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3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慧玲，女，汉族，1953年7月18日生，住洛阳市洛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德志，男，汉族，1947年10月24日生，住址同上。白慧玲、赵德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东芳、郭祥，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建安，男，汉族，1958年1月23日生，住洛阳市洛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莉，女，汉族，1957年8月4日生，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慧玲、赵德志因与上诉人吕建安、被上诉人李春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该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豫0311民初1683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赵德志的起诉，2018年12月22日作出（2018）豫0311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白慧玲的诉讼请求。赵德志、白慧玲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豫03民终4128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311民初1683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同日作出（2019）豫03民终412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311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重审。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该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豫0311民初5125号民事判决，白慧玲、赵德志和吕建安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慧玲、赵德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二被上诉人吕建安、李春莉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4%，自2014年7月30日计算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吕建安、李春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李春莉也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每笔涉案借款均是由被上诉人李春莉与上诉人联系，上诉人也是基于与被上诉人李春莉之间同事、朋友关系，才向被上诉人出借资金。如果没有被上诉人李春莉的建议和要求，上诉人是不会出借资金给被上诉人夫妻二人的。被上诉人李春莉对涉案每笔借款的发生都知情并同意。虽然被上诉人李春莉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但是被上诉人李春莉事后对涉案借款进行了追认，并承诺承担还款责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春莉的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李春莉认可涉案8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且多次向上诉人承诺尽快归还涉案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借款应为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春莉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有误。2013年7月6日的30万元借款，是从之前的25万元借款转化而来，之前的25万元借款一直都是按照月利率1.4%的标准计算利息。后期被上诉人要求增加出借资金，所以上诉人将出借资金增加至30万元后，又出借给了被上诉人,在该30万元借款的《收条》中明确载明了“半年付息；1.4%”的利息计算标准，而且被上诉人自该30万元借款发生之日起，一直都是按照“月息1.4%、半年一付息”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利息。2、上诉人于2014年7月29日出借给被上诉人5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31日出具《收条》，该5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也按照“月息1.4%，半年一付息”的标准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应当按照月利率1.4%的标准自2014年7月30日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并归还借款本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吕建安辩称：同本人上诉状意见。李春莉辩称：同吕建安的答辩意见，该笔款项答辩人并不知情，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吕建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吕建安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白慧玲、赵德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白慧玲所支付给上诉人吕建安的款项为借款与事实不符，应改判上诉人吕建安不承担责任。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吕建安的答辩意见记载有误。本次一审中上诉人吕建安并没有对赵德志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也没有对此进行答辩，但一审判决书中上诉人吕建安的答辩意见中却有关于赵德志原告主体资格的辩称，该部分答辩意见不知从何而来。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中还有专门对赵德志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论述，这让上诉人吕建安百思不得其解。二、白慧玲转账支付给上诉人吕建安的款项并非吕建安的借款，而是白慧玲委托吕建安代为理财的款项。