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01民初2505号原告：王某，女，1980年7月12日生，汉族，四川省都市人，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颖，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施某某，男，1957年10月27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超，云南天外天（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李某某，女，1968年12月24日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住四川省都市金牛区。身份证号码：5106811968********。现羁押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看守所。原告王某诉被告施某某、第三人李某某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颖，被告施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超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某某因被羁押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代位清偿本金人民币255万元整，并从2015年12月7日起至归还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起诉时暂定利息金额为2703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代位清偿诉讼保全费、法律服务费、保函投保费共计80954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2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被告将其坐落于大理市银桥镇新邑村委会下波淜村约3.12亩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租赁给第三人从事休闲娱乐、旅游服务、酒店及餐饮服务使用，租期20年；租金每年91500元，共计183万元。租金分两次支付，规划报建手续获政府部门批准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首期租金93万元，余下租金90万元于2014年5月1日前支付。合同第八条二款约定，因政府拆迁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任何一方可以提前解除合同，甲方（被告）不必退租金，但政府对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全部归乙方（第三人）所有，与甲方（被告）无关。政府拆迁涉及到的土地赔偿归甲方（被告）所有，与乙方无关。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在大理市拆除旧房屋，投资建盖了新房屋一幢，并对该房屋及院落进行了装修，于2016年1月在此开设了大理市原创空间客栈。原告与第三人系多年朋友关系，2014年9月，第三人与原告签订《股份购买协议书》，约定原告出资255万元购买大理市原创艺术酒店15%的股份。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25日，原告先后委托案外人袁1、袁2向第三人账户汇款87.8万元、95.2万元，委托案外人袁1向第三人转交港币90万元（折合人民币72万元），共计255万元。但第三人收到款项后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原告股东身份导致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2017年10月25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借条，按照年利率36%自2015年12月7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0日的利息为185万元，第三人应支付本息合计440万元。2018年12月底，由于沐村原创空间客栈在“三线”划定拆迁范围，被银桥“三线”划定指挥部拆除，经银桥“三线”划定指挥部委托鉴定机构评估，大理市原创空间客栈全部资产（不含土地补偿）价值为人民币1353.1533万元。根据大理市政府规定拆迁款一律划入土地使用权人即被告的账户，再由被告与第三人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分割补偿款。从2015年12月7日至今，第三人拖欠原告本金255万元，利息270.3万元，但对被告应支付至其名下的补偿款却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其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之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施某某辩称：一、被告与原告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与第三人李某某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不欠第三人李雪梅任何债务，第三人李某某对被告不享有到期债权，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代位权。被告有一栋洱海边的房屋，曾租赁给第三人李某某从事客栈经营，因洱海保护，客栈被拆迁以后，政府依法进行了补偿，在政府的指导下，被告与李某某及李某某的债权人三方签订《大理市环洱海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搬迁补偿资金分割协议书》，被告获得土地等补偿资金为3775038.1元，第三人李某某经营客栈的拆迁获得补偿费为7625081.8元，上述资金由政府支付，不是由被告支付，被告与第三人的补偿费金额有明确的区分，因第三人李某某在该补偿协议中自愿将补偿费资金支付给案外人，是李某某对其民事权益做了处分，由三方签订协议确认，同时分割协议中明确了被告与第三人李某某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在第三人对被告不享有到期债权的前提下，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代位权。二、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必须由第三人认可并到庭确认，被告不认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1、440万元的巨额汇款，原告未提交银行转账流水证明。2、原告提供的袁2、袁1的转款记录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是原告转账的资金，原告也无相关证据证明系委托支付。3、原告提供了《股份购买协议书》，该协议书体现的是合伙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4、原告提供的借条与另案袁1起诉的借条完全一致，且原告依据袁1另案相同的证据又起诉施某某，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5、原告提供的他人转账记录未注明是借款。6、借款金额与起诉金额不一致，存在虚假诉讼嫌疑。