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05民初239号 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男，199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贤南，江西平常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男，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石桥市，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负责人：董安全。 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与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贤南，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董安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与其签订《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返还其律师费26000元；3、判令被告董安全就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对第二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被告董安全向其赔礼道歉；5、因本案发生所有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25日，其与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其委托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为其母亲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合同签订后，其共向被告董安全支付了26000元。2018年11月15日，经南昌市湾里区法院审理判决其母亲犯敲诈勒索罪，免于刑事处罚。2018年11月19日，其以违反律师执业道德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投诉两被告。经审查，2019年7月2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京律纪处[2019]第20号文件，对被告董安全给予了通报批评的行业纪律处分，并告知就退还律师费、赔偿经济损失等要求，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其委托后，指派被告董安全作为办案律师，被告董安全作为律所负责人和其母亲案件的办案律师，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没有勤勉尽责、忠实维护其及其母亲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理由如下：首先，被告董安全在接受其母亲刑事案件后，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政府协商，违背了其意愿，并且威胁称其就拆迁问题不同政府和解就要重判其母亲。事实上，其母亲最后一审判决免于刑事处罚。被告董安全的言行严重损害了其及其母亲的权益。根据《律师法》规定，胡小强认为，董安全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暗地接受政府委托，以其不答应政府拆迁调解就重判其母亲来威胁，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故诉请法院认定《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其所支付的所有律师费。其次，被告董安全作为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私自向其收取律师费，明显与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财产构成混同，故被告董安全应当同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再次，被告董安全在与其沟通过程中，在微信中多次用侮辱性语言侮辱其，甚至在北京海淀区律协的听证会上还在使用不恰当语言对其进行侮辱，侵犯了其及其母亲的名誉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董安全就侮辱其的言论向其赔礼道歉。因其已经完全与被告协商未果，现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具状于法院，请法院支持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辩称：关于合同无效的问题：本案不具备合同无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依据；关于诉请第二点，本案中20000元是律师代理费，另外6000元属于差旅费；关于诉请第三点，两被告认可连带责任；关于诉请第四点，本案是基于合同纠纷，原告住所地法院才有权管辖，如果基于侵权案由，应该由其住所地法院管辖。更何况本案是以合同纠纷起诉的。 反诉原告（被告）董安全、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反诉称：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基于双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反诉人已经完成的关于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欠款3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反诉人赔偿其基于双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反诉人尚未完成的关于审判阶段欠款7000元；3、被反诉人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25日，其接受被反诉人的委托为其母亲刑事辩护。合同按三个阶段分别签订。其接案后于当天就写了一份近十页的《控告信》，控告某政府和有关公安局滥用职权。每次一共邮寄三十多封给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有关政府表示由于控告信对其造成影响很大，很想与被反诉人达成和解。2019年4月22日,政府有关人员通过关系找到其所在的司法局一个领导，约其商谈房屋补偿有关事宜。 其是在双方法律服务合同所约定的前两个阶段工作完毕之后，才与政府部门商谈有关房屋补偿事宜；其去与某政府领导商谈被反诉人的房屋有关补偿事宜，是经过了被反诉人的同意；双方之前一直没有红脸，更没有翻脸。直到其为被反诉人提供第三阶段（审判阶段）的法律服务，其已经出发半个小时，向被反诉人要差旅费，被明确拒绝。被反诉人毫无理由表示：其要么就之前支付的26000元将案件法律服务至终结，要么退钱。双方开始翻脸，摊牌。 本诉的26000元是在所谓其出卖当事人利益之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即使故意出卖当事人利益，也与之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无关，更何况没有任何丝毫证据证明其出卖当事人利益。显然被反诉人基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共计29000元还差3000元必须支付。 详细计算依据如下：合同第二条和第三条约定第一阶段法律服务费20000元，第二阶段法律服务费3000元，每次差旅费3000元，两次计6000元。两个阶段律师费23000元差旅费两次6000元，共计29000元，差3000元。 被反诉人赔偿其基于双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其尚未完成的关于审判阶段欠款7000元依据是：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被反诉人应当赔偿其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合同约定第三阶段的费用（总额40000元减去前两个阶段29000元）11000元，除去3000元差旅费，剩下8000元，其只主张7000元。综上所述，其在合同的前两个阶段没有争议，不能因为第三个阶段有争议就导致合同无效而退还已经履行完毕且没有争议合同的服务款。 