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9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俊，男，汉族，1986年8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诺，广东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树森，男，汉族，1954年9月25日出生，住所地广西贵港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玉仙，女，汉族，1969年1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西贵港市覃塘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志鹏，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其桥，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洪瑞景，女，汉族，1988年10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汤俊因与被上诉人叶树森、傅玉仙、原审被告洪瑞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2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叶树森、傅玉仙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叶树森、傅玉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错误理解举证规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汤俊称涉案款项系叶树森支付给何永安的投资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继而认定汤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实际上，在涉案款项从叶树森到汤俊之间的整个流程，均没有有形的证据存在，仅有叶树森与案外人林超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内容可以还原事情的真相，而该等证据汤俊均无法获取，所以汤俊的举证能力本身有限。但汤俊原审中提交的（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案的卷宗，其中第三十二页倒数第三、第四行记载：“涉案350万元是叶树森、傅玉仙用于投资汤俊经手的何永安项目”、第三十三页第一、第二行载明：“涉案投资出现风险后汤骏帮助叶树森、傅玉仙起诉何永安等人并胜诉”、同页第八九行载明：“叶树森、傅玉仙对涉案债权债务关系有清晰的认识，其清楚其是何永安项目债权人”、第三十四页倒数第一行载明：“好朋友关系，合作很多年，叶树森、傅玉仙借款给被告”、第三十六页第四行载明“叶树森不认识汤俊”、同页第十一、十二行载明：“出事之后，在佛山的时候才与汤俊见面一起吃饭”、同页倒数第六、第七行载明：“被告一说抵押物远远覆盖本金。叶树森与汤俊没有见过面，且不是亲属关系，不可能借款给汤俊”，前述记载均为叶树森和案外人林超宇（款项经转人）在另案庭审中的陈述，任何人应当对其庭审陈述的真实性负责，不得简单以诉讼策略为借口否定之前的庭审发言，否则其任何陈述均不具有可采性。该卷宗已经足以证明：汤俊与叶树森不认识、不可能不存在借贷关系、叶树森明确知悉涉案款项是叶树森经汤俊的手过桥给案外人何永安的投资，并且，叶树森还一早就知道抵押物的存在，而本案抵押物是何永安提供的其名下不动产。因此，涉案款项不是叶树森借给汤俊的借贷款项。在此基础上，汤俊、洪瑞景均没能进一步提供证据抗辩上述卷宗的证明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所暗含的举证规则，在现有证据更大优势倾向于涉案款项非汤俊与叶树森之间的借贷款项的时候，叶树森应就其借贷关系的主张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由叶树森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审忽视了（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案卷宗对汤俊的有利证明，机械认为汤俊没有举证，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汤俊在叶树森已经举证相同内容的证据情况下，通过发表质证意见已经足以证明汤俊想要证明的事实，无需机械性重复举证与对方相同的证据，这也是节约司法资源的体现。原审对举证规则的理解偏差，导致了认定事实的错误。二、原审忽视了汤俊作为隐名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起诉的合理性。原审判决认为，汤俊在（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案中自认涉案350万为其向何永安支付的借款，没有主张涉案款项是叶树森向何永安的投资款，且该主张已得到禅城法院的支持，故认定涉案款项应为汤俊向叶树森的借款。原审该认定忽视了汤俊在1170号案中作为隐名代理人提起诉讼的合理性。汤俊从始至终只是一名隐名代理人（间接受托人），其以自己的名义与案外人何永安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且款项是汤俊直接转给何永安，故汤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其作为隐名代理人，在被代理人没有要求显名并且出于便利考虑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披露被代理人的存在。该行为也属法律允许的范围，但该诉讼行为并不能在本案证明汤俊向叶树森借了涉案款项。所以，原审法院基于汤俊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的行为认定汤俊为借款人，该认定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三、原审认定利息没有合法依据。本案中，汤俊与叶树森、傅玉仙没有签订合同，更没有向叶树森、傅玉仙承诺过支付利息，唯一提及的利息，是汤俊向林超宇提过给何永安的过桥项目月息两分，但该利息并不能认定为汤俊与叶树森、傅玉仙之间的利息承诺，理由是：1.涉案款项实际是叶树森与案外人何永安之间的借贷款，汤俊只是隐名代理了该过桥投资项目，利息不应由汤俊承担；2.即使法院认定涉案款项是汤俊与何永安的借款，之前所提及月息也是何永安支付月息的意思，并不能当然认为汤俊需要支付两分月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利息不应支持。