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6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法定代表人：牛成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盼，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女，197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冬冬，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雷，男，197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上诉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秀、原审被告张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诚信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杨秀的诉讼请求；3、杨秀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中诚信托公司已经对张雷提交的申请贷款、抵押及离婚的相关资料尽到了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首先，中诚信托公司并非公安部门，对于张雷的婚姻状况、房屋登记情况只能通过加盖政府机关印章的资料进行判断。在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签订《房屋抵押合同》时，中诚信托公司已合理审慎地审查了张雷提交的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一方面，张雷提交的前述资料分别加盖了黑龙江省公安厅户口专用章、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五龙派出所户口专用章、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另一方面，张雷申请贷款时向中诚信托公司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是由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分局签发，能够与其户口本地址、常住人口登记卡相互对应；其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婚姻状况为离异，也与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相互对应；并且，该资料也经深圳市公证处核对原件，确认与原件一致。故，张雷提交的相关资料足以使中诚信托公司认为张雷在签订《房屋抵押合同》时已经与杨秀离婚。其次，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宝安分局发放的房地产证显示，深圳市宝安区XXX为张雷100%所有。基于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并结合前述相关登记机关签发的离婚证、户口本等资料，中诚信托公司完全有理由认为涉案房产由张雷100%所有，张雷有权处分该房产。再次，中诚信托公司已经派人上门查看抵押房产，杨秀确实不在案涉房产之内。原审判决认定“原告杨秀作为产权人，居住在抵押房产内”没有事实依据，杨秀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一直居住在抵押房产内，其户口也未落户在抵押房产之内。综上，虽然张雷认可离婚证、户口本系其伪造，但中诚信托公司对此进行审查时并无法判断真伪，中诚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案涉抵押房产归张雷一人所有。据此，中诚信托公司根据张雷提供的离婚证、户口本、房产证等证明向其提供贷款、办理抵押登记，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与张雷恶意串通的行为。二、杨秀提交的微信记录、视频证据均无法核实，原审法院错误采信杨秀和张雷提交的证据，错误认定中诚信托公司知道张雷的真实婚姻状况，杨秀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恶意串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综合杨秀的证据材料，杨秀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知晓张雷已婚的情况，其仅提供了微信记录和视频证据，并无法证明聊天相对方的身份，该证据达不到“确信”中诚信托公司和张雷在贷款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杨秀关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恶意串通的主张不成立。并且，通过张雷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完全是站在杨秀一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避免抵押房产被强制执行，而将责任推脱给中诚信托公司，可见，张雷的陈述并不客观，不能予以采信。三、即便事后来看，张雷在签订《房屋抵押合同》时可能是已婚状态，那么中诚信托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应属于善意取得涉案抵押权。综合全案证据，杨秀没有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和张雷恶意串通，事实上,中诚信托公司在发放贷款时，根据相关资料足以认为张雷是婚姻状况是离异，即中诚信托公司在签署《房屋抵押合同》时是善意的；并且，中诚信托公司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张雷发放贷款；案涉房产也已经办理抵押登记。以上情况均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故，杨秀请求确认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无效，并且撤销案涉房产抵押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诚信托公司和张雷没有恶意串通，也没有损害杨秀的利益。张雷向中诚信托公司申请贷款，以涉案房产进行抵押，并未损害杨秀的利益。一方面，若张雷按时还款，则该抵押行为并不会对涉案房产产生影响，只有在张雷不能按时还款时，抵押房产才有可能被执行，若张雷按时还款或者其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涉案房产被抵押，对于杨秀并不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原审判决已查明，杨秀与张雷已离婚，但并未查清涉案房产如何分配、是否分配给了杨秀，因此，也就不能认定该抵押行为损害了杨秀的利益。中诚信托公司补充事实和理由：一、综合全案的证据，杨秀没有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有恶意串通，其提交的视频和聊天记录均无法判断对方身份，反观杨秀与张雷，张雷认可其伪造离婚证，并且在情况说明中强调借款隐瞒了杨秀，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从一审调查的情况来看，张雷与杨秀在2018年7月30日起诉离婚，2018年8月29日调解离婚，中间仅过了一个月，其二人明显具有逃避债务之嫌。二、关于张雷提交的其与135××××****的短信记录，和与157××××****的通话记录及相关视频均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明显看出，135××××****短信回复内容均一一认可杨秀的主张，短信用语不符合日常用语，并且如果该手机号的机主是中诚信托公司的员工，那么他为何要一一承认杨秀的主张，所以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关于视频证据与短信证据同理，真实性存疑。三、原审判决认定中诚信托公司存在虚假陈述，从而不采信中诚信托公司的陈述，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中诚信托公司在原审程序中说明被录像中不是中诚信托公司的员工，原审判决直接记载是中诚信托公司否认与张雷联系及代理抵押登记的丁某、赵某为中诚信托公司的员工，在中诚信托公司没有证据证实被录像的人就是其主张的李某或者是中诚信托公司的员工的情况，原审法院就直接认定被录像的人就是中诚信托公司所委托的李某没有事实依据。