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02民初2627号原告：彭敏，女，196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华，男，系原告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法定代表人：潘晓英，该中心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婷，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云，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敏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并宣告江岸区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18年9月5日以欺诈方式与彭敏签订的“聘用合同”（时间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属于无效的劳动合同。同时，撤销已经归江岸区社保处电子档的该“聘用合同”；2、确认并宣告被告于2013年12月30日胁迫原告签的《内部退养书》因违法违规而无效；3、责令被告将上述“聘用合同”和《内部退养书》原件各一份给予原告；4、责令被告按照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为原告及时办理事业单位退休手续，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落实原告依法依规享有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并对原告予以合理补偿。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2年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归口其父亲单位江岸区劳动卫生院（被告前身）工作，1985年转正（有招工手续），1992年取得会计员职称（有证书），江岸区卫生局和武汉市人事局任命原告为干部（任命书在原告单位人事档案内）。2003年该单位不景气，时任领导动员原告离岗回家拿生活费。1、2013年，原告向被告申请按照当时有关事业单位改革文件规定参加竞聘，但被被告无正当理由予以拒绝的有关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时，原告月生活费是600余元，这点生活费确实维持不了时下的生活，街坊邻居拿低保的人每月生活费就有900余元。原告就到被告向该单位领导求助。这时才得知单位于2010年-2011年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该单位由原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改制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原告就此向单位申请要求单位按照当时中央、省和市政府文件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深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县（市、区）乡镇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等许多改革性文件要求参加竞聘上岗。当时的湖北省政府文件有鄂政办发（2011）61号、鄂政办发（2010）34号文强调：“2009年12月31日前进入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经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手续的正式在编在册人员”，“此次人事制度改革范围:全省所有县（市区）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核定编制，并经市州编办报省编办备案”;“明确竞争对象包括外出打工，停薪留职和病休病退人员的在编人员，乡镇卫生院应提前书面通知并按有关法律规定送达本人，本人应自通知送达之日起30日内回来参加竞聘。”中央编办发（2006）96号行政法规和武政规(2010)20号地方性规章强调“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按其公益性质核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编制为财政补助事业编制”。对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绩效工资，其工资水平不低于本地区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编制部门负责对需要核定编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标准定编定岗”。然而原告合法合规的竞聘上岗的要求被该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当时2013年该单位的会计为在外聘请临时人员，出纳为原药剂人员。而原告在该单位有十余年从事会计出纳工作经历，有会计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会计证》。原告认为，被告针对原告申请竞聘上岗的处理决定和操作程序上均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具体如下：第一，2011年，被告没有按照当时的省市政府文件如[鄂政办发（2010）34号文]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没有向作为该单位正式职工的原告转达省政府文件[鄂政办发（2010）34号文]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武政规（2010）20号关于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原告也没有收到该单位的文本文件通知，且原告每年都要到单位去。如2010-2011年度，原告接通知到单位填写了一份表格，岗位为出纳，还填写年度小结，但单位领导没有告知原告说单位正在改制，没有与原告签订《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书》。事业单位改制时，单位应该与员工重新订立聘用合同。根据《劳动法》劳动者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该单位应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书。说明该单位在操作程序上是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上级人民政府关于人事制度改革性规章法规的。