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5民初31553号原告：陆静芝，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兴强，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新，北京滳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静芝诉被告李兴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陆静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坤、李兴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静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兴强返还我购买车牌指标款35000元；2、李兴强支付我违约金50000元；3、李兴强返还我购车款300000元；4、李兴强协助我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事实与理由：我和案外人雷鸣系同事，关系不错。2012年12月，因我有用车需求，我找到雷鸣，询问他能否给我弄一个北京车牌。雷鸣认识李兴强，就问他有没有车牌能够卖给我，让我长期使用。李兴强表示有车牌可以出售,车牌号为×××。双方商议车牌价格为35000元。经磋商双方就合同内容达成一致，2012年12月10日，雷鸣出面代我与李兴强签订了协议。当时签订地点是芍药居一个宾馆，好像我和雷鸣都去了，但是我记不清楚了。我本人没有亲自签订合同，是因为和李兴强不熟悉，才找雷鸣代签。当时，雷鸣和李兴强再次确定了合同内容，去打印店打印协议并签字摁手印。我当时应该携带35000元现金，他们二人签订合同之后我把车牌款35000元给了李兴强，李兴强把身份证给了我。我家原有一辆奥迪车，系2010年3月5日购买，购车价为329900元，挂有京牌牌照。买了李兴强的车牌后，我新买了一辆宝马车，把奥迪车的车牌转到宝马车上，又把从李兴强处购买的车牌挂到了奥迪车上，上牌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并一直使用。直到2019年3月去年审时，车管所告知李兴强给我的行驶证已经作废，他又办了一个新的行驶证，所以无法给我办理年检。我的奥迪车就一直停在车库无法使用。双方多次沟通，但协商未果，故我诉至法院。关于本案车牌买卖协议的效力问题，我认为是我和李兴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请法院依法予以认定。诉请第1-3项基于协议第5条之规定主张，如果协议有效，那么第5条就是违约条款应当执行，违约方应当退还购买车牌的费用35000元，赔偿损失50000元，并按照挂牌时我和被告商定的奥迪车车辆价格300000元赔偿车款。如果法院认为协议无效，那第5条属于清算条款，不因合同无效而无效。关于我的第4项诉讼请求，由于李兴强的原因我已经无法使用车辆，所以我必须给车辆更换牌照，这个过程需要他配合。李兴强辩称，不同意陆静芝的前三项诉讼请求。陆静芝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我从未与其签订协议，陆静芝陈述雷鸣代她与我签订协议的陈述也与事实不符。在陆静芝起诉我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也不曾知道其人。合同是我和雷鸣签订，与陆静芝无关。我没有收到陆静芝支付我的任何款项，因此也不负有返还义务。根据陆静芝代理人庭上陈述，当时签订合同时“陆静芝本人好像去现场了，后来又说应该现场给我钱款”，这都是不确定的表述，说明陆静芝本人对于当时我们签订协议包括支付钱款的过程并不清楚。陆静芝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陆静芝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我们是同意的，因为车牌确实是我的，车辆的所有权是陆静芝的，所以我也同意协助陆静芝办理车牌的过户。另外，我强调一下，我从来没有换过行驶本。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陆静芝与案外人雷鸣系同事关系，雷鸣与李兴强经人介绍相识。现登记在李兴强名下的奥迪牌轿车车牌号为×××。庭审中，陆静芝提交协议复印件1份，显示2012年12月10日雷鸣（甲方）与李兴强（乙方）签订，协议上载明：“1.乙方自愿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北京市小客车牌照，现已取得车牌号×××。2.甲方于2012年12月10日自愿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5000元，买断其牌照终生使用权。3.该机动车只仅仅以乙方的名义购买上牌号，甲方支付新车购买款项，各种税费及上牌号的所有费用，机动车实际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归甲方所有。4.