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2民初3695号原告：潘彬，男，汉族，1999年8月3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6。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喜，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东杭，男，汉族，1998年9月2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2*2*2******。公民身份号码：441************054。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军，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雷，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潘彬诉被告陈东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刘双喜和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军、李坤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一、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169500元货款本金；2.判令被告按照700元/双的标准向原告支付6双“AJ1倒钩高帮”鞋的供货违约赔偿金4200元；3.判令被告以诉讼请求一、二项合计所欠的款项173700元为基数，自被告拖欠上述欠款之日即2019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一年期）向原告支付利息，暂算至2020年3月31日利息损失为3243.85元；以上三项合计176943.85元；4.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彼此初中同学，现均为在校大学生，业余兼职“炒鞋”买卖。原告于2019年8月通过网络渠道从被告处订购了两批耐克鞋。双方未书面签订买卖合同，日常买卖交易主要通过电话、微信联络和支付宝转账形式完成。原告2019年8月中旬从被告处按照9700元/双的价格订购了第一批的6双“AJ1倒钩高帮”鞋，并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向被告支付了6双鞋的全部货款58200元（其中2019年8月13日支付23200元，2019年8月19日支付35000元）。根据原被告的约定，被告应在原告支付第一批鞋全部货款之日（2019年8月19日）起4周内（2019年9月17日）向原告完成交付第一批鞋。但2019年10月8日被告却口头告知原告该批货物无法供货，并向原告提出愿意退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本金，另按每双700元的赔偿标准向原告进行违约赔偿，原告同意。原告2019年8月下旬又从被告处按照5800元/双的价格订购了第二批的24双“Aj6ts联名橄榄绿”鞋，并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向被告支付了24双鞋的全部货款139200元（其中2019年8月27日支付2900元，2019年8月30日支付28000元，2019年9月2日支付108200元）。根据原被告的约定，被告应自2019年10月14日起45天内（2019年11月27日）向原告完成交付第二批鞋。但被告于2019年11月3日又口头告知原告，第二批货物也无法供货，并表示愿意负责退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本金，原告同意。上述两批货物，原告向被告通过支付宝转账全额支付的货款共计197400元。被告在上述两批货物无法依约交付时，向原告表示自己会向原告作退款处理，并同意依约向原告支付第一批鞋的供货违约赔偿金。被告于2019年10月、11月先后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形式已向原告退还了22600元货款本金，后于2019年10月20日以两双“灰麂皮”鞋向原告抵债3300元，又于2019年10月21日通过其上家供货商以一双“airmax90”鞋向原告抵债2000元。嗣后，被告应当退还原告的剩余货款本金169500元以及应当向原告支付其已承诺的第一批鞋（6双）按照每双700元标准计算的违约赔偿金4200元，两者合计1737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鉴于原告在上述买卖交易中已履行完毕自身支付货款的义务，而被告既未依约履行供货义务，又未遵守诚信及时足额地退还原告货款本金及支付违约赔偿金。被告的违约行为已导致原告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故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2019-10-21至2019-10-31）、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潘彬）、微信名为binye1999（昵称：Lokkk_）的个人微信主页截图、微信号为CDHhaoxuesheng（备注名：陈东杭欠17w3700）的个人微信主页、支付宝账号为24********@qq.com（身份认证：潘彬）的个人信息截图、支付宝账户为156********（真实姓名：陈东杭）的个人信息截图；2.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潘彬）账单详情截图2页（23200元、35000元）；3.