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7894号原告：章波，男，198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渭武，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炜华，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代红明，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明明，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大峰，女，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德灵，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波与被告代红明、彭大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渭武、梁炜华，被告代红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明明，被告彭大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德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代红明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65802元及利息（以665802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5月22日起计至被告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彭大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代红明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40702元及利息（以640702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5月22日起计至被告全部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代红明系多年朋友及老乡关系。自2014年开始至2017年止，原告与被告代红明因资金周转需要时常互相拆借资金，原告与被告代红明互相拆借过程中并未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正式对账及结算。1.从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代红明向原告有许多借款，根据原告与被告代红明的银行交易明细，经原告统计，原告除了归还向被告代红明借款的本息，被告代红明尚欠原告235772元（后变更为210672元）。2.2014年9月14日至2015年12月11日，被告代红明因资金短缺向原告借款，原告当时无资金出借，故原告依被告代红明要求以信用卡刷卡套现的方式将借款转入端州区伴月鱼美人美容院（代红明）账户，刷卡8笔，共计389330元。端州区伴月鱼美人美容院属于个体工商户且被告代红明是唯一的经营者，故原告以信用卡刷卡套现方式出借给被告代红明389330元。3.2015年5月7日，被告代红明向原告借款42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1300元，原告通过其配偶伍小艳的招商银行账户向被告代红明汇款40700元。故原告向被告代红明出借的款项共计665802元（后变更为640702元）。综上，被告代红明总共向原告借款665802元（后变更为640702元），原告因与被告代红明一直有资金拆借且与被告代红明系多年朋友及老乡关系，故原告从未就上述出借款项与被告代红明进行结算也未针对上述款项对被告代红明进行催收。被告彭大峰与被告代红明系夫妻关系，故被告彭大峰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代红明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告与我之间自2010年相识之后，双方通过借款、借用信用卡消费后还款、利用信用卡套现等方式进行频繁、连续的资金拆借，原告仅截取2014年至2016年的部分交易流水，不足以完整反应双方的真实资金往来过程。2.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11月14日期间，原告与我之间共计有81笔资金交易往来，其中我收取原告资金的流水共计50笔。在这50笔收款记录中，其中序号4-6、16-20、26-29、32-35、38-41、63的流水对应的款项性质是原告借款后的还款，不是借款；序号7-8、30、36、42、47、48、50、53、55、57、63、64、68、71、74、77、81对应的流水是经(2018)粤0113民初1726号生效判决确认的原告支付给我的借款利息，不是借款；序号22-23的两笔流水原告在转账时备注为还卡，不是借款；序号43、58、59、75、76的流水对应的款项性质为原告借用我的信用卡消费后的还款及借用案外人罗澄海信用卡套现后还款，不是借款；序号12、45、65、69、72的流水的款项性质为借款，但均已还款，序号13、46、66、67、70、73对应的流水即我借款后的还款记录。（详见《代红明与章波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11月13日银行账目往来明细表》）。即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我不拖欠原告任何欠款，原告主张我应偿还借款证据不足。3.原告主张2014年9月14日至2015年12月11日通过信用卡套现的方式将借款转入端州区伴月鱼美人美容院的账户系混淆事实。实际上是原告自身因资金短缺，利用当时我担任美容院财务的便利条件，通过刷美容院pos机将其信用卡可用额度进行套现，款项转入鱼美人美容院账户后，再从门店支取现金或由我支付给原告。此外，原告主张系借款不符合常理，具体表现如下：1）原告主张我借款系因资金短缺，但从我的银行流水来看，原告通过pos刷卡套现前，我的自有资金是足够的，不存在资金短缺需要借款的情况。2）而原告证据第10页显示，原告7月5日银行账户余额仅1500余元，7月6日支出8万余元，在7月6日通过信用卡套现后，其账户才有余额可供消费，原告才存在资金短缺的情况。原告证据第36页、39页也均体现了原告在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2月前后存在资金短缺的情况。3）根据（2018）粤0113民初1726号生效判决确认，2014年9月3日，原告向我借款30万元，2015年9月17日我向原告出借15万元，并均由原告出具欠条，承诺支付利息。而原告主张2014年9月14日、2014年12月11日、2015年9月16日通过pos机套现的方式借款给我却不主张抵扣在先的借款，也不主张借款利息，不要求出具欠条，明显不符合常理。