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高云，男，1979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吉安市井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华昌，男，1959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吉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文魁，男，1988年9月18日生，汉族，住吉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宝凤，女，1963年5月9日生，汉族，住吉安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宗森，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勇，男，1994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永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焕珍，男，1980年5月7日生，汉族，住吉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涵芝，女，1969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吉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庆，男，198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吉安县。上诉人刘高云与被上诉人梁华昌、罗宝凤、梁文魁、左勇、吴焕珍、张涵芝、吴海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高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支付租金68799元，或梁华昌一家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17250元；2.诉讼费用由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不顾刘高云的反对追加当事人，程序违法。1.刘高云与张涵芝、吴焕珍、吴海庆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刘高云明确反对追加三人为共同被告；2.梁华昌一家抗辩其与左勇、张涵芝、吴焕珍、吴海庆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租赁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不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二、一审法院查明的房屋租赁期间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签订后，被告经营舒心沐足城至2017年8月底，2017年9月，原告就收回五楼房间经营酒店住宿业务。”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经营安康养生会所生意不好，原告从2016年9月中旬就开始安排旅客在五楼入住，2016年10月下旬就大量安排旅客在五楼房间入住，这足以证明原告已经收回房间进行旅客住宿经营。从2016年8月1日到2016年10月下旬，被告方共占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房客约2个半月”，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从2017年9月上旬就已收回五楼房客，并是安排旅客住宿，从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8月底，被告方共占有使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房客3个月”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在公安局调取的一份证明认定上述事实，依据不足，理由如下：1.梁华昌一家在五楼房间经营养生会所期间，掌管了房卡，房间使用记录不能证明是谁在经营；2.酒店爆满时，刘高云经过梁华昌的允许确实开过五楼的房间，但只有41条记录，与一审法院认定“大量安排旅客在五楼入住”不相符；3.刘高云没有经过梁华昌的允许擅自使用租赁房间，不是根本违约，梁华昌没有损失，其对实际损失也未提起反诉；4.开房记录与梁华昌自认经营期间、证据相互矛盾，开房记录证明房屋被收回，2016年9月到2017年6月份有31条开房记录，但梁华昌提交的《报表》证明其自10月1日至10月9日每天在经营，梁华昌提供的微信记录民间借贷结算表证明，其自认2016年9月、10月、11月同意每月18000元的租金抵扣其借款本息，证明2016年9、10、11月及2017年6月期间都在经营；5.房间记录不准确，没有连续租住4个月的旅客。合理解释是客人开房后，房卡在梁华昌处，没有及时退房登记，证实刘高云没有收回五楼进行经营。三、一审法院认定梁华昌拖欠的租金金额错误。一审时，刘高云起诉的租金金额是36万元，考虑到梁华昌的实际情况，刘高云与梁华昌通过协商结算民间借贷和租金，梁华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梁华昌自己手写的“清算表”可以证明梁华昌对双方的民间借贷、租金的计算和抵扣的过程，证明抵扣租金61500元及水电网费7299元，合计68799元。二审中，刘高云从有利于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主张梁华昌按自认的欠付金额支付租金68799元。四、一审法院认定的大量事实与本案无关，判决张涵芝、吴焕珍、吴海庆等人按份额承担责任缺乏依据。1.一审法院依据梁华昌提供的真伪不明的合伙协议，判决吴焕珍等人按份额向刘高云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一边判决各被上诉人按份额向刘高云支付租金，又判决各被上诉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存在逻辑矛盾。五、一审法院判决“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后，清偿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成安的数额，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六、按一审法院确定的租赁期间确定欠付租金，也存在错误，少计算了17250元。1.2016年第一段租期少计算了一个半月，2016年11月份，梁华昌还在经营养生会所，按照一审法院的计算方式，也少计算了一个半月的租金。分摊到梁华昌一家身上，梁华昌应承担第一结算租期内的租金3.6万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25万元，少计算13500元。2.2017年第二段租期内，根据罗宝凤和左勇签订的《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合作经营的第一个月2017年6月1日-2017年6月30日，双方费用承担情况：甲方承担房屋租金和收银员工资，乙方承担楼面管理员、服务员和保洁员工资”，左勇不承担第一个月的租金，第一个月所有的租金都应该由梁华昌一家承担。所以第二段租期（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8月底）总租金为45000元，罗宝凤一方应承担第一个月全部租金15000元，和第二、三个月的租金30000万的一半即15000元，按照罗宝凤、吴海庆、张涵芝三人的比例分担的话，梁华昌一家应当分担15000元而不是11250元，少计算3750元。