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2842号原告：蔡明，男，195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街道办事处退休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4号楼C座***。法定代表人：李阿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怡君，女，1991年7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帅，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敦煌研究院，住所地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法定代表人：赵声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褚鸿义，甘肃正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明与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被告敦煌研究院（以下分别提及时称携程公司、敦煌研究院，一并提及时称二被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蔡明，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帅，敦煌研究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鸿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蔡明相机损失10000元、行程损失1000元。事实和理由：蔡明与携程公司签订旅游合同，约定蔡明参加携程公司组织的兰州+西宁+青海湖+祁连+张掖+嘉峪关+敦煌+吐鲁番市+天山天池+乌鲁木齐9日8晚跟团游，旅游费为4876元。2018年10月15日上午11时许，在参观敦煌莫高窟时，发生群体事件，造成混乱，蔡明的相机被从背包中翻出落地摔坏。具体经过是，敦煌莫高窟讲解员宁某带领麦积山石窟的业务交流人员，违反每组占用10分钟的规定，占用洞窟30分钟，并且向洞窟外的游客喊话，其30分钟也讲不完。宁某的喊话激怒了在外等候的游客，等其带领人员出来时，在外等候了40分钟的游客关门不让他们出来，发生了混乱，造成了典型的群体事件。蔡明被四个人推着进入洞窟，麦积山工作人员姜某某在蔡明面前阻挡，不让蔡明进入，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蔡明侧身进入后发现肩膀上挎包里的相机被翻出落地，电池被摔出，遮光罩散落在地上。后莫高窟派出所有人出警，将蔡明、姜某某、宁某等人带到派出所解决问题，并做了笔录。对于喊话问题，宁某私下和蔡明说，其已向领导做了检讨，派出所警察也知道他喊话一事。根据旅游法第五十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七十九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根据旅游法相关规定，携程公司应对蔡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次群体事件发生在敦煌莫高窟内，敦煌莫高窟的管理主体敦煌研究院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并且应该负责赔偿。携程公司辩称，一、携程公司并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1、蔡明在携程公司的携程旅游网预订了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19日兰州+西宁+青海湖+祁连+张掖+嘉峪关+敦煌+吐鲁番+天山天池+乌鲁木齐9日8晚跟团游产品，但针对该旅游产品携程公司仅是提供代理招徕服务，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主体是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高新分社（以下称中青旅高新分社）。2、假设蔡明陈述的事发经过是真实的，根据蔡明在诉状中的陈述，发生争执系因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敦煌莫高窟景区的讲解员宁某过度占用讲解时间所致，故携程公司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二、蔡明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蔡明仅提供了微信截图及照片，上述证据无法确定蔡明相机的受损时间和受损原因。同时，蔡明主张的相机价格仅是同类产品的售价，并不能证明蔡明相机受损的事实及受损程度。蔡明未提供维修发票、相机损失评估报告等证据证明相机受损的情况。三、蔡明未举证证明其损失与携程公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未举证证明携程公司存在过错。在旅游过程中，类似相机这类贵重物品，蔡明应自行妥善保管，而不是在其相机损坏后，将相应保管义务转移至携程公司处。四、关于行程损失，蔡明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不予认可。综上，蔡明未举证证明携程公司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敦煌研究院辩称，不同意蔡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敦煌研究院没有侵犯蔡明的任何权利。