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6808号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7号3-9楼。法定代表人：郭佑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芝琴，女，该公司职员。被告：谭健，男，汉族，1977年6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被告：广州市致裕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新港路2号2栋。法定代表人：刘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建公司）诉被告谭健、广州市致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芝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谭健、致裕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煤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谭健向原告支付货款4188973.9元，被告致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谭健向原告支付拖欠运费990665元，被告致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谭健以本金5179638.9元计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向原告计付利息，被告致裕公司对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被告谭健、致裕公司与原告开展煤炭购销业务，因该业务无法按照双方约定的运作方式如期完成，被告谭健通过与上饶市沧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海公司）的合作关系，于2013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委托其员工廖焕武、李明明等人从湛江港提取属于原告的“国远32轮”项下的煤炭5902.33吨；单价700元每吨，应付货款4131631元；2013年7月19日到9月17日从新沙港码头“盛昌海”号提货17448.54吨。同时，单价530元每吨（后部分货物调整为390元每吨），应付货款7308930.6元。上述货物货款由谭健委托沧海公司陆续向原告支付后，仍有3110433.7元的货款没有支付，该事实已被（2017）粤01民终11265号案确认。但沧海公司否认其与被告谭健存在挂靠的合作关系，其认为除去与原告直接签订的合同外，从未委托谭健员工向原告提货，因此，其总共向原告预付的货款8330127.9元中，仅是收到原告货物共4141154元，因此原告需返还货款4188973.9元，该事实被（2018）粤01民终22905号判决书确认并判决原告返还该部分货款给沧海公司。鉴于被告谭健实际提取原告货物总共23350.87吨，应付货款合计11440561.6元，根据上述两生效判决书，因沧海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法院认定判决原告需返还，因此，被告谭健仍需向原告支付4188973.9元；且在处理上述货物过程中，原告代替被告谭健垫付运输费990665元，因此，被告谭健合计需向原告支付货款及运输费合计5179638.9元。因案涉货物是被告致裕公司发函与原告发展业务产生的，且被告致裕公司在《业务联系函》中表示如原告无法回笼案涉货物货款，则一切责任由被告致裕公司承担。因此，被告致裕公司需与被告谭健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及运费合计5179638.9元。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权益，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谭健、致裕公司均无答辩，均无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5日，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800号沧海公司诉煤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依法通知谭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沧海公司诉称：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自2013年开始合作，由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采购煤炭，双方按照实际供求需要签订合同，约定所购煤炭的数量、价格、期限、结算方式等；自2013年7月19日起至2013年10月11日止，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预付货款共8330127.9元；2013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此后，沧海公司共计收到煤建公司货值为4141154元的煤炭，此后双方再无任何煤炭交易合作关系，故煤建公司应向沧海公司返还预付货款4188973.9元并支付利息。对上述案件，本院一审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8月16日，沧海公司（需方）与煤建公司（供方）签署《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煤建公司向沧海公司供应平煤3000吨，每吨700元，总金额210万元；提货时间2013年9月30日，交货方式为湛江港，沧海公司自行提货；合同签订后，沧海公司预付货款200万元给煤建公司，提货后按实提数量结算，货款多退少补。沧海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至2013年10月11日分15次向煤建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去6330127.9元，银行回单均注明用途为货款。煤建公司于2013年8月6日开出3张金额共1000000元、户名均为沧海公司、款别均为银行承兑汇票、摘要文字内容均为孙慧雯交来煤款的收据。其中号码为20399727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400000元，号码为21606111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400000元，号码为22759343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200000元。