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官同国，男，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河南竞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阳市监狱。机构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十二里庙。法定代表人：伍吉鸿，监狱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承爽，河南信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官同国因与被上诉人信阳市监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3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官同国上诉请求：一、依法将该案发回重审（因一审遗漏了当事人）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项；二、将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辞退证据：1、信司政字（1994）第2号文件。2、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文件。3、信阳地区劳改支队一九九四年五月份工资花名册等三份证据（文件正本原始原件）进行司法技术做笔迹鉴定真伪，揭开本案真相。三、将被上诉人提供的[信司政字（1994）第2号文件]依法予以撤销或辞退无效。四、依法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停发的工资予以补发。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没有依法为上诉人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使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六、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把推理的“知道”当做辞退决定送达的依据。1、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知道自己被辞退、因为2018年7月26日前没有接到辞退（通知）书。从以上判决书所谓查明部分可看出，上诉人当时只能知道的事实是（1）1988年与单位签订了“停薪留职”合同后在合同期间无需到单位上班；（2）上诉人是1998年出狱的，对1994年被停发了工资及辞退无从知晓。2、在2018年7月26日以前辞退上诉人的决定尚处在内部运作阶段，根本没有下发实施。其理由是：（1）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主张的信地劳改字第24号、信司政字＜1994＞第2号文件显示，第一份是被上诉人写给司法处的请示报告；另一份是司法处对被上诉人的批复文件，两份文件均不是写给上诉人的辞退决定，就是说，直到2018年7月26日，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在所谓辞退文件上签字的那一天前，其对上诉人的辞退工作尚处在内部公文旅行当中。（2）一审判决书第10页显示；2018年7月26日，官同国在辞退文件复印件上签名收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上诉人自参加工作至2018年7月26日在所谓辞退文件上签字前，上诉人根本不是被上诉人辞退的对象。二、一审判决公然违背政法（1992）7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及信司政字（1992）第75号文件《（通知）》之精神及事实真相。1、被上诉人辞退上诉人严重违反当时的政策文件《（通知）》及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据以辞退上诉人的依据是政法（1992）7号《关于清理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的（通知）》，仔细研究该《（通知）》我们不难发现《（通知）》的工作中心是“清理、调出”四个字。调出的手段是“调离、辞退、开除公职”；目的是“一律清理调出政府部门（见《（通知）》第二条（一）的内容）”；步骤是“确定调出对象、制定安置办法、切实做好安置工作，积极支持个人联系工作单位”（见《（通知）》第三、四条的内容）。给予辞退处分的对象是“对无理拒不服从组织调动的人员、政法部门可以按照中共中央中发｛1989}1号文件的规定予以辞退”（见《（通知）》第四条的内容）。从以上《（通知）》内容可看出，文件所要的结果是清理政法队伍，并不是敲掉谁的饭碗，只有那种不服从调动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辞退的处分。就是说，假如上诉人已符合清理对象的条件，被上诉人也不能径行将上诉人直接辞退，只有上诉人在不服从调动安排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有权辞退上诉人，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令人遗憾的是，被上诉人至今也没有举证曾经为上诉人另行安排工作，而上诉人拒绝到新单位报到的事实依据，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直接辞退上诉人的文件依据何在？2、一审判决偏袒被上诉人过于明显，必须纠正。一审法院肯定也关注到《（通知）》关于辞退有这样的前提条件，为了为被上诉人站台，竟在其查明部分杜撰一个事实称；“1992年9月29日（被上诉人）找其（官同国）谈话，该同志要求调出，但至今没有调出，又没有上班”。按照一审判决书第10页、所谓查明的事实；“经信阳地区纪委等……批准，对官同国同志予以辞退”的说法，被上诉人如果找上诉人谈话肯定是告知上诉人被辞退了，既然如此一审判决再指责上诉人“又没有上班”真是滑稽可笑，已被辞退的上诉人如何上班？三、上诉人的请求绝对符合当时的政策，1、2018年7月26日前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辞退，理由非常简单，辞退文件没有送达（包括公告送达）（被上诉人在一审三次开庭质证时都没有拿出2018年7月26日前送达辞退上诉人的（通知）书证据），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送达（通知）书是法律要求的，用人单位必须送达，依当事人签收为准，否则，就是违法行为；2、按照政法（1992）7号《关于清理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的（通知）》，辞退的前置程序是不服从单位调出的工作安排，没有将上诉人调出就直接辞退上诉人是违法的行为。