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1781号 原告：马跃奔，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惠东，男，住嵊州市，由嵊州市甘霖镇查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刘建平，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则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跃奔与被告刘建平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跃奔及其诉讼代理人袁惠东、被告刘建平及其诉讼代理人马则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跃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7月份起至2019年12月份止的二倍工资人民币17558元；2.依法判决被告补缴原告自2019年7月份起至2019年12月份止的社会保险；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经济补偿金6000元；4.以上合计人民币23588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其将诉讼请求变更如下：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7月起至2019年11月止的二倍工资人民币12541元；2.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未缴社保的损失费人民币4179.70元；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508元；4.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马跃奔于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在被告所注册的单位（现已注销）担任烫工岗位。被告为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经营者，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自2019年6月用工之日起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倍工资，即额外再支付自2019年7月份至2019年11月份止的工资，共计人民币12541元。 在原告马跃奔于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份工作期间，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未给予原告参加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履行法定义务。而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故作为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经营者刘建平应当赔偿原告因未缴社保产生的损失费4179.70元。 因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应支付原告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2508元。 为依法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建平辩称，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事实理由如下：1.刘建平是毛衫外加工业务的个人承包人，并没有主体资格。刘建平本身是嵊州振兴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公司）的毛衫加工承包人，在振兴公司提供的场地（嵊州市领带园二路8号）处从事毛衫外加工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羊毛衫的整烫和包装等后续工作。刘建平接到振兴公司的外包工作后，还要对毛衫进行熨烫、修剪线头、贴商标、整理装包等5道细分工序，刘建平把其中熨烫这一块分包给了周丹君。一直以来刘建平都是以个人名义的身份承包相关工作，并没有以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名义承包过任何订单。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刚在注册过程中，毛衫加工就到了一年中的淡季，故还未经营就已申请了注销。2.刘建平是毛衫加工承包人，周丹君是刘建平下面的熨烫工作分包人。刘建平从振兴公司承包了毛衫加工的工作后，又把其中的“毛衫熨烫”业务整体分包给周丹君，由周丹君自行招用烫工完成相关工作。为此，刘建平将承包款直接与周丹君进行结算。周丹君在刘建平处领取了相关承包款后就会签字确认，但对于马跃奔等由周丹君自行招录人员的工作报酬（据马跃奔在另案中以证人身份自述，周某录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少的时候有两三个），刘建平并不清楚，更加不会对他们进行工作上的约束。而且刘建平了解到，周丹君、马跃奔等人在帮刘建平完成烫工工作的同时，也在其他厂里承接烫工业务，并领取了相关报酬。3.马跃奔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没有任何关系。据原告所述，其在2019年6月就在刘建平处从事烫工工作，而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在2019年7月才注册，所以马跃奔在2019年6月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这一回事情。后来刘建平并不是以经营的目的注册了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而且实际并未经营就已注销（公章没有刻、税务开户也没有完成）。这期间马跃奔并没有要求过与刘建平建立合作关系，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只能视为马跃奔与周丹君之间的劳务关系延续，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没有任何关联。综上，被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判。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仲裁申请书、收件回执一份，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 证据2.工资整理一组，证明周丹君整理了工资包括2019年12月份的工资，且有被告单位财务人员的签字，2019年1月14日是谢霞丽写错了，应该是2020年1月14日，是领取2019年12月份的工资。 证据3.个体工商户基本情况一份，证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在2019年7月4日注册，2019年11月26日注销的事实。 证据4.邹浙波、黄成义的书面证言各一份、王良红与黄成义的当庭证言，王良红的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2019年4月-2019年5月王良红在嵊州市××路××号××楼工作的，王良红是周丹君叫去的，王良红、黄成义、马跃奔在一起干活的，王良红只知道是周丹君叫去的，周丹君是否是承包的，就不知道了。王良红的工资是周丹君代领来的。王良红在那里是每天8点上班，12点吃中饭，到下午5点下班。王良红等人所做的产量是报给周丹君的，王良红等人认为周丹君是组长。黄成义的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为：黄成义在嵊州市××路××号××楼的工作时间是2019年4月-2019年12月。当时周丹君已经在了，后来到2019年6月份马跃奔才来。周丹君是组长，产量是报给他的。工资有时候黄成义会去财务处的谢霞丽通过微信转账方式领取，是预支的，有时候是周丹君代领的，老板是刘建平。黄成义是周丹君叫来的。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什么时候成立的，黄成义是不知道的。黄成义也是烫工。黄成义在干活的时候，周丹君、马跃奔都在干活的。以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原告在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处工作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谢霞丽写的名字一栏没有异议，数字也是谢霞丽抄写的，但谢霞丽并不是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财务人员，只是工作人员，当时他们以刘建平拖欠工资为由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刘建平为了平息事件补给他们了，由周丹君报上来后，再由谢霞丽把他们工资一个一个算清楚，工资计算是周丹君计算的，谢霞丽没有参与计算，只是按他计算的抄了一下。对工资清单被告不知道，谁写的也不知道。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其中邹浙波这个人刘建平没有印象，这个人没有向刘建平领取过工资，对黄成义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并没有安排工作给黄成义，也没有对其工作进行规定，只有黄成义以个人名义向刘建平借款过2000元。