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12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文庆，女，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俊刚,男,197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湛涛,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东义，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利，陕西金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艳，陕西金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建中，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第三人：杨毛女，女，194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第三人：李翠翠，女，197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第三人：赵毅，男，2011年1月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第三人：赵茹，女，2011年1月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第三人：赵奇，男，2000年1月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陕西省神木市。上诉人施文庆与被上诉人郭东义、原审第三人张建中、杨毛女、李翠翠、赵毅、赵茹、赵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陕0881民初6720号民事判决，施文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陕08民终122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陕0881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施文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文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19）陕0881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东义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赵永永在其名下的入股金额和资金来源，更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532万元是案外人赵永永的入股款。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赵永永向神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郭东义名下入股投资1500万元缺乏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入股出资款，但并未查明系谁的入股出资款。不论张建中通过王振民转账968万元，还是施文庆转账532万元，其转账目的都是以自己名义在郭东义处入股神木酒厂而不是替赵永永入股。不能因为郭东义单方面声称1500万元入股是赵永永入股，就认定张建中、施文庆的转账是替赵永永入股。施文庆与赵永永根本不认识，不可能替赵永永入股。其次，郭东义向张建中出具了800万元入股收据，说明该笔款项为张建中持有，但其余700万元，包括属于张建中的168万元和上诉人的532万元，未经该二人同意，郭东义无权向任何他人出具入股收据或用于抵债。既然（2013）神民初字第04887号民事判决不认可上诉人入股事实，那么郭东义应当以不当得利予以返还，郭东义无权随意处分他人款项。第三，郭东义提供的王振明证言恰能证明968万元为张建中入股投资款，郭东义也认可收到上诉人打入其账户532万元的事实，说明上述两笔款项为张建中、施文庆各自所有，532万元应认定施文庆为所有人。实际上这532万元为张建中、施文庆谁所有是其二人内部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上诉人施文庆作为权利人主张并无不当，主体适格。根据庭审情况，张建中并未主张这532万元是其以自己名义入股，而是指施文庆通过其入股。第四，郭东义提供的王振明、李翠翠证言恰能证明1500万元为张建中、施文庆二人各自所有，并非赵永永的投资。郭东义收到张建中及上诉人转账1500万元，除去800万元向张建中出具入股收据，其余款项郭东义无权不以入股出资认可而作出其他处分，郭东义应当返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赵永永在郭东义处入股1500万元且上诉人转给郭东义的532万元包含在其中缺乏事实依据。二、关于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本案中，施文庆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2013年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案由起诉败诉后，并不能准确确定本案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及返还义务人，因此不能以2013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而应以上诉人确定郭东义为不当得利返还人的时间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同时，本案中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532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上诉人从未放弃权利不去主张。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直接认识，上诉人直接联系被上诉人不可能取得有效沟通，上诉人是从舅舅张建中处得知能够通过被上诉人认购神木酒业公司的股权，因此上诉人委托舅妈王艳芳帮忙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王艳芳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该笔款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要账协议》显示，2015年5月26日，张建中与案外人白云生签订《要账协议》，委托白云生向郭东义催要入股款，白云生此后多次向郭东义要账。王艳芳也多次亲自向郭东义要账，甚至还曾因此与被上诉人发生激烈冲突闹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能够证明该事实。上诉人提供的张婧、何亮平证言也能够证明2015年上诉人委托舅妈王艳芳向郭东义要账并发生纠纷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委托舅妈王艳芳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能够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郭东义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施文庆诉争的532万元是否应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本案以不当得利起诉实属错误。