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3民初1858号 原告：董松琴，女，194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徐烈刚，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徐立军，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徐丽萍，女，197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吉儿，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丹桂路**。 法定代表人：吴建平，常务副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与被告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以下称“嵊州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因原告申请，依法委托杭州市医学会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事项进行鉴定，现已鉴定完毕。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董松琴、徐丽萍以及四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袁吉儿、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叶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医疗事故死亡赔偿等费用231506.30元；2.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亲人徐百川在2015年5月25日4时左右，从承包山地采摘枇杷回到家中，感觉头晕，家人在半小时内将徐百川送到被告医院急诊，由急诊内科的青年医生王庆松诊治。急诊开始时间为当天4点35分，经检查为血压167/97mmHg,左侧肢体未见活动，伴言语含糊，右侧肢体可见活动，神清，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并CT检查。在被告出具的CT影像诊断报告，检查号：CTY210866，诊断结论：头颅CT平扫未见异常。后又进行了第二次CT检查。原告在事后的病历档案中发现，在手术前有一份王庆松医师亲笔签名的《住院病历》，原文为：“辅助检查：（2018-05-25）CT（201866）阅片见右侧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CT（201880）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初步诊断：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心房颤动，高血压病。医师签名：王庆松，记录时间：2018-05-25，23：10：03”。该病历与第一次CT报告内容不同外，被告也没有把CTA（201880）的影像诊断报告摄片交付给原告，也没有发现该诊断报告进入病历档案。由于被告管理混乱，仅在神经内科培训数月的青年医师王庆松，不顾徐百川的高血压现状及操作不当，造成徐百川在造影取栓过程中血管破裂，并再次打开徐百川颅脑进行第二次手术，于2018年6月8日凌晨致徐百川死亡，并由此发生医疗纠纷。2018年6月8日，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并作出了嵊医调（2018）18号《调解协议书》，并确认以下事实：患者徐百川，男，73岁，因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伴语言含糊半小时余于2018年5月25日15时至医方急诊，诊断为脑梗塞，并于当日19时接受取栓术，术后出现脑出血，病情加重，后接受开颅血肿清除术，并相应治疗。2018年6月8日凌晨，患者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1、医方承担患方所欠医疗费，再补偿患方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款定于调解生效之日即时现金交付。2、保留患方就本纠纷的诉讼权利。原告认为，本次医疗事故，被告尚需赔偿以下款项：1、医疗费13776.25元（含预交款6000元），2、住院误工费167.39元/天*15天=2510.85元，3、日夜值班护理费167.39元/天*15天*2人=5021.70元，4、死亡赔偿金499120/20年*8年=199648元，5、丧葬费30549.50元-20000元=10549.50元，合计231506.30元。徐百川年龄虽73岁，但平时身体康健，多年来，管理着二十亩的山地果园，鸡场和鸭场，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膝下二子一女，孙子、孙女、外孙3个，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但正值徐百川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遇此横祸，对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和经济损失，故被告应当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累计应赔偿原告331506.30元。 嵊州市人民医院辩称，患者徐百川，男，73岁，农民，因“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伴言语含糊半小时余”来院。半小时前被发现倒在地上（最后正常时间约为到院前1小时），神志模糊，左侧肢体未见活动，伴言语含糊，左侧肢体可见活动。于2018年5月25日下午4时许到急诊，当时患者神志模糊，言语极含糊，双眼向右侧凝视，左侧肢体未见活动，右侧肢体可见活动。