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215号原告：卢海辉，男，197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萍，广东赵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建忠，男，198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被告：武俊清，男，196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原告卢海辉诉被告李建忠、武俊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告进行了审理。原告卢海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萍，被告李建忠，被告武俊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海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与原告清算合伙承包华与街酒吧装修工程款的账目；2.判令两被告按合伙协议约定分配工程款利润15万元给原告；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5日，经原告与二被告三人商量决定以1183000元合伙承包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大道65号华与街娱乐有限公司二楼的装修工程。工程顺利完成后，华与街娱乐有限公司已分期支付全部工程款1183000元，并由被告李建忠负责收款和支出。该工程于2016年9月26日完工至今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对该工程收支账目进行清算，按协议约定分配工程利润所得并支付给原告，均遭被告拒绝。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明确请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被告李建忠答辩称：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但三方合伙承建的装修工程已亏损14000多元，没有利润可以分配。被告武俊清答辩称：与被告李建忠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卢海辉、李建忠、武俊清三人曾在2013年时合作过装修工程。2016年7月，华与街娱乐有限公司将装修工程发包给卢海辉，卢海辉主动找到李建忠、武俊清一同协商合伙事宜。2016年7月15日，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合伙人：卢海辉、李建忠、武俊清承接华与街二楼装修工程，三方同心协力，团结施工，把二楼装修顺利完成交付华与街使用：利润三人平分，所有风险三人分滩，责任三人分滩（包括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亏损也三人平滩。”三人均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按捺指印。三人还口头约定由卢海辉负责设计和监工，由李建忠负责工程款收支，武俊清负责协调施工，另外，李建忠还承包木工部分的劳务，武俊清承包泥水工部分的劳务。2016年11月底，涉案工程正式完工并交付发包方使用，发包方支付了1183000元工程款，其中李建忠收取1103000元，武俊清收取80000元。2016年12月22日，卢海辉、李建忠、武俊清进行了第一次结算，确认卢海辉应得施工设计费30000元、李建忠应得木工劳务费165000元、武俊清应得泥水工劳务费115000元。后三方一直未就涉案工程的其余款项进行结算。2019年3月20日，卢海辉带了一名案外人到李建忠家中，李建忠将涉案工程的支出票据出示给卢海辉，案外人记录支出后计得涉案工程亏损14571元，并制作了手写单据，李建忠在该单据上签名确认后，卢海辉将单据原件收走，但卢海辉称其已经将原件丢失，只能向本院提交复印件。李建忠主张，卢海辉已经清楚知道涉案工程亏损，没有利润可以分配。武俊清称2019年3月20日其不在现场，但工程完工后三方曾初步结算就知道涉案工程是亏损的，无利润可分配。又查明：李建忠提交其自行制作的支出清单（共三十七项）及相应的票据等，拟证明三人合伙期间由李建忠经手支出的款项为1120301元。经庭审质证，三方确认李建忠主张的第二十六项、第二十七项实际已结算为李建忠应得木工劳务费165000元，第三十项实际已结算为武俊清应得泥水工劳务费115000元，第二十八项中有57000元是卢海辉预支款、有10000元是卢海辉向合伙体的借款，该67000元包括了卢海辉应得施工设计费30000元，10000元借款未偿还。