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住所地：衡水市胜利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7006514612。 负责人：张金峰，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巍，女，198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身份证号：1330011980××××××××。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娥，女，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住。住所地：石家庄市桥**休门街**商务中心织机构代码：79135935-0。 负责人：施振英，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可，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胜利支行）与被上诉人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威仑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1102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行胜利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我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编号ABC-500012-3P015120016),被上诉人并未在合同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因此，我行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2016年3月24日，我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事项为代理收回衡水红星工贸有限公司被冻结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代理期限为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6月30日。2019年12月8日，本案所涉及的1700万元款项，由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划转至我行账户，因此被上诉人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该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到期自动解除，因此，我行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二、我行与被上诉人拟签订《补充协议》将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期限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但补充协议中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没有在合同中签字，按照合同约定签字盖章生效，因此延长期限的《补充协议》没有生效。被上诉人提供的将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虽印有上诉人单位图标及“合同用纸”字样，仅仅是上诉人单位的内部用纸，并非重要凭证，不具备合同生效的要件。按照合同约定签字盖章生效，因此延长期限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没有生效。三、2016年12月8日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根据破产分配方案《民事裁定书》(2012)衡桃破字第10号，将我行享受优先受偿权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划入我行账户，这是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的划转款项行为。四、我行提供的由原告作出的一份签字盖章的声明，原告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提出张树可律师已由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转入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原告与我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其无关，这份声明是其真实情况的说明，无需我行签字确认。五、原告提出的支付逾期付款的损失。从2016年12月1700万元资金入账到现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原告从未向我行出具过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为收款人的代理费发票，而且原告委托律师张树可在2020年1月之前一直强调他已转所，离开了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表示无法开具发票。之后一直到2020年1月，张树可律师向我行作出说明，称其已经和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沟通好开具发票的事宜，延迟支付不是我行原因造成的，而是原告的一系列行为造成的。因此，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无法律依据。 威仑律师事务所书面答辩称，答辩人如期超额完成代理事务，而农行违背约定，拖延代理费三年多，答辩人起诉实属被迫无奈。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得当，应予维持。农行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代理期限。2016年3月24日所签《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代理期限至2016年6月30日，但这是农行单方制作和提供的定制文本。这种约定本身就违背客观，不具有合理性。农行1700万元巨额资金先后被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冻结和桃城区法院扣划，已长达七年多，代理事项属于重大疑难非常规案件，须逐级层报上级法院研究决定，客观上很难在3个月内完成。农行称定制文本不能改，如难以完成可随时签订延长代理期限补充协议。为了防止发生诚信风险，双方在《授权委托书》刻意特别约定：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本程序终结止。在实务操作中，授权委托书是按一个程序阶段进行授权，而不按日历日期节点授权。因为程序法定，一个程序的进程和终结取决于司法机关对各项情形的判断而非按日历固定时限结案。故协议约定代理期限本身就缺乏合理性，代理律师亦无权决定司法机关内部层报程序的进程。原告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依法履行代理事务，多次往返中央、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各级、各类司法机关。2016年8月22日，桃城区法院通过代理律师签收，向农行送达了《通知书》，指出因涉1700万元保证金是否应当优先受偿问题，要求农行提供4项材料。2016年9月6日，农行将其所作说明文件《农行衡水胜利支行关于对的答复》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代理律师。律师将农行发送的文件交法院初查，后按法院的要求修改后，再次提交给农行审核，并将农行提交的各种证据整理成证据目录及证明要点，交农行审核。2016年10月13日，律师将上述答复和证据及证明要点提交给法院。2016年12月8日，执行款17532161.11元转入农行账户。可见，律师的代理活动不仅一直持续进行，而且律师与农行和法院的交互行为，自2016年6月30日之前，一直延续到2016年12月，直到答辩人交付代理成果和农行接受代理成果。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延期到2016年12月30日的合同成立。农行称，委托代理协议已自动解除，与事实不符。二、两份延期补充协议。2016年12月16日，农行将其起草的WPS格式的《声明》文件以电子邮件发送给律师，要求将“两份延长至9.30和12.30的补充协议、声明、暂不入账四种材料盖章签字”（见电子邮箱截屏图）。律师同意将两份补充协议交答辩人盖章，因为认为有风险，故不同意在《声明》和《暂不入账通知》上盖章。