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行终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张泉，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法定代表人胡博，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赵佳佳，副主任。委托代理人诸秦刚，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佳婧，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张泉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房屋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张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佳佳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宋佳婧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村民。为加快绍兴市新城开发建设，潞阳村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被告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费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和越城区相关拆迁政策陆续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10月2日，被告与杨张泉、杨阿奎户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285.52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手续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79.94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1.5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3人，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21.44平方米，原告选择货币安置面积为179.94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评估补偿款142665元，各项补贴及奖励32270元，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计补偿款2731967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546393元，合计3278360元。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被告在2019年10月10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被告将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不负任何责任。10月4日，原告在房屋腾空验收单上签名，并将其所有房屋腾空交付被告。10月8日，原、被告双方在灵芝街道潞阳村拆迁户结算单上签字，并将补偿款结算完毕。2020年1月，原告以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对于其第二层房屋未全部按合法建筑面积确权，且主房造的附房15.2平方米加4平方米的超方面积已补交了罚款，符合拆迁确权安置补偿条件，原协议存在不公平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协议。同时查明，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经原告申请，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原告保留宅基地69.16平方米（原两层），原告未批先建用地面积34.72平方米（建造房屋一层），已作处罚，同意补办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同时批文中载明，原告应拆除15.2平方米的房屋。还查明，1998年8月5日，犭央犭茶湖乡潞阳村收取原告2000元，内容载明：代收交镇卫生间、灶间建造两层。2001年绍兴县财政分别收取原告400元和200元，内容载明：宅基地整治补交款附房和围墙。1989年11月30日，土地管理部门分别收取原告土地申报登记款8元和8元，内容载明：申报面积69.16平方米和15.2平方米。原告父亲杨阿奎在潞阳村拆迁前已亡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行政协议涉及集体土地上城中村建设的房屋安置补偿问题，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安置补偿的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故只要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政策可以作为安置补偿的依据。根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越政发（2018）12号】第四条规定：“区国土部门是越城区征地房屋补偿的管理和监督部门；区城改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全区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计划，做好各区域征地房屋补偿的指导、协调、监督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各建设活动实施单位负责做好项目立项、资金保障等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协同做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故被告具有对涉案范围内的拆迁房屋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权利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主体适格。原告提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程序，但目前我们国家尚没有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故原告诉状中列举的条文不存在。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只对征收集体土地作出程序规定，但未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如何补偿作出程序性强制性规定，且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拆迁或征地前先行补偿到位也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与土地征收补偿的保障性目的相吻合，故双方在协商一致且不违反上位法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签订的行政协议，其效力应予确认。被诉《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对该协议是否撤销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前，被告发布了征收公告，原告对其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已知悉，协议约定的内容也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的规定，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原告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故原告请求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不成立。对于原告认为其确权面积与事实不符一节。原告主张其在1988年已审批建造的15.2平方米的附房已经登记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不属于应拆房，34.72平方米的房屋原告在1998年申请建造时已交纳了建两层的2000元，应以两层予以确权。本院认为，2002年土地登记文件中已载明：原告未批先建用地面积34.72平方米已作处罚，建造房屋为一层，同意补办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同时批文中载明，原告应拆除15.2平方米的房屋。故原告虽在1998年已经合法审批1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经依法登记，但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已将该土地上的房屋认定为应拆房，原告主张不属于应拆房的理由不能成立；虽1998年原告向村委交纳了在34.72平方米土地上建两层房屋的2000元人民币，但在2002年补办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时只载明建造一层房屋。且虽然可以确认原告确因建附房两层向村委缴纳了2000元，但原告在补办建房审批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也就是说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审核权在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权为县级人民政府，村级组织没有审批住宅用地的权限。