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222号原告：增城市新塘镇商业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虎路白鹤园。法定代表人：沈文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卫花，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宁路**。法定代表人：吴楚思。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郝浩，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纵横创展大厦第**1001商铺法定代表人：罗宇光。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叔强、曾国峰，广东民诚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金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西园南路**div>法定代表人：邹叔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郝浩，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第三人：广州市新金霖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大道**第**v>法定代表人：邹叔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郝浩，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增城市新塘镇商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与被告增城市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有资产公司”）、广州市金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霖公司”）、广州市新金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金霖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文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卫花，被告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郝浩，第三人公有资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叔强、曾国峰，第三人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郝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具有增城市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的股东资格，并占有55%的股份；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6年11月3日，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出资8万元设立了增城市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以下简称新塘屠宰场），属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主管部门：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2000年1月28日，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签订《联合经营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合同》，合同约定：新塘屠宰场总投资额为309万元，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投资169.95万元、持股55%，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投资139.05万元、持股45%，以股份制形式共同经营，联营期限12年，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当时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01年12月31日，公有资产公司与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筹备领导小组签订《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就增城市商业集团公司及下辖59户企业转让等事宜进行约定，并未将新塘屠宰场列入转让企业名单。2011年8月5日，增城市商业集团公司及下辖59户企业的转制企业金霖公司向新塘镇政府递交《关于妥善理顺新塘牲畜批发屠宰场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函》，主张其公司是新塘镇屠宰场产权权属人，应由其公司自主经营管理。2013年6月18日，新塘镇政府向公有资产公司递交《关于参与解决增城市新塘镇牲畜屠宰场后续经营问题的函》，该函陈述了基本事实和法律观点，认为，新塘屠宰场是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占股55%和公有资产公司占股45%所共有，请求依法发函给金霖公司，明确新塘屠宰场不在改制的范围之内，依法属于公有资产公司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管控的国有资产，以平息金霖公司对新塘屠宰场权属的争议。2013年8月1日，公有资产公司复函，认为新塘屠宰场当年未列入改制企业范围，该企业的属于国有资产，按照《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该屠宰场产权属于公有资产公司所有。之后，金霖公司无再提出异议，新塘屠宰场继续以上述股份制形式经营，2016年1月13日，新塘镇政府主持召开了新塘镇牲畜屠宰管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塘镇政府工作人员、金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新塘屠宰场的经营承包人，会议明确：根据各级政府关于本区牲畜定点屠宰场整合升级的部署，新塘屠宰场在新规划设置的增城区南部定点屠宰场建成之日关闭停业，在关闭停业前，新塘屠宰场由镇政府主持全面管理工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海强，经营期限延期至新屠宰场建成投产时止。根据该会议纪要，新塘屠宰场由内部职工温仲均继续承包经营。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原告一直收取55%的承包费用，另外45%的承包费用由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收取，2019年4月起，因权属问题，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没有再收取45%的承包费用。因新塘屠宰场工商登记还是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持100%，2019年6月，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未经原告的同意，擅自变更了新塘屠宰场法定代表人、印章和挂失领取新塘屠宰场营业执照，近期又正在进行营业执照作废声明，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新塘镇政府于2019年7月24日发函给公有资产公司，希望公有资产公司再次发函给金霖公司，明确新塘屠宰场属于国有资产，停止一切损害国有资产的侵权行为，并再次邀请公有资产公司参与解决新塘屠宰场的后续经营问题；为妥善解决新塘屠宰场的股权归属问题，新塘镇政府于2019年9月5日再次发函给公有资产公司，并抄送增城区政府、区农业农村局，请求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新塘屠宰场属于国有资产进行认定，由公有资产公司和新塘镇政府共同经营管理。2019年11月26日，公有资产公司复函，意见如下：并再次明确认为新塘屠宰场是属于当年未列入改制企业范围，其企业的财产属于国有资产，按照《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一款约定，该屠宰场财产权属于公有资产公司所有。