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再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新国，男，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枣强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董同宽，男，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枣强县。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宪，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常欣海，男，1985年8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智，河北高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崔新国、董同宽因与被申请人常欣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1民终771号民事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冀民申59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董同宽及其董同宽、崔新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宪，被申请人常欣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新国、董同宽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违反法律规定。2015年8月1日董同宽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诉讼时效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生效之前已经满2年，被申请人在2018年8月13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认为被申请人并无免除涉案债务的意思表示违背客观事实，也违背担保法的规定。协议书在不同的条款中反复强调崔新国与常欣海之间的债权债务清结，充分说明了通过该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崔新国与常欣海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结。虽然董同宽作为保证人在2015年8月1日出具了关于偿还140万元的还款计划，但当时的情况是崔新国因刑事案件被羁押，崔新国委托亲属与常欣海及龙红健协议签订了清结债权债务的协议书，对此，董同宽在签订还款计划时是不知情的。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关于处理主债务的协议，而董同宽的还款计划是基于其保证人身份出具的。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因为保证人董同宽出具了上述还款计划而增加崔新国的责任。原审认为常欣海无免除涉案债务的意思表示的依据是(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中本院认为部分，而该裁定书并未对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该裁定书作为解决程序问题的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中对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认定是不妥的，更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三、原审判决未支持董同宽反诉请求明显错误。在崔新国被羁押期间，常欣海组织多人到董同宽的工作单位逼债，董同宽迫不得以，向其转款30万元，鉴于常欣海与崔新国在2015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中已经清结了全部债权债务，董同宽就不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常欣海取得董同宽的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当返还。 常欣海答辩称：一、常欣海与崔新国是民间借贷关系，董同宽为其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书面承诺自愿承担140万元债务。故常欣海要求董同宽、崔新国共同偿还110万元合法有效，应依法支持。董同宽出具的还款计划书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15年10月1日以前，还款期限届满后，董同宽没有按约定还清140万元借款，尚欠110万元未还，该还款计划书就是债权债务凭证，崔新国据此就享有对董同宽110万元的债权。2015年10月12日三方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在董同宽出具还款计划书还款期限届满十天之后，所以三方协议书与还款计划书的内容是不存在重叠的，正是因为常欣海对董同宽已经享有了110万元的债权，才在三方协议书中载明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认定“常欣海与崔新国、龙红健签订的协议书并无免除涉案债务的意思表示，其可以依照董同宽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向董同宽主张权利。”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常欣海选择由董同宽负责偿还140万元，由崔新国负责偿还1800万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崔新国和董同宽有关诉讼时效以及保证期限的抗辩均不成立。本案民间借贷合同中的出借人载明的是常欣健，常新健在法定期限内作为原告依据相关的证据就本案事实提起了民事诉讼，但双方对出借人的身份产生了争议，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最终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的债权人为常欣海。本案与常欣健起诉一案的事实是相同的，是常欣健起诉一案的延续，所以本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依法裁定驳回董同宽、崔新国的再审申请。 常新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崔新国和董同宽共同偿还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26日常新海（合同署名常欣健）与崔新国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崔新国向常新海借款200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3个月，董同宽提供保证担保。后常新海实际出借140万元，其中通过田乃鸽向崔新国转账100万元、交付现金40万元。借款到期后，崔新国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后经多次催要，董同宽于2015年8月1日向常新海出具还款计划书，承诺对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后董同宽仅偿还本金30万元。董同宽出具还款计划书，说明董同宽通过书面形式加入了主债务，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董同宽具有担保人、债务人双重身份，故要求崔新国、董同宽共同偿还。