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恩利，男，196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全，山东众成清泰（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七路**。法定代表人：王红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文，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良，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恩利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毛巾）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恩利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工伤待遇等事实未查清、也未依法调取相关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判决显失公正，依法应予纠正。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因企业资产重组，上诉人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到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亚光集团公司）工作，同时根据协议约定，亚光集团公司代滨州市第一油棉厂（以下简称油棉厂）对上诉人的职工权益承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系油棉厂伤残六级工伤职工。根据滨城区政府意见，油棉厂由亚光集团公司接手实施资产重组。2001年8月16日，油棉厂破产清算组与亚光集团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在托管期间，……视生产经营情况和岗位需要，对要求上岗的职工进行逐步安置……”，根据该条约定，上诉人于2003年8月6日被亚光集团公司安排在该公司前纺车间工作，岗位为清花车工。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第一油棉厂破产程序终结后，由乙方收购该企业资产、安置人员、承担有效债务。”根据该条约定，亚光集团公司代油棉厂对上诉人的职工权益承担全部责任。二、被上诉人承继了亚光集团公司和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自2003年8月6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止，上诉人工作没有间断，并且工作地点和岗位没有变化，上诉人非因本人原因成为被上诉人职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的职工权益承担全部责任。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油棉厂职工名册，油棉厂职工张奎英涉及工伤仲裁案件的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滨区劳仲裁字（2004）35号、滨区劳仲案字[2010]第102号仲裁裁决，该两份裁决均具有法律效力。滨区劳仲裁字（2004）35号仲裁书裁决“……由被申诉人暂按月给申诉人本人工资的70%伤残抚恤金”，该案被申诉人为亚光集团公司。滨区劳仲案字[2010]第102号仲裁书认定：“2004年11月22日亚光集团公司因企业改制事务短时间内难以清理，委托亚光公司支付申请人张奎英等人工伤、亡人员的权益，双方凭付款凭据结算。该委托书签订后，被申请人一直按委托书内容每月520元标准支付申请人的伤残津贴，一直支付至2010年8月，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后被申请人才停止支付。”“亚光集团公司于2007年3月30日被法院宣告破产，现仍在破产清算中，被申请人无权无故停发申请人的伤残津贴，双方应按照委托书约定凭付款凭据结算。”，裁决“一、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伤残津贴3760元。二、被申请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暂按每月760元支付申请人伤残津贴，该标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调整而调整。”该案被申诉人为被上诉人。至今，被上诉人支付张奎英伤残津贴，没有间断。由张奎英仲裁案可以看出，亚光集团公司对工伤职工等承担的用人单位责任，由被上诉人来承担。那么，被上诉人也应当对上诉人的职工权益承担全部责任。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相关证据，关于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工伤待遇等事实未查清。本案一审立案后，上诉人方依法于2019年9月向一审法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调取:1.滨州市滨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生育科调取油棉厂工伤职工王恩利、王新平、王运平（被上诉人按照工伤职工处理的）等人的工伤职工档案材料，证明被上诉人对油棉厂职工王新平、王运平的工伤待遇已经处理，上诉人工伤事宜和王新平、王运平的情况一样，被上诉人也应当支付上诉人的工伤待遇。2.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滨区劳仲裁字（2004）35号、滨区劳仲案字[2010]第102号仲裁裁决书案卷材料，证明被上诉人支付张奎英伤残津贴的事实和依据，被上诉人也应当对上诉人的职工权益承担用人单位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支付上诉人工伤待遇等事实未查清，望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上述证据，查清事实，公平公正判决。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劳动、工伤的相关法律法规，目的是建立与我国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关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新法应当优于旧法。上诉人工作连续没有间断，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工伤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享有的工伤待遇应当适用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我国政务院1953年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乙款第三项规定的因工残废补助费是按月随工资发放，直至退休。上诉人至今未达到退休年龄。该条例实施时工资标准是级别工资，后来发生很多变化。1996年10月1日，我国《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发布试行。该《办法》被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替代，并于2010年12月8日修改，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期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工伤伤残的事实是知情的，被上诉人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度，所发放的工资不包括因工伤残补助费。法律法规的适用应当与年代相适应，新法应当优于旧法。上诉人在1995年11月21日被鉴定六级伤残后，至上诉人提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工作连续没有间断，因此，上诉人提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工伤待遇应当适用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五、一审法院认为“其未依法向当时工作单位提出因工残废补助费主张。原告受伤后一直在单位工作且单位交接未影响原告领取正常工资待遇，原告受伤后亦未因工资待遇向用人单位提出异议。”以此为由不支持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工伤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4月13日（夜间），原告所在车间发生火灾。事后前纺车间班长在开会时强调除车间主任、班长、安全员有权按消防报警器外，其他人均不得按报警器。”班长开会的原因是：发生火灾后上诉人及时按了消防报警器，为此，班长开会严禁职工在发生火灾时按消防报警器，批评了上诉人并说失火烧死活该之类的话。众所周知，棉绒易燃，上诉人所在的前纺车间属于易燃场所，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工作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火灾，发生火灾就容易危及场所内人员的人身安全。班长的行为、决定违反《山东省消防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任何人发现火灾时，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无条件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之规定，因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提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向被上诉人主张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亚光公司辩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错误，应予维持。