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102行初49号原告李世明，男，194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代理人汪国强（特别授权代理），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凯旋名苑**。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倩（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住，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灯堤特**/div>法定代表人张俊杰，系经理。委托代理人丁莉（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劳资科长。委托代理人张良鸽（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专职法律顾问。原告李世明诉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李世明起诉时将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武钢汉阳钢厂（以下简称武钢汉阳钢厂）列为第三人一并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石珏、刘敬东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案件。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世明诉称，其退休时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经社保局核定退休金即社保保险待遇为行政给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准经办机构武钢汉阳钢铁厂“代发退休金”，与原企业并无经济关系。被告市人社局委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国企即第三人武钢汉阳钢铁厂代发养老金中“扣减8项行政给付谬称企业补贴”侵害原告李世明社会养老保险待遇，造成原告李世明社会保险待遇被扣减30%，生活质量下降。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李世明依法提起仲裁，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仲裁裁决书》。该证据证实被告市人社局扣减行政给付行为存在，属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因“汉钢早在1986年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职工退休既已解除劳动合同，不提供劳动，亦不享受劳动待遇即企业补贴”，故依法应当补发。被告市人社局及第三人行政给付违法，应当依据《武汉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条第（一）、（二）项、第十八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十）项等，履行法定职责，追究过错责任。众所周知，职工退休与企业“己解除劳动合同”不提供劳动、亦无劳动待遇如补贴。任何企业补贴有账可查，有账不算账——混账：武钢汉阳钢铁厂的主体性质是作为国企代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责即准社保经办机构代发参保人养老金，是行政给付行政行为，发生扣减争议属社保行政争议，何为退休金？何为企业补贴？退休金是“退休时间为原点”的职工的标准工资打了7折。退休金实行俱结制核算+延绵式增加的“终身制”。“国家统计局[1990]1号令”界定标准工资有“岗位、技能、工龄”等补贴工资，甚至有其他行政补贴或企业不明补贴。但是，所有五花八门的补贴一经打折计为退休金，就与企业补贴脱钩，就是行政给付，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俗称养老金制度）与计划经济“终身制”形同无缝隙过渡，退休金或者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天生、铁定是行政给付”，丝毫没有“企业补贴”的成份。不论计划经济退休金，还是市场经济养老制度改革中，任何法规从不扣减政府补贴。退休金组成分析如下：计划经济改革到市场经济期间的养老金制度确实在翘翘板两边晃悠难落听，不能不谓之复杂。但刚性制度尚起作用、常理更无法颠覆，退到坐标原点“退休时标准工资7折=退休金。还含有企业补贴，也是行政给付‘行政给付比天王老子还霸道、还混账’，谁敢说个不字？”谁敢再以“企业补贴”胡搅蛮缠？原告李世明认为，“在职才有的劳动待遇或许账目中有企业补贴，一经核算到退休金中，就是行政给付，自然地与企业脱钩”，终生享有，与企业无关。少拿企业补贴搅和“泾渭分明”的行政给付！依据：《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属“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超过期限。基于被告行政给付行为“秘密扣减养老金”拒不送达法律文书，内在依据“国企是受行政机关委托代行政府职责代发养老金”，从中足以证明：武钢汉阳钢厂性质为“准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真理只有一个：当事人退休时计核的工资和补贴打折=行政给付的养老金，扣减该养老金没有依据属实体违法、拒不制作送达通知书是行政给付程序违法，当事人提起行政给付争议的，只要有证据证明扣减行为存在，就应当补发。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社保局和经办机构武钢汉阳钢厂扣减了原告李世明8项政府补贴拒不制作送达决定通知到人，即扣减行政给付行政行为存在且违反社会保险法，判决社保局依法补发被扣减的养老金，重新计算款额；2、依法追究“扣减行政给付拒不送达决定通知到人”程序违法等行政过错责任。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我市严格执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支付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的规定，统筹项目外的部分没有纳入支付项目。（一）我市参保企业1998年前退休人员由统筹支付的基本养老金是按国务院1978年104号文的规定核定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了退休人员退休费的计发基数为本人标准工资，我市1998年前退休人员由统筹支付的基本养老金是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核定的，养老金计发基数是“以1983年职工工资升级增资后为基数至1994年4月底止，不超过七个大级差为限（不含提高工资标准档次的增资），职工升级不足七个大级差的，按实际升级的工资额确定。”对标准工资进行“封定”，符合劳部发[1994]123号文的要求，也符合我市企业职工标准工资晋升的实际情况（晋升标准工资的指标最晚使用时限为1994年4月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历经30多年，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计发办法不同。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进程中，国务院1997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2005年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两个文件均明确了“本决定实施前已离退休的人员，仍按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养老金，同时执行养老金调整办法”。也就是说，对于养老金计发办法调整前已经核发、领取了基本养老金的人员，养老待遇均仍按原来的规定计发，不再重新核定，参与以后基本养老金的调整。（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项目和计发标准国家要求严格清理和规范。2000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8号），在明确要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同时，也要求：“对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要认真进行清理，凡属国家规定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必须保证足额发放；统筹项目外的，应由企业根据效益情况自行确定。”