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民初1515号 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玉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华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贵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光，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明，辽宁善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泛华公司）与被告大连华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泛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玉杰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被告华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明、王旭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泛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57,956,005.52元本金、利息及查封不允许换封导致的损失合计124,667,205.52元，其中包含为解除权利限制借款5500万元于2010年1月19日已支付31,711,200元利息及以后的利息，查封损失3500万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等。泛华公司的原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给付5429万元本金及利息1571万元，合计700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2006年3月，原告与被告华达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其中第四条约定，双方在购买案涉项目时，由被告华达公司承担5429万元“解除限制”所需费用，该权利限制包括：（一）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二）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债权39,292,313元。二、双方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华达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5429万元，导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二）大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债权39,292,313元两个案件保全查封。三、经原告做了大量工作，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由原告代为支付了上述解除限制所需费用共计5429万元。为此，原告借款5500万元解除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等限制权利，至2010年支付了31,711,200元利息。2006年被告向原告借款余额为150万元。此后双方因合作纠纷引发诉讼至今（见最高检受理材料），被告未予偿还。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被告华达公司长达十余年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解除限制”所需费用54,292,313元，核实交纳税费1,571,692.52元和592,000元，合计56,456,005.52元，另加借款150万元，共计57,956,005.52元及利息。五、因被告在2010年到2011年拒绝原告换封由被告诉前查封的房产，导致被查封的房产由新房变二手房，致使每平方米损失超5000元，共涉及房产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导致原告损失超3500万元。六、被告应给付本金57,956,005.52元和解除限制借款5500万元2010年1月19日以后的利息，以及2010年支付的31,711,200元利息和查封导致损失3500万元，合计124,667,205.52元。在华顺大厦被多次查封的情况下，被告无能力贷款解除项目权利限制，原告承担了全部解除项目权利的工作，向富昌公司借款，以5429万元与明阳公司、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才解除项目权利限制。协议书第四条第二项约定解除本项目的全部权利限制（包括查封、抵押）所花费的资金和产生的利息责任均由华达公司承担。至今华达公司分文未承担。从2010年至今借款利息也应由被告全部承担（原告已提交鉴定申请，待鉴定结论确定后的数额也应由被告承担）。按照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约定，超出投资部分向银行进行封闭抵押贷款，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解除大厦的抵押和查封以及大厦的后续建设，并约定利润分配的原则是首先偿还封闭抵押贷款本息后，才能收回双方投资本息和进行利润分配。但华达公司直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按照协议约定分配利润、分配房屋，另案未对项目清算、未审明华达公司未出资、也未共同经营，却委托鉴定机构出具虚假五无鉴定意见，明显违反规定。六、合伙财产未清算即进入财产分配不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交纳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原告实际投资3.77亿元，被告分文未投入，卷宗不能反映华达公司有该项目的任何投资。合作开发合同属于合伙性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再158号民事判决观点，未经清算不得分配合伙财产。七、法院应对合同效力依职权审查认定，对于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未经清算是否可以分配利润存在法律适用分歧。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对法院查封的房产进行开发（法院未依法参与、未委托依法拍卖），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与大连钧诚拍卖公司恶意串通，违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涉嫌刑法第314条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及民事诉讼法第111条非法处置查封财产构成犯罪），双方合同约定对此违法处分的财产进行合资合作开发明显违法，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是无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未能依职权主动审查合作开发协议的效力，对双方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未依法进行清算，直接进行利润分配，与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409号民事裁定、（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民事判决及第九次民商会议纪要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合同效力的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再158号民事判决对于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未经清算是否可以分配利润的问题存在法律适用分歧，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法发〔2019〕23号）报请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八、因存在上述法律适用分歧，本案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及法研所决定如何适用相关法律，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的结论意见。 华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原告提起本诉严重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审理双方之间合作开发协议纠纷时就已经全面审理了“解决权利限制”的费用问题，因该节事实会直接影响到项目成本以及双方之间利润的分配。原告在该诉讼中就此问题的态度是完全不配合，不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法院依法在当时已经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判决[详见（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第30页、31页]。本诉中，华达公司在阅卷时并未发现原告提交任何新证据证明就其起诉状中所提及的解除权利限制方面比照前一诉讼时有任何新情况发生，故前一诉讼已经就现有事实部分做出了生效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原告本次诉讼同时符合该条三款，已经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诉讼，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3月30日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共同开发建设泛华领城项目。