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发江，男，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东营轩宇商贸有限公司职工，住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强，山东齐鲁（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纯金，山东齐鲁（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向阳，男，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东营市东营区。 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东梅，女，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东营轩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东营市东营区。 再审申请人刘发江因与被申请人刘向阳及原审被告胡东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5民终1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0日作出（2019）鲁05民申8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发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强、樊纯金，被申请人刘向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胡东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发江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依据。1.即使利息明细表是真实的，对利息明细表的签字确认只是对本案借款按每月复息计算出的本息数额的列明方式的确认，并不是对剩余本息数额的一种确认，二审法院仅仅依据该证据得出证据2、3、4、5中的还款不是归还涉案借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和二审法院对借款利率的计算方式存在错误。利息计算明细中的“×1.03”是刘向阳按复利计算本息合计的一种计算方式。如果按月利率3%的复利计算年利率应该为42.58%，远远超过了国家借款红线规定的24%。二审刘向阳提交的78000元的借条，从借条内容上看是现金而非刘向阳主张的利息，因而与本案无关。假若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据中2014年1月2日本息合计为306.8万元。其中利息为46.8万元，从2013年5月2日借款到2014年1月2日共计8个月，每月利息为46.8／8＝5.85万元，即月利率是2.25%，年利率是27%，并非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的年利率为36%。3.二审法院认定张谅禄、张某向刘向阳转款的事实不构成对涉案借款的偿还系认定事实错误。张谅禄、张某受雇于刘发江，所转款项是刘发江安排的，因非公司的业务，不需要在公司账目上反映，故二审法院认定二人所转款项与本案无关违背生活常识，是不正确的。4.一、二审法院认定胜利油田安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东营市鑫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发公司）向刘向阳的转款不能构成对涉案借款的归还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仅依据张凯的身份证复印件与刘发江提交的证据中的身份证复印件相符，就认定了刘向阳与鑫发公司有业务来往，系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在刘向阳没有向法院提交安泰公司及鑫发公司与其之间的合同或欠条等直接证据的情形下，仅依据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安泰公司392号房屋的测绘成果报告等证据即认定了两公司向刘向阳转款不能构成对涉案借款的归还，证据不足。同时，二审法院也仅依据刘发江提交的借款记账凭证系单独的账页，并非完整的财务账册，不予认可刘发江与两公司的借款关系，认定事实错误。5.一、二审认定刘向阳为实现债权聘用律师而支付的律师费的数额有误。刘向阳提交的委托合同中的代理费是150000元，但是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数额显示是50000元，且没有双方的资金交易往来记录。故一、二审认定刘向阳支付律师费1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应予纠正。二、一审中刘向阳向法庭提交的刘发江2015年1月29日签字的利息明细表是经过裁剪、变造的，只保留了对刘向阳有利部分的文字记载，将其中对其不利部分即还款部分裁掉了。二审中刘发江提交了该明细表的完整部分，即刘向阳通过微信发给刘发江的截图，但二审法院对此证据没有进行质证。该明细表中裁剪掉的2016年还款情况中前两笔还款一审法院已经予以认可，而第三笔记载的“20161017还25万”。该25万元是2016年10月14由安泰公司代刘发江偿还，刘向阳自己记载为偿还涉案借款，同时佐证了刘向阳关于所有安泰公司的还款不属于偿还涉案借款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从而一审认定错误。第四笔记载的“20161020还25万”，因刘发江未提交转款记录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刘向阳自认了该笔还款，法院应予认定。三、本案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刘发江的诉讼权利。申请人向法庭申请调取刘向阳尾号为1735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以证明申请人已经向刘向阳还款150000元及其他还款情况，但法庭没有准许，剥夺了申请人合法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再审请求：1.撤销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5民终1798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刘向阳主张刘发江偿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式：以2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及律师代理费8655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899元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等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刘向阳承担。 