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19）浙0424民初5581号原告：海盐县叠玉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新城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MA28A5UT4P。法定代表人：王培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霁，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亮，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沈盼，女，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传武，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五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GLRYXX3。法定代表人：曹新春。原告海盐县叠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叠玉公司）与被告聂沈盼、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益佰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变更案由为加工合同纠纷。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培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霁，被告聂沈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传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年7月至8月，被告聂沈盼向原告定做羽绒服，由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提供原料，并由被告聂沈盼加以收货，共计11000件，每件60元。截止起诉两被告共计拖欠货款66万元。故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承担支付拖欠的货款66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25%要求计算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聂沈盼辨称：被告聂沈盼与原告叠玉公司不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实际交易是被告聂沈盼与本案另一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叠玉公司与三益佰依公司之间存在代加工合同关系，才产生了原告叠玉公司直接向被告聂沈盼直接交货的情形，所以原告叠玉公司向被告聂沈盼的诉请是没有请求权基础的。这个事实从被告聂沈盼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内容可完全体现，当然还可以结合以下几点市场交易惯例进行推理。第一，被告聂沈盼自始至终从未向原告叠玉公司付过定金，截止目前为止也没有付过任何款，如果被告聂沈盼与原告叠玉公司是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原告叠玉公司在未收到被告聂沈盼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就交付这么多货物，而且双方此前从未有过合作，这不符合市场惯例；第二，原告叠玉公司提供的证据收货单上面收货单位显示是被告三益佰依公司，而不是被告聂沈盼，这是原告叠玉公司自己写的；第三，原告叠玉公司与被告聂沈盼也从没有商讨过货物的单价，也没有结算过总价，这更不符合日常买卖交易常识，当然被告聂沈盼也不知道原告叠玉公司的起诉金额的依据在哪里，诉请金额是怎么计算的，因为送货单上面只有货物数量；第四，被告聂沈盼提供的另一份证据可知原告叠玉公司做这批货的面料辅料是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领取的，据了解原告叠玉公司也没有付过这些材料款给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实际上是拿这些材料帮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加工，领取加工费，所以原告叠玉公司和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据被告三益佰依公司陈述是原告叠玉公司加工的衣服有质量问题双方无法结算，所以原告叠玉公司无奈下才利用被告聂沈盼签字的收货单来起诉被告聂沈盼。综上，原告叠玉公司与被告聂沈盼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请判决驳回原告叠玉公司对被告聂沈盼的诉请。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未提供答辩。诉讼中，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24页，系原告与被告聂沈盼之间单独的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来看，被告聂沈盼直接向原告下单定作羽绒服，并且直接将羽绒服送货给被告聂沈盼，尤其在×××19年9月29日的聊天中双方对羽绒服数量进行核对11000件，证明被告聂沈盼是定作人；2、送货单34份，证明被告聂沈盼签收了羽绒服共计11000件，至于签收单位上写“三益佰依”是因为此批羽绒服的原料由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提供，便于三方进行结算；3、叠玉公司成品出库单2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聂沈盼供货的数量以及具体时间。被告聂沈盼质证认为：对证据1及证据2的三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聊天记录及送货单看，是原告与被告三益佰依之间存在加工关系，为了方便才直接将羽绒服送给了被告聂沈盼，如果真的按照原告所述是被告聂沈盼向原告下单，由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提供材料，现在原告要求被告聂沈盼和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共同付款从逻辑上是根本说不通的；对证据3系原告单方制作对三性均存在异议，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被告聂沈盼对证据1、2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系原告单方制作，对三性提出异议，现原告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告聂沈盼为反驳原告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领料单1份，证明原告是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领取原料，然后根据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客户也就是被告聂沈盼的要求进行制作，并向其交付羽绒服；2、微信群聊天记录一组，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培育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的各个负责人之间沟通的聊天，证明王培育一直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存在联系，包括催款、货物是否有质量问题等问题均是跟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之间进行沟通，证明是原告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关系，而非直接与被告聂沈盼之间发生业务。3、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一组，证明被告聂沈盼已经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发军、陈冬文支付款项达100余万元。原告叠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领料单上的签名也确实为王培育签名，但是该领料单所提供的材料是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与原告之间发生的另外一批9000件羽绒服加工的面辅料而不是这一批11000件羽绒服，该领料单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建群的时间看是×××19年7月26日，而原告加被告聂沈盼微信是×××19年7月19日，如果说被告聂沈盼是被告三益佰依公司的客户，应当是由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将原告和被告聂沈盼拉成一个群，同时正如之前所述的，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是提供原料，被告聂沈盼才是定作人。