一直交涉到2017年5月，农行答应在延到2016年6月的《延长代理期限补充协议》签字盖章，将带有“合同专用纸”字样和防伪水印的延到2016年12月《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纸质文本两份交答辩人持有。答辩人在《声明》上签字盖章作为“暂不入账”材料的“详细原因”配套材料。三、2016年12月的划款是代理的成果。农行称2016年12月8日法院划款给农行，是根据2012年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进行的。该述称与事实不符，也与农行2016年为什么还要通过招标程序委托答辩人代理该案的行为自相矛盾。四、《声明》对双方不产生效力。2016年12月资金到账后，农行仍然迟迟不在《资金到账确认单》上签字和盖章，也不签署延期到2016年12月30日的《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反而以“支行已超额完成当年业绩考核任务指标，不想把这笔特别巨大的款额记入2016年考核，但是农行自己不能编制理由，要求律师想办法编制农行以外的暂不能记账的理由”作为条件。律师不得不从，为此起草了《代理服务情况的说明》（此情况并不完全属实），纯粹是被迫无奈屈从于农行的要求。但是农行不认可答辩人律师编写的理由，而是另行以答辩人名义编制了《声明》和暂不入账的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律师要求答辩人盖章签字。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反复交涉，农行仍坚持要求律师在《声明》《暂不入账通知》上签字，否则农行不给两补充协议上盖章。由此可见，《声明》内容是由农行起草定稿要求答辩人盖章用于收到执行款不记入当年收入欺骗上级银行而编造的，并非答辩人将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天捷律所的文件。由于本法律服务项目是通过竞争性谈判程序优选的答辩人，农行也无权擅自同意天捷律所受让合同权利义务。事实上，农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同意按声明内容履行的意思表示，至今也没有向天捷律所支付代理费（天捷律所也不主张此代理费）。故《声明》对诉讼双方均不具有约束力。五、农行应当承担拖延付款的损失。且不论律师从未转所（《声明》中转所的内容是农行编造的），即便转所也不影响委托代理协议履行，因为签署代理协议的是诉讼双方而不是律师个人。农行第五条上诉理由，实际上已把前述四项上诉理由自己全盘否定了——农行已承认应向答辩人支付代理费，只是辩称答辩人未开具发票。而实际上，答辩人三年多来一直不停地向农行索要开票的识别信息，农行一直都拒绝提供。而没有税票识别码，就开不出发票来。农行拒不在《补充协议》和《资金到账确认单》上盖章签字，却以自己未在《补充协议》和《资金到账确认单》上盖章签字为由拒付代理费，属于恶意违约，应对逾期付款损失承担全部责任。综上，答辩人已经完成《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事项，而农行以种种理由不推进《资金到账确认单》的填写流程，不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风险代理费，长达三年多。 威仑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全风险律师代理费438304.03元及自2016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事实与理由：被告因2008年为衡水红星工贸有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质押1700万元主张优先受偿长达八年无果，2015年就案件法律服务发起竞争性谈判，原告在数家律所竞争中胜出。2016年3月24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协议约定全风险代理方式，被告按收回资金的2.5%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原告接受委托后即指派律师依法履行代理义务，收集整理提交证据，研究并提交法律依据和意见。2016年12月初，17532161.11元执行款转入被告账户。依委托代理协议，被告应付代理费438304.03元。但被告拖欠至今未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支付代理费及自2016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 农行胜利支行答辩称，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合同中约定期限是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6月30日，原告并未在合同期限内完成事项，该协议已到期自动解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到期后，双方曾协商拟定一份补充协议将期限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但原告一直没有签字盖章，该补充协议缺乏生效要件，合同没有生效，也就不存在期限延长的说法。2016年12月8日，桃城区法院根据（2012）衡桃破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将我行优先受偿权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划入我行账户，这是法院依据生效裁定将款项划入我行，与原告无关。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24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人协议（主诉案件），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张树可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就衡水红星工贸有限公司1700万优先受偿一案为甲方提供执行工作代理服务。第二条约定：乙方的代理权限为代理收回衡水红星工贸有限公司被冻结的17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第三条约定：代理期限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6月30日，代理期限到期后，甲方有权决定是否延长乙方的代理权限，不再续签的，双方在本协议下未履行完毕的义务继续有效。第六条约定：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1700万元资金全额收回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且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甲方依据《资金到账确认单》按收回资金的2.5%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代理费。同日，被告向原告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张树可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律师代理权限为：参加诉讼，代为申请执行，代办代收执行款项至委托人指定账户，以及执行中需要委托人参加的一切事务；行使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至本程序终结止。2016年7月，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延长代理期限补充协议，将乙方代理权限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8日，本院将1700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532161.11元划至被告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提交了由原告出具的声明，载明原告在双方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已全部转到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义务转移的，需经债权人同意，被告提交的声明上并没有加盖被告公章，单方面声明并不产生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法律后果。故原告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 原告依据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协议履行了委托事项，即收回衡水红星工贸有限公司被冻结的17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被告已于2016年12月8日收到上述17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532161.11元。