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成勇，男，196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团风县人，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宏翔，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素芬，湖北若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标，男，1973年1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普宁市人，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子坚，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沛洋，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静，女，1977年6月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淮南市人，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子坚，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沛洋，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成勇因与被上诉人郭建标、杨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2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成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宏翔、马素芬，被上诉人郭建标、杨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沛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成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2111判决书；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两审诉讼及保全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的审理查明部分，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证明本案所涉款项是履行以上合同所支付的款项，不是借款。在本院认为部分，又表示《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等有关纠纷，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且本案也没有管辖权。对于上诉人分52次向被上诉人及亲属转账，以没有借款合同或借条，且2017年的部分转账记录中出现有“还款”的备注，以本案所涉借款，有悖于生活逻辑和民间交易习惯为由，对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不予认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未对《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所涉52次转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审查，且认为不属于本案管辖范围，却又将以上两份文件放在审理查明部分，表明一审法院支持了被上诉人所举出的以上证据，且认定了该证据足以对抗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关系的事实，表明一审法院认证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只字不提以上两份文件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抗辩的主要证据，也是最终认定本案是否属于借贷法律关系应查明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又以《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等有关纠纷，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没有管辖权为由，故意回避对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首先，对于《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问题，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均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且在以上两份文件上签字的吴国成也出庭作证，证明该两份文件上诉人的签名是吴国成代签，且未得到上诉人的事先同意和事后追认。被上诉人郭建标签订该协议损害上诉人的承包权和广东心宝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宝药业）利益。上诉人与心宝药业2012年1月1日签订的《供销合作细则协议》，于2016年终止，2017年元月12日由心宝药业同吴国成、上诉人重新签署《供销合同》。2018年1月17日心宝药业郭永周之子郭思伟代表公司与上诉人、吴国成共同签署《供销合同》，同日还签署一份《供销合同补充协议》，表明上诉人与心宝药业之间，一直存在合法有效的承包经营关系。郭建标并未履行与上诉人兄弟吴国成签订的转让协议。郭建标在与吴国成签订转让协议前，早就以各种理由要求上诉人向其转款。且这一转款行为从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7年，期间转款多达52笔，金额共计1464万元，更加印证转让协议完全是郭建标借钱不还的借口。因此，《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既不真实，也不合法，更未实际履行，属于无效协议。两份协议不能对抗本案的借款关系。实际是郭建标为了达到借钱不还的目的，一手炮制的假合同。一审人民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查明即草率作出本案不是借贷关系的结论，无法让人信服。其次，一审人民法院以本案所涉借款，有悖于生活逻辑和民间交易习惯为由，对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不予认定。这种主观推定无视本案郭建标与上诉人存在上下级关系，上诉人获得承包经营利益受制于郭建标的实际情况这一基本事实。而上诉人数年多笔借款得以成立及未打借条，基于这一事实，也完全合乎生活逻辑。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郭建标，是基于以下事实：1、上诉人借款给郭建标，是基于对郭建标的信赖。其信赖的基础是郭建标为上诉人的上级，郭建标有偿还借款的经济实力。2、上诉人未要求郭建标出具借条，一是基于双方的同事关系，二是上诉人认为出借款项全部通过银行转账，有据可查，上诉人相信郭建标不会赖账。3、郭建标能够向上诉人借款多达52笔，是因为上诉人每次领取公司的承包费，均需要通过郭建标审批。郭建标对上诉人的经济情况、账上是否有钱完全了如指掌。4、上诉人一直向郭建标出借款，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顶头上司，如果上诉人不按郭建标要求出借款项，郭建标可以利用其审批职权，卡住上诉人，使其无法得到正当的承包收益。