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27民初1093号 原告：郭江，男，197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生祥，福建祥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福建祥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渭水，男，198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培，福建中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东，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靖县。 被告：南靖县福海运输有限公司同安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环城西路东侧福星大地1号楼C栋109室。现营业地福建省南靖县龙山镇海仔村319线国道105公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791276299J。 法定代表人：邹幼凤，经理。 被告：南靖县福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靖县南坑镇兴兰路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7777549908H。 法定代表人：邹幼凤，经理。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泵林，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住福建省南靖县。 被告：漳州市恒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平和县文峰镇黄井村风吹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8337522381Q。 法定代表人：张炳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培，福建中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东，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住福建省南靖县。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5号禹州广场29号2908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X121174681。 负责人：王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永斌，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迦勒，男，1990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原告郭江与被告张渭水、南靖县福海运输有限公司同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福海同安分公司”）、南靖县福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海公司”）、漳州市恒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陈迦勒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生祥、李鑫、被告张渭水及被告恒海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培、李敬东、被告福海公司及被告福海同安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泵林、被告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永斌、被告陈迦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张渭水、福海同安分公司、福海公司、恒海公司共同赔偿郭江损失共计330000元；2、依法判令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在保险赔偿责任范围内将上述赔偿款项直接支付给郭江；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4日，张渭水驾驶归福海同安分公司、福海公司所有的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归恒海公司所有的闽Ｅ×××××号重型普通半挂车）沿沈海高速由泉州往厦门方向行驶，至（上行）2268ＫＭ＋900Ｍ路段，从第三车道向右变更车道过程中，被第四车道上由死者项全驾驶的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追尾碰撞，碰撞后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起火燃烧，造成困在驾驶室内的项全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4月24日，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依法作出第353301120190000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1、项全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2、张渭水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肇事车辆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已向向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限内。但死者项全系郭江的雇员，事故发生后郭江与死者项全的近亲属在晋江市矛盾纠纷多远调解委员会达成书面协议，由郭江赔偿死者近亲属全部的损失（即赔偿死者近亲属550000元）。郭江作为雇主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追偿。为此，郭江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张渭水辩称，一、本案郭江没有追偿权。郭江赔偿给死者项全的继承人相关损失是其法定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工伤赔偿。因为死者项全系郭江个人聘用的驾驶员，该车辆系郭江挂靠于南靖县三龙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同安分公司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死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雇主郭江为工伤赔偿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死者项全的继承人赔偿行为属于工伤赔偿范围，不适用该条规定，郭江无追偿权。二、即使郭江享有追偿权，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本案讼涉车辆在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车辆保险，保险合同于2018年3月1日经保险公司同意承保生效，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保险责任期间为2018年3月5日零时至2019年3月4日24时止，讼涉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并且，保险公司未在保险合同成立前履行法定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郭江对张渭水、恒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福海同安分公司辩称，1、陈迦勒于2018年11月10日向福海同安分公司购买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该牵引车参与交通运输业经营范围内的盈亏、交通安全、风险，全部由实际经营车主陈迦勒承担。2、答辩人不参与该牵引车营运，不参与该牵引车盈亏分配，陈迦勒对外以自己名义从事生产经营该牵引车，答辩人与陈迦勒之间既不是挂靠关系、也不是承包、租用（赁）关系，而是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关系。3、答辩人与陈迦勒无劳务关系，与张渭水、恒海公司无任何关系，与本事故发生无任何过错关系。4、陈迦勒用本牵引车投保在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限额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特约险）等险种，二种保险期限均为保险事故内。答辩人后来发现陈迦勒已将本牵引车转让给恒海公司。 福海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福海同安分公司一样。另外补充一点，福海同安分公司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独立场所，资金独立，即使福海同安分公司需要承担责任，福海公司也无需承担责任。 恒海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张渭水答辩意见一致。 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辩称，1、郭江与死者家属达成的调解协议，并非是与死者所有的继承人达成，死者还有一位母亲，郭江依据该协议来行使追偿权依据不足。2、假如法庭认为郭江享有追偿权，本案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追偿权的对象必须是直接侵权人，保险公司并非直接侵权人，保险公司属于另案处理的保险合同关系，郭江在追偿权纠纷中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3、郭江赔偿金额的合理性也应当进行审查。4、驾驶员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交警部门据此认定其违反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同时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本案不属于保险公司承担的范围。 