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2民初2741号 原告：范某某，男，汉族，1972年7月19日生，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某某，男，汉族，1945年9月16日生，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原告范某某诉被告石某某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某某，被告石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诽谤原告收取了律师费，并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3日，原告通过微信明确向被告书面说明，原告正在申请领取的3万元名义上吴宅红律师的律师费实际上是原告一少部分的办案损失补偿金。在原告的孩子的姥爷、吴宅红律师的父亲（现已去世）患癌症急需原告凑钱治疗的情况，被告仍然拒绝及时交出其保管的原告的损失补偿金，案外人江景岭实在看不下去就垫付了15000元交给原告救急（当时对被告保密）。被告乘人之危，坚持诽谤原告是“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以得到被告长期要挟原告的目的，原告在危难的情况下只好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出具了收据从被告处领取了3000元损失补偿金，被告与他人共向原告交付了15000元损失补偿金。被告明知原告没有受吴宅红律师委托领取律师费，明知原告领取的是原告的损失补偿金，但被告仍然坚持向他人（在该收据上签名的众人等）公开诽谤原告受吴宅红律师委托私自收取15000元律师费。此后，被告继续使用内容不真实的收据也就是虚假文件、故意捏造事实诽谤原告受吴律师委托私自收取律师费，被告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严重损害了原告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形象，造成原告家庭不合，严重破坏原告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原告造成长时间的极大的精神损害和痛苦！虽原告多次劝说和批评被告，但被告拒不认错，原告特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诽谤、赔礼道歉、赔偿自2017年12月以来两年多时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追加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停止诽谤原告诈骗，并向原告赔礼道歉，判决被告共计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起诉被告名誉权纠纷一案，被告组织证据时，被告向王万象等五十余人公开地捏造事实，被告捏造事实声称原告2018年4月29日从被告等人处领取的15000元钱款“属于诈骗”。事实上被告明知原告在2017年12月3日已正式公开声明要求领取3万元办案损失补偿金，但被告利用原告正处于原告孩子的外祖父癌症复发急需原告筹款治疗救命的危难时机，被告捏造事实声称原告“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被告乘人之危要求原告同意被告的捏造。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内容出具收据写明“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后，被告自愿将钱款交付原告。原告在2019年4月6日明确告诉被告，说明原告事实上没有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原告领取的钱款是原告主张的办案损失补偿金。被告在2019年4月25日在微信中明确向原告表态承认原告领取15000钱款“不属于诈骗”。2020年1月9日被告在“代表人”微信群出尔反尔公开表态要求原告“准备退款”。2020年5月4日被告打印或让人手写材料三份（见被告证据7、9、10),被告组织王万象等人共五十余人公开签名，公开捏造事实诽谤原告“诈骗”。被告的公开诽谤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属于故意捏造事实诽谤原告。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査明事实，对被告没完没了污蔑诽谤原告的恶行进行严惩，坚决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万元，严厉打击被告的故意恶意侵权行为！ 被告石某某辩称：首先声明一下：对于原告刚提供的“范某某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吴宅红免费代理出庭的委托协议”，因为原告一直对维权小组隐瞒不报，保密至今，长达五年之久，维权小组其他全体成员都不知道有该协议存在，所以对本案件的形成过程够不成影响，因为一切办案活动与部署均与该协议无关，只承认2015年5月15日维权小组与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最后对该证据进行补充答辩。针对原告起诉，现作如下答辩：原告诉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一.原告诉求中，2017年12月3日，原告通过微信明确向被告说明，原告正在要求领取三万元名义上吴宅红的律师费，实际是原告的一小部分办案损失补偿金。