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529号原告：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XXX号XXX楼XXX室。法定代表人：陈雪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耿志杰，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袁明波，上海匡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XXX号XXX幢-24。法定代表人：龚晓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宏杰，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于次月6日提出冻结被告银行存款人民币310898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的保全申请，并提交了担保，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并移交实施。2020年6月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袁明波律师、耿志杰，被告法定代表人龚晓峰、委托代理人杨宏杰律师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9月9日，原告接受被告订舱委托，办理涉案货物自中国天津至沙特阿拉伯达曼的运输订舱事宜。原告向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远海运)订舱，后者于2019年9月16日签发了编号为COSUXXXXXXXXXX的提单。货物于10月21日到达卸货地后，无人提货。原告多次告知被告无人提货已产生滞箱费、滞港费、堆存费等，要求被告及时妥善处理，但被告既未积极处理，亦未支付滞箱费。至起诉时，已产生滞箱费人民币310898元。被告作为委托人，应向原告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滞箱费)，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滞箱费人民币310898元。至开庭审理时，原告举证主张其已实际向天津中远海运支付了43671.40美元，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滞箱费人民币309745.82元。被告辩称：原告既非承运人，亦非集装箱提供人、出租人，无权收取滞箱费；被告仅为订舱代理人，并非托运人，不是本案义务人；原告依据其与案外人的某系、按照案外人网站公布的费率向被告主张滞箱费，超出了原告与被告之间合同关系的范围，被告不具有处理目的港货物、归还集装箱的权利和义务；滞箱费的费率和金额极不合理，明显超出集装箱的价值，二手40英尺集装箱在很多网站上的单价仅为人民币3000余元，原告与承运人均未尽减损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开庭前提交了原告与被告员工即时通讯记录、被告委托原告订舱的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原告收到被告支付费用的银行回单、原告向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订舱的订舱确认书、中远海运的提单，用以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代为订舱，原告接受委托后代被告向天津中远海运订舱，后者签发了提单；中远海运官方网站提单情况查询信息、原告与被告员工即时通讯记录、原告与中远海运工作人员往来邮件、中远海运官方网站公布的集装箱超期费用计算表，用以证明目的地无人提货，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处理，被告未及时处理产生滞箱费；原告与天津中远海运之间订立的货运代理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须依约向天津中远海运支付按照中远海运官网公布的计算标准计算的滞箱费。被告对原告举证中经现场展示核对的即时通讯记录、电子邮件的表面文字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述称，时任被告员工的周晔现已离职，被告在通讯中未确认超期使用费，原告与中远海运工作人员的邮件是为本案诉讼刻意为之，其中的费率及费用的计算难以理解，看不出与本案诉请金额的一致性；对委托被告代为订舱、发送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及支付代理费用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与天津中远海运的货代合同、原告向中远海运订舱的订舱确认书、中远海运官网提单货物查询信息以及中远海运官网公布的集装箱超期费用计算表的证据效力均不认可；对提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可。被告于开庭前提交了出口货物托运书、报关单、提单、保险单、声明函、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即时通讯记录等证据，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由托运人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大慧)所有，该公司委托被告订舱，且系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承运人系中远海运，货物滞留目的港与被告无任何关系，系东方大慧出于贸易考虑要求承运人不能放货。