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再17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精星玻璃工艺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经营者：葛贤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意逢，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媛媛，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投资人：邱应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辉，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精星玻璃工艺制品厂（下称荷塘精星厂）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下称东达精星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荷塘精星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驳回东达精星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东达精星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案涉供货交易的关键证据是《租料合同》、6份《东达精星厂应收款对账单》及《精星6月应收汇总》，但上述证据中“葛贤志”的签名已经司法鉴定确认是由东达精星厂伪造的，因此根据伪造的、虚假的证据认定存在案涉的供货交易当然是错误、违反法律规定的。1、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10日出具的《粤南[2019]文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证明，案涉《精星6月应收汇总》落款客户回签处“葛贤志”的签名与荷塘精星厂经营者本人的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摇珠委托的广东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25日出具的《粤通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证明，案涉的《租料合同》、2013年的《12月应收款对账单》、2014年的《2月应收款对账单》《3月应收款对账单》《4月应收款对账单》《5月应收款对账单》《6月应收款对账单》中荷塘精星厂经营者的签名均不是葛贤志本人所签。2、在已经司法鉴定确认《租料合同》、6份《应收款对账单》及《精星6月应收汇总》上“葛贤志”的签名均为东达精星厂伪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上述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交易的真实存在”。首先，上述证据已经经过鉴定为非法证据，不具备证据的“三性”，法院依法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上述证据予以排除；第二，一审法院以《对账单》均为单线流转为由，因而认定存在非本人签名的可能性是错误的，经不起逻辑和实践的考验的，案涉全部6份《对账单》均不是“葛贤志”本人签名，而不仅仅只是其中一两份《对账单》非本人签名，完全不具备强行解释的空间，亦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3、一审法院没有对《租料合同》上伪造的签名进行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刻意回避审查《租料合同》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租料合同》作为确立本案双方当事人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证据，对法院来说，其必须依法对其进行审查和解释说明；对合同双方来说，如此重要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必定是面对面签署的，因此完全不存在非本人签名的可能性。因此，认定本案存在所谓交易事实的关键证据经过合法权威的司法鉴定证明全是由东达精星厂恶意伪造以诬告陷害荷塘精星厂，在关键、基本证据均为伪造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草率认定存在案涉交易。因此，本案明显属于东达精星厂通过伪造证据恶意制造的虚假诉讼，荷塘精星厂请求贵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公安机关，依法追究东达精星厂的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关键证据的合法性及真实性，在没有任何其他书证证明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没有经过荷塘精星厂确认的《出仓单》即认定存在案涉交易，显然是证据不足，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符合法定的证明规则和证明标准。1、案涉《出仓单》上收货人一栏处分别有“张某”、“杨某”、“聂某”、“聂某1”的签名字样，但“张某”、“杨某”“聂某”只是荷塘精星厂的普通的员工，其并非在荷塘精星厂授权拥有确认收取货物权限的人员，因此其根本无权代表荷塘精星厂确认收到货物，其签名确认不能代表荷塘精星厂的真实意思。