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7102行初105号 原告周余昌，男，1954年12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 原告周汝志，男，1960年10月22曰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 原告周汝才，男，1949年9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 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灿严，男，1944年6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 被告南宁市良庆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 法定代表人彭立，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覃远航，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祖勇，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负责人韦好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枫光，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熊瑞阳，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周余昌、周汝志、周汝才不服被告南宁市良庆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良庆农业局）及南宁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局）拆迁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1958年，国家修建大王滩水库，水库淹没了原告生产队约50亩土地，造成生产队收入减少，整个生产队的村民都生活困难。为解决生存问题，原告于1983年8月30日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为有利发展经济、自愿联办养鱼场的报告》，经审核，那农大队、大塘公社、大王滩水库管理处批准同意原告在水库叉筑坝办鱼场。此后，原告自筹资金，在库汊建成一个面积约50亩的合法养鱼场，年年养鱼，从不间断。2016年9月20日，南宁市良庆区农林水利局（以下简称良庆农林局）对原告的养鱼场下达良农林水强决字[2016]06007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以下简称7号决定书）。原告同意拆坝还库，但原告的经济损失必须得到合理赔偿，被告对原告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只按一般自行筑坝的标准给予赔偿。2016年9月27日，原告向南宁市良庆区政府（以下简称良庆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月20日，良庆区政府作出良政复议[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复议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7号决定书，但在复议期间，被告于2016年12月13日对原告的养鱼场进行强行拆坝，使原告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被告强行拆坝是错误的。 二、原告的实际损失必须赔偿。养鱼场大坝包括清除烂泄泥，基础士方，坝底至坝顶土方三部分，原告筑坝时，坝的基部是1.4米深的烂泥，必须进行清除烂泥层，方可填土筑坝，坝的基础长25米，宽15米，烂泥深1.4米，烂泥层为25×15×1.4＝525m³,清除烂泥层每立方米的工作量相当于回填的二分之一工作量，故清除烂泥层为525÷2＝262m³，坝基础回填土方为25×15×1.4＝525m³,从坝底至坝顶的土方是1782m³,这数据是被告丈量的结果，三者共计2559.5m³。被告只承认坝底至坝顶1782m³,否定清除烂泥层和回填坝基础土方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大王滩库区的养鱼场有两种，一种是经有关部门申请，批准后，才修建的养鱼场，属合法养鱼场，另一种是不经申请自行拦坝的养鱼场，属不合法养鱼场。被告在这次清理库区内养鱼场时，不管合法与不合法的养鱼场，一律按每立方米土方赔偿13元，显然是错误的。另外，每立方米土方赔偿13元是2007年的工程土方标准，现在还按此标准赔偿不合实际的。现在每立方米的土方，从挖土、运士、压实，需要一个强劳力做一天方可完成，这种强体力劳动，最低报酬是100/天，按此计算原告大坝经济损失为2559.5×100＝25.595万元。另外原告的养鱼场年年养鱼从不间断，被告拆坝前，鱼场内尚存大量的鱼，最低估算，鱼场的库鱼约一万五千斤，以每斤3元计算，损失鱼款4.5万元。以上损失共计为30.095万元。 综上所述，被告强行拆除原告养鱼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30.095万元，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的规定，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良庆农林局2016年12月13日强制拆除原告周余昌、周汝志、周汝才在南宁市大王滩水库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南来坡修建的库汊拦坝的行为违法；2.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9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良庆农业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拆除原告的库汊拦坝属于违法建筑。 被告市生态局辩称，一、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已超过法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原告明知库汊拦坝拆除时间是2016年12月13日，但其诉状显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20年3月17日，显然已超过法定期限。 案涉库汊拦坝的建设未经过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机关批准,属于违法建(构)筑物。 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库汊拦坝系原告所建，其不是适格的原告。 南宁市人民政府已将大王滩水库存取水周围半径500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划定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外围面向大王滩水库第一个分水岭一侧范围内的水域和路域为二级保护区。案涉库汊拦坝位于大王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修订）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规定，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发布《关于加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通告》（南府字[2011]3号），要求已经建成的前述项目必须在2011年6月30日前拆除或者搬迁；2015年10月23日良庆区政府发布《关于整治大王滩水库库汊拦坝的通告》，要求库汊拦坝必须在2015年11月30日前自行清除，否则将进行强制拆除，因此拆除案涉库汊拦坝符合法律规定。 大王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南宁市饮用水备用水源，其环境安全事关南宁市市政用水供应的重大公共利益。案涉库汊拦坝位于大王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拆除该坝对保障饮水安全十分必要，符合公共利益。 