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397号原告：范津涛，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鹤，北京颜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亚男，北京颜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孙建荣，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奥某，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第三人：孙星华，女，1965年5月6月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第三人：安然，女，197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第三人：张宏林，男，1975年12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范津涛与被告孙建荣、第三人奥某、孙星华、安然、张宏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范津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鹤、苗亚男，孙建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第三人奥某、孙星华、安然、张宏林在线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津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孙建荣给付范津涛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款项756215元；2.孙建荣赔偿预期付款利息（以756215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3.孙建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范津涛等25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万某某作为普通合伙人，于2015年5月11日成立北京xx**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x中心），投资万某某实际控制的北京xx**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2016年，范津涛、韩某某、孙星华、冯某某、陈某、陈某某、韩某某、朱某、邹某某、奥某、李某、于某、蔡某某、张宏林、郑某某、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杨某某、季某某、张某某、安然、王某某、孙建荣等25人拟退出xx中心，并委托孙建荣代25人处理与万某某、xx公司合伙退出、债权债务纠纷解决事宜，并预付了5万元活动经费、每人5000元律师费。但孙建荣从万某某处领到本息款项后，却仅返还了全部本金和每人41125元利息，还有每人25750元的利息、未实际花费的预付活动经费5万元、未实际花费的预付律师费每人5000元尚未返还给委托人。2018年11月，韩某某、孙星华、冯某某、陈某、陈某某、韩某某、朱某、邹某某、奥某、李某、于某、蔡某某、张宏林、郑某某、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杨某某、季某某、张某某、安然等22位债权人将对孙建荣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范津涛，范津涛取得向孙建荣主张债权的权利。范津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授权书3份；2.《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3.1670750元银行回单；4.《债权转让协议书》22份；5.5万元网银回单；6.微信转账记录；7.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8.律师函及EMS快递单。孙建荣答辩称：不同意范津涛的上述诉讼请求。认可孙建荣代表25位合伙人从万某某处获得本金750万元、利息1670750元，并向25位合伙人返还全部本金，及每人41125元利息，但不认可需要继续返还剩余每人25750元利息、委托事务活动经费5万元、预付律师费每人5000元。1.韩某某、孙星华、冯某某、陈某、陈某某、韩某某、朱某、邹某某、奥某、李某、于某、蔡某某、张宏林、郑某某、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杨某某、季某某、张某某、安然、范津涛等23人（以下简称范津涛等23人）无权就孙建荣为退伙花费的合理开支主张返还。孙建荣、范津涛等23人原系xx中心有限合伙人，于2015年4月每人向xx中心出资30万元。合伙协议约定退出期为12个月。后xx中心经营困难，无法按时退出，范津涛等23人委托孙建荣与xx中心普通合伙人万某某协商处理退伙事宜。孙建荣建立了“1314微信群”用于与范津涛等23人沟通汇报退伙进展。为妥善处理退伙事宜，孙建荣于2016年8月18日与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策略律所）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提供电话咨询、微信解答、邮件往来、现场谈判、尽职调查等法律服务。律师费为10万元；于2017年1月6日与众筹及投资专家王某签订了《委托协议》，由王某对投资纠纷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并对接各种资源进行处理，主要包括对案件法律事实分析、提出意见、给予解决思路和方案等。委托费用为投资人挽回损失总额（包括本金和利息）的7%（即641952.5元，实际取整支付了641900元）。前述委托费用均为市场价格。策略律所与王某均履行了合同义务。2016年3月至2018年7月，孙建荣与万某某历时2年谈判，花费大量精力，终于为范建涛等23人追回了投资本金750万元及部分利息1670750元。律师费10万元与委托费641900元均系合理费用，范津涛等23人无权要求返还。此外，孙建荣在处理委托事项过程中还花费交通聚餐费约22000元，这笔费用范津涛等23人亦无权要求返还。2.韩某某等22人与范津涛的债权转让行为不成立。首先，孙建荣无法确认韩某某等22人与范津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其次，韩某某等22人与范津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韩某某等22人将对孙建荣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乙方，但又约定本债权转让的转让款以乙方通过诉讼等方式实际获得孙建荣支付的款项金额为依据；乙方获得孙建荣支付的款项后，扣减乙方付出的实际费用后，再除以所有债权人人数（23人），平均数支付给甲方……因此，上述约定可以看出范津涛并未实际获得韩某某对孙建荣的债权，范津涛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孙建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2.