原告对被告举证中的提单予以认可；对托运书、东方大慧声明函及原、被告人员通讯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并认为东方大慧与被告存在委托关系，被告将受托事宜转委托原告，但转委托未经东方大慧书面同意，原告不知晓托运人、出口商的信息，所有信息均由被告提供给原告，原告仅与被告之间发生委托合同关系，而与东方大慧无关；对被告其他证据均不认可。原告开庭时补充提交了天津中远海运向原告开具的涉案提单项下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发票、原告支付该费用的银行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已支付该费用，存在实际损失。被告对原告的补充举证均不认可，并认为发票右下角的内容系原告为本案诉讼特意加上去的，发票其他内容看不出与本案的某联，银行回单不代表实际支付，原告与天津中远海运之间存在大量款项往来，这可能是其中一笔，而刻意归入本案。在组织对原告提交的案涉提单货物在中远海运官网查询信息的质证中，因案涉集装箱及货物状况系本案重要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场在中远海运官网上输入案涉提单号，查询得到其项下8个集装箱的相关信息，并截屏打印。原告对该查询所得信息无异议，但认为其仅说明货物从目的港出来，但集装箱还是由发货人使用；被告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无法证明被告对此负有任何义务。本院审查认为，双方提交的即时通讯记录与电子邮件经现场展示核对，真实性可予确认；原告与天津中远海运的货代合同、原告向中远海运订舱的订舱确认书、中远海运官网提单货物查询信息以及中远海运官网公布的集装箱超期费用计算表经核对原件、现场上网核实等，其真实性亦予认定；提单的证据效力可予确认，被告提交的托运书、报关单、保险单等可与提单内容印证，亦可相互佐证，真实性予以认定；东方大慧出具的声明函，原告人员在即时通讯中曾向被告发送，其真实性及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天津中远海运开具的发票、原告向天津中远海运付款的凭证，经核对原件，真实性可予认定；本院现场组织双方查询案涉集装箱的信息，具有证据效力及对案涉集装箱相关状况的证明力；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以其客观内容和记载为依据，将在判决下文继续阐述。本院查明：2019年7月15日，东方大慧向被告发送出口货物托运书，记载发货人为东方大慧，收货人为MIDDLEEASTENERGYPATHSTRADINGEST［地址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达曼31452，邮政信箱6518(DAMMAM31452，P.O.BOX6518，KINGDOMOFSAUDIARABIA)］，通知人同收货人，起运港中国天津，目的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运输方式为整箱货堆场至堆场，运费预付，提单份数“3正3副”，集装箱为14个40英尺箱，品名为预糊化淀粉(PRE­GELATINIZEDSTARCH)，共364托盘，374920公斤，要求订当月30日“COSCO”的船，预装船日期为2019年7月30日。同年9月9日，时任被告工作人员周晔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记载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人、品名、起卸货港、运费付款方式、运输方式等信息同东方大慧向被告发送的托运书，预配船期为2019年9月16日，共208托盘，214240公斤、400立方米，8个40英尺高箱。原告于同日即向中远海运订舱，取得订舱确认书，记载订舱号COSUXXXXXXXXXX，船名/航次COSCODENMARK030E，订舱方为原告，运输条款CY/CY，服务合同号/运价协议号GAC19412，接货地新港，交货地沙特阿拉伯东部省达曼，8个40英尺高箱，品名预糊化淀粉，总重203392公斤；其中，第一程船船名COSCODENMARK，航次030E，装货港新港，预计开航时间2019年9月16日7时，卸货港青岛，预计到达时间2019年9月17日17时；第二程船船名COSCOSHIPPINGSOLAR，航次004W，装货港青岛，预计开航时间2019年9月25日14时，卸货港达曼，预计到达时间2019年10月21日12时。2019年9月16日，天津中远海运作为代理人，在天津为承运人中远海运签发了编号为COSUXXXXXXXXXX的提单，记载的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方，装卸货港、船名航次，运输交接方式等信息均同上述托运书和订舱确认书，货物数量记载为8320包，货物描述为预糊化淀粉-非离子钻井级(PRE-GELATINIZEDSTARCH-NON-IONICDRILLINGGRADE)，总重212800公斤，体积387.52立方米，共装8个40英尺高箱，每个集装箱装1040包，箱号/铅封号分别为CCLUXXXXXXX/L549407、FDCUXXXXXXX/J936318、CCLUXXXXXXX/L542020、TCKUXXXXXXX/L813173、CBHUXXXXXXX/L813174、CBHUXXXXXXX/L813175、DFSUXXXXXXX/L813172和CSNUXXXXXXX/J428143。