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3份（金额：2900元、28000元、108300元）、账单详情截图3份（金额：2900元、28000元、108300元）；4.与陈东杭欠17w390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页；5.与陈东杭欠17w370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6.转账-keven1160截图2页、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13份（金额：1400元、2000元、9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6000元、3000元）、微信交易截图、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6页（2019-10-21至2019-10-31）；7.与陈东杭欠17w370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高帮倒钩36-39”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3页；8.与陈东杭欠17w390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9.与陈东杭欠17w370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10.原告与“发毛吐司”聊天记录（2019年6月10日）；11.原被告2019年8月30日聊天记录；12.原被告2019年9月14日和10月12日聊天记录；13.原被告2019年10月14日聊天记录；14.原被告2019年11月25日聊天记录；15.原被告2019年12月18-22日聊天记录；16.原被告2020年1月15-2月11日聊天记录；17.情况说明；18.通话录音光盘一张（附文字版）、电信通话记录；19.原告与“发毛吐司”聊天记录（2019年11月7日至2019年12月12日）。原告申请证人梁文逸出庭作证，证人梁文逸出庭发表了证人证言。被告辩称：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卖双方为潘彬和孙赫泽，买卖合同权利义务应由其二人承担和处理，陈东杭仅系为买卖合同提供居间媒介服务和原告的代理人身份，原告起诉陈东杭错误，请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买卖合同的签订：涉案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均系在潘彬的要求和指示下，开展合同条件的谈判，卖家的身份审核，进行了合同条款的修改，最后在潘彬确定后，由陈东杭代理与孙赫泽签署。2、买卖合同的履行：合同签署后，陈东杭在潘彬的安排下进行的货款支付，并借助了陈东杭作为中间人转账，但是各方清晰买卖合同交易的双方为潘彬与孙赫泽。及至退款，陈东杭也均是积极完成中间人转账的工作。3、买卖合同违约后的处理：当卖家出现交货违约后，潘彬以买家身份积极进行了处理，特别是通过微信群沟通，并与卖家孙赫泽达成了6双倒钩球鞋的违约处理方案，其中抵债的一双球鞋，直接发往潘彬指示地址，孙赫泽进行了部分退款。4、催促与权利主张：涉案买卖交易整个过程，处处体现了潘彬作为买家的对各个环节进行催促、指示的主动性，从合同签订、履行、违约后处理，潘彬指示陈东杭催促孙赫泽，自己也亲自多次、多途径催促，及至卖家违约潘彬对陈东杭的要求也仅是希望能予以垫付。而潘彬在微信群和卖家孙赫泽的微信朋友圈，均是直接向孙赫泽主张还款的权利。5、各方的其它权利义务认识表现：除了前述归纳外，从各方微信记录中，从微信内容、语气等等方面，均有体现卖方是孙赫泽、买方是潘彬的陈述，均有体现陈东杭的决定来自潘彬的陈述。综上可见，本案被告陈东杭仅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居间媒介和原告的代理人，原被告对彼此在居间媒介和代理的关系中法律地位认识清楚，对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享有和承担的买卖双方主体清晰，原告起诉陈东杭错误，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潘彬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期货买卖合同；2.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16页（金额：20000元、36400元、132000元、3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500元、5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200元、2000元、1400元），账单详情截图2页（金额：23200元、35000元）、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9页（2900元、28000元、108300元、6000元、3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2019-10-21）、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5份（金额：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900元）、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2019-10-30）、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2份（金额：2000元、1400元）、付款对比表格；3.