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7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文华，女，1967年8月15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光伟，男，1966年10月11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棉，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子芬，女，1947年3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颖颖，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史文华、杜光伟因与被上诉人唐子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7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史文华、杜光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棉，被上诉人唐子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颖颖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文华、杜光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云260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唐子芬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子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4日、3月7日和5月18日史文华与唐子芬签订了三份《委托协议书》分别约定由唐子芬向史文华投资10万元、10万元和15万元，且唐子芬都以现金方式支付，属于认定错误。事实上双方的确签订了三份《委托投资协议》，在协议书第三条委托投资期限第1条中明确约定“实际投资时间以银行划款日为准”，但唐子芬并没有按约定向史文华通过银行账户转款。尽管史文华在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当天向唐子芬出具收条，注明收到其现金，但实际上唐子芬并没有支付投资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唐子芬除了出具2015年5月18日的一笔银行取款记录外并没有另外两笔20万元的资金来源。尽管其以两个证人姚某和殷某出庭证明2015年3月4日和7日的投资款是向其借的现金，但两个证人都是唐子芬的亲戚，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唐子芬的三份投资协议因没有资金来源并不成立。2.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收到投资款后未严格按双方约定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而是通过王敏、王影等人通过银行账户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转款273000元到唐子芬指定账户”错误。从史文华在一审时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看出从2015年4月到2016年12月史文华通过自己及公司员工王敏、王影、胥津民和自己控制的金源商贸公司向唐子芬尾号为2547、7711、5411三个账户中转款共计1856477元，一审法院认定这些款项中没有转入指定的7711账户中的款不应认定为本案还款，但唐子芬自己认可转入其5411账户中的款项是本案款项，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至2019年间转入唐子芬账户中的款项只有整万的才是赔还唐子芬借款的认定错误。2017年至2019年间，史文华及其母亲王惠琼及员工胥津民通过各自的银行账户向唐子芬尾号为7711、5411、6573的账户共转入572119.00元，尽管不都是整万的，但这些款项都是转给唐子芬的，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只有整万的才是本案款项。4.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6月4日史文华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和2018年4月8日史文华出具的《借条》是对原来双方民间借贷的结算没有依据。2017年6月4日的借条，因没有原件与其相互印证，且该借条上也没有注明是对以前民间借贷的结算，因此该借条不能反映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于2017年6月4日的《借条》，明确注明向唐子芬借款28万元，约定了还款时间，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要件，但唐子芬并没有将28万元出借给史文华，该民间借贷合同没有成立。在该借据中也没有注明是对以前民间借贷关系的结算，况且史文华出具的证据足以证明以前的民间借贷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因此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错误认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唐子芬的原审诉讼请求。唐子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史文华、杜光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史文华的陈述不是事实，我借钱给史文华是事实，我有打款依据，也有现金支付，史文华均出具了条子给我。史文华还经常向我购买大米，米款也一直未支付给我，这几年共计是170万元左右。30万元的条子是2017年6月4日史文华经过结算出具给我的。杜光伟于2019年6月30日在条子上签字时承诺会在一定时间内将款项还清，但是之后也一直没有还。