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990号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蔡考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宁，黑龙江龙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宇，黑龙江龙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达大街**。法定代表人：王秀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滨，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会影，吉林华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吉林省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法定代表人：孟祥光，总经理。上诉人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达国安公司）、原审第三人吉林省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群达国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群达公司给付群达国安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的价值款2819278.97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2月20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至给付之日止）；2.依法判令群达公司给付群达国安公司垫付税款127736.98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4月5日起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至给付之日）；3.诉讼费由群达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2010年6月8日，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长春群达国安中高档汽车模具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合资合作合同》，并根据合作合同注册设立群达国安公司。由于市场因素变化，群达公司又与国安公司签订了《合资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将合资公司（即群达国安公司）所有的模具制造和维修、IMD生产业务剥离归群达公司所有，并约定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他办公用品均按原值划归群达公司。从2011年11月1日交接之日起，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盈利及亏损均由群达公司自行承担，与合资公司无关。交接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盈利及亏损按双方2010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执行。群达公司应在本补充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内，按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原值，以人民币形式汇入合资公司账户。上述《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书》签订后，群达公司迟迟未将相应款项支付给群达国安公司。2012年2月20日，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审计结论为上述合同内涉及的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等实物总计2819278.97元（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另在合资经营期间，群达国安公司欠税款212894.97元，应当由群达公司承担60％，该笔款项也已由群达国安公司予以垫付。鉴于上述情况，经多次协商未果，无奈之下，群达国安公司特将群达公司诉至法院，请贵院依法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群达公司在原审辩称：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予以保护；《合资合作补充协议》是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在2011年签订的，自2011年至今已有8年多的时间，群达国安公司自始至终均未向群达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群达国安公司与国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同一人，同时群达国安公司系国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应当知道双方签订的《合资合作补充协议》具体时间及内容，在明知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向群达公司主张权利，应当视为超过诉讼时效，放弃权利的主张。二、不存在本案诉争标的物交付的事实，《合资合作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已经通过《框架协议》对《合资合作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并完成，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各自独立经营，群达国安公司诉争要求群达公司按照《合资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向群达国安公司支付“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他办公用品”的价值款2819278.97元，群达国安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丽滨同时系国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之间自2014年至2018年长达四年期间经过多次诉讼，从长春市中院直到最高法院均留下了双方诉讼的身影，最终以群达公司向国安公司转让群达国安公司60％股权、国安公司向群达公司支付转让款告终。整个诉讼中，法院确定了几点事实，第一点，《合资合作补充协议》为2011年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见（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第22页】；第二点，2012年7月19日，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了《关于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分割置换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根据上述两点可以看出，《框架协议》是在《合资合作补充协议》签署后，双方基于分割置换股权的行为重新作出了新的意思表示，达成了新的合意，将原来《合资合作补充协议》中涉及的内容予以变更。况且，（2016）最高法民申2563号民事裁定书中对于双方股权转让款的计算方式予以明确，即是总资产减去股权转让款［见（2016）最高法民申2563号第2页］，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总资产中均含有群达国安公司表述：“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他办公用品”［详见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查审计报告］，上述资产在审计报告中作为群达国安公司的资产计入到总资产中，如果按照群达国安公司的逻辑，群达公司在计算股权转让款的时候已经包括了上述资产，现在又将上述资产重复计算一遍，再重复交付一遍款项，这也是不符合双方《框架协议》的约定，也不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况且，股权转让款的具体价值已经多级法院予以确认并执行完毕。综上，群达国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无任何正确的理由向群达公司主张权利，该权利不应当予以保护。群达公司已经在另案中将涉案款项折抵后与国安公司完成交付，此案的诉争款项已经多级法院处理完毕，虽然诉讼主体进行了变换，但是仍然存在一事多诉的事实，基于上述理由，请求法院驳回群达国安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群达公司的合法权益。群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群达国安公司支付厂房和土地租金暂计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群达国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群达国安公司在本诉中否认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及2012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群达国安公司以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为根据，向群达公司要求支付价值款2819278.97元。