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717号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园********。法定代表人：李雪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丽琼，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迦翔，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智慧广场**2202-13v>法定代表人：王荣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明，河南新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如，河南新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丽琼、张迦翔，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明、王梦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向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货物，即标准机柜式通信电源（48V30Ah）25套、开放式通信电源（48V240Ah）8套、开放式通信电源（48V480Ah）4套，合计37套；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85889.68元（按合同总金额的30%计算）。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31日签订《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标准机柜式通信电源28套、开放式通信电源20套，合同总价款为952965.62元。根据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合同总价款40%的预付款后，被告开始安排生产，被告备货完成后通知原告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5%作为发货款，原告支付发货款后被告进行发货。根据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分别在2016年8月8日向被告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即381186.25元作为预付款，在2016年10月20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即524131.09元作为发货款，合计向被告支付货款905317.34元。被告自收到原告的货款后，向原告指定客户陆续交付标准机柜式通信电源（48V30Ah）3套、开放式通信电源（48V240Ah）2套、开放式通信电源（48V480Ah）6套。但原告在2017年7月10日向被告发送《发货通知单》，要求被告交付4套开放式通信电源（48V480Ah），被告拒绝交付，后经原告多次沟通，被告仍拒绝交付。原告自2016年履行合同义务至今，被告既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向原告交付货物，也未按照约定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在2019年8月28日和2019年9月9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欲解决销售合同履行的问题，被告均拒收。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诉如所请。被告辩称，2016年7月31日，我公司与原告共同协商一致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事宜，具体为原告负责市场开发与销售，我公司负责生产；双方还约定原告将委托我公司加工10万套钛酸锂电池模组等事项。《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书》签订当日，我公司与原告签订《代加工合同》，同日，我公司又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2016年12月16日，我公司、原告及锦州仁爱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仁爱集团）签订三方《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代加工合同》及《销售合同》的乙方即我公司变更为锦州仁爱集团，代加工的范围为上述代加工合同的全部188套通信电源代加工合同以及48套通信电源销售合同，并约定合同款项支付给锦州仁爱集团，其他条款不变。故我公司已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同日，根据三方《补充协议》约定，我公司向原告返还《代加工合同》及《销售合同》共计支付的1850441.85元，原告收到该笔款项后将该款项支付给锦州仁爱集团，锦州仁爱集团委托我公司要求原告支付剩余款项，并催促原告提货。我公司与原告签订有10万套规模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上约定了第一批订单为2万套规模的钛酸锂电池，我公司为此专门购置所需设备，并已经投入生产、开拓市场。由于通信电源的特殊性，储存该电源需要恒温恒风及除湿的条件，以及不断的专业安全检查，由于原告不按时付款和提货，我公司为此付出了仓储费、管理费、检测费、模具费、研发费、生产加工及试制费用等损失5012946.69元。原告在另案加工承揽合同中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1417686.75元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我公司亦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本案买卖合同中行使企业间的留置权，且我公司已不是本案的合同主体，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2016年9月26日，我公司已经完成《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的备货，发函给原告，要求其付款和提货，原告没有付款和提货。2017年6月29日，我公司又发函给原告，催促其付款和提货，并告知其违约275天，要求其安照合同承担每延误一天，需要支付未付款金额干分之五的违约金，并计算了我公司支出的保管费等费用，原告仍然没有付款和提货。2017年10月20日，我公司又发函给原告，催促其付款和提货，并告知其违约388天，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并计算了我公司支出的保管费等费用，原告仍然没有付款和提货。本案原告违约，要求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依据。其次，双方的《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是同时进行的，业务和付款是在一起的，原告将《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分开进行诉讼，原告在《代加工合同》付款40%，还有60%的未付款，《销售合同》付款95%，本案还有5%的未付款，余款没有付清，我公司也不构成违约。原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销售合同》，提出我公司违约，沿有依据。第三，原告要求我公司支付违约金285889.68元没有依据，合同没有该项约定。我方没有违约，原告也未按照销售合同和代加工合同的约定付清款项，因此原告无权根据销售合同向我方主张违约金。并且销售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31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内容为：“1、甲方负责开发通信、储能、电力、新能汽车等行业钛酸锂电池市场开发与销售，乙方负责按照甲方要求生产符合甲方规格要求的钛酸锂电池；2、甲方向乙方意向委托加工10万套钛酸锂电池模组，用于通信基站储能，甲方委托加工的所有电池贴甲方商标，用于通信行业、新能汽车等行业使用并出具商标所有者的授权文件和使用证明等相关文件。在乙方生产的钛酸锂电池通过“信息产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证，获得认证报告，且试验站通过客户使用验收，并获得用户使用报告后，甲方正式委托乙方加工第一批2万套钛酸锂电池模组，双方签订正式委托加工合同。具体订购数量、规格、价格及付款方式以委托加工合同为准。