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02民初1510号原告：长沙美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开元东路彩都（非常公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779022085Q。法定代表人：彭辉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琦，系湖南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帅，系湖南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05659964U。法定代表人：黄革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春林，系江西滕王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婉媚，系江西滕王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吉安市吉州区隆科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码91360802MA35FLM495。法定代表人：杨玉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女，1955年7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长沙美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被告以吉安市吉州区隆科农资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彭辉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琦、朱帅、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春林、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沙美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20180815号《购销合同》、20180827号《购销合同》、20180910A号《购销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973600元；3.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8月15日签订了编号为20180815的《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司尔特牌复合肥200吨，合同总价386000元。2018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180827的《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司尔特牌复合肥200吨，合同总价378000元。2018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180910A的《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买司尔特牌复合肥640吨，合同总价12096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1973600元的货款，但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对应金额的货物。2020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发货通知》，要求被告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交付货物，否则视同被告解除《购销合同》，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货款。2020年2月28日，原告又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限期返还货款，但被告仍未返还。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交付货款，经原告催告后仍未履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已依法解除，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1973600元。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被告双方没有成立化肥买卖合同，即使买卖合同成立，也是无效合同。案涉合同是原告提供的文本传真给被告，被告加盖公章后传回给第三人，第三人是否将合同传回给原告，原告有没有在合同中盖章，我方不清楚。被告应原告与第三人的做账要求才签订合同，并且开具发票。2.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借贷合同关系。原告与第三人对借款账目进行了对账，原告将债权转让给了李某，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案涉货款是提供给第三人用于归还被告的借款。3.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第三人述称，被告所述是事实。我方与原告几年来的化肥买卖业务很频繁，与被告也有买卖关系，案涉欠款属实。因为与原告业务量更大，想与被告平账，所以向原告借款，直接支付给被告，用于归还我方欠被告的借款，原告同意并办理了相关手续，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且用我老公陈某的股权质押给了原告。本案欠款与被告没有关系，是我方欠原告的钱。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陈述称，本案涉及的货物属于农业化肥，农业化肥属于典型的季节性产品，其价格波动很大，一般来说在冬季属于价格的低洼区，而春夏处于价格高峰期。这种货物一般是常年性生产，季节性使用。本案交易背景实际是第三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想在涉案货物处于价格低洼区时大批量购买进行囤货，但由于其资金能力有限，想通过原告垫资大批量购进后，然后再小批量向原告付款提货。原本设计的交易流程如下：（1）第三人想要案涉货物处于价格低洼区时购买1040吨共计1973600元的复合肥，但资金有限，于是找到原告，想让原告帮其购买。（2）基于以前原告和第三人合作过很多次，原告同意帮其购买案涉货物。经第三人介绍，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案涉货物。为了控制风险，原告在合同中重点约定被告必须凭原告盖章的书面提货流向发货，如果擅自发货，由此产生的后果与原告无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被告主动发货给第三人，还是第三人来提货，都必须有原告的发货指定。（3）正常情况下，第三人根据自身资金能力和货物使用量，需先向原告支付对应货款，原告会根据第三人的付款金额出具放货指令。为了控制风险，原告每次的放货指令都是根据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资金额度来定的，在放货指令中均会明确提货单位、发货金额，并注明提货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货金额。同时也会要求被告在第三人提货完毕后，将具体提货的数量、品种、单价等信息反馈给原告。（4）第三人必须凭原告出具的放货指令去提货。（5）被告在查验原告出具的放货指令后方可发货。（6）如此反复，直至第三人将所有货物提取完毕。在设计的上述交易模式中，原告为了降低自身风险，采取了两种风控措施，一是通过第三人的付款节奏来控制出货节奏，要求被告发货必须凭原告出具的放货指令；二是与第三人事后补签了《借款合同》，并定期进行对账，明确原告垫付的金额。原告与第三人之间除了采用上述交易模式合作外，还有正常的借贷关系（第三人向原告直接借款），也有其他的货物买卖关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定期对账，这只是一种风险防控手段，确认原告的垫款。本案中，虽第三人并未实际采用上述交易模式和原、被告进行交易，第三人一直未付款提货，本案实质上仍然是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与被告无关。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电子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件、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发货通知》、EMS查询单、《律师函》、EMS查询单、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说明函、借款对账单、对账确认函、债权转让通知、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押合同》、《担保书》、借款往来明细及相应凭证、情况说明《承诺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5日、8月27日、9月1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分别签订三份《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采购复合肥200吨，含税单价1930元/吨，金额386000元；复合肥200吨，含税单价1890元/吨，金额378000元；复合肥640吨，含税单价1890元/吨，金额1209600元；由乙方自行安排汽车到甲方仓库提货，装车前货物的安全由甲方负责；自离开甲方装货仓库起，货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全部由乙方承担；乙方需在2018年8月30日前、9月30日前、10月30日前提取完毕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乙方需在2018年8月17日前、8月28日前、9月18日前将本合同项下货款支付至指定账户；甲方应向乙方及时开具10%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合同内容系由原告发给被告，被告加盖公章后，拍照通过微信发给第三人，第三人发给原告，原告打印出来后再加盖其公章。