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471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上诉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志华，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北京大厦905。诉讼代表人周彩芳，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系高美达公司职工。辩护人陈杰文，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璋，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志华，男，汉族，l972年10月4日出生，广东省五华县人，中专文化，高美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何志军，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林俊豪，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莲芳，女，汉族，l978年8月2日出生，广东省五华县人，大专文化，高美达公司负责人员，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2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4月4日继续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刘海，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永光，男，汉族，l974年9月7日出生，广东省东莞市人，高中文化，住广东省东莞市。因本案于2017年9月23日被羁押，同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鲁冬青、张琪，均系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梁桥强，男，汉族，l971年10月1日出生，浙江省台州市人，高中文化，深圳市龙岗区金强塑胶厂(以下简称金强厂)负责人，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因本案于2017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梁桥强、王永光、朱志华、周莲芳犯走私废物罪一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8）粤03刑初97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高美达公司、原审被告人王永光、朱志华、周莲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案卷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和诉讼代表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被告人梁桥强在所经营金强厂没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许可证且不具有废物加工资质的情况下，委托被告单位高美达公司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利用他人许可证为其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被告人梁桥强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14018吨。被告单位高美达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主要经营五金、塑料制品的进出口业务。被告人梁桥强以及何某、袁某、何某明、余某、孙某光、刘某平、陈某亮、陈某忠、陈某隆、陈某坤等人均在没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许可证且不具有废物加工资质的情况下，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委托高美达公司利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高美达公司进一步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委托被告人王永光等单位或个人利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被告人朱志华、周莲芳均系高美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负责与客户联系涉案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的“包税进口”业务。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高美达公司参与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61159吨。被告人王永光自1999年开始从事代理进出口报关业务，并长期以“包税进口”的方式接受被告单位高美达公司等单位或者个人委托，利用他人许可证为客户办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业务，并直接办理涉案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进口报关手续。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被告人王永光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24673吨。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笔录、电子数据以及被告人供述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梁桥强、王永光、朱志华、周莲芳、被告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偷运入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废物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永光、朱志华、周莲芳、被告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对相应的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周莲芳虽系主犯，但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小于被告人朱志华，量刑时予以考量。被告人梁桥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认罪认罚，量刑时充分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二、被告人朱志华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王永光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周莲芳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五、被告人梁桥强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六、查扣的固体废物由海关依法处理；查扣在案的涉案财物，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单位高美达公司提出：1.本案进口废塑料的是货主，最终获利也是货主，其只是在货主提出进口要求时代理联系，由王永光报关。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2.本案没有偷逃关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社会危害较小。3.一审认定事实不清。2014年9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借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废塑料的行为作了规定，一审对司法解释施行之前涉案进口废塑料的数量认定为走私犯罪数额违反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4.其在案中获利远低于一审判处的罚金200万元，一审对其量刑过重。综上，请求改判。辩护人陈杰文提出：1.一审认定高美达公司走私数量依据不足。