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4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沙塘村沙塘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35537P。法定代表人：刘玉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木辉，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杰，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雅雅，女，1970年3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为M821795(0)，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60612941。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人榜，广东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玉兰，女，198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吉首市******，公民身份号码：433************027。系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木辉，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杰，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学俊，男，198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50************716。上诉人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施雅雅，原审被告刘玉兰、朱学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雅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衡顺公司、刘玉兰、朱学俊返还施雅雅订金50万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7年10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27708元）；2.本案诉讼费由衡顺公司、刘玉兰、朱学俊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衡顺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施雅雅订金50万元；二、衡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施雅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自2019年1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刘玉兰对前述第一、第二判项衡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施雅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9078元，由衡顺公司、刘玉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衡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施雅雅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由施雅雅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严重侵害衡顺公司的诉讼权利，应当发回重审。施雅雅于一审庭后提交的结婚证、情况说明这两组证据，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施建忠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施建忠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或者甚至可以作为本案的原告参与诉讼，但施建忠本人并没有出庭，无法证实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并没有向衡顺公司送达证据副本，更没有组织当事人质证，衡顺公司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审判决却予以采信，严重侵害了衡顺公司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施雅雅作为原审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其起诉。收据上载明的付款人是施建忠，施建忠才是合同的当事人，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施建忠行使和承担。不论施雅雅与案外人施建忠的夫妻关系是否真实，本案均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衡顺公司并不认识施建忠，双方不存在交易，合同的责任不应由衡顺公司承担。本案交易发生时，朱学俊在衡顺公司任职高管，且保管着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根据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收款人是朱学俊，由此证明，交易的主体应该是朱学俊，所有的责任应由朱学俊承担。（三）一审法院未查明案涉交易标的，认定事实不清。施雅雅起诉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交易标的为机器设备，但其无法说明机器设备的具体名称、型号、数量及规格。一审法院亦要求施雅雅就交易标的作出说明，但施雅雅没有作出明确交待。施雅雅提交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施建忠衡顺定型厂转让订金现金伍拾万元”，足以证实案涉交易标的为“衡顺定型厂”，付款人为施建忠，交易款项也由朱学俊全部收取。案涉款项对应的是朱学俊与施建忠达成有关“衡顺布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交易，故本案应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定性错误，并造成基础法律关系未查清，最终作出错误判决。（四）施雅雅提交的诉状记载，系因其资金周转困难，提出终止交易，故可以认定系施雅雅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履行。一审法院认定衡顺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关键事实认定错误。由于衡顺公司在交易中不存在过错或违约行为，不应因此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施雅雅亦不得因自身的违约行为而获利。一审法院据此判定衡顺公司返还订金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应当判处利息，也应当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准。被上诉人施雅雅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案涉交易均是以施雅雅名义进行谈判和支付订金，因为施雅雅与施建忠是夫妻关系，施建忠代表施雅雅参与交涉，所以衡顺公司随意将付款方写成了施建忠，施雅雅作为原审原告主体适格。