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1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哲明，男，1966年7月17日生，汉族，湖南省南县人，现住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佐盛，贵州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健，男，1970年8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修文县人，现住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贵，贵州泰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娟，贵州泰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惠水县濛江街道长田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0570774476。 法定代表人：钟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兰，贵州秀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哲明因与被上诉人刘荣健、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常哲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荣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将所持有的16%股权转让变更到他人名下，致使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2013年10月27日太和公司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刘荣健与付道远、张剑等五名股东对太和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并承诺上交公司利润480万元，2014年8月间，前述内部承包经营的股东因承包经营管理问题与太和公司发生纠纷，太和公司将付道远、张剑、刘荣健等几名股东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承包协议”及支付480万税后利润等。太和公司的诉请经（2014）黔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和（2015）黔南民商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得到支持。2016年4月1日，经法院执行，将上述几名股东的股份（总额为47%）作价收回给太和公司。2016年5月20日，太和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将收回的股权由钟良、俞志恺、张霓、常哲明四名股东按“原出资比例，重新分配”、“股份暂时由钟良代管”。按此决议及分配，上诉人常哲明以原出资比例16%分配收回47%的股权，可以分得14%的股权，且该股权登记在钟良名下，到2016年5月20日时，上诉人常哲明（包括隐名部分股权）在太和公司内占有30%的股权。虽然，2017年12月4日，上诉人常哲明将显名部分（16%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但在太和公司内仍有14%的股权。上诉人常哲明在此时依旧可以配合将股权从钟良名下过户至被上诉人刘荣健名下，故，本案上诉人不存在不能继续履行过户的情况。2、一审认定上诉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1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荣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的具体过户时间、股权登记方式（实际应为双方协商的合理时间、合理的登记方式）。同时，因2013年10月27日起由刘荣健等几名股东对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刘荣健实际控制着公司，其为避嫌，要求上诉人继续持有该股权。之后，因内部承包的股东与太和公司因经营管理产生矛盾，被诉至法院，刘荣健为避免其所有股权被公司收回，继续要求上诉人持有该股权，刘荣健的第三项诉请及在诉状（第三页第一段）中已自认享有作为股东的权利，刘荣健认为常哲明、太和公司侵害其股东权利，并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计算赔偿金额，表明其已认可常哲明已将股东权利实际让与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常哲明不存在违约。3、一审认定违约责任过高，计算周期过长，在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30%的情况下，仍然重复支持被上诉人刘荣健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刘荣健并未举证证明有实际经济损失，其诉请第三、四项主张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属于重复计算，一审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6日起按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计算刘荣健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截至2020年1月12日，光违约金及经济损失已近55万元，已明显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30%。从2013年10月27日刘荣健实际控制公司期间，和刘荣健被诉至法院为避免其所有股权被公司收回继续要求上诉人持有该股权的期间，不应纳入计算资金占用费的期间。2014年1月24日至刘荣健起诉之日，已逾期五年，刘荣健未要求常哲明履行协议，不符合常理，刘荣健已取得股权，资金占用费实际系刘荣健资金扩大的损失，不应成为上诉人赔偿的范围。4、一审未向被上诉人刘荣健进行释明，让其明确或变更诉讼请求，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刘荣健的诉请名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在其诉请的事实及理由中，却认为上诉人常哲明与太和公司侵害其股东权利，刘荣健在2016年4月1日，从其原持有的股份被法院执行收回太和公司时开始，已经不是太和公司的股东，若认为常哲明与太和公司侵害其股东权利，显然是指太和公司的隐名股东，因常哲明尚有太和公司股权登记在钟良名下，并没有侵害刘荣健的股东权利，即使常哲明确实构成侵权，常哲明亦可恢复原状，将刘荣健应有的股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或者直接过户至刘荣健的名下，若恢复原状不能，可作出折价赔偿，为节约司法资源，一审应向刘荣健进行释明，要求对其诉请进行明确或选择。 刘荣健二审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案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二审应依法维持。2013年9月23日，太和公司新增股东胡高平、曾勇、沈焰、俞志恺、张霓等人，在此过程中刘荣健将其持有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上述新增股东，刘荣健的持股比例由20%变更为15%，2014年1月26日，常哲明将其所持有太和公司5%的股权作价50万元转让给刘荣健，为保障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太和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予以确认，同日，刘荣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常哲明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常哲明确认收款后亲笔在《股权转让协议》末页向刘荣健出具书面收款凭据。刘荣健已依约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常哲明收款后却未将其所转让股权交付并变更登记到刘荣健名下，2017年12月4日，常哲明将其所持有的16%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到他人名下，常哲明实施的上述毁约行为导致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不能，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判决解除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2、常哲明的违约行为导致刘荣健自2014年1月26日起出于善意支付的50万元被常哲明长期占用至今已达6年之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第3项约定及法律规定，常哲明应向刘荣健承担50万元的违约金及赔偿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据此，一审判决常哲明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6日起按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支付刘荣健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公平合理，应予维持。