据悉，2011年国安公司已经实际控制群达国安公司。群达公司发现在其作为群达国安公司股东期间，群达国安公司并未将巨额厂房和土地租金如实纳入到该公司财务账目中，群达国安公司应当将租金收入加入到该《审计报告》中，群达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期间，群达国安公司的收入应当按照持股比例向群达公司分配利润。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反诉，望公正裁决，判如所请。群达国安公司针对群达公司反诉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反诉请求。1．群达公司所提出的反诉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与本案同时审理。2．其诉讼请求本身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26日，国安公司与群达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群达国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考群。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经营范围：汽车塑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维修；汽车零部件市场开发、技术研发及生产销售。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合资合作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为群达公司，乙方为国安公司，申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群达国安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系乙方以土地和现金等先行注册成立公司，甲方再以注资（增资扩股）方式成立合资公司。成立该合资公司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双方协议成立的新公司承担。合资公司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首期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群达公司占股份60％，国安公司占股份40％。甲方以现金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资本金，乙方以位于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内4.26万平方米土地办理完转让手续后作价人民币1000万元投入，不足部分以现金人民币1000万元投入。群达国安公司设立后，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又签订《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为群达公司，乙方为国安公司，甲乙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长春群达国安中高档汽车模具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合资合作合同》（简称《合作合同》），并根据合作合同注册设立群达国安公司。合作合同第四章第七条约定：“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高中档汽车零部件市场开发、技术研发、模具研发、汽车零部件制造、组装、模具制造和维修、IMD生产。双方约定合资公司成立后，原则上不得单方在吉林省内从事与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内的相关业务和投资事项，如任何一方打算独自或与其他第三方在吉林省内进行上述营业活动必须得到另一方的书面同意。”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经双方商讨同意，自2011年11月1日起将合资公司所有的模具制造和维修，IMD生产业务剥离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在吉林省内从事与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内的相关业务和投资事项不受限制并达成如下协议：一、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均按原值划归甲方。二、甲方接收合资公司从事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人员，并负责该部分人员的薪资及福利待遇。三、合资公司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在产品及在途物资均由甲方负责完成产销。四、从2011年11月1日交接之日起，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盈利及亏损均由甲方自行承担，与合资公司无关。交接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盈利及亏损按双方2010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执行。五、甲方应在本补充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内，按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原值，以人民币形式汇入合资公司账户。六、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指定人员进行清产核资和交接。2010年4月28日，群达国安公司从长春一汽四环汽车制品有限公司受让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达公司）100％股权，价格100万元。2011年5月10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群达国安公司持有力达公司90％股权。力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群达国安公司实缴出资额540万元。法定代表人孟祥光。2010年9月15日，力达公司与群达国安公司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力达公司将坐落于长春市宽城区青年路3458号的厂房及办公写字楼租给群达国安公司使用。租赁自2010年9月15日起，至2012年9月15日止。2012年2月，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群达国安公司的委托，对群达国安公司进行资产清查，并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我们接受委托，对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以2011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资产清查。一、审计结论审计清查后，截止2011年10月31日群达国安公司资产总额为5822万元，负债总额为144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376万元（其中实收资本500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624万元）。二、需说明的事项：1．实物资产统计：（1）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①账面固定资产原值1464729.02元，应入未入固定资产115661.00元（其中2010年102661.00元、2011年1-10月13000.00元）。合计固定资产原值应为1580390.02元、净值1347335.79元。②低值易耗品81086.55元（其中2010年32913.70元、2011年1-10月48172.85元），固定资产原值与低值易耗品合计1661476.57元。（2）原材料期末余额46260.26元。（3）生产成本期末余额为1111542.14元。实物资产总计2819278.97元（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2012年7月19日，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关于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件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分割置换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为群达公司、乙方为国安公司，一、股权分割原则：1．以双方投入所占股份比例和公司净资产进行股权分割置换。2．双方按会计准则和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10月确认公司盈亏、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截止2012年3月确认公司盈亏，共担风险、共担盈亏的股权分割标准。