以上原告说的所谓补偿金，根本就不存在，答辩人暂时保管的是向广大受害人收取的吴宅红的律师费和办案经费，从来没有收取过原告所谓的办案损失补偿金。因为维权小组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原告本人签订过办案损失补偿金的协议，原告你有维权小组出具的书面、口头代理协议吗？你有证人证言吗？再说原告根本无权直接向答辩人申请什么费用，答辩人只是小组的一名成员，按小组部署收取的部分律师费必须交由小组统一使用，本人无权支配。实际情况是：2015年5月控告薄印平集资诈骗案胜局已定时，原告范某某要求维权小组聘请其前妻，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吴宅红律师为代理出庭。小组经过讨论并征得广大受害人同意，签订了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约定律师费为三万元，支付时间是执行回款到账后（目前案件还在执行中，无回款），此事是与原告共同商定的，其未提出异议。该委托合同上维权小组全体11名成员（包括原告在内）及受害人代表杨同林签名并摁了手印，受委托方未盖章，但是吴宅红律师两次正常出庭和阅卷，已履行律师代理的责任。这里还有以下证据证明：（1)委托代理合同。（2)有刑事判决书新刑初字第222号第二页上数第6行委托代理人吴宅红，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一、第二页同时还证明原告与答辩人都是同一案件的受害人，又是同一案件受害代表人。（3)有上报新华区法院配合扣除吴宅红律师三万元律师费的申请材料，上面有原告和小组代表人签名并摁的手印。（4)有2016年11月19日召开的各地块代表人参加会议的签到签名，原告也签到了。（5)有落实2016年11月19日会议精神的构林户亩数统计明细表。原告作为甲方维权小组的一名代表，以乙方身份发表有关律师合同的事项，是无权、无效的，所以说原告关于2017年12月3日的……声明是无效的。再有原告诉讼中提到的三万元名义上吴宅红的律师费，实际上是原告的办案损失补偿金，是无理、无据、无法的，我从来未听说过。因为根据委托合同律师费就是吴宅红律师的，与原告无关。原告所说的办案损失补偿金根本不存在，为其目的自己编造的。原告不要忘记我们作为维权小组成员对广大受害群众（当然也为自己）的庄重承诺，进行无偿法律服务，义务奉献办案，不收取任何报酬。再说你不是律师，因为你没有省级的营业执照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更不是小组聘请的法律顾问，只是一名受害人，你没有资格和理由跟广大受害群众要补偿金，所以原告自称因调动工作造成工资损失，是你自己的事，属于个人行为，与维权小组和广大受害人无关。二原告诉讼称：被告乘人之危，坚持诽谤原告是“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以得到被告长期要挟原告的目的，原告在危难的情况下只好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出具了收据，从被告处领取了3000元原告的损失补偿金，被告与他人共向原告交付了1.5万元办案损失补偿金。实际情况是：维权小组与吴宅红律师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约定律师费三万元，支付时间是案件执行回款后（现在案件正在执行中，无回款），因吴宅红家中出现特殊情况，维权小组同意在2018年4月29日由原告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吴宅红的律师费1.5万元，维权小组全体代表签名见证。该收据是这样形成的：2018年4月29日早饭后，答辩人接到维权小组通知，按通知要求带上答辩人暂时保管的3000元律师费，到人民广场主席像东侧棚子下参加会议。到会后答辩人一直坐在南侧凳子上，没有说话，也没动，只看到原告在西侧角的位置写字，答辩人始终没有与原告交谈。会议组织者宣布会议程序，大家经过讨论，没有不同意见，范某某也没提出任何异议，然后各位代表在“收据”上签名见证，和在关于吴宅红律师相关费用事宜维权小组研究的“决定”上签名、摁手印，范某某也签了名，摁了手印。随后地块代表（张新华、石某某、丁琴）按指令交款给原告，交接完1.5万元现金后，原告主动到附近复印店复印“收据”和“决定”，回来后原告说请大家喝酒吃饭，表示感谢，大家说不用了，就散会了，原告很高兴地离开了。整个领款过程气氛和谐、友好，没有发生争吵和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就成了答辩人乘人之危、逼迫你写的呢？怎么就成了要挟你了。原告代领走吴宅红1.5万元律师费一年后，2019年4月份，原告不是感恩维权小组为其解决困难，而是恩将仇报，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编造谎言，诬陷、诽谤小组的“决定”和本人对他“乘人之危”，完全是贼喊捉贼、栽赃陷害答辩人和维权小组成员的违法行为！三原告诉讼称：被告明知原告没有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费，明知原告领的是原告的损失补偿金，但被告仍然坚持向他人（在”收据”上签名的众人等）公开诽谤原告受吴宅红律师委托私自收取了1.5万元律师费。以上这段话，答辩人全都不知道，只知道在”决定”上写的是”受吴宅红律师委托代领取的律师费”，从来没有听说过原告的损失补偿金。我和小组二位组长及其他同志在此问题上认识完全一致。从始至终都认为律师费是吴宅红的，范某某就是受吴宅红的委托代领律师费的，不存在谁跟谁说的问题，如果当时知道原告没有受吴宅红的委托，就不可能同意原告代领了，既然你现在说吴宅红没有委托你代领，你就是打着吴宅红律师费的旗号，收取你本来不存在的补偿金，那你就是骗取，必须退回所领的1.5万元给维权小组，另作处置。四。