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刑初831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勇刚，男，197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高中文化程度，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杨银德，浙江优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琴，女，1983年2月3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大学文化程度，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本案于2019年3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洪星星、薛传飞，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锐，男，1991年5月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平阳县，大专文化程度，海俊公司风控人员，住浙江省平阳县。因本案于2019年3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姚世榜、姚品信，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光，男，1987年7月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涟水县，小学文化程度，海俊、金恒、风行公司催收人员，住江苏省涟水县。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于2015年11月17日被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5年12月5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斌，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骆晓杰，绰号“小八”，男，1991年4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高中文化程度，海俊公司风控人员，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因本案于2019年3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郭羿，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莫晓俊，绰号“草日大”，男，198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高中文化程度，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嫖娼于2018年3月18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行政拘留三日。因本案于2019年5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斯佳、杨丽婷，浙江叠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侯贤帅，绰号“攀登”，男，199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河南省商丘市，小学文化程度，海俊、金恒、赛驰、风行公司催收人员，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因吸毒于2016年5月22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行政拘留五日。因本案于2018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应媛扬，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郭永跃，男，198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灌南县，初中文化程度，海俊公司催收人员，住江苏省灌南县。因寻衅滋事于2007年在扬州被行政拘留12日并处罚款1000元；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于2015年11月17日被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5年12月5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7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若律，杭州市西湖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人章菊霞，绰号“棒棒糖”，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大专文化程度，金恒，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若贝，浙江叠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包晓东，绰号“小包”，男，198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甘肃省通渭县，初中文化程度，催收人员，住甘肃省通渭县。因本案于2019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林齐平，浙江六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卉，女，198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春花，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小玲，女，199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四川省叙永县，中专文化程度，住四川省叙永县。因本案于2019年7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漫，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西检一部刑诉（2019）2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勇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琴、苏锐、骆晓杰、莫晓俊、章菊霞、陈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杨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侯贤帅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郭永跃犯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包晓东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王小玲犯诈骗罪，于2019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姜琪、检察官助理谢添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勇刚及其辩护人杨银德、被告人王琴及其辩护人洪星星和薛传飞、被告人苏锐及其辩护人姚世榜和姚品信、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朱斌、被告人骆晓杰及其辩护人郭羿、被告人莫晓俊及其辩护人斯佳和杨丽婷、被告人侯贤帅及其辩护人应媛扬、被告人章菊霞及其辩护人李若贝、被告人郭永跃及其辩护人王若律、被告人包晓东及其辩护人林齐平、被告人陈卉及其辩护人王春花、被告人王小玲及其辩护人张漫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以及退回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 2015年11月起，被告人吴勇刚、王琴以海俊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海俊展览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杭州市上城区平海国际705室开展个人小额贷款业务。2015年5月、2016年10月，张开怀（另案处理）先后以艾财公司、赛驰公司的名义分别在杭州市西湖区××号小区××室开展个人小额贷款业务。2017年5月，为进一步扩大规模、攫取高额非法利益，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经共谋，决定共同出资，整合双方资金、人员，在杭州市上城区吴山名楼3003室成立杭州金恒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海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开展“套路贷”犯罪活动。金恒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此后，张开怀在绿洲大厦2楼成立艾尚公司；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及张开怀合伙于2017年12月在杭州市江干区××大厦成立风行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帅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张开怀、蔡显洲（另案处理）合伙于2017年8月在杭州市西湖区××号楼××室成立象融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象融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公司设立风控、业务、催收、财务等部门，针对通过正常信贷途径无法借款的人员进行放贷，以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骗取被害人签订虚高的借款合同，并通过制造资金走账流水或拍摄被害人手持虚假现金（银行练功券）借贷照片形成虚假给付事实；在被害人还款时，又设置严苛的还款条件造成被害人违约以收取高额违约金；在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通过关联公司间相互介绍转单、平账的方式垒高被害人的债务，继而以暴力催讨、威胁、恐吓、滋扰、非法拘禁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及其家人还款，迫使被害人变卖房产等财产偿还虚高债务，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 赛驰、海俊、金恒等公司在设立之初即确定了“套路贷”的经营模式，通过实施“套路贷”犯罪，最终形成了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为首要分子，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及李刚、钱耀华、叶玉亭、蔡显洲、傅增良、丁光明（均另案处理）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及王强、余镧、徐强英、李欣华、张华、平海根、张建林、王陈鋆、郑洢、姚菁杰、郑正辉、方小燕、李境、袁静茹、唐璐璐、朱景延、江莲、刘一卿、胡剑、温露露（均另案处理）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公司架构的模式对组织成员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考勤制度加强对成员的约束，通过考评制度要求成员完成公司的业务量。该组织成员稳定，分工明确，具有组织纪律及活动规约，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该组织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及张开怀、蔡显洲等人独资或参股的艾财公司、海俊公司、赛驰公司、金恒公司、艾尚公司、风行公司、象融公司通过“套路贷”的犯罪手段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943万余元。上述非法获利被循环用于“套路贷”犯罪活动以及用于支付成员工资、提成和组织成员聚餐、旅游等，以支撑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 该组织通过硬暴力、软暴力相结合的手段进行逼债，针对173名被害人有组织的实施敲诈勒索、诈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共计291起，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为壮大组织影响力，加强对平海国际等区域内零用贷行业的控制力，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牵头拟定了平海国际零用贷行业合作群群规，要求其他零用贷公司遵守群规，对平海国际、吴山名楼等区域范围内的正常借贷秩序及经济活动形成了非法控制，并造成严重影响。该组织在萌芽、形成、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实施的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对6名被害人自杀具有一定影响，另有1名被害人因外出躲债病逝，1名被害人为还债而实施诈骗犯罪，1名被害人亲属患精神疾病，多个家庭因巨额债务支离破碎，严重影响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多名被害人不敢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敲诈勒索、诈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事实 （一）敲诈勒索 2017年5月以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金恒、风行、海俊、赛驰、艾财、艾尚、象融公司之名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利用组织势力的影响并以暴力催收为后盾敲诈勒索共计90起，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94156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39281.02元。 （二）诈骗 2017年5月以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海俊、金恒、风行、赛驰、艾尚等公司之名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利用组织势力的影响，通过骗取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在关联公司间转单、平账垒高债务等方式实施诈骗行为共计197起，诈骗既遂人民币4239173.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046955元。 （三）非法拘禁 1.2017年10月25日晚，陈雷等人在浙江省丽水市找到被害人祝某1并殴打被害人祝某1，后以滞留派出所大厅过夜的方式限制被害人祝某1人身自由。同年10月26日上午，陈雷等人将被害人祝某1带至杭州市，当晚应李刚要求交由被告人杨光看管至27日上午。后陈雷等人以白天滞留派出所大厅、晚上在车上过夜的方式继续限制被害人祝某1人身自由长达7天。期间，李刚等人向被害人祝某1索债。同年11月2日，被害人祝某1的舅舅祝某4与陈雷达成还款协议后将被害人祝某1接回。 2.2017年12月12日17时至20时许，被告人吴勇刚指使被告人杨光、包晓东等人在杭州市余杭区××庄××号××室限制被害人钟某1的人身自由并殴打被害人钟某1，逼迫其向其亲属要钱还债。经被害人钟某1的父亲钟某2报警，被害人钟某1得以被民警解救，但不敢说出被拘禁、殴打的事实。当晚，被告人杨光、包晓东等人继续带着被害人钟某1找其父母要钱还债。 （四）寻衅滋事 1.2017年7月22日左右，丁光明、王强等人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江口大厦国美电器附近对被害人周某1及其母亲沈某1进行滋扰、恐吓，迫使被害人沈某1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同年8月31日下午，丁光明、叶玉亭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在上述地点再次对被害人周某1、沈某1以滋扰的方式索债，期间，欲搭摩托车离开的被害人周某1因遭被告人杨光拦截而倒地受伤，周某1的丈夫被害人何某1遂与被告人杨光等人发生推搡并报警。同年8月31日晚至9月2日晚，叶玉亭、刘一卿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十多人至被害人周某1家经营的旅馆，以在该旅馆强行留宿、跟随外出的方式继续对被害人周某1及其家人进行滋扰，迫使被害人何某1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后叶玉亭等人还至被害人何某1经营的理发店以滋扰的方式索债。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被害人周某1及其家人的经营、生活。 2.2017年12月18日，被告人吴勇刚、杨光在名为“严某1催收群”的微信群内发送被害人严某1的丈夫张某1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定位和张某1车辆的照片，号召群内人员至张某1的单位聚众滋扰，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至现场并在道路当中针对被害人张某1所驾车辆拦路闹事，扰乱社会秩序，致被害人张某1报警。后被告人吴勇刚等人号召群内人员轮流排班、有组织地继续对被害人张某1进行滋扰。后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轮流至被害人张某1的单位滋扰。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张某1单位的工作秩序，最终导致被害人张某1因此离职。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外的事实 （一）敲诈勒索 1.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郭永跃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2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又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张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6300元。 2.2015年底至2016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郭永跃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1签订人民币312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郑某1放款人民17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200元。 （二）诈骗 1.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1签订人民币23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陈某1放款人民13130元，被害人陈某1还款人民币1971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580元。 2.2016年8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花某签订人民币126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花某放款人民6870元，被害人花某还款人民币119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100元。 2017年11月1日，被害人花某不堪负债压力自杀死亡。 3.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黄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04200元，后被告人吴勇刚以借条金额人民币480000元向法院起诉，诈骗未遂289600元人民币。 2017年12月28日，被害人黄某1不堪负债压力自杀死亡。 4.2016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2签订人民币156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周某2放款人民币9220元，被害人周某2还款人民币156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380元。 5.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其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9200元。 6.2015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章某1签订人民币9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章某1放款人民523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170元。 综上，被告人吴勇刚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250456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53481.0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390633.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340725元；非法拘禁2起，寻衅滋事2起。被告人王琴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181462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83331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278081.3元，诈骗未遂人民币942975元。被告人莫晓俊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81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2449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91647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0830元。被告人杨光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922021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68104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9221元；非法拘禁2起，寻衅滋事2起。被告人苏锐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96409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7176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67450.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84690元。被告人骆晓杰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81817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870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56419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5660元。被告人侯贤帅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12852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24120元；寻衅滋事2起。被告人章菊霞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72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36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01787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8650元。被告人郭永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35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1800元。被告人包晓东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85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38800元；非法拘禁1起。被告人陈卉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9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1848元。被告人王小玲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9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24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78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勇刚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琴、苏锐、骆晓杰、莫晓俊、章菊霞、陈卉的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杨光的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侯贤帅的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郭永跃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包晓东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王小玲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包晓东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包晓东、陈卉、王小玲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光、郭永跃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对此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各被告人和辩护人分别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 1.被告人吴勇刚辩解：（1）其不是黑社会，也未套路过客户，更未想过要对放贷行业施加影响；（2）其不应就张开怀经营管理的公司所实施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3）其规定催收人员在上门催收时不得使用暴力，且对于其他人所实施的非法拘禁和寻衅滋事行为均不知情；（4）其针对同一被害人的行为不应被指控多个罪名。 被告人吴勇刚的辩护人提出：（1）本案所涉公司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的危害性特征，故不应认定吴勇刚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吴勇刚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3）对被害人实施的限制人身自由、滋扰等行为是手段行为，在目的行为已经被评价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的情况下，不应再重复认定手段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4）本案中部分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吴勇刚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被告人王琴辩解：（1）其仅是金恒公司的财务人员而非海俊公司和金恒公司的负责人，故其不应对海俊公司实施的犯罪活动和金恒公司并非由其经手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其也不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2）其具有主动投案情节。 被告人王琴的辩护人提出：（1）本案所涉公司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具备的四项特征，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故王琴也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王琴仅是金恒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王琴参与海俊公司的管理，故其仅应就其在金恒公司所参与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3）公诉机关对于涉案金额的计算有问题；（4）王琴具有坦白情节。 3.被告人莫晓俊辩解：（1）其在风行公司仅仅是进行投资，虽然拿过分红，但人员安排、打款等关键环节均由吴勇刚或张开怀负责，其也未对被害人实施过暴力或软暴力行为，故其应当被认定为一般参加者；（2）其未接触过毛某1、周某4、许某1、诸某、娄某、陆某1等被害人，上述客户是其他人挂在其名下的，故其不应就相关事实承担责任。 被告人莫晓俊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莫晓俊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无异议，但提出：（1）莫晓俊在2017年12月前只是金恒公司的业务员，而后在风行公司仅仅是投资者而非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且风行公司经营时间较短，故莫晓俊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在相应敲诈勒索和诈骗犯罪中也应被认定为从犯；（2）在涉及被害人毛某1、虞某、许某1、诸某、娄某、郑某2、陆某1的指控中，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莫晓俊参与其中，相关犯罪金额应予以扣除；（3）风行公司于2018年3月解散后，莫晓俊便未再参与公司业务，而周某4、蔡某2、施某、黄某3、李某6还款的时间在此之后，故莫晓俊不应对上述金额负责；（4）莫晓俊认罪和悔罪态度较好，故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4.被告人杨光辩解：（1）其不是海俊、金恒等公司的员工，仅仅是通过催收拿一点车马费和辛苦费，也未参加过公司组织的活动；（2）其仅催收回10万元左右的款项，在催收过程中未对被害人实施过暴力或软暴力行为，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和诈骗事实均不知情。 被告人杨光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杨光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无异议，但提出：（1）杨光在主观上并无特别积极且直接明确的意愿、意志和意图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恶性，客观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性构建、组织危害性影响、经济性壮大等所起的作用有限，其犯罪行为所显示的恶性并非是极其恶劣的，故不应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2）杨光就敲诈勒索罪、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主观意图都不是明显而直接的，其犯罪行为只是相应犯罪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杨光对于本案大部分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可，具备基本的认罪态度。综上，请求本院充分考虑杨光的行为性质和对整体犯罪的影响而对其从轻处罚。 5.被告人苏锐辩解：（1）其虽然是公司的风控人员，但是否放款给客户由吴勇刚决定，故其不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2）在客户存在多次借款而其只审核其中部分几笔的情况下，不应由其对全部的金额承担责任；（3）其对客户进行电话催收时不存在威胁或辱骂的行为。 被告人苏锐的辩护人提出：（1）海俊公司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的组织、经济、行为和危害性特征，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故苏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苏锐并无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其仅仅是打电话提醒，并无任何暴力催收行为，相关金额的计算也存在问题；（3）苏锐的行为属于公司的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与吴勇刚等人没有共同的诈骗故意，也不存在欺骗被害人的情况，故苏锐不构成诈骗罪，也不属于“套路贷”犯罪行为，相关金额的计算也存在问题；（4）苏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较小；（5）苏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涉案行为；（6）苏锐系初犯、偶犯，并自愿认罪认罚和退赃。综上，请求本院对被告人苏锐从轻处罚。 6.被告人骆晓杰辩解：（1）其不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2）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金额过高。 被告人骆晓杰的辩护人提出：（1）骆晓杰仅是海俊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客户的前期接待，故不应认定其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2）在涉及被害人钟某1、许某1、汪某1、娄某、周某3、许某2、花某的指控中，在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骆晓杰参与或全程参与其中，故骆晓杰不应对上述指控的全部金额负责；（3）在涉及被害人韩某1的指控中，公诉机关指控的金额有误；（4）骆晓杰具有自首情节，又系初犯，认罪和悔罪态度较好，愿意退赃退赔，故应对其从轻处罚。 7.被告人侯贤帅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无异议，但辩解：（1）公诉机关就敲诈勒索部分第4、14、15、19、22、32、56笔所指控的犯罪金额有问题；（2）其记不清有无参与敲诈勒索被害人许某3；（3）其未参与寻衅滋事部分第1笔指控的事实；（4）其在催收过程中未实施过暴力行为。 被告人侯贤帅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侯贤帅构成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无异议，但提出：（1）本案不存在符合法律所要求具备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且侯贤帅主观上也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2）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侯贤帅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詹某1、周某1、陆某2、许某3的事实；（3）侯贤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且在归案后基本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和悔罪态度较好，故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8.