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9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荣登，男，194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瑞安市，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兰，女，197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欧海军，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协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石路东七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603607R。 法定代表人：陈荣登，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凌，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艳强，男，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峰，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振，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柳州协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协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艳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鱼峰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3民初2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方式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协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暨上诉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凌，被上诉人郑艳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艳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艳强负担。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郑艳强的诉请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且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一）郑艳强的诉请是其为维护其民事权利而行使的请求权，依法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民事请求权的范围。 （二）如果郑艳强认为其早已是公司股东并在2009年2月前就具备将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对应名下的该公司合计10%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承诺条件。这就表明郑艳强在2009年2月前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其于2018年6月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时效抗辩”中的“一审期间”，并未排除重审的“一审期间”。郑艳强在重审期间提供了大量试图证明其早已在2009年以前完成了《承诺书》约定的条件事项、即其客观上早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早已届满的新证据，也符合该条司法解释认定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在有效期间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规定。 二、本案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与郑艳强之间因股权而发生的法律关系性质是股权赠与关系，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 （一）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即支付价款时买受人最基本的义务。本案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自然人承诺（其中李凤兰、欧海军是在成为公司股东之前作的承诺）在符合约定条件时送公司股权给郑艳强，没有对价，不需要郑艳强支付一分钱股权转让款，完全属于股权无偿赠与承诺。符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规定。 （二）郑艳强称其承担协同公司债务、支付公司职工相关费用、违约金等，就是其受让股权的对价，其以前述方式支付了股权受让款。这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根据郑艳强与协通公司于2008年3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郑艳强履行上述承担协同公司债务、支付公司职工相关费用、违约金的义务，是其受让协通公司资产、债权的对价，而不是其受让该公司股东之股权的对价。郑艳强完全是张冠李戴，且出让方主体前者是法人组织，后者是公司股东---自然人，风马牛不相及。 显然，本案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自然人与郑艳强之间因股权而发生的法律关系性质是股权赠与关系，且是附条件的股权赠与关系，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三、郑艳强郑艳强至今不是协通公司的股东，不具有协通公司的股东资格。 （一）虽然项志光和陈荣登在成为协通公司（当时称商机公司）股东之前（2007年8月27日），曾承诺将来让郑艳强“认购”公司10%的股权，但绝无将来送股给郑艳强的意思表示。 项志光和陈荣登从成为协通公司的股东之日起至项志光出让全部公司股权给李凤兰和欧海军之日止期间，既没有送股给郑艳强，郑艳强也始终没有认购公司股权。 （二）李凤兰和欧海军于2008年4月1日成为协通公司股东后，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未再承诺送股给郑艳强，客观上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实际也从未送过“干股”给郑艳强，郑艳强不论是在2008年4月2日至2009年2月任协通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还是其离开协通公司后，其实际均没有履行过公司股东的义务或行使过公司股东的权利。即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实际一直都没有承认或认可郑艳强是公司的股东。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公司股东更没有在公司内部实际合计减持10%的股权送给郑艳强，没有将郑艳强的名字记载于协通公司股东名册。 