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发兰，女，1977年1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现住文山市（正宗骡子大肠饭馆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芬，女，1976年10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现住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陈发兰因与被上诉人杨光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4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6月4日组织上诉人陈发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被上诉人杨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发兰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陈发兰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光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陈发兰诉请由杨光芬支付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期间的挖掘机租赁费136,000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为无效协议，陈发兰要求杨光芬给付挖掘机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期间的挖掘机租赁费136,000元（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具体到本案，陈发兰与杨光芬仅仅是租赁关系，陈发兰作为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根据杨光芬的要求，双方在通过平等协商后签订了《挖掘机租赁协议》，将挖掘机交付给杨光芬使用并收取相应的租赁费，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并无证据证实陈发兰在与杨光芬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时明知杨光芬租赁挖掘机用于非法开采铝土矿，陈发兰对于杨光芬租赁挖掘机后如何使用并无监管义务，而且，双方在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时已明确所租赁设备用于开采及道路施工。因此，一审法院主观认定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于法无据。杨光芬于2019年7月12日、2019年10月17日支付给陈发兰的25,000元挖掘机租赁费，虽然该25,000元挖掘机租赁费是在双方2019年5月24日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之后支付给陈发兰，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前，杨光芬曾向陈发兰租赁过挖掘机使用，本案《调查笔录》《转账详情》、李武松、胡家兰的庭审证言仅能证明杨光芬支付陈发兰挖掘机租赁费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双方2019年5月24日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之后所支付的挖掘机租赁费，因此，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实际上，2019年5月16日，杨光芬就已经使用陈发兰的挖掘机（每天两班，每班2,000元），杨光芬支付的25,000元费用是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24日使用的挖掘机租赁费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但一审法院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为无效协议，但判决书也未说明违反什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致使陈发兰的合法诉求无法确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2019年11月19日，即一审诉讼期间，杨光芬通过其弟弟杨光强多次电话联系陈发兰并到陈发兰饭店内进行协商，陈发兰同意协商后，杨光芬称愿意再支付70,000元双方调解，叫陈发兰撤回起诉，但之后杨光芬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二、杨光芬通过租赁陈发兰挖掘机从事非法开采铝土矿，存在严重过错，杨光芬应当支付陈发兰因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期间的挖掘机租赁费136,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规定，杨光芬明知未依法办理铝土矿开采合法手续，擅自非法开采小马厂村铝土矿，且在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时对陈发兰隐瞒有关事实，陈发兰对于杨光芬所租赁挖掘机的具体用途也并不知情，导致在施工过程中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查获，并将陈发兰的挖掘机进行扣押，杨光芬的过错行为给陈发兰造成停运损失。