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10民终1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亚平，男，1974年5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爱英，女，1974年8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乡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富平，男，汉族，1974年10月4日出生，现住山西省乡宁县，系常爱英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加百顺，山西鄂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段红玲，女，197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上诉人董亚平因与被上诉人常爱英、原审被告段红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乡宁县人民法院（2019）晋10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亚平，被上诉人常爱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富平、加百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段红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常爱英与郭富平系夫妻关系。郭富平与董亚平同为原乡宁煤炭运销公司职工。段红玲与董亚平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7月17日在临汾市尧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2014年段红玲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亲戚朋友吸收资金，同年3月26日，段红玲和董亚平通过和常爱英及郭富平协商，由段红玲向常爱英借款100万元用于理财做生意。同日，常爱英向段红玲指定的郑艳祥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账号为×××********的账户内汇入100万元。款借走后，经常爱英催要，段红玲仅归还10万元，并于2015年12月11日给常爱英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常爱英现金玖拾万元整，小写900000元，段红玲，2015.12.11，×××，139XXXX****”。后经常爱英多次催要，段红玲均未能归还上述剩余借款。另外，依据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6）晋1002民初310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段红玲虽与董亚平协议离婚，但根据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路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登记卡证明，二人在当时一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庭审中，段红玲亦称自己没有告诉双方家庭和朋友其与董亚平离婚，且在同居生活期间，段红玲将自己名下的一辆丰田小轿车无偿转移至董亚平名下，董亚平又将车辆转移登记在儿子董智勇名下。原审认为，根据常爱英的当庭陈述和提供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取款和存款凭条以及段红玲书写的借条，应当认定常爱英与段红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常爱英履行了向段红玲支付借款的义务，段红玲却未向常爱英归还借款，段红玲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常爱英要求段红玲归还借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常爱英要求董亚平与段红玲共同归还其90万元借款的请求，根据常爱英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6）晋1002民初3100号民事案件中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形成链条，能够证明段红玲、董亚平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但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生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规定：“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段红玲欠常爱英的90万元借款，应认定为其与董亚平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偿还。段红玲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庭审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作出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段红玲、董亚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常爱英借款90万元。董亚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一审中赖以支持被上诉人诉求事实的证据是由原审被告书写的欠条，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很清楚地表明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借款是在2014年3月26日，双方后签订了借条，上诉人对此事毫不知情，既未参与借款，也未在借条上签名，被上诉人更没有将钱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不是该借款合同的主体，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2、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早已于2009年7月17日在尧都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而且现在早已不在一起生活，上诉人对案涉债务并不知情。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是对当时未办理过结婚登记而对外以夫妻名义生活的同居男女情形而作出的。根据2018年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举重以明轻，结婚登记的夫妻尚且需要债权人举证证明，更何况只是离婚后共同生活的同居关系，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是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用于二人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该笔债务的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常爱英答辩称，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取存款凭证和借条，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6日通过乡宁县农村商业银行关王庙支行向原审被告段红玲指定的账户（户名郑艳祥）支付借款1000000元，归还100000元后，段红玲于2015年12月11日出具借条，载明借被上诉人90万元，双方之间借款事实清楚，借贷关系合法有效。2、段红玲与上诉人虽于2009年7月17日协议离婚，但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时段红玲也认可没有告诉双方家庭和朋友与上诉人离婚的事实。2016年8月1日，段红玲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辆丰田车无偿转移登记到上诉人名下，2016年9月9日又转移登记到其儿子名下。段红玲认可借款时郑艳祥账户是其指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以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的规定，据此，一审判决上诉人董亚平与段红玲共同偿还该笔借款是正确的。3、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丈夫郭富平与上诉人董亚平原为同事关系，彼此比较了解，出于信任才将自己多年经营大车挣得的钱借给段红玲，当时上诉人夫妻二人称做投资理财生意，被上诉人并不知道其二人已经离婚，借款后，被上诉人及其丈夫每年多次到上诉人家催要，除2015年归还10万元外，剩余90万元至今未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段红玲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常爱英与郭富平系夫妻关系。郭富平与董亚平同为原乡宁煤炭运销公司职工。段红玲与董亚平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7月17日在临汾市尧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2014年3月26日，段红玲和常爱英及郭富平协商，由段红玲向常爱英借款100万元用于理财做生意。同日，常爱英向段红玲指定的郑艳祥的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账号为×××********的账户内汇入100万元。经常爱英催要，段红玲归还10万元，并于2015年12月11日给常爱英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常爱英现金玖拾万元整，小写900000元，段红玲，2015.12.11，×××，139XXXX****”。后经常爱英多次催要，段红玲均未能归还上述借款。本院认为，本院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董亚平应否向被上诉人常爱英偿还借款。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取存款凭证和借条，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常爱英与原审被告段红玲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的事实，上诉人董亚平并非该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次，案涉借条上未有上诉人董亚平作为出借人的签字，事后上诉人对该笔借款亦未予追认。再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作为债权人的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原审被告段红玲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用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的规定，判令上诉人董亚平与原审被告段红玲共同偿还被上诉人常爱英借款，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董亚平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乡宁县人民法院（2019）晋10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段红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常爱英借款9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常爱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共计11400元，由原审被告段红玲、董亚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上诉人常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柴卫红审判员  梁祥伟审判员  靳红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