被申请人刘向阳辩称：一、利息明细表就是对本息数额的确认，关于利率的计算方式，2018年6月30日上午刘向阳和刘发江在刘向阳办公室就还款利息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刘向阳对谈判过程进行了录音，刘发江再审申请中关于利率的陈述均是错误的。二、关于张谅禄、张某的转款，刘发江陈述其是老板，是其安排二人进行的转款，公司的所有业务均应当在公司的账目中有记载，刘发江的这一陈述违反了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三、关于张凯的转账，刘发江必须证明该笔款项归刘发江所有且与归还260万借款利息相关，刘发江在二审中提供四份记账簿，有两份签字是伪造，并且四份单独会计账簿中没有会计师签字，也没有注册会计师的印章，复式记账法要求对每一笔款项不止记载收入来源，还要记载花费去向，仅仅凭单独的、后补的会计账簿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四、刘向阳提供的利息明细表没有经过裁剪编造，刘发江提供的图片中的相关文字不是刘向阳本人书写。五、民事诉讼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刘向阳没有义务配合调取刘向阳本人1735号银行账号明细。综上，请求驳回刘发江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胡冬梅未提供陈述意见。 刘向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发江、胡东梅偿还刘向阳借款4505460元；2.判令刘发江、胡东梅支付刘向阳自2015年2月2日起至实际全部偿还之日止的利息和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年利率36%计算）；3.判令刘发江、胡东梅支付刘向阳律师代理费15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758元；4.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发江、胡东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5月2日，刘向阳（甲方）与刘发江（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600000元，合同中记载的借款金额、借款日期等事项与借据不一致的，以借据上记载的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逾期，每月按借款金额的20%给甲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借款逾期，由乙方承担因逾期还款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因乙方违约致使甲方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乙方承担甲方因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当日，刘向阳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35号账户向刘发江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72号账户转款2600000元。同日，刘发江向刘向阳出具借据1份，载明：“今借刘向阳现金（大写：贰佰陆拾万元整）（小写￥2600000.00元）于2013年6月2日以前归还，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人自愿每月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在该借据下方另手写载明：2014.1.2本息合计306.8万元2014.2.2本息合计316万元2014.3.2本息合计325.48万元2014.4.3本息合计335.24万元2014.5.3本息合计345.3万元2014.6.3本息合计355.656万元2014.7.3本息合计366.326万元2014.8.3本息合计377.316万元。在上述手写内容中，有两处刘发江本人的签字，其中一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刘向阳提交的利息计算明细载明：“2014.1.2306.8万2.2316万3.2325.5万4.2335.24万5.2345.29万6.2355.65万7.2366.32万8.2377.31万9.2388.63万10.2400.288万11.2412.29万12.2424.66万2015.1.2437.39万2015.2.2450.546万”。该利息计算明细上部载有“×1.03”字样。刘发江于2015年1月29日在该利息计算明细上签字捺印。 刘发江分别于2015年3月28日、2015年5月6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10日、2016年7月12日、2016年8月4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3月23日、2017年9月28日、2017年9月25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1月3日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16×××79号银行账户向刘向阳转款80000元、200000元、150000元、50000元、300000元、20000元、5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10000元、32500元、15000元、175000元。刘发江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11月5日、2016年12月5日通过其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的62×××70号账户向刘向阳转款200000元、50000元、200000元。刘发江于2018年4月4日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16号账户向刘向阳转款1000000元。 2015年1月29日，安泰公司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的90×××49号账户向刘向阳的62×××35号银行账户转款300000元。2016年10月14日，安泰公司在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刘向阳转款250000元，该项转款流水备注为货款。2018年7月10日及2018年8月31日，安泰公司分别出具证明1份，该2份证明均载明：“兹证明我单位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店支行的尾号1449帐户于2015年1月29日向刘向阳在中国工商银行东营市西城支行的帐户62×××35打款30万元、2016年10月14日自中信银行账户向刘向阳帐户打款25万元都是受刘发江委托付款，上述款项所有权归刘发江，特此证明”。 