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0行初49号原告吕宝玲，女，198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代理人刘通，天津维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MB1530468L），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第一百中学北侧。法定代表人刘耘，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永丽，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戬，天津和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宝玲诉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东丽卫建委”）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20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宝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通，被告东丽副职负责人李波及委托代理人刘永丽、王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宝玲诉称，田宝华与原告系母女关系，田宝华于2019年12月24日去世。田宝华于2004年7月22日年满60周岁，田宝华及其配偶吕景义均为农业户口人员，且婚后仅生有一女吕宝玲，根据《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第二条的规定，奖励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本人及配偶均为本市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人员；（二）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规定生育；（三）现有一个子女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四）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且年满60周岁。田宝华应当领取奖励扶助金，但被告仅向田宝华发放了2016-2017年度的奖励扶助金。田宝华于2019年9月9日，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向其发放2005年至2015年度奖励扶助金时，被告出具《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拒绝支付。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向田宝华支付奖励扶助金的行为错误，故请求：1.撤销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的《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2.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户口簿、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证明行政相对人田宝华去世，吕宝玲作为唯一继承人，具有本案当事人资格，也证明原告一家人的情况，原告是唯一子女，符合支付奖励金的条件。2.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拟定的《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证明原告父母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奖励标准。3.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原告父母曾向社区工作人员吴金霞提出过申请；高德柱曾经威胁过原告要撤回已发放的补助。被告东丽卫建委辩称，首先，被告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履职正当，依法合规。根据《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第三条第四款、第四条第一款等规定，被告负有对本行政区域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审核确认的权限及职责。田宝华、吕景义为东丽区居民，被告具有审核确认其是否为适格奖励扶助对象的权限和职责。被告接到申请后，已经依法作出上述《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履职正当，依法合规。其次，被告做出的《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收到田宝华、吕宝玲提交的补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申请后，听取了申请人田宝华、吕宝玲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向申请人询问了相关案件情况，并向东丽区无瑕街道办事处、春霞里居委会及工作人员、无瑕派出所等进行了调查。经查，田宝华和吕景义于1974年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吕宝玲系该夫妇于1987年抱养子女，根据规定，奖励扶助对象不包括双方均未生育的夫妻，故吕景义、田宝华并非此项奖励扶助金的发放对象。另外，此项奖励扶助金的发放需经过资格确认程序，该程序规定符合奖励扶助金对象条件的人员应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两级审核确认后，报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由该部门对拟奖励扶助对象再行审查确认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但直至2016年，被告从未从原告所属的街道办事处收到过田宝华、吕景义关于奖励扶助金的申请材料，原告也不能越过村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直接向被告提出申请，因此未发放2016年之前的奖励扶助金并无不当。并且，奖励扶助制度相关文件中没有补发的规定，故奖励扶助金也不能进行补发，被告依照《关于印发的通知》等规定，认定田宝华、吕景义并非此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发放对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后，被告做出的《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程序合法，被告收到田宝华、吕宝玲要求补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申请后进行了受理登记，并依法开展了调查工作。调查期间，被告听取申请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向申请人询问了相关案件情况，并向无瑕街道办事处、春霞里居委会及工作人员、无瑕派出所等调查相关案件情况，综合分析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并依法向申请人送达并无不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丽卫建委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申请书。2.快递单。3.EMS快递查询详情页。证据1-3证明被告收到田宝华、吕宝玲提交的申请书。4.受理告知书。5.回执。证据4-5证明被告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并将书面告知书送达了申请人。6.情况说明（春霞里社区居委会）。7.证明（王玉梅）。8.身份证复印件（王玉梅）。证据6-8证明吕景义、田宝华未生育过子女，吕宝玲是其夫妇抱养子女。9.便民服务专线受理群众诉求事项转办单（2份）。证明吕宝玲自认非吕景义与田宝华亲生子女。10.