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行终2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凯，男，汉族，1960年3月2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法定代表人周燕，区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楼**div>法定代表人杨云昆，局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岔街**>法定代表人施飞，主任。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周凯因诉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日作出的（2019）云01行初1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受理其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凯起诉称，其系昆明403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在昆明市官渡区住房一套，并依法取得该房屋的土地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发布《官渡区五里中央（ＣＢ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其房屋在该征收决定的Ａ地块范围内。官渡区政府授权组织人员于2018年6月25日对其房屋进行断水断网，拆除其水箱、水表、太阳能及楼道内的栏杆。2018年7月31日和2018年8月4日，官渡区政府两次组织人员对其房屋进行暴力拆除，屋内财产被毁于一旦。官渡区政府强制拆除前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事先书面催告、未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未告知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未告知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和期限，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给其造成极大损失。官渡区政府作为涉案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征收人，应当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请求：1.确认官渡区政府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的强拆行为违法；2.由官渡区政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周凯庭审当日与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以下简称官渡区城改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编号：A-19S-1061（回迁））（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庭审中周凯及官渡区政府、第三人官渡区城改局、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吴井街道办）均对《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周凯已经选房入住的事实予以认可。周凯庭审之前未向一审法院披露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庭审中陈述《补偿安置协议》系被迫签订，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当事人起诉时应当初步证明起诉具有事实根据，亦即存在被诉行政行为。具体到本案，周凯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官渡区政府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周凯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有事实根据”，即周凯应当提供基本的证据证明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客观存在。本案中，周凯及第三人官渡区城改局提交的《补偿安置协议》，均能证明周凯已与相关主体就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达成协议，《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补偿安置协议》“第八条乙方的权利义务”第2项明确约定：“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搬迁时间将房屋腾空并交甲方验收。如乙方不能按时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甲方验收的，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优惠及奖励全部自动丧失，且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根据《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周凯应当履行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的义务，故周凯主张在《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后的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8月4日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对于周凯庭审中陈述存在被迫签订协议且协议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的问题。首先，截止一审庭审当日，周凯并未针对《补偿安置协议》提起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补偿安置协议》目前仍是合法有效的；其次，一审开庭之前，周凯从未披露其与相关主体达成上述《补偿安置协议》，直到庭审中才提交《补偿安置协议》并陈述协议签订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和17日，《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其已经入住回迁安置房。周凯在开庭前的陈述明显隐瞒真实情况，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对其后续陈述真实性的判断。周凯提交的报警单及短信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当庭的陈述成立，即不足以证明《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时间在案涉房屋拆除之后。短信记录记载的“洽谈征收事宜”内容亦不能排除涉及签订协议之后的搬迁、腾房事宜；再次，周凯已按照《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选房入住，《补偿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周凯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已经实现，其起诉的强拆行为并不存在。其坚持起诉强拆违法亦无实际意义，不仅徒增诉累，且浪费司法资源。综上，周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官渡区政府存在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周凯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周凯的起诉。周凯上诉称，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真相，错误采信官渡区政府提供的虚假证据材料，证据采信显失公平。官渡区政府未按规定提交证据清单和答辩状，庭审时才向其提交质证意见，违反相关规定。其提交的多份证据能够证明官渡区政府在强迫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前强制拆除了其房屋。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本案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据此，征收补偿协议主要解决的是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被征收人的搬迁损失以及因搬迁引起的停产停业损失问题。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可以据此认定被征收人就房屋的征收以及上述相关事项的补偿与征收人达成了一致。但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上述规定，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显然不包括因违法强制拆除可能给被拆迁人造成的不应有的包括屋内动产在内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失。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的规定，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对可能存在的强制拆除行为依可提起诉讼。本案中，周凯已经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一审庭审中周凯及官渡区政府、第三人官渡区城改局、吴井街道办均对《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周凯已经选房入住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本案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周凯已向官渡区政府移交涉案房屋的事实，周凯仍可就官渡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可能造成的包括屋内物品在内的人身、财产损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周凯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1行初188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 霁审判员 杨志刚审判员 苏雪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胡卿书记员包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