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96民终3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门市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天门市九真镇卢湾小区。法定代表人：成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芬，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俊，男，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瑞，天门市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华，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门市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国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2019）鄂9006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国俊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混淆了股东投资款与短期拆借两种法律关系。董国俊自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共向华天公司汇款330万元，中间涉及到的短期拆借款华天公司已经与董国俊结清本息，而其中本案所诉争的210万元，华天公司并未支付董国俊利息，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二、在董国俊提交的投资明细表、资金情况表、华天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上，本案诉争款项均备注为股东投资款或集资款，因此可以证明董国俊与华天公司之间就诉争款项的性质具有明确作为投资款的合意。三、董国俊主张除其给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最早汇入华天公司的几笔款项共计210万元均为借款，但在上述款项未清偿的情况下，董国俊继续向华天公司出借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四、董国俊要求返还诉争210万元的行为系抽逃出资行为，不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五、即便本案借贷关系成立，董国俊主张的2015年的三笔款项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六、一审法院判决华天公司承担董国俊所支出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缺乏法律依据。董国俊辩称，一审法院将董国俊与华天公司在本案中诉争的210万元认定为借款于法有据。董国俊2015年出借给华天公司的三笔借款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故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董国俊与华天公司所诉争的210万元为借款，且华天公司在收到该款项后既未变更注册资本，也未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此董国俊并不存在抽逃资金的问题。董国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华天公司偿还董国俊借款本金210万元，并按年利率30%支付借款利息（其中利息自每笔借款的借款之日起计算，80万元自2015年3月11日起，20万元自2015年7月17日起，70万元自2015年11月20日起，40万元自2016年7月7日起，上述借款利息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判令成华天公司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代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天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28日，初始登记股东为成寿虎（占股70%）、张文强（占股30%），法定代表人为成寿虎，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同年11月27日，董国俊与成寿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董国俊以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成寿虎在华天公司持有的20%股权。2014年9月2日至同年12月29日期间，董国俊分三次给付成寿虎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以受让成寿虎转让的华天公司20%股权，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1月20日，成寿虎与成敬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成寿虎将其所持有的华天公司实缴70%的股权计700万元转让给成敬。合同签订后，华天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变更股东为成敬（占股70%）、张文强（占股3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成敬。2017年2月24日，成寿虎、董国俊、雷卫平为严格履行华天公司与湖北中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签订《结算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2017年10月31日和2018年2月16日370万元的工程款付款约定，经协商签订了《关于履行的股东会决议》，约定成寿虎个人负责支付工程款60%的资金，其他股东按照各自股权占比支付相应资金，确保工程款370万元的顺利支付。2015年3月11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董国俊通过其本人及妻子李容娥、案外人董建军分六次给付华天公司款项33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一、2015年3月11日汇款80万元；二、2015年7月17日汇款20万元；三、2015年9月17日给付90万元；四、2015年11月20日汇款70万元；六、2016年7月7日汇款50万元；6.2017年2月20日给付20万元。上述款项中，董国俊于2015年9月17日及2017年2月20日分别给付90万元、20万元后，华天公司于当天分别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交款单位董国俊——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0000.00元——收款事由股东投资款——成寿虎”及“今收到董国俊借款——金额（大写）贰拾万——￥200000.00——成敬”。自2015年10月31日起至2017年3月15日止，华天公司分三次偿还董国俊借款本金12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一、2015年10月31日还款90万元，以清偿董国俊于同年9月17日所汇款项90万元；二、2017年1月31日还款10万元；三、2017年3月15日还款20万元，以清偿董国俊于2017年2月20日所付款项20万元。