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7民终2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沙河东路**。法定代表人：王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男，195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杨，安徽皖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驻马店市光明路**/div>法定代表人：刘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越，男，196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阔，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森，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诉人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医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药业公司）、原审被告高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1702民初8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杨，被上诉人天方药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越、吴天阔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高森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源医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责。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黄从先签字未经核实，更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以“被告黄从先在《经销商购销协议》上作为被告方的签约人署名，在黄从先签订的还款协议上，显示甲方为安徽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三部，系黄从先以被告名义签订”为由，认定“黄从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事实上，一审法院据以认定黄从先“构成表见代理”的2012年1月1日《经销商购销协议》是虚假的，因为上诉人的住所地在2009年之前就已变更为“太和县沙河东路**”，合同章上的地址也在同期做了相应的变更，上诉人不可能在2012年1月1日还使用地址为“太和县镜湖中路22号”的合同专用章。另外，从时间上推算，黄从先在2012年也已近70岁，不可能在上诉人单位从事医药经营工作，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经销商购销协议》及还款协议上“黄从先”三字是其本人所签。也即，一审法院是以一份虚假的《经销商购销协议》认定至少从年龄上看也不可能在上诉人单位工作的黄从先的“表见代理”，这种认定依法是不能成立的。2、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合同中，上诉人的印章均是伪造的或无上诉人的印章及签字。①。①、2012年1月1日《经销商购销协议》中上诉人的印章因所标称的住所地“太和县镜湖中路**”与上诉人的实际住所地“太和县沙河东路**”不一致从先的身份与上诉人无关，且其签字的真伪亦未经核实。②、20。②、2013年1月1日《经销商购销协议》中上诉人的印章因所标称的住所地“太和县镜湖中路**”与上诉人的实际住所地“太和县沙河东路**”不一致人签字。③、2014年1月1日《经销商购销协议》中上诉人的公章与上诉人使用印章明显不一致，且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且其中签名的黄群也与上诉人无关。④、2013年12月4日合同中，没有上诉人的印章，其中在“购方单位全称”拦下所写的购方单位名称与上诉人单位名称不一致，代表购货方签字的张松华，又是被上诉人单位的业务员。⑤、2014年1月6日合同中，在购方加盖的是被上诉人的印章，代表购方签约的也是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张松华。⑥、2014年2月26日合同、2014年5月13日合同、2014年6月24日合同、2014年8月25日合同均无上诉人的印章，在购方填写的名称“安徽华源医药三部”是不存在的，且代表购方签字的均为被上诉人的业务员张松华。⑦、2016年6月22日《应收账款核对单》，在“确认单位(签章项下签字的是与上诉人无关的高森。以上所涉合同及《应收帐款核对单》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依据这些虚假的合同或无任何证明效力的合同来认定本案的事实，显然是缘木求鱼。3、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的任何货款。上诉人确实收到了被上诉人发来的部分药品，但上诉人已针对被上诉人举出增值税发票，提交了相对应的《付款明细表》，以证明上诉人已不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同时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对账上，上诉人还提交了2014年全年付款3081余万元的清单，因为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均在出票行，上诉人只能提供复印件。但由于承兑汇票的背书联上均填写了被上诉人的名称，涉案的承兑汇票只能由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只需核对承兑汇票复印件，确认自己是否收到涉案的承兑汇票就行了。对被上诉人认为自己未收到的承兑汇票，上诉人可以申请法院去出票行调查核实。一审判决只援引了被上诉人所称因承兑汇票是复印件“无法质证”意见，但并未对上诉人提交的三干多万的付款凭证作任何评述或否定，就直接判决上诉人还款，显然是无任何依据的。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欠其货款，一审法院仅仅依据2018年6月7日签有“黄从先”字样的《还款协议》，来确认上诉人欠款657024元。而对于黄从先的身份，一审法院又是依据2012年1月1日签有黄从先字样的《经销商购销协议》来确认黄从先的“表见代理”身份，而该《经销商购销协议》中上诉人的印章又明显是虚假，甚至该虚假印章，甚至该虚假印章印文中所表述的上诉人的住所地都是错误的在法庭指定的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也即2012年1月1日《经销商购销协议》中上诉人印章的真伪决定着本案事实的认定，而一审法院竟以“原告提交的《经销商购销协议》上加盖印章是否真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为由“不再启动鉴定程序”显然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故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天方药业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双方均予以认可，被答辩人未有任何证据显示货款已付清的事实。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三份《经销商购销协议》、销货清单以及发票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答辩人尚欠答辫人货款的事实。虽然答辩人协议的签订不规范，但原审庭中被答辩人认可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所有发票均已抵扣，且被答辩人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除原审举证外的《经销商购销协议》，因此，原审不予印章鉴定且签约人黄从先构成表见代理，进而认定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且存在货款未支付的事实清楚，并无不当。2、黄从先构成表见代理，被答辩人应当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原审被告黄从先在被答辩人签章上的签名，足以说明其在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代表性，故其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代表了本案被上诉人。被答辩人仅以黄从先的年龄大为由不可能系其职工抗辩不具有客观性。黄从先经手货款的答辩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答辩人均已抵扣，因此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原审被告黄从先签订涉案合同、购买药品具有被答辩人的授权，构成表见代理。3、被答辩人提供的付款凭证印证了双方买卖关系存在的事实，但付款凭证不能代替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不是款项还清的证明。被答辩人依据其提供的3081余万元付款凭证来证明货款已付清，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多年合作，货款巨大，被答辩人提交的付款凭证不但均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外，且均是在2014年的付款，与2016年签订的应收账款核对单及2018年签订的还款协议并不冲突。4、被答辩人否认答辩人提交的购销协议、销货清单，但其在庭审中未尽到提交其认为真实的购销协议等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原审审理程序合法，印章的鉴定与否不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经销商购销协议》上被答辩人签章含有十分详细的信息包括地址、账号、税号等内容，即使被答辩人现有签章地址已变更，但没有证据显示其以前曾经使用印章的销毁或停止使用，因此不影响被答辩人前期授权负责人或者业务员使用印章的既有效力。答辩人作为出卖方，无法通过外观直接判断相关印章是否系被答辩人的当时的备案印章，实践中很多企业不止一套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即使被答辩人印章已变更，未及时收回无效印章，系其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涉案协议效力的认定，被答辩人印章管理行为的不利后果理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与答辩人无关。