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72民初4518号原告：陈志明，男，196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龙，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川，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山市大莱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基地宝诚路**。法定代表人：陈志明，该司总经理。破产管理人：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经文，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伟杰，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炳华，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德平，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保怡安消防器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工业园兴业东路。法定代表人：陈伯强，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烽，该司经理。原告陈志明与被告中山市大莱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大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追加了李炳华、佛山市顺德区保怡安消防器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保怡安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10月31日、2018年1月15日、2018年4月25日、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志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龙，被告大莱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景林（参加了第一、二、四次庭审，破产管理人接管后对其代理行为均予确认，并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经文、余伟杰继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炳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德平（参加后三次庭审），第三人保怡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烽（参加后三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志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大莱公司向陈志明偿还借款本金3550000元及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诉讼过程中，陈志明变更诉讼请求为：1.大莱公司向陈志明偿还借款本金2923800元及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陈志明对大莱公司已抵押给陈志明的机器设备及模具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日，陈志明与李炳华、余晓梅签订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陈志明入股大莱公司。2015年5月12日，经工商登记，陈志明成为大莱公司股东。在陈志明入股前，大莱公司因股东李炳华经营不善，欠下大量外债，致长期资金周转困难。为缓解资金困境，陈志明不断将个人资金借款给大莱公司。2015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22日期间，陈志明除投入出资款外，向大莱公司出借借款逾1200万元。为担保债权的实现，大莱公司以冲床等设备抵押给陈志明，双方于2015年9月30日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大莱公司借款后，至今未还款。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陈志明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大莱公司辩称，确认欠款，也同意还款。李炳华述称，陈志明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5年4月1日，陈志明与李炳华签订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15年5月6日作出股东会决议，约定由陈志明向大莱公司增资1000万元，占公司51%股权，该股权实际享有公司67%表决权；李炳华持原有资产占公司49%股权，该股权实际享有公司33%表决权；陈志明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营运及财务管理；李炳华任监事，负责研发及销售管理；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由陈志明决策，按月整理财务账由股东核对并签字确认；等等。2015年9月12日，保怡安公司、陈志明、李炳华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公司所有财务档案资料、商业、文书、合同档案资料由陈志明收存。以上事实表明，陈志明是大莱公司掌管财务及所有财务资料、控制公司运营决策的控股股东，尤其是公司账户资金收支、印鉴使用、财务账册资料收存等均由陈志明支配。