被告人章菊霞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章菊霞的辩护人提出：（1）章菊霞在主观上无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也不能判断风行公司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明知程度不足，故不应认定其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章菊霞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梁某、曹某1、许某1；（3）章菊霞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情节较轻，危害性较小，且其自愿认罪认罚，故应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9.被告人陈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卉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陈卉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无异议，但提出：（1）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陈卉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张某3和诈骗被害人王某1的事实；（2）陈卉具有坦白情节，又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愿意尽力退赃。综上，请求本院对被告人陈卉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10.被告人包晓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包晓东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包晓东构成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害人钟某1因诈骗被判刑与包晓东的行为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包晓东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又系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退赔。综上，请求本院对包晓东从轻、减轻处罚。 11.被告人郭永跃辩解：（1）其对涉及被害人张某2的部分仅应承担催收到36000元的责任；（2）其未催收过单某1，因为其与杨光系竞争对手，不可能对同一客户进行催收。 被告人郭永跃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郭永跃构成敲诈勒索罪无异议，但提出：（1）在涉及被害人单某1的指控中，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郭永跃参与其中，郭永跃不应对该笔事实负责；（2）在涉及被害人张某2的指控中，在案证据证实郭永跃参与的金额应为36000元，公诉机关认定郭永跃参与56300元有误；（3）郭永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且其具有坦白情节，故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12.被告人王小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王小玲的辩护人提出：王小玲仅是金恒公司的财务人员，领取的也是固定工资，在相关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且其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故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 2015年11月起，被告人吴勇刚、王琴以海俊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海俊展览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杭州市上城区平海国际705室开展个人小额贷款业务。2015年5月、2016年10月，张开怀（另案处理）先后以艾财公司、赛驰公司的名义分别在杭州市西湖区××号小区××室开展个人小额贷款业务。2017年5月，为进一步扩大规模、攫取高额非法利益，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经共谋，决定共同出资，整合双方资金、人员，在杭州市上城区吴山名楼3003室成立杭州金恒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海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开展“套路贷”犯罪活动。金恒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此后，张开怀在绿洲大厦2楼成立艾尚公司；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及张开怀合伙于2017年12月在杭州市江干区××大厦成立风行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帅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张开怀、蔡显洲（另案处理）合伙于2017年8月在杭州市西湖区××号楼××室成立象融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杭州象融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公司设有业务、风控、财务等部门及催收人员，针对通过正常信贷途径无法借款的人员进行放贷，以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骗取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合同，并通过制造资金走账流水或拍摄被害人手持虚假现金（银行练功券）借贷照片形成虚假给付事实；在被害人还款时，又设置严苛的还款条件造成被害人违约以收取高额违约金；在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通过关联公司间相互介绍转单、平账的方式垒高被害人的债务，继而以暴力催讨、威胁、恐吓、滋扰、非法拘禁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及其家人还款，迫使被害人变卖房产等财产偿还虚高债务，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 赛驰、海俊、金恒等公司在设立之初即确定了“套路贷”的经营模式，通过实施“套路贷”犯罪，最终形成了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为首要分子，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及李刚、钱耀华、叶玉亭、蔡显洲、傅增良、丁光明（均另案处理）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侯贤帅、陈卉、章菊霞及王强、余镧、徐强英、李欣华、张华、平海根、张建林、王陈鋆、郑洢、姚菁杰、郑正辉、方小燕、李境、袁静茹、唐璐璐、朱景延、江莲、刘一卿、胡剑、温露露（均另案处理）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公司架构的模式对组织成员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考勤制度加强对成员的约束；通过考评制度要求成员完成公司的业务量。该组织成员稳定，分工明确，具有组织纪律及活动规约，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该组织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及张开怀、蔡显洲等人独资或参股的艾财公司、海俊公司、赛驰公司、金恒公司、艾尚公司、风行公司、象融公司通过“套路贷”的犯罪手段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940余万元。上述非法获利被循环用于“套路贷”犯罪活动以及用于支付成员工资、提成和组织成员聚餐、旅游等，以支撑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 该组织通过硬暴力、软暴力相结合的手段进行逼债，针对170余名被害人有组织的实施敲诈勒索、诈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共计291起，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为壮大组织影响力，加强对平海国际等区域内零用贷行业的控制力，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牵头拟定了平海国际零用贷行业合作群群规，要求其他零用贷公司遵守群规，对平海国际、吴山名楼等区域范围内的正常借贷秩序及经济活动形成了非法控制，并造成严重影响。该组织在萌芽、形成、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实施的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对6名被害人自杀具有一定影响，另有1名被害人因外出躲债病逝，1名被害人为还债而实施诈骗犯罪，1名被害人亲属患精神疾病，多个家庭因巨额债务支离破碎，严重影响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多名被害人不敢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祝某1、钟某1、周某1等人的陈述，证人潘某2、黄某4、宋某、毛某4、冯某3、周某5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郭永跃、陈卉、包晓东、王小玲及同案人张开怀、李刚、叶玉亭、傅增良、丁光明、王强、李境、郑洢、胡剑、杨麒芯、徐强英、李欣华、郑正辉、胡天华、洪邦威、方小燕、沈娣、金琪薇、张科、徐孝杰、王陈鋆、姚菁杰、王闻程、温露露、张华、翁成达、平海根、朱景延、宋明杰、袁静茹、余镧、江莲、陈雷、刘一卿、张建林、唐璐璐、强一鸣、杨某4的供述，工商登记资料、社会保障缴纳资料、平海国际零用贷行业合作群群规、转账记录、接警单、处警记录、死亡证明、病历材料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视频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敲诈勒索、诈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事实 （一）敲诈勒索 2017年5月以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金恒、风行、海俊、赛驰、艾财、艾尚、象融公司之名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利用组织势力的影响并以暴力催收为后盾敲诈勒索共计90起，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84066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43751.02元。具体如下： 1.2017年4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被害人祝某1还款，其中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652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0000元。 2019年2月3日，同案人李刚退还给被害人祝某1人民币91500元。2019年4月8日，同案人李境家属代为退还给被害人祝某1人民币23100元。被害人祝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00020元。 2.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1签订人民币2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祝某1放款人民1399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被害人祝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10100元。被害人祝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19900元。 3.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等人以象融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1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祝某1放款人民160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被害人祝某1还款。后被告人蔡显洲以借条金额人民币240000元向法院起诉被害人祝某1，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80000元。被害人祝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39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祝某1的陈述，证人祝某3、吴某4、祝某4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及同案人李刚、叶玉亭、傅增良、王强、张华、李境、陈雷、余镧、平海根、江莲、蔡显洲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民事裁定书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侯贤帅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2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其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82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2300元。被害人陈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4440元。 5.2018年2月至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2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其债务，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0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陈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2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被告人苏锐、杨光、侯贤帅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留言、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4扣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张某4扣放款人民币7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张某4扣还款人民币91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100元。被害人张某4扣实际损失人民币21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4扣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7.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金某1还款，其中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465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08480元。被害人金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691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金某1的陈述，证人郑某8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单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单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8300元。被害人单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58300元。 9.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单某1签订人民币1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单某1放款人民币855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单某1还款人民币2866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01100元。被害人单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01100元。 10.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郭永跃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单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单某1还款，其中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72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27600元。被害人单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02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单某1的陈述，证人吴某5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郭永跃及同案人余镧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借条、收条、结清证明、通话记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还款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 11.2017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杨光、包晓东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钟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殴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钟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031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7000元，其中被告人包晓东仅对未遂金额负责。被害人钟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7980元。 12.2016年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骆晓杰、包晓东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钟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殴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钟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342297元，其中被告人包晓东参与敲诈勒索未遂金额为51800元。被害人钟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342297元。 13.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骆晓杰、包晓东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钟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殴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钟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64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0000元，其中被告人包晓东仅对敲诈勒索未遂部分负责。被害人钟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61140元。 2017年7月至10月，被害人钟某1为偿还债务而诈骗他人，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钟某1的陈述，证人钟某2、谢某3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杨光、骆晓杰、包晓东及同案人李刚、余镧、徐强英、张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承诺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2017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詹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詹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4240元。被害人詹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4240元。 15.2016年4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侯贤帅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詹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詹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2107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800元。被害人詹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1309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詹某1的陈述，证人詹某2的证言，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视频光盘等证据予以证实。 16.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孙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2960元。被害人孙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2960元。 17.2017年7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孙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640元。被害人孙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86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1的陈述，同案人徐强英、余镧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8.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杨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1365元。被害人杨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1365元。 19.2018年3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杨某1放款人民138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杨某1还款人民币305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6700元。被害人杨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6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杨某1的陈述，同案人姚菁杰、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0.2017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周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10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0000元。被害人周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27000元。 21.2017年2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周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18720元。被害人周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18720元。 22.2017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周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4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6800元。被害人周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2000元。 23.2017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艾尚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周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70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5000元。被害人周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7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1的陈述，证人沈某1、何某1、沈某6、邱某、冯某4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杨光及同案人张开怀、叶玉亭、丁光明、徐强英、刘一卿、余镧、张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出警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4.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4签订人民币126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许某4放款人民6870元，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许某4还款人民币1215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280元。被害人许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52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4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借条、收条、借款申请表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5.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陆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74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2140元。被害人陆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6400元。 26.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陆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285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7400元。被害人陆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22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2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借条、收条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手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7.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3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8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760元。被害人陈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37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3的陈述，被告人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8.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邵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邵某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4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9360元。被害人邵某实际获益人民币32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邵某的陈述，证人吕某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9.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郭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郭某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7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2800元。被害人郭某实际损失人民币379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郭某的陈述，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0.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樊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樊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9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500元。被害人樊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樊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1.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毛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184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3600元。被害人毛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561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毛某1的陈述，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2.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苏锐等人以金恒、海俊、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虞某签订人民币4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虞某放款人民303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虞某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7000元。被害人虞某实际获益人民币91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虞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3.2017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2签订人民币10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沈某2放款人民币40885.98元。2017年7月12日，被害人沈某2在家猝死，被告人杨光仍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沈某2亲属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59114.02元。被害人沈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40885.9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沈某7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及同案人胡剑、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调取证据通知书、就诊记录、杭州市中医院情况说明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4.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严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拦路闹事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严某1及其亲属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481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0100元。被害人严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050元。 35.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侯贤帅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严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拦路闹事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严某1及其亲属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7320元。