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2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生德，男，195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长友，男，196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 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磊，山东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镇海丰镇。 法定代表人：王金文，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刚，男，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 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兴鹏，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沾化区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沿河路**。 法定代表人：王金文，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兴鹏，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生德、于长友、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因与被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沾化顺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3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刘生德、于长友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刘生德、于长友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错误。1.一审错误认定《入股协议》的当事人。《入股协议》系王金刚与于长友签订，虽然抬头处写了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黄骅顺诚公司”)及其沾化分公司，但是在该两个公司名称后面王金刚的名字前面有冒号，协议主文也明确载明“甲方王金刚”，协议落款甲方签字也是王金刚，且该协议并无黄骅顺诚公司盖章或其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未事后取得黄骅顺诚公司认可，因此黄骅顺诚公司并非该《入股协议》的甲方，一审判决认定《入股协议》的甲方为黄骅顺诚公司、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王金刚，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均已说明对“入股协议”不相关、不知情、不同意，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不认识刘生德、于长友，与刘生德、于长友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黄骅顺诚公司系《入股协议》的甲方之一系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错误认定王金刚系有权代理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对“入股协议”不相关、不知情、不同意，二公司也从未授权过王金刚代为签订《入股协议》，事后对其签订的《入股协议》也不认可。“代理”之法律关系来源于“授权”或法律规定，其中“有权代理”来源于合法有效的授权，“表见代理”来源于《合同法》第49条规定，一审判决仅依据王金刚的股东身份认定王金刚“有权代理”黄骅顺诚公司，无任何“授权”的事实基础，系认定事实错误。公司依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法定代表人系公司意思自治机构，在2017年7月21日之后的一段时间，王金刚虽然是黄骅顺诚公司的股东，但并非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不可直接代表黄骅顺诚公司。事实上，正如上诉人在一审中指出，王金刚签订《入股协议》在先，工商登记为黄骅顺诚公司股东在后，两件事实虽然都发生在2017年7月21日，但是有先后顺序，王金刚签订《入股协议》时不仅尚未登记为股东，也未取得黄骅顺诚公司或者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英鹏或者2017年7月21日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王金文的授权，一审判决对此事实避而不谈，系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错误认定王金刚与刘生德、于长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提交的《土地股权转让协议》证据，并非原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即便该协议属实，也与原告无关，原告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中也没有记载与原告有任何关联，原告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系该协议的利益相关方，原告主张所谓本案“利息款”系该协议中约定的“逾期利息”的一部分，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土地股权转让纠纷中逾期利息是否真实产生、产生金额多少、是否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与本案“利息款”有何关联。原告提交的《合资经营企业协议》并非原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该协议约定由东营华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黄骅市建林市场鑫欣钢构有限公司、于长友三方共同出资成立沾化宜佳房地产有限公司并分别占股20%、40%、40%，且由李永江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王昭亮任副董事长，徐云峰、于长友任副总经理，经查沾化宜住房地产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9日，并已注销(时间不明确)，其股东为东营华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持股80%、自然人王大庆持股20%，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王大庆、经理为徐云峰、监事为黄保顺，黄骅市建林市场鑫欣钢构有限公司、李永江、于长友从未做过股东和管理人员，该公司的股东、主要人员与协议约定存在很大差异，且黄骅市建林市场鑫欣钢构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不到，不能确定该协议的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该协议是于长友与本案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与本案完全无关，并不能证明于长友对黄骅顺诚公司享有权益并进而享有《土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谓“逾期利息”。原告提交的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739号民事调解书，系山东华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东营华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诉李永江、于长友合同纠纷案的调解书，仅载明李永江、于长友偿还山东华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款150万元，当庭支付120万元，余款30万元于2018年1月28日前支付，其他无争议。可见该调解书与本案也无任何关系，最多只能证明于长友和李永江做过共同被告与山东华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生过纠纷而已。关于《入股协议》，一审中王金刚已经明确签署“入股协议”非真实意思表示。系其个人在刘生德、于长友胁迫下签字。以上，原告并未提供《土地股权转让协议》《合资经营企业协议》原件，且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民事调解书》与本案也无任何关系，《入股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把于长友与东营华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黄骅市建林市场鑫欣钢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资经营企业协议》(真实性存疑）直接认定为刘生德、于长友与李永江之间曾就土地开发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莫名其妙，一审判决又据此“推测性”认定刘生德、于长友与王金刚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错误。