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甄立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声扬，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娟，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一审被告)：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法定代表人：贺喜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坚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正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陈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中，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贺劲松，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鹰，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维，该分行员工。上诉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集团”)、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长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正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正熙公司及中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保证合同》作为股权交易的对价和《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产交合同》”)签署的前提条件，若《产交合同》被判决解除，《保证合同》也应予以解除。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挂牌公告第四条明确产权受让方不仅需要签署《产交合同》，亦需要为委托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4月8日签署的《产交合同》第6.2条亦约定，恒大长沙公司应就浅水湾湘雅温泉花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浅水湾公司”)向北京新松置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公司”)及其关联方(正熙公司)偿还关联方债务本息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义务。从挂牌公告约定的交易条件、《保证承诺函》的出具以及《产交合同》的约定来看，本次股权交易是一个整体交易行为，包括《产交合同》的签署和《保证合同》的签署。即恒大长沙公司获得浅水湾公司67%的股权所应支付的对价，除需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还应与恒大集团一起签署《保证合同》来承担浅水湾公司对正熙公司负有的债务。虽然恒大长沙公司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仅诉请解除《产交合同》，但隐含的却是诉请整个股权交易的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而就本案而言，《产交合同》解除后，恒大长沙公司返还股权、新松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外，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也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这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恢复原状”的立法本意。此外，《产交合同》与《保证合同》虽不是主从合同的关系，但《保证合同》却是《产交合同》得以签署的前提条件，故而《产交合同》的签署及履行是《保证合同》签署的目的。若《产交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则《保证合同》签署的目的已落空，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亦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解除《保证合同》。二、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担保行为因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一)恒大长沙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应无效。恒大长沙公司仅持有浅水湾公司18%的股权，并非直接或间接控制浅水湾公司。但恒大长沙公司在签署《保证合同》时，未能通过公司的有关机关作出决议，而债权人正熙公司及中信银行也均未要求恒大长沙公司提供公司决议文件，更未进行形式审查，故而恒大长沙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因违反《公司法》而无效。至于正熙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从该股东决定的内容来看，恒大集团仅同意恒大长沙公司参与浅水湾公司67%股权交易的竞买，而非同意恒大长沙公司为浅水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故不能据此推断出恒大集团同意恒大长沙公司为浅水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二)恒大集团提供担保的行为应无效。同理，恒大集团提供担保的行为也因违反《公司法》而无效。三、本案应中止审理。(一)本案需等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二)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已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保证合同》已于2019年5月30日解除，案号为(2020)沪0104民初7782号。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确认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与正熙公司、中信银行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已于2019年5月30日解除，则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在本案中就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故而本案的判决结果需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之规定，本案应中止审理。(三)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与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在本案中认为《保证合同》应予解除仅是作为抗辩意见，而非提起反诉。