剔除上述项目的票据后，本院经核算计得李建忠提交的票据共计为786988.2元，卢海辉对金额共计为86415元的票据有异议，具体为：1.2016年9月20日金额为5400元的《送货单》，该笔款项是由卢海辉负责支付的；2.2016年11月12日金额为5320元的《收据》实际上是第九项中其余9张票据的汇总（该《收据》载明“从开工到地面铺完共70天，每天搞2小时卫生，每人每小时38元，每天2人×38×70天”，有武俊清、李建忠签名）；3.2016年8月14日金额为10365元的《送货单》无送货单位（该《送货单》显示送货的是木板和主骨，另还有上楼费；第十二项中另有7张《送货单》与上述送货单样式一致，亦无送货单位，送货的品种也主要为木板和主骨，单据上也载明了上楼费，卢海辉对该7张《送货单》无异议）；4.2016年11月9日金额为1365元的《送货单》无任何人签名（该《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华与街”并有广州市增城华渝五金交电商店的盖章；第十五项中另有4张该商店的《收款收据》，上面没有顾客名称亦没有任何人签名，卢海辉对该4张票据无异议）；5.2016年12月3日金额为2400元的《收据》，没有任何签名（该《收据》载明“木工11月7号至11月13号，共8元×300=2400元，按每天做的小时计算钉线、马赛克、软包等”）；6.2016年10月18日金额为1602元的《收据》（载明“付马赛克货款”）、2016年11月14日金额为422元的《收据》（载明“补马赛克货款（222房墙）”）均是李建忠自己写的，亦不认可2张中国工商银行自助柜员机客户凭条（李建忠主张金额为25025元及7500元，但原件已无法显示转账金额）；7.2016年8月13日金额为563元的《收据》（载明“餐费、油费、过路费、违章停车、早餐、水”）、2016年11月2日金额为3300元的《收据》（载明“付29-1号拆玻璃、打槽、磨钉、拆石膏线、撕墙纸、钉软包、板条、贴马赛克”）不认可，卢海辉不知情，票据也无卢海辉签名；8.2016年9月24日金额为10000元的《收据》，该笔款项是由卢海辉负责支付的；9.对2016年9月18日金额为718元的《收据》、2016年9月23日金额为612元的《收据》不知情，不清楚两被告有无到中山出差，《收据》也没有载明开支的项目；10.2016年7月13日金额为1200元的《收据》不知情，不清楚有没有请人清理臭水；11.2016年7月30日金额为2576元的《收据》、2016年7月21日金额为3000元的《收据》、2016年12月14日金额为4000元的《收据》是华与街一楼的支出款项，与合伙的华与街二楼装修工程无关；12.对13张《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有异议（金额共计33572元），无卢海辉签名，但对1张金额为3465元的《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无异议（金额为3465元），有卢海辉签名确认。武俊清对金额共计为9452元票据有异议，具体为：1.4张在华与街娱乐有限公司消费的票据（金额共计5452元）不应属于合伙支出；2.2016年12月14日金额为4000元的《收据》不知道是支出什么费用，不予认可。李建忠则主张2016年9月20日金额为5400元的《送货单》是李建忠支付的款项，如果是卢海辉支付的，原件应在卢海辉处；2016年11月12日金额为5320元的《收据》是请武俊清的妻子和李建忠妻子搞工地卫生支出的费用，武俊清的妻子和李建忠的妻子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工地搞卫生，按每人每天工作两小时一天38元/人计算，其他搞卫生的收据是另外请人搞的卫生，不重复；2016年8月14日金额10365元的《送货单》是三人一起去东莞买夹板支出的费用，而且是卢海辉带路去这个店的；2016年11月9日金额为1365元的《送货单》是当时的电工买东西之后向李建忠报销支付的；2016年12月3日金额为2400元的《收据》是工程完工后因为返工而支付的木工费用，而且是武俊清的字迹，但因原被告三人当时有纠纷，所以没有签名；2016年11月14日金额为422元的《收据》及2016年10月18日金额为1602元的《收据》是因为马赛克不够，要发货方多发货过来而支出的费用；二张银行凭证是去银行转账支付马赛克的货款，当时还是和武俊清一起去银行的，转了款过去之后就发货过来，没有收据的；2016年8月13日金额为563元的《收据》是开李建忠的车和卢海辉、武俊清一起去广州看材料而产生的费用；2016年11月2日金额为3300元的《收据》是因为部分硬包老板不喜欢要求我们拆掉重新做而支出的费用；2016年9月24日金额为10000元的《收据》是李建忠支付款项的，做玻璃的师傅陈振可以证明；2016年9月13日金额为612元的《收据》、2016年9月18日金额为718元的《收据》都是三人一起去中山订灯时产生的车费、油费、路费、吃饭的费用，并在其主张的第二项支出中提交了多张位于中山的灯饰店的《订货单》、《发货单》等，原告卢海辉对该项支出的票据均未提异议；2016年7月13日金额为1200元的《收据》确实是在清理华与街二楼的臭水而产生的费用；部分收据虽是因为做一楼的招牌而产生的费用，但确是因为二楼的装修影响了招牌的使用，所以请了广告工人做了挡板；《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基本都是武俊清负责签收，因为武俊清是做泥水的，武俊清比较懂，武俊清签收之后由李建忠支付款项并收好送货单，包括原告签名的送货单也是李建忠付款的。