（1）2014年9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借用他人许可证进出口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作了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当扣除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涉案数量。（2）公诉机关根据朱志华制作的对账单统计高美达公司走私废塑料的数量，但是对账单和提货单（过磅单）、报关单、结算单有误差，一审没有根据三单合一的原则认定走私数量。2.本案犯意提起者是梁桥强等货主。从境外采购货物、境内销售等行为主要由货主实行。高美达公司既不是货主，也不是包税进口的具体实施者和办理者，在本案中接单后转单，违法收益少，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3.一审判决量刑过重。本案走私的废塑料没有造成环境污染事故，高美达公司赚取报酬20到40万元，是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请求改判40万元以下罚金。上诉人朱志华提出：1.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高美达公司只是提供中介服务，接到客户资料后委托王永光代理进口，没有起主要作用。2.其没有利用深圳市港进利国际代理有限公司、广州某莱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许可证。3.本案进口的货物是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缴纳了关税，社会危害性不大。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其和周莲芳共同养育三个小孩并赡养老人，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何志军、林俊豪提出：1.本案犯意提起者是梁桥强等货主。境外采购货物、境内销售等行为主要由货主实行。高美达公司在本案中接单后转单，违法收益少，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朱志华作为高美达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从犯。2.高美达公司和朱志华不清楚废塑料来源，也不确定梁桥强等货主是否取得环评资质，不清楚王永光用谁的许可证报关，是间接故意。一审对朱志华量刑过重。3.一审认定高美达公司走私废塑料的数额依据不足。（1）2014年9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借用他人许可证进出口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作了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当剔除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涉案数量。（2）本案走私环节涉及提货单（过磅单）、报关单和对账单等，对账单与提货单有些误差，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三单合一的原则认定走私数量。综上，请求对朱志华减轻处罚，改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诉人周莲芳提出：1.高美达公司既不是货主，也不是包税进口的具体实施者，在本案中起中介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2.其不是高美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是家庭妇女，没有参与高美达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和具体业务的操作，在案中的行为轻微，是从犯。3.本案货物没有偷逃关税，没有造成环境污染，社会危害性较小。4.其认罪态度好，是初犯，有三个小孩需要抚养，请求对其从轻处罚，改判缓刑。辩护人刘海提出：1.本案犯意提起者是梁桥强等货主。从境外采购货物、境内销售等行为主要由货主实行。高美达公司在本案中接单后转单，违法收益少，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周莲芳没有参与高美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具体业务，在案中所起作用小，是从犯。2.一审对周莲芳量刑过重。本案废塑料可用作原料，没有对环境造成损害。高美达公司的直接负责人是朱志华，周莲芳未担任高美达公司的职务，不是单位主管人员，没有参与具体代理废塑料进口业务，只是偶尔接听电话，在案中作用小。周莲芳归案后认罪认罚，如实供述，三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综上，请求改判周莲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上诉人王永光提出：1.本案货物的最终受益人是梁桥强，梁桥强委托朱志华后，朱志华转委托其报关和通关。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2.其不知道梁桥强没有环评资质，也没有审查实际收货人有误环评资质的能力。3.其没有获得高额利润，归案后如实供述，是初犯，认罪认罚。一审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张琪提出：1.梁桥强是货主、最大收益方和犯意提出者，高美达公司接受梁桥强委托后，转委托王永光办理报关手续，王永光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2.本案不存在偷逃应缴税款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后果，社会危害性较小。3.王永光利用他人许可证报关的业务在其业务中的比例不大，其仅获得代为办理通关业务的报酬，没有获取额外利益，是初犯，认罪认罚。综上，请求对王永光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王永光自1999年开始从事代理进出口报关业务，并长期以“包税进口”方式接受上诉单位高美达公司等单位或者个人委托，利用他人许可证为客户办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业务，并直接办理涉案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进口报关手续。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王永光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24673吨。上诉单位高美达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主要经营五金、塑料制品的进出口业务。原审被告人梁桥强以及何某、袁某、何某明、余某、孙某光、刘某平、陈某亮、陈某忠、陈某隆、陈某坤等人在没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许可证且不具有废物加工资质的情况下，以“包税进口”方式委托高美达公司利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高美达公司进一步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委托上诉人王永光等单位或个人利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系高美达公司的负责人员，负责与客户联系涉案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的“包税进口”业务。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高美达公司参与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61159吨。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梁桥强在所经营的金强厂没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许可证且不具有废物加工资质的情况下，委托高美达公司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利用他人许可证为其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经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并对涉案单证数据进行梳理统计，梁桥强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塑料共计14018吨。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深圳海关缉私局于2017年8月17日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2018年1月26日决定对使命2018-2走私废物案立案侦查。