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61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永球，男，汉族，1961年7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东观里外5巷**102，公民身份号码：440************018。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义涛，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学敏，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袁春霞，女，汉族，1979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26。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义涛，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学敏，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沛云,女，汉族，1958年4月19日出生，住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M050031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大，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绮婷，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永球、袁春霞因与被上诉人李沛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91民初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永球、袁春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沛云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李沛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债权债务借款期限为一年。由于黄永球、袁春霞与李沛云之间没有就涉案债权债务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也没有借款借据，双方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份房屋买卖合同除了双方没有认可买卖合意的事实之外，双方均没有对买卖合同的条款提出任何的异议，证明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条款是黄永球、袁春霞与李沛云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也认定该债权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同样，一审法院也是以房屋买卖合同当中约定的房租租金来认定借款利息。而对于借款的期限，在一审判决中没有查明。从房屋买卖合同的条款可以明确：全部的条款内容，关于时间的约定只有一条，就是对于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时间为一年。黄永球、袁春霞与李沛云双方已经认可当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给涉案债权债务做抵押保障，也就是说,若黄永球无力清偿，可以该房屋抵债，所以双方才约定过户时间，该过户的时间就是涉案债权债务的借款期限。因此，涉案借款期限为一年，即2010年2月12日-2011年2月11日止。二、涉案债权债务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涉案债权债务发生于2010年2月12日，李沛云在一审称，黄永球、袁春霞从2010年开始没有按期偿还利息，只支付了5个月的利息。即涉案债权债务应于借款期限届满即2011年2月11日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李沛云在2011年之后并没有再向黄永球、袁春霞追索，一直到2014年10月31日才向澳门司法警察局进行检举，间隔时间长达三年零十一个月，不管诉讼时效是三年还是两年均已经超过。即使依照黄永球、袁春霞所称，自2012年之后没有再向李沛云偿还任何款项，李沛云也没有再向黄永球、袁春霞主张任何的权利。2012年至2014年10月31日也已经间隔两年零11个月。民法总则是2017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适用的是民法通则。在2014年时，仍然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涉案债权债务不应该以三年的诉讼时效计算，自2012年至2014年10月31日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在一审庭审中，黄永球、袁春霞已经明确提出涉案债权债务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在此情况之下，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驳回李沛云的诉讼请求。三、李沛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只有三种情况：1.请求。2、起诉或仲裁。3.债务人承认。“请求”是指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要求。但请求必须有证据，如电报、短信、催款律师函等。“起诉和仲裁”需要提供立案证明材料。“债务人承认”更需要还款承诺书等证明文件。反之，如果举不出证据，时效中断不能成立。黄永球是内地居民，李沛云也是内地法律提起本案诉讼。