3、常哲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太和公司隐名股权，也未举证证明其与任何股东签订有太和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其主张在2017年12月4日将自己持有太和公司16%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在太和公司内仍然保留持有14%亦缺乏证据证明，常哲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常哲明称刘荣健实际控制公司，为避嫌要求常哲明继续持有股权以及刘荣健为避免所有股权被公司收回，继续要求常哲明持有股权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对于刘荣健需要承担的担保责任及金额已经（2015）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和（2015）惠执字第144号执行裁定确认和执行。4、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不具备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一审无必要对本案是否为侵权责任纠纷或其他法律纠纷进行释明，一审程序合法。 原审原告刘荣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常哲明向原告退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判令被告常哲明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4、判令被告常哲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万元（自2014年1月26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被告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5、判令被告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对被告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8日，太和公司依法登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股东有钟良、刘荣健、付道远、张剑、常哲明等五人，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为每位股东各出资100万元，各分别持有20%股权。2013年9月23日，公司新增股东胡高平、曾勇、沈焰、余志恺、张霓等人，在此过程中刘荣健将其持有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上述新增股东后，刘荣健的持股比例变更为15%。2014年1月26日，刘荣健与常哲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为保障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太和公司在刘荣健与常哲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公司印章予以确认。同日，刘荣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常哲明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常哲明确认收款后亲笔在《股份转让协议》末页向刘荣健出具书面收款凭据。刘荣健依约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但常哲明却未将其所转让股权交付并变更登记到刘荣健名下。2017年12月4日，常哲明将其所持有16%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到他人名下。2019年9月18日，刘荣健向一审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刘荣健与常哲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荣健与常哲明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常哲明收到刘荣健的50万元股权转让费后，未协助刘荣健办理股权转移手续，且将其所持有16%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到他人名下，致使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下去，常哲明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刘荣健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常哲明向其返还50万元股权转让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由于常哲明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刘荣健主张按协议约定，要求常哲明向其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及支付12万元的经济损失费，综合案情考虑，做适当调整，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6日起至转让金还清之日止，按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计算支付刘荣健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股权的所有者是股东，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自由行使股东权利的体现，公司盖印确认仅是对股东转让权利的认可，不应对协议履行不能承担责任，故刘荣健要求太和公司对常哲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荣健与常哲明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限常哲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荣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0000元，并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6日起按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支付刘荣健的违约金及经济损失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荣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80元，减半收取7440元，由常哲明承担。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常哲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复印件一份、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复印件一份、2016年5月20日太和公司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太和公司2016年5月20日股东决议及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太和公司收回的46%股权由钟良代管，常哲明除了16%的显名股权外，还有14%的股权由钟良代管，常哲明仍有履行能力，将5%的股权过户给刘荣健。 刘荣健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复印件，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应当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在二审提交属于逾期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常哲明是工商登记的在册股东，2017年12月4日，常哲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既然明知自己有股权交由他人代持，却不将自己持有的股权交付给刘荣健，且一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存在违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太和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刘荣健的一致，另外，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目的与一审诉请无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对上诉人常哲明提交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复印件和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仅能证明2016年5月20日太和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变更股东以及变更后的股东出资情况，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常哲明提交的2016年5月20日太和公司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和太和公司2016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两份，上诉人常哲明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交过，本院对此不按新证据认定。