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39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82号。 负责人：叶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仲凯、许玲玲，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建和，男，汉族，1964年6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廷丽，女，汉族，1966年3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赵洁琼，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贤晨，男，汉族，1964年6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亮、余伟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钰，女，汉族，1965年10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霞浦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聿敏，男，汉族，1957年2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霞浦县。 原审被告：福建龙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号力宝天马广场第二十层2001一2003室。 法定代表人：张承欢。 原审被告：福建省恒盛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港街道福宁工业园区3号区。 法定代表人：张聿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言峰，福建爱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与被上诉人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原审被告福建龙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联公司”）、福建省恒盛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民生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支持民生银行有权对案涉抵押房产行使抵押权，判令各保证人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案涉票据贴现所涉债务属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龙联公司主债务范围。1.《综合授信合同》明确约定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本案所涉的汇票贴现业务中，龙联公司系汇票债务人（出票人及付款人），恒盛公司为汇票持票人，且龙联公司向民生银行出具的《商票贴现额度占用确认函》同意恒盛公司申请贴现占用其授信额度，故案涉票据贴现所产生的龙联公司对民生银行的债务属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龙联公司主债务。2.案涉《商业汇票贴现协议》贴现申请人虽为恒盛公司，但所涉票款的付款义务人系龙联公司，恒盛公司并非主债务人，民生银行接受汇票贴现亦是基于对龙联公司的授信，故案涉票据贴现亦未改变主债务人。3.案涉《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在第1.1条均明确约定协议贴现额度系根据案涉《综合授信合同》由民生银行授予龙联公司的用于贴现业务的额度，亦证明该贴现所产生的债务系属案涉授信合同项下主债务。 二、案涉抵押房产的担保范围包括本案所涉债务，一审法院不支持民生银行对于抵押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认定错误。1.2014年5月22日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当日，民生银行与俞建和、江廷丽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明确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龙联公司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因案涉债务属于《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主债务，故亦属于案涉抵押财产的担保范围。2.抵押登记时提供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虽未约定“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但不能据此认定备案合同改变了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关于主债务范围的约定，亦不能据此否定案涉债务客观上属于授信额度范围之认定。（1）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仅系用于抵押备案使用，故对于案涉抵押财产的抵押担保的范围仍应当以当事人持有的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综合授信合同》内容为准。（2）备案《综合授信合同》未记载“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亦不能得出该票据贴现业务所产生的龙联公司的债务不属于主债务之结论。因备案合同与当事人持有合同的合同编号、签订日期都相同，两者应认定系当事人实施的同一合同行为，而不应当割裂成不同合同做出认定。故在备案合同未记载情况下，更应探求当事人内心真意，以当事人持有的合同及实际履行的情况认定主债务范围及抵押担保范围。（3）抵押人及保证人均明知或应知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关于担保范围的约定，以及案涉票据所涉债务客观上系民生银行基于对龙联公司之授信产生债务，故民生银行就案涉债权对于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亦不违背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4）不动产抵押登记旨在向社会公示该不动产已设定抵押，以保障抵押权人的优先权的实现。原审错误理解用于备案《综合授信合同》的效力，割裂看待备案合同与当事人持有合同，并以此否定当事人所持有的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综合授信合同》效力，进而否定抵押权人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就案涉债权对于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该认定意见严重违背抵押登记公示效力旨在保护抵押权人对于抵押财产行使优先权的立法本意，系对于抵押公示效力的错误理解，且严重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纠正。 三、其他保证人均系对《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担保，原审认定担保的主债务认定应以用于抵押登记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为准，并进而认定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认定错误。 1.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并非由当事人持有，仅系用于抵押登记备案，其他保证人的保证担保范围与该份备案合同无关；且备案合同本质上与当事人持有的合同内容方面亦无实质冲突，原审相关认定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2.