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6刑终28-3号 原公诉机关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迪立，男，1992年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高中文化，经商，户籍地广东省五华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任洪燕，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绍兴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春辉，男，1987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全南县，汉族，中专文化，经商，住江西省全南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马晓旻，上海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家明，男，1990年5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汉族，初中文化，经商，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建蓉、何昊琳，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超仁，男，1994年12月23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汉族，大专文化，经商，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26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变更为取保候审，同年6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贵勇，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礼佳，男，1993年7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广东省揭阳市揭**。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缪仁凌，上海光盛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孟林峰，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绍兴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伟霖，男，1990年8月30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福建省南安市。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艳清，浙江民禾（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邓权威，男，1999年4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住广东省五华县。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谭晖，男，1992年1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全南县，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江西省全南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2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犯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谭晖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刘礼佳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浙0681刑初114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戴伟霖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4月左右，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伙同曾辉鹏等人在深圳市龙岗区××道××号××室××室，设置“套路”，以网络“借贷”之名骗取有网络借贷需求客户的款项。2018年6月22日成立“深圳市新启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龙岗区××道××号××楼××室，法定代表人为徐文祥（系被告人徐迪立之父）。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10万元作为出资并负责公司整体的运营，最终占股35%；被告人谭春辉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出资，并负责公司内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渠道的业务，最终占股27%；曾辉鹏以其在原小型网贷工作室出资的5万元作为出资，并负责公司的催收业务，最终占股18%；被告人陈超仁于2018年7月将出借给被告人徐迪立的40万元作为出资以保障公司的资金运转，最终占股10%；被告人吴家明于2018年9月份出资45万元以保障公司的资金运转，最终占股10%。后公司招收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等人，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模式对公司招募的陈涵等20余名审核员进行欺骗“话术”培训，并沿用小型网贷工作室的方式实施诈骗。同年8月该公司成立催收部，招募陈强为催收部的负责人，被告人谭晖及曾卓淋为催收员。2018年8月该公司成立江西赣州工作室（以下称赣州团队），其中陈建出资30万元（占股20%），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及曾辉鹏各出资3万元（总共占股40%，3人平均分配），招募陈诚、钟娟等10余人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2018年10月该公司在四川省邻水县××室（又称“如意贷”、以下称四川团队），其中被告人徐迪立以业务指导占股10%，被告人谭春辉负责团队客户的个人信息占股10%，张小亮出资8-9万元占股40%，招募李龙波、沈娟等10余人亦沿用深圳团队的方式实施诈骗。 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逐步形成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及曾辉鹏、陈建、张小亮为重要成员，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及钟永房、陈强、曾卓淋、赖石福、陈福权、刘称华、钟程、马文康、李鸿顺、何源等人为主要骨干，有业务部、审核部、财务部、客服部（催收部）等组成部门，成为纠集者较为固定、集团内部成员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层级分明、成员相对固定、配合严密的犯罪集团。 以徐迪立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实施犯罪中采用固定的“套路贷”话术、以老员工带新员工培训等制度前后纠集人数多达数十人，其中深圳团队纠集人数多达20余人；赣州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四川团队纠集人数多达10余人。该犯罪集团内部的各成员之间分工明确，配合严密，先后向上万人实施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已造成众多被害人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该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已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集团。