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5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民县福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转盘往北500米路西。法定代表人：王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旗，男，197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泽勇，男，199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滨州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五路866号。法定代表人：孟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振龙，该公司职工。原审被告：王敏，女，1987年8月8出生，汉族，住惠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民县福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硕汽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红旗、姚泽勇、滨州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原审被告王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民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1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硕汽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袁红旗约定新车成交价175000元、首付款35000元，车贷140000元以及各项手续费用等27000元，合计车辆总价款202000元。同时，扣除袁红旗缴纳的定金2000元、二手车置换车款60000元，剩余购车价款140000元，双方约定袁红旗以分期贷款方式偿还。《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系上诉人为了协助被上诉人办理车辆抵押贷款，向被上诉人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借用合同，只能证明汽车贷款金额140000元的相关事实成立，贷款140000元即车辆总价款扣除袁红旗前期交付给上诉人的各项费用后，所欠上诉人汽车销售款的剩余车款。袁红旗以《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认定其所购买的车辆总价款为16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购车发票金额169800元认定购车价格错误，袁红旗与通达汽车销售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原本应当向上诉人出具的购车发票经上诉人请求直接将购车发票出具给袁红旗，该购车发票体现的是上诉人与通达汽车销售公司之间的购车价格，与袁红旗向上诉人购车价款无关。综上，上诉人没有多收取袁红旗购车款，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袁红旗辩称，1.上诉人应当返还车款32000元及重复收取的保险费7000元。2.上诉人从未与袁红旗签订过任何服务费的协议，也从未对此向袁红旗做出说明。姚泽勇辩称，购车时已经明确告知袁红旗当时在双方达成一致后，签订合同并收取定金，双方达成一致，提车时袁红旗要求去滨州店内重新选购车型，到店后要求更换高配车型，双方口头达成协议后提回车辆，办理后续手续，在更换车型前原定车型费用及贷款，已详细达成协议，并非袁红旗所说不知情，车辆置换协议明确写明车辆置换总价款60000元，备注车款已付清，22230元是购置税、保险等代收费用，约定多退少补，时隔半年对方以不知情向公司索要32000元多收取车款和保险费用7000元，没有事实依据，作为销售人员在本案中系职务行为，不应当作为被告。通达汽车销售公司辩称，实收款项和开票是一致的，其和上诉人是合作关系，和袁红旗没有直接销售关系。王敏辩称，本案属于被上诉人袁红旗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其无关。袁红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购车款32000元；2.被告立即返还重复收取的车辆保险费7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9年9月13日，原告袁红旗与被告福硕汽车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袁红旗购买日产天籁2.0自动舒适型车辆，成交价为155000元，原告袁红旗缴纳定金2000元，福硕汽车公司的销售顾问为被告姚泽勇。2019年9月14日18时50分，袁红旗与姚泽勇签订《车辆置换协议书》，袁红旗将自有的白色东风标致408转让给姚泽勇，车辆总价格60000元，该60000元直接用于抵顶购车款。19时33分，袁红旗转款给被告王敏22230元，用于支付车辆购置税、购买保险、代办费用、上牌费用等，双方对该22230元费用的数额和用途无争议。2019年9月16日，袁红旗与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袁红旗为购买2019款天籁2.OLXLUpper智行版贷款140000元，车辆总价168000元，首付款35000元，首付比例20%。2019年9月18日，第三人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出具购车发票，价税合计为169800元。综上，袁红旗共向福硕汽车公司支付224230元，即2000元+60000元+22230元+贷款140000元。另外，《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中还注明“附属于车辆的附加产品总价7000元，其中第一类附加产品（定义如下）为7000元，第一类附加产品包括车辆保险、税费（如购置税、车船税等）和盗抢保障中的任一项或其中几项或全部。”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车辆的总价格。姚泽勇、王敏、福硕汽车公司及通达汽车销售公司称车辆原价款为175000元，在扣除置换补贴5000元、会员卡费200元后，出售给袁红旗的价格为169800元，即发票价格。根据袁红旗的抵押贷款合同，其上显示首付款35000元，首付比例20%，可以确认车辆总款为175000元，扣除置换补贴5000元、会员卡费200元后，袁红旗还应支付169800元。