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昌，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52××××××××，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张市村。 法定代表人胡博，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赵佳佳，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朱妙、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德昌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房屋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德昌，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佳佳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朱妙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村民。为加快绍兴市新城开发建设，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9月22日，被告作出征收公告，之后陆续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449.93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手续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94.81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5.6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5人，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40.41平方米，原告选择货币安置面积为240.41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评估补偿款188867元，各项补贴及奖励34916元，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计补偿款2970517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594103元，合计3788403元。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被告在2019年10月10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被告将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不负任何责任。10月4日，原告在房屋腾空验收单上签名，并将其所有房屋腾空交付被告。10月8日，原、被告双方在灵芝街道拆迁户结算单上签字，并将补偿款结算完毕。2020年3月，原告以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对于其加层建设的第三层房屋未全部按合法建筑面积确权，且其女儿户有独立房产并已单独立户，符合拆迁确权安置补偿条件，原协议存在不公平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协议。同时查明，1992年，经原告申请，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原告建造两层楼屋两间的用地审批，合计占地114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8.4平方米），但审批时要求旧房全拆。2002年，原告对已处罚面积3.8平方米及附房30.4平方米进行合并土地申报登记，土地管理部门对原告1992年审批的土地作出“注销登记，保留面积”的审核、审批意见，后原告办理了建筑占地面积为102.6平方米土地登记。还查明，1995年8月28日，原绍兴县齐贤镇人民政府收取原告1116.8元，内容载明:应拆未拆（旧房）罚款1间34.9平方米×32元（留用后不得转让、改建及翻建）。1995年12月12日，原告取得绍集建（犭央犭茶湖）字第305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宗地号4××，证载建筑占地面积47.60平方米，拆迁时丈量面积83.87平方米。2020年4月8日，经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确认，该宗土地系原告于1989年申报登记，因当时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体量达几十万宗，故于1995年10月经原绍兴县人民政府批准，才完成登记并颁发土地证。其同时确认，根据1992年的批文，4××号宗地上的房屋确属应拆房屋。原告自述2010年已将4××宗地上的房屋分授给女儿王明。王明户在拆迁调查时的户籍与原告户为分列，户籍内人口为王明、女儿宋瑾尔、儿子宋承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行政协议涉及集体土地上城中村建设的房屋安置补偿问题，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安置补偿的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故只要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政策可以作为安置补偿的依据。根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越政发（2018）12号】第四条规定：“区国土部门是越城区征地房屋补偿的管理和监督部门；区城改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全区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计划，做好各区域征地房屋补偿的指导、协调、监督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各建设活动实施单位负责做好项目立项、资金保障等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协同做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故被告具有对涉案范围内的拆迁房屋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权利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主体适格。原告提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程序，但目前我们国家尚没有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故原告诉状中列举的条文不存在。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只对征收集体土地作出程序规定，但未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如何补偿作出程序性强制性规定，且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拆迁或征地前先行补偿到位也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与土地征收补偿的保障性目的相吻合，故双方在协商一致且不违反上位法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签订的行政协议，其效力应予确认。本案属于行政协议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现原告请求法院撤销双方签订的行政协议，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说，案涉协议签订时是否存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是否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才能作为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前，被告发布了征收公告，原告对其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已知悉，协议约定的内容也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的规定，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原告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故原告请求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不成立。对于原告认为其确权面积与事实不符一节。原告主张其翻建楼房合法性的依据系2002年土地登记时原告已实际建有三层楼屋，故认为登记系对其三层楼屋的合法性确认。法院认为，2002年土地登记文件中已载明对于原告的1992年的土地登记“注销登记，保留面积”。而1992年的批文，原告申请建房确为两层楼屋，2002年的审批文档中既没有原告主张房屋为三层的申请材料，也没有相应的允许原告建三层楼房的相关审批部门的批文或说明，应当认为2002年土地登记只是对于原告土地使用面积的合并登记审批，这一情节也与土地管理部门的职权相吻合，故安置补偿协议中原、被告协商一致以证载面积确认合法建筑面积，并无明显不当。