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6783号原告：左景强，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清清，上海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小静，上海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第6间。投资人：张翠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福锋，男，在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工作。原告左景强与被告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景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清清、被告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福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景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平时加班工资人民币22,468元(币种下同)、休息日加班工资45,054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50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高温补贴2,200元。审理中，原告将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合并为：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加班工资合计62,453.6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2月进入被告处从事钻床工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双方约定原告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8时至16时30分，中午就餐半小时，做六休一，工资为固定底薪4,500元/月，加班工资另算，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原告于2018年12月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工作期间，被告未支付原告加班工资及高温补贴，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支付，被告置之不理。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应该是2016年入职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六七月，原告就辞职了。被告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被告公司没有加班，每月以现金方式结清工资，不存在差额，高温费也已经结清了。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被告在劳动仲裁中一致认可原告于2016年2月入职被告公司，从事钻床工工作。另查明：2018年2月1日上海占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占友公司)的投资人由陈德玉、郭方友变更为廖涛、薛斌、朱华国、沈国锋；2018年12月10日，投资人再次变更为廖涛。廖涛为占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友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9年2月至今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费。案外人刘某某于2019年9月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占友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加班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等。刘某某在仲裁中陈述，其2014年3月进入本案被告处工作，2018年4月1日与占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又签订一份。占友公司在该案仲裁中陈述，刘某某原先在本案被告处工作，因本案被告资金有问题，占友公司曾对其进行投资，之后本案被告的员工都转到占友公司，作为新员工入职。占友公司并提供一份其与刘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8年5月1日，加盖有占友公司人事专用章。再查明：原告于2019年12月5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平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国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及高温费。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原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从进入被告处开始，其工作岗位、地、地点理都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一直确认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直至查询了社会保险，才知由占友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保，故认为自占友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开始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参保人员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占友公司企业信息、奉劳人仲(2019)办字第2344号裁决书、刘某某与占友公司的劳动合同、青劳人仲(2019)办字第2602号案件仲裁庭审笔录及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2月25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工作至2018年11月底。2017年8月原告因自己家中有事，向沈福锋请假5个月，沈福锋批准了，当时有书面请假单，在被告处。2017年8月之后原告自己在济南购买了社保，但是在老家没有其他工作。2018年2月24日原告回到公司，以前的公司管理人员是沈福锋，2018年变成是三个老板，分别是沈福锋、朱华国和廖涛。原告现仍在占友公司工作。原告是在2018年知道占友公司的，因为占友公司就在厂房隔壁。