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继强，男，196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晖，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中，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远大居住区**北端15H。法定代表人：杨庆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孝元，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南通事务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中南大厦****。负责人：渡边优一。原审被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住所，住所地日本国爱知县蒲郡镇浜町71番地3div>法定代表人：渡边优一。上诉人吴继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纪元公司)、原审被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渡边会社)、原审被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南通事务所(以下简称南通事务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商外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继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晖，被上诉人新纪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东、蔡孝元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渡边会社、南通事务所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继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纪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新纪元公司本案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并作出与前案判决相矛盾的认定是错误的：1、新纪元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已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前案二审生效判决，该判决已认定新纪元公司主张的“其向南通事务所和吴继强账户支付的2420万元为股份变现款”不成立。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中又提出同样主张，并要求返还股份变现款2420万元和海通证券股票的溢价损失48723138.80元，显然构成重复诉讼。2、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支付给南通事务所的1800万元实际收款人是吴继强，并认定南通事务所的账户只是起到代收款的作用没有依据，亦与前案认定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吴继强在本案中表示收到案外人的620万元，也认可南通事务所收到案外人支付的1800万元，但同时表明新纪元公司并非付款人，且该等款项与股权转让无关。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随即推断案外人向吴继强及南通事务所汇入的2420万元应认定为代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支付，这个推断没有依据。且一审法院以“吴继强同意将上述款项在调解时予以扣除”推定案涉2420万元应认定为案外人代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支付更是违反了“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根据”的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错误采信新纪元公司提供的2014年证明书，吴继强从未认可证明书的真实性。新纪元公司在本案的一审审理中提供的2018年委托付款确认书与2014年证明书内容的不一致、前后矛盾、涉嫌造假。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采信新纪元公司提供的案外人的2014年证明书，但没有要求案外人出庭作证，对案外人证言的采信也与前案法院的认定相矛盾。五、本案中新纪元公司未主张利息，但一审法院进行了审理并予以支持，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六、一审法院错误将2420万元汇款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吴继强，并错误地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条款。被上诉人新纪元公司辩称：一、其自2007年7月10日起为吴继强代持海通证券3497760股，2010年5月18日，双方就如何处置所代持的股票达成一致，吴继强出具《股权处置确认书》确认所代持的3497760股股票按照47848749.48元价格抛售，由新纪元公司于2010年7月17日前支付相应价款给吴继强。《股权处置确认书》出具后，新纪元公司在2010年9月到2013年8月期间，先后委托关联方分多笔向吴继强付款共计2420万元。后吴继强认为新纪元公司迟延付款，进而反悔，于2013年9月27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3497760股海通证券股票，该案法院最终判决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返还海通证券A股3497760股，经法院执行，已于2015年6月将新纪元公司名下的3497760股海通证券股票扣划转移给吴继强。对于新纪元公司来说，经法院生效判决双方不再根据《股权处置确认书》将代持股票抛售处理，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支付的2420万元也不被认定为依据《股权处置确认书》所支付的股票折价款。