被告应依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收回资金的2.5%作为代理费，但被告一直未履行，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代理费438304.03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自2016年12月16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至清偿之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称双方的代理合同在2016年6月30日已经到期，原告未在期限内完成其委托事项，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代理费。被告称原告提供的将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的补充协议没有负责人签字，协议未生效。但该协议上被告已签字盖章，应视为对该协议的认可，且协议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应视为签字或盖章即可，原告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该协议为生效协议，应认定原、被告的委托合同关系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原告提供了将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原告加盖了印章，被告虽未加盖印章，但该协议印有被告单位图标及“合同用纸”字样，且根据原告提供的与被告工作人员的邮件往来，可看出2016年9月、10月，原告仍在为被告提供代理服务，被告亦接受了原告的代理服务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原告一直在为被告提供代理服务，且已完成代理事项，被告接受了代理结果，收到了17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故对被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为有效协议，被告应按照双方约定给付原告代理费。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38304.03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损失自2016年12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37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承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行衡水胜利支行是否应当向威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及逾期罚息利息是双方争执的焦点。一、关于代理期限的问题。2016年3月24日所签《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代理期限至2016年6月30日，对于一项长达七年多未解决的疑难事项，要求在三个月内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显然违背客观现实，显失公正，不具有合理性。对此协议又约定“代理期限到期后，甲方有权决定是否延长乙方的代理期限”。威仑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补充协议》将委托代理协议期限延长至2016年9月30日，该协议上有银行的公章，另外提交的将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有上诉人银行单位图标及“合同用纸”字样，说明上诉人同意延长委托期限，被上诉人对两份协议亦认可。在这期间委托代理人张树可律师一直没有间断持续为上诉人提供法律代理服务，直至上诉人收到了17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上诉人没有明确终止被上诉人的代理工作，反而接受了被上诉人的代理服务和代理成果。张树可律师提供的律师服务符合上诉人向张树可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约定的“参加诉讼，代为申请执行，代办代收执行款项至委托人指定账户，以及执行中需要委托人参加的一切事务；行使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至本程序终结止。”该授权属于特别授权优先于合同约定。故上诉人委托代理协议到期已自动解除，两份补充协议没生效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委托期限延长至2016年12月30日的补充协议为有效协议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二、张树可律师在接受委托后以代理人的身份签收、制作了相关的法律材料，在桃城区法院与上诉人之间起到了提供法律服务协调沟通作用。上诉人主张收到的划转款项依据的是桃城区人民法院根据破产分配方案(2012)衡桃破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与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无关，没有事实依据，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在2016年通过招标程序委托代理处理该事项相矛盾，其主张不予采信。三、本案涉合同的双方是农行衡水胜利支行与威仑律师事务所，张树可律师受威仑律师事务所指派参与本案的委托代理活动，张树可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且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在委托期间张树可曾转所，故上诉人以张树可转所为由拒付代理费的理由不成立。四、《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代理方式为全风险代理，在1700万元资金全额收回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且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甲方依据《资金到账确认单》按收回资金的2.5%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代理费。2016年12月8日1700万元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利息532161.11元划至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应按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逾期支付代理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上诉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造成被上诉人不能及时收回代理费，给被上诉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损失，被上诉人的请求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支付代理费是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与是否开具发票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成为上诉人拒付的理由。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未出具发票且委托律师张树可转所，延迟支付不是上诉人原因造成的，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且依据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的规定，上诉人应对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农行衡水胜利支行拒绝向被上诉人威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及逾期罚息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75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永胜 审判员  安 君 审判员  张 晓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