第三，民间借贷不打借条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熟人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不打借条更是民间交易习惯。这也是近些年来民间借贷案件骤然增多的原因之一，民间对于亲情友情都是非常看重的，在熟人朋友及上下级之间借钱时，因为彼此的信任，加上面子问题，不打借条就借钱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不打借条就借钱，也是民间的一种交易习惯。一审人民法院以不打借条就借钱给郭建标不符合民间交易习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四，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52次转款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故意回避，也属于认定基于事实不清。本案只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的转款，没有郭建标向上诉人转过一分钱的证据，郭建标辩解是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获得该转款，又与该协议只针对2009年5月1日后的转款相矛盾。上诉人从2009年4月即向郭建标转款，郭建标无法对2009年4月至2014年5月1日之间上诉人的转款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一审人民法院否认双方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却对该52次的转款属于何种法律关系避而不说，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货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此条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无借据或欠条，借货关系就不成立。上诉人认为，如有借据、欠条，当然应当提供给法院，作为民间借贷的依据，但没有借据，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样可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因此，根据本法条判决上诉人败诉，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货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依据该条，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而被上诉人抗辩所提供的《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因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存在问题，无法对上诉人的银行流水进行一一对应的有效抗辩。而上诉人通过其他与心宝药业签订的《供销合作细则协议》、《供销合同》、《供销合同补充协议》、名片等书证，以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其主管销售的职务等事实，足以认定郭建标向上诉人借款，客观存在，不存在违反生活逻辑及交易习惯的问题。即上诉人的举证，根据该司法解释十七条的规定，已经承担了应有的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的抗辩证据无效，且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也无法解释在2009年4月至2014年5月1日期间，上诉人向其转款，被上诉人支付过对价。因此，依据本条规定，人民法院理应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郭建标、杨静共同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双方往来款实际上是心宝药业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提成和营销费用，并非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从一审调查的银行流水，上诉人所谓的借款全部来自于心宝药业委托第三方支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随即转账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心宝药业的业务提成后，根据程智奇的合作关系，将属于程智奇的大部分转给了程智奇。从流水来看，并非被上诉人需要向上诉人借款，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上诉人仍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到目前为止，上诉人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所谓的借款也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第一，长期巨额的借款不可能不签订书面协议。第二，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不可能没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记录，与民间借贷的常理不符。第三，上诉人由始至终到本案提起之前，从未要求过被上诉人还款，这也与普通的民间借贷不符。就双方达成的转承包合同，已经签订了终止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已经两清，基于转承包的关系，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向心宝药业承担了一千多万元的债务。吴成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建标、杨静向吴成勇清偿借款14640000元；2、郭建标、杨静以146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7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借款利息至实际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成勇提交了其自2009年4月25日起至2017年11月6日止向郭建标、杨静以及案外人杨爱萍转账52次的银行转账记录（以上转账记录中，除2017年1月16日和17日、5月17日、7月5日的转账记录备注了“还款”外，其余备注一栏均为空白），证明郭建标、杨静向其借款13740000元。吴成勇与郭建标、杨静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吴成勇不持有郭建标、杨静向其出具的借条，吴成勇也没有提交能够证明其对郭建标、杨静享有以上13740000元债权的其他凭证。郭建标和杨静是夫妻关系。在以上转账发生期间，郭建标身份为心宝药业常务副总、营销中心总经理，吴成勇身份为该公司营销副总。