微信名为binye1999（昵称：Lokkk_、备注名：潘彬）的个人微信主页截图、微信号为lucifnyx6（昵称：A-发毛吐司-鞋盒修复师）的个人微信主页、微信号为CDHhaoxuesheng的个人微信主页；4.陈东杭与潘彬微信记录（2019年8月10日—8月13日）6页；5.陈东杭与潘彬微信记录（2019年8月23日—8月28日）11页；6.陈东杭与潘彬微信记录（2019年9月1日—9月2日）51页；7.陈东杭与潘彬微信记录（2019年10月27日—2020年1月15日）37页；8.“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聊天记录（2019年10月14日—10月20日）16页；9.“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聊天记录（2019年10月21日—10月22日）4页；10.“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聊天记录（2019年10月24日—10月25日）4页；11.陈东杭与孙赫泽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9月2日）27页；12.孙赫泽朋友圈中潘彬的评价记录。经审理查明，原、被告曾是同学，现均为在校大学生，业余从事“炒鞋”买卖。原告分别于2019年8月13日、2019年8月19日通过其名下账号为24********@qq.com的支付宝账户向被告名下账号为156********的支付宝账户转账支付23200元、35000元。该两笔款项合计58200元系支付6双NIKE牌“AJ1倒钩高帮”鞋的货款，单价为9700元每双，交货时间为付完全部货款后开始计算四周，即应于2019年9月17日交货。原告分别于2019年8月27日、2019年8月30日、2019年9月2日通过上述支付宝账户向被告上述支付宝账户转账支付2900元、28000元、108300元。该三笔款项合计139200元系支付24双NIKE牌“Aj6ts联名橄榄绿”鞋的货款，每双单价5800元，交货时间为从2019年10月14日起计算**天，即应于2019年11月27日交货。后上述两批鞋均未能交付，被告于2019年10月通过支付宝向原告退还款项共计17900元、通过微信退还款项1300元，并于2019年11月通过支付宝退回款项共计3400元，合计退回22600元。被告于2019年10月20日通过向原告交付两双“灰麂皮”鞋抵扣应退货款3300元，此外双方还协商同意以一双“AIRMAX90”鞋抵扣被告应退货款2000元，故尚未向原告退还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69500元（58200+139200元-22600元-3300元-2000元）。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买方，被告是卖方。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原告和孙赫泽，被告是中间人，在交易过程中提供居间媒介服务；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后即向孙赫泽付款，被告收到孙赫泽退款后即向原告转账，可见被告是居间媒介法律地位。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提交其前述支付宝账户与孙赫泽名下1249078668@qq.com的支付宝账户之间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予以证明，电子回单显示：被告分别于2019年8月13日、2019年8月19日、2019年9月2日向孙赫泽转账支付20000元、36400元、132000元，孙赫泽在2019年10月向被告转账共计11200元，于2019年11月向被告转账共计3400元。2019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我朋友问倒钩low还有吗”，后被告回复“有高帮36-39的倒钩”，原告问“多少这个”,被告回复“9.7k”，原告回复“2万定金”、“下周一补”、“OK？”，被告回复“你搞多少”、“我要问他发不出如何赔偿”，原告回复“就一套啊”，后被告回复“可以打定金”、“补齐开始算周期”，原告问“还能砍点点吗”，被告回复“不给我砍”、“说我总是问”等。2019年8月27日晚7时52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AJ6我拿一套”、“5100齐头行不行”，被告回复“我问问好吧”，原告回复“少抽50我”，被告回复“5100给我的”、“连我唯一的五十都要吃掉吗阿彬”，原告回复“那就5150吧”，此后双方就鞋的码数进行了沟通。同日晚8时2分，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称“那你转给我不就得了”、“2900”等。2019年8月30日晚，被告向原告发送其与昵称为“伯伯（赚钱养梦）”的微信用户之间的聊天截图4张并发送微信称“就那个伯伯”、“就说截单这个”、“他说5150的截单了，5800的还有”、“周期什么都没变”、“就是价格变了”等。被告发送的4张聊天记录截图显示：“伯伯（赚钱养梦）”向被告发送微信称“截单了”、“我这边一共要20套”、“已经够了”、“仓库那边是说接满了”、“就直接截单”等，被告回复“弄合同弄到截单去了？”、“我早上就在找发毛”、“要弄”、“现在跟我说截单，钱准备好了等你们一天”等，“伯伯（赚钱养梦）”回复“刚刚那会我也在忙”、“体谅一下”，被告回复“十几万我能赚那么多怎么体谅你啊？”。2019年9月1日晚9时25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合同呢”，被告语音回复“你不确定几套怎么写合同”，原告回复“要四套”，被告复称“那我叫他弄”。同日晚11时42分，被告向原告发送名为“期货买卖合同”的金山文档。