原告还诉称：因被告使用内容不真实的虚假文件，诽谤原告受吴宅红委托私自收取律师费，严重损害原告法律工作者的名誉，造成原告家庭不和，严重破坏了原告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以上这段话更是荒唐，小组的“决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原告和维权小组全体成员都亲手自愿签名、摁了手印，怎么会是“虚假文件”呢。再说原告与吴宅红多年前就离婚了，不是一个家庭了，怎么还诬陷诽谤答辩人严重损害原告的名誉，造成家庭不和，严重破坏原告正常家庭生活和工作呢！？。不是答辩人诽谤原告，正相反而是原告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的事实，贬低答辩人的人格，破坏答辩人的名誉，属于明显的诽谤行为。五原告还诉说：被告根本不认错，特诉讼被告停止诽谤，赔偿自2017年12月两年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答辩人按照事实说话，有根有据，从来没有诽谤过你，答辩人没有错，认什么错，不涉及到赔礼道歉，更涉及不到赔偿原告精神损失抚慰金5万元。相反，倒是原告诬告、栽赃陷害、诽谤答辩人；同时还辱骂、威胁、恐吓答辩人，原告应该赔礼道歉，赔偿答辩人的精神抚慰金。原告为满足自己的非法要求，目无法纪，素质极低，在今年初全国疫情危重情况下，曾多次疯狂辱骂答辩人是“贪猪”“毒蛇”“蠢猪”“狗都不如”“随时砸烂你的狗头”“杀无赦”等恶毒语言侮辱本人人格，损害本人名誉，使本人生命没有安全感。还“在某时间登门去你家叫上110控告你的诽谤行为，……特此通知！”甚至还胆大妄为地说：”你别以为我在法官面前不敢骂你是毒蛇，我在法官面前照样骂你是毒蛇……我相信法官也不会阻止我对你的责骂！！！”，“我就是要骂你是个老畜牲，你要是觉得我伤害了你的人格，你马上去向周法官举报我！否则你就是自己承认是个老畜牲！”等等不堪入耳的话，来摧残、伤害我和老伴，他对我的辱骂、攻击、骚扰信息现保留的证据就有70多条，因为太多了，删去了一些。他对我和老伴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和人身伤害，因为我们年事已高，老伴高血压，睡不着觉，血压急剧升高，随时有危险；我有心脏病、冠心病，病情加重。原告打着太行机械厂企业法律顾问的招牌，为所欲为，以辱骂他人为乐，不以为耻。还竟然公开叫嚣，在法官面前照样骂你，法官也不会阻止他。这是挑衅法律，贬低法官不维法，进而损害法律界的声誉和形象。原告这种以身示法，知法犯法，应该罪加一等。六。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一。原告作为甲方12名代表中的一员，无权凌驾于包括正副组长在内的维权小组之上，以乙方身份发表的所谓声明是无效的。有关律师合同中事宜，只能由乙方代理人吴宅红律师与甲方维权小组交换意见。所以说2017年12月3日原告发表的声明是无效的2018年4月29日原告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了吴宅红律师费。答辩人从未听说过维权小组讨论给原告补偿金之事，补偿金之说根本就不存在，无根、无据。原告有小组决定的证据吗？！再说原告根本无权向答辩人（一个普通的小组成员）申请要什么费用，答辩人的一切行为只能遵从维权小组的安排布暑和指令。至于原告自称大量法律工作主要由他完成的，不是事实，答辩人不予认可，实际上是维权小组全体成员和广大受害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证据二。这是原告故意捏造的虚假事实，诬陷、诽谤答辩人的犯罪行为，原告从来没有对答辩人说过吴宅红是无偿帮原告出庭阅卷，请拿出证据来！因为吴宅红律师是替维权小组和全体受害群众出庭阅卷的。答辩人完全不知道吴宅红不同意原告代领律师费，因为在“决定“上清清楚楚写着”范某某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的吴宅红的律师费1.5万元”，有原告亲自签名摁的手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答辩人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诽谤过原告，请拿出证据来！因为2018年4月29日形成的”决定”和”收据”那天，全体小组成员都正常地在上面签名摁手印，气氛很好，期间无任何纷争和强迫（本人和原告之间始终都没有说话交谈过）。答辩人按小组指令将3000元交给原告，原告拿到1.5万元之后，很高兴，说要请大家吃饭，表示感谢。怎么在一年之后就变成答辩人乘人之危、逼迫原告了呢？证据三。四。答辩人依据”决定”和”收据”如实回答原告的问话，没有错，不是诽谤原告，倒是原告在诬告答辩人。证据22-1范某某是本案的一名受害人，作为维权小组的的一名成员，有责任和义务执行维权小组的各项决议，并应努力完成维权小组交给的办案活动中的各项事宜。在2015年5月15日，原告要求聘请其前妻，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吴宅红为代理出庭，小组经讨论研究并征得广大受害群众同意，签订了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约定律师费3万元，执行回款到账后再支付（现在案件还在执行中，无回款），委托方维权小组全体成员在委托合同上签名摁了手印，并委派原告到北华律师事务所盖章办手续。但是原告私自扣压此合同，一直没有办理盖章等手续，也不向维权小组汇报情况，直到2018年2月1日，原告起诉王万象开庭时，法官问原告，委托合同上为什么没盖章，原告说，盖章要上交1万元，所以还没有盖章。维权小组才知道委托合同上还没有盖“受委托方“的公章。半个月后，2015年6月1日范某某作为薄印平等人集资诈骗案中附带民事诉讼的代表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派吴宅红律师免费代理出庭的委托协议。