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81民初2110号原告（反诉被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周成计，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海，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和，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杨邦进，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光明，广东中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爱辉，女，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与被告杨邦进是夫妻关系。原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南村委会）诉被告杨邦进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原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6）粤1781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新南村委会不服该判决，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6日，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17民初66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6）粤1781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9年7月1日，本院重新立案，杨邦进在答辩期限内提出反诉，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决定合并审理，于2019年10月17日、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南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周成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海、李增和，杨邦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光明、钟爱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南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二、判令被告杨邦进返还从2003年至2015年期间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933743.3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加收50%计算，时间从原告起诉之日2016年10月17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给原告；三、判令被告杨邦进赔偿林木损失802400元给原告；四、被告杨邦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1年11月10日,原告新南村委会召开由村民代表及村干部参加的“新南村委会发包山田荒山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将山田荒山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即本案被告杨邦进承包，通过三项内容：（1）稳定山田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2）承包期伍拾年；（3）承包金额5000元。决议通过后,原、被告签订了《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将山田林场荒地发包给被告造林、经营林业生产，同时约定原告将其“原有的自然生态林交由被告管理，但被告绝不能以任何理由砍伐原有生态林，确需补植，须双方核定，补植部分可以砍伐，即被告种植部分可以砍伐”，并约定“承包期伍拾年，承包款每年伍仟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山田林场荒地，被告接手后理应在荒山处造林，成材后砍伐出售获取利润，然而被告并非如此。合同履行至今，被告不仅没有种植一草一木，反而盗伐原告原有生态林千余立方，违反了“绝不能用任何理由开发和砍伐原有自然生态林”的约定。恣意盗伐原告林木，致使原告“稳定水源林，绝对不能砍伐，保护水源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告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具体理由如下：一、签订合同首要目的是“绝对不能砍伐生态林，保护水源林”，其次是收取承包金。所谓合同目的，是指合同双方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期望最终得到的财物或者达到的状态。首先，认定合同的目的应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的第三条约定：“自然生态林（即杂木水源林）的管理办法，在承包期内，自然生态林由乙方管理和补植，乙方绝不能用任何理由开发和砍伐原有自然生态林。”该条款约定的不仅是被告杨邦进的合同义务，也是原告的合同目的，即为“保护自然生态林，绝不能砍伐自然生态林”。《新南村村委会发包山田荒山会议》第1条约定：山田林场牵涉面关系到三个村委会饮水及灌溉问题，“最主要”是稳定现有的水源林绝不能砍伐。该条款用了“最主要”、“绝不能”等措辞，特别强调了“水源林不能砍伐”，更加明确表明了原告的合同目的。《新南村村委会发包山田荒山会议》的决议的第1条约定：“稳定山田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也说明原告的合同目的是：“稳定山田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从以上合同条款的约定，可见原告首要合同目的是“管理生态林、稳定山田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其次，认定合同的目的应从合同的主体与性质来看。