陈志明掌管下的公司账户及公司经营中使用陈志明的个人账户，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其中涉及有陈志明需缴入股出资款过千万元、公司向外借款超过几千万元、公司大量经营往来款等等，累计近亿元。目前公司已停产停业、资不抵债。陈志明所主张的本案往来款项，首先应排除其应缴入股出资款等等与公司经营有关的款项，其次应在进行清算后证明其没有占用公司资金，而是公司亏欠其资金，才能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依照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及公司章程、公司法规定，陈志明有义务将公司每月账务账册交股东李炳华核对并签字确认。如存在本案的355万元巨额借款，必然会在财务账册中经李炳华核对和确认。但陈志明未履行上述义务，故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可采信。三、陈志明提交的债权凭证是记载“今收到陈志明借款”字样，盖有大莱公司财务专用章的8张收据，但收据上经手人签名不明，收据上的核准、会计、出纳处均无签名，特别是没有另一股东李炳华签名确认。而公司财务印鉴由陈志明负责掌控，故上述债权凭证的形式特征反映存在伪造的可能，真实性不能采信。四、陈志明提交的转账流水证据与其提交的借据有多处不吻合之处，反映不出民间借贷的特征和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五、陈志明提交的动产抵押登记书，不仅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反而证明其利用操控公司的权力，侵犯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该抵押登记书记载抵押人大莱公司向抵押权人陈志明抵押2523台设备和模具，担保债权为1000万元，但大莱公司与陈志明不存在借贷1000万元的事实和借款合同，相关登记显然不存在事实基础，是虚假的。而且，代表大莱公司出押的代理人吴景林，既是大莱公司的财务经理，又是陈志明个人独资的中山市志威电机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监事，显然属陈志明与吴景林合谋背着李炳华擅自抵押。六、陈志明担任大莱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又是控股股东，以个人名义起诉大莱公司，又以大莱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签发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大莱公司应诉，相当于变相地自己与自己诉讼，极容易产生虚假诉讼。故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另一股东李炳华才能真正代表大莱公司利益与陈志明抗辩，而大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景林因利益原因无法胜任与陈志明抗辩的责任。因此，关于大莱公司和李炳华各自对陈志明起诉的答辩、质证、辩论等意见，法庭应以李炳华的意见为主，以大莱公司的意见为次，并对大莱公司的陈述持谨慎合理的怀疑。保怡安公司述称，其原是大莱公司股东，但已在2016年1月15日经其他两位股东同意从大莱公司退股。只是在退股过程中，因李炳华的部分股权被查封，无法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李炳华尚欠部分股权转让款未支付。陈志明主张的借款是在保怡安公司入股大莱公司前产生的，保怡安公司不清楚。因此，本案与保怡安公司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日，陈志明与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签订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内容包括：大莱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登记股东为余晓梅、李焕珍（李炳华的姐姐），余晓梅持股80%，李焕珍持股20%；李炳华与余晓梅虽未进行婚姻登记，但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二人名下财产皆为共有财产；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拟以向陈志明定向增资扩股及借款等方式总计向陈志明融资1000万元；陈志明总投资额为1000万元，签订协议后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即着手核算大莱公司全部资产净值；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以前述资产净值作为增资后大莱公司资产的49%（余晓梅应将股权转让给李焕珍），陈志明按前述资产价格现金增资51%；陈志明增资后，大莱公司股东为陈志明及李焕珍，双方各持有大莱公司股权的51%、49%；如经核算，陈志明持股51%需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则根据投资上限不超过1000万元的原则，按实际情况确定持股比例；如经核算，陈志明持股51%需投入资金不足1000万元，剩余投资款以大莱公司向陈志明借款的方式补足，借款利息为月息0.6%；增资后，大莱公司不设董事会及监事会，执行董事由陈志明委任，监事由李炳华担任；陈志明负责公司营运及财务管理工作，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负责研发及销售管理工作；为确保大莱公司运营顺畅，陈志明投资后，其所持股份实际享有大莱公司67%表决权，李炳华、余晓梅、李焕珍所持股份实际享有大莱公司33%表决权，即大莱公司经营中的管理事项由陈志明决策；陈志明增资入股后，大莱公司按月整理财务账册由股东核对并签字确认；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生效；等等。