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106民初2919号 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 负责人：陈福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春华，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舰，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男，1952年9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汉族，住江苏省镇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宏苗，系被告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卉，江苏宪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致祥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致祥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春华、被告朱育泉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宏苗、冯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致祥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42413元，违约金8482.6元（42413元×20%），共计50895.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处理其与胡某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原告接受委托后，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该交通事故纠纷经法院判决，朱育泉共获赔偿款368098.5元，根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被告朱育泉应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42413元，但其拒绝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育泉辩称：首先，原告作为代理律师在代理被告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未安排被告进行假肢费用的鉴定，其行为存在明显的不尽职、不正确运用法律、不依法举证的瑕疵，导致被告的合法权益在一审中未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次，合同法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原告的法律服务出现严重瑕疵的情况下，被告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且未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再次，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所产生的一审判决已被二审改判，被告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利益是通过二审改判而实现的，并非原告一审法律服务所得，原告要求按照二审判决的结果给付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原告交给被告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系空白合同，委托代理费标准系原告事后添加的，且原告指派的律师在2015年才取得执业证书，在代理案件时执业不到三年，并不具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但考虑到原告为被告提供了部分事务性的工作，被告同意补贴原告3000元。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朱育泉向本院提出了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赔偿其不尽职履行《委托代理协议》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11172元（误工费10000元、交通费1000元、多收取的一审诉讼费17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职业“黄牛”勾结，利用被告法律意识淡薄、忙于住院治疗的特殊时期，让被告在空白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代理（辩护）合同》上签名，被告在收到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副本才发现律师费为案件赔偿款的13%，后被告找到原告的业务人员朱文龙，朱文龙告诉被告其是在空白的合同上填写的律师费标准，目的就是为了多向被告索要律师费。被告认为，原告虽然代理被告的一审诉讼，但指派的律师极其不负责任，未组织被告进行假肢费用鉴定，导致被告的部分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迫于无奈另行委托律师提出上诉。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给被告造成了误工费、交通费和部分诉讼费的损失，故被告提出反诉，请求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致祥律师事务所对反诉辩称：被告的反诉不是基于委托代理合同而提出的，原告亦无不尽职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的行为，故请求驳回被告所提出的误工费、交通费请求。关于一审诉讼费，因原告的电脑系统中显示仅剩余44元未支出，故仅同意退还被告诉讼费44元，且该费用需在原告支付律师费后才能退还。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1月12日，案外人胡某驾驶机动车与被告朱玉泉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朱育泉受伤，该事故经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 朱玉泉受伤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先后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行治疗，最后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右小腿截肢手术，朱育泉因上述治疗花费医疗费116374.34元。2018年5月25日，朱育泉在南京博尔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了假肢，花去费用41000元。 朱育泉在住院期间曾在致祥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该协议载明：甲方（朱育泉）因2018年1月12日与胡某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自愿委托乙方（致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作为上述案件的一审、二审的代理人，乙方根据办案需要，可以变更办案律师；双方依据《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及双方的友好协商，在充分考虑本案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服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就本案乙方收取的律师费双方协商采用第3种方式，即本案律师代理费为法院判决/调解赔偿总额的13%，该律师代理费在甲方收到赔偿款时按照上述比例支付；甲方应当根据前款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律师代理费，否则乙方有权保留本案全部判决书和证据原件，由此引起一切法律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依法向法院、仲裁委、鉴定机构等机关缴纳的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已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全部退还给甲方，甲方无故终止合同，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开庭或调解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不及时支付律师费的，视为甲方违约；上述两种情形，甲方除了承担继续支付律师费的责任外，还应支付相当于本案律师费总额50%的违约金；乙方律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任何承诺；在本合同签署之前，甲乙双方已就本合同涉及事项进行了详细研究，本合同系双方友好协商，自愿一致达成；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时即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致祥律师事务所在该委托代理协议关于代理费的标准处加盖了印章，且盖印章处还载有一段手写字体，内容为：“如甲方无法鉴定为伤残，本合同自动解除，医药费不收取律师费”。 