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6415号原告：高文梅，女，195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空军司令部堂食科退休职工，住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伟，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洋桥支行，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楼。负责人：石春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玉松，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职员。原告高文梅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洋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洋桥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文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伟，被告工行洋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玉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文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9月20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一张储蓄存折和储蓄卡用于正常储蓄和消费。2019年11月8日，原告在办理缴存2019年暖气费时发现储蓄卡内3万多元存款没有了。后通过银行智能机查询发现储蓄卡内3万多元存款在2019年10月10日和11日在山东省平邑营业部被他人通过ATM机分六次取款总计30500元。原告当即于2019年11月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报案并接受询问。原告认为，原被告之前签订储蓄存款合同，被告应该保护原告的利益不受他人侵害。期间，原告找被告协商解决损失问题，但被告至今未能给予答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高文梅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存折及牡丹灵通卡明细，证明与被告之间形成存款储蓄合同关系；2、借记卡异地取款截图，证明卡内存款于2019年10月10日及11日被异地取款事实；3、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受案回执和询问通知书，证明发现卡内存款被异地取出后及时报案事实。4、证人证言三份。其中车金国的证言内容大意为：我与高文梅系夫妻，自2019年6月至今我和爱人从未离开北京；车云飞的证言内容为高文梅系我母亲，我们一家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受到了党和国家良好的教育，从未做过违法之事。2019年6月至银行卡被盗刷期间，乃至今天我们一家从未离开过北京，一直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西路8号院1号楼1903室。高文梅的银行卡也一直在家中妥善保管，从未转借他人，也没有透露个人密码。章琴的证言内容大意为，我与高文梅系邻居、朋友关系，每天和高文梅大姐一起遛狗、公园健身，可以证明高文梅自2019年6月至今没有离开过北京。上述证人证言用以证明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11日诉争交易发生期间其本人在北京，银行卡亦在其处。工行洋桥支行对上述证据1-3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认可，但认为无法证明银行卡被他人盗刷或他人违法支取；对证据4，认为证人均与高文梅有利害关系，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工行洋桥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系在诉争交易后一个月发现存款余额不对才进行报案。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诉争交易被盗刷或未经原告允许的盗刷。诉争交易系通过原告牡丹灵通卡凭密码在山东某ATM机取款，按照牡丹灵通卡章程第九条规定，凡使用牡丹灵通卡和密码交易成功是本人所为。基于此，诉争交易是必须使用牡丹灵通卡及设定密码，没有密码则交易无法成功。原告有保管义务。原告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原告主张的盗刷或使用伪卡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不能成立。且既然原告已经报案，本案应中止审理。工行洋桥支行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牡丹灵通卡申请表，证明高文梅签字确认保证所填资料真实并愿意遵守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章程，且申请表上没有勾选手机银行、电话银行；2、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章程，证明该章程第八条规定持卡人凭卡和密码取现。第九条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第十条规定持卡人须妥善保管牡丹灵通卡和个人密码。3、高文梅借记卡交易明细，证明诉争交易系通过ATM交易取现，，地点在山东临沂4、诉争交易ATM查询结果，证明诉争交易均是本人凭密码取现成功。5、ATM机取款现场录像截屏，显示取现人体型较瘦，无法确认是谁，但能确定不是高文梅本人。高文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但对证据2、4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账号×××）及牡丹灵通卡（账号×××）交易明细、借记卡异地取款截图、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受案回执和询问通知书、牡丹灵通卡申请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章程、ATM查询结果、ATM机取款现场录像截屏，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现有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1月17日，高文梅在工行洋桥支行填写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牡丹灵通卡申请表，申请内容为换卡，旧卡号×××，新卡号为×××，未办理短信余额提醒业务。上述银行卡在2019年10月10日23：57:01至2019年10月10日23：58:14在山东临沂平邑支行营业部通过ATM机发生四笔交易，每笔均为5000元，合计20000元；2019年10月11日00：00:51至2019年10月11日00：01:34在同一地点以同一方式发生三笔交易，合计10500元。庭审中，高文梅主张上述交易并非其本人所进行，2019年10月10日至11日其本人在北京，诉争银行卡在交易发生时仍在其处，未丢失、未将该卡交与他人，亦未将该卡交易密码告知他人。在2019年11月8日再次使用银行卡缴费时发现存款余额出现异常，并于当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向高文梅出具京公海（羊）受案字【2019】000821号受案回执，显示2019年11月8日报称的高文梅被信用卡诈骗案已受理，此案尚未侦破。庭审中，高文梅另称在发现卡内余额异常后因已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卡内余额所剩无几情况下未再办理挂失，因需用此卡缴纳歌华有线电视费，故此后仅存入两笔20元后，未再使用该卡交易。