在该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因泛华公司恶意违约，华达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配项目利润。该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下发（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达公司分得利润112,897,226.35元，泛华公司分得利润125,621,720.41元。在该判决书第38页表述：泛华公司对该部分债权将来未予实现部分，可另行向华达公司主张。该判决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6日。本次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9月3日。泛华公司未提交任何关于该节诉权的诉讼时效因何原因产生过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在（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下发后超过三年以上的时间才就此问题对华达公司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已经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典型的恶意诉讼。恶意诉讼，指当事人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原告在明知其不具备提起本诉的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假借本诉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将被告名下正在销售的125套房产进行了查封，并且直接引起了近百名买房人集体哄闹销售代理中介机构及被告公司的事态发生。在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提出超标的查封、换封申请来稳定大局时，原告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当庭提升诉讼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法院给予解封或换封。法院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惩戒。四、原告不具备提起本诉的实体权利。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虽然赋予了泛华公司另案主张的权利，但另案主张的权利并不是本案中原告所诉的解除权利限制的全部费用，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解除权利限制所用资金首先从共管账户华达公司的1000万元中支付，不足部分暂由项目贷款和经营收入中支付，产生利润后再从华达公司应分得部分中扣除”。实际履行过程中，明阳公司工程款也已经按照此约定进行了操作，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在处理双方之间项目利润时也已经将该部分解除权利限制资金给予了充分的处理，并且没有给予原告另案起诉的权利，故原告无权通过本案另行主张。其次，另案再诉的也并不是该部分债权的全部，而是该部分债权将来未予实现的部分。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中，该部分债权特指公积金债权，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判定了本应归华达公司享有的该笔债权由泛华公司持有并行使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显示，解决公积金债权的成本金额为3929万元，该债权受让后泛华公司成为了该债权的申请执行人，一直在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华达公司系该案的案外人，不掌握具体的执行情况及款项回收数额。根据前一诉讼的事实调查情况，截至2015年8月19日，也就是受让债权后的6年时间里已回收债权款项达32,490,616.67元，华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后近4年时间里，泛华公司早已经将解决公积金债权的权利限制的资金成本回收完毕。第三，双方之间《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关于解除权利限制的约定十分清楚，解除权利限制的费用首先用1000万元共管账户内的资金，不足部分由项目封闭抵押贷款。华达公司并未承诺在上述费用发生时就承担付款义务，仅是承诺了这部分费用最终由华达公司承担，在华达公司应当分得的利润中扣除。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泛华公司没有用项目封闭贷款的方式解决公积金债权，而是自行购买了该债权，并且通过法院执行已经大额回款。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泛华公司不愿意披露该公积金债权的回收情况。投资债权亦是一种投资方式，泛华公司如果主张其没有回收部分的金额在华达公司的利润中扣除，前提应将债权未执行完毕的部分转让至华达公司名下。相信泛华公司一定是经过了评估认为那样得不偿失，故没有在上次诉讼中主张置换，属于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放弃，故其已经无权在后续过程中再次提起诉讼。五、原告新增加的诉讼为侵权诉讼，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应不予受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所谓3500万元损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不存在因华达公司拒绝换封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上次诉讼华达公司已经全面胜诉，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华达公司分配利润1.12亿元，华达公司也已经通过执行程序拍卖查封了房产，最终完成了抵债程序，且还有没有执行完毕的债权余额正在执行过程中。无论原告是想从查封错误导致其损失还是想从华达公司拒绝换封的角度，其前提是华达公司的查封行为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该前提不成立，所以原告在本诉中提起该损失是无稽之谈。关于其提到的税费，名称是契税，在原、被告双方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节点应该产生该税费。原告在上一次诉讼中如果没有主张该费用，属于自行放弃实体权利，无权再主张。关于原告提到的其向富昌集团的融资，以及华达公司给其发函的280万元这两节事实，在上一诉讼中均已经审理完毕。在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已经被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情况下，作为中级人民法院无权审理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认定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3月30日,泛华公司(甲方)与华达公司(乙方)订立《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42-1号工程项目。主要内容：1.项目名称为泛华大厦（原佳地大厦）。该大厦15层及15层以下已抵押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16层及16层以上抵押于大连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该大厦整体被庄河明阳建筑公司申请法院查封。该大厦整体及其土地使用权由农行大连分行对外出售，出售底价为8230万元,出售后农行大连分行负责解除15层及以下的抵押。2.双方投资8230万元,共同投资受让农行大连市分行委托的拍卖公司对项目的拍卖并共同开发建设该项目,其中泛华公司投资4230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51.4%；华达公司投资4000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48.6%。双方同意以泛华公司的名义参加竞拍并办理相关手续,但竞拍或办理相关手续前必须经华达公司书面同意。竞拍成功后,由双方组成项目管理办公室共同管理该项目的开发建设。双方同意按上述投资比例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如本项目所需资金超出上述投资部分,双方同意以本项目向银行进行封闭抵押贷款,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解除大厦的抵押和查封以及大厦的后续建设，贷款部分的资金,必须经双方共同同意后方可使用,并由双方承担共同偿还的义务。双方应首先偿还完银行封闭抵押贷款本息后,才能收回投资本息和进行利润分配。泛华公司应当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将投资款4230万元足额存入共管帐户中,华达公司同意将已存入农行大连分行的5000万元保证金作为泛华公司购买大厦的资金,再从共管帐户中支付3230万元作为购买大厦的余下资金,剩余的1000万元归华达公司所有,专项用于解除大厦的抵押和查封。3.双方共同组建项目办公室,作为项目的最高管理机构,决定项目的开发、建设、预（销）售、经营管理等各种事项。4.双方共同解除项目的全部权利限制（包括查封、抵押）。解除权利限制所花费的资金首先从华达公司存在共管帐户中的1000万元中支付,不足部分暂由项目贷款和经营收入中支付，产生利润后再从华达公司应分得部分中扣除。占用贷款部分的利息也由华达公司承担，一并从华达公司应得利润部分扣除。拍卖所需的全部费用及变更登记所需交纳的全部税、费由双方共同承担，自共管账户支付。5.双方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统一工程管理、销售、分配物业。双方在使项目顺利运作和节省投资所发生的费用应在整个项目合理进行摊销。6.合作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项目全部开发完成之日止。