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3行终2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蒋冬生，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蒋柏玉，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兴安县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银杏路**。 法定代表人：卢宇春，该局局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1村民小组。 负责人：郑维武，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2村民小组。 负责人：邹安源，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3村民小组。 负责人：邹世军，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4村民小组。 负责人：唐时海，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5村民小组。 负责人：伍诗祥，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一审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6村民小组。 负责人：郭祖军，该村民小组小组长。 上诉人全州县凤凰镇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三村民小组因与兴安县不动产登记局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年5月10日作出的（2020）桂0325行初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全州县凤凰镇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三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林权证书。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全州县凤凰镇湾(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三村民小组与第三人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水江头村第1、2、3、4、5、6村民小组在1957年之前同属全州县凤凰区畔毗乡管辖，讼争的牛坡(音pia)岭（又叫牛岺）山场属凤凰区畔毗乡管辖。之后，因行政行政区划变更，第三人划归兴安县管辖，讼争的牛坡(音pia)岭山场也划入兴安县行政区划范围。兴安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4日为第三人集体颁发了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该证包含一宗宗地，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利人：水江头一至六队集体；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权利人：水江头一至六队集体；坐落：界首镇和平村白面山十二、十九队；小地名：牛坡（音pia）岭；面积：150.4亩；主要树种：杉木，有林地；林种：用材林;林地使用期：长期；四至：东：凭庙边路下漕为界；南：凭脊与刘干金、刘干祥山交界，与唐贤钧凭漕为界；西：凭两河江西岔河为界；北：凭两河江北岔河为界。注记：其中防护林面积：83.6亩。2016年4月，原告知晓颁发林权证一事，与兴安县林业局多次沟通，2017年12月6日该局受理了原告的异议登记。2018年1月18日原告向桂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在审理过程中，经中院释明，原告撤回诉讼，向桂林市人民政府请求确权处理。因政府未受理原告的确权申请，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再次以兴安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林权证。因机构改革，林权登记管理工作职责整合到不动产登记局，经中院释明后，原告将被告变更为兴安县不动产登记局，市中院将该案移送至该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权登记行为是一项确认行为，不具有创设物权的效力，该行为只是登记机关对林地归属加以审查、记载、确认，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仅产生公示、公信效力，不属于政府对林地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确权行为。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后者具有授予权利、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有行政确权功能。第三人提供了1956年2月18日的《广西省全县山林产权所有证》及1969年11月22日《白面江林场与和平、五一大队有关生产队的山林界线落实协议书》及附图，上述证据证明讼争山场的权属来源。原告未能提供书面证据证实讼争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期间确定权属的情况，无法证实其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故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根据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权属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的规定，解放前林地权属情况不能作为处理林木、林地争议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解放前的家谱碑文，不能作为讼争山场的权属来源属其所有的依据。原告提供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表、林木采伐许可证等证据证明讼争山场属其祖宗山，一直由其管业情况，本案审理系林权登记行政行为，非林权确权行政行为，林权证在确权案件中只是作为纠纷处理的证据材料，如果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存在山林权属纠纷，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向政府提出确权处理。讼争山场与原告的山场不相邻，原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证明其部分或者全部山场错误登记在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中，故其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一、驳回原告全州县凤凰镇湾(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村民小组的起诉；驳回原告全州县凤凰镇湾(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三村民小组的起诉。 全州县凤凰镇汪里村民委员会探鹏岭村第二、三村民小组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兴安县人民法院行(2020)桂0325行初2号行政裁定；2.请求法院责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春天，第三人在犁批岭蒋柏玉开垦的林地上种植杉树，上诉人为了维权，将杉树苗全部拨掉，发生了山林纠纷。2013年7月第三人将上诉人200号宗地犁批岭改名为牛岭申办林权证。2013年12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200号宗地错误登记在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中，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发放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是否合法及诉争山林权属问题：诉争山林出现了犁“丿”（pia)岭，犁批岭，牛岭，力岭，是同一个山林200号宗地。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提供的1956年2月18日的《广西省全州县山林产权所有证》具有讼争山场权属来源，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未能提供牛岭土改划山证据。第三人提供的1956年全州县颁发的山林产权所有证，有错别字，“坐落”位置没有填写，就如同身份证证件没有地址，只有姓名，属残缺的山林产权所有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第三第人提供的1969年11月22日《白面江林场与和平、五一大队有关生产队的山林界线落实协议书》及附图具有权属来源，记载“力岭水源山由五一、和平两个大队的有关生产队共同联合管理”，没有具体说明哪几个生产队管理，上诉人认为力岭山上的水源灌溉五一、和平大队有关生产队的农田（附图上标有水田），五一、和平两个大队有关生产队共同联合管理力岭水源，如果是管理山林的话，“有关”这两个字说不通，呢些生产队是有关生产队，哪些生产队是无关生产队，力岭这个山加上了“水源”两个字，其他山没有加“水源”两个字，加上“水源”两个字就变成了“水源山”，占水不占山。1969年11月22日《白面江林场与和平、五一大队有关生产队的山林界线落实协议书》及附图，本意未划力岭山林，享有力岭山林水源，故记载“力岭水源山由五一、和平两个大队有关生产队共同联合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家谱：虽然不能作证据使用，说明上诉人山林的来源，四至与宗地200号相符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山林承包合法》《林木采伐许可证》《占地协议书》，根据《山林、林地权属处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足以证明上诉人具有讼争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一审法院认为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据证明讼争山场属其祖宗山，《林木采伐圩可证》明确记载“插花山、白面山、犁批岭”一审法院确定性质不当。2010年白面山、十二、十九队林权边界确认表签名认可，是在白面山村蒋福权家中进行的，蒋福权作证，200号宗地无人签字。宗地之间确认工作结束后，200号宗地签字一栏是空白，林权边界确认表上交兴安界首林业站。被上诉人提供200号宗地签字，真实性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一审法院查明，1957年，讼争的牛坡（音pia)岭山场划入兴安县行政区划范围，上诉人认为缺乏证据。一审法院定于2020年4月27日上午10点钟白面山村集中，由山脚而上到讼争山林考察，上诉人9点半钟左右，法院工作人员来电，临时改变行径路线，从风力发电岭盖公路坐车而下，上诉人从山脚而上，由于地形复杂，法院工作人员、被上诉人、第三人只是隔漕观看了讼争山林南面悬崖，并没有到讼争山林中考察，上诉人的重要物证，两叉江电站开采的遂洞没有看到；上诉人在1991年至1992年种植5000多株杉树没有看到，第三人持有林权证后，多次在上诉人犁批岭山林杉树上及石头上用油漆乱写乱画（此山属水江头村，封山严禁）没有看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六条，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被上诉人未经审查，2013年12月将上诉人200号宗地犁批岭错误登记在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号《林权证》中，行政侵权行为违反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依法追究被上诉人的行政侵权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关键事实不予查清认定，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掩护，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裁决，故提起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经查，本案上诉人曾于2018年1月11日以兴安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兴林证字（2013）第0304120069林权证书，后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桂03行初16号行政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现上诉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起行政诉讼，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永群 审 判 员 蒋子秀 审 判 员 霍凤玲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 曦 书 记 员 黄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