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508号原告：顾树春，男，1958年2月28日出生。被告：张家港市菁智教育培训中心，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路**。法定代表人：邵丽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才，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艳，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树春与被告张家港市菁智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菁智培训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路骊珠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树春及被告菁智培训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才均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顾树春、被告菁智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邵丽亚、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才均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树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日止期间的工资报酬185500元（按每月3500元计算），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菁智培训中心于2014年12月18日登记成立，原告系该中心的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该中心的经营工作及财务等由邵丽亚负责，原告负责部分行政工作，邵丽亚确定原告的工资为每月3500元，被告在经营中因各种原因，导致原告的工资未能按月支付，直到2019年6月1日，原告脱离被告，但之前的劳动报酬一直未能支付。后原告至仲裁委申诉，仲裁委以原告已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于2018年2月28日办理了城镇职工退休手续。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来院起诉。被告菁智培训中心辩称：2014年12月，原告与邵丽亚合伙成立了被告，2018年8月原告退出合伙，与邵丽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已对原告的投资款及利润进行了分配，对其他往来也进行了结算，因为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向法院起诉，在审理期间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原告撤回起诉，故双方的经济往来已结算并已履行；原告在被告处不享受工资待遇，原告虽然是被告的合伙人之一，因为原告有其他的经营业务，原告不在被告处上班，原告履行的是投资人的职责，而不是提供的劳动。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16日，顾树春至张家港市申请，要求菁智培训中心支付工资并承担诉讼费用。仲裁委认为顾树春已办理城镇职工退休手续并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仲裁请求不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遂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张劳人仲不字[2020]第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嗣后，顾树春不服，来院起诉。菁智培训中心的财务凭证载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表中顾树春每月劳动报酬3500元、案外人陆某每月劳动报酬2500元，顾树春及陆某劳动报酬一行后面的签名栏均由顾树春签字确认；自2017年3月起，工资表中不再有顾树春及陆某的工资记录。另查明：顾树春出生于1958年2月28日，退休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遇列支时间为2018年3月1日，单位名称为灵活就业人员。菁智培训中心系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发证机关为张家港市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为张家港市教育局，成立于2014年12月18日，原法定代表人为顾树春，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邵丽亚。2018年8月12日，甲方（原法人）顾树春与乙方（原股东）邵丽亚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合作经营菁智培训中心，现甲方决定退出，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商定股权转让协议如下：1、甲方把原来所有股权退出菁智培训中心；2、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所退出的所有股权；3、双方到国家有关部门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4、法人代表由乙方担任，甲方不再担任菁智培训中心法人及任何职务，不再承担任何责任；5、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人民币壹拾陆万伍仟元，包括原投资款及利润；6、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给予甲方补偿款到位，甲乙双方到国家有关部门变更手续后，今后双方无涉；7、以上协议由樊国良作为第三方监督人，监督双方执行……”，协议下方甲方栏及乙方栏分别由顾树春及邵丽亚签字确认。