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83民初179号原告：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下称正邦养殖公司），住所地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骆家冲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8FWK83W。法定代表人：林智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晓霞，湖北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肖书义，男，196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委托代理人：樊哲愚，湖北楚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正邦养殖公司与被告肖书义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受理后，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了（2018）鄂058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肖书义不服上述判决而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鄂05民终24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肖书义不服上述（2018）鄂05民终2458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裁定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裁定撤销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鄂05民终2458号民事判决和本院的（2018）鄂058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正邦养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晓霞、被告肖书义及其委托代理人樊哲愚到庭参加诉讼。因疫情影响，本案已扣除80天的审限。本案经合议庭讨论，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正邦养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肉猪损失人民币462842.2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饲料损失价值人民币14000元整；3、请求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并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191159.4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2月17日，原告正邦养殖公司与被告肖书义签订了《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15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委托养猪承诺书》、《正邦集团合作养户不使用违禁药物的保证书》,委托方为正邦养殖公司，养殖方为肖书义。双方约定了相应的权利义务，正邦养殖公司负责记账免费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肖书义作为养殖方提供猪舍和劳动力，同时约定养殖方对委托方提供的各种物料和猪只享有管理权，但不拥有所有权，相应所有权归正邦养殖公司所有。当肉猪上市重量达公司合同标准时，正邦养殖公司将开始安排回收销售，养殖方必须配合委托方，如借故阻挠、拖延委托方销售，出现一次罚款5000元且由此给委托方造成的损失由养殖方负责赔偿，如有猪只死亡造成的损失由养殖方负责。合同签订后原告正邦养殖公司向被告交付了897头猪苗以及相应的猪饲料。截止到2017年8月份，养殖期间死去肉猪142头，被告向正邦养殖公司交付肉猪357头。2017年8月2日至8月9日期间，在未经正邦养殖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被告私自出卖剩余的398头肉猪。原告在整个养殖过程中共投入成本如下：897头猪苗632005元，饲料782990元，药品疫苗21037.85元，共计1436032.85(632005+782990+21037.85)元。核算到每头猪的成本为1600.9元(1436032.85÷897)。被告私卖的398头肉猪成本共计637158.2(1600.9×398),扣除被告在2017年8月11日归还原告的30000元，在2017年9月28日又退还原告人民币126316元、以及被告在原告处所交的保证金4500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肉猪损失462842.2(637158.2-30000-126316-45000)。同时，在未经正邦养殖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被告私自出卖正邦养殖公司提供的价值14000元的饲料，获利7200元，故被告应当赔偿饲料损失14000元。原告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提供猪苗饲料等义务，被告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合格肉猪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猪只损失462842.2元及退赔饲料款14000元。同时，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第84条约定了养殖方的违约责任：如乙方私自变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变卖甲方提供的物资，乙方必须进行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10000元,变卖饲料每40公斤，赔偿500元。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偏高，违约金按照原告投入每头猪成本的30%计算，每头猪的违约金为4803(1600.9×30%)元，398头肉猪的违约金共计为191159.4(480.3×398)元，故被告还应当支付191159.4元的违约金至原告。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私卖公司财产占为己有，并拒不返还，其行为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肖书义辩称，一、原告依仗强势地位不全面履行合同，且严重违约。第一、原告调购猪仔的价格是408元/头，总金额是340076元，但给被告时记账价格是745元/头、总金额是632005元，价差291929元；第二、合同约定药物由原告提供，但实际饲养过程中，大部分药物都是原告开出清单由被告自行购买，被告此项支出达21000元，原告拒绝记账确认；第三、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和7月19日回收肉猪357头，却迟迟不予结算，也不说明理由。第四、被告于2017年2月25日受托领养猪苗897头，按照约定的肉猪回收日，原告应于2017年7月5日回收肉猪，但在被告7月3日要求原告回收肉猪的前提下，原告仅于7月5日回收肉猪181头（平均227.18斤/头，总重量20560kg），余176头肉猪（平均218.3斤/头，总重量19220kg）直到7月19日才回收，且因期间原告更换饲料，导致肉猪拉稀，肉猪状态明显下降，每头肉猪减重近10斤，不仅如此，原告迟延回收肉猪的行为还导致被告不能按期腾空猪舍进行下一轮养殖，增加了被告的养殖成本，导致被告直接间接损失达20万元以上。二、情况紧急时被告肖书义销售处置肉猪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的目的是利用双方优势，及时销售养殖的肉猪，实现双赢。2017年8月1日早晨，被告发现有两头近200斤的肉猪因天气炎热死亡，遂电话联系原告当地的负责人段某请他尽快回收肉猪，段某答复“没人来，没车来，你自己处理。”当时存栏肉猪的状况很差，且第二日又有一头肉猪死亡，被告没有办法，只好根据段某的意见把360头正品猪调出去，剩下36头级外品猪被告自行处理了。被告调出的360头正品猪和处理的36头级外品猪，原告本来已认可，并在2017年8月11日被告的结算单中写清楚。综上，被告紧急处理肉猪不仅告知了原告，也得到了原告的认可，且系为了避免双方重大损失、实现合同目的的行为，不存在原告私自处理的事实。三、2017年8月11日段某等人在武汉火车站逼迫被告及妻子写下“说明”，并由段某在“说明”中加上“私自”二字，还逼迫被告付款30000元。原告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严重违法，应予追究责任。