现没有证据显示该2000元已缴入审批机关账户；对于2001年绍兴县财政分别收取原告400元和200元，只能证明原告在宅基地整治中原告补交先建后批的罚款，故原告主张以两层房屋确权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告诉请撤销案涉行政协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杨张泉上诉称：一、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程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该规定明确了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亦属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补偿范围。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坐落于集体土地上，因无法单独处置，故适用关于对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常见问题解容》中明确释明：审查补偿安置行为时，亦应当一并审查征收行为全过程的合法性。一审判决对征收程序相关规定视而不见，并对被上诉人的征收行为未作任何审查，遗漏了重要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二、涉案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并不是征收与安置补偿的法定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集体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后，市、县人民政府是负责实施具体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法定主体，即本案中法定的征收与补偿主体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2日公布《潞阳村征收公告》并与上诉人签署安置协议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并不是适格的主体，双方签订的协议依法应予撤销。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了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律规定。法律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作出的程序性强制规定上文已经作出详细阐述。而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拆迁或征地前先行补偿到位”，该说法与事实不符。《潞阳村征收公告》明确拆迁方式采用“即签即拆”。签约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0月4日；集中腾空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0月9日。签约时间与腾空时间完全一致。同时，安置补偿协议书第十条明示：“乙方按约定期限内搬迁腾空被拆迁房屋的，凭腾空单及相关证明到甲方处办理领款手续。”被上诉人结算补偿款的前提是在上诉人腾空搬迁完毕后，该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规定的先补偿后拆迁方式。更为关键的是，安置协议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版本，上诉人无任何协商的余地，不存在所谓的协商一致。因此，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了上位法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的强制性规定程序，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效力不应确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应予撤销。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确权价值过低，导致上诉人无法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安置协议依法应予撤销。1.本次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产生程序不合法。《绍兴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属地乡镇（街道）组织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或本村（社区）村（居）民代表，在公布的候选评估机构中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也可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随机确定。候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少于3家。投票或随机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通过投票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应当有过半数的被征收人或本村(社区)村(居)民代表参加，且需获得参加投票人数的过半数选票。”但上诉人对评估机构如何产生毫不知情，并未有任何评选环节。2.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房屋价值过低。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确认的房屋补偿价值为：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而上诉人房屋被征收时，征收范围附近的房屋售价超过26000元/平方米，这意味着上诉人房屋被征收，补偿价款无力购置新的住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据此，因被上诉人确认的房屋补偿价值过低，导致上诉人原有生活水平难以保障，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常见问题解答》中对补偿安置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条款中再次明确：“10.合理补偿安置宅基地上住房，切实解决被拆迁农户的居住问题。征地涉及拆迁农民宅基地住房的，应先安置后拆迁，并做到被征地农户居住水平不降低。宅基地上住房的补偿应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安置方式，既可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也可采取迁建安置方式；既可以采取货币，也可以由被拆迁农户自行选购房屋或选择政府提供的安置房。拆迁补偿既要考虑被拆迁的房屋，还要考虑被征收的宅基地。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被拆迁农户合法房屋的补偿，虽不宜按照邻近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评估基础，但拆迁补偿以及政府补贴等补偿总和，应能保障其选购面积相当、位置适中的国有划拨土地或者国有出让土地上建成的房屋。”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的确权面积与事实不符。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我国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登记颁证工作和规划许可及建设审批缺乏应有的规范。农村宅基地房屋登记颁证及规划建设手续不完善现象一直以来普遍存在。该现实非农村居民个人一方能够克服和解决，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执法不规范、管理不到位造成。对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妥善处理宅基地管理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1.关于上诉人的15.2平方米加上4平方米的附房、围墙8平方米。其中15.2平方米房屋为上诉人合法所有并作产权登记。2017年6月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查询单仍显示上诉人合法拥有该房屋。一审判决所称2002年批文显示该房屋为应拆房，但此批文并不是直接颁发给上诉人的产权证明，若不是该次拆迁，上诉人至今不知合法登记所有的房屋已列为应拆房。而4平方米的附房及8平方米围墙上诉人于2001年7月向镇政府缴纳了款项。《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规定：“（三）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起至2009年12月31日，农民建房未经批准或超过批准面积占用宅基地，但建房者符合建房条件，且所占宅基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经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在对规定面积标准内的未批部分进行处理（处罚）后，按土地利用现状补办用地审批手续，并按批准面积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规定：“一、房屋产权的认定：……（九）村收款建造房屋的认定：村级组织向村民收费后未向有权机关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所建的房屋原则上不予认定；但因历史原因，在各属地镇（街）最后一次清房运动前，村级组织同意建房并已收取费用，或村民先行建成且已经村级组织处罚的，凭村级组织收款收据及村财务记账（收款）凭证，由属地镇（街）核实，公示无异议后结合当时人口按当时户型标准予以认定。”据此，上诉人此附房已经向镇政府缴纳过建房款，依法应予确权。2.关于上诉人合法所有的34.72平方米房屋，此房屋为二层，上诉人亦依法缴纳了2层的房屋建造款项，依法应予确权。