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0）晋0107刑初72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贾解静，女，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4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2020年2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尉建芳、王海燕，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高建生，男，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5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2020年2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景滨乡，山西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韩某，男，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4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2020年2月1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荣燚，山西田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以并杏检二部刑诉〔2020〕5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韩某犯诈骗罪，于2020年2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许韶琛、刘莎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韩某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1月24日，被告人贾解静以能办理山西省烟草专卖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野哥田咖啡店”取得了被害人王某的信任。之后，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分别称办工作需要费用，并由被告人贾解静以此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320000元。被告人贾解静收到该笔款项后便将其中的大部分自己使用，其余款项在明知被告人高建生不能办理工作的情况下，仍给予被告人高建生149500元用于办理工作。   2017年7、8月间，被告人韩某告知被告人高建生自己能办理山西省质监局事业编制工作，但需要一定的费用。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为使被害人王某相信二被告人能为其办理工作，称可以为被害人王某之子办理山西省质监局事业编制工作。被告人高建生在明知被告人韩某没有能力办理工作的情况下，将此事委托给被告人韩某并给予其4万元用于办理工作。期间，被害人王某多次催促，被告人贾解静以领导开会、中央巡视组来调查等各种理由推脱。   2017年9月，三被告人为安抚被害人王某，共同商量由被告人韩某冒充太原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山西省人社厅领导亲戚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金融大厦附近与被害人王某见面，谎称被告人韩某就是具体办理工作的人。2018年2月，三被告人以被告人韩某的名义向被害人王某出具承诺书，继续欺骗被害人王某。   在被害人王某的多次催要下，被告人贾解静先后退还被害人王某13.8万元，被告人高建生退还被害人王某2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贾解静家属退还被害人王某12万元，并取得其谅解；被告人韩某家属退还被害人王某4万元，并取得其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并提交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人贾解静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主动退赔赃款，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建议法庭依法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另被告人的弟弟生活不能自理，现随被告人共同生活，请法庭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家庭实际情况，给予从宽处罚。   被告人高建生辩称，我给了韩某不是4万元，而是8万，一次5万、一次3万。