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27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妙玲，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黎铭秋，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艳，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民健，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庆秋，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波，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陈庆秋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勤艳，广东政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棠时，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麦杏珠，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光，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仪，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陈妙玲、黎铭秋、陈庆秋因与被上诉人伍棠时、麦杏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妙玲、黎铭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伍棠时、麦杏珠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伍棠时、麦杏珠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陈庆秋借款给陈妙玲、黎铭秋的事实，有银行流水、借条为证，且陈庆秋转账给陈妙玲、黎铭秋的款项远超过陈妙玲、黎铭秋归还给陈庆秋的款项，两者差额近500万元，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上述银行流水和借条，均形成于陈妙玲、黎铭秋与伍棠时、麦杏珠的借贷关系发生之前，不存在任何伪造或虚构的可能，应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因陈庆秋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前，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能否全部实现，与陈庆秋的借款关系没有任何关联。（三）至今为止，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显示陈庆秋和陈妙玲、黎铭秋之间除借款关系外存在其他生意往来，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陈庆秋和陈妙玲、黎铭秋之间存在生意往来，属认定事实错误。（四）根据正常的生活逻辑，任何人借款都会先向亲戚至亲借款，借不到款才会求助于不相熟的人。陈庆秋和伍棠时、麦杏珠均是黎铭秋的债权人，黎铭秋和陈妙玲先行向陈庆秋借款符合生活常理。而且，根据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的银行流水、借据显示，陈妙玲、黎铭秋向陈庆秋借款的时间远早于黎铭秋向伍棠时、麦杏珠的借款时间，这符合上述生活逻辑。二、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恶意或行为，本案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上述恶意或行为。一审法院在适用举证责任规则时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债权人主张恶意串通，应当举证证明债务人与受让人主观恶意，债务人和受让人在客观上具有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同时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一）本案并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显示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动机和企图。一审法院仅根据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是亲戚关系，就认定双方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动机和企图，属有罪推定，有违公平正义。特别是在陈庆秋和陈妙玲、黎铭秋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庆秋对陈妙玲、黎铭秋的欠款情况是明知的。一审法院认定“陈庆秋也应对黎铭秋、陈妙玲的经营、资产及债权债务包括对原告所负的大额债务有一定了解”，属认定事实错误。（三）陈庆秋作为黎铭秋、陈妙玲的债权人，依法实现自己的债权，黎铭秋依法向陈庆秋清偿债务，合情合理，不能因为双方是亲戚关系，就排斥双方实现债权的合法权利，更不能推定陈庆秋和黎铭秋、陈妙玲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意图和行为。黎铭秋存在多个债权人，黎铭秋和陈妙玲多次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清偿债务，其中黎铭秋也曾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来清偿欠伍棠时、麦杏珠的债务，不能认为黎铭秋和伍棠时、麦杏珠之间的以物抵债是合理的，而黎铭秋和陈庆秋之间的以物抵债就不合理。（四）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对价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任何关联。（五）一审判决未能排除合理怀疑。一审判决多次使用“可能”、“不排除”的字样，伍棠时、麦杏珠的举证显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陈妙玲、黎铭秋在二审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将未经陈妙玲、黎铭秋质证的银行流水作为定案依据，侵害了陈妙玲、黎铭秋的诉讼权利，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也规定，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陈妙玲、黎铭秋的代理人阅卷发现，一审法院曾根据伍棠时、麦杏珠的申请调取了陈妙玲、黎铭秋、吴雁贤（陈庆秋太太）、陈颖波（陈庆秋儿子）以及其他案外人的大量银行转账记录。伍棠时、麦杏珠将上述转账记录整理后形成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从未向陈妙玲、黎铭秋出示相关证据，也未让陈妙玲、黎铭秋进行质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转账记录直接认定不能得出陈妙玲、黎铭秋有拖欠陈庆秋大额债务的结论。一审法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关于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证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但一审法院只是适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臆测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可能”存在恶意串通，这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三、陈庆秋受让涉案土地已支付合理对价，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在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串通，客观上也未损害伍棠时、麦杏珠的合法利益。（一）陈妙玲、黎铭秋以涉案土地抵偿对陈庆秋的债务，该行为合法有效。陈庆秋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交其太太吴雁贤、儿子陈颖波及其控制的佛山市顺德龙江镇顺发兴实业有限公司与陈妙玲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以及黎铭秋向其出具的借据。上述证据经过各方当事人的质证，伍棠时、麦杏珠也确认绝大部分银行流水的真实性。经统计，截止至2013年11月5日，陈妙玲、黎铭秋对陈庆秋尚有700万元的本息债务没有偿还，因此，双方口头约定以涉案土地抵偿其中的550万元债务。双方基于亲戚关系的信任，当时仅是口头约定抵债协议而没有订立具体的书面协议，在涉案土地所在村委会办理转让手续时，应当地资产管理办的要求，填写了由其提供的格式转让协议。