2019年10月21日，第三人广州新金霖公司、金霖公司向公有资产公司提交《关于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属下企业国有产权事实转让范围的情况报告》，该两公司认为其作为转制企业，事实承接“整体打包”转让的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范围，具体包括改制时己申报评估属下企业名单、以及改制时未经申报评估企业名单。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一）新塘屠宰场不属于改制的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辖59户企业名单范围。新塘屠宰场是依法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其法律地位是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上述59户转让企业名单中虽然有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但不能包含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的新塘屠宰场。(二）新塘屠宰场是独立法人，其股权未经评估，不能视为已随同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一并改制转让。首先，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改制时，新塘屠宰场不论在改制前还是改制后均是以上述联营方式经营至今，其次，根据金霖公司提交的上述报告，广州新金霖公司、金霖公司己明确表述新塘屠宰场未经申报评估，不在59户己申报评估属下企业名单范围，虽然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在该名单范围内，但新塘屠宰场是独立法人，其股权未经评估，不能视为己随同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一并转制转让。因此，根据《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原告应占有新塘屠宰场55%股权，第三人公有资产公司应占有新塘屠宰场45%股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起诉后，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申请追加新塘屠宰场为本案被告，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新塘屠宰场、被告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立即按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占有55%的比例办理工商登记。被告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辩称，第三人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述称，一、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所签订的涉案《联营合同》不合法、无效，并且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从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享有新塘屠宰场的股东资格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涉案《联营合同》于2000年1月28日（改制前）签订时，新塘屠宰场及其股东（本案被告）均为国有企业，《联营合同》签订前后都没有按法律规定获得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和依法进行评估，违反了国有资产联营、股份经营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1991年施行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以下简称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拍卖、转让；（二）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三）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四）企业清算；（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1994年施行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第三条规定：“转让国有企业产权前，必须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的规定，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企业资产认真进行评估，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产权变动和注销登记手续。评估工作须委托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资格的机构承担并依法进行，不受行政干预。评估价值要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据此作为转让企业产权的底价”。1995年施行的《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四条：“……凡未按规定进行评估的，一律不予办理产权变动登记”。《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欲通过联营方式获得新塘屠宰场的国有企业股权，应当依法对新塘屠宰场进行评估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但新塘商业发展公司签订《联营合同》时，既没有对新塘屠宰场进行评估，也没有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二）新塘商业发展公司隐瞒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其在被吊销后签订合同的行为违反了吊销企业清算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民法总则》第72条规定：“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公司法》108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186条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第4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可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应当由该企业或者股东组织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早在1999年12月30日就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不依法进行清算，隐瞒被吊销的事实，于2000年1月28日和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签订了与清算无关的涉案《联营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无效。（三）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不具备签订涉案合同、成为新增股东的民事行为能力。新塘商业发展公司要成为新塘屠宰场新股东，必备以下条件：一是依法续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履行了出资义务；三是已被新塘屠宰场章程记载为新增股东；四是依法办理新增股东的登记备案；五是已被新塘屠宰场股东名册记载为新增股东。但是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早在1999年12月已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仍未依法注销登记，并非依法续存企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签约后，既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缴纳出资义务，亦未被新塘屠宰场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为新增股东，更未办理新塘屠宰场新增股东登记备案。