…4．双方在股权分割协议签订后，力达公司和群达国安公司汽车模具业务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群达国安模具园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二、关于股权分割的基本数据确认：1．群达公司受让群达国安公司持有的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应付给群达国安公司股权款，按截止2012年3月份群达国安公司占有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净资产份额计价。2．国安公司受让群达公司持有的群达国安公司的全部股权，应付给群达公司股权款，按截止2011年10月份群达公司占群达国安公司净资产份额计价。3．双方互换股权并互抵债权债务的资金结算待双方商议后另行确定为准。4．双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全面履行完毕本协议。再查明，2014年11月20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国安公司依据2011年其与群达公司合作期间签订的《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即“合资公司（指双方设立的群达国安公司）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按原值归群达公司，群达公司以人民币汇入合资公司账户”的约定主张151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取得该款项的主体应为群达国安公司，故对此诉请予以驳回。该判决已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确认生效。同时（2015）吉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还查明，2014年6月16日，群达国安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对此所修订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国安公司与群达公司均作为股东盖章。该判决认定关于群达公司所提交的2014年6月16日股东会决议，以证明群达公司在该时间点仍参与群达国安公司经营，因该事实并不能证明群达公司参加股东会是因为《框架协议》被解除，而是群达公司未按该协议约定履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义务，群达国安公司继续经营的必然要求。国安公司、群达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目的是实现群达国安公司、长春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分割置换，最终实现终止合作。2016年4月15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民终44号民事判决，对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进行确认，并认定国安公司主张群达国安公司的净资产应扣除的151万元，系依据其与群达公司于2011年签订的《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关于群达国安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他办公用品均按原值划归群达公司以及群达公司应在该协议签订后将以上原值以人民币汇入群达国安公司账户的约定。该协议是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在经营群达国安公司期间签订的关于处理该公司资产的协议，且取得该笔款项的主体应为群达国安公司，与国安公司及群达公司依据《框架协议》产生的股权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国安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审理，其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201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5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国安公司针对（2016）吉民终44号民事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复查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营业场所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青年路3458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共同出资，以群达公司占股份60％、国安公司占股份40％的比例设立群达国安公司。后双方又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框架协议》，对群达国安公司股权进行分割置换。最终通过多次诉讼，国安公司享有对群达国安公司100％股权，双方实现终止合作。国安公司以群达国安公司股东的身份针对本案诉争债权已经在2012年7月19日《框架协议》签订后提起多次诉讼，应属于股东代表公司主张权利，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群达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予支持。群达国安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法定期间。二、群达公司是否应按照《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给付群达国安公司人民币2819278.97元及利息问题。本案中，《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系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在合资合作经营期间签订的关于处理该公司资产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涉案资产应属于动产，根据法律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应以交付作为法定要件。依据查明的事实，2010年9月15日至2012年9月15日止，力达公司将坐落于长春市宽城区青年路3458号的厂房及办公写字楼租给群达国安公司使用。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证实在2012年2月接受群达国安公司委托，对其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实物清点地点在位于青年路的现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院内。而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营业场所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青年路3458号。庭审中，原群达国安公司员工刘晶、段桂霞出庭作证，证实在2010年年末群达国安公司搬到力达公司院内，2011年年末国安公司退出经营，群达公司接管群达国安公司，只是国安公司的管理人员离开群达国安公司，群达国安公司的生产经营设备、办公设备用品等均在公司院内。且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也载明，群达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2014年6月16日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群达公司在该时间点仍参与群达国安公司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本证证明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标准，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群达国安公司提交力达公司与群达国安公司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与两位证人证言、审计机构对当时清点资产地点的证明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车轮分公司的企业信息表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在《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至资产审计时，涉案动产一直存放在群达国安公司院内。结合群达公司自认2014年参与群达国安公司经营的事实，又与两位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了群达公司已按《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接管群达国安公司并进行经营，据此可以看出涉案动产已完成交付。