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秀莲，女，1957年1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潮,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秀英，女，193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亮,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法制,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曼玲，女，195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上诉人秦秀莲与被上诉人戴秀英及原审被告陈曼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8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秀莲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秦秀莲与戴秀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戴秀英汇款给陈曼玲是由于当时戴秀英被告知其子黄梁清拖欠秦秀莲欠款导致秦秀莲资金周转困难，戴秀英由于心存内疚答应帮秦秀莲借款以缓解困境。后戴秀英向秦秀莲表明其已联系好出借人黄松国，由黄松国向秦秀莲出借人民币50万元。2017年1月3日戴秀英将该款汇至秦秀莲公司员工即陈曼玲银行账户，同日戴秀英要求秦秀莲向黄松国出具借条一份，秦秀莲写好借条交给戴秀英表明实际出借人系黄松国而非戴秀英。二、借款后戴秀英多次向秦秀莲表示上述借款由其偿还其子黄梁清所欠秦秀莲的欠款，因此之后秦秀莲无论与戴秀英还是黄松国均无就该款项进行交涉。秦秀莲在和戴秀英之子黄梁清结算时，黄梁清多次声称其母戴秀英的还款与其无关，秦秀莲无奈在另案起诉时没有将该款予以扣减。因此即使秦秀莲欠戴秀英款项，鉴于戴秀英之子黄梁清夫妇尚欠秦秀莲100余万元，秦秀莲可以主张债务抵销。综上，秦秀莲并未向戴秀英借款，即使借款成立，双方债务也可以抵销。戴秀英答辩称，一、本案一审黄松国已经出庭说明该笔款项是黄松国出借给戴秀英后，再由戴秀英出借给秦秀莲。秦秀莲所主张的涉案款项是戴秀英还其儿子欠秦秀莲的款项也并非事实。本案借款之前秦秀莲就已向法院起诉戴秀英之子，如果其认为该笔款项是还戴秀英儿子的欠款，则应在秦秀莲诉戴秀英儿子的案件中直接将款项扣除，但实际上秦秀莲并未扣除本案款项。二、本案款项是戴秀英向黄松国借款之后再借给秦秀莲，并非抵扣戴秀英儿子的欠款。当时双方家庭关系非常好，因秦秀莲经济有困难，故戴秀英向黄松国借款再借给秦秀莲，戴秀英向黄松国借款的时候也存在利息，戴秀英也赔了十来万的利息。秦秀莲也承认有借款存在，只是不承认存在借款利息。戴秀英儿子的欠款是另一法律关系，已经法院审理并判决，现已进入执行。戴秀英儿子不同意进行抵销，法律层面上也不能进行抵销。故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陈曼玲在二审中未做陈述。戴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秀莲、陈曼玲立即偿还戴秀英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110000元（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3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11月2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秦秀莲、陈曼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秀莲因资金需要向戴秀英借款50万元。戴秀英从黄松国处借得款项，并于2017年1月3日将50万元汇入陈曼玲账户。一审庭审中，秦秀莲自认，其已收到陈曼玲转汇的50万元。后秦秀莲作为“经手人”出具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元月3日”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黄松国人民币50万元。”戴秀英将该借条交给黄松国，但黄松国认为是戴秀英向其借款，其与秦秀莲并不认识，故未予接收。借款后，秦秀莲未偿付任何款项。另查明，一审法院审理的秦秀莲诉黄梁清、郑丽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秦秀莲在庭审中陈述：2017年1月，戴秀英从黄松国那里借过来50万元再给秦秀莲，但借条是秦秀莲打给黄松国的，起诉时本想把这笔50万元扣减掉，但黄梁清表示其母亲的事情与其无关，所以没有扣减。一审法院认为：秦秀莲系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戴秀英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温州市，故一审案件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为戴秀英与秦秀莲、陈曼玲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从款项交付来看，戴秀英按秦秀莲指示将50万元汇入陈曼玲账户，再由陈曼玲转汇给秦秀莲，秦秀莲在庭审中自认已收到该笔款项。其次，从借贷合意来看，秦秀莲向戴秀英提出资金需求，其意思表示的对象是戴秀英，戴秀英从黄松国处借得50万元交付给秦秀莲，表明其同意向秦秀莲出借资金，故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虽然秦秀莲出具了借条载明“借到黄松国50万元”，但黄松国并不认可，也未接收该借条，黄松国在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其是将款项借给戴秀英，戴秀英再借给他人，与其无关。其次，秦秀莲在另案庭审中陈述戴秀英从黄松国那里借过来50万元给秦秀莲，并同意该款项在借款金额中予以扣减，若秦秀莲是向黄松国借款，其同意扣减该款项显然不符合逻辑。再者，秦秀莲在借条上是作为经手人签字，而非借款人或欠款人。由此可见，秦秀莲并非向黄松国借款，该借条仅能表明款项的性质是借款及款项来源是从黄松国处借得。而黄松国与秦秀莲之间并不认识，也未有过联系，黄松国并未作出同意向秦秀莲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故秦秀莲主张其与黄松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予采纳。陈曼玲从未向戴秀英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款项汇入陈曼玲账户是受秦秀莲的指示，且陈曼玲也已将款项转汇给秦秀莲，故戴秀英与陈曼玲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戴秀英要求陈曼玲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戴秀英与秦秀莲之间的借贷关系，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应受法律保护。戴秀英已按约向秦秀莲交付款项，秦秀莲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戴秀英要求秦秀莲偿还借款50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戴秀英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其要求秦秀莲自2017年1月3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但秦秀莲应从戴秀英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11月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秦秀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戴秀英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戴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戴秀英负担1100元，秦秀莲负担880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如下：一、秦秀莲与戴秀英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如果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秦秀莲是否可以主张涉案债务与戴秀英儿子欠秦秀莲的债务进行抵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虽秦秀莲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黄松国人民币伍拾万元”，但借条一直由戴秀英而非黄松国持有，秦秀莲亦认可其与黄松国并不认识，与戴秀英关系较好，要款事宜是向戴秀英提出，应戴秀英要求而出具借条，黄松国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其与秦秀莲不相识，与戴秀英是同村邻居，涉案款项是黄松国出借给戴秀英，戴秀英再支付给秦秀莲，利息也都是由戴秀英向黄松国支付。综上事实，可以认定黄松国与秦秀莲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秦秀莲主张涉案款项的出借人是黄松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在案证据和各方陈述，能够确认戴秀英从黄松国处借到50万元再出借给秦秀莲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应认定戴秀英和秦秀莲之间存在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关于秦秀莲是否可以主张抵销的问题，当事人之间互负到期债务，是主张抵销权的前提。涉案债务发生在秦秀莲和戴秀英之间，与戴秀英儿子和秦秀莲之间的债务属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秦秀莲上诉主张行使抵销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秦秀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秦秀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良岳审判员  李 洁审判员  胡淑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