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11民初6898号原告高硕英，女，1939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亚、何琴英，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郑北川，男，1960年1月1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原告郑红兵，女，1962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原告郑中，男，1972年6月7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被告云南省能源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东风东路**。法定代表人王正英，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长福，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郑立刚诉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因郑立刚死亡，需要等待郑立刚的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本院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后本院依法通知高硕英、郑北川、郑红兵、郑中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后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依法作出（2016）云0111民初42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高硕英、郑北川、郑红兵、郑中的起诉。四原告提出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本案，因原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涉及重组改革，有待于进一步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本院依法通知云南省能源局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硕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亚、何琴英，原告郑北川、郑红兵、郑中，被告云南省能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长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郑立刚1966年是云南省煤炭工业厅（局）职工，后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和云南省化工局合并为云南省燃料化学工业局。后又重新分为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和云南省化工局。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后来建制取消归并为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煤炭企事业管理处，2014年分出成立为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郑立刚于1966年9月在单位组织参加昆明抗洪抢险过程中受伤，被送往昆明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由于郑立刚是在十年文革时期受伤，当时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工伤认定只能由单位向省主管厅（局）申报认定。当时的云南省燃料化工厅（局）经过调查了解，根据昆明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原告受伤残的诊断证明材料，审核批准了郑立刚的工伤并出具了工伤证明。郑立刚所受的伤根据昆明市人民医院诊断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对应现行的《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郑立刚符合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层次中的七级伤残。因此郑立刚应得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3891元（2014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95元÷12个月×13个月），康复治疗费40年共计30000元。郑立刚受伤后不仅没有享受到工伤待遇，反而还将郑立刚下派至云南省煤矿机械厂机修车间工作。郑立刚受伤后于1970年被下派到工矿企业，郑立刚的工资待遇改为工矿企业标准，将工资标准由国家技术12级标准改为煤企级工资，后来到唐山后又改为国技工资标准。由于工伤和工矿企业工龄短等原因，1978年和1984年两次提工资都不得提，退休也没有按工伤退休。根据1953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因工伤原因而降低工资的，按降低工资数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标准发给残疾补助费。郑立刚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按云南省煤炭机关行政单位年平均工资收入36000元，现退休年工资24000元计算，伤残补助费为158400元，此项费用被告应支付。郑立刚为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云南省厅的三线建设，在抗洪抢险过程中不慎头部受伤，因文革影响，仅仅住院10天就出院，使头部的伤残和工伤后遗并发症没有很好治疗就出院。云南省燃化局（厅）革委会还将郑立刚全家在昆明的粮食户口关系强行迁至宣威县田坝煤矿。自1970年起，郑立刚通过上访和书信，不断向云南省燃化局（厅）革委会要求恢复郑立刚在云南局机关的工作，同时也好治疗频发的工伤伤残后遗症。但云南省煤炭局不理不管。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只有求助于当初调郑立刚支援云南省煤炭厅三线建设的单位——广西煤炭石油工业厅的帮助，给云南省煤炭厅发电报商议同意郑立刚转广西南宁外援求医。郑立刚从1974年10月到广西南宁市医治。郑立刚受工伤后多年来家庭生活困难，致使精神遭受损害，为此被告应支付郑立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郑立刚受工伤后多年来自费或用城镇居民医疗证治疗工伤，尤其是医改以来每年均要支付门诊和住院费。根据1953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2000年至2014年，被告应支付15年的费用11.25万元（0.5万元×15＋1万元×15）÷2＝11.25万元。加上医改以前除去报销自费的费用约1万元，被告共计应支付12.25万元。为维权，多年来花费邮电、打字传真费用共计1万元，被告应承担。自1970年开始，郑立刚就一直通过电话、书信、上访等方式向相关部门、领导反映受工伤事宜，并要求给郑立刚办理工伤待遇，后经研究讨论审核同意郑立刚属于工伤。被告于2006年的回函中确定郑立刚工伤属实，仅仅以找不到适应的工伤保险政策来解决工伤待遇问题，就一直没有予以解决。郑立刚2015年12月向官渡区劳动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后仲裁院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现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费和康复费共计63891元；2、判令被告支付郑立刚因伤残造成工资降低的补助费158400元；3、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4、判令被告支付郑立刚30年来为治疗工伤而产生的医疗费122500元；5、判令被告支付为维权支出的费用10000元。