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9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永付，男，195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双柏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华生，男，1977年12月15日出生，哈尼族，工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华德，男，1981年1月2日出生，哈尼族，教师，住云南省楚雄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大勇，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住所地：云南省双柏县大庄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322G85188124E。法定代表人：谢维军，该院院长。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因与被上诉人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双柏县人民法院(2020)云2322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529296元（17年×33488元/年）、精神抚慰金5万元、误工费1442.25元（3人×3天×160.25元/天）、交通费3000元，合计583738.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死者曹培珍与被上诉人未签订过合同为由，未认定曹培珍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曹培珍为被上诉人劳动，被上诉人也未提出过反对意见，并且还长期接受曹培珍提供的劳务。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应承担自己的赔偿义务。二、一审法院认为即便曹培珍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但已得到赔偿，就不可以再向用人单位追偿，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赔偿义务人。本案中上诉人虽已获得交通事故肇事者的赔偿，但上诉人因此次事故造成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并未获得弥补，因该交通事故属刑事案件，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未获得赔偿，但本案还有其他赔偿义务人，故上诉人对未获得赔偿部分可以向其他赔偿义务人主张赔偿，被上诉人为用工单位，在曹培珍工作期间，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责任，应对上诉人所遭受的因亲人身亡而带来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辩称，首先，死者曹培珍与大庄卫生院没有劳动关系，存在劳动关系的是赵某。其次，曹培珍的死亡地点不在工作范围内，其死亡原因是交通事故造成，不是打扫卫生造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29296元（17年×33488元/年）、精神抚慰金5万元、误工费1442.25元（3人×3天×160.25元/天）、交通费3000元，合计583738.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法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6日7时39分许，董从禄驾驶云Ｅ×××**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彩鄂公路Ｋ41＋550米路段起步行驶过程中，碾压右侧绕行的行人曹培珍，造成曹培珍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在董从禄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中向双柏县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双柏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曹培珍的死亡赔偿金569296元、丧葬费52038元，合计621334.5元，由董从禄赔偿11334.5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楚雄中心支公司赔偿557962元。董从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楚雄中心支公司履行了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赔偿义务。2020年4月1日，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曹培珍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存在雇佣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据法律的规定，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时，提供劳务一方选择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即便曹培珍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存在雇佣关系，已经选择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提起诉讼，并得到了赔偿，又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要求本案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赔偿经济损失，实体上由于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没有可以转让的追偿权，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9元，由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负担。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碾压右侧绕行的行人曹培珍”有异议，认为应当是“碾压右侧绕行的手中拉着垃圾桶的行人曹培珍”，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认为一审遗漏认定曹培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造成死亡的事实。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表示无异议亦无遗漏认定的事实。二审中，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提交了证据1.交通事故现场照片5张，欲证明在事故现场曹培珍被撞后，旁边还摆着垃圾，肇事车辆碾压右侧绕行的手中拉着垃圾桶的行人曹培珍的事实；证据2.白大褂2件及护目镜1付的照片4张，欲证明白大褂及护目镜为曹培珍生前在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所穿戴的工作服和护目镜。对上述证据，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质证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曹培珍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证据2不能证实系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发放的工作服和护目镜，且衣服的颜色与该院的工作服不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具有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仅能够证实曹培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身边有垃圾桶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提出的碾压右侧绕行的手中拉着垃圾桶的行人曹培珍的事实；证据2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由于曹培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未穿着白大褂及护目镜，白大褂上虽有大庄中心卫生院的字样，但白大褂及护目镜是否为曹培珍身前所穿戴，尚需上诉人进一步予以证明，故白大褂及护目镜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综上，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培珍与被上诉人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是否应当承担曹培珍死亡后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以曹培珍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存在雇佣关系，曹培珍是在从事双柏县中心卫生院指定的工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存在过错为由，要求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是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依照法理，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在雇主与受雇人达成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雇佣合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在本案中，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提交的《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临时用工协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申请了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欲证实曹培珍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存在雇佣关系。但《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临时用工协议》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与赵某；《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上账户户名是赵某，其中赵某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国库集中支付1000元、2019年4月26日收到国库集中支付1000元、2019年8月13日收到国库集中支付2200元，而曹培珍是2019年5月26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赵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工资是打在我（赵某）卡上，我（赵某）拿给曹培珍。上述证据证实了以下事实：赵某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签订了雇佣合同，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向赵某支付劳动报酬，且曹培珍死亡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仍然按《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临时用工协议》约定支付赵某劳动报酬，《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临时用工协议》中并未约定通过赵某转递劳动报酬，故虽然曹培珍打扫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的卫生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但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曹培珍与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形成雇佣关系（劳务关系）的主张。因此，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要求双柏县大庄中心卫生院承担曹培珍死亡后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9元，由上诉人郭永付、郭华生、郭华德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云审判员  沈黎芸审判员  王中强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郑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