据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日期为2019年9月12日的报关单记载，境内发货人、境外收货人、运输工具及航次号、提运单号、离境口岸、指运港、件数、毛重、集装箱标箱数及号码等均可与提单相关记载对应，该报关单另记载净重208000千克，单价16.70美元，总价138944美元，成交方式CIF，运费“USD/7200/3”，保费“USD/138.944/3”。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签发的编号为ASHHXXXXXXXXQ000263V的货物运输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为东方大慧，货物包装与数量、货物品名、运输路线、装载运输工具等记载均可对应提单、报关单记载，保险金额为152839美元。2019年10月29日，名称为“聚欧-周晨旖”的通讯方在即时通讯中提到“COSUXXXXXXXXXX此票货物到港多日，烦请确认是否需要做电放”，原告工作人员耿志杰随后提示被告工作人员周晔予以关注，并称“收货人和目的港中远公司说钱已经付了，没有拿到正本提单，货物已经开始计算超期，收货人很急，反问过来，是否可以电放……”。周晔称“发货人让我们再等等，具体什么情况没有说，你让收货人自己找发货人协调，我这里受客户指令，客户说放，我们才能电放，还有目的港，如果产生的费用到时候也和上海港说一声，我看这个费用什么地方付付好以后再放，他们贸易问题我这边也问不出来哦，我会盯着他尽快解决，他说本周应该会落实好，让他们自己先协调好吧，找我们其实没什么用”。同年11月26日，“聚欧-周晨旖”继续询问涉案货物是否电放，并转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涉案8个集装箱仍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正按日产生滞期费用，请联系托运人并建议其催促收货人尽早提货。2020年3月3日，名称为“远征”的通讯方发送了案涉提单货物的查询信息截图，询问货物是“疏港了还是被提掉了”，原告工作人员耿志杰回复“被转到拍卖场地去了”。东方大慧出具声明函(署期为2020年2月4日)，称“我司严正声明，委托【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承运的以上货物已经于2019-10-21到港。但由于目前我司与收货人之间存在贸易问题，导致了货物长时间滞留港口。目前从贵船公司处得知，货物已经进入拍卖程序，故此出具此函，声明我司仍旧对此批货物保有处置的权利，请贵司务必在此情况下协助我方进行货物的保留工作，暂时不要进行拍卖或者在未经我司授权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同时我司会尽最大努力，尽快协调收货人安排目的港清关事宜，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由我司承担”。原、被告工作人员于2020年5月8日至11日的即时通讯记录显示，该声明函曾由原告工作人员发送给被告。2020年4月8日，原告工作人员耿志杰向收件人“lvsh1/LvSheng(APTD)”发送邮件，称“因我司要走司法程序向我司委托人追讨滞期费率，为配合司法取证，还请帮忙配合查询关于COSUXXXXXXXXXX下的贵司系统内，向我司征收的超期费明细表，以及最新的总金额”。对方回复邮件称，“系统已将滞期费止损于2020年2月29日，总计金额为SAR165600”，并将账单截屏于后。账单显示涉案8个集装箱开始计费的日期均为2019年10月22日，终止计费的日期均为2020年2月29日，每个集装箱的“TTD”均为131，“C.DAY”均为105，“TT.A”均为20700，“A/R”均为20700，“A/RAMOUNT”为“SAR165600”。据原告举证的中远海运在沙特阿拉伯港口的集装箱滞期费率表显示，用箱期从卸船完成的次日起算，且不包括节假日，用箱期的第一天至第十天为免费用箱期，40英尺高箱的费率为“11-15天SAR60/天、16-30天SAR120/天、31-60天SAR200/天、61-180天SAR300/天”。庭审中，原告述称上述邮件中的计费是从2019年10月22日起算，按递进费率，计至2020年2月29日，计费日共120天，每个集装箱的滞期费为28500沙特里亚尔，8个集装箱共计228000沙特里亚尔。但原告作为中远海运的合作伙伴，还可享受25天免费期，实际计费日为105天，如此计算得到的金额为每个集装箱20700沙特里亚尔，共计165600沙特里亚尔，费率与中远海运官网公布的相同。该金额为中远海运的内部优惠价格，其计算方式仅存在于中远海运的内部数据系统。2020年5月28日在中远海运网站货物跟踪栏目网页输入提单号查询，显示涉案提单货物于2019年10月21日实际到港，次日开始卸船，并于2020年1月26日提货，目的港提单收讫情况为“未收讫(NotYet)”，案涉8个集装箱的最新动态均显示为“从最终枢纽出场(Gate-outfromFinalHub)”，时间为2020年1月26日或27日，运输方式为“卡车(Truck)”，位置为“沙特阿拉伯东部省达曼沙特全球港口公司(SaudiGlobalPortsco.)”。2020年5月29日，天津中远海运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应税服务名称为“经纪代理服务*代理国际海运费”，规格型号为“中集装箱”，数量为1，单价和金额均为309745.82，税率为免税，并备注“此发票只接受美元付款，汇率7.0926，美元金额USD43671.40，COSUXXXXXXXXXX项下目的港用箱超期费”。次月1日，原告向天津中远海运汇付了43671.40美元。庭审中，原告确认天津中远海运未提供其他凭据，但因双方有月结协议，原告在付款期前必须付款，否则会影响提单的签发。