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仍有权提请法院确认《保证合同》解除与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不会与本案构成重复诉讼。正熙公司辩称，一、保证合同系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应予遵守。(一)《保证合同》加盖了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的外观。(二)即便需要考虑内部决策程序，对于恒大长沙公司所作的连带保证：1.《保证合同》由恒大长沙公司与恒大集团共同签署。恒大集团是恒大长沙公司的唯一股东，对于恒大长沙公司为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之行为知悉并同意，视为已通过内部决策程序。《九民纪要》第19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有明确表述。2.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成交并签署的《产交合同》第6.2条及此前的《产交挂牌公告》，均载明竞得人应当为正熙公司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前述产权交易，恒大集团作为恒大长沙公司唯一股东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同意竞买”的股东决议，由于竞买内容中明确包含对正熙公司委托贷款的担保事项，因此该决议视同恒大集团对恒大长沙公司担保行为的决议。(三)对于恒大集团所作的连带保证：1.2018年4月8日《产交合同》签署后，恒大长沙公司受让取得浅水湾公司67%的股权、成为持股85%的控股股东。恒大集团作为恒大长沙公司唯一股东，系浅水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恒大集团签署《保证合同》，符合《九民纪要》的第19条规定。2.恒大集团是恒大长沙公司的唯一股东，恒大集团为其独资子公司恒大长沙公司所控股的浅水湾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正熙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其公司利益，应系其真实意思。二、《保证合同》是《委贷展期合同》的从合同，与《产交合同》相互独立。两上诉人辩称“《产交合同》解除、《保证合同》亦解除”的说法不成立。两上诉人应继续履行《保证合同》、对委托贷款本息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保证合同》是《委托展期合同》的从合同，独立于《产交合同》。《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保证合同》鉴于条款第2项载明，“原《委贷合同》与《委贷展期合同》合称为‘主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的债务是《委贷展期合同》中债务人浅水湾公司的还本付息义务。所以，本案《保证合同》的主合同是《委贷展期合同》、而非《产交合同》。《产交合同》系由案外人新松公司与恒大长沙公司签署。《产交合同》虽提及由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提供保证，但那仅是保证人与案外人的内部约定——保证人因何原因而提供保证，不影响保证人与债权人单独所签的《保证合同》。从《保证合同》内容来看，不仅没有约定任何的前置条件作为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保证合同》第6.1条还明确约定：“本合同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不因主合同债务人违约或乙方(注：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与其他任何债权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而影响本合同效力。保证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二)两上诉人不享有解除权，其主张的“《保证合同》解除”不成立。无论《产交合同》是否解除，均不影响《保证合同》从属于《委贷展期合同》而独立存在。事实上，《产交合同》也未解除。恒大长沙公司在(2018)湘民初71号案件主张的“请求判决解除《产交合同》”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并判决恒大长沙公司继续履行《产交合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权，相反其第6.1条明确“保证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也未证明存在任何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事项。因此，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并无单方解除权，《保证合同》并未解除。三、本案审理不受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案的审理进程所影响，不应中止审理，而应继续审理并判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一审判决驳回了恒大长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系争的《保证合同》独立于《产交合同》而存在，《产交合同》是否解除不影响本案对《保证合同》作出独立裁判。本案也不受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案的审理进程所影响。两上诉人为了拖延承担保证责任，在隐瞒《保证合同》纠纷已经本案审理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30日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保证合同》。本案早在2018年11月28日立案，一审判决对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解除《保证合同》的主张进行了审理，最终否定了该项主张、并判决《保证合同》继续履行。因此，本案对《保证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解除等问题独立地进行了审理，不受上海市徐汇人民法院案的审理进程所影响。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信银行述称，《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款展期合同》及保证合同经签署并生效后，中信银行已依约履行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无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请法院依法裁判。正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99,844,800元(以下币种均同)及逾期利息(参照期内息标准即年利率5.9375％，自2018年9月21日起以99,844,800元为基数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减去已经抵扣的504,900.4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正熙公司、中信银行、浅水湾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委托贷款金额为159,844,800元，贷款期限为2015年12月25日至2017年12月25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础利率上浮163.75％。