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3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琰嵬，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建祺，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骅，女，197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佩荣，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辉，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家武，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超，安徽林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路三华山安置小区。 法定代表人：柯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洁，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迪杰，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汇景大道**自编**102。 法定代表人：刘琰嵬，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因与被上诉人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众公司）、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达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2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琰嵬、刘春骅、阮建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佩荣、徐洪辉，上诉人胡家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戴荣超，被上诉人兴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洁、朱迪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施达升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兴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兴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甲方为“刘琰嵬科技团队”错误。首先，《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投资协议》）首部列明的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不是一审认定的“刘琰嵬科技团队”。其次，《股权投资协议》第一条对“科技团队”的解释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落户芜湖创业的人才团队。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仅是释义中“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并非一审认定的“刘琰嵬科技团队”。再次，“刘琰嵬科技团队”未登记注册，不是规范的合伙企业，也不是规范的个人合伙。不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最后，“刘琰嵬科技团队”仅是一个统称，在涉及具体民事权利行使、义务承担时，《股权投资协议》上均表述“其他股东”。综上，一审认定“刘琰嵬科技团队”为甲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认定《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第4.4款中约定的索立牢公司向兴众公司返还投资款合法有效错误。该条款中约定的目标公司(索立牢公司)向兴众公司支付撤资，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充实及资本维持的法律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中兴众公司有权向索立牢公司要求撤资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三)兴众公司撤资请求的相对方应当是索立牢公司，如前所述，因为该约定无效，一审认定兴众公司有权提出撤资请求错误。(四)一审认定兴众公司有权解除《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错误。首先，《股权投资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均应经各方事先签署书面协议后生效。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兴众公司并没有就《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解除与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事先签订书面协议。因此，兴众公司无权单方面解除《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其次，《股权投资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通知，以送达书面方式方为有效。本案中，兴众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向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再次，根据邮政法第五条规定，兴众公司应当将信件交由中国邮政寄送。兴众公司将信件交顺丰速运寄送，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行为无效。最后，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创业股权奖励第4.4款创业股权的退出约定，兴众公司有权选择退出，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的，目标公司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应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股权的协议，采用收购股权的方式退出，并非是解除《股权投资协议》的退出。一审认定兴众公司有权解除《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错误。(五)一审认定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并不影响其要求退出投资的权利错误。《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创业股权奖励第4.4款创业股权的退出约定，丙方(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的，有权提出收购或撤资请求;其他股东或目标公司应在收到丙方书面收购或撤资请求之日起1月内与丙方达成协议并付清全部收购款或撤资款。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的，应当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步骤和程序向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提出收购的书面请求。兴众公司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应视为兴众公司并未主张选择退出的权利。(六)一审认定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应当共同承担回购义务错误。《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创业股权奖励第4.4款创业股权的退出的约定，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股权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收购比例的除外。该条对向兴众公司承担回购义务约定是明确且具体的，即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并非一审认定的共同承担回购义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未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审查《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第4.4款的有关兴众公司有权向索立牢公司要求撤资的约定，适用法律错误。 胡家武答辩称:对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上诉的第一部分第一点予以认可;第二点兴众公司有权要求回购股权，应当是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回购;第三点同第二点；第四点兴众公司无权单方解除涉案协议，且其退出应当是按照股权比例回购退出，而不是解除退出；第五点不认可；第六点认可。