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32民初268号原告：曹冬梅，女，汉族，1976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院内，身份证号码：440************045。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伟明（系原告曹冬梅的丈夫），男，汉族，1977年1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政府家属区，身份证号码：440************071。委托诉讼代理人：卜伟松，系广东维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乳源县乳城镇南环西路图书馆**3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47。法定代表人：邓晓林，系本案被告之一。被告：邓晓林，男，瑶族，1974年4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710。被告：邓爱萍，女，瑶族，1977年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现羁押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看守所，身份证号码：440************72X。被告：李菊芳，女，汉族，1981年2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1************428。被告：邓美珍，女，瑶族，1971年5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720。被告：邓桥养，男，瑶族，1991年10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012。被告：盘良峰，男，瑶族，1989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717。被告：邓敬章，男，瑶族，1973年6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717。被告：盘天浩，男，瑶族，1984年11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身份证号码：440************711。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盘付有，系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冬梅诉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瑶岭公司”）、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被告李菊芳的诉讼中止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粤0232民初2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6月10日，本案恢复诉讼后，依法由审判员陈曲波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毛政新、审判员钟庆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法官助理李雄财协助办案，由书记员朱琦担任记录。原告曹冬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伟明和卜伟松，被告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盘良峰、盘天浩，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盘付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冬梅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原告曹冬梅与被告瑶岭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无效；二、判决被告瑶岭公司向原告曹冬梅返还购房款本金160000元、利息19200元，合计179200元；三、判决被告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对被告瑶岭公司上述债务，在注册资本的认缴限额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事实理由：2018年1月初，经人介绍，原告曹冬梅与被告瑶岭公司协商确定了购房事宜；双方于1月17日签订了一份《房屋订购协议》，被告瑶岭公司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章。该协议约定被告瑶岭公司向原告曹冬梅销售乳源县东坪镇新村村委会迁移安置房A楼六层住房一套，面积约120平方米，价款为160000元，交房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前，房屋不动产证交付时间为2018年9月1日前。协议签订前的2018年1月14日，原告曹冬梅向被告瑶岭公司支付购房款20000元；协议签订当天（2018年1月17日），再向被告瑶岭公司支付购房款80000元；2018年1月30日，再向被告瑶岭公司支付购房款60000元；共计160000元。被告瑶岭公司向原告曹冬梅出具了三张《收据》，并加盖了公章。2018年3月30日交房时间到后，被告瑶岭公司既不向原告曹冬梅交房，也不向原告曹冬梅陈述不交房的理由。原告曹冬梅曾多次要求被告瑶岭公司要么交付协议约定的住房，要么退回已交付的购房款，但被告瑶岭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交房或者退款。后经多方调查发现，被告瑶岭公司对协议约定销售给原告曹冬梅的楼房根本没有所有权，也无土地使用、建筑、规划、建房等许可以及房屋销售等审批手续，根本无法向原告曹冬梅交付涉案房屋。此时，原告曹冬梅方知被告瑶岭公司是以销售房产为名，行诈骗财产之实。2019年7月26日，公安机关对被告邓爱萍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被告瑶岭公司对涉案房地产并无开发、施工经营资格，无土地使用、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无房产所有权、使用权和销售资格；根据《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瑶岭公司与原告曹冬梅签订《房屋订购协议》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是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被告瑶岭公司收取原告曹冬梅的购房款本金160000元应予返还；另因被告瑶岭公司的签约行为存在过错，故对造成原告曹冬梅的利息损失（年利率6%，即月利率0.5%）应予赔偿，计算方法为：从2018年1月起至2020年1月止共24个月的利息损失为19200元（160000元×0.5%×24）。另外，被告瑶岭公司名下2013年12月1日的《章程》第四、五章第七、八条规定，被告瑶岭公司初次登记股东是被告邓晓林、邓爱萍两人，注册资本为10万元；第七章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履行下列义务：（一）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015年11月26日，被告瑶岭公司作出《章程修正案》，将注册资本增加到500万元，股东增至八人；其中，被告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出资额分别在25万元、75万元至150万元不等，但至今各股东并未增加实缴分文资金，应当依照章程规定对被告瑶岭公司的债务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从营业场所和设施看，被告瑶岭公司的涉案房产销售部设在乳源县东坪镇新村村委会迁移安置房首层临街铺面内，室内有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室设备和办公人员，有出入的办事人员和购房客户；从房产交易证据看，原告曹冬梅执持的《房屋订购协议》和购房款《收据》上均有被告瑶岭公司的公章和代表人签字，而且代表人多次强调原告曹冬梅所购房产是被告瑶岭公司开发的，公司是依法登记的，有500万元注册资金，绝不会有假等等。