另外,双方还就合作的责任、项目管理办法、争议的解决等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另查，华达公司诉泛华公司、第三人大连华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华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28日立案，并于2014年7月9日作出（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泛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华达公司合作开发利润112,897,226.35元；二、驳回华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泛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6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华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泛华公司依据协议约定给华达公司分配泛华大厦的销售利润，未售房屋按投资比例交给华达公司，两项价值合计为11,438.5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一)2006年3月30日,泛华公司(甲方)与华达公司(乙方)订立《合作开发协议书》,其中华达公司的主要义务如下:1.共同竞买泛华大厦项目并投资4000万元,拍卖所需全部费用及变更登记所需交纳的全部税、费由双方共同承担,自共管账户支付;2.共同组建项目办公室并决定项目开发、建设、预(销)售及经营管理等;3.负责解除项目的权利限制,解除权利限制的资金首先由乙方存在共管账户中的1000万元支付,不足部分暂由项目贷款和经营收入支付,但占用项目贷款部分的利息由华达公司承担;4.以华达公司为主,双方共同负责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与工程开发、建设相关的所有手续变更登记至泛华公司名下;5.华达公司负责本项目施工现场的全部移交工作及工程施工图纸、施工合同等与已完工程有关的全部资料的移交。6.保证不因自己公司的债务影响项目建设,如有影响应承担协议解除的责任。(二)华达公司主张的5000万元资金的流转情况及背景如下:截止2000年底,华兴公司所负农行大连分行的债务为6.62亿元,所欠贷款以中山大厦和华顺大厦抵押。该年11月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与华兴公司达成意向,以6,62亿元债权收购中山大厦、华顺大厦,其中中山大厦作价4.9亿元,华顺大厦作价1.72亿元。2000年12月12日,农行大连分行、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华兴公司、华顺公司、中山大酒店签订协议,主要内容是农行大连分行同意将对华兴公司、中山大酒店的4.9亿元债权以投资方式划入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该债权转为投资,由该办享有相关权利;同时,中山大酒店对外债务及华顺大厦的有关瑕疵由华兴公司予以解决。同日,农行大连分行、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华兴公司、华顺公司签订另一协议,主要内容是农行大连分行同意将对华兴公司、华顺公司的1.72亿债权以投资方式划入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协议签订后,农行大连分行与华兴公司解除债权债务关系,原贷款合同终止。为便于对贷转投项目监管,保证上述项目权利瑕疵的解决,经各方协商,2001年6月4日华顺公司将其自有资金70,596,880.94元以支票形式划入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并于同年6月27日,将该笔资金办理为定期存款,由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监管。2003年6月,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要求将贷款项目退回农行大连分行。2004年8月24日,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农行大连分行、华兴公司、华顺公司、中山大酒店签订协议,约定各方解除2000年12月12日协议,五方同意并确认华兴公司作为债务人继续承担农行大连分行总额为6.62亿元的债务,其中5.29亿元以中山大厦抵押,7000万元由华顺公司以华顺大厦15层(含15层及地下全部及土地)抵押;同时约定,由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监管计划用于华顺大厦的建设资金6640万元,需由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按农行大连分行、华兴公司另行协议划入指定账户。五方同意按照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总行2003年5月23日下发的《关于资本项下投资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即转债投资项目全部转让给农行大连分行,包括该项目下的瑕疵保证资金一并转给农行大连分行。同日,农行大连分行、华兴公司、华顺公司又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约定三方同意以华顺公司的固定资产即华顺大厦或其公司的全部股权清偿所欠农行大连分行的债务,在农行大连分行接收上述抵债资产前,华兴公司必须清退一切非法占用、使用上述固定资产者,解决一切对外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所有债务,否则由华兴公司、华顺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时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华兴公司以华顺大厦抵押给农行大连分行的抵押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据上述协议及政策调整需要,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于2005年1月5日将上述项目退还农行大连分行并将监管剩余金额70,320,783.48元(支付其他费用276,097.46元后的余额)划入农行风险经营部15121账户。当日,又根据协议支付华兴混凝土1400万元,付华兴集团600万元,二者共计2000万元。同年1月7日15121账户余额为50,326,212.35元(包括之前存款利息5428.87元)。(三)根据2005年4月29日农行大连分行资产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华顺大厦是2000年停建的大型公寓,主体完工但内部户型未确定,水电等生活设施未安装,属在建工程项目,占地面积3291.90平方米,建筑面积31912.76平方米,收购时价值为1.72亿元,农行风险经营部拟公开拍卖处置华顺大厦,拟定处置底价为7000万元。2005年5月10日,农行大连分行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总行)发出《大连分行关于处置华顺大厦的请示》称华顺大厦为2000年抵债资产,当时抵债1.72亿元。2004年农行大连分行从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收回该项目后根据对大厦的整体评估(未含债务)其公开拍卖价值为6155万元,因此,拟采取公开拍卖方式予以处置,底价为7000万元，预计损失1.02亿元,收货币资金6650万元。农总行以农银复(2005)1646号批复农行大连分行,同意该行以8000万元底价对华顺大厦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不成功,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酌情降价再行处置,但降价幅度不得超过15%。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项目处置申请及评估中对项目的债务负担及瑕疵担保情况均未予申明。(四)项目拍卖情况。2005年底,农行大连分行委托钧诚拍卖公司予以拍卖,2005年11月30日,钧诚拍卖公司与中杰公司签订《竞买协议》,约定该次拍卖为现状拍卖,起拍价8230万元,保证金为4000万元,2005年12月15日付清全部成交价款、佣金和相关费用。经拍卖,中杰公司以8230万元中标,但因该公司未能按时交付拍卖价款,该次拍卖因中杰公司违约而终止履行。2006年3月7日,华兴公司向农行大连分行提出申请,主要内容是鉴于华顺大厦16-30层为恒元公司255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及明阳公司以工程欠款为由对大厦进行查封进而影响农行大连分行的处置,该行提出拟以监管华兴公司的5000万元资金予以解决,华兴公司提出因大厦查封、正在诉讼,不利于该行的处置,提出由华兴公司用该5000万元监管资金替买受人垫付购买资金;同时,承诺在该行拍卖华顺大厦后,其瑕疵全部由华兴公司负责同买受人协商解决;解决不成,由华兴公司直接支付明阳公司工程款及公积金中心款项,负责解决华顺大厦的抵押查封问题。2006年3月30日,华达公司与泛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决定合作竞买华顺大厦,竞买底价为8230万元,并同意以泛华公司名义竞买。同时约定,泛华公司支付投资款4230万元存入共管账户,华达公司将已存入农行大连分行的5000万元保证金作为竞买项目资金，从共管账户支付3230万元作为购买大厦的余下资金,其余的1000万元归华达公司所有,用于解除该项目的抵押和查封。上述协议签订当日,泛华公司以支票方式存入农行资产处置部28721账户3230万元。2006年4月6日,华顺大厦再次拍卖,安玉杰作为泛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竞买,该次竞买协议所表明的华顺大厦现状,不仅包括已知瑕疵,还明确告知该标的为抵债资产,竞买人需自行解决原资产所有者对该标的形成的任何抵押或查封。泛华公司最终以8230万元竞买成功,并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农行大连分行之后将华顺大厦全面移交给泛华公司。2006年4月18日,农行资产处置部从15121账户以支票方式退钧诚拍卖公司保证金4000万元。