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3771号原告：池亚军，男，195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云天，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飞达，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郑吉英，女，197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原告池亚军与被告郑吉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池亚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云天、贺飞达，被告郑吉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池亚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郑吉英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一分计算的利息；2.判令郑吉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池亚军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郑吉英支付借款本金70万元；2.判令郑吉英支付2015年1月、2015年8月、2017年12月三个月欠付的利息共计3万元；3.判令郑吉英自2018年8月起按月息一分（即每月7000元）支付利息，直至实际付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吉英负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1日，郑吉英向池亚军出具借条，注明总借款100万元，分四笔出借，借款时郑吉英承诺利息按月息一分计算。郑吉英收到借款后，每月按月息一分支付利息直到2017年12月止。后不再支付利息，池亚军多次催要，郑吉英均以经营困难为由推脱。故池亚军诉至法院。郑吉英辩称，认可借条的真实性，认可收到池亚军支付的100万元款项。但双方系投资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借条实际上是郑吉英的收条，双方从未约定过月息一分的利息。借条签署时，池亚军为国防大学战役部教授，郑吉英的公司当时租用国防大学文体中心北侧楼宇办公，当时郑吉英与池亚军已结识三年多。池亚军多次向郑吉英提出理财和投资的需求。郑吉英同意考虑，但其公司有股东明确反对。池亚军提出以下方案：该款项在其退休前由郑吉英或指定专人代为保管，每月定额汇款，汇入他本人或指定人账户，不标注汇款用途，池亚军退休后未汇部分款项可入股新公司，并要求按照原始股入股。郑吉英表示同意，并同意池亚军退休后成为新公司股东，以一元每股向其释放原始股，以最终实缴数额为准划转股权及比例。池亚军在新公司不拿工资，以郑吉英的名义实报实销，可享受项目执行奖励和股东分红。2014年4月22日，郑吉英与池亚军在股东王某办公室签署了借条，因为款项用途不能明示，就用借条做隐晦。基于信任，股权投资条件未展于纸面。新公司2015年成立后，因池亚军个人原因错过两次认股机会。后池亚军与公司产生严重分歧，他一气之下提出不再参股，要求退还剩余款项。2018年1月，郑吉英向池亚军之子池恒账户汇款30万元，并在备注中注明了借款还款。此后郑吉英又向池亚军还款约七万元。2018年5月，池亚军提出由其结算公司与湖北卿龙集团咨询费30万元，并称只能结算20万元货值保健药和10万元现金，郑吉英同意保健药由其自行处理，处理所得款项归他所有，10万元现金交回公司。但池亚军并未将10万元交回公司。2018年，公司新业务搁置暂停，公司因此损失一千多万，池亚军此后不再提出入股之事，也不再出入公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吉英与池亚军相识后，池亚军数次向郑吉英转账或交付现金。2014年4月11日，郑吉英向池亚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向池亚军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各期款项及收取时间分别为：2013年2月28日，收到40万元；2013年6月9日，收到10万元；2013年12月24日，收到30万元；2014年3月6日，收到20万元。以上借款以本《借条》为准，之前开具的借条、借据等作废。”郑吉英认可收到《借条》载明的款项100万元。池恒系池亚军之子。郑吉英、王某、章某曾为同一家公司的股东。2013年7月起，郑吉英通过个人账户以及王某、章某账户长期向池亚军或池恒账户转账。双方确认：1.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郑吉英每月向池亚军转账5000元，共计3万元；2014年1月-2014年3月，郑吉英每月向池亚军转账8000元，共计2.4万元。2.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3日，郑吉英基本每月向池亚军转账1万元，共计24万元。3.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郑吉英每月向池亚军转账1万元，共计6万元。4.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郑吉英每月向池亚军转账7000元，共计4.9万元。以上款项双方均认可系返还案涉款项，但池亚军认为系支付利息，郑吉英主张系返还本金。2018年1月9日，郑吉英向池亚军支付30万元，备注“借款还款”，双方确认系返还的本金。双方存有争议的款项：1.2014年4月1日，郑吉英向池亚军分别转账1万元、2000元，池亚军认可其中1万元为郑吉英支付的利息，称另外2000元为郑吉英偿还的医药费。2.郑吉英主张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9月2日期间向池恒账户转账1万元，池亚军不予认可，郑吉英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3.郑吉英主张2015年9月30日向池亚军付款1万元，但其提交的转账记录无法确定收款人系池亚军，池亚军亦不予认可。4.池亚军主张郑吉英未向其支付2015年1月、8月、2017年12月的利息各一万元。5.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双方确认郑吉英向池亚军转账共计22万元，郑吉英主张全部系其返还的本金；池亚军认为部分系支付利息，另外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6月15日期间，郑吉英所在的公司每月向其支付1万元的受聘专家报酬。