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11民初2519号 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法定代表人：谢金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方美，山东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聂廷金，男，现住山东省鄄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彩娥，山东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山东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鲁道友公司”）与被告聂廷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金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方美、被告聂廷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彩娥、赵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的购车费用71830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至还清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数额变更为76208.62元，原因是被告向贷款公司支付的第一个月的还款，是由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自本应当发放给原告的贷款中直接扣除的，利息主张自2018年9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被告聂廷金从原告处购买北奔牌牵引车一台和通亚牌挂车一台，裸车总价款为413000元，贷款手续费15330元，还款保证金21900元，保险保证金5000元，GPS+考察+公正+抵押5000元，保险费40000元，贷款超出部分的税费2000元。被告聂廷金仅向原告支付购车费用80000元，其余大部分购车费用被告以从第三方贷款的方式支付，经结算，被告聂廷金仍欠原告71830元，被告签字确认，承诺及时还款。但是原告多次催款被告仍迟迟不还，原告无奈具状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聂廷金辩称，1、被告与原告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被告欠付原告费用的情况。根据原告提交的《汽车购销合同》、《挂车购销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收取的费用仅为购车款，双方约定的实际购车款总价为413000元（31.8万+9.5万），该购车款已经包含了原告的全部利润，该购车款已经由被告支付10.3万元，由被告委托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支付350400元，合计支付453400，早已超额支付。原告作为汽车销售公司，其利润来源就在于车辆销售价格与进价的差额，而其在起诉状中所主张的贷款手续费、还款保证金、保险保证金、保险费、GPS+考察+公证+抵押等均应为第三方收取的费用，与原告无关。根据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岳公司”）出具的《售后回租赁合同》、《认租同意书（回租赁）》、《租赁物委托管理协议》、《买卖合同》，以上合同约定原告已经将车辆出售给被告，被告再将车辆出售给了同岳公司，同岳公司已经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然后同岳公司再将涉案车辆出租给被告。经被告委托，同岳公司将购买被告所有的车辆的购车款支付给原告，该部分购车款由被告以租金的形式按月向同岳公司支付。其后，被告按期及时向同岳公司支付租金，并早已还清租金且已经将涉案车辆解除抵押。由此可见，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汽车购销合同》、《挂车购销合同》早已履行完毕，被告并不欠付原告任何费用，也不欠付同岳公司任何费用，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涉案事实经过情况。被告经张波介绍，于2015年12月1日到原告处购车，双方签订《汽车购销合同》、《挂车购销合同》，被告交付购车定金3.3万元，其中3千元为挂车的托运费。为吸引客户在此购车，当时原告承诺18天就交车（事实上一直拖到2016年5月才交车，造成被告错过了最好的运输行情，损失惨重），并承诺车到后再交4万元，一共付7.3万元就可以车辆上路（即被告付该费用就可以办齐所有手续），剩余车款由原告联系银行贷款支付，原告承诺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原告承担。不久，原告谎称车到了需要再交5万元，被告又交了5万元购车款。2016年2月份，原告再次谎称车到了需要再交2万元提车，被告又支付了2万元现金。然而车还是没有到，原告承诺的银行贷款因为原告原因也一直没有办下来。2016年4月份，原告称需要给车辆购买保险好挂牌，被告再支付3.5万元现金给原告用于购买车辆保险。至此，被告已经支付10.3万元的购车款和3.5万元的车辆保险费。其后，原告谎称可安排从同岳公司贷款。事实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从事的业务为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几份空白合同上签了字，这就形成了与原告、同岳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售后回租合同。该系列合同已约定原告已经将车辆出售给被告，被告再将车辆出售给了同岳公司，同岳公司已经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然后同岳公司再将涉案车辆出租给被告；经被告委托，同岳公司将购买被告所有的车辆的购车款支付给原告，该部分购车款由被告以租金的形式按月向同岳公司支付。其后，被告按期及时向同岳公司支付租金，并早已还清租金且已经将涉案车辆解除抵押。