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27956号原告汪庆岩，男，汉族，1975年10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叶旻，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易嘉欣，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连新，男，锡伯族，1970年7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沈阳市铁**，委托代理人胡明哲，辽宁法意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俭英，女，汉族，1973年12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沈阳市铁**，委托代理人白静，男，汉族，系沈阳佳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汪庆岩诉被告赵连新、被告周俭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旻、易嘉欣，被告赵连新的委托代理人胡明哲，被告周俭英的委托代理人白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1年初加入沈阳佳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佳晔），原告加入沈阳佳晔之后主要业绩有：引进了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长）8100万股权投资资金、签订了1.6亿的市场合同、取得了沈阳佳晔新三板挂牌函。2016年8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协议中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沈阳佳晔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原告委托被告代原告持有该2%股权，原告为该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在委托持股期限内，原告有权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要求被告将代持股权权益转移到自己或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被告须无条件同意并无条件承受；若被告将代持股权转让给原告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原告可要求被告按照代持股权市场价值向原告支付股权对价款，用于抵顶代持股权的价值；市场价值为被告顶账或变卖公司股权的价值、公司最近一次融资股权估值、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之后估值或其它估值方式中等几种估值方法中最高值所对应的代持股权价值。2018年7月13日，被告在沈阳佳晔的股份被南海成长申请法院冻结，导致被告不能将代持股权转让给原告。2018年7月下旬，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照代持股权市场价值向原告支付股权对价款，在被告顶账或变卖公司股权的价值、公司最近一次融资股权估值、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之后估值或其它估值方式中，原告与被告同意以2011年7月公司与南海成长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中的公司估值作为代持股权的估值基础。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南海成长2011年7月向沈阳佳晔增资人民币81,000,000元，占股比例为18.947%，故沈阳佳晔在2011年7月的融资时估值为人民币427,508,312.66元，被告代原告持有的2%股权对应的价值为人民币8,550,166.25元。2018年8月，原告与被告交涉将沈阳佳晔收到客户的5张商业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为人民币3,899,829.74元付给原告，用来抵顶原告代持股权的部分对价款。被告于2018年8月底安排沈阳佳晔行政部员工孙倩将财务章邮寄给原告用来承兑汇票贴现。2019年1月原告正式离开沈阳佳晔，多次要求被告将剩余的股权对价款支付给原告，至今未果。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对价款人民币4,650,336.51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判决日至实际履行日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诉讼代理费。庭审时，原告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赵连新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对价款人民币4,650,336.51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8年8月25日至实际履行日的利息；2、判令被告周俭英对被告赵连新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诉讼代理费。被告赵连新辩称，一、被告赵连新已于庭前申请追加南海成长为本案第三人，请求给予书面答复。二、本案原告涉嫌职务侵占，沈阳佳晔已向司法机关申请处理，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已于2020年6月28日受理了沈阳佳晔的立案监督申请。因此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三、原告要求被告赵连新支付股权对价权，先行问题是要确认原告是否合法拥有沈阳佳晔的股东资格，其是否合法持有2%的股权。沈阳佳晔于2016年8月25日由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变更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为被告赵连新，持股76%，另外一名股东为南海成长，持股24%，公司章程规定沈阳佳晔的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的形式。公司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应当在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名称、住所、各股东持股份数、票号及持股日期等。沈阳佳晔公司章程第29条规定，公司股东流转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股份的充分证据。由此可见股票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的法定证明文件，原告持有的代持协议书不是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的证明文件，不能证明原告合法具有沈阳佳晔的股东资格，也不能合法实际持有沈阳佳晔2%的股权。在原告是否合法持有沈阳佳晔股权的问题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就要求被告赵连新支付股权对价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不合法。本案必须明确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是基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形成，被告赵连新认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合法，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也不合法。