同年5月9日,钧诚拍卖公司以支票方式退中杰公司保证金4000万元。另查明，1.华顺公司为1992年由华兴公司成立,注册资本800万元,郑贵男为该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4年10月14日,该公司由华兴公司(出资200万元)与金凤实(出资600万元,郑贵男之母,已故)持股变更为华兴公司(出资200万元)、郑明女(出资600万元,郑贵男之妹)持股。华兴公司为2000年由大连华兴船行有限公司变更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郑贵男为该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4年10月14日股东由郑贵男(出资3000万元)、金凤实(出资2000万元)变更为郑贵男(出资3000万元)、郑明女(出资2000万元)；2007年5月11日股东变更为石祖庆、余建清。华达公司为2005年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郑贵男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出资人为郑贵男(出资900万元)、王千里(出资50万元)、王旭光(出资50万元)。2.2010年9月6日,华顺公司作出《关于华顺大厦有关情况的声明》”主要内容是在华顺大厦2000年转让给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时，该公司在长城资产大连办事处存入的7059万余元款项已转让华兴公司,同时由其负责解决华顺大厦的抵押及外欠工程款等瑕疵。声明中,华兴公司予以盖章确认。3.2006年3月9日,华兴公司与华达公司签订协议书,明确华兴公司将用于解决华顺大厦对外债务的5000万元专项资金和对外债务一并转让华达公司,这些外债包括明阳公司的拖欠工程款及以华顺大厦16-30层为恒元公司向公积金中心贷款进行抵押形成的债务。同日华兴公司向华达公司发出《权利义务转让书》,确认以上协议内容。再查明，1.2007年,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华达公司参与了合作项目开发中有关室内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合同、大厦立面方案设计委托协议、大厦桩基施工合同的审批及商品房销售代理合同签订的协商,对项目开发中的部分请款申请进行了审核、审批。2.2007年6月20日,华顺公司、明阳公司、泛华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确认,华顺公司应向明阳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工程款由泛华公司代为支付；2007年9月13日,泛华公司与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公积金中心根据生效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将自己对恒元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泛华公司,转让价为39,292,313元。……项目施工中，泛华领城项目为解除权利限制支付明阳公司工程费1500万元，项目开发中泛华公司为恒元公司代偿的公积金中心39,292,313元债务也计入项目成本，其中1500万元工程款扣除华达公司已支付1000万元，500万元按泛华领城项目利润鉴定意见书计算公式利息为881,297.50元；39,292,313元的利息为6,159,364.76元，计息均从项目为华达公司承担债务时起算至项目预售款全部满足支出日为止，即项目收支平衡不再计息，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泛华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签收上述《税后利润分配说明》。又查明，1.2010年5月21日,华达公司出具《诉讼请求金额说明》,对其请求分配泛华大厦已售房屋利润及未售房屋价值114,385,000元作出说明,即分配利润基数=预估总销售金额5,75亿元-泛华领城后续成本费用2亿元(购买时契税营业税781.85万元+后续建造成本8794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税3164万元+管理费用863万元+财务费用700万元+土地增值税4776.64万元+所得税7554万元)=30866.5万元。按照华达公司约定的48.6%股份,华达公司应分得的利润为15001万元,扣掉泛华公司垫付的3562.5万元,其应净得11438.5万元。同日,华达公司提供的《泛华公司垫款数额说明》显示其主张的泛华公司垫付款3562.5万元的计算过程为,一是项目施工中泛华公司为解决明阳公司土建施工1500万元债务垫付780万元(华达公司自共管账户支付720万元)；二是为购买公积金中心3929万元债权垫付3800万元(华达公司支付129万元)。同时,因泛华公司取得公积金债权后,利用恒元公司在中山大酒店的债权，当时已收回1017.5万元，故予以减除,即起诉时泛华公司垫付款为(3800万元+780万元)-1017.5万元=3562.5万元。2.二审期间,华达公司出具《关于公积金债权部分的说明》认为,2007年9月13日泛华公司与公积金中心签署协议受让39,292,313元债权后,泛华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一审开庭时依据该债权已经收回1017.5万元(至2015年8月19日已回收债权款项32,490,615.67元)。根据双方协议,解决权利瑕疵的资金由华达公司单独承担,最终从华达公司应分得的利润中扣除。该约定的基础是合作双方因案涉大厦被查封,为了启动项目一致同意先支付资金解除查封,而资金来源是项目封闭抵押贷款。解决公积金中心查封所花费的资金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执行程序的推进一直在变化,该部分的花费随着债权回收变得越来越少。一审查明,泛华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一直对此主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金额具有不确定性,难以某一时点的金额为依据从华达公司应分得的数额中减除;同时,泛华公司又不配合、不同意以某一时点进行处理的方式;如果减去某一时点数额而泛华公司继续执行,将直接导致华达公司利益受损,且一审法院也无法直接判令余下没有执行完毕的债权部分归属华达公司所有。鉴此,鉴定单位出具的是不考虑公积金债权影响的分配说明。3.一审期间,华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虽包含对未售房屋按投资比例予以给付的内容,但一审期间和一审判决后,泛华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二审期间亦未对此提出上诉。该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公积金中心债权的处理问题。项目开发过程中,为解除权利限制,泛华公司经与公积金中心协商,以39,292,313元取得该债权。鉴定中,鉴定单位依据双方的合作开发协议已将之计入项目成本,但因泛华公司取得该债权后债权变现数额尚未确定,故鉴定意见对此部分并未计入税后利润。泛华公司认为该部分并未计入项目成本与鉴定意见不符。同时,鉴定单位考虑到泛华公司取得该债权后有债权变现而致华达公司难以直接行使之情形,为保障双方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在随后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泛华领城税后利润分配说明》中又对此予以了回加处理,故该院对一审判决关于该部分未予一并处理之认定予以纠正。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泛华领城项目税后利润分配说明》有关利润分配数额的确定问题。鉴定单位在上述利润分配说明中，对华达公司应得的利润并非简单按项目总利润×投资比例,而是将按约定由华达公司单独承担但因进入项目成本而导致泛华公司多承担的部分予以了扣除(包括解除权利限制增加的贷款利息),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约定。据此,根据鉴定单位提供的计算方法一,华达公司应得的项目利润为183,067,269元(项目利润)×48,6%(88,970,692.93元)-〔5429.23万元(解除权利限制的总支出)+7,040,652.26元(华达公司支付不足部分应对项目承担的项目利息)〕×51.4%(31,525,144.14元)=57,445,548.79元(其中包含4000万元竞买资金)。同时，依据合同华达公司先行交付共管账户的1000万元并非华达公司依约投资部分,故该部分应在项目利益分配中予以回收和给付；另外,应由项目负担的公积金中心债务部分,即39,292,313元及利息6,159,364.76元,依据合同应属华达公司单独承担,由项目承担后华达公司的上述利润计算中已对泛华公司承担该成本部分予以了减除(也即泛华公司回收利益中按比例已相应增加了该部分收益),而减除后该部分债权及孳息依法应由华达公司享有(否则泛华公司既因此部分计入成本而在利润计算中予以了回收,又根据其债权变现的事实将获得项目外收益,而华达公司的利益即会相应受损),但债权及孳息现由泛华公司行使和享有,一审中泛华公司拒不提供该部分债权实现情况的说明,故一审判决对应由华达公司享有的该部分权益一并予以考虑,即先予以加回处理,并无不当;泛华公司对该部分债权将来未予实现部分,可另行向华达公司主张。据此,华达公司应取得的项目权益=57,445,548.79元(项目利润)+1000万元(先行支付的合作外资金)+39,292,313元及利息6,159,364.76元=112,897,226.35元。同时,按照利润分配说明中的方法二……华达公司应得利润=(183,067,269元+1500万元+39,292,313元+7,040,652元)×48.6%-1500万元-881,287.50元+1000万元=112,897,226.35元。” 在该案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作出的大华核字[2013]1300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9页第2.(3)条、第21页表明将解决明阳公司债权与公积金债权发生的契税592,000元、1,571,692.52元，已计入泛华领城工程成本中。第10页第4.(3)条：“财务费用：由于泛华公司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贷款合同，因此按项目成本（扣除双方投资部分）占用资金及占用天数计算财务费用，当售房收入可以满足成本支出时，不再计算。