但客观事实证明，一是公司代表人（被告邓爱萍）已就涉案房屋买卖事由涉嫌合同诈骗罪正在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被告瑶岭公司已完全形式化，公司与股东存在高度混同，如：1、公司营业场所、主要设备与股东个人的营业场所、主要设备混同，名为公司的营业场所、主要设备，实为股东个人的营业场所、主要设备；2、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两者实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行为和责任方面是名为公司实为股东个人；3、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名为公司收取购房款，实为股东个人收取购房款并实际占有、转移、使用或私吞；三是《2018年度企业年报企业公示信息专项审计报告》显示，被告瑶岭公司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时间与实际情况不符，资产状况信息中的资产总额、营业总收入、主营收入和纳税总额与报表不符，证明被告瑶岭公司现有资产已无法偿还原告曹冬梅的债务，股东有滥用公司人格规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被告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是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曹冬梅与被告瑶岭公司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应为无效，被告瑶岭公司应向原告曹冬梅返还购房款本息179200元，被告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应对被告瑶岭公司上述债务在注册资本的认缴限额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故诉诸法院，望判如诉请。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辩称，一、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应以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为基础。先刑后民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早在1998年法释（1998）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八、十、十一、十二条明文规定。因刑事犯罪行为导致经济赔偿、财产返还，应当以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为基础。结合原告起诉状主张的事实、理由与（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被告邓爱萍的答辩状可以确定本案与（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案件存在主体关联、事实关联、标的物关联，具体为：1、主体关联：原告与被告邓爱萍即是本案当事人，也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和犯罪行为人。2、事实关联：事实相同，本案与刑事案件的产生基于同一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原告因被告邓爱萍房屋买卖合同履行逾期，要求退还购房款，又要求被告邓爱萍出具借条，继后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引发刑事诉讼，而现以合同欺诈、合同无效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案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是不可分割、独立之事实。3、标的物关联：刑事案件和本案涉及的标的物均指向“房屋购买款”，刑事案件确认被告邓爱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了原告“房屋购买款”；原告在本案则以民事合同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诉求退还“房屋购买款”，且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支付利息。因此，鉴于两案在事实、标的物存在同一性、主体存在关联性，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应以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为基础和依据作出判决。二、刑事判决确认的基本事实有：1、自然人犯罪，非单位犯罪；2、被告邓爱萍犯有合同诈骗罪，并非民事欺诈行为；3、被告邓爱萍以个人账户收取购房款后，用于偿还其私人债务，被告瑶岭公司没有参与分配，被告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作为被告瑶岭公司的股东对此不知情、没参与、没过错；4、被告邓爱萍承担刑事责任，并承担了民事偿还责任，对原告诉请之标的物已作出处理，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属重复诉请。三、原告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刑事控告合同诈骗与本案民事欺诈相互矛盾：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与民事合同欺诈具有本质区别，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法律后果不同：（1）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主要是欺骗他人为错误意思表示并与之订立合同，欺诈人再通过履行所签订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合同，实现其非法获取对方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欺诈人在为欺诈行为之时，其本身有履行所签虚假合同的意思，而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虽然也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但这不是欺诈人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签虚假合同为掩护，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谓合法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可知，合同刑事诈骗人对其与他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毫无履行之意，而且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只是利用此合同实现诈骗他人财物的目的。