庭审中常新海补充陈述：常新海与常欣健系亲兄弟。在常欣健起诉过程中，对方对常欣健主体资格产生争议，经两级法院审理，2018年3月1日衡水中院经审理作出（2018）冀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确定常欣海为债权人，故常欣海起诉不超过时效，本案是常欣健案件的延续。2015年10月12日常欣海、崔新国、龙红健签订的协议书书，因董同宽已在先对140万元作出还款计划，故协议约定崔新国只偿还1800万元即还清全部债务。因当时崔新国被羁押，是委托其胞兄崔新华办理的，崔新国虽然被限制人身自由，但没有断绝与外界联系。 崔新国答辩称：诉讼时效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至2014年8月25日，不论债权是否成立，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8月26日起算，至2016年8月25日就已经届满。常欣海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常欣海自始参与了常欣健诉讼案件，其非但没有主张权利，反而始终称其不是权利人，其放任自己的权利导致超过时效。本案与常欣健案子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并非常欣健案件的延续，常欣健案子已经结案。另外，常新海借款合同及借据均为复印件，其没有提供合同及履行的有效证据。崔新国在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1月23日期间因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被羁押。关于2015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因当时崔新国正在被羁押，崔新国是委托其胞兄崔新华办理的。协议中确定崔新国共欠常新海1940万元，约定崔新国只偿还1800万元即结清全部债务，崔新国以其在枣强县鹏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抵顶给常新海，双方债务清结。崔新国根据本协议结清了对常新海全部债务，并在条款中反复强调。 董同宽答辩称：董同宽的保证期间自借款到期之日起二年，在保证期间内常新海未向董同宽主张权利，董同宽作为保证人已经免责；常欣健向董同宽主张权利不能代替常欣健，常新海在常欣健案中是放弃诉讼权利的；关于董同宽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字，没有债务加入之意，董同宽没有任何理由加入此巨额债务。另外，协议书与还款计划书为主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主债务已经结清，并且是在还款计划书中的还款期间内，董同宽当然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并且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后，应当以双方最终约定为准。常新海要求董同宽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董同宽反诉请求：要求常欣海返还3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由于崔新国未能按时偿还借款，董同宽于2015年8月25日向常欣海转款199000元，2015年8月26日转款101000元，计30万元。协议书是当事人的最终意思表示，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以全部股权转让给常欣海的方式偿还了全部债务，且崔新国欠龙红建的580万元也由常欣海偿还。崔新国对常欣海的偿还方式中不包括董同宽承诺的140万元，更不包括已偿还的30万元。因主债务已经结清，常欣海应当退还董同宽30万元。 常新海答辩称：董同宽还款30万元是在协议书之前，协议书中常欣海无免除140万元债务之意。董同宽陈述与事实不符，应当驳回其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截止2015年10月12日崔新国累计欠常欣海借款本息1940万元。期间，2014年5月26日衡水金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常欣海）作中介，常欣健与崔新国采用金鸿公司制式合同文本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崔新国借款200万元，期限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4年8月25日。同日，崔新国在借款收据上签名、捺印，中介方金鸿公司盖章。该笔借款由董同宽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个人担保合同，保证期间自借款到期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2014年5月28日田乃鸽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崔新国账户100万元，另交付现金40万元，共计140万元。崔新国被羁押期间，2015年8月1日董同宽向常欣海出具还款计划书，承诺2015年8月12日前偿还30－50万元，2015年10月1日前将剩余本金还清。后董同宽于2015年8月25日、26日分两次向常欣海偿还30万元。 2015年10月12日，常欣海、崔新国与龙红健签订协议书，与本案相关的主要内容为“截止到本协议订立时，崔新国欠常欣海本息共1940万元（经协商，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就结清了对常欣海的全部债务），欠龙红健本息共580万元；崔新国已将其在枣强县鹏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常欣海，并且崔新国欠龙红健的580万元由常欣海承担并偿还，这样，崔新国与常欣海、龙红健的债务全部清结”。本案审理过程中，董同宽提起反诉，要求常欣海退还上述30万元。另查明，常欣海与常欣健系同胞兄弟。常欣健以案涉借款合同于2016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崔新国偿还借款，董同宽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后上述案件被发还重审，常欣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关于诉讼时效。常欣海、崔新国、龙红健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书，崔新国同意以股权转让方式偿还债务，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崔新国根据借款期限计算诉讼时效有误，对其所辩不予支持，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要求崔新国偿还借款本息。首先，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第一条明确载明：截止到本协议订立时，崔新国欠常欣海本息1940万元（经协商，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就结清了对常欣海的全部债务），欠龙红健本息共580万元。既然约定结清了全部债务，通常理解“全部债务”当然包括本案借款合同在内的债务；其次，协议第二条约定：崔新国已将其在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常欣海，并且崔新国欠龙红健的580万元由常欣海承担，崔新国与常欣海、龙红健的债务全部清结。也就是说，协议中崔新国不但结清对常欣海全部债务，反过来常欣海承接了崔新国欠他人债务580万元，可见股权协议价格或高于1940万元，不可能尚留存本案债务；第三，在签订协议书时，董同宽已经偿还常欣海30万元，常欣海明知崔新国就本案合同债务只剩下110万元，故常欣海主张1940-1800万元即董同宽承诺还款140万元，其无免除债务之意，常欣海所述与协议相矛盾。