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理中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兴盛北路大关邑4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1309527871P。法定代表人：林继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兆龙，云南谦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庆州，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显达，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琼，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南涧镇振兴南路阳光小区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266736415749。法定代表人：李玉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映，云南昂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大理中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翁光良、陈林诉崔庆州、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云2926民初8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翁光良、陈林的起诉，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翁光良、陈林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云29民终215号民事裁定，指令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5日重新立案，并于2019年3月12日受理崔庆州对大理中联公司的反诉，由原合议庭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于同年7月25日作出（2019）云2926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翁光良、陈林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云29民终129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云2926民初5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林继忠、翁光良、陈林的起诉，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云2926民初52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崔庆州要求大理中联公司返还崔庆州原持有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40%的股权的起诉，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云2926民初52号民事判决，大理中联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会见了上诉人大理中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兆龙，被上诉人崔庆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显达、杨晓琼，被上诉人庆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映，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理中联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6民初5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大理中联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庆州、庆福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错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致使一审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崔庆州占有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公司’）80%股权缺乏证据支持，被告崔庆州已转让40%股权的事实应属虚构。”（一审判决16-17页）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可知，金石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30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崔庆州，现有自然人股东6人，分别为翁光良、崔庆福、陈林、崔庆州、林继忠、杨波。2014年11月12日，金石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崔庆州的股权进行了变更，可知在2016年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崔庆州为金石公司股东，持有金石公司股权。其次，崔庆州在2018年8月1日以原告身份起诉的另案【案号（2018）云2926民初655号】书面《民事起诉状》当中自认：第一，崔庆州于2014年4月30日发起成立了“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是该公司80%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和管理决策人；第二，崔庆州同时是庆福公司的实际管理决策人，是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的实际持有人。亦证明崔庆州为金石公司股东。最后，根据金石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记载，2016年1月20日，金石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变更后崔庆州出资50万人民币，林继忠出资200万人民币，翁光良出资50万人民币，杨波出资50万人民币，崔庆福出资50万人民币；陈林出资100万人民币。林继忠现任金石公司经理。综上可知，崔庆州为金石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金石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增加林继忠为股东，且确定林继忠为公司经理。若如一审法院认定，崔庆州持有金石公司80%股份，转让40%股份应属虚构，则工商登记信息又是如何变更的呢？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关于凹子地石膏矿属挂靠在被告庆福公司名下，实为被告崔庆州个人所有的主张和被告崔庆州关于其系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实际所有人，拥有开采许可证的声明，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应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18-19页）同样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庆州双方于2016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崔庆州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崔庆州同时作为“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被上诉人全权负责将石膏矿的矿权证及采矿证转入上诉人入股的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下，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矿产及采矿权具有充分的处分权。然而一审法院却颠倒本案最基本的案件事实，认为：“被上诉人崔庆州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实属与本案的在案事实及证据相违背。其次，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下称“盛鑫源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向大理州国土局出具、备案的《关于挂靠于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说明》载明：第一，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是在新公司成立之前，于2011年1月由崔庆州个人用原庆福公司名义进行申报，2011年12月10日竞标获得申办权；第二、2014年7月24日，崔庆州申办采矿许可证，该矿权申办的所有资金全部由崔庆州自筹，盛鑫源公司未对该矿权进行过资金和其它投入。再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庆州之间系公司股东、股权的转让关系，不是采矿权转让。同时崔庆州作为石膏矿初始申报的实际所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仍然还是公司股东之一，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只是股权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并非采矿权转让。原审仅以《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权主体（即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却完全无视该院作出的（2018）云2926民初703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该《民事调解书》均明确载明矿权的主体合法拥有者系“崔庆州而非其他人”。