定价基础利率以前一个工作日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确定。利息的计算公式为：利息=实际贷款余额×计息期间的实际天数×年利率／360天。对于非一次性还本付息的贷款，首次结息日为2016年3月20日，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度末月的第20日。第五条约定，如浅水湾公司未按计划还款，且又未就展期事宜与正熙公司、中信银行达成协议，则构成贷款逾期，中信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罚息利率计收利息(但未标明罚息利率加收标准)。第9.4条约定，合同项下浅水湾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和中信银行从浅水湾公司账户扣收的任何款项，按如下顺序清偿：委托贷款手续费、到期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违约金等，然后用于偿还到期本金。第19.2条约定，若浅水湾公司没有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即构成浅水湾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违约。第19.4条约定，浅水湾公司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偿还本金，中信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息。二、2017年12月25日，正熙公司、中信银行、浅水湾公司签订《展期合同》，约定截止至2017年12月25日，委托贷款的余额为99,844,800元，现各方同意并约定展期12个月，即到期日延长至2018年12月25日，年利率为5.9375％，展期期间利率不调整。第四条约定，除本合同变更的内容外，原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当事人各方有意共同信守执行。第七条约定，鉴于浅水湾公司的控股股东新松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浅水湾公司的67％股权(已于2017年11月30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预披露)，如本次挂牌交易成功，则浅水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因此，各方一致同意，如本次挂牌交易成功，则在新松公司与受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90天内，浅水湾公司应立即提前归还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本息。如本条约定与合同其他条款约定冲突的，应以本条约定为准。三、2018年2月14日，恒大集团作为恒大长沙公司的唯一股东，作出如下决议：同意恒大长沙公司参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18年1月23日挂牌的浅水湾公司67％股权的竞买(项目编号：G32017SHXXXXXXX)。四、2018年4月4日，恒大集团向正熙公司、中信银行出具《保证承诺函》，就中信银行、正熙公司与浅水湾公司于2015年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及于2017年12月25日签署的《展期合同》(统称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第2.1条约定，保证范围为债务人(指浅水湾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当支付的主债权本金、利息以及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逾期利息、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等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等)。第3.1条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同意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第4.1条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第6.1条约定，本保证承诺函作出的保证系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不因主合同债务人违约或保证人与其他任何债权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而影响本保证承诺函及据此作出的保证之效力。同日，恒大长沙公司亦向正熙公司、中信银行出具《保证承诺函》一份，除保证人为恒大长沙公司之外，内容与前述《保证承诺函》一致。五、2018年4月8日，新松公司、恒大长沙公司、案外人上海财瑞产权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华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产交合同》。合同第1.1条载明，本合同标的为新松公司所持有的浅水湾公司67％的股权。第1.2条载明，新松公司出资2010万元，占67％股权；恒大长沙公司出资540万元，占18％股权。第3.1条载明，交易价款为63,700万元。第6.2条载明，双方签署本合同后，标的企业应当于不超过本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内偿还新松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债务本息，包括新松公司的关联公司正熙公司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形式对浅水湾公司拥有的9,984.48万元的借款及相应利息；并且，恒大长沙公司应就浅水湾公司向新松公司及其关联方偿还前述债务本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浅水湾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第10.1.3条载明，目前，上地公司及中南大学因不服(2014)望民重字01831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上诉至长沙中院[案号为(2016)湘01民终5837号]，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恒大长沙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已充分考虑了前述因素，恒大长沙公司在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若上述诉讼仍未审结的，由恒大长沙公司主导的浅水湾公司应诉，新松公司在合理范围内提供必要协助(包括协调外聘律师与恒大长沙公司一并梳理案件)。因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由浅水湾公司承担(若浅水湾公司因前述诉讼产生损失的，并不构成新松公司违反善良管理义务，也不构成新松公司违反本合同项下的声明、保证与承诺)。第10.3.4条载明，除本合同已有约定外，新松公司已充分向恒大长沙公司披露且恒大长沙公司已充分知悉，浅水湾公司及其所占用地存在……土地诉讼(包括但不限于(2016)湘01民终5837号民事诉讼及(2015)长中行初字第342-346号行政诉讼及其上诉案件)等情形。