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96号 上诉人（被执行人、原审原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 法定代表人：赵中华，董事长。 上诉人（被执行人、原审原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住所地中国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宁波路东段377号1幢21—22层。 负责人：杨延昭，总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喆，湖北蕙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嫚嫚，湖北蕙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人、原审被告）：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牛成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天荣，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局集团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局成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川71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喆、龚嫚嫚，被上诉人中诚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天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中诚信托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涉嫌刘庆伟等人个人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刘庆伟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时，九局集团公司已经解除了其九局成都分公司负责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刘庆伟通过私刻的公司公章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案涉系列合同，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从中诚信托公司骗取4000万元贷款，并将4000万元巨额贷款通过虚假开设的成都工程公司银行账户转入其控制的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账户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已对刘庆伟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正式立案，目前正在侦查当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结合目前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贷款与刑事案件涉案贷款属同一事实，故本案虽为民事诉讼，但鉴于刘庆伟涉嫌的刑事犯罪足以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故理应按照“先刑后民”原则，移送相关部门审查处理，而非在刑事案件未终结时，直接对民事案件作出裁判。 二、案涉《保证合同》系无效合同。（一）从上诉人提交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出具的鉴定文书可知，案涉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上的公章均为伪造，《保证合同》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证明该主张，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侦查机关在侦办刘庆伟犯罪案件过程中形成的笔录以证实其私刻印章擅自使用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不仅未依法调取该至关重要的证据，还以“国家有权机关尚未就伪造公章的事实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为由认可合同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案涉《保证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刘庆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案涉《借款合同》，骗取贷款后转至众意达公司，查明前述转款的事实，有助于厘清案件真相。但一审法院不仅未依法调取该至关重要的证据，却以“至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诉称其收到案涉款项后又将款项转给众意达公司的事实，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为理由，故意回避了刘庆伟骗取贷款的客观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九局成都分公司尚未获得九局集团公司授权，其作出的《保证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获得总公司的书面授权并取得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属于法律对于公司以及分公司对外担保的强制性规定，相对人必须对此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若违反上述的强制性规定，担保行为归属于无效。 三、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后，九局集团公司及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中诚信托公司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一）刘庆伟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私刻公司印章骗取中诚信托公司贷款，该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应由其个人直接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二）中诚信托公司并非善意，原因如下：1.中诚信托公司无法提供用于签订《保证合同》的《授权书》原件，中诚信托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多次声称前往九局集团公司核实《授权书》的真伪，并提供了现场照片。但是通过中诚信托公司提供照片所反映的情况并非是九局集团公司向中诚信托公司借款，而是向某村镇银行借款，且该《授权书》上并未就九局成都分公司向中诚信托公司进行担保一事进行授权，中诚信托公司在明知案涉贷款存在分支机构对外保证的情况，并未前往九局集团公司核实公司是否知晓并同意案涉担保，也未核实《授权书》《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会决议》《成都工程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其上加盖的九局集团公司公章的真伪；2.中诚信托公司在订立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3.成都工程公司是一家注册资金仅为人民币20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而中诚公司作为一家长期从事信托、融资、理财等专业性公司，其未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对借款人、保证人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系违规放贷。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不应对中诚信托公司承担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该规定的适用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二是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了合同相对方的财产。在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依据《借款合同》取得中诚信托公司的贷款。因此，不存在向其返还贷款的民事责任问题。（四）本案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应当根据第五条关于“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由于九局集团公司及九局成都分公司并无过错，故应认定二者不承担责任。 四、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公证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判决不予执行且应当追加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公证处（以下简称高新公证处）为第三人。（一）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1.本案系刘庆伟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并不是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所体现的保证关系。2.案涉公证债权文书上记载本案《保证合同》是于2016年10月24日在北京签订，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向公证处申请公证的时间系同一天，地，地点却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方当事人显然不可能在同一天内从北京签约再赶到成都办理公证，且在一审证据交换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自认案涉《借款合同》是在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升房地产公司）的成都办公室签订，故案涉合同并非是在北京市签订的，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所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判决不予执行。（二）公证程序严重违法。1.