且群达公司也未对自己的辩解涉案财产并未交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群达公司应按《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在补充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内，按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原值，以人民币汇入群达国安公司账户。依据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原值为937149.75元；仪表设备原值为7000元；电子设备原值为194951.27元；运输设备原值为354300元；其他原值为86989元；以上合计原值为1580390.02元，库存商品包括原材料和生产成本，原材料期末余额为46260.26元。生产成本期末余额为1111542.14元。其他办公用品即低值易耗品为81086.55元，以上总计2819278.97元。故群达国安公司诉请要求群达公司给付涉案动产价值人民币2819278.97元的主张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群达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群达国安公司、群达公司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群达公司应赔偿群达国安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自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群达国安公司主张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2019年8月20日前的逾期付款利息，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因群达国安公司主张的计算方式不复存在，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市场报价利率确定。关于群达公司辩称在《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之后，群达公司又与国安公司在2012年7月19日签订了《框架协议》，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就群达国安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处理，以实际行动变更了《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且该份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63号民事裁定认定，群达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实现群达国安公司、力达公司股权分割置换，最终实现终止合作。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44号民事判决认定《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是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在经营群达国安公司期间签订的关于处理该公司资产的协议。《框架协议》与《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系两份相对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的合同内容不同、权利义务不同，要实现的合同目的也不同。《框架协议》是以双方投入所占股权股份比例和公司净资产进行股权分割置换；群达公司受让群达国安公司持有的力达公司的全部股权，应付给群达国安公司股权款，按截止2012年3月份群达国安公司占有力达公司净资产份额计价；国安公司受让群达公司持有的群达国安公司的全部股权，应付给群达公司股权款，按截止2011年10月份群达公司占有群达国安公司净资产份额计价。而《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是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均按原值划归群达公司。自2011年11月1日起将群达国安公司所有的模具制造和维修，IMD生产业务剥离归群达公司所有，群达公司应在本补充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内，按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原值，以人民币形式汇入群达国安公司账户。故《框架协议》并非是对《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合同内容本身进行的变更，而是双方基于要终止合作而达成的新的合意。《框架协议》中对群达国安资产清查的时间节点是在《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处置资产之前，群达国安公司主张的涉案债权并未计入到股权置换的净资产份额中，故不存在对涉案债权在资产中重复计算问题。故群达公司的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反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群达国安公司基于《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向群达公司主张权利而提起本诉，而群达公司的反诉请求并非是基于该《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提出的，与本案本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也不基于相同事实，故群达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群达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给付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人民币2819278.97元；并以2819278.97元为基数，支付自2012年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2年2月2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计付】。二、驳回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9354元，由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30元，由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宣判后，群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法院撤销（2019）吉019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群达国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群达国安公司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为了支持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突破《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创设了新形式的股东代表诉讼。原审法院认定（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案件系国安公司代表群达国安公司提起的诉讼为股东代表诉讼，因为股东已经代表过群达国安公司提起过诉讼，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认定股东代表诉讼错误理由如下：（一）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公司股东以公司的名义或行使公司的权利提起的诉讼，所得利益归公司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51条规定的有三个诉讼渠道：1．通过监事会或监事提起诉讼维权；2．通过董事会或董事提起诉讼维权；3．股东直接维权。股东直接维权是要求必须两个满足前置条件的：（1）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2）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其中之一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案件中，国安公司向群达公司主张设备款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国安公司本次诉讼经过法定程序要求董事会、监事会提起诉讼，只是公司之间的款项是否拖欠的问题，更不是情况紧急的情形，因此不属于股东代表诉讼。（二）国安公司在（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案件中诉讼请求有六项。其中第4项诉讼请求“给付群达国安公司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151万元”是原审法院认定股东代表诉讼涉及的，但是此项是国安公司要求群达公司将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151万元直接交付给国安公司，并未要求此款项交付给本案的群达国安公司。