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3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洪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录，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东路馨安公寓**。 法定代表人：孙兴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华，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孝新，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下岗职工，住湖北省钟祥市。 原审被告：孙世好，男，195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下岗职工，住湖北省钟祥市。 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隆中，钟祥市安陆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孟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顺公司)及原审被告刘孝新、孙世好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4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孟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录、孙辉，被上诉人同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原审被告刘孝新、孙世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隆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孟达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469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原审中，上诉人一再强调，刘孝新在承揽上诉人的工程中，从未租赁过被上诉人的建筑机具，并且从上诉人提交的两份结算材料及付款材料中可以证实，涉案两个工程所有的工程款已全部结算并存在付超的情形，所以涉案建筑机具租金不可能是在上诉人的工程中所产生的。但是在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却有“被告(即上诉人)辩称涉案租赁行为并非公司行为，但并未否认被告文苑小学和检察院工地租用原告建筑机具的事实”，这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不相一致。原审判决将证明诉争租金是刘孝新项目部在其他工程使用所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也无法尽到举证责任。涉案租金系上诉人工程所用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同顺公司、刘孝新承担，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更何况上诉人一审提交了刘孝新的两份相关结算资料，足以证实刘孝新项目的建筑工程款中没有建筑机具租赁费这一项，说明在上诉人的两个涉案工程中刘孝新不存在租赁建筑机具的情况，应当是使用自有建筑机具进行施工，所以更不会出现拖欠租赁费的情况。二、被上诉人起诉依据的《建筑机具租赁合同》所形成的合同关系，涉案债务应由刘孝新承担偿还责任，原审被告孙世好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一方出租方是被上诉人，一方承租方是刘孝新，一方是经办人兼担保人孙世好。即事实上该合同的主体根本不包括上诉人，整个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无上诉人，均与上诉人无关。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具体的说，由于合同关系是仅在特定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只有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非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本案中刘孝新作为自然人能够成为签订建筑机具租赁合同的主体，即刘孝新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即使代签，也是孙世好代替刘孝新签订的租赁合同，而不是代替上诉人签订合同。即实际上涉案建筑机具是刘孝新租赁的，基于该租赁合同刘孝新租赁建筑机具的事实，应当由承租人刘孝新承担相关合同义务。2.在《建筑机具租赁合同》中孙世好的身份是经办人兼担保人，孙世好应当承担担保关系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上诉人也不知孙世好到底是谁，但是如确认了孙世好是履行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也应判令其承担担保责任。更何况，原审被告刘孝新的代理人在代为答辩时，明确阐述意见为“《租赁合同》与事实不符…我不认可。”说明刘孝新不认可孙世好的签字，不能认定职务行为。三、原审程序不当。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多次强调，申请法院通知刘孝新本人到庭。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审理及事实的查清离不开刘孝新，刘孝新本人不参加诉讼，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法确定责任承担。并且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在刘孝新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刘孝新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将其他工程所欠债务强加至上诉人身上，达到由上诉人代其承担诉人工程之外其他工程产生债务的恶意目的，所以刘孝新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存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同顺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的建筑工具应用到上诉人承建的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事实清楚。1.上诉人承建了案涉检察院工程（孟达集团商务中心7#楼）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后。通过同刘孝新签订四份承包合同的方式将上述两工程计4座楼房建设工程承包给刘孝新施工，上述两工程计4座楼房建设工程由刘孝新项目部负责施工建设。