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12民初630号 原告：花某1，男，194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柯用铭，女，194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法定代理人：花某1，男，即本案原告，系柯用铭丈夫。 被告：柯大丽，女，198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令仁，南通市通州区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花某1、柯用铭与被告柯大丽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花某1，被告柯大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令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收养关系无效。2.诉讼费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花某2。花某2于1998年9月去世。柯大丽幼年被原告柯用铭收养。1982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年××月领取独生子女证，因此，柯用铭在1988年领养柯大丽的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法规。柯用铭于1974年在九圩港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生育后病情有所发展，大体两年住一次院。柯用铭不具备收养子女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及收养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确认收养关系无效。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理由：1.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是原告柯用铭所收养的，原告在诉状中所依据的仅仅借用2018苏06**民特28号民事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其他并无证据。2.就算被告是柯用铭在1988年所收养，原告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柯用铭在当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的诉求并不能代表柯用铭本人真实的意愿。在收养柯大丽时，没有证据证明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理由：1.假如被告是柯用铭所收养，原告柯用铭的收养行为也并不违法。2.即使存在收养关系，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章收养关系的成立所列条件和规定，同时也符合第三章收养效力的规定。3.即使收养关系存在某些瑕疵，法律也不可能在以下情况下判定收养关系无效：（1）从出生即被收养到被收养人已过而立之年，收养早就已成既成事实；（2）当事人双方关系非常和谐，与亲生骨肉没有两样；（3）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27条，养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情形。（4）柯用铭与柯大丽双方均未提出解除收养关系，柯用铭的诉讼请求完全是在原告花某1滥用监护人的代理权所致，根本不符合柯用铭本人的真实意愿和利益；（5）就算解除收养关系系柯用铭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四章第二条的规定，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征得养子女同意。综上，鉴于原告花某1滥用对柯用铭的监护代理权，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花某1、柯用铭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1976年育有一子花某2。花某2自幼患有精神疾病，1985年被送至如皋精神病院。花某2于1998年9月去世。被告柯大丽出生后未满周岁时即被柯用铭领养，抚育至成年，一直未在主管部门办理收养登记。1985年左右，原告花某1与原告柯用铭家庭发生矛盾，两原告分居，花某1长期在南通工作生活，柯用铭携柯大丽生活在平潮，双方十余年无来往。柯大丽上小学四年级时，原告柯用铭带被告柯大丽至花某1处。此后，原告花某1知道柯用铭收养柯大丽的事实。为帮助柯用铭，花某1每年给付柯用铭数千元生活费。柯大丽结婚时，两原告以柯大丽父母身份参加婚礼。日常生活中，柯大丽称呼两原告“爸爸”、“妈妈”。 2018年10月，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花某1申请宣告柯用铭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案，案号为（2018）苏0612民特28号。经审理，本院作出判决“一、柯用铭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申请人花某1为被申请人柯用铭的监护人”。该判决认定“柯大丽幼年时被柯用铭领养”。该案审理中，花某1向本院陈述：“1.柯用铭婚前就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但结婚时其并不清楚；2.其与柯用铭中间隔着17、18年没有来往，2005年又在一起。3.柯大丽上初中时，其每年给付3000元，初三的时候给了2000元，那时柯用铭已经发病了。4.其身体健康，每月有3300元的退休工资”。 上述判决作出后，原告花某1经诊断患有重疾（其自称为甲状腺癌晚期）。原告柯用铭因精神疾病发作送医院住院治疗。柯用铭出院后，原告花某1因病无力照顾柯用铭，柯用铭一直在被告处由被告照料。 本院认为，被告柯大丽年幼时即被原告柯用铭领养的事实，有生效判决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柯大丽在上四年级后，花某1知道了收养事实，结合花某1经济上帮助抚养柯大丽的柯用铭，以及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以父女、母女相称，两原告作为柯大丽的父母参加柯大丽的婚礼等事实，本院可以确认，两原告与被告柯大丽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案涉抚养事实发生于1988年，即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1991年收养法）实施之前，此时，办理收养登记并非确认收养关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原告花某1认为收养无效的理由为：1.两原告曾生育一子花某2，故收养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相关的政策法规；2.柯用铭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收养子女的能力。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原告柯用铭患有精神疾病时间较长，但精神疾病系医学概念，民事行为能力系法律概念，两者不能混同。原告柯用铭在2019年才经司法鉴定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养被告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本院注意到，原告花某1陈述，“柯用铭在婚前即有精神疾病，但自己并未察觉，婚后才有发作，也是两年左右发一次病”。照此陈述，即使柯用铭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认定一直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更无法确认原告柯用铭无收养被告的行为能力。 其次，原、被告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之前。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有相应的规章，国家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如《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在推行和鼓励只生一胎的原则性规定下，同时规定了可按计划再生一个孩子的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婚生子花某2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当然排除收养的合法性。 收养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的收养关系应予以保护，稳定合理的收养关系应予以尊重。为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不宜轻易否认已存在几十年的收养关系。纵观我国有关收养的民事法规，保护的是被收养人和收养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即既保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的权利，也保障收养人预期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合法权益，并应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原告花某1援引的收养无效的法律规定，皆是着重保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防出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事实上，经原告的抚养，被告早已成年，并且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原告主张的无效情形并未阻碍被告健康成长。依据传统伦理，收养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为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也正基于此，原告与被告形成了收养关系，组成了家庭。现两原告年老体弱，急需作为已经成年的义务人柯大丽履行子女赡养义务，且原告花某1本人患有重病，无力履行对原告柯用铭的监护职责，事实上亦将照顾柯用铭的责任转交给了被告柯大丽，而被告柯大丽也认可其为原告女儿，并履行相应职责。若认定收养关系无效，就可能会出现柯用铭无人赡养和照顾的情况，更会出现事实上柯大丽愿意作为女儿赡养两原告，而法律还要否认其父女、母女关系的悖论，导致两原告老无所养，不利于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柯用铭患有精神疾病多年，收养被告柯大丽，与其形成母女关系，在与原告花某1分开十多年的情况下，含辛茹苦近二十年将被告柯大丽抚育成人。本院难以判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否认柯用铭与柯大丽的母女关系符合柯用铭收养柯大丽的初衷。本院更难以判定，花某1作为柯用铭的法定监护人，通过诉讼的方式否定案涉收养关系的有效性，系符合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依据民法“公序良俗”原则，本案也不应对案涉收养关系效力作无效认定。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则》第八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花某1、柯用铭要求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花某1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审 判 长 刘        杨 人民陪审员 康秀平人民陪审员施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彭    魁    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