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4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金利门红木厂，住所地绍兴袍江孙端街道中心路西侧**。 投资人：朱美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庆，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礼，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关珍，女，1969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江,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于磊,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金利门红木厂（以下简称金利门红木厂）因与被上诉人李关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金利门红木厂的投资人朱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庆、张礼，被上诉人李关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江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利门红木厂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关珍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金利门红木厂收到李关珍投资款后，投资杭州樊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樊越企业）系为李关珍的利益。1.李关珍与金利门红木厂签订委托投资协议时，杭州越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武企业）仅仅是名称核准，尚未成立，也未签订合伙协议。委托投资协议中的越武企业仅是个指向性表述，实质是设立股权投资基金。2.越武企业在名称核准时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合伙人名单和总出资额（无每位合伙人的出资金额）。因一位合伙人需变更，且需增加总出资额，根据当时工商登记管理规定，名称核准后，不能变更合伙人、出资额。为尽快成立合伙企业，但处于越武企业名称保留期内，故只能按工商登记的相关手续重新设立，樊越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名称核准并成立的。樊越企业50个合伙人中49个与越武企业相同，而且总出资也较越武企业多，关键是执行事务合伙人也没变。3.越武企业和樊越企业，名称都标注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都是投资平台，最终目的都是对外投资，且投资到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赵锐勇）有关的项目；从樊越企业的投资结果看，其于2015年6月成立后，在2015年7月就入伙杭州文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文韬企业），再无其他投资。因此，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一致，投资目标明确。另外，樊越企业的经营范围是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定后的表述，且“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中的“投资”“管理”“咨询”应为并列关系。此外，不能以越武企业未经工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樊越企业已经工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不一致而得出越武企业和樊越企业经营范围不同的结论。4.李关珍委托金利门红木厂投资，实质是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名称不是关键，并不会对投资意愿产生实质影响。另樊越企业成立后，投资了众多旅行社及旅游项目，与越武企业原计划投资目标是一致的，故可以认为两家企业本质是同一个基金投资平台。5.因为樊越企业成立，就不存在再成立越武企业必要，因此越武企业在名称保留期届满后未成立。二、李关珍知道越武企业未成立，且知道金利门红木厂入伙了樊越企业。1.李关珍称其在起诉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才知道合伙企业不存在，该说法有违常识。李关珍作为一个投资者，在越武企业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就签订委托投资协议进行投资，在近5年未收到投资收益的情况下从不核实投资去向，有悖常理。2.金利门红木厂在参加了文韬企业等四基金决策管理委员会会议后于2017年8月底召集各委托人（包括李关珍）在绍兴金利门红木楼开会，告知各委托人投资樊越企业及基金运营状况，征求各委托人是否退伙事宜及退或留的相应后果或预期。基于上述情况，13位委托人选择退出并收回本金，8位委托人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决定不退本金。李关珍也参加了会议，没有做出退还本金的决定。在一审庭审中，李关珍陈述知晓2017年有很多人退钱的事，印证了金利门红木厂召开会议以及李关珍愿承担风险的事实。3.2019年11月23日，金利门红木厂又召集未选择退回本金的委托人（包括李关珍）开会，决定11月28日一起去文韬企业和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讨说法，但李关珍以照顾孙子为由未去，其他6位委托人都去了杭州，并与上述单位实际经办人赵非健（赵锐勇侄子）建了微信群。三、李关珍之所以提起诉讼，其实际是基金期限到期后一倍的收益无法获得，不愿承担投资风险，想将其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转嫁给金利门红木厂。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投资的经济风险和收益由李关珍承担和享有，金利门红木厂仅为受托人和名义合伙人，无任何经济利益。李关珍隐瞒事实，以协议无法履行为由解除协议，违背诚实信用，造成金利门红木厂和李关珍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平衡。 李关珍辩称，一、越武企业和樊越企业在法律性质上明显不同。1.金利门红木厂说樊越企业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是并列的三个项目显然是不成立的，对比越武企业名称核准登记信息上经营范围的写法为“投资、投资管理”就可以知道樊越企业经营范围中的投资管理是修饰咨询的，其经营范围就是咨询业务。从各自名称来看，越武企业是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而樊越企业是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企业。2.按金利门红木厂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所说的，如果成立越武企业后再变更合伙人和投资金额需要让全体合伙人签名，太麻烦，所以才通过新设樊越企业的方式处理，这显然不合理，因为新设合伙人肯定也需要全体合伙人签名，不存在免去签名的可能。