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8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彦华，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81021887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盘州市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乡水井凹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780169252C。法定代表人：任广霖，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浩兴，系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41096791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涛，系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910266076。原审被告：陇兴文，男，1945年4月12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原审被告：李进，男，1965年1月14日出生，回族，无固定职业，住湖南省石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执业证号：32409051102133。原审被告：黄柱明，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原审被告：受仆金，男，198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审被告：金承文，男，1948年8月4日出生，彝族，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下落不明。原审第三人：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629520359。法定代表人：管彦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系贵州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1394419。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文涛，系贵州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928448。原审第三人：云南汇东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白马庙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9198634XG。法定代表人：王燕琼，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810218879。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原审第三人：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嵩明县嵩阳镇金叶花园****信用代码：91530127763884123R。法定代表人：杜卫，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810218879。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原审第三人：杨**平，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810218879。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系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上诉人管彦华因与被上诉人盘州市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煤业）、原审被告陇兴文、李进、黄柱明、受仆金、金承文及原审第三人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成煤业）、云南汇东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东公司）、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远公司）、杨**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4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彦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孔德欢，被上诉人金龙煤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浩兴、陈仁涛，原审被告李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原审第三人新成煤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原审第三人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恒、孔德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陇兴文、黄柱明、受仆金、金承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管彦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是本案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其不享有复采六单元的任何财产份额或合伙份额。1、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金龙煤业与李进于2009年1月19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认定其合伙人资格，但签订该协议时，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是柳树沟煤矿、田坝煤矿、白岩脚煤矿的全体出资人或合伙人，不只有李进一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被上诉人入伙复采六单元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其入伙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因此，被上诉人金龙煤业不具有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资格，更不享有复采六单元的合伙财产份额。如果认定被上诉人与李进于2009年1月19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为有效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与李进之间构成单独的合伙关系。这一事实印证了李进向汇东公司、管彦华出具《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内容“原盘县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入股六采区10%的股权包括在我名下的40%内，是以我的名义代持的部分。盘县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并不直接作为六采区的产权人参与六采区的经营管理，而是由我代表其行使产权人权利”。从以上两个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显然不是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之一。另外，该部分事实也有被上诉人金龙煤业将10%份额转让（抵偿）给源远公司的事实予以印证。源远公司受让（抵偿）被上诉人的10%份额后，向李进发函限制被上诉人处置该财产，李进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并且在承诺书中李进也明确表示同意抵偿，也就是同意被上诉人转让其与李进的合伙份额。