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京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21民初376号原告:洪福祥，男，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原告:洪志刚，男，198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上列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盛，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武汉市新洲区辛冲东城湾。法定代表人:刘先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仙桃，男，该公司法务。被告:吴喜佑，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被告:湖北中谷正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罗汉寺办事处。法定代表人:周**，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阳，男，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罗汉寺办事处，住所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罗汉寺办事处。负责人:曾庆洁，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奎，男，该办事处社会事务办主任。原告洪福祥、洪志刚与被告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八建公司”)、吴喜佑、湖北中谷正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谷正和公司”)、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罗汉寺办事处(以下简称“罗汉寺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依法作出(2019)鄂0821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后，新八建公司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依法作出(2019)鄂08民终110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鄂0821民初5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洪福祥、原告洪福祥与洪志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盛、被告新八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仙桃、被告吴喜佑、被告中谷正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阳、被告罗汉寺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洪福祥、洪志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新八建公司向原告洪福祥、洪志刚支付96.345万元(含劳务费59.365万元、垫付活动板房租赁费10.4111万元、延期租用施工器材的租赁费11.277万元、垫付床铺费2万元、垫付电费0.3255万元、误工费7.2万元、逾期利息2.7659万元及合理支出3万元)；二、判决被告吴喜佑对第一项诉请中被告新八建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判决被告中谷正和公司、罗汉寺办事处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就原告洪福祥、洪志刚第一项诉请中主张的款项承担支付责任；四、诉讼费用由被告新八建公司、吴喜佑、中谷正和公司承担。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洪福祥、洪志刚当庭放弃了其第一项诉请中的“逾期利息2.7659万元”。事实和理由:洪福祥、洪志刚于2016年10月进入祝家庄灾后安置点项目进行劳务作业施工，因相关费用(劳务费、材料费等)未及时支付导致该项目于2017年2月停工，又经多方协调于9个月后重新开工。洪福祥、洪志刚于2017年11月26日与吴喜佑补签《劳务施工合同》，并于2018年5月15日施工完毕。洪福祥、洪志刚按照项目设计图纸施工的建筑总面积为5110.56㎡，依约按440元/㎡计算，劳务施工总费用为224.865万元。在中谷正和公司代为支付110万元、罗汉寺办事处代为支付55.5万元后，还有劳务费59.365万元尚未支付。另外，根据《劳务施工合同》约定，临时活动板房、床铺应由新八建公司、吴喜佑提供并承担相应费用，洪福祥、洪志刚垫付了活动板房租用费用10.4111万元及床铺费用2万元；该项目停工导致洪福祥、洪志刚租用钢管等材料延期产生11.277万元的租赁费用；停工还导致洪福祥、洪志刚安排两名工作人员留守施工现场，额外承担了4000元/月/人的费用，共计7.2万元；施工期间，洪福祥、洪志刚还垫付缴纳了电费3255元。该项目施工完毕后虽未经竣工验收，但已安置17户受灾村民入住。因各被告至今未支付洪福祥、洪志刚的剩余款项，特诉至法院。被告新八建公司辩称，1.新八建公司在屈家岭管理区并无任何建设项目，未在屈家岭管理区的建设部门备案，未成立荆门分公司或屈家岭分公司，未委派任何项目经理。