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1-3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该鉴定机构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泛华领城税后利润分配说明》载明，鉴定意见泛华领城税后利润（限定条件下泛华领城项目利润成本中不含购楼成本82,300,000元）194,812,488元，若将售给营口银行的1-4层按合同价格确定后则税后利润（限定条件下泛华领城项目利润成本中不含购楼成本82,300,000元）为183,067,269元。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泛华公司占项目总投资额的51.4%；华达公司占项目投资额的48.6%。按比例分配项目利润各自应为：泛华公司94,096,576.27元；华达公司88,970,692.73元。但由于按照双方合作协议：“解除权利限制所花费的资金首先从华达公司存在共管帐户中的1000万元中支付,不足部分暂由项目贷款和经营收入中支付，产生利润后再从华达公司应分得部分中扣除。占用贷款部分的利息也由华达公司承担，一并从华达公司应得利润部分扣除。”泛华领城项目为解除权利限制（应由华达公司单独承担）共支付明阳公司工程费1500万元；与公积金中心受让债权39,292,313元，根据华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因解除权利限制而受让的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已由泛华公司承接，且已有部分债权款项收回，目前该事项正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上述事项合计54,292,313元已全部计入泛华领城项目成本，华达公司仅支付1000万元部分，余下44,292,313元全部由泛华领城项目支付。按泛华领城项目利润鉴定意见书计算公式计算出的利息为39,292,313元的利息为6,159,364.76元，余下500万元的利息为881,287.50元。由于解除权利限制而受让的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已由泛华公司承接，且已有部分债权款项收回，目前该事项正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本次不考虑公积金债权对项目利润的影响，由泛华公司根据收到债权回报与实际支付的解除债权之间的差额单独向华达公司索要。本次也没有考虑债权收回应 缴纳所得税的影响。双方应分得利润为：华达公司（183,067,269+15,000,000+39,292,313+881,287.50+6,159,364.76）×48.6%-15,000,000-881,287.50+10,000,000=112,897,226.35元；泛华公司（183,067,269+15,000,000+39,292,313+881,287.50+6,159,364.76）×51.4%=125,621,720.41元。 泛华公司不服该另案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1277号民事裁定：驳回泛华公司的再审申请。泛华公司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高检民监[2018]29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泛华公司的监督申请。主要理由：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该案一审法院组织质证，并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和完善，可以作为本案证据。泛华公司上诉时，未对该鉴定的资质问题提出异议，因此，所谓新证据不能推翻原判决。关于泛华公司认为华达公司用债权转换的款项作为履行开发协议书义务的凭证，提起虚假诉讼，两级法院配合华达公司谋取非法利益1.1289亿元的问题，不能成立。关于泛华公司认为拍卖标的是法院查封的财产，构成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罪，法院对违法、无效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给予合法性确认，两级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因泛华公司未证明拍卖案涉华顺大厦未经法院许可，故该主张不能成立。 泛华公司因购买公积金中心债权、支付给明阳公司工程款，分别按照大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稽查局2008年8月8日大地税四查稽处[2008]61022620号税务处理决定及2009年12月21日大地税四查稽处[2009]227号税务处理决定，于2008年8月11日-2009年12月20日交纳契税2,163,692.52元（1,571,692.52元+592,000元）。 关于公积金债权支付及执行回款情况，泛华公司于2007年9月14日向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账支付39,292,313元，该中心出具专用收款收据。泛华公司自2008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23日共收回债权29,365,406.75元（代交房租税前），代交房租税2,487,704.06元，税后实际收回款项金额为26,877,702.69元。泛华公司提交了相应进账凭证和税收缴款凭证，具体明细如下：2008年1月8日收法院执行款2,580,150元，2008年1月22日代缴税452,816.34元；2008年9月17日收法院执行款1,586,200元、2009年1月4日收法院执行款1,591,350元，2009年1月6日代缴税557,660.04元；2009年7月20日收法院执行款1,639,000元，2009年12月22日收法院执行款1,639,181元，2009年12月29日代缴税578,598.94元；2010年7月2日收法院执行款1,688,263.22元，2010年12月24日收法院执行款1,688,263.22元，2010年代缴税592,580.38元；2011年9月7日收法院执行款1,738,911.11元，代缴税306,048.36元，2011年9月7日收法院执行款200万元；2012年4月23日收法院执行款2,520,000元；2012年7月25日收法院执行款1,570,000元；2012年12月12日收法院执行款2,570,000元，2013年8月16日收法院执行款1,616,044.10元，2013年12月25日收法院执行款1,616,044.10元，2014年7月14日收法院执行款1,661,000元；2014年12月30日收法院执行款100万元，2015年1月8日收法院执行款20万元，2015年1月15日收法院执行款20万元，2015年1月23日收法院执行款261,000元。 因泛华公司向本院执行局提出申请，本院执行局于2020年6月9日出具《关于泛华公司申请查清执行款项的答复》：我院在办理大连恒元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大连中山大酒店等相关被执行人及泛华公司申请执行大连恒元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被执行人两案期间，共计执行回人民币32,456,986.55元，其中2006年年底前执行的人民币3,091,580元由大连恒元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领取，其余29,365,406.55元由泛华公司截留并领取。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工程款发票、大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大地税四查税稽处[2008]61022620号、[2009]227号）、契税缴款凭证、致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函、泛华实施债权收回资金统计表、进账单、税收缴款凭证、收据、转账支票存根、本院（2007）大民执审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与（2008）大执二字第146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2010）辽民一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申1277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控民受[2018]71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高检民监[2018]294号通知书、中止审查决定书、高检民监[2018]29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本院执行局关于泛华公司申请查清执行款项的答复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效力问题。3.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如未构成重复诉讼，则泛华公司的相应诉请应否支持。 关于焦点一，华达公司主张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但另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6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后，泛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其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并于2020年1月22日出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该节事实表明泛华公司一直在积极地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应认为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二，第一，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不受当事人是否主张的限制。第二，已经生效的判决具有既判力。