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2民初8030号 原告：宁波源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47960394364）。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717号（10-8）室（集中办公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大道1288号南苑环球酒店十五楼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代收人：施益敏）。 法定代表人：高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益敏，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316891487C）。住所地：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商贸街4号楼6-015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服务中心E座10层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廖红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哲，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高立胜，男，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宁波源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泰公司）诉被告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洲公司）、高立胜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以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期间，被告汇洲公司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作出（2019）浙0282民初803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异议申请，汇洲公司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民辖终6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2020年1月20日，5月22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源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益敏、被告汇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被告高立胜均参加二次庭审。本案审理期间，案由由运输合同纠纷变更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源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汇洲公司、高立胜支付原告运费201522元、支付利息损失108822元（以201522元为计算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4月1日起算，暂算至2019年6月30日，暂计27个月，201522×2％×27个月=108822元，要求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本院变更案由后，原告将诉讼请求中的“运费”相应变更为“代理运费”。 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期间，原告源泰公司受被告汇洲公司委托实施了货物出口（进港）运输服务，共产生运费423058.5元。2017年5月6日，经原告与被告汇洲公司业务员即被告高立胜对账确认了上述总运费金额，并由被告高立胜代表被告汇洲公司向原告承诺上述运费于2017年5月20日前付清。2017年6月21日，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高立胜代表其本人和被告汇洲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付款承诺书，确认截止2017年4月尚欠原告的运费金额为300000元，并承诺该欠款由高立胜本人分期清偿，若任何一期逾期支付，则视为全部到期，并自2017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原告可以一并向被告高立胜和汇洲公司主张权利。后被告未履行前述承诺，共支付运费221536元，尚欠运费201522元。经原告多次催讨，二被告以各类理由拖延未付。 被告汇洲公司庭审中答辩称：被告汇洲公司从未委托原告源泰公司代理涉案货物的出口运输事宜，其与原告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高立胜不是汇洲公司的员工。本案实际情况是，被告高立胜控制的宁波钜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下称“钜欣公司”）委托汇洲公司代理外贸出口，双方为此于2016年5月签订了《代理出口合同》，汇洲公司为钜欣公司代理外贸出口，由钜欣公司自办运输，涉案货物出口运输均由钜欣公司或高立胜与原告沟通并达成合意。汇洲公司作为钜欣公司外贸代理人，根据高立胜指示代为结算相关费用，汇洲公司从未与原告进行过业务联系，仅根据委托人指示进行代理运费的代收代付。汇洲公司非本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当事方，并无向原告支付运费的义务。 被告高立胜庭审中答辩称：其本人系钜欣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人，钜欣公司委托汇洲公司代理出口，涉案货物运输业务均由其与原告沟通对接。其本人不是汇洲公司员工，与汇洲公司无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的20余万元运费尾款，其本人予以认可并有还款意愿，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希望能予以减免。 原告源泰公司为证明诉请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A1.《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七份，用以证明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期间，原告为被告汇洲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运费合计423058.5元。 A2.《付款保函》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高立胜代表被告汇洲公司承诺运费于2017年5月20日前付清。 