综上，崔新国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清偿对常欣海所负债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故常欣海再要求崔新国偿还借款本息不予支持。三、关于董同宽责任问题。还款计划书中明确载明“担保人”董同宽向债权人出具还款计划，没有内容显示董同宽自愿加入主债务，常欣海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故上述主债务已清偿的前提下，从债务当然不存在，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另，保证人董同宽也未参与协议书的签订。四、关于反诉部分。董同宽作为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向常欣海偿还本金30万元，其履行的是保证责任，要求常欣海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常欣海对崔新国、董同宽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董同宽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7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共计20300元由常欣海负担17400元，董同宽负担29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常欣海、董同宽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常欣海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112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改判由崔新国、董同宽共同偿还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常欣海与崔新国是民间借贷关系，董同宽为其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书面承诺自愿承担140万元债务，故常欣海要求崔新国、董同宽共同偿还110万元合法有据。董同宽是在2015年8月1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该“还款计划书”中的还款期限是2015年10月1日以前，该还款期限届满后，董同宽没有按约定还清140万元借款，尚欠110万元未还，该还款计划书就是债权债务凭证，常欣海据此享有对董同宽110万元的债权。所以，董同宽在本案中具有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双重身份。在上述还款期限届满后，常欣海、龙红健和崔新国于2015年10月12日签订了三方“协议书”，载明“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就结清了对常欣海的全部债务”。因该三方“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在董同宽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期限届满十多天之后，所以，按通常的理解，三方“协议书”与“还款计划书”的内容是不存在重叠的，正是因为常欣海对董同宽已经享有了110万元的债权，才在三方“协议书”中载明“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认定，“常欣海与崔新国、龙红健签订的协议书并无免除涉案债务的意思表示，其可以依照董同宽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向董同宽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尊重该生效的法律文书，错误的认定“原告主张1940万元-1800万元即董同宽承诺还款140万元，其无免除债务之意，原告所述与协议相矛盾”，其对协议书作出的理解和解释是错误的。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常欣海选择由董同宽负责偿还140万元，由崔新国负责偿还1800万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主债务己清偿的前提下，从债务当然不存在，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崔新国针对常欣海的上诉答辩称：一、常欣海要求崔新国及董同宽还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常欣海对崔新国和董同宽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常欣海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董同宽对常欣海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借款担保合同中的主债务已经结清，董同宽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二、常欣海主张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在主债务不存在的情况下，常欣海应当退还董同宽转给常欣海的30万元。 董同宽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枣强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112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支持董同宽的反诉请求。二、诉讼费由常欣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支持我方要求返还30万元的反诉请求与法律规定不符。虽然董同宽在2015年8月1日作为保证人出具了还款计划并偿还了30万元，但鉴于在之后的2015年10月12日崔新国与常欣海及龙红健三方协议中己经明确约定崔新国共欠常欣海1940万元，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就结清了对于常欣海的全部债务。崔新国与常欣海在三方协议中一并清结了本案所涉140万元的主债务，常欣海就该140万元中收取上诉人30万元就没有了法律依据，其应当返还。一审判决驳回董同宽的反诉请求有悖于担保法的规定。 常欣海针对董同宽的上诉答辩称：董同宽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崔新国针对董同宽的上诉答辩称：同意董同宽的上诉理由，在主债务已经清结的情况下，董同宽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常欣海应当向董同宽返还30万元。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常欣海一审中要求崔新国、董同宽共同偿还涉案借款110万元及利息问题，从常欣海提供的生效的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看，涉案借款的债权人为常欣海，常欣海与崔新国、龙红健签订的协议书并无免除案涉债务的意思表示，且亦无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裁定的认定，故常欣海依据上述裁定的认定要求崔新国、董同宽共同偿还涉案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应予支持。关于利息计算，从常欣海提供的还款计划书的约定看，仅约定了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双方另行协商，故常欣海主张的利息应自立案之日（2018年8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涉案借款还清之日止。