高新公证处作为公证机构，理应知道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得对外担保，但其无视该法律规定及公证审核义务，在未审慎核实案涉《授权书》原件的情况下为提供虚假授权的分支机构办理保证合同强制执行公证书，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相关规定，公证申请人需现场接受公证员的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身份审查、权利审查及材料审查。本案中，中诚信托公司未实际参与公证，中诚信托公司在公证申请书和告知函送达回证上均未加盖公章，高新公证处对此未尽审慎审查义务。3.公证机关出具的《核实函》要求上诉人在发函之前回复意见，明显剥夺了上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公证机构存在过错的情形。（三）本案有必要追加高新公证处为本案第三人以当庭核实相关重要事实。 五、一审法院应当中止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案外人对执行的财产提出了确有理由的异议，就意味着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可能有错误。对案外人的异议在审结以前应当中止执行程序，本案能否继续执行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结果。结合本案事实，由于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已经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且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中诚信托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事实和理由：第一，刘庆伟涉嫌骗取贷款罪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应当分别审理。第二，工商信息显示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刘庆伟系九局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总经理，直到2017年4月13日才变更为杨延昭，刘庆伟是以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名义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中诚信托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作为签约双方当事人主体合法，合同内容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合法，客体也合法。第三，刘庆伟是在获得九局集团公司授权的基础上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授权书》[中铁九局授（2015）12号]是早在2015年就授权给刘庆伟，刘庆伟自该《授权书》签发之日起的三年内都具有在西南地区融资的权利，且资方西部资产管理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同到沈阳九局集团公司的办公场所现场确认了该《授权书》的真实性。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予执行高新公证处出具的（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7号债权文书公证书；2.确认案涉的《保证合同》属无效合同；3.判决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中诚信托公司不承担任何给付责任，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中诚信托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一）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签订的事实 2016年10月24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甲方，借款人）与中诚信托公司（乙方，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编号：2016ＦＴ0298ＪＫ01），主要约定：1.借款金额为不超过4000万元，具体以实际发放金额为准。2.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实际发放之日计算。3.借款用途为补充借款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流动资金需求。4.年利率为15%。5.乙方将借款一次性发放至甲方的贷款专户，甲方的贷款专户信息为：户名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账号为02×××60，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青羊支行。6.借款本金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且利随本清。7.甲方还款义务的担保方式为：（1）抵押担保：四川朗力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力公司）将2977.94平方米房地产抵押给乙方，建升房地产公司将2133.95平方米房产和210个车位抵押给乙方；（2）保证担保：九局成都分公司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8.强制执行公证：双方共同确认，双方已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强制执行公证的含义、内容、程序、效力等规定有完全明确的了解，经慎重考虑决定，双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高新公证处对本合同办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甲方承诺，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时，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乙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直接向乙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甲方放弃乙方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抗辩权。9.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10.附则：甲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合同已经得到其股东会、董事会或相应的有权机构的授权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企业章程的规定，若甲方违反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的其他规定而签署本合同，因此而产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不得以此为由对抗本合同项下责任的承担和义务的履行。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加盖有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公章并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庆伟的签字；合同的乙方落款处，加盖有中诚信托公司的公章并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成立的签字。 《借款合同》签订后，中诚信托公司按约定于2016年11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支付了出借金额4000万元，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载明的收款人信息为：名称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账号为02×××60，开户行为成都农商银行青羊支行。 2016年10月24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甲方，借款人）与中诚信托公司（乙方，贷款人）、九局成都分公司（丙方，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主要约定：1.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依据编号为2016FT0298JK01的《借款合同》向甲方发放借款而形成的债权，本金金额为4000万元整（以实际发放金额为准），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相关费用（如有）、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其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2.丙方对上述所列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或延期还款文件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4.丙方承诺其有权签署本合同。5.如果乙方在主合同项下享有的债权附有其他形式的担保的，则无论其他形式的担保是否由甲方自己提供，丙方不得以乙方尚未行使其他形式的担保权利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权利发生变更或被放弃为由，拒绝承担本合同所约定的保证责任。6.强制执行公证：各方共同确认已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强制执行公证的含义、内容、程序、效力等规定有完全明确的了解，经慎重考虑决定，各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高新公证处对本合同办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7.本合同由甲方、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各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加盖有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公章并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庆伟的签字；合同的乙方落款处，加盖有中诚信托公司的公章并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成立的签字；合同的丙方落款处，加盖有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公章并有该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刘庆伟的签字。 