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21603号原告：钱峻凌，男，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原告：张丽满，女，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倩仪、郑子殷，均系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南路**。法定代表人：欧韶生，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宇烈、吴斯羿，均系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峻凌、张丽满与被告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汇景实验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6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峻凌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倩仪，被告汇景实验学校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宇烈、吴斯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诉辩意见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两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被告向两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532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医疗费71924.5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0万元，共计1167534.05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两原告的事实理由：两原告之子钱某是被告三年级（2）班的学生。2019年5月23日下午，被告在未通知两原告的情况下组织由校外机构举办的足球比赛。在比赛开始不够一分钟时，钱某即倒在地上，当时有校外机构的人走到钱某身边，但并未实施有效的急救措施，在钱某倒地后3分钟，才将其抱起送去校医室，校医在钱某倒地后约6分钟才开始间断的心肺复苏。由于学校没有及时拨打120电话，导致救护车在钱某倒地后的30分钟才到达学校，此时孩子的心跳已经非常微弱，医护人员在现场抢救20分钟后，将孩子送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救室抢救。当天17:50，钱某进入医院ICU重症监护室，次日凌晨5:20，医院宣告钱某抢救无效死亡。6月2日，两原告给孩子举办了告别仪式，将其火化。事发后，经多次与被告沟通了解，未能达成一致。原告认为，被告在举办足球比赛前，并未制定有效的比赛方案，导致发生突发事件时，并无校医或其他医务人员在场，在钱某倒地后严重不负责任、不作为，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校医没有有效的医师资格，也没有使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且被告提供的现场监控视频有3秒缺失（14:59:58至15:00:01期间），有二次伤害可能，被告的行为导致孩子最终死亡，对两原告家庭造成了无限伤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汇景实验学校辩称：被告对两原告之子的离世表示惋惜和痛心，希望与两原告一起妥善处理此事，但原告的主张从事实和法律上不能成立，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事发过程中，被告已尽到管理责任，实施了力所能及的救助。1.活动前，老师在班级QQ群里发了通知，已告知家长们学校将举行校长杯足球比赛，且在比赛前一晚，在QQ群里再次提及第二天要进行足球比赛之事，因此，原告方对于被告举办足球比赛一事是知情的。2.事发涉及的是学校内部的小型体育比赛，学校进行了对应的组织安排。在赛前制定了《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2018学年下学期小学部“校长杯”班级足球赛安全应急预案》；安排了体育老师负责活动的具体组织安排；外聘了专业人员参与裁判工作；班主任带队到操场，并在操场协助工作；赛前由老师专门讲解了注意事项，提醒学生发现不适及时报告等。3.原告之子比赛开始不久倒地时，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发现后第一时间跑过去，询问、查看钱某的情况，当场进行按压人中急救措施，即刻通知校医，随即抱起钱某赶往医务室；校医在途中会合后，即刻对钱某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拨打120急救电话，联系专业急救；后有其他老师加入，进行持续不断的抢救，直至120救护车至现场；之后，校医和老师仍在现场并根据医护人员的指示配合进行抢救，并有相关人员随车前往医院。