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839号原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院**。法定代表人：肖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波，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凤，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辉，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与被告王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民信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凤、被告王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民信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辉归还贷款本金143000000元、支付贷款期限内应付利息1758304.17元；2.判令王辉支付逾期归还到期贷款所产生的罚息，以143000000元为基数，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11月24日（含）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王辉支付逾期归还到期贷款所产生的复利，以应付利息1758304.17元为基数，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11月24日（含）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王辉向国民信托支付违约金1430000元；5.判令王辉向国民信托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前期律师费100000元，以及后期律师费，计算方式为王辉最终向国民信托归还欠款总额的0.3%；6.判令王辉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国民信托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7.王辉不履行上述1-6项还款义务的，请求判令国民信托有权对王辉质押的27361945股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45，以下简称中南公司）股票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上述1-6项诉讼所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签订了《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1号，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国民信托接受恒丰银行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王辉发放贷款，信托资金规模预计为143000000元，信托预计存续期为一年。恒丰银行就上述事项向国民信托发送了《信托财产管理运用书面指令》。同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鸿雁1788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2号，以下简称《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国民信托根据上述《信托合同》及指令的约定，将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以国民信托的名义向王辉发放信托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1430000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贷款利率为6.81%/年，贷款用于个人生产生活，贷款利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自然季度末月20日。合同同时约定，王辉未按期足额偿还本金或利息，国民信托有权要求王辉对应付未付的贷款本金按照贷款年利率上浮50%按日计收罚息，直至本金归还为止，对应付未付的利息按照贷款利率上浮50%按日计收复利，直至应付利息及对应复利全部清偿为止；担保物被查封的，国民信托有权按初始贷款本金金额的1%向王辉收取违约金；因王辉的违约行为而提起诉讼的，国民信托为该项诉讼支付的诉讼费用、聘请律师等费用应由王辉承担。2017年11月24日，国民信托将1.43亿元分三笔汇入王辉账户。为确保国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顺利实现，同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3号），约定王辉以其持有的2011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中南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日，国民信托、王辉及案外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签订《代理场外证券质押业务服务协议》（编号：NT托字17-001-69-04号），约定由中信建投提供基本账户管理、质押登记办理及违约处置等一项或多项代理场外证券质押业务服务。2017年11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1月24日。由于2018年5月17日、5月18日质押物市值低于预警线。2018年5月21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两份《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编号分别为：NT托字17-001-69-03-01号、NT托字17-001-69-03-02号），约定王辉分别追加质押中南公司限售股股票1543478股、2408467股，限售期均截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6月4日，中证登公司又出具了两份《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XXXX），质押登记日均为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15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3-03号），约定王辉以其持有的330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上述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6月19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6月15日。根据上述协议约定，王辉应于2018年11月24日偿还借款本金及2018年第四季度的利息，但王辉至今未履行其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同时，国民信托得知，涉案股票已于2018年8月24日被法院冻结。为保护国民信托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王辉答辩称，一、国民信托同时主张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其他费用，违约责任过高，应该予以减少。国民信托在本案中为委托人恒丰银行提供通道业务，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本案贷款合同形式和目的均具有违法性，国民信托自身具有过错，应当减少罚息、复利等违约责任。二、国民信托主张的违约金143万元没有事实根据，涉案股票已经为国民信托办理了质押登记，国民信托是质权人，即使股票被冻结也不会威胁其债权安全，因此国民信托主张违约金没有事实根据。三、关于律师费的负担，当事人约定贷款人为诉讼支付的律师费由借款人负担，本案国民信托未支付的律师费以及将来支付的不能确定的按照0.3%支付的律师费不应该由王辉承担。而且根据国民信托与代理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5条第2项，律师费支付人也不是国民信托，而是由鸿雁信托财产承担，不足部分由恒丰银行承担。因此，国民信托自己都不承担，更不能要求王辉承担。最后，保全保险费不是本案必然产生的费用，因此不能要求王辉承担。国民信托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银行交易记录、《委托代理协议》、相关发票等证据。王辉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恒丰银行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国民信托接受恒丰银行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向王辉发放贷款，信托资金规模预计为143000000元，信托预计存续期为一年。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国民信托向王辉发放金额不超过143000000元的信托贷款，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应日，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应日为贷款到期日；贷款利率为6.81%/年；贷款用于个人生产生活；贷款利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自然季度末月20日及贷款到期日，付息日为结息日当日，利息计算方式为：每个付息日应付利息=Σ（每日贷款本金存续金额×6.81%÷360），“Σ”的计算期间为上一结息日（含）至本次结息日（不含），最后一个计算期间为相邻的上一个结息日（含）至贷款到期日（不含）。合同第14.2条约定，王辉到期没有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为催收贷款本息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王辉负担。合同第16.1条是关于借款人违约事件的约定，其中第（3）项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第（6）项为“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危及贷款安全，或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已经或可能影响或损害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第（9）项为“担保物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危及本合同项下债权安全的：ⅰ担保物价值明显减少，ⅱ担保物被查封、留置、拍卖、行政机关监管，或者权属发生争议……”。