（2）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合同民事欺诈的内容，一般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者对合同标的质量等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并且手段比较简单而传统，多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诈骗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条款，或者是不易识别的模糊条款，特别在合同条款的拟定上显得十分认真与仔细，以表现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诚意，并以此诱人上钩。（3）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民事欺诈之法律后果为合同有效，被欺诈人行使追认权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销权；合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欺诈人要负双重法律责任，即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如构成民事合同欺诈，则被告邓爱萍无罪，公、检、法错误司法，被告需在民事范畴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而构成刑事合同诈骗罪，属自然人犯罪，非单位犯罪，被告瑶岭公司没有参与分配购房款，仅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及附带民事责任，那么作为被告瑶岭公司的其他股东无责，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很明显，原告诉请、事实和理由与生效刑事判决相矛盾，故不能成立。四、原告贪图不当利益，造成损失与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无关。1、新建电梯产权房屋购买单价每平方米不足1400元，严重偏离市场行情；2、新建房地产项目，通过私人名义私下签订合同买卖，购房款经刘桂平再转被告邓爱萍，进行隐蔽交易，依常识就能够判断不在正常交易范围；3、与被告邓爱萍协商退款，由被告邓爱萍立具借条，通过购房合同转为借贷关系的方式，收取利息，明知购房款由被告邓爱萍收取，实际履行人是被告邓爱萍。综上所述，刑事判决已判定本案属自然人犯罪，所得款项由行为人本人使用，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没有参与分配，故已判决由犯罪行为人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刑事判决已对受害人即原告的经济损失作出了处理，故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被告邓爱萍辩称，各案原告起诉陈述的事实存在出入。2017年上半年，被告邓爱萍开始接触乳源县东坪镇新村村委会瑶族风情旅游新村项目。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和与当地村委沟通交流后，被告邓爱萍得知该项目出现资金问题，有意寻找接手人，遂开始筹备接手该项目，并与广州的几个老板口头达成合作意向。2017年10月后，该项目进入估价阶段；当时，被告邓爱萍了解到该项目建成有90套电梯房，其中有70套用于置换二期工程用地，尚有20套可由项目方自行处分。被告邓爱萍鉴于有十分把握拿下该项目，急功近利之下口头称有房可安排。2017年底，刘桂平联系上被告邓爱萍了解房屋情况，被告邓爱萍将其所掌握的房屋情况和项目情况如实告知刘桂平，并不只一次的告知刘桂平项目还没真正接手，需接手把村民安置后才能真正交房，可按成本价处理几套房屋，这是被告邓爱萍与几个有意向的老板协商后获得的利益。后来几个月，刘桂平陆续介绍其姐弟、朋友签订购房合同，签订合同和收款都由刘桂平经手，被告邓爱萍还应刘桂平要求给了刘桂平一本已盖有公司公章的空白收据。2018年7月，被告邓爱萍等人和项目方签订了项目转让合同，因项目用地问题没有得到确切答复，广州的老板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转款，致使合同未能按时履行。在得知项目无法按原计划接手后，被告邓爱萍便委托刘桂平及其姐夫罗鹏举召集各购房人协商解决方案，签订了借款协议和还款协议；因被告邓爱萍已挪用购房款，无法按时退回购房款，涉嫌合同诈骗而被羁押。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均未参与，毫不知情。购房合同上的公司公章是被告邓爱萍应刘桂平的要求，在未经其他任一被告的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加盖的；所有购房款都是进入被告邓爱萍的账户，由被告邓爱萍个人支配挪用，而且被告瑶岭公司未在任何地点设立过安置房的销售点，被告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均为被告瑶岭公司在2017年以前的员工，在2017年已全部离职，未参与任何利益分配。被告邓爱萍在整个事件中，收取房屋款项为每套16万元，各案原告所交房款超出部分均由刘桂平安排。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据事实，依法不支持各案原告对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诉求，而是由被告邓爱萍负责并按实际收取房款退回给各案原告；另外，刘桂平在诉求所涉2018年4月份购房款是其在收取其他购房人的购房款后交付的（未在此次的原告），已在2019年退回给其他购房人，应不予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曹冬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二、《房屋订购协议》，证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三、《收据》，证明购房事实和金额；四、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瑶岭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证明各被告身份、地位、出资（含认缴和实缴）、权利、义务、责任等事实；五、2018年度企业年报公示信息专项审计报告，证明各股东（被告）在公司章程修正后并无实际出资，适用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并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程序合法恰当，被告邓爱萍已签收该刑事判决，以刑事判决为依据。对原告曹冬梅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房屋订购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被告瑶岭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房屋买卖协议，该证据显示出卖方是被告邓爱萍而非被告瑶岭公司；对证据三《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表示购房款的支付和收取应当以实际发生情况为准，原告支付购房款是向被告邓爱萍支付，并没有向被告瑶岭公司支付，原告试图以《收据》证明购房事实和已付购房款给被告瑶岭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对证据四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瑶岭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以及证据五2018年度企业年报公示信息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涉及的民事合同欺诈行为或者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无关，不能证明股东对非法赔偿民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对证据六（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主张不能成立，表示刑事案件只能证明刑事判决的程序，不能证明民事诉讼程序合理合法，不能证明原告诉请的程序是否合理。