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鲁执监37号 申诉人（被申请追加人):青岛泰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四方区人民路**乙。 法定代表人:李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苏庆欣,女，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福(系苏庆欣之弟),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强，山东诚功（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青岛市振业房地产实业总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市场二路**振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维安，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苏庆欣与被执行人青岛市振业房地产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振业公司）、申诉人（被申请追加人）青岛泰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泰基公司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2016）鲁02执监第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经审查作出（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撤销青岛中院（2016）鲁02执监第1号执行裁定，苏庆欣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132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指令本院重新审查。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依法组织听证，泰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苏庆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福、刘振强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市南区第四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市南第四支行）与青岛振业房地产实业发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崂山法院）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2002）崂经初字第69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青岛振业房地产实业发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工行市南第四支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上述判决生效后，工行市南第四支行于2003年2月25日向崂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青岛振业房地产实业发展公司名称变更为振业公司。由于涉案债权转让，崂山法院于2013年4月3日裁定变更苏庆欣为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13年8月9日，苏庆欣以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分立改制成立的公司、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形式将振业公司的财产转移至泰基公司为由，申请追加泰基公司为案件的被执行人。 崂山法院查明，在听证过程中，苏庆欣提交了如下证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北法院）（2012）北执字第1182-1号、（2013）北执字第497-1号执行裁定书，青岛中院（2013）青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以及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3）李执裁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青岛中院（2013）青执复字第7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事项:1.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存在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2.在其他涉及振业公司的案件中以相同事实与理由，已经依法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振业公司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质证，泰基公司对于证据本身无异议。但主张：一是上述几份裁定或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对此，泰基公司已经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提出监督申请，并已经得到积极回应；二是本案应该独立审理，不应该受到法庭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应该根据开庭所收集或提交的证据作出自己客观独立理性的判断，而不应该按照惯性思维作出类似的认定。泰基公司未对其上述主张提交其他合法有效证据。 崂山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在听证过程中，苏庆欣向崂山法院提交的生效裁定书，均已证明依法应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经质证，泰基公司对于证据本身亦无异议。泰基公司虽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却未对其主张提交其他合法有效证据。故对于本案苏庆欣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应予支持，对于泰基公司提出的主张不予采纳。据此，崂山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追加第三人泰基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泰基公司不服崂山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向青岛中院申请复议。青岛中院认为，关于执行法院事实认定问题，泰基公司在成立之初就与振业公司之间存在着关联性，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青岛市重点工程海泊河两岸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海泊河指挥部）三者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等事实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泰基公司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推翻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泰基公司的此项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执行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制裁规避执行意见）作为执行裁定法律依据的问题。制裁规避执行意见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其目的是提高执行效率，强化执行效果，维护司法权威，有很强的实践效果，执行法院援引制裁规避执行意见并无不当。对于苏庆欣取得本案债权的形式是否合法的问题。