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16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涛，男，1980年3月8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临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强，陕西致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银恒，男，198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亮，陕西融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某，男，200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西安市高陵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82年6月7日出生，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系雷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迪，西安市高陵区泾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82年6月7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迪，西安市高陵区泾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先娥，女，195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迪，西安市高陵区泾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男，198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高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蕊，女，198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高陵区。系王**之妻。 上诉人姜涛、银恒因与被上诉人雷某、杨某、白先娥、王**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7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姜涛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雷永康处于醉酒状态没有客观依据，其死后没有检测血液酒精浓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雷永康跳渔池溺水死亡是雷永康故意造成的，姜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当天姜涛说了开玩笑的话，但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知道玩笑不对任何人产生约束力。雷永康跳渔池之前是清醒的，后果应自行承担。三、一审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即判决姜涛承担30%赔偿责任明显错误。雷永康应负主要责任，银恒作为渔池的经营者，在尚有人垂钓、就餐的情况下自行休息，未对经营活动尽到管理责任，也不具备施救能力，应承担次要责任。姜涛和王**作为同饮者，即使承担责任也只承担轻微、同等责任。一审判决没有明确何方责任大小，且雷永康自身责任不到50%，显失公平。同时一审判决仅仅依据王**与杨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判决王**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王**在本案的赔偿比例是协商的，而姜涛的赔偿比例是法院判决的。同一侵权案件，不同的裁判依据，变相损害了姜涛的利益。四、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明显错误。雷永康及其近亲属均为农民，在农村生活，应适用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损失。 雷某、杨某、白先娥辩称，姜涛称雷永康故意跳渔池，这种态度是对死者以及死者遗属的不敬。死者从某和姜涛回到高陵，相约作陪饮酒，证明关系特别好。事发后第一时间，姜涛在警方的笔录中明确了事发经过，死者是和姜涛、王**打赌，语言刺激之后不知何故坠入渔池。一审查明的事实是基于公安的卷宗。故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比例准确，给未来可能产生的饮酒者敲响警钟，该判决有示范意义，请求维持。 银恒辩称，姜涛、王**、雷永康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银恒应该无责任，其他三方的责任由法院划分。 王**未到庭答辩，但庭后称其已经与雷永康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通过中间人付清了十三万元赔偿款，但一审判决后其并未上诉。 银恒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为银恒不承担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划分责任比例错误。本案中死者本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朋友打赌，明知危险而跳入渔池，应对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作为朋友的姜涛和王**，明知死者饮酒而打赌跳入渔池，且未及时施救导致后果发生，也应承担主要责任。银恒经营的渔池，水深1.4米，四周有围墙，渔池四面均有台阶，渔池旁有警示标志,因此，银恒经营的经营行为与雷永康的溺亡不存在因果关系。银恒自愿赔偿2万元，系补偿行为。银恒此前在法庭承认未尽看护责任系信任受害人家属承诺不要求赔偿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不是真实意思表示。 雷某、杨某、白先娥辩称，姜涛、王**及雷永康在银恒经营的场所垂钓时，无工作人员巡视，银恒回到房间睡觉。渔池周边无警示牌，无救生衣等安全设施。且是否有救助工具和水深没有关系，经营渔池就应该配备救援工具，假如事发时有救生衣或者游泳圈，不会游泳的姜涛和王**也会进入渔池救人。银恒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陈述案发事实是公民的义务，不是免除赔偿义务的条件。故一审法院判决银恒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请求维持。 姜涛辩称，一审判决银恒承担责任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银恒作为渔池的经营者有相应的义务。渔池没有工作人员的巡查，如果有人巡视可能会避免事情的发生。银恒上诉说自己不承担责任，其他两方承担主要责任不符合逻辑。银恒认为姜涛和雷永康的打赌行为与雷永康的死亡有因果关系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雷永康是自己跳水的，与打赌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同意银恒的上诉。 