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684号原告：毕文凯，男，197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德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秦老胡同**。法定代表人：孙荫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修军，北京市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女，195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告毕文凯与被告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冠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文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朋和沈德鸿、被告冠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修军和王玉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文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工资45977.01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517.24元；4、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17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公司承包范围内所有现场施工、安装协调、司机等工作，月工资10000元，现原告不服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冠友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我公司工作期间为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与原告主张的工作时间不一致。原告在我单位工作期间是从事学徒和杂工工作，其工资收入为月工资3000元，因此与原告所称的月收入不一致，原告学历较低，无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在我单位工作之前未从事过与我单位工作性质和工种一致的任何工作，因此到我单位是从学徒做起，我单位不可能给其每月1万多的工资。我单位已经与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原告在仲裁期间已向仲裁委提交了与我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其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公司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我单位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其后擅自离岗，不在我单位提供任何劳动，2018年8月31日，我单位已与其结清了全部工资。原告主张向我公司提供书面解除劳动通知，鉴于我公司已于2018年8月31日已经与其结算所有工资及费用，劳动关系早已终止，原告主张劳动关系顺延至2018年10月30日于法无据。综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毕文凯主张其于2018年6月17日入职冠友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冠友公司称毕文凯在其公司工作时间为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担任学徒和杂工工作。2018年10月31日，毕文凯向冠友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载明“鉴于贵公司拖欠我工资及未给我缴纳社保等，我书面通知贵司我今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特此通知！”。根据毕文凯提交的顺丰速运客户存根，其在2018年10月31日分别向冠友公司的注册地址和王玉兰的地址邮寄了“文件”，投递记录显示分别在2018年11月1日和2018年10月31日已签收。仲裁时和庭审中，冠友公司称未收到该解除通知。毕文凯于2018年10月30日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81000元；3、支付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3000元；4、支付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49655元；5、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000元。该委于2018年12月26日做出裁决：1、确认毕文凯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冠友公司支付毕文凯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2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600元；3、冠友公司支付毕文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元；4、驳回毕文凯的其他申请请求。毕文凯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间内诉至我院。冠友公司主张其公司已与毕文凯签署劳动合同。毕文凯提交了空白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加盖了冠友公司的印章，但其中应当填写的事项为空白，毕文凯称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工伤认定，向冠友公司索要两份劳动合同，上面的内容未填写，冠友公司在庭审中称因为毕文凯要拿回去签字一直没有拿回来。冠友公司在仲裁时提交《收到说明》（在本案中作为鉴定的比对样本提交），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3日，载明：此劳动合同只对交通（外边车追尾）补偿之事，用完后全部收回公司，工资证明也是让追尾方赔偿事宜……盖章劳动合同两人共两份，工资证明也是两人两份，用完收回。冠友公司主张毕文凯的月工资为3000元，其提交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收款人为毕文凯，显示“今收到微信转账，学习期间生活费毕3000元，孙2000元（管吃住）人民币壹仟元整”。毕文凯主张该收据中的手写部分不是其所写，且无法证明是工资标准，毕文凯对该《收据》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申请司法鉴定，经摇号确定鉴定机构，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该《收据》中毕文凯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签名自己是同一人书写。冠友公司主张毕文凯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其提交的出勤表显示，毕文凯在2018年7月出勤20天，2018年8月23日之后未出勤，毕文凯对出勤表真实性不认可，其称其一直工作至2018年10月30日。冠友公司提交的王玉兰的通话记录显示，2018年8月23日之后的数次通话记录均显示没有接通。冠友公司提交2018年8月31日的收据一张，收款人为“毕”，载明：今收到安装费柒仟陆佰玖拾陆柒角二分，追尾后看病转微信×××元。冠友公司主张其支付的款项为7696.73元和×××元，毕文凯主张该×××元包含在7696.72元之内，“追尾后看病转微信×××元”是冠友公司为了应诉后加的，其在另案原告孙跃珊在冠友公司工作期间一共收到该笔7696.72元和另外1000元，共计8696.72元。庭审中毕文凯称转微信的×××元已经退还冠友公司，冠友公司对该陈述不认可。另查，根据庭审中的陈述，毕文凯与另案原告孙跃珊在2018年8月19日在送货时发生交通事故。上述事实，有收据、劳动合同书、仲裁裁决书、通知书、快递底单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按照国家规定和双方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支持当事人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双方的陈述，围绕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毕文凯主张确认与冠友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冠友公司虽称劳动关系在2018年8月底已终止，但其并未提交双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2018年8月31日的《收据》仅能证明相关款项的收取情况，不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解除情况。