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1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负责人：王某（已去世）。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泰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4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山东泰丰公司上诉请求：1.将（2019）宁0104民初4561号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诉讼费及保全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泰丰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住所地在山东省，主营幕墙建筑，具有行业内最高等级的建筑资质。2012年6月，泰丰银川分公司成立，负责人为王某。2．2012年至2015年期间，王某均以个人名义向李某出具了若干借条。3．2015年11月，王某以泰丰银川分公司名义与李某签订《借款协议》，将前述个人之间的债务约定为泰丰银川分公司的经营债务，并约定了高额利息。4．2017年2月6日，王某坠亡。李某及众多人员遂起诉至法院。其中，与本案情况类似的案件共4件(含本案)，起诉借款本金标的就达900余万元，如加之利息诉请，截止起诉前的总标的多达l100余万。综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王某的个人债务“华丽变身”为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债务。众所周知，王某已死，泰丰银川分公司无任何财产。泰丰公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高额负债”。本案一审过程中，包括本案被上诉人李某在内的4位民间借贷原告，提供了共同的证据：泰丰银川分公司与20余位案外人签订的经营性合同，以及王某个人账户向上述诸多案外人汇款的信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某个人账户与泰丰银川分公司账户的资金相混同，其个人所借款项，全部或者部分用于了泰丰银川分公司经营。因此，上诉人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属事实认定错误。《借款协议》系被上诉人与王某就其之前所形成的资金往来的结算，该协议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银川分公司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为无效。《借款协议》形成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发生任何资金往来，二者之间也未形成任何债权凭证；恰恰相反本案被上诉人所出示的所有借款凭证大部分系王某个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款协议》所载内容与原一审法院【(2017)宁0104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被上诉人与衡正投资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内容一致，而衡正投资公司系王某虚拟的，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其非法行为提供便利；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在工商登记时仅有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并未登记合同专用章，在《借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为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系王某自己私刻并独立控制，其向协议上加盖该等印章，将与银川分公司无任何关联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一审法院对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行为性质认识模糊，混淆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导致错判。本案中，王某在无泰丰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以分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借款协议》。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借款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进而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泰丰公司以及泰丰银川分公司承担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王某银行个人账户(共计20个账户)银行流水，但一审法院最终因各种原因并未调取证据，直接导致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属正当行使权利，而一审法院最终未能调取，属程序违法。综上，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重点在于审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合法性，核心在于该实践性合同的履行情况，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查清事实，公正判决。 李某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借款系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负责人王某向被上诉人借款后用于了泰丰银川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王某用于其个人及家庭消费。二、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与李某于2015年11月3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二上诉人应承担向李某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三、二上诉人以王某作为分公司负责人在无山东泰丰公司授权下无权对外借款以及山东泰丰公司经营范围没有对外借款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纯属上诉人逃避还款责任的狡辩。四、一审判决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及利息的计算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并且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20万元，支付利息288000元（按照月利率1.5%，自2015年12月3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2月13日），并按上述利率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山东泰丰公司于1997年3月6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汤某；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2年6月14日，负责人为王某，季泽民系该分公司总经理，华永威系该分公司工作人员。自2012年12月29日至2014年12月3日期间，王某向原告及其母亲张淑萍借款共计48万元，分别为：2012年12月29日，王某向张淑萍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张淑萍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借期六个月，2012年12月29日至2013年6月29日。借款人：王某”；2013年1月2日，王某向张淑萍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张淑萍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借期2013年1月2号至2013年7月2号。借款人：王某”；2013年2月3日，王某向张淑萍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张淑萍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借期半年。借款人：王某”；2014年12月3日，王某向原告借款18万元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出借人李某借给我的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以上内容由我借款人委托他人填写。