这是原告作为维权小组的代表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免费代理协议，吴宅红律师义务进行法律服务，是北华律师事务所对该集资诈骗案的大力支援和帮助，应该感谢。这对广大受害群众是好事，为什么原告对此协议一直隐瞒事实真相不报，保密至今，长达五年之久，直到2020年5月11日才拿出来，为什么当时不拿出来？请解释清楚。原告既然知道是免费出庭，不收取律师费了，为什么在2016年11月19日原告还要让维权小组向广大受害群众收取律师费呢？请解释清楚。为什么在2017年11月18日原告与吴宅红还再次向维权小组组长王万象申请领取吴宅红的律师费呢？请解释。2018年4月29日，原告又以”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了吴宅红的律师费1.5万元”。通过以上事实，证明原告完全丧失了维权小组成员应有的品质和应负的责任及义务。隐瞒事实真相，为自己强行收取律师费、行骗获取不当之利找借口，反而诬陷维权小组和我是乘人之危，妄想把吴宅红的律师费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变成自己的补偿金。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原告应立即将骗走的吴宅红的律师费1.5万元退回维权小组，另行处置。证据22--2这是维权小组全体11名成员与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你原告个人无权随意打叉宣布作废。还有一点法律观念和组织观念吗！证据22-3原告作为甲方维权小组的一名成员，凌驾于维权小组之上，无权以乙方身份发表有关律师合同的各项事宜，是无效的。只能由乙方当事人吴宅红与甲方维权小组交换意见决定，因为维权小组从来没有指定过你是”负责联系吴宅红办案的代表人身份“。你有证据吗？原告当时已经与吴宅红离婚不是一个家庭了，怎么还宣称是共同生活的家属身份呢。综上所述，原告诉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求，并追究其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诬陷、辱骂答辩人，贬低本人人格，破坏本人名誉的诽谤罪，判决原告：1、向答辩人及维权小组其他人员赔礼道歉，赔偿答辩人精神损害抚慰金。2、立即退回骗取的吴宅红委托律师费1.5万元给维权小组，另行处置。3、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针对原告的追加诉讼，现作如下补充答辩。因为维权小组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原告本人签订过“办案损失补偿金”的协议，原告有证据吗？原告编造的所谓“办案损失补偿金”是根本不存在的（原告心知肚明）。2018年4月29日维权小组本着人道主义、为其解决困难的原则，决定同意范某某受吴宅红委托提前代领取吴宅红的律师费1.5万元应急，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告在2019年4月25日微信问本人，2018年4月29日领的是什么款，是否诈骗？本人回答原告是：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的吴宅红的律师费，不属于诈骗。至于后来，原告公然称“没有受吴宅红委托代领取吴宅红的律师费，领的是自己的‘办案损失补偿金’”，于是在2020年1月9日，本人针对原告领的是补偿金的说法回应，那就是骗取的不当之利，应将1.5万元退回给维权小组，另作处置。至于维权小组正、副组长及绝大多数成员都打了证明，维权小组和我有权利和义务向受害群众通报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48名受害群众也打了证明（因为疫情，这只是一小部分），要求退回1.5万元，这就是铁证。对于原告这种以吴宅红律师费的名义来骗取自己的补偿金的行为，大家义愤填膺，那是知道的人越多，反对的人越多，害怕也没用，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大家再知道原告还要向他们要18万元的补偿金，情况会如何，想象一下！！！毕竟这些受害群众已经是亏损累累、损失惨重，在没有得到任何执行回款的情况下，又提前拿出钱来缴纳吴宅红的律师费3万元，已经是伤口上撒盐了。当他们知道律师费不存在，而是被原告当成自己的补偿金骗走了，当然要你退回来！对于原告没完没了地捏造“补偿金”的虚假事实，应追究其法律责任。下面是对原告开庭时才拿出来的证据补充答辩证据6、7、9、10、12、13被告等人从来没有委托原告作为法律专业代表，请拿出证据。答辩人和原告均是同一案件的受害人及受害人代表人，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在小组的日常工作中，各尽所能，发挥专长，经过集体研究，指令某名成员从事某项任务，是内部分工的正常现象，份内之事。彼此之间不存在中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更套不上该法的407条，维权小组没有让你调换工作，完全是你自己的所做所为，是你自己可控的事情，你调动工作的损失与维权小组和广大受害群众无关）。因为维权小组成员对于广大受害群众的庄重承诺是无偿法律服务的，包括原告在内必须遵守。证据8是针对原告要搞自诉这件事的单一委托，情况是：原告提前写好作业委托书后，再三请求我们签名的，最终因本案是公诉案，搞自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失败，是没有意义的。与整个控告薄印平集资诈骗案的委托没有关联。。证据14内容不真实，答辩人在2017年11月时，没有认为吴宅红私自收费，本来合同约定的3万元律师费就是吴宅红的，吴宅红收不收取费用应向维权小组说明意见，本人管不着此事。再有原告从未向被告等人说明吴律师拒绝签署收费的“委托代理合同”。维权小组从来没有指定原告作为负责联系吴宅红律师办案的群众代表人。