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2民终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揭阳市凯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以东环市北路以南城市花园A幢46至49号商铺。法人代表人：王林东，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礼英，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亮欢，男，1985年7月28日生，汉族，住揭阳市榕城区*********1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潮和，广东广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揭阳市凯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亮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2民初2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柳亮欢退还凯发公司货款本金863770元；2.改判柳亮欢支付凯发公司从2017年12月25日起算至判决执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所欠款项利息，计至2019年12月25日为124382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由柳亮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采信依据失实、片面采纳单方主张、混淆重要法律关系、论证逻辑牵强，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从2017年11月25日开始，柳亮欢以低于市场进货价的价格，向凯发公司批量出售手机，数量共计660余台，合同交易金额600余万元。凯发公司全权委托法定代表人王林东与柳亮欢办理订货、付款、收货等全部交易事宜。2017年12月11日，凯发公司委托法人代表王林东向柳亮欢支付货款3254030元，柳亮欢实际只交付价值2246130元的货物，2017年12月15日后柳亮欢至今未交付任何货物。凯发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要求柳亮欢按照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但柳亮欢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交货。在凯发公司多次催告下，柳亮欢陆续退还部分货款144130元。截止至上诉状提交之日，凯发公司尚有863770元货款在柳亮欢银行账户上，但是柳亮欢既不履行合同交货义务，又不退还凯发公司预交的货款，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时间近两年时间。一审法院完全忽视凯发公司提交的完整证据、交易记录、沟通记录、陈述内容及庭后提交的补充说明材料，仅以柳亮欢单方口头陈述作为本案主要认定事实依据，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庭审程序、论证逻辑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错误，严重扭曲本案事实及逻辑，错误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作为驳回凯发公司合法主张的法律依据，粗暴的将本案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一）一审判决对本案法律主体关系认定错误。本案中，凯发公司当庭提交了凯发公司支付货款和柳亮欢交货的有效证据，凯发公司向柳亮欢支付货款，柳亮欢从上游供货商处采购相应货物并交付给凯发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也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构成要件。柳亮欢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足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确认凯发公司对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力。但是，本案一审法院对于上述情况置之不理，错误地将凯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林东认定为交易主体，且拒绝接收凯发公司当庭提交的全权委托法定代表人王林东处理与柳亮欢交易的《授权委托书》。王林东作为凯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完全有权利接受凯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以代为处理日常经营事务，包括与供应商的采购交易活动。一审法院拒绝接收《授权委托书》，进而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凯发公司诉讼，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接收的有关规定，也剥夺了凯发公司主张合法权益的权利。另外，为了侵占凯发公司预付的货款、逃避返还责任，柳亮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直辩称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理由为凯发公司出资、柳亮欢联系货源，但是柳亮欢当庭陈述内容，仅为其单方口头陈述和理解，既没有合伙经营协议，亦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依据，完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柳亮欢当庭所有陈述均系其“个人陈述”且“不能提出相关证据”，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不予支持”的法律要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涉及的交易，全部货款由凯发公司支付，且由凯发公司独立经营、独立完成商品销售，而柳亮欢系从上游供货商处采购相应货物并交付给凯发公司及收取凯发公司货款后再支付给上游供应商。显而易见，双方各自独立经营、各自独立劳动，完全不具备“个人合伙”的法律要件。（二）一审判决书将柳亮欢答辩状中陈述内容及逻辑，作为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全部事实，而完全忽略凯发公司提出的任何主张、举证。本案中，凯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柳亮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柳亮欢的供货方罗钧源的线索，致电罗钧源，并保存了通话录音，录音中罗钧源明确陈述柳亮欢向其采购的手机是供给凯发公司的。凯发公司将通话录音整理成笔录，并在一审庭审后邮寄提交给一审法院。另外，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询问凯发公司涉案交易是否缴纳税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及《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在交易过程中提供商品或服务并收取货款一方为纳税义务人，本案中，柳亮欢作为提供手机产品并收取货款的一方应为涉案交易纳税义务人，因此，一审法官询问凯发公司纳税情况完全是别有用意。