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504民初415号 原告：王卫东，男，196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 原告：孙建斌，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 原告王卫东、孙建斌（以下简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军，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旺，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杨云龙，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原住弥勒市弥阳镇环南巷**，现住弥勒市。 被告：赵树萍，女，1975年1月10日出生，傣族，农民，，原住弥勒市弥阳镇环南巷**现住弥勒市。 第三人：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宏达修理厂），住，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弥师路/div> 经营者：杨云龙，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原，原住弥勒市弥阳镇环南巷**住弥勒市。 第三人：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弥勒市弥阳镇弥师路。 法定代表人：秦华，系该公司经理。 第三人：弥勒市恒达二手车市场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住所，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第七小组大瓦窑div> 法定代表人：杨云龙，该公司经理。 被告杨云龙、赵树萍（以下简称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鹏，云南大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宏，云南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弥勒市恒达二手车市场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住所，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第七小组大瓦窑div> 法定代表人：杨云龙，该公司经理。 两原告诉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云2504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无效，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两原告不服判决，于2019年1月21日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2018）云2504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于2019年12月23日以（2019）云25民终14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云2504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追加恒达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军、蒋兴旺，两被告及两被告和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鹏、秦宏，第三人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承包费1500000元；2.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4195500元[2015年6月4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545500元（100000元×5‰×1091天）+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1460000元（400000元×5‰×730天）+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730000元（200000元×5‰×730天）+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547500元（300000元×5‰×365天）+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912500元（500000元×5‰×365天）]；3.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承包费之日止的违约滞纳金（1500000元×5‰×实际天数）；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2009年12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经营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2015年6月1日三方签订了《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由被告杨云龙承包经营合伙项目，其中第4条约定承包期为三年，自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止，被告杨云龙每年向给付两原告承包费500000元，分五次给付，其中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三日内给付100000元，2016年5月31日给付400000元，2016年5月31日前给付200000元，2017年5月31日前给付300000元，2017年5月31日前给付500000元，如果未按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每推迟一天应向两原告承担未付金额每日5‰的滞纳金。被告杨云龙自始至今，未履行支付承包费义务，经两原告多次催要未果。 本案中我们与被告杨云龙在宏达修理厂的出资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审理。首先，我们与被告杨云龙既有合伙关系，也有内部承包关系。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出资是履行《合伙协议》的义务，但本案是承包合同纠纷，不是合伙纠纷，被告杨云龙是否出资以及出资多少与本案审理没有必然联系。其次，若要在本案中查清被告杨云龙的出资金额，应由被告杨云龙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杨云龙自己举证不能导致其是否真实出资以及具体出资金额是多少无法查清，则应由被告杨云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如果因被告杨云龙自己不能完成举证责任造成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实现的结果，这不符合举证责任承担的法律原理。最后，对于被告杨云龙的具体出资金额，虽然因被告杨云龙没有举证证明导致无法查清，但也可从合伙过程中合伙事务的执行以及合伙收益的分配来判断基本出资情况：第一，在发生诉讼前三合伙人对于各方出资问题没有任何的争议，对合伙关系下各自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也无争议。第二，从2009年合伙人开始实际建立合伙关系到2011年三人签订《合伙协议》，再到2015年三人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期间三人始终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以各占三分之一的方式来分配合伙收益。也就是说虽然合伙三人实际出资与《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但这是合伙三人在合伙过程中基于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调整，以行为改变了《合伙协议》关于每人出资85万元的约定。而且合伙期间三人始终未改变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约定，也一直按照各分三分之一合伙收益执行，从而证明三人认可各自对合伙的出资基本对等的事实。因此，即使暂时无法查清被告杨云龙的具体出资，但也不会影响从法律上认定合伙三人对合伙的出资基本对等各自享有合伙三分之一的份额，更会不影响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项下合伙三人各自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 《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的对象有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宏达修理厂属我们和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我们和被告杨云龙是昌达公司真正权利人与实际控制人，被告赵树萍仅仅是昌达公司形式上的股东，并非昌达公司实质上的权利人，我们与被告杨云龙对昌达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并没有侵害被告赵树萍的权利，也不会损害他人利益。两被告出资1000000元注册成立昌达公司后注册资金已于2012年9月26日转出50万元、2012年10月12日支票取走45万元、2012年11月7日转出5万元，此时两被告仅作为名义上的登记股东，真正的股东是通过宏达修理厂出资的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昌达公司的经营资金、场地、设备、向供货商缴纳的77万元保证金全部都是来源于宏达修理厂。从2010年至2014年间宏达修理厂向被告杨云龙、赵树萍的账户转出就高达857.9258万元，其中就包括从被告赵树萍私人账户上转出并用于向供货商缴纳的20万元保证企。另外宏达修理厂与昌达公司之间也有大量的转账往来，其中宏达修理厂向昌达公司转账总计86.6万元，昌达公司总计向宏达修理厂转账高达426.71万元，这说明两被告认可昌达公司是两原告和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才会将款项转给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经营场地、建筑物、办公设备等全部来源于宏达修理厂，其中昌达公司的营业场所就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租赁取得土地上建盖，昌达公司使用的场地以及建盖的房屋也从未向宏达修理厂支付过任何的租金，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实际上是一体的事实。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捆绑在一起经营，《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附件宏达修理厂2014年1月至12月以及2015年1月至5月的《挂账》记载显示：宏达修理厂一大部分工作是为昌达公司对外销售的汽车进行免费首次保养以及定期保养服务，两被告及第三人也都认可宏达修理厂是昌达公司的售后服务站。