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34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福，男，199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寻某漾，住广东省罗定市,系周福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伟钊，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莫丽容，女，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淑贞，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玮，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周福因与被申请人周伟钊、莫丽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终7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周福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莫丽容签订《财产分配协议》时明显放弃原有权利错误。首先，《财产分配协议》清楚记载“甲方（周伟钊）、乙方（莫丽容）双方的财产已划分清楚，乙方就此立下承诺书一份，为避免日后就财产分割产生矛盾，各方订下如下协议”。据此，莫丽容与周伟钊离婚时之所以能分得绝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原因在于其已立下承诺书一份。其次，《财产分配协议书》多条均能体现出莫丽容、周某明、周某培、周福四人均等取得争议财产的意思表示，周伟钊和莫丽容要平等对待三个儿子的意思表示已非常清楚。寻某漾在法院离婚诉讼中提到，周伟钊再次要求复婚，目的在于迁移周福的户口，并非真正复婚。周福一直由寻某漾单独抚养，寻某漾一直未与周伟钊共同生活。周伟钊与莫丽容故意设局复婚，恶意造成周福无权取得财产的约定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未成就。周福提交的证据表明，周伟钊与莫丽容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寻某漾与周伟钊并未真正复婚，一、二审法院认定周福无权取得四分之一财产，有失公平。再次，《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十二条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在签订本协议之前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无效。二审以无效的《离婚协议书》为依据，不顾莫丽容当时立下的承诺，认定莫丽容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书》时明确放弃原有权利错误。而且，周伟钊没有参加本案一、二审程序，二审判决明显违背周伟钊的意志，剥夺周福应有的财产份额。（二）《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八条无效。首先，《离婚协议书》是《财产分配协议书》的附件，莫丽容并未依据《离婚协议书》取得所谓财产权利。因此，周福依据《财产分配协议书》取得财产份额，并非基于莫丽容放弃其原有权利。其次，婚姻自由包括复婚的自由，该条约定实质是给周伟钊与寻某漾复婚设置惩罚条件，且惩罚由无辜的周福来承担。再次，莫丽容庭审陈述及答辩中也认为第八条无效，但二审代其解释成第八条最后两句话无效，有失公允。（三）认定《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未损害周福合法权益错误。无论从义务或道义来说，依约取得争议财产份额属于周福的合法权益。（四）莫丽容私自处理争议财产，应承担违约责任。（五）二审适用合同法不当。本案主体存在特定身份关系，依法应适用民法总则、婚姻法的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此外，周福在申请再审过程中还补充如下意见：（一）一、二审法院对《财产分配协议书》的签署背景及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认定有误。根据莫丽容出具的《承诺声明书》，周伟钊、莫丽容离婚时将绝大部分财产归入莫丽容名下，主要是为了两个儿子成年后可以从莫丽容处分得上述财产。《财产分配协议书》将周福加入分配行列，也是让三个儿子平等分享家庭财产，并非莫丽容放弃本属于自己的权益，重新拿出来分一部分给周福。（二）一、二审法院错误认定《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八条不构成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限制。（三）即使《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八条关于周伟钊和寻某漾不得复婚的前提条件有效，由于周伟钊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也应视为条件不成就。为证明周伟钊、寻某漾结婚、离婚和复婚的真实原因，周福提交相片、通话录音等新证据。（四）一、二审未将寻某漾、周某明、周某培三人列为本案当事人，遗漏本案当事人，属于严重程序错误。据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明显不公，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莫丽容提交意见称，（一）周福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述证据产生于二审判决前，完全可以在二审庭审结束前提供，但周福并未提供，因此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次，证据内容并不能证明《财产分配协议》真伪或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事实。（二）莫丽容与周伟钊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已经在民政局存档，不存在所谓承诺书或者附条件生效。离婚时夫妻双方自愿处分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是基于双方合意的行为。若周福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配附有条件，其应当就其主张存在的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莫丽容从未签署《财产分配协议书》。在过往的多场诉讼当中，莫丽容均否认签署过该《财产分配协议书》，且第八条经鉴定确实存在伪造的内容。即便《财产分配协议书》有莫丽容签名捺印，但鉴定结论也只是倾向认定为莫丽容签名，周福所依据证据本身就存在瑕疵。（四）《财产分配协议书》未剥夺寻某漾的婚姻自由，也未侵害周福的权益。协议书约定周福取得涉案财产的前提条件未能成立，因此其关于分割取得涉案财产的主张应不予支持。从《财产分配协议书》的文义理解，周福可取得财产本来就不属于周福所有的财产，对周福而言，属于纯获利益，亦未为周福设定义务，更未损害周福的合法权益。因此，周福以协议的内容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协议第八条内容无效，缺乏理据。周伟钊与寻某漾的复婚是其双方的自由选择，与莫丽容无关，莫丽容没有任何权利、手段或方式去恶意造成周伟钊和莫丽容复婚的结果。（五）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虽各方存在身份联系，但并不是以处理身份关系为目的，仅是涉及身份联系的各方处理财产的协议，因此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据此，周福并无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周福的再审申请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周福系依据涉案《财产分配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分割并取得财产。经查，涉案《财产分配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对周伟钊、莫丽容离婚时分割的财产作进一步分配，约定《离婚协议书》中归莫丽容所有的房产权益、工厂财产和经营权、权益收益分配等均由莫丽容、周某明、周某培、周福各占四分之一。首先，对周福而言，《财产分配协议书》对《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归莫丽容所有的财产重新进行分割，约定由莫丽容、周某明、周某培、周福各占四分之一，莫丽容与周福之间形成赠与合同关系。根据周伟钊、莫丽容《离婚协议书》的约定，除一套房产、两辆车辆以及周伟钊名下存款等归周伟钊所有外，其余绝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归莫丽容所有。尔后，莫丽容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书》时放弃其享有的部分财产权益，转由莫丽容、周某明、周某培、周福各占四分之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其次，虽然周福依据《财产分配协议书》享有受赠人的权利，但周福在本案中无权请求莫丽容、周伟钊交付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在一、二审诉讼中，莫丽容一直否认《财产分配协议书》的效力，应视为其已行使任意撤销权。同时，已生效的（2010）南民一初字第3571号民事判决已明确判令周福的抚养费由寻某漾自行负担，则尽管周福系周伟钊在与莫丽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寻某漾所生，《财产分配协议书》签订时周福尚未成年，涉案赠与亦不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因此，无论《财产分配协议书》第八条相关内容是否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周福在本案中直接主张分割涉案财产及权益，均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周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福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振宏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陈 渊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岳理珍郭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