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住所地，静乐县静汾西路**。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静乐县晋兴洗煤厂，住所地，静乐县杜家村镇磨管峪村。投资人：刘某，该煤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住所地，忻州市宁武县凤凰镇上河南村。法定代表人：马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某，该公司法务部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5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静乐县人，个体企业主，现住静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上诉人静乐县晋兴洗煤厂（以下简称“晋兴洗煤厂”）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销宁武公司”）、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煤销静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某、李某，上诉人晋兴洗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宋某，被上诉人山西煤销宁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某，被上诉人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某、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的第一项,改判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对静乐县晋兴洗煤厂欠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公司的购煤款不承担还款责任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同意晋兴洗煤厂的申请追加静乐公司作为被告人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追加静乐公司的行为实际上突破了宁武公司与晋兴洗煤厂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性,违反了必要共同诉讼人共同的被告对原告必须具有共同的不可分割的给付义务的原则，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正确。一审在判决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共同承担对于宁武公司的还款责任一事中再次在实体法律责任承担中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煤炭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宁武公司和晋兴洗煤厂，而《联合经营协议》只能约束静乐公司和晋兴洗煤厂之间的责任关系，即《联合经营协议》只能体现晋兴洗煤厂与静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晋兴洗煤厂对外负担的债务应当由其单独承担。至于联营期间的盈利或者损失,应当在对静乐公司和晋兴洗煤厂联营期间的会计账目进行审计确定盈亏后,在静乐公司和晋兴洗煤厂之间进行结算，而不是直接由静乐公司对晋兴洗煤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联合经营协议》与本案并无关系，判决静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宁武公司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宁武公司主张的煤款的诉讼时效已过。上诉人认为其提供的证据如企业询证函和吕某证明等不能证明宁武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过权利,不能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综上所述,静乐公司即非宁武公司诉晋兴洗煤厂合同纠纷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也并非其两者间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不应当对晋兴洗煤厂对宁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宁武公司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已过，应当驳回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晋兴洗煤厂上诉请求：1、撤销宁武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5民初632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案件事实错误。l、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宁武公司向被告交付煤炭,被告晋兴洗煤厂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宁武公司支付购煤款……”。--审对案件这一主要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宁武公司签订合同之后，买卖的标的物原煤，是由被上诉人静乐公司从煤矿直接提的货，并不是宁武公司交付给洗煤厂。2、一审对上诉人晋兴洗煤厂与被上诉人宁武公司、静乐公司、三方在买卖合同中的关系、责任承担认定错误。本来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宁武公司（卖方）与静乐公司（买方，是由该双方协商一致成立了买卖关系。只是由于当时山西省煤炭买卖实行准销制度，煤炭买卖中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包括各支公司)，代省政府收取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且须开具发票，导致在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内部之间买卖原煤，无法办理相关税费手续。在这种情况下，静乐公司便委托晋兴冼煤厂代其与宁武公司订立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在这桩买卖合同关系中，共有三方当事人，即静乐公司是委托人，晋兴洗煤厂是受托人，宁武公司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宁武公司是完全知晓，晋兴洗煤厂与静乐公司这种代理关系的。在晋兴洗煤厂与静乐公司之间形成了“隐名代理关系”。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里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知道受委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根据这一规定，给付宁武公司煤款的责任、应当由静乐公司承担，且静乐公司在提交的《调用原谋及销售情况》中，已予以认可。二、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因原告宁武公司在起诉时效届满前,已向被告晋兴洗煤厂索要过欠款,已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一审对这一认定，没有证据支持。一审中被上诉人为证明这一观点提交的证据有,证人证言，企业询证函及清欠办说明。