原有高血压病史10余年，不规则服用药物，血压控制不详；2013年因“胃溃疡伴出血”在我院住院治疗；8月前因“急性左心衰竭”于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好转后出院。头颅CT见右侧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未见出血，确认适应征并排除禁忌征后予阿替普酶针50mg静脉溶栓（体重约60Kg）。溶栓后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急诊CTA见右侧颈内动脉及大脑中动脉未显影，与患者家属沟通，充分告知手术指征及可能并发症，签署同意书后决定行支架取栓手术。术前诊断：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心房颤动，高血压病。19：00行脑血管造影+急诊支架取栓术，由神经内科副主任，王庆松副主任医师主刀。术中造影证实右侧大脑中动脉M1-M2闭塞，共取栓2次，血管再通达到TICI2a级，未见明显出血，结束手术。术后患者神志模糊（使用镇静剂），右侧肢体可见活动，左侧肢体未见活动。术后常规复查头颅CT发现造影剂渗出并继发脑出血，脑组织肿胀明显，患者意识情况出现下降，病情持续加重，请神经外科会诊。起初，患者家属坚决拒绝再次手术，与家属反复沟通后于5月26日凌晨行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由神经外科周晶副主任医师主刀。术中清除右颞叶血肿，并予脑膜减张缝合、去骨瓣减压术，术中诊断：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取栓术后，心房颤动，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病。予重症监护、病危通知、完善相关检查，鼻导管吸氧，密切注意病情变化，保护各脏器功能；予防治肺部感染，脱水降颅压，防治应激性溃疡，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输液对症支持治疗，予输注新鲜血浆、适当镇静镇痛减少再次出血风险、降低机体氧耗。注意观察意识、瞳孔、生命体征等，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重，极有可能出现心肌梗死、严重肺部感染、恶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褥疮、脓毒血症、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并发症而死亡。抢救期间，医务科积极组织相关专家讨论患者病情，并明确进一步抢救方案。认为患者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诊断明确，有取栓手术强适应征，但术后遗憾并发颅内出血，已行急诊颅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后续仍积极抢救。5月30日，血压下降至86/60mmHg，立即予去甲肾上腺素针升压，并积极补液处理后血压上升。6月2日，患者血压再次下降至49/25mmHg，血氧饱和度77%，予加用多巴胺升压后血压、氧饱和度维持正常。住院期间，患者多次出现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下降，化验指标危急值情况，积极处理后好转。6月8日凌晨01：29，患者心率减慢至36次/分，分次静推肾上腺素针6mg，积极心肺复苏抢救，02：03患者生命体征消失，宣布死亡。医方在患者抢救过程中，积极为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来院时患者神志模糊，左侧肢体完全瘫痪，不积极溶栓取栓治疗后果很差，导致大面积脑梗死、继发出血等，需开颅去骨瓣减压手术，长期瘫痪在床，甚至死亡。根据中国缺血性卒中指南规定，治疗时间窗内对患者溶栓取栓治疗，为挽救大血管闭塞脑梗死患者最佳方案，而取栓手术是对该类患者的最后挽救手段，与患方沟通后取得同意实施取栓手术，符合指南规定的诊疗规范。取栓手术是挽救性手术，国内血管取通成功率约在80%，但获得良好预后比例在40%左右，符合我院手术现状，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继发出血，脑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我们手术能挽救的是缺血半暗带。该患者取栓手术顺利，血管大部分再通，对患者严重脑梗死后脑组织肿胀及术后并发脑出血再次手术，最后抢救无效死亡，深表遗憾，但术后继发脑出血为取栓手术并发症，出血量大时需开颅手术治疗，术前已告知患方，并取得签字同意。因此，医方在诊治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由湖桥村委会、崇仁派出所出具的徐百川直系亲属人员的证明1份和徐百川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和徐百川的身份情况。 2.嵊州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复印件1份（3页），证明徐百川于2018年5月25日下午4时左右晕倒，4时35分进入急诊内科，经检查为左侧肢体未见活动，伴语言含糊，神清，血压167/97mmHg。 3.CT影像急诊报告（210866号）1份，证明当天下午5时1分经影像所见各层面脑治区未见异常高或低密度灶，脑室、池、裂、沟无殊，中线结构未见移位，结论为头颅CT平扫未见异常。 4.住院病历1组（5页），证明入院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夜9时22分，血压169/102mmHg，肢体、语言同门诊，诊断为脑梗死、心房颤动、高血压病，诊断意见为拟行急诊取栓术。CT阅片见右侧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与第一次CT诊断结论不一致，CTA提示右侧大脑中动脉M1-M2闭塞，该报告原告没有收到过，病历档案也未见过。