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9083号原告：蒋群益，女，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爱明，广东粤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广东粤秀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被告：广州市倬意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傍**。法定代表人：孙珍珍，职务总经理。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讯铭服装厂，住，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江裕南街******/div>经营者：陆婷婷，职务总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冬冬，系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蒋群益诉被告广州市倬意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倬意公司）、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讯铭服装厂（以下简称讯铭服装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群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爱明，被告倬意公司与讯铭服装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冬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共同支付尚欠原告2018年11月份的工资1333.73元、12月份的工资2833.73元、2019年1月份工资2833.73元，合计7001.19元；2、判决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加班工资17310元；3、判决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009年12月3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经济补偿金30530元；以上1-3项合计54841.19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2月3日原告入职倬意公司，工作岗位跟单，工号8824，实际工作至2013年2月19日。2013年2月20日原告被安排入职“广州市信明制衣厂”，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2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工作至2018年3月27日。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倬意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28日至2019年12月30日，确认原告在倬意公司的工龄自2009年12月3日开始计算。2009年12月3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原告工作地点为倬意公司厂部（即广州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傍东北９号）。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1日，工作地点被变更到讯铭服装厂厂部（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江裕南街4号），工号不变，工卡继续使用。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原告与“广州市信明制衣厂”劳动关系期间，讯铭服装厂为原告购买社保。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27日，原告与广州市信明制衣厂劳动关系期间，倬意公司为原告购买社保。因倬意公司未按时未足额发放工资，2019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倬意公司应支付原告2009年12月3日起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工作的经济补偿金3053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2月1日止的加班工资合计17310元。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劳动仲裁中，原告诉求获得了部分支持。原告认为，两被告共同用工，应共同承担用工的法律责任。故原告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讯铭服装厂辩称：我方与各位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我方是早就停止生产和经营，没有任何的经营活动，因此不存在有用工行为，劳动者所提供的证据也显示劳动者是与倬意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与我方无关。虽然两者在管理人员上有重合，但不能说明双方有共同用工的行为，因此，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应该由倬意公司承担。被告倬意公司辩称：1、我方并没有恶意拖欠工资，因为我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产经营困难，无力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所以我方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2、关于加班工资，劳动者并没有提供任何倬意公司拖欠其加班工资的证据或存在事实加班行为的证据，因此，就劳动者的加班工资请求，法庭不应支持。3、关于经济补偿金，因为倬意公司并没有恶意拖欠员工的工资，并且劳动者并非因为工厂拖欠工资而离职，是自行离职，因此，不应支持其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倬意公司系于2001年10月29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珍珍，经营范围为纺织服装、服饰业；讯铭服装厂系于2013年8月1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陆婷婷，经营范围包括纺织服装、服饰业等。原告于2009年12月3日入职被告倬意公司。当日倬意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09年12月3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2月20日广州市信明制衣厂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3年2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5年8月1日，倬意公司（甲方）、讯铭服装厂（乙方）与蒋群益（丙方）签订《三方协议》，载明：蒋群益（丙方）在甲方的入厂时间为2009年12月3日。一、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与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乙方同意与丙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甲、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生效；二、乙方同意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其在乙方的工作年限内，丙方享受相应工作年限的员工待遇；三、如乙方结业，丙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乙方应按劳动法赔偿丙方在甲方合并计算下之乙方所有工龄；四、乙方同意与丙方签订《劳动合同》后，由乙方根据法律规定标准为丙方购买社会保险，保证丙方应享有的福利待遇；五、乙方同意丙方入职后的岗位、薪资待遇与丙方在甲方时的岗位、薪资待遇一致；六、丙方入职乙方后的劳动者权利和义务详见其与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等。另外，该协议甲方倬意公司及乙方讯铭服装厂的委托代理人签名处均系陆婷婷，并分别加盖了两被告公章。2019年2月3日原告通过快递邮寄向两被告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告知被告原告决定于2019年2月3日解除与单位的劳动合同。2019年6月18日，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原告与两被告劳动争议一案作出《仲裁裁决书》（穗番劳人仲案[2019]1217号），裁决如下：一、被告倬意公司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工资7001.19元；二、被告倬意公司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920.44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案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对上述仲裁裁决查明的事实及第一项关于劳动工资的裁决内容均无异议，被告主张其因公司经营困难而不能支付。