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股权赠与必须于股权权利转移时方才完成，本案不论是对外还是公司内部，公司股权始终没有转移给郑艳强，因为郑艳强始终没有履行完成承诺书约定其应履行的义务与条件。 （三）虽然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在2008年3月30日签署了《承诺书》给郑艳强，但是，该《承诺书》的手写部分是后来添加的，“本承诺不生效”是后来添加手写部分内容时删除的，对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李凤兰和欧海军没有约束力，既然是三个人共同承诺，那么擅自修改的该手写部分和擅自删除的行为对三个共同承诺人应当都是无效的。而该《承诺书》约定：“在办理完毕上述事项之前，本承诺不生效。”因此，该《承诺书》至今未生效。 （四）即使假设《承诺书》中“本承诺不生效”的内容已经删除，“郑艳强享有按10%股份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是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三人签字前《承诺书》中打印的内容（实际是否定的），该《承诺书》中称:郑艳强在办理完相关事务后，其在协通公司的干股转为实股，第二天（同年3月31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及协通公司分别与郑艳强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中涉及了关于干股股东的内容，但是，此时李凤兰和欧海军尚不是协通公司的股东，无权赠送尚不属于自己的股权给任何人。而此时的公司股东项志光绝无送股给郑艳强的任何意思表示。此时（2008年3月30日-31日）郑艳强也明知李凤兰和欧海军还不是协通公司的股东，还通过签订3月31日的协议书，接受李凤兰和欧海军的委托代表此二人与项志光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很明显，在李凤兰和欧海军成为协通公司股东之前，上述《承诺书》和两份协议书中有关10%干股之事项，仅仅属于送股（赠与）许诺的性质，送股并没有也不可能实际发生。陈荣登虽然是股东，其参与签字也仅仅是参与许诺的协同行为和意思表示。 正因为郑艳强知道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实际也从未送过“干股”给其，因此郑艳强提出了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应给付股权给其的诉请并委托相应给付股权条件事项的司法审计鉴定。 （五）在2008年3月30日的《承诺书》中提到了“干股”与“实股”的概念，如上所述，本案中所谓的“干股”，实际就是赠与股权的许诺，本案中所谓的“实股”，就是将原许诺赠与的“干股”实际给付至受赠人。这就是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郑艳强也非常清楚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当时这一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提出来了给付10%股权的诉请，要求让“干股”转为“实股”，即让股权赠与许诺转变为实际给付。 （六）关于郑艳强是否已是协通公司“干股”股东的问题，虽然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的原代理人及有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签章的文书中有一些不当甚至是错误的表述，但是，这都是本案诉至法院后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与郑艳强要求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股东兑现其给付其持有协通公司10%股权的承诺之诉请亦相悖。客观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股东至今从未给付过公司股权给郑艳强，郑艳强不是协通公司的“干股”股东，其至今不具有协通公司股东的资格。且早在原一审2018年8月13日开庭时，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位股东就明确表示撤销该股权赠与行为。 四、郑艳强不具备要求协通公司将陈荣登、李凤兰和欧海军对应名下的该公司合计10%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条件，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如上所述，郑艳强至今不是协通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依法不具备将协通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在郑艳强名下的前提条件。 （二）【华元鉴字（2019）第3023号】司法鉴定报告书程序不合法，委托鉴定事项明显超出鉴定机构的职能范围，鉴定意见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和判案依据。事实上郑艳强也不具备2008年3月30日承诺书的承诺条件。 郑艳强早已在本案原一审的2018年9月18日的法院谈话笔录中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审计。即郑艳强早已放弃申请委托司法审计。根据《证据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近一年后的2019年6月21日又提出司法审计申请，郑艳强这种申请委托期限已过且明确弃权后的反悔依法不应获得法院的支持，如此启动委托司法审计程序也不合法。 郑艳强通过法院委托鉴定的事项明显超出鉴定机构的职能范围，司法审计机构的职能范围应限于案件涉及的财务审计，而不是对法律文书的审计。法律文书依法应由审理法院进行审查，当事人履行法律文书的情况、程度、股权是否应予给付等事项，依法都属法院办案审查、认定的职权范围，司法审计机构无权审查、认定。 郑艳强至今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其完成了《承诺书》约定的任何一个条件，甚至郑艳强自己也承认其没有缴纳、承担约定的税款，即其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明显不符合《承诺书》约定的条件。 司法审计鉴定机构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时，称他们认定郑艳强完成了承诺书之第1项约定的理由，是郑艳强帮职工缴社保费用到2008年12月，这恰好是证明职工当时仍与协通公司保持了劳动关系，而不是终止劳动关系。至于鉴定人员所称的公司改制的理由，公司改制那是2003年的事，与2008年或之后职工是否与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没有关联性。且前述两个理由在鉴定报告中均未见到。 【华元鉴字（2019）第3023号】司法鉴定报告书甚至用打引号的方式虚构出了承诺书的第二个约定条件，并以此作为鉴定事项、陈述理由，十分荒谬。可见，如此事实不清，理由混乱，毫无依据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重审判决后，按照【华元鉴字（2019）第3023号】司法鉴定报告书确认的、相同的委托鉴定事项、鉴定依据、鉴定经过，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也委托广西瑞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了专项审计报告【瑞泰审字（2020）第185号】，该审计报告完全否定了【华元鉴字（2019）第3023号】司法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虽然这是单方委托的鉴定报告，但却是专家的专业意见，应予以充分考虑。 