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9民初1891号 原告：张某1，男，198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翠菊，河北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某1，女，199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被告：袁某2，男，196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被告：郭某，女，196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海，河北周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翠菊，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彩礼208000元；2.判令被告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袁某2系袁某1之父，郭某系袁某1之母。原告与被告袁某1经人介绍认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11月13日和2018年11月20日，原告通过媒人黄某、张某3、张某2分两次共给付袁某1彩礼208000元（彩礼交到了袁某1父亲袁某2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原告和被告袁某1发现彼此脾气、性格差异较大，不适合结婚，现双方均同意解除恋爱关系。原告多次就返还彩礼事宜与被告协商未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婚姻法解释二》之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未到庭证人张某2、张某3、黄某证言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给付被告彩礼共计208000元的事实； 2.薛月菊（原告母亲）收款凭证三份，支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1月18日、11月12日，拟证明2018年11月20日原告给付被告定亲礼28000元款项的来源； 3.户名定期估计统计分析报告二份，取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拟证明2018年11月20日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款180000元中的部分款项来源； 4.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二份（2020年3月18日、4月4日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解除婚约关系的事实； 5.原告张某1微信交易明细若干份、微信扫码记录若干份、支付宝交易明细若干份，原告张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若干份，拟证明原告张某1向被告袁某1转款的具体金额。 被告袁某1辩称，被答辩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一、袁某1和张某1尽管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在××××年××月××日于男方家（黄家庄）举行婚礼。且在婚前女方购买了家具、家电，并在男方家共同生活有一年两个月，支付了221737.4元共同生活的费用，其中包括张某1与袁某1共同消费和张某1向袁某1借款，主张彩礼不应返还。二、袁某1和张力强订婚时，男方给女方28000元订婚礼钱，这28000元是定亲给女方的赠与，且两人已完成婚礼，共同生活一年两个月，等同于“结婚”，该部分不予返还。 被告袁某2未答辩。 被告郭某未答辩。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支付宝交易明细若干份、微信交易明细若干份、淘宝购物截屏若干份、袁某1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浦发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若干份，拟证明“婚前”张某1向袁某1借款44961.4元；“婚前”双方为购买家具、家电支付19873元；“婚前”为男方购买衣物共同消费和购买嫁妆共计12355.12元；“婚后”共同生活支出费用81057.88元；“婚后”张某1向袁某1借款63490元，共计221737.4元。 2.照片六份，拟证明原、被告自××××年××月××日举办结婚仪式，双方开始共同生活至2020年2月7日，共同生活1年2个月的事实； 3.被告袁某1短信截屏一份，拟证明被告袁某1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信用卡仍在原告张某1手中的事实； 4.袁某1个人财产清单一份，拟证明被告袁某1在原告张某1处的具体财产。 原告张某1经质证称，对婚纱照没有异议。对消费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可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屏中红包和转帐的真实性，但是单纯的资金来往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被告应当提交证据、收据等借款凭证，否则该微信记录不足以证实原告向被告借款的事实。被告也认可双方恋爱关系的存在，基于双方恋爱关系产生的微信红包及转账是双方之间的一种赠与行为，不是借款关系。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的时间与拟证明目的的时间不一致，微信转账当中也显示原告多次向被告转账，数额待庭后计算。被告向原告转账或发红包也没有备注借款二字。对被告婚前购买家具家电及花费的金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物品是否在原告处，需庭审时原告进行确认，这些款项是否是原告给付的被告也需要庭审时原告进行确认。婚前为男方购买衣物是一种赠与行为，在商场或者餐饮处消费是否与原告有关需庭审时原告进行认定。被告虽然所称是购买的嫁妆但支付宝付款中并不显示所购买的物品型号和种类，不能证明这些物品在原告处。被告称共同生活期间支付费用28038.66元，但不显示物品的种类和型号，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被告称婚后共同生活支付13680.36元，对消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清单中不显示消费的用途，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原、被告“婚后”生活支付5956.46元，对消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清单中不显示消费的用途，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原、被告“婚后”生活支付2038.02元，对消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清单中不显示消费的用途，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从消费上看，该笔款项均是用于被告个人。婚后对张某1借款的质证意见同原、被告婚前被告称原告向被告借款的质证意见。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也曾经向被告转款。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返还彩礼无关。对支付宝花呗消费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民生、浦发信用卡质证意见同支付宝花呗消费明细质证意见。对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具体与本案的关联性已经结合消费记录证据做出了质证意见。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微信上原告表明了信用卡不在原告处。对手机交易明细没有异议。 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经质证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我们解除婚约关系的时间不对，原告提交的截屏是原告断章取义。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具体金额需要庭下详细计算。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袁某2、郭某系夫妻关系，被告袁某1系袁某2与郭某的女儿。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经人介绍认识，确定恋爱关系后，原告张某1于2018年11月20日给付被告方定亲礼28000元、彩礼180000元。××××年××月××日，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按照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但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0年2月，被告袁某1回娘家居住至今。被告袁某1购买结婚用品，生活用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用品一部现在原告处。 本院认为，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生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返还的情形，本院应予支持。原告给付被告定亲礼、彩礼是为了缔结婚姻；被告袁某1在举行结婚仪式时购买的结婚用品及生活用品，也是为了缔结婚姻，被告购买的生活用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一部现在原告处，为了方便生活，原告不再返还给被告，折抵部分彩礼较妥。另外，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按照当地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综合以上情况综合考量，本院酌定被告袁某1返还给原告张某1彩礼款9万元。原告按照当地风俗给付彩礼，被告方接受彩礼，并不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不当得利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当地生活习惯，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等交往，不仅仅限于男女朋友两人，双方家长都是重要的参与人，一方接受彩礼后，也不仅仅是一人去支配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袁某2、郭某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原、被告提交的银行卡流水、微信交易明细、支付宝交易明细中的转账和消费：日常消费是原告张某1与被告袁某1共同生活期间日常生活之必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双方相互转账，不会产生借贷的意思表示，只是俗语所说“左手交右手”，原、被告以上的转账和消费，是共同生活之必然，而与法律规定的彩礼是否返还无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张某1彩礼款90000元； 二、驳回原告张某1要求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20元，原、被告均申请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减半收取计2210元，诉讼保全费1620元，共计3830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1915元，被告袁某1、袁某2、郭某负担19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利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