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虽然亲戚关系，但双方之间的借款和以物抵债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双方口头协商确定以涉案土地抵偿陈庆秋享有的550万元债权，也符合涉案土地当时的价值，属于合理对价。在此情况下，双方的土地转让行为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仅根据双方是亲戚关系，推断涉案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依据。（二）在涉案转让协议签署前后，陈妙玲、黎铭秋因资金链断裂，先后以以物抵债方式向多名债权人偿还了部分债务，陈妙玲、黎铭秋并没有逃避债务的恶意。在涉案转让协议签署前后，因陈妙玲、黎铭秋无法偿付对外负债，在多名债权人催促下，陈妙玲、黎铭秋只能陆续用自己名下的财产分别抵偿给不同的债权人，其中包括伍棠时、麦杏珠。早在2012年，伍棠时就以抵债900万元的方式获得了陈妙玲、黎铭秋名下的一块土地。双方也协商过以陈妙玲、黎铭秋名下的其他土地抵偿债务，但因伍棠时、麦杏珠的原因未能实际履行。在陈妙玲、黎铭秋的所有债权人中，伍棠时、麦杏珠是拿到资产和现金最多的债权人，也是优先与陈妙玲、黎铭秋协商以物低债的债权人。而且，自2012年起陈妙玲、黎铭秋就将名下大部分土地出租收益支付给伍棠时、麦杏珠用于还债。但是伍棠时、麦杏珠后来反悔未办理相应抵债土地的更名手续，陈妙玲、黎铭秋才陆续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土地分别抵偿给其他债权人。可见黎铭秋并没有向伍棠时、麦杏珠隐瞒事实，也没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恶意。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签署于2013年11月5日，直至2013年11月9日，一审法院才向陈妙玲、黎铭秋送达伍棠时、麦杏珠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起诉状、受理通知书、保全裁定书及查封扣押清单，这表明陈妙玲、黎铭秋处置涉案土地的行为并非基于伍棠时、麦杏珠的诉讼行为，不存在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主观恶意。（三）涉案土地未列入上述民间借贷案件的查封财产范围，陈妙玲、黎铭秋有权进行处置。伍棠时、麦杏珠在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申请在2000万元的范围内对陈妙玲、黎铭秋进行财产保全，根据该案的查封清单，一审法院从未要求当地村委会协助查封涉案土地，也未将涉案土地列入查封冻结的财产范围。在该案中，一审法院已足额查封了价值2000万元的财产。伍棠时、麦杏珠的财产保全请求已经得到全部满足，其债权实现也有了充分的保障，在此情况下，陈妙玲、黎铭秋有权自行处置涉案土地。（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转让行为导致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无法实现与客观事实不符。早在伍棠时、麦杏珠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之前，陈妙玲、黎铭秋在2012年已通过转让土地方式抵偿了对伍棠时、麦杏珠的900万元借款本金，并通过现金和土地租金等方式偿还了400多万元的利息。上述民间借贷诉讼进行执行程序后，已共计执行到729万余元，现伍棠时、麦杏珠仅剩余2570万余元的债权未能实现。陈妙玲、黎铭秋仍有三块土地处于法院查封之中，后续法院将通过评估拍卖方式实现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转让行导致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无法实现，与事实不符。四、陈妙玲、黎铭秋与案外人黎湛秋、叶敏良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陈妙玲、黎铭秋向案外人黎湛秋、叶敏良转让其他土地是陈妙玲、黎铭秋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伍棠时、麦杏珠合法权益的一部分，进而推定涉案土地转让行为无效，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陈妙玲、黎铭秋与黎湛秋、叶敏良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其次，伍棠时、麦杏珠确实对陈妙玲、黎铭秋与黎湛秋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提起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但该案正在审理之中，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其他案件的法律事实进行评判，明显不当。再次，陈妙玲、黎铭秋曾在2012年7月15日与伍棠时、麦杏珠签订了转让陈妙玲、黎铭秋名下位于南海区九江镇的三块土地用以抵偿债务的协议，该协议同样没有约定对价。但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伍棠时、麦杏珠怠于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并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申请法院查封该三块土地，其以实际行为不再履行前述土地的转让协议。在此情况下，陈妙玲、黎铭秋才于2013年10月16日与叶敏良签订相关土地的转让协议。根据（2016）粤06民终5361号以及（2018）粤06民终11864号民事判决作出的认定，陈妙玲、黎铭秋与叶敏良关于上述土地转让行为因未经当地村委会盖章办理相关手续而无法对抗法院的查封效力。且（2018）粤06民终11864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陈妙玲、黎铭秋与叶敏良之间不存在伍棠时、麦杏珠所称的恶意串通行为。如若本案与该案存在关联，也能从侧面证明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陈庆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伍时棠、麦杏珠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伍时棠、麦杏珠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土地转让协议》以及陈庆秋与涌口村的《租赁土地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第七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客观行为方面要件的规定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从文义上理解，它针对的是“受偿债权减少”的行为，债务人必须是实施了如放弃债权或者债权担保的单方行为，可以是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双方行为，从而削弱其偿债能力，最终损及债权的保障，方有可能产生被撤销的后果，强调的是维持债权人的现有地位不被恶化，非以惩罚债务人为目的。而无效合同确认制度则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它仅仅可针对财产法律行为中的“合同目的”的行为发挥作用，这从第五十二条字面即可清晰察知。也就是说，上述无效情形的适用要求债务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损害第三人利益，且通过与相对人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订立合同的外部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强调的是合同本身的根本目的是否违法，更以双方协同一致的行为为必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七十四条关于债务人主观方面要件的规定不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字面意思可得出，并不一定要求债务人存在主观恶意的要求，即使债务人没有主观恶意，也可适用本条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则不同，其必须要求债务人签订合同目的的主观心态，必须要有为了追求诈害债权的积极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只在行为人出于追求损害第三人利益之目的而签订相关合同时,方得依据该条规定使之无效。