且张某的职务只是财务人员，并不是仓管员，确认收到货物与否并不属于其职权范围。2、一审判决载明“全部案涉《出仓单》均经荷塘精星厂的员工张某本人辨认后予以确认”，也即一审判决在没有经过任何鉴定和另外两人确认的情况下仅凭借张某单独一人口头上的单方确认，便认定案涉《出仓单》“张某”、“杨某”及“聂某”三人的签名为他们本人的签名，进而简单笼统确认《出仓单》的证明效力。张某既非“杨某”、“聂某”，也非司法鉴定机构，怎能凭借其一人之言即认定全部签名的真实性，更不能仅凭其一人之言即确认全部《出仓单》的证明效力。如果一审法院可以仅凭借张某的证言即认定存在本案的交易，为何不能凭张某本人出具的书面《证明》认定荷塘精星厂已向东达精星厂付清2013年12月份当月和之后的全部货款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事实上，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案涉交易的唯一书面证据就是案涉的《出仓单》，而案涉的《出仓单》也仅仅只是经过张某一人的口头确认，由于张某既是荷塘精星厂的员工，于2013年1月至7月通过荷塘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又通过东达精星厂处投保社会保险，其显然与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利害关系，而且其只是财务人员，根本不应由其收取货物，因此依法其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出仓单》证据效力的依据，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另外，本案不能排除张某与东达精星厂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以谋取非法利益的可能性。案涉的《出仓单》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荷塘精星厂的盖章或荷塘精星厂经营者的签名，且上面加盖的两个公章均为东达精星厂的公章，甚至部分《出仓单》还出现送货人、收货人均为同一人的情况，因此该《出仓单》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完全是不具备的。3、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存在交易以来每月通过《应收款对账单》及《应收汇总》进行对账确认，也就是说，交易双方都认为《出仓单》是不能单独作为确认货款的依据的，确认货款的依据必须是经双方盖章或经营者签名的《应收款对账单》及《应收汇总》。如果张某仅仅作为荷塘精星厂一名普通的员工，就有权代表荷塘精星厂确认收到货物甚至确认货款，那么其是不是有权代表荷塘精星厂进行一切商业甚至诉讼活动，只要是其签名确认收到货物，荷塘精星厂就必须为该笔荷塘精星厂事实上并没有收到的货物而支付货款。4、即使一审法院仅以《出仓单》认定双方存在案涉交易，依法依理也应当剔除由“聂某1”及“杨某”、“聂某”在收货人处“签名”的部分《出仓单》，因“张某”确认收到的货物共计为7051千克，因此本案一审法院至多仅能认定荷塘精星厂收到7051千克货物，而不是65.132吨。三、一审法院在东达精星厂逾期提供证据且该证据“三性”存疑，完全不足以证明案涉货物单价的情况下，仍违法认定案涉货物单价。一审法院以东达精星厂提交的其与案外人签订的《租料合同书》中约定的货物单价均为6000元/吨，该价格低于东达精星厂主张的4400元/吨为由，即确认案涉货物单价为4400元/吨，显然是错误的。首先，上述《租料合同书》是东达精星厂严重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依法不应当采纳其作为证据；其次，上述《租料合同书》是东达精星厂单方提供的，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没有向上述合同中任何买方求证、没有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进行任何审查确认的情况下即违法采纳上述合同作为合法证据，甚至仅据此认定案涉货物的单价，明显是错误的；最后，上述《租料合同书》中的买卖货物仅粗略显示为“料液”，根本无法确认是否与案涉“吹制”货物为同一种甚至同一品质的货物，因此，仅仅根据东达精星厂提供的上述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案涉货物的单价。四、对于荷塘精星厂已收到的货物，荷塘精星厂已完全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特殊的合作关系，荷塘精星厂与东达精星厂在庭审程中均一致确认，双方之间货款的支付方式一部分是荷塘精星厂收到客户开具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为东达精星厂)后再交付给东达精星厂去提款，另一部分是通过荷塘精星厂的客户直接转账支付给东达精星厂，并没有荷塘精星厂直接支付货款给东达精星厂的付款方式。五、荷塘精星厂对东达精星厂在一审阶段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予确认，再审审判应当围绕原审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以原审审判范围和内容为限，东达精星厂多次逾期提交证据且多次超越原审范围进行主张，严重违反了再审范围有限的原则及举证期限规则。