“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3.《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朱某某与孙建荣微信聊天记录、1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4.《委托协议》、王某与孙建荣微信聊天记录、641900元银行转账记录、《补充协议》；5.《xx中心合伙协议》。经本院庭审质证，孙建荣对范津涛提供的证据2、3、6、7、8的真实性认可。孙建荣虽然对范津涛证据4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但未申请鉴定，且签署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的22位转让方均以证人或第三人的身份出庭对《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孙建荣虽对范津涛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收到万某某支付的5万元，且庭后孙建荣亦向本院出示了万某某银行流水，与该网银回单内容一致，故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范津涛对孙建荣提供的证据1、2、3、5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故本院对范津涛提供的证据2-8真实性认可，对孙建荣提供的证据1-3、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上述认证查明：xx中心系2015年5月11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为万某某、张某某。2016年2月19日，合伙人变更为邹某某、安然、刘某某、张宏林、陈珏洺、郑某某、万某某、张某某、冯某某、陈某、万某、钟某、赵某、叶某某、郎某、韩某某、蔡某某、于某、孙星华、孙建荣、吴某某、范津涛、杨某某、李某、尹某某、李某某、韩某某、万某、王某某、陈某某、张某某、朱某、奥某、季某某、彭某某。2019年3月21日，合伙人变更为万某、钟某、叶某某、郎某、范津涛、尹某某、万某、殷某某、万某某、高某某、张某某。因范津涛等23人拟退出xx中心，故口头委托孙建荣代为与万某某沟通退伙事宜，并代为领取退伙本金及利息。范津涛与孙建荣均确认范津涛等23人每人均向孙建荣支付5000元款项用于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方便沟通委托事项的进展，各方还建立了名为“1314”的微信群。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6月7日，孙建荣在群里发微信@所有人称“……因退出股东只有25人，不能使用众筹股东剩余资金（剩余资金20万，属于众筹全体34位股东；目前在我手里有5万，这一年找家人们签字和聚会花费2.2万，剩余2.8万），因此律师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须由退出股东均摊；同时后续仍可能产生费用，此部分费用仍由退出股东均摊，届时提前通知家人们；……”其他群成员纷纷回复同意。此后，孙建荣在群里不时汇报委托事项进展。2016年7月20日，孙建荣再次告知全体群成员称“……经过比较……建议选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策略律所）的朱某某律师，简易理由如下……由于时间原因，请家人们明确表示意见，如果家人们可以接受并同意，这就涉及到后续家人们的授权签律师服务合同。（按全部25位家人计算……建议每位家人支付5000给授权人）……”。后续，从孙建荣在1314微信群里的发言，可以看出孙建荣对于委托事项的进展、委托律师的合同细节修改均详细介绍，对费用的开支多次承诺会提前和成员汇报，接受监督。孙建荣主张上述微信记录中提到的5万元系委托事务活动经费，但不清楚是谁给的。范津涛主张为方便孙建荣完成委托事项，范建涛等23人指示万某某给付孙建荣5万元，用于孙建荣处理委托事务，并提交了2015年8月25日万某某向孙建荣转账的网银电子回单打印件和上述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为证。孙建荣认可万某某向其转账5万元的事实，认可上述1314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该5万元系34位众筹合伙人均摊的，而非退出的25位合伙人均摊。2016年8月18日，孙建荣作为甲方与乙方策略律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因与万某某投资的xx公司发生争议，可能涉及诉讼事宜，特聘请乙方律师为其提供专项法律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朱某某律师担任甲方代理律师。本协议签署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5万元；如在诉前阶段，甲方与争议方和解，则在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再向乙方支付律师费5万元；如果甲方与争议方进入诉讼阶段，则一审代理费按甲方同争议方主张的标的额4%向乙方支付律师费……2016年8月25日，孙建荣向策略律师支付5万元律师费。2016年12月，策略律师朱某某律师出具了发给万某某、xx公司的《律师函》。2017年1月8日，范津涛等23人与王某某、孙建荣做为甲方与乙方万某某、丙方北京xx**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称鉴于乙方作为普通合伙人，与甲方共25位有限合伙人，于2015年4月30人签署《xx中心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并成立了xx中心，丙方为xx中心的投资对象。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在xx中心的份额；乙方确认甲方25名合伙人每人在xx中心的出资为30万元，共计750万元，已经全部出资到位；甲方与按照《合伙协议》第十二条第4款约定退出合伙，并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甲方出资额（30万元/人）购买甲方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共计需要向甲方支付750万元；丙方同意按照年利率10%向甲方支付出资额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2015年6月1日起算，利息截至乙方支付完毕甲方全部转让款为止；甲方同意乙方分期支付转让款，乙方承诺自2017年1月1日起分期向甲方支付转让款，具体还款计划为：2017年1月15日返还100万元，2017年3月30日返还100万元，2017年6月30日返还300万元，2017年12月30日返还250万元。