唐子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史文华、杜光伟连带赔还唐子芬借款270,0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5月18日起按月2%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当庭变更）；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文华与杜光伟是夫妻关系，2015年3月4日，唐子芬与史文华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唐子芬委托史文华进行投资，金额为100000.00元，投资收益按月支付至唐子芬指定的银行账户，每日投资收益为100.00元，投资收益于每月1日支付，投资期限为壹年即从2015年3月4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唐子芬指定收取固定收益的账户为95×××11。同时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书签订后唐子芬以现金方式将投资款100000.00元交付给史文华进行投资，史文华收到款后向唐子芬出具了收据一张。2015年3月7日唐子芬与史文华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的投资金额、收益及指定收益账户等均与前一份《委托协议书》相同，投资期限为壹年即从2015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31日止。该协议书签订后唐子芬同样以现金方式将投资款100000.00元交付给史文华进行投资，史文华收到款后向唐子芬出具了收据一张。2015年5月18日，唐子芬与史文华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的内容除投资金额和投资期限外其他部分与前二份《委托协议书》的相同。该协议约定投资金额为150000.00元，投资期限为壹年，从2015年5月18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协议签订后唐子芬通过银行将约定的投资款150000.00元转给史文华，史文华收到款后向唐子芬出具了收据一张。史文华收到唐子芬的三笔投资款后未严格按双方约定向唐子芬支付投资收益，而是通过王敏、胥津民、王影等人通过银行账户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转款共计273400.00元至唐子芬指定账户上。2017年6月4日，史文华通过银行转款50000.00元（该款唐子芬认可）和14690.00元到唐子芬银行账户62×××11上，当日，史文华与唐子芬对三份投资款及收益进行结算，结算后同意将投资款转为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当日史文华向唐子芬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唐子芬现金叁拾万元（300000.00元），此款将于2017年7月10日退还50000.00（伍万元正）2018年1月10日退还50000.00元（伍万元正），剩余200000.00元（贰拾万元正）从2018年8月份开始每月退50000.00元（伍万元正），退清为止，借款人史文华签名按印。”出具《借条》后史文华于2017年8月22日通过胥津民账户转款20000.00至唐子芬尾号为7711的账户上（唐子芬认可）。其余款项未按约定履行，2018年4月8日，史文华与唐子芬协商后更换借条，重新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今借到唐子芬现金280000.00元（贰拾捌万元正），此款将于2018年6月30日还30000.00元（叁万元正），剩余250000.00元（贰拾伍万元正）将于2019年4月30日前还完，借款人史文华签名按印。”此《借条》出具后史文华仅于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0日通过胥津民农行账户转款共计90000.00元至唐子芬银行账户62×××73上。其余款项未按约定赔还，2019年4月30日，唐子芬找到杜光伟催款，杜光伟在该借条上批注此款于2019年6月30号前还清，杜光伟签名按印。因史文华、杜光伟未按承诺的退还时间履行退款义务，经催要未果。为此，唐子芬诉至法院并提出如前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公民之间、公民与金融机构之间借款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史文华与唐子芬未签订《借款协议》而是签订《委托协议书》以投资的方式进行交易，约定的投资期限届满后双方进行结算并将投资款转为借款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当诚信地履行约定义务。在庭审中唐子芬主张双方已经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史文华应依法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史文华、杜光伟则辩解之前的借款已经赔清和其在2017年6月4日为向唐子芬新借款并出具借条，其出具借条后原告未交付借款，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对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依法应由双方对各自主张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及辩解理由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唐子芬列举的证据能充分证实其诉讼主张，其要求史文华、杜光伟赔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史文华、杜光伟列举的证据虽然客观、真实，但是该证据不能证实其辩解所依据的法律事实，首先其列举的2015年4月1日至9月30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无法证实其转款共计1,172,966.00元系赔还借款的待证事实，其中2015年6月2日史文华向唐子芬指定的尾号为7711账户上转款41,400.00元只能证实其按委托协议书约定支付唐子芬应得收益款。