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森，男，197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军，山东正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风举，男，196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治国，山东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珍，女，194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旭，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洪森、袁风举因与被上诉人张淑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初1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森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初16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张淑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案件错误判决。一、张淑珍在一审时提供的合同确认效力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该案件中的相关证据不具备证明力和采信性。张淑珍与李洪森曾存在过民间借贷关系，李洪森按照高息陆续支付给张淑珍的款项远远超过张淑珍主张的房屋转让款。同时张淑珍在合同效力确认的案件中未能提交民间借贷中向李洪森发放借款的相关证据，更没有提交李洪森已经交付的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同时李洪森一直没有收到该判决，该判决书没有法律效力。二、通过本案的实际情况，张淑珍与李洪森之间并不是真正房屋转让关系，其实质为“以物抵债协议”，其基础法律关系为高息的民间借贷。而在合同效力确认案件中双方并没有实际进行结算，同时该以物抵债协议只是另行增加了一种清偿债务的履行担保，而并非原金钱给付债务的消灭。同时该以物抵债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双方没有对民间借贷的账目进行结算，故该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对原民间借贷债务履行的一种担保。故此原确认合同效力的判决是错误的，案件应按照其基础法律关系民间借贷进行审理，同时法院应查明借款发放的真实性及所产生的高利息是否受法律保护等。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同时张淑珍在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同样没有提交款项交付记录，张淑珍的行为实质为一种利滚利的高息借贷行为，张淑珍在该案中的行为与在海兴县的恶意诉讼行为同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应依法不予支持。三、涉案的楼房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张淑珍一直欺骗和胁迫李洪森所形成的，但李洪森并没有将房屋交付给张淑珍，而涉案房屋实际交付给袁风举占有使用至今。1.2016年3月2日，在无棣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李洪森与袁风举达成调解协议。无棣县人民法院制作了（2016）鲁1623民初322号民事调解书。后在2016年5月25日李洪森与袁风举依据（2016）鲁1623民初322号民事调解书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将位于无棣县山水福苑第A区3栋1层3-1-3号楼房抵顶给袁风举，待达到过户条件时，过户登记到申请人名下，并于2016年6月1日交付袁风举居住、使用至今。2.李洪森并未将涉案楼房交付张淑珍。在李洪森向袁风举交付楼房后，张淑珍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起涉案楼房的合同效力确认案件，李洪森没有参加诉讼。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并没有向李洪森送达，但根据该案的实际情况，李洪森与张淑珍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该案判决并未审查基础法律关系，确认了合同效力，违反了法律规定。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也未发生效力。涉案的楼房李洪森并没有向张淑珍交付，李洪森只是将涉案楼房交付给了袁风举。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森交付给张淑珍楼房的行为早于李洪森，无事实依据。涉案张淑珍提交的的三份租赁协议，李洪森是在张淑珍的欺骗和胁迫下补签，李洪森不予认可，李洪森并未将涉案楼房交付给张淑珍，张淑珍并不享有涉案楼房的任何权利。在袁风举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楼房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协议，与事实不符。张淑珍主张的房屋转让协议只是一份以物抵债协议，在房屋并未实际交付情况下，其只是一个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的利益。李洪森与袁风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处理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本案中，袁风举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同时办理了相应的交接手续，涉案房屋依法应归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袁风举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初16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张淑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的楼房自2016年6月1日至今由袁风举占有使用。袁风举于2016年1月22日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诉讼，且申请无棣县人民法院查封了涉案楼房。2016年3月2日在无棣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袁风举与李洪森达成调解协议。无棣县人民法院制作了（2016）鲁1623民初322号民事调解书，后李洪森逾期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为此，2016年5月25日申请人与李洪森依据（2016）鲁1623民初322号民事调解书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将位于无棣县山水福苑第A区3栋1层3-1-3号楼房抵顶给申请人，待达到过户条件时，过户登记到申请人名下，并于2016年6月1日交付申请人居住、使用至今已达近4年的时间。李洪森交付楼房后，无棣县人民法院解除了对涉案楼房的查封。2.李洪森并未将涉案楼房交付张淑珍。在李洪森向袁风举交付楼房的56天后，即2016年7月26日，张淑珍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起涉案楼房的合同效力确认案件，李洪森并未参加诉讼。2016年11月25日，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庭审可知，李洪森与张淑珍之间存在买卖交易往来，李洪森与张淑珍之间的基础关系是货款和民间借贷。该案判决并未审查基础事实，却按照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审理，确认了合同效力，违反了法律规定。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张淑珍向无棣县人民法院就此合同效力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且不论其申请行为是否合法和在合同效力确认案件中是否存在执行标的，但在执行卷宗中显示，2017年11月20日，双方自行交付了涉案楼房。