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27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内**。 法定代表人：赵小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庭，男，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兆龙，男，198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通涛，山东文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山东文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佳，男，198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龙波，山东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忠卫，男，198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新强，昌邑昌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爱泉，男，197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迎波，昌邑法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胜利东街**/div> 负责人：李茂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芬，山东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海路**iv> 负责人：王琛松，总经理。 上诉人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财保公司）、袁兆龙因与被上诉人于佳、范忠卫、于爱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海财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786民初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华海财保公司不承担本次事故的连带责任、不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480528.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佳、范忠卫、于爱泉、人民保险公司、平安财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事故认定书，于爱泉在事故发生后驾车脱离现场，该情形下华海财保公司应免于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华海财保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判令华海财保公司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损害了华海财保公司的合法权益。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事故共有三方车辆行驶至事故地点，在事故发生后逃逸或者驶离事故现场，最终造成受害人于君刚死亡的事实，通过尸检报告不能证实受害人于君刚是因哪一次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且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三次责任，因案涉事故并不属于一次事故，在无法确定受害人是因哪次碰撞导致死亡的情况下，认定华海财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平安财险公司、人民保险公司因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而免于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不能免除范忠卫、袁兆龙的赔偿责任，该二人应依法按份承担相应的赔偿金额。因无证据证明本案事故中三车之间有任何关联性，因此华海财保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即使一审认定华海财保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也仅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3.案涉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应按照39549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金额。4.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认可，因三方车辆承担全部责任，故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均应承担刑事责任，故不应再判令华海财保公司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 袁兆龙辩称，同上诉意见。 于佳、范忠卫、于爱泉、人民保险公司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兆龙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786民初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袁兆龙对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480528.2元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昌邑市公安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第四页“三、符合死亡后又遭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再次损伤”可以分析出，袁兆龙驾驶的车辆在与于君刚接触时于君刚已经死亡。因此，袁兆龙侵害的仅是于君刚的尸体，并没有侵害于君刚作为自然人时的人身权益，对于于佳提出的各项人身损害赔偿不应由袁兆龙承担。2.即使判令袁兆龙承担赔偿责任，也应首先判令袁兆龙投保的人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根据事故认定书，袁兆龙发生事故后脱离事故现场的客观行为是该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公安机关并未认定驾驶人袁兆龙存在逃逸或知晓发生事故后存在逃避抢救义务或逃避责任追究的行为，袁兆龙驾车脱离事故现场是因为其并没有注意到事故的发生，属于无意识行为，并不是故意逃离现场，不应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即使判令商业险免赔，需要由袁兆龙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应该判决袁兆龙与范忠卫、华海财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作出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并非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袁兆龙所侵害的是于君刚的尸体，并不是造成于君刚死亡的原因，与范忠卫及于爱泉对于君刚死亡承担的死亡赔偿责任并不能连带。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责任大小进行明确，判令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华海财保公司辩称，同上诉意见。 于佳、范忠卫、人民保险公司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爱泉辩称，袁兆龙的上诉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平安财险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于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平安财险公司、华海财保公司、人民保险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966456.6元，并承担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互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于佳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二份、户口本二份、身份证各一份、法医鉴定书一份、火化证一份、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驾驶证复印件三份、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两份，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复印件各三份，范忠卫提交的收到条一份，平安财险公司提交的放弃索赔声明一份，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于佳提交搬尸费单据一份、整容费发票两份、诉前保全费收据一份、担保费收据一份，证明于佳花费上述费用，应由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平安财险公司、华海财保公司、人民保险公司承担。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平安财险公司、华海财保公司、人民保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担保费、诉讼费不属赔偿范围，搬尸费、整容费、殡葬服务费应计算在定额的丧葬费中，不应重复主张。 