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津03民终26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晓涛，男，198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天津澄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飞，男，197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中海创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上水径申龙工业区**113。法定代表人：王飞。上诉人孙晓涛因与被上诉人王飞、深圳中海创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882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孙晓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定本案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如不能按约定归还，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出借方有权到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是对《借款合同》中解除争议方式的变更。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双方对解决争议的方式进行了变更。二、一审裁定认为双方对合同签署地的认知不同，合同签署地并不明确为错误的认定。孙晓涛与王飞的聊天记录显示，邮寄单据以及大沽街道石油新村社区筹备组的经常居住地证明，可以证明《借款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均为王飞先行签署后邮寄给孙晓涛再行签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可以认定合同签署地。即使无法通过约定或法定确定合同签署地，孙晓涛与王飞《借款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了管辖法院，亦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认定仲裁条款无效。三、一审法院不应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表述要求过于严格，应尊重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担保合同的管辖应当与主合同一致。王飞作为担保人中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说明其已代表公司认可《合同补充协议》内容。即使担保人中海公司未在《合同补充协议》上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担保合同的管辖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王飞辩称，一、涉案《借款合同》是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而独立存在的合同，《合同补充协议》是以《借款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其自身不能独立存在，是依赖《借款合同》而存在的。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是基础，《合同补充协议》系附属并无不当。二、涉案《借款合同》是由孙晓涛与王飞、中海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并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而《合同补充协议》只有孙晓涛和王飞二人签字，且王飞是在深圳签署的《合同补充协议》。另外，《合同补充协议》没有担保人签字一栏，亦没有中海公司的印章，说明《合同补充协议》在形式上缺乏这一主体。虽然王飞是中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法律层面上王飞是自然人，中海公司是法人，二者明显不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合同补充协议》变更管辖无效，而认定合同签署地不明，但均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的结果，故请求驳回孙晓涛的上诉请求。中海公司辩称，涉案《借款合同》是由孙晓涛与王飞、中海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并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而《合同补充协议》只有孙晓涛和王飞二人签字，且王飞是在深圳签署的《合同补充协议》。另外，《合同补充协议》没有担保人签字一栏，亦没有中海公司的印章，说明《合同补充协议》在形式上缺乏这一主体。虽然王飞是中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法律层面上王飞是自然人，中海公司是法人，二者明显不同。中海公司仅认可《借款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并认为《合同补充协议》变更《借款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系无效条款，故请求驳回孙晓涛的上诉请求。孙晓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解除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2．判令王飞偿还孙晓涛借款本金47,917元及利息17,250.12元并承担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保函费用、律师费用5,213元，以上暂计70,380.12元；3．判令中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起诉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孙晓涛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款合同》系孙晓涛和王飞、中海公司三方签订，就争议解决明确约定“任何一方可以起诉到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尽管孙晓涛还提供了补充协议，并以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出借方有权到合同签署地法院起诉”作为管辖依据向一审法院起诉，但经审查，补充协议系孙晓涛和王飞两方签订，内容是针对包括前述借款、案外借款共计三份合同所涉及的债权数额确认。在二者关系上，借款合同是基础，补充协议系附属。同时，双方对合同签署地的认知不同，合同签署地并不明确。根据以上分析以及孙晓涛本案的诉讼主张，在目前情况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不足以否定仲裁条款的适用，孙晓涛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孙晓涛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日，2018年3月23日，2019年9月30日，孙晓涛（甲方、出借人）与王飞（乙方、借款人）、中海公司（丙方、担保人）分别签订了借款金额为250,000元、550,000元和50,000元的借款合同。上述3份合同均约定：丙方（中海公司）按照约定以个人财产向甲方（孙晓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未尽之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甲乙丙三方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起诉到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2019年11月18日，孙晓涛（出借方）与王飞（借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分别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本金总借款为850,000元，以等额等息，月利率2分为基数的借款业务。现因王飞一方因公司经营上的问题出现了紧张，不能按时归还利息及本金。截止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0月25日共欠本金及利息500,019元。2019年11月25日至2021年3月25日三份合同剩余本金及利息共计496,039元。经过双方协商，孙晓涛与王飞就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王飞于2019年12月30日前归还截止目前所欠款的本息500,019元的16%即80,000元，如不能按约定归还，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出借方有权到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注：本补充协议作为合同的有效附件与3份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补充协议王飞签字后邮寄给孙晓涛签字。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解决本案争议应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孙晓涛与王飞于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已将前述3份借款合同的未还款本金及利息重新进行了计算，并确定了还款金额及重新约定了解决争议的方式即到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属于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故解决本案争议应由人民法院审理。关于合同签署地如何确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中，《合同补充协议》的最后签字人是孙晓涛，应当将孙晓涛的住所地作为合同最后签字地点认定为涉案合同的签订地。因孙晓涛居住在一审法院辖区内，故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882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郝 真审判员 李 浩审判员 武耀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