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成兰，女，1979年10月15日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奎军，山东鼎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类富德，男，1950年10月13日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奎娥，女，1953年12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洪静，山东众成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类维才，男，1978年8月1日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上诉人张成兰因与被上诉人类富德、王奎娥、类维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9）鲁0982民初4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成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对张成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合同纠纷，张成兰不是涉案顶名购房协议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张成兰承担连带返还合同款的义务，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13年4月26日，房产证取得时间是2013年11月5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坐落及编号为华恒新区5幢1-302号。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两名证人，也就是涉案顶名购房协议中载明的签名捺印的证明人，都当庭陈述顶名购房协议是在类富德、王奎娥搬入涉案房屋内生活居住后签订的，且都当庭陈述涉案房屋所在楼房编号有过多次变更，而顶名购房协议中载明的新区85号楼是最后的、现在的编号。因此，顶名购房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应推定为房权证取得日期2013年11月5日之后，该协议上载明的签订日期2013年4月19日不是真实的签订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顶名购房协议签订时，涉案房屋产权早已登记在张成兰及类维才名下，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且赠与早已完成，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等规定，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后不再具有撤销赠与的权利。本案即使类富德、王奎娥与类维才约定只登记在类维才名下，类维才又将房屋登记为与张成兰共同共有，也应认定为类维才对张成兰的赠与。因此，一审判决对张成兰关于类富德、王奎娥支付购房款是对类维才、张成兰的赠与的主张不予支持，是错误的。 类富德、王奎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一、涉案房屋系类富德、王奎娥出资购买，出资额应归两人所有，虽顶名购房协议系两人与类维才个人签订，但协议发生在张成兰与类维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之后在类富德、王奎娥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成兰被登记为房屋共同共有人，且在张成兰与类维才离婚时两人对涉案的未出资的房屋价值进行了分割。一审判决认为张成兰与类维才负有共同返还购房款的义务，鉴于两人已离婚，可分别负担购房款的一半，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赠与需要赠与人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类富德、王奎娥明确表示购房款并非对张成兰的赠与，且类富德、王奎娥与类维才在三名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签订顶名购房协议以及提某，均可明确反映类富德、王奎娥绝无将购房款无偿赠与给张成兰与类维才的意思。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是基于父母有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不适用于本案情况。三、张成兰的陈述前后多次不一，且与本案证据及证人证言相矛盾。（2018）鲁0982民初1936号张成兰与类维才离婚案中张长兰主张涉案房产系其购买、装修并在该房产内住过一两年，并提交了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在本案原一审时又陈述其从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过亦未装修过、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是为了办公积金手续用的。本案一审张成兰还陈述其从2010年开始即将工资给类富德、王奎娥，类维才也将自己的工资给类富德、王奎娥，未提供证据，也与客观事实及常理不符。四、张成兰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实顶名购房协议签订时间不是载明的时间。无论顶名购房协议签订的时间提前与否，均是协议双方一致意见的达成，不能因此即认定出资系对张成兰的赠与。五、子女婚后买房时父母出资，除书面明确表示赠与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共识。 类维才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张成兰的上诉没有道理。 类富德、王奎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两原告与被告类维才签订的顶名购房协议；2、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购房款230094元，并赔偿经济损失（以本金230094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2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类富德、王奎娥系夫妻关系，系被告类维才父母，被告张成兰与类维才原系夫妻关系。两原告因故欲用其子类维才的名义购买房屋一处，原告类富德于2011年5月1日、2011年6月24日、2011年12月29日、2012年7月1日共分四次向新泰市汇鑫实业公司交纳购房款23万元。2013年4月26日被告类维才与山东新泰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类维才购买该公司开发的位于新泰市闳悦家园华恒新区5幢302号房屋一套，总价款为230094元。2013年7月22日被告类维才向新泰市汇鑫实业公司交纳办证费用8721.95元。2013年7月29日，新泰市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类维才开具购房发票一份。