恒大长沙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最终转让价款(含股权转让款、利息及由恒大长沙公司负责清偿的关联方负债)充分考虑了前述因素……。六、2018年4月8日，正熙公司、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中信银行共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7)沪银委展贷保字第XXXXXXXXXXXX号)。“鉴于”部分载明：1.2015年，正熙公司、中信银行及浅水湾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根据《委托贷款合同》，正熙公司委托中信银行向债务人(指浅水湾公司)发放委托贷款本金159,844,800元，应于2017年12月25日到期归还。2.2017年12月25日，正熙公司、中信银行与债务人公司签订了《展期合同》，《委托贷款合同》与《展期合同》合称为“主合同”。根据《展期合同》的约定，截至2017年12月25日，《委托贷款合同》的未偿还余额为99,844,800元，该合同各方同意将《委托贷款合同》展期12个月，即到期日延长至2018年12月25日。3．根据《展期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如债务人的控股股东新松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成功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浅水湾公司67％股权，则债务人应在新松公司与产权受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90天内提前归还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本息。4.2018年4月8日，新松公司与恒大长沙公司签订《产交合同》，根据该合同第六条关于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的约定及上述《展期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债务人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内偿还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本息。截至2018年2月28日，债务人于主合同项下所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共计99,844,800元(利息按主合同约定另计)。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自愿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第1.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务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及其他内容以主合同约定为准。第2.1条约定，本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当支付的主债权本金、利息以及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逾期利息、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等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第3.1条约定，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第4.1条约定，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七、2018年9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湘民初7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载明，恒大长沙公司诉新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该院决定立案审理。恒大长沙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解除恒大长沙公司与新松公司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产交合同》；2.判决新松公司向恒大长沙公司返还依据《产交合同》而支付的价款19,110万元；3.判决新松公司向恒大长沙公司返还意向金1,000万元。八、2018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新松公司诉恒大集团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沪74民初1408号］，该案原告新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恒大集团继续履行《产交合同》，向新松公司支付交易尾款435,900,000元及利息4,740,412.50元；2.恒大集团向新松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出具(2018)沪74民初140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本案须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初71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为由，裁定中止审理。九、2019年8月2日，浅水湾公司向该院出具《关于正熙投资委托贷款的还款情况说明》，认可截至2018年7月7日前应归还正熙公司借款本金99,844,800元及相应利息，其中：本金99,844,800元尚未归还；2018年9月20日之前的利息已支付完毕；2018年9月21日起的利息，除银行分别扣款504,300.49元、600元之外，其余利息尚未支付；截至2019年7月26日，其没有就该笔贷款与正熙公司达成展期或其他协议安排，目前尚无力清偿上述款项。十、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新松公司于2007年3月2日实缴2,010万元成为浅水湾公司的股东，恒大长沙公司于2012年7月3日实缴540万元成为浅水湾公司的股东。恒大集团于2010年6月28日实缴47,000万元成为恒大长沙公司的股东，且至今为该公司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保证合同》“鉴于”部分所述，双方当事人关于“《保证合同》系《委托贷款合同》与《展期合同》的从合同”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不存歧义。虽然《产交合同》第6.2条约定乙方(指恒大长沙公司)应就标的企业向甲方(指新松公司)及甲方关联方(指正熙公司)偿还关联方债务本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亦主张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系签订《保证合同》的前提条件，承担担保责任系支付《产交合同》项下对价的一部分。但该院认为，即便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观点成立，也仅能表明《产交合同》与《保证合同》之间存在原因——结果关系。一般而言，保证人均出于某种原因而自愿为他人之债务提供担保，此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亦或情感道德的考量。