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10民终8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陕西省商洛市人，住陕西省山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陕西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陕西文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   原审被告：张某，平凉市人，住甘肃省平凉市。   上诉人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与被上诉人郭某1、被上诉人陕西文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者公司）、原审被告张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原庆阳林区基层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甘1091民初8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盛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甘10民终72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原庆阳林区基层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甘1091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盛唐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甘10民终517号民事裁定，再次将该案发回重审并函告原庆阳林区基层法院将该案件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审理，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5日作出(2018)甘1002民初713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盛唐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审被告张某与被上诉人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文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盛唐公司、张某返还购车款23万元整；3.撤回要求第三人文者公司返还车辆的诉讼请求；4.判令盛唐公司、张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郭某1与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二、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某共同返还郭某1购车款230000元。上述给付内容，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某承担。   盛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018）甘1002民初713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郭某1对上诉人盛唐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文者公司扣押×××车辆行为违法，并返还给上诉人；2.本案所需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应当恢复审理程序，原审判决程序严重错误。本案在庆阳林区基层法院（现为子午岭林区法院）审理中侯国柱死亡，原审判决对此程序事实表述为:“因本案中侯国柱将已经设定了抵押的分期付款车辆，再次质押给盛唐公司，案件审理中侯国柱死亡，其继承人也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的规定，在诉讼中，若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并及时通知继承人承担诉讼，若继承人表明愿意参加诉讼的，则恢复审理；若继承人拒绝承担诉讼的，则裁定终止审理。而在本案发回重审后，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中止审理，同时，没有完全依法让侯国柱全部的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在上述两个不明确的前提下，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明显导致案件程序在发回重审阶段，程序上又出现严重瑕疵。二、本案遗漏重要当事人李凯楠，程序违法。在本起纠纷中，李凯楠是与侯国柱签订《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借条》《逾期变卖委托书》的基本当事人，一审却未予追加。三、被上诉人郭某1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9日本案发回重审时将以前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合同关系，完全违反了该条法律规定。四、本案属于质权转让合同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本案关于交易过程的基本事实来看，直接与侯国柱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李凯楠，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同时，李凯楠与侯国柱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质押合同关系，在质押到期后，侯国柱无力归还借款，遂委托李凯楠变卖车辆又存在委托法律关系。最终，李凯楠将车辆质押债权转让给郭某1，双方存在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我国法律并未明令禁止质权转让，质权作为债权的从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的规定完全可以作为质权随债权转让的法律依据，而原审法院在认定“押车放款”行为的事实认定上有意回避该项事实，将质权转让行为定性为出售抵押车辆行为，明显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五、文者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审判决对此问题模糊认识，导致侵权方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问题实际涉及到文者公司的侵权行为应由谁来买单的问题。抵押权人依据西安交警支队车管所查询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显示：抵押登记日期为：2016年8月26日，抵押权人为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达支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规定，法律只赋予了抵押权人折价权利，以及拍卖、变卖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并未赋予抵押权人随时扣押抵押财产的权利。同时，侯国柱当时按时将车辆按揭款付清，无任何违约。本起纠纷的完全过错方在于文者公司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非法强行将由郭某1保管的奥迪车强行开走。同时，作为奥迪车按揭款项支付方的侯国柱，在每期按揭款都付清的情况下文者公司将车辆强行开走，直接导致了纠纷的产生，而在一审程序中对于该问题，却未做任何界定，导致本起纠纷中存在重大过错的文者公司，没有被认定为非法，而采取自力救济方法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权利主体只能以法律许可的方式和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保护自己的权利。原审判决认为文者公司所谓的自力救济合法，不做任何法律上的界定，显然是一份违法判决。   郭某1辩称，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文者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张某陈述意见与盛唐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委托人侯国柱与被委托人李凯楠于2016年9月1日签订逾期变卖委托书约定：本人侯国柱今有车牌号为×××，车辆识别号为LFV3A24G8G3057433的汽车一辆，因本人的车辆质押协议书已到期而无力偿还借款本金，现委托出售车辆（包括该车牌户籍手续出售）。被委托人可以办理以下事项：1、全权代表我本人办理该车辆和该车辆户籍手续的转让，过户或转户等一切手续。2、全权代表我本人办理该车辆和该车牌的交易过户或转籍手续，在其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   另查明，李凯楠于2017年3月10日在原一审法院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中陈述，其与侯国柱签订的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一个月，月息三分左右，在扣除保证金、服务费后实际出借款额不足180000元，合同签订后，车辆停放在盛唐公司库房内。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二、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如何认定；三、合同效力确定后各方责任如何承担；四、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的问题。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与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相对应。本案中，车辆质押借款行为虽形成于侯国柱与李凯楠之间，但该合同签订于李凯楠供职的盛唐公司和李凯楠工作期间，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和逾期变卖委托书现亦由盛唐公司持有，合同签订后质押车辆也停放在了盛唐公司院内，后盛唐公司又通过中介在其销售大厅向郭某1出售了案涉车辆，郭某1将230000元车款汇入盛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账户，由此，郭某1有理由相信其是与盛唐公司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应当认定李凯楠的行为为职务行为，盛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知情并参与了车辆的质押及出售，一审判决认定侯国柱与盛唐公司、盛唐公司与郭某1之间分别为动产质押合同和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正确。   关于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侯国柱与李凯楠在签订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逾期变卖委托书，虽然其二人签订的是逾期变卖委托书，但双方约定在侯国柱未按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可以将车辆出售，其实际是将质押财产的处分权进行了约定，依法属于流质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第二百一十一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规定，上述流质条款依法应属无效，盛唐公司无权处分案涉车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盛唐公司虽无权处分案涉车辆，但其所签买卖合同仍为有效。   关于合同效力确定后各方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本案中，侯国柱将已经设定了抵押的分期付款车辆，再次质押给盛唐公司，盛唐公司又将其无权处分的车辆出售给郭某1，后该车辆又被文者公司强行开走，在案件审理中侯国柱死亡，其继承人也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以上情况使各方对车辆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现郭某1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的规定，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盛唐公司作为专业汽车销售企业，其对案涉车辆的抵押情况应当知情，但其为了获取高额借款利息，依然向侯国柱出借款项，期限届满后又隐瞒车辆抵押情况，而将车辆出售给郭某1，一审判决由盛唐公司及款项接收人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共同返还郭某1购车款230000元适当，盛唐公司现无证据证实郭某1在购买车辆时知道该车辆已经设定抵押等相关情况，且郭某1对此亦予否认，故盛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案涉车辆买卖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可依照法律设定的途径分别主张权利，包括抵押权、质押权的实现及顺序，从而使各方对车辆的权利确定清楚，也有利于物权关系和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   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第三人候国柱在一审诉讼中死亡，其继承人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程序合法，结合焦点问题一，盛唐公司认为本案遗漏当事人，应追加李凯楠参加诉讼和本案应中止诉讼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庆阳盛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卢小栋   审判员 闫 弘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