2、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已向其他合伙人支付了8000000元转让款的事实，仅有一份复采六单元出具的收据，若将复采六单元理解为合伙体，合伙体是没有股份的，只有合伙人才有股份。被上诉人应当提供打款凭证，证明其履行义务的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3、金龙煤业没有取得复采六单元10%的财产份额。管彦华在合伙体中的合伙份额，在第一轮整合关闭后，向陇兴文受让20%的份额；2009年7月29日向李进受让30%的份额；2011年4月21日向管庆喜受让4.9%的份额；后又向李进受让10%的份额，管彦华在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份额达68%。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经协商一致，管彦华的合伙份额确认为60%，包括管彦昌的份额在内，李进所持有的份额已经全部转让给管彦华等人，李进在复采六单元不再享有任何合伙份额，李进原来所取得的100%的份额是基于贵州省整合关闭政策所取得。因此，管彦华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伙关系，管彦华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假设被上诉人享有10%的财产份额，该份额也因为抵账行为不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向源远公司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第二条约定的内容是附生效条件的以物抵债协议条款，根据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六十六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未受清偿时，抵押物或质押物归债权人所有。本案争议的承诺函并不是质押担保合同，且10%财产份额并未办理任何质押手续，依法不成立质押担保。被上诉人金龙煤业在给源远公司作还款计划时，自愿将10%收益权作价8000000元向源远公司抵偿部分债务，但附了条件，即2012年2月28日前未能全额归还或冲销完源远公司的债务及逾期违约金，还约定了权利转移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起源远公司享有该项财产权利。这是标准的以物抵债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是附条件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用8000000元买来的收益权（暂不考虑购买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作价8000000元抵了8000000元的债务，假设被上诉人享有10%的财产份额，该份额也因为抵账行为不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另外，一审法院认为财产份额的收益权与财产份额不是同一种权利，从而认定金龙煤业没有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本身抵偿债务的观点是错误的。财产份额存在的价值就是通过收益权来体现，财产份额收益权是不可能独立处分的，用收益权抵偿债务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承诺书》所处分的就是财产份额及其收益权。2012年3月1日，源远公司获得10%的财产份额之后，又将该份额转让给汇东公司，至今已有七年，被上诉人在《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不提异议，在政府整合煤矿和源远公司转让股权时也不提异议，上述财产份额实际上已经多次处置，一审法院却说未办理财产份额交付手续，未对财产份额进行过处置。被上诉人金龙煤业辩称，上诉人的三个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1、金龙煤业是与复采六单元签订入伙协议书，并非是和李进签订，出具收据也是复采六单元出具的，所有的合伙人对此也均不持异议。此后在股权的变动过程中，2011年4月21日李进、唐君志、管彦喜等人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也明确任广霖占10%，上诉人认可的管彦昌占2%，管彦昌的2%恰恰是从金龙煤业受让所得，上诉人既然认可管彦昌占2%，就应当认可金龙煤业占有10%。2、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的8000000元出资没有实际到位，不是事实。被上诉人提交了系列证据证明金龙煤业的入股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且李进在（2020）黔02民终799号的庭审中也介绍了相关情况。3、10%的份额并未抵偿给源远公司，因为承诺书上表述的是以财产份额收益权抵偿相关债务，收益权和所有权本身并不等同，收益权有一定的期限，直到收益抵偿完相应的债务，因此一审认定正确。另外在债务尚未到期就约定以财产予以抵偿属于留置条款，如果10%的财产份额收益权理解为财产份额本身，那该条款是无效的。财产没有办理交付手续，因此金龙煤业至今还享有8%的财产份额。承诺书所针对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在债权债务未到期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以物抵债行为。原审被告李进辩称，1、被上诉人所主张的10%份额不明确，2009年1月19日所签订的入伙协议书中只简单的陈述了10%的股份，并未特别指向是针对新成煤业还是六采区或者是李进。2、通过本案多次审理，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了复采六单元不属于新成煤业，也不属于合伙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非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股权的表述，被上诉人主张10%的股权缺乏法律依据。3、根据上述事实，被上诉人与李进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本案中所适用的法律关系应当基于李进与被上诉人所形成的个人合伙关系而非其他主体。4、对于在复采六单元的财产份额中占有的10%份额，但该10%的份额已由被上诉人抵偿给第三人源远公司。5、在2010年8月27日承诺函中所指向的10%收益权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依据公平合理原则按照整体解释的方法得出该10%的财产份额已以物抵债的形式抵偿给源远公司。6、被上诉人在与李进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后，除了出资款项之外并未履行合伙人的权力和义务，李进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述了被上诉人10%的合伙财产份额由李进代为行使权力，在源远公司、汇东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对该部分财产份额作出处置直至本案进入诉讼程序时，被上诉人均未向李进主张过任何权利。被上诉人与李进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所取得的财产份额已以物抵偿的形式完全处置了，其在合伙体中不享有任何权利。原审第三人新成煤业述称，与李进意见一致。被上诉人认可2010年12月16日向管彦昌转让2%财产份额的事实，但该协议的甲方不仅是被上诉人还包含了案外人刘洪武，因此按照被上诉人的逻辑，10%的财产份额全部属于其个人所有，而案外人刘洪武在一审中并未作为诉讼参加人放弃与被上诉人共同享有的10%，因此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在复采六采区享有8%的财产份额与已转让给管彦昌2%的财产份额的证据相互矛盾，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无法确认自己是否享有财产份额。原审第三人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述称，源远公司与汇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杨**平。