一审法院2014年10月30日对孙世好询问笔录中，孙世好认可刘孝新为承建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租赁了被上诉人的建筑工具，也认可了被上诉人提供检察院工程2012年10月27日起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止租金计算清单载明发生的租金数额，以及被上诉人提供二中文苑小学工程2012年7月28日起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止租金计算清单载明发生的租金数额，对于2013年8月26日证明更是不但认可，还证明了刘孝新也签字确认了截止2013年7月31日共计拖欠租金139533.76元。被上诉人提交的17张向上诉人检察院工程交付建筑工具的清单、91张向上诉人二中文苑小学工程交付建筑工具的清单，都发生在刘孝新承建上诉人上述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期间，收货单位都是上述工地，收货人都是孙世好，也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建筑工具应用到上诉人承建的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和刘孝新之间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所以刘孝新在承揽上诉人工程中从未租赁过被上诉人的建筑机具，该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其是否和刘孝新结算完毕与是否租赁使用了被上诉人的建筑机具无任何关联性。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的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在上诉人认可承建了案涉工程并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刘孝新、被上诉人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租赁建筑工具应用到上诉人承建的案涉工程工地、且在上诉人否认诉争租金在案涉工地发生的情形下，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非案涉工地所欠，完全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上诉人有义务也有能力证明刘孝新使用建筑工具的具体情况。但上诉人一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孝新承建的工程使用了何人的建筑机具。上诉人主张从未租赁过被上诉人的建筑机具也不能成立。二、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支付租金、返还丢失的租赁工具，如不能返还则赔偿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承建了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工程，其业务活动就应在经营范围内进行建筑活动，包括购买建筑材料、组织施工人员、组织建筑工具等活动。上诉人和刘孝新就案涉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1#、2#楼和办公楼工程签订四份承包合同，明确了双方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同意刘孝新以上诉人项目部身份对外从事商事活动，上诉人也认可刘孝新承揽了上述案涉工程并进行实际施工。孙世好和被上诉人签订两份租赁合同，在承租方处都署名上诉人孟达建安，只是将刘孝新列为负责人。被上诉人出租的建筑工具，均运到上诉人按照建设管理部门要求设立有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显著标志的上述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工程所在的工地。上诉人上述案涉工程施工必须使用建筑工具，但上诉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在刘孝新项目部施工时使用了何人的建筑工具。无论是刘孝新还是孙世好，其和被上诉人发生的租赁建筑工具的活动，包含在上诉人承建工程活动范围之内，都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租赁建筑工具的活动，都是履行职务行为，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孙世好租赁建筑工具的行为是代表上诉人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应由上诉人对刘孝新和孙世好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刘孝新和孙世好从事租赁被上诉人建筑机具的活动均是职务行为。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对刘孝新和孙世好对外产生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和刘孝新按照他们签订的四份承包合同区分责任承担或者追偿问题。刘孝新和孙世好共同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庭审是民事诉讼法赋予二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在程序上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孝新述称，一、同顺公司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诉讼时，将上诉人、刘孝新、孙世好列为共同被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要求刘孝新和孙世好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提出上诉时，仅将同顺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将刘孝新列为原审被告，说明上诉人也认可刘孝新不承担责任的一审判决。二、涉案合同约定其租赁物（即钢管等）使用工地为“文苑小学工地”和“检察院工地”，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为上诉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四份承包合同，自证以上“文苑小学工地”和“检察院工地”均属于上诉人承包的工地，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也为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凭证已形成证据链，具有高度盖然性，能证明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就是上诉人，一审法院采信刘孝新、孙世好在案涉合同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证据，认定刘孝新、孙世好不承担租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以该合同有刘孝新签字而强加刘孝新就是合同相对人，属于是对合同相对性的曲解，其并不能达到否认刘孝新在上诉人处职务行为的事实认定。