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1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华，1964年8月2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效平，男，1961年2月1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越，男，1966年6月7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曲仕杰，男，1962年8月3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利，男，1966年6月1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秀峰，男，1968年5月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福林，男，1966年12月1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顺良，男，1953年4月2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纬三路以南，经九路以西，腾亿以北。法定代表人：张日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良辉，内蒙古蒙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媛，内蒙古蒙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法定代表人：赵殿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鹏，内蒙古建中（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辉，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俞长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青，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智承，男，1977年5月14日出生，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继承，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润狗，男，1946年9月2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婕，内蒙古蒙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发稀土）、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赵智承、赵继承、赵润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内0291民初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被上诉人和发稀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良辉、张丽媛,北方稀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鹏、陈光辉，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青,赵智承、赵继承、赵润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和发稀土、北方稀土、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赵智承、赵继承、赵润狗承担。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协议书》，并非双方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且未经质证，该《协议书》与李德华八人的诉讼请求及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能作为驳回其八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李德华八人按照法院立案要求在一审庭审前提交了《协议书》，旨在证明其八人与和发稀土之间的法律关系。《协议书》不在李德华八人的证据目录中，双方均没有将《协议书》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和出示，且《协议书》与李德华八人主张的“股份持有及股东资格确认”无相关之处。其次，因双方未在法庭上出示过《协议书》，也没有针对《协议书》在法庭上进行过说明和辩论，故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的规定，一审法院使用既非证据，又未经质证的《协议书》作出判决，属程序违法，必然导致错审误判。二、一审法院罔顾时空差异，混淆法律概念，所作判决于法无据，于理无凭。首先，本案讼争内容是确认李德华八人持有和发稀土股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一审判决作出的关于“其作为安置资产的股份己领取，故对其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表明一审法院认为“安置资产”就是“股份”，但李德华八人须先有了股份，才能被领取，如果李德华八人有了股份，其股东资格也一定得被确认，一审法院又何必再支持或否定其诉讼请求。而且，“股份”是依据何种方式被领取的，一审法院并没有说明。其次，一审法院没有对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和存在的时间进行查证，几乎没有时空概念就作出了判决。相关证据证明，和发稀土于2000年1月27日完成对李德华八人所属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和职工的双接收，亦即从2000年1月27日起，李德华八人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2民终122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武国喜等106人一同成为和发稀土员工，并成为股东。按照相关证据及上述判例证明的事实，被整体接收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册职工享有的“1万元安置费资产”的性质于2000年1月27日转变为“职工股份”并拥有股东资格和股份权益。本案所谓“安置”的概念，在《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及《职工安置方案》中的合理解释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2000年1月27日被和发稀土整体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企业实体不复存在，其资产和职工失去原归属单位，被和发稀土接收后，职工凭借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用以保障职工权益而量化给每一名职工的“1万元安置费资产”以及和发稀土的身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从而完成了“安置”的过程。从次，“股份”这一概念有其完整的法律含义，其形成、变更和灭失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包括李德华八人在内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全体职工的“1万元安置费资产”自2000年1月27日起，因被安置的过程已经结束而成为和发稀土的股东，“1万元安置费资产”己被股份所取代。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和发稀土若要改变或处置李德华八人的股份，须经过正规的法律程序进行。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其作为安置费资产的股份已领取”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再次，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日期均在2000年1月27日之后，其八人于2000年1月27日始，持有和发稀土股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假设《协议书》可以说明“其作为安置资产的股份已领取”，其“领取”也只能是在李德华八人成为和发稀土股东、持有和发稀土股份之后才发生的法律行为，并且只有在李德华八人的诉讼请求被确认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才能成立。