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2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飞，男，1974年5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云集路**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621MA2FGBBW3K。经营者：母若均,男，1971年4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飞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以下简称川东托运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收取运费一事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后径直支持川东托运部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错误认定。一审法院根据发货量来计算应收运费金额，而未查明邓飞实际代收的运费金额，邓飞未收到的运费不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另刘世萍向川东托运部支付运费67140元，不应再次计算至本案委托收款金额中。邓飞已经向川东托运部支付660000元的运费，一审仅认定了635000元。二、邓飞在完成川东托运部委托事项过程中，垫付了包括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搬运费等合计约439648元，此系为完成委托事项垫付的费用，川东托运部应当向邓飞支付上述款项。三、邓飞收取运费所涉货物重量合计约1711654公斤，川东托运部应该按照托运货物每公斤8分钱向邓飞支付委托报酬。川东托运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邓飞主张实际收到的运费与应收取的运费不一致没有依据，因本案运费均为提付，货物运到由邓飞负责的卸货点以后，客户在提货时就必须付款，邓飞通过微信发送给川东托运部财务人员的对账记录显示是提付款，并且邓飞发送对账清单的时间均是在最后一批货物到达即2018年4月27日之后，由此可见对账清单上所载的运费均已由邓飞收取。二、一审判决认定邓飞已支付金额无误，该部分款项是由川东托运部自认已收到。三、邓飞要求川东托运部支付的其他费用包括垫付费用以及委托报酬等没有事实依据，邓飞所获取的利润已在卸货费中提取。即使邓飞主张上述费用也应当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而非在二审中提出该请求。川东托运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飞归还川东托运部运费490271元，并支付川东托运部利息损失(利息以49027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川东托运部与邓飞存在托运业务合作关系。川东托运部将货物运送至邓飞处，由邓飞将货物交付提货人并代收运费，同时，川东托运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邓飞发送了货物的发货记录。双方在合作期间，邓飞在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通过转账、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向川东托运部指定收款人雷小蓉支付运费共计635000元。同时，针对合作期间发生的运费，邓飞与川东托运部的财务人员傅向东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对账，对账期间为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双方对账内容为：2018年3月至4月朝天门收货点、大川收货点、迎龙收货点的送货数量及产生的提付款即运费。对账过程中，邓飞通过微信向傅向东发送了上述收货点各月的送货数量、运费金额等内容。双方在微信对账中，有如下聊天记录：2018年4月27日傅向东：“我的意思是到3.31止总的提付款是多少？麻烦算一下，如果同我们的邮件有点出入你也列个单子出来，数据调增或调减，还有落地费、送货费这种，再减去你汇给柯桥的金额最后弄个准确的金额出来，好吗？”邓飞：“好的”。同时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语音信息，其中主要内容是近期正在对账，还没有对清楚。傅向东发送语音，希望邓飞最好做个清单。2018年4月28日，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朝天门记录”及“川东迎龙”的运费明细表，其中显示，2018年3月份朝天门收货点运费为409237元，2018年3月份迎龙收货点运费为85271元。名为“朝天门记录”的明细表尾部载明：“3月份川东物流发往朝天门市场货物总重量3618件，542718公斤，现付20851元，提付409327元”。2018年5月5日，邓飞再次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朝天门记录”的运费明细表，该运费明细表显示2018年4月份朝天门收货点的运费为211693元。2018年6月5日，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大川墙布”的运费明细，载明了大川收货点2018年3月和4月的运费，其中3月运费为202728元，4月运费为206372元，合计409100元。此后，邓飞未再与傅向东进行对账。上述已对账的运费合计1115301元（409237元+85271元+211693元+409100元）。对账期间，邓飞支付运费635000元后未再付款，川东托运部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川东托运部申请证人雷小蓉、贾均出庭作证。证人雷小蓉陈述：本人系川东托运部的出纳，管理资金的进出。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自2018年2月份开始合作。川东托运部将货物从绍兴发到重庆迎龙、大川、朝天门三个点，由邓飞收货、卸货并收取运费，邓飞再将收取的运费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至我的账户。邓飞还欠川东托运部运费490271元。双方结算方式如下：每天发货有四联小票，我方通过邮件方式将每个点的清单发给邓飞，清单上载明了货物的数量、运费金额、客户名称（即收货人），邓飞收件后与川东托运部进行对账。证人贾均陈述：本人在川东托运部搞物流，2006年与邓飞合作做物流，当时由邓飞负责收货及收运费，并将收取的运费转给我。因邓飞在重庆比较熟，川东托运部将货物送到重庆，由邓飞进行收货及收取运费，收款后与川东托运部的会计对账，再将款项打给川东托运部。双方每月月底对账，客户付款后邓飞需要付款给川东托运部。