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3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淑静，女，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秀强，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山东省高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传东，男，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 再审申请人王淑静因与被申请人蒋秀强、王传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15民终2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淑静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认定该案件是双方垫付资金关系而不是高息借贷关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双方系垫付资金关系的事实不清。在庭审中，蒋秀强提出双方是“资金合作，共同获取利益的关系”；既是合作，双方并未签订合伙协议，也未对如何分红进行约定，如若亏损应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蒋秀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而且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庭审中所述的系垫付资金、收取高额佣金。既然是为了收取高额佣金，那所谓的佣金比例是多少，何时支付佣金，为什么用第三方账户收款等关键性问题，原一二审法院均进行了回避，在未查清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就直接认定蒋秀强所述的垫付资金关系，这一认定系事实不清。（2）原审认定双方系垫付资金关系是错误的，如此高额的佣金不符合实际。综合再审申请人与蒋秀强、王传东、王述达、孙玉兰等人的资金往来记录来看，再审申请人向对方转款数额巨大，向蒋秀强共支付了5953040元，而被申请人仅向再审申请人支付了2871200元，双方之间差额是3081840元，即是蒋秀强所述的“高额佣金3081840元”，如此巨额佣金，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保险公司都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此暴利的保险合作佣金比例。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来判断，本案根本不是双方垫付资金关系，很明显是高息借贷关系，足以证明蒋秀强为规避责任的反驳理由不能成立。（3）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实际上是高额借贷关系。首先，高利贷惯用的套路就是以各种佣金、奖金、服务费、合作分红等借口隐瞒高利贷的实质。其次，被申请人蒋秀强本人的职业是农业银行的职工，往年存在一些涉及借贷的诉讼案件，是职业的放贷人。除此之外，从再审申请人与蒋秀强之间的微信记录不难看出双方是借贷关系以及利息的借贷方式，即是一天千分之八至百分之一。由此可确定，双方之间是高额借贷关系而非双方垫付资金关系，一审和二审法院没有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认为蒋秀强的反驳理由有可信度及足以推翻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明显是错误的。（二）一、二审法院认定王传东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事实认定错误。原一、二审法院均认为，王传东的银行卡系蒋秀强私自办理，王传东不知情，一二审法院仅凭蒋秀强和王传东的主观陈述为依据，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与之印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王传东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而且二人存在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一二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王传东作为银行卡的出借人，应根据相关规定承当连带偿还责任。第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一审和二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被告的申请，适用法律错误。综合一审、二审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的情况来看，足以认定本案是高利贷案件，被申请人蒋秀强作为职业放贷人，通过现金收款、指定第三方收款等方式收取高息。为了彻查本案的事实，让高利贷各参与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时均申请追加孙玉兰、王述达等人为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以另案起诉为由予以驳回，二审法院也认可一审未予追加。一审、二审法院不予追加被告是错误的，不能完全查明本案的事实。（二）一、二审法院未进行释明，直接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在立案之初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是因为蒋秀强为了隐瞒、转移、获取年利率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的高利贷利益，而采取了向其控制的王述达、王传东等人的账户转移高利贷利益的行为，其目的是从表面上看，形成再审申请人与蒋秀强之间的款项往来，无法显示高利贷存在，但经过案件调查，蒋秀强在公安机关的证据和在原二审中的证据，都已经显示了双方存在高利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一、二审法院足以认定双方存在高利贷关系的前提下，应当根据查明的案由对再审申请人进行释明，再审申请人应该根据查明的案由和法律关系变更诉讼请求，而一审和二审法院在未释明的情况下直接驳回了王淑静的诉讼请求系程序违法，剥夺了王淑静的诉讼权利。（三）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本案的证据可以看出，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蒋秀强支付的利息是一天千分之八至百分之一，已远超法律规定的最高额36%，故对于超过36%的部分，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主张返还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和二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应该依据该条法律规定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应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进行再审。 蒋秀强提交意见称，王淑静提出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再审申请。（一）原二审判决认定的本案事实与原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同，即：王淑静提交汇款明细、交易流水一宗，拟证明其向王传东账户汇款1609200元以及利息计算起止时间。经审查，交易流水可以反映王淑静与王传东账户之间的往来情况，但因数额不固定、时间无规律，无法直接判断转款原因。对蒋秀强提交的十三份证据，有蒋秀强、王述达、王传东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证明三者之间及三者与王淑静银行账户之间均存在频繁资金往来，有王淑静与蒋秀强的通话录音证明二人关于欠款问题的交流内容，有公证书证明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进行微信、短信交流款项的事实。