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621民初3518号原告：王海波，男，汉族，1970年2月23日出生，住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伟，扶沟县公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席红民，男，汉族，1978年8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江苏鸿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春花，女，汉族，1976年1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涟水县。原告王海波诉被告席红民、张春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之后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案情较复杂，上升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伟，被告席红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春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席红民、张春花支付王海波生猪款22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按219,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被告履行货款完毕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席红民、张春花承担。事实及理由：王海波与席红民因生意互相认识，2019年1月13日席红民与王海波以手机通话、微信形式取得联系，让王海波从湖北随州代其调运一整车的毛猪运往江苏淮安，谈好生猪到货价款后，席红民向王海波提供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详细地址为淮安市和平冷冻加工厂。并口头约定：王海波按照约定的时间将毛猪运送到席红民指定地点，后面所有的问题由席红民全权负责处理。王海波便于2019年1月14日在湖北随州李延平处购买了总重量为19,455千克的毛猪149头，并租赁了刘红杰的豫Ｐ×××××号货车将毛猪运往江苏淮安，随车有一张按照席红民提供地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但进入江苏后，席红民又让该车毛猪运往淮阴区××××一个临时厂房内。王海波与席红民、张春花多次联系追要货款，席红民、张春花以各种理由搪塞，至今分文未支付王海波生猪款。席红民辩称，席红民与王海波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只是朋友关系，王海波委托席红民代为处理有关生猪买卖事宜，但由于席红民发现生猪不符合国家有关检疫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拒绝为其处理生猪，至于以后生猪的情况，席红民并不知情，但据席红民了解，王海波主张的生猪已经被淮安市淮阴区动物检疫站焚烧，故王海波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王海波的诉讼请求。从王海波诉状中载明的“后面问题由席红民全权负责处理”可以看出，席红民是受托帮助行为，并不是买卖行为。当庭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法庭依法向淮安市淮阴区动物检疫站对该批生猪的焚烧情况，请求法庭依据事实公正处理本案。张春花辩称，张春花与王海波素不相识，从无往来，双方无任何法律关系。王海波主张与张春花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张春花不是王海波主张的买卖合同主体，张春花不是适格被告；王海波以张春花是席红民妻子为由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海波主张其与席红民有买卖合同关系，且不说王海波主张是否成立，即使其主张成立，也不能认定张春花具有主张的合同上的权利义务。综上，张春花不是王海波主张的买卖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对张春花的起诉。王海波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王海波与李廷平、詹虎生猪买卖协议一份，证明目的：本案所涉生猪的来源，即数量是149头；2、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份，证明目的：涉案生猪是通过国家动物检疫机关所检疫过的，是合格的生猪，猪的数量也是149头，且运往的目的地是江苏省淮安市；3、王海波与席红民的微信聊天记录共6页，证明目的：本案生猪运输过程中王海波一直与席红民保持联系，并告诉王海波运往的地址，应该在洪泽收费站下车，并向王海波发送了下车的位置，而且席红民在高速路口等候，并告诉王海波所开的车辆是黑色的丰田凯美瑞轿车，车牌号是苏Ｈ×××××，也证明了购买本案的生猪是王海波与席红民二人，不存在其他案外人；4、王海波与席红民的录音光盘一份，证明目的：席红民认可了只卖了32头猪，车上的117头猪被“麻死了”，也证明席红民收到了王海波的生猪149头。5、手机截图记录4张，证明在2018年3月24日、3月26日、3月28日王海波卖给席红民3车生猪。席红民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从王海波主张的情况看，王海波主张的猪款是买人家的猪款211,000元，也就是进货价，那么进货价证明与席红民没有买卖关系，没有人会一分钱不加卖给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关系，也没有商谈过任何价格，故王海波的证明主张不成立；对证据2，系复印件，席红民要求王海波提供原件，同时申请法院到接收××淮安市××区动物检疫站核实该批生猪的检疫情况是否合法；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聊天记录恰恰证明王海波与席红民之间没有买卖关系，从聊天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生猪买卖的聊天记录，也没有生猪买卖的价格、数量等约定，故该聊天记录恰恰证明王海波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对证据4，从王海波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两个基本事实，王海波知道生猪被焚烧的事实，并且所为的32头买卖是王海波的主张，席红民在讲话中对王海波说的32头猪重复的，但实际是否认买卖32头猪，从录音证据可以看出，王海波与席红民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更不是149头猪的买卖合同关系，恰恰证明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录音我们回去再听一下，跟我的当事人核实一下，如果有需要我方提交书面意见，如果不提交就以今天的意见为准。对证据5，截图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王海波的证明主张，也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即使王海波在此之前与席红民有过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本案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买卖合同的履行，和标的物的交付。席红民、张春花未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据本案被告席红民的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是：淮安市淮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王海波的质证意见如下：无异议，恰恰证明了这个涉案的猪是席红民所购买，是因为席红民不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的运输地，擅自改变运输地所造成的对涉案的117头猪进行扑杀，且该情况说明记载的非常清楚，“未走指定通道”，所以属于违法调运，也就是说造成扑杀的原因是席红民所引起，执法部门对席红民所采取的行政措施，不影响王海波与二被告之间的买卖的民事行为和民事权益。席红民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但对该说明中的张再刚的解释部分与事实不符，对该解释部分，从案件事实看，应当是张再刚参与了该起生猪的买卖，是张再刚与王海波的驾驶员处理了该批违法生猪。综合该说明可以看出，王海波主张的生猪并未交付给席红民，还有该证据也证明，王海波所主张的生猪不符合国家检疫规定，不符合生猪的质量标准，故该生猪被行政机关无害化处理，法律后果应当由王海波自己承担，与席红民没有关联。