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7101行初276号 原告王育英，女，198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代理人朱新峰，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商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明辉路**。 法定代表人袁长奎，县长。 出庭负责人张成伟，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赵福勇，山东撼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育英因认为被告商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商河县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育英的委托代理人朱新峰、被告商河县政府的出庭负责人张成伟及委托代理人赵福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育英诉称，王育英居住于商河县的房屋由于涉及“商河许商综合片区棚户区改造拆迁”被征收。王育英自出生就在此居住、生产、生活，中间亦没有迁出户口，是动迁安置对象。后王育英居住动迁房屋被推倒。王育英于2018年以来多次到商河县城中村棚改指挥部、县政府交涉，要求商河县城中村棚改指挥部、县政府出示动迁方案，说明对王育英的安置情况，商河县政府等一直未出示。王育英在2020年3月7日在“今日头条”上看到山东高院推广的（2019）鲁行终1675号案例，方知本次拆迁主体为商河县政府。房屋被拆迁至今，商河县政府未对王育英进行安置补偿，侵害了王育英依法享有的安置房屋补偿费等各项权利，导致王育英至今无房可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商河县政府依法应该向王育英做出补偿决定，但商河县政府至今未对王育英作出补偿和安置决定。请求：1.判令商河县政府作出补偿和安置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商河县政府承担。 原告王育英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王育英户口簿复印件； 2.《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据1-2证明王育英为被安置和补偿对象，证明王育英是村集体成员。 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167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商河县政府是拆迁主体，商河县政府应当对被拆迁安置对象做出补偿。王育英自看到判决书方知商河县政府为侵权主体，王育英的诉讼没有超过法律时效。 被告商河县政府辩称，1.原告所诉补偿安置决定已经按户为单位进行了安置补偿；2.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王育英家庭户主签订安置补偿合同的日期是2017年11月28日，此时王育英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但王育英直到2020年5月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商河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西城区搬迁补偿方案，证明王育英所在村拆迁安置人口界定及标准； 2.王育英家庭代表人签订的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和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按人口安置货币补偿协议，证明王育英家庭代表已签订两个协议，对王育英及其家人的补偿安置得到了落实； 3.村委会的证明，证明王育英不具备享受按人口安置47平方米住房的资格。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在被告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其所谓的相关派出组织无权作出相应的补偿方案，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可以证明被告并未对本案原告作出相应的补偿和安置，对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应当享有补偿安置的权利。 经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反应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证据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商河县城中村棚改指挥部发布《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西城区搬迁补偿方案》，载明：“……根据我县城市规划，西城区不再安置宅基地，也不建设安置房，而是实行货币补偿，由村民自行购置商品住房。货币补偿及奖励标准如下：（一）房屋安置补偿费：对于宅基地房屋，按照每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下同）安置面积47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货币安置补偿……”2017年11月27日，商河县城中村棚改指挥部与王德高（系原告王育英之父）签订《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按人口安置货币补偿协议》、《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根据《西城区搬迁补偿方案》，按人口安置补偿达成如下协议：乙方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人；……”，并约定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2020年5月28日，商河县许商街道靠城苏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村村民王育英于2018年与王增团结婚，出嫁于许商街道，户口在本村，于2015年小组分地把地取消，没有尽村民义务，不在村里居住，在商河县打工，没有稳定工作，不在本村交纳任何费用。” 另查明，案外人王盼因认为商河县政府不履行拆迁安置补偿职责，于2019年1月4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判决载明：2018年9月25日，商河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载明：“商河县商河许商综合片区（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土地的征收主体及商河县许商街道办事处靠城苏村土地的征收主体为商河县人民政府。”后王盼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行终1673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但在判决书中载明“本院同意原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王育英要求商河县政府履行对其安置补偿的职责而提起的诉讼，纠纷的实质是王育英作为“外嫁女”，在征收拆迁活动中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行政机关在实施征收拆迁活动中，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外嫁女”享有的“在农村或者城镇只能享受一次分配宅基地建房或者福利性购房”这一基本权益给予保障，其应当受到公平公正、合法合理的对待。行政机关只有调查清楚“外嫁女”在婆家（娘家）村或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城镇中的宅基地分配使用、安置补偿、福利性购房情况，才能使其基本居住权得到有效保障，同时也避免出现重复获得补偿安置的情况。本案中，王育英婚前系靠城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婚后户籍并未迁出，至2017年4月发布补偿方案时其户籍仍然在靠城苏村。虽然王育英的父亲代表家庭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但该家庭成员中并不包括王育英在内，故该事实不能证明王育英已经得到了安置或者不应享有安置补偿权利。商河县政府作为涉案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收主体，负有相应的补偿安置职责。但其并未查清王育英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分配使用、安置补偿或者城镇福利性购房情况这一原则问题，以及其是否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是否仍以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在此前提下，王育英要求商河县政府作出“补偿和安置决定”，应予以支持。 综上，王育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商河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王育英作出补偿和安置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商河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方 云 审 判 员 徐 宏 人民陪审员 宋 雁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 助理 李文卿 书 记 员 郑 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