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19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男，195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某，女，195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3，男，1977年12月27日出生，壮族，大专文化，桂林桂北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员，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1，女，2010年2月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2，女，2016年9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上诉人甘某1、甘某2的法定代理人：甘某3（甘某1、甘某2之父），男，1977年12月27日出生，桂林桂北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员，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广西金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市中医医院，住所地：广西桂林市临桂路**。 负责人：杨斌，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军，桂林市中医医院医务科副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愉迦，桂林市中医医院医务科干事。 上诉人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市中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上诉请求：1.撤销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4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上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中医院不具备接收××人的资质，没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对损害结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中医院在没有治疗××人的设备及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将刚刚溺水自杀未果的受害人某某1安排在心肺科普通病房进行治疗，未及时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及时出具诊断结论让受害人转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治疗。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对损害结果存在故意过错，至少是间接故意，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甘某3未经医院许可擅自离开医院的事实错误。事发当日，上诉人甘某3到达医院之后，被护士告知办理入院手续需要某某1的医保卡、身份证，且住院部不能穿急诊的病服，需上诉人甘某3回家取衣物。上诉人甘某3按医院指示回家取上述物件，离开时还叮嘱护士照顾好受害人。3.根据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出具的某某1坠亡《情况说明》，可知某某1坠楼时手上还在打点滴，手持吊瓶，不可能有力气将装有限位器的玻璃推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桂林市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辩称：一、根据《精神卫生法》的相关内容，患者入院前已经被专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而且一直在服用专科药物，被上诉人没有必要再对患者进行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作为既往病史，沿用原专科诊断，符合卫生部发布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将患者收入院是治疗其因溺水而产生的吸入性××，并非治疗其精神类疾病。依据《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八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者是精神障碍患者，推诿或者拒绝为其治疗属于本医疗机构诊疗范围的其他疾病。被上诉人诊疗方案符合《精神卫生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二、被上诉人从未让患者家属回家取医保卡、身份证，患者入院时已经办好了入院手续，医改后医保住院已经无需医保卡，只要身份证可办理入院，而在入院须知中也写明三日内将身份证带至医院即可。也不存在住院部不能穿急症的衣服的说法。患者家属离开病房时未叮嘱任何人，护士通知其返院但其一直拒绝返院，被上诉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对患者的巡视，每20-30分钟查看患者并与患者交流。三、医护人员赶到患者坠楼现场时，患者手上并无吊瓶，输液管和吊瓶被发现是挂在树上的，上诉人所说“患者坠楼时手上还在打点滴，还手持吊瓶”只是单方面推测，不排除患者至楼顶后将输液器从楼上丢弃，进行限位器破坏的可能性。 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25865.01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648720元（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36元*20年计算）2、丧葬费36613.02元（按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102.17元*6个月计算）；3、被扶养人生活费351617元；共计1036950.02元。被告按70%的比例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即向原告赔偿725865.0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31日9时约11分，某某1在桂林市信义桥下溺水，经路人求助后120出诊将某某1送至被告处救治。