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4738号原告：潘伟强，男，196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明，系原告弟弟。原告：潘伟云，男，196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明，系原告哥哥。原告：潘伟明，男，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茹，系原告女儿。被告：潘伟灵，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圣、史泽锐，均系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诉被告潘伟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伟强、潘伟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明、原告潘伟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茹，被告潘伟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诉称：原被告均为潘炎基（己故）的婚生儿子。潘炎基于2001年向单位购买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的房改房。原被告母亲于1995年3月去世，父亲于2013年11月与周艳华登记结婚。父亲潘炎基为了将其名下唯一房屋留给原被告，在征得原告的意愿后，于2015年10月9日以被告的名义用购买的交易方式，由房地产权属人潘炎基过户至被告潘伟灵名下。为保障原被告各自的合法权益，明确该房屋在父亲百年归老后的处置事宜，双方于2016年9月23日签订《房屋分配协议书》载明“兹有原父亲潘炎基一套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房的房屋已过户至潘伟灵名下。现经潘炎基儿子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潘伟灵协定父亲百年归老后，将潘伟灵名下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房的房屋出售，将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潘炎基于2018年5月25日去世，被告征得原告意愿于2019年8月将其房屋以198万元出售后，却没有按协议书的约定，将出售房屋所得的款项在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而是按其自己的意愿制定房屋分配方案，被告分得84.85万元，三原告及周艳华各分得28.28万元。若按协议书约定，三原告与被告各分得房款应为41.93万元。但三原告在2019年10月25日只收到被告通过银行转账人民币28.28万元，与平均分配的每人41.93万元相比，每人少给付13.65万元。为此，各原告通过各种方式与被告沟通协商、要求解决均被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的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分别向原告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给付出售房屋所得余款人民币136500元，共计409500元。被告潘伟灵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从被告提交的《遗嘱》《证明》可知原被告父亲潘炎基购买房屋时是由被告代父亲支付购房款，潘炎基于2005年11月7日在公证处立下遗嘱将名下房屋留给被告一人，提前过户是出于保护被告，担心其百年归老后家庭不和睦，被告取得房屋是其父亲真实意思表示，房屋来源合法合规。案涉房屋已登记在被告名下，其转让或赠与等行为无需征得原告同意。2.本案案由应属赠与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房屋分配协议》实质上属于赠与合同，原被告应定性为赠与关系。被告签订合同时已获得该房屋所有权，其所谓分配实质上是无偿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分别赠与三原告。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不断逼迫被告出售房屋，向被告施压，被告念在亲情将部分房款赠与原告，但原告还采用诉讼方式要求被告履行赠与行为，现被告撤销所有赠与行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潘伟灵系案外人潘炎基与廖爱芳之子。廖爱芳去世后，潘炎基与周艳华结婚，2018年5月25日潘炎基去世。2005年10月18日，潘炎基出具《证明》载明“收到四儿潘伟灵交来现金壹万元正，此款用于购买同和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1梯501房款（顶父亲潘炎基的房）按学校的要房屋可给儿子”。2005年11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出具的（2005）穗白内民证字第10271号《遗嘱》公证书显示潘炎基于2005年11月3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人员面前立下《遗嘱》并签名、捺指模。《遗嘱》载明“潘炎基有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的房屋，我妻子已于1995年3月7日去世，该房屋是妻子去世后我于2001年向单位购买的房改房。现因我年事已高，考虑到该房屋的房款实际是由潘伟灵出资付清的，为免日后产生纷争，特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上述房屋全部留给儿子潘伟灵一人继承”。三原告认为在房屋已过户至被告名下后，该遗嘱已失效，并称潘炎基曾口头表示已去公证处撤销《遗嘱》，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015年9月14日，潘炎基与潘伟灵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由潘伟灵购买潘炎基名下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价款总金额70000元。2015年9月29日《房地产交易纳税申报表》显示转让方及承受方应缴纳契税金额分别为700元。