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民终7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梅，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合兵，天津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强，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赫虎，山西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武军，汉族。原审第三人：马春梅，汉族，。上诉人王新梅因与被上诉人王小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灵丘县人民法院（2019）晋0224民初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新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合兵，被上诉人王小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赫虎，原审第三人李武军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马春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新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灵丘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224民初5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第三人李武军原为夫妻关系,与被上诉人都是山西人。2019年4月23日,第三人李武军得知以前有老乡委托被上诉人介绍购买房屋,于是与被上诉人取得联系,委托被上诉人介绍购买房屋。被上诉人随后向李武军提供一套房屋信息,并声称需要支付77万元费用,其中房屋价款为70万元(定金20万元,尾款50万元),另外7万元作为办理税费等支出,李武军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房源信息认可,2019年4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27万元,向原房屋所有权人支付房屋尾款50万元,并通过赠与的形式与原房屋所有权人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因房屋当时处于租赁状态,上诉人在租赁期满(2019年6月30日)后与原房屋所有权人交谈方得知案涉房屋价格为55万元。原审法院认定的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李武军庭审过程中只是陈述有老乡委托被上诉人购买房屋,并非购买被上诉人的房屋,根据天津市房屋限制购买的相关政策,被上诉人在没有天津市户籍的情况下不能购买天津市房屋,更不可能拥有多套房屋进行转卖,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李武军自被上诉人处购买房屋属主观臆断;其次,李武军在庭审中陈述的案涉房屋价款70万元,是被上诉人告知李武军与原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交易价格,并非王小强以自己的名义将房屋出售给李武军的交易价格;最后,第三人马春梅与原房屋所有权人签订买卖协议,被上诉人并未参与其中,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毫无权利义务可言,且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声称5万元定金是其借给第三人马春梅的,故其转账给原房屋所有权人的行为不能证明其购买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另外,第三人马春梅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与马春梅之间的关系并未查明,因此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并对证明目的进行陈述,且被上诉人对证据的证实性及合法性均于认可。(1)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将270000元转账给被上诉人的事实。(2)第三人马春梅与原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证明案涉房屋的价值为550000元整(定金为50000元,尾款为500000元)。(3)第三人李武军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证明被上诉人无偿帮助李武军介绍购买房屋,不收取费用,双方之间为无偿委托关系,并非房屋买卖关系。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转卖给李武军,应由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事实,但是在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仅提供支付的各项税费,并未提供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任何证据,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人的追认,没有证据支持,证据采信规则错误。从证据举证规则的角度来说,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房屋取得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基于委托关系,被上诉人认为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应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无法证实的,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李武军就77万元的价款构成均认可,即案涉房屋总价款70万元,定金20万元,尾款50万元,7万元用于办理房屋契税等相关支出。也就是说,即便与被上诉人不是无偿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也仅在7万元(即税费、居间服务费等除购房款以外的全部支出)有剩余的情况下收取费用。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应为无偿委托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且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与第三人马春梅之间的关系,应由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收取超出房款以外的数额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属于不当得利。王小强辩称，当时的情况是王小强与第三人马春梅合伙从崔振耕那儿购买了房屋，合同约定，原房主只是配合办理手续，原房主同意，房屋过户到王小强和马春梅指定的第三方名下，所以在此情况下卖给第三人，我给原房主的支付宝的转款记录。2万元的现金，还有分三次一次一万元，转账给房主的女儿，我支付天津中间费4000元，有转款记录。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不是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该驳回上诉。李武军述称，我反对王小强说的，我们是老乡关系，他帮助找房屋，不是他的房，55万元马春梅定的，他骗我说是老乡，说是70万元，7万元是各项费用，不是他的房屋，房主不是他的名字，合同也不是他签的。王新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27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为15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9年4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3日，经天津安家爱之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介绍联系，第三人马春梅与崔振耕签订了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崔振耕自愿将坐落在滨海新区汉沽星达里3号楼402号房屋出售给马春梅，实际成交价格为55万元，房屋产权或租赁权、房屋配套设施过户的相关费用由马春梅承担。马春梅于2019年4月23日交付定金50000元，于同年6月30日之前准备齐全款，办理过户手续当日结清。崔振耕配合马春梅走赠与手续，同意过户到马春梅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合同签订后，王小强向崔振耕及其指定账户支付定金50000元，向经纪公司支付服务费4000元。2019年4月23日，王新梅的前夫李武军给王小强打电话想买一套房。4月25日王小强领李武军去看崔振耕出售给马春梅的坐落在滨海新区汉沽星达里3号楼402号房屋，双方并达成房屋买卖成交价77万元大包干（包括所有税费）的口头协议。当日王新梅向王小强通过手机转账27万元，向崔振耕的女儿唐静转账50万元。王小强交纳赠与税55475.2元，向房管局交纳过户费18373元，并于2019年4月29日将涉案房屋过户到李武军名下。另外，因涉案房屋一直由承租人承租，且房租崔振耕已收取至2019年6月30日，该房屋出售给李武军后，王小强向王新梅支付了2019年5月、6月两个月的房屋租金12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指既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本案中，王小强与王新梅的前夫李武军对买卖滨海新区汉沽星达里3号楼402号房屋就价款、房屋过户等事项达成合意，虽然王小强在买卖房屋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但之后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人的追认，现涉案房屋已交付给了李武军，并已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王小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所以王新梅自愿交付王小强的款项是基于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没有合法根据，不属于不当得利的范畴。判决如下：驳回王新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780元，由王新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三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三方当事人均对一审认定的买房过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收、付款过程以及数额认可一致，故对一审认定的该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是无偿委托关系，只有当事人自己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也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之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经审查，原审卷第48页庭审笔录载明：“第三人李武军陈述：买的时候我就是跟王小强买的，之后买完才知道该房子不是王小强的，商量房价是跟王小强商量的，商量房价是77万元大包干；先给的钱后过户，但是都是一天办理的。”结合实际完成付款并按照当事人指示完成过户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房屋的意思真实，并按照商定购房事宜均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该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综上所述，王新梅依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王小强返还155000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王新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慧文审判员 陈大涵审判员 王利东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樊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