因此，杨光芬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第八条“如在工地上挖掘时的一切事故由甲方负责，如挖掘机在甲方工地被偷、砸、烧、强行拖走、没收，与乙方无关。”及补充条款“乙方以贰仟元(2000.00)每天出租给甲方，完工三日内结清所有账”的约定，支付陈发兰因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期间的挖掘机租赁费136,0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改判支持陈发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杨光芬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为陈发兰到杨光芬非法开采的矿山观察现场并安排操作人员做非法开采作业，所以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合同无效，该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根据本案事实，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公正判决。陈发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杨光芬支付租金136,000元（68天×2,000元/天）；由杨光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5月24日，陈发兰（乙方）与杨光芬（甲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内容为：“一、乙方为甲方提供柳工933式挖掘机一台。二、本设备（），开采及道路施工。三、乙方拥有对租赁设备的所有权，甲方在租赁期内拥有该设备的使用权。四、乙方为该设备配备操作手1人，食宿由甲方负责，设备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燃油费用由甲方负责。五、若有逾期，乙方有权停工，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如在工地上挖掘时的一切事故由甲方负责，如挖掘机在甲方工地被偷、砸、烧、强行拖走、没收，与乙方无关）。六、其他条款：甲乙双方经常沟通有问题及时处理。七、违约责任：1、若因甲方施工条件不全，引起乙方不能施工（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除外）。2、乙方无故停工，甲方有权扣发停工挖掘机工程费用，乙方自行承担。八、乙方挖掘机进场后，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指挥，若有不服从管理和指挥，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九、双方发生纠纷时应协商处理，若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十、协议签订后，从乙方挖掘机进场挖掘工程之日起自动生效。十一、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若有其他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另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同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乙方以贰仟元整（2000.00）每天出租给甲方，完工三日内结清所有账。”协议签订后，陈发兰于当日将挖掘机一台运输到文山市进行铝土矿开采，陈发兰为该台挖掘机配备了两名驾驶员。该台挖掘机于2019年6月10日开始开采，2019年6月11日晚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2019年7月31日，文山市自然资源局解除了对该台挖掘机的扣押。另查明，2019年5月24日双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前，杨光芬曾租用陈发兰的挖掘机进行过铝土矿开采。杨光芬没有取得小马厂村铝土矿开采的合法手续。2019年6月11日，陈发兰的挖掘机在小马厂村进行铝土矿开采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发现后，驾驶员李武松曾打电话告知陈发兰的男朋友张海荣，张海荣让李武松将挖掘机进行躲藏。另查明，杨光芬于2019年7月12日支付了杨光芬挖掘机租赁费10000元，杨光芬于2019年10月17日支付了陈发兰挖掘机租赁费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杨光芬在文山市进行铝土矿非法开采时，陈发兰将挖掘机一台租赁给杨光芬使用，并为该挖掘机配备驾驶员二名。根据驾驶员李武松关于杨光芬非法开采铝土矿的行为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发现后，陈发兰的男朋友张海荣让李武松将挖掘机进行躲藏的陈述，结合《挖掘机租赁协议》第二条本设备，开采及道路施工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陈发兰对杨光芬租赁其所有的挖掘机进行铝土矿非法开采是知情的。因此，陈发兰、杨光芬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是陈发兰、杨光芬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该《挖掘机租赁协议》为无效协议。故陈发兰要求杨光芬给付挖掘机被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扣押期间的挖掘机租赁费136000元（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陈发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陈发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发兰提交如下证据：一审庭审结束后陈发兰、张海荣与李武松的电话录音。