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2民终8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德军，男，1976年7月17日出生，苗族，住址湖南省沅陵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萍，女，1968年11月21日出生，侗族，住址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高速公路连接线南侧、舞水河东侧、鸭嘴岩物流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007431862998。 法定代表人：林承雄，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群，湖南玉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圣爱，湖南玉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跃，男，1978年12月21日出生，苗族，住址湖南省绥宁县。 原审第三人：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住所地怀化市锦溪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高信吾。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仁公司）与高艳萍、罗德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怀鹤民一初字第792号民事判决，高艳萍、罗德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湘12民终2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追加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6）湘1202民初419号民事判决。高艳萍、罗德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7）湘12民终14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追加袁跃为被告，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7)湘120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高艳萍、罗德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5日作出（2018）湘12民终107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19年9月16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1202民初900号民事判决，高艳萍、罗德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艳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驳回对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不是案涉《门面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案涉《门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为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上诉人只是该中心的经办人，怀仁公司起诉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门面租赁合同》在2014年3月7日已经实际解除，被上诉人已直接与罗德军、龚先平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上诉人将从罗德军、龚先平收取的租金及押金全部转交给怀仁公司了，而且，怀仁公司一直按上诉人与龚先平签订的合同收取租金，其亦一直向罗德军主张按照上诉人与罗德军签订的合同履行，足以证明怀仁公司认同上诉人将门面转租的事实，其已与罗德军、龚先平缔结门面租赁关系，上诉人已非门面承租人；三、上诉人没有收到一审法院的任何传唤手续，一审法院没有通知上诉人参加本次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怀仁公司辩称：一、高艳萍系案涉《门面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也是实际承租人。合同首部有其亲笔签名，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从未参与合同实际履行，门面租金全部由高艳萍缴纳，门面由其实际使用，其系案涉门面实际承租人。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在本案中只涉及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不能因此回避高艳萍的责任；二、高艳萍违约的事实客观存在，即使合同已经解除，违约条款仍然可以适用。高艳萍向答辩人转交罗德军租金的行为，不能视为答辩人与罗德军之间已形成新的租赁合同关系，更不能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三、一审法院已进行合法有效的传唤，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程序合法。综上，高艳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德军辩称：认同高艳萍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 袁跃辩称：认同高艳萍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罗德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怀仁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并非案涉房屋的侵权人，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侵权责任。怀仁公司收到的门面租金和押金均系上诉人所交，足以证明高艳萍将门面转租给上诉人已经得到怀仁公司的认可，怀仁公司已经直接与上诉人缔结门面租赁关系，因此，上诉人并非无权占有。之后，上诉人将门面转租给袁跃，袁跃又转租给卢凯，上诉人的合同到期后，谁占有门面已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袁跃之间的租赁行为与怀仁公司和高艳萍之间的租赁行为系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连贯的、不可分割的法律关系，根源在于高艳萍的无权转租行为，假使一审判决正确，也应当判决袁跃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涉门面非怀仁公司所有，其系擅自转租，其未实际占有过案涉门面，非占有人，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规定。一审判决按照80000元/年作为支付基数毫无道理，根据怀仁公司与高艳萍签订的租赁合同，其每个门面租金为20000元/年。上诉人租赁门面后投入巨大，门面价值大大提升，一审判决基于升值后的80000元/年计算，法理情理上是说不通的。