一、关于金龙煤业10%股份份额是否有效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有书面协议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在本案中，认定金龙煤业的入伙行为是否有效，应取决于其入伙行为是否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复采六单元是合伙体不是合伙人，本案的合伙人应当是柳树沟煤矿、田坝煤矿、白岩脚煤矿，而非复采六单元本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金龙煤业主张其在复采六单元关闭时享有10%的财产份额，其应当就以下两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其入伙行为获得了复采六单元其他合伙人的同意；2、依约定履行了支付8000000元入股金的义务。但金龙煤业未举证证明上述事实，其入伙行为无效。二、金龙煤业的抵债行为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金龙煤业享有10%的股权份额，2010年8月27日金龙煤业因欠源远公司债务向该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自2010年8月27日金龙煤业欠源远公司1860余万元，承诺按计划归还或冲销债务，并约定分批归还现金或用精煤冲销债务，还约定如在2012年2月28日前不能全额归还或冲销完毕债务及逾期违约金自愿以新成煤业六采区10%的股权收益作价8000000元向源远公司抵偿部分债务，源远公司自2012年3月1日起享有该项财产权利。同日，金龙煤业向汇东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将其持有的六采区10%的股权委托汇东公司进行管理、收益、处置。上述承诺函、授权委托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其合法有效。三、关于股权是否交付的问题，承诺函明确约定2012年3月1日起源远公司享有该项财产权利，在2010年8月27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将10%股权委托汇东公司持有，即从该日起汇东公司占有该股权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占有改定，交付已经完毕。四、关于收益权以及股份份额的理解，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所涉及的收益权与股权是同一概念，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享有8%的财产份额是错误的。原审被告陇兴文、黄柱明、受仆金、金承文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金龙煤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从2009年1月19日之后占有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复采六单元10%的财产份额，约19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4月18日，柳树沟煤矿作为甲方，田坝煤矿作为乙方，白岩脚煤矿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煤矿联合复采改造股权比例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根据贵州省煤炭局下发的关于松河煤业公司井田范围内33对煤矿进行联合复采改造的精神，柳树沟煤矿、田坝煤矿、白岩脚煤矿就联合复采改造股比等问题达成协议如下：甲方占股权的35%、乙方占股权的32.5%、丙方占股权的32.5%。……签订该协议时，柳树沟煤矿的代表人为李进和陈绍爱，田坝煤矿的代表人为王小粉和段廷友，白岩脚煤矿的代表人为唐君志、黄柱明、陈显尧等人。该整合体作为新成煤业下设的生产单元，命名为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复采六单元，复采六单元虽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与新成复采公司之间是独立核算。2009年1月19日，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甲方）与金龙煤业（乙方）签订《入股协议书》，内容为：“一、乙方出资8000000元占甲方企业全部股份的10%，乙方享有10%的分红和控股权；……四、乙方不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但有权参加企业股东大会，有权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李进作为复采六单元的负责人、任广霖作为金龙煤业的法定代表人、管彦华作为新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入股协议书》中签字，并分别加盖了新成煤业和金龙煤业的公章。2009年1月21日，李进作为经办人向金龙煤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金龙煤业交付的8000000元。收据上加盖了新成煤业的财务专用章。2010年8月27日，金龙煤业向源远公司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截止本承诺签署之日，贵公司支付给我公司的预付款为21828287.35元，冲减320万元后，我公司对贵公司所负的债务为18628287.35元，我公司就偿还债务承担责任作出如下承诺：一、我公司承诺按下述计划向贵公司归还或冲销债务：1.我公司保证于2010年8月31日前以货币资金归还或者以质量合格的精煤产品冲销债务5628287.35元，届时未能全额归还或冲销该金额的，我公司愿按差额部分每日向贵公司支付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直至实际归还完毕。2.我公司保证于2010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28日期间以货币资金归还或以质量合格的精煤产品冲销债务13000000元，我公司同时愿自2010年9月1日起按欠款余额每月2%向贵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该违约金自2010年9月起每月支付一次，我公司支付款项的还款顺序为先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完毕后归还本金。二、我公司通过李进持有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10%的收益权，如我公司不能在2012年2月28日前全额归还或冲销完毕对贵公司的债务及逾期违约金的，我公司自愿以该10%的收益权作价8000000元，向贵公司抵偿部分债务，贵公司自2012年3月1日期享有该项财产权利……”。李进在该《承诺函》备注“李进同意按本项承诺执行。”处签字。同日，金龙煤业向汇东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鉴于委托人与云南汇东经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为统一管理，促进合作，委托人特将其通过李进持有的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10%的股份授权受托人统一进行管理。授权范围包括：对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收取分红的权利、对该10%的股份进行处置的权利、收取处置所得的权利、代表该10%的股权签署法律文件的权利等。此项授权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不可撤销。委托人、受托人及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在今后合作中对该10%的股份处理达成协议的，按各方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处理”。2010年12月16日，任广霖、刘洪武与管彦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任广霖将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享有10%份额中的2%作价2800000元转让给管彦昌。