原告在庭审中述称，即便按照集装箱重置成本计算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按每个集装箱人民币3万元来计算的；被告则述称，本案集装箱为二手旧箱，应考虑生产年限、折旧等因素，据其了解40英尺高箱的单价在人民币3000元左右，并提交了淘宝网(“闲鱼二手”)上查询到的二手集装箱价格作为参考。经查询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网站(www.1688.com)，各商家标称为“全新”40英尺高箱(40HQ)的报价从人民币23000元至29000元不等，大多数商家报价为25000元至2700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天津中远海运于2017年12月28日订立的货运代理合同书，双方约定：原告或经原告指定的一方提取、使用天津中远海运提供的集装箱，如超过免费用箱期，原告同意向天津中远海运支付在起运港(地)、中转港(地)、目的港(地)产生的滞期费；原告所订舱的货物如发生海关查验、海关扣货、贸易纠纷、收发货人弃货等情形，原告同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滞期费、港口/码头/仓库堆存费、货/箱处理费用；滞期费、免费用箱期及滞期费标准以中远海运集运网站公布的内容为准，原告同意据此向天津中远海运足额支付。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认为：被告委托原告办理出口货物的订舱事务，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目的港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涉海上货物运输的目的港、收货人及有关争议费用和事实均位于或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之外，本案系涉外民事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处理本案的准据法。本案争议在于，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原告向相关方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否应由被告偿还，以及该费用的合理金额。对此，探究法律关系的本质，本案的法律行为系海上货运代理行为，具体而言即案涉货物自中国天津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达曼的海上货物运输的委托订舱行为，其本质仍是一种代理行为。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记载了托运人系东方大慧，已借此表明了该代理关系中各自的身份，即被告系代理人，东方大慧系被代理人。由此，被告所实施的委托原告订舱的法律行为，依法对被代理人东方大慧发生效力，应由东方大慧承受其效果。同理，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在中远海运的系统中完成了订舱行为，在中远海运被记载为承运人的案涉提单中，记载的托运人为东方大慧，由此表明即便是在原告与中远海运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中，原告仍向中远海运表明了相关主体的身份，即原告系订舱代理人，东方大慧系被代理人。因此，订舱行为同样依法对被代理人东方大慧发生效力，同样应由东方大慧承受订舱行为所建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效果。尽管实践中，海上货运代理业务纷繁复杂且往往层层委托，但追本溯源，除非层层代理的双方或各方之间另有约定，否则依法仍应在本质上发生代理的法律效果。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结合该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费用应由承运人向收货人主张，因费用未付清，承运人留置、拍卖货物后的不足部分，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追偿。据此，本案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费用，依法应由承运人中远海运向托运人东方大慧，而不是其他任何一方或多方主张，更不应由作为代理人的原告向同样为代理人的被告主张。其次，从合同约定及其相对性的角度，原、被告在本案中成立出口货物委托订舱的合同关系。对于该委托订舱合同所包含的委托事务的范围是否包含目的港事务，双方主张完全相反，但均未举证证明，尤其是主张委托事务包括目的港提货还箱等事宜的原告。从海运出口货物订舱业务的本质分析，受托从事海运出口货物订舱的货运代理企业是出口企业即托运人的代理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情理上都应当为了托运人的利益，且代理托运人实施与之相关的行为。这也解释了订舱货代通常情况下代托运人发出电放或其他放货指令这一表面上看属于“目的港事务”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因为是否放货的实施地虽然在目的港，但却完完全全属于托运人的权利范畴且事关托运人的利益。