本案的一审实际上是一个再审案件，是针对(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而提起的再审案件，并不是一个新的案件，因此，本案应紧紧围绕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也就是说，本案应围绕(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关键证据和事实进行审理，而不是在东达精星厂不断地提交所谓的新证据基础上来审理，因为本案并不是新的案件。东达精星厂在一审第一次开庭(2019年8月28日)当天当庭临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之规定，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时间明显超过法院依法确定的举证期限，荷塘精星厂当庭表示依法不具有质证的必要性，但一审法院仍违法认可其作为证据：第一次开庭结束后，东达精星厂再一次逾期向法院提交了8份《租料合同书》；第二次开庭(2019年11月11日)结束后，东达精星厂又再一次逾期向法院提交了12份《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及《玻璃料液价格组成分析明细》，东达精星厂多次公然违反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和超过《举证通知书》确定的举证期限进行逾期举证，一审法院依法不应组织质证，同时应当依法认定东达精星厂放弃举证的权利，对其逾期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可见，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存在明显的违法情形。既然原来一审以东达精星厂提交的《租料合同》，《送货单》及《对账单》上载有荷塘精星厂经营者“葛贤志”的签名为由认定双方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再审就应当围绕上述证据进行审判，围绕“葛贤志”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审理，而不是围绕东达精星厂多次逾期提交的依法应当失权的证据进行审理，本案的关键在于一审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合法、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本案的争议焦点和范围也应当围绕此进行。东达精星厂辩称，一、《租赁合同》《应收款对账单》《精星6月应收汇总》这些自双方开始交易往来都是单向流转，2013年3月开始也是这样操作，2013年12月前的货款已经结清。要确定该交易是否真实，除考虑彼此的特殊合作关系，荷塘精星厂经营不景气，租赁东达精星厂厂房的部分生产线，东达精星厂给荷塘精星厂的交易价格都比市场价格偏低这些因素外，还应考虑在荷塘精星厂挂靠购买社保的还有葛某、葛某1、杨某等成员是否参与过生产与运营一系列因素。因为一审经过传唤上述人员出庭作证，但都以各种理由被拒，并不排除上述的合同及单据由他们代签。但即使是他们代签，东达精星厂通过同意接受2013年3月至11月的货款已表明对该代签行为的追认。这些文件都是在这样背景下发生流转的，故这些合同形式上的瑕疵已通过履行行为治愈，该买卖行为是真实客观存在的，荷塘精星厂将该组证据的瑕疵无限放大是站不住脚的。二、荷塘精星厂曾在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听证中陈述：“送货单上签名的杨某、张某、聂某等人不是他的员工，称交易期间已经停业”，但通过张某及李某对交易习惯与工作人员基本一致的描述，荷塘精星厂是前后矛盾的。同时结合社保购买的情况及荷塘精星厂在一审及上诉状的身份自认，这些证据的佐证，足以成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他们就是荷塘精星厂的员工，但由于荷塘精星厂的工作人员太少，且经营场所也在东达精星厂内，根据交易的次数频繁，这些特殊性不可能要求按现行成熟的公司来规范运营，要求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证人张某也说：“忙起来，什么都要做，偶尔老板（葛贤志）也帮忙装卸货”。证人张某的陈述是真实的，其称与葛贤志同乡同村且两家距离不够300米，在法院释明作伪证的法律效果后，真实地作出的陈述，其后所谓的书面结清《证明》更像是在别人指引下作出的。三、对涉案货物单价，首先荷塘精星厂在诉讼期间不出庭视为放弃了对证明该单价的证据质证权利，而事后以各种理由质疑单价的构成，那是不成立的。该单价的计算因没有政府及行业协会指导价，就连淘宝等网络平台也没有相类似的价格参考，只能结合同期同类的成品及材料交易价格分析，参照订立合同同期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故办案法官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实质性的审核和判断而作出的，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其次，按4400元/吨明显比市场价过低，这一固定价格彼此是清晰的，荷塘精星厂仅是生产“吹制”的，不是“机制”的，机制废品率低，料液价格相对低。若不是存在曾合作的关系不会按这价格交易。东达精星厂提交的送检鉴定的《租料合同》也有荷塘精星厂经营者的签名，其是明确知道该料液的市场价值。四、东达精星厂仅仅收到2013年12月前的货款，至于其后的货款分毫没收到，荷塘精星厂在2019年9月6日询间笔录自认发生交易的时间在2013年3月至2014年7月，而涉案的货款也是发生在该期间；同时也表明荷塘精星厂对交易的习惯及2014年6月前购买货物真实性是确认的，只是对货款是否结清有争议，但其称付清所有款项，东达精星厂会出具收据给荷塘精星厂，如此重要的收据其未能提供，东达精星厂根本未有收到该笔款项，故以此抗辩清偿完所有货款，是不成立的，应承担继续清偿的责任。