A3.《付款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高立胜代表其本人和汇洲公司向原告承诺，确认截止2017年4月尚欠运费300000元，高立胜作为共同还款人分期清偿，若逾期未付，则自2017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原告可向二被告共同主张债权。 A4.《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细明细清单》一组，用以证明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运费，尚欠运费201522元。 A5.《报关单》、《空运提单》、《企业名称变更登记表》一组，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境内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均为被告汇洲公司，原告与被告汇洲公司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汇洲公司系涉案货物委托运输方。 A6.钜欣公司企业基本信息、（2017）浙0282民初9268号《民事判决书》、宁波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高立胜系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钜欣公司与宁波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隆公司）工商登记为同一地址；钜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文文，高立恒为该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高立权为该公司原股东、投资人；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文文，高立恒为该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高立权为该公司原股东、投资人；高立权原担任汇洲公司经理，并为该公司原股东、投资人。 A7.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五份，用以证明在上海银行鄞州支行诉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高立胜、钜隆公司、高立恒等以个人房产等提供抵押担保，并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证据A5、A6、A7用以综合证明：被告汇洲公司、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钜隆公司、钜欣公司之间属于高度关联性的公司，前述公司由高立胜、高立权、高立恒等家庭亲属人员共同实际管理运营，被告高立胜有权代表汇洲公司向原告承诺支付货款。 A8.汇洲公司《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汇洲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自营及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电子产品、电器、电线电缆等批发零售等。 被告汇洲公司为证明辩称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B1.《代理出口合同》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5月24日被告汇洲公司与钜欣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合同》，其中约定钜欣公司须自办运输（费用自理）。 B2.被告高立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高立胜自行陈述其负责的钜欣公司与汇洲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合同》，委托汇洲公司代理出口相关产品，其代表钜欣公司委托源泰公司进行货运代理，汇洲公司依其指示代付款项。 B3.《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三份，用以证明高立胜为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 证据B1、B2、B3用以综合证明：被告汇洲公司仅为被告高立胜实际控制的钜欣公司的外贸代理人，汇洲公司未委托原告办理涉案货物出口运输事宜，涉案货物系由被告高立胜委托原告代为出运。 B4.《付款申请单》三份。 B5.《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一份。 证据B4、B5用以证明被告汇洲公司与被告高立胜实际控制的钜欣公司存在外贸代理委托关系，涉案代理运费系被告高立胜控制的钜欣公司指示被告汇洲公司代收代付。 B6.被告高立胜在处理2017年出运货物运输事宜时与货代公司邮件记录一份。 B7.高立胜社保缴纳记录一份。 证据B6、B7用以证明被告高立胜在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发生期间为钜欣公司员工，货物运输事宜由高立胜自行办理，且以钜欣公司名义进行。 B8.汇洲公司代收款凭证二份，汇洲公司分别收到汇款人NORTHPOINTGMBH汇款40077.13美元和7363.24美元，起息日分别为2016年6月2日、2016年8月8日，该汇款人与原告提交的空运提单中所载明的收货人一致，用以证明汇洲公司依外贸代理合同约定代收货款并代付相关费用。 B9.信用证三份，用以证明钜欣公司向汇洲公司出具《付款申请单》前后，收到NORTHPOINTGMBH付款。 B10.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二份，用以证明汇洲公司收到外商货款后向钜欣公司作了支付。 被告高立胜未举证。 对原告源泰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汇洲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A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发票仅为合同关系项下的结算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合同关系。证据A2、A3无汇洲公司盖章，系被告高立胜与原告达成，汇洲公司此前并不知晓，A2《付款保函》中的“我司”不当然指代汇洲公司，否则无须另行特别明确注明“发票公司抬头：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落款“法人代表或主管负责人（签字）”表述表明原告知晓高立胜代表钜欣公司，A3《付款承诺书》系被告高立胜本人承诺。对证据A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汇洲公司付款系受高立胜指示，被告高立胜自己亦进行过付款，侧面表明汇洲公司付款系代收代付。