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光，男，1961年5月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冰，吉林中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孝，男，1986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刘金光因与被上诉人郭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孝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金光支付违约遣散费3万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7日，郭孝、刘金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刘金光将其名下红街酒吧及KTV管理权授予乙方，合同第十条约定：如刘金光单方私自不履行合同，应立即补偿郭孝3万元遣散费。合同签订后，郭孝组织人员积极履行合同，但2019年11月24日，刘金光突然通知郭孝解除合同，将郭孝骂走，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故郭孝诉讼来院。刘金光在原审辩称：郭孝、刘金光偶然相识，刘金光酒吧需要聘用经理管理，双方协商，郭孝向刘金光承诺为其管理酒吧，每个月保证80万元流水，如果达不到郭孝不要工资，后双方达成一致，形成了书面的协议，签订协议当天刘金光还有一个助理在场，刘金光碍于面子签订的该协议，当时刘金光提出协议中有关于遣散费的约定，郭孝同意不主张该遣散费，约定郭孝工资金额为8888元，当时刘金光没有具体看该协议就签了字，郭孝后续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上班不按时打卡没有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欠费随意免单，酒吧营业15天共盈利2万元，其中有一次刘金光在店内招待朋友，郭孝团队没有安排一个人为其服务，后来是刘金光亲自叫的服务人员，郭孝这样的团队无法将酒吧经营好，现酒吧已经停业更名，另外郭孝诉讼主体有误，因为KTV法人不是刘金光，是刘英娜，刘金光只是聘用经理，由于郭孝的过错，导致酒吧KTV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郭孝要求赔偿遣散费不接受。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9年11月7日，郭孝、刘金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为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777号（红街KTV）原红堪公爵店，甲方负责人为刘金光，乙方为郭孝，协议约定，甲方将名头旗下酒吧及KTV的经营和管理权利授予乙方，乙方负责该酒吧筹备期及KTV正常营业的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舞台制作与活动宣传工作、该KTV的运营管理工作及营销策划工作、获得甲方授权后可行使人事调动权、合理经营权、签送权、申请使用备用金、管理自主权及财务审计权；整体月营业额（酒吧+KTV）达到80万元以上，甲方付乙方营业额实际计数的2%，整体月营业额达到90万元以上，甲方付乙方营业额实际计数2.5%，整体月营业额达到100万元或100万元以上，甲方支付乙方营业额实际计数3%，整体月营业额未达到80万元，甲方支付乙方最低薪酬8888元；乙方在与甲方合作期间，需在与甲方充分沟通后，完成营业场所营销策划工作（公信力方面）、各部门管理协调、运营方向制定、营销策划等工作；如营业场所经营秩序良好及生意稳定（乙方完成每月提交营业额计划）甲方无故出现履约能力问题或单方面私自不履行协议中的款项，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立即补偿乙方3万元遣散费用。2019年11月7日，郭孝及其团队入场经营，于2019年11月25日应刘金光要求撤场。原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系郭孝与刘金光签订，未加盖“红街KTV”有效印章，刘金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系代表“红街KTV”的职务行为，故刘金光主体适格，郭孝有权向其个人主张权利。《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刘金光单方要求郭孝离场，其行为构成违约，郭孝有权解除该协议并向刘金光主张3万元遣散费用，现该协议已实际解除，刘金光应当依约支付郭孝该笔费用。刘金光主张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及因郭孝违约行为致协议解除的抗辩，因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不予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刘金光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郭孝遣散费3万元。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刘金光负担。宣判后，刘金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郭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郭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孝提供的《合作协议》是无效合同。