2019年9月2日凌晨0时12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你和他签”、“是吗”，被告回复“是的”、“我跟他说我拿的嘛”，原告回复“那我出事找你就ok了把”，被告回复“要不你就自己签”，原告语音回复“对啊，因为你找他拿，我找你拿，到时如果出事我要和我朋友交代”，被告回复“那我就签咯”、“他也是签他自己的名字”，原告复称“你最好去问下”、“具不具有法律效应”，被告回复“法大大app签”，原告回复“因为网上签合同”，被告随即向原告发送其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张以及“法大大”界面截图1张并称“这个app来的”、“你没用过吗”。被告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已经裁剪截去对方的微信名称和头像，截图内容为对方发送微信称“孙赫泽”，被告回复“我朋友说待会发下身份证和视频一下我好截图”等。同日凌晨0时23分，原告回复被告上述微信称“好了，那你跟他签吧，你自己看好”、“我跟你就不用签了，大家这么熟，你家住哪我也知道”等，被告回复“你没看合同吗”、“你先看看”。同日凌晨0时29分，原告向被告发送上述名为“期货买卖合同”的金山文档的部分内容的截图并发送语音称“日本发售第三天什么意思”、“日本什么时候发售”、“不是打钱算周期吗”，前述截图显示合同载明了单价为5800/双、周期以日本发售日期第三天开始计算需要在45天发出货物、若在周期内未及时发货乙方需以调现货方式发货至甲方以及甲乙双方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款视为违约、需承担约定的赔偿等内容。被告回复“我问问他”并发送了孙赫泽的身份证照片。同日凌晨0时48分，原告向被告发送上述期货买卖合同部分内容的截图并在截图上圈出“乙方需以调现货方式发货至甲方”的内容，同时发送语音称“你这个叫他加上赔AJ6TS这双鞋”、“还有时间是什么时候赔清写上去、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调出现货”，被告回复“他现在去弄”，原告回复语音称“对啊，我有个做律师朋友在我隔壁，所以他在帮我看”，被告回复“还有没有要改的”、“他说让你一次性提出来好改”等，原告回复语音称“对啊，因为你跟他签，我帮你改”。同日凌晨0时54分，原告向被告发送上述期货买卖合同部分内容的截图并在截图上圈出“甲乙双方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款视为违约、需承担约定的赔偿”，并发送微信称“约定的赔偿加一点”、“调AJ6ts现货赔偿”、“加个括号”等，被告回复“我让他加”、“还有没”。此后原、被告就合同条款的修改进行了多轮沟通，被告向对方反馈了原告的意见，同时将被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截图发送给原告，被告发送的与对方的所有聊天记录截图均截取了对方的微信名称称和头像。同日凌晨1时22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我朋友说因为你找他拿，我找你拿，我们和你签多份”、“这样就三方保障”、“因为我朋友”、“倒钩吃了亏”、“理解下”等，被告回复“和我签啥”、“这个也是我签”、“还要和你朋友签”、“我说句良心话”、“我做个中间人”、“一点利益没有”、“你们两方都有保障”，原告回复“得啦”、“我跟他说”、“我转达下而已”。同日上午11时32分，被告向原告发送名为“Aj6ts期货买卖合同(1).docx”的word文档，原告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同日上午43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5800×24-30900”并发送了转账108300元的截图，被告回复“终于帮你搞定”等。关于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晚7时52分向被告发送的微信“少抽50我”，原告表示因为两方的买卖都有赚钱的目的，原告问被告能不能少赚原告50，并非支付佣金，被告表示是被告交易过程中要收的佣金。关于原告于2019年9月2日凌晨12分发送的语音微信“对啊，因为你找他拿，我找你拿，到时如果出事我要和我朋友交代”，原告表示该笔资金是原告与其朋友一起凑的，如果该笔资金出现问题原告需要向其投资人交代。被告提交了其与微信号为lucifnyx6、昵称为A-发毛吐司-鞋盒修复师（以下简称为“发毛吐司”）2019年9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核对，被告向原告发送的上述裁剪截去微信名称和头像的微信聊天记录即为被告与“发毛吐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发毛吐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添加了“发毛吐司”为微信好友。被告主张微信号为lucifnyx6、昵称为A-发毛吐司-鞋盒修复师的微信账号由孙赫泽使用；被告将“发毛吐司”的微信名称和头像截去是因为被告是中间商，被告不清楚原告与“发毛吐司”是否认识，如果认识会跳过被告交易，被告做不成中间人收不到佣金。原告称其添加“发毛吐司”作为好友时不清楚其身份，因同行发朋友圈说他卖鞋且附有其微信账户二维码，原告就扫描添加好友。被告提交《期货买卖合同》打印件一份，该合同载明：买方（甲方）为被告、身份证号441************054，卖方（乙方）为孙赫泽、身份证号110************120。