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3092号原告：刘永春，男，汉族，1971年1月28日出生，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代理人：常彩云，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学昌，男，汉族，1947年6月12日出生，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代理人：王璟玲，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永春为与被告徐学昌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日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日立案受理。2019年6月10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以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由专属法院管辖为由，裁定将该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12月13日，本案进行证据交换。2020年3月1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常彩云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璟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名下的“沪崇渔10507”号渔船以人民币75000元的售价转让给原告。后因政策变动，船舶无法过户，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约定自2017年1月18日起，涉案渔船及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原告所有，被告不得以船未过户为由主张涉案渔船自2017年1月18日起的任何收益。现被告已取得了涉案渔船拆解补贴款，拒绝履行双方协议，未将该补贴款归还给原告。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渔船拆解补贴款人民币228000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涉案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原告隐瞒真实事实，被告作出错误承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1、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自愿将其名下“沪崇渔10507”号渔船以人民币7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自2017年1月18日起，涉案渔船及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原告所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两份协议约定矛盾，原告买船时没有说明用途，被告的意思并不是卖掉船籍，应认定协议无效。本院认为，被告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系其签订，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关于协议的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2、三张收条，用以证明原告已支付全部渔船购船款。被告认可已收到人民币75000元，但对2017年1月18日、2017年8月28日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是被告所签。本院认为，被告确认已收到购船款，故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3、两份承诺书，用以证明被告书面承诺涉案渔船因政策原因未办理过户，但拆解政策的经济利益和权利由原告享受，被告放弃一切利益。被告对2017年8月28日承诺书真实性不认可，陈述不是被告本人所签，对2018年1月15日承诺书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由于不识字，签字时并不知晓承诺书内容。本院认为，被告对2018年1月15日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由其签署，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关于2017年8月28日的承诺书，其签字与协议书、收条及2018年1月15日承诺书上被告字体并不相同，被告否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2017年8月28日承诺书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4、渔业船舶拆解处理证明，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在2017年10月23日拆解完毕。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拆解时原告还未付清船款，未经被告同意进行了拆船。本院认为，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船舶已拆解事实没有异议，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5、收条，用以证明原告向上海洪周船舶修造厂支付了拆解费。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不是被告支付，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为原件，且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为尽早拿到补贴款，自费提前将船舶交付拆解的事实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5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6、银行卡复印件，用以证明以被告名义办理了用以接收补贴款的银行卡。被告对该份证据无异议，确认被告为配合原告到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7、银行水单，用以证明原告已支付购船款。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以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拆解长江渔船补贴申请，用以证明该补贴针对船主取消渔船作业资格而发放，并非对渔船拆解的补贴，且船舶买卖需要过户后才发生所有权转移。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渔船所获补贴应根据约定支付给原告。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虽非原件，但其记载船名、船舶情况、补贴金额等信息与协议书、承诺书及被告实际收到的补贴金一致，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证据中并未涉及取消渔船作业资格等内容。2、船舶拆解协议、承诺书、长江渔船更新建造风险知晓承诺书，用以证明2017年6月2日，原告在没有完全支付购船款情况下冒用被告名义将涉案渔船拆解，原告冒用被告名义向有关部门进行渔船拆解相关承诺。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代签名曾征得被告同意，被告此后的行为也对签字进行了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对于原告代其拆解渔船的事实并未提出过异议，2019年3月被告提出的补贴申请中也确认了“沪崇渔10507”号渔船已完成船体拆解工作，只有拆解渔船后才能取得补贴款，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3、开港村村委会情况说明2份，用以证明被告所在村委会出具证明，涉案船舶并非被告一人所有，为两人共有，拆解补贴中人民币20000元是对被告的困难补贴。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所在村委会出具证明的证明力弱，村委会无权证明拆解补助款性质。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拆解补贴是上海市及崇明区出台的政策，被告所在村委会无权予以解释，并且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辅助证明拆解补贴中包含困难补贴。