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28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建军，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磊，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海鑫电力设备制造（南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三厂工业园区海门港大荣路**。法定代表人：陈晓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娥，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俞加顺，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国华，浙江东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文良，男，196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富阳市。再审申请人董建军因与被申请人海鑫电力设备制造（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公司）、俞加顺及原审被告高文良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终4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董建军申请再审称：（一）海鑫公司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海鑫公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应是指公司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至少是公司已出具出资证明书并载入股东名册、参与签署公司章程的股东，但海门和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公司）的股东一直登记为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虽然俞加顺于2012年8月24日将所持和信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海鑫公司，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于2014年1月24日将所持和信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海鑫公司，但海鑫公司从未获得出资证明书，也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故海鑫公司无权作为和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起本案诉讼。（二）一、二审判决有关俞加顺抽逃出资的金额及补充出资的金额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俞加顺抽逃出资的金额并非300万元，而是245万元。俞加顺认缴的500万元出资应于2012年12月17日缴纳，而在此之前，因俞加顺和海鑫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鑫公司支付了255万元股权转让款，该款项中的200万元系直接汇至和信公司账户，另外的55万元系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交付给和信公司，和信公司也向海鑫公司出具了收条，并用于对外付款，故该55万元也应与上述200万元一样被认定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即俞加顺抽逃出资的金额应为245万元。2.俞加顺抽逃出资后又先后补充出资238万元，即俞加顺于2013年6月9日向和信公司汇付38万元，张时春、张磊（张时春之子）于2013年12月17日分别向和信公司汇付44万元、156万元。2014年1月21日的和信公司第三次董事会纪要及其附件表明，海鑫公司对张时春向和信公司出资20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而已经生效的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111号民事判决认定张时春出资的200万元系俞加顺向张时春的借款，并判令俞加顺返还，故该200万元应视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补充出资。董建军认为，上述238万元发生在海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故应从俞加顺前述抽逃出资金额245万元中扣除。此外，和信公司第三次董事会纪要的附件还载明俞加顺在2014年1月21日前出借给和信公司83.6569万元，该笔借款大于前述俞加顺实际抽逃出资的金额7万元（500万元-200万元-55万元-238万元），故和信公司的责任财产并未因俞加顺的抽逃行为而减少。据此，本案不应判决俞加顺向和信公司返还300万元出资并支付利息，董建军亦不应对俞加顺的上述返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海鑫公司提交意见认为：（一）海鑫公司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和行使权利并不以工商登记为前提。置备股东名册以及将股东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系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职责。俞加顺、高文良、董建军、胡金华均在2012年8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2年8月31日的和信公司章程上签字，而该章程第五条明确记载海鑫公司为和信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400万元。该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约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信公司并未设置股东名册，工商变更登记也应由和信公司办理，作为受让人的海鑫公司无法办理。海鑫公司的经办人陆亚良（海鑫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晓松之父）正是因为在2014年5月发现和信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中没有海鑫公司，才向公安机关控告俞加顺涉嫌诈骗犯罪的。（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俞加顺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海鑫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考虑到俞加顺与海鑫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时，海鑫公司有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汇入和信公司账户，故仅主张俞加顺抽逃出资300万元。2.