合同约定：甲乙双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即形成买卖关系，甲方需在合同签订日起一次性支付全款132000元整，乙方需要再双方约定时间内向甲方提供所需产品Aj6ts联名橄榄绿；产品种类为鞋类，数量24双；所卖产品价格5500/双；乙方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周期以日本发售日期第三天开始计算，需要再45天内发出货物并到甲方手，如有情况可以延续3-7天；乙方需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发货，若在周期内未及时发货，乙方需以调现货Aj6ts联名橄榄绿发货至甲方，并在一周内完成；甲乙双方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款，视为违约、需承担约定的赔偿（调Aj6ts联名橄榄绿现货）等。该合同落款甲、乙方签章处分别载明为被告和孙赫泽并注明日期为2019年9月2日，两人姓名亦为打印字体。被告主张该合同是通过一个叫“法大大”的APP签订；原告对合同提出修改意见和定稿指示、对合同签署、转款步骤进行安排，被告落实执行，工作过程和结束都对细节进行了仔细询问和报告，由此可见被告签订该合同是作为原告的受托人，与原告是委托关系。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未以自己名义签订期货买卖合同而是由被告自行签订，说明原告没有认可被告说的居间或代理关系；在原、被告交易出现问题之前，被告从未告知原告其上家供应商是“发毛吐司”，在期货买卖合同中显示是孙赫泽，被告在提供期货买卖合同之前包括之中的截图始终未漏出过“发毛吐司”的微信名称和头像；原告与“发毛吐司”在2019年6月10日已经互加微信好友，早于原、被告的买卖交易，如果原告与“发毛吐司”有买卖合意，不可能让被告作为两人之间的居间媒介；原告帮被告修改合同是考虑到被告与其上家供货商的有关合同条款内容原、被告可直接参照履行，不必另行签订买卖合同；被告将其与上家供货商的合同履行详细通报原告应属履行原、被告买卖合同的随附义务，不能认为是被告基于代理关系而在向原告履行汇报义务。另查明，2019年10月14日，被告邀请原告、“发毛吐司”加入群聊，组建“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并在群里问“发毛吐司”现在怎么解决，原告回复“我垫了2万给我朋友了”，“发毛吐司”回复“我要是有钱肯定先垫了”、“我是想把我有的拿出来垫了”，原告回复“我只找打钱的”、“是这个理？”，被告回复“没错”，原告回复“那你有多少”、“打”，“发毛吐司”回复“我打了3000”，后原告发送语音称“那我们打钱是打给你的对不对，那你上家跑路是你负责，不关我们两兄弟事对不对”，“发毛吐司”回复“他跑路跟你们无关”、“给谁打钱找谁”、“这个道理我明白”，原告回复“反正明天我没收到钱我就爆光处理了，一直帮你垫”、“一万两万”、“东杭帮你垫1万”，“发毛吐司”回复“我知道东杭也帮我垫了，心里挺难受的，搞得这样子”等。同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称“他给我打了3K”，原告回复“那你打给我”，被告向原告发送转账3000元给原告的截图并发送微信称“我的现货出了给你垫着？”，原告回复“行”。2019年10月19日至2019年10月20日，原告均有在“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向“发毛吐司”催讨还款事宜。2019年10月21日，“发毛吐司”在“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说“我拿鞋抵行吗”，被告回复“今天没要到钱？”并@原告称“拿鞋子抵消”，此后被告问“什么鞋子呢”，“发毛吐司”回复后，原告回复“随便”、“什么时候发”等，被告回复“抵消两千吧”，“发毛吐司”询问“成吗”，被告回复“那你问我兄弟看成不”并@原告。原、被告均确认“发毛吐司”提到用于抵扣的写即为前述抵扣2000元的“AIRMAX90”鞋，该鞋由“发毛吐司”寄至原告指定的地点。2019年10月24日，原告对“发毛吐司”说“这批倒钩，你这样解决我都算了，你要是AJ6你给我这样搞，打官司没得跑的”、“我丑话说在前头，那个什么曾我不知道，打钱给的是你”。2019年10月25日凌晨5时5分，被告在上述微信群发送一张转账截图，原告回复“你还没睡？”，被告回复“等收钱”、“我不想耽误你”、“我辛苦点没事”、“我干事情一定给你干干净”等。2019年11月29日，“发毛吐司”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原告在该在状态下评论要求其还钱等内容。被告据此主张在孙赫泽出现违约后，原告亲自向孙赫泽催促返还货款，陈述被告是帮孙赫泽垫钱、要与孙赫泽打官司并多次确认打钱给的是孙赫泽，而被告陈述是帮原告干事情，原告在孙赫泽朋友圈文章催款是主张买家权利。原告称被告承诺催到钱就会向原告还款，因被告催款未果，原告才会在微信群直接向“发毛吐司”催款，原告是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向“发毛吐司”催款并陈述要打官司，是站在被告立场给“发毛吐司”话语施压；原告在被告建立了“高帮倒钩36-39（3）”微信群后发现其已添加“发毛吐司”为好友，原告直接找“发毛吐司”可以向其施压，这样帮助了被告，也帮助了自己。2019年11月9日，“发毛吐司”向原告发送微信称“哥，我来说一下情况，就是我叔叔找他兄弟看能不能挂网，本来说需要带我去下市局，然后又不用我去了……”。2019年11月10日，原告向“发毛吐司”发送微信称“反正你这个月弄好”、“弄不好我先找东杭那边的”，“发毛吐司”回复“嗯嗯，我明白的”、“东杭和我说过的”。2019年12月12日，“发毛吐司”向原告发送微信称“哥，和那个谈判之后说是12.18给钱，他说他账户全部都被冻结了”，原告回复“没得拖了”、“而且你不用和我谈，你让他和我谈就行了”，“发毛吐司”回复“我把情况和哥你说一下”、“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是东杭拖你”等，原告回复“我追他他追你”、“不用和我说这么多”，“发毛吐司”回复“我只是把情况说下”。