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5945号原告：关家辉，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登记住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栋川镇仁和村委会关家组**，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世云、何晓强，云南经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邓建军，男，195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仁寿县。被告：云南样样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委会小堡子村。法定代表人：刘绣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启群，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关家辉诉被告邓建军、云南样样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样样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蔡家瑶独任审判，分别于2020年6月8日、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家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世云、何晓强，被告邓建军、云南样样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启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混凝土材料款400,000元及违约金人民币12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第一被告时任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至2016年11月间，原告与第二被告约定，由原告向第二被告提供价值共计507,130元的混凝土与沙石材料用于第二被告的厂房建设工程。工程竣工后，经双方结算确认上述工程材料款无误。由于第二被告不付款，在原告反复追讨下，第一被告于2017年12月支付了50,000元，并出具《欠条》确认剩余457,130元未付。后被告又支付了7,000元，最后是在原告自愿放弃50,130元的材料款后，第一被告签署《结算协议》，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所有欠款。原告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至今未付，遂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邓建军辩称：认可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但钱款金额不是原告所诉的金额，欠条及结算协议的签署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违约金及利息，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被告样样丰公司辩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邓建军，与我方无关，原告诉请样样丰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对我方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系：1、被告样样丰公司是否应承担欠款的清偿责任；2、被告邓建军签字确认的结算协议，是否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居住证、居住证发放回执；2、工商登记信息；3、欠条、结算协议；欲证实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第一被告原系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二被告欠付原告的款项金额及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司股权在2016年已发生变更，实际管理人是刘绣瑛，原告是与被告邓建军发生的买卖关系，与样样丰公司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欠条和结算协议是原告逼着被告写的，不是邓建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没有约定过违约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邓建军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1、欠条说明一份；2、110接警单、银行流水4份；共欲证实自己已支付的款项情况及原告报警情况，原告是在报警记录后于自己签署的结算协议。3、被告邓建军自行书写，有高菊华签字的结算单一份；4、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书；5、责令停止土地（矿产）违法行为通知书三份；6、租赁协议一份、多多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欲证实原告诉称的混凝土系使用于多多收公司，邓建军是多多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建盖的厂房已因未经审批手续建盖被拆除。被告样样丰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2、被告样样丰公司公司登记信息；3、股权转让书；4、昆明市公安局110报警记录；共欲证实样样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与本案无关。样样丰公司报警的原因是由于原告邀约社会人员采取封堵公司大门的行为追讨款项，样样丰公司向派出所报警并将情况告知了邓建军，要求邓建军自行解决相关问题，不得影响样样丰公司的经营。原告综合质证以上证据称：股权转让协议及110报警单与本院无关联，我方没有找人围堵厂；另外被告邓建军是单独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写的时间及内容我方均不知情，其他证据无异议。另外买卖的货物是用于建设样样丰公司的厂房。对高菊华确认收到的31060元予以认可，但该款已在双方签订结算协议时扣除，并认为本案于被告所提交的判决书无关联性，且原告并不知晓邓建军还成立过多多收公司。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向本院表示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受案外人的指派拉沙土到工地，工地签收材料的人有时系邓建军。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与原告存在朋友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另外工地上签收货物也是案外人，并不是被告邓建军。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后证实案件事实，本院予以收录作为证据使用。至于证据的相应采纳情况，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根据庭审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本案以下法律事实：因需建盖位于昆明市官渡区老灰洼地土建及住宿楼、钢屋架，被告邓建军于2015年向原告购买混凝土及砂石材料，原告依约供货完毕后，被告邓建军于2017年12月25日向原告关家辉的配偶高菊华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尚欠材料款457130元。后因被告未付款，被告邓建军与原告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一份结算协议，协议中确认经双方结算，尚欠总货款未45万元，扣除2017年12月支付的5万元后，尚余40万元没有支付。双方在协议中对付款期限做出约定，约定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前。并在违约责任中约定如未能履行付款义务，被告邓建军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2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邓建军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原告经催讨无果后，以其诉请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邓建军原系样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6年2月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样样丰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刘绣瑛。被告邓建军也系案外人云南多多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期限自2010年7月12人至2020年7月12日。该公司曾因违法建盖大板桥长坡村老灰洼地厂房而被责令拆除。本院认为，针对被告样样丰公司是否应承担欠款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被告邓建军提交的营业执照及违法行为通知书等证据，可证实邓建军建盖的系多多收公司厂房，与本案被告样样丰公司无关联，邓建军虽担任过样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行使其法定代表人权利签订协议时，并不必然指向样样丰公司，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有效证据锁链，不能证实邓建军签订结算协议时系代表样样丰公司签订，也不能证实所供应的材料系用于建盖样样丰公司的厂房，故本院认为样样丰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欠款的清偿责任。针对被告邓建军签字确认的结算协议，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虽邓建军称述结算协议系在原告威逼下签订，但其在法庭向其释明后，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其观点，故本院认为邓建军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道签字确认该结算协议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同被告邓建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依约履行了其合同义务，被告未按约支付400,000元货款事实清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邓建军认为自己尚欠货款应该少于此数额的意见，因其提交的银行流水的付款日期均系在双方签订结算协议前，故上述银行流水中显示的款项应视为在结算时已进行了扣减，本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双方在结算协议中约定违约金为1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本案中原、被告约定的违约120,000元（40万元*30%=12万元），按照上述计算方式，双方的约定确实过高，且原告未向本院举证证实实际损失数额，故本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酌情认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0,000元。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关家辉支付尚欠货款400,000元及违约金6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计4,500元由被告邓建军负担4000元，原告自行负担500元；剩余4,500元依法退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判员  蔡家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严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