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14000元饲料已经计入原告的结算单，再次要求被告赔偿属于重复计算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另外，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不回收级外品肉猪，由被告进行无害化处理，所以，被告销售的396头肉猪中有36头级外品肉猪不应纳入结算范围。综上，被告忠实地履行了养殖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原告存在重大违约行为，应当赔偿被告的相应损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17日，原被告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委托方为原告，负责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控。养殖方为被告，负责提供养猪的相关设施和劳动力。原告以记账方式提供物料，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物料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未经原告同意，被告对所有物料不得自行处理。合同还约定：原告根据被告的栏舍面积、场地及配套设施等情况，向被告提供猪苗900头。为了保证被告能够尽职尽责履行委托代养职责，被告向原告缴纳信誉保证金。产品回收标准及价格按合同附件《委托养殖结算方案》执行。合同违约责任（第八条第四款）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的肉猪、物料均属于原告财产，被告不能擅自处理。如被告私自变卖原告委托养殖的肉猪、变卖原告提供的物资，被告必须进行赔偿。每私自变卖一头，赔偿10000元；变卖饲料每40公斤，赔偿500元；私卖药物的，按其实际价值双倍赔偿，原告有权直接从被告保证金中扣除。同日，原被告签订《15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约定：猪苗的基础价为745元/头，基础均重为30斤，超过30斤部分按7元/斤核加，不足30斤部分相应按7元/斤核减。并约定了饲料领用价、饲料使用标准、饲料消耗控制标准、兽药价等。第六条肉猪回收价约定：1、正品：猪只全程180日龄达平均重110kg以上，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平均销售均重230斤（含）以下部分，按8.5元/斤回收；超过230斤以上部分，按照7.5元/斤回收。2、次品：体重在110-170斤/头，或稍有残缺：7元/斤。3、级外品：体重在110斤/头以下，公司不负责回购，养殖户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上述合同签订后，2017年2月17日，被告向原告交纳信誉保证金45000元。2017年2月25日、26日，原告向被告提供897头猪苗。被告在饲养过程中，原告共向被告提供了632005元的猪苗、782990元饲料、21037.85元兽药疫苗，合计1436032.85元。2017年7月，被告向原告交付357头肉猪，总净重39770KG，均重111.4KG。被告在饲养期间死亡144头猪。被告陈述：2017年8月1日早晨，因天气太热，肉猪死亡2头，被告电话联系原告当地负责人段某，要求其迅速回收肉猪，但段以无人无车为由要求被告自己处理。被告遂于2017年8月3日凌晨变卖了360头正品猪得款506600元，处理了36头级外品猪得款14400元，计521000元。庭审中原告否认其曾经同意被告自行变卖肉猪的事实。2017年8月被告收取原告价值14000元饲料100包后，自行出售得款7200元，此100包饲料已在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饲料款782990元中记账为14000元成本。2017年8月11日，被告向原告交款30000元。2017年9月28日，被告向原告汇款126316元。上述事实，有《肉猪委托养殖合同》、《15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养户领苗通知单、内调猪只结算单、兽药领用总表及物料出库单、饲料领用单、账户明细查询、保证金收条、养户结算单、动物无害化病死猪收集统计表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应严格按照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及结算方案履行各自的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应按三部分进行结算：一是死亡的144头肉猪。被告提供的动物无害化病死猪收集统计表证明已死亡144头肉猪，本院予以采信。此部分原告投入了猪苗饲料药物，被告投入了相关设施和劳动力，根据原被告风险共担的约定，对此部分双方不进行结算。二是已交付的357头肉猪。被告已交付的357头肉猪应按结算方案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676090元（39770㎏×17元/㎏）；该批肉猪原告投入的成本为571531元（1436032.85元÷897头×357头）；上述已交付的357头肉猪原告应付给被告104559元（676090元－571531元）。三是未交付的396头肉猪。被告辩称此部分肉猪是经原告允许才予以变卖并有级外品36头，有2017年8月1日早晨被告发现2头肉猪死亡后给原告当地负责人段某打电话的通话记录和照片证明，原告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六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款规定，回收委托饲养的符合上市标准的肉猪，并及时支付结算款项。被告饲养肉猪日龄已达合同约定的180日，肉猪重量也已达合同约定的标准，原告应及时回收肉猪，加上天气炎热，被告在看到肉猪死亡又得不到原告立即来人来车回收肉猪的承诺时，按照原告当地负责人段某的意见自行处理肉猪的行为，可以避免肉猪大量死亡的重大损失风险，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有利，应视为紧急避险行为。审理中，原告陈述公司对委托饲养的养猪场派有管理员，但每个管理员要同时监管多个养猪场，不可能入驻单个养猪场，但不影响其不时到养猪场巡视，有紧急情况，电话联系，不存在养猪场要求公司派人处理，公司迟延几天不理睬的情况。但上述陈述不能推翻原告未能及时回收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肉猪的事实。据此，被告自行出售的360头肉猪应认定为正品猪进行结算；按照合同约定的级外品肉猪不予回收的内容，36头肉猪不应计入回收范围，因此，对原告要求认定被告自行处理肉猪396头的行为为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处理上述360头肉猪的损失，是因原告违约未及时回收达标肉猪所造成，应由原告承担。被告销售原告价值14000元饲料100包，已在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饲料款782990元记账14000元成本，原告再次诉求由被告赔偿属重复计算损失，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给被告提供仔猪的记账价格（745元/头）远高于其调猪价格（408元/头），此项造成被告损失计291929元不合理的观点，因被告已于2017年2月17日在《15KG猪苗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签字认可，视为其认同745元/头的仔猪记账价格，其原告造成被告此项损失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仅提供《销货计数单》来证明自己有购买猪药的事实，因该《销货计数单》既无出票单位的签章，又无出票人的签名，更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其辩称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应付给被告104559元，被告应支付原告360头肉猪款506600元，扣减被告已交纳的保证金45000元、已支付的30000元和126316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0072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肖书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支付肉猪销售款200725元。驳回原告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80元，由被告肖书义负担3144元、原告宜昌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负担73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兰英审 判 员  余晶晶人民陪审员  杨功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 员代  雪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