陈迦勒辩称，答辩人于2018年11月10日以分期付款向福海同安分公司购买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答辩人又于2018年12月6日将该车辆卖给张炳炎（恒海公司），所以本事故才出现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为恒海公司。对于超出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部分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郭江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3月4日15时31分许，张渭水在实习期内驾驶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Ｅ×××××号重型普通半挂车）沿沈海高速由泉州往厦门方向行驶，至（上行）2268ＫＭ＋900Ｍ路段，从第三车道向右变更车道过程中，被第四车道上由项全驾驶的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追尾碰撞，碰撞后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起火燃烧，造成困在驾驶室内的项全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4月24日，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依法作出第353301120190000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1、项全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2、张渭水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 2019年3月14日，郭江（乙方）与死者项全的妻子陶宏梅、儿子项淋（甲方）在晋江市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达成泉晋调〔2019〕7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一、鉴于死者受乙方委托驾车期间死亡，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55万元。二、死者火化事宜及费用由乙方全权负责，死者后续丧葬事宜及费用由甲方自行负责。三、在签订本协议时，甲方已知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自愿放弃诉讼权利和其他赔偿权利，甲方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乙方及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四、本协议签订后，乙方郭江与死者项全死亡所引起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终结。五、甲方委托及配合乙方郭江办理相关交通事故处理手续及保险理赔手续。若甲方未能积极配合提供理赔资料，办理理赔事项，乙方有权拒绝支付第二期款项。六、本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七、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八、甲方自行负责本协议相关获赔、补助等所有款项在内部继承份额间自行依法合理分配，如由此引发争议，概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九、履行方式、时限：分二期支付：第一期：于2019年3月19日前支付人民币50万元；第二期：于2019年6月14日前支付人民币5万元。若未按期足额支付赔偿金额，甲方有权按未支付款项的月利率2%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收款人：项淋收款账号：62×××74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云阳县南溪镇支行本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持一份。”之后，郭江按约定支付了赔偿款。2020年1月3日，郭江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2020年2月10日，福海同安分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2020年2月13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2020年4月24日，本院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追加陈迦勒为共同被告。郭江对追加被告陈迦勒没有意见，并表示，如法院审理后认为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要求其承当赔偿责任。 另查明，死者项全系郭江雇请的驾驶员。项全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妻子陶宏梅、儿子项淋、母亲龚亿珍（已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系福海同安分公司，2018年11月10日，福海同安分公司与陈迦勒签订《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书》，约定陈迦勒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向福海同安分公司购买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陈迦勒未付清购车款之前，该车所有权保留在福海同安分公司。2018年12月6日，陈迦勒将该牵引车以83800元的价格卖给张炳炎（即恒海公司），但仍登记在福海同安分公司名下。闽Ｅ×××××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恒海公司。福海同安分公司为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机动车强制性及商业险于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投保确认时间及收费确认时间均为2018年3月1日，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5日0时起至2019年3月4日24时止。福海同安分公司于2018年3月7日在投保单上投保人栏上盖章确认。其中投保人声明第2条“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5点规定：“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张渭水系恒海公司雇请的驾驶员，其持有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从2011年11月8日至2021年11月8日，准驾车型A2E,增驾A2（实习期至2019年8月9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其增加实习期内。 上述事实，有郭江提供的证明福海同安分公司、福海公司、恒海公司、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张渭水等主体身份信息、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闽Ｅ×××××号重型普通半挂车行驶证、张渭水的驾驶证、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云阳县支队一大队对郭江所作的询问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收款收据，张渭水、恒海公司提供的张渭水驾驶证、上岗证、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闽Ｅ×××××号重型普通半挂车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福海同安分公司提供的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书、亲属关系证明，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2014）版条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陈迦勒提供的通话录音、平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井分社存款交易明细账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一、郭江是否享有追偿权以及可向哪些主体行使追偿权；二、郭江行使追偿权请求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三、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应否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郭江是否享有追偿权以及可向哪些主体行使追偿权。 首先，郭江是否享有追偿权问题。根据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郭江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死者项全生前系郭江雇请的驾驶员，并在履行驾驶的闽Ｄ×××××号重型普通货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自身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郭江作为项全的雇主，其在与死者项全的赔偿权利人（妻子陶宏梅、儿子项淋）达成赔偿调解协议，并支付了赔偿款后，有权向侵权的第三人追偿。至于死者项全母亲龚亿珍由于下落不明而未能在赔偿调解协议上签名，根据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甲方自行负责本协议相关获赔、补助等所有款项在内部继承份额间自行依法合理分配，如由此引发争议，概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因此，如死者项全母亲龚亿珍事后提出权利主张，也是赔偿权利人内部之间分配问题，不影响本案郭江行使追偿权。张渭水、恒海公司认为郭江赔偿给死者项全亲属的款项属于工伤保险范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项全与郭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该赔偿款系属于工伤保险范围的事实，其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郭江可向哪些主体行使追偿权问题。