2013年7月份之前吕建安和白慧玲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2010年和2011年分两次向白慧玲借了250000元，但该借款属于吕建安个人的借款，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李春莉对此也不知情。在2013年6月份，上诉人吕建安准备把这笔钱偿还给白慧玲。资金到位后上诉人吕建安就和白慧玲商量还款之事。白慧玲说家里现在不用钱，到2013年7月6日又可以获得半年的利息，到时候再给上诉人吕建安转点钱凑够30万元，让上诉人吕建安帮她理财。当时上诉人吕建安曾告知白慧玲让其自己理财。后在白慧玲多次要求下，上诉人吕建安同意帮其理财。当时上诉人吕建安认识介休嘉禾经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某，就告诉白慧玲，白慧玲也向上诉人吕建安了解这家公司的情况，同意把钱放在张某的介休嘉禾经贸有限公司。当时上诉人吕建安给白慧玲说：我把钱给你，你直接向这家公司转账，让他们直接给你出具借条。白慧玲说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你直接转给他们就行了。碍于朋友的关系，上诉人吕建安答应了白慧玲的要求。2013年7月5日白慧玲又给上诉人吕建安转过来2.9万元，算上之前的半年利息2.1万元，凑够了30万元。2013年7月6日上诉人吕建安给白慧玲出具了一张30万元的收条。2014年6月份，白慧玲又找到上诉人吕建安说其家里现在有50万元还想投资，当时上诉人吕建安没有同意。后来白慧玲多次找上诉人吕建安。出于多年朋友的关系，加上前期已经有30万元的投资，经询问张某同意借款后上诉人吕建安才答应了白慧玲的要求。7月29日白慧玲又给上诉人吕建安转款50万元，要求追加投资，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吕建安又给白慧玲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收条。8月23日张某又给白慧玲出具了一份80万元的借条，让上诉人吕建安转交给了白慧玲。这就是本案80万元款项的由来，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如果是借款白慧玲不会让上诉人吕建安出具收条，之前的小额转款白慧玲让上诉人吕建安出具借条，后来的大额转款不让上诉人吕建安出具借条而是收条，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7月6日30万元收条显示有利息，且于2014年1月9日、7月17日、2015年7月7日、2016年7月22日向白慧玲支付利息，可以认定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样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也是错误的。首先，在30万元收条上显示利息仅是为了证明代为投资理财的收益，这并不是上诉人吕建安借款应支付的利息，如果是借款，原出具的借条为何撕毁，直接继续使用即可。其次，白慧玲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吕建安所支付的款项为借款利息，2015年7月7日、2016年7月22日所支付的20000元、5000元并不是利息，而是白慧玲向上诉人吕建安所借的款项，这与白慧玲主张的利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利息，利息是如何约定计算的？为何会间隔这么长时间才支付一次？一审法院将上述款项认定为上诉人吕建安支付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没有代为理财的手续，但不能以此推定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就是借贷关系。原借条已经销毁，这更加印证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现有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白慧玲将款项出借给介休嘉禾经贸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张某），虽然白慧玲不承认介休嘉禾经贸公司给其出具过借条，但张某已经对此情况进行说明，这也足以说明借款人为介休嘉禾经贸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吕建安向白慧玲借款。证人张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对相关的借款情况均进行了陈述，证明将借条原件交给了白慧玲，这是对借款事实的还原，其证言足以证明上诉人吕建安没有借白慧玲的钱，上诉人吕建安就是帮白慧玲投资理财的。其次，上诉人吕建安与张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不影响其与白慧玲之间的借款，各是各的借款，就因为上诉人吕建安与张某之间借款就推定张某的证言不能采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张某才是本案的借款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在原审判结果的基础上。没有查明本案事实。判决上诉人吕建安承担还款责任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白慧玲、赵德志辩称：答辩人白慧玲与李春莉系多年同事、好友关系，两家又长期同住一个家属院，李春莉对本案的借款知情，并且借款是李春莉促成的。借款后期吕建安、李春莉不能按期偿还借款，答辩人多次找吕建安和李春莉要求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吕建安和李春莉多次承诺还款。2017年12月16日答辩人赵德志与李春莉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李春莉认可涉案80万元借款的事情，并承诺还款。涉案借款应为吕建安和李春莉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春莉应对答辩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吕建安关于涉案借款系答辩人委托理财款没有事实依据。除了张某的虚假证人证言外，吕建安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涉案80万元借款为委托理财款。而张某所谓的“证人证言”，依法不应采信。答辩人提供的银行转款凭证及吕建安出具的借条、收条等书面证据，已充分证明涉案资金为借款，吕建安也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故吕建安、李春莉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吕建安的上诉请求，并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李春莉述称：本案所涉款项李春莉不知情，与李春莉没有任何关系，李春莉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白慧玲、赵德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8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4%，自2014年7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白慧玲和赵德志、被告李春莉和吕建安均系夫妻关系，原告白慧玲与被告李春莉曾系同事。