对于法律适用问题，一审适用法律正确。 胡家武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胡家武按照所持的股权比例回购兴众公司的股权，即按照3%的比例承担股权转让金75万元；胡家武不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案涉股权的回购问题上，将刘琰嵬科技团队等同于股东个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明确约定了兴众公司退出股权的方式，即: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的股权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股权收购比例的除外。（二）《补充协议》第11条、第12条约定，强调适用《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退出股权，即:兴众公司有权参照原合同4.4条创业股权退出条款选择股权退出。（三）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的首部内容虽把胡家武归于刘琰嵬科技团队，并统称为甲方，但不能据此否认胡家武的股东身份和签约主体地位，且胡家武所持的股权比例在协议中已经明确，不存在股权比例不清的问题。（四）在索立牢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中，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四人作为四个独立的股东，分别持有股权比例，其中胡家武持股3%，而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共同持有20%股权。据此，一审将“刘琰嵬科技团队”与胡家武的个人股东身份相混淆，判决胡家武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共同承担20%的回购义务，明显有失公平、公允。二、胡家武自始至终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即便一审认定本案存在违约情形，就索立牢公司的成立过程与运营管理来看，完全是刘琰嵬和兴众公司一手策划操作，胡家武从未参与过该公司的成立与运营工作，也从未以股东身份与兴众公司就索立牢公司的成立及运营进行过沟通和协商。胡家武仅是施达升公司的财务投资人，不实际参与施达升公司的运营管理，对于施达升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迁至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境内，该违约事由的发生并非胡家武所能决定和控制，不应就此向兴众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答辩称：对于胡家武上诉的第一点予以认可，但《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明确约定在兴众公司有权撤资的情况下股权回购主体是其他股东，应当理解为除兴众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协议2.2条已经列明总共是6位股东，在该协议中使用股东和甲方词有明确约定，表述其地位、作用。对于胡家武上诉的第二点不予认可。 针对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的上诉，兴众公司一并答辩称:一、案涉《股权投资协议》是甲、乙、丙三方主体，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兴众公司作为国资委独资的投资公司，之所以会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并进行投资，看中的就是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组成的科技团队及其拥有的科技成果，目的是为了响应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通过引进优秀人才科技团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股权投资协议》合同签订方为三方，即作为丙方的兴众公司，作为乙方的施达升公司以及作为甲方的刘琰嵬科技团队。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仅以“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的表述分列在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项下，并非独立的主体。《股权投资协议》中的“其他股东”应理解协议中的甲方和乙方。同时《股权投资协议》对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办理出资和工商登记手续、投资资金的退还、创业奖励的设置和奖励均是针对刘琰嵬科技团队，从未将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割裂对待。二、根据《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兴众公司有权选择退出索立牢公司并要求其他各方收购股权。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兴众公司依据《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诉请返还投资款的对象是索立牢公司的股东，而非索立牢公司;兴众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回购兴众公司所持索立牢公司股权后，仅是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股权总数也未发生减少，也不存在损害索立牢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另，根据《股权投资协议》3.2、3.3、3.4条约定，兴众公司出资后，索立牢公司应向兴众公司交付验资报告、出资证明书，办理兴众公司出资工商登记手续，但是根据工商信息查询显示，索立牢公司认缴资本为0，即索立牢公司在收到兴众公司的出资款后并未向工商部门办理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根据《股权投资协议》10.3条约定，如果目标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兴众公司有权要求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乙方(施达升公司)退还已支付的出资款，并支付利息，所以兴众公司不仅可以依据《股权投资协议》4.4条的约定要求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履行股权回购的义务，还可以根据《股权投资协议》10.3条之约定要求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退还出资款，所以兴众公司可以基于协议的多处约定要求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履行兴众公司的股权退出权利。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要求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及索立牢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兴众公司股权投资目的不能实现，无存续之必要，一审认定《股权投资协议》解除是对市场交易行为的保护，无不合理之处。四、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在上诉状中均称其作为股东，应当按照认缴出资份额按比例承担责任，是明显滥用股东权利的表现。索立牢公司虽然有工商登记的形式，但除兴众公司以外一无股东注资，二无实际经营，公司实质上根本没有成立。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没有履行股东应尽的义务，有何理由称出资比例已经约定。综上，请求驳回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的上诉。 兴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兴众公司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签订的《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二、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归还兴众公司的股权投资款20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600万元；三、诉讼费由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2月24日，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以刘琰嵬科技团队的名义（甲方），与施达升公司（乙方）、兴众公司（丙方）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索立牢公司，兴众公司出资2000万元认购其注册资本2000万元形成20%股权，协议签署时施达升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60%的股权，刘琰嵬科技团队出资2000万元形成20%的股权，兴众公司的20%股权作为创业股权，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作为奖励（4.3条），兴众公司在持股期间，如发生特定情形或者其他违约情形，有权选择退出，并要求其他股东以其投资成本加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实际年对应的贷款利率）之和计算的价格收购全部股权，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股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收购比例的除外，兴众公司选择退出，有权提出撤资请求，其他股东或者目标公司在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兴众公司达成协议并付清全部收购款或者撤资款（4.4条）；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本协议及时给付回购款，每迟付一天兴众公司有权要求按照迟付金额不超过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0.4条）;刘琰嵬团队及施达升公司不得以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兴众公司投资资金，如发现有该情况，则索立牢公司、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全额退回兴众公司的投资资金，并承担投资资金的50%作为违约责任赔偿。