反之，如若行为人“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人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时，则当然就不能适用该条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第七十四条关于第三人方面要件的规定不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可以理解得出：在无偿行为中，第三人所获取的利益是没有支付对价而获取的，若予以撤销，第三人也只不过是丧失了无偿所得的利益而已，并没有对其产生积极的损害结果，因此在这种无偿的情况，根本不用考虑第三人的主观意思，均可予以撤销；然而在有偿行为中则不同，第三人所获取的利益是通过合理、符合市场客观事实的对价或者高价而得来的，若予以撤销第三人的利益将直接受到损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是善意的状态，除非第三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恶意受让，否则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则不同，从文义解释中即可得出，第三人必然在行为过程中达成了通谋合意和意思联络，而绝非消极的单方知情，否则就不是“串通”。不仅如此，第三人串通的意思表示也必须具备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才可适用合同无效制度干涉合同的意思表示。（四）结合伍棠时、麦杏珠、和黎铭秋以及陈庆秋之间的借贷、抵债情况，黎铭秋和陈庆秋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没有损害伍棠时、麦杏珠利益的目的。当时黎铭秋因做生意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不断向朋友、亲戚借款，借款对象包括伍棠时、麦杏珠和陈庆秋。因资金链断裂，黎铭秋无法按约归还借款，于是从2012年开始用自有物业转让给债权人抵偿债务。2012年7月，黎铭秋将位于九江镇大正石塘口的三块土地转让给伍棠时、麦杏珠用于抵偿债务。伍棠时、麦杏珠于2012年7月取得土地后，实际收取土地租金至2013年10月。2012年10月，黎铭秋将位于龙江镇排沙工业大道的土地转让给伍棠时、麦杏珠用于抵偿债务，伍棠时、麦杏珠取得该土地后实际收取该土地的租金至2013年10月。2012年12月，黎铭秋将位于龙江镇涌口工业区的土地转让给伍棠时、麦杏珠用于抵偿债务，伍棠时、麦杏珠至今仍在实际使用该土地。2013年11月，黎铭秋将涉案土地转给陈庆秋用于抵偿债务。上述抵债做法是黎铭秋为了清偿债务，对每个债权人都实施的方案，不存在只用物业抵偿陈庆秋和黎湛秋的债权。上述抵债行为没有任何针对性，不可能是为了损害某一债权人利益而签订虚假的《土地转让协议》。而且，在抵债时，由于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金额大，黎铭秋抵偿给伍棠时、麦杏珠的土地更多、更好，伍棠时、麦杏珠也从2012年开始实际收到有关土地的租金。至于伍棠时、麦杏珠为何后来退还部分土地给黎铭秋，陈庆秋不得而知。从上述情况来看，伍棠时、麦杏珠违反承诺不要抵债土地，反而主张黎铭秋其他抵债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没有理据。从签订《转让土地协议》的动机可以看出，黎铭秋的目的只是为了清偿债务，不存在为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与他人恶意串通的情形。陈庆秋以合理的对价取得了涉案土地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五）若一审法院认定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的抵债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则陈庆秋认为黎铭秋将位于龙江镇涌口富华路1号之二的土地转让给伍棠时、麦杏珠的行为，也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陈庆秋的财产权益。综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第七十四条的适用情形，陈庆秋与黎铭秋签订的《转让土地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无效情形的任何构成要件，若伍棠时、麦杏珠认为陈庆秋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其债权受偿的话，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陈庆秋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而并非是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伍棠时、麦杏珠违背客观事实以及伦理道德，明知涉案土地是真实的抵债行为，却故意提起诉讼，扭曲客观事实，恶意侵害陈庆秋的财产权益，且本案应当适用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伍棠时、麦杏珠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陈庆秋、伍棠时、麦杏珠及黎铭秋之间都是相互认识的，大家之间的财富情况，谁欠了谁的钱，谁有什么财产，各人基本上都是相互知道的。因此，伍棠时、麦杏珠很清楚，黎铭秋拖欠陈庆秋几百万元借款的事实。黎铭秋在2012年开始资产状况恶化，原因是其存有大量的借贷债权无法收回。当时，陈庆秋也担心自身的债权无法得到保障，不断催促黎铭秋清偿债权。2013年，陈庆秋得知伍棠时、麦杏珠己将黎铭秋诉至法院，故陈庆秋担心黎铭秋所有的财产均被伍棠时、麦杏珠处理导致自身债权无法清偿，故其要求黎铭秋立即清偿债务。黎铭秋为了清偿对陈庆秋的债务，也使用了像对伍棠时、麦杏珠一样的还款方案，将涉案的土地进行抵债。因此，不存在伍棠时、麦杏珠所主张的串通情形，况且黎铭秋已将很多土地抵偿给了伍棠时、麦杏珠。以上事情的经过，伍棠时、麦杏珠是知情的。根据伍棠时、麦杏珠起诉黎铭秋的（2013)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1号案可知，当时伍棠时、麦杏珠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将涉案的土地均列入了财产保全的清单里。但当时由于涉案的土地已经用于抵债给陈庆秋，故一审法院无法查封涉案的土地。因此，伍棠时、麦杏珠在2013年就明确得知涉案的土地抵债给了陈庆秋后，其认为此事是正常和合理的，因此，在2013年到2019年的6年时间里，伍棠时、麦杏珠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没有就此事向法院、涌口村委会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也没有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或者确认无效之诉。若伍棠时、麦杏珠真认为是恶意串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伍棠时、麦杏珠早就应当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伍棠时、麦杏珠在事隔多年后罔顾他人合法财产恶意提起本案诉讼，违背客观事实以及伦理道德。因此，结合前述第一点上诉理由，本案的适用法律应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规定，伍棠时、麦杏珠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三、借贷从亲属开始，偿还债务也优先偿还亲属的债权，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若相关行为被认定均是存在恶意串通的动机或企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常分析，民间借贷作为出借人分两种：一种是借给亲戚，一种借给朋友。借给亲戚一般都存在“帮忙”的性质，容易出借，借款一般没有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间大多口头约定，即使约定了也未必到期催收，大多碍于情面看情况催收，有钱慢慢还，大部分不会起诉;借给朋友一般都存在“稳妥”的性质。不太容易出借，一般都签订正式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记载明确的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利息等，流水比较清晰，到期后基本准时催收，要求立即还款，且大部分人会选择起诉。因此，在债务人在偿还债务的问题上，于情于理,优先偿还亲戚借款再还朋友的，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陈庆秋与黎铭秋确实存在亲属关系，陈庆秋是基于帮忙的心态才借款给黎铭秋的，而且借款均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均是约定“有了就还”，光是还款时间这方面，就给予了黎铭秋在生意周转上很大的空间和帮助。虽然陈庆秋的债权并没有诉至法院，但均属于合法借款，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黎铭秋在债务恶化的情况下，用其所有的土地偿还陈庆秋的债权，合情合理。实际上，伍棠时、麦杏珠仅仅是黎铭秋的朋友，但黎铭秋在债务的处理上却优先清偿了伍棠时、麦杏珠的债务，之后再考虑到偿还亲属陈庆秋的债务。因此，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偿还亲属陈庆秋的借款是存在恶意串通的动机或企图，罔顾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违背法律正义。四、一审法院对陈庆秋提交的借条只字不提的情况下，认为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往来是合作关系，没有依据，属于违法裁判的行为。