五、审理民事案件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如果仅就再审申请的理由、请求进行审理很可能达不到化解矛盾，服判息诉目的，一审法院之所以将水电及社保等合并审理就是从这一精神考虑，一审法院释明后，东达精星厂考虑到诉的标的不同而进行了相应的处分，不将水电社保合并处理，故对再审案件应采取全案审查，更能查清本案的所有事实。因两企业在再审期间都早巳停业，相关工作人员早已解散，通过找相关证人花费很多的时间与找到证人也不确定是否肯出庭作证，同时要找回六年前非由国家机构保存的材料，更加是难上难，申请调查令调取的社保记录及证人在金融机构签名比对，东达精星厂之所以穷尽一切办法收集证据目的是为案件的公平公正审理提供支撑，绝非是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有证不举的事实。东达精星厂在原一审诉讼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偿还货款461837.9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荷塘精星厂负担。东达精星厂在本案一审再审庭审时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偿还货款343085.60元。荷塘精星厂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2、再审诉讼费用由东达精星厂承担。一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3月份至2014年6月份，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玻璃料液。交收货物时，东达精星厂开具《出仓单》，由荷塘精星厂的相关员工杨某、张某、聂某等人代荷塘精星厂在《出仓单》的“收货人”处签名。荷塘精星厂至今尚欠东达精星厂货款286580.80元。另查明：2013年1月份至2013年7月份，葛贤志、杨某、张某通过所在单位荷塘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2013年8月份至2014年7月份，邱应强、葛贤志、杨某、张某通过所在单位东达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经荷塘精星厂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东达精星厂提交的相关《租料合同书》《对账单》落款处“葛贤志”的签名进行鉴定，经鉴定得上述“葛贤志”的签名字迹不是葛贤志所写。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东达精星厂的主张及葛贤志的陈述，荷塘精星厂自2013年3月份至2014年6月份向东达精星厂购买货物。其中，对于2013年3月份至2013年11月份的货款，东达精星厂、荷塘精星厂均表示已付清；对于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的货款，东达精星厂称荷塘精星厂尚未支付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荷塘精星厂支付，荷塘精星厂则称已付清。关于荷塘精星厂称其没有拖欠东达精星厂任何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关于东达精星厂、荷塘精星厂的关系。东达精星厂称双方是独立的，后荷塘精星厂因经营差就过来跟东达精星厂合作，承包了东达精星厂一条生产线并向东达精星厂购买货物。根据一审法院对葛贤志所作的询问笔录，葛贤志称东达精星厂、荷塘精星厂于2013年3月合并，荷塘精星厂将厂区搬到东达精星厂。此外，葛贤志于2013年1月份至2013年7月份通过荷塘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于2013年8月份至2014年7月份通过东达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因此，足以认定荷塘精星厂后来已搬到东达精星厂处生产，荷塘精星厂的经营者亦挂靠东达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二、东达精星厂提交了2013年3月份至2013年11月份供货的《出仓单》，“收货人”处分别有“杨某”、“张某”、“聂某”签名。虽然荷塘精星厂对该些《出仓单》不予确认，但该些《出仓单》经张某本人辨认，张某确认是由张某、杨某、聂某代工厂签收货物，张某自2008年入职至2014年4月辞职期间的老板都是葛贤志；杨某一直帮葛贤志打工，比张某还早进厂；聂某比张某晚进厂，一直做司机。另杨某、张某于2013年1月份至2013年7月份通过荷塘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于2013年8月份至2014年7月份通过东达精星厂投保社会保险。此外，根据一审法院对葛贤志所作的询问笔录，葛贤志称荷塘精星厂于2013年3月份至2014年7月份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的货物，是由荷塘精星厂工作人员到东达精星厂提货，提货人只有杨某、张某，由杨某、张某在东达精星厂制作的提货单上签名后将货物提走。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出仓单》的证据效力，并认定由荷塘精星厂的员工代荷塘精星厂签收东达精星厂提供的货物。三、根据东达精星厂提交的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的《出仓单》，“收货人”处分别有“杨某”、“张某”、“聂某”、“聂某1”签名。虽然荷塘精星厂对该些《出仓单》不予确认，但该些《出仓单》经张某本人辨认，张某确认是由其、杨某、聂某代工厂签收货物，但其没见聂某1在葛贤志的厂上过班，其不知道为何聂某1会在《出仓单》上签名。