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18729号原告：张龙杆，男，汉族，1972年9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赣，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加承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鹤羚路****。法定代表人：郑锦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鹄，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龙杆与被告广州市加承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承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赣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龙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2.判决被告将粤Ａ×××**号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发动机号89772186，车架号LV-BV3JBBXHJ006382）车辆所有人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判令被告向原告退回信用金2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了取得营运资格，从事道路运输业务，2017年7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约定原告将自己出资购买的粤Ａ×××**号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挂靠在被告名下。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为2017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19日止，原告向被告交纳委托信用金2000元，原告每年需向被告交纳车辆挂名综合服务费人民币5188元，车辆保险费一律由被告购买。2018年12月24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交办运函（2018）2052号通知，内容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取消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部署要求，深化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经交通运输部同意，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相关部门规章修订前，自2019年1月1日起，对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的管理，暂按以下要求执行：一、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二、自2019年1月1日起，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递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2019年3月2日，公布国务院令第70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该决定第四十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修改，其中第二款写明：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综上，粤Ａ×××**号福田牌轻型厢式货车总质量为4330kg,已经无需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即原告无需将车辆再挂靠在被告处，便能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从事货运经营，双方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的履行已无意义，继续履行下去对原告极为不公平。而且双方是委托关系，原告作为委托方，随时可以解除合同。为此，原告提起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了《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成立、有效，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根据201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新增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的规定，原告主张因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情势变更为理由要求解除其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条规定明确了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出现了当事人缔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重大变化。本案中，涉案车辆总质量为4330千克，根据2019年3月2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无需再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但原告在签订合同之时无法预见该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现原告无需再将涉案车辆挂靠被告来办理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营运证，故涉案合同签订时的目的已经不存在，且如若继续履行合同对原告明显不公平，根据公平原则，请求法院对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主张，依法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合同解除后，双方不再履行合同，由于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原告，现合同解除，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粤Ａ×××**号车辆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信用金不退回的条件，在本案中均不成就。现合同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而解除，双方均不存在履约过错，故被告应将2000元委托信用金退还给原告。综上所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特对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加承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主张其情形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定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本案中，原告因合同成立之后行政管理部门取消了关于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普通货运车辆需要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的规定而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对其不公平，要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来解除案涉合同。但此说法是绝对不成立的，首先，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被告除了让原告涉案车辆挂靠在其名下以获得营运资格外，还为原告提供广州本地车牌，使得原告在广州地区相较于外地牌照更方便从事运输工作。其次，被告在合同履行期内为原告提供一系列服务性项目，包括为原告办理其案涉车辆的一切审核手续、及时为原告代缴路费、运管费及营运年审、保险费、车船税等相关费用以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协助原告解决问题及代原告索赔等。被告为原告提供周全的托管服务，以便原告可以专心于运输工作，无需分心其他，这在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也体现出来，原告与被告订立合同的目的除了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以便运营之外，还包括被告为原告提供广州本地车牌以及一系列的托管服务。因此车辆挂靠合同的继续履行并不会对原告显失公平，且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继续履行协议将对其不公平，现车辆挂靠合同尚未到期，原告就主张适用情势变更来解除合同、退还信用保证金，实际上是于法无据、无理可依的。