在华达公司诉泛华公司、第三人大连华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华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二审判决没有直接对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评价和论述，但从判决的主文及理由看，应系作为有效合同处理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旨在惩治非法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财产的行为，避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高检民监（2018）294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对此明确表述，因泛华公司未证明拍卖案涉华顺大厦未经法院许可，故泛华公司关于拍卖标的是法院查封的财产，构成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罪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农行大连分行委托拍卖该大厦的由来，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22-25页已经详细论述，系在政策调整及各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拍卖为现状拍卖。2006年4月6日大厦再次拍卖，该次竞买协议所表明的大厦现状，不仅包括已知瑕疵，还明确告知该标的为抵债资产，竞买人需自行解决原资产所有者对该标的形成的任何抵押或查封。在农行大连分行收到竞买款8230万元以后，2007年6月20日,华顺公司、明阳公司、泛华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华顺公司应向明阳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工程款由泛华公司代为支付；2007年9月13日,泛华公司与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公积金中心根据生效的本院(2006)大民合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将自己对恒元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泛华公司,转让价为39,292,313元。明阳公司和公积金中心亦按照协议约定收到相应款项，各方对此并无异议。在协议对应的款项付清后，相应的权利限制才按照法定程序解除，嗣后才逐步完成了大厦的物权变更至泛华公司名下的相应手续。故本院认为，泛华公司关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并以此为由主张不应按照协议约定处理的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效力问题上，本院与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是一致的，不存在法律适用分歧。泛华公司以此为由提出本案存在法律适用分歧、请求中止审理的诉讼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泛华公司关于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未经清算是否可以分配利润存在法律适用分歧及中止审理的主张，首先，其提出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再158号民事判决，但该案件的部分当事人系自然人，该判决认定相应当事人之间构成个人合伙法律关系。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企业法人，故本案不应参照适用该判决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认定。其次，在项目已经开发建设完毕，处于对外销售状态且销售过半的情况下，因双方无法通过协商分配利润，华达公司在另案起诉主张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另案据以判决，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该案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均未支持泛华公司的主张。泛华公司此节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构成重复诉讼，要求同时符合该条规定的三个条件。从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看，该另案是华达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泛华公司请求分配泛华大厦的销售利润和未售房屋按比例分配，本案是泛华公司起诉华达公司给付款项与赔偿损失，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表述并不相同；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导致重复诉讼一节，本案将逐项分析。 泛华公司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请求华达公司给付57,956,005.52元本金、利息，主要理由是华达公司未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支付应由其承担的“解除限制”费用54,292,313元，泛华公司称其借款解除了法院查封等权利限制，并交纳税费1,571,692.52元和592,000元，另加2006年华达公司借款余额150万元未予偿还，合计57,956,005.52元及利息，以及至2010年支付的31,711,200元利息，共计89,667,205.52元。2.因华达公司在2010年至2011年拒绝换封由其诉前查封的房产，导致被查封的房产由新房变二手房，给泛华公司造成的损失超3500万元。 泛华公司关于该另案诉讼过程中，因华达公司于2010年至2011年申请保全查封措施过程中拒绝换封给其造成损失超3500万元一节，系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里对此存在“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的案由，该节诉请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与双方因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产生的争议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两诉并存既不符合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当事人诉讼和案件审理，故本院对泛华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审查，泛华公司对此应依法另行主张。泛华公司关于“被告2010年至2019年对涉案房产查封并不同意换封解封给原告造成的损失”鉴定申请，本院在本案不予准许。 关于泛华公司主张其向大连富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5500万元用于解除权利限制并请求华达公司支付相应利息一节，其在本案提供的两份借款协议书均为复印件，借款主体均为大连泛华联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议签订日期分别为2007年6月20日、2007年9月12日。华达公司对该两份借款协议书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并称在（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案件中已经出示过，没有被采信。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13-14页表述看，泛华公司在该案中已将此节作为抗辩理由提出过，其称该借款系用于案涉项目，借款利息应当认定为案涉项目的财务费用进入成本，鉴定单位没有按此处理是错误的。但鉴定机构认为，因泛华公司不能证明借款用于案涉项目，借款合同的主体不是泛华公司，且没有支付利息凭证，故无法认定泛华公司的主张成立。该判决的此节表述说明其对此已予处理，且采信鉴定意见，表明其对该凭证与案涉项目的关联性亦不予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第4.(3)条关于泛华公司为解除权利限制借款产生财务费用表述，“由于泛华公司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贷款合同，因此按项目成本（扣除双方投资部分）占用资金及占用天数计算财务费用，当售房收入可以满足成本支出时，不再计算。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1-3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即另案司法鉴定时已经将该笔财务费用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入成本，并在分配利润时予以考虑并已处理完毕。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支付其为解除权利限制借款5500万元于2010年1月19日已支付31,711,200元利息及以后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否定前诉此节裁判结果，故本院不予支持。泛华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出的关于“解除限制借款5500万元及已付利息（该项借款于2010年1月19日前已经支付31,711,200元利息；解除限制借款5500万元在2010年1月19日之后应付的利息）”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给付解除权利限制费用57,956,005.52元本金、利息一节，按照泛华公司的陈述，该费用包括：（一）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及利息；（二）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及利息；（三）交纳契税1,571,692.52元和592,000元，合计2,163,692.52元及利息；（四）2006年借款150万元及利息。 