2020年6月29日，刘高云申请变更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基本事实与理由与原上诉状一致，原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已经详细阐述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基本事实错误或事实不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及第四项的规定“（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则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中，原审判决对有关“租赁房屋期间”以及“租赁房屋主体”等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存在违法追加被告等程序法定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上诉人梁华昌、罗宝凤、梁文魁答辩称：1.上诉人在2020年6月29日提交书面变更诉讼申请书，说明其放弃原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不能支持原有上诉请求；2.上诉人在上诉期满以后变更上诉请求是增加上诉请求，该项上诉请求未在上诉期内提出，二审法院不能审理更不能支持；3.发回重审的法条依据不足，该条针对遗漏当事人应发回重审，当事人多了不影响审理，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左勇、吴焕珍、张涵芝、吴海庆未答辩。上诉人刘高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共同向原告支付租金共计3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左勇、吴焕珍、张涵芝、吴海庆与其没有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但原告当庭表示只放弃对左勇的实体权利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0日，被告罗宝凤（甲方）与被告吴焕珍（乙方）签订《合作开办安康养生馆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现就合作开办安康养生馆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安康养生馆，总投资八万元，甲乙各投资4万元，各占50%股份。二、安康养生馆开设在青原区，日常管理工作由乙方负责。三、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盈利按照投资比例分红，债务按照投资比例负担。”等内容。协议书签订后，被告罗宝凤儿子被告梁文魁与被告吴焕珍，共同对东方花园酒店五楼进行装饰。2016年8月1日，原告刘高云（甲方、出租方）与被告梁文魁（乙方、承租方）签订《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经营的东方花园时尚酒店的五楼整层客房全部，租给乙方做安康养生会所经营使用。租赁房屋范围，甲方所属的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整层客房11间房和整套客房设备；租赁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止；租金为每月1.8万元整，租金按月支付给甲方，乙方需在签订合同之日付2万元押金给甲方，合同终止日若无其他违约事项，甲方需退还押金给乙方，租金需提前一个星期支付（即每月的7日前将租金付清给甲方）；乙方在经营期间，影响甲方东方花园时尚酒店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无需对乙方作出任何赔偿；乙方在拖欠甲方房租20天的情况下，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由乙方赔偿甲方损失；乙方经营安康养生会所是独立经营，与东方花园时尚酒店无任何关联。合同签订、并装修完后，被告方开始经营安康养生会所，后因生意惨淡，被告只经营两个多月就将租赁房屋交回，原告经营酒店住宿业务。在被告既没有向原告支付履行合同的押金，也没有支付分文房屋租金，且前份租赁合同未届期的情况下，原告刘高云，又名刘水根（甲方、出租方），又与被告左勇、罗宝凤（乙方、承租方）签订了《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内容，除租赁期限变更为自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止；租金由原来的每月1.8万元，降为每月1.5万元，乙方需在签订本合同之日付押金由原来的2万元降为1万元；以及乙方在合同期内经营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和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所需各类执照证件由乙方自行办理外，其他内容均与2016年8月1日原告刘高云与被告梁文魁签订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一致，但该份合同书上没有签订合同的时间。2017年5月24日，被告左勇（乙方）与被告罗宝凤（甲方）签订《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现就舒心沐足城的合作经营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应乙方要求，甲方同意将其位于吉安市青原区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舒心沐足城与乙方共同经营。二、合作经营期限为一年（2017年6月1日-2018年5月31日）。三、甲乙双方共同经营舒心沐足城出资明细……四、双方分工情况：1.甲方负责提供工作场地和收银工作。2.乙方负责办证、协调相关部门关系，以及沐足城的日常管理工作。五、财务管理及结算方式：1.财务管理实行账目制，互相监督，做到不隐瞒收入，及时记账，每日核对，账目清楚。2.每隔十天结算一次，盈利五五分成，亏空五五承担。七、经营期间如遇到不可抗拒、无法解决的风险，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等。同日，被告罗宝凤（甲方）又与被告吴海庆（乙方）、张涵芝（丙方）签订《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现就罗宝凤与左勇合作经营的舒心沐足城50%的股份，由甲、乙、丙三方合伙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伙经营期限为一年（2017年6月1日-2018年5月31日）。二、股份分配：甲方占25%，乙方占12.5%，丙方占12.5%。三、出资明细：1.甲方装修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花费人民币捌万元，按股份比例分摊，甲方承担肆万元，乙方承担贰万元，丙方承担贰万元。乙、丙双方需于2017年6月1日前资金到位，以便退给相关人员。2.合作经营之后的支出承担、盈利分成、亏空分担均参照罗宝凤与左勇签订的《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母协议），以及罗宝凤、左勇与刘水根签订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规定的相关条款执行，按股份比例计算……”合同、协议签订后，被告方经营舒心沐足城至2017年8月底，2017年9月，原告就已收回五楼房间经营酒店住宿业务。由于原告一直未向被告收取租金，而被告梁华昌又以原告刘高云拖欠其借款20万元为由向吉安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刘高云也因此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支付房屋租金36万元。