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野，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5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5，男，195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6，女，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7，女，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张某4、刘某、张某5、张某6、张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10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某2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未经任何程序就径直按照张某2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二、涉案58.17平方米的住宅属于张某1所有，父亲张才圣于1974年9月10日分家时将该涉案房屋交给张某1，后该房屋产权登记在张才圣名下系登记错误。三、母亲李秀娣所立的代书遗嘱及张某2与母亲李秀娣于2015年5月27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均是无效的。四、涉案房屋系父亲张才圣的个人财产，不是父母的共同财产。 张某2辩称，一、张某2变更诉讼请求是在一审庭审之前向法院口头提出，书面材料确实是庭后才提交，一审法院承办人曾征求过张某1与张某6意见，其二人均不同意变更。原诉讼请求包括了拆迁安置协议的效力问题，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则放弃了该主张，两者诉讼请求相比，后者范围更小。据此，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二、涉案房屋是父母婚后建造，故属于父母共同财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3、张某4、刘某、张某5、张某7的答辩意见与张某2答辩意见一致。 张某6对于张某1的上诉请求均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某1的上诉请求。 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由张某2全部继承其母亲李秀娣与宁波市海曙区××镇××村经济合作社签署的拆迁安置协议所涉及的财产权益。一审审理中，张某2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村的两处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权益由张某2享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才圣与李秀娣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六人，即张国宝、张某5、张某1、张某6、张某2、张某7。张国宝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子，即张某3、张某4。2003年11月7日，张才圣去世，后张国宝去世，生前均未立有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等。2017年3月17日，李秀娣去世。 张才圣与李秀娣生前共同建有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村塘堰的58.17平方米住宅两间及84.55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三间。1974年9月10日，张才圣立《分书》一份，载明“新迁四间平屋二子三子各二间”等，约定将涉案58.17平方米住宅两间分配给张某1。《分书》设立后，该两间住宅仍由张才圣与李秀娣实际居住。2001年间，张才圣申请补办该两间住宅所在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权证号为鄞（宅）集用（2001）字第04-0001号］，其地籍调查表中的家庭在册人口载为户主张才圣和妻子李秀娣。2015年1月9日，李秀娣就上述两处共计142.72平方米房屋与原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沙港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沙港村新村建设房屋拆迁协议》一份，约定相应拆迁安置补偿事宜。2015年5月18日，他人代书李秀娣遗嘱一份，载明：“本人李秀娣今年房屋五间，其中小屋两间有房产证，三间鸭舍房无证，共计面积约140平方，房屋坐落在××镇××村××村。因我现在年事已高，生活无法自理，现在已有我女儿张某2照顾我年老，包括生活和生病、看病看护及住院陪护，一切费用均有我女儿张某2承担。如果我百年之后，已有的一切房屋，归我女儿张某2所有。其他子女不能享受一切房屋所得和继承。我已询问我女儿并征求她本人同意，我自己也自愿给我女儿张某2所有。本遗言一式三份，我女儿和我及证明人各持一份。”朱月娥、李伟平作为见证人，李秀娣作为遗嘱人及张某2作为继承人签名并捺印。2015年5月27日，张某2与李秀娣经原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签订（2015）甬鄞洞人调字第10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一、李秀娣自愿将名下沙港村的房产（待拆迁）共计142.72平方米在自己过世后赠与二女儿张某2，其中58.1平方米有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为鄞（宅）集用（2001）字第04-0001号；二、张某2必须对李秀娣尽赡养义务，并按此协议执行，目前的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百年之后的丧葬费等由张某2承担；三、如沙港村拆迁安置发生在李秀娣过世之后，拆迁安置事项由二女儿张某2凭此协议（单方遗嘱）办理；等等。李秀娣经人民调解员宣读内容后捺印确认，朱月娥、李伟平作为见证人签字捺印，代书人江筱婷及陈家祥、孙象伟、全益刚作为人民调解员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李秀娣去世后，涉案两处共计142.72平方米房屋被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两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二、被继承人李秀娣是否立有有效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三、两被继承人遗产应如何继承分割。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两处共计142.72平方米房屋系张才圣和李秀娣共同建造，为二人共同所有。各方对于涉案58.17平方米两间住宅是否属于遗产范围存在争议，张某1主张《分书》已实际履行，由其取得两间住宅所有权，其他当事人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张才圣于1974年9月10日立《分书》一份，将涉案58.17平方米住宅两间分配给张某1，系以赠与形式作出的财产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分书》虽载明“新迁四间平屋二子三子各二间”，但涉案两间住宅始终未实际交付张某1，而是仍由两被继承人居住使用；此外，张才圣于2001年间涉案两间住宅申请补办相应宅基地使用权证时，代表登记权利人为张才圣，且未将张某1列为家庭户内成员，此后亦未再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加之，李秀娣生前另行签署了遗嘱和人民调解协议书，对涉案两间住宅作出了相反意思表示的处分，故两被继承人的上述行为均可构成对《分书》中关于涉案两间住宅的财产赠与内容的撤销，张某1辩称《分书》中的涉案内容已实际履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某1另辩称张某2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两被继承人去世时即继承开始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明确放弃继承的，涉案房屋均应属各方当事人共同共有，各方均取得相应份额的物权，不受诉讼时效之限制，后涉案房屋因拆迁安置被拆除，各方当事人的物权转为拆迁安置权益的债权，张某2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保护，亦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张某1的该项抗辩意见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涉案两处共计142.72平方米房屋均属二被继承人的遗产，且各方当事人可依法继承的房屋份额转化为相关拆迁安置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二，各方对被继承人李秀娣所立的代书遗嘱和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代书遗嘱和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一致，不仅涉及李秀娣对讼争房屋财产权益的处分，而且明确了张某2的赡养义务，其实质为附义务的遗嘱。