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巍，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佰洋，四川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四川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峰，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骥，四川盛豪（中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巍因与韦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周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骥，被上诉人韦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佰洋到庭参加询问。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巍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周巍不应就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破产程序终结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韦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 周巍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上诉请求申请书》，申请将上诉请求变更为：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周巍不承担保证责任，驳回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韦峰已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案涉主合同已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韦峰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已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案涉主合同已被认定为无效。二、案涉主合同为无效合同，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周巍作为保证担保人对此无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周巍作为担保人，对合同无效并无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请求支持其全部上诉请求。 韦峰答辩称：一、周巍已认可合同效力与提供担保的真实性，只是对利息的计算方式有异议，二审法院应当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对周巍的上诉内容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规定，超过上诉期间的上诉权自动丧失。周巍在上诉期后新增的上诉请求没有上诉权，二审法院不能审理。二、周巍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主债务人在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结束后利息的连带担保责任，应当驳回周巍的上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仅适用于进入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对担保人无约束力，担保人始终负有全面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周巍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主债务人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结束后的利息。三、周巍除签署《保证合同》外，还在《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知书》《承诺书》上签字，且有短息内容相互印证，足以确定周巍对合同编号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关于主合同效力的审查部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程序性规定。五、人民法院不能违反法定程序，作出与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的判决或认定。韦峰在2014年10月已经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主债权申请执行，案件尚未执行终结，周巍作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法定程序对案涉主债权提出异议。故本案保证合同纠纷的审理法院不能突破程序规定，直接作出与已生效法律文书关于主债权效力的内容相冲突的认定及判决。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64号案件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程序性规定，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意义。 韦峰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周巍向韦峰偿还借款本金4500万元；2．判令周巍向韦峰偿还利息及违约金，以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全部付清为止，暂计至2018年7月19日为4128万元；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韦峰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周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主债权情况。2014年4月22日，韦峰作为出借人，广安科塔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借款金额45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月利率1.5%，借款逾期，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收取违约金。2014年4月23日，韦峰向《借款合同书》约定的收款账户转账4500万元。2014年5月5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因广安科塔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申请执行标的：1．借款本金人民币64500万元整及清偿所有债务之日前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2014年10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1．被执行人广安科塔公司向韦峰支付欠款人民币4500万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广安科塔公司的银行存款；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广安科塔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广安科塔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额度为人民币45112400元。2016年8月18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证明》，证明（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案件未能执行到被执行人广安科塔公司的财产。2016年4月12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广安科塔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保证合同》相关情况。 2014年4月22日，韦峰作为债权人，与周巍作为保证人，双方签订编号为JKB-20140422-8的《保证合同》，约定周巍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及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原告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律师费标准是指不突破四川省物价局、司法厅于2008年共同颁布生效的《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办法与标准》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等。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韦峰）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本合同项下若有多个保证人，则各个保证人对本合同项下保证范围承担100%连带保证责任。各保证人均承诺对债务人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的约定履行偿付义务，乙方在保证期间可直接要求各保证人依照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各保证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周巍未按照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约定执行的，应向韦峰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担保债务金额的30%。如果由于违约给韦峰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周巍还应进行赔偿。该《保证合同》尾页第十七条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甲方（保证人）再次确认本合同连带担保范围内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详见本合同第一条、第二条）。”周巍在合同尾页甲方（签章）处签字确认。 三、相关的辅助事实。 