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381民初1667号原告:邱宝玉，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山，吉林军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高升，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公主岭市。被告：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江）东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子川。原告邱宝玉与被告高升、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江）东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姜东李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山、被告高升、被告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姜（江）东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子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宝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粮食补贴款1984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原告将其承包地转包给被告，承包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共计16年。同时,合同约定“国家给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支取。”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将承包地交给被告经营,国家的相关补助费用也转到原告的卡中。2016年国家开始给农民粮食补贴款,二被告串通将该部分补贴款全部转给第一被告至今,总计19840元。综上,原告认为该粮食补贴款按照合同约定应归原告所有,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全部诉求。庭审中经询问其补充说明，争议的是粮食差价款。合同第四项国家给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按土地所摊派费用均由转包方承担，签订时没有具体协商，合同第四条的意思就是将来发生的政策也在内，由于政策是变化的，所以写的是国家给的一切待遇都给甲方。高升辩称，第一、土地转包合同为2011年签订的，合同约定的补贴待遇仅指在合同签订时国家有的政策，我在签合同时并没有触及还未产生的收益，结合案件事实，涉案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是国家2016年开始给生产者的一项补贴政策，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范畴，不能依据协议约束被告，因此双方对于玉米生产者补贴并没有约定；第二、根据国家、省级市里的政策，该项补贴实质上给玉米生产者的而不是给土地承包人的，因此对方没有权利主张补贴款。庭审中经询问其补充说明，土地补贴是原告领，粮食差价款是我领，签合同时约定了国家给的一切待遇都没说具体是什么，当时有土地补贴，种子补贴，柴油补贴，都给原告了。我们是2011年签订的，当时也没有这个政策，也没有这个补贴，合同所指的补贴已经都给了原告，根据各种文件，这个补贴是给种植户的，第一年给了3090元，第二年2020元，第三年1800元，第四年1800元，原告说的金额与事实不符。姜东李村委会辩称，当初我没担任这个职务，这个补贴款2016年下来的，合同是2011年签的，没有明确约定这个政策补贴款。我担任职务这段时间，这个补贴款给实际种地者。邱宝玉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1.原告名下的土地承包权证、经营权证。证明涉诉土地是原告的承包地。经质证，二被告无异议。2、土地转包合同一份。证明该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国家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也就是甲方。以上书写说明国家针对于农户承包地所产生的土地及粮食补贴均归甲方支取。经质证，被告高升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签合同的时候应该约束的是当时的政策，不应约束2016年的政策。被告村委会无异议。3、费用清单（镇财政所工作人员写的）。证明金额总计19840元。经质证，被告高升有异议，我是按照16.2小亩领的补贴，大亩1.08垧。被告村委会不清楚。高升、公主岭市某镇某村村民委员会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邱宝玉与被告高升为公主岭市某镇某村**村民，2011年12月7日邱宝玉（甲方）与高升（乙方）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邱宝玉将分得的6口人承包地2垧转包给高升，约定1.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计16年；2.面积及坐落：转包承包地面积2垧，老周头坟1垧52垄，东邻李子富西邻树趟子，柳树趟子1垧，西邻李子和，东邻林玉国；3.转包费：价格6.7万元，合同生效付2.5万元，2011年3月20日前付2万元，2011年12月31日前付2.2万元；4.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按土地所摊派费用均由转包方（甲方）承担；5.违约责任，甲方违约将承包费如数退还，并承担月利2分。乙方所耕种土地不计承包费。乙方违约所交承包费不予退还，另支付所耕种年限的承包费。该协议经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法律事务所见证。合同签订后原被告一直履行至今。按照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为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国家决定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吉林省根据上级意见制定了补贴制度，2016年吉林省财政厅制定了《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文件的补贴对象原则上为玉米和大豆生产者。通过转包、转让等形式的流转土地的，补贴资金发放给实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流转双方另有约定的，经流转双方确认同意按照双方商定意见办理。如土地承包者领取的，有关地方政府要引导承包者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真正让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受益。本院认为，2011年12月7日邱宝玉与高升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系双方自愿，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该合同属有效合同。双方仅对所签定的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第四项“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甲方），按土地所摊派费用均由转包方（甲方）承担土地一切优惠政策由甲方享受，一切义务由乙方承担的条款”产生纠纷，双方约定的国家给付的一切待遇归转包方，对现有政策待遇的约定还是对以后出台政策的约定，具体约定不明确，而诉争补贴款系2016年开始国家发放的粮食生产者补贴款，按照国家及省市文件精神发放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实质上是2016年国家对稻谷、大豆、玉米分别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目标价格政策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补贴对象是玉米生产者，是种植补贴，双方没有协商一致的，应发放到实际种植者，故被告高升作为土地实际种植人符合领取条件及文件精神。原告认为双方签定的土地转包合同包括该项补贴，因该项政策国家2011年并未出台，双方对玉米生产者补贴归属未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协商不成，应按国家及省、市文件规定处理，补贴资金应发放给玉米生产者即本案被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宝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元，减半收取计148元，由邱宝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洪涛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张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