施建忠在一审时出具一份书面说明，一审法院也进行了审查，对施建忠的权利进行了排除。（二）本案交易标的为衡顺公司的两台二手布料机，后因衡顺公司将布料机转让给了案外人，导致双方的交易无法进行，所以要求衡顺公司退还订金，一审法院认定衡顺公司返还订金及利息合法有据。衡顺公司主张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缺乏依据，不予认可。原审被告朱学俊述称，一审法院对事实审查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案涉交易实际为衡顺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2017年施建忠找到朱学俊买厂，朱学俊和施建忠达成转让衡顺公司100%股权的交易，全程由朱学俊、毛振声与对方商谈，转让订金50万元也是打到朱学俊名下的银行账户。双方谈好后，由一个叫徐荣喜的律师帮忙起草股权转让合同和作见证。但双方签订合同后，施建忠无理由取消交易，持有的合同原件也不给朱学俊，还要朱学俊返还订金。施建忠单方违约，应按照合同约定，向朱学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转让价款180万元的30%计算应为54万元，扣除订金50万元后，还应向朱学俊支付4万元。刘玉兰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对交易过程并不清楚。原审被告刘玉兰二审期间未提出陈述意见。二审期间，衡顺公司向补充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东莞市雅文花边织造定型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天眼查），用于证明施雅雅、施建忠（2018年变更为施永康）为该公司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前，该公司受到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东环罚字[2017]3001号行政处罚，导致其在原址无法经营，另寻经营场所，2017年12月20日该公司从东莞市**************；施建忠发现衡顺公司的工作场所及设备符合其要求，因此找到朱学俊洽谈案涉股权交易。证据二，衡顺公司员工毛振声与施建忠的代理律师徐荣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雅文沙田项目），用于证明朱学俊与施建忠之间整个股权交易的真实过程，衡顺公司不能提交《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原件的原因为，双方签署文件后，徐荣喜律师以《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需要律师见证为由，将协议原件收回律所，之后施建忠再无音讯，毛振声向徐荣喜要回原件时，徐荣喜将毛振声的微信拉黑；《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系从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下载，虽然没有任何签章，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双方之间的真实股权交易。证据三，（2014）东二法虎民一初字第832号判决书，用于证明徐荣喜之前是施雅雅代理律师龙人榜的助理，徐荣喜代表的是施雅雅、施建忠。原审被告朱学俊亦提交了前述毛振声与徐荣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内容与衡顺公司提交的一致。对于上述证据，施雅雅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三，真实性确认，因为是2014年的判决，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衡顺公司当庭出示毛振声的手机，并打开微信聊天记录给施雅雅查看。施雅雅经查看后认为，经核对微信名字确实记载为毛振声，但仅从微信名称无法证明就是毛振声使用的手机；经查看微信聊天记录，打开《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word文档，与衡顺公司、朱学俊提交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打印件内容是一致的；徐荣喜是受施雅雅委托起草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徐荣喜发了一份协议文本给毛振声看，但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不能证明衡顺公司已将双方签署好的协议原件交给了徐荣喜；衡顺公司、朱学俊提交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打印件没有签章，三性不予确认。因上述证据衡顺公司未在一审提交，且不属于新证据，二审应不予采信。二审补充查明：施雅雅与施建忠系夫妻关系。2017年10月7日施雅雅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朱学俊转账50万元，备注“购买定型厂”。同日，衡顺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施建忠衡顺定型厂转让订金现金人民币50万元”，经办人为毛振声。施雅雅主张，案涉交易均是以施雅雅名义进行谈判和支付订金，因为施雅雅与施建忠是夫妻关系，施建忠代表施雅雅参与商谈，所以衡顺公司随意将付款方写成了施建忠。施建忠在一审时出具一份书面说明，确认施雅雅的上述主张。施雅雅主张案涉交易标的为两台二手布料机，当时对方报价80万元，因施雅雅觉得太贵，双方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施雅雅主张在支付订金之前有去现场看过布料机，因为是二手设备，说不清设备的型号、生产厂家，当时是按照废品进行交易的；后因衡顺公司将所有机器设备转卖给了其他人，导致双方的交易无法进行，所以要求衡顺公司退还订金。衡顺公司、刘玉兰在一审时主张，时任衡顺公司高管的朱学俊利用职务之便以公司名义收取案涉订金，并非是公司的行为。衡顺公司、刘玉兰在二审时主张，朱学俊是衡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玉兰只是挂名股东，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案涉法律关系应为朱学俊向施建忠转让衡顺公司的100%股权。衡顺公司、朱学俊二审期间提交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打印件主要内容为：转让方：刘玉兰、（甲方），受让方：施建忠（乙方）。甲、乙双方就衡顺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衡顺公司概况：衡顺公司系由甲方个人独资有限公司，衡顺公司转让的资产范围：两台定型机（台湾乘福、台湾力根）及所有定型机配套设备（含定型机零配件）、布车50台、卷布机3台、松布机1台、排烟设施一套及天然气相关配套设施。第二条转让股权比例：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第三条的价格受让衡顺公司的100%股份（包含本协议第一条中的资产）以拥有衡顺公司全部股份及资产。第三条转让价款与付款方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受让衡顺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价款为180万元，支付方式为：1.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定金50万元；2.全部资产移交时支付100万元；3.股权变更完成后支付余款30万元。甲方指定收款账户为：账号62143********，户名朱学俊，开户行东莞银行虎门连升支行。