一审法院忽略了《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与李德华八人诉讼请求应当成立的时间差异，因果倒置，从而作出不合逻辑的错误判决。《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运用证据作出判断时理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本案一审判决的形成过程证明一审法院违背了这一法律规定。最后，本案所谓“1万元安置费资产”变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随着李德华八人被和发稀土整体接收，并于2000年1月27日货币化为其八人持有的和发稀土的股份。按照李德华八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以及武国喜等106人的判例证明，李德华八人应有的“1万元安置费资产”不可能由和发稀土有选择地针对其八人预留出来，专门等待他们去签订《协议书》而没有被货币化为相应的股份。且没有证据证明，和发稀土从整体接收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全体职工中挑选出武国喜等106人给予股份、股权和股东资格，而把李德华八人及其他被接收职工排斥在外。另外，刘效平是首批签订《协议书》的职工，签订日期是2000年5月14日，本案李德华八人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其持有和发稀土股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的时间为2000年1月27日。一审法院用后来发生的法律行为证明以前存在的法律事实，既不符合逻辑也违背法律规范。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职工赵宏声在和发稀土工作8年之久，于2008年10月17日和“内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其文本式样、文字内容与刘效平在2000年5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字不差。距和发稀土整体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时间如此久远，和发稀土仍然用与对待刘效平相同的方式，解除、终止赵宏声的劳动合作关系，领取一次性工龄补偿金离厂。显而易见，刘效平和继续在和发稀土工作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职工赵宏声以同等条件签订的《协议书》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相关性。三、一审法院驳回李德华八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李德华八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第二项第4款约定，甲方(和发稀土)整体接收乙方下属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在册的在职职工，并保证在新公司中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职工安置方案》中约定，甲方(和发稀土)按人均1万元资产置换在职职工的原有身份;《包头绝缘材料总厂八届七次职代会大会决议》通过了量化职工股权，使职工在新公司中持有股份的决定；《绝缘材料总厂资产、负债交接协议》中明确约定，和发稀土整体接收全部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李德华、刘效平、曲仕杰、杨文利、付顺良为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在职职工；付秀峰、乔福林为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下岗职工；王越为原市绝缘材料总厂下属的企业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职工，但因长汇工贸公司没有人事及劳资调配权，长汇工贸公司的职工一定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职工。因此李德华八人均是和发稀土整体接收的职工。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和发稀土对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整体接收是资产和职工的双接收。对资产的接收不影响对职工的接收，接收后资产的处置与接收后职工的安置不相关。和发稀土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册职工，其保障性条件是要保证职工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该“1万元安置费资产”于2000年1月27日，因和发稀土完成了对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整体接收而货币化为职工持有的和发稀土股份。李德华八人拥有的股份与其在2000年1月27日之后相当长时间和和发稀土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关系。《协议书》没有表述与“股份”相关的任何内容。《协议书》中的“安置资产”构成和指向均是职工的工龄年限，强调的是“安置资产”在以工龄年限和标准计算变现后，职工对企业的工龄结束了，职工和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职工签订《协议书》即完成了和企业以工龄为基础的补偿关系。《协议书》关于变现安置资产款的计算方式与包府发[1999]30号文件关于下岗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一次性经济补偿的计算方式、计算标准完全相同。该文件没有针对企业职工持有股份的政策性规定，李德华八人持有和发稀土的股份标准不可能也不应该与该文件所确定的计算标准完全一致。因此以《协议书》来认定李德华八人不是和发稀土的股东，不持有和发稀土的股份依据不足。四、本案庭审即是关于李德华八人与和发稀土之间的股份、股权关系存在与否展开。李德华八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多项证据可以证实: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被和发稀土整体接收，整体接收的前置必要条件是李德华八人具备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的保障，该1万元安置费资产随着2000年1月27日整体接收完成，其八人持有的和发稀土股份已存在于和发稀土的股权构成中。此后不同时间李德华八人分别签订的《协议书》，其本质属性是和发稀土依据市政府的相关政策对李德华八人进行工龄买断后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即李德华八人脱离企业，结束与和发稀土工龄待遇的有限货币支付。《协议书》不涉及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不能作为一审法院驳回其八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相反地，一审法院并没有否认其八人提供的多项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判决的结论是“八原告未向法庭提供能够证实其股份存在于和发稀土的证据，故对八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这是用李德华八人的诉讼请求来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理屈词穷的判决结论。如果李德华八人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会开庭审理本案，法庭审理本案即是通过证据辩论来确认或者否认其八人的诉讼请求，如果李德华八人诉请的股份及股东资格已存在于和发稀土，一审法院也无必要进行法庭审理了。和发稀土答辩称，一、和发稀土没有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全部由案外人包头市和茂稀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茂稀土）接收，李德华八人请求确认为和发稀土的股东于法无据。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改制之初，市政府以包优发（2000）1号文件批准改制方案，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与和发稀土签订了《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并制定了《职工安置方案》。但上述文件、方案、合同出台后尚未执行就被2000年9月8日包头市政府以包优发（2000）14号文件否决。