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5民初42070号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693940168H。法定代表人：冉文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兵，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渝平，女，195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重庆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川公司）与被告王渝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云，被告王渝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福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渝平向福川公司返还侵占资金140万元并承担侵占资金利息损失（从2014年6月24日起至2015年6月23日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从2015年6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计算；从2015年6月8日起至2015年9月10日以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从2015年9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2.王渝平向福川公司返还支取的车辆保险费23470.54元，并承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从2013年7月30日起至2014年7月29日以7709.66元为基数计算，从2013年7月30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止以17094.78元为基数计算，从2015年9月30日止至付清之日以23470.54元为基数计算）。事实和理由：王渝平与种明明系夫妻关系。福川公司由冉文生出资设立。2014年5月18日，冉文生将福川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王渝平，后王渝平又将股权转回给冉文生。在王渝平任福川公司股东期间，其侵占公司资金140万元，具体为其于2014年6月24日将福川公司资金100万元转入自己的账户，并将该笔资金转入张琦的银行账户，张琦当天以个人名义将100万出借给福川公司并获得借款利息；王渝平另于2015年6月8日将福川公司资金40万元转至自己账户并于当天又转入顾秋渝的银行账户，顾秋渝当天再以个人名义将该40万元出借给福川公司并获取利息。另，王渝平作为福川公司股东前后，在种明明的安排下从福川公司支取车辆保险费23470.54元。王渝平作为福川公司股东，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为维护福川公司合法权益，依照公司法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特诉至法院。被告王渝平辩称，福川公司称王渝平应返还侵占资金140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福川公司所称的其于2014年6月24日转给王渝平的100万元和2015年6月8日转给王渝平的40万元，系福川公司归还其于2014年6月15日、2015年3月26日向王渝平所借100万元和48万元借款，福川公司在2015年5月29日另归还了王渝平8万元借款；案涉140万元资金在内的相关事项已经由公安机关侦查排除侵占嫌疑，有关嫌疑人已经被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福川公司要求返还车辆保险费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车辆保险费并非由王渝平支取，而是由福川公司统一购买（报销），福川公司直接将有关保险费用支付给保险公司，福川公司早在2013年前就出台《费用报销管理规定》，对公司工作用车（含登记在公司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名下用于公司工作的车辆）实行报销制度，保险费由公司统一购买，案涉保险费车辆虽登记在王渝平名下，但实际由王渝平之夫种明明使用，种明明名为福川公司顾问，实为实际控制人，该车辆为福川公司工作使用，符合报销条件，同时冉文生等其他人名下车辆也在报销之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福川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5日，登记的股东为冉文生；2014年5月28日，股东由冉文生变更登记为冉文生和王渝平；2015年9月15日，股东由冉文生和王渝平再次变更登记为冉文生；福川公司登记的主要人员为冉文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琦（经理）、顾秋渝（监事）。2014年6月15日，王渝平通过重庆银行向福川公司的建设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4年6月24日，福川公司向王渝平转账100万元；同日，王渝平向张琦转账支付100万元，张琦又于同日将100万元转入福川公司账户；同日，福川公司和张琦签订《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由福川公司向张琦借款1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及违约责任等。2015年3月26日，王渝平通过重庆银行向福川公司汇款48万元。2015年4月29日，福川公司向王渝平转账8万元。2015年6月8日，福川公司向王渝平转账40万元；同日，王渝平将40万元转入顾秋渝的账户，顾秋渝于同日将40万元转入福川公司账户；2015年6月11日，福川公司与顾秋渝签订《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福川公司向顾秋渝借款4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及违约责任等。2015年，张琦、顾秋渝分别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福川公司起诉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要求福川公司归还借款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和借款40万元及相应利息，即该院（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1号、（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4号案件。2016年，福川公司向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永川公安分局）提出控告，请求公安机关对张琦、种明明、王渝平等人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该局决定对张琦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立案侦查，在侦查期间，永川公安分局对张琦、冉文生、种明明、王渝平等人做了询问笔录；在侦查过程中，永川公安分局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对福川公司与种明明、张琦、顾秋渝等三人之间自福川公司成立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经济往来进行司法会计书证审查，后该所出具《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其中载明“此100万元资金轨迹为福川公司—王渝平—张琦—福川公司”及“此40万元资金轨迹为福川公司—王渝平—顾秋渝—福川公司”等内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出具的《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王渝平之间经济往来情况的说明》载明“报告中披露的张琦借给福川公司的100万元由王渝平提供，而王渝平此款的来源是福川公司归还此前向王渝平的借款”及“报告中披露的顾秋渝借给福川公司90万元中的40万元的款项来源由王渝平提供，而王渝平此款的来源是福川公司归还此前向王渝平的借款”等内容。2016年5月30日，重庆市永川区分局经侦支队出具《办案说明》表明涉诉款项“均系侦查对象”；2018年3月16日，该支队再次出具《办案说明》表明涉诉款项“均与本刑事案件无关”。其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协议》等证据，结合前述审查意见书和《办案说明》，分别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1号民事判决和（2015）永法民初字第09434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张琦与顾秋渝的诉讼请求；福川公司对上述判决均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同时载明，福川公司四次列支王渝平付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车辆保险费共计23470.54元，分别为2013年7月7709.66元，2014年7月6374.87元、3010.25元，2015年9月6375.76元。