后顾树春及邵丽亚还达成一份《补充协议》，载明“①因某些原因，菁智培训中心股东顾树春领取菁智培训中心工行账户10159元，经协商，顾树春愿意主动归还此款。②2018年6月，顾树春因办理非营利转营利手续3000元作为注销经费，现因手续不再办理，顾树春也愿意主动退还。③上述两项费用合计13159元于手续办好、所有有关菁智培训中心的资料归还后由邵丽亚打给樊国良的专用款项（165000元）中扣除。④手续由下周三前开始办理”。2019年5月21日，顾树春至我院起诉要求邵丽亚支付转让费165000元，在审理过程中，顾树春与邵丽亚于2019年10月30日形成一份《顾树春与邵丽亚关于股权转让的结算清单及交接》，载明“邵丽亚应支付顾树春股权转让款165000元，顾树春应支付邵丽亚13159元，邵丽亚还应支付顾树春151841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由邵丽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顾树春，顾树春将印章（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交付给邵丽亚”。顾树春及邵丽亚均在该交接表下方签字确认。同日，顾树春向本院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准许顾树春撤回起诉的（2019）苏0582民初6701号《民事裁决书》。上述事实，有不予受理通知书、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医疗待遇核定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结算清单及交接表格、民事裁定书、财务凭证、工资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一次庭审时，顾树春表示：我在培训中心主要负责安全，没有开课前我负责发传单、搞信息招生，每年在暑假开课，寒假也有冬令营之类的活动，除了寒暑假，教育局、民政局通知培训中心开会我也会去参加会议。平时培训中心主要从事晚托业务。我们上班不打卡，我一般下午4点左右去上班，晚上8点下班。平时上班就我和邵丽亚两个人，股东当时有4人，其他两个股东在暑假忙的时候会烧饭、送饭，陆某负责烧饭，姓范的送饭。我是按培训中心财务凭证中记载的3500元/月的标准来主张劳动报酬的，之所以自培训中心成立之初一直未拿到劳动报酬是因为我当时投资很小，陆某投资了8万元，我只投资了5.7万元现金及一些实物，合计6.5万元，我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上培训中心一直由邵丽亚在负责，不仅是我，陆某也多次向邵丽亚讨要工资，但邵丽亚表示虽然培训中心挣了一些钱，还是要放在培训中心的扩大经营上。此外，邵丽亚表示到年底统一结算工资，但到了年底她又不给了，左拖右拖，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双方在股权转让时没有讲到工资的事。股权转让后、法定代表人变更前，我还是要到教育局、民政局参加相关的会议，除此之外我只是陆陆续续上过班，看看小孩安不安全，弄到几点。2019年10月，股份转让的钱拿到后，我就彻底不去了。菁智培训中心陈述：培训中心一开始是原告和邵丽亚投资成立的，此外还有两个股东是记在邵丽亚名下的，因为他们不方便出面，不久这两个人就退出了，邵丽亚把他们的投资款都返还了。原告是法定代表人，主要的重大事项由二人协商，比如租房、装修等，主管单位有什么要法定代表人出席的会议，原告就去出席，但原告实际上是不到被告处工作的，被告主要做晚托及补习，有固定的员工，员工工资是由培训中心负责发放的。原告并不向被告提供劳动，只是作为出资人履行职责，我们培训中心从未向其发放过工资，因为培训中心有一部分费用没有办法做账，所以就以原告工资的形式来弥补这部分的费用，时间段是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之后因为前期这种没有发票的费用全部支完了，就不需要再以这种方式来填报了，财务凭证中就不再记载向原告发放工资。第二次庭审时，顾树春陈述：我和邵丽亚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是手续一直没有办，直到在法院民二庭进行股权纠纷起诉后，邵丽亚在诉讼中支付了相关款项后，我撤诉的，在此期间办理了变更登记，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是2019年9月2日下发的。股权转让之前，我是法定代表人，教育局开会我要参加，培训中心的冬令营去过一次，哪一年不记得了，平时水电维修、学生安全也是我负责的。虽然我并非每天正规上班，但我每天也是到的，不打卡。培训中心实际的管理人、经济、上课等事宜都由邵丽亚负责，会计也是邵丽亚请的，后来双方有了纠纷，我让邵丽亚将所有的账册给我审查，所以账册就到了我身边，在股权转让时我才交给了邵丽亚，之前培训中心的公章、印鉴章都是邵丽亚保管的。我上班不需要邵丽亚管，老师上课是邵丽亚负责的，她不管我。开始工作时，双方讲好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水电的店面是我妻子开的，在，自从开培训中心后，基本上水电工作我就不太做了。我和邵丽亚有矛盾后，2018年6月中旬我拿到财务账册后我就不再去培训中心了。此外，我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今后双方无涉”不包括我的工资。邵丽亚到庭解释：之所以2017年2月之前的工资表中有顾树春、陆某的记录是因为培训中心当时很多费用包括装修款、消防款无法做账，所以就报支了相关人员的工资，表格中顾树春、陆某的钱都是顾树春领取的现金，用来付之前报支的相关费用，钱实际顾树春并未拿到，虽然培训中心的培训、教育、教学、财务方面由我负责，但这都是我与顾树春商量的。