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高建生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韩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主动退赔赃款，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建议法庭依法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5日，被告人贾解静以能办理山西省烟草专卖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三墙路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肖墙路分社骗取被害人王某32万元，其中149500元于2016年1月至5月间交给被告人高建生办理工作，余款用于支付房租、欠款等个人花销。2017年8月，被告人高建生将收到的149500元中4万元交给被告人韩某办理工作，余款自己挥霍。2017年9月，三被告人均不能为被害人办理工作，为安抚被害人，共同商量由被告人韩某冒充太原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山西省人社厅领导亲戚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金融大厦附近与被害人王某见面，谎称被告人韩某就是具体办理工作的人。2018年2月，三被告人以被告人韩某的名义向被害人王某出具承诺书，继续欺骗被害人王某。在被害人王某的多次催要下，被告人贾解静先后退还被害人王某13.8万元，被告人高建生退还被害人王某2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贾解静家属退还被害人王某12万元，并取得其谅解；被告人韩某家属退还被害人王某4万元，并取得其谅解。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贾解静退缴赃款2000元。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⑴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杏花岭责任区刑警队出具的受案登记表、侦破报告、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实2018年7月11日12时55分，公安机关接到被害人王某报案称，其被一名叫恬静的女子以给其儿子王某甲办理工作为由骗取32万元。公安机关于2018年8月23日立案侦查。2018年12月24日，被告人韩某在太原长风影院内被抓获归案。2019年1月4日，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   ⑵山西省农村信用社汇款回单，证实2015年12月25日被害人王某向被告人贾解静转账32万元。   ⑶被告人贾解静2015年12月25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某给儿子找工作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2016年5月左右将孩子安排到烟草专卖局，事业编制”。   ⑷被害人王某提供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韩某于2017年4月已取王某甲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予以安排工作使用”。   ⑸被告人高建生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恬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办理工作用”。   ⑹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肖墙路分社出具的高建生2016年-2018年的银行流水单，证实高建生于2016年1月14日收到转账49500元，之后数次取款；恬静2015年-2018年的银行流水单，证实恬静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转账32万元，2016年1月14日转出49500元。   ⑺收条两张，证实2018年6月18日，被害人王某收到高建生现金2万元；2019年1月22日，被害人王某收到韩某甲为父亲韩某退还的4万元。   ⑻谅解书，证实2019年1月22日，被害人王某收到被告人贾解静儿子田某甲退赔的12万元、韩某之子韩某甲退赔的4万元，对被告人贾解静、韩某的行为予以谅解，请求公安机关从轻处罚。   ⑼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韩某的户籍证明。   2．辨认笔录。   ⑴辨认人韩某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5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王某甲的父亲王某。   ⑵辨认人韩某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9号照片上的人就是让韩某冒充文化局领导的人恬静（已落实身份叫贾解静）。   ⑶辨认人韩某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3号照片上的人就是让韩某冒充文化局领导的人高建生。   ⑷辨认人高建生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5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王某甲的父亲王某。   ⑸辨认人高建生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3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给王某甲办工作的人韩某。   ⑹辨认人高建生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9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给王某甲办工作的人恬静（已落实身份叫贾解静）。   ⑺辨认人贾解静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5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王某甲的父亲王某。   ⑻辨认人贾解静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3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给王某甲办质监局工作的人韩某。   ⑼辨认人贾解静将1-11号照片全部看过一遍后，指出5号照片上的人就是给王某甲办烟草局工作的人高建生。   3．证人梁某证言节录，2015年冬天，“二高”（高建生）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外地朋友想给孩子办理省烟草局的工作，让我帮忙打听。过了几天“二高”带我去五一路咖啡馆跟一个女人见面，我告诉她烟草局的工作不好办，需要走正规渠道，之前能找关系的时候有人花20多万办理。离开之后“二高”也没有和我联系烟草局工作的事。   4．被害人王某陈述节录，2015年12月的一天，我朋友岳某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能安排工作，问我儿子去不去，我问岳某安排的是什么工作，岳某就把电话给了一个叫恬静的女子，让恬静和我说。恬静对我说她是太原市话剧团的，山西省话剧团有个安排工作的指标问我儿子去不去。我说单位挺好的愿意去，我把我儿子学音乐专业、本科学历的情况告诉恬静，恬静说条件符合可以办理，让我带儿子到太原市和他见面谈具体事情。第二天我就带我儿子从朔州市到了太原市，岳某告诉我去杏花岭区五一路太原市话剧团门口等他和恬静。我到了之后一会岳某和恬静就先后到了，让我和我儿子进到旁边一家叫“野哥田”的咖啡馆谈事情，我从恬静口中得知她就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随后恬静给我介绍了省话剧团的情况，说是安排工作后是事业编制、工资由省财政开支，我也把我儿子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谈过后恬静就让我在太原市住下，她晚上给联系省话剧团的领导。第二天我又带我儿子老婆去了“野哥田”咖啡馆，见面后恬静对我说因为我儿子的专业不符合条件，省话剧团的书记不同意，安排我儿子工作的事办不成了，不过还有一个事业单位也可以去，是山西省烟草局。因为省话剧团的工作没办成，我也没有在意她说的这个烟草局的工作，就离开了太原市。过了几天，2015年12月24日，岳某和恬静都给我打电话，问我孩子去不去山西省烟草局工作，恬静在电话中告诉我：烟草局的指标是2015年的，如果不去就作废了，最迟到年后的5月就能上班，机会难得让我抓紧时间办理。我同意了。恬静告诉我办理工作需要320000元，其中的300000元是给办事领导的，20000元是给介绍人岳某的。之后我就向亲戚朋友借好了320000元，存在了我爱人王某乙的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号：×××****0（我爱人的账号因为磁条卡升级为芯片卡，账号变化了，我现在也不记得原来的详细账号）。第二天上午，我就和我爱人到了太原市，在“野哥田”咖啡馆和恬静见了面，恬静又和我说了一遍在电话里说的话，并且告诉我山西省人社厅一个领导是自己人，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下午由恬静的爱人田某乙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杏花岭区三墙路上的一家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办理转账，我从爱人卡上把320000元转到恬静新办的卡上，账号：×××****9（恬静的账号我没记住，银行汇款回单上就是不全的账号），转完钱后恬静就让我回家等着。一直到2016年5月一直都没有任何给我儿子办理工作的迹象。期间，我询问恬静办理工作进展，恬静总以领导开会、换领导了、中央巡视组来了不敢办等理由推脱。一直到了2017年9月，恬静又告诉我要给我儿子换成办理去山西省土地局或山西省质监局等单位上班。2017年9月18日，恬静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儿子的档案送给她，要给我儿子办理去省质监局的工作，并说下午领导就要把档案放到太原市的人才市场，办工作必须经过太原市人才市场。我说拿档案需要调档函才行，恬静说随后给补调档函。当天我就租了一个私家车和我儿子一起来到太原市，在太原市五一路人才市场门口把档案给了恬静，之后恬静说要给领导赶紧送过去，就打车走了，我也回了老家。   