后被告人吴勇刚以借条金额人民币343200元向法院起诉被害人严某1，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7820元。被害人严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70831元。 被害人严某1不堪催收滋扰而离家出走，于2018年3月22日病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人黄某5、严某3、秦某、曹某3、顾某、董某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杨光、侯贤帅、苏锐、骆晓杰、陈卉及同案人徐强英、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接受证据清单、民事诉状、委托代理合同、民事诉讼证据清单、借条、银行回单凭证、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契证、民事裁定书、手机截图、通话记录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6.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潘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潘某1及其亲属还款，敲诈勒既遂人民币48360元。后被告人吴勇刚以借条金额人民币109200元向法院起诉被害人潘某1，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8860元。被害人潘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6440元。 2017年11月12日，被害人潘某1因不堪催收滋扰，欲跳楼自杀。后离家出走至重庆，于2018年7月4日跳楼身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潘某1的陈述，证人潘某2、李某7、姚某2、蒋某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苏锐、杨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接警单、账单、借条、银行回单、通话记录、民事判决书、死亡证明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7.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侯贤帅、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梁某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梁某放款人民币106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梁某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400元。被害人梁某实际获益人民币50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梁某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8.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华某1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华某1放款人民币1073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华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270元。被害人华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83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华某1的陈述，证人吴某6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9.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4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7801元。被害人陈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7801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4的陈述，证人许某7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及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0.2018年1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吴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吴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08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770元。被害人吴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62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同案人姚菁杰、丁光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1.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凌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凌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6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3460元。被害人凌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6320元。 42.2017年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凌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凌某1放款人民币1065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凌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9350元。被害人凌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2390元。 43.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杨光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凌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凌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74元。被害人凌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674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凌某1的陈述，同案人王强、平海根、王陈鋆、翁成达、朱景延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4.2018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郑某2放款人民币2416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2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5840元。被害人郑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89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45.2017年4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艾财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黄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黄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3080元。被害人黄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30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黄某2的陈述，证人丁某的证言，收条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46.2016年11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侯贤帅、包晓东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1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李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8520元。被害人李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8520元。 47.2017年5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1签订人民币60000元虚高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李某1放款人民币475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李某1还款人民币734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900元。被害人李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59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人吴某7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杨光、侯贤帅、包晓东的供述，对账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8.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齐某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齐某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2260元。被害人齐某实际损失人民币322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齐某的陈述，同案人郑洢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9.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陆某3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0480元。被害人陆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304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50.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章菊霞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曹某1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通过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曹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7200元。被害人曹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7200元。 2018年3月，曹某1妻子程沼君因不堪债务压力而患精神疾病。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曹某1的陈述，同案人洪邦威的供述，调取证据通知书、程沼君就诊病历材料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1.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5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陈某5放款人民币6840元，并通过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5还款人民币1024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400元。被害人陈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3400元。 52.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5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陈某5放款人民币72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5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7800元。被害人陈某5实际获益人民币1432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5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袁静茹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53.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通过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周某4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4360元。被害人周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243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4的陈述，证人周某6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4.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卢某1签订人民币23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卢某1放款人民币1308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卢某1还款人民币1918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100元。被害人卢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6100元。 55.2018年6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卢某1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卢某1放款人民币79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卢某1还款人民币1185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950元。被害人卢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9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卢某1的陈述，证人卢某2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6.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翁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通过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许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23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7040元。被害人许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3160元。 57.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591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5400元。被害人许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8310元。 58.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杨光、苏锐、侯贤帅、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1签订人民币39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许某1放款人民币1975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许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9250元。被害人许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41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9.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孙某2放款人民币124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孙某2还款人民币2305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0650元。被害人孙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06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通话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60.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寿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寿某放款人民币6900元，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寿某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3100元。被害人寿某实际获益人民币30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寿某的陈述，同案人王闻程、翁成达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1.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伙同被告人王琴、侯贤帅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傅某签订人民币20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傅某放款人民币164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傅某还款人民币3530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89000元。被害人傅某实际损失189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傅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2.2017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诸某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诸某放款人民币3715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诸某还款人民币494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2250元。被害人诸某实际损失122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诸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3.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3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孙某3放款人民币400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孙某3还款人民币7052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0520元。被害人孙某3实际损失305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3的陈述，同案人朱景延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64.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沈某3还款，导致沈某3有自杀意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0890元。被害人沈某3实际损失20890元。 65.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沈某3还款，导致沈某3有自杀意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6660元。被害人沈某3实际损失66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沈某3的陈述，证人曹某4的证言，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6.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5签订人民币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张某5放款人民币356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张某5还款人民币381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00元。被害人张某5实际损失2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5的陈述，同案人余镧、胡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7.2017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阮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阮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1540元。被害人阮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15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阮某1的陈述，同案人余镧、胡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8.2017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冯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冯某1放款人民币8153元，并以暴力催收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冯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1847元。被害人冯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501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冯某1的陈述，同案人胡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9.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3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1412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400元。被害人郑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9712元。 70.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3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郑某3放款人民币96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3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400元。被害人郑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84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1.2016年3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郎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郎某还款。后被告人吴勇刚向法院起诉被害人郎某，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8066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9500元。被害人郎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47660元。 72.2017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郎某签订人民币17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郎某放款人民币97600元，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郎某还款人民币1722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4600元。被害人郎某实际损失人民币74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郎某的陈述，证人项某2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民事诉讼材料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3.2018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方某1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方某1放款人民币77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方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300元。被害人方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2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方某1的陈述，证人杨某4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74.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2成签订人民币3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2成放款人民币14100元，并以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王某2成还款人民币1924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40元。被害人王某2成实际损失人民币51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2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5.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2签订人民币8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汪某2放款人民币415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汪某2还款人民币663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4800元。被害人汪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4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汪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6.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6签订人民币2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陈某6放款人民币103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6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700元。被害人陈某6实际获益人民币1220元。 77.2018年1月至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6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陈某6放款人民币68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陈某6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3200元。被害人陈某6实际获益人民币3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6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8.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4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6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000元。被害人郑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57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4的陈述，证人曹某5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79.2018年1月至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邹某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邹某放款人民币70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邹某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邹某实际获益人民币37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邹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0.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陈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张某3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980元。被害人张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117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3的陈述，证人黄某6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陈卉及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1.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胡某1签订人民币6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胡某1放款人民币453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胡某1还款人民币388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70元。被害人胡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6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胡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2.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夏某1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夏某1放款人民币812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夏某1还款人民币378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880元。被害人夏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43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夏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3.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5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5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5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500元。被害人郑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2140元。 84.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5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5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24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760元。