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203行初41号 原告徐文君，女，197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陈明珉，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张亚飞，工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金晓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法定代表人暨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华锋，主任。 委托代理人鲍常红（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芦港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芦港村 法定代表人费健，村长。 委托代理人王小光（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惠明，男，195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徐文君诉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桥镇政府）、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旧村改造中心）、第三人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芦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桥镇芦港村）、徐惠明乡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文君，被告高桥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张亚飞、委托代理人金晓明，被告旧村改造中心的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华锋、委托代理人鲍常红，第三人高桥镇芦港村的委托代理人王小光，第三人徐惠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文君诉称：2002年原告因分户需要，到芦港村去开证明，当时村会计陆全康认为，原告父亲徐惠明为户主，登记在村里的房产是1980年，以包括原告在内的5个家庭成员名义，向当时的生产队审批而来，这些房产就属于5个家庭成员共同所有，于是就出具了一份原告在芦港村有一处房产（面积约为20平方米）的证明，并到派出所完成了分户。后经电力部门核定，安装了一户一表。至此，原告在芦港村有房产是户主的事实，已经形成，并被拆迁办确认。2011年因我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工程需要，原告的20平方米房产进行拆迁。2012年1月1日，原告的父亲为配合当时的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的拆迁工作，在听信了拆迁办的一再承诺和保证，即“先签约的户与后签约的户在拆迁安置补偿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按利益最大化予以调整。确保先拆迁户的根本利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2年1月1日与拆迁办签订了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在以后的签约中，作为子女有的户籍不在当地、有的不是“户主”、有的出嫁女户籍已迁往夫家，都可以从父母处分割房产，拆迁办都以一户一签形式，签订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予以拆迁调产安置补偿。据此，原告认为：1.根据协议第八条内容应调整，签订一份以原告为户主，一户一签形式的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2.根据原告与其父拆迁协议户主栏和签名栏，主体不符的这部分事实，应予撤销，签订一份以原告为户主，一户一签形式的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3.根据原告已拥有20平方米的房产事实，参照《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签订一份以原告为户主，一户一签形式的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予以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原告于2017年第一期安置房分房抽签前向拆迁办负责人施志明反映，施志明认为此是芦港村所为，应去找芦港村沟通，然而遭到芦港村的蛮横无理拒绝。因此，原告最终无法参与2017年8月31日的分房抽签。此后，原告就找被告高桥镇政府领导反映。2019年12月19日，收到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答复。原告阅后，感到在这次拆迁公务中，因芦港村在高桥镇政府同意下，违法制定了芦港版的拆迁操作细则，并获得了宁波市鄞州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批准。成为了又一拆迁主管单位。至此，导致原告成为不能依法按时得到拆迁补偿安置房的另类被拆迁户。根据以上事实，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两户合签的原告并未签字确认的《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工程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并根据原告已拥有20平方米的房产事实，签订一份以原告为户主，一户一签形式的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 被告高桥镇政府辩称：一、原告诉称的约20平方米的房屋，系其父徐惠明于1980年由其父建造的，当时其父还建造了一间二层楼房。因此，该约20平方米的房屋和一间二层楼房属于徐惠明家庭住房。二、原告诉称的因其2002年分户，经其要求，当时芦港村会计陆全康出具了一份原告在芦港村有一处面积约为20平方米的房产，以后并完成了分户。被告至今未见到该证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芦港村也不具有房屋所有权确认资格。仅凭该证明也不能确认原告具有该约20平方米面积的房屋。水、电开户更加不能证明房屋权属。三、2007年，原告以大龄青年且无独立农村宅基地房屋为由，向芦港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大龄青年安置房，后取得位于宁波市××区××江岸××家小区××室，房屋建筑面积104.77平方米的住房。上述事实，可证明原告无本案诉争的约20平方米房屋产权。否则，原告取得大龄青年安置房就不符合条件了。四、根据原告与高桥镇新村建设办公室签订的《高桥镇吴江岸苏家小区大龄青年入住协议》，假如原告有独立的农村集体宅基地房屋，按协议约定，也应事先拆除的，宅基地使用权由村收回。同时根据《宁波市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原告入住新村的，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应由村收回。综上所述，原告无本案诉争的建筑面积约20平方米房屋的独立产权，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旧村改造中心辩称：一、2011年，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公告，对高桥镇长乐村、芦港村、高峰村、高桥村、江南村等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实施拆迁。拆迁人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拆迁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第三人徐惠明位于芦港村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原告徐文君系徐惠明的女儿。2012年1月1日，拆迁实施单位经与原告协商，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工程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调产安置面积已经包含了原告主张的约20平方米房屋。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应当以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记载的事项作为安置计户依据。《条例》赋予拆迁人以户为单位进行安置，户内成员（包括房屋共有权人）无权请求单独计户安置。因此，拆迁实施单位对徐惠明的安置，并无不当。2007年11月，原告与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新村建设办公室签订了《高桥镇吴江岸苏家小区大龄青年入住协议》，以优惠价格购得一套建筑面积104.77平方米的住房，已经享受过大龄青年购房优惠政策。因此，原告亦不具有分户安置的条件。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且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高桥镇芦港村称：一、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二、第三人高桥镇芦港村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驳回其起诉。根据2020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即2015年5月1日之前订立的拆迁协议不作为行政协议处理，不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本案中原告父亲与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已包含了原告主张权利的20平方米。原告基于该20平方米主张权利不适用行政协议的相关规定，应按当时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处理。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徐惠明称：第三人徐惠明于2012年1月1日签订《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是为了配合拆迁，当时是拆迁办工作人员。根据合同第八条内容即“先签约的户与后签约的户在拆迁安置补偿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按利益最大化予以调整。确保先拆迁户的根本利益”，应该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9日，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发布甬鄞拆公［2011］07号《宁波市鄞州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公告》，对高桥镇长乐村、芦港村、高峰村、高桥村、江南村等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实施拆迁；拆迁人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拆迁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第三人（即原告父亲）徐惠明位于高桥镇芦港村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2012年1月1日，拆迁实施单位经与第三人徐惠明协商，签订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工程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双方对第三人徐惠明房屋的可补偿安置面积进行了确定，其中包括涉诉的20平方米的面积；协议还就有关补贴和奖励、调产安置房屋补偿面积、搬迁期限等进行了约定。2007年11月25日，原告与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新村建设办公室签订了《高桥镇吴江岸苏家小区大龄青年入住协议》，原告承诺本人入住吴江岸苏家小区的申请，无弄虚作假和欺骗行为，同时承诺如有附加旧房无偿拆除的，先签订好旧房拆除协议并保证按规定办理拆除手续，否则本协议应视为不生效，并以优惠价格购得一套位于高桥镇××江岸××家小区××室建筑面积为104.77平方米的住房。后原告认为涉诉的20平方米的面积未被单独立户补偿不当，多次向被告高桥镇政府反映要求纠正，均被拒绝。原告遂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解决。 另查明，2016年，因区划调整，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整体并入宁波市海曙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分别对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即应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时起六个月内提出。未告知诉权的，最长不超过一年。如果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则法院不予受理。本院认为，第三人徐惠明即原告父亲于2012年1月1日与被告高桥镇政府下属的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议，其中包括涉诉的20平方米的面积。原告自认对该拆迁协议的具体内容在协议签订次日就已知悉，原告认为协议内容有误，但直至2020年4月7日才诉至法院，早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徐文君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永达 人民陪审员  孔联军 人民陪审员  虞如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陈雨晴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