苏庆欣取得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是基于执行法院于2013年4月3日作出的变更申请执行人裁定，而本案的复议审查对象是执行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泰基公司的本项复议请求已经超出本案的审查范围，对此不予处理。据此，青岛中院于2014年8月29日作出（2014）青执复字第44号执行裁定，驳回泰基公司的复议申请。 泰基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诉称：一、复议裁定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复议裁定的依据是制裁规避执行意见第20条，上述文件既非法律，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援引该文件属法律适用错误。青岛中院裁定申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越了执行裁决范围应予纠正。二、追加裁定、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工商登记，泰基公司于2001年8月由45名自然人股东和2名法人股东发起设立，工商登记信息中并无分立决议或决定。追加裁定、复议裁定在认定该项事实时并非以泰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为依据，而是以政府文件为依据，认定事实错误。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并不存在关联交易。泰基公司与海泊河指挥部之间的交易行为与振业公司无关，且泰基公司均已支付了对价，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亦不存在财产混同。三、复议裁定所列主体错误。复议裁定将泰基公司列为第三人系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人系被执行人对其享有到期债权的自然人、法人。综上，请求撤销青岛中院（2014）青执复字第44号执行裁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虽然规定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同时也规定了，对此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申诉人泰基公司在复议审查期间提交了相关证据，但青岛中院在复议中并未审查，因此，青岛中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鲁执监字第14号执行裁定：一、撤销青岛中院（2014）青执复字第44号执行裁定；二、由青岛中院重新审查。 青岛中院在重新审查中查明，关于青岛市一宅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宅集团公司）与振业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件，市北法院分别作出（2011）北民三商初字第445号、（2011）北民三商初字第446号、（2011）北民三商初字第408号、（2012）北民三商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市北法院依法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经申请人申请，市北法院分别作出（2012）北执字第39-1号执行裁定、（2012）北执字第40-1号执行裁定、（2012）北执字第1182-1号执行裁定、（2013）北执字第497-1号执行裁定，追加泰基公司为一宅集团公司与振业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泰基公司不服向青岛中院申请复议，青岛中院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2013）青执复第22号执行裁定维持了市北法院（2012）北执字第39-1号执行裁定、（2012）北执字第40-1号执行裁定，于2013年7月2日作出（2013）青执复第41号执行裁定维持了市北法院（2012）北执字第1182-1号执行裁定、（2013）北执字第497-1号执行裁定，均驳回申请复议人泰基公司的复议申请。上述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青岛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交市北法院及青岛中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裁定书，以证明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存在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在其他涉及振业公司的案件中以相同事实与理由，已经依法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振业公司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青岛中院审查，有关一宅集团公司与振业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件的执行裁定均认定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的改制后企业、双方存在关联交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制裁规避执行意见追加泰基公司为案件被执行人，相关案件的执行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并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且被追加人泰基公司也以振业公司为被告，向市北法院提起了追偿权诉讼，追偿权经市北法院（2014）北商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后在市北法院立案执行。由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案中青岛中院对已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被追加人泰基公司需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其申诉理由才能够予以支持。因此，被追加人泰基公司负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定认定事实的举证责任。 对于泰基公司成立以来的来往账目问题。泰基公司称其成立往来的账目属于电子记账，同意由法院委托相关机构对相关项目进行审计，但不便于向法庭出示。鉴于以上情况，青岛中院认为，一宅集团公司与振业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系列执行案件的追加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生效裁定明确认定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改制后企业、双方存在关联交易。本案中，泰基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或以账目系电子记账，不便向法庭出示为由来抗辩双方没有发生关联交易，以此反驳生效裁定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泰基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其与振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应由泰基公司自行承担，前述生效的追加裁定对泰基公司是否系振业公司的改制企业的事实也进行了认定，并有相关的文件载明，泰基公司同样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非振业公司改制企业的主张。 申诉人提出的其他申诉理由亦不成立，对于其申诉请求青岛中院不予支持。综上，青岛中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6）鲁02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诉人泰基公司的申诉，维持（2014）青执复字第44号执行裁定。 