因此，可推测认为基金公司的审核监管要高于基金管理公司，对投资、投资管理业务的监管要求也高于投资管理咨询，为了逃避监管才新设立了樊越企业。二、证人认为只要最终是投资到长城集团的项目就可以，具体是越武企业或樊越企业是没关系的，他们都认可，但这只是证人个人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证明李关珍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和认识。事实上基金公司及其经营范围和基金管理公司及其经营范围在法律上有着显著不同，仅此一点就足以影响投资人的投资意愿，更何况金利门红木厂在更换投资对象后长达二年多的时间未履行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的报告义务，很难让人相信其是出于善意。三、李关珍是否参加过2017年、2019年在金利门召开的会议与本案焦点问题无关，不需要花费精力审查。只有在李关珍事前同意金利门红木厂改投樊越企业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李关珍才需要承担金利门红木厂改投樊越企业的行为结果。根据金利门红木厂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其投资人朱美英证实其与李关珍不认识，故根本不会通知李关珍参加会议，也不会告知由越武企业改为樊越企业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关珍于2020年1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李关珍与金利门红木厂于2015年6月6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2.判令金利门红木厂立即返还人民币1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损失，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本息合计1219669.4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6日，李关珍、金利门红木厂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李关珍交付金利门红木厂100万元，以金利门红木厂的名义投资入股越武企业，金利门红木厂收取和保存越武企业向金利门红木厂出具的有关权利凭证，对于投资入股越武企业的经济风险和收益由李关珍承担和享有。同月8日，李关珍将100万元汇入金利门红木厂账户内。 另查明，越武企业于2015年5月27日核准企业名称，注册资本12889万元，营业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人共50人（含金利门红木厂），名称保留期为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1月26日。后因名称保留期届满后未成立，现该公司名称已取消。 2015年6月24日，樊越企业成立，出资额15902万元，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投资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人共50人。其中金利门红木厂出资额2800万元，已于2015年6月18日向樊越企业银行转账28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金利门红木厂在与李关珍签订协议并收受投资款后，应按协议约定处理委托事务，但协议约定的越武企业并未成立，金利门红木厂辩称因后期投资人及投资额出现变动，故重新成立了樊越企业，并已将李关珍的投资款投入该公司，但两家公司经营范围有所不同，投资人亦有所变动，金利门红木厂理应在将李关珍款项投资入股樊越企业前将该变更事实告知李关珍，但金利门红木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履行了告知义务。现协议约定的樊越公司名称保留期满后未成立，李关珍、金利门红木厂约定的委托投资事项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对李关珍要求解除协议，并由金利门红木厂返还投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但对李关珍主张赔偿2015年6月8日起至2015年11月26日止的利息损失，因该期间尚属越武公司名称保留期内，故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金利门红木厂支付给李关珍1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5年11月26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27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李关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金利门红木厂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樊越企业与文韬企业的企业信息报告复印件一组，要求证明樊越企业的唯一投资目标为文韬企业，文韬企业的投资目标为旅行社及旅游公司。 2.投资人微信群聊天记录及文韬企业的合伙人第一次联合会议材料复印件一组，要求证明证人祝某建立微信群，并将相关人员陈瑛加入微信群中，而李关珍未加入该群，金利门红木厂投资人朱美英通过在群中推送合伙人会议资料的方式，明确向投资人告知了投资架构及重新设立樊越企业等情况，且曾发送邀请投资人参加会议的消息。 3.手机录音及文字材料一份，要求证明朱美英与李关珍由陈瑛介绍认识，且陈瑛与李关珍曾一起会见祝某了解投资情况，陈瑛承认曾向朱美英告知其在实际出资中占有一定份额。 4.视频及文字材料一份，要求证明金利门红木厂曾分别于2017年及2019年两次召开投资人会议，通报投资情况；朱美英在会议中曾通报重新设立樊越企业的原因及允许投资人退回投资款等情况；两次会议李关珍都到会参加。 5.文韬、武略等四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资料复印件一组，要求证明朱美英曾在2017年8月底的投资人会议中发放该会议资料，材料中有详细的投资架构图。 6.申请证人祝某、陈某、徐某、竺某、余某、张某出庭作证，要求证明投资目的与长城影视集团公司有关，以及2017年和2019年两次会议情况。 其中证人祝某证言概要：基于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有对成立基金的考虑，由战略合作伙伴、内部人员亲朋好友一起募集资金，成立基金投资企业，越武企业只是核准的时候用了，后有变更，有的合伙人要增加额度，只能用樊越企业的名字去登记了，按核名的登记注册程序上很麻烦。凭内部关系才能投资，直接是不认识李关珍的，是同一小区朋友带来的。该朋友在自己建的微信群里，在群里是通知过的，还通知开会，李关珍也来的。 证人陈某证言概要：越武企业没有注册下来，就操作樊越企业了，所有基金都是长城基金统一调度管理，企业名称和设立也都是公司安排的。金利门红木厂开会的事是知道的，但自己没参加。 证人徐某证言概要：与祝某熟悉，参与了投资，也加入了微信群。2017年8月会议去参加的，会后退了投资款。 证人竺某证言概要：与证人祝某是朋友关系，得到消息就投资了。参加了两次会议，李关珍都在的。知道委托的基金企业叫樊越企业。第一次会议后退了10万元，还有120万还是130万元没有退。 证人余某证言概要：2017年8月会议时，自己还在金利门红木厂做服务员，当时开会讲到名字变成樊越，后来又讲了想退（款）的人可以退，自己就退了。