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506行初9号原告：雷桂林，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道祥（雷桂林之夫），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林，宜昌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10111187171，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龙泉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发兵，该镇党委书记，镇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庭负责人：王庄，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华、谢继军，湖北龙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雷桂林与被告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立案后，于同年4月2日向被告龙泉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于同年4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行政答辩状和证据材料，本院将被告提交的行政答辩状和证据材料送达原告。同年4月21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雷桂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道祥、王玉林，被告龙泉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华、谢继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桂林诉称：2013年6月，被告龙泉镇政府启动了《龙泉镇临河路景观建设工程》项目，原告位于夷××区龙泉镇××组的宅基地和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在项目的征迁范围内，按夷陵区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被告应为原告拆迁后按拆迁方案在小区提供安置房一套以及协助办理建房宅基地手续一个。多年来，由于该镇主要领导换届调动，原告多次书面和口头向被告申请补偿，但被告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给原告进行拆迁补偿，导致原告居无定所。为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具状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为原告拆迁后按拆迁方案在小区提供安置房一套，协助办理建房宅基地手续一个，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雷桂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证据1、原告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证据2、《房屋和企业拆迁补偿及安置方案》一份。证明被告就原告的土地房屋进行征收和拆迁，该方案中明确说明了拆迁应当依据合法证件，而不是被告所依据的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上述方案履行义务合法有据。证据3、《联合建房协议书》（2006年4月15日）一份。证明原告与王**之间具有协议，但该协议的合法性存疑，因为该协议的当事人不属于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在龙泉村范围内建房的资格，应属无效合同。证据4、房屋产权证一份（证号：夷陵区房权证龙泉字第**，面积为229.42平方米）；土地使用证一份（证号：夷陵集用【2007】第**）。证明拆迁补偿对象系原告，原告取得了合法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证据5、书面申请及相关人员签字表各一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反映情况。被告龙泉镇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如下：1．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起诉。原告于2013年8月就已经知晓被告与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如果原告认为该行为侵害了其权益，应当在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60日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原告并未申请复议或者起诉，原告直到2020年1月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此外，行政诉讼本身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不会因为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也不会因为行政相对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虽然原告称曾多次向有关镇领导申请补偿，但这些都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情形，并不能作为其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2．被告关于案涉房屋的征收及拆迁补偿行为合法。被告《龙泉镇临河路景观建设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方案、安置方案、补偿奖励办法等均于项目实施前报请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夷陵区政府）批准，依法发布《土地征收公告》，项目拆迁范围及安置补偿方案均符合法定程序。3．被告已就案涉房屋兑付了所有拆迁补偿权益，原告的诉请属于重复主张。原告于2006年在自己的一处宅基地上与他人联合建房，明确约定了房屋的归属，即一层为雷桂林的父亲雷基良所有；二层为胡家寿所有；三层为王**所有；四层加隔热层为王凤珍所有，各层房屋权利人同时享有居住权、处分权、所有权。2009年8月，房屋权利人又通过龙泉镇法律服务所对以上事实进行了第三方见证和确认。2013年8月，被告已经与第3层所有人王**夫妇，第四层加隔热层房屋所有人王凤珍夫妇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房屋补偿款及应安置的一处宅基地全部进行了兑付，不存在未补偿的情形。4．被告与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虽然案涉房屋第三、四层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原告已经与他人签订有《联合建房协议书》，只是名义代持。拆迁补偿过程中，胡会容、王凤珍向征收单位出具了相关合同原件及《见证书》，相关资料内容足以证明原告负有及时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到胡会容和王凤珍名下之义务，其并不是实际权利人。在案涉房屋遇到政府拆迁、过户手续冻结的情况下，原告要么在拆迁补偿期限内与胡会容、王凤珍解除合同后，由自己向被告主张拆迁补偿款，要么积极配合胡会容、王凤珍领取拆迁补偿款。本案中，原告在2009年即收取了办证费，在拆迁补偿期限内从未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胡会容、王凤珍领取补偿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在案涉房屋已经实际兑付全部征收补偿权益后，无权重复主张。5．《联合建房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应认定无效情形。《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只是“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雷桂林、胡会容、王凤珍均是农村户口，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应认定无效情形。6．