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3814号原告：王天丰，男，198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茹，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深国投广场****。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勐，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天丰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天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8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6日18时55分许，原告驾驶牌号为沪ADXXX**的小型客车，沿大柏树立交逸仙高架西侧行驶至大柏树立交逸仙高架西侧时，操作不当与高架设施发生碰撞，致高架设施损坏，单车损坏无人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因沪ADXXX**车辆在被告处投保，原告随即向被告报案，被告查勘员告知原告无需报警，直接安排车辆修理即可。就此次事故，原告赔偿了高架道路设施损失10,000元。还产生车辆修理费80,000元。后因被告以原告逃逸为由拒绝理赔，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在机动车损失险范围内赔付车辆修理费80,000元，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财产损失2,000元。被告辩称：对事发经过和责任认定无异议，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对车辆修理费金额80,000元及高架道路设施损失金额10,000元无异议，但因事故发生后，原告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而是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属于逃逸行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被告该行为属于被告责任免除范围，因此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但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财产损失2,000元。原告补充意见称：原告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被告也未就免责条款向原告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且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使用的表述为“离开事故现场”而非“逃逸”，两种表述就驾驶员主观上是否有逃避责任的动机是有明显不同的。该条款严重限制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应为无效条款。原告当日在高架上感觉车辆碰到东西，因高架无法停车，遂行驶至延安路高架外滩出口下高架，到家后向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定损员误导原告无需报警，导致被交警认定逃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所有的牌号为沪ADXXX**车辆(涉案车辆)向被告投保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等并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9年6月25日00时起至2020年6月24日24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535,820元。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字体系加黑加粗，其中第八条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019年8月26日18时55分许，原告驾驶牌号为沪ADXXX**的小型客车，在大柏树立交逸仙高架西侧行驶时，自觉撞到东西，但未停车，继续驾驶车辆行驶至延安路高架外滩出口下高架回到家中，查看车辆受损，于当晚19时32分左右，电话向被告报案，当晚20时左右，被告定损员与原告通话，指导原告车辆定损修理等。上述通话记录中原告未明确告知除车损外还有其他道路设施损坏。同年8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高架道路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9年8月26日18时55分许，王天丰驾驶车牌号为沪ADXXX**的小型客车，沿大柏树立交逸仙高架西侧行驶至大柏树立交逸仙高架西侧时，操作不当与高架设施发生碰撞，致高架设施损坏，单车损坏无人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王天丰驾车逃离现场后被民警查获。王天丰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在该认定内容下签名。同日，原告赔偿了高架道路设施损失10,000元。嗣后，涉案车辆经上海仕成之星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修理，产生修理费80,000元。另查明，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及商业险投保人为希尔瑞(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尔瑞公司)，被保险人为原告。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第二条以打印方式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希尔瑞(上海)服饰有限公司在落款处盖章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保险单、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设施损坏赔偿通知书、维修清单、维修费发票、拒赔通知书，被告提供的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等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被告提供原告电话报案及报案后被告公司定损员与原告通话的录音证据。双方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原告已告知定损员涉案车辆在逸仙路高架撞了东西，但该定损员告知原告无需报警，直接安排车辆修理即可。被告认为定损员是因为原告当时已经驶离了事故现场且未提及发生物损，故告知无需报警，指引涉案车辆进场定损。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性质，被告是否可以据此免于承担保险责任。首先，原告认为其驶离现场的行为并不属于“逃逸”，其不存在逃避责任的动机。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在事发时已经感知发生了碰撞，在此情况下应立即保护现场或就近停车，并立即向交警部门报警。而原告在明知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继续行驶且未主动报警，客观上已构成逃逸的行为。且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原告系肇事逃逸。故本院按照交警部门的认定，确认原告驶离现场的行为系逃逸行为。此外，原告认为，被告定损员告知无需报警，存在误导，导致其被交警认定逃逸。对此，本院认为，逃逸行为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作为驾驶员应当知晓并自觉遵守，发生事故后保护现场立即停车报案为其法定义务，且原告向被告报案时已经驶离现场，现再将违法行为归咎于他人，有所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称其并未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并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本案中，涉案车辆的投保人系案外人希尔瑞公司并非原告。希尔瑞公司作为投保人已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收到保险条款，认可被告已就免责条款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原告以其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为由认为免责条款不生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做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肇事后逃逸系《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对于肇事后逃逸免赔的免责条款，被告已在投保单上进行了提示，并对该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该条款即发生效力，故被告提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财产损失2,000元，因被告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天丰保险金2,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0元，减半收取925元，由原告负担902.80元，被告负担2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员  许雅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 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