经包优发（2000）14号文件批准调整，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资产全部划转至案外人和茂稀土，由案外人和茂稀土接收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全部资产。自2008年至今，和发稀土一直租用案外人和茂稀土接收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土地和厂房，并缴纳租赁费，该土地和厂房的所有权人一直是案外人和茂稀土，从未发生过改变。2000年12月，和发稀土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司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股份制改造履行了严格的审计、评估程序，并经内蒙政府审查通过，审计确认没有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进入到和发稀土。因稀土属于国家战略资源，2008年国家对稀土政策进行调整，北方稀土收购了和发稀土，在收购、重组和发稀土过程中，严格遵守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程序，经过严格的审计、评估，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没有任何资产归属于和发稀土。和发稀土没有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任何资产，李德华八人请求确认为和发稀土的股东于法无据。二、本案中李德华八人与包头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内02民终122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106人情况完全不同，（2017）内02民终1224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本案不具有参考性。具体情况为:1、王越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的职工而非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职工，原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不在2000年改制范围内，王越与和发稀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付秀峰、乔福林为下岗职工，在改制时，实行的是一次性安置，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三家抬政策，根据工龄长短一次性发放补偿金。其中付秀峰领取一次性补偿金9200.58元，乔福林领取一次性补偿金10686.46元。在发放完毕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即完成了对付秀峰、乔福林两名下岗职工的安置，付秀峰、乔福林现在起诉主张为公司股东，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李德华、刘效平、曲仕杰、杨文利、付顺良五人在当时全部提出了安置资产变现申请，一次性领取了安置款，并经包头市公证处依法公证备案，公证的协议明确约定该五人在一次性领取变现款安置后，与企业脱离关系，和发稀土不再对该五人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五人的工龄，李德华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9209.62元、刘效平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3415.54元、曲仕杰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2014.80元、杨文利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1213.32元、付顺良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6220.72元。因该五人当时均选择了一次性领取安置款，与企业脱离关系，因此，无权再起诉和发稀土。三、本案属于在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整个改制过程全部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改制的每个环节和步骤，均有政府的审批和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结果，故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北方稀土答辩称，同意和发稀土的答辩意见。补充一点，2008年北方稀土从赵润狗、赵继承手中收购了和发稀土51%的股份，并且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如发现未披露债务导致财产价值减损，应当由转让方承担相关责任。综上，李德华八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即便成立，也应当保证北方稀土51%的股份不变。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和发稀土的意见。赵智承、赵继承、赵润狗答辩称，一、本案中李德华八人与包头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内02民终1224号民事判决书中106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具体情况为:1、王越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的职工而非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职工，和发稀土整体接收的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原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不在接收范围内，王越与和发稀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付秀峰、乔福林为下岗职工，属于《职工安置方案》中的第二类职工，实行的是一次性安置，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三家抬政策，根据工龄长短一次性发放补偿金。其中付秀峰领取一次性补偿金9200.58元，乔福林领取一次性补偿金10686.46元。在发放完毕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和发稀土即按照《职工安置方案》完成了对付秀峰、乔福林两名下岗职工的安置，付秀峰、乔福林现在起诉主张为公司股东，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李德华、刘效平、曲仕杰、杨文利、付顺良虽然属于《职工安置方案》中的第一类职工，但该五人在当时全部提出了安置资产变现申请，一次性领取了安置款，并与和发稀土签订了《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该五人在一次性领取变现安置款后，与企业脱离关系，和发稀土不再对该五人承担任何责任。《协议书》经包头市公证处公证并备案。根据该五人的工龄，李德华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9209.62元、刘效平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3415.54元、曲仕杰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2014.80元、杨文利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1213.32元、付顺良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6220.72元。因此，该五人虽然为第一类在职职工，但因他们当时均选择了一次性领取安置款，与企业脱离关系，因此，无权再起诉要求确认其为和发稀土股东。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属于在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首先，90年代末期我国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国企职工大面积下岗，生活艰难，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下岗再就业工作。在市政府的主导下，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完成了全部改制工作，和发稀土按照政府的指示安置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1000余名职工。