再查明：武俊清还因购买材料支付7152元（4926元+2226元），卢海辉、李建忠确认上述款项为合伙支出。另查明：卢海辉申请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以计算其应得合伙收益，后又于2020年6月21日出具书面说明明确不申请审计。本院认为：合伙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依据协议而形成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卢海辉、被告李建忠、被告武俊清三人的合伙关系，有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三方均确认在原告卢海辉提起本案诉讼前三方并未进行结算，故三方的合伙关系未解除。原告卢海辉在本案起诉时只请求分配合伙利润而未作出解除合伙的明确意思表示，直至2020年5月19日在庭审中才明确主张解除三人的合伙关系，而被告李建忠、武俊清均在2020年5月19日明确同意解除合伙关系，故本院认定原、被告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5月19日解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及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的规定，现三方的合伙关系已经解除，故原告卢海辉请求分配合伙利润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三人合伙期间是否产生了合伙利润？根据上文认定，三人合伙共得收益1183000元，三人无异议的合伙支出有原告卢海辉应得设计费30000元、被告李建忠应得木工劳务费165000元、被告武俊清应得泥水工劳务费115000元、被告武俊清因购买材料支付7152元、被告李建忠支付的695121.2元（786988.2元－李建忠对82415元有异议－武俊清对5452元有异议－李建忠、武俊清均有异议的4000元），即三人无异议的合伙支出共计1012273.2元。对于有异议的支出，本院作如下认定：1.原告卢海辉主张2016年9月20日金额为5400元的《送货单》为其支出的费用，即并不否认该笔款项属于合伙支出，故本院确认该笔款项为合伙支出的费用；原告卢海辉虽主张款项为其支付，但结合三方约定合伙期间由李建忠负责工程款收支的事实，而《送货单》原件现亦由被告李建忠持有，原告卢海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出款项，故对原告卢海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2016年11月12日金额5320元的《收据》载明“从开工到地面铺完共70天，每天搞2小时卫生，每人每小时38元，每天2人×38×70天”，有被告武俊清、李建忠的签名，虽然被告李建忠仍提交了其他清洁卫生支出款项的票据，但都是单项清洁卫生的支出，与该张《收据》记载的不一致，而且其他票据金额总和亦不等于该项《收据》的金额，故本院对原告卢海辉主张该《收据》实际为其他票据的总计不予采纳，并确认该笔款项为合伙支出。3.虽然2016年8月14日金额为10365元的《送货单》无送货单位，但被告李建忠提交的其他《送货单》与上述送货单样式一致，亦无载明送货单位，送货的品种也主要为木板和主骨，现原告卢海辉对其他《送货单》无异议，而仅以2016年8月14日的《送货单》无送货单位为由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4.虽然2016年11月9日金额为1365元的《送货单》无任何人签名，但该《送货单》有广州市增城华渝五金交电商店的盖章且载明了收货单位为华与街，而原告卢海辉对被告李建忠提交的4张没有顾客名称亦无任何人签名的广州市增城华渝五金交电商店出具的《收款收据》未提异议，故原告卢海辉仅以2016年11月9日的《送货单》无任何人签名为由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5.2016年12月3日金额为2400元的《收据》载明为木工费用，而三方在2016年12月22日就木工人工进行了结算，该2400元产生在结算前，故理应计入已结算的费用中，被告李建忠虽主张是工程完工后返工的木工人工费，但未提交证据为证，本院不予采信，故该2400元不应再重复计算至合伙支出中。6.2016年10月18日金额为1602元的《收据》、2016年11月14日金额为422元的《收据》均为支付马赛克货款，有被告李建忠、武俊清的签名确认，结合三方确曾订购马赛克的事实，上述费用应为合伙支出。原告卢海辉现仅以无其签名为由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至于2张中国工商银行自助柜员机客户凭条，因被告李建忠提交的证据原件已无法显示转账金额及收款人账号等信息，故本院对该两张凭条不予采纳，在核算时亦未计入；7.