此案中国安公司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群达公司支付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并未有任何表示自己是提出的是股东代表诉讼。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中利益归公司（即群达国安公司）的表现形式。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25条规定［正确适用前置程序］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最高院再次明确股东代表诉讼必须有前置条件，但原审法院无视《公司法》第151条规定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创设了新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形式，不需要任何前置条件，仅是股东无论在何处只要曾经主张过就视为股东代表提起过诉讼，股东只要提了，那么诉讼时效就要中断重新计算。更关键的是在（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判决中也明确认定诉讼主体应当是群达国安公司，而非国安公司。群达国安公司与国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孙丽滨，作为实际控制人多次参与了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庭审活动，应明知（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要求支付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151万元应当由群达国安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内容。自2014年明确诉讼主体后，始终未到法院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为何原审法院无视（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判决，要求支付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151万元应当由群达国安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法院释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这是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力，并无权突破《公司法》及司法解释重新创新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形式。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补充协议》进行了实际履行。1.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后，为了更好的分配股权又签订了《框架协议》，用新的协议覆盖旧的协议，并由国安公司委托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资产清算，出具了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算审计报告。在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算审计报告中在列明了本案争议的全部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如果履行了《补充协议》，根据约定涉案财产应当属于群达公司，群达公司应当将款项支付给群达国安公司。也不可能在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算审计报告中列明涉案财产，既然列明了，就足以说明《补充协议》没有履行。2.（2015）长民四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群达国安公司净资产为4376万元，这4376万元来源于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算审计报告，在该审计报告第1页中明确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统计：1．账面固定资产原值1464729.02元；2．低值易耗品81086.55元；3．原材料期末余额46260.26元；4．生产成本期末数余额为1111542.14元，共计2819278.97元。只有在审计报告中加上2819278.97元，总资产方是5822万元，净资产才是4376万元。因此，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计算股权价款时已经将2819278.97元计入到总资产中，这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地方。三、群达国安公司始终由实际控制人控制，群达公司签订完《框架协议》后并未参与经营。原审法院认定，结合群达公司自认2014年参与群达国安公司经营的事实，又与两位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群达公司已按照《合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接管群达国安公司并进行了经营，据此可以看出涉案动产已经完成交付。此处法院认定错误有二：1．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目的是，国安公司全资占有群达国安公司，群达公司全资持有力达公司，原审法院认定群达公司占有群达国安公司，这与事实不符，也与此前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2015）长民四初字第180号审理的事实不符。2．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中群达公司确实自认在2014年之后仍然参与了群达国安公司的经营，但群达国安公司也在该案件中自认2012年签订《框架协议》后，始终就是国安公司在经营群达国安公司，群达公司没有参与过任何经营（见庭审笔录）最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采信了国安公司的意见，认定群达公司未参与经营，判决群达公司败诉。原审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为了结合两个证人的证言，认定群达公司在2014年仍然参与经营，判决群达公司败诉。一个判我们败诉认定没参与经营、一个判我们败诉认定我们参与经营，存在矛盾。群达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之后取得的是力达公司股权，国安公司取得的是群达国安公司股权，原审却说群达公司接管群达国安公司。综上，明明不是股东代表诉讼，原审法院却突破《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只要是股东起诉就是股东代表诉讼，从而认定诉讼时效已经中断。明明在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资产清算审计报告中计入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办公用品、设备、材料款，却说未计入。明明群达公司在2012年之后就没有参与经营却说参与经营。群达国安公司答辩称：1.关于时效，群达国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是：第一，群达国安公司的诉权是经过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审理后赋予的诉权，第二，在多次诉讼当中群达国安公司的股东多次主张该笔款项，股东利益与群达国安公司利益一致，股东多次主张的行为是积极的实现债权的方式，能够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并未让权利进行休眠。第三，2016年7月21日的报警回执亦能够体现群达国安公司单位的账目等信息留存于群达公司处，群达国安公司不具备起诉的相关条件；2.补充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框架协议与补充协议所约束的是两个法律关系，要解决的是不同的合同目的，此观点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不存在群达公司主张的替代之说，根据群达国安公司在原审的举证，群达国安公司一直在群达公司处办公、生产和经营，同时结合会计师事务所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补充协议签订后群达公司与群达国安公司进行货品清点和交接，群达国安公司的控制人孙丽滨于补充协议签订后即2011年末离开经营场所，并且没有带走任何经营设备及货品，可以认定案涉的货品已经实际履行了交付行为，框架协议签订后群达国安公司将塑胶模具业务交给群达公司经营，将模具园建设等相关业务交给群达国安公司处理，此事实通过2016年7月21日报警回执体现所有账目留存于群达公司处，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得到印证，群达公司主张的自认在框架协议签订后群达国安公司业务由国安公司全面负责，该自认是不客观的，即便如此框架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7月19日，在补充协议及审计报告之后，其后由谁来经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9月27日，群达国安公司将其持有的力达公司的股权在工商管理部门变更至群达公司名下，群达公司取得力达公司的经营权。