为此一审法院所认定事实与在案的证据相互矛盾的，明显不符合本案的案件事实。最后，根据南涧县人民法院（2018）云2926民初703号《民事调解书》。该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载明的案件主要事实有：1、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系崔庆州个人投资，仅挂靠于庆福公司名下，并非庆福公司的实际财产，庆福公司也不享有任何实际权益。2、庆福公司及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均同意属于崔庆州个人所有的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从庆福公司名下进行剥离，不再进行挂靠。上述关于石膏矿待剥离、变更主体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明被上诉崔庆州系本案矿权的合法持有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二、一审法院混淆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致使本案适用法律关系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不是矿权或采矿权转让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庆州之间系公司股东、股权的转让关系，不是采矿权转让。被上诉人崔庆州依法持有本案争议采矿权，仅系因为被上诉人崔庆州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东会决议按约转入目标公司进行运作，而非要求被上诉人崔庆州将采矿权转让除其之外的其他主体。然而正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庆州拒不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东会决议的约定履行，致使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和受让人的请求，判决受让人代为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然而一审法院却混淆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致使造成本案的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当中对于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背离本案在案证据所显示的事实真相，适用法律错误，致使本案的判决错误。本案自2018年9月21日第一次立案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审理、发回重审。2019年7月25日，南涧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926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后，2019年11月5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可经一审法院再次审理，案件还是处于事实认定错误的状态。崔庆州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其行为严重破坏营商环境，其不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其应尽义务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二审会见中，大理中联公司将上诉请求变更为：一、撤销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6民初52号民事判决，改判：1.判令崔庆州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庆福公司履行协助义务。2.若崔庆州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大理中联公司放弃主张违约金200万元，反之要求支付违约金200万元。3.判令崔庆州返还大理中联公司超支付的前期股权转让费115万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庆州、庆福公司承担。崔庆州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本案主要争议的事实是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于2016年期间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签订协议，将庆福公司的采矿权约定双方享有，但崔庆州对于庆福公司的采矿权并没有处分权，因此双方在未告知庆福公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转让股权和处置庆福公司采矿权的协议。庆福公司的采矿权是庆福公司所有，庆福公司并未参与签订协议，崔庆州与大理中联公司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一审经过审理，确认了本案协议无效，该处理于法有据，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本没有基于本案事实而进行；2.关于上诉人主张崔庆州在（2018）云2926民初655号案件的书面《民事起诉状》当中自认本案案件事实的问题，这个案件最终是以撤诉处理的，不论崔庆州提起过何种诉讼，最后都撤诉，事实未经人民法院认定，是无效的，不能证实崔庆州是庆福公司的采矿权的所有权人；3.上诉人存在断章取义的行为，一审判决明确认定庆福公司持有的采矿权是经依法许可取得，上诉人认为双方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签约双方的签约行为确实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并不是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就一定合法有效，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是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合法有效。采矿权需要经过合法审批程序才能获得，崔庆州作为个人不可能享有采矿权；4.调解书只是肯定崔庆州的投资权益，不能代表崔庆州享有采矿权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不是采矿权纠纷，本案历经多次审理，大理中联公司都认为自己在主张采矿权，现在又主张是股权转让纠纷。既然是股权转让纠纷，还主张什么权利？5.上诉人对法律存在错误认识，采矿权的转让以合同依法成立为前提，本案中没有采矿权转让合同的说法，上诉人罗列了这样的法律依据是不成立的。6.本案多次诉讼，久拖不决，对双方都造成极大诉累。上诉人主张原二审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但重审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只能说明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一审认定双方协议无效是正确的，本案是没有处分权的人处分了第三人的财产，当然是无效的。我国的法律原则是签订协议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签订协议处分第三人财产未获追认，这样的协议肯定是无效的。庆福公司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就关于本案案件性质的问题，无论是崔庆州还是大理中联公司均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一直强调，股权转让的是崔庆州在金石公司的股份，庆福公司不是股权持有者，从本质上说，庆福公司与大理中联公司和崔庆州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关系，也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庆福公司参加诉讼是因为在转让协议中被关联了。2.股权转让协议中被关联的原因是庆福公司的采矿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被认为可以转让，庆福公司没有向任何人转让采矿权，也未参与协商，庆福公司不知晓，也不承认。3.从本案在案的证据来看，不论是采矿权的申请以及取得，采矿权变更的事项从未发生，该采矿权一直是庆福公司持有，庆福公司是该采矿权的唯一主体。大理中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崔庆州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7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第三项义务，将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以下简称“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入南涧县和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润公司”）名下；庆福公司履行协助义务。二、若崔庆州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大理中联公司放弃主张违约金200万元，反之要求支付违约金200万元。三、判令崔庆州返还大理中联公司超支付的前期股权转让费115万元。崔庆州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崔庆州与大理中联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2.判令将崔庆州变更给林继忠在金石公司40%的股权返还崔庆州；3.