6.郑吉英主张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分别向池亚军付款1万元，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转账金额分别为8000元、8571.43元；池亚军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此系郑吉英所在的公司向其支付的受聘专家报酬，其中一笔扣除了春节假期费用，另外一笔扣除了税费；7.2016年7月1日，郑吉英通过微信向池亚军转账两笔9999元，池亚军主张该两笔9999元与本案无关，系郑吉英向其支付的装修费用及劳务费。经查，郑吉英系北京金泰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现持股比例100%；系北京鼎吉英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吉英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持股比例35.33%。2016年7月13日，鼎吉英力公司聘请池亚军为该公司“发展委员会主席”，向其发放聘书。池亚军提供其代理人与芦广林、林开涛的谈话记录，二人称鼎吉英力公司2016年7月同时聘用其二人及池亚军、穆京怀、赵岗五人作为专家顾问，每人每月发放一万元报酬，其中一人发放两万元报酬，具体发放时间记不清了。赵岗出具书面证言一份，写明“鼎吉英利（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每月支付穆京怀、林开涛、卢广林、池亚军专家工资一万元，赵岗每月专家工资两万元。”池亚军主张2019年9月20日，其与王某进行了电话沟通，池亚军提交的电话录音显示双方发生如下对话：池亚军：“因为你这一百万还了三十万，还有七十万，但你条儿写的是一百万，我的想法就是改过来……”王某：“行，行，教授……我们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这些年光还债了，就光还利息了，挣这么点钱，还了多少利息了，这些年我们真的没干别的……”池亚军：“原来那个条子她写的，但是一直按她说的给利息吗，每个月都给利息，去年开始不给了嘛，不给了……”王某：“这个当时我记得，对，您这个钱当时放在这儿是做理财用的……咱们这个事儿干起来，别说您这点儿利息了，就是再给您付一倍本金我们也不是事儿，都是碰到困难了……我们肯定不存在说欠您钱这件事情，只是说当年您把这钱，放在，放在我们这里做理财，我们对您尽量的负责任，对吧，我们如果但凡有，我们都不可能说走到今天这个状况的，你说这利息付了多少年了”。池亚军：“不是不是，那个是借款，不是不是理财，理财就不这么理了，当初写的借条，这不那谁写的借条都在这儿写的，在办公室写的嘛……”王某出庭作证时不认可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并陈述当日未接到过池亚军的电话。郑吉英当庭确认池亚军当日拨打的电话号码为王某的电话号码，池亚军提交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日池亚军与王某通话7分40秒。池亚军与郑吉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19日，池亚军：“关于借给你钱一事，现在又过了一年了，我意见把借条重新写一下，一方面一百万你去年还了三十万，需要改一下，另一方面，原借条时间较长了，如不能及时还款也必须要重新写一下。”2019年9月22日，池亚军：“吉英，你电话设置了拒接，我和佳旋通了话，知道了你们面临困难，钱还不了不要紧，我的意思是把借条重新写一下……”池亚军与郑吉英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池亚军：“我要和你谈什么时间还钱问题……你连借我钱的事实都不承认，一百万放银行理财照样拿利息，凭什么给你白用。我哪年不和你要这笔钱……”郑吉英回复：“您想解决问题，可以请嫂子出面，我肯定会给面子……不然咱就到国防大学领导面前说说……”2019年10月8日，池亚军：“一百万有六十万是我从部里其他同志给你筹集的，你不支付利息，这个账就落到我头上，这正是我不同意你把一百万作为公司股权的原因……这些年你除了支付一定的利息和几个月的工资外，何时给过我一分钱……”郑吉英为证明涉案款项系股权投资款，并非借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出庭陈述：郑吉英系其所在公司负责人，案涉100万元不是借款，是池亚军投资入股的款项；池亚军当时因身份原因，不能显性入股；双方约定了每月定额返还，剩下的钱等池亚军退休后入股；后来因池亚军自身的原因没有行权；至于每月返还的金额，王某称一开始是五千，后来郑吉英说多打点，就变成了一万；王某不认可池亚军提交的通话录音，称其当日未与池亚军通话。证人章某第一次出庭陈述：章某曾经按照郑吉英的指示给池恒打过一些钱，不知道具体原因；池亚军要参股的事情章某是听说的；涉案《借条》签订的时候其在场，池亚军说公司经营不错，想参与一下，也多次说过想投资公司。证人章某第二次出庭陈述：北京金泰合经纪有限公司在国防大学经营期间，池亚军要求参股公司，公司股东王某、章某均不同意；后来池亚军拿出了入股新公司的方案，表示不为占股，只为退休有事情做；2014年4月14日的《借条》签订时，章某在场；2017年8-10月创始股东实缴和显名，池亚军主动放弃实缴；后池亚军提出干股要求，被公司驳回；2018年1月初，池亚军提出退出剩余款项，章某负责与池亚军清算，确定退回30万元，并打到池恒账户；后池亚军认为金额还差点，章某就用个人账户给池亚军补了一些款项，这些款项的金额是章某自己确定的。证人朱某出庭陈述：池亚军在鼎吉英力公司没有具体工作，享受实报实销待遇，池亚军曾有两三次拿出票据要求其协助报销；池亚军曾经要求公司给干股，没听说过池亚军出资入股事宜；公司聘请了几个专家，就是否包括池亚军，证人的当庭陈述前后不一。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电话录音、通话查询详单、聘书、谈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及本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池亚军与郑吉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池亚军主张其向郑吉英出借100万元，提交《借条》为证。郑吉英认可收到该100万元，但主张系池亚军投资入股的款项，并提供证人证言。证人王某、章某曾参与《借条》签署及款项交接事宜。王某出庭陈述涉案100万元款项系池亚军的出资款，但其未能合理解释签订《借条》及每月固定向池亚军支付款项之事。