本案合同主体原告是村委会，代表2300名村民，村委会发包集体所有的荒山，获取的是集体利益。如果认定本案的合同目的只是每年5000元承包金，那么原告2300名村民，发包8000亩山林，每人每年的收益是2.17元，那该合同的签订一定是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或是原告的村民是一群疯子或傻子，因为道理很简单，违背了一般的生活逻辑与常识。综上所述，原告的合同目的不仅是“发包荒山，收取5000元承包金”，更是“稳定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即保护自然生态林”。二、被告多次盗伐原告自然生态林，致使原告“保护水源林，绝对不能砍伐生态林”的首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可以行使解除权。本案中，被告无视合同中“乙方绝不能用任何理由开发和砍伐原有自然生态林”的约定，多次自编理由，盗伐原告生态林，且违约一次比一次严重，具体如下：（一）2003年3月，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冒充原告生态林的所有人，伪造《关于规划荒山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报告》，骗取《采伐许可证》，盗伐原告自然生态林1130.854立方米，造成原告损失678512.4元（600元／立方米×1130.854立方米）。《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中约定“不能用任何理由砍伐原有自然生态林”，而《关于规划荒山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报告》是申请“砍伐林木“，显然二者是互相矛盾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所以有效，是经过原告村民会议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的同意，而《关于规划荒山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报告》是对涉案合同的变更，也应经过原告村民会议通过，但原告根本就没有召开过会议，所以该报告纯属被告伪造。《采伐许可证》的领取者是林木的所有人，原告是“自然生态林”的所有人，所以只有原告才可以办理自然生态林的《采伐许可证》。而被告不是自然生态林的所有人，却领取了砍伐生态林《采伐许可证》，可见被告冒充了自然生态林的所有人，骗取了《采伐许可证》。2003年3月，被告违反“乙方绝不能用任何理由开发和砍伐原有自然生态林”的合同约定，利用骗取的《采伐许可证》，砍伐原告自然生态林1130.854立方米，造成原告损失678512.4元（600元／立方米×1130.854立方米）。原告村民发现后，便向阳春市林业局举报，该局于2003年3月28日作出责令杨邦进“彻底停止采伐行为”的决定。关于被告屡次砍伐原告自然生态林的行为是否为盗伐林木问题，可以参照刑法关于盗伐林木的定义。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构成盗伐林木罪。本案中，被告砍伐的林木是原告集体所有的自然生态林，而非被告种植、所有的林木，被告砍伐之后出售获利，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被告已经构成盗伐林木罪。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只能砍伐自己种植而且需要经原、被告双方核定的林木，请问被告砍伐林木时有经过原告核定过吗？砍伐的林木是被告种植的吗？既然不是被告种植的，合同又约定不能以任何理由砍伐，那被告凭什么砍伐呢？被告一再声称经过审批，持有《采伐许可证》砍伐林木，难道行政审批准许砍伐，就可以违反双方合同约定“不能用任何理由砍伐生态自然林”？被告拿着自家《采伐许可证》当然可以砍伐自己所种植的林木，但被告却是砍伐的原告的林木，莫非用自家的《采伐许可证》就可以砍伐张家、李家的林木？显然被告的上述理由是强盗逻辑，极为荒唐。（二）2015年10月被告再次违约，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情况下，公然大量砍伐“省级生态公益林”，违约之严重，触犯盗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盗伐林木129.0498立方米，造成原告损失123887.8元2015年10月，被告以抚育山田林场油茶树为由，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再次砍伐林木，砍伐和砍伤林木地的面积97.5亩，其中砍伐林木蓄积42.1912立方米，出材26.5804立方米，砍伤林木蓄积86.8586立方米，出材54.7208立方米，蓄积总计为129.0498立方米。原告发现被告杨邦进砍伐林木后，上访至广东省人民政府，请求解除合同，同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请求追究杨邦进盗伐林木的刑事责任。杨邦进后来被判决犯滥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以上可见被告不仅根本违约，而且还构成犯罪。原告订立合同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林不被砍伐，涉及是原告2300名村民的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怎么可能仅是每人每年2.71元？被告正当的合同目的应为承包荒山种植林木，经营生产获取利益，然而被告却多次盗伐原告原有自然生态林。故被告承包荒山是假，盗伐原告林木是真。被告盗伐林木的行为，直接使原告“绝不能砍伐林木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因不可抗力、迟延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给予解除合同。三、被告杨邦进返还从2003年至2015年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933743.30元，并支付利息给原告。