同日9时45分，被告急诊科《门诊病历》显示：某某1，女，35岁，溺水后20分钟，既往史：精神分裂、抑郁症病史，西医诊断：吸入性××，诊疗意见：患者溺水、有呛水、呼吸稍促，立即予吸氧，心电监护，完善检查有吸入性××，予收心肺病科进一步检查治疗。同日12时52分，被告心肺病科《住院病历》有“某某1，女，35岁，因‘溺水后3小时’于2019年7月31日入院及西医诊断：吸入性××、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内容。被告心肺病科《住院病历》有“2019年7月31日13时30分，患者既往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今早有自杀行为，嘱患者家属24小时留陪人，防自杀，需加强巡视。但患者家属自行离开病房、电话通知家属患者需24小时陪护，但家属强调要下午三点后才能到达医院。继续加强巡视。13时37分，患者自行离开病房，未通知医护人员，患者未携带手机，无法联系，再次电话联系患者家属，其表示未与患者在一起，通知家属立即来医院。并调取监控查找患者。13时46分，路人拨打‘120’求救，一女子跳楼自杀，14时我院急诊科接回抢救室，证实为我科住院病号某某1，患者无呼吸心跳，血压测不出，立即组织抢救及多次电话联系家属，家属表示在赶来医院路上，目前未到医院”等内容。被告心肺病科《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有“某某1，女，35岁，入院时间：2019年7月31日11时58分，死亡时间：2019年7月31日15时08分，西医诊断：吸入性××、神经分裂症、抑郁症，13时46分接‘120’指令示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金马大厦停车场对面草坪上有一‘高处坠落伤’患者，急诊外科派医生到达现场立即予以边抢救边送医院并通知医院急诊科做好抢救准备，14时将患者接回抢救室立即组织抢救，证实患者为我科病号某某1及抢救期间多次电话联系家属，患者家属14时40分到达医院，向患者家属详细交代病情。经反复抢救后，15时06分患者呼吸心跳仍未复，血压测不出、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复查心电图仍呈一直线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高处坠落伤”等内容。 2019年11月14日，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第一责任区刑警大队出具《关于2019年7月31日桂林市中医医院内科楼（6号楼）某某1高坠死亡的情况说明》，记载了“现场位于桂林市中医院内科楼（6号楼）。东侧与金马大厦相邻；南侧与中医院门诊楼相邻；西侧与交通路相邻；北侧与五美路相邻。中心现场位于桂林市中医医院内科楼（6号楼）东侧花圃和桂林市中医医院内科楼（6号楼）六楼阳台。六楼阳台东墙是2扇铝合金玻璃推窗（均装有限位器，均呈半打开状态）；靠南墙摆有2个桶；靠西墙摆有1个推车；靠北墙摆有2个轮椅；西墙有1扇双开门（呈打开状），可通往六楼走廊。分析意见为：死者某某1符合高坠死亡”等内容。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称：2019年5月15日至16日检查出某某1患有抑郁症后就在桂林市福利医院住院治疗，之后医生同意带药回家，回家后继续上班，无异常。事发当日，其约10时30分到医院，因有医生要求其回家取某某1衣服、身份证、户口本等物品其才离开医院。其到家后曾接到医院3次电话，主要是要其找某某1身份证、户口本等，接医院第三次电话时其刚到香江饭店，医院说病人可能不行了，让其赶紧过来。其不认可被告单方出具的住院病历、死亡记录、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中关于“嘱患者家属24小时留陪人、防自杀及电话通知家属患者需24小时陪护，但家属强调要下午三点后才能到达医院”的记载，并认为这些是被告事后补充进来的。但原告未举证证明。而被告则称：急诊医生在问诊时知道患者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当时她的对答很流利，无发病现象。收住院主要治疗她的吸入性××。患者在病房约2小时，护士去病房看过患者8次。抢救之前打通患者家属3次电话，前两次均要求患者家属立即回医院进行陪护，但家属均强调下午三点后才能到医院，第三次电话是发现患者不见了。其6楼窗户都有限位器，患者是将限位器顶开后才打开窗户跳出的。对原告计算经济损失的方式和项目及数额没有异议，对原告要求承担责任的比例及精神抚慰金的数额有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某某1是因溺水后患有吸入性××才在被告中医院住院治疗，被告中医院治疗的是某某1的吸入性××。而原告并未对被告中医院在治疗某某1患有的吸入性××的诊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提出异议，也未提交被告中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上述诊疗过程中有其他过错的证据。原告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相关记录中关于“嘱患者家属24小时留陪护人，防自杀及电话通知家属患者需24小时陪护，但家属强调要下午三点后才能到达医院”的记载是事后补充，亦没有被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证据。据此，应认定被告中医院在治疗某某1患有的吸入性××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患者某某1的死亡原因是“高处坠落伤”所致，而高处坠落是某某1自身的原因所导致。可见，某某1的死亡与被告中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某某1个人应对其死亡负主要责任（即70%）；而原告甘某3是某某1的丈夫，其明知某某1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尚未治愈，却在某某1已因病住院治疗，急需专人陪护的情况下，未经被告中医院许可，也没有为某某1聘请专职陪护即擅自离开医院，故甘某3对某某1未尽夫妻间照顾、扶助义务，其对某某1的死亡也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此外，市公安局象山分局第一责任区刑警大队出具的《关于2019年7月31日桂林市中医医院内科楼（6号楼）某某1高坠死亡的情况说明》中有关于“桂林市中医医院内科楼（6号楼）六楼阳台西墙开有1扇双开门（呈打开状），可通往六楼走廊”的记载，患者某某1是通过六楼阳台西墙打开的双开门进入六楼走廊，并推开装有限位器的玻璃推窗后跳下的。如果被告中医院的六楼阳台双开门处于关闭或有人管理状态，则患者某某1上不去六楼阳台，就存在避免或推迟死亡的可能。因此，被告中医院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亦应承担10%的过错责任。现被告中医院对原告计算的经济损失的方式、项目和数额均无异议，故其应承担赔偿的经济损失为1036950.02元的10%，即103695元。