4.原告主张通过伍小艳的账户支付借款40700元给我证据不足，我不予确认。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除银行流水外，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具体借款金额，仅简单对银行流水收支进行加减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所有的资金往来均为借款。且自2014年至今，原告从未要求我出具借款凭证，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也没有进行任何借款催收，银行流水显示的资金金额不是整数且没有任何规律等，上述情况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故此原告主张借款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彭大峰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1.代红明与我已于2020年1月6日离婚；2.对于原告所述的债务以及该债务是否真实的存在，我并不知情，该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我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8）粤0113民初1726号案件（以下简称1726号案）审理情况。2018年2月9日，代红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章波【案号为（2018）粤0113民初1726号】，要求章波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2019年3月11日，本院做出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2014年9月3日和2015年9月16日，章波分别立下借条，向代红明借款30万元和15万元，并约定利息。章波对两笔借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借款本金金额有异议。鉴于章波签署的两份借条均记载“今借到代红明先生人民币叁拾万元正……”“今借到代红明先生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而且借款后，章波是按借款30万元和15万元为本金以借条约定的利息标准向代红明支付利息，故本院认定借款本金为45万元。此外，本院还认定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6月13日期间，章波向代红明转账支付8笔7500元，章波向代红明支付5笔11250元以及章波于2015年3月20日支付的29988元、2015年10月8日支付的8500元（其中7500元为支付利息）、2015年11月28日支付3000元、2015年12月8日支付的8050元、2016年1月5日支付的66250元（其中11250元为支付利息）、2016年4月6日支付的11200元，以及2016年6月13日支付的11250元和2017年11月13日支付的3万元，属于章波支付的借款利息。而2014年9月16日至2016年6月17日，章波向代红明支付的其他款项，因双方均确认除本案借款外，双方有频繁的资金往来，互有拆借资金行为。章波陈述对具体每一笔往来款的用途记不清了，而代红明则对每一笔往来款的用途有明确的说明。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章波主张向代红明转账的其他款项为章波向代红明的还款。而章波主张已全部还清借款给代红明，因章波对每一笔还款，具体多少金额是偿还本金、多少金额是偿付利息，陈述不清；章波所列的还款明细表列明还款利息、扣除利息后还款本金、还款后剩余本金等，所列举的二笔借款最后一笔还款，均存在向代红明多还款的情形，章波的陈述与列表明显与民间借贷付息还本的交易习惯相悖，有违一般常理，故认定章波仅支付相应利息，并未清偿借款本金。综上，本院判决“一、被告章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代红明借款本金4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5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从2016年9月16日起计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代红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章波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粤01民终12096号（以下简称12096号案）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19日，代红明与章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双方一致同意1726号案、12096号案民事判决内容章波最终的履行债务义务金额为60万元。章波现已履行完毕。2.关于本案借款事实。章波主张出借给代红明的款项共分三部分。1）根据章波与代红明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扣减1726号案认定归还代红明的借款本息外，章波制作统计表统计得出，自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11月13日代红明转款给章波29笔，共计1267886元；同一时段章波转款给代红明33笔，共计1478558元；因此代红明尚欠章波210672元（1478558-1267886）。庭审时，代红明主张章波列表中章波转款给代红明的33笔中，有10笔（金额共计364338元）在章波银行流水中的备注为“还款”，不是借款；有1笔（金额3万元）在1726号案中法院已认定为该案的还款；有13笔（金额共计568634元）虽未在章波的银行流水中备注为还款，但实际是还款，在其制作的《代红明与章波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11月14日银行账目往来明细表》中注明了对应的借款；有3笔（金额共计261586元）的款项数字零散，均是信用卡套现后的金额；有5笔（金额共计149000元）确认是章波出借给代红明的借款，但这5笔款项均已偿还，在章波制作的统计表中代红明转款给章波部分均有体现。庭审时，章波解释上述10笔备注为“还款”的款项为何在本案中认为是出借给代红明的借款时称，其认为这些款项是1726号案的还款，但因法院未认定，故此将该部分金额作为借款主张；其确认1笔（金额3万元）的款项确已在1726号案中法院认定为该案的还款；此外，亦确认其在2014年9月之前与代红明也有资金往来，只是认为双方资金已结清，故未再列明。