信访事项延期办理审批表。11.延期答复告知书。12.送达回执。证据10-12证明被告依法延长答复期限，并送达申请人。13.授权委托书。14.调查询问笔录。15.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证据13-15证明被告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意见，收取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16.协助调查函。17.情况说明。证据16-17证明户籍档案无法证明吕宝玲系吕景义与田宝华生育。18.《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19.交寄邮件计费单。20.快递详情查询页。证据18-20证明被告依法做出答复并送达。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6-8的合法性有异议，王玉梅、春霞里社区居委会无权出具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明，且在未取得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作出上述证明，对原告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损害，且该证据记载的内容与证人之前出具的证言相悖，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是否为亲生子女不是领取相应补助的必要条件；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是否为亲生子女不是领取相应补助的必要条件，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其非亲生进行过自认，原告也没有能力自认；对证据10不认可，原告不是信访行为，也没有签署延期告知书；对证据11-15无异议；对证据16-17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是否亲生与奖励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不是其父母的亲生子女；对证据18-20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户口簿的真实性认可，认可吕景义和田宝华死亡的事实，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田宝华和吕景义的亲生子女，对死亡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田宝华、吕景义符合奖励扶助政策扶助对象标准；对证据3光盘和文字材料，文字材料和录音有些许不同，对于录音合法性有异议，系偷录取得，且录音里显示吕宝玲是2015年才发现存在扶助金制度，不可能在之前提出申请，且录音不能证明存在胁迫行为存在，录音中参会的村民和相关干部，能够证明原告是田宝华和吕景义抱养的子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未提交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交的户口本能够证明原告系田宝华女儿，可以继承其权利义务，且田宝华现已死亡；原告提供的证据2系规范性文件，不予认证，其效力下文详论；原告提供的证据3能够证明吕景义曾经提出过申请，但具体申请时间不详，原告认为其被胁迫，亦无法得到证实，且该证据能够证明村相关计生人员陈述根据卡片等记载原告的“抱养”关系。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收到申请、调查取证、告知延期、做出答复、送达的过程，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其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原告父母未生育子女，下文论述。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24日，被告收到申请书。申请人申请被告给付2004-2015年度、2018年度吕景义、田宝华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各14400元，及迟延支付利息各5616元。被告以信访案件受理。经由申请人所在社区及社区计生干部出具证明，证明吕宝玲为田宝华与吕景义1987年抱养子女。经调查，吕宝玲曾两次向便民服务专线电话提出诉求，陈述为“市民家中有领养的孩子”、“领养子女家庭可以享受独生子女费，应该补发其父母双方的，女方之前15年与男方之前20年的独生子女费”。调查过程中，属地派出所出具函件，认为根据户口档案无法确定吕宝玲系生育或者收养。2019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进行调查，吕宝玲陈述其系吕景义和田宝华的亲生子女，在被告要求提交证据证明其“亲生子女”关系后，原告提交了户口本、书面证明等，除证明载明证人陈述吕宝玲为婚后生育外，其余证据仅能表明吕宝玲和吕景义、田宝华的亲属关系。调查期间，被告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延期答复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拒收。2019年12月5日，被告做出《关于对田宝华、吕宝玲申请书的答复》，认为奖励扶助金应当先通过资格确认程序，且确认程序应当通过村民委员会和当地乡镇街人民政府提出，被告未收到2016年之前的申请材料，且其并无补发的职权，故不能发放2016年之前的奖励扶助金。且吕宝玲系抱养子女，其父母不符合领取奖励扶助金的领取条件，故亦不应补发。原告之父吕景义曾向村工作人员提出过享受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申请。经本院释明，原告认为其申请书要求的是被告履行“补发”的职权，并非对之前其父提出申请不服提出的信访和重复处理行为。就2018年的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原告自认已经发放。本院认为,原告作为田宝华和吕景义的继承人，有权继受二人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可以作为本案适格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因2018年的奖励扶助金已经发放，故对其要求发放2018年奖励扶助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提出履职申请，首先应当证明被告具有补发独生子女奖励扶助金的职权，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具有补发的职权，且根据《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天津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基本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等文件的规定，亦无补发的规定，故被告并无补发的职权。从实体上来说，上述方案和解释规定了资格确认、资金发放领取等程序，资格确认系发放奖励扶助的前提条件，且资格确认需要经过本人申请、村乡审核、区县确认、市级备案等程序，以确保名单的正确性，因原告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父母在2004-2015年已被确认符合领取条件，故其要求补发2004-2015年的奖励扶助，缺乏事实依据。而就其父母是否符合领取奖励扶金的条件的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父母生育过子女的事实，不符合领取奖励扶助的条件。原告要求给付奖励扶助金及利息，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宝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宝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浩天人民陪审员  张晏君人民陪审员  马洪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君怡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