本院认为，高文梅在工行洋桥支行开办银行卡并将钱款存入该卡账户后，高文梅与工行洋桥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银行卡交易是否属于伪卡盗刷行为；2、工行洋桥支行是否应当给付高文梅诉争交易款项；3、凭密码交易视为本人交易的条款是否可以免除银行的责任；4、本案是否涉及“先刑后民”。一、本案银行卡交易是否属于伪卡盗刷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银行卡交易发生于2019年10月10日23：57:01至2019年10月11日00：01:34期间，，地点在山东临沂平邑支行营业部高文梅已提供家人、邻居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上述时间其身在北京且银行卡在其处，工行洋桥支行虽不认可证人证言的效力，但未提交反驳证据。高文梅在2019年11月8日发现银行账户异常变动后，立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虽然工行洋桥支行提供了涉案ATM机录像截屏，但未提交取款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用于证明涉案银行卡的交易经过，且认可录像截屏中的取款人非高文梅本人。2009年8月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意见》要求：商业银行要加强ATM机巡检，重点检查ATM机电视监控、“110”联动报警等技防设施工作是否正常；有关ATM机交易集中监控、实时视频监控或机具感应功能要在2012年底前实现；商业银行对ATM机监控录像的保存时间要在30天的基础上逐步延长，直至达到3个月以上；对有疑点的录像至少要保存3个月，以利于发现案件线索。涉案ATM机虽非工行洋桥支行布设，但由其联网通用，属于其向持卡人履行借记卡服务合同的工具，工行洋桥支行应向客户保证该ATM机的监控系统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要求。现高文梅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本人和诉争银行卡不在交易现场，而工行洋桥支行无法提供涉案银行卡交易的监控录像，提供的监控录像截屏亦确认取款人非高文梅本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交易系高文梅本人或其授权的人所为。故本院认定涉案银行卡交易系伪卡盗刷行为。二、工行洋桥支行是否应当给付高文梅诉争交易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保证交易系统安全；保证机器设备安全；保证交易环境安全；相关人员尽到审查义务。本案中，在高文梅与工行洋桥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记卡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工行洋桥支行应保障高文梅的存款安全。工行洋桥支行作为涉案银行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对自己的服务设施、设备的性能和服务场所的安全情况比持卡人了解得更多，在履行借记卡合同关系中明显占有优势地位，更有可能遇见可能发生交易风险的环节及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潜在风险的发生，故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的安全使用，并理应承担伪卡识别义务。伪卡盗刷的条件包括银行未能防范卡片的复制和伪卡使用，亦包括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因泄露而被伪卡盗刷人窃取。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的原因又可能存在于银行或持卡人方面。发卡行作为银行卡业务的推出方，本应比持卡人承担更重的防范伪卡盗刷的责任。持卡人高文梅作为银行卡和密码的保管者和使用者应当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分析，在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工行洋桥支行在合同订立和交易过程中都占有积极和主导的地位，在交易安全性方面其举证能力更强，故应由其承担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且其应在高文梅就其对银行卡的使用和密码保管是否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进行解释说明后，由工行洋桥支行对高文梅在银行卡使用中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高文梅主张其一直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且从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来看，高文梅使用频次不高，虽然事发距离报警近一个月时间，也属合理，办理短信余额提醒义务并非法定义务，对于使用频次不高的银行卡客户不办理余额提醒业务亦属合理。事发后高文梅及时报警，且之后除因歌华有线扣款存入两笔20元外，再无使用银行卡，表明尽到了谨慎义务。工行洋桥支行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亦未举证证明高文梅存在对银行卡保管不善、泄漏密码等情形，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工行洋桥支行应在原有存款余额范围内向高文梅履行付款义务。三、凭密码交易视为本人交易的条款是否可以免除银行的责任本案中，虽然工行洋桥支行主张凡是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应视为持卡人本人进行的交易，但这一结论的前提不应包括“伪卡”这一情形。上文分析已认定涉案交易属于伪卡交易，在没有证据证明高文梅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银行的利益以及高文梅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的前提下，不应由高文梅承担相应责任。高文梅在发现卡内余额变动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采取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故工行洋桥支行应当承担高文梅的资金损失。四、本案是否涉及“先刑后民”关于工行洋桥支行主张本案应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对此本院认为，高文梅与工行洋桥支行之间系储蓄合同关系，高文梅与实际刷卡人之间系侵权关系，现高文梅依据储蓄合同向工行洋桥支行主张违约责任并无不妥。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构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故高文梅的起诉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借记卡合同关系，与他人利用伪卡实施盗刷行为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并不影响工行洋桥支行对高文梅的民事责任承担，本案无需等待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故对工行洋桥支行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高文梅要求工行洋桥支行赔偿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洋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高文梅存款本金共计30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洋桥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习文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卢刘华书 记 员 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