2015年7月18日转款600,000.00元到唐子芬账户上，从交易明细上看该款属于转唐子芬应得货款，该款是同一天文*司转的货款，史文华当天转给唐子芬的货款，从转款账户看，该账户属于唐子芬指定的还款账户，从金额上看，依据双方的投资款金额及约定的收益比例计算，到转款日也不可能是600,000.00元这样一个整数，故该笔转款与本案无关联性，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史文华从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的数笔转款，从其提交的历史数据查询报告看，史文华与唐子芬从2012年开始就有经济往来，从交易明细上看有部分转款已经明确载明是货款，从转的账户看，所转款项并不属于唐子芬指定收益账户，故该数笔转款无其他证据印证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其辩解该数笔转是用于赔还本案借款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其列举的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的数笔转款是赔还本案借款，借款已经赔清的辩解意见是否成立，本案是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金源商贸公司向唐子芬尾号为7711的账户上转款410,111.00元，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该二笔转款属于赔还本案借款，转款主体不是史文华，转款金额与双方约定的借款及收益比例计算应的金额不相符，依据双方约定的投资金额和收益比例计算，不可能有这样的尾数出现，故该二笔转款与本案无关联性，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该期间的其他转款，因是转入唐子芬指定的收益账户且转款金额合乎双方约定的交易习惯，故该数笔转款依法认定为史文华按约定支付收益款。史文华、杜光伟提出2017年6月4日和2018年4月8日双方没有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对此辩解其未列举证据予以证实，而结合双方列举的证据，在2017年6月4日双方结算当日，被告史文华向唐子芬指定账户转了50,000.00元和14,690.00元两笔款，能与唐子芬当庭陈述的双方已经结算的事实相印证，转款14,690.00元结清原投资款所得收益后，再转款50,000.00元赔还投资款本金，符合交易习惯。而双方如有意成立新的借款关系，那么作为借款人的史文华没有必要向出借人唐子芬先转64,690.00元这样的两笔款，这也是与交易习惯相悖，故该项辩解无证据印证，不予采纳。同理，2018年4月8日出具借款的行为同样不能认定为双方意欲成立新的借款合同。因该《借条》的出具从双方列举的证据看，该《借条》的出具与前一张《借条》出具具有时间上的逻辑性，而借条出具后被告史文华先后赔还了30,000.00元（唐子芬认可）。关于本案的焦点问题（一）本案的借款金额是多少及借款是否已经赔清？依据上述说理及双方列举的证据，出具借条后双方未约定利息，依照法律的规定属于无息借款，故出具借条后史文华及其指定人员胥津民向唐子芬指定和非指定账户上转款，即2017年8月22日转款20,000.00元，2018年8月31日转款10,000.00元，2018年11月27日转款40,000.00元，2019年5月6日转款30,000.00元，2019年9月20日转款10,000.00元，共计110,000.00元依法认定为本案的赔款，其他带有零头的转款，无证据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与双方约定以“万”为单位的赔款方式不符，故该数笔转款依法能认定为本案的赔款，结合上述说理及双方列举的证据，依据史文华2017年6月4日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300,000.00元，减去史文华已经赔还的110,000.00元，现史文华尚欠唐子芬190,000.00元。关于本案的焦点问题（二）唐子芬主张按月利率2%从2015年5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其列举的证据无法证实本案应从2015年5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依据双方列举的证据，截至2017年6月4日前的投资收益双方已经结算清楚，而从该日起双方同意将该笔投资转为民间借贷时未约定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依照法律规定本案的借款属于无息借款，故唐子芬关于主张从2015年5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杜光伟关于其在《借条》中承诺无效的辩解，因其与史文华系夫妻关系，其在《借条》上签名并承诺还款期限的行为，视为对上述借款的追认，在无证据证实其具有法定的不应与其妻子共同承担赔款责任的几种情况下，其依法应当与史文华共同承担赔款责任。综上所述，唐子芬的诉讼请求部分合法有据，对该部分予以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依法无据，不予支持。史文华的辩解部分合法有据，予以采纳。部分辩解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判决：一、由史文华和杜光伟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唐子芬借款190,000.00元；二、驳回唐子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00元，减半收取2900.00元，由唐子芬负担900.00元，由史文华和杜光伟共同负担2000.00元。在二审过程中，经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唐子芬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史文华、杜光伟认为一审法院：1.认定“史文华收到唐子芬的三笔投资款后未严格按双方约定向唐子芬支付投资收益，而是通过王敏、胥津民、王影等人通过银行账户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转款共计273400.00元至唐子芬指定账户上。”