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应以郑立刚已经完成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为前提，未依法经社保部门工伤认定，直接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且已被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请启动认定程序，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结果有异议的，应当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解决。本案案由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此类案件审理范围是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而产生的劳动争议，但对于是否属于工伤的问题不作处理，应依法由社保部门认定。本案中，郑立刚未经社保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而径直在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程序中主张工伤保险待遇，没有经过法定必经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不具备起诉条件，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郑立刚主张的原工作单位（上世纪60年代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与被告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承继关系，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一）上世纪60年代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与现在的云南省能源局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承继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职能职责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根据《云南省志——煤炭工业志》记载，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云南省煤炭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机构撤并和职能调整基本情况为：1950年9月，经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批准，设立云南省工业厅煤炭管理局，为建国后最早的行业管理部门，1951年被撤销。1956年8月，煤炭工业部决定成立煤炭工业部昆明管理局，由煤炭工业部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1958年1月，煤炭工业部撤销煤炭工业部昆明管理局，成立煤炭工业部昆明矿务局。1958年7月，煤炭工业部决定撤销煤炭工业部昆明矿务局，成立云南省煤矿管理局。1959年4月，煤炭工业部决定，云南省煤矿管理局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云南省煤矿管理局。1959年6月，撤销云南省煤矿管理局，同时成立云南省煤炭工业厅。1963年3月，煤炭工业部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云南省煤矿管理局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体制。1966年，成立云南省煤炭管理局（厅）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967年3月，云南省煤炭系统全面实行军事接管。1969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云南省化学燃料局革命委员会。1970年8月，云南省化学燃料局改称为云南省燃料化学工业局。1973年，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撤销云南省燃料化学工业局，分别成立云南省化学石油工业局和云南省煤炭工业局。1980年，云南省煤炭工业局改称为云南省煤炭工业厅。之后，云南省煤炭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又经历了多轮机构改革，机构隶属关系、职能职责、人员编制等在之前基础上又发生了较大变化。2003年5月，新设立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隶属于云南省经贸委，将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的部分职能职责交由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2007年5月，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与云南省煤炭安全监察局合署办公。2009年7月，设立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原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云南省煤炭工业局）承担的指导煤炭生产、技术改造等职责划入了云南省工信委。2014年8月，新设立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隶属于云南省工信委。2018年12月，新组建云南省能源局改为省政府的直属机构，正厅级，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新组建的省能源局与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云南的派驻机构）在煤炭发展战略、安全生产监督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可见，郑立刚主张的原工作单位（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云南省煤炭局）经过近60年的变迁和多轮机构改革，其机构经历了多次撤并，其职能职责或已经取消和调整，或已向多个部门划转和分流，与现在的省能源局既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也没有整体和直接的承继关系。（二）郑立刚主张的部分关键事实无法证实和确认。首先郑立刚受伤时究竟是从原工作单位调入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工作，还是原工作单位临时安排其支援中西部工作，无法得到证实。其次，郑立刚究竟是在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机关工作，或是在煤炭工业局下属的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也无法证实。甚至，原告所称郑立刚于60年代在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工作过的基本事实，是否在其个人档案中有所记载，也需由原告举证证明。经机构改革，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其职能职责和人员编制等已经分流到化学和石油主管部门、相关中央部门（如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其原有职能职责应由哪个部门承继，均无法确定。若简单、机械地将相关义务由后来新设立的部门承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郑立刚生前有工作单位，其无权向被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2004年6月3日，郑立刚原工作单位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出具证明材料，证实郑立刚已于1990年从该单位办理了病退。