机动车自购买之日起，该车辆所产生的费用，如车辆保险，违章处罚及事故等均由甲方负责，乙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乙方有权向甲方索要其垫付的相关费用。在甲方购买之日前，此车牌所造成的任何经济上或相关法律上的责任，均与甲方无关。5.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为该车所有权作任何限制，包括抵押、担保、贷款，转移产权等。如乙方未按照本条款履行，则返还乙方购买该车辆时的全部款项（车款、各种税费、相关保险、保养费等与该车相关一切费用），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6.若甲方需要乙方到现场处理该车的相关事项，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无任何条件需协助甲方办理该车辆的各种手续，并根据需要为甲方办理相应手续，以及签署相关文件等。如乙方有违反本合同之规定或不予履行相关配合义务的，应向甲方承担20000元违约金。7.乙方在此期间（甲方使用号牌期间）如发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均与甲方无关。并提供与车牌主的卖牌合同复印件。8.若北京政府相关法律允许过户，乙方有义务联络车牌主到京协商过户事项。9.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平等协商，并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诉讼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10.甲方终身使用乙方身份证原件，但身份证只供办理车手续使用。11.乙方名下如有未报废车辆，指标，车牌无法上牌使用，乙方无条件退全款（按买牌价退全款）。12.双方承诺上述内容具有法律效应。发生违约，此协议可以作为合法依据法院提起诉讼。”就该协议，陆静芝表示系由雷鸣代其签订，合同主体实际为陆静芝和李兴强，证明双方买卖车牌的基本约定。李兴强认为该协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另表示自己和雷鸣确实签订过协议，协议的内容应该是车辆和车牌一起交易，但是原件也找不到了。陆静芝提交二手车销售发票一张，显示买方为李兴强，卖方为陆静芝，车牌号为×××，厂牌型号奥迪牌FV7203TFCVTG，车价合计300000元，以证明李兴强协助将车牌挂到陆静芝的奥迪车上，双方也商定了车辆价格。李兴强表示该车是陆静芝的，只是把我的车牌挂到了她的车上，该价格不是真实的二手车交易价格。庭审中,本院要求双方就李兴强的车牌如何挂在陆静芝车上进一步说明。陆静芝表示:冯德春和李兴强因案外人闫仲全相识。2012年，李兴强名下有一辆旧的夏利车，车上挂着一个京牌。当时李兴强想把车辆售出，就把夏利车作价卖给闫仲全，这时李兴强在夏利车上的车牌就空出来了。李兴强通过闫仲全和雷鸣去找人接手这个车牌。我和雷鸣是同事，雷鸣就找到我。我在2010年买了本案当中的奥迪车，车牌号是×××。在雷鸣代我和李兴强签订了上述协议之后，我就想把李兴强的车牌挂在奥迪车上，具体的方式是我和李兴强之间走一个二手车买卖，名义上我把奥迪车出售给李兴强，把车辆登记在李兴强名下，但是实际上由我来使用，李兴强也不向我支付购车款。车辆的整个过户交易都是雷鸣代为办理的，由于车辆买卖需要开具发票，所以当时办理车辆交易的北京市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就给我开具上述发票，发票金额就是我和李兴强商议的30万元。最终，我通过二手车买卖的形式把李兴强的车牌挂在了我的奥迪车上。李兴强对陆静芝的陈述不予认可，表示：我和闫仲全认识，并通过闫仲全介绍认识了雷鸣，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陆静芝及其爱人冯德春。之前我名下有一辆旧的夏利车，上面有我的京牌指标。2012年通过闫仲全将夏利车卖给雷鸣，车牌暂时没有收回，让雷鸣先行使用。2017年、2018年左右，我多次打电话给雷鸣，想把车牌要回来，雷鸣表示同意，但是一直没有实际行动。我的车牌是×××的奥迪车上的我不清楚。我从来没有把车牌卖给过雷鸣，只是出售了二手夏利车。我认为车牌之所以到了陆静芝车上，可能是雷鸣单独把车牌做了一个处分，但是对此我并不知情。经当事人申请，案外人雷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陆静芝是我的同事，李兴强跟我是朋友关系，我们通过闫仲全介绍相识。2012年12月8日，李兴强找到我，说能不能让我找人购买他的车和车牌，我就在公司里问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需求。陆静芝说想买车牌。陆静芝当时报价车牌35000元，李兴强不放心，还在12月9日去车市上咨询，当时市场上的车牌报价是30000元左右。12月10日，李兴强又找到我，想让我促成车牌的交易。我就又问陆静芝还有没有购买的意向，陆静芝同意购买。我们本来不想签合同，就让陆静芝交钱，李兴强将车牌过户，但是陆静芝不放心。我正好车里有一个车牌交易的模板合同。当天傍晚，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小区的山水宾馆里，我、陆静芝的爱人冯德春、李兴强和李兴强的一个朋友，以及陆静芝和李兴强共同的朋友闫仲全，此外还有两三个人在场，陆静芝本人不在场。