郭建标提交了其与吴成勇及吴成勇胞兄吴国成2014年1月1日签订的《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约定吴成勇、吴国成将其承包经销广东心宝制药有限公司药品中的部分药品销售业务转让给郭建标全权负责市场销售）、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等，证明以上转账是履行双方合同所支付的款项，不是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吴成勇诉称郭建标、杨静向其借款，不存在有借款合同、借条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吴成勇与郭建标、杨静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任何凭证。虽然吴成勇在2009年4月25日至2017年11月6日期间向郭建标、杨静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的事实成立，但是，持续数年数十次的向借款人支付了总计可称之为巨额的借款而不存在有借款合同或者借条，而且在2017年的部分转账记录中居然还出现了“还款”的备注，如此借贷，实在有悖于正常的生活逻辑和民间交易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据此，吴成勇与郭建标、杨静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吴成勇要求郭建标、杨静清偿借款并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涉及的与《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等有关的纠纷，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并且一审法院也没有管辖权。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成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96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4640元，由吴成勇负担。二审中，吴成勇提交了三份新的证据，1、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公司《工作证明函》。拟证明吴成勇一直代表心宝药业与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公司开展业务合作，郭建标从未与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公司做过心宝丸的销售业务。2、录音。拟证明郭建标强迫要求吴成勇在终止协议上签字，并对吴成勇进行殴打，强行让吴成勇捺了手印。3、银行流水。拟证明郭建标、杨静从2011年至2017年期间，分别从吴国成、熊九花、吴华祥、吴先亚四人账户转入款项12950000元。经质证，郭建标、杨静认为，1、《工作证明函》是吴成勇与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公司串谋而形成的证据，该证明作用上仅仅是证人证言的作用。2、对录音证据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也有异议，录音中明显吴成勇引导郭永周进行回答，郭永周也是客套的进行回应，签订协议的时候是多人在场，包括吴成勇两兄弟，郭建标是无法胁迫吴成勇签订终止协议的。3、对银行流水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但是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郭建标收到吴成勇家族的转款后大部分转给程智奇。吴成勇家族成员实际将经营权转给郭建标，所以会向郭建标支付业务提成和营销费用。本院认为，九州通医药集团湖北公司《工作证明函》属于单位证明，该证明上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录音证据的内容不能证明吴成勇主张的郭建标胁迫其签订终止协议的事实。吴国成、熊九花、吴华祥、吴先亚等人付款的银行流水郭建标、杨静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吴国成、熊九花、吴华祥、吴先亚等人于2012年至2017年期间向郭建标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另，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吴成勇与郭建标、杨静之间是否构成借款合同关系，案涉争议款项是否为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借款合同关系的构成首先应当看当事人双方有无借贷的合意，即关于借贷的真实的、共同的意思表示。而双方当事人借贷的意思表示通常是以借款合同或者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以口头形式进行约定，也应有相关证据能够予以证明。本案中，吴成勇在2009年4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向郭建标、杨静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的事实成立，但吴成勇主张该款项是借款的证据不足，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首先，吴成勇尽管有向郭建标、杨静转款的事实，但其不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条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凭证，无法证明收付款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其次，吴成勇在八年间分52次向郭建标、杨静支付总计一千余万元的款项而未要求郭建标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出具借条，郭建标、杨静也从未偿还过任何款项或支付过利息，确实有悖于生活常理和民间交易习惯。其三，即使依吴成勇在诉讼中的自述，郭建标能够向吴成勇借款多达52笔，是因为吴成勇每次领取公司的承包费，均需要通过郭建标审批，如果吴成勇不按郭建标要求出借款项，郭建标可以利用其审批职权，卡住吴成勇，使其无法得到正当的承包收益。郭建标在提出借款时并没有明确作出如何偿还、何时偿还的意思表示，吴成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也从未请求过郭建标还款，因此，很难说双方在款项发生时具有真实的借贷合意。并且，除吴成勇向郭建标支付的款项外，吴成勇二审中又提交证据证明其亲属吴国成、熊九花、吴华祥、吴先亚等人于2012年至2017年期间也因同样原因陆续向郭建标支付了一千余万元，郭建标亦未予偿还，由此可见郭建标并非仅对吴成勇个人未还款，而是收取多人的巨额款项均从未偿还，其行为不符合长期、连续发生的民间借贷通常有借款也有部分还款的特征。综上，本院对吴成勇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依法不予认定。此外，郭建标、杨静辩称案涉款项是吴成勇支付的合作销售分成款和转承包的销售提成款，但其提交的《转让供销合作细则协议》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郭建标、杨静的答辩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吴成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640元，由上诉人吴成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兵审判员  潘捷审判员  张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