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1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201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法定代理人：付某（系王某1、王某2之母），女，198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善建，山东君至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庆英，女，197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玉峰，山东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卫，滨州滨城西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女，198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炜，男，196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胡庆英、付某、王炜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1.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02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改判终止对王某1、王某2所有的位于滨州市房屋（合同备案号：201810050027）的执行，并确认上述涉案房屋为王某1、王某2共同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庆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第6页第一段。付某所在的滨州市滨城区爱婴幼儿园（以下简称“幼儿园”）交纳房租的该组证据系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后在第二次庭审时向诉讼双方出示质证的，一审法院对本段事实的认定全部错误。该三次房租并非付某交纳，付某仅是作为幼儿园的受聘园长而履行职务行为，实际交款人为幼儿园，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收据仅能证明其所有的房产由幼儿园承租，且其已收到了幼儿园所交纳的房租。幼儿园也并非付某所有，在一审时诉讼双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均向法庭申请调取幼儿园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备案信息，且已由法庭记录在案，但一审判决在本段作出了错误认定。2.一审判决第6页第二段。傅秀英尾号8772的账户明细，部分由王某1、王某2提交法庭，部分由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法院对本段事实的查明出现严重错误。8772账户于2018年9月28日转入200000元，该款项并非付某转入，而是由案外人郭明转入（注释信息为“郭房租85”，该房租为付强与傅秀英两个家庭出租自有厂房的经营性收入）。8772账户于2018年9月28日转入100000元，该款项系由大同市城区麦英厨房酒店用品总汇转入（注释信息为“货款”，大同市城区麦英厨房酒店用品总汇为傅秀英及妹妹傅麦英所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王某1、王某2在一审时已经对此作出说明并已详细阐明各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8772账户转出两笔款项无异议，且270000元为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3.一审判决第6页第四段。胡庆英提供的与王炜的谈话录音，首先，胡庆英未提供录音载体，不能证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修改适用明确规定，未提供录音载体的电子数据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就录音中的谈话过程，在王炜明显词不达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部分摘取录音内容作出了错误认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录音中的谈话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更与王某1、王某2提交的证据直接违背，王炜没有正式工作，付某亦收入微薄，也就基本维持家庭的基础费用开支，相反，付春来、傅秀英等家境殷实，以家庭收入在赠与王某1、王某2涉案房产的同一时间，亦为付强购买房产一套，且从两套房子合计240余万元购房款的交款明细中也完全可以看出是家庭收入，绝非王炜和付某的收入。4.一审判决第6页第五段。京博青年苑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系王某1、王某2在一审时作为补强证据提交法庭，该房产总价值140余万元，定金及首付约70万元，购买时间仅仅比涉案房产晚10天。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还有付强家庭财产及收入状况的补强证据材，这些补强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产的出资来源，但能够强有力的证明付春来家庭收入情况，更能直接推翻胡庆英与王炜谈话录音的内容暨一审判决第6页第四段所截取的部分为不真实的，即王炜和付某根本无力支付两套房子240余万元的购房款，谈话录音所谈及的内容为不真实的实为王炜为躲避“暴力催收”而找的理由。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根本错误之处。（因当事人及案外人人数众多，为防止陈述混乱更为便于二审法院理清其之间的关系以查清案件事实，在陈述该事由之前，先赘述如下：王某1、王某2系王炜和付某的婚生子女、案外人付春来与付某系父女关系、付春来与案外人付强系父子关系、付春来与案外人刘立英系夫妻关系、付春来与案外人傅秀英系姐弟关系、付春来与案外人傅麦英系兄妹关系、傅秀英与案外人刘道祥系夫妻关系、大同市城区麦英厨房酒店用品总汇系傅秀英与傅麦英共同实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涉案房产系王某1和王某2共同所有，并非作为家庭共同财产而与王炜和付某共同所有，一审判决第7页第六行“一般应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第十行“其名下财产自然是共有财产的组成部分”，第十三行“其名下财产不论来源于父母任何一方，都具有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一审法院枉顾案件事实和证据，主观臆断涉案房产的权属是严重不负责任的。相反，王某1、王某2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已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大量的直接证据（《赠与协议》、出资的银行明细）和补强证据（《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等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证据），该证据能直接认定涉案房产为王某1、王某2所有，并足已排除执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作为家庭共同财产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1.