根据市政府拟定的改制方案，2000年1月5日，市政府以包优发（2000）1号文件批准了该方案。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与和发稀土签订了《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并制定了《职工安置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1000余名职工分为在职职工、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三类，三类职工确定了三种不同的安置办法，具体为：第一类：在职职工364人，起初拟定的安置方案为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并设想在企业上市时作为职工股，给职工一个长远的保障。但因该安置方案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签发（1998）297号《关于停止发行内部职工股的通知》中关于上市企业禁止设定职工股份的规定，政府及时调整了该安置方案，重新出台文件，取消了职工股，由和发稀土为在职职工安排工作岗位，并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资产量化为安置费划转给和发稀土，作为和发稀土安置职工的补偿。如果职工自谋职业的，则给职工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第二类：下岗职工398人，实行一次性安置，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三家抬政策，根据下岗职工的工龄一次性发放补偿金。第三类：退休职工234人，由社保局以返还的形式发放退休金。在政府的主导安排下，和发稀土将三类职工按照三种不同的办法进行了安置。整个改制过程全部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改制的每个环节和步骤，均有政府的审批和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结果，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应依法裁定驳回李德华八人的起诉。其次，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包括职工人均享有的1万元资产）最终是案外人和茂稀土接收的，至今和发稀土没有得到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改制时的任何资产，因此，这些职工也不可能成为和发稀土的股东。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改制过程中，最初经政府批准的改制方案、文件、签订的整体接收合同、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资产等内容，后因政府出台了新的批准文件而未予以实施。按照新的批准文件，案外人和茂稀土成为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改制的整体接收单位。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改制完全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起初按照市政府包优发（2000）1号文件，由和发稀土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但在对和发稀土进行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因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1996年向法院申请破产，其土地是划拨用地，土地手续也不健全，没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更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上房屋也无产权证，机械设备由于不能清偿贷款而抵押给银行，因此，这些资产属于破产企业不良资产，不可以捆绑上市，故包头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又下发了包优办发（2000）14号文件，即《关于同意包头市和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接收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批复》，原则同意由案外人和茂稀土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案外人和茂稀土缴纳了一系列税款，并为职工交纳社保以及发放一次性安置费补偿款。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土地、人员）以及负债全部进入案外人和茂稀土，案外人和茂稀土实际接收了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再次，和发稀土在2000年后历经数次股东变更，每次变更都有政府行政批准，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均没有职工股的登记。2000年12月27日，内蒙古政府以内政股批字（2000）36号文件做出了《关于同意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和发稀土的股东由赵润狗、赵继承2人变更为赵润狗、赵继承、中国节能投资公司、赵智承、南开大学森力高科技实业公司、包头绿源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青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曹昕9人，本次变更所涉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得到了内蒙政府的批复，该批复具有确权的效力。2004年11月21日，经内蒙古政府内政股批金字（2004）11号文件批准，和发稀土的股东由赵润狗、赵继承、中国节能投资公司、赵智承、南开大学森力高科技实业公司、包头绿源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中青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曹昕9人变更为赵润狗、赵继承、赵智承、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人。2007年4月8日，和发稀土股东由赵润狗、赵继承、赵智承、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人变更为赵润狗、赵继承、赵智承和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人。2008年8月23日，和发稀土股东由赵润狗、赵继承、赵智承和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人变更为赵润狗、赵继承、赵智承、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北方稀土5人。和发稀土的每次股东变更，都有政府的行政批准，以及审计机构全面的审计，且公司都严格履行了股东变更手续。几次股东变更中无论是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是审计机构的审计，职工股东的身份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确认。和发稀土的每位股东都实际履行过出资义务，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最终全部进入案外人和茂稀土，和发稀土没有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资产，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职工更不可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和发稀土确认其八人因企业重组、资产置换而持有和发稀土股份，成为和发稀土股东；2.请求判令和发稀土向其八人分配自2000年1月27日至2017年的股权收益；3.请求判令和发稀土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按《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立即成立股份制子公司，并依法确认其八人在该股份制子公司中应有的切身利益；4.案件诉讼费用由和发稀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原系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在职职工，付秀峰、乔福林系下岗职工，王越系该厂下属企业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职工。