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9民初2221号原告：北京川山月食府，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法定代表人：张满顺。被告：北京华彬天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法定代表人：刘佃凤，执行董事。被告兼被告北京华彬天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典甫，男，198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北京川山月食府（以下简称川山月食府）与被告北京华彬天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彬公司）、被告王典甫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川山月食府的法定代表人张满顺与被告兼被告华彬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典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川山月食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租金损失58910元（自2019年9月3日至10月16日，共43天，每天按1370元标准计算）。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3日,原告在58同城网站浏览到华彬公司发布的代办证照广告，原告通过广告中的电话联系到被告王典甫,原告法人张满顺加了王典甫的微信,双方通过微信商定,被告代理原告到海淀区食药所办理原告的餐厅许可证变更事宜,办理周期20天,变更完毕后,原告支付被告5000元代理费。原告当日将公司的营业许可证和公章快递给了被告。被告自收到原告公司手续后,未按照约定期限完成代办事项,且一直拖着不办,使得原告无法开业也无法对外承包。2019年10月16日,原告不得已要回餐厅手续,自行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川山月食府2018年至2019年期间对外承包，每年收取承包款50万元，2020年1月对外承包，每年承包款60余万元。原告按年50万元、日1370元标准计算损失合情合理。综上，为维护原告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求。华彬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求。本案涉及的代办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属于王典甫的个人行为。王典甫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涉及的代办行为与华彬公司无关，属于我的个人行为。第二，在给原告代办变更许可证的过程中，海淀区食药所的工作人员勘察现场后告知代办人，原告的餐厅没有相关操作设备，且该餐厅涉及案件纠纷，故海淀区食药所未准予办理许可证变更，另外，原告邮寄过来的餐厅公章是一枚新的公章，看不出使用的痕迹，作为一家经营多年的餐厅，其公章却是新的，我认为这件事很可疑，如使用此公章可能会产生风险。综上，我承接了原告的代办业务后，积极开展了工作，且并非因为我方原因导致代办时间超过20日，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川山月食府的法定代表人张满顺在58同城网站浏览到华彬公司发布在该网站上的代办许可证广告，此后张满顺根据该广告中留存的联系方式与王典甫在2019年9月3日取得了联系。双方通过微信商定：20日内完成川山月餐厅许可证变更业务，完成后川山月食府支付代办费用5000元，完不成则不支付任何费用。2019年10月14日，因代办业务一直没有完成，双方一致同意立即终止办理此业务，川山月食府也未支付任何费用。2019年10月16日，代办人将代办材料邮寄退回原告处。原告此后自行前往海淀食药所办理了许可证变更。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被告均向本院提交张满顺与王典甫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有部分重合。经质证，双方对各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对以下问题存有争议：第一，关于被告主体问题，原告表示，代办事项其自始至终都是要委托给公司办理，如知道是王典甫个人承接此业务，其不可能让王典甫办理。但现在无法确认二被告之间的关系，故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则称本案涉及的代理行为为王典甫个人行为。经查，原被告之间沟通、联系的记录显示：1、原告称通过58同城网站找到华彬公司投放在该网站的代办证照的信息，通过信息中留存的电话与王典甫取得了联系，华彬公司亦认可确实在58同城网站投放了代办证照的广告信息；2、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王典甫曾要求原告将相关资料邮寄至“丰台区菜户营桥西丽泽路2号院3号楼1501，北京华彬天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彬收”；3、王典甫虽称为其个人业务，但其在微信中从未说明此事，而仍是以华彬公司的名义办理业务；4、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王典甫为华彬公司的监事，华彬公司在工商部门留存的企业联系人为王典甫。第二，关于代办人办理代办事项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双方存在争议。针对被告陈述的答辩意见，川山月食府称，1、被告曾在微信中告知原告餐厅缺少设备，不符合海淀食药所的要求，但原告也在微信中表示如果需要加装设备，原告可以尽快安装。但被告微信中告知原告先不用安装。双方在2019年9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此事。对此，被告辩称，因当时海淀食药所工作人员告知代办人，川山月食府有法律纠纷，代办人考虑到必须先将此问题弄清楚，所以才告知原告暂不要加装设备。