2、华海财保公司提交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一份，其中在第24条涉及责任免除，第二款第一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不予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于爱泉在事故后驾驶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因此，根据合同的约定，商业险部分华海财保公司不予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由于爱泉自行承担。于爱泉质证称，这些条款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没有于爱泉的签字认可，属于格式条款。 3、人民保险公司提交商业险保险条款一份，根据该条款第24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第一小项约定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均不予赔偿。提交投保单一份，投保单中袁兆龙作为投保人声明已经收到了上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已经将保险条款的内容包括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提交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一份，证明投保人授权保险人因签订保险合同需要采集处理投保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并同意接受录入投保短信验证码以完成投保。上述证据的时间及内容均与于佳在庭审中提交的两份保单和内容一致。以上证据证实如果赔偿，商业三者险属于责任免赔范围，人民保险公司已就上述条款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应当由袁兆龙自行承担。袁兆龙质证称，人民保险公司在其投保时并未作出足以引起袁兆龙注意的提示，也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该内容向其作出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上述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人民保险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审查证据后认定，于佳提供的搬尸费票据系昌邑市人民医院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系于佳真实发生的门诊费用，对其效力予以确认。于佳提供的财产保全费票据系一审法院出具的诉讼费专用票据，对其效力予以确认。于佳提供的担保费收款收据并非正式的发票，对其效力不予认定。于佳提供的殡葬服务费并非必然产生的费用，且于佳已主张丧葬费，对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定。华海财保公司仅提供商业保险条款，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于爱泉尽到了明确提示告知义务，对华海财保公司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效力不予认定。人民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经就保险条款的内容包括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袁兆龙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对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10月28日18时2分许，范忠卫驾驶鲁ＧＤ179**号小型新能源汽车沿昌邑院校街由东向西行驶至处，与于君刚驾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于君刚倒地，事故发生后，范忠卫驾车逃逸。18时5分许，沿院校街由东向西行驶的于爱泉驾驶的鲁ＧＹ77**号小型轿车碾压到倒地的于君刚，事故发生后，于爱泉驾车脱离现场。18时12分许，沿院校街由东向西行驶的袁兆龙驾驶的鲁ＶＫＺ5**号小型普通客车碾压到倒地的于君刚，事故发生后，袁兆龙驾车脱离现场。该事故最终导致于君刚死亡。该事故经昌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在范忠卫与于君刚的事故中，范忠卫驾车未确保通行安全且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是该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确定范忠卫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君刚无责任。在于爱泉与于君刚的事故中，于爱泉驾车未确保通行安全且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的违法行为是该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确定于爱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君刚无责任。在袁兆龙与于君刚的事故中，袁兆龙驾车未确保通行安全且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的违法行为是该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确定袁兆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君刚无责任。 死者于君刚，男，1957年9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3707861957××××××××，生前系都昌街道粮管所居民。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于佳，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 于佳主张如下损失：死亡赔偿金761922元（42329元×18年）、丧葬费37562.5元（6260.4元×6个月）、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1043.7元（115.97元/天×3天×3人）、交通费1000元、整容费7348元、自行车损失1000元、诉前保全费3020元、担保费3000元、搬尸费560.40元、精神抚慰金150000元（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每人赔偿5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966456.6元。 另查，范忠卫已垫付于佳损失30000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抵顶，于佳同意抵顶。 一审法院认为，于君刚与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使于君刚死亡属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进行现场勘查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进行了事故成因分析，确定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君刚无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在事故发生后，均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及时报警、标明位置，造成于君刚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对于佳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于佳主张的损失方面，于佳未提供交通费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于佳未提供自行车损失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本次事故造成于君刚死亡，给于佳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故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综上，本院对于佳的合理损失认定如下：死亡赔偿金761922元、丧葬费37562.5元、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1043.7元、门诊费560.4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811088.6元。 范忠卫所驾车辆在平安财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于爱泉驾驶车辆在华海财保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5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袁兆龙驾驶车辆在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于佳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首先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赔偿其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故应由平安财险公司、华海财保公司、人民保险公司各承担110186.8元。剩余损失480528.2元，应由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于爱泉驾驶车辆在华海财保公司处投保5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华海财保公司辩称因于爱泉脱离现场，属于商业险免陪情形，仅提供商业险条款，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向于爱泉尽到了明确提示告知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于爱泉的赔偿责任应由华海财保公司承担。 