反诉被告（原告）胡小强对此辩称：其认为反诉原告收取的每次差旅费3000元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律服务合同》是反诉原告利用优势地位与其签订，关于差旅费的条款是无效。《法律服务合同》中反诉其多次提到每次出差南昌要计算差旅费3000元，但反诉原告收取3000元差旅费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样的高档出差标准要3000元一次？其认为，反诉原告只是故意另立名目向反诉被告收取律师费的理由不合法的，《法律服务合同》关于差旅费的条款是无效。所以，反诉原告如果提供不了差旅费的花费明细是无权向其收取如此高昂的差旅费的。 反诉原告无权向其主张律师费7000元。理由如下:理由一反诉原告私下与拆迁部门调解，违背其意愿，损害当事人权益、就算没有主观方面的恶意，但反诉原告在客观方面说出的这样话“你不同政府部门和解，你妈妈就会重判”，其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没有多少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而反诉原告作为一名律师、在专业知识方面比原告有明显的优势，其在听到反诉原告声称要重判自已母亲，加上政府施压，所以其在心理上是足以构成被威胁，因此，反诉原告就属于损害了其及母亲的权益，所以反诉原告无权向其收取任何律师费。 反诉原告与政府私下联系被其知晓后，2018年5月28日反诉原告在微信中表示与反诉被告解除合同，并叫其发短信给反诉原告(详见《附件4》倒数第6行)、其答应了并在2018年5月29日在微信中编辑了文字内容发送给了反诉原告(详见《附件5》第4页倒数第2段)。从这个角度分析，既然反诉原告要解除与其的合同，那还有什么理由向其主张第三个阶段的律师费。综上，反诉原告主张其支付的3000元的差旅费和7000元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全部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与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签订一份《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由胡小强委托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为胡小强母亲唐菊妹在南昌市湾里区因其家庭住房被政府征收引发的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合同主要对所委托服务的刑事案件收费进行了相关约定：第一阶段的侦查阶段，包括一次的差旅费（自北京市往返湾里区）计人民币20000元；第二阶段的审查阶段，增加法律服务费人民币3000元，每次往返的差旅费人民币3000元；第三阶段的审判阶段，法律服务费及所有的差旅费补足至人民币40000元等。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甲方（胡小强）在法律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期限内解除法律服务合同，乙方不予退费。 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律师董安全作为胡小强母亲刑事案件的办案律师。合同履行过程中，胡小强按约履行了侦查、审查两阶段的付费义务，共计直接向董安全分别支付了人民币26000元（含两阶段分别来昌的两次差旅费计人民币6000元）。董安全在该两阶段内，同时分别往返南昌市两次：为胡小强母亲的案件书写并邮寄过《控告信》；根据阶段不同，分别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检察机关递交取保侯审申请书；同时，分别到看守所会见胡小强母亲。 2018年4月22日，董安全电话告知胡小强，声称其律师事务所注册地的司法局某领导，告诉其辖区政府部门有关人员找了他，目的是通过他以嫌疑人律师身份，做下委托人胡小强有关拆迁补偿款金额的合理确定工作。对此，胡小强向董安全介绍了政府给其的补偿及其周边类房拆迁的补偿方式，董安全回复：不用管那么多，我给他们谈完再说。其后不久，董安全又向胡小强介绍了其所称的相关交谈情况。其给胡小强的电话中声称：其不希望三方（含政府方）不是人，我跟他们说了，如果把当事人逼急了当事人就把我辞了，再找一个（诉讼代理人）…你们就更没有交流了。关于所谈的拆迁补偿金，董安全介绍：他们同意给你们900000多元；要我向你们施压也没有用，我只是希望成为你们的传话筒等等。同时向胡小强介绍了有关补偿金金额与刑事案件和解的有关问题。之后，双方在有关房屋补偿款金额问题上，在劝解与反对、“不谈了”之间反复多次。期间，董安全称：“如果和解的事不跟他们（指政府部门）妥协的话，你妈会重判，这不是吓唬你！”以及：“你应该把这个话告诉我你到底要多少钱，我得给他们交待一下。”胡小强回复董安全称：“你可以不调解（拆迁问题），你管那个刑事吧！”等。 最后，因刑事案件即将进入审判阶段，双方又因支付律师费、差旅费问题而彻底谈僵。为此，双方协议了解除合同的事宜。胡小强：“你说司法局给你压力，那你就不管这个案子，你到时候就退钱给我，对吗？”董安全向胡小强表示：“咱们一辈子就不要说话了…20000元律师费你退一半，我们那个案子就结了，以后谁也不找谁，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我们合同解除了。”胡小强对此表示：“好了就这样就这样。” 后双方又于2018年5月28日、5月29日，在董安全打算为胡小强母亲刑事案件审理阶段进行诉讼代理之前，双方又在电话中，就有关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何解除合同等因董安全的开骂，导致协商过程在对骂中进行。董安全要求其向他发送以下内容的短信：经双方协商决定，董安全律师退回胡小强10000元，并且寄回律师费用发票后，双方终止合同。胡小强同意向董安全发送了上述信息后，因胡小强坚持要律师费发票，而董安全还是质疑其要发票的目的等未转付该承诺退费款。但胡小强坚持若发票不寄过来，“那个钱也先不用给我了”。为此，董安全未参与涉案合同第三阶段刑事案件的法律服务工作。 另查明：2018年11月15日，本院依法作出（2018）赣0105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胡小强母亲唐菊妹犯敲诈勒索罪，免于刑事处罚。 还查明，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是由董安全于2016年6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登记设立，组织形式为个人性质的律师事务所。 2019年7年2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京律纪处（2019）第20号《处分决定书》，就投诉人胡小强以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等为由，投诉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要求退回律师代理费、赔偿投诉人母亲所受精神损失并道歉一案。经律协组织的审查、听证，北京市律师协会认为：董安全律师履行了相应的代理职责，不存在代理工作不尽职的情形；双方在沟通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过程中，董安全律师使用了不恰当的言语，甚至在其协会组织的听证会上，董安全依旧使用不恰当语言宣泄不满情绪。因此，协会认为，董安全不恰当语言，不符合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有损律师职业形象，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给予董安全通报批评的行业纪律处分。同时，释明投诉人胡小强有关退还律师费、赔偿经济损失等要求，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 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身份证、被告（反诉原告）董安全身份证、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双方的录音及其文字整理材料、微信聊天记录及其文字整理材料、《刑事判决书》、《处分决定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本案原定案由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应变更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结合本诉、反诉，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1、涉案《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是否有效；2、胡小强本诉请求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和董安全返还26000元费用的主张应否支持；3、董安全反诉的欠付代理费请求应否支持；4、合同纠纷能否与名誉权侵权纠纷合并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合同是否有效。