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燕，女，197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耀，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垒，湖北和开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小锋，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耿，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燕因与被上诉人何小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3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登记在何小锋名下的坐落于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层B号房屋归高燕与何小锋共同所有；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何小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查明合同签订时间、首付款时间及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主体的事实部分完全错误。2005年5月19日是何小锋贷款时间而非办理时间，何小锋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编号年份为2004年，因此何小锋应当是在2004年向银行申请办理按揭手续。二、一审法院遗漏大量事实。一审判决遗漏《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如房屋首付款支付时间、房屋交付时间等。一审在何小锋没有提交付款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其个人陈述认定首付款时间，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遗漏2005年3月24日鹏程集团200元代办费收款收据。何小锋对该收据保存完好却声称丢失首付款收据，明显不合常理。一审法院遗漏高某工作台账及记事本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遗漏何小锋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三、一审法院在确认案涉《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产权登记簿中心记载的合同日期均系何小锋与高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何小锋未提供房屋首付款支付时间依据的情况下，主观推定该合同签订和首付款支付时间均发生在何小锋与高燕离婚之后，与事实不符。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核实证人高某身份信息，即认可其为当年“鹏大公司”销售经理，属于程序违法。该院在费现武未到庭参加质证的情况下，将其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何小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小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为何小锋个人财产；2.请求判令高燕协助何小锋办理上述房产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高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4月9日，高燕与何小锋登记结婚，于2004年10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证字号为BL420881-2019-000078。离婚协议书内容为：“一、两人结婚后无子女，不存在子女抚养问题；二、男女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女方婚前购置的一套住房由男方垫付了部分装修款，现女方一次性补偿男方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元）；三、男女双方均无债权债务。”何小锋陈述其于2005年3月1日购买了由张虹转手的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现房）一套，建筑面积103.82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总金额207640元，后与武汉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更名手续并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4-309），何小锋在买受人处签名，高某在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根据开发商的要求，合同内容包括合同编号、房屋价格、合同时间均按原合同（张虹所签）签订，故《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何小锋支付首付款62640元，于2005年3月3日与中国工商银行徐家棚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贷款金额145000元，贷款期限30年，自2005年5月19日起至2035年5月19日止。2005年3月24日，何小锋交纳房屋维修基金4153元。2005年3月28日，何小锋交纳房屋登记费80元，印花税108.8元，契税4152.8元。2005年4月8日，何小锋取得了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的权属证明，房屋登记在何小锋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昌200503726号）。2009年10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徐家棚支行向何小锋出具《结清凭证》，证实何小锋于2005年5月19日在其银行办理的个人住房贷款145000元期限360月，已于2009年10月19日结清贷款本息。现因何小锋单方无法处分上述房产，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审理中，该院依据何小锋的申请通知证人高某（女，195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公民身份号码，系当年武汉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出庭作证，高某当庭出示其个人手写的工作台账及记事本，显示“序号为42、合同号39、户主张虹、结构为框架、幢（单元/层）为5＃-2-4B、面积为103.74、单价为2000元、总房价207480、首付30%62480，另14.5万办理贷款。”一栏中“张虹”的名字被划掉，标注“何小锋2005.1/3”。其证实：当年在销售房屋的时候因为公司没有配备电脑，所以都是手写的记录。费现武是分管我的领导，他说有朋友介绍要购买帝景园的房子，2005年2、3月何小锋第一次过来看房型，但是他看上的房型只有与张虹已经购买又退出来的房型符合，所以就办理了更名手续，实际上房管局备案的时间是张虹购买的时间。故购房合同签订时间显示为2004年，剩下的贷款、变更手续办理的时间都是在2005年。另何小锋向该院提交费现武（男，195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身份号码）的证人证言，证实：“2005年2月份，我认识了何小锋，他找我表达了想购房的意愿，刚好有一客户想退房，我就向何小锋介绍了客户想退的房屋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按照当时公司的相关规定，退房客户的房源只能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其他内容及签约时间均要按原买卖合同签订，何小锋同意，我就让何小锋与时任公司销售经理的高某联系，3月份何小锋到公司办理了合同更名，此房出售给了何小锋。”高燕对《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真实性认可，对何小锋支付首付款、偿还房屋贷款及办理权属证明均无异议，但坚持认为《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何小锋与他人签订的，且签订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系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小锋隐瞒婚内购买房屋的事实，故涉案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请求驳回何小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屋所涉《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产权登记簿中记载的合同日期均为2004年5月26日，系何小锋与高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双方对该诉争房屋的产权所有人产生争议。本案关键是判断诉争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房款总价207640元，分为两个部分支付：首付款62640元；按揭贷款14.5万元。双方对银行按揭贷款14.5万元的发生时间无异议，均认可系离婚后支付，现主要对首付款的支付时间争议较大。高燕抗辩诉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依据《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产权登记簿中记载的合同日期为2004年5月26日，进而推定何小锋于2004年5月26日支付首付款62640元，故认为该款项由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主张首付款对应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的方式有明示和默示情形。