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1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志，男，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仕武，男，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仕敏，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志与廖仕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5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双方借款经过结算，廖仕武在结算的基础上一次性出据了五份借据，其未保存原始借据，部分款项系他人代为转账和给付现金，现无法与银行交易凭证一一对应，由于记忆的原因，也无法说清每笔借款的原始根据，廖仕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书立借条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上诉人廖仕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何志借款中有高息转入本金的情况，应当扣除超过法定标准的部分。已经偿还部分应当扣减。 何志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廖仕武归还借款838.56万元，并按约定和法律规定支付利息，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查明：一、关于原告何志所称其与被告廖仕武之间的借款情况（一）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的借条。2014年10月1日，被告廖仕武向原告何志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4年10月1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130万元，借款期限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含费用）。庭审中何志陈述该130万元中的100万元由其于2014年3月14日通过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向廖仕武转账支付，另30万元为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3分，2014年10月1日之前的利息不予计算，借条中括注的费用即为利息。《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2014年3月14日，何志通过卡号62×××98的建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转账支付100万元。 （二）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8日的借条。2015年1月8日，被告廖仕武向原告何志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1月8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96.56万元（含一年费用），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8日至2016年1月8日，于2016年1月8日全款如数归还。第一次庭审中何志陈述该96.56万元中的80万元由其于2014年3月13日通过西充农商行向廖仕武转账支付，另16.56万元为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3分，事实上未按此标准执行，借条中括注的费用即为利息。《（何志）账户明细》显示，何志卡号62×××96的西充农商行卡于2014年3月13日发生一笔金额为80万元的交易，该笔交易未注明对方银行卡号和户名。第二次庭审中何志又称该96.56万元中的80万元是向廖仕武支付的现金，其余16.56万元中有15万元为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另1.56万元是因廖仕武欠陈波的树苗款而向原告借的现金。何志提交的西充农商行业务凭证显示，2014年3月13日，何志通过卡号62×××96的西充农商行卡向账号88×××15的银行账户转入80万元，该业务凭证无对方银行卡号和户名。 （三）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2015年3月11日，被告廖仕武向原告何志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1日借到何志现金100万元，于2015年7、8月底每月支付50万元。庭审中何志陈述该100万元中有75万元由其通过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分别于2014年3月19日、同年4月28日、2015年1月26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30万元、10万元、35万元，另25万元系何志多次从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取款后向被告支付的现金累计而成。何志提交的《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 1、2014年3月19日，何志通过卡号62×××98的建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79的银行卡转账支付30万元。 2、2014年4月28日，何志通过卡号62×××98的建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55的银行卡转账支付10万元。 3、2015年1月26日，何志通过卡号62×××98的建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55的银行卡转账支付35万元。 （四）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为316万元的借条。2015年3月11日，被告廖仕武向原告何志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1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316万元，每月利息3.5％，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借款期限于2015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1日，本金于2016年3月11日归还。庭审中何志陈述该316万元中有80万元由其通过工行西充支行分别于2011年7月13日、2012年10月23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30万元、50万元，有46万元由其通过西充农商行分别于2012年7月12日、同月26日为廖仕武存款26万元、20万元，有182.3万元由其通过西充农商行于2013年10月21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另有7.7万元系向廖仕武支付的现金。何志提交的工行业务凭证显示： 1、2011年7月13日，何志通过卡号62×××66的工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91的银行卡转账支付30万元。 2、2012年10月23日，何志通过工行向廖仕武卡号62×××91的银行卡汇款50万元。 何志提交的西充农商行业务凭证显示： 1、2012年7月12日，何志通过西充农商行向廖仕武卡号62×××27的银行卡存款26万元。 