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13175号 原告：朱金观,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猛，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柯晓枫，男，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宁，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江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号748078801）。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百曲村13号。 法定代表人：唐甜森。 第三人：***，男，195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必文，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史建国，男，195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亲亲，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丽波，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军权，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慈溪市。 原告朱金观与被告柯晓枫，第三人上海江源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江源公司）、***、史建国、马军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浙0212民初1317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柯晓枫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因第三人上海江源公司下落不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金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猛，被告柯晓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宁，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必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江源公司、史建国、马军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金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结算款80万元，并支付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自2012年1月1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21日为1390933元，合计219003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史建国、马军权共同投资设立了宁波高新区煌裕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煌裕达公司，现已注销），公司存续期间，原告以公司名义与被告以及第三人上海江源公司（实际为案外人王大勇投资）合作经营“北部体育世博特许商店”,该商店仅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开设经营。2010年8月10日，被告出具《承诺书》，约定营业款保管问题，世博会闭幕后，经结算，原告分配得到利润80万元，当时原告和案外人王大勇之间的账务尚未结清，故原告的80万元结算款仍保管在被告处，被告亦于2012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约定了款项支付和利息计算。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结算款，被告拒不归还。 被告柯晓枫辩称：北部体育世博特许商店系由上海北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体育公司）与上海江源公司合作经营，其中北部体育公司享有40%的收益分成，上海江源公司享有60%的收益分成，之后上海江源公司又与宁波煌裕达公司合作，约定上海江源公司占37%、宁波煌裕达公司占23%，北部体育公司与宁波煌裕达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北部体育公司向上海江源公司（王大勇代表）支付了约131万元的收益分成，但上海江源公司（王大勇）未按约向宁波煌裕达公司支付50万元，宁波煌裕达公司曾于2011年向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50万元的收益分成，后申请撤诉，之后又多次起诉、撤诉，诉讼请求亦由最初的50万元扩大为现在的200多万并继续计算；第一份《承诺书》出具于世博会期间，当时原告未能从王大勇处拿到款项，故找到被告施加压力，被告当时是北部体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北部体育世博特许经营权系其花费大量心血才取得，政府部门也要求不能影响世博会的秩序和形象，否则关店并追究责任，为顾全大局，被告只能按照原告要求出具了承诺书；关于第二份《承诺书》，当时原告带了一帮人至被告居住的上海银河宾馆，被告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出具了与事实不符且不合常理的承诺书，因害怕被报复，且想着没有证据证明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离开后未报警；宁波煌裕达公司已于2013年7月份清算注销，包括世博特许经营店在内的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原告对该店亦不存在个人债权债务。原告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具体理由为：1.原告2017年5月20日第二次起诉时即已超出诉讼时效，被告亦提出时效抗辩，但原告坚持以王大勇出具证明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不符合逻辑；2.相关债权债务是上海江源公司、宁波煌裕达公司、北部体育公司之间有关特许经营店的收益分成，主体应为三家公司，被告在2006年7月-2012年6月期间系北部体育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之后不再担任职务，北部体育公司亦于2016年12月20日吊销未注销，故被告并非适格主体，其也没有替他人承担债务的依据；3.《承诺书》载明了结算前提，王大勇出具的《证明》不具备证人作证的程序要件，且无权决定结算问题，该80万元款项并非属于原告或者宁波煌裕达公司，故原告以《承诺书》和王大勇出具的《证明》来主张权利，依据不足；4.北部体育公司已向上海江源公司（王大勇）支付了60%的收益即1308419元，上海江源公司应当把其中501560元分配给宁波煌裕达公司或原股东，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双重支付。