2015年8月17日、2015年9月26日、2015年12月2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3日、2016年12月30日，张谅禄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的62×××92号银行账户向刘向阳转款200000元、12000元、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元。 2016年1月26日，李吉文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的62×××27号银行账户向刘向阳的62×××35号银行账户转款160000元。 2016年3月16日，东营市永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道公司）在东营农村商业银行的90×××80号银行账户向刘向阳的62×××35号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 2017年5月25日，鑫发公司向张某在东营银行的62×××12号银行账户转款102657元后，张某于当日自其该账户向刘向阳转款102657元。 刘发江提交的华夏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7年9月5日，鑫发公司的14×××257号银行账户向刘向阳转款400000元。2018年7月10日及2018年8月31日，鑫发公司分别出具证明1份，该2份证明均载明：“兹证明我单位于2017年9月5日自我单位华夏银行东营分行尾号96257帐户向刘向阳在中国工商银行东营市西城支行的帐户62×××35打款40万元、是受刘发江委托付款，该款项所有权归刘发江，特此证明”。 一审庭审中，刘向阳陈述：刘向阳与刘发江约定，借款逾期利息为年36%；刘向阳提交的利息计算明细中前一期未偿还利息均计入后一期的本金；2015年9月10日之后刘发江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刘向阳所转的单笔数额超过100000元的款项均系偿还涉案借款按照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自2008年起，安泰公司委托刘向阳办理该公司的开发资质，以及之后开发的东营市北二路392号项目、安泰家园项目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及房屋产权登记等方面的技术服务，上述两项目费用共计约220万元，截至目前，刘向阳仍代理安泰公司的房产证业务，现在已经完成房产初始登记，下一步需办理业主不动产权分割登记，费用共计约30万元。2016年8月起，刘向阳以青岛房建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名义承揽东营市的拆违治乱房屋工程，再以鑫发公司的名义分包施工，通过鑫发公司将项目部分支出及盈利全部转到刘向阳账户，其中东营市东城区施工总额约1600000元，西城区施工总额约400000元，垦利区约1200000元，部分资金通过鑫发公司转账，部分资金通过个人账户转账，目前该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在刘发江控制永道公司期间，刘向阳与该公司也发生过业务往来。一审庭审中，刘发江陈述：其与鑫发公司及安泰公司均系合作业务关系，刘向阳所陈述刘发江委托刘向阳办理安泰公司开发的安泰家园小区的房产证办理及网签业务不属实，永道公司曾为刘发江实际控制，在刘发江控制该公司期间，曾通过该公司向刘向阳偿还过涉案借款。涉案借款用于刘发江与安泰公司合作的房地产项目的资金周转及偿还之前的借款，胡东梅对此不知情。 刘发江与胡东梅系夫妻关系。刘向阳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15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758.1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刘发江已向刘向阳偿还的款项金额应如何确定以及刘向阳主张的借款本息是否应予支持；二、刘向阳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应否予以支持；三、胡东梅就涉案借款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刘向阳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能够认定刘向阳与刘发江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刘向阳向刘发江提供借款后，刘发江应按时还款。刘发江自其本人银行账户向刘向阳转款部分应依法认定为偿还刘向阳涉案借款，对于刘向阳主张仅自2015年9月10日之后刘发江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刘向阳所转的单笔数额超过100000元的款项系偿还涉案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发江主张其于2013年5月2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6472的银行账户向刘向阳支付利息150000元，刘发江提交的转款明细中并无其所称的该笔转款，对刘发江的该项抗辩事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刘发江否认刘向阳与安泰公司及鑫发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但根据刘向阳提交的刘向阳与刘发江之间的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安泰公司392号房屋的测绘成果报告、安泰公司专用唯一网签合同笔记本及专用唯一加密狗等证据，结合三位证人关于刘发江与安泰公司及鑫发公司关系的陈述、证人张某的银行账户在收到鑫发公司转款后将款项全部转给刘向阳及安泰公司的中信银行账户向刘向阳转款时的备注内容，能够依法认定刘向阳与上述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且刘发江与该两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于该两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经该两公司银行账户及经两公司员工张谅禄、张某银行账户向刘向阳所转款项非偿还涉案借款，该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关于李吉文的账户向刘向阳所转160000元，根据李吉文的证人证言，李吉文与刘发江系亲戚关系，转款时李吉文已非鑫发公司职工，因此能够认定该款系刘发江借用李吉文的银行账户向刘向阳所转，该160000元系用于刘发江向刘向阳偿还涉案借款。关于永道公司向刘向阳所转20000元，刘发江仅以银行流水证明该20000元系偿还涉案借款，证据不足，对其该项抗辩事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8年4月4日止，刘发江就涉案借款共向刘向阳偿还3192500元。