《合作协议》涉及三个主体：“红街KTV”、刘金光和郭孝，法律关系为郭孝管理“红街KTV”和红街酒吧，“红街KTV”支付报酬或遣散费，“红街KTV”与郭孝形成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合作协议》只有郭孝一方的签字，没有合同相对人“红街KTV”的盖章和法人签字。刘金光在《合作协议》的“甲方代表人”处签字，不能认定是“红街KTV”的意思表示，因为刘金光不是“红街KTV”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红街KTV”的授权书。刘金光的签字只能认定为居间介绍或证明合同关系的效力。原审认定“红街KTV”和郭孝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是错误的。二、郭孝主张遣散费用没有合法依据。郭孝经营管理“红街KTV”酒吧仅有17天，且带来的收益仅为2万元，远远低于《合作协议》的约定。刘金光不是“红街KTV”法定代表人，也没有授权委托书，因此无权终止《合作协议》，也无权解雇郭孝。郭孝停止经营管理“红街KTV”是自己主动放弃工作，单方解除《合作协议》，因为郭孝的突然离开，造成了“红街KTV”重大损失，郭孝应该补偿“红街KTV”的经营损失。三、《合作协议》约定郭孝获得报酬方式为底薪加提成，明显不是合伙关系的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特征，不应认定为合伙关系，郭孝主张遣散费是不合理要求。四、郭孝主张数额与实际不符。郭孝仅工作17天，“红街KTV”在2019年11月25日向其支付18056元钱款，郭孝即使主张遣散费，数额也应是3万元减去18056元后的数额，一审判决要求刘金光支付3万元遣散费与实际不符合，对“红街KTV”和刘金光都是显失公平的。郭孝辩称：刘金光称合作协议无效我不认可。本案牵扯到的其他人与我无关，我是和刘金光个人形成合同关系。我与刘金光签署的协议上明确约定经营管理KTV、酒吧两项。一审中我的证人已经出庭作证，我们是被强行勒令赶走的，并不是我自行撤出的。既然刘金光有权勒令我们离开现场，那他一定具有签署协议的权力。合作形式不等同于出资这个概念，签署了合作协议就代表公平公正，双方就应该履行，此合作协议并不是就业合同。协议签署双方认可，都是认真阅读后签署的。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议维持原判。二审中，刘金光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我2019年10月20日至11月25日在酒吧帮忙，协助收银和对账，2019年11月25日刘金光吩咐我给郭孝转账，一共转了两笔，一笔15000多元，一笔2000多元，转的钱是什么性质我不清楚，是从我姐姐马某某账户转出的。郭孝在酒吧工作十多天，每天收入1000元左右。我每天在酒吧帮忙到下午就走了。本案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中，郭孝认可收到刘金光委托刘某所转两笔款项，但表示此款系原审举证的团队人员工资。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合作协议主体及其效力问题。案涉协议甲方虽名为“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777号（红街KTV）原红堪公爵店”，但协议并未加盖该店面公章，只有刘金光与郭孝签名捺印，刘金光亦无证据表明该店面确为独立存在的民事主体，故原审法院认定刘金光与郭孝为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至于刘金光所称案涉协议无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金光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合作协议存在上述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其主张案涉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金光是否应返还郭孝遣散费3万元问题。刘金光称在其与郭孝签订协议时郭孝承诺免除3万元遣散费，郭孝对此予以否认。刘金光就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金光所称其在2019年11月25日向郭孝转款18056元，应在3万元中予以扣除问题，郭孝认可在2019年11月25日收到刘金光委托他人转账的款项，但表示此款系其团队人员工资，刘金光除证人证言以外并无证据证明所转款项性质，且证人亦无法说清款项性质。特别是刘金光在二审中认可郭孝的团队人员工资并非由郭孝支付，说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往来。故无法认定此款项与郭孝所主张的3万元遣散费存在关联。刘金光称郭孝停止经营管理KTV和酒吧是自己主动放弃工作，单方解除合作协议，就此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刘金光在原审时陈述因郭孝及其团队无能立经营管理，其要求郭孝带领团队撤场。故刘金光在无证据证明郭孝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的前提下不再履行案涉协议，应按照该协议第十条约定向郭孝支付遣散费3万元，原审对郭孝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亦无不当之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金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刘金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业春审 判 员 闫 冬审 判 员 张兴冬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包雨辰书 记 员 王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