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65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史某1，男，1960年1月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白城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凤芝，女，1962年6月4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史某2，男，1982年7月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白城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史某3，女，1986年4月2日生，汉族，现住白城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史某4，女，1985年1月1日生，汉族，现住白城市。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吉林金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宫立臣，男，1956年9月11日生，汉族，现住白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吉林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某1、史某4、史某3、高凤芝、史某2因与被上诉人宫立臣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20）吉0802民初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史某4，史某3，高凤芝，史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被上诉人宫立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某1、史某4、史某3、高凤芝、史某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吉0802民初406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史某1与被上诉人宫立臣于1998年签订的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1998年9月原告史某1与被告宫立臣签订协议，将五原告承包地当中的0.85垧土地转让给宫立臣经营。原告史某1与被告宫立臣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时，史某2、史某3、史某4均属未成年人，且未经高凤芝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的协议，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属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二、上诉人史某1与宫立臣于2005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因未经高凤芝、史某3、史某4、史某2同意，属无效合同。上诉人史某1与宫立臣于2005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未经高凤芝同意，亦未经史某3、史某4同意，三人均不知情，且当时史某2正在监狱服刑，对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协议的行为毫不知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合同的行为，未经原告高凤芝、史某3、史某4、史某2以任何方式同意或追认，合同无效。三、原审判决认定史某1代表家庭成员的处分行为有效，明显不当。1、1998年史某1一家人因陷入经济困境，欲搬迁至黑龙江省鸡西居住，因史某1欠宫立臣经营的商店约300元货款，被上诉人宫立臣利用副村长的职权乘人之危，迫使史某1与其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严重侵害了史某1、高凤芝、史某3、史某4、史某2的合法权益。2、宫立臣与史某1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宫立臣与史某1签订的协议，将0.85垧土地以3000元的极低的价格，承包给宫立臣经营28年，平均每年仅仅107元。在宫立臣不是以合理对价取得28年承包权的情形下，史某1的处分行为，不应被认定为有效。3、被上诉人宫立臣在与史某1在2005签订协议时，应当考虑到高凤芝、史某3、史某4、史某2，有不知情的可能，尤其是史某2可能根本不知情。但宫立臣在四人均不在场、均没有以任何方式表示知情或同意的情形下，有史某1签订了协议，明显不具有善意，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因此史某1的处分行为根本无法构成有权处分。4、四分五裂、各自为生的家庭成员，其中一人实施的行为，不能代表其他家庭成员人的行为。2005年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协议时，史某3、史某4均已成年，且未在洮河镇高产村居住，高凤芝自1999年开始与史某1分居生活，也未在洮河镇高产村居住，而史某2正在监狱服刑。2005年如果上诉人一家五口人，均在洮河镇高产村居住，且全家人共同生活或处于紧密联系状态，对史某1处分承包地的行为，则可能知情。但2005年上诉人一家五口人，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尤其是史某2在监狱服刑，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特殊状态。而史某1此时以对家庭承包土地所实施的处分行为，对外明显不具有任何可信任性和代表性，根本无法构成有权处分。综上，原审认定史某1构成有权处分、合同合法有效，明显不当，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明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包与转包关系的形成是基于1998年9月30日洮北区洮河镇高产村村民委员会与史某1签订的《关于史某1全家土地抽回和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抽地合同），从该份抽回土地合同内容反映，该抽回土地合同是由于史某1在村里有陈欠款和出工款，经村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将史某1的土地2.075垧收回和转让给宫立臣、王林耕种。由抽地合同可见，抽地合同顶陈欠和出工款以及转让给王林、宫立臣均是村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后的强制行为，并非是上诉人史某1自愿。村委会抽回土地抵顶欠款和强行转包给王林、宫立臣的合同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应当认定高产村收回上诉人家庭承包土地的抽地合同和与村收回土地后决定强行转包给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无效。 宫立臣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52条的无效情形，因合同有效，故上诉人请求的合同无效之后的一个返还义务不应保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宫立臣返还五原告土地0.85垧；3.