判令大理中联公司支付崔庆州违约金180万元（600万元×3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庆福公司系于2008年5月15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玉新，自然人股东崔庆州，法人股东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矿产石（煤炭除外）经营等。2011年12月10日，庆福公司与大理州采矿权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庆福公司以挂牌出让方式竞得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2014年7月29日，庆福公司与大理州国土资源局签订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出让合同，庆福公司办理了采矿许可证，采矿权有效期至2024年3月27日，在此期间，采矿许可证未进行过转让审批和变更登记。金石公司系于2014年4月30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崔庆州，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贸易、矿产资源开发及投资、矿产品销售等。大理中联公司系于2014年6月19日登记成立的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继忠，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工程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的批发、零售等。2016年1月13日，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崔庆州将其持有金石公司80%的股份中的40%转让大理中联公司，双方共同投资凹子地石膏矿，并将矿权转入金石公司，由金石公司运作凹子地石膏矿；大理中联公司向崔庆州支付600万元的股权转让费后取得金石公司（即凹子地石膏矿）40%的股权；崔庆州负责将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让到双方共同投资的金石公司；崔庆州负责项目全部开发资金，该投入资金崔庆州优先回收（不包括合同签订前的投入资金），大理中联公司不再投入任何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开采开发；办理完工商股权变更登记三日内大理中联公司支付崔庆州100万元，第二笔3月1日前支付200万元，余款300万元在矿权转入金石公司名下矿山开工建设后逐步支付完结；崔庆州保证转让的股份为其所有、为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实际所有人，即拥有开采许可证；违约责任，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双方应严格按照协议内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若不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相关内容履行义务，应承担本协议标的30%的违约金，并承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协议的解除，一是双方可协商解除本协议；二是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本协议不能或者没有必要再履行时协议自行解除；另，协议还对事务执行、争议解决以及生效条款等进行了约定。庭审中，大理中联公司自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性质是股权转让，附随采矿权转让。2016年1月15日，案外人崔庆福将其持有的金石公司70%的股权以价款40万元转让林继忠40%，分别以价款各10万元转让翁光良10%、杨波10%。该股权变更事项南涧县工商局已予以登记确认，税务部门作出完税证明。大理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继忠于2016年1月24日至2017年6月18日，共向崔庆州转款22笔合计415万元（分别为，2016年1月27日三笔支付50万元，2016年2月4日二笔支付10万元，2016年2月24日一笔支付20万元，2016年3月2日一笔支付50万元，2016年3月21日一笔支付50万元，2016年4月27日一笔支付50万元，2016年6月20日一笔支付10万元，2016年6月30日一笔支付50万元，2016年8月2日一笔支付5万元，2016年8月20日二笔支付10万元，2016年9月26日一笔支付5万元，2016年10月31日一笔支付30万元，2016年12月1日一笔支付10万元，2016年12月29日一笔支付20万元，2017年1月11日一笔支付10万元，2017年1月18日一笔支付10万元，2017年1月20日一笔支付5万元，2017年6月28日一笔支付20万元）。2018年9月12日，崔庆州分别向大理中联公司以及林继忠邮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函），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于2018年9月13日收到该邮件。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主要内容一是大理中联公司支付崔庆州股权转让费600万元，崔庆州将其持有金石公司80%股权中的40%转让大理中联公司，二是崔庆州负责将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到金石公司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亦可以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而根据在案的金石公司股东会决议、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的股权变更事项告知确认书等证据载明，是案外人崔庆福将其持有金石公司70%的股权以价款40万元转让林继忠40%，故崔庆州占有金石公司80%的股权缺乏证据支持，崔庆州已转让40%股权的事实应属虚构。而崔庆州与崔庆福并非同一人，在案证据未显示二人存在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同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崔庆州持有金石公司80%股份、转让40%股份应属虚构，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崔庆州占金石公司80%的股份，转让其中的40%给大理中联公司”的约定，应当确认无效。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双方诉辩称看，除涉及股权转让之外，还涉及矿权转让以及采矿证的变更，大理中联公司亦自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性质是股权转让，附随采矿权转让。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三条“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二）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八条“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在申请转让探矿权或者采矿权时，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交下列资料：（一）转让申请书；（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三）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四）转让人具备本办法第五条或者第六条规定的转让条件的证明；（五）矿产资源勘查或者开采情况的报告；（六）审批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资料。国有矿山企业转让采矿权时，还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门同意转让采矿权的批准文件。”和第十条“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到批准转让通知之日起6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后，领取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之规定，当事人转让采矿权，除了要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外，还要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庆福公司持有凹子地石膏矿采矿许可证是经依法许可取得的，大理中联公司关于“凹子地石膏矿属挂靠在庆福公司名下，实为崔庆州个人所有”的主张和崔庆州关于“其系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实际所有人，拥有开采许可证”的声明，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之规定，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人系庆福公司，且庆福公司不予追认，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崔庆州负责将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让到金石公司，并负责项目全部开发投资”的约定，应当确认无效。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应为无效合同。庆福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主体，亦不是相应的权利义务主体，大理中联公司关于要求庆福公司协助办理转证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大理中联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因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无需解除，故崔庆州关于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的第一项反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二、关于双方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人并非实际股权持有人、崔庆州欲转让的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人系庆福公司，属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故《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应为无效合同。