……”2016年7月31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48V30Ah的标准机柜式通信电源28套，单价5257.24元，总金额147202.72元；48V240Ah的开放式通信电源10套，单价28058.84元，总金额280588.4元；48V480Ah的开放式通信电源10套，单价52517.45元，总金额525174.5元，以上合计952965.62元（含17%增值税）。产品由乙方以物流方式送货，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交货地点以甲方的发货通知单为准。销售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40%，计381186.25元作为预付款，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安排生产；乙方按照甲方要求60天内完成备货，备货完成后，乙方发函到甲方，甲方收到乙方提供书面文件后，在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5%，计524131.09元作为发货款，乙方收到发货款后，在5个工作日内安排发货，发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剩余合同总额的5%，计47648.28元作为尾款，在甲方验收合格后的90个自然日内支付。乙方根据收款进度，分批向甲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销售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甲方承担由此造成乙方的损失；乙方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交付产品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合同总额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造成甲方及甲方客户的直接损失，乙方负有赔偿损失的责任。2016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发货规格确认书》，对上述销售合同约定的48套电源的技术参数及质量要求、技术服务、保障措施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并约定本确认书作为双方商务合同的有效附件，为该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述销售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8月8日和2016年10月20日分别向被告支付货款381186.25元和524131.09元。2016年12月16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锦州仁爱集团作为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将双方签订的48套通信电源销售合同、188套通信电源代加工合同的乙方变更为乙方代理商锦州仁爱集团；2、丙方承诺自己有甲方定制产品的相关资质与技术的使用权，并可以代为销售，且不涉及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不会由此给甲方带来任何纠纷与赔偿；3、乙方承诺原合同内容条款不变，并签订新的供货合同。同时乙方承担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责任；4、前期受到甲方两笔合同款1850441.85元，现退回，此两笔合同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代理商锦州仁爱集团；5、此承诺针对甲、乙双方已经签署过的48套通信电源销售合同与188套通信电源代工合同，后续合同仍由甲乙双方直接签署。诉讼中，双方均确认双方在2016年7月31日还签订有一份《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代加工合同》（以下简称代加工合同），约定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对原告提供的钛酸锂电池进行加工，合同总价款2362811.26元，原告已于2016年8月8日向被告支付合同款的40%即945124.51元。经查，双方就该代加工合同的纠纷正在另案处理中。2016年12月16日，被告将上述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中已收取原告的货款共计1850441.85元退还给原告，原告同日又将该款项支付给锦州仁爱集团。原告称上述签订《补充协议》及后续转付货款的行为均是为了配合被告年底冲业绩进行财务倒账，原告与锦州仁爱集团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锦州仁爱集团也未就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的有关业务与原告有过联系，且《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承担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责任，所以被告仍是两份合同的真实相对方。经询，原告称在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其与锦州仁爱集团之间未签订过新的销售和供货合同，双方无任何往来；被告表示其对此不清楚。被告提交“委托保管书”一份，称系锦州仁爱集团在2016年12月18日向其出具，内容为，由于该《补充协议》项下约定的188套通信电源以及48套通信电源设备存储于被告的仓库，锦州仁爱集团特委托被告继续保管并直接与原告联系要求付款及提货。原告对上述“委托保管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被告从未向原告送达过这份“委托保管书”。原告提交2017年6月29日由双方签字确认的“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显示被告于2016年10月8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30Ah通信电源1套、于2017年2月25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30Ah通信电源2套,剩余库存数量25套；于2016年11月3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240Ah开放式通信电源2套，剩余库存数量8套；于2016年11月3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480Ah开放式通信电源3套，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480Ah机柜式通信电源2套，于2016年12月22日向原告指定地点发送48V400Ah机柜式通信电源1套，该三组电源的订单数量为10套，剩余库存数量4套；原告确认人为李晓超。被告对该“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当时的合同主体已经变更，且原告在另案承揽合同中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1417686.75元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所以被告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行使对涉案电源的留置权。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2017年6月29日之后的销售合同履行情况，原告称其多次要求被告发货，但被告均拒绝发货，原告在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9日分别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至今仍未解决。被告称其在2016年9月26日已完成代加工合同和销售合同的备货，并在2016年9月27日给原告发“联络函”，要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又在2017年4月20日向原告发出“品质联络函”，仍要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017年6月29日，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沪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原告公司李晓超发送联络函一份，内容为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已完成原告要求的备货且备货符合原告出货检验标准，同时也符合被告出厂检验流程，但截止到该日仍未收到原告正式明确答复和下一步交货的意愿，由于原告截至该日未发出交货通知也未付款，从完成备货时间起算已经延误275天，并向原告主张了有关违约金；2017年10月20日，被告公司的王沪又向原告公司的赵兴涛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联络函”一份，内容仍然是催促原告付款和提货，并告知其违约388天，要求原告按照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并计算了被告支出的保管费等费用;但原告仍未付款和提货，故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依据。