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查获控制对象登记（移交）表：证明2017年9月21日，侦查机关抓获朱志华、周莲芳、梁桥强、周某。2017年9月23日抓获王永光。3.羁押证明：证明王永光因涉嫌走私废物案被深圳海关缉私局沙湾海关缉私分局网上追逃，2017年9月23日，王永光在张掖市甘州火车站被抓获并在甘州区看守所羁押，2017年9月28日移交给深圳海关总署缉私局。4.身份情况及照片：证明各被告人基本身份情况。5.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明：罗湖海关缉私分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一家翠盈嘉园东座3404朱志华、周莲芳的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两部、硬盘一个，并予以扣押；另对朱志华的汽车（粤Ｂ×××**）进行搜查，查获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深圳海关缉私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深圳市龙岗区某兴北路12号紫麟山H2栋11C房梁桥强的住处进行搜查，查获电脑硬盘一个、手机两部并予以扣押。另对梁桥强的汽车（粤Ｂ×××**）进行搜查，查获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深圳海关缉私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深圳市龙岗区某东兰二路12号证人沈某钦的住处及办公室进行搜查，查获电脑硬盘一个，手机一部、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深圳海关缉私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证人沈某明的深圳市龙岗区龙东兰二路12号金某厂宿舍进行搜查，查获手机一部、电脑硬盘一个、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深圳海关缉私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东莞市某田镇立沙新区57栋702进行搜查，查获移动硬盘一个、电脑硬盘三个、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深圳海关缉私局民警于2017年9月21日对深圳市罗湖区宝某南路3075号北京大厦904的深圳市某豪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搜查，查获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硬盘五个、书证一批、银行卡五张、存折三张、印章二个、破旧手机二台并予以扣押。6.金强厂、高美达公司、某健公司走私废塑料统计表。7.高美达公司、金强厂、深圳市港进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某豪公司、广东某腾公司、东莞市达通公司沙田分公司、东莞某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8.报关单、装箱单、通关单、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代理报关委托书、登记证书、合同、发票等材料。9.2010年至2017年金某厂通过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明细表中无结算单、报关单等数据的统计表。10.银行流水，证明：梁桥强从其农行账户向周莲芳农行账户转账结算单费用的情况，黄某的农行账户与周莲芳的农行账户的转账情况，周莲芳的农行账户流水情况，周某的工行账户流水情况。11.侦查人员向网易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某腾货运有限公司、东莞市达通报关服务公司沙田分公司调取的涉案邮件材料。12.朱志华确认的涉案电子邮件、表格，包括：高美达公司与金某厂来往的电子邮件、过磅单、结算单，对账单等；高美达公司与某健公司来往的电子邮件，包括香港过磅单等；高美达公司从2013年至2017年收取金某厂进口废塑料代理费的结算单；高美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为境内多个客户代理进口废塑料的详细情况，共八份EXCEL表。13.周莲芳确认的涉案电子邮件、表格，包括高美达公司与某健公司来往的电子邮件、通关费用对账单等；高美达公司从2013年至2017年收取金某厂进口废塑料代理费的结算单；高美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为内多个客户代理进口废塑料的详细情况，共八份EXCEL表。14.梁桥强确认的涉案电子邮件：金某厂与境外供应商电子邮件包括提单、发票、商业发票、银行汇款单、请求书、明细书、计量数等，高美达公司与金某厂来往的电子邮件包括香港货柜信息等货物资料清单、过磅单、结算单，对账单等。15.沈某钦确认的金某厂内被查获的涉案发票、货柜信息、过磅单等。16.郭某确认的电子邮件，包括高美达公司与某健公司来往的电子邮件、过磅单等。17.庞杰确认的报关单，包括从东莞达通报关公司调取的金某厂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的139柜废塑料对应的报关单。达通公司出具的报告，称其司2016年8月开始代理报关的进口废塑料均由报关员庞某报关，上述单证经庞某确认均系从其公司电脑打印，与实质进口情况相符。从东莞某腾报关公司调取的金某厂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的139柜废塑料对应的报关单。某腾公司出具报告，称其司从2015年1月份开始代理报关的进口废塑料均由庞某报关进口，上述单证经庞某确认，称均系从其公司电脑打印，与实质进口情况相符。18.沙湾海关缉私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侦查人员在ｇａｏ×××＠126.ｃｏｍ、ｇ13×××＠126.ｃｏｍ的收件箱中找到高美达公司与金强厂、某健公司来往的涉案邮件，包括高美达公司发给金强厂的过磅单、结算单、对账单。19.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审批服务科出具的证明：金某塑胶厂于2004年5月18日通过环评审批，批复文号为深龙环批（2004）70866；未收到金强塑胶厂关于环评审批的申请。20.深圳海关缉私局出具的补充侦查报告书:该局经进一步统计，重新核算了涉案走私进口废塑料的数量.关于梁桥强走私进口的废塑料数量，梁桥强涉案货物的司法鉴定报告统计了所有货柜的磅重。其中，部分货柜无结算单、报关单、出柜记录，现无证据证明已经进口，应该从高美达公司为金某厂梁桥强进口的废塑料总重量中予以剔除，共270.15吨。司法鉴定报关中的序号388、389、440、601、625项，已经补充相关报关单号；第444项未调出报关单，但高美达公司的记录表中注明“已出柜”，且有结算单，所以上述货柜货物可以认定已经走私入境。因此梁桥强走私进口的废塑料为14288.15-270.15=14018吨。针对上述情况，办案人员制作了《2010年至2017年金某厂通过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明细表中无结算单、报关单等数据的统计表》，予以说明。关于高美达公司代理报关的废塑料数量，2018年1月26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对“使命2018-2走私废物案”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忠、陈某隆、陈某坤走私案指定惠州港缉私分局侦办。经查，高美达公司分别为陈某忠、陈某隆、陈某坤走私进口废塑料6974.14吨，4778.01吨，7402.77吨。2018年2月3日，惠州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佘某走私废物案，经查，高美达公司为佘某走私进口废塑料共15878.097吨。2018年5月22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对“使命2018-6走私废物案”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刘某平走私废物案、犯罪嫌疑人孙某光走私废物案指定惠州海关缉私分局侦办。经查，高美达公司分别为刘某平、孙某光走私进口废塑料1644.16吨，1624.448吨。高美达公司为梁桥强、陈某亮、袁某、陈某忠、陈某隆、陈某坤、佘某、孙某光、刘某平等人走私进口废塑料共计61159吨。其余货主走私进口涉案废塑料的具体情况正在侦办之中。关于王永光报关进口的废塑料数量，高美达公司为上述货主进口的废塑料中，部分是委托王永光报关进口。2013年东莞沙田口岸进口废塑料施行在蓝星大汇公司报关报检。2013年9月以前，王永光以广东某腾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报关为申报单位进口废塑料，此后与黄某合作，仍以广东某腾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报关为申报单位进口废塑料，2016年9月开始，王永光、黄某以东莞达通报关公司为申报单位进口废塑料。