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027号原告：杨淑英，女，196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华，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艳，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增正路**。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岭头（土名）厂房A5。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淑英诉被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叶公司）、被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华，被告枫叶公司、福森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淑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0000元；二、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金40320元；三、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4500元；四、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扣押工资5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杨淑英自2003年进入被告枫叶公司上班，从事剪线、包装、车间验收等工作。2016年6月，被告枫叶公司将杨淑英安排到其关联企业被告福森公司工作，使用的是同一工牌，工作内容不变。因被告未与杨淑英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期间，两被告未为杨淑英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扣押杨淑英一个月的工资未发。从2019年2月15日开始，福森公司一直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按照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且一直未给予杨淑英答复。2019年3月4日和3月13日，杨淑英向被告邮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被告即时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5000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劳动法》第三十二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向杨淑英承担支付失业保险赔偿金和求职补贴赔偿金。被告枫叶公司辩称：首先，杨淑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符合劳动法相关规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杨淑英是在2019年1月底突然自行离职，当时2019年1月份工资未结清，福森公司曾以短信方式告知杨淑英通知其他人来领取，但是杨淑英到增城区新塘镇劳动所投诉被告，后来劳动所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杨淑英领取工资时，杨淑英拒绝领取，并称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被告不支付劳动报酬，从而追索经济补偿金，实际上，被告并无拖欠工资的情形。第二，由于市场原因，当时福森公司的货量减少，致使杨淑英收入减少，但是被告从未安排停工，也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停工，但杨淑英因收入减少与被告产生矛盾，杨淑英说被告从春节后一直停工不能提供劳动条件是捏造的事实，而且退一步来说，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即使福森公司未安排杨淑英工作，但杨淑英仍可按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相应工资。因此杨淑英与福森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第三，杨淑英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交的EMS快递单并没有显示所寄出物件的情况，而且本案也没有提交相应所寄物件内容，不能证实各原告已向福森公司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而且，两被告从未收到杨淑英所成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第四，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应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并依照民事关系调整双方权利义务，本案劳动关系因杨淑英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并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因此，杨淑英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和离职时间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杨淑英要求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进而杨淑英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原因也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条件，所以杨淑英要求被告支付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的请求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被告福森公司辩称：与枫叶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枫叶公司于2002年8月26日成立，股东为姚学成、茹玉霞，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由姚荣炎变更为张细如；福森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成立，住，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岭头（土名）厂房A5，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姚子麟变更为张细如，股东由姚学成变更为姚子麒、姚学成、张细如。庭审中，枫叶公司与福森公司确认两公司为关联公司。2003年，杨淑英入职枫叶公司，在专机班任剪线、包装、车间验收一职。2016年6月，福森公司接收了枫叶公司的杨淑英。两公司均未与杨淑英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杨淑英缴纳社会保险。杨淑英分别于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13日，以邮寄方式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收件人为“姚荣炎、姚子麒”，收件单位为“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收件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大王坑路8号”。上述邮件分别于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14日由他人代收。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上述邮件。2019年4月2日，杨淑英等15名劳动者均以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以两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法扣押工资、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请求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扣押工资，其中杨淑英请求：一、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60000元；二、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金40320元；三、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4500元；四、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扣押工资5000元。仲裁审理过程中，福森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显示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为6458.4元。2019年8月20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458-472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中确认福森公司未支付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5000元，并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杨淑英、王明容、杨淑英、陈竹英、文石明、韦忠志、肖称发7名申请人2019年1月工资合计28770元（其中杨淑英为5000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合共504587.86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失业保险金赔偿合共320880元；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求职补贴赔偿金合共44239.4元；五、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于2019年9月27日送达杨淑英，杨淑英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不成后转本案诉讼。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又查明：杨淑英主张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杨淑英还主张福森公司拖欠其2019年1月份工资5000元未发放。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主张杨淑英的工资系以现金形式发放，因公司搬迁导致材料丢失，无法提交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条。福森公司、枫叶公司确认没有发放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但认为系杨淑英拒绝领取。本案中，双方对杨淑英离职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有争议。杨淑英提交了《EMS邮寄快递单》及快递送达情况，证明其分别于3月4日、3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两被告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3月4日寄出的快递单没有载明寄送的内容，显示状态为“3月5日已签收，他人代收”；3月13日寄出的快递单载明“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显示状态为“3月14日已签收，他人代收”。福森公司、枫叶公司认为在仲裁裁决书的第10、16页记录快递单没有载明“解除劳动通知书”，但在本案中提交的快递单却显示“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故该证据是杨淑英为了达到诉讼目的伪造证据，而且该组证据不能显示其所寄的物件的具体内容，因收件地址不是两被告的注册地，送达信息显示他人收，两被告亦从未收到该快递，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杨淑英已向两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及其原因。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主张杨淑英在2019年1月31日自行离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杨淑英自行辞职。杨淑英还提交了（2019）粤0118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证明福森公司、枫叶公司本月发放上上月工资的事实。福森公司、枫叶公司认为该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两被告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原告杨淑英、被告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工作证以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杨淑英主张福森公司应向其支付拖欠的2019年1月工资5000元，因福森公司没有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没有异议，故对于杨淑英的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及原因。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杨淑英于2019年3月4日及3月13日寄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杨淑英提交的寄送底单载明邮件的收件地址系原告福森公司的住所地与另案关联案被告杨小东提交视频中显示的地址一致，收件人“姚子麒”系福森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现系福森公司的股东，“姚荣炎”系枫叶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而枫叶公司与福森公司是关联公司，故本院认为杨淑英主张福森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3月5日、3月14日收到该邮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因2019年3月4日《EMS邮寄快递单》没有载明寄送内容，故杨淑英主张以该快递单的送达日期即2019年3月5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本院不予采纳。因2019年3月13日《EMS邮寄快递单》载明寄送内容为“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杨淑英已经明确作出与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杨淑英主张以该快递单的送达日期即2019年3月14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周岁，应该退休。”，杨淑英1969年3月11日出生，至2019年3月11日已年满50周岁，已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原、被告自2019年3月12日起形成的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现杨淑英主张两公司支付终止劳务关系之后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淑英支付2019年1月份工资5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杨淑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庄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