在新纪元公司为吴继强所代持的股票已经划归吴继强所有的情况下，吴继强接受新纪元公司所支付的2420万元没有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新纪元公司。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吴继强未返新纪元公司支付的2420万元款项，给新纪元公司造成的损失包含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一审法院判决吴继强承担利息损失给付责任正确。三、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前案解决的是股票归属问题，而本案解决的是股票转让款返还的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新纪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继强向新纪元公司返还代持股份的变现款2460万元；2、判令吴继强赔偿新纪元公司因上述股份变现款对应的海通证券A股2536157股的溢价款48723138.8元（以海通证券A股2015年5月7日收盘价与代持股份的变现款之差额）；3.判令渡边会社、南通事务所对吴继强上述返还代持股份的变现款及相关股权溢价损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吴继强、渡边会社、南通事务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生效裁判文书载明的双方此前诉讼中与本案相关的部分情况（一）海淀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00931号案件相关情况2013年9月，吴继强以新纪元公司为被告诉至海淀法院，请求判令新纪元公司向其返还海通证券A股3497760股（股票代码600837）。海淀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2月30日，南通事务所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新纪元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1260万元。2007年7月10日，新纪元公司出具一份《股权确认书》，具体记载内容包括:“鉴于新纪元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已取得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举行的海通证券2.4%的股权拍卖竞价资格，并已交付拍卖保证金，且已于2006年12月28日以50500万元的价格取得海通证券上述股权。我公司接受（空白）公司的委托，代其参与竞买海通证券上述股权。我公司已收到（空白）公司购买海通证券股权款项1260万元整，并按最终竞买价格加之本项目前期成本，确认（空白）公司以每股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海通证券股权504万股。根据目前情况，海通证券股权无法分拆。因此，（空白）公司取得的上述股权由我公司代其持有，该部分股权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可流通后变现、分红、送股等）均属于（空白）公司所有。待海通证券股权上市流通后，我公司将该部分股权变现后的股权本金及增值部分的收益（国家规定的各项应缴税款及其他费用除外），全部划归（空白）公司。”上述股权确认书的落款处，加盖有新纪元公司的印章。2007年7月26日，海通证券发布一份关于变更公司股票简称的公告，其部分记载内容包括:“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自2007年7月31日起发生变更，由“都市股份”变更为“海通证券”，公司股票代码600837不变”。在此之前，上海市都市农工商股份有限公司曾形成一份董事会决议公告，载明:“本公司拟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海通证券，……本次合并生效后，海通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利、义务转移至本公司；海通证券的现有业务（包括业务资质）及全部员工由本公司承继和接收；本公司并相应修改章程、变更住所、变更经营范围及更名为‘海通证券’。”2008年5月16日，海通证券发布一份该公司200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2008年12月22日，海通证券发布一份该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载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2069438022股；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08年12月29日；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股东名称：新纪元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145651344股；持股比例:1.77%；本次上市流通数量：145651344股。”该案审理中，吴继强向海淀法院提交了2014年3月3日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公证处出具的（2014）通南证民外字第782号公证书，其主要记载内容包括:“申请人:渡边优一，男，1976年4月4日出生，国籍:日本，日本国护照号码:TH0719528。公证事项:签名。兹证明渡边优一于2014年3月3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确认书》上签名”。同时，公证书所附《确认书》的主要记载内容包括:“南通事务所系渡边会社在中国江苏省南通市设立的外资机构代表处，不具有中国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经营性活动。本人渡边优一是渡边会社代表取缔役，也是南通事务所的唯一首席代表。吴继强先生于2006年12月29日委托南通事务所向新纪元公司支付新纪元公司参加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举行的海通证券2.4%股权拍卖的部分竞价款共计1260万元。