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黔0521行赔初22号 原告唐素华，女，汉族，1947年3月6日生，住重庆市荣昌县。 原告杨艳，女，汉族，1968年9月17日生，住重庆市荣昌县。 原告杨斌，男，汉族，1973年3月23日生，住重庆市荣昌县。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詹俊宇，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张静，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镇海子街村街上。 法定代表人周兴，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孙涛，贵州创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云。 第三人李超华，男，194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原告唐素华、杨艳、杨斌诉被告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子街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10月15日作出（2018）黔0521行赔初18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三原告的赔偿请求。三原告不服该行政裁定，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3月8日，毕节中院撤销本院（2018）黔0521行赔初18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通知李超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9月30日公开开庭与三原告诉被告行政强制一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唐素华、杨艳、杨斌的委托代理人詹俊宇、张静，被告海子街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涛、胡云，第三人李超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1985年3月3日，原告唐素华之夫杨成富（已故）、李超华与孔凡昭、莫正容签订《租用土地协议合同书》，并于1985年3月9日对《租用土地协议合同书》进行公正。该合同载明：租用孔凡昭、莫正容一家的土地修建海子街前所造纸厂，约定租金800斤大米/年；租期至厂房迁居为止；厂房迁居时由承租方将田内大坑填平交还租方。协议签订后，杨成富与李超华修建木瓦结构厂房设施开始生产经营。1986年，因经营状况不好，李超华便退出纸厂经营。1987年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获得贷款扶持资金20万元并用于厂房、设施进行扩建，再次增加租用孔祥明（孔凡昭、莫正容之子）土地，租金600斤大米/年，并成立沙地农工商综合公司，由杨成富任厂长。后因经营不善，1990年杨成富便离开毕节。2000年至2012年期间海子街镇财政所支付孔祥明原前所造纸厂租用期土地租金。2013年，前所造纸厂因河道改造被被告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人民政府违法拆除。三原告作为杨成富的合法继承人，被告在没有履行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随意拆除杨成富修建的前所纸厂的行为严重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判决被告因违法拆除前所纸厂地上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等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00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户籍注销证明、证明（2份）。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三原告系杨成富的近亲属，是合法继承人，三原告及杨成富住址是在重庆市荣昌区，不是在涉案被拆迁地。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民事判决书、租用土地协议、公证书（1985年3月9日）、海子街政府文件[海府呈（2013）54号]、中共毕节市七星关区常委专题会议纪要[常委专议（2013）17号]、碧海街道办事处和海子街镇资产分割专题会议（2013年10月15日）。拟证明：（1）涉案“前所纸厂”由杨成富于1985年通过租用孔凡昭、莫正容的土地修建厂房而创立，杨成富是该纸厂的利害关系人，至今并未放弃对该纸厂所拥有的权利；（2）被告对该纸厂进行拆除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有权提起诉讼；（3）被告作出拆迁涉案的行政行为时没有履行法定告知义务，使原告失去了陈述、申辩、听证、复议等法律规定的救济方式，该行政行为严重违法；（4）七星关区委专题会议研究明确“前所纸厂”工作时任海子街镇党委书记陈翔宇负责，相关工程需要由区财政统筹解决；（5）2013年10月15日，碧海街道办事处与被告海子街镇人民政府进行资产分割，专题会议记录中，明确载明了流动资产中有前所纸厂（约100万），所以前所造纸厂已被拆除并有相应的补偿资金拨付给被告。涉案建筑物已被拆除并有相应的补偿资金拨付给被告；（6）判决中载明了6月14日经海子街政府申请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对前所纸厂进行了证据保全，第二天房子就被拆除，可以证明拆迁主体就是被告。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举证目的，生效法律文书与其他证据已经认定，杨成富于1990年因前所造纸厂租用土地欠付租金和银行贷款就离开造纸厂下落不明，造纸厂的所有债务均由海子街政府进行接管和继受，也就是杨成富从1990年就没有对造纸厂行使管理职责和履行支付造纸厂所有债务的行为，前所造纸厂的物权和管理权已经由海子街政府享有。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毕节蓝天公证处公证书（2013年）及勘测记录。拟证明涉案造纸厂系被告申请保全后拆除，该行政行为违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造纸厂是由七星关区政府组织实施征收，海子街政府只是代为履行相关拆除程序。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民事起诉状。拟证明第三人李超华退出纸厂经营，对该纸厂已不享有任何权利。原告作为杨成富的继承人，对该纸厂已享有实际权利，对纸厂的补偿款拥有分配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七星关区房征局对李道轩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杨成富在李超华离开纸厂时，购买了李超华的股份。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李道轩的陈述不是事实。 被告海子街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2013年，七星关区工业园区落驻海子街镇石榴口村（现属碧海街道办事处石榴口社区），房屋拆迁工作系顶层设计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成碧海公司，对涉及的工业园区房屋及地上附作物依法拆除，海子街镇政府未实施对涉案的前所造纸厂拆除行为。2013年9月原海子街镇拆分为一镇一办后，涉案区域现属碧海街道办事处管辖；二、该案涉及第三人利益，2016年李超华等就前所造纸厂所有权分配问题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了（2016）黔0502民初字第290号判决。