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0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605517298。法定代表人：孙广怡，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学兵，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庄卫刚，男，1969年1月7日生，汉族，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iv>委托诉讼代理人：慕东，江苏新天伦（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艺，江苏新天伦（太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吴兆凤，女，1951年1月2日生，汉族，住所地重庆市江**。原审被告：鲁辰，男，1976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iv>上诉人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庄卫刚、原审被告吴兆凤、鲁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2、荣登公司向庄卫刚支付未清偿的货款7560元；3、庄卫刚向荣登公司开具发票金额为2435240元、增值税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开具上述发票，则赔偿税收抵扣损失353838.29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庄卫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基本事实不清。1、存储在手机中的微信、短信记录是极其容易伪造或篡改的；2、没有合法的令人信赖的证据认定微信、短信通信的事实客观存在；3、荣登公司尚欠庄卫刚货款290560元的认定与正常的交易惯例不相吻合，也不符合客观实际；4、错误的财产保全行为的法定责任归属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鉴于2009年庄卫刚销售给荣登公司的货物金额为84万余元，显然不符合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理应以一般纳税人开具发票。原审法院以个体工商户为由确定庄卫刚为小规模纳税人开具3%的税率的增值税发票的认定，于法无据，应以纠正。荣登公司还申请调取相关移动通信公司所记录的短信通信详细记录及腾讯公司微信服务器所记录的微信通信详细记录。庄卫刚答辩称，1、荣登公司和庄卫刚在对账后的每一笔交易，除了有微信、短信聊天记录之外还有荣登公司的付款凭证，付款凭证和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完全相匹配，与庄卫刚提供的送货单相互印证。因此一审认定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的事实是正确的。荣登公司想当然的认为庄卫刚伪造了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的时候，庄卫刚把所有的原件都拿到法庭上。如荣登公司认为造假，可以申请鉴定，但荣登公司并没有申请鉴定。2、一审认定庄卫刚需要向荣登公司开票或承担税金的判决，是存在争议的，因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事实上的交易，该货款是不含税的。现荣登公司为不支付货款，在几年后提出开票显然是无理要求，但如荣登公司能按事实依法向庄卫刚支付货款，则可以认可一审的判决。庄卫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登公司、鲁辰、吴兆凤向庄卫刚支付货款290560元；2、判令荣登公司、鲁辰、吴兆凤按照6%利率支付庄卫刚自2017年5月3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算到2019年5月9日为33911.93元；3、本案诉讼费由荣登公司、鲁辰、吴兆凤承担。荣登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庄卫刚向荣登公司提供金额为2435240元的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或赔偿税收抵扣损失353838.29元；2、反诉费由庄卫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07年底2008年初荣登公司向庄卫刚购买玻璃钢护栏产品。2015年3月10日，庄卫刚送了货物计货款31000元后，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363160元，由鲁辰签字确认。之后，庄卫刚又向荣登公司送了货物，其中2015年3月24日货款31000元、2015年4月23日货款30000元、2017年2月20日货款18700元、2017年3月8日货款31000元、2017年4月12日货款31200元、2017年5月29日货款31200元，合计173100元荣登公司没有异议。同时庄卫刚认为，除上述六笔货物外，其还送过九次货物，送货时间和货款分别为：2015年5月28日31600元、2015年6月24日31000元、2015年11月20日32000元、2016年3月1日32000元、2016年5月10日30000元、2016年9月19日31000元、2016年10月22日32000元、2016年11月28日31400元、2017年1月6日32000元，以上合计283000元，因此，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庄卫刚认为其共计送的货物货款为456100元。