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恒，男，汉族，1975年2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珑，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锦柏，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祥，男，汉族，1978年7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泰乾，广东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小恒因与被上诉人陈永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小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珑、被上诉人陈永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泰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小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判令被上诉人一次性向上诉人偿还不当得利款300000元；（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暂计108000元（以3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3年10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1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中以“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年的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接受涉案3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被上诉人接受30万元是基于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取得的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支付的合作分配款”亦缺乏事实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时效的起算时间不应当自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而是应当自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2013年l0月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30万元，转账时上诉人已明知该款项已支付至被上诉人的账户，如被上诉人确实因不当得利收取了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基于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该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l0月9日届满”，但上诉人自2013年10月9日出借之后，一直以借款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在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能反映该事实，被上诉人对此一直均未否认属于借款，而属于其他经济往来。在本案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亦是以借款为由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这本是双方口头约定，但由于被上诉人缺乏诚实信用，明知道上诉人没有充分的借款凭证，而否认属于借款，导致上诉人难以举证。据此，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终结前，变更了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系基于借款的目的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也一直以借款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还款，被上诉人对此均未予以否认，但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才否认借款，那么此时上诉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上诉人一直认为被上诉人认可该笔款项属于借款，且一直在主张还款，但被上诉人直至第一次庭审时才予以否认属于借款，至此，上诉人才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被上诉人否认属于借款之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支付款项之时，直至第一次庭审被上诉人否认之前，一直在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的权利，均不知道自己权利遭受侵害或可能遭受侵害，在此期间，上诉人的权利并未遭受损害，不应当计算时效，直至被上诉人否认借款之时，其权利才遭受到侵害。因此，本案时效不能机械的以款项出借之日起计算时效，而是应当以上诉人“权利遭受损害”之时计算时效。二、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具有合法理由接受涉案30万元，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接受涉案3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没有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本案起诉时上诉人以借款起诉，对于存在借款关系，上诉人负有举证义务，但被上诉人明知本案没有书面债权凭证而予以否认，上诉人才变更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根据“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由接受款项一方，即被上诉人举证其有接受款项的合法依据。因为，对于是否具有合法接受款项的依据，对于上诉人而言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而对被上诉人而言属于积极的事实，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三、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对上诉人提交的补交证据，进行质证跟认定，该补充证据系被上诉人主张事实的反证，能够推翻被上诉人主张的属于案外公司的业务结算款的说法。上诉人于一审庭审后提交一份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证明，用于对抗被上诉人提交的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以证明涉案款项非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上诉人也补充提交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给上诉人的对账单，上面明确显示涉案款项不在两家公司的对账单之间，上诉人认为该对账单是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发给上诉人的，上面的内容与被上诉人一审庭审时所主张的不一致，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对此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进行质证，但是一审法院没有组织质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有接受款项的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上诉人认为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30万元。（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不认可涉案款项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的借款，其应当举证表明款项的性质及用途，但被上诉人仅提交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张涉案款项为其与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但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并不认可其有委托上诉人陈小恒向被上诉人陈永祥支付任何的款项，上诉人以补充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接受款项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并未核实清楚，亦没有追加案外两公司作为第三人查明事实，亦未对此进行询问核实，没有尽到应有的对事实查证属于的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另外，在本案中，上诉人基于出借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0万元，但被上诉人予以否认，导致上诉人30万元受损，而被上诉人获益的客观事实，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如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其有合法接受款项依据的，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该案审理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此，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对该案提起上诉，并要求法院依法判决撤回一审的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另，上诉人庭审时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合法接受涉案30万元的理由之一是该款项是某2公司支付给某1公司的业务结算款，而一审之后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补充提交了某2公司的证明，以证实上诉人没有接收某2公司向某1公司支付任何业务结算款。另外，根据某2公司与某1公司之间的业务结算习惯，是某2公司在收到相关工程款之后，将应当支付给某1公司的提成进行结算和支付，在这一业务往来中，某1公司只是作为接受款一方，不存在说需要向某2公司返还或者支付相关款项，然而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万元款项之后，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返还了20万元，现在上诉人又主张该款项是业务结算款，明显与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完全相悖和矛盾。结合本案的证据来看，无论是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或者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以及案外人某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向上诉人发送的电子邮件结算凭证都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清偿的25万元借款进行区分和单独列明。