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民终5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万堂，男，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府，陕西华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辛芳侠，女，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府，陕西华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儒燕，女，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上诉人王万堂、辛芳侠因与被上诉人樊儒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3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万堂、上诉人王万堂与上诉人辛芳侠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与黄军府、被上诉人樊儒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万堂、辛芳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樊儒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樊儒燕承担。事实与理由：1、樊儒燕2018年4月3日转款60万元与2018年10月16日以凤翔县西凤兴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名义出具的借款证明记载的60万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笔资金，原审法院却将两笔资金混同为同一笔款项，认定事实不清，以致错判；2、王万堂以兴华公司名义向樊儒燕交付的3734件醇品级西凤酒用以偿还60万元款项，庭审中，樊儒燕认可已经收到3734件西凤酒的事实，但辩称并非是偿还本案的60万元借款。原审法院并未查明为何王万堂将3734件醇品级西凤酒交给樊儒燕这一关键事实，导致错判；3、原审法院未能按照本案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查明案件事实审理此案，且在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径行认定为月息2.5%，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肆意剥夺王万堂的权利，是导致本案错误判决的另一重要原因。樊儒燕辩称，1、因樊儒燕与王万堂系多年朋友，信任王万堂人品，又先后有多笔资金打入，所以当时王万堂未打借条；2、樊儒燕否认与王万堂有合作关系，更没有担任王万堂公司所谓的负责人，请王万堂出具相关的合作协议及其系负责人的法律依据；3、因王万堂一直不给樊儒燕还钱，也不打借条，樊儒燕实在无奈，于2018年9月9日叫其同学王建军、王某两人向王万堂要钱，王万堂仍然找各种理由不还。当时王建军、王某说他们两人先替王万堂把樊儒燕2018年4月3日借给王万堂的60万元代王万堂还给樊儒燕，王万堂给王建军、王某打个6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王建军、王某并未实际支付代王万堂还樊儒燕涉案的这60万元。也根本不是王万堂公司因业务需要所借的所谓60万元，其实只是为了让王万堂尽快还款而出于无奈才让王万堂出具的虚假《借款合同》。一个月后王万堂仍百般抵赖不还钱，王建军、王某遂要求王万堂把2018年4月3日借樊儒燕的钱直接给樊儒燕出具一份《借款证明》即现在的这份证据；4、王万堂以库房酒抵债，并不是本案的60万元债务，是本案60万元之外借樊儒燕的款项，且樊儒燕有60万元之外的银行转账凭证；5、樊儒燕从未接触过王万堂公司的账簿，人事管理等资料，更没有参与王万堂所说的所谓30万元投资之事；6、王万堂曾让樊儒燕做过会议记录，如何成合作关系；7、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断章取义，樊儒燕不认可。樊儒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万堂、辛芳侠偿还樊儒燕借款600000元整及利息（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王万堂、辛芳侠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3日,樊儒燕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王万堂转款600000元，2018年10月16日，兴华公司法人代表王万堂出具《借款证明》，载明：“公司借樊儒燕陆拾万元整，用于公司运作经营，以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还付樊儒燕。包括利息2.5%。以此据换回原公司借据及王万堂房本”。该借款证明上盖有兴华公司公章。另查明，王万堂、辛芳侠系夫妻关系。兴华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注销，该公司注销前，王万堂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64.15%，辛芳侠持股比例35.85%。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樊儒燕出具了银行转款明细、借款证明，既能证明双方借款的合意，亦能证明樊儒燕向王万堂、辛芳侠支付的借款的事实。对于王万堂辩称其与樊儒燕及案外人张某三人系合伙关系，王万堂、辛芳侠600000元的银行转款是用于三人合伙投资支付西凤酒的货款，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樊儒燕转账的600000元是用于投资购买西凤酒的投资款，故对王万堂的辩驳意见不予采纳。庭审中，王万堂认可其以公司名义向樊儒燕出具的借款证明是事实，但辩称该借款证明的600000元与樊儒燕提交的2018年4月3日银行转款600000元无关，而是案外人王某、张某将他们持有的600000元债权转让给樊儒燕后，王万堂以公司名义向樊儒燕出具借款证明，王万堂认可该笔借款的存在，但辩称已用3734件醇品西凤酒抵偿。樊儒燕称其卖的酒系用于抵双方之间的其他欠款，且不是王万堂所称的3734件，双方对该部分的陈述不一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案涉及的案外人张某、王建军均不愿出庭，王万堂提交的证人王某亦拒绝出庭作证，王万堂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樊儒燕交付3734件醇品西凤酒抵偿600000元借款，故王万堂的辩驳意见，不予采纳。对于王万堂主张其与樊儒燕及案外人张某三人系合伙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是否属于合伙并不影响该笔借款的存在，樊儒燕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王万堂以兴华公司名义向樊儒燕借款的事实。关于该笔借款承担主体，一审法院认为王万堂出具借款证明中载明，“公司借樊儒燕陆拾万元整，用于公司运作经营，以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还付樊儒燕……”。该证明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且有王万堂本人签字及手印，故该借款证明系王万堂代表公司的借款，借款人应当是兴华公司。但该公司已于2019年4月17日注销，公司注销前股东分别是王万堂和辛芳侠，故王万堂、辛芳侠应对上述600000元借款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关于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樊儒燕主张借款证明上的2.5%系月息，王万堂主张2.5%系年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约定的2.5%为月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按照2.5%月利率计算年利率为30%，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故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万堂、辛芳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樊儒燕偿还本金60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偿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王万堂、辛芳侠共同承担。