2）章波主张代红明是端州区伴月鱼美人店的个体经营者，由于代红明向其借款，其没钱，其就用自己的信用卡在代红明在该店的pos机刷卡，刷卡的钱进入代红明的账户，即为其向代红明出借款项，刷卡的具体银行、时间和金额是：民生银行5笔，分别为2014年9月14日32000元、2014年12月11日30120元、2015年7月6日100000元、2015年7月6日27000元、2015年9月16日100000元；兴业银行2笔，分别为2015年7月6日14830元、2015年12月11日26000元；华夏银行1笔，2015年10月14日59380元，上述8笔合计389330元。章波庭审时还解释为何其刷卡消费是出借借款时称，其自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在端州区伴月鱼美人店刷卡近40万元，其是生活居住在广州，不可能去端州消费，而且其也未与该店签订任何服务协议，因此这些刷卡是出借借款。代红明不同意该主张，认为从双方的银行流水来看，通过pos刷卡套现前，其自有资金是足够的，不存在资金短缺需要借款的情况。而章波在2015年7月5日银行账户余额仅1500余元，在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2月前后也均存在资金短缺的情况；1726号案件认定2014年9月3日和2015年9月16日其分别出借给章波30万元和15万元，章波均出具欠条，并承诺支付利息，但章波在本案中却主张在2014年9月14日、2014年12月11日、2015年9月16日通过pos机套现的方式借款给代红明，章波在签订2014年9月3日和2015年9月16日欠条时即不主张抵扣在先的借款，也不主张借款利息，也不要求代红明出具欠条，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代红明还申请证人邹某出庭作证。邹某陈述其在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在广州市番禺区美乐美容院鱼美人美乐分院担任前台收银，代红明是该院财务；2015年10月14日和2015年12月11日，章波到该门店通过刷美容院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金额分别为59380元、26000元，并由其本人经手在扣除手续费后从门店营业收入中给章波支取现金。章波不确认邹某证言，认为刷卡距现在4年多时间，正常人不可能对时间、金额记得那么清楚；而且根据美容院的规模不可能随时有这么大量的现金；而且章波与证人关系一般，不可能找证人用信用卡套现。代红明认为邹某因套现而离职，因此对套现事实印象深刻，而且在给章波套现前是请示过代红明的，并非基于其与章波的私人关系，而是基于代红明与章波的私人关系。3）章波主张2015年5月7日其配偶伍小艳通过招商银行向代红明转账40700元，该款为其向代红明的出借借款。代红明认为当日其账户资金余额有20多万元，并无借款的需求，而且是伍小艳的转款，应由伍小艳主张。3.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代红明与彭大峰于2020年1月6日登记离婚。章波主张上述三部分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4.2020年5月27日，本院依章波申请做出（2020）粤0113民初7894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代红明、彭大峰名下价值665802元的财产。章波支付保全费3849元、担保费900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章波主张与代红明之间存在三部分借贷关系，就第一部分借贷关系，章波仅提供其银行流水，通过自行统计的其从代红明处收款以及其向代红明转款，扣减1726号案认定归还代红明的借款本息外，计算得出210672元。首先，章波与代红明自2010年相识之后，双方通过借款、借用信用卡消费后还款、利用信用卡套现等方式进行频繁、连续的资金拆借，章波仅截取2014年至2016年的部分交易流水，不足以完整反应双方的真实资金往来过程。其次，就章波主张的转款给代红明的33笔款项中，有10笔在章波银行流水中的备注为“还款”，不是借款；有1笔在1726号案中法院已认定为该案的还款；其他多笔款项代红明都进行了解释和反驳。第三，章波也承认与代红明之间一直存在资金拆借，但因是多年朋友及老乡关系，未对出借款项出具借条、未进行结算，也从未针对上述款项进行过催收，因此现章波仅凭其银行流水中与代红明往来款项的简单加减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款210672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第二部分借贷关系，章波仅提供其名下信用卡刷卡记录，主张通过刷卡出借借款389330元。首先，章波仅凭其信用卡刷卡记录及陈述，无法让人认可其自行使用信用卡刷卡不是自行消费而是套现出借借款。其次，根据章波的刷卡记录，其于2014年9月14日刷卡32000元、于2015年9月16日100000元，章波主张是套现后出借给代红明，但根据1726号案的查明事实，章波曾于2014年9月3日向代红明借款30万元，于2015年9月17日向代红明借款15万元，并均出具欠条，承诺支付利息。而章波主张在2014年9月14日、2015年9月16日通过pos机套现的方式借款给代红明32000元、100000元，却不主张抵扣在先的借款，既不主张借款利息，也不要求出具欠条，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代红明也提供证人邹某的证言，进一步佐证和反驳了章波关于信用卡套现后出借给代红明的事实，证实章波信用卡套现后自行收取了款项。就第三部分借贷关系，章波也仅提供伍小艳的银行流水，首先，伍小艳虽是章波配偶，但伍小艳是独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现章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伍小艳同意和授权由其用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其次，根据章波和代红明多次频繁的资金拆借往来，仅凭一份银行流水的转账记录亦无法证实款项属于借款。综上所述，章波就其主张与代红明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充分，无法证实其主张，因章波在本案中主张的与代红明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章波要求彭大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章波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章波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4元、保全费3849元、担保费900元，均由原告章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康颖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