2016年7月20日，韦峰向周巍送达《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2014年4月22日，债务人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与债权人韦峰签订了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约定借款本金为4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为确保该笔借款项下的债务予以实现，您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韦峰签订了编号JKB-20140422-8《保证合同》，同意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现借款到期，债务人未按约归还本金及利息，鉴于此，债权人要求您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及时向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其中借款本金为450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利息应按约依法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周巍在签收人（保证人）栏签字确认。 韦峰向一审法院提交《承诺函》一份，载明“2014年4月22日，债务人广安科塔公司与债权人韦峰签订了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约定借款本金为4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为确保该笔借款项下的全部债务予以实现，您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韦峰签订了编号JKB-20140422-8《保证合同》，同意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借款到期，债务人未按约归还本息，鉴于此，本人在此郑重承诺如下：1．本人继续为该笔借款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不变；2．本人同意保证期间在原来保证期间基础上再展期两年，即展期至2018年7月22日；3．其余内容按原《保证合同》执行。”周巍在承诺人处签字确认。 一审审理过程中，韦峰当庭出示手机短信，手机号码189××××2222的机主向韦峰发送短信，内容为“韦兄弟有一请求，能否将金额改为3500万元，因黎总已承担了1000万元！当初是你提出为我减压的，希望你能同意！我正在想如何查找经营性债权的方法！”四川电信电子收据显示，189××××2222的用户姓名为周巍。因周巍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职权前往中国电信调取了该号码的登记信息，显示：前述号码户主为周巍，身份证号码：5101031962××××××××，证件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前述信息与本案被告周巍的身份信息一致。 一审审理期间，周巍申请对《保证合同》打印字体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选定后由一审法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因鉴定要求超出该中心技术条件，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后周巍再次申请对《保证合同》打印字体是否系同一次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前述鉴定机构进行。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我中心于2019年4月15日向双方当事人寄送《工作联系函》，要求双方于2019年4月19日前往我中心进行提交、确认等鉴定工作，2019年4月19日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场，也未来电说明缺席原因。”该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主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引发的保证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程序问题。 1．韦峰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经核实，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广安科塔公司的重整申请，韦峰已向广安科塔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至今破产程序尚未终结。鉴于周巍为债务人广安科塔公司的债务向韦峰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周巍与主债务人对债权处于同一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规定，韦峰在申报债权、参加破产程序的同时，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亦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的期限问题，并非禁止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韦峰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但是，如果保证人在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前履行了保证责任，而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又获得了部分受偿，确有可能出现同一债务双重受偿的结果。若债权人在双重受偿后，未将双重受偿部分主动返还给保证人，亦可能产生新的纠纷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进一步解释，对于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具体审理并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故为了保证债权人担保债权的及时实现，同时又避免双重受偿等情况的发生，一审法院确认，如果周巍需要作为保证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暂时停止向债权人清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向债权人作出相应的清偿，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的权利应当在担保范围内以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部分为限。 2．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 周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以本案审理事项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申请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虽就保证合同进行了询问，但并未有任何证据显示保证合同涉及刑事犯罪且已由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故周巍仅以侦查机关曾对其进行询问为由主张中止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3．关于是否应当追加广安科塔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周巍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广安科塔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韦峰主张的保证合同关系为连带保证责任，在仅起诉保证人的情况下，被保证人不属于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韦峰作为出借人，广安科塔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广安科塔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了相应的申请执行标的主债权通过上述形式已经予以确认，并进入执行阶段。如果周巍对主债权有异议，应通过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或其他相应的法定程序解决。故对其申请追加广安科塔公司为第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同理，鉴于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已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了相应的申请执行标的主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已通过上述形式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主债权金额直接予以确认。 二、关于实体问题 （一）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周巍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周巍对签订《保证合同》这一事实并无异议，主要抗辩事由在于保证合同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广安科塔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时，韦峰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周巍在保证范围内就广安科塔公司未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2014年4月22日，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后，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刘幸福等六方保证人三方商议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额为4500万元，展期期限4个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2016年7月20日，原告韦峰向被告周巍送达《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知书》，属于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情形，应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韦峰于2018年7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间。