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对昌达公司的归属情况进行了多次书面确认，其中《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开头明确“甲、乙、丙三方于2009年共同投资设立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2013年投资成立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方均持有该修理厂和汽车销售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这是对昌达公司归属的直接确认。2014年7月17日签订的《2014年7月15日账务结算明细》、2015年6月6日签订的《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等书面文件中，多次确认了昌达公司属于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被告赵树萍仅仅是形式上的股东，而非真正的权利人。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采用特定的合作模式并形成了合作惯例即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共同投资，但不将两原告对外登记为权利人，仅将被告杨云龙一方（包括其妻子）登记为权利人，如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设立的宏达修理厂、恒达公司，恒达公司的情况与昌达公司的情况基本是一样的，采用相同的合作模式，这也就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作惯例。 《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原审二审庭审中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均予以确认。《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是在合伙关系之下设立的内部承包关系，承包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两原告向被告杨云龙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并未违反合伙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本质，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由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承包还是由他人承包，都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和承包人建立承包关系，只是由被告杨云龙承包后，被告杨云龙具有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人和承包关系中的承包人身份，被告杨云龙对属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共有的企业和资产承包经营，作为承包对价而两原告支付承包费并不违反合伙关系中风险共担、利润同享的原则。被告杨云龙将两种身份及对应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以合伙关系来否定承包合同的效力的行为不能成立。被告杨云龙作为合伙人和承包人，将每年本应向合伙人支付的承包费75万元（各分得25万元）中其应分享的利润25万元直接冲抵其应缴纳的承包费，被告杨云龙实际上已经获得了25万元的收益，不存在两原告收取“承包费”规避合伙风险的结果。现有法律没有禁止合伙人在合伙的基础上开展内部承包，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秉持“法不禁止即可为”的精神判断《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 两被告及第三人一直主张《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但被告杨云龙在原审的答辩状中（第四页、第五页）陈述：“故《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虽然签订，并对承包前的各类生产设施、工具、工房、仓库库存等进行了登记造册，但修理厂一直都是杨云龙在管理，不存在移交资产移交问题”。《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五份合同附件清晰的记载了相关固定资产的情况，合同签订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就由被告杨云龙独自经营，两原告未参与经营。 综上所述，我们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被告杨云龙应按合同约定给付二原告承包费，同时也应承担因迟延履行而应承担的“滞纳金”。 两被告辩称：一、两原告以《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为据，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答辩人，但答辩人认为本案实际为合伙纠纷，应以合伙纠纷审理本案。1.《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在《合伙协议》之后产生的，《合伙协议》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没有《合伙协议》也就没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既是《合伙协议》的合伙人，也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故要查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必然绕不开《合伙协议》。只有将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之间的合伙内容查清，才能搞清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及履行等问题。2.《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由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履行《合伙协议》出现经济纠纷长期无法解决后形成的，是履行《合伙协议》的延伸，是前因后果的问题。合伙关系是无法绕开的，是法院必须查明的。二、宏达修理厂自建设到挂牌营业，建厂费用共2087935元，被告杨云龙一人就出资100多万元，原告孙建斌先后出资45万，原告王卫东先后出资47万。两原告均没有按《合伙协议》约定出资到位。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此前系朋友关系，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商量筹建一个修理厂，被告杨云龙开始寻找合适场地，2009年3月2日，被告杨云龙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取得了弥阳镇吉山第一村民小组弥师路段的场地租赁使用权（被告杨云龙与吉山第一村民小组在2009年5月4日正式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实际吉山第一村民小组于竞价中标当天就将场地交给被告杨云龙使用）。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了《合伙协议》，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分别出资85万元，于2009年12月1日以前交齐。原告孙建斌先后出资45万，原告王卫东先后出资47万后便再也没有投入一分钱。自2009年3月开始建设宏达修理厂，直至2010年8月16日宏达修理厂挂牌营业，宏达修理厂建设总共支出2087935元。其中原告孙建斌的妻子杨洁（会计）核对建厂费用为2048652.50元。由此可见，被告杨云龙按合伙约定出资到85万元时，宏达修理厂仍然没有建盖完毕进入经营状态，不足的资金部分，全部由被告杨云龙独自承担。被告杨云龙一人就出资了100多万元，远远超出了合伙协议约定的85万元的出资。被告杨云龙为此多次催促二人补齐出资，但二人以无资金为由一直推脱。被告杨云龙只得以自己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50万元用于厂房建设。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1.两原告将无权处分的昌达公司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未取得被告赵树萍同意，属于无效行为。2012年被告杨云龙提出由被告杨云龙及两原告出资共同注册一个汽车销售公司，但原告孙建斌、王卫东以无资金为由拒绝投资。最终被告杨云龙出资20万元、被告赵树萍出资80万元成立了昌达公司，被告赵树萍为法定代表人。虽然被告杨云龙、赵树萍是夫妻，但昌达公司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工作人员、财务等都是与宏达修理厂分开的。后来因被告杨云龙及两原告发生合伙纠纷，在没有取得被告赵树萍同意的情况下，被告杨云龙及两原告签订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将昌达公司的资产和交纳的销售保证金等列入承包合同范围，将其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严重损害了被告赵树萍及昌达公司的利益。《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因严重损害被告赵树萍的利益，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2.恒达公司是在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协议》第一条合伙经营场地的13506.4平方米的场地上建盖的，合伙人均对该片土地拥有使用权，建设资金部分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收益，所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均认可恒达公司属于合伙财产，后因存在合伙纠纷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才在2015年5月19日签订了《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恒达公司的场地、公司股权合并给了被告杨云龙。如果昌达公司也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那么在解决恒达公司时，就会连昌达公司一起合并给杨云龙了，要知道当时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因长期的合伙纠纷已经严重到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地步。3.昌达公司验资报告已经清楚载明昌达公司的出资是现金出资，被告赵树萍现金出资80万元，被告杨云龙现金出资20万元，出资都是其个人银行账户实缴，宏达修理厂的支出项目每一项都清清楚楚，并没有一笔支出是用于昌达公司出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清楚载明法定代表人是被告赵树萍，被告赵树萍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资人实缴出资后，当然将公司注册资金用于昌达公司的日常运转。4.