3、可以肯定的说，存在以上缺陷的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信司政字＜1994＞第2号等文件肯定是无效的应立即撤销。四、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关于被上诉人辞退上诉人所提供的两份证据，①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报告的红头文件（副本）复印件，经2019年8月7日前往被上诉人单位档案室调查收集证据时，没有查到1992年9月29日原单位党委找上诉人的谈话记录材料档案证据，没有查到1993年7月5日原单位党委经研究决定会议记录材料档案证据，没有查到原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签发报告的红头文件材料档案证据。②没有查到文件显示的经信阳地区纪委、政法委、组织部、劳动人事局、监察局等批准的对官同国同志予以辞退的批准文件材料档案证据。③信司政字（1994）第2号批复的红头文件（副本）复印件，经2019年8月19日前往信阳市司法局档案室调查收集证据时，没有查到原司法处党委经研究同意决定的会议记录材料档案证据，没有查到原司法处法定代表人签名，签发批复的红头文件记录材料档案证据。一审法院应当追加信阳市司法局为本案的被告。五、1992年9月29日前，原信阳市司法处，根据政法7号文件规定精神，已对司法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工作（附信司政字（92）第75号文件为证据一份），全司法处共清理调出、辞退等10名不适合做政法干警工作人员，全是干部身份，更没有上诉人，因为上诉人不是被清理调出对象（工人身份）不是政法干警。六、平桥法院将此案交不是“员额法官”办理，其行为公然违法，应立即撤销该判决，重新审理。三次开庭审理该案，三次都是李祥斌一人操作。七、关于（2019）豫1503民初2285民事判决、不公，该鉴定的没有鉴定，就匆匆判决，于法不容。八、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1条之规定，简易程序审限时间3个月，可一审法院竟然用了288天才结案，其行为公然违法。九、被上诉人信阳市监狱伙同信阳市司法局，背着上诉人，背着单位造假，私下制作辞退公文，侵占退役转业军人在编岗位，从中牟利。十、根据本案在一审法院三次开庭质证审理情况的事实真相，特向信阳中院作如下陈述：[一]被上诉人答辩状陈述：第一项，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反驳，推翻，答：如果被上诉人坚持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那就要举证出，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而绝不能靠推理。道是现有的证据及法律规定，足以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答辩状陈述，第二项（一）被上诉人称其根据中央六部委，政法（1992）7号文件规定及信司政字（92）第75号文件规定等作出的对官同国辞退程序合规。反驳理由：政法（1992）7号文件及信司政字（92）第75号文件，写得清清楚楚，清理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干警工作人员（干部身份而不是工人身份）是调出而不是辞退，先调出安排工作，不服从调动人员又不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报到，才能辞退（不经调动直接辞退）就是违反（通知）规定。[三]被上诉人答辩状陈述，第三项涉案纠纷发生在1993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反驳理由：关于辞退所发生的事是在1993年，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辞退的真实性，因为公章是在被上诉人手里，自己说了算、没有公正性、没有合法性、就一张纸，依法不能认定有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不完整，没有任何原始证明材料相互印证，此辞退文件不具有真实性，因为上诉人1994年4月还在继续发工资。信阳市监狱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2、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超越了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有些内容不是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3、答辩人依据中央六部委文件要求，对被答辩人进行辞退，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和当时的形式，从程序上看，对被答辩人作出辞退决定的文件是信政法[1992]7号文，有报告，有批复，符合法定程序。4、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辞退行为有一种单方管理行为，被答辩人什么时候收到辞退决定书不影响作出辞退的效力。5、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辞退的时间是1994年，被答辩人通过信访主张权利是2016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因此其主张权利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依据以上内容，答辩方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官同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年7月26日被告送达原告辞退通知书，信司政字（1994）第2号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公职的批复副本（没有正本辞退批复文件）（以下简称辞退批复），（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文件进行司法鉴定真伪）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之间从1994年5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享受被告员工正常工资福利待遇。