一、我公司与亚光集团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的企业实体，亚光集团公司安置原油棉厂职工王恩利与我公司无关。亚光集团公司的前身是北镇毛巾厂，成立于1980年之前，是国有企业。我公司全称是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17日，是民营企业。2005年7月之前，我公司曾经是亚光集团公司的股东，2005年7月29日，我公司将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与亚光集团公司不再有关联关系。2007年1月亚光集团公司更名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2007年9月30日，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上诉人的上诉状自认：上诉人于2003年被安置在亚光集团公司工作，本案劳动争议仲裁审理中，上诉人向仲裁庭提交了自己的工作证原件以证实其身份，该工作证显示：发证单位系亚光集团公司，发证时间是2004年12月。二、我公司没有也不应当承继亚光集团公司其职工间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1.我公司与亚光集团公司没有发生任何合并或分立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2.也没有法律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到新的用人单位工作，新的用人单位就必须承继其在原单位工伤待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是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在主张经济补偿金时可以将新老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并不涉及原工作单位未处理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3.上诉人也不属于非因本人原因到我公司工作。本案原审结束后，我公司找到了王恩利入职我公司时的劳动合同，王恩利于2004年底离开亚光集团公司，于2004年12月31日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劳动合同记载：合同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订立劳动合同。可证明确因劳动者王恩利本人意愿和原因，自己变更工作单位到我公司工作。4.上诉人列举的张奎英工伤待遇赔偿案情形不适用于上诉人。上诉人主张我公司应当承继亚光集团公司对上诉人的工伤待遇，但列举的却是亚光集团公司委托支付张奎英工伤待遇的案例。张奎英2002年4月在亚光集团公司工作时受工伤，工伤前用人单位已经为其加入了工伤保险，工伤后张奎英分别向工伤保险部门和亚光集团公司主张了工伤权益，亚光集团公司因企业改制资金紧张已委托我公司逐月支付其伤残津贴。而上诉人是1995年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时就由劳动部门认定了工伤及工伤等级，2003年被安置到亚光集团公司工作后，用人单位也为其办理了工伤保险手续，但其间上诉人没有向工伤保险部门和亚光集团公司主张工伤权益，亚光集团公司当然也无从委托我公司支付其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三、上诉人的工伤待遇赔偿不适用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上诉人自认1995年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时就由劳动部门认定了工伤及工伤等级。而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则是在其工伤8年之后的2003年才制定和颁布、2004年才开始实施的法规。《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对该条例的溯及力明确作了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这类在《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前已经完成工伤认定情形的，不适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处理。上诉人工伤认定时，企业职工工伤的适用法规是1951年我国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第十二条乙款第三项规定：工伤后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者应由企业行给予适当工作，并按其残废后丧失劳动力的程度，付给因工残废补助费，补助金与复工时本人工资合计，不得超过残废前本人工资。1953年我国劳动部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因工残废尚能工作的工人职员，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乙款三项规定应领的因工残废补助费，按其残废后工资减少的数额付给，最高补助到残废前本人工资30%。如果上诉人因工受伤而减少了工资收入，上诉人受伤复工后，历经在油棉厂、亚光集团公司及我公司的工作经历及历次提资，截止到2019年3月，其月平均工资已达3496.17元，已经超过上诉人1986年复工前工资的数倍。可以认定，按我国《劳动保险条例》的上述规定，其工伤待遇也已经得到了落实。四、被上诉人已经参加了工伤保险，应由社会劳动保险部门承担其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王恩利2004年底以后在我公司工作期间，我公司为其办理、缴纳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全部劳动保险。据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其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显示，王恩利在油棉厂以及亚光集团公司工作期间，均缴纳了社会劳动保险。按滨州市劳动保险部门办理劳动保险手续的惯例，各项法定保险缴纳手续都是一起办理的。显然王恩利的新老工作单位是始终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而王恩利在油棉厂和亚光集团公司工作期间以及与上述两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并没有向工作单位或工伤保险部门主张他的工伤保险待遇。《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应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提交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和工伤保险待遇申报表。”王恩利本人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保险部门也无从为其处理工伤保险待遇。如今上诉人主张由我公司支付其全部工伤保险待遇明显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同时，我公司认为，上诉人1995年认定工伤及等级并获发致残证书。自其已确知自己因工受伤致残应当获得赔偿之日起，至其提起本案原审诉讼之日止，期间23年零9个月，已超出了民法总则规定的20年最长法定诉讼时效。五、上诉人所谓我公司对火警事件的处理侵犯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法律依据。2019年4月13日凌晨2时许，我公司前纺车间棉机发生火警，经公司消防人员处理，及时消除了隐患。没有证据证明是上诉人按了消防报警器。事后，公司对火警事件责任人、安全员、安保处消防主管、车间主任等分别做出了罚款处分，本案原审中，我公司已就此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充实证据。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上述火警事件不足以形成安全事故，其处理责任及后果也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上诉状引用了众多法规条款，无非是借口我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要解除劳动合同进而要求经济补偿金，但这些法规均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上诉人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公示。我公司没有就此火警事件按上述程序制定任何规章制度，更谈不上侵害上诉人权益。因此本案我公司对火警事件的处理情形不适用上诉人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在本次火警事件中，我公司管理人员没有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因此上诉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六条（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的规定与本案情况不符，也与本案上诉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关。因此上诉人没有理由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要求我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并无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恩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自2019年4月起王恩利与亚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亚光公司为王恩利办理个人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判令亚光公司支付王恩利经济补偿金46000元、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8184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36410元；3.