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7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工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4MA4UTD5L9E。法定代表人：陈少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学容，广东天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div>法定代表人：梁健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景华，广东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div>法定代表人：潘建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建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广东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广之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和公司）、佛山市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1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广之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广东广之粤公司无需承担涉案货款的清偿责任；2.判令公和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公和公司在一审期间作虚假陈述，导致一审判决遗漏诉讼主体，程序错误。（一）涉案货款的交易双方应是公和公司和广东粤顺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顺公司），公和公司隐瞒真实交易关系，存在虚假陈述。粤顺公司于2016年11月成立，粤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潘建强，持有90%的股权，另一股东潘祖宽是潘建强的父亲。佛山广之粤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建强，即潘建强可对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形成实际控制。冯冠华在证人证言中提及潘建强要求其从2017年以粤顺公司名义与公和公司进行交易，符合逻辑且真实，应予采信。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广东广之粤公司经了解，公和公司提交的《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公司往来对账单》中标注的“2017年8月15日、送货单号2017-08-00099”、“2017年8月29日、送货单号2017年-08-00216”的货物均是由粤顺公司签收，粤顺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3日通过期票向公和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8月30日通过期票支付100000元、12月1日支付50000元、12月14日支付50000元、2018年2月15日支付货款65596元，公和公司则于2017年12月14日向粤顺公司开具金额为100000元、100000元和50000元的发票，公和公司提交的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金额为122596元的支票与上述对账单中标注的“122596元、10月30日支票未到期”相对应，足以说明涉案交易的真实双方为公和公司和粤顺公司。公和公司否认真实交易关系，仅主张粤顺公司为担保人，与事实不符。公和公司存在虚假陈述，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上述证据反映冯冠华所称的对账单上广东广之粤公司公章是错误加盖的，符合事实，一审法院仅以冯冠华为广东广之粤公司在职人员就否定冯冠华的证言的真实性，缺乏依据。（二）如前所述，涉案交易的主体为公和公司和粤顺公司，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粤顺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却未追加，属遗漏诉讼主体，程序错误，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的双方为公和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应根据送货单、收货单、对账函、货款往来等情况判断和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交易关系。本案中，从证据的证明力来看，可以反映公和公司和粤顺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但一审法院认定公和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公和公司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属于债务加入，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广东广之粤公司从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1.针对广东广之粤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广东广之粤公司、潘建强和公和公司的陈述均不一致。公和公司明知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是潘建强，而佛山广之粤公司和潘建强在法院涉及多宗债务未能清偿，如果公和公司向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和潘建强追收货款，获得清偿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公和公司才坚称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粤顺公司仅为担保人。潘建强因在担任广东广之粤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挪用和侵占广东广之粤公司的款项，被广东广之粤公司举报，广东广之粤公司和潘建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潘建强为报复广东广之粤公司而谎称没有错误加盖公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结合前述情况，冯冠华的证言更为可信，应认定广东广之粤公司仅是在对账单上错误加盖公章，而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2.经广东广之粤公司核查，粤顺公司尚欠广东广之粤公司大额债务，在旧债未清的情况下，广东广之粤公司不可能作出涉案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3.广东广之粤公司提交的《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所载明的交易的相对方仍是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公和公司特意将该对账单的客户名称更换为广东广之粤公司，但广东广之粤公司并没有在该对账单上加盖确认。如果广东广之粤公司同意债务加入，则应该在该份新的对账单上盖章确认，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广东广之粤公司之前只是错误盖章，不构成债务加入。4.债务加入相当于广东广之粤公司为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等同于广东广之粤公司为佛山广之粤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应经过股东会表决同意，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广东广之粤公司在潘建强加盖广东广之粤公司公章时作出了担保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采信公和公司关于粤顺公司是担保人的陈述，却认定广东广之粤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裁判标准不一致。现有证据反映广东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均在公和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了公章，根据一审判决的内在逻辑，粤顺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担保行为，则广东广之粤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也应属于担保行为。公和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公和公司没有隐瞒真实的交易关系，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是潘建强，且当时的业务员均是冯冠华，三个公司是关联公司和涉案货物的共同受益者，否则广东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不可能在2017年10月24日的《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上签章确认，潘建强和冯冠华同时以三个公司的名义与公和公司进行交易。二、公和公司在一审期间陈述粤顺公司为“担保人”有特定的情况和情景，涉案货款实际上跟三个公司都有关联，但当时各方协商，考虑到粤顺公司经营困难，各方口头约定先让经济状况较好的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承担货款清偿义务，不足部分再让粤顺公司承担，只是清偿先后顺序的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担保人”，粤顺公司的清偿义务并没有被免除。