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坤，男，1965年4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青，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丽兰，女，1969年4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兴（系饶丽兰丈夫），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家正，云南汇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云南大不同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李棋街道玉水金岸A2-2。法定代表人：刘坤。上诉人刘坤因与被上诉人饶丽兰及原审被告云南大不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不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20）云0402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一、二、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针对案涉的三张《借据》，被上诉人并没有出示实际借款凭证，仅出示了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7日、2014年8月10日、2015年的转账凭证，与三份《借据》的时间无法吻合。该三笔款项可能与其他的资金往来有关，但并非本案判决的依据，一审认定有误。（二）上诉人一审的代理人认可过三张《借据》的真实性，但否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并多次强调借贷的事实的发生，要以实际汇款凭证为准，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三）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审查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其2012年至2016年转给上诉人的款中有部分是农村信用社的无息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254号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此类高利转贷行为应认定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未给予上诉人合理的举证期。一审法院2020年4月16日通知上诉人拿通知，定于4月23日开庭审理，但上诉人不在本地，4月18日才回玉溪，故于4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但被驳回。（二）一审法院没有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来审理，而是超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把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的款项往来作为本案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审判的原则。饶丽兰辩称，关于10万元的借款，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承认过收到转款，该笔借款是其自有资金，并非贷款。第二笔4万元的借款是其2014年8月向银行贷款后转借给刘坤。第三笔借款的交付情况以一审认定为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不同公司未作答辩。饶丽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坤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63600元，并分别以借款本金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支付自2018年8月1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起的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利息18000元。以借款本金40000元为基数，利息7200元，按年利率18%支付自2019年1月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起的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23600元为基数，利息4228元，按年利率18%支付自2019年3月19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二、由大不同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刘坤、大不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饶丽兰经朋友介绍认识刘坤，2012年至2016年间，饶丽兰通过转账、现金的方式多次借款给刘坤，借款后刘坤向饶丽兰多次支付过利息。后刘坤就其向饶丽兰所借款项先后出具三份借据分别载明如下：第一份“借款人：刘坤（身份证号：5324011965××××××××）为扩大经营，特向饶丽兰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00）。为此作出如下承诺：1.此笔借款到期利息为：壹万捌仟元正（￥18000.00）。2.借款期限为壹年，期到还本付息。3.本人借用这笔款由云南大不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愿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刘坤。2018年8月10日”第二份“借款人：刘坤（身份证号：5324011965××××××××）为扩大经营，特向饶丽兰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正（￥40000.00）。为此作出如下承诺：1.此笔借款到期利息为：柒仟贰佰元正（￥7200.00）。2.借款期限为壹年，期到还本付息。3.本人借用这笔款由云南大不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愿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刘坤。2019年1月6日”第三份“借款人：刘坤（身份证号：5324011965××××××××）为扩大经营，特向饶丽兰借款人民币贰万叁仟陆佰元正（￥23600.00）。为此作出如下承诺：1.此笔借款到期利息为：肆仟贰佰肆拾捌元正（￥4248.00）。2.借款期限为壹年，期到还本付息。3、本人借用这笔款由云南大不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愿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刘坤。2019年3月19日”上述三份借据在担保人处均盖有大不同公司的印章。三份借据借款金额共计163600元。大不同公司的股东为刘坤、陆玉琼。刘坤通过陆玉琼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8月29日向饶丽兰支付10000元，于2018年9月7日支付5000元，于2018年10月21日支付10000元，于2018年12月1日支付14000元，于2019年2月2日支付8000元。