1.一审判决载明的判决依据错误。一审判决载明的判决依据为《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但是《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为国有独资公司概念的规定，与本案无关；《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主张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恰恰未完成其诉讼请求的举证。2.一审将股东身份等同于有权代理系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股东未经授权即为公司的有权代理人，一审将股东身份等同于有权代理不但是认定事实错误，也是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默认《入股协议》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入股协议不成立、不生效、不具备履行可能性等一审中上诉人已经详细陈述意见，一审判决也有部分记载，不再赞述。问题在于，一审判决仅仅记载了上诉人即一审被告的答辩意见，但却未对《入股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具备履行可能性进行说理，而是进而不论，默认《入股协议》有效，并在其有效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为“明股实债”。2.于长友系国家公务员，其“入股协议”无效有明确法律规定，于长友曾任沧州市海兴县卫生局局长，签订“入股协议”时仍然是海兴县民政局正科级干部，对此于长友当庭认可。现行有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均禁止公务员经商、办企业，《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算(十四）项更是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此“入股协议”即便假设成立也无效，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无法律依据”。4.本案不属于最高院民二庭第五次法官会议讨论的“明股实债”情形，一审认定《入股协议》为“明股实债”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入股协议》系“明股实债”，错误不但在于《入股协议》既未成立、更未生效，还在于最高院对“明股实债”有明确的认定规定，而本案并不符合。2017年11月1日，最高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讨论了明股实债问题，并载于贺小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一书中。该次会议纪要明确了“明股实债”的概念为：投资人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入目标公司，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届满或者一定条件下收回投资本金和获得固定的利益的投资模式。某些法律文件中，监管部门往往将其称为“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明股实债广泛运用于实体企业之间，是企业常见的融资方式。会议纪要明确了明股实债的四种金融领域情形：（1）信托公司发行性托计划筹集资金，以信托公司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约定固定的收益回报。（2）信托公司股权投资加债权投资模式。（3）证券公司或者基金公司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向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或者股权投资加发放委托贷款模式。（4）多层嵌套模式。会议纪要明确了明股实债从固定回报支付主体的角度看，主要归结为由目标公司支付和由股东支付两大情形。会议纪要还分析了明股实债的性质问题，还从矛盾条款、虚伪意思表示、违反监管、回购股权的效力等角度分析了明股实债的效力问题。最高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基于以下案例给出了法官会议意见。案例为：甲信托公司与乙公司、乙公司的股东丙、丁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甲公司投入乙公司1.2亿元，取得54.55%股权；甲公司退出时，股权收购价格为增资金额及增资款对应的10%年收益。同日，丙、丁与甲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丙、丁应在两年信托期限届满前无条件收购甲公司以信托资金进行增资取得的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增资金额及增资款对应的10%年收益。协议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出资1.2亿元，并登记为乙公司股东。两年期满后，乙将1.2亿元转给甲公司，甲公司将股权登记过户给丙、丁。现乙公司的债权人戊以甲公司抽逃1.2亿元出资为由，诉请其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乙公司清偿不能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意见为：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抽逃出资。反之，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东的债权人。不论在哪种情形中，投资人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于其先前的投入，故其退出公司亦非无偿退出，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根据以上会议纪要关于明股实债的概念、情形、案例、意见等可知，明股实债须具备以下条件：（1）投资人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入目标公司，投资人取得的固定回报来自于其先前的投入。（2）约定在一定期限届满或者一定条件下收回投资本金和获得固定的利益，即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3）主要由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方式运用。会议纪要案例中，投资人系通过增资扩股进入目标公司，目标公司实际收取、使用了信托公司1.2亿元投资款，为了两年后的股权回购股东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目标公司实际收取、使用投资款是会议纪要意见中将投资人认定为目标公司债权人的事实依据，股东签订回购协议是会议纪要意见中将投资人认定为股东债权人的事实依据。本案中：（1）不存在原告将资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入目标公司的事实，无论是黄骅顺诚公司还是沾化顺诚公司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原告一分钱。（2）“入股协议”中也不存在一定期限届满或者一定条件下收回投资本金和获得固定的利益的约定，没有退出机制安排，而是恰恰相反的约定“如经营亏损以股金为限，如公司结算盈利按600万计算，不盈利不分红”，且未约定支付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3）不存在明股实债中常见的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因此，本案“入股协议”并非最高院民二庭第五次法官会议纪要中的“明股实债”。5.一审判决认定王金刚应与黄骅顺诚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共同责任仅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二是《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总公司与分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三是实践中已经认可并经《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记载的“债的加入”。本案一审认定王金刚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却未载明其法律依据，也不属于上述我国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承担共同责任的三种情况，因此一审认定王金刚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除认定事实错误外，也没有法律依据。