同时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10月24日，朗力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还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主要约定朗力公司自愿为前述4000万元借款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编号“自房权证2016字第××号”产权证项下2977.94平方米的房地产权（座落：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东兴寺街檀木林综合楼）。2016年10月28日，该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已在四川省自贡市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权登记。 2016年10月24日，建升房地产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还分别签订两份《房地产抵押合同》，主要约定建升房地产公司自愿为前述4000万元借款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分别为编号“权209894号”产权证项下2133.9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座落：四川省郫县三道堰镇一堰路49号中铁堰澜山一至三层）和编号“权0219994号”产权证项下210个车位（座落：四川省郫县三道堰镇一堰路49号地下室负一层）。2016年11月2日，上述两份《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已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权登记。 还查明：2016年10月14日的《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载明，公司参会股东同意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申请向中诚信托公司借款4000万元，期限6个月。在该决议上加盖了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公章。 2015年2月10日的《授权书》[中铁九局授（2015）12号]主要载明，九局集团公司授权九局成都分公司可以在当地金融机构融资，并授权该分公司可以对第三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连带责任保证产生的法律责任由集团公司全部承担，还授权该分公司总经理刘庆伟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签署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本，授权有效期三年。该《授权书》加盖有九局集团公司公章。 2016年9月13日的《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主要载明，公司参会人员认定九局集团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对九局成都分公司出具的《授权书》[中铁九局授（2015）12号]，确系该公司出具，真实有效。该办公会决议加盖有九局集团公司公章。 九局成都分公司还向中诚信托公司出具《同意担保函》，主要载明：该分公司同意为借款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贷款担保，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由该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高新公证处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事实 2016年11月4日，根据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和中诚信托公司的申请，高新公证处出具（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主要载明：双方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上当事人的签名、捺指印以及印章均属实；自《借款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2016年11月4日，根据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中诚信托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申请，高新公证处出具（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主要载明：三方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合同上当事人的签名、名章及印章均属实；自《保证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同时查明：2016年11月4日，根据朗力公司、建升房地产公司、中诚信托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申请，高新公证处分别出具（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8号、第6389号、第639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对各方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的前述三份《房地产抵押合同》，自该合同生效、抵押登记办理完毕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还查明：1.在2016年10月24日办理公证时，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和建升房地产公司、朗力公司还作出《承诺书》，承诺当借款人、担保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担保责任时，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借款人、担保人自愿放弃抗辩权，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2.在高新公证处关于办理（担保）借款合同公证事项告知当事人的有关内容中，上述四家公司（分公司）表示已明确知道（担保）借款合同公证事项中主要享有的权利、义务，该公证事项的主要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主要法律后果。3.在高新公证处谈话笔录中，上述四家公司（分公司）表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协商一致，无欺诈、胁迫行为；九局成都分公司还表示，该分公司的权力机构出具有《授权书》、办公会决议、同意担保函，并且内容是真实、合法的；上述四家公司（分公司）还表示，合同书上当事人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名、盖章都是真实的。 2017年3月2日，根据中诚信托公司的申请，高新公证处出具（2017）成高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主要载明：被申请执行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朗力公司、建升房地产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执行标的：借款本金400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1510344.79元，公证费8000元。 2017年7月13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向高新公证处提出公证复查申请，同年8月15日，高新公证处作出（2017）成高证复字第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贷担保关系真实有效，公证书内容合法，公证办理程序无误”，“维持（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与（2017）成高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根据该《公证复查决定书》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系在建升房地产公司办公场所签订并办理公证。2.办理公证时，刘庆伟本人在场。3.《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及附带的《授权书》、九局成都分公司《同意担保函》系在办理公证时出示并由公证员现场核验。4.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在办理公证时称《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及附带的《授权书》系该债权人工作人员至辽宁省沈阳市局集团公司办公楼当面见证办理。5.《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及公证材料系刘庆伟当公证员之面签署，并由刘庆伟指派工作人员分别加盖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 （三）工商登记的事实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成立，属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九局集团公司。根据该公司营业执照显示，从2014年6月9日起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2019年8月1日）的期间，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庆伟。 九局成都分公司于2007年3月19日成立，系九局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从该分公司成立之日起，其主要负责人为刘庆伟（职务为总经理）；2017年2月15日，九局集团公司向市场和质量监管机关申请变更主要负责人为杨延昭，并于同年4月13日完成变更登记。 建升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成立，原股东为四川升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建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4月29日，九局集团公司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建升房地产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67%，另一股东四川建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3%。