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的性质是一种行政给付，给付的根本目的是补偿因禁止采伐自然生态林的受损者，原有生态林不是被告的，是否砍伐与被告无关。且合同约定被告不能以任何理由砍伐，而禁止采伐没有给被告带来任何损失。既然被告没有损失，那么被告没有任何理由领取补偿款。《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金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金使用对象包括：（一）补偿对象，因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而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或林木所有者”，根据规定，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的补偿对象有两个：一是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二是“林木所有者”。被告杨邦进是“经营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被告杨邦进不能砍伐原有自然生态公益林”，故杨邦进承包后，被划为省级生态公益林禁止采伐，并未给被告杨邦进造成经济损失，即林木不是被告杨邦进的，因此是否禁止采伐与被告杨邦进无关，杨邦进不是补偿对象；而原告是“林木所有者”，恰是第二种补偿对象，因此补偿金应该归原告所有，被告杨邦进应将已经领取的933743.30元返还并支付利息给原告。被告承包荒山后，被告所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当然归被告，而承包时原有的几千余亩生态林，价值近千万的林木资产属于的原告资产，而被告一直在混淆视听，妄图侵吞原告的资产。莫非是承包荒山送千万林木？综上所述，涉案合同履行至今，被告没有种植一棵树，只是寻求一切理由盗伐原告自然生态林。原告签订合同的首要目的是管理自然生态林，对于原告的生态林来讲，不用灌溉施肥，所谓的管理无非就是“防盗”，现原告雇请被告防盗，然而他人不盗，被告却监守自盗。如此，原告如何能达到“防盗”的目的呢？原告无法实现自己的合同目的，故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邦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被告自愿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依法予以保护。该合同的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签订合同前，原告已召开了各村民代表和村委会干部等人参加的“新南村委会发包荒山会议”并形成了会议决议，一致同意把涉案林木林地发包给被告承包经营。合同经双方代表自愿签字盖章，阳春市合水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然后报阳春市合水镇政府批准同意。合同签订的程序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一直在自觉履行合同，原告一直按约定向被告收取承包金，被告一直依约经营管理合同范围内的林地林木，且被告已依法办理承包范围内的林木林地的《林权证》，政府已依法对被告承包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确认。二、1、该承包合同已经履行了十八年，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乙方如逾期六个月不付清应付的承包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杨邦进承包林场后，每年都按时缴交承包费，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并没有出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阳春市林业局还颁发了《林权证》给承包人杨邦进，该证受法律保护，不是原告想解除合同就可以随意解除。2、杨邦进代原告向世界银行偿还到期的贷款16万元，当时16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原告村委会内根本就没有人肯愿意承包，就连李儒东都不愿承包。何况李儒东还被批准砍伐过一次林木出售，因为无利可图才转让给杨邦进承包，杨邦进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杨邦进开始承包时，政府还没有将该林场列入生态林保护，没有生态林补偿款领取。现在，原告村中有个别村民看见林场已列入省生态林，每年有生态林补偿款领取就眼红想解除合同，但理由不成立。3、2003年采伐林木的责任应由原告自己负责，与杨邦进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原告自己申请采伐残次林重新种植马占相思林木，向林业站申请并报阳春市林业局核准，杨邦进只是按照原告和林业局的批准文件去实行，当时上山阻止杨邦进采伐林木的人都不明真相、不知情。4、2003年，杨邦进按照新南村委会的报告和阳春市林业局批准采伐残次林改种马占相思林，村干部清楚当时情况，没有一个村干部阻止杨邦进进山开路和采伐。因此，杨邦进采伐残次林和重新种植马占相思林是合法的，责任不在杨邦进。5、2003年杨邦进采伐改造残次林的事实，已经被阳春市林业局《关于对合水新南村群众反映该村山田林场松杂林被批准砍伐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证实。原告没有经过任何部门评估，起诉书不顾事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故意夸大采伐林木的立方数和面积，将责任推到杨邦进身上，是毫无依据的和错误的。三、原告请求返还2003年至2015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中的林木林地自2001年11月10日起依法由被告承包经营，被告是涉案林木的所有者和涉案林地的经营者。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专项资金补助对象和用途为第（一）项第3点：依法签订了林地林木承包和租赁合同的，在合同期内，补偿对象是承包者。”的规定，该承包合同范围内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应归被告所有。