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14行初3号原告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MA6N0XYL7A。法定代表人曾勇，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茜，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昆明市级行政中心**楼**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550100153Q。法定代表人唐琪，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陈建琼，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刘登洪，男，1974年3月13日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新化县，系死亡职工刘崇涛的父亲。第三人陈雪华，女，1974年3月13日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新化县，系死亡职工刘崇涛的母亲。委托代理人张天雄，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施嘉惠，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公司）不服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由审判员司马衍及人民陪审员高思聪、肖丽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宏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昆明人社局的副局长黄文浩以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身份出庭应诉，被告昆明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杨艳及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的委托代理人施嘉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5日，被告昆明人社局受理死亡职工刘崇涛近亲属提出的认定工伤申请，认为刘崇涛受到伤害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并按规定将《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原告宏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超越职权范围作出认定第三人刘登洪与第三人陈雪华之子刘崇涛（本案死者）与本案原告的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与死者刘崇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刘崇涛和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也依法向被告提供了相关的意见对此进行了答辩和说明，被告应当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待相关部门对原告与死者刘崇涛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裁决之后，方可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但被告却超越其行政职权范围，直接认定了死者刘崇涛系原告的“普工”，该认定程序有严重错误瑕疵，应当予以纠正。二、被告认定死者刘崇涛的死亡系工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工伤保险条例》之立法精神相悖，应当予以撤销。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认定死者刘崇涛的死亡为工伤，原告认为该认定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死者刘崇涛当天系因工外出，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被告在未对因工外出和其是否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案件重要事实进行审查的前提下就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其次，本案死者刘崇涛的死亡系因驾驶电动车外出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其相关损害责任应由侵权责任方负担。其外出更非由于完成原告所指派的“工作任务”所导致。相关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本次事故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定死者刘崇涛与案外人祝廷祥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并且对本案相关证人均提取了笔录，均可证实本案死者死亡并非因工外出，更非完成单位指派工作外出。综上，本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望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人社局的答辩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我局于2019年11月5日受理刘崇涛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同日向用人单位下达举证通知书。我局根据双方提交的材料，查明：刘崇涛系原告宏顺公司的普工，2019年4月12日在公司上班，于15:10骑电动车外出途经西山区春雨路同丰医药路段时被车撞倒在地受伤。后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局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救治，于4月30日因救治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创伤性开放性特重型颅脑损伤。我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刘崇涛受伤害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二、作出认定工伤结论的理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中的“工作原因”适用推定原则，只要不属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本案刘崇涛系原告宏顺公司的普工，2019年4月12日在公司上班，于15:10在上班时间骑电动车外出途经西山区春雨路同丰医药路段时被车撞倒在地受伤，经医治无效死亡的事实，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故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原告所述理由不能推翻认定工伤决定。（一）我局不存在超越职权认定劳动关系的行为，所做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用人单位虽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可以参照提交的工资支付凭证、证人证言等材料确定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宏顺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出具证明，记载“2018年3月至2019年至事发当天在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学徒”，同时刘崇涛同事也出具《证明》材料证明刘崇涛在宏顺公司上班的事实，此外，“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原告宏顺公司转账给刘崇涛，充分体现了刘崇涛提供劳动，公司支付对价的劳资关系。原告宏顺公司是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主体，其虽单方面称刘崇涛为“学徒”，但实质上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系劳动关系。第二，我局受理本案后，依法向用人单位送达举证通知，要求其在规定时限内举证，但原告宏顺公司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正在进行劳动仲裁或诉讼的相关事实材料，也没有提交材料证明刘崇涛系学生，由学校指定到公司进行实践学习的其他证明为“学徒”的材料，不属于中止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原告宏顺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我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工伤认定申请人自述刘崇涛在上班期间，骑老板曾勇所有的电动车前去拿需要复印的材料到公司复印，并且经我局向公安机关申请调取证据，事故发生时的电动车确系曾勇所有。编号53011212019000010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时间“2019年04月12日15时10分许”为正常的工作日和工作时间，此外，我单位经办人员实地勘查的照片中显示，事故发生的地点与公司距离很近，实际距离约5分钟。以上证据均能佐证刘崇涛系因工外出。此外，原告认为刘崇涛系交通事故，相关损失责任应由侵权责任方负担的理由也不成立。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的发生事故伤害都属于工伤，包括发生交通事故伤害。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维持我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陈述称：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法律适用正确事实清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昆明人社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2.昆劳社通〔2009〕41号《关于调整工伤认定委托下放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3.昆劳社通〔2009〕130号《补充通知》，欲证明被告执法主体合法及有相应权限的事实。第二组：4.《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所附证据材料清单；5.第三人身份证、户口册；6.就读证明、工作证明、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初中毕业复印件；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编号53011212019000010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9.医疗记录；10.火化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1.《证明》（宏顺公司）、《证明》（陈振雄）、微信转账记录；12.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材料粘贴纸；13.电单车核查信息；14.答辩意见、情况说明、调证申请书；15.介绍信；16.现场核查照片；17.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欲证明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依据。第三组：18.《工伤认定申请表》（同第二组）；19.《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21.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同第二组）；22.送达回证；23、授权委托手续，欲证明被告执法程序的合法性。第四组：24.《工伤保险条例》；25.《工伤认定办法》（同第一组），欲证明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以及认定工伤程序的法律依据。