李秀娣所立的代书遗嘱无代书人签字，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其之后经第三方主持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遗嘱内容予以确认，人民调解组织同步制作视频记录签订过程，亦依职权向李秀娣制作笔录，经代书人及另外三位人民调解员签字确认，朱月娥、李伟平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可以充分证明协议内容系李秀娣真实意思表示，亦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张某1、张某6虽有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秀娣缺乏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或其不能自主决定财产归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某1、张某6另辩称人民调解协议所涉内容不属于人民调解组织处理纠纷的职权范围，因不符合法定程序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内容约定有继承、赡养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且无证据证明存在违规情形或明显程序瑕疵，故对于上述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代书遗嘱及人民调解协议内容虽一并处分了原房屋共有人张才圣作为遗产的份额，但无权处分部分不影响其对自有份额进行处分的效力。综上，被继承人李秀娣死亡时，应按遗嘱继承办理。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因拆迁安置被拆除，各方当事人可依法继承的房屋份额转化为相关拆迁安置权益。张某1对李秀娣签订的《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沙港村新村建设房屋拆迁协议》不予认可，故应对该项财产性权利直接分割处理。被继承人张才圣死亡时，未立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首先应分割涉案两处房屋的一半为李秀娣所有，另一半作为其遗产由其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李秀娣、张国宝、张某5、张某1、张某6、张某2、张某7继承，现各方均未提供充分、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遗产的分割存在不分或多分情形，故七人应当均分遗产各继承1／7份额，即据此各继承涉案两处房屋1／14份额。继承人张国宝于被继承人张才圣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李秀娣、张某3、张某4、刘某。被继承人李秀娣死亡时，应按遗嘱继承办理，经张某3、张某4、刘某、张某5、张某7追认，被继承人李秀娣对自有和追认部分的财产份额处分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现无证据证明张某2未尽赡养义务，故相应份额应由张某2继承。综上，涉案两处房屋产生的拆迁安置权益应由张某2继承6／7份额，由张某1继承1／14份额，由张某6继承1／14份额。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张才圣、李秀娣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村塘堰的58.17平方米住宅两间［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鄞（宅）集用（2001）字第04-0001号］及84.55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三间产生的拆迁安置权益由张某2继承6／7份额，由张某1继承1／14份额，由张某6继承1／14份额；二、驳回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张某2负担986元，由张某1负担2957元，由张某6负担2957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应属于张才圣与李秀娣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张某1主张的涉案房屋地籍调查表中关于土地权属情况是解放前故涉案房屋属于张才圣个人财产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土地权属取得时间虽是在解放前，但根据其他各继承人所述，张才圣与李秀娣结婚时间是在解放之前，故单凭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建造于张才圣结婚之前，即使涉案房屋是张才圣婚前财产，但张才圣于2001年申请补办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时，将李秀娣作为家庭在册人口登记在内，据此该涉案房屋应属于张才圣与李秀娣夫妻共同财产。张才圣虽于1974年9月10日立有《分书》一份，将涉案房屋分给张某1，但该《分书》并未实际履行。张某1虽对此并不予以认可，认为张才圣夫妻居住涉案房屋是其尽孝道，但涉案房屋一直由张才圣夫妻实际居住，张某1于1984年亦搬离涉案房屋。2001年补办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证时，涉案房屋仍登记在张才圣名下，张某1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张某1虽称其不知情，但其居住的房屋即在涉案房屋旁且亦是同期办理产权证明，故其陈述明显不合情理。据此，张才圣对所立《分书》并未实际履行，张某1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财产属于两被继承人遗产并无不当。被继承人李秀娣所立的代书遗嘱因无代书人签名确属无效，但其与张某2于2015年5月27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张某1虽对该份协议提出异议，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是办理遗嘱的机构，且该份协议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对此，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根据李秀娣与张某2的协议内容，双方约定张某2须对李秀娣尽到赡养义务，则李秀娣将涉案房屋在过世后赠与张某2。据此，该份协议内容并未超越人民调解组织的职责范围。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主持调解过程中曾同步制作视频记录签订过程，亦依职权向李秀娣制作笔录，故该份协议应是李秀娣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份调解协议上有三位人民调解员及两位见证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故张某1主张的该份调解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张某1主张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未经任何程序就径直按照张某2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某2变更后诉讼请求不涉及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变更，故一审法院直接按照张某2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倪春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沈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