原告如认为土地登记有误，或其翻建的房屋确符合浙政办发（2014）73号文件精神的，也应通过其他救济途径先行解决。至于原告认为村镇收取其三次3.8平方米的罚款，其面积应按3个3.8平方米计算一节。经审查，涉及3.8平方米的票据有3张，其中1993年2月13日的显示建房扩建3.8平方米，计380元，收款人为；2001年6月29日的显示宅基地整治补交款，3.8平方米，570元，收款人为绍兴县齐贤镇财政；2001年7月9日显示宅基地整治补交款，主房超建3.8平方米，570元，围墙弄15.2平方米，380元，合计950元，收款人为绍兴县齐贤镇财政。结合2002年原告合并审批土地登记时的宗地草图，可以发现其主房占地面积已由1992年批文中的建筑占地68.4平方米，确认为76平方米，且其中2001年6月的补交款收据也作为登记材料出现在其土地登记档案，说明2002年原告申请土地合并登记时，土地登记主管部门已对原告之前超占地面积建房的行为作出了重新确认，故拆迁时双方协商以乡镇作出处理的补交款，结合证载面积对原告的房屋进行确权并补偿，与的拆迁补偿政策基本吻合。对于原告主张其女儿户具有独立房产且已分户，符合安置补偿政策一节。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独立房产，系证号为3058的土地登记项下的房屋。虽然原告持有该宗房屋的土地证，但该宗土地登记基础系原告1989年的土地登记申请，而在1992年，该房屋因原告新批宅基地被定为应拆房屋。原告认为，1995年因镇政府已对该房屋作了罚款，应认为已作出处理，故土地登记部门才于1995年同意其土地登记。法院认为，1995年，镇政府的确收取了罚款，但该罚款系对于原告应拆房未拆的行为的处理，并同意留用，但收取罚款时明确“留用后不得转让、改建及翻建”，此留用条件说明镇政府只是同意原告对应拆房屋同意留用，而非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且上述罚款收据或相应的证明材料也未出现在3058号土地登记档案中，故原告主张的罚款，与该宗土地获准登记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次拆迁补偿中，原、被告据此协商一致将案涉房屋不作为确权面积，并无明显不当。至于原告主张其女儿已分户，且有该村村民资格，应予安置的意见。法院认为，原告女儿户是否能够单独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已涉及他人的权利，原告无权一并主张。对于原告主张三楼装修费未补偿一节。法院认为，案涉协议对于原告拆迁房屋的装修费补偿约定明确，且已履行完毕，法庭审理时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告再次主张部分装修费用未补偿，属依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请撤销案涉行政协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王德昌上诉称：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法律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程序有明确规定。（2）案涉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上位法规定，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不是安置补偿的法定主体。（3）案涉安置补偿协议违反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律规定。（4）上诉人的女儿及子女应予安置。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房屋确权价值过低，导致上诉人无法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安置协议应予撤销。3.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房屋确权面积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辩称：1.一审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是安置补偿主体。（2）安置补偿协议不违反上位法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3）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前，被上诉人已告知上诉人房屋确权面积、依据和补偿标准，上诉人同意并签字，协议也已经履行完毕2.被上诉人对房屋确权面积正确，宗地号1083-1楼房确权认定为二层，另宗地号4××项下房屋属于应拆房。3.上诉人的女儿王明系配偶户籍在外村的已婚妇女，其在无单独合法权证房屋，不能计入安置人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以下证据：1.委于2020年6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被拆迁房屋是1992年建造的，建造时超建3.8平米并被房屋主管部门确认的事实；2.《股权证》3本，以证明上诉人女儿王明及两个子女是村民的事实。上述证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有异议，房屋确权应以国土部门审批登记面积为准，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安置依据，对股权证反映的王明及其两个子女是村民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因王明在没有单独合法权证的房屋，不能作为安置人口。本院认为，《情况说明》载明案涉房屋超建3.8平米，在房屋拆迁时，该超建面积已被征收部门确认，该证据系重复说明。《股权证》上诉人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涉案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评判如下：首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越政发（2018）12号】第四条规定：“区国土部门是越城区征地房屋补偿的管理和监督部门；区城改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全区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计划，做好各区域征地房屋补偿的指导、协调、监督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各建设活动实施单位负责做好项目立项、资金保障等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协同做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被上诉人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其是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次，在现行法律未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在城中村过程中征收补偿作出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下，只要被上诉人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尽到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其程序即可认为正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房屋征收前，发布征收公告，充分保障上诉人的知情权，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现有证据亦未表明存在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故被上诉人征收上诉人房屋程序并无不当之处。对于补偿标准，上诉人认为过低，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存在不合理之处，且上诉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应当认为其对补偿标准予以认可。最后，关于房屋确权面积，现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合法建造的房屋是二层，另对于面积误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建房扩建3.8平米及主房超建3.8平米，而建房批文对此已予以纠正，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的确权面积并无错误。关于证号为3058的土地登记项下房屋，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房屋属于应拆未拆房，依法不能享有合法产权。上诉人主张其女儿已经分户应当予以安置，但其主张已经分授给女儿的房屋属于应拆未拆房，该主张亦不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的规定。 综上所述，王德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德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建 审 判 员  蒋 瑛 审 判 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明 书 记 员  王雪莹 ?*MERGEFORMAT?10? ?*MERGEFORMA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