被害人郑某5实际获益人民币5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5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李欣华、张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5.2017年5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朱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朱某1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98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0600元。被害人朱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37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朱某1的陈述，证人陆某5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6.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裘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裘某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12310元。被害人裘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2310元。 87.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杨光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裘某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裘某放款人民币75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裘某还款人民币1485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350元。被害人裘某实际损失人民币73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裘某的陈述，同案人袁静茹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8.2018年4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3翔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郑某3翔放款人民币160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3翔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郑某3翔实际获益人民币42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3翔的陈述，同案人李欣、张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89.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徐某1签订人民币18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徐某1放款人民币740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徐某1还款人民币145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100元。被害人徐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71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徐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0.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侯贤帅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3签订人民币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许某3放款人民币21150元，并以言语恐吓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许某3还款人民币46300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150元。被害人许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51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诈骗 2017年5月以来，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海俊、金恒、风行、赛驰、艾尚等公司之名实施“套路贷”犯罪行为，利用组织势力的影响，通过骗取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在关联公司间转单、平账垒高债务等方式实施诈骗行为共计197起，诈骗既遂人民币4230963.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046955元。具体如下： 1.2017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祝某1放款人民币14500元，被害人祝某1还款人民币256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1100元。被害人祝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11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祝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吴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93216元。被害人吴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93216元。 3.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吴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285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200元。被害人吴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215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吴某2的陈述，同案人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4扣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张某4扣放款人民币10130元，被害人张某4扣还款人民币153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230元。被害人张某4扣实际损失人民币523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4扣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手机截图等证据予以证实。 5.2017年5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文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4300元。被害人文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4300元。 6.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文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4000元。被害人文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4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文某的陈述，同案人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樊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樊某2放款人民币20660元，被害人樊某2还款人民币333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2720元。被害人樊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2720元。 8.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樊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0980元。被害人樊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09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樊某2的陈述，同案人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赵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赵某1放款人民币812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1880元。被害人赵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880元。 10.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赵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426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3000元。被害人赵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1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赵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1.2017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1签订人民币2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金某1放款人民币20000元，被害人金某1还款人民币302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0200元。被害人金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0200元。 12.2017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1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金某1放款人民币23800元，被害人金某1还款人民币379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4120元。被害人金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41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金某1的陈述，证人郑某8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2018年4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庄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47400元。被害人庄某实际损失人民币47400元。 14.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庄某签订人民币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庄某放款人民币42500元，被害人庄某还款人民币612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8700元。被害人庄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8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庄某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74380元。被害人汪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74380元。 16.2016年6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25200元。被害人汪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25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汪某1的陈述，被告人苏锐、骆晓杰及同案人徐强英、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7.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谢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5080元。被害人谢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5080元。 18.2018年4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谢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92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200元。被害人谢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7400元。 19.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谢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谢某1放款人民币162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800元。被害人谢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谢某1的陈述，同案人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0.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3180元。被害人李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31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同案人余镧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1.2017年8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3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3放款人民币22400元，被害人王某3还款人民币337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1320元。被害人王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13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2.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5604元。被害人孙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25604元。 23.2018年1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苏锐、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9483元。被害人孙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9483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4的陈述，被告人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4.2018年4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严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33900元。被害人严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339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严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5.2018年1月至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4签订人民币5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4放款人民币21300元，被害人王某4还款人民币355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4260元。被害人王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4260元。 26.2017年6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4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4放款人民币50500元，被害人王某4还款人民币7044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9940元。被害人王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99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4的陈述，同案人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7.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蔡某1签订人民币13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蔡某1放款人民币5500元，被害人蔡某1还款人民币97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220元。被害人蔡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2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蔡某1的陈述，同案人温露露的供述，借条、收条、违约责任承诺书、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8.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6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6320元。被害人张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163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6的陈述，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9.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单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2020元。被害人单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32020元。 30.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杨光、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单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7201元。被害人单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7201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单某2的陈述，同案人胡剑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1.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娄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36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800元。被害人娄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5080元。 32.2016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娄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4535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8050元。被害人娄某实际损失人民币37020元。 33.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娄某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娄某放款人民币7820元，被害人娄某还款人民币87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880元。被害人娄某实际损失人民币8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娄某的陈述，同案人王陈鋆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34.2017年8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2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陆某2放款人民币23060元，被害人陆某2还款人民币370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4020元。被害人陆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40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5.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韩某1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4615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790元。被害人韩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29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韩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6.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来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来某1放款人民币1544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560元。被害人来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28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来某1的陈述，调取证据通知书及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37.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莫晓俊、苏锐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97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680元。被害人陆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3950元。 38.2016年12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78020元。被害人陆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780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9.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章菊霞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曹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9120元。被害人曹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91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曹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0.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2（身份证号末四位427Ｘ）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张某2放款人民币5500元，被害人张某2还款人民币97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220元。被害人张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2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1.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93853元。被害人陈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93853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2.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2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杨某2放款人民币272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2800元。被害人杨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11500元。 43.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杨某2放款人民币23000元，被害人杨某2还款人民币25493.3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493.32元。被害人杨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493.32元。 44.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626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6500元。被害人杨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2640元。 45.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杨某2放款人民币14500元，被害人杨某2还款人民币34917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0417元。被害人杨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0417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杨某2的陈述，同案人李境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6.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於斌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16800元。被害人於斌实际损失人民币216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於斌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7.2017年6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罗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8044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100元。被害人罗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14740元。 48.2018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罗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未遂人民币14700元。被害人罗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49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罗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9.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39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950元。被害人周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49920元。 50.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3签订人民币4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周某3放款人民币31000元，被害人周某3还款人民币58108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7108元。被害人周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7108元。 51.2018年1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3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周某3放款人民币21000元，被害人周某3还款人民币448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3850元。被害人周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38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3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2.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129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6500元。被害人毛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7790元。 53.2017年3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1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毛某1放款人民币9270元，被害人毛某1还款人民币2223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2960元。被害人毛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129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毛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4.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虞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48628元。被害人虞某实际损失人民币4862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虞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苏锐、郭永跃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5.2018年1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8930元。被害人汪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8930元。 56.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27451元，诈骗未遂人民币8900元。被害人汪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7573元。 57.2018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汪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4648元。被害人汪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464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汪某3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8.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2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毛某2放款人民币72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2800元。被害人毛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6600元。 2017年12月11日，被害人毛某2自残并服毒自杀，送医后于同月17日死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毛某4、吴某8、胡某2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及同案人强一鸣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清单、处警记录、现场反馈信息、住院病案首页、死亡证明、村委会证明等书证及勘验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9.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赵某2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赵某2放款人民币153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700元。被害人赵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12600元。 