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通源社区体育街****楼**办公区A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3MA2XURG779。 法定代表人：林伟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惠恩，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益本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道闸口路62-191330100311240626E。 法定代表人：潘冬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益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徐丹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永存公司委托代理人许惠恩，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冬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存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永存公司的一审答辩意见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1、原审庭审过程中，永存公司已经明确对于“林永忠”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录音的真实性不清楚，需要庭后核实，原审未能释明，也未能限定期限答复。在永存公司作出答复前，在未确定该相关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即采纳益本公司的意见，作出本案判决，属于程序严重错误。2、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发现与案外人存在利害关系，没有依法向益本公司释明并要求其追加案涉利害关系人李和平，导致本案事实审查不清，属于程序严重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原审判决认定林永忠系合同注明的委托代理人，也是案涉交易的经办人，李和平系林永忠授权的货物签收人，是错误的。相关的录音无法证明系林永忠及李和平本人所述，不具有证明效力。林永忠虽然是2017年双方之间第一份合同中作为永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2018年、2019年均不是永存公司的代理人，益本公司对此也是清楚的。而且本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李和平系林永忠指定的收货人。2、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送货，再对账，对账后就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补签购销合同，也是错误的。双方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补签购销合同是应益本公司的要求。从整个过程看，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是有变化的。原审认定益本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的结算应当加上税额1.11个税点并无依据。永存公司的代理人及经办人一直是刘宜友，益本公司在本案诉前调解时对此也予以确认，但在庭审时却改口称与林永忠联系，此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原审判决按照益本公司的开票内容推定双方在2019年存在交易，是没有依据的。永存公司尚未支付2018年的货款，益本公司也未开具2018年的发票，永存公司2019年所支付的款项系用于支付2018年的货款，不是单独作为其支付所谓的2019年的货款。同时，2018年11月份左右，永存公司的员工陆续离开工地，2018年春节已经全部离开，不存在2019年仍有交易的情况。3、益本公司称2019年的交易收货人系李和平，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和平与永存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永存公司从未授权李和平收货，原审法院对此未作审查，仅凭一份传来证据认定双方在2019年存在交易，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益本公司在二审期间辩称：一、林永忠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系真实的。1、益本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用林永忠的手机号码添加微信，所搜索到的微信号与益本公司所提证据中的林永忠相符，天眼查系统中查到的永存公司联系人所留电话号码即为林永忠的电话号码。2、在本案一审庭前调解过程中，林永忠作为永存公司的代表到场参与调解，起诉状副本亦是林永忠签收，故林永忠可以代表永存公司。二、关于林永忠是否系永存公司在2018年、2019年交易过程中的代理人的问题。1、2017年、2018年林永忠持永存公司公章并代表永存公司与益本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2018年购销合同的公章经鉴定也系真实，而且益本公司从未收到任何永存公司或者林永忠的告知，表明永存公司与林永忠之间解除了代理关系。2、益本公司在2019年3月27日收到林永忠微信中由永存公司汇款给益本公司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截图，即2019年永存公司所支付的10万元货款截图，说明2019年林永忠仍是永存公司的代理人。而且益本公司2019年开具了与2019年销货清单中物品相对应的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给永存公司，与2019年由李和平签订的销货清单金额加税点后相符。3、永存公司在一审中否认2018年、2019年交易事实，但其所支付的款项金额却超出了2017年的交易金额，明显不符合常理。4、2019年双方签订的2018年送货后的购销合同中盖有永存公司的公章。以上足以说明双方在2019年仍在正常交易，林永忠系永存公司的代理人。三、从益本公司提交的视频证据中，林永忠、永存公司工地记账人员郑丽玲以及永存公司工作人员刘宜友均确认2019年现场收货人系李和平，该些视频证据中均是相关人员本人，应作为有效证据加以认定。四、原审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交易习惯以及税点的认定是正确的。五、关于永存公司提出的2018年货款未结清，益本公司就开具2019年款项发票的问题，系因为永存公司经多次催讨后仍未支付2018年货款，益本公司决定不再供货，永存公司代理人林永忠承诺2018年的货款先欠着，优先支付2019年的货款，故在益本公司送完第一批货物后永存公司即向益本公司对公账户汇入10万元货款，以表示能遵守约定，林永忠也微信截图告知益本公司，所以益本公司才开具了2019年10万元货款相应的发票。从益本公司与林永忠的微信记录中也可以反映出林永忠对于永存公司未能兑现承诺优先支付2019年货款而表达的歉意。且与林永忠的视频证据中也可以反映出益本公司向永存公司主张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的货款。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永存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维持原判。 益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永存公司支付益本公司货款739138元，并支付以3503.5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5日起按月利率15%、以31167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按年利率6%、以423959.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庭审中，益本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永存公司支付益本公司货款739138元，及以31167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以423959.5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存公司自2017年起向益本公司购买五金材料，益本公司按照永存公司要求供应货物。