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初3113号原告：许先慧，男，196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仙桃市，被告：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昌区友谊大道武车路陈家湾小区******。法定代表人：陈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悦，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许先慧与被告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振兴法律服务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倩于2020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先慧，被告振兴法律服务所的法定代表人陈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先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业务收入（税后）的工作报酬23.2万元及孳息；2、确认原被告之间在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孳息明确为：1、2011年6月16日至2018年8月19日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2018年8月20日之后按照银行同期拆借市场利率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2003年3月至2012年11月，近10年期间，原告由被告聘用为工作人员，并签订一直沿用的格式《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交纳数额不等的任务款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被告将原告“业务收入（税后）作为工作报酬”。近10年来，原告除受被告的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外，还先后向被告交纳“任务包干费用3000-4000元”不等的任务款项和另外包括年检、文书等费用。原告应被告的指派，分别办理无数代理案件并取得业务收入（税后）的工作报酬。其中，原告曾2009年享受过被告管理人员的选举和被选举待遇；曾于2011年度，向被告交纳4000元包干费用和众所周知的其他费用逾7000元。然而，被告没有全面履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聘用合同》等规定或合同约定义务，一直没有向原告支付工作报酬和让原告享受劳动者待遇的义务。其中，被告对原告接受指派办理的当事人湖北新益面粉有限公司股东刘平的“股权转让纠纷”调解案，剩余代理费用没有支付。即原告在历尽艰辛履行被告与当事人刘平签订的《代理合同》义务，为之获取了约定950万元的股权被确认及现金兑现的成果，而应获76万元业务收入的代理费用中剩余26万元，在扣除现行3%税额后的23.2万元工作报酬，被告却没有支付给原告。2011年11月2日，原告突遭仙桃市检察院以部分代理费6.3万元是他人虚报的“雇凶嫁祸与夺酬栽赃”，最终仍被以共同贪污罪实施刑事监禁6年的“受他人控制”之冤（其冤正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查之中），且一直持续因强烈无辜申诉而全程被封闭监禁。该障碍直到2017年11月1日刑满消除后6个月期间内，原告先后分别向当事人刘平和被告提出该代理费用的追偿要求，而被告先于2018年7月以要原告代拟对刘平的起诉状后，再以一贫如洗的原告不能向其法定代表人交纳5万元好处费为由，予以拖延起诉，怠于履行到期债权的追索。特别是2018年3月27日，被告在原告找到其新的办公处所并提出该剩余包干费用的追索和相关劳动待遇享受时，才将2012年8月制作的《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以微信方式向原告送达，但对原告劳动者待遇没有依法处理。2018年11月18日，原告被迫依法行使代位权，在武昌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刘平和被告提起债权代位权纠纷。2019年8月底，一审武昌区院判决原告应获得17.89万元的部分胜诉；同年12月30日二审武汉中院以原告与被告具有人身性质的劳动关系需前置劳动仲裁等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已经依法提出再审申请）。2020年1月6日，原告在一审裁定生效的1周内，即向武昌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作报酬，但该委以否定劳动关系为由，无理驳回原告的二请求。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被告振兴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部分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不应当合并在本案审理，原告所称的业务收入，是与案外人刘平的代理费纠纷，案外人刘平并未将代理费打入被告的对公账户中，所有代理费由原告个人收取，被告并不知情，原告与被告为挂靠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不存在拖欠原告业务收入（工作报酬）的事实及行为。二、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以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2012年被告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在执业中进行故意犯罪活动，给予原告开除处分决定，报送湖北省司法厅基层处、湖北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并送达给原告，原告提起仲裁申请时间已经超过时效。虽然原告被刑事强制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但该情形并不等同于其民事权利的丧失，原告的服刑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许先慧，2007年5月9日取得《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曾为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该所于2018年5月14日更名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2011年5月8日，许先慧以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名义与刘平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均在合同落款处签名，但未加盖振兴法律服务所公章，合同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合同内容显示：委托方刘平（甲方）、被委托方振兴法律服务所（乙方）；由乙方代理甲方对其与仙桃市某公司、湖北某公司、西平某公司（河南）纠纷案进行诉讼或参与调解；乙方指派许先慧等人承办本案全部事务；本申诉案采用分期收费办法，以总报酬追索的标的之8%向乙方计算并支付代理报酬，第一期在本合同签字之日支付3万元作为启动费用，第二期在甲方的请求权被确认或权利追索实现时支付剩余代理费，若未实现则不支付剩余代理费；甲方另行支付代理事务的打印、通讯、交通等实际支出费用包干为3万元；本合同双方均应认真遵守，非经对方同意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时生效。《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许先慧向刘平出具收条二张，内容分别为“收到刘平案件实际支出费人民币叁万元。许先慧二〇一一.五.八”、“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叁万元。（3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为许先慧持有的代理合同补盖公章一份。2011年5月10日、12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具《调查函》一份、《介绍信》两份，指派许先慧前往河南省西平县工商局及税务局、湖北省仙桃市车辆管理所为该代理案件进行调查，第三人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松亦陪同前往仙桃市调查。2011年6月15日，刘平与张宏平、江坦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张）》、《股权转让协议（刘-江）》。同日，江坦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刘平转账290万元。2011年6月16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5万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股东权益纠纷代理费贰拾伍万元。