袁兆龙驾驶车辆在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100万元限额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人民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投保单及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可以证实其就商业险免责条款向袁兆龙尽到了明确提示告知义务，故人民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应由袁兆龙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于佳返还范忠卫垫付款3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于佳事故损失110186.8元；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于佳事故损失110186.8元，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于佳事故损失110186.8元，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范忠卫、袁兆龙、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佳的其他损失480528.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于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00元，减半收取665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9670元，由于佳负担694.55元，由范忠卫、袁兆龙、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975.45元。 本院二审期间，袁兆龙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1、昌邑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该报告中载明“符合死亡后又遭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再次损伤”，证明袁兆龙驾驶的车辆作为第三辆与受害人接触的车辆，在与受害人接触时，受害人已经死亡，袁兆龙不应承担于佳提出的各项损失的赔偿责任；证据2、袁兆龙与人民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赵令君微信聊天记录及赵令君提供的电子投保单，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赵令君指导袁兆龙投保商业保险的全过程，在该过程中赵令君并未对袁兆龙进行任何形式的提示说明，保险单上未体现免责条款，亦无投保人签名，对于人民保险公司已将商业保险条款通过电子系统告知投保人并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 于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交警部门已就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袁兆龙并未按照有关程序提出复核，一审中袁兆龙对于事故认定书亦未提出异议，故其该项主张二审中不应得到支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微信聊天可以作为告知免责条款的一种方式，但是未在微信聊天中告知，不代表未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告知，应结合相关证据依法认定。 范忠卫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于佳的质证意见。 于爱泉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人民保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质证过；对证据2中赵令君的身份不清楚，袁兆龙与赵令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人民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告知义务。验证码是在电子投保时，发送给投保人本人的，至于投保人是否将该验证码告知他人，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应由投保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电子投保时，免责条款内容会在操作到相应程序时自动弹出，不点击确认无法进行后续操作。一审中，人民保险公司已经提交了投保单、保险条款等证据，证明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且人民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 华海财保公司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是认为电子投保的流程是开始操作投保时，会先显示免责条款，对免责条款确认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操作，不然无法进行后续操作，认可人民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尽到提示告知义务的意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三、华海财保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承担方式；四、袁兆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承担方式；五、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是否免于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1月6日，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本案中，受害人于君刚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于佳作为其近亲属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并无不当。华海财保公司主张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华海财保公司主张其应在商业险范围内免于承担赔偿责任，但仅提交了保险条款，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华海财保公司应在商业险范围内履行赔偿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范忠卫驾驶的车辆于2019年10月28日18时2分许与于君刚驾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于君刚倒地，18时5分许于爱泉驾驶的车辆碾压到倒地的于君刚，18时12分许袁兆龙驾驶的车辆碾压到倒地的于君刚，最终导致于君刚死亡。本案中三次碰撞或碾压发生在10分钟内，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亦未明确具体是哪一次碰撞或碾压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因本案系三辆机动车与受害人发生碰撞或碾压，一审法院充分考虑每一次碰撞或碾压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认定范忠卫、于爱泉、袁兆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本案事故的实际情况，适用法律正确。华海财保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袁兆龙依据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中载明的“符合死亡后又遭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再次损伤”，主张其驾驶的车辆与受害人接触时受害人已经死亡，但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亦与交警部门认定的结论不一致，本院不予支持，袁兆龙应与范忠卫、于爱泉对于案涉事故给于佳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人民保险公司主张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其应在商业险范围内免于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提交了保险条款、投保单（含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袁兆龙对于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客户授权书及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名未提出异议。投保人声明第一条为“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袁兆龙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其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人民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告知义务。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事故发生后，袁兆龙驾车脱离现场。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袁兆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7.92元，由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253.96元，袁兆龙负担4253.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祝建海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李昱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