就《赠与协议》及形式要件，其签订经过如下：2018年5月26日，付春来、刘立英、付强作为赠与人（即《赠与协议》的“甲方”，以下简称“甲方”）与受赠人王某1、王某2（即《赠与协议》的“乙方”）、付某（即《赠与协议》的“丙方”）签订《赠与协议》，约定由甲方全额出资为王某1、王某2购买碧桂园的住房一套，并由王某1、王某2的监护人付某管理房子至王某1、王某2成年。对于《赠与协议》需要特别说明如下：（1）该《赠与协议》虽名为赠与协议，但不完全符合合同法中对于赠与合同的要式规定，《赠与协议》签订时所赠与的标的是不存在的，即甲方并未将已有的、现存的房屋赠与给王某1、王某2，而是约定的是为王某1、王某2购买房屋一套（该房屋原不特定，直至由付强抢得房屋并交纳首付款后方才特定化）的一种出资行为。至于签订该协议的目的，也是基于王炜与付某夫妻关系及家庭状况的现状和付强将来会成家立业，为规避将来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或其他纠纷而成，且协议各方已就“赠与”的意思表示充分体现并已形成书面文字记载，作为非专业法律人士的协议各方已经尽到相应的义务。此外，《赠与协议》签订时虽没有赠与标的，但甲方已通过自己的行为完成了赠与标的暨涉案房屋的特定化，并在已经特定化后完全依协议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2）《赠与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并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合同法、民法总则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出现，在各方当事人未合意解除的情况下，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同时，甲方也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出资行为。基于此，《赠与协议》是客观真实的，一审法院否认甲方赠与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2.就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赠与协议》的履行暨抢房过程，一审判决第8页第二段，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4份《公证书》，确系在涉案房产被查封后作出（因为甲方及作为普通百姓没想到会牵扯到诉讼之中），但（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631号《公证书》能完全、客观的反映出付强受甲方安排来亲自参与抢房的整个过程，该时间为2018年9月2日，且发生在涉案房产被查封前乃至购买前，该重要证据也更能直接证明《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和甲方已按照约定履行《赠与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各方之间均有利害关系而直接否认主要证据《公证书》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属主观臆断，不能依据有利害关系而否认一切民事行为的真实性。故，对于涉案房产赠与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抢房的过程是真实的、已经全额出资也是真实的，涉案房产为甲方出资为王某1、王某2购买亦是真实的。公证虽在查封后，但抢房的过程在查封前且更重要，能直接体现甲方为履行《赠与协议》所做的各项工作。3.就《赠与协议》的履行暨购房款的出资过程，王某1、王某2已就涉案房屋的出资提供了全部交易明细，一审法院也调取了巨量的银行明细，不存在一审判决第8页第三段所述的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更非一审法院“因付某与傅秀英、付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赠与、民间借贷或者借用账户等情形不能确定”的认定。相反，在《赠与协议》签订后，付强亲自抢房，并在抢房后陆续交纳全部购房款，此为履行赠与义务的真实、客观、最全面、最直接的体现，完全能认定出资的法律关系为赠与。4.就购房款的出资来源，如前所述，在2018年5月27日和2018年6月7日，甲方在10天内先后几乎同时购买了涉案房产（付全款160余万元）和付强所有的房产（付首付款70余万元），230余万元的全部购房款全部来源于甲方这个大家庭，无一来源于王炜或者付某，此外，一审法院调取的各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巨量银行明细也可以直接看出甲方交纳房款的收入均为家庭收入，与王炜和付某没有任何关系。综上，一审法院未结合证据和真实事实，通过过多的推断，偏离争议焦点暨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出资来源，而认定涉案房产为王某1、王某2与王炜、付某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共同所有，属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终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并确认涉案房屋为王某1、王某2共同所有。胡庆英辩称，一、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是经滨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认真研究作出的。此判决通过胡庆英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案件的事实真相，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在本案中，王某1，王某2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无任何经济来源，该案160多万元的购房款主要来源于1994年8月22日出生的付强的账户，付强在2018年购房时，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显然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其账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付某所经营幼儿园的学费。购房款定金5万元，也是王某1、王某2的母亲付某交付的。可见，涉案房屋实际的购房款均来源于付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三、关于《赠予协议》。1.交纳涉案房屋认购金5万元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签订所谓《赠予协议》时间是2018年5月26日，抢购房屋的时间为2018年9月2日，签订《赠予协议》，是在交纳认购金之前，且该协议是在交纳了认购金还不能确定能否100%抢到房产的前提下签订的。签订《赠予协议》时，还不知道赠予的房产在哪里，不合常理，增大了人们对《赠予协议》真实性的怀疑，后补的嫌疑非常大。2.申请公证的时间是在滨城区人民法院保全查封措施之后，2019年3月25日，王某1、王某2一方无非是想用滞后的公证来弥补签订《赠予协议》的缺憾。涉案《赠予协议》如果是在2018年5月26日之前申请并予以公证的话，证据的效力会强些，即使这样，也需提供付春来、刘立英、付强有充分的资金证明，明确的房产位置才行。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5月26日《赠予协议》的标注日期，不能证明是《赠予协议》的真实日期，王某1、王某2一方也不能证明房屋查封前付春来、刘立英、付强有赠予的意思表示是正确的。