在经营期间，华天公司还向案外人成寿虎、雷卫平借款，并按月息2.5%或3%计付利息，其中华天公司已偿还雷卫平借款本金260万元，其中华天公司仅就雷卫平于2017年2月20日及2018年4月23日给付的款项20万元、100万元分别出具了借条，余下140万元未出具借条或借据等书面凭证，且上述两份借条中仅2018年出具的借条明确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余下160万元未有利息约定，但华天公司仍就2018年之后发生的款项150万元支付了利息。一审另查明，董国俊与华天公司均认可属实的《董国俊投资明细表》，反映董国俊与华天公司资金往来过程中，董国俊给付华天公司的9笔款项共计530万元（含三笔款项合计2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在公司财务账目上均记录为“投资款”，并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下，且除上述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外，余下款项中有三笔款项（计90万元、10万元及20万元），华天公司已按借款予以偿还。董国俊因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保险公司保险费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董国俊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并提交了华天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公司资金往来的相关记载依据及相关财务凭证，用以证明双方属民间借贷关系。华天公司以资金往来属投资款的追加予以抗辩，亦提供财务记载内容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应结合具体事实、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对款项性质予以认定。结合双方陈述、公司财务记载及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向股东融资的事实，董国俊在公司的410万元资金往来，其中200万元双方均认可属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应依法认定为董国俊与华天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华天公司负有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义务。具体评判如下：一、诉争款项210万元的性质不能认定为董国俊在华天公司追加的投资款。第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增资扩股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增值扩股的股东决议或取得股东一致意见，股东履行缴款手续后，依法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华天公司以诉争款项210万元属董国俊追加的投资款，未提交股东会的增资决议或股东一致同意增资的相关决定文件以及华天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后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予以佐证；第二，华天公司以诉争款项210万元属董国俊追加的投资款，提交了资产明细表予以佐证，该资产明细表记载股东董国俊、雷卫平投资款各有410万元，该款项含诉争款项210万元及双方认可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但是，董国俊与华天公司均认可属实的《董国俊投资明细表》上反映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后续款项330万元，在公司财务账目上均记载为“投资款”，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而后续款项330万元，华天公司已按借款偿还120万元，可见华天公司将股东转让款200万元、借款120万元及余下款项210万元均在财务账目上记载为相同性质的投资款，并未严格按照出资、借款分别建账记录，华天公司不能依据其资产明细表的相关投资款记录就将诉争款项解释为追加的投资款；第三，从2016年1月20日签署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成寿虎与成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后，公司注册资本（计1000万元）及成寿虎名下原持有的70%股权相对应的实缴资本（计700万元）维持不变，并未因董国俊在2016年1月20日之前已给付的部分诉争款项（董国俊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后，于2015年7月31日至2015年11月23日，与华天公司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后结余170万元）而增加，华天公司以诉争款项210万元用于增资扩股，与上述事实不一致。因此，该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诉争款项210万元的性质应认定为董国俊向华天公司出借的借款。第一，董国俊给付已受偿两笔借款合计110万元时，华天公司未出具借条或借据，仅分别出具了金额为90万元和20万元的收据，除金额20万元的收据明确款项性质为借款，该收据应认定为借条外，90万元的收据明确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不能单凭此收据认定其性质为借据或借条；华天公司已偿还雷卫平借款260万，其中两笔借款合计120万元，华天公司出具了借据或借条，其余140万元并未出具借据或借条，且仅100万元的借条明确约定了利息，余下借款160万元并未约定利息，但华天公司所出具的《雷卫平个人利息表》反映华天公司仍就2018年之后发生的款项150万元支付了利息，故华天公司在与董国俊、雷卫平发生资金往来时，并未形成有借条、借据等书面借款合同方能认定相关款项为借款的交易习惯，且签订书面合同或出具借条及给付利息与否并非认定相关款项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在诉争款项210万元不能认定为投资款时，不能排除该款为借款的可能；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董国俊与华天公司均认可董国俊经银行转账给付华天公司诉争款项210万元属实，董国俊主张该转账系基于民间借贷，华天公司抗辩转账系董国俊追加投资，但其未提供此款系董国俊向公司履行增资义务的充分有效证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诉争款项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董国俊与华天公司就诉争款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因此，诉争款项210万元应认定为董国俊出借的借款。三、华天公司应偿还董国俊诉争款项21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相应利息。