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10786号原告：刘艳，女，198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磊，系原告丈夫。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大竹林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渝**斑竹路**附**、附**、附**、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81596010U。负责人：夏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员工。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南城支行，，住所地重庆市经开区桃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76145322L。负责人：姜岚。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员工。原告刘艳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大竹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大竹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南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南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磊，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江，被告农行南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当事人申请和解期协商未果，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银行卡盗刷的损失1万元及相应利息（以1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处办理了一张银行储蓄卡一直使用完好。2018年12月26日，原告手机收到农行扣款信息，被他人多次盗刷，显示扣款地为美国，原告损失22260.56元。原告次日到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处反映盗刷情况，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工作人员承诺为原告该卡办理挂失或冻结手续，后原告前往海棠溪派出所报警。经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审核通过，于2019年4月8日赔偿了原告被盗刷的22260.56元。原告收到上述款项后第三天同一银行卡再次被盗刷10000元。此后原告报警并与被告协商赔偿，被告工作人员承诺前述调查谈话笔录后可再次获赔，原告未看笔录内容的情况下在谈话笔录上签字。原告认为，被告未能保障原告的卡片交易安全存在过错，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在未核实原告被盗刷银行卡是否冻结、挂失的情况下就将款项支付至该账户亦存在过错。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辩称：由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被告农行南城支行辩称：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并非原告借记卡开户行，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请求驳回对被告农行南城支行的诉请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在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处办理了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及储蓄卡。原告该卡于2018年12月26日支出交易4元、58.20元、4619.71元、58.20元、4619.71元、17.77元、577.46元、4元、4元、3908.56元、3908.56元、3908.56元、571.83元，合计金额22260.56元。原告于2018年12月27日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海棠溪派出所报警，称其手机上连续收到来自农行的扣款信息，被扣款时卡一直在原告身上，扣款信息显示扣款地在美国。2019年2月1日，原告在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处签署客户交易否认函一份，否认上述交易系原告本人或近亲属等实施。同日，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对原告进行调查后形成调查问答表一份，记录了客户发现银行卡异常情况过程、密码持有情况、银行卡使用情况、密码更换情况、网上交易情况等。并由双方形成调查谈话记录一份，载明上述交易发生地为斯里兰卡、美国等；原告于当日在农行ATM设备办理了一笔现金存款100元、取款100元；于2019年1月8日提交报案回执申请理赔。2019年4月8日，原告上述银行账户收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账存入的赔款22260.56元。2019年4月10日、2019年4月11日、2019年4月12日原告该账户均有零星支出，收款方为高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原告庭审陈述该消费主要用于网约车付款等。2019年4月12日，原告上述银行账户发生8笔扣款记录，金额分别为3笔ATM取现3122.39元，3笔手续费43.22元，1笔ATM取现585.45元，1笔手续费17.85元，合计10100.13元。原告同日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海棠溪派出所电话报警，称其在南岸家中收到8条农行银行卡扣款短信，合计扣款10100.13元，扣款时银行卡在原告身上。2019年9月12日，被告农行南城支行对原告制作了调查问答表，就原告发现银行卡异常情况过程、银行卡密码、银行卡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询问。同日，被告农行南城支行与原告共同形成了调查谈话记录，主要内容为：2019年4月12日，原告刘艳手机收到农行短信提示，显示其尾号为5175账户发生8笔扣款记录，累计扣款10100.13元。分行查询中心回复显示该四笔ATM取现交易地点为埃及。原告发现资金被盗后，立即在本地ATM机取现2笔5000元。原告曾于2018年12月26日发生银行卡盗刷，合计22260.56元，于2018年12月27日到南城支行反映情况。南城支行按照借记卡风险事件处置要求受理了其赔付申请，并提醒原告对该卡进行口头挂失冻结。南城支行收到上级赔付通知后电话告知刘艳确认银行卡是否挂失，刘艳称已挂失。南城银行通知其收到赔付款项后尽快办理销户。刘艳于2019年4月8日收到赔付款22260.56元，认为银行卡已挂失，资金无风险，未及时支取款项，至2019年4月12日再次发生盗刷情况。庭审中，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农行南城支行确认：原告案涉银行卡是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发行，储蓄合同关系是原告与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之间形成；被告农行南城支行系基于代理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办理原告所涉业务，相应法律后果均由农行大竹林支行承担。原告陈述，在第一次盗刷发生后至第二次盗刷前，未修改银行卡密码。上述事实，有原告举示的报案回执、银行流水，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举示的调查问答表、调查谈话记录、借记卡章程，被告农行南城支行举示的银行流水等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处办理了储蓄借记卡，双方形成了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已足以认定2019年4月12日原告尾号为5175的账户所发生的合计金额为10100.13元的扣款记录均系伪卡交易。双方争议焦点在于造成该伪卡交易的责任由谁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为存款人保密，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是储蓄机构即被告的法定义务”，原告在被告处的存款因他人在境外ATM机上发生伪卡交易，这是案外人对被告银行机构蓄意欺诈的行为，不能视为原告自身的取款行为，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未能辨别伪卡交易致存款被他人盗刷，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原告作为持卡人亦具有妥善保管、处置密码的义务。但其同一银行卡在2018年12月26日发生盗刷后，明知该卡存在盗刷风险，直至2019年4月12日第二次盗刷期间均未修改密码，也未对该卡采取挂失、冻结等措施，在收到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支付的款项后亦未及时处理款项，其对2019年4月12日的盗刷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责任。结合导致原告案涉借记卡被盗刷的原因，本院认为对原告借记卡被盗刷所造成的损失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70%），原告刘艳承担次要责任（30%）。原告案涉借记卡于2019年4月12日被盗刷10100.13元，应由被告农行大竹林支行赔偿原告7070元。同时，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标准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诉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农行南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双方之间并未建立合同关系，被告南城支行仅系代理农行大竹林支行为原告处理相应业务，相应法律后果均应由农行大竹林支行承担，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大竹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艳银行卡盗刷损失707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70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4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刘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艳负担7.5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大竹林支行负担1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旻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