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2410号原告：冯耀源，男，195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建樑，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昌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新碧路**之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5721995889。法定代表人：黄贵贤，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祥荣，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国良，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原告冯耀源诉被告广州昌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第三人赵国良物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耀源的诉讼代理人黎建樑,被告广州昌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贵贤以及诉讼代理人梁祥荣，第三人赵国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耀源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被告按每月30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共150000元；二、第三人对被告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向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委会承租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号厂房（以下统称涉案厂房）后，一直将涉案厂房出租给他人使用。2019年4月起，被告在未经原告允许的情况下，将其公司的物品搬到涉案厂房内存放。原告发现后多次与被告协商让其搬走，但被告一直不予配合，原告为此两次报警。之后被告承诺会在2019年7月1日搬走，但其直至2019年9月2日才搬离涉案厂房。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强行将物品存放在涉案厂房的行为己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向原告支付占用费。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广州昌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已将涉案厂房出租给第三人，而根据第三人与广州市双微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微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可以确认双微公司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向第三人承租了涉案厂房。因双微公司提前退租，被告便从第三人处承租涉案厂房临时摆放货物。因此，涉案厂房的使用权只能由第三人行使，涉及利益与原告无关。二、涉案厂房没有权属证明也没有办理报建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原告以及第三人就涉案厂房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三、被告向第三人租赁的部分只有500平方米，原告要求按照涉案厂房整体面积计算占有使用费，依据不足。被告已就自己临时租用的部分向第三人支付租金24000元，不应当重复承担缴纳租金的义务。四、被告实际已于2019年8月25日搬离涉案厂房。第三人赵国良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以物权纠纷为由起诉被告，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涉案厂房的合法产权人为案外人郭润添，原告仅是郭润添的代理收款人，原告未经郭润添授权的一切主张均属无效。原告向被告追讨租金的行为是非法行为，原告与双微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亦属非法行为。三、第三人从原告以及郭润添处承租了涉案厂房，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尚未到期。第三人承租涉案厂房期间，已通过案外人李均培按月支付租金。原告与第三人在2019年4月就涉案厂房的租金进行过结算，第三人已向原告出具结算凭证。四、双微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真实有效。双微公司因受环评影响停产搬家，将涉案厂房钥匙交还给第三人，第三人已将该情况告知原告。第三人在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8月28日期间合理合法地将涉案厂房的部分临时租给被告，并收取了24000元租金，没有违反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和第三人主张权利属于无理无据的虚假诉讼行为。经审理查明：2002年11月28日，案外人郭润添通过签署《农村承包合同合同书》，向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经济合作社承租了新洲村白石墩2500平方米工业用地（即涉案厂房所在地）。合同约定由郭润添自筹资金修建厂房，租赁期限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原告陈述涉案厂房系由其与郭润添共同投资建设，后因郭润添行动不便，故将涉案厂房交由原告独自经营。根据原告提供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的《转租证明》，该村民委员会同意郭润添将涉案厂房转租给原告作为经营场地使用。2019年8月30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了一份《证明》，确认涉案厂房由新洲村提供土地，由原告出资兴建，涉案厂房没有办理报建手续，未取得权属证明，并确认原告为使用人，使用日期截至2019年8月30日止。2005年12月22日，第三人（乙方）以自己以及其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艺工艺板厂（乙方）的名义，与原告、郭润添（甲方）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免租期从2005年12月22日起至2006年3月1日止。租赁期限从2006年3月1日起至2020年3月1日止，每月租金14000元。乙方因扩大生产等原因需扩转租厂房，需通知甲方，并保证甲方收益不受损失。双方还在合同落款处备注“本合同第三条租赁期限按甲方租用新洲村原始合同期限为准。期满时间2019年8月31日止”。2018年3月17日，原告、第三人与四名案外人（其中包括李均培和双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侯燕牙）签订了《厂房出租补充协议》，约定：从2018年4月份的厂租开始，每月5号将厂房厂租及水电统一交于李均培收，其它人员不得参与收厂租及其它费用；从2018年6月份开始，每月由李均培/原告负责第三人的厂房收益分配；后续厂房所有事物接手均由李均培/原告负责跟进，其他人员不得参与及干涉，同时需保证承租人夏侯燕牙及杨小文现有合同期的合法经营权益；由第三人授权给李均培及原告重新与夏侯燕牙签订厂房租赁合同。