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7民初290号原告：许梅，女，198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静，北京融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山，男，1985年6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融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被告：吴亚明，男，195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梅与被告吴亚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许梅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静、被告吴亚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许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返还原告2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31日，案外人戴丙祥通过雍六六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20万元。后原告要求案外人戴丙祥偿还此笔款项，案外人戴丙祥对此笔款项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无经济往来，原告转款时认为是对案外人戴丙祥的借款，现案外人对此不予认可，则对于收到的原告的转款，被告应该予以返还。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吴亚明辩称：不同意原告许梅的诉讼请求。第一，许梅所谓的不当得利不存在。许梅自认涉案款项系依照戴丙祥指示转入吴亚明账户，关于还款事宜，双方有专门的协商安排，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系许梅与戴丙祥之间借款的一部分，不存在不当得利。在许梅诉戴丙祥民间借贷纠纷中，房山区法院认定二人2014年12月16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系许梅与戴丙祥对借款关系的确认，涉案款项发生在该协议书签订之前，可以证明对涉案款项的有关事实，许梅和戴丙祥之间没有争议。其次，许梅已经向戴丙祥主张过涉案款项，不应就同一事实向吴亚明主张；最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将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为许梅向戴丙祥主张涉案款项无果时，许梅与戴丙祥先后两次对账，第二次对账时间是2016年7月29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许梅与案外人戴丙祥、雍六六系朋友关系，与吴亚明并不相识。戴丙祥因承包工程项目多次向许梅借款，雍六六和吴亚明曾在戴丙祥承包的工程项目工作。2014年10月31日，许梅向案外人吴亚明转账20万元。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许梅起诉戴丙祥、雍六六及第三人李盛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许梅主张戴丙祥偿还包括本案20万元款项在内的共计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对于本案20万元借款的缘起，许梅称2014年10月31日，戴丙祥经中间人雍六六向许梅借款20万元，许梅依指示将款项转入吴亚明账户。对此，戴丙祥辩称，该款项是许梅通过雍六六出借给吴亚明。雍六六则辩称，上述20万元系因为甲方项目经理覃召力因工地资金紧张，经吴亚明介绍，让雍六六想办法借款20万元，后雍六六联系许梅，故由许梅转款给吴亚明，这20万元实际是覃召力的借款。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9）京0111民初3787号生效判决，其中对事实进行如下认定：2014年8月10日，戴丙祥向许梅借款200万元，并为许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200万元，月息2分，期限一年。2014年8月14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500000元；2014年8月15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500000元；2014年9月13日，许梅向案外人吴亚明转账100000元；2014年9月23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420000元；2014年9月24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50000元；2014年9月25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50000元；2014年9月26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50000元；2014年10月13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300000元。以上转账共计1970000元，戴丙祥认可许梅转给吴亚明的10万元是许梅对戴丙祥的借款。2014年10月31日，许梅向案外人吴亚明转账200000元。2014年12月16日，戴丙祥、许梅、案外人李盛洲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份，其中甲方为戴丙祥，乙方为许梅、李盛洲。《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建设藤县中医医院住院楼工程，乙方以人民币方式出资180万元，甲方以项目人力及技术资源方式投入。第二条约定，本合作依法组成合作伙伴，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和用于其他方面费用。工程竣工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协议书》落款处有甲方戴丙祥、乙方李盛洲签字。2014年12月19日，雍六六在《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字。2016年7月29日，戴丙祥与许梅对账，对账单记载2015年2月1号清；4月2日34000元，6月16日18000元，7月6日30000元，2016年2月3日15万元，5月12日15000元，7月7日50000元，共计297000元；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20个月，34000×20个月=680000-297000=383000元；酒钱11360元，383000+11360=394360元。戴丙祥在对账单上签字，并注明“以银行账单为准”。关于对账单中为何以34000×20个月，许梅称签订借条时双方约定了月息二分，但之后戴丙祥表示该利息标准过高，故双方协商将利息调整为每月34000元。依戴丙祥对许梅的转账记录，对账单中所载6笔还款中，除2015年4月25日34000元外，其余5笔均有对应转账记录。许梅称，因许梅未收到该34000元，双方对此有争议，故戴丙祥在对账单中注明“以银行账单为准”。同时，在该对账单所载的2015年2月1日结清日之后、签订对账单之前，戴丙祥于2015年2月13日还给许梅转账一笔196000元，该笔款项未计入对账单中，许梅称该款项为签订《协议书》时预先扣除的戴丙祥承诺归还的借款本金20万元，故未体现在双方针对利息的对账单中。签订对账单后，2016年10月11日，许梅向戴丙祥转账10万元。2016年12月3日，戴丙祥向许梅转账80000元；2017年1月23日，戴丙祥向许梅转账40000元；2017年7月15日，戴丙祥向许梅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6日，戴丙祥向许梅转账50000元；2017年10月17日，戴丙祥向许梅转账30000元。在上述生效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戴丙祥与许梅之间借款金额进行如下认定：“首先，关于借款数额从借条所载200万元变为《协议书》所载180万元，许梅主张系因签订《协议书》时戴丙祥承诺即将还款20万元，故预先在《协议书》中进行了扣除。对此，依2016年7月29日的对账明细，该明细记载了在此之前戴丙祥所有的还款（除2015年2月1日之前的，因双方确认已结清），唯独未记载2015年2月13日戴丙祥归还的19.6万元，结合该对账明细主要是针对利息进行的对账、计算，故该院认定19.6万元如许梅所主张，系用于归还借款本金，因此《协议书》的借款金额变为180万元。其次，关于戴丙祥主张其虽收到197万元，但其中17万元系许梅归还戴丙祥在法院的执行案款，对此，该院认为，其一，虽双方确认确有戴丙祥的19万元执行案款进入许梅公司账户，但戴丙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许梅转账的197万元中包含退还给其的执行案款。其二，依前论述，双方在签订《协议书》之时提前扣除20万元，那么如依戴丙祥主张，借条实际出借金额为180万元，《协议书》在扣减20万元后，应记载为160万元，与事实不符。以上，该院对戴丙祥关于借条实际出借金额为18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最后，许梅主张2014年10月31日的20万元，经双方协商，计入200万元借条中。对此，该院认为，该20万元发生在《协议书》之前，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对该款项并未予以考虑，许梅主张在此之后双方又协商将20万元计入借条中，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以上，本院依《协议书》内容，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尚欠本金进行核算的结果，确认戴丙祥尚欠借款本金180万元。”