2000年7月，原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务院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0]13号），要求最晚年底前要基本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同时再次强调了“要严格清理和规范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项目和计发标准”。我市严格执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支付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的规定，统筹项目外的部分没有纳入支付项目。综上，我市参保企业退休人员由统筹发放的基本养老金是按国家政策规定核定的，不存在未足额发放或扣减原告养老金的问题。二、原告李世明诉称被扣减的“8项政府补贴”属于基本养老金统筹外项目，由企业自主决定发放，因此发生的争议是民事劳动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李世明与武钢汉阳钢厂之间因发放养老金劳动争议案件事实发生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当时正处于我市企业职工养老金由企业代为发放向社会化发放转型期间，企业发放养老金分为基本养老金统筹项目和企业性补贴两部分，原告李世明诉称被扣减的8项补贴为企业补贴。当时，武钢汉阳钢厂因严重亏损停产，经职代会决议按30%比例扣减退休人员养老金中企业发放部分，扣减部分并不涉及基本养老金发放，企业的扣减行为符合国发[2000]8号文件有关“企业根据其经济效益确定发放基本养老金统筹外项目”的规定。原告李世明在诉状中也陈述其在补贴被企业扣减后依法提起了劳动仲裁并经仲裁程序处理结案，可见该争议属于民事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行为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应由造成影响的人承担法律后果。原告李世明诉称被扣减的“8项政府补贴”属于其与企业之间因基本养老金统筹外项目而发生的劳动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三、原告李世明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李世明1940年出生，80岁，已办理退休20年，现因养老金核定问题而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起诉。综上，我市参保企业退休人员由统筹发放的基本养老金是按国家政策规定核定的，不存在未足额发放原告养老金的问题。原告李世明诉称被扣减的“8项政府补贴”是原告李世明与企业之间因基本养老金统筹外项目而发生的劳动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原告李世明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李世明的起诉。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述称，我厂自1986起就参加了武汉市社会保险养老统筹。职工退休待遇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基本养老金外，还包括了武钢公司的内部工资标准、效益挂率工资，浮动工资及各项企业支付的福利性补贴（俗称企业内部补贴）。1994年元月，我厂率先成为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国企职工个人也开始履行养老保险缴费义务。1998年我厂面临严重亏损、资金枯竭、处于全面停产境地，被列为武汉市四家濒临破产的企业之一。于是1998年11月和1999年4月企业分两次冲减了退休待遇中企业补贴部分的30%。但从社会保险结算支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部分却分文未动，全额予以发放。此举引发了后来所谓的“养老金发放争议”。2000年7月，我厂又率先参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入了武汉市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的行列。次月，也就是2000年8月，以原告李世明为首的140余名退休人员向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养老保险发放争议一事提出了书面仲裁申请，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0年12月6日作出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于2000年12月14日将《仲裁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我厂于2000年12月15日对裁决书中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书面异议，经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会议研究，依据原国家劳动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第34条规定，以武社保仲定字[2000]026号《仲裁决定书》，作出如下决定：“一、双方当事人应在2001年元月10日之前向本委重新提交相关证据。二、原《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终止执行”。尽管以李世明为代表的少数退休人员不肯接受这一事实，但还是参与了该案的重新审理，双方提交了各自的相关证据。经过数月调查取证，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武劳裁[2001]裁字第253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我厂的两次减发行为“没有涉及申诉人的基本养老金和国家政策规定退休人员应享受的各项补贴的减少，故被诉人两次减发申诉人企业补贴并无不妥。据此，申诉人要求被诉人补发养老金中被减发的部分补贴的仲裁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一）款、第七十五条,《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裁决如下：一、对申诉人吴松林等31人按撤诉处理。二、驳回其他申诉人的仲裁请求。”之后，以原告李世明为代表的43名退休人员先后向初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上诉、再审。均被驳回申请。2016年5月，以原告李世明为首的三名退休人员再次以一纸行政诉状将武汉市人民政府告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社局与我厂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诉讼。同年6月24日被驳回。遂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为终审裁定。由此可见，1、虽然企业1998年和1999年两次冲减企业内部补贴均未均涉及到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待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时的冲减确实是企业经营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而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但同时也适度缩小了企业退休费和社会化发放基本养老金的差距，为2000年7月全市企业实施退休金平衡过渡到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作了良好的铺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顺应了当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要求和趋势，是符合国家相关文件和政策精神的。国发[2008]8号文明确指出,“实行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是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条件”。劳社部发[2000]9号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的通知》明确提出具体目标“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退休人员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脱离，尽快实现社会化发放要求，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使80%左右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实现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实行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减轻企业社会事务负担的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的重要手段和将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的重要条件”。