根据查明的事实，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之间的借贷事实已由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并出具相应的执行证书。虽然周巍认为韦峰的出借行为系职业放贷行为，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但上述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未经法定程序不予执行或撤销，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周巍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二）担保责任的范围。韦峰主张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及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以及乙方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虽然韦峰提交的《保证合同》未有骑缝章，周巍亦未在合同每一页上签字确认，但《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知书》《承诺书》、短信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足以确认周巍系为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4500万元。周巍主张其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100万元，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针对韦峰主张以主债务借款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合同书》约定月利率为1.5%，借款逾期按日利率5‰的比例收取违约金，两项相加超过年利率24%，韦峰主张按24%计算利息和违约金，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但重整期间保证责任是否停止计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鉴于保证责任的从属性这一根本原则，从债务不应超出主债务范围，加之本案的债务清偿期间确定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债务人的破产程序以何种方式终结目前尚不能确定，时间亦不能确定，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数额亦无法确定，故本院认为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更为适宜。三是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的问题，诉讼费由本院按照判决结果直接予以确认。针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律师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巍应于广安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债权本金45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周巍应于广安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的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周巍应于广安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破产程序终结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四、韦峰在广安科塔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低于上述一、二项总额时，周巍的上述支付义务以未受清偿的债权为限；周巍承担前述支付义务后，有权向广安科塔公司追偿；五、驳回韦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3200元，由周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周巍提交以下新证据：1.起诉状一份；2.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2020）川1603民初68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6民初100号民事裁定。拟证明郑正、周巍等人已就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问题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已经立案受理。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案涉主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 韦峰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没有关联性，另案的审理结果不影响本案，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如果法院一定要同意周巍增加上诉请求，那么本案就可以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韦峰提交如下新证据：第一组：1.韦峰担任股东的相关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2.商务部和四川省商务厅同意设立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洛杉矶代表处的批复；3.美国风行汽车公司章程、州务卿证明文书及译本；4.美国风行汽车公司的营业执照及2016年完税证明；5.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商标注册证。以上证据拟证明韦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陆续投资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美国风行汽车公司等汽车制造或贸易公司，长期从事汽车国际贸易业务。第二组：1.2007年美国风行汽车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厂房租赁协议及译本；2.租房协议签约人Peter.Chow的美国驾照；3.美国风行汽车公司2008年在当地的银行账户流水及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良好证明；4.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书；5.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布品牌汽车销售企业名单；7.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以前的部分经营流水；8.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2006-2007年的进口批准文件；9.四川风行汽车有限公司2007年向美国风行汽车公司付汇的单据。以上证据拟证明：韦峰有稳定职业及主要收入来源，并非以民间借贷为业，也无需通过民间借贷盈利。第三组：韦峰在四川地区民间借贷案件资金损失统计表，拟证明韦峰并未因借款获利，出借款项赚取资金利息并非韦峰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组：韦峰在四川省所涉民间借贷相关案件统计表，拟证明借款人涉及6人。第五组：四川融易典当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拟证明韦峰、周新、黎君、蒋旭阳均为该公司股东，与韦峰关系密切，均非不特定对象。第六组：何建非与韦峰讨论分红款安排的短信聊天记录；第七组：四川融易典当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表》；第八组：何建非、周社民身份信息及公积金查询记录、何建非任职信息。第六至第八组证据拟证明何建非系四川融易典当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与韦峰关系密切，并非不特定对象。第九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2140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蒋旭阳与韦峰关系密切，并非不特定对象。第十组：董智勇借条，拟证明董智勇并非不特定对象。第十一组：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12385号民事判决，拟证明陈永畅与何建非关系密切，并非不特定对象。第十二组：中钢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与广安科塔公司签订的《粗钢进口委托合同》及《补充协议》；第十三组：询问笔录一份。该两组证据拟证明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具备多年相识与合作的特定关系连接，广安科塔公司并非不特定对象，韦峰并非是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第十四组：韦峰个人征信报告，拟证明韦峰完全是以自由合法资金对外出借款项，不存在非法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的行为。 周巍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中韦峰是否为职业放贷人及保证合同纠纷无关。第三组证据系韦峰单方制作，具体金额需要核实；且对外放贷本身存在风险，不能以没有获利即认定不是以此为业。第四组证据的统计结果仅是针对部分案件，并非全部案件。对第五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第六至第八组证据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九组证据即使证明蒋旭阳为财务负责人也不能因此认定关系密切，不能因与韦峰认识即不认定为不特定对象。第十组证据可知韦峰不认识吴天霖，更能证明借款对象的不特定性。第十一组证据能证明韦峰与陈永畅不认识，借款对象具有不特定性。第十二、十三组证据可知包双春之前不认识韦峰，并非韦峰所述的具备多年相识的合作特定关系。第十四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韦峰的征信情况如何与是否构成职业放贷人无任何关联。 本院认证意见为：韦峰提交的第**至第**证据拟证明韦峰并非职业放贷人，但该事实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作出认定，韦峰应当将上述证据在对另案的异议中提出。