诉讼费用由亚光公司全部负担。诉讼中，王恩利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亚光公司支付王恩利经济补偿金46000元、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98074.4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63457.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亚光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17日，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王恩利原系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期间于1995年11月21日经滨地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为六级。2006年1月，王恩利入职亚光公司前纺车间从事清花车工工作。亚光公司自2006年1月起为王恩利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4月13日，王恩利所在车间发生火灾，亚光公司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安全员、安保处消防主管、安保处副处长、前纺车间主任分别作出了罚款的决定。事后前纺车间班长在开会时强调除车间主任、班长、安全员有权按消防报警器外，其他人均不得按报警器。2019年4月26日，王恩利以“因我们车间存在违法事项，损害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为由，提出与亚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王恩利为申请人，以亚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自2019年4月26日起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办理个人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6000元、2019年4月份工资4000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000元、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8184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36410元。2019年7月8日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滨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1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按照规定为申请人办理个人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对该裁决，王恩利不服，提起诉讼。另查，仲裁庭开庭时已查明原告王恩利2019年4月份工资被告已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依法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王恩利要求与亚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及要求亚光公司为原告办理个人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要求亚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6000元的诉请，经审查，王恩利在亚光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4月19日，并于同年4月26日以短信形式明确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过现有证据来看，王恩利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亚光公司“存在违法事项，损害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事实。本案中，王恩利通知与亚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综上，确认王恩利与亚光公司劳动关系解除，对王恩利要求亚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6000元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亚光公司依法应为王恩利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关于王恩利要求亚光公司支付其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98074.4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63457.4元的诉请，经审查，本案王恩利系1995年11月21日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即作出工伤等级认定，其未依法向当时工作单位提出因工残废补助费主张。王恩利受伤后一直在单位工作且单位交接未影响王恩利领取正常工资待遇，王恩利受伤后亦未因工资待遇向用人单位提出异议。现王恩利要求亚光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98074.4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63457.4元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恩利与亚光公司劳动关系解除；二、亚光公司依法为王恩利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王恩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亚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342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中复印的滨城区人民法院（2001）滨经破字第756号案件材料（1.关于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2.油棉厂职工花名册，3.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4.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分配情况表，5.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二份），2001年8月16日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和亚光集团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书均系复印件，证明：1.上诉人、张奎英、苏卫忠等人均系油棉厂职工，上诉人于1983年2月入职。因2001年8月16日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和亚光集团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自该日起，上诉人、张奎英、苏卫忠等人受亚光集团公司管理，亚光集团公司自愿承继滨州市第一油棉厂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2.2003年4月16日，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1）滨经破字第756-6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油棉厂破产还债程序，上诉人的工伤待遇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时未得到给付。3.上诉人、张奎英、苏卫忠等人对单位破产或者重组情况不清楚。证据二：上诉人所在班组班长吕燕霞在班组微信群公布的《验厂花名册》一份，系打印件，中国建设银行滨州滨北支行出具的上诉人王恩利个人活期明细原件一份，证明：2003年8月6日，上诉人被亚光集团公司、被上诉人（二个公司具有关联关系，被上诉人是亚光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安排在被上诉人处的前纺车间丙班工作，工作岗位为清花车工，自该日起，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放工资，直到2019年4月。被上诉人自愿承继油棉厂、亚光集团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工资明细单、社会保险费缴纳相关证据，印证上诉人自该日起至2019年4月26日，工作连续没有间断，工作车间没有变化，工作岗位没有变化。因此，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后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797.5（2019年标准）×18＝8635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797.5×30＝143925元。