2000年1月5日，包头市优化资本结构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原则同意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重组方案。2000年1月10日，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乙方）签订《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整体接收乙方下属的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所有资产，乙方所属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向甲方提供上述资产及负债的正式清单及全部账册等财务档案；甲方整体接收乙方下属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在册的在职职工，并保证在新公司中人均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具体安置分配方案附后），以置换原有劳动身份，以利配合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和稳定职工情绪，同时，该部分在职职工与新公司按《劳动法》中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该合同后附《职工安置方案》。2000年1月20日，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召开八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关于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协议书及职工安置方案。2000年1月27日，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三方对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所有资产（除职工家属宿舍和量化到工贸公司的资产及电子技校的资产外的无形资产、有效资产、报废资产及帐外资产等）及双方确认的负债（同时接收全部在职职工、退休职工和配合政府安置下岗职工）进行交接，并形成《绝缘材料总厂资产、负债交接协议书》，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接收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所有资产。和发稀土对上述《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职工安置方案》及《绝缘材料总厂资产、负债交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000年9月8日包头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包优办发（2000）14号《关于同意包头市和茂稀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接收原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批复》“原则同意由和茂公司整体接收原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请你公司尽快与各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和茂稀土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并将厂房、土地租赁给和发稀土。2000年12月27日，包头市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内蒙古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变更为内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内蒙古和发稀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在变更前后的股东信息中都未载明原告李德华八人的股份登记情况。另查明：1.王越在绝缘材料总厂被接收前系该厂下属企业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的职工，长汇工贸公司从绝缘材料总厂剥离，为了妥善安置在长汇工贸公司工作的50名绝缘材料总厂国有职工，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决定把原属绝缘材料总厂未破产的××区、6号，合计面积236平方米底店，和桑干道菜市场1号51平方米底店拨给长汇工贸公司，置换职工身份。2001年1月18日，王越与包头市神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乙方（王越）自愿提出一次性领取现款安置，与原企业脱离关系，原企业对乙方不在承担任何责任。二、安置款按下列标准计算发放...4.乙方于1989年参加工作，工龄10年，付给安置款现金7007.40元。协议签订后，王越领取了安置金。2.付秀峰、乔福林为下岗职工，属于《职工安置方案》中的第二类职工，实行的是一次性安置，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三家抬政策，根据工龄长短一次性发放补偿金。其中付秀峰领取一次性补偿金9200.58元，乔福林领取一次性补偿金10686.46元。完成了对付秀峰、乔福林两名下岗职工的安置。3.剩余5名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虽然属于《职工安置方案》中的第一类职工，但5人在当时全部提出了安置资产变现申请，一次性领取了安置款，并与和发稀土签订了《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该5人在一次性领取变现款安置后，与企业脱离关系，和发稀土不再对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协议书》经包头市公证处公证。根据李德华、刘效平、曲仕杰、杨文利、付顺良的工龄，李德华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9209.62元、刘效平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3415.54元、曲仕杰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2014.80元、杨文利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13.32元、付顺良领取了一次性安置款16220.72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及其附件《职工安置方案》，是签订该合同的和发稀土与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德华八人也对上述两份文件的内容予以认可，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和发稀土提出改制后资产全部归入和茂稀土，李德华八人起诉主体错误的意见，经查，和发稀土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后，依照《职工安置方案》与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办理了安置资产变现手续，给付了安置费。和发稀土给付秀峰、乔福林发放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茂公司并未参与安置，补偿。故李德华八人与和茂稀土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与和茂稀土是否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资产无关。虽然和发稀土从2000年至今历经了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再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公司的股东和名称也发生了变化，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之规定，现在的和发稀土经历的上述变化不能对抗李德华八人向现在的和发稀土主张权利。和发稀土提出的李德华八人无权向现在的和发稀土主张股东资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德华八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请，通过接收合同书、安置方案可以看出在职人员人均1万元资产置换原有身份。