具体实施的犯罪活动如下： （一）诈骗 在实施犯罪活动中，按照集团内部的分工为：被告人徐迪立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手机充值、工资发放以及一些流量技术问题，编写欺骗“话术”等；被告人谭春辉主要负责为公司寻找公民个人信息渠道及购买客户流量等；被告人吴家明、陈超仁主要负责为公司提供资金保障；曾辉鹏主要负责公司的催收、技术问题指导；陈建为赣州团队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提供保障资金；张小亮为四川团队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提供保障资金；赖石福、马文康分别为赣州团队和四川团队的负责人，负责团队的日常工作；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为深圳团队的审核团队长，刘称华、钟程为赣州团队的审核团队长，马文康为四川团队的审核团队长，各审核团队长主要负责带组员开单；被告人刘礼佳为深圳、赣州团队的风控，马文康为四川团队的风控，主要负责审核客户资料并决定是否放款；林庆佳、钟永房为深圳团队财务，陈福权为赣州团队财务，李鸿顺为四川团队财务，何源为江苏团队财务，主要负责对客户贷款的收放款、收取撕条费；林满青、刘真婷、韦文静、吴家健、何秋萍、吴晓漫、钟伟、郭梓楠、黄伟王、王玉龙、林柯仰、廖文聪、刘树权、刘利、余伟舜、余秉霖、陈丽敏、练宇强等四十余人为审核员，主要负责用微信等利用公司欺骗“话术”收集客户资料；李玲兼职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钟娟为文员，主要整理财务报表、报销报表，偶尔开单；陈强、曾卓淋及被告人谭晖为客服部成员，主要负责利用电话轰炸软件、发送P图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并且收取逾期费、违约金等。组织设置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有固定的流程规范，每日有详细的财务报表（每日收放明细表、营业额表、逾期表、流量及流量统计表、支出明细表）、月工资表，有固定的话术、上岗培训等。 在实施犯罪活动的过程中，被告人徐迪立等人采用从“菠萝贷”等平台购买需要贷款客户的个人信息，该信息由审核团队长分派给审核员，审核员运用编制好的“话术”与客户商谈，并进一步收集有贷款意向的客户身份证正反面照片、通讯录及通话记录、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定位以及客户支付宝截图，“米房”、“今借到”、“有凭证”等平台上的负债截图等资料后提交给复审员（即风控），通过复审后，由审核员通知客户在“有凭证”、“米房”平台上写借条，并让客户添加财务微信进行放款（扣除30%的费用）。财务放款之后于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还款时收取人民币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若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每天会将逾期客户的相关信息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进行催收。如果电话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轰炸客户通讯录上相关亲友电话、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的客户，要求其还款，并收取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经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套路贷”，至2018年12月14日该犯罪集团被查获，深圳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438万余元，未遂人民币48万余元；赣州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95万余元，未遂人民币16万余元；四川团队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7.7万余元，未遂人民币2.9万余元；江苏团队（须进一步侦查）累计诈骗金额既遂人民币7.8万元余元。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参与诈骗人民币548.5万余元，未遂人民币66.9万元；被告人陈超仁参与诈骗人民币328万余元，未遂人民币33.8万余元；被告人吴家明参与诈骗人民币154万余元，未遂人民币19.7万余元；被告人刘礼佳参与诈骗人民币96万余元，被告人戴伟霖参与诈骗人民币93万余元，被告人邓权威参与诈骗人民币38万余元，被告人谭晖参与诈骗人民币7万余元。 （二）敲诈勒索 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要求财务放款之后的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按时还款时骗客户支付人民币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若是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将逾期客户相关信息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催收。如果电话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轰炸客户通讯录上相关亲友电话、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Ｐ图等“软暴力”方式威胁逾期的客户还款，并收取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该犯罪集团采取上述手段，向何某等多名被害人强行索要款项共计人民币26330元，未能得逞计人民币600元。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参与的既遂数额为26330元，未遂为600元；被告人谭晖参与的既遂数额为19850元，未遂为600元。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12月，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向广州团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购买公民个人信息54次，总计金额55万元，按照在案证据计算，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总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3.1万余条，将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犯罪集团实施诈骗犯罪。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3.1万余条；被告人陈超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2.48万余条；被告人吴家明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2.14万余条；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参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分别为7000余条。 2018年12月14日，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被抓获归案；2018年12月26日，被告人陈超仁主动到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2月21日，被告人谭晖被抓获归案。 案发后，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徐迪立的深圳团队处扣押联想笔记本电脑二台、手机十八只、电脑主机机箱十六只、银行卡两张、人民币8200元、营业执照一份、公司印章三个、租房合同二份；另从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处分别扣押手机二只。 