《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第一条特别约定中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就清楚的约定“昌达公司是以甲方妻子被告赵树萍自己出资成立的。”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明知昌达公司是被告赵树萍出资成立的，在未取得被告赵树萍同意的情形下，就私下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严重侵害了赵树萍的利益。5.昌达公司支付给上级销售代理商的保证金是昌达公司通过被告赵树萍的银行账户支付的。昌达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第四组证据7张发票、收据中，只有2012年5月25日支付给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证金15万元和2013年10月21日支付给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的2万元保证金所开具的收据载明的是宏达修理厂给付，但实际上这两份保证金是被告赵树萍通过私人账户转入的，只是收款方一直以为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也是被告杨云龙个人成立的，两被告又是夫妻关系，故就将收款收据开成了宏达修理厂，当时被告赵树萍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诉讼，故也没要求更换收据。另一张2013年10月21日付给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的4万元收据，摘要已经明确是“配件款”，实际上就是修理厂采购配件的款项不是保证金，与昌达公司无关，当然要以宏达修理厂的名义开具，而其他的发票收据付款方均是昌达公司。6.两原告未按《合伙协议》约定足额出资，合伙人身份存在瑕疵，不具备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和资格。7.两被告虽然是夫妻，但这并不代表被告杨云龙可以在被告赵树萍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形下处分被告赵树萍的财产，损害被告赵树萍的合法利益。这也与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夫妻财产认定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二被原告更无权处分被告赵树萍的财产。8.按照法律规定，合伙的本质是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但两原告在合伙期间因存在合伙纠纷，将合伙企业交由被告杨云龙一人经营只从中收取冠名以“承包费”的利润，明显是为了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与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合伙协议》内容是相冲突的，这显然已经违背了当初合伙的初衷，违背了合伙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关于合伙的法律规定。四、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虽然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1.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错误的将昌达公司的债务利润和宏达修理厂的债务利润一起进行清算，即便如此仍没有算清楚，导致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履行。《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中清楚载明“修理厂应收账款137076元，应付员工风险金24149元，应付员工服装押金7205元，运政所安全考核费用未结算，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于2015年5月31日前支付承担”。但事实上，应收账款绝大部分至今未收回，应付的款项到约定的2015年5月31日两原告根本没有拿出钱支付，也没有协商一致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费用后来被告杨云龙已经全部支付。另外，K2车诉讼赔偿的费用1万多元，途观车诉讼需赔偿的100多万元，还需支付竹园镇杨云峰的75400元车辆施救费等等都是在签订《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前产生的，但在《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中没有提及，这些费用都是在《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之后被告杨云龙支付的，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对这些费用如何分担、如何支付都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如何说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已经对签订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呢。2.《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第九条约定：对2015年5月31日前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经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作出清理和结算，具体结算和清算方式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另行协商解决。但如何解决，各方如何承担，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在合同签订后，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也就不了了之。3.《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虽然签订，并对承包前的各类生产设施、工具、工房、仓库库存等进行了登记造册，但宏达修理厂一直都是被告杨云龙在管理，不存在资产移交问题，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前后处于同一状态。而且被告赵树萍也不同意将昌达公司的资产列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盘点清单当中。4.《承包经营合同》虽然签订，但昌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赵树萍不同意，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未能实际履行《承包经营合同》。5.因两原告出资不到位，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合伙期间部分债务分担问题，被告赵树萍不同意承包合同内容等问题，被告杨云龙也没有按《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三日之内各给付两原告5万元。由此足可证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履行。6.因上述种种问题，《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都进行了多次协商，一拖再拖，但最终仍无法协商一致。直至两原告诉至法院之前，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也多次对《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前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协商，甚至于原审二审上诉期间两原告还曾委托第三方与两被告进行过协商。也正因如此，自2015年《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直至2018年起诉，被告杨云龙一直没有给付两原告承包费。 综上所述，《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严重损害了被告赵树萍的利益属无效合同，且《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之间因合伙事务纠纷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并不存在支付“承包费”一说，更不存在未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履行违约责任问题，只存在各合伙人按出资如何分享利润的问题。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纠纷实质是合伙事务内部纠纷，属于合伙纠纷，并非两原告起诉的合同纠纷。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对两被告的起诉。 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述称：我们的意见同两被告的答辩意见。 综合两原告的起诉、两被告的答辩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案由应按合伙协议纠纷确定还是按合同纠纷；2.2015年6月1日二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是否已履行；3二原告主张由二被告连带给付承包费1500000元及滞纳金4195500元，并连带给付自2018年6月1日起至给付承包费之日止的滞纳金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 两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列举如下证据： 1.两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两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资格适格。 2.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各1份，欲证实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经营宏达修理厂，2015年6月1日签订《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每年承包费50万元，按约定时间分五笔给付，逾期给付承包金的滞纳金按每日5‰计算等。 3.弥勒市恒达二手车交易市场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情况表》复印件、2014年7月17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的《账务结算明细》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共同设立恒达公司，公司股东只登记为被告杨云龙但两原告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形成公司对外以被告杨云龙的名义设立并经营，对内分工合作、内部统一清算的合作惯例，2014年7月17日内部承包前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合伙账务进行内部结算，双方确认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作为合伙财产进行统一结算，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钱存放在两被告的私人账户上，被告赵树萍向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交纳的20万元保证属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财产支出。 