2.由于被告没有依法为原告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使原告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造成的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直接损失予以赔偿180万元。3.依法判决由于被告违法不及时给原告恢复工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按照《关于国家机关工勤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纪律处分工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办理（补发从停发工资至今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同国1986年4月由部队转业（志愿兵）分配到信阳××劳动改造支队（现名信阳市监狱）工作，原系全民所有制工人。按当时规定着警服，先任一中队分队长职务，后到单位生产科做销售工作。1988年4月12日被劳改砖瓦厂任命为“物质供应站”法定代表人。1988年12月14日与单位签订留职停薪合同约定：官同国自1988年12月14日起，留职停薪三年，官同国自谋生路；留职停薪期间享受干警同等待遇，交纳养老保险金，一年一付（年初付清）。此后官同国再未到单位上班。单位发放官同国工资到1994年4月。此后再未发工资。1987年7月，官同国因私自带代部队的空白介绍信，偷盖单位公章，将警服借给她人照相，被行署司法处机关党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一次。因与一女青年在宾馆非法同居，1989年8月信阳地委直属机关纪委作出[1989]19号文件，给予官同国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官同国因诈骗罪，1989年4月18日被原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取保候审，1989年6月12日，原信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免予起诉决定书。1994年11月，因诈骗被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收审，又因诈骗，1995年6月28日被原信阳市公安局收审，同年7月17日被逮捕，1998年1月9日被取保候审。官同国因犯诈骗罪，原信阳市人民法院于1996年10月10日作出（1996）信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官同国有期徒刑13年。因该案，原信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月8日作出（1997）信中法刑终字第34号刑事判决书，宣告官同国无罪。1992年5月16日，中央纪委、政法委、组织部等6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清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的通知”（政法[1992]7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免予起诉，免于刑事处分的人……应分别不同情况，或予调离，或予辞退，或开除公职，一律清理调出政法部门。第二条第二款：……受留党察看或行政开除留用处分以及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人，也应调离政法部门。力争今年底或明年第一季度内基本完成现有不适合做政法工作的清理调出工作。四、……需要辞退的人员，在国家尚未制定新的公务人员辞退规定前，按各地人事部门和政法部门制定辞退的具体办法。六、做好经常清理工作，严格把好进人关。信阳地区纪委、政法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贯彻落实文件。1993年7月5日，信阳××劳动改造支队向司法处提交《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的报告》（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司法处：官同国，1986年4月由部队复员分配到信阳××劳动改造支队工作，系全民所有制工人。官同国同志1988年11月经司法处批准停薪留职三年，在停薪留职期间，因诈骗一案，原信阳市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6月12日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1988年11月该同志在信阳宾馆与一女青年非法同住，造成不良影响。经信阳地直机关党委（1989）13号文件决定，给予官同国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根据中央纪检委、政法委、组织部、人事部、劳动部、监察部、政法[1992]7号文件第二条第一、二款精神，官同国属于清理对象，经信阳地区纪委、政法委、组织部、劳动人事局、监察局批准，对官同国同志予以辞退，支队党委于1992年9月29日找其谈话，该同志要求调出，但至今该同志既没调出，又不上班，支队党委于1993年7月5日研究决定，对官同国同志予以辞退。信阳地区行政公署司法处于1994年1月8日作出《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公职的批复》（信司政字[1994]第2号）信阳地区劳改支队：你支队（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报告收悉。官同国身为政法干警，在停薪留职期间，因经济诈骗受到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处罚，因与一女青年非法同居受到信阳地直机关党委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为严肃纪律，纯洁政法队伍，根据中央六部、委（92）7号文件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劳改支队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公职的意见。