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先科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建平。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光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冠典。上诉人深圳市先科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科实业公司）、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享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先科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发回重审；2、在不支持发回重审的情况，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先科实业公司仅需支付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0630645.46元；3、由享裕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依法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其采取的公告方式不切实际亦不人性，导致先科实业公司无从获悉开庭事宜，缺席一审庭审、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采取的公告方式不切实际亦不人性，未有效公告，导致先科实业公司无从获悉开庭事宜，缺席一审庭审先科实业公司因种种原因，在原注册地址已无办公人员，但就2019年7月11日的开庭审理，先科实业公司从未在“人民法院公告网”查到任何公告信息，以致未能获悉一审开庭时间而缺席了一审开庭审理，未能核对享裕公司的证据原件、未能在庭上进行申辩。虽然本案一审卷宗中显示福田法院曾在其法院大楼公告栏张贴公告及福田法院官网刊载公告，但在“人民法院公告网”查无信息的情况下，先科实业公司根本无从知晓自身已在福田法院被诉、进而不可能专门登录福田法院网进行查证；在先科实业公司2019年7月25日偶然得知自身被诉时该案已经开庭，先科实业公司随即登录“人民法院公告网”以及福田法院官网查询，但均查无任何开庭公告。我们认为，福田法院实际并未将开庭公告成功刊载在其官网外网之上供公众查询。先科实业公司被诉请的金额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合计高达四千余万元，对于此种大标的额的诉讼，法院理应尽最大可能保证法律文书的有效公告送达，至少应依法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公告，但福田法院根本未在“人民法院公告网”进行公告。(二）最高人民法院已多次明文要求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刊登，但涉案一审开庭传票却并未在《人民法院报》刊登、根本无法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查到最高人民法院法〔2005〕7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级法院应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关于法院公告一律由《人民法院报》刊登的规定”。先科实业公司从未在“人民法院公告网”查到涉案的任何信息，且曾多次请求一审法院重新安排开庭、先科实业公司需核对享裕公司证据原件，但一审法院均不予理会，仅于2019年10月25日组织了一次简单笔录，对先科实业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提交的证据进行了简单质证，但随后却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两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证据或书面答辩状”，其认定显然违背事实。综上，福田法院对涉案标的额高达四千余万元的开庭事宜，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公告统一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要求，导致先科实业公司无从获悉开庭事宜，缺席开庭审理、未能核对享裕公司的证据原件，程序违法，先科实业公司请求贵院发回重审，以保证先科实业公司充分的庭审权利、庭上核对证据原件的权利等。在坚持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先科实业公司进一步认为，如经先科实业公司核对享裕公司的证据原件确属真实，则一审判决仍存在以下错误。二、一审判决确定的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与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中各方确认的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直接矛盾，且违法支持复利，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确定的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与涉案证据中各方确认的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直接矛盾。根据一审判决，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合计3,562,050.95元:(1)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利息，并于该期间计收复利，为1,126,050.95元；(2)1998年8月1日-2000年3月31日期间，逾期利息以1000万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为2,436,000.00元。但享裕公司证据4《债权转让协议》、证据6《债权转让通知》中，各方已确认截至2000年3月31日的“应收逾期利息RMB0元、应收催收利息RMB1,062,835.46元”，故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无论是否计收复利），只可能是1,062.835.46元，一审法院判决方式计算出的3.562.050.95元与此直接矛盾，事实认定错误。(二）依据法律法规及最高院判例，享裕公司依法无权主张复利，即使该复利已经包含在其受让的债权金额之内，一审判决支持享裕公司的复利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自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利息，并于该期间计收复利”（见一审判决第8页）属适用法律错误：1、计收复利依法系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我国关于复利计算的规定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0〕328号《利率管理暂行规定》、银发（1999)77号《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但前述规定均将适用对象限定为金融机构，而非任何其他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将复利计收之权限定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司法判例确定，非金融机构受让人依法无权主张复利，即使该复利已经包含在其受让的债权金额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9)最高法民申2412号裁定中明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关于复利计算规定的适用对象仅限于金融机构，属于专属性权利；依据《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非金融机构受让人不能享有原权利人依其为金融机构的特殊身份而特别享有的计收复利的权利。三、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相应逾期利率应适用中国人民银行之相关规定，一审判决本案适用《民间借贷若干规定》并据此支持日万分之四的逾期利率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款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一审判决适用《民间借贷若干规定》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属金融借款合同毋庸置疑，即使债权转让亦不会改变涉案《借款合同》的性质，故涉案《借款合同》所引发的纠纷只会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不可能是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款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已明确将金融借款排除在外。故一审判决适用《民间借款若干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作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逾期利率应适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强制规定，而不能以《民间借贷若干规定》中年利率24%作为衡量逾期利率是否违法违规的标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均是关于年利率24%的规定，一审判决以民间借贷年利率24%的规定来衡量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逾期利率是否违法违规，并由此支持逾期利率按日万分之四计算，明显违背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详见下文第四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四、涉案逾期利息依法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一审判决按照日万分之四计算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东方资产公司早已通过连续两次的催债公告明确涉案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计息规定计算，后续再行主张按合同约定计算逾期利息不但违反禁反言规则，且已过诉讼时效。