原告提交了其2019年8月28日向被告发送的律师函及邮寄律师函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以及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2份，以证明其陈述。被告对2019年8月28日律师函及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2份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被告没有法律关系。被告提交2016年9月27日的“联络函”、2017年4月20日的“品质联络函”、2017年6月29日的联络函及同日被告公司王沪与原告公司李晓超的电子邮件往来截屏、2017年10月20日的联络函及同日被告公司王沪与原告公司赵兴涛的电子邮件往来截屏以证明其陈述。原告对2016年9月27日的“联络函”和2017年4月20日的“品质联络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原告并未受到过该两份函件；对2017年6月29日和2017年10月20日的联络函及王沪的电子邮件往来截屏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两份联络函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恰恰说明被告未按照合同履行发货义务，并且被告将代加工合同和本案销售合同合并一起处理，导致销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告应承担主要违约责任；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与“委托保管书”自相矛盾，也证明被告才是销售合同的真实履行主体，锦州仁爱集团不是合同主体。被告称原告一直未给其指定发货地点，且未按合同支付价款，所以未发货。原告称其在付款后曾向被告指示过发货地点，被告仅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当时双方均通过电话沟通，其指定的发货地点就是2017年6月29日经双方确认的“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中列明的地点。被告称“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并未标明原告指定的送货地点，从该记录表可以看出，存在多个原告指定的送货地点，该记录表也表明送货需要原告指示送货地点；在2017年6月29日之后，原告公司的业务经理经常换人，无人与被告沟通，并且两个合同是放在一起处理的，代加工合同中原告还有60%的货款未付，也不再提货，所以被告产生了一系列仓储等费用。原告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公司仅更换过一次总经理，且其公司的李晓超一直与被告联系，但被告向其公司主张各项不合理的高额费用，双方合作陷入僵局，原告要求验货，被告都不予理睬，也拒绝向原告发货。被告表示其无义务配合原告验货的请求，因为合同约定的货物都是通用货物。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充协议》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以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本案所涉销售合同义务履行主体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补充协议》系原告、被告及锦州仁爱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首先，从《补充协议》的条款约定内容来看，三方虽然约定将48套通信电源销售合同的乙方变更为锦州仁爱集团，但除了约定被告将已经收取原告的合同款退还原告，由原告再支付给锦州仁爱集团之外，并未对锦州仁爱集团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进行任何约定，同时又约定由被告承担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责任。因此，从上述合同条款约定内容的内在逻辑判断，该《补充协议》只是对原销售合同中约定的原告的付款方式（收款人）进行了变更，实际上并未改变原合同中货物交付义务的主体。其次，根据现有证据，并无证据表明原告、被告及锦州仁爱集团签订《补充协议》后，原告与锦州仁爱集团之间关于本案销售合同所涉电源的交付等问题签订过新的供货合同；被告虽提交锦州仁爱集团向其出具的“委托保管书”，但原告对该“委托保管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该“委托保管书”系锦州仁爱集团向被告出具，被告并未就其或者锦州仁爱集团将该“委托保管书”已向原告送达的情况进行举证，因此，仅凭该“委托保管书”，本院无法确认《补充协议》签订后，系锦州仁爱集团在履行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电源的义务。再次，根据原告提交的“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显示，被告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仍在继续履行原销售合同约定的有关出货义务；同时，根据被告的举证，在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在2017年6月29日及其后仍然在继续与原告协商销售合同的履行问题。综上，本院认定《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仍为本案所涉销售合同交付货物义务的履行主体。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向其交付剩余的37套电源，有相应的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责任问题，被告在原告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已支付合同价款总额95%的情况下，以销售合同和代加工合同应合并履行、原告未支付代加工合同约定的货款为由拒绝向原告交付货物，于法无据，本院依法认定被告该行为违约，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销售合同约定和履行的实际情况，被告需要将货物发运至原告指定地点。原告称其指定的发货地点就是2017年6月29日经双方确认的“通信电源出货记录表”中列明的地点，但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截至该日，并非全部货物均发往记录表中所列地点，双方确认被告尚有库存数量，故原告的有关陈述与该证据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曾就剩余货物交付地点向被告发出明确的指示，故应当认定其对于涉案电源至今未完成交付亦存在相应的责任。本院根据双方违约的情况和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交付规格为48V30Ah的标准机柜式通信电源二十五套、规格为48V240Ah的开放式通信电源八套、规格为48V480Ah的开放式通信电源四套；二、被告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违约金十万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六千一百五十九元，由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六百五十九元（已交纳），由被告深圳博磊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五千五百元（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已预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帅宾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