2.吴喜佑曾任新八建公司西安分公司、临泽分公司负责人，实为项目负责人，工程结束后相应分公司已撤销，且吴喜佑自2016年以来已无新八建公司项目，与新八建公司再无联系，吴喜佑与洪福祥、洪志刚的纠纷与新八建公司无关。3.新八建公司与中谷正和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工作往来，从未收到过中谷正和公司的任何书面文件。4.洪福祥、洪志刚私刻新八建公司公章，欲达到其非法目的。被告吴喜佑辩称，1.洪福祥、洪志刚诉请的工程款金额组成不明确，合同约定按440元/㎡计算，但未约定误工费、床铺费、租赁费、利息等费用。2.中谷正和公司与吴喜佑至今尚未结算。3.吴喜佑已经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工程款31万元。4.新八建公司在屈家岭管理区未备案，未与中谷正和签订过协议，亦未与洪福祥、洪志刚签订过协议。被告中谷正和公司辩称，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谷正和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没有合同关系，洪福祥、洪志刚的诉请与中谷正和公司无关，中谷正和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责任。被告罗汉寺办事处辩称，罗汉寺办事处与洪福祥、洪志刚未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洪福祥、洪志刚没有合同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部分有争议证据的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处理，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详细阐明。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洪福祥、洪志刚提交的《整改方案》(2016年11月2日)是否应采信的问题。该《整改方案》尾部施工单位处加盖有新八建公司的公章，但经洪福祥、洪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盛与新八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仙桃当庭将该方案中加盖的新八建公司公章与新八建公司为本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答辩状等材料中的公章进行比对，张冬盛与肖仙桃均认为新八建公司的公章在两者间差异明显，如公章大小不一样、公章上文字的字体不一样。另外，新八建公司共使用11枚公章，其中10枚公章中部五角星处有肉眼可见的清晰指纹纹路，而该《整改方案》中新八建公司的公章处并无指纹纹路；另1枚公章上文字的字体与《整改方案》中新八建公司公章的字体有肉眼可见的明显不同。因此，本院认定《整改方案》尾部施工单位处加盖的新八建公司公章并非新八建公司的真实公章，本院对该《整改方案》不予采信。2.关于洪福祥、洪志刚提交的电费单据是否应采信的问题。洪福祥、洪志刚提交的电费单据含2018年1月8日的五笔共计2200元、2018年1月18日的两笔共计700元、2018年7月2日的三笔共计100元、2018年7月23日的两笔共计100元、2018年8月7日的两笔共计55元、2018年9月4日的两笔共计100元，总金额为3255元。因洪福祥、洪志刚在其诉状、庭审中均自认涉案工程的施工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故本院认定洪福祥、洪志刚垫付电费的金额为2900元(含2018年1月8日的五笔共计2200元、2018年1月18日的两笔共计700元)。3.关于吴喜佑提交的四张借支单、领条是否应采信的问题。该四张借支单、领条载明吴喜佑于2016年10月19日向洪福祥付款50000元、2016年11月3日向洪志刚付工程款70000元、2016年12月10日向洪志刚付祝家庄工程款50000元、2017年11月27日向洪志刚付款140000元。洪福祥、洪志刚对该四张借支单、领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了前述共计31万元款项，但认为前述共计31万元款项系支付邵家坡、谢家冲的修路款，而吴喜佑认为前述共计31万元款项系支付涉案工程的劳务费。本案庭审中，洪福祥、洪志刚认为其主张的道路工程施工期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10月，涉案工程的施工起始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吴喜佑认为涉案工程的施工起始时间为2016年10月12或13日。根据洪福祥、洪志刚与吴喜佑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吴喜佑支付的31万元款项均系涉案工程正式施工后支付。同时，洪福祥、洪志刚并未提交道路工程的施工合同、结算协议、施工签证等证据证实其与吴喜佑曾达成了道路工程施工的合意，而吴喜佑认为其并未找洪福祥、洪志刚修过路，且道路工程施工的相关争议亦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综合认定吴喜佑已为涉案工程支付工程款31万元。若洪福祥、洪志刚有证据证实其对道路工程进行过施工，则其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0日，罗汉寺办事处向中谷正和公司出具《委托函》，具体委托内容为:1.方案设计规模按批复文件执行，第一期祝家庄安置点9月20日动工，第二期9月底落实详规，10月30日前启动；2.负责安置房基础设施的土建工程；3.