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沪0115行初229号原告王菊弟，女，1953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高行街****。委托代理人曹佳维(原告之女)，女，住上海，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路******iv>被告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法定代表人程征东，主任。委托代理人王雯静，女，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方逸翔，男，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原告王菊弟不服被告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行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菊弟及其委托代理人曹佳维，被告市社保中心的委托代理人王雯静、方逸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菊弟诉称，原告于1969年3月下乡、1998年12月在上海新建机械附件厂退休，按此计算工龄为29年10个月。2018年，原告因家中遭盗抢，办理退休证件之时发现，养老金系按29年标准发放，且2006年11月，原告退休时所在单位为其调整工龄为29年9月。经原告多次投诉，2019年5月，被告市社保中心以“补发”名义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皆同)1,303.90元。被告拒不承认自行计算错误，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作出核定原告退休工龄的行为显属违法，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原告退休工龄的行为。被告市社保中心辩称，1998年12月，被告市社保中心根据原告所在单位提出的申请，作出对原告核定养老金的行为，其后按月向原告发放养老金至今，原告现向人民法院提请撤销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行为，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1998年12月，上海新建机械附件厂为原告退休事宜向被告市社保中心递交《养老人员养老金申报表(企业)》(以下简称《申报表》)一份，在该《申请表》中载明：“姓名”为“王菊弟”、“参加工作年月”为“69.3”、“全部工作年限”为“29.9/26.9”、“离退休(职)类型”为“退休”。1998年12月22日，被告作出《养老人员养老金核定表》(以下简称《核定表》)，该《核定表》中载明：“全部工作年限”为“29年00月”、“享受月养老金起始年月”为“199901”。2006年11月20日，上海新建机械附件厂为原告办理调整工龄，要求“全部工作年限”由“29”变更为“29.9”。被告市社保中心遂予以调整。2019年2月14日，上海新型建筑材料总公司为原告办理调整工龄，被告市社保中心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调整，将原告的“全部工作年限”由“29年09月”调整至“29年10月”。2019年5月17日，被告市社保中心向原告的养老金账户转入1,303.90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从原告诉请的标的来看，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通常为某一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本案中，原告虽在起诉状上书明为“核算”原告的养老金金额，但在庭审之中，其明确表示要求撤销被告的核定养老金行为。被告亦在庭审中向本院说明其作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系其业务范畴之内，其具有作出核定养老金的法定职责。且原告在本案的起诉中向本院提供了退休之前所在单位为其办理的退休养老金申报，经审核后，被告市社保中心作出了《核定表》作为核定行为的具体载体，该核定养老金的具体行政行为于原告退休之后即1998年12月作出，距原告起诉已逾二十一年，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内容。从原告诉请的事实理由来看，原告诉称其系因在2018年家中遭到盗抢补办退休证时方才意识到其退休年限认定错误，此时其才认识到其工作年限核定错误，以此为起算起点来计算起诉期限，其有权起诉来要求撤销核定行为。本院认为，原告虽然诉称其家里遭到盗抢继而补办退休证，但在庭审期间，原告并未提供该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庭后原告虽提供材料予以佐证盗抢事实，但其在报案丢失物品中并未列明有“退休证”物件，本院对于其自称系因盗抢导致补办退休证继而认识到自己工龄核定错误的事实难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使如原告所述理应按照其家中盗抢之后起算起诉期限，至其向本院递交起诉状之时，已逾一年，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前述司法解释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另外，原告声称其退休工龄在《申请表》中载明为29年9个月即“29.9”，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全部工作年限”中还载明“26.9”，原告在庭审中无法解释该数字的具体含义，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亦存有以较少工龄享有较多工龄、以少充多之虞，于此，原告存有并不侵犯其利益之可能。此外，原告在起诉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一份，该光盘中录制了其与被告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对话以及“12345”热线的通话录音。原告自行承认其在录音时并未告知对方其将对话、通话录音，也无法向本院陈述录音中的对话人员、通话人员的具体名称，亦没有对该录音文稿全部整理，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信。从原告诉请的法律依据来看，原告称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原告的工龄错误，一直错扣原告的养老金，直到2019年4月份才核定正确，原告起诉期限理应在此时开始计算。本院认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劳动保障监察，适用本条例。”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调整范围，即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的主动监察。本案中，原告的养老保险系其所在工作单位为其代为申请，同前述条例中的行政机关主动所为行政行为大相径庭，且本案系原告个人养老金额的私权利保护，与前述条例中侧重规范劳动监察工作的公共秩序霄壤之别，前述条例并不适用本案，原告的此项意见，本院难以采信。原告于1999年1月份开始领取养老金，其于此开始享有养老金之利益，虽养老保险的金额非系由工龄唯一确定，但其系重要组成部分，原告若有存疑，理应在获取之时就应提出，其领取养老金之时即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其起诉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市社保中心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虽情杂事繁，应慎思明辨，尽职恪守，察非纠异，以免瑕衅。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菊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退还原告王菊弟。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 鑫人民陪审员  林承丰人民陪审员  徐爱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吴丽娜书 记 员  吴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