故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不具备新塘屠宰场的股东资格，不享有新塘屠宰场的任何权利。（四）涉案《联营合同》的签订违背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的意志，不是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为达到其非法目的，隐瞒其上述事实，在时任镇领导的粗暴干预、胁迫下，于2000年1月28日蒙蔽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与其所签订涉案合同，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更非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有悖于合同行为的基本法律原则。（五）退一步讲，即使涉案《联营合同》有效，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也从未实际履行涉案《联营合同》。涉案《联营合同》第四条约定：“由甲乙双方投入资金，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总投资额为309万元，甲方投入金额169.95万元占总投资额55%，乙方投入139.05万元占总投资额45%”。可见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必须投入资金，通过实缴出资取得股东资格。但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在签约后至2011年12月31日涉案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由此可见，即使涉案《联营合同》有效，不但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双方的合同关系早已终止。二、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的合法资格，将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一）从国有资产管理法定机构来看，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不具备主张新塘屠宰场股东资格的任何权利。《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六条：“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新塘屠宰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职权，属于广州市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机构。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是镇办企业，经济性质：集体，在签订《联营合同》之前已为吊销企业，并在签约后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对新塘屠宰场不享有任何权利，根本不存在主张股东资格的权利，更不具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能，故其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二）从民事主体资格来看，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无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在1999年12月30日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有依法成立的清算组才有权代表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享有和领受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权利，其他包括股东、开办单位等均无权代表新塘商业发展公司领受、享有该权利。新塘商业发展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注销登记前，其法人资格虽然存续，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就自动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因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法定的限制，不能继续以原告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如果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作为债务人，被债权人起诉后，应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基于同样的逻辑，如果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作为债权人，则必须进行清算，不得以其名义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否则，不但债权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被吊销企业作为清算义务主体因其不进行清算的违法行为反而受益，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三）新塘屠宰场所有者权益不再属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将其列为被告错误。金霖公司和广州新金霖公司已以“整体打包”方式，依约受让了包括新塘屠宰场及其股东在内的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所辖下属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新塘屠宰场所有者权益已由转制企业承接，不再属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将其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三、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所辖属下企业改制工作早已全面完成，金霖公司和广州新金霖公司已通过以“整体打包”方式，依法概括受让了包含新塘屠宰场及其股东在内的全部资产。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所称的新塘屠宰场不在改制范围内、未经改制转让不符合事实。（一）新塘屠宰场在国有产权改制范围内。1996年11月，经工商部门批准登记，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出资8万元设立了新塘屠宰场，是新塘屠宰场的主管单位和持股100%的唯一的合法股东。2001年11-12月期间，经增城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批准，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所辖属下企业“整体打包”实行改制，由公有资产公司将其国有产权（包括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及其合资企业新塘屠宰场）的全部转让给原企业内部职工全员出资组建的转制企业金霖公司和广州新金霖公司。（二）新塘屠宰场履行了改制评估申报义务，并获得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确认和界定。在资产评估期间，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作为新塘屠宰场唯一的投资人和主管单位，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了新塘屠宰场的申报评估记账凭证。2001年9月5日，广东金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增城市食品公司（系统·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册》【金桥评字[2001]060附3号】（下称：“《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第19章“新塘分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评估一览表”部分，明确载明：“结算对象——新塘屠宰场，发生日期——99年，业务内容——屠场工程款，账面价值（评估价值）——810,560.11（元）”，其反映的结算事实是：本单位会计科目——新塘屠宰场，是投资人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出资建设的唯一经营场所，改制时报经受委托机构评估员清查确认，截至当年评估基准日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屠宰场工程款”账面余额（评估价值）为810,560.11元。”