原告本身无权获得补偿才是未能得到补偿的根本原因，原告所称未能获得拆迁补偿的原因是由于“镇主要领导换届调动”所致不是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宅基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只有一套房屋，在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已经全部兑付完毕后，原告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在于其属于重复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并非是镇领导调动所导致。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龙泉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复印件：第一组证据：行政补偿协议合法性证据。1．2012年3月8日被告向夷陵区政府《关于龙泉镇临河路改扩建工程、集镇过境路修建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请示》以及附件，证明被告征地拆迁补偿方案、安置方案、补偿奖励办法、实施办法等，被告在该工程项目实施前，报请夷陵区政府批准。被告的征收程序合法。2．夷陵区国土局发布【2013】001号《土地征前告知书》（2013年6月19日）、夷陵区政府（2010）10号和（2013）20号《土地征收公告》。证明被告的征收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事实方面的证据。1．《联合建房协议书》（2006年4月15日）、过户费收条各一份。证明在案涉房屋征地拆迁前，第3层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王**、胡会容夫妇，双方联合建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拆迁过程中双方未解除合同，胡会容已经履行义务，原告负有继续协助办证或者协助领取拆迁权益的义务。胡会容（王**）据此要求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与胡会容签订协议的行为并无不当。2．《联合建房协议书》（2005年7月18日）、《见证书》、《承诺书》各一份。证明：（1）在案涉房屋征地拆迁前，第3层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王**、胡会容夫妇的事实。（2）在案涉房屋征地拆迁前，第四层房屋及隔热层的实际权利人为王凤珍夫妇。3．王凤珍、胡会容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兑付表各一份。证明原告已经将拆迁补偿权利让渡给王凤珍、胡会容夫妇，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已经由王凤珍、胡会容领取兑付，原告无权重复主张。第三组相关依据：土地征收和相关的法律依据。1．《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2．《关于发布夷陵区征地拆迁补偿办法的通知》（夷政规【2010】5号）第二十七条。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就原告提起本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有异议。根据2020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案涉房屋早在2013年9月已经全部补偿到位，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被告如果对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有异议，应当向房屋的买受人王**、王凤珍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进行分配，而不应当通过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解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并不能证明原告有依据此安置补偿方案获得一套安置房和一个宅基地的权利。该《安置补偿方案》第一条明确载明该方案的制定依据是夷陵区政府夷政规【2010】5号文件，该文件第二十七条规定，被拆迁户新宅基地依据拆迁前的土地使用证按一证一宅落实。原告案涉房屋只持有一个土地使用证，从拆迁安置补偿总量上看，该套房屋除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外，只能获得一个宅基地指标。由此可见，该证所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一个宅基地指标已经全部补偿到位。原告的诉讼主张明显是一种重复主张。另外，该安置补偿方案第七条为被征收人提供了两种安置方式进行选择，要么货币补偿安置，要么集中建房安置，并不是同时享受。原告要求一套安置房和一个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本身亦不符合该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原告已经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且房屋买卖协议已经履行，原告只负有配合王**、王凤珍办理登记过户手续或者领受补偿款的义务。该《联合建房协议书》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期间，原告并未向征收人提出过解除合同，由原告直接受领补偿款的意思表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只是一个证照代持人，只负有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协助王**、王凤珍受领补偿款的义务。按照《夷陵区征地拆迁补偿办法》（夷法规【2010】5号）和安置补偿方案以及相关的《联合建房协议书》、办理过户登记的收款收据以及《见证书》、《承诺书》等资料可以看出，案涉房屋在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时，原告负有将原房产证、土地证上交到征收方提交给发证部门予以注销的配合义务。原告之所以至今能够持有证照原件，只是因为其在享受房屋出售权利之后拒绝履行对应的合同义务所导致，其当前仍然持有证照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结果，并不能证明其享有实际权利。对证据5没有发表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合法。认为：1．原告是被告拆迁的主体，是享有登记权利的法定房主，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应当找原房主来进行协商和补偿、安置，不能用建房合同或者其他约定来证明其合法身份。2．被告陈述原告与王**、胡会容签订联合建房协议，但协议针对的是王**、胡会容，对抗的不是依法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只有房屋所有权人发生转移并取得合法的登记权人证之后，房屋性质才发生改变。不能因为合同的合法性来判定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性，否则违背了房屋登记制度的规定。对第三组相关依据认为，因为被告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对象的事实存在错误，所以其适用的法律存在错误，不应依照拆迁办法对不合法的人员进行补偿。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可证明案涉房屋相关事实过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判定；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依法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1．原告雷桂林系龙泉镇龙泉村**村民。2005年7月18日、2006年4月15，原告分别与案外人王凤珍、王**签订《联合建房协议书》。该协议明确约定：“一层为雷桂林的父亲雷基良所有；二层为胡家寿所有；三层为王**所有；四层加隔热层为王凤珍所有，同时享有居住权、处分权、所有权。”该协议还约定：“该房屋建成投入使用后，若遇国家政策征收或征用，牵头人、联合人建房人双方各享有各自楼层获得相应的权利和政策补偿、待遇、安置。”2．