因樊儒燕已预交,王万堂、樊儒燕支付上述款项时应一并向樊儒燕支付。本院二审庭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万堂、辛芳侠提交以下三组证据：证据一、2018年11月2日会议纪要。证明：1、王万堂、樊儒燕、张某系合伙关系；2、在2018年11月2日王万堂、樊儒燕、张某等人开会并形成会议纪要，决定以现有库存货物、西凤酒厂余款、包装材料投资的预付生产款三大部分及李海强欠款所得收入先还清借王某、王建军60万元；3、王万堂、樊儒燕、张某一致明确原以凤翔县西凤兴华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向王某、王建军所借款项由樊儒燕进行偿还，王万堂不负责该债务的偿还事宜。证据二、银行转账流水。证明：在樊儒燕收到3734件醇品级西凤酒后，为尽快将该批货物变现以偿还原以兴华公司名义向王某、王建军的60万元借款，王万堂帮忙为樊儒燕销售部分货物，并且已经将销售款项全部转到樊儒燕的银行账户。证据三、张某、王栓成证人证言。张某同时提交出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王万堂、樊儒燕、张某系合伙关系；2、在2018年11月2日达成会议纪要由樊儒燕负责偿还原借王某、王建军的60万元后，王万堂、张某、樊儒燕、王某四人于2018年11月2日下午将库存2530件醇品级西凤酒交给樊儒燕，后又于2018年11月6日将1204件醇品级西凤酒全部交给樊儒燕，由樊儒燕用该3734件货物销售收入偿还借王建军、王某的60万元借款。樊儒燕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会议纪要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不认可，会议纪要中所述内容不属实。证据二银行转账流水真实性认可，这28000是因为王万堂将给其顶账的酒又买走了，支付给其的酒钱。跟6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证据三两个证人是王万堂一个村的，他们所证明的事实需要有书面的证据来支持，所有的公司运作运营全是由王万堂的凤翔县西凤兴华商贸有限公司运作的，王万堂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樊儒燕曾经给该公司记过一段时间的账，但是很快就还给王万堂了，樊儒燕是给王万堂打工的，王万堂给樊儒燕发工资。另，樊儒燕对于张某提交的出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王万堂亦认可张某提交的出资协议书。樊儒燕未提交新证据。关于出资协议书，樊儒燕、王万堂均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等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樊儒燕、王万堂、张某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其三方共同出资设立陕西西凤兴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樊儒燕出资210万元，王万堂出资280万元，张某出资10万元。二审庭审中，樊儒燕表示2018年9月9日王建军、王某与兴华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6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支付。樊儒燕称其于2018年4-6月陆续给王万堂出借款项，但是王万堂不给其打借条，王万堂为了不还钱才拟订了出资协议书表示要成立公司。樊儒燕表示其出借给王万堂或兴华公司共计210万元，因王万堂不偿还借款，后该借款作为出资协议书中约定的其的投资款进行出资，但是一直到2018年9月出资协议中约定拟成立的公司未成立，其出借的210万元与投资款210万元是一回事，210万元中包括案涉借款60万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樊儒燕主张其给兴华公司借款60万元，该公司注销后应由其公司股东王万堂、辛芳侠偿还该6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樊儒燕对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樊儒燕提交2018年4月3日其给王万堂转款60万元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2018年10月16日王万堂出具的借款证明予以佐证。王万堂对此不予认可，称2018年4月3日樊儒燕给其转款60万元系投资款，2018年10月16日王万堂出具的借款证明系将兴华公司欠王建军、王某的60万元借款由兴华公司给樊儒燕偿还，再由樊儒燕给王建军、王某还款。对此王万堂提交了2018年9月9日王建军、王某与王万堂签订的借款合同、王某证人证言、张某证人证人证言、出资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法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首先，案涉60万元转款系2018年4月3日转账支付至王万堂，而王万堂给樊儒燕出具的借款证明系2018年10月16日出具，相隔半年之久，不符合常理。其次，樊儒燕称因2018年4月3日其给王万堂借款60万元，但是王万堂不给其打借条，其让王建军、王某向王万堂要钱，王建军、王某说先替王万堂将60万元借款还给樊儒燕，所以王万堂给王建军、王某签订了2018年9月9日的借款合同。但樊儒燕并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其上述说法成立的证据。再次，在一审庭审中，樊儒燕并不认可2018年9月9日王建军、王某与王万堂之间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称系王建军与王万堂之间的借条，与其无关。但樊儒燕在二审中却陈述了2018年9月9日借款合同的由来，且表示签订该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其出借的60万元借款。同时，樊儒燕称2018年9月9日的借款合同中涉及的60万元并未支付，但樊儒燕与王万堂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却多次提到偿还王建军的借款。可见，樊儒燕的说法前后矛盾。另，二审庭审中，樊儒燕称其共给王万堂出借210万元，其中包括案涉60万元借款，因王万堂不给其偿还借款，该210万元借款作为出资协议约定的投资款进行出资。那么即使樊儒燕主张的案涉60万元借款属实，该款也已经转为投资款，并非借款。退一步说，即使樊儒燕主张的案涉60万元借款事实成立，王万堂也已经向樊儒燕交付了3734件西凤酒偿还了该笔借款。尽管樊儒燕否认其收到的西凤酒系偿还60万元借款的事实，表示偿还的是其他债务，但樊儒燕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由此可见，樊儒燕的陈述前后矛盾。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樊儒燕、王万堂、张某签订出资协议书存在合伙投资的事实，樊儒燕关于2018年4月3日其给王万堂转款60万元系借款之主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故樊儒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能够成立，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万堂、辛芳侠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34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樊儒燕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樊儒燕已预交），由樊儒燕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樊儒燕承担，因王万堂、辛芳侠已预交，樊儒燕应将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万堂、辛芳侠。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利审判员  任 蕾审判员  姬 钊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