2018年初碧海街道办事处就涉案房屋所有权将本案原告等人作为被告依法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151号判决。因碧海街道办事处不服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判决，已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综上，答辩人不是本案诉讼的被告主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海子街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单位占有使用土地明细表、记账凭证、领款单、领条。拟证明由海子街政府支付前所纸厂租用孔祥明等人的土地租金，前所纸厂从1990年就一直由海子街政府合法占有和管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行政单位占有使用土地明细表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单方制作；对记账凭证、领款单、领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被告对造纸厂是合法占有，仅仅是代为管理。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认为被告是从1990年10月份才开始管理的。 2、公证书2份（申请人是海子街政府、关系人系孔祥明、孔祥芳、孔颖、孔雪飞）。拟证明前所纸厂面积、四至界限及地上附属构筑物，原告等人没有对造纸厂投资经营和管理，也没有对造纸厂拆迁时提出任何异议和主张权利。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1985年公证书恰好能证明杨成富租用孔祥明等人的土地开办造纸厂，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认为2013年公证书申请人是被告，被告对涉案造纸厂进行证据保全后实施拆除，但并未通知原告到场，该拆除行为程序违法。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字第290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990年前所造纸厂就由海子街镇政府管理投资和继受其债权债务，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李超华和杨成富系合伙关系和投资人现向法院主张权利。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拆除造纸厂的行政行为是2013年作出的，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李超华的诉讼请求已经被驳回，所以李超华不享有任何权利。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关于海子街区前所纸厂财产财物清查情况的报告（证据来源七星关区档案局，证据产生原因是海子街区公所向原毕节县人民政府反映前所造纸厂的财物和资产情况）。拟证明从1990年7月9日海子街前所纸厂所有资产就由原海子街区公所（现海子街镇人民政府）享有和管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形式来源无异议，该证据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得到杨成富的认可，仅是被告单方意思表示，也是被告的内部文件，所以不管是对原告还是对杨成富都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人认为该账目与实际有出入。 5、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151号判决书、毕节中级法院（2018）黔05民终2595号裁定书、2019年1月15日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第10页。拟证明原告认可1986年就没有对纸厂进行经营管理，是被告出资将纸厂收购为乡镇企业，更名为沙地农工商综合公司，原告已对物权作出放弃。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只是无因管理，并不能当然取得纸厂的物权。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述称，1985年，第三人与杨成富口头协商办造纸厂，由杨成富出技术任厂长，由第三人出资金任副厂长。1985年3月3日，第三人和杨成富与孔凡昭等签订了《租用土地协议合同书》，租用孔凡昭等人的土地办造纸厂，每年租金为800斤大米。后第三人自行出资修建了约180多平方米的砖瓦结构厂房。2013年，被告在未对第三人作任何通知和补偿的情况下，就对造纸厂500多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厂房和第三人所修建180多平方米的厂房及其附属构筑物进行了拆除。造纸厂500多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厂房是政府申请扶贫资金20万元修建的。后因造纸厂经营状况不好，杨成富称回四川购买造纸设备而一去不复返。因第三人不懂造纸技术，只能由海子街政府对造纸厂进行出租管理，并从获得的租金中支付土地租金。造纸厂18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第三人所修建，应当给予第三人赔偿。原告称1986年经营状况不好，李超华退出纸厂经营不符合事实情况。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到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调取了以下相关证据： 1、评估报告（七星关区房征局委托金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纸厂所作的评估）。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内容及程序均不予认可，属于单方委托评估且结论不符合客观实际；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该报告不符合事实，实际上纸厂值120多万元。 2、关于孔祥芬等反映厂房被拆除要求赔偿的信访事项调查处置情况汇报、谈话笔录、信访事项处理决定书、七星关区房征局关于孔雪飞等反映房屋被强拆及侵占的调查报告、关于孔祥芬反映房屋被强拆要求补偿信访事项结案报告。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第三人的垫资已经还清，第三人不是纸厂的所有权人之一；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庭审结束后，本院依职权到七星关区通（2012）31号通知、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二Ｏ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第2号政府令、七星府通（2012）32号通知。经主持质证，原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以上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称对以上证据并不清楚，涉及130多万元的补偿并不是按以上标准计算所得。 2020年4月7日，为了移送评估，本院依职权到毕节市蓝天公证处调取了该处所作的《调查笔录》《补正说明》和光盘。经主持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经本院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贵州通和有限公司对涉案造纸厂中涉及杨成富和第三人修建的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的现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黔中联评报字（2020）第334号《资产评估报告》及情况说明。