而目的港的提货还箱却与此不同，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实务操作上，都是由收货人完成，属收货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订舱货代是出口企业、托运人的货代，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其委托事项应限于出口订舱的相关事务范围，且系为了出口企业、托运人的利益。鉴此，本院难以认定本案被告委托原告订舱的委托事项范围包含目的港提货还箱。另外，即便委托事项范围包含目的港提货还箱，但这仍不等同于负担目的港无人提货所产生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额外费用。该费用系非正常费用，并非正常提货还箱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应当由双方另行特别约定，正如原告在与天津中远海运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那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对且仅对其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根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不应以与相对方的约定约束第三方或推定第三方应履行同样的义务。在案证据清楚表明，本案托运人东方大慧因与收货人之间贸易纠纷，明确要求不得在目的港放货。被告作为其订舱货代，遵循其指示行事，依法履行其代理义务。原告向第三方支付费用，系其履行与第三方之间约定义务的行为，被告并不负有同等义务。目的港提货还箱不属于原、被告约定的委托订舱事务的范围，原、被告之间亦未约定目的港无人提货所产生的费用须由被告负担，故该费用不应由被告偿还。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合理金额，原告于2020年5月向第三方支付8个40英尺高箱的超期使用费共计43671.40美元，按发票记载汇率折合人民币309745.82元。中远海运在沙特阿拉伯港口的集装箱滞期费率表显示，用箱期从卸船完成的次日起算，且不包括节假日，用箱期的第一天至第十天为免费用箱期，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费周期按收费方公示的费率表本就应扣除这些天数。原告仅述称其系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享受了额外的免费期和优惠价格，却未举证证明或说明其已支付费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公式及按第三方公示的费率表应扣除免费用箱期和节假日的具体情况。按上述费率表，从卸船完成次日即2019年10月23日起算，算至计费结束日即2020年2月29日，1个40英尺高箱的费用金额应为17700沙特里亚尔，约合人民币33000元左右，低于原告向第三方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即便认定原告向第三方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符合其与第三方之间约定的计费标准，但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约定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负担及其计费方式。故即便被告应向原告偿还该费用，亦可就其金额提出抗辩。但被告以二手集装箱单价人民币3000元的金额主张过低，应以全新集装箱的购置价格为宜。经查询，近期全新40英尺高箱的市场价应在人民币26000元左右，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合理金额应为人民币208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6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2981.50元，以及保全申请费人民币2075元，由原告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焱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蔡戬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第八十七条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第八十八条承运人根据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留置的货物，自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次日起满六十日无人提取的，承运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拍卖；货物易腐烂变质或者货物的保管费用可能超过其价值的，可以申请提前拍卖。拍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保管、拍卖货物的费用和运费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有关费用；不足的金额，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追偿；剩余的金额，退还托运人；无法退还、自拍卖之日起满一年又无人领取的，上缴国库。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