“沪崇渔10507”号渔船所有权应以船舶登记为准，未经登记的只具备对内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4、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文件（沪崇农发〔2018〕147号）及附件拆解协议空白表格，用以证明渔船所有人取得渔船拆解补贴的条件是放弃捕捞，因此渔船拆解补贴不是船籍补贴，而是退出捕捞业对渔民的补偿。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项承诺对被告来说无实际损失，且该文件下发时间晚于涉案船舶拆解时间，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且该份文件的发文号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拆解长江渔船补贴申请中的文件发文号一致，可以证明被告依据该份文件进行渔船拆解，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查明：涉案“沪崇渔10507”号渔船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为徐学昌。2017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自愿将“沪崇渔10507”号渔船转让给原告，船舶总售价为人民币75000元，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船舶过户手续；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柴油补贴款及其他经济利益由被告享受，2017年度的柴油补贴款及其他经济利益由原告享受，特别是因国家政策渔船拆解等经济利益与被告无关。同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上述协议书已生效，由于国家对渔业发展政策的变动，船舶暂时无法过户到原告名下，“沪崇渔10507”号渔船自2017年1月18日起归原告所有，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原告所有，被告不得以未过户为由主张涉案船舶自2017年1月18日起的任何收益；被告应当办理银行卡将涉案渔船收益存入该银行卡，该银行卡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由原告保管并享受权益；如遇政策许可，被告应当无偿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如被告不履行协议书或补充协议书的条款，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人民币250000元违约金。之后，被告按照约定办理了用于接收补贴款的银行卡，并交由原告持有。2017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涉案船舶预付款人民币5000元。2017年8月28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涉案船舶预付款人民币15000元。2017年10月16日，原告向涉案船舶买卖中间人徐涛支付人民币40000元，其中涉及“沪崇渔10507”购船款人民币20000元。2018年1月15日，原告向涉案船舶买卖中间人徐涛支付人民币70000元，涉及“沪崇渔10507”购船款人民币35000元。2018年1月15日，被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原告“沪崇渔10507”全部购船款人民币75000元。2018年1月15日，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沪崇渔10507”号船拆解取得渔船制造指标书后，因国家新政策出台，暂时无法过户到原告名下，在此期间，如果国家出台长江全面禁渔和长江生产渔船全面解体拆解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和权利由原告享受，被告放弃一切利益和权利。“沪崇渔10507”号渔船于2017年10月由上海洪周船舶修造厂提前拆解。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出具拆解长江渔船补贴申请。2019年3月25日，被告收到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财政所发放的渔船拆解补贴人民币228000元，接收该款项的银行卡并非被告根据约定办理并交由原告持有的银行卡。另查明，“沪崇渔10507”号渔船在2015-2016年度未进行年检。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双方根据自愿原则签订，并由原、被告签字确认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应当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并主张合同权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并未对协议约定内容提出异议，并于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陆续收取了全部卖船款。2018年1月15日，被告收到最后一笔卖船款后出具承诺书，承诺放弃涉案渔船的一切利益和权利，特别针对长江禁渔和渔船拆解政策下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强调，确认所有经济利益由原告享有。原告已将涉案渔船全部购船款分期支付给被告，履行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被告亦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承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现渔船拆解补贴已发放，根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该利益应归原告享有，被告应当依据约定将其收到的渔船拆解补贴款人民币228000元支付给原告。庭审中，被告辩称涉案船舶并非被告一人所有，而是两人共有，被告无权单独处分。根据法律规定，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查明事实，“沪崇渔10507”号船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为被告徐学昌。未经登记的共有人只对内存在效力，对于共有人以外的其他善意第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船舶所有人并非一人。在履约过程中，原告的付款行为分为多次，前后跨度一年左右，共有人收取了卖船款，也知道原告到被告处拖船去拆解等行为，均未对船舶买卖提出异议。故对被告的该项答辩，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作为涉案船舶的登记所有人，有权处分涉案船舶。被告还辩称，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存在该条列明情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列明情形，故本院无法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认为，原告利用被告年纪大，哄骗被告签署了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和承诺书，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补充协议书约定了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原告所有，被告在签订补充协议书时可以从中预见到存在渔船政策补贴的可能性，被告仍然签署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并且在收到全部卖船款的当日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如果国家出台长江全面禁渔和长江生产渔船全面解体拆解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和权利由原告享受，被告放弃一切利益和权利。被告自愿放弃渔船政策补贴权益的签约及承诺行为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的该项答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向原告交付渔船补贴款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学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永春支付渔船拆解补贴款人民币228000元。如被告徐学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20元，由被告徐学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审 判 员  王金凤人民陪审员  宋秉章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计晓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