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110行初187号原告陈信宜，男，195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朱海成，浙江千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苏，浙江千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C座。法定代表人陈祥荣，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孙垚。委托代理人吴旭阳，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信宜（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被告）要求履行房屋登记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予以引调立案，未能协调成功。本院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88年，原告在××街××号地块内（即临平肖家弄内22号前）与他人共同建造连体房屋一幢，共3间3层，原告为其中的1间3层，原告家庭一直居住使用至今。1989年房屋建成后，同年5月8日，原余杭县土地登记发证办公室向原告出具《土地权属证明单》，确认原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6.02平方米。5月15日，原告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递交了产权登记办证资料，该管理处当场出具《余杭县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私有房屋立本登记发证结算表》，收取了相关费用后，开具发证费收据。至此，原告认为已完成了房屋产权登记的所有手续。然而，原告于2017年突然被他人告知案涉房屋产权不清，故立刻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产权登记职责，但法院却以被告1989年的行政不作为已超过20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故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被告发函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告知该不动产已登记在他人名下而拒绝登记。原告认为：被告由于自己的过失将原告在1989年所提交的资料遗失，但此不构成被告拒绝登记的理由，其应对自身的过错负责，原告有足够证据证明已提交登记所需资料，故现仍有权要求进行产权登记，被告的行政不作为明显违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审理中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一、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明确对原告位于××街××号房屋不登记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根据原告2018年7月6日的申请将××街××号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土地权属证明单，拟证明原告于1989年5月8日取得建房土地使用权。2、余杭县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私有房屋立本登记发证费结算表、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费收据，拟证明原告于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管处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事宜。3、水电费发票，拟证明原告一直正常使用所建房屋。4、余杭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原告曾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法定职责但法院以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5、《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的申请》、《关于陈信宜、高金明、俞振江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申请的回复意见》、《回函》、《关于《回复函》的回复意见》，拟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不动产权证，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构成行政不作为。被告辩称，关于原告2018年7月提出的申请：（一）该“申请”仅提及1989年5月曾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不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关于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故不属于新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原告并未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依法不能视为新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二）该项“不履职”之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2018年7月6日提出申请，但其直至2019年5月16日后才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早已超过“不履职”之诉的法定起诉期限。（三）该“申请”不具有诉的利益，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在（2019）浙0110行初186号案件中提供的“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表明，余杭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8年5月4日调取了该不动产登记信息。通过向法院了解，法院调取该登记信息后，随即通知原告。故原告在2018年7月6日提出申请时，早已获知案涉房屋已依法进行产权登记，产权所有人为杭州市华明服装总厂。在明知案涉房屋已为案外人发放不动产权证的情况下，原告仍然提出“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的申请，该次申请以及基于该次申请的诉讼显然不具有诉的利益。综上所述，原告不能在省高院受理“不履职”之诉的再审申请后，又以类似理由提起新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两次申请均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再审申请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拟证明原告已就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再审，目前正在审理中，原告属于重复起诉。2、（2019）浙0110行初186号案件应诉通知书、行政诉状、证据目录、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余杭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该不动产登记信息，原告在2018年7月6日提出“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申请时，早已获知案涉房屋已依法进行产权登记；2000年12月18日转移登记在杭州市华明服装总厂名下。3、《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的申请》、调解通知书，拟证明原告2018年7月6日提出申请，但其直至2019年5月16日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不履职”之诉的法定起诉期限。4、《关于陈信宜、高金明、俞振江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申请的回复意见》、《回函》、《关于《回复函》的回复意见》，拟证明被告就原告的申请依法作出回复。5、余临字第2××4号房权证，拟证明案涉房屋1994年2月24日登记于原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法律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章。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材料没有作为不动产登记的申请材料，没有作为不动产登记材料一并提交。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一直在混淆1989年申请和2018年申请，1989年申请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评判，不应当以1989年提交的材料作为2018年重新提出申请的材料。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原告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不动产申请是不符合法律要件的。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申请是2018年，与1989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原告提出申请是新的主张，与房屋已经登记在他人名下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是针对新的申请提出的诉讼，这些资料是不能达到被告的待证事实。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不是依法回复，而是回避发证职责，被告认可2018年原告是首次提出的申请，不是1989年的延续，根据被告的要求原告提出的新的申请，之后又提出相关案件正在诉讼及法院的裁定驳回申请是被告的不作为。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法律依据：应当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6日，原告与高金明、俞振江共同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提交了《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的申请》，内容为“兹有陈信宜、俞振江、高金明三人，于1987年12月17日经城建办等部门批复，同意三人在临平内肖家弄22号前，原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土地上建设250平方米的三套私有住宅（每人一套）。三人将房屋建设完工后，于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缴纳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费等所有费用及产权来源说明、建筑许可证等所有资料，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也分别向三人出具《余杭县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私有房屋立本登记发证费结算表》、《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费收据》等资料。你局在收取上述产权登记资料后，至今未向三申请人发放产权证，故现特申请贵局立即办理不动产权证并向三人发放！附：复印件各一份”。2018年9月5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作出《关于陈信宜、高金明、俞振江要求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申请的回复意见》，内容如下：你三人要求我局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的申请已收悉。经核查，现将意见回复如下：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申请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号）第九条：“申请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提交身份证明以及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当提供原件。