2015年5月6日，大莱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余晓梅、李焕珍出席，新股东陈志明、李炳华列席，决议内容包括：免去李焕珍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选举陈志明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免去余晓梅监事职务，选举李炳华为监事；余晓梅将占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陈志明，将占公司29%的股权转让给李炳华；李焕珍将占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李炳华。2015年9月12日，陈志明、李炳华与保怡安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内容包括：陈志明、李炳华向保怡安公司承诺、保证，陈志明、李炳华是大莱公司全部股权的合法拥有人，陈志明持有51%股权，李炳华持有49%股权；截至股权计价基准日，大莱公司净资产总额约为1323万元；保怡安公司按大莱公司净资产总额增资648.27万元，取得大莱公司30%的股权；本协议执行后，保怡安公司持有大莱公司30%股权，陈志明持有大莱公司40%股权，李炳华持有大莱公司30%股权；大莱公司的所有财务档案资料、商业、文书、合同档案资料由陈志明收存。2016年1月15日，保怡安公司与陈志明、李炳华签订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内容包括：鉴于2015年9月12日三方共同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保怡安公司向大莱公司投资并取得大莱公司30%股权；现保怡安公司提出退股并向陈志明、李炳华分别转让其持有的大莱公司股权；大莱公司由陈志明、李炳华仍按此前签订的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共同合作经营；因大莱公司持续亏损，保怡安公司实际出资4890000元，剩余款项未实际支付，但保怡安公司已实际取得大莱公司30%股权；现三方同意，保怡安公司将其持有大莱公司30%的股权作价4890000元全部转让给陈志明、李炳华，其中向陈志明转让15.3%股权作价2493900元，向李炳华转让14.7%股权作价2396100元，陈志明、李炳华分别负责向保怡安公司支付以上各自股权受让款项；以上股权转让完成后，保怡安公司退出大莱公司，三方于2015年9月12日共同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终止履行；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三方应共同办理以上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保怡安公司与李炳华因上述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履行发生纠纷，保怡安公司诉至本院。该案经本院一审【（2017）粤2072民初7129号】及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8）粤20民终371号】审理，生效判决在认定“保怡安公司与陈志明、李炳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经营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及形式均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保怡安公司称其已实际退出了大莱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把相应的股东权利义务转让给李炳华及陈志明，且李炳华也向保怡安公司出具欠据确认欠保怡安公司股权转让款2396100元并向保怡安公司承诺分期还款，陈志明对此也无异议并自愿为李炳华上述欠款承担担保责任，故应视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已完成”“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构成李炳华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的基础上，判令李炳华向保怡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在前述大莱公司股权变动之前及期间（均为2015年间），陈志明曾通过其个人账户（中国银行尾数为7600、中国工商银行尾数为6508）向大莱公司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尾数为6887、中山农村商业银行尾数为9240和中国银行尾数为4312、8562）10次转账付款如下：3月20日84000元、4月20日400000元、4月28日90000元、5月7日500000元、6月30日1000000元、7月28日20000元、8月14日160000元、9月1日339800元、9月7日30000元、12月18日300000元，合计2923800元。2015年9月30日，大莱公司所有的335台机器设备和2188套模具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担保的债权为欠款1000万元。动产抵押登记书载明抵押人为大莱公司，代理人吴景林，抵押权人为陈志明，代理人麦淑莲；抵押人签章处加盖有大莱公司公章，并有陈志明签名，抵押权人签章处有陈志明签名。陈志明与大莱公司当庭称，上述动产已因拖欠员工工资被查封。另查明：大莱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景林除担任大莱公司财务经理职务外，还在陈志明××××至威电机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2020年4月7日，本院作出（2020）粤2072破申4号民事裁定，受理相关申请人对大莱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4月21日，本院作出（2020）粤2072破11号决定，指定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担任大莱公司管理人。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接管大莱公司后，表示对吴景林此前的代理行为均予确认，并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经文、余伟杰继续参加本案诉讼。