2018年1月4日，被害人赵某2不堪负债等压力服毒自杀死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冯某3、韩某3、李某8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莫晓俊、苏锐及同案人强一鸣、宋明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警单、处警记录、现场反馈信息和调取证据通知书、就诊记录、公民死亡证明书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ＱＱ聊天记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0.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5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75990元，诈骗未遂169700元。被害人王某5实际获益人民币71898元。 61.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5签订人民币23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王某5放款人民币13230元，被害人王某5还款人民币234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0170元。被害人王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10170元。 2019年5月2日，被害人王某5不堪负债等压力自杀死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宋某、吴某9、彭某、吴某10、周某7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沈娣、余镧、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调取证据通知书、清单、王某5自书的债务统计、遗书、银行卡复印件、处警记录、浙江省人民医院诊疗记录、通话记录等书证及微信聊天记录、处警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 62.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5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孙某5放款人民币16240元，被害人孙某5还款人民币26164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924元。被害人孙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9924元。 63.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5签订人民币7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孙某5放款人民币34000元，被害人孙某5还款人民币410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7000元。被害人孙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7000元。 64.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5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孙某5放款人民币210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9000元。被害人孙某5实际获益人民币1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5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5.2017年4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姜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4240元。被害人姜某实际损失人民币4240元。 66.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姜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3302元。被害人姜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3302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姜某的陈述，同案人唐璐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7.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吴某1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吴某1放款人民币11000元，被害人吴某1还款人民币17808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808元。被害人吴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680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68.2018年2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2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1380元。被害人郑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13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69.2018年4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戴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戴某放款人民币163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700元。被害人戴某实际获益人民币10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戴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0.2015年8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俞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7291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99560元。被害人俞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57630元。 71.2017年5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俞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98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0600元。被害人俞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0880元。 72.2016年5月至2017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俞某1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323250元。被害人俞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232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俞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陈卉及同案人胡剑、余镧、宋明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扣押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照片、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3.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何某2签订人民币2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未遂人民币14550元。被害人何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75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何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4.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章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4580元。被害人章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5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章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5.2018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阮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0550元。被害人阮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0550元。 76.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阮某2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阮某2放款人民币8600元，被害人阮某2还款人民币116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阮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3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阮某2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郑正辉、郑洢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7.2018年5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3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陆某3放款人民币812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880元。被害人陆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42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短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78.2018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项某1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项某1放款人民币7100元，被害人项某1还款人民币10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700元。被害人项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项某1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79.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钱某1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钱某1放款人民币14740元，被害人钱某1还款人民币192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480元。被害人钱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44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钱某1的陈述，同案人方小燕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0.2017年7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姚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8360元。被害人姚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8360元。 81.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姚某1签订人民币135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姚某1放款人民币6900元，被害人姚某1还款人民币9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900元。被害人姚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9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姚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2.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虚假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3569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250元。被害人周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6940元。 83.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周某4放款人民币11000元，被害人周某4还款人民币2079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790元。被害人周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9790元。 84.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9350元。被害人周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93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4的陈述，证人周某6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结清证明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5.2017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2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祝某2放款人民币8600元，被害人祝某2还款人民币12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200元。被害人祝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200元。 86.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祝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1085元。被害人祝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1085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祝某2的陈述，同案人王闻程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7.2018年6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茹某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虚假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茹某放款人民币10700元，被害人茹某还款人民币117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茹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茹某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88.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钱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4541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580元。被害人钱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3791元。 89.2018年3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钱某2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钱某2放款人民币12000元，被害人钱某2还款人民币1691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910元。被害人钱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91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钱某2的陈述，同案人王闻程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0.2018年3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廖某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廖某放款人民币7500元，被害人廖某还款人民币137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250元。被害人廖某实际损失人民币62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廖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1.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3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7770元。被害人杨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7770元。 92.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杨某3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157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900元。被害人杨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127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杨某3的陈述，同案人杨麒芯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转账记录打印件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3.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2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69886元。被害人金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69886元。 94.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2签订人民币7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金某2放款人民币425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4300元。被害人金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43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金某2的陈述，同案人宋明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5.2018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来某2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51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900元。被害人来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300元。 96.2018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来某2签订虚高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5440元。被害人来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4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来某2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7.2018年1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贝某签订人民币7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贝某放款人民币43400元，被害人贝某还款人民币491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700元。被害人贝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贝某的陈述，被告人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98.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蔡某2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7200元。被害人蔡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7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蔡某2的陈述，被告人莫晓俊及同案人强一鸣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99.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1147元。被害人沈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1147元。 100.2017年11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4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沈某4放款人民币7400元，被害人沈某4还款人民币109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560元。被害人沈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35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沈某4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沈娣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1.2017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6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6放款人民币5700元，被害人王某6还款人民币103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600元。被害人王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4600元。 102.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6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6放款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王某6还款人民币7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800元。被害人王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1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6的陈述，同案人王闻程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3.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章某3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0180元。被害人章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01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章某3的陈述，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4.2018年6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史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史某放款人民币1474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260元。被害人史某实际获益人民币8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史某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5.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楼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楼某放款人民币7100元，被害人楼某还款人民币13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700元。被害人楼某实际损失人民币6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楼某的陈述，被告人莫晓俊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6.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赵某3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赵某3放款人民币11900元，被害人赵某3还款人民币177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850元。被害人赵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58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赵某3的陈述，同案人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7.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袁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44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600元。被害人袁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3000元。 108.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袁某1签订虚高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69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040元。被害人袁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7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袁某2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09.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7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张某7放款人民币25200元，被害人张某7还款人民币336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8480元。被害人张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8480元。 110.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7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张某7放款人民币244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600元。被害人张某7实际获益人民币244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7的陈述，被告人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11.2017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叶某签订人民币6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叶某放款人民币5130元，被害人叶某还款人民币78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740元。被害人叶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7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叶某的陈述，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12.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8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张某8放款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张某8还款人民币106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650元。被害人张某8实际损失人民币2650元。 113.2018年7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8签订人民币8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张某8放款人民币6050元，被害人张某8还款人民币73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300元。被害人张某8实际损失人民币13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8的陈述，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14.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郁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8089元。被害人郁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8089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郁某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宋明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15.2018年2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9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21160元。被害人张某9实际损失人民币211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9的陈述，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16.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6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4140元。被害人郑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14140元。 117.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6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0050元。被害人郑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10050元。 118.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6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郑某6放款人民币1265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350元。被害人郑某6实际获益人民币10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6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方小燕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19.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6209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0520元。被害人许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1519元。 120.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600元。被害人许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600元。 121.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许某2放款人民币14300元，被害人许某2还款人民币2001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710元。被害人许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710元。 122.2018年2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3220元。