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11行初1号原告：徐颖，女，汉族，1978年1月13日生，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王建、习洪文，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原五大队）。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彩云北路**。法定代表人：邵武，系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喆，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晓瑜，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徐颖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道路交通管理（道路）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2020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颖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习洪文，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法定代表人邵武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喆、李晓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8月10日，徐颖驾驶电动车途经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违反交通信号灯，并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使，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五大队民警廖珍贤当场对其处以罚款50元，徐颖拒不缴纳，廖珍贤随即要扣留其电动车，徐颖坐在电动车上拒绝民警执法。民警廖珍贤在数次警告无果并提出要使用强制措施后，徐颖依然不从电动车上下来，民警廖珍贤随即将徐颖从电动车上拉下致其身体着地，徐颖在挣扎过程中被民警廖珍贤制服，但徐颖也受伤。徐颖当日到官渡区人民医院住院21天，诊断为：1、左尺骨鹰嘴骨折；2、头部损伤；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经鉴定徐颖伤残等级鉴定为十级，后期治疗费12000元，误工期评定为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60日。徐颖用去鉴定费3300元。原告诉称：2018年8月10日原告驾驶电动车途经彩北路××××路交叉口时，遇被告单位交警廖珍贤认为原告存在闯红灯的行为，要求原告交纳50元罚款，原告认为没有违反交通法规，双方在交纳罚款的过程中发生争执，廖珍贤动手打伤原告，原告的伤情为轻伤一级，现提起诉讼要求1、确认被告单位即第三人廖珍贤在执法过程中致伤原告的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748元（伤残赔偿金61992元、鉴定费3300元、营养费40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护理费12150元、误工费18330元、后期医疗费12000元、交通费794元、被抚养生活费43032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答辩称：2018年8月10日上午，我大队执勤民警在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执勤，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途径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时，因实施了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在表明身份后，随即指出原告的违法行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50元的处罚，原告拒不缴纳。民警随即要求扣留其电动自行车，原告坐在车上拒绝配合民警执法，执勤民警在数次警告无果并提示要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后，原告依然不从车上下来，执勤民警在警告无效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将原告从电动自行车上拉下，原告身体着地，原告挣扎过程中，执勤民警对原告徒手进行制服，全过程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后执勤民警向原告开具编号为5301953910147681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采取扣留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口头和书面告知原告相关救济的权利和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有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其他行为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本案中，原告拒绝或者阻碍我大队执勤民警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已明显违反上述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之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我大队执勤民警的执法行为属于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作出，符合法定程序，恳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在举证答辩期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530195391014768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存根联，证明：七大队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管辖权。执勤民警属于依法执行职务。2、执法记录仪视频，3、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整理的文字说明，证明：我大队执勤民警的执法行为属于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作出，符合法定程序。我们要证明的是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表明了身份，说明是交警五大队的民警现在正在执法，从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出来民警在查处原告违法行为的时候，实际上原告所处的是机动车道，民警在整个执法过程中一共有十次要求原告下车接受处罚。民警实际上根据原告的申辩实际上已经是指出了他的违法行为，原告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了，他说是的，我对不起我要去上班，我一个小寡妇还拖着三个娃，就是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原告在已经不能够狡辩的情况之下，实际上还是继续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潜意识里边实际上包含的含义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就不应该承担法律的责任，民警在现场指出违法行为的时候，甚至再说要对他进行处罚的时候，甚至是对民警进行一个威胁，就是用自己的身份用自己的孩子来进行威胁，威胁不成，到最后的话原告这边甚至说他认为是我最大的一个底线你们实在不放我走的话，你们实在要处罚我的话，那我就求饶。4、云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收条，5、收条，证明：我大队已垫付徐颖在官渡区人民医院治疗的22786.99元医疗费用，并向徐颖垫付6050元后期费用。6、情况说明，证明：这个事件发生在2018年，当时2018年我们这个大队是叫五大队，但是2020年1月1日以后，五大队他就变更了名称是七大队，原五大队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由新的七大队来承继，七大队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管辖权。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3，视频不全，是经过剪切的，三性不认可，证据四、五无异议，证据六、情况说明，三性认可。总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们说的是行政强制是违法的，行政强制措施里面，并且公安机关的规范条例里面已经明确说明了，在原告方就是违法人员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要立即停止，而今天当庭播放这个视频里面，这个手是怎么断的，其实原告方睡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反抗，在下车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拉倒之后因为左手被压在了他的胸前，拉不回来用警棍捆在一起，所以强行拉回来时候把这个手拉断，这个视频里面完全可以看出没有播放，所以说证明目的我们不予认可。