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949号原告：范秀萍，女，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阿新，河北天源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霞，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童丽华，女，196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顺义区。被告：托马斯??哈格斯贝尔（ThomasHagspiel），男，1970年4月6日出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顺义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伟，河北拓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秀萍与被告童丽华、托马斯??哈格斯贝尔（以下简称托马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秀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霞，被告童丽华、托马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秀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童丽华、托马斯向范秀萍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30日，债权人高翀与天津益路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路发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对于高翀借给益路发公司于签约日之前的17笔借款予以了确认，共计1415万元，并承诺以机器质押。协议书签订后，益路发公司并未偿还借款，后益路发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注销。经查实，益路发公司系一人公司，股东童丽华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托马斯是童丽华的配偶，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生产生活债务，另一方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同时，托马斯是益路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公司注销时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侵害了范秀萍权益，范秀萍有权起诉托马斯赔偿。2019年8月26日，高翀将其对益路发公司400万元债权的5%转让给范秀萍，范秀萍因此取得与高翀同样的诉讼权利。现童丽华、托马斯违反法律规定恶意注销益路发公司，致使范秀萍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损失，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童丽华、托马斯共同辩称：范秀萍所诉不是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范秀萍的诉讼请求。一、益路发公司和童丽华、托马斯与高翀并不存在借贷关系。2015年5月19日高翀与托马斯签订《机械委托经营与合作协议》，双方出资购买W2000:06.20.0643/0770/0329/1164（其中1164未购买）3台设备，双方同意按照等股50%∶50%平分，设备销售完毕协议终止。设备到达后0643/0329由高翀拉走并出租，所得收益全部被高翀据为己有，且设备至今仍被高翀控制不知去向，0770被高翀出售后，高翀分得62.5万元。鉴于上述情况，结合益路发公司具有设备进出口权，双方改变合作方式，由益路发公司进口二手设备销售给高翀。高翀为了便于设备的购买、出售和出租，于2016年5月18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管委会779号设立了西藏铣路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铣路行公司），高翀作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有89%股权，陈素明占有10%的股权，魏春明占有1%的股权，同时魏春明出任铣路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0月11日股权发生变化，高翀继续占有89%股权，云松占有11%股权，魏春明和陈素明不再占有股权。设立初期高级管理人员为高翀、魏春明和朱娜，2016年10月11日经高翀要求变更后姬红为监事、云松为经理、高翀为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铣路行公司成立后，益路发公司按照高翀的要求，将高翀购买的全部设备销售给铣路行公司。截止至2016年9月份，益路发公司已经按照高翀的要求将上述设备交付铣路行公司或者由高翀派人拉走出租或者销售，双方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另外在2016年8月26日，高翀为了经营需要向益路发公司借清扫车一台（价值20万元）、维特根牌W2000型精铣刨鼓（672只刀座）一件（价值65万），至今尚未偿还，应当在高翀已付款项中扣除。二、益路发公司关闭是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程序关闭的，并不存在恶意注销的情形。鉴于近年来国内道路施工项目缩减，公司收益大幅降低，因此益路发公司的股东决定关闭公司。关闭过程中按照政策和法律的要求，发布了公告，并完成了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事务后，合法关闭的，所以并不存在违法注销公司的情况。并且，益路发公司关闭还是经营都与范秀萍无关，特别是益路发公司虽为一人公司，但是股东童丽华严格按照公司制度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别处理，并不存在混同的情况。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范秀萍的诉请。范秀萍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益路发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收据、银行转款记录、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书等证据；童丽华、托马斯提交了机械委托经营与合作协议，汇款证明，铣路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设备销售合同，运费审批、设备转场申请审批和承运协议，借条，录音，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微信对话记录，电子邮件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益路发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0日，其唯一股东为童丽华，托马斯是益路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21日，益路发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登记。2016年9月30日（落款时间），益路发公司（合同甲方）与高翀（合同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乙方借款，乙方通过银行转账陆续向甲方支付借款，甲方将所有借款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现甲乙双方就借款的偿还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支付给甲方的借款共17笔，共计1415万元，甲方确认已经收到所有借款，且该借款已经用于购买机器设备，乙方付款清单和甲方购买设备的清单附于本协议书后。二、甲方因自身原因不能以现金形式归还乙方借款，现愿意以机器设备折抵借款方式偿还，乙方同意接受所有的机器设备。三、甲方将本协议书后附的清单内机器设备，以现状方式将机器设备所有权转移给乙方，甲乙双方签认设备转移所有权证明后，清单上所列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即转移到乙方名下，乙方有权处置。……该协议注明附件1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清单”，附件2为“甲方用于抵偿乙方借款的设备清单”，但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签署《协议书》时未形成上述两份清单。