关于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及利息，首先，《合作开发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解除权利限制所花费的资金首先从华达公司存在共管帐户中的1000万元中支付,不足部分暂由项目贷款和经营收入中支付，产生利润后再从华达公司应分得部分中扣除。占用贷款部分的利息也由华达公司承担，一并从华达公司应得利润部分扣除。”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于2007年6月20日签订《协议书》确认,1500万元工程款由泛华公司代为支付，未通过项目贷款或从经营收入中支付。关于该解除权利限制的成本问题，从另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案件中鉴定单位出具的泛华领城税后利润分配说明看，其在计算各方应分配利润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关于解除权利限制成本由华达公司承担的约定。其次，在该另案生效判决中对此多次予以表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关于解除限制权利中包含的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扣除华达公司已支付1000万元，其余500万元按泛华领城项目利润鉴定意见书计算公式利息为881,297.50元，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已经进行了处理。在二审判决论述华达公司应分配利润的两种计算方法中对此笔款项亦均有体现。关于明阳公司1500万元工程款对应缴纳的契税592,000元一节，在另案一、二审判决中没有对此进行单独表述，但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多处表述，该1500万元工程款对应缴纳的契税592,000元已经明确计入项目成本。虽然《合作开发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解除权利限制产生的契税如何负担，但该契税作为解除权利限制实际支出的费用，应按照协议第四条第2项约定由华达公司负担。由于该笔契税已经计入成本，而按照另案一、二审判决中表述的计算公式，未对该笔契税同1500万元及利息881,297.50元一样进行单独回加处理，意味着该笔契税实际上是由双方分担的。泛华公司在该另案中未对此提出上诉，而是在本案以此作为一项诉请内容提起给付之诉。本案经审理认为，该契税作为解除权利限制实际支付的费用，应按照协议第四条第2项约定由华达公司负担，但同时需要扣除该另案中华达公司已经分担的契税金额比例，以避免重复计算。按照鉴定机构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说明及计算公式，在该另案中，华达公司对此笔契税已经承担了48.6%，即本案中华达公司应向泛华公司支付的此笔契税金额为592,000元×51.4%=304,288元。 综上分析，关于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及利息，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进行处理，在计算华达公司应分配利润时已经予以扣除。故泛华公司在本案关于华达公司给付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判决结果，泛华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了新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此节与前诉构成重复诉讼，应裁定驳回其关于此笔款项的起诉。关于因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缴纳的契税592,000元诉请中的合理部分即304,288元，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项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及利息一节，该另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认为（判决书第21页）“鉴定单位认为，目前该事项正在诉讼中，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本次不予考虑对本事项的全部影响，故本案不予一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认为（判决书第36-38页），“项目开发过程中，为解除权利限制，泛华公司经与公积金中心协商，以39,292,313元取得该债权。鉴定中，鉴定单位依据双方的合作开发协议已将之计入项目成本，但因泛华公司取得该债权后债权变现数额尚未确定，故鉴定意见对此部分并未计入税后利润。泛华公司认为该部分并未计入项目成本与鉴定意见不符。同时，鉴定单位考虑到泛华公司取得该债权后有债权变现而致华达公司难以直接行使之情形，为保障双方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在随后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泛华领城税后利润分配说明》中又对此进行了回加处理，故该院对一审判决关于该部分未予一并处理之认定予以纠正。”“应由项目负担的公积金中心债务部分……依据合同应属华达公司单独承担，由项目承担后华达公司的上述利润计算中已对泛华公司承担该成本部分予以了减除……泛华公司对该部分债权将来未予实现部分,可另行向华达公司主张。”即该生效判决对此笔款项是以假定泛华公司能够全部收回该笔债权39,292,313元及利息6,159,364.76元为前提，并进行了释明：“泛华公司对该部分债权将来未予实现部分,可另行向华达公司主张。”故按照另案二审生效判决，泛华公司仅有权就该未予实现的部分向华达公司主张权利。 关于公积金中心债权的执行回款情况，泛华公司收回债权29,365,406.75元（代交房租税前），代交房租税2,487,704.06元，税后实际收回款项金额为26,877,702.69元。该税前收回债权金额与本院执行局于2020年6月9日出具《关于泛华公司申请查清执行款项的答复》关于泛华公司领取的款项仅相差0.20元，因泛华公司提交了相应进账凭证和税收缴款凭证，故本院认定自2008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23日，泛华公司通过执行收回公积金中心债权29,365,406.75元（代交房租税前），代交房租税2,487,704.06元，税后实际收回款项金额为26,877,702.69元。泛华公司主张其就该笔税后所得还向税务部门实际缴纳了25%的企业所得税，但本院多次释明，其仍拒不提交相应缴税凭证，依法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按照现有证据，确认泛华公司关于公积金中心债权未实现部分为12,414,610.31元(39,292,313元-26,877,702.69元)。 关于该公积金中心债权未实现部分的利息一节，现有证据表明该公积金中心债权执行截止至2015年1月23日，泛华公司称此后未继续执行，经与本院执行部门了解，情况属实，现大连恒元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故本院按照执行回款的具体明细计算相应利息如下：以39,292,313元为基数，自2007年9月14日起计算至2008年1月8日止；以37,164,979.34元（39,292,313元-2,580,150元+452,816.34元）为基数，自2008年1月9日起至2008年9月17日止；以35,578,779.34元（37,164,979.34元-1,586,200元）为基数，自2008年9月18日起至2009年1月4日止；以34,545,089.38元（35,578,779.34元-1,591,350元+557,660.04元）为基数，自2009年1月5日起至2009年7月20日止；以32,906,089.38元（34,545,089.38元-1,639,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7月21起至2009年12月22日止；以31,845,507.32元（32,906,089.38元-1,639,181元+578,598.94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23日起至2010年7月2日止；以30,157,244.10元（31,845,507.32元-1,688,263.22元）为基数，自2010年7月3起至2010年12月24日止；以29,061,561.26元（30,157,244.10元-1,688,263.22元+592,580.38元），自2010年12月25日起至2011年9月7日止；以25,628,698.51元（29,061,561.26元-1,738,911.11元-2,000,000+306,048.36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8日起至2012年4月23日止；以23,108,698.51元（25,628,698.51元-2,52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24日起至2012年7月25日止；以21,538,698.51元（23,108,698.51元-1,57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6日起至2012年12月12日止；以18,968,698.51元（21,538,698.51元-2,57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13日起至2013年8月16日止；以17,352,654.41元（18,968,698.51元-1,616,044.1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7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止；以15,736,610.31元（17,352,654.41元-1,616,044.1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14日止；以14,075,610.31元（15,736,610.31元-1,661,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以13,075,610.31元(14,075,610.31元-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月8日止；以12,875,610.31元(13,075,610.31元-2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起至2015年1月15日止；以12,675,610.31元（12,875,610.31元-2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6日起至2015年1月23日止；以12,414,610.31元（12,675,610.31元-261,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关于因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所缴纳的契税1,571,692.52元一节，与前述1500万元工程款所缴纳契税的情形一致，华达公司应向泛华公司支付1,571,692.52元×51.4%=807,849.96元。 