南通事务所于2006年12月30日通过在南通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港信用社开立的银行账户向新纪元公司的银行账户（开户行：辽宁省大连市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账号：71×××51）汇付1260万元，电汇凭证号0298126。本人在此确认:上述由南通事务所汇付新纪元公司的款项1260万元，系受吴继强委托支付，渡边会社与新纪元公司之间并无委托购买海通证券股权的关系，新纪元公司使用该款项参与竞买并取得的海通证券股权系受吴继强委托而代为购买，对于该等股权以及其后发放股息、红利或其他孽息，皆应属吴继强所有，渡边会社不应亦不会针对该等股权以及其后发放利息、红利或其他孽息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特此确认。”上述《确认书》的落款处，有渡边优一的签名字样。新纪元公司在该案审理中称，其公司系接受吴继强与渡边会社的共同委托，代为购买并持有海通证券的股份，故该股份应属于吴继强与渡边会社共同所有，但新纪元公司并无法区分上述两方之间的持股比例。同时，新纪元公司认可该公司目前代持的上述海通证券股份数额为3497760股，且该公司并未将股份售出。新纪元公司向该院提交了深圳市立恒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恒泰公司）向南通事务所汇款800万元的电汇凭证、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显公司）向南通事务所汇款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深圳市润仁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仁达公司）向吴继强汇款100万元的汇款凭证、深圳汇德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信公司）向吴继强汇款130万元的汇款凭证、王晓向吴继强汇款270万元的汇款凭证、北京瑞龙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龙公司）向吴继强汇款100万元的转账凭证、李甲辰向吴继强汇款20万元的汇款凭证，以及上述各汇款人分别出具的有关系接受新纪元公司委托进行上述预付股权款汇付的付款证明书。新纪元公司提交上述证据，均用于证明其公司已分多次向吴继强和南通事务所支付预付股权款共计2420万元，且折合海通证券股份共计2536457股，对于该部分内容应与吴继强的诉请内容进行抵扣。吴继强对新纪元公司提交的上述各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上诉款项并非预付股权款，而系因为其他原因所发生的款项往来。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新纪元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数份汇款凭证及付款证明书，虽能够显示案外第三方与吴继强之间存在数笔款项往来，但关于往来款项的性质与发生原因，除上述与新纪元公司有所关联的案外第三方所单方出具的付款证明书外，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能够印证新纪元公司的诉讼主张。同时，对于上述付款证明书，因其中并未体现新纪元公司的任何意思表示，故仅系案外人单方陈述的内容。新纪元公司与吴继强围绕上述款项往来如有争议，可以另案予以解决。……吴继强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该院予以支持。海淀法院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00931号民事判决: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返还海通证券A股3497760股（股票代码:600837），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二）北京一中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0432号案件相关情况新纪元公司不服海淀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00931号民事判决，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吴继强有权要求新纪元公司向其返还委托代持的海通证券相应股份。关于新纪元公司向渡边会社和吴继强账户支付242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新纪元公司主张，其向渡边会社和吴继强账户共支付2420万，这些款项就是新纪元公司变现的股权款，属于履行了股权确认书所约定的义务。对此该院认为，新纪元公司在一审中主张该公司已通过案外第三方向吴继强支付了部分预付股权款，在二审中又称已经支付的款项是股权变现款，前后陈述互相矛盾。新纪元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代持的股份并未售出，故上述款项不能认定为代持股份的变现款。新纪元公司所提供的案外第三人的证言，仅系案外人单方陈述的内容，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能够印证新纪元公司的诉讼主张，新纪元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围绕上述款项往来如有争议，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不属于该案处理范围。北京一中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04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北京高院（2017）京民再33号案件相关情况此后，新纪元公司不服北京一中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0432号民事判决，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北京高院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5）高民（商）申字第02232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由北京高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北京高院再审期间，新纪元公司提交了：1.