2、2012年7月26日，何志通过西充农商行向廖仕武卡号62×××27的银行卡存款20万元。 3、2013年10月21日，何志通过卡号62×××96的银行卡向账号88×××06的银行账户转入182.3万元，该业务凭证无对方银行卡号和户名。《（何志）账户明细》显示该182.3万元转入账号为53×××00，亦无对方银行卡号和户名。 （五）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2015年3月14日，被告廖仕武向原告何志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4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196万元，每月利息3％，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借款期限2015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4日，本金2016年3月14日归还（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14日利息已付清）。借条下方注明：2014年付利息15万元（廖彬洁支付），2014年付利息57.5万元（扣万华工程支付，道法对公账户支付）。第一次庭审中何志陈述该196万元中的195万元由其通过西充农商行分别于2013年5月、同年9月27日、2014年3月14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20万元、15万元、160万元，另1万元系其向廖仕武支付的现金，但未提供银行业务凭证或交易明细，《（何志）账户明细》显示，何志卡号62×××96的西充农商行卡于2013年5月15日发生一笔金额为20万元的交易，2013年9月27日发生一笔金额为15万元的交易，2014年3月14日发生一笔金额为160万元的交易。三笔交易均未注明对方银行卡号和户名。第二次庭审中，何志又称该196万元由其通过农行西充支行分别于2010年12月10日、2011年11月22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40万元、10万元，通过西充农商行于2012年3月11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20万元、120万元，另有6万元系其向廖仕武支付的现金。针对前后两次庭审对所涉款项陈述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何志表示以第二次庭审陈述内容及所举证据为准。何志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显示： 1、2010年12月10日，何志通过卡号62×××11的农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16的银行卡转账支付40万元。 2、2011年11月22日，何志通过卡号62×××11的农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16的银行卡转账支付10万元。 3、2012年3月11日，何志通过卡号62×××96的西充农商行卡向廖仕武卡号62×××27的银行卡转账支付20万元。 4、2012年3月11日，何志通过西充农商行向廖仕武卡号62×××27的银行卡存款120万元。 上述五份借条中除通过银行交易之外的现金交易，何志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不能说明具体的交付时间、地点等情节。 二、关于被告廖仕武所称其与原告何志之间的还款情况 庭审中，廖仕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廖仕武偿还何志借款416.837878万元。具体为： （一）被告廖仕武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1、客户名廖彬洁对方户名何志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1）2012年9月24日10时15分，廖彬洁通过卡号62×××17的农行卡向何志卡号62×××25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0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2）2012年9月24日10时18分，廖彬洁通过卡号62×××17的农行卡向何志卡号62×××11的银行卡转账支付47.6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3）2012年9月24日11时3分，廖彬洁通过卡号62×××17的农行卡向何志卡号62×××25的工行卡转账支付30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4）2012年9月24日11时15分，廖彬洁通过卡号为62×××17的农行卡向何志卡号62×××25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0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2、客户名廖仕武对方户名何志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5）2012年12月27日，廖仕武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96的西充农商行卡转账支付12.6万元（廖仕武提供的《民泰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笔交易的客户卡号为62×××08）。 （6）2013年7月6日，廖仕武通过卡号62×××15的农行卡向何志卡号62×××11的银行卡转账支付25.2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7）2013年10月10日9时42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8）2013年10月10日9时44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9）2013年10月10日9时48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10）2013年10月10日9时52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11）2013年10月12日15时5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12）2013年10月12日15时6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42的工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 （13）2014年1月9日22时19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98的建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14）2014年1月9日22时21分，廖仕武通过卡号62×××0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98的建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 廖仕武提交的《民泰银行交易明细》与上述（5）-（14）笔银行业务凭证显示的交易时间和交易金额一致。 3、客户名道法公司对方户名何志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15）2014年6月18日，道法公司通过账号58×××28的民泰银行账户向何志卡号62×××48的交行卡转账支付5万元，款项用途为采购款。 