占友公司和被告公司在同一地址、同一厂房经营，用隔离板隔开区分两家公司的机器，但所有员工都是被告公司的，都由三个老板一起管理。原告的工作时间是8：00至16：30，做六休一，加班很多，指纹考勤，每月核对考勤后发放工资，原告自己在手机上记录了加班时间以便核对，但现在手机更换无法提供了。原告的工资是底薪4,500元/月，是标准工时的工资，当时有劳动合同，但原告处没有。实际上按照4,500元每月工作26天发放工资，超过26天的都按照单倍发放加班工资，因此原告现在主张差额。工资是现金形式发放，需要签收。原告刚入职时是沈福锋发放工资，2018年2月之后沈福锋、朱华国和廖涛都发放过工资。原告的工作环境是在车间内，没有空调，从未发放过高温费。原告已就加班时间提供证据，要求被告提供原告的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明细，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告认为，其不清楚被告与占友公司的关系，原告从未和被告公司签订过任何解除协议，被告也从未就解除劳动关系向原告进行过任何补偿。原告与占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以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的时间为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原告与占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变更前后，原告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认为签订劳动合同才将劳动关系转移。该份劳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1日，加盖有占友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这份劳动合同是2020年之后补签的，因为刘某某与占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加盖的是人事专用章，而原告提供的合同加盖合同专用章，不具有合理性，且原告在仲裁中不提供该份合同也不具有合理性。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称公司在2018年1月已经将全部员工安置到占友公司，占友公司分别在2018年4月、2018年11月与全部员工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再次签订是因为当时社保监管趋严，占友公司经全体股东讨论一致决定给员工购买社保，因此原告等人的社保都是在2018年年底左右开始缴纳，该合同不能证明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占友机械在2018年4月左右单独与刘某某一人签订劳动合同不具有合理性。2、2017年1月、2017年9月(拍摄件)打卡明细表，证明被告公司存在加班情况，原告称证据是打卡机记录的上班时间，下面的时间由公司人事统计。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从未见到过，公司不做考勤。3、廖涛的证人证言。廖涛称：原告是占友公司的员工，于2018年年底建立劳动关系，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8年年初被告公司在资金上出现问题，2018年二三月间占友公司开始和被告合作，占友公司向被告投入设备，被告公司给占友公司股份，但实际上被告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无法转让股份，反而沈福锋个人以无形资产形式出资拿了占友公司25%的股份。占友公司在2018年四五月间对被告进行了注资，廖涛从2018年5月起参与被告公司管理，当时是以被告公司副总的身份，此期间被告公司员工是以电子指纹打卡的方式考勤，并以员工自己记录的考勤作为补充。2018年8月份被告公司提出要将员工转到占友公司，当时双方好像还签订了协议，到2018年年底员工劳动关系开始陆续转移，当时没有开过员工大会，就是通过与每个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转移的。在员工与占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因为被告向占友公司借钱，故廖涛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发放过员工工资，当时被告公司说将33%的股份给占友公司，因此双方没有签借条。廖涛认可2018年1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这是当时开始合作起草的文件，实际上其他人都未出资，只有廖涛出资。被告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被告主张：其公司之前为沈福锋所有，由朱华国管理，从2018年1月15日起占友公司开始陆续接管被告公司，由廖涛全面管理并发放工资，朱华国进行现场技术和人员管理，沈福锋管理检验。公。公司地址仍在被告公司原地址占友公司注入了新机器，并带来两名员工，其中包括本案原告，公司对外经营及对内管理全部以占友公司的名义。2018年4月通知员工劳动关系变更到占友公司，同时签订了劳动合同。2017年8月原告和沈福锋吵架后自己离职了，并非请假，但因公司规模小没有书面材料。据被告了解，原告离职期间在老家有工作，并缴纳了社保。被告公司的作息时间是8：00至16：30，做五休二，不安排加班，老板手工记录考勤，现无法提供。沈福锋从未发放过员工工资，都是由朱国华和财务以现金形式发放，没有登记，无法提供证据。原告入职时工资是3,000元/月，之后每年上调200元，工资中包含底薪及绩效。原告在车间工作，有电风扇，高温天有冷饮，2017年沈福锋管理时高温费已计算在奖金中发放。被告认为原告的工资均已结清，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加班事实，同时相关诉请已经超过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请求。对于被告这样小规模的公司，如果存在拖欠工资，员工基本不可能在单位长期工作。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2018年1月15日股东会决议，证明廖涛从2018年1月15日开始接管被告公司所有业务，包括工资发放和所有人员。该决议显示2018年1月15日廖涛、朱华国、沈福锋等人分别受让了占友公司的股权，廖涛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原告称证人廖涛已经认可了该证据真实性，但这只是占友公司内部股东更换的决议，不能代表廖涛从2018年1月15日开始以占友公司的名义管理被告公司的员工，廖涛也称其只是代被告公司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发放工资。2、刘某某的证人证言。刘某某称，其2014年进入被告公司，之后原告等人陆续入职。2017年年底廖涛到被告公司考察，2018年2月占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涛开例会告知员工，他已经注入了设备，这个公司以后是占友公司。2018年2月开始工资由廖涛以现金形式发放。