2013年8月20日，煤建公司开出1张金额为1000000元、户名为沧海公司、款别为号码213××××7077的银行承兑汇票、摘要文字内容为孙慧雯交来煤款的收据。以上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用途为货款的款项合共8330127.9元。2013年8月12日，沧海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载明根据上述购销合同的有关条款，于2013年8月已收到煤炭共3600吨，结算单价为含税530元/吨，货款金额1908000元。2013年8月20日，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根据上述合同委托廖焕武、李明明前往煤建公司处提取烟煤3190.22吨（提货地点：湛江港、煤种：平煤）。2013年9月6日，沧海公司和煤建公司共同在一份《收货确认书》上盖章，确认根据上述购销合同的有关条款，煤建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至30日在湛江港发给沧海公司煤炭共3190.22吨，单价700元/吨，合计金额2233154元。上述供货货值合共4141154元。2013年8月27日，9月13日，煤建公司开出合共金额414115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沧海公司。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对煤建公司进行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经济责任审计，向沧海公司发出盖有煤建公司公章的《企业询证函》，载明煤建公司与沧海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2015年6月30日，煤建公司欠沧海公司4188973.90元，备注为预收账款。2015年11月25日，沧海公司盖章确认该《企业询证函》上信息证明无误，并备注“询证函所载贵单位欠我单位款项数额与我单位所记账簿相符。（但其中有120万元承兑汇票贵单位2013年8月6日20万、2013年8月20日100万收到，是我们错误给付）”。本院一审认为：本案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2013年8月1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沧海公司2013年7月19日至2013年10月11日间以银行转账方式、2013年8月6日和20日以背书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煤建公司支付用途为货款的款项合共8330127.9元。沧海公司主张煤建公司只供应价值4141154元的货物，要求煤建公司返还剩余4188973.9元。煤建公司和谭健称系谭健挂靠沧海公司，借用沧海公司资质与煤建公司进行煤炭购销交易，谭健以自有资金或要求第三方付款给沧海公司，谭健再通过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所欠货款。煤建公司和谭健未举证证明沧海公司从自身账户转出的和背书4张银行汇票的款项是谭健所有，挂靠一说亦已被（2016）粤0104民初4871号判决和终审判决所否定。虽然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是谭健交给沧海公司，但（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798号案中，新奥美公司陈述通过谭健向沧海公司交付上述两张汇票是用于与沧海公司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的预付款，煤建公司亦陈述沧海公司向其背书该两张汇票是基于与煤建公司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而用于支付煤炭购销款，证明沧海公司是依约收取汇票款和有权支配该款。本院因而判决沧海公司将新粤美公司以汇票支付的煤炭购销款未供货部分退还给新奥美公司。故应认定，沧海公司以转账和背书汇票方式向煤建公司支付用途为货款的8330127.9元，是沧海公司依据与煤建公司2013年8月1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向煤建公司预付的货款。沧海公司、煤建公司与谭健之间发生的包括本案在内的诉讼，究其原因，系同一时期内，煤建公司既有作为供方与作为需方的谭健发生煤炭购销业务，又有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沧海公司发生煤炭购销业务。从沧海公司对其背书两张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给新奥美公司的陈述，又显示沧海公司与谭健在煤炭购销业务中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有明确的预付货款、收货确认、开发票结算流程。即使煤建公司举证沧海公司收到已结算付款4141154元发票原由谭健签收，煤建公司将沧海公司其余4188973.9元货款同样充作谭健所付货款，并无得到沧海公司相应的收货确认，煤建公司也未开具发票。沧海公司收到煤建公司盖章的审计机构《企业询证函》，显示煤建公司的账目对与沧海公司的往来账项亦记为截止2015年6月30日欠沧海公司预收账款4188973.90元。煤建公司与谭健在（2016）粤0104民初4871号案中自认以口头协议方式进行交易，煤建公司将与沧海公司经结算开票完成付款的4141154元称作谭健已结算付款款项，将沧海公司未收货已预付款4188973.9元称作谭健未结算已付款，主张谭健已付货款8330127.9元，未付货款3110433.70元，谭健予以确认。但煤建公司、谭健未证明以沧海公司预付款8330127.9元充作谭健付款的依据。沧海公司在该案和本案中均明确否认为谭健向煤建公司付款。本院虽然以（2016）粤0104民初4871号判决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3110433.70元，但并未认定谭健所付款项来自沧海公司的预付款。因此，不能认定本案中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预付的8330127.9元已被作为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的等额货款。煤建公司应按收取沧海公司上述预付款后未供货部分金额向沧海公司返还预付款4188973.9元和计付自沧海公司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沧海公司要求煤建公司自2013年10月12日起计付利息无依据。