经主持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请求按照当时的拆迁标准依法判决；被告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第1组、第3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第2组证据中的“碧海街道办事处和海子街镇资产分割专题会议”并无评估报告、征收决定或者征收方案等有效证据佐证，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第5组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且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第5组证据中的庭审笔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原、被告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将结合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原、被告各自的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各项证据及委托评估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及情况说明，符合诉讼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属性和特征，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1985年3月3日，案外人孔凡昭、莫正容（甲方）与三原告之亲属杨成富（四川省人，已故）和第三人李超华（乙方）签订《租用土地协议合同书》，约定乙方租用甲方一家的稻田修建海子街前所造纸厂，协议约定租金800斤大米／年，并于同年3月9日对该《租用土地协议合同书》进行公证。协议签订后，杨成富与李超华便投资修建了砖瓦结构厂房及围墙、打浆池、蓄水池等附属构筑物并购买相应的机器设备，之后便开始生产经营。1987年，按原毕节县委农工部（87）01号文件精神，由原毕节县海子街区公所申请贷款扶持资金20万元对前所造纸厂进行扩建并修建了500余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厂房，扩建后更名为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由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申报1987年毕节县生产建设项目意见书，该项目意见书载明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隶属海子街区公所，性质为集体，并再次增加租用孔祥明（孔凡昭、莫正容之子）土地，并成立沙地农工商综合公司，由杨成富任厂长。后因经营不善，1990年杨成富便离开毕节，第三人李超华也回家务农，该造纸厂由政府继续管理（出租）至被拆迁。1990年7月，原毕节县海子街区公所曾对前所造纸厂财产账务进行清查并出具报告。2000年至2012年期间，海子街镇财政所支付了孔祥明造纸厂租用其土地的租金。2013年，造纸厂地段因河段改造需要拆迁，同年6月14日，经毕节市海子街镇人民政府申请，贵州省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对造纸厂的房屋及附属构筑物进行证据保全，制作了现场勘测记录并于同年6月26日出具了《公证书》。2013年6月15日，该造纸厂被被告拆除。2016年1月，第三人李超华以七星关区碧海街道办事处、本案被告和七星关区房征局为被告，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该造纸厂被征收的补偿款1272801.42元归自己所有。同年1月15日，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为由，驳回了其起诉。2017年11月17日，贵州金正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根据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碧海街道办事处的委托，对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前所造纸厂的房屋等建筑物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2018年1月，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碧海街道办事处以案外人孔雪飞等为被告、本案三原告和第三人李超华为第三人，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以上《评估报告》中除杨成富和李超华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以外的砖混结构厂房和楼梯间及厕所的评估值224889.56元归其所有。在一审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碧海街道办事处向毕节中院提出上诉，后碧海街道办事处在该案发回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撤诉。2018年4月20日，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因拆除造纸厂的行政行为赔偿原告100万元。同年10月15日，本院作出（2018）黔0521行赔初18号裁定书，裁定驳回三原告的赔偿请求。三原告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3月8日，毕节中院撤销本院（2018）黔0521行赔初18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 另查明：杨成富于2011年2月22日死亡，原告唐素华系杨成富之妻，原告杨斌、杨艳系杨成富之子女；经本院承办人等到被告处及七星关区房征局对前所造纸厂厂房等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被拆除后的补偿情况进行询问，均答复不知有无补偿款及具体金额、不知补偿款在何处；涉案造纸厂被拆除时，砖瓦结构厂房等建筑物和设施已无人居住和使用，破烂不堪；经本院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贵州通和有限公司对涉案造纸厂中涉及杨成富和第三人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附属构筑物的现值（不含土地价值）进行了评估，总计价值金额为72588.33元；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二Ｏ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第2号政府令第十二条第（三）项载明：“涉及行政事业单位、村集体办公用房以及企业房屋的征收，按以下原则办理：（三）……属于企业的，对地上建筑物按评估价的基数提高30％给予搬迁奖励”。 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并经各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三原告之亲属杨成富与第三人李超华修建的厂房及附属构筑物被拆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3、三原告及第三人李超华的赔偿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本案中，原前所造纸厂最初系三原告之亲属杨成富与第三人李超华修建、经营。