民生银行与龙联公司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主债务范围明确，包括了案涉票据贴现业务产生的龙联公司对民生银行所负债务，且担保人李贤晨系龙联公司监事，张聿敏系该公司股东，其他担保人亦均与该公司有密切联系，在其提供担保时明知或应知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内容，故关于担保范围的认定应以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内容为准。3.因案涉债务属于案涉保证担保的范围，各保证人均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不论授信合同是否有“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之约定，也不影响民生银行实际给予了龙联公司案涉票款金额的授信，案涉债务客观上系基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对龙联公司之授信而产生的债务。在案涉债务客观上系基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授信产生之债务情况下，抵押人及其他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完全符合担保合同的相关约定，并未导致其承担担保责任超出约定范围。1.《综合授信合同》系框架协议，旨在由授信人给予被授信人在约定期限内的约定授信金额，故相关贷款、票据贴现所产生的被授信人对授信银行所负债务只要系在约定的授信最高额度及约定的期间内所产生，依约均应认定为属于授信合同项下产生的主债务。2.案涉债务客观上系基于民生银行给予龙联公司之授信而产生，故抵押人及其他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完全符合担保合同的相关约定。即便用于抵押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因经办人失误而未记载“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内容，也并未导致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超出约定范围。 五、原审仅依据备案的授信合同未约定案涉贴现业务内容而否定当事人真实签订的授信合同所约定内容，且在抵押人及担保人对此担保范围均明知或者应知情况下，做出抵押人及其他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错误判决，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中的错误认定部分依法予以纠正，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俞建和、江廷丽辩称，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系由双方共同变造，俞建和、江廷丽对此并不知情，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可以证明俞建和、江廷丽的担保范围并不包括案涉债务，且案涉债务系龙联公司与恒盛公司之间债务转移所致，故该债务转移对俞建和、江廷丽不发生法律效力。 李贤晨辩称，一、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综合授信合同》第2条中的“其他业务”一栏为“/”，李贤晨不需承担讼争债务担保责任。（一）本案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74376号《综合授信合同》，第2条中的“其他业务”一栏为“/”，并无具体内容。而李贤晨本人并未参与《综合授信合同》的签约也并未持有该合同原件（一审庭审中民生银行确认未给李贤晨原件）。在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案涉《综合授信合同》的内容存在与否出现不一致表述时，应以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留存的《综合授信合同》的内容为准。由于签署时第2条中的“其他业务”一栏中确无具体内容，所以李贤晨在内的所有担保人均不应为未列入主债务范围的授信形式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民生银行对李贤晨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民生银行在上诉状中主张“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第27条明确约定各当事人各执一份）”（上诉状第3页第3自然段第1行）“担保人李贤晨系龙联公司监事……在其提供担保时明知或应知当事人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内容”均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庭审中各方（包括民生银行）已经确认《综合授信合同》原件仅有三份，民生银行、龙联公司各执一份，第三份用于抵押登记，李贤晨并未持有合同原件，对《综合授信合同》内容并不知情。民生银行并未向李贤晨提供合同原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仅以李贤晨为龙联公司监事为由推定其对合同内容知情，显然是错误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不应以民生银行单方持有的《综合授信合同》内容认定为是李贤晨的意思表示。（三）民生银行在上诉状中主张不论授信合同是否有上述“其他业务”的手写添加内容，均不影响案涉债务基于民生银行给龙联公司的授信产生，甚至认为只要不超过授信额度，担保人就应该承担担保责任。这是典型的漠视合同相对方权益的“霸王”思维。在审判过程中，更应该对金融机构课以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以衡平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四）民生银行在上诉状中主张“用于抵押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因经办人失误而未记载‘甲方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乙方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上诉状第5页第3自然段第2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应采信。即使提交抵押登记的《综合授权合同》的第2条包含上述“其他业务”的手写添加内容，李贤晨也不应承担诉争保证责任。 二、本案的案由应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并非民生银行认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本质上是龙联公司、恒盛公司未向民生银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款项，民生银行向龙联公司追索出票人付款责任、向恒盛公司追索因民生银行被龙联公司拒付后的兜底责任提起的诉讼。涉案商业汇票及贴现手续均合法有效，民生银行要求龙联公司承担票据出票人付款义务的直接依据是《商业汇票贴现协议》而非《综合授信合同》。因此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而不是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事实的调查及法律适用应当围绕票据行为的要素进行，法律适用应当依据票据法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规定。 三、本案中龙联公司出票行为与《综合授信合同》无关，李贤晨不承担保证责任。李贤晨《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保证责任的对象是《综合授信合同》项下龙联公司约定债务，而不是诉争贴现票据中龙联公司的出票行为发生的法定债务。