4.从救护车将学生送往医院后，学校仍继续安排老师一直陪伴原告，尽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去世后的关心慰问；后在原告提出到校查看监控视频等要求时，积极配合、提供，并未回避推卸责任。二、综合事发情况看，事发时极有可能是钱某自身重大疾病发作，不能将责任与后果苛责于作为教育机构性质的学校。1.钱某在活动开始不久、无人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倒地，且倒地之后即出现尿失禁、无法言语情形，很快陷于昏迷，在抢救过程中，其各项生命体征均未明显好转；120到场及送往医院后，实施专业的医疗抢救，仍无法挽救其生命；且经了解，钱某曾有相关病史。2.两原告作为钱某的监护人，事前并未告知过学校钱某存在特定疾病或特殊身体情况。3.钱某去世后，原告明确告知医院不进行死因的医学检查，应对此负责。三、原告主张的有关赔偿项目、金额，缺乏相应证据和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两原告诉讼请求。二、相关证据两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出生证、户口本，证实两原告分别是钱某的父亲、母亲，钱某于2010年7月3日出生，为广州市户籍。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实钱某于2019年5月24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3.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病危通知书、手术知情同意书、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疾病诊断证明书，证实钱某晕倒后经送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抢救后最终不治身亡的有关情况，其中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的“入院情况”记载：患者2019年5月23日15时左右在学校足球比赛中突发晕倒，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呼120赶到现场，120赶到现场时校医已在进行心脏按压，患者无呼吸，无心跳、颈动脉及股动脉波动均无波动，立即继续给予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气管插管接复苏囊吸氧、反复多次静推肾上腺素，自主呼吸及心率仍未恢复，双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7mm，对光发射消失，立即转至救护车，继续给予心肺复苏、胸外按压……入院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当天19时许，行“ECMO置入术”等抢救措施。2019年5月24日05:16，钱某心电监护呈一条直线……家属要求停止心肺复苏等一切抢救措施，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1.呼吸心跳骤停；2.心肺复苏术后。4.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广州市社会保险医疗费用结算清单，证实两原告为救治儿子钱某产生的医疗费，其中个人缴费共计48528.51元（45610.82元+632.58元+1565.52元+381.99元+337.60元），基本医保统筹支付23396.04元。5.课程表（打印件），拟证明原告儿子出事时，该时段原是数学和科学课，被告擅自调课组织足球比赛，造成原告儿子死亡，被告存在过错责任。6.2019年汇景实验学校校长杯班际足球赛活动计划，拟证明原告儿子死亡后，被告才告知原告足球比赛的情况，原告事前不知情，且根据该活动计划，没有任何发生突发情况的处理机制和配备相关人员。该计划中“前期准备”中提及“……确保参赛队员身体健康，能参加足球比赛……”“比赛规则”显示，两队之间比赛时间为30分钟，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每队采用6人制，每场比赛可任意替换。7.奖状，证明钱某事发前在被告处就读期间，多次获得三好学生、十星少年等荣誉。8.监控视频，证实钱某在被告处上学踢足球期间突然倒地以及被抢救的过程，来源于被告处，具体见下文所述被告提交的监控视频内容。9.自行制作的黄金急救时间钱、被告抢救时间轴，拟证明被告没有按照急救黄金十分钟的要求对原告儿子进行抢救。10.微信网页新闻，拟证明有一名医生偶遇一名男子突然倒地，后立刻上前发现其无意识、无呼吸，判断为心脏骤停，经高质量的连续心肺复苏，至120医生到场后，经过除颤，患者便恢复呼吸。11.录音、录音文字记录，证明2019年6月5日，原告及家属到被告处了解事件过程的情况。12.教育部2017年10月10日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795号建议的答复，拟证明根据《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实际基本标准》明确提出的寄宿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学校应当配备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被告学生越过3000名，但只是配备3名校医，而且是轮班制上班，校医人数严重不足，且校医并未具备相关执业资格，属于非法行医。