甲方同意丙方最迟至2017年12月30日前按照乙方转让款的支付进度向甲方支付完毕利息。甲方承诺积极配合乙方办理退货手续及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本协议签约代表孙建荣已全权取得另外24名有限合伙人的授权。2017年3月17日，朱某某向孙建荣微信发出《承诺函》扫描件，称“……朱某某已由策略律所转至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文德律所）……孙建荣应将本案后续费用直接支付给朱某某律师本人……朱某某律师承诺策略律所不会向孙建荣要求支付任何后续费用，如发生朱某某律师将全权负责……”2017年4月5日，孙建荣向朱某某汇款5万元。范津涛不认可孙建荣直接向朱某某汇款的行为，认为应当向策略律所付款。2018年6月29日，万某某向孙建荣打款1670750元。2018年11月8日，韩某某、孙星华、冯某某、陈某、张某某、韩某某、朱某、邹某某、奥某、李某、于某、蔡某某、张宏林、郑某某、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杨某某、季某某、张某某、安然等22人分别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范津涛签订22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均约定“第一条背景：为处理甲方与万某某、xx公司合伙退出、债权债务纠纷，甲方转给孙建荣5000元律师费，用于委托诉讼代理人，实际并未委托诉讼代理人。2017年1月4日，甲方向孙建荣出具《授权书》，授权孙建荣代为领取相关款项。2018年6月29日，万某某已将甲方应享有的66830元款项转给了孙建荣，孙建荣至今尚未返还甲方25705元。第二条甲方享有债权：1.用于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律师费5000元；2.孙建荣应返还未返还的25705元；3.孙建荣应返还未使用的活动经费（以实际金额为准）；4.其他形式债权（以法院认定为准）。第三条债权转让：1.甲方同意将其对孙建荣享有的所有债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关于孙建荣的所有债权。第四条债权转让条款：1.本债权转让的转让款以乙方通过诉讼等方式实际获得孙建荣支付的款项金额为依据。2.乙方获得孙建荣支付的款项金额后，扣减乙方付出的实际费用后，再除以所有债权人人数（23人），平均数支付给甲方……”2018年11月22日，北京颜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颜谨律所）向孙建荣发出《律师函》，称严禁律所代表范津涛等23人（以下简称委托人），就孙建荣拖欠委托款项一事，致函如下：委托人一般授权孙建荣处理委托人与万某某、xx公司合伙退出、债权债务纠纷解决事宜。2018年6月29日，万某某已支付1670750元（其中委托人应享有1537090元）。本律所郑重要求阁下返还委托人如下款项：1.阁下应全额返还尚未返还给委托人的上述款项中的591215元；2.阁下向委托人支付1537090元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共计55166.79元（自2018年6月30日起至2018年11月8日止，以153709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3.阁下向委托人返还已支付给阁下用于聘请诉讼代理人的费用115000元；4.阁下向委托人返还尚未使用的活动经费余额25000元。限阁下自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向委托人返还款项786381.79元。若阁下预期未返还上述款项，将按阁下应付未付款项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按10%年利率计算）并计收逾期利息（按6%年利率计算）。该律师函于2018年11月22日通过EMS快递寄出。孙建荣虽不认可律师函内容，但认可已收到该律师函。孙建荣主张，其处理范津涛等23人委托事项的过程中，除了支付给策略律所和朱某某的律师费10万元、交通聚餐费22000元外，还有支付给顾问王某的641900元顾问费用。上述费用均应予以扣减，并对于支付给王某的费用提交了《委托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补充协议》为证。《委托协议》显示，2017年1月6日孙建荣作为甲方与乙方王某约定：甲方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参与万某某创办的xx公司，并因投资事宜发生纠纷，有可能发生无法回收投资的风险。甲方已获得其他共同相关投资人的授权处理本次纠纷；甲方作为代表委托乙方对甲方及其他相关投资人与xx公司的投资纠纷事宜提供各种解决思路和方案，并对接各种资源进行处理。本次委托为风险委托，如果乙方无法帮助甲方解决纠纷并挽回损失，乙方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乙方通过提供的应对思路、方案及对接的资源帮助甲方及其他投资人挽回损失，乙方收取甲方及其他投资人挽回损失总额（包含本金和利息）的7%作为委托费用。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昵称为“王某”的微信用户与孙建荣自2016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多次就孙建荣处理范津涛等23人委托事务的进展和情况进行沟通交流，王某对相关协议提出建议或修订。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8月30日，孙建荣向名为“*勃”的账户付款10万元，2018年11月24日，孙建荣向王某付款541900万元；范津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无法确定王某的身份，且范津涛等23人始终不了解王某的存在，孙建荣亦从未就委托王某及委托费用一事征询或通知范津涛等23人，不同意扣减该部分开支。庭审中，韩某某、冯某某、陈某、陈某某、韩某某、朱某、邹某某、李某、于某、蔡某某、郑某某、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张某某、杨某某、季某某、张某某共计18位债权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范津涛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将债权转让给范津涛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均表示不知道、不同意孙建荣委托王某一事。万某某亦作为证人出庭，称给付孙建荣的5万元系万某某代表范津涛等23人、王某某、孙建荣共计25人给付的活动经费，最终是从应返还25人的本息中扣减的。万某某与孙建荣沟通退款事宜期间从未听说过王某。