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4行初72号原告朱昱堃，男，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朱庆东（原告之父），男，195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张晋平（原告之母），女，195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西关路**。法定代表人王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尚钊锐，北京易和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毛志洪，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原告朱昱堃不服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限期拆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5日受理后，向被告区城管执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昱堃的委托代理人朱庆东、张晋平，被告区城管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毛志洪、尚钊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24日，被告区城管执法局对原告朱昱堃作出京昌城管限拆字〔2019〕第120010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限拆决定），主要内容为：当事人朱昱堃，经查，你在北京市昌平区XXX号将原砖混结构二层房屋部分拆除，改扩建为现状砖混结构局部三层楼房，改扩建房屋建筑面积约241.92平方米，经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认定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设，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证据照片、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京规昌执函[2019]第971号）、询问笔录等材料为证。搭建违法建设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年修订，下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影响了本市城市规划管理秩序，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行政机关决定：限你收到本决定15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设，并接受复查。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朱昱堃诉称：原告于2009年购买了北京市昌平区XXX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并依法取得产权证书。房屋购买后，由于房子北面、东面基础下沉引起北墙、东墙和车库墙体开裂，屋面沉降变形、严重漏水等问题不能居住使用，必须加固修缮。2010年，原告到昌平区一站式行政大厅申请加固修缮的相关手续，行政大厅工作人员答复原告到所在小区物业咨询办理。当时小区的博宇嘉物业公司说原告的加固修缮只要不影响四邻，符合物业的有关要求就可以施工。博宇嘉物业公司按照当时的管理规定对原告的加固修缮图纸审核后同意施工，收取了8000元的管理费用。据此，原告按照图纸完成了旧房的加固修缮。因得到物业的同意和不影响周围邻居，至2011年上半年，原告的房子修缮完毕，区城管执法局和四周邻居均未提出过异议。原告认为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你在北京市昌平区XXX号将原砖混结构二层房屋部分拆除，改扩建为现状砖混结构局部三层楼房，改扩建房屋建筑面积约241.92平方米。”按区城管执法局的认定，一方面，该房屋系原告购买并依法取得产权证明的合法房屋，但区城管执法局没有依法查明合法部分范围；另一方面，该被诉限拆决定认定面积事实不清，2019年3月1日区城管执法局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认定面积为250.61平方米，2019年3月7日的《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认定面积为241.92平方米，被诉限拆决定认定面积的证据不足。二、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涉案房屋的加固修缮于2011年完工。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的规定，区城管执法局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而且2019年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自2019年4月28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八十条等规定系对原告更不利的“新法”，区城管执法局适用修订后的条例，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区城管执法局作出被诉限拆决定不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发现已经建成的城镇违法建设，应当在20日内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该建设工程总造价10%以下罚款。责令限期改正和限期拆除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5日。本案中，区城管执法局至少应自收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之日起20日内责令限期拆除，但区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7月24日才作出本案被诉限拆决定，不符合上述规定，属于程序违法。此外，在原告之前该小区就有很多修缮改建的情况，从未要求进行整改，也未被行政执法机关要求限期拆除。如因邻居（邻居8228改扩建时曾被城管部门数次制止无效，至今也未被区城管执法局限期拆除）的报复举报就对原告一家采取拆除措施，而对之前的举报和其它修缮改建宽大容忍，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明显属于《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行为。四、区城管执法局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存在明显不当。第一，原告没有主观过错，当时的加固修缮事先咨询过相关部门，并得到物业同意。事隔近十年后，区城管执法局用最严厉的拆除措施处理当年没有被禁止的问题，势必造成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对环境也带来一定的破坏，明显不符合执法的合理限度原则。第二，XX修缮改建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XX原开发商倒闭，所建房子问题成堆，如基础下沉、墙体开裂、屋面漏水等，交房时的煤气、供水供电和小区道路也不完善，业主们为满足居住条件，不得已而进行维修改建。当时的城市管理松懈，致使该小区十几年来修缮改建不断，一些业主甚至把房子推倒重建，物业也趁机收取建设管理费（每户8000元），物业审核同意成了当时修缮改建施工的唯一条件。XX第一、二、三个区300多栋房子，约90%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改建，仅XXXX的136栋房子，就有123栋进行了修缮改建。这一状况是历史遗留的，也是当时城市管理不严所造成的。目前已有几十户修缮改建被举报到区城管执法局，考虑到是历史遗留问题，区城管执法局均未对他们进行拆除整改。第三，原告的加固修缮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改建在自己的院子里，也基本在原房基础上，主要是局部屋脊抬高并空间利用做了阁楼，修缮改建对小区规划实施没有影响，对四周邻居也没有丝毫影响。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建设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证件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证件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该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该规定的立法本意首先是“改正消除影响”，改正不能消除影响的才“拆除消除影响”。