李沛云主张其一直在主张权利、向黄永球、袁春霞追索，但一审庭审中李沛云只提供2014年10月31日李沛云向澳门司法警察局进行检举的材料，而没有提供任何黄永球被澳门警方传唤或应诉送达的记录，也没有提供2012年至2014年10月31日主张权利的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沛云应该要对上述三种时效中断情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李沛云的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李沛云一直在追索，涉案债务的诉讼时效被中断重新计算，明显不符合事实，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属于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此外，李沛云一审提交的通知书、归档通知、归档批示，均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李沛云应该就其提交的材料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但在一审期间，李沛云并没有就其提交的材料履行相关手续，该通知书、归档通知、归档批示均不符合证据规定，不应作为证据被采纳。一审法院直接采纳该份证据，认为李沛云一直在追索，作出了错误判决。事实方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系由本案的李沛云代理人参与起草签订。也就是说，从2010年起到2019年李沛云全程是由律师参与跟进该笔借款，在2014年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警方提出控诉时，李沛云已经明知该案是民事纠纷，且其管辖权有合同约定。在其2019年第一次提起合同诉讼时，法院明示是借款纠纷，但李沛云仍坚持以合同纠纷提起上诉。李沛云辩称，第一，涉案债权债务并没有约定主债权偿还的期限，只是约定利息按月支付。根据合同法规定，没约定偿还期限的债务，债权人随时有权要求偿还。第二，涉案的债权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黄永球、袁春霞称从2012年至2014年12月31日，间隔已经两年11个月，因此超过诉讼时效，这跟庭审查明的事实是不相符，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根据举证规则要求，黄永球、袁春霞主张李沛云超过诉讼时效，黄永球、袁春霞应承担举证责任。第三，黄永球在之前两次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一方面陈述从2010年2月份到本案起诉期间，李沛云从来没有追讨过此笔债务，此笔债务早已结清，不存在欠款事实；另一方面又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是黄永球在庭审中明确陈述，李沛云在2012年给回委托书之后，其再也没有支付利息。关于黄永球所称李沛云的诉讼代理人全程参与案涉借款的情况，说明以下几个事实：第一，李沛云与黄永球当时借款怎么约定以及为什么要签订房屋买卖的合同，这全部是他们双方谈好，律师只是按照他们双方的意思帮忙起草合同文本；第二，2012年圣诞节前后，黄永球确实到过律师办公室，但其当时跟李沛云诉讼代理人讲的事情是让代理人劝李沛云不要告黄永球，要求把那些文书拿回去，代理人当时的原话是，这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情，最好去协商解决，而且材料也不在代理人手里。所以，代理人当时是劝他们之间双方和解。第三，李沛云与黄永球因为借款这件事情发生争议以后，李沛云一直没有找过代理人，代理人还以为他们已经谈好了，确实是有这个过程。但后来代理人了解的情况是李沛云另行在澳门委托律师处理这个事，他们当时选择向澳门的司法机关报案，控告是刑事案件。该案从2014年10月份控告一直到2017年才结案，最后认定是该案可能不涉及诈骗，要另行民事途径解决。在此之后，李沛云才委托代理人提起民事诉讼。李沛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永球、袁春霞返还本金3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及利息（从2010年2月13日起按每月2%计算利息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含保全费）由黄永球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0年2月12日，袁春霞、黄永球与李沛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珠海市**********************以300000元出卖给李沛云。合同第二条约定，在袁春霞、黄永球将房屋过户至李沛云名下前，由袁春霞、黄永球继续承担银行按揭供款；在房屋过户至李沛云名下后，由李沛云承担按揭供款。合同第三条约定，李沛云应在合同签订当天，一次性向袁春霞、黄永球支付购房款300000元。合同第四条约定，袁春霞、黄永球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负责配合办理完房屋产权过户至李沛云名下的相关手续。否则，视为袁春霞、黄永球违约，李沛云有权要求袁春霞、黄永球按已付房款总额每日千分之二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第六条约定，袁春霞、黄永球应在李沛云付清房款的当天，将房屋交付给李沛云。李沛云承诺在接收房屋后将房屋返租给袁春霞、黄永球。房屋租金为每月6000元。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且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前，袁春霞、黄永球有权选择退还李沛云全部房款而解除本合同。李沛云在收到袁春霞、黄永球退还的全部房款后，应及时将房屋交还袁春霞、黄永球。2010年2月12日，李沛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黄永球960000元。同日，黄永球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李沛云10000**元，注明为房屋合同款。李沛云提交了《房屋交付书》，内容大意为李沛云女士已付清珠海市**********************的全部购房款30万元，黄永球、袁春霞将房屋交付与李沛云。落款处有黄永球、袁春霞的签名。另查明，袁春霞为购买珠海市****************，于2008年2月20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贷款额度1280000元，贷款期限30年。涉案房屋登记日期为2010年2月24日。