吴继强于2010年5月18日出具的《股份处置确认书》，以证明吴继强已于2010年5月18日签订书面确认文件，确认将新纪元公司代持的股份折合成现金，由新纪元公司将股份对应款项打入其指定账户;双方已就股票代持达成共识，即吴继强要求获得诉争股票对应的本金及收益，不再享有诉争股票股权，其与新纪元公司是债权债务关系，新纪元公司为诉争股票的权利人。2.银行汇款凭单、付款证明书，以证明新纪元公司为履行付款义务，已委托多家公司和个人向吴继强打款600余万元，并在吴继强的指示下，向其利益相关方南通事务所打款1800万元，合计2420万元。吴继强通过接受上述款项明确双方为债权债务关系。3.常住人口登记表、常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转账凭证，以证明朱小静是吴继强的妻子，南通事务所收到新纪元公司1800万元款项后又转给了朱小静，吴继强在收到新纪元公司还款的基础上仍主张享有诉争股票的股权属于恶意诉讼，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吴继强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证据2、3的付款证明书、常口现实库信息资料由于有原件，故认可其真实性，其余证据因无原件，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北京高院再审认为，新纪元公司分别向南通事务所和吴继强支付的2420万元款项是否是对《股份处置确认书》的履行是本案焦点问题。新纪元公司提交的《股份处置确认书》不足以证明2420万元款项性质为新纪元公司代吴继强持有股份的变现款。首先，《股份处置确认书》明确载明新纪元公司应在2010年7月17日前将抛售代吴继强持有的股份价款4700余万元支付到吴继强的指定账户，但新纪元公司是自2010年9月至2013年1月，通过案外第三方分别向渡边会社汇款1800万，向吴继强汇款620万，与《股份处置确认书》确认的付款时间、款项数额及汇入账户均不符，且汇款凭证款项用途一栏均未注明是股权变现款;其次，新纪元公司称向南通事务所汇入的1800万是受吴继强的指示，南通事务所随后又将1800万元转给了吴继强妻子朱小静，证明股权变现款还款流程已完成，但新纪元公司并未针对上述所称举出吴继强授权让其向南通事务所转款的证据;南通事务所与朱小静均为该案案外人，即使1800万元其后又转给了朱小静，也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与股权变现款之间具有关联性;第三，新纪元公司解释之所以未按《股份处置确认书》指定的时间全额付款，是因股价变动未抛售股票，需要筹措资金分期向吴继强付款，但未举出吴继强同意新纪元公司不按《股份处置确认书》付款或吴继强对《股份处置确认书》作出相应变更的证据。综上，根据现有证据该院无法确认新纪元公司与渡边会社、吴继强的上述款项往来属于新纪元公司履行《股份处置确认书》的范畴，新纪元公司的再审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新纪元公司与吴继强围绕上述款项往来如有争议，可以另诉解决。北京高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京民再33号民事判决:维持北京一中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0432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法院前案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与本案当事人主张的款项相关的其他情况（一）新纪元公司在北京高院（2017）京民再33号案件中提交的2010年5月18日吴继强出具的《股份处置确认书》载明：一、……确认人吴继强于2006年12月28日出资人民币1260万元，委托新纪元公司以2.50元/股投资海通证券股权，购得海通证券股票504万股，该部分股票由新纪元公司代本确认人持有。二、因海通证券2007年吸收合并都市股份上市后，上述股份以1:0.347的比例折为1748880股海通证券流通受限股。三、海通证券于2008年10送3……上述股份增加为3497760股。四、上述3497760股于2008年12月29日已获得流通权，可上市流通。双方确认，该股份为新纪元公司代本确认人持有，上述股份的所有权及收益权均归本确认人所有，新纪元公司对该等股份不享有任何权利。五、本确认人同意，该股份已抛售并按扣除交易的手续税、费后按16.99元/股计算，合计金额为59178601.44元。加上……，共计59598332.64元。六、本确认人同意，上述已抛售股份价款按如下方式处置：1.代扣所得税（利润的25%）11749583.16元；2.代扣除所得税后，本确认人应得47848749.48元；新纪元公司应在2010年7月17日前将47848749.48元支付到本确认人以下指定账户：户名吴继强，开户行兴业银行上海长宁支行，账号96×××11。新纪元公司未按照上述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应承担违约责任。……九、自本确认人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本人与新纪元公司之间无任何委托投资、代为持股或债权债务关系。十、本确认人与新纪元公司签订的所有与该笔委托投资相关的法律文件，自本确认人收到上述款项后自行废止。本确认人不会因该委托投资的本金或收益向新纪元公司提出任何异议。（二）海淀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0093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于2014年1月7日开庭时，新纪元公司称，“……实际从2010年9月3日至2013年1月1日，原告（吴继强）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以急用钱为由已经要求我方向原告及日本渡边株式会社支付了2420万元股权款，现在原告要求我方将股权过户给其，其应返还我方已经支付的2420万元股权款，折合股权为2536457股股权，或者可以以此相应股权来折抵；第三，现在我方考虑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股权款2420万元，或者要求原告以2536457股股权折抵已经预付的股权款，但考虑诉讼费用等相关情况，我方希望就本案可以与原告达成和解，我方就不再提出反诉”。吴继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经与原告（吴继强）本人核实，其称渡边公司和他确实收到了2420万元，但是并不是被告（新纪元公司）支付的，且也与本案代持无关，所以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该案于2014年4月17日开庭时，法院曾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吴继强表示“可以以17元1股的价格，将3497760股折现，扣除已经支付的2420万元以后支付给吴继强”，新纪元公司表示需要回去商量。