综上，原告多次恶意起诉、撤诉，拖延诉讼，并主张巨额利息，不应得到支持。 第三人***辩称，本人与原告、史建国、马军权共同成立宁波煌裕达公司，该司一直由原告负责经营，期间原告从未提及世博会投资事宜；2013年11月26日，原告曾就世博会垫付款项问题提起诉讼，案件审理中并未提及本案债权，公司清算注销时也没讲过，本人对案涉纠纷及款项并不清楚。 第三人上海江源公司、史建国、马军权未答辩，亦未举证。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宁波煌裕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8日，原告朱金观和第三人***、史建国、马军权分别占股25%，朱金观为法定代表人。北部体育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4日，工商登记信息中杨君和汤建昌分别持股75%、25%，法定代表人为杨君；上海北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北部体育浦东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柯晓枫，营业期限为2010年6月11日至2010年10月31日，现已注销。第三人上海江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3月20日，王大勇系占股30%的股东。 2000年6月28日，北部体育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郭宁培、罗坚、蔡准将其所持本公司25%、25%、2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柯晓枫，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为柯晓枫75%、汤建昌25%；后该司于2012年6月2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案》，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杨君，免去柯晓枫法定代表人职务及执行董事职务，柯晓枫将其75%的股份转让给杨君。 2010年1月30日，上海江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司总经理王大勇全权负责处理与北部体育公司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从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 2010年2月1日，北部体育公司（甲方）与上海江源公司（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一份，约定：鉴于甲方获准进入园区从事商业经营，具体标段为ZH-35ZZ高科西路内广场，面积222平方，乙方承包联合经营，经友好协商，协议如下：一、乙方负责承担所有的租金和押金；二、乙方负责承担该商铺的装修，保证按照世博要求准时开始营业，承担期间的经营负责，并将经营方案报甲方；等等。 2010年3月1日，上海江源公司（甲方）与宁波煌裕达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上海2010年世博会商业零售ZH-35中，甲方分割其中60㎡给乙方负责经营。后双方于2010年4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乙方享有的上海世博园区内原高科西路2H-35特许商店（现为高科西路B04特许商店）260㎡经甲、乙双方以及北部体育限公司协商后，作统一招商、统一管理，具体操作为北部体育公司负责，乙方享有其中60㎡利益与权益，享受股份23%；对高科西路B04特许店所有对外招商及租赁以及其他利益，如广告等，乙方享有23%的权益和股份，费用开支与享受权益相等。 2010年6月16日，北部体育公司与宁波煌裕达公司签订《关于世博专卖店（ZH-35房屋）的合作备忘录》，约定：参加人为北部体育公司柯晓枫、上海江源公司王大勇、宁波煌裕达公司朱金观，时间为2010年6月12日；三方就世博专卖店（ZH-35房屋）独立合作项目达成会议纪要如下：一、北部同意从2010年6月1日起确认煌裕达受让江源所持有的合作项目23%的股份，即受让完成后，2010年6月1日起世博会专卖店（ZH-35房屋）独立合租项目按北部40%，江源37%，煌裕达23%的股份比例享受合作项目的利润、承担合作项目的风险；二、煌裕达作为合作项目新股东认可目前的运作模式，包括但不仅限于前期另两个股东为项目支出的前期费用共计29万元，以及前期两股东已经从合作项目收入中取回了各自垫付的先期费用（其中北部取回了9万，江源取回了48万，江源取回数额中包括了前期装修费用20万和垫付的ZH-35房屋租金和押金28万），认可目前的合作项目人力成本费用结构、成本结构和台湾人何总发生的咨询费用等一切与项目有关的费用和成本计算和支付方式；三、三方同意合作项目经营管理仍由北部负责；四、三方同意项目款项扣除应为项目预留的金额（包括需要支付的房租、人力成本、进货成本和相关其他成本后）后余额从6月份开始每月月底分配，若涉及税收的，按比例承担；五、自签订本备忘录日起，三方同意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召开项目股东会，由北部向其他两股东汇报本周项目运营情况，讨论合作项目的具体问题，项目股东决议三方必须遵守，召开项目股东会时，三方均有提案权，若对提案的表决发生分歧的，按照项目股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鉴于北部系与世博签约主体，当项目股东提案的表决结果与北部意见发生分歧的，以北部的意见为项目股东会最终决议。 2010年8月10日，被告柯晓枫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自2010年8月10日起，北部体育世博特许店在相关各方未达成分配模式之前，不进行红利分配，相应的每日营业款由柯晓枫负责保管，确保安全，特此承诺。 2010年11月2日，宁波煌裕达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江源公司支付债权收益503913元，后追加北部体育公司为被告，要求北部体育公司出具合作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清算，并要求北部体育公司与上海江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宁波煌裕达公司与上海江源公司于2010年3月1日、4月17日分别签订了《协议书》、《补充协议》，双方统一经营B04特许商店，宁波煌裕达公司按约支付了租赁费，债权份额比例为60㎡/260㎡=23.08%，即B04商店宁波煌裕达公司占23.08%、上海江源公司占36.92%、北部体育公司占40%，世博会期间三方合伙开设的商店于2010年5月份-7月份期间有两次收益分红，北部体育公司将60%的收益计131万交于上海江源公司，该司应按约向宁波煌裕达公司支付50.3913万元。后宁波煌裕达公司于2011年5月30日申请撤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3367号民事裁定书。 2012年1月18日，被告柯晓枫再次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对2010年8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承担法律责任；自2010年8月10日之后，北部体育园区店总计销售可分配利润包括押金保管在本人这里，合计人民币捌拾万元左右；待朱金观、柯与王大勇结算完毕后，如确需本人支付的，本人承诺全额支付，并支付该金额贷款利息的四倍的利息。 