对证据A5中的《报关单》、《企业名称变更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汇洲公司作为出口代理人，相关凭证上记载汇洲公司名称为出口报关、运输所必须，据此不能证明系汇州公司委托源泰公司进行货运代理。证据A5中的《空运提单》加盖的系报关专用章而非空运专用章，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对证据A6、A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主张汇洲公司、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钜隆公司、钜欣公司之间高度关联完全为主观臆断，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名称相似，但并无任何关联关系。同时，在该组证据中原告已认可高立胜为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却又通过人员关系推论高立胜代表汇洲公司，更不合理。对证据A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汇洲公司的经营范围有自营及代理进出口，有经营权限并不意味本案涉案货物系其自营出口。 对原告源泰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高立胜质证意见：其在证据A2《付款保函》、证据A3《付款承诺书》的签字系代表其本人和钜欣公司，其中《付款承诺书》系原告写好后由其签字。其与高立权、高立恒、高立春确为亲兄弟关系，但其仅为钜欣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原告证据A6、A7中的其他公司，其不了解实际情况。对证据A8认为与其无关联，汇洲公司具有出口代理权。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被告高立胜无异议。 对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源泰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Ｂ1、Ｂ2、Ｂ4、Ｂ5、Ｂ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Ｂ1有可能系被告汇洲公司为规避本案责任临时后补，证据Ｂ2系被告高立胜诉讼中临时书写，Ｂ4《付款申请单》由二被告自行制作，无第三方佐证，证据Ｂ5无原件，也无法体现鉴定对象是否系涉案货物，且汇洲公司自营出口也会产生出口货物鉴定书。对证据Ｂ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亦认可高立胜为钜欣公司的负责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Ｂ7的真实性有异议，本案中其他证据反映高立胜为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钜欣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属正常情况，但据此不能否定高立胜在本案中系代表被告汇洲公司。对证据Ｂ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回单上反映的2016年收款情况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Ｂ9的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该三份信用证对应款项并非本案涉案货物对应的外商支付的货款。信用证显示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8月7日，均为涉案货物出运之后，所显示的ＩＮＯＶＩＣＥ编号×××26、2016ＤＪ027与汇洲公司支付原告款项收款回单（原告提供的证据Ａ4）上所列编号不同。该组ＩＮＯＶＩＣＥ编号组织形式虽与收款回单上所列编号相近，但应系汇洲公司外贸出口合同编号，并非涉案货物对应的编号，可能与汇洲公司后续其他货物出口有关，但与涉案运输货物无关。对证据Ｂ10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付款回单》上注明了“货款”字样，显然系汇洲公司从钜欣公司采购货物后支付的货款，否则该款项应注明“结汇款”“代收款”等字样，该两笔打款均为整数，这与汇洲公司和钜欣公司在出口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扣划方式不符，该款应为被告汇洲公司自营业务的货物采购款。 对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高立胜无异议。另就相关证据陈述意见如下：证据B4《付款申请单》系钜欣公司出具并由其经手，因汇洲公司代钜欣公司出口货物，外商将货款汇至汇洲公司，其指示汇洲公司向原告付款。证据B5《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系其安排钜欣公司办理。证据B6邮件往来系其通过阿里一达通平台办理其他货物出口时与乔达国际货运公司的业务沟通记录。 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1）被告汇洲公司、高立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1、A4、A5中的《报关单》和《企业名称变更登记表》、A6、A7，A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高立胜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A2《付款保函》、A3《付款承诺书》系其签字，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A5中的《空运提单》与《报关单》所载货物件数、毛重、运输航次、提运单号等关键信息一致，因被告汇洲公司和高立胜对证据A5中《报关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A5中《空运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亦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诉称主张，本院在争议焦点中综合分析。 （2）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B2系被告高立胜事后出具、证据B4系钜欣公司单方出具，证据B6系反映高立胜办理其他货物出口运输情况，与本案无关联，对该三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关于证据B5无法体现鉴定对象是否系涉案货物的质证意见合理，本院对证据B5的证明力不予确认，但该证据也不能反证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汇洲公司有可能向钜欣公司采购货物后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事实。