刘庆伟从2008年4月29日起至2016年11月27日，任建升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四）执行过程及执行异议过程 申请执行人中诚信托公司依据高新公证处出具的（2017）成高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执行，并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川71执25号执行裁定，裁定被执行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建升房地产公司、朗力公司履行债务41658853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108900元，并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上述被执行人共计价值4200万元的财产。 2017年4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71执异34号之一执行裁定，主要内容为：“一、追加九局集团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二、九局集团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中诚信托公司清偿被执行人九局成都分公司的债务”。九局集团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7）川执复73号执行裁定，驳回九局集团公司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法院（2017）川71执异34号之一执行裁定。 执行过程中，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不予执行高新公证处出具的（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第6387号债权文书公证书。2017年4月21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7）川71执异47号执行裁定，驳回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申请。该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7）川执复92号执行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川71执异47号执行裁定，驳回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予执行高新公证处（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申请，并告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执行过程中，九局成都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不予执行高新公证处出具的（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第6387号债权文书公证书。2017年4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71执异48号执行裁定，驳回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申请。该分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7）川执复96号执行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川71执异48号执行裁定，驳回九局成都分公司不予执行高新公证处（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申请，并告知九局成都分公司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五）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 2017年2月9日，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决定对刘庆伟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2017年3月1日对刘庆伟及建升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廖洪治涉嫌共同犯罪进行了批捕。2017年11月30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决定对刘庆伟、廖洪治涉嫌骗取贷款案立案侦查。 另外，根据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的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对三份工商档案材料原件（分别提取自成都市郫都区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成都市金牛区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一份工商档案材料复印件（提取自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中的“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同一性进行了鉴定。2017年11月23日，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成蓉[2017]文鉴437号），鉴定意见为上述四份检材，每一份检材上的“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其他三份检材的印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异议之诉，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焦点是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是否相符。 （一）关于本案《保证合同》是否系九局成都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效力问题。 首先，一审法院（2019）川71民初3号民事判决（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认定本案案涉主合同即4000万元《借款合同》合法有效。 其次，刘庆伟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盖章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刘庆伟系九局成都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其还同时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建升房地产公司（由九局集团公司控股）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保证合同》系在九局集团公司控股的建升房地产公司办公场所签订，且该合同系刘庆伟本人当公证员之面签署，并由刘庆伟指派工作人员加盖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刘庆伟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该分公司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 第三，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九局成都分公司提供的保证取得了法人企业九局集团公司的授权。在办理公证时，刘庆伟本人在场，案涉的《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及附带的《授权书》、九局成都分公司《同意担保函》系在办理公证时出示并由公证员现场核验。其中，《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及附带的《授权书》明确九局集团公司授权九局成都分公司可以对第三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加盖有九局集团公司公章。且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在办理公证时称《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及附带的《授权书》系该债权人工作人员至辽宁省沈阳市局集团公司办公楼当面见证办理。上述事实足以让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九局成都分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已取得其法人企业九局集团公司的授权，中诚信托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无过错。 第四，案涉《借款合同》的交易已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签订后，中诚信托公司已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且该款项系按合同约定支付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成都农商银行青羊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说明中诚信托公司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结合朗力公司、建升房地产公司为担保该笔主债权而分别签订三份《房地产抵押合同》所约定的抵押物均已实际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事实，足以说明案涉的4000万元借款行为系客观真实的交易行为并已实际履行。 第五，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当事人提交的九局集团公司关于免去刘庆伟的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职务的通知以及免去刘庆伟的九局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建升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职务的通知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均系内部管理的文件，且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对外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效力。