我均予以认可，并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收款人：王某”。 2014年11月6日，王某给季泽民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工作繁忙，经常不在本地，不能亲自处理公司事务，及亲自办理相关手续。特委托：季泽民做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及办理相关手续事项对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订的所有文件均予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人：王某”。2015年11月1日，原告与季泽民共同签订一份《对账清单》，载明：“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王某向李某借款，经双方核对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还欠李某壹佰贰拾万元整（￥1200000元）借款及利息，其中含张淑萍的账，对账以前的所有借条、借据作废”。2015年11月3日，王某代表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向原告借款120万元用于经营活动；月利率1.5%；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3日至2015年12月3日；借款人需要延长借款日期，应在借款到期前10天内向出借人提出申请，征得其同意，并补办延长协议。该协议出借方处由原告签名并捺印，借款方处盖“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其“法人代表”一栏处由王某签名、捺印并加盖个人名章。 2015年11月10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向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及王某发出一份《通知》，内容为“鉴于银川分公司在经营中管理混乱，存在账目不清，拖欠税款，拖欠员工工资，且长时间未缴纳管理费等多种问题，公司决定对银川分公司停业整顿，收缴全部证件和印鉴。在停业整顿期间，分公司不得私自开展任何业务。银川业务通过总公司运行。如分公司人员伪造证件和印章，私自办理有关业务，自行担法律后果”。2015年11月11日，二被告签订一份《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交接清单》，交接内容包括公章、财务专用章、分公司负责人名章、发票专用章、分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公司基本户网银U盾以及账号×××，上述通知及交接清单均由于文耀代表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签字。同时，交接清单中显示公司基本户网银U盾对应的备注处写明“制单（华永威）”。 诉讼中，二被告提交一份《证明》，载明：“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的债务已全部还清，不欠任何债务，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如果再有欠款或纠纷，由我王某个人全部承担，与山东泰丰总公司和银川分公司无关。王某2016年12月15日”。 另查明，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9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某，股东分别为王某、华永威，经营期限自2007年3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银川长徐木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2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普，股东分别为王普、王某，经营期限自2004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25日，企业状态为吊销，吊销日期为2017年2月22日。宁夏建威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9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华永威，股东分别为王某、华永威，经营期限自2012年8月9日至2022年8月7日，企业状态为注销，注销日期为2014年1月7日。 又查明，王某长期使用其个人账户向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及工作人员陶泽武、谢转娥、姚兴齐、席占宁、郭雷雨、陈小青、刘洪迅、官维胜、罗姚起、马银涛、于瑞光、杨辉智、杨生福、赵自成、梁月、冯占华、李勇志、王辉、王慧、张彩珍转账，其中根据王某、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转给王某80000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姚兴齐79200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转给王某74000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姚兴齐69240元，转给王慧7448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4年8月6日转给王某30万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刘洪迅30万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转给王某25万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刘洪迅25万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转给王某45000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宁夏神聚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000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5年2月6日转给王某20万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刘洪迅20万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转给王某249317元，王某于当日转给官维胜249317元；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转给王某98000元，王某于当日转给罗姚起98000元。除上述转款外，王某还向上述人员多次转款，仅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向上述人员转账金额达到1194万元以上。 2015年4月21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出具一份《收入证明》，载明：“兹有我公司（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员工季泽民，为我单位职工，职位：单位负责人，月收入人民币捌仟元整（￥8000）。特此证明。单位名称（盖章）：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并加盖印章”。 季泽民于2013年8月1日向张淑萍转账38000元、于2013年9月26日向张淑萍转账7000元、于2013年10月10日向张淑萍转账1000元、于2014年4月30日向张淑萍转账20000元、于2014年8月17日向张淑萍转账20000元、于2014年12月9日向张淑萍转账60000元、于2015年4月24日向李某转账1000元、2015年10月22日向张淑萍转账50000元、于2016年8月31日向李某转账11898元。 还查明，王某于2017年2月6日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某向原告、张淑萍借款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相应的职务行为。