4.2009年12月29日、2010年2月24日出具的《收据》复印件各1份，2010年8月24日出具的《付款证明单》复印件1份，欲证实原告王卫东的合伙出资额为50万元，两原告的合伙出资由被告杨云龙用于合伙事务。 5．《固定资产明细表（宏达）》复印件、《固定资产盘点明细表（昌达）》复印件、《保证金明细》复印件、《欠款明细》复印件、《应收账款明细》复印件、《昌达公司利润表》复印件、《宏达修理厂所有车辆配件及材料明细》复印件、《昌达及宏达办公用品、修理设备明细》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债权债务及固定资产、配件、办公用品进行清点确认，并对昌达公司的利润进行了确认和分配；昌达公司的设立与恒达公司一样，两原告虽属投资人，但并未作为昌达公司的登记股东出现，只是在分配利润和清算时各方认可两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身份。 6.2014年1月至12月及2015年1月至5月宏达修理厂的《挂账记录》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确认2014年至2015年5月宏达修理厂的经营记录，其中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对外销售的汽车进行了189次免费首次保养、69次定期保养，此类收入占宏达修理厂工作量的30%，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是捆绑在一起经营。 7.2015年6月6日出具的《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复印件1份，欲证实2015年6月6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合伙资金再次结算，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再次确认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属于合伙财产，该证据未记载手写内容，被告杨云龙列举的《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手写的内容是被告杨云龙添加的。 经质证，两原告列举的证据1，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均答无异议。证据2，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对证据2的《合伙协议》无异议；对证据2的《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被告赵树萍没有在该份合同中有任何意思表示，故被告赵树萍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合同中的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不成立；内部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合伙，并非承包经营合同，只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经营协议；对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债权债务及盈利亏损应结算后才能明确分配方案，不应用承包费来约束。证据3，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恒达公司、昌达公司对证据3的《企业登记情况表》无异议，认为两原告未作为恒达公司登记股东是因恒达公司是在《合伙协议》中的合伙财产租赁的土地上投资建设的，建设的部分款项也来源于修理厂，理所当然属于合伙人财产，且主要原因是两原告的身份属于保险公司经理不便出面；证据3的《财务结算明细》，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恒达公司、昌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认为昌达公司是两被告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人财物权的企业法人，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无权将昌达公司的资产列入其合伙账务明细中，被告赵树萍对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将昌达公司资产列入合伙账务明细不知情也不同意，已经侵害了被告赵树萍的利益，且对账时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已经出现了合伙纠纷。证据4，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恒达公司、昌达公司无异议。证据5，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公司、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被告赵树萍不清楚、也不同意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将昌达公司资产列入合伙债权、债务的盘点清理范围，昌达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被告赵树萍在原审一审中已经提的票据证明是被告赵树萍支付的，欠款明细没有将欠款完全列入，被告杨云龙在原审一审中提交的《清厂核资资金表》中手写部分“运政所安全考核”费用没有列入欠款中，此外车辆纠纷诉讼赔偿费也没有列入欠款明细中，最终也没有确定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如何分担。证据6，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对外销售的汽车进行首保不是免费的，宏达修理厂实际上就是昌达公司代理的汽车品牌4S店弥勒地区售后服务站，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销售的各种品牌车辆进行首次保养后，由宏达修理厂售后索赔员李丽花和4S店售后服务站对接，对应品牌的4S店就会以同等价值的配件抵扣首保的费用，定期保养费是宏达修理厂按正常收费收取，收现金或者挂账是宏达修理厂的事，与昌达销售公司无关。证据7，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对真实合、合法性、关联性及两原告欲证明的手写的内容是被告杨云龙添加无意思，但不能证实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合伙资金再次进行结算及再次确认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属于合伙资产的证明目的。 被告杨云龙、赵树萍，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两被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两被告的身份信息。 2.《场地租赁合同》1份，欲证明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被告杨云龙取得了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位于弥勒市面积为5949平方米预留建设用地使用权，双方为此对租赁期限、租金等进行了约定。 3.《合伙协议》复印件、《宏达修理厂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在被告杨云龙从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取得使用权的建设用地上投资建设、经营宏达修理厂，合伙协议约定了合伙人各自出资850000元，各合伙人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出资，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被告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等内容，但至今两原告均未缴足出资850000元，未按协议履行合伙人的责任，显属违约。 4.昌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复印件、《验资报告》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昌达公司是由被告赵树萍出资800000元、杨云龙出资200000元于2012年8月29日成立的企业法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被告赵树萍，与两原告没有股权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侵害了昌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昌达公司认可，故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违法。 5.《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清厂核算资金表》复印件、《整车经销合同》复印件、《担保书》复印件、2013年8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弥勒市红烟支行《个人业务结算书（赵树萍）》复印件各1份，2013年10月21日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宏达配件、保证金）》复印件各1份，2012年5月25日、2013年8月19日、2013年8月14日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昌达保证金）》复印件、《发票（宏达配件）》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2015年6月1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签订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将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杨云龙经营，对承包期限、承包金等做了约定，并将昌达公司的资产和缴纳的保证金列入承包合同范围，但该合同未取得被告赵树萍或昌达公司的书面同意，属无效合同。 6.2015年至2018年《宏达修理厂的损盈表》各1份，欲证实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宏达修理厂经营状况为亏损，亏损应当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承担。 7.（2017）云2504民初2668号、（2018）云25民终126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将昌达公司列入承包范围是违法的，且承包合同自始至终没有履行。 8.杨云龙个人记录的《宏达汽车修理厂建厂费用流水账单》复印件44页，欲证明修理厂自建设至挂牌经营支出的2087935元，流水账单最后一页记载“贷款50万元，利率、入资、支出2048652.50元”是原告孙建斌的妻子杨洁（会计）书写，经其核对建厂费用为2048652.50元。 