法院认定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对王淑静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不当得利关系，不予认定。法院认定王淑静与蒋秀强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双方就资金往来的原因各执一词。王淑静称系借贷关系，支付了高额利息，要求返还。蒋秀强称系垫付资金关系，取得了佣金、奖金，非高额借贷。王淑静对自身主张的高息借贷的本金数额及高利息支出的详细情况，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陈述与合理的解释。王淑静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已确认不存在，其嗣后主张的高息借贷事实也因蒋秀强的举证及王淑静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不充分的举证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王淑静主张的双方之间系高息借贷且已支付远超法律保护限度的利息的事实，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以上是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理由。再审申请人是一审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其未完成举证责任未被法院支持，无从谈起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王淑静提出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该理由中提出了两个问题：驳回其申请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被告错误；未进行释明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该两个问题均不存在。（1）本案款项仅系通过王传东名下账户汇款1609200元，而其他款项系通过孙玉兰、王述达名下账户支付，且涉及孙玉兰、王述达账户案件已另案处理，驳回其申请追加孙玉兰、王述达为被告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2）王淑静起诉的发生在2014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4日两年时间内21笔合计1609200元的转款，其提起本案诉讼时明知本案转款是根据蒋秀强指令转帐的，却隐瞒事实，以不认识王传东为由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诉讼中王淑静改变陈述，自认与蒋秀强有资金往来，对自身主张的高息借贷的本金数额及高利息支出的详细情况，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陈述与合理解释。所谓在诉讼中改变为借贷关系，是其自身的陈述与主张，无需法官释明。不存在未进行释明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三）王淑静起诉请求返还的发生在2014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4日两年的时间内21笔合计1609200元的转款为不当得利，没有任何证据和根据，其再审理由严重脱离了其诉讼请求，将严肃的诉讼变成其随意改变陈述、无限度扩大当事人范围、随意变换诉讼请求的滥诉。综上，原审判决是正确的，不存在启动再审的法定事由，应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其构成要件是当事人受到损失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力，也即他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当事人基于合同给付的利益或者因侵权、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失，应当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这并不属于不当得利关系的调整范围。 （一）王淑静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根据案外人高玉华的指示向王传东银行账户汇款1609200元形成蒋秀强的不当得利，应当对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即，王淑静应当举证证明其与高玉华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高玉华指示或者约定的清偿债务的方式，债务已经另行清偿完毕或者另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鉴于王淑静仅能举证证明其向王传东银行账户汇款1609200元，不能举证证明王传东、蒋秀强占有该款项形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事实；因此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1）根据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王淑静可以依法申请追加高玉华或者与案争1609200元款项具有关联的人参加诉讼，其申请追加孙玉兰、王述达参加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在审判程序上并无不当。（2）鉴于王淑静不能举证证明其向王传东银行账户汇款1609200元形成不当得利关系，因此蒋秀强抗辩主张的其与王淑静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蒋秀强、王传东之间对案涉银行账户的持有关系，均不属于本案的审查确认范围。（3）原审判决基于蒋秀强举证的抗辩证据否决王淑静主张的不当得利关系，亦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同时，原审判决认为王淑静与蒋秀强各自另行主张的法律关系“真伪不明”，也并非是确认蒋秀强抗辩主张的“垫付资金”、“保险合作”关系成立，双方当事人均应对原审判决进行正确解读。 （二）王淑静明知案争1609200元款项的来龙去脉，应当依法正确主张民事权益，亦应正确行使诉讼权利。（1）王淑静将其起诉主张的不当得利关系变更为借贷关系，既可以依法撤回本案起诉另行主张权利，也可以依法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另行提出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其变更本案法律关系没有释明义务。（2）蒋秀强、王传东是否应当返还案争1609200元款项，不仅仅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还取决于该款项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利息，或者取决于双方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对此，王淑静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仅仅根据部分事实进行推定；鉴于双方对案争1609200元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引起其他法律关系争议，原二审判决释明王淑静可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3）王淑静申请再审主张蒋秀强系“职业放贷人”并主张蒋秀强在借贷关系中使用“套路”，超出了本案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范围或者民事纠纷的审理范围，其亦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王淑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淑静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海洋 审判员  吉洪林 审判员  李中栋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尹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