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5932号原告：浏阳市山虎花炮厂（普通合伙），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刚镇山虎村。执行事务合伙人：何继瑶，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梅生，浏阳市浏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伟志，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州县。被告：徐海洋，男，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原告浏阳市山虎花炮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山虎花炮厂”）与被告王伟志、徐海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虎花炮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梅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伟志、徐海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虎花炮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王伟志未作答辩。被告徐海洋未参加本院庭审，但其在庭后向本院书面辩称：1.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被告徐海洋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合同，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此案与被告徐海洋无关；2.原告与被告王伟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应当向被告王伟志主张权利，被告徐海洋所签的对账单是被告王伟志电话授权其代为签署，对账单上所涉的烟花爆竹系被告王伟志于2016年从原告处所购，价值220000元。此后，被告王伟志亦承诺对此事及货款负责，并已经通过公安机关向原告支付货款30000元。综上，被告徐海洋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山虎花炮厂系烟花类产品生产企业，被告王伟志、徐海洋均从事烟花零售行业。2016年下半年，被告徐海洋因其经营安达市利万家烟花鞭炮商行需进货，遂到浏阳寻找烟花生产厂家提供货源，并以“徐迪”之名结识了原告山虎花炮厂的业务员余雨渐。双方在进行业务洽谈后，对烟花产品的品种及价格予以了确认。被告徐海洋在回到安达市后，发现其经营的烟花爆竹店无法申请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证和购买证，于是被告徐海洋与在大庆市经营烟花鞭炮店的王伟志联系，并向被告王伟志告知了原告山虎花炮厂所生产的烟花品种及价格，由被告王伟志通过物流公司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了运输证，并委托承运单位将原告山虎花炮厂生产的一车货值220000元的烟花产品运至了被告王伟志在大庆市的仓库。2017年2月19日，原告山虎花炮厂的业务员余雨渐来到被告徐海洋在安达市经营的烟花爆竹门店对账，并形成《浏阳市山虎花炮厂对账单》一份，内容为：“安达市利万家烟花商行：感谢您对我厂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现将本年度我厂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表如下，请予核对！……2.自2016年10月6日起至2017年2月19日止期间：①我厂向贵公司供货242777元；②贵公司付我厂货款／元；③贵公司代付运费贰万贰仟元整（￥22000）。3.截止至2017年2月19日止，我厂应收贵单位花炮货款共计贰拾贰万零柒佰柒拾柒（￥220777），货款请于2017年4月1日前结清。……”被告徐海洋在该对账单上签署“徐迪”之名，并留下其手机号码。此后，原告山虎花炮厂未受清偿，经多方了解，才知晓一直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徐迪”的真实姓名为“徐海洋”，并以徐海洋涉嫌诈骗罪向浏阳市公安局报案。2020年1月2日、3日，浏阳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分别对被告徐海洋、王伟志进行了询问。在办案民警对王伟志进行询问后，被告王伟志出具《关于我与浏阳市山虎花炮厂的应付款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叫王伟志230621197203200256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肇州镇和平街五委28组86号，189××××****，本人于2016年购买浏阳市山虎花炮厂烟花爆竹一车价值贰拾贰万元220000元，自今一分未付，本人承诺对此事及货款付责。王伟志2020.1月3日”，并向原告山虎花炮厂支付货款30000元。此后，原告山虎花炮厂因未受清偿，遂诉至本院。在浏阳市公安局进行询问时，被告王伟志还供述：“……货到了之后，烟花就拖到了我在大庆的仓库，在2016年年底左右我就把货全部销掉了。”问：“山虎花炮厂有业务员与你联系要求付款吗？”王伟志答：“没有，我也从来没有与山虎厂联系过付款的事。”问：“这是什么原因？”王伟志答：“因为与山虎厂签合同的是徐海洋，所以山虎厂业务员只与徐海洋联系，徐海洋就与我联系，要求我付清货款，我因为经营不好，所以拖到现在。”问：“徐海洋从你手中收过这车货的货款吗？”答：“没有。”问：“山虎厂的这车货你付过什么提成给徐海洋吗？”答：“没有，根本没有提过这样的事，他只是帮我签了一个购货合同而已。”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的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并认定如下：关于买受人的认定问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结合当事人经济往来的全过程，并考量形成合同关系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在缔约阶段，被告徐海洋以“徐迪”之名考察原告山虎花炮厂生产基地，洽谈烟花购买事宜，并对原告山虎花炮厂生产的烟花品种及价格进行确认,而与此之时被告徐海洋并未使用过被告王伟志的名义。在履约阶段，虽然原告山虎花炮厂将案涉货物运至被告王伟志经营的烟花爆竹门店仓库，但被告徐海洋又继续以“徐迪”之名于2017年2月19日与原告山虎花炮厂进行对账，该份对账单上没有任何与被告王伟志有关联的文字表述，相反该份对账单恰恰是向“安达市利万家烟花商行”发出，该商行的登记经营者即为被告徐海洋，并由被告徐海洋在对账单上签署“徐迪”之名予以确认，且直至公安机关介入之前，被告王伟志未曾与原告山虎花炮厂就债务履行问题进行过交涉，更未实际支付过合同价款。由此，结合各方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订立及履行过程中所为的相应民事行为，原告山虎花炮厂作为善意的交易相对方，其真意是与被告徐海洋发生业务往来，并信赖被告徐海洋的合同义务能得到正确、适当的履行，此信赖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徐海洋辩称其与原告山虎花炮厂发生业务往来并签署对账单是接受被告王伟志的授权而为，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徐海洋未以被告王伟志名义订立合同，两被告身份、职务无任何关联，亦无委托授权合同等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故对被告徐海洋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从促进市场经营行为的规范化，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当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系被告徐海洋、王伟志的共同行为形成。关于责任承担问题。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该原则要求一是对他人诚信不欺，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被告徐海洋不以其真实姓名与他人进行经济活动，有失善意真诚；其在向原告山虎花炮厂出具对账单后，时隔三年之久未履行付款义务，有违恪守承诺。故被告徐海洋应按照对账单上所载明的事项向原告山虎花炮厂支付尚欠货款，此亦乃引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的价值取向。被告王伟志在公安机关介入后，向原告山虎花炮厂出具愿意承担债务的承诺，该承诺具有合同意义上的约束力，故其亦应承担给付尚欠货款的责任。故原告山虎花炮厂主张被告徐海洋、王伟志共同向其支付尚欠货款19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徐海洋、王伟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内向浏阳市山虎花炮厂支付货款19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减半收取2050元，由徐海洋、王伟志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尹曈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寻 丹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