9.2010年10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城东七组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2014年5月9日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及《还款计划》复印件、2015年11月6日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出具的《借据》复印件、2015年5月19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1份，欲证实被告杨云龙在与两原告在合伙经营宏达修理厂期间以个人名义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委会第七居民小组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租赁场地面积为13506.4平方米，用于投资设立恒达公司，因两原告没有现金出资，被告杨云龙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100万元用于恒达公司建设，原告王卫东为担保人，两原告没有出资，但每人分得1075000元的利益。 1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弥勒市红烟支行发行的被告杨云龙持有的62×××018号银行卡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的《明细对账单》复印件、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62×××868号银行卡的《明细对账单》复印件各1份，被告赵树萍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弥勒市红烟支行发行的6228453610020873815号《个人结算申请书》复印件1份，欲证实2013年昌达公司交付给上级代理商的保证金不是宏达修理厂支付，而是昌达公司和被告赵树萍支付，截至2013年12月31日宏达修理厂的账上余额为40801.69元，与两原告提交的2014年7月1日的账务明细余额严重不符。 11.《红河州交通安全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委托合同》复印件1份，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云25民终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执行款收据》复印件、《诉讼费收据》复印各1份，宏达修理厂应付杨云峰的《车辆施救费清单》复印件4页，欲证明原审一审中提交的《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中的运政考核资料等费用、宏达修理厂应付杨云峰的施救费75400元被告杨云龙已支付，K2车辆销售印发的赔偿款昌达公司已支付，但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未对上述费用和赔偿款达成协议。 12.2012年8月至12月及2013年1月至9月和12月公司的《会计报表》2013年10月11日昌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2012年9月17日至2020年4月15日昌达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弥勒市红烟支行开设的78×××012号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欲证实昌达公司近几年的经营状况。 13.2011年、2012年、2013年宏达修理厂的《收入支出明细表》复印件及2010年11月3日至2020年3月20日宏达修理厂的《银行交易明细》各1份，欲证实宏达昌达公司近几年的经营状况。 经质证，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列举的证据1，两原告及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证据2，两原告及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认为场地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租赁，合同是以被告杨云龙的名义签订。证据3，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合伙协议只能证明双方约定如何合伙，但不能证实哪方违约，两原告出资不足是因为当时不需要出资那么多宏达修理厂就能正常经营，被告杨云龙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出资了85万元。证据4，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两被告出资成立昌达公司后出资未留在昌达公司，无法证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违法。证据5，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证据5的《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的手写添加部分的真实性及证据5的《内部承包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及《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被告赵树萍是知晓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收据》《发票》记载的给付主体是宏达修理厂，说明交钱的是宏达修理厂，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是捆绑在一起经营。证据6，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宏达修理厂的损益表是被告杨云龙单方制作，承包期间的亏损根据约定由被告杨云龙自己承担。证据7，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昌达公司对内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已约定清楚，将昌达公司列入承包范围是合法有效的，判决书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债务如何承担根据合同约定来确定，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履行无关。证据8，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该凭证是被告杨云龙单方制作的，未经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签字确认，流水账单跨年度太远没有列清费用明细，无法证明是为了建设宏达修理厂支出的费用，且支出的金额没有取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印证，50万元的贷款没有贷款合同及还款凭证印证，不能证实欲证明的事实。证据9，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证据指向的主体是恒达公司，两原告已经出资且享有的利益是合法合理的，场地租赁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财产，宏达修理厂的资金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资金，贷款还款也是用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资金还的。证据10，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已确认了保证金，该保证金名义上是从被告赵树萍账户支出，实际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共同支出，账目记载内容不清楚也无其他证据印证，被告杨云龙有多个人账户，无法全面反映账目。证据11，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车辆施救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予认可。证据12、13，第三人恒达公司无异议；两原告对《银行流水》无异议认为恰好证实两被告在昌达公司的出资已于2020年8月抽走，认为会计报表是被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 本院依职权调取并出示了如下证据：2017年10月31日被告杨云龙与刘西洲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018年9月8日被告杨云龙与赵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019年6月10日被告杨云龙与谢跃才签订的《修理厂小车间租赁合同》、2019年12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王燕签订的《租赁合同》各1份，欲证实2017年至2019年被告杨云龙将宏达修理厂东侧展厅（昌达公司展厅）、西侧展厅（昌达公司展厅）及宏达修理厂小车修理车间、彩板瓦房1件、办公室1间、小仓库5件及分割出租给刘西洲、张如、谢跃才、王燕使用。经质证，本院调取的证据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均无异议；两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杨云龙出租展厅和修理车间时未征求两原告的意见，且正常租金应是每年120万元。 经举证、质证，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两原告列举的证据1、2真实合法，能够证实两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恒达公司由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以宏达修理厂的收益出资设立，被告杨云龙是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被告赵树萍是公司监事，2014年7月17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账务明细结算》对宏达修理厂的银行账户余额、昌达公司的净利润、付恒达公司的工程款及租金、付昌达公司的保证金、对公账户及银行卡的余额、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利润等进行了结算，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与被告两被告的当庭陈述相印证，真实合法，能够证实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合伙期间，被原告孙建斌出资45万元、原告王卫东出资50万元，本院予以采纳。