原告无权凌驾于维权小组全体成员之上，私自将该“委托代理合同”打叉作废。证据11、15、19、20、21与本案无关，调换工作是原告自己的事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16（1)没有否认原告代表人的身份和作用，但原告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无省级营业执照），更不是维权小组聘任的法律顾问（你有聘书吗）。原告打着维权小组法律顾问的旗号，发表贬低维权小组全体成员和广大受害群众共同努力取得胜诉的决定因素，虚假宣传抬高自己，属于贪天功为己有。（2)因为维权小组从来没有与原告签订过“办案损失补偿金”协议，原告有证据吗？因为补偿金根本就不存在。律师费的当事人就是小吴（吴宅红）律师，不是你范某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什么错！3万元律师费就是吴宅红的，原告谎称是自己的所谓的“办案损失补偿金”大有财迷转向的味道，无理、无据、无法。不是答辩人诽谤原告，相反是原告诬告诽谤答辩人。证据17、18原告非法以吴宅红律师费的名义领取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自己的“办案损失补偿金”，维权小组成员和受害群众坚决反对，那就做好退钱的准备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交换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为薄印平、李丽君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被害人，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宅红作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提供代理服务，吴宅红系原告前妻。同时，原、被告双方同为该案受害人成立的维权小组成员。2015年5月15日，维权小组决定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聘请吴宅红律师为代理人，约定律师费3万元，执行回款到账后再支付。委托方维权小组成员在委托合同上签字捺印后，委派原告到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盖章办手续，但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未在该合同盖章。6月1日，原告以受害人群众代表的名义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约定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指派吴宅红律师为薄印平等人集资诈骗案中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群众代表范某某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委托人向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零元，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二审终结日止。被告直至2020年5月11日才得知该协议存在。期间，原、被告所在的维权小组就关于吴宅红律师相关费用事宜作出决定，先支付给吴宅红律师服务费壹万伍仟元整解决部分困难，同意范某某受吴宅红委托代理吴宅红律师领取服务（费）的意见。原、被告均在维权小组成员签名中签字捺印。2018年4月29日，范某某出具收据显示，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服务费壹万伍仟元整。被告、石建国、张新华等在见证人签名处签字捺印。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诽谤原告的事实。原告主张自己领取的是损失补偿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损失补偿金的约定，也未提交领取损失补偿金的依据。对于吴宅红律师费，除原告外，被告及维权小组乃至其所代表的受害群众对于被告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签订零元委托费协议一事毫不知情。被告及维权小组此前均认为，与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之间约定聘请吴宅红律师为委托代理人，律师费为3万元的委托合同已签订，应当支付吴宅红律师3万元律师费。基于此，原被告所在的维权小组以及被告在得知吴宅红律师家庭情况存在困难时，同意在付款条件未成就时先支付1.5万元解决部分困难，并同意范某某受吴宅红委托代理吴宅红律师领取服务费。同时，对于吴宅红律师费的领取，无论是维权小组研究的决定还是原告本人出具的收据，原告均有参与并签字捺印，表明原告对“受吴宅红委托领取律师服务费壹万伍仟元整”的事实是知悉、认可的。综上，被告并未存在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的事实，贬低原告人格，损毁原告名誉等诽谤行为。现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诽谤，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300元及缴费票据（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周健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