4、客户名温江嘉信苗圃对方户名何志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16）2015年4月2日，温江嘉信苗圃通过账号51×××38的交行账户向何志卡号62×××32的民泰银行卡转账支付98.437878万元。 5、客户名姜宛余对方名何志的银行业务凭证情况 （17）2015年6月6日，姜宛余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98的建行卡转账支付1万元，款项用途为借款。 （18）2015年12月2日12时48分，姜宛余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06的工行卡转账支付2万元，款项用途为借款。 （19）2015年12月2日12时49分，姜宛余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06的工行卡转账支付2万元，款项用途为借款。 （20）2015年12月2日12时51分，姜宛余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06的工行卡转账支付1万元，款项用途为借款。 （21）2016年3月7日，姜宛余通过卡号62×××18的民泰银行卡向何志卡号62×××06的工行卡转账支付1万元，款项用途为借款。 以上21笔款项共计金额366.837878万元。在《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中也均有记载。 （二）被告廖仕武提交的《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情况 庭审中，被告廖仕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还有以下三笔款项系廖仕武偿还何志借款。 1、2012年3月20日，廖彬洁向成都市林荣盛置业有限公司付款20万元。庭审中，廖仕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此款系廖仕武以代为何志支付购房款的方式偿还其在何志处的借款。 2、2012年2月27日，廖彬洁向何志付款10万元。 3、2014年1月14日，廖仕武向何志支付现金20万元。 以上3笔款项共计金额50万元，虽在《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中有记载，但被告未提供银行业务凭证或交易明细予以证明。 庭审中，何志对廖仕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于上述416.837878万元用于偿还廖仕武在何志处借款的陈述意见不予认可，认为这些款项属于道法公司的业务往来，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廖仕武是在双方经过结算后才向其出具的借条，如果是借条出具后廖仕武用私人的银行卡转账支付的款项则予以认可，借条出具前转账支付的款项则不予认可；廖彬洁是道法公司出纳，系廖仕武的侄女。庭审结束后，何志向本院称廖彬洁为道法公司出纳，2013年底离开公司，与廖仕武系亲戚关系；姜宛余为道法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于2014年离开公司；孙旭红为道法公司出纳。 同时查明，道法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8日，2012年8月1日前公司股东为廖仕武和雷敏，廖仕武的股权份额为80％，雷敏为20％。2011年11月9日，廖仕武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何志签订《道法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廖仕武将道法公司80％股份（即800万股）中的39％股份转让给何志（即390万股），何志以现金投入公司。2、截止2011年11月9日以后的工程项目及公司运作，何志占39％的股份，承担39％的利润分红和债权债务及法律关系。3、该股份变更在工商局进行备案。4、截止2011年11月9日以前工程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法律关系均由廖仕武和股东雷敏承担，与新公司及新股东无关。5、廖仕武和雷敏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能通过章程修正案。6、廖仕武和雷敏截止2011年11月9日以前的所有工程项目收尾工作的过渡期为6个月。7、其他未尽事宜待何志、股东王道光全面投入资金，并进入公司管理后协商而定。2012年8月1日，道法公司股东变更为廖仕武、雷敏、何志、王道光。2012年12月17日，道法公司股东变更为廖仕武、雷敏、何志，王道光退出。2012年2月1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2年2月1日收到何志投资道法公司39％股份资金现金人民币117万元；2012年9月1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2年9月1日收到投资道法公司39％股份资金现金人民币273万元。 庭审中，何志对廖仕武书面质证意见中关于以持有道法公司39％的股权冲抵何志借款、所借款项均用于道法公司工程项目、属于公司借款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称其与道法公司之间发生的借款要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公司财务出具借条或收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何志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借款合同》和一份收据。《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2014年7月8日，何志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作为乙方（借款人）的道法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7日止，月利率3％，季度付息。合同同时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内容。何志在甲方落款处签名，廖仕武在乙方法人代表处签名，合同上加盖有道法公司印章。同日，道法公司向何志出具收据，上面载明有收到何志借款20万元、转廖仕武交行1155#等内容，并加盖有道法公司财务专用章。 庭审结束后，法院要求廖仕武提供以其本人名义办理的交行卡和民泰银行卡，廖仕武仅提供了民泰银行卡，称未找到交行卡，该卡应该在何志及孙旭红处用于还款和公司用，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遂要求其提供2014年4月的交行交易明细，廖仕武仍未提供。同时，法院还要求廖仕武对廖彬洁、姜宛余、孙旭红与道法公司的关系、相关银行账户户名、银行卡开户行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下方注明的利息支付情况等作出说明，廖仕武回复称：廖彬洁、姜宛余是其私人工程项目及其本人的出纳，孙旭红系何志老婆，由何志安排到道法公司控制公司财务，应属道法公司员工；何志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中显示的对方账号88×××15、88×××06〔《（何志）账户明细》显示为53×××00〕不是廖仕武的银行账号，自己没有这样的银行卡号。显示的廖仕武卡号62×××79的银行卡开户行为农行，62×××55的银行卡开户行为交行，62×××91的银行卡开户行为工行，62×××27的银行卡开户行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62×××16的银行卡开户行为农行；廖仕武提交的民泰银行业务凭证显示卡号62×××18与其持有的民泰银行卡号62×××08不一致的原因，是尾号9518的银行卡是先办卡，已遗失，尾号8108的银行卡为补办卡；关于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下方注明的利息支付情况，该借条上的款项为何志自2012年以来本金及利息累计，具体金额为何志要求填写，不填写何志将不签道法公司与成都农商行崇州市支行的贷款续款合同，由于双方都是道法公司股东且彼此之间借款大都是公司、何志及廖仕武的往来款，没有算清过，廖仕武就按何志的意见暂时签署。