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0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男，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绍兴市柯桥区三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斯国良，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巨峰，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海因与被上诉人斯国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王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被上诉人斯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巨峰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海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首先，欠款金额不符。斯国良出具案涉欠条的金额是175000元，而乔爱公司于2017年7月7日、7月28日、8月16日三次汇入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望公司）染费合计为181567.99元。两者之间相差6567.99元。从商业常理上分析，客户往往只有少付、减付加工费的可能，比如减掉一部分零钱，或者以质量问题为由等减少价款，绝对不会多付。其次，双方在2017年8月16日以后的通话和微信聊天中，斯国良并不否认尚欠王海染费。比如2018年7月26日、27日的微信聊天中斯国良还要求王海之妻开具“乔爱、小白龙、杭州欣超”等单位的加工费的发票，并且要先开票后付款，进一步说明案涉欠条上的款项尚未付清，也与乔爱公司2017年7月、8月期间的三次付款无关。再次，案涉欠条至今仍然由王海持有。一审仅凭与斯国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杜某认为的“有些业务员法律意识不强，没有收回欠条”证词来否定案涉债权的消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该欠条就是王海与证人杜某承包展望公司车间退伙协议中约定王海可得860.2万元应收款（债权）的一部分，证人认为案涉欠条已经付清，应当有责任提供退伙协议中王海可得应收账款860.2万元的组成明细。现王海已另案向柯桥法院起诉要求展望公司提供860.2万元应收款的组成明细。最后，一审认定录音内容中双方表达的意思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这两段录音大旨是王海妻子向斯国良催讨案涉欠款的意思，特别是2019年5月2日的通话中，王海之妻追问斯国良欠款一分都没有拿到时，斯国良再次明确“是有十多万”，但一审对此不予认定，一味偏袒斯国良。 斯国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欠条金额与客户汇款金额不一致的问题，这本身就符合发生交易中客户按实付款的情况。从时间看，欠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乔爱公司汇款时间是2017年7月至8月期间，是根据实际印染加工业务进行结算汇款。且乔爱公司与展望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并未局限于2017年5月，之后两家公司仍有业务往来。斯国良是基于受雇于王海和杜某的事实，对每一月份大约欠费先行出具欠条，而非实际应付款项，因此两者金额不一致具有合理性。二、欠条上载明款项未付清的理由与事实、证据相矛盾。王海第二点上诉事实不是新的证据，但单就证据而言，也与2017年5月26日欠条之间缺乏关联性。2017年5月26日欠条只是斯国良出具的其中一份欠条，并非最终结算，本案是王海提取了其中一份对其最有利的欠条来提起诉讼。三、杜某与王海是合伙人，也仅仅与王海有利害关系，但其作证的证言是事实，乔爱公司已将款项打入展望公司账户，已付清欠款。至于杜某与王海就合伙期间应收款的争议与本案无关。四、王海对录音证据的理解牵强附会，一审对此已作评判，尤其对录音中提到“十多万”的问题进行了认定，斯国良从未承认尚欠王海加工费的事实，录音中只是附和王海妻子的意思，不能以此证明欠款事实。 王海于2019年11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斯国良支付王海加工费17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6日，斯国良向王海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王海现金175000元。诉讼中，斯国良陈述其受雇于王海及案外人杜某，系该二人雇佣的业务员，其之所以向王海出具欠条，是因为王海的管理模式是对于业务员兜揽的加工业务，由业务员负责催讨加工费。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系乔爱公司所欠，该公司早已于2017年付清了欠款。王海认可斯国良系其市场业务员，负责为其兜揽加工业务。 另认定，（2018）浙0603民初1244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8年5月15日，王海、杜某确认双方于2016年1月16日共同与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共同承包该公司厂房、设备进行经营。 另查明，案外人乔爱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7日、同年7月28日、8月16日三次合计向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汇入181567.99元。2019年12月2日，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通过印染业务员斯国良与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发生印染加工业务关系，我公司于2017年7月7日、7月28日、8月16日三次汇入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181567.99元，该款为印染加工费”。