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4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炜栋，男，汉族，1992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2*，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15。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祥，男，汉族，1965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2************416，系何炜栋的父亲。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健良，男，汉族，1992年7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53。上诉人何炜栋因与被上诉人何健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健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何炜栋偿还借款42700元；2.一审案件诉讼费由何炜栋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何炜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何健良偿还借款本金427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6元（何健良已预交），由何炜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何炜栋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何健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何健良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从何健良提交的五张借据来看，201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期间，短时间内向何炜栋提供五笔借款，且每次出借的时间间隔不到十天。（二）何健良称2014年3月21日的借据，口头约定还款期限为4月20日，而在何炜栋未按时还款的情况下，何健良仍向其提供了一笔金额为26700元的借款。（三）何健良称双方约定的借款不计算利息，但其对何炜栋在一审庭审中播放的录音的真实性表示确认，且何健良并未否认收取了何炜栋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在该录音中，何健良承认其在向何炜栋提供前三笔借款时，已经预先扣减了一个月15%的利息。何健良的上述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矛盾，且其行为符合“套路贷”的特征。2019年1月10日、9月26日及2020年3月4日的通话录音中，何健良承认发放前三笔借款时，按照月利率15%预先收取了一个月的利息。针对后面两张借条，当何炜栋向何健良陈述该两张借条是前三张借条的利息而非实际发生的借款，何健良闪烁其词却未予以明确否认。何健良没有明确确认按照全部借条载明的金额向何炜栋提供借款，而要求一定要按照“单据”进行收款。据何炜栋在一审庭审后回忆，何健良向其提供借款时，要求何炜栋每月月底必须准时支付下个月的利息，否则按照每日300-500元的标准计算复利。因何炜栋未能支付利息，何健良要求其出具后两张借条，该借条载明的金额不仅包含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的利息，还包括了复利。被上诉人何健良口头答辩称：何炜栋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何炜栋提交的录音文字材料，何炜栋称其还了一半有多了，剩下的部分其肯定会还给何健良。当时何炜栋还了43000元，所以可以证明其还有大约一半款项没有偿还。何炜栋还称在外面还有借款没有偿还，已经还了40000多元给何健良，也能证明其还有40000多元没有偿还。根据何炜栋提交的录音文字材料第四页，其称一人做事一人当，且多次称偿还金额为40000多元。二审期间，何炜栋提交了三段录音光盘及电话录音文字整理资料（录音时间分别为2019年1月10日、2019年9月26日及2020年3月4日，对话人均为何炜栋和何健良），以证明何健良确认实际出借给何炜栋的总金额少于借条载明的总金额，每笔出借款项在出借时都被扣除了15%的月利息，何健良确认何炜栋已经还清了本金，但要求何炜栋偿还本金和利息合计86700元（利息按照口头约定月利率15%计算）。何炜栋主张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2日、30日的借条所载明金额实际上是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30日和2014年4月3日的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何健良质证后表示对上述三段录音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部分是微信录音，部分是电话录音，除了2019年9月26日录音中第五句，何炜栋应该是打错字了，何健良当时的回答不是“对”，而应该是“嗯”，除此之外，其他文字内容与录音或微信是基本一致的。何炜栋则认为当时说借款的总数是40000多并再次确认利息是150厘，尽管何健良没有说“对”，说的是“嗯”，但何炜栋理解的都是同一含义。另外，何炜栋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其在2020年3月11日（一审开庭前）去报案，也把录音交给派出所了，但没有取得报案回执，派出所有做笔录和登记，但至今没有告知进展或处理结果。何健良陈述一审开庭后第二天有到派出所做笔录，至今也没有接到案件新的信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何炜栋提起的上诉及何健良的答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炜栋实际借款金额如何确定。首先，何健良提交了落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3月21日、2014年3月30日、2014年4月3日、2014年4月12日、2014年4月30日有何炜栋签名确认的五张借条，以此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向何炜栋出借款项合计为86700元。何炜栋确认借条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实际并未收到86700元，实际借到金额为42500元且已经还清。何炜栋提出2014年4月12日、30日借条中载明的10000元和26700元款项并未实际出借，实际上是前三笔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何炜栋抗辩何健良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后两张借条，对此应作出合理说明，但何炜栋并未能作出合理说明解释清楚为何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出具借条，且该行为与其前三次借款习惯不一致。退一步讲，即使可以认定何炜栋已经作出了合理说明，但综合考虑后两张借条所涉及的借款金额、款项交付方式、何健良的经济能力以及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后两张借条的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并无不当。其次，何炜栋二审中提交的2019年1月10日、9月26日和2020年3月4日的录音，尽管何健良在该录音中陈述“150厘当初是谈好了的”，庭审中亦称“双方口头约定是按150厘计算，所以借条没有写明利息”，但同时亦称“实际上他没有给过我利息”，而何炜栋也未能说明若按其所称的15%每月的利息收取，以其主张的实际借到42500元为基数，如何计算得出86700元。且在录音中何健良并未明确确认何炜栋主张的案涉2014年3月21日、30日和4月3日的三笔借款时预先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因此，何炜栋关于何健良按15%每月收取利息并提前扣除利息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不能由此说明2014年4月12日、30日借条中载明的10000元和26700元款项并未实际出借，实际上是前三笔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再次，何健良提供的借条上有何炜栋的签名和指模，一审中何炜栋对上述五张借条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以自己名义签名的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并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何炜栋所称何健良放贷行为符合“套路贷”的特征，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但是其至今并未向本院提供相关的立案回执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何炜栋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何炜栋实际借款金额为867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中本案双方均确认何炜栋已归还44000元，且何炜栋并无充足证据证明案涉五张借条金额存在其他违法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何炜栋应归还何健良42700元借款本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炜栋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7.5元，由上诉人何炜栋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胡文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熊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