被告邓爱萍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房屋订购协议》以及证据三《收据》有异议，表示有些《收据》不是其本人书写的，其本人之前给了十张左右空白的已盖有公司公章且其本人已签名或没有签名的《收据》给刘桂平，由他们书写上去，因刑事案件判决已作出认定，故不再另外陈述；对证据四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瑶岭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以及证据五2018年度企业年报公示信息专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对证据六（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主张不能成立，表示刑事案件只能证明刑事判决的程序，不能证明民事诉讼程序合理合法，不能证明原告诉请的程序是否合理。被告瑶岭公司、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在本案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对该刑事判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原告曹冬梅提供的证据二《房屋订购协议》，因该协议双方当事人是曹冬梅与邓爱萍，曹冬梅在本案庭审中认可是其本人在该协议上签名，邓爱萍亦认可该协议上瑶岭公司的公章是由其本人私自加盖上去的，且未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该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认定。二、对原告曹冬梅提供的证据三《收据》，本院认为，根据曹冬梅与刘桂平的庭审陈述，曹冬梅并非通过刘桂平向邓爱萍支付购房款，邓爱萍提供给刘桂平的空白《收据》与曹冬梅无关，由于曹冬梅提供的《收据》有邓爱萍签名和瑶岭公司的公章，故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曹冬梅支付的购房款具体数额应以（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数额为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邓爱萍犯合同诈骗罪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邓爱萍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二、责令邓爱萍退赔朱细养经济损失19.2万元、刘桂平15.8万元、刘桂明15.9万元、朱品彬15.9万元、罗甫元（罗鹏举）15.3万元、侯伟胜（谭晒月）17.3万元、丘文超24.7万元、曹冬梅17.3万元、陈有财13万元、刘荣华19.7万元。该刑事判决在送达给检察机关及邓爱萍后，检察机关及邓爱萍均未提起上诉；该刑事判决已生效。（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3、4月份，邓爱萍了解到乳源县东坪镇新村村委会的瑶族风情旅游新村（包含东坪镇新村村委会回迁安置房）的项目投资商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投资；于是，邓爱萍欲与韶关和广州的投资商进行合作，承接上述瑶族风情旅游新村项目，但未能达成协议。2017年年底开始，在未签订项目承接合同，未取得项目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邓爱萍私自将东坪镇新村村委会回迁安置房以每套1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朱细养、刘桂平、刘桂明、朱品彬、罗甫元（罗鹏举）、侯伟胜、丘文超、曹冬梅、陈有财、刘荣华等人；其中，朱细养支付了18万元，刘桂平支付了16万元，刘桂明支付了16万元，朱品彬支付了16万元，罗甫元（罗鹏举）支付了16万元，侯伟胜（谭晒月）支付了16万元，丘文超支付了24.8万元，曹冬梅支付了16万元，陈有财支付了13万元，刘荣华（谢细连）支付了18.4万元，共计170.2万元。邓爱萍收取170.2万元购房款后，用于偿还其私人债务。因未取得房产所有权，也未受到房产所有权人的授权，邓爱萍无法履行向朱细养、刘桂平、朱品彬等10人交付房屋的约定，也没能力退还上述购房款。2018年6、7月份，邓爱萍擅自更换东坪镇新村村委会回迁安置房房屋的锁芯，取得房屋钥匙，再将钥匙交给购房者，隐瞒自己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2018年8月，邓爱萍又以置换新城小区商品房需要补交车位款收取了侯伟胜、刘荣华、朱细养、曹冬梅四人各1.4万元（合计5.6万元）。2019年2月1日至5月19日，邓爱萍通过微信转账退款给罗鹏举1.7万元，罗鹏举退给朱细养、刘桂平等人的具体情况如下：朱细养2000元、刘桂平2000元、刘桂明1000元、朱品彬1000元、侯伟胜1000元、丘文超1000元、曹冬梅1000元、刘荣华1000元，罗鹏举7000元。2019年5月,朱细养等人因邓爱萍迟迟未能交付房产后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朱细养、罗鹏举、刘桂平等人的催讨下，邓爱萍无法退回购房款，遂于2018年12月5日立具借条给朱细养、刘桂平、谭晒月（侯伟胜）、丘文超、谢细连（刘荣华）等人收执，借条具体金额如下：1.借到朱细养本金19.4万元，2.借到刘桂平本金64万元〔注该款是刘桂平、刘桂明、朱品彬、罗甫元（罗鹏举）的购房款，每人16万元〕，3.借到谭晒月本金17.4万元（注谭晒月是侯伟胜的妻子），4.借到丘文超本金24.8万元，5.借到谢细连本金19.8万元（注谢细连是刘荣华的妻子）。经韶关市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公司出具《关于邓爱萍合同诈骗案中相关金额情况专项审计报告》载明：（1）邓爱萍在2018年1月13日至2018年8月15日共计收取刘桂平653000元；（2）刘桂平在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8月15日收取朱细养等人642000元。另查明，2018年1月17日，邓爱萍（出卖人、甲方）与曹冬梅（买受人、乙方）签订了一份《房屋订购协议》，邓爱萍在该协议“甲方”落款处签名并加盖了瑶岭公司的公章，曹冬梅在该协议“乙方”落款处签名。该《房屋订购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就房屋买卖事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订立房屋订购条款如下。一、甲方将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120）平方米/套，共计人民币壹拾陆万元（￥160000.00元）每套出售给乙方，甲方需在2018年3月30日前交房（甲方赠送价值20万的装修）。甲方必须在2018年9月1日前交付房屋不动产证给乙方（正对面右套）。二、本合同签定前，该房屋如有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等由甲方负担，房屋契税由乙方负担，其他税费按有关法律规定各自负担。三、付款方式。乙方签订此合同后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壹拾陆万元（￥160000.00元），并配合甲方提供办理房屋不动产证所需资料和契税，除了契税，乙方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四、违约责任。1、甲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房和交付房屋不动产证，逾期超过一个月，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解约时，甲方除将已收的房价款全部退还乙方外，并应赔偿乙方经济损失。