初步诊断急性脑梗死，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心房颤动，高血压病。当时的医师为王庆松，时间为当天23时10分。 6.介入术中监护记录单复印件1份，证明入室时间为当天夜6时18分，当天夜7时血压180/110，血压高告知医师，当天夜8时55分，恶心、褐色胃内液一次，结束时间为当晚9时35分。 7.病危/病重告知书1份，证明时间为当晚10时10分，告知病危，急性脑梗死伴出血，证明手术不当致动脉破裂出血。 8.术后谈话记录、入院72小时内谈话记录复印件各1份（2页），证明当晚10时50分，手术采用脑血管造影+支架取栓术，术后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取栓后伴出血，手术不当致脑动脉破裂出血，主刀医师签名为王庆松。 9.高危病床、跌倒告知书1份，证明家属当时拒绝签字。 10.手术记录单复印件1份（1页），证明当天夜里，术后重症医学科继续抢救，在全麻下，以电动磨钻在颅骨上钻孔，用铣锯切割颅骨、清除脑内血肿等手术。 11.2018年5月26日CT影像报告复印件2份（部分），证明右侧大脑开颅后大面积出血，伴破入脑室系统及蛛网膜下腔出血。 12.嵊医调（2018）18号调解协议书1份，证明实行取栓书后出现脑出血，病情加重，后又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病情加重，徐百川于2018年6月8日凌晨死亡。 13.人民医院门诊就医指南复印件1份和王庆松结业证书复印件、2016年2月29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修培训证书复印件各1份（共4页），证明王庆松是一名神经内科医师，仅经过5个月神经内科进修，没有资格证书，被告应负全部责任。 14.火化证明、骨灰入放证明各1份，证明被告的医疗事故造成徐百川死亡。 15.医疗费清单1份（含预交款单2份和医疗费发票3份），证明原告预交医疗费6000元，已支付医疗费7776.25元。 16.营业执照、土地承包协议、关于《土地承包协议》的说明、照片等，证明患者徐百川平时负责承包地管理，存在误工损失的事实。 被告对证据1-1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证据16系复印件，原告对证据16的三性均不认可。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7.住院病历1套，证明被告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是没有过错的，患者的死亡结果与被告的诊疗没有关系。 18.王庆松医生的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2011年2月和2016年2月29日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进修培训证书复印件各1份、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浙江省卒中学会的聘书复印件1份、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王庆松的相关执业资格及专业技能。 19.CTA片6张，证明患者就诊时的病症。 20.门诊病历原件1本、CT影像诊断报告1份、心电图报告单2份、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知情同意书1份，证明患者急诊时的病情及医方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静脉溶栓的事实。 21.未刷卡人员报销明细表、住院收费票据，住院病人归类费用汇总报表，证明死者在就医期间住院治疗费共计107692.56元，预交款6000元，社保基金报销65616.89元，尚有36075.67元未予支付，并要求在本案相关款项中予以抵扣。 22.嵊州市卫生局出具的嵊州市人民医院有关于肿瘤消融技术等审批登记信息，时间2017年6月22日，证明不存在原告质疑的嵊州市人民医院没有案涉手术行医治疗资质的问题。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王庆松作为神经内科血管介入手术主刀医生还应进行神经外科培训至少9个月、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公告以及每年相关手术记录30例以上。嵊州市卫生局的档案医疗机构信息中诊疗科目写的是肿瘤消融治疗技术等，但其中没有神经血管介入技术，我们没有看到此项资质。同时认为，被告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医疗费用报销明细单，原告需进行核实。 23.因原告方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杭州市医学会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事项进行鉴定，医学会作出了《杭州医鉴[2020]0046号医疗损害鉴定书》。 原告认为该鉴定书已证明被告对患者死亡具有相应责任，其医师操作行为对患者死亡具有因果关系。鉴定结论是轻微责任，仅仅是在现有的材料上做出的结论，我们不认可该结论。申请鉴定时我们要求被告提供取出物的病理报告，但被告没有提供，故专家无法判定该手术失败的正确原因。听证时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专家回答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提供病理报告。但本案属于异常情况，手术过程中出现颅内出血，并开颅，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提供的，专家没有正面回答，但表示如果提供，对死亡原因鉴定是有帮助的。在没有病理报告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大出血死亡的原因，专家回应无法做出回复。故该病理报告对判定因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被告一直不肯提供，或者没有保留相关的取出物。