一审审理中，傅向东、雷小蓉分别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傅向东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于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川东托运部从事财务工作，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进行合作，由邓飞负责重庆朝天门、迎龙、大川三个卸货点的卸货及运费收取等，由于邓飞未及时将收取的运费归还给川东托运部，本人于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及电话与邓飞联系，要求其进行对账。根据邓飞提供给本人的对账信息，其已确认代川东托运部收取的运费为1115301元。本人承诺与邓飞微信往来记录以及本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雷小蓉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于2018年2月在川东托运部从事出纳工作，2018年2月至4月期间，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进行合作，由邓飞负责重庆朝天门、迎龙、大川三个卸货点的卸货及运费的收取等，每批次货发车前本人将货物清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邓飞指定的邮箱。邓飞在收到运费后于2018年3月-5月期间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及银行转存等方式共向本人支付款项人民币635000元，该款项系邓飞归还给川东托运部的运费。本人与邓飞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微信聊天记录中，傅向东多次要求邓飞进行对账并出具对账结果，邓飞明确表示同意对账，并出具了多份运费明细清单。根据运费明细清单统计，邓飞确认代收朝天门、迎龙及大川收货点的运费共计1115301元。其次，邓飞在与川东托运部对账期间，多次向川东托运部的财务人员雷小蓉支付案涉运费，雷小蓉出庭作证并对该事实予以证实，而邓飞并未就其付款提出其他抗辩意见。一审审理中，川东托运部举示了大量发货记录及电子邮件往来记录，能够证明川东托运部向邓飞发货的基础事实，而邓飞未到庭举示任何证据推翻川东托运部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邓飞与川东托运部之间存在代收运费的合同关系，根据邓飞出具的运费明细表，共计代收运费1115301元，川东托运部超额主张部分，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前已查明，邓飞已付运费635000元，则尚欠运费为480301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川东托运部可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前述欠款。双方于2018年5月即已对账完毕，现川东托运部起诉要求邓飞支付运费，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定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止为付款期限，因邓飞未按期支付，应当自逾期之日即2019年1月11日起向川东托运部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川东托运部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邓飞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民事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邓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川东托运部运费480301元，并支付川东托运部以48030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川东托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654元，由邓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邓飞举示了以下新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收条、清单，欲证明：迎龙卸货点产生的房租、搬运费、库房人工工资以及货损赔偿金额，该部分金额应予以扣除，且部分金额是由川东托运部收取的；2.《门面租赁合同》、《商铺租赁合同》、收条、收据、付款凭证、扣款说明、货损说明、提货单、大川发货记录，欲证明：大川卸货点产生的房租、搬运费、送货费、未收款、库房人工工资以及货损赔偿金额，以及川东托运部应当补贴邓飞的金额；3.邓飞与川东托运部经营者母若均及工作人员贾均的微信聊天记录、邓飞自行制作的清单四份，欲证明：其自行计算的所有垫付费用；4.租赁合同、收据、证明、费用报销单、璧山公司货物托运单、中转记录、朝天门赔偿记录，欲证明：朝天门卸货点产生的费用；5.王明会、刘邦华的证人证言，欲证明：三个卸货点产生的费用的名目。川东托运部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一组证据中的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邓飞单方备注的内容不认可，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大川发货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邓飞单方备注内容不予认可，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中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均系邓飞单方制作；对第五组证据中王明会的证人证言，其陈述是由川东托运部委托邓飞在王明会处结算，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陈述，故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王明会表示其与邓飞之间的账目是清楚的，因此王明会与邓飞完全可以即时结算，并且邓飞在对账清单中已确认提付的款项金额，王明会陈述川东托运部工作人员要求其不与邓飞结算与事实不符，亦无证据证明；对刘邦华的证人证言，其陈述其与邓飞之间存在上下属关系，因此与邓飞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其所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邓飞也并未与川东托运部确认过货损赔偿金额。被上诉人川东托运部举示了微信转账截图一份、刘启明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刘启明收到了邓飞向其支付的25000元，但其中仅有15000元系支付本案运费，剩余10000元与本案无关，该款是因为刘启明于2018年2月11日先向邓飞转账10000元，邓飞于2018年3月9日予以偿还。