一审判决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权在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级人民政府，村级组织没有审批权限，称没有证据显示此2000元进入审批机关账户。但事实上，1998年房屋建造审批对村民开放办理的正是村级组织，村民缴纳之后由村级组织上缴，收据亦为“代收”，镇人民政府及县级人民政府并没有直接对村民开放办理缴纳房屋建造款事宜，并不是上诉人不缴纳至所谓的审批机关账户。同时，一审判决据以认定该房屋层次的2002年批文亦显示该房屋为“楼房”，并不是所谓一层平房。故被上诉人及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房屋面积的认定明显不当，涉案协议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2日签订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依法重新签订。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庭审时答辩称：1.案涉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受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委托，承担潞阳村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系签订案涉协议的合法主体。案涉协议依据《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等政策制定，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双方依法签订并成立的行政协议，该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房屋可安置面积确为221.44平方米。根据绍农房（2002）10552号《绍兴县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审批表》显示，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上诉人保留宅基地69.16平方米（原两层），新审批宅基地34.72平方米（一层），同时批文中明确说明，上诉人应拆除15.2平方米的房屋。因此，上诉人关于其15.2平方米房屋并非应拆房的主张，显然没有依据。另，批文中明确载明34.72平方米为一层。因此，上诉人关于34.72平方米房屋为两层的主张，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据相关政策规定，上诉人实际可确权面积为179.94平方米，另可享受政策性确权面积41.5平方米。总共可安置面积为221.44平方米。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年9月29日打印的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查询单一份，以证明涉案15.2平方米房屋系经合法审批。因该证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经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协议中房屋面积认定有无相应事实依据；2.涉案协议有无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一、涉案协议中房屋面积的认定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其在1988年审批建造的15.2平方米附房已领取土地使用权证，34.72平方米房屋在1998年申请建造时已交纳了建两层的2000元，故应以两层予以确权。但上述房屋因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经上诉人申请并经批准的《绍兴县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审批表》明确载明：现有房屋占地面积为宗地713号楼房2间69.16平方米，宗地722号平房1间15.2平方米；现有房屋处理情况为保留宗地713号69.16平方米，拆除宗地722号15.2平方米。审批意见为722宗地号现已拆除，注销土地使用权；未批先建用地面积34.72平方米已作处罚，同意补办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故上诉人至2002年拥有的房屋为经合法审批的宗地713号楼房2间和未批先建后予确权的34.72平方米。涉案1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屋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已为应拆房。故上诉人主张该15.2平方米应当给予其补偿，并无相应事实依据。另，上诉人虽然在1998年向村委交纳了34.72平方米建造两层房屋的2000元人民币，但在2002年农村宅基地整治中仅批准同意补办一层，故上诉人主张应以两层房屋确权的理由，亦无相应事实依据。上诉人诉称另有4平方米附房及8平方米围墙于2001年7月已向镇政府缴纳了款项，但因从上诉人2002年的申报可见，并未予以确权及同意补办手续，故对上诉人主张该两处建筑物亦应一并予以补偿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涉案协议并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之情形。首先，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涉案协议的签订之职权问题。鉴于《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越政发（2018）12号】第四条明确规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且涉案房屋位于被上诉人的区域内，故被上诉具有对涉案房屋在实施安置补偿过程中签署安置补偿协议的职责。上诉人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涉案协议应由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签署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拆迁与补偿程序问题。1.上诉人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是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之法定程序规定，然其所引用的为2019年修正、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非涉案行政协议2019年10月订立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修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之规定值得我们去借鉴，但该规定亦仅为对土地进行征收的规定。而本案系因城中村改造需要而对房屋实施的征收，当前尚无相应法律、法规就此作出强制性的程序规定。为此，地方，地方政府在并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基础上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程序因地制宜出台相应政策加以补充，并无明显不当。结合本案，在协议中明确给予上诉人相应安置过渡补助费、提前腾空搬迁奖等费用的前提下，被上诉人经与上诉人协商一致后自愿签署的安置补偿协议，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故已充分实现了公共利益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与土地征收补偿的保障性目的相吻合。况且该协议系在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签订，故其效力应予确认。上诉人诉称对其房屋实施征收而签订的涉案协议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2.对涉案房屋的评估价格问题。鉴于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采取的是房屋安置补偿和货币补偿相形式由上诉人选择，且上诉人原拥有的合法房屋面积经确权后为179.94平方米，而确定可补偿面积为221.44平方米，显然，上诉人的原有生活水平并未降低。上诉人未考虑自己的房屋为原村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以邻近经土地出让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评估基础，明显不当。故其应以邻近国有土地上房屋市场交易价为涉案房屋补偿价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涉案协议是否可撤销问题。涉案协议系被上诉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及行政管理目标，在与上诉人协商后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属于行政协议。对该协议是否撤销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前，被上诉人发布了征收公告，上诉人对其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已知悉，协议约定的内容也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的规定，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故上诉人诉称涉案协议应予撤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张泉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张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建审判员 蒋 瑛审判员 范卓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