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违约一方应承担协议标的30%的违约金”的约定，是针对违约确认的，因《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大理中联公司、崔庆州主张的违约金，依法不应该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大理中联公司在与崔庆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未审慎、全面的审查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的真实持有人，存在一定过错；崔庆州对其是否真正系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的实际所有人、是否拥有开采许可证应该是明知的，崔庆州作出的保证（声明）显然不属实，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过错程度相对大理中联公司而言更大，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大理中联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基于大理中联公司反诉辩称中关于“崔庆州应当承担基于欺诈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的主张，考虑到纠纷解决的彻底性，结合大理中联公司已给付的股权转让费415万元，兼顾大理中联公司、崔庆州的过错程度以及大理中联公司的预期利益，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由崔庆州给付大理中联公司损失60万元。三、关于股权转让费的返还以及转让的股权应否返还的问题。如前所述，因《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崔庆州承认大理中联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费415万元，亦同意返还，虽然大理中联公司在本案中未主张返还，但鉴于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应当返还。崔庆州的第二项反诉请求，要求大理中联公司返还变更到金石公司名下40%的股份，根据在案确认的有效证据显示，系案外人崔庆福将其持有的金石公司70%的股份以价款40万元转让林继忠40%，崔庆州并非股份出让的权利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要求返还属无权主张，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另作出（2020）云2926民初52号裁定书）。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于2016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崔庆州返还大理中联公司股权转让费415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履行。三、崔庆州给付大理中联公司损失60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履行。四、驳回大理中联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6月5日签订《股东会决议》关于办理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采矿证转让手续以及庆福公司履行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崔庆州关于确认大理中联公司与崔庆州于2016年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和判令大理中联公司向崔庆州支付违约金18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00元，由大理中联公司负担5700元（已交纳），崔庆州负担57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500元，由崔庆州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大理中联公司有以下异议：1.一审遗漏认定庆福公司成立后，根据国资委的要求，盛鑫源公司作为国有股必须退出，盛鑫源公司向大理州国土资源局进行了相应的退出报备说明，内容是：“案涉矿权于2011年1月由崔庆州个人用庆福公司名义进行申报，2011年12月10日竞标获得申办权，2014年7月24日，崔庆州获得采矿许可证，资金均由崔庆州自筹，盛鑫源公司未进行任何投入”；2.一审遗漏认定2018年9月5日，南涧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2018）云2926民初703号调解书，载明案涉采矿权系崔庆州个人投资，仅挂靠在庆福公司名下，庆福公司不享有任何实际权益，庆福公司及盛鑫源公司均同意属于崔庆州个人所有的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从庆福公司名下进行剥离，不再进行挂靠；3.大理中联公司从未以合法方式收到过崔庆州邮寄的解除协议的通知。崔庆州、庆福公司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针对大理中联公司的异议1，该事实有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挂靠于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说明》予以证实，故其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大理中联公司的异议2，该事实与（2018）云2926民初703号调解书所载内容相符，该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大理中联公司的异议3，崔庆州提交的邮政特快专递复印件、南涧县邮政局收款收据复印件、邮政速递送达通知短信证实崔庆州已通过全国邮政特快专递向大理中联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寄送通知并已被签收，故大理中联公司该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一审认定其他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5月18日，庆福公司的法人股东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向南涧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挂靠于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说明》，该说明中载明：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是在新公司（由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控股后成立的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同）成立之前于2011年1月由崔庆州个人用老庆福公司名义进行申报，2011年12月10日获得申办权。双方合作时，该矿权能否申办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该矿权不在新公司合作范围内，新公司成立时该矿权未纳入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双方约定矿权申办的费用和法律责任皆由崔庆州个人承担，属于崔庆州个人行为。2014年7月24日，崔庆州取得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证号：C5329002014077130134937），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未对该矿权进行过资金和其他投入。2017年6月27日，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向大理州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挂靠于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的说明》，对上述情况再次进行说明。2018年8月28日，崔庆州以庆福公司为被告、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用益物权确认之诉，要求依法确认位于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的石膏矿系崔庆州个人投资形成，该石膏矿的权益归崔庆州享有并从庆福公司进行剥离。经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云2926民初703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一、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的申报、受让等所涉及资金投入均系原告崔庆州个人投资，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均无任何资金投入，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不享有实际权益；二、原告崔庆州个人投资的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所产生的权益长期挂靠于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利于双方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均同意从即日起对原告崔庆州的个人权益部分从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剥离。