3、关于原告主张的欠款及购车明细问题。关于原告提交的《购车明细》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购车明细》与提交到法庭的《购车明细》不同。该起诉时提交的《购车明细》正文第一栏仅标注“工商银行”，后其提交到法庭的提交的《购车明细》正文第一栏在打印字体“工商银行”后面手写添加“上海同岳贷款”，该证据明显经过伪造、变造，不真实。该《购车明细》系伪造、变造的证据，为虚假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法庭不应当对其采纳。从该《购车明细》的具体内容来看，原告主张的费用也不成立，且不具有关联性。该《购车明细》第一栏标注的“工商银行”，可见该明细应该是用于向购车人展示从工商银行贷款时，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其中的很多项目也是用了约数，如“保险约：35000”。可见，该《购车明细》系为购车人从工商银行贷款买车时所作的估算费用明细，既非欠条，也不适用于同岳公司，该《购车明细》已经失效。原告以此为由起诉被告未向其支付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并未办理工商银行贷款，最后被告与同岳公司签订的售后回租协议并非贷款而售后回租，同岳公司也未收取任何贷款手续费，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贷款手续费、GPS+考察+公证+抵押的5000元。根据同岳公司出具的《认租同意书（回租赁）》可见，同岳公司仅收取初始租金87600元，保证金21900元，租赁手续费未收取，调查费未收取，管理费未收取，GPS费用实际收取2000元，第一年保险定金未收取，第二年保险定金实际收取5000元，第三年保险定金未收取。可见原告主张的贷款手续费未发生，GPS费用实际收取2000元并非5000元，其主张的保险费35000元，实际仅为27176.04元（21409.07+1634.57+4132.4）。原告《购车明细》中明确标明，还款保证金、保险保证金两项都是“二年还完贷款可退”。2018年4月被告即已向同岳公司还清所有租金，被告与同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该还款保证金和保险保证金已经具备退还条件。如果按原告所说的，是其垫付的还款保证金和保险保证金则相关垫付的单据必定在原告处，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且其完全可以持单据向贷款方申请退还以上费用。如果原告将单据给了被告，则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实际上已支付原告购车首付款10.3万和车辆保险费3.5万元，加上同岳公司支付的350400元购车款，扣掉实际购车款413000元，实际发生的27176.04元保险费，2000元GPS费用，发票税费2000元，原告还应退还被告44223.96元。综上，原告主张的费用不仅不成立，原告还欠付被告费用。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交的《汽车购销合同》、《挂车购销合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购车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根据原告提交的《三方协议》，显示被告与原告购车合同已经于2016年4月26日履行完毕，原告也已经确认收到购车款。自此之后，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费用。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应当驳回。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汽车购销合同、挂车销售合同、购车明细、三方买卖协议各一份、收款收据2份、购车发票2份，证明：2015年12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聂廷金（乙方）签订《汽车购销合同》、《挂车买卖合同》，从原告处购买北奔牌牵引车一台和通亚牌挂车一台。《汽车购销合同》约定，牵引车的单价为31.8万元，乙方购买甲方车辆，选择分期付款；乙方支付甲方购车定金2万元，余款提车前付清；合约定价只是车辆售价，不含上牌等所需税费。《挂车买卖合同》约定挂车单价9.5万元，预付定金1万元，余款提车前付清。被告聂廷金在购车合同上签字捺印。2016年7月1日，原被告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协议明确向上海同岳公司贷款金额是350400元，上海同岳公司为规避风险，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原告提供贷款，因为被告购车资金紧张，主动要求多贷一些款项，原告开具车头为326000元，挂车为112000元，合计438000元的发票。被告按照发票金额的80%向上海同岳公司办理了车辆贷款350400元，该三方协议签订后，上海同岳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330400元，扣除2万元作为保证金，并将该2万元中的17089.78元作为第一期租金，由原告代替被告支付，对于剩余部分2910.22元上海同岳公司没有返还给原告，原告不向被告主张，向上海同岳公司另行主张。 被告聂廷金对两份购车合同及三方买卖协议、购车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陈述的三方协议履行情况予以认可。 2、上海仲裁委员委员会裁决书2份，证明在其他合同中，原告替购车人向上海同岳公司垫付还款保证金及保险保证金，上海同岳已经收取了还款保证金和保险保证金，同时证明因为其他购车人未及时还款，所以被起诉，被告已经还清贷款，所以没有被起诉，可以侧面证明还款保证金及保险保证金已经由上海同岳公司收取。 被告聂廷金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3、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驻济南办事处出具的入账明细证明1份、青岛鲁道友公司银行流水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收取的还款保证金21900元、保险保证金5000元、GPS+考察+公证+抵押费用5000元、手续费7760元，共计39660元，已经由原告代替被告向上海同岳公司支付，上海同岳公司仅向原告发放车辆贷款330400元。 