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交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文件检验鉴定书》，只能证明检材的“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与样本的同名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国家有权机关尚未就伪造公章的事实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故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综上，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刘庆伟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该分公司公章的行为，是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规定，因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九局成都分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已取得其法人企业九局集团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本案《保证合同》为有效合同。同时，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已履行发放贷款的合同义务，但主债务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并未履行还款义务，故九局成都分公司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诉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公章系伪造、《保证合同》属无效合同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至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诉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收到案涉款项后又将款项转给众意达公司的事实，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也不能对抗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故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诉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实际占用、使用款项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 本案（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系根据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中诚信托公司和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申请，由高新公证处出具。在办理公证时，九局成都分公司作出《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抗辩权，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并表示已明确知道担保合同公证事项中主要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该公证事项的主要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主要法律后果；该分公司还向高新公证处表示，《保证合同》是协商一致，无欺诈、胁迫行为，合同书上当事人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名、盖章都是真实的。且在办理公证时，九局成都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刘庆伟本人在场，《保证合同》及公证材料系刘庆伟当公证员之面签署，并由刘庆伟指派工作人员加盖九局成都分公司公章。同时，前述已认定《保证合同》为有效合同。综上，本案（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客观事实相符，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所规定的情形。故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诉称本案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应不予执行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九局集团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应由企业法人九局集团公司承担。且在执行实施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71执异34号之一执行裁定，已裁定追加九局集团公司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2017）川执复73号执行裁定已驳回九局集团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法院的执行裁定。因此，九局集团公司诉称其不应对中诚信托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 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刘庆伟虽涉嫌刑事犯罪分别被相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本案《保证合同》系刘庆伟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签字盖章，前述已认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即使刘庆伟涉嫌刑事犯罪，但九局成都分公司仍然应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作为民商事案件与刘庆伟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诉称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出的追加高新公证处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因该公证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支持。关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出向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申请，因其需要调取证据的材料并不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对证明待证事实并无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该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中诚信托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拟证明：1.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自2013年10月成立至2019年8月16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庆伟，2016年10月24日刘庆伟代表中诚信托公司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的行为系依法履行公司职务行为；2.九局集团公司系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唯一股东，九局集团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存在过度控制，双方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应当否定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 第二组证据：起诉状两份。拟证明：1.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分公司存在恶意虚假诉讼行为。2.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案涉账户除收到本案4000万元贷款外，还收到其他贷款。 第三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487号民事判决书、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辽71刑终9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699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709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15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44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2017）川1932民初313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韶关市中级法院（2018）粤02民终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7民初5055号民事判决书，共计十份判决书、裁定书。拟证明：1.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从成立至今未开展经营，仅为九局集团公司对外融资的工具，且与九局集团公司存在高度的人格混同；2.九局集团公司惯用以签字、印章虚假、提出异议等方式逃废债务，未获支持。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并且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股东九局集团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仅凭该份证据不能否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并且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就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并非恶意虚假诉讼的行为，涉虚假开设的账户仅收取了案涉借款4000万，并非指众意达公司账户仅收取了4000万贷款。