错误，事实是三份委托协议书指定的账户尾号是7711，但是上述款项有一部分是转到2547账户，实际上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共计转款683511元；2.认定“2017年6月4日……当日，史文华与唐子芬对三份投资款及收益进行结算，结算后同意将投资款转为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当日史文华向唐子芬出具《借条》一张”错误，事实是该借条是复印件，不能作为结算依据；3.认定“2018年4月8日，史文华与唐子芬协商后更换借条，重新出具的《借条》”错误，事实是该份《借条》是重新出具的，但是唐子芬没有把28万元支付给史文华；4.认定“此《借条》出具后史文华仅于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0日通过胥津民农业银行账户转款共计90000.00元至唐子芬银行账户62×××73上”错误，事实是从2017年6月4日到2019年9月20日共计转款572119元；5.认定“2019年4月30日，唐子芬找到杜光伟催款，杜光伟在该借条上批注此款于2019年6月30号前还清”错误，事实是杜光伟签字是因为唐子芬去堵杜光伟，杜光伟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6.遗漏认定三份协议书的款项没有支付给史文华。本院认为，结合史文华、杜光伟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从王敏、胥津民、王影、史文华账户转入唐子芬尾号为7711账户的资金总额为273400.00元。史文华、杜光伟提出上述部分款项转入2547账户以及实际转款683511.00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故其针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第1点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史文华、杜光伟针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所提出的第2、3、4、5、6点异议涉及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案件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述。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唐子芬长期出售大米给史文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史文华、杜光伟是否应当偿还唐子芬借款190,00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史文华与唐子芬于2015年先后签订三份《委托协议书》，约定唐子芬将自有资金共计350,000.00元委托史文华进行投资，史文华分别出具三份《收据》交由唐子芬收持，三份《收据》载明史文华收到唐子芬现金共计350,000.00元。协议签订后，史文华及其员工不定期限、不定数额地打款至唐子芬账户。2017年6月4日，史文华转账50,000.00元至唐子芬账户，同日，史文华向唐子芬出具本金数额为300,000.00元的《借条》。2017年8月22日，史文华通过胥津民账户转账20,000.00元至唐子芬账户。2018年4月8日，史文华向唐子芬出具本金数额为280,000.00元的《借条》。结合上述事实经过，能够认定双方在350,000.00元投资款的基础上，根据史文华的还款情况，经过结算最终形成2018年4月8日本金数额为280,000.00元的《借条》，即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史文华、杜光伟提出唐子芬未实际交付借款的主张与双方当事人发生交易的客观事实经过相矛盾，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虽然史文华于2018年4月8日之前向唐子芬转账金额高达数十万元，但因史文华与唐子芬之间除了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之外，还存在唐子芬长期出售大米给史文华的经济往来，故不能认定史文华于2018年4月8日之前转账支付给唐子芬的资金均为偿还本案借款。史文华尚欠借款本金数额应当依据双方经过结算所形成的《借条》确定。因此，截至2018年4月8日，史文华尚欠唐子芬借款本金280,000.00元。因双方在《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方式为先还30,000.00元，再还250,000.00元，均为整数。结合史文华长期向唐子芬购买大米并支付大米款的事实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能够认定：（1）史文华在2018年4月8日之后通过胥津民账户于2018年8月31日支付10,000.00元、2018年11月27日支付40,000.00元、2019年5月6日支付30,000.00元、2019年9月20日支付10,000.00元，共计支付90,000.00元给唐子芬属于偿还本案借款。（2）史文华于2018年4月8日之后通过王影账户、胥津民账户、王惠琼账户支付给唐子芬的其余七笔款项均不是整数，该七笔款项应系支付大米款。故史文华尚欠唐子芬借款本金190,000.00元（280,000.00元-90,000.00元）。因本案借贷关系发生于史文华与杜光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杜光伟在2018年4月8日《借条》上做出了还款的承诺，故应由杜光伟与史文华共同向唐子芬承担借款本金190,000.00元的赔还责任。杜光伟主张其作出还款承诺是基于胁迫，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史文华、杜光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史文华、杜光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黄敏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