证据三：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342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中复印的滨城区人民法院（2007）滨破字第1号案件材料（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二份），证明：1.2007年3月30日，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滨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宣布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2007年1月30日，亚光集团公司更名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还债。2016年9月1日，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滨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还债程序，上诉人的工伤待遇在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未得到给付。2.上诉人、张奎英、苏卫忠等人对单位破产情况不清楚。上诉人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699.34元，工作期间为1983年2月至2019年4月，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从2008年1月份开始计算，上诉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为3699.34×11.5＝42542.41元。证据四：上诉人与班长吕艳霞、同事杜爱忠及石辉辉的通话录音，证明失火的情景及上诉人摁消防报警器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实亚光集团公司接受并安置了上诉人与我公司无关。对上诉人提交了的证据二，吕艳霞出具花名册的真实性有异议，吕艳霞电脑聊天记录截图没有注明时间，具体时间不清，并且上诉人一方没有向法庭提交信息原载体，对其真实性我方有异议。上诉人前纺车间人员花名册是企图证实我公司承继了亚光集团公司与上诉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但是该花名册中第二、六、七、八行等登记的这些人员的进场时间分别是1987年到2000年，这个时间我公司还没有成立，我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02年，所以这些人员在入场我公司并安置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公司在庭前已经提交了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公司成立时间为2002年。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个人活期明细我方认为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从明细上看银行开户时间为2003年9月，记录的往来明细直到2007年，但反映不出这是上诉人的工资账户明细，也看不出是由我公司向其支付款额。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裁定书内容是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以及破产终结。裁定书记载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的时间为2007年3月30日，而我公司早在2005年7月就已经将原亚光集团公司也就是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对外转让，在德丰公司破产前，我公司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无论该公司在破产时对上诉人的工伤待遇是否作出处理，上诉人无论清楚不清楚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过程，都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都听不清楚。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亚光集团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亚光集团公司股东名录、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各一份，证实：在2005年7月29日我公司将持有的亚光集团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于自然人，该转让变更行为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早在亚光集团公司破产前，我公司已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证据二：企业名称预先审核表、企业名称变更审核通知书、公司吊销情况资料各一份。证实：2007年1月29日亚光集团公司变更名称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并与其后因为未参加年检吊销营业执照。证据三：上诉人王恩利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起止时间为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月1日止，合同第一条明确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本劳动合同。证实：是上诉人自愿选择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非因本人原因变更用人单位。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两个公司均系王延平、王红星、张旭兰等人实际掌控的公司。对证据二没有异议，需要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3年8月已经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早已承继了亚光集团公司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显示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延平，与被上诉人前面提交的证据当中显示的王延平系同一人。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双方早已建立了劳动关系，是被上诉人承继了亚光集团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合同仅证明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之后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中的《验厂花名册》，因无被上诉人签字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银行流水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主张内容，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四，因该录音音质不清，不能确定对方人员身份，亦不能清楚表达所要传达的信息，对上述录音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火警事件的处理是否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即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要解决该争议，应当确认本案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待遇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九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是指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前遭受事故伤害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且在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时限内（从《工伤保险条例》施行之日起算）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尚未做出工伤认定的情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1995年11月21日经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认定为工伤。不属于前述规定的“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本案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因此，上诉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待遇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对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诉求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针对火情开会强调除车间主任、班长、安全员有权按消防报警器外，其他人均不得按报警器。该主张与其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情形，上诉人单方申请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恩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吴金魁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德霞书记员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