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322号原告杨金柱，男，196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新区。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何兆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检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杨金柱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2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线上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金柱，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何兆飞、李检华线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3月26日针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2019年8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监管局）收到杨金柱《关于查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欺骗投资人的申请》。2019年8月20日，湖南监管局收到杨金柱《关于查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欺骗投资人的申请》。上述举报主要反映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在披露公安立案信息、变更诉讼请求、公司诉讼等事项上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请求湖南监管局进行查处并对杨金柱进行举报奖励。针对杨金柱的举报，湖南监管局进行了核查。2019年12月16日，湖南监管局向杨金柱作出《关于湘电股份举报事项的回复函》（湘证监函〔2019〕658号，以下简称658号复函），告知杨金柱：关于“湘电股份不及时披露公安局立案信息不合法”问题，湖南监管局已依法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关于湘电股份“变更诉讼请求没有及时披露、不合法”、“公司备查文件民事裁定书与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之中存在矛盾，信息披露不准确，存在误导性陈述”等问题，湖南监管局未发现公司信息披露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关于“法院行为违法”，不属于湖南监管局职责范围，请向有权机关反映。对杨金柱2019年8月7日的《关于查处披露虚假信息的申请》所涉及的相关事项，湖南监管局正在核查中。中国证监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须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关于杨金柱的举报事项，湖南监管局的答复及处理并未设定杨金柱的权利义务，亦不对杨金柱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杨金柱与湖南监管局的答复及处理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杨金柱不服该答复及处理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驳回杨金柱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杨金柱诉称，湖南监管局查明湘电股份信息披露不合法，并出具警示函，不进行罚款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以及行政处罚、信息披露相关法律规定，侵犯杨金柱的投诉权、获得投诉奖励的财产权。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责令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杨金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杨金柱提起复议申请及具体内容；2.658号复函，证明该复函内容不合法，湖南监管局出具的警示函不合法，“未发现”违法行为不成立。被告中国证监会辩称：1.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杨金柱在2019年7月3日买入100股湘电股份，此后一直没有交易，其间股票价格呈上涨趋势，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获利，故湘电股份是否存在信息披露的违法行为，对杨金柱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且根据中国证监会核查情况，湘电股份并不存在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违法信息披露行为。2.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中国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于2020年1月6日收到杨金柱的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3月5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将本案延期至2020年4月5日作出复议决定。2020年3月26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次日向杨金柱邮寄送达。综上，请求裁定驳回杨金柱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中国证监会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中国证监会行政复议机构收到杨金柱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及内容；2.中国证监会向湖南监管局发出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湖南监管局答辩；3.湖南监管局作出的《关于杨金柱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意见函》，证明湖南监管局依法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4.中国证监会发出的《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EMS单据、邮政查询截图，证明中国证监会依法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5.被诉复议决定的EMS单据、邮政查询截图，证明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向杨金柱送达；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证明杨金柱与其举报事项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经庭审质证，中国证监会对杨金柱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认可证据2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杨金柱对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证据1中658号复函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据4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国证监会及杨金柱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至于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审查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4日，杨金柱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复议请求为：确认湖南监管局处理杨金柱提出的查处申请行为违法。2020年1月6日，中国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3月5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将本案延期至2020年4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杨金柱邮寄该延期审理通知书。2020年3月26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20年3月27日向杨金柱邮寄送达。杨金柱于2020年3月29日签收后不服，于2020年3月31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湖南监管局于2019年11月29日针对湘电股份、周健君、李怡文作出〔2019〕23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9年7月1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子公司涉及经济合同纠纷的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开展的多笔纸浆贸易业务中，交易相对方涉嫌合同诈骗，涉及总金额约3.7亿元。经公司自查，国贸公司可能承担的损失风险达到5.6亿元。根据公司2019年7月4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公告》，以及2019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子公司涉及经济合同纠纷等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你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向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报案，5月26日下午，交易相对方负责人已主动投案。5月27日，国贸公司向相关法院提起了信用证欺诈纠纷诉讼，提请诉讼前财产保全。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损失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湘电股份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周健君作为公司董事长、李怡文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务，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周健君、李怡文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再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沪市）显示：2019年1月7日，杨金柱购买湘电股份100股，成交价格5.69元，后于2019年2月27日卖出上述股票，成交价格6.85元。2019年7月3日，杨金柱再次购买购入湘电股份100股，成交价格5.56元，截至2020年6月2日，未对该股票进行其他操作。本案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金柱先后向湖南监管局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4日的《关于查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欺骗投资人的申请》、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8日的《关于查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欺骗投资人的申请》及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7日的《关于查处披露虚假信息的申请》，658号复函系湖南监管局针对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4日、2019年7月8日两份查处申请作出的，杨金柱提起行政复议亦系针对湖南监管局对上述两份查处申请进行的查处行为。此外，本院对被诉复议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湖南监管局在对杨金柱提交的查处申请进行处理过程中，作出658号复函，就杨金柱的举报作出了拒绝性答复，而杨金柱针对湖南监管局的查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目的，在于要求湖南监管局就其举报的湘电股份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履行立案查处及给予其奖励的监管职责。行政复议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该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救济个人合法权益的属性，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能够主张个人具有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应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要件之一。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在证券领域，投资者购买股票造成亏损，举报上市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属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情形，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但是如果举报人举报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没有初步事实根据、证据线索，举报人与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理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同样，举报人若为了获得举报奖励而举报，同样具有主体资格，但前提仍是举报事项必须有相应的初步事实和证据线索。本案中，杨金柱向湖南监管局举报湘电股份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本院对其与湖南监管局查处行为间的利害关系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考量：1.基于杨金柱投资权益的利害关系问题。杨金柱并未提供其购买湘电股份股票的相关证据，而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证据显示，杨金柱在2019年1月7日购买湘电股份股票后，于2019年2月27日卖出并获利，后在2019年7月3日购买100股湘电股份股票，截至2020年6月2日未对该股票进行任何操作，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金柱的权益受到了相关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不能据此认定杨金柱与湖南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2.基于杨金柱要求获取举报奖励的利害关系问题。其一，杨金柱举报所涉及的“湘电股份子公司交易相对方负责人的公安局立案信息”、“民事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的信息”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应当披露的信息范畴，其相关举报事项缺乏法律依据；其二，杨金柱举报所称“公司备查文件民事裁定书与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之中存在矛盾，信息披露不准确，存在误导性陈述”，但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湘电股份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其相关举报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故杨金柱在涉案的两份查处申请中，虽均明确要求湖南监管局对其进行奖励，但未能提供初步事实和证据线索，亦不能据此认定杨金柱与湖南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综上，杨金柱基于前述理由，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所保护的利益，尚不构成行政复议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不具有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湖南监管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中国证监会认定杨金柱的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受理条件正确，被诉复议决定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金柱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此外，杨金柱在本案复议申请中还提出要求给予举报奖励的请求，但因湖南监管局经核查未发现湘电股份存在杨金柱举报的信息披露违法情形，未根据杨金柱举报事项对被举报人进行行政处罚，故杨金柱要求支付举报奖励的前提不存在，其针对湖南监管局未支付奖励的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缺乏事实根据。中国证监会驳回杨金柱该项复议申请亦无不当。另，中国证监会收到杨金柱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延期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复议决定，并向杨金柱送达，本院对其程序合法性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金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金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琼审 判 员 王 阳审 判 员 徐钟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邓 玲书 记 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