关于海鑫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共计5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虽然和信公司于2012年11月出具收条，经办人为董建军，但海鑫公司并不知晓该汇票的最终流向，海鑫公司系从公安机关对俞加顺、董建军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才知晓俞加顺抽逃出资300万元以及由董建军进行操作的事实，故董建军、俞加顺现就该55万元承兑汇票提出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3.董建军、俞加顺提出的俞加顺对和信公司另有238万元补充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此也与董建军之前提出的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300万元出资系技术出资的主张相矛盾。董建军、俞加顺在二审时称张时春于2013年12月17日汇给和信公司的200万元是俞加顺的出资，但从和信公司第二、三、四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可见，张时春以及和信公司的股东当时均认定该200万元是张时春作为和信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如果俞加顺和张时春之间另有约定，也仅对其二人有约束力。关于2013年6月9日的38万元，因和信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存在较多资金往来，故仅凭单次的资金往来不能说明俞加顺补足了出资，且该主张与董建军、俞加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悖。董建军提出的俞加顺向和信公司出借83.6569万元款项的主张没有依据。（三）需要说明的问题。1.俞加顺在二审中提交了1份加盖有和信公司印章的第三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而海鑫公司提交的和信公司第二、三、四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上只有与会人员的签字，并无公司印章，此可说明和信公司的印章由俞加顺掌管。2.海鑫公司认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受到了欺诈，曾起诉要求撤销2012年和2014年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但未获支持。海鑫公司其后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俞加顺履行出资义务。但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海鑫公司起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案件以及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起诉要求海鑫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案件启动复查程序。如果该院最终判决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海鑫公司即不具备和信公司股东的身份，也不会再要求俞加顺履行出资义务，此可能会涉及本案中海鑫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故本案可以等待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结果。综上，请求驳回董建军的再审申请。俞加顺提交意见认为：1.同意董建军的意见；2.海鑫公司没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因为海鑫公司并非和信公司的股东，其未按和信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取得股东资格，即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未被变更登记为股东；3.一、二审法院没有查明海鑫公司是否已向俞加顺履行了支付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海鑫公司既然在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案件中主张俞加顺向其返还255万元股权转让款，则该款项即应作为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本院审查查明：和信公司于2012年5月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俞加顺认缴500万元，董建军认缴200万元，高文良认缴150万元，胡金华认缴150万元；俞加顺任执行董事，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建军任总经理。2012年5月3日，南通宏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本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和信公司已收到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500万元。2012年8月24日,俞加顺和海鑫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和信公司于2012年5月8日成立，由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四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合资经营，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投资总额4000万元。俞加顺愿将所持和信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海鑫公司；俞加顺原占和信公司50%的股份，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俞加顺将其在和信公司10%的股份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鑫公司，海鑫公司以现金300万元及出让无形资产100万元的方式进行给付，剩余40%的股份俞加顺继续持有；股份转让生效后，海鑫公司取得股东地位，并按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海鑫公司为履行该协议，于2012年11月向和信公司转账200万元及交付金额共计5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信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出具收到上述汇票的收条1份，经手人为董建军。2012年12月17日，南通宏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本次出资为第二期，由俞加顺以货币出资500万元。当日，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形成股东会决议，确认俞加顺以货币形式对和信公司出资500万元，同时，将工商档案中的和信公司章程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俞加顺货币出资500万元，出资时间2012年12月17日。2014年5月，海鑫公司向海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俞加顺等人涉嫌诈骗，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向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等人进行询问。