顾树春不来上班的，除非培训中心有事情，我打电话给他他才来的，顾树春是法定代表人，会代表培训中心去开会，我们还有一个股东陆某，她也不来上班，她有自己工作的，顾树春是做水电生意的，自己有一家店面。2017年3月之后，因为费用抵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财务中就不再做顾树春及陆某的工资了。庭审中，顾树春申请证人陆某出庭作证。陆某到庭后陈述：我原来和顾树春、邵丽亚一起合伙开菁智培训中心的，我还是邵丽亚的表姐。我在苏州开店，如果邵丽亚和我讲培训中心有事，我会及时回来处理的，顾树春自己是做水电的，和我一样，也是随叫随到。培训中心于2015年运作后，毕竟是有股份的，顾树春总是要去看看的，有活也是要做的。顾树春和我一样，除了小孩的教育培训之外的杂活都是要干的。双方没有书面约定，邵丽亚让我们去做，没说给我们报酬，我们就去干了。我是做羊绒衫生意，季节性生意，一般4月回张家港，9月再出去，在此期间，只要培训中心有小孩，我都会去的，我负责给小孩烧饭，邵丽亚都没有付我工资，买菜的钱也是我自己贴的。承办人当庭拨打了黄士芳的电话，黄士芳陈述：我和顾树春是朋友，我曾和顾树春一起给菁智培训中心发过传单，是顾树春叫我去的，我不认识邵丽亚，我是免费做的，顾树春没有给我发过钱，我不知道顾树春是否在菁智培训中心上班。承办人当庭拨打了陆怡君的电话，陆怡君陈述：我今天没带身份证，无法进法庭作证，我在菁智培训中心干了半年，2017年2月至6月，是做数学老师的，中心的负责人是邵丽亚，管理教学，我们上班不打卡，我是按课时拿工资的。顾树春在培训中心做装修、水电维修、课桌椅的维护。我在职时，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负责放学接小孩到培训中心，我在的时候就一个班，小孩有10个左右，我们老师负责小孩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安保。我在的时候，顾树春是否每天来我没有在意，基本上都会过来，我看到顾树春在干木匠的活，邵丽亚是否会分配顾树春干活我不清楚。质证后，顾树春对证人证言无异议，2017年培训中心的确装修好了，但我仍负责维护装修，陆某虽然不是经常在培训中心，但她也会在羊绒衫销售淡季来培训中心做饭、送饭的，她是知情人。菁智培训中心表示：上述三个证人的陈述是符合客观情况的，陆某称原告和邵丽亚及其均为股东，陆某与原告另外有自己的职业，当培训中心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过去，但陆某陈述原告每天到培训中心与事实不符，陆某本人都不是天天到培训中心的，而且陆某在苏州，她怎么会知道原告是否是每天都去培训中心，陆怡君提到安保与原告无关，2017年培训中心都已装修好了，不需要维修，实际上原告只是偶尔才到培训中心，去了之后也可能会做一些事情，但他提供的并非是劳动，而是作为一个投资人、股东所做的事情。本院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单位的股东为实现股份权益的增值，直接参与单位的具体经营管理，担任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部门负责人。在法律层面上，上述人员既是股东又是员工的双重身份基于不同的部门法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由与之相对应的部门法进行权利义务的分配和调整。本案中，双方认可原告系被告股东之一，并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8月原告与邵丽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被告的另一名股东邵丽亚（暨现任法定代表人），并不再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任何职务，不再承担任何责任，邵丽亚一次性支付原告股份转让款及利润合计165000元，今后双方无涉。后双方又达成一份补充协议，对原告领取的被告的相应款项进行了抵扣，双方还办理了印章等材料的交接，原告也认可邵丽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至此原告作为股东相应的权益已得到解决。此外，原告还认为自己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权按照约定取得劳动报酬。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此有约定，本院难以采信。而所谓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关键在于原告是否向被告提供了劳动。双方对于被告一直由邵丽亚负责管理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其已提供了相应劳动，包括作为法定代表人参加民政局、教育局的相关会议、提供安保服务、维护水电等，平时无需邵丽亚管，但作为法定代表人参加民政局、教育局的相关会议仅是作为法定代表人、股东行使权利和义务，而其所称的安保服务等与其申请作证的被告曾经的员工陆怡君的陈述不符，证人陆某的证言也证实原告另有自己的职业，培训中心有事的话，顾树春会去培训中心，负责人邵丽亚没有说过给我们劳动报酬，综上，本院无法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原告年满法定退休年龄后），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报酬本院难以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被告以原告名义开列工资项目已违反了相关的财务规定，被告应在自查后及时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树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路骊珠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