对原告的情况，按规定首先给予改正的机会，采取“改正消除影响”的措施，而不是直接就采取最严厉的“拆除”措施。五、执法要考虑历史沿革、民生稳定和社会财富的合理保护如上所述，如果区城管执法局不顾历史因素和小区现状，执意用最严厉的措施对原告的改建进行拆除的话，原房子的建筑结构将会受到破坏，居住安全定受到严重影响。按照同一执法标准，该小区十几年来数百栋修缮改建的房屋都将进行拆除，而且有不少的房屋会被整栋拆除，不但会毁灭现有的社会财富，也对“青山绿水”的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届时该小区将瓦砾如山，民不聊生，不少业主也将无家可归，由此一定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六、政府治理小区违建须结合现实认真研究，出台科学严谨、可操作的措施。该小区的违建治理不能简单的靠一纸限期拆除决定就能得以落实，需要政府城管、规划、绿化、社区街道等部门认真研究，制定出科学严谨，合法、合情、合理的具体整改措施进行治理。到那时，原告将无条件服从政府的统一部署进行整改。综上所述，区城管执法局所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问题，而且区城管执法局未能全面考虑该小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准确把握和执行相关规定，更没有做到公平执法、一视同仁，对原告明显不公、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区城管执法局于2019年7月24日对原告朱昱堃作出的京昌城管限拆字〔2019〕第120010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9年3月1日现场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2.2019年3月7日在被告办公室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对违建面积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组证据：3.原告的房产证；4.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7856号《民事判决书》；5.2011年4月1日签订的地采暖销售合同。该组证据证明原告的房屋是合法产权并于2009年7月27日登记，法院在本案之前就审理查明原告的房子是2011年建成的并开始装修。第三组证据：6.原告2019年4月18日提交给被告城北大队的申辩材料；7.被告城北大队工作人员收到原告申辩材料的短信确认通知；8.原告《关于对XXX号房屋限期拆除行政复议的申诉》，于2019年9月23日送达被告传达室，后该室一女同志电话通知我已转经办大队。该组证据证明，原告两次提出申辩，被告《行政答辩状》中第二条相关内容与事实不符。第四组证据：9.被诉限拆决定，证明被告的拆除依据是2019年实行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而非是实体发生时实行的2009年《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五组证据：10.小区部分改建房屋的照片，证明该小区自2000年后所售未完工房屋就开始了改建，属历史遗留问题；被告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懒政不作为，误导业主认为小区改建是默许的，致使小区90%以上的房屋进行了改建；被告对原告在内的业主触犯规划秩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对原告的房子予以拆除违背了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诉讼中，原告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如下证据：1.被告持有的2011年原告小区物业公司在施工现场张贴的《整改通知书》；2.2013年至2014年期间，因同小区业主韩秀梅举报，城管部门在原告涉案建设上张贴的《谈话通知书》《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举报材料及城管部门相关的处置、城管部门与原告代理人的谈话记录等。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如下证据并由原告当庭出示：1.北京博宇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XX项目部出具的三份《整改通知书》；2.《信访请求登记单（2013-014号）》；3.《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关于反映XXX号业主违法建设问题举报的回复》。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在2011年建设的时候，被告知情，但是没有表示异议。被告区城管执法局辩称：一、被告具有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镇违法建设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2019年4月28日实施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具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镇违法建设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被诉限拆决定查处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XXX号，将原砖混结构二层房屋部分拆除，改扩建为现状砖混结构局部三层楼房，改扩建建筑面积约为241.92平方米的房屋，位于城镇规划区内，因此，被告责令原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系依法履职。二、被告针对原告建设的涉案违法建设依法作出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正当。2019年12月14日，被告根据群众举报，依法对涉案违法建设予以立案调查。2019年3月7日，被告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原告的代理人朱庆东到场，并对笔录予以确认。2019年3月14日，被告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京规昌执函[2019]第971号），确认涉案违法建设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据此，被告确认涉案违法建设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2019年7月5日，原告的代理人接受调查询问，被告告知其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对原告违法建设的事实进行详细询问，并依法制作《询问笔录》。同日，被告向原告制发《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2019年7月24日，经内部呈批，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建法[2012]99号）第七条的规定，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并于当日在涉案违法建设现场予以张贴，同时于2019年7月25日邮寄送达原告。据此，被告针对涉案违法建设依法作出及送达被诉限拆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正当，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三、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于法无据，不符合城乡规划相关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北京市自1992年10月1日起根据《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已经开始执行规划许可制度，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翻建建筑物、构筑物等工程设施应当依法向规划部门提出申请，由规划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一直延续至2019年4月28日起实施的现行有效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本案中，涉案违法建设在建设时已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即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且违法状态存续至今并未终止，因此，被告对其依法予以查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朱昱堃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承办本案的执法人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2.