股权转让不合法具体表现如下：1、沈阳佳晔于2016年8月5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诉称其于2016年8月份与被告赵连新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份自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能进行转让，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进行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注册记载在股东名册。股份公司对股份的转让有法定要求，不是当事人随意决定就可以转让。公司法第138条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是在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正好在公司转为股份公司一年之内。无论是在时间上、转让方式以及转让的场所均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因此，原告与被告赵连新之间私下的代持股转让是不合法的。沈阳佳晔另外一名发起人海南成长对原告与被告赵连新之间的股权转让不知情，也不认可。根据公司法第99条规定，修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对前款规定的其他事项可另行召开股东会决议并让全体股东在文件上签名盖章。2011年7月28日，沈阳佳晔与南海成长签订增资扩股协议规定，约定在协议期内，除南海成长书面同意外，被告赵连新不得将任何股权或股份出让给任何第三人，因此沈阳佳晔的两名股东在增资扩股协议时已对股权转让进行了限制。本案中沈阳佳晔没有召开过股东会，南海成长对原告与被告赵连新之间的股权转让毫不知情，原告的证据中也没有沈阳佳晔股东会的书面决议。因此，其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不符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也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无效的。五、被告赵连新持有的沈阳佳晔股份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性质是共同共有。对于夫妻重大共同共有的财产，被告赵连新无偿转让给原告依法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作出决定。被告周俭英对原告与被告赵连新之间的股权转让以及代持一事毫不知情，也不认可。六、（1）被告赵连新与原告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不合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规定，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没有对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名誉出资人双方之间的代持问题作出规定，而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代持协议是在沈阳佳晔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一个月内签订，所以从目前的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规定上看，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代持问题，对股份有限公司代持股的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为了保证公司的人合性和资合性，该司法解释不得被随意扩大解释，不能被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从实际出资人的概念看，实际出资人是指实际向公司出资但未记载与公司股东名册或公司工商案中的人，原告没有向公司实际出资，其所谓的取得2%的股权是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取得，因此不符合实际出资人的概念。本案中沈阳佳晔的发起人及实际出资人只有被告赵连新和海南成长。原告只是套用相关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实际出资人的概念起草了股权代持协议让被告赵连新签字，因此双方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是不合法的。（2）原告称合法取得沈阳佳晔的股权，原告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原告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原告要求被告赵连新直接给付股权对价款规避了个人所得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无效的。（3）原告以被告赵连新应付股权价款之名将人民币3,00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侵占为己有，已涉嫌职务犯罪，目前沈阳佳晔正在向司法机关申请处理。（4）被告赵连新持有的沈阳佳晔76%的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2020年7月12日，冻结期间不得处分。无论从公司章程、公司档案或股东名册上都无法确认原告是沈阳佳晔的合法股东及实际出资人，原告也未合法持有沈阳佳晔2%的股权，原告要求被告赵连新直接给付其股权对价款，违背了公司法、个人所得税法诸多项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七、被告赵连新现依法撤销对原告的股权赠与，即无偿转让。股权代持协议第一项第一款明确约定将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也就是说属于法律上的赠与。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是法定的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只要是在权利交付之前，赠与人有权撤销对被赠与人的赠与。本案中被告赵连新未向原告交付股权，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没有向其签发记名股证，原告也没有记载于股东名册，双方的股权代持问题也没有进行公证，因此，被告赵连新依法享有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现在被告赵连新通过法庭正式向原告告知，撤销对其2%股权的赠与，2%股权赠与的撤销意味着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也不存在。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申请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被告周俭英辩称，被告周俭英对被告赵连新与原告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不知情也不予认可。《股权代持协议》因侵权而无效，被告赵连新持有的股权，为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未征得共同共有人被告周俭英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股权转让他人，是非法侵权行为，依法无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相关情况经审理查明，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2日，公司性质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1月6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赵连新为唯一股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元。