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49463号原告孙岁，男，汉族，1985年8月22日出生，住址成都市锦江区。原告许迪，女，汉族，1991年3月20日出生，住址四川省崇州市。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劭兴全，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璐，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鑫盛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卓越时代广场大厦5101-5109(5101A—3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701085XE。法定代表人王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冀逊，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岁、许迪与被告深圳鑫盛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岁、许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璐、被告鑫盛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冀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岁、许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鑫盛源公司将取得的不当利益人民币99.0942万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52486元（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99.0942万元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24日,原告作为买方与案外人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川公司)签订了《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房屋交易价为278.9748万元。原告通过POS机刷卡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共向被告账户转入了378.0690万元,雄川公司和被告分别向原告出具了收据。根据原告与案外人雄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约定,原告应支付的购房款为278.9748万元,但原告实际向被告账户转入了378.0690万元,多转的99.0942万元金额不应属于被告所得。原告认为,原告和被告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没有占有该款的合同和法律依据,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因此,被告占有该笔款项属不当得利。现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鑫盛源公司辩称，一、被告有权转让案涉房屋的合同权利义务。2017年11月23日,被告与开发商签订《整体销售协议书》,开发商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雄川金融中心”整体项目销售给被告,约定被告在支付房款后,有权将支付房款分推到具体房号,分推房号及金额由被告确定,被告并有权将项目物业房屋的权益概括转移给第三方,并将合同更名至第三方名下,开发商在收到被告的通知函时,应无条件配合办理更名手续及与第三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了购房款,就对涉案房屋在内的物业进行了购房款分推,签订具体房屋买卖合同。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雄川金融中心】预购房屋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应合法有效。2018年5月12日,被告与原告孙岁签订《【雄川金融中心】预购房屋协议书》,约定将案涉房屋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以378.0690万元的价格转给原告孙岁。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孙岁支付30万元预购款。5月24日在原告支付剩余款项后,被告发出书面函告知开发商已将案涉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开发商对此表示同意,并就案涉房屋的预售主体更名至原告且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原告享受和承担案涉房屋的全部权利义务。案涉纠纷并非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协议也并非转让房屋的物权,而是转让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被告作为案涉房屋的原合同权利义务人,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有权利将涉案房屋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也有权利与第三方商议转让价格,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涉案房屋通过合同权益方式转让,该种方式既不是中介也不买卖,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的有效性、合法性应予以保护。转让行为只是变更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主体,预售合同的权利义务等主要内容未发生变化,没有对房屋的物权进行转让。被告将案涉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使原告与开发商就案涉房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建立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被告收取的99.0942万元实际为转让合同权益的对价,且原告在协议上及该收据上签名确认,证明原告已清楚知道协议内容、目的及收取该笔费用的用途,即原告同意被告收取相应对价。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99.0942万元系不当得利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2日，原告孙岁（乙方）与被告鑫盛源公司（甲方）签订了《【雄川金融中心】预购房屋协议书》（以下简称《预购房屋协议书》），约定：甲方已从雄川公司通过整体购买的方式购买了雄川金融中心的若干公寓/写字楼，其中包括该项目1期1单元9层05号写字楼，实测建筑面积为293.01㎡，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218.49㎡，共用部分与共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74.52㎡；该房屋已经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乙方自愿从甲方处购买上述房屋，甲方自愿将上述房屋通过合同权益转移的方式转让给乙方。双方约定房屋单价以实测建筑面积计价，房屋总价378.0690万元。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之日支付甲方预付款30万元作为受让该房屋项下合同权益的前提条件。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上述预付款后，方可在支付预付款之日起15日内前往售楼部与甲方签订正式的《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乙方确认：本协议书签订前，甲乙双方已经对将来拟签订的《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且乙方已经充分知晓将来拟与开发商签订的该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表示没有异议，故乙方同意在上述期限内前往售楼部直接与甲方签订正式的《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且在甲方安排的时间内与开发商签订该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无需再行磋商。2018年5月12日，原告孙岁向被告刷卡支付30万元，2018年5月24日，原告分五笔向被告刷卡支付348.0464万元，按支付的时间先后顺序为100万元、100万元、78.9748万元、9.0716万元和60万元。