之后我一直不断询问事情的进展，恬静也一直没办，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11月30日，一个自称是省质监局的男子用手机（137XXXX****）给我儿子打了两次电话让我儿子去太原市府西街的省质监局办理上班的手续、填表。但是第二天这个自称是省质监局的人就又打来电话对我儿子说他们临时开会了，暂时不要来办手续了让我儿子等通知，并且说是“梁处”让通知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合理，就打电话问恬静，问她怎么回事，恬静说现在单位都用无线电话，还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就来太原市见见她省人社厅的领导。过了3、4天我就和我儿子、爱人一起来了太原市，和恬静在我们住的旅馆见面后，恬静还是一直说肯定能办。我要求见见她人社厅的领导，恬静答应了。一直等到来太原市的第三天，我和恬静在旅馆外面，经她联系等到了一个姓韩的男子，恬静介绍说这个姓韩的是人社厅领导派过来的代表。这个姓韩的对我说让我放心，他们肯定能给我儿子办好工作，并且说他外甥在人社厅。这个时候恬静私下告诉我这个姓韩的男子是人社厅领导的舅舅。这个姓韩的男子告诉我让我再等一周时间，我问恬静这个姓韩的是做什么的，她告诉我这个人是太原市文化局办公室的副主任。之后我就回到老家等消息。   到了2017年12月11日，恬静打电话告诉我她和姓韩的吵架了，我儿子的事办不成了，要给我儿子退档案、退钱，我也觉得他们是在骗我就要求退。过了几天我来到太原市找恬静退钱、退档案，但是恬静只给了我我儿子的档案，没有给我钱。而且在此之前，我儿子在太原市人才市场用自己的身份证查询，太原市人才市场并没有他的档案信息。等我回到老家后联系恬静，她就不接我电话了，微信也将我拉黑了。我通过我爱人的电话和恬静联系，在我找到恬静的家后，从2018年2月中旬至6月1日她陆陆续续通过银行卡给我爱人的卡上退还了138862元。恬静告诉我她将320000元中的200000给了一个叫高建生的男子办理我儿子的工作。高建生见到我之后告诉我钱他给了领导了，不好意思向领导要。但是之后又和我说他不是收了我儿子办工作的钱，他是在帮恬静的忙，没有给我儿子办理工作。现在我经常联系不到恬静，她也不和我见面，剩余的钱款也不退给我。2018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太原市找到恬静的爱人田某乙，田某乙给高建生打电话说我找到他家了，高建生到了恬静家对我说他和恬静是好朋友出于帮忙承诺给我退钱，但是不承认他给我儿子办理工作。过了一个多月高建生给了我20000元的现金，并且说他是代表恬静退的钱。   我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韩某承诺书是恬静发给我的，恬静只是说我儿子办工作的钱韩某拿了，钱由这个人还我。恬静在为我儿子办理工作中没有向我儿子提供表格、合同等填写，但是她在承诺给我儿子办理省质监局的工作后告诉我，“领导”正在拿我儿子的招聘表找相关单位审批盖章，已经盖了5、6个章，但是我没见过。   5．被告人供述。   ⑴被告人贾解静供述节录，2015年11月左右，岳某经常去我的咖啡店聊天，和我说朔州老王的孩子想找个工作。过了一星期左右，岳某带的朔州老王在我店里见了面，介绍相互认识。过了一两个星期高建生去我的咖啡店，和我说烟草专卖局有一个指标很快就能安排，说是本科学历就行，需要30万。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岳某又去了店里，我就和岳某说有一个烟草局的指标需要30万。岳某告诉我他告诉朔州老王办工作32万。隔了几天朔州老王就到店里找我问情况，他当时带的32万给我，我后来带他一块在省政府附近的农村信用社办了一张卡，让朔州老王把32万转到了我卡里。第二天我给岳某打电话告诉了他情况，岳某来取走2万当他介绍的好处费。事后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朔州老王，说给了岳某2万。后来高建生去了店里我先给了他5万元现金，告诉他剩下的钱我先周转，让他先拿5万把指标占上。给了钱后我就一直问高建生啥情况，高建生告诉我有指标了，占上了，快上班了。期间，高建生还带了一个女的去咖啡店说那个女的是什么办事处主任，一起办工作的事情。过了年后，朔州老王一直给我打电话催我，我就给高建生打电话，他就说等，一直说快了。2016年5、6月份的时候，高建生打电话告诉我让我通知朔州老王把个人档案和派遣证给了他，在太原市五一广场人才市场门口，老王和他儿子王某甲把王某甲的个人档案和派遣证都给了我。后来高建生去的新建路柳溪花园家里拿的档案，我和高建生说单位招人是从人才市场提档案，我问他档案往哪儿放，他说让我不用管，领导们就安排了。过了几天我让高建生到我家拿钱，我记不得是先拿了8万后拿了2万还是先拿了2万后拿了8万。最后一次拿钱的时候，我让高建生给我打一个总的条子，他就给我打了一个15万的总条。2017年6、7月份，朔州老王一直找我问我工作的事情，我就去找高建生，高建生说烟草局的指标不行了，又改到质监局了。我觉得他不靠谱办理不了就告诉王某了，也告诉王某要办理质监局的工作。我当时还问高建生能不能办，他说很快，我就抱有侥幸心理。后来高建生带我去了长风剧场，当时见了他的朋友韩某，才知道韩某是在长风剧院检票，当时看见我就不相信了，我问高建生到底是谁来办这个事，高建生和韩某说让我不用管，韩某的亲外甥在人事厅当领导。当时韩某说高建生给了他6万元办工作，我还问高建生拿了那么多钱，6万元能找下质监局的工作，高建生让我不用管。