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燕，女，198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侃，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海燕因与被上诉人袁秀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海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没有查清双方的实际委托事项及完成情况。1.2017年7月12日，袁秀兰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16宗民事诉讼，案号分别为（2017）粤0106民初16220号至16235号，诉讼标的金额合计7800万元，该系列案件中有关证据的取证思路、证据整理、现场调查工作需委托专人跟进。2.2018年3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袁秀兰因（2017）粤0106民初16234号、（2017）粤0106民初16235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委托潘海燕作为代理人，有关的代理费用以袁秀兰的本金损失7800万元为衡量标准进行约定。2018年3月28日，袁秀兰在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做了（2018）粤江江海第1979号公证书，委托潘海燕作为其代理人与（2017）粤0106民初16234号、（2017）粤0106民初16235号被告方办理协商、和解事宜，并在公证员面前签名捺指印，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3.2018年5月，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之外，袁秀兰口头补充委托潘海燕从事（2017）粤0106民初16220号至16233号案、（2018）粤01民终15079号[系（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的上诉案件]、（2018）粤2072刑初948号案的非诉讼和诉讼工作，其中非诉讼工作的内容为取证思路、证据整理、现场调查取证。潘海燕履行约定并完成了（2017）粤0106民初16220号至16235号、（2018）粤01民终15079号、（2018）粤2072刑初948号案的非诉讼工作和（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2018）粤01民终15079号案的诉讼工作。至（2018）粤01民终15079号案裁定之日，潘海燕在前述系列案件的非诉讼工作已经全部完成。2018年11月19日，袁秀兰单方告知潘海燕要求终止委托，潘海燕要求其予以结算代理费用遭拒绝。综上，潘海燕实际受托并履行的非诉讼工作远大于《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范围，且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应按约定结算。（二）一审判决没有查清谢继强的律师代理费问题。（2018）粤2072刑初948号案中，袁秀兰委托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谢继强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潘海燕受袁秀兰之托，为其支付了11万元的律师代理费，目前该案已判决，判决书中有谢继强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记载。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此事实。（三）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潘海燕支付的交通费等合理开支费用。（四）一审判决将袁秀兰与潘海燕之间的关系简单认定为诉讼代理关系，计算有关劳务报酬适用了《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五）委托代理协议中的非诉讼代理部分有效，诉讼代理部分无效。协议没有约定潘海燕为袁秀兰的诉讼代理人，约定的是非诉讼代理、综合代理。（六）袁秀兰主张退还的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袁秀兰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前期费用在扣减袁秀兰赔偿金额后予以退还，前期费用不足扣减的，袁秀兰还应继续赔偿。法院可将潘海燕赔偿损失的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一次性解除纠纷。（七）在110万元前期费用中扣减的项目包括代收代支款130772元、实际损失6620元和逾期利益损失，超过了110万元，故潘海燕无需返还任何费用。1.代收代支款为130772元。代收代支款为谢继强律师费110000元、（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的案件受理费14332元（一审判决确认项目）、（2018）粤江江海第5071号公证书的公证费6440元、三项小计130772元。2.直接损失为6620元。直接损失为中山至广州交通费900元（一审判决确认项目）、中山至北京双程交通费5720元，两项小计6620元。3.预期利益损失超过了110万元。目前21个案件中还有部分未曾判决，故预期利益损失预期的计算方法采用收益对比法，即比照守约方相同条件下所获利益来确定可得利益损失数额。第一种计算方式：袁秀兰在刑事案件及所有民事案件中的胜诉金额合计约将远超过7800万元。根据约定，不包括袁秀兰在（2018）粤2072刑初948号刑事案件中胜诉的金额72421551元×4%=289.7万元的报酬，潘海燕在民事案件中将获得至少7800万元×4%=468000元的委托报酬，两项合计336.5万元。第二种计算方法以潘海燕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共12个月期间的营业收入是1484058.56元，月均营业收入是123671.55元，潘海燕处理委托事务的周期9个月期间的营业收入应为1133043.95元。袁秀兰辩称，（一）双方仅就诉讼案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潘海燕称所有工作内容是为实现诉讼案件胜诉目的，属于协议范围内的工作，换言之，不在协议范围内的工作无协议约定，不存在报酬，或报酬已经涵盖于一审的劳务报酬内。（二）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袁秀兰与谢继强律师并无建立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没有相应律师费发票予以证实，一审对相应律师费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对于交通费，潘海燕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案卷，所参与的在广州开庭的诉讼案件次数不超过3次，一审对交通费的认定合理正确。（三）一审判决适用劳务报酬的标准认定潘海燕具有80000元年薪过高，应按文字编辑的文秘性质来进行劳务报酬认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袁秀兰与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2.