上述证据与本案中审查周巍作为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并无关联性，对其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周巍除认为鉴定机构未通知其到鉴定中心进行提交、确认等鉴定工作外，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韦峰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周巍所提异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查明关于鉴定的相关事实时，对鉴定机构出具的《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内容进行了客观描述，经鉴定机构通知周巍未到场进行确认也是该告知书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以客观描述的方式查明事实并无不当，周巍的异议不能成立。 周巍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申请本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其理由为：现周巍已就案涉《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借款合同书》是否有效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院已受理。因另案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案尚未审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本案中止审理。 二审另查明： 1.郑正、毛莉莉、易兴旺、周巍以广安科塔公司、韦峰为被告，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及《展期协议》无效，确认各原告与韦峰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20）川16民初100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川1603民初68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原告已受理该案。该案尚未开庭。 2.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首先，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韦峰在2013-2015年期间，多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除了本案所涉债务人科塔公司外，仅涉及诉讼的还包括向案外人田学凯、蒋旭阳、陈永畅、吴天霖、程步周等不同主体出借资金，出借对象属社会于不特定对象，人数较多，且涉及的金额2亿左右，金额特别巨大。其次，韦峰出借资金收取利息的标准均达年利率24%，其出借行为属于赚取高额利息，且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最后，因为韦峰的出借行为系赚取高额利息，其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韦峰作为自然人，其出借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综上，韦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该案中所涉的借款合同即为编号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与本案中主债务人广安科塔公司与韦峰签订的合同系同一借款合同。 3.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确认周巍的身份是现任成都市国税局副局长，系公职人员。 周巍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书面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增加上诉请求为撤销全部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韦峰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韦峰不同意周巍增加诉讼请求，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上诉期经过后不能再增加上诉请求。对此，本院认为，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其效力依附于主合同的效力，周巍作为保证人在抗辩其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同时有权对案涉主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另案生效判决已对案涉主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周巍在二审中依据该新的证据及事实变更上诉请求未超出原诉请的范围，不会当然损害韦峰的实体权利；且在本院进行询问时，韦峰亦针对周巍增加的上诉请求部分进行了答辩并提交了新证据予以反驳。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允许周巍增加上诉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对周巍变更上诉请求的申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根据周巍变更后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以及韦峰的答辩理由，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周巍是否应当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 虽然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郑正、毛莉莉、易兴旺、周巍诉广安科塔公司、韦峰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但该案诉讼标的指向的《借款合同书》与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的（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为无效的《借款合同书》为同一借款合同，也与本案所涉的主合同为同一合同，现该《借款合同书》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定为无效合同，本案所涉主合同的效力应当以生效判决的认定为准，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法院已受理案件的审理结果不会对本案的审理造成影响，本案并无中止审理的必要。对周巍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 二、关于周巍是否应当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韦峰作为债权人仅起诉了保证人周巍,并未一并起诉主债务人广安科塔公司，周巍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应当首先审查担保合同所涉主合同的效力，因此周巍有权就主合同的效力问题提出抗辩。而关于案涉主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作出的（2019）川民终464号生效民事判决已作出认定，认为韦峰与广安科塔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该判决系生效判决，在其未经法定程序变更或撤销之前都是有效的。韦峰若认为该判决认定合同效力有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另案解决。韦峰提出，主合同已有生效的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在审理保证合同纠纷时不能突破程序规定，直接作出与生效法律文书关于主债权效力相冲突的认定。对此，本院认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因未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仅具有推定的效力。当相关当事人对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内容已在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案件中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据实审理，公证债权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对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及判决不具有预决效力，韦峰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因韦峰与周巍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借款合同书》的从合同，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在双方对担保无另行约定的情况下，作为从合同的案涉《保证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周巍认为《保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上诉主张，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根据该规定，《保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周巍是否承担责任应当判断周巍是否有过错。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周巍明知案涉借款是韦峰违反法律规定从事的高利放贷业务，即使周巍的身份系公职人员，其以个人财产对外提供担保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周巍对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不应就广安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4500万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承担民事责任。周巍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周巍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73200元，均由韦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长玉 审判员  段 玲 审判员  兰 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