被上诉人郑艳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一、在陈荣登与项志光收购公司股权时就已经确认了郑艳强拥有被收购公司（协通机械公司）的10%股权。项志光在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李凤兰、欧海军后，也相应承诺郑艳强仍然具有10%的股权，并且要求郑艳强同时承担10%股权的股东权利义务。在协通机械公司与郑艳强之间就公司财产转让协议中同时也约定郑艳强是该公司10%股权的股东。因此，不论从股东内部、股东之间还是协通机械公司均已承认郑艳强是该公司的股东，并且享有股权份额是10%。 二、根据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与郑艳强的协议，在郑艳强完成协通机械公司相关职工劳动关系事务解除以后，以及办理完与公司转让全部半成品、机械设备及成品并交纳税金后，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将10%股权办理登记至郑艳强名下。在此期间郑艳强享有的10%股权，用于承担担保责任。以上可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是知道并且承诺郑艳强一直是有公司的10%股权，根据一审时的审计报告，郑艳强已经完成相关约定义务及责任，并不在于郑艳强，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登记股权的条件。 三、本案是变更登记股权之诉，股权的权利及股东的资格在登记之前，公司所有股东及公司都已经知晓并且承认，且股权一种独立的权利。既不是财产权也不是单纯的债权，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对该权利的享有，以是否具有股权的权利及股东资格为前提，并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所以，本案是股权变更纠纷，不应以时间长短而认定郑艳强就丧失了股权。 郑艳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协通公司办理将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所持协通公司10%（其中，陈荣登占4%、李凤兰占3%、欧海军占3%）的股权过户至原告郑艳强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予以配合；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协通公司系原柳州商业机械厂，2003年7月22日，改制为柳州商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艳强与其他41人为该公司股东。2007年9月28日，该公司变更股东登记为项志光、陈荣登，法定代表人为项志光。2007年10月21日，变更名称为协通公司。2008年4月3日，变更股东登记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且陈荣登为法定代表人。现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00000元，陈荣登占40%、李凤兰占30%、欧海军占30%。 2007年8月28日，郑艳强代表商机公司（甲方）全体股东与陈荣登及案外人项志光（乙方）签订《关于柳州商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股东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乙方。并对股款支付、股权变更登记等事项作了详细约定。 同日，项志光、陈荣登向郑艳强作出《承诺书》一份，言明：关于我们两人收购商机公司整体股权事宜，我们承诺在股权收购成功并实际接管公司资产之后，将该公司全部的流动资产和机械设备转让给郑艳强先生，郑艳强先生以承担公司相应债务的方式冲抵价款；同时允许郑艳强先生按公司将来的注册资本（900万元）认购公司10%的股权。 2008年3月30日，陈荣登、欧海军、李凤兰作出《承诺书》一份，言明：在原商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艳强负责办理完毕下列事务后，郑艳强在协通公司的干股转变为实股，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1、解除原商机公司与其全部职工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包括无劳动合同但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2、郑艳强办理完毕协通公司转让给其全部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缴税、费之手续，并缴清了该全部税金后。在郑艳强办理完毕上述事项之前，其股份作为其担保直至办理完毕上述事项为止；3、在此期间，郑艳强享有按10%股份应享有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 2008年3月31日，陈荣登、欧海军、李凤兰（甲方）与郑艳强（乙方）签订《协通公司股份受让相关事宜协议书》一份，约定：因甲方受让协通公司股东项志光在该公司的股份，为处理相关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委托乙方代表其与项志光商谈受让该股东在协通公司的60.3%之全部股份事宜，甲方授权乙方与项志光谈判的受让股份单价是包断价，即按每一股份1元人民币的受让单价+71万元的总包干转让价受让项志光在协通公司的全部股份，节余归乙方，超支则由乙方按项志光要求的付款期限将超支的差额款付清给项志光；二、甲方愿意借给乙方款项200万元；三、该借款用于下列支出：1、支付乙方应承担的原商机公司欠债权人款项而被冻结在银行的79万元给债权人；2、支付乙方包干受让项志光的全部股份之转让款超支超额款17万元（88万元-71万元=17万元）给项志光；3、退付乙方已收、出租协通公司厂房甲方应得的租金181250元给甲方；4、余款858750元乙方应用于解决原商机公司职工集资借款和职工社会统筹保险费用，以了结该事宜。乙方应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五、乙方按其在协通公司的股份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2019年6月21日，郑艳强向该院提出司法审计申请。2019年10月18日，广西华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关于郑艳强股权纠纷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郑艳强完成了解除原商机公司与其全部职工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约定。关于协通公司转让给郑艳强处理的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交税金的纳税申报责任在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郑艳强作为受让方，并没有申报纳税的义务，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也不具操作性，正确的操作程序是：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公司报税人按期申报，郑艳强按合同约定代缴税款，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垫付税款，应在“其他应收款-郑艳强”科目挂账。