2014年8月20日的公安机关对俞加顺所做的询问笔录记载，俞加顺陈述：“这份章程（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海门开发区企业科帮我弄的，上面规定我的出资是以货币形式，这我知道的，也同意的。在董建军等三人出资500万元后，我的500万元在后面出资的，具体都由董建军帮我操作的。实际是资金转了一下，我并未实际出资。这500万元其中的300万元是董建军帮我向朋友借的，验资以后归还的，还有200万元是陆亚良打到我们公司的”。2015年2月9日的询问笔录记载：“向公司投入500万元注册资本是董建军帮我操作的，他当时是管财务的，我自己实际没有出钱。董建军以挂在我名下的500万元应付款作为还款给我，再作为我对公司的出资。因为当时公司账上没有500万元，只有200多万元，董建军就帮我操作先把账上的200万元打入我的银行卡，再通过朋友借款300万元打到我的卡上，再将我卡上的500万元转到公司账上。公司账上有了钱后，就又打300万元到我银行卡上，把300万元还给了我”。2014年6月5日的公安机关对董建军所做的询问笔录记载，董建军陈述：“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但实际到账只有500万元，俞加顺的500万元一直不到位，后来2012年11月28日，海鑫公司给和信公司投了200万元，俞加顺将这200万元在12月14日转到俞加顺个人账号上，我们又向朋友借了300万元，凑成500万元。在12月17日将5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打到和信公司账上。过了两天，俞加顺又将300万元从公司账上转到自己的个人账上，还给了朋友，海鑫公司投入的200万元还在公司账上。上面所说的事都是我去操办的，所以我很清楚这回事。我和俞加顺在公司里负责日常管理，我主要负责对外购买材料，还有一些小钱，职工的工资也是由我来支付的”。2014年7月18日的询问笔录记载：“关于俞加顺的500万元资本金，我在上次已经说过了，是从公司账上借了200万元，向别人借了300万元，一共500万元作为资本金投入的。后来300万元又由公司还给了人家，俞加顺实际没有拿钱出来。这样做对其他股东不公平，我们三个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知道后多次催促他让他交钱，但他没有交”。2014年6月5日公安机关对高文良所做的询问笔录记载，高文良陈述：“公司设立后，我和胡金华平时从来不去公司的，只有俞加顺和董建军在那里具体管理的”。海鑫公司遂以俞加顺在董建军、高文良的协助下抽逃对和信公司的出资300万元为由，于2018年1月向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共同向和信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款300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中，董建军、高文良共同答辩称：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系技术出资，无货币出资义务，故俞加顺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董建军系按照俞加顺的指示实施了相关行为，其个人无主观故意，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高文良实际未参与和信公司的经营管理，对海鑫公司主张的抽逃出资行为亦不知情，且未参与，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认定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以及资金回转财务线路为：2012年12月14日，将和信公司账户中的200万元转至俞加顺账户；同月17日，从俞加顺账户转账500万元至和信公司账户；验资结束后，同月19日，从和信公司账户将300万元转回俞加顺账户，后俞加顺未将该300万元还入和信公司。该院经审理后认为，俞加顺作为公司股东，在验资完成后抽逃出资300万元，董建军作为公司股东，协助俞加顺抽逃出资，两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董建军明知俞加顺实际未出资，而通过借款、走账、返还等线路，从表象上完成出资。董建军作为公司股东，操作俞加顺出资、出资后回款，对俞加顺的抽逃出资行为理应负责。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文良清楚知晓俞加顺抽逃出资并予以协助。海鑫公司作为和信公司的现任股东，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返还出资并支付利息，要求协助抽逃的其余股东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该院遂判决：一、俞加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和信公司出资3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董建军对俞加顺的第一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海鑫公司对高文良的诉讼请求。海鑫公司、俞加顺、董建军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俞加顺的上诉主张包括：海鑫公司向和信公司支付的255万元系其应收的股权转让款，应实际作为其出资款；2013年6月9日，其向和信公司出资38万元，但未验资；2013年12月17日，其介绍吸收张时春向和信公司投资200万元；和信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召开董事会（指第三次董事会），确认截止2014年1月18日，俞加顺以设备、借款、未领工资的形式投入公司资金295.66万元；海鑫公司的实际投资为366.5万元，海鑫公司的股东地位的取得系基于股权转让，海鑫公司将应付俞加顺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366.5万元支付给和信公司并由和信公司使用上述现金及无形资产（含租金），故俞加顺在和信公司的实际投资达700.16万元（295.66万元+366.5万元+38万元），不存在抽逃资本的行为。二审中，海鑫公司提交了和信公司第二、三、四次董事会会议纪要，拟证明张时春父子汇给和信公司的200万元是张时春作为和信公司新股东的投资，与俞加顺原来的注册资金没有关系，同时证明和信公司的董事会纪要仅由董事签名，从未加盖过公司印章。该三份纪要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2日、1月21日、2月10日，参加人员均为陆亚良、俞加顺、张时春、李雪峰、徐铜金，记录人均为杜俊英（海鑫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中第二次会议纪要记载：原股东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提出退股，公司新加入张时春、李雪峰、徐铜金三名股东，该次会议选举陆亚良为董事长，俞加顺为副董事长，张时春为监事会主席等；会议要求新股东在2014年1月25日前资金200万元到位；2014年2月25日前全部到位。俞加顺则提交了和信公司第三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及附件（加盖有和信公司印章，附件上无参会人员签名），拟证明其对和信公司的实际投资已经超过500万元，海鑫公司隐瞒了纪要的附件。该会议纪要与海鑫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相同，均记载会议第二项议程为“财务汇报审核清账情况”，其中第1项记载为“实到股本金情况明细（详见附件）”；会议一致通过并同意：公司因生产急需暂缺部分资金，由董事长陆亚良用海鑫公司名义向银行借款筹集资金给和信公司使用，现有股东俞加顺、张时春、李雪峰、徐铜金用相应股份给陆亚良进行反担保等。俞加顺称该纪要有两份附件，即“和信公司股东资金到位情况”和“和信公司至2013年12月实际盈亏情况分析表”。