三、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外，一审中还存在诉前保全错误问题。 于长友、刘生德辩称，1.欠款是真实的，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中明确载明王金刚欠刘生德、于长友400万元，且一审中我方提供的土地股权转让协议、合资经营协议以及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73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欠款的真实性。2.入股协议的甲方明确载明了两公司以及王金刚，当时王金刚系黄骅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黄骅顺诚公司系沾化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所以王金刚完全能够代表两公司与于长友、刘生德签订协议，因此入股协议的甲方应当是两公司和王金刚。3.符合名股实债的条件，我方投资400万元投入到公司，是为了获得固定的收益，并且不参与经营管理。 沾化顺诚公司述称，同意黄骅顺诚公司和王金刚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上诉人于长友、刘生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金刚共同偿还上诉人欠款400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被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金刚承担共同的偿还责任”错误。被上诉人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骅顺诚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9日，2015年2月10日，王金刚与李英鹏签订了《土地股权转让协议书》（合资经营企业协议），将该公司的股权及土地转让给了王金刚，2017年7月21日，该公司的股东由李英鹏变更为王金刚；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沾化分公司（以下简称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4日，该分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销登记；被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沾化顺诚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8日，现为在营企业，该公司系被上诉人黄骅顺诚公司投资的企业，黄骅顺诚公司系其唯一股东；2016年5月10日，黄骅顺诚公司将在沾化唯一的一个建设项目的土地[土地证号：（2014）2**]变更至沾化顺诚公司；2017年7月21日，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中甲方为：黄骅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骅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沾化分公司，王金刚，但是当时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早已经注销，并且在该《入股协议》中约定“甲方王金刚欠于长友、刘生德利息款400万元转入甲方王金刚在沾化经营的黄骅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沾化分公司项目中作为股金入股参与分红”，黄骅顺诚公司在沾化唯一的项目就是土土地证号为（2014）2**土地的开发建设项目，并且该土地也在2016年5月10日由黄骅顺诚公司变更到了沾化顺诚公司名下，因此，2017年7月21日，各方在签订《入股协议》时，王金刚作为黄骅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黄骅顺诚公司又是沾化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王金刚完全有权利代表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与上诉人方签订的入股协议，所以，《入股协议》中甲方系王金刚代表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及王金刚本人与上诉人方签订的协议，该《入股协议》对被上诉人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四次法官会议纪要》精神，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参与经营管理权利的，应当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东的权利人，本案中上诉人入股的目的并非取得公司的股权，而是为了在公司获取固定收益，且也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案中，上诉人投资的目标公司明显为沾化顺诚公司，因此，被上诉人沾化顺诚公司应当与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承担共同的偿还责任。 沾化顺诚公司辩称，一、入股协议是于长友书写，协议中最后一句话“如公司结算盈利按600万计算，不盈不分红”和王金刚签字是王金刚本人书写的，其他内容都是于长友写的。二、1.甲乙双方至今并未进行结算；2.其他意见同一审庭审中发表意见和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见。沾化顺诚公司对入股协议不知情也不同意，两公司都未参与入股协议的签订，事前不知情，事后也不同意，两公司认为入股协议的签订甲方是王金刚个人，在入股协议的抬头处，两个公司名称后都有冒号，是对王金刚身份的一种限定，并不是说两公司作为入股协议的签订方，且在入股协议正文中明确写明甲方王金刚，且在落款处也是这样；3.从协议约定和原告的诉请看，刘生德、于长友是要欠款，而两公司从来不欠对方钱。一审中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土地股权转让中逾期利息是否真实产生，产生的金额是多少，计算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与本案所谓的利息款有何关联，一审中原告提交的合资经营企业协议，并非原件，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协议约定的相关企业主体与国家工商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的企业信息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确定该协议的真实性，不排除是一份未生效履行的过程性文件，更为重要的是于长友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无关，一审中于长友提交的（2017）鲁1603民初173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三、所谓的入股协议不成立。四、即便假设入股协议成立，该协议也没有生效，而且也不能生效，具备法定的生效阻却要件。五、即便假设入股协议有效，也不具备履行的可能性，不具备合同约定的合同当事人、标的和数量，应该明确的最基本要求。六、如果入股协议有效，将损害黄骅顺诚公司、沾化顺诚公司两公司以及债权人的利益。七、本案不属于最高院民二庭第五次法官会议讨论的名股实债情形，不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本案中三个条件均不符合。因此沾化顺诚公司认为于长友、刘生德要求沾化顺诚公司承担责任不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辩称，同意沾化顺诚公司答辩意见。 刘生德、于长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沾化顺诚公司三被告归还欠款400万元及利息；2.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1日，黄骅顺诚公司、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王金刚作为甲方，于长友、刘生德作为乙方，签订了入股协议。具体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王金刚欠于长友、刘生德利息款肆百万元整人民币（4000000.00元）转入甲方王金刚在沾化所经营的黄骅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沾化分公司项目中作为股金入股参与分红。如经营亏损依股金为限，不承担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造成的负债和法律责任。随后公司开据股金证明，不参与经营管理。如公司结算盈利按600万计算。不盈不分红。甲方：王金刚乙方：于长友2017年7月21日”。 