2010年11月23日，被告李春莉向原告白慧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白慧玲现金壹拾万元整，年息10%，半年一付息”。该借条所签李春莉名字系吕建安所写。次日，原告白慧玲通过林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10）给被告吕建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14）转款10万元。2011年5月27日，吕建安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19）向白慧玲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15）转款5000元，该5000元系吕建安支付的2010年11月24日至2011年5月的利息。2011年1月6日，原告白慧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吕建安（双方卡号同上）转款15万元，被告吕建安向原告白慧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白慧玲现金壹拾伍万元整，年息10%”。吕建安分别于2011年7月9日、2011年11月24日、2012年1月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白慧玲（双方卡号同上）转款7500元、5000元、8750元。其中2011年7月9日的7500元系被告吕建安支付的15万元借款2011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的利息；2011年11月24日的5000元系吕建安支付之前的10万元借款2011年6月至2011年11月期间的利息；另外8750元系吕建安向原告白慧玲支付15万元借款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期间的利息7500元，以及之前的10万元借款2011年11月25日至2012年1月7日期间的利息1250元，两项合计8750元。2012年7月6日，被告吕建安通过工商银行（卡号：62×××79）向原告白慧玲（卡号：62×××39）转款21000元;2013年1月6日，被告吕建安再次通过工商银行向白慧玲转款21000元（双方卡号同上）。2013年7月5日，原告白慧玲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吕建安转款2.9万元（双方卡号同上），次日，原告白慧玲与被告吕建安双方核算后，吕建安前期应付的25万元借款利息2.1万元，连同本次转款的2.9万元，合计5万元，加上之前出借的本金25万元，共计30万元。吕建安当天向白慧玲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白慧玲现金叁拾万元整，半年付息，1.4‰”。后被告吕建安分别于2014年1月9日、2014年7月17日两次通过工商银行向白慧玲转款各25200元（双方卡号同上）。原告白慧玲认定这两笔25200元的转款系吕建安支付的30万元借款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及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两个半年的利息，被告吕建安辩称该两笔款项均是给原告支付的理财收益。2014年7月29日，原告白慧玲再次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吕建安转款50万元（双方卡号同上），吕建安于2014年7月31日向白慧玲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白慧玲现金伍拾万元整”。2015年7月7日，吕建安向白慧玲转款20000元，2016年7月22日，吕建安向白慧玲转款5000元。原告白慧玲认为该两笔款项是吕建安向其支付的5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告吕建安辩称是原告白慧玲向其借款，该25000元是借给原告的。庭审中，被告吕建安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吕建安原来是普益恒基投资公司经理，与其有业务往来，是在普益恒基投资公司见过原告白慧玲并商谈借款事宜，收到过吕建安的转款，曾向白慧玲打有借条，让吕建安转交，借条上盖有介休市嘉禾经贸公司的印章。对此原告称从未到过普益恒基投资公司，也没有见过张某本人，并在辩论中强烈要求追究证人张某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原告因向吕建安、李春莉追要借款本息未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从原告与被告吕建安之间款项支付的情况来看，原告从初始把款转入吕建安的银行卡号，由吕建安给其出具借条，到后来原告将款项转入吕建安银行卡号，吕建安给其出具收条，其中2013年7月6日的30万元收条又显示有利息约定，期间吕建安数次向原告支付利息，且在2013年7月6日30万收条之后，于2014年1月9日、7月17日分别向原告各支付25200元利息；在2014年7月30日50万收条之后，于2015年7月7日、2016年7月22日分别向原告支付利息20000元、5000元，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借贷关系明确，吕建安向原告借款8000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吕建安辩称是帮助原告理财，是介绍原告向他人借款，并且提供证人张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借款是借给张某的公司，对此该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原告委托其理财。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吕建安收取原告的款项并向原告支付利息，证人张某陈述称在吕建安的公司遇见原告，并与原告协商有关借款事宜，但收到的款项却是吕建安的转款，并且提交一份借据复印件以证明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并通过吕建安交给原告。但无论是张某还是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与原告协商过借款，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利息，且无论是原被告之间还是被告吕建安与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及张某之间均没有委托理财或代为借款理财的相关手续，直至2019年1月20日本案原审判决后，证人张某向原告白慧玲银行卡上转款5000元，以图证实借白慧玲款并支付利息，而被原告白慧玲拒收，并且张某在原审庭审中承认自己与吕建安有260万元的借款往来，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故对其证言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吕建安是帮助原告理财的辩解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赵德志的主体资格问题，因赵德志与白慧玲系夫妻关系，所借给吕建安的款项二原告认同为夫妻共有财产，故收条上虽然不显示赵德志的名字，但赵德志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主体资格适格。