上述合同签订当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三份《承诺书》，载明我公司现在向贵公司借款386000元、378000元、1209600元付至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做出承诺，借款按月息壹分贰厘计算利息，并于2018年9与30日前、2018年10月13日、2018年11月3日前陆续还完本金和利息，延期部分按月息率壹分伍厘计算利息；此笔借款对应的发票，我公司负责与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对接，尽早开具给贵公司，并附上江西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账号信息。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8月28日、10月25日、10月26日分别通过其账户向被告转账386000元、378000元、800000元、409600元。被告于2018年12月17日、12月18日向原告开具金额共计1973600元的增值税发票。2020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发货通知》，载明三份合同签订情况，原告已按以上三份合同约定共支付了1973600元的货款，但被告未交付对应金额的货物，已严重违约。现原告要求提货，请被告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交付对应金额的货物，逾期未交付货物，视同被告解除《购销合同》，退还已支付的货款。同年2月2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出《律师函》，通知被告合同已解除，被告应退还货款1973600元。另查明，第三人因经营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2018年8月15日、8月28日、10月28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三份《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386000元、378000元、1209600元；借款利息均按月息1.2%支付，到期利随本清；乙方应在2018年9月15日、9月30日、11月30日前偿还借款本息，逾期未还，乙方同意按照月利率1.5%支付逾期利息。该三笔借款到期未归还，第三人又向原告借款。2019年10月31日，原告与第三人对账，截至2019年10月31日，第三人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912500元、利息1051131.25元，本息共计6963631.25元。同日，原告向第三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依据我公司与李某于2019年10月3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将对贵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条、承诺书等项下享有的全部债权自2019年10月31日起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李某。第三人于同日签收《债权转让通知》，并在签收回单上载明同意继续向李某偿还债务。原告转让债权后，李某与案外人陈某签订《质押合同》，约定陈某将其持有的江西省泽龙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计1425万元作为第三人应支付而未支付给甲方李某的往来款共计人民币760万元的还款保证。双方于2019年11月1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2019年11月1日，案外人张某、朱某向原告出具《担保书》，载明张某、朱某自愿为第三人与原告已订立的所有合同、对账单、债务确认单等项下的全部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担保；主债务金额为7000000元及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而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再查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第三人向被告借款共计480万元，第三人通过其、案外人朱某及原告分多笔还清上述借款本息。其中2018年8月15日、8月28日原告代第三人还本金386000元、378000元；2018年9月14日、9月20日、9月25日，原告委托案外人杨某代第三人还本金20万元、50万元、509600元。2018年10月25日、10月26日，原告代第三人还本金80万元、409600元。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10月26日退还杨某80万元、409600元。被告陈述其向第三人借出上述480万元，因被告系国有企业，对外出借款项受限制，遂通过签订《购销合同》支付货款的形式交付借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是双方进行买卖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交了《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业务凭证等证据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抗辩上述货款系原告出借给第三人用于归还被告借款，开具发票是应原告业务需要，提供了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对账单、对账确认函、债权转让通知、《质押合同》、《担保书》、说明函、借款往来明细及相应凭证、情况说明、承诺书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被告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更有证明力，应认定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支付的款项并非货款，而是借给第三人用于归还被告借款。首先，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并非基于原告陈述的交易模式，原告陈述的交易模式不合常理。冬季因化肥价格低，是第三人囤积化肥的最佳时间，由原告垫资为第三人一次性向被告采购化肥，第三人分批向原告付款取货，原告通过收取固定利息赚取交易差价，但《购销合同》并非冬季签订，约定的取货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且化肥价格波动大，通过收取固定利息获取交易利润，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原告主张其基于上述交易模式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难以自圆其说。其次，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系为配合第三人向原告借款归还被告欠款，原告交付出借款项的业务及账务处理需要，并非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原、被告之间并无业务往来，《购销合同》亦是通过第三人中间传递才签订，双方之间并无实质的磋商过程，结合第三人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原告委托杨某付款后，因业务及开具发票需要，要求被告退回，改由其自行支付，可以认定上述事实。再次，原告认可《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借款合同》仅是第三人为案涉交易模式所做担保，与事实不符。原告已将案涉款项作为第三人借款，与第三人进行结算，并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某，案外人张某、朱某提供保证担保，案外陈某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质押登记，若上述款项并非原告出借给第三人，案外人不可能受让不存在的债权，其他案外人亦不可能提供担保，可见涉案款项系原告与第三人的借款。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并非双方进行买卖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购销合同》不生效，原告支付的款项系基于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三人指示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借款，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货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沙美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6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园人民陪审员  陈英人民陪审员  张仲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章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