1、2013年施文庆就案涉532万元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向神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为：“2011年5月，原告的舅舅张建中经由案外人赵永永介绍认识被告郭东义，被告郭东义向张建中介绍说，神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原始股要对外转让，原始股每股30万元，现在转让为每股300万元，让张建中入股1500万元，并由他作为显名股东持有1500万元股份。当时按照原告舅舅张建中说的情况，于2011年5月27日向被告郭东义的个人账户打入532万元，作为原告向神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后经神木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据此看出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实际为入股款，被告郭东义并非没有任何合法根据而取得不当利益，因此施文庆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法通则》第92条、《民法总则》第122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2、一审庭审中，神木市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张建中为第三人，张建中到庭后明确表示该款项为入股款，且施文庆入股也是只直接认他张建中本人了。从张建中反映的事实来看，本案案涉款项也应是入股款，不属于不当得利。3、施文庆于2013年以“股东资格确认”为由提起诉讼，因证据不足败诉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讼缺乏请求权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理阐述，其对民事审判具有指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报案例的形式对该问题的阐述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等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4、本案虽然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但施文庆就相同的当事人、相同的事实理由重复诉讼，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综上，本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其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都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案涉款项应为谁向郭东义的入股款。本案前后经历五次庭审，除赵永永因死亡未能到庭说明情况外，张建中和郭东义均到庭说明当年入股的情形，且二人陈述内容一致。无论是本案当事人还是双方代理人，均多方收集证据，极尽所能还原当年的事实。经过神木市人民法院及二审法院今天的庭审能直接认定的事实有:2011年5月，赵永永要求在神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郭东义名下入股，征得郭东义同意后，赵永永将1500万元入股款打到郭东义的账户。郭东义向赵永永出具1500万元的收据（张建中称该1500万元的入股凭证一直由其自己保管），而该收据已经将权利义务关系记载、分配明确。在此过程中郭东义并不认识张建中和施文庆，事前事后均未与施文庆有过联系。从郭东义角度讲，其只认赵永永是入股人，至于赵永永与王振明、张建中、施文庆之间为何种关系，为何要由王振明、施文庆打款，并不是郭东义要关心的事情。而庭审中张建中也承认，其与施文庆系舅舅外甥关系，施文庆入股是在他名下的入股款，施文庆是认他了。同时张建中也自认，郭东义在收到该1500万元入股款后，当天下午郭东义当着赵永永、张建中的面出具了记载有赵永永名字的1500万元收据，出具该收据后张建中当场将该收据拿走，张建中在拿到该收据时未表示任何异议。该收据从出具之日起就一直由张建中保存，直至2012年赵永永与张建中将账务结算清楚后，赵永永同意将其在郭东义名下的1500万元股份抵给张建中800万元，郭东义向张建中出具800万元入股款收据时，才由郭东义从张建中处将郭东义给赵永永出具的1500万元入股款收据收回。郭东义给张建中出具800万元的入股收据后，张建中从郭东义处共取得分红款700多万元。若真如施文庆所言，张建中持有的800万元入股款能分红700多万元，张建中作为上诉人的舅舅，能不告诉上诉人分红的事实？532万元也能分到400多万元，施文庆、张建中为何不向郭东义主张532万元的分红款？可见，在赵永永未去世前，张建中、施文庆均一致承认该532万元系赵永永在郭东义处的入股款。施文庆之所以起诉，唯一的原因是赵永永去世后，赵永永欠张建中的钱无法得到保障了，才采取了起诉郭东义的措施。综上，包括该532万元在内的1500万元入股款是赵永永在郭东义名下的入股款，与其他人概无任何关系。更何况张建中本人也承认1500万元入股凭证郭东义出具给了赵永永。本案的争议焦点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施文庆若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必须于2016年12月4日前主张。可施文庆至2018年8月28日起诉时均未向郭东义主张过任何权利，甚至连电话都未打过一个，时至今日郭东义都不认识施文庆。原一审庭审中施文庆虽提供了证人证言、要账协议等证据，但均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实诉讼时效有中断、中止情形，应承担不利后果。施文庆的不当得利之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施文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郭东义返还不当得利532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5月2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293525.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东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赵永永（2013年5月4日故）向神木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郭东义名下入股投资1500万元。该1500万元中的532万元由第三人张建中外甥施文庆于2011年5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郭东义支付，剩余968万元系张建中为借款人、赵永永为担保人向王振明借款，由王振明支付给郭东义。郭东义收款后给赵永永出具了1500万元入股收据。后经赵永永、郭东义及张建中三方协商，该1500万元对应股份中的800万元股份由张建中持有并由郭东义向张建中出具了收据。之后，因张建中无力偿还王振明借款。便于2014年1月27日将800万元股份估价2000万元抵偿所借王振明部分借款。400万元股份由赵永永持有，郭东义向赵永永出具了收据。另外300万元郭东义持有（郭东义称因赵永永欠其600万元，用该300万元抵偿了欠其600万元债务）。经三方协商后郭东义将出具给赵永永的1500万元入股收据收回。