并且，法院调取的委托书显示丁某是代理抵押权登记事宜代理人的事实，也不能说明中诚信托公司存在虚假陈述，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案中，即便张雷提供伪造的离婚证，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房屋抵押合同》，给杨秀造成损失，杨秀可就张雷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给其造成的损失另行向张雷主张赔偿。而本案中杨秀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恶意串通，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中诚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杨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一、案涉房产属于杨秀与张雷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杨秀在一审提交的结婚证、房产证、《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信、交易资金委托监管业务收款收据可以证明，案涉房产属于杨秀与张雷的夫妻共同财产，未经一方同意，任何一方无权处分。在本案中，张雷和中诚信托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虚假材料，骗取抵押权登记，侵害了杨秀的合法财产权利。原审判决认定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注销房屋抵押登记，适用法律正确。二、中诚信托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不顾诚实信用原则，同张雷伪造虚假材料，侵害杨秀合法权利，原审判决认定中诚信托公司和张雷恶意串通损害了杨秀的合法利益，认定事实正确。杨秀在一审中提交公证处的查询材料，其中《委托书》显示，中诚信托公司与其人员张某1、郑某、黄某、李某、丁某、栗某、朱某、赵某等人受张雷的委托，办理案涉借款合同、案涉房产抵押登记等事宜，并且提交了与赵某、李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通话录音、视频等证据，以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不顾公平诚信，不符商业道德，伙同张雷伪造虚假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等文书，骗取国家机关的抵押登记，损害杨秀合法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三、杨秀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中诚信托公司安排其人员李某前去案涉房屋勘查，李某的视频、短信聊天记录亦证实，中诚信托公司明知材料伪造、张雷已婚、案涉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四、中诚信托公司否认张某1、郑某、黄某、李某、丁某、栗某、朱某、赵某等人为其人员不符合事实情况。依据经公证的委托书可以证明，案涉房产的办理均是上述人员指导、配合张雷办理的，上述人员带着盖有中诚信托公司公章的各种材料一步一步指导张雷办理抵押手续，进行现场勘验、打印查询相关材料。因此，可以认为上述人员为中诚信托公司员工，为中诚信托公司工作，受到中诚信托公司的支配。另外，依据我国涉及房产的交易现实情况，中诚信托公司作为专业公司，派遣相关人员协助张雷办理抵押登记符合事实情况，符合实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张雷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所有的贷款事宜都是在中诚信托公司员工的协助下一起做的。杨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无效；2、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注销深圳市宝安区XXX房屋上设定的债权数额为385万元的抵押权；3、本案诉讼费由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杨秀与张雷于2004年4月28日登记结婚，2009年4月3日，杨秀与张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一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Ｃ的房产，房产登记的权利人为张雷。二、2017年9月27日，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抵押合同》，约定张雷向中诚信托公司贷款385万元，贷款期间为2017年9月27日至2018年3月26日，张雷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Ｃ的房产抵押给中诚信托公司。2017年9月28日，该房产抵押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担保债权金额为385万元。《房屋抵押合同》中的附件二《配偶同意函》一页为空白。三、上述《借款合同》和《房屋抵押合同》由张雷、中诚信托公司在深圳市公证处签署，并办理了《公证书》。张雷、中诚信托公司向深圳市公证处及抵押登记机关提交了张雷的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以证明张雷为抵押物的完全所有权人。上述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户号为00XXX69，户主为张雷，住址为“五龙街道XXX”，张雷的婚姻状况为“离异”，登记日期为2016年1月5日。离婚证显示离婚登记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登记机关为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民政局，离婚双方为本案杨秀及张雷，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包括杨秀与张雷自愿离婚，双方婚内购买的登记在张雷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深圳市宝安区Ｃ的房产归男方等，女方签名处有“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自愿离婚……”等表述及“杨秀”字样的签名，签署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杨秀主张上述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均系伪造。杨秀庭审中提供的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显示，户号为00XXX69户口本的户主为“张某2”，住址为“五龙街道XXX”，张雷与户主关系为“长子”，婚姻状况为已婚，并备注有“2018.2.28迁深圳”，杨秀与户主关系为“儿媳”，婚姻状况为已婚。杨秀称与张雷未办理过离婚，亦未签署过离婚协议书。张雷称中诚信托公司明知其已婚，系中诚信托公司伪造上述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以办理房产抵押。中诚信托公司称系张雷提供了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办理借款及房产抵押，中诚信托公司认为张雷已离婚。四、杨秀提交了在深圳公证处调取的两份《公证书》和《委托书》，内容为张雷委托中诚信托公司及丁某、赵某、李某等人办理合同签署、抵押登记手续、注销抵押、领取产权证明等事宜，办理了委托公证。杨秀提供了张雷与微信名为“中诚信托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杨秀本人与李某的对话视频，聊天内容及对话视频内容均显示赵某及李某明知张雷的户口本及离婚证为假证。中诚信托公司否认《委托书》上的受托人为中诚信托公司工作人员。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张雷、中诚信托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申请资料，显示中诚信托公司授权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代理人为丁某，身份证号码与《委托书》上的丁某身份证号码相同。