再查明，2017年，冉文生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起诉王渝平，要求王渝平支付股权转让款，即本院（2017）渝0105民初8014号案，冉文生在该案中诉称，其于2014年5月18日与王渝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70%股份作价350万元转让给王渝平，双方又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协议约定王渝平将其持有的70%股份作价150万元转让给冉文生，冉文生认为两次股权转让款相抵之后，王渝平需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遂诉至本院。王渝平在该案中辩称，其丈夫种明明为福川公司实际股东，冉文生系代持股东。该案经本院审理后认为，王渝平无证据证明冉文生系代持股东；对于两次股权变动，双方仅有股权变动的事实，而无股权转让支付价款的意思表示，遂驳回冉文生的诉讼请求。冉文生、王渝平均不服该判决，认为一审判决未采纳各自观点，已提起上诉。庭审中，双方均认为该股权转让纠纷案的审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庭审中，福川公司陈述其系基于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为由要求王渝平承担责任，认为2014年5月18日前，福川公司股东仅为冉文生一人，2014年5月18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王渝平是福川公司股东，之前及之后均不是公司股东，也非隐名股东；王渝平作为福川公司的股东，在福川公司没有任职，也未被委托掌管福川公司财务，也不参与福川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都是种明明在安排和操作；福川公司在种明明的指示下将140万元转入王渝平的账户中，并安排支出车辆保险费；王渝平于2014年期间报销车辆保险费系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所获得的收益，虽然其于2013年期间及2015年9月非福川公司股东，但通过其配偶种明明报销车辆保险费，不清楚保险费是直接支付给保险公司还是王渝平，但王渝平是受益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渝平于2014年6月15日、2015年3月26日转入福川公司的100万元、48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其应支付冉文生3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因王渝平的丈夫种明明提出公司经营需要资金，要求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福川公司，冉文生当时基于对老领导的信任予以同意。王渝平则陈述，2015年8月31日前王渝平一直是福川公司股东，冉文生只是代持股份，2015年8月31日后王渝平不再是福川公司股东；王渝平没有在福川公司工作，其代理人种明明全权代表王渝平行使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险费所涉及的车辆实际由种明明使用，符合福川公司的报销规定。上述事实，有控告书、询问笔录、《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重庆银行个人汇款凭证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庭审中，福川公司为证明王渝平分别于2014年6月15日、2015年3月26日转入福川公司的款项100万元、48万元系王渝平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观点，举示李毅、王红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主要载明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间，冉文生曾多次向他们核实王渝平的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到公司，因王渝平确实向福川公司支付过几笔款项，所以他们答复冉文生福川公司收到了王渝平的付款，但没有350万元这么多，后来王渝平又将此款转出公司，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原因。王渝平质证称对该两份书面《情况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两人均未出庭作证。本院认为，李毅、王红仅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两份书面《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内容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福川公司主张本案系王渝平作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该责任成立的前提是王渝平系福川公司股东，进而审查王渝平作为股东是否实施了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庭审中，福川公司称王渝平于2014年5月18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为该公司股东并否认在此期间之外王渝平具有福川公司股东身份，本院认为，福川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王渝平被登记为福川公司股东，再基于福川公司的前述陈述，就福川公司的诉讼请求而言，福川公司所称的王渝平非福川公司股东期间损害福川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福川公司可以另行解决。关于福川公司主张王渝平侵占公司资金140万元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均确认在福川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2015年6月8日转给王渝平100万元、40万元前，王渝平分别于2014年6月15日、2015年3月26日转入福川公司100万元、48万元，合计148万元。虽然福川公司主张王渝平转入福川公司的前述两笔款项系王渝平应支付冉文生的股权转让款，但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项主张，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款转入公司账户亦不符合常理，且该陈述与冉文生在（2017）渝0105民初8014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诉称的事实不一致，故对福川公司的前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福川公司在本案主张的两笔转入王渝平银行账户款项之前均收到王渝平转入的款项，且金额足以覆盖福川公司主张的侵占资金140万元，而福川公司也未能举示其他证据证明王渝平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侵占其所称的两笔合计140万元款项的行为，因此，本院对福川公司要求王渝平返还侵占资金140万元并承担资金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福川公司请求王渝平返还其作为股东期间该公司所支付的王渝平名下车辆保险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判断股东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应当首先认定股东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虽然《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载明了福川公司外账列支王渝平给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机动车保险费的时间及金额，且其中包含福川公司所诉称的王渝平系福川公司股东期间的车辆保险费，但是福川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王渝平在福川公司没有任职，未被委托掌管福川公司财务，也不参与福川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系种明明在安排和操作。本院认为，首先，通过福川公司前述陈述可以确定，王渝平并非福川公司的直接管理者；其次，仅凭《关于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种明明等人经济往来司法会计书证审查意见书》所列支的王渝平名下的车辆支付保险费的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该款项支出系因王渝平作为福川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致，故福川公司以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为由要求王渝平返还讼争款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11.23元，由原告重庆福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蕊审 判 员  王浚吉审 判 员  郭 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易圣丰书 记 员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