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3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艳丽，男，195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白桂芹，女，196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湛明，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元雪，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玉伟，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再审申请人刘艳丽、白桂芹因与被申请人李玉伟担保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15民终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艳丽、白桂芹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一）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审判决对抵押权诉讼时效问题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原告曾与2015年1月20日以刘君为被告向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本院作出的（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刘君的最后履行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案涉主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起算。原告于2018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存在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理由如下：李玉伟曾于2015年1月20日单独以刘君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作出（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内容，刘君应当自2015年7月1日起，分九次向李玉伟偿还借款共计44.6万元，该调解书已经于2015年4月4日当庭向双方送达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执行，适用本编（第三编执行程序）的规定”。结合民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可见：已经由双方当事人(李玉伟、刘君)签收的调解书，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签收生效后，双方因2012年5月10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产生争议的主债权已经消灭，且双方均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起诉。如果刘君不按照调解书内容履行给付义务，李玉伟应当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调解书。假设该案中李玉伟对刘君提起诉讼后，最终未能以判决或裁定方式结案，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该案是经法院主持调解并出具调解书结案，引发的法律后果不再是诉讼时效的中断，而是因为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合同义务）转化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法定义务而消灭及主债权诉讼时效的消灭。虽然调解书约定刘君借款最后一期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但该调解书是具备强制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而非双方就主债权形成的展期协议。在此情况下，原一审判决将生效调解书“显示刘君的最后履行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认定为涉案主债权展期，并认定诉讼时效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重新）起算，是将具有可执行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将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法定义务，认定为当事人之间仍然具有可诉性的约定义务，显然属于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换言之，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如果刘君不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李玉伟的救济手段是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根据已经生效的调解书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非依据调解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的逻辑违背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同时侵害了双方当事人享有的合法权益。（2）二审判决对案涉房产优先受偿是否超过法定期间问题认定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对抵押财产房产证号新字第××号房产的优先受偿已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条款规定抵押权不予保护系因抵押权本身未在法定期间行使而消灭非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丧失胜诉权。抵押权存续期间也是可以随着主债务的诉讼时效而中断或延长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李玉伟于2015年1月对主债务人刘君提起诉讼，其主债权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显示刘君的最后履行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涉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期重新计算，被上诉人李玉伟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行事抵押权，未超过法定期间”。再审申请人认为该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理由与申请人认为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的理由一致。另，涉案调解书生效后主债权及其诉讼时效消灭，李玉伟未在调解书生效前主张抵押权，符合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条件，也与二审判决根据该条作出的“该条款规定抵押权不予保护系因抵押权本身未在法定期间行使而消灭非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丧失胜诉权”认定相符，故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申请执行期间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李玉伟与刘君之间的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在双方签收（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时已经消灭。调解书显示刘君最后履行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如刘君至该日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履行的还款义务，李玉伟有权（就该日应偿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即2016年12月31日是（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最后一笔应还款项）申请执行期间（两年）起算日，而非本案两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日”。（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结合本案事实，涉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3年5月9日）起，计算至（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2015年4月4日）止。按照已经查明的事实，李玉伟并未在此期间按照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行使抵押权，其于2018年8月17日起诉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求，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保护。（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李玉伟作为房产证号新字第××号房产的抵押权人，与刘君在一审法院达成的调解书中遗漏了其对该房产享有的抵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起担保物权确认之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就房产证号新字第××号房产的回迁房或征收补偿享有优先受偿权，这一诉求于法有据，且符合请求权基础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支持。”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双重错误，具体理由为：李玉伟在（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案件中，并未起诉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再审申请人对其与刘君之间的还款情况、诉讼过程及调解内容毫不知情。根据该案诉状及调解书反映的情况，李玉伟的起诉数额与抵押金额差异巨大。上述事实直接导致申请人无法在该案中对借、还款的情况进行了解及抗辩，故该案调解书对再审申请人没有约束力。二审判决将李玉伟在上述案件中主动放弃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抵押权的行为，认定为“（其在）与刘君在一审法院达成的调解书中遗漏了其对该房产享有的抵押权”，显然与事实相悖，且缺乏证据证明。假设该案中存在所谓“遗漏”，遗漏对象也是应当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的抵押人，而非李玉伟在调解书中遗漏自己的抵押权，故二审判决该项认定存在事实及法律适用的双重错误。（三）原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导致基本事实未能查清。一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抵押权虽属从权利，但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强制要求债权人行使抵押权必须将抵押人与债务人、其他保证人和担保物权人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否则即视为放弃抵押权。……涉案房产已被征收，原告要求案涉房产的征收补偿权益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成立”。按照上述认定，抵押权属于主债权的从权利，即使李玉伟未将再审申请人及债务人刘君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也不能视为放弃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由此可知，既然抵押权属于主债权的从权利，在认定被申请人就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之前，首先应当查清主债权及利息等数额，以确认申请人应当以抵押财产承担责任的总额。在债务人刘君未以被告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查清自39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至本案法庭调查期间，刘君是否按照调解书内容向李玉伟进行过清偿及剩余主债权的数额，也就无法确认被申请人就涉案房产征收补偿应当优先受偿的数额。即，因判决结果仅确认了被申请人就抵押房屋征收补偿权益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即使进入执行程序，也因为遗漏主债务人原因，致使优先受偿的数额不能确认，而使本案判决无法实际执行。由上述事实可见，原一、二审判决并未查清涉案基本事实。（四）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债务人刘君在(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调解书生效后，至本案审理期间，向被申请人李玉伟清偿了部分债务。调解书所列欠款数额，不能成为再审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再审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抵押物权与主债权同时存在，主债权消灭时，抵押物权消灭。（1）抵押权人放弃抵押物权，应当根据合同约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等明示的方式确认。抵押权人李玉伟于2015年1月20日提起诉讼向债务人刘君主张债权时，没有一并向抵押人刘艳丽、白桂芹主张权利，并不影响抵押物权的存续，也即不能以默示方式推定李玉伟放弃抵押物权。（2）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4日作出的（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系李玉伟与刘君之间主债权债务的存续，本案抵押物权应与该调解书确认的主债权同时存续。刘艳丽、白桂芹主张该调解书生效时李玉伟与刘君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以协议方式实现抵押物权，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李玉伟于2018年8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房屋抵押的优先受偿权益，符合法律规定的解决争议方式。刘君是否部分清偿（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亦不影响抵押物权的存续。刘艳丽、白桂芹申请再审主张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刘君参加本案诉讼，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至于李玉伟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具体数额，超出了本案确认之诉的审理范围,双方可以依法另行协商或者依法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担保物权与主债权的法律保护期间同时存续，主债权应受法律保护的，担保物权亦受法律保护。本案借贷关系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2年5月10日至2013年5月9日，李玉伟于2015年1月20日提起诉讼主张债权，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该案诉讼期间主债权债务处于未决状态，抵押物权的存续应与（2015）聊东民初字第39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债务相同；也即抵押物权的保护，应当适用该调解书的申请执行时效。该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6年12月31日，李玉伟于2018年8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出调解书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因此，本案原审判决支持李玉伟的诉讼请求，并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刘艳丽、白桂芹主张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艳丽、白桂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艳丽、白桂芹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海洋 审判员  吉洪林 审判员  李中栋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尹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