根据相关举证规则，若伍棠时、麦杏珠认为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的涉案款项往来是属于其他生意或者业务的往来，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伍棠时、麦杏珠从未就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的款项提出质疑，伍棠时、麦杏珠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以上均有庭审笔录予以证实。然而，一审法院却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作出了相反的认定，属于违法裁判的行为。五、根据黎铭秋向各债权人转让抵债土地的交易习惯可知，均是由受让人到村委会直接以其名义重新签署《土地转让协议》的形式完成抵债行为，从未约定过对价。一审法院以是否有对价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本不符合黎铭秋的交易习惯。根据黎铭秋的交易习惯可知，黎铭秋针对不同债权人的不同债权金额，选择与该债权金额相近土地进行抵债，一块土地不够的就两块，以此类推。双方确认后，直接前往村委会，由债权人与村委会直接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变更合同主体即可，以此清偿全部的债务，此后双方互不拖欠。因此，黎铭秋在抵债过程，从未与债权人签署过任何的抵债协议，也无需约定对价。本案中，黎铭秋与伍棠时、麦杏珠的抵债行为也一样。由于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金额较大，故黎铭秋选取与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相近的多块土地进行抵债，用于结清全部的债权债务，此后互不拖欠。上述土地抵债行为中，均没有签订任何的抵债协议或是约定过任何的对价,只是直接到村委会重新签署《土地转让协议》而己。而（2013）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认定了相关抵债土地为何约定了对价，是因为当时伍棠时、麦杏珠将抵债的土地中的4块土地退还了黎铭秋，导致黎铭秋不足额清偿拖欠伍棠时、麦杏珠的借款，且法院在庭审中要求黎铭秋要确定一个价值，故双方才约定了对价为900万元。因此，如果认为没有约定对价是陈庆秋与黎铭秋恶意串通的一种表现形式，则伍棠时、麦杏珠与黎铭秋之间的抵债行为也同样属于恶意串通。六、目前涉案土地已并非2007年的涉案土地，涉案土地因规划改造，地理位置、面积均发生了实际变化，且在涉案土地上，陈庆秋已与他人合资组建物流园，各投资人共同出资在涉案土地上兴建厂房，与其他宗地构成整体，根本不存在返还的条件。涉案的土地实际因佛山市顺德区**规划的需要，涉案土地一部分己经变成一条公路，因上述规划的存在，龙江镇涌口村委会将涉案土地相近的地块与陈庆秋的地块进行了置换。因此，涉案土地与黎铭秋在2007年取得的土地在形状上、地理位置上己经完全不一样。2014年5月14日，陈庆秋与刘仁帮、苏光祥、刘显和、张少贞、吴淦荣等人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各合伙人共同将以自身相互挨近土地以及外加部分现金的形式作为出资，共同成立合伙建设和经营“富邦物流园”。各合伙人将出资的土地共同组成一块更大的地块，并以此地块作为一个整体在上面兴建物流城。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各合伙人共同合共投资1330万元，其中陈庆秋与陈桂嫦共同占该“富邦物流园”合共31.586％的份额。签订协议后，各方按约定均完成了出资，并在地块上兴建了建筑物。建筑物的兴建大部分在陈庆秋与刘仁帮的地块上，相互交错，无法分割。且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均并非陈庆秋独资出资兴建的，均是各合伙人共同的资金合资兴建的。因此，涉案的土地根本无法与其他土地进行区分，目前已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运营，更不可能将土地切割出来，并将建筑物切成两半返还。涉案的土地目前根本不具备返还的条件，涉案的土地已与其他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形成了整体，无法分割。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就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且在陈庆秋己提交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仍认定“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不能返还”，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陈庆秋在二审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存在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一）一审判决认定黎铭秋未拖欠陈庆秋债务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真实，陈庆秋与黎铭秋签署的转让协议是陈庆秋作为债权人接受债务人以物抵债的协议，该协议是有对价的，且合法有效。陈庆秋提供了银行交易记录、借据等证据显示，陈庆秋以其控制的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发兴实业有限公司及妻子吴雁贤、儿子陈颖波账户多次转账出借资金，证明陈庆秋与黎铭秋夫妇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经一审庭审质证，伍棠时、麦杏珠也确认了该部分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仅是否认证据的关联性。该部分银行流水主要发生在陈秋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并直接否认了陈庆秋与黎铭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黎铭秋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陈庆秋与其签署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实际上是以物抵债，属于正常的债权追索行为。关于涉案土地抵偿债务的金额，虽然协议中未约定，但当事人口头约定为550万元，并非没有对价。涉案转让协议是格式合同，由当地资产管理办公室提供，合同条款中没有转让价格条款，符合当地的办事惯例，并非当事人有意隐瞒。（二）一审判决基于陈庆秋与黎铭秋的亲属关系，认定其应当知晓黎铭秋的资产及负债情况，并以此推定其在签署涉案协议时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属于主观臆测。陈庆秋虽然是黎铭秋亲属，但并不必然清楚了解黎铭秋夫妇对外的所有负债，也不能详细且准确地知道黎铭秋夫妇的资产，陈庆秋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和责任在签署涉案协议时知晓这些情况。因此，一审判决基于陈庆秋是黎铭秋亲属的身份，就认定其应当清楚且准确地知道这些情况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三）陈庆秋受让涉案地块的原权利人是黎铭秋，该块土地在转让时既无抵押，也没有任何司法查封或其他权利瑕疵。陈庆秋受让后当天就已经在当地资产管理办公室办理了相关更名登记手续。伍棠时、麦杏珠曾于2013年10月向一审法院起诉黎铭秋偿还借款，并申请对其名下大量的土地进行财产保全，在其当时向法院提出的保全申请财产线索清单中，明确包括了涉案土地。法院最终仅查封了黎铭秋的部分财产，对涉案土地不予查封。对此，伍棠时、麦杏珠也是明知的，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就说明法院当时已经按照伍棠时申请保全的金额查封了足额的财产，对超出其申请标的金额的其它财产保全查封要求，法院依法未予采纳。因此，涉案土地权益属黎铭秋的正常财产，黎铭秋当然有权处分,其与陈庆秋达成以物抵债的土地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同时，双方又经当地资产管理办公室正常地办理了过户变更登记，该土地过户在此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交易的限制。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黎铭秋是出于隐瞒、转移财产的目的而与陈庆秋恶意串通签署涉案协议，是不能成立的。二、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并未损害债权人伍棠时、麦杏珠的合法权益，本案不具备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客观要件。伍棠时、麦杏珠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显示，自2012年起，黎铭秋就开始与其协商以黎铭秋名下不动产抵债一事，双方在2012年已经将黎铭秋的一块土地作价900万元抵偿给了伍棠时、麦杏珠。而且，自2012年起，黎铭秋就将其名下多处不动产的收益（租金）直接交给伍棠时用以支付欠款利息，前后共计有400多万元。