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8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学义，男，196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仙丹，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熊庭菊，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仙丹，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宁波路5号坐标广场。 负责人：刘晓勇，该银行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松林，男，该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男，该分行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黔东南州国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外环320国道南侧振华二中华成景苑2单元2层。 法定代表人：任国军，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国军，男，196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 再审申请人赵学义、熊庭菊因与被申请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分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黔东南州国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军商贸公司）、任国军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赵学义、熊庭菊申请再审称，（一）案涉《贵阳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贵阳银行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以下简称《承兑协议》）、《贵阳银行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均无效。国军商贸公司、任国军涉嫌诈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国军商贸公司、任国军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借款合同》《承兑协议》签订时存在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银行要求、资料虚假等情形，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未严格履行审查职责，恶意串通损害了赵学义、熊庭菊的利益。综上，赵学义、熊庭菊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商业汇票承兑申请》《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商业汇票承兑清单》《银行承兑清单》等证据说明本案属于“票据纠纷”，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借贷纠纷”，从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本案系借贷法律关系，也属于“商业借贷”而非“民间借贷”，不应适用前述司法解释。依照票据纠纷法律规定，本案属于票据欺诈，依法应当审理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从而正确判断涉案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本案中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的过错显而易见，如在卷证据证实：在汇票或粘单上没有记载法定事项，作为出票人的国军商贸公司签发了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等等。赵学义、熊庭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提交意见称，（一）《借款合同》《承兑协议》《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欺诈订立，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该银行依据相关规定对国军商贸公司的授信业务及抵押担保情况开展贷前调查工作，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抵押物现状等，本案授信业务及抵押担保措施符合条件，银行已尽审查义务。（二）赵学义、熊庭菊关于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主张系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后，且无证据证明，其目的是拖延该银行申请对抵押物的执行，对二人的诬陷、逃避行为，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金融借款合同反映的是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形成的贷款法律关系，作为民事合同，合同主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依约履行合同。围绕赵学义、熊庭菊的再审申请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本案中《借款合同》《承兑协议》《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赵学义、熊庭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主张上述系列合同无效。关于上述合同是否以欺诈手段订立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凯里市公安局向二审法院出具的《关于任国军涉嫌诈骗案办案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凯里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11日决定以涉嫌诈骗罪对任国军进行立案侦查。2018年3月5日，赵学义再次书面向凯里市公安局控告任国军涉嫌诈骗罪，因与前述控告罪名相同、客体一致，该局未分别立案侦查。凯里市公安局对任国军立案侦查的依据，一是赵学良到该局报警，称任国军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以虚假的财务报表、虚假项目资料骗取信任，向其借款累计达4558万元；二是赵学义、赵学兴等40人联名向该局报案，称任国军以虚假的项目资料和财务报表为依据，与上述40人签订《还款协议书》或《借款协议》，共计借款2亿元；三是系针对任国军个人的立案侦查，并非对国军商贸公司的立案侦查。由此，任国军涉嫌诈骗的行为系另外的民间借贷行为，在出借主体、付款方式、涉嫌犯罪行为主体等法律行为构成要件上与本案金融借款行为均无关联性。本案中赵学义、熊庭菊关于《借款合同》《承兑协议》《抵押合同》系欺诈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再审申请主张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借款合同》《承兑协议》是否是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与国军商贸公司恶意串通订立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恶意串通，主要是指当事人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恶意，相互勾结通谋实施的行为。为达到证明目的，赵学义、熊庭菊应当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二人以《借款合同》《承兑协议》签订时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未严格按照要求履行审查职责作为恶意串通的理由，作为担保方，在为他人提供担保之前，赵学义、熊庭菊应当对作为担保合同基础的《借款合同》内容进行了解，现其以本合同存在资料不齐全、虚假为理由认为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与国军商贸公司损害其利益，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作为合同相对方，因国军商贸公司的行为致为承兑汇票金额垫款，也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损人利己”之特征。 其次，赵学义、熊庭菊主张本案应为“票据纠纷”而非“借款纠纷”。票据法律纠纷是因票据法律关系而产生，而票据法律关系则系票据权利人、义务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也可见，“甲方（赵学义）愿意为乙方（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与债务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而主合同约定，该银行向国军商贸公司在授信金额内“连续发放贷款、保理、承兑商业汇票、出具保函、开立信用证或其他原因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赵学义系为国军商贸公司对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至于具体履行方式系上述约定中的何种，在所不问。赵学义、熊庭菊仅是国军商贸公司向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借款的担保人，并非出票人、收款人、付款人、承兑人等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本案不是票据纠纷，原审法院确认本案为金融借款纠纷正确。 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是否因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的问题时参照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这一参照适用未对当事人权利造成影响，也未影响本案诉讼结果，赵学义、熊庭菊关于不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法不能成立。 此外，赵学义、熊庭菊向本院提交了凯公（刑）调证字【2019】21号凯里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复印件）、贵州凯里瑞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建材公司）向凯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及贵州名鉴司法鉴定中心黔名鉴【2020】文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国军商贸公司所承兑银行汇票中的瑞安建材公司印章与样本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用以证明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不应对加盖伪造印章的汇票进行承兑，这一行为涉嫌违法甚至犯罪，赵学义、熊庭菊作为担保方系基于合法的担保关系承担责任，反之则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对于这一问题，赵学义、熊庭菊提交的前述证据材料中，关于瑞安建材公司印章真实性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于承兑汇票是否依照所加盖印章进入瑞安建材公司账务和赵学义、熊庭菊是否应当依照《抵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并无直接关联性，相反地，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主张国军商贸公司确为其造成损失，赵学义、熊庭菊作为抵押人更应当依照《抵押合同》的约定履行担保人的义务。至于贵阳银行黔东南分行对汇票承兑时的审查义务，如果被伪造印章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受到损害，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赵学义、熊庭菊未提交证据证明《抵押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赵学义、熊庭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学义、熊庭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小娟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