对于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的付款情况，均是由荣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广怡或鲁辰通过个人账户向庄卫刚个人账户进行汇款，具体汇款时间和金额为：2015年3月12日汇款31000元、2015年3月30日汇款31000元、2015年4月25日汇款30000元、2015年6月1日汇款31600元、2015年6月25日汇款31000元、2015年12月7日汇款52000元、2016年2月4日汇款30000元、2016年3月4日汇款30000元、2016年5月17日汇款30000元、2016年9月26日汇款30000元、2016年10月27日汇款30000元、2017年1月11日汇款60000元、2017年2月26日汇款18700元、2017年3月17日汇款31000元、2017年4月21日汇款30000元、2017年6月7日汇款32400元，以上合计付款528700元，荣登公司对汇款并无异议，但认为是荣登公司的股东或高管代替荣登公司向庄卫刚支付货款。另查明：1、荣登公司于2004年3月18日登记设立，现股东为吴兆凤和鲁辰。荣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广怡与鲁辰系夫妻关系，吴兆凤系孙广怡的母亲。2、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品厂系于2001年1月1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庄卫刚。庄卫刚向荣登公司送货时的送货单上均加盖了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品厂的印章。审理中，庄卫刚明确与荣登公司发生业务，认为从交易情况可以看出荣登公司股东和荣登公司之间账目存在混同，支付给庄卫刚的货款大部分为股东个人支付，故所欠庄卫刚货款及利息由荣登公司和其股东即吴兆凤、鲁辰共同支付。以上事实，有庄卫刚提供的对账单、送货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荣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工商登记信息及庄卫刚和荣登公司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庄卫刚共计送了多少货物？进而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是多少？二、庄卫刚应否向荣登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需开具金额是多少或者赔偿荣登公司税收抵扣损失多少？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庄卫刚认为，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共计送了15次货物共计货款456100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庄卫刚提供的证据有：1、送货存根联13张，另外2张送货单是庄卫刚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鲁辰。该15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为456100元，但均没有荣登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庄卫刚认为其送货到荣登公司处时荣登公司相关人员均不签字，均通过微信或短信形式进行确定。2、庄卫刚与被告鲁辰的短信记录和微信记录。其中短信记录内容为：（1）2015年3月11日庄卫刚问：“怎么还没汇？”；鲁辰答：“今天老婆去买发票，估计来不及去银行。只有明天打款了”。3月12日庄卫刚问：“今天别忘了”；鲁辰答：“知道了”（注：2015年3月12日，庄卫刚收到汇款31000元，即2015年3月10日庄卫刚送货计31000元，该次货款荣登公司认可,货款包括在鲁辰签字确认的欠款363160元中）。（2）2015年3月30日，庄卫刚问：“今天别忘了汇来”、“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注：2015年3月30日，庄卫刚收到货款31000元，即荣登公司认可的庄卫刚于2015年3月24日送货计货款31000元；2015年4月23日庄卫刚送货计货款30000元，被告于2015年4月25日汇款30000元，无短信记录相关内容）。（3）2015年6月1日，鲁辰问：“钱已经汇好了”。（注：2015年6月1日，庄卫刚收到鲁辰汇款31600元。（4）2015年12月4日，鲁辰问：“卡号找不到了，再发一个给我”，庄卫刚答：“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回复：“收到”。12月5日，鲁辰答：“下午汇”。12月6日庄卫刚问：“什么情况我没有收到！是不是汇错了账号?”。鲁辰答：“我家边上的农行没开门，我出去看到就给你转”。12月7日，庄卫刚问：“今天可以了吧？”，鲁辰答：“可以”。后庄卫刚回复：“收到谢谢”（注：2015年12月7日，庄卫刚收到鲁辰银行卡汇款52000元）。（5）2016年2月4日，庄卫刚问：“鲁老板，上午能汇来吗”、“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答：“我老婆会帮你办的，我在外面”，庄卫刚回复：“收到3万，希望6号再汇点来，拜托了”（注：2016年2月4日，庄卫刚收到鲁辰妻子即是荣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广怡银行卡汇款30000元）。（6）2016年3月2日，庄卫刚问：“货款今天可以汇来吗”。3月4日，庄卫刚短信：“收到你老婆汇来3万，这次是3.2万，少汇了2千”、“到目前为止你还欠我284160元，请核对一下，回复我。谢谢”（注：2016年3月4日，庄卫刚收到孙广怡银行卡汇款30000元）。（7）2016年5月10日，庄卫刚问：“1000张薄板下午送来，其中有加边薄板300张，总3万元。明天找时间给我汇来，谢谢”。5月12日，庄卫刚问：“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老板可以把货款汇来吗？”，鲁辰答：“就这两天”。5月14日庄卫刚问：“明天可以汇来？”。5月17日，鲁辰答：“正在银行排队给你办呢”（注：2016年5月17日，庄卫刚收到鲁辰银行卡汇款30000元）。（8）2018年5月20日，庄卫刚问：“鲁老板请你再看看，到现在你还欠我290560元货款，若不对请三天内通知我，三天后我过来”。