综上，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某辩称，自付某和王炜的两孩子王某1、王某2出生起，王炜八年间没有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开支靠付某在幼儿园代理园长的工资维持。王某2从出生起语言发展不太好，这几年一直在青岛康复训练，王炜对此没有出任何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付某父母付春来、刘立英考虑到付某与王炜年龄差距较大，关系不稳定，又考虑到孩子的情况，就先出钱给孩子王某1、王某2买了房子，付某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王炜未答辩。胡庆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行保复10号民事裁定，维持对滨州市滨城区碧桂园翡丽之光第3幢1单元2504室的查封(保全金额80万元)；2.诉讼费用由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某、王炜系夫妻关系，王某1、王某2系付某、王炜的婚生子女。2018年10月6日，付某作为王某1、王某2的监护人，以王某1、王某2的名义与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滨州市碧桂园翡丽之光第3幢1单元25层1-2504号房屋，合同约定的商品房建筑面积为141.98平方米，总价款1604210元，付款方式为2018年9月2日前支付首期房款481263元、2018年10月2日前支付1122947元。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主张的该案涉房屋购房款项的支付情况为：2018年5月27日，付某名下尾号3426账户通过银联以中间业务后台方式转入尾号1783账户款项50000元，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主张该款项为购房款项的认购金；2018年9月2日，付强农业银行尾号0578账户通过POS方式在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消费431263元；2018年10月1日，付强在工商银行尾号9132账户通过POS方式在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消费580000元、2947元，付强在农业银行尾号0578账户通过POS方式在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消费270000元，傅秀英在农业银行尾号8772账户通过POS方式在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消费270000元。滨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胡庆英与付某、王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胡庆英于2019年2月11日向滨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登记在付某、王炜之子女王某1、王某2名下房屋，滨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2019）鲁1602民初6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付某、王炜之子女王某1、王某2名下位于滨州市房屋一套（合同备案号：201810050027），期限为三年。2019年4月18日，滨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602民初6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王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胡庆英借款本金7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胡庆英对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共计15520元，由王炜负担。”该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为：“2012年7月20日、8月7日，王炜以借款人名义分别向胡庆英出具金额为570000元、150000元的借条各一份；2018年11月29日，由胡庆英执笔书写借据一份，王炜以借款人名义在借据中签名、书写其公民身份证号码并捺印予以确认”。判决书生效后，因王炜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付款义务，胡庆英向滨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鲁1602执1727号。在滨城区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后的2019年3月22日，付强向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2019年3月25日，该公证处出具（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629号公证书，对付春来、刘立英、付强出具的《说明》中，付春来、刘立英、付强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的主要内容为：2018年春天，付春来与妻子刘立英、儿子付强商议全额出资给外甥王某1、王某2购买一套碧桂园住房，2018年5月26日签订了赠与协议书；付某交纳的认购金50000元中的45000元系付某的姑姑傅秀英转账；案涉房屋的首期购房款项431263元、二期购房款项1122947元均为付强支付。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提交标注日期为2018年5月26日的《赠与协议书》一份，协议的甲方为付春来、刘立英、付强，乙方为王某1、王某2，丙方及监护人为付某，内容为：“以上三方均为直系亲属关系，鉴于监护人的夫妻关系不稳定和家庭收入的现状，甲方全额出资给乙方赠与位于住房一套，经综合考虑，孩子尚小，由母亲作为监护人来管理房子至孩子成年。该房子与王炜没有任何关系。经商议不经甲方允许，丙方不能买卖、抵押、顶账该房屋。”付春来、刘立英、付强分别为王某1、王某2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付强于1994年8月22日出生。另查明，付某所在幼儿园租赁了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经营幼儿园。2016年9月2日，付某向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交纳房租154000元；2017年8月22日，付某向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交纳房租224700元；2018年8月14日，付某通过傅秀英名下农业银行尾号8772账户向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转账交纳房租235993元。傅秀英名下农业银行尾号8772账户中，付某于2018年9月28日向该账户转入200000元，当日由大*辉账户转入货款100000元，2018年9月30日向付某账户转出25000元，2018年10月1日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270000元。