证明：李武松是陈发兰聘请的挖掘机驾驶员，在2019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前，杨光芬已经租用陈发兰的挖机，本案25,000元支付的是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前产生的租赁费。经质证，杨光芬认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由：1.从中无法核实对方的通话信息；2.若通话者的确是李武松，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为李武松在一审是当庭出庭的证人，并且也在法律服务所做了调查笔录，其在一审所做的陈述已经当庭签字。3.证人出庭后陈发兰再与其通话属于程序上不予认可的情形；4.该录音中出现通话双方有强迫性的记录，非让对方认可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从实体上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5.该通话内容与一审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矛盾，并且该通话中所要陈述的问题，是陈发兰表述出来要求通话对方必须认可陈发兰的陈述，综上，该录音从实体和程序上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为李武松与陈发兰、张海荣之间的通话，该通话内容与杨光芬的代理人向其进行调查时其陈述的内容以及李武松出庭时所作的证言相互矛盾，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对于陈发兰以此证实的杨光芬已经支付的25,000元款项为支付2019年5月24日之前的挖掘机租赁费的事实，因陈发兰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杨光芬在2019年5月24日之前尚欠陈发兰租金25,000元的事实，现其主张杨光芬在双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后支付的25,000元款项为支付之前租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杨光芬提交如下证据：在国土局备案的《挖掘机租赁协议》，一审没有提交，原因是被国土局保留。证明：双方以用挖机出租的形式进行非法开采矿石，陈发兰的挖机被扣押是陈发兰明知该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依然派挖机操作手和挖机到小马厂矿山进行开采。经质证，陈发兰认为该证据的第二条是杨光芬自行添加，陈发兰不予认可，该合同与实际的陈发兰持有的合同约定不相符，请法庭核实陈发兰提交的原件。该合同设备型号等内容是空白的，一审已经确认了，双方都没有异议。故对杨光芬提交的协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杨光芬提交的该《挖机租赁协议》仅提供了第一页内容，无第二页，协议内容不完整。其次，对于该协议第二条内容：“本设备用于开采及道路施工。”即“本设备用于”的后面有括号，并无其他内容的事实，双方在一审均予以确认。现在杨光芬提交的协议括号内已经注明有“用于小马厂非法采矿”的内容，对此，杨光芬认可是其自行写上去的，但是，杨光芬主张协议当时杨光芬也要求陈发兰将该内容写上去，陈发兰让杨光芬自己写自己的这份合同就行了。对此，杨光芬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挖机租赁协议时已经协商挖机是用于小马厂非法采矿，而且陈发兰已经同意让杨光芬在自己的这一份《挖机租赁协议》上写明挖机用于非法采矿的事实。故对该证据及杨光芬以此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文山市自然资源局调取了文山市自然资源对2019年6月12日发生在文山市东山乡荒寨村委会小马厂长坎坡涉嫌盗采矿产资源案的相关证据：《文山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关于小马厂非法采矿的移交情况》和李武松《询问笔录》一份。该移交情况证明：2019年6月12日00时32分，文山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将在文山市东山乡荒寨村委会小马厂长坎坡涉嫌盗采矿产资源的5人及两台挖机、一台压路机、5辆车和盗采矿产资源现场移交给文山市自然资源局的事实。《询问笔录》为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对李武松进行询问时，李武松的陈述为：李武松是开挖机的，挖机是李武松的堂哥张海荣的，平时停放在大石洞上寨家门前。是王建2019年6月10日下午2点左右找到李武松，让李武松帮他去平整台地，费用是2,000元一天，由王建加油。挖机是王建自己找车拖去的，李武松是和挖机一起上去小马厂的。李武松是2019年6月10日晚上8到9点左右到现场的，那里有一个大塘塘，李武松知道是铝土矿，但是王建让李武松帮他装几车。2019年6月10日晚装了几车记不清楚，11日装了3车。11日晚上一个空车大车驾驶员跟李武松说快点跑，下面有一辆车已经被拦着了。李武松就开着挖机顺着荒寨方向跑，不敢压着水泥路，就往岔路上走，压倒两颗李子树后将挖机停在那里，李武松就躲在山上的小灌木林里。大约20分钟左右一辆小挖机也来到，但是没有看清往哪里走。大约过了30分钟，看见有人打着电筒过来找人，李武松因为害怕没有出来，后来自己走回家。不知道小挖机和压路机是谁的。经质证，陈发兰对《文山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关于小马厂非法采矿的移交情况》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虽然查获现场有陈发兰的挖机，但是杨光芬盗采矿产资源的事实陈发兰并不知情，该行为与陈发兰无关。