本院判决煤建公司向沧海公司返还预付款4188973.9元并支付欠款利息（从2015年12月25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驳回沧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煤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2905号民事判决书，对本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认为：首先，关于沧海公司与谭健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问题，已经（2016）粤0104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2017）粤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进行审查，结果并未采信煤建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沧海公司与谭健属于挂靠关系的主张。上述两案审理过程中，煤建公司、沧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基本一致，现仅凭本案二审诉讼中煤建公司补充提交的“孟翠翠”与“林金华”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并无法推翻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故对煤建公司以谭健挂靠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进行案涉交易为由，主张沧海公司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谭健才是实际的合同相对方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其次，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均确认，沧海公司共向煤建公司付款8330127.9元，扣除各方无异议的已结算的货款4141154元，剩余案涉争议的4188973.9元。关于沧海公司是否代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问题，第一，如上所述，煤建公司主张的沧海公司与谭健为挂靠关系的事实并不成立。现煤建公司、谭健仅凭部分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实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实际为代谭健向煤建公司付款的事实。第二，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的上述8330127.9元中，包含了号码为22759343、213××××7077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共计120万元。在已经生效的（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该120万元是新粤美公司支付给沧海公司的预付货款，并判决沧海公司向新粤美公司退还多付的预付款63839.34元。而煤建公司在该案诉讼中亦确认该款是沧海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第三，煤建公司、谭健并无法提交其他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沧海公司支付给煤建公司的上述款项实际是由谭健通过沧海公司支付的事实。综上，煤建公司、谭健举证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经审查，在（2016）粤0104民初4871号案、（2017）粤01民终11265号案中，并无认定案涉争议的沧海公司支付给煤建公司的共计8330127.9元是代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的事实。最后，煤建公司上诉主张与沧海公司之间的交易为现货现款形式，如上所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煤建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终审判决驳回煤建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4月14日，本院受理（2016）粤0104民初4871号煤建公司诉沧海公司、谭健、致裕公司买卖合同一案。煤建公司在该案中诉称：2013年8月16日与沧海公司签订上述《煤炭购销合同》，事实上沧海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谭健才是实际的合同相对方，因谭健个人无法开具发票，由沧海公司代其开具发票收付货款；谭健委托他人从2013年8月至9月29日到湛江港提取属于煤建公司的“国远32轮”项下每吨700元的煤炭3190.22吨和2712.11吨，从新沙码头“盛昌海”号提取每吨单价530元的煤炭17488.54吨，拖欠煤建公司货款3110433.70元，请求判令谭健支付货款3110433.70元和资金占用费，沧海公司、致裕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沧海公司辩称与煤建公司曾进行过两次煤炭交易分别为3600吨和3190.22吨，且均已结算完毕，从沧海公司向煤建公司已支付的预付货款中扣除两次交易款后，煤建公司尚欠沧海公司400多万元的预付款未退还。致裕公司辩称：致裕公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对原告诉称的交易情况不清楚，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致裕公司不是适格被告；致裕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虽然致裕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100万元定金，但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原告并未实际交付货物；致裕公司出具的《业务联系函》《业务函》也没有实际履行，且业务函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适用于本案；《煤炭购销合同》及业务函中载明致裕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仅限于广东省煤炭工业物资供应公司和广东省新粤美多种经营有限公司，并没有为沧海公司、谭健担保的意思表示，且该担保是一般保证，不是连带保证，致裕公司不应对沧海公司、谭健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致裕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已过担保期限。