13.广州市天河区卫生健康局2019年7月23日发布的关于公开招聘编外合同制校医27人公告的网页截图，显示报考者资格条件中要求校医应当具备专业技术条件、任职资格、技能要求，拟证明被告当值校医不符合卫生健康局的要求。14.学生晕倒、意外伤害应急程序照片，称被告少先队办公室张贴了学生晕倒的应急程序：“……2.发现学生晕倒，昏迷不醒，应立即找学校、幼儿园的医务人员或者卫生老师进行急救（医务人员办公电话**和手机**），并向学校、幼儿园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报告。3.如学生心跳骤停和呼吸停止，临床表现为猝死，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电话。同时，第一时间通知学生家长。在场人员若懂得心肺复苏的急救技能，判断心跳骤停后应马上进行心肺复苏，不要等待医务人员，以免贻误抢救时机。”拟证明被告并未按程序要求对原告儿子进行救治。15.《急诊科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书籍《救护车到来之前的你能做什么？》、《急危救治护士临床工作手册》，拟证实关于心脏呼吸骤停后的相关急救措施，而被告校医没有携带校医室的AED除颤仪去急救现场，也没有请人帮忙获取，没有对原告儿子进行持续的心脏按压。16.网络文章《正在被普及的救命神器AED，你真的了解吗》、“AED除颤”百度百科，拟证明一个人突然发生心源性猝死大多是由心室颤动所导致，及时进行有规律的电击刺激，心跳就可恢复正常，如果能在1分钟内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其存活率可达到90％，而在此期间，每延误1分钟，其存活率将会降低约10％。原告认为因本案中被告校医在第6分钟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而且没有使用AED，造成原告儿子的存活率已经低于40％。17.北京京城明鉴法医学研究院《专家论证意见书》，证实其受钱峻凌委托于2019年12月12日出具了论证意见，主要分析说明了本案中对非专业人员对患儿急救行为的评价，和对“校医”急救行为的评价，其中认为（摘要）：判断心跳骤停时间需6-10秒；心跳骤停后数秒钟内患者会出现意识丧失（没有反应），60秒钟呼吸停止，4分钟出现脑细胞死亡，超过10分钟被抢救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院外黄金抢救时间为4-6分钟，“白金十分钟”是决定急救成功率的关键时间；胸外按压CPR操作方法为于患者胸骨下半部，即两乳头连线中点，用左手掌跟紧贴患者的胸部，两手重叠，左手五指翘起，双臂伸直，用上身力量连续用力按压30次[按压频率为100-120次/分钟，按压深度为胸骨下陷5cm（儿童），按压后保证胸骨完全回弹，胸外按压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中断]；电除颤是救治心室纤颤最为有效的方法，其能够自动识别可除颤心律，如果施救现场有AED施救者应从胸外按压开始CPR，并尽快使用AED；本案“校医”资格证书显示其施救时并未按规定注册，若将其视为“非专业人员”，则提示校方校医配置管理方面存在缺陷，若将其视为“校医”，则存在违反护士条例等相关规定及不能排除在整个急救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心脏骤停常常是心源性猝死的直接首要因素，对于心脏骤停的抢救和临床救治涉及心血管、急诊医学、神经、重症医学等多个临床学科，目前我国CPR成功率极低。后附有专家论证意见协议书和发票。被告汇景实验学校对原告的证据1-8、11-1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其他证据属于网络报道或片面之词，与本案无关联性，并提出：钱某并非在学校期间已死亡；总医疗费用中有医保报销了23396.04元，应予扣除；从聊天记录和原告自述可知，原告对足球比赛一事事先知情，但其并未告知被告其儿子不适宜参赛或有特定疾病的情况；被告有权进行调课，不存在擅自变更课程的问题，事先已做好相关安全应急预案；裁判当时是在现场有体育老师和班主任照看的前提下，基于组织场上的比赛秩序才重回赛场；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学校自行购买的，没有要求学校必须配备，校医相对更熟练心肺复苏的抢救方式；被告已配备了三名校医轮流上班，且具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被告第一时间发现学生倒地已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等，不存在过错。同时，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汇景三（2）”群聊天记录截图、南方都市报报道（节选），证实2019年5月15日、22日，班主任已先后向钱某所在班级的联络群里（原告张丽满在群里）发布了关于举办涉案“校长杯”足球赛通知的有关信息；在上述新闻报道中，记者称家长（原告）表示“在举办球赛的前一天，老师在班级联络群里发布了明天举办球赛的信息，儿子喜欢踢足球，参加比赛也能为班级争光，我们是支持他参加比赛的。”