根据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认定，项全与张渭水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因此，其有权根据事故责任向侵权行为人张渭水行使追偿权。又由于张渭水系恒海公司雇请的驾驶员，其在履行雇佣活动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应由雇主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恒海公司系侵权责任承担人，故郭江有权向恒海公司行使追偿权。又由于本案系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引起追偿权纠纷，且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于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因此，郭江依法有权向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行使追偿权。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应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郭江支付赔偿款。第三，福海同安分公司、福海公司、陈迦勒是否承担责任问题。福海同安分公司系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其与陈迦勒签订了《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书》，属于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关系，该车实际所有人及经营人系陈迦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福海同安分公司无需承担本事故赔偿责任。陈迦勒于2018年12月6日将该牵引车以83800元的价格卖给张炳炎（即恒海公司），但仍登记在福海同安分公司名下，该车实际车主及经营者已转为恒海公司，因此，陈迦勒也无需承担本事故赔偿责任。福海公司既不是本案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也不是实际车主或实际经营者，与本案事故无利害关系，因此，无需承担本事故赔偿责任。 二、郭江行使追偿权请求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 根据郭江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可知，死者项全系农村居民，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死者项全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连续工作、生活、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因此，其赔偿的各项标准应按照受诉地法院农村标准即福建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各项合理赔偿项目及数额按2019年度福建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如下：死亡赔偿金20年×17821元/年=356420元、丧葬费6月×6355.5元/月=381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酌定3000元，合计447553元。其可在交强险死亡残疾赔偿限额内追偿110000元，超过交强险部分可按事故同等责任追偿（447553-110000）×50%=168776.5元，合计278776.5元。郭江与死者项全的亲属达成赔偿调解协议，赔偿死者亲属550000元，系双方协商达成的赔偿数额，对于其中超过合理部分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三、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应否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肇事车辆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第三者商业险责任限额100万元，并投保了不及免赔险），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项全死亡引起的各项经济损失，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应根据法律规定及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首先，关于交强险部分。交强险赔偿项目及责任限额系法定的，即交强险死亡残疾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郭江损失110000元。其次，关于商业第三者险部分。本案造成第三者项全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在扣除交强险责任限额外的部分，属于机动车辆商业保险范围。本案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应否在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本案是否存在免责情形以及相应免责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及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本案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将“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作为保险责任免除范围的条款，系格式条款，其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法定附随义务，这种明确说明义务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相对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特定的法律后果，在公平、合理、了解的前提下缔结保险合同，故该明确说明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即该义务的履行应于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本案商业保险收费确认时间及投保确认时间均为2018年3月1日，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5日0时起至2019年3月4日24时止，即保险合同订立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而投保人福海同安分公司直到2018年3月7日才在投保单上盖章，说明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没有在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告知、明确说明的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虽然本案驾驶人张渭水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但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仍应在商业保险范围内对第三者项全死亡造成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还应赔偿其中的168776.5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引起的追偿权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以及交警部门对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即项全与张渭水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如上述分析，因本事故造成第三者项全死亡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447553元，郭江作为死者项全的雇主在与其亲属达成赔偿调解协议并实际支付了赔偿款之后，取得了向侵权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其可向本案侵权行为人张渭水、侵权责任承担人恒海公司及承保本案肇事车辆交强险及第三者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行使追偿权。即首先由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残疾赔偿责任限额赔偿其中110000元，再由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在第三者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其中的168776.5元。由于郭江行使追偿权请求的各项合理损失均在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保险赔偿范围内，故本案其他责任人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范围内赔偿郭江损失11万元。 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辆第三者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郭江损失168776.5元。 三、驳回郭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计3125元，由郭江负担384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27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赖陆好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宛璇 附：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