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对邓飞所提交证据中的清单、大川发货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川东托运部举示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邓飞提交的其他证据，因均系案外人出具，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确认；对邓飞自行制作的清单四份系单方制作，川东托运部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邓飞向本院申请责令川东托运部提交邓飞已收运费为1115301元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川东托运部及其工作人员刘启明分别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相同，该情况说明载明：确认通过刘大（刘启明）收到迎龙运费10000元（该款项系案外人严春通过微信向刘大支付）。对于邓飞陈述2018年3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刘大13000元系支付运费的主张，川东托运部认可其中3000元系通过刘大收取的运费，其余10000元系邓飞偿还刘大的款项。另外，对于通过刘大收取的2000元现金系运费川东托运部予以认可。综上，对于邓飞认为川东托运部通过刘大收取的款项25000元系运费的主张，川东托运部认可该款项中的15000元系运费，其余10000元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刘启明于2018年2月11日向邓飞转账10000元。邓飞主张该款系用于支付租金，已实际用于2018年2月底支付的迎龙卸货点租金，刘启明收到的25000元均为邓飞支付的本案运费。另查明，2006年3月13日，甲方绍兴市联运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东浦分公司（以下简称联运东浦分公司）与乙方重庆飞捷货物运输部（以下简称飞捷货运部）签订《联运协议合同》，约定：一、甲方责任：甲方在柯桥组织货源，调车运送重庆朝天门市场飞捷货运部处、交接前的货差、货损由甲方负责。二、乙方责任：甲方车辆到重庆朝天门市场后，乙方应及时卸货，按单清点货物，货物交清后的货差损由乙方负责，乙方负责及时送货到达客户，并收取客户费用（包括甲方运费、货款）。三、交接程序：甲方货物到达后，乙方按单向驾驶员清件，核实如发现污染、水湿、差、损现象，应及时通知甲方，并登记清单上，乙方应协助甲方解决赔偿货损。四、结算：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核算，各自承担当地工商、税务、治安等一切费用，甲乙双方以半月结算一次，乙方代甲方收取的运费、货款，扣除乙方垫付驾驶员运费后，汇甲方账上。2006年3月13日至2007年3月13日。甲方签约代表人为贾均，乙方签约代表人为邓飞。二审中，邓飞陈述双方有过两次合作，即本案以及2006年的合作；本次合作并未沿用2006年合作的书面合同；客户的卸货费由其收取；母若均向其承诺所有成本均由川东托运部承担，并且每公斤货物向其补贴8分钱。川东托运部陈述，双方当事人一直断断续续合作，本案是第三次合作，双方系代收运费的关系，邓飞将运费全额付给川东托运部，其从收取卸货费中获取利益，双方并未约定每公斤货物补贴8分钱，本次合作与2006年书面合同的区别在于2006年合同约定邓飞需要垫付驾驶员费用，本次合作邓飞不需要垫付驾驶员费用，其余约定沿用2006年合同。再查明，川东托运部在一审中提交的发货记录清单所载明的金额与邓飞向川东托运部发送的对账清单载明金额并不一致。邓飞向川东托运部发送的清单中部分记录后备注有货差、货损金额。二审中，邓飞向本院申请调取刘世萍分别于2018年6月7日、7月13日、7月18日向川东托运部财务人员雷小蓉支付运费29560元、20000元、25233元的证据，欲证明上述款项应当从本案应付运费中扣除。川东托运部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仅同意扣除第一笔29560元，后两笔款项系支付川东托运部与邓飞合作结束以后产生的运费，故不应从本案货款中扣除，刘世萍因运输量大，故运费直接向川东托运部支付。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川东托运部与邓飞之间就本案纠纷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对邓飞代川东托运部收取运费的事实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川东托运部与邓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邓飞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运费的金额；三、邓飞请求川东托运部向其支付垫付费用的主张能否成立；四、邓飞请求川东托运部应向其支付委托报酬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本院现分述如下：一、关于川东托运部与邓飞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因川东托运部与邓飞之间就本次合作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在审理中对各自权利义务的约定各执一词，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本次合作前，邓飞与川东托运部工作人员曾经有过与本案类似的合作关系，并以联运东浦分公司以及飞捷货运部的名义签订了《联运协议合同》。本院认为，邓飞与川东托运部工作人员曾经的合作关系系本案双方建立合同关系的基础，现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合同的具体约定内容，川东托运部关于双方本次合作系沿用原书面合同约定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另，川东托运部主张原书面合同约定邓飞需垫付驾驶员运费，而在本次合作中驾驶员运费无需邓飞垫付，邓飞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因此，对川东托运部关于除驾驶员运费的条款以外，双方当事人就本次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联运协议合同》约定为准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邓飞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运费金额的问题。首先，在邓飞与傅向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傅向东要求邓飞根据数据调增调减、落地费、送货费等减去邓飞已付给川东托运部的金额计算出准确的金额，邓飞明确表示同意对账，并出具了多份运费明细清单。现邓飞对其代川东托运部收取运费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其只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其已实际收取的运费，对客户拖欠或者其他原因未能收到的运费其不负有支付义务，并申请法院责令川东托运部提交邓飞实际收取运费金额的证据。