“和信公司股东资金到位情况”中记载俞加顺的资金到位情况为“旧设备款200万元、公司借款83.6569万元、未付工资12万元”，海鑫公司的资金到位情况为“到位资金255万元，房租电费111.5万元”、“张时春到位资金200万元”、“李雪峰到位资金50万元”。俞加顺认为，由此可见，其对和信公司投资为295.66万元，加上海鑫公司受让其股权后支付至和信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55万元以及海鑫公司以房租、电费等无形资产作价的111.5万元，已经超过500万元。海鑫公司认可俞加顺提交的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但表示其无法提供纪要中提及的“实到股本金情况明细”；对俞加顺提交的附件不予认可，因为附件的名称与纪要的内容不相符。海鑫公司还提交了杜俊英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杜俊英系依据俞加顺的口述制作的“和信公司股东资金到位情况”，纪要和附件上的和信公司印章系俞加顺事后加盖。董建军提交了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11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张时春就其和张磊于2013年12月17日向和信公司转账的200万元，起诉俞加顺作为借款予以归还，已经获得该院支持，进而证明该款项应认定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海鑫公司、俞加顺、董建军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院另查明：海鑫公司以受欺诈为由，于2016年6月15日以俞加顺、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为被告，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其和俞加顺于2012年8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俞加顺向其返还转让款2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苏0684民初3565号民事判决：驳回海鑫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包括：2014年1月24日，海鑫公司与董建军、高文良、胡金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份，明确和信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通过2012年8月24日的股权转让，各股东占股比例为：俞加顺40%、董建军20%、胡金华15%、高文良15%、海鑫公司10%。现股东董建军、胡金华、高文良提出退股，在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双方约定董建军、胡金华、高文良自愿将各自名下的股份合计作价380万元转让给海鑫公司。后海鑫公司未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该判决认为：俞加顺在签订2012年8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故意虚构了和信公司的资产价值，使海鑫公司产生重大误解，以4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10%的股权；俞加顺所转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俞加顺占和信公司50%的股份，但俞加顺自始至终未实际出资，其出资存有瑕疵；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但海鑫公司在2014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即已知道撤销事由存在，至迟也应在2014年12月以物抵债时知道撤销事由的存在，故海鑫公司在2016年6月提起诉讼之时已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限。海鑫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后判决予以驳回。董建军、高文良依据2014年1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6月29日分别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海鑫公司分别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52万元、114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海鑫公司以受欺诈为由提出反诉，请求撤销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分别作出（2016）苏0684民初3852号、385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董建军、高文良的诉讼请求，驳回了海鑫公司的反诉请求。海鑫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后均判决予以驳回。胡金华亦于2018年1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鑫公司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14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苏0684民初78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胡金华的诉讼请求。海鑫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后判决予以驳回。海鑫公司不服上述四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已于2019年3月分别立案复查，但至今未有复查结果。本院再审审查阶段，董建军提交了落款为张玉琳的2019年6月20日的《说明》1份、《和信公司2012年度会计账簿》（29页）和《会计分录序时簿》（14页），董建军称，张玉琳原系和信公司的代账会计，上述会计资料系张玉琳在代账期间留存的电子会计凭证打印形成，拟证明海鑫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的5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已经记载于和信公司的财务资料中，故该55万元也应认定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海鑫公司质证认为：《说明》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但张玉琳无法定理由未到庭接受询问，故该《说明》不具有证明力；海鑫公司未参与和信公司的财务管理等事项，不知晓张玉琳的身份；《会计分录序时簿》仅是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记录本身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如胡金华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从来不去和信公司，但《会计分录序时簿》中却记载胡金华从公司领取工资。