原告既不是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原告请求返还2003年至2015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四、原告请求杨邦进赔偿林木损失802400元，更是没有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告认为杨邦进于2003年盗伐生态林2000多立方米，请求赔偿802400元。对于这次采伐的事实，阳春市林业局提交给阳春市人大《关于对合水新南村群众反映该村山田林场松杂林被批准砍伐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已调查核实。杨邦进所采伐的残次林，是“商品林”并不是生态公益林。是经原告村委会申请并且得到批准，不是盗伐、滥伐，是合理改造残次林，原告请求赔偿所谓损失毫无事实根据。杨邦进并没有超过所批准采伐的面积，从设计复核到审批的各个环节是符合法定程序的，从林业科学角度上讲，对个别地段进行残次林改造及时种上阔叶树种，对水源是不会造成很大影响。被告杨邦进反诉称，反诉人没有构成根本违约，反诉请求：一、判决双方签订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二、新南村委会赔偿3312540元和利息165627元（利息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0.0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合计3478167元；三、对杨邦进承包后所种（保植）湿地松进行评估作价赔偿（以评估价为准）；四、判决驳回新南村委会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金933743.36元及利息的请求；五、判决驳回新南村委会赔偿林木损失802400元的请求；六、判决驳回新南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七、本案受理费由新南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2001年11月10日，杨邦进与新南村委会签订《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承包期伍拾年。签订合同的当年为新南村委会支付世行贷款16万元；代付李儒东山田松木款4万元；购买陈天明杉木款2000元；租金5000元。当年就支出林场费用207000元。2002年用在承包林木中修路195000元；请护林工5人，每人7200元，共36000元；1000亩松木抚育费每亩130元，共130000元，租金5000元，合计366000元。至2015年共为承包林场支出3312540元。总之，签订承包合同当年杨邦进就支出20余万元，后来国家补偿这一点生态林补偿费，不足以开销和抚育林木。新南本村委会中是没有人肯承包的，如果有人承包就不会同意由新南本村委会以外的人承包。以前，原来进入林场只能走路或开拖拉机，否则无法进山。杨邦进承包后雇请工人进山挖树坑及施肥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路宽了也平整了，现在进入林场可以开小车进出，比原来方便多了，开通进山道路是为了长期承包经营作打算。杨邦进在2012年和2015年补植湿地松近1000亩，2012年种的现在高的有二米，矮的也有一米多，2015年种的也有一米高以上，补植部分林木属于杨邦进所有，同时又是商品林，应由有资质的评估鉴定单位作出合理的评价。2003年初，由新南本村委会申请采伐改造残次林，改种马占相思树林是合理合法改造残次林，与杨邦进没有关系，杨邦进只是按照规划实施。综上，如果新南本村委会无理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会给杨邦进造成前期投入所种的湿地松无法收益，给杨邦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请法院支持杨邦进的反诉请求。新南村委会对杨邦进的反诉请求答辩认为，杨邦进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杨邦进的反诉请求属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关于恢复原状问题，本案是林业承包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由新南村委会提供荒山荒岭给杨邦进承包经营，杨邦进向新南村委会缴纳承包金。对于新南村委会，恢复原状就是返还收取的承包金，这一点我方可以做到。然而对杨邦进，已经使用过的土地却不能恢复原状。故本案的承包合同性质，决定双方当事人都无法请求恢复原状。损害赔偿涉及两方面，一是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过错原则，即有过错才有赔偿；二是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信赖利益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关于过错与否的问题，杨邦进在反诉中再次称，2003年初申请采伐改造残次林与杨邦进无关。既然与杨邦进无关，那为何领取许可证？为何去砍伐？杨邦进砍伐新南村委会的林木后出售，并将钱财放入自己口袋，这些总该与杨邦进有关。杨邦进的主张从内容上看是合同变更，因为原合同约定不能以任何理由砍伐，本案合同是新南村委会将荒山荒岭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杨邦进个人承包。之所以本合同有效，是因为经过新南村委会村民代表的2/3同意，并报请合水镇政府批准。现杨邦进主张合同变更，当然也要经过村民会议的同意以及合水镇政府的批准，而本案却没有这方面证据。根据民诉法规定，主张合同变更的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杨邦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新南村委会之所以没有过错，是因为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现新南村委会通知解除合同，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是因为杨邦进2003年与2015年两次砍伐新南村委会的原有生态林，从而导致我方合同目的没有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所以杨邦进两次砍伐林木不是一般违约，是因为本案的合同是集体利益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并特别强调不准砍伐原有生态林,这才是合同的主要目的。