到了2017年8、9月份，朔州老王一直逼问我工作的事，还要见给他儿子办工作的人，期间高建生又告我质监局通知王某甲上班了，然后我就告诉老王，老王全家人就来了太原。我和高建生说老王要见办事的人，高建生就让我带着老王见韩某。在新建路金融大厦对面见的面，我介绍老韩是市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老王逼得要钱要的太紧，我就想拖一拖）。老韩当时告诉老王没问题，他家外甥是人事厅领导，本来要见面但是去北京开会了，回来再联系，老王记上了老韩的电话。一直到2018年7月份工作都没有办，我让高建生退钱，高建生说不用我管他和老王联系的。后来在我家，我给老王先后退了14万，里面还有岳某退回的2万。高建生退给老王2万元现金。   从2017年夏天的时候，我就知道高建生和韩某办不了工作的事，就让他们退钱。老王让高建生和韩某写承诺，后来高建生、韩某还有我，还有一个老律师在政协宾馆见的面，那个老律师写好话，我和韩某出去打印好，韩某签字后，我拍照微信发给老王了。写完承诺后，高建生和韩某还和老王说工作的事没有问题。高建生肯定知道韩某没有能力办理工作。   是高建生告诉我质监局要通知王某甲去报道，之后王某打电话问过我，我就问高建生，高建生就说质监局的领导开会、有检查，我也不知道什么人通知的王某甲。我没有说过要给王某甲办理省话剧团的工作。   2016年1月我给了高建生5万元现金让他先占指标，剩下的钱我告诉他我先周转用一用。当时我开着一家咖啡馆，用于给员工发工资2、3万元。咖啡屋和咖啡屋所属的公司“山西九龙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房屋交付租金13、14万元，是我让会计从我收到王某钱的农信社卡上划走的。剩余的钱我是偿还了一些公司购买酒、咖啡等物品的欠款1、2万元。   我给高建生办理王某甲工作的费用是通过我的农村信用社卡上转到了高建生的农村信用社卡上，之前我说的2万、8万给高建生的钱是2017年5、6月，我让高建生办理一个叫王建兵的人委托的办理三个吕梁人工作的事。我当时是因为给其他人办理工作的事没有办成，这些人向我要钱，就想着高建生办成了王建兵的工作我也能从中挣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想赌一下。王建兵当时给了我35万，我给了高建生10万，剩下的钱我也可以补一补之前我为别人办理时拿的别人的钱。高建生也是在2017年5、6月的时候才给我补的收办理王某甲15万元的条子（我多次说过让他补条子他都没有补打）。2017年在政协宾馆让韩某写承诺书的时候我就抱怨高建生2016年就拿上了钱办事到现在也办不成还不退钱，在场的律师、高建生相跟的“小景”和韩某都听到了。   我2016年1月14日转账给高建生的49500元是用于给高建生办理烟草专卖局工作占指标的钱，之前我错记成了在咖啡馆给的现金。   ⑵被告人高建生供述节录，2017年6、7月份的一天，我去朋友韩某单位找韩某，韩某和我说有一个山西省质监局的事业编指标。我认为韩某有能力办理，他说他认识质监局的领导。过了一个月左右，我问到朋友恬静。过了十多天，恬静和我说有一个朔州男子王某甲想办理事业编制工作，我找恬静拿了王某甲的毕业证、身份证、简历、学士学位证复印件等资料给了韩某。过了几天韩某说可以办理，需要12、3万元，随后我告诉恬静需要16万元，商量之后恬静说先给10万，恬静让我办理一个山西省农村信用社的卡。我是在迎泽区服装城名流俱乐部对面的农村信用社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办好之后2、3天，恬静让我去杏花岭区三墙路御花园酒店对面的农村信用社转账，转了10万元。之后1、2天，我在海子边街山西饭店对面的省话剧院宿舍给了韩某6万元现金，还给韩某在大南门买了一部2800元的华为手机。之后我就一直催问韩某但是他一直推脱至今。剩下的钱除了2018年6、7月我退还了王某21000元，其他的我都自己花了。   我给恬静打条收到恬静20万元办理工作费用是在2018年6、7月，恬静为了让王某相信当时是找人办理工作了就让我打条糊弄王某，我为了不让王某报警就同意了恬静的想法。   2017年10月，恬静和我说王某甲父母要见办事的人，让韩某见面安抚。我就让恬静自己联系韩某，之后韩某告诉我说恬静让他说自己是个领导，我就跟韩某和恬静都说不要让韩某说自己是领导。   2017年11月底、12月初，我、恬静、韩某还有我朋友小景、我朋友张律师在杏花岭区政协宾馆见面，恬静提出想写个条让王某相信正在给他儿子办理工作，稳住王某。恬静起草了一个承诺书张律师说可以，韩某就去打印签字。   2017年11月我通过恬静认识王某丙，韩某跟我说完朔州那个质监局的指标后，就在那个时间段，韩某跟我说的还有司法局、国土局、省人防的指标，我就跟恬静说了，恬静联系了王某丙。办理这三个工作我跟恬静要了6万元，给朔州办质监局和吕梁这三个工作总共给了韩某6万多。我跟恬静拿的6万都用于自己花销了。我不知道谁通知王某甲去质监局报道，也不认识郑某。   2015年年底，我朋友梁某跟我说有一个省烟草局指标，我跟恬静说过之后，就和梁某甲去了五一路田某甲田咖啡馆，当时梁某甲说需要20万，把钱打到建筑公司，恬静没有同意，后来就没有办理。2016年6、7月份我和恬静说过办理话剧院编制的事，办理话剧院工作是找的马某。韩某说他外甥是省质监局的头，我找韩某办工作就是一种赌博心理，知道他办不了，但是想着万一办成了就能赚钱周转。   2016年恬静给我转账49500元让我给一个人找事业编制的工作，直到2017年韩某告诉我有质监局指标我才开始为王某甲办理工作。   ⑶被告人韩某供述节录，2017年8月中旬，我朋友高建生和我说有一个山西朔州姓王的朋友，这个朋友家的孩子（王某甲）想找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作。