首先，证人吕某不是晋兴洗煤厂工作人员，所以吕某于2019年1月10日签收的宁武公司询证函，不能认定为晋兴洗煤厂收到《企业询证函》，不得依据该证据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至于宁武公司清欠办出具的清欠说明，因清欠办是宁武公司内设机构,故其出具的说明没有证据效力。退一步，即使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有效，也是在2019年3月份之后才形成、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说宁武公司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且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案件主要事实及关系、责任认定错误,加之适用法律不当，势必造成判决错误。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依法裁判。被上诉人宁武公司针对静乐公司上诉请求答辩称：1、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答辩人主张的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我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静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宁武公司针对晋兴洗煤厂上诉请求答辩称：1、本案中二上诉人之间并非代理关系，因为双方签有联合经营协议，是联营的关系；2、上诉人晋兴洗煤厂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还有厂矿结算通知单，说明实际提煤量大于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数额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晋兴洗煤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某答辩称：晋兴洗煤厂是刘某个人的独资企业，本案债务对晋兴洗煤厂与刘某是同一债务。只是对方在起诉时连公司和个人一并起诉。因此，刘某的答辩意见与晋兴洗煤厂的上诉意见一致。一审原告宁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拖欠煤款5104326.72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31日至本息付清时止，年利率6%，截止起诉时利息合计219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系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非法人性质的经营机构，并领取了营业执照。2017年12月26日，宁武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宁武县交易服务大厅予以注销登记，原告宁武公司对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注销登记前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承接。2011年10月26日，被告静乐公司与被告晋兴洗煤厂签订《联合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为了发挥各自优势，争取市场份额，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经双方多次研究协商，乙方（静乐公司）投注3000万元流动资金与甲方（晋兴洗煤厂）共同经营其产权下的静乐县晋兴洗煤厂与静乐县兴达选煤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洗精煤；甲方（晋兴洗煤厂）必须纳入乙方（静乐公司）的统一经销，统一结算，统一管理的范畴，与各用户签订合同，必须由乙方（静乐公司）出面负责签订；利润分成按甲方（晋兴洗煤厂）60%，乙方（静乐公司）40%；合作期限三年，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2012年3月28日，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与被告晋兴洗煤厂签订《公路煤炭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晋兴洗煤厂向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采购原煤3000吨，每吨910.2元，从潞宁提货，合同总价2730600元。当日，被告晋兴洗煤厂出具欠条，该欠条记载：“今欠到宁武煤炭交易中心煤款贰佰柒拾叁万零陆佰元整（2730600），静乐县晋兴洗煤厂，2012、3、28，刘培义，姜太生，28/3”。合同签订后，被告晋兴洗煤厂实际提原煤3026.1吨，煤款计2754356.22元。2012年5月31日，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与被告晋兴洗煤厂签订《公路煤炭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晋兴洗煤厂向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采购原煤3000吨，每吨781.5元，从潞宁提货，合同总价2344500元。当日，被告晋兴洗煤厂出具欠条，该欠条记载：“今欠到宁武煤炭交易中心煤款贰佰叁拾肆万肆仟伍佰元正，静乐县晋兴洗煤厂，2012、5、31，刘培义，姜太生，5、31”。合同签订后，被告晋兴洗煤厂实际提原煤3007吨，煤款计2349970.5元。2017年5月3日，被告静乐公司出具关于我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合作期间与宁武煤运公司调用原煤及销售实际情况，该情况记载：“由于我公司洗煤流动资金不足，公司出面与宁武煤运公司协商，宁武煤运公司同意赊给我公司原煤一万吨，约510万元，同时委派我公司周绪明、王润堂同志去办理签订合同和调煤事宜。当时有山西省可持续发展基金与准销票手续。矿方只对生产单位开具票据，所以借用晋兴洗煤厂手续签订了合同。拉回原煤后，由晋兴洗煤厂负责生产加工，产出的精煤由我公司销售到长治华宝集团，剩余的原煤由我公司销售给静乐县隆盛达洗煤厂，销售货款4467182.56元，2017年5月3日”。一审法院认为，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系被告宁武公司设立的非法人性质的经营机构，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2017年12月26日，宁武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宁武县交易服务大厅予以注销登记，原告宁武公司对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注销登记前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承接，故原告宁武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原告。被告静乐公司与被告晋兴洗煤厂自愿签订《联合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与被告晋兴洗煤厂分别签订2份《公路煤炭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认可。被告晋兴洗煤厂自愿向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出具欠条2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合同签订后，原告宁武公司依约向被告晋兴洗煤厂交付煤炭，被告晋兴洗煤厂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宁武公司支付购煤款，双方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被告晋兴洗煤厂应支付原告宁武公司购煤款5104326.72元。