（正式收据待案件终结时换取）经手人：许先慧2011.6.16”。2011年6月20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因许先慧对当事人开白条的行为作出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关于对许先慧同志暂缓年检注册的决定》。同年7月6日，许先慧签收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2011年9月30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2万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贰拾贰万元。（22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取）振兴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九.三十”。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2017年11月，许先慧刑满获释后与被告刘平取得联系，在向被告主张债权未果后，又于2018年3月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陈松取得联系，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向刘平追讨代理报酬，振兴法律服务所拒绝起诉。振兴法律服务所在（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案件庭审中陈述许先慧在2011年6月28日前为代理案件所做工作均系该所指派，属于职务行为。刘平陈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许先慧拟定；2011年6月30日收到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9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实现。在该案中，经许先慧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确认：双方在聘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每一、二年签订聘用合同，许先慧每年向所里交纳管理费，2011年的管理费业已交纳；振兴法律服务所不提供底薪不抽成，许先慧的业务收入（税后）即为工作报酬，税率为10.8%，由振兴法律服务所代收代缴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差旅费等案件支出包干费用不扣税不开发票；案涉合同为半风险代理合同，前期收取30,000元代理费，剩余代理费不确定。许先慧（乙方）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甲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乙方自愿接受甲方聘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乙方聘用期内的业务收入（税后）作为工资报酬。甲方给乙方提供必要的执业工作条件，同时维护乙方在执业活动和所务管理中应享有的合法权益。甲方依照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检查、监督，乙方对甲方的管理、检查、监督行为的不当之处可以提出批评、建议。乙方应自觉遵守所内各项规章制度，违者按有关制度处理等。上述事实有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即（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另查明，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分别于2007年3月11日和2008年4月28日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06年3月20日至2008年4月30日、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许先慧于2020年1月9日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振兴法律服务所支付许先慧业务收入（税后）工作报酬18万元（2011年5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期间的代理费），并确认双方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作出裁决书，驳回许先慧全部仲裁请求事项。许先慧不服，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关于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结合《聘用合同》之内容可知，振兴法律服务所在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后，以许先慧聘用期内业务收入的税后所得作为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同时，许先慧的从职行为受振兴法律服务所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振兴法律服务所依其规章有权对许先慧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在实际中就许先慧履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了开除的处分决定，该事实表明振兴法律服务所基于其与许先慧间的身份隶属关系，对许先慧的职业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可见，双方具有较为紧密的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其间社会属性不符合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故认定许先慧系就其从职期间劳动报酬而提起该案诉讼。本院认同上述观点，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振兴法律服务所和许先慧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许先慧在振兴法律服务所从事的工作系该所的业务组成部分，该所对许先慧进行劳动管理，且该所在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后以许先慧聘用期内业务收入的税后所得作为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因此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许先慧主张原、被告双方在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许先慧提交的两份《聘用合同》显示，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分别于2007年3月11日和2008年4月28日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06年3月20日至2008年4月30日、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但许先慧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明2003年3月至2006年3月19日期间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因此，本院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许先慧主张的业务报酬23.2万元及其利息。振兴法律服务所在答辩意见中提出该项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许先慧自述其在2018年3月27日收到《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的微信版本，至少在此时许先慧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最迟应当在2019年3月26日之前提起仲裁申请，但许先慧在2020年1月9日才提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故本院对许先慧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许先慧与被告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许先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 倩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王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