后经查廖彬洁支付15万元和道法公司对公账户还何志借款均为还本金（此笔对公转款来源于廖仕武个人经营项目即万华麓山项目工程款，用于还何志借款本金），至此，廖仕武根本不欠何志任何借款。现在何志将2012年入股前的借款和入股后公司资金往来款混杂在一起，本以廖仕武名义开的银行卡用于道法收付款，该银行卡由何志及其老婆孙旭红掌管支配，何志把与道法公司的往来款说成是与廖仕武个人的借款，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公司亏损要由廖仕武个人来承担。 另，经法院与西充农商行核实，2014年3月13日金额80万元的对方账号88×××15的对应银行卡号为62×××82，户名为张良斌；2013年10月21日金额182.3万元的对方账号88×××06的对应银行卡号为62×××04，户名为李华军。 一审法院认为，廖仕武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经济交往中债权凭证的重要性。诉讼中，虽然廖仕武称自己出具借条完全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愿，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廖仕武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五份借条所涉款项是否向廖仕武实际支付。二、五份借条中何志支付的款项系廖仕武借款还是道法公司借款，借款金额如何认定。三、廖仕武是否向何志偿还案涉借款，偿还金额是多少。 关于争议焦点一，五份借条所涉款项是否向廖仕武实际支付的问题。 （一）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的借条。该份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130万元，其中本金为100万元，何志提供有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廖仕武对何志向其支付10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故对该100万元予以确认。 （二）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8日的借条。该份借条载明金额为96.56万元，其中本金为80万元，虽然何志提供有《（何志）账户明细》和西充农商行的业务凭证予以证明，但被告廖仕武不认可凭证上面的银行账号系其所有，否认自己收到此笔款项，同时，经与西充农商行核实，交易对方为张良斌并非廖仕武。故对何志所称向廖仕武支付该8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予确认。 （三）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100万元的借条。该份借条载明金额为100万元，其中本金为75万元，何志提供有建行成都贝森路支行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廖仕武对何志向其支付75万元款项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故对该75万元款项予以确认。 （四）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为316万元的借条。何志陈述其于2011年7月13日、2012年10月23日通过工行西充支行分别向被告转账支付30万元、50万元，合计80万元；2012年7月12日、同月26日通过西充农商行分别为被告存款26万元、20万元，合计46万元；2013年10月21日通过西充农商行向被告转账支付182.3万元。并提供相关银行业务凭证和《（何志）账户明细》予以证明。其中，前4笔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均载明有收款人姓名为廖仕武及其银行卡号等相关信息，对何志所称向廖仕武支付该4笔款项的主张予以确认；对182.3万元这笔款项，虽然何志提供有《（何志）账户明细》和西充农商行的业务凭证，但被告廖仕武不认可凭证上面的银行账号系其所有，否认自己收到此笔款项，同时，经与西充农商行核实，交易对方为李华军并非廖仕武。故对何志所称向廖仕武支付182.3万元的主张不予确认。 （五）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何志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农行西充县支行分别于2010年12月10日、2011年11月22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40万元、10万元，通过西充农商行于2012年3月11日向廖仕武转账支付20万元、120万元，并提供相关银行业务凭证予以证明。该4笔款项共计金额190万元，相关银行业务凭证均载明有收款人姓名为廖仕武及其银行卡号等相关信息。故对何志所称向廖仕武支付该4笔款项的主张予以确认。 对何志所称五份借条中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不能说明具体的交付时间、地点等情节。故对何志该主张不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五份借条中何志支付的款项系廖仕武借款还是道法公司借款，借款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 首先，廖仕武对书面质证意见中关于以其在道法公司的39％股权冲抵了2012年8月底前在何志处的全部借款，何志并未支付39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从2012年9月起，公司在建项目急需大量资金，通过被告股权转让给原告的款项应该属于被告本人，但均用于公司工程项目。能确定金额的借款扣除3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剩余的款项均属于原、被告经营道法公司的借款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何志为反驳廖仕武这一主张，提供了廖仕武出具的何志向其支付股权转让资金390万元的两份收条，廖仕武对收条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 其次，何志称其与道法公司之间发生的借款要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公司财务出具借条或收据，并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和一份收据予以佐证。廖仕武在书面质证意见中亦认可道法公司与原告签订过借款合同。而本案讼争的借款，道法公司未与何志签订借款合同，借条系廖仕武而非道法公司出具，同时借条中亦未说明借款用于公司工程项目；从廖仕武就法院向其询问廖彬洁、姜宛余、孙旭红与道法公司关系的回复可以看出，廖仕武在道法公司之外还有以其个人名义承揽的工程项目。 第三，何志称原、被告均持有道法公司统一办理的交行卡和民泰银行卡用于公司账务往来，属于对公卡，原、被告之间所发生的借款均未通过该两家银行卡往来，并向法院提供了其持有的交行卡和民泰银行卡。对何志的这一陈述，廖仕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其不清楚情况，廖仕武本人亦未提出异议，并在庭审结束后就相关问题向法院所作说明中认可以其名义办理的交行卡用于道法公司收付款。故对何志的这一陈述予以采信。 