根据报关单数据统计，王永光涉嫌走私废塑料24673吨，黄某涉嫌走私废塑料23091吨。21.相关案件证据材料，包括报关单、装箱单、结算单、统计表、司法鉴定报告等，其中惠州某冈公司走私废物案，证明高美达公司为惠州某冈厂公司走私废物534柜，合计8669.2吨。龙岗三江塑料厂走私废物案，证明高美达公司为龙岗三江塑料厂走私废物9柜，合计173.484吨。陈某忠、陈某隆等人走私废物案，证明高美达公司为陈某忠走私废物共6974.14吨、为陈某隆走私废物共4778.01吨、为陈某坤走私废塑料共7402.77吨。佘某走私废物案，证明高美达公司为佘某走私废塑料共15878.097吨。刘某平、孙某光走私废物案，证明高美达公司为刘某平走私废塑料共1644.16吨、为孙某光走私废塑料共1621.448吨。22.各团伙定量统计表：朱志华共为陈某亮、梁桥强、袁某团伙、佘某、刘某平、孙某光、陈某坤、陈某忠、陈某隆进口废塑料61159.309吨。王永光共为陈某亮、梁桥强、袁某团伙、佘某、刘某平、孙某光、陈某坤、陈某忠、陈某隆进口废塑料24673.459吨。23.证人庞某的证言：我于2001年至2006年在某腾货运做报关员，报关经理是王永光。2006年至今我是某健公司的负责人，2006年至2017年3月，我未在某腾公司做事。2017年3月，我和王永光承包了某腾公司，利润平分。东莞蓝星大汇于2013年底开始经营，我那年开始为黄某的废塑料进口业务报关。黄某说没有注册公司，做业务不方便，于是2013年开始借用某健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我不记得一共给他报关进口多少柜废塑料。某健公司有8个人，主要做报关报检。2016年9月，黄某把进口废塑料的报关业务委托给我，我委托给达通报关公司，一直到2017年6月。黄某在蓝星大汇的办公室有郭某（负责联系客户、送货、报账等）、邓某（负责查货）、阿华等人，黄某是他们的老板。报关的时候，阿华会把发票、装箱单，合同、报关代理协议书等给我，并告诉我用哪份《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报关，该证由黄某提前安排，送到我公司，我公司没有为黄某提供。《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的进口商、利用商有深圳某豪公司、惠州科信达公司、广州从南公司等，这些公司我都不认识。24.证人沈某明的证言：我是金强厂的工头，负责监督工人做工。金强厂之前叫金某厂，我于2003年到厂里工作。金强厂主要经营废塑料贸易，平均业务量每月进口10条货柜。金强厂的法定代表人是沈某钦，他的工作类似于文员，负责打单。老板是梁桥强，他负责财务和业务。厂内没有业务员和财务人员。金强厂和高美达公司的合作是梁桥强联系的，高美达公司负责金强厂进口货物的报关业务，金某厂之前也和高美达公司合作。有货到厂的时候，梁桥强会通知我负责接柜，最近三四年都是高美达公司的陈小姐短信通知我，称司机到时候会联系我，货运到后，我带司机过磅，收货，再将过磅单给沈某钦。磅单上面主要是柜号、毛重等内容。25.证人郭某的证言：我是东莞达通公司的文员，271×××＠ｑｑ.ｃｏｍ是我的电子邮箱。我负责向蓝星大汇物流中转站的运营部递交进口货柜的相关单据（主要是开柜查验申请等材料）以及公司日常报销等。我公司平时的业务是帮客户办理报关报检和运输。达通公司老板是王永光，合伙人是黄某，他们一般不来公司，用电话或微信布置工作，黄某主要管钱，具体业务是王永光管。达通公司的前身是某健公司，大约在2016年逐渐不再使用某健公司的名号，转而使用达通公司的名号，但都是一班人马。公司主要客户是高美达公司。达通公司员工还有庞某、傅某、叶某。庞某和傅某负责报关，叶某负责和客户对接。高美达公司会将进口废塑料所需的批文给我公司，我只收到过某豪公司邮寄给我的许可证，高美达公司和某豪公司都是由同一个文员负责跟我公司进行业务对接，所以我认为高美达和某豪公司是同一家公司。高美达公司也用某豪公司的许可证。除了高美达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公司给过许可证，但名字记不得了。高美达公司委托的废塑料的收货单位有宏盛公司、某飞公司两家，我在传递批文的时候曾看到过。某腾公司负责将高美达公司的废旧塑料装卸货柜。高美达公司的老板是朱志华、老板娘是周莲芳，但我没有见过他们。高美达公司进口的废塑料有时并没有运到批文指定的公司，因为我有时会接到高美达公司文员陈小姐的电话，她让我公司把货柜运到指定的地点，这个地点并不是批文上核准的公司所在地。蓝星大汇是东莞市唯一能够允许废旧塑料存放的公司，所有进口的废旧塑料都要先运抵蓝星公司场地，接受和检验检疫。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从其电子邮箱调取的邮件，郭某确认其发送给高美达公司ｇａｏ×××＠ｑｑ.ｃｏｍ的邮件，主要包括香港的废塑料过磅单。公司业务员叶某从香港船公司收到过磅单后会发给我，我收到后会转发给高美达公司，这些过磅单的作用就是与高美达公司收货时核对重量。确认邮件中，有某健公司向高美达公司收取通关费的对账单，我印象中没见过这些对账单，也不知道“批文补贴”是什么。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某健公司通过ｙｕｎ×××＠163.ｃｏｍ、yunkindg2015hotmail.com发送给高美达公司ｇ13×××＠126.ｃｏｍ、ｇａｏ×××＠126.ｃｏｍ有关通关费、运输费对碰的邮件资料，郭某称没见过，不是其经手。26.证人傅某的证言：我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在某健公司当报关助理，协助庞某做报关工作。叶某提供合同、发票、装箱单、进口货物的许可证等资料给我，许可证是原件，然后我会录入报关报检系统，系统审核通过后，我就将纸质资料拿去给商检局审核，庞某负责另外要送去海关的资料。许可证用后交给郭某或者叶某，由他们还给客户。去年我公司的货物委托某腾报关行报关，今年委托达通报关行。我听同事说某健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王永光，一个是黄某，我很少见到他们。27.证人曹某清的证言：我于2013年至2017年6月在高美达公司当文员。老板是朱志华和周莲芳，朱志华主要负责高美达的工作；我和庞某微是文员。我负责的工作有两块，一块是高美达公司这边的，主要是复印、接听电话等；一块是王永光这边的，主要是帮忙查看香港货物的到港时间和货柜的吉柜期。我曾接到过咨询香港货物信息的电话，周莲芳说是王永光那边的人并同意帮他查询，我查到信息电话回复。28.证人林某的证言：我是深圳市港进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老板。大概在2008年，我公司从东莞沙田进口废物，委托某腾公司报关进口，王永光是报关主管，后来一直合作。具体业务是，境内收货人委托我公司进口，我公司把《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及其它资料交给某腾公司并委托报关，当时是林金来负责联系报关公司和厂方，但是他去年去世了。侦查机关向其出示四份进口报关单，林某称是其公司为揭西县伟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代理进口固体废物，许可证都是伟凌公司提供。2015年，我公司拖欠王永光8万元报关费用，王永光就扣了我放在他报关行的《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并擅自利用许可证自行报关进口了几票固体废物。我不知道这四票货物的去向。29.证人吴某的证言：我是深圳市某能塑业有限公司的老板。丰顺县合成塑料有限公司是利用单位，我公司提供《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证书》等资料给丰顺县合成塑料有限公司，由他们去环保部门办理《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在实际进口废塑料的过程中，丰顺县合成塑料有限公司去境外订货，找人报关，联系货运，我公司不参与，我公司与报关行也没有关系，丰顺县合成塑料有限公司把《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提供给报关行。我公司提供的两份报关单是丰顺县合成塑料有限公司通过邮箱发送给我公司的。30．证人来某的证言：我是广州某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和广州恒通和顺进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通和顺公司是某莱公司的母公司。某莱公司有可用作原料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资格，和需要利用废塑料且具有废塑料加工能力和环评资质的工厂合作，某莱公司作为这些公司的国内收货单位，向广东省环保厅申领废物进口许可证。因为许可证的收货人是某莱公司，所以这些获得许可证的公司从境外进口废塑料需要向某莱公司支付每吨五块人民币的费用。某莱公司在代理报关废塑料过程中，主要负责给这些公司与境外供应商签订的购买合同上盖公章，这些公司向境外供应商支付货物，有时候也要通过某莱公司。这些公司包括清远市全见鑫塑料有限公司、博罗县杨某镇胜力再生塑料有限公司等，详见我提交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证书》材料。31.