朱育泉在签署上述协议的同时，还签署了一份《风险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朱育泉按照批发零售业的年平均工资主张误工费，但无法提供银行流水或工资表，误工证据不足，存在误工费不被法院悉数支持的风险……朱育泉主张假肢费用280800元，但未经鉴定，其费用标准的合理性待定，存在法院向权威机构询价，进而根据询价结果更改假肢费用的风险；本律师事务所已明确告知朱育泉以上诉讼请求存在的法律风险，朱育泉表示知晓该情况，并同意按上述情况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朱育泉在签署上述协议后，向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预交了一审案件受理费7228元。朱育泉在该案中请求判令被告胡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向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365590.54元，其中含有假肢费用280800元，并请求人民法院对双方的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且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答辩时辩称朱育泉主张的各项费用过高，但并未申请鉴定。该案在审理中，朱育泉申请对其伤情和三期进行了鉴定，并提供了南京博尔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购买假肢的费用为41000元，但朱育泉未申请对假肢费用进行鉴定。朱育泉在起诉时将7400元的款项转给了致祥律师事务所负责该案的律师罗艳，罗艳系于2015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 2019年5月13日，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对朱育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了（2019）苏1112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酌定朱育泉的误工费标准为3000元/月，并认为朱育泉主张保险公司应按照60%的比例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288712.4元符合法律规定，且对朱育泉出资购买假肢的费用41000元及假肢安装费4800元进行了认定，但认为朱育泉初次所购假肢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故参照询价的情况及朱育泉的实际年龄和当地人均寿命标准，认定朱育泉每4年需要安装1次假肢，需安装3次假肢，每次安装假肢的费用为24000元，每次的维修标准为1200元，后续安装假肢的费用为75600元。最终，该院判决平安保险公司给付朱育泉各项赔偿款363584.5元、平安保险公司给付胡某垫付款12000元、给付第三人资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垫付款24627.9元，并驳回了朱育泉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对诉讼费的分担表述为：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614元，鉴定费2900元，合计6514元，由原告朱育泉负担2000元，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负担4514元。 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朱育泉不服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认为：机动车驾驶人胡某应承担全部责任，一审酌情确定其误工费标准为3000元/月不当，应按照渔业行业标准认定其误工损失，且一审法院根据询价意见确定残疾辅助器具费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请求二审对残疾辅助器具费进行鉴定，并依据鉴定结果进行改判。该案在二审过程中，朱育泉自行向鉴定机构申请了鉴定，并向二审法院提供了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鉴定意见书。2020年1月8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苏11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误工费标准和责任比例分担的意见，但根据鉴定意见更改了原判决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总额，并基于此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最终，该院撤消了一审判决，并判决平安保险公司向朱育泉支付赔偿款401924.5元，但对一审所判定的其他款项和诉讼费的分担数额未予变更。 《江苏省律师服务费收费试行标准》规定，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救济金等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类型的案件实行市场调节价；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收取律师服务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六十一条规定，委托人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律师事务所有权收取已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查明的相关政府文件予以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产生了争议。1.关于13%的律师费标准是否系致祥律师事务所在朱育泉签字后自行添加的问题。朱育泉主张该律师费标准系致祥律师事务所在其签字后自行添加的，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载有其签名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和一份《承诺书》，致祥律师事务所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称律师费收费标准系双方协商确定的，朱育泉确认无误后才签字的，其不可能在空白的合同上加盖印章，这不符合常理。2.关于致祥律师事务所是否告知朱育泉可以通过鉴定确定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问题。致祥律师事务所主张其已经告知朱育泉可以通过鉴定确定假肢费用，并告知鉴定的费用标准可能低于实际装配价格，系朱育泉要求按照实际装配的价格主张假肢费用的，所以其才让朱育泉签署了风险告知书。朱育泉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作为一个农民不可能知道应当对假肢进行鉴定，但其代理人朱宏苗在庭审中又陈述其是通过电话向致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出鉴定申请的。