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祝家庄灾后重建工程。2016年10月20日，罗汉寺办事处(甲方)与中谷正和公司(乙方)签订《新农村建设(灾后重建)合同》，第一条约定“房屋建设标准按1350元/㎡计算，根据图纸设计减项后，按实际工程量据实结算”，第二条约定“灾后重建资金由甲方负责拨付”，第三条约定“按照高标准建设要求，由乙方负责安排有资质的勘探、设计、建筑公司参入重建，并派出有经验的工程建造师现场负责施工；甲方安排工程监理公司，负责质量监督工作”，第四条约定“具体由乙方按施工安全标准监督施工方实施，建设中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本案庭审中，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吴喜佑和洪福祥、洪志刚均认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为罗汉寺办事处，承包方为中谷正和公司；中谷正和公司、新八建公司、吴喜佑均认为系中谷正和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吴喜佑；吴喜佑认为系其将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给洪福祥、洪志刚；但洪福祥、洪志刚认为系中谷正和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新八建公司后，由新八建公司将涉案工程的劳务再向其分包。2017年11月26日，吴喜佑(甲方)与洪福祥、洪志刚(乙方)签订《劳务施工合同》，该合同首部载明的甲方仅为吴喜佑，尾部的甲方签字亦仅为吴喜佑，且该合同的所有内容处无任何公司加盖公章。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工程名称:屈家岭管理区，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第三条约定:“建筑面积:大约5000㎡(以图纸设计建筑面积为准)”。第四条约定:“承包方式:劳务大包及部分机械、辅材”。第五条约定:“甲方提供材料明细，钢筋、红砖、水泥、沙子、碎石、预制板、现场水电、临时活动板房及床铺”。第六条约定:“2.以甲方验收结算单价为准，结算单必须经甲方‘吴喜佑’签字确认才能算数，其他任何人签字无效；3.泥工为170元/㎡结算；4.木工为150元/㎡结算；5.钢筋工为40元/㎡结算；6.脚手架为40元/㎡结算；7.水电安装为15元/㎡结算；8.其他的为25元/㎡结算”。第八条约定:“甲方提供工人住宿场地及活动板房，甲方提供床铺、水电费等”。第十条约定:“如乙方造成工期延误每推迟一天罚款1000元，提前一天奖励500元”。吴喜佑与洪福祥、洪志刚在本案庭审中均认可涉案工程系于2016年10月进场施工，前述施工合同系施工过程中补签形成。洪福祥、洪志刚认为涉案工程依吴喜佑指示存在停工情况，于2018年5月施工完毕；吴喜佑于本院(2019)鄂0821民初51号案的庭审中陈述“2017年12月以后，我不在现场，没有再管理这个项目”，“对涉案工程何时施工完毕不清楚”。涉案工程完工至今尚未竣工验收，但现已有十余户安置户正式入住。本案庭审中，洪福祥、洪志刚认为其依图纸测算的施工面积为5110.56㎡，吴喜佑认为其依图纸测算的施工面积为4900㎡。本院就施工面积的确定问题当庭向洪福祥、洪志刚释明是否申请司法鉴定，洪福祥、洪志刚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申请司法鉴定，新八建公司、吴喜佑、中谷正和公司、罗汉寺办事处则当庭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中谷正和公司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110万元，罗汉寺办事处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55.5万元，吴喜佑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工程款31万元。罗汉寺办事处与中谷正和公司、中谷正和公司与吴喜佑之间均尚未结算，洪福祥、洪志刚未举证证实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欠付工程款的金额。另查明，1.洪福祥、洪志刚诉请主张的逾期利息2.7659万元，于本案庭审中当庭予以放弃。2.洪福祥、洪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盛在本案庭审中陈述，除洪福祥、洪志刚提交的《整改方案》(2016年11月2日)以外，没有其他证据材料中有新八建公司的公章。《整改方案》尾部的施工单位处由谭焱峰签名，并加盖虚假的新八建公司公章。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8民终1104号案2019年11月20日的询问中，洪福祥、洪志刚认为谭焱峰系新八建公司派驻的现场管理人，吴喜佑认为谭焱峰系其临时聘请的现场施工人员且与新八建公司没有关系。吴喜佑还在该次询问中陈述:涉案工程中含“新八集团”标识的国旗台、新八建公司标识的牌匾都是他做的；含新八建公司标识的工作服是他从其他项目拿过来的。新八建公司与吴喜佑在本案庭审中均陈述相互之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另外，吴喜佑曾为新八建公司临泽分公司(2011年11月25日成立)、西安分公司(2014年12月24日成立)的负责人。3.2016年9月26日，吴长清(甲方)与武汉诚招钢结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活动房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价值为104111元的活动板房，该合同乙方落款处由左国咏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署。