第四条租赁合同的处理：衡顺公司现有的公司住所地**的厂房由甲方承租，甲方同意将厂房的剩余期限的租赁权转租给乙方，……。上述协议第五条至第十条还分别约定了债权债务处理、员工交接、股权变更、衡顺公司的移交、违约责任、附则等内容。其中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了“3.乙方如单方终止本协议的，乙方应按转让价款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4.乙方延期付款，每延期一日需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0.5%的违约金；5.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视为该违约方单方面提前解除本协议。”第十条附则约定了“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见证律师事务所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内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涉案争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基于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施雅雅主张的其与衡顺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关于施雅雅是否具备原审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50万元订金系由施雅雅支付，施雅雅与施建忠系夫妻关系，施雅雅主张施建忠系代表施雅雅参与商谈，所以衡顺公司随意将付款方写成了施建忠。施建忠已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施雅雅的上述主张。无论施雅雅的身份为交易当事人，或者权利义务的受让人，其作为原审原告提起诉讼，均不违法法律的规定，衡顺公司主张施雅雅原告主体不适格，要求本院驳回施雅雅的起诉，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施雅雅为证明其与衡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收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结婚证和施建忠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施雅雅主张双方交易的标的为两台二手布料机，是按照废品买卖；后因衡顺公司将所有机器设备转卖给了其他人，导致双方的交易无法进行，所以要求衡顺公司退还订金。衡顺公司主张案涉交易标的应为衡顺公司的全部股权，本案应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施雅雅与衡顺公司均确认，收据所载转让标的“衡顺定型厂”即为本案上诉人衡顺公司，受让方为施雅雅或施建忠。根据收据的记载，案涉交易标的“衡顺定型厂”即为衡顺公司，故衡顺公司主张的案涉交易的标的为衡顺公司的全部股权，可初步认定成立。施雅雅如要反驳，须举出相反的证据。从施雅雅支付订金50万元的情况来看，双方交易涉及的金额应相对较大，而从常理来看，支付订金的前提应是双方对交易的条件及价款等已达成一致意见。施雅雅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未能提交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或其他可以证明双方协商内容的证据材料。施雅雅主张交易标的为两台二手布料机，其在支付订金前去现场看过，但其说不清布料机的型号、生产厂家，这与常理不符。施雅雅又称是按照废品进行交易，当时对方报价80万元，施雅雅的主张前后相矛盾，且作为废品处理的两台布料机价值高达80万元亦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衡顺公司在一审明确抗辩，其与施雅雅不存在关于布料加工机器设备的交易，案涉实际转让的系衡顺公司的100%股权。二审期间，衡顺公司进行了证据补强，提交了衡顺公司员工毛振声与施雅雅代理律师徐荣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文本，用于证明案涉整个股权交易的全部过程。经查，该协议约定的转让对象为“衡顺公司的100%股份及资产”及“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定金50万元”可与收据记载的内容相印证；协议附则约定的“本协议一式三份，……见证律师事务所留存一份”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徐荣喜发送“委托见证合同”与衡顺公司主张的徐荣喜律师以协议需要律师见证为由，将协议原件收回律所后拒绝返还相印证。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衡顺公司主张的其法定代表人刘玉兰与施建忠已实际签署《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更为可信。根据衡顺公司为反驳施雅雅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经本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施雅雅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施雅雅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尚应就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继续举证，现其未尽充分举证义务，且本案亦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买卖合同关系，故施雅雅主张其与衡顺公司存在二手布料机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在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证据审核认定环节存在瑕疵，鉴于本院对施雅雅的一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本案无发回重审的必要。综上所述，上诉人衡顺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成立，施雅雅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但衡顺公司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驳回施雅雅起诉的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清楚，但不全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施雅雅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78元，由施雅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施雅雅负担（经本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同意，上诉人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预交的诉讼费8800元，本院不再退还；由被上诉人施雅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迳付上诉人东莞市衡顺布料有限公司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卢淑霞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