既然郑立刚有原工作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向该单位申请启动工伤认定，并依法主张相关待遇，而不能向被告主张。三、郑立刚主张的事故伤害未经法定程序认定为工伤，也未依法进行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其主张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应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必须满足实质性要件和程序性要件，实质性要件包括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职工确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程序性要件包括在法定时限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本案中，郑立刚与被告不存在人事和劳动关系，郑立刚受伤后至起诉前也未取得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并进行伤残鉴定及劳动能力鉴定。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时效均已届满。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自称1966年因工受伤，但时至2015年才向官渡区劳动争议仲裁院提起仲裁，仲裁时效已届满。同时根据《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郑立刚受伤50年后才申请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不仅超过了仲裁时效，也早已过了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2001年河北省城镇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实施细则；2001年唐山市开始进入医改试行阶段，2001年10月找唐山市轻工业机械厂劳保部门、找唐山市养医保部门、2002年-2006年郑立刚陆续找相关单位和部门反映在云南工作期间受工伤要求给予工伤待遇的证明文件；2003年收到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人事培训处信函；2004年11月16日郑立刚向唐山轻工业机械厂请求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解决工伤复发等有关工伤待遇问题的材料；2、2005年2月郑立刚关于在云南省煤炭厅机关工作期间，参与昆明抗洪抢险头部等受严重伤和受损伤的工伤问题汇报情况；3、2006年1月郑立刚汇报信工伤材料是否收到问题的说明；4、2005年5月12日向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仲裁委员会就工伤问题的反映；5、2006年1月郑立刚反映工伤相关问题的材料；6、2007年6月郑立刚就工伤有关问题向云南省信访局三处进行反映的材料；7、2013年12月郑立刚就工伤待遇问题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的材料；8、2012年3月1日郑立刚就工伤问题进行书面反应；9、2007年4月郑立刚向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信访办的信访材料；10、2006年7月25日向云南省煤炭厅反映问题的材料；11、2005年3月郑立刚给云南省煤炭局的反映材料；12、2004年7月郑立刚写给云南省委及省政府信访办公室的反映材料；13、2004年11月8日郑立刚就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向唐山市养老工伤保险处进行反映的材料；14、2008年11月16日郑立刚向云南省劳社厅工伤处相关负责人的反映材料；15、2014年4月25日郑立刚以云南省工信委为被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16、2009年10月郑立刚反映要求解决工伤保险待遇问题的材料；17、2000年12月4日郑立刚向冯处长的反映材料；18、2010年7月5日郑立刚向国家信访局的信访材料；19、2010年9月5日郑立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反映材料；20、2011年3月25日郑立刚向冯处长反映材料；21、2011年11月27日郑立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材料提出关于批驳齐琳2006年5月23日答复信；22、2011年11月27日郑立刚向云南省纪委反映材料提出关于批驳齐琳2006年5月23日答复信；23、2006年5月23日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复函；24、2009年11月27日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煤炭企事业管理处关于对郑立刚来信函的答复意见；25、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于2010年向郑中出具的文件；26、云人社信字（2010）12-14号信访办理笺；欲证明郑立刚1966年发生工伤事故后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权，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第二组：关于诉讼请求的证据支持分析，欲证明郑立刚所受事故伤害已于1972年2月3日被认定为工伤，郑立刚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按照七级伤残等级赔付并无不妥；第三组：昆明市人民医院病历及关于郑立刚受工伤的情况，欲证明郑立刚于1966年受伤后的就诊情况；第四组：唐山工人医院血液报告单，欲证明郑立刚于2009年7月3日体检情况；第五组：（2015）官劳人仲不字第7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欲证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第六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告知单及云南省高院来信来访通知书，欲证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第七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民事起诉状，欲证明郑立刚于2014年向官渡法院起诉过；第八组：退休单、快递单、轻机厂退休意见、（2014）官劳人仲不字第7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欲证明郑立刚退休时间，以及郑立刚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权，郑立刚退休单位要求郑立刚找原单位处理工伤问题，郑立刚就工伤待遇问题申请过仲裁；第九组：医疗费发票及门诊病史卡、医院化验单，欲证明郑立刚支出医疗费23,212.97元；第十组：电话、电报、传真存根，欲证明郑立刚一直在维权；第十一组：关于郑立刚受工伤的情况及关于郑立刚工伤情况补充说明，欲证明郑立刚因工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第十二组：病历材料，欲证明郑立刚因工伤落下病根，需经常就医治疗；第十三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人事培训处向郑立刚的告知函，欲证明郑立刚于2003年向云南省煤炭工业局要求解决工伤保险待遇；第十四组：火化证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欲证明郑立刚死亡时间；第十五组：关于唐山郑立刚同志来信函的答复意见，欲证明郑立刚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于2006年5月经原煤炭工业局综合处齐副处长答复过；第十六组：2006年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给郑立刚的函，欲证明郑立刚受伤时还未开展工伤等级鉴定工作；第十七组：郑立刚诉讼事项及市内移入登记表，欲证明原告高硕英系郑立刚的继承人，是本案适格原告。