对于本案支持的契税部分的利息，由于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中对此未予明确约定，而泛华公司在本案中作为原告始主张华达公司给付该笔款项，故利息应从其主张之日起，即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计算。 关于泛华公司主张的借款150万元一节，泛华公司提交广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尾号89874），日期2006年9月27日，郑贵男签字，金额为280万元。泛华公司还提交华达公司于2006年8月7日出具《致泛华公司函》的复印件，时间为2006年8月7日，内容为“华达公司同意用双方共管账户资金支付给拍卖行280万元拍卖费，该笔费用由华达公司独立承担，不进入双方共同经营费用。该司保证在不影响华顺公司与明阳公司工程款纠纷的诉讼和执行情况下，三个月内补齐该笔资金”。泛华公司称该函表明华达公司向其借款280万元，因抵销了130万元，尚欠150万元。华达公司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致函（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称在另案中泛华公司已经提交该函件，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已经列明该证据，并主张该280万元并非华达公司向泛华公司的借款，而是协议约定泛华公司出资4230万元，华达公司出资4000万元，因华达公司在农行有保证金5000万元，泛华公司实际向农行交3230万元，另1000万元存入共管账户，也就是华达公司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多交的1000万元。按照合作开发协议，该共管账户的钱是解决权利限制的一种担保行为，最终只要是华达公司负责解决了权利限制，该款项就与泛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80万元包括其中的150万元，并不是向泛华公司的借款，所以无需偿还；关于致函，表述的是该280万元来源于共管账户，华达公司支付拍卖费用，即使承诺补齐，也是补齐到共管账户用于解决权利限制，最终从华达公司分配利润中扣除，所以华达公司无论是对共管账户还是对泛华公司均没有还款义务。本院认为，双方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致函的内容表明该280万元系拍卖费，虽然华达公司主张拍卖费系其解决，但未提供相应凭证予以证明，且认可泛华公司向拍卖公司实际交过280万元拍卖费，故华达公司从共管账户中领取的280万元无法认定为用于支付拍卖费用。从双方陈述可以认定，华达公司从共管账户1000万元中实际领取了280万元，泛华公司认可抵顶了130万元，即华达公司实际领用了150万元。该150万元虽不是泛华公司直接向华达公司出借的款项，但在另案生效判决认定华达公司应取得利润的两种计算公式中均是以华达公司先行支付合作外资金1000万元进行计算的，该1000万元即共管账户中的1000万元。依照本案新提交的转账支票存根和查明事实，虽然华达公司未直接向泛华公司借款150万元，但其实质上借用了共管账户且被认定为其单方出资的款项，故在另案生效判决认定华达公司先行支付合作外资金1000万元的情况下，华达公司应在本案向泛华公司给付该150万元。因该150万元并非华达公司直接向泛华公司借款，而是双方在履行合作开发协议过程中，华达公司从共管账户中实际领用而被认定系其先行支付的合作外资金，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泛华公司在本案作为原告始主张华达公司给付该笔款项，故该150万元的利息应从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计算。 综上所述，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给付解除限制所需费用中关于明阳公司工程款1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与另案构成重复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给付公积金中心债权39,292,313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泛华公司就该笔债权未实现的部分即12,414,610.31元及相应利息；关于泛华公司就两笔款项缴纳的契税及利息，华达公司应向泛华公司支付1,112,137.96元（304,288元+807,849.96元）及从起诉日起计算的利息；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给付款项150万元及利息一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自起诉日起计算；泛华公司关于华达公司赔偿2010年至2011年拒绝换封导致的损失超3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华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支付15,026,748.27元； 二、被告大连华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前述款项的利息（其中以39,292,313元为基数，自2007年9月14日起计算至2008年1月8日止；以37,164,979.34元为基数，自2008年1月9日起至2008年9月17日止；以35,578,779.34元为基数，自2008年9月18日起至2009年1月4日止；以34,545,089.38元为基数，自2009年1月5日起至2009年7月20日止；以32,906,089.38元为基数，自2009年7月21起至2009年12月22日止；以31,845,507.32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23日起至2010年7月2日止；以30,157,244.10元为基数，自2010年7月3起至2010年12月24日止；以29,061,561.26元，自2010年12月25日起至2011年9月7日止；以25,628,698.51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8日起至2012年4月23日止；以23,108,698.51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24日起至2012年7月25日止；以21,538,698.51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6日起至2012年12月12日止；以18,968,698.51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13日起至2013年8月16日止；以17,352,654.41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7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止；以15,736,610.31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14日止；以14,075,610.31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5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以13,075,610.31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月8日止；以12,875,610.31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起至2015年1月15日止；以12,675,610.31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6日起至2015年1月23日止，以12,414,610.31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612,137.96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对于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于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665,136元，应退回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75,000元,故本案案件受理费490,13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95,136元，由原告大连泛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12,159元，被告大连华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82,97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钱 审判员 吕 瑛 审判员 张萍萍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亮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