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的合同存在格式条款，且该格式条款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一、关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律师代理费标准是否系致祥律师事务所自行添加的问题 首先，朱育泉主张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代理费标准系其在空白的协议签署后，由致祥律师事务所事后添加的，对此其虽提供了《委托代理（辩护）协议》和《承诺书》，但该两份证据与《委托代理协议》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不能使本院认定《委托代理协议》上的律师费代理标准系致祥律师事务所私自添加的。其次，即使律师服务费标准系朱育泉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字后由致祥律师事务所事后添加的，只要致祥律师事务所所添加的律师费标准未超出《江苏省律师服务费收费试行标准》所规定的价格，即应认定朱育泉同意由致祥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服务费试行标准所规定的范围内自行确定，而不能认定致祥律师事务所添加的律师服务费标准未经朱育泉同意。再次，在该律师服务费标准下方，有手写字体“如甲方无法鉴定为伤残，本合同自动解除，医药费不收取律师费”，该内容显然不利于致祥律师事务所，若朱育泉的陈述属实，则致祥律师事务所在事后自行添加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显然不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朱育泉辩称的律师费标准系致祥律师事务所未与其协商而自行添加的事实，不予认定。 二、关于朱育泉是否有权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问题 本案中，委托代理协议虽约定：“开庭或调解后，甲方不得解除合同，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除承担继续支付律师费的责任外，还应当支付相当于本案律师费总额50%的违约金”，但因该约定系致祥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格式条款，且该约定与合同法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不符，排除了朱育泉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朱育泉的责任，故应被认定为无效。因该约定无效，故朱育泉在二审阶段另行委托其他人代理自己的案件，并不构成违约。 三、关于致祥律师事务所是否尽到了代理义务的问题 首先，致祥律师事务所虽未提交书面的沟通记录，以证明其已告知了朱育泉假肢费用可以通过鉴定进行确定，但其交给朱育泉签字的风险告知书中已经明确载明朱育泉主张的假肢费用280800元未经鉴定，该行为足以使本院认定致祥律师事务所已经告知朱育泉其假肢费用可以通过鉴定进行确定。其次，根据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可以看出，朱育泉所购买的假肢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在朱育泉已经向该院提供了自己所购假肢费用的情况下，致祥律师事务所若建议朱育泉根据鉴定后所确定的价格主张损害赔偿，显然不能使朱育泉的利益最大化，且同时会因责任比例分担的问题而给朱育泉造成鉴定费用损失，故致祥律师事务所未建议朱育泉通过鉴定确定假肢造价，并无不当。再次，法院通过询价所确定的价格既可能高于鉴定价格，也可能低于鉴定价格，询价结果与鉴定价格完全一致则只能属于个别现象，朱育泉以询价结果低于鉴定价格为由主张致祥律师事务所没有尽职履行委托代理义务，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朱育泉称自己是农民不可能知道应当对假肢进行鉴定，但其代理人朱宏苗却称自己是通过电话向致祥律师事务所提出鉴定申请的，因朱宏苗系朱育泉的女儿，其在明知自己的父亲能够通过鉴定确定假肢费用的情况下，不告知自己的父亲，可能性较小，故本院对朱育泉主张的其不知道可以通过鉴定确定假肢费用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朱育泉以致祥律师事务所未提示其通过鉴定确定假肢价格为由，主张其未尽代理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致祥律师事务所应获得的律师费问题 致祥律师事务所与朱育泉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除该合同中关于禁止朱育泉在开庭或调解后不得解除委托的约定无效外，其他条款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其他条款仍然有效。因致祥律师事务所在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在一审期间实施了代理行为，且朱育泉有权随时解除委托，故根据致祥律师事务所在一审期间所付出的劳动、一审的判决结果以及通常情形下的代理费价格，并参照律师收费试行标准和律师行为规范，本院酌定朱育泉应向致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朱育泉以为其提供代理服务的律师执业仅三年为由，辩称致祥律师事务所不具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并因此而不同意支付代理费，而仅同意补贴致祥律师事务所3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违约金问题 因双方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朱育泉应在取得保险赔偿后向致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而朱育泉并未按时支付，故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因律师服务费确因朱育泉解除委托而应进行调整，且双方未能就调整数额达成一致，故朱育泉未及时支付律师服务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致祥律师事务所要求朱育泉按照应付费用的20%承担违约金，明显过高，应予调整。根据朱育泉的违约时间、违约程度以及违约原因，本院酌定朱育泉应向致祥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1500元。 六、关于致祥律师事务所应向朱育泉返还的费用问题 因朱育泉在一审结束后解除了对致祥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且未举证证明致祥律师事务所有未尽职履行义务的行为，故其要求致祥律师事务所赔偿其在二审期间的交通费、误工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剩余的诉讼费问题，因双方确认一审缴纳的诉讼费为7228元，而朱育泉交给致祥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为7400元，故致祥律师事务所持有的剩余费用应为172元。致祥律师事务所虽辩称其仅应退还44元，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代理活动中参生了其他应由朱育泉承担的费用，故其以自己系统中仅载明剩余费用为44元为由，辩称仅退还44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致祥律师事务所所收费用和代缴律师费的差额，本院认定致祥律师事务所应退还朱育泉剩余费用172元。致祥律师事务所辩称在朱育泉支付代理费后再退还该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违约金1500元，共计21500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退还剩余费用172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072元，减半收取为53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减半收取为20元，共计55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承担15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朱育泉承担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晋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