此复附：信阳地区劳改支队《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公职的报告》1份。官同国出狱后到单位要求工作无果。2017年1月23日，官同国到信阳市人民政府信访，称被单位无故开除，要求撤销对其开除处理并恢复工作。2017年2月20日被书面告知不予受理，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2018年7月26日，官同国在辞退文件复印件上签名收到。2019年2月21日，官同国向信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官同国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官同国由部队转业分配到被告单位工作，原系全民所有制工人，属政法部门管理的工作人员。官同国因诈骗，原信阳市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6月12日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官同国因与一女青年非法同居，信阳地直机关纪委于1989年8月作出[1989]19号文件，给官同国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官同国符合政法[1992]7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辞退对象。官同国被辞退主体适格。当时因各种原因辞退文件未送给官同国。官同国的工资于1994年5月被停发。1988年官同国与单位签订停职留薪合同后，未再上班。官同国于1998年1月9日出狱后，仍未上班。说明官同国对辞退的事实，当时是知道的。辞退官同国事实清楚，符合当时的政策。被告辩称，辞退官同国符合规定，该院予以采纳。原告官同国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当时的政策，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官同国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官同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官同国提交了一张国家行政机关辞退工作人员审批表样本空白页，欲证明在其被辞退的时候没有填这个表，所以辞退其本人的红头文件是伪造的，被上诉人对其辞退的行为是违法的。被上诉人信阳市监狱质证意见为该审批表没有上诉人信息，只是个样本空白页，是以前的审批表还是现在的审批表，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上诉人提交的审批表系样本空白页，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审批表系1994年辞退职工必填表格，故对上诉人官同国的该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上诉人官同国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河南省信阳地区行政公署司法处于1994年1月8日作出的《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公职的批复》（信司政字（1994）第2号）（以下简称“辞退批复”）载明了对官同国的辞退原因和辞退结果，附有信阳地区劳改支队《关于辞退官同国同志的报告》（信地劳改字[93]第24号），并加盖有河南省信阳地区行政公署司法处公章，官同国虽上诉称上述两份文件系伪造，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该两份文件，官同国已被信阳地区劳改支队予以辞退。自1989年至被辞退前，官同国长期未在单位上班。且因诈骗多次被收审直至被逮捕，因客观原因信阳市监狱未能将辞退批复送达官同国，故本案诉讼时效不能从辞退批复的落款时间起算。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官同国2017年1月23日以“被单位无故开除，要求撤销信阳市监狱对其的开除处理并恢复工作”的理由到信阳市人民政府信访，可知此时官同国对被辞退的事实已明确知晓，故本案至起诉时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官同国因诈骗，原信阳市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6月12日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因与一女青年非法同居，信阳地直机关纪委于1989年8月作出[1989]19号文件，给官同国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根据《关于清理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的通知》（政法[1992]7号）和《关于清理调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的意见》（信政法[1992]7号）的规定，官同国属于“一律清理调出政法部门”的人员范畴。故信阳市监狱以书面形式对官同国作出辞退决定符合当时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虽因客观原因辞退批复未及时送达官同国，但并不影响辞退的效力，且2018年7月26日信阳市监狱对辞退批复的送达程序进行了完善。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官同国上诉称应追加信阳市司法局为本案被告，但本案系官同国与其原单位信阳市监狱（原信阳地区劳改支队）因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信阳市司法局仅作为当时劳改支队的主管部门，与官同国无直接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被告并无不当。官同国又称一审案件审理系李祥斌一人操作，但该案件一审系依普通程序审理，官同国所称的三次开庭（实为两次质证、一次开庭）笔录上均显示有审判人员为沈意恒、李祥斌（人民陪审员为王晓荣），官同国在三份笔录上均亲笔签字确认，视为对笔录全部内容的认可，故一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官同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官同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