当时会议李关珍在的，因为当时投资人有二十多个，女的很少，所以印象深。后来会议没有参加。 证人张某证言概要：第一次会议没有去，第二次去的。对李关珍印象比较深，她说退回的钱要按照比例分。后来朱美英打电话通知去杭州要钱，但李关珍要抱小孩不去了。 李关珍质证认为，金利门红木厂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均属于逾期举证。对证据1，证明对象唯一投资目标不明确，且与李关珍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聊天记录有无删改，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认可，是摆拍的录像，视频里的人员身份无法确认，且和诉讼无关，恰恰能说明金利门红木厂在2017年8月才正式向投资人告知把钱改投到樊越企业，当时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见，金利门红木厂没有尽到受托人的义务，录音内容明确自相矛盾，有诱导倾向；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6中，认为祝某证言有隐瞒，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人有几个是祝某的朋友、金利门红木厂的员工，证人证言不可信，同时也明确了改成樊越企业，中间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告知这个情况，直到形势不好了才告知投资人。 本院认证认为，金利门红木厂提供的证据1-3、5虽在一审诉讼前已存在，证据4、6的证人亦未在一审中由金利门红木厂申请出庭作证，但因上述证据所涉事实与本案相关，且已形成证据链，而李关珍在一审中对相关事实的否认，以致金利门红木厂提供上述补强证据，不能认定金利门红木厂系故意逾期举证，同时李关珍虽对上述证据均予否认，却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加以反驳，且对介绍人情况予以回避，故本院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相关理由将在本院说理部分一并阐述。 李关珍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金利门红木厂于2017年8月召开投资人会议，告知投资情况及樊越企业运营状况，征询投资人是否退回投资款等意见。会议后，部分投资人选择退回投资款。金利门红木厂于2019年11月再次召集未退投资款的投资人开会，协商相关事宜。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金利门红木厂的上诉请求系驳回李关珍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经审查李关珍的一审诉讼请求为两项内容，即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及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除对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作相应调整外，对李关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予支持，其中解除合同一项在一审判决书说理部分予以支持，但在判项中遗漏相关内容。因此，围绕金利门红木厂的上诉请求，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应为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可否解除，以及金利门红木厂应否承担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相应责任，即金利门红木厂有否按双方约定将投资款进行相应投资，其将案涉投资款投资于樊越企业的法律后果应否由李关珍承担。 本案中，李关珍与金利门红木厂于2015年6月6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虽名为委托合同，但实际应为包含委托的隐名代持合同，即李关珍将资金交由金利门红木厂以其名义向目标企业入伙投资，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 对于金利门红木厂是否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争议问题，本院评析如下：首先，从投资企业的设立情况看，可认定越武企业当时仅处于核准企业名称过程中，且最终并未成立，而樊越企业的经营范围与越武企业虽有所区别，但其所属行业为投资与资产管理，合伙人除个别人员及投资款略有变动外，其他与原核准的越武企业基本一致，尤其金利门红木厂投资款均为2800万元，同时考虑到名称核准并不等同于企业最终设立，过程中亦可能存在众多变数，故李关珍以金利门红木厂未向案涉协议中所载明的尚处于企业名称核准过程中的投资企业进行投资为由主张金利门红木厂未履行合同义务依据不足。其次，从投资目的来看，李关珍虽陈述其投资系明确指向越武企业，但其对为何委托金利门红木厂投资的过程及介绍人情况避而不谈，相反，金利门红木厂对李关珍通过他人介绍委托投资过程等经过所作陈述条理清晰，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祝某虽与金利门红木厂投资人朱美英系夫妻，有一定利害关系，但关于越武企业、樊越企业设立的过程及李关珍投资入股的过程均能明确陈述，亦符合一般情理，故结合前述对越武企业、樊越企业的分析，可确认李关珍投资的目的即是随金利门红木厂名义投资入伙到基金投资管理企业用于盈利。再次，从金利门红木厂履行合同义务来看，李关珍虽一直主张其从未参加过金利门红木厂召开的投资人会议，但从证人竺某、张某、余某等证言来看，均指出李关珍参加了相关会议，另结合金利门红木厂提交的其投资人朱美英与其主张的介绍人陈瑛之间的通话录音情况，而李关珍对此并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可认定金利门红木厂已将投资入伙樊越企业的相关情况告知介绍人且李关珍也已收到通知参加会议，因李关珍未在会议后向金利门红木厂提出退回投资款的处理方案，应视为其认同继续投资樊越企业的事实。最后，从双方签约到李关珍主张权利，时间跨度四年多，如按李关珍主张，其在四年多时间内均未向金利门红木厂了解投资情况，该做法显然有悖常理，本院对其这一主张实难采信。因此，本院认为金利门红木厂已履行合同义务，即金利门红木厂将李关珍交付的资金以金利门红木厂名义投资入伙相应企业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关珍以金利门红木厂未按约履行为由主张解除协议于法无据，故金利门红木厂无需向李关珍承担返还投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相应民事责任。 综上，金利门红木厂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金利门红木厂在二审中提供了补强证据，致一审判决对金利门红木厂是否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关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8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9元，由李关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778元，由李关珍负担。上述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