根据一审法院对葛贤志所作的询问笔录，葛贤志称由荷塘精星厂工作人员杨某、张某在东达精星厂制作的提货单上签名后将货物提走；聂某1与荷塘精星厂无关。因此，结合涉案2013年3月份至2013年11月份的《出仓单》，东达精星厂与荷塘精星厂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存在非常频繁、大量的交易，剔除农历新年所在的2014年1月份、2月份，东达精星厂平均每月向荷塘精星厂供货约21次，且每次供货的《出仓单》的“收货人”处均有荷塘精星厂的员工签名，而全部涉案《出仓单》均经荷塘精星厂的员工张某本人辨认后予以确认。故东达精星厂与荷塘精星厂在长期的交易中已形成了东达精星厂供货后，由荷塘精星厂的员工在东达精星厂出具的《出仓单》的“收货人”处签名确认的习惯，且该交易习惯一直稳定不变。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东达精星厂提交的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的《出仓单》的证据效力。四、关于东达精星厂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向荷塘精星厂供货的价值。该时间段的《出仓单》分别由杨某、张某、聂某、聂某1签名确认。结合2013年3月份至2013年11月份的《出仓单》、张某的陈述及辨认、葛贤志本人的陈述、社会保险投保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杨某、张某、聂某均是荷塘精星厂的员工并一直代荷塘精星厂签收东达精星厂的货物，故对由杨某、张某、聂某签名确认的《出仓单》所对应的货物，一审法院确认是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的货物。但对于由聂某1签名的《出仓单》所对应的货物，第一，荷塘精星厂、葛贤志否认聂某1是其员工，东达精星厂亦无证据证明聂某1是荷塘精星厂的员工；第二，张某称其没见聂某1在葛贤志的厂上过班，其不知道为何聂某1会在《出仓单》上签名；第三，东达精星厂承认聂某1是葛贤志介绍到东达精星厂上班的；第四，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10日的《出仓单》的“送货人”及“收货人”处均由聂某1签名，东达精星厂解释称是因聂某1与葛贤志相熟，聂某又是聂某1哥哥，为交易方便故部份单据由聂某1代为签收，但上述解释明显与一般经营习惯不符；第五，除《出仓单》外，东达精星厂还提交每个月的《应收汇总》《对账单》（《应收汇总》《对账单》上均有“葛贤志”签名）以证明荷塘精星厂所购货物的价值，但经鉴定，相关《租料合同书》《对账单》上“葛贤志”的签名均非葛贤志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东达精星厂亦表示不需要对《应收汇总》上“葛贤志”的签名进行鉴定。因此，对由聂某1签名确认的《出仓单》所对应的货物，一审法院不确认为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的货物。剔除由聂某1在“收货人”处签名的2014年4月17日至2014年5月10日的《出仓单》，东达精星厂于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共向荷塘精星厂供货65.132吨。关于货物的单价，东达精星厂称市场价为6000元/吨，因葛贤志是东达精星厂的合伙人，故按4400元/吨卖给荷塘精星厂。虽然荷塘精星厂对该单价不予确认，但其亦没有提供其向东达精星厂履行买卖合同所付货款的实际单价金额。另东达精星厂提供了其与多名客户签订的买卖玻璃料液的《租料合同书》，约定的交易单价均为6000元/吨。因此，东达精星厂主张按4400元/吨计算货值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确认东达精星厂于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6月份共向荷塘精星厂供货286580.80元（65.132吨×4400元/吨）。五、关于荷塘精星厂称其所有货款均已付清给东达精星厂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荷塘精星厂作为买受人，其主张已依约支付了价款的，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荷塘精星厂仅提交了一份署名“张某”的《证明》，“张某”表示其是荷塘精星厂的财务，荷塘精星厂已向东达精星厂付清2013年12月份当月和之后的全部货款。但荷塘精星厂未能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或东达精星厂出具的相应收据等证据与之印证，故该《证明》不足以证明荷塘精星厂已付清货款。现荷塘精星厂没有提交其已履行付款义务的充分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荷塘精星厂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东达精星厂提交的《租料合同书》《对账单》。经鉴定，上述书证上的“葛贤志”的签名均非葛贤志本人所签。对此，东达精星厂的会计李某出庭作证称李某做好《对账单》后交给杨某，杨某找葛贤志签名后，杨某再将《对账单》交还给李某；《对账单》是否为葛贤志签名李某不清楚，葛贤志从未当李某的面签《对账单》。根据一审法院对葛贤志所作的询问笔录，葛贤志称每月由东达精星厂的财务李某将所有提货单制作成《对账单》后交给荷塘精星厂的财务张某，张某交给葛贤志核对，葛贤志签名后将《对账单》交给张某，张某再将《对账单》交还给东达精星厂；葛贤志签《对账单》时不用李某在场，李某将《对账单》交给张某后就走了。因此，东达精星厂每月制作好《对账单》后均不是由葛贤志面签，且《对账单》均为单线流转，故虽然鉴定得《对账单》均非葛贤志本人签署，但不足以否定双方交易的真实存在。