对第三组证据中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未生效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全部文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十份裁判书中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本案刑事部分已由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以骗取贷款罪进行了立案侦查，其犯罪事实目前是可以确定的。 本院认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能够反映刘庆伟自2013年10月至2019年8月16日系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之间构成法人人格混同；第二组证据起诉状的内容，系当事人陈述，不能实现中诚信托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裁判文书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无关联，对其关联性与证明力不予采信。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向本院提交两份调证申请书：第一份是向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调取刘庆伟、廖洪治等人涉嫌骗取贷款案中魏芳、魏瑜、王钦凯等三人关于中诚信托公司借款事宜的询问笔录和公章鉴定意见等刑事案卷材料，以证明刘庆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公章、骗取贷款的事实；第二份是向高新公证处调取公证申请材料和对自然人滕曦作为受托人的授权委托书，以证明中诚信托公司未参与公证、公证程序严重违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第一份调取证据申请，现有证据反映的情况是刘庆伟、廖洪治等人涉嫌骗取贷款案尚在侦查阶段，是否存在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具有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上述证据应属其自行应当收集和提供的证据，且该证据不影响本案对待证事实的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对该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其次，对于第二份调取证据申请，经查阅一审卷宗，滕曦作为中诚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经理持有加盖该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中诚信托公司对其授权自始无异议，其有权代理该公司签署相关公证文件，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拟调取该证据所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依照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提出的该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高新公证处于2017年2月22日出具的《核实函》中载明：“现特函告于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建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朗力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若你方对履行义务有异议，请于2016年3月1日前向本处提交异议证据。若无异议本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2日。 2.高新公证处于2017年8月15日出具的（2017）成高证复字第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载明：“三、……公证员潘某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中国邮政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向债务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保证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分公司在签署的承诺函上预留的联系方式分别寄送《核实函》对上述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核实，并告知有异议应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之前提交书面证据。本处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分别查询债务人、保证人工商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债务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仍然登记为刘庆伟，同时本处公证员潘某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用电话依据债务人、保证人在本处预留的联系电话，向债务人、保证人进行核实，债务人、保证人的联系人刘庆伟电话提示已关机，潘晶对此电话核实情况制作了工作笔录。截止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出具执行证书时，本处亦未收到债务人、保证人就《核实函》内容提出的异议。在履行完毕以上手续后，本处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出具了编号为（2017）成高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 3.2016年10月24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甲方，借款人）、中诚信托公司（乙方，贷款人）与九局成都分公司（丙方，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由甲方、乙方、丙方于2016年10月2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 4.滕曦以中诚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经理的身份在公证材料上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为被执行人基于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而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是否相符，其主要涉及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刘庆伟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公证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等问题。 一、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 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主张本案涉及刘庆伟等人骗取贷款等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侦查，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与中诚信托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及相关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与刘庆伟等人涉嫌骗取贷款犯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刘庆伟等人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并不影响本案对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应否基于合同关系承担民事责任的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作为民商事案件与刘庆伟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并无不当，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所持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庆伟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主张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刘庆伟已被解除公司主要负责人身份，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刻公司公章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因涉嫌骗取贷款犯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无效。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本院（2020）川民终9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主合同即《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对于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在九局成都分公司和中诚信托公司之间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善意相对人可以信赖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即使公章为假，也不能当然否认合同的效力，关键还是要看签章之人是否有代表或代理权限。本案中，中诚信托公司已通过举示工商登记信息、《授权书》《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会决议》并佐以公证过程证明刘庆伟签订案涉合同系履职行为，完成了其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应由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举证证明刘庆伟无代表权限且中诚信托公司并非善意相对方。