鲁辰答：“上星期被感染了要隔离，不行还要住院，暂时别过来”。庄卫刚回复“好吧，那你看看金额对不对”、“另外打算什么时候付款给我”、“我想知道谁在做账？”。6月15日庄卫刚问：“鲁老板，身体现在怎么样了，我可以过来吗”，鲁辰答：“我在住院呢”。其中微信内容为：（1）2016年9月18日庄卫刚问：“鲁老板下午给你送过来”、“驾驶员到现在还在苏州没回来，看来要明天上午给你送过去”，鲁辰答：“好的”（注：庄卫刚于2016年9月19日送货31000元）。9月26日，庄卫刚问：“鲁老板，货款怎么还没汇来，是不是卡号找不到了，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回复：“收到”；后庄卫刚问：“麻烦今天可以汇了吗”、“你汇了三万？”、“鲁老板，儿子结婚要用钱呀，就指望你那里汇来了”（注：2016年9月26日，鲁辰银行卡向庄卫刚该农行汇款30000元）。（2）10月21日鲁辰问：“明天早点送来”，10月22日庄卫刚答：“要中午送来”、“车在常熟回来”，鲁辰回复：“好的”。庄卫刚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2000元”、“准备出发了”。2016年10月26日，庄卫刚问：“鲁老板今天啊可以汇来”，鲁辰回复：“下午”，庄卫刚问：“汇多少？可以多一点吗”、“到目前为止你应付317160元”、“请核对一下”、“怎么没汇”。被告答：“下大雨，出不去，明天上午转”。10月27日庄卫刚问：“上午可以汇吗？”。鲁辰回复：“过会就去汇了”、“在办”、“发个卡号”，庄卫刚回复“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收到三万”（注：2016年10月27日，庄卫刚收到鲁辰打款30000元）。（3）2016年11月1日，庄卫刚问：“鲁老板，儿子结婚用钱你什么时候可以汇来，给个大多时间，我好有准备，谢谢了！”。11月23日鲁辰问：“小庄，黄板做好没有？”。11月28日庄卫刚问：“鲁老板货收到了吗”、“送货单照片，金额31400元”、“你累计应付318560元”、“如不对请及时告诉我”。11月29日庄卫刚问：“鲁老板今天可以汇来吗？”。（4）2017年2月20日，庄卫刚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18700元”、“货马上送过来”。2017年2月21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把货款汇来吗”，鲁辰答：“这两天事情多，周六办款”。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了是吗”，鲁辰答：“可以”，庄卫刚问：“老板娘我怎么没收到”，鲁辰答：“24小时后到账”（注：2017年2月26日，庄卫刚收到孙广怡汇款18700元，荣登公司认可收到货18700元）。（5）2017年3月8日，庄卫刚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000元”、“老板娘货现在送过来了”。3月9日庄卫刚问：“老板娘货款什么时候汇来？”、“什么情况老板娘”。3月14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辰答：“今天发工资，明后天你办你的款”。3月16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麻烦你汇来可以吗？”，鲁辰答：“好的”。3月17日庄卫刚问：“老板娘，昨天我没收到呀”、“刚收到，老板娘谢谢了”，鲁辰回复：“不谢”（注：2017年3月17日，庄卫刚收到孙广怡汇款31000元，该货物荣登公司认可收到）。（6）2017年4月11日庄卫刚问：“老板娘，明天下午送过来”，鲁辰答：“好”，庄卫刚问：“司机明天早上送货来”。4月12日，庄卫刚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200元”。4月19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辰回复：“你不催这两天也会去银行，这周安排的”，庄卫刚回复“好的”。4月21日，庄卫刚回复“老板娘收到三万，你少付1200元。”、“下次要补上”（注：2017年4月21日，庄卫刚收到孙广怡汇款30000元。该次送货被告认可）。（7）2017年5月28日庄卫刚问：“老板娘明天送300厚400薄，还是200厚600薄？多了一车拉不下”，鲁辰回复：“300厚600只薄”，庄卫刚回复：“装不下”，鲁辰回复：“那就300厚400薄”，庄卫刚回复：“知道”。5月29日，庄卫刚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200元”、“现在出发了”，鲁辰回复：“好”。5月31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31200加上次1200”，鲁辰回复：“有笔款要等两天，7号前会给你汇出”，庄卫刚回复：“好吧”。6月7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今天7号了”、“汇了吗？”，鲁辰回复：“款已到，今天会汇出”，庄卫刚回复：“好的”、“收到了谢谢！”（注：2017年6月7日，庄卫刚收到孙广怡汇款32400元。该次送货荣登公司认可）。6月20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你好，送货前有2件事请你配合一下，一个是你公司应付我货款余额麻烦报过来！还有我儿子结婚花了好多钱，我现在资金周转成问题了，我想你一下子转给我也比较难，这样吧你每进一车付我5万，款到送过来，这样大家都比较好接受。老板娘我也实在没办法了，谢谢！”。6月25日庄卫刚问：“老板娘要求你对个账有这么难吗？”。7月29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你是黄板不用我的了，还是最近热的不在做？”。8月12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你什么时候去公司，我打算来一趟”、“鲁老板身体好点了吧”。8月16日庄卫刚问：“老板娘你到底什么情况，好歹回个活呀！”。9月8日庄卫刚问：“老板娘厂里还在做吗”。