三、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2460万元代持股份变现款的情况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中所称的其已支付的2460万元代持股份变现款，系2010年9月3日至2013年2月4日期间，由多名案外人汇至南通事务所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川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10×××14）和吴继强在兴业银行上海长宁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96×××11）中的款项。其中有2420万元在北京法院审理的前案中新纪元公司已经提及，另一笔由案外人代威于2013年2月4日汇给吴继强的40万元系在本案中新主张。具体汇款情况：1.案外人汇入南通事务所上述账户合计1800万元，南通事务所该账户已经于2014年3月17日注销。分别为：（1）2010年9月3日，立恒泰公司汇款500万元，备注往来款；（2）2011年1月4日，大显公司汇款1000万元；（3）2011年2月1日，15立恒泰公司汇款300万元，备注往来。2.案外人汇入吴继强上述账户合计660万元。分别为：（1）2011年4月19日，王晓汇款200万元，备注私人汇款；（2）2011年9月23日，润仁达公司汇款100万元，备注转款；（3）2012年1月20日，瑞龙公司汇款100万元，备注借款；（4）2012年5月16日，汇德信公司汇款30万元；（5）2012年6月8日，汇德信公司汇款70万元，备注借款06.08短信；（6）2012年7月13日，王晓汇款30万元，备注划款；（7）2012年8月21日，汇德信公司汇款30万元，备注借款；（8）2012年10月18日，王晓汇款20万元，备注私人汇款；（9）2012年11月21日，王晓汇款20万元，备注转账；（10）2013年1月1日，李甲辰汇款共四笔合计20万元，其中一笔汇款备注共4笔20万元，另一笔汇款备注代总共20万元；（11）2013年2月4日，代威汇款40万元，备注划款。在北京法院审理的前案中，新纪元公司提交了上述案外人（除代威外）于2014年出具的《付款证明书》（或《证明书》）及相应的汇款凭证，付款证明书主要内容为：上述款项系案外人受新纪元公司委托支付的预付股权款，因代付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汇款人与新纪元公司自行处理，除上述付款外，汇款人与吴继强和南通事务所无其他商业往来，也未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新纪元公司又新提交了上述案外人（含代威）于2018年2月出具的《委托付款确认书》，主要内容为：案外人的上述汇款是新纪元公司根据《股份处置确认书》约定的内容向吴继强支付的股份价款，是新纪元公司委托相关案外人支付的，除上述付款外，汇款人与吴继强和南通事务所无其他商业往来，也未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付款确认书》中载明其公司原系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在本案审理中，吴继强认为，新纪元公司的举证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案外人向南通事务所汇款的凭证和付款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向吴继强汇款的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案外人没有出庭表示对上述汇款的态度和意见，均不是股权转让款，应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处理。新纪元公司提交的案外人2014年的证明书与2018年的委托付款确认书内容不一致，有理由怀疑证明书的真实性。汇德信公司已经于2017年5月26日注销，对加盖汇德信公司印章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的证明书不予认可。王晓汇给吴继强款项，是因为吴继强提供了海通证券竞拍的消息，王晓向吴继强支付的答谢款。新纪元公司认可汇德信公司已经于2017年5月注销，但认为2018年汇德信公司出具委托付款确认书时该公司银行账户尚未注销，故公章暂未收缴。关于案外人每笔汇款金额的计算方式，新纪元公司称，其公司不是帮吴继强一方而是帮几方购买的海通证券股票，手上股票非常多，当吴继强要退出时折算一个价格，但这个价格非常高，其公司没有能力一下子支付，所以分多笔款项按多个时间点支付的。此外，新纪元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南通事务所2010年9月3日收到立恒泰公司汇款500万元、2011年1月4日收到大显公司汇款1000万元、2011年2月1日收到立恒泰公司汇款300万元之后将三笔款项汇出的银行底单，以证明南通事务所的银行账户是吴继强的妻子朱小静实际控制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诉讼；2.如果不属于重复诉讼，新纪元公司要求吴继强返还变现款并赔偿损失有无法律依据；3.新纪元公司要求渡边会社及南通事务所承担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1，前案中北京法院处理的是新纪元公司是否应当向吴继强返还股份的问题，而本案所要解决的是新纪元公司主张的通过案外人支付的款项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北京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并未对此进行处理。而且，北京法院的生效判决明确新纪元公司就其所抗辩的2420万元款项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故新纪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吴继强等返还上述款项，与生效判决并不相悖，本案应当对新纪元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不属于重复诉讼。至于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代威汇给吴继强的40万元，在北京法院审理过程中并未涉及，亦不属于重复诉讼。