粤顺公司是涉案货款的债务人之一，也是特定情况下区别付款先后顺序的“担保人”，法律对此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公和公司在一审期间没有直接起诉粤顺公司，是为了简化诉讼流程，属公和公司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一审程序没有问题。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也反映了涉案货款与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均有关联。例如：1.《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的客户名称为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只是广东广之粤公司故意没有盖章确认而己；2.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记载有佛山广之粤公司的内容，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交易主体是没有问题的。广东广之粤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前后矛盾，一方面主张交易主体是粤顺公司，另一方面又主张交易主体是佛山广之粤公司；3.粤顺公司的进仓单同时记载有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的内容，且记载有广东广之粤公司业务员“冯冠华”，表明涉案交易跟三个公司都有关联。三、广东广之粤公司才是虚假陈述的一方，其在一审期间确认交易主体为佛山广之粤公司和公和公司，在二审期间又主张交易主体是粤顺公司和公和公司，其陈述明显前后矛盾。四、广东广之粤公司的盖章行为，不仅是债务加入行为，更是作为主债务人、交易主体、受益主体的对账确认行为。当时盖章时，广东广之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建强和业务员冯冠华等人均在场，盖章过程并无任何胁迫的成份，相关对账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五、实际上，涉案货款跟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均有直接的关联。首先，三个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潘建强，对外业务代表均是冯冠华。其次，公和公司提供的货物均是三个公司共同使用的。再次，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的名称均含有“广之粤”内容，属分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在名称类似、法定代表人相同、业务代表相同的情况下，潘建强的盖章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最后，涉案证据反映涉案交易主体不仅是一个公司，而与三个公司均存在关联。至于广东广之粤公司后来否认欠款，背后原因只是广东广之粤公司的新任法定代表人与前任法定代表人潘建强之间出现内部合作和股权的纠纷，但这不影响广东广之粤公司的责任主体身份。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公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向公和公司支付货款735922元及其利息（以货款735922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潘建强对佛山广之粤公司的上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期间，佛山广之粤公司、广东广之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潘建强，该期间，冯冠华在佛山广之粤公司任职采购。佛山广之粤公司经登记的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其股东是潘建强。广东广之粤公司经登记的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潘建强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2017年5月9日至2017年9月27日，冯冠华经手采购签收并由公和公司供货的货值共501069元。2017年10月24日，公和公司制作了一份《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载明应收款合共726665元，明细包括上述2017年5月9日至9月27日期间各送货批次金额（共501069元）、两张未兑现支票金额（其中1张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已退票，另票面金额为125596元的支票未到承兑期）。冯冠华在该对账单上备注“已确认”并签名。该对账单上加盖了广东广之粤公司的印章。2017年11月10日，上述票面金额为125596元的支票（出票人为案外人）被银行以出票人账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为由退票。2017年3月31日，冯冠华经手采购签收并由公和公司供货的货值70050元。2017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冯冠华经手采购签收并由公和公司供货货值共194853元。公和公司制作的上述2017年3月、5-9月、12月共16批次的送货单中，除2017年12月11日的1批次载明“购货单位：广之粤”外，其他15批次的送货单均载明“购货单位：佛山市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2019年4月23日，公和公司制作了一份《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载明应收合共735922元。该对账单明细包括了上述2017年3月、5-9月、12月共16批次货款金额，对2017年3月31日批次备注了“此单已结算30050元，未结算4万元”。2019年8月26日，公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涉讼买卖发生在2017年。期间，买方的经办（下单采购、签收货物）人员冯冠华在佛山广之粤公司任职采购；冯冠华代表佛山广之粤公司进行采购、收货，与其职责相符，其行为后果应由佛山广之粤公司承担。卖方（公和公司）自行制作的送货单大部分（即除2017年12月11日1批次外）载明“购货单位：佛山市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故公和公司是明知交易的相对方为佛山广之粤公司。虽然2017年12月11日1批次的送货单仅载明“购货单位：广之粤”，没有载明佛山广之粤公司的全称，但佛山广之粤公司的企业名称有“广之粤”的字样且该批次的交易流程与上述其他批次的交易流程一致（买方由冯冠华经办下单采购、签收收货）。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的企业名称虽然都有“广之粤”的字样且潘建强同时担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两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公和公司认为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是总公司、分公司关系的主张，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为公和公司（卖方）与佛山广之粤公司（买方）。佛山广之粤公司应向公和公司结清货款。2017年10月24日的《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经佛山广之粤公司的经办人员冯冠华备注“已确认”并签名，故法院对其对账结果予以采纳即佛山广之粤公司应付公和公司货款为726665元。公和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2017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供货货值共264903元（按70050元+194853元计）。佛山广之粤公司未举证证明己方实际履行付款的情况。因此，公和公司以其制作的2019年4月23日《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主张佛山广之粤公司应付货款735922元，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约定付款期间。对比交易发生时间（2017年），公和公司提起诉讼之日（2019年8月26日），佛山广之粤公司应付货款的履行期早已届满。佛山广之粤公司逾期支付货款造成公和公司损失并体现为款项在迟延履行期间产生的利息。公和公司要求佛山广之粤公司从起诉之日起计付货款利息，法院予以支持并核定按年利率6%计付。公和公司主张按年利率24%计付货款利息，法院不予采纳。佛山广之粤公司与广东广之粤公司对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上盖有广东广之粤公司印章的原因,陈述不一致。虽然广东广之粤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冯冠华称潘建强向其承认在上述对账单上“错误加盖了广东广之粤公司的印章”，但潘建强对此表示异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印证冯冠华的证言；冯冠华称其现任职于广东广之粤公司，证人与广东广之粤公司有利害关系。因此，法院对证人冯冠华证言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广东广之粤公司在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上加盖印章，即向公和公司作出了承担该对账单项下债务的意思表示，广东广之粤公司的行为构成债的加入。虽然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中没有列明2017年3月31日批次（货款金额70050元），但2017年3月31日批次供货发生在《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对账之前，而该对账结果包含了两张退票金额（100000元、125596元）且其金额大于2017年3月31日批次的应付货款额。因此，法院认定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所涉的两张退票包括了2017年3月31日批次的应付货款额。