无论该担保是对谁担保，致裕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谭健答辩表示对煤建公司起诉的事实无异议，同意煤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12月14日，本院对该案作出（2016）粤0104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查明：煤建公司主张与谭健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通过谭健挂靠沧海公司及致裕公司进行交易，出示了沧海公司于2013年8月20日授权李明明、廖焕武在湛江港提取3190.22吨平煤的《委托书》，李明明、廖焕武等多人分别签署的表示系谭健代理人、受谭健安排代沧海公司提货的《证明》；广东卡丽能源有限公司出具表示向谭健购买煤炭、按谭健的要求将货款付给沧海公司的《证明》；沧海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出具收到煤炭3600吨的《收货确认书》；谭健于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16日签名的金额共4141154元的《增值税发票签收回单》；上述与沧海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拟证明收货扣除沧海公司支付的预付货款后尚欠3110433.70元。沧海公司表示：为了开拓广东地区的煤炭交易客户资源，同意由谭健为其寻找购销煤炭的上下游货源，最终是沧海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支付货款、并安排相关人员提货，与谭健不存在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李明明、廖焕武不是沧海公司员工，两人在其授权提取货物数量之外所提取的煤炭与沧海公司无关；其他人提取货物与沧海公司无关；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约定的交提货地点仅为湛江港，没有委托任何人在新沙港提货；沧海公司从未与广东卡丽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煤建公司未提交该公司向沧海公司付款记录和提单。质证后，煤建公司主张：谭健从“国远32轮”提取煤建公司的煤炭5902.33吨，已结算3190.22吨并付款，余2712.11吨未结算，未结算单价为700元/吨，扣除未结算但已付款金额1199373.90元，尚欠货款699103.10元；谭健从“盛昌海”号轮提取原告所有的煤炭17448.54吨，已结算3600吨，余13848.54吨未结算，未结算单价为390元/吨，扣除未结算但已付款金额2989600元，尚欠货款2411330.60元；上述未付货款共计3110433.70元。本院认为：煤建公司主张与谭健发生煤炭交易，并出示朱青、李明明、廖焕武等人签名提货的出库清单及汇总表、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等证据，谭健对煤建公司诉请要求其清偿拖欠货款3110433.7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异议，故对煤建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沧海公司否认谭健挂靠该公司进行交易；谭健主张其挂靠沧海公司，且沧海公司的收、付款行为均是根据其的指令操作，但谭健未能举证，煤建公司亦未举证证实沧海公司有授权谭健以沧海公司的名义开展涉案的煤炭交易；沧海公司主张其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煤建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自行安排发货，出示了上述购销合同、收货确认书以及付款凭证等证据，煤建公司要求沧海公司对谭健所欠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煤建公司、谭健主张致裕公司提供资质给谭健挂靠使用以及为谭健提供担保的事实，均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本院判决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3110433.7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驳回煤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煤建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书，对本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认为该案中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为煤建公司和谭健，煤建公司明确表示其与致裕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谭健亦表示致裕公司未参与案涉交易，煤建公司以其开具给沧海公司的已结算部分的发票均为谭健收取为由主张谭健和沧海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以其与致裕公司之间其他合同中的函件内容为依据主张谭健和致裕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显然依据不充分。该院终审判决驳回煤建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21日，煤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致裕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向煤建公司发出的《业务联系函》，该《业务联系函》载明致裕公司拟与煤建公司合作开展湛江港的煤炭业务，并约定具体的运作方式，落款处加盖有致裕公司公章。2.致裕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向煤建公司发出的《业务联系函》。3.致裕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向煤建公司发出的《业务函》，该业务函载明，“因业务的需要，我司要求贵司代为向中石油广州国际事业部采购平煤共37000吨，其中湛江港堆场26000吨，单价661元/吨（买卖合同编号：13GDCP109），广西防城铁山港堆场11000吨，单价685元/吨（买卖合同编号：13GDCP113），为保证贵司的利益，我司作保证如下……”，落款处加盖有致裕公司公章，并有“谭健”的手写签名。4.进库日期为2013年4月6日，出库批注加盖“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的出库清单，清单上从2013年8月22日起至2013年9月29日留存多条由“朱青”、“李明明”、“廖焕武”在收货人处签名的出库记录。5.