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1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樱花路**。法定代表人：钱志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燕媛，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淮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飞耀南路****。法定代表人：胡从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锦忠，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倪朋邱（又名邱海龙），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上诉人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常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淮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淮建公司）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9）苏0803民初4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际收取1000万元工程款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所谓支付的1000万元实际是支付给靖国权个人项目（安装工程）的工程款。一审中上诉人调取了靖国权向常州市公安分局钟楼分局北港派出所提交的三份合同：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工程造价3400万元的《外墙装饰工程承包协议》、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工程造价4000万元的《外墙装饰工程承包协议》、2011年9月30日由倪朋邱代表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程造价3400万元的《安装工程承包补充协议》，其中，本案双方签订的系工程造价4000万元的外墙装饰合同，其余两份系靖国权挂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对于《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前期所签订的安装工程协议作废，并未明示是2011年9月30日《安装工程承包补充协议》还是2011年10月31日造价3400万元的《外墙装饰工程承包协议》，指向不明，证明被上诉人确实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机电安装项目与靖国权有资金往来。2、被上诉人及倪朋邱未依照合同向上诉人公司账户支付款项。倪朋邱在2019年11月1日《询问笔录》中自认将2000万元工程款汇给靖国权，其中有547.5万元是汇给靖国权的弟弟靖国会，证明上诉人未实际收到倪朋邱支付的1000万元、上诉人从未授权靖国权以个人名义接收所有工程款、靖国会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上诉人更加不可能通知被上诉人将工程款支付给靖国会。2019年7月19日靖国会的《询问笔录》和2019年7月3日靖国权的《询问笔录》均证明，靖国权挂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2011年9月30日《安装工程承包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从未将属于上诉人的工程款汇至靖国权的个人账户。上诉人直至2019年7月常州钟楼公安局对靖国权进行调查后才知道楚州新城的项目分外墙装饰和水电安装，对被上诉人支付的1000万元产生重大误解，一审法院在未对该部分事实进行查明，对1000万元款项的实际去处的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淮建公司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倪朋邱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供书面意见。常泰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中“已付1000万元”的条款内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对于常泰公司诉称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予以确认。《补充协议》签订前，在2014年5月21日，由常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志祥、淮建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倪朋邱、常泰公司实际现场施工负责人靖国权三方共同签订《协议》一份，确认：商务中心工程前期靖国权所打的条据付款，由我公司（指常泰公司）一并认可，其中外墙装饰1000万元，水电安装付430万元；外墙装饰（常泰公司）实收150万元，其余850万元作为靖国权向常泰公司借款，与商务中心项目部无关。在《协议》签订前，淮建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倪朋邱实际向靖国权本人或靖国权指定的第三人汇款1000余万元。2016年9月6日，常泰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淮建公司向常泰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1000万元被靖国权挪用了其中的850万元，后常泰公司与靖国权约定该850万元作为靖国权向常泰公司的借款；同时，靖国权还向常泰公司借了其他两笔款；常泰公司向靖国权索要三笔借款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苏0404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靖国权偿还850万元借款本息和其他两笔借款。该判决书生效后，常泰公司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扣划了靖国权的部分款项、查封了靖国权的财产。2019年7月11日，常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第五条中“已付1000万元”的条款内容。2019年5月至7月间，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找靖国权、靖国会、倪朋邱等人调查靖国权是否实际收取淮建公司1000万元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常泰公司与淮建公司就楚州新城商务中心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特征，所以双方之间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其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履行过程对合同的变动，并不改变原来的合同性质。因此，双方就《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履行所产生的纠纷，应当根据其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来确定纠纷的性质。《补充协议》签订后，常泰公司就《补充协议》中的“已付1000万元”的内容是在倪朋邱认可实际收取淮建公司1000万元的基础上做出的意思表示，其中对该意思表示赖以的基础事实“倪朋邱实际收取淮建公司1000万元工程款”并无误解。同时，常泰公司在2014年5月21日与淮建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倪朋邱、常泰公司实际现场施工负责人靖国权三方共同签订的《协议》，再次确认了淮建公司实际付款1000万元的事实；其中还认可了实际收取15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对剩余850万元工程款所形成的新的借款关系也进行了确认，使得常泰公司从850万元工程款所有权人变成了85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其中并不存在对合同内容发生了具有交易上重要性的认识错误和表意错误。随后，因靖国权未能及时偿还该850万元，常泰公司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在判决书生效后还申请执行，其850万元的债权已经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这些都进一步明确地证实了常泰公司实际收取100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从而充分地否定了其对《补充协议》中的“已付1000万元”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因此，对常泰公司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补充协议》中的“已付1000万元”的内容，不予支持。常泰公司诉称，其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后一直以为淮建公司已经支付了1000万元工程款给了常泰公司的施工负责人靖国权，直到本案起诉前一个多月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找靖国权调查时靖国权申明没有实际收取淮建公司1000万元工程款的时候，常泰公司才发现《补充协议》中“已付1000万元”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此后，常泰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取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行使撤销权时效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常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常泰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二审中，上诉人明确其认可靖国权收到了争议的1000万元，其重大误解的内容是：就靖国权认可收到的1000万元工程款，上诉人认为是外墙工程项目的工程款，但后据靖国权本人陈述，该1000万元都是安装工程的工程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从认定重大误解的条件来说，重大误解所涉的内容一般指对行为的性质、双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认识错误，使得行为的后果与自己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而本案中，上诉人认可靖国权已收到讼争的1000万元工程款，只是在三方已达成2014年5月21日《协议》确认该1000万元是外墙装饰的工程款、上诉人将其中的850万元作为借款出借给靖国权、上诉人经诉讼无法从靖国权处受偿的情况下，根据靖国权单方将该1000万元的用途变更为水电安装工程款的陈述，主张其存在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对该讼争1000万元是外墙装饰工程款、并出借给靖国权的用途在三方达成2014年5月21日《协议》时已然确定，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认识错误；其次，在前述协议签订后，靖国权将该1000万元视作水电安装工程款，仅是其单方陈述，至今并未得到《协议》其他两方的确认，该变更对其余两方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再次，上诉人将讼争1000万元中的850万元作为对靖国权的借款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在该诉讼中，三方《协议》是其债权得以支持的基础证据，进一步印证其对讼争1000万元的性质是明知且认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所主张的重大误解并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及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东新审 判 员 张兆宇审 判 员 邹艳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 忠书 记 员 李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