7、汇款时间与出具借条时间不一致。8、在李某1起诉被告及第三人李某某（2019）云29民初40号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认定，袁1的丈夫李某1与李某某存在440元的债务，该债务包括投资款及分红，本案中借条也是440万元，存在疑点。二、原告是否与第三人李某某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先另案判决确认，不应当在本案中并且在李某某未到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在基础借贷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对代位权诉讼进行判决极易造成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诉”。原告明知第三人已被司法羁押，不可能到庭对债权提出异议，却直接将施某某列为被告，极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请法庭高度重视。综上，请法院查明第三人李某某对被告不享有到期债权的前提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李某某辩称：我和原告系朋友关系。原告所称的款项不是借款，是我们合作做项目的合作款。2017年10月25日出具的借条是我本人所写，是因原告想撤回投资，我考虑到双方是朋友关系，才答应出具的借条，我们有股份合作协议。曾分过一次钱给原告。客栈被拆除后，补偿款的分配有一个“拆迁补偿分割协议”，以该协议为准。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3年1月2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被告将其坐落于大理市银桥镇新邑村委会下波淜村约3.12亩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租赁给第三人从事休闲娱乐、旅游服务、酒店及餐饮服务使用，租期20年；租金每年91500元，共计183万元。租金分两次支付，规划报建手续获政府部门批准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首期租金93万元，余下租金90万元于2014年5月1日前支付。合同第八条二款约定，因政府拆迁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任何一方可以提前解除合同，甲方（被告）不必退租金，但政府对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全部归乙方（第三人）所有，与甲方（被告）无关。政府拆迁涉及到的土地赔偿归甲方（被告）所有，与乙方无关。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在大理市拆除旧房屋，投资建盖了新房屋一幢，并对该房屋及院落进行了装修，于2016年1月在此开设了大理市原创空间客栈，经营者为第三人李某某。2014年9月28日，第三人李某某与原告王某签订《股份购买协议书》，约定王某出资255万元向李某某购买沐村酒店15%的股份。2015年9月7日至2016年1月26日，案外人袁2向李某某银行转账45万元，其中9月7日转账5万元，10月22日转账5万元，10月30日转账5万元，12月1日转账20万元，2016年1月26日转账10万元。2015年12月4日至7日，案外人袁1分三次向李某某银行转账101万元，2016年1月6日转账30万元，3月25日向李某某银行转账78000元，合计转账138.8万元，袁2与袁1共计转账给李某某183.8万元。2017年10月25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王某人民币440万元，于2017年12月底结清。后因该客栈在大理洱海保护“三线”划定拆迁范围内，经银桥三线划定指挥部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大理市原创空间客栈的所有资产（不含土地）和经营补偿款总金额为11400119.9元。该客栈已于2018年12月底被银桥三线划定指挥部拆除。补偿款根据规定划入土地使用权人即被告施某某的账户。2019年1月2日，被告施某某与第三人李某某即案外人杨林柱签订《补偿资金分割协议书》，对上述补偿款进行了分配，根据协议书约定，补偿资金中的3775038.1元归被告施某某所有，李某某同意补偿资金中的7625081.8元归案外人杨林柱所有。2019年，李某1以李某某将其经营大理市原创空间客栈作价440万元转让给其为由，起诉要求分割该客栈的拆迁补偿款。同年5月，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云29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同年11月，袁1以其2015年12月4日至7日先后三次向李某某汇款110万元后，李某某一直未还，后李某某向其出具借条为由，起诉要求李某某偿还本息190万元。2020年6月，本院以（2019）云2901民初507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袁1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代位行使第三人李某某对被告施某某享有的债权，则应当首先明确其与李某某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李某某2017年10月2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欠原告440万元，但双方对如此巨额款项却无任何借贷的书面手续，有悖常理，此为其一。其二，原告诉称借款金额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符。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截止至2017年10月25日，袁2与袁1支付给第三人李某某的款项为183.8万元，明显与原告主张的金额不符。且以原告主张的年利率36%计算，本息合计金额亦与原告主张的金额不符。其三，袁2与袁1转账给第三人李某某的款项性质不清。第三人李某某在2017年10月25日亦向他人出具过借条，原告诉称袁2与袁1转账给李某某的款项为借款，但第三人李某某否认该款为借款。李某某陈述原告诉称的款项是合作做项目的合作款，双方间有股份合作协议，在合作期间袁1还曾分过一次5万元的收益。如转账给李某某的款项系借款，则袁1在（2019）云2901民初5070号案件中主张的借款又被原告在本案中作为其出借给李某某的借款来主张，相互矛盾，原告对此亦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其四，原告未举证证实其委托袁2、袁1转账给第三人李某某涉案款项，也未举证证实向第三人李某某现金交付港币90万元。其五，关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原告诉称：“根据大理市政府规定拆迁款一律划入土地使用权人即被告的账户”。该拆迁款虽划入被告的账户，但依政策被告并非该款的所有人，且被告施某某与李某某、案外人杨林柱签订了《补偿资金分割协议书》，对上述补偿资金进行了分配。故无法确认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72元，减半收取14536元，由原告王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建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赤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