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时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范津涛、孙建荣均认可孙建荣接受了范津涛等23人及案外人王某某的口头委托，代表上述24人及其本人共计25人与万某某、xx公司沟通处理退还入伙款本金及利息等事宜，故范津涛等23人与孙建荣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孙建荣认可拟退出的25位合伙人每人均预付给孙建荣5000元律师费，且认可已完成委托事项，并从万某某处取得返还的本金750万元及利息1670750元，故孙建荣应向全体委托人返还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及其他未实际使用的预付款。现孙建荣、范津涛均认可孙建荣已返还全部本金750万元，及每人41125元的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范津涛是否有权向孙建荣主张返还应返还范建涛等23人剩余款项；二、孙建荣应返还的金额；三、孙建荣是否应赔偿利息损失，及损失计算方法。关于焦点一，范津涛是否有权向孙建荣主张返还应返还范建涛等23人剩余款项。范津涛等23人与孙建荣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故范津涛等23人对孙建荣有依法要求其返还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的债权。现除范津涛及本案第三人奥某、孙星华、安然、张宏林以外的18人均出庭确认已将对孙建荣的债权转让给范津涛的事实，奥某、孙星华、安然、张宏林亦对范建涛提供的证据4《债权转让协议书》全部予以认可，故范津涛有权向孙建荣主张范津涛等23人对孙建荣的债权，是适格原告。关于焦点二，孙建荣应返还的金额。范建涛主张返还的款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孙建荣应返还但未返还的每人25750元利息；二是范津涛等23人预付但未实际发生的律师费每人5000元；三由包括范津涛等23人在内以及王某某、孙建荣共计25名退伙合伙人共同委托万某某预付给孙建荣但未使用的5万元活动经费；上述款项系受托人孙建荣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或委托人预付但未使用完毕的款项，孙建荣亦在庭审中确认上述金额无误，但主张委托过程中其上述律师费和活动经费已部分使用，孙建荣还另外垫付了部分委托费用，故无需继续返还上述款项。孙建荣主张已支出的委托费用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孙建荣聘请朱某某律师支出的10万元律师费；二是孙建荣聘请王某支出的委托费用641900元；三是处理委托事项时的交通、聚餐费22000元。对于第一项朱某某的律师费10万元的支出，孙建荣提供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虽然其中5万元系支付给策略律所，5万元系支付给朱某某个人，但律师费总款项与《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一致，所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二项孙建荣聘请王某支出的委托费用，虽然孙建荣亦提供了《委托协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但孙建荣为履行上述委托事宜已委托了朱某某律师，再另行委托顾问王某并非必要的费用，且该笔费用支出孙建荣亦未举证曾通知过委托人或经过委托人的同意，与孙建荣在“1314”微信群中多次强调的所有支出会预先告知委托人，征询委托人意见的承诺不符。委托人亦表示在委托事务处理期间从未听说过王某此人。因此孙建荣主张的该项费用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三项交通、聚餐费用，孙建荣曾在“1314”微信群中向委托人汇报，且无人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孙建荣应返还的费用金额为[（应返还未返还的利息金额25705元×25人+预收的活动经费5万元+预收律师费5000元×25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律师费10万元+活动费22000元）]÷25人×23人=639975元。孙建荣虽然主张该5万元系34位众筹合伙人均摊，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万某某作为付款人出庭作证时主张该5万元系退伙的25位合伙人均摊，应以万某某的主张为准。关于焦点三、孙建荣是否应赔偿利息损失，及损失计算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由于范津涛等23人与孙建荣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未明确约定孙建荣处理委托事务取得财产后应在什么期限内返还委托人，亦未明确约定预付费用未使用完毕应在什么期限内返还委托人，因此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履行。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范津涛等23人首次明确要求孙建荣返还上述应付未付利息、活动经费、预付律师费的日期为律师函送达之日。鉴于该律师函系2018年11月22日寄出，收件地址为同城，孙建荣亦认可已收到该律师函，其因不当理由不及时返还款项，给委托人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对于利息起算日期，本院根据同城快递送达时间的一般情况及律师函关于3天付款期间的内容，酌定自2018年11月30日开始起算利息，利息计算基数为焦点二确定的应返还金额639975元。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因此本院对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之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范津涛639975元；三、被告孙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范津涛利息损失（以639975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机构确定的同期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四、驳回原告范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62元、保全费4176元，由被告孙建荣负担1392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由原告范津涛负担1618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鲁雅清审判员  牟诚诚审判员  温晓汾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