2001年11月28日，增城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关于增城市商业集团公司要求确认资产评估结果的批复》，对该评估报告书进行了确认，并载明：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的负债总额为222861118.55元（包含新塘屠宰场工程款810,560.11元）。（三）新塘屠宰场及其出资人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已一并交由金霖公司和广州新金霖公司承接并已完成交接。2001年12月31日，公有资产公司与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筹备领导小组签订了《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其序言及第一条约定：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辖59户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转让给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条转让价格约定：经资产评估，商业集团的负债总额为222861118.55元（包含新塘屠宰场工程款810,560.11元）；第四条第2款约定：“产权出让之后，出让的国有产权归乙方所有”。2002年6月28日，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与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签署《改制企业交接确认书》，第一条第13项再次明确由广东金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城市食品公司（系统）资产评估报告书》【金桥评字〔2001〕060附3号】为改制批准文件之一。《改制企业交接确认书》第三条第2款明确：“上述所有物件、文档甲方（即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已全部交付乙方（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接收，自正式交接日起由乙方按《合同》约定和政府部门关于本企业改制批准文件有关规定履行义务，作为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的合法股东，依约承接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所辖59户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拥有和承担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为掩盖其非法目的，诉称新塘屠宰场不属于改制企业名单范围，这是不尊重事实与法律、蓄意歪曲事实。更何况不论新塘屠宰场是否属于改制范围，都与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是否具有该企业股东资格的定性没有任何联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公有资产公司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新塘屠宰场的企业性质属国有企业。一、新塘屠宰场在1996年11月3日设立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股东）为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注册资金为8万元人民币，于1996年11月28日缴足。新塘屠宰场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属于国有企业（2006年12月3日签订增城市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章程第二条规定）。2000年1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联合经营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合同》，约定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新塘屠宰场，由原告投入169.95万元，占总投资额55%，被告投入139.05万元，占总投资额45%等内容。此合同的主体中，原、被告当时均是国有企业，那么，该合同内容也是国有企业之间的联营合作行为，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因此，新塘屠宰场仍是属于国有企业。二、2001年12月31日，公有资产公司与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筹备领导小组签订了《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就增城市商业集团公司及下辖59户企业转让等事宜进行约定。《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约定：凡已列移交清单的资产归乙方所有；未列移交清单的资产归甲方所有。而涉案企业不在59户改制企业名单内，不属改制企业；其次，新塘屠宰场在工商登记时是独立法人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没有在改制企业范围，那么新塘屠宰场的性质没有改变，仍然是国有企业。故此，在《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中，已明确列明了转让的国有产权范围。在该范围中并未列有新塘屠宰场。被告在改制前作为新塘屠宰场的股东，享有新塘屠宰场的全部股权。因被告在改制前是国有企业，在改制后，其作为新塘屠宰场的股东，在出资时的资产仍是国有资产，其改制时没有将其出资剥离为改制资产，故此，被告改制后就丧失了新塘屠宰场的股东资格，也丧失其对新塘屠宰场的股东权利和义务。被告与新塘屠宰场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主体，不能视新塘屠宰场随同被告一并改制转让。且《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亦明确约定了，在列明的转让范围内的企业才属于改制范围，而新塘屠宰场明显是不在此列的。同时，被告在改制时的资产评估中，也未发现评估项目包含有新塘屠宰场的股权。综上，公有资产公司认为，新塘屠宰场不在产权转让的范围内，新塘屠宰场的产权中原为被告名下的股权依法应属公有资产公司所有，新塘屠宰场的企业性质应属国有企业。三、退一步说，即使认定新塘屠宰场的股权随同被告产权转让一并列入改制范围内，但在改制时未对新塘屠宰场的股权进行评估，违反法律规定，该法律行为无效。根据广东金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5日出具的《增城市食品公司（系统）资产评估报告书》（金桥评字[2001]060附3号），在被告改制的资产评估中未包含有新塘屠宰场的股权。被告在改制时持有新塘屠宰场的股权没有经过评估，不属于列入被告移交的资产范围。新塘屠宰场的股权属国有资产，如需处置上述股权，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在发生《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和本细则规定的应进行资产评估情形时，必须委托上述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综上所述，新塘屠宰场的股权依法应当属于公有资产公司，为维护公有资产公司的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望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确认新塘屠宰场的企业性质属国有企业。经审理查明：新塘屠宰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主管部门为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1996年11月3日，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出资8万元设立了新塘屠宰场，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独立核算。