证据5，真实合法，该组证据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附件，能够证实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办公用品、设备，保证金、欠款、应收账款、宏达修理厂的矿村配件及材料、昌达公司的利润进行了清理造册，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对公账户及被告持有的个人银行账户的余额进行了确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与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两被告和第三人列举的证据12、13的《银行交易明细》相印证，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销售的车辆进行首保和维修，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捆绑在一起经营，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真实合法，能够证实2015年6月6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资金余额应收账款、应付款进行了确认，本院予以采信。 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列举的证据1、2，真实合法，能够证实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证实合法，能够证实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在被告杨云龙从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取得使用权的建设用地上投资建设、经营宏达修理厂，合伙人各自出资850000元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被告杨云龙为合伙企业的负责人等内容，但至今两原告均未缴足出资850000元，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昌达公司是由被告赵树萍出资800000元、杨云龙出资200000元于2012年8月29日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被告赵树萍，被告杨云龙任监事，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与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相印证，真实合法，能够证实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将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对承包期限、承包费给付方式等做了约定，将昌达公司的资产和缴纳的保证金列入承包合同范围；2015年6月6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清厂核资自己结算表》对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资金、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进行了结算；2013年1月18日昌达公司与红河恒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整车销售合同》，同年3月6日昌达公司向红河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2万元；2013年8月27日被告赵树萍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弥勒市红烟支行转账给付红河州天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证金20万元；2013年10月21日宏达修理厂向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20000元、配件款40000元；2012年5月25日，宏达修理厂向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150000元；2013年8月14日宏达修理厂向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配件款20000元；2013年8月19日昌达公司向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售后保证金10000元；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真实合法，能够证实2015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8408.21元，2016年宏达修理厂亏损12106.49元，2017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709.72元，2018年宏达修理厂亏损366.05元，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昌达公司将已产生销售记录和维修记录的车交付给饶东全，饶东全向本院起诉后判决昌大红色及红河州天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退还饶东全购车款276950元，并赔偿饶东全三倍购车款830850元，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真实合法，与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相印证，能够证实2010年10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委会第七居民小组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将位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大瓦窑面积为13506.4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出租给被告杨云龙用于经营恒达公司；2014年5月9日被告杨云龙以个人与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向被告杨云龙贷款100万元用于恒达公司建设，同日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与两被告签订还款计划，2015年5月9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两原告将恒达公司占用的土地、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杨云龙，由被告杨云龙各不给两原告1075000元，两原告已收到该款，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0的《明细对账单》真实合法，但无证据印证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个人结算申请书》真实合法，能够证实2013年8月27日被告赵树萍向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20万元，本院予采信。证据11、12、13，真实合法，能够证实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主张，本院均予以采信。本院调取的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欲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确定如下法律事实：两被告系夫妻。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3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弥勒市面积为5949平方米的集体预留建设用地使用权，租期15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之后又延长5年的租期。该地第一年至五年的租金446175元（每年租金89235元）由被告杨云龙给付。2010年10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第七居民小组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将其位于大瓦窑13506平方米的场地租赁给被告杨云龙使用，租期20年即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0日。 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场地包括向吉山一组承租的5949平方米和向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租赁的13506.4平方米的土地；合伙经营企业名称为“宏达修理厂”，合伙期限为20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各出资850000元，出资款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被告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负责处理企业对外事宜并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工作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孙建斌共出资450000元，原告王卫东共出资500000元，其中原告王卫东于2009年12月21日出资400000元、2010年2月24日出资70000元、2010年8月24日出资30000元。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无证据证明具体出资数额。2011年6月28日，经原弥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宏达修理厂，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杨云龙。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修建了大车修理车间、小车修理车间、客户休息区及展厅两个等。 2012年8月29日，被告杨云龙出资200000元、被告赵树萍出资800000元经弥勒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了名为“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赵树萍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杨云龙任公司监事，公司经营范围是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被告杨云龙、赵树萍依约已实际出资并经相关部门验资。昌达公司成立后，两被告将昌达公司的注册资金抽走，其中2012年9月25日从昌达公司的78×××012号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2012年9月26日从昌达公司的78×××012号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2012年9月26日被告赵树萍以配件款名义从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到其持有的62×××811号银行账户，同日昌达公司从其78×××012号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到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2012年9月29日被告杨云龙以配件款名义从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到其持有的62×××011号银行账户。