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1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浩，男，汉族，1995年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广东成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梅（是上诉人李文浩的母亲），女，汉族，1974年3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明，男，汉族，1973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强，广东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玄，女，汉族，1997年7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上诉人李文浩因与被上诉人黎明及原审第三人李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1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文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和被上诉人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玄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浩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981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文浩与黎明于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有效；三、判决黎明立即支付补偿款300000元给李文浩；四、判决黎明自2018年2月14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给李文浩，直至付清为止；五、本案诉讼费用由黎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补偿协议书》不是效力待定合同，原审认定错误。1.《补偿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黎明从未对该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李文浩向黎明承租房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之后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因无法经营，两人协商补偿，于是签订《补偿协议书》，两个合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2.原审以李玄否认代签《房屋租赁合同书》，继而认定李文浩不能证明是承租人为由，从而认定《补偿协议书》是效力待定合同，属错误的认定。《补偿协议书》是一个独立的合同，虽然与《房屋租赁合同书》有联系，但不是以《房屋租赁合同书》是否成立为前提。李文浩只要因承租房屋有损失，黎明就需要补偿损失，无论《房屋租赁合同书》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均不影响《补偿协议书》的独立性和效力。并且《房屋租赁合同书》的合同效力不是本案的审理范畴。3.李玄不否认《房屋租赁合同书》上“李玄”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委托证明书》是李文浩逼迫、威胁所写，李玄的辩解不成立。首先，李玄认为是逼迫、威胁所写，但没有提供报警等相关证据证明。其次，《委托证明书》在性质上是一个委托代理合同，按合同法的规定，逼迫、威胁的合同属应撤销的合同，但直至本案判决之日，李玄并未行使撤销权，《委托证明书》还是有效的委托。原审依据李玄对《委托证明书》的否认去认定《补偿协议书》的效力，显然是错误的。最后，《委托证明书》是李玄在高州市****广东雄兴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所签写，有梁文雄律师、李玄的男朋友林某1在场见证的。二、李文浩不存在逼迫、威胁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的情形。1.关于李文浩是否存在逼迫、威胁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该案已经过刑事认定，原审已提供证据证明。2.《补偿协议书》是在律师见证下签订。李文浩在黎明多次要求下，于2018年2月5日从茂名市区带了一个律师去到黎明所在地高州市***与黎明协商，当天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黎明补偿400000元给李文浩。3.黎明已履行了《补偿协议书》的部分款项。黎明在签订《补偿协议书》当天，现金支付了50000元，包括2018年2月3日支付的50000元，合计已补偿了100000元，因此约定余款300000元在2018年2月13日前付清。4.原审认定李文浩无法证明不存在逼迫、威胁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的情形，是错误的认定，黎明如果认为存在逼迫、威胁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如所诉。黎明辩称,一、黎明与李文浩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李文浩请求黎明支付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补偿款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正确。原审查明，李文浩根本不是其诉称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李文浩基于所谓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请求黎明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李文浩上诉称《补偿协议书》是一个独立合同，无论《房屋租赁合同书》是否存在、是否生效，均不影响《补偿协议书》的独立性和效力的说法，既自相矛盾，又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该说法不成立。从本案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看，《房屋租赁合同书》是主合同，《补偿协议书》属于从合同。从合同《补偿协议书》须依附于主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书》才能成立。既然黎明与李文浩主合同关系不成立，从合同关系同样不成立。三、李文浩诉称《补偿协议书》不是李文浩以暴力威逼、胁迫黎明签订的，是黎明的自愿及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黎明被威逼签订《补偿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李文浩以暴力威逼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有高州市公安局2018年3月20日作出的《立案决定书》、高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中队2018年7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高州市人民检察院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载明的事实证明，上述证据在原审已经举证、质证。在此不再重复。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玄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告李文浩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双方于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有效；2、判决被告黎明立即支付补偿款300000元给原告；3、判决被告自2018年2月14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给原告，直至付清为止（至2019年3月14日需支付违约金7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5日，被告黎明（甲方）与原告李文浩（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约定：因甲方、乙方双方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甲方将高州市********酒店二、三楼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现双方就补偿问题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补偿乙方40万元，在签订协议时甲方向乙方支付10万元，其余30万元甲方承诺在2018年2月13日前支付给乙方；此外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协议落款处有原告、被告签名。被告支付了100000元，因余下的300000元被告没有支付，原告提起本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另查明，上述《补偿协议书》所涉的房屋位于高州市****旁，是杨某1、古某1的物业。2015年3月18日杨某1、古某1把涉案房屋租赁给全某1，租期自2015年10月1日至2035年9月30日止。合同约定，租用期内未经杨某1、古某1同意，不得在本经营场地与第三方合作或者将本经营场地转租，不得改变房屋结构。2017年5月29日高州市中裕时尚酒店、被告黎明为甲方，第三人李玄为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将高州市********酒店二、三楼约460平方米房屋租给乙方经营沐足城使用，装修期为自签字之日起二十天，合同期从2017年5月24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月租金25000元，满三年递增百分之十。此外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落款处由甲方黎明签名并按指模、第三人李玄签名并按指模。