2002年3月1日、2003年12月27日刊登的《债权催收公告》中均载明“债务人应予履行的相应利息余额以我办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计息规定所计利息金额为准。”而2005年12月24日的《债权催收公告》中则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计息规定和贷款合同约定的计息利率方式计算”。由此可见，在2002年3月1日-2005年12月23日期间，东方资产公司已通过催收公告的方式明确主张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计息规定”计算，而不是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二）涉案逾期利率依约、依法均应随中国人民银行逾期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原《借款合同》中逾期利率的约定已丧失合法依据1、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且人行关于逾期利率的规定几经调整，原日万分之四的规定早已被替代涉案《借款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如遇国家或贷款人按规定调整利率或变更计息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是浮动利率，利率随着国家利率的调整而调整。另外，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于1997年8月1日，其逾期利率的约定依据的正是1996年5月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6〕156号通知中罚息日万分之四的规定，享裕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对此进行了确认（见一审开庭笔录第8页，“万分之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利息的利率标准来计算的”)。但在前述银发〔1996〕156号通知之后，（1）1998年12月7日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8〕586号通知将逾期贷款利率由日万分之四下调为日万分之三；（2）1999年6月10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192号通知将逾期贷款利率由日利率万分之三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综上，《借款合同》逾期利率所依据的银发〔1996〕156号通知早已被替代，相应《借款合同》逾期利率的约定已丧失合法依据。2、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罚息利率（即逾期利率）是法定利率，具有强制适用效力，合同逾期利率须随人行规定变化而变化。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利率是法定利率，具有强制效力，逾期利率的约定必须在法定范围内，否则约定无效而应适用法定利率。(三）涉案逾期利息应按人民银行规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1、2000年债权转让之时原人行日万分之四的规定已被替代，相应应适用逾期利率日万分之二点一的规定。因2000年3月31日前的利息1.062.835.46元产,获各方确认,故本案逾期利息计算应从2000年4月1日计算至2016年6月20日止。且因银发〔1996〕156号已被替代，故涉案2000年4月1日之后的逾期利率应适用1999年6月10开始施行的银发〔1999〕192号通知规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虽然银发（2003)251号通知将逾期利率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但该通知在其第四条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即“对2004年1月1日（含2004年1月1日）以后新发放的贷款按本通知执行。对2004年1月1日以前发放的未到期贷款仍按原借款合同执行。”就本案而言，一方面涉案债权并非2004年1月1日以后新发放的贷款，故不能适用该通知的规定；另一方面，涉案贷款早已到期，因此也不应按照原借款合同执行，而应依据现行有效的银发〔1999〕192号规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利息。2、相关司法判例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逾期利率的强制性，以及银发〔1999〕192号通知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有效性、普适性，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特殊适用性，本案应适用日万分之二点一。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601号判决认定“合同中虽然约定为日万分之四，但……人民银行的罚息利率为法定利率，具有强制性。按照商业银行的习惯做法，罚息利率也是随人民银行规定变化而变化的。……本院认为关于中国建设银行4笔转让债权，因4笔债权转让均发生于2004年1月1日之前，不适用200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1251号）规定的按照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作为罚息利率，罚息利率仍应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由此可见，本案逾期利率不应适用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规定，而应适用银发（1999)192号通知规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先科实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发回重审或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享裕公司的不合理的诉讼请。联合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第3项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开庭传票未依法定程序送达联合投资公司，故意剥夺联合投资公司抗辩权利，属于违法缺席判决情形。联合投资公司的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上步大厦24L，该地址同时也是联合投资公司的有效经营地址，日常均有3-5名办公人员在此处办公。联合投资公司起初均可正常收取本案一审法院寄来的开庭通知书和一审文件。2018年8月21日，联合投资公司第一次在注册地址收到被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并于2018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寄送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寄送同时附上了联合投资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邮寄单中告知一审法院，联合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辉的联系方式（手机号：139××××****)。2018年10月15日，同样，联合投资公司又在注册地址收到了一审法院送达的管辖权异议一审的《民事裁定书》。2018年10月19日，联合投资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邮寄了管辖权异议的《民事上诉状》。然而，自联合投资公司寄送《民事上诉状》后，便再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任何诉讼文件。正当联合投资公司还在等待二审管辖权异议审理结果之时，却于2019年12月16日得知，一审法院已经在未告知联合投资公司的情况下，就本案进行了一审开庭，并在联合投资公司未出庭、未答辩的情况下，作出了本案一审判决。事后，联合投资公司才得知，本案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送达程序，直接以公告送达方式完成本案送达程序，本案一审程序存在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联合投资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明确、有效的送达地址且在先诉讼文件已经有效送达。联合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身份证明文件、联系方式，而这一事实，如上所述已经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可并建立了联系方式。然而，一审法院从再次通知开庭到判决未完成基本的送达方式，未联系联合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签收，存在明显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等规定，一审法院采取送达方式可以有多种途径，包括：（1）以当事人提交材料中载明的地址【联合投资公司在邮寄材料的快递单中，注明了寄件地址、联系方式】；（2）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本案联合投资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罗湖法院同时处理有当事人、主要事由几乎一致的相似案件（案号：2017粤03**民初11978号、2019粤03**民初7219号），且在该案中联合投资公司委托了代理律师应诉，完全能够取得联系】；(3)以短信、电话方式送达【联合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辉的手机号码已经提供给一审法院（手机号：139××××****、138××××****）】。