另，被告人陈超仁、吴家明分别向公安机关退缴人民币30万元、15万元；被告人邓权威向诸暨市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刘礼佳向诸暨市人民法院退缴人民币2万元。2019年6月19日，公安机关冻结被告人徐迪立在工商银行深圳坪地支行6222××××3425账户的内资金40万元（已扣划至诸暨市人民法院账户）。 原判确认了相应证据。 原审认为，涉案人员逐步形成以被告人徐迪立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及曾鹏辉、陈建、张小亮为重要成员，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及钟永房、陈强等为骨干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人数多达数十人，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有相对完整的公司制度和操作流程，以“套路贷”的方式实现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对逾期客户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进行催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侵害，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陈超仁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应对其组织、领导集团所犯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应对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邓权威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谭晖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系从犯，对被告人刘礼佳、戴伟霖依法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邓权威、谭晖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谭晖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方式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谭晖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邓权威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戴伟霖、邓权威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均一人犯数罪，依法予以并罚。被告人陈超仁犯罪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谭春辉、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邓权威、谭晖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迪立、吴家明、陈超仁、刘礼佳、邓权威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且被告人陈超仁、邓权威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均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徐迪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七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被告人谭春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七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三、被告人吴家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一万八千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四、被告人陈超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六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五、被告人刘礼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六、被告人戴伟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三千元；七、被告人邓权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八、被告人谭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九、被告人吴家明退缴的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陈超仁退缴的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刘礼佳、邓权威各退缴的人民币2万元及被告人徐迪立的人民币40万元发还各被害人；继续向各被告人追缴违法所得并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十、扣押的物品由扣押机关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上诉人徐迪立及其辩护人提出：1.本案不应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客户借款额度低，部分客户借后不还，且公司催收以网络和电话方式为主，未严重影响客户的正常经济、生活秩序，社会危害性未达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程度；2.原判错误认定诈骗金额。平台上的借条金额并不都是实际发生额，有些实际未交付，也并非所有都按照30%的比例收取费用。有的客户明确知道借款规则，这些客户的交易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剔除。另外，既然原判也不排除有部分被害人以借后不还的手段骗取借款，就不该有诈骗未遂的金额；3.公司并未盈利，还有相当部分本金未收回，且徐迪立已退赃40万元，其家庭经济困难，请求二审减少罚金数额；4.徐迪立系初犯、偶犯，且庭审时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应从轻处罚。综上，原判量刑过重，且认定犯罪数额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谭春辉及其辩护人提出：1.诸暨市公安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和组织特征看，尚未达到恶势力犯罪的程度；3.原判认定谭春辉构成诈骗罪错误，其应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害人在借款前明知本金、利息、费用等相关情况，未在主观上陷入认识误区，谭春辉等人未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4.谭春辉对公司催收情况不知情，催收业务很可能属于外包，其对敲诈勒索行为没有共同的犯意和犯罪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5.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均为借款人自愿提供，不是非法获取。谭春辉等人与“菠萝贷”等平台不是信息买卖关系，其在平台租用页面空间投放广告，浏览者可自愿选择是否点击进入，点击进入后会显示个人信息收集页面，并明确告知信息的收集主体和用途。公司根据点击量付款，而非信息条数。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上诉人吴家明提出：1.