原审法院另查明：一、2016年1月31日，原告刘高云租赁案外人杨吉洲所有的位于吉安市青原区前（现财富大饭店东边）自建6层房屋一栋，用于经营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住宿业务。租赁期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二、原审法院从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调取的东方花园时尚酒店，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2017年10月（均为旅客退房时间）的“境内旅客入住信息”，其中的五楼房间入住记录证实：第一，在原告与梁文魁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期间（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东方花园时尚酒店503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5日至10月29日有一名龙姓旅客入住了4天；505号房间，在2016年9月10日至11日，有一名肖姓旅客入住了1天；507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5日至10月29日有一名丁姓旅客入住了4天、10月29日至10月31日有郭、周姓二名旅客入住了2天；508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9日至10月31日有一名吴姓旅客入住了2天；509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8日至10月31日有一名黄姓旅客入住了3天；510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9日至10月31日有一名李姓旅客入住了2天；511号房间，在2016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有一名肖姓旅客入住了2天，在2016年10月25日至10月29日有一名章姓旅客入住了4天。由此可见，由于被告经营安康养生会所生意不好，原告从2016年9月中旬就开始安排旅客在五楼入住，2016年10月下旬就大量安排旅客在五楼房间入住，这足以证明原告已经收回房间进行旅客住宿经营了。从2016年8月1日到2016年10月中旬，被告方共占有使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客房约2个半月。第二在原告与被告左勇、罗宝凤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期间（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501号房间，在2017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有一名高姓旅客入住了20天、10月9日至10月19日又有一名张姓旅客入住了10天；502号房间，在2017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有李、郑姓二名旅客入住了20天；503号房间，201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有一名叶姓旅客入住了19天；507号房间，在2017年9月7日至10月9日有一名张姓旅客入住了32天，其中9月18日至10月9日的21天与另一名邓姓旅客同住；508号房间，在2017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有一名冯姓旅客入住了20天；509号房间，在2017年9月18日至10月9日有一名周姓旅客入住了21天；510号房间，在2017年9月18日至10月2日有一名刘姓旅客入住了14天；511号房间，在2017年9月7日至10月9日有一名汪姓旅客入住了32天，其中2017年9月18日至10月9日的21天与另一名李姓旅客同住；512号房间，在2017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有葛、彭姓二名旅客入住了20天。由此可见，原告从2017年9月上旬就已收回五楼客房，并开始安排旅客住宿，从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8月底，被告方共占有使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客房3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刘高云与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是个人合伙关系，还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二、原、被告之间实际履行《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的时间是多长，租金是多少；三、租金由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三人承担，还是与被告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共同承担。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既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他们与原告刘高云之间的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刘高云出资经营了安康养生会所或舒心沐足城，因此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他们与原告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被告梁文魁与原告，被告罗宝凤、左勇与原告分别签订了《五楼客房租赁合同》，且被告梁华昌也自认为家庭共同经营，所以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原告刘高云之间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关于其与原告刘高云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原告刘高云与被告梁文魁签订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租赁期为一年（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但经原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旅客入住信息可以证实，被告方经营安康养生会所的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房间，原告从2016年9月中旬就开始安排旅客在五楼住宿，2016年10月下旬开始大量安排旅客在五楼房间住宿，这足以证明，由于被告方没有按时支付租金，且一直拖欠不付，根据《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乙方在拖欠甲方房租20天的情况下，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由乙方赔偿甲方损失。”原告已经单方提前终止合同，收回了五楼房间进行旅客住宿经营了。因此从2016年8月1日到2016年10月中旬，被告方实际占有使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客房只有两个半月，租金为45000元（18000元/月×2.5个月）；同理，原告刘高云与被告左勇、罗宝凤签订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租赁期从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但公安机关的旅客入住信息可以证实，原告从2017年9月上旬开始安排旅客住宿。