判令宫立臣返还2011年至2019年依据该0.85垧土地所获取的国家粮食补贴款，并自收取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某1与高凤芝原为夫妻关系，2006年6月12日二人离婚。史某2、史某3、史某4系史某1与高凤芝子女，宫立臣与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均为洮河镇高产村村民。1998年9月30日，洮河镇高产村委会出具《关于史某1全家地抽回和转让合同书》，载明：经村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将史某1耕种的土地2.075垧，其中交回村0.725垧订交陈欠和出工，史某1从签订合同日起，无权经营此土地面积（1999年-2027年初），剩余面积1.35垧，村同意转让给王林耕种0.5垧（一等地），宫立臣耕种二等地0.85垧并承担土地摊派款和人口应摊派款。如有土地税收减免，谁经营谁受益。加盖洮河镇高产村委会印章和村长王林及史某1的签名。案涉土地交由宫立臣耕种。2004年4月26日，案涉土地经洮河镇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达成协议：1.史某1于2004年4月27日一次性给付宫立臣承包费及交给村里5年的二口人合同款，农业税及利息6,000元，宫立臣把承包地0.85垧退给史某1耕种；2.如果史某1于2004年4月27日交不上6,000元承包费，按原合同执行，土地由宫立臣经营；3.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应自动履行，否则追究违约者的法律责任。宫立臣、史某1在协议上签名。2005年3月21日，宫立臣与史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关于史某1二等地8.5亩，经双方商议，补充一下，原98年9月30日签订的合同及2004年4月23日河镇司法办双方签订协议在2004年4月27日交不上6,000元承包费，按原合同执行。土地由宫立臣经营，经营期到2027年为止。1.在经营期间史某1及家人无权再要土地经营，其家人要地的话，有史某1......；2.在经营期间按原合同，如有土地税收减免、粮食直补款，谁经营谁受益；3.今天处于同情感，我给史某1550元钱，这笔钱中途退合同，由史某1还给我，如合同期满这笔钱我不要了。宫立臣、史某1在双方协议人下签名。史某1未履行该协议。2007年3月6日，高凤芝、史某3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宫立臣、史某1返还土地。高凤芝、史某3于2007年3月23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2007）洮林民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准予高凤芝、史某3撤诉。另查明，史某2因犯罪于2000年1月1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减刑后于2017年7月19日刑满释放。又查明，新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载明，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为同一家庭承包成员，史某1为土地承包方代表。 一审法院认为，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义务。但家庭承包经营权由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处分并不合理，也不符合现实生活中习惯做法。承包经营权证农户代表所进行的处分，对全体家庭成员具有拘束力，其处分行为有效。本案中，史某1作为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家庭农户代表与宫立臣签订协议书，将其家庭承包的一部分土地承包给宫立臣，无论是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还是2005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的协议书没有上述规定的情形，协议书合法有效。宫立臣依据协议书自1998年始耕种案涉土地，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要求返还国家粮食补贴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998年9月26日，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了面积、转让年限28年和费用，从合同内容看该合同实为土地流转合同。2005年双方对上述合同进行补充又签订了协议，上述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提出史某1在签订合同时未经高凤芝同意，史某2、史某3、史某4均属未成年人，合同应属无效。史某1、高凤芝、史某2、史某3、史某4是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故农村土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以家庭中的个人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的家庭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史某1作为户主可以代表家庭成员与宫立臣签订流转协议，处分的系其各自家庭成员共有的承包土地，高凤芝作为其当时的妻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史某1有权处分夫妻共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史某2、史某3、史某4作为子女当时系未成年人史某1作为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子女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故合同有效。2005年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协议时，史某3、史某4均已成年，史某2正在监狱服刑，高凤芝与史某12006年离婚，上述四人均不在洮河镇高产村居住，对土地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经营管理，史某1与宫立臣签订的协议是基于对1998年协议的补充，宫立臣完全有正当理由信赖，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使史某1没有代理权，但其以自己的名义订立承包地流转协议，相对人宫立臣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史某1代其他家庭成员签订协议的行为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因此上诉人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史某1全家土地村抽回和转让合同，是高产村与史某1间的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与宫立臣无关，故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史某1、史某4、史某3、高凤芝、史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史某1、史某4、史某3、高凤芝、史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庆江 审判员  陈**超 审判员  李福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