刘向阳提交的利息计算明细已经刘发江签字确认，根据该利息计算明细载明的内容，结合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据关于逾期违约金为月20%的约定，能够认定刘向阳与刘发江约定的借款逾期利息为年3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项规定，刘发江已偿还刘向阳的3192500元应用于折抵以2600000元为基数、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3年6月3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按照年利率36%计算的逾期利息3192800元。因此，刘发江尚未偿还刘向阳借款本金2600000元，刘向阳要求刘发江偿还借款4505460元，一审法院依法支持2600000元，对于刘向阳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向阳请求的自2015年2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因刘发江已将利息清偿至2016年10月31日，故刘向阳主张的利息起算点应为2016年11月1日。关于利息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根据该项规定，刘向阳请求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对于刘向阳主张的超出部分利息，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关于争议焦点二，刘向阳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及财产保全担保费系刘向阳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刘向阳请求刘发江承担律师代理费15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758元，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虽然刘发江、胡东梅系夫妻关系，但刘向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发江、胡东梅有举债的合意且涉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刘向阳要求胡东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发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向阳借款2600000元，并支付刘向阳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2600000元为基数，利率按年24%计算）；二、刘发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向阳律师代理费150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6758元；三、驳回刘向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98元，减半收取22049元，由刘向阳负担9011元，刘发江负担130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发江负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5）月2日，刘发江向刘向阳出具借条一份，金额为78000元。2016年12月5日，刘发江通过其东营农村商业银行62×××70账户向刘向阳转款10万元。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涉案借款虽仅有一笔，但该借款持续时间长、所涉款项繁杂，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导致双方对归还款项的数额产生较大的争议。对此，一审法院已逐项进行了分析评判，二审法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关于一审法院按年利率36%核算涉案借款已清偿的利息是否正确。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24％和年利率36％，将民间借贷案件中利息的处理划定了不同的处理区域和原则，对于超过24%未超过36%的部分，属于自然债务区域，债务人已经按约定自愿履行的利息部分，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干涉，即债务人再以超过年利率24%为由主张返还，不能得到支持。该条规定所确定的司法保护上限同样适用于逾期利率，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对逾期利率的规定并不冲突。刘发江仅依据该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主张应按年利率24%核算其所归还的利息，系对该规定的割裂理解，也与刘发江所确认的内容相悖，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按年利率36%核算涉案借款已清偿的利息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张谅禄、张某向刘向阳的转款是否系刘发江对涉案借款本息的归还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张谅禄、张某与刘发江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其各自的民事行为具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在民事活动中受托支付款项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本案中刘向阳主张与刘发江、安泰公司、鑫发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宜将上述公司和人员向刘向阳的转款认定为刘发江对涉案借款本息的归还。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均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法人，应当有完善的财务制度，无论是刘发江个人从公司借款，还是张谅禄、张某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接受刘发江的委托向刘向阳进行转款，均应在公司财务账目上有相应的记载，而刘发江恰恰未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其在二审中提交的四组记账凭证均系单独的账页，并非完整的财务账册，不能证明转款当时刘发江与鑫发公司、安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同时，刘发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2、3、4、5中所涉及的款项，均发生于2015年1月29日刘发江在利息明细表上签字之前，这些款项在利息明细表上均未体现。