对李武松的《调查笔录》三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陈发兰租赁挖机给杨光芬仅是用于平整台地，而不是用于非法开采铝土矿，陈发兰对于租赁后挖机用于非法开采铝土矿一事并不知情，陈发兰的挖机驾驶员李武松对实际施工的情况也来告知过陈发兰，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挖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杨光芬质证对上述两份证据均无异议，两份证据更能反映陈发兰安排驾驶员到杨光芬的山上从事非法开矿，并且陈发兰还安排李武松在广南县从事非法开矿的事实。也能证实陈发兰仅为杨光芬挖着2天，租赁费也只能计算2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地证实李武松之所以到小马厂驾驶挖机是应杨光芬的管理人员王建要约到小马厂平整台地，也是王建用车辆将挖机和驾驶员李武松运送到小马厂工地的事实。而且李武松还证实双方约定的租赁费为每天2,000元。李武松来到小马厂现场知道是帮王建非法开采铝土矿。李武松证实租赁费用每天为2,000元的事实与陈发兰、杨光芬签订的《挖机租赁协议》补充约定的每天为2,000元的事实相互印证。而且李武松所作的陈述与挖机被文山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扣押并移交给文山市自然资源局的事实相互印证。同时，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对李武松进行调查时其所作的陈述为其第一次被执法部门进行调查时的陈述，较为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经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杨光芬无异议。陈发兰提出如下异议：1.对一审认定的“陈发兰于当日将挖掘机一台运输到文山市进行铝土矿开采”的事实有异议，与事实不符，理由是租赁挖机时，陈发兰不清楚是铝土矿开采。2.对一审认定“杨光芬曾租用陈发兰的挖掘机进行过铝土矿开采”的事实有异议，陈发兰对杨光芬租用挖掘机进行铝土矿的开采并不知道，杨光芬租用挖掘机是进行平整台地；3.对一审认定的“驾驶员李武松曾打电话告知陈发兰的男朋友张海荣，张海荣让李武松将挖掘机进行躲藏。”的事实不认可，当时扣押时，李武松确实告知了被扣押的事实，但张海荣并没有让李武松将挖机躲藏。关于陈发兰提出的3个异议，涉及陈发兰将挖机租赁给杨光芬到文山市进行铝土矿开采还是平整台地的事实以及在涉案挖机被公安机关扣留之前，李武松是否打过电话给张海荣，张海荣是否让李武松将挖机进行躲藏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对李武松进行调查时李武松的陈述：杨光芬的管理人员王建2019年6月10日要约李武松即租赁李武松驾驶的挖机时与李武松陈述的是平整台地，是李武松到达现场后知道王建是要求其进行铝土矿的非法开采。但是，李武松没有拒绝进行铝土矿的开采而导致挖机被行政执法部门暂扣而引发本案。故陈发兰提出的异议1和异议2能否成立，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而根据李武松的陈述，在挖机被扣之前，李武松没有陈述和张海荣通过电话，张海荣也没有让李武松将挖机进行躲藏的事实。同时，该陈述与二审中陈发兰提供的其与李武松的通话中李武松认可自己在杨光芬的代理人对其进行调查时李武松陈述了不客观的事实的内容相互印证，陈发兰的此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杨光芬租用陈发兰的挖掘机一直在文山市为杨光芬进行作业，但双方并未签订租赁合同。2019年5月24日，陈发兰（乙方）与杨光芬（甲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约定：陈发兰为杨光芬提供柳工933式挖掘机一台，并配备挖机驾驶员1人，食宿由杨光芬负责。本设备用于开采及道路施工。陈发兰以2000元每天出租给杨光芬，完工三日内结清所有账。同时，协议第五条约定：“若有逾期，乙方有权停工，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如在工地上挖掘时的一切事故由甲方负责，如挖掘机在甲方工地被偷、砸、烧、强行拖走、没收，与乙方无关）。”双方还对违约责任、停工、纠纷处理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6月10日下午2点左右，杨光芬的管理人员王建找到陈发兰挖掘机驾驶员李武松，询问挖掘机是否闲置，若闲置去帮其平整台地。因当天挖掘机闲置并停放在三七工业园区，李武松将此事告知陈发兰，经陈发兰同意，王建自己找了车辆将该挖掘机和李武松转运至文山市。到达现场后李武松知道王建是让李武松进行铝土矿开采，李武松于2019年6月10日晚开始开采，2019年6月11日晚被文山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查获，挖掘机被扣押。文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12日将该挖掘机移交给文山市自然资源局。文山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6月19日对李武松进行调查。2019年7月31日，文山市自然资源局解除了对该台挖掘机的扣押。因陈发兰与杨光芬就挖掘机被扣押期间产生的损失协商赔偿未果，陈发兰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另查明：1.杨光芬没有取得小马厂村铝土矿开采的合法手续。2.杨光芬于2019年7月12日支付陈发兰挖掘机租赁费10,000元，于2019年10月17日支付陈发兰费用15,000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的效力问题；二、挖掘机被扣押期间产生的租赁费应否由杨光芬赔偿给陈发兰。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的效力问题。