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12民初984号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方正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丹徒新城陆村谢巷村**。法定代表人：周白根，该公司总经理。被告：镇江恒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三山陆村/div>法定代表人：季嵘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镇江海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莱村村彭桥**/div>法定代表人：康治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新，该公司会计。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方正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公司）与被告镇江恒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欣公司）、镇江海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白根、被告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康治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瑞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恒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448000元（劳务派遣协议两年到期的费用48000元，10名职工招录、培训、再派遣等费用4000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恒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双方一直履行。2018年，被告恒欣公司拒绝向原告提供派遣在其公司的职工工资支付清单，迫使原告的劳务派遣许可证被注销。2018年8月30日，在原告不知情、原告与员工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情况下，二被告擅自将原告派遣至被告恒欣公司的10名职工退工、停保，被告海通公司擅自将该10名职工录用。二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与10名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致使原告与被告恒欣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告亦无法与其他单位开展劳务派遣业务，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处理。被告恒欣公司向本院提交答辩状一份，辩称：1、原告不履行劳务派遣协议，其系协议的违约方。2017年下半年，镇江市丹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全区的劳务派遣单位进行“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核验”，原告已经知道自己不符合核验条件将被注销，于2017年12月20日通知我公司“……无法继续合作”，要求解除劳务派遣协议。因我公司不同意解除，故原告自2018年1月起不再履行协议，原告在被注销许可后向我公司送达了镇江市丹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说明》，以证明其不履行劳务派遣协议是有理由和依据的。2、2019年9月，在原告诉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行政上诉案件中，承办法官认为原告的部分经济诉求涉及与我公司的争议，商请我公司及时与其协调。经协商，原、被告双方确认劳务派遣协议解除，我公司给付原告54000元（2018年1-9月劳务费18000元，补偿卓成红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10000元及保险基金外医疗费19000元，补偿原告其他费用7000元），并于2019年9月26日向原告支付56000元（含补偿原告开具发票税金2000元）。原告在与承办法官的谈话笔录中确认：其与我公司已没有经济上的纠纷，所有民事上的责任全部解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通公司辩称：1、我公司系经过注册登记的合法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国内劳务派遣服务项目，享有对外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的民事权利。我公司与被告恒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属于正常市场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所谓的“劳务派遣合同纠纷”。2、我公司于2019年9月1日与10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基于该10名职工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原告诉称“擅自将原告派遣在被告恒欣公司的10名职工录用”的情况。原告与10名职工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与我公司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告的损失与我公司无关，原告滥用诉权，给我公司带来名誉损失，应赔偿我公司损失并赔礼道歉，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恒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根据被告的生产需要，组织劳务人员派遣至被告处，期限为2011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劳务费为2000元每月（含人事档案代理、代缴社会保险、代付劳务工工资服务费）。协议签订后，原告派遣10名职工至被告恒欣公司处。2017年12月21日，原告向被告恒欣公司发送通知一份“……国家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致使劳务派遣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我司通知贵司在2018年春节前协商终止劳务派遣协议”。2017年12月25日，被告恒欣公司函告原告，不同意终止劳务派遣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向被告恒欣公司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关于注销资质的说明。2018年8月8日，原告派遣至被告恒欣公司的10名职工在出具给恒欣公司的说明中签字或盖章，说明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愿与恒欣公司或其联系的新的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仍在恒欣公司原岗位连续、不间断提供劳务。2018年8月15日，被告恒欣公司向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说明一份，同意原告提出的解除劳务派遣关系，相关事宜由海通公司办理。2018年8月17日，二被告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约定被告海通公司根据恒欣公司要求派遣人员至恒欣公司工作。2018年8月24日，被告海通公司向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提交情况说明，要求办理10名职工的退工停保手续。2018年8月30日，该中心为10名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停保手续。2018年9月1日，被告海通公司与10名职工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26日，原告向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为其10名职工办理停保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5月22日，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行政裁定书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协调，原告与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达成和解，申请撤回案件的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上述案件的上诉。2019年9月24日，行政案件二审承办法官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白根制作谈话笔录一份，承办法官询问“和解内容是什么”，周白根回答“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恒欣公司自愿适当赔偿上诉人的民事经济损失”，承办法官询问“你们达成和解协议后，与案外人恒欣公司有无其他纠纷”，周白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经济上的纠纷，但以后会不会发生新的纠纷我也不清楚”，承办法官询问“如果补偿款全部到位后，你与被上诉人的行政争议就全部化解，你与案外人恒欣公司到目前为止所有民事的责任全部解决”，周白根回答“是的”。2019年9月26日，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收到赔偿款后，不再追究案外人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民事责任，且承诺与案外人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自行终止，终止后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纠纷”。同日，被告恒欣公司向周白根转账56000元。2019年11月18日，原告将被告恒欣公司诉至本院，要求给付劳务费、代开发票税费、逾期利息合计22119.98元。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19）苏1112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与被告恒欣公司之间仅存在劳务派遣关系，没有其他民事关系。以上事实，有《劳务派遣协议》、通知书、说明书、停保材料、行政裁定书、谈话笔录、承诺书、银行回单等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恒欣公司曾作为案外人，参与原告与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案件的处理，三方达成和解由被告恒欣公司向原告支付56000元的款项。原告在与承办法官的谈话笔录中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经济上的纠纷，但以后会不会发生新的纠纷我也不清楚”、对承办法官询问“……你与案外人恒欣公司到目前为止所有民事的责任全部解决”回答“是的”，后又提交书面的承诺书承诺“……与案外人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自行终止，终止后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纠纷”，虽然原告辩称“回答”和“承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是指“不追究恒欣公司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的民事责任”，但其“回答”和“承诺”的内容显然是包括与恒欣公司之间因为劳务派遣关系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且原告与恒欣公司之间除了劳务派遣关系并无其他民事关系，本案仍系劳务派遣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并非原告回答中“新的纠纷”，现原告再次向被告恒欣公司主张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与被告恒欣公司之间因劳务派遣关系产生的纠纷，因在原告与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案件中三方达成和解而一并处理结束，原告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的规定，原告在谈话笔录中的陈述及承诺书不能证明双方民事上所有责任全部解决，本院认为原告在谈话笔录及承诺书中的陈述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三方当事人也已达成和解，原告在谈话笔录及承诺书中的陈述系三方和解内容的反应，故该内容当然对原告具有约束力，本院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方正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10元，由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方正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 宁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晟瑶书 记 员  韩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