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3民初4916号原告：孙善明，男，1967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代理人：张晓军，系大连金普新区竣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正阳，男，1963年8月2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代理人：徐红梅，系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侯广飞，系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20104224506609W。法定代表人：于洪鑫，系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张玉桥，男，1962年10月8日生，汉族，现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告孙善明与被告王正阳、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张玉桥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善明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军、被告王正阳的委托代理人徐红梅和侯广飞、第三人张玉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故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善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正阳支付原告工资89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给付；2、判令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工资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初，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自己承包的中石化五公司在大连恒力项目分包给被告王正阳，王正阳安排第三人张玉桥组织人员进入工地进行工程的准备、实施等工作。被告王正阳聘用原告做为该分包项目的现场施工经理，具体工作由张玉桥安排指令，约定原告工资为每日500元。原告2018年1月12日进入工地工作，至2018年7月26日共计179天，工资总计：89500元。王正阳退出施工现场后，原告找其索要工资，被告王正阳拒不支付。原告将王正阳诉至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因王正阳不具备主体用工资格，仲裁委于2019年6月14日做出大长劳人仲不字（2019）第2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王正阳辩称：被告王正阳从来没有雇佣过原告，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向被告王正阳主张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王正阳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是受兰州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约代表康琰指派，以西固四建的名义管理案渉工程现场。被告王正阳与第三人系战友关系，原告与第三人系朋友关系，原告与兰州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固四建）的签约代表康琰系朋友关系，康琰挂靠在西固四建名下。2017年10月份，原告找到第三人张玉桥，说其朋友康琰在长兴岛揽个工程（大连恒力项目），但是没有资金，让第三人张玉桥帮忙找人投资，工程可以分包给投资人，于是第三人就联系了他的战友即本案被告王正阳，这样通过原告孙善明，康琰把西固四建从中石化五公司承揽的大连恒力项目的一部分劳务分包给被告王正阳，另一部分分包给另一个案外人孙刚刚。西固四建公司在案渉项目中称“安装七队”，在安装七队内部又分为安装七队一队和安装七队二队，王正阳的是“安七一”队，孙刚刚的“安七二”队，实际上西固四建并没有参与实际施工，只是在现场进行管理而已。入场施工后，原告孙善明受康琰委托，以西固四建的名义管理现场即管理安七一队和安七二队。王正阳委托第三人张玉桥管理安七一队施工业务和现场。开工后，被告王正阳很少在工地，都是委托第三人在现场管理，施工的活特别多，管理事务很繁琐，所以第三人有时就忙不过来。因为案渉工程是原告帮忙联系，原告与第三人张玉桥又是好朋友关系，同时原告又是康琰委托管理现场的代表，和工地其他部门比较熟悉，原告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施工业务，故当张玉桥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委托原告孙善明帮忙购买材料，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交集比较多。虽然张玉桥和原告交集多，那也是原告基于和张玉桥的朋友关系给张玉桥义务帮忙，但是证明不了与被告王正阳存在雇佣关系。王正阳从来没有雇佣过原告，被告王正阳从来也没有和原告谈过雇佣他，给他多少钱的问题。二、在大连恒力石化项目中，除王健以外，被告王正阳已经付清了所有工人的工资。1、根据被告王正阳处2018年1月至6月的工资表及第三人银行卡流水显示，被告王正阳给所有工人支付了1-6月份的工资，但原告却从未在被告王正阳处领取过一个月的工资。这就很说明问题，既然是被告王正阳的的工人,为何六个月没有在被告王正阳处领工资，这期间也没有向被告王正阳索要过工资，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另外2018年1月23日，原告曾向被告王正阳借款2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上载明“今借到王正阳贰万元整（20000.00元）人民币。