审理中，两被告也认可其投资到昌达公司的1000000元已抽走。2012年11月昌达公司在账务上将该款记载为“其他应收账款”，截至目前该“其他应收款项”没有收回，两被告也未继续在昌达公司出资。 第三人恒达公司由被告杨云龙出资500000元成立，2013年10月14日经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股东即被告杨云龙持有公司全部股份，实缴出资及经营所需资金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经营收益，法定代表人是被告杨云龙，被告赵树萍是公司监事，公司，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大瓦窑范围为二手车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信息、过户、转籍等相关配套服务，代办车辆、驾驶证照年检、换证、新车落户、汽车美容、装饰服务等。2015年5月19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投资设立的恒达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及全部资产归并给被告杨云龙，由被告杨云龙一次性各给付两原告1075000元，现被告杨云龙已依约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 2014年7月15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账务结算明细》，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金收入，宏达修理厂账面余额为1130822元，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昌达公司净利润407224元（不含入公账利润56700元、含入公账支出29788.65元），共计1538046元；资金支出，付恒达公司围墙工程款120000元、租金337660元，付昌达公司保证金及宏达修理厂售后保证金590000元（其中雪铁龙保证金15万元、上海大众保证金20万元、起亚保证金15万元及售后保证金3万元、大众售后保证金6万元），昌达公司支付本田保证金20万元，昌达公司2月份杨文春接手资金54175.12元（对公账上16658.02元、卡上37517.10元），共支出1311835.12元；宏达修理厂2014年资金，购本田雅阁汽车106000元、对公账户资金196136.95元、金卡上的资金63229.75元，共计365366.70元；2013年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账务：收取-支出=1538046元-120000元-337660元-200000元-10000元-54175.12元=226210.88元（账面金额，实际现金从2014年资金中扣减）；2014年交账金额365366.70元（含226210.88元）。 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确定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投资成立，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权，昌达公司是以两被告的名义成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等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承担；被告赵树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昌达公司的名称及所产生的无形资产归被告赵树萍所有；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即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被告杨云龙每年各给付两原告承包费250000元，给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三日内各给付两原告50000元，当年剩余的承包费400000元于2016年5月31日各给付两原告200000元，2016年至2017年的承包金被告杨云龙于2016年5月31日前各给付100000元，剩余的承包费300000元由被告杨云龙于2017年5月31日前各给付两原告150000元，2017年至2018年的承包费被告杨云龙与2017年5月31日前各给付两原告250000元，若被告杨云龙未按约定给付承包费，每推迟一日应向两原告给付未付承包费的5‰的滞纳金。同时双方对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保证金、欠款、应收账款、昌达公司利润、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办公设备、修理设备、挂账修理费、库存商品等进行了清点造册。2014年至2015年5月宏达修理厂的挂账记录中载明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对外销售的汽车进行了189次首次保养、69次定期保养，无证据证实昌达公司给付宏达修理厂保养费用。2015年6月6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资金余额、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应分配资金等进行结算，但部分应收应付款未列入进行结算，其中2013年1月18日昌达公司与红河州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整车经销合同》约定昌达公司分销红河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的比亚迪汽车，昌达公司于2013年3月6日给付红河州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元，2013年10月21日宏达修理厂给付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0元、配件款40000元，2012年5月25日宏达公司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证金150000元，2013年8月14日宏达修理厂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配件款20000元，2013年8月19日昌达公司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保证金100000元，2013年8月27日被告赵树萍代为给付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0元，上述保证金、配件款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另外，2014年11月饶东全向昌达公司订购上海大众轿车一辆，因昌达公司交付给饶东全的车在销售权有销售、维修记录向本院起诉，本院审理后以（2018）云2504民初2668号案件判决昌达公司、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退还饶东全的购车款276950元及赔偿三倍购车款830850元。2014年5月9日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被告杨云龙向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贷款100万元用于装修，同日两被告签署《还款计划》后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将贷款转账到被告杨云龙的账户。2014年4月29日宏达修理厂创建三类安全生产标准，委托蒙自畅达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相关材料产生服务费5000元。2015年1月2日张维政向昌达公司订购东风悦达起亚牌K2轿车一辆，因交付的车辆发动机右侧有擦恒双方产生纠纷，法院判决赔偿的利息、保险费等15214元、诉讼费666元，也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进行结算。从宏达修理厂会计报表可见，2015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8408.21元，2016年宏达修理厂亏损12106.49元，2017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709.72元，2018年宏达修理厂亏损366.05元。 两被告经营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期间，宏达修理厂的基本存款账户24×××54号22510000005312018号、昌达公司的78×××012号、24×××490号银行账户与被告杨云龙持有的6228453616009185063号、62×××011号、6231900000012003998号、62×××011号银行账户和被告赵树萍持有的62223691052843202号、62×××811号、6222082507000357078号、6228483616265958967号6223691735672804号、6223691955159532号、6228483610059207317号62220825070006686156号及秦华的6230523610008416571号，混同使用并存在多次往来转账，配件款、修理费、材料款、定金、工资、购车款从对公账户转到两被告持有的银行卡，再从两被告持有的银行卡支付，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对公账户也存在多次拆借及不明转账。 2017年10月31日被告杨云龙与刘西洲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东侧展厅（临街展厅一处、相邻后展厅一处、相邻小门面一处）出租给刘西洲用于汽车销售，租期五年即2017年1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每年租金266000元。2018年9月8日被告杨云龙与赵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西侧展厅出租给赵如做展厅使用，租期三年即2018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每年租金318000元。2019年6月10日被告杨云龙与谢跃才签订的《修理厂小车间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的小车修理车间出租给谢跃才做小车修理车间，租期3年即2019年6月15日至2022年6月15日，每年租金238000元。2019年12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王燕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修理厂××大小仓库××、办公室××、彩钢瓦厂房出租给王燕使用，租期10年即2019年12月20日至2029年12月20日，每年租金80000元。上述租金已由被告杨云龙收取。另查明，昌达公司的展厅、办公、办公地均是宏达修理厂的告其将昌达公司的出资抽走后，昌达公司与宏达修理厂捆绑经营，营运资金向宏达修理厂拆借、共计应给付上级分销商的部分保证金由宏达修理厂账户支付，新车售后保养由宏达修理厂承担。2017年至2019年被告杨云龙将宏达修理厂的展厅、修理车间及办公场地租给他人使用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已停止经营，昌达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时，原告孙建斌原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弥勒支公司的员工，原告王卫东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弥勒支公司的员工。