除本案诉讼外，本院还受理有陈志明与李炳华、余晓梅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7）粤2072民初4519号，下称4519号案】及大莱公司与李炳华、余晓梅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8）粤2072民初3557号，下称3557号案】。本案诉讼期间，陈志明申请委托司法审计机构对大莱公司2015年2月至2016年9月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及银行流水进行审计（说明：须结合大莱公司财务账册、记账凭证对陈志明名下于中山农商银行尾数为4573、2572的2个账户中的往来是否为大莱公司款项往来进行审计，以确定该2个账户是否为大莱公司公用账户），以确定陈志明与大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具体借贷金额。但因在3557号案中，大莱公司也已经申请对相关银行流水和财务账册进行审计，故陈志明明确表示为节省司法成本，同意在3557号案所开展的司法审计中一并对相关事项（1.结合大莱公司银行流水与财务账册，对大莱公司与陈志明之间的转账金额及性质进行审计；2.结合陈志明名下于中山农商银行尾数为4573、2572的2个账户流水与大莱公司的财务账册，对陈志明该2个账户的收支往来款项的性质进行审计）进行审计，并同意3557号案的司法审计报告可直接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后3557号案所开展的司法审计经先后委托两家审计机构，均因当事人提供用于审计的财务账册资料不完整、不规范等原因而无法完成审计，最后终止审计工作。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陈志明提交的3张收据反映，日期分别为2015年4月20日、2015年5月7日、2015年6月30日，金额分别为400000元、500000元、1000000元，内容均注明“今收到陈志明借款”字样，落款的收款单位处均加盖有大莱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经手人处则有“吴嘉琦”或“琦”的签名，核准、会计、出纳处均空白。陈志明当庭称，上述收据中签名的经手人为大莱公司出纳吴嘉琦。大莱公司对上述收据予以确认；李炳华、保怡安公司对上述收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其未在落款的核准处签名确认，且大莱公司的财务部门、财务印鉴均由陈志明掌控，上述收据存在伪造的可能。陈志明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复印件）载明“陈志明于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4月15日共9次向本公司缴纳现金出资728万元”的内容，落款处加盖有大莱公司公章。9张收据反映，日期分别为2015年2月6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3月23日、2015年3月26日、2015年4月16日、2016年3月31日，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1000000元、1500000元、187000元、543000元、453742元、300000元、696258元、1600000元，内容均注明“今收到陈志明投资款”字样，落款的收款单位处均加盖有大莱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其中8张落款的经手人处有“吴嘉琦”的签名，核准、会计、出纳处均空白，另1张落款的核准、会计、出纳、经手人处均空白。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2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陈志明于2015年9月12日向本公司缴纳现金出资864.36万元”的内容，落款处加盖有大莱公司公章。大莱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李炳华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其未在收据落款的核准处签名确认，且大莱公司的财务部门、财务印鉴、公章均由陈志明掌控，上述证据存在伪造的可能，另外2份股东出资证明书没有股东签名确认，也不能证明大莱公司的公章是在落款日期所盖，相应的出资没有银行流水对应佐证；保怡安公司对上述证据表示不清楚。陈志明当庭述称，陈志明自2015年4月开始入股大莱公司，2015年5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8月大莱公司正式停产，自陈志明入股至大莱公司停产，大莱公司一直亏损；因大莱公司外债过多，持续亏损，为帮助大莱公司度过难关，以求投资有所回报，陈志明持续将个人款项借入大莱公司以维持经营，借款过程是陈志明与李炳华协商决策的；陈志明与大莱公司之间存在两层法律关系，一是陈志明履行出资义务，二是陈志明向大莱公司出借款项；截至保怡安公司入股的2015年9月12日，陈志明的出资额应为864.36万元，具体出资为分别于2015年2月6日、同年2月11日、同年2月12日、同年2月28日、同年3月23日、同年3月26日向余晓梅转账支付1000000元、1000000元、1500000元、175000元、453742元、300000元，于2015年3月20日、同年3月31日向大莱公司转账支付528000元、1600000元，于2015年4月15日向卢志宗转账支付1600000元本金及36000元利息（备注为代余晓梅垫付卢志宗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述出资均经陈志明及李炳华确认后由大莱公司出具出资收据，也未在4519号案中向李炳华、余晓梅主张；2015年5月12日，陈志明入股才完成工商变更，故在2015年4月15日大莱公司的公章不归陈志明保管，2015年4月15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具备证据效力；陈志明与李炳华、余晓梅等于2015年4月1日签订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