2000年1月28日，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签订一份《联合经营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合同》，合同约定：新塘屠宰场由双方投入资金，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总投资额为309万元，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投入金额169.95万元占总投资额55%，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投入金额139.05万元占总投资额45%；合作期限暂定为12年，从200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2001年12月31日，公有资产公司（甲方）与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筹备领导小组（乙方）签订《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商业集团的全部国有产权以2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转让范围为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辖59户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产权转让后，凡已列移交清单的资产归乙方所有；未列移交清单的资产归甲方所有；转让的资产与实际形式不相符而产生的增值及收益归甲方所有。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属于上述59户企业之一。2002年6月28日，增城市商业集团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与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签订《改制企业交接确认书》，约定金霖公司、广州新金霖公司承接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所辖59户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2011年8月5日，金霖公司向新塘镇政府递交《关于妥善理顺新塘牲畜批发屠宰场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函》，请求新塘镇政府尽快妥善理顺新塘屠宰场经营管理体制，归还其合法的经营权利。2013年6月18日，新塘镇政府向公有资产公司递交《关于参与解决增城市新塘镇牲畜屠宰场后续经营问题的函》，认为新塘屠宰场归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即新塘镇政府占股55%和公有资产公司占股45%所共有，希望公有资产公司发函给金霖公司，明确新塘屠宰场不在改制的范围之内，依法属于公有资产公司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即新塘镇政府管控的国有资产，以平息金霖公司对新塘屠宰场权属的争议。2013年8月1日，公有资产公司向新塘镇政府复函，认为新塘屠宰场是属于当年未列入改制企业范围，该企业的财产属于国有资产，按照《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该屠宰场产权属于公有资产公司所有。2016年1月13日，新塘镇政府主持召开了新塘镇牲畜屠宰管理工作会议，金霖公司、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和新塘屠宰场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明确：根据各级政府关于本区牲畜定点屠宰场整合升级的部署，新塘屠宰场在新规划设置的增城区南部定点屠宰场建成之日前关闭停业，在关闭停业前，新塘屠宰场由镇政府主持全面管理工作；关停前，新塘屠宰场为企业法人主体，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海强，经营期限延期至新屠宰场建成投产时止。根据该会议纪要，新塘屠宰场由温仲均继续承包经营。2019年7月24日，新塘镇政府发函给公有资产公司，认为金霖公司擅自变更新塘屠宰场法定代表人并重新领取营业执照的行为，影响了新塘屠宰场的正常经营，希望公有资产公司再次发函给金霖公司，明确新塘屠宰场属于国有资产，停止一切损害国有资产的侵权行为，并再次邀请公有资产公司参与解决新塘屠宰场的后续经营问题。2019年9月5日，新塘镇政府发函给公有资产公司，建议公有资产公司请求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新塘屠宰场属于国有资产进行认定，由公有资产公司和新塘镇政府共同经营管理，并到相关部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2019年10月21日，广州新金霖公司、金霖公司向公有资产公司提交《关于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属下企业国有产权事实转让范围的情况报告》，两公司认为其作为转制企业，事实承接“整体打包”转让的原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范围，具体包括改制时己申报评估属下企业名单、以及改制时未经申报评估企业名单，新塘屠宰场已经实行政策性关停转型，相关后续工作和业务由两公司承担。2019年11月26日，公有资产公司向新塘镇政府复函，认为新塘屠宰场是属于当年未列入改制企业范围，其企业的财产属于国有资产，按照《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一款约定，该屠宰场财产权属于公有资产公司所有。另查明，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因未参加年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于2000年5月29日吊销其营业执照。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联合经营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合同》、《增城市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改制企业交接确认书》、《关于妥善理顺新塘牲畜批发屠宰场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函》、《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被注销登记，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与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签订的《联合经营新塘镇牲畜批发屠宰场合同》约定新塘屠宰场由双方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经营，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投入金额169.95万元占总投资额55%，食品公司新塘分公司投入金额139.05万元占总投资额45%，双方签订的为联合经营合同，非股权转让合同，新塘商业发展公司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新塘屠宰场进行实际出资，也未提交相关股东名册证明其属于新塘屠宰场的股东。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新塘屠宰场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新塘屠宰场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对象。原告新塘商业发展公司主张适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新塘商业发展公司具有新塘屠宰场的股东资格，占有55%的股份，并办理工商登记，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增城市新塘镇商业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原告增城市新塘镇商业发展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并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柳志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志雯吴嘉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