被害人许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32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2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23.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雷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95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145元。被害人雷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5705元。 124.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雷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000元。被害人雷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雷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25.2018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谢某2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谢某2放款人民币6470元，被害人谢某2还款人民币119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500元。被害人谢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500元。 126.2018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谢某2签订人民币12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谢某2放款人民币6050元，被害人谢某2还款人民币104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350元。被害人谢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3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谢某2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方小燕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27.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韩某2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韩某2放款人民币7320元，被害人韩某2还款人民币1152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200元。被害人韩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韩某2的陈述，同案人姚菁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28.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陈卉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1848元。被害人王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2184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被告人苏锐、陈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29.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9峰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0700元。被害人张某9峰实际损失人民币10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9峰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陈卉及同案人李欣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30.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7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5380元。被害人陈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353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7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王陈鋆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1.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徐某2签订人民币128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徐某2放款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徐某2还款人民币12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800元。被害人徐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4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徐某2的陈述，同案人王陈鋆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32.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3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李某3放款人民币14300元，被害人李某3还款人民币2352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222元。被害人李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9222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3.2017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朱某2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朱某2放款人民币15200元，被害人朱某2还款人民币240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800元。被害人朱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12798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朱某2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4.2018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俞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7450元。被害人俞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7450元。 135.2018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俞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1700元。被害人俞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31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俞某2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6.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方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94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800元。被害人方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75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方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7.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1700元。被害人李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11700元。 138.2018年1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4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894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6450元。被害人李某4实际获益人民币1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4的陈述，同案人方小燕、唐璐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39.2017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6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孙某6放款人民币20950元，被害人孙某6还款人民币494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8500元。被害人孙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285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6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0.2017年1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阮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9745元。被害人阮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9745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阮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1.2017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范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范某放款人民币6820元，被害人范某还款人民币111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360元。被害人范某实际损失人民币43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范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金琪薇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2.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徐某3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徐某3放款人民币15340元，被害人徐某3还款人民币2964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4300元。被害人徐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4300元。 143.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徐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56930元。被害人徐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5693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徐某3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金琪薇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4.2017年4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苏锐、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魏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7820元。被害人魏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782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魏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5.2018年6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庞某签订人民币2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庞某放款人民币20600元，被害人庞某还款人民币90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400元。被害人庞某实际获益人民币11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庞某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6.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5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许某5放款人民币7100元，被害人许某5还款人民币117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600元。被害人许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4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5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清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7.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8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电话催收罚款，诈骗既遂人民币14680元。被害人陈某8实际损失人民币146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8的陈述，同案人洪邦威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48.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5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40401元。被害人李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40401元。 149.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5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李某5放款人民币14300元，被害人李某5还款人民币216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7300元。被害人李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73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5的陈述，同案人张建林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0.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冯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0870元。被害人冯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10870元。 151.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冯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未遂人民币16000元。被害人冯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24400元。 152.2018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冯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7770元。被害人冯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777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冯某2的陈述，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李欣华、杨麒芯、张科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3.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林某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林某放款人民币7000元，被害人林某还款人民币117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700元。被害人林某实际损失人民币4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林某的陈述，同案人杨麒芯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4.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刘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306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3000元。被害人刘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16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刘某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5.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施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2800元。被害人施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2800元。 156.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施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等方式，向被害人施某放款人民币7500元，被害人施某还款人民币109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460元。被害人施某实际损失人民币3460元。 157.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施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8720元。被害人施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8720元。 158.2018年1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王小玲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施某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9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000元。被害人施某实际损失人民币25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施某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杨麒芯、袁静茹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59.2017年8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葛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葛某放款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葛某还款人民币137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750元。被害人葛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7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葛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60.2018年3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吴某3签订人民币6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吴某3放款人民币543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990元。被害人吴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9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吴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1.2017年7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童某签订人民币2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童某放款人民币8720元，被害人童某还款人民币189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10240元。被害人童某实际损失人民币102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童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2.2018年6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朱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4450元。被害人朱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244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朱某3的陈述，同案人郑正辉的供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3.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5签订虚高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7680元。被害人沈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7680元。 164.2018年1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5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沈某5放款人民币7200元，被害人沈某5还款人民币142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7080元。被害人沈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7080元。 165.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沈某5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沈某5放款人民币742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580元。被害人沈某5实际获益人民币19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沈某5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6.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9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4019元。被害人陈某9实际损失人民币24019元。 167.2018年1月至4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9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陈某9放款人民币7500元，被害人陈某9还款人民币135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000元。被害人陈某9实际损失人民币6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9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方小燕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8.2017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凌某2签订人民币3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凌某2放款人民币11745元，被害人凌某2还款人民币18535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790元。被害人凌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67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凌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69.2017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金某3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金某3放款人民币7400元，被害人金某3还款人民币123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950元。被害人金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49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金某3的陈述，同案人胡天华、洪邦威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70.2017年7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艾尚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6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陈某6放款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陈某6还款人民币12884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884元。被害人陈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4884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6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71.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朱某4签订人民币8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朱某4放款人民币5680元，被害人朱某4还款人民币574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0元。被害人朱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朱某4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等证据予以证实。 172.2018年1月至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6签订人民币13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许某6放款人民币5400元，被害人许某6还款人民币108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400元。被害人许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54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6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73.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朱某5签订虚高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40190元。被害人朱某5实际损失人民币401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朱某5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王陈鋆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74.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5650元。被害人张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565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75.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胡某1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胡某1放款人民币8000元，被害人胡某1还款人民币113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380元。被害人胡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33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胡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76.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华某2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935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0550元。被害人华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8500元。 177.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华某2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华某2放款人民币7950元，被害人华某2还款人民币114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500元。被害人华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3500元。 178.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华某2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华某2放款人民币7000元，被害人华某2还款人民币12207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207元。被害人华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207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华某2的陈述，同案人杨麒芯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79.2018年1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黄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2950元。被害人黄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12950元。 180.2018年5月至7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黄某3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黄某3放款人民币1215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850元。被害人黄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7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黄某3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81.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7签订人民币6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王某7放款人民币29000元，被害人王某7还款人民币5306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4060元。被害人王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240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7的陈述，证人严某4的证言，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82.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8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18868元。被害人王某8实际损失人民币18868元。 183.2018年8月至10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王某8签订人民币13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王某8放款人民币6900元，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被害人王某8还款人民币117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800元。