综上，东达精星厂请求荷塘精星厂支付尚欠的货款合法有据，一审法院确认尚欠货款为286580.80元。对东达精星厂多请求的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的承担。经荷塘精星厂申请并预交鉴定费，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东达精星厂提交的《租料合同书》《对账单》上“葛贤志”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得上述签名均非葛贤志本人所签。虽然荷塘精星厂确实拖欠东达精星厂货款，但上述材料均为东达精星厂制作及参与签署，东达精星厂对相关签署人的身份核实应当保持谨慎注意的合同义务，现“葛贤志”的签名为他人所签，东达精星厂对此存在过错，故相关鉴定费应由东达精星厂负担。关于受理费的退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案件受理费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二）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东达精星厂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不再请求相关水电费、社保费用，只请求货款，一审法院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相应受理费。一审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二、荷塘精星厂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达精星厂支付货款286580.80元；三、驳回东达精星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荷塘精星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228元，一审法院退还给东达精星厂1782元，余款6446元，由东达精星厂负担847元，由荷塘精星厂负担5599元。鉴定费24040元，由东达精星厂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除“2013年3月份至2014年6月份，荷塘精星厂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玻璃料液。交收货物时，东达精星厂开具《出仓单》，由荷塘精星厂的相关员工杨某、张某、聂某等人代荷塘精星厂在《出仓单》的“收货人”处签名。荷塘精星厂至今尚欠东达精星厂货款286580.80元”的事实以外，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荷塘精星厂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荷塘精星厂应否向东达精星厂支付东达精星厂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286580.80元？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荷塘精星厂应否向东达精星厂支付东达精星厂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286580.80元的问题。东达精星厂在本案中提供了《租料合同书》《应收汇总》《应收款对账单》及《出仓单》等证据以证实荷塘精星厂在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期间有向东达精星厂购买玻璃料液，但至今尚欠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的货款的事实；荷塘精星厂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租料合同书》、6份《东达精星厂应收款对账单》及《精星6月应收汇总》中“葛贤志”的签名经司法鉴定确认是由东达精星厂伪造的，现仅根据没有经过荷塘精星厂确认的《出仓单》即认定存在案涉交易，显然是证据不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东达精星厂为证实其诉请在一审及再审中提交的《租料合同书》《应收汇总》《对账单》及《出仓单》系作为整体性的书面证据，共同用以证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荷塘精星厂与东达精星厂之间买卖关系的真实存在且荷塘精星厂尚有未支付货款的事实。上述书证除《出仓单》外均有荷塘精星厂经营者“葛贤志”的签名，但葛贤志对此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认定涉案《租料合同书》《对账单》上“葛贤志”的签名均非葛贤志本人所签，同时荷塘精星厂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证明《精星6月应收汇总》上“葛贤志”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由此可见，东达精星厂所提交的证据除《出仓单》未经鉴定外，其他据以证实买卖关系真实发生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尤其是东达精星厂对其提交的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租料合同书》的来源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对于《对账单》形成的过程东达精星厂的会计李某与葛贤志的说法不一，而张某亦表示其不知道东达精星厂提供的《应收汇总》是由谁所签，其没见过这些汇总表，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此对上述证据均应予以排除。