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以郑艳强未按约定缴纳税款认定其违约是不成立的。现郑艳强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至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诉至该院，引起本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郑艳强与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签订的2008年3月30日的《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依照承诺书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承诺书》约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陈荣登、欧海军、李凤兰应与郑艳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据此并综合郑艳强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艳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郑艳强是否依约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目的是为原审程序中诉讼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上诉程序不能提供或不宜提供的权利救济。因而发回重审不能脱离之前的诉讼阶段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审判程序，是原一、二审诉讼程序的延续，并共同构成案件完整的审理过程。具体到（2018）桂0203民初2646号一案，该案发回重审系因案件事实未查明而非是因为诉讼时效抗辩未予处理，诉讼时效的提出是须当事人自己主动提出抗辩，不是法院主动应当查明的范围，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未在原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辩称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采信。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首先，根据《承诺书》约定：解除商机公司与其全部职工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在办理完毕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转让给其的全部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缴税、费之手续并缴清全部税金后。郑艳强与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签订的承诺书中，就股权授予一节是附条件的。郑艳强只有履行了约定的合同义务，才可依约获得无偿授予协通公司10%的股权的利益。经过法庭调查，《关于郑艳强股权纠纷司法鉴定报告书》的鉴定结论认为郑艳强完成了解除原商机公司与其全部职工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约定。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交税金的纳税申报责任在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郑艳强作为受让方，并没有申报纳税的义务，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也不具操作性，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以郑艳强未按约定缴纳税款认定其违约是不成立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庭审中补充的证据材料，也无法确认其补交的税款系《承诺书》约定的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交税金。据此，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通公司辩称郑艳强尚有税款应交并无证据证明，故该院对此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郑艳强诉请变更股权登记条件已成就，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为全部股东，签订承诺书视为已同意附条件售让股权，且郑艳强依照各自股权所占份额确定变更登记的比例为陈荣登占4%、李凤兰占3%、欧海军占3%，未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亦符合公平原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协通公司将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对应名下的协通公司4%、3%、3%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郑艳强名下;二、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协助郑艳强、协通公司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6250元(郑艳强已预交),由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遗漏查明以下事实：2008年3月30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出具的《承诺书》中第2条、第3条内容为手写添加，并将“本承诺不生效”内容删除涂改。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 1.协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四份，拟证明公司内部确认的股东及人数，公司内部确认的股东是三个股东，没有郑艳强这个股东。 2.协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份，拟证明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情况，包括股权转让时间。也就是说李凤兰、欧海军真正成为协通机械公司股东的时间是2008年的4月2日，而不是2008年3月30日或者3月31日。 3.股权转让款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二份，拟证明李凤兰、欧海军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其发生时间2008年4月1日。在2008年3月30日和3月31日承诺书及俩份协议书之后。 4.协通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发生时间是2008年4月2日至2013年1月28日，拟证明股东始终是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并无郑艳强。 