被害人王某8实际损失人民币48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王某8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84.2018年1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7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0190元。被害人郑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1019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7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185.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许某3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45685元。被害人许某3实际损失人民币45685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许某3的陈述，同案人洪邦威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86.2018年5月至8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7签订人民币2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孙某7放款人民币21800元，被害人孙某7还款人民币312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400元。被害人孙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9400元。 187.2016年4月至2019年3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骆晓杰、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7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3069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00元。被害人孙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7168元。 188.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孙某7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5000元。被害人孙某7实际损失人民币250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孙某7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胡天华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89.2018年2月至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莫晓俊、章菊霞等人以风行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6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诈骗既遂人民币13600元。被害人李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13600元。 190.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李某6签订人民币15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李某6放款人民币12700元，被害人李某6还款人民币208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8180元。被害人李某6实际损失人民币81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李某6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风行公司业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91.2017年6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1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8500元。被害人陆某4实际获益人民币5560元。 192.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27676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2680元。被害人陆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6096元。 193.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陆某4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又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76955元。被害人陆某4实际损失人民币76955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陆某4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94.2017年10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夏某2签订人民币10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夏某2放款人民币59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100元。被害人夏某2实际获益人民币38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夏某2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95.2017年9月至1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金恒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沙某签订人民币160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沙某放款79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700元。被害人沙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7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沙某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金恒公司财务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196.2017年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伙同被告人苏锐、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3签订人民币312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向被害人毛某3放款人民币1550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5700元。被害人毛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6260元。 197.2017年4月至6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毛某3签订虚高借款协议，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诈骗既遂人民币934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92000元。被害人毛某3实际获益人民币25066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毛某3的陈述，同案人张开怀、李刚、童国明、刘建、董凯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民事起诉状、借款合同、民事裁定书、刑事判决书等书证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三）非法拘禁 1.2017年10月25日晚，陈雷等人在浙江省丽水市找到被害人祝某1并殴打被害人祝某1，后以滞留派出所大厅过夜的方式限制被害人祝某1人身自由。同年10月26日上午，陈雷等人将被害人祝某1带至杭州市，当晚应李刚要求交由被告人杨光看管至27日上午。后陈雷等人以白天滞留派出所大厅、晚上在车上过夜的方式继续限制被害人祝某1人身自由长达7天。期间，李刚等人向被害人祝某1索债。同年11月2日，被害人祝某1的舅舅祝某4与陈雷达成还款协议后将被害人祝某1接回。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祝某1的陈述，证人祝某3、吴某4、祝某4的证言，同案人李刚、叶玉亭、王强、陈雷、余镧、平海根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2017年12月12日17时至20时许，被告人吴勇刚指使被告人杨光、包晓东等人在杭州市余杭区××庄××号××室限制被害人钟某1的人身自由并殴打被害人钟某1，逼迫其向其亲属要钱还债。经被害人钟某1的父亲钟某2报警，被害人钟某1得以被民警解救，但不敢说出被拘禁、殴打的事实。当晚，被告人杨光、包晓东等人继续带着被害人钟某1找其父母要钱还债。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钟某1的陈述，证人钟某2、谢某3、罗某2、周某8、郑某9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杨光、骆晓杰、侯贤帅、包晓东的供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承诺书、接警记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四）寻衅滋事 1.2017年7月22日左右，丁光明、王强等人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江口大厦国美电器附近对被害人周某1及其母亲沈某1进行滋扰、恐吓，迫使被害人沈某1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同年8月31日下午，丁光明、叶玉亭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在上述地点再次对被害人周某1、沈某1以滋扰的方式索债。期间，欲搭摩托车离开的被害人周某1因遭被告人杨光拦截而倒地受伤，周某1的丈夫被害人何某1遂与被告人杨光等人发生推搡并报警。同年8月31日晚至9月2日晚，叶玉亭、刘一卿伙同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十多人至被害人周某1家经营的旅馆，以在该旅馆强行留宿、跟随外出的方式继续对被害人周某1及其家人进行滋扰，迫使被害人何某1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后叶玉亭等人还至被害人何某1经营的理发店以滋扰的方式索债。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被害人周某1及其家人的经营、生活。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1、沈某1、何某1的陈述，证人沈某6、邱某、冯某4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杨光及同案人张开怀、叶玉亭、丁光明、徐强英、刘一卿的供述，出警单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2.2017年12月18日，被告人吴勇刚、杨光在名为“严某1催收群”的微信群内发送被害人严某1的丈夫张某1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定位和张某1车辆的照片，号召群内人员至张某1的单位聚众滋扰，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至现场并在道路当中针对被害人张某1所驾车辆拦路闹事，扰乱社会秩序，致被害人张某1报警。后被告人吴勇刚等人号召群内人员轮流排班、有组织地继续对被害人张某1进行滋扰。后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等人轮流至被害人张某1的单位滋扰。上述行为严重影响了张某1单位的工作秩序，最终导致被害人张某1因此离职。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人黄某5、严某3、秦某、曹某3、顾某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苏锐、杨光、骆晓杰、侯贤帅的供述，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浙江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离职证明、接警单、检验报告单、就诊记录、病历、医保处方明细、住院病历、住院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书证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出警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外的事实 （一）敲诈勒索 1.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郭永跃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2（身份证号末四位4010）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又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张某2还款，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6300元。被害人张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563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证人费某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王琴、郭永跃的供述，借款服务费申请表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2015年底至2016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郭永跃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郑某1签订人民币312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郑某1放款人民17000元，并以言语恐吓、上门滋扰等方式迫使被害人郑某1还款，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200元。被害人郑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1544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郑某1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郭永跃的供述，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诈骗 1.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陈某1签订人民币23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陈某1放款人民13130元，被害人陈某1还款人民币1971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580元。被害人陈某1实际损失人民币65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2.2016年8月至12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花某签订人民币126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向被害人花某放款人民6870元，被害人花某还款人民币119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5100元。被害人花某实际损失人民币5100元。 2017年11月1日，被害人花某不堪负债压力自杀死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周某5、沈某8、哀佳、陈某10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调查意见告知书、遗书、通话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3.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苏锐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黄某1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又通过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104200元，后被告人吴勇刚以借条金额人民币480000元向法院起诉，诈骗未遂289600元人民币。 2017年12月28日，被害人黄某1不堪负债压力自杀死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黄某4、袁某3、卫某的证言，被告人吴勇刚、骆晓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报警记录，报警情况说明、死亡证明、通过记录、法院民事诉讼材料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辨认笔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4.2016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周某2签订人民币156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周某2放款人民币9220元，被害人周某2还款人民币156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6380元。被害人周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638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周某2的陈述，被告人吴勇刚、苏锐及同案人宋明杰的供述，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5.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吴勇刚及张开怀等人以赛驰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张某2（身份证号末四位4010）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并通过制造资金流水虚增借贷金额、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其债务，诈骗既遂人民币29200元。被害人张某2实际损失人民币2920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借款服务费申请表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6.2015年8月，被告人吴勇刚伙同被告人王琴等人以海俊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假借“头息”“服务费”“资料费”等名义，诱使被害人章某1签订人民币9400元的虚高借款协议并向被害人章某1放款人民523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4170元。被害人章某1实际获益人民币5230元。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章某1的陈述，被告人王琴的供述，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及勘验笔录、数据光盘、微信聊天记录、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综上，被告人吴勇刚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240366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757951.0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382423.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340725元；非法拘禁2起，寻衅滋事2起。 被告人王琴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179612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84801.0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269871.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942975元。 被告人莫晓俊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81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2449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91647元，诈骗未遂人民币50830元。 被告人杨光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911931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72574.02元；诈骗既遂人民币49221元；非法拘禁2起，寻衅滋事2起。 被告人苏锐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96409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71767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65450.32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84690元。 被告人骆晓杰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581817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8700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356419元，诈骗未遂人民币25660元。 被告人侯贤帅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704612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27120元；寻衅滋事2起。 被告人章菊霞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472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236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01787元，诈骗未遂人民币38650元。 被告人郭永跃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835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41800元。 被告人包晓东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2852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138800元；非法拘禁1起。 被告人陈卉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5100元，敲诈勒索未遂人民币698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21848元。 被告人王小玲敲诈勒索既遂人民币3950元；诈骗既遂人民币92480元，诈骗未遂人民币17800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冻结了被告人及关联人名下涉案的银行和支付宝账户共计18个、证券账户1个，查封了被告人吴勇刚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北景紫荆苑14幢1单元402室的房产1处、被告人吴勇刚和王琴名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府10幢1202室的房产1处、被告人骆晓杰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湖山云台苑9幢1008室的房产1处。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包晓东家属代其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陈卉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小玲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 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还有抓获经过说明、归案情况说明、发立破案经过、搜查证、搜查笔录、搜查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照片、扣押笔录、检查笔录、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清单、辨认笔录、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认罪认罚材料、户籍证明及电子数据技术协助书、委托技术协助书等证据。 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被告人吴勇刚所提其不是黑社会的辩解和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侯贤帅的辩护人所提本案不存在具备四项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因而也不构成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意见；被告人杨光所提其不是海俊、金恒等公司的成员的辩解；被告人吴勇刚及其辩护人所提吴勇刚不应被指控多个罪名和吴勇刚不应就张开怀经营管理的公司所实施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的辩解及辩护意见；被告人吴勇刚所提其未套路过客户的辩解和被告人吴勇刚、苏锐的辩护人所提吴勇刚、苏锐不构成诈骗罪以及不属于“套路贷”犯罪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苏锐、骆晓杰、郭永跃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仅应就实际参与介绍、风控或催收的事实部分承担责任而不应对整个涉案金额负责的辩解及辩护意见；被告人王琴、莫晓俊、苏锐、骆晓杰及被告人杨光的辩护人所提该五名被告人不应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四方面的特征。就本案而言： 1.从行为特征出发，在案的被告人和同案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及张开怀等同案人所成立、经营或参加的海俊、金恒、风行、赛驰、艾财、艾尚、象融公司：（1）将借款目标锁定为无法通过正常信贷途径获得资金但家庭条件较好或者有车、房等财产的社会群体；（2）利用被害人急需资金的心理，以较低的借款门槛（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引诱被害人到公司办理借款手续并进行所谓的风控审核；（3）以公司规定、行业惯例为由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大部分内容空白的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一般仅有一份且保管在公司；（4）要求被害人手持借款协议、借条、身份证和现金（有时使用假币）等进行拍照，制造虚假的给付凭证和资金流水以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并向被害人收取“保证金”“服务费”“中介费”“头扣”“上门费”“资料费”等各种名义的费用，使被害人实际到手的金额远低于借款金额；（5）对被害人设定严苛的还款要求，即使还款仅仅超过规定时间一分钟也会被认定违约；（6）在被害人还款逾期后，首先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进行催收并索要逾期费、罚款、违约金，若被害人具备还款能力而只是暂时无力还款，则会考虑在被害人尚未还清该笔借款的情况下安排所属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让其再次办理一笔借款手续，从而通过“以贷还贷”“借新还旧”“转单平账”等手段不断垒高被害人的债务金额；若被害人彻底失去还款能力或者无法联系上，则安排催收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和上门催收等方式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实施威胁、恐吓、哄闹滋扰、拦路闹事、跟踪、蹲守、强行入住甚至殴打、剥夺人身自由等暴力、软暴力行为或者凭借之前诱使或逼迫被害人签订的虚高金额的借条、借款合同等证据向法院起诉，从而迫使被害人及其亲属偿还虚高的债务，从中获取非法利益。上述介绍业务、风控审核、签订协议、拍照、放款、催收等步骤环环相扣，形成了典型而完整的“套路贷”犯罪模式。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及其他同案人为积极追求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这一共同目的，在上述环节中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共同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对最终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均起到必不可缺的作用，故对被害人在同一公司被敲诈勒索或诈骗的整个事实和金额均应承担责任。在具体的犯罪过程中，上述被告人及其他同案人对被害人设置各种显失公平的“套路”本质上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并一步步诱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对被害人实行威胁、恐吓行为导致其产生恐惧心理而被迫交付财物以及对被害人实施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和拦截、辱骂、起哄闹事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程度。据此，上述被告人及其他同案人针对不特定多人所实施的多个行为，已分别侵犯了刑法设立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所要保护的各项法益，且符合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故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实属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2.从组织特征看，在案的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和工商登记资料、社会保障缴纳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张开怀早在2015年就已各自依托本身并无经营贷款业务资质的海俊公司和赛驰公司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2017年5月，为扩大组织势力和谋取更大的非法利益，吴勇刚等人与张开怀“强强联手”合作成立了金恒公司，并通过模式输出、资源共享等方式衍生出风行、艾财、艾尚、象融等多家实施相同“套路贷”犯罪模式的公司。上述“套路贷”公司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在一定地域和行业内形成人数较多、结构紧密、成员较为稳定、层级分工明确、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犯罪组织。具体而言，该组织有成员三十余人，其中吴勇刚、张开怀作为上述所有“套路贷”公司的创立者和实际控制人，掌握着放款、催收等“套路贷”犯罪活动核心环节的最终决定权，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运行和活动起决策、指挥、协调和管理作用，系组织者和领导者，处于第一层级；被告人王琴、莫晓俊系相应关联“套路贷”公司的发起者和股东（具有分红权），且作为负责人不仅提供资金账户用于放款、走账和收款，而且在业务、财务、人事、行政等方面具有主要的管理职权；被告人杨光负责带领其他催收人员携带借条、借款协议按照未还款金额或保底金额对海俊、金恒、风行等公司还款逾期的被害人进行催收，不仅有固定工资而且就催收所得金额进行提成和再次分配，上述三被告人与同案人李刚、叶玉亭、蔡显洲、钱耀华在组织犯罪活动中地位显著、作用突出，均系骨干成员，处于第二层级；被告人苏锐、骆晓杰及同案人傅增良、丁光明直接听命于吴勇刚、张开怀，负责审核客户的借款资质，对非大额借款具有决定是否放款和确定具体利息、“头扣”及各项费用的权力，在被害人还款逾期后通知负责人、进行电话催收和跟进上门催收，还提供本人名下账户用于被害人还款，属积极参与以组织名义实施的各项“套路贷”犯罪活动，系积极参加者，处于第三层级；被告人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及同案人王强、李境、余镧、徐强英、李欣华、张华、平海根、张建林、王陈鋆、郑洢、姚菁杰、郑正辉、方小燕、袁静茹、唐璐璐、朱景延、江莲、刘一卿、胡剑、温露露等人明知上述公司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仍听命于前三个层级人员的组织、领导和安排、联络并主动参与其中，系一般参加者，处于第四层级。在此架构下，为增强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的组织性和隐蔽性，上述公司实行统一的公司化运营和管理，对内设有业务、风控、财务等部门及催收人员，并在开会、维护中介、每日报账、人员考勤、分红提成、躲避查处等方面制定有详细而严格的纪律和规约，在实现分工负责的同时也注重通过建立专门的微信群供组织、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发号施令以及业务员、催收人员、财务人员汇报和交流工作，从而加强了上下级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外则实现业务、风控、催收等人员的交叉共用，并相互介绍放贷业务（包括合作放贷）和共享被害人个人、家庭和借款、还款的信息以及合作对被害人进行催收，催收所得金额互相分配，形成了利益紧密相关的共同体。 3.从经济特征看，在案的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微信聊天记录、勘验笔录、公司财务表和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吴勇刚及同案人张开怀本身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和原始资金储备，其所分别或共同成立的海俊、金恒、风行、赛驰、艾财、艾尚、象融公司，通过实施有组织的“套路贷”犯罪活动攫取了超过940余万元的巨额经济利益，并将其中部分用于支付组织成员的工资、红包、提成、中介费和组织聚餐、年会、旅游等活动的费用，以笼络人心并维护组织稳定及壮大组织势力，具备足以支持该犯罪组织持续运行的经济实力。 4.