2018年7月21日，庄卫刚问：“鲁老板回个话呢”（该微信发不出去，注明：鲁辰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针对庄卫刚提供的证据，荣登公司认为：对于证据1，其中2015年3月24日金额为31000元、2015年4月23日金额为30000元、2017年2月20日金额为18700元、2017年3月8日金额为31000元、2017年4月12日金额为31200元、2017年5月29日金额为31200元的送货单无异议，但送货的是太仓市新毛卫玻璃钢制品厂，其余均不认可。因庄卫刚提供的均是存根联，没有荣登公司相关人员签字，且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送货单是连号的，这种现象不正常，也不符合送货单的使用规律，因此伪造的可能性极大。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庄卫刚提供的微信记录时间顺序混乱。对于电子数据证据，其取得应根据两院一部颁布的取证规范进行，庄卫刚所提供的电子证据显然不符合上述规范。故，微信记录应当向腾讯公司调取，短信记录应向电信公司调取。荣登公司则认为，自对账后即2015年3月10日起荣登公司仅收到庄卫刚货物的货款为173100元，扣除荣登公司已付款528700元，荣登公司还欠庄卫刚货款为7560元（363160元+173100元-528700元）。一审法院认为：庄卫刚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储存在手机中的原件当庭进行了展示，如荣登公司认为庄卫刚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存在虚假或篡改等情况，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荣登公司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下，可以认定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因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供的电子证据必须向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调取的规定，因此对荣登公司提出庄卫刚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取证不规范不予认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庄卫刚与鲁辰在对账前，从荣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客户联来看，也存在没有荣登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但庄卫刚已送货的情形，在对账后庄卫刚举证的送货单均没有荣登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但有六次送货荣登公司予以认可，因此，对于对账后庄卫刚送货的金额，应当根据庄卫刚提供的微信、短信记录进行综合分析予以认定。因2015年3月10日庄卫刚送货31000元后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363160元双方并没有争议，之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至2016年3月4日庄卫刚收到荣登公司汇款30000元后庄卫刚短信载明荣登公司尚欠庄卫刚货款284160元要求鲁辰核对，鲁辰并没有向庄卫刚回复。2016年5月10日庄卫刚发给鲁辰的短信载明今天下午送货计30000元，对此送货荣登公司予以否认，但在2016年5月17日却付款30000元。同样，在2016年9月18日庄卫刚微信载明明天上午送货而鲁辰回复“好的”（送了31000元货物），在庄卫刚催促下鲁辰于9月26日汇款30000元，但荣登公司对笔业务也予否认。2016年10月21日被告鲁辰微信中要求庄卫刚明天送货，次日庄卫刚将送货单金额为32000元发送给鲁辰，在10月26日庄卫刚微信载明目前欠款317160元（284160元+30000+31000元+32000元-30000元-30000元），鲁辰并没有否认，庄卫刚明确至该日荣登公司欠庄卫刚货款与上述微信、短信记录可以相互印证。2016年11月28日庄卫刚短信载明送货且将送货单发送给鲁辰（金额31400元）、总欠款318560元（317160元-30000元+31400元），鲁辰并没有否认，但荣登公司对此笔业务也予否认。尽管庄卫刚陈述在2017年1月6日还送货32000元没有相应的微信记录记载，但鲁辰在2017年1月11日汇款给庄卫刚60000元，因该笔业务与2016年11月28日的业务共计63400元，鲁辰付款60000元与上述微信、短信记载的交易习惯相吻合。之后庄卫刚又送货四次共计112100元，荣登公司没有异议，之后也四次付款共计112100元，微信上都相应记录了送货日期，也符合以往微信、短信记录的交易习惯，并且庄卫刚在2018年5月20日向鲁辰短信发送尚欠货款290560元（318560元+32000元-60000元），鲁辰并没有否认，并且与庄卫刚的陈述及与上述的微信记录的内容相互印证。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在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庄卫刚共计送货计货款456100元，荣登公司尚欠庄卫刚货款为290560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荣登公司认为，双方自2007年发生业务以来，其中2009年3月5日至2017年5月29日双方共发生业务金额2435240元（不包括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7年5月29日荣登公司不认可发生的9笔业务共计28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庄卫刚作为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的实际经营人，向荣登公司销售的任何货物应当依法纳税并向荣登公司提供发票，鉴于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与荣登公司在2009年的销售额已经达84余万元，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分界线，因此庄卫刚不能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向荣登公司开具发票，应按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开具则赔偿荣登公司税收抵扣损失353838.29元（2435240元÷1.17×17%，即销项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荣登公司提供了自2009年3月5日至2017年5月29日的送货单共计92份。