泰基公司不服，再次向本院申诉称:一是青岛两级法院依据制裁规避执行意见第20条追加申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制裁规避执行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在裁定书中直接引用的依据，执行法院依据制裁规避执行意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二是申诉人是严格按照工商登记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分立改制而来。振业公司对泰基公司注资100万元是对外投资行为；从泰基公司和振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看，两公司股东不存在重叠现象，且两个公司的企业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振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章程、注册资本、股东等未发生改制设立的相应变更登记，无公司分立形式的存在和登记；振业公司出资100万元作为部分股东与其他股东共同设立泰基公司，不是振业公司资产的减少，而是在总资产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无形增加了其拥有的泰基公司的100万元股权价值量。因此，泰基公司非改制分立而来，对于振业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三是青岛中院对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认定错误。一个机构是指海泊河指挥部，两块牌子是海泊河指挥部、振业公司海泊河两岸棚户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海泊河项目经理部）。海泊河指挥部、振业公司、泰基公司三者不存在财产混同、受让财产和关联交易。申诉人与振业公司涉及的黄岛75万元债权、与海泊河指挥部的8套房屋及69号地块都支付了对价。以振业公司部分审计报告审查出现亏空，泰基公司成立以来资金大量涌入，从而认定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存在转移资产、规避执行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是青岛中院以申诉人与一宅集团公司的执行裁定作为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违反司法原则。综上，请求撤销青岛中院（2016）鲁02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和崂山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 本院再次审查查明，被执行人振业公司成立于1984年，属集体所有制企业，2001年6月27日，该公司向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公司提出关于分立改制设立泰基公司的请示：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拟由振业公司与内部职工共同出资，分立改制发起设立泰基公司，并申请沿用振业公司二级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三年。请示附有职工大会决议、设立公司可行性报告、分立改制方案以及泰基公司章程（草案）。分立改制方案包括对振业公司51名在岗职工在坚持入股自愿的前提下，泰基公司对大部分职工予以安置。随后，振业公司正式报请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公司向青岛市建设系统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提起审批。2001年7月31日，青岛市建设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组建泰基公司的批复》：同意振业公司分立改制组建泰基公司。2007年振业公司因不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2001年8月，泰基公司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泰基公司的投资主体有三方:一方是振业公司，投资100万元，占20%股份；一方是威海振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振隆公司），投资238万元，占47.6%；一方是振业公司45名职工，投资162万元，占32.4%。泰基公司成立后，振业公司、威海振隆公司分别于2002年2月、2002年9月将其占有的泰基公司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39名、25名职工股东。 泰基公司在成立验资时，45名职工的投资款162万元通过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于2001年7月26日存入泰基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市南区第三支行开立的账号为2214××××1265的账户（以下简称泰基公司验资账户）。此前的2001年7月18日，青岛振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物业，1998年成立，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注册资本50万元，分别由海泊河经理部出资45万元，振业公司出资5万元）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转入200万元，其中的162万元用于2001年7月26日职工入股验资。公司成立后的2001年8月27日、8月28日，李洪军等45名职工分两次（1万元，80万元）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现金转入51笔总额为81万元的存款（该51笔存款的数额是45名职工股东每人出资数额的一半）。2001年12月27日，威海振隆公司也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分两笔转入81万元，用途为验资。随后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分10笔共向振华物业转入190万元，向海泊河指挥部转入10万元。 威海振隆公司系1993年3月20日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195万美元，振业公司出资额占50%，威海物资再生拆船总公司占10%，香港隆港实业有限公司占40%。1996年9月，威海物资再生拆船总公司不再参与合资，退出经营。2001年1月，威海水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威海振隆公司董事会出具的2000年度审计报告的第五项重要事项揭示，1996年10月，公司董事会决议对“其他应收款项一朱鹰”的大额借款作出决议（摘要）：合资外方已于1994年底前将投资以借款的形式支出，鉴于外方目前无力归还借款，董事会认为，对于这一事实原则上予以承认。在泰基公司成立时，虽然威海振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但实际上振业公司是该公司唯一的投资主体。 2003年10月，泰基公司增资5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增资的500万元是由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转入泰基公司的验资账户。增资前，泰基公司分别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转账存入7笔共400万元，青岛华新园置业有限公司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转入1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能否以公司分立为由追加泰基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二、能否以人员混同、关联交易等为由追加泰基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 一、关于能否以公司分立为由追加泰基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问题。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泰基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振业公司投资100万元，占20%股份；威海振隆公司投资238万元，占47.6%；振业公司45名职工投资162万元，占32.4%。