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3.朱昱堃身份证复印件；4.授权委托书；5.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6.证据照片（图片）登记表；证据2-6证明原告朱昱堃系适格的行政执法对象，朱庆东系原告的代理人。7.立案审批表；8.谈话通知书及送达回证；9.谈话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0.谈话通知书；11.责令改正通知书（京昌城管责改字﹝2019﹞120020号）；12.送达回证（谈话、责令通知）；13.现场检查笔录；14.现场勘验笔录；15.证据照片（图片）登记表；16.案件协查通知单（京昌城管协字[2019]年120010号）；17.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京规昌执函[2019]第971号）；18.询问笔录；19.权利义务告知书及送达回证；20.送达信息确认书；21.案件呈批表；22.被诉限拆决定送达回证及物流查询网页截图；23.见证人身份证明材料；证据7-23证明涉案违法建设位于城镇规划区内，被告具有查处的法定职权，被告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被诉限拆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正当。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2、15-17、19、20、22、23没有异议；对证据13、14、1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证据13、14两份笔录是人为编造的，事项不真实，数据不准确；认为证据18记载的2019年3月7日下午，我参与并配合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检查是不真实的，当时谈话结束后，被告拿出笔录让我签字，我误认为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时就签了字，后来整理材料时发现这个现场勘验和检查的时间是错误的，不能作为被告证明其程序合法正当的目的使用。对证据21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不应当适用2019年实施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两份证据恰好能证明被告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在原告代理人朱庆东的现场参与下，依法履行现场检查程序，核查事实，制作文书，程序合法；对证据3、6、7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5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10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认为是本案被诉行为；对法院调取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进行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拍摄照片的打印件，对该两份材料的形成，被告于庭审中已经明确说明，确实于2019年3月1日进行过现场勘验和检查，后因原告代理人对建筑面积提出异议并要求再次现场勘验，故被告又于2019年3月7日在原告代理人朱庆东的参与下再次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并口头告知对2019年3月1日的勘验检查材料予以作废；同时，原告代理人朱庆东亦认可2019年3月7日《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勘验笔录》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可原告提交的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9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10与本案审查的内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14、1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但认可该三份证据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同时，结合本院对原告证据1、2的分析认证，原告对该三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提供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内容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9年7月2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为原告朱昱堃颁发X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其中，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朱昱堃，房屋坐落为昌平区XXX号1至2层全部，房屋状况为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290.71平方米。2018年12月14日，原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城北街道执法队接到群众举报，到达北京市昌平区XXX号，发现朱昱堃的该处房屋由原砖混结构二层改扩建为砖混结构三层。因认为该处房屋的改扩建行为涉嫌违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原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于同日对朱昱堃的该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同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对朱昱堃作出《谈话通知书》，因当事人不在现场，执法人员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现场张贴送达《谈话通知书》。2018年12月27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执法人员再次来到涉案房屋处并张贴送达《谈话通知书》。2019年2月26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作出《谈话通知书》及京昌城管责改字〔2019〕120020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该《责令改正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朱昱堃，你在昌平区XXX号扩建房屋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原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原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行政机关依法责令你于2019年3月8日前改正上述行为。同日，前述两份文书向原告委托代理人即原告父亲朱庆东送达。2019年3月1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对涉案建设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庭审中，区城管执法局称因原告代理人朱庆东对该次检查勘验结果提出异议，故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决定再次进行检查勘验，并对该次检查、勘验材料予以作废。2019年3月7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再次对涉案建设进行现场检查、勘验，拍摄照片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其中，《现场检查笔录》记载检查时间为2019年3月7日14时20分至2019年3月7日15时30分，现场人员为朱庆东，现场检查情况为：2019年3月7日14时20分，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城北街道执法队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到达涉案房屋处，经查，朱昱堃将原砖混结构二层房屋部分拆除并进行改扩建，房屋现状为砖混结构局部三层，外立面进行了整体装修，经执法人员皮尺测量，建筑总面积约532.63平方米。