因此，本案有大量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的款项并不是两公司之间的业务结算款，而被上诉人否认是借款，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和合法接收本案款项的依据，因此上诉人主张其构成不当得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陈永祥辩称，被答辩人的各项上诉主张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本案基本事实就是：2010年8月，为了拓展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的业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口头协商了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某1公司”）与某2公司的合作事宜，合作形式为某1公司以某2公司惠州分公司的名义在惠州地区开拓业务，具体模式为某1公司主动寻找业务资源、参与政府采购的招标项目，以某2公司的名义制作投标文件、参与投标、协调与发包方的关系，中标后由某2公司负责对中标项目进行供货、施工及款项催收工作。2013年10月前某1公司已经为某2公司中标8个项目，某2公司按约定应向某1公司结算合作分配款130l744元，但某2公司仅向某1公司支付228383.64元合作分配款。经双方多次协商，2013年10月某2公司先行支付其中30万元给某1公司，故产生涉案之30万元转账记录（答辩人是代某1公司收取的该笔款项）。2、被答辩人主张其借款给答辩人，又主张该笔款项是不当得利，这两项主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若诉讼请求可以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答辩人就以“赠与关系并已交付完成”来抗辩。3、答辩人应对被答辩人取得30万元款项属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因对自己提出原、被告存在借款举证不足，而反口主张被告不当得利，认为可以达到举证责任倒置的效果，是对法律的认知错误。我国只对法律明确列举的侵权类案件及劳动争议案件的部分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故本案中仍应由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致使原告受损”，但上诉人并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4、《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答辩人于2013年10月9日取得林某转入的30万元是基于某1公司委托其代为收取某1公司与某2公司之间的合作分配款，答辩人取得该款项有法律根据（依据委托及合作经营），故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及利息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退一步说，即使就被答辩人自己的表述，其诉请也应被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自述其通过林某的账户向答辩人借款30万元（上诉人对此事实不予认可）答辩人取得该30万元亦有法律根据（依据借款），而不是没有法律根据。5、被答辩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涉案30万元发生于2013年10月9日，从转账至答辩人账户之时，原告已明确知道此款项已支付至陈永祥账户，即2013年10月9日被答辩人已取得要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但在2019年l1月21日下午开庭被答辩人变更诉讼请求前，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返还不当得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事实可知，被答辩人基于不当得利胜诉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16年10月8日届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已于2015年10月8日届满）。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的权利，已不受法律保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上诉人陈小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暂计108000元（以3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3年10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1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以上各项合计40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称2013年10月9日委托案外人林某通过林某账户向被告陈永祥转账人民币30万元。2019年8月30日，林某出具《受托付款确认书》，载明，“本人（姓名：林某，身份证号码：441************）根据陈小恒先生（身份证号码：441************）的委托，在以下时间内以下列方式代其向陈永祥支付了如下款项：于2013年10月9日，以本人名下招商银行账户（账户：622**********）向陈永祥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户：622*************）支付了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以上款项系受陈小恒先生的委托付款，因付款产生的相关权利（形成的债权）均由陈小恒先生享有，本人只是受委托人支付，对该笔款项的来源及去向均不享有任何权益。”2018年12月3日，原告通过EMS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催告被告在收到律师函后的三日内，向委托人偿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0元，同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暂计人民币72500元（以25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3年10月9日起，按6%/年利率计算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9日，实际应当计至所有本金还清为止），本息合计人民币322500元。原告称2013年出借了30万元，原告之前以为被告偿还过5万，但是对账后发现并没有该5万元进账。被告则称取得30万元是其基于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取得的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支付的合作分配款，并提交了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空调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示》予以佐证。原告是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原系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10日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卢某。两个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关系，原告原诉称为民间借贷关系，后当庭变更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原告对其诉权的处分，予以照准。依照原告诉请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陈永祥收取陈小恒支付的30万元有无合法根据或有无法律上的原因。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是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原系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10日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卢某。两个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原、被告双方也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返还3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取得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被告称取得30万元是基于广东某1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取得的深圳市某2有限公司支付的合作分配款，并提交多份《空调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示》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原告于2013年10月9日向被告转账30万元，转账时原告已明知该款项已支付至被告的账户，如被告确实因不当得利收取了原告的款项，原告基于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该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10月9日届满，原告未举出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有向被告主张权利或被告同意履行，现被告抗辩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该权利不能得到保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小恒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20元（原告已预交3710元），由原告陈小恒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取得上诉人3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应就此承担返还责任。而经审理查明，涉案30万元转款发生于2013年10月9日，如之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合法依据取得该30万元，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在2015年10月9日前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30万元。但上诉人直至2019年9月3日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30万元，据此，原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时效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虽上诉人主张其在诉讼时效期间有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但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无法得出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款的内容，且该聊天记录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20元（上诉人陈小恒已预交），由上诉人陈小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