原告称其向“发毛吐司”询问退款事宜是希望“发毛吐司”早日退款给被告，以便被告早日退还给原告；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表明“我追他他追你”，“发毛吐司”回复“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是东杭拖你”，表明被告并非是原告与“发毛吐司”之间的居间媒介。2019年11月2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这个我懂”、“要不退钱要不发货”、“彬少，到时候这个事情解决了”、“和我去趟北京”，原告回复“解决再说啊”、“我现在给人催死”，被告复称“日期都没到啊”、“我决定了，他不给我搞定，我就只能找我爸妈了”、“我这两天想一下怎么跟我爸妈说吧”、“该面对还是要面对”、“打个欠条给我爸妈”等。2019年12月18日晚10时16分，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称“她没要到钱”、“不管你信不信我彬少，我这边现在说直接去抓，我这边没要到钱，你起诉我我也认了，对不起，我只希望他能在你起诉我之前抓到人了，我现在啥也做不了”等，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早上6时15分回复称“我虽然和你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时间我给你了，第二我打这么多钱给你我足够信任你了，第三你上家跑了和我没关系吧，就比如我借钱给你，你拿去做别的事情，你出什么状况我还要帮你背责任吗，说难听点，你多少给我点，我都不会闹到这种地步，这边要过年了，我手头上别人投进来的，是多少血汗钱？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没钱，等，要么你就去起诉我，别人怎么想？老赖？”，被告回复“不是，我多少有我你都会给你打，这不是老赖吧我真的没钱”、“你走司法程序虽然我知道我没什么胜算，但我真的没办法，我现在没钱，其实我也睡不好吃不好这钱毕竟不是小数目，他那边他跟我说没跑，临时控制了，可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抓还是不抓，我现在也手足无措，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对我走司法程序，走司法程序我可能也要赔，但我现在就只能抱着那种侥幸心理，他能快点解决，除了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现在啥也做不了”。2019年12月22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你跟你妈妈说倒钩的钱不关你事吗？你只负责AJ6的139200？”、“你妈前两天这么和我说的哦”，被告回复“我跟她说了，我说aj1倒钩我没赚差价，你转给我我就转给了北京佬，钱都是打给我的，负责肯定也要负责，你跟我妈打电话没用的，她能有钱给吗？”，原告回复“他跟我说了”、“会拿一部分先给我”，被告回复“那她倒是没跟我说”，原告复称“她说跟你爸商量下给多少钱”，被告回复“看下他们有多少吧，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这边也在搞那个北京的”，原告回复“你就算没赚差价，钱打你账户的，去到法院你也是要负责的，你最好先追北京的”，被告回复“我在追”、“一直在追”。2020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陈东杭，AJ1倒钩和AJ6ts的货款一共17万3千七百什么时候退给我啊，我现在给人家追数”，被告回复“我也要等北京那个给我才行啊”、“起诉现在都慢下来了”、“我天天追进度”。2020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称“东杭你这样吧，我和我几个朋友商量了下，你写个条给我们就行了，这样大家有个交代，内容你写吧”、“我也不想他们老是催我”，被告回复“我之前也有想过，可我律师叫我别写，说已经走司法了”、“律师说只要他人不死就能把钱打回来，合同写得清楚”、“他说我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应”。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主张在交易过程中是居间关系、签订《期货买卖合同》是委托关系，原告主张是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纳，理由如下：1.就“AJ1倒钩高帮”鞋，根据原、被告2019年8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原、被告一直是就鞋子本身的价格进行商定，从未提及佣金的抽取比例。就“Aj6ts联名橄榄绿”鞋，原告在2018年8月27日向被告发送微信问“5100齐头行不行”、“少抽50我”，被告回复“5100给我的”、“连我唯一的五十都要吃掉吗”。虽然原告提及了“少抽50我”，但并未明确提及佣金字眼。而被告回复的“5100给我的”、“连我唯一的五十都要吃掉吗”表明被告是从其上家购鞋再卖给原告，被告作为中间商赚取其中50元的差价，而非被告直接促成原告与其上家进行交易。2.根据被告提交的《期货买卖合同》，该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与孙赫泽，原告并没有与被告所称的上家孙赫泽直接签订买卖合同。被告主张该合同是受原告委托与被告签订，但原告向被告发送其与“发毛吐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时裁剪了“发毛吐司”的微信名称和头像，该行为表明被告并无向原告披露卖方身份的意思表示，这明显不符合委托关系的一般特征。同时，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的合同的价格与被告提交的《期货买卖合同》中的价格并不一致，这也与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应履行报告义务不符。