高建生和我说了之后我就告诉他，可以试着问一问能不能办，但是现在找领导办事都得花钱，起码请客送点礼都需要钱。高建生问我需要花多少钱，我说现在找个事业编制的工作怎么也得15、6万。高建生说可以，办完了钱肯定都能给，还说给我一些好处。第二天我朋友胡某正好来长风剧场看电影，我知道胡某的亲戚在山西省司法厅当副厅长，我就问他能不能找他亲戚帮忙找个工作，胡某说可以问问看。过了2、3天，胡某告诉我他亲戚在山西省质监局有关系，让我把要办工作的人档案拿过去试着办一办，我问胡某说需要多少钱，胡某说先不用拿钱。大概8月20多日的时候，我对高建生说把要办工作的人手续拿过来，试着往省质监局办理一下。过了5、6天，高建生就把王某甲的身份证、简历、毕业证等复印件档案给了我，我将这些档案给了胡某，胡某让我等消息。过了3、4天快到9月1日的时候，我在海子边附近见了高建生和他说得先给我一些活动资金（我当时信用卡欠着，想先拿点钱还了信用卡），高建生说要办工作的朋友只给了1、2万元，只能先给我拿5000元费用，当时就给了我5000元现金，还说这些钱是透支的他信用卡。第二天我用其中的2000元还了我中国银行的信用卡。我给胡某买了一条250元的芙蓉王香烟，还买了5盒共价值215元的硬盒中华香烟让他找关系说事的时候用。剩余的钱我自己花了。   2017年12月初，高建生告诉我王某甲的父母来太原找恬静，要见办工作的领导。高建生说他没单位没工作去见不合适，说恬静的意思是让我去合适。让我去冒充市政府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是省人社厅领导的亲戚，见了王某甲父母安抚一下说工作肯定没问题能办成。见面时是在新建路金融大厦对面见的，我去的时候恬静就和王某甲的父母在路边等着，我过去恬静向王某甲母亲介绍我说：这就是市文化局办公室的韩主任，就是韩主任给办的事。我就跟王某甲父母说让他们放心肯定尽量给办好，我外甥是人社厅领导，说完之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家人相信了，也没有再要钱，给的钱就是给王某甲办理工作的钱。我帮恬静和高建生这样他们会给我好处。   到2017年12月底，胡某告诉我办不成了，让我把档案拿回去，后来我通过介绍认识了胡某的朋友贺某，才知道胡某的亲戚被双规了。2018年1月4日，我将王某甲的档案拿回来，2018年3月我又将档案给了高建生。   期间2018年2月3、4日的时候，我朋友高建生告诉我说恬静说了，王某甲的父亲要到公安局告我们了，要我和他还有恬静见面商量一下把事情压下来。我没有能力办理事业编制工作。当天下午我们在杏花岭区东缉虎营省政协宾馆内的茶舍见面，见面的人有我、高建生、恬静、曹律师，还有一个高建生的司机在一旁等着。恬静、高建生就和曹律师说了他们拿王某甲父亲钱给王某甲办理工作的情况，我才知道2015年高建生、恬静就拿了王某甲父亲的钱，当时他们告诉曹律师说拿的钱是20万元，曹律师说如果王某甲父亲真告到公安局的话恬静、高建生他们很可能都进去。恬静和高建生就和我说现在快过年了，想办法不要让王某甲的父亲报案，他们问律师有什么办法能够稳妥点稳住王某甲的父亲不要报案，曹律师就说让我写个承诺，王某甲父亲会相信我（高建生、恬静向曹律师说过他们之前曾经让我冒充过市政府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和王某甲的父母见面）。恬静和高建生就让曹律师打了一个草稿，他们抄上之后打印出来让我签字。恬静和高建生说我签字肯定没问题，过了年工作能办就办了，不能办就给王某甲父亲退钱。高建生当时在做一个给西山矿务局员工发放夏季福利的项目，说办不成工作肯定能给了王某甲父亲钱，还说项目做成了给我2、3万的好处费。我也知道他们在做这个项目，他们说签字没风险，还能赚到好处费，就签字了。签完之后恬静将承诺书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了王某甲的父亲，后来他就没报案。因为我老花眼，茶舍灯光也暗，承诺书内容是恬静念给我的，写着我的个人信息，写着我于2017年7月，拿到王某甲20万元用于安排工作，如果工作办理不成，承诺至3月底原款退还，另外加两万元损失补偿，到期不能实现王某甲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下面签我的名字和当时日期。民警向我读的内容和恬静向我读的有以下不同：拿钱日期是2017年7月，不是2017年4月。恬静读的内容没有说因为种种原因失信，读的是办理不成工作退还王某甲原款。落款时间恬静没有念，当时应该是2018年1月10日前后。高建生和恬静让我帮他们圆一下拿钱的时间，开始要写成2015年我没有同意。   我答应为高建生办理王某甲工作时并没有想着找谁办理，因为当时我想还我的信用卡，正好高建生向我说起了这个事，我就应承了。高建生问我找谁办理，我就随口说了找我的一个亲戚办理。我并没有亲戚能够办理事业编制的工作。高建生向我提出找人办理工作时我就跟他要过办事活动费，但他说对方还没给钱，办好肯定给。   第三天下午六点多，我在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千峰路口转乘公交车的时候正好遇到胡某，就一起去千峰南路理工大学斜对面的小饭店吃饭，吃饭中间我想起来高建生说的办工作的事就问他：听贺某说你家有亲戚（胡某的堂叔）在司法厅当副厅长，能不能办个事业编制的工作。胡某说不知道人家管不管他的事。我感觉胡某和他当领导的亲戚关系一般，希望不大。胡某说可以试一试。过了4、5天胡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手续拿过去。