因此，联合投资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完全有充足的途径与联合投资公司取得联系，然而，一审法院却未采取上述任何形式完成送达，明显违反规定。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各级法院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如前所述，联合投资公司不仅曾在本案中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主体资料、管辖权异议申请等文件，并提供了联合投资公司联系地址及电话，更有多种其他途径可供联系，根本不属于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的情形。然而，一审法院却未按规定完成送达程序，非常草率的就通过公告的形式对联合投资公司进行送达，明显违反送达规定。更关键的是，一审法院的公告送达程序也存在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貼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人民法院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貼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因此，根据前述规定，一审法院如进行公告送达，也应当在联合投资公司的住所地张贴公告，且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然而，一审法院显然未遵循法律规定的送达程序完成送达要求。综上，一审程序未按法定程序依法向联合投资公司送达管辖权异议的二审裁定、开庭传票，直接导致联合投资公司未能参加一审开庭程序、未能提交答辩证据及发表答辩意见，严重剥夺了联合投资公司辩论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本案属于原判决违法缺席判决的情形，依法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被上诉人提交关键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且涉嫌伪造，被上诉人实际未在《保证函》保证期间内向联合投资公司请求承担保证责任，联合投资公司无需承担本案债权的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联合投资公司于1997年7月2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保证函》，约定为（97)信借字0194号《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有效期至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含复息、罚息）、承担费、补偿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获得清偿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联合投资公司提供《保证函》的保证期间应当为1998年8月6日至2000年8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也即，如被上诉人及其前手债权人未在1998年8月6日至2000年8月5日期间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联合投资公司免除保证责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及一审开庭陈述，被上诉人主张其在保证期间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明有且仅有其提交的证据七《2000年8月1日的债权转让公告》。经联合投资公司核实，并不存在一份金融日报的报纸,而联合投资公司调取翻阅了2000年8月1日金融时报、经济日报等报纸的第四版，亦未见到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七的有关债权转让的公告内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涉嫌伪造，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最后，从证据七拟证明的事项来看，该份证据也仅是主张被上诉人曾就本案债权转让事宜进行公告，但在债权转让公告中并未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即，并没有联合投资公司在转让债权中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和依据，亦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及其前手债权人曾在保证期间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明。综上，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及其前手债权人在保证期间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联合投资公司应免除任何保证责任。同时，恳请贵院就被上诉人涉嫌提交虚假证据材料进行调查，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三、享裕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无权通过报纸渠道催收债权，涉案催收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规定:“依据我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货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以上规定可见，只有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权通过报纸渠道催收债权。被上诉人并非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无权通过报纸渠道催收，故被上诉人2017年3月23日的催收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于2015年6月4日起算，已于2017年6月4日届满。综上所述，本案一审程序未经合法送达，存在严重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前手债权人在联合投资公司保证期间内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联合投资公司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一审判决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另外，本案还存在保证函未经联合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等问题。为维护联合投资公司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第三项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享裕公司答辩称，针对先科实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一、一审公告符合法定送达程序，不存在程序违法。而且先科实业公司在罗湖区法院起诉另一笔金融借款纠纷的两次诉讼中（2017）粤0303民初11978号，（2019）粤0303民初7219号均有出庭应诉，明显知晓本案纠纷，其在本案一审无故不出庭应诉系其拖延诉讼时间，主动放弃诉讼权利。二、一审判决复利是自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间的利息，系严格依照借款合同约定，也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人民银行《利率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的利息，一审并没有判定复利。至于上述期间之外的利息，一审依据原借款合同约定利息计算判定上诉人利息合法有据，符合合同约定以及合同法关于逾期还款利息的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列举的规定和通知，并无明文禁止非金融机构计收复利，《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对金融机构计收复利的规定，但并没有禁止非金融机构计收复利。其次，本案不适用《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上述规定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债务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而本案上诉人是一家股份制公司，并不属于《纪要》规定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也不属于上述规定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享裕公司针对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答辩意见：一、一审公告符合法定送达程序，不存在程序违法。正如其上诉状所称，其明显知晓本案纠纷，而且其在上述另案中也出庭应诉，不排除其故意拒收法院开庭传票，导致一审不得不公告送达的可能。二、上诉人所称的保证函约定的保证期间视为约定不明，完全是偷换概念，上述所主张的只是保证函的有效期，而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期间。