足以证明，由于被告方没有按时支付租金，且一直拖欠不付，原告根据《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第五条第2项的约定，已经单方终止合同，提前收回五楼客房。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第二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时，前一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的租赁并未届满，也说明，被告方也认可了原告提前解除合同的行为。因此从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8月底，被告方共占有使用东方花园时尚酒店五楼客房3个月，租金为45000元（15000元/月×3个月）。综上，被告方实际拖欠原告的租金为90000元（45000元+45000元），原告主张36万元，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首先，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第一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是原告刘高云与被告梁文魁签订的，第二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是原告与被告罗宝凤、左勇签订的，所以原告先后与被告梁文魁，以及与被告左勇、罗宝凤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依法设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必须诚实全面履行合同，故原告依据《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要求被告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其次，被告梁文魁为经营安康养生会所与原告签订《五楼客房租赁合同》后，由于其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经营，所以由梁文魁母亲被告罗宝凤与被告吴焕珍签订《合作开办安康养生馆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安康养生馆，各出资4万元，各占50%的股份，且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被告左勇、罗宝凤不仅共同与原告签订了《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而且左勇与罗宝凤也签订了《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舒心沐足城，共同出资，盈利五五分成，亏空五五承担；被告罗宝凤还与被告吴海庆、张涵芝签订了《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就罗宝凤与左勇合作经营的舒心沐足城50%的股份，三方合伙经营，股份分配罗宝凤占25%、吴海庆、张涵芝各占12.5%，罗宝凤出资4万元，吴海庆、张涵芝分别出资2万元。合作经营后的支出承担、盈利分成、亏空分担均按股份比例计算。上述罗宝凤与吴焕珍之间，左勇与罗宝凤之间，以及罗宝凤与吴海庆、张涵芝之间的法律关系，均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构成个人合伙关系。第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因此，原告依据第一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请求被告方支付的租金45000元，应当由合伙人被告梁文魁与吴焕珍，按照《合作开办安康养生馆协议书》的约定各承担50%的清偿责任，即各承担22500元；原告依据第二份《五楼客房租赁合同》请求被告方支付的租金45000元，先由被告罗宝凤、左勇按照双方签订的《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五五承担，即各承担50%，22500元的清偿责任；被告罗宝凤所应承担的22500元，又按照其与吴海庆、张涵芝三方签订的《舒心沐足城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罗宝凤占25%、吴海庆和张涵芝各占12.5%，即罗宝凤承担11250元（45000元×25%），吴海庆、张涵芝各承担5625元（45000元×12.5%）。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房屋租金90000元，其中45000元由被告梁文魁、吴焕珍按照合伙比例各承担22500元，且合伙人梁文魁、吴焕珍就该45000元租金，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45000元租金先由被告罗宝凤、左勇按照合伙比例各承担22500元，但对被告左勇所应当承担的22500元，由于原告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放弃要求左勇承担，原告刘高云在场未表示反对，因此被告左勇无需向原告支付租金22500元。而对于被告罗宝凤所应支付的22500元，按照罗宝凤与吴海庆、张涵芝约定的合伙比例，由被告罗宝凤承担11250元，被告吴海庆、张涵芝各承担5625元，且合伙人罗宝凤、吴海庆、张涵芝就22500元租金，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又由于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系家庭成员共同经营，所以梁华昌、罗宝凤应对梁文魁所应支付租金2250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梁华昌、梁文魁应对罗宝凤所应支付租金1125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左勇提出其早已退伙，没有提供退伙协议等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告刘高云要求被告支付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其中由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被告吴焕珍连带偿付45000元，由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被告吴海庆、张涵芝连带偿付22500元，合伙人清偿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数额，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原告放弃要求被告左勇承担支付租金的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照准，因此被告左勇无需向原告支付租金22500元。