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0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1，男，196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2，男，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3，女，195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福堂，山东辅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6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5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光亮，山东恒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翟某1、翟某2、翟某3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6民初2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某1、翟某2、翟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遗产”概念不清，数额计算错误。1、“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被继承人于2019年4月22日去世，被继承人的财产应当以此时间点确定遗产的范围和数额。一审判决对财产范围的认定，违反起码的法律原则；被继承人给上诉人每人两万元的现金不属遗产范围。被继承人给与上诉人存折及其密码，说明是被继承人处置自己的财产，这和被继承人的《遗嘱》相互认证。上诉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合法取得了财产，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取得。2、对2019年3月18日的存款重复计算，多计壹万元；3、对医药费计算，漏记被继承人在饮马镇医院的费用；3、对被上诉人自窃家财12万元，被上诉人自认其中六万元。但原审偏袒被上诉人，不认定。该笔钱‘足够被上诉人生活和后事费用（遗嘱语）’，有遗嘱代书人、见证人证明，被上诉人的女儿也签字承认看到这笔“巨款”。被上诉人曾经向法官陈述，‘没有那么多，只有陆万元。’法官也不止一次向上诉人及其代理人解释，‘只有六万元’。原审判决称12万元证据不足，但被上诉人自认的陆万元应当认定。一审判决结果让上诉人对法院的形象严重怀疑；二、被上诉人自盗家财、遗弃被继承人，已经丧失继承权。更无权分得“抚恤金”。1、2016年3月21日，被上诉人趁被继承人病重在潍坊住院，亲人都在医院陪护之机，伙同他人盗窃家庭存款，数额巨大。被上诉人的女儿也认同“盗窃”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成为村民议论、谴责的对象；2、被继承人病重卧床期间，全是上诉人及表姐张某3伺候照顾。被上诉人在被继承人病重住院后即离家不归。出于伦理习惯，亲属派人叫回家看护，但被上诉人坚决拒绝，在被继承人病重在床一个多月，甚至被继承人殡葬，都不回家，没有履行实际照顾和精神陪护、以及“最后送别”的义务。对被继承人毫无亲情可言。刘桂娥的行为，有亲属陈述、有证人张某3、翟某5的证言、村委及村民红白理事会人员的证明，确凿无疑。刘桂娥既严重违背伦理道德，也违背法律，符合法律关于遗弃的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其不构成遗弃明显违背法律原则，无法律依据。这样情况不算遗弃，怎样才算？一审判决明显是支持、鼓励不道德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违背法律基本原则，违背公序良俗和伦理道德。 张某1、张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桂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继承被继承人翟桂之存款及社保抚恤金79997.90元归刘桂娥所有，并判令翟某1、翟某2、翟某3将该款项返还刘桂娥；2.诉讼费用由翟某1、翟某2、翟某3承担。 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继承人的范围 被继承人翟桂之与刘桂娥系夫妻关系。翟桂之于2019年3月12日至同年3月27日期间因病住院，于同年4月22日去世，生前系昌邑市明远棉花加工有限公司职工。翟桂之与刘桂娥于××××年××月××日结婚，均系再婚，两人婚后无共同子女。翟桂之与前妻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女儿翟某3、长子翟某1、次子翟某2。翟桂之去世后，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其妻刘桂娥，其子翟某1、翟某2，其女翟某3。 二、被继承人的财产情况 从刘桂娥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邮政银行昌邑石埠营业所取款存根及中国工商银行昌邑支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分别显示： 1.银行存款。（1）翟桂之生前在中国邮政银行昌邑市石埠营业所共有存单9张，起息日分别为2019年3月18日（存款20000元）、2012年10月2日（存款10000元）、2014年6月10日（存款10000元）、2014年6月29日（存款10000元）、2015年6月4日（存款10000元）、2014年9月24日（存款10000元）、2018年4月9日（存款20000元），以上存款本金共计90000元。