合同第16.3（2）约定，王辉出现合同16.1条除第（2）、（3）项以外的违约情形的，国民信托有权按初始贷款本金金额的1%向王辉收取违约金。合同第16.3（3）条约定，王辉未按期足额偿还信托贷款本金或利息，国民信托有权要求王辉对届时应付未付的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即贷款年利率上浮50%按日计收罚息，直至信托贷款本金归还为止；对届时应付未付的利息按照贷款利率上浮50%自逾期之日起按日计收复利，直至应付利息及对应复利全部清偿为止。2017年11月24日，国民信托将1.43亿元分三笔汇入王辉账户。2017年11月23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NT托字17-001-69-03号《股票质押合同》，王辉以其持有的2011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中南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7年11月27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1月24日。2018年5月21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两份《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编号分别为：NT托字17-001-69-03-01号、NT托字17-001-69-03-02号），约定王辉分别追加质押中南公司限售股股票1543478股、2408467股，限售期均截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6月4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两份《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XXXX），质押登记日均为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15日，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编号：NT托字17-001-69-03-03号），约定王辉以其持有的3300000股中南公司股票及该股票下全部财产权利以及王辉对上述公司享有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设定质押，为王辉在《信托贷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6月19日，中证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XXXX），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6月15日。诉讼期间国民信托承认王辉已经偿还了《信托贷款合同》项下部分利息，具体为：2017年12月20日偿还利息703321.67元、2018年3月27日偿还利息2434575元、2018年6月19日偿还利息2488676.67元、2018年9月21日偿还利息2488676.67元。根据国民信托所述，王辉已经结清2018年9月20日之前的利息，此后无还本付息行为。诉讼中国民信托还主张王辉提供质押的股票于2018年8月24日被其他法院查封。为本案诉讼，国民信托、恒丰银行共同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截至本案开庭时止，国民信托已实际支付律师费5万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国民信托与王辉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国民信托提交的证据，其系接受恒丰银行信托指令向王辉发放贷款，而恒丰银行本身即属于具备发放贷款资质的金融机构，因此本案《信托贷款合同》属于国民信托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通道业务。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9条明确规定“新老划断”原则，并将过渡期设置为截止2020年底，故本院对王辉提出的《信托贷款合同》具有违法性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信托贷款合同》履行期间，王辉未能足额偿还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贷款发放满12个月之对日（即2018年11月24日）为贷款到期日，但贷款到期后王辉亦未能按时归还本金。王辉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国民信托起诉要求王辉偿还欠付本金、贷款期内利息、逾期贷款罚息以及复利，均具有合同依据。王辉作为借款人，对其还本付息行为负有举证义务，现诉讼期间王辉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据国民信托所述已还款金额核算王辉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信托贷款合同》第14.2条约定，因王辉逾期偿还贷款本息导致国民信托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由王辉负担。据此，本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律师费原则上予以支持，但费用数额以国民信托已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尚未发生的律师费，国民信托可以在实际支付后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关于国民信托主张的保全费与诉讼保全保险费，鉴于王辉提供质押的股票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国民信托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故诉讼保全行为不具有现实必要性，本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国民信托主张的违约金143万元。《信托贷款合同》16.3（2）约定，王辉出现合同第16.1条除（2）、（3）项以外的违约情形的，国民信托有权按初始贷款本金金额的1%向王辉收取违约金。现国民信托主张王辉存在合同第16.1条第（6）项、第（9）项违约行为，故据此要求支付违约金。本院注意到，本院审理期间叠经证据交换及开庭两次关键节点，期间国民信托从未明确提及合同第16.1条第（6）项，其仅在庭后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引述该项，且未提交其列举诉讼案件的相应证据。上述情形足以使本院相信国民信托并不看重王辉是否涉及其他诉讼。另一方面，经查合同第16.1条第（6）项为“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危及贷款安全，或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已经或可能影响或损害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但上述约定语义模糊，并未明确定义何为“重大诉讼或仲裁”，如何判断“危及贷款安全”。本院认为，如果要求王辉在签订本案贷款合同之后一律不得涉及诉讼或仲裁事宜，条件明显过苛，应当归入排除合同当事人主要权利之情形。而如果以王辉未能及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作为“危及贷款安全”之标准，又与该条第（3）项情形重复，进而被排除在违约金条款适用范围之外。此外，国民信托还主张，王辉另存在该条第（9）项违约行为，就此本院审查发现，第（9）项是关于担保物的相关约定，其中又包括了多种情形，国民信托所述具体指向ⅰ担保物价值减少、ⅱ担保物出现其他权利负担两种情形。有意思的是，在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及开庭期间，国民信托同样只字未涉及ⅰ项，仅围绕ⅱ项展开陈述及举证，其却在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以质押股票价值“从2017年11月24日的7.62元跌至1.99元”为由主张王辉构成违约。本院认为，国民信托自始至终从未向本院提交关于质押股票市场价格的任何证据，本院实不知“从2017年11月24日的7.62元跌至1.99元”从何谈起。本案贷款合同于2018年11月24日到期，而此前王辉即已经出现违约行为，但国民信托迟至2019年9月才提起诉讼，在国民信托未及时行使权利期间出现的质押物价值波动风险不应完全由王辉承担。更重要的是，本院认为，国民信托引用的合同第16.1条第（9）项虽然约定在《信托贷款合同》中，但该部分事项均与担保物相关，并非直接指向基于借贷法律关系发生的违约事实，因此与担保法规定的从债权不得超越主债权基本原则相悖。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国民信托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国民信托与王辉先后签订《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等协议，且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故国民信托主张就质押物优先受偿具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43000000元、利息1758304.17元、复利（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利息实际付清之日止，以逾期利息1758304.1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215%计算，日利率按照每年360天折算）、罚息（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以逾期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0.215%计算，日利率按照每年360天折算），但同一时期复利、罚息累计以年利率24%为限；二、王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律师费5万元；三、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有权就王辉持有的27361945股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登记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按照质押登记顺序优先受偿；四、驳回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1865元，由国民信托有限公司负担31865元（已交纳），由王辉负担7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刘 军人民陪审员  仰 蓓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