原告主张行政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案涉库汊拦坝属违法建(构）筑物，依法应予拆除，其对违法建(构)筑物及依法应予拆除的建(构）筑物没有合法利益，无权要求行政赔偿;其次，其主张的清除烂碰泥、基础土方、坝底至坝顶土方三部分费用的数量及单价均系推算，没有客观依据；最后，相关部门提出的大王滩治理中拆除相关建(构）筑物的具体补助标准符合实际，具有法律依据，应予参照。 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者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83年8月30日，周庆昌、周汝智、周汝齐、周时秀共同向那农大队管委会、大圹公社管委会提交《为有利发展经济、自愿联办养鱼场的报告》，认为因大王滩水库水淹影响无法种植，为发展经济，自愿联营办一养鱼场。该报告提交后，邕宁县大塘人民公社那农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邕宁县大圹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局大王滩水库管理处分别于1983年10月3日、10月14日、10月27日加盖公章同意其联办养鱼场。同年11月12日，周庆昌、周汝智、周汝齐、周时秀四人签订《关于自愿退出联办养鱼场的协议书》，约定周时秀因无法筹到所需资金，所以自愿退出联办养鱼场，鱼场由周庆昌、周汝志、周汝齐三户自筹资金建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切债权债务与周时秀无关。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11日出具证明，证明1986年起涉案养鱼场属周余昌、周汝志、周汝才共管共有至今，收益均没有异议。 2011年4月15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字[2011]3号《关于加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通告》，主要内容为：划定大王滩水库取水口周围半径500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围面向大王滩水库第一个分水岭一侧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大王滩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并列出了禁止在上述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通告颁布前已建成的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的有关设施，应当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予以拆除或者搬迁。2013年12月13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办[2013]187号《关于印发大王滩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确定了大王滩水库的具体整治方案。2015年10月23日，良庆区政府发布《关于整治大王滩水库库汊拦坝的通告》，主要内容为：1.整治时间：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整治对象：南宁市良庆区辖区大王滩水库范围内所有库汊拦坝；整治内容：要求相关业主在2015年11月20日前与辖区镇政府签订《大王滩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库汊拦坝整治补助协议书》，在签约时限期后10日内（即11月30日前）自行清理库汊拦坝内所经营活体和附属生产经营设施，逾期不清理的，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强制拆除。 2016年9月20日，良庆农林局与南宁市良庆区环境保护局向周汝志、周汝才、周余昌作出7号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周汝志、周汝才、周余昌在大王滩水库良庆区辖区内违法修建库汊拦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南宁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良庆城区于2015年10月23日向其发布了《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大王滩水库库汊拦坝的通告》，良庆区城区工作队也于2015年11月19日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给周汝志、周汝才、周余昌，要求三人于2015年11月20日前与辖区镇人民政府签订《大王滩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库汊拦坝整治补助协议书》并于2015年11月30日前自行清理库汊拦坝所经营活体和附属生产经营设施。因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良庆区城区于2016年6月1日作出良农林水催告字[2016]号《催告书》，经催告后仍未履行，故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9月30日对案涉库汊拦坝进行依法行政强制拆除。 收到上述7号决定书后，原告不服，向良庆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良庆政府受理后，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3号复议决定，认为良庆水利局在作出7号决定书前，虽曾以城区政府名义作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大王滩水库库汊拦坝的通告》，以及《催告书》，但上述文书既未载明其查明的违法事实，也未适用正确的法律依据，不属于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前提的合法的“行政决定”，因此决定撤销7号决定书。 2016年12月13日，良庆农林局实施了拆除原告拦坝的行为，原告不服，于2018年6月4日以良庆农林局为被告，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良庆农林局2016年12月13日强制拆除原告在南宁市大王滩水库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南来坡修建的库汊拦坝的行为违法及赔偿经济损失30.095万元。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南宁市大王滩水库良庆区大塘镇那农村南来坡库汊拦坝的拆除行为系由良庆农林局和原南宁市良庆区环境保护局共同作出，因政府机构改革，南宁市良庆区环境保护局现变更为南宁市良庆区生态环境局，且南宁市良庆区生态环境局是市生态局的派出机构，故经向原告释明，原告变更被告为良庆农业局、市生态局后，裁定移送本院处理。 另查明，周汝才与周汝齐系同胞兄弟，周余昌与周庆昌系同胞兄弟，周汝志与周汝智系同一个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南宁市良庆区环境保护局现变更为南宁市良庆区生态环境局，南宁市良庆区生态环境局是市生态局的派出机构，故良庆农业局、市生态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2016年12月13日，良庆农林局实施了拆除原告拦坝的行为，原告在青秀区法院的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其是在拦坝被拆除的第二天知道了拦坝被拆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对拦坝被拆除已经知情，直到2018年6月4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余昌、周汝志、周汝才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周余昌、周汝志、周汝才已预交，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蓝丹丹 人民陪审员  李一锋 人民陪审员  黄初珍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法官 助理  赵文赎 书 记 员  吴彦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