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0）晋执复10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被执行人）：大同市阳光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   法定代表人：郭永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薛向东，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赵彦杰，男，195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王日平，山西同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郭永钢，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城区。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被执行人）大同市阳光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嘉业公司）因与申请执行人赵彦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同中院）作出的（2019）晋02执异84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复议申请人阳光嘉业公司委托代理人薛向东、申请执行人赵彦杰及委托代理人王日平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大同中院查明，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该院审理作出（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判决阳光嘉业归还薛军借款本金4740万元并支付利息1938214元，剩余利息从2015年7月16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郭永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阳光嘉业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6）晋民终2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薛军就该案向大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晋02执2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变更赵彦杰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就本案该院共执行14笔计77573983.66元。   大同中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住宅及车库抵顶5106200元是否属于本案执行款？首先，就顶账时间看，阳光嘉业主张抵账时间为2016年11月16日，其依据为2016年11月16日《换房/换名申请单》由薛军换名为赵彦杰，但其提交的另一份《换房/换名申请单》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3日，由薛名茱换名为薛军，故阳光嘉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抵账时间为2016年11月16日。其次，赵彦杰主张抵账5106200元发生于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前，系抵顶起诉前的利息，与本案无关，该主张与薛军在（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案件中的主张一致，且该判决认定“原告（薛军）主张抵扣的以房抵债部分利息在另案解决，本院对此不予处理”，故不能认定5106200元抵账款与本案有关。第三，依薛军（赵彦杰）申请，大同中院共执行14笔，不包含抵账部分。综上所述，阳光嘉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住宅及车库抵顶5106200元属于本案执行款，且本案执行行为亦不存在不当之处，故阳光嘉业公司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阳光嘉业公司的异议请求。   复议申请人阳光嘉业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大同中院（2019）晋02执异84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赵彦杰申请执行阳光嘉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解除对复议申请人采取的查封、冻结等全部措施；责令赵彦杰退还复议申请人执行款3390521元。理由如下：大同中院未认定复议申请人以房屋及车库抵顶被申请人5106200元执行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撤销原审执行裁定，支持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2013年12月5日，复议申请人与薛军分别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合计4740万元。2105年7月15日，薛军以复议申请人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诉至大同中院，中院庭审后，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就利息支付情况进行对账，经大同中院依法确认，截止2015年2月28日被告阳光嘉业公司共向原告薛军支付利息2240万元，从2015年3月1日起复议申请人阳光嘉业公司未再支付利息。大同中院对薛军与复议申请人签订的抵顶协议系代物清偿行为，因未办理物权转移且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交付，不予支持。2015年12月15日，大同中院作出（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阳光嘉业公司向原告薛军归还借款4740万元并支付利息1938214元，剩余利息从2015年7月16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被告郭永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复议申请人不服判决上诉，2016年8月2日，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一审诉讼期间，薛军于2015年8月10日向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阳光嘉业公司和郭永钢，请求撤销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的以房抵债协议，判令阳光嘉业公司支付薛军利息5106200元，郭永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当中，双方在中院对账，阳光嘉业公司截止2015年2月28日已不欠薛军利息，薛军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经双方对账后不能成立，便于2016年11月8日向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   2016年11月10日，薛军与赵彦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判决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赵彦杰。2016年11月11日，薛军向大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阳光嘉业公司和郭永钢。复议申请人于2016年11月16日与赵彦杰正式办理了以房屋和车位抵顶执行款5106200元。2017年1月6日，大同中院作出（2016）晋02执2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变更赵彦杰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赵彦杰于2017年4月将房屋及车位转让于第三人。从2016年至2019年5月，大同中院共执行复议申请人14笔现金，经复议申请人财务核实，截止2019年5月16日，复议申请人共多支付赵彦杰执行款3390521.01元。复议申请人于2019年10月29日向大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大同中院未组织听证，也未组织双方进行对账。