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如下：1、（2019）苏0826民初2200号民事卷宗，2、席红民与张春花的婚姻登记情况。王海波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卷宗第46页倒数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审判员询问席红民，“32头猪是什么情况，哪去了”，被告代理人回答，“被告把猪转到赵集的一个临时厂房了”，由此可以看出，因为这32头猪和所扑杀的117头猪为同一车，所以既然席红民见到了并且收到了这32头猪，因为是同一车，所以117头猪也是视为席红民见到了并且收到了，32头猪和117头猪加起来正好就是王海波起诉的149头猪，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所记载的数额相一致，所以说原告与被告的买卖关系成立，且买卖合同也已经实现，至于149头猪交付给席红民后，因为席红民擅自改变通道和运输地，以至于造成117头猪被扑杀，是席红民的原因，与王海波没有关系，因为王海波提供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河南省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所以说王海波交付给席红民的生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证据2无异议。席红民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原告的代理人在刚才的庭审中对庭审笔录，作出了错误的陈述，歪曲庭审笔录的内容和本意，笔录第46页倒数第一、第二、第三行，内容是“审判长问：32头猪是什么情况，哪去了。被告答：转移到一个临时厂房，因被告发现手续不齐，所以被告就走了，被告也不知道猪是怎么处理的，至于猪是多少，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通过该笔录可以证明被告发现原告出示的有关检疫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就证明原告的生猪不合格，所以被告就没有处理他的生猪，32头生猪怎么处理的他也不知道，也证明原告提供的检疫证明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更不能因此得出32头生猪和117头生猪的处理是同一性质，和同一处理的。对证据2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被张春花也是本案的当事人，因为本着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春花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以上证据材料，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海波与席红民因生意互相认识，在2018年3月24日、3月26日、3月28日双方发生过三次生猪买卖。2019年元月12日王海波（乙方）与李延平、詹虎（甲方）二人签订了生猪买卖协议约定：“第一条、乙方自愿向甲方收购生猪149头。第二条付款时间：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购生猪款211,080元。第三条、生猪交付：在甲方收到乙方收购生猪款211,000元后，以甲方名义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发货时间、地点、数量、重量、收货地点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为准，车辆运费8,000元由乙方承担”。2019年1月13日席红民与王海波以手机通话、微信形式取得联系，让王海波从湖北随州代其调运一整车的生猪运往江苏淮安，席红民用微信向王海波提供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详细地址为淮安市和平冷冻加工厂。王海波于2019年1月14日向詹虎支付价款211,000元。王海波租赁了刘红杰的豫Ｐ×××××号货车将生猪运往江苏淮安，运费为8,000元，随车有一张按照席红民提供的货物交付地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019年元月15日凌晨1点多钟，按席红民指示拉猪车到达江苏高速洪泽出口，席红民将车接往淮安市淮阴区××××一个临时厂房内准备进行售卖，当时司机刘红杰提出运送地点不对，席红民说没关系。席红民在此处卖了车上的32头生猪，下余117头。大约2小时之后，被淮安市淮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查处。2020年1月13日淮安市淮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向本院出具的证明记载：“2019年1月15日，接群众举报，在淮安市××区高家堰镇××一空置厂房内有违法调运的生猪。我所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车牌为豫Ｐ×××××的运输车运载的生猪117头。此批生猪是承运人刘红杰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郑涛养殖场调运至淮安市清江浦区冷冻加工厂，动物检疫合格证明（4201322717）载明数量为149头，实际数量为117头，未走指定通道，证物不符，属于违法调运。根据《关于严格生猪及其产品违法违规调运行为查处工作的通知》（苏防非指办[2019]2号）规定，我所对查获的117头生猪予以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查获现场，由高家堰镇张庄村村民张再刚出面配合我们处理。张再刚解释为：猪是由他的朋友席红民从湖北贩运，因知道正是非洲猪瘟防控关键时期，对违规调运生猪要从严处罚，所以被查获后，席红民本人不敢出面，全权委托他处理。张再刚同意对117头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承担了无害化处理费用”。2019年4月9日王海波以“买卖合同”为案由，诉至涟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席红民支付32头生猪款及相关损失62,880元。王海波于2019年6月13日撤回起诉，又诉至本院。另查明席红民和张春花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次席红民与王海波之间的生猪买卖合同，有双方在2018年的生猪买卖，司机刘红杰的证词以及淮安市淮阴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向本院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019年元月15日凌晨1点多钟，按席红民指示拉猪车到达江苏高速洪泽出口，席红民将车接往淮安市淮阴区××××一个临时厂房内进行售卖，双方的货物应视为已交付。席红民应向王海波支付相应的价款而至今未支付，其行为违约。故席红民应向王海波承担支付相应的价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王海波按年利率6%主张逾期付款的利息，不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生猪被认定为“违法调运，予以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原因是席红民擅自改变生猪到达地点所造成，不是本案调运生猪不符合国家有关检疫的强制性规定所造成，该后果应由席红民承担。关于双方生猪的买卖价格，因王海波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按其购买价格加运费予以认定。张春花和席红民二人虽是夫妻关系，但张春花不是王海波主张的买卖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故张春花不向王海波承担支付价款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法释〔2012〕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席红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王海波支付价款219,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王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共计6,220元由原告王海波负担20元，被告席红民负担6,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国会审 判 员  顾孝勇人民陪审员  李红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邹昌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