粤房地权证穗字第**房产证载明“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房地产权属人为潘伟灵，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套内建筑面积71.22㎡，登记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2016年9月23日，三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分配协议书》，约定“兹有原父亲潘炎基一套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室的房屋已过户至潘伟灵名下，现经潘炎基儿子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潘伟灵协定父亲百年归老后，将潘伟灵名下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室的房屋出售，将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2019年10月25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三原告分别支付28.28万元。潘伟灵在“潘家”微信群中发送图片一张，载明“198万×2/7=56.57,141.43×1/5=28.28，灵56.57+28.28=84.85万，云28.28万，明28.28万，强28.28万，姨28.28万，灵收80万整，余4.85你们看着分”。关于该计算方式，潘伟灵称198万是房屋出售总价款，“2/7”含义为房屋购房款是7万元，被告代支付2万元，剩余5万元是潘炎基支付，56.57万元被告认为不应计算至赠与金额中，“1/5”分别为原告三人，被告一人及周艳华，上述计算是被告将其名下房屋出售所得款项按比例赠与原告三人及周艳华一人。“潘家”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20日，潘伟明在群内向潘伟灵询问“算好未，在等”，潘伟灵回复“在写表，等会”，潘伟明称“请你居住减值”，潘伟灵回复“不可能的”，随后潘伟灵称“伟明，买同和教师楼时，老爸说问你要过钱，你没出，我出钱后才买下”，潘伟明回复“是买落居住权，我是没出，我一日都未住过”，潘伟灵回复“我住也没住多久”。10月21日19:03，潘伟强在群内发送《房屋分配协议书》，称“伟灵这张有你的大名吧，干嘛当时不提出来，你想怎样，没人强你写吧”，潘伟灵回复“那我买的房间扣除后平均分”。同日20:10，潘伟灵在群内发送前述计算方式图片，称“认可的话就准备转账”，并于10月22日下午在群内询问“大佬二佬三佬都不认可吗？”，10月23日，三原告分别在群内发送收款账号，被告回复“收到，我会尽快给你转账”。10月24日，被告在群内称“转账后将收条发上群我打印就OK”，潘伟强及潘伟明回复“嗯”“好的”。10月25日，被告称“大佬二佬三佬写个收条过来”。10月26日，被告称“你们都不理不睬，那我就默认你们收到钱了，也同时默认那收条”。庭审中，三原告主张其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售房款198万元减去被告代支付的2万元，减去已向周艳华支付的28.28万元（因周艳华多年照顾潘炎基，故将房款一部分支付给她），剩余款项原被告四人均分。被告认为从10月23日原告三人发送收款账号的事实可以认定其同意被告的分配方案。三原告称其主张四等分的权益，从未认可被告2/7的计算方式，被告要求三原告出具收条三原告亦没有出具，说明对该分配方式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三原告提交户口簿、房产证、房屋分配协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被告提交的公证书、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义务。被告抗辩本案应为赠与合同纠纷，本院认为：1.从《房屋分配协议》签订情况来看，该协议签订于潘炎基去世及案涉房屋过户之后，虽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被告，但双方关于房屋出售后的分配另有协议明确约定，与产权归属并无冲突，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2.从被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其已向三原告支付房屋出售部分价款，且明确了各方分配金额的计算方式，其分配时基本按照《房屋分配协议》约定“将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处理；3.从被告自认情况来看，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在原告发送《房屋分配协议书》后称“那我买的房间扣除后平均分”以及案涉房屋套内建筑面积71.22㎡、被告自称支付购房款2万元（房屋购房款是7万元，剩余5万元是潘炎基支付）等情况，可知被告认为房款中56.57万元（198万×2/7=56.57）亦应属其应得部分，其在分配出售房屋的款项时并非出于赠与意图，而是按照协议约定对各方应得款项进行了计算分配。综上，被告上述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三原告主张的金额是否应予支持。三原告主张其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售房款198万元减去被告代支付的2万元，减去已向周艳华支付的28.28万元，剩余款项原被告四人均分。依据前述分析，双方对于售房款198万元、被告支付2万元、周艳华收取28.28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从原被告的微信沟通情况来看，仅凭三原告在群内发送收款账号并不能视为三原告明确同意被告关于售房款分配的计算方式，从案涉协议约定“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的内容来看，“扣除所需费用”从文义上分析应为出售房屋时被告支付的相关费用应予以扣除（如税费、手续费等），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并未就购买案涉房屋时的相关费用支出及相应分配比例问题（特别是被告主张的2/7比例）进行特别约定，被告就其在分配售房款时依据的计算方式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合理性，且与约定内容不符，其亦未提交其他费用支出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三原告主张的金额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潘伟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原告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支付出售房屋所得余款人民币136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443元，由被告潘伟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巧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