本院认为，邓飞发送的对账清单中名目载明为提付款，且按照通常交易习惯，客户在提取货物时就应全额支付运费，邓飞主张其仅收取了对账清单中的部分运费，应当由其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对邓飞申请法院责令川东托运部举示邓飞已收取运费金额证据的请求，本院不予同意。现邓飞并未举证证明其向川东托运部发送的对账清单系应收运费清单，并非实收运费清单，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收取运费的金额，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若确实存在邓飞未收取运费就将货物交付给客户的情况，其亦未举证证明该行为系经过川东托运部的同意，一审法院根据邓飞向川东托运部提供的对账清单金额认定本案运费总额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虽然川东托运部认可刘世萍系直接向其支付运费，川东托运部发货记录清单中亦明确载明了刘世萍所涉运费明细，但邓飞向川东托运部发送的运费对账清单与川东托运部发货记录清单载明金额并不一致且无具体明细，无法确认刘世萍运费是否包含于邓飞所出具运费对账清单之中以及具体金额。川东托运部认可刘世萍于2018年6月7日向雷小蓉支付的29560元包含于本案运费中可予以扣除，但对于另两笔付款其主张刘世萍系支付川东托运部与邓飞合作结束之后产生的运费，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刘世萍向川东托运部的付款时间发生于本案川东托运部与邓飞合作结束以后，邓飞主张刘世萍所付款项均系支付本案运费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川东托运部自认收到的运费29560元应予扣除，对邓飞关于刘世萍另两笔付款金额亦应从运费中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次，二审中邓飞主张其向川东托运部工作人员刘启明支付的25000元应从本案尚欠运费中扣除，川东托运部仅认可其中的15000元系支付本案运费，另外10000元系邓飞归还刘启明向邓飞支付的款项，并举示了刘启明向邓飞微信转账的凭据。邓飞主张，刘启明向其微信转账的10000元系用于租赁卸货点租金支付。本院认为，刘启明虽系川东托运部工作人员，但其与川东托运部为不同的法律主体，邓飞主张刘启明系代川东托运部向其转账，川东托运部与刘启明对此均不予认可，邓飞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川东托运部认可收到的15000元运费应从本案尚欠运费中扣除，对邓飞关于另10000元亦应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邓飞主张应从运费中扣除货损货差的金额。本院认为，邓飞向川东托运部发送的部分对账清单明确备注了货差货损金额，且出具的对账金额与川东托运部发货记录清单载明金额并不一致，现邓飞主张其所计算的运费对账金额并未扣除货差货损金额，其未对此举示证据，亦未对货差货损具体金额举证。本院认为，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邓飞所发送对账清单载明金额应认定为其根据本案各项费用结算后最终得出的运费金额，故本院对邓飞关于应扣除货差、货损金额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邓飞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的运费总额应为1115301元扣减川东托运部同意扣减的刘世萍付款29560元即1085741元，邓飞已向川东托运部支付的运费金额为一审查明的635000元加上其向刘启明支付的15000元，合计650000元。故邓飞尚欠川东托运部运费金额为435741元，邓飞应向川东托运部支付该运费，并支付以43574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关于邓飞请求川东托运部向其支付垫付费用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如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参照之前双方合作时签订的书面合同确定。联运东浦分公司与飞捷货运部之间签订的《联运协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核算，各自承担当地工商、税务、治安等一切费用，甲乙双方以半月结算一次，乙方代甲方收取的运费、货款，扣除乙方垫付驾驶员运费后，汇甲方账上。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陈述，邓飞在合作期间向客户收取卸货费。由此可见，邓飞与川东托运部之间并非一般的委托合同关系，按照上述约定邓飞在重庆产生的所有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邓飞主张母若均承诺所有成本均由川东托运部负担，并无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三、关于邓飞请求川东托运部应向其支付委托报酬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邓飞主张母若均承诺按照每公斤8分钱向其支付委托报酬，川东托运部对此不予认可，邓飞就其主张的事实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其次，邓飞主张川东托运部应向其支付报酬并非本案诉讼中的抗辩意见，而系新的诉讼请求，其并未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请求，故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邓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二、邓飞于本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支付运费435741元；三、邓飞于本院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支付以435741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654元，由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负担1000元，邓飞负担76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54元，由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负担1000元，邓飞负担76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筱茜审判员  严永鸿审判员  赵 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