2013年12月30日，被告事先为正式员工原告制定的《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部退养（病退）申请书》（简称“内部退养书”）记载了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1年人事、绩效工资改革时，经江岸区卫生局多方努力，同意实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七家单位按所辖区人数设置岗位，采取补差额的办法，财政核拨下来的名称为岗位补贴”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时间上与省市政府要求同步，在改革内容上与省市政府的政策法规一致性，但该单位在操作程序上是违反各级人民政府文件规章法规，排斥正式职工原告，不准原告参与省市政府统一实行政策法规人事、绩效工资改革。第二、当时的省市政府文件要求清退临时人员。当时该单位的会计就是临时人员。被告不仅不清退临时人员，还拒绝作为该单位正式员工的原告合法合规竞争上岗的要求。说明该单位在竞聘人员适用条件上是区别对待，更是违法违规的。第三，该单位当时没有在单位内部实行全员竞聘，也没有公开招聘政策。在明知会计和出纳空缺岗位情况下，聘请外来临时人员做会计，使用原药剂人员做出纳。根据《会计法》出纳属于会计岗位，出纳是按照有关规定和制度，办理本单位的现金收支、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工作的总称。作为该单位正式职工的原告持有专业技术职称证和《会计证》，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无正当理由不予使用。财政部于2005年1月22日颁布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令第26号和2013年7月1日实施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令第73号都规定：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才能从事“出纳”岗位工作。该单位再一次违反财政部的法规，使用没有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即原药剂人员从业“出纳”工作。原告认为其单位任人唯亲，违反了当时的省市政府规章法规要求全员竞聘，公开招聘，还存在故意违法违纪行为。第四，根据2011年国务院公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事业单位应当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编制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对工作人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工作人员应当按所在单位的要求，参加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和为完成特定任务的专项培训。“培训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支”。原告在单位从事会计出纳岗位十余年工作期间，都是由江岸区卫生局和原告所在单位通知到江岸区财政局组织的定期在岗培训学习。原告被动员回家拿生活费后，单位没有通知原告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和再培训。原告认为其失去继续教育学习，再培训的机会，单位领导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而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员工，推卸给不知道学习情况的原告个人身上。我国《劳动法》第68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给原告的《关于原告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中才称原告在2013年8月要求参加竞聘时没有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为借口，对其“会计从业资格”不予认定，理由是不成立，且违法的。第五，被告违反当时的中央国办发[2002]35号和省政府鄂政办发（2010）34号法规：“实行资格准入制度，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不得进入相应岗位。”和违反《会计法》第38条：“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单位对当时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原药剂人员准其上岗，准其从事出纳工作，我们只是在传说中听到的“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我们认为被告拒绝正式职工原告竞聘上岗工作的理由和事实是违法违规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2013年9月，原告到上级主管主办部门江岸区卫生局（江岸区卫生健康局前身）反映情况寻求救助。被告知：江岸区劳动街卫生院（被告前身）作为江岸区政府的改革试点于2001年主管部门下放到劳动街人民政府管理。实行管办分离。后江岸区政府信访办指定劳动街政府程晓方科长负责调处。此情况，该单位制定的《内部退养书》上也有记载。2、被告于2013年12月30日胁迫原告签订《内部退养书》、克扣原告生活费和退休费的有关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30日上午，原告接到通知到该单位来参加调解。原告和其爱人一起在原告单位领导办公室大门口外面遇见时任院长潘晓英，潘晓英对原告说今天必须签一份《内部退养书》：“不签订内部退养书,停发你的生活费”。原告在投诉无门，生活无保障的情况下，被胁迫签了。当时，原告向单位提出签订的《内部退养书》给原告一份，被单位拒绝。她们给原告一份没有签字盖章的《内部退养书》，说是跟签了字的一样。（签字盖章的这份《内部退养书》，单位放在我的档案袋里，单位也认可只签订了一份）。根据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的地方法规性文件规定，所谓允许内部退养的人，系指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或者工龄满30年（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未竞争到上岗机会的未聘人员。然而，当时原告是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7年以上，工龄也未满30年，原告不属于这类人员。原告属于强烈要求竞聘上岗，多方求助无援的情况下，被单位用胁迫手段签的《内部退养书》的人员。是被该单位非法剥夺竞争上岗工作权益的人员。《内部退养书》签订的时间也不对，上级要求是2011年8月31日前完成，原告获知单位改制的时间是2013年8月，原告被胁迫签《内部退养书》的时间是2013年12月30日。