此外，在原、被告2019年9月2日凌晨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询问“你和他签是吗”，被告回复“是的”，在原告发送语音表示“对啊，我找你拿，你找他拿，出事我和我朋友交代”时被告回复“那我就签咯”等，上述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在交易之初原告已经明确表示其是要与被告直接进行交易而非与被告上家进行交易，被告对此并未予以否认反而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上家签订了相应合同，故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居间关系或委托关系。3.虽然在被告未能按时向原告交付涉案鞋子后，原告曾直接与“发毛吐司”联系要求其还款，但在被告已告知原告因“发毛吐司”导致其无钱退还原告的情况下，原告希望通过向“发毛吐司”追款进行施压从而使得自己早日拿回款项的陈述符合常理，故不能以事后原告向“发毛吐司”追款的行为就认定原告系与“发毛吐司”进行交易。更何况在原告与“发毛吐司”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当“发毛吐司”称“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是东杭拖你”时原告明确回应“我追他（即被告）他追你”，表明在事后追款时原告也还是认为其是与被告进行交易。4.根据原、被告2019年11月25日至2020年2月11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当原告向被告进行催款时，被告从未表示过其并非涉案交易的卖方，而仅陈述没有钱、在追款等。尤其是当原告陈述“……你上家跑了和我没关系吧……老赖？”时被告也只是回复“不是，我多少有我你都会给你打，这不是老赖吧我真的没钱”，被告并未否认原告关于被告有上家的陈述。综上所述，就涉案两批鞋子的交易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从上家购鞋转卖给原告，被告是赚取差价的中间商，而非促成原告与上家直接交易的居间关系中的中间人或居间人。原告申请追加孙赫泽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由于孙赫泽并非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项下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原告已向被告支付6双“AJ1倒钩高帮”鞋的货款58200元、24双“Aj6ts联名橄榄绿”鞋的货款139200元，原、被告均认可上述两批鞋的交付日期分别为2019年9月17日、2019年11月27日。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向原告交付，已经构成违约，被告自交付日期届满次日起应向原告返还已经收取的货款。被告已于2019年10月、11月合计向原告退还款项共计22600元，并通过交付两双“灰麂皮”鞋和一双“AIRMAX90”鞋分别抵扣应退货款3300元和2000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已经向原告退还货款共计27900元，该款27900元用于抵扣在先的6双“AJ1倒钩高帮”鞋的应退货款。因此，被告尚欠原告6双“AJ1倒钩高帮”鞋货款30300元以及24双“Aj6ts联名橄榄绿”鞋的货款139200元未予退还，合计169500元。上述款项共计169500元的退款期限已经届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口头同意以700元/双的标准向原告赔偿6双“AJ1倒钩高帮”鞋的违约金，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供货违约赔偿金42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被告未及时向原告退还上述款项169500元，造成了原告的利息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如前所述，6双“AJ1倒钩高帮”鞋货款被告应在2019年9月18日退还，24双“Aj6ts联名橄榄绿”鞋的货款被告应在2019年11月28日退还。因此，对于6双“AJ1倒钩高帮”鞋的尚欠货款30300元原告主张从2019年10月22日起计算利息未超出双方约定的范畴，本院予以支持；对于24双“Aj6ts联名橄榄绿”鞋的货款139200元应自2019年11月28日起计算利息，原告自2019年10月22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东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潘彬退还货款169500元；二、被告陈东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潘彬支付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30300元自2019年10月22日起算利息，139200元自2019年11月28日起算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19元，由原告潘彬负担8元，由被告陈东杭负担1911元；财产保全费1405元，由原告潘彬负担6元，由被告陈东杭负担139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莉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黄皓刘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