付强名下工商银行尾号9132账户至2018年10月1日的余额为589217.22元，款项收入主要为托费、学费等累计，该账户2018年10月1日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580000元。2018年12月6日，胡庆英向王炜追索民间借贷欠款，双方在谈话中，王炜称：付某父亲“做期货赔了，现在在家里收粮食，加上她兄弟去年大学毕业上班、买房子，她家里一分钱没有”、付某“幼儿园收钱，一收三个月的，她爹都拿走，到月底发工资，给老师们发工资，再给她爹要”、付某弟弟付强买房子“光这个首付就72万”，胡庆英问：“首付72万元都是你媳妇给她娘家兄弟出的吗？”王炜答“嗯”。2018年6月7日，付强与京博乐安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付强购买京博乐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京博青年苑商品房，购房总价款1238440元，其中定金20000元、首付款538440元，余款为商业按揭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付某作为王某1、王某2的监护人、委托代理人，于2018年10月6日以王某1、王某2的名义与滨州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当时王某1、王某2刚年满六周岁，作为未成年子女，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故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虽以王炜、付某的未成年子女王某1、王某2名义签订，但一般应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不管登记在夫或妻名下均为夫妻共有财产，未成年子女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员，其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尚且靠父母供给，其名下财产自然是共有财产的组成部分，我国家庭成员的基础关系决定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家庭共有属性。所以未成年人王某1、王某2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其名下的财产不论来源于父母任何一方，都具有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购房款项交纳时，王某1、王某2仅满六周岁，系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独立取得经济收入的能力，同时案涉房屋亦系付某以王某1、王某2名义签订，故案涉房屋应为王某1、王某2、王炜、付某的家庭共同财产。胡庆英作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申请人对王某1、王某2、王炜、付某家庭共有的本案案涉房屋进行查封并无不当，王某1、王某2主张案涉房产系其个人财产应排除执行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主张案涉房产系王某1、王某2外祖父付春来、外祖母刘立英、舅舅付强出资购买并赠与王某1、王某2，但提交的主要证据《公证书》是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查封的财产保全措施后,付强向公证处申请并由公证处出具，且付春来、刘立英、付强与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均有利害关系，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提交的证据也显示付春来、刘立英在购房案涉房屋时没有进行过出资，故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不能证明标注日期为2018年5月26日《赠与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亦不能证明在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前付春来、刘立英、付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就案涉房屋购房款项的出资账户虽系付某、傅秀英、付强三人名下，但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不能认定傅秀英、付强名下账户用于支付购房款项的法律关系为赠与。因付某与傅秀英、付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赠与、民间借贷或者借用账户等情形不能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王某1、王某2、付某、王炜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炜、付某在明知王炜对外有民间借贷债务未偿还的情况下，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严重影响了王炜的责任财产，对胡庆英债权的实现构成了重大不利影响，该行为显然已构成对债权人的损害，故应据实认定王炜、付某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案涉房屋应当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王某1、王某2主张案涉房产足以排除执行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胡庆英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对被执行人与他人共有财产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没有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协商或诉讼的方式对案涉不动产进行析产分割的情况下，不能仅基于共有人身份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准许执行登记在王某1、王某2名下位于滨州市房屋（合同备案号：201810050027）。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王炜、付某、王某1、王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当庭提交付某和王炜离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证实：王炜与付某已于2019年8月5日登记离婚。胡庆英质证称，不质证，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庭后提交幼儿园取得办园许可证一份、幼儿园取得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胡庆英质证称，交纳涉案房屋认购金5万元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抢购房屋的时间为2018年9月2日，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只是印证了房屋的抢购时间，再无其他证明意义。至于办园许可证和非法人组织登记证其登记时间为2019年9月19日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而本案涉及的事实均是在2019年9月19日之前，此两证与本案没有实质性影响。