三、上诉人以“原审程序中存在不当之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原审中，答辩人已经全权委托代理人参与庭审活动，且案涉纠纷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并没有对其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护法律尊严。 孙世好述称，一、同刘孝新陈述意见一。二、上诉人诉称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事实不符。1.2012年前后，上诉人安排刘孝新在文苑小学和检察院二工地项目部负责期间，刘孝新聘用答辩人为材料员，其在工地对原材料进出验收等签字的民事行为，均是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已被一审法院判决确认。2、答辩人在以上二工地从事材料员期间，虽然在《建筑机具租赁合同》中的“经办人兼担保人”处签名，孙世好认可其是以经办人身份签的字，而并非担保人身份。该“经办人兼担保人”内容是事先打印形成，属于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一审法院已作出答辩人属经办人身份的判决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只能针对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其在二审中向孙世好主张本案债务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护法律尊严。 同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孟达公司、刘孝新、孙世好共同支付租金469455元及违约金93891元，并自2017年6月1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至实际给付之日，返还丢失的钢管、扣件或赔偿损失计149872.4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7月28日同顺公司与孙世好签订了两份《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了承租方租赁同顺公司的钢管、钢扣件、顶丝、木架板，其中钢管每米价值18元、日租金为每米0.013元，钢扣件每个价值5.5元、日租金为每个0.007元，顶丝每根价值18元、日租金为每根0.028元，木架板日租金为每块0.25元；计费期间自提货当日至租赁物交回当日；结算付款日期为每月30日到同顺公司所在地计核当月租金，次月10日之前付清上月租金；延期支付租金加收应付款总额每天8‰的违约金；租赁物丢失报废，按市场价赔偿。工程名称分别为二中文苑小学工地和检察院工地等内容。承租方“孟达建安”为手写，没有加盖公章，刘孝新和孙世好的签名均为孙世好所签。2013年8月26日孙世好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欠到同顺租赁站脚手架租赁费共计139533.76元，租赁费截止7月31日。经办人孙世好签名，刘孝新在证明条下方签名。 从孙世好签字的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租金计算清单可以认定：二中文苑工地租用钢管5451.1米，2013年7月7日返还1395米，2013年7月8日返还1341.9米，2013年7月18日返还1039.8米，2013年7月20日返还262.75米，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该工地租用钢管1411.65米；2013年7月1日返还在租用扣件14481个，2013年7月20日返还4061个，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该工地还在租用扣件10420个。另外，从同顺公司制作的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租金计算清单显示，该工地于2013年8月18日返还钢管842.15米，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还在租用钢管569.5米；被告2013年8月18日返还扣件276个，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该工地还在租用扣件10144个。 从孙世好签字的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租金计算清单还可以认定：检察院工地在2013年7月1日租用钢管3911.3米，2013年7月18日返还80.25米，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该工地还在租用钢管3831.05米；该工地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还在租用扣件11566个。从同顺公司制作的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租金计算清单显示：该工地于2013年8月22日返还钢管1450.75米，2013年8月23日返还钢管1242.5米，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该工地还在租用钢管1137.8米；被告于2013年8月22日返还扣件3个，2013年8月23日返还扣件45个，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该工地还在租用扣件11518个。另查明，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系由聊城市同顺脚手架安装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变更而来。 一审法院认为，同顺公司提交的两份《建筑机具租赁合同》与孙世好作为经办人签字的收发货清单、租金计算清单以及2013年8月26日出具的拖欠租金证明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同顺公司将钢管、钢扣件、顶丝、木架板等建筑机具进行了出租，承租方租赁同顺公司机具，拖欠租赁费且未归还部分租赁物的事实。刘孝新为孟达公司文苑小学和检察院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孙世好作为刘孝新的材料员与同顺公司签订《建筑机具租赁合同》，收发货物并在租金计算清单上签字和出具租金欠据等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因此，孙世好签订合同、签收收发货清单以及在租金清单等上面签字均是履行孟达公司文苑小学和检察院工地的职务行为，孟达公司应支付所欠租金，返还未归还的租赁机具或赔偿相应的损失。孟达公司辩称涉案租赁行为并非公司行为，但并未否认孟达公司文苑小学和检察院工地租用同顺公司建筑机具的事实，孟达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本案诉争租金是刘孝新项目部在其他工程使用所欠，故孟达公司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孟达公司欠同顺公司租金139533.76元，一审法院应予认定。