针对刘庆伟的代表权限，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为此举示了《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任免通知》（中铁九局任免[2016]320号），但是，该通知仅为单方出具的内部管理文件，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从2013年10月至2017年4月间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一直系刘庆伟，且对比该通知与九局集团公司出具的中铁九局任免[2016]425号两份《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任免通知》，同一日针对同一人出具的两份任免通知在序号、总经理名章、抄送部门方面均差异较大，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存疑，难以达到证明目的。对于中诚信托公司是否为善意相对方的问题，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主张中诚信托公司未严格审查《授权书》《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会决议》的真实性，在未见九局集团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下与九局成都分公司签订案涉《担保合同》，并非善意相对方。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系九局集团公司的分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九局集团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对外借款提供担保，中诚信托公司查看了《授权书》并取得了《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会决议》，为维护交易效率，不应过分加重作为债权人的中诚信托公司的审查义务，应认定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且并无过错；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主要是为保护公司自身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为其直接控制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进行担保不受此限；第三，因不能排除九局集团公司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可能性，该《授权书》经高新公证处认证且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办公会决议》佐证，应认定其为九局集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结合九局集团公司控股的建升房地产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实际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刘庆伟以九局成都分公司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由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关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主张案涉《保证合同》因刘庆伟涉嫌骗取贷款犯罪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现有证据显示的情况来看，公安机关自2017年对刘庆伟涉嫌骗取贷款罪立案侦查以来，目前尚未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刘庆伟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尚无定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关于骗取贷款罪的规定来看，骗取贷款罪针对的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行为，骗取贷款罪并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构成要件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刘庆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刻公章骗取贷款的事实并不同一；即使刘庆伟的行为构成犯罪，在判定合同效力时，也理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有关“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精神，不能仅因合同一方当事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当然认定合同无效，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判断，以保护合同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交易秩序和交易效率。具体到本案中，第一，尚无证据证明案涉《保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通谋或故意；第二，即使刘庆伟涉嫌构成骗取贷款罪，其行为在合同法上也属于单方欺诈，在主合同有效、中诚信托公司作为受欺诈方未依法主张撤销的情形下，该合同不因此而无效。 此外，案涉贷款发放后，借款人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对于款项如何使用，并不影响对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效力的判定。一审判决认为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将案涉款项转给众意达公司的事实，不能对抗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并无明显不当。本案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综上，案涉《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所持案涉《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高新公证处的公证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被执行人未到场且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办理公证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为办理公证的；（三）公证员为本人、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四）公证员办理该项公证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等确认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主张高新公证处在出具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时存在中诚信托公司未到场参与公证以及剥夺了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出异议的权利等严重程序违法的问题。对此，本院分述如下： 对于中诚信托公司是否到场参与公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滕曦作为中诚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经理持有加盖该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中诚信托公司作为当事人自始未对其工作人员滕曦的授权提出过异议，滕曦代理中诚信托公司签署相关公证文件，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应到场办理公证，而对于债权人中诚信托公司并无此强制要求。 对于是否剥夺了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提出异议的权利的问题。本院认为，高新公证处出具案涉（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6号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时间为2016年11月4日、出具《核实函》的时间是2017年2月22日，其在《核实函》中要求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在“2016年3月1日前提交书面异议证据”明显系笔误，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其他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 对于案涉《保证合同》实际签订地为成都，但案涉公证债权文书中记载为北京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合同》的第十八条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为北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关于“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案涉公证债权文书将北京认定为案涉《保证合同》的签订地并非错误。 另外，关于应否追加高新公证处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院已在2020年5月20日作出的（2020）川民终96号民事裁定中驳回了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追加高新公证处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具体原因在此不赘。对于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上诉主张的中止本案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问题，本案审理期间，相关执行程序本已处于中止执行状态，至于本案审理终结后是否还存在其他阻却执行的因素，已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一审判决确定本案（2016）成高证经字第63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客观事实相符并无不当。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 静 审 判 员  段 玲 审 判 员  邓长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彭晓瑞 书 记 员  于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