上述刘坤共计向饶丽兰支付4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坤、大不同公司对饶丽兰提交的三份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刘坤、大不同公司对饶丽兰所述三份借据借款的实际数额、时间、经过，均陈述“原告说的没有依据，以借据为准”故对饶丽兰出借给刘坤的借款本金截止出具借据时应认定为163600元。刘坤虽对饶丽兰所述借款发生在2012年至2016年间，认为没有依据不是事实，但结合饶丽兰所提交的三次转账给刘坤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7日转80000元、2014年8月10日转40000元、2015年1月6日转5000元，一审认为饶丽兰所述2012年至2016年间多次借款给刘坤的可能性更大。饶丽兰提交的三份借据均载明“借款期限为壹年，期到还本付息”对利息支付期限作出约定，而刘坤于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共计五次向饶丽兰支付的47000元，刘坤认为系还100000元借款的本金，对此饶丽兰陈述“本金利息都是在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据此，一审认定刘坤支付给饶丽兰的47000元应是返还借款100000元的本金，综合扣减后，刘坤现在还欠借款本金116600元。饶丽兰提交的三份借据虽担保人处有大不同公司的印章，但其不能举证证明大不同公司为刘坤债务提供担保已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故该担保无效，大不同公司无需对刘坤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对饶丽兰诉请的利息，刘坤已还47000元的利息从2018年8月10日起计至实际各次还款之日止，合1999.24元[10000元×18%÷365天×19天（93.7）+5000元×18%÷365天×28天（69.04）+10000元×18%÷365天×72天（355.07）+14000元×18%÷365天×114天（787.07）+8000元×18%÷365天×176天（694.36）]，剩余53000元，年息为9540元，此后按年利率18%计算利随本清。2019年1月6日借款本金40000元，年息为7200元，此后按年利率18%计算利随本清。2019年3月19日借款本金23600元，年息为4248元，饶丽兰只诉请4228元按其请求支持，此后按年利率18%计算利随本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刘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饶丽兰借款本金53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11539.24元，自2019年8月10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支付原告至借款本金53000元还清之日止；二、由被告刘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饶丽兰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7200元，自2020年1月6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支付原告至借款本金40000元还清之日止；三、由被告刘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饶丽兰借款本金236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4228元，自2020年3月19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支付原告至借款本金23600元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饶丽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饶丽兰提交《红塔农村商业银行高仓支行贷款帐》一份，证明借据所涉的4万元款项系其2014年8月向红塔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后出借给刘坤的，两年后该贷款已还清。经质证，刘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二审查明情况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刘坤认可10万元的借据实际交付金额为8万元，但主张该笔借款系被上诉人高利转贷，借款合同无效。40000元和23600元的借据，款项未实际交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刘坤向饶丽兰借款，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3月19日出具了三份《借据》，现刘坤除认可第一份借据所涉的10万元款项系饶丽兰2012年8月7日交付的8万元以外，其余借款均主张未实际发生。对此，本院审查认为，1.关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10万元借据中另外2万元的交付情况，虽饶丽兰表示其已记不清楚，但该款项金额较小，未明显超出出借人的支付能力，从双方先交付款项后出具借条的事实来看，只要借款人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况，借据所载金额应视为双方对实际交付金额的确认，故对该10万元借款应予认定。刘坤主张该笔借款涉嫌高利转贷，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2019年1月6日出具的4万元借据，饶丽兰主张系其2014年8月10日转账交付刘坤的4万元，来源是其向红塔农村商业银行所借的信用贷款。刘坤虽否认该笔转账与本案借款有关，但并未提交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的证据，结合双方前述借款先交付后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本院对该4万元借款亦予确认。需要指出的是，该笔借款虽来源于银行信贷资金，但根据饶丽兰提交的《红塔农村商业银行高仓支行贷款账》所示，其已于贷款合同到期日（2016年8月5日）还清了贷款，故至双方达成借据时出借款项已转化为饶丽兰的自有资金，双方借贷关系应为有效。3.针对2019年3月19日金额为23600元的借据，饶丽兰自述系其2016年中旬交付的2万元本金加利息形成。刘坤虽主张该笔借款并未实际交付，但其不能就先后多次向饶丽兰出具借条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双方此前的交易方式、款项金额大小、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及双方款项往来情况等因素，本院对饶丽兰所述的交付事实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据此，该笔借款所含的前期利息3600元可计入后期本金予以认定，按双方借条约定的年息18%计算，饶丽兰主张的借款本息和并未超过法定上限，一审予以认定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案涉三份借据所涉借款本金163600元应予确认，饶丽兰主张按年利率18%计算借期、逾期利息亦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对刘坤偿还的47000元款项性质所作的认定及利息计算双方均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5元，由刘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吴析咛审判员 方明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