陈发兰认为，陈发兰租赁挖掘机给杨光芬是平整台地，并非是租赁给杨光芬用于非法采矿，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杨光芬认为，陈发兰明知杨光芬进行非法采矿还将挖掘机租赁给杨光芬，损害国家利益，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属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杨光芬主张其租赁陈发兰的挖掘机是用于非法开采铝土矿，且陈发兰对于杨光芬将挖掘机用于非法开采铝土矿的事实是明知的主张，除一审提交了挖掘机驾驶员李武松的证言外，二审中进一步陈述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合同是陈发兰晚上到矿山上找杨光芬签订的，当时挖掘机还在进行采矿作业。对此，杨光芬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陈发兰与其签订协议时，陈发兰的挖掘机当时在小马厂工地还在进行非法采矿作业，杨光芬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而一审中杨光芬提供的李武松的证言，李武松进行了内容不一致且相互矛盾的陈述。首先，在杨光芬的代理人对其进行调查时李武松陈述陈发兰都是晚上安排李武松帮人家挖矿。5月份陈发兰说因行政部门查得紧，不敢开采。挖机被查的晚上是陈发兰的男朋友张海荣让李武松将挖机开去躲藏。在一审庭审中，李武松又证实：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是李武松在小马厂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双方才签订的，李武松在矿山上是听从杨光芬的管理人员王建的安排从事铝土矿的挖掘。但是在文山市国土资源局向李武松进行调查时，李武松又陈述是2019年6月10日下午2点左右王建找到李武松让李武松去帮助王建平整台地，李武松经告知陈发兰后被王建用车辆将挖掘机和李武松一起运到小马厂，到了小马厂后李武松才知道王建是让李武松挖掘铝土矿。同时，在一审庭审后，陈发兰电话询问李武松为什么在庭审中会作出是张海荣让李武松将挖掘机开去躲藏的事实时，李武松陈述是杨光芬要求李武松进行陈述的事实也相互矛盾。故本院认为在李武松先后进行不同陈述的情况下，文山市国土资源局对李武松进行第一次调查时，李武松的陈述较为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故根据李武松的陈述，在挖掘机被扣当天，陈发兰的男朋友张海荣并没有让李武松将挖掘机进行躲藏的事实存在。而且，李武松是随王建去到小马厂工地后才知道王建是让李武松用挖机开采铝土矿的事实。综上分析，陈发兰与杨光芬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时，陈发兰对于杨光芬租赁挖掘机用于非法采矿的事实并非明知。因此，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并未违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认定陈发兰明知杨光芬租赁挖掘机进行非法采矿，从而确认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杨光芬关于陈发兰与其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时明知杨光芬用于非法采矿的事实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挖掘机被扣押期间产生的租赁费应否由杨光芬赔偿给陈发兰的问题。陈发兰认为，因《挖掘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挖掘机被扣押的结果应当由杨光芬承担，故期间产生了68天租赁费136,000元，应当由杨光芬向陈发兰予以支付。杨光芬认为，陈发兰明知杨光芬进行非法采矿还将挖掘机租赁给杨光芬，导致挖掘机被扣押产生的后果应当由陈发兰自行承担，杨光芬不应当向陈发兰支付期间产生的租金136,000元。本院认为，因双方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杨光芬应当每天向陈发兰支付租金2,000元。从双方签订合同的2019年5月24日起算至2019年6月11日挖掘机被扣押时止，共计18天，租金合计36,000元，扣减杨光芬已经支付的25,000元，还尚欠11,000元，应当由杨光芬向陈发兰予以支付。陈发兰关于杨光芬已经支付的25,000元属支付原杨光芬尚欠的租赁费用，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发兰要求杨光芬支付挖掘机被扣押期间的租金136,000元的主张，因该挖掘机被扣是因为杨光芬将挖掘机用于非法开采而导致被职能部门进行扣押，而且对于挖掘机到达小马厂后，在王建要求李武松进行铝土矿非法开采的情况下，李武松未将此事及时告知陈发兰，也未拒绝王建的要求，而是为王建进行了采矿行为，对此，陈发兰对于挖掘机被扣押的结果也存在过错，故扣押期间不应当计算租金。陈发兰要求杨光芬支付扣押期间的租金136,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发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4941号民事判决；即“驳回陈发兰诉讼请求。”二、由杨光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陈发兰支付挖掘机租金损失11,000元。三、驳回陈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杨光芬负担393元，陈发兰负担1,1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杨光芬负担785元，陈发兰负担2,2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陆启慧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