单位胁迫原告签订《内部退养书》是一种非法的、侵权的、粗暴的行为。《内部退养书》上面还写明，单位领导是“参照省政府文件[鄂政办发（2010）34号文]的文件精神，对于本单位有部分在册人员因多种原因不能坚持上班的，进行安置、分流。”显然，原告也不属于这类人员。原告是一直坚持要求竞聘上岗，要求坚持工作的，而被单位领导非法剥夺工作权利的人员。综上，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待原告安置、分流适用条件、处理方式和操作程序等方面都明显是错误的，明显违反省市政府有关规章法规的规定。原告被该单位胁迫签的《内部退养书》的内容有每月发放档案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国家规定津补贴全额发放，共计约九百余元生活费，工龄连续计算，国家统一调整工资时，调整档案工资(即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时作为计发退休费的基数。当时单位同事一个人工作养活其一家人。单位发给原告的这点生活费，连原告自己都维持不了一个月的生活。原告要求竞聘对口的专业技术岗位被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2006年时原告的岗位工资550元，到2018年9月原告退休还是550元。2015年元月至2018年7月，国务院先后三次出台政策上调所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有国办发（2015）3号、国办发（2016）62号、国办发（2018）112号文。如国办发（2018）112号文从2018年7月1日起，调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工资为1510元至6010元;薪级工资标准，提高到每月260元至7204元。此时原告的工资应该是:1510元（岗位工资)+2603元（薪级工资）+3120元（津贴）+180元（物业）+680元（职务津贴）+1165元（基础绩效）﹦9263元。原告的月生活费应该是5665元，然而，单位实际发放给原告的生活费是962元人民币(有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为证）。被告一次也没有为原告上调岗位工资。原告退休时的薪级工资，据单位领导潘晓英介绍，单位是按照2006年前的过期标准调整原告的薪级工资，违反“同等位阶的法律法规中新法优于旧法”之规定，没有按照现行国务院政策法规调整。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是发放生活费和核算退休金的重要基数。单位的《内部退养书》还承诺：“国家规定津补贴全额发放，直到在社保办理退休手续。”但是，从被告每月发给原告月不足一千元人民币生活费（有银行流水为证）来看，国家规定津补贴显然没有全额发放给原告。被告故意不按现行国务院政策法规上调原告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不仅将原告退休前的生活费和退休后待遇大幅降低，存在故意克扣原告的生活费和退休金的违纪违法行为。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第82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62条，第120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42条之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申请人原告认为被告应当给予原告经济补偿30万人民币。我们在中央政府网、省市区三级政府网上都可以查阅到原告单位即被告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退养书》上也表述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主管部门是江岸区卫生局，由劳动卫生院更名为劳动医院，在2001年时经武汉市卫生局批准更名为被告，实行管办分离，主管部门一度变更为江岸区劳动街政府办事处。而且，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介绍，被告举办单位为江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江岸区卫生健康局前身），其性质为公益，事业单位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潘晓英。因此，其明显不是街办的集体企业。岸政办（2019)3号文《江岸区进一步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规定“推行财政经费定项补助，对辖区政府办7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理保障基本建设经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核定的经常性收支差额进行定项补助，纳入区财政预算管理并足额落实”。“明确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7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被告于2018年9月5日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和多收取原告3500元社保医保费用的有关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5日，原告在被告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时，根据单位领导要求向单位财会室补缴1995年7月至2001年12月的社保医保3500元费用。有单位“结算票据”凭证。单位还称要签订一份三年“聘用合同”（具体时间为2016年元月至2018年12月），说不签订合同不能办理退休，签了才能办理退休，别人办理退休时都签了这合同的。说合同是江岸区社保处要的。（有音频为证）。此“聘用合同”也在单位，单位没有给原告一份，空白的也没有给，原告拍照也被强行阻止。单位违反《2016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4条：“聘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一份存入个人档案”之规定。合同大致内容是：“岗位为挂号收费。工资2000元，合同签订的落款日期写为2016年1月1日。”该“聘用合同”为二页纸组成，前一张纸是合约内容，没有原告签字，原告的签名和时间在合同的后一张纸上。办理退休手续后，原告发现：第一，原告与单位近几年退休的同事们交流时，他们告诉原告他们办理退休时都没有签订像原告这样的虚假聘用合同。此时，原告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为什么说是虚假聘用合同，一是合同格式和内容不对，原告在单位上班工作时，单位曾与原告签订过《湖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书》,而现在单位要原告签的是临时用工聘用合同;二是岗位不对，原告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挂号收费”属于工勤岗位；三是工资不对；四是实际签订时间与落款时间不对。