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72民初465号原告：英德市坑口咀水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英德市。法定代表人：吴小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静，广东相映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彩霞，广东相映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孔凌捷，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彦杰，广东邦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英德市坑口咀水运公司诉被告孔凌捷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26日申请网上立案，并于4月29日投邮起诉状等材料，本院于2020年5月6日受理本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船舶管理合同书上“孔凌捷”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原告确认该笔迹并非为被告本人签写，故被告申请撤回笔迹鉴定申请。2020年6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静、龚彩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彦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船舶管理费56,404元以及违约金17,880元并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船舶管理合同，约定被告将“粤英德货3199”轮挂靠在原告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按船舶载货吨每吨每月0.8元标准向原告支付挂靠管理费。如拖欠管理费超过3个月的，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年管理费作为违约金。“粤英德货3199”轮载货吨1862吨，被告每月应向原告支付管理费1490元。但合同签订后，被告从未履行交纳管理费的约定义务，应按约定向原告支付管理费以及违约金。即便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订立书面的船舶管理合同，但双方之间成立事实的挂靠管理合同，原告为被告船舶的运营提供了管理等服务。根据原告和被告所在的英德市的航运实践，船舶挂靠在其他公司管理的，均应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综合挂靠在原告公司名下的其他船舶的费率标准，原告主张被告按“粤英德货3199”轮载货吨每吨每月0.8元标准支付管理费，也符合航运市场行情和习惯。被告辩称：1.虽然“粤英德货3199”轮在2015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但双方之间并无书面合同，仅为事实合同。而且该事实合同并未约定挂靠费用、挂靠期限、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原告向被告主张挂靠管理费用以及违约责任并无法定、约定理由。真实情况是，由于被告的父亲孔伟强在2014年至2019年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了吸引其他船舶挂靠原告，被告才将船舶事实上挂靠在原告名下管理，但原告并未提供经营管理服务，无权向被告主张管理费用。2.原告关于被告向其支付2016年、2017年管理费用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便被告需要向原告支付管理费用，前述期间的管理费用被告也无需支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船舶管理合同书，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合同书的签名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也在庭审中确认该签名确非被告本人签写。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该合同上被告的签名为其本人或者授权他人代为签写，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日的反走私责任书、安全生产与防污染责任书、2018年1月1日的安全责任书、安全生产与防污染责任书、反走私责任书、2018年2月23日船舶安全检查记录表，被告对前述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否认前述责任书上相关签名为被告签写。本院认为，由于原告并未提供相应原件供核对且无法举证证明前述责任书上被告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写，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均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原告与案外人袁景信、韦兆峰、何成喜签订的船舶管理合同书、安全责任书以及2015年5月16日至2017年12月的4张载明为“坑口咀水运公司收据”、“收款人邓上优”的收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进一步辩称，即便前述船舶管理合同真实，也不等同于前述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原告未能提交正规发票，亦无法证明前述合同项下袁景信等3人向原告支付管理费的事实。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均已由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核实，均为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原告的主张，需结合全案情况以及证据本身的证明力综合认定；关于被告提交的仲裁申请书等证据，原告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博罗县*洲镇宇航船舶建造厂与被告之间仲裁的相关材料，与本案原告所诉请的船舶管理合同纠纷并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2019年10月21日原告组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原告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认为，前述会议记录与本案原告所诉请的船舶管理合同纠纷并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证据认证以及庭审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粤英德货3199”轮于2015年7月3日建成，系一艘钢质干货船，总吨951，净吨532，船舶所有人登记为被告，船舶经营人登记为原告，被告于2015年8月3日取得该船的所有权。自2015年9月30日提交营运申请至2019年2月26日提交注销申请期间，该船由原告管理经营。原告持有的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的船舶管理合同书载明主要内容如下：被告所有的“粤英德货3199”轮自2016年1月1日起列入原告管理；原告按“粤英德货3199”轮载货吨1862吨计算以每吨每月0.8元合计每月1490元计收管理费。