潘海燕向袁秀兰返还代理费1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6日，袁秀兰（甲方）与潘海燕（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载明：袁秀兰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2017）粤0106民初字第16220-16235号]，委托潘海燕作为代理人，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为甲方的代理人；二、乙方必须认真负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并处理相关事务及按时出庭；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乙方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的全部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代理；四、甲方收到传票或者其他诉讼文书，应尽快通知乙方，如甲方不及时通知乙方，即自行决定参加开庭审理或调解，视为甲方无故终止协议；五、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授权委托书中授予的权限；六、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代理费用支付情况如下：1.如若仅收回案件的本金7800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7800万元的百分之四即312万元；2.如若收回案件的本金7800万元的同时还收到了利息，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收到的利息的百分之九十五；3.甲方在与案件被告协商的过程中，必须有乙方陪同去协商；如若甲方私自与案件被告协商和解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代理费为甲方收到的所有和解金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甲方不依协议支付代理费的，乙方可拒绝继续代理同时提起相关的诉讼。七、本协议有限期限：自签订之日至本案终结（包括案外和解、调解、撤诉）止。2018年6月20日，袁秀兰分别向潘海燕支付前期费用10万元、100万元，潘海燕对此分别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其中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袁秀兰支付的（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35号案件的前期费用10万元现金，案件胜诉后折抵潘海燕的代理费。另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袁秀兰支付的（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35号案件的前期费用100万元，案件胜诉后折抵潘海燕的代理费，如败诉其中10万元不予退还，剩余90万元用多少扣减多少。袁秀兰提交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显示原、被告主体信息中，潘海燕被列明为原告袁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案因原告袁秀兰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5079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显示潘海燕被列明为上诉人袁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秀兰称前述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因潘海燕无法应对法官的庭审调查，袁秀兰对潘海燕的身份产生质疑。后经过查询，得知潘海燕并没有律师资格。袁秀兰又向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求证，该所称其并没有在广东设立所谓“分所”。而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2019年2月11日，袁秀兰以潘海燕未取得律师资格与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属无效合同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诉求。一审诉讼中，潘海燕称其在签订协议时已告知袁秀兰其不是律师身份，也向袁秀兰明确表示自己不能以律师身份代理袁秀兰出庭，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袁秀兰应按照潘海燕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潘海燕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同时袁秀兰向潘海燕支付潘海燕在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时支付的相关费用。潘海燕对其收取的前期费用110万元具体开支主张如下：1.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袁秀兰委托律师谢继强的律师代理费，但是谢继强没有出具发票，袁秀兰知晓这笔钱支付给谢继强，潘海燕已经出具收据给袁秀兰；2.潘海燕代袁秀兰缴纳（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3．其余款项用于支付为袁秀兰办理委托事项中经过高速时的高速费，经潘海燕统计，高速过路费2859.51元，路程公里数5960公里，根据车辆油耗，高速费及油费总计8819.51元；4.2018年7月1日至7月5日期间的住宿费，计算4天，按相应的北京市的出差标准，按300元一天，合计1200元；5.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3月期间，路费及其他支出，大概15000元；6.其他开支没有收据。另外，潘海燕对其处理委托事务的具体内容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投诉、上访、传票、判决书等资料予以证明。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袁秀兰于2018年9月28日要取消合同，之后双方对委托代理费用的结算发生争议，并在微信中互相进行语言评击。袁秀兰对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予以确认，仅认可潘海燕往返于相关法院发生的合理交通费用（仅限开庭当日，且有发票）。袁秀兰对于谢继强收取的律师代理费10万元、住宿费等不予确认，其主张其并没有委托谢继强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从来没有与谢继强律师就诉讼代理事宜达成书面或口头约定。袁秀兰对委托事务内容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确认，只认可潘海燕在诉讼代理活动中付出了一定的时间来整理，熟悉证据，检索案例；潘海燕参与了部分诉讼工作，信访工作，但是资料并非由潘海燕起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首先，关于袁秀兰与潘海燕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本案中，潘海燕与袁秀兰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约定潘海燕作为（2017）粤0106民初字第16220-16235号案的代理人，并约定了具体代理费用的收费标准。