2.“2018学年下学期小学部校长杯班级足球赛安全应急预案”（落款2019年3月1日），拟证明被告事前已对足球比赛做好准备、管理方案，其中在“安全保障工作小组”中包括了“组员：……（2）救护小组：当班校医、保卫干部、组织比赛的体育科组老师、裁判员”，“安全救护点的设置”提及“……本次小学部比赛设定为规模小、时间段、运动量不大，而校医室离运动场较近，为同时兼顾教学区域其他学生的安全保障和应急救护，当班校医在校医室值守，随时做好应急准备”。3.现场视频录像，证实案发当天钱某在被告处参加足球比赛期间突然倒地和被抢救的过程。其中，（1）学校操场的监控视频显示：比赛为小场地，其中钱某一方穿白色校衣参赛，对方球员穿橙色背心，双方均为六人制（含守门员）。14:30队员到达操场。赛前，裁判和班主任有在操场告知有关注意事项，双方球员有进行适当热身。14:59:16，足球从对方球员脚下开出，比赛开始，场上球员积极争抢。14:59:28，钱某抢得球并在带球过程中摔倒一次（14:59:30），随后对方球员运球到球场左侧裁判附近，钱某奔跑跟随。14:59:36，钱某在裁判附近将对方球员撞倒得球，运球过程中在14:59:39球被踢开，随后其他球员继续争抢。随后，钱某脚步放缓，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于14:59:44突然倒地。裁判见状于14:59:48来到钱某身边俯身探视。14:59:57，裁判转身示意场外人员，并尝试将其扶起。在旁边观看比赛的一名深色衣服男老师发现后于15:00:03跑到钱某身边，钱某呈半躺姿，随后同学围拢过来，看不清具体动作。在旁边观赛的班主任见状于15:00:08来到钱某身边，裁判随后起身，于15:00:41离开并继续指挥还在进行的比赛。15:01:05，班主任叫两名学生跑出操场去叫校医。期间，裁判15:01:47返回查看情况，15:02:01离开继续指挥比赛，15:02:49再次返回查看情况。在操场另一边的一名蓝衣男老师发现异常，于15:02:19来到钱某身旁帮忙。因有同学围拢，且镜头距离较远，看不清具体里面动作。15:03:48，蓝衣男老师平抱起钱某，跑向校医室方向。班主任和深衣男老师随后先后跟着过来，班主任边走边操作手机。（2）学校教学楼的监控视频显示：15:04:24，上述蓝衣男老师抱着钱某出现在视频教学楼的通道处。15:04:28，一名校医在两名学生的带领下走进监控视频。15:04:33，蓝衣男老师中途看到校医迎面走过来，便将钱某平放在通道前的地面上。15:04:48，校医走到钱某身边，放下手中药箱便开始检查，前期有揉搓动作；15:05:48校医开始做心肺复苏；从15:08:56开始，在心肺复苏过程中有不时停下来检查、揉搓、按摩等动作。15:16:05，蓝衣男老师加入进行心肺复苏，15:18:49，暂停心肺复苏，之后在场人员继续检查，并垫毛毯在钱某的脑后。稍后，钱某被平移至拿过来的体育垫上，现场人员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有老师用屏风遮住抢救现场的一面；15:22:54抢救现场被两边均被遮挡，难以看清里面具体抢救动作。15:29:54，原告张丽满乘出租车进入校园，直接赶到现场。15:30:17，120救护车进入校园，在学校保安的奔跑指引下来到现场，随后立即开展现场急救，其他在场人员继续协助急救。15:48，钱某被转移至救护车的担架上，期间有校医仍在协助做心肺复苏动作；15:50，救护车关门，随后又打开，再关闭；15:52，救护车驶离现场。4.手机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拟证明被告老师当天15:04、15:11分别拔打120急救电话；15:07、15:10、15:23，原告张丽满电话分别拨打班主任手机，15:14张丽满回复信息:“我大概20分钟到”。5.2016学年新生健康情况申报表，证明原告张丽满作为钱某的家长于2016年9月5日填报该表，其在特殊病情申报中均选了“×”（没有），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高血压”“脑部血管疾病”“贫血”“支气管哮喘”“癫痫”“其他”。6.南方都市报在事发后关于本案的报道节选：“……家长告知南都记者，孩子没有什么先天性疾病，但在2017年曾发作过一次癫痫，就此一次，过后就没再发作……”，拟证明钱某发作过癫痫。7.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病历，显示钱某曾在该院门诊心血管科就诊，主诉：“心前区疼痛”，简要病史/用药史：“进食冷饮后心前区疼痛，运动后加剧”，诊断为“心前区痛”，日期为2018年8月12日。8.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和住院病历，证实钱某案发后送医院抢救的过程，其中门诊病历的既往史为“既往有晕厥史一次，有癫痫史”。9.护士执业证书，证实被告当值校医张某的执业地点为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卫生所，首次注册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延续注册后有效期为2014年2月2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重新注册时间为2019年8月5日至2024年8月5日，执业地点为帮护护理站。