以上事实可以证实，本案的楼房李洪森从未向张淑珍交付。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森交付给张淑珍楼房的行为早于袁风举，无事实依据。涉案的三份租赁协议，李洪森陈述是在张淑珍的胁迫下补签，并未将涉案楼房交付张淑珍。在袁风举已占有使用涉案楼房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对涉案所谓的租赁协议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协议，背离事实。基于上述事实，假设张淑珍与李洪森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其也只是一份以物抵债协议，在房屋并未实际交付情况下，其只是一个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权。袁风举与李洪森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也是以物抵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样是合法有效。本案属“一房数卖”纠纷，人民法院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回归本案，袁风举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同时也已经与李洪森办理了相应的交接手续，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中提交，李洪森对证据也均认可，李洪森也陈述愿意配合上诉人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张淑珍虽主张房屋已交付其使用，并与李洪森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但案涉当事人李洪森并不认可，且对租赁协议也持有异议，租赁协议存在重大瑕疵，也就不能单凭此证明认定房屋交付情况。相比较而言，袁风举一方不仅提供了房屋交接手续，交纳物业费用的证明，物业管理公司已更名袁风举为业主的证明，更有案涉当事人李洪森的认同。显然，目前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就是袁风举，涉案房屋应归袁风举所有无可非议。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本案实际，作出错误判决。张淑珍共同辩称，李洪森、袁风举的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没有法律效力；二是涉案房产没有交付给张淑珍，而是交付给了袁凤举。一、关于（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的效力问题第一，该判决书作出后，在上诉期内李洪森并未提出上诉；第二，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2019年8月28日），法官询问（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是否生效，李洪森的代理人明确回答已“生效”；第三，在张淑珍2017年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书时，李洪森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基于上述三点，李洪森现声称没有收到该判决书，明显是在进行虚假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之规定，李洪森、袁风举主张该判决书“没有法律效力”、“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房产的交付问题首先，张淑珍与李洪森签订《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书》后，李洪森即将涉案房产的原始购房合同、购房收据、钥匙等，交付给了张淑珍，涉案房产已完成交付。其次，李洪森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原告后，因经营需要，于2014年3月26日又与张淑珍达成租赁协议，直到2019年5月，一直由李洪森承租着由张淑珍所有的涉案房产，所以张淑珍作为出租人，一直占有使用着涉案房产，有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和租金转账记录为证；而袁凤举提交的物业单据、电费单据等均是虚假的，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是李洪森承租后，在未经张淑珍许可的情况下，又将涉案房产转租给的袁凤举。李洪森、袁风举称“租赁协议”系被胁迫所签亦是与事实不符的捏造。再次，虽然李洪森、袁风举均主张涉案房产已抵给袁凤举、并于2016年6月交付给袁凤举，但是在张淑珍申请执行（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的（2017）鲁1623执777号一案中，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李洪森与张淑珍办理了房屋交接证明，该证明上有李洪森的签字及手印，时间是2017年11月20日（该交接证明是为了配合执行案件结案所出具，不代表实际交付时间）。若如李洪森、袁风举所称，涉案房产于2016年6月已交付给袁凤举，李洪森为何还会与张淑珍签署交接证明，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所以，李洪森、袁风举主张涉案房产没有交付给张淑珍，而是交付给了袁凤举，也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本案李洪森、袁风举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行为首先，李洪森、袁风举签订的《楼房买卖合同》是否真实、以及实际的形成时间都是没有被确定的问题，从双方的交易价格38万与李洪森的购买价格50余万元有12万元的差距，以及银行转账的数额仅为30万元、用途备注为“还款”等都可以证实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非真实存在。其次，涉案房产并没有办理房产证，确认卖房者李洪森是否是房屋所有人的唯一方法即查看房屋买卖合同及缴款凭证，而这些原始材料李洪森早已交给答辩人。袁凤举在未见到李洪森的购房合同、房款收据等购房手续、未确定李洪森是否是真实房主的情况下，就与李洪森签订楼房买卖合同，这显然也是有悖常理的。最后，特别提请法庭注意，仔细对比李洪森、袁风举的两份上诉状，除了将称谓改变外，内容有一半以上是完全一样的，特别是李洪森的上诉状，内容明显是“摘自”袁凤举的上诉状，两上诉人恶意串通、以帮助袁凤举得到涉案房产的的意图表露无遗。在本案上诉期间李洪森曾与张淑珍联系，张淑珍问李洪森“明明在2013年就把房子卖给我了，为什么还让袁凤举无理取闹”，李洪森也明确向张淑珍表示“都是让高利贷闹的啊”。综上，张淑珍与李洪森的《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先并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协议，且李洪森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张淑珍在先，一审判决要求李洪森协助张淑珍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淑珍名下完全正确。本案一审审理历经四次开庭，张淑珍以一己之力对抗李洪森、袁风举之“合谋”，排除万难得到一公平公正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明察秋毫，查明本案事实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李洪森、袁风举的上诉。袁风举辩称，无异议。袁风举述称，对李洪森上诉无异议。李洪森述称，对袁风举上诉无异议。实际情况是李洪森未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张淑珍，而是交付给了袁风举，由袁风举实际占有和使用。张淑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洪森协助张淑珍将张淑珍的“山水润福苑”A区3-1-3号房屋过户到张淑珍名下；2.诉讼费及房屋转让费用由李洪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淑珍和李洪森曾经存在鱼粉买卖和民间借贷关系。