原则上被告应在本月份底前缴交；如被告拖欠管理费连续超过3个月或者中途违约的，原告有权追收1年管理费。该份合同上有被告的签名，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庭审中，原告亦确认前述合同上被告的签名并非被告本人签写。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2016年4月1日，案外人袁景信将“粤英德货3103”轮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管理，根据原告与袁景信的船舶管理合同书载明，袁景信应按该船的载货吨以每吨每月1.5元标准向原告支付管理费；2018年3月1日，案外人韦兆峰将“粤英德货3108”轮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管理，根据原告与韦兆峰的船舶管理合同书载明，韦兆峰应按该船的载货吨以每吨每月1.5元标准向原告支付管理费；2018年6月4日，案外人何成喜将“粤英德货3168”轮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管理，根据原告与何成喜的船舶管理合同书载明，何成喜应按该船的载货吨以每吨每月1.5元标准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前述3份船舶管理合同签订后，原告还与袁景信等3人分别签订了反走私责任书、安全责任书、安全生产与防污染责任书。2015年5月16日和2016年2月5日，载有原告名称的收据载明，案外人莫福有按每吨每月1.5元标准支付了管理费；2017年4月13日，载有原告名称的收据载明，“粤英德货3189”轮按每吨每月1.2元支付了管理费，前述3份收据均未加盖原告的印章，但均载明收款人为“邓上优”。2017年12月15日，载有原告名称的收据载明，“粤英德货3181”轮按每吨每月1.5元支付了管理费，该收据加盖了原告财务专用章，载明收款人为“邓上优”。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的父亲孔伟强于2014年3月28日至2019年11月11日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以其与被告成立船舶管理合同关系、提供船舶经营管理服务为由请求被告支付船舶管理费用，故本案系1宗船舶管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事实船舶管理合同项下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管理费用以及违约金；原告关于2016年、2017年船舶管理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船舶管理费用以及违约金。原告前述请求成就的要件是双方之间就涉案船舶的管理达成了有偿协议并约定了违约条款且原告违反了合同项下的义务。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前述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根据查明事实，原告提交的载明有被告签名的船舶管理合同上的签名并非为被告本人签写，原告也未能举证前述签名系被告委托其他人员代其签写，故涉案船舶管理合同载明的相关条款并无被告的意思表示参与其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未形成书面的船舶管理合同。从原告的举证看，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曾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认可原告所主张的船舶管理费费率标准以及违约条款。原告虽然提交了另外3艘船舶的船舶管理合同，但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袁景信等3名案外人已向原告支付了船舶管理费；即便袁景信等人依约向原告支付了船舶管理费，前述管理费的支付也是袁景信等人履行与原告之间合同约定的义务，其行为结果不能约束被告。同理，即便原告提交的4份收据项下的管理费确实为原告所收取，也不能得出被告必须向原告支付船舶管理费的结论。因此，虽然被告认可涉案“粤英德货3199”轮登记的船舶经营人为原告且挂靠在原告名下管理经营，但船舶管理合同并不属于法定的有偿合同，即便原告确实为涉案船舶的经营提供了相关管理和服务，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且被告明确拒绝支付管理费用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请求被告支付船舶管理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船舶管理费以及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支持。至于被告父亲孔伟强在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期间是否为被告挂靠在原告名下的船舶管理提供便利或与被告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审查。原告关于2016年、2017年船舶管理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时效抗辩本质上属于抗辩权，用以对抗已经有效成立的某些请求权，使该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丧失胜诉权，其前提是作为请求方享有某些有效的请求权。因本案原告对被告并不享有请求给付2016年和2017年船舶管理费的权利，故对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本无审查必要。然而考虑到被告关于时效的抗辩为假定原告给付请求成立之时的递进式抗辩，本院亦可对此予以回应。假定本案中原告享有请求被告给付2016年、2017年船舶管理费的权利，本院认为原告请求保护前述权利的期间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是：成立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事实船舶管理合同并未对船舶管理费的履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也无法确定事实船舶管理合同项下船舶管理费的履行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原告何时要求被告履行义务以及被告何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本案诉讼时效可自涉案“粤英德货3199”轮注销之日即事实上脱离原告挂靠管理之日的2019年2月26日起算，故原告关于被告向其给付2016年、2017年船舶管理费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但鉴于原告关于被告向其支付船舶管理费以及违约金的给付请求整体不成立，被告的时效抗辩成立与否均不影响原告无法胜诉的结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英德市坑口咀水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29元，由原告英德市坑口咀水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徐春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周 茜书 记 员 梁景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