2011年4月21日，管彦华、李进、唐君志、管庆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为：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新六采区原有股东为：管彦华占采区36%股份；李进占采区10%股份；唐君志占采区7.1%股份；杨永平占采区32%股份；任广林占采区10%股份；管庆喜占采区4.9%股份……李进将其持有的10%的股份作价22460000元、管庆喜将其持有的4.9%的股份作价10000000元、唐君志将其支持有的7.1%股份分别转让给管彦华……四、自协议签订公证之后，新六采区的股份为杨永平为32%，管彦华为58%，任广林为10%。由三位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2年3月1日，源远公司作为转让方与汇东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财产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根据盘县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广霖于2010年8月27日向转让方作出的承诺函约定，转让方已于2012年3月1日拥有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以下简称松河六采区）10%的股权（财产权，下同），鉴于受让方已拥有松河六采区30%的股权，而且任广霖也曾授权受让方管理处置这10%的股权，为了便于管理，转让方决定将已享有的松河六采区10%的股权全部有偿转让给受让方，转让金额为8000000元……”2012年6月17日，盘县人民政府下发了盘府专议﹝2012﹞66号《县人民政府关于盘江矿区松河井田复采单元关闭整合有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该纪要中对复采六单元实施整合关闭，并对关闭后的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及费用等进行了明确。2012年7月19日，复采二、三、五、六单元业主作为甲方，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保留的9个复采井区及其业主作为丙方签订了《盘江矿区松河井田第二、三、五、六复采单元业主补偿关闭协议书》，对关闭的复采单元的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及费用等进行了约定。管彦华作为复采六单元业主在合同上签字。2015年，金龙煤业以其在复采六单元享有份额为由起诉要求分配关闭补偿款，后经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了金龙煤业的起诉，2017年，金龙煤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7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金龙煤业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复采六单元是根据相关政策的要求由柳树沟煤矿、田坝煤矿、白岩脚煤矿整合而成，虽然是新成复采公司下设的生产单元，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复采六单元应视为上述三个煤矿的权利人之间形成的合伙体。李进是柳树沟煤矿的代表人，金龙煤业与李进于2009年1月19日签订《入股协议书》，金龙煤业以投资8000000元取得了复采六单元10%份额。2011年4月21日，李进、唐君志、管彦喜将各自在复采六单元享有的份额转让给管彦华时，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载明“杨永平占32%，任广林占10%”，任广林（任广霖）是金龙煤业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协议的双方对各自所占份额比例的记载并未提出异议，且李进陈述其在签订上述协议时转让给管彦华的10%的份额是自己的，并未将其帮金龙煤业代持的10%进行处置。另外庭审中，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金龙煤业入股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可以认定金龙煤业通过投资在复采六单元享有10%份额。被告管彦华、李进提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的辩解意见，因被告管彦华系复采六单元关闭时复采六单元的业主，被告李进为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之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该辩解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管彦华、李进及第三人新成煤业、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提出因金龙煤业向源远公司出具《承诺函》后未按期清偿债务，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享有10%的财产份额从2012年3月1日起已归源远公司所有，后源远公司已将该份额作价8000000元转让给汇东公司，金龙煤业的份额已全部进行了处置，不再享有任何份额的辩解意见，但从金龙煤业出具的《承诺函》内容看，其承诺的是如其在2012年2月28日之前不能全部清偿源远公司的债务，其自愿以其通过李进而持有复采六单元10%份额的收益权向源远公司抵偿部分债务。财产份额的收益权与财产份额本身不是同一种权利，金龙煤业并没有承诺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本身抵偿债务。另外，金龙煤业虽向汇东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汇东公司有权对其在复采六单元享有10%的财产份额进行处置，但管彦华、李进及第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债务清偿期限届满后，金龙煤业与源远公司之间办理了财产份额的交付手续，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汇东公司对上述财产份额进行过处置，故对管彦华、李进及第三人提出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已不享有任何财产份额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金龙煤业自认其在2010年12月16日将持有复采六单元10%的份额中的2%转让了给案外人管彦昌，故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整合关闭时，仍应享有复采六单元8%的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盘州市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在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复采六单元整合关闭时仍享有8%的财产份额；二、驳回原告盘州市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原告盘州市鸡场坪金龙煤业有限公司负担820元，由被告管彦华负担328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对于金龙煤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1月19日《入股协议书》、2009年1月21日《收据》、（2015）黔六中民商初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最高法民申4756号民事裁定书，管彦华在上述《入股协议书》中签名确认，上述证据可以佐证金龙煤业出资8000000元在复采六单元取得10%财产份额的事实以及复采六单元关闭后发生纠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8年4月21日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的转让价款是11450000元，而段廷友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转让价款是10650000元，二者不相符，且该合同载明的当事人是李进与瞿波、余彦喜、段廷友，金龙煤业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该合同在本案中不作审查认定；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1月19日的《入股协议