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6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华本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小店村康宁街28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汉族，1973年2月21日出生，系该公司经理，现住太原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供销农芯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11号18幢2层。   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山西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某，男，汉族，1968年3月26日出生，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现住太原市。   原审第三人：山西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中铝十二冶大厦三层。   法定代表人：郑某，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太原乐康饮用水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监军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某2，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男，汉族，1971年5月25日，现住太原市。   再审申请人山西华本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本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西供销农芯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芯乐公司）、原审第三人山西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宗公司）、太原乐康饮用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华本安公司的再审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902号民事判决；2.维持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209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320万元以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转让价款约定明确，申请人从未放弃股权转让价款给付请求权。申请人将持有的大宗公司10％股权转让给被申请人，股权转让价款为320万元，该事实有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会议纪要、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局备案等证据予以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已放弃股权转让款或同意被申请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大宗公司。2015年8月7日，太原娃哈哈桶装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娃哈哈公司）、华本安公司、农芯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三方当事人均没有盖章，且第九条特别约定须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然该三方协议只是意向性协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6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替代了2015年8月7日的三方协议。且2015年8月7日的三方协议也并未约定申请人同意将股权转让款320万元支付给大宗公司。因此，二审法院否定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及股权转让价款，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法院以时间、内容不明确且未对申请人设定权利义务的《补充协议》为依据认定申请人放弃股权转让款，逻辑不通。《补充协议》只约定了农芯乐公司和娃哈哈公司股权代持事宜，并未约定任何与申请人有关的权利义务。《补充协议》也未约定申请人同意农芯乐公司将股权转让款320万元支付给大宗公司，更未约定不履行双方2016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被申请人支付给大宗公司的1616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而不应当认定为出资款。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转账凭证，被申请人分3次转账给大宗公司1616万元，备注用途主要为“借款”，其余为“往来款”，没有一笔用途是股权转让款。而且，从总额上看，被申请人转给大宗公司的款项从2015年6月到2016年6月，一年多时间里总计1974.1164万元（含通过省棉麻公司转入的350万元）。被申请人抽出其中性质和用途不同的部分金额凑足1616万元说明是出资款，显然非常牵强。从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看，被申请人将前述款项转入大宗公司，实质上是从被申请人的左手到右手。2015年7、8月份，被申请人就已经掌管了大宗公司财务，被申请人的财务总监鹿某负责大宗公司财务，并管理大宗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更为重要的是，被申请转入大宗公司的1616万元款项，主要是用于建设电子商务平台，获取国家每年1000多万元的补贴。这也间接说明了1616万元在性质上为“借款”而非出资款。4.退一步讲，即便依据《补充协议》认定被申请人支付给大宗公司的1616万元为出资款，也不能由此否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及被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将被申请人转入大宗公司的1616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混淆了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这两种股权取得方式，混淆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和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关系。二审判决仅依据程序法，没有依据任何实体法作出裁判，属于广义上的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农芯乐公司辩称，本案的基本事实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大宗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设立，股东分三次注入资金一亿元人民币，其中娃哈哈公司出资8000万元，占80%；华本安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20%。截至2014年4月29日，大宗公司验资账户清户，资金余额为0元。娃哈哈公司与华本安公司分别以借款方式抽走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截至2015年5月31日，大宗公司银行存款为0.78元，账面其他应收款一亿元，实为娃哈哈公司与华本安公司两位股东应出资而未出资的注册资本，评估值为零元；净资产或者称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一亿元，评估值为-859.17万元。以上事实表明，面对大宗公司这样一个股东抽逃出资、公司资不抵债的状况，农芯乐公司的参股，绝不像华本安公司所谓的双方签订一个股权转让协议，就一定要收取股权转让款那样简单。（二）2015年8月7日，娃哈哈公司、华本安公司、农芯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三方同意农芯乐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参股大宗公司，直接向大宗公司出资；三方重新商定大宗公司注册资本及出资数额。其中娃哈哈公司出资1264万元、华本安公司出资320万元、农芯乐公司出资1616万元，变更登记后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2015年9月2日，农芯乐公司以借款名义转给大宗公司250万元。2015年12月22日，农芯乐公司以其他名义分两次转给大宗公司366万元、900万元。至此，农芯乐公司完成了向大宗公司付款1616万元的义务。在大宗公司收到农芯乐公司的1616万元后的二十天，2016年1月9日开始，原股东华本安公司和娃哈哈公司对大宗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减资，由1亿元人民币核减为3200万元。