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行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曰三，男，195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程玉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倪国锋，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葛文斌，分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王凯，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凯，浙江永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曰三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南街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曰三及委托代理人程玉军，被上诉人城南街道的行政机关副职负责人葛文斌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杨凯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曰三于一审时诉称，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外山村村民，在该村有合法产权的房屋及集体土地使用权。2018年7月18日，越城区城南街道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作出《外山村拆迁公告》。2018年8月8日，原告被迫签订《城南街道外山村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认为，因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应严格遵循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的，应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故被告无权对原告的土地房屋进行征收拆迁，对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书》依法应确认无效。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外山村村民。为加快越城区城中村改造步伐，根据越城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外山村列入2018年越城区城中村改造第一阶段目标。2018年7月18日，被告城南街道所属的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作出《外山村拆迁公告》，决定对外山村实施拆迁签约腾空。2018年8月8日，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665.51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手续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249.20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5人，可安置面积为249.20平方米，货币补偿基准价9500元/平方米，总补偿金额3515459.70元。双方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8年8月31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城南城中村改造办在2018年8月31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城南城中村改造办将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不负任何责任。同日，原告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被告进行拆除。后原告在城南街道（外山整村）货币安置补偿协议付款（共6户）清单上签字，领取货币支付补偿款及提前腾空奖共计3540379.70元。同时查明，原告被拆除的房屋为2处，丈量号分别为381号和325号。1994年，原告领取了381号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1998年，原告在申请建造325号房屋时，相应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现有房屋2间合计79.2平方米，旧房调剂后，同意使用非耕地建楼，合计用地面积121.6㎡。另查明，城南城中村改造办系被告为完成拆迁安置目标设立的临时性工作机构。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对协议是否无效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被告城南街道作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根据越政发（2018）12号《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被告具有对涉案范围内的拆迁房屋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所设临时性机构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对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领取约定补偿款等事项均予认可，应当认定其自愿签订协议并接受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就案涉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工作中征收房屋范围、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货币安置补偿款、搬迁时间、支付方式等事项均已达成一致，不存在合同无效法定情形。原告认为协议系胁迫订立，但在2018年8月8日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全额领取了房屋安置补偿款项，并腾空交付了房屋，应视为双方对于协议效力的继续确认。故原告认为其系被迫签订案涉协议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向原告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综上，原告以征收违法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王曰三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对于上诉人被迫签订协议、协议中确定的安置面积与上诉人房屋实有面积不一致且面积相差较大、被上诉人不具有签订协议的行政主体职权等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适用法律而选择适用地方性政策为被上诉人违法征收土地、拆迁房屋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供合法性的依据错误。2.案涉安置补偿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确认无效。3.涉案381号房屋不属于调剂房。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城南街道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及《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的有关规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因此，被上诉人具有本行政区域内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相应职权。2.涉案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不存在合同法规定无效的情形。涉案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行政协议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或者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协议等情形。涉案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将房屋腾空并领取了补偿款，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已实际履行涉案行政协议的具体权利义务，系对行政协议效力的确认。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诉《安置补偿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与上诉人王曰三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对该协议是否无效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城南街道作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根据越政发〔2018〕12号《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关于“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的规定，城南街道所设临时性机构城南城中村改造办与王曰三户就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签订协议，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王曰三对其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的事项予认可，虽然主张签约行为系受胁迫所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城南街道与王曰三户就案涉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工作中征收房屋范围、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货币安置补偿款、搬迁时间、支付方式等相关事项均已达成一致，不存在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王曰三现以征收违法为由主张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王曰三一审中经法院释明法律依据及后果，仍明确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王曰三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曰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