被告晋兴洗煤厂与原告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分别签订2份《公路煤炭销售合同》发生在被告静乐公司与被告晋兴洗煤厂联合经营期间，故被告静乐公司应与被告晋兴洗煤厂共同向原告宁武公司支付购煤款5104326.72元。对于原告宁武公司主张要求被告从2012年5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本息付清时止的诉讼请求，因被告晋兴洗煤厂向原告宁武县公司出具的欠条中未约定支付煤款的期限，原告宁武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晋兴洗煤厂指定过支付货款的期限，本院依法认定从原告宁武公司立案之日起计算利息；原告宁武公司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被告静乐公司应与被告晋兴洗煤厂从2019年8月16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购煤款付清之日。对于被告晋兴洗煤厂提出该煤炭买卖是被告静乐公司购买的辩称，因该煤炭买卖发生在被告静乐公司与被告晋兴洗煤厂联合经营期间，且被告静乐公司向被告晋兴洗煤厂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合作期间与宁武煤运公司调用原煤及销售实际情况载明，该煤炭买卖合同是被告静乐公司借用被告晋兴洗煤厂手续与原告宁武公司签订，所购买煤炭由被告静乐公司出卖，系被告静乐公司与被告晋兴洗煤厂内部之间的约定，对外其不能对抗第三人，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晋兴洗煤厂、被告刘某、被告静乐公司提出原告宁武公司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辩称，因原告宁武公司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已向被告晋兴洗煤厂索要过欠款，已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晋兴洗煤厂系被告刘某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第一百零四条：“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被告刘某应对被告晋兴洗煤厂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被告静乐县晋兴洗煤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购煤款5104326.72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8月16日起算至购煤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刘某对被告静乐县晋兴洗煤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承担无限责任。三、驳回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31430元，由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宁武有限公司负担9436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被告静乐县晋兴洗煤厂共同负担21994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欠付煤款数额是否正确；上诉人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上诉人晋兴洗煤厂是否应对本案欠付煤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欠付煤款实际数额是多少的问题。因2012年3月28日，山西煤销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与晋兴洗煤厂签订《公路煤炭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晋兴洗煤厂向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采购原煤3000吨，每吨910.2元，从潞宁提货，合同总价2730600元。当日，晋兴洗煤厂出具欠条，该欠条记载：“今欠到宁武煤炭交易中心煤款贰佰柒拾叁万零陆佰元整（2730600），静乐县晋兴洗煤厂，2012、3、28，刘培义，姜太生，28/3”。合同签订后，晋兴洗煤厂实际提原煤3026.1吨，煤款计2754356.22元。2012年5月31日，宁武公司设立的原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与晋兴洗煤厂签订《公路煤炭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晋兴洗煤厂向宁武县煤炭交易服务大厅采购原煤3000吨，每吨781.5元，从潞宁提货，合同总价2344500元。当日，晋兴洗煤厂出具欠条，该欠条记载：“今欠到宁武煤炭交易中心煤款贰佰叁拾肆万肆仟伍佰元正，静乐县晋兴洗煤厂，2012、5、31，刘培义，姜太生，5、31”。合同签订后，晋兴洗煤厂实际提原煤3007吨，煤款计2349970.5元。依据上述事实，一审依据实际提取的原煤数量认定本案争议的欠付煤款数额是5104326.7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是否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属于联合经营关系，本案涉及的煤炭买卖交易发生在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联合经营期间。且静乐公司向晋兴洗煤厂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合作期间与宁武煤运公司调用原煤及销售实际情况载明，该煤炭买卖合同是静乐公司借用晋兴洗煤厂手续与宁武公司签订的，且所购买煤炭由静乐公司出卖。因此，一审判决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均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应当驳回山西煤销宁武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晋兴洗煤厂虽然给山西煤销宁武公司出具了两份欠条，但是双方就欠付煤款没有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明确。因此，在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为由驳回山西煤销宁武公司的诉讼请求，将不利于维护山西煤销宁武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晋兴洗煤厂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吕某是否是晋兴洗煤厂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权代表晋兴洗煤厂签收过《企业询证函》，不影响本案权利义务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山西煤销静乐公司与上诉人晋兴洗煤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60元，由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忻州静乐有限公司负担47530元，由静乐县晋兴洗煤厂负担475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建新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梁晓峰 二0二0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冯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