胡小强认为，董安全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暗地接受政府委托，以其不答应政府拆迁调解就重判其母亲来威胁，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故诉请法院认定《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其所支付的所有律师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导致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其中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该情形指的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害当事人以外的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而并非指的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情形。本案中，《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即胡小强和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在签订该合同时，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胡小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胡小强诉称董安全“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没有勤勉尽责、忠实维护其及其母亲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董安全在代理胡小强母亲所涉刑事案件过程中，到看守所会见了胡小强的母亲，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分别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为胡小强母亲书写《控告信》并邮寄至有关部门，故本院认为其履行了代理律师职责，不存在代理工作不尽职的情形。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的京律纪处（2019）第20号《处分决定书》对此也作出了相同的认定。 关于胡小强诉称“董安全暗地接受政府委托，以其不答应政府拆迁调解就重判其母亲来威胁，董安全存在恶意串通、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本院认为，在辖区政府有关人员联系董安全，希望通过其做下胡小强有关拆迁补偿金额的工作后，董安全及时向胡小强告知了该情况；之后，董安全在政府和胡小强之间做了一定的调解工作。董安全的上述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促成政府和胡小强就拆迁补偿问题达成一致，实质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在此过程中，董安全一直与胡小强保持沟通，及时向胡小强反馈政府的意见和方案，故其不存在暗地接受政府委托、恶意串通、损害胡小强合法权益的行为。 另外，胡小强认为董安全违反《律师法》有关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从案查事实看，胡小强对此并未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胡小强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即胡小强要求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和董安全返还26000元费用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胡小强以主张合同无效为由要求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和董安全返还所取得的26000元费用，由于其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请不成立，故其据此要求返还26000元费用的诉请也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即董安全反诉的欠付代理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其已进行的两阶段不存在胡小强仍然欠付3000元代理费的问题。合同约定第一阶段代理费20000元中“包括差旅费等所有费用”，而第二阶段的约定也仅是约定“法律服务费用再加叁仟元，但是每次去南昌需要另加叁仟元差旅费”，其为该案两阶段分别各来南昌一次，胡小强已实际支付其人民币26000元。因此，本院认定胡小强并未欠讨其已完成法律服务的人民币3000元。其次，对于董安全主张的未完成阶段的代理费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合同已于第三阶段前协商解除，且其实际未参与合同第三阶段的诉讼代理活动。因此，本院理应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名誉权纠纷诉请，能否与合同纠纷诉请合并审理的问题。胡小强主张董安全以不恰当言语侮辱了其母子的名誉权。对此董安全主张对胡小强母亲的言语伤害行为发生在北京律协的听证会，本院无管辖权。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胡小强主张侮辱行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虽涉及律协听证会部分，涉及管辖权问题。但其在管辖权异议的合理期限内并未向本院依法主张，故本院对其有关侮辱胡小强母亲的管辖权不在本院的主张不予采信。 考虑胡小强主要诉求的是基于合同产生的纠纷，而名誉权的诉求又属侵权纠纷范畴，其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董安全又以管辖权异议方式，表明其不接受本案合并审理。因此，本案不宜对胡小强所诉侵权事由合并审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胡小强与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合法有效。胡小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据此要求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连带返还26000元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合同纠纷，而胡小强要求董安全承担赔礼道歉的诉请属于侵权责任之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反诉胡小强要求支付欠付代理费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委托法律服务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连带返还律师费26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被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的全部反诉请求。 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胡小强负担；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贵宾律师事务所、董安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信昌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胡 萍 书 记 员 熊雅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