因特殊情况不能提供原件的，可以提供复印件，复印件应当与原件保持一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1、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2、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3、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4、房地产调查或者测绘报告；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6、其他必要材料。”请您收到上述回复意见后，根据办证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后前来我中心提交不动产首次登记申请。（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街××号××楼××区）。2018年10月23日，原告与高金明、俞振江共同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作出《回函》，内容为：“对于陈信宜、高金明、俞振江三人要求你局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的申请，你局收悉后回复需再行提交书面资料，三人特回函如下：你局所需的所有书面资料，陈信宜三人均已于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递交了产权登记办法资料，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当场分别出具《余杭县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私有房屋立本登记发证结算表》，收取了相关费用后，开具发证费收据。至此，三申请人认为已完成了房屋产权登记的所有手续。对于上述事实和材料，你局在陈信宜、高金明、俞振江分别诉称你局三个案件（案号（2017）浙0110行初121号、（2017）浙0110行初122号、（2017）浙0110行初123号）的庭审中，均已认可，只是因自身工作交接失误，无法找到原件，此行为后果应由你局自负。三申请人仍要求你局继续履行法定登记职责！”2018年11月26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作出《关于《回复函》的回复意见》，内容：你们向我局递交的回函收悉。现将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查档，该处不动产已于1994年2月24日登记在原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产权证号：余房权证余字第2××4号），2000年12月18日再经转制登记在杭州市华明服装总厂名下（产权证号：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0号）。另，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行终429号、（2018）浙01行终430号、（2018）浙01行终431号行政裁定书，已就该处不动产登记的履职行为维持原判并驳回上诉。特此回复。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弄××号前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法定职责，故诉至法院。另查明，1989年5月15日，原告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提交了产权来源具结说明、建筑许可证，要求将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弄××号前的房屋（××街××号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2017年，原告因其于1989年5月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办理案涉不动产登记申请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诉至本院，案号为（2017）浙0110行初121号，诉请判令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将案涉不动产登记在原告名下。2018年4月8日，本院作出（2017）浙0110行初121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的申请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前，当时法律未规定对不履行登记职责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原告的起诉超过20年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故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行终42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5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申1082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实质对其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申请办理案涉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当时不履行房屋登记行为提起的诉讼，该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当时的法律、法规未规定对不履行房屋登记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查明，1994年2月24日，原余杭县人民政府作出余临字第2××4号房屋所有权证将位于××镇××街××号房屋登记在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原告与俞振江、高金明认为其为××镇××街××号房屋的原权利人故诉至本院请求确认1994年2月24日将××镇××街××号房屋登记在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的产权登记行为无效。2019年3月7日，本院作出（2019）浙0110行初117号行政裁定，认为产权登记行为在2015年5月1日前作出，且已经超过不动产最长二十年起诉期限的规定，故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与俞振江、高金明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行终49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00年12月18日，××镇××街××号房屋由余杭县临平家具厂转移登记在余杭市华明服装总厂名下，产权证号为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0号。原告与俞振江、高金明认为其为××镇××街××号房屋的原权利人故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0号的产权登记行为。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19）浙0110行初186号行政裁定，认为在余杭县临平家具厂的余临字第2××4号房屋所有权证并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原告、俞振江、高金明与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0号转移登记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俞振江、高金明均不服，目前在上诉中。又查明，《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杭政办函〔2015〕159号），将房屋登记职责划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市委[2018]32号《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划入新组建的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提出申请，要求将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肖家弄内22号前的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因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回复函》的回复意见》告知案涉不动产在1994年2月24日登记在原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2000年12月18日再经转制登记在杭州市华明服装总厂名下。该回复意见实质上告知原告案涉不动产登记无法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原告之前的诉讼基于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提交房屋行政登记申请，因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当时不履行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在之前的诉讼中，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当时使不动产登记职责的行政机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对原告1989年5月15日的申请作出过处理。综上，因原告基于2018年7月6日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提出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与其1989年5月15日向原余杭县房地产管理处提出的房屋行政登记申请因提出行政机关不同，且行政机关予以处理结果不同，故原告本次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应视为新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作出的《关于《回复函》的回复意见》告知原告案涉动产目前登记情况实际上告知无法为原告办理初始登记，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该回复意见，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申请办理是不动产初始登记，但因案涉不动产已经在1994年2月24日初始登记在原余杭县临平家具厂名下，故原告的不动产申请不符合登记条件。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在回复意见虽未明确告知原告不符合登记条件，但从其告知案涉不动产登记情况来表明无法给原告办理初始登记，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的答复并无不当。《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现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使不动产登记的职权，故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本案的被告。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明确对案涉不动产不予登记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被告将案涉不动产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信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信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亚飞人民陪审员  吕 明人民陪审员  俞燕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陆佳骅?*ArabicDash?-12-??*ArabicDash?-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