该存款于2019年3月26日分别翟某1、翟某2、翟某3支取，共支取本息92780.87元，其中被翟某1支取51712.21元、被刘玉芬支取20888.22元交给翟某2、被翟某3支取20180.44元。（2）翟桂之在中国工商银行昌邑支行卡号为62×××92社保账号，系翟桂之生前退休金的收款账户，由翟某1持有。2019年2月21日，翟桂之住院之前，账户余额为10508.71元；2019年3月18日，翟桂之住院之后，翟某1分二次通过ＡＴＭ机支款10000元；2019年4月23日，翟桂之去世之后，账户余额为8293.40元，2019年4月24日，翟某1分三次从ＡＴＭ取款机支取共计8200元。 2.抚恤金。2019年9月20日，昌邑市社会保险中心向翟桂之上述社保卡拔付抚恤金56362元，截止到2019年9月21日社保卡余额56456.75元。翟某1于2019年10月2日至10月7日期间，从该社保卡分别通过ＡＴＭ取款机、柜台取方式将上述款项全部支取。 综上，经一审法院庭审时向双方当事人确认后认定：翟桂之生前有储蓄银行存款本息92780.77元，去世前后有社保卡存款本息18200元、抚恤金56362元。 另查：翟桂之系被继承人身份证上的常用姓名，平时也写作翟桂芝,系同一人。 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有翟桂之与刘桂娥的结婚登记证明、潍坊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基本情况信息表、潍坊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遗属补助申领表，翟桂之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及火化证，一审法院调取的昌邑市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昌邑市社保中心抚恤金拔付情况表和翟桂之社会信息表、翟某1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翟某1、翟某2、翟某3在中国邮政银行昌邑市石埠营业所取款存根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涉案遗嘱的效力 翟某1、翟某2、翟某3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供了翟桂之生前于2018年农历腊月十一日上午（阳历时间为：××××年××月××日）在家中找人代书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一、本遗嘱处理的财产范围：1、本人后续老伴刘桂娥与我结婚25年，二人感情浓厚，为保证我事后其生活有保障，我专门为其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费和后事处理费，这些钱与子女无关，全归老伴。2、本人的退休金余额、丧葬补助费及其他应得费用，均由儿子翟某1、翟某2、女儿翟某3三人领取支配，除用于我的丧事费用外如还有剩余，三人平均分配，如有不足本人共同负担。二、本遗嘱为最终遗嘱，一式一份。三、本遗嘱委托翟某4代笔，并监督遗嘱的执行。立遗嘱人：翟桂芝,见证人：翟某4、张某4。并说明立遗嘱人处的签名“翟桂芝”由翟某4代写，由翟桂之捺手印，翟某1、翟某2、翟某3也在遗嘱内容中各自名字处捺手印。据此证明被继承人生前留有代书遗嘱一份，当时被继承人意识清醒，但因不能书写，全篇由翟某4代书，翟某4既是代书人也是见证人，见证人还有张某4。该遗嘱中被继承人已经给刘桂娥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费，并对自己的财产包括抚恤金作了处分，扣除丧事费用剩余的财产由三子女分割。 刘桂娥以见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清楚两见证人与翟某1、翟某2、翟某3以及被继承人是何种关系提出异议，认为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被继承人代书原因是不能书写，但翟某1、翟某2、翟某3应提供相关医疗机构及相关专业机构证明来证实被继承人在所立遗嘱时确实不能书写且大脑清醒。关于遗嘱中涉及的有关退休金、补助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如果该遗嘱为合法有效，只属于部分有效，被继承人所留遗嘱只能对自己财产部分有权处理，该案中刘桂娥方主张的有关款项大部是夫妻共同财产，对此是无效的，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生效的条件。 在第二次庭审中，翟某1、翟某2、翟某3补充证据，由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翟某4、张某4出庭作证。翟某4证实：他与翟桂之系远房兄弟关系，2018年农历腊月十一，翟桂之让其子翟某1找他去代写遗嘱，地点在翟某1家，书写遗嘱时有翟桂之和翟某4在场，翟桂之当时头脑清醒，因不会写字，遗嘱是由翟某4根据翟桂之口述归纳代写的全篇内容，包括立遗嘱人处的签名“翟桂芝”，遗嘱书写完毕之后，翟桂之在其名字上捺手印，后翟桂之又找到另一个见证人张某4到场见证。张某4证实：翟桂之系其亲舅，翟桂之让翟某4代书遗嘱的当天，让表弟翟某1叫他到翟某1家里当见证人，他到场的时候遗嘱已经写完，有翟桂之和翟某4在场，当时翟桂之精神状态还行，因年龄大了不会写字，遗嘱是由翟某4代写，他大体看过遗嘱内容之后在遗嘱上签字。 刘桂娥认为，以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遗嘱并不发生效力：1.