但合同之间的原因关系不能等同于主从关系。主从合同之间除了权利义务具有从属性外，债权人主体亦应为一致，此为主合同债权人得同时主张从合同项下权利，以及从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无效时能对抗主合同债权人的基本前提。《保证合同》的债权人为正熙公司，而《产交合同》的当事人则为新松公司和恒大长沙公司，两者的债权人主体不一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份合同仅能约束各自的当事人，彼此之间不存在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关于《保证合同》系《产交合同》从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由于《产交合同》并非系争《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产交合同》有效与否并不影响系争《保证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无论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合同解除纠纷［案号为(2018)湘民初71号］，还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合同履行纠纷［案号为(2018)沪01民初1408号］，均与本案诉请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关于中止审理的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分别向正熙公司、中信银行出具《保证承诺函》，并于2018年4月8日与正熙公司、中信银行签订系争《保证合同》，均载明保证方式系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上述《保证承诺函》、《保证合同》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主张，《保证合同》未经过公司有权机关的决议，不生效力。对此，该院认为，尽管正熙公司不能提供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公司有权机关作出同意提供系争担保的决议，但《产交合同》系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所签订的正式合同，恒大长沙公司签订该合同经过了其唯一股东即恒大集团作出的股东决定，《产交合同》对于系争借款的还款及担保事宜有明确约定，因此签订《产交合同》并按照该合同约定提供本案系争担保系恒大长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恒大长沙公司系浅水湾公司的股东，恒大集团系恒大长沙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产交合同》约定，新松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浅水湾公司67％股权出售给恒大长沙公司之后，恒大长沙公司将持有浅水湾公司85％的股权。由此可见，恒大集团直接控制恒大长沙公司，并有望通过恒大长沙公司从新松公司处受让股权的方式间接控制浅水湾公司。在此背景下，恒大集团为恒大长沙公司履行《产交合同》以及浅水湾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正熙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其公司利益，应系其真实意思。该院认为，《保证合同》、《保证承诺函》系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对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关于《担保合同》、《保证承诺函》不生效力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另主张其已行使合同解除权，但并未证明该解除权行使符合《保证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亦未证明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因此两上诉人关于《保证合同》已解除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系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正熙公司在浅水湾公司未按约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可以要求浅水湾公司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现正熙公司起诉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要求他们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未起诉要求浅水湾公司履行债务，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该院对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要求追加浅水湾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不予支持。四、首先，系争贷款还款期限已届满。根据《展期合同》约定，正熙公司、中信银行、浅水湾公司同意并约定借款展期至2018年12月25日。该合同第七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如新松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浅水湾公司67％股权挂牌交易成功，则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90天内，浅水湾公司应立即提前归还本案系争借款本息。《产交合同》第6.2条约定新松公司与恒大长沙公司签署合同之后，浅水湾公司应当于不超过该合同签订之日起90天内偿还本案系争借款本息。自新松公司与恒大长沙公司于2018年4月8日签订上述合同之日起90天，即2018年7月7日。截至本案起诉之日，本案系争贷款的还款期限已届满。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主张《产交合同》项下交易尚未完成交割，因此系争还款期限尚未届满。对此，该院认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主要职能包含审核产权交易主体资格、交易条件以及所提供材料，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及时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并为交易双方办理有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提供便利条件等，交割交易股权并不属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业务范围。本案所涉浅水湾公司67％的股权采取挂牌交易方式，并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即恒大长沙公司，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双方协议成交，并签订交易合同，符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非公有产权交易操作细则(试行)》(沪联产交［2011］027号)中关于组织交易的规定，系争股权挂牌交易已经成功。