王**未到庭答辩。 雷某、杨某、白先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支付原审原告死亡赔偿金666380元、丧葬费33716.5元、被扶养人雷某抚养费65898元、白先娥抚养费1244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990468.5元。2、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白先娥、杨某、雷某，系雷永康的母亲、妻子、儿子。姜涛与雷永康系朋友关系，王**与雷永康系初中同学。姜涛、王**知道雷永康平时能喝半斤白酒。2017年6月3日，姜涛、雷永康在乾县承包民房建设工程，姜涛下午4时30分左右外出办事回到工地，工地上的工人给姜涛说雷永康喝了约半斤白酒。姜涛、雷永康二人当晚上回到高陵，姜涛夫妇、雷永康夫妇四人在药惠管委会朱闵赵村一个鱼庄吃饭，姜涛、雷永康二人喝了约二两白酒。后姜涛与妻子、儿子及雷永康同去麦张村银恒经营的渔池，与在此处钓鱼的王**会合，姜涛、王**、雷永康三人喝了约一斤半白酒，雷永康喝了约七、八两白酒。6月4日零时许，喝酒的三人喊结账，服务员过来后老板在旁边说饭钱是90元，离老板最近的雷永康掏出100元，服务员收钱后找给雷永康10元钱。雷永康结完帐要姜涛手中的几百元，姜涛对雷永康说“你要几百元干啥呀？跳渔池呀？”雷永康说“几百元能干啥，我不跳。”姜涛又说“我给你一万元，你跳”，姜涛此话说了数次。王**也对雷永康说“我给你再加一万元，你跳下去”。姜涛、王**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当时雷永康处于醉酒状态。上述对话之后过了约十几分钟雷永康上了趟厕所，回来后脱掉上衣放在椅子上，跑到渔池边喊了一声“我跳啦”就跳进渔池，姜涛、王**曾到渔池边看了之后又回到西侧约7、8米的座位上。事发当晚天下着雨，过了一会，姜涛、王**发现渔池水面不见王永康人了，曾在渔池边向其他钓鱼人打探寻找未果，约当日凌晨1时10分，姜涛叫醒在此前已睡觉的渔池老板银恒，告诉银恒有人掉进渔池不见了。银恒因不会游泳未敢下水，姜涛、王**就脱了衣服下水捞人，银恒打电话报警，120、110、119先后到事发渔池，公安卷86页公安消防高陵中队《抢险救援出车单》显示，接警时间2017年6月4日1时12分49秒。出警人员将雷永康从渔池捞起，当日2时许送雷永康到高陵区医院抢救，到医院时雷永康已无明显生命体征，值班医生抢救到凌晨4时许，雷永康无生命体征，值班医生宣布雷永康处于临床死亡状态。法医尸表检验雷永康系溺水死亡，雷永康妻子杨某、兄长雷永军对此结论无异议。 银恒经营的渔池当日水深约1.4米，地面距水面约1.05米，渔池南北长63米，东西宽40米，渔池边沿为斜坡水泥面，姜涛、王**、雷永康三人就餐的餐桌距东侧渔池西沿7.5米。 杨某与雷永康育有一子雷某，生于2004年3月14日，雷永康母亲白先娥生于1953年3月26日，白先娥有子女三人。雷永康**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 2017年6月14日，王**、姜涛各支付雷永康家属10000元。2018年10月22日，王**与杨某达成协议，王**一次性赔偿杨某130000元（10000元已支付），杨某不再追究王**的任何法律责任并放弃一切诉讼权利。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意见王**第一次支付10000元，第二次仅支付100000元，两次支付1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姜涛、王**、雷永康三人饮酒之后，雷永康明显处于醉酒状态，且姜涛、王**知道雷永康平日酒量及当日饮酒情况，期间姜涛多次说让雷永康跳渔池，王**也附和让雷永康跳渔池，姜涛、王**的言语刺激，是雷永康跳入渔池诱因。在雷永康跳入渔池后，也未在第一时间采取施救措施，对雷永康的溺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雷永康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在饮酒之后跳入渔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必然责任。银恒系事发渔池经营者，在尚有人垂钓、就餐的情况下，自己去休息，未对经营活动尽到管理责任，在知道有人在渔池中时，也因不具备施救能力，而延误了施救时间。综上，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法律规定，原审原告诉请的经原审法院核查的897587.20元，姜涛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897587.20元×30%=269276.16元，姜涛已支付的10000元应从中予以扣除；王**与杨某达成130000元赔偿协议之后，仅赔偿110000元，王**应赔偿下欠的20000元；银恒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89758.72元。其余损失，因雷永康具有过错，由原审原告雷某、杨某、白先娥自行承担。姜涛辩解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雷某、杨某、白先娥的诉讼请求之意见，及银恒关于仅承担2万元赔偿责任之意见，与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信姜涛、银恒的辩解。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自己诉讼权利及对雷某、杨某、白先娥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默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姜涛赔偿雷某、杨某、白先娥269276.16元（姜涛已付的10000元应从中予以扣除）；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王**赔偿雷某、杨某、白先娥20000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银恒赔偿雷某、杨某、白先娥89758.72元；四、驳回雷某、杨某、白先娥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450元，减半收取2725元，由姜涛负担817.5元，王**负担545元，银恒负担272.5元，雷某、杨某、白先娥负担1090元。雷某、杨某、白先娥已预交5450元，由本院退付其2725元。（姜涛、王**、银恒在履行判决书确定义务时分别支付给雷某、杨某、白先娥诉讼费817.5元、545元、27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雷某、杨某、白先娥提交以下证据：1、白先娥居住证明；2、东樊村村委会证明；3、鹿苑中学证明；4、户口本复印件；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误，而且高陵自2016年起已经全部转为居民，各辖区村镇都转为街办。银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1只能证明购买了房屋，不能证明是城镇居民；对2认为只能证明是村民，不是居民；对3无异议，但与身份没关系；对4，因为统一都叫居民家庭户，但不能改变其是村民的事实，居住地也在村上。王**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具体质证意见同银恒的质证意见。