本院确认滨州市滨城区爱婴幼儿园的办园许可证及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对其关联系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19年2月11日，涉案房屋被滨州市滨城人民法院查封。2019年3月22日，付春来、刘立英、付强、申请就其对《赠与协议》及抢房、签订合同、交款等事实出具《说明》的过程进行证据保全；2019年3月25日，滨州市滨城区公证处出具（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628、629号公证书，对该过程进行公证。当日，付某、王炜申请就其出具子女接受所赠与房产的《说明》进行证据保全；2019年3月25日，滨州市滨城区公证处出具（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630号公证书，对该过程进行公证。2019年9月19日，幼儿园取得办园许可证，校长为付某，举办者付强；2019年10月10日，幼儿园取得民办非法人企业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付强。傅秀英、付春来、傅麦英三人系姐弟妹关系。付春来、刘立英育有付某、付强子女两人。付强1994年8月22日出生，系付某之弟。刘道祥与傅秀英系夫妻关系。付某、王炜2011年11月9日登记结婚，2019年8月5日登记离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争议的房屋是上诉人王某1、王某2共同所有还是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与被上诉人付某、王炜共同共有。判断涉案碧桂园翡丽之光第3幢1单元2504室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关键有二：一是查清购房款资金来源；二是确认赠与协议的形成时间。第一，关于购房款资金来源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1604210元，向开发商支付房款涉及的账户及金额如下：2018年5月27日，付某尾号5574的工商银行账户交纳房屋认购金50000元；2018年9月2日，付强尾号057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缴纳房款431263元；2018年10月1日付强尾号为913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缴纳房款582947元，付强卡尾号为057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缴纳房款270000元，傅秀英尾号8772工商银行卡缴纳房款27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604210元，以银行卡为依据确定缴款人时，付某出资50000元，付强出资1284210元，傅秀英出资270000元。付某、付强、傅秀英名下账户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但上述账户与王炜资金往来极少，且数额不大。付某尾号5574的工商银行卡流水明细显示：傅秀英尾号8772工商银行账户向付某转账45000元，交易时间为2018年05月27日15点01分30秒，付某缴纳认购金50000元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05月27日15点02分26秒，两笔转账之间间隔时间极短，不排除两笔转款操作均由付某完成。2018年8月14日，付某通过傅秀英尾号8772账户向滨州东方置业有限公司转账房租款项235993元。2018年9月28日，付某向傅秀英尾号8772农业银行账户转入200000元，由大*辉账户转入货款100000元。2018年9月30日，该账户向付某账户转出25000元。2018年10月1日，该账户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270000元。该270000元房款中，95000元来自傅秀英，175000元来自付某。上诉人一审中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两份，其中2018年7月4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付订金壹拾万元，到2018年10月31号前全部付清”，另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30日。故该合同仅能证实郭明2018年10月31日前向傅秀英转账10万元，无法证实转款20万元。上诉人主张2018年9月28日向该账户转入的200000元为郭明支付的房租，本院不予支持。付强支付房款的款项主要来源是幼儿园托费及学费。办园许可证、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均系案涉房产查封后办理登记，无法证实幼儿园自2014年营业至2018年10月1日时间段内的出资和经营情况。2014年幼儿园营业时，付强仅20周岁，大学尚未毕业，结合幼儿园成立至今一直由付某担任校长处理日常事务，付强大学毕业后在其他单位就业的事实，无法证实用于购买涉案房屋幼儿园托费及学费属于付强个人财产。综上，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房屋的款项来源于案外人傅秀英、付强。第二，关于《赠与协议》的形成时间问题。《赠与协议》标注的日期为2018年5月26日,标注的日期是否为真实日期的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首先,公证处并非是对《赠与协议》的形成过程进行公证，而是就《赠与协议》签订和房款出资、抢房等情况出具《说明》的过程进行公证,公证书不能证实《赠与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其次,《赠与协议》约定赠与人付春来、刘立英、付强三人全额出资购买碧桂园住房一套,但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付春来、刘立英具有出资的行为，反而证实付某于2018年5月27日为涉案碧桂园房产交纳了定金。再次,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2018年9月2日付强参与了抢房的过程，无法证明实际出资情况。综上，赠与协议标注的时间不等同于赠与协议的实际形成时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需就案外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性的民事权益进行谨慎审查。王炜为胡庆英出具570000元、150000元借条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20日、8月7日，王炜向胡庆英借款发生于付某和王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胡庆英在起诉王炜时，亦将付某列为被告。付某对于胡庆英和王炜的民间借贷纠纷知情且了解。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涉案房产的出资人系付春来、刘立英、付强的情形下，对于上诉人王某1、王某2排除强制执行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与他人共同共有的财产进行查封，其他共同共有人可以通过与债权人协商或者提起析产诉讼的方式进行共有财产分割。上诉人王某1、王某2可以提起析产诉讼或与债权人协商的方式，对涉案房产进行析产分割，以保护其所有的相应份额，并便于执行法院对王炜个人份额部分进行执行。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杨群群书记员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