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意见：钱某的母亲原告张丽满在班级通知群里，事发前知道有足球比赛，但老师只说了要举行足球比赛，不能证实其履行了通知义务；应急预案不能排除是事后制作的，且对于校医在校医室随时做准备不妥，足球比赛是高危险运动，校医应当在现场，且其后来约4分钟才到，又检查了1分钟，被告准备不足导致无法急救；被告提供的操场监控视频中缺失了3秒，不排除发生什么事件导致小孩死亡；原告儿子不存在特定疾病和癫痫，只是疑似癫痫症状，后来其未再发生晕倒情况，故未写进申报表，也没有和学校老师反映过，因为并没有相关确诊记录，即便存在自身疾病，也不能减少被告及时救助的义务；案发时，校医的护士执业证书已过期；对小孩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予以认可。另，经被告申请，有部分证人已出庭作证。主要内容如下:（1）证人张某的证言：其2018年到被告处工作。案发当天下午（没有看时间），其正常在被告校医室值班，有两个学生给其报告说有学生晕倒，其向学生了解在哪里、是何情况，去旁边拿了急救箱到现场，期间问了学生的情况，学生说不清楚，到现场看到老师抱小孩过来，看到小孩时让老师放下，见小孩没有意识、脸色苍白、全身发冷，便催问老师有无拨打120。其经初步诊断，无脉搏，并持续做了按压和人工呼吸，期间有其他老师过来帮忙参与抢救，直至120救护车到场。其之前有参加天河区红十字会和学校的心肺复苏急救培训，正常工作中没有做过心肺复苏。学校于2018年购买除颤仪，平时放在校医室，其没有亲自操作使用过除颤仪。当时大概清楚使用流程，但不熟练，不是十分有把握，之前示范老师有在模拟时进行过操作，案发时情况紧急，其没有考虑使用除颤仪，而是使用了熟识的心肺复苏按压；案发时，其没有带除颤仪到现场。（2）证人罗某的证言：其是当天帮忙组织比赛的裁判，其不是被告的员工，是校外单位的。案发当天，有让小孩子们做热身，其看到踢后卫的小孩（即钱某）在无人撞到其的情况下突然晕倒，便马上过去看情况。其不是医务人员，一开始小孩有哭，其让小孩不要睡觉并用力按人中，当时现场很乱，其他小孩还在踢球，害怕发生其他意外，便回去看着比赛现场。其当时叫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过来交给他们，交给老师时小孩还有意识，但很微弱，基本没有哭声，没有看到有其他外力伤到小孩。（3）证人邓某的证言：其是钱某的班主任老师，2019年2月入职。因为场地的原因，原定于5月16日的足球比赛推迟了一周，其在群里通知了家长比赛的事情。其当天有告知学生若有不舒服，要告知老师和裁判，有看到小孩做热身运动，没有看到小孩如何倒地，当时是裁判发现并马上示意我和体育老师过去。其去时小孩眼角有泪，有点抽搐和一点哭声，不到一分钟就没声音了，有点尿失禁。当时事情突然发生，其没有往坏的方面想，让两个学生去找校医马上过来，并联系孩子父母。其不知道足球比赛有无做应急预案。三、审理查明事实本院依据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案发时，原告钱峻凌、张丽满夫妇之子钱某系被告汇景实验学校小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该校为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高运动能力和集体荣誉感、凝聚力等，决定在小学部的班级之间进行举行“校长杯”班际足球比赛，比赛采用6人制，上下半场各15分钟，由校外教育培训中心派员担任裁判员，学校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在操场现场带队，并由班主任在班级沟通群内将足球赛事宜通知了学生家长。2019年5月23日14:59:16，经老师和裁判提醒有关注意事项、适当热身后，比赛正式开始，其中钱某任后卫。当天14:59:44，在正常比赛过程中，钱某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突然脚步放缓、摔倒在地。裁判当即发现情况，遂上前查看情况，并示意在场观看比赛的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过来帮忙。15:01:05，班主任安排围观两名学生前去叫校医。经当场呼叫、按压人中等施救措施无果后，另一名体育老师于15:03:48平抱起钱某，往校医室方向跑去。15:04:33，体育老师中途见一名校医在两名学生的带领下迎面走来，便将钱某放下。同时，被告的老师拨打120急救电话。15:04:48，该当值校医携带药箱走到钱某身边，经检查后开始实施急救措施，其中前期有揉搓动作，15:05:48开始连续实施心肺复苏急救，三分多钟后有不时停下来检查、揉搓、按摩等动作；15:16，体育老师协助校医实施心肺复苏急救。原告张丽满接到班主任通知后，打车于15:29赶到现场。120救护车接报后于15:30赶到现场，并立即开展现场急救，其他在场人员亦继续予以协助。15:52，救护车搭载钱某驶离现场。随后，钱某被送往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继续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5月24日5时许被宣布临床死亡。原告当时明确不同意尸检。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另查明，钱某曾在2017年发作过癫痫；2018年8月，曾前往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心血管科就诊，所述简要病史为“进食冷饮后心前区疼痛，运动后加剧”，诊断为心前区痛。