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黄骅顺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所载内容，被告王金刚于2017年7月21日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为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市场主体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即被告王金刚成为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2017年7月21日，被告王金刚代表被告黄骅顺诚公司与两原告签订入股协议，基于被告王金刚的唯一股东身份，两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王金刚的行为系代表公司作出，因此被告王金刚的该行为系有权代理，其所签入股协议应当对被告黄骅顺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在该入股协议中，当事人各方约定被告王金刚欠两原告的利息款转入被告王金刚在沾化所经营的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项目中作为股金入股参与分红，由于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系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分公司，不是独立公司法人，因此，各方约定的目标公司应为被告黄骅顺诚公司。根据协议约定，两原告不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造成的负债和法律责任。因此两原告的目的并非取得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股权，仅是为了取得固定收益（最高额200万元），故两原告应为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权利人。因此，本案案由不是股权转让纠纷，而系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被告黄骅顺诚公司支付欠款400万元及利息，予以支持，利息按有关规定计算，但以200万元为限。 原告要求被告沾化顺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入股协议中没有涉及沾化顺诚公司，故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王金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金刚系实际欠款人，也是签订入股协议时被告黄骅顺诚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二、关于被告王金刚主张其与两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或者侵权等债权债务关系、400万元没有依据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土地股权转让协议》《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以及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与案外人李永江之间曾就土地开发存在合伙关系，李永江与被告王金刚存在因土地股权转让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结合本案中的入股协议，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王金刚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否则，被告王金刚不会在入股协议中签名并确认欠原告400万元利息款。被告王金刚称系在原告的要挟下签署的入股协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供的利息来源和计算方式，可以看出，计算利息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标准。三被告认为入股协议因原告于长友的身份问题应属无效，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金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刘生德、于长友欠款4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数额以2000000元为限）；二、驳回原告刘生德、于长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被告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金刚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两原告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生德、于长友提交滨州市沾化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黄骅顺诚公司在沾化的土地开发项目由黄骅顺诚公司变更至沾化顺诚公司，因此可以证明入股协议中的目标公司应当是沾化顺诚公司，所以沾化顺诚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原件在一审卷宗中。 经质证，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沾化顺诚公司要求对该证据庭后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但黄骅顺诚公司、王金刚、沾化顺诚公司至今没有提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证明沾化顺诚公司为本案的债务主体，于长友、刘生德以该证据证明沾化顺诚公司应该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于长友、刘生德与王金刚、黄骅顺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因此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确定为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涉案入股协议中载明甲方为黄骅顺诚公司、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王金刚，乙方为于长友、刘生德，双方签字代表分别是王金刚和于长友，黄骅顺诚公司是王金刚自然人独资企业，一审认定王金刚能够代表黄骅顺诚公司签订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双方《入股协议》约定，王金刚对于长友、刘生德的债务以入股形式转入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于长友、刘生德不参与经营到期获取收回投资和利润，协议性质属于借贷，鉴于黄骅顺诚公司沾化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且已被注销，一审判决黄骅顺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出借人请求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于长友提交的《土地股权转让协议》《合资经营企业协议》《民事调解书》及以及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本案中王金刚对于长友、刘生德的债务，用于了黄骅顺诚公司经营，并且其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资产独立于其个人资产，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对本案债务与黄骅顺诚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沾化顺诚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于长友、刘生德要求该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生德、于长友、王金刚、黄骅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上诉人于长友、刘生德共同负担38800元，由上诉人黄骅市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金刚共同负担3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景晨光 审 判 员 邵佳宁 审 判 员 张 雷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宋蕾蕾 书 记 员 韩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