如果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借条应该写预支工资贰万元，而不是借款啊，预支工资的写法目前是中国所有建筑工地的习惯写法或者说惯例。由此看出，双方根本不是雇佣关系，所以就是借款时也就只能写“借到”了，而没有写“预支工资”。2、由于西固四建没有按时支付进度款，被告王正阳自2018年7月份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工人有情绪开始罢工，在被告王正阳的代表即本案第三人张玉桥多次催促下，康琰来到大连处理。康琰说他可以付工资，但是前提王正阳施工队必须离场，否则不能支付工资。这样经过张玉桥核实欠付工资的数额后，康琰以西固四建的名义给被告王正阳处同意离场的工人全部发放了工资，同时约定垫付的工资在被告王正阳的工程款中扣除。在这次的垫付工资中，被告王正阳通知了所有工人，因为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有3、4天的时间，工人之间也彼此通知康琰要垫付工资了，如果原告是被告王正阳的工人，那么为什么动静这么大，工地所有工人都知道康琰要垫付工资了，原告却没来领取工资呢？显然原告不是被告的工人，被告无需支付其工资。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与被告王正阳存在雇佣关系，反而恰恰证明原告是受西固四建康琰的指派在管理施工现场。1、原告受西固四建公司授权代表康琰的委托，以西固四建的名义管理施工现场。按照中石化五公司的要求，各个施工单位必须保证工人工资，因此康琰要求原告也要审核考勤表，目的是做到心中有数，怕将来工人工资这块出问题。同时有时中石化五公司偶尔也会抽查各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的人数，要求各个施工单位都要考勤，要规范化管理，因此作为西固四建的代表孙善明必须在考勤表上签字。他在考勤表上签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代表西固四建签字，因为中石化五公司并不知道西固四建已经将工程分包给被告王正阳和案外人孙刚刚了。二是只有他在考勤表上签字，康琰才认可这些工人的存在及工资情况。所以孙善明在考勤表签字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王正阳存在雇佣关系。2、刚才我们谈到了，西固四建在案渉项目中被称为“安七”。原告提供的会议签到通知单显示的是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大连项目部召开关于施工安全的例会，孙善明代表“安七”队出席会议，这也恰恰说明孙善明代表的是安七队，代表的是西固四建，是受西固四建的指派参加会议，而不能证明是受被告王正阳的指派参加会议。3、原告提供自己的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公司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项目的施工人员入场证，岗位为管理，而第三人和被告王正阳的入场证，岗位均为普工，原告的入场证也恰恰说明原告是管理被告王正阳的，是被告王正阳的上游公司委派的。如果说被告王正阳雇佣原告，被告王正阳的入场证应该是管理人员，或王、张、孙三人均为普工，而不可能原告的岗位是管理人员。按照原告的说法，张玉桥和王正阳均指派其工作，那么为何原告的老板岗位是普工，而给老板打工的原告确实管理岗呢？或者换句话说为啥安七一队的队长是普工岗位，而安七一队下面的“第三把交椅”（按原告说法第二把交椅是第三人张玉桥）却是管理岗位呢？这显然不符合常理。那么为什么原告的入场证是管理人员呢？这其实不难解释，因为原告是代表西固四建管理施工现场，故是管理人员。试想一下，有哪个工长入场证的岗位是管理人员呢？任何一个工地的工长都不可能是管理人员。实际上按照惯例，各项目办证中心是根据各个公司提供办证人的自然及任职情况办理出入证的，原告的入场证是管理岗，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西固四建为其申报的管理岗入场证，他是代表西固四建的，与被告无关系。另外，这个证也只是个出入证而已，通过原告提供的会议签到单显示此项目施工单位很多，所有施工单位的人员出入这个施工现场都需要有这个证，那么原告的入场证得不出与被告王正阳存在雇佣关系的唯一结论，也可能与其他施工单位存在关系，但是他的管理岗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作为普工的被告王正阳，绝不可能雇佣岗位为管理的被告，这不符合逻辑。4、原告提供的康琰作为证明人的情况说明，都是自己杜撰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标准，原告是6月中旬离开的施工现场，因为不是被告王正阳的工人，所以离开时根本没与被告王正阳打招呼，因为啥离开被告王正阳也不清楚。如果原告是被告王正阳的工人，他离开时一定会和被告打招呼，并要求结算工资，至少也会要求被告出具工资欠条。如果王正阳不配合，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原告完全可以搞个录音，或发个微信或短信，谈谈关于拖欠工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有，就工资问题在长达10多个月的时间内，原告没有索要一次，这太不符合常理了。至于康琰的签字真伪不清楚，即使是真实的，因为康琰与被告王正阳及本案均有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被告王正阳与康琰因为承包工程闹得很不愉快，施工未结束，康琰就把被告王正阳撵出施工现场，中途解除分包协议，至今还拖欠被告王正阳工程款。康琰能出这份证据是有私心的，是和原告串通作的伪证。目的就是想通过判决被告王正阳支付原告工资，让原告的工资在西固四建拖欠被告王正阳的工程款中抵扣，以达到少给被告王正阳工程款的目的，如果本案认定原告与王正阳存在雇佣关系，康琰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康琰的在原告的情况说明上予以证实，是没有证明力的，不应予以采信。