二、《车辆置换协议》中，车辆共置换60000元，该60000元是否包括5000元车辆置换补贴款。从该《车辆置换协议》本身来看，约定车价总价格60000元，未体现车辆置换补贴事项。上述争议事实一中，不能认定该60000元转让款中包括5000元车辆置换补贴。三、贷款数额中是否包含7000元保险费用。袁红旗根据《汽车消费抵押贷款合同》中“附加产品7000元”，主张贷款中包括了保险费7000元，本案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对该7000元作出说明，贷款中并不包含保险，该7000元的项目实际是为提高贷款额度所列的项目。对于此争议的事实，根据本判决书上述争议事实一的分析，涉案车辆总价款即为175000元，车辆价款中并不包含7000元保险费。四、对于合同及其他证据中未列明的项目费用，双方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福硕汽车公司出具自书的《分期购车费用明细表》，其中包括“服务费8400元、评审服务费2680元、档案管理费4800元”等，袁红旗对福硕汽车公司主张的这些项目不予认可。被告称袁红旗缴纳款项是多次、陆续的，说明袁红旗与福硕汽车公司是在各项费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缴纳的。袁红旗对福硕汽车公司的意见不予认可，主张费用是多退少补，贷款完成后，袁红旗发现福硕汽车公司多收取部分费用，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袁红旗与被告福硕汽车公司签订《购车协议》，虽然该购车协议所涉车辆“日产天籁2.0自动舒适型”变更为“2019款天籁2.OLXLUpper智行版”，但这仅是双方当事人协议对合同的变更，并不影响合同在袁红旗与福硕汽车公司之间成立并生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通过在事实认定部分的分析，袁红旗共支付给福硕汽车公司购车款202000元，包括定金2000元、车辆置换款60000元、贷款140000元（袁红旗另支付的车辆购置税、购买保险、代办费用、上牌费用等22230元，因双方没有争议不再考虑和计入）。袁红旗所购买的车辆为175000元，在扣除置换补贴后为170000元，姚泽勇、王敏、福硕汽车公司及通达汽车销售公司主张该170000元中包含200元会员卡费，该会员卡费姚泽勇、王敏、福硕汽车公司及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袁红旗就该车辆还应当支付169800元。对于福硕汽车公司所主张的其他项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约定，且未能说明项目收费的合理性，不予支持。袁红旗共支付202000元，车辆价格在扣除补贴后为169800元，福硕汽车公司还应当向袁红旗返还32200元，袁红旗主张福硕汽车公司返还32000元，予以支持。对于袁红旗要求姚泽勇、王敏、福硕汽车公司返还重复收取的保险费70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惠民县福硕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红旗返还购车款32000元；二、驳回原告袁红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元，减半收取387.5元，由原告袁红旗负担69.5元，由被告惠民县福硕汽车有限公司负担318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欠条一张，欲证实袁红旗夫妇因无法当即办理车辆贷款，就剩余车款向被上诉人王敏出具欠条；提交证据二提车证明一份，欲证实2019年9月14日上诉人将黑色2019款日产天籁2.0L，UPPER智行版汽车（车架号076902）交付给袁红旗。被上诉人袁红旗质证称，上述两份证据是伪造的。被上诉人姚泽勇、通达汽车销售公司、王敏质证均对上述两份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实福硕汽车公司是否存在多收取被上诉人袁红旗购车费用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2019款天籁2.OLXLUpper智行版车辆的买卖合同双方为上诉人与袁红旗，车型变更不影响该车辆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上诉人福硕汽车公司称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开具的购车发票数额非袁红旗购车价格，而是其向通达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购车价格。但该购车发票记载的购买方为袁红旗，通达汽车销售公司也认可其经福硕汽车公司的请求直接开具发票给购车人袁红旗，且福硕汽车公司无向通达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证据，因此可以认定该购车发票数额为袁红旗购车数额；同时，福硕汽车公司称涉案车辆的抵押贷款合同只能证实贷款140000元的事实，但该抵押贷款合同为合同签订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无证据推翻的情况下，该合同记载的贷款数额、首付款数额、首付比例内容真实有效。综上，本院认为福硕汽车公司称购车发票与涉案车辆的抵押贷款合同可以作为认定涉案车辆总价款依据。涉案2019款天籁2.OLXLUpper智行版车辆总价款问题。被上诉人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开具给被上诉人袁红旗的购车发票为169800元。该车辆的抵押贷款合同记载涉案车辆首付款为35000元，首付比例为20%，由此可推出车辆成交价为175000元，扣除置换补贴5000元、会员卡费200元后车辆总价款为169800元，与通达汽车销售公司开具的涉案车辆购车发票金额相一致，可以确认涉案车辆共价款为169800元。但袁红旗支付给福硕汽车公司购车款共202000元，超额支付的32200元福硕汽车公司应当返还，袁红旗请求返还32000元属于其对权利的处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惠民县福硕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元，由上诉人惠民县福硕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珍审判员  刘 伟审判员  杨 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商俊娇书记员徐孟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