案发前，原告未曾告知被告钱某有上述情况，在2016年9月的新生健康情况申报中亦未申报钱某有特殊病情。四、综合评析本院认为，从监控录像和病历材料等可以证实，两原告之子钱某是在参加被告学校组织的小型班级足球比赛中，正式开始后不到半分钟时，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后经抢救无效而亡。综观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两个问题：其一，被告在事发前的赛事举办和事后的应急处理行为有无不当，期间有无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何认定其过错问题；其二，若被告需承责，具体责任和数额如何认定。具体分析如下：（一）被告在事发前的赛事举办和事后应急的处理行为有无不当，期间有无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能否认定具有过错。1.关于足球赛事举办是否适当。被告作为教育机构，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外，还肩负着强健学生体魄的责任。正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被告为丰富课余生活，增强小学生体质，在校内举办班级间足球比赛，具有良好初衷和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和鼓励。这也是被告为实现教学目的而有权自主进行的课程安排，故即便是校方临时将原本的文化课进行调换，亦无不当。应急预案具有一定的内部性，故仍应从其最终所实际采取的行为外观来予以评价。从比赛的队员人数、场地和赛程时长来看，比赛的规模和对抗性相对较小，并非与钱某所处的年龄和体能情况不相符。而足球运动具有相对较高的普及性，本身亦具有一定风险，被告的老师已经在赛前通知了作为钱某家长的原告，原告并未反对钱某参赛，也未曾告知学校钱某有不适宜参加的特殊体质。因此，被告举办足球赛事并无不妥，该行为不存在过错，不能“因噎废食”，不应迫使教育机构因为顾虑可能发生的法律责任而换之以室内风险低的“软骨缺钙”活动。2.关于赛前准备工作。根据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等可以证实，被告在赛前已经对包括两原告之子钱某在内的球员进行了安全提示，钱某在赛前也进行了相对充分的热身活动。鉴于本案足球赛的肢体对抗激烈程度相对有限，且当时还有体育老师、裁判员、班主任在球场协助，被告基于全校学生教学安全需要的统筹考虑，决定安排值班校医在距离并非很远的校医室待命，一般情况下可以应对常见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故被告的上述行为亦无可厚非。3.关于当值校医资格的问题。经查，被告当值校医在事发前已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但事发时已过注册有效期。根据《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护士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护理工作。未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根据该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有关材料重新申请注册。虽被告当值校医在事发后已及时重新进行了注册，但其超过注册有效期的行为，属于被告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且对其能否从事规定的有关护理工作具有影响。根据《广东省学校及托幼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和保健室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指引》的规定，卫生室（或校医室、校医院）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保健室是指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在卫生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等工作。本案中，被告校医室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属于保健室性质，不属于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因此，应从当值校医当时的应急处置情况，来评价其行为是否符合专业技术要求、是否具有可责性。4.从死亡原因和内外部因素层面来看，应客观评价内部矛盾主导和外部介入因素的关系。经查，钱某在事发前就有过心前区疼痛、晕厥和癫痫的情况，在本案中是在比赛刚刚开始、尚无激烈肢体对抗的情况下，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而死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国CPR成功率较低。