故一审法院不再启动鉴定程序审理程序正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望贵院依法审理后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天方药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货款657024元及利息损失，根据还款协议，从2018年7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诉讼中，原告天方药业公司提交2012年1月1日天方药业公司经销商购销协议一份，销售区域为太和地区，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天方药业公司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合同乙方加盖“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黄从先署名，该章中部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税号、银行账户、联系电话等信息。原告另提交2013年1月1日天方药业公司经销商购销协议一份，销售区域为太和地区，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天方药业公司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合同乙方加盖“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该章中部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税号、银行账户、联系电话等信息。原告还提交2014年1月1日天方药业公司经销商购销协议一份，销售区域为太和地区，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天方药业公司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合同乙方加盖“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并由黄群署名原告提交以上证据用以证明：1、原告与被告华源医药公司从2012年1月1日起一直到2014年年底均签订有买卖框架协议的事实。2、黄从先系被告华源医药公司的签约代表，黄群系黄从先女儿。被告华源医药公司质证称，对上述协议加盖印章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且在合同上签字的黄从先、黄群也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原告称，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黄从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诉讼中，原告提交2013年12月4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吉他霉素片45000盒，乙酰螺旋霉素片30万板，价款为1929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医药”，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3年12月4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05060，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3年12月4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537104，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2014年1月6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乙酰螺旋霉素片15万板，盐酸环丙沙星片18000盒，价款为1017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4年1月7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07808，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4年1月7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433551，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2014年2月26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乙酰螺旋霉素片15万板，吉他霉素片36000盒，氨咖黄敏胶囊6万板，价款为1503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医药三部”，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4年2月26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10869，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4年2月26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442337，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2014年5月13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乙酰螺旋霉素片18万板，价款为1026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医药三部”，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4年5月13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15912，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4年5月13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466304，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2014年6月24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乙酰螺旋霉素片24万板，吉他霉素片9万盒，盐酸环丙沙星片18000盒，价款为2430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三部”，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4年6月24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18396，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4年6月24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088071，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2014年8月25日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货物为乙酰螺旋霉素片15万板，盐酸环丙沙星片9片装18000盒，盐酸环丙沙星片10片装18000盒，价款为126300元，销方单位名称为原告，购方单位名称显示为“安徽华源医药三部”，但未加盖印章，购方签约人处由原告业务员张松华署名。原告另提交2014年8月26日天方药业销货清单一份，该清单号码为01322181，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部），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一致。原告另提交2014年8月26日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票号为00099046，显示购货人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货方为原告，显示货物与价款与上述经销合同及销货清单一致。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方供货916800元，且增值税发票被告已经全部进行抵扣。被告华源医药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查询，2014年的增值税发票已经收到并进行了抵扣，但对经销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被告的印章，同时张松华也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张松华是代表原告签订经销商购销协议的签约人。对销货清单有异议，被告没有查到该销货清单，原告不能以此证明被告收到了清单上面所表述的货物。原告质辩称，黄从先系代表行为，即使其代表行为有瑕疵不规范，但原告提交的发票，被告给予认可，故被告系涉案货款的接收以及受益方。关于被告陈述合同中有张松华的签字，系因该合同为形式上的合同，双方的交易往来先是有一个大的框架协议，具体以销货清单和发票为准，原告提交的上述经销合同确实是原告人员在得到对方公司认可下代签的。三、原告提交2016年6月22日的应收账款核对单复印件一份。写明：“华源三部：……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贵单位共欠天方药业有限公司货款657024元，经办业务员签名：张松华。确认单位：高森”。原告同时提交2018年6月7日还款协议一份，协议抬头甲方为安徽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三部（A0500），乙方为原告，协议写明：“一、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拖欠乙方货款共计人民币657024元。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自2018年6月起每月还款35000元，至2019年12月还清全部拖欠货款。三、甲方承诺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如有违反约定愿承担全部责任。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委托代表人签字后生效。