2、如果甲方出售的房屋存在他项权利设定或其他产权纠纷以致影响到乙方权利的行使，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并应赔偿乙方的损失。五、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七、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根据曹冬梅提供的三张《收据》显示，邓爱萍在时间为2018年1月14日的《收据》（NO.4519405）、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的《收据》（NO.4519413）和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的《收据》（NO.4519417）“经手人”处签名，并在“收款单位”处加盖了瑶岭公司的公章；其中，《收据》（NO.4519405）载明“今收到曹冬梅（7楼或9楼电梯右边）壹套房订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如春节前未确定房源，则全额退款”，《收据》（NO.4519413）载明“今收到曹冬梅购房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收据》（NO.4519417）载明“今收到曹冬梅订购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又查明，邓晓林与邓爱萍是夫妻关系。2013年12月1日，邓晓林、邓爱萍签署《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就成立瑶岭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规定；其中，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股东履行下列义务：（一）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013年12月26日，瑶岭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注册资本为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邓晓林，股东为邓晓林、邓爱萍（各自实缴出资5万元），住所地为乳源县乳城镇南环西路图书馆**301，经营范围为农村电影放映、瑶绣销售。2015年1月12日，邓晓林、邓爱萍签署《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将公司章程原规定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农村电影放映、提供庆典礼仪策划、会议展览、演艺策划、文艺活动策划、艺术类展览活动、民族刺绣培训服务、字画装裱、工艺品设计和销售，并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11月26日，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签署《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将公司原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变更增加一项即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将工资原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将公司股东由邓晓林、邓爱萍2人变更为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8人，并于2015年12月3日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邓晓林、邓爱萍各自认缴出资150万元，李菊芳认缴出资75万元，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各自认缴出资25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实缴出资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至本案开庭之日止，邓晓林、邓爱萍各自欠缴出资145万元，李菊芳前缴出资75万元，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各自欠缴出资25万元。在本案诉讼中，邓晓林、邓爱萍、李菊芳均表示前述公司章程修正案上各自的签名是本人签写的；李菊芳还表示前述公司章程修正案上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签名是由其代签的，代签原因为：李菊芳持有各股东亲笔签名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时，工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发现公司章程修正案有错别字，要求李菊芳重新打印修公司章程修正案，并由李菊芳代签邓美珍、邓桥养、盘良峰、邓敬章、盘天浩的姓名。对李菊芳陈述的上述代签事实，邓美珍、盘良峰、盘天浩均表示符合事实。另经本院征询，曹冬梅表示其持有邓爱萍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就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邓爱萍犯合同诈骗罪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的（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对该刑事判决，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对该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邓爱萍在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采取换锁等方式虚构其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通过与曹冬梅于2018年1月17日签订《房屋订购协议》的方式，骗取曹冬梅购房款，以达到其非法占有购房款的目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本院据此确认该《房屋订购协议》属无效合同；对曹冬梅要求确认该《房屋订购协议》无效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另外，根据（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曹冬梅是与邓爱萍协商一致签订该《房屋订购协议》，是将购房款16万元和车位款1.4万元支付给邓爱萍，并由邓爱萍用于偿还其私人债务，也是邓爱萍私自在该协议以及《收据》上加盖瑶岭公司公章；在房屋无法交付时，曹冬梅亦是向邓爱萍催讨购房款、车位款；在无法退款时，更是要求邓爱萍立具借条；从以上整个过程来看，瑶岭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其中，也没有证据证明瑶岭公司有委托邓爱萍代为签订《房屋订购协议》、收取购房款以及出具《收据》；由此可见，瑶岭公司并非与曹冬梅签订《房屋订购协议》的一方。现曹冬梅以瑶岭公司是《房屋订购协议》一方当事人为由要求瑶岭公司直接返还购房款16万元和赔付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邓爱萍返还购房款给曹冬梅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曹冬梅与邓爱萍于2018年1月17日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属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邓爱萍根据该《房屋订购协议》获得的购房款应返还给曹冬梅。