2011年7月18日，被告赵连新与南海成长签订了一份《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约定南海成长认购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的新增资本人民币2,337,606元，南海成长对该新增资本的认购价为人民币81,000,000元，持股比例为18.947%。2011年8月10日，南海成长登记为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的新股东，认缴资本为人民币2,337,606元。2016年8月5日，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沈阳佳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性质变更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及股东为被告赵连新及南海成长，分别占股76%和24%。2016年8月13日，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被告赵连新同意将其持有的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人民币246,800元、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原告自愿委托被告赵连新代原告持有2%的股权，原告为该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8月5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沈阳佳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仍实际持有沈阳佳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的股权，并继续由被告赵连新代持该股权，相应的股东权利义务均由被告赵连新代为行使。原告有权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要求被告赵连新将代持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指定的第三人名下，若被告赵连新将代持股权转让给原告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原告可要求被告赵连新按照代持股权当时的市场价值向原告支付股权对价款，用于抵顶被告赵连新代持原告股权的价值，市场价值为被告赵连新顶账或变卖公司股权的价值、公司最近一次融资股权估值、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之后的估值或其他估值方式中几种估值方法中最高值所对应的代持股权价值。另查，被告赵连新因与南海成长存在股权纠纷，南海成长向深圳国际仲裁员申请仲裁，并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已冻结了被告赵连新持有的沈阳佳晔76%股权。现南海成长与被告赵连新的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南海成长已根据该生效仲裁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9）辽01执791号，该案尚在执行过程中。再查，两被告于1998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现婚姻关系仍持续。判决理由被告赵连新庭前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主张南海成长系沈阳佳晔的股东，被告赵连新转让股权未经南海成长同意，故申请追加南海成长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第七十一条虽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并未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做出类似的限制或规定，而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是在2016年8月13日，此时沈阳佳晔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被告赵连新转让股权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沈阳佳晔的公司章程亦未有此种限制。而被告赵连新与南海成长签订的《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虽约定被告赵连新未经南海成长同意不得转让股权给第三方从而导致被告赵连新不再控制沈阳佳晔。但该协议只能约束被告赵连新和南海成长，不能对抗第三人，且被告赵连新转让其2%的股权给原告也未达到其与南海成长约定的导致被告赵连新不再控制沈阳佳晔的情形。因此，本院认为南海成长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查明案件事实亦无明显助益，故对被告赵连新所提出的追加南海成长作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及庭审情况，可以总结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四个：一是本案是否需移送公安机关并中止审理，二是《股权代持协议书》所涉的股权转让是否为赠与合同，三是《股权代持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合同，四是如《股权代持协议书》有效，所涉债务是否为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被告赵连新曾用沈阳佳晔收取客户的五张承兑汇票向原告支付部分股权对价款，金额合计人民币3,899,829.74元。被告赵连新则主张系原告私自收取客户支付给沈阳佳晔的五张金额合计人民币3,899,829.74元的承兑汇票，被告赵连新并不知情，原告的该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中止本案审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了证人赵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赵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8月24日，其与原告一起开车从湖北咸宁回湖南株洲，途中原告连接着车上的蓝牙打电话给被告赵连新，说有几张承兑汇票可以去拿了，原告想用汇票抵股份的钱，后来被告赵连新同意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原告吩咐其去客户处拿五张承兑汇票，刘某拿到后就给了原告，原告打电话给被告赵连新，大概是说怎么处理拿回来的几张承兑汇票，之后原告就让刘某在承兑汇票上加盖了沈阳佳晔的章。本院认为，证人赵某称其听到被告赵连新同意原告将承兑汇票抵扣股权款，但并未说明被告赵连新的具体谈话内容，且其记得两年前他人发生的与自身不相关的通话内容，并不符合常理。证人刘某称其听到原告与赵连新通话协商如何处理承兑汇票，但在正常通话情况下，其只能听到原告的说话内容，并不能听到或听清对方即被告赵连新的说话内容，故其证言不足以证明被告赵连新同意原告处理该五张承兑汇票。另，两证人原某是沈阳佳晔的员工，后均离职，但两证人在沈阳佳晔就职期间均系原告的直接下属，且证人赵某与原告系朋友关系，是受原告邀请才入职沈阳佳晔，而证人刘某从沈阳佳晔离职后就到原告前妻杨通湘的公司就职，原告也在该公司就职。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两证人与原告关系亲密，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综上，两证人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赵连新协商一致，将沈阳佳晔收取客户的五张承兑汇票作为被告赵连新支付给原告的部分股权对价款，且被告赵连新亦予以否认，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赵连新已就原告涉嫌职务犯罪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公安机关侦查后不予立案，被告赵连新又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现正在办理阶段，还没有结果。