泰基公司成立前，45名职工的验资款162万元是振华物业转入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通过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转入泰基公司验资账户。泰基公司成立后，45名职工通过威海振隆公司汇入81万和职工自己缴纳81万，向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存入162万元，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又将款项转入振华物业账户。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账户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45名职工股东向泰基公司实际出资。公司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公司分立时，由于原公司分离资产成立新公司，分立出去的资产成为新公司的资产，所有权属于新公司，原公司与新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双方不具有股权关系。本案中，振业公司、威海振隆公司和职工股东发起设立泰基公司后，振业公司持有的是泰基公司的股份，振业公司是泰基公司的股东。振业公司在对泰基公司进行100万元的出资后，并未减少振业公司的法人财产，仅仅是法人财产从有形财产转化为对泰基公司持有的股权，是财产形态的变化，股份的所有权仍属于振业公司。2002年8月，振业公司将其持有的20％的股权转让给了39名职工股东。虽然振业公司以及其主管部门、青岛市建设委员会在成立泰基公司的各种公文、批复中使用了分立改制字样，但在泰基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工商登记资料及验资报告均载明泰基公司是由振业公司投资100万元、45名股东投资162万元，威海振隆公司投资238万元发起设立的。综上，依据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泰基公司是由振业公司分立成立，不能以公司分立为由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 二、关于能否以人员混同、关联交易等为由追加泰基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问题。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对执行依据确定的主体在执行程序中的扩张，应当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苏庆欣以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海泊河指挥部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关联交易，振业公司通过海泊河指挥部向泰基公司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等为由申请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但人员混同、关联交易等不是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对此，当事人可通过其他程序另行解决。 综上，本院认为，崂山法院、青岛中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和第130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撤销青岛中院（2016）鲁02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和崂山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 申诉人苏庆欣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称：一、（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振业公司分立改制方案载明：拟由振业公司和内部职工出资，分立改制，发起设立泰基公司；因振业公司实际资产负债率已超过100%，整体改制已难以操作，只有选择分立改制；保留振业公司建制，负责处理好老企业的债权债务及对所属企业的管理；依托海泊河两岸改造工程的有关项目（振业公司正在实施），开发商品房面向市场。无论是分立改制方案，还是振业公司和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公司的请示，以及青岛市建设委员会的批复，均将分立改制作为振业公司的改制方式。振业公司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分立改制为泰基公司得到完全实施，泰基公司实际为振业公司派生分立而新设成立的公司。2.验资报告载明泰基公司是由振业公司、45名股东及威海振隆公司投资发起设立，实质上，45名职工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全部出资款均是振业公司的资产。验资报告相关事项表明振业公司借助于分立改制来逃避债务。泰基公司股东出资的所有事宜均由振业公司操控，法院应依法结合上述公司的实际关联性、振业公司的完全操控性等方面从严审查。3.泰基公司借助其为振业公司分立改制的事实承继了振业公司的开发资质、土地及业务资源。无论是振业公司在分立改制时申请将其房地产开发资质由泰基公司承继，还是海泊河指挥部《关于泰基公司请求开发资质升级的报告》以及建委《关于泰基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三级资质的批复》，都说明泰基公司在成立后，承继了振业公司的开发资质。泰基公司承继了振业公司开发的土地和业务资源，原拟出让给振业公司的土地直接出让给泰基公司，即便泰基公司为此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但实际上占有了大量的开发资源，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4.振业公司与泰基公司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用分立来解释。刘维安、陈新明、李华民、徐志霞、管殿书、朱小兰等人既是振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是泰基公司的股东，还在海泊河指挥部履行职务，同时在三个单位领取工资或补贴。关于股权转让款，振业公司与姜红等人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转让方为振业公司，但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却是泰基公司。振业公司将其在泰基公司持有的20%的股份转让给39个自然人股东，转让方为振业公司，转让款却由泰基公司代收。泰基公司增资时委托振业公司工会委员会收取股东的出资，且该500万元增资款为虚假增资。5.泰基公司成立后，振业公司改制时的过亿资产不知所踪，大量事实证明，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分立改制而来，随着振业公司的人员转到泰基公司，振业公司的资产随之也被转移到泰基公司。二、（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泰基公司实际为振业公司分立而新设成立的公司，但振业公司为了规避执行、逃废债务，形式上选择了与威海振隆公司及职工共同现金出资的设立方式，实际上完成了实质上的分立，即将振业公司所有的人员、资产及资源等全部转移到泰基公司。振业公司为了规避执行，未依照派生分立的法定程序对财产作相应的分割，未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未通知债权人且未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问题达成一致，未将负债随资产一并转移到泰基公司。基于公司分立的事实，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综上，请求撤销（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书；维持青岛中院（2016）鲁02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维持崂山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泰基公司的申诉请求。 