各方确认大莱公司净资产为700万元，至陈志明与李炳华、保怡安公司于2015年9月12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后，各方确认大莱公司净资产为1323万元，相隔时间仅为5个多月净资产增长623万元，而大莱公司经营持续亏损，这是陈志明出资的印证；动产抵押的数额1000万元是针对陈志明出借给大莱公司的大概款项进行估算得来，办理抵押是三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大莱公司委托吴景林去办理；陈志明自入股后向大莱公司出借的款项已经超过1000万元，分别以3种方式出借，其一是通过陈志明个人账户向大莱公司转账支付（陈志明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仅为这种方式出借），其二是通过陈志明个人账户向提供给大莱公司公用的陈志明名下尾数为2572的账户及陈广源名下尾数为6450的账户（虽然李炳华、保怡安公司未书面确认该2个账户的性质，但在4519号案中，陈志明已提交大莱公司的记账凭证，通过该2个账户支付大莱公司的公用款项，而李炳华有签名确认）转账支付，其三是陈志明向案外人直接转账付款，但视为大莱公司的借款。大莱公司（原代理人吴景林）当庭述称，大莱公司人事任命多次修改后，实际是李炳华担任总经理职务，吴景林在李炳华领导下工作；借款在吴景林任内事实上存在，抵押登记也是三股东商议同意后委托吴景林办理，不存在虚假。李炳华当庭述称，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15年4月1日生效，生效后陈志明对大莱公司的决策控股是绝对控制的，故不能说在2015年4月15日还没有完成入股登记变更，其不掌管印章或财务印鉴；2015年7月21日、7月30日有2笔巨款分别为540万元和2440万元，是农商行贷款给大莱公司的，但这2笔款项均在当天支出，李炳华作为股东不清楚其用途，陈志明有占用资金的嫌疑；前述银行贷款2980万元的案件已经执行，但不是由大莱公司偿还的，而是以余晓梅和李焕珍的房产执行的。保怡安公司当庭述称，其于2015年9月30日入股大莱公司，而陈志明在同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是隐瞒保怡安公司进行的，三股东没有商议办理抵押登记事宜。庭后，陈志明提交书面说明称，2015年7月21日和7月29日的2笔农商行贷款540万元和2440万元，约定的贷款发放方式是“受托支付”，直接由农商行操作，转账至中山市华盛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下称华盛特公司）账户（其中第二笔因操作有误，于7月30日退回，又于当天由农商行再次转账至华盛特公司账户）。经李炳华申请，本院责令大莱公司提交其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流水，其提交银行账户流水情况如下：1.中山农村商业银行尾数为9240的账户自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之间的流水；2.中国银行尾数为4312的账户在2015年1月16日之前及2015年7月31日的流水；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尾数为0020的账户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8月13日之间的流水；4.尾数为2068的账户自2012年1月至2015年7月之间的流水；5.中国银行尾数为8562的账户自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之间的流水。经查，上述前4个账户流水均未反映有收到陈志明所称的出资款的记录，最后一个账户流水则反映有2015年3月31日收到陈志明转账支付1600000元的记录（陈志明所称的其中一笔出资款）。陈志明对上述账户流水均予确认；李炳华认为，上述账户流水不完整，无法实际反映与陈志明之间的真实交易情况，且大莱公司还有一个小榄村镇银行的账户未提交流水；保怡安公司则称，不清楚其入股之前的账户流水情况。对于审计未果的问题，陈志明认为，其已积极提供有关材料，无法审计的原因在于李炳华无限扩大审计范围；法院可以针对相关流水及凭证认定款项性质，也可以由陈志明自行委托其他审计单位开展审计；即使法院认为无法再开展审计且审计的申请方是陈志明，则结合本案证据，也应认定陈志明主张的借款。李炳华认为，李炳华提出审计范围的主张是应法院和审计机构要求行使诉讼权利；无法审计的原因是陈志明、大莱公司未能依审计机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与李炳华无关，应由陈志明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或者在大莱公司的破产清算中解决。大莱公司则表示，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陈志明诉讼主张其与大莱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涉及发生于2015年3月20日至同年12月18日之间的10笔借款，总金额为2923800元。虽然作为本案被告及被指为借款人的大莱公司对陈志明该诉讼主张表示确认，但因如上述认定事实反映，一方面，陈志明是大莱公司的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大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借贷双方关系特殊；另一方面，在本案诉讼中代表大莱公司发表主要诉讼意见的原代理人吴景林除在大莱公司担任职务外，还在陈志明独资设立的另一公司担任职务，即其与陈志明关系特殊。故在陈志明与大莱公司之间确实可能因特殊的关系导致利益关联或冲突，而作为大莱公司另一股东即本案第三人之一的李炳华已明确对陈志明该诉讼主张提出异议的场合，不能仅依据大莱公司的承认即对陈志明该诉讼主张作出认定。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陈志明诉讼主张的其与大莱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一般而言，真实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即借贷合意的达成和借款的实际给付。