5.协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拟证明郑艳强仅仅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之一，并非股东。 6.2007年12月31-2012年12月31日协通机械公司在工商登记留存的资产负债表，拟证明2008年和2009年对存货的记载数据不真实。 7.承诺书二份，2008年3月30日，拟证明郑艳强提供的承诺书中的修改部分无效。 8.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协通公司实际全部三位股东履行义务的情况，郑艳强始终不是公司股东，因此不存在履行股东义务的情形。 9.瑞泰审字（2020）第185号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华元鉴字（2019）第3023号司法鉴定事项超范围，鉴定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和判案依据。 被上诉人郑艳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虽然该承诺书中第2条、第3条约定部分内容为手书添加，但根据一审卷宗中2018年8月13日的庭审笔录记载，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对2008年3月30日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仅认为郑艳强未办理完毕该承诺书约定的第二项义务即郑艳强办理完毕协通公司转让给其全部机械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所产生的各项应缴税、费之手续，并缴清了该全部税金。因此，本院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手书内容为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 对于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提交的证据1，郑艳强对其有签名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系协通公司股东会记录，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虽然股东会决议未载明郑艳强为股东，但陈荣登等人出具的承诺书及协议书均约定郑艳强持有协同公司10%的股份。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3，系原协通公司股东项志光与李凤兰、欧海军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争议也无关联。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4，郑艳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协通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情况。对于证据5、6，郑艳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系公司选举董事会及任命管理人员的决议，并不涉及公司股东的确认问题。对于证据7，郑艳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承诺书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出具制作，但并非交付给郑艳强，且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认可的承诺书不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8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9，该鉴定报告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当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未经郑艳强的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8年3月31日，协通公司与郑艳强签署《协议书》，约定以郑艳强提供的、经协通公司确认的原商机公司2007年3月31日的会计报表为依据，协通公司将公司铸造和机械加工设备、机械检测设备和仪器、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的应收和其他账款等全部折价转让给郑艳强，未约定转让价款。本次转让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均由郑艳强承担。双方应根据相关税务规定妥善处理并办理相关税务手续。协通公司转让上述资产、债权给郑艳强，而郑艳强以承担下列债务并履行以下义务对作为对价，不需支付转让款给协通公司。1.郑艳强负责处理并承担协通公司的全部债务由郑艳强处理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协通公司2007年3月31日的实际负债表确认的13302365.37元债务，支付协通公司职工至今发生及将来应付的生活补助费或工资和职工社会统筹各项保险费、归还职工集资借款和支付职工社会统筹各项保险费之前协通公司应承担的利息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债务。2.因公司厂房出租郑艳强已收承租人的租金，从2008年3月1日起的租金的50%郑艳强应于2008年3月31日前退还给郑艳强。郑艳强收取的租金的税款由郑艳强承担。3.2008年5月15日前郑艳强应将协通公司全部、完整的财务资料原件及出租车间的租赁合同等资料原件交齐给协通公司，并办理交接手续。4.协通公司转让给郑艳强的全部设备及郑艳强在协通公司的股份提供作郑艳强承担清偿协通公司上述债务及郑艳强向协通公司其他股东借款的还款担保。还约定郑艳强作为协通公司股东之一，其在协通公司享有的10%的干股，项志光、陈荣登成为公司股东后公司向银行借款在800万元以内的，郑艳强不享有向公司借用该银行借款的权利，超过部分郑艳强享有按持股比例向公司借用该款项的权利。该协议书由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及郑艳强盖章或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郑艳强的诉讼请求以及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的抗辩意见，本案当事人的争议即为郑艳强与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之间就郑艳强是否享有协通公司的股东资格以及其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的争议。因此，本案案由应认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郑艳强的诉请是否适用诉讼制度，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二、本案当事人之间就诉争股权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股权赠与；三、郑艳强诉请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是否成就。 