对于上述协议，童丽华、托马斯解释为该协议系双方基于避税考虑而形成的一个资金转付方案，并非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协议签订后双方放弃了该方案，该协议记载事项不具有真实性。但童丽华、托马斯就其所述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为准确审核高翀与益路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具体债权债务数额，本院要求范秀萍提交该协议中所列17笔借款（共计1415万元）的具体清单。此后范秀萍向本院提交高翀自行汇总的清单一份，其中罗列24笔付款，付款人分别为高翀、王红、商冶、李革英等数人，收款人分别为童秀华（童丽华之姐，诉讼中童丽华、托马斯认可童秀华系代益路发公司收款）、益路发公司，总金额为1495万元，且其中部分款项未附支付凭证。经询，范秀萍认可上述清单中有3笔总计80万元与本案无关。但本院注意到，扣除范秀萍认可与本案无关的80万元之后，暂且不论付款次数与协议书记载的17笔借款次数不吻合，剩余1415万元的支付凭证中相当部分在附加信息处记载为“设备款”、“设备采购”、“零售汇出汇款”或“投资款”，且范秀萍主张高翀于2016年3月24日向益路发公司出借10万元，但其提交的高翀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高翀在该日转支10万元（未载明收款方户名），但当日稍晚时间益路发公司向该账户转存10万元。对于上述疑点，范秀萍始终未能予以合理解释。另，诉讼期间范秀萍自认高翀在签订上述《协议书》后曾经从益路发公司处强制拉走部分机器设备用于抵顶债务，并称一共拉走4台设备。童丽华、托马斯则主张高翀以铣路行公司名义与益路发公司或托马斯进行商业合作，益路发公司向高翀交付的设备总价值达1300余万元。2019年8月26日，高翀（合同甲方）与范秀萍（合同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益路发公司尚欠高翀1415万元及利息，高翀将其对益路发公司上述债权总额的5%及其从权利转让给范秀萍。范秀萍向本院说明，其在本案中仅主张20万元（债权金额400万元的5%），余额另行解决。范秀萍提交的证据显示，债权金额400万元具体包括：①2015年5月19日益路发公司出具收据，收到高翀50万元，②2015年6月4日高翀向童秀华汇款支付150万元，③2015年7月3日高翀向益路发公司汇款支付110万元，④2015年7月14日高翀向益路发公司汇款支付80万元，⑤2016年3月24日高翀向益路发公司汇款支付10万元。但是结合范秀萍向本院提交的前述清单及相应支付凭证，2015年5月19日益路发公司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据对应高翀于2015年5月5日汇款支付给童秀华的50万元，其中附加信息为设备款；2016年3月24日债权金额10万元亦存在明显疑点（前文已经详述）。另查，铣路行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18日，高翀持有铣路行公司89%的股权，并在2016年10月11日之后担任铣路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诉讼期间童丽华、托马斯否认益路发公司对高翀负有债务，并提交了托马斯与高翀之间签订的《机器委托经营与合作协议》、益路发公司与铣路行公司之间签订的机械设备买卖合同等证据。本案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托马斯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准据法适用。本案系范秀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依法不属于强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情形。鉴于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应视为当事人就选择适用法律达成一致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故本院据此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对本案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中，按照范秀萍的诉讼主张，童丽华、托马斯应当承担的给付责任均来源于高翀对于益路发公司享有的债权，故本案首要争议焦点在于高翀对于益路发公司是否享有债权以及债权数额是否达到400万元。作为提出诉讼请求的原告，范秀萍依法负有举证证明高翀对益路发公司享有债权以及具体债权数额的法律责任。诉讼期间，虽然范秀萍提交了2016年9月30日益路发公司与高翀签订的《协议书》，但本案中仍然存在诸多疑点，范秀萍未能予以合理解释：1.根据《协议书》记载的内容，系协议双方对于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数额予以确认并确定债务偿还方式，但是作为协议核心事项且在协议中明确载明的附件借款清单及设备清单竟然自始不存在；2.范秀萍提交的具体支付明细扣除与本案无关的3笔后尚余21笔，与协议书中载明的17笔不符，且部分款项支付方并非高翀；3.范秀萍主张的支付款项中相当部分款项用途注明为“设备款”、“设备采购”、“零售汇出汇款”或“投资款”，明显不属于借款；4.范秀萍主张高翀于2016年3月2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对益路发公司形成10万元借款债权，但其自己提交的证据显示当日稍晚时间益路发公司向高翀转存10万元；5.诉讼中范秀萍自认高翀曾经强制拉走部分机械设备抵顶债务，但范秀萍与高翀于2019年8月2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仍记载益路发公司尚欠高翀1415万元本金，两相对照明显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就范秀萍自认高翀从益路发公司处强制拉走部分机械设备一节，本院认为，高翀与益路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以机器设备折抵欠款，且约定双方需签认设备转移所有权证明，也就是说当时益路发公司与高翀之间关系和缓，不存在对抗状态，因此很奇怪高翀为何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占有该部分设备。退一步说，即便高翀对于益路发公司存在债权且益路发公司未自动履行，高翀未经正当程序自行强制控制、处分债务人财产亦属于非法行为。现范秀萍在诉讼中称高翀仅强制拉走4台机械设备，但在其未能就此提交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应当对其作出不利推定。本院同时注意到，童丽华、托马斯承认益路发公司与高翀签订的《协议书》中益路发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其虽辩称该协议仅是基于避税考虑而签订的虚假协议，但并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可是童丽华、托马斯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托马斯与高翀、益路发公司与铣路行公司之间存在大量交易关系的事实，且高翀在铣路行公司持股比例达到89%，已经形成绝对控股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益路发公司或者托马斯作为一方，高翀或者铣路行公司作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商业往来，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未注重保全证据，导致目前出现争议后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未能完全证实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根据目前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仍无法准确还原事实本来面目，本案中出现真伪不明之情形。对此本院认为，依照前述法律规定，范秀萍作为原告负有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的基本法律义务，本案中出现真伪不明之情形即说明范秀萍未能完全履行其举证责任，故本院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负担规则作出对原告不利的判定，对范秀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秀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范秀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李 晖人民陪审员  丁岩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