2018年3月23日，第三人与夏侯燕牙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将涉案厂房出租给夏侯燕牙开办工厂，租赁期限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每月租金30000元。合同另约定厂房租金由第三人委托李均培代收。根据第三人提交的《收据》，夏侯燕牙已于2018年3月17日向第三人支付压（押）金90000元。2018年9月1日，原告与双微公司另行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双微公司出租涉案厂房，租赁期限从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每月租金30000元。合同另约定“压金90000元用于抵扣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厂房租”。原告称因第三人长期拖欠租金，已退出租赁。原告发现第三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夏侯燕牙签订了2018年3月23日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故为了保障双微公司的权益，原告重新与双微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在2018年12月1日开具《收据》重新确认收取“夏总租厂按金90000元”，用以作废第三人在2018年3月17日开具的押金《收据》。被告认为原告与双微公司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无权收取相应按金。2018年9月15日，原告、第三人与其他两名案外人（其中包括夏侯燕牙）签订《租赁厂房合同转让证明》，约定：原告将涉案厂房出租给杨小文（每月房租12000元）和夏侯燕牙（每月租金30000元），每月租金合计42000元将由原告统一收取，其中原告每月从租金中支付李培均10000元整。原告每月实际收取租金32000元，用于扣除第三人应交给原告的14000元租金，余款18000元作为还款原告原欠租金。到本厂房合同到期前（2019年8月31日）统一结算。第三人与杨小文合同押金36000元和第三人与夏侯燕牙合同押金90000元，全部以厂房合同到期的前三个月租金（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进行抵扣，同时杨小文及夏侯燕牙与原告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另外原交于第三人的租厂押金条统一由原告重新开具给租房的杨小文及夏侯燕牙。从2018年10月起开始由原告接收杨小文及夏侯燕牙收取租金，对两位租客办理相关营业执照及其它办厂资料等一切事务由原告负责提供及协助办理，与第三人无关。从2018年9月30日起第三人与租客杨小文及夏侯燕牙的租赁合同及押金条同时作废，2018年9月厂房租金已结清。厂房水费还将由第三人暂时代收及对公缴费。《租赁厂房合同转让证明》落款处备注“原四方协议作废”。原告称“原四方协议”即指原告、第三人与四名案外人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厂房出租补充协议》。被告对此不予确认。双微公司因自身原因于2019年4月退租。第三人随后于2019年4月26日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女儿黄媛签订《租厂房协议书》，约定黄媛向第三人临时租用涉案厂房内500平方米的面积，用于堆放货物，租赁期限从2019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28日止，租金合计24000元。被告确认黄媛系作为公司员工，代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2019年4月26日，黄媛向第三人支付了24000元租金。被告及第三人称，双微公司退租后，夏侯燕牙将厂房钥匙交还给了第三人，被告通过夏侯燕牙与第三人联系，签订了上述《租厂房协议书》，向第三人承租涉案厂房的部分。原告称，双微公司退租后，电话告知原告将自行搬迁，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原告同时确认涉案厂房在双微公司搬走后，由其控制管理，原告每天均有巡视厂房。原告在发现被告租赁涉案厂房后即要求被告交还厂房，并因此于2019年6月4日报警，但并无具体处理结果。2019年5月7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确认其欠原告100000元。原告陈述上述100000元款项即为第三人欠付的租金，但欠付的期间已无法说清。本院认为:根据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转租证明》和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新洲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的《证明》，可以确认原告与冯耀源共同向新洲村承租涉案厂房所在土地，并投资兴建涉案厂房用于出租经营。根据原告、冯耀源与第三人于2005年12月22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可以确认原告与冯耀源将涉案厂房出租给了第三人，租赁期间从2005年12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含免租期），第三人在此期间有转租涉案厂房的权利。被告基于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租赁关系的信赖，从第三人处临时承租、使用涉案厂房，并支付费用，已履行了其作为实际使用人的支付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再向其支付占有使用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即使如原告所述，第三人因长期欠租已失去涉案厂房的转租权，但第三人在2019年5月7日出具的《欠条》，仅能说明第三人对当时债务数额的确认，不足以证明双方已就彼此之间的租赁关系进行了清理和结算。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从第三人处收回涉案厂房。在双微公司退租后，原告未与双微公司办理交接，而第三人仍能实际控制涉案厂房。在此情形下，被告确信第三人享有转租权，符合普通人的认知习惯，被告直接向第三人承租部分厂房，也符合一般交易习惯。2018年3月17日的《厂房出租补充协议》约定2018年6月起第三人的厂房收益由原告与案外人进行分配。2018年9月15日的《租赁厂房合同转让证明》约定原告每月实际收取的租金先用于抵扣第三人应缴纳的租金，再抵扣欠款，在合同于2019年8月31日到期前再统一结算。上述内容再次印证了涉案厂房在出租期间的租金收益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原告与第三人依据彼此间的租赁关系进行结算。因此，原告以被告侵权为由，要求第三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于2019年4月26日已从被告处收取租金24000元，该款项是否包含在第三人于2019年5月7日确认的100000元欠款中，无从知晓。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租金结算问题，应在全面审查双方的租赁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判断，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耀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50元，由原告冯耀源承担。审判员  李慧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谢雨虹书记员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