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已经侦查认为原告的行为未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不应再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虽然被告赵连新已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进行检察监督，但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被告赵连新同意将沈阳佳晔收取客户的五张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原告股权对价款的主张，故原告的该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对本案的审理无实质性影响，故对被告赵连新关于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赵连新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明确约定被告赵连新将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该无偿转让行为实际属于法律上的赠与，故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属于赠与合同，在权利转移前被告赵连新可以撤销该赠与。原告对此不予认同，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对生效时间、违约责任等都作了明确约定，没有任何赠与的表述，同时约定原告负有按照沈阳佳晔的公司章程、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承担一切投资风险义务，说明原告需要承担股东义务，这是有别于单务的赠与合同。实际上该股权转让属于被告赵连新对原告业绩的补偿和鼓励，是代替现金补偿的手段和方式，并不是单务的赠与。本院认为，所谓赠与，就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原则上属于实践性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赵连新在《股权代持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系“转让”而非“赠与”股权，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作了详细约定，这有别于单务的赠与合同。虽然双方约定该转让是无偿的，但结合原告的职务（当时是沈阳佳晔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工作内容的重要性（当时负责沈阳佳晔公司的新三板上市工作），该股权转让的对价实际已体现在原告此前为沈阳佳晔所付出的劳务和贡献中，也是对原告工作的一种补偿及激励，亦非是单纯的赠与。并且，无偿受让股权也非纯获益行为，受让股权也并非意味着原告的资产必然增加，企业经营亦存在风险，而原告亦可能因此需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综上，本院认为应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合同而非赠与合同，被告赵连新无权单方撤销《股权代持协议书》。庭审时，被告赵连新对原告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无法确定签名是否为被告赵连新本人所签，申请对落款处被告赵连新的笔迹及指印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被告赵连新确认与原告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但主张系在原告要挟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签订的。且被告赵连新也提交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虽然其无法说明该证据的来源，也未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但对比原告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的内容完全一致，从落款处签名及指印的位置、字迹的差异可以看出双方所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应为双方签订的一式两份协议书，被告赵连新所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已足以佐证原告所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被告赵连新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落款处被告赵连新的签名及指印进行司法鉴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审理并无帮助，反增加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故本院不予准许。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赵连新主张公司法及沈阳佳晔的公司章程均规定发起人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能进行转让，股份转让应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进行转让，还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而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的股权转让无论是时间、转让方式以及转让的场所均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还违反个人所得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另，原告持有的沈阳佳晔的股份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赵连新无偿转让未经被告周俭英同意，因此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是无效的。原告则主张，第一，《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已明确说明被告赵连新在沈阳佳晔股改之前就已经与原告就2%的股权转让达成一致意见，并非是在股改后才进行股份转让。第二，《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原告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才有权要求将代持股东的权益转移至自己或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该条款也是表明双方自愿遵守股份公司成立一年内的禁售期不进行股份变动的规定，通过附期限的方式将股份变动的时间排除在禁售期之外。第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股权对价，即便客观上股份无法实际转让，亦不影响被告赵连新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债务义务。第四，沈阳佳晔属于非上市、非公众类型股份公司，只有两个显名股东，在治理结构上和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因此，实践中沈阳佳晔的股份转让是没有或不需要在指定的交易场进行交易的。第五，公司法确认的股权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故被告赵连新以其妻子不知情、不同意为由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发起人责任。该法条所禁止的发起人转让股份应是对股份变动行为的禁止，而不是对签订合同行为的禁止。只要一年内未实际交付股份，就不会引起股东身份和股权关系的变更,则承担责任的仍是原发起人，因此，双方当事人间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并不违反上述条款。