明示的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直接表意方法表示内在意思的表意形式。发生争议时，常常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方式，阐明并确定当事人真意。《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也应该参照该规定，根据《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内容，综合全案证据确定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及首付款支付时间。《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除了落款时间2004年5月26日外，还有两处涉及时间问题，具体为：第一处，该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期限3.贷款方式记载“2004年5月26日付首期房款62640,14.5万元办理银行按揭，期限30年，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因买受人原因造成逾期未办理银行按揭手续时，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壹万元违约金。”第二处，该合同第九条交房期限及条件记载“出卖人应当在2004年7月31日前，应当将符合下列第2种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关于第一处，涉及办理按揭贷款时间，何小锋与中国工商银行徐家棚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05年3月3日，由此时间点倒推（减去五个工作日），《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最早为2005年2月24日，与落款时间“2004年5月26日”相差较远。关于第二处，涉及房屋交房时间，本案中，何小锋办理银行按揭、缴纳维修基金、房屋登记税费等均集中在2005年3月，而非合同约定的2004年7月31日前后，贷款经银行审批后放款时间为2005年5月19日，若《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实际办理交房手续与约定办理交房手续的时间明显不符。按照购房的一般流程及交易习惯，相较而言，向银行按揭贷款及银行放款的程序更加严格、相对固定，更能印证买房人实际交纳房款的时间。故根据《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以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倒推的方式确定何小锋实际签订合同及支付首付款的时间更为合理。此外，何小锋提交的高某（系诉争房屋销售经手人）当年的原始销售日记，内容完整且具有连续性，记载了2004年5月共计44套房屋的销售信息，其中第42号房屋销售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对应户主“张虹”，变更为“何小锋”时间为2005年3月1日，武汉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领导费现武的书面证言也予以佐证，而该时间节点（2005年3月1日）与《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及何小锋实际办理交房手续的时间均能吻合。最后，高燕辩称购房款系婚内共同财产支付，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在双方《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记载“男女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无债权债务”，结合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1年6个月分析，无法证明何小锋支付涉案房屋的首付款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累计的财产。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结合何小锋提交的高某的销售日记、《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内容上的关联性分析，本院对高某的销售日记真实性予以确认，故认定何小锋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房屋首付款的时间均发生在双方离婚之后，即2005年3月1日，涉案房屋系何小锋个人财产，现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亦在何小锋一人名下，故对其确认涉案房屋系其个人财产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何小锋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高燕协助其办理上述房产过户手续问题，因涉案房屋产权已实际登记在何小锋一人名下，基于物权的排他性，其权属并不存在形式障碍，故对其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何小锋的坐落于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昌200503726，建筑面积103.82平方米）归何小锋单独所有；二、驳回何小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68元，减半收取5534元，由高燕负担（此款何小锋已垫付，由高燕连同上述款项直接给付何小锋）。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高燕与何小锋对于签订购房合同及支付首付款的时间是否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存在争议。高燕与何小锋于2004年10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高燕主张何小锋在离婚前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首付款，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何小锋主张2005年3月通过合同更名购买了案外人转手的房屋并支付了首付款。为此提交了原武汉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高某的证人证言、工作台账及记事本。高燕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亦未就工作台账及记事本的形成时间等涉及证据真实性的问题申请鉴定，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高燕主张何小锋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首付款交付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可以证实何小锋在与高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付了首付款。因合同约定的履行时间与实际履行时间并不必然相同，故该主张依据不充分。高燕还主张何小锋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中年份为2004年，可以证明何小锋2004年申请贷款，贷款时间与《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贷款时间相符。由于合同编号是为便于合同管理、识别所作标记，并不能直接反映订立合同过程，高燕以合同编号的年份来推断何小锋申请贷款的时间，依据不足。按《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计算，何小锋实际贷款时间与该合同约定的办理按揭手续时间相隔9个多月，远远长于合同约定的5个工作日。相反，何小锋主张2005年3月进行购房合同更名后贷款，更符合《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及按揭购房的通常做法。综上，何小锋提交的证人证言、工作台账及记事本真实可信，结合《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以及其2005年3月办理住房贷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何小锋在双方离婚后于2005年3月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支付首付款，并无不当。高燕主张何小锋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购房首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除高某手写的工作台账显示合同号应为309，原审判决误写作39外，本院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武昌区和平大道842号鹏程·帝景园5栋2单元4层B号房屋系何小锋在与高燕离婚后购买，高燕主张该房屋归其与何小锋共同共有，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高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68元，由高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铭俊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