书》，与金龙煤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1月19日的《入股协议书》相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7月29日的《产权转让合同》、2009年8月20日的两份《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股权重组协议书》、2010年1月28日的《产权转让合同》，金龙煤业并非上述合同及协议的当事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不作审查认定；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0年8月27日的《承诺函》、《授权委托书》、2010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金龙煤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1年4月21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杨永平”、“任广林”未在该协议上签名，该协议还涉及案外人“唐君志”、“管庆喜”的权利义务关系，且金龙煤业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故本院对该协议在本案中不作审查认定；对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7年4月18日的《煤矿联合复采股权比例协议书》、2009年7月17日的《股份转让协议》、4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金龙煤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新成煤业、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8月1日的《情况说明》、2010年5月5日的《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函》，上述证据系李进、源远公司所作，金龙煤业不予认可，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对于新成煤业、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0年8月27日的《承诺函》、《授权委托书》，与管彦华、李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0年8月27日的《承诺函》、《授权委托书》相一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新成煤业、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2年3月1日的《股权（财产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源远公司（转让方）与汇东公司（受让方），金龙煤业并非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金龙煤业是何时退出了复采六单元及源远公司是何时取得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所享有的10%财产份额的事实，该协议对于金龙煤业不具有约束力，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新成煤业、汇东公司、源远公司、杨**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2年6月17日盘府专议[2012]66号《盘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2年7月19日《盘江矿区松河井田第二、三、五、六复采单元业主补偿关闭协议书》、《关闭补偿费用明细表》，与复采六单元的关闭补偿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对杨**平所作的《调查笔录》及对李进所作的《询问笔录》，系一审法院所作，本院对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杨**平在《调查笔录》及李进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本案中将结合其它证据及案件事实予以审查。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07年4月18日，盘县松河乡柳树沟煤矿作为甲方、盘县松河乡田坝煤矿作为乙方、盘县普古乡白岩脚煤矿作为丙方签订《煤矿联合复采改造股权比例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占股权的35%，乙方占股权的32.5%，丙方占股权的32.5%。”签订该协议时，甲方的代表人为李进和陈绍爱，乙方的代表人为王小粉和段廷友，丙方的代表人为唐君志、黄柱明、陈显尧等人，形成一个合伙体，命名为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复采六单元。该合伙体虽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与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系独立核算。2009年1月19日，新成煤业六采区（甲方）与金龙煤业（乙方）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出资人民币捌佰万元（8000000.00元）占甲方企业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十股份，乙方享有百分之十的分红和控股权。二、乙方在五年内不得转让其股份，也不得赠与他人。……四、乙方不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但有权参加企业股东大会，有权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李进作为新成煤业六采区的负责人、任广霖作为金龙煤业的法定代表人、管彦华作为新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入股协议书》中签名，并加盖了新成煤业和金龙煤业的印章。2009年1月21日，李进作为经办人向金龙煤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金龙煤业交付的8000000元，该收据上加盖新成煤业财务专用章。2010年8月27日，金龙煤业向源远公司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截止于本承诺签署日，贵公司对我公司预付款余额为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贰万捌仟贰佰捌拾柒元叁角伍分（￥21828287.35元）。……我公司对贵公司的债务冲减叁佰贰拾万元，据此，我公司对负有的债务为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贰万捌仟贰佰捌拾柒元叁角伍分（￥18628287.35元）。现我公司就偿还债务承担责任作出如下承诺：一、我公司承诺按下述计划向贵公司归还或冲销债务：1、我公司保证于2010年8月31日前以货币资金归还或以质量合格的精煤产品冲销债务人民币伍佰陆拾贰万捌仟贰佰捌拾柒元叁角伍分（5628287.35元），届时未能全额归还或冲销该金额的，我公司愿按差额部分每日向贵公司支付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直至实际归还完毕。2、我公司保证于2010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28日期间以货币资金归还或以质量合格的精煤产品冲销债务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整（￥13000000元），我公司同时愿自2010年9月1日起按欠款余额每月2%向贵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该违约金自2010年9月起每月支付一次，我公司支付款项的还款顺序为先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完毕后归还本金。二、我公司通过李进持有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10%的收益权，如我公司不能在2012年2月28日前全额归还或冲销完毕对贵公司的债务及逾期违约金的，我公司自愿以该10%的收益权作价人民币捌佰万元（￥8000000元），向贵公司抵偿部分债务，贵公司自2012年3月1日起享有该项财产权利。