故一审法院未认定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张谅禄、张某向刘向阳的转款构成对涉案借款的归还，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中未认定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张谅禄、张某向刘向阳的转款构成对涉案借款的归还，并未加重安泰公司、鑫发公司的负担，如双方对相应款项存有争议，可另行解决。 关于刘发江的委托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提出的2015年1月29日利息明细表刘向阳进行了裁剪、变造问题，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刘发江在一审中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刘发江作为债务人对于还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其主张被裁剪掉的部分中记载的还款内容亦应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在刘发江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李吉文向刘向阳所转16万元是否是对涉案借款的归还。二审法院认为，刘向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2中其向李吉文的100万元转款发生于2011年6月20日，而李吉文向刘向阳的16万元转款的发生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两者之间缺乏密切的关联性，刘向阳以此来主张该16万元与涉案借款无关证据不足。该证据反而可以证实刘发江与刘向阳曾通过李吉文的账户进行款项往来，一审认定李吉文向刘向阳所转16万元系用于刘发江偿还涉案借款具有合理性。 关于涉案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胡东梅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二审法院认为，虽然胡东梅、刘发江同为东营轩宇商贸有限公司的人员，但刘发江称涉案借款用于合作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资金周转及偿还之前的借款，并非用于东营轩宇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刘向阳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胡东梅与刘发江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借款是刘发江、胡东梅的夫妻共同债务，胡东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刘向阳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即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6月2日期间有无利息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二审中，刘向阳提交了刘发江向其出具的数额为78000元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6（5）月2日，虽然“6”处有涂改，但该借条金额为78000元，与刘向阳、刘发江实际执行的逾期利率月利率3%相符，无论是“6”或“5”均能体现出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刘发江亦未能合理解释该借条出具的原因，刘向阳主张该借条系对涉案借款在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的确认具有合理性，故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即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6月2日期间存在利息，利率为月利率3%。同时，刘向阳在二审中主张2016年12月5日仅收到刘发江转款10万元，刘发江对此予以认可，故自2015年3月28日至2018年4月4日，刘发江就涉案借款共向刘向阳偿还3092500元。自借款出借之日2013年5月2日至2016年8月21日，以2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为3094000元，因此刘发江已将利息清偿至2016年8月21日，刘发江应向刘向阳偿还借款本金260万元以及自2016年8月2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关于刘发江应当承担的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的数额。二审法院认为，刘向阳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借款本金为4505460元，一审法院及本院支持的本金数额为260万元，刘向阳对于其未获法院支持部分借款本金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均应自行负担，二审法院根据刘向阳的胜诉比例，确定应由刘发江负担律师代理费86550元〔15万元×（260万元÷4505460元）〕，由刘发江负担财产保全担保费3899元〔6758元×（260万元÷4505460元）〕。刘发江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刘向阳提交了新的证据使案件事实发生改变，刘向阳的部分上诉请求和刘发江的部分上诉请求能够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8）鲁0502民初1734号民事判决；二、刘发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向阳借款本金26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式：以2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三、刘发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向阳律师代理费8655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899元；四、驳回刘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098元，减半收取22049元，由刘向阳负担9327元，刘发江负担12722元；一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发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854元，由刘向阳负担14427元，由刘发江负担14427元。 本院再审中，刘发江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打印件，并出示了上述聊天记录的载体（手机），以此主张刘向阳提交的利息明细表是经过剪裁、变造的，以及其于2016年10月17日还款25万元、2016年10月20日还款25万元的事实。