对被告李春莉应否承担责任问题，因李春莉虽与吕建安系夫妻，与白慧玲系同事，在双方资金往来中吕建安曾以李春莉的名义出具借条，但李春莉对此并未追认，且后来的收条李春莉均未签字，无证据证明吕建安所收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故李春莉依法不承担偿还责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吕建安偿还借款800000元及利息的诉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因吕建安出具的30万元收条上面载明为半年付息1.4‰，50万元收条上并无约定利息，被告吕建安对支付给原告的相关利息又辩称是原告向其借的款项，且收条上也无期限约定，故可以认定为双方约定利息不明，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款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认定利息以年利率6%从原告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被告吕建安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原告白慧玲、赵德志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原告2018年3月28日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白慧玲、赵德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1562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29元，由被告吕建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中，双方均认可30万元收条上所写的1.4‰系笔误，应为1.4%，吕建安认可50万元的收条也是按月利率1.4%计算利息。本院认为,吕建安于2010年11月23日以李春莉名义向白慧玲出具借条，2011年1月6日吕建安本人向白慧玲出具借条，以上共计借款25万元，双方对该25万元系借款均无异议。吕建安2013年7月6日向白慧玲出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该30万元系由之前的借款本金25万元、应付的2.1万元利息以及白慧玲又向吕建安所转的2.9万元组成。2014年7月29日白慧玲又向吕建安转款50万元，2014年7月31日吕建安出具了50万元的收条。之后，吕建安又向白慧玲支付了25000元，白慧玲主张该25000元是支付50万元借款的利息，吕建安则称25000元是其出借给白慧玲的款项，但没有证据证明，因此，该25000元应认定是支付借款利息。据此，白慧玲向吕建安实际交付80万元，吕建安出具了收条，并支付了利息，以上行为符合借贷关系成立的特征，且吕建安称其将包含白慧玲的理财款在内的款项共计2300万元与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由此，可以认定白慧玲的80万元吕建安与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形成了借贷关系，吕建安可就该80万元向该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吕建安不偿还白慧玲借款，白慧玲则无法向其他人要求还款，综合以上情况考虑，应认定吕建安与白慧玲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吕建安主张白慧玲委托其理财，但未能提交白慧玲与山西介休嘉禾经贸公司有直接关系的证据，仅提交该公司向白慧玲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及张某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白慧玲对此不予认可，故吕建安的主张无法采信。关于利息问题。吕建安2013年7月6日向白慧玲出具的30万元的收条写有利息，50万元的收条上虽未写明利息，但二审中，吕建安认可该50万元也是按月利率1.4%计息，且借条出具后，吕建安也实际支付了25000元，故对于白慧玲和赵德志要求吕建安按照月利率1.4%的标准自2014年7月30日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上述25000元在应付利息中扣除。关于李春莉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于吕建安与李春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春莉虽然未在案涉借条和收条上签字，但赵德志提交的2017年12月16日其与李春莉的通话录音证明赵德志曾向李春莉主张还款，李春莉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还款，该通话录音的内容可以证明李春莉对吕建安向白慧玲借款之事进行了追认并承诺还款，故本案李春莉应与吕建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一审法院原审时吕建安对赵德志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本案涉及夫妻共同债权的认定，一审法院对赵德志的主体资格进行阐述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白慧玲与赵德志的上诉理由部分能够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吕建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51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51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吕建安、李春莉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白慧玲、赵德志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4%计算，从2014年7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执行时扣除吕建安已支付的25000元）；三、驳回白慧玲、赵德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2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29元，由吕建安、李春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吕建安、李春莉负担11617元，由白慧玲、赵德志负担1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娜审判员  王茂兵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