上诉人将门面转租给袁跃后，已非门面实际占有人和侵权人，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并支付逾期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怀仁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答辩人承租案涉房屋后，虽然违反约定进行了转租，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并未在6个月内提出异议，转租合同合法有效。答辩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支付门面占有期间的租金；二、被答辩人长期占用案涉门面拒不返还也不支付门面占用费已严重侵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答辩人在得知高艳萍违法转租后6个月内提出异议，答辩人收取高艳萍转交的租金及押金系其之前收取的，之后被答辩人并未缴纳租金，在答辩人对高艳萍违法转租行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收到其转交的租金，不能当然推定为与罗德军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关系。罗德军提出案涉门面已转租给袁跃，而后袁跃又转租给卢凯，但其在与答辩人的协商过程中以及之前的庭审中从未提出过该事实，且其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仍为罗德军，其陈述明显有悖常理，不合逻辑。而且，答辩人于2013年11月早已通知其搬离，其即使转租，也是其非法转租，不能因此免除其对答辩人门面使用费损失的赔偿责任；三、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同地段相同面积的门面租赁合同已证实案涉门面的市场租金标准为80000元-100000元/年，一审法院酌情认定80000元/年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高艳萍辩称：答辩人将门面转租给罗德军，怀仁公司是知情的，其系要不到租金，才起诉答辩人的。其他没有异议。 袁跃辩称：答辩人只租赁了案涉门面近一年左右，后来生意不好，答辩人就将门面转租了。 被上诉人怀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高艳萍与罗德军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高艳萍支付违约金30000元；3、要求被告罗德军赔偿占用门面期间的租金，时间从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租金按每年人民币86000元计算，总计人民币25539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从2014年7月11日起支付利息，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系位于怀化市门面的所有权人。2008年9月、2009年10月、2014年12月，原告怀仁公司与该公司先后签订了《场地（房屋）租赁合同》、《房屋门面租赁合同》、《Ｃ网基站、门面互租补充协议》、《房屋租赁协议》四份合同或协议，取得了该公司位于怀化市门面（五个开间）的租赁权，租赁期限至2017年3月30日。 2013年4月11日，原告怀仁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与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高艳萍（乙方）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用甲方位于迎丰东路××号门面五间，门面面积160平方米，至少两间用于经营博世康**命加油站；租赁期限为2013年4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年租金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合同期内，乙方不得擅自转让门面，如需转让，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违约，单方解除或者不履行合同（含合同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的，应向甲方赔偿合同标的总额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原告怀仁公司与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分别在合同上加盖了单位公章，被告高艳萍在该合同第一页的“承租方：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后”后签署了姓名。合同签订后，被告高艳萍向原告怀仁公司交纳了10万元租金，原告向高艳萍交付了门面。 2013年7月6日，被告高艳萍（甲方）与被告罗德军（乙方）签订了《租房合同》，约定：甲方将迎丰东路××号西头第二、三间门面租给乙方使用，租用期限从2013年7月6日到2015年12月底止，租用期间乙方只有使用权，没有转让权；门面租金第一年捌万元整，第二年起按年租金捌万六千元计算。同日，罗德军向高艳萍支付门面租金85000元（2013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5日）及押金5000元，高艳萍向其出具收款凭证并交付门面。合同签订后，被告罗德军在上述门面内经营鹤城区视力明眼镜店。 2013年11月13日，原告怀仁公司向被告罗德军发出《关于限期搬出门面的通知》，以高艳萍未经原告怀仁公司同意转租为由限被告罗德军7日内搬出门面。2014年8月16日，原告怀仁公司又向被告罗德军发出通知一份，内容为：你于2013年7月份与高艳萍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高艳萍已于2014年3月份将该门面退还我怀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按合同法规定继续履行该合同，……现书面通知承租户你罗先生，请你在7日内缴纳所欠门面租金，否则我怀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将终止你与高艳萍签订的门面合同并收回该租赁门面。被告罗德军认可收到上述两份通知，并陈述在上述第二份通知上签字“已收通知”的是其员工张会。之后，被告罗德军未交纳租金，又未向原告退还门面，直至2017年7月1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将该门面收回。 2014年3月7日，原告怀仁公司向高艳萍出具收据两张，其中一张载明“今收到罗德军交来门面押金5000元，备注：高艳萍转交”，另一份载明“今收到高艳萍交来转交罗德军门面租金2014年4月12日至2014年7月5日”。 2013年6月28日，被告高艳萍将迎丰东路××号西头第一间门面转租给龚先平。2014年3月7日，原告怀仁公司向高艳萍出具收款收据三张，载明收到高艳萍转交龚先平的门面租金35369元（2014年4月12日至2014年7月27日）和押金5000元。原告怀仁公司陈述其同意高艳萍将上述门面转租给龚先平。2015年1月7日，原告与龚先平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从2014年12月27日至2017年3月26日，年租金50000元。2014年3月15日，原告与怀化市万利隆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迎丰东路××号2个门面，租赁期限从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年租金80000元。 另查明,原告怀仁公司原名为怀化怀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2日更名为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为高等函授教育和各类专业培训。 原告陈述涉诉五个门面的面积相等。