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2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志民，男，196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稷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建，男，198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稷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果，女，198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稷山县。 以上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莎，福建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洁而新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海天路9号银都广场17楼D座。 法定代表人：许振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式敏，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若阳，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洁而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而新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6民初7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洁而新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贾某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该认定未尊重客观事实且违反法律规定。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可见，雇员的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其次，一审法院对“从事雇佣活动”的解释未结合上述司法解释进行完整描述，仅截取前半部分，而忽视雇员的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再者，死者贾某在前往上班地点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前往上班地点途中是其履行职务的前提，故死者贾某在前往上班地点发生交通事故应认定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死者贾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为从事雇佣活动。同时，比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现仅因死者已达退休年龄，在实际存在劳动关系只能认定为劳务关系的情况下，从公民生命权平等受保护的角度，对死者贾某前往上班地点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也符合民法平等公平的原则。 二、一审法院认定“侵权第三人和雇主向受害人所负的债务，内容完全相同”，该认定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在雇主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侵权人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两种承担责任适用的过错方式不一致的情形下，雇主的赔偿责任必然无法与交通事故侵权人的责任一致，其内容也不可能相同。即，死者贾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害，结合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三上诉人仅针对未获得交通事故侵权人赔偿的部分，向洁而新公司主张，具有法律依据。 洁而新公司答辩称贾某与洁而新公司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洁而新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主张“贾某从事雇佣活动”，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 一、贾某与洁而新公司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是劳动关系项下工伤保险情形，三上诉人主张应比照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应采信。三上诉人错误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范围，且该条规定适用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情形，与本案法律事实显然不同，不应适用。上述规定“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也不包括在尚未开始进行工作或者已经完成工作后的上下班路途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无论贾某发生交通事故的路程是否为上班途中，均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情形，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洁而新公司作为雇主，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贾某与洁而新公司签署的《劳务协议》已明确约定，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时，由贾某自行承担责任或向责任方索赔，洁而新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时的赔偿责任主体，而在确定赔偿责任比例大小时，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及解释第二条规定予以界定。三上诉人错误混淆赔偿责任主体与责任大小两者之间区别，主张“雇主在赔偿责任范围也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认为无论贾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雇主均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比例，显然混淆了赔偿责任主体与赔偿责任比例的界限，错误适用法律，不应得到支持。 三、贾某因第三人侵权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已选择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按60%的责任比例获得足额赔偿，无权再就同一赔偿责任主张洁而新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受到第三人人身损害的，仅可在雇主或第三人中择一确定赔偿责任主体。三上诉人已经选择了第三人作为损害赔偿主体且已从第三人处获得足额赔偿，三上诉人无权再以洁而新公司作为洁而新公司要求洁而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按三上诉人逻辑，主张未获得第三人赔偿的40%责任比例部分由洁而新公司赔偿，而洁而新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的规定就该40%责任比例部分可向第三人追偿，则最终将由第三人承担100%的法律责任，显然与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相冲突，不符合公平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判令洁而新公司支付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医疗费57377.16元、伙食费400元、护理费280元、丧葬费37728元、死亡赔偿金1000376元、精神损失费30000元、家属处理事故事宜误工费2755元、交通费500元，扣除肇事方应负担部分之后共计403766.4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贾某出生于1959年，2019年1月16日死亡，其父母均已故，现有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孙志民、儿子孙红建、女儿孙红果。贾某于2017年4月5日起为洁而新公司提供保洁劳务，2019年1月11日11时12分，贾某在前往上班地点途中横过马路时与案外人曾令魁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贾某受伤。贾某被送至厦门市中医院治疗，后转至其户籍地山西省稷山县人民医院治疗，于2019年1月16日死亡。贾某治疗产生医疗费共57377.16元，保险公司已赔付38426.3元。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于2019年3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令魁与贾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贾某的法定继承人与曾令魁经厦门市湖里区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厦湖交调【2019】168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商业险部分各方当事人同意按照60%赔偿，曾令魁赔偿贾某的家属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家属处理事故事宜误工费及交通费等共计718764.44元，另曾令魁按责任比例承担非医保费用6885.25元等。 一审法院认为，贾某在进入洁而新公司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建立劳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贾某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范围，贾某的法定继承人主张洁而新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缺乏依据。另，即便贾某受伤符合“雇员人身损害”情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情况下，雇员享有损害赔偿请求选择权，侵权第三人和雇主向受害人所负的债务，其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只要其中一人向受害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受害人就不能再向另一人求偿。贾某的法定继承人在向交通事故相对方主张权利后，又向洁而新公司主张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的诉讼请求。 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贾某出生于1959年11月13日。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19年1月11日11时12分，贾某在前往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不治死亡。贾某出生于1959年11月，自2017年4月起受雇于洁而新公司，可见，贾某受雇洁而新公司期间，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一审法院认定贾某与洁而新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的交通事故是否可以参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而认定贾某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对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伤残或死亡，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而这一制度一般只适用于企业与劳动者建立的劳动关系，如果劳动者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依法终止，社会保险机构也不再为企业续保，劳动者开始领取退休金。此时，如果劳动者愿意以劳动获取报酬，其与企业建立的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但这种劳务关系不再受劳动法的调整，也不再享有《工伤保险条例》的特殊保护。因此，三上诉人主张本案的交通事故应当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而认定贾某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系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主张，亦无不当。 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贾某的法定继承人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已选择向交通事故相对方曾令魁主张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且因贾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法可以相应减轻曾令魁的侵权责任，各方已就赔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贾某的法定继承人已依法获得相应人身损害赔偿。而由于本案也不涉及认定工伤的问题，贾某的法定继承人再行要求洁而新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综上，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368元，由孙志民、孙红建、孙红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代书记员 朱强强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