系争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等行为属于合同履行阶段，与系争股权挂牌交易是否成功无涉。此外，《展期合同》第七条还约定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90天内还本付息，可见当事人亦以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作为付款期限的起算日，而并不以股权实际交割作为确定付款期限的基准，以此亦可推出《展期合同》第七条所约定的挂牌交易成功系指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而非股权实际交割。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主张以系争股权交割完成之日作为挂牌交易成功之日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次，浅水湾公司出具由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杨华，财务总监聂少波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关于正熙投资委托贷款的还款情况说明》，载明系争委托贷款尚欠本金99,844,800元，至2018年9月20日利息均已支付完毕。2018年9月21日起的利息，除受托银行于2018年12月21日扣款504,300.49元、2019年2月26日扣款600元之外，其余利息尚未支付。浅水湾公司上述说明与正熙公司主张事实相一致。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主张正熙公司、新松公司、浅水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浅水湾公司存在已通过其他渠道进行部分还款的可能或本案系争贷款系虚构。对此该院认为，根据公开信息渠道查询，恒大长沙公司于2012年7月3日实缴540万元成为浅水湾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即使上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恒大长沙公司亦自2012年起为浅水湾公司的股东，对于浅水湾公司的公司经营状况、财务运作情况及本案系争贷款是否虚构应当明知。虽然中信银行陈述无法对于该行系统之外进行的还款等资金往来进行确认，但其作为受托人向债务人实际发放了贷款并办理展期。《委托贷款合同》、《展期合同》、《产交合同》、《保证合同》、《保证承诺函》对本案系争贷款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未举证证明浅水湾公司已通过其他途径向正熙公司支付欠款的事实或本案系争贷款系虚构。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纳。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依照《保证合同》、《保证承诺函》的内容对浅水湾公司未能偿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次，关于保证范围，《担保合同》约定保证范围为债务人(指浅水湾公司)在主合同(指《委托贷款合同》与《展期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鉴于”部分载明：截至2018年2月28日，债务人于主合同项下所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为99,844,800元，利息按主合同约定另计。正熙公司主张由于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浅水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正熙公司亦确认2018年9月20日之前的利息与逾期利息已支付完毕，2018年9月21日之后中信银行共扣款504,900.49元。该院认为，根据《委托贷款合同》第9.4条关于债务清偿顺序的约定，前述504,900.49元应先抵扣罚息。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主张正熙公司诉请的罚息利率过高，应当以年利率4.35％计算。对此，该院认为，熙公司主张以年利率5.9375％计收罚息，有合同依据，亦于法不悖，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应向正熙公司偿还贷款本金99,844,800元；二、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应向正熙公司偿还罚息，以贷款本金99,844,8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9375％，自2018年9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第十日止，减504,900.49元(若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在此期限前归还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金额，则罚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下列新的事实没有争议，且有民事判决书、受理通知书、审计报告等证据在案可稽，本院予以确认：一、2019年12月3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民初7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恒大长沙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恒大长沙公司向新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和违约金。恒大长沙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2020年4月，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三方在2018年4月8日所签的保证合同已于2019年5月30日解除。该院已受理该案。三、至今，浅水湾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恒大长沙公司股权为18%。四、从巨潮资讯网下载的恒大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记载，2017年12月合并报表资产总计157,006,200万元，公司资产总计39,346,100万元。该财务报表附注部分将恒大长沙公司列为直接控制之子公司。五、2018年5月15日，正熙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确认函，其中记载，“贵行无义务对恒大方资质、保证手续落实，包括权利机构决议……作出任何审查，我方将自行落实。”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系争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保证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否因解除而终止，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逐一分析如下：一、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一)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担保合同2018年4月8日，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与正熙公司、中信银行共同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加盖了恒大集团、恒大长沙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但该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尚需考量上述签约行为是否属于有权代表。