除去正常反应的时间，即便在第一时间采取规范的CPR急救，也未必能保证一定可以挽回病患生命。鉴于此类疾病的特殊性，发病的时间和场合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故作为现场施救的外部力量者，不宜对其苛以过高比例的法律责任。但在生命面前，即便是1%的成功几率，也应尽100%的努力。司法裁判除了“惩前”的追责功能外，还有“毖后”的指引价值。因此，对于负有管理、教育职责的被告来说，认定其过错问题，应当从现有境况下，其有无进一步提升的合理空间，以及有多大的提升空间，来进行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也会随之而变。一方面，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并非是学校必备的基本设备的情况下，被告学校能主动购置AED，积极提高配套设置，自然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的举措。但另一方面，对于相当比例的人而言，其尚属于有待被进一步熟知的事物，尤其从事后评判的角度来说，不应过分夸大其在本案中的作用。当值校医在彼时紧张的情况下未使用该设备，而是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的人工心肺复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表面上来看，校医的行为似乎是一件“可被指责”或“不够专业”的选择，但如果直接以此作为加重校方责任的由头，也势必会严重挫伤拥抱新事物者的积极性，产生“干得多错得多”的不良示范效应，而这远非是“个案表面公正”所能够弥补的社会发展成本。5.过错认定的深层法理基础，是对有关利益冲突和价值导向的充分考量和平衡。从事后应急处理措施来看，被告的裁判和老师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在当场发现钱某突然自行倒地后，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后虽有及时拨打120急救，及时联系钱某的家长到场，对其他伤情可能会具有更好效果，但对于“与时间赛跑”的呼吸心跳骤停发作来说，现场急救和前期措施是否及时、得当，则更具有时效性。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人员在操场及时发现异常后，虽有采取呼喊、掐人中等方式，但均不是有效的救治措施。被告老师虽及时安排了小学生前去报告校医，但从监控录像和校医的证言可见，从被告方发现异常后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开始，校医并未能及时了解事发状况。而校内张贴的“学生晕倒”应急程序中有专门载明校医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若通过电话直接向校医报告病情、联系其到场，或安排大人前去，显然会更能有效反映问题，也可以节省一定宝贵时间，或获得校医的临时远程指导。在特殊情况下，若能在第一时间拨打120求助，亦有可能在医护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的情况下，获得专业有效的现场急救临时指导。被告校医作为具有专业医务知识的人员，在本案中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在中途与钱某会合后，虽立即进行检查，并及时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急救，但相对不久后便开始有不时间断，未能严格持续进行规范的心肺复苏；同时，遗憾的是，在后来有充分条件可叫他人取回放置在不远处校医室的AED设备的情况下，始终未能作出任何尝试或寻找替代方案，导致学校专门购置的AED设备未能实现初衷、在关键时刻发挥功用。两原告之子案发时是未满9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负有更高的教育、管理职责。因此，尽管被告有采取了一定的应急措施，但尚有提升的合理空间，该空间就是认定其过错、苛以其责任的法理基础。至于原告提出操场监控录像中缺失三秒的问题，被告表示只是技术播放问题，实际上不存在缺失。鉴于上述情况发生在钱某倒地后不久，且身旁此刻并无其他可能伤害因素，从监控所反映的行为前后连贯性和当时场地环境来看，并不存在二次伤害的一般概率可能，故该问题不影响本案责任的认定。综上，结合钱某的死亡原因、抢救过程、被告有关人员在整个事件中的措施、反应等因素，本院认定被告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具有一定的过错，本院酌定被告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匹配的责任，即在30%的份额内对钱某的死亡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二）关于具体责任的承担。1.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定两原告的物质损失数额如下：（1）医疗费：两原告主张医疗费为71924.55元，有病历材料、广州市社会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医疗收费票据予以证实，可以证实上述数额。