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05行终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光智，男，汉族，1946年11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赫章县自然资源局。地址：赫章县城关镇龙泉路。法定代表人郭春元，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朝聪。委托代理人张莉苇。原审第三人郭世军，男，汉族，1968年10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上诉人郭光智因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系叔侄关系，2018年8月16日，原告向赫章县城关镇派出所报案称其房屋遭到破坏。派出所在调查过程中于2018年8月17日将第三人郭世军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询问，第三人向派出所陈述涉案房屋土地系其母亲所有，并向派出所提交了赫章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4日向第三人母亲苏芝琴登记颁发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020年1月3日，原告以被告赫章县自然资源局于2009年7月4日颁发给苏芝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未进行调查核实，违反相关土地登记规定误将原告的土地登记给苏芝琴，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09年7月4日颁发给第三人母亲苏芝琴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属于原告享有部分的农村宅基地登记，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本案争议焦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2018年8月16日因第三人对其修建的房屋进行毁坏而向赫章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后，派出所于次日将第三人传唤，第三人向派出所陈述涉案地基由其母所有，并提供了被告于2010年3月24日向第三人母亲苏芝琴登记颁发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原告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地基被登记在第三人母亲名下。因此，原告应是2018年8月16日或2018年8月17日就知道了被告向第三人母亲苏芝琴登记颁发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其次，被告从赫章县城关镇派出所调取的资料有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两证是第三人向派出所提供，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已将第三人提交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拿给原告看过，原告在其诉状中也称其报案后，在派出所民警对第三人询问的过程中第三人向派出所提交了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后，原告才知晓办证一事。综上，足以说明原告应当在2018年8月16-17日就知道了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颁证一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原告于2018年6月16-17日就知道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颁证一事，于2020年1月3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郭光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于收取。宣判后，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将上诉人在诉讼状中陈述的知道宅基地已被登记给第三人母亲的时间点，认定应为计算上诉人起诉期限的起点，曲解了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其中的“具体”就是要求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能够确定或确切，如果请求不确定或确切，不但被告无法应诉，法院也无法审查对象和内容，诉讼将难以展开。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当初也仅是被公安机关口头告知，涉诉宅基地已于2010年3月24日被登记于第三人母亲苏芝琴名下的事实，而该事实也是上诉人见公安机关迟迟未处理的情况下，向承办警察催问时才被口头告知。但当上诉人要求复印第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却被公安机关拒绝。另，公安机关除口头告知以上内容外，也未将该证向上诉人进行过任何出示。为此，上诉人才不断向村、镇及县级有关部门反映，后在均无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才于2019年11月12日委托律师从公安机关调出第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此时，也才知晓第三人所持被登记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全部内容。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当初虽以口头形式告知了上诉人涉诉宅基地已被登记给第三人母亲的事实，但并未告知具体的证书文号和颁证时间，更未向上诉人提供该证的复印件。因此，当初上诉人知晓的内容并不具体，知晓的程度也不能达到可以启动诉讼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标准。原审法院只注重上诉人所称的“此时才知道”，而不考查上诉人此时才知道的内容及程度，简单地以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完全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真意，明显错误。2、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庭后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认为派出所的民警已将获取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提交给上诉人进行过阅示，该认定无证据证明。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可否认，被上诉人从公安机关卷宗内调取的材料中，确有由他们收集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诉人也是在委托律师调取该证后才提起了本案诉讼。但是，在公安机关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中，均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证明公安机关在处理上诉人与第三人故意损坏其财物一案中，已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交给上诉人进行过阅示。因此，原审法院所称的公安机关的“应当”完全是主观臆断，无任何证据证明。所作裁定不但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违法地免除了被上诉人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3款：“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法定义务，存在明显的对被上诉人一方的偏袒，无法令上诉人接受。3、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从上诉人获得被上诉人颁发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之日（即2019年11月12日）起计算。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原告提起诉讼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之规定，上诉人只有在获得被上诉人登记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才能将被上诉人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特定化、具体化，进行提出自己具体的诉讼请求。毫无疑问，人民法院不会仅凭上诉人的一纸诉状就受理上诉人提起的不动产登记诉讼，也不会因对上诉人提出的一个既无证号也无登记作出时间的明显不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上诉人只有获得了第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才使得自己具备了起诉的条件。因此，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上诉人实际获得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即2019年11月12日）起开始起算，原审法院认定的起算点错误。请求撤销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的（2020）黔0502行初5号行政裁定，指令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上诉费由赫章县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郭世军承担。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认可2018年8月16日知道集体土地使用证，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以及我们调取的笔录中均能体现原告知道集体土地使用证的时间，因此原告的起诉是超过起诉期限的。其余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诉人于2020年1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行政诉讼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中载明：上诉人2018年8月16日发现本人原搭好的房屋被毁坏，遂报警请求处理；次日第三人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陈述，供认了砸坏上诉人房屋的事实，便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由被上诉人于2010年3月24日向第三人的母亲苏芝琴颁发的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诉人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地基被登记在第三人的母亲名下的事实。原告自认2018年8月17日就知道了被告向第三人的母亲苏芝琴颁发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事实；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勘验笔录》等佐证了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就知道了被告向第三人的母亲苏芝琴颁发（赫集用2010第23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事实。上诉人2020年1月3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多周审判员  吴 岚审判员  张 腾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雾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