俞加顺表示对董建军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且认为55万元的记载与海鑫公司提交的55万元的承兑汇票以及和信公司出具的收条一致，该55万元和海鑫公司支付的200万元均是支付至和信公司，俞加顺并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俞加顺还陈述：“张时春、李雪峰、徐铜金三人系其联系进来准备投资和信公司的，因为张时春的股权如果要进来要签订协议等，所以一开始都是以其个人名义向张时春借款，张时春直接把200万元打到和信公司账上，当时约定如果最后办不成功股权转让，该款项就是其个人对张时春的借款，但后来一直办不了股权转让。其已就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111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其将就该判决所涉的200万元款项另行向和信公司主张。和信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当时股东准备投资4000万元，10%的股权是按照4000万元的10%转给海鑫公司的，故股权对价是400万元，即约定300万元现金和100万元的无形资产，100万元无形资产是因为陆亚良是本地人，有当地的人脉关系，故不需要实际支付。从陆亚良和董建军计划转让股份开始，和信公司的财务账册就移交给杜俊英，因其在2014年3月发现账册少了就报警，账册目前仍在经侦大队，55万元承兑汇票和45万元租金均计入了和信公司账册；和信公司的印章现在其手中”。俞加顺其后回复本院称，公安机关表示找不到和信公司的账册。本院认为，董建军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海鑫公司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和信公司的股东至今仍登记为俞加顺、董建军、胡金华、高文良，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和信公司的原有股东通过签订2012年8月24日和2014年1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所持和信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海鑫公司的事实并无异议，且董建军、胡金华、高文良还依据2014年1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起诉要求海鑫公司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另从俞加顺和海鑫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和信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可见，自2014年1月起，陆亚良也代表海鑫公司接手和信公司的经营，由此可见，股权转让双方均已经认可海鑫公司作为和信公司股东的身份。据此，本院对董建军在申请再审时提出的海鑫公司并非和信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的申请再审理由，不予采信。其次，一、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俞加顺抽逃出资的数额为30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海鑫公司为履行其和俞加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于2012年11月交给和信公司的共计5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能否认定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的问题。虽然和信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出具收条认可收到上述汇票，但该汇票其后的流向不明，而在2014年海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分别对俞加顺、董建军进行询问时，二人均未提及该55万元汇票应计入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出资，而是明确认可俞加顺认缴的500万元出资中有300万元没有实际出资。至于董建军在本院复查阶段提交的落款为张玉琳的《说明》以及《和信公司2012年度会计账簿》、《会计分录序时簿》等证据，因张玉琳并未到庭，海鑫公司也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上记载也不能反映董建军提出的55万元汇票其后被用于支付和信公司对外欠款的主张。在董建军、俞加顺未能提供和信公司的原始财务账册，以证明上述55万元承兑汇票确实进入和信公司并用于和信公司对外付款的情况下，仅凭和信公司出具的收条，不足以推翻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据此，本院对于董建军提出的该55万元应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俞加顺抽逃出资的数额中扣除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董建军提出的张时春、张磊于2013年12月17日向和信公司转账的200万元，系张时春对和信公司的投资款，既然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的（2018）浙0111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款项是俞加顺向张时春所借，本案即应认定该款项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补充出资的主张。本院认为，俞加顺就上述200万元于2013年12月20日向张时春出具了借据和委托书，并于2014年8月22日、2016年5月31日分别向张时春出具还款计划书，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据此才认定其双方是借贷关系，并判决俞加顺向张时春归还该200万元借款的本息。在本院复查阶段俞加顺亦明确表示其将就该200万元另行向和信公司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董建军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董建军主张的俞加顺对和信公司享有的83.6596万元借款，应认定为是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补充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俞加顺系依据其所提交的和信公司第三次董事会纪要的附件“和信公司股东资金到位情况”，主张截止2014年1月18日，其对和信公司享有83.6596万元的债权，但海鑫公司并不认可该附件的真实性，且该附件并未经参会人员签字确认，俞加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借款的构成，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和信公司或其股东确认该款项系俞加顺对公司的补充出资。至于俞加顺于2013年6月9日汇至和信公司的38万元，俞加顺在本院复查阶段明确表示该款项包含在上述83.6596万元中，董建军其后亦认可俞加顺的主张。虽然俞加顺确实向和信公司汇款38万元，但该款项的性质不明，且和信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仅凭该笔款项的汇款记录，也不足以认定该款项系俞加顺对和信公司的补充出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建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闻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