2017年1月26日，左国咏出具条据载明其已从洪志刚处领取活动板房款项104110元。吴喜佑在本案庭审中当庭认可该笔活动板房费用应由其支付。4.2018年7月10日，钟祥市兴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出具《证明》，载明洪志刚2016年11月8日至2018年5月20日在该处租赁钢管、扣件、油顶，每月费用12530元，合计233475元。5.2018年8月10日，范道武出具《证明》，载明其从洪志刚处领取吴长清的购床款20000元。6.洪福祥、洪志刚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8日为涉案工程垫付电费共计29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哪一主体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二、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主体欠付洪福祥、洪志刚劳务费等款项的金额；三、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是否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承担支付劳务费等款项的责任。一、关于哪一主体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问题1.关于新八建公司是否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洪福祥、洪志刚认为吴喜佑构成表见代理，新八建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吴喜佑不构成表见代理，新八建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不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吴喜佑没有新八建公司的代理权。洪福祥、洪志刚未举证证实吴喜佑就涉案工程曾获得过新八建公司的授权委托；新八建公司与吴喜佑均认为新八建公司并未参与过涉案工程的建设，且新八建公司亦未委托吴喜佑从事涉案工程的建设。其二，吴喜佑系以自己名义与洪福祥、洪志刚订立《劳务施工合同》，没有使用新八建公司的名义。《劳务施工合同》首部载明的甲方仅为吴喜佑，尾部的甲方签字亦仅为吴喜佑，且该合同的所有内容处均未加盖新八建公司公章。其三，洪福祥、洪志刚并未举证证实吴喜佑系新八建公司的员工，且新八建公司与吴喜佑在本案庭审中均陈述相互之间未签订过相关劳动合同。其四，《整改方案》尾部加盖的是虚假的新八建公司公章，且洪福祥、洪志刚未举证证实《整改方案》尾部签名的谭焱峰系新八建公司员工或经新八建公司授权委托，吴喜佑认为谭焱峰系其临时聘请的现场施工人员并与新八建公司没有关系。其五，吴喜佑认为含“新八集团”标识的国旗台、新八建公司标识的牌匾都由他制作，含新八建公司标识的工作服由他从其他项目拿来。洪福祥、洪志刚未举证证实前述国旗台、牌匾、工作服等系由新八建公司制作，并使洪福祥、洪志刚陷入错误认识。其六，吴喜佑曾为新八建公司临泽分公司(2011年11月25日成立)、西安分公司(2014年12月24日成立)的负责人，但并不足以证实吴喜佑系新八建公司的员工，亦不足以证实吴喜佑就涉案工程取得了新八建公司的授权委托。其七，洪福祥、洪志刚在未核实新八建公司是否就涉案工程订立过相关合同、新八建公司是否参与过涉案工程建设的情况下，认为吴喜佑与其订立《劳务施工合同》，即表明其与新八建公司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洪福祥、洪志刚存在过失。其八，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吴喜佑和洪福祥、洪志刚均认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为罗汉寺办事处，承包方为中谷正和公司；中谷正和公司、新八建公司、吴喜佑均认为系中谷正和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吴喜佑。故在涉案工程的施工关系链中，新八建公司及其上游的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与下游的吴喜佑均认为新八建公司并非施工关系链中的主体。其九，洪福祥、洪志刚系与吴喜佑订立《劳务施工合同》，且吴喜佑并未使用新八建公司的名义，故即使新八建公司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涉案工程从新八建公司流转到吴喜佑处，存在经过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内部承包等多种途径的可能性，该《劳务施工合同》不足以对新八建公司直接构成约束。