证人扬某江的证言：我是广东省恒通工贸发展公司的员工，恒通工贸公司有可用作原料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资格，需要利用废塑料且具有废塑料加工能力和环评资质的工厂就会与恒通工贸公司合作，我公司作为这些公司的国内收货单位，向广东省环保厅申领废物进口许可证。恒通工贸公司在代理报关废塑料过程中，主要负责给这些公司与境外供应商签订购买合同上盖公章，这些公司向境外供应商支付货物，有时候也要通过我公司。我公司与国内厂家合作申领的许可证掌握在厂家手里。我提供的3票报关单的货物都是东莞市力臻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随附相关单据及工商登记资料。32.证人何某的证言：我在2007年成立了惠州市某岗工贸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向日本联系订货。袁某负责联系高美达公司通关货物的流转、做账、货款的支付等。何某明主要负责国内买家、国内销售以及货物的分拣等工作。惠州某冈公司在2007年到2010年的时候通过高美达公司进口大概几千吨废塑料。我通过客户了解到高美达公司负责办理报关进口废塑料的业务。大概2007年，我去高美达公司和周某谈废塑料进口的包税费用问题，2007年的一个柜大概是1000元人民币到1500人民币之间的成本价，18吨左右。我再以比成本价每吨多100元至2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国内客户。我一直委托高美达公司报关，中间有很少几票给别的报关行报，数量很少，可忽略不计，因为是熟人介绍，我和高美达公司没有签订委托合同。2007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惠州某冈公司是我负责和周某联系通关事宜，袁某负责和高美达公司通关进口的具体业务。2010年到2012年，我没有做下去，袁某他们继续做。我曾和袁某邮件中明确说了我不再继续惠州某冈公司，从那之后我没有管过公司业务。在我离开公司之后，袁某主要负责和高美达公司联系进口废旧塑料的事情。何某明负责废旧塑料的国内销售。如果生意沟通出现问题，我会参与解决，但我没有因此参与分红和得到报酬。2016年，其回淡水办事的时候袁某带我去了惠阳工商局签了一份惠州某冈公司的转让变更手续。何某辨认出周莲芳、周某。我和高美达公司联系的具体流程是，我向日本某冈公司订购废旧塑料后，日方将相关资料包括装箱单、海运提单复印件、柜号、封条、装柜照片等发至我的邮箱，我再转发给高美达公司，货物海运到香港后，高美达公司负责收货并负责报关进口，然后周某会电话通知我和袁某司机的联系方式，货物运至我公司仓库后，有的货物是由国内客户直接拉走，有的货物是我交给其他工厂将旧塑料破碎后，再卖给别的公司。高美达公司会将结算单发给我，我会将钱通过我的农行账户转账至周某的农行账户。我负责前期的打款，袁某负责后期。转账的钱除了通关费，还有一部分是货款。因为周某称他有渠道换汇，通过他的渠道，我支付货款给日本某冈公司会便宜一点。进口废塑料需要许可证，国内的客户因为没有许可证，惠州某冈公司没有进口废旧塑料的资质，所以我找到了高美达公司取得许可证，据我所知，大部分具备许可证的企业将许可证卖给别人用，因为许可证的额度不用也是浪费。33.证人袁某的证言：惠州某冈工贸有限公司是何某用我和她的身份证注册的，何某是老板。我2007年左右进某冈公司，负责财务、联系高美达公司和供货商、做账。我公司委托高美达公司包税进口废塑料，每条柜大概十几吨废塑料，给高美达一条柜通关费用大概2万到3万元不等。我跟高美达联系的是周莲芳、周某、彭小姐。彭小姐是高美达公司的业务员，她负责通知我货柜到港时间；周莲芳是负责人，和她联系主要是费用方面；周某一般是货物重量有偏差的时候才联系。2011年开始到2017年和我主要联系的都是周莲芳。我收到日本某冈株式会社会的货物信息邮件后，会转发到高美达公司邮箱。高美达公司就去安排报关进口，把货物运至我公司仓库，司机交货的时候会过磅。我们收到货物后的两三天后高美达公司会用邮箱ｇａｏ×××＠126.ｃｏｍ发送结算单到我ｌｏｖ×××＠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的邮箱，支付的费用包括税费、运费、支付使用的许可证额度等费用，还有一部分是通过高美达公司来支付日本某冈公司的货款，都是转账给周莲芳。2011年之前，公司用何某的账户进行资金往来，2011年之后就用我的账户与高美达进行资金往来。货物为了顾及成本，一般不换柜，2017年3月左右，我公司因着急还柜换过一次柜，然后把这批货转到泰国去了。34.证人何某明的证言：我公司惠州某冈厂委托高美达公司包税报关进口。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的废塑料，除了2017年3月之后采购的11个货柜没收货之外，之前采购的废塑料都收到了。35.证人佘某的证言：我是和通塑料加工厂的老板。和通厂没有废塑料进口许可证和环评资质。我了解到高美达公司的周小姐可以报关进口，就和周小姐电话联系，周小姐称能够弄到许可证帮我进口，我就委托高美达公司包税进口。具体过程是，我在国外购买废塑料，国外公司将货物资料发送至我Ｓｈｅ×××＠163.ｃｏｍ的邮箱，我再转发到高美达公司ｇａｏ×××＠163.ｃｏｍ的邮箱。之后国外公司将货柜运输至香港，高美达公司在香港接柜，负责报关进口，送货至我公司，我再转卖给国内的客户。高美达公司的潘小姐将结算单传真到我厂（大概一周结一次账），我经过对账后，通过农业银行转款给周小姐的账户,户名叫周莲芳，我没有见过潘小姐和周小姐。佘某确认相关邮件和结算单。36.证人孙某光证言：我于2012年至2017年在惠州市淡水广星厂做废塑料的进口生意。我通过同行介绍见到了高美达公司的周某、周莲芳，还知道朱志华。我不知道谁是高美达公司的老板。我当时和周某谈了进口废塑料的事，周某称可以帮我报关进口废塑料，我就委托高美达公司包柜报关进口废塑料。我不知道高美达公司报关进口用的批文是怎么来的，只知道高美达公司可以从其他企业拿到这类批文，并利用这些批文报关进口废塑料。具体过程是，我从日本某喜产业株式会社购买废塑料货物，某喜会社会将发票、提单、装箱清单等资料通过邮件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高美达公司。货物到香港后，高美达负责将货物报关进口，运输至我在淡水的仓库，我将货物卖给国内客户。事后高美达公司会传真给我结算单，我通过转账给周连芳农行账户。周某曾称高美达公司可以帮我向境外支付货款，我也会把货款转账给高美达公司，由高美达公司转账给日本某喜会社。侦查机关向其出示高美达公司制作的44页结算单，孙某光确认是2013年至2017年，高美达公司向其收取费用的结算单。侦查机关向其出示高美达ｇａｏ×××＠126.ｃｏｍ的邮箱与其136×××＠139.ｃｏｍ的邮箱之间的155页的往来邮件，孙某光确认是2014年至2017年高美达公司与其联系关于高伟达公司为其通关进口废塑料的邮件，邮件包括货柜号、转单照片等。侦查机关向其出示涉案银行流水，孙某光确认是2015年到2017年其转账进口废塑料报关费用给高美达公司的转账记录。侦查机关向其出示《2013-2017年度孙某光结算单统计数据表》，孙某光确认称表内数据中的18个货柜是其经高美达公司通关进口的废塑料，总重量362.18吨，与实际相符。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3页涉案银行流水，孙某光确认称这3页银行流水中的转账记录有一部分是其委托高美达公司帮其进口废塑料的报关费，还有一部分是高美达公司帮其转账给日本丸子会社供货商的货款，其已经分不清哪些转账用于支付货款，哪些转账用于支付高美达公司的报关费。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从其邮箱调取的，其于2015年10月8日和高美达公司往来的邮件。孙某光确认称这是日本某喜会社的业务员发给其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包括购买废塑料的清单，装箱单，发票等，其把该邮件转发给了高美达公司。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高美达公司于2013年12月14日发给其的结算单。孙某光确认称结算单上的转单费和其委托高美达公司报关进口的废塑料柜号一一对应。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从高美达公司依法扣押的电脑硬盘中提取的记录“客户孙某光”的结算单和统计表整理的数据表，一共有79柜，总重1621.45吨。孙某光确认称“客户孙某光”就是其，其中登记的柜号、总重其无法确认，以办案部门核实的为准。其确认了相关统计表和对碰数据表。37.证人刘某平的证言：我于2008年至2017年在增城三江石滩镇的浩海仓库工作，仓库存放从日本进口的废塑料，然后转卖给国内的客户。仓库没有进口二手塑料的许可证，通过联系高美达公司，以包柜方式进口二手塑料。我知道用他人的许可证进口废塑料的行为是违法的。2015年底至2016年初，我负责电话联系高美达公司的周莲芳。具体流程是，丁劬在日本买好塑料运至香港，他会传真一份资料给我，资料上面印有高美达三个字，意思就是交给高美达包税进口，我再把资料传真给高美达公司，高美达公司负责在香港提取货物，报关进口，运输到仓库交货给我。事后，高美达公司会传真给我结算单，我通过转账把费用转给周莲芳。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从高美达公司调取的“客户名为刘某平”的结算单及数据。经其确认，称结算单上的刘某平是其本人。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涉案银行交易记录，经其确认。侦查机关向其出示ｌｇｐ×××＠126.