泰基公司辩称：首先，泰基公司系依法发起设立，设立过程中股权清晰、股东出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其次，泰基公司没有继承振业公司的开发资质，在法院审查期间已经提交充分证据，驳斥了泰基公司有资金流入系获得振业公司巨大经济利益的说法。再次，申诉人主张的法律依据均以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分立成立为事实基础，但该事实不存在，故申诉人不得据此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最后，（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已经被其他多个裁定直接引用并作为裁判依据，申诉人亦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在市北法院起诉泰基公司，以相同理由要求泰基公司就本案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申诉人的申诉，维持（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申请执行人请求追加泰基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诉人要求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泰基公司系振业公司分立改制成立的公司，二是泰基公司与振业公司人员混同，通过关联交易等形式将振业公司的财产转移至泰基公司。公司分立的形态可以是存续分立和解散分立。存续分立是公司将其部分资产分离出去成立一个或几个新的公司，被分立的公司以其剩余的资产继续存在。存续分立在许多情形下并非单纯的分立，而伴随着企业的对外投资，企业资产、人员状况的变化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与转投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认定企业分立的诸多要素中，资产转移情况属于企业分立的实质要素，判断公司分立还是转投资，应当对资产转移情况进行实质审查，而不能仅根据股东出资情况孤立作出判断。而资产的转移情况，不仅包括有形资产的转移，也包括无形资产的承接，例如是否沿用了开发资质，是否承继了项目建设，是否接受了业务资源。山东高院在审查中，仅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认定，对企业资产数量、资产转移情况未进行全面审查，无法得出企业是分立还是转投资的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山东高院应就下列事实进一步审查： 第一，泰基公司是否无偿使用了振业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2001年6月27日，振业公司在向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公司提出关于分立改制设立泰基公司的请示中提到，申请沿用振业公司二级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三年。而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是房地产企业赖以经营的根本，如果该资质转让给泰基公司使用，会直接影响振业公司的继续经营。该资质蕴含的巨大价值，无论是转投资还是公司分立，都应作为公司的资产予以考虑。卷宗材料显示，泰基公司直至2004年6月30日才取得四级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泰基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开发资质是其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要素，泰基公司在取得开发资质之前，是否沿用了振业公司二级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需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认定。 第二，泰基公司是否承继了振业公司开发的项目。振业公司的分立改制方案中载明，“继续做好青岛市重点工程海泊河两岸指挥部的工作”，“新公司依托海泊河两岸改造工程的有关项目，与两岸改造指挥部进行联建开发经营，力争创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解决两岸改造工程的难点。开发的商品房以中低价格面向市场。”《关于设立青岛泰基置业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载明,“新公司将重新凝聚老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和专业人才优势，扬长避短，以新的形象开拓市场”。从分立改制方案看，海泊河指挥部的工作一直是由振业公司负责的。泰基公司于2001年8月成立，9月即与海泊河指挥部签订《海泊河两岸投资建设合同》，合同载明“该工程已经完工的室外工程，由甲方向乙方收取配套工程费”，“本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归乙方，由乙方按照规定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2001年12月18日，双方又签订《重点工程海泊河两岸改造投资建设得房合同》，该项目是否与振业公司存在关联，是否承继于振业公司，有待进一步核查。2005年2月25日，海泊河指挥部与泰基公司签订《市北区西吴路69号（海泊河22#B片）地）地块土地转让合同，该块土地的开发是否与振业公司存在关联，需要进一步查清。 第三，振业公司的资产是否最终转移到了泰基公司。卷宗材料显示，2001年12月25日，青岛市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复振业公司，同意将原注册资本2223万元减少至1519万元。该减资行为发生在改制分立后不久，如果是单纯的转投资，不应发生原企业注册资本的减少。振业公司减少的资产是否通过其他途径流入泰基公司，需要进行实质审查。除了振业公司投入泰基公司的100万元，泰基公司收到的其他出资，以及公司成立后陆续取得的其他财产，是否与振业公司存在关联，有待进一步查实。 综上所述，山东高院对振业公司与泰基公司间的财产关系未查清，所作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132号执行裁定，撤销山东高院（2016）鲁执监53号执行裁定，指令山东高院重新审查。 2020年6月17日，围绕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的事实问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听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监督案件，在执行异议与复议阶段，崂山法院和青岛中院对是否应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相关事实未予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执监132号执行裁定指出：本案应查明以下三个事实：1.泰基公司是否无偿使用了振业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2.泰基公司是否承继了振业公司开发的项目；3.振业公司的资产是否最终转移到了泰基公司。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听证，但仍无法查明能否追加泰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相关事实。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享有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应指令最初受理本案的崂山法院按照执行异议程序重新审查本案。 综上，崂山法院和青岛中院在本案审查中认定事实不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执监字第1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03）崂执裁字第524-2号执行裁定； 三、指令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审 判 长 付本超 审 判 员 石少红 审 判 员 陈居山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 郑 帅 书 记 员 孔雪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