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2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光，男，197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刚、卓湛，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锡林浩特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亚芹，女，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武，内蒙古富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晓光因与被上诉人郭亚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2民初2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晓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2民初2978号民事判决，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巴林左旗云祥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祥公司）在2016年10月28日注销，即涉案借款的出借主体注销。既然云祥公司注销，制作《清算报告》向工商部门进行备案是基础条件，如果案涉民间借贷事实真实，云祥公司的《清算报告》中应有该债权的体现。被上诉人应通过《清算报告》主张权利，而不仅仅凭借单方制作的凭证。2.本案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多达330万元，没有借款凭证，仅有被上诉人出具的单方制作的会计凭证，并且还有修改之处，依此认定借款事实，实属错误。且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丈夫杨国均之间的转账记录，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往来账目繁多。被上诉人只是截取其中几笔转账记录即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仅表述公司注销，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无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被上诉人仅提交的其夫杨国均与上诉人间银行转账往来，未继续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真实发生，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仅依据《民法通则》和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不当。三、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一审法院以（2018）内2526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中杨国均单方抗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30万元”印证本案借贷事实，属采信错误。同理，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也可以作为证据。一审法院不认可上诉人与杨国均间合作关系对案涉银行转账流水的影响，同时却依据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作为认定案涉民间借贷事实的证据，属对同一事实的区别对待。郭亚芹辩称，1.服从原审判决，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无不当之处。2.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理由不成立，虽然涉诉的借款是云祥公司出借的，云祥公司是被上诉人独资公司，该公司注销后，公司出资人有权进行追偿。3.上诉人称涉诉的330万元并非是借款的这种说法并没有证明，上诉人对汇款的钱数不予否认，但称系与被上诉人的丈夫杨国均的合作往来，但在一审期间上诉人未能指出与杨国均的合作相关证据，也没有指出此借款为与杨国均合作的账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郭亚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何晓光偿还借款本金3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晓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亚芹系原巴林左旗云祥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的法定代表人，该企业在2016年10月28日注销。在2011年和2012年期间，何晓光共向郭亚芹借款330万元，分别是2011年12月9日借款100万元，2012年1月21日借款50万元，2012年3月29日借款20万元，2012年4月11日借款10万元，2012年5月28日借款100万元，2012年5月20日借款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一审案件中，何晓光借郭亚芹33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对郭亚芹要求何晓光偿还借款本金33000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何晓光所提出的“郭亚芹与何晓光之间无借贷关系，郭亚芹所述六笔费用均是合伙期间产生的运煤、杂费、分红等经济往来”的抗辩理由，因未提供证据证明郭亚芹与何晓光具有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何晓光提供的（2018）内2526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显示“杨国均抗辩认为何晓光曾向杨国均妻子郭亚芹经营的巴林左旗云祥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30万元，该笔债权债务与一审案件的债权债务相互抵消的主张，未提供三方对于债务抵消而协商一致的书面证据，故不予采信”的内容，也能够印证此3300000元借款，未在杨国均与何晓光合伙协议纠纷中予以清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何晓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郭亚芹借款本金330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巴林左旗云祥公司的全套工商备案的注销档案材料复印件共计16页，其中清算报告、资产负债表、企业利润表均没有体现案涉的借款事实及金额，反而在清算报告最后一页明确云祥公司截止2016年10月16日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实收资本为零。该组证据拟证明云祥公司没有将涉案的借款资金列入财务报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起诉借款的事实是不存在的。第二组证据：复举一审中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丈夫早在2010年7月30日就有合作关系，双方有多笔经营往来。第三组证据：煤炭销售代理服务协议书、铁路运输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涉案金额非借款，涉案资金的性质予以说明，上诉人与易源公司负责人关系较好，其对云祥公司联系煤炭经销业务起到了联络和促成的作用，根据约定，向何晓光支付中介费最终双方签署了协议书，并且金额很大。随着协议履行，云祥公司分六次向上诉人支付中介费，因此涉案款项为给予而非借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不具有关联性，六枚借据与公司注销工商档案没有冲突。对第二、三组证据，上诉人此两组证据证明点有冲突，证明是合作费用，又证明是杨国均给的中介费，不能证明所证明的内容。如果330万元为中介费，应举出约定中介费的合同，此两份合同不能证明是中介费。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实：2011年7月受公司委派与何晓光对接，双方在秦皇岛商谈合作一事，2011年8、9月在白音花4号矿见面，谈妥之后何晓光让其与云祥公司签订了代理服务协议，地点在白银花**矿热电厂宾馆，第一次见到杨国均，在宾馆修改合同最终达成一致，签订合同并盖章。后开始履行协议，给云祥公司打款，打款前与何晓光电话沟通。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通过证人陈述可以证明何晓光在对易源公司和云祥公司的业务促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证人作为当时的销售经理，合同签订、每笔打款都经过上诉人来完成，证人可以证明产生中介费的合理性，证人陈述公司打款时间也与被上诉人举证的打款票据时间相吻合，打款金额及商谈比例也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一致。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作为销售经理，应该有书面证据证明，若合同履行的金额和结果均真实，但是不能证明和案涉的六笔款项为中介费，证人证言不真实不能采信。本院综合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企业机构档案登记资料一致，且被上诉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虽被上诉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且被上诉人质证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何晓光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郭亚芹一审提交的六枚汇款凭证所载款项应在云祥公司注销时纳入清算报告中，而何晓光一审提交的与郭亚芹丈夫杨国均之间银行流水能够证明双方间存在合作关系，郭亚芹应继续举证借款事实的存在，且二审辩称案涉款项为云祥公司支付的因促成云祥公司与易源公司合作的中介费。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六枚汇款凭证的款项，何晓光一审提交的已生效的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2018）内2526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书能够印证案涉款项未在杨国均与何晓光合伙协议纠纷中予以清算，二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系促成云祥公司与易源公司合作收取的中介费，且何晓光关于案涉款项为与杨国均合伙期间产生的运煤、杂费、分红等经济往来的一审辩称及为促成云祥公司与易源公司合作收取的中介费的二审辩称，其自身陈述相互矛盾，亦均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晓光主张案涉六枚汇款凭证款项未纳入云祥公司清算报告中，因郭亚芹所属的云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郭亚芹作为出资人可以就公司注销后的债权进行追偿。何晓光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晓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何晓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润涓审判员 麻秋野审判员 张淑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于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