关于争议焦点2，除代威的40万元汇款之外，案外人汇入南通事务所和吴继强账户的24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从吴继强出具的《股权处置确认书》看，其曾要求新纪元公司将代持股份变现并指定时间和收款账户，说明双方确就股份转让问题进行过协商。上述2420万元汇款发生在吴继强出具《股权处置确认书》之后，汇给吴继强620万元的收款账户与吴继强在《股权处置确认书》中指定的银行账户一致。虽然有部分汇款凭证备注借款等，但案外人在2014年出具了证明书证明与南通事务所和吴继强没有其他关系，而是受新纪元公司委托付款，吴继强在北京高院再审中也表示对证明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汇德信公司已经于2017年注销，但加盖其公司印章的2018年委托付款确认书内容与此前2014年的证明书内容基本一致，而且在前案海淀法院审理时，新纪元公司提出通过案外人给付了2420万元，吴继强明确表示其和南通事务所收到2420万元，并且同意将上述款项在调解时予以扣除，说明吴继强当时对案外人汇给其本人以及南通事务所的该款项知情，也不认为新纪元公司无权处分，故案外人向吴继强及南通事务所汇入的2420万元应认定为代新纪元公司向吴继强支付。在新纪元公司已经对汇款原因进行陈述并举证的情况下，吴继强主张是其他关系，其应当对款项用途予以说明并举证证明。但吴继强除了对王晓的汇款进行解释之外，对其他人的汇款未作解释，更未对其所称的其他法律关系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上述款项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新纪元公司没有按照吴继强出具的《股权处置确认书》载明的方式履行义务，北京法院生效判决亦已经认定相应的股份归吴继强所有，新纪元公司只是代持，因此相应股份的溢价款与新纪元公司无关，故一审法院认为对其要求吴继强返还48723138.8元溢价款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但吴继强在收到2420万元款项以后并未返还给新纪元公司，给新纪元公司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且不超过新纪元公司主张的金额，故吴继强对收到上述2420万元之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亦应当予以返还。关于案外人代威汇给吴继强的40万元，因在前案中新纪元公司未提及，吴继强在本案中对证明书、委托付款确认书上代威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新纪元公司也未能证明上述材料上其签字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新纪元公司要求返还代威向吴继强40万元汇款的请求不予支持。新纪元公司如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可以依法另行处理。关于争议焦点3，对新纪元公司要求南通事务所、渡边会社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新纪元公司主张其是受吴继强指示汇款给南通事务所的，即其认为实际收款人是吴继强，南通事务所的账户只是起到代收款的作用，故对其要求南通事务所和渡边会社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对新纪元公司调取银行底单的申请，根据现有证据本案相关事实能够查清，无需调取相应资金往来底单，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吴继强返还新纪元公司人民币242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分别以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9月3日、10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4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2月1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4月19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9月23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0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5月16日、7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6月8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3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8月21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0月18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1月21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新纪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8416元，由吴继强负担168660元，新纪元公司负担245616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继强负担；公告费860元，由新纪元公司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吴继强认为遗漏查明2014年《付款证明书》中案外人付款的对象及款项性质，2014年《付款证明书》提到款项的性质是股票预付款，而2018年的《委托付款确认书》则称是股票变现款。2014年《付款证明书》称是受托向南通事务所和吴继强付款，而2018年《委托付款确认书》仅称受托向吴继强付款。新纪元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互相矛盾。新纪元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新纪元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作出日期为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的公证书6份。