根据伍棠时、麦杏珠在一审中补充的证据显示，2013年9月18日黎铭秋与其曾经协商以黎铭秋名下六块土地（包括涉案土地）抵偿所欠伍棠时、麦杏珠的全部债务，说明黎铭秋从未向对方隐瞒涉案土地资产。但后来因伍棠时反悔，导致这些土地未全部办理过户。伍棠时、麦杏珠之后也及时向法院起诉，并申请了法院财产保全。可见，在涉案协议签署前后，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已经得到部分清偿并通过法院查封黎铭秋的部分财产而获得了切实的保障。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因涉案协议的签署，导致出现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伍棠时、麦杏珠债权无法实现的后果。这也是伍棠时、麦杏珠知晓涉案土地抵债后长达六年的时间一直未提出异议的原因。其次，伍棠时、麦杏珠起诉黎铭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判决执行后，又通过拍卖财产获得了部分清偿，目前还有法院查封的黎铭秋名下三块土地尚未处置，后续仍可继续获得清偿，故本案以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利益受到损害作为认定涉案协议无效的依据不能成立。另外，根据一审的证据显示，黎铭秋同样也将其另外一块地抵债给了伍棠时。同时期发生的两次以物抵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黎铭秋抵债给伍棠时的行为合法有效，而抵给陈庆秋的行为则是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上述认定属双重标准，对陈庆秋极不公平的。黎铭秋至今尚欠陈庆秋几百万元，如果法院认定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的土地转让无效，那么也应认定黎铭秋和伍棠时之间的土地转让无效。陈庆秋同样可以怀疑黎铭秋与伍棠时之间也可能是在恶意串通，导致陈庆秋剩余的债权至今无法实现。三、一审判决以高度可能性取代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来认定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伍棠时、麦杏珠起诉主张的是黎铭秋与陈庆秋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对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认定，应以“排除合理怀疑”而非“高度可能性”为审查标准。而一审判决却以高度可能性为判断认定本案事实的标准，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四、即使法院认定涉案协议无效，陈庆秋在本案中系善意第三人，其权益应得到保护。陈庆秋作为黎铭秋其中一个债权人，他在签署涉案合同时并无任何主观上的恶意，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支付了公平合理的对价（抵偿债权)，并经登记后实际取得了土地。涉案交易标的为集体土地租赁使用权，该土地的所有权人龙江镇涌口资产管理办公室已为涉案转让协议办理了原土地租赁合同的更名手续，即涉案交易的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并没有禁止亲属之间产生债务往来，也没有规定亲属之间不能以物抵债。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认定陈庆秋在本案中属于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五、涉案合同项下的财产标的物已交付且与其他财产权益混同，实际上已经无法原物返还。陈庆秋依土地转让合同获得涉案的土地权益后，因佛山市顺德区**规划的需要，其中一大部分已经变成一条公路，为配合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当地资产管理办公室用其他地块与陈庆秋的地块进行了部分置换，现该地块与黎铭秋在2007年取得的土地已经完全不一样，原物已不复存在。2014年5月14日，陈庆秋又与案外人刘仁帮、苏光祥、刘显和、张少贞、吴淦荣等人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各合伙人共同将以自身相邻的土地以及外加部分现金的形式作为出资，共同成立“富邦物流园”，合伙建设、合伙经营。各合伙人以各自的土地共同组成一块更大的地块，并以此地块作为一个整体在上面兴建物流城。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各合伙人共同合共投资1330万元，其中陈庆秋与陈桂嫦共同占该“富邦物流园”合共31.586％的份额。签订协议后，各方按约定均完成了出资，并在地块上兴建了建筑物。建筑物的兴建大部分在陈庆秋与刘仁帮的地块上，相互交错，无法分割。且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均并非陈庆秋独资出资兴建的，均是各合伙人共同的资金合资兴建的。因此，涉案的土地根本无法与其他土地进行区分，目前以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运营。涉案土地已与其他土地权益混同，不可能将土地及建筑物切割返还。如强行分割，将严重损害众多其他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伍棠时、麦杏珠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陈庆秋与陈妙玲是同胞兄妹关系，双方之间存在频繁大额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经济交易往来，且无法证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无法证实陈妙玲、黎铭秋欠陈庆秋大额款项。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无约定对价，且无支付真实合理对价，签订时间在明知被伍棠时、麦杏珠起诉之后。就涉案土地黎铭秋与龙江镇涌口资产管理办公室签订的《租赁土地合约》原件由伍棠时、麦杏珠持有。与亲友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是陈妙玲、黎铭秋惯用手段，除本案外还包括：1.将位于南海九江的三块土地转让给叶敏良（陈妙玲外甥女梅惠容的丈夫），并恶意提起多起执行异议之诉，现相关异议均己被法院驳回，土地处于执行当中；2.位于顺德龙江排沙社区另15亩地块也是无支付任何对价转让给黎湛秋（黎铭秋的同胞兄弟），伍棠时、麦杏珠己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尚在审理当中。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认定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判决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认定事实清楚、准确，判决正确。二、根据二审中的新证据以及一审判决后发生的新情况，足以有力证明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一）根据新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充分证明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明确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陈妙玲、黎明秋、陈庆秋故意隐瞒对其不利的交易事实，通过截取部分交易信息，捏造陈妙玲、黎铭秋欠陈庆秋钱的事实，再次恶意串通，通过一个虚假行为掩盖另一个虚假行为。（二）根据当事人掌握的其他新证据，足以证明2014年陈妙玲、黎铭秋与梅惠容（陈妙玲的外甥女）、谢贯文（陈妙玲的亲姐夫）之间的两个民间借贷诉讼为虚假诉讼，陈妙玲、黎铭秋恶意串通梅惠容、谢贯文以相同的手段虚构债务，稀释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现当事人己准备对该两判决提起撤销之诉。（三）陈妙玲、黎铭秋在位于南海九江的三块土地转让给叶敏良被法院驳回后，又恶意串通朋友陈乃波、吴慧明夫妇，虚构租赁关系，以不合理的低价出租给吴慧明，虚设优先购买权，企图阻扰法院执行，相关异议已被执行法院驳回。（四）执行法院己就陈妙玲、黎铭秋存在诸多恶意、虚假，以及阻扰执行等恶劣违法犯罪行为，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陈妙玲、黎铭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陈妙玲、黎铭秋的刑事责任。以上新证据和执行法院查明认定的新事实、采取的新执行措施，均有力证明陈妙玲、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明确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且陈妙玲、黎铭秋为逃避债务、阻扰执行，与亲友之间恶意串通、捏造事实、虚假诉讼是其惯用手段。