姜涛对该组证据1-3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要求，且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城镇生活；对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都是粮农，不能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款。 姜涛提交一组雷某、杨某、白先娥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雷某、杨某、白先娥系农村户口，职业为粮农，赔偿款应适用陕西省农村居民相关赔偿标准计算。雷某、杨某、白先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常住人口信息表无公章，且系高陵区城镇一体化之前的旧信息，没有更新，实际上杨某在城镇从事餐饮工作，白先娥随其女常住，并非从事种植业。银恒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关于雷某、杨某、白先娥提交的证据，因均为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异，银恒和王**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姜涛提交的证据，因无原件供核对，本院依法对真实性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奥韵华府小区物业管理处出具居住证明载明，白先娥自2016年9月起入住该小区。西安市高陵区鹿苑中学出具证明载明，雷某在鹿苑中学九年级三班就读。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归纳的争议焦点为：雷永康溺水死亡的侵权责任应当由谁承担，以及相应承担比例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判断各方是否侵权及责任大小应当综合考量各方在本案的行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雷永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行大量饮酒，饮酒之后因他人言语刺激主动跳入渔池，系此次溺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姜涛、王**明知雷永康平日酒量和当日饮酒情况，雷永康当日饮酒已经远超其日常酒量。喝酒期间姜涛多次说让雷永康跳渔池，王**也附和，两人的言语刺激是雷永康跳入渔池的诱因。在雷永康跳入渔池后，姜涛、王**作为同伴，并未及时施救，因此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其中姜涛作为多次同饮者、且首先进行言语刺激，责任应大于王**。银恒作为渔池经营者，在尚有人垂钓、就餐的情况下，并未安排任何值班人员在场管理，未提交证据证明渔池具备警示标志、救生衣等安全措施，未尽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且在一审中其认可未尽看护义务，因此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综合以上全部案情，本院酌定雷永康应自担58%责任，姜涛承担17%的赔偿责任，王**承担15%的赔偿责任，银恒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的责任划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姜涛关于一审划分责任不当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银恒关于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应当适用何种赔偿标准的问题。姜涛上诉主张本案应当适用农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款，但雷永康**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雷某、杨某、白先娥等均以城镇收入为生活来源并在城镇居住、生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款并无不当，姜涛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因各方对一审判决计算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方式均未提出其他异议，本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计算的雷某、白先娥、杨某的各项损失为897587.2元。姜涛承担152589.82元（扣除姜涛已经支付的10000元，还应支付142589.82元），王**承担134638.08元，银恒承担89758.72元，其余损失由雷某、杨某、白先娥自担。另查，王**与杨某已经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王**支付十三万元赔偿金，在协议达成之日现场付清，杨某不再追究王**的任何法律责任并放弃一切诉讼权利。因此，王**就赔偿事宜已经与雷永康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系雷永康家属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赔偿协议履行。二审中王**称其已将十三万付清，但其一审并未到庭答辩，在一审判决后也未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二审其庭后才声称其付清全部赔款，但对此亦未提交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关于王**责任部分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姜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银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7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二、变更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7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姜涛赔偿雷某、杨某、白先娥142589.82元（已扣除支付过的1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450元（雷某、杨某、白先娥已预交），减半收取2725元，由姜涛负担817.5元，王**负担545元，银恒负担272.5元，雷某、杨某、白先娥负担10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37元（姜涛预交5339元，银恒预交898元），由银恒负担898元，雷某、杨某、白先娥负担1339元，姜涛负担4000元。上述款项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洁 审判员  郝卫 审判员  刘溪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白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