同年5月10日三方再次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将施达升公司迁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境内，否则即使索立牢公司符合《股权投资协议》4.3条，不予实施创业股权奖励，且兴众公司有权按照4.4条选择股权退出（第十一条）。2017年5月18日至7月7日期间，兴众公司分六笔汇入索立牢公司2000万元。索立牢公司与施达升公司签署8份《定制设备订购合同》，总价达3.6亿余元，索立牢公司多次向施达升公司支付设备预付款达2000多万元，其账户资金已所剩无几。兴众公司曾于2018年11月份向索立牢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向施达升公司催收定制设备，但被拒收。2018年11月20日兴众公司同月向施达升公司、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发出告知函快递，要求其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将施达升公司迁址至三山区境内，但因无法联系被退回。索立牢公司至今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关于施达升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补充协议》迁址芜湖三山区的约定，施达升公司仅提交股东大会决议，没有提供迁址落地的其他证据，故不能认定该项事实。关于胡家武为刘琰嵬代持股的事实，因此系刘琰嵬与胡家武之间的内部约定，未经股东会确认，不影响胡家武的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该项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琰嵬、胡家武、刘春骅、阮建祺以及施达升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充分及时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从协议内容来看，兴众公司投资的目的并非赚取投资收益，而是对产业的激励和扶持，刘琰嵬科技团队（刘琰嵬、胡家武、刘春骅、阮建祺）及施达升公司应当积极组织生产经营。事实上索立牢公司并未实际进行生产经营，且账户资金已消耗殆尽，致使兴众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目的落空。 兴众公司未能证实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存在使用虚假资料或者虚假陈述等情形，索立牢公司与施达升公司签署的设备购买协议亦属真实，尚不足以认定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采取了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了兴众公司的投资款。但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在《补充协议》中承诺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将施达升公司迁址至芜湖三山区境内，而18个月期满后施达升公司并未实现依约迁址，存在违约情形。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兴众公司有权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选择退出，提出撤资请求。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回购股权的义务。兴众公司行使退出的权利后，《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失去存在的必要，理应解除。 如前所述，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未能依约将施达升公司迁至芜湖，存在违约情形，兴众公司有权行使退出的权利，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当按照持股比例收购兴众公司的股权。刘琰嵬科技团队占20%的股权，施达升公司占60%的股权，刘琰嵬科技团队应当收购兴众公司5%的股权【20%/（20%+60%）*20%】，施达升公司收购兴众公司15%的股权【60%/（20%+60%）*20%】。虽然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各自的股权比例在投资协议中做了明确约定，但是四人系作为刘琰嵬科技团队共同与兴众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故应当共同承担回购义务。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股权回购价格为兴众公司的投资成本加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实际年对应的贷款利率）之和，因兴众公司并未主张相关利息，故刘琰嵬科技团队应当向兴众公司支付500万元用于收购索立牢公司5%的股权，施达升公司应当向兴众公司支付1500万元用于收购索立牢公司15%的股权。《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退出股权，其他股东接通知后1个月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并不影响其要求退出投资的权利。因兴众公司未能证明其曾经发出通知的时间，故应当自其起诉之日即起一个月内，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当于起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逾期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兴众公司诉请的违约金为600万元，刘琰嵬科技团队和施达升公司应当按照股权比例（20%：60%），分别在150万元和4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违约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即便审理过程发现案件部分或者全部分涉嫌刑事犯罪，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胡家武主张本案刘琰嵬涉嫌合同诈骗，及兴众公司工作人员涉嫌失职犯罪，但上述情形不影响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不应当中止审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刘琰嵬、胡家武、刘春骅、阮建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500万元，并于起按照日万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最高不超过150万元）；二、施达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1500万元，并于起按照日万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最高不超过45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7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6800元，由刘琰嵬、胡家武、刘春骅、阮建祺负担44200元，施达升公司负担132600元。 二审中，兴众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提供：证据一，股东及出资详细信息。证明兴众公司出资后，索立牢公司未能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变更工商登记信息，工商登记显示兴众公司未实缴注册资本，构成违约。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在索立牢公司注册后34个月内完成注册资本实缴义务，构成为违约。证据二，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信息。证明索立牢公司经营异常。 