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取消了关于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普通货运车辆需要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的规定，并不是说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普通货运车辆就可以无证经营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相关材料：……”的规定，从事货运车辆营运首先须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实际是营运车辆须归属于运输企业或公司才能营运，否则是非法经营，所以车辆挂靠在运输企业名下，实际是取得了合法经营资格。取消了关于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普通货运车辆需要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的规定，主要是为减轻运输企业多余的负担，因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实际与工商营业执照有重复办证之嫌，并非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普通货运车辆就可以无营业执照经营货运业务了，这是原告对道路运输条例的错误理解。如果货运车辆经营不归属于有营业执照的运输企业或公司，等于是放纵货车非法经营，这完全是违反《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原告主张其情形适用情势变更要求解除《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是适用法律错误。二、被告无须退还委托信用金。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第一条约定原告一次性向被告缴纳托管信用保证金2000元，合同期满后如续约递增保证金，可知托管信用保证金是不予退还的，托管信用保证金的收取是行业内习惯，运输服务公司接受相关车辆挂靠其名下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此托管信用保证金虽然设定了较小的金额，但也能避免被告损失过大。同时该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托管五年（自2017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19日止才变更），如违约托管信用保证金不退还。由此可见原告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时将涉案车辆迁出，但视为原告违约，托管信用保证金不予退回。因此原告要求退回保证金的请求与合同的约定不符，望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无须解除，涉案车辆也无须变更车辆所有人登记，被告更无须退还托管信用保证金。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公正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加承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被告是成立于2014年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2017年7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约定：由乙方自筹资金购买一台福田牌型号的车辆（车牌号码：粤Ａ×××**号），因为乙方无条件办理营运资格，为方便营运，经得甲方同意，特将该车委托给甲方，以甲方的名称上牌及办营运证，营运证的所有权是甲方，甲方只给予营运资格，但实质上该车的财产权及使用权属乙方所有；乙方自寻营运出路、自负盈亏，一切经济利益属乙方所有，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甲方只负责协助乙方办理该车的有关证件的审核及代缴该车有关车辆规费事务，费用由乙方支付，甲方代收，乙方需在每月25号前将下月所交的费用交付给甲方代收，逾期者按每天所欠费用10%计滞纳金；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的雇佣关系，乙方必须向甲方一次性缴纳托管信用保证金（看收据），合同期满后如续约递增保证金；甲方每年一次收取乙方综合服务费5188元（保险必须车队买，费用以发票为准）；乙方委托甲方，必须依法购买机动车营运性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乙方必须及时交纳甲方为乙方代缴的各种税费及综合服务费，超过三十天不交的，则视为乙方违约；另外，如乙方过期交纳车辆应交的一切国家规定的费用，甲方有权取消双方的委托服务关系停止乙方的营运资格或向法院起诉追回该车，并对该车作出相关处理；乙方不得私自办理车辆的年审及营运证年审、二级维护、定级等一切车辆审核，如盖假章被交通局或有关部门没收该车证件，其后果由乙方承担，信用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委托甲方托管5年（自2017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19日止）才变更，不包括内部过户，如违约信用保证金不退回；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等。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原告信用金2000元。2017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车协议合同书》，约定：被告将粤Ａ×××**号车辆转让给原告使用，原告已将车款10万元付给被告，余下2000元于2017年8月底付清，被告已将该车证件及车辆交给原告使用等。据原告提交的粤Ａ×××**号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该车登记的所有人为被告，品牌为福田牌，使用性质为货运，总质量4330kg，强制报废期2032年6月30日，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6月。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共同确认：涉案车辆由原告出资购买，挂靠在被告名下经营，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目前车辆在原告处；原告已缴清2019年12月31日前的合同费用，因2019年新政策出台，原告没有再向被告支付2020年的费用，并自行办理了年审及购买了保险。原告表示以情势变更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退回信用保证金。本院认为，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告系具有货运资格的企业，其与原告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之所以与被告签订《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其目的是通过被告的名义为涉案车辆登记上牌及办理营运证，从而得以从事普通货物的运输活动。经查，2018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作出《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一、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二、自2019年1月1日，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亦于次日转发了该通知。即交通运输部的上述通知，明确自2019年1月1日，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无需再配发道路运输证。本案车辆总质量为4330kg，属于上述政策调整的范围内，故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无需再持有道路运输证。在国家政策作出调整，对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无需再持有道路运输证等情况变化后，继续履行涉案《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由原告继续向被告缴交费用，加重了原告的营运成本，显失公平。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及要求被告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返还信用保证金的诉讼请求，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9年12月份前向被告支付下一年的费用，故其起诉前已违约，而合同约定在原告违约的情况下，信用保证金不予退回，故对于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龙杆与被告广州市加承运输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市加承运输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张龙杆到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粤Ａ×××**号车辆所有人为原告张龙杆的过户手续；三、驳回原告张龙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张龙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龙健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