《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法》并未否定公司的担保能力，而是通过公司章程对担保的代表权予以限制。恒大集团公司章程第六章对公司对外担保作出了具体规定。其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由公司统一管理，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需经公司依本章程规定的审议程序批准后方可执行。”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30%以后提供的任何对外担保需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单笔审议对外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未总资产10%的对外担保。”该公司章程未规定低于上述金额的担保需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案涉担保的金额低于章程规定的金额，按该公司章程，就可能存在三种解释。一是仍需由董事会决议，二是由股东会决议，三是无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采何种解释，需结合该条款制定目的、公司性质、经营规模以及《公司法》第十六条综合加以确定。首先，按常理公司章程系由股东反复磋商、慎重研究、咬文嚼字而后制定之结果。恒大集团公司章程就担保问题作出了极为详尽的规定，故对低于该等金额的担保未作规定，显然不是遗漏或疏忽，而是制定者为实现公司治理和高效经营的制度安排，是有意为之。将此视为公司章程的漏洞，有悖常理。如采纳第一种解释，章程第三十三条有关金额的规定成为具文，显然不符合章程制定目的。其次，由于公司业务种类、股东结构、经营理念的多样性、复杂性，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章程必须采取某种特定措辞、方式和程序，而是交由公司章程进行规制。公司章程对代表权的限制或授权可以采取明示方式或默示方式，也可以区分不同金额作出不同的规定。恒大集团公司章程将大额担保授权由董事会决议，无需股东会决议，“举重以明轻”，更小金额的担保也就更没有理由需要程序繁琐的股东会决议。按反推解释，公司章程既然只规定大额担保需要董事会决议，没有规定的更小金额的担保需要董事会决议，即是概括授权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第三，股东会和董事会分属公司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经营性决策一般由董事会决定，而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等重大事项则由股东会决定。公司法没有强制规定对外担保必须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决策。具体由谁决策，不仅取决于担保金额，还取决于公司业务范围、交易惯例、持股结构、经营管理模式等。按恒大集团公司章程的制度安排，大额担保仅需董事会决议即可，尚未达到该金额的担保对该公司而言，其重大性就显然较低，交由股东会决策，也就不符合公司章程的本意。将公司章程解释为以默示方式授权法定代表人直接签订低于章程规定额度的对外担保，符合对公司章程上述条文的通常理解。第四，从恒大集团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可知，恒大集团系以地产业务为主的资产极其庞大的公司。按常理，此类重资产行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融入大量资金进行项目开发，融资时需办理相应的担保。章程规定公司和合并报表公司的重大担保由该公司董事会决议，而将小于章程限额的担保概括预先授权给法定代表人决定，有利于降低决策成本，符合商业惯例。第五，诚如上诉人所称，恒大长沙公司作为恒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欲受让浅水湾公司股权，提供担保的目的是为满足《产交合同》签署的前提条件。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提供担保并非没有获得利益，而是通过项目公司股权收益间接获益。担保不是恒大集团法定代表人滥用权力，而是为了公司利益的正常经营行为，应当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如果法院仅因恒大集团没有作出决议就认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不仅会扰乱业已安定的交易秩序，也容易滋生公司恶意逃避担保责任的道德风险。综上因素，本院认为第三种解释更符合恒大集团公司章程的真实含义。恒大集团法定代表人基于公司章程的概括性预先授权，其有权直接对外签订低于章程限额的担保合同。恒大长沙公司作为合并报表的公司，恒大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也有权决定是否对外进行担保。系争担保合同因此成立并生效。(二)欠缺机关决议是否有效退而言之，即使不考虑前述有关恒大集团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权签订担保合同的结论，欠缺公司机关的决议担保也非必然无效。1.恒大长沙公司与正熙公司的保证合同恒大长沙公司、恒大集团除单独出具担保承诺函外，还共同与正熙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这一事实表明，恒大集团在合同签订时不仅明知恒大长沙公司对外提供了担保，不但未反对恒大长沙公司提供担保，还同意自已也一并为之提供担保。恒大集团作为恒大长沙公司唯一股东，上述行为明确表明了其同意恒大长沙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与股东会决议效力相同。是故，恒大长沙公司与正熙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虽然欠缺机关决议，但仍依法成立并生效。2.恒大集团与正熙公司的保证合同虽然系争保证合同签订时，恒大长沙公司仅占债务人浅水湾公司18%的股权。但同日，恒大长沙公司与新松公司即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恒大长沙公司受让浅水湾公司股权，成为占85%股权的大股东。如上述股权转让合同按约履行完毕，恒大集团即可以通过恒大长沙公司间接控制债务人浅水湾公司。系争债务系浅水湾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一般而言，公司为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的担保，即使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恒大长沙公司仅支付部分转让款后即要求解除《产交合同》，而出让人则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因此导致另案涉讼。就该转让合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已判令恒大长沙公司继续履行转让协议。故本院有理由认为，该转让合同如可以按约履行，恒大集团即可以间接控制浅水湾公司。