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原告称被告公司的正常上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每天8小时，原告根据员工上下班时间表估算加班时间计算加班工资，且被告曾在劳动仲裁庭审中确认有电子考勤的指纹打卡记录，公司提交的工资单上也已显示有加班工资一栏，故应由实际持有和控制相应考勤记录的两被告公司提供，如因保管不善而丢失相关记录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另原告称被告在仲裁时提交的工资表是公司单方制作的，且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被告提交的工资表不予认可。而被告陈述称，倬意公司曾发生大面积停工，因为原告主张加班的时间太过久远，现有的办公设备里无法找寻到当时的打卡记录，原告应就其主张的加班工资自行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加班或被告拖欠加班工资的事实。关于讯铭服装厂的连带责任问题。原告称其曾与讯铭服装厂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是由建立劳动关系的公司购买，而两被告其实为一间公司，实际工作地点均系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江裕南街4号一楼、二楼，工资都是讯铭服装厂经营者陆婷婷的配偶雷学彬发放，同时陆婷婷也是倬意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告已向两被告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寄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将通知书张贴在公司的实际工作地点，若两被告未能收到邮件及通知，责任不在原告。被告确认原告一直在其陈述的实际工作地点上班，该地点即系两被告公司经营生产地址，现公司已经停产停业，两被告公司在管理人员上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2015年时因讯铭服装厂不想继续经营，故将所有员工转到倬意公司，并停产停业至今，原告无法证明其与讯铭服装厂存在劳动关系。另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交一份《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倬意公司自2011年3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5年7月，自2015年8月起由讯铭服装厂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6月，但2017年7月起原告的社会保险继续由倬意公司缴纳。本院认为：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案。原告提供的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以及三方协议中明确原告于2009年12月3日入职被告倬意公司。根据原告提交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显示，2011年3月至2015年7月、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原告任职于倬意公司，由倬意公司为其缴交社保，而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由讯铭服装厂为原告缴交社保，即原告与倬意公司在2009年12月3日至2015年7月及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讯铭服装厂在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拖欠工资问题。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称被告拖欠其2018年11月、12月及2019年1月的工资7001.19元未予支付，而被告倬意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工资金额无异议，但表示因其公司经营困难而无法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现被告以公司经营困难为由拖延支付原告工资，该答辩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在2018年11月、12月及2019年1月期间的劳动报酬7001.19元，应由被告倬意公司支付。关于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尽到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在庭审中确认原告正常工作及加班均是以打卡方式进行考勤记录，且未提交相应记录。但仲裁时，倬意公司提交了相应的工资表，显示蒋群益至少至自2018年3月以来，每月均发放了一定数额的加班工资。蒋群益虽不予确认，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该工资表可予以采信。现原告主张加班工资17310元，应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未能举证证实，故对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因倬意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原告于2019年2月1日通过快递邮寄和在两被告实际经营地点张贴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方式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虽两被告在诉讼中称其并未收到该份通知，但同时两被告也确认原告寄发的该通知的收件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江裕南街4号一楼、二楼”即系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故被告认为其未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主张于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8月1日签订《三方协议》确认讯铭服装厂承接倬意公司所有债权及债务责任，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后因讯铭服装厂因不想继续经营将全部员工转到倬意公司，故倬意公司应以原告在两被告的工作年限计算应向原告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告对原告的入职时间、工资水平均无异议，故倬意公司共应向蒋群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6920.44元（2833.73元×9.5个月）。关于讯铭服装厂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虽原告在不同时间内分别与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存在劳动关系，但两被告均确认原告的工作地点一直未发生变化。且倬意公司与讯铭服装厂系明显的关联公司，讯铭服装厂的经营者陆婷婷是倬意公司的股东。在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与蒋群益签订的三方协议中，代表倬意公司及讯铭服装厂签字的均是陆婷婷。另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7年1月以来，不管蒋群益与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中的哪一个存在劳动关系，向其发放工资的均是陆婷婷的配偶雷学彬。故，结合上述分析，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对蒋群益明显属混合用工的状态。在此种情况下，倬意公司、讯铭服装厂应对上述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均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等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倬意制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蒋群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7001.19元；二、被告广州市倬意制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蒋群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920.44元；三、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讯铭服装厂对上述第一、二项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蒋群益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倬意制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 强人民陪审员  植艳明人民陪审员  黄家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罗筱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