2009年8月5日，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法律服务所出具《见证书》，该见证书内容为：“经审查核实，宜昌市夷××区龙泉镇××组雷桂林与龙泉镇龙泉村二组村民王凤珍于2005年7月18日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书》意思表达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现予以见证。”3．2010年11月24日，夷陵区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鄂土资函【2010】417号文件批准征收夷陵区龙泉镇龙泉村部分集体土地，发布【2010】10号《土地征收公告》，该公告决定征收龙泉村集体土地4.4223公顷。4．2012年3月8日，被告龙泉镇政府制订《龙泉镇集镇改造及道路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方案》（夷龙政文【2012】8号），并相继出台《龙泉镇临河路景观工程、仁和广场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方案》、《龙泉镇临河路景观工程、仁和广场工程建设房屋和企业拆迁补偿及安置方案》和《补偿和搬迁奖励办法》以及《征用土地奖奖励实施办法》。上述征用土地补偿方案和安置方案及奖励办法在实施前均报请夷陵区人民政府批准。5．2013年6月19日，宜昌市夷陵区国土资源局（现宜昌市夷陵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2013]001号《土地征前告知书》，原告与案外人王**、王凤珍等所建的上述房屋在征收征用的拆迁范围内。2013年12月30日，夷陵区政府发布[2013]20号《土地征收公告》。6．2013年7月至同年8月，被告分别与王凤珍、胡会容（王**）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将房屋补偿款及应安置的一处宅基地进行了兑付。2019年7月，原告向被告书面请求“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安置住房一套，建房宅基地一个。”被告认为，案涉房屋只持有一个土地使用证，从拆迁安置补偿总量上，该套房屋除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外，只能落实一个宅基地指标。在该证所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一个宅基地指标已经全部补偿和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原告的要求不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以及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原告遂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前述诉讼。同时查明，2013年7月30日，原告向龙泉镇政府临河景观工程建设征迁指挥部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内容为：“目前，正值临河路景观工程建设房屋征迁中，2005年7月，我在临河路与王凤珍联合建房一栋，一楼已卖给雷基良，二楼已卖给许永凤（胡家寿之妻），二人已分别办理房屋产权手续，三楼、四楼及隔热屋以我的名义办理产权，但四楼及隔热层的产权实际归王凤珍所有，因此，我郑重承诺：王凤珍现居住在四楼及隔热层的房屋安置及补偿款由王凤珍所有，并以王凤珍个人名义与您们指挥部商榷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直接划入王凤珍账户。”本院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从本案来看，被告《龙泉镇临河路景观建设工程》以及征地拆迁补偿方案、安置方案、补偿奖励办法等均于该工程实施前报夷陵区政府批准，并依法发布《土地征前公告》和《土地征收公告》，该工程项目拆迁范围及安置补偿方案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是案涉房屋出卖后，原告能否再获安置和建房宅基地；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关于诉讼焦点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本案中，原告雷桂林所述案涉房屋只有一个土地使用证，从拆迁安置补偿总量上，该房屋除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外，只能落实一个宅基地指标。在该证所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一个宅基地指标已经全部补偿和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原告负有将原房产证、土地证上交到征收方提交给发证部门予以注销的配合义务。现原告持原《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再主张权利，系重复主张，于法于理不符，且其诉讼请求要求同时享受一套安置房和落实一个宅基地本身亦不符合该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案涉房屋补偿协议签订于2015年5月1日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焦点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2010年11月24日，夷陵区政府发布【2010】10号《土地征收公告》；2013年6月19日，夷陵区国土资源局发布[2013]001号《土地征前告知书》，同年7月3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原告应当在知道《土地征收公告》和《土地征前告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本院推定原告于2013年7月30日得知案涉房屋需征收及拆迁，即原告应在2014年1月30日前向法院起诉。至于原告提交的房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等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房屋所有权证属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机关依法颁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该房屋物权的证明。本案为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争议案件，系涉及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起诉期限应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起诉期限适用于行政机关既未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又未告知当事人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而在本案中，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土地征收和被告房屋拆迁行政行为内容，不应适用上述二十年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此，原告于2020年3月18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被告龙泉镇政府作为讼涉集体土地征收和房屋补偿安置的实施单位，经调查核实，在原告已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他人，买受人出具《见证书》、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的情况下，被告与案涉房屋产权人和买受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无不当。原告于2013年7月就已知晓被告与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案涉房屋已被拆除的情况下，根据现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灭失应当办理注销登记。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且已超过起诉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雷桂林的起诉。原告雷桂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 杰人民陪审员  谭昌春人民陪审员  黄淑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