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8日受理李沛云与黄永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粤0491民初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李沛云的起诉，后李沛云不服该裁定，上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粤04民终21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粤0491民初39号裁定书，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一审庭上，李沛云称，李沛云是在黄永球、袁春霞要求借款100万元情况下，因为黄永球、袁春霞没有办法提供抵押物，同意将房屋卖给李沛云，所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同时，李沛云自认借款合同成立于2010年2月12日，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本案借给黄永球、袁春霞30万元，另案是70万元，月息2%，黄永球、袁春霞从2010年开始没有按期偿还利息。李沛云称黄永球、袁春霞共偿还了5个月利息共10万元，若黄永球、袁春霞不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过利息及10万元的利息，那么李沛云放弃主张黄永球、袁春霞已经支付5个月的利息。黄永球、袁春霞称，李沛云只是转了96万元给黄永球，4万元是预扣利息，借款时间是2010年2月12日，约定本金还款期限为一年，共欠李沛云1**万元人民币和40万元港币，按140万元的利息付给了李沛云，澳门的利息标准为2%，大陆的利息标准为4%，共付了70多万元利息。自从李沛云于2012年给回黄永球《委托书》后，便再没支付利息，黄永球、袁春霞没有还款记录，并主张已清偿李沛云的借款。一审认为，李沛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因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本案适用内地实体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综合本案来看，李沛云与黄永球、袁春霞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仅是双方借贷关系的担保，李沛云与黄永球、袁春霞之间的关系应为借贷关系。黄永球、袁春霞实际收到李沛云的借款只有96万元，李沛云在本案中起诉30万元，因另案起诉金额确定为70万元，故本案借款金额应为26万元。关于利息，黄永球、袁春霞自认月息是4%，因黄永球、袁春霞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缺乏事实依据，且4%的标准已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标准及起算时间，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黄永球、袁春霞在李沛云付清房款的当天，将房屋交给李沛云，李沛云承诺在接收房屋后将房屋再返租给黄永球、袁春霞，房屋租金为每月6000元。对于这一约定，因双方并非真实房屋买卖合同而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照此约定确定本案利息标准为月息2%，起算时间为借款之日起即2010年2月12日。因李沛云自认黄永球、袁春霞偿还5个月利息，在没有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情形出现的情况下，不得要求对方再就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至于黄永球提出的李沛云退回委托书，黄永球、袁春霞既已清偿欠款的主张。因委托书并不包含任何还款信息，黄永球、袁春霞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黄永球、袁春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确定黄永球、袁春霞已还款5个月的利息，本案尚欠本金26万元未还，及从2010年7月12日起拖欠李沛云的利息。黄永球、袁春霞主张本案超出诉讼时效，在李沛云保持追索的情况下，诉讼时效中断，自李沛云提出履行请求时重新计算，故一审法院对黄永球、袁春霞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黄永球、袁春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沛云偿还借款本金2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6万元为基数，按月2%的标准从2010年7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沛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70元，由李沛云负担177元，袁春霞负担796.5元，黄永球负担796.5元。二审中，李沛云对其一审提交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出具的《检举记录之证明第088/DICJE/2019》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出具的《归档通知》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于2019年8月19日出具的《检举记录之证明第088/DICJE/2019》载明如下内容：案件登录于本局专案调查卷宗记录册，编号4571/2014，为一宗诈骗案，案件发现于2014年10月31日，案发地点为澳门及珠海。检举人李沛云于2014年10月31日19时00分曾向本局作出检举；检举人李沛云称于2009年至2010年，为朋友关系之涉嫌人以生意周转为由向其借款，并承诺以两个内地物业作抵押，因用作抵押之物业高于借款金额，故检举人同意借出有关款项予涉嫌人。及后涉嫌人未有如约还款，而检举人根据涉嫌人提供之文件未能将用作抵押之两个内地物业转至检举人名下，故检举人怀疑被骗到本局报案求助，报称损失人民币100万元。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于2017年11月22日出具的《归档通知》载明：侦查案件编号：12783/2014；被害人：李沛云；检察官已于2017年11月21日做出批示，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259条第2款的规定，将上述侦查案件归档（不予刑事控诉）。《归档通知》所附《归档批示》载明如下内容：本案中，检举人李沛云报称黄永球向其要求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及港币40万元作生意周转，同时向检举人表示可以妻子在中国内地的物业及一个由其亲妹所有的物业作为借款抵押，检举人同意，并于2010年2月及4月分别将相关款项借予黄永球，且黄永球在接收港币40万元现金时亦向检举人签署了借据。