被告李建忠主张2016年8月13日金额为563元的《收据》是三人到广州订购建材支付的餐费、油费、过路费等费用，被告武俊清予以认可，结合装修时确实会到现场订购建材事实，被告李建忠主张的该项支出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李建忠主张2016年11月2日金额为3300元的《收据》是因为发包方不喜欢部分硬装而重新拆掉返工而支出的费用，但被告李建忠对其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8.原告卢海辉主张2016年9月24日金额为10000元的《收据》为其支出的费用，即并不否认该笔款项属于合伙支出，故本院确认该笔款项为合伙支出的费用；原告卢海辉虽主张款项为其支付，但结合三方约定合伙期间由李建忠负责工程款收支的事实，而《收据》原件现亦由被告李建忠持有，原告卢海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出款项，故对原告卢海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9.2016年9月18日金额为718元的《收据》、2016年9月23日金额为612元的《收据》虽无原告卢海辉签名，但被告李建忠已经提交在中山的灯饰店订购灯饰的《订货单》、《发货单》为证，故本院对被告李建忠主张上述费用为到中山出差订货支付的费用予以采信。10.2016年7月13日金额为1200元的《收据》载明为清理臭水的人工费，虽无原告卢海辉签名，但有被告李建忠、武俊清二人签名确认，结合原告卢海辉确认其在2016年7月已经承包涉案装修工程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李建忠主张该笔款项为入场清理二楼臭水而产生的费用予以采信。11.2016年7月30日金额为2576元的《收据》、2016年7月21日金额为3000元的《收据》均明确载明为一楼招牌支出的费用，而三人合伙的是华与街二楼的装修工程，故原告卢海辉主张该两项非合伙支出，本院予以采纳。而2016年12月14日金额为4000元的《收据》仅载明为华与街装修款，但原告卢海辉及被告李建忠、武俊清均未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被告武俊清亦不认可该项费用，故被告李建忠主张该笔款项为合伙支出，本院不予采纳。12.虽然有13张《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金额共计33572元）无原告卢海辉签名，但有被告武俊清作为收货人签名；另外有1张金额为3465元的《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有原告卢海辉的签名确认，结合实际情况，装修工程仅用到3000多元的石材明显不合常理，故原告卢海辉仅以无其签名为由不认可金额共计33572元的《云浮市富盛石材送货单》，本院不予采纳。13.4张在华与街娱乐有限公司消费的票据（金额共计5452元）是娱乐消费费用，被告武俊清辩称不属于合伙支出合情合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本院确认有异议的费用中的71139元为合伙支出，故合伙利润为99587.8元（1183000元－30000元－165000元－115000元－7152元－695121.2元－71139元）。按照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原告卢海辉可分得合伙利润33195.93元（99587.8元÷3人）。但原告卢海辉从合伙收益中预支了57000元并借款10000元，扣除原告卢海辉应得设计费30000元后剩余37000元，多于原告卢海辉应得合伙利润，故原告卢海辉诉请分配合伙利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第5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卢海辉、被告李建忠、被告武俊清三人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5月19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卢海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卢海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欣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韩丽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周思珍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５４．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５５．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