第一，诉争款项21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董国俊与华天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因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期限，该借款属不定期借款，董国俊可随时要求华天公司偿还，现华天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违约责任，故对董国俊要求华天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董国俊虽无证据证明诉争款项210万元约定了借款利息，但依据华天公司关于其按年利率30%或36%偿还股东借款利息的陈述及雷卫平、成寿虎部分已受清偿借款，华天公司按不低于年利率30%自借款之日起付息的实际情况，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可认定华天公司与股东已形成股东借款自借款之日起按不低于年利率30%标准计息的交易习惯的事实成立。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就诉争款项210万元，依双方交易习惯确定的年利率30%，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该诉争款项应按年利率24%计息。四、关于代理费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应否由华天公司负担的问题。本案中，董国俊虽主张华天公司承担律师费，但未明确律师费具体数额，其诉请不明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华天公司未清偿借款本息引起本案诉讼，董国俊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董国俊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董国俊的损失部分，应由华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诉争款项210万元的性质应认定为借款而非董国俊在华天公司追加的投资款，华天公司应予偿还，并按年利率24%自借款之日起计息，故对董国俊要求华天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华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董国俊借款本金21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年利率24%标准，以借款本金8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1日起，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7日起，以借款本金7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0日起，以借款本金4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7日起，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华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董国俊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2500元；三、驳回董国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董国俊给付华天公司的210万元的性质问题。华天公司主张董国俊给付的210万系其增加的投资款，并提交了一份华天公司的资金情况表予以证明，而董国俊在本案中也提交了三份不同时期的华天公司资金情况表，双方对对方所提交的资金明细表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通过对照上述四份资金明细表，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华天公司的资金明细表中，“股东投资”项下案外人成寿虎、雷卫平的投资款数额存在增加与减少交替出现的情况。通常情况下，投资人或股东在履行相应出资义务后可能会随着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投资数额，但一般不会出现投资款的减少的情形。而上述资金明细表中雷卫平的投资额从2月的510万元减少至4月的410万元，刚好与另案中华天公司在2019年3月偿还雷卫平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在时间、金额上相互吻合，因此上述资金明细表所反映的情况只能证明华天公司并未严格按照出资、借款的资金性质分别记载，而是将股东出资、借款均列在资金情况表的“股东投资”项下。华天公司在一审中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履行的股东会决议》，但该股东决议的内容是董国俊、雷卫平、成寿虎约定三方按相应比例筹措相应资金解决相应工程款支付问题，但并未就三方所筹措资金的性质进行明确，且雷卫平在此决议签署后给付华天公司的款项，华天公司均作为借款予以偿还。因此，华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董国俊给付华天公司的210万元为投资款。本案中，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董国俊共分六笔向华天公司转款330万元，其中有三笔双方明确为借款，而这三笔借款中只有两笔出具了收据（收据上明确为投资款，但双方均认可为借款并已清偿）或借条。而案外人雷卫平于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间，共分十二笔向华天公司转款470万元，其中有七笔双方明确为借款，而这七笔借款中仅有两笔出具了收据或借条，同时还有两笔也未支付利息。因此，从上述董国俊、雷卫平与华天公司的资金往来和借贷行为上分析，双方并未形成在发生借贷关系时必须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者出具借条并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同时，在董国俊与华天公司之间三笔转款，认定为借款的情况下，将余下三笔在金额以及给付时间上并无明显差别的转款认定为投资款，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日常情理。综上考量，在本案中诉争210万元不能认定为投资款时，将其认定为借款显然更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以及日常生活逻辑，故本院对一审判决关于诉争款项性质的认定予以认可。华天公司还主张董国俊诉请的2015年的三笔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因华天公司在本案一审时并未就此提出时效抗辩，故二审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董国俊因本案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董国俊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董国俊损失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判由华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华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29元，由天门市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哲审判员 汪丽琴审判员 赵湘湘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王青书记员刘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