ｃｏｍ邮箱与高美达ｇａｏ×××＠126.ｃｏｍ邮箱之间的往来邮件，经其确认是其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二手塑料的往来邮件,邮件内容包括货物的磅单、结算单、照片等内容。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高美达ｇａｏ×××＠126.ｃｏｍ邮箱发送给其的ｌｇｐ×××＠126.ｃｏｍ的邮箱的结算单整理统计表，经其确认。侦查机关向其出示涉案1页银行流水，经其确认，称这一页银行流水的17条转账记录是支付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的报关费。38.证人陈某亮的证言：我是龙岗三江塑料厂的老板。我知道进口废塑料需要批文，三江厂没有批文，也没有环评资质。我和高美达公司合作有两三年了，主要是和周莲芳联系。我不知道高美达公司怎么操作报关。39.证人陈某忠的证言：我注册了某文塑料厂，某文塑料厂没有用过成业塑料厂这个名字，某文塑料厂没有进口废塑料许可证和环评资质。某文塑料厂的邮箱主要是我儿子陈某文在管理，他负责核对高美达公司发过来的货物重量等信息。厂里除了我和陈某文之外，有两三个工人。陈某隆是我弟弟，陈某坤是我侄儿，我们都是各干各的，没有合伙。我通过朋友介绍委托高美达公司包税进口废塑料。高美达公司帮我把货物从香港报关进口，我收货后就让陈某文转账给高美达公司的周小姐的账户，包括报关费和货款。我主要是电话联系高美达的周小姐，但没有见过她本人。侦查机关向其出示高美达公司于2015年9月2日通过邮箱发送给其的对账单，经其确认。侦查机关向其出示高美达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的结算单，经其确认。40.证人陈某文的证言：我在2003年和2004年成立成业塑胶厂，要是我负责，陈某忠开办了成业塑胶厂，负责联系购买废塑料。Ｃｈｅ×××＠126.ｃｏｍ是我的邮箱。成业塑胶厂没有进口废塑料许可证和环评资质。某文塑料厂是我家的工厂，是陈某忠注册的。陈某忠联系高美达公司的周莲芳购买废塑料，我没有参与订货买货这些业务，只是收到货后负责转账支付高美达公司费用，我不清楚费用是什么钱，只是按陈某忠的交代去做。我没有和周莲芳签订任何合同，没有她电话也没有见过她本人。41.证人陈某隆的证言：我是普宁市占陇新业隆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新业隆塑料厂没有进口废塑料许可证，原先有环保资质，2015年开始，环保部门没再批了。我不知道进口废塑料需要许可证。厂内的业务都是我一个人做，陈宏林是其儿子，对厂内的业务不知情，我曾经让他帮忙转账给高美达公司的周小姐。2014年，高美达公司的周小姐主动联系我，称有渠道从香港进口废塑料，并且是正常报关进口，货到付款。于是我和高美达公司合作，委托高美达公司包税进口，一直合作到2016年。我收到货后会转账包括通关费、运费等费用给高美达公司的账户。我不知道周小姐的名字，也没有见过她，都是通过电话联系。侦查机关向其出示高美达公司从2013年到2016年的结算单，经其确认，称这是其和周小姐联系的结算单，委托周小姐进口的废塑料应该没有4905.228吨这么多，但其没有记账，以查到的结算单为准。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从高美达公司搜查的对账单，经其确认。42.证人陈某坤的证言：我于2000年开了普宁市占陇继业塑料厂，该厂在2015年倒闭。其负责采购、生产、销售。继业塑料厂没有环评资质也没有批文。我通过朋友介绍委托周小姐帮我报关进口废塑料，收货后通过转账支付包括税费、运费、批文使用等费用，收款的账户名叫周莲芳。侦查机关向其出示涉案的银行交易明细表。经其确认，称是其转账给周小姐的银行记录。侦查机关向其出示涉案的结算单，经其确认，称这是周小姐制作的。43.上诉人朱志华的供述和辩解：我是高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老板。高美达公司在深圳和香港都有注册，深圳就我一个人做，香港那边没有员工，委托其他公司代为服务，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公司对外的电子邮箱是ｇａｏ×××＠126.ｃｏｍ和ｇ13×××＠126.ｃｏｍ,邮箱都是我用。高美达公司没有进口废物许可证，为了帮其他没有进口废物许可资质的公司代理进口废塑料，需要委托其他报关公司（报关公司有其他进口废物许可企业的许可证件）报关，货物也是由报关公司进口之后直接运到客户那里。我清楚进口废塑料的相关规定，进口厂家需要持有环保部的进口许可证和地方环保部门发的环评资质。收货方需要持有检验检疫局发放的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塑料国内收货人资质证书。我公司是曹某清负责制作结算单、对账单。我负责公司的转账操作，周莲芳没有参与具体的业务，就是有时帮我向客户催款。周某只是某豪公司的挂名股东，实际没有股份，没有参与进口废塑料的具体业务，他曾经帮我联系客户收货，我借用他的工商银行卡收取运费。某豪公司是2010年注册的，我占90%股份，是负责人。2013年办了固体废料国内收货人资质，开始办理固体废料进口业务，金某公司进口的废塑料有时就用某豪公司作为收货人。大概2010年，金某厂老板梁桥强电话联系我是否能代理以包柜包税形式进口废塑料，每货柜根据品名两万多到四万多元人民币不等的代理费用。我同意了。金某厂没有环评资质或者进口废塑料收货人的资质。具体过程如下：金某厂从美国、日本等地订好相关货物（我也会从香港采购一部分货物卖给金某厂，和金某厂的货一起拼柜），然后发到香港的国际码头，其中一部分由卖主换好海运提单，一部分是由高美达公司代理，高美达公司代理的部分通过快递公司去拿提单，送至某健公司租用的码头信箱内，再通知某健公司取提单，某健公司提货后，就在香港对货物进行过磅，过磅后，某健公司会把过磅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收到磅单后会转发给金某厂，并将货物运输到内地港口办理进口报关手续，接着某健公司聘请货运公司运至金某厂在深圳的指定交货地点。有时候因为船公司没有仓期，金某厂从境外订购的货物到香港以后，会在香港流浮山堆场更换货柜，更换货柜的费用由我公司代金某厂垫付。金某厂收到货后，某健公司会发一份关于报关费用和代理费用的对账单至我公司邮箱，我公司在此基础上会另做一份结算单，通过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发给金某厂。双方核对无误后，由金某厂支付代理费用至我老婆周莲芳的农行账户，该账户也用来转账到黄某的农行账户支付某健公司的费用。金某厂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公司一笔通关费，我公司收到通关费后，扣除利润后转给某健公司。每隔一段时间，某健公司会发一份对账单到我公司，我公司也会发一份对账单到金某厂，主要是用来核对尚未结清的金额。对账单中的“运费”和通关费是一个概念，指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杂费”指的是货柜修理或超期等特殊情况产生的费用。某健公司是由王永光和我联系。某健公司的电子邮箱是ｙｕｎ×××＠163.ｃｏｍ、ｙｕ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关于许可证额度：金某厂的经营单位是某豪公司，收货单位则是我挪用进口废塑料许可证额度的厂家。某健公司在报关过程中主要用宏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公司）和某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飞公司）的进出废塑料许可证额度，有时候也会用其他厂家的。宏盛公司跟某飞公司的废塑料进口都是由我代理，这两家公司的许可证交给我后，我放在某健公司方便报关，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许可证额度用不完，所以我在为其他客户代理进口的时候会挪用他们的额度。因为这两家公司的许可证放在了某健公司，所以某健公司为其他客户代理进口的时候也会挪用他们的额度，某健公司有时会告知我，说拿这两家公司的许可证去用了，在下次帮我的客户进口废塑料时。就会用其他公司的许可证额度来抵消。因为某健公司存放很多类似于这两家公司的进口许可证，会统筹使用，所以我在为其他客户代理进口的时候也会挪用这些不熟悉的公司的许可证额度，事后要将这部分的钱补给某健公司，补多少钱具体看进口的货物。这就是对账单中的“批文补贴”。某健公司帮我找其他人的许可证额度进口废塑料不需要经过我同意，只要成功帮我进口货物即可。我一般按每吨30至7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某健公司计算额度费用，这部分费用已经包括在报关代理费用中。大约在2010年，我了解到某健公司的王永光专门做废塑料代理进口，就找他谈合作进口废塑料的事，王永光给我报价。我觉得每个柜有几百块钱的利润，就开始与王永光合作。我承揽的国内货主的废塑料大部分都是和某健公司合作，合作用高美达公司的名义。侦查机关向朱志华出示从其公司邮箱打印的报价单，经其确认。侦查机关向朱志华出示从其公司邮箱打印的《工作表》、《结算单》，经其确认，称“代理”栏中的“王生”就是某健公司的王永光，上述8份工作表是其制作，为了方便查找资料。侦查向朱志华出示从其公司邮箱打印的标识为“金某”“金某1”的Excel表，里面有很多结算单，经其确认，称是高美达公司和金某厂结算的凭证。除了金某厂外，还有淡水的某冈厂2010年开始通过我公司以包柜包税形式代理废塑料进口。