后因经营状况不佳，由政府注入扶持资金20万元对其进行扩建并修建了500余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厂房。扩建后更名为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由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申报1987年毕节县生产建设项目意见书，该项目意见书载明毕节县海子街区造纸厂隶属海子街区公所，性质为集体企业。2013年，该造纸厂地段因河道改造需要拆迁，同年6月14日，经毕节市海子街镇人民政府申请，贵州省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对造纸厂的房屋及附属构筑物进行证据保全，制作了现场勘测记录并于同年6月26日出具了《公证书》。2013年6月15日，该造纸厂被被告拆除。首先，造纸厂在政府注入扶持资金20万元对其进行扩建后，政府就参与并主导了该造纸厂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在杨成富与第三人李超华相继退出后，该造纸厂完全由政府进行经管、出租等。在杨成富亲属及李超华长期未过问的情况下，当该造纸厂拆迁时，由被告认为该造纸厂厂房及设施属于自己而主导实施拆除符合逻辑和情理；其次，答辩中，被告认为自己并不是适格诉讼主体，认为造纸厂是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拆除的。但在整个诉讼及庭审过程中，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的授权文件、委托书或者会议纪要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以上答辩理由及主张。且在庭审活动中，当原告陈述造纸厂是被告拆除时，被告并未否认和反驳，且当庭明确陈述了“被告已经向法庭举证证明对涉案造纸厂拆除的程序合法”。因此，根据本案具体实际，结合被告陈述及卷内其他有效证据，足以认定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三，前所造纸厂被拆除过程中并无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单位或部门向三原告及第三人进行催告和制作、送达相关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因此，在拆除厂房及附属构筑物时没有通知三原告和第三人到场，拆除后也无任何主体主动承担强制拆除责任的情况下，三原告客观上无法举证证明谁才是具体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基于本案被告系对造纸厂被拆除前进行管理的行政机关，在其没有证据证明系其他行政主体实施了拆除行为或者依法应当由其他相应的行政机关承担拆除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应为实施拆除前所造纸厂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三原告以其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无不当。 卷内有效证据显示，2013年，造纸厂地段因河段改造需要拆迁，同年6月14日，经毕节市海子街镇人民政府申请，贵州省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对造纸厂的房屋及附属构筑物进行证据保全，制作了现场勘测记录并于同年6月26日出具了《公证书》。2013年6月15日，该造纸厂被被告拆除。拆除前，前所造纸厂除了政府注入20万元资金修建的500余平方米砖混结构厂房外，还有三原告亲属杨成富及李超华之前投资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尽管杨成富已故，三原告及第三人多年来又未对以上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进行管理，但根据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精神，三原告及第三人并未丧失对以上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所享有的相应法定不动产物权。而被告在进行拆除前，除了申请贵州省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对造纸厂的厂房及附属构筑物进行证据保全外，并未依法催告三原告及第三人自行履行义务、未听取三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未向三原告及第三人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和未依法进行拆除公告的情况下，在进行证据保全的次日就将包括三原告亲属杨成富及第三人李超华投资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在内的所有建筑物及构筑物全部拆除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被告拆除三原告亲属杨成富及第三人李超华投资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的过程中，未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实体及程序规定，导致其行政强制行为被本院依法确认为违法。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三原告亲属杨成富及第三人李超华投资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其他附属构筑物的毁损和灭失且已不能恢复原状，给三原告及第三人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依法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本院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贵州通和有限公司对涉案造纸厂中涉及杨成富和第三人修建的砖瓦结构厂房及附属构筑物的现值（不含土地价值）进行了评估，总计价值金额为72588.33元。因涉案造纸厂被拆除时，砖瓦结构厂房等建筑物和构筑物已无人居住和使用，破烂不堪。因此，不能再按七星府通（2012）31号通知、和七星府通（2012）32号通知的规定赔偿厂房附属构筑物及相关房屋装饰、装修损失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等费用。根据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二Ｏ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第2号政府令第十二条第（三）项关于“涉及行政事业单位、村集体办公用房以及企业房屋的征收，按以下原则办理：（三）……属于企业的，对地上建筑物按评估价的基数提高30％给予搬迁奖励”的规定和本案的具体实际，以在以上评估价值金额72588.33元的基数提高30％即94364.83元给予赔偿为宜。三原告及第三人要求按照当年的拆迁标准赔偿100万元及100余万元的请求，未考虑扣除政府注入20万元资金修建的500余平方米砖混结构厂房价值及土地价值，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唐素华、杨艳、杨斌及第三人李超华人民币94364.83元； 二、驳回原告唐素华、杨艳、杨斌及第三人李超华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张其华 人民陪审员  肖凤媛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罗 单 书 记 员  王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