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2民初11054号 原告：魏中强，男，汉族，1977年9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驰，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翔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50087889J。 法定代表人：王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雨佳，上海段和段（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中强与被告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晓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魏中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驰，被告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雨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魏中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2019年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工资48018.63元（4365.33元/月×11个月；根据工资表上，原告每月应为6833.33元/月，现仅发放2468元/月，应补足差额）；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欠发的燃油补贴3600元（300元/月×12个月）；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199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414.66元（8343.03元/月×22个月=183546.66元，扣除被告已发的经济补偿110132元，还应支付73414.66元）。 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公司职工，1998年入职被告公司有限公司，从事采购工作，已有近22年工龄。因本公司未足额发放原告工资，原告对此向公司提出异议，双方并于2019年12月31日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后因被告未按相关规定向原告补发拖欠的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于是原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4月10日该委作出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的裁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恒通公司辩称：1.双方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被告在协议书签订后也向原告送达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2.协议书是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公平合法，且在计算经济补偿时极大程度给予了原告的利益倾斜，该协议书在双方签字盖章后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告应当遵守；3.双方协议签订后，原告配合被告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被告足额依据协议内容支付了原告经济补偿13万余元，原告在获得该补偿后马上提出仲裁申请，可见原告在之前对其工资待遇及补偿金等并无异议；4.原告目前仍在被告处上班，本身向其发放经济补偿都是出于对原告利益的考虑，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7日，恒通公司（甲方）与魏中强（乙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主要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7月17日起，魏中强任采购员；乙方执行计件工资，计件工资按甲方的岗效结构工资制，乙方工资随岗位调整而调整，并执行公司和部门的绩效考核及其他考核执行。 2019年9月4日，恒通公司作出了重恒司字〔2019〕61号文件《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关于停工停产的通知》，载明，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于7月24日将《停工停产议案》报股东审议，股东会于8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公司的停工停产方案。现经公司经营层决定从2019年9月5日开始全公司停工停产，停工停产期间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留守人员除外）。 2019年10月23日，恒通公司作出了重恒司字〔2019〕78号文件《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关于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关于印发的通知》，主要规定：一、安置人员范围。A类职工：处于工伤停工留薪期及工伤鉴定为1-4级的；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费内的；处在孕期、生育期、哺乳期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政策性退伍安置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已办理内部退养人员。B类职工：除上述A类职工以外的人员。二、职工安置的方式。……（二）B类职工1.宣布停工停产后，企业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与职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办结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时间区分奖励，其中认定为患职业病或工伤的职工另外按《工伤保险条例》享受相关待遇。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职工月工资标准：以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基数，低于本企业2015年企平工资的按5006元/月计算。四、奖励。为了鼓励企业员工自愿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给予员工一定的经济奖励：1.从宣布停工停产之日至宣布《职工安置方案》后一个月内办结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职工，企业额外奖励2万元。2.宣布《职工安置方案》后，超过一个月不到二个月办结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职工，企业额外奖励1万元。3.宣布《职工安置方案》二个月后办结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职工，不作奖励。 后恒通公司（甲方）与魏中强（乙方）签订了《关于魏中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于1998年7月1日建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就解除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达成如下协议：一、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由企业提出，双方协议一致，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劳动合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30132元，其中含奖励金20000元；……四、乙方确认：其与甲方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工资福利待遇等甲方均已足额按时发放。双方基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已结清。乙方放弃除本协议约定赔偿之外基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其他所有赔偿请求。甲方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乙方虽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但魏中强当庭陈述系笔误。 2019年12月31日，恒通公司向魏中强作出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主动提出，经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解除（终止）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同日，魏中强在该通知书尾部“本人签字”处签字，并办理了离职手续移交。 2020年1月6日，魏中强以恒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4月10日，该委作出仲裁裁决书，驳回了魏中强的全部仲裁请求。魏中强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恒通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魏中强转账支付了工资，其中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工资明细先后为6238.41元、1884.78元、1884.78元、2008.78元、2084.78元、2332.28元、1882.28元、2633.16元、12228.39元、2127.39元、2107.39元、2116.39元。另恒通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向魏中强转账支付130132元。 庭审中，恒通公司陈述，魏中强从未对发放工资提出过异议。魏中强陈述，其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对未足额发放工资提出过异议，提起仲裁申请足以证明；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停工停产后，按基本生活费1400元/月发放职工基本生活费，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10132元是按照5006元/月×22个月计算的，必须在停工停产之日至宣布职工安置方案后一个月内办结解除劳动关系手续的职工，企业额外奖励2万元，可见该安置方案有乘人之危之嫌。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劳动合同、关于停工停产的通知、关于印发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及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通知、关于魏中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员工离司手续移交办理通知单、仲裁裁决书、银行转账记录在卷为凭，并经质证，足以认定。 庭审中，魏中强为证明其诉讼请求，还举示了：1.请示复印件。显示物资采购部向公司领导请示，聘用魏中强为高级采购工程师，待遇按技术部门15级工薪的标准高级工程师（二级），从2019年1月起享受相应薪酬待遇。尾部有王元建签字；2.2019年1月工资变更复印件，其中魏中强变更内容栏载明“聘高级采购工程师，按高级工程师2级执行”，另该栏经手动涂改写有“执行原15级工资，82000元/年，即6833.33元/月，油补300元/月，其他不变”，尾部董事长栏有王元建签字；3.工资条，显示2019年1月基本工资为6833.33元，工龄工资、效益工资、岗位工资无内容，2019年2月至11月基本工资520元/月，工龄工资180元/月，效益工资1500元/月，岗位工资268元/月，合计2468元，故恒通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2月至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833.33元/月-2468元/月+油补300元/月）×11个月=51318.63元，魏中强平均工资为（已发工资48497.83元+未发工资51318.63元）÷12个月=8343.03元/月。恒通公司质证，认为以上证据1.2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及证据来源，且请示内容大量涂改，经与恒通公司核实，并无该两份证据；证据3不能达到魏中强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魏中强和恒通公司签订了《关于魏中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恒通公司支付魏中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30132元（包括奖励金20000元），以及魏中强确认，其与甲方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工资福利待遇等甲方均已足额按时发放，双方基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已结清，魏中强放弃除该协议约定赔偿之外基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其他所有赔偿请求。魏中强主张该协议书是恒通公司乘人之危签订的，但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恒通公司在2019年9月停工停产后，向魏中强发放的工资均在2000元以上，并不显著低于此前的工资，而20000元性质为奖励，并未加重魏中强的义务和负担，魏中强未举证证明恒通公司利用了其处于危急困难的情况签订该协议书，故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系魏中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魏中强具有约束力，魏中强已确认恒通公司支付了魏中强在职期间的所有工资福利待遇，其也与恒通公司协商一致约定了经济补偿金金额，魏中强再起诉主张工资差额、欠发的燃油补贴及经济补偿金，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中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魏中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晓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