龙联公司的出票行为，与民生银行、《综合授信合同》均无关联性，并未使用《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该商业汇票，仅作为恒盛公司向民生银行融资的基础债权资产，龙联公司应向任何一家贴现银行承担票据法规定的出票人付款义务，与《综合授信合同》毫无关联。李贤晨并未在贴现票据上以保证人名义签字，不符合票据法票据保证事项记载的要式条件，不须承担票据保证责任。因此，即使龙联公司需要为出票行为向持票人民生银行承担付款责任，李贤晨也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四、龙联公司不需承担诉争《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简称“《贴现协议》”）的还款责任，李贤晨也不需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综合授信合同》不直接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签约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本案诉争的《贴现协议》签署主体为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龙联公司既不是《贴现协议》的签约方，也不是《贴现协议》确定的债务人。《贴现协议》约定“6.1汇票贴现后乙方（民生银行）即有权根据票据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行使票据项下的权利，如已贴现的商业汇票遭拒付，甲方（恒盛公司）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承担支付责任”，可见民生银行自始就把恒盛公司认定为《贴现协议》的债务人，龙联公司仅就《贴现协议》与民生银行签署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且已经承担完毕保证金质押担保义务，不应承担《贴现协议》其它债务。民生银行的种种表现表明其真实意思是认定本案诉争债务人仅为恒盛公司。尽管恒盛公司签署《贴现协议》使用了龙联公司《综合授信合同》的授信额度，但使用授信额度的《贴现协议》产生的是恒盛公司的还款义务，并未产生《综合授信合同》项下龙联公司的还款义务。因此李贤晨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从整个业务形成的过程探究当事人签约的真实意思，李贤晨与民生银行签约的真实意思是李贤晨为龙联公司提供担保，并非为恒盛公司提供担保。李贤晨之所以同意为龙联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对龙联公司的信心以及认为龙联公司并无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才同意提供担保。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李贤晨同意为恒盛公司债务提供担保。 综上所述，李贤晨无须对讼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盛公司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龙联公司、姚钰、张聿敏均未作答辩。 民生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龙联公司向民生银行支付商业汇票贴现垫款本金25695609.18元及实际付清汇票贴现垫款之日止的罚息（逾期罚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暂计至2015年12月30日2353488.73元）；2.龙联公司承担民生银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5.6万元；3.俞建和、江廷丽以其所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整层房产（产权证号：榕房权证Ｒ字第××、08××59、08××47、08××60号）对龙联公司上述债务本金、还清之日止利息、罚息及律师代理费等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民生银行有权以上述房产折价或从拍卖、变卖的价款中优先受偿；4.恒盛公司、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对龙联公司上述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龙联公司、恒盛公司、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审理过程中，民生银行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龙联公司向龙联公司支付欠款本金（即商业汇票贴现垫款本金16698188.97元）及实际付清汇票贴现垫款之日止的罚息（逾期罚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暂计至2015年12月30日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2日，民生银行（乙方）与龙联公司（甲方）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合同一式三份，合同约定，民生银行给予龙联公司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贷款、汇票承兑、汇票贴现，授信使用期限壹年，自2014年5月22日至2015年5月22日。民生银行和恒盛公司向一审法院分别提交的证据《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民生银行办理抵押登记时向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中未有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的约定。 同日，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恒盛公司为龙联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恒盛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保证范围包括：最高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其他合理费用。同日，民生银行与俞建和、江廷丽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俞建和、江廷丽以其所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整层房产（产权证号：榕房权证Ｒ字第××、08××59、08××47、08××60号）为龙联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俞建和、江廷丽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担保范围包括：最高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其他合理费用。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 同日，民生银行分别与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为龙联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担保范围包括：最高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其他合理费用。 龙联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2014年12月5日、2014年12月8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0日向恒盛公司开具了六张商业承兑汇票，之后龙联公司分别向民生银行出具《商票贴现额度占用确认函》同意恒盛公司对其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业务时占用其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74367号《综合授信合同》的贴现额度。