本案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也并非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非主犯。其系后期出资加入新启宏公司，加入时间短，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不知道公司的具体行为，对所谓“话术”和“套路”都不知情。其并非最初的起意者、指挥者，也不是纠集者和实行者。其虽出资45万元，但当时公司并不缺资金，其出资未起到资金保障的作用；2.关于诈骗罪。其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只想通过高息放贷赚点分红，涉案借款人很多系多次借款，明知借款利息、期限等情况，不属于被骗，应当将该部分人所涉金额从诈骗金额中剔除；3.关于敲诈勒索罪。陈强等催收人员与徐迪立直接对接，其不知道催收的事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4.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仅知道借款人信息是从“菠萝贷”平台获取，具体都是徐迪立在处理，这些信息都是被害人为了寻找借款而主动登记到平台的，不存在侵犯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改判其无罪。 上诉人吴家明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被告人实施了非法放贷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罪。业务员已明确告知借款人扣除费用、还款期限等情况，部分借款人自愿多次借贷，故借款人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的财产，不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2.吴家明不属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并非本案主犯。其仅实施了投资行为，出资仅占深圳团队股份的10%，只享有分红的权利，不参与公司经营，也未实施任何组织、指挥、策划行为。在其入股前，公司放贷模式、骨干成员均已固定，运作成熟，其出资不影响公司运营，未起到保障公司资金运转的作用。公司运营由徐迪立等人控制，吴家明在犯罪集团中处于被动、受支配的地位；3.吴家明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与同案犯相比，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罪责刑不相适应。综上，请求二审从轻或减轻处罚。 上诉人陈超仁及其辩护人提出：1.陈超仁系从犯。陈超仁因为借款给徐迪立40万元，后徐迪立无力还款而将借款转成投资款，转化为公司股东，其成为股东是被动的、偶然的，且仅占新启宏公司10%的股份，未入股江西赣州工作室、四川工作室，从主观积极性、地域范围、社会影响程度等方面相比，与徐迪立、谭春辉等实际控制人不在同一个级别。陈超仁并非公司或工作室的组织者、管理者，主观恶性不大，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2.其在公安抓捕阶段曾劝说非同案共犯林庆佳自首，构成立功；3.陈超仁曾向徐迪立提出过退股，但因徐迪立没钱退而没有谈成，后来想谈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其行为系犯罪中止；4.原判虽认定其有自首、认罪认罚、退赃情节，但在量刑时未充分考量，对其量刑过重。其家庭情况特殊，有两个幼子需要抚养。综上，请求二审减轻处罚，予以改判。 上诉人刘礼佳及其辩护人对本案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1.原判认定诈骗金额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通过从公司调取的报表来认定刘礼佳的诈骗金额，但其中部分金额产生于其入职前，部分系他人负责复审的金额，期间其还有请假、休息的时间，上述情况所涉金额均应从其诈骗金额中剔除；2.刘礼佳只是一名雇员，平时听命行事，并非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地位较低，系从犯；3.其系初犯、偶犯，本意只想赚取一份工资，系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犯罪，主观恶性小，工作时间较短，且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并主动退赃，有明显悔罪表现。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戴伟霖及其辩护人对本案的定罪及事实均无异议，认为原判量刑过重，提出：1.戴伟霖系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原判对其从轻处罚不当；2.戴伟霖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好，系生活压力所迫、法律意识淡薄才实施了本案行为，主观恶性小。原判未充分考虑上述从轻情节，量刑过重；3.戴伟霖父亲年岁已高，孩子患有自闭症，家境贫寒，无力承担过高罚金。综上，请求二审从轻、减轻处罚，并减少其罚金。 经审理查明，二审确认原判认定诈骗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事实及证据。 另查明，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徐迪立等人要求财务放款之后的第6天发信息通知客户还款，并在客户按时还款时骗客户支付人民币16-30元不等的撕条费。若客户在第6天18时前未能还款，则视为逾期，财务将逾期客户相关信息发给催收员，由催收员使用电话等催收。若电话催收不利，则用“轰炸软件”轰炸客户通讯录上相关亲友电话、向客户本人发送诅咒性Ｐ图等“软暴力”手段威胁逾期客户还款，并收取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人民币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被告人徐迪立采取上述手段，向何某等多名被害人强行索要款项，其中敲诈勒索既遂11826元，未遂600元；被告人谭春辉参与敲诈勒索既遂11826元，未遂600元；被告人陈超仁参与敲诈勒索既遂7676元；被告人吴家明参与敲诈勒索既遂3100元；被告人谭晖参与敲诈勒索既遂7250元，未遂600元。 关于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管辖权。经查，本案被害人何某系在诸暨市工作期间，网上贷款被骗后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故本案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均包括诸暨市境内，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上诉人谭春辉及其辩护人提出诸暨市公安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意见不成立。 二、关于诈骗罪的定性及金额问题。 （一）关于定性。经查：1.关于主观故意。根据各被告人的供述、非同案共犯的供述等证据，本案各被告人均明知公司的经营和盈利模式，了解公司在贷款过程中存在“套路”，有明显的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2.关于客观行为。在案证据证实本案犯罪组织使用事先编制好的“话术”欺骗被害人贷款，放款时即扣除高达30%的费用，借款周期仅一周。即使客户正常还款，也要收取数十元的撕条费；若客户逾期还款，则收取100-500元不等的高额逾期费及100-500元不等的撕条费，以赚取被害人的高额手续费、逾期费、撕条费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在此过程中，欺骗被害人第一期贷款中高额手续费、低贷款额度是为了确认其还款能力，及时还款可以申请第二期提额降息贷款等，实际都是骗被害人到平台贷款的幌子；同时，向客户隐瞒还款时还另需支付撕条费，并采用不按时销毁借条或故意不理睬客户等手段恶意制造被害人逾期还款，从而垒高债务。综上，本案符合“套路贷”特征，该犯罪组织系以网络借贷为名，营造合法从事贷款业务的假象，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实，故其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不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相应上诉人及辩护人对诈骗罪定性所提异议不成立。 （二）关于诈骗金额。经查：1.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转账记录、收放明细表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恶犯罪集团在发放贷款时即扣除30%的高额费用，故原判对诈骗既遂金额按照“有凭证”平台上“已撕毁”借条所涉金额的30%、“米房”平台上“已完成”借条所涉金额的30%及违法收取的撕条费、逾期费进行计算，对诈骗未遂金额按照“有凭证”平台上“已生效”借条所涉金额的30%、“米房”平台上“进行中”借条所涉金额的30%进行计算，对平台上备注为“已冻结”、“已拒绝”、“待确认”的均予以剔除，该计算方法并无不当。2.关于刘礼佳的诈骗金额。原判系根据收入款明细表等客观证据认定刘礼佳具体参与的犯罪事实，以此计算出其诈骗金额并无明显不当。相应上诉人及辩护人对本案诈骗金额所提异议不成立。 三、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定性问题。上诉人谭春辉、吴家明及辩护人提出其对公司的催收情况不知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经查：1.公司的催收部（即客服部）并非外包，是新启宏公司的内设部门。徐迪立明确供述其此前就知道陈强用电话轰炸方式从事催收业务，遂招揽陈强给其做催收工作，陈强还叫了谭晖等人过来，其为催收人员提供手机、电脑等办公设备并安排工作地点、支付房租，催收人员的基本工资也由其进行发放；谭晖亦供述催收人员在大事上听新启宏公司老板安排。2.谭春辉、吴家明作为公司股东，获取公司盈利分红，对本案犯罪有概括的共同故意。尤其谭春辉与徐迪立共事时间长，早期就和徐迪立一起成立小型网贷工作室，后又先后出资与徐迪立等人成立新启宏公司及江西赣州工作室、四川工作室，熟悉公司经营情况。徐迪立曾供述公司股东都了解公司的经营和盈利模式，不然不会放心进来投资，谭春辉等人知道公司打电话催收的事情。故原判认定谭春辉、吴家明构成敲诈勒索罪，并无明显不当。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 四、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性问题。经查，本案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在“菠萝贷”等平台上设置广告，诱使被害人点击广告及录入个人信息，并为此向平台支付费用，而后该犯罪集团将有偿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准备或实际用于本案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的上述行为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诉人谭春辉、吴家明及辩护人对此所提异议不成立。 五、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定性问题。经查：1.从组织特征看，涉案组织人数多达数十人，以徐迪立为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各被告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已形成较为严密和固定的犯罪组织；2.从行为手段看，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采用“套路贷”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对逾期客户以电话轰炸、发送诅咒性P图等“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共同多次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3.从危害后果看，涉案犯罪组织对众多被害人实施了侵害行为，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综上，该犯罪组织应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相应上诉人及辩护人对此所提异议不成立。 六、关于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及主从犯问题。经查，吴家明、陈超仁均系新启宏公司股东，二人提供资金保障公司运转，并以此获取公司盈利分红。新启宏公司共五名股东，其中徐迪立出资10万元，谭春辉、曾辉鹏各出资5万元，吴家明出资45万元，陈超仁出资40万元。从出资比例看，吴家明、陈超仁占比较高，在保障公司资金运转方面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故二人均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根据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尚不宜认定其为从犯。上诉人吴家明、陈超仁及其辩护人对此所提异议不成立。 七、关于上诉人陈超仁的立功问题。经查，非同案共犯林庆佳确有自首情节，其主动投案后多次供述徐迪立的公司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查处，2019年1月20日民警打电话通知其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其遂自行到派出所投案。后林庆佳在2019年9月3日的笔录中供述非同案共犯曾辉鹏的朋友打电话让其去配合调查，加上民警打电话通知其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其遂自行投案，曾辉鹏的朋友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是多少其都不记得了。目前的证据尚无法证实曾辉鹏“朋友”的具体身份，也难以证实其在劝陈超仁投案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上诉人陈超仁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构成立功的意见不成立。 八、关于上诉人陈超仁的犯罪中止问题。根据刑法规定，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本案中，陈超仁虽自述有退股的想法，但最终未能实现，其也未能阻止本案犯罪行为和结果的发生，故其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上诉人陈超仁及其辩护人提出其系犯罪中止的意见不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及原审被告人邓权威、谭晖等人组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其中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刘礼佳、戴伟霖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邓权威犯罪数额巨大，谭晖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及原审被告人谭晖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方式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及原审被告人邓权威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徐迪立、谭春辉、陈超仁、吴家明、戴伟霖及原审被告人邓权威、谭晖均一人犯数罪，依法予以并罚。原判认定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事实基本清楚，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基本适当；原判认定敲诈勒索的犯罪金额错误，应予纠正，但定罪准确，量刑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请求二审从轻、减轻处罚及改判、发回重审的意见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俞湘静 审判员  梁赛群 审判员  袁建国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