根据相关手术管理制度规范，取出物是应当保留并进行病理检查的，且本案是属于异常情况。 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专家鉴定分析，对死者的两次手术符合相关操作规范，医方术后对患者血压偏高情况存在轻微过错。当时死者病症符合相应手术症状。对专家分析死者死因也是认可其主要的死亡原因和其自身疾病的严重性有关。原告对该份证据质证时曾提出医院和医师的行医资质，手术取出物是否需要保留、鉴定等问题，各鉴定专家在明知原告方问题的情况下，对整个医疗行为做出的鉴定意见。鉴定专家是双方摇号选定的，对原告质疑的焦点关注明示的情况下做出的鉴定意见，均证明被告是符合所有的诊疗规范的。本次纠纷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如果原告再三对被告的行医资质或相关医生的操作资质有异议，也不是本案审理范围。 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对证据1-15以及证据17-2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6系证明患者徐百川的误工损失，但该证据显示人员均为徐烈刚，而且患者徐百川年龄已超过70周岁，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患者徐百川存在误工损失，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证据22，被告在2017年6月22日新增了脑血管疾病介入治疗技术的诊疗科目，本案中“脑血管造影+支架取栓术”属于脑血管疾病介入治疗技术范围，故能够证明被告机构具有开展本次诊疗技术的资质。证据23系本院委托具有资质的专门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原告对鉴定结论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异议能够成立，故本院对证据23予以采信。关于护理费，患者徐百川自入院就诊手术后被送至EICU继续抢救，家属在外随时准备护理符合常理，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5021.70元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5月25日，患者徐百川至嵊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诊，预检时间为16：35，病历中有“半小时前晕厥1次，时间不详；右侧肢体活动障碍，有小便失禁；反应迟钝，问之无对答”等记载。17：15，神经内科急诊记录有“患者下午4点不到的时候被发现倒在地上，前面在捡枇杷回家；神清；言语含糊”等记载。18：40，患者家属签署诊疗操作知情同意书。19：00，由王庆松主刀行脑血管造影+支架取栓术，21：35，手术结束。术后患者神志模糊，左侧肢体活动多，复查头颅CT后送EICU病房，嘱术后4小时复查头颅CT。21：45，术后首次病程记录术中、术后呕吐少量浅咖啡色液体，复查头颅CT提示脑出血，部分为造影剂渗出，肿胀较明显。立即停用替罗非班，积极控制血压，并请神经外科会诊。23：58，患者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拟实施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至重症医学科继续抢救。6月8日02：03，患者经抢救后仍深昏迷，各种反射消失，四肢无活动，刺激肢体无反应，瞳孔散大至边缘，光反射消失，血压、氧饱和度测不出，心音未闻及，心电监护呈一直线，宣布死亡。 死者徐百川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合计107692.56元，原告方预交6000元。住院前，死者徐百川医疗费用7776.25元，原告方已支付。 2018年6月8日，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双方调解，并作出了嵊医调（2018）18号《调解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患者徐百川，男，73岁，因“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伴语言含糊半小时余”于2018年5月25日15时至医方急诊，诊断为“脑梗塞”，予“溶栓”治疗，并于当日19时接受“取栓术”；术后出现脑出血，病情加重，后接受“开颅血肿清除术”并相应治疗。2018年6月8日凌晨，患者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患方认为医方诊疗过程有过错，要求赔偿。经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1、医方承担患方所欠医疗费，再补偿患方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款定于调解生效之日即时现金交付。2、保留患方就本纠纷的诉讼权利。 杭州市医学会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事项进行鉴定并作出了《杭州医鉴[2020]0046号医疗损害鉴定书》，分析意见载明：根据入院时的主诉、查体及相关检查，结合病史，本例医方诊断“急性脑梗死、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心房颤动、高血压病”正确。有溶栓、取栓的手术指标，予急性脑梗死r-tPA静脉溶栓治疗，并予行“脑血管造影+支架取栓术”的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中操作未见违规，术后出现脑出血系该手术的并发症，临床上难以完全避免，且术前已行相应的知情同意告知并签字，但医方在手术过程中，患者血压偏高的情况下，在取栓后未及时有效的控制血压，存在医疗过错，与取栓后脑出血的发生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脑出血发生后，医方请神经外科会诊，有手术指征，术前告知患方可继续保守治疗，可能出现脑疝及脑疝进行性加重、脑干衰竭、危及生命，也可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患方签字选择手术治疗。