五、另查明，2018年7月30日，杨秀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杨秀与张雷离婚。2018年8月29日，经主持调解，本案杨秀与本案张雷离婚。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被抵押时，杨秀与张雷尚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张雷、中诚信托公司用于办理公证及房产抵押登记的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为虚假材料，虚构张雷为涉案房产完全产权人的事实，骗取房产抵押登记机关对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张雷系故意使用伪造的离婚材料签署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关于中诚信托公司是否构成明知离婚材料为虚假的问题，中诚信托公司主张，中诚信托公司系善意第三人，对于张雷提供的材料，已经尽到一般审查义务，确信张雷为涉案房产的完全产权人。但中诚信托公司对于尽到何种“一般审查义务”并未作出合理说明。杨秀作为产权人，居住在抵押房产内，但对房产被抵押毫不知情，无法证明中诚信托公司尽到“一般审查义务”。相反，杨秀提交了《公证书》和《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话视频等证据，以证明中诚信托公司系明知张雷提供的离婚证明材料系伪造。中诚信托公司否认与张雷联系及办理抵押登记事宜的丁某、赵某、李某等人为中诚信托公司工作人员，但根据依职权调取的材料显示，《委托书》中张雷委托办理抵押等事宜的丁某正是中诚信托公司授权办理抵押登记事宜的代理人，中诚信托公司存在虚假陈述，故对中诚信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结合本案事实，杨秀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杨秀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认定中诚信托公司明知张雷的离婚材料为虚假，与张雷恶意串通，将杨秀享有共有权的涉案房产办理抵押，损害杨秀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张雷、中诚信托公司明知杨秀与张雷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利用虚假的离婚证明，虚构张雷为涉案房产的完全产权人，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侵害杨秀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将杨秀享有共有权的涉案房产办理抵押，侵害杨秀的利益，因此，确认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无效，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应对涉案房产即深圳市宝安区XXX房屋上设定的债权数额为385万元的抵押权予以注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张雷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无效；二、张雷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办理设定在深圳市宝安区XXX房屋上的债权数额为385万元的抵押权注销手续。案件受理费18800元，由张雷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秀提交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横岭社区居委会于2020年6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兹有横岭社区暂住居民，杨秀，女，汉族，身份证号码……；自2012年10月18日至今在XXX房居住。情况属实。”杨秀提交该证据拟证明其自2012年10月18日至今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的事实。中诚信托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以认可，杨秀主张其一直居住在涉案房产内，与本案的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效力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张雷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杨秀一直居住在涉案房产中。另查，中诚信托公司对杨秀提交的户主为“张某2”的户口本打印及盖章部分予以认可，并确认张雷与丁某、栗某、朱某、赵某办理公证时的委托手续由中诚信托公司出具。本院认定，杨秀二审提交的《证明》由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横岭社区居委会于2020年6月4日出具，且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关，属补强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中诚信托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秀利益情形。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产被抵押时，杨秀与张雷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用于办理公证及房产抵押登记的户口本及常住人口登记卡、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系虚假材料，虚构张雷为涉案房产完全产权人的事实，骗取房产抵押登记机关对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中诚信托公司主张其作为善意第三人，已对张雷提供的材料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杨秀二审提交的《证明》及张雷的陈述均可证实，杨秀自2012年10月至今居住在涉案房产，中诚信托公司虽主张其已派人上门查看涉案房产，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诚信托公司明显不符合审慎合理审查义务的要求。相反，杨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话视频等证据显示，赵某及李某明知张雷的户口本及离婚证为假证，中诚信托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足以反驳，且中诚信托公司确认丁某、栗某、朱某、赵某办理公证时的委托手续由其出具，可见丁某、栗某、朱某、赵某等人在授权权限内以中诚信托公司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中诚信托公司应对丁某、栗某、朱某、赵某等人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材料，显示的内容与杨秀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与张雷办理公证及抵押登记时明知张雷提供的离婚证明材料系伪造。故，中诚信托公司关于其系善意第三人，并已对张雷提供的材料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结合本案事实及上述认定，中诚信托公司在明知张雷提供的离婚证明材料系伪造的情况下，与张雷恶意串通，虚构离婚事实，将杨秀享有共有权的涉案房产办理抵押，侵害了杨秀的利益，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依法无效，张雷与中诚信托公司应对涉案房产即深圳市宝安区XXX房屋上设定的债权数额为385万元的抵押权予以注销，一审法院对此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中诚信托公司关于合同有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诚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600元，由上诉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