在双方所约定的还款期过后，检举人多次要求黄永球还款，但遭拒绝，检举人尝试要求黄永球将上述物业转予其名下亦遭拒绝，因此认为黄永球诈骗检举人的借款。司法警察局曾透过国际刑警要求中国内地警方协查上述物业的物权人资料及相关的授权书，查明上述物业确实为相关物权人所有，然再无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提供。目前已没有其他有效的侦查措施可采取。本案侦查至今，只能证实存在一项消费借贷而导致的民事纠纷，并无充分迹象显示曾经存有诈骗的犯罪行为，因此，检察官决定将本案归档。黄永球一审提交的《委托书》的主要内容如下：“现本人将拥有珠海富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海明苑’商住小区项目10%股权的利润分成余下部分交由李沛云女士分配支付，特此委托”。“委托人”处有“谢彦俊”的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30日。二审中，黄永球称，当时借100万元，李沛云只给了96万元，扣了4万元的利息，黄永球认为当时是4%的利率；这个100万元是两个案子加起来的金额，本案是70万元，另案是30万元，但是实际上只是收了96万元；在2010年2月12日之后，黄永球还了利息43万多元，还用另外的方式把全部借款都还了，但是没有手续，什么都没有。另外的方式是指案外人谢彦俊将其拥有的珠海富海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10%的利润分配权转给李沛云代偿了黄永球的借款本金。10%的利润大概有500万元左右。黄永球称，《委托书》是李沛云要其找谢彦俊写的，谢彦俊出了《委托书》给李沛云之后，谢彦俊在澳门赌钱，李沛云又借钱给了谢彦俊，后来谢彦俊自己的赚的利润300多万给了李沛云相当于还了借李沛云的钱，然后李沛云从谢彦俊收了300多万元之后就把《委托书》退回给了黄永球。李沛云就说她已从谢彦俊那边收到了300多万元，是从谢彦俊那里收的钱，不是黄永球的还款，就退回《委托书》给黄永球了。黄永球认为其收到《委托书》等于把钱全还掉了。关于黄永球所主张的“案外人谢彦俊以自己的股权利润来代你还这个钱，有无相关证据？”的问题，黄永球回答：“什么都没有”。黄永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委托书原件是在黄永球手上”。李沛云称，关于《委托书》的来源，黄永球没有按月支付利息，李沛云找其要的时候，黄永球提出说案外人谢彦俊欠他的钱，要李沛云配合他去富海公司拿谢彦俊应该分得的股权利润，当时是黄永球找谢彦俊出《委托书》，然后黄永球将《委托书》交给了李沛云，按照双方当时谈的情况就是如果拿到钱以后，就可以用这笔钱来还黄永球欠李沛云的钱。但是《委托书》出具以后，因为谢彦俊在外面有其他债务，法院出了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给富海公司，要求将谢彦俊分得的利润用于偿还执行案件。从2011年拿到《委托书》，一直到2012年圣诞节前后，李沛云没有在富海公司拿到任何股权分配，且谢彦俊执行案件的款项一直到2017年还在执行。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李沛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参照我国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选择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因合同履行地在珠海市，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实体法作为审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二、关于黄永球是否已还清涉案借款的认定黄永球本案主张其已偿还利息43万多元，且案外人谢彦俊代其偿还了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永球仅提供了一份由案外人谢彦俊出具的《委托书》，但该《委托书》无法证明案外人谢彦俊系代黄永球向李沛云偿还案涉借款的意思表示，且从双方在二审中的陈述来看，李沛云并未实际取得《委托书》所载项目的利润分成，并已将该《委托书》原件退回给黄永球。因此，黄永球本案以《委托书》证明案外人谢彦俊已代其偿还案涉借款本金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黄永球亦未提供其偿还利息43万多元的相关付款凭证。综上所述，黄永球关于其已偿还利息43万多元及案外人谢彦俊已代其偿还借款本金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借款合同，而是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虽有双方关于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期限的约定，但是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期限并不等同于借款期限，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黄永球、袁春霞仅以《房屋买卖合同》关于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期限的约定主张案涉借款期限为一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如上所述，在李沛云出借款项之后，黄永球曾试图以案涉《委托书》所载项目分红来偿还案涉借款，但该还款方式最终并未实现。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李沛云于2014年10月3日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的报案，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从李沛云知道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对该案批示归档之日即2017年11月22日起重新计算。综合上述分析，李沛云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黄永球、袁春霞关于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永球、袁春霞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00元，由上诉人黄永球、袁春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审判员  王文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