大同中院不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详细审查，以房和车位抵顶的5106200元执行款不属于本案执行款驳回复议申请人的执行异议，认定事实不清。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赵彦杰答辩称：1.阳光嘉业公司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复议申请。答辩人认为大同中院严格按照生效判决内容采取强制执行行为，不存在超出判决内容确定的款项执行现象，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当执行行为，阳光嘉业公司复议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复议申请人的执行异议复议申请。2.以房抵债协议中抵顶欠息5106200元是薛军起诉前，双方对已产生的利息中的一部分予以抵顶，而不是阳光嘉业公司认为的强制执行中的履行债务，阳光嘉业公司的利息计算过程错误。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2015年7月14日签订利率调整协议，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2月28日阳光嘉业公司共欠薛军本金4740万元，利息5772214元。同时签订《以房抵债协议》，阳光嘉业以房屋四套、车位四个抵顶所欠薛军部分利息，明细表中列明房号、车位号、抵息数额5106200元。2015年7月16日薛军起诉至大同中院，诉讼请求的标的额已将以上抵息数额5106200元从利息总额中核减，本案起诉时已将抵顶的四套房、四个车位的510.62万元排除，阳光嘉业公司最终履行抵顶协议与本案无关。3.薛军在大同城区法院起诉撤销以房抵债协议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2016年11月16日办理手续是履行2015年7月14日《以房抵债协议》的行为，不是履行本案生效判决的行为，与本案诉讼确认的本金利息数额，以及进入执行阶段的执行款项均无关，阳光嘉业公司显然是将二者混淆。四、阳光嘉业公司如对以房抵债部分欠息5106200元数额计算有异议，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生效判决申请再审，而不是在执行中提出执行异议。如果按照阳光嘉业公司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中所称，认为本案在判决前就多支付了利息，则应针对生效判决提起再审解决，而不能在执行中提出异议解决。事实上，阳光嘉业公司就本案生效判决未提出过申诉，说明其已认可了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综上，截止今天，阳光嘉业公司仍欠申请执行人本金6325594.51元，利息1199897.47元，迟延履行利息389656.62元，诉讼费用293495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大同中院基本一致，另查明：   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约定如下：1.双方确认截至2015年2月28日阳光嘉业公司共欠薛军本金47400000元，利息5772214元；2.阳光嘉业公司以自己开发的位于大同市××街的房屋四套、标准车位四个抵顶所欠债权人部分利息；3.抵顶利息的总额为5106200元。《以房抵债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协议尾页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阳光嘉业公司的负责人王进武在空白处备注：“此协议最终以双方财务核实数据为准”，王进武、薛军签字纳印确认。协议签订后，薛军于2015年8月10日向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阳光嘉业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债协议、阳光嘉业公司给付薛军欠息5106200元、郭永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1月8日，薛军向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城民初字第231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薛军撤诉。   薛军与赵彦杰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人薛军将大同中院（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一审判决书、本院（2016）晋民终234号终审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予受让人赵彦杰名下，并就转让事宜做了约定。2016年11月11日，大同中院立案受理薛军与阳光嘉业公司、郭永钢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案号为（2016）晋02执225号。进入执行程序后，赵彦杰于2016年12月8日向大同中院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并提交该《债权转让协议》。大同中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晋02执2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变更赵彦杰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申请执行人赵彦杰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接受案涉房产，案涉房产是否为本案执行款。具体分析如下：   本院复议审理过程中，复议申请人阳光嘉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换房/换名申请单、《购房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业主资料卡等证据，证明其在执行程序中用案涉房产向赵彦杰实际履行执行款。赵彦杰向本院提交了阳光嘉业公司与薛军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及赵彦杰与薛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其基于《以房抵债协议》接受与执行无关的另案债权。经查，四份换房/换名申请单显示，案涉8-1-1101、8-1-2001、8-1-1102、8-2-2102四套房屋的客户姓名于2015年7月3日由案外人薛名茱变更为案外人薛军、又于2016年11月16日由薛军变更为赵彦杰。其中，阳光嘉业公司与薛名茱于2015年1月22日签订了8-2-2102、8-1-2001、8-1-1102三套房屋的《购房协议书》；与薛军于2015年7月3日签订了8-1-1101号房的《购房协议书》。以上证据仅能显示案涉房屋客户姓名变更情况，阳光嘉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永钢在销售部门意见一栏的签字，也仅能证明阳光嘉业公司同意客户姓名变更。根据赵彦杰与薛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可以证实薛军转让给赵彦杰的债权仅为大同中院（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即本案债权；而《以房抵债协议》依法仅对协议相对方即阳光嘉业公司和薛军具有法律约束力。因薛军未能参与本院组织的听证，结合以上证据及本案听证质证情况，不排除“阳光嘉业公司依照其与薛军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向薛军履行案涉房产，薛军接收房产后，又以其个人名义将涉案房产转予赵彦杰”的可能性；根据大同中院（2015）同商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6）晋民终234号民事判决书及薛军请求撤销以房抵债协议一案等证据，可以证实阳光嘉业公司与薛军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故本案亦不排除“因案涉房产存在抵押等问题，薛军又将房产退还给阳光嘉业公司，阳光嘉业公司以其名下合法财产，作为本案执行款向赵彦杰履行”的可能性。   综上，大同中院在异议审查过程中，未予查明赵彦杰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取得案涉房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执异84号执行裁定书；   二、发回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郭志荣   审判员 杨 超   审判员 郭军学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王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