冠友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没有劳动者的签字确认，其单方制作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认为冠友公司主张的劳动关系截至2018年8月23日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毕文凯发出解除通知的时间和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本院对毕文凯主张双方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毕文凯主张的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工资一节，毕文凯主张其月工资为1万元，冠友公司主张毕文凯的月工资为3000元，本院认为工资标准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理应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前或之时达成一致，以减少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工资标准或者工资给付发生争议，原则上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和已经给付的工资数额，庭审中，冠友公司提交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欲证明毕文凯的工资为3000元，本院认为收据作为日常收付款的凭据之一，通常用于收款人在收到款项后向付款人出具，而在收款收据中约定工资不符合通常习惯，且该《收据》保存在冠友公司处，不能排除该《收据》中的部分内容系后添加形成，且《收据》中写明的为“学习期间生活费”，在冠友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毕文凯入职其公司的目的是“学习”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毕文凯到冠友公司处工作系被告所主张的“学习”，因此即使该《收据》的全部内容在毕文凯签字时已形成，在目前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不能将“学习期间生活费”当然理解为工作期间的全部工资，故本院对冠友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毕文凯称其入职后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公司承包范围内所有现场施工、安装协调、司机等工作，在冠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毕文凯主张的工作岗位、工资标准予以采信。此外，冠友公司认可毕文凯正常工作至2018年8月23日，毕文凯主张其正常工作至2018年10月30日，本院认为对于劳动者是否出勤工作，原则上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从王玉兰提交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出，自2018年8月23日之后的数次与毕文凯的通话记录均未接通，不符合通常情形，且通话频率明显降低，与正常工作期间的通话频率形成明显对比，结合2018年8月19日孙跃珊与毕文凯驾驶车辆发生交通和2018年8月23日毕文凯为处理交通事故从冠友公司处领取空白劳动合同书的事实，本院认定2018年8月24日以后，毕文凯并未提供正常的劳动，考虑到冠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毕文凯未提供正常劳动的原因和其作为用人单位应负的管理责任，本院在计算工资时按照冠友公司未安排毕文凯工作的情形处理，冠友公司应当支付毕文凯基本生活费，具体标准按照当时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70%计算。综上，经核算，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毕文凯的全部工资应为25648.6元。庭审中，冠友公司主张毕文凯和孙跃珊在职期间支付的款项包括1000元、×××元、7696.72元，毕文凯称其二人仅收到8696.72元，“追尾后看病转微信×××元”系冠友公司为了诉讼自行添加，该×××元包括在7696.72元内，本院认为在冠友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毕文凯从冠友公司处领取的款项金额共计8696.72元，鉴于上述款项的领取人均为毕文凯，本院在核算工资时将上述款项计入毕文凯已领取的工资，故冠友公司还应支付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6951.88元。关于毕文凯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即阐明了的劳动合同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为“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显然签署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无法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且冠友公司在毕文凯提供空白劳动合同的同时也让毕文凯出具收到说明，载明冠友公司提供的文本仅为交通事故索赔使用，因此可以看出冠友公司并未有与毕文凯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冠友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毕文凯的情形应当视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冠友公司应当支付二倍工资。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冠友公司应当自2018年7月17日起向毕文凯支付二倍工资。因本院认定自2018年8月24日起毕文凯未向冠友公司实际提供劳动，冠友公司仅支付其基本生活费，故本院认定冠友公司向毕文凯支付二倍工资的期间为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本院对毕文凯主张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经核算，冠友公司应当支付毕文凯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12413.79元。关于毕文凯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节，毕文凯主张其以拖欠工资及未缴纳社保为由与冠友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冠友公司发出解除通知，冠友公司否认收到毕文凯邮寄的解除通知，毕文凯在2018年10月30日提起仲裁，仲裁时亦主张因冠友公司拖欠工资和未缴纳社保而解除劳动关系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本院认为无论冠友公司是否在2018年10月31日或2018年11月1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冠友公司最迟在其收到仲裁申请书时知晓毕文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鉴于冠友公司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和未缴纳社保的事实，故其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毕文凯与冠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不足五个月，本院以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的平均工资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经核算，冠友公司应当支付毕文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31.36元，本院对其主张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冠友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双方未形成劳动关系一节，本院认为冠友公司在仲裁时认可双方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其未提起诉讼，且在本院第一次开庭时也认可毕文凯曾在其公司工作，故其主张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毕文凯与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在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毕文凯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6951.88元；三、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毕文凯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413.79元；四、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毕文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31.36元；五、驳回毕文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冠友新技术开发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小锋审 判 员 黄珑玲审 判 员 谭舒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耀书 记 员 张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