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不接收凯发公司关键证据，人为制造证据链断裂，导致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王林东个人转账”，一审法院遂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及王林东个人转账为由，直接判决驳回凯发公司诉讼。二、案外人罗钧源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本案凯发公司与柳亮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简单清楚，与案外人罗钧源没有任何关联性，柳亮欢为了混淆事实真相、干扰法庭调查，蓄意将其与罗钧源之间的交易纠纷，牵扯到本案中，以达到搅乱法律关系、抵赖债务、非法占有凯发公司货款的目的。柳亮欢作为手机批发行业的中间销售商，从多个上游供应商处采购货物，再向包括凯发公司在内的手机零售商批量出售，完全具备手机批发商的法律地位。柳亮欢与上游供应商罗钧源之间发生交易纠纷，从而导致其无法向凯发公司履行合同交货义务，柳亮欢依法应对凯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至于柳亮欢与罗钧源之间的违约责任，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应另案起诉解决。三、柳亮欢应退还凯发公司预付货款及支付延期退还利息。从未按照约定交货开始，柳亮欢就将凯发公司预交的货款全部挪用，经凯发公司多次催收，柳亮欢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截止至本案上诉之日，柳亮欢尚扣留凯发公司预交货款本金863770元。由于柳亮欢违反合同约定，既不履约交货义务，又不退还货款，柳亮欢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凯发公司支付货款被扣留期间的利息。柳亮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凯发公司与柳亮欢之间不存在买卖手机生意的交易行为正确，凯发公司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凯发公司与柳亮欢之间没有签订任何买卖手机生意的合同或协议，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2.从本案证据可知，凯发公司在一审诉状陈述支付的购买手机款2761520元都是从王林东个人账户转到柳亮欢账户的，没有一分钱从凯发公司账户转出。如果是柳亮欢与凯发公司之间进行生意往来，所有出入款都应该从凯发公司账户进出。3.2017年11月25日至2017年12月6日共12天，做手机生意而产生的利润结算、分成，均是在王林东与柳亮欢之间进行结算和分配利润，且经双方结算确认共获得利润90980元，王林东与柳亮欢平分利润各得45490元，由王林东直接转给柳亮欢。4.从凯发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林东是受凯发公司委托与柳亮欢合作手机买卖生意。二、凯发公司诉称其向柳亮欢购买手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本案事实是柳亮欢与王林东之间的合伙关系，故应驳回凯发公司的上诉请求。1.柳亮欢自2017年11月25日起就与王林东个人合伙做买卖手机的生意，合作方式是：王林东提供生意所需全部出资和负责手机销售，柳亮欢负责联系购买水货手机。双方上述合作系因王林东怕购买水货（走私货物）存在风险，就负责出资以提供资金，由柳亮欢承担购买水货手机带来的风险，故柳亮欢不用出资就能与王林东合伙做手机生意，所得利润平分。2.平时合作分工是：王林东将需要手机的品牌及数量告诉柳亮欢，由柳亮欢与手机供货人罗钧源联系拿货，柳亮欢联系后将各种品牌手机价格报给王林东，王林东就将所需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给柳亮欢，柳亮欢再将资金转给供货人罗钧源，柳亮欢拿到货物（手机）后就交给王林东去进行销售。3.从王林东确认双方手机生意共获得利润90980元及王林东与柳亮欢平分利润各得45490元的事实，可证明王林东与柳亮欢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柳亮欢与凯发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三、凯发公司在本案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如上所述，本案事实是王林东与柳亮欢之间合伙做买卖手机生意，后因供货人罗钧源收款后没有提供价值85万元的手机，也没有退还货款85万元，经营过程发生这种风险依法应由合伙人王林东与柳亮欢共同承担。因此，涉及供货人罗钧源没有退还货款85万元而产生的债权债务问题，债务人是罗钧源而不是柳亮欢，主张权利的人是合伙人王林东与柳亮欢，而且只能向债务人罗钧源主张权利，凯发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凯发公司不是债权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凯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凯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货款本金883550元；2.判令被告支付欠款利息116628.6元（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12月15日起算至判决执行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15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案件执行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柳亮欢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与凯发公司法人代表王林东合伙做手机生意，由王林东提供做生意所需的全部资金，其中自2017年11月25日至2017年12月6日期间共12天，经双方结算确认共获得利润为90980元，王林东与柳亮欢平分各得45490元。在整个合伙经营过程中，王林东通过个人账户转给柳亮欢款项是3132380元，柳亮欢交给王林东出卖的手机货款是2246130元，另柳亮欢通过微信、现金的方式退给王林东164130元，相抵后王林东转给柳亮欢的款项尚存722120元，柳亮欢辩称被供货的罗钧源拖欠货款850000元，因找不到罗钧源而无法继续供货。一审法院认为，凯发公司称与柳亮欢购买手机，但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而在与柳亮欢交易过程中，均是由凯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林东与柳亮欢联系，所需资金也均由王林东个人账户转给柳亮欢，没有证据证明与柳亮欢交易的是凯发公司，因此，凯发公司要求柳亮欢退还货款883550元及支付利息，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凯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1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11901元，由凯发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凯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预付货款的付款记录及转账凭证，拟证明凯发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王林东账户向柳亮欢支付货款共6242140元；2.