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元菊，女，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武汉市蔡甸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洲华，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河南省武陟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政，恩施市清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志安，男，1953年4月22日出生，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湖北省恩施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凤菊，女，195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湖北省恩施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天一，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贵连，女，1933年1月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湖北省恩施市。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易凤菊、高志安为与被上诉人吴贵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1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元菊、易洲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2．由高志安、易凤菊承担上诉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981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作为家庭成员承包了小地名为“宝塔下”、“清石口”、“烧鸡湾”的土地。当时的承包共有人有高志安、易继美（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被上诉人易凤菊父亲）、吴贵连、易元菊、易洲华、易凤菊、高峰（被上诉人易凤菊之子）。后易继美去世。根据我国的土地承包法律和政策，除已经去世的易继美外，上述六人对承包经营的三宗土地享有平等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易元菊于1983年与王照生结婚，上诉人易洲华于1993年与周留群结婚。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知道，尽管二人后来成为了夫家家庭户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但事实上，根据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上诉人易元菊和易洲华在夫家实际并未承包一丁点儿土地。可一审法院却以此为由，武断认定二上诉人承包到了土地，并因此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上就造成了如下后果：二上诉人在原户籍所在地的承包土地被无端剥夺，而在夫家又没有承包到任何土地，造成上诉人现在没有任何承包土地！这既不符合土地承包的政策和法律，更有失起码的公平原则。二、一审法院的判决自相矛盾。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另一方面却主观认为二上诉人在各自的夫家分得了承包土地。既然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那就说明二上诉人在武汉市蔡甸区和河南省武陟县同样没有分得承包土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知道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二上诉人在夫家承包到了土地。根据现有的土地承包法律和政策，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剥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易元菊、易洲华已不是被告高志安家庭户的家庭成员，亦不属于恩施市××乡沐抚居委会村民，不再享有承包经营该集体组织农村土地的权利”，更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严重曲解，因为承包土地与户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审法院的判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即先认定了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高志安家庭户的家庭成员，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二上诉人原来的承包土地在2014年被征收时恰恰是作为高志安的家庭承包户，只是2018年以后实行土地确权后才不属于高志安家庭承包户共有人。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而一审法院适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倒是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既然二上诉人在夫家并未实际有承包土地，而且都是在农村，那作为原户籍地的沐抚居委会就无权剥夺二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从二上诉人的举证情况看，2005年恩施市实行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二上诉人依然是作为土地共有人，而当时二上诉人均己外嫁结婚生子，证明沐抚居委会也并没有剥夺二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该组证据足以证明二上诉人享有对原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四、一审法院的计算方式出现错误。既然原来的承包经营共有人为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六人，就应该按六个人进行计算，而一审法院却将1987年出生的高蓉、2006年出生的高嘉琪、2010年出生的高宇浩纳入计算基数，却将本案真正的共有人、即二上诉人排除在外，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从土地开始承包到户一直到2005年恩施市实行农村土地承包，高蓉、高嘉琪、高宇浩均不属于土地承包的共有人，恰恰是二上诉人为共有人。因此，一审法院将本不属于共有人的高蓉、高嘉琪、高宇浩纳入基数，而将本属于共有人的二上诉人排除在外，是对客观事实的颠倒。事实是，2014年土地被征收时的土地补偿款158185.93元应由2014年土地被征收时的土地承包共有人高志安、易凤菊、吴贵连、易元菊、易洲华、高峰共六人平均分配，只有这样才既符合情理，也体现公平。五、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导致最终作出错误判决。本案争议的土地被征收时间发生于2014年，在2014年的时候，包括高蓉、高嘉琪、高宇浩在内，均未作为高志安家庭户的共有人，当时的共有人只有高志安、易凤菊、吴贵连、易元菊、易洲华、高峰共六人。而将高蓉、高嘉琪、高宇浩等三人填到高志安家庭户、将二上诉人排除出高志安家庭户的时间为2018年，即进行新一轮土地确权时。2014年土地被征收时二上诉人显然属于当时的家庭共有人，即使二上诉人2018年以后不属于该家庭户的共有人，那也应该是2018年以后的事情。