证人称被继承人不会写字，刘桂娥方调取的结婚登记申请书中有翟桂之的签名，文化程度是初中，即使被继承人认字不多，但名字还是完全会写的，并且当时精神和身体状况比较好，按照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被继承人签名，被继承人有书写能力或能自己签名，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允许按手印。2.代书遗嘱是代书人根据被继承人的所述进行的记录和见证，而证人翟某4所称整个遗嘱内容是其进行了归纳，显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3.按照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但证人张某4系翟某1等的表哥，有利害关系，且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及代书人在代书时，张某4均不在现场，是在代书人全部书写并签字完毕后才到场进行签字。4.通过两证人证实，立遗嘱的地点是在翟某1家，两证人也均是翟某1叫去的，该遗嘱与翟某1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 翟某1、翟某2、翟某3认为，遗嘱是真实的，虽然遗产没有明确到精确数额，但立遗嘱人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应该是有效的遗嘱。被继承人因当时手哆嗦不能写字，由翟某4代写签名并由本人捺手印，刘桂娥方若有质疑，可以申请对翟桂之的手印进行鉴定；遗嘱内容由代书人根据被继承人的意思进行归纳是完全可以的，不影响效力；张某4作为亲戚并不参与遗产的分配，属于无利害关系人，虽然张某4去的晚，但也属于两人在场见证；由于翟桂之立遗嘱时不想让刘桂娥知道，所以就在他儿子翟某1家立了，这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因此刘桂娥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通过审查双方的举证情况及双方陈述，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遗嘱是否成立的问题。涉案遗嘱虽然在前段书写过程中见证人之一张某4未在场，但是遗嘱书写完成后被继承人让张某4到场并看过遗嘱内容后签字，结合被继承人的年龄及身体实际情况考虑，该份遗嘱的形成基本符合代书遗嘱成立的条件。对刘桂娥提出遗嘱由代书人归纳不符合要求、被继承人的签名不应由代书人代写及见证人张某4与翟某1、翟某2、翟某3有利害关系等异议意见，不予支持。2.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处理财产范围时，所分配给翟某1、翟某2、翟某3的退休金余额、丧葬补助费及其他应得费用，其中退休金余额属于被继承人与刘桂娥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丧葬补助费及其他应得费用即涉案抚恤金，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是由国家发给死者近亲属的生活补助和精神抚慰，用以优抚救济死者家属，特别是用来优抚依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按照法律规定，被继承人无权以遗嘱的形式处分属于他人的财产和抚恤金，因此，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对不属于其个人财产及不属于遗产的有关费用予以分配的部分无效。 二、被继承人因生病花费及处理丧葬等事宜的费用支出 翟某1、翟某2、翟某3在庭审中确认被继承人生病期间及去世之后相关费用的支取均由翟某1一人掌控和处理，并提出翟桂之的存款不足以承担相关费用，主张翟桂之生病期间支出医药费26890.36元，其中住院扣除医保报销费用之外，个人承担住院费5328.9元、门诊费46.50元，出院期间到金通药店买药花费21514.96元；翟桂之去世之后，支出殡葬费15936元，其中丧葬费5831元、饭费4505元、立碑5600元，以上共计42826.36元。对此提交翟桂之住院费票据、费用结算单、金通李家埠药店小票4张，饭费收据6张、立碑凭证一张、五七用品单据一张、殡葬费用6张等证据证明，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潍坊人民医院诊断书，证明金通李家埠药店消费系医院建议用药。 刘桂娥对上述住院收费票据及费用结算单、昌邑市殡仪馆通用票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认为有的是普通收据，有的是没有加盖任何印章，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其中饭费收据时间有的不在殡葬期间，金通李家村店销售打印单即没有印章，不是正式发票，无法证实与被继承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门诊费票据中翟桂之名字不符。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翟某1、翟某2、翟某3提供的部分票据、收条并非正式发票，且未加盖印章，但是结合农村风俗、生活现状、祭祀习惯及翟某1、翟某2、翟某3庭后补交证据情况，对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的各项费用支出经一审法院核算后予以酌情认定，确认被继承人因生病花费及处理丧葬等事宜的费用支出为41106.30元（其中医药费26890.30元、殡葬费14216元）。 三、刘桂娥是否存在遗弃而丧失继承权的问题 翟某1、翟某2、翟某3认为，根据《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助的义务。