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在诉讼中认为案由应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是根据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条款要求二被告给付承包费和滞纳金，故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况且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的内容不仅包括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还包括第三人恒达公司、租赁吉山一组的土地、租赁城东七组的土地等，而本案《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中只涉及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其他内容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故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应于2009年12月1日前履行全额出资义务，两原告至今未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签订《合伙协议》前，被告杨云龙已给付吉山一组宏达修理厂用地第一年至第五年的租金446175元，之后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建设、经营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其出资虽无证据证实具体数额，但从宏达修理厂的建设规模和添置的设备看已远远超出其应出资的范围。第三人昌达公司名义上是两被告出资设立，但2012年8月29日公司成立后，两被告已于2012年9月25日和9月26日将出资100万抽走，昌达公司销售车辆的展厅、办公用房均是宏达修理厂建设，分销车辆部分保证金由宏达修理厂账户给付，且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基本账户与两被告持有的银行账户混同使用，存在多次转账，不能区分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及两被告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归属。且2014年7月17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的《账务明细》已将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收入和支出并到宏达修理厂的收支明细中结算，其中资金支出一栏明确载明支付昌达公司保证金及宏达修理厂售后保证金590000元，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收入减支出后盈余226210.88元。另外，恒达公司名义上是被告杨云龙的独资企业，登记股东为被告杨云龙，实则该公司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被告赵树萍一直在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工作，其主张不知道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合同》，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昌达公司虽然名义上登记的股东是两被告，但两被告出资成立昌达公司一个月内即撤走全部出资，之后昌达公司与宏达修理厂捆绑经营，营运资金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收益，故本院认为昌达公司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 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和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内部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前述昌达公司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将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内部承包给合伙人经营，只短期改变了两个经济实体的经营模式，并未改变合伙的实质，被告赵树萍将昌达公司的出资全部撤走后被告赵树萍只是昌达公司的挂名股东，且合同已特别约定昌达公司的名称及所产生的无形资产由被告赵树萍享有，故该合同未侵害被告赵树萍的合法权益，合同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两被告主张《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侵害被告赵树萍的合法权益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一直是两被告负责经营管理，并实际控制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且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附件已载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保证金、利润、应付账款、应收账款、配件及材料等进行了清点造册，故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两原告的交付行为已完成，两被告主张两原告未将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交付给其管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未实际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杨云龙未依约给付两原告承包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两原告未依约足额出资，属合伙协议纠纷，不宜在本案中处理，被告杨云龙可另案主张。两被告主张两原告未对宏达修理厂足额支付合伙出资不具备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和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纠纷，而非合伙协议纠纷，《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仅短期改变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未改变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合伙经营的实质内容，《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恢复到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经营的状态，且被告赵树萍仅是昌达公司的挂名股东，故《内部承包合同》无需征得被告赵树萍的同意或追认，况且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被告赵树萍在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工作，《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被告赵树萍多次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及两被告的个人账户之间转账，故两被告主张被告赵树萍对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不知情，未经其同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两被告主张有部分保证金、诉讼费、赔偿款、施救费、未收回的购车款等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一并结算，认为《内部承包合同》未履行，因本案是审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所引发的纠纷，并非审理合伙协议纠纷，且《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并未约定上述债权债务的归属，现合同履行期限已届满双方未就《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延续达成协议，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仍属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在合伙解散之前上述债权债务仍属合伙债权债务，故两被告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两原告主张被告杨云龙给付承包金15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滞纳金是指行政机关对不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课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方法，其目的是促使其尽快履行义务，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罚款的一种具体方式。本案中双方均是自然人，不具备课以滞纳金的主体资格，且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及签署《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时被告杨云龙即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应收应付款提出异议，被告杨云龙以此为由拒不支付两原告承包费，但双方均未及时作出处理，对被告未支付承包费的违约损失的扩大双方均存在过错，故两原告主张由被告杨云龙支付滞纳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赵树萍既不是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合伙人，也不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两原告主张被告赵树萍承担连带给付承包费、滞纳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云龙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卫东、孙建斌承包费1500000元。 二、驳回原告王卫东、孙建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1668元，由原告王卫东、孙建斌负担38060元，由被告杨云龙负担136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继华 审判员  刘福清 审判员  谢井秀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李月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