其间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龙联公司分别签订《商业汇票贴现协议》、《质押合同》，约定民生银行依据被告龙联公司的授信额度为被告恒盛公司持有的汇票提供贴现，龙联公司提供相应资金质押担保。其中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公贴现字第ZH1400000208295、ZH1400000209092两份《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第六条约定“若民生银行收到商业汇票项下款项的时间超过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民生银行有权向恒盛公司追索逾期罚息，逾期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罚息利率计算”，另外四份合同编号为：公贴现字第ZH1400000211005、ZH1400000212197、ZH1500000052569、ZH1500000053473《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中并未约定逾期罚息利率上浮标准。同日恒盛公司提供相应的购货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向民生银行申请贴现，民生银行审查后保留了购货合同及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向恒盛公司支付了贴现款。民生银行已贴现的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分别于2015年6月4日、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8日、2015年6月9日、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0日到期，龙联公司未偿还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款，民生银行依据《质押合同》约定行使质押权扣除龙联公司保证金。2015年7月2日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向恒盛公司在民生银行开立的账户中汇入1000万元用于偿还上述贷款。霞浦县财政局、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共同向民生银行发出《霞浦县财政局、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关于请求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归还应急保障资金的函》，载明：“为了支持企业还贷周转，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企业融资服务八条措施的通知》省政府闽政（2014）17号文件精神。经霞浦县工贸企业应急保障资金管理领导小组研究批准，于2015年7月1日从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应急保障资金专户给予恒盛公司借款壹仟万元，用于该公司归还2015年7月5日到期的贵行贷款。根据贵行2015年6月30日出具的银行确认函，贵行承诺保证该笔壹仟万元应急保障资金在25个工作日内归还转入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专户，用于该公司偿还霞浦县工贸企业应急保障资金管理领导小组的借款。该笔资金仍存在贵行的恒盛公司贷款周转户。该公司续贷手续尚未办理，为了防止财政资金损失，请贵行严格履行出具的银行承诺函所承担的责任，为此我们请求贵行尽快归还该笔壹仟万元的应急保障资金。”2016年12月8日，恒盛公司向民生银行提交《申请报告》要求将上述1000万元退回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账上。恒盛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向民生银行发函，同意将上述1000万元用于偿还2014年12月4日、2014年12月5日办理的两笔汇票垫款8997420.21元及相应罚息1002579.79元。同日民生银行将该款项入账，扣除本金8997420.21元、罚息1002579.79元。 一审另查明，恒盛公司办理贴现业务时向民生银行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但在贴现手续办理结束后当月将该增值税发票予以作废。 一审法院认为，龙联公司、恒盛公司、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与民生银行分别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是当事人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1.是否使用了《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 尽管《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为民生银行与恒盛公司签订，但恒盛公司作为收款人向民生银行办理贴现业务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的出票人和付款人，且在出票和贴现的法律关系中承担着最终的付款义务，且龙联公司向民生银行出具《商票贴现额度占用确认函》，同意恒盛公司对龙联公司作为出票人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业务时占用其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74367号《综合授信合同》的贴现额度。故恒盛公司贴现后使用了《综合授信合同》的授信额度。民生银行支付了贴现款，履行了合同义务。龙联公司作为出票人和付款人，在汇票到期后应及时付款，逾期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民生银行有权请求龙联公司还款。 但由于民生银行向本院提交的编号为：公贴现字第ZH1400000211005、ZH1400000212197、ZH1500000052569、ZH1500000053473四份《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中并未约定逾期罚息利率上浮标准，故对原告诉请对上述四份贴现协议中逾期罚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民生银行诉请的律师费主张认定，民生银行与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包括诉讼阶段支付51000元律师费及民生银行现金回收债权金额的1%比例支付的代理费合计最高不超过256000元，民生银行提供的律师费支付凭证仅证明民生银行支付了51000元律师费，超过部分的费用属风险收费范围，并未实际发生，所以对民生银行已支付的51000元律师费予以支持，未实际发生的律师费不予支持。 2.本案是否存在超额使用《综合授信合同》约定额度的情形。 《综合授信合同》第1条约定，本合同的授信额度均指扣除保证金担保的净额度，即龙联公司及龙联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交纳保证金（或存单质押）后所使用的等额融资不占用上述额度。本案贴现款扣除龙联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后并未超过案涉额度。 3.关于应急保障金1000万元冲抵龙联公司借款本息时间。 2015年7月2日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向恒盛公司在民生银行开立的账户中汇入1000万元，期间恒盛公司、霞浦县财政局、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要求民生银行返还上述款项，直至2017年12月22日恒盛公司发函民生银行，同意将该笔款项用于偿还两笔汇票垫款本金8997420.21元及罚息1002579.79元。故民生银行主张冲抵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本金予以支持。