对于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及期间，保证函第9条有明确的约定（有权依据本保证函向本保证人追索，直到……全部债务偿清为止）；三、上诉人列举的对银行及关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具有催收债权内容的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的司法解释，虽然针对的是银行及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催收行为，但司法解释作为法律渊源，具有普遍适用性。上述司法解释，认可了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因此，在其他相同情形中，也应作出同样的判断。不能因此推定除银行以及金融资产公司之外的受让人无权通过报纸公告催收债权。享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先科实业公司向享裕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2、先科实业公司偿还自借款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全部利息（利息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合同期内利息自1997年8月4日计至1998年7月31日，按月息8.9925‰计算，并计收复利，为1126050.95元；逾期利息自1998年8月1日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逾期贷款金额每日万分之四计算，为29096000元）；3、联合投资公司对先科实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1997年8月1日，案外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贷款人，先科实业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编号为（97）信借字第194号《借款合同》，约定先科实业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借款月利率为8.9925‰，每月20日为计息日，深圳市光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为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提供担保，借款合同还约定，如先科实业公司未按时支付利息，则贷款人就未付利息加收复利；如先科实业公司逾期还款，则应按逾期未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于1997年8月4日向先科实业公司开具借款借据，上载明借款单位、借款金额及借款利率，先科实业公司在借据上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另查，深圳市光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于1997年7月2日向案外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出具《保证函》，上载明其对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之债务（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效期至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获得清偿时止。该保证函末尾“保证人（公章）”处加盖有“深圳市光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再查，1998年11月20日，案外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借款向先科实业公司进行了催收，先科实业公司向该银行出具催收回执。2000年5月11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与案外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签订编号为“圳中东第207号”《债权转让协议》，将编号为（97）信借字第194号《借款合同》债权（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截至2000年3月31日应收利息1062835.46元）及债权从权利转让给后者。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于2000年5月31日向先科实业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先科实业公司该债权转让情况，先科实业公司出具回执，确认知悉该债权转让情况且无异议。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于2000年8月1日在金融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债权转让后，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于2000年11月2日、2002年1月24日向先科实业公司出具债务催收通知书，先科实业公司均出具回执，载明收到催收通知书并尽快偿还借款。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还于2002年2月26日、2003年12月24日、2005年12月24日、2006年12月20日、2008年1月24日、2010年1月21日、2012年1月7日、2013年7月5日、2015年6月4日分别在报刊上刊登涉及本案借款的债权催收公告。复查，2017年1月10日，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与享裕公司签订编号为“COAMC深经-2016-H-SZXK-07”《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将其对先科实业公司的债权及相关从权利自2016年6月20日起转让给享裕公司。根据协议所附转让清单，前者将编号为“圳中东第207号”《债权转让协议》中700万元借款本金及21597928.05元利息一并转让，后享裕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在经济日报第6版刊登了涉及本案借款的债权催收公告。又查，先科实业公司为股份制（全民、外资、个人）企业，其主管单位为深圳市先科技术开发公司（1991年12月25日更名为深圳市先科企业集团），深圳市先科企业集团主管单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额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光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于1999年2月10日更名为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庭审中，法院询问享裕公司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于2000年5月11日签订的“圳中东第207号”《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债权本金为1000万，但至2017年1月10日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与享裕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圳中东第207号”《债权转让协议》所剩余的债权本金仅为700万元之原因。享裕公司称应系先科实业公司偿还了部分债务，但其受让债权时并未收到相关债务清偿的资料，故在本案中仍主张先科实业公司应偿还其借款本金1000万元。享裕公司另主张其受让债权后，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也未支付借款利息，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期间内的利息、复利及逾期利息。先科实业公司于庭后提交代理词，主张其为国有企业，享裕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附件《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会议认为，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享裕公司无权主张其受让本案债权即2016年6月20日之后所产生之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享裕公司提交借款合同、借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催收公告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先科实业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款并签订涉讼（97）信借字第194号《借款合同》，联合投资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保证函》。后该借款合同所确定的债权经两次转让，各笔债权的转让具有连贯性且均书面通知债务人，各笔债权转让生效，享裕公司依法取得该债权。现享裕公司主张先科实业公司应偿还该债务，联合投资公司应对先科实业公司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向享裕公司转让债权时，协议所附债权清单列明的涉讼转让债权金额为本金700万元，故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向享裕公司所转让的债权系以本金700万元为限，故享裕公司依此主张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应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本案借款利息，根据借款合同，先科实业公司应支付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0.89925%，自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利息，并自1997年8月4日起，前一个月20日所产生的利息及本金之和作为下一个月的本金，按照月利率0.89925%，均计至1998年7月31日止计收复利。