另外原告还是康琰的好朋友，如果原告是被告的工人，从有利于朋友的角度来说，康琰在9月份给工人垫付工资的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就通知原告来领取工资，但事实上康琰并没有通知原告来领取工资，在与第三人核实欠薪人员名单时，也没提应该给原告支付工资。2018年10月份，由于西固四建拖欠工人工资，第三人等人到长兴岛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在劳动监察要求下，第三人张玉桥给劳动监察出具了被告王正阳处欠薪工人名单，当时康琰也在现场，双方共同确认只有这些工人，那么如果孙善明是被告王正阳的工人，为什么康琰当时也没有指出欠薪人员应该还有孙善明呢？可以说有两次可以给孙善明开工资的机会，但是康琰都只字没提孙善明，却在2019年一月份给孙善明作证他是被告王正阳的工人，那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康琰垫付工资时也知道原告不是被告王正阳雇佣的，不应该在被告王正阳处领取工资。后来作证原告孙是被告王的工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少给王正阳工程款，为了达到益己的私利而出的伪证，不应予以采信。5、被告王正阳是一名转业军人，不会赖任何一个工人的工资，截至目前为止，被告王正阳只差工人王健一人的工资没有支付，被告王正阳被撵出工地至今，与王健一直没有联系上，即使这样被告王正阳也没有昧良心不承认欠王健工资，后来劳动监察介入，第三人给劳动监察出具了情况说明，这都在劳动监察有备案，如果情况说明不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王正阳不存在雇佣关系，而原告所举得证据，恰恰能够证明他是受西固四建康琰的指派管理施工现场，与被告王正阳不存在雇佣关系，请法庭查明事实给被告王正阳一个公道。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第三人张玉桥述称：与被告王正阳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3日，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四公司）和被告王正阳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王正阳以第四公司名义承建中石化五公司的大连恒力项目即案涉项目。原告孙善明于案涉项目的施工场地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其于2018年1月12日进入工地，至2018年7月26日止，共计工作179天。被告第四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向被告王正阳发出《解除协议及索赔通知》一份，通知王正阳双方之前签订的《协议书》于2018年9月14日解除，并要求王正阳于收到该通知后当日内撤离施工现场，3日内与第四公司联系，偿还第四公司为王正阳垫付的工人工资160000元并恢复公司名誉。另查：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向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要求王正阳支付拖欠工资的仲裁申请，仲裁委于当日做出大长劳人仲不字（2019）第2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和被告王正阳提交的《协议书》，原告提交的入场证、起诉状、微信转账明细、出勤表、会议通知签到单、考勤及工资发放汇总表、情况说明、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王正阳提交的《解除协议及索赔通知》、承诺书、入场证和原、被告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原告于案涉项目的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工作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原告是否为被告王正阳所雇佣。原告称被告王正阳聘用原告为案涉项目的现场施工经理，王正阳应给付其工资。对此本院认为，王正阳与原告未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已达成口头约定，在王正阳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第四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承建方，其应对原告的工资承担给付责任。关于欠付原告的工资数额，结合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本案的庭审情况，共计89500元（500元／天×179天），被告第四公司应给付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被对此未做约定，亦无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第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对自己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善明工资89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孙善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贵 馨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吕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