其次，经上述证据排除后，本案中东达精星厂仅能凭张某、杨某、聂某及聂某1签字确认的《出仓单》主张其本案诉请。但综观本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诉辩意见，东达精星厂提供的2014年4月、5月《出仓单》中均出现送货人与收货人均为聂某1的情况，显然不符合一般买卖关系的通常做法和常理；而在荷塘精星厂对《出仓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东达精星厂未能提交进一步证据证实杨某及聂某签名的真实性。虽然张某确认该等《出仓单》上的签名为其与杨某、聂某等人所签，但其并非具有鉴定资质的专业人员，故其证言仅应对由其所签的《出仓单》具有确认效力，但其后，张某亦出具《证明》，认为2013年12月份之后所有货款均已结清。一审法院却未予采纳，对张某的证言区别采信有所不当。故现本案涉案《出仓单》上既无荷塘精星厂经营者葛贤志的签字确认，亦无荷塘精星厂加盖公章予以认可，也无法与东达精星厂提交的《租料合同书》《应收汇总》《对账单》等书证相互印证，仅系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的孤证，再结合东达精星厂举证提交的《租料合同书》《应收汇总》《对账单》等均已被鉴定机构鉴定为不真实的情况，以及葛贤志一审再审中称不确定东达精星厂提交的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出仓单》所载货物是否真实或者是否为荷塘精星厂所购买，并认为其购买的货物已全部付清货款的意见，由此可见双方对于东达精星厂仅以真实性不明确的涉案《出仓单》证明的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所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具体交易对象仍各执一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及交易对象是否为荷塘精星厂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且不能排除对《出仓单》真实性的合理怀疑。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东达精星厂主张的涉案交易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东达精星厂仍应进一步就其所主张的涉案双方的买卖行为实际发生或者实际的交易对象为荷塘精星厂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以葛贤志认可双方之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交易推定东达精星厂主张的涉案交易成立，亦不应以葛贤志主张已经支付了此期间的货款的抗辩认定举证责任转移。东达精星厂直至本案二审辩论结束前仍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以东达精星厂与荷塘精星厂在以往的中已形成的交易习惯，进而仅以东达精星厂提供的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的《出仓单》推定荷塘精星厂尚欠东达精星厂货款286580.8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荷塘精星厂上诉主张其无需向东达精星厂支付货款286580.80元的意见，承上所述，因东达精星厂的举证尚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不能排除对《出仓单》真实性的合理怀疑，故本院予以支持。荷塘精星厂如坚持认为东达精星厂拖欠其货款，可待证据确实充分后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荷塘精星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再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再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已由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预交），由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负担。鉴定费24040元（已由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精星玻璃工艺制品厂预交），由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已由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精星玻璃工艺制品厂预交），由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负担。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精星玻璃工艺制品厂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江门市蓬江区东达精星玻璃制品厂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64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