潘海燕在签订协议后，以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参与了（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及该案的上诉案（2018）粤01民终15079号案件的民事诉讼活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而潘海燕并不具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从业条件，也与袁秀兰不存在近亲属关系，也无相关基层组织向法院推荐为诉讼代理人，潘海燕明显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委托代理协议》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袁秀兰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其次，虽然合同无效，但潘海燕在履行《委托代理协议》期间，确实为袁秀兰的委托事务及其他事务提供了一定的劳动服务，也直接参与了民事委托诉讼代理工作，根据公平原则，袁秀兰应当向潘海燕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对于劳务报酬的数额认定问题，潘海燕主张应按其为袁秀兰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周期（2018.03.26至2019.03.09），结合事务的处理结果，依据其前一年度（2017.03至2018.03）的年收入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对此，从潘海燕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双方于2018年9月28日开始就涉案委托代理事宜就已经发生争议，故双方关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时间应认定从2018年3月26日起至2018年9月28日止，合计六个月。因合同无效，劳务报酬的标准，一审法院酌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关于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其他服务业89449元的标准计算，六个月的劳务报酬为44724.5元。潘海燕主张的劳务报酬计算方式和标准，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潘海燕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的开支问题。潘海燕主张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袁秀兰委托律师谢继强的律师代理费，其提交了一份谢继强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从潘海燕提交的（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及（2018）粤01民终15079号裁判文书来看，并没有谢继强作为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其虽提交了一份由谢继强出具的收据，但谢继强没有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袁秀兰又表示其没有委托过谢继强作为诉讼代理人，更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对该支出不予确认。故潘海燕关于该律师费1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信。潘海燕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的开支用途、时间不能作出具体合理的说明，也没有相应的发票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考虑到上述认定的劳务报酬已经按月计算给潘海燕，故对潘海燕该部分主张不予采纳。鉴于袁秀兰认可潘海燕往返于相关法院发生的合理交通费用，按潘海燕从中山去广州的往返路程计算出庭两次，上诉递交资料一次，酌情认定每次交通费300元，三次合计900元。潘海燕主张代袁秀兰缴纳（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案件上诉案件受理费14332元。袁秀兰对此无异议，予以认定。潘海燕主张的其他开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予采纳。综上，潘海燕处理袁秀兰委托事务产生合理开支费用合计15232元（900元＋14332元）。综上所述，合同无效后，潘海燕所收取的款项在扣除处理委托代理事务合理开支费用及劳务报酬后，剩余的费用应向袁秀兰返还。袁秀兰已经向潘海燕提前支付了前期费用110万元，扣除劳务报酬44724.5元及合理开支费用15232元后，潘海燕应向袁秀兰返还代理费1040043.5元，袁秀兰该部分诉请，理据充分，予以支持；超出该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袁秀兰与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二、潘海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秀兰退还代理费1040043.5元；三、驳回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袁秀兰负担800元，潘海燕负担13900元。本院二审期间，潘海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2018）粤江江海第1979号公证书一份，拟证明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第二天即2018年3月27日，袁秀兰到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袁秀兰签名捺指印的委托书上载明袁秀兰委托潘海燕作为其代理人，委托范围不含诉讼代理，证明袁秀兰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或至少在公证委托书时就已明知潘海燕不具有律师资格，只委托潘海燕代理非诉讼事务。（二）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刑初948号刑事判决书一份、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刑终528号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谢继强是该案被害人袁秀兰的代理人，除委托代理协议的委托范围外，潘海燕还从事了共18个案件的非诉工作，该18个案件与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第16234-16235号案的工作具有不可分性。其中潘海燕在（2018）粤2072刑初948号刑事案件中所做的大量非诉工作，对袁秀兰在该案的胜诉有非常大的作用。