虽因2012年12月29日的《借条》、2013年1月2日的《借条》以及2013年2月3日的《借条》均系王某向张淑萍出具的，但因张淑萍作为证人陈述该三笔债权由原告主张，与其无关，且季泽民与原告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对账清单》中写明所欠款项中包含张淑萍的借款，故对原告主张的该三笔借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某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时并未注明系其代表山东泰丰公司所借，且涉案款项也提供给了王某，但因王某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的负责人，其对外可以代表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进行一定的民商事活动，同时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季泽民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总经理，具有一定的管理职务，其亦对外代表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签订了大量的民商事合同，且合同中加盖了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而且王某、季泽民二人的个人账户中大量资金往来的交易相对人为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业务相对人，其中还包括被告山东泰丰公司的业务相对人（比如马银涛），同时王某向姚兴齐、刘洪迅、官维胜、罗姚起等人的转款部分来源于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说明相关的付款行为能够确认为系履行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相应的职务行为，仅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显示王某代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付款金额就已超过了1194万元，王某的个人账户的资金既用于个人生活也用于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经营，个人财产与公司资金混同，这也是山东泰丰公司关于其银川分公司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的表现形式之一，对此被告山东泰丰公司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二被告未提交证据对王某账户中个人财产、公司资金、原告提供的借款进行区分，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014年11月6日王某向季泽民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季泽民代表王某处理公司事务，虽未明确说明系处理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事务，但鉴于王某、季泽民均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管理人员，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季泽民二人共同在其他公司任职的情况，故授权书中所指的公司即为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盖然性较高，结合2015年11月1日季泽民与原告签订的《对账清单》中明确记载系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欠原告的借款及利息，故也可印证《授权委托书》中所指的公司即系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在以上事实的基础上分析，2015年11月3日原告与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即系对之前借款的结算、确认，而非达成一份新的《借款协议》，该协议中加盖的“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合同专用章”，二被告虽对该印章不予认可，但二被告在本次诉讼中并未提出司法鉴定，且该印章曾多次用于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中，而且对外签订的大量合同中加盖该印章的时间均早于2015年11月3日的《借款协议》加盖该印章的时间，结合王某、季泽民在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职务、王某和季泽民个人账户款项的用途，能够确认签订以上借款协议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二被告提交由“王某”于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对外所欠债务已经全部还清，若再有欠款或纠纷，由王某承担，与二被告无关，但该证明出具的时间晚于涉案《借款协议》签订的时间，且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已向原告清偿涉案借款，加之该《证明》系“王某”个人出具的，原告并未在《证明》中签字确认，此系王某与二被告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若二被告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系王某个人债务，其有权向行为人主张相关权利，故对二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及张淑萍并未按约定足额提供借款，实际共向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出借资金48万元。至于原告陈述的2013年5月19日的借款20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借款20万元以及2013年10月31日的借款10万元，虽原告及季泽民均认可2013年5月19日《借款协议》、2013年10月17日《借款协议》以及2013年10月31日《借款协议》中涉及的宁夏衡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并未进行工商登记，但原告陈述其向王某提供借款的用途系用于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生产经营，张淑萍、张淑梅、李某分别与王某签订上述《借款协议》时，明知加盖的系宁夏衡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印章，而且2015年11月1日的《对账清单》中并未记载上述三笔款项，加之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宁夏衡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故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三笔借款法院不予确认。 虽2012年12月29日的《借条》、2013年1月2日的《借条》、2013年2月3日的《借条》以及2014年12月3日的《收条》中仅约定还款期限，未约定借款利息，但因原告、张淑萍、季泽民均陈述2012年12月29日的借款10万元及2014年12月3日的借款均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2013年1月2日的借款10万元及2013年2月3日的借款10万元均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加之2015年11月1日的《对账清单》中明确载明所欠120万元包括借款本息，也包括张淑萍的借款，故对上述借款分别约定的借款利息法院予以确认。我国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最高年利率为24%，虽然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系自然之债，约定也并非无效,但并无请求力,当债权人请求给付时，债务人可以拒绝给付,债权人并不得通过诉讼强制债务人履行，对于当事人自愿履行完毕的，法院不予干预，但对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借款人可以请求出借人返还。本案中，季泽民分别于2013年8月1日、2013年9月26日、2013年10月10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8月17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0月22日向张淑萍转账38000元、7000元、1000元、20000元、20000元、60000元、50000元，并于2015年4月24日向李某转账1000元，由于该笔借款约定了利息，上述8笔还款均应按照“先充抵利息，后充抵本金”的原则予以处理。又因原告与季泽民未就上述款项的抵充顺序进行约定，且此时本案的前三笔借款均已到期，又因2012年12月29日的借款先于2013年1月2日和2013年2月3日的借款到期，因此法院确定季泽民自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22日期间所偿还的款项均应优先偿还2012年12月29日借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现法院按年利率36%计算，确认截止至2015年10月22日，季泽民超付2012年12月29日的借款34462.54元（详见附件一），超出部分抵扣2013年1月2日的借款，故2013年1月2日的剩余借款应为65537.46元（10万元-34462.54元）。 