关于本案郑艳强的诉请是否适用诉讼制度，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其争议的标的为郑艳强是否享有协通公司10%的股权。该标的为股权权属争议，而股权是指公司股东已向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其权利属性并非为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争议权利性质非债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制度。因此，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在重审期间主张本案争议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理由不成立，亦不存在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问题。 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就诉争股权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股权赠与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将自己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人。本案中，虽然协通公司的股东分别于2007年9月28日起为项志光和陈荣登，于2008年4月3日起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但项志光、陈荣登及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分别先后多次向郑艳强出具《承诺书》，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也于2008年3月31日与郑艳强签署了两份《协议书》，上述承诺书、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上述协议书及承诺书均约定了资产及股权转让和债务转移的事项，均具有关联性，即约定由协通公司将全部的铸造和机械加工设备、机械检测设备和仪器、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的应收和其他账款等全部折价转让给郑艳强，郑艳强取得协通公司10%的股份，而郑艳强支付的对价为承担协通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协通公司2007年3月31日的实际负债表确认的13302365.37元债务，支付协通公司职工至今发生及将来应付的生活补助费或工资和职工社会统筹各项保险费、归还职工集资借款和支付职工社会统筹各项保险费之前协通公司应承担的利息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债务。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于2008年3月31日签署的《协议书》中也明确载明认可郑艳强持有协通公司10%的股份。因此，本案郑艳强系支付了对价受让协通公司10%的股份，当事人之间为股权转让合同，并非为赠与合同。 另，虽然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与郑艳强签署《协议书》及出具《承诺书》时，欧海军、李凤兰尚不是协通公司的股东，但陈荣登仍为协通公司的股东。郑艳强按照该协议书约定接受该三人的委托办理完毕受让项志光的股份事宜，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已于2008年4月3日成为协通公司的股东，各自持股40%、3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此，上述《协议书》及《承诺书》均合法有效，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应当受该协议书及承诺书的约束。 关于郑艳强诉请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出具《承诺书》，约定在郑艳强负责办理完毕以下两项事务后，即办理郑艳强持有协通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事项。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及郑艳强提供的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职工劳动关系解除证明材料，足以证明郑艳强已经办理完毕解除原商机公司与其全部职工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的事项。 虽然该承诺书第二项事项未办理完毕，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资产转让的申报纳税义务人为转让人，且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与郑艳强签署的《协议书》中也明确约定双方应根据相关税务规定妥善处理并办理相关税务手续。因此，该承诺书约定的第二项条件中郑艳强所应负担的义务为协助协通公司申报纳税并承担税费。如协通公司不先履行主动申报纳税的义务，则郑艳强无法协助其办理上述事务并承担税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协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先履行了申报纳税义务。如协通公司拒不履行申报纳税的先行义务，则郑艳强无法完成该承诺书约定义务。因此，承诺书约定第二项条件未成就的责任不能归责于郑艳强，而应归责于协通公司。基于郑艳强在审理期间均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该项税费的陈述，协通公司可以在申报纳税后，告知郑艳强履行该项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上所述，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认可郑艳强持有协通公司10%的股份，郑艳强亦完成上述主要义务，经法院释明后，在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三人不予明确各自出让股份比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给股东持股比例判决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应协助协通公司将该三人分别持有协通公司4%、3%、3%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郑艳强名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协通公司、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上诉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柳州协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陈荣登、李凤兰、欧海军、柳州协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立波 审判员  孙 翔 审判员  李 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