三、在剥离该资产过程中，由原告崔庆州自行设立矿业权名称对剥离的资产进行登记，因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原告崔庆州自行承担，矿业权登记后的权益由原告崔庆州自行享有，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与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关。四、因石膏矿产生的安全、环保等问题以及对外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告崔庆州自行承担，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资产剥离后，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行为及后果与被告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关，相关机关依法对原告崔庆州的财产权益进行登记，一切权益归原告崔庆州所有。五、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崔庆州负担”。2018年9月6日，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对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剥离的意见》，该意见载明，同意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剥离，并与崔庆州签订资产剥离协议，在协议范围内开展工作。2018年9月12日，崔庆州分别向大理中联公司以及林继忠邮寄（函）通知书，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大理中联公司、林继忠于2018年9月13日收到该邮件，于2018年9月21日向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是否应继续履行。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其内容除股权转让外，还包含崔庆州负责将矿业权转让到金石公司以及其后的合作事项等内容，几个内容之间不分主次，即该《股权转让协议》系一个综合性的合同，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合同，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一审将其定为股权转让纠纷系定性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如上所述，该《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包含三个内容：A.崔庆州与大理中联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B.崔庆州负责将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让到金石公司；C.其后的合作开发的相关事项。下文对该三项约定的效力分别予以阐述。关于约定A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该规定是关于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第一款是关于伪装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第二款是关于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即伪装行为无效，隐藏行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其效力。而所谓通谋虚伪行为即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意在以假意掩盖真意，通谋虚伪行为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须有虚伪故意，四是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本案内容A是崔庆州承诺其名下持有金石公司80%的股份，并承诺将其中的40%的股份转让给大理中联公司，即使崔庆州在工商登记中并未持有金石公司80%的股份，也无证据证实该股权转让行为意在以假意掩盖真意且由双方通谋实施，故约定A并不符合通谋虚假行为的要件。即使将约定A认定为通谋虚假行为，崔庆州在签订协议后得到相关权利人配合，已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办妥，意即已得到相关权利人的追认和协助，该股权转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并已履行，一审将约定A界定为通谋虚伪行为并认定其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予以改判。关于约定B的效力问题，该约定在合同中的具体条款为“甲方（崔庆州）负责将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矿权及采矿证转让到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的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通过该约定内容可知，该约定的标的是“负责将矿权及采矿证转让到金石公司”这一行为，而非直接将矿业权作为标的物移交，一审将该约定认定为矿业权转让不妥。崔庆州承诺负责将涉案矿业权转移至金石公司名下，该承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约定B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约定C的效力问题，约定C是股权转让及矿业权变更后的合作事项，以约定B办妥为前提，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综合以上情况，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整体内容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A已履行完毕，约定C是矿业权手续办妥后的后期合作内容，以约定B办妥为前提，本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在于约定B。约定B的主要内容为崔庆州负责将矿业权办理至金石公司名下，而该矿业权登记在庆福公司名下，该约定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2926民初703号民事调解书已确定崔庆州对涉案矿业权享有权益，该矿业权从庆福公司处剥离，并由崔庆州自行设立矿业权名称对剥离的资产进行登记，即崔庆州可以自由决定将该矿业权向何人转让，庆福公司对此无权干涉，庆福公司的另一股东云南冶金集团盛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综合以上情况，约定B的继续履行在客观上并不存在权利上的障碍。但矿业权本身兼具民事物权与行政许可双重属性，矿业权转让除适用《物权法》《合同法》等一般民商事法律规定外，尚须适用《矿产资源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矿业权转让不仅仅关系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涉及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和矿业权流转的行政监管，有时还会涉及国家资源能源政策与战略。因此，审批管理机关需要依法进行相应的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批准矿业权转让申请，实质审查事项系审批管理机关行政裁量权的范畴，本院不能径行裁判将矿业权转让至金石公司名下。崔庆州及庆福公司应履行报批义务，向审批管理机关申请矿业权转让审批，涉案矿业权能否转让登记至金石公司名下，视相关审批管理机关的审批结果而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继续履行，大理中联公司主张崔庆州向其支付违约金及返还履行过程中已支付的股权转让费的诉讼请求及崔庆州的全部反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大理中联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二审应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6民初5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履行，崔庆州、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审批管理机关提交申请材料，申请将南涧县庆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涧县围平山凹子地石膏矿采矿权（采矿权许可证号：C5329002014077130134937）变更至南涧金石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三、驳回大理中联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崔庆州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00元，由大理中联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700元，崔庆州负担57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500元，由崔庆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大理中联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700元，崔庆州负担5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周琴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