明确规定配偶有扶养义务，《继承法》规定有遗弃配偶情形的不应当继承财产。被继承人已为其准备了遗产，并在遗嘱中说明，剩余财产由翟某1、翟某2、翟某3继承，因此对本案涉及的财产刘桂娥没有资格享有。翟某1、翟某2、翟某3为此申请证人张某3、翟某5出庭作证，证明在被继承人生病住院后刘桂娥即被其女儿接走，在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刘桂娥只去看望过一次，也没有参加被继承人的葬礼；同时提交了昌邑市红白理事会于2019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9年3月18日（农历）被继承人病重到逝世期间，刘桂娥一直未陪伴在身边，至今也未到家。据此，翟某1、翟某2、翟某3提出刘桂娥在被继承人需要陪伴的时候不在身边，按照公序良俗，刘桂娥没有权利分配遗产。 刘桂娥认为，刘桂娥系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靠被继承人的退休金生活，且被继承人住院期间刘桂娥已经年近80岁，自身也需要照顾，因此不存在遗弃的问题。对昌邑市红白理事会的证明，刘桂娥不予认可，认为居委会是一种组织，无法证实刘桂娥与被继承人当时的情况。对翟某1、翟某2、翟某3提供的证人证言，刘桂娥提出两证人虽与翟某1、翟某2、翟某3有亲属利害关系，但证人证言基本切合实际，证人翟某5证实刘桂娥平时生活一直由被继承人照顾，刘桂娥是因被继承人住院后没人照顾才由子女接走；证人并未证明刘桂娥存有遗弃行为，且遗弃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从证人证言看完全不符合法律层面的遗弃，也不存在因遗弃造成被继承人或者他人的损害。对此，刘桂娥提供了视频光盘一张并当庭播放，显示刘桂娥因年龄及身体状况已经几乎不能行走，需要由其两个女儿扶持，结合刘桂娥需要照顾的实际，能够证明并不存在翟某1、翟某2、翟某3所述的遗弃。一审法院认为，“养老育幼、照顾病残”是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共同倡导和坚持的原则。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继承法》确定这一原则，是家庭职能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延续的需要。这一原则主要体现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如果不尽扶养义务，被继承人生前可以立遗嘱取消他们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依法丧失继承权。在法定继承中，应当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予以照顾。在遗嘱继承中，遗嘱人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结合本案刘桂娥的年龄及身体实际情况，刘桂娥已年近80岁高龄，自身行动不便，且在被继承人生前一直由被继承人照顾和扶养，并不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而是属于老弱、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在被继承人住院后刘桂娥由其女儿接走进行照顾属于人之常情，并不能由此而认定刘桂娥的行为构成遗弃被继承人。因此，翟某1、翟某2、翟某3据此提出刘桂娥丧失继承权的意见，不予采信。 四、遗嘱中所述被继承人为刘桂娥所留财产的情况 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被继承人为刘桂娥准备了120000元的现金财产，由被继承人存放于家中，后该款在被继承人住院期间家里被盗，当时只有刘桂娥在家，该款在被盗之前有人见过，包括刘桂娥的女儿。翟某1、翟某2、翟某3对此提交了钱发现被盗后，所有在场人写的一份情况说明和昌邑市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翟某1于2019年4月5日调取东村街与青山路交叉路口东南侧第一条巷监控录像的证明及监控录像光盘一张及录像打印照片二份，以此证明在被继承人住院期间家里只有刘桂娥和刘桂娥的次女，并据此怀疑该款在刘桂娥或刘桂娥女儿处。刘桂娥对该部分财产以并未实际获得而不予认可，亦不认可该款由刘桂娥及其女儿拿走。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部分财产，翟某1、翟某2、翟某3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钱被刘桂娥及其女儿拿走，遗嘱代书人翟某4的证言中提到被继承人跟他说要给刘桂娥和子女留点钱，但是均没有具体的数额，且翟某4并没有亲见被继承人将钱交付给刘桂娥；翟某1、翟某2、翟某3提供的监控录像及发现钱丢失之后所有在场人写的证明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给刘桂娥留下了120000元的现金及钱已由刘桂娥或其女儿拿走，因此，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被继承人给刘桂娥留的钱在刘桂娥及其女儿处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作认定和处分。