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被接收后，可与和发稀土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职工和和发稀土有双向选择的权利。上述5人提出安置资产变现，并一次性领取了安置款，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了：在一次性领取变现款安置后，与企业脱离关系，甲方对乙方不在承担任何责任”。至此，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已与和发稀土无任何关系，其作为安置资产的股份已领取，故对其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付秀峰、乔福林的诉请，该二人系下岗职工，依照接收合同书及安置方案，本身不具备一万元身份置换金，在和发稀土没有任何股份，且已通过“三家抬”政策获得补偿金。故对其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王越的诉请，因其不在和发稀土接收名单中，原系长汇工贸公司员工。2000年1月27日在《绝缘材料总厂资产、负债交接协议书》中和发稀土、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及原市绝缘材料总厂三方对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所有资产及双方确认的负债交接时，已将长汇工贸公司排除在本次和发稀土接收范围之外。2000年3月23日，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出具包电子发（2000）字47号文件，要求长汇工贸公司妥善安置在其公司工作的50名绝缘材料总厂国有职工。后王越与包头市神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领取了安置金。以上证据证实王越不是和发稀土接收的原市绝缘材料总厂职工，不存在身份置换股份关系，与和发稀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其要求成为股东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德华八人均未向法庭提供能够证实其股份存在于和发稀土的证据，故对李德华八人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其他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德华、刘效平、杨文利、曲仕杰、王越、付秀峰、乔福林、付顺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乔福林向本院提交《公证书》一份，内容包括《公证书》、《协议书》、《一次性给予经济补偿金协议书》，用以证明其是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在职职工。和发稀土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显示乔福林是下岗职工，属于安置方案中下岗类的职工，且双方已经明确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就再也没有法律关系了，乔福林请求确认股东身份没有依据。北方稀土质证称，同意和发稀土的意见。包头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质证称，同意和发稀土的意见。赵智承、赵继承、赵润狗质证称，同意和发稀土的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李德华八人是否是和发稀土的股东。现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判断：一、关于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是否是和发稀土股东的问题。李德华五人主张从2000年1月27日和发稀土整体接收原市绝缘材料总厂时，其五人即已是和发稀土股东。和发稀土辩称，其认可该五人系原市绝缘材料总厂在职职工的身份，但因该五人已一次性领取安置款，故与和发稀土已经脱离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第二条第4项“和发稀土整体接收绝缘材料厂的在册在职职工，并保证在新公司中享有1万元安置费资产（具体安置分配方案附后），以置换原有劳动身份...”以及《职工安置方案》第一条“甲方按人均1万元资产置换在职职工（不含下岗、内退职工）原有身份...”的内容可以表明，李德华五人确实可以通过以其在职职工的身份折抵1万元股份的形式成为和发稀土股东，但根据和发稀土一审提交的其与该五人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乙方自愿提出安置资产变现申请，在一次性领取变现款安置后，与企业脱离关系，甲方（和发稀土）对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的内容表明，李德华五人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放弃成为和发稀土股东的权利，且该五人已经分别向和发稀土领取了变现款,故李德华五人要求确认其为和发稀土股东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付秀峰、乔福林是否是和发稀土股东的问题。根据《关于和发稀土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接收市绝缘材料总厂的合同书》第二条第5项“对乙方下属包绝总厂的约400名已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三家台的政策，不足部分由甲方（和发稀土）支付200万元作为一次性安置的补偿（具体安置分配方案附后）”的约定以及该二人的《协议书》内容可以表明，付秀峰、乔福林系原市绝缘材料总厂的下岗职工，该二人并不符合成为和发稀土股东的条件，且根据和发稀土一审提交的《包头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花名册》的内容表明，付秀峰、乔福林二人已经领取了经济补偿金，故其二人要求确认为和发稀土股东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王越是否是和发稀土股东的问题。根据王越与包头市神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失业证》以及《关于用非破产资产安置在长汇公司的原绝缘材料总厂50名国有职工的决定》（包电子发［2000］字47号）的内容可以表明，王越是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的员工，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长汇工贸公司从包头市绝缘材料总厂剥离后，由包头市电子电器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下属的包头市神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用原市绝缘材料总厂非破产资产对职工进行一次性安置，在包头市神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王越签订的《协议书》中，王越自愿一次性领取安置款，与原企业脱离关系，故王越要求确认其为和发稀土股东身份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李德华八人提出的要求和发稀土分配自2000年1月27日至2017年的股权收益以及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按《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立即成立股份制子公司，并依法确认其八人在该股份制子公司中应有的切身利益的诉讼请求，因李德华八人并非和发稀土股东，故对其八人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李德华八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协议书》内容进行质证，但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内容显示，一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对已提交《协议书》内容进行了质证，且二审中其亦认可已经质证的事实，故李德华八人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德华、刘效平、付顺良、曲仕杰、杨文利、付秀峰、乔福林、王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晓燕审 判 员 王雅琴审 判 员 董婷婷 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常慧青书 记 员 王 彩附：本判决所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