《交易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凯发公司委托法定代表人全权代为办理与包括柳亮欢在内的供应商的交易事宜；3.《手机采购清单》，拟证明凯发公司与柳亮欢采购手机的明细情况；4.王林东与柳亮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凯发公司要求柳亮欢退还预交的货款，但柳亮欢拒绝退还；5.凯发公司与柳亮欢的交易上家罗钧源的《通话录音笔录》，拟证明柳亮欢从罗钧源处采购手机，转卖给凯发公司；6.凯发公司法人代表王林东公款入账明细表（由公司会计统计后制作）、中国银行对公客户收款通知单35张、凯发公司另一股东林旭的情况说明，拟证明与柳亮欢之间的买卖关系都是公司行为。柳亮欢质证认为：1.凯发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在二审期间才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2.付款记录是凯发公司自己编写的，不具有证据效力，转账凭证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3.《交易授权委托书》凯发公司在一审期间并没有提交，其系针对柳亮欢主张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为了诉讼的需要而制作的虚假证据，而且从内容看，授权委托书由王林东签名并加盖印章，受托人在委托书上签名，但没有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及受托人的签名，不具备授权书的法定格式要求；4.《手机采购清单》是凯发公司制作的证据，属于无效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是柳亮欢与王林东之间的聊天记录，但是聊天记录中的图片是柳亮欢与他人的对账记录，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通话录音笔录》的通话时间是2019年11月9日，而一审开庭时间是2019年11月6日，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而且通话内容也无法证明凯发公司向柳亮欢购买手机的事实；7.公款入账明细表是凯发公司事后为诉讼需要而制作的虚假证据，而且从记录的内容看，也无法体现汇款入账的资金是由柳亮欢转账而来的，不能采信；8.中国银行对公客户收款通知单体现的是付款人王林东收款人凯发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9.股东情况说明内容不真实，林旭是王林东的哥哥和凯发公司的股东，与王林东存在亲密的利害关系，这份证据不能采信。柳亮欢提交供货商罗钧源出具的证实材料，内容主要有：1.王林东与柳亮欢两人自2017年12月份开始合伙做手机买卖生意，向罗钧源购买各种品牌手机；2.罗钧源因被上游供货商骗去货款，无法向王林东、柳亮欢提供订购的手机，王林东和柳亮欢二人多次到罗钧源家催讨退还货款；3.2019年7月份，王林东与柳亮欢向榕城区东升派出所报案控告罗钧源诈骗货款，东升派出所在2019年7月22日对罗钧源进行调查；4.2019年5月某一天，王林东和柳亮欢到罗钧源家讨还货款时，王林东摔坏罗钧源家的电视遥控器，而且当时还对罗钧源说“你想这笔款不用还我们吗”，拟证明王林东与柳亮欢合伙做生意的主要事实。凯发公司质证认为：本案利害关系人罗钧源不具备证人资格，因罗钧源对柳亮欢合同违约从而导致柳亮欢对凯发公司合同违约，造成柳亮欢向本案凯发公司承担合同违约及货款返还责任，该责任将由柳亮欢的上游供应商即罗钧源向柳亮欢进行偿付，显而易见，柳亮欢向凯发公司承担的偿还义务越轻，罗钧源对柳亮欢的偿还义务也会越轻，所以罗钧源将向柳亮欢承担的偿付金额与柳亮欢向凯发公司的偿付金额直接相关，罗钧源与本案柳亮欢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罗钧源对凯发公司主张作出不利陈述或将导致法院作出对凯发公司不利判决结果，罗钧源将会是减轻偿付义务的最终受益人，因此，罗钧源的个人利害与本案的判决结果直接相关，罗钧源的证人证言不具备客观、公正的立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罗钧源作为本案重大利害关系人，不具有作为证人的证人能力，不具备本案的证人资格。经审查，凯发公司与柳亮欢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各自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凯发公司起诉主张其与柳亮欢之间存在买卖手机关系，2017年12月11日至同月15日，其通过法定代表人王林东账户向柳亮欢支付货款2761520元，柳亮欢分两次交货，实际价值为1713840元，后柳亮欢退还164130元，尚欠货款883550元。一审庭审期间，柳亮欢主张其与王林东合伙做手机买卖生意、云购、放高利贷，王林东出资金，自2017年11月至同年12月15日，王林东共向柳亮欢转款3132380元，其分五次交付手机总价值2246130元，期间2017年11月25日至同年12月6日双方结算共获得利润90980元并平分；凯发公司确认王林东转账给柳亮欢款项共计3132380元，收到柳亮欢货物价值2246130元，但主张双方是买卖手机关系，90980元是柳亮欢作为中间商的一种加价方式及利润补充的实现手段，并不是合伙的利润。后凯发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2017年12月11日其委托王林东向柳亮欢转款3254030元，柳亮欢实际只交付价值2246130元的货物，柳亮欢退还144130元后，尚欠货款863770元。再查明，在沟通手机事宜（包括订货、确定价格、接收货物）过程中，均系王林东本人与柳亮欢联系，凯发公司提交的交易授权委托书在交易过程中并未向柳亮欢出示过。王林东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利润90980元的一半给柳亮欢。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凯发公司主张其与柳亮欢之间存在手机买卖关系并请求柳亮欢退还货款863770元的理由是否成立。本案从凯发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在凯发公司主张的与柳亮欢发生手机买卖关系期间，与柳亮欢订货、确定价格、接收货物的均为王林东本人，且支付货款及凯发公司主张的补充柳亮欢的手机利润差价也均通过王林东本人账户，凯发公司出具的交易授权委托书也并未提供给柳亮欢，现在柳亮欢不认可与其发生交易行为的主体为凯发公司的情况下，凯发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柳亮欢之间存在买卖手机的关系，故凯发公司请求柳亮欢退还货款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凯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凯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2元，由揭阳市凯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汉葵审 判 员 邹秋玲审 判 员 陈爱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赖晓纯书 记 员 郭梓锋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