对于翟某1、翟某2、翟某3的该项主张，待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可另行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双方讼争的部分财产并未从刘桂娥和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分离出来，因此本案系析产、继承纠纷，应予先析产后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被继承人翟桂之去世前留有遗嘱，所以涉案财产除去遗嘱中被继承人无权处理部分财产的分配无效外，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分割出来的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的处理仍应按遗嘱予以分配。刘桂娥在诉讼过程中，要求依法分割刘桂娥与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平均分配抚恤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翟某1、翟某2、翟某3提出被继承人的个人存款不是遗产，而是留给子女及处理身后丧葬事宜的费用，在生前已经分给三个子女，剩余存款已用于住院费和丧葬费支出后尚无结余，以及刘桂娥在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有遗弃行为而无权分配抚恤金等辩论主张和意见，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结合本案遗嘱的效力，在被继承人生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前提下，其生病期间及去世之后的相关花费应从其所有的财产中先予扣除后，剩余部分再进行相应的遗产划分和继承分配，两项相抵之后翟桂之名下的财产有两部分，一是存款余额69954.57元（92780.87元＋18200元－41026.30元），二是抚恤金56362元。存款余额系刘桂娥与翟桂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其中二分之一即34977.28元归刘桂娥所有，剩余二分之一即34977.29元是翟桂之的遗产，按照被继承人遗嘱，该部分款项应由翟某1、翟某2、翟某3继承。由于被继承人存款翟某1、翟某2、翟某3已经分别支取，对属于刘桂娥的部分应由翟某1、翟某2、翟某3按各自的支款比例分别予以返还，其中翟某1扣除被继承人相关花费后实际支款28885.91元（51712.21元＋18200元－41026.30元），翟某2实际支款20888.22元，翟某3实际支款20180.44元，因此，翟某1、翟某2、翟某3应分别按支款比例返还刘桂娥的存款金额为14442.95元、10444.10元、10090.23元。抚恤金按法律规定不是遗产，系发给死者家属的费用。本案刘桂娥及翟某1、翟某2、翟某3作为被继承人的直系亲属原则上应对抚恤金进行平均分配。由于抚恤金56362元已全额被翟某1支取，因此翟某1应将分配给刘桂娥的四分之一份额即14090.50元返还给刘桂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翟某1返还刘桂娥存款金额14442.95元、抚恤金14090.50元，共计28533.45元；二、翟某2返还刘桂娥存款金额10444.10元；三、翟某3返还刘桂娥存款金额10090.23元；四、驳回刘桂娥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财产保全费820元，共计2620元，由刘桂娥负担1013元，翟某1、翟某2、翟某3负担1607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1提交：刘桂娥的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授权委托书、照片等证据一宗，证明刘桂娥已于2020年3月7日死亡。其共有四名子女：长子张承顺、次子张成林、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1。长子张承顺、次子张成林出具证明，证明放弃本案所涉款项的继承权利，不参加本案诉讼。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1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翟某1、翟某2、翟某3质证称，对死亡证明及火化证明没有异议；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效力，应当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身份证信息无法质证，由法院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刘桂娥于2020年3月7日死亡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昌邑市饮马镇石埠西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加盖有该村民委员会印章及负责人签名，对该家庭关系证明本院予以认定，该家庭关系证明载明刘桂娥的近亲属为：长子张承顺、次子张成林、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1，无其他近亲属。对张承顺、张成林明示放弃本案所涉款项的继承权利的证明书，该证明书与照片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承顺、张成林放弃了本案所涉款项的继承权利且自愿不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予以认定。张某2、张某1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符合规定。