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非诉委托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三）2020年3月27日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向潘海燕开具的律师费发票2份，拟证明潘海燕收取了袁秀兰110万元之后，实际代替袁秀兰支付了11万元的谢继强律师费，该款应在110万元中抵扣。（四）关于欧尚百货至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的百度地图截图一份、2018年7月14日标题为《成品油价格调整消息：7月23日油价或再上调附2018油价调整理间表》的搜狐网页截图一份、2016年3月25日标题为《从广东中山市到北京国贸自己开车过路费需要多少钱》的百度知道网页截图一份，拟证明潘海燕开车带袁秀兰去北京找律师双程所支出的油费为3320元，过路费约2400元，合计5720元。（五）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489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753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中山市鑫佳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明因袁秀兰故意违约导致合同解除，需赔偿逾期利益损失，比照守约方相同条件下所获得利益来确认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根据袁秀兰在刑事案件胜诉金额以及潘海燕在民事案件中的委托报酬，合计共336.5万元。潘海燕是中山市鑫佳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以及公司主营非诉讼服务收入的创造者。潘海燕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月均营业收入是123671.55元，潘海燕处理委托事务9个月期间的营业收入应为1113043.95元。（六）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公证处（2018）粤江江海第5073号公证书一份、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出具的受理通知单一份及增值税发票一份，拟证明潘海燕为袁秀兰民事案件的证据公证，该公证花费了644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袁秀兰与潘海燕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潘海燕应否在扣减合理费用后向袁秀兰退还代理费110万元的剩余款项；（二）除了在应退还款项中扣减劳务报酬44724.5元、交通费900元、代垫诉讼费14332元外，潘海燕还主张在应退还款项中扣减其支付给谢继强的款项11万元、高速费及油费8819.51元、住宿费1200元、路费及其他支出14100元（潘海燕主张的15000元与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的交通费900元的差额部分），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潘海燕不具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从业条件，与袁秀兰不存在近亲属关系，也无相关基层组织的推荐，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定《委托代理协议》因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潘海燕应在扣减合理费用向袁秀退还代理费110万元的剩余款项。二、关于代垫款的扣减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潘海燕不具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从业条件，无权收取劳务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潘海燕应在退还款项中扣减劳务报酬44724.5元显属不当，本院在此指正，但一审法院认定潘海燕应在退还款项中扣减劳务报酬44724.5元、交通费900元、代垫诉讼费14332元，双方均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其次，潘海燕主张在应退还款项中扣减其支付给谢继强的款项11万元，并提供了2018年6月20日谢继强出具的《收据》（载明“潘海燕转交袁秀兰办案费用10万元”）、潘海燕与谢继强的微信聊天截图（载明2018年7月13日潘海燕向谢继强微信支付1万元并备注“袁秀兰刑案代理费代付”）、2020年3月27日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开具给潘海燕的增值税发票两份（均载明收费项目为“法律咨询.律师费”，分别载明金额为10万元、1万元），且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刑初字第948号刑事判决书及本院（2019）粤20刑终528号刑事判决书均载明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的谢继强律师系该两个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袁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潘海燕既没有提供袁秀兰与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法核定袁秀兰与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就上述刑事案件经协商一致达成的一审律师费及二审律师费分别是多少，且上述两份增值税发票系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开具给潘海燕的而不是开具给袁秀兰的，不能证明该11万元系上述刑事案件的一审律师费及二审律师费，而潘海燕既没有提供谢继强的书面证人证言，谢继强又没有到庭提供证人证言，故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1万元系袁秀兰委托广东君合政通律师事务所的谢继强律师作为该刑事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支出的一审律师费及二审律师费，潘海燕主张在应退还款项中扣减其支付给谢继强的款项11万元，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潘海燕主张在应退还款项中扣减高速费及油费8819.51元、住宿费1200元、路费及其他支出14100元（潘海燕主张的15000元与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的交通费900元的差额部分），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发票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潘海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0元，由上诉人潘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伍青花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