五、本协议未尽事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办理”，协议落款甲方代表签字处由黄从先署名，乙方代表处由陈朝军署名。原告用以证明经原、被告双方对账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657024元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还款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甲方单位名称错误，并且甲方也没有三部这个单位，另外黄从先也不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从原告诉状可知，黄从先年龄为70多岁，不可能在2018年还代表被告公司签订该协议。对应收账款核对单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四、被告提交付款明细表一份以及所附付款凭证一组，用以证明2014年1月8日至2014年8月28日，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一共为30818258.31元，被告已经全部足额支付，被告不欠原告的货款。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交的仅仅是回款凭证，不能证明双方的所有交易情况以及欠款情况。被告提交的所有收据或承兑汇票以及电汇凭证均是复印件，并且数额以及时间均较模糊，无法质证。并且提供的仅为2014年的，没有提供其他的收货清单来进行佐证支付的是哪一笔的货款，关联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认为，诉讼中，原告提交加盖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经销商购销协议以及被告黄从先签订的还款协议等证据主张其与被告华源医药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对诉争交易下欠款达成了还款协议。被告华源医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称黄从先并非被告公司员工，经销商购销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也并非华源医药公司印章。原告称黄从先系签约代表，即使其代表行为有瑕疵不规范，其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条，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必须客观上存在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情形即代理权表象，这一要件以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具有某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为基础，这种联系是否存在或者足以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应依一般交易惯例或习俗而定。结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其一、原告提交的经销商购销协议加盖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且合同专用章中部刻制有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税号、银行账户、联系电话等信息；其二、原告所提交的销货清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显示购买方为华源医药公司，销货清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显示货物品种、数量、价款等均一致；其三、原告主张为诉争货物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提供给被告华源医药公司且被告已抵扣税款，被告华源医药公司认可经其查询，2014年的增值税发票已经收到并进行了抵扣；其四、被告黄从先在经销商购销协议上作为被告方的签约人署名，在黄从先签订的还款协议上，显示甲方为安徽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三部，系黄从先以被告名义签订。综上，原告作为出卖方，其无法通过外观直接判断相关印章是否系华源医药公司的真实印章，且诉争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先后分多次交付给被告华源医药公司后，被告华源医药公司也多次进行抵扣，在此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黄从先签订合同、购买药品具有被告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被告黄从先以被告华源医药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华源医药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因上述已认定黄从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华源医药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故原告提交的经销商购销协议上加盖印章是否真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被告华源医药公司申请对经销商购销协议上加盖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不再启动鉴定程序。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法律同时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原告依据还款协议等证据请求被告华源医药公司支付下欠货款65702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利息损失从2018年7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因上述已认定黄从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华源医药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且目前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被告高森应承担本案下欠货款还款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黄从先、高森对被告华源医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下欠货款65702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7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在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70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4890元，由被告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1、本案原审判决作出后，黄从先去世，原审法院在向其送达上诉状期间，黄从先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拒绝配合参与本案诉讼。2、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及被上诉人天方药业公司对于终结本次对黄从先的诉讼均明确表示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在卷虽然尚无充分的书面证据证明黄从先等人在签订案涉购销协议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或具备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的明确授权，但在卷经销商购销协议、购销合同、销货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款协议等证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天方药业公司有理由相信黄从先签订案涉合同、购买药品已经得到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本案争议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天方药业公司与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故原判基于本案已构成表见代理为依据，判令由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承担本案下欠货款657024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提出不构成表见代理、不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提出案涉协议中印章均系伪造、原审法院未予启动印章鉴定程序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鉴于依据本案证据，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曾存在的真实购销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表见代理，并据此作出裁判，即使协议加盖印章与上诉人备案印章不一致，亦无必要启动印章真伪的鉴定程序，故原审法院有关本案的审理程序并无不妥。此外，关于黄从先的诉讼地位问题，本案原审判决作出后，黄从先去世，原审法院在向其送达上诉状期间，黄从先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拒绝配合参与本案诉讼。鉴于以上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二审认为应终结本次对黄从先的诉讼。上诉人华源医药公司及被上诉人天方药业公司对于终结本次对黄从先的诉讼均明确表示无异议。综上所述，华源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70元，由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雪奎审判员  郑志宏审判员  刘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