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质证认为：兴众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股东出资详细信息仅是公司法要求公司履行备案的项目，该两组证据无法真实反映索立牢公司各股东实缴注册资本的真实状况。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实际已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将出资款转入双方共管的出资账户。 胡家武质证认为：兴众公司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胡家武是代刘琰嵬持股，不参与经营管理，故对于兴众公司出资是认缴还是实缴以及如何登记注册不知情。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兴众公司所举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共同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并共同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和违约金是否正确。 案涉《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在持股期间，如发生特定情形或者其他违约情形，有权选择退出，并要求其他股东以其投资成本加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实际年对应的贷款利率）之和计算的价格收购全部股权，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股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收购比例的除外；兴众公司选择退出，有权提出撤资请求，其他股东或者目标公司在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兴众公司达成协议，并付清全部收购款或者撤资款；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本协议及时给付回购款，每迟付一天，兴众公司有权要求按照迟付金额不超过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补充协议》约定：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将施达升公司迁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境内，否则即使索立牢公司符合《股权投资协议》4.3条，不予实施创业股权奖励，且兴众公司有权按照4.4条选择股权退出。在案涉协议履行过程中，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未能按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将施达升公司迁址至芜湖市三山区境内，存在违约情形。根据《补充协议》和《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兴众公司有权选择退出，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按照约定履行回购股权的义务，即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按照持股比例收购兴众公司的股权，承担违约责任。胡家武系刘琰嵬科技团队的成员之一，其以未参与索立牢公司成立和运营管理，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签订主体为三方，即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乙方施达升公司，丙方兴众公司。且《股权投资协议》对“科技团队”的解释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落户芜湖创业的人才团队。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说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是以刘琰嵬科技团队名义并非是以各自独立主体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索立牢公司的股东除丙方兴众公司外，并非仅为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还有乙方施达升公司，故《股权投资协议》中表述的“其他股东”应为甲方和乙方。否则《股权投资协议》可以直接将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列为协议主体，而不是将其四人共同称为刘琰嵬科技团队。同时，《股权投资协议》关于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办理出资和工商登记手续、投资资金的退还、创业奖励的设置和奖励均是针对刘琰嵬科技团队，未将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分开对待。虽然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各自的股权比例在《股权投资协议》中作出约定，但系刘琰嵬科技团队内部约定，不能作为认定对外承担责任方式的依据，故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作为刘琰嵬科技团队成员，原审判决其共同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并承担相应违约金，并无不当。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上诉要求就支付给兴众公司的股权转让金和违约金按刘琰嵬科技团队内部出资比例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兴众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审判决系判令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并非是兴众公司从索立牢公司撤资，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回购兴众公司所持索立牢公司股权后，仅是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注册资金并未发生减少，亦不存在损害索立牢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上诉主张《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4.4款的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有关公司资本充实及资本维持的法律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能成立。《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退出股权，其他股东接通知后1个月内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本案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但不影响其要求退出股权投资的权利。鉴于兴众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经发出通知的时间，一审法院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约定，认定从兴众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2月19日起一个月内，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当于2019年3月19日起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逾期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亦无不当。 至于案涉《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因《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甲乙丙三方，一审判决认定兴众公司行使退出的权利后，《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失去存在的必要，理应解除不当。同时，对于兴众公司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请，一审没有作出支持或者驳回的判决亦存在不当，但鉴于兴众公司对此并未提出上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就案涉《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解除的问题不予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600元，由胡家武负担40800元，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负担46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洪 平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姜浩 书记员孙多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