原告宏顺公司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执法主体资格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的执法程序并不合法，对被告提交的第4项证据材料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8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项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刘崇涛的死亡系交通事故导致，且其在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与原告无因果关系；对第11项证据材料中“《证明》（宏顺公司）”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陈振雄）”“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14项证据材料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答辩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答辩意见”可以证实在工伤认定申请阶段，原告已经提出了与死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但被告未按照法律规定中止工伤认定程序，该操作具有重大法律瑕疵；对第17项、第21项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依据的事实不清，并未客观公正地评判本案死者是否成立工伤的情况；对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其余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执法主体资格、认定的事实和执法程序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原告宏顺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3.《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4.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欲证明被告作出的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多项信息记载错误，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第二组：编号53011212019000010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欲证明刘崇涛的死亡系因交通事故导致，且其与案外人祝廷祥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对原告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被告作出的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全某出庭作证，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询问。原告宏顺公司对证人全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人证言能证明刘崇涛在事发当日外出并非受原告或原告公司其他人的指派，也并非完成其工作任务；被告提交的“《证明》（陈振雄）”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不予采信。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对于证人全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全某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属于孤证，没有其他证据补强。证人全某所述并未清楚说明刘崇涛外出是“因私”或“因工”，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推定其系“因工外出”。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补充质证认为证人全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刘崇涛是在工作时间发生交通事故，在未明确原告是否对刘崇涛进行过工作安排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为其系“因工外出”。为查明事实，本院依法向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调取了其在调查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形成的《询问笔录》（祝廷祥、陈家坤、廖正得、曾勇、陈雪华、张涛、陈坤）扫描件9份，由各方当事人质证。原告宏顺公司对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询问笔录》（曾勇）可以证明刘崇涛并非原告的员工，而是“学徒”，事发当日刘崇涛外出也并非接受过原告的指派；认为《询问笔录》（陈雪华）可以证明陈雪华对事发当日刘崇涛外出的情况并不知晓，其在提交给被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书》中的陈述是不客观、不真实的；认为全部《询问笔录》可以与证人全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刘崇涛与原告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被告昆明人社局对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该项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主张。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对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曾勇）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曾勇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与证人全某的证言相互矛盾。事发当日，刘崇涛发生事故的地点处于其前往复印店的合理路线中，其系“因工外出”；对其余《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证人全某系原告宏顺公司的职工，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证人全某作出的有利于原告的证言证明效力较低，故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评判认定事实；被告昆明人社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明》（陈振雄）未附陈振雄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其余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材料能否证明各自主张将在后评判。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法律事实：死亡职工刘崇涛于2018年3月左右进入原告宏顺公司处工作。2019年4月12日15:10左右，刘崇涛驾驶昆明0716580号“立马”牌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同丰医药路段时与后方同向行驶的由案外人祝廷祥驾驶的云Ａ×××**号“五菱”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致其倒地受伤，后经送医院救治无效于2019年4月30日死亡。经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昆锦司［2019］病鉴字第195号《法医尸表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刘崇涛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6月14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具编号53011212019000010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亡职工刘崇涛及案外人祝廷祥承担此次事故同等责任。2019年10月22日，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向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2019年11月5日，被告昆明人社局受理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编号19040521《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按规定送达当事人。本院认为，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规定：“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被告昆明人社局有权对原告宏顺公司与刘崇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认定。原告宏顺公司主张刘崇涛系其“学徒”，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宏顺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组织，属于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及用人行为能力的适格用人单位。证人全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刘崇涛在原告处从事“打画做字、操作机器、安装广告牌”等工作，其工作内容属于原告宏顺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原告对刘崇涛“包吃包住”，且对其工作的内容进行安排，双方之间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性质。综上，刘崇涛进入原告宏顺公司处工作时已年满16周岁，其在原告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其与原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故对于被告昆明人社局认定原告宏顺公司与刘崇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崇涛在事发当日的工作时间内外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原告宏顺公司作为刘崇涛的用人单位，其不认可刘崇涛所受伤害为工伤，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昆明人社局依法向原告送达《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但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刘崇涛在工作时间外出时所受到的伤害系因非工作原因导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昆明人社局推定刘崇涛死亡的情形为工伤并无不当。最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工伤认定：（一）需要以有关部门对相应事故的结论为依据，而有关部门尚未作出结论的；（二）由于不可抗力导致工伤认定难以进行的；（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需要中止的情形……”原告宏顺公司主张被告昆明人社局没有中止刘崇涛的工伤认定程序，待以有关部门对原告与刘崇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结论后再行恢复，其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上具有重大法律瑕疵，应当予以撤销。但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在工伤认定程序进行时曾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且本案中也并不存在其他应当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的法定事由，故被告昆明人社局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经审查，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9040521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程序合法，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情形，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宏顺公司作为死亡职工刘崇涛的用人单位，对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享有依法起诉的权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昆明人社局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本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故被告昆明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具有执法权限。第三人刘登洪、陈雪华与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依法应参加诉讼。如前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昆明宏顺广告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司马衍人民陪审员  高思聪人民陪审员  肖丽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李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