2018年5月24日，案外人雄川公司向两原告出具雄川金融中心1-1-905房款2789748元的收据，被告向两原告出具雄川金融中心1-1-905服务费990942元的收据，原告孙岁在该收据上签名。另查，两原告与第三人雄川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第三人雄川公司向原告预售位于天府二街198号雄川中心第1幢9层05号房屋，房屋预测建筑面积为293.0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218.49平方米，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为74.52平方米。房价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每平方米9521元，总价款为人民币278.9748万元；买受人在2018年5月24日前支付该商品房全部价款。该《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未填写签订时间。被告在本案中还提交了《整体销售协议书》、《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收据》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等证据，显示：2017年11月23日，被告与案外人雄川公司签订了《整体销售协议书》，约定将雄川公司开发的雄川金融中心中部分物业（包括写字楼1栋6-15层）整体销售给被告，销售总价为30290.6210万元，其中写字楼的销售总价为17208.8万元。每套物业的具体销售价格详见附件二《房源及价格明细表》；被告可将其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具有的买受人的权利义务，按每套房屋每个合同为单位，向雄川公司申请逐一概括转移给第三方，具体操作为被告向雄川公司送达《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人指定函》（样稿详见附件三）及被告与该客户所签订的《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雄川公司收到上述材料后与该第三方自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即视为被告基于买受人的权利义务全部概括转移给该第三方。2018年1月5日，被告与雄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雄川公司向被告出售雄川中心第1幢9层05号房屋，房屋预测建筑面积为293.0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218.49平方米，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为74.52平方米，总价款为278.9748万元。同日雄川公司向被告出具了278.9748万元购房款的收据。2018年5月24日，被告向雄川公司发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人指定函》，载明被告购买的预售许可证100264号下第1幢9层5号房屋，被告经与原告孙岁协商一致且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后，指定原告孙岁作为该房屋买受人的权利义务概括继承人，即由孙岁与雄川公司签订该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雄川公司与孙岁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一房二卖，被告予以认可。庭审时，原告确认双方签署的《预购房屋协议书》的真实性，但认为因后续双方未按《预购房屋协议书》的约定签订《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故而该《预购房屋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后原告自行与雄川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确定购买价格为278.9748万元，付款时因是POS机刷卡，原告不清楚房款进了哪个账户，被告出具服务费发票后，原告曾提出异议认为服务费过高，并找雄川公司要求退款。被告确认双方未签订《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但称因双方简化了签订流程，双方已协商一致省去这一步，在原告付款后直接由被告向开发商出具《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人指定函》即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获取原告支付的99.0942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预购房屋协议书》显示被告通过转移合同权益的方式以378.0690万元的价格向原告转让涉案房产，原告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并且于协议签订当日即如约向被告支付了预付款30万元，故该协议书依法成立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预购房屋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格与原告所支付的价款以及被告和雄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收据所显示的金额均为378万余元，能够相互对应，并且原告与雄川公司后续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事项也在该协议书中明确予以约定，足以形成原告后续与雄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向被告支付相关款项等行为，均系对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的初步判断。其次，原告称《预购房屋协议书》并未实际得到履行，故而主张被告获取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但是，该协议书中已明确就被告从雄川公司整体购买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雄川金融中心的若干房产，并通过合同权益转移的方式转让的相关信息予以披露，与被告提交的被告与雄川公司签订《整体销售协议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不仅说明被告具有向原告转让涉案房产相关权益的权利来源，同时亦证明原告在签订《预购房屋协议书》时应明知涉案房产的权利状态和交易方式，原告述称因《预购房屋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转而向案外人雄川公司另行购买涉案房产，明显与常理不符，本院认为原告后续与雄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应是依据《预购房屋协议书》的约定而签订，而非原告与雄川公司自行签订。再次，原告在2018年5月24日付款时，系分五笔支付，其中前三笔款项分别为100万元、100万元、78.9748万元，合计278.9748万元，该金额与原告与雄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购房款金额一致，后续原告又再次支付9.0716万元和60万元，若原告对后续超出的金额存在异议，完全可以拒绝付款，但原告仍继续支付并由原告孙岁在被告开具的涉案房产服务费99.0942万元的收据上签字确认，上述事实与原告陈述明显矛盾，亦与常理不符。最后，虽然原、被告双方后续未依《预购房屋协议书》之约定签订《买受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合同书》，但被告已向雄川公司发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人指定函》，并且原告与雄川公司后续也如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故而未对《预购房屋协议书》的实际履行造成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378.0690万元并与雄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系就原被告双方签署的《预购房屋协议书》的实际履行，被告收取涉案99.0942万元具有合同依据，故原告主张被告获取涉案款项系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岁、许迪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190.9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岁、许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舒婷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曾梦萍书记员  黄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