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0528号原告：高铭璐，女，199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哈尔滨市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红，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明旭誉华（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胡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博，男，该公司员工。第三人：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地区物流园六街****等**。法定代表人：刘晓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宗元，男，该公司员工。原告高铭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明旭誉华（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红、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博、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宗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间手表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买手表款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本金，自判决生效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5月12日通过事先联系名为“西方世界*Antique”的微信号，至其所在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一个展会看中一块江诗丹顿手表，当场通过支付宝向胡博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13日被告为原告开具N033991668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胡博以需要将表带进行调整为由将手表带走，之后胡博通过名为胡博HuBo的微信号多次与原告联系。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被告通过顺丰速递邮寄的包裹，发现是一空盒。原被告之间通过购买手表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原告多次就本案问题与被告交涉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诉至贵院，望能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求。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被告已经按照原告的要求对货物进行包装并将货物交付给原告指定的顺丰快递公司邮寄，被告已经完成交付义务，双方买卖合同已经完成。在上海交易时，原告提出要求被告为其修改表带长度，被告同意无偿为原告修改，同时向原告说明需要将货物返厂修改，并就货物修改后如何交付一事向原告确认，原告当时指定通过顺丰快递邮寄并称不保价。因此，被告把货物带回工厂进行修改后，将物品交付给原告指定的顺丰快递，被告已经完成交付义务，双方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二、被告认为原告物品丢失应采取刑事报案查明被盗情况，被告邮寄涉案手表的快件于2019年5月19日晚21：38到达原告提供的收件地址，并显示前台代签收。2019年5月20日10:56，原告将已经拆开过的快递拍视频发送被告。原被告均知晓本次交易物品价值50000元，原告却未亲自打开包裹验收货物，而让他人代收，自他人代收至原告告知被告物品丢失长达13个小时，不符合常理。三、退一步讲、在被告已经将物品交付给原告指定的快递公司后，即便第三人并未妥善将物品送达原告，也应由原告向第三人主张赔偿，并非向被告主张。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称，本案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可以提交客观事实供法院参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原告曾至被告开设于北京通盈中心的店铺购物。2019年5月，被告公司职工微信联系原告称被告将于2019年5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某展会，邀请原告到会选购商品。2019年5月12日，原告在被告展位看中了一块江诗丹顿珠宝表（以下简称涉案手表），原被告商定手表价格50000元，原告当场向被告指定支付宝账户转账购表款。后因涉案手表表带长度过长，原被告商定由被告将手表带回北京截短后再交付原告。2019年5月12日，被告职工胡博向原告发微信称：“把你的地址也给我收件人。然后给我尺寸。并向原告发送了一张涉案手表照片。”2019年5月17日，原告微信联系被告职工胡博：好了嘛。胡博回复：正弄着呐，放心吧，这两天要改的活有点多，你先给我一个地址。原告回复：上海市xxxxx，132XXXX****。被告回复：今天下班前到我们店里然后明天给你发出。2019年5月18日，被告以第三人运营的“顺丰速运”向“上海市xxxxx，132XXXX****”地址邮出快件一份，付款方式为“寄付”，托寄物信息为“文件”。该邮件于2019年5月19日21时38分显示“代签收（前台）。2019年5月20日10时56分，原告微信向被告提出仅收到涉案手表包装盒，未收到手表。此后原被告多次通过微信沟通后续处理事宜。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微信称我们这边所有的视频监控材料也都给他们了，他们也安排了工作人员来我店里做了调查，然后就是赔偿问题了，现在顺丰也是每次都会给我打电话。原告回复：嗯，好的，我这边公寓也会配合顺丰调查的。被告回复：嗯一定要赔偿的，这两天急的我嗓子都哑了。原告称上述聊天过程可以证明被告曾同意就涉案手表对原告进行赔偿。就此被告不予认可，称双方沟通的一直是顺风赔偿事宜，并非被告赔偿。就涉案手表发货情况，被告称其寄出的快件包含：纸质包装袋、涉案手表盒、单独放置用泡沫纸包装好的手表。原告称其仅收到纸质包装袋、涉案手表盒。庭审中，被告为证明其确已将涉案手表发出，提交以手机翻拍的被告运营店铺内监控录像数段，被告称此为第三人快递员夏某至其店铺拿走快递时的监控录像，因时间过久故原始监控已被覆盖，仅能提交以手机翻拍的监控录像视频。该录像显示第三人快递员至被告运营店铺内拿走了一个纸袋，因视频较模糊无法看清纸袋内所放物品是否包含手表。原告不认可该视频真实性。庭审中，第三人提交安检机扫描截图打印件一份，称其公司收到涉案快递后，将涉案快递与其他需要通过空运发往上海的快递一起送往航空公司。快递上飞机前需要进行安检，涉案纠纷发生后，其向航空公司调取了涉案快递通过安检机的扫描纪录。被告认可该扫描截图真实性，并称左下角第二个黄色阴影中一深色多边形即为涉案手表表盘，因为涉案手表外观即为多边形。原告不认可该扫描截图真实性，同时称涉案手表形状及大小均与安检机扫描截图显示不一致。庭审中，经原告申请证人夏某到庭作证，夏某称：我是第三人的快递员，2019年上半年我接到被告在网上下单的寄件任务就到被告位于朝阳区三里屯xxx的店铺取件。该快件系发往上海，邮寄的是一块江诗丹顿手表及包装盒。我取走快件后带回公司打包分装，分装时看到快递内有手表。但是在取件时没有亲眼看到被告职工将涉案手表放入快递内。原告认为夏某并未亲眼看到被告职工将涉案手表放入快递内，因此不认可夏某证言可以证明被告邮寄出了涉案手表。被告认可夏某证言的真实性。第三人认可夏某在2019年上半年为其公司快递员，负责三里屯区域收货。经询，原告称涉案快递系2019年5月18日由前台代收，其于2019年5月19日上午才拿到快递，并将快递拿回其个人房间后才拆开，拆开后发现快递内只有包装盒及包装袋没有手表。就原被告约定涉案手表交付地点一节，原告称被告表示修好表后交付原告，交付地点为原告上海的住址，所以被告才在2019年5月12日聊天记录中询问原告收货地址。被告就此不予认可称其店铺在北京，应当由顾客到店取表，因为原告在上海，所以原告要求被告将涉案手表以顺丰邮寄给原告。原被告就上述各自意见均未提交明确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虽未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结合在案证据及原告陈述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涉案手表，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上述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因本案中原被告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各自所称对于涉案手表交付地点约定，且双方均认可涉案手表需要从北京被告处通过快递运输至上海原告处，故本院认为涉案手表损毁灭失的风险应当在被告将涉案手表交付承运人第三人时转移由原告承担。本院经审查在案证人证言、安检机扫描截图打印件等证据认为，被告已将涉案手表发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认定被告已经完成了向承运人交付涉案手表的义务。同时结合原告系在签收涉案快件近十小时后才向被告提出未收到涉案手表的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已经完成了涉案手表交付义务。原告以被告未交付手表为由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及与之相应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铭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高铭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青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