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外，二审另查明，上诉人常哲明（甲方）与被上诉人刘荣健（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约定“1、甲方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的5%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约定“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50万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5%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2、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甲方支付50万元”，第七条（协议的变更和解除）约定“发生下列情况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甲乙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1、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第八条（违约责任）第3项约定“如甲方未履行完相关法律手续，如工商变更等手续或甲方违约不履行出让股份的协议，甲方须退还乙方支付给甲方收购股权的本金，并且支付乙方违约金50万元”。2015年12月20日，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惠执字第144号执行裁定：一、将付道远在太和公司的股份一百二十万元，张剑在太和公司的股份一百二十万元，沈焰在太和公司的股份四十万元，刘荣健在太和公司的股份一百五十万元质押担保折抵其四人为付道远在企业经营承包期间上交的税后利润归公司所有，所上交的以上股份由太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良暂时代管。二、将付道远、张剑、沈焰、刘荣健在太和公司的股份执行完毕后，对四人的股东权利及股份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另行确定。三、本案执行依据（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付道远、张剑、沈焰、刘荣健确定的义务部分执行终结。2016年5月20日，太和公司达成《股东决议》，其中约定：公司股东决定，将五人（付道远、张剑、沈焰、刘荣健、胡高平）股份交给钟良，曾勇原持公司1%股权，现同意曾勇将所持公司1%的股权以原出资额5万元转让给钟良，常哲明、张霓、俞志恺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后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常哲明出资额80万元、持股比例16%；钟良出资额315万元、持股比例63%；张霓出资额55万元、持股比例11%；俞志恺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10%，该决议有股东钟良、常哲明、张霓、俞志恺签名，并加盖太和公司印章。同日，太和公司达成《股东会决议》，约定：通过惠水县人民法院（2015）惠执字第144号、（2015）惠执字第209号裁定书收回的刘荣健、张剑、付道远、沈焰、胡高平的46%股份和曾勇转让给钟良的1%股份，由公司收回，并由公司法人代表钟良暂时代管，待公司纠纷解决完毕后，按钟良、俞志恺、张霓、常哲明的原出资比例，重新分配，该决议有股东俞志恺、张霓（俞志恺代）、钟良、常哲明签名。同日，太和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对股东名称、出资比例等进行了修改。2016年5月20日至今，太和公司未重新分配股权。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一审未向被上诉人刘荣健释明明确或变更诉讼请求，程序是否适当；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解除，上诉人常哲明是否应退还被上诉人刘荣健股权转让款50万元；3、本案违约金及经济损失应如何认定。 第一，关于一审未向被上诉人刘荣健释明明确或变更诉讼请求，程序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刘荣健的一审诉讼请求也是针对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提出，其诉讼请求明确具体，一审过程中刘荣健并未提出变更法律关系或诉讼请求，一审围绕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和刘荣健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程序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解除以及上诉人常哲明是否应退还被上诉人刘荣健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问题。刘荣健、常哲明均系太和公司的股东，两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进行工商变更手续，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只是对抗要件，并非股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本案无证据证明太和公司已对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特定文件进行了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判断常哲明是否履行出让股权义务应以其是否实际交付股权为准。2015年12月20日，刘荣健经生效执行裁定收回其原有15%的股权后，未再行使参与股东会等股东权利，2016年8月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刘荣健亦不再是太和公司股东。并且，从常哲明在一审庭审答辩时及上诉状中均自称“刘荣健因与太和公司发生纠纷，为避免其所有股权被公司收回，继续要求常哲明持有该5%股权”的陈述可知，常哲明未将案涉5%股权实际交付刘荣健。2017年12月4日，常哲明将其所持有太和公司16%的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到他人名下，致使刘荣健受让5%股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常哲明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本案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刘荣健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常哲明退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常哲明上诉主张2016年5月20日时，其持有太和公司30%的股权，2017年12月4日转让16%股权给他人后，仍持有太和公司14%股权（由钟良代持），不存在不能继续履行过户的情况。经查，虽然经生效的执行裁定，将刘荣健等人持有太和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折抵归太和公司所有，但太和公司至今针对收回的刘荣健等人的股权并未重新进行分配，从太和公司对外公示的信息来看，常哲明现已不是太和公司股东，常哲明也未举证其与钟良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故对常哲明的上述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本案违约金及经济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常哲明存在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常哲明应向刘荣健支付违约金。刘荣健已依约给付股权转让款未获得股权，其主张资金被占用的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综合案情调整，以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计算违约金及经济损失，并无不当。但一审以2014年1月26日即合同签订日，作为违约金及经济损失的起算时间，过分加重了常哲明的违约责任。鉴于刘荣健未举证其向常哲明催告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常哲明实际违约之日即2017年12月4日作为违约金及经济损失的起算时间为宜。 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哲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上诉，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上诉人常哲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刘荣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万元，并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4日起按年资金占用费6%的三倍支付被上诉人刘荣健违约金及经济损失至该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 四、驳回被上诉人刘荣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40元，由上诉人常哲明承担5134元，由被上诉人刘荣健承担23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上诉人常哲明承担10267元，由被上诉人刘荣健承担46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斌 审判员 李家荣 审判员 袁丽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 法官助理张新媛 书记员龙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