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9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红桂，男，198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鹤庆县人，农民，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润梅，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现代花园**裙房内**西起1-3间、二楼西起1-3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519130622。负责人：吴成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兆麟，云南新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厚丰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昌宏西路迅艺物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3163068151。法定代表人：曾杰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云南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昆明市吴鑫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托运分公司，住所地昆，住所地昆明市昆洛路朱家村立交桥旁云南浩宏.圆春零担托运市场****商铺信用代码915301007482606547。负责人：吴祖政。上诉人赵红桂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云南厚丰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丰公司”）、原审第三人昆明市吴鑫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托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2019）云2932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接待了上诉人赵红桂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苏润梅、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务支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和兆麟、被上诉人厚丰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王丹、原审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负责人吴祖政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红桂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2932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一审判决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事实，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第一，一审将“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祖政的个人账户赔付400000元，并向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支付公估费12720元。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及权益转让书。”认定为本案事实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截止2019年12月18日第一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均未提交向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支付了赔款的事实及时间证明，仅提交了一份《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该《收据及权益转让书》无案号、无保险单号、无相关名目、无日期，丝毫看不出与上诉人或者案涉事故有关联性。在第一次庭审后，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陆续补充提交了其于2016年11月8日向吴祖政的个人账户支付400000元、向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支付12720元的证据，但该证据中无任何可以证明与案涉事故相关的内容。其次，从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提交的与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中可以看出，双方约定每一车货物的保额均是50万元，而每一车货物的保险费是60元，年保费不低于20000元，即意味着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每年投保的货物不少于333车次（20000÷60），发生保险事故后每一车次的赔偿款均以400000元为限，故有可能得到400000元赔偿款的事故并不唯一。因此，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于2016年11月8日向吴祖政的个人账户支付400000元的证据不具备与本案有关联性的形式要件，一审判决将其作为认定诉讼时效未超过的主要证据不当。第二，涉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3月22日，上诉人在观察到车辆后轮出现火星时及时采取了合理、必要的自救措施并告知了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且一直积极配合处理后续事务，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从未对上诉人提出赔偿要求，仅在2016年7月份告知上诉人货物损失已经按照公估理算金额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其后再未与上诉人联系。综上可知，一审判决将2016年11月8日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向吴祖政的个人账户支付400000元认定为案涉事故的保险赔偿款毫无事实依据。本案因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为案涉事故向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支付赔偿款400000元的时间是2016年11月8日，故其不能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属于保险事故中的侵权或者违约第三人，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取得代位求偿权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案涉事故属于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保险责任范围，而且是赔偿责任范围而非垫付责任范围，没有支付后可代位求偿的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向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是为了承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意外毁损时损失能够得到弥补，目的是为了转移风险。但货物并不可能自己“运输”到目的地，必然要由某“人”来驾驶车辆，而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通常运输方式是通过物流信息平台寻找合适的驾驶人及车辆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从其与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约定中可以看出，保险标的物是以“车”为单位的车上百货、服装等，并未特指某辆车，更未特指某位驾驶员驾驶的车。按照该保险单第十二条约定，只要该车货物在起运前向保险公司进行了申报，该车次货物运输即进入承保范围，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可见，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对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承运货物的保险责任与货物在哪辆车上、由谁驾驶无关，上诉人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共同作为本车次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进入了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只要不存在免责事由或者除外责任，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时均应当得到保险赔偿。第二，一审判决对法律适用的理解错误，上诉人不属于《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应当承担货物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三者。《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三者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方。《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法律所规定的被保险人系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并非仅指保单上登记的“被保险人”，虽然其他保险条款未如交强险一般对“被保险人”下定义，但很显然，案涉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交强险中“被保险人”定义一致，是指投保人与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就案涉险种来说，其设计亦是以“每车货物”为基准而非以人为基准，实际“被保险人”只有在货物进入运输状态时才能得以确定，此时，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是一个整体，此整体之外的人才能成为“第三人”。“第三者”身份的确定也体现在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是排除被保险人、本车驾驶人的第三人。从《保险法》第六十条立法目的看，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于避免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分别从保险人及第三者获得赔偿，取得超出实际损失的不当利益。即保险赔偿与侵权人（或者违约人）赔偿可以并列而不能重叠。至于保险人能否行使代位求偿权，必须要有合同约定为前提，即除非保险人对不属于其保险责任范围或者约定垫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的情形承担了赔偿责任，否则其提起代位求偿就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将本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转移给驾驶人来承担，不但在适用该法律条款时没有事实依据为基础，也是对该法律条款的误解。