因李洪森拖欠张淑珍款项，2013年3月20日，张淑珍与李洪森签订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因李洪森不能偿还借用张淑珍的1488000元，李洪森自愿将其位于无棣县山水润福苑A区3-1-3的楼房（购买价为509748元）转让给张淑珍，用以抵偿与该楼房原购买价相同数额的借款，并负责协助张淑珍变更为该楼房的购买人，张淑珍、李洪森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张淑珍与李洪森签订房产转让协议后，又和李洪森签订三份租赁合同，张淑珍将涉案楼房返租给李洪森，租赁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26日、2016年2月20日、2017年12月13日。李洪森对该三份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有异议，称均系事后补签。一审法院在执行（2017）鲁1623执777号案件中，张淑珍和李洪森在2017年11月20日再次签订房屋交接手续。2016年7月26日，张淑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李洪森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李洪森协助将山水润福苑A区3-1-3号楼房过户到其名下。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确认张淑珍与李洪森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张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说理部分同时注明，因涉案楼房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张淑珍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张淑珍以此为据，引发本案诉讼。另查明，2014年8月20日，李洪森与第三人袁风举签订楼房买卖合同，约定李洪森将涉案山水润福苑A区3-1-3号楼房出卖给袁风举，价格为380000元，李洪森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袁风举使用并配合袁风举办理过户手续，袁风举在2014年9月30日付清所有房款。2014年9月12日，袁风举给李洪森转账300000元。后袁风举因其二人签订的该份楼房买卖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经一审法院调解后，2016年5月25日，李洪森与袁风举重新签订协议书，约定因李洪森无法偿还（2016）鲁1623民初322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款项，李洪森自愿将涉案楼房（按价值48247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的3日内交付给袁风举居住使用并保证上述楼房无权利瑕疵。2016年6月1日，李洪森与袁风举签订房屋交付证明，内容为：李洪森将无棣山水润福苑A区3-1-3号楼房已交付给袁风举，袁风举对该楼房的结构、质量状况无异议。李洪森称涉案房屋现由袁风举占有、使用，不同意配合张淑珍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森与张淑珍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实际系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已由（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李洪森应按该协议内容履行义务，其中一项义务为协助张淑珍办理涉案房屋的更名手续。李洪森与袁风举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亦为以物抵债协议，在李洪森分别与二人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亦无其他证据证实该两份以物抵债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张淑珍诉求李洪森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能否成立。在本案中，张淑珍提供了其与李洪森签订的三份租赁协议用以证实李洪森已将涉案房屋交付，同时，在（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案件中，张淑珍提供了涉案房屋的开发商无棣山水置业有限公司与李洪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李洪森向涉案房屋的开发商交纳相关款项的收据原件。李洪森称上述三份租赁协议系在张淑珍胁迫之下事后补签，并未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张淑珍，而是交付给了袁风举，但李洪森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综合张淑珍在（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应认定为李洪森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张淑珍后张淑珍又将涉案房屋转租给了李洪森，而该交付时间早于李洪森与袁风举签订的涉案房屋交付证明的时间（2016年6月1日）。在李洪森未协助张淑珍和袁风举办理过户手续、房屋先交付给张淑珍的情况下，张淑珍根据双方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诉求李洪森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予以支持。袁风举可要求解除其与李洪森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按照其二人的原债权债务关系主张权利。对张淑珍主张的房产转让费，因数额无法确定，不予处理。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李洪森李洪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张淑珍将位于无棣县山水润福苑A区3-1-3号楼房过户至张淑珍名下；二、驳回第三人袁风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98元，保全费3069元，由李洪森李洪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洪森与张淑珍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以涉案房屋抵顶借款。上述以物抵债协议已经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6）鲁1623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有效，该案中张淑珍提供了涉案房屋开发商无棣山水置业有限公司与李洪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李洪森交纳房款收据原件。且张淑珍提供了其与李洪森签订的三份租赁协议用以证实李洪森已交付涉案房屋，李洪森虽称三份租赁协议系受张淑珍胁迫事后补签，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不能成立。综上证据能够证实因李洪森到期不能偿还张淑珍借款，双方签订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协议，并实际交付房屋的事实。李洪森与张淑珍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时间及房屋交付时间均早于袁风举，一审判决支持李洪森协助张淑珍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所述，李洪森、袁风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96元，由上诉人李洪森负担8898元，上诉人袁风举负担88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艺伟书记员战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