综上，吴喜佑没有取得新八建公司的代理权，没有使用新八建公司的名义与洪福祥、洪志刚订立《劳务施工合同》，没有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洪福祥、洪志刚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吴喜佑不构成表见代理，新八建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不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劳务施工合同》对新八建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另外，洪福祥、洪志刚还认为吴喜佑构成表见代表，新八建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吴喜佑并非新八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工作人员，且其系以自己名义而非新八建公司的名义与洪福祥、洪志刚签订《劳务施工合同》，新八建公司亦未参与涉案工程的建设，洪福祥、洪志刚应当知道吴喜佑并无代表权限，故吴喜佑不构成表见代表，新八建公司与洪福祥、洪志刚不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2.关于吴喜佑是否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吴喜佑(甲方)与洪福祥、洪志刚(乙方)于2017年11月26日签订《劳务施工合同》，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吴喜佑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承包劳务施工的系无劳务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洪福祥、洪志刚，故涉案的《劳务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并不影响洪福祥、洪志刚与吴喜佑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劳务施工合同关系。二、关于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主体欠付洪福祥、洪志刚劳务费等款项金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吴喜佑系与洪福祥、洪志刚具有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的主体，其与洪福祥、洪志刚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无效。涉案工程虽至今尚未竣工验收合格，但已有十余户安置户正式入住，应视为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故吴喜佑应参照《劳务施工合同》的约定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等款项。1.关于吴喜佑欠付洪福祥、洪志刚劳务费金额的问题。(1)关于洪福祥、洪志刚劳务费总金额的问题。《劳务施工合同》第六条约定“3.泥工为170元/㎡结算；4.木工为150元/㎡结算；5.钢筋工为40元/㎡结算；6.脚手架为40元/㎡结算；7.水电安装为15元/㎡结算；8.其他的为25元/㎡结算”，故洪福祥、洪志刚的劳务费应按照440元/㎡(170元/㎡+150元/㎡+40元/㎡+40元/㎡+15元/㎡+25元/㎡=440元/㎡)进行结算。关于施工面积，洪福祥、洪志刚认为其依图纸测算的施工面积为5110.56㎡，吴喜佑认为其依图纸测算的施工面积为4900㎡，《劳务施工合同》第三条约定“建筑面积:大约5000㎡(以图纸设计建筑面积为准)”，因本案各方当事人经本院释明后均未就施工面积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在本案中按吴喜佑认可的4900㎡确定洪福祥、洪志刚的施工面积。若洪福祥、洪志刚有证据证实其实际施工面积超出4900㎡，则洪福祥、洪志刚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洪福祥、洪志刚的劳务费总金额为2156000元(4900㎡×440元/㎡=2156000元)。(2)关于洪福祥、洪志刚已领取劳务费金额的问题。经查，中谷正和公司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110万元，罗汉寺办事处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55.5万元，吴喜佑已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工程款31万元。因此，洪福祥、洪志刚已领取劳务费的总金额为1965000元(110万元+55.5万元+31万元=1965000元)。综上，吴喜佑尚欠付洪福祥、洪志刚劳务费的金额为191000元(2156000元-1965000元=191000元)。2.关于吴喜佑是否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活动板房租赁费10.4111万元、床铺费2万元、电费0.3255万元的问题。《劳务施工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即吴喜佑)提供材料明细，钢筋、红砖、水泥、沙子、碎石、预制板、现场水电、临时活动板房及床铺”，第八条约定“甲方提供工人住宿场地及活动板房，甲方提供床铺、水电费等”。该两条约定虽因《劳务施工合同》整体无效而归于无效，但洪福祥、洪志刚为履行《劳务施工合同》而垫付的活动板房租赁费、床铺费、电费系其实际损失，且吴喜佑因洪福祥、洪志刚的垫付行为而获得免于支付该三项费用的利益，故本院对于洪福祥、洪志刚主张的该三项费用参照前述两条约定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1)关于活动板房租赁费10.4111万元，因吴喜佑在本案庭审中当庭认可该笔活动板房费用应由其支付，故本院认定吴喜佑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活动板房租赁费104111元。(2)关于床铺费2万元，参照《劳务施工合同》的前述约定，该笔购床款应由吴喜佑负担。