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01行初23号 原告胡兰英，女，汉族，1955年1月1日出生，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张雁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甘立权，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法定代表人穆德英，区长。 委托代理人马雪辉。 委托代理人马一红。 原告胡兰英诉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一案，于2020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原、被告同意，于2020年7月7日通过互联网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雁峰、甘立权在其各自的居住地，被告长安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一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组织将原告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的房屋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具体理由如下：原告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的村民。2019年3月27日，在原告没有收到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房屋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拆除。原告依法报警请求公安机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请求立案侦查，后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口头告知此强行拆毁行为是被告组织实施的政府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组织强制拆毁原告房屋行为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正定县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3、两张房屋拆除照片；4、长安区政府《关于开展天山大街（槐河道—石黄高速段）道路征迁工作的通告》。二、庭审时原告提交的证据为：1、石住建办（2017）264号通知；2、石政办函（2017）18号通知；3、2015年市政府会议纪要148号；4、2015年市长办公会纪要67号；5、新城区建设指挥部的征迁工作任务安排；6、区市场监管局工作组关于拆迁户周山的情况反映；7、政府工作人员照片。8、区政府征迁攻坚微信群截图；9、社区卫生服务群的微信截图；10、河北新闻网的2018年9月25日的新闻报道；11、区政府的关于征迁工作的通报；12、2017年9月30日区政府确定宝居公司为实施主体；13、镇政府的拆迁公告；14、镇政府工作总结；15、省政府的申请通知书和4份文件；16、当事人拍照的电脑截屏；17、行政主管部门的答复。 被告长安区政府辩称，答辩人没有强制拆除被答辩人的房屋。答辩人没有授权东兆通村委会等强制拆除被答辩人的房屋。本案中的东兆通村的拆迁安置，政府尚未发布征收公告，并且是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依据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和城中村拆迁安置方案自治管理集体土地的行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安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3、东兆通村委会通告及限期拆除通知；4、长安区政府《关于东兆通村温新水等人起诉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的情况说明》；5、东兆通村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6、长安区检察院起诉书（石长检诉刑诉[2020]19号）；7、东兆通村民关于旧村改造工作专题纪要；8、东兆通村两委《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石家庄市长安区村民。在本村有宅基地一处，1987年正定县宅基地清理登记表（证号451）记载，总面积为218.50平方米，户主为原告丈夫刘福永，其丈夫刘福永已于2015年5月去世。原告以其房屋被强行拆除系长安区政府组织实施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将其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 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答辩称其没有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并提供了2015年12月17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作出的《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017年4月13日《东兆通村民代表关于旧村改造工作专题会议纪要》、2017年9月15日《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2018年12月31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通告及限期拆除通知》、2019年4月9日《东兆通村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2019年11月18日东兆通村两委出具的《东兆通村关于拆迁问题的情况说明》、2020年4月10日长安区政府《关于东兆通村温新水等人起诉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的情况说明》以及《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起诉书》等证据予以证明。长安区政府提供的2015年12月17日《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载明：经村两委班子会议研究，制定东兆通村拆迁改造安置补偿方案，并经东兆通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通过。该方案的第三条规定：“拆迁人为东兆通村村民委员会。具体实施单位由村委会选定，负责实施拆迁区域内的一切拆迁工作。被拆迁人为东兆通村改造拆迁范围内有宅基地的合法所有人。”2017年4月13日，东兆通村民代表召开旧村改造专题会议，同意由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村改造项目合作伙伴。2017年9月1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民委员会与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巢建筑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的内容为：丙方（石家庄富巢建筑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在甲方村两委的配合下，使被拆迁居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接收村民交付的被拆迁房屋，负责腾空房屋并拆除完毕，清理场地，达到甲（石家庄市长安区民委员会）、乙方（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的交付标准。2018年12月31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针对本村拆迁工作作出《通告》，该通告第二条载明：针对目前剩余户宅基地有纠纷、有争议的被拆迁村民，限期在五日内到拆迁指挥部协调解决，协调不成、逾期不解决者将视同自动放弃权利。对于补偿要求超出安置补偿政策的被拆迁村民，协调未果，由村委会交给拆迁公司统一组织先行拆除处理，因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和损失，均由本人承担。2018年12月31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作出限期拆除通知，限原告在2019年1月3日与村委会对接，交给拆迁公司组织实施拆除清理工作。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显示：东兆通村和石家庄宝居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并委托拆迁公司通过合理、合法方式实施拆迁，并由公司补偿村民，具体实施拆迁工作的是石家庄富巢拆迁有限公司。现拆迁已达95%以上，还有少数村民因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尚未拆迁。 另查明，石住建办[2017]264号文件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第148号会议纪要显示，在东兆通村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应当按照城市道路规划预留天山大街北延道路工程。 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一户一宅”的政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户”为单位发放给本村村民使用的，原告胡兰英与其丈夫为同一住宅户，虽然宅基地的户主为其丈夫刘福永，刘福永去世后，原告胡兰英作为家庭住宅户，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胡兰英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被告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而根据被告长安区政府提供的《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东兆通村委会通告及拆除通知》以及《长安区政府、东兆通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实拆迁主体是东兆通村村委会，由村委会交给拆迁公司统一组织拆除，具体实施单位为该村委会选定的石家庄富巢建筑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且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按照村民自治程序制定了《拆迁安置方案》，具体实施拆迁工作的是石家庄富巢拆迁有限公司。原告主张拆除其房屋是被告长安区政府所为，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房屋系由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 关于原告提供长安区政府《关于开展天山大街（槐河道——石黄高速段）道路征迁工作的通告》，证明拆除其房屋的是长安区政府，但根据被告提供的石住建办[2017]264号文件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第148号会议纪要显示，在东兆通村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应当按照城市道路规划预留天山大街北延道路工程。可见，天山大街北延属于东兆通村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的辅助性工程，东兆通村城中村拆迁改造属于主体工程，仍然以东兆通村委会为主。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是长安区政府所为。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长安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胡兰英的起诉。 诉讼费50元退还原告胡兰英。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任高彬 审判员  李文华 审判员  徐进富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