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的证明，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该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在伍棠时、麦杏珠提供足够证据有效证明陈妙玲、黎铭秋存在恶意串通事实后，陈妙玲、黎铭秋无法证明该事实不存在之下，确信陈妙玲、黎铭秋、陈庆秋恶意串通具有高度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从而认定该恶意串通事实存在，适用法律准确。（二）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陈妙玲、黎铭秋、陈庆秋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认定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适用法律准确。（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鉴于本案土地使用权转移行为无效，即陈庆秋并非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故其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也当然无效。陈庆秋因《土地转让协议》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所有权应当返还。且涉案土地已被一审法院保全查封，不存在返还的障碍。一审法院判决陈庆秋向黎铭秋、陈妙玲返还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所有权，适用法律准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黎铭秋、陈妙玲、陈庆秋的全部上诉请求，并依法对黎铭秋、陈妙玲、陈庆秋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伍棠时、麦杏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租用地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陈庆秋向黎铭秋、陈妙玲返还位于龙江镇涌口工业区沿江路8号之二一块5.73亩的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3.判令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25日，黎铭秋（乙方）与龙江镇涌口资产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租赁土地合约》一份，约定乙方租用甲方工业区沿江路8号之二土地，用于建设办厂，土地使用面积为5.73亩，租用期限为25年，即从2007年8月1日至2032年7月31日止。上述合约签订后，黎铭秋依约缴纳了有关费用并建设了建筑物，取得了上述土地及建筑物的租赁及使用权益。2013年10月29日，麦杏珠、伍棠时以陈妙玲、黎铭秋拖欠民间借贷借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3）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判决黎铭秋、陈妙玲应向麦杏珠、伍棠时偿还借款330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3年10月前的利息为1262万元，此后利息以3300万元为计算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该判决已于2014年2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11月5日，黎铭秋（甲方）与陈庆秋（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1.甲方将位于龙江镇涌口工业区沿江路8号之二B地块用地面积5.73亩的租赁土地（即上述《租赁土地合约》中约定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产权全部转给乙方；2.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后起即时生效；3.签订该协议后，该厂房与涌口资产办有关的费用与甲方无关，全部由乙方负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伍棠时、麦杏珠认为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黎铭秋将其位于龙江镇涌口工业区沿江路8号之二B地块用地面积5.73亩的租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转让与陈庆秋，属恶意串通，损害了伍棠时、麦杏珠的合法权益，该协议应为无效，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对此不予认同，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属于恶意串通？一般来说，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了牟取不法利益而通过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的行为人主观上须具有恶意，其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而仍予以实施。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应结合具体案情、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市场交易主体的通常行为习惯等予以综合评判。本案中，其一，转让人与受让人具有亲属关系。其中，黎铭秋与陈妙玲属于夫妻关系，陈庆秋与陈妙玲系同胞兄妹。显然伍棠时、麦杏珠作为黎铭秋、陈妙玲的债权人与受让人即陈庆秋的亲缘远近不同，地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伍棠时、麦杏珠的利益诉求在于使自己的债权得到实现，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则可能会存在转移财产，以逃避对伍棠时、麦杏珠应履行的债务的动机或企图；其二，黎铭秋、陈妙玲应清楚其有关债权债务及资产情况，陈庆秋作为近亲属也可能知情。在一审庭审中，黎铭秋自认其当时负债几千万元，不管其陈述的债权人、具体金额是否属实，根据生效判决，无疑其对伍棠时、麦杏珠的负债占非常大的比例，而这些情况，黎铭秋、陈妙玲应是明知的。另外，从法院调取的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多年来的银行流水可知，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之间多年来存在非常多笔大额的相互经济往来，该经济往来应远远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因此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不仅仅存在亲属关系，而且还可能存在生意或其他业务往来，作为亲戚以及业务或生意伙伴，陈庆秋也应对黎铭秋、陈妙玲的经营、资产及债权债务包括对伍棠时、麦杏珠所负的大额债务有一定的了解；其三，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无约定对价。涉案协议仅约定黎铭秋将涉案租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转让与陈庆秋，却没有约定任何对价。须知，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具有比较高的财产价值，而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转让变现的具体金额直接关系到黎铭秋、陈妙玲可以实现的财产利益，因此该财产转让的价款条款必然应成为双方协议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但双方却对此未作约定，显然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符。黎铭秋在一审庭审中称其对陈庆秋负有大额债务，该协议的对价即是抵销该债务。首先，如上所述，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之间多年来存在非常多笔大额的相互经济往来，即使该经济往来均理解为借贷资金往来，但经统计，并不能得出黎铭秋、陈妙玲有拖欠陈庆秋大额债务的结论；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大额债务，由于双方未对抵销作出明确约定，陈庆秋可随时再向黎铭秋、陈妙玲主张债权，这样黎铭秋、陈妙玲将资产抵债后，仍然面临着被他人追索债权的状态，其权益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其未对抵债以及抵债的具体金额作出约定，显然亦与常理不符；其四，伍棠时、麦杏珠留存有黎铭秋与龙江镇涌口资产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的《租赁土地合约》的原件等，而且伍棠时、麦杏珠在2013年10月向法院对黎铭秋、陈妙玲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前，长期直接代为收取涉案土地及建筑物的租金以抵偿债务，无证据证明伍棠时、麦杏珠系通过其他不当途径得到上述原件，也从侧面证实黎铭秋、陈妙玲应与伍棠时、麦杏珠有达成通过该财产的收益以偿还拖欠伍棠时、麦杏珠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黎铭秋、陈妙玲欲实施转让行为，理应通知或知会伍棠时、麦杏珠，但目前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黎铭秋有就此通知过伍棠时、麦杏珠；其五，黎铭秋还存在其他转让行为。