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翟某1、翟某2、翟某3提起上诉后，被上诉人刘桂娥死亡，刘桂娥的权利义务承继者为：长子张承顺、次子张成林、长女张某2、次女张某1。张承顺、张成林放弃了本案所涉款项的继承权利且自愿不参加本案诉讼；张某2、张某1作为刘桂娥权利义务承继者，依法参加本案诉讼。 上诉人虽上诉称被继承人给上诉人每人20000元现金不属于遗产，但被继承人与刘桂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相应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包括：1、本案一审中刘桂娥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邮政银行昌邑石埠营业所取款存根及中国工商银行昌邑支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分别显示：翟桂之生前在中国邮政银行昌邑市石埠营业所共有存单9张，存款本金共计90000元。该存款于2019年3月26日分别翟某1、翟某2、翟某3支取，共支取本息92780.87元。2、翟桂之生前退休金的收款账户，由翟某1持有。2019年2月21日，翟桂之住院之前，账户余额为10508.71元；2019年3月18日，翟桂之住院之后，翟某1分二次通过ＡＴＭ机支款10000元；2019年4月23日，翟桂之去世之后，账户余额为8293.40元，2019年4月24日，翟某1分三次从ＡＴＭ取款机支取共计8200元，共计存款本息18200元。总计110980.87元（92780.87元＋18200元）。对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支出被继承人因生病花费及处理丧葬等事宜的各项费用为42826.36元，经一审法院核算后予以酌情确认支出为41106.30元（其中医药费26890.30元、殡葬费14216元），应予以扣除。综上，被继承人与刘桂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相应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为69874.57元（92780.87元＋18200元-41106.30元），一审法院计算的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该存款余额系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该存款先进行析产，确认该存款余额的二分之一归刘桂娥所有，应归刘桂娥的存款余额为34937.28元。剩余二分之一是翟桂之的遗产，按照被继承人遗嘱，该部分款项应由翟某1、翟某2、翟某3继承。由于翟某1、翟某2、翟某3支出了属于刘桂娥的部分，应分别按支款比例返还刘桂娥的存款金额为14402.95元、10444.10元、10090.23元。抚恤金由刘桂娥及翟某1、翟某2、翟某3平均分配。由于抚恤金56362元已全额被翟某1支取，翟某1应返还给刘桂娥14090.50元。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翟某1、翟某2、翟某3还上诉称，翟桂之的存款数额重复计算10000元，因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继承人存款92780.87元、抚恤金56362元、翟某1支取的被继承人工商银行款项18200元无异议，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翟某1、翟某2、翟某3还上诉称放在家中的存款120000元被盗，但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认为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并无不当。 翟某1、翟某2、翟某3还上诉称刘桂娥遗弃翟桂之，因本案刘桂娥已年近80岁高龄，自身行动不便，刘桂娥不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人，故本院对翟某1、翟某2、翟某3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6民初282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为：一、翟某1返还张某2、张某1存款金额14402.95元、抚恤金14090.50元，共计28493.4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翟某2返还张某2、张某1存款金额10444.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翟某3返还张某2、张某1存款金额10090.2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张某2、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财产保全费820元，共计2620元，由张某2、张某1负担1013元，翟某1、翟某2、翟某3负担1607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翟某1、翟某2、翟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亮 审 判 员  张振显 审 判 员  叶伶俐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高兴东 书 记 员  房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