刘向阳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认可手机显示的微信号系刘向阳本人的，认为需要第三方鉴定，该证据在二审中提交过，但是刘发江的代理律师不能说明该证据的来源。 刘向阳向法庭提交了录音光盘1张，主张系刘向阳与刘发江谈话的录音，以此证明本案借款利率情况。刘发江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实录音中人员的身份。 本院再审中，原审被告胡东梅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涉案借款因借款持续时间长、双方在借款期间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导致双方对归还款项的情况产生较大的争议。再审申请人再审提出的主张，与二审的主张基本一致。 第一，关于刘向阳二审提交的78000元借条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二审中，刘向阳提交了刘发江向其出具的数额为78000元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2日，“6”处有涂改。该借条的借款时间与本案借款时间临近，借款金额78000元与刘向阳、刘发江就涉案260万元借款，按实际执行的逾期月利率3%所计算的利息相符，且刘发江亦未能对其出具该借条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认定78000万借条与本案借款具备一定的关联性。二审判决以此认定涉案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即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6月2日期间存在利息，利率为月利率3%，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一、二审判决对涉案借款已清偿的利息按年利率36%核算是否正确的问题。刘向阳提交的利息明细表已经刘发江签字确认，根据该利息明细表载明的内容，结合涉案借款合同、借据，能够认定刘向阳与刘发江约定的借款逾期利息为年36%。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为对于超过24%未超过36%的部分，属于自然债务区域，债务人已经按约定自愿履行的利息部分，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干涉。该条规定所确定的司法保护上限同样适用于逾期利率，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对逾期利率的规定并不冲突。故，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按年利率36%核算涉案借款已清偿的利息，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及两公司员工张谅禄、张某向刘向阳的转款能否认定系刘发江对涉案借款本息的归还问题。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张谅禄、张某与刘发江并非同一民事主体，且刘向阳主张其与安泰公司、鑫发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并提供了证据予以佐证。在刘发江未能提供安泰公司、鑫发公司有关刘发江从公司借款的完整的财务账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认为刘发江的举证不能证明转款当时刘发江与鑫发公司、安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刘发江针对上述转款系其归还刘向阳本案借款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刘发江提供的2015年1月29日之前向刘向阳的转款能否认定是对本案借款的还款的问题。2015年1月29日，刘发江对涉案借款自2014年1月2日逐月计算至2015年2月2日应还的本息金额予以签字确认，而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2、3、4、5所涉及的款项，分别发生于2014年4月21日、2015年1月12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4月29日，均在其签字确认的时间之前，而其主张的以上“还款”并未在上述逐月计算的利息明细中体现，上述转款不能对抗其签字确认的效力，亦不能证明与涉案款项的关联性，二审判决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刘发江再审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的打印件，并出示了上述聊天记录的载体（手机），以此主张刘向阳提交的利息明细表是经过剪裁、变造的，以及其于2016年10月17日还款25万元、2016年10月20日还款25万元的事实。经审查，刘发江于二审庭审后向法庭提交了以上聊天记录打印件，二审判决以刘发江在一审中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刘发江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上述两项还款事实为由，对刘发江的主张未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刘发江提交的上述证据存放于其本人使用的手机上，并不存在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情形，但其在一审期间及二审庭审结束前均未能做到及时提供。刘发江提供上述证据证明“2016年10月17日还款25万元，2016年10月20日还款25万元”的事实，但就上述两笔还款，其在一、二审及再审中均未提供相应银行转款记录予以支持。刘发江主张2016年10月17日的还款即为其主张的2016年10月14日由鑫发公司向刘向阳的转款，经审查，一是时间上并不完全相符，二是刘发江亦未能对2016年10月14日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二审判决未就刘发江提供上述证据主张的事实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刘发江应当承担的律师代理费的数额问题。经查阅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8）鲁0502民初1734号卷宗，刘向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支付律师代理费的2份发票，总金额为15万元，二审判决据此并根据刘向阳的胜诉比例，确定了应由刘发江负担的律师代理费金额，并无不当。 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鲁05民终179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曰全 审判员  张晓丽 审判员  蒋建功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