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2178号 原告：凌云，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喻玲，女，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帮丛，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云，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四川熙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温波，男，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原告凌云、喻玲与被告赵云、第三人温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曾洁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云、喻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帮丛，被告赵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温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凌云、喻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凌云、喻玲与被告赵云就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层5号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已解除。事实与理由：2010年，原告凌云、喻玲与被告赵云、第三人温波共同出资购买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层5号房屋，四人各占25%的份额。2014年，凌云、喻玲、赵云、温波就该房屋的出租、出售等事宜签订《房屋权属协议》，凌云、喻玲委托赵云代为办理该房屋的出租、出售事宜。随着凌云、喻玲与赵云之间矛盾的加深，最终导致凌云、喻玲完全丧失对赵云的信任，凌云、喻玲遂通知赵云，明确解除上述委托关系。 被告赵云辩称，原告凌云、喻玲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经被告赵云与案外人郭书荣联系，签订租赁合同，期限是2015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原告凌云主张2018年向赵云发出解除的通知，首先，该通知表述不清楚，凌云主张解除的是整个房屋权属协议，该协议是案涉房屋共有权人凌云、喻玲、赵云、温波共同签署的合同，主要约定也是对共有物权的约定，而不是委托合同。其次，在凌云主张解除合同时间内，该案涉房屋正在租赁期的履行期间，不具备解除条件。至于喻玲主张向法院以反诉的方式提起解除合同。首先，房屋权属协议性质不是委托合同；其次，喻玲虽然以反诉形式提出，但是因未缴纳诉讼费，被视为撤回反诉，不是有效的诉讼，是其对诉权的处置和放弃，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效果。 经审理查明，原告喻玲、凌云与被告赵云、第三人温波共同购买了位于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楼5号房屋（面积304.22平方米），于2013年6月7日进行了产权登记。 2013年年底，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权属协议》，协议载明上述房屋产权四方各占份额25%，经友好协商四方达成以下协议：1、为了该房屋处置的便利，凌云自愿将自己所占25%份额过户到喻玲名下，过户后产权份额为喻玲占50%，赵云25%，温波25%，但该房屋日后的出租出售所得实际权益依然为四方各占25%；2、该房屋的出租出售权力由喻玲、赵云、温波三方所有，凌云不得干涉；3、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增溢价值的8%作为赵云的奖励提成。 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为“存量房买卖”。 2015年6月10日，温波、喻玲、赵云将涉案房屋出租，并与承租人郭书荣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5年，自2015年6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并约定了租金的具体金额。 2016年8月9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再次变更为凌云、温波、喻玲、赵云，取得方式仍为“存量房买卖”。 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郭书荣依约支付租金，截至2016年10月13日，喻玲、凌云与赵云、温波按照《房屋权属协议》约定分配了租金及收益奖励。此后，凌云未按约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之后的奖励提成。 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喻玲（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温波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并约定：1、房屋处于出租期间，各方约定出租期间的所收房屋租金等财产收益中的8%作为丙方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余92%由四方平均分配，即甲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丙方的所得为租金的31%；丁方的所得为租金的23%；2、若该房屋出售，所售房款中的4563300元按照各方25%的出资比例返还给各方；房屋增值部分的8%作为丙方对该房屋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余92%由四方平均分配，即甲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乙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丙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31%，丁方对该房屋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为：（售房款-4563300元）×23%。注：无论以后喻玲自行管理或自行收取房租，均不影响赵云收取8%经营管理奖励提成。落款处由喻玲、（案外人）叶玉（代赵云）签字。 2017年10月18日，温波（甲方）与赵云（乙方）签订《协议》，记载甲、乙与凌云、喻玲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协议内容与上述喻玲与赵云签订的《协议》一致，落款处由温波、赵云签字。但未有备注。赵云陈述，本打算分别与温波、喻玲、凌云均签订上述协议，但凌云未同意。 再查明，2017年12月4日，承租人郭书荣支付了涉案房屋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租金154605元，其中喻玲应得部分23%转给了喻玲，剩余房租119045.85元转入了赵云的银行账户。赵云未将凌云应得租金支付凌云，凌云遂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以（2018）川0191民初2721号代字立案进行了审理，庭审过程中，关于该协议约定赵云应享有8%的奖励提成，凌云表示赵云在成都南延线租房圈子里对房屋有增值，也会对房子有更换好的规划，这一点其他三方也认可，但赵云未办到其承诺的对房屋进行管理，使房屋增值，因此自己想解除协议，认为他违反了之前的承诺。该案中，凌云出示的通知解除合同的书面函件载明，2018年3月16日其以《房屋权属协议》未实际履行及赵云的其他违约行为，已通过当面沟通及电话方式告知解除该协议，现再次通知赵云：本人解除《房屋权属协议》。赵云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邮件于2018年3月17日签收。 （2018）川0191民初2721号案未就协议是否解除作出处理，并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判决，判决赵云将其已收到租金支付给凌云。此后，承租人采取分别支付各自份额至四人账户的方式支付租金，从2016年10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该房屋的租金已经分配至四人。 还查明，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以（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代字立案受理原告赵云与被告温波、喻玲、凌云合同纠纷一案，赵云诉请：确认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温波、喻玲、凌云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的奖励提成。凌云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诉请确认凌云与赵云、温波、喻玲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于2018年3月16日解除。