综合上述三点理由，对五份借条中何志支付的款项系廖仕武借款还是道法公司借款及借款金额作如下认定： 1、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借条中的100万元，系何志向廖仕武的民泰银行卡转账支付，不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 2、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8日借条中的80万元，系何志向张良斌而非廖仕武转账支付，不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 3、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100万元的借条中2014年3月19日的30万元系何志向廖仕武农行卡转账支付，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2014年4月28日的10万元和2015年1月26日的35万元，廖仕武称何志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中显示的对方账号开户行为交行，该卡应该在何志及孙旭红处用于还款和公司用，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廖仕武这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该两笔款项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上述4笔款项合计金额75万元。 4、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316万元的借条中2011年7月13日的30万元、2012年10月23日的50万元、2012年7月12日的26万元、2012年7月26日的20万元，系何志向廖仕武工行卡和成都农商行卡转账支付，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2013年10月21日的182.3万元，系何志向李华军而非廖仕武转账支付，不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上述4笔款项合计金额126万元。 5、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中2010年12月10日的40万元、2011年11月22日的10万元、2012年3月11日的20万元、2012年3月11日的120万元，系何志向廖仕武农行卡和成都农商行卡转账支付，应认定为廖仕武借款。上述4笔款项合计金额190万元。 综上，认定廖仕武在何志处的实际借款金额总计为391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廖仕武是否向何志偿还案涉借款，偿还金额是多少。 （一）以廖仕武名义支付的款项认定 1、廖仕武通过民泰银行支付给何志的9笔款项，因该卡属于对公卡，且支付时间均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对廖仕武所称该9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2、廖仕武通过农行支付给何志的1笔款项，支付时间为2013年7月6日，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对廖仕武所称该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3、《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中2014年1月14日的20万元的交易方式为取现付款，廖仕武既未对款项支付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作出说明，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支付时间亦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对廖仕武所称该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以廖彬洁和姜宛余名义支付的款项认定 1、廖彬洁通过农行支付给何志的4笔款项，支付时间均为2012年，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对廖仕武所称该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中2012年2月27日的10万元，清单既未显示交易双方的银行卡号，也未提供银行业务凭证或交易明细予以佐证，同时支付时间亦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对廖仕武所称该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2、姜宛余通过民泰银行支付给何志的5笔款项，因该卡属于对公卡，故对廖仕武所称该5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三）以道法公司和温江嘉信苗圃名义支付的款项认定 本案中，廖仕武虽然向法院提供了道法公司和温江嘉信苗圃向何志支付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和《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但无论是道法公司还是温江嘉信苗圃与廖仕武均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同时，银行业务凭证显示道法公司支付款项的用途为采购款，廖仕武并未提交道法公司和温江嘉信苗圃向何志支付的款项就是代廖仕武偿还在何志处借款的证据。故对廖仕武所称该2笔款项系偿还其在何志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 （四）支付时间为2012年3月20日的款项认定 《廖仕武付款于何志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3月20日廖彬洁向成都市林荣盛置业有限公司支付20万元，款项用途为房款，廖仕武对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该款项系廖仕武以代何志向成都市林荣盛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的方式偿还在何志处借款的陈述意见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支付时间早于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的时间，故不予采信。 综上，认定廖仕武未向何志偿还案涉借款。 对于本案借款应当支付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 （一）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借条约定2015年7月底和8月底分两次等额支付，但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故何志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不予支持；何志主张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二）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金额为316万元的借条。借条约定了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而约定的借期内利率月3.5％，折算年利率为42％，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何志主张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三）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4日的借条。