池亚军提交的通话记录、通话录音，可以显示2019年9月20日其与王某有过通话，郑吉英亦当庭确认王某的手机号，录音内容也可以体现王某、郑吉英的身份，故对该电话录音的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王某却当庭否认其当日曾与池亚军通话，王某当庭作出不实陈述，且其与郑吉英合作多年，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章某两次出庭作证，但两次证言前后多处矛盾，其与郑吉英亦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证人朱某未参与《借条》签署事宜，其确认未曾听说过池亚军出资入股之事。王某与池亚军的通话录音中，池亚军多次提及案涉款项系借款，郑吉英亦一直在支付利息，王某亦曾谈及池亚军这笔钱是用于理财，但池亚军当时即予以否认。综上，郑吉英认可《借条》的真实性，认可收到池亚军支付的100万元款项，其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故本院确认池亚军与郑吉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二、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以及利率标准。《借条》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但郑吉英自2013年7月起至2018年8月，基本每月都向池亚军或池恒账户转账，转账金额均为剩余借款的1%。2019年9月20日，池亚军与王某的通话录音中，双方谈及利息，王某认可此前一直在还利息；池亚军说到“一百万还了三十万，还有七十万，以前每个月都给利息，去年开始不给了”，并要求就剩余七十万重新出具借据，王某亦未表示异议。池亚军在收到30万元还款后，亦多次联系郑吉英，要求其就剩余七十万元款项重新出具借据。综合以上情况，可以推定双方曾约定借款利息，月利率为1%，郑吉英此前每月固定向池亚军支付的款项，应为借款利息。三、已还款金额。郑吉英主张其共向池亚军还款974998元，双方确认其中2018年1月9日的30万元还款系郑吉英偿还的借款本金。双方有争议的地方在于：1.2014年4月1日，郑吉英向池亚军分别转账1万元、2000元，池亚军称其中2000元为郑吉英偿还的医药费，但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2.郑吉英主张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9月2日期间向池恒账户转账1万元，2015年9月30日向池亚军付款1万元，但其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池亚军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3.池亚军主张郑吉英的还款记录中，包括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6月15日期间，鼎吉英力公司每月向其支付的1万元受聘专家报酬；其中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银行流水显示的转账金额8000元、8571.43元，亦为受聘专家报酬，其中一笔扣除了春节假期费用，另外一笔扣除了税费；4.2016年7月1日的两笔9999元，池亚军主张系郑吉英向其支付的装修费用及劳务费。就上述第3项款项，池亚军提交了鼎吉英力公司的聘书、其他数位专家的书面证言、谈话记录；就上述第4项款项，池亚军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上述费用发生期间，郑吉英同时每月都在按期归还利息，且此后一直到郑吉英偿还30万元借款本金前，郑吉英均按照每月1万元的标准支付利息；2019年的池亚军与王某的电话录音中，池亚军明确提及借款100万元还了30万元还剩70万元；2019年9月池亚军发给郑吉英的微信中也明确欠款还剩70万元本金。由此可见，除2018年1月9日的30万元，郑吉英此前未向池亚军偿还过借款本金。池亚军关于上述款项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郑吉英的还款记录能够对应，故本院对池亚军的主张予以采信。四、尚欠金额。郑吉英主张案涉款项已经还清。但2019年，池亚军多次向郑吉英、王某等人主张尚欠借款本金70万元，要求郑吉英重新出具借条，郑吉英未对此予以否认，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确认郑吉英尚欠借款本金70万元。池亚军主张郑吉英欠付2015年1月、2015年8月、2017年12月的利息3万元。2015年1月前后数月郑吉英均每月向池亚军付款一万元，付款记录连续；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每月月底郑吉英均支付利息1万元；应认定郑吉英已经支付了2015年1月、2017年12月的利息。但现有证据确未体现郑吉英支付了2015年8月的利息，故本院确认郑吉英尚欠池亚军2015年8月利息1万元。池亚军要求郑吉英自2018年1月1日起支付剩余利息，郑吉英的付款记录显示其2018年1月未付利息，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每月向池亚军付款7000元。郑吉英最后一次支付利息为2018年8月8日，综合考虑款项出借时间、此前利息支付时间，本院酌定案涉借款的利息支付至2018年7月31日，剩余利息自2018年8月1日开始继续计算。借贷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池亚军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池亚军已多次要求郑吉英还款，郑吉英应当偿还借款本息。故本院对池亚军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利息以本院确认的为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吉英偿还原告池亚军借款本金70万元、欠付的2015年8月的利息1万元，并支付后续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池亚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郑吉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0元（原告池亚军已预交10800元），由原告池亚军负担1525元（已交纳），由被告郑吉英负担95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真真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江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