同时，喻玲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喻玲与赵云、温波、凌云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本院向赵云送达了反诉状后，凌云、喻玲未缴纳案件受理费，被视为撤回反诉。 本院依法对前述案件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判决，判决：一、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签订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二、凌云向赵云支付其应得租金21391元；三、驳回赵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喻玲、凌云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中，喻玲、凌云主张凌云与赵云的委托关系于2018年3月17日解除，喻玲与赵云的委托关系于赵云收到起诉状之日解除。二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4月10日，郭书荣先后以“世纪城房租”“世纪城尾款”“房租”名义多次向赵云转款。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是基于赵云为案涉共有房屋的出租和出售提供了联系出租、负责日常管理而获得的相应提成奖励，因赵云也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和出租人，其上述经营管理服务应认定为对各方共同事务接受委托共同承担的上述义务，加之该项义务具有相应的对价，应当认定赵云根据各共有人的委托而承担的经营管理义务，因而应当认定该条约定具有委托合同性质。因一审法院未对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进行审理，故对其二审中主张的该委托关系已经解除的上诉意见不予审查。据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9日作出生效判决，判决维持原判。 再查明，2020年3月11日，凌云、喻玲分别向赵云邮寄了《解除委托告知函》，通知已解除其对赵云代为办理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层5号房屋的出租等事宜的委托。前述邮件于2020年3月12日签收。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房屋权属协议》《协议》、民事判决书、《解除委托告知函》及邮寄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房屋权属协议》《协议》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所有权基本内容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各共有人都有对共有物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共有人之间可以就共有的不动产的管理、处分、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等事项进行约定。具体到本案，案涉房屋由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按份共有，《房屋权属协议》《协议》均系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成立有效。其中，《房屋权属协议》第1条系就凌云委托喻玲代持其所有权份额的约定，该约定因案涉房屋再次变更登记为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共有，故事实上已解除；第2条系前述所有权人之间就对外出租、出售的权利由除凌云之外的其他三人实施的约定，即凌云仅享有收益权，不享有对房屋对外出租、出售的表决权；第3条单独约定该房屋出租收益和出售所得溢价收入的8%作为赵云应获得的奖励提成。此处未明确奖励提成的性质。从《房屋权属协议》签订的背景来看，系基于凌云离开公司，而喻玲又长期在国外，房屋不便管理而订立，其主要目的是为便于房屋日后的处置。结合赵云后期与共有权人喻玲、温波签订的《协议》，记载租金、房屋增值部分的8%是作为经营管理奖励的提成费用，其相互印证共同说明上述房屋权属协议中约定的奖励提成是基于赵云为案涉共有房屋的出租和出售提供了联系出租、负责日常管理而获得的相应提成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赵云也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和出租人，其上述经营管理服务应认定为对各方共同事务接受委托共同承担的上述义务，加之该项义务具有相应的对价，应当认定赵云根据各共有人的委托而承担的经营管理义务，因而应当认定该条约定具有委托合同性质。 2.关于凌云、喻玲能否单方解除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审查当事人行使单方解除权是否达到了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需审查其主张事由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且通知到达对方。庭审中，凌云、喻玲主张基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然凌云于2018年3月16日向赵云发出的解除该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系解除整个《房屋权属协议》的书面函件，因该函涉及整个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也应对相关事实和法律作整体判断，并非是单独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且其解除原因是未实际履行合同和其他违约行为，不能达到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的法律效果。 且（2018）川0191民初12441号案件中，赵云诉请：确认赵云与温波、喻玲、凌云共同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有效；温波、喻玲、凌云向赵云支付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的奖励提成。凌云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诉请确认凌云与赵云、温波、喻玲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于2018年3月16日解除。同时，喻玲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喻玲与赵云、温波、凌云签署的《房屋权属协议》，解除事由均系赵云未履行约定义务，而非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解除的对象也均为《房屋权属协议》，并非是单独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通知。同时，本院向赵云送达了反诉状后，凌云、喻玲未缴纳案件受理费，被视为撤回反诉，凌云、喻玲以处分诉讼权利的方式，处分了其相关实体权利，故凌云、喻玲主张确认其以发送书面函件及提出反诉的方式任意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2020年3月11日，凌云、喻玲分别向赵云邮寄了《解除委托告知函》，通知已解除其对赵云代为办理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层5号房屋的出租等事宜的委托。前述邮件于2020年3月12日签收。至此，凌云、喻玲明确地发出了解除与赵云委托关系的通知。但本案的特殊情况为，案涉房屋为赵云、凌云、喻玲、温波四人共有，份额均等，其中凌云、喻玲主张解除对赵云对外出租出售、管理的委托，温波、赵云未提出解除，故共有人内部未形成多数意见，且共有物为不动产，系不可分物，无论是对外联系出租、出售或相应期间的经营管理，对象均为不动产本身，而非其中一部分，赵云对于其中一人受托事务的履行，即是对于租赁物整体受托事务的履行，无法单独区分。故在已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内，不宜确认凌云、喻玲单独解除了对赵云的委托。2020年6月12日，案涉房屋租赁期限届满，此后未再对外租赁和出售，本院确定凌云、喻玲行使任意解除权的通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凌云与被告赵云在《房屋权属协议》项下就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楼5号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喻玲与被告赵云在《房屋权属协议》《协议》项下就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77号18栋1单元2楼5号房屋出租、出售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6月13日解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赵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洁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