被告聂廷金对入账明细及银行流水均不予认可。 4、车牌号为鲁Ｕ×××××、鲁Ｕ×××××机动车辆保险单2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1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保险费用27236.04元。 被告聂廷金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 5、律师函、邮政快递详情单及查询一份、2018年5月8日电话录音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律师函，并通过电话向被告催收欠款。 被告聂廷金对该律师函、详情单真实性不认可，认可快件邮寄的地址为其户籍所在地，快件查询显示由他人收，自己没有收到该邮件，对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 6、《售后回租赁业务委托付款协议》、《投资管理协议》图片打印件1份，原告主张该证据为上海同岳公司提供的照片，上海同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宁波同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的打印件1份，企业名称变更通知函、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1、被告聂廷金委托原告代为向上海同岳支付保证金21900元，保险定金5000元，GPS费用2000元，合计28900元；2、宁波同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被告聂廷金收取10760元的投资管理费；3、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叶磊，上海同岳公司是宁波同岳公司的股东，两家公司实质是一家公司；4、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过名称变更，现在名称为上海同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聂廷金认为以上证据非原件，不予认可。 被告聂廷金提供以下证据： 1、《售后回租赁合同》、《认租同意书（回租赁）》、《租赁物委托管理协议》、《买卖合同》打印件各1份，证明：（1）以上合同约定原告已经将车辆出售给被告，被告再将车辆出售给了上海同岳公司，上海同岳公司已经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然后上海同岳公司再将涉案车辆出租给被告。经被告委托，上海同岳公司将购买被告所有的车辆的购车款支付给原告，该部分购车款由被告以租金的形式按月向上海同岳公司支付。其后，被告按期及时向同岳公司支付租金，并早已还清租金且已经将涉案车辆解除抵押。原被告之间的《汽车购销合同》、《挂车购销合同》早已履行完毕，被告并不欠付原告任何费用，也不欠付上海同岳公司任何费用；（2）根据上海同岳公司出具的《认租同意书（回租赁）》，上海同岳公司仅收取初始租金87600元，保证金21900元，租赁手续费未收取，调查费未收取，管理费未收取，GPS费用实际收取2000元，第一年保险定金未收取，第二年保险定金实际收取5000元，第三年保险定金未收取。可见原告主张的手续费未发生，GPS费用实际收取2000元并非5000元，而根据原告提交的保险单和保险发票，其主张的保险费35000元，实际也仅为23043.64元（21409.07+1634.57）。故原告主张的购车明细费用不成立。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认为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2、收款收据2份，一份为购车定金30000元收据，一份为3000元运费收据。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对该两份收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3000元为所购买油罐车的运费，并自认被告于签订合同当日交付定金3万元，于2016年2月23日支付5万元。 3、被告聂廷金对于付款情况，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潘某称其买过原告的车，跟原告还有纠纷。2016年4月份，包括聂廷金等人买的车要到了，让证人去提车，证人先给原告交了保险费35000元，是现金，交钱后，原告未出具收款收据，原告只在第一次打交道时给了收据，后面就没有再给过。对于聂廷金的交款没有亲眼看到，但当时很多人交款；证人林某称其买过原告的车，跟原告还有纠纷。2016年4月份，原告要求交保险费3.5万元，当时证人、罗某、聂廷金在原告一楼办公室将款交给了谢金松；证人孙某称自己孩子曾以证人的名义在原告处买车，钱是证人本人到原告处付的。当时购车时交定金3万的钱和购车铝罐运输费3000元，当时证人到原告公司一楼去交钱，收款人是谢金松的妻子。在证人交款时我在原告公司见过聂廷金，但不知道他在那干什么，还见过一个姓罗的、一个姓林的，但不知道具体名字；证人罗某称其跟原告有经济纠纷。证人与聂廷金一起到青岛鲁道友公司购买油罐车，2016年4月份，证人、聂廷金、林某还有其他人，在鲁道友公司一楼谢金松办公室交了保险钱3.3万元，但当时是原告要求交3.5万元，降到3.3万元，当时证人在场看见聂廷金把钱交给谢金松，没有打条，谢金松说给发票和保单。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对以上证人的陈述不予认可。 综合原告的陈述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聂廷金共计向青岛鲁道友公司支付购车款410400元（80000+330400）。聂廷金主张的3000元，标注为运费，双方虽未明确约定该款由谁负责承担，但实际已经由聂廷金支付，故不应作为聂廷金支付的购车款。 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被告尚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数额。 原告青岛鲁道友公司主张，按照其与被告签订的购车明细及三方协议的履行情况，被告尚应向原告支付76208.62元，并对购车明细的构成进行了解释。