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被告亦应按此比例予以承担。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桂林市中医医院赔偿原告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经济损失人民币103695元整；二、被告桂林市中医医院给付原告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整；三、驳回原告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58元，因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77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甘某3、莫某、雷某、甘某1、甘某2共同负担4779元，被告桂林市中医医院负担10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份：个人医疗账户收支明细，拟证明2019年7月31日，上诉人甘某3根据医院要求回家拿取被害人的医保卡和衣物，并为某某1刷医保卡支付医疗费415.93元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主叫号码077××××3584自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15日本地通话清单，拟证实医院发现患者无人陪护，积极联系家属，而家属不予配合，未尽监护义务的事实；2.医院内部监控录像光碟两张，拟证实医院尽到注意义务，医护人员进入患者病房门，在一级护理1小时巡视1次的基础上增加为1小时3次的事实。上诉人经质证，对证据1，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序号1062，医院第一次打电话给上诉人甘某3，是通知其拿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过来；序号1072，医院第三次打电话给上诉人甘某3，系当时已经出事了，在出事前医院只打了两次电话给上诉人甘某3；对证据2，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认为视频无法体现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七八次巡房的事实，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尽到安全保障、管理义务，恰恰证明了某某1一个人单独离开房间，院方没有对一个病人尽到合理的管理、照看义务；录像中显示上诉人甘某3曾经去过护士站，然后回到病房，跟医生说清楚之后才离开回家的，通过录像可以看出，上诉人甘某3是把病人安排妥当之后才回家的，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所称“据患者所在病房其他病友反映，患者家属对待患者态度冷淡粗暴，离开病房前还对患者恶语相向”，属故意捏造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考量。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上诉人提出2处异议：1.被上诉人《住院病历》2019年7月31日13时30分所载“嘱患者家属24小时留陪人”不是事实，认为医院没有当场或者电话告知上诉人需要留人陪护；2.遗漏了“树枝上挂有输液管，花圃上有输液瓶”的事实。经查，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异议1，因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异议2，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认定。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应当承担70%的主要责任。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精神科专科医生，不具备接收××人的资质，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经查，被上诉人接受某某1住院治疗，并非为其诊治精神类疾病，而是诊治其因溺水而导致的吸入性××症，被上诉人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收治患有该病的患者并无不当，且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治疗某某1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由于被上诉人在某某1从病房至六楼坠落处的通行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患者的异常，亦未能及时阻止患者坠亡事件的发生，医院存在注意不够、监管不足的过失，但该过失并不会必然导致某某1的死亡，其过错责任明显较小，一审根据以上情况认定被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上诉人又认为甘某3并非未经医院许可而擅自离开医院，经查，该事实是否认定，并不能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上诉人甘某3在某某1高处坠落之前未在病房、未处于对某某1的陪护状态是无可推翻的事实，其作为受害人某某1的丈夫，应当清楚某某1的病情及病史，应当明白当时情况下陪护患者对于某某1的重要性，但其却在某某1溺水后被救治，情绪尚待修复，又无他人陪护的情况下离开病房返家，一审据此认定上诉人甘某3承担2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还认为某某1在一只手持吊瓶另一只手还在打点滴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力气将装有限位器的玻璃窗推开坠落，上诉人提出的该质疑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与被上诉人的过错责任是否存在关联性，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结论，能够确定的是，某某1系高坠死亡，故上诉人的该质疑无事实根据，不能成立。 综上，甘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8元，由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彦冰 审 判 员 秦桂珍 审 判 员 唐志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慧杰 书 记 员 罗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