抵顶鼎级大院一号楼、二号楼1-07及1-08营业房，鼎级大院三号楼05营业房，价值2898504元房屋。证据二：抵顶协议一份。证明内容：军浩兰公司与宁夏汇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汇融中心写字楼A座4层抵顶事宜，抵顶价值为13016880元房屋。证据三：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内容：军浩兰公司与宁夏恒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位于银川市××县蓝山青年城、蓝山花间墅小区商品房住宅抵顶事宜，价值2285922元房屋。证据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两份及机动车登记证书两份。证明内容：军浩兰公司系×××、×××两辆重型专项作业车的所有权人。该两辆车购置价格为8836600元。以上四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如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上诉人军浩兰公司具备履行的能力。被上诉人樊某质证意见：对以上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符合相关诉讼法律规范关于新证据的法定要件的要求。其次，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无论军浩兰公司预证明的其履约能力如何，都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原抵顶协议无法履行的相关事实无关。上述所谓新证据实质上是以新的财产提出了新的抵顶意向，这需要双方进行协商，达成新的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意味着原协议具有继续履行的法律后果。综上，证据无法起到对一审判决认定内容改变的证明作用，不能作为二审证据使用。一审被告夏某质证意见：对以上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审查，上诉人军浩兰公司提交的以上四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确认。另查明，2012年7月5日，军浩兰公司做出章程修正案，载明经军浩兰公司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正，修正章程第三章第六条，股东及出资额由夏某出资1200万元，货币出资558万元，实物出资642万元；樊某出资800万元，货币出资320万元，实物出资480万元，变更为夏某出资2000万元，货币出资878万元，实物出资1122万元。夏某、樊某作为军浩兰公司股东签名捺印。2012年8月，军浩兰公司股东变更为夏某、宋霏霏。二审查明的案件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均认可在2012年4月17日，军浩兰公司股东夏某、樊某协商一致同意对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收益进行股东分红；同日，夏某、樊某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樊某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起诉请求支付股权分红款，属于当事人之间普通债权债务关系，且在樊某起诉时，樊某已不是军浩兰公司股东，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为转让方，乙方为受让方。甲乙双方均为军浩兰公司的股东，甲方愿意将其所有的军浩兰公司4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股权转让及其他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的价格、转让款项的支付及支付期限和方式中约定，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订立之日起的两年内支付甲方股东权益（截止2011年12月31日）分红24315492.48元整，甲方该分红款只收取2400万元。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樊某在协议书转让方处签名捺印，夏某在协议书受让方处签名捺印。军浩兰公司认为夏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的主张与协议约定不符，不予采纳。本案中，夏某述称2012年向樊某支付了协议约定的部分股权分红款234万元，该笔款项是由军浩兰公司以现金、房屋等方式支付，军浩兰公司、樊某对此均予以认可；军浩兰公司、夏某均确认是军浩兰公司以房屋抵顶支付樊某主张的股权分红款，樊某亦表示认可接受；且军浩兰公司在一、二审中均主张应由该公司支付樊某股权分红款，樊某、夏某也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将军浩兰公司列为本案被告适当。夏某作为股权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夏某可以不承担支付樊某股权分红款的债务，且夏某也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用于抵顶樊某股权分红款的房屋，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法交付，协议中以房抵账的约定已不能实现，樊某要求继续履行约定的付款义务，双方也没有就以房屋抵账事宜作出新的约定，一审判决以金钱方式履行偿付义务并无不当，故一审判决军浩兰公司、夏某共同承担支付樊某股权分红款责任的裁判结果适当，予以维持。按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4.2条的约定，夏某未按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支付股权转让费及分红款的，每延迟一日，按未付款部分的千分之五向樊某支付违约金。因协议约定违约金标准较高，樊某主动调整利息计算标准，一审法院酌情裁判给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军浩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880元，由上诉人银川军浩兰砼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康宏伟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