明细中：车价款413000元是由牵引车价格31.8万元，挂车9.5万元构成，该款为实际的购车合同价款；贷款438000元是因为被告首付资金不够，通过多贷款，少交首付方式来凑齐购车全款，将合同购车款上浮了8%，438000元是发票价格；多贷25000元是发票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20%：87600元是按发票价格438000元计算，被告应当支付的首付款；贷款:350400元是被告实际贷款金额；手续费15330元，其中7760元是上海同岳公司向被告收取的贷款手续费，剩余的7570元是原告为被告办理贷款，以及垫付费用（还款保证金、贷款保证金、税款等）产生的成本；还款保证金21900元和保险保证金5000元都是上海同岳公司向被告收取的费用，该费用已由原告实际支付给上海同岳公司，并且上海同岳公司现已经将款退还给被告；GPS+考察+公证+抵押：5000元是原告给被告办理贷款需要进行的考察等事项花费的费用，该费用是上海同岳公司收取的，由原告垫付；保险费35000元+5000元注明了“多退少补”，实际垫付的金额两万七千多；合计169830元（87600元+15330元+21900元+5000元+5000元+35000元）；多贷发票费用：25000*0.08=2000，因多贷款，多开发票会增加17%的税费，双方协商按照8%计算；故不含购置税及上牌费用，聂廷金尚应支付款项为146830元（169830-25000-2000），在扣除聂廷金已经支付的80000元车款后，聂廷金应向青岛鲁道友公司支付66830元。根据三方协议的履行及保险费实际支出情况，被告尚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76208.62（66830元-35000元+27288.84元+17089.78）元。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购车明细中“保险约35000（多退少补，第三者150万）+5000（多退少补）”部分中手写的“+5000（多退少补）”、及“+5000/71830”提出异议，认为并非被告所写；对“还欠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66830（陆万陆仟捌佰叁拾元整）”提出异议，认为该部分内容是后来添加的，对以上内容申请鉴定。经庭审中询问原告，原告解释称，“+5000（多退少补）”、及“+5000/71830”部分系原告法定代表人谢金松所写，“聂廷金”的签名系聂廷金本人所签，指纹是其本人所捺；被告对“聂廷金”的签名认可是自己所写。 本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款项构成中保险费系按实际发生的数额计算，并不包含手写部分的5000元，鉴定该手写数字为谁书写并无必要，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还欠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66830（陆万陆仟捌佰叁拾元整）”部分的形成时间问题，经本院询问后，被告表示不再申请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向原告购买车辆，已经实际支付了购车款、收到涉案车辆，双方之间存在合意，且买卖合同已经履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仍然欠付原告所主张的款项。本案中被告支付部分车款后，剩余款项系通过贷款方式支付。原被告双方在购车合同内仅约定分期付款，并未约定其他内容，原告提交的购车明细上虽打印的“工商银行”，但从明细上约定的还款保证金、保险保证金、GPS+考察+公证+抵押等项目，并不符合办理银行贷款的交易习惯；且被告实际系从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贷款购买涉案车辆，结合原被告所提交的被告从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贷款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中对购车明细中的相关费用有所体现，其中保证金21900元、GPS费用在被告聂廷金所提交的《认租同意书》中也有所体现且部分项目数额吻合，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聂廷金签订的购车明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系对于购车合同的补充，明细中的费用系原被告协商后确定的被告欠付的相关费用。购车明细中保险费用系预估费用，应根据实际情况多退少补，原告提交了本案涉及车辆的保险单，保险费用实际支出数额为27236.04元，其与35000元的差额部分应予扣除，被告主张向原告交付保险费35000元，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76155.82元（66830-35000+27236.04+17089.78）。原告通过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及电话催收的方式向被告主张过债权，且原被告之间未对欠款的给付时间进行约定，被告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聂廷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76155.82元； 二、被告聂廷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利息（以76155.8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0年2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青岛鲁道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05元，减半收取852.50元，由被告聂廷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宏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范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