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常欣海已向连带保证人董同宽主张了权利，结合涉案借款的诉讼过程，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妥。关于董同宽要求返还其30万元的问题，该30万元系其作为保证人履行还款计划书中承诺的义务，故董同宽要求返还已偿还的3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常欣海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董同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2018）冀112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驳回原告常欣海对被告崔新国、董同宽的诉讼请求。）；二、崔新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常欣海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董同宽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董同宽承担保证责任后在其承担的数额内依法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权利；三、维持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2018）冀112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反诉原告董同宽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崔新国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董同宽负担。上诉人常欣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被上诉人崔新国负担。上诉人董同宽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董同宽负担。 再审审理过程中，除原审提交证据外，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截止2015年10月12日，崔新国累计欠常欣海借款本息1910万元，其他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即根据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应否免除2015年8月1日还款计划书所涉借款的偿还义务？本院认为，应认定免除了2015年8月1日还款计划书所涉借款的偿还义务。具体分析如下：第一，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载明：截止到本协议订立时，崔新国欠常欣海本息（实为本金）1940万元（经协商，崔新国只负责偿还1800万元就结清了对常欣海的全部债务）。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双方首先确认了至2015年10月12日崔新国欠常欣海的本金数额共计1940万元，之后又约定只要崔新国偿还了1800万元，则常欣海与崔新国之间2015年10月12日之前的“全部债务”1940万元即结清。第二，案涉还款计划书系在2015年8月1日签订，且在2015年8月25日和8月26日保证人董同宽即已偿还常欣海本金30万元。但在2015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书时，双方仍在协议书中将崔新国的尚欠本金数额确认为1940万元。由此可以推定，崔新国及其签订协议书的代理人崔新华在签订协议书时并不知道董同宽已为常欣海出具还款计划书并偿还常欣海本金30万元的事实。由此，应认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还清1800万元即结清1940万元全部债务。第三，案涉110万元欠款发生在协议书签订之前，如果对案涉借款有争议，应当在协议书中记载，而协议书对案涉借款并无记载，且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各方再无争执。第四，假如确系常欣海所主张的并未免除案涉款项，仍应由保证人董同宽继续履行还款计划书，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人董同宽承担偿还尚欠11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崔新国追偿，崔新国才是本案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该法律后果与协议书约定的“结清对常新海全部债务”“各方再无争执”相互矛盾。第五，还款计划书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15年10月1日之前，该还款期限届满后，董同宽并未按照约定还清140万元借款，尚有110万元未还。而2015年10月12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崔新国已将其在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常欣海，并且崔新国欠案外人龙红健的580万元由常欣海承担。根据协议书，崔新国不但结清对常欣海全部债务，常欣海还承接了崔新国欠他人债务580万元，可见公司股权协议价格或高于1940万元。在此情况下，常欣海将已到手的款项转替崔新国偿还他人债务，然后再去向保证人董同宽追偿尚欠110万元债务，显然不合情理。第六，民间借贷履行中，制定还款计划时免除部分本息符合交易惯例。综上，常欣海辩称案涉债务未予免除不符合常理，应当认定案涉债务已经免除。由此，常欣海再要求崔新国及董同宽偿还案涉借款本息不应予以支持。至于本院作出的(2018)冀11民终155号民事裁定书中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免除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关于董同宽根据还款计划书已经给付常欣海的30万元应否予以返还问题。因签订协议书时该30万元已经由保证人董同宽给付常欣海，常欣海仅要求崔新国偿还1800万元即清结全部债务，其该意思表示应系在已收取董同宽30万元的基础上作出，董同宽要求常欣海返还该30万元与情理不符，且无据支持。其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崔新国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董同宽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二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部分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冀11民终77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维持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2018）冀1121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常欣海承担17400元，由董同宽承担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荀丽娟 审 判 员 付圣云 审 判 员 贡文忠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黎 飞 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