蔡明陈述的基本事实有误，2018年10月15日并未发生蔡明所述的群体事件，而是蔡明违反参观秩序，不听从讲解员的指挥和劝阻，在前一个团参观完毕出窟的过程中，强行挤入窟中，导致相机掉落，该事件是个体事件，蔡明的相机掉落是其自己原因造成的。蔡明在诉状中陈述其是被四个人推进窟中，如果属实，该四人应承担责任。关于相机损失，蔡明未举证证明相机损坏的事实，相机掉落不一定损坏，若存在损坏，蔡明应举证证明损坏的部位、程度，故不同意赔偿相机损失。关于行程损失，蔡明未举证证明存在行程损失。蔡明在国家旅游局平台对敦煌研究院进行了投诉，敦煌研究院已在该平台进行了回复，敦煌研究院不存在过错，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存在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蔡明通过携程旅游网预订了2018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19日兰州+西宁+青海湖+祁连+张掖+嘉峪关+敦煌+吐鲁番市+天山天池+乌鲁木齐9日8晚跟团游旅游产品，蔡明向携程公司支付了4876元旅游费。2018年9月30日，携程公司向蔡明发送了电子产品确认单，显示：第六天的行程为敦煌-鸣沙山-下午自由活动（可跟车前往玉门关和阳关），本旅游产品的供应商为中青旅高新分社，同时注明“本产品由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为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高新分社，具体的旅游服务和操作由委托社提供”，关于出行指南及法规提示有“为了您人身、财产的安全，请您避免在公开场合暴露贵重物品及大量现金，上街时需时刻看管好首饰、相机等随身物品”。2018年10月15日，蔡明跟团参观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系敦煌莫高窟的管理单位。蔡明主张在参观敦煌莫高窟的过程中，因敦煌莫高窟的讲解员宁某违反参观时长的规定，超时占用洞窟，并对外喊话，激怒窟外的游客，引起混乱，导致群体事件，其相机在本次群体事件中被从背包中翻出落地摔坏。就此提交了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及现场照片。携程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表示无法证明携程公司存在过错。敦煌研究院对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照片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微信中的游客并不是目击者，而是听他人转述；照片无法看出发生群体事件。敦煌研究院称事发当天敦煌莫高窟的工作人员向派出所报警，经敦煌研究院申请，本院向敦煌市公安局莫高窟派出所调取了敦煌莫高窟于2018年10月15日的报警记录及所有询问笔录，其中：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显示，报警内容为：2018年10月15日11时30分许，莫高窟工作人员报称“在莫高窟窟区328洞窟门口游客发生纠纷，请求处理”，处警经过及结果为：经了解，游客蔡明与姜某某在出入328洞窟的时候，在入口过道处发生挤碰，蔡明背在左肩上相机包里的相机摔落在地上，致使相机镜头外部受损，双方因经济赔偿问题发生纠纷。2、对蔡明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时间自2018年10月15日14时35分至2018年10月15日15时15分，关于事情经过，蔡明称“2018年10月15日11时许，我们团队一行跟着讲解员到328洞窟门口等待参观。这时328洞窟门口有一波游客在等待参观，里面还有一波游客在参观。等里面的一波游客出来后，我们前面一波游客才能进去参观。等了好一会儿，轮到我们进去参观时，我们团队的一些游客嫌上一波游客在里面参观的时间太长了，洞窟里面游客参观完出来时和我们团游客发生了争执。我就想急着进去看，这时我后面就有人把我往前推，我就从门边旁边挤了进去，碰到一个高个子小伙子时，他挡着了我。我左右闪了两下没过去，就硬从那个小伙子的右侧挤过去了，但是等我过去的时候发现我的相机掉在了地上。我就从那个小伙子衣服上的帽子一把给拽住了，我就喊小伙子你摔我相机，你得赔我相机，但是那个小伙子先出去再说，人格保证赔你。我就一直拽着那个小伙子的衣服帽子，等到另一个小伙子上来劝架，我才松手。到328洞窟门口我们就因相机被摔赔偿的问题发生争执”；关于相机的损坏情况，蔡明称“镜头外部及遮光罩摔坏了。表面有擦痕像，其他地方摔坏情况我也说不上，需要到北京维修的时候才能知道”；关于相机掉落原因，蔡明称“参观328洞窟时，我往洞窟里挤进去的时候，和一个小伙子挤碰在了一起，我向右他向右，我向左他向左，挡着不让我过，有身体接触。我们错身过后，我发现相机从相机包里摔在了地上”；关于相机包拉链状态，蔡明称“拉链没有拉上，因为讲解员事先告诉我们洞窟内不能拍照，在洞窟外可以拍照，所以我在进入洞窟的时候就想相机直接放在相机包内，拉链并没有拉”。3、对姜某某的询问笔录显示，姜某某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关于事情经过，其称“2018年10月15日11时许，我们一行同事8人跟随讲解员到莫高窟328洞窟参观学习。当我们到328洞窟门口时，洞窟里面还有一波游客在参观。我们就在洞窟门口等待，过了一会又来一波游客也来参观328洞窟，也在洞窟门口等待。等我们进去参观之后要出来时，外面门口等待的游客就起哄说我们讲的时间太久了。这时有一位游客就硬要往328洞窟里面挤，因为328洞窟的出口比较窄，我和同事两人一站就过不去人了。但是那位穿深色上衣的游客还是硬往里面挤，等到和我挤碰错身之后，我被那个穿深色衣服的游客直接从身后的衣服帽子上拉住了说‘我把他相机摔坏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游客一直拽着我的衣服帽子不放，我旁边的同事帮忙劝架后，那个游客才放手。随后，我们就在328洞窟门口争执起来”。为证明相机损坏情况及损失数额，蔡明向本院提交了相机照片及同品牌相机网上售价截图。