关于借贷合意的达成，陈志明称借款过程是其与李炳华协商决策的，理据不足，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若陈志明所称与李炳华协商决策是指确定借款的总体框架，则结合上述认定事实反映的陈志明入股大莱公司的过程，由陈志明初次入股时于2015年4月1日所签订的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相关约定看，只是确定了陈志明投资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拟持股51%的目标，并未明确借款发生的必然性及具体金额（只有在陈志明持股51%需投入资金不足1000万元的场合，才存在发生借款的可能，即以大莱公司向陈志明借款的方式补足投资总额1000万元），故依据该约定认为陈志明与李炳华协商决策了借款显然不能成立，更不能据此认定陈志明与大莱公司达成了借贷合意。其次，若陈志明所称与李炳华协商决策是指确定其所主张的10笔借款中每一笔的发生及具体金额，则缺乏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且存在明显的疑点。其一，陈志明所称协商决策过程未形成如股东会决议或任何其他书面文件，没有证据证实；其二，陈志明所主张的10笔借款中第一笔发生于2015年3月20日，若其所称决策属实，则与前述其初次入股时于2015年4月1日所签订的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相关约定矛盾（此时仍未能确定入股所需金额及是否须以借款方式补足投资总额）；其三，陈志明所主张的10笔借款中最后一笔发生在保怡安公司入股大莱公司后，若如陈志明所称借款仅与李炳华协商决策，而保怡安公司未参与协商决策，不合常理。再次，虽然陈志明提交有作为债权凭证的收据3张（对应10笔借款中的3笔），记载内容为“今收到陈志明借款”，加盖有大莱公司财务专用章，但仅有经手人“吴嘉琦”或“琦”签名，核准、会计、出纳处均空白，不合常理。若如陈志明主张借贷属实，则在借贷双方关系特殊（公司向其中一个股东借款）且作为借款人一方的大莱公司还有其他股东的场合，即使如前述分析在借款的协商决策过程没有形成其他书面文件，也理应在作为债权凭证的收据中由相关负责人（特别是如陈志明所称的参与决策借款的另一股东李炳华）审批或签名确认。故结合陈志明为大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掌控财务部门、财务印鉴的事实，李炳华质疑该3张收据存在伪造的可能，虽无证据证实，但确实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因此，该3张收据的记载内容及其真实性存疑，不足以采信，不能作为债权凭证用于证明借贷合意的达成及借贷关系的存在。另外，虽然大莱公司就其动产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陈志明。但因：其一，该动产抵押登记手续仅由陈志明一方及由吴景林作为大莱公司代理人经办，作为大莱公司另两个股东的李炳华及保怡安公司（此时已入股）均未参加，而陈志明所称的“三股东共同商议决定，大莱公司委托吴景林去办理”未经李炳华、保怡安公司确认，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因如前述，吴景林与陈志明之间存在特殊利害关系，故结合陈志明为大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掌控财务部门、财务印鉴的事实，李炳华、保怡安公司抗辩称该动产抵押登记行为是陈志明擅自所为，不能排除可能。其二，该动产抵押登记对应的担保债权为欠款1000万元，无论是款项性质、金额，均不能与陈志明在本案主张的借贷关系相吻合。因此，该动产抵押登记行为及其对应的债权真实性、关联性存疑，不能作为佐证证明借贷合意的达成及借贷关系的存在。关于借款的实际给付，虽然陈志明所主张的10笔借款均有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生于2015年3月20日至同年12月18日之间），但相应转账款项的性质存疑。理由如下：首先，结合上述认定事实反映的陈志明入股大莱公司的过程可知，在2015年4月1日签订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时，仅可以确定陈志明应向大莱公司投资1000万元，而该1000万元首先应该是以出资入股（占51%股权份额）的方式进行投资，只有在陈志明出资占51%股权份额所需出资款不足1000万元的情况下，才以借款的方式补足1000万元投资额。而该10笔转账款项中的第一笔发生于前述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签订之前的2015年3月20日，故陈志明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主张为借款，明显与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描述的情况不符。另，结合陈志明对其出资情况的陈述，其出资款项给付发生于2015年2月6日至同年4月15日之间。若如其该陈述（先不论是否属实），则其中有4笔出资款的给付（2015年3月23日、3月26日、3月31日、4月15日）迟于其主张为借款的该10笔转账款项中的第一笔，也与约定不符。其次，如前述，根据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陈志明首先对大莱公司负有的付款义务是支付出资款的义务。只有在其完成了支付出资款义务，且出资金额不足1000万元的情况下，其才以借款方式补足1000万元投资额。故根据现有事实和证据审查陈志明支付出资款的情况，可对判断该10笔转账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起到辅助作用。结合陈志明对其出资情况的陈述，截至保怡安公司入股的2015年9月12日，陈志明的出资额应为8643600元，而其实际支付出资款时，仅有2笔合计2128000元是直接给大莱公司的，其余有6笔合计4428742元是支付给余晓梅的，有1笔1636000元是支付给案外人卢志宗的（备注为代余晓梅垫付）。该陈述存在如下疑点：1.陈述的应出资额为8643600元，但陈述的实际支付出资款仅为8192742元。2.