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02民初3559号 原告：徐某1，男，199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赟波,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某，女，199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永华、潘陈斐,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某1因与被告施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赟波，被告施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永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被告分别在杭州和嘉兴工作生活，于2014年通过微博互动相识，后2019年确立恋爱关系，至5月份双方进入谈婚论嫁阶段，被告以原告无力支付彩礼为由，要求原告购买梵克雅宝项链一条和ＬＶ、香奈儿、迪奥名牌包三个折抵彩礼礼金。××××年××月××日，双方在嘉兴领取结婚证。婚后双方并未共同生活，婚后又为被告购置Ｇ0ＹＡＲＤ（戈雅）钱包一个（价值5210元）。9月10日，原告出资100000元认购嘉兴的嘉禾金茂府12-304房产及两处车位。但是，双方登记结婚后未建立起和睦的夫妻感情，被告常因生活琐事指责原告，嫌原告挣钱少，工作远，常在电话中对原告进行嘲讽。由于原、被告分居两地工作生活，被告婚前婚后均背着原告与其他男性交往密切。因此二人婚后争吵不断，于11月18日协议离婚。离婚后，预定的房产因为离婚而失去了继续付款的意义，因此100000元的定金无法退回。原告赠与被告的名牌包和项链是基于婚姻缔结延续为前提，但实际双方婚姻关系存续很短，婚后也并未达到“共同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故诉请判令：一、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购房的定金损失1000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ＬＶ名牌包（价值16000元）、香奈儿名牌包（价值29090元）、迪奥名牌包（价值19500元）、梵克雅宝项链（价值18700元）、Ｇ0ＹＡＲＤ（戈雅）钱包（价值5210元）等财物；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购房的定金损失50000元。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定金损失，无法律依据，且原告也无法证明定金损失。婚姻法规定，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且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对导致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作了相应限定，原、被告双方是自愿协议离婚的，不存在过错。原告向房产公司交付定金购买房屋的行为是原告的个人行为，与解除婚姻关系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并不会因为离婚而导致购房行为无法履行，原告可以继续与房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况且，原告也无法证明其定金损失。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赠与财物，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婚前彩礼保时捷汽车一辆，被告于办理离婚登记当日已经退还原告，显然，本案中提到的包、项链等财物均是原告婚前、婚后的赠与行为，被告从未要求过原告购买此等奢侈品。除戈雅钱包以外的财物是原被告双方在恋爱期间以结婚为目的，附义务的赠与，且原告已经履行赠与行为，如价值29090元的香奈儿包是在被告生日前天购买的，并非原告诉称的彩礼。戈雅钱包是婚后原告赠与被告的，女士用包显然属于被告的个人物品，且原、被告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也特别约定无共同财产。原告家境殷实且在省会杭州有两套住房，并非原告诉称生活困难，租房居住。虽双方婚后在两地工作，但也经常一同居住，共同生活，离婚是由于原、被告双方性格不合。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下列证据： 1.结婚证、离婚证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婚姻关系,并且婚姻关系存续短的事实。 2.账单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原告为了结婚而为被告购买包和项链的事实。 3.申请单及转账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出资认购嘉禾金茂府及车位的事实。 4.租房协议一份，证明原告离婚后没有住处，属于生活困难的事实。 5.银行流水一份，证明双方购买嘉禾金茂府房产和车位的定金系借贷而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6.2019年2月-2019年12月高速出入记录证明，证明原告婚前是异地工作，婚后也并未达到“共同生活”的实质性目的。 7.余杭人力社保所对失业人员的培训通知一份，证明原告因此次婚姻而生活困难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对被告婚前的赠与；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无关，即使原告有损失也无权向被告主张；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无法确定真实性，凭一个租房协议无法证明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对证据5，在离婚协议中已经对共同债务进行了约定，被告不清楚；对证据6，被告认为原告只是提交了其中的一部分，有时候原告是做高铁过来的；证据7，认为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的经济状况。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提供下列证据： 1．车辆转移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婚前彩礼浙FS7C12保时捷转移登记至原告母亲名下。 8.证人程某证言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婚后也一直居住在一起。 9.离婚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已无财产纠纷。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做以下补充，该车是彩礼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离婚当天原告当场将车开回杭州；对证据2中程某证人证言真实性存在异议，程某是被告的母亲，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小，该证言逻辑混乱并且与事实不符，对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原告是在逼迫下签的离婚协议，被告承诺会归还项链跟包。 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准许证人徐某2出庭作证。证人徐某2在庭审中陈述：其与被告是隔壁邻居，2019年下半年经常可以看见一辆黑色浙Ａ车停在被告家楼下，大概一两个月左右，据其与被告父母聊天得知，是原告来看望被告。 原告对证人徐某2的陈述，认为证人并不认识原告，证人看到的浙Ａ牌车未必是原告开的浙Ａ牌车，证人通过房间飘窗看到浙Ａ牌车不符合常理，而且证人与被告家庭并不接触，很多是听被告父母说的，并不可信。 被告对证人徐某2的陈述，认为证人只是根据自己看见的实际情况来陈述，因为证人与被告没有亲属关系，故该证言是有证明力的。 本院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7，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作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其中证据2，由于程某与本案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不作认定。证人徐某2的证言，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原、被告确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原告于2019年5月给被告购买了“梵克雅宝项链”（价值约18700元）、“路易威登包”（价值约16000元）;2019年6月给被告购买了“香奈儿包”（价值约29090元）、2019年8月给被告购买了“迪奥包”（价值约19500元）。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给被告购买了“高雅德钱包”（价值约5210元）。2019年9月10日，原告向嘉兴隽茂置业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2019年9月13日，原、被告出具申请一份，内容为：于2019年9月13日认购嘉禾金茂府项目，支付定金100000元，剩余定金于房款首付一起付清；违约条款，逾期首付未付清，定金不予退还。双方于2019年11月18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于当天签署了离婚协议书，达成协议：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婚后无共同财产；三、婚后无共同债权；四、婚后无共同债务；五、婚后无子女。离婚当天，被告已将婚前作为彩礼的浙ＦＳ7Ｃ12保时捷牌汽车归还原告。 本院认为，所谓彩礼，给付应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并以当地习俗为依据。从地方风俗上来看，采用包及项链作为彩礼的形式并不多见，庭审中被告称当时的彩礼是浙FS7C12保时捷牌汽车，符合习俗；从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分别是2019年5月、2019年6月、2019年8月，彩礼大多是婚前一次性的购买。被告称这三个包及项链是原告对被告在恋爱期间的赠与，本院认为从购买的时间及常理上来看这三个包及项链是恋爱期间赠与已达高度盖然性，故对原告称婚前购买的三个包及项链为彩礼，本院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婚前购买的三个包及项链为彩礼，双方已登记结婚，原告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较少共同生活，但未能证明双方“确未共同生活”，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婚前给付导致其生活困难，因此不符合法律关于返还彩礼的规定。况且，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已将当时作为较大金额彩礼的浙FS7C12保时捷牌汽车归还原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婚前购买的三个包及项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婚后购买的“高雅德钱包”，离婚协议书中明确婚后无共同财产，且该钱包具有人身专属性，应属于被告个人生活用品，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本院不予支持。关于100000元定金的问题，原告辩称该定金系夫妻共同债务，离婚协议书中明确“婚后无共同债务”，庭审中原告辩称该协议是在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且双方离婚与退房行为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某1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前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王琳 书 记 员 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