沧海公司于2013年8月20日根据其与煤建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销20130814）向煤建公司出具其授权给李明明、廖焕武在湛江港提取3190.22吨平煤的《委托书》及证明人为“李明明”、“廖焕武”的《证明书》两份。6.煤建公司单方制作的提货清单一份。7.湛江市赤坎兴港储运有限公司汇总表多张。证据4-7拟证明李明明和廖焕武是谭健代理人，二人在2013年8月及9月代表谭健提货5902.33吨。8.货物出库记录，拟证明新沙港实际提货数量为17448.54吨，煤建公司的预付款不够支付实际交易的煤炭货款。9.“谭外华”于2015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及提货清单、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载明“谭外华”受谭健安排，代沧海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7月23日、8月8日、8月13日领取广州港集团货运托运单4份共3720吨，上述证据拟证明谭外华是谭健的代理人，代表谭健提货的具体数量为3720吨。10.“张云志”于2015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拟证明张云志是谭健的代理人，代表谭健提货的具体数量为5748吨。11.广东卡丽能源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6日向煤建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留有“黄业森”签名的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清单，载明，“本公司在2013年8月9日、8月26日和9月30日分别向谭健购买煤炭300吨、216.56吨和248吨，我司按谭健的要求将货款付给了上饶沧海实业有限公司。根据谭健的指示，我司黄业森到贵司驻港口工作组庞积华处领取‘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两份（承运船粤港运货2628、乐昌货0176）、汽车提单一份（编8100）共764.56吨”，拟证明广东卡丽能源有限公司向谭健购买的煤炭是由沧海公司代收款，由其公司的黄业森提货，数量为764.56吨。12.“杨玉勇”于2015年9月16日的《证明》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拟证明杨玉勇是受谭健委托托运煤炭给沧海公司，数量为824吨。《证明》载明，“本人杨玉勇（粤广州货0101船主）受谭健委托，在2013年10月9日到广州市煤建公司驻黄埔工作的庞积华处领取‘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一份，数量824吨，该船煤炭收货人上饶市沧海实业有限公司，到达港增城新塘”。13.“龚茂彩”提货的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拟证明龚茂彩代谭健提货，数量为2370吨。14.“梁锡惠”提货的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拟证明梁锡惠提货1700吨。15.“列梓豪”提货的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拟证明其提货1816吨的事实。16.（2017）粤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书。17.（2018）粤01民终22905号民事判决书。18.谭健于2016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谭健现就与沧海公司的业务关系说明如下：2013年谭健为了更好地开展煤炭经营业务而挂靠沧海公司，利用沧海公司作为开展煤炭交易及结算的一个平台，而沧海公司为了扩大煤炭经营业务，保证煤炭经营资格证能够通过年审，以继续保持煤炭经营的资格，同意谭健挂靠其公司开展业务；谭健与沧海公司合作的方式，谭健所开展的业务其实全部由谭健操作，沧海公司不参与具体的业务活动，仅仅是代收代付货款，代为开票结算，即沧海公司收到谭健指定客户的货款后，即按谭健的要求支付给谭健指定的供货商；沧海公司不出任何的资金，结算时代收代开增值税发票；基于谭健挂靠沧海公司的原因，谭健采购煤建公司“盛昌海”船和“国远32”船的煤炭时，均以沧海公司的名义提货，在整个业务过程中，全部由谭健安排所属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其中“国远32”船在湛江港的煤炭谭健安排李明明、廖焕武等人提货、送货；“盛昌海”船在广州港新沙码头的煤炭谭健安排谭外华、张云志、龚茂彩以及杨玉勇等人到煤建公司驻港口办事处领取提单，而沧海公司付给煤建公司的货款，均由谭健安排用户汇给沧海公司后，再由沧海公司汇给煤建公司。证据16-18拟证明谭健实际提取煤建公司货物总共23350.87吨，应付货款合计11440561.6元，实际仅支付4141153.92元，扣除（2017）粤01民终11265号案确认谭健需支付煤建公司货款3110433.7元外，谭健还需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4188973.98元。19.谭健于2016年12月8日向煤建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拟证明处理上述货物过程中，煤建公司垫付运输费990665元，谭健、致裕公司需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及运输费990665元。《确认书》内容为：在2013年4月煤建公司采购“国远32”船煤炭卸湛江港后，谭健作为沧海公司、广东新粤美多种经营有限公司等单位业务实际操作人，在实际业务中，谭健雇请当地吴秋珠等人的车辆运送煤炭；他们当中有部分运费在谭健2014年10月出事前尚未付清，导致煤建公司在处理“国远32”船煤炭时被吴秋珠等人追讨谭健所拖欠的运费；煤建公司为了顺利处理该批煤炭，代谭健偿还了990665元的欠款（其中吴秋珠29万元，蔡老板207017元，张志成173379元，铁路运费27万元，李成发50269元）；这些代谭健支付的款项谭健予以确认，并承诺两年内将该款退还给煤建公司。