证据B3系裁判文书，其中在（2017）粤0605民初499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粤0605执异529号裁定书中，确认了2016年6月2日被告高立胜同意为钜欣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并对高立胜进行了执行，在（2017）浙0282民初926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认定钜欣公司2017年7月16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载明被告高立胜作为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鉴于相关生效裁判文书查明认定的事实，以及原告、被告汇洲公司及被告高立胜自身均认可高立胜系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本院对被告汇洲公司主张的这一待证事实予以确认。证据B7系复印件且无社保机构盖章，证据B8反映的收款情况发生于2016年6月和8月份，系在涉案货物出口运输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该二份证据不予确认。证据B9、B10均来源于金融机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3）关于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B1《代理出口合同》，其用以证明被告汇洲公司仅为钜欣公司的外贸代理人，且合同中约定运费由钜欣公司自付，原告认为该合同可能系被告汇洲公司为规避本案责任临时后补。本院认为，综合双方提交的有关证据，尽管原告和被告汇洲公司对《代理出口合同》各执一词，但涉案货物系被告汇洲公司代理高立胜实际控制的钜欣公司出口具有高度盖然性。其一，被告高立胜作为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在办理涉案货物出口运输事宜中，由其与原告源泰公司接洽商定。货代事务完成后，高立胜于2017年4月12日、4月14日共向原告支付100000元代理运费，并在2017年6月21日出具的《付款承诺书》中承诺剩余运费由其本人清偿。高立胜对办理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参与程度，明显超出了作为一名业务人员履行职务而应有的参与度，若涉案货物系被告汇洲公司向钜欣公司采购后自营出口，却由钜欣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高立胜与原告接洽商定货代事宜、支付部分代理运费且承诺清偿剩余运费，明显有悖常理。其二，原告提供的证据A5中两份《空运提单》载明收货人为NORTHPOINTGMBH，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B9显示NORTHPOINTGMBH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8月7日分别向被告汇洲公司付款42327.70美元、40882.50美元、99972.50美元。原告提供的证据A4《银行收款回单》载明被告汇洲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原告付款33820.50元，于2017年2月4日向原告付款30000元，于2017年8月23日向原告付款57715.92元。被告汇洲公司提供的证据B10显示，汇洲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钜欣公司付款200000元，于2017年2月3日向钜欣公司付款180000元。从时间节点上看，汇洲公司收到外商NORTHPOINTGMBH付款和向源泰公司、钜欣公司付款具有先后关联。综合前述两个方面，涉案货物系汇洲公司代理钜欣公司出口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告关于涉案货物系被告汇洲公司自营出口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 根据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汇洲公司为被告高立胜实际经营的钜欣公司代理涉案货物出口。被告高立胜与原告源泰公司洽谈协商，原告源泰公司为涉案货物提供了出口货运代理服务，当事人之间就此未订立书面合同。2016年11月9日，源泰公司以被告汇洲公司为抬头，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七份，其中五份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载明“代理运费”，二份载明“代理海运费”并分别备注“USD5000”和“USD6200”，汇率6.7641，发票金额合计421536.42元，被告汇洲公司收到前述发票。2016年12月30日，被告汇洲公司向原告付款33820.50元，附言2016DJ018运费；2017年2月4日，被告汇洲公司向原告付款30000元，附言2016DJ017海运费；2017年4月12日和4月14日，被告高立胜分别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高原银行账户付款90000元、10000元；2017年8月23日，被告汇洲公司向原告付款57715.92元，附言DJ运费，原告源泰公司合计收到代理运费221536.42元。2017年5月6日，被告高立胜向原告出具《付款保函》一份，载明“兹有我司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委托贵公司代理货物出口（进口）运输，产生应付运杂费清单如下：……”等内容，确认费用美金11200元，折合人民币77280元，人民币345778.50元，合计423058.50元，同时载明：“发票公司抬头：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我司保证于2017年5月20日前将以上费用全部清偿，如逾期未付我司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费用，并额外支付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给贵公司”。落款“法人代表或主管负责人（签字）”处由被告高立胜签字。2017年6月21日，被告高立胜向原告出具《付款承诺书》一份，载明“宁波汇洲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截止2017年4月尚欠贵司运费叁拾万元未付。本人承诺该款由本人清偿……”，另写明自2017年6－10月于每月20日前付6万元，任一期违约则视为全部到期，并自2017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等。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源泰公司与被告汇洲公司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委托关系？ 原告认为，原告源泰公司与被告汇洲公司存在货运代理委托关系。主要理由：（1）被告高立胜系被告汇洲公司业务人员。