我随后就给高建生打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把王某甲的档案手续送到长风剧场给我，第三天我和胡某在大南门的旧城街口见面把手续给他。过了三天胡某给我打电话说差不多能办，第二天我就告诉高建生绝对能办（我没有核实过胡某的亲戚，我看面相觉得胡某是个老实人，就相信了他的话）。之后我和胡某在迎泽区政府对面的饺子馆见面，胡某说要办工作的王某甲是往届生，难度较大需要给钱才好说。   如果胡某说办不了事业编制工作，我还是会问高建生拿5000元，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欠款先还了，然后再碰碰运气找点人问问。胡某告诉我办不成的时候已经是12月底了，在此之前我就见了王某甲的父母，随后就知道恬静、高建生拿了20万，也不差我拿的5000元，所以这5000元我就没想给。到了2018年6月王某甲的父亲要钱要的紧，我才给了高建生让他退还给王某甲的父亲。   我是2017年8月开始为王某甲办理事业编制工作的，8月10日左右，高建生给我拿了5000元，2017年9月6、7日我告诉高建生快过中秋节了给领导送些钱好办事，高建生给我拿了15000元，但是不只是办理王某甲的工作。2017年8月25、26日前后，王某甲的工作还没有办成，我也没告诉高建生办理有进展，高建生就又让我办理两个吕梁孩子的工作，一个叫“李某甲”要办到省国土局，一个叫“李某乙”要办到省监狱管理局。这15000元我都自己花了。我没有找领导办理上述几个人的工作，就是自己缺钱想先用钱。   我一共向高建生要过20000元办理工作，除此之外，2017年7月我在海子边省话剧院宿舍借过高建生20000元，这借的20000元我告诉高建生办工作时顶到办事费用里。一共拿了40000元，其他的就是高建生给我买了一部2800元的华为手机，还有请我吃饭花了一些。2018年7月我在恬静催问我办理情况时，我向恬静打了一个50000元的承诺书，王某甲的父母也见证了，条子是恬静写的我签字。   高建生找我办理也是出于碰运气，办成他就挣钱，办不成他也没有给我多少钱不会损失。高建生没有主动给过我办理工作费用，因为他了解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办理。   2017年国庆上班后的十天左右，高建生和我说办理工作的人一直在催问，我告诉高建生还办不了，高建生就让我想办法稳一稳。我就让我的一个朋友郑某给王某甲打电话告诉他周一来质监局报道。打电话的事是高建生告诉恬静的，高建生是在我和恬静冒充文化局主任和王某甲父母见面后由郑某告诉的。高建生知道我办理不了就让我退钱。之后向王某甲父母称正在办理并在政协宾馆商量都是高建生和恬静让稳住王某甲父母的。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且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述犯罪事实。   被告人高建生关于其交给被告人韩某8万元的辩护意见，只有本人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贾解静、高建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16.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贾解静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韩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建生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系自动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不是自首，但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贾解静、韩某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建生案发前主动退赔被害人部分损失，酌情从轻处罚。经社会调查，宣告缓刑对被告人贾解静、韩某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综合被告人贾解静、韩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以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贾解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高建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罚金应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韩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贾解静退缴的违法所得2000元，发还被害人王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王富平   人民陪审员 辛晓宏   人民陪审员 刘红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刘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