在黎明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前的2017年5月20日、5月23日，被告黎明收到林某1缴交的租房定金90000元。再查明，在签订《补偿协议书》后，全某1及被告黎明向高州市公安局报案，2018年3月20日高州市公安局立全某1、黎明被敲诈勒索案进行侦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提请公诉。在此期间，2018年5月10日原告李文浩以与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粤0981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以经审理发现本案的当事人因同一事实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终结诉讼。高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不起诉。被告不服向茂名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茂检控申复决[2019]5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补偿协议书》是基于2017年5月29日被告与第三人李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而产生的，原告的诉求实质是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的案由应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依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房屋租赁合同书》由被告黎明与第三人李玄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高州市中裕时尚酒店、被告黎明与第三人李玄，合同落款签名处也是黎明与李玄。原告认为第三人李玄是基于原告授权签订合同，并提供第三人李玄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委托证明书》，被告对《委托证明书》有异议，认为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时第三人李玄没有出示委托手续，也没有提出是代原告签订合同；在原审法院追加李玄为第三人后，第三人于2019年10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诉讼书》称，租赁合同签订时只有第三人、林某1、被告三人在场，没有受原告委托签订合同，原告提交的《委托证明书》是第三人李玄在受到原告威胁的情况下所写。因第三人不出庭诉讼，且出具相反的证词，原审法院对原告的《委托证明书》不予采信；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因而无权就《房屋租赁合同书》行使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在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书》时，已得到第三人李玄的授权或事后已得到第三人李玄的追认，因而《补偿协议书》效力待定。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由于被告报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茂名市人民检察院的复查决定书查明，《补偿协议书》是在原告联同多人使用语言恐吓、威胁等形式索要赔偿，被告被迫同意支付原告400000元，并签订《补偿协议书》。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签订《补偿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在签订过程中不存在威胁、逼迫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被告辩称《补偿协议书》是在原告逼迫、威胁之下被迫签订的辩解，予以采纳。综上，原告主张《补偿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被告按协议约定支付300000元及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第三人李玄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文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70元，由原告李文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茂名市人民检察院茂检控申复决〔2019〕5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复查查明事实：本案受害人全某1与黎明在高州市*******经营****酒店，于2017年6月开始出租酒店二、三楼给林某1，并以林某1女朋友李玄名义与黎明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林某1、吴某1及李文浩三人在上述地点合伙经营****沐足中心，同年9月因该场所涉嫌色情交易被公安机关查处，且因全某1与他人具有经济纠纷常有人在****酒店门前闹事，导致****沐足中心无法经营，并于2017年9月底结业。林某1、吴某1、李文浩在转让****沐足中心发现，****酒店所在楼房是全某1租赁杨某某的，且全某1与杨某某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规定，全某1不能转租，导致****沐足中心无法转让。李文浩以黎明、全某1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不能转租的事实，致使其投资受损，以黎明、全某1实施合同诈骗为由，伙同古某2、邓某1、吴某1、林某1、杨某2、罗某1等人使用语言恐吓、威胁等形式，要求全某1、黎明受让****沐足中心和索要赔偿。经谈判，全某1、黎明分别被迫同意支付人民币15万元和40万元，并签订了《补偿协议书》，案发前全某1、黎明已分别支付了人民币8万元和1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补偿协议是否有效；2.黎明是否应支付30万元和利息给李文浩。关于补偿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一、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补偿协议书》是基于2017年5月29日黎明与李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而产生的，李文浩的诉求实质是要求黎明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依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房屋租赁合同书》由黎明与李玄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高州市中裕时尚酒店、黎明与李玄，合同落款签名处是黎明与李玄。李文浩认为李玄是基于其授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提供李玄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的《委托证明书》，但李玄于2019年10月13日向法院提交《诉讼书》称李文浩没有委托其签订合同，其原提交的《委托证明书》是受到李文浩的威胁所写。因李玄不出庭应诉，又出具相反的证词，故对李玄出具的《委托证明书》不予采信。李文浩在原审庭审中承认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办理委托手续，且黎明收到的租金也是李玄的男朋友林某1交付的，李文浩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因而其无权就《房屋租赁合同书》行使处分权。《补偿协议书》是基于《房屋租赁合同书》而产生的，李文浩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时已得到李玄的授权或事后已得到李玄的追认，因而李文浩无权对租赁房屋的损失提出赔偿。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的规定，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通过协商，自愿决定和调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根据茂名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诉复查决定书查明，《补偿协议书》是李文浩联同古某2、邓某1、吴某1、林某1、杨某2、罗某1等人使用语言恐吓、威胁等形式，要求全某1、黎明受让****沐足中心和索要赔偿而签订的，黎明被迫同意支付400000元给李文浩的。李文浩与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在签订过程中存在威胁、逼迫行为。据此，李文浩与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李文浩与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违法法律规定，故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无效。李文浩称《补偿协议书》有效，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认为《补偿协议书》效力待定，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如合同相对人认为其有损失，可另辟途径解决。关于黎明是否应支付30万元和利息给李文浩的问题。因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定力，故李文浩请求黎明支付补偿款30万元和利息，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文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70元，由上诉人李文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罗 文审 判 员  徐忠圣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世宁书 记 员  赖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