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云南官渡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0111民初10360号，证明：被告身份信息，官渡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在职民警廖珍贤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将原告打伤至轻伤一级的事实。3、视听资料（光盘）一份，证明：双方在对罚款异议争执过程中，廖珍贤暴力执法将原告打伤的具体过程。4、昆明市公安局交警警察支队五大队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廖珍贤在致伤原告后，再向原告出具行政处罚单，作出扣留非机动车的处罚决定。5、门诊通用病历、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书、陪护证明、出院记录、出院证、医疗票据，证明：原告被廖珍贤打伤后，至官渡区人民医院就诊，2018年8月10日入院，8月31日出院，住院，住院共计21天断，原告此次受伤为：左尺骨鹰嘴骨折，头部损伤，全身多处皮肤挫伤，原告在官渡区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22786.99元。6、交通费发票、其他药物销售单，证明：原告此次受伤所花费的交通费为794元，外用药膏花费69元。7、云南乾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原告此次受伤达伤残10级，原告后期医疗费为12000元，原告误工期为120天、护理期为60天，营养期为60天，原告此次受伤达轻伤一级，鉴定费共计3300元。8、户口注销证明、家庭户口簿，证明：原告丈夫已去世，原告需要单独抚养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均是未成年，需要原告抚养。9、云南省居住证，证明：原告经常居住地在昆明，主要经济来源于城镇，相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10、务工证明，证明：原告在维笙望湖宾馆装修改造工程做临时工，工资为130天/日。因此，原告因此受伤所产生的误工费，应当按照130天/日的计算标准。11、补充证据：（1）出院证，（2）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3）住院）住院收据发票及费用清单：原告徐颖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4992.32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2、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3、视频不存在剪切的情况，4、无异议，5、门诊通用病例，医疗票据系复印件。6、无异议，7、云南乾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一是鉴定时机的问题，被鉴定人徐颖是2018年8月10日外伤入院治疗的，是2018年8月15日进行了左尺骨鹰嘴骨折内固定术，8月31日出院的，然后2019年2月22日进行的伤残等级鉴定并进行了法医临床学的检查。然后这份意见书是2019年2月26日出具的鉴定意见，鉴定时为外伤后六个月，就是说原告受伤以后是进行了手术实际上是有内固定术。但他鉴定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第二次手术，因此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申请对原告的伤情重新鉴定确认徐颖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伤残，原、被告双方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执法行为是否违法？2、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损失？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0日，徐颖驾驶电动车途经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违反交通信号灯，并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使，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五大队民警廖珍贤当场对其处以罚款50元，徐颖拒不缴纳，廖珍贤要扣电动车，徐颖坐在电动车上拒绝民警执法。民警廖珍贤在数次警告无果并提出要使用强制措施后，徐颖依然不从电动车上下来，民警廖珍贤随即将徐颖从电动车上拉下致其身体着地，徐颖在挣扎过程中被民警廖珍贤制服，但徐颖也受伤。当日，昆明市交警支队五大队认定徐颖实施了1、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2、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扣留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徐颖当日到官渡区人民医院住院21天，住院，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为：1、左尺骨鹰嘴骨折；2、头部损伤；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经鉴定徐颖伤残等级鉴定为十级，后期治疗费12000元，误工期评定为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60日。徐颖用去鉴定费3300元。被告已垫付徐颖在官渡区人民医院治疗的22786.99元医疗费用，并向徐颖垫付6050元后期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关于执法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本案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具有管理交通秩序的执法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继续行使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的职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是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被告因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告知了原告拒不服从公安民警命令的后果，并将原告从电动自行车拉下的行为，并无不当，但在拉扯过程中对原告的人身未尽到保护义务，造成原告受到伤害，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利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其中第（五）项：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应予赔偿。根据法律规定，赔偿误工费是赔偿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原告的误工期、护理期应以住院天数计算，营养费没有医院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受伤后住院，其提交的交通费票据，不足以证明是其自身所用，故本院不予完全支持，原告拒不执行被告的行政处罚，精神损失费不予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应承担原告伤残赔偿金61922元、鉴定费3300元、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30(130元/天×21天)、住院期间护理费3150元（150元/天×21天)、后期医疗费12000元，交通费酌情支持200元，共计人民币83302元。被告已垫付原告的医疗费，原告未提起诉讼，但被告向徐颖支付的人民币6050元应予扣除，现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7252元。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在执法过程中造成原告徐颖伤害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赔偿造成原告徐颖的伤残赔偿金61922元、鉴定费3300元、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30、住院期间护理费3150元、后期医疗费12000元，交通费酌情支持200元，共计人民币83302元（被告已支付6050元，剩余7725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徐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云益人民陪审员  尚炳昌人民陪审员  曹跃芝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温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