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孟达公司应当支付租金48563.46元。其中，文苑小学工地孟达公司应付租金钢管(1411.65米×0.013元×273天-842.15米×0.013元×255天)+扣件(10420个×0.007元×273天-276个×0.007元×255天)+维修费55.2元=21693.38元；检察院工地孟达公司应付租金钢管(3831.05米×0.013元×273天-1450.75米×0.013元×251天-1242.5米×0.013元×250天)+扣件(10420个×0.007元×273天-3个×0.007元×251天-45个×0.0007元×250天)+维修费27元=26870.08元。因此，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孟达公司应支付建筑机具租金139533.76元+21693.38元+26870.08元=188097.22元，孟达公司应支付同顺公司租金188097.22元。由于截至2014年4月30日，该工程竣工，文苑小学工地与检察院工地没有再使用丢失的租赁物，故同顺公司主张的自2014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和2017年6月1日以后的租赁费的诉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孟达公司未归还钢管1137.8米+569.5米=1707.3米，扣件11518个+10144个=21662个。按合同约定计算丢失物品的价值为：钢管1707.3米×18元/米+扣件21662个×5.5元/个=149872.4元。同顺公司要求孟达公司返还未归还的机具或按合同约定的价值赔偿损失149872.4元之诉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顺公司要求孟达公司按30%计算支付违约金，过分高于同顺公司受到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应调整为以拖欠租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为宜。刘孝新、孙世好系职务行为，同顺公司要求其承担责任之诉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租金188097.22元，并以188097.22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限被告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钢管1707.3米、扣件21662个，或赔偿原告损失149872.4元；三、驳回原告聊城市同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32元，由原告承担6370元，由被告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4562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审认定刘孝新、孙世好系履行职务行为并判令上诉人承担租金支付及设备返还责任是否正确。 同顺公司与孙世好签订的涉案两份租赁合同，承租方“孟达建安”虽为手写，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但两份合同所涉租赁物均由孙世好予以签收，分别用于了检察院工地、二中文苑小学工地，该两工程均属孟达公司承建的项目，同顺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订立、履行合同的主体系孟达公司。刘孝新是涉案检察院工程和二中文苑小学工程项目部的负责人，孙世好是涉案两个工地项目部的材料员和记账员，项目部系孟达公司的临时性内设机构，对外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因此，孙世好与同顺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的行为、合同效力及于孟达公司，一审认定孟达公司与同顺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刘孝新、孙世好系履行职务行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同顺公司提交的租金计算清单虽为单方制作，但清单布局紧凑，笔迹自然，应认定为原始记载，具有极大可信度。而且，同顺公司及刘孝新、孙世好2013年8月26日共同确认的对账证明显示，截止到2013年7月31日，涉案两个工地因租赁设备产生的租金共为139533.76元，本院对截止到该时间段的所欠租金数额予以认定。 通过同顺公司的租金计算清单显示，2013年8月1日二中文苑小学工地还在租用的钢管为1411.65米，2013年8月18日返还钢管842.15米，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二中文苑小学工地还在租用的钢管为569.5米；该工地在2013年8月1日租用的钢扣件为10420个、2013年8月18日返还钢扣件276个，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该工地还在租用的钢扣件为10144个；2013年8月1日检察院工地还在租用的钢管为3831.05米、2013年8月22日返还钢管1450.75米、2013年8月23日返还钢管1242.5米，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检察院工地还在租用的钢管为1137.8米；该工地在2013年8月1日租用的钢扣件为11566个、2013年8月22日返还钢扣件3个、2013年8月23日返还钢扣件45个，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该工地还在租用的钢扣件为11518个。涉案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钢管每天每米租金为0.013元，钢扣件日租金为每个0.007元，由此可计算出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涉案两个工地租赁设备产生的租金为48563.46元。孟达公司主张涉案两个工程均于2013年7月底竣工完成，因此在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间不会产生租金，但未提交正式的竣工验收证明，也无据证实2013年8月1日之后，已将涉案租赁物与同顺公司全部进行了返还交接，本院对孟达公司该诉辩之由不予采信。因此，上诉人孟达公司应支付的租金数额为188097.22元（139533.76元+48563.46元）；应返还的钢管为1707.3米（569.5米+1137.8米）；钢扣件为21662个（10144个+11518个）；或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赔偿同顺公司损失149872.4元。 综上，上诉人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32元，由上诉人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李敏 书记员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