当时冯德春和其他几人都在打扑克。我就把协议给冯德春和李兴强出示，让他们看一看，他们看了之后表示没有问题。本来签合同应该由冯德春和李兴强签订，但是闫仲全说冯德春正在打扑克，让我替冯德春签订，我就口头问了一下冯德春和李兴强行不行，他们俩都说可以，我就在合同上替陆静芝的爱人签了字。该协议只有一份原件。签完合同之后，我就下楼把合同原件复印了一份，把原件和复印件给他们俩人让他们自行分配。当时现场冯德春拿手机操作了一下，但是不是给钱我也不清楚。购买车牌的款项肯定付给李兴强了，但是如何支付的我记不清楚了。当天李兴强还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了。第二天，我拿着李兴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相关手续去车管所办理了车辆过户。到了2015年，李兴强曾经联系过我，试图让我协调他和陆静芝车牌买卖的事情，他想把车牌要回来，我拒绝了，让他们自行沟通。陆静芝对证人证言都认可，并表示购买车牌的款项是由其爱人直接支付给李兴强。李兴强表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连我的名字都记不清楚。购车款的交付是本案的核心事实，证人也记不清楚。陆静芝上次庭上说签约现场她本人在，款项是她本人现金支付的，但是这次证人说陆静芝本人根本就不在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庭审中，本院就陆静芝提供的证据协议当中所涉车牌×××与陆静芝现在其奥迪车使用的车牌×××不一致的问题询问双方。陆静芝表示：我所购买的只是李兴强的指标，但是具体在挂牌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李兴强本来的车牌号，也可以自行选择新的车牌号。车牌号是×××，这也就是车牌号为×××，但×××车牌的小客车指标确实是李兴强的。李兴强认可陆静芝的陈述，并表示：我当时夏利车的车牌牌确实是×××，陆静芝陈述的关于车辆过户时可以选择变更车牌号的事实我是认可的。她奥迪车上挂的×××车牌号应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陆静芝提交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显示开票日期2010年3月4日，购货人陆静芝，厂牌型号FV7203TFCVTG，销货单位北京奥吉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价税合计329900元；另提交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2页，显示所有人陆静芝，登记牌号×××等信息，以证明其奥迪车初次购买时的价格。李兴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陆静芝提交李兴强身份证复印件1页，证明陆静芝向李兴强购买车牌的真实性。李兴强表示自己的身份证原件系自行保存。陆静芝提交李兴强的行驶证照片打印件1页，证明自己是奥迪车的所有人，只是买了李兴强的京牌指标。李兴强表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陆静芝与李兴强之间是否形成了车牌买卖的法律关系。陆静芝主张其委托雷鸣与李兴强签订了车牌买卖的协议，并据此提出相关诉讼请求。综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情况，本院对此难以认同，理由如下：首先，陆静芝提交的作为本案依据的协议系复印件,而李兴强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否认；其次，即使该协议为真实，协议上载明甲方为雷鸣，乙方为李兴强，文本中亦没有任何表述可以体现出雷鸣系代陆静芝签订，与常理不符；再次，庭审过程中陆静芝的陈述有多处前后矛盾，其先是陈述签订合同当时其本人应该在场，只是由于和李兴强不熟悉才由雷鸣与李兴强代为签订协议，并当场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李兴强钱款35000元，李兴强还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给陆静芝，但在证人雷鸣出庭作证后，陆静芝又改变了其之前的陈述，表示其本人未在协议签订现场，而是其配偶冯德春在场签订合同，李兴强也并未将身份证原件交给陆静芝；最后，陆静芝申请雷鸣出庭作证，而雷鸣则明确表示协议签订当时其是为陆静芝的配偶冯德春签订的协议，而并非陆静芝授意。综上，本院无法认定陆静芝委托雷鸣与李兴强签订协议购买车牌的事实，故陆静芝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院依法裁定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陆静芝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姚澍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