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明确约定相关的股东权利均由被告赵连新代为行使，原告有权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要求被告赵连新将代持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即在沈阳佳晔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满一年之前，被告赵连新转让的股权并未实际交割给原告，并未发生股权实际变动、转移的结果，且双方约定的可将股权实际转移的时间是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即沈阳佳晔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满一年之后，届时股权的转移亦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次，被告赵连新主张的《股权代持协议书》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形式和交易场所的规定，因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尚未实际发生股份的转移，故并未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形式和交易场所的相关规定。再次，被告赵连新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但并未提出具体的法律规定，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内容亦未明显体现出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相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对被告赵连新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最后，被告赵连新所持有的沈阳佳晔的股权虽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本院已认定被告赵连新转让股权给原告的行为不属于赠与，亦未明显损害被告周俭英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89条的规定，本院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并未侵害被告周俭英的财产权益。综上，本院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赵连新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现双方均确认被告赵连新因与南海成长存在执行案件，其持有的沈阳佳晔的股权被法院依法冻结，无法变动，故原告要求被告赵连新按照《股权代持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以沈阳佳晔最近一次融资股权估值向原告支付股权对价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股权代持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明确约定，在被告赵连新转让股权不能实施的情况下，原告可要求按照代持股权当时的市场价值向原告支付股权对价款，用于抵顶被告赵连新代持原告股权的价值，市场价值为被告赵连新顶账或变卖公司股权的价值、公司最近一次融资股权估值、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之后的估值或其他估值方式中几种估值方法中最高值所对应的代持股权价值。双方均确认被告赵连新不存在顶账或变卖公司股权的情况，沈阳佳晔并未成功挂牌新三板，且沈阳佳晔的唯一一次融资就是与南海成长的增资协议，故原告要求按照被告赵连新按照南海成长融资时沈阳佳晔的估值来支付2%的股权对价款，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根据《沈阳海盛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南海成长以人民币81,000,000元的价格购买沈阳佳晔新增资本人民币2,337,606元，持股比例为18.974%，可计算出当时沈阳佳晔的融资股权估值为81,000,000元÷18.947%=427,508,312.66元，故被告赵连新应支付给原告沈阳佳晔的2%股权的对价款为427,508,312.66元×2%=8,550,166.25元。虽然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赵连新已交付五张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部分股权对价款人民币3,899,829.74元的主张不予采纳，但原告要求被告赵连新支付股权对价款金额仅为人民币4,650,336.51元，系其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原告主张双方于2018年8月中旬就对股权转让款项达成一致，所以被告赵连新才通过汇票的方式支付股权对价，故要求被告赵连新支付从2018年8月25日开始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曾向被告赵连新主张过该股权对价款，故利息应以人民币4,650,336.51元为计算基数，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告诉请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被告赵连新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运营沈阳佳晔，利益是及于配偶，本案债务的产生是指向家庭经营活动，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的一部分，故被告周俭英应对被告赵连新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应证明涉案债务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两被告的共同意思表示，才能认定涉案债务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但被告周俭英并非《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事后也未追认过该债务，也非沈阳佳晔的股东，其在沈阳佳晔亦未担任任何职务，原告认为涉案债务用于两被告的共同生产经营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要求被告周俭英对被告赵连新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判决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连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汪庆岩股权对价款人民币4,650,336.51元及利息（以人民币4,650,336.51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9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汪庆岩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判项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002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赵连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佳  玫人民陪审员 朱  思  丹人民陪审员 李  兰  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莫  莹  莹书 记 员 朱淑贤（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