宁波煌裕达公司的清算报告载明：根据公司2013年5月1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清算组自2013年5月15日正式成立，由朱金观担任组长，清算期自2013年5月15日开始至2013年7月15日结束；截止清单基准日2013年5月15日，公司应收款均已收回，应付款均已偿付，公司剩余财产10814587.74元，经股东协商同意，将按各自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股东朱金观、***、史建国、马军权分别分得2703646.94元。《股东会对清算报告确认的决议》载明：承诺公司若有隐形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按原投资比例或按章程约定享受权利或承担义务。 2013年11月26日，朱金观将***、史建国、马军权起诉至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称其于2009年12月-2010年12月为宁波煌裕达公司支付上海世博会期间有关单位及个人账款共计1860804.20元，宁波煌裕达公司亦于2013年5月10日出具相关欠条，公司清算时未将该笔款项纳入清算范围，据此主张三人***、史建国、马军权按照出资比例分别承担465201.05元，并承担连带支付义务。该案审理中，***、史建国、马军权称：宁波煌裕达公司的注册资本1089万元均为***垫付，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因宁波煌裕达公司经营亏损，四股东于2011年7月18日进行了清算，协商同意公司亏损额2421384.55元由朱金观、史建国、马军权分别承担600000元，剩余部分由***承担，朱金观、史建国、马军权也分别向***出具了欠条，清算时朱金观未提出“垫付款”，明显不合常理；对宁波煌裕达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清算完毕、7月16日注销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清算报告中三人的签字以及清算结果有异议。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7月份之后，宁波煌裕达公司停止经营活动，2013年5月15日该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7月16日办理注销登记；朱金观曾保管过宁波煌裕达公司的公章。审理后认定：朱金观作为宁波煌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该公司公章的欠条、支付清单，在公司注销后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责任，该司股东会决议结算公司时，朱金观同意解散公司并担任清算组负责人，应当知晓公司清算事宜，但却未在清算期间申报债权，不符合常理，且原告持有的欠条、支付清单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5月10日、5月8日，在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成立清算组前几日，且没有经手人签字确认，对其提供的欠条、支付清单待证事实难以认定。该院于2014年5月25日作出（2013）甬慈商初字第228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朱金观的诉讼请求。朱金观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又申请撤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浙甬商终字第655号民事裁定书。 2017年5月5日，王大勇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2年1月18日柯晓枫对朱金观作出的承诺，本人王大勇作如下回复：1.本人与朱金观相关的结算与柯晓枫支付朱金观欠款的结算无关；2.本人从2009年7月与朱金观以各种理由的合作项目以来至今，未向朱金观返还过一分钱；3.本人与朱金观所涉的有关结算已完毕；4.有关柯晓枫你于2012年1月18日承诺的支付朱金观80万元由你本人支付，并支付该80万元贷款利息的四倍，请予支付朱金观。 2017年5月20日，朱金观向本院起诉，要求柯晓枫支付原告销售可分配利润、押金等共计80万元、利息933247.12元（暂计至2017年5月20日），合计1733247.12元。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向柯晓枫送达了诉讼副本（包括王大勇出具的《证明》）。该案庭审中，柯晓枫对两份《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根据承诺书中的内容，即使世博会结束后保管在其处的北部体育店资金确有80万元左右，也无法反映款项归属朱金观或宁波煌裕达公司，是否需要支付亦需结算后才能确定；朱金观和柯晓枫均确认上海江源公司与北部体育公司的结算是按照60%进行，第一份《承诺书》中“相关各方”系指柯晓枫的北部体育公司、王大勇作为经办人的上海江源公司、朱金观负责的宁波煌裕达公司；朱金观称第一份《承诺书》的出具背景为其与王大勇未进行结算，不放心的情况下就让柯晓枫保管。后朱金观于2018年9月30日申请撤诉，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作出（2017）浙0212民初6244号之四民事裁定书。 2018年9月29日，朱金观以柯晓枫为被告、上海江源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起诉，要求柯晓枫支付可分配利润、押金等共计80万元、利息2140216.99元（暂计至2018年9月29日），合计1940216.99元。后朱金观于2019年1月24日申请撤诉，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作出（2018）浙0212民初1390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2019年3月1日，朱金观以柯晓枫为被告，上海江源公司、***、史建国、马军权为第三人向本院起诉，要求柯晓枫支付原告可分配利润、押金等共计80万元，并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2年1月1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后朱金观于2019年7月19日申请撤诉，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作出（2019）浙0212民初383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2010年8月2日-2010年10月20日期间，北部体育公司向上海江源公司支付分配和预分配利润909311.40元、33108.40元、150000元、200000元，合计1292419.80元，上海江源公司出具了收据；另有一份“王大勇”签字的金额为16000元的《借据》；款项共计1308419.80元。 （2017）浙0212民初6244号案件审理中，本院对王大勇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王大勇称：本人和柯晓枫、朱金观合作世博特许店的生意，先是本人和柯晓枫，后来朱金观加入进来，是以公司名义合作，即北部体育公司、上海江源公司、宁波煌裕达公司；合作模式是按协议约定，具体经营、财务都是柯晓枫他们在管，本人没有参与，世博会结束后特许店就结束了，但柯晓枫一直没有把账目给我们，所以三方之间的账目一直没有结清；收据都是真实的，借据本人不记得写过；2017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是朱金观打印好让本人签字的；三家公司有约定股份，但柯晓枫自己又把一些柜台承包给了他人，对这些承包出去的柜台收入如何分配我们一直没有谈下来，故柯晓枫于2010年8月10日出具承诺书先由其保管收益；对柯晓枫2012年1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本人之前没有见过，现在才明白其中第3点中的结算应为世博特许店以外合作业务的结算，上海江源公司与宁波煌裕达公司之间还有其他产品的合作，现同意柯晓枫将80万元全部支付给朱金观；《承诺书》中所称的结算应当是公司之间的，本人在上海江源公司占有30%的股份，但不是法定代表人，可以让公司出具同意付款给朱金观的情况说明；80万元款项付给朱金观个人合理的，因为当初合作的时候都是朱金观个人出钱，因不能以个人名义参与经营，只能以宁波煌裕达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并参与经营；柯晓枫出具两份《承诺书》时本人都不在场，但觉得朱金观也胁迫不了柯晓枫，第一份《承诺书》中的见证人缪某系代表上海商委，三家公司的合作也是通过缪某介绍认识的，政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不可能胁迫柯晓枫。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承诺书》、《证明》、（2013）甬慈商初字第2280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655号民事裁定书、《关于世博专卖店（ZH-35房屋）的合作备忘录》、（2017）浙0212民初6244号案件中王大勇的调查笔录，被告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承包经营协议》、《授权委托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案》、企业信息、（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3367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宁波高新区煌裕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清算报告》《股东会对清算报告确认的决议》、《收据》、收款收据、支票存根，本院调取的（2017）浙0212民初6244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等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北部体育公司获准进入上海世博会园区从事特许经营后，与上海江源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上海江源公司又与宁波煌裕达公司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宁波煌裕达公司享有该特许经营店23%的权益和股份，之后北部体育公司和宁波煌裕达公司签订《关于世博专卖店（ZH-35房屋）的合作备忘录》，北部体育公司确认宁波煌裕达公司受让上海江源公司所持有的合作项目23%的股份，并明确2010年6月1日起该店项目按北部体育公司40%，上海江源公司37%、宁波煌裕达公司23%的股份比例享受利润、承担风险。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意见，对世博会专卖店（ZH-35房屋）自2010年6月1日起由三家公司合作经营并按约定份额享受利润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原、被告在（2017）浙0212民初6244号案件中均认可上海江源公司与北部体育公司系按照60%进行结算，被告称北部体育公司按照总盈利的60%向上海江源公司（王大勇）分配了1308419.80元利润，其中包括宁波煌裕达公司按23%比例应得的50余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结合宁波煌裕达公司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江源公司支付2010年5月份-7月份期间的利润503913元以及被告柯晓枫出具的《承诺书》载明自2010年8月10日起北部体育世博特许店不再进行红利分配、总计销售可分配利润（包括押金）为80万元左右的事实，原告作为宁波煌裕达公司的原股东，有权就该笔款项主张权利。被告承诺案涉款项由其本人保管，并明确了支付条件，结合北部体育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柯晓枫作出承诺的时间以及公司现状，对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支付义务、不再另行向北部体育公司起诉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王大勇于2017年5月5日出具《证明》，确认其已与朱金观结算完毕，本院亦就该证明内容向王大勇进行了调查核实，结合王大勇的陈述、原告提起诉讼的经过以及（2017）浙0212民初6244号案件中被告收到诉讼副本的时间，本院认定案涉款项于2017年6月20日达到支付条件，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综上，案涉特许经营店自2010年6月1日起由北部体育公司、上海江源公司、宁波煌裕达公司合作经营，案涉款项亦为2010年8月10日之后的可分配利润，故宁波煌裕达公司享有23%的权益，即为184000元（80万元×23%）；原告主张世博会期间的合作项目费用系其本人支出，（2013）甬慈商初字第2280号民事判决书已对此作出认定，本案审理中第三人***、史建国、马军权也认为利润属公司财产，按照占股比例保留另行向被告起诉的权利；根据宁波煌裕达公司成立时各股东的占股情况、清算报告中对公司剩余财产和隐形债权约定的分配比例，原告仅能就宁波煌裕达公司享有的利润主张25%的权益，即为46000元（184000元×25%）。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以4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其余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柯晓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金观款项46000元，并以46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朱金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328元，由原告朱金观负担23278元、被告柯晓枫负担10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金观负担4520元、被告柯晓枫负担4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丹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人民陪审员  胡根世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王文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