煤建公司在（2016）粤0104民初4871号案中，将上述证据1-15作为证据提交，而谭健在该案中对煤建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沧海公司在该案中质证称：对上述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与沧海公司无关；证据4不予确认；证据5的《委托书》予以确认，但李明明、廖焕武在沧海公司授权之外所提取的煤炭与沧海公司无关，证据5的两份证明书不予认可，李明明、廖焕武并非沧海公司的员工，对其授权的范围是代为提货，其无权确认收货数量和证明货物具体流向；证据6不予认可；证据7中日期为2013年8月汇总表无异议，上述表内的提货为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已发生第三笔3190.22吨交易的提货情况，对日期为2013年9月之后汇总表不予认可，沧海公司未授权他人提货；证据8不予认可，沧海公司与煤建公司约定的交提货地点仅为湛江港，双方未变更交货地点，沧海公司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在新沙港提货；对证据9，“谭外华”并非沧海公司员工，无权单方面确认收货的数量和证明货物的具体流向，且谭外华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是在复印件上签字并手书内容，手书的内容没有沧海公司的授权；对证据10，“张云志”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证据9一致；对证据11不予认可，煤建公司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与其出示的原件在证据内容及形式上均不一致，且沧海公司从未与广东卡丽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该公司声称向沧海公司付款，并派员工黄业森领取了广州港集团货物托运单两份及汽车提单一份，但煤建公司并未提交付款记录和汽车提单予以佐证，两份托运单上的签名不一致，一个为“黄业森”、一个为“黄业明”，且笔迹显著不同，极可能存在冒用的嫌疑；对证据12中“杨玉勇”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杨玉勇并非沧海公司员工，其无权单方面确认收货的数量和证明货物的具体流向，且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托运单上的收货人一栏虽填写为沧海公司，但没有提交沧海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予以佐证，沧海公司也从未收货；对证据13-15的质证意见与证据9一致。致裕公司在该案中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谭健没有得到致裕公司的授权进行业务联系，证据中提到的货物与本案的诉争标的没有关联；对证据4-15的质证意见与沧海公司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这些证据均与致裕公司无关，致裕公司既无参与交易，也不认识相关授权人及提货人。诉讼中，煤建公司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交易主体为煤建公司、谭健及致裕公司，谭健、致裕公司均为买方；各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谭健与煤建公司沟通业务的时候表示其是代表致裕公司，双方谈妥后谭健向煤建公司提交了致裕公司出具的三份函件，煤建公司收到函件后没有向谭健、致裕公司进行书面回复，也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有口头同意，并且有实际履行；合作模式为煤建公司按照谭健、致裕公司的指示向下游买家（谭健、致裕公司为煤建公司介绍的客户）提供货物，并且由煤建公司向下游买家收取货款；下游买家包括沧海公司，本案就是因为沧海公司在（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800号、（2018）粤01民终22905号案中否认收到部分货物而引发的，煤建公司与下游买家均有签订书面合同。本院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为煤建公司与谭健，煤建公司在该案中明确表示其与致裕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谭健在该案中亦表示致裕公司未参与案涉交易，而该案与本案的涉及的交易相同，煤建公司主张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为其与谭健、致裕公司，与上述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不一致，煤建公司也未能提交足以推翻上述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的证据，故本院对煤建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认定本案的交易主体为煤建公司与谭健。根据（2017）粤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谭健向煤建公司共提取煤炭23350.87吨，提货总货值为11440561.6元。煤建公司在（2016）粤0104民初4871号、（2017）粤01民终11265号案中将沧海公司支付的4188973.9元预付款计入谭健、致裕公司支付的货款后主张谭健、致裕公司尚欠货款3110433.70元，该案一审判决谭健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3110433.7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驳回煤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但此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229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煤建公司将该4188973.9元预付款返还给沧海公司，因此，煤建公司主张谭健支付货款4188973.9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运费，谭健已出具《确认书》确认应向煤建公司支付运费990665元，故煤建公司主张谭健支付该运费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本案的交易主体为煤建公司与谭健，煤建公司主张致裕公司对谭健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谭健向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88973.9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谭健向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支付运费990665元；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谭健向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5179638.9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57元，由被告谭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龙健美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