因此，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被告吴焕珍、吴海庆、张涵芝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共计67500元（45000元+22500元），超出原审法院核定部分诉讼请求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向原告刘高云支付房屋租金22500元，被告吴焕珍向原告刘高云支付房屋租金22500元；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被告吴焕珍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向原告刘高云支付房屋租金11250元，被告吴海庆、张涵芝应分别向原告刘高云各支付5625元；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与被告吴海庆、被告张涵芝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后，清偿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数额，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原告刘高云负担3700元，被告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吴焕珍、吴海庆、张涵芝负担3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刘高云向本院提交一张报表，其主张该报表由梁华昌自制，证明梁华昌在2016年11月22日仍然在营业，原审法院认为2016年10月刘高云收回了房子，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质证后对其三性有异议，无人签字，没办法确认是梁华昌制作。本院认为，该表仅为打印件，没有显示由谁制作、由谁签字，刘高云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焕珍、吴海庆、张涵芝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向刘高云支付租金的主体应如何确定，租金金额应如何确定。刘高云上诉称，其与张涵芝、吴焕珍、吴海庆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梁华昌一家抗辩其与左勇、张涵芝、吴焕珍、吴海庆是合伙关系，但合伙关系与本案租赁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不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8月1日的《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是刘高云和梁文魁，2017年《五楼客房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是刘高云和罗宝风、左勇，刘高云和梁文魁、罗宝风、左勇之间构成租赁合同关系，刘高云依据以上合同以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为被告主张梁华昌等三人支付租金36万，原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请进行审理。原审法院依据罗宝凤与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签订的协议，认定罗宝凤与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构成个人合伙关系，判决合伙人按其投资份额承担相应租金，清偿合伙债务超过应承担的数额后，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原审法院该项判决实际上一并处理了罗宝凤与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之间的合伙事务。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规范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司法统计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其中第三条第3款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刘高云和梁文魁、罗宝风、左勇之间构成租赁合同关系，罗宝凤与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之间构成合伙关系，二者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法律事实，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刘高云的该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刘高云上诉又称，原审法院认定梁华昌一家经营的时间错误，且计算方法有误。本院认为，首先，二审期间，刘高云向本院提供一份打印自制报表证明梁华昌等人在履行第一份合同时经营至2016年11月份，该打印件没有显示由谁制作、由谁签字，刘高云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刘高云关于梁华昌等人经营至2016年11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向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调取东方花园时尚酒店旅客入住信息，能够证明涉案租赁房间入住记录情况，原审法院依据该调取的证据作计算租赁期间，处理并无不当。其次，2017年的租赁合同由左勇、罗宝凤共同和刘高云签订，租金应由左勇、罗宝凤共同承担，刘高云在一审时明确放弃要求左勇支付租金，原审法院认为在刘高云系处理其诉讼权利，予以照准，并将左勇应承担的租金予以核减，处理并无当。再次，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第一份合同欠付的租金为45000元，应由合同相对人罗宝凤承担，梁华昌、梁文魁系与罗宝凤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经营，且梁华昌、梁文魁对原审法院判决支付租金无异议，故第一份合同欠付的租金45000元应由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承担；第二份合同欠付的租金为45000元，刘高云对原审法院认定左勇应承担的份额无异议，故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应承担22500元。原审法院判决吴焕珍、张涵芝、吴海庆按合伙协议份额承担租金，处理欠妥，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刘高云在上诉期满后以原审法院追加当事人程序违法为由变更其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将刘高云和梁文魁、罗宝风、左勇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与罗宝凤与吴焕珍、左勇、张涵芝、吴海庆之间的合伙关系这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处理欠妥，但本院可通过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租金支付主体，并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改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定情形，刘高云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刘高云的部分上诉请求和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处理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民初32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上诉人刘高云租金67500元；三、驳回上诉人刘高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0元，共计8220元，由上诉人刘高云负担3700元，被上诉人梁华昌、梁文魁、罗宝凤负担45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建文审判员  肖永兰审判员  胡 婧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