2018年4月开过全体员工会议，当时由朱华国讲话，廖涛和沈福锋也在，会上说了公司以后由廖涛全权管理，朱华国负责管理车间，沈福锋负责管理技术。朱华国以前在被告公司也有股份，占友公司收购被告公司后，他在占友公司也有股份，是代表占友公司发言的，他当时也说了公司正式改名为占友公司。2018年4月中旬开始叫员工陆续与占友公司签订合同。员工都是一个个陆续上去签的，熊敏签完之后叫刘某某去的，原告也签了。刘某某现在在昆山一家公司工作，地，地址是被告公司的原地址某某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的工作时间是8：00至16：30，自愿加班，但不多，指纹考勤。加班工资与工资一起以现金形式发放，都是员工核对后足额发放的，无需签收。以前是沈福锋发，从2018年2月起是廖涛发。3、瞿施荣的证人证言。瞿施荣称，其2017年年底到被告公司做临时工，2018年2月领工资时公司已经变成了占友公司，因为当时是占友公司一名姓朱的老板发工资的。瞿施荣不是每天上班，每次工作3-4小时，计件工资，做到2019年8月，没有签过任何合同，也没有考勤，不清楚公司的正式员工是否考勤。瞿施荣听公司员工说2018年2月已经变成占友公司，证人的工资一直是朱老板发放，朱老板、廖老板、刘老板都对瞿施荣进行管理，全权管理公司的是廖老板。原告对刘某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其现在还在被告的地址工作，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所述的开会的情况不是事实，签订劳动合同是每个人单独进去，是否签订也是根据个人情况；其陈述领取工资无需签字与事实不符，但其也认可有加班及指纹考勤。瞿施荣是临时工，与原告情况不同，并且对公司的情况了解也不全面，因此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两位证人陈述公司由占友公司管理的时间存在矛盾。原告称，2018年4月廖涛确实叫原告谈过话，问原告是否愿意跟他干，原告说自己暂时不想来，谈话就结束了。庭审中，另案原告熊敏称2018年4月确实先叫了其去谈话，当时廖涛、沈福锋和朱华国都在场，谈的是公司产值方面的问题，可能合同要重签，因为要提拔熊敏做管理人员，但是熊敏当天没有签，熊敏认为合同重签是指到期了才可能重签，但也没具体说是和谁签。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原、被告一致认可原告于2016年2月入职被告公司，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主要在于原告的劳动关系从被告公司转移至占友公司的时间。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以其与占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占友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时间为准，并提供了其与占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廖涛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被告则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8月原告自行提出离职而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在仲裁审理中未提供其与占友公司的劳动合同，且陈述一直认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是查询社保后才认为占友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保故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解除。而原告现在提供的劳动合同签订日期在社保缴纳之前，如果该份合同为真实签订，显然原告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社保缴纳前就已经明确知晓其劳动关系转入了占友公司，故该份合同与原告在仲裁审理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本院难以采信。其次，证人廖涛称被告是2018年8月才提出将员工转移至占友公司，实际至2018年年底才陆续转移，该陈述与其和刘某某的劳动合同签订日期显然相互矛盾，本院亦难采信。再次，证人刘某某称2018年4月中旬公司开始陆续叫每个员工签订合同，该陈述符合其与占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亦与原告和另案原告熊敏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最后，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8月离职，2018年2月由廖涛带来公司，但其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供原告离职且再次入职的证据，故本院对此难以采纳。综上，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被告公司于2018年年初开始与占友公司合作，自2018年2月起管理原告等人并发放工资的沈福锋、朱华国、廖涛均为占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且2018年4月中旬公司陆续找员工谈话签订合同，最终被告员工的劳动关系均转入占友公司，结合2018年5月1日刘某某已经与占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4月解除，其劳动关系自2018年5月起转入占友公司。故对原告要求确认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确认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及高温费，但因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4月解除，故其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加班工资及高温费，缺乏依据。另，原告于2019年11月申请调解，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主张过该两项权利而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被告对原告该部分诉请的时效抗辩成立。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加班工资及高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左景强与被告上海爵远机械制造厂于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左景强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左景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顾霞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