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4日，而借条下方备注的内容明确系2014年支付利息，廖仕武庭后称系其偿还何志的借款本金与借条记载矛盾，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不论是廖彬洁支付的15万元，还是扣万华工程由道法公司对公账户支付的57.5万元，均与借条形成后应当支付的利息无关。借条约定了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而约定利率月3％，折算为年利率为36％，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何志主张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廖仕武应当承担案涉391万元借款的偿还责任，并支付利息。判决：一、限被告廖仕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何志借款391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分别计算从2015年8月1日和2015年9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以12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5年3月11日起至2016年3月11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从2016年3月12日起的逾期利息；以1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5年3月15日起至2016年3月14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从2016年3月15日起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何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500元，由原告何志负担38080元，被告廖仕武负担32420元。 本院二审查明：廖仕武向何志出据的五份借条系同时形成，包括：1、2014年10月1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4年10月1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130万元正（大写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正）借款期限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止（含费用）。”2、2015年1月8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1月8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96.56万元，大写人民币玖拾陆万伍仟陆佰元正（含费用），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8日至2016年1月8日止，于2016年1月8日全部如实归还。”3、2015年3月11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1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316万元正，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陆万元正，每月利息3.5%，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借款期限于2015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1日止，本金于2016年3月11日归还。”4、2015年3月11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1日借到何志现金￥100万元正（大写壹佰万元正），于2015年7、8月底每月支付50万元。”5、2015年3月14日，廖仕武向何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廖仕武于2015年3月14日特向何志借支现金人民币￥196万元正，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陆万元正，每月利息3%，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借款期限2015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4日止，本金2015年3月14日归还。（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3月14日利息已付清）。”以上五笔借款，何志主张有部分系现金支付，部分系他人直接转账给廖仕武，并提供了通过工行、建行、农商行向廖仕武转款的部分依据予以佐证。但称五份借条系结算时书立，无法回忆每笔借款的具体组成，也不能提供对应的转款凭证。廖仕武诉讼代理人称何志共向廖仕武转账491万元。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中，廖仕武诉讼代理人称何志共向廖仕武转账491万元，包括了2014年10月1日借条的100万元，何志称系向廖仕武的民泰银行卡转账支付100万元，双方陈述一致，应予认定。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8日的借条，载明金额为96.56万元，何志称其中本金为80万元，何志在一审中提供的西充农商行的业务凭证交易对方为张良斌并非廖仕武，原审对何志所称向廖仕武支付该80万元款项的主张未予确认。二审中，何志称借款中有他人代为转账，也有现金支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一审中，何志已经承认借条中有预先将利息即费用计入本金的情况，故其按借条的书面内容主张债权，不应支持。廖仕武主张的还款发生在借条结算之前，也不能证明用途系还借款，在出据借条后并无还款，一审法院不予扣减并无不当。双方通过预先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方式约定的利率超过年息24%，各笔借款从发生之日起应按年息24%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5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廖仕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何志借款人民币491万元，并按年息24%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1日起按年息24%计息；以20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1日起按年息24％计息；以19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5日起按年息24％计息）； 三、驳回上诉人何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500元，由上诉人何志负担20000元，由上诉人廖仕武负担50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080元，由上诉人何志负担10000元，由上诉人廖仕武负担280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维登 审判员  刘荣耀 审判员  蒙琼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朱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