医方予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的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中操作未见违规，术后予生命体征维持，止血、护脑、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此后患者病情未见好转，于6月8日宣布死亡。因未行尸体解剖，本例患者确切死因无法明确，根据现有的书面病历资料，专家组分析认为患者死亡系脑梗死、脑出血、脑水肿、脑疝所致的可能性大，其死亡主要与自身疾病严重性有关，与医方的医疗过错之间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专家组综合分析认为医方应当承担轻微责任。鉴定意见为嵊州市人民医院对患者徐百川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轻微责任。 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医疗费、丧葬费已达成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书，即已经作出处理，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该两项费用不再处理，同时对被告要求原告支付36075.67元医疗费的主张不予采纳。故原告可主张的合理损失为：1.护理费5021.70元，2.死亡赔偿金199648元。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引发神经血管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的通知》卫办医政发[2012]89号文件主张被告及其医务人员王庆松没有神经血管介入手术的资质，被告的资质本院在认证部分已经进行认定，故不再赘述。本案中“脑血管造影+支架取栓术”属于脑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根据《省级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术（2017版）管理规范》的规定中对人员基本要求的规定，并未要求神经内科医师进行至少9个月的神经外科培训，故原告提出的王庆松医师未进行至少9个月的神经外科培训而不具备本次诊疗技术资质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告还根据《围手术期管理制度》主张本次诊疗行为中取出物应当进行病理检查，但根据该制度的规定，术中切除的病理标本须向患者或者家属展示并在病案中记录，本次诊疗行为为取栓，并非切除术，该规定与本案诊疗行为并无关联，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本次诊疗行为经杭州市医学会鉴定，鉴定专家组认为嵊州市人民医院对患者徐百川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轻微责任。鉴定鉴定意见中分析认为：医方在手术过程中，患者血压偏高的情况下，在取栓后未及时有效的控制血压，存在医疗过错，与取栓后脑出血的发生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患者死亡系脑梗死、脑出血、脑水肿、脑疝所致的可能性大，其死亡主要与自身疾病严重性有关，与医方的医疗过错之间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综合分析认为医方应当承担轻微责任。据此，本院酌定由被告在本案中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应承担204669.70元*10%=20466.97元。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过错程度、本地经济情况、本次医疗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酌定为8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理由不正当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死亡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8466.97元。 二、驳回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73元，减半收取3136.50元，由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负担2536.50元，由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负担6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鉴定费5200元，由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负担4680元，由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负担52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径付董松琴、徐烈刚、徐立军、徐丽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潘立锋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竹 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