2017年12月6日，双方补签《购销合同》一份，确认2017年货款含税金额为296103.50元，需方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所有款项，如需方没有按期支付，最迟于2018年1月25日开始每延误一天需按合同所欠金额的0.5%向供方交纳违约金，违约金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30%。2018年2月4日，永存公司向益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2017年货款未含税金额为262639元。2018年2月5日，益本公司向永存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含税金额共计296103.50元。永存公司于2017年支付益本公司货款11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支付货款152600元，于2018年9月13日支付货款30000元，尚余3503.50元未付。 2018年，益本公司仍按永存公司要求提供货物。2019年1月26日，永存公司向益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2017年货款未含税金额为262639元、脚手架租赁费为4200元、2018年货款未含税金额为276588元。次日，益本公司、永存公司补签《购销合同》一份，确认2018年货款含税金额为311675元，需方应在2019年2月4日前付清所有款项。但永存公司至今分文未付2018年货款。 2019年，益本公司继续按永存公司要求提供货物，2019年累计货款含税金额为523959.50元，不含税金额为472035.60元。永存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支付益本公司货款100000元。益本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30日、2019年4月13日开具含税金额为62514.09元、37485.81元的发票。后，益本公司、永存公司结束买卖往来，益本公司要求永存公司进行对账，永存公司均不配合。2019年货款，永存公司尚余423959.50元未付。 原审另查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送货、再对账，对账后就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补签购销合同，益本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含税金额为送货单据确认的金额加上1.11个税点。永存公司已付款总额392600元，益本公司均开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均为包含该税点的开票总额。2017年度、2018年度的欠款均经对账并补签了案涉两份购销合同。2019年的欠款，益本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通过微信发送《杭州益本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对账单》给永存公司方委托代理人、交易经办人林永忠，并经多次催讨，永存公司方表示等待项目工地到款后再付，但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益本公司、永存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且有效。永存公司作为买受人，未及时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益本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永存公司辩称不认可2017年、2018年的欠款数额，但并无理据，而益本公司提供的证据已能充分证实，该辩称不足采信；永存公司辩称其2019年未与益本公司发生交易关系，实际系永存公司的下家林永忠个人向益本公司要货，但其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且诚如上述证据认证部分所详述，2019年的相应销货单据由林永忠授权的李和平等签收，益本公司并已开具了永存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付款的相对应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及增值税发票均系益本公司、永存公司的公司名称抬头，票、款、单相一致，故该辩称不足采信；永存公司辩称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无依据问题，益本公司仅要求永存公司支付相应欠款自合同约定的付款之日次日起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其该辩称亦不足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益本贸易有限公司价款739138元，及以31167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以423959.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2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永存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92元，减半收取5596元，由永存公司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司法鉴定申请费3500元，永存公司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承担。杭州益本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中，上诉人永存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被上诉人益本公司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益本公司代理人与刘宜友的电话录音两份，欲证明益本公司与永存公司在2019年存在交易的事实。2、天眼查信息，欲证明林永忠系永存公司在天眼查信息系统中预留的联系人以及郑丽玲的身份。永存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永存公司无关，认为证据2并非官方信息登记机构出具的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永存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永存公司对于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2018年存在交易的事实以及交易金额的事实予以确认，仅对2019年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交易提出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永存公司与益本公司在2019年是否存在交易以及若存在交易，交易金额的确定问题。从本案审理过程中益本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益本公司所主张的2019年的交易虽是与林永忠对接，相关货物亦是由林永忠指定人员李和平签收，但林永忠系案涉2017年双方购销合同注明的委托代理人，也是案涉交易的经办人，同时永存公司2019年所支付的10万元货款亦是由林永忠通过微信向益本公司发送汇款截屏材料，结合益本公司所提供的林永忠、永存公司员工刘宜友的录音、视频以及郑丽玲的视频等证据，益本公司有理由相信林永忠仍是2019年交易过程中永存公司的代理人，故原审法院认定益本公司与永存公司在2019年期间存在交易往来，符合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永存公司否定2019年交易事实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交易金额问题，益本公司曾向林永忠发送对账单，林永忠并未对对账单内容提出异议，故益本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金额，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永存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40元，由上诉人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负担（福建永存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至本院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徐 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