四、原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为，洪瑞景知悉借款来源，并且作为共同原告与汤俊一起起诉何永安等人，视为对债务的追认，该视同性认定是没有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共签和事后追认均必须是明确的追认，此处表述明确，不宜随意作扩大性解释。叶树森、傅玉仙没有证据证明洪瑞景对涉案债务有共同签署或明确表示追认，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汤俊的诉求。叶树森、傅玉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另外，汤俊上诉状称“被告一抵押物远远覆盖本金。叶树森、傅玉仙与汤俊没有见过面，不是亲属关系，不可能借款给汤俊”，叶树森、傅玉仙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没有林超宇作为中间人推荐，叶树森、傅玉仙不会直接将巨款直接借给汤俊。洪瑞景未到庭参加二审调查，亦未作答辩。叶树森、傅玉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汤俊、洪瑞景偿还叶树森、傅玉仙借款2329627元；2.汤俊、洪瑞景向叶树森、傅玉仙支付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其中2014年3月12日至2017年5月11日，以350万元为本金；2017年5月12日起至汤俊、洪瑞景付清款项之日止，2329627元为本金）；3.汤俊、洪瑞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树森与傅玉仙、汤俊与洪瑞景均系夫妻关系。2014年3月12日，叶树森向案外人林超宇转账支付350万元。同日，林超宇向汤俊转账支付350万元。2014年3月14日，汤俊向案外人何永安指定收款人转账支付350万元。另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禅城法院）受理的原告汤俊、洪瑞景与被告何永安、吴淑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汤俊、洪瑞景诉称，其与何永安2014年3月14日签订临时借款协议，约定何永安向汤俊、洪瑞景借款350万元，借款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1个月（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4月13日），吴淑桂为何永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何永安、吴淑桂并提供名下房屋和车位抵押给洪瑞景。2014年3月14日，汤俊向何永安指定账户转账支付借款350万元。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何永安偿还汤俊、洪瑞景借款350万元及利息等，吴淑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禅城法院2014年10月24日作出（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认为，汤俊、洪瑞景向何永安提供借款350万元的事实有协议及转账凭证证明，予以确认，何永安应向汤俊、洪瑞景偿还借款350万元及利息，何永安、吴淑桂并承担抵押责任，吴淑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判决何永安向汤俊、洪瑞景偿还借款35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4日至何永安、吴淑桂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2.4%的标准计算）、吴淑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何永安、吴淑桂不履行上述债务时，汤俊、洪瑞景有权就何永安、吴淑桂涉案名下房屋和车位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一审法院受理的原告叶树森、傅玉仙与被告林超宇、吴嘉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叶树森、傅玉仙诉称，林超宇2014年3月12日向原告借款350万元，月息2分，借款期限1个月。叶树森当日向林超宇转账支付350万元。截至2016年12月23日，林超宇偿还借款1170373元及利息1831000元，尚欠借款2329627元及其他利息至今未还。林超宇于一审法院2017年10月31日开庭审理时称，涉案350万元是叶树森、傅玉仙用于投资汤俊经手的何永安项目。2014年3月12日，叶树森、傅玉仙将350万元转账支付给林超宇后，林超宇随即将该款转账支付给汤俊，汤俊之后分多笔转账付至何永安指定账户。汤俊作林超宇的证人出庭作证时称，其与林超宇系同学关系。汤俊向林超宇推介涉案投资项目，林超宇称有朋友愿意投资。2014年3月12日，林超宇将朋友投资的350万元转账支付给汤俊。风险发生后，该项目共向林超宇转款302万元。同时，林超宇和汤俊均确认，该350万元为过桥资金，收益为两个点。一审法院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民事判决，认为，叶树森与林超宇虽系朋友关系，但对于巨额款项350万元，双方并未有借条或者借款合同，这与正常的借款生活常理不符。叶树森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林超宇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遂判决驳回叶树森、傅玉仙的诉讼请求。后叶树森、傅玉仙不服并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粤03民终5691号民事判决，认为，叶树森将款项付至林超宇账户前，清楚知道款项用于汤俊作为过桥资金，林超宇作为中间人，受托转付款项，对收款作了合理解释，也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已完成受托转付的事实，履行了相关法律规定的证明收款原因的义务。叶树森作为支配款项一方，对如何使用款项，与对方建立何种法律关系，具有决定权力，其没有与林超宇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故其主张与林超宇为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叶树森、傅玉仙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本案庭审中，汤俊确认禅城法院（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案件与本案所涉35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其已将何永安偿还的302万元付给林超宇。