从危害性特征看，在案大量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报警单、处警反馈信息、病历资料、死亡证明等证据证实以被告人吴勇刚和同案人张开怀为首的组织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他人的正常家庭生活和合法权益，间接造成6名被害人自杀、1名被害人外出躲债病逝、1名被害人为还债而实施诈骗、1名被害人亲属患精神疾病以及多名被害人家庭关系紧张、夫妻感情破裂、背井离乡躲债等严重后果，部分被害人及其亲属即使遭受了暴力、软暴力侵害也不敢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上述组织以海俊、金恒、赛驰公司纠集多人盘踞在杭州市上城区平海国际、吴山名楼一带形成非法控制，并通过风行公司在江干区××艾财和象融公司在西湖区、艾尚公司在下城区扩大规模并提升影响力，在杭州地区高利贷非法行业中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上，以被告人吴勇刚和同案人张开怀为首的犯罪组织已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要求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吴勇刚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陈卉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所提上述各项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上述各项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杨光、侯贤帅的辩护人所提杨光、侯贤帅在主观上并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明确故意的辩护意见和被告人章菊霞的辩护人所提章菊霞在主观上无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也不能判断风行公司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明知程度不足，故不应认定其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意见。经查：1.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明细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杨光系海俊、金恒、风行公司催收工作的负责人；被告人侯贤帅系海俊、金恒、赛驰、风行公司的催收人员，二被告人在对被害人进行上门催收前要从吴勇刚等人处了解被害人具体的借款、还款情况和催收保底金额；在上门催收时也会携带借款协议、借条并将催收的过程拍成视频发给吴勇刚，整个过程中保持与吴勇刚实时联络，及时汇报，听候指挥；在催收成功后，能够就催收所得金额进行提成。此外，被告人杨光、侯贤帅在侦查阶段均较为详细地供述了海俊、金恒、风行、赛驰等公司的人员架构和具体分工情况。据此，能够认定被告人杨光、侯贤帅对于海俊、金恒、风行、赛驰等公司以实施“套路贷”犯罪为主要活动和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具体模式均达到明知的程度，具有加入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明确故意。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明细等证据证实被告人章菊霞先后在金恒和风行公司担任财务人员，具体负责放款、收取各项费用、制造虚假流水、报账、催款等环节，并提供其本人的银行、支付宝或微信账户用于放款、走账和收款。据此，能够认定被告人章菊霞对于金恒、风行等公司以实施“套路贷”犯罪为主要活动和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具体模式也达到了明知的程度，具有加入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明确故意，同时又以自身的行为主动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故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吴勇刚所提其规定催收人员在上门催收时不得使用暴力，且对于其他人所实施的非法拘禁和寻衅滋事行为均不知情的辩解，被告人杨光所提其仅催收回10万元左右的款项，在催收过程中未对被害人实施过暴力或软暴力行为，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和诈骗事实均不知情的辩解以及被告人侯贤帅所提其在催收过程中未实施过暴力行为的辩解。经查，被害人祝某1、陈某2、孙某1、杨某1、张某1、曹某1、许某1、诸某、沈某3、冯某1、冯某2、张某2等的陈述，证人吴某5、李某7、丁某、项某2、吴某4、罗某2、周某8、潘某2、何某1、冯某4、沈某6等的证言和接警单、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截图、照片、视频、辨认笔录以及被告人吴勇刚、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包晓东和同案人郑正辉、胡天华、金琪薇等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吴勇刚为迫使被害人及其亲属归还海俊、金恒、风行等公司的虚高债务，指使和安排杨光、侯贤帅、郭永跃等催收人员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实施了发送辱骂、威胁、恐吓内容的短信、微信消息和电话轰炸以及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居所、经营场所、工作单位进行滋扰、纠缠、辱骂、威胁、恐吓等暴力或软暴力行为。因此，上述被告人所提辩解，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吴勇刚的辩护人所提本案中部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与吴勇刚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包晓东的辩护人所提被害人钟某1因诈骗被判刑与包晓东的行为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经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多个行为人实施“套路贷”造成同一被害人或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常、为偿还虚高债务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严重后果，若能确定具体行为人的，对相关行为人酌情从重处罚；若不能确定具体行为人的，对全部行为人酌情从重处罚。在本案中，之所以认定以吴勇刚、张开怀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对6名被害人（即潘某1、毛某2、赵某2、王某5、花某、黄某1）自杀具有一定影响，另有1名被害人（即严某1）因外出躲债病逝，1名被害人（即钟某1）为还债而实施诈骗犯罪、1名被害人（即曹某1）亲属患精神疾病，系因在案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ＱＱ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勘验笔录、公司财务表、民事判决书、债务统计、遗书、处警记录、住院病案、死亡证明等多项证据能够与被告人及同案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上述被害人出现自杀、外出躲债病逝、为还债而实施犯罪、亲属患精神疾病等严重后果系因多家公司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行为所致，属于多因一果。而被告人吴勇刚在上述被害人还款逾期后，指使和安排被告人杨光、侯贤帅、包晓东等人以发送包含辱骂、威胁、恐吓内容的短信和电话轰炸以及上门催收、滋扰（贴大字报、喷漆，堵锁眼）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及其亲属还款的行为（甚至在被害人身亡、病逝、犯罪、亲属患病以后仍继续实施）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属于上述多因中的一因，故吴勇刚、杨光、侯贤帅、包晓东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害人出现自杀、外出躲债病逝、为还债而实施犯罪、亲属患精神疾病等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王琴所提其仅是金恒公司的财务人员而非海俊公司和金恒公司的负责人，故其不应对海俊公司实施的犯罪活动和金恒公司并非由其经手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王琴仅是金恒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王琴参与海俊公司的管理，故其仅应就其在金恒公司所参与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勇刚、苏锐、骆晓杰、章菊霞、陈卉、王小玲及同案人郑洢、胡剑、杨麒芯、徐强英、郑正辉、胡天华等的供述，被害人罗某1、陆某4、周某1等的陈述及辨认笔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与被告人王琴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琴比被告人吴勇刚更早进入放贷行业工作，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人脉资源，在此基础上，其与吴勇刚、张开怀分别合伙成立海俊公司和金恒公司，并在业务（包括风控、放款、收款）、财务（包括出资、制作财务表、发放薪酬）、人事（包括招募人员、考勤奖惩）、行政（包括制定规章纪律、组织活动）等各方面均具有主要的管理职权，且其在吴勇刚被刑事拘留后将海俊公司的办公地址迁至他处并安排相关人员继续从事回收所放款项等业务，故认定被告人王琴系海俊公司和金恒公司的负责人，其应当就海俊公司和金恒公司所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被告人王琴所提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莫晓俊所提其未接触过毛某1、周某4、许某1、诸某、娄某、陆某1等被害人，上述客户是其他人挂在其名下的，故其不应就相关事实承担责任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在涉及被害人毛某1、虞某、许某1、诸某、娄某、郑某2、陆某1的指控中，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莫晓俊参与其中，相关犯罪金额应予以扣除和风行公司于2018年3月解散后，莫晓俊便未再参与公司业务，而周某4、蔡某2、施某、黄某3、李某6还款的时间在此之后，故莫晓俊不应对上述金额负责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诈骗部分第84笔、98笔、157笔、179笔、189笔分别涉及被害人周某4、蔡某2、施某、黄某3、李某6的事实中，上述被害人的陈述与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其等人在风行公司的还款并未因风行公司所谓于2018年3月解散而停止，甚至有被害人在2019年2月仍在向风行公司还款，被告人莫晓俊等人也均予以收下。据此，虽然被告人莫晓俊辩解风行公司在2018年3月就已解散，但其等人所实施的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行为实际上一直处于持续进行的过程中，莫晓俊作为风行公司的发起者、股东及负责人，应当对风行公司所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负责。2.在敲诈勒索部分第31笔、56笔、62笔和诈骗部分第31笔、37笔分别涉及被害人毛某1、许某1、诸某、娄某、陆某1的事实中，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勘验笔录、金恒公司财务表能够相互印证（在涉及被害人毛某1的事实中还有同案人徐强英的供述予以印证），证实上述被害人均系被告人莫晓俊的客户，莫晓俊从中都拿到了中介费或红包。且即使存在所谓的“挂单”的情况，依据在案多名被告人和同案人的供述，莫晓俊也会因为上述客户登记在其名下而获得好处费，同时其将所收到的中介费或红包转交给其他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的人员属于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提供银行卡、账号等帮助的行为，应当对上述敲诈勒索和诈骗行为承担责任。3.在诈骗部分第68笔涉及被害人郑某2的事实中，银行转账明细证实赛驰公司系通过被告人莫晓俊名下尾号为7075的工商银行账户打款给被害人郑某2的，被告人莫晓俊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提供银行卡、账号等帮助，故其应当对该笔事实承担责任。4.在敲诈勒索部分第32笔涉及被害人虞某的事实中，被害人虞某的陈述与被告人莫晓俊及同案人余镧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金恒公司系在被告人莫晓俊上门确认了虞某的住址情况后才进行放款的，且莫晓俊在虞某收到放款后又陪同虞某取回了用于虚假走账的资金交回给金恒公司并从中拿到500元上门费，故其应当对该笔事实承担责任。综上，被告人莫晓俊所提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苏锐所提其对客户进行电话催收时不存在威胁或辱骂行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苏锐并无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其仅仅是打电话提醒，并无任何暴力催收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金某1、虞某、陈某5、郎某等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苏锐在电话催收的过程中以安排上门催收、找其和家人麻烦等方式进行威胁和恐吓；其中就被害人虞某，被告人苏锐还与同案人李刚以拦车威胁的方式对其进行催收。据此，可认定被告人苏锐以软暴力的形式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被告人苏锐所提上述辩解及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骆晓杰的辩护人所提就敲诈勒索部分第11笔（钟某1）指控和诈骗部分第15笔（汪某1）、32笔（娄某）指控，在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骆晓杰参与其中，故骆晓杰不应对上述事实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敲诈勒索部分第11笔涉及被害人钟某1的事实中，被害人钟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勘验笔录、数据光盘、海俊公司“随手借报表”、金恒公司财务表与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骆晓杰及同案人李刚、余镧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钟某1系被告人骆晓杰的客户，骆晓杰先后将钟某1带至海俊、金恒、赛驰等公司借款并从中拿到了中介费等好处，且钟某1向上述公司还款也均是通过骆晓杰进行的。2.在诈骗部分第15笔涉及被害人汪某1的事实中，被害人汪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与被告人苏锐及同案人徐强英、余镧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汪某1系骆晓杰的客户，骆晓杰先后将汪某1介绍到海俊、金恒公司借款。3.在诈骗部分第32笔涉及被害人娄某的事实中，被害人娄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娄某在以现金形式还款给海俊公司时是由骆晓杰计算余额的，同案人王陈鋆的供述证实系其带娄某到骆晓杰处进行风控的，后骆晓杰还对娄某进行了电话催收。据此，在案的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及同案人供述、书证、勘验笔录、电子数据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骆晓杰参与实施了敲诈勒索钟某1和诈骗汪某1、娄某的事实，其应对上述事实承担责任。被告人骆晓杰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侯贤帅所提其记不清有无参与敲诈勒索被害人许某3和其未参与寻衅滋事部分第1笔事实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侯贤帅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詹某1、陆某2、许某3和滋扰周某1的事实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敲诈勒索部分第14、15笔涉及被害人詹某1的事实中，证人詹某2（即被害人詹某1的父亲）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与视频光盘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侯贤帅系2017年12月2日到詹某1家中上门催收且说法语气凶狠的三名催收人员之一。2.在敲诈勒索部分第25、26笔涉及被害人陆某2的事实中，被害人陆某2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与手机照片截图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侯贤帅系于2018年4月至5月间多次对其进行上门催收且语气凶狠并威胁要找其和其家人麻烦的光头催收人员。3.在敲诈勒索部分第90笔涉及被害人许某3的事实中，银行转账记录证实被害人许某3于2018年4月12日转账15000元给侯贤帅，结合被害人许某3的陈述，可认定该15000元系被告人侯贤帅对许某3进行催收所得的款项。4.在寻衅滋事部分第1笔涉及被害人周某1的事实中，被害人周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与证人何某1、沈某1、沈某6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侯贤帅于2017年8月至9月间多次与其他催收人员一起以哄闹、滋扰的方式对周某1及其亲属进行索债。据此，在案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侯贤帅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詹某1、陆某2、许某3和滋扰被害人周某1的事实，其均应对此承担责任。被告人侯贤帅所提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章菊霞的辩护人所提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章菊霞参与了敲诈勒索被害人梁某、曹某1、许某1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敲诈勒索部分第37笔涉及被害人梁某和第58笔涉及被害人许某1的事实中，银行转账记录证实上述二被害人的还款大部分系通过转账至被告人章菊霞名下的银行账户归还给风行公司的。被告人章菊霞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提供银行卡、账号等帮助，以共犯论处，故其应当对该两笔敲诈勒索事实承担责任。2.在敲诈勒索部分第50笔涉及被害人曹某1的事实中，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告人章菊霞于2017年11月18日通过微信将“曹某1续借30000元，走账45000元，8期，每期5010，回款33100元”的情况报账至金恒公司的“老吴财务群”，其作为财务人员应当对该笔敲诈勒索事实承担责任。被告人章菊霞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郭永跃所提其未催收过单某1，因为其与杨光系竞争对手，不可能对同一客户进行催收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在涉及被害人单某1的指控中，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郭永跃参与其中，郭永跃不应对该笔事实负责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的供述及刑事判决书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杨光和郭永跃曾搭档为海俊公司进行催收，且郭永跃和杨光还因于2015年5月共同以敲门、踢门的方式强行进入他人家中索讨债务而被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而在被害人单某1被敲诈勒索的事实中，被害人单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郭永跃于2017年1月至4月和9月至10月分别对单某1进行了电话催收和上门催收，还威胁找单某1的舅舅吴哲索债；证人吴某5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郭永跃于2017年8月和9月间四五次到其家上门催收并威胁找其三哥吴哲索债；通话记录证实被告人郭永跃和被害人单某1在2017年1月8日至4月20日间有过多次通话记录，时间刚好是单某1第六次向海俊公司借款之后，而此时的单某1已无力归还海俊公司的债务。上述证据与被告人郭永跃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吴勇刚曾安排其到单某1位于松木场铁路新村的家中进行家访，并在单某1还款逾期后多次通过电话提醒单某1还款）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郭永跃对被害人单某1以电话催收和上门催收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故其应当对该笔敲诈勒索事实承担责任。被告人郭永跃所提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陈卉的辩护人所提在案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陈卉参与敲诈勒索被害人张某3和诈骗被害人王某1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勇刚、苏锐、陈卉的供述基本一致，证实昵称为“大奔”的微信账号系陈卉按吴勇刚的指示于2017年使用自己身份证办理的手机号码所注册，该微信账号平时用于提醒客户还款和收取客户还款。而被害人张某3、王某1的陈述和微信转账记录证实该二被害人的部分还款系转账至该昵称为“大奔”的微信账户。结合被告人陈卉所作“其曾打款给张某3和王某1”的供述，可以认定被告人陈卉参与敲诈勒索张某3和诈骗王某1的事实。被告人陈卉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骆晓杰、侯贤帅所提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犯罪金额过高的辩解以及被告人王琴、苏锐、骆晓杰的辩护人所提公诉机关计算的犯罪金额有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以被害人还款总额减去实际放款金额得出犯罪既遂金额和借条金额减去实际放款金额得出犯罪未遂金额以及在多笔借款的情况下，若可以区分则分笔计算，无法区分则以总还款金额减去总放款金额的方法得出各被告人的犯罪金额。且公诉机关计算以银行、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和通过电子勘验所取得的海俊、金恒、风行等公司的财务表等客观证据为依据，对于只有被害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还款均不予认定。上述计算方法合理有据，且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就相关被告人敲诈勒索陈某2（第5笔）、詹某1（第14、15笔）、杨某1（第19笔）、周某1（第22笔）、虞某（第32笔）、许某1（第56笔）和诈骗韩某1（第35笔）所认定的犯罪金额并无不准确之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所提上述辩解及相应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莫晓俊、苏锐、郭永跃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被告人在敲诈勒索或诈骗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以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苏锐、骆晓杰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经查：1.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莫晓俊虽然在2017年5月至10月间系金恒公司的业务员，但其在2017年10月作为发起者与吴勇刚、张开怀合作成立风行公司。作为股东（具有分红权）和负责人，被告人莫晓俊不仅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放款、走账和收款，而且在业务、财务、人事、行政等方面具有主要的管理职权。故整体上而言，被告人莫晓俊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系骨干成员并在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事实中起主要的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莫晓俊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苏锐、骆晓杰在海俊公司负责审核客户的借款资质，对非大额借款具有决定是否放款和确定具体的利息、“头扣”及各项费用的权力，在被害人还款逾期后通知负责人、进行电话催收和跟进上门催收。而就被告人郭永跃所涉及的敲诈勒索事实，在案的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记录与其他被告人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其带领其他催收人员多次对被害人单某1、张某2和郑某1实施电话轰炸、上门催收等行为，迫使上述被害人归还虚高的债务。因此，被告人苏锐、骆晓杰、郭永跃在敲诈勒索或诈骗的共同犯罪中均充分参与并起到主要作用，均应当认定为主犯。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苏锐、骆晓杰系从犯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莫晓俊、苏锐、郭永跃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王琴所提其具有主动投案情节的辩解以及被告人苏锐、骆晓杰的辩护人所提苏锐、骆晓杰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王琴、郭永跃的辩护人所提王琴、郭永跃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莫晓俊、杨光、侯贤帅的辩护人所提莫晓俊、杨光、侯贤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经查：1.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琴于2018年11月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扫黑除恶专班向民警索要吴勇刚的身份证用于办理孩子读书事项，但民警基于办案需要未予同意，该过程中王琴并未表示要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代案情，直到被抓获前也未再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或联系民警主动投案；且王琴被拘留后百般狡辩，并拒不承认开设公司从事“套路贷”犯罪的事实。据此，被告人王琴不具有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依法不予认定其具有主动投案的情节。2.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郭永跃在诉讼过程中，就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角色、分工、作用和在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均未如实供述，不符合自首、坦白的成立条件，也不属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故依法不认定上述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或认罪情节。综上，被告人王琴所提上述辩解及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勇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被告人侯贤帅、章菊霞、陈卉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行为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郭永跃、包晓东、陈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吴勇刚、王琴、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莫晓俊、郭永跃、包晓东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章菊霞、陈卉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章菊霞、陈卉、王小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苏锐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莫晓俊、骆晓杰、章菊霞数额巨大，被告人杨光、陈卉、王小玲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吴勇刚、杨光、侯贤帅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吴勇刚、杨光、包晓东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包晓东、陈卉均系一人犯数罪，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杨光、郭永跃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予以从重处罚。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杨光、苏锐、骆晓杰、侯贤帅、章菊霞、郭永跃、包晓东、陈卉、王小玲已经着手实行部分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予以从轻处罚。本案部分诈骗系未遂，量刑时按照既遂部分的规定处罚。在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侯贤帅、章菊霞、包晓东、陈卉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对被告人侯贤帅、包晓东予以减轻处罚，对被告人章菊霞、陈卉予以从轻处罚；在诈骗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章菊霞、陈卉、王小玲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对被告人章菊霞予以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陈卉、王小玲予以从轻处罚；在非法拘禁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包晓东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对其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章菊霞、陈卉、王小玲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均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包晓东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包晓东亲属代为退出违法所得，被告人陈卉、王小玲退出违法所得，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陈卉、王小玲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对其所居住社区也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对被告人陈卉、王小玲依法宣告缓刑。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四、五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五）项、第四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勇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41年8月15日止）。 二、被告人王琴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2036年3月26日止）。 三、被告人苏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三万元（刑期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2034年9月2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四、被告人杨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33年8月15日止）。 五、被告人骆晓杰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七万元（刑期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2034年3月2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六、被告人莫晓俊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19年5月20日起至2028年11月19日止）。 七、被告人侯贤帅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刑期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八、被告人郭永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9年7月17日起至2023年1月1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九、被告人章菊霞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被告人包晓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刑期自2019年7月8日起至2022年1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一、被告人陈卉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二、被告人王小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三、对涉案犯罪工具依法予以追缴和没收；对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吴勇刚、王琴、莫晓俊、苏锐、骆晓杰、章菊霞及被告人王琴母亲何某3名下共计十八个银行和支付宝账户中的资金予以追缴，连同被告人包晓东、陈卉、王小玲退至本院的款项共计人民币八万五千元予以发还被害人；对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吴勇刚名下国信证券账户中的股票和资金依法处置，对公安机关查封的被告人吴勇刚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北景紫荆苑14幢1单元402室的房产、被告人吴勇刚和王琴名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府10幢1202室的房产、被告人骆晓杰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湖山云台苑9幢1008室的房产予以拍卖，上述所得款项在扣除优先债权及共有部分的金额后予以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各被告人在各自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对相应被害人予以退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陈 敏 审 判 员 郑 颖 人民陪审员 王 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林 哲 书 记 员 张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