对于荣登公司提供的证据，庄卫刚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提供的送货单不全面，至少遗漏了2015年5月28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9张送货单共计283000元。庄卫刚则认为，庄卫刚、荣登公司之间交易的货物口头约定是不含税金额，交易习惯也是不含税的，如荣登公司要求庄卫刚开具相应的发票，前提是荣登公司向庄卫刚支付相应的税金，后由庄卫刚进行代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庄卫刚向荣登公司销售玻璃钢护栏板产品，按上述规定，应当依法纳税，并向荣登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庄卫刚开办的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是个体工商户，属于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3%，而荣登公司请求的开票金额为2435240元，该金额庄卫刚认可没有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庄卫刚应当以该金额的3%的税率向荣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庄卫刚不能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应当按该税率赔偿荣登公司相应的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2435240元÷1.03×3%）。对于荣登公司提出庄卫刚在2009年度销售额超过8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庄卫刚不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也即庄卫刚不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只能由主管税务机关予以认定，故对荣登公司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庄卫刚提出双方口头约定的交易价格是不含税价格的意见，因庄卫刚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庄卫刚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290560元，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因此荣登公司应当在庄卫刚送货后及时支付给庄卫刚，拖欠不付而构成违约，其在向庄卫刚支付货款290560元时还应当向庄卫刚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对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没有约定，因此荣登公司应当赔偿庄卫刚相应的损失，现庄卫刚请求自2017年5月30日起（因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7年5月29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荣登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庄卫刚请求吴兆凤、鲁辰与荣登公司共同向庄卫刚支付货款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因鲁辰代替荣登公司向庄卫刚支付货款不能即说明荣登公司与其股东账目混同，故对庄卫刚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庄卫刚向荣登公司销售货物后应当向荣登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对荣登公司反诉要求庄卫刚开具金额为243524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应当为3%，如庄卫刚不能开，则赔偿荣登公司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支付庄卫刚货款290560元，并偿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7年5月30日起以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款项由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庄卫刚或汇入太仓市人民法院案款专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账号：32×××31。二、庄卫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荣登公司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2435240元、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开具则赔偿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三、驳回庄卫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16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04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11642元，由庄卫刚负担173304元，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负担8338元。