2、川山月食府还表示，餐厅确实与案外人存在纠纷，现在该案件还在海淀法院审理中，但此事对去食药所办理变更许可证业务毫无影响，且原告自行办理变更业务时，食药所工作人员从未提及此事。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海淀食药局经办该项业务工作人员的电话。本院就上述情况向该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该工作人员答复本院称：勘察现场时，川山月食府这个餐厅当时就是一个空的房间，厨房没有任何操作设备，所以该餐厅当时的现状不符合要求，无法为其办理许可证变更。川山月食府是否与其他人有法律纠纷，其不清楚。被告对海淀食药所工作人员陈述不予认可，并称：2019年9月10日左右，代办人预约食药所工作人员看现场，该工作人员提到的两点意见几位在场的代办人员都听到了，且代办人于2019年9月11日通过微信语音电话告知原告此事。此后代办人积极与食药所沟通，希望能够更换餐厅现场审核工作人员，重新看一遍现场，但海淀食药所未准许此事。经询问，原告表示，代办人一直没有告知原告有法律纠纷许可证变更就办不了了。一直到终止代办工作那天，代办人才在微信中告知此事，代办人其实一直在拖延，最后才找了这个借口。关于被告陈述的以上工作情况，本院自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现有证据中，未发现相关信息。另，经查看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自2019年9月3日开始至9月23日期间，双方联系较频繁，9月24日至10月9日期间，双方无联系记录，10月10日之后双方开始协商终止代办事宜。3、此外，川山月食府称：关于公章，我单位先给代办人邮寄了一枚旧的公章供其使用，这枚公章是我单位此前一直使用的，后代办过程中，因为我单位需要使用旧公章，所以就将旧公章取回，又将重新刻的新公章邮寄给了代办人。公章问题只是被告为了推卸责任找的一个理由。被告表示，记不太清楚原告一开始邮寄的就是新公章，还是办理过程中将旧公章更换成新公章，但关于公章这件事，代办人是很谨慎的，原告将新公章交给代办人，代办人担心有风险，是不敢使用的。第三，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问题。原告提交两份承包合同，证明川山月食府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对外承包，承包费每年50万元，2020年对外承包，每年60万元。被告质证称：不清楚原告房屋租金标准，对上述证据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双方达成协议时约定如果许可证变更未办理成功，则不收取任何代办费用，并未约定办理不成功要赔偿房租损失或其他损失，如有此约定，被告不可能承接原告的代办业务。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被告主体问题，从原、被告的陈述及现有证据来分析，并参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应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相信，王典甫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相关的法律后果与责任应由华彬公司承担。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川山月食府与华彬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按双方约定：华彬公司20日内为川山月食府到海淀区食药所代办完成许可证变更事宜，代办完成后，川山月食府支付华彬公司代办费用50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华彬公司代办许可证的时间已经超过承诺的20日，虽然华彬公司也对受托事项开展了工作，但其在办理受托事项过程中，应及时告知川山月食府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尤其是在超过约定的办理期限后，更应及时告知时间延迟的原因及办理情况，从此点来看，华彬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过错。关于川山月食府要求赔偿租金收入损失的诉求，本院认为，第一，从客观上来讲，该租金收入的获得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房屋、商铺租赁受经济环境、租期、出租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华彬公司的上述过错也不足以对租金收入的获得产生直接影响，即使20天内如期办完变更许可，是否就能获得租金收入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该租金收入损失不具有可预见性。从一般理性人角度来看，在双方订立委托合同时，华彬公司无法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代办事项未成功完成，而导致原告出现租金收入损失；第三，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约定：如华彬公司未能成功办理许可证变更，则不收取任何费用，现华彬公司亦未收取任何费用。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原告要求华彬公司再承担租金收入损失亦不公平；第四，原告有义务就自己的诉求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现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实际损失。故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川山月食府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六百三十六元，由原告北京川山月食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兵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