高艳萍陈述其在第三人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没有担任职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高信吾是其父亲。高艳萍在2016年9月19日的庭审时陈述“签订租赁协议无第三人的授权委托，我自己拿的公章”，其在2018年3月13日的庭审时陈述“我租了5个门面，有2个门面是和原告合作经营博世康”。原告陈述其与被告高艳萍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已于2014年3月解除。被告高艳萍陈述该合同已于2014年3月7日解除。 被告罗德军在2018年3月13日和2019年9月3日的庭审中陈述其于2014年7月10日将门面转租给袁跃，其没有向袁跃要过租金。被告罗德军在2015年9月22日的庭审时陈述其经营的眼镜店之前一直关店，后来与怀仁公司协商后才开店，店里的东西都是其本人的，目前在经营中。罗德军在2016年9月19日的庭审时陈述2014年3月份其经营的眼镜店就关门了，2015年其与原告到司法所调解，之后眼镜店又重新开门了。高艳萍在2016年9月19日的庭审时陈述该眼镜店一直开着，其就在该店隔壁上班。在上述两次庭审中，罗德军未提及其将门面转让给袁跃，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与袁跃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怀仁公司与第三人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高艳萍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上既加盖了第三人的公章，又有被告高艳萍的签名，高艳萍认为与原告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的是第三人，原告陈述门面的实际承租人是高艳萍。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将门面交付给高艳萍，高艳萍向原告交纳租金，随后其以出租人的名义将门面转租并收取转租租金、之后其将部分门面退回给原告,以上事实可看出高艳萍履行了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其次，高艳萍在庭审时陈述“我在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没有担任职务”、“签订租赁协议无第三人的授权委托，我自己拿的公章”，上述陈述可说明高艳萍在《门面租赁合同》上签名即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也未得到第三人的授权。再次，上述租赁合同约定了至少两间门面是用于经营博世康**命加油站，而高艳萍在2018年3月13日的庭审时陈述“我租了5个门面，有2个门面是和原告合作经营博世康”，以上约定和陈述可证明原告明知高艳萍租赁门面的目的是为其经营的博世康**命加油站提供场地，且高艳萍自认是其本人租赁了五间门面。因此，虽然第三人在租赁合同上盖章，但原告没有与其形成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而是与高艳萍达成租赁门面的合意。综上，案涉五间门面的实际承租人系被告高艳萍，原告怀仁公司与高艳萍形成房屋租赁关系。 被告高艳萍在承租原告怀仁公司的五间门面后，未经原告同意将其中二间门面转租给被告罗德军并签订了《租房合同》，原告在合同签订的六个月内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被告高艳萍与被告罗德军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被告高艳萍擅自转租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限为993天，年租赁为100000元，违约金按照合同标的总额百分之三十计算，因此违约金应为81616元（100000元÷365天×993天×30%）。原告要求按合同约定赔偿违约金30000元，考虑到被告高艳萍租赁了五间门面，只擅自转租了其中两间，且转租期间的租金已经交给原告，因此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18000元。 被告高艳萍陈述2013年4月10日的《门面租赁合同》已于2014年3月7日解除，原告陈述该合同已于2014年3月份解除，结合高艳萍于2014年3月7日将其收取罗德军的门面押金、租金交给原告，原告出具收据的事实，应认定原告怀仁公司与被告高艳萍协商一致于2014年3月7日将上述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后，罗德军一直占用案涉二个门面，但未向原告交纳租金。原告于2014年8月向罗德军发出催交通知，要求罗德军继续履行其与高艳萍的租赁合同，并向原告交纳租金，但罗德军拒绝交纳租金。2015年原告与罗德军就交纳租金一事到司法所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此后罗德军也未向原告交纳租金。以上事实可说明，虽然原告与高艳萍解除租赁合同后欲与罗德军形成租赁关系，但罗德军没有与原告形成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罗德军与原告未形成房屋租赁关系。罗德军占用原告门面且拒付租金构成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原告有权请求罗德军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使用费标准应参照原告在同时间段出租其他三个门面的租金标准。原告与龚先平约定2014年12月起的年租金是50000元，与怀化市万利隆食品有限公司约定2014年4月起的年租金为80000元（2个门面），酌定罗德军按照每年8万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因此从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为237808元（80000元÷365天×1085天）。鉴于高艳萍已将罗德军所交押金5000元转交给原告，因此押金抵扣房屋占有使用费后，罗德军还应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232808元。双方未约定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支付时间，且现有证据仅能证明2014年8月、2015年原告曾向罗德军催要过租金，为方便计算，酌定罗德军从2017年7月1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原告要求按照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该利息，该请求过分高于损失，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房屋占有使用费付清之日止。 被告罗德军主张其于2014年7月9日已将门面转租给被告袁跃，因此原告不应向其主张2014年7月以后的房屋租金。但其在2015年和2016年的庭审时分别陈述2014年3月份其经营的眼镜店已经关门，2015年其与原告到司法所调解，之后眼镜店又重新开门，以上陈述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况且，罗德军在法院组织的第一、二次庭审时（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均未陈述其将门面转租给袁跃，也未向法院提交其与袁跃的房屋租赁合同，在之后的庭审中才向法院提出该辩解理由并提交店铺转让协议书，明显不合常理。再次，高艳萍在2016年9月19日的庭审时陈述眼镜店一直开着，因为其就在该店隔壁上班。