江岸区社保处工作人员向原告介绍是被告要向社保处提供的，江岸区社保处没有这样的要求。根据《2016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劳动合同法》之规定：“采取胁迫欺诈手段订立的聘用合同”为无效合同。第二，被告发给原告的退休证上面发证机关为空白，也没有钢印。据社保局称这样的退休证为无效的退休证。第三，被告是按照“企业临时用工”给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不是按照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待遇办理退休的。原告退休时，原告应该填写《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审批表》，然而，原告单位没有要求原告填写过。第四，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退休费的基数计算方式也不对。原告只有2015年退休补贴，2016年-2018年三年没有补贴。按照事业单位在编退休人员退休费计算标准，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原告都应该有。第五，被告向上级政府机关出示关于原告的《湖北省企业职工退休条件审批表》证明材料是单位有人蓄意伪造变造的。原告根本没有填写，要么是单位有人模仿原告的笔迹，要么是原告在单位填写过“退休申请表”，是他们移花接木，裁剪合成的。第六，2018年9月5日，按照单位领导的要求，原告向单位财会室补缴社保医保个人费用证明是1995年7月开始，而江岸区社保处的账户记录是1996年1月才开原告社保个人账户，原告的医疗保险是2004年8月才开户。原告单位把原告的社保养老保险实际缴纳月数弄错了6个月，多收了钱。且根据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武政〔2016〕20号），从2014年10月1日起，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单位范围，经分类改革包括划分为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划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那么原告的养老保险应该改革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序列。现有原告所在单位出具的“结算票据”凭证和江岸区社保处开户账户记录，武政〔2016〕20文件为证。这进一步说明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是违法违规。2018年9月5日，单位不应当向原告收取补缴社保医保3500元。《内部退养书》上单位承诺：“社保、医保、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全额由单位承担”为证明。而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2014年前是不用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原告向被告领导提出申诉和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信访及其答复的有关情况：2018年8月，当事人原告到其单位即被告办理事务时，发现跟她一样回家拿生活费的人都在单位工作岗位上工作。原告找到单位领导：“怎么不通知我上班？”单位领导回答：“看你只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就没有通知你来上班”。就是有一个月要退休，也应该通知原告来上班。原告认为上班了，工作待遇，退休待遇原告就会跟单位其他同志一样。2018年10月起，原告就此多次向单位领导反映其退休待遇问题，但沟通未果。通过一年多信访申诉，江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健康局前身）和江岸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公室认为：“原告信访问题属您与被告的人事争议，应通过人事争议仲裁途径处理”。2019年9月13日单位领导跟原告说，除了编制，可以提其他条件。该单位领导的违法且无理的上述意见，被原告拒绝。2019年9月10日，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给原告的《关于原告信访事项的答复书》中明确认定：“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2018年6月开展的‘吃空饷’的情况清查中，没通知您上岗情况属实，我单位已对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进行了批评。”目前，被告现任书记潘晓英语气坚定地告诉原告，原告不是“中人”。当即原告质问她们：“我为什么不是‘中人’？你根据什么法律法规？”她们沉默无言以对。《民法总则》第136条之规定：“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2013年，单位时任书记跟原告说，原告跟她一样是“中人”，还告诉原告“中人”是指事业单位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综上所述，原告依法依规本应获得的公益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制内退休待遇的权益，被被告违法违规地一次次侵害被剥夺。《民法总则》第120条之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故原告特诉来你院，望你院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地支持原告的诉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其受损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救济。诉讼中，原告明确表示其诉请系基于与被告之间的人事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的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的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彭敏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江 文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鲁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