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负担部分由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荣登公司提交：1、短信生成器的搜索结果；2、微信聊天生成器的搜索结果。荣登公司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伪造短消息的app可以追溯到2012年，伪造微信聊天记录的app可以追溯到2015年，这些app装到手机里可以完整模拟虚构的聊天记录。因此，伪造聊天记录很容易。而电子证据真实性要求是要在真实业务中产生，庄卫刚应该提供证据真实性的证明。包括：第三方平台数据，以及短消息发送清单，没有数据，不能证明记录真实发生。证据3：出院小结和病危通知书。证明2015年之后，公司业务量急剧降低，主要是因为鲁辰因病无法从事运作。2016年11月26日病危通知书发出后，微信记录还出现了鲁辰2016年11月28日短信证明收货送货的信息，这不合常理，微信聊天不真实。荣登公司还称鲁辰的曾经遗失，但并未报案，提供2018年12月22日购买手机的凭证。庄卫刚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一审中庄卫刚提交的证据系伪造证据。在一审中庄卫刚当庭提供了相应证据的原始载体，该原始证据载体就是真实证据。荣登公司只是以一种可能性来推测却不申请进行鉴定，因此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关于证据三，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证据也并不能证明荣登公司的证明内容，一审庭审中庄卫刚明确，与荣登公司进行沟通，之前是与鲁辰进行沟通，也是与鲁辰的电话以及微信进行沟通；鲁辰生病后，与鲁辰的妻子，也就是荣登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沟通。即便是鲁辰在生病，但是荣登公司一直在经营，微信和短信也没有说是不能去进行沟通，因此并不能认为鲁辰个人存在病危或者生病，荣登公司就没有在经营。而且一审中一审法院也是多次向鲁辰发送开庭通知材料，但是鲁辰不到庭，对于相关事实并不给予正面的回复。庄卫刚提交：2018年5月20日庄卫刚与荣登公司鲁辰的电话录音，内容为庄卫刚向鲁辰进行催款，鲁辰也明确讲欠款大概是二十几万，该金额与双方真实的金额以及庄卫刚主张的金额是一致的。并当庭播放该段录音。荣登公司质证认为，1、庄卫刚没有提供该证据的取证过程，真实性有怀疑。2、荣登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鲁辰2016年11月26日脑溢血已经导致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有些东西是记不住的。3、内容中没有对欠款金额进行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庄卫刚对其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原始载体手机在一审中当庭进行了展示，荣登公司虽称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可能存在虚假或篡改等情况，但并未提供本案中庄卫刚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及其原始载体手机可能存在虚假或篡改等依据。因此一审认为，在荣登公司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下，可以认定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真实性，该认定并无不当。庄卫刚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接受方为荣登公司鲁辰，荣登公司本身持有接受方微信记录、短信记录。荣登公司又称鲁辰手机曾经遗失，但其并未报案，荣登公司称其不持有相关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主张，缺乏依据。在荣登公司未提交相应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情况下，其要求申请短信、微信服务器服务商通信详细记录的请求显然不能成立。荣登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合送货单、微信、短信记录、货款支付时间、金额进行综合分析，认定荣登公司结欠荣登公司结欠庄卫刚货款290560元，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荣登公司认为其仅欠庄卫刚货款756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庄卫刚开办的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是个体工商户，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由主管税务机关予以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庄卫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为3%并无不当，荣登公司应按17%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2236元，由上诉人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恩乾审判员  杨 兵审判员  徐 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崔季珺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