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55396号原告：潘思宁，女，198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剑青，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A1001-056，实际经营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锦秋国际大厦****。法定代表人：韩旭，执行董事。被告：韩旭，男，1976年8月18日出生，满族，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被告：伍战涛，男，194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买峥峥，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恒，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思宁与被告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骐信息公司）、韩旭、伍战涛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关联案件的鉴定结论对本案审理有直接影响，于2019年6月14日裁定中止诉讼，2020年7月2日恢复诉讼。原告潘思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被告景骐信息公司、韩旭、伍战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买峥峥、吴毅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思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景骐信息公司2018年6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潘思宁系景骐信息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018年6月潘思宁从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得知，被告二、被告三在潘思宁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伪造潘思宁签名的方式，作出一份关于景骐信息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并借此向海淀区工商局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但实际上潘思宁从未收到过召开相关股东会的通知，且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潘思宁签名经鉴定系伪造。潘思宁认为，景骐信息公司并未召开过该次股东会，也从未实际作出过《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不成立。故潘思宁诉至法院。景骐信息公司、韩旭、伍战涛答辩称：本案中三个自然人已经授权，全体股东作出包括免除潘思宁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2018年2月14日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2018年6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对于相同事项作出重复的认定，与2018年2月14日决议的诉讼所争议的决议内容一致。2017年7月份，一家香港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景骐外资公司。2017年9月，景骐外资公司与景骐内资公司成立了VIE结构，签署了《授权委托书》《股权质押合同》。《授权委托书》授权景骐外资公司行使三人的作为股东的全部权利。2017年12月份，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8年2月份，潘思宁突然反悔，不再配合我方办理手续，景骐外资公司免除了潘思宁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潘思宁拒绝交出公章、营业执照、向其他第三方付款，侵害了景骐内资公司的利益。2018年4月份，伍战涛提出诉讼索赔4000万。《授权委托书》和整个VIE结构是三个自然人股东完全知悉并签署了所有文件的安排，股东韩旭和伍战涛确认并认可已填写过所有的《授权委托书》。相应的股权质押合同，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若没有潘思宁的配合，我方无法完成。免除潘思宁的职务是股东会真实意见的表示，早在2月14日就做出合法有效的决议，本案决议是完全是基于工商局的形式要求做出的。6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完全符合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没有VIE的结构，两个自然人股东超过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就可以作出合法的决定。涉案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潘思宁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潘思宁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景骐信息公司企业信用信息；2.景骐信息公司章程；3.景骐信息公司2018年6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4.《鉴定书》；5.海淀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景骐信息公司、韩旭、伍战涛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7年9月19日电子邮件；2.2017年9月20日吕庆向全体股东发送《授权委托书》等协议文本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3.2017年9月21日潘思宁电子邮件；4.韩旭、伍战涛关于《授权委托书》及免除潘思宁职务的《确认函》；5.景骐内资公司股东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向潘思宁送达的电子邮件；6.《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章程》；7.关于要求潘思宁归还景骐内资公司证照的律师函；8.2018年6月5日《庭审笔录》。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举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6日，景骐信息公司成立；注册资本346.1538万元，其中股东潘思宁出资额100万元、韩旭出资额123.0769万元、伍战涛出资额123.0769万元。2017年5月2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章程》写明以下相关内容：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行使“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等职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个，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2017年9月14日，吕庆（XXX）通过电子邮件向潘思宁（XXX）发送主题为“答复：Jingchi-VIE文件”的邮件，询问相关个人信息。潘思宁当月19日通过邮件回复了其身份证号码。2017年9月20日，吕庆向潘思宁等人转发了更新后的“VIE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相关文件：1.《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甲方为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骐科技公司，投资人为WERIDEHONGKONGLIMITED），乙方为景骐信息公司。2.《独家购买权合同》，合同甲方为景骐科技公司，乙方为潘思宁、韩旭、伍战涛，丙方为景骐信息公司。3.《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潘思宁……系拥有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资公司）28.8888%的股权（本人股权）的股东，就本人股权，特此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授权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人的代表（代表人），在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内行使如下权利：授权代表人作为本人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就有关本人股权的事宜以本人的名义全权代表本人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权利：（1）参加内资公司的股东会，并代表本人签署有关股东会决议；（2）行使按照法律和内资公司的章程规定本人所享有的全部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出售或转让或质押或处置本人股权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的权利；以及（3）作为本人的授权代表指定和选举内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除本授权委托书另有约定外，代表人就本人股权的一切行为均可依照代表人的自身判断作出而无需本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指示。代表人就本人股权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本人的行为，签署的一切文件均视为本人签署，本人会予以承认。……本授权委托书期间，本人特此放弃已经通过本授权委托书授权给代表人的与本人股权有关的所有权利，不再自行行使该等权利。”另有相同内容的委托人为韩旭、伍战涛的《授权委托书》。4.《股权质押合同》，写明质权人为景骐科技公司，出质人分别为潘思宁、韩旭、伍战涛。除上述材料外，另有相应景骐信息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等待签字盖章的格式文件。次日，曲聪聪（XXX）向吕庆发送电子邮件：“附件里为思宁和Tony的签字盖章页。”该邮件附件为《签字页PDF》，内容包括上述各相关文件对应的签字盖章页。法庭上，潘思宁对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2018年2月14日，吕庆通过电子邮件向潘思宁（AshleyPan的三个邮箱地址：XXX;XXX;XXX）发送《景驰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潘思宁.pdf》，并要求潘思宁交还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财产。该邮件附件包括：《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决议》《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包括景骐科技公司和景骐信息公司各1份）等（签署人均为吕庆，落款日期均为2018年2月14日）。其中，《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此通过本书面决议：（1）免去潘思宁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2）任命吕庆为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并授权吕庆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公司事项的任何法律文件。”2018年2月23日，韩旭、伍战涛签署《确认函》：“1．我们已向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将我们对公司拥有的股东权利全部授予给了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由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代我们行使公司的全部股东权利；2.