关于王良红的当庭证言，王良红所述的工作期间其实与本案没有关系，从某的证言可以看出周丹君是实际承包人，王良红的工资和进厂都是周丹君操作的。关于黄成义的当庭证言，其说到工资是谢霞丽处领取的，这是不真实的，其实他只是有向被告个人借款2000元，工资是没有领取过的。 被告就其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5.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一份，证明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与本案无关的事实。 证据6.承包人周丹君的报酬领取单据8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实际周丹君是烫工承包人。 证据7.马跃奔在嵊州市××组，证明马跃奔在刘建平处做工的同时也在别处做工的事实。 证据8.周丹君手写2019年11月-12月的烫工工资单，证明烫工工资全部都是由周丹君自行统计、自行结算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5有异议，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是2019年7月注册，在2019年11月注销，在注销前原告一直在厂里做工。对证据6，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注册前可能是劳务关系，周丹君不是烫工承包人，周丹君只是履行了班组长的职责。在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注册后，原、被告是劳动关系。对证据7，其三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周丹君担任班组长，一开始就是刘建平委托周丹君管理烫工的工作，也发放了周丹君额外的岗位补贴，周丹君统计只是履行班组长的职责，总之对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4，分析原告提供该两份证据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实则蕴含同一待证事实，即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为经营者的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厂处从事过烫工工作，领取过劳动报酬，其与被告为经营者的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这一事实。而被告提供的证据6、8则为原告提供上述证据的反驳证据，也指向同一待证事实：周丹君系被告毛衫加工的熨烫工作分包人，原告为周丹君叫来并为周丹君从事熨烫工作的人员，其工作产量由周丹君统计，工资由周丹君结算和支付，原告与被告以及被告以前为经营者的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并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对上述证据的内容进行核查后，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更能真实反映原、被告之间真正关系的事实表象，即证据6、8对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能够予以证明，反之，原告提供的证据2、4则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3、5为同一证据，对被告提供证据5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作评价，证据3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具有证明力，故该证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由于马跃奔在另案中作为证人的自述与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相互契合，故本院对被告提供证据7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建平为个体工商户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的经营者，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成立于2019年7月4日，经营场所位于嵊州市××街道××路××号××幢××楼毛衫，经营范围为针织服装制造，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于2019年11月26日注销。周丹君系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毛衫熨烫业务的承包人。周丹君从刘建平或之后成立的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厂处承接烫工业务后，再叫来马跃奔、王良红、黄成义等人为其从事毛衫熨烫工作。周丹君从刘建平处获取烫工承揽业务报酬后，然后对为其从事熨烫工作的人员的产量进行自行统计、结算，之后分别给付黄成义、马跃奔、王良红等人相应的报酬。后因周丹君等人与被告刘建平在熨烫工作中产生矛盾，2019年12月28日后，周丹君、黄成义、马跃奔等人不再在嵊州市××街道××路××号××幢××楼从事毛衫熨烫。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与周丹君、马跃奔等人没有谈过明确的休息时间，一般是有活干的时候就上班，没活的时候就休息。另在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没活干的时候，马跃奔也会到其他厂里去做工。 另查明，2020年3月11日，原告以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以被申请人向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请求与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一致。同日，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收件回执一份。原告收到收件回执后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起诉，双方遂成诉讼。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统观原告的诉讼请求，其赖以成立的首要前提为原、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在评判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前，须先行判别本案原、被告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一基础法律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形成一种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同时获得用人单位支付的相应劳动报酬。本案中，马跃奔虽在被告为经营者的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内有过从事烫工的事实，但从被告提供的证据表象分析，马跃奔为何会到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处做烫工工作，是由于周丹君从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处承接了毛衫熨烫业务，周丹君为完成其承接的业务，把马跃奔叫去为其从事毛衫烫工工作，而且马跃奔的工资由周丹君根据其工作产量进行统计后结算支付。另马跃奔在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处的工作状态为有烫工工作时就去做，没有烫工业务时也会到别的厂里去打工。由此可见，马跃奔的工作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与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厂并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规章制度、劳动条件的约束和管理关系，其从事烫工工作所得的报酬也并非为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加工厂所支付。综上，本院认定马跃奔与周丹君存在劳务关系，其与原嵊州市昊兴毛衫厂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而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有赖于其能证明原、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一法律事实，现原告提供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项法律事实的存在，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马跃奔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马跃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单超 二０二０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