2012年10月份王振明起诉赵永永、张建中等人要求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诉讼中王振明申请冻结了赵永永的上述400万元股份，一审法院审理作出（2012）神民初字第03887号民事判决，由赵永永偿还王振明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杨财君、张建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中赵永永去世，其妻子李翠翠将其中的200万元股份抵顶了所欠王振明400万元本息。一审法院作出（2014）神执字第03289-1号执行裁定书。2013年，赵永永去世后，施文庆以郭东义为被告、张建中及神木酒业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要求确认其为神木酒业出资股东及向神木酒业出资532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3）神民初字第04887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2014年郭东义提起诉讼，要求李翠翠等人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审理作出（2014）神民初字第05685号民事判决，由李翠翠、赵奇、赵茹、赵毅、杨毛女在赵永永的遗产范围内清偿郭东义借款本金400万元。执行中李翠翠将赵永永剩余的200万元股份抵顶了所欠郭东义400万元本金。一审法院作出（2015）神执字第01125号执行裁定书。另查明，2013年王振明曾以郭东义为被告、张建中、神木酒业为第三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后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施文庆能否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郭东义返还53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即本案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难知晓，施文庆之主张系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此时应满足三个要件，其一、一方取得利益，其二，另一方受到损失，其三、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即给付欠缺原因。本案中，当事人对施文庆给付郭东义532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而该给付行为亦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之情形，那么施文庆给付是否欠缺原因？谁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施文庆作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同时也是财产最初的控制方，其主动给付郭东义案涉款项，致使财产发生转移，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施文庆曾就案涉532万元以郭东义为被告、张建中及神木酒业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称向郭东义转账532万元，该款系通过第三人张建中给神木酒业的入股出资款，要求确认其为神木酒业出资股东及向神木酒业出资532万元。郭东义在该案中辩称该款系第三人张建中给赵永永的入股出资款，赵永永在郭东义名下共入股1500万元。第三人张建中述称该款是施文庆给其入的股。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施文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3）神民初字第04887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张建中及郭东义均称包括此款在内的1500万元酒厂入股，郭东义给赵永永出具过1500万元的入股条据。张建中也称，施文庆是给其入股，入股前施文庆与其均不认识郭东义，其通过赵永永引荐认识。根据施文庆、郭东义及第三人的陈述，案涉款项的性质系入股出资款，施文庆给付行为并非欠缺法律依据。随后，施文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未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进行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于施文庆主张给付郭东义的532万元无法律依据难以采信。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另外，2013年施文庆以郭东义为被告、张建中及神木酒业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被驳回后，根据施文庆提交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第三人张建中妻子向郭东义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5年春天。施文庆于2018年8月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施文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90元，由施文庆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中，张建中主张本案532万元和王振明的968万元，共计1500万元，是张建中打入郭东义账户，郭东义给赵永永打了1500万元的收据，以赵永永的名字出具的收据，但是收据交在张建中手上了。根据张建中陈述，郭东义收到本案532万元和王振明的968万元后，出具了1500万元收据，该1500万元包括本案532万元均成为酒厂入股款。郭东义收到本案532万元后，付出了相应的酒厂股权，故本案中郭东义不构成不当得利。张建中主张2011年5月28日，张建中发现条据不对，1500万元收据是赵永永的名字，张建中一直追赵永永，同年追住赵永永，张建中、赵永永、郭东义三人在郭东义办公室说好，郭东义商量张建中拿800万元的股，剩余700万元他们两人拿，当时出具了800万元的条据，郭东义将1500万元的条据收回去了，张建中要求给其出具700万元的欠条，他们俩说他们商量后出具，之后张建中走了，以后就一直找不上赵永永，2013年赵永永去世了，这件事情就一直放着了。郭东义主张700万元条据也出过，赵永永拿300万元股份抵顶了欠郭东义的600万元债务，郭东义给赵永永出具400万元条据，然后当场郭东义将1500万元收据收回。根据张建中、郭东义陈述，双方对郭东义收回1500万元收据，向张建中出具800万元收据的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是700万元，该700万元争议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作处理。综上，施文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90元，由施文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幼涛审判员  闫 虹审判员  曹小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郝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