第三，一审判决混淆了保险合同与货物运输协议的主体问题，以上诉人不属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员工，其作为保险标的物的实际承运人，未能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由，进而推论上诉人是保险责任中的“第三者”错误，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首先，上诉人未按照其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约定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确实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该违约责任是对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责任，与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何干？保险公司以与之无关的他人协议主张自己的权益依据何在？上诉人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是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制作的格式条款，约定了运费3900元，面对的是价值五十余万元甚至更高价值的货物，如果不是双方明知货物已经购买了运输意外损毁保险，在利益与风险严重失衡下约定的“照价赔偿”有违常理且显失公平。其次，案涉保险合同对应的是《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保险官方网站公布的该保险责任基本险中，包括因火灾、……所造成的损失等保险责任。本案中，保险标的在运输过程中因火灾被烧毁，属于该保险责任范围，且在保险责任期间。案涉保险标的物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同时《保险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要求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在保险金额5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在赔付后享有追偿权的约定依据何在？民事合同类纠纷中，法律适用必须建立在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没有约定则无从适用法律规定。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发生货物运输保险约定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首先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索赔，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保险赔付不足部分依据运输协议可要求侵权或者违约责任人按照过错程度赔偿。如此才是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且并不存在任何一方从中获利的情形，也符合保险损失补偿的目的和原则。三、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厚丰公司员工、案涉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并非履行雇佣活动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上诉人是厚丰公司员工。一审已经查明，2018年8月28日之前，厚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辉，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证明案涉事故发生前后其均在厚丰公司从事驾驶员岗位工作。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证人在法庭外等候接受质询却因各方当事人及法庭均以“无必要”而未被质询，一审判决关于证人证言“无法查实”之说与事实不符；刘辉向上诉人支付工资的凭证被一审判决以“此刘辉与云南厚丰货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辉是否同属一人无法核实”的说辞否定更是难以让人信服，上诉人提交了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有刘辉的电话号码，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据此查询刘辉的身份信息。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证人证言、推翻给上诉人支付工资的刘辉是厚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径自认定上诉人不属于厚丰公司员工错误。第二，案涉事故发生在上诉人履行工作职务期间。从上诉人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运输货物的起因来看，上诉人驾驶的案涉车辆云Ｎ×××**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系厚丰公司在德宏州购买后登记在当地人刘伟宏名下，2016年3月份厚丰公司安排上诉人开车到德宏进行车辆年检，为分摊过路成本而要求上诉人寻找货源顺路带货。上诉人开空车往返德宏产生的差旅费用均可向厚丰公司报销，而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支付的3900元运输费仅够路途开支，如果不是公司要求带货，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带货上路。因此，上诉人不能提供与厚丰公司签订的劳动或者劳务合同、厚丰公司未在《货物运输协议》上盖章，责任均不在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属于厚丰公司员工，发生事故时系从事雇主安排的雇佣活动，即便产生了保险责任之外应当由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当由其雇主厚丰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且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不符合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上诉人亦不属于保险人代位求偿的对象，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二审中上诉人对事实及理由做以下补充：上诉人赵红桂与原审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在本案中属于一个整体，赵红桂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均属于被保险人的身份，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仅有权向第三人代位求偿，无权向被保险人赵红桂行使代位求偿权。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辩称，对上诉人所称的赵红桂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是一体不予认可。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是承运人，厚丰公司是实际承运人，赵红桂是实际承运驾驶员，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过此三者为三个独立的主体。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代替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赔偿后，有权要求第三人承担相关责任。被上诉人厚丰公司辩称，在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与厚丰公司有关的部分是上诉人赵红桂与厚丰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劳务关系以及赵红桂是否在履行职务中。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有事实依据，应予维持。针对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厚丰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2第一条的规定，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与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订立的是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该险种的保险受益人应该为货主，但本案中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货运而非销售，其对本案烧毁的货物不存在直接保险利益，因此厚丰公司认为本案当中被保险人应该是货主而非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基于此，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将40万元赔偿款支付给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是其自愿支付行为，但不能基于此而获得对本案上诉人的代位求偿权，一审对该部分事实存在认定不清的问题。原审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述称，其向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购买了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理应向投保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进行赔偿。事故发生后，货主都是在找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要求赔偿，其一直在承担责任。保险费是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缴纳，其应该是保险合同的相对方。太平洋保险义务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赵红桂支付原告的代偿款4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与原告订立了《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约定被保险人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保险标的为百货、服装、五金、电器等，保险价值按成本价投保，保险费率为60元／车，保额为5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限从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12日止，同时保险单第九条“保险条件”中特别约定每次火灾事故造成全损时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第十二条“投保手续”中约定货物起运前逐笔申报，在每批货物起运前投保人／被保险人需将公司名称、驾驶员姓名、车牌号码、发车日期、目的地等相关信息通过短信或者微信方式发送给承保人。2016年3月22日，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与被告赵红桂签订了《货物运输协议》，约定由被告赵红桂承运货物一车，总运费为3900元，被告赵红桂对发货清单进行了核对并签字确认。2016年3月22日，被告赵红桂驾驶云Ｎ×××**号货车运载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货物，2016年3月23日凌晨1时46分许，当货车行至杭瑞高速公路昆明至楚雄方向Ｋ2331公里处时因左后轮自燃发生火灾，导致云Ｎ×××**号货车所载货物全部被烧毁。