其次是收取承包金。杨邦进的砍伐行为，直接导致合同无法实现，是根本违约。在反诉中，杨邦进对2003年的砍伐，找出领取采伐证，被反诉人让其砍伐的理由。那么2015年的再次砍伐作何解释？有领取采伐许可证吗？还是我方允许的？显然两者都没有。再进一步通俗的讲，新南村委会发包荒山给杨邦进并没有送千亩原有生态林，只是让你看护并没有让你砍伐，更没有让你砍伐后出卖将钱放入自己的腰包。新南村委会要求杨邦进看林护林，然而杨邦进一而再再而三地毁林，现在新南村委会为了防止杨邦进以后再次砍伐原有生态林，请求解除合同，难道有错了吗？请保安看家护院，然而保安监守自盗，又不能赶走他，还要赔偿，这样还有王法吗？以上可见，新南村委会是守约方，对合同的解除没有任何过错。而杨邦进是违约方，其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所以杨邦进无权请求赔偿。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有两项内容，一项是信赖利益损失，是未签订合同时产生，可见本案不存在。另一项内容是可得利益损失，是履行合同后获取的利益。杨邦进的请求也不是以上赔偿项目，综上所述，杨邦进的反诉请求不属于合同解除后请求恢复原状的情形，也不属于损害赔偿中的项目范围。再者，本案的合同解除是由于杨邦进的过错导致的，即使解除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也应由其自行承担，而无权请求新南村委会承担。杨邦进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位于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委会山田林场的山岭（以下简称山田林场）属于原告新南村委会集体所有。被告杨邦进是阳春市合水镇平西村委会田责坡村农民。2001年11月6日，原告召集该村委会各自然村村长及全体党员、村委会干部，专门召开了发包山田荒山会议，讨论山田林场的发包问题。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1、稳定山田水源林绝对不准砍伐；2、承包期50年；3、承包款为每年5000元。2001年11月10日，原、被告自愿签订《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约定原告将集体所有的山田林场的山地发包给被告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为50年，即从2002年1月1日起至2052年1月1日止；承包期间，承包范围内的一切山、林权属归被告所有，被告有耕作自主权；自然生态公益林（即杂木水源林）由被告承包负责管理和补植，被告绝不能用任何理由开发和砍伐原有自然生态公益林，确需补植，须经双方核定界线，补植部分可以砍伐；承包款及付款办法为：从2002年1月1日起在承包期限内，每年的承包款为5000元，每年的1月10日付清当年的承包款，如被告逾期6个月不付清承包款，原告有权终止合同；合同还约定，世界银行贷款部分造林，在承包期限、面积范围内，由杨邦进与原承包方李儒东协商解决。合同期满后，由原告收回所有山地以及附属物。山地继续发包的，在同等条件下杨邦进有优先承包权。双方签名盖章后，阳春市合水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在该合同上加具：“经核实，该合同的内容真实合法，双方代表人的身份签名盖章属实，予以签证”的意见并加盖公章。2003年3月16日，阳春市在被告的承包合同上加具“同意杨邦进个人承包经营”的意见，并加盖了阳春市的公章。合同签订后，被告称为了承包经营山田林场，于2001年共投入资金207000元，其中包括代新南村委会偿还世界银行贷款160000元，支付原承包人李儒东松木款40000元，购买陈明天杉木2000元，支付承包费5000元。2002年共投入366000元，包括支付承包费、修路、雇请护林工人和1000亩的松木抚育费等。2003年共投入206000元，包括支付承包费、修路、雇请护林工人等。从2004年至2015年，每年均有投入，共计200多万元。原告确认除了收取被告缴交的承包费外，对其余的支出费用均没有确认，认为修路的目的是为了运送砍伐的木材，而不是用于运送树苗、化肥。被告主张以上支出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2003年，涉案承包合同范围内有6975亩划入了省级生态林范围，阳春市林业局将该6975亩山田林场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分配给杨邦进。因此，从2003年起至2015年，被告杨邦进领取了阳春市林业局发放的山田林场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共933743.3元。被告杨邦进确认购买案外人李儒东的只是其与新南村委会的合同而不是松木，现有的松木是被告后来种植的。而购买陈天明的杉木至今还在，没有砍伐。以上林地后来均划入了省级生态林范围。被告杨邦进按合同的约定缴交承包款至2017年，其中2004年之前每年按照合同约定缴交5000元，此后增加了7000元，每年缴交12000元。2003年3月27日，新南村委会村民向阳春市林业局反映，山田林场的松杂木被砍伐，砍了水源林，致使群众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受到影响。阳春市林业局对此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核实情况具体如下：2002年11月12日，为了加快山田林场原有残次生林地的改造和荒山造林，原告新南村委会经阳春市同意后，向阳春市林业局提交《关于规划荒山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报告》，计划在2003年种植马占相思1000亩。阳春市林业局会同阳春市以及承包者杨邦进一起实地规划设计，于2002年12月19日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给杨邦进，杨邦进于2003年3月份开好林道后，组织民工上山采伐清杂。阳春市林业局接到群众反映后，对采伐清杂情况进行了核实，没有发现有超过采伐许可证范围采伐清杂的情形。为了化解矛盾，阳春市林业局采取了以下措施：1、彻底停止采伐行为，收回采伐许可证，责令采伐者于2003年4月2日全部撤走采伐民工。