但根据公平原则，应扣除1000万元在2015年7月2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在账户中产生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4.担保人应否对诉争贷款承担担保责任。 民生银行和恒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的授信种类中汇票贴现是指龙联公司作为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取得资金向银行贴现，使用其授信额度的业务，而“其他业务”中约定的情形为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汇票贴现”所约定的业务范围并非涵盖了“其他业务”所约定的业务范围。案涉六笔贷款均系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 民生银行和恒盛公司向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与民生银行办理抵押登记时向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中关于最高授信额度能否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的约定不一致。 物上担保问题。俞建和、江廷丽以其所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整层房产（产权证号：榕房权证Ｒ字第××、08××59、08××47、08××60号）对龙联公司上述债务本金、罚息及律师代理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该抵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民生银行办理抵押登记时向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中未有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的约定。民生银行称因银行工作人员失误才未写明此条约定。但根据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的原则，故抵押物的担保范围不应包括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故民生银行关于抵押担保的诉请，不予支持。 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综合授信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龙联公司和民生银行。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未在《综合授信合同》中签名，根据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的原则，其因分别与民生银行签订的《最高保证合同》所提供的担保范围应为民生银行向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即担保范围不包括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故民生银行关于俞建和、江廷丽、李贤晨、姚钰、张聿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恒盛公司即作为本案的担保人又作为案涉六笔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分别与民生银行签订了六份《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六份《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均约定了适用案涉《综合授信合同》中的授信额度，由此可证恒盛公司对《综合授信合同》中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约定的认可。另，恒盛公司在审理中对民生银行对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并无异议。故民生银行关于要求恒盛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龙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民生银行支付欠款本金（即商业汇票贴现垫款本金16698188.97元）及实际付清汇票贴现垫款之日止的罚息（逾期罚息按《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约定的计算，恒盛公司已支付的逾期罚息1002579.79元以及1000万元在2015年7月2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产生的利息予以扣除）；二、龙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民生银行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1000元；三、恒盛公司对龙联公司在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龙联公司追偿；四、驳回民生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3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120元由龙联公司、恒盛公司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各被上诉人是否应就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因案涉六笔贷款均系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并不包含龙联公司作为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取得资金向银行贴现，使用其授信额度的业务，且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综合授信合同》亦未显示，其最高授信额度可适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业务的情形。因此，俞建和、江廷丽提供的案涉抵押物的担保范围并不包括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龙联公司作为汇票债务人或保证人，第三方作为汇票持票人向民生银行叙作的汇票贴现（质押）的业务种类。据此，民生银行关于其在本案中有权就俞建和、江廷丽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时，《综合授信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系龙联公司和民生银行，因各被上诉人并未在《综合授信合同》中签字，故根据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的原则，各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担保范围应为民生银行向福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即各被上诉人的担保范围不包括案涉六笔贷款业务种类。因此，上诉人关于各被上诉人应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民生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325元，由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晓琴 审 判 员 江 舟 审 判 员 田始凤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施 炜 书 记 员 余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