叶树森、傅玉仙则确认已收到林超宇代汤俊转付的3021373元，其中借款本金1182180.60元、利息1839192.4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一审法院（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及中院（2018）粤03民终5691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以及叶树森、傅玉仙与汤俊双方庭审陈述内容显示，叶树森将涉案350万元付给林超宇，林超宇随即转付给汤俊，汤俊两天后将该350万元作为借款转付给何永安。上述证据及事实可以证明，汤俊、洪瑞景将叶树森支付给林超宇的资金350万元作为其出借给何永安的款项并转账支付给何永安，一审法院及中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叶树森与林超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林超宇与汤俊亦确认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汤俊在禅城法院起诉时，并没有主张该350万元系叶树森向何永安的投资款，而是以该350万元为其向何永安支付的借款为由、并以债权人身份作为原告向禅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永安、吴淑桂偿还借款350万元及利息等。禅城法院支持了汤俊、洪瑞景上述诉讼请求。可见，汤俊支付给何永安的借款350万元来源于叶树森。汤俊称该款系叶树森支付给何永安的投资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虽然叶树森和汤俊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汤俊也没有向叶树森出具借条，叶树森也没有提供其直接向汤俊付款的凭证，但是汤俊自认该350万元为其向何永安支付的借款，且该主张已得到禅城法院的支持，故叶树森向汤俊支付的350万元，应视为叶树森向汤俊支付的借款。汤俊相关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汤俊借款后，已向叶树森、傅玉仙偿还借款本金1182180.60元，利息1839192.40元，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没有偿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汤俊应向叶树森、傅玉仙偿还借款2317819.40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2日起至汤俊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其中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4月29日，以350万元为本金；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5月27日，3481000元为本金；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6月8日，3478620元为本金；2014年6月9日，以3208192.4元为本金；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2日，以3058192.4元为本金；2014年6月13日至2016年12月21日，以3038192.4元为本金；2016年12月22日，以2718192.40元为本金；2016年12月23日至汤俊还清款项之日止，以2317819.40元为本金。其中，汤俊已偿还利息1839192.4元应予扣除）。叶树森、傅玉仙主张的借款及利息数额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洪瑞景作为汤俊妻子，虽然并没有直接收取叶树森支付的借款，但其与汤俊作为共同原告，向何永安、吴淑桂主张350万元借款，故洪瑞景是知悉该借款的来源，其行为视为事后对汤俊所负叶树森债务的追认，且该债务发生在汤俊、洪瑞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涉案债务应为汤俊、洪瑞景夫妻共同债务，洪瑞景应共同偿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条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汤俊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叶树森、傅玉仙借款2317819.40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2日起至汤俊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其中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4月29日，以350万元为本金；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5月27日，以3481000元为本金；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6月8日，以3478620元为本金；2014年6月9日，以3208192.4元为本金；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2日，以3058192.4元为本金；2014年6月13日至2016年12月21日，以3038192.4元为本金；2016年12月22日，以2718192.40元为本金；2016年12月23日至汤俊还清款项之日止，以2317819.40元为本金。其中，汤俊已偿还利息1839192.4元应予扣除）；二、洪瑞景对于汤俊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叶树森、傅玉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9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973元（叶树森、傅玉仙已预交），由叶树森、傅玉仙负担173元，汤俊、洪瑞景负担338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汤俊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傅玉仙与林超宇的电话录音文字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傅玉仙与汤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来源于本院（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2018）粤03民终5691号案件卷宗，汤俊在本院电子阅卷后拍照所得。