蔡明称，其相机的电池仓被摔裂纹无法安装电池，导致相机无法使用，也修复不了，购买同品牌新相机的价格为14000元，其在本案中仅主张10000元。携程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表示无证据证明蔡明购买相机的价格，且应考虑产品的折旧率，也无证据证明携程公司对相机的损坏存在过错。敦煌研究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表示无法证明蔡明的相机是2018年10月15日损坏的。关于行程损失，蔡明称，因2018年10月15日上午发生群体性事件，蔡明被通知到派出所做笔录，导致未能参加下午的旅游行程，且做完笔录后蔡明自行打车回到宾馆。经询，蔡明称其参观328洞窟时相机放在相机包内并侧背在肩膀上，但拉链没有拉上，后因发生群体事件，在进入328洞窟的过道中，与姜某某发生肢体接触导致相机从相机包中摔落。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要求，蔡明和敦煌研究院均表示，游客需要在敦煌莫高窟的讲解员的带领和安排下统一分组进行参观，不允许游客自行随意进出洞窟。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蔡明通过携程旅游网预订了相应旅游产品，并向携程公司支付了旅游费用，且由携程公司向蔡明发送产品确认单，虽产品确认单中载明供应商为中青旅高新分社，但携程公司未能以加粗、加黑等显著方式对本案旅游产品的委托社及携程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向蔡明进行特别提示、告知和说明，而上述情况系与消费者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故本案旅游合同的主体仍应为携程公司与蔡明，携程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旅游经营者。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在进出328洞窟的过道中，正在进入洞窟的蔡明与正在走出洞窟的姜某某发生挤碰导致蔡明背在肩上的相机从相机包中掉落。现蔡明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需要审查二被告是否尽到了各自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携程公司而言，其在产品确认单中已提示过蔡明需看管好相机等随身物品，且因敦煌莫高窟的参观秩序要求，包括蔡明在内的旅游者需要在敦煌莫高窟的讲解员的统一带领和安排下进行参观，携程公司的人员并未参与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过程，加之相机掉落是因蔡明与第三人发生挤碰所致，故携程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蔡明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其作为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未能维护好景区内的参观秩序，导致游客在出入洞窟的狭窄过道中发生拥挤，故其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蔡明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但同时，蔡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出游过程中理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尤其在人员密集处更应对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较高的谨慎和注意义务，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其在进入洞窟时并未将相机包拉链拉上，且在上一波游客未完全从洞窟里出来时硬挤进洞窟，故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关于相机损失，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蔡明的相机在参观敦煌莫高窟的过程中受损，本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相机损坏具体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敦煌研究院赔偿蔡明相机损失2000元。关于行程损失，因当天中午发生纠纷且随后至派出所做询问笔录，客观上确实影响了蔡明下午的行程，本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行程受影响程度、整个行程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敦煌研究院赔偿蔡明行程损失2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敦煌研究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蔡明相机损失2000元、行程损失200元；二、驳回原告蔡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蔡明负担25元（已交纳），由被告敦煌研究院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柯 岩审判员 张燕钧审判员 谷培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梦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