（2）即使高立胜不是汇洲公司的业务人员，基于汇洲公司、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钜欣公司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以及前述公司由高立胜、高立权、高立恒等家庭亲属人员共同实际管理运营的事实状况，高立胜亦有权代表汇洲公司。（3）高立胜向原告提供的代理运费发票抬头为汇洲公司，汇洲公司也向原告支付了部分代理运费。（4）高立胜在《付款承诺书》中明确表明汇洲公司尚欠原告代理运费。（5）出口报关单上载明的境内发货人、生产销售单位均为被告汇洲公司，空运提单上发货人也为汇洲公司。 被告汇洲公司否认其与原告源泰公司存在货运代理委托关系。主要理由：（1）高立胜非其公司业务人员。（2）汇洲公司没有授权高立胜，高立胜也不具有表见代理的外观。（3）汇洲公司与钜欣公司外贸代理合同明确约定由钜欣公司办理运输。（4）与原告的业务沟通联系自始至终由高立胜出面进行。（5）付款行为是基于与钜欣公司之间出口代理关系的代收代付。（6）汇洲公司作为出口代理人，报关单、空运提单等必然载明其信息，但报关单上、空运提单上的发货人信息系基于出口申报的出口抬头，不能等同于货运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 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被告高立胜系钜欣公司实际经营者，在办理涉案货物出口运输事宜过程中，系被告高立胜与原告源泰公司接洽商定，故认定原告源泰公司与被告汇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委托关系的关键在于对“业务经办人”高立胜行为性质的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高立胜与被告汇洲公司存在劳动（劳务）关系或明确授权，故被告高立胜行为不是代表汇洲公司的职务行为或代理行为。 那么，被告高立胜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主张高立胜对汇洲公司形成表见代理的外观主要有：（1）汇洲公司、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钜隆公司、钜欣公司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以及前述公司由高立胜、高立权、高立恒等家庭亲属人员共同实际管理运营。（2）出口报关单上载明的境内发货人、生产销售单位均为汇洲公司，空运提单发货人也为汇洲公司。（3）高立胜向原告提供的代理运费发票抬头为汇洲公司，汇洲公司也向原告支付了部分代理运费。（4）高立胜在《付款承诺书》中明确表明汇洲公司尚欠原告代理运费。本院对此再作分析如下：第一，虽然高立胜、高立权、高立恒为亲兄弟关系，但高立权于2016年3月4日退出汇洲公司，投资人变更为李艳、顾敏，现股东为廖红梅、黄正芬，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反映汇洲公司及其原股东李艳、顾敏、现股东廖红梅、黄正芬与宁波恒拓进出口有限公司、钜隆公司、钜欣公司之间存在持股、高管任职等关联，原告主张汇洲公司与前述公司高度关联缺乏事实依据。第二，结合本院前述对涉案货物系被告汇洲公司代理高立胜实际经营的钜欣公司出口事实的分析认定，出口相关单证记载汇洲公司为权利人系办理出口之需要。货运代理合同以服务行为而非单证本身作为合同的标的，单证仅是货代服务的必备条件，对货运代理人而言，单证属于谁并不重要，谁向其交付单证（俗称“下单”）才是最重要的。将行为人持有出口单证等同于单证权利人对行为人办理货代业务的授权，将不当增加出口代理企业的交易风险，与出口及货代的行业特点亦不相符。第三，发票作为结算单据，发票抬头与合同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被告高立胜提供汇洲公司作为发票抬头既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外观，也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汇洲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货运代理委托关系。第四，构成表见代理应当以订立合同之时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作为判断标准，而不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作为判断标准。被告汇洲公司付款行为发生在涉案货运代理行为完成之后，据此不能认定原告源泰公司在缔结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时有理由相信被告高立胜的行为系代表被告汇洲公司。 本院认为：意思表示为合同成立之核心要素，综观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汇洲公司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涉案货代事项均系原告与被告高立胜联系商定、与被告高立胜接洽办理，由高立胜个人出具《付款承诺书》和《付款保函》对账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被告高立胜行为系代表被告汇洲公司或对被告汇洲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源泰公司诉请被告汇洲公司支付代理运费缺乏事实依据。关于被告高立胜的责任，由于其在向原告源泰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中承诺由其分期清偿，逾期则自2017年4月1日起按月息2%计息，原告源泰公司现诉请被告高立胜支付所欠代理运费及按约定计算的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本院就追加钜欣公司为本案被告进行了释明，原告不同意追加并坚持诉讼请求，鉴于案外人钜欣公司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亦不影响本案中对原告诉讼主张的审理认定，故本院未通知钜欣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立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源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运费201522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152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宁波源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59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72元，合计8027元，由被告高立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修利 人民陪审员  陈长灿 人民陪审员  陈焕军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