叶树森、傅玉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作评价。本院另查明：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粤03民终5691号民事判决书第十九页认定：根据叶树森、傅玉仙上诉状的陈述，叶树森在将款项付至林超宇账户前，清楚知道款项用于汤俊作为过桥资金。根据（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2018）粤03民终5691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当事人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叶树森与林超宇系多年好友，双方从2010年开始合作，叶树森通过林超宇对外投资，林超宇都按时还本付息，双方信任度很高；（二）林超宇与汤俊系同学关系，叶树森、傅玉仙与汤俊原本互不认识。汤俊在佛山从事项目投资，平时与林超宇有项目信息交流，2014年3月向林超宇推荐了何永安过桥资金项目。（三）叶树森于2014年3月向林超宇询问有何项目，林超宇表示有笔过桥资金投资项目，利息2分有抵押，叶树森表示同意。因双方信任度高，故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四）2014年3月12日，叶树森向林超宇转账支付350万元。同日，林超宇向汤俊转账支付350万元。2014年3月14日，汤俊及其妻洪瑞景与何永安、吴淑桂夫妻签订《临时借款协议》，约定汤俊、洪瑞景为何永安提供借款350万元，期限为1个月，月利率2%，何永安、吴淑桂提供了房产抵押担保。同日，汤俊向案外人何永安指定收款人转账支付350万元。（五）何永安未能如约在2014年4月还本付息，汤俊、洪瑞景遂于2014年5月30日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禅城法院2014年10月24日作出（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判决何永安向汤俊、洪瑞景偿还借款35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4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2.4%的标准计算）、吴淑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何永安、吴淑桂不履行上述债务时，汤俊、洪瑞景有权就何永安、吴淑桂涉案名下房屋和车位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六）上述资金问题出现后，叶、傅二人与林超宇去佛山追款才认识汤俊。（七）汤俊在本案二审提交的傅玉仙与林超宇、汤俊2015-2017年期间的微信往来及通话录音记录，叶树森、傅玉仙承认其真实性。上述证据显示：由于何永安未能如期归还过桥资金，汤俊在佛山禅城区法院起诉何永安，判决生效后，傅玉仙督促林超宇、汤俊尽快申请强制执行，在2016年1月21日与林超宇的通信中，直接将该案件称为“森叔的案子”；傅玉仙并在咨询法律人士后，于2016年7月30日向汤俊发信息：“汤生你好，我和森叔通过商量需要你和被告（何永安）以及我们等三方协商达成一个债权归属及卖房抵债的协议交给法院，我们是上游的债权人，房产就不要拿去拍卖了，房产直接拿来和我们交易，扣除债务后差额部分多还少补，这样就可以绕开拍卖环节，省下不少费用。”何永安的房产被法院挂上淘宝拍卖后，傅玉仙与叶树森曾经筹集资金拟参与竞拍，其后因资金问题放弃，何永安的房产由别人以159万元竞得。林超宇于2016年11月分两次向叶树森转回158万元。由于资金仍存在亏损，傅玉仙咨询律师，认为汤俊将钱借给谁是汤俊的责任，且何永安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在向林超宇追索款项未果后，遂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林超宇，即（2017）粤0304民初17440号案件。本院认为，叶树森、傅玉仙于2014年3月向林超宇转款350万元时，并不认识汤俊，亦未与汤俊签订借款协议并约定借款利息，双方并未产生民间借贷的合意。汤俊与叶树森、傅玉仙系因林超宇发生联系，故汤俊与叶树森、傅玉仙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以林超宇与叶树森、傅玉仙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前提。已经生效的（2018）粤03民终5691号民事判决书第十九页认定：根据叶树森、傅玉仙上诉状的陈述，叶树森在将款项付至林超宇账户前，清楚知道款项用于汤俊作为过桥资金。而傅玉仙与林超宇在2016年11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佐证该事实。且在该过桥资金项目出事后，叶树森、傅玉仙赶赴佛山才与汤俊相识，并一直以事主身份督促林超宇与汤俊通过诉讼及执行向何永安追讨欠款，并拟以上游债权人的身份申请直接与何永安以房抵债。在佛山市禅城区法院执行拍卖何永安房产变现159万元后，汤俊亦通过林超宇向叶树森转回158万元。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定叶树森、傅玉仙与林超宇、汤俊之间实为委托投资关系，并不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要件。一审法院以汤俊夫妇与何永安夫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反推叶树森与汤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不符合逻辑，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汤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28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叶树森、傅玉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89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343元，由叶树森、傅玉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睿审判员 聂   效审判员 吴 春 泷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陈颖(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