我们知晓并确认，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已根据我们的授权行使了公司股东权利，免去了潘思宁的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并任命了吕庆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4．北京景骐科技有限公司已根据授权行使公司股东权利，书面通知公司监事韩旭对潘思宁提起诉讼，向潘思宁追讨属于公司的全部财物……”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包括如下内容：“2018年6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在召集和表决程序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免云潘思宁的执行董事职务。2、同意选举吕庆为执行董事。”该决议下方“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有“潘思宁”“韩旭”“伍战涛”的签名。该决议，连同《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决定》（落款日期同为2018年6月1日，签字人“潘思宁”）等文件被提交给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用于将景骐信息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潘思宁变更为吕庆的变更登记。景骐信息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6月28日由潘思宁变更为吕庆。2018年7月30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根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对包括上述2018年6月1日《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在内的多份工商登记文件中“潘思宁”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作出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0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鉴定意见：检材5《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2018年6月1日决议）上的需检“潘思宁”签名不是潘思宁所写。2019年4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景骐信息公司作出京工商海处字﹝2019﹞第4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即景骐信息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潘思宁变更为吕庆。在此次变更中，当事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页和《执行董事决定》页文书上“潘思宁”的签字，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0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页和《执行董事决定》页上“潘思宁”的签字均不是潘思宁亲笔书写。当事人陈述，潘思宁未参加日期为2018年6月1日的公司关于执行董事变更的股东会。以上事实以询问调查笔录、鉴定文书、举报材料、企业登记档案等有关材料为证。我局于2019年3月2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决定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决定处罚如下：罚款50000元。……”2020年2月，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根据本院在（2018）京0108民初45431号案件中的委托，对7份检材（均为没有落款日期、但加盖公司印章和“潘思宁”签名的景骐信息公司《股东名册》和《出资证明书》）和3份样本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进行“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的鉴定，作出长城司鉴[2019]文鉴字第2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检材1至7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与样本1（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日的景骐信息技术公司章程）、样本2（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8日的景骐信息技术公司向工商机关提交的《指定（委托）书》）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1至7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与样本3（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的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机关提交的《指定（委托）书》）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经法庭询问，景骐信息公司述称，其通过电话通知过潘思宁参加2018年6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国际大厦景骐信息公司会议室召开的股东会，但潘思宁未参会；对于该股东会决议上“潘思宁”签字的由来，景骐信息公司称当时是“委托工商代理办理的，我们不知道”；对于2018年6月28日的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机关提交的《指定（委托）书》上所盖“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的由来，景骐信息公司表示“对此不知情”。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本案所涉景骐信息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16日，股东包括潘思宁、韩旭、伍战涛；潘思宁主张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2018年6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景骐信息公司及韩旭、伍战涛则认为，景骐信息公司全体股东早在2018年2月14日即作出包括免除潘思宁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股东会决议，2018年6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对于相同事项作出重复的认定，且韩旭、伍战涛所持股权超过三分之二，上述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本院结合双方意见及在案证据，作简要分析。1.法律依据。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有权主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包括“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上述与本案相关的法律规定，均没有以股权比例为适用或排除适用的条件，体现了我国公司法上对于公司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基本原则。2.召集程序。景骐信息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景骐信息公司在法庭上陈述，“其通过电话通知过潘思宁参加2018年6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但潘思宁未参会”；潘思宁则述称，从未有人通知其参加该股东会。对此，景骐信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述电话通知行为或其他召集行为的存在。因此，该次股东会召集程序明显有违公司章程及公司法上的相应规定。3.书面确认文件。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但，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供的2018年6月1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写明：“2018年6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在召集和表决程序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文件下方“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有“潘思宁”的签名。本院认为，首先，该文件被描述为全体股东实际参会的会议结果，明显与潘思宁“未参会”的实际情况不符；其次，该文件落款处“潘思宁”签字被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为“不是潘思宁所写”；第三，对于该文件上“潘思宁”签字的由来，景骐信息公司表示当时是“委托工商代理办理的，我们不知道”；由此可以认定，上述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机关备案的文件，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规定不符。4.股东授权。景骐信息公司认为，景骐科技公司（即其所述景骐外资公司）与景骐信息公司在2017年9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确认成立VIE结构，景骐信息公司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景骐科技公司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法律文件中的“亲笔签字”，应当是指签字人与所签名字指向同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明确，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按此规定，即便上述《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被授权人亦不能行使潘思宁的“亲笔签字”的权利，遑论“委托工商代理办理”。5.股东会决议。鉴于，（1）景骐信息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供的2018年6月1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以全体股东实际到会并签字为依据，而股东之一潘思宁没有实际到会并被冒名签字；（2）景骐信息公司在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供包括上述决议在内的所有备案文件时，所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的《指定（委托）书》上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XX”印章印文，与其公司章程等其他有效法律文件上的景骐信息公司印章印文被鉴定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景骐信息公司没有提供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不召开讨论涉案争议事项的股东会而以签字形式确认的法律文件；考虑上述因素及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定景骐信息公司在2018年6月1日未召开上述股东会议，相应《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综上，潘思宁所提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日的《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260元，由北京景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  君人民陪审员 文 飞 凤人民陪审员 王 凌 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马跃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