在伍棠时、麦杏珠2013年10月向黎铭秋、陈妙玲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前后，黎铭秋、陈妙玲可支配的财产有五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黎铭秋、陈妙玲均在当时转让与他人，包括：1.本案土地转让与陈庆秋；2.有三块土地所谓转让与叶敏良（据伍棠时、麦杏珠称系陈妙玲姨外甥女梅惠容的丈夫）；3.有一块土地转让与黎湛秋（黎铭秋的同胞兄弟），上述土地及建筑物的转让均未对对价作出明确约定，目前就涉及转让与黎湛秋的土地及建筑物，伍棠时、麦杏珠亦有另案提起合同无效诉讼，黎铭秋、陈妙玲所谓转让与叶敏良的三块土地，当时已由法院查封，叶敏良则另案提起多起执行异议之诉，虽然现均已被一、二审法院驳回，但也导致法院多年来在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情况下，也未能使伍棠时、麦杏珠诉黎铭秋、陈妙玲的民间借贷案得到有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黎铭秋、陈妙玲在明知自己有应向伍棠时、麦杏珠偿还的大额债务而没有偿还、也未提供其他足以偿还伍棠时、麦杏珠债务的财产做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将自己可以支配的财产全部转让与自己亲属，且均未对价作出明确约定，该转让行为必然导致陈妙玲、黎铭秋无可供偿还债务的财产，伍棠时、麦杏珠的债权无法实现。根据上述规定，法院确信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属恶意串通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此，法院确认黎铭秋与陈庆秋之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行为属恶意串通行为，该行为损害了第三人即伍棠时、麦杏珠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上述规定，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因属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等不能返还，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陈庆秋应将涉案土地等返还与黎铭秋。至于陈庆秋已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建设作其他用途，如返还的话将不可避免产生较大损失，其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另案主张要求过错方进行赔偿，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黎铭秋与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二、陈庆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铭秋、陈妙玲返还位于顺德区龙江镇涌口工业区沿江路8号之二5.73亩土地的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相关权益（地段位置以2007年8月25日黎铭秋与龙江镇涌口资产管理办公室签订《租赁土地合约》附图为准）。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共计16320元，由黎铭秋、陈妙玲、陈庆秋共同负担。陈妙玲、黎铭秋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发兴实业有限公司的付款说明书；2.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发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3.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莉煌喷胶棉厂的付款说明书；4.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莉煌喷胶棉厂的工商登记信息；5.案外人陈贵嫦的《土地转让协议》；6.（2013）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1号案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的快递单及投递情况查询记录；7.诉讼保全申请书、查封冻结财产清单；8.（2014）佛顺法龙执字第140之四号执行裁定书；9.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0.电子汇划划（收）款补充报单；11.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土地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收据；12.陈乃波与陈庆秋签署的协议；13.《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14.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土地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收据及记账凭证；15.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帐凭证；16.陈乃波、黎铭秋和张健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伍棠时、麦杏珠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陈妙玲的银行账户流水、银行交易明细表；2.伍棠时、麦杏珠的申请书和当事人向法院提交材料证据清单；3.黎宇昆的银行账户流水。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陈妙玲、黎铭秋提交的证据1-4，仅凭案外人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莉煌喷胶棉厂和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发兴实业有限公司事后出具的付款说明不足以证明相关款项性质属陈妙玲、黎铭秋向陈庆秋的借款，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陈妙玲、黎铭秋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本院不予采纳；陈妙玲、黎铭秋提交的证据6-8，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妙玲、黎铭秋提交的证据9-16反映的涉及案外人的交易情况，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本院对该部分不予采纳。伍棠时、麦杏珠提交的证据1、2，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伍棠时、麦杏珠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陈庆秋在一审答辩称，截止至2013年11月，黎铭秋尚欠其约700-800万元没有归还；黎铭秋在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时称，在转让涉案土地时，其欠陈庆秋借款本金500万元左右；陈庆秋在二审第二次法庭调查时称，在转让涉案土地时，黎铭秋大概欠其600多万元。在二审第二次法庭调查中，伍棠时和陈庆秋均确认，彼此已经认识很久了；陈庆秋还确认，其与黎铭秋做过买卖交易的生意，黎铭秋还介绍其买过土地；黎铭秋和陈庆秋均确认，其没有在涉案土地上加建过其他建筑物；伍棠时、麦杏珠确认，其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只收到了700多万元执行款，目前只剩下九江的3块土地可供执行，该3块土地的评估价值合计只有800多万元。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判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陈妙玲、黎铭秋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伍棠时和麦杏珠利益的合同；2.若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因存在恶意串通而被认定无效，则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伍棠时和麦杏珠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作出的意思表示。