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答复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系原告方单方制作、单方陈述；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没有写受伤原因，根据出具时间来看是事后补的，盖医务组的章而没有盖第三人民医院的章，是传来证据；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六组、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方单方制作；对第八组证据中的退休单、轻机厂退休意见、（2014）官劳人仲不字第7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快递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第九组、第十组、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十二组、第十三组、第十四组、第十五组、第十六组、第十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针对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云南省志·煤炭工业志727-730页、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云编【2003】4号、云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云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主要职责，欲证明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的职能职责及人员编制已分流到多个部门（含部分中央部门），被告与原告所称的“60年代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不存在职能职责和权利义务的整体继受关系，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第二组：唐山轻工业机械厂证明，欲证明郑立刚的工作单位是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其于1990年在该厂办理病退，其本人档案中无受伤记录和证明材料，郑立刚与2018年新设立的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关于郑立刚同志信访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欲证明郑立刚的诉求已经处理过，其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针对被告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云南省能源局是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多次改革组成的，云南省能源局具备云南省煤炭工业局的职能；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是被告的原因没有及时给郑立刚进行工伤鉴定，根据第三人民医院资料可以证明郑立刚于1966年受工伤；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确实向被告和多个单位要求解决工伤保险待遇，所以诉讼时效没有过。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证据中向相关部门反映郑立刚受伤后的材料系单方制作，本院按原告主张处理；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由相应部门出具的伤后证明及信访回复件、仲裁机构不予受理通知书，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证；原告提交的就诊资料、医疗费票据、病例、验血报告单不能确定与郑立刚1966年受伤有关，本院不予采证；原告提交的郑立刚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市内移入登记表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证。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证。经审理，本院依法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郑立刚于1934年9月27日出生，于2016年5月6日去世。1966年，郑立刚系原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后郑立刚于1990年10月在原唐山轻工业机械厂病退。原告高硕英系郑立刚的配偶，原告郑北川、郑红兵、郑中系郑立刚的子女。1966年9月5日，郑立刚参加单位组织的抗洪抢险活动，当晚乘坐汽车回单位时不慎从汽车上摔下受伤。郑立刚受伤后被送至昆明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左侧颞骨鳞状部骨折、左耳鼓膜破裂。1972年2月3日，原云南省燃料化学工业局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于某提供的《关于郑立刚同志受工伤的情况》上盖章证明郑立刚1966年9月5日受伤属于工伤。2001年之后，郑立刚开始陆续以信访等方式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反映其在1966年9月5日抗洪抢险时受伤情况，要求享受工伤待遇。2003年2月24日，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人事培训处对郑立刚要求开具伤残证明的请求回复“你关于开具伤残证明的2002年12月15日、2003年2月10日两封信均收悉。就你反映的摔伤问题，我们找相关的退休老同志进行了了解，证明你在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机关工作期间的1966年夏天，确参加了抗洪抢险工作，并从车上摔到地上受了伤。关于出具伤残证明一事，我们了解了相关政策，根据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的有关政策，一是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几经机构改革现在的名称）没有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的权利，工伤伤残等级鉴定必须由云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二是按云南省工伤伤残鉴定的规定，必须提供相关材料，即：当时的工作证明、伤情证明、受伤部位检查材料（含X光片、各种检查化验资料）、并经治疗后受伤部位功能的恢复情况等。特别是现在受伤部位功能的恢复情况作为鉴定依据。没有这些材料是不能作伤残等级鉴定的。另外，按属地管理原则，你本人已不在云南工作，云南省伤残鉴定委员会也不会受理伤残鉴定，只能在你退休时的省（区）进行伤残鉴定。”2006年5月17日，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在向省委办公厅一处的《云南省煤炭工业局关于郑立刚同志信访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综合各种情况，经认真研究，我局认为无法对郑立刚同志做工伤认定并给予伤残补助等。其原因有四：一是根据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疗工作生育保险处的解释，工伤人员执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什么时期受的工伤，适用于什么时期的工伤保险政策。像郑立刚这样的老工伤，因年代跨度太长（40年），且以前管理比较混乱，现在很难找出适应的工伤保险政策。二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375号令）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１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郑立刚是1966年受的工伤，事隔40年，早已过了认定工伤的时效。