根据以上事实，截止2015年11月3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欠原告（包括张淑萍）借款为345537.46元，而原告与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确认的借款金额为120万元，而原告与季泽民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对账清单》中注明包含利息，现因原告与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将欠付的利息计入借款本金中，确认借款金额为120万元，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规定，按年利率24%计算，2013年1月2日的剩余借款65537.46元自2013年1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期间的利息为44601.40元（65537.46元×24%÷365×1035天）；2013年2月3日的借款10万元自2013年2月3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期间的利息为65950.70元（10万元×24%÷365×1003天）；2014年12月3日的借款18万元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期间的利息为39649.32元（18万元×24%÷365×335天），故截止至2015年11月3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合计为345537.46元，利息合计为150201.42元（44601.40元+65950.70元+39649.32元），故双方可将前期利息150201.42元计入2015年11月3日《借款协议》中，确认借款金额为495738.88元，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2015年11月3日《借款协议》中。又因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对账之前还款20万元，应按自认处理，而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具体的偿还时间，由于双方对账前已支付款项197000元，故该197000元应从原告自认的还款20万元中扣除，故截止至2015年11月3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为492738.88元【495738.88元﹣（20万元﹣197000元）】。 由于双方对后期借款约定月利率为1.5%，即年利率18%，且季泽民于2016年8月31日向李某转账11898元，法院按照年利率18%计算，确定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向原告支付后期借款492738.88元自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利息为73384.35元（492738.88元×18%÷365天×302天），扣减2016年8月31日还款11898元，故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492738.88元，利息61486.35元（73384.35元-11898元）；支付上述剩余借款自自2016年8月31日至2017年2月13日期间的利息为40337.10元（492738.88元×18%÷365天×166天），以上利息合计101823.45元（61486.35元+40337.10元）。同时，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还应按照年利率18%向原告支付该借款492738.88元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之日止的利息。而且，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并未超过最初借款48万元（注：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8万元）与以最初借款本金48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被告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系被告山东泰丰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故在其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后的不足部分，由被告山东泰丰公司承担偿还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李某偿还借款492738.88元，支付自2015年11月3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利息101823.45元，并按年利率18%向原告李某支付借款492738.88元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其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以上责任的，由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9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192元，由原告李某负担13915.20元，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负担9276.8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山东泰丰公司应否对被上诉人李某主张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某提交的其与王某以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名义签订《借款协议》及李某与季泽民签订的《对账清单》中载明的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借款金额为12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李某提交的证据载明的事实，确定被上诉人李某（包含张淑萍）自2012年12月29日至2014年12月3日期间实际向王某出借款项48万元，并确定截止2015年11月3日王某以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李某之间的剩余借款债务为492738.88元及相应的利息。在被上诉人李某与王某发生借款期间，王某系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负责人，且上述借款均发生在王某负责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期间，王某也授权季泽民以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名义与李某对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王某在季泽民与李某结算的基础上以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名义与李某签订《借款协议》，对借款进行确认。由于王某、季泽民作为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公司名义与李某进行结算并签订《借款协议》，被上诉人李某有理由相信所出借的款项用于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的经营。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在本案的审理中未就被上诉人李某与王某、季泽民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山东泰丰公司的相应利益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在2015年11月10日也发现其设立的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在经营中管理混乱，对此，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对其管理存在的问题应承担责任。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李某的主张进行了审查，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上述一审判决，处理正确。综上，上诉人山东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山东泰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92元，由上诉人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勇军 审判员  张 婧 审判员  黑 琴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 丽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