因此，对于罗德军提出的其于2014年7月9日将门面转租给被告袁跃的辩解，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即使罗德军擅自转租门面是事实，其之后的承租人未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罗德军也应当与其他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高艳萍与被告罗德军于2013年7月6日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二、被告高艳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怀仁公司违约金18000元；三、被告罗德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怀仁公司房屋占有使用费2328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以未付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为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付至房屋占有使用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怀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55元，由原告怀仁公司负担572元，被告高艳萍负担1000元，被告罗德军负担4783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高艳萍收取的罗德军案涉门面的租金为80000元，一审认定为85000元应属笔误。此外，高艳萍向怀仁公司转交的罗德军的租金数额为18411元；2、一审法院按高艳萍电话提供的地址向其邮寄送达了诉讼材料，但被退回。之后，一审法院按照高艳萍在另案中提供的送达地址再次向其送达诉讼材料，但未找到高艳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几点：一、高艳萍是否系案涉《门面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和承租人？二、高艳萍是否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怀仁公司与罗德军之间是否已形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三、怀仁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罗德军是否应当承担支付怀仁公司案涉门面占用使用费以及利息损失的责任？对此，本院评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高艳萍是否系案涉《门面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和承租人的问题。案涉《门面租赁合同》有高艳萍的签名，高艳萍亦直接向怀仁公司交纳租金，之后，其亦以出租人的名义转租门面并收取转租租金，从高艳萍在庭审时的陈述“我在怀化市崇文人才培训中心没有担任职务”、“签订租赁协议无第三人的授权委托，我自己拿的公章”来看，高艳萍在《门面租赁合同》上签名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也未得到第三人的授权。而且，高艳萍在2018年3月13日的庭审时亦承认其承租的5个门面中有2个门面是为其经营的博世康**命加油站提供场地，符合案涉合同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虽然第三人在租赁合同上盖章，但怀仁公司没有与其形成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而是与高艳萍达成租赁门面的合意，符合本案的实际，本院予以确认。高艳萍提出的其非合同相对人以及其非承租人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高艳萍是否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以及怀仁公司与罗德军之间是否已形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高艳萍在承租怀仁公司的案涉五间门面后，未经怀仁公司同意将其中二间门面转租给被告罗德军并签订了《租房合同》的事实存在。对此，怀仁公司已在其转租合同签订的六个月内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高艳萍与罗德军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高艳萍擅自转租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高艳萍虽将其收取的罗德军的押金和部分租金转交给了怀仁公司，但其并无证据证实怀仁公司已认可其与罗德军之间的转租协议，而且，罗德军之后拒绝交纳租金，怀仁公司与罗德军之后亦未达成租赁协议，应予认定双方未形成房屋租赁关系。此外，一审法院系按照高艳萍提供的地址送达诉讼材料，送达程序符合规定。上诉人高艳萍提出的怀仁公司与罗德军已形成房屋租赁关系以及其未构成违约和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怀仁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以及罗德军是否应当支付怀仁公司案涉门面占用使用费以及利息损失的问题。怀仁公司租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案涉门面后，虽然违约向高艳萍转租案涉门面，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未在转租合同签订的六个月内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怀仁公司与高艳萍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怀仁公司依法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如前所述，高艳萍与怀仁公司案涉《门面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7日解除后，罗德军与怀仁公司并未形成房屋租赁关系，但罗德军一直占用案涉二个门面，且未向怀仁公司交纳租金，罗德军占用案涉门面且拒付租金构成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怀仁公司有权请求罗德军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判决罗德军向怀仁公司支付门面占用使用费并参照怀仁公司在同时间段出租其他三个门面的租金标准酌定按照每年80000元的标准以及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房屋占有使用费付清之日止，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罗德军主张其于2014年7月9日将门面转租给被告袁跃，但其该主张与其一审陈述自相矛盾，且其在一审法院组织的第一、二次庭审时（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均未陈述其将门面转租给袁跃，也未向法院提交其与袁跃的房屋租赁合同，其陈述不合常理。从高艳萍在2016年9月19日的庭审陈述来看，罗德军经营的眼镜店一直开着。因此，一审法院对于罗德军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罗德军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高艳萍、罗德军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5元，由上诉人高艳萍负担250元，上诉人罗德军负担63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晓 审判员 彭湘平 审判员 欧晓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