证明瑞龙公司、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大显公司）、立恒泰公司、李甲辰、王晓、润仁达公司受新纪元公司委托向吴继强转款2420万元。2、转款凭证一组7份，证明南通事务所收到新纪元公司支付的1800万元后，分三次转给吴继强的配偶朱小静。吴继强质证认为新纪元公司对上述2组证据的举证已超过举证期限；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公证书涉及的6名案外人均未出庭作证，涉及的总金额为2290万元，而非2420万元，案外人皆系配合新纪元公司而作公证，转款备注的事由亦与股价款无关。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吴继强不是该款项的收款方，不能证明吴继强收到该款项。朱小静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认可收到上述1800万元，但认为均系其与南通事务所正常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吴继强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一组4份，证明朱小静与南通事务所存在长期大量款项往来。证据2，上海无止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江苏无止境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档案，证明朱小静是该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新纪元公司质证认为，2008年7月16日500万元银行凭证和2009年3月13日300万元银行凭证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南通事务所银行流水显示，该两日由江苏无止境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分别汇入500万元和300万元，该公司已注销，上述款项与朱小静无关。2011年1月7日1000万元银行凭证虽有原件，但汇款主体为上海无止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朱小静无关；2011年1月14日2000万元银行凭证真实性认可，但进帐的当天即被朱小静分三笔转走。以上款项均与本案所涉1800万元无关。两家无止境公司的工商资料只反映出朱小静是其法定代表人，但朱小静与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不能证明相关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除新纪元公司对吴继强二审提供的两份银行凭证因没有原件而不认可其真实性外，双方当事人对对方二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吴继强二审提交的2008年7月16日500万元银行凭证和2009年3月13日300万元银行凭证虽非原件，但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南通事务所银行流水相吻合，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进行分析和表述。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新纪元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2、如果不属于重复诉讼，吴继强是否应当返还新纪元公司涉案2420万元款项并承担支付相应利息的责任。本院认为，新纪元公司在前案中以股权变价款2420万元折算海通证券2536457股主张与吴继强的诉讼请求相抵扣，在未获法院支持后，又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吴继强返还2460万元股权变价款并赔偿股票的溢价损失，其在前案中的抗辩与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在起诉之初确实存基于同一法律关系重复主张的问题。但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新纪元公司已变更其请求权基础为返还不当得利，且北京高院生效判决亦明确新纪元公司就其所抗辩的2420万元款项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故新纪元公司基于不当得利起诉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诉讼。但基于双方存在前案的诉讼，故应由新纪元公司就其所主张的吴继强获得24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责任。从新纪元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其提交的吴继强出具的《股权处置确认书》能够证明双方曾在2010年5月18日就新纪元公司代持股份变现达成一致意见，并确认新纪元公司应在2010年7月17日前将现款扣除所得税后汇入吴继强指定账户。之后，新纪元公司自2010年9月至2013年1月，经案外人汇款1800万元至南通事务所，汇款620万元至吴继强账户，汇给吴继强620万元的收款账户与吴继强在《股权处置确认书》中指定的银行账户一致。吴继强认可其与南通事务所共收到2420万元。因新纪元公司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方式及数额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导致双方产生争议。吴继强提起前案诉讼时，没有要求新纪元公司继续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而是请求判令新纪元公司返还全部代持股票。新纪元公司虽在前案中提出已支付2420万元股权变现款的抗辩并主张抵扣相应股份，但由于其未能举证证明因上述2420万元汇款与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的关联性，致其抗辩主张未能获得支持。而无论新纪元公司支付2420万元与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是否有关，新纪元公司因未适当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构成根本违约，吴继强有权解除《股权处置确认书》，并主张返还全部代持股份。