上述案件判决主文中判令：“戴丙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许梅借款180万元；戴丙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许梅利息（自2016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息34000元的标准计算，其中应扣除3000元）；雍六六对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雍六六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戴丙祥追偿；驳回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庭审中，吴亚明表示2014年10月31日收到涉案20万元款项后，将20万元转账支付案外人覃兆力。庭审中，许梅提交吴亚明诉覃兆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该生效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10月31日，覃兆力因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向吴亚明借款20万元。吴亚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万元，覃兆力向吴亚明出具借条。该判决书确认吴亚明与覃兆力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判令覃兆力偿还吴亚明借款本金2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上述事实，有银行交易凭证、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一、原告许梅提出的诉讼主张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原告许梅能否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要求被告吴亚明返还款项20万元；三、被告吴亚明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裁判文书生效后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诉讼，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后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首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3787号案件作为前案，与后诉即本案中的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且前案中的被告及第三人亦与本案被告吴亚明没有诉争利益的承继关系，故不能认定前、后诉的当事人一致；第二，所谓诉讼标的指的是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在前案中，原告许梅以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为由要求被告戴丙祥履行合同义务，而在本案中原告则以被告吴亚明取得款项缺乏合同约定并构成不当得利既而主张对方返还，由此可知二者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明显不同，从而决定了诉讼标的必然存在差异；第三，在前、后诉中，原告主张返还的款项性质分别为合同借款和受损利益，因此诉讼标的金额相同并不能说明诉讼请求完全一致；同时，本案中原告许梅的诉讼主张无论能否得到支持，均不与前诉生效裁判作出的关于驳回原告许梅要求被告戴丙祥给付2014年10月31日借款20万的结论相冲突，不会影响前诉判决的既判力。综上分析，原告许梅在本案中提出的具体请求并不构成重复诉讼，本院据此对被告吴亚明提出的相应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二，得利人缺乏法律依据或合同约定而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人有权请求得利人予以返还。不当得利基于是否通过给付行为而产生，可以分为给付型与非给付型的类别划分。本案中，原告许梅以被告吴亚明接收其银行转账款项为由提起返还之诉，故应以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为逻辑起点分析其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能否成立。既然一方的给付行为是另一方受益的前提条件，则需要探究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合意、单方允诺、债务清偿抑或其他方面的实质关联。若得出肯定结论，则说明得利人与受损人之间形成基础法律关系，且受损人应以该基础法律关系为依据主张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若作出否定评价，受损人则可以将不当得利作为最终路径而寻求救济。首先，原告许梅和被告吴亚明均认可双方并不相识；其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原告许梅和被告吴亚明不直接或间接存在任何经济利益或债权债务关系；第三，被告吴亚明亦未相应证据证实原告许梅系基于任何约定或特定目的而给付诉争款项。综合上述分析，原告许梅的给付行为与被告吴亚明取得转账款项之间，既难以具备双方共同合意的约定基础，又缺乏原告许梅意欲实施某种单方法律行为的事实依据，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后，本院据此认定二者之间仅具有形式上的原因关系，并不具有内在的实质关联。因此，原告许梅能够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保护己方债权的实现。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计算。由此可见，上述诉讼时效期间采用了主观判断标准，即以当事人对权利被侵害的合理认知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看到，不当得利是以得利人无法定和约定依据取得对方财产作为表象特征，但构成要件的成立不仅是事实认定问题，而且涉及到对法律性质的分析判断。特别是当不当得利与受损人、得利人或案外人曾经存在的借贷、合伙等合同关系发生交织时，以一般社会认知水平为判断标准，应当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当事人对给付款项最终构成不当得利有渐进的识别过程。因此，诉讼时效的认定要在防止受损人怠于行使权利与其对不当得利的认知过程之间存有适度的平衡，而不能仅以得利人实际取得利益的时间作为受损人明知或应知不当得利事实的依据并计算诉讼时效。上述认定结论不仅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同时也是实现实质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案中，尽管原告许梅与吴亚明之间就诉争款项并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但根据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原告许梅与案外人戴丙祥之间发生多次借、还款事实并曾经存在合伙关系，特别是在该案中由原告许梅向被告吴亚明账户另汇款10万元并被案外人戴丙祥所认可，尽管原告许梅以借款关系为由，要求案外人戴丙祥给付诉争款项20万元未被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案件的诉讼经过本身就是当事人对不当得利的合理认知过程，也是其积极寻求权利保护的客观依据。当原告许梅的上述请求被生效裁判依法驳回后，其对于不当得利的最终构成当然知晓，故应以此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在上述生效裁判作出后，原告许梅在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本院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故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吴亚明主张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不能成立。通过上述三方面分析，原告许梅提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能够成立，且该诉讼主张并未构成重复诉讼，亦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告吴亚明应当就所得利益承担价款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亚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许梅款项二十万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吴亚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许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到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仪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