同日，杜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与王海共同租赁承包经营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的印染二车间，斯国良系本人和王海雇佣的业务员，斯国良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给王海的175000元欠条，实为客户应支付给本人与王海的印染费，后客户乔爱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7月7日、7月28日、8月16日三次汇入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181567.99元，该款项已于2017年7月和8月结算给了王海，故斯国良出具欠条中的175000元已经结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王海、斯国良之间并非加工合同关系，王海持有斯国良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根据王海方的管理模式，斯国良作为王海及杜某共同承包经营绍兴县展望印染有限公司二车间期间的业务员，其在兜揽业务后向王海出具欠条，即表明其同意在加工费无法收回的情况下，由斯国良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故本案的关键是判断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是否已清偿完毕。对此，斯国良陈述该欠条对应的加工费系其兜揽的乔爱公司的加工业务，该公司已足额付款，并提供了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汇款凭证，王海虽否认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已收回，但其对于乔爱公司支付的181567.99元对应的加工业务系何业务员兜揽无法回答，而斯国良提供的上述证据结合杜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据此，该院对斯国良关于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已清偿完毕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王海另提出，其妻子与斯国良于2019年5月2日的录音通话中，斯国良认可尚欠10多万元。就该录音全部内容而言，斯国良在通话过程中提出“我来问你，我哪里会欠你钞票？”王海妻子称“你是欠我们钞票呀，你到今天为止也欠我们钞票，你那个靓萍也没处理好”，斯国良回复“就是靓萍个人家，另外的打掉了呀”…，该录音系王海妻子主叫，斯国良事先对录音内容不知情，因此斯国良在录音中的陈述相对客观真实，可认定此时除“靓萍”外，其余款项已结清。对于“靓萍”所涉款项与案涉欠条是否存在关联，斯国良陈述“靓萍”系绍兴靓萍纺织有限公司，其欠款约有8万余元，该业务发生在2017年6月份之后，但因“靓萍”反映加工质量存在问题，故斯国良仅协助催讨，且斯国良不承担该加工业务的加工费，也无需出具欠条。王海陈述其不清楚“靓萍”指向的企业名称，但该业务发生在欠条出具前，斯国良要求开票金额为85380元。因斯国良第一次提供的录音整理资料中未提及“靓萍”及其欠款事宜，结合庭审调查及录音中斯国良提出“我来问你，我哪里会欠你钞票？”亦可印证该业务与本案无涉，该院认为斯国良关于“靓萍”的欠款与本案无关的陈述较为可信。综上，斯国良提供的证据可认定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已清偿完毕，斯国良无须另行承担付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海的诉讼请求。 王海在二审中提供其妻与斯国良于2018年7月26-27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要求证明案涉欠条上款项未付清，欠条款项与乔爱公司所付的三笔款项无关。斯国良质证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金额本身就与欠条金额无关，对应的时间为2018年7月，系双方之后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王海提供的证据并非二审中新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时间为2018年7月，且显示乔爱公司金额为1万余元，不能排除系该时间段发生的交易往来，故不能证明王海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斯国良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王海主张的斯国良应付欠款175000元的事实能否成立，其审理的关键在于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是否清偿完毕。针对王海的上诉理由，本院逐一评析如下：首先，对于欠条所载金额与案外人乔爱公司汇款金额不符的问题，因欠条出具时间在前，乔爱公司汇款时间在后，不能排除双方按实结算或此后又有零星业务的事实，故乔爱公司汇款略高于斯国良出具欠条中所载明加工费金额符合一般常理，且两者金额基本相当，王海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斯国良在该期间尚有其他加工业务的事实，故乔爱公司汇款系支付斯国良欠条所载加工费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次，对于2018年7月26日至27日微信聊天记录提及乔爱公司款项及开票事宜，因显示乔爱公司欠款金额仅为一万余元，且聊天记录中也显示需先开票再付款，再结合双方当事人认可先开票再付款的交易惯例，故可认定乔爱公司案涉2017年相关业务已开票付款履行完毕，现发生争议的款项尚未开票，应与案涉2017年相关业务无关。再次，对于欠条由王海持有的问题，因王海系与案外人杜某合伙承包经营，斯国良系作为两人的业务员，现斯国良以乔爱公司已付款的证据证明其无需再支付款项，而杜某的证言亦印证了这一事实，上述证据足以推翻王海主张所持有欠条所涉加工费未付清事实。对此王海认为案涉欠条载明欠款系包含在其应得860.2万元应收款范围内，但王海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故应自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对于录音证据中斯国良关于“十多万”陈述的认定问题，因王海对该录音陈述的理解系仅截取了这一句话，但结合录音中王海之妻与斯国良之间对话的上下文意思，斯国良从未承认欠款，而该句陈述也并非系对欠王海十多万元的认可，结合一审对录音全部内容所作详细解读，本院对王海的这一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因此，一审就案涉欠条对应的加工费已清偿完毕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斯国良无需再向王海承担偿付案涉欠款的相应义务。 综上，王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上诉人王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