陈述直接支付给大莱公司的2笔出资款中，仅有一笔2015年3月31日的1600000元在大莱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中有对应的转账记录，另一笔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实际支付的事实。3.陈述支付给余晓梅和卢志宗的7笔出资款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实际支付的事实，也未经余晓梅确认为出资款。结合陈志明对其出资情况的举证，包括2份股东出资证明书和9张收据，存在如下疑点：1.陈志明没有提交相应的转账记录证实存在实际支付的事实，仅有其中一张日期为2016年（应系笔误，应为2015年）3月31日的收据，如前述在大莱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中有对应的转账记录。2.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与9张收据为对应关系，显示收到陈志明出资（合计7280000元）的内容，均加盖有大莱公司公章，该9张收据（记载出资款内容）的形式基本与前述3张收据（记载借款内容）一致。3.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2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记载“陈志明于2015年9月12日向本公司缴纳现金出资864.36万元”的内容，加盖有大莱公司公章，但没有对应的收据。而且，根据这些证据显示的内容，陈志明自己入股时应出资额为7280000元，实际支付9笔（即9张收据，日期在2015年2月6日至4月15日间），而至保怡安公司入股时因总股本变更陈志明总出资额应变更为8643600元，但如前述陈志明所陈述的实际支付出资款8643600元时，仍然是支付了9笔，起止时间仍与9张收据一致（2015年2月6日至4月15日），大部分日期也一致，只是中间有部分日期不完全一致，有部分金额不完全一致，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同理，结合陈志明为大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掌控财务部门、财务印鉴的事实，李炳华质疑该2份股东出资证明书和9张收据存在伪造的可能，虽无证据证实，但确实不能排除这一可能。该2份股东出资证明书和9张收据的记载内容及其真实性存疑，不足以采信。因此，根据现有事实和证据，无法审查确定陈志明支付出资款的情况，故不能以此对该10笔转账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作出判断。再次，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在大莱公司的股权变更及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使用包括陈志明在内的股东及其他个人的私人银行账户的情况，由此可能导致大莱公司及相关股东、其他个人之间账目混乱的情况。但本院根据审理需要及当事人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在3557号案一并进行审计后，因当事人提供用于审计的财务账册资料不完整、不规范等原因而无法完成审计，最后终止审计工作，导致无法通过司法鉴定（审计）手段理清大莱公司与陈志明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及相关转账款项性质。由于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书已明确约定“陈志明增资入股后，大莱公司按月整理财务账册由股东核对并签字确认”，增资扩股协议书亦已明确约定“大莱公司的所有财务档案资料、商业、文书、合同档案资料由陈志明收存”，且陈志明为大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应认定由陈志明对无法审计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后，根据当事人陈述，大莱公司曾两次向相关银行贷款，贷款银行于2015年7月21日和7月29日分别发放贷款540万元和2440万元，李炳华对该贷款的去向提出了质疑。而陈志明作为大莱公司实际控制人仅说明称约定的贷款发放方式是“受托支付”，直接由贷款银行操作，转账至案外人华盛特公司账户,而对于该两笔贷款的实际去向、使用情况未作任何实际说明。由此，大莱公司在获得如此巨额贷款之外还向陈志明个人借款的必要性存在疑问，大莱公司的真实账目情况也存在重大疑问。综上所述，虽然陈志明诉讼主张为借款的10笔款项确实存在银行转账记录，但因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借贷合意的达成，也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该10笔转账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而且，在陈志明与大莱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中，陈志明负有向大莱公司支付巨额出资款的义务，同时还存在因大莱公司使用陈志明私人银行账户导致的账目混乱的情况，又无法通过审计手段理清大莱公司与陈志明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及该10笔转账款项的性质。故应认定，陈志明诉讼主张的其与大莱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真实存在的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由此，陈志明在本案所提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志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0200元，由原告陈志明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文国盛审判员  张庆争审判员  伍执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丁也芹书记员梁壁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