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12213号原告：左仁强，男，197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艾林，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春利，男，197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谢蓉，女，197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左仁强与被告邓春利、谢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仁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艾林，被告邓春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仁强最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8000元；2、二被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借贷期间利息，从2014年6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2014年2月15日左右，二被告向原告借款128000元。原告以转账方式支付了借款128000元。借款后，二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3月1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邓春利将利息计入本金，给原告出具160000元的新借条。2017年8月17日，经双方结算，被告邓春利将利息计入本金，给原告出具240000元的新借条并约定月息2分。2018年7月27日，经双方结算，被告邓春利将利息计入本金，给原告出具280000元的新借条。但之后，被告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被告邓春利辩称，借款属实，借款金额以原告向被告邓春利银行转账金额为准，我已经向原告偿还借款114000元，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谢蓉辩称，我未向原告借款128000元，诉争债务也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至于被告邓春利是否借款，我不知情。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个人汇款凭证、绿卡通交易明细，借条3张、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在卷佐证。被告邓春利围绕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如下：被告邓春利与谢蓉于1999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并于2015年12月16日协议离婚。2014年6月12日，原告通过邮储银行向被告邓春利转账58000元，通过重庆农商行向被告邓春利转账汇款70000元，两次合计128000元。庭审中，原告和被告邓春利均承认曾有一张128000元的借条，原告称前述借款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而被告邓春利称约定的利息为银行同期利息。2016年3月15日，被告邓春利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160000元。庭审中，原告称此借条载明的160000元是由两部分组成（1、初始借条的128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2%计算至2016年3月15日取整后的利息32000元）。2017年8月17日，被告邓春利又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240000元，本金160000元，月息2分。2018年7月27日，被告邓春利再次向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280000元，利息按160000元算月息2分。该借条还特别注明：“以前借条一律作废”。2019年2月2日，被告邓春利向原告转账10000元。2019年2月20日，被告谢蓉向原告转账20000元。截止本案开庭之日，未有证据证明二被告还有其他还款事实。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借贷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被告邓春利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是多少以及利息的计算；其二，诉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具体评述如下：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个人汇款凭证、绿卡通交易明细、三张借条，并结合原告与被告邓春利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邓春利存在128000元的借贷合同关系，之后出具的三张借条均是对128000元借款以及利息的结算和延续。另外，对于这笔借款双方最初是怎样约定的利息，其表述不一，且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各自的利率主张。因此，本院认定双方在初始借款时对利息的约定不明。2016年3月15日，原告与被告邓春利第一次结算约定借款本金为160000元，这与2014年6月12日实际出借的款项相比增加了32000元，该160000元应视为原告与被告邓春利就之前借款（128000元）的延续以及结算的利息金额（32000元）所达成的合意，其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予以认可。同时，因原告与被告邓春利均未明确被告邓春利于2020年2月2日向原告转账的10000元是本金还是利息，本院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认定该10000元应作为已付利息扣除，故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期间的剩余未付利息为22000元（32000元-10000元）。同理，2017年8月17日，原告与被告邓春利第二次结算后金额为240000元，与第一次结算结果相比新增利息80000元，经过计算可知，双方合意的利息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不予认可。因此，结合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率标准，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8月17日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进行计算。2018年7月27日，原告与被告邓春利第三次结算金额为280000元，与第二次结算结果相比新增利息40000元，经过计算可知，双方合意的利息也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不予认可。因此，结合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率标准，2017年8月18日至2018年7月27日的利息以及至本清时的利息也应按照年利率24%进行计算。对于被告在2016年偿还84000元的抗辩理由，被告邓春利虽然提供了录音光盘、建设银行账户明细以及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该录音光盘中并没有原告承认收到过84000元的记载，其银行账户明细记载的70000元也不能证实被告邓春利将此款交付给了原告。另外，证人谢伟出庭作证时只是陈述看到被告邓春利将一笔钱交付给原告，其并不知晓具体金额以及交付的原因，再加之证人谢伟与被告邓春利系亲属，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亦无法单独证明偿还84000元的事实。因此，本院对于被告邓春利辩称的已偿还借款84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另外，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被告邓春利先后三次通过借条的形式确认了诉争债务，且还在2019年1月向原告付息。因此，诉争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初始借款128000元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被告谢蓉未在借条上签字，也未明示追认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从其实际行为上看，2019年2月20日（二被告已离婚三年有余），被告谢蓉向原告转账20000元，不管是邓春利拿着谢蓉的卡转款给原告，还是谢蓉亲自转款给原告，均能说明被告谢蓉是知晓并默认诉争债务的，其已用自己的行为追认了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谢蓉应当与被告邓春利共同偿还诉争借款。同时，由于初始的128000元借款本金因约定利息不明，且之后有关利息的约定均是发生在二被告离婚以后，由原告与被告邓春利之间进行的。因此，谢蓉仅就借款本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给原告转账的20000元应视为对借款本金的偿还，所以被告谢蓉仅就剩余的108000元与被告邓春利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二被告应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8000元；被告邓春利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分段计算：1、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的未付利息22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3、以10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2月21日计算至本清时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邓春利和被告谢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左仁强借款本金108000元。二、被告邓春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左仁强支付相应的利息（1、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的利息22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3、以10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2月21日计算至本清时止）。三、驳回原告左仁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8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5050.80元，由原告左仁强承担470元，被告邓春利、谢蓉共同承担1230元，被告邓春利承担3350.80元（此费原告已预交，由二被告在偿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光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张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