但其中有23396.04元属于医保基金支付，并非两原告发生的损失数额，应扣除该部分费用。故两原告的医疗费用损失应为48528.51元。（2）交通费：两原告并未提供具体证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有交通费用产生，本院酌定为500元。（3）误工损失：两原告均为城镇户籍居民，虽未提供误工损失的具体证据，但考虑其为人父母，在事发期间悉心照顾、陪护等付出，本院根据逝者住院时间、后事处理等事宜的情况，酌定两原告的误工损失共为6000元。原告超出该部分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死亡赔偿金：两原告之子案发时为广州市户籍，故两原告主张根据2018年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2066元/年计算20年，共为841320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丧葬费：根据广州市2018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总额，即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53289.5元，两原告的该项主张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述物质损失数额合计为：48528.51元+500元+6000元+841320元+53289.5元=949638.01元。被告应承担30%份额的赔偿责任，即949638.01元×30%=284891.4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两原告之子在案发时尚是未满9周岁的儿童，在上学期间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逝去，该丧子之痛确实使两原告遭受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综合考虑本案病发的过程、被告所采取的处置措施、过错情况等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其中2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问题：经查，本案的最终后果主要是由两原告之子自身突发疾病所导致，被告作为教育机构，虽认定其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被告并未对两原告及其子的名誉造成诋毁、诽谤等伤害，也未见有逃避相应责任之举。尽管双方诉前未能达成和解，但属于诉求方案分歧所致，亦非赔礼道歉的理由。故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两原告庭审后提交其支付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协议和发票，要求被告赔偿该鉴定费用11000元的意见：经查，两原告的该主张是在庭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才实际产生并增加提出的新诉讼请求。被告明确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不应与本案合并审理。且该费用系两原告单方委托而生，虽对案件审理具有一定价值，但并非必要性支出。因此，两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处理。五、裁判结果逝者已远去，生者当珍惜。近年来猝死类事件的增多，应当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尤其是在自我安全意识的增强、危难时刻显身手的价值弘扬、急救措施的宣传普及和更先进、更便捷设备的推广应用等方面，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运行的各环节彼此联系，单纯究问过错问题，是对行为产生基础的偏离。法律是社会生活规则的凝练，适用法律更需要在整体社会环境下进行各方利益的考量，充分平衡个案表面公正和社会整体运行成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法律的事后评判同时能发挥正向引领的积极作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钱峻凌、张丽满共计人民币304891.40元；二、驳回原告钱峻凌、张丽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07元，由原告钱峻凌、张丽满共同负担11310元，被告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负担39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肖人民陪审员  梁细女人民陪审员  袁 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黄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