另外在群聊里面有“76款6000件、Ｄ05款3000件”这就是原告所述的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单独向原告下单的9000件羽绒服；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聂沈盼向张发军转账是购买案涉的衣服，对于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因只显示微信备注名，无法证明“诚信互赢张总”就是张发军，“陈大忽悠”就是陈冬文，故也无法看出被告聂沈盼是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付款，另被告的微信转账记录多是×××19年11月至12月，而原告加工衣物是在×××19年9月，因此该转账也无法证明与原告加工的衣服有关联。本院认证认为：原告叠玉公司对被告聂沈盼提供的证据1、2、3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叠玉公司系从事来料加工服装的加工业务，被告聂沈盼系从事成衣批发业务。×××19年原告与被告聂沈盼经人介绍认识并开始发生业务。因原告只是进行服饰加工，故后经被告聂沈盼介绍又认识被告三益佰依公司的工作人员。×××19年7月至8月期间，原告加工完成19288款羽绒服共计11000件并送货至被告聂沈盼处，由被告聂沈盼进行签收。原告及二被告建立微信群名为“三益佰依工厂对接群”的微信群进行沟通对接工作，微信群中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培育、被告聂沈盼、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张发军、陈冬文、胡文华。×××19年10月6日被告三益佰依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冬文在微信群中发送两份送货单，并陈述“7月份做了4803件付款20万”“8月份做了6197件”，王培育回应称：“9.20号为什么不付”；陈冬文再次回复“076款6000件，Ｄ05款3000件，你回修多少了？……”王培育称“耐克款有问题吗？”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出库单照片及入库单照片并认可该四份单据是由原告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提供的，第一份出库单上标明：“服装款号19288长款羽绒服，收货单位三益佰依，订单数量11000PCS，合计4803件”，第二份出库单上标明：“服装款号19288长款羽绒服，收货单位三益佰依，订单数量11000PCS，合计6197件。”第三份入库单上标明：“三益佰依成品入库单，货号19076”，第四份入库单上标明：“三益佰依成品入库单，货号D05绣花”另，在出库单以及入库单上均标注了送货的具体时间以及数量。另查明，被告聂沈盼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张发军支付款项（其中银行转账740000元、微信转账246500元）共计986500元；被告聂沈盼向微信名为“陈大忽悠”支付款项260228.88元，被告聂沈盼称“陈大忽悠”即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陈冬文。本院认为：关于法律关系问题即本案案由问题，原告称其与二被告是定作合同关系，补充代理意见中也认为是加工合同关系。被告聂沈盼认为，原告与其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是原告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庭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培育称原告是从事来料加工业务，即由其他人提供面辅料而原告进行加工并收取加工费，本案中诉请的费用也是加工费。故本院认定，本案的案由应当为加工合同纠纷，本院依法予以变更。其次，关于合同相对性问题。一、从被告提供的领料单上看，领料单上方标注“三益佰依领料单”，下方有“王培育”签名。原告称该领料单确实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培育签字，但是其领的面辅料是原告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所加工的另外一批9000件羽绒服的面辅料，而本案所涉的11000件羽绒服的面辅料是由工厂直接送货，但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二、根据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其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标注为：“三益佰依”。在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被告三益佰依的工作人员陈冬文发送了两份叠玉公司成品出库单，后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第一份出库单上标明：“服装款号19288长款羽绒服，收货单位三益佰依，订单数量11000PCS，合计4803件”，第二份出库单上标明：“服装款号19288长款羽绒服，收货单位三益佰依，订单数量11000PCS，合计6197件。”原告也确认该两份出库单是由原告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发送的。三、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陈冬文称“7月份做了4803件付款20万”、“8月份做了6197件”，原告未予以反驳，而是问“9月为何不付款”。同时将该两份出库单上的送货时间及数量与原告提供的由被告聂沈盼签收的送货单进行比对，其送货时间与数量均一致，最后所得总数也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陈冬文所述的“4803件”与“6197件”一致。综合以上证据分析，本院认为原告自己提供的送货单以及成品出库单上已经明确表明其收货单位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故，本院认为原告发生加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最后，关于加工费用问题。原告称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已经支付的200000元款项是在支付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单独向原告加工的9000件羽绒服的款项，而非本案中涉及的11000件羽绒服的款项。本院认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工作人员陈冬文在微信聊天中陈述“7月份做了4803件付款20万”并发送一份付款的截图，该表述明确表示是支付原告在7月加工的4803件羽绒服的加工费。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所称的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发生的9000件羽绒服业务的两份入库单，其向被告三益佰依公司送货的19076款羽绒服累计至×××19年9月9日为3359件，Ｄ05绣花款羽绒服累计至×××19年9月9日为1166件，其数量并不符合“4803件”。而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辩称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已经支付涉案11000件羽绒服加工费200000元。至于加工费的价格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原告在与被告聂沈盼的聊天中提及每件羽绒服的价款是60元，可以佐证原告诉请的每件羽绒服加工费6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三益佰依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为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加工羽绒服11000件，每件加工费60元，共计660000元。现被告三益佰依公司已经支付了200000元，余款460000元（660000元-200000元）未能及时支付，是引起本案纠纷的责任者。故本院对于原告诉请被告三益佰依公司支付加工费46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盐县叠玉公司有限公司加工费460000元，并偿付原告海盐县叠玉服饰有限公司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海盐县叠玉服饰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原告海盐县叠玉服饰有限公司负担3152元，由被告杭州三益佰依服饰有限公司负担72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郑连平人民陪审员  黄敏华人民陪审员  王 健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许晓洁书 记 员  徐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