2、对核定已经清杂采伐的面积，责成承包人按照要求造林，对承包的林间空地补植套种，对生长较好的杂灌林采取全面封山育林措施。2003年4月9日，阳春市林业局为此专门向阳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提交了《关于对合水新南村群众反映该村山田林场松杂林被批准砍伐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2005年1月1日，被告杨邦进办理了山田林场的林权证[春林证字（2005）第002033号]，该证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原告新南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被告杨邦进，面积为7413亩，主要树种为杂木，林种为防护林，林地使用期为48年，终止日期为2052年1月1日。2015年10月，被告杨邦进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工人对山田林场油茶树四周的林木进行砍伐，并以环砍树身的方式对部分林木进行毁坏。原告发现后进行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阳春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大队2016年8月30日现场勘察鉴定，被告砍伐和砍伤林木的林地面积共97.5亩，其中砍伐林木蓄积42.1912立方米，出材26.5804立方米，砍伤林木蓄积86.8586立方米，出材54.7208立方米。2017年2月28日补充鉴定，被砍伤林木中死亡的蓄积为21.5437立方米，出材13.5724立方米。被砍伐和砍伤的林木为省级生态公益林，林种为水土保持林，树种为它软阔和樟树。被告杨邦进因涉嫌滥伐林木罪，阳春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2017年7月7日，本院作出(2017)粤17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杨邦进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罚后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诉讼中，原告新南村委会于2019年7月17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给被告杨邦进，认为被告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依法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被告杨邦进解除《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并到原告处协商以下事宜：一、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金933743.3元；二、赔偿林木损失802400.21元；3、赔偿生态环境损失350万元。被告认为解除合同的条件未出现，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没有与原告协商。新南村委会为了举证杨邦进在2003年砍伐林木造成损失，向本院提交了由村民自行制作的视频、照片，并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主张2003年杨邦进砍伐林木183堆，体积1130.854立方米，按照600元/立方米计算为678512.4元，加上2015年砍伐的林木，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林木为129.0498立方米，经济损失123887.8元，合计损失802400元，应由杨邦进赔偿。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证人证言，《发包山田荒山会议》、《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关于对合水新南村群众反映该村山田林场松杂林被批准砍伐一事的调查情况汇报》、林权证、《阳春市林业局关于杨邦进领取合水镇新南村委会山田林场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情况》、(2017)粤17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解除合同通知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被告签订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是否应予解除；二、原告新南村委会请求杨邦进赔偿林木损失802400元是否支持；三、原告新南村委会请求杨邦进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金933743.3和支付利息是否支持；四、杨邦进反诉请求新南村委会赔偿3312540元和利息165627元是否支持。关于第一点。原告新南村委会经召集自然村村长及全体党员、村委会干部召开发包山田林场荒山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同意发包山田林场，原、被告然后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而且经过阳春市审批，合同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双方已经履行了十多年，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杨邦进于2015年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工人对部分林木进行毁坏，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认定杨邦进砍伐和砍伤林木的林地面积97.5亩，数量较大，显然违反了合同约定，致使新南村委会不能实现“稳定山田水源林不准砍伐”的主要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而且杨邦进砍伐和砍伤的林木属于省级生态公益林，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第十五条“禁止在生态公益林区铲草及地表植物、开矿、筑坟、建墓地、开垦、采石、挖砂和取土。”