……”李进在该《承诺函》中“李进同意按本项承诺执行。”的落款处签名。同日，金龙煤业向汇东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鉴于委托人与云南汇东经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为统一管理，促进合作，委托人特将其通过李进持有的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10%的股份授权受托人统一进行管理。授权范围包括：对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收取分红的权利、对该10%的股份进行处置的权利、收取处置所得的权利、代表该10%的股权签署法律文件的权利等。此项授权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不可撤销。委托人、受托人及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在今后合作中对该10%的股份处理达成协议的，按各方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处理”。2010年12月16日，任广霖、刘洪武与管彦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金龙煤业在复采六单元享有10%份额中的2%作价2800000元转让给管彦昌。2012年6月17日，盘县人民政府下发了盘府专议﹝2012﹞66号《县人民政府关于盘江矿区松河井田复采单元关闭整合有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该纪要中对复采六单元实施整合关闭，并对关闭后的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及费用等进行了明确。2012年7月19日，复采二、三、五、六单元业主作为甲方，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保留的9个复采井区业主作为丙方签订了《盘江矿区松河井田第二、三、五、六复采单元业主补偿关闭协议书》，对关闭复采单元的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及费用等进行了约定。管彦华作为复采六单元业主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5年，金龙煤业以其在复采六单元享有份额为由起诉要求分配关闭补偿款，后经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金龙煤业的起诉。2017年，金龙煤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756号民事裁定：驳回金龙煤业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二审依法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当事人没有上诉，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予审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管彦华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2009年1月19日《入股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三、被上诉人金龙煤业出具的《承诺函》、《授权委托书》的性质。关于上诉人管彦华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经查，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作为合伙体，金龙煤业与李进于2009年1月19日签订《入股协议书》，金龙煤业以出资8000000元的方式取得该合伙体10%的合伙份额，管彦华亦在该协议书中签名确认。现金龙煤业主张在2009年1月19日之后，其在该合伙体中占有10%的合伙份额，其将该合伙体的合伙人列为被告并无不妥，且管彦华于2012年7月19日代表该合伙体业主在《盘江矿区松河井田第二、三、五、六复采单元业主补偿关闭协议书》中签名、捺印，其与本案争议存在利害关系，故上诉人管彦华上诉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09年1月19日《入股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经查，管彦华作为新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1月19日在该《入股协议书》中签名确认时并未对金龙煤业占有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10%的合伙份额提出异议，应视为管彦华认可金龙煤业入伙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金龙煤业应为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的合伙人之一。故该《入股协议书》名为入股协议，实为合伙协议，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关于被上诉人金龙煤业出具的《承诺函》、《授权委托书》的性质问题。经查，案涉《承诺函》第二条载明“二、我公司通过李进持有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10%的收益权，如我公司不能在2012年2月28日前全额归还或冲销完毕对贵公司的债务及逾期违约金的，我公司自愿以该10%的收益权作价人民币捌佰万元（￥8000000元），向贵公司抵偿部分债务，贵公司自2012年3月1日起享有该项财产权利。……”及《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范围包括：对贵州松河新成煤业复采有限责任公司六采区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收取分红的权利、对该10%的股份进行处置的权利、收取处置所得的权利、代表该10%的股权签署法律文件的权利等。此项授权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不可撤销。委托人、受托人及嵩明源远经贸有限公司在今后合作中对该10%的股份处理达成协议的，按各方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处理。……”从上述两份证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金龙煤业作价8000000元抵偿部分债务的是10%的收益权，并非用其占有的10%合伙份额抵偿部分债务，而从《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对该10%的股份进行处置的权利”的内容来看应为对10%合伙份额的处分权，可见收益权与处分权是不同的权能。除了收益权、处分权而外，还区分占有、使用的权能。为此，源远公司对于上述10%合伙份额并不享有处分权，源远公司认为其根据上述《承诺函》的约定已拥有金龙煤业10%的合伙份额并自行将该合伙份额转让给汇东公司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源远公司与汇东公司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财产权）转让协议书》对金龙煤业不具有约束力。故上诉人管彦华主张即使金龙煤业享有10%的财产份额，该份额也因为抵账行为不复存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因金龙煤业自认在2010年12月16日将其持有的10%合伙份额中的2%转让给了案外人管彦昌，故一审判决金龙煤业在新成煤业复采六单元关闭时仍享有8%（10%-2%）的财产份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管彦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管彦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岑加祥审判员  张德权审判员  高良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浦红梅书记员李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