后经北京高院再审判决，判令新纪元公司返还全部代持股份，并经执行，全部代持股份已划归吴继强所有。故双方之间的《股权处置确认书》已实际不再履行，所争议的2420万元与《股权处置确认书》履行之间的关联性本案中也不再予以考虑。关于2420万元是否已由吴继强实际取得的问题，新纪元公司提交了立恒泰公司等第三人向南通事务所汇款1800万元及向吴继强汇款620万元的汇款凭证，虽然有部分汇款凭证备注为借款、往来等，但第三人在2014年均各自出具了《证明书》，表明系受新纪元公司委托向吴继强或南通事务所付款，吴继强在北京高院再审中也表示对证明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一审中还提交了与第三人间达成的《委托付款确认书》，确认第三人系受新纪元公司委托付款，双方之间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至于《证明书》中统一称受委托向“吴继强和南通事务所支付预付股权款”，和《委托付款确认书》中根据具体的付款对象而分别注明受委托向“吴继强”或“南通事务所”支付“股份价款”，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矛盾。新纪元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还补充提交了关于《委托付款确认书》的公证书，公证证明第三人出具《委托付款确认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新纪元公司关于第三人系受其委托向吴继强或南通事务所转款的主张能够成立。新纪元公司在二审期间还补充提交南通事务所收到1800万元转款后分三次向朱小静转账的银行凭证，该凭证显示立恒泰公司2010年9月3日向南通事务所汇款500万元后，南通事务所于2010年9月14日向朱小静转款500万元；大显公司2011年1月4日向南通事务所汇款1000万元后，南通事务所于2011年1月6日向朱小静转款1000万元；立恒泰公司2011年2月1日向南通事务所汇款300万元，南通事务所于2011年2月12日向朱小静转款300万元。吴继强和朱小静认可收到上述三笔款项，虽抗辩认为朱小静与南通事务所之间存在长期往来，该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但上述三笔款项在转款时间和数额上互相对应。在前案海淀法院审理时，吴继强也认可其和南通事务所收到2420万元，并且吴继强委托新纪元公司购买涉案海通证券股票的1260万元亦是通过南通事务所的账户转汇。故综合以上事实，应当认定新纪元公司已向吴继强支付2420万元。综上，新纪元公司已举证证明其通过第三人向吴继强支付了2420万元，且双方已不再履行《股权处置确认书》，吴继强取得该2420万元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在此情况下，吴继强主张该款项系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其他往来，应由其对款项用途予以说明并举证证明。但吴继强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及进行举证，其称王晓的270万元汇款系为答谢款亦与常理不符。故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应当对新纪元公司基于不当得利主张吴继强返还2420万元予以支持。吴继强在收到2420万元款项以后未及时返还给新纪元公司，给新纪元公司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且不超过新纪元公司本案主张的损失数额，故一审法院判令吴继强自收到上述2420万元之日起按贷款利率返还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吴继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取消，改为实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的判决主文中关于利息部分需做相应地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商外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吴继强返还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242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分别以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9月3日、10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4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2月1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4月19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9月23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0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5月16日、7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6月8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3日、3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8月21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0月18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1月21日、2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商外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60元，公告费560元，由吴继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芬审判员 徐美芬审判员 罗伟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易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