我不清楚袁某公司有没有进口废塑料收货人资质。某冈厂在日本订购以后直接由日本将货物发至香港，由船公司通知我换提单，我公司通过快递公司帮忙换提单后，放在某健公司租用的邮箱，再委托运输公司帮其向香港海关报税。我公司在2017年七月份卖过一货柜（8吨的废塑料）给三江厂，我不知道三江厂是否有进口废塑料收货人资质。44.上诉人周莲芳的供述和辩解：高美达公司的电子邮箱是ｇａｏ×××＠126.ｃｏｍ。ｇ13×××＠126.ｃｏｍ这个邮箱是我的，所有业务往来都用这个邮箱。高美达公司有两个，深圳高美达公司是朱志华在2004年注册成立的，香港高美达公司是我在2014年注册成立的。高美达公司除了从香港或者国外买废旧塑料在香港或者越南，泰国等地销售之外，国内的三江厂，金某厂、日塑公司、袁某公司等客户从国外订购废塑料都会委托高美达公司代理进口。我再联系某健公司报关，高美达公司和某健公司的合作开始在2014年左右。高美达公司2010年开始和金某厂合作，我不记得梁桥强是找我谈还是找朱志华谈的合作。我不清楚金某厂是否有环评资质。金某厂在国外订购废旧塑料之后会运输到香港，把提单投递到某健公司的邮箱，某健公司提货后，在香港过磅，磅单会通过我公司发给金某厂，我在这之前会联系某健公司并告知梁桥强指定的地点。某健公司负责将废塑料运输报关到中国大陆。某健公司会制作账单发送至ｇ13×××＠126.ｃｏｍ的邮箱。我转账给某健公司的黄某，使用的账户是我的农行账户62×××17。我支付某健公司每条货柜一千元人民币左右，赚金某厂每个货柜200元的利润。我知道进口废旧塑料需要批文，某健公司负责批文的事，某健公司给我的对账单包含批文费。我无法解释ｇ13×××＠126.ｃｏｍ的邮箱里的账单中有一份某豪公司的批文费，不清楚某豪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我不清楚国家有关进口废塑料许可证的规定，也不清楚高美达公司用谁的许可证帮金某厂进口废塑料。我负责的工作就是在金某厂拿到提单后，让金某厂的人把提单投递到某健公司的邮箱，然后电话通知某健公司的业务员提货。高美达公司与金某厂的对账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朱志华。周某曾经帮忙收货，但没有参与进口废塑料的事情，我和朱志华借用过周某的工行账户收取通关费。其公司文员庞某微和曹某清的工作就是根据指示复印资料、传真资料、接打电话等。某健公司除了王永光外，业务员梁小姐、小郭也曾和我联系过，主要是和王永光联系。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从其公司邮箱中打印的对账单，报价单。经其确认，称对账单中的“杂费”指的是货柜的修理和清洗等费用；不清楚“批文补贴”是什么。侦查机关向周莲芳示从其公司邮箱打印的《工作表》、《结算单》，经其确认，称是朱志华制作的。侦查机关向周莲芳出示从其公司邮箱打印的标识为“金某”“金某1”的Excel表，里面有很多结算单，经其确认，称是高美达公司和金某厂结算的凭证，是朱志华制作的。周莲芳出具的说明：高美达公司2004年10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均系朱志华。其不是股东，不担任任何职务。其是香港高美达公司的持牌人（类似法定代表人），仅是挂名，并不参与深圳高美达公司的经营活动，没参与高美达公司走私废塑料的前期接洽与合作模式的商谈，对废塑料进口需要的资质和条件不知情，也不知道具体用了谁的许可证及许可证的来源。我在香港帮高美达公司转提单等，平时具体接洽和商谈均是朱志华负责的，偶尔在朱志华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忙向客户催款。朱志华将我的账户作为高美达公司用。我没有实际参与高美达公司走私废塑料的具体操作，也不需要操作具体业务。高美达公司代理废塑料进口业务中，一些客户是有许可证的，我在侦查机关提审后才知道有些客户没有许可证，因为我实际不参与高美达公司走私废塑料的具体操作，对于有些客户没有许可证以不知情。我在回答侦查机关讯问时，由于紧张害怕和法律意识淡薄，在表述方面出现一些口误，给案件事实带来曲解。例如，侦查人员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工厂合作的？工厂要不要在香港把货交给你们？某健公司是谁与你们谈的？讲讲你们高美达公司帮工厂进口废塑料的流程？面对这一类问题，我当时误解“你们”就是代表公司的意思，所以后面的回答就将高美达公司均错误表述成了“我们”。我口供中的“我们”实际是指高美达公司，而非我本人。另外，侦查人员口头警示也引起我对犯罪的不当理解（本人大概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朱志华操作，到时会判的很重），当时希望能帮他减轻罪行，很多口供都往自己身上揽。我系家庭主妇，主要时间和精力是照顾家庭和小孩，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参与高美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具体业务的操作。45.原审被告人梁桥强的供述和辩解：我是金某厂（个体户性质）的老板，该厂2004年注册。金某厂原先叫金强厂，因为年检过期，2009年我重新注册了金强厂，登记的负责人是沈某钦，我是实际老板。金强厂没有进口废物许可证，也没有环评资质。我对外以金某厂的名称开展业务，因为我在香港的公司的名字是金某，就沿用下来。我很久之前见过周莲芳、朱志华，朱志华称高美达公司有进口废塑料许可证，可以帮我进口，于是我和朱志华洽谈，谈妥业务后，具体做事都是联系周莲芳。从2010年开始，周莲芳用许可证进口废塑料后卖给我，我再卖出去。大概2014年，为降低成本，我从美国、日本购买废塑料后，由国外供应商将货物运到香港，交给我的代理公司——美琪公司。其中一部分货物直接卖给香港客户，剩余的货物委托高美达公司包柜进口。高美达公司会通过邮件把磅单、结算单等单据发给我，货物由高美达公司从香港经过东莞运到我厂内。我厂加工后，由买家直接拉走。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一份请求书，经其确认，称请求书中涉及的货物已经收货，该货物是和一个叫“悠夕”的日籍华人联系的，他是泰诚公司的业务员。大概在2016年开始与他联系，数量大概有七八条货柜。其是用香港账户向“悠夕”付款。其和国外的供应商联系都是通过邮件，支付货款由香港的金某公司支付。46.上诉人王永光的供述和辩解：我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是广东某腾货运服务有限公司的报关经理。某腾公司2016年底没通过年审，此后没有再进行报关业务。某健公司是庞某租来的报关行，实际上和某腾公司是同一批人，我是老板，报关负责人是庞某，我不清楚他以某腾公司名义还是以某健公司名义报关。某健公司开展业务的电子邮箱由庞某负责，我没有电子邮箱。庞某、傅某是我请的员工，他们的工作由我安排。某健公司和高美达公司开始合作大约在2015年，高美达公司的朱先生到东莞找我问能否帮他从香港以包柜形式报关进口废塑料，我答应了，朱先生称具体业务可以联系周小姐，并给了周小姐的联系方式。于是我联系周小姐要她提供进口废塑料许可证，许可证由我公司的郭某送到报关行，之后就会一直放在报关行。之后的详细业务会有报关员负责联系她。朱先生有时用高美达公司、有时用某豪公司，他们说用哪个公司的名字，我就用哪个公司。我没有帮某豪公司或是高美达公司找过许可证资源。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的进口固体废物许可证一部分是由朱志华的某豪公司提供，剩下的是用了其他公司的许可证。高美达公司承接的是金某厂的业务，即进口废塑料。我从高美达公司接到这项业务后直接进行了报关，没有对金某厂是否具有环评资质进行审查。我知道进口废塑料需要环保部的废塑料进口批文，并且只能用自己厂的批文，不能用其他厂的。具体流程是：朱先生的货到了香港后，周小姐发送报关信息给某腾公司的报关员（高美达公司的进口废塑料业务都是某腾公司报关，但2017年3月，某腾公司年审不过关，就给了达通公司报关），并把货物提单交到香港升辉公司，升辉公司会联系香港某怡船运公司交货，某怡船运公司收到货后，把货物从香港运到东莞沙田码头，并将提货单交给某腾公司的报关员，由某腾公司拿着提单去报关，随后货物在蓝星大汇清关，清关后，我再通知蓝星大汇的车队将货物运给客户，郭某会将司机的联系方式告诉给朱先生的客户，由朱先生的客户和司机联系收货地址。我和高美达公司的代理报关费（包括报关、报检的服务费）每柜600-1000元人民币。由高美达公司统一转到黄某的账号，因为黄某有一个电子口岸支付平台，这个平台缴税很方便，黄某扣掉税费之类的费用将剩下的钱转给我。我的客户除了某豪公司，还有广州从化的一个公司、惠州的一个公司。我和黄某的合作大约是在2014年底，蓝星大汇刚开业没多久，在各大码头找业务，找到我介绍我认识黄某。我有报关、运输的资源，黄某有蓝星大汇的资源，所以我和黄某是资源共享型和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我和黄某都是以某健公司的名义对外找客户，所以被误会是合伙关系。我和黄某分别找各自的客户，价格也是分别谈，我负责两边客户的报关报检，因为黄某在蓝星大汇交了500万保证金，具有在蓝星大汇分拣废塑料的资格，所以黄某在蓝星大汇码头负责两边客户的清关上货，对于黄某给我报关的柜，我收取每个柜600元费用。黄某清关的柜是他自己联系客户谈价格，我不清楚黄某收多少钱。我和黄某各自赚自己的钱，不分红。蓝星大汇是具有环保、海关和商检资质的企业，地址，地址在东莞沙田镇个废塑料分拣场地，海关和商检部门在这个场地对废塑料进行清关。黄某在蓝星大汇租用了一个办公室，请了郭某、李俊昌、阿明、叶某在那里办公，他们听黄某安排工作，由黄某发工资，我有时候会让郭某帮忙。