即2019年4月23日《佛山市公和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所列2017年3月31日批次未付货款余额40000元属于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对账结果的部分。佛山广之粤公司于本案核定的应付货款735922元，包含了2017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期间（即2017年10月24日《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出具之后）的交易批次的货款（合共194853元）结算款项。故法院核定广东广之粤公司就货款额541069元（按735922元-194853元计）及其利息范围内，与佛山广之粤公司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公和公司要求广东广之粤公司承担的债务范围，超出法院核定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佛山广之粤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潘建强系佛山广之粤公司自然人股东。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未提供证据证实佛山广之粤公司的财产独立于潘建强的个人财产。因此，公和公司要求潘建强对佛山广之粤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佛山广之粤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735922元予公和公司；二、佛山广之粤公司应以上列第一项货款735922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26日起至上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予公和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一项清；三、广东广之粤公司对佛山广之粤公司上列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货款额541069元及其利息的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潘建强对佛山广之粤公司上列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公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59.22元，由佛山广之粤公司、潘建强、广东广之粤公司负担。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粤顺公司营业执照、粤顺公司配套商对账单、公和公司与粤顺公司对账单、公和公司送货单和粤顺公司进仓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广东广之粤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与能公和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和自认事实相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公和公司与粤顺公司的对账单的抬头载明客户名称为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公和公司送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佛山广之粤公司。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粤顺公司进仓单除了载明公和公司的名称之外，还分别载明有广东广之粤公司、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的名称。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追加粤顺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对公和公司的银行流水、开具发票情况以及公和公司与粤顺公司之间的税账情况进行调查取证。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广东广之粤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和公和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广东广之粤公司应否对涉案货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涉案交易的主体问题。广东广之粤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交易的主体应为公和公司与粤顺公司，从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举示的证据以及公和公司在二审期间的答辩意见来看，粤顺公司的确参与了涉案交易，但是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部分证据也明确指向佛山广之粤公司，结合公和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送货单大部分明确载明客户为佛山广之粤公司以及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一审期间也确认佛山广之粤公司是涉案交易相对方等情况分析，广东广之粤公司主张涉案交易仅发生在公和公司与粤顺公司之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本院认为粤顺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均与公和公司发生涉案交易往来。与此同时，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在涉案交易开展之时，潘建强是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冯冠华作为业务员同时经手了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与公和公司之间的涉案交易，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均向公和公司购买类似的货物用于生产经营，粤顺公司在涉及佛山广之粤公司货物的对账单上加盖财务单确认。上述事实可充分表明，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方面存在严重的交叉、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公司的独立人格。换言之，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其已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关联公司应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公和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佛山广之粤公司和粤顺公司均对本案讼争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此情况下，公和公司只是直接起诉佛山广之粤公司，而未在本案中要求粤顺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属公和公司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此可见，粤顺公司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追加粤顺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其次，关于广东广之粤公司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广东广之粤公司在2017年10月24日的《佛山公和与广之粤往来对账单》上加盖印章确认。结合一般交易习惯分析，当事人在载明欠款情况的对账文件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一方面表明其对货款金额表示确认，另一方面也表示其作出了愿意清偿相关货款的意思表示。虽然广东广之粤公司主张其盖章行为属于错误加盖，但其就此提供的证据只有冯冠华的证人证言，而冯冠华作证时属广东广之粤公司的在职员工，其与广东广之粤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广东广之粤公司提出的误盖公章主张不足采信。另外，在涉案交易发生时，潘建强同时也是广东广之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表明广东广之粤公司和佛山广之粤公司、粤顺公司均存在密切关联，而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粤顺公司进仓单也载明有广东广之粤公司的名称，故不能排除广东广之粤公司直接以自己名义参与了涉案交易的可能性。因此，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上述对账单上盖章确认表示愿意承担清偿责任具有合理性。综上几点，一审法院认为广东广之粤公司的盖章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并根据上述对账单载明的内容和本案交易其他具体情况，认定广东广之粤公司在货款金额541069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有据，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关于广东广之粤公司在二审期间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因不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不影响本案审理，故本院对广东广之粤公司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广东广之粤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10.69元，由上诉人广东广之粤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