现在很显然，一审法院用2018年的家庭户成员来分割2014年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并让2014年的共有人不享有相应的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难以让人心服口服。说直白点，2018年以后的承包土地，是2014年被征收以后剩下的承包土地，至于剩下的承包土地没有二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二上诉人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计算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方式错误，用后来的共有人分割原来不属于现有共有人的土地补偿款，最终导致上诉人出现娘家、婆家均无承包土地的窘境，既有失公允，其叙事说理更难以让人接受。因此，上诉人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能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予以改判。上诉人高志安、易凤菊上诉请求：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按家庭成员人数平均分割土地补偿款无异议，但对数字存有异议。土地补偿款158185.93元，不仅仅是对征收土地的补偿，而且还包含了青苗费、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而树木青苗、地上附着物等系上诉人贷款购买，也是其劳动所得，理应补偿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该部分补偿与其无关。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在22595.99元基础上，酌情减去树木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吴贵连、易元菊、易洲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偿还土地征收补偿款84742.4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贵连与易继美（2008年去世）共育子女五人：易小菊（于1975年嫁到武汉并长期居住，2008年去世）、易凤菊、易元菊、易红菊（于1993年嫁到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周村三组长期居住，2006年去世）、易洲华。原告易元菊于1983年与王照生结婚，婚后长期在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火焰村居住生活至今，户籍已迁入该地，现已成为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原告易洲华于1993年与周留群结婚，婚后长期在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周村生活至今，户籍已迁入该地，现已成为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被告易凤菊与被告高志安于1978年结婚，婚后在恩施市××乡沐抚居委会居住至今，共育子女二人：高峰（1980年出生）、高蓉（1987年出生）。高峰生育子女二人：高嘉琪（2006年出生）、高宇浩（2010年出生）。现被告高志安为户主的家庭户全户人员包括吴贵连、高志安、易凤菊、高峰、高蓉、高宇浩、高嘉琪。1984年，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改革时，被告高志安为承包方代表在恩施市××乡沐抚经济联合社承包土地面积7.7亩，承包地块为：“宝塔下”、“渣口石”、“烧鸡弯”，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高志安、易继美（易季美）、吴贵连（吴桂连）、易凤菊、易洲华、易元菊、高峰。2013年，因沐抚集镇建设需要，沐抚居委会将前述地块名称为“宝塔下”的土地收回，土地补偿费用共计158185.93元；被告高志安领取了前述土地补偿费用。现三原告认为被征收土地系与被告共同承包经营，土地补偿款理应归原、被告共同所有，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准前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家土地政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份额，家庭成员因新生、娶妻等原因而增加的，并不增加家庭户的承包地，家庭成员因死亡、外嫁等原因而减少的，亦不减少家庭户的承包地。本案原告易元菊、易洲华虽然最初属于被告高志安家庭户的承包共有人，但二人外嫁而将户籍迁至夫家生活至今，未以婚嫁前的土地为其基本生活保障，且现已成为夫家家庭户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因此，易元菊、易洲华已不是被告高志安家庭户的家庭成员，亦不属于恩施市××乡沐抚居委会村民，不再享有承包该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权利；原告易元菊、易洲华请求分割本案土地征收补偿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前述土地政策，被告高志安家庭户的新增成员，不会新增该户承包地，而是由家庭成员平均享有土地份额，故原告吴贵连应分得土地补偿款22597.99元（158185.93元÷7人），应由被告高志安、易凤菊二人共同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志安、易凤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吴贵连土地征收补偿款22597.99元；二、驳回原告易元菊、易洲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元，减半收取计960元，由原告易元菊、易洲华各负担320元，被告高志安、易凤菊共同负担320元。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虽原属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共有人之一，但二人因外嫁将户籍迁至夫家，不属于恩施市××乡沐抚居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人现已分别成为其夫家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案涉土地不再是易元菊、易洲华的生活来源，因此，一审认定易元菊、易洲华不再享有案涉土地的权利并驳回二人要求分割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要求分割土地征收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吴贵连属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共有权人之一，虽现年事已高，但上诉人易凤菊、高志安并无证据证实吴贵连在案涉土地征收前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未对土地进行劳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易凤菊、高志安认为被上诉人吴贵连不享有树木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易凤菊、高志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元，由上诉人易元菊、易洲华负担1354元，易凤菊、高志安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张特立审判员  覃恩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方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