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9行终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仇绍进，男，1957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仇善新（又名仇新），男，196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农高来，男，195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仇金荣，男，195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仇绍兴，男，194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列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龙周，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宜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东省信宜市******。法定代表人周志文，局长。原审第三人信宜市荣凌磨具厂。住所地：广东省信宜市xxx。经营者仇源荣，男，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仇绍进等五人因诉被上诉人信宜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信宜自然局）土地登记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涉案土地位于信宜市东镇长塘垌心，地类为住宅用地，面积2250平方米。2010年1月25日，信宜市荣凌磨具厂（原信宜磨具厂）向信宜自然局（原信宜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涉案土地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并提交了信宜市[2010]建字第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红线规划图、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证明、信国土建[2010]15号《关于补办信宜磨具厂用地手续的批复》等材料。经地籍调查、审批程序，2010年1月27日，信宜自然局向信宜市荣凌磨具厂（以下简称荣凌磨具厂）颁发了涉案土地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仇绍进等五人认为涉案土地使用权属其所有，信宜自然局的上述发证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遂于2019年10月24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确认信宜自然局颁发给荣凌磨具厂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另查明，仇绍进等五人于2015年3月30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请求撤销信宜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6月17日颁发给荣凌磨具厂的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信宜市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包括本案涉案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在内的证据材料。2016年12月5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仇绍进等五人的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多次提及到本案涉案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仇绍进等五人不服（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日作出（2017）粤行终3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再查明，2010年4月23日，信宜磨具厂更名为荣凌磨具厂。因机构改革，信宜市国土资源局整合并入信宜自然局，不再保留信宜市国土资源局。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经查明，仇绍进等五人不服信宜市人民政府向荣凌磨具厂颁发的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5年3月30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期间，信宜市人民政府提交了本案涉案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为证据使用，且在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中，多次提及涉案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仇绍进等五人应最迟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之日即2016年12月5日就已经知道涉案的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发证行为。因该《国有土地使用证》属未告知起诉期限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仇绍进等五人于2016年12月5日知道该被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其不服该发证行为，应在知道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应在2017年12月5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而其于2019年10月24日才对该被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上述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仇绍进等五人本案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据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仇绍进等五人的起诉。上诉人仇绍进等五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本案原告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起诉，是法院对相关联的另一案件错误立案审判造成的。一审法院以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而驳回我方的起诉，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就涉案争议的22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信宜自然局先后两次向荣凌磨具厂作出发证行为。初始发证为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发证为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我方曾于2015年3月30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信宜市人民政府变更核发的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2017)粤行终3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我方的诉讼请求，我方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8858号行政裁定书，其中第4页明确指出“一、二审应裁定驳回仇绍进等五人的起诉，受理该项诉讼请求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妥，本院予以指正”。因此，由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受理上述案件并作出实体判决，从而导致我方耽误提出本案的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本案明显不属于我方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一审法院不应以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为由驳回我方的起诉。二、我方在请求撤销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诉讼时，信宜市人民政府提交了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为证据使用，我方曾多次提出了该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政府部门错误核发的非法证据。但该案一、二审法院不作审查认定，却又违法受理该案件，客观上拖延了我方对本案行政行为的起诉。三、我方未就初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已受理我方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实属错误受理，并因此造成我方本案起诉拖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土地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初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不予受理。因此，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当时就不应受理我方请求撤销信宜市人民政府变更核发的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诉讼，并应告知我方可提起初始登记行为的行政诉讼，或两个前后行政行为一并起诉，否则依法不予受理。但是，由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受理上一个案件的原因，导致我方耽误了本案的起诉，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人民法院自身立案审判错误而耽误我方起诉期限的后果推给我方承担，并驳回起诉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为此，请二审法院撤销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29号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信宜自然局与原审第三人荣凌磨具厂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仇绍进等五人于2015年3月30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信宜市人民政府颁发给荣凌磨具厂的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仇绍进等五人的诉讼请求。仇绍进等五人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日作出（2017）粤行终36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仇绍进等五人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信府国用（2010）第0xx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从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而来，新证换发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一、二审本应裁定驳回起诉却作出实体判决不妥，但再审不宜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裁判，遂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8858号行政裁定，驳回仇绍进等五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仇绍进等五人虽于2016年12月收到本院作出的（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时就已知被诉信府国用(2010)第00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相关内容，但其就该判决已提起上诉，在二审终审判决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8858号行政裁定。仇绍进等五人在该案件的一、二审及再审期间一直就涉案土地的发证行为寻救司法救济，其因诉讼而被耽误的期间是基于对国家司法机关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仇绍进等五人因起诉涉案土地证后续发证行为所耽误的期间，属于上述法律条文规定的“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应当予以扣除。上述耽误的期限被扣除后，仇绍进等五人的起诉期间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8858号行政裁定起算，至2019年10月24日起诉时止，没有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原审裁定在未扣除仇绍进等五人因上诉、再审被耽误的起诉期限的情况下，认定该五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与上述法律的规定不符，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仇绍进等五人上诉主张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成立，且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29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 判 长 张国平审 判 员 欧卫慧审 判 员 封桢莉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邹君萍书 记 员 车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