执法人员根据业主提供的原房屋建筑面积房产证复印件显示数据，得出改扩建房屋建筑面积约241.92平方米。朱昱堃委托其父朱庆东参与了现场检查，朱庆东未能出示该处房屋改扩建部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时，《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勘验笔录》中现场人员意见一栏处记载“以上笔录属实”，现场人员签名处有朱庆东签名。庭审中，朱庆东认可上述签名系其本人所签。2019年3月7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出案件协查通知单，请求对涉案建设进行认定，确认其是否属城镇建设工程；是否属于规划许可事项；是否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同意意见等规划文件；是否符合《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并出具《认定书》。2019年3月14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出具京规昌执函[2019]第971号《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内容为：经查，XXX号将原砖混二层结构房屋部分拆除，改扩建为现状砖混结构局部三层，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5月31日，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变更为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7月5日，被告昌平区城管局对原告委托代理人朱庆东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根据笔录记载，原告代理认可于2019年3月7日下午参与并配合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检查，改扩建后现状房屋的建筑总面积约532.63平方米，因原房产证建筑面积为290.71平方米，故改扩建房屋建筑面积约241.92平方米；认可朱昱堃对涉案房屋的改扩建行为未取得规划许可。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原告的涉案建设行为经规划部门认定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拟对你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决定；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该《权利义务告知书》于当日向原告委托代理人朱庆东直接送达。2019年7月24日，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并向原告代理人朱庆东邮寄送达。同时，被告将被诉限拆决定张贴在涉案建设上。原告代理人于2019年7月25日收件。后，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明确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查处违法建设的职责分工。《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已经取得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同意意见的城镇建设工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区城管执法局作为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镇建设工程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证件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证件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该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该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被告发现原告的涉案建设涉嫌违法建设，经过对涉案建设现场检查、勘验、对原告代理人询问，并取得规划部门出具的京规昌执函[2019]第971号《关于朱昱堃建设的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认定原告将XXX号原砖混二层结构房屋部分拆除，改扩建为现状砖混结构局部三层，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故作出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主张涉案建设行为发生在2011年，被告不应适用对原告更不利的2019年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本院认为，原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与2019年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关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等应当取得规划许可的规定实质均一致。原告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进行建设的行为属违法行为，且这种违法状态一直持续到2019年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施行后，故被告援引修订后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对原告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定性并查处并无不当，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对涉案建设未给予原告改正的机会，未采取改正消除影响的措施，也未对涉案建设是否能够拆除进行鉴定，直接作出被诉限拆决定违法。本院认为，《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对违法建设的处理分为两种情形，对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对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并处罚款。本案中，涉案建设属于已经建成的城镇违法建设，应属于上述规定中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同时，并无相关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作出限拆决定前需要进行相关鉴定。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的程序问题，本案中，被告履行了立案、现场检查、勘验、询问调查、告知陈述申辩的权利，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参与权及陈述申辩等权利。但是，参照《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发现已经建成的城镇违法建设，应当在20日内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该建设工程总造价10%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于2018年12月14日对原告的涉案建设行为立案调查，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已经超出了上述期限。但是，该程序问题并不影响被诉限拆决定结论的合法性，亦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本案依法应当确认被诉限拆决定违法。综上，被告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存在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朱昱堃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对原告朱昱堃作出的京昌城管限拆字〔2019〕第120010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吕偲偲人民陪审员  张 峰人民陪审员  徐国海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彭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