一般而言，债权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相关合同无效，其不仅要证明债务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损害其利益的行为，还要证明债务人与受让人在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关于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证明，不仅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且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结合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当前司法实践情况，本院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1.债务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受让人是否未实际支付对价；2.债务人和受让人是否明知转让的资产来源和债务人的欠债情况。具体至本案，首先，关于黎铭秋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或陈庆秋是否未实际支付对价的问题。本案中，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没有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而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在本案中均明确主张，上述协议所约定的土地转让是为了抵偿陈妙玲、黎铭秋所欠陈庆秋的借款债务。因此，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的上述辩解主张成立的前提是，在上述协议签订前，陈庆秋对陈妙玲、黎铭秋享有合法有效的借款债权，而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应举证证明该借款债权属实。经审查，陈庆秋在一审期间仅提交了一份借据，该借据只载明黎铭秋向吴雁贤借款300万元，而从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的个人的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来看，相关银行流水无法与上述借据形成具体、明确的对应关系，且从银行流水所反映的款项流转情况来看，无法得出陈庆秋向陈妙玲、黎铭秋出借了大额款项的结论。虽然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在一、二审还提交了案外人的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但由于黎铭秋和陈庆秋之间本身存在买卖和合作买地等其他交易，在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部分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同时，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在一、二审庭审中关于转让涉案土地时陈妙玲、黎铭秋尚欠陈庆秋的借款金额所作陈述不够清晰准确，且相关陈述还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该事实表明其所主张的借款事实的可信度不高。另外，根据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的陈述，涉案土地在转让时的价值低于陈妙玲、黎铭秋欠陈庆秋的借款金额，但是本案并无有效证据显示在涉案土地转让之后陈妙玲、黎铭秋有过其他清偿行为或陈庆秋明确作出过免除陈妙玲、黎铭秋剩余债务的意思表示，显然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综上几点，因本案现有有效证据无法证明陈庆秋在受让涉案土地时对陈妙玲、黎铭秋享有高达几百万元的借款债权，同时，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亦未能举证证明陈庆秋对陈妙玲、黎铭秋享有其他有效债权，故本院认定陈庆秋在受让涉案土地时未向陈妙玲、黎铭秋支付合理的对价。其次，关于黎铭秋和陈庆秋是否明知转让的涉案土地来源和黎铭秋欠债情况的问题。黎铭秋作为债务人和涉案土地原权利人，其必然清楚自己对伍棠时、麦杏珠所负债务以及涉案土地的来源情况。陈庆秋与陈妙玲属兄妹关系、陈妙玲与黎铭秋是夫妻关系，即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亲属关系，仅从这一点分析，陈庆秋很可能知晓陈妙玲、黎铭秋对外负债及涉案土地来源情况。而且，陈庆秋和黎铭秋除了是亲属关系，其二人还进行过货物买卖和合作买地等交易，陈庆秋在涉案土地转让之前与伍棠时也是相互认识的，因此，陈庆秋作为黎铭秋的生意伙伴，极有可能知道黎铭秋的负债情况和涉案土地来源情况。另外，陈庆秋在上诉意见中明确指出，陈妙玲、黎铭秋、陈庆秋和伍棠时、麦杏珠都是相互认识的，龙江的圈子并不大，大家彼此了解对方的财富情况和负债情况，并据此认为伍棠时、麦杏珠应当知道陈妙玲、黎铭秋对陈庆秋的负债情况。但是在回应自己是否知道陈妙玲、黎铭秋对伍棠时、麦杏珠的负债情况时，陈庆秋又坚称不知情。由此可见，陈庆秋的上述陈述意见存在前后矛盾之处。陈庆秋在上诉意见中还提出，其知道黎铭秋在资产状况从2012年开始恶化，其担心自身债权无法得到保障，不断催促黎铭秋清偿债务，同时，其还得知伍棠时、麦杏珠于2013年起诉陈妙玲、黎铭秋，其担心黎铭秋所有财产被伍棠时、麦杏珠处理，遂要求黎铭秋立即清偿债务。陈庆秋的上述上诉意见亦可从侧面进一步印证，陈庆秋对黎铭秋的负债状况及涉案土地权属情况都是了解的。综上几点，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案案情的基础上，认定陈庆秋对陈妙玲、黎铭秋的有关资产状况及负债情况是明知的，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几点，本院认为，黎铭秋在没有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名下的涉案土地转让给陈庆秋且陈庆秋对黎铭秋的负债情况和土地权属来源情况是明知的，具有高度可能性。虽然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对上述事实均持有异议，但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辩解主张既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换言之，黎铭秋与陈庆秋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不但具有高度可能性，且基本上可以排除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提出的合理性怀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的合同，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签订，在客观上对伍棠时、麦杏珠诉陈妙玲、黎铭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顺利执行造成了不利影响，即该合同损害了伍棠时、麦杏珠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黎铭秋和陈庆秋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二、涉案《土地转让协议》被认定无效后，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合同无效，意味着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应将合同的财产后果恢复到合同订立以前的状态。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均明确规定，当事人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此，在涉案《土地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陈庆秋基于该合同而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等相关权益，应返还予陈妙玲、黎铭秋一方。虽然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均以涉案土地现状已发生变更且陈庆秋与案外人在涉案土地进行了新的投资为由主张已无法返还涉案土地的相关权益，但从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在本案中举示的有效证据及其在二审期间作出的相关陈述来看，并不能证明存在客观上无法克服的法律碍障导致涉案《土地转让协议》项下的土地财产权益无法返还，故本院对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就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陈妙玲、黎铭秋和陈庆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陈妙玲、黎铭秋负担11800元，上诉人陈庆秋负担1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