庭审中，群达国安公司主张在2011年年底国安公司派驻群达国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即撤出当时群达国安公司租赁的力达公司厂区。群达公司则主张撤出时间为租赁合同到期后，同时主张由于力达公司原来就是由原国企管理团队管理，系独立经营的主体，故群达公司取得力达公司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时，并未与群达国安公司交接资产并形成资产交接清单。复查明：《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资产清查审计报告》附件1中载明：存货【含原材料、库存商品（产成品）】期末账面数为1118949.09元，审计调整38853.31元，期末清查数为1157802.40元。附件4中低值易耗品（81086.55元）明细中载明包含铁柜、风扇、饮水机、电饭煲、录音笔、碎纸机、数控刀具、办公桌椅等。一审庭审中，原群达国安公司员工刘晶、段桂霞出庭证实：群达国安公司在收购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后，于2010年10月末搬进一汽四环力达冲压制品有限公司院内，公司购买的设备及技术人员陆续进驻后开始办公并正常生产经营。2011年10月开始进行办公设备还有生产设备、成品、半成品、库存等所有东西进行盘点，当时参加盘点的还有群达公司派来的赵小龙，库管员孙志强，还有审计人员，盘点完成后划归群达公司，国安公司退出经营，因生产副总、设计、经理都是群安公司派来的，所以国安公司撤出时，只有孙丽滨离开了，所有的设备等都没有动，归群达公司生产经营。本院认为：一、关于群达国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首先，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约定的资产交接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同时约定付款时间为“补充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内”(补充协议中未载明签订的具体日期)，但群达国安公司委托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群达国安公司资产进行审计，该公司作出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审计报告的时间为2012年2月20日，也即此时方能才确定群达公司应向群达国安公司给付款项的数额。其次，从《补充协议》的性质来看，补充协议系群达国安公司的股东之间关于业务分配及资产分割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群达公司与国安公司。经本院（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2015）长民四初字第180号生效判决认定，对群达公司享有请求其“按合资公司账表上所体现的用于模具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的全部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原材料及其它办公用品原值”支付款项的主体为群达国安公司。但在生效判决作出后，群达国安公司与群达公司并未对该款项是否给付及给付的具体时间作出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也即群达国安公司与群达公司关于该笔款项的履行期间从未达成过合意，群达国安公司亦未催促群达公司向其履行该笔债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群达国安公司于原审提起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对此论述虽存有瑕疵，但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群达公司应向群达国安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的问题。1.《补充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一节。群达公司主张签订在后的《框架协议》变更了《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中，根据前述两个合同的内容来看，《补充协议》是公司股东关于公司资产及业务如何分配形成的协议，而《框架协议》是双方之间关于持有股权如何置换最终实现终止合作的协议，两个协议所体现的内容并不一致，《框架协议》中并未涉及关于处置群达国安公司公司资产的内容，加之，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框架协议》签订前，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对群达国安公司进行清产核资，故群达公司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群达公司是否已接收资产一节。《补充协议》约定资产交接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此时群达公司及群达国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蔡考群，群达公司此时亦派驻工作人员在群达国安公司负责生产经营相关事务（经（经营地点为租赁的力达公司院内而群达国安公司于原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吉林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案涉动产在2012年时存放地点为力达公司厂区内，因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资产交接的具体地点，同时考虑到群达国安公司与群达公司就力达公司进行交割时，亦未对力达公司资产交接情况形成书面交接材料的客观事实，原审认定群达公司已实际占有案涉动产并无不当。3.关于给付数额一节。群达公司虽主张其与国安公司在股权转让价款诉讼中系根据吉典华资清字（2012）第1号审计报告中载明的群达国安公司净资产来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若该部分资产已交付给群达公司，则与生效判决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相矛盾，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对此，审计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10月31日，在该日，案涉资产仍属于群达国安公司，而在案涉动产交付后，群达国安公司虽不再享有该动产的所有权，但其同时应取得该动产所对应的对价，也即应收账款，两者在数额上相等，也即群达国安公司的净资产并未发生变化，故原审采信审计报告中载明的实物资产总额判令群达公司向群达国安公司支付2819278.97元并无不当，亦未与生效判决相冲突，群达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4.关于逾期利息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群达公司未及时支付款项构成违约，应赔偿群达国安公司资金被占用所导致的利息损失。原审关于利息计算的基数、标准均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本院不再赘述并对此予以确认。但如前所述，因群达国安公司系于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方向群达公司主张权利，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自群达国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19年8月14日起算，原审于此认定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另，已生效的（2014）长民四初字第18号、（2015）长民四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框架协议》签订后，群达国安公司将力达公司的股权转让至群达公司，双方实现股权置换，群达国安公司与力达公司分开经营，此后，群达公司未再参与群达国安公司的经营活动，而是取得力达公司的经营权，原审于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略有瑕疵，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群达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被上诉人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819278.97元；并以2819278.97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计付】；三、驳回被上诉人长春群达国安汽车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935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54元，均由上诉人群达模具（深圳）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月皓审判员  张兴冬审判员  张 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