的规定，杨邦进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合同约定，还破坏了土地生态环境，并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滥伐林木罪，触犯了法律法规。因此，新南村委会请求解除其与杨邦进签订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理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杨邦进应当将承包经营的山田林场退还给原告新南村委会。杨邦进辩称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直按时缴交承包费，没有违约，并且政府部门颁发了林权证，没有出现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意解除合同，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该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第二点。新南村委会主张赔偿的林木损失802400元，包括2003年的678512.4元和2015年的123887.8元两部分。1、2002年12月，阳春市林业局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杨邦进于2003年3月组织民工上山采伐清杂。阳春市林业局接到群众投诉后，对砍伐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发现砍伐没有超过采伐许可证规定的范围，责令杨邦进和民工停止采伐。因此，杨邦进的这次采伐行为，经过了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了采伐许可证，杨邦进只是按照规定砍伐。新南村委会主张赔偿2003年的林木损失678512.4元，是单方自行统计结果，未经政府主管部门认定核实或第三方评估。而且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间，承包范围内的一切山、林权属归被告所有，原告不能证实该林木属于原告所有。因此，新南村委会主张的林木损失678512.4元，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2、2015年，杨邦进已经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山田林场《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所属范围的林木所有权人是杨邦进。原告请求杨邦进赔偿砍伐林木造成的损失，不能证实该林木属于原告所有。综上，新南村委会主张赔偿的林木损失802400元，没有事实依据，予以驳回。新南村委会申请对2003年被杨邦进砍伐的林木价值损失进行评估，不是本案处理的必要程序，不予采纳；关于第三点。《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资金补助对象和用途为：（一）损失性补偿资金指补给因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而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或林木所有者的资金。具体补助对象为：1.责任山、承包山是农户的，补偿对象是农户；2.未租赁或未承包的村集体林地林木，补偿对象是村或村民小组；3.依法签订了林地林木承包和租赁合同的，在合同期内，补偿对象是承包者或租赁者；4.国有、集体林场的林地林木划为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对象是国有、集体林场或其林地林木承包者、租赁者；……”本案中，被告杨邦进是承包者，属于上述规定的补偿对象。阳春市林业局作为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已决定将山田林场6975亩的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金补偿给杨邦进。因此，在本案林业承包合同解除之前，该生态公益林补偿金应由杨邦进领取。新南村委会请求返还杨邦进已经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四点。本案解除合同，是由于杨邦进构成根本违约造成，责任在于杨邦进。而且杨邦进反诉请求新南村委会赔偿由于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杨邦进的该项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杨邦进主张在承包期间补植了湿地松，申请对补植的林木价值进行评估，该评估程序不是本案处理的必要程序，而且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合同期满后，地上附着物均归原告所有。因此，对杨邦进的评估申请，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邦进于2001年11月10日签订的《承（发）包荒山荒岭合同书》；二、被告杨邦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将承包的山田林场（东至乌牛岭脊为界，南至留垌石灶坑岭脊为界，西至平南锡坑分水岭脊为界，北至风门坳沿东岭脊为界）退还给原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三、驳回原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杨邦进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25元，由原告阳春市合水镇新南村民委员会负担10425元，被告杨邦进负担10000元。反诉受理费17293元，由被告杨邦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荣松审判员  黄 顺审判员  谢夏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严彩萍廖奔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