案外人范道武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证明》，载明其从洪志刚处领取吴长清的购床款20000元。因涉及活动板房的《活动房购销合同》亦由吴长清签订，且吴喜佑认可该笔活动板房的费用，故本院认定吴长清可代吴喜佑处理涉案工程的部分事务。考虑到提供床铺系吴喜佑的合同义务，且吴喜佑因洪志刚垫付购床款而获得免于支付购床款的利益，故本院认定吴喜佑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床铺费20000元。(3)关于电费0.3255万元，参照《劳务施工合同》的前述约定，涉案工程的电费应由吴喜佑负担。洪福祥、洪志刚认为其共垫付电费0.3255万元，期限自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9月4日。因洪福祥、洪志刚在其诉状、庭审中均自认涉案工程的施工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而吴喜佑于本院(2019)鄂0821民初51号案的庭审中陈述“2017年12月以后，我不在现场，没有再管理这个项目”、“对涉案工程何时施工完毕不清楚”，故本院综合认定洪福祥、洪志刚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8日垫付的电费共计2900元系在涉案工程的后续施工期间内发生，吴喜佑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电费2900元。若洪福祥、洪志刚有证据证实另外355元(2018年7月2日的三笔共计100元、2018年7月23日的两笔共计100元、2018年8月7日的两笔共计55元、2018年9月4日的两笔共计100元)电费确系其在施工期间内垫付，则洪福祥、洪志刚可另行主张权利。3.关于吴喜佑是否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延期租用施工器材的租赁费11.277万元、误工费7.2万元、合理支出3万元的问题。本案中，第一，《劳务施工合同》并未约定涉案工程的施工期限，但该合同第十条约定“如乙方(即洪福祥、洪志刚)造成工期延误每推迟一天罚款1000元，提前一天奖励500元”，即对洪福祥、洪志刚延误工期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第二，洪福祥、洪志刚认为涉案工程依吴喜佑指示存在停工情况，于2018年5月施工完毕，但洪福祥、洪志刚并未举证证实涉案工程的实际完工时间；吴喜佑于本院(2019)鄂0821民初51号案的庭审中陈述“2017年12月以后，我不在现场，没有再管理这个项目”、“对涉案工程何时施工完毕不清楚”；故涉案工程的完工时间应不早于2017年12月。第三，钟祥市兴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于2018年7月10日出具《证明》，载明洪志刚2016年11月8日至2018年5月20日在该处租赁钢管、扣件、油顶，每月费用12530元。本院结合前述三方面原因，再考虑到涉案工程的合理施工期限、施工器材的租赁成本、人工成本等因素，综合酌定吴喜佑应向洪福祥、洪志刚另行支付延期租用施工器材的租赁费、误工费及合理支出共计50000元。4.关于吴喜佑是否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逾期利息2.7659万元的问题。本案中，洪福祥、洪志刚当庭放弃其诉请主张的逾期利息2.7659万元，该行为系洪福祥、洪志刚对其民事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依法行使处分权，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对洪福祥、洪志刚主张的逾期利息2.7659万元不再予以支持。综上，吴喜佑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支付劳务费等款项共计368011元(191000元+104111元+20000元+2900元+50000元=368011元)。三、关于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是否应向洪福祥、洪志刚承担支付劳务费等款项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洪福祥、洪志刚系与吴喜佑签订《劳务施工合同》，洪福祥、洪志刚应向吴喜佑主张相关权利。但根据前述规定，洪福祥、洪志刚亦可在有限范围内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经查，罗汉寺办事处与中谷正和公司、中谷正和公司与吴喜佑之间就涉案工程均尚未进行结算，且洪福祥、洪志刚亦未举证证实罗汉寺办事处欠付中谷正和公司、中谷正和公司欠付吴喜佑工程款的金额。因此，洪福祥、洪志刚向罗汉寺办事处、中谷正和公司主张支付劳务费等款项的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喜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洪福祥、洪志刚支付368011元；二、驳回原告洪福祥、洪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48元，由原告洪福祥、洪志刚负担8310元，由被告吴喜佑负担513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 泉人民陪审员  尹莉丽人民陪审员  杨 杰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余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