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3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蒙阴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云梦路**南侧沿街楼****。负责人：郑木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龙，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200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法定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邹城城前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慎新，男，198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原审被告：亓付山，男，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原审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临沂市蒙阴县高都西住佛div>法定代表人：王立才，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金源路**div>主要负责人：王海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蒙阴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某1、周某2、李慎新及原审被告亓付山、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民初6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1、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与周某1、周某2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生效，应该按之前的协议履行，一审法院否定了该份协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调解协议》是作为被保险人的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车辆实际所有人亓付山与本次事故受害人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2就本次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的合意，有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的公章、车辆实际所有人亓付山的亲笔签名、周某1法定代理人周某2的亲笔签名，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双方在达成协议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对于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因此，建议贵院应依法认定其效力，对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重新起诉答辩人的行为，应依法判决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否定了该份协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系基于其与投保人之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负有依据合同进行保险理赔的义务。也就是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仅仅是一种替代责任，即承担的是肇事方对受害人周某1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在双方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替代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不应超过肇事方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而依据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车辆实际所有人亓付山与本次事故受害人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周某2签订的调解协议，双方明确赔偿数额为45434元(含垫付10000元)，并明确约定“本协议为一次性调解协议，方签字后生效，生效后三方之间永无纠纷，甲乙双方不再追究丙方任何责任”。调解协议中已经明确列明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达成赔偿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因此，本案中案涉责任人对周某1的赔偿数额经双方协商确定为45434元(含垫付10000元)，相应保险公司的理赔义务也应限定在该范围之内。二、本案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超过审理期限，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起诉时间是2019年10月，一审判决明确载明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那么一审应当在2020年1月份就应该审结。即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是本案证据中并没有相关可以延长审限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周某1、周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称与答辩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双方在达成协议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但本案涉及到五个被告，交强险、商业险不是同一保险人，答辩人作为普通农民在对什么是交强险、什么是商业险、交强险、商业险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都弄不明白，更无法计算的情况下，单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一面之词便确定赔偿数额，此行为对答辩人而言显然不公，确实存在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之嫌。2、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与答辩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内容看，双方明确赔偿数额为45434元(含垫付10000元)。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应再赔偿给答辩人35434元。然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却赔偿给了答辩人36924元，这多出的1490元又是从何而来？与《调解协议》又有何牵连？《调解协议》的赔偿数额也低于正常赔偿额数千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没有告知答辩人，这不是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吗？3、签订《调解协议》时，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明确告知答辩人其已按交强险足额赔偿，其余的由商业险进行赔偿。事后，答辩人经过法律咨询才了解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不足。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欺瞒答辩人，将赔偿责任推卸给他人，答辩人在向商业险申请赔偿时，被告知有近四千元不在商业险赔偿范围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辩人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4、双方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调解协议》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也未按照协议约定给付赔偿，而是在答辩人于2019年10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接到开庭传票后，才匆忙于2019年11月27日将赔偿款给付答辩人。2019年12月23日由于漏列被告导致当日庭审无法进行，2019年12月24日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被告申请书》和《伤残鉴定申请书》。一审法院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安排答辩人进行必要的伤残鉴定及相关庭审事务准备工作。因冠状病毒疫情及多方因素，2020年3月18日庭审开始时，审判员曾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仍按简易程序审理此案，各方当事人均一致表示同意。然而，当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对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不利的判决后，其出尔反尔，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超过审理期限，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为由，妄图以此规避自身行为，逃避赔偿责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述称，我公司已经履行一审判决确定赔偿义务，本案二审争议与我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李慎新未作答辩。亓付山、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未作陈述。周某1、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变更为：70149.7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6月9日6时30分许，事故发生的地点，原告周某1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摩托车及手机损坏，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即被告李慎新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周某1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以及被告李慎新驾驶的鲁Ｑ×××**重型半挂车牵引车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等要素均无异议。鲁Ｑ×××**重型半挂车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为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该车的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亓付山，被告亓付山将该车挂靠在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经营。被告李慎新具备肇事车辆的驾驶资格及从业资格。被告李慎新系被告亓付山雇佣的驾驶员。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原告周某1系原告周某2之子，系未成年人。原告周某1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属于原告周某2所有，原告周某1无二轮摩托车驾驶资格。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为原告周某1垫付医疗费10000元。2019年9月27日，原告周某1（乙方）与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丙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签订了《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约定：丙方在法律规定和保险约定范围内核定乙方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续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5434元（已扣除10000元），此款经双方同意，支付乙方账户。周某2代表周某1在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名。原告系农村居民。2019年11月27日，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实际给付原告周某1赔偿款36924元，该款已支付至原告周某2邹城农村商业银行卡62×××73号账户。因原告对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周某1的损失为：医疗费21832.7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元、护理费3520元、残疾赔偿金84658元、鉴定费1600元、交通费500元，合计112990.73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有权请求赔偿。根据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本院确定原告周某1与被告李慎新按照三七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被告李慎新系被告亓付山雇佣的驾驶员，其损害赔偿责任应由被告亓付山承担。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应与被告亓付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李慎新所驾驶的肇事车辆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对于原告周某1的损失，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84658元、护理费3520元、交通费500元，合计98678元。对于原告周某1损失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医疗费11832.7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80元、鉴定费1600元，合计14312.7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及事故责任比例赔偿原告周某1款10018.91元（14312.73元×70%）；剩余损失费4293.82元，由原告周某1自行承担。扣减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为原告周某1先行垫付医疗费10000元及给付赔偿款36924元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实际应给付原告周某1赔偿款5175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蒙阴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周某1赔偿款51754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周某1赔偿款10018.91元；三、驳回原告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周某2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77元，由原告负担5元；被告亓付山与被告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72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事故发生后，虽然周某1、周某2与蒙阴鑫安运输有限公司、亓付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就涉案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及时按照上述《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在此情况下，周某1、周某2于2019年1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因各方在签署《调解协议》时是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周某1的各项损失，但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自2020年3月12日起，在民事诉讼中对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相关项目赔偿数额。自该意见发布之日起，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均适用该意见规定。而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已经颁布实施，故一审法院按照上述规定计算周某1的各项赔偿损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蒙阴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海洋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