曹冬梅主张其支付了购房款16万元和车位款1.4万元，该主张与（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鉴于（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还查明邓爱萍2019年2月1日至5月19日已通过微信转账退款了1.7万元给罗鹏举，罗鹏举退给了曹冬梅1000元，且已判决责令邓爱萍退赔曹冬梅17.3万元。故曹冬梅诉请要求邓爱萍对返还购房款16万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属于重复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车位款1.4万元，因曹冬梅在本案中未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关于邓爱萍赔付利息损失给曹冬梅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曹冬梅与邓爱萍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是无效合同，曹冬梅因该协议无效必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且该损失主要表现为邓爱萍因不能退回购房款而占用购房款期间所产生的法定孳息，即利息损失。由于邓爱萍经催讨而无法退回购房款，于2018年12月5日立具借条给曹冬梅等人收执，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该利息损失应自2018年12月5日起以未退回的购房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进行计算。对该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曹冬梅与邓爱萍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曹冬梅在未审核确认邓爱萍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与邓爱萍订立《房屋订购协议》，未能尽到审慎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曹冬梅对其损失自行承担30%的民事责任，邓爱萍对曹冬梅的损失承担70%的民事责任。根据以上分析，对曹冬梅要求邓爱萍赔付利息损失的诉请，本院认定邓爱萍应自2018年12月5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止以未退回的购房款15.9万元（不含车位款1.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赔付利息损失的70%给曹冬梅；经计算，为7716.80元。至于2020年2月1日起的利息损失，因曹冬梅在本案中未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关于瑶岭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邓爱萍在《房屋订购协议》以及《收据》上私自加盖瑶岭公司的公章；可见，瑶岭公司在公章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疏漏，造成了瑶岭公司股东邓爱萍能轻易取得并擅自使用瑶岭公司的公章，获取曹冬梅的信任，进而让邓爱萍的犯罪行为得逞。瑶岭公司的过错与邓爱萍对曹冬梅实施诈骗并造成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另外，曹冬梅在未能尽到审慎义务，未审核确认邓爱萍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与邓爱萍订立《房屋订购协议》，对损失结果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双方过错大小等，本院酌定瑶岭公司承担70%的民事责任。由于本院在处理曹冬梅主张的利息损失时已扣减其自行承担部分，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瑶岭公司对（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责令邓爱萍退赔曹冬梅15.9万元（不含车位款1.4万元）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对邓爱萍赔付给曹冬梅的利息损失7716.80元承担赔偿责任。关于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曹冬梅以瑶岭公司章程第七章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为由，要求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对其主张返还的购房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前述规定是指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在瑶岭公司发生债务责任时，并不直接对债权人负责，而是由瑶岭公司以自己的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以其全部投资额为限对瑶岭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曹冬梅并不能根据瑶岭公司章程规定直接要求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承担责任。至于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认缴出资问题，因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对认缴出资的实缴出资时间（2020年12月31日）尚未到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股东应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额的规定。现曹冬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以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额为由，要求邓晓林、李菊芳等股东对其主张返还的购房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曹冬梅与被告邓爱萍于2018年1月17日签订的《房屋订购协议》无效；二、限被告邓爱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冬梅赔付利息损失7716.80元；三、限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上述利息损失7716.80元以及（2019）粤0232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责令被告邓爱萍退赔给原告曹冬梅159000元（不含责令退赔的车位款14000元）中的111300元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曹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件受理费3884元（原告曹冬梅已预交），由原告曹冬梅负担270元，由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瑶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邓爱萍共同负担36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曲波审 判 员 毛政新审 判 员 钟庆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雄财书 记 员 朱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