至于逾期利息，因2003年12月24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中，对先科实业公司的债权变更为700万元，且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债权数额变更时间，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附件《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之规定，该院确认2003年12月24日前先科实业公司债务金额为1000万元，之后变更为700万元，故本案逾期利息应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1998年8月1日起计至2003年12月23日，以7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2003年12月24日起计至2016年6月20日止，对于享裕公司过高部分的主张，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联合投资公司经该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且未提交证据或书面答辩状，依法视为其对进行答辩或者提交有利证据之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判决：一、先科实业公司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享裕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0.89925%，自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利息，并于该期间计收复利；逾期利息应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1998年8月1日起计至2003年12月23日，以7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2003年12月24日起计至2016年6月20日止）；二、联合投资公司对判决确定的先科实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享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910元（享裕公司已预交），由联合投资公司、先科实业公司共同负担173807元，由享裕公司负担69103元。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享裕公司与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先科实业公司欠款本金为700万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先科实业公司、联合投资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公告送达违反法定程序，经查，一审法院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先科实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先科实业公司欠款利息的认定以及联合投资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先科实业公司欠款利息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根据涉案《借款合同》第五条第1款的约定，借款月利率为8.9925‰；第五条第3款约定，借款人未能按时付息，贷款人就未付利息加收复息。因案外人东方资产深圳办事处于2003年12月24日发布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中，对先科实业公司的债权变更为700万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附件《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一审法院确认2003年12月24日前先科实业公司债务金额为1000万元，之后变更为700万元，先科实业公司应支付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0.89925%，自1997年8月4日起至1998年7月31日止之利息，并自1997年8月4日起，前一个月20日所产生的利息及本金之和作为下一个月的本金，按照月利率0.89925%，均计至1998年7月31日止计收复利，于法有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逾期利息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涉案《借款合同》第十条第1款第（6）项约定，对逾期还款部分，人民币贷款按每日按逾期逾期贷款金额的万分之四计收利息。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举证并结合本案案情，认定先科实业公司应承担的逾期利息应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1998年8月1日起计至2003年12月23日；以70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自2003年12月24日起计至2016年6月20日止，于法有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先科实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联合投资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联合投资公司于1997年7月2日签署的《保证函》第9条约定：“贵行有权依据本保证函向本保证人追索，直到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欠贵行的全部债务偿清为止。”第10条约定：“本保证函一经本保证人签署发出即生效，有效期至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含复息、罚息）、承担费、补偿费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获得清偿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联合投资公司上述《保证函》约定的保证责任内容依法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1998年8月2日至2000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享裕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圳中银第15091802号《债权转让通知》以及2000年8月1日《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关于债权转让的公告》中均未显示前手债权人曾要求担保人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享裕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在保证期间要求联合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应认定联合投资公司免除保证责任。联合投资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联合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先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处理欠妥，应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3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3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述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2910元（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先科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3807元，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69103元。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已预交的173807元，由一审法院退回。深圳市先科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天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73807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41139元，由深圳市先科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7332元（已预交），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173807元。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已预交的173807元，本院予以退回。深圳市享裕供应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天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3807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孙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