如以恒大长沙公司未按约履行转让协议为由，否定恒大集团即将可以间接控制浅水湾公司，豁免其本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判决将恒大集团视为间接控制债务人，进而认定越权担保存在例外情形，担保合同生效的观点，合情合理，本院予以采纳。二、保证合同是否因解除而终止两上诉人虽称其已通知解除，但如其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双方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可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则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系争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任何解除条件，相反第6.1条规定，保证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故上诉人的解除行为不符合《合同法》有关约定解除的规定。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就保证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诉人的解除行为也不属于协议解除。上诉人主张其系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行使法定解除权。但该项法定解除权仅适用于“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情形。依据系争保证合同约定，正熙公司对两上诉人无任何约定债务，两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正熙公司在履行保证合同中存在迟延履行或其他违约行为，故两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原因不可能是正熙公司的违约行为，该解除合同的理由也就不可能成立。至于两上诉人有关保证合同与股权转让存在主从关系、转让合同已解除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首先，其有关股权转让合同已解除的主张，仅是其单方观点，无任何证据证明解除已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或法院判决的支持。其次，系争保证合同与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同，担保债务也不是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债务，两者之间并无主从合同关系。不论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解除，均不会影响系争保证合同的效力。第三，现实生活中，任一事物、事件都可能与其他事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系争保证合同除与《委贷合同》、《委贷展期合同》存在关联，还与《产交合同》履行、浅水湾公司业绩、浅水湾公司相关诉讼结果等存在一定关联。但基于交易安全，法律不允许当事人依据过于遥远的原因、因素、条件的变动，去解除或否定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五种法定解除情形，其中三种情形都要求该合同当事人在该合同履行中出现了违约或拒绝履行，即是此意。在系争保证合同之外，即使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或案外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出现违约或违法行为，也不会因此导致保证合同解除。第四，系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是浅水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出让人是新松公司。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正熙公司既不享有权利，也不负担义务。上诉人之所以愿意为浅水湾公司过去的债务提供担保，完全系其对股权受让后的可得经济收益和担保风险进行商业判断和利弊计算后之结果。现其以浅水湾公司项目受益低于预期，股权转让合同目的不达为由，主张解除保证合同，有悖诚信。综上，上诉人的解除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其以保证已经解除为由拒绝履行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三、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如前所述，系争保证合同与《产交合同》虽有关联，但不属于《担保法》所指的主从法律关系。两上诉人为浅水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自有其原因或商业因素的考虑，其是否可以从主债务人或其他人处获得对价或补偿，均与保证合同无关。不论《产交合同》是否解除，均不会影响浅水湾公司所负债务，也不会因此赋予两上诉人解除保证合同的权利，故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正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两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两上诉人于一审时即提出了保证合同已解除的抗辩，故通知解除行为是否发生解除效力在一审时就是本案的主要争点(攻击防御方法)。对该争点的判断是最终判决的前提，因此在一审就已被纳入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就该争点作出判定。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等待上诉人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以另案判决结果作为本案处理前提和依据。上诉人于一审判决作出后，向其他法院就保证合同解除另行提起诉讼，因两案的主要争点(攻击防御方法)存在共通，本院不因其后诉行为，对本属于本案的审判对象进行缩减或排除，更无需等待后诉法院作出程序或实体处理后再对本案进行处理。上诉人要求中止审理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尤需指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后，上诉人以其抗辩理由单独提起诉讼，企图阻止二审程序进行。其无视双方当事人就该合同是否解除已经进行充分攻防，一审法院也就此作出了判决的事实，另行起诉徒增诉累，浪费司法资源。如此种方式可以阻却或中止本案审理，其还可以提起确认债务不存在之诉、保证合同未成立之诉、保证合同未生效之诉等，使得本案审理程序长期停滞。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一般正义。综上，系争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两上诉人应当按约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各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5,634.89元，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庶审判员 黄 海审判员 许晓骁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石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