2013年11月5日，新泰市房产管理局对该房进行产权登记，坐落于新泰市闳悦家园华恒新区**1—302号房屋登记为类维才和张成兰共同共有，登记房产证号为新房权证新泰字第××号。 2016年8月，两被告夫妻感情恶化，被告类维才自2016年10月18日首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张成兰离婚，历经三次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鲁0982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两被告离婚，并判决位于新泰市房屋归类维才所有，由类维才支付张成兰折价款的一半95000元（两被告庭审时竞价确定涉案房屋价值为19万元）。 庭审中，两原告提交与被告类维才签订顶名购房协议一份，内容为：“我叫类维才，因我父亲类富德、母亲王奎娥原有华恒宿舍老区65号楼5单元2楼201室住房一套，由我居住。现父亲类富德、母亲王奎娥又出资购买新区85号楼1单元3楼西户的楼房自己居住。因为新矿集团对楼房居住取暖费，一人只补助一套楼房的费用，因此父子商定，父亲类富德、母亲王奎娥出资购买的新区85号楼1单元3楼西户的楼房落户在类维才名下，本人也同意。类维才对该房产只是顶名，不得主张任何权利，政策变化后类富德、王奎娥处分该楼房或者变更该楼房信息，类维才无条件配合执行。如果不变动，待两老百年后由类维才继承该房”，原告类富德、王奎娥，被告类维才作为协议人分别签名捺印，王西忠、公培柱、李瑞坤作为证明人分别签名捺印，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顶名购房协议中的新区85号楼1单元3楼西户与房屋买卖合同及房产证中的华恒新区5幢302号系同一套房屋。 被告张成兰陈述其从2010年开始即将其工资给两原告，类维才将自己的工资给两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系两被告出资。对该主张，类维才陈述其工资一直由张成兰持有，并未给两原告，两原告对张成兰的陈述不认可，张成兰对自己的主张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张成兰主张顶名购房协议并非2013年4月19日签订，申请对上述协议中王奎娥的签名及其手印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因其未能提供相应检材，司法鉴定不具备条件，致使鉴定未能进行。庭审辩论终结前，两原告撤回了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一、原告类富德、王奎娥与被告类维才签订的顶名购房协议是否有效；二、涉案协议的解除及两被告应否返还购房款。 一、关于顶名购房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告类富德、王奎娥与被告类维才签订的顶名购房协议系两原告与被告类维才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两原告支付了购房款，且该房屋已登记至两被告名下，符合顶名购房的合同性质，该协议应为有效民事协议。被告张成兰主张该协议系三人将协议的时间提前，属恶意串通意在损害其合法权益，应为无效，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且“恶意串通”应当是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共同合谋或放任参与实施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系两原告出资购买，顶名协议签订的时间无论提前与否，不影响协议双方一致意思表示的达成，均系两原告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自保行为，不构成对被告张成兰合法权益的侵害，故对张成兰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张成兰主张两原告所支付购房款系对两被告的赠与，但赠与法律行为需赠与人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现两原告明确表示该购房款并非对被告的赠与，故对该主张也不予支持。 二、关于解除顶名购房协议及两被告应否返还购房款的问题。现原告类富德、王奎娥要求解除与被告类维才签订的顶名购房协议，被告类维才同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确认上述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时间为被告类维才同意解除之日即2019年7月26日。关于返还数额，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及银行明细能够证实其支付购房款23万元，该款被告类维才应予返还，其余94元，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实际支付，故不予支持。另，两原告虽在离婚诉讼中竞价确认涉案房屋价款为19万元，低于23万元的购房款，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涉案房屋登记在两被告名下后，房屋的增值或贬值均应由其所有人承担，两原告享有的是房屋出资额的债权请求权，不受物上所有权随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两原告的房屋出资额应归两原告所有，被告类维才顶名购买涉案房屋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随后在房管部门登记为两被告共同共有，在两被告离婚时对未出资的房屋价值予以分割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两被告理应负有共同返还购房款的义务，但鉴于两被告已离婚，故两被告可分别负担涉案购房款的一半，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类富德、王奎娥与被告类维才签订的顶名购房协议于2019年7月26日依法解除；二、被告类维才、张成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两原告购房款23万元（两被告各返还11.5万元）；三、驳回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两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1元，由被告类维才、张成兰各负担2375.5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类富德、王奎娥与类维才签订了顶名购房协议并支付了购房款、涉案房屋登记到张成兰和类维才名下，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类富德、王奎娥出资款归两人所有，并基于涉案房屋登记为类维才和张成兰共同共有、类维才和张成兰离婚时对未出资的房屋价值进行了分割的事实，判决类维才和张成兰各负担涉案购房款的一半，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正确。张成兰主张涉案顶名购房协议签订时房屋已登记在张成兰和类维才名下而出资款应认定为对张成兰和类维才的赠与，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亦无法律依据。张成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1元，由张成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陈树元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