事故发生后原告委托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承运百货火灾受损事故予以公估，经公估，此次事故的受损金额为512631元，因保险单约定每次火灾最高赔偿限额为400000元，故此次事故的公估理算金额为400000元。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祖政的个人账户赔付400000元，并向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支付公估费12720元。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及权益转让书。2019年11月20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赵红桂向其支付代偿款400000元。另查明：原告于2019年11月7日向一审法院邮寄本案相关的起诉材料，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经查询原告提供的快递单号，该快递单记录的物流信息为2019年11月7日投递，2019年11月9日签收）；厚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辉，2019年8月28日，刘辉以30万元的价格将厚丰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曾杰佳，2019年9月29日厚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曾杰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订立的《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本案中，被告赵红桂在承运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货物期间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货物损毁事故，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内，故原告作为保险人有义务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进行赔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已履行了赔付保险金的义务，故在保险事故系因第三者侵权或违约造成的情况下，原告便取得代位求偿的权利。关于被告赵红桂是否属于本案涉及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第三者的问题，一审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对象是造成保险标的物损失且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即对保险标的物损失负有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当事人。本案中，被告赵红桂并非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员工，其作为保险标的物的实际承运人，根据其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货物运输协议约定，其负有将货物（保险标的）安全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但由于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火灾事故导致被告赵红桂未能按协议约定将保险标的运送至目的地，对此被告赵红桂已经构成违约，虽造成违约被告赵红桂并无过错，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仍应承担未能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的违约责任，即被告赵红桂系对货物损失负有违约责任的当事人，其属保险代位求偿权中的第三者。故本案中，原告对被告赵红桂享有代位求偿权，被告赵红桂应赔偿给原告已支付给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理赔款400000元。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求偿权之日起计算，故本案中原告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为原告赔付之日，即2016年11月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本案一审法院立案的时间虽为2019年11月20日，但原告系以邮寄的方式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故应以其向一审法院邮寄起诉材料的时间作为其主张权利的时间。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向一审法院邮寄起诉材料的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该时间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本案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被告赵红桂是否属厚丰公司员工以及其是否是在履行职务的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赵红桂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支付宝转账记录（该支付宝转账记录记载的内容为“刘辉”向被告赵红桂转账2000元，备注信息为“工资”）和证人证言用于证明其系厚丰公司员工，对此一审认为，被告赵红桂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中的“刘辉”与厚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辉是否属同一人无法核实，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因无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也无法查实，且被告赵红桂也未提供其他其与厚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证据，对此被告赵红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加之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与被告赵红桂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亦是以被告赵红桂的个人名义签订，即便被告赵红桂属厚丰公司员工，一审法院也无法核实该协议是否是在厚丰公司的授意下签订，故在本次诉讼中无法核实被告赵红桂与厚丰公司的关系，因此被告厚丰公司在本次诉讼中无须承担责任。被告关于事故发生后其按运输协议约定及时联系承运人说明情况，已免除了自身违约责任的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赵红桂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公司保险代偿款400000元。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被告赵红桂承担。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祖政的个人账户赔付400000元，并向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支付公估费12720元。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及权益转让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单凭权益转让书来认定所涉及的款项与本案有关依据不足。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厚丰公司、原审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经本院核实，第三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明确已经收到了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支付的本案保险赔付金40万元，且明确在该年度内其公司仅发生一起保险事故。本院认为，针对其已经向投保人支付了40万元保险赔付金的主张，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提交了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出具的《收据及权益转让》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的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应提供足以证明相反事实的证据，举证不能的，反驳不成立。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出自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投保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赔付了保险金40万元。因案涉受损货物系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与赵红桂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指向的合同标的物，赵红桂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履行将货物安全运送到目的地的合同义务，而运输车辆在途中发生自燃导致整车货物被烧毁，赵红桂违约，故其应向《货物运输协议》相对方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赵红桂上诉称其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运输货物的行为系作为厚丰公司员工履行职务的行为，违约责任承担主体应该为厚丰公司。但赵红桂未能提供其为厚丰公司员工且运输涉案货物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的证据，故其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赵红桂的违约行为给被保险人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的保险标的（即整车货物）造成损害，故保险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运输合同的违约方赵红桂应向保险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40万元。赵红桂上诉称其在本案中与吴鑫公司托运分公司系一个整体，均为被保险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应当对货物损害承担责任的第三者，保险人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无权向其代位求偿，但赵红桂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太平洋保险义乌支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赵红桂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红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赵红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春梅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姜碧姝书记员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