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渝0116行初36号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 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郭福兰，原告公司总经理，一般代理。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 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 出庭负责人邱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昌红，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何灼深，男，汉族，1981年6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受理该案。立案后，因何灼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郭福兰，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负责人邱伟、委托代理人杨昌红、龚鉴波，第三人何灼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江津区依法注册登记的出租汽车公司，渝AUXX**号涉案车辆属于原告所有。2019年10月23日，在原告和第三人无任何违法事实的情形下，被告违反《行政强制法》规定程序，从第三人处将原告所有的涉案车辆强制扣押。2019年12月20日，扣押期限届满，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陪同第三人取车时，发现涉案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被拆除，并被被告扣留。原告认为，涉案车辆上的标志顶灯属原告所有，被告强制拆除和扣留，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且违反《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交通部2019年第9号令规定程序，涉嫌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原告财产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在解除强制扣押原告渝AUXX**号车辆时，非法拆除并扣押涉案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行为违法。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光盘中第七段视频共涉及36.37号案，证明车牌为渝AUXX**，扣押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视频反应的是放车时间是2019年12月20日，这个视频中反映的车牌与36号案件中的车辆号牌不一致，因为在这个停车场扣押了三辆原告公司车辆，视频中显示的车牌是36.37号案件之外的另外一辆，没有在本次案件中，而这段视频显示的是2019年12月20日原告工作人员到车辆扣押地点提走渝AUXX**被扣车辆，有被告提交的解除行政强制和扣押车辆放行单印证。 2、津交执强（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及两段录音；证明被告扣押我们车辆理由之一是非客运出租汽车禁止安装标志顶灯，但是在扣押物品清单中没有将标志顶灯写进去，从决定书中证明是整体扣押，我们的录音证明在2019年12月20日取车过程中原告方工作人员发现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向其在场的工作人员核实，证实是被告拆除，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方进行了解拆除扣押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被告未实施对原告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扣押的行为。由于原告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款:“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三)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一款，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二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驾驶的车辆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后交由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停放。行政强制期限届满后，被告依法解除了行政强制措施并通知原告。原告在接车时未将标志顶灯被拆除扣押的情况告知被告，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才知道涉案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该涉案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扣押并非被告所为。其理由是：1、车辆系被告委托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管，该公司停车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被告无法完全对车辆状态进行掌控。2、被告仅负有保管义务，但这与原告所诉的行政行为无关，这只涉及民事赔偿责任；二、原告应承担被告拆除扣押标志顶灯行为的证明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21号)第一条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证明责任在于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而非对未作出的行为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未作出行政行为，此种证据的性质属于消极证据，不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同时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拆除扣押标志顶灯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未对原告案涉的车辆标志顶灯进行拆除、扣押，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 2、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强延（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延期通知书》。 3、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解强（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延期通知书》。 4、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扣车单及扣押车辆放行单。 被告以上证据证明被告系对案涉车辆依法扣押，在扣押车辆放行单中当事人签字栏是何灼深本人，而不是原告代理人郭福兰，并且在2019年12月20日接车时何灼深并未对被告提出任何异议。 第三人何灼深述称：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与原告一致。 第三人何灼深未举示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记载的扣押物品有异议，没有将涉案车辆标志顶灯记载在里面，是不完整的，第三人没有在强制措施决定书上签字；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确认；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第三人明确对该解除决定有异议，且在解除强制决定的物品清单中同样没有将涉案车辆的标志顶灯进行记载；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被告举示1-4号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扣押原告公司车辆具有合法性，同时证据1扣押车辆的理由之一是因为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足以反证被扣车辆在扣押当时是安装有标志顶灯的，但在归还车辆的时候标志顶灯被拆除，结合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是被告工作人员拆除扣押原告公司涉案车辆标志顶灯。 第三人何灼深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光盘显示车辆没有标志顶灯，不是本案涉案车辆，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出示的两份录音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1、不具备形式上的原始性，根据证据规则应该是以原件或者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视频资料，但原告提交的仅是光盘；2、该份录音系原告未告知录音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偷录的方式取得；3、该份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录音内容仅反映车辆标志顶灯被拆了，并且报了警，没有明确指出系哪辆车辆，车牌号为多少，缺乏证据证明上述两份录音证据与本案有关；4、上述录音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前提下，系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并且鉴于录音证据的上述瑕疵，建议合议庭不予采信。视频里面显示的汽车存放地点是赛格汽车，而我们存放汽车的地点是归航汽修。 第三人何灼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 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被告提交的1-4号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案涉车辆标志顶灯现状，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3日，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何灼深......理由于2019年10月23日19时30分，在江津区鼎山公园驾驶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实施的一、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种类扣押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期限30日，自2019年10月23日至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1月19日，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强延（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延期通知书》以案件情况复杂为由，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30日。2019年12月20日，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向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出《扣押车辆放行单》，对扣押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予以放行，第三人何灼深在《扣押车辆放行单》签字确认。原告系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原告在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领取案涉车辆时，案涉车辆无标志顶灯。 另查明，案涉车辆外观由原告进行了改变，现外观为:蓝色，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江津帅民租赁的顶灯(在江津二字上面一弧形装饰)。江津区出租车外观:绿色(比案涉车辆颜色稍淡)，加装有顶灯，顶灯上有taxi的标志。原告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以上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但直至涉案车辆被原告领回日，原告未取得相关部门对涉案车辆的上述审批或许可。 再查明，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的职权现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使。案涉车辆在被被告查处时，在我区鼎山公园巡游。 庭审中，原、被告均明确不知案涉车辆标志顶灯去向，被告认可在扣押案涉车辆时，案涉车辆有标志顶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的诉求为：确认被告在解除强制扣押原告渝AUXX**号车辆时，非法拆除并扣押涉案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行为违法。故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是否实施了对原告渝AUXX**号车辆的标志顶灯扣押的行政行为？首先：2019年10月23日，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0190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扣押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期限30日。并且被告在当日就实施了对案涉车辆的强制扣车行为。其次，渝AUXX**大众牌小型轿车被被告采取强制扣车是基于原告在该车辆上实施了“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应认定被告在强制扣押涉案车辆时，案涉车辆上有标志顶灯。因此，被告在实施对案涉车辆进行扣押时，案涉车辆上的顶灯属该车辆的组成部分，被告并未另行实施对原告渝AUXX**号车辆的标志顶灯扣押的行为。至于被告在对案涉车辆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结束后，原告在领回案涉车辆当日，案涉车辆上无标志顶灯，是基于何种原因造成，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沈迎春 审 判 员 王              勇 审 判 员 李       昱       娇 人民陪审员 张       志       贵 人民陪审员 周利容 人民陪审员黎志碧 人民陪审员 罗       永       芳  二O二O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谢钦羽 书记员何俊林 书记员袁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