2016年5月9日，大宗公司、娃哈哈公司、华本安公司及农芯乐公司各自召开股东会，作出股权转让决议。农芯乐公司分别与两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2016年5月21日，大宗公司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登记等手续。2016年6月6日，农芯乐公司登记为大宗公司的记名股东；农芯乐公司实缴出资1456万元（包含受让华本安公司的320万元），加上由娃哈哈公司代持的5%股权、160万元（备案章程），共计1616万元。至此，华本安公司、娃哈哈公司全面履行了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之后三方股东签订了《补充协议》，华本安公司再次确认农芯乐公司实际出资1616万元，而这其中就包含华本安公司转让的32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6年6月27日，三方股东签署《大宗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与〈中共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会议纪要〉的解释说明》，三方确认华本安公司与娃哈哈公司的实际应出资额为1584万元，其中娃哈哈公司出资额为1264万元，华本安公司出资额为320万元；原股东的前期投入合计2171.59万元，减去甲方的实际应出资额1584万元，余额587.59万元退还。至此，股东娃哈哈公司、华本安公司的实际出资额及出资来源（实质是返还出资及来源）得到确认。三方协议履行完毕。综上，答辩人认为，再审申请人主张所谓股权转让款系重复索要，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第三人太原乐康饮用水有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华本安公司的意见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原判审理情况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农芯乐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对华本安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华本安公司主张，农芯乐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其32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主要依据是2016年5月9日华本安公司与农芯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大宗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等证据。农芯乐公司则主张，其已通过向大宗公司出资方式履行了对华本安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主要依据是2015年8月7日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农芯乐公司向大宗公司出资1616万元相关凭证、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等。   本院认为，关于农芯乐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向华本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应当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进行分析认定。2015年8月7日，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三方同意对大宗公司以2015年5月31日为基准进行财务清查、资产评估。对于审计评估结果经娃哈哈公司（甲方）、农芯乐公司（乙方）双方认定后，对甲方的实际出资额进行多退少补；三方一致同意农芯乐公司（乙方）参股大宗公司，参股方式为乙方向大宗公司出资；三方商定娃哈哈公司（甲方）出资金额为1264万元，华本安公司（丙方）出资金额为320万元，农芯乐公司（乙方）应缴出资为1616万元，变更登记后的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并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撤回出资，任何一方转让出资必须按公司法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三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2015年9月2日，农芯乐公司向大宗公司转账250万元，用途载明为借款。2015年11月11日，农芯乐公司向大宗公司转账100万元，用途载明借款。2015年12月22日，农芯乐公司向大宗公司分两次转款900万元和366万元。以上合计1616万元。之后，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三方共同确认农芯乐公司实际出资额为1616万元，并已经实际出资1616万元。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上述事实说明，三方公司一致同意农芯乐公司以向大宗公司出资方式参股，并认可农芯乐公司已实际出资1616万元。此外，根据2015年12月10日山西省供销社党组作出《中共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会议纪要》和2016年6月27日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达成的《大宗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与〈中共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会议纪要〉的解释说明》，农芯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山西省供销社确认大宗公司原股东的前期投入合计2171.59万元，三方公司也一致认可原股东前期投入2171.59万元，实际出资金额共计1584万元（娃哈哈公司出资1264万元+华本安公司出资320万元=1584万元），应退还原股东587.59万元。以上事实说明，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均已按照2015年8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数额履行了出资义务，即农芯乐公司直接向大宗公司出资1616万元，娃哈哈公司、农芯乐公司以前期投资2171.59万元作为向大宗公司的出资，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多退少补。因此，华本安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仅仅是意向性协议，该协议已经被农芯乐公司与华本安公司2016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替代，以及农芯乐公司上述出资系其对大宗公司借款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与上述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农芯乐公司与华本安公司2016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虽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但并未约定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以及大宗公司、农芯乐公司、华本安公司、娃哈哈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5月13日大宗公司三方股东会决议、大宗公司章程等一系列证据，只能证明农芯乐公司系通过购买华本安公司、娃哈哈公司部分股份方式参股大宗公司，但并未约定农芯乐公司需直接向华本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结合前述认定，本院认为，2015年8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已经对农芯乐公司及娃哈哈公司、华本安公司各自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数额作出约定，农芯乐公司已经依约直接向大宗公司出资1616万元，应视为其已履行了对华本安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华本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农芯乐公司另行支付其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果适当。华本安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西华本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魏佩芬   审 判 员 宋丽蓉   审 判 员 李学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彦   书 记 员 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