三是根据省人事厅相关部门的解释，干部是属地管理，郑立刚同志已调离云南30余年，其反映的问题应由郑立刚退休所在地及单位解决。四是根据郑立刚反映，其受伤问题个人档案无记载，本人又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伤情资料，所提供资料多为证人证言。因此，云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答复，郑立刚的伤情现在作伤情鉴定是不可能的，因他连是否是工伤都没有认定，又因他受伤时还没有开展工伤等级鉴定工作；再说，郑立刚受伤已40年了，受伤时的伤情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已无从鉴定。”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2006年5月23日在给郑立刚的信访答复中记载：“郑立刚同志，自2002年以来，你陆续来信反映原在云南省煤管局工作期间，因参加1966年夏季昆明市抗洪抢险受伤，要求予以工伤认定及享受伤残补助、伤残后遗症医疗补助、生活困难补助等问题……综合各种情况，经认真研究，我局认为无法对你做工伤认定并给予伤残补助等。……你是1966年受的伤，云南省燃化局革委会生产指挥组于1972年2月3日在于某提供的证实材料上作了证明，我局尊重这一历史情况，现在事隔40年，你要求重新进行工伤认定，已过了认定工伤的时效。就你反映的工伤伤残补助费问题，云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认为，你的伤情现在作伤残等级鉴定是不可能的，因你受伤时还没有开展工伤等级鉴定工作；再说，你受伤已40年了，受伤时的伤情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在要求享受伤残补助费，已无从鉴定。根据云南省人事厅相关部门的解释，干部是属地管理，你已调离云南30余年，其反映的问题应由你退休所在地及单位解决。”郑立刚于2014年9月1日向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以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对其申请不予受理。郑立刚于2015年12月4日向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以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对其申请不予受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涉及国家机构改革问题，本院向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核实原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是否承继改革前云南省的煤炭管理人事和职责，及其与原云南省煤炭工业局有何关系。省编办函复本院：2014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发【2013】9号）精神，将省工信委负责指导煤炭生产、技术改造的职责，省安监局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管职责，省能源局负责拟订煤炭发展战略、行业规划的职责整合，组建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为省工信委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同时，不再保留原加挂在省安监局的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的牌子。2018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和《中共云南省委贯彻的实施意见》精神，将省能源局、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职责，以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相关管理职责等整合，重新组建省能源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不再保留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可以确定郑立刚于1966年9月5日在参加单位组织的抗洪抢险中从汽车上摔下受伤，郑立刚受伤后被送至昆明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左侧颞骨鳞状部骨折、左耳鼓膜破裂，2001年之后，郑立刚开始陆续以信访等方式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反映其在1966年9月5日抗洪抢险时受伤情况，要求享受工伤待遇。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郑立刚自2001年之后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问题，从现有证据材料来看并不能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关于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郑立刚1966年受伤时系原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基建办公室技术员。云南省煤炭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经历了多轮机构改革，2014年组建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2018年重新组建云南省能源局，重新组建后的云南省能源局整合了原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职责，不再保留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云南省能源局主体适格。被告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本案从事发到原告提起诉讼时间跨度较长，郑立刚受伤后在较长时间内未做工伤鉴定，郑立刚损伤程度客观上无法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伤残补助费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康复费、因伤残造成工资降低的补助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郑立刚因工受伤康复需要支出费用，及因工受伤降低工资标准，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康复费、因伤残造成工资降低的补助费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郑立刚后期支出医疗费与郑立刚因工受伤有关，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因维权支出的费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应费用支出情况，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郑立刚受伤时工伤保险制度尚不健全，而郑立刚所受损伤确系因参加单位组织的抗洪抢险活动而受伤，伤后亦未享受相应待遇之实情，本院结合本案案情酌情确定由被告补偿原告30000元。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省能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高硕英、郑北川、郑红兵、郑中30,000元；二、驳回原告高硕英、郑北川、郑红兵、郑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高硕英、郑北川、郑红兵、郑中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苏 燕人民陪审员  施云芬人民陪审员  樊成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何婧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