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民申74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州道之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岱工业园区紫东钢铁企业园**。法定代表人：张银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九灵，河南久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河南久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div>负责人：王晓东，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侨，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群，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西大街**div>负责人：孟玲虎，该分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郑州道之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之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郑州分行)及一审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9)豫01民终11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道之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道之衡公司享有债权，但认为债权有瑕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工行郑州分行享有对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公司）本金2600万元的债权，后该抵债资产拍卖时评估价值为1641.6万元，差额958.4万元，如果按评估价值对抵债资产实际处置，该贷款将损失958.4万元，即958.4万元的债权无法回收。但在抵债资产没有处置前，这个差额只是预估损失。工行郑州分行按当时的政策，将958.4万元差额以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的理由转让给华融公司，双方以签订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转让，在双方交接的《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情况》中表明收购债权958.4万元，华融公司由此获得了合法债权958.4万元。该债权数额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债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二、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只是工行郑州分行对该债权的分类、债权数额的参考因素和债权转让的理由，并不是债权本身。工行郑州分行向华融公司转让时，该抵债资产并没有处置结束，工行郑州分行以评估价值将非信贷类抵债资产损失确定为958.4万元符合常理。二审判决以2018年最终拍卖价款为6000多万元，贷款全部超额清偿，实际不存在损失为由，认定本案2005年的债权转让有瑕疵、贷款没有损失，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判决以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道之衡公司向华融公司主张权利的认定完全错误。道之衡公司受让案涉958.4万元债权后，与工行郑州分行同时共享对开普化工公司的债权，工行郑州分行单方拍卖抵债资产，构成对道之衡公司的侵权，故本案不是合同纠纷，不适用合同相关性原则；四、工行郑州分行取得案涉抵债资产的目的是通过处置变现偿还债务，抵债资产是2600万元债权的附属权利，谁享有债权，谁就享有抵债资产的收益权。本案中工行郑州分行向华融公司转让的虽然不是土地资产本身，但转让债权时包括“权益和利益”，华融公司向道之衡公司转让的也不是抵债资产本身，《债权转让协议》也明确了转让包括“债权权益”，道之衡公司享有抵债资产相应份额的收益权。道之衡公司既然享有958.4万元的本金债权，就应享有土地拍卖款的分配权。二审判决以道之衡公司没有受让土地为由不享有土地权益，脱离了本案的实际情况；五、本案中所谓信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等概念并非官方定义，都是银行内部的理解。道之衡公司购买了合法债权，而不是所谓的损失，二审判决认定道之衡公司受让的抵债资产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道之衡公司受让债权时，华融公司出示了相关资料，告知风险是债权对应的抵债资产手续不全，至今未处置完毕，并没有说明是损失。否则道之衡公司不可能购买没有任何资产的债权，更不可能购买损失。按照合同和实际情况，道之衡公司购买的是债权，不是损失，道之衡公司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分享抵债土地的拍卖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工行郑州分行提交意见称，一、关于道之衡公司受让的不良资产性质的问题。首先，2003年开普公司与工行巩义支行签订《抵贷意向书》，以案涉资产抵偿其贷款本金中的2600万元。开普公司将上述抵贷资产交付后，该2600万元债权消灭。其次，2005年5月27日工行郑州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附件及2017年7月18日华融公司与道之衡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附件，均明确记载，转让的不良资产为非信贷类抵债资产损失，并非抵贷资产或抵贷资产权益。最后，关于非信贷抵贷资产损失的定义，2005年5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损失类信贷资产和非信贷风险资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信贷风险资产是指在2005年4月30日前非信贷资产中因主客观原因形成的、具有风险和损失的资产占用或垫款。综上，道之衡公司受让的不良资产是处置抵贷资产后形成的损失，并非合法有效的债权，更不是道之衡公司主张的有效债权或抵贷资产所有权、收益权；二、工行郑州分行与万通公司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抵贷资产返还问题与本案转让的不良资产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如果影响道之衡公司受让不良资产的性质的话，其受让不良资产时，抵贷资产拍卖协议已经法院判决确认解除的情况下，道之衡公司受让的就应该是抵贷资产而不能仍然为抵贷资产损失。因此，抵贷资产的返还并不影响道之衡公司受让的不良资产性质；三、道之衡公司受让的不良资产并非抵贷资产或抵贷资产权益，其对抵贷资产并不享有任何权益，因此，其无权主张拍卖开普公司抵贷资产36.86%的款项归其所有。道之衡公司应当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向华融公司主张合同标的物不存在的合同解除或合同无效的返还责任，无权向工行郑州分行主张分享抵贷资产拍卖的收益款。请求依法驳回道之衡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对于工行郑州分行与华融公司之间签订的《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及华融公司与道之衡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应认定为有效协议。本案审查的重点是原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通过上述协议转让标的的性质及道之衡公司是否享有相关民事权利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2003年开普公司与工行巩义支行签订《抵贷意向书》，以案涉资产抵偿其贷款本金中的2600万元。后工行巩义支行于2005年2月2日委托拍卖抵债资产，拍卖成交价1710万元。拍卖成交价与抵偿贷款差额890万元，拍卖费用68.4万元，共计958.4万元，工行巩义支行将该958.4万元列为损失。2005年5月27日，工行郑州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上述958.4万元在内的“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给华融公司，具体科目名称为“抵贷资产（损失），挂账金额958.4万元”。对于“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的性质如何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同认识。本院认为，工行巩义分行内部将该958.4万元列为“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而“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均为其内部资产的财务分类或会计科目。而该958.4万元实际是工行巩义分行在对抵债资产进行处置时，未能在拍卖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抵贷意向书》中的合同权利。工行巩义分行当时在确定该部分合同权利未能实际后，将958.4万元列为“损失”，但其仍应为《抵贷意向书》中工行巩义分行的合同权利的一部分。工行郑州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时，抵债资产拍卖已经成交，工行巩义支行将958.4万元未能实际现的合同权利，列为“抵贷资产损失”，并进行了转让。道之衡公司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前，工行郑州分行在经过相关诉讼之后，《抵贷意向书》的合同权利仍为工行郑州分行所享有，相关资产仍为其控制，则其转让给华融公司的“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958.4万元即未能实现的合同权利，也就存在了可期待的权利。道之衡公司即是在此种情况下受让了该958.4万元“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2018年1月18日工行郑州分行向郑州万嘉资产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及2018年2月2日，郑州万嘉资产拍卖有限公司与郑州海豫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中均显示拍卖的范围为“工行郑州分行享有的包含位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四大街（原四川路）与航海东路交叉口的47.53亩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一套机器设备的合同权益”，拍卖标的物移交清单第一项即为《抵贷意向书》。显然工行郑州分行拍卖的是其在《抵贷意向书》中享有的，开普公司用以抵偿其在工行2600万元贷款的相关资产的合同权利。而道之衡公司依法受让的958.4万元的“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实际是工行郑州分行原来未能实现的合同权利，也是工行郑州分行本次拍卖的合同权利中的一部分。故在工行郑州分行拍卖成交价格超过1710万元后，道之衡公司受让的工行郑州分行未能实现的合同权利，也随之得以实现，道之衡公司即应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此外，工行郑州分行主张其转让的“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的性质应为损失，没有权利内容。但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及转让对价的实际支付方向，该“抵贷资产损失、非信贷风险资产损失”不能认定为合同义务或债务，故此工行郑州分行的上述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章关于合同转让中的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的相关规定内容不符。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道之衡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指令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审判长 吕 强审判员 林春霞审判员 王喜萍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朱恪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