47、辨认笔录：梁桥强辨认出沈某明、沈某钦；朱志华辨认出周莲芳、梁桥强、王永光；周莲芳辨认出梁桥强、朱志华、王永光；王永光辨认出朱志华、郭某、周莲芳、黄某；沈某钦辨认出梁桥强、沈某明；沈某明依法辨认出沈某钦、梁桥强；郭某辨认出黄某、王永光；庞某辨认出黄某、郭某、王永光；傅某辨认出王永光、黄某；曹某清辨认出周莲芳、朱志华；林某辨认出王永光。48.沙关缉勘字（2017）2号现场勘察笔录、现场照片：证明沙湾海关缉私分局民警于2017年10月10日对深圳市龙岗区兰某路12号金某塑胶厂及周边环境进行现场勘察。49.电子数据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固定电子数据清单、封存电子数据物品清单：证明侦查机关于2017年9月21日依法对涉案被告人的住址及汽车进行搜查，并对查获证据进行固定及封存的情况。50.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7）235号检验报告：对查获的涉案硬盘进行了信息恢复及提取并刻录在“（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7）235号1-1”的光盘中。51.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粤广深（2018）会鉴字第010号惠州某冈厂走私案的司法鉴定报告：2009年1月12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袁某、何某、何某明涉嫌走私废物数量8669200千克，报关单显示重量3090271千克。52.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粤广深（2018）会鉴字第017号龙岗金某塑料厂走私案的司法鉴定报告：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金某厂通过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货柜共计723个，涉及走私废塑料客报重量13937.75吨，报出重量14119.86吨，磅重14288.15吨。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金某厂通过高美达公司代理商某健沙田分公司进口废塑料货柜247个，涉及走私废塑料客报重量4952.51吨，报出重量5094.17吨，磅重5094.15吨。53.广东广深司法会计鉴定所粤广深（2018）会鉴字第026号龙岗三江塑料厂走私案的司法鉴定报告：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期间，三江厂等单位涉嫌走私货物货柜净重合计9142.438M/T。其中未核对出揽货人信息货柜净重合计4478.368M/T，有揽货人信息货柜净重4664.070M/T。一级揽货人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期间涉嫌走私货物信息如下：新南卓公司涉嫌走私货物货柜净重567.403吨；建发公司涉嫌走私货物货柜净重3923.183吨；高美达公司涉嫌走私货物货柜净重173.484吨。对于上诉单位高美达、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及辩护人提出高美达公司及朱志华、周莲芳是从犯，一审认定高美达公司走私数量有误、量刑过重等意见,1.关于高美达公司及朱志华、周莲芳以及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的走私数量有误的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根据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本案根据高美达公司与客户和王永光等人的对账数据统计走私数量，认定走私数量的依据充分。2.关于高美达公司、朱志华、周莲芳及辩护人提出高美达公司以及朱志华、周莲芳是从犯的意见，经查，证人袁某等人证称高美达公司每年有许可证和环评资质，所以其委托高美达公司报税进口废塑料。证人陈某亮等人证称其委托高美达公司包柜进口废塑料，包柜的费用包括批文使用费。上诉人朱志华供述高美达公司代理宏盛公司和某飞公司的废塑料进口，宏盛公司和某飞公司将许可证交给其，其就将宏盛公司和某飞公司的许可证放在某健公司，因为宏盛公司和某飞公司的许可证额度用不完，高美达公司代理其他客户进口时会挪用宏盛公司和某飞公司的许可证额度。上诉人王永光供述高美达公司委托其进口废塑料时，提供了一部分许可证额度，另外的用了其放在报关行的其他公司的许可证。根据上述证据，高美达公司在本案中负责向多个客户揽货，并挪用他人的许可证用于客户进口废塑料，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不是从犯。本案证据证实朱志华是高美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在案件中并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是从犯。对于周莲芳提出没有参与高美达公司具体业务，不是高美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从犯的问题，证人袁某证称其委托高美达公司进口废塑料，其主要联系的是周莲芳。证人佘某证称其通过电话和高美达公司的周小姐商定委托代理进口废塑料的事情。证人刘某平证称其委托高美达公司代理进口废塑料，2015年底至2016年初，其电话主要联系周莲芳。证人陈某亮、陈某忠均证称其和高美达公司联系主要和周莲芳联系。上诉人周莲芳供述金某厂等客户委托高美达公司代理进口废塑料时，其会联系某健公司报关，并和某健公司以及客户对账结算。根据上述证据，周莲芳在高美达公司走私活动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案中并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是从犯。3.关于高美达公司、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及辩护人提出一审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高美达公司走私废物6万多吨，情节特别严重，根据高美达公司、朱志华、周莲芳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一审对其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单位高美达公司、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及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王永光及辩护人提出王永光是从犯，初犯，一审对其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1.关于主从犯问题。本案证据证实王永光负责涉案废塑料的报关和运输入境的通关环节，并用他人的许可证额度提供给客户使用，其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是从犯。2.关于王永光及辩护人提出一审量刑过重的问题。王永光走私废物2万多吨，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一审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王永光及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单位深圳市高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诉人王永光、原审被告人梁桥强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偷运入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走私废物罪。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分别作为高美达公司走私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走私废物罪。在共同犯罪中，王永光、高美达公司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梁桥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高美达公司、朱志华、周莲芳、王永光、梁桥强如实供述，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单位高美达公司、上诉人朱志华、周莲芳、王永光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铁城审判员  陈亦光审判员  黄玉良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廖宝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二条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