1998年-2000年也正是国家养老保险新旧制度改革的过渡接轨三年期间，企业适度缩小退休费与养老金之间的差距，使退休人员由“企业人”向“社会人”转换，也是历史的必然和选择。2、既然武社保仲定字[2000]026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原《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被终止执行。那么原《仲裁裁决书》未曾发生法律效力，又何来的“行政给付违法一说呢？至于到底侵害了申请人的养老保险待遇权益没有？原告李世明作为申请人均参加了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我想劳动权威部门给予了明确的裁定，我厂不再重复赘述。3、关于“政府八项补贴”，基本是企业福利费中支付的项目，这些补贴项目，有些是在职人员才能享有的，有些是在职时的福利待遇，并不以现金形式发放。怎么可能成为基本养老待遇呢？如：洗理费和书刊费，只有离休人员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职工一旦退休就不存在了；还有降温费和烤火费（只有三个月有），企业只在夏天发白糖、绿豆、冰棒等和冬天发木炭，从来就不以现金形式发放。有些补贴既然从来就没发过，何来的扣发政府补贴呢？原告李世明等人多次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核心杂志投诉此类问题，得到的多次结论是再明显不过了。从福利费中列支的各项补贴，可以由企业自主决定，可发也可以不发。综上所述，原告李世明本次向我厂提出的行政给付要求，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也不符合一案不能二理的原则。恳请江岸区人民法院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全部予以驳回，并维护我厂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经审查书面证据材料查明，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于1986年参加了武汉市社会保险养老统筹，职工退休待遇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基本养老金外，还包括了公司的内部工资标准、效益挂率工资，浮动工资及各项企业支付的福利性企业内部补贴。因严重亏损处于全面停产，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于1998年11月和1999年4月分两次冲减了退休待遇中企业补贴部分的30%。原告李世明等职工不服向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0年12月作出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裁定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补发扣减部分。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认为该仲裁不当提出异议，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后作出武社保仲定字[2000]026号《仲裁决定书》，决定：“一、双方当事人应在2001年元月10日之前向本委重新提交相关证据。二、原《仲裁裁决书》（武社保仲裁字[2000]026号）终止执行。”。经再次审理后，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了武劳裁[2001]裁字第253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武钢汉阳钢厂的两次减发企业补贴的行为“没有涉及申诉人的基本养老金和国家政策规定退休人员应享受的各项补贴的减少，故被诉人两次减发申诉人企业补贴并无不妥。据此，申诉人要求被诉人补发养老金中被减发的部分补贴的仲裁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委不予支持”，并裁决:一、对申诉人吴松林等31人按撤诉处理。二、驳回其他申诉人的仲裁请求”。2016年5月，原告李世明及案外人刘桂珍、徐天高认为被告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向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6月24日，市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不予受理李世明、刘桂珍和徐天高的行政复议申请。三人对市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行为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世明、刘桂珍和徐天高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认为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和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其实质系为解决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扣发部分企业内部补贴问题所引起。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2016）鄂01行初50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其三人的起诉。经三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鄂行终72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因原告李世明认为市人社局发放社会保险待遇和扣减政府8项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违法，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本案起因于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1998年11月和1999年4月两次冲减了退休待遇中企业补贴部分的30%的行为。原告李世明认为武钢汉阳钢厂的主体性质系作为国企代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责即准社保经办机构代发参保人养老金，故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扣减养老金的行为系行政行为，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首先，被诉行为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原告李世明于2020年向本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次，原告李世明在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退休后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权利，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支付统筹项目内的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国家统一核定并确保足额支付。同时，原告李世明在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退休后还可以享受企业内部补贴，企业内部补贴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确定予以发放。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于1998年和1999年两次决定减发企业补贴，这是企业自身经营的决策行为，且结果也并未影响原告李世明从社会保险统筹结算支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故原告李世明对“扣减8项政府补贴”的行为不服，实质上是与第三人武钢汉阳钢厂之间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原告李世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世明的起诉。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薇审判员 石 珏审判员 刘敬东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