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住所申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法定代表人：张焕，该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焕，男，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公民身份号码421************077。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10508R。法定代表人：刘会群，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传服，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玲，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海静，女，198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41************123。上诉人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盘公司）、张焕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鑫公司）及原审被告梁海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21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盘公司、张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易鑫公司对银盘公司、张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易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主合同法律关系错误，易鑫公司与梁海静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是借款合同关系。（一）本案主合同不存在物的流转，仅存在资金的空转，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可知，借款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存在实际物的流转，若存在，即为融资租赁合同，若仅是金钱的流通，则为借款合同。本案中，案涉车辆一直由梁海静占有，根本不存在物的流转。梁海静签订案涉合同仅是想获得资金而已，从而用案涉车辆进行抵押，完全符合抵押借款合同的特征。（二）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所有权一般归出租人所有，借款合同中抵押物的所有权归借款人所有。本案中，易鑫公司与梁海静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虽约定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归易鑫公司所有，但也仅是以合同的形式设定所有权，无法对抗合同相对方；且案涉车辆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前后均登记在梁海静名下，车辆所有权一直属于梁海静。（三）易鑫公司与梁海静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一审判决错误认为本案主合同虽然具备较强的融资属性，“但合同约定的内容缺乏借款本金、利率、期限、违约金等最为明显的借款合同基本要素，与借款合同存在明显区别”。本案主合同本就是以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掩盖借款合同的实质，故在合同条款中并没有使用“借款本金、利率”等，但主合同内容实质具备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主合同中的实际放款金额即借款本金，租赁期限即借款期限，每月租金即每月应还等额本息。主合同实质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条款并没有对车辆的权属状态、交付状态、租金起止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约定。本案无任何交车手续，易鑫公司主张以放款日作为租金的起算日，而不是车辆交付日，暴露其实质就是主张借款本息。主合同实质缺乏的是融资租赁合同基本要素。另，易鑫公司在合同中特意设置抵押条款，强调承租人以车辆抵押担保所有债务，全文条款设置重点都是保障本息得到清偿，故本案主合同的性质就是抵押贷款合同，并非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视为占有改定完成，出租人取得租赁车辆之所有权，应解释为易鑫公司未支付转让价款的无法取得车辆所有权。易鑫公司至今没有完成支付约定的案涉车辆转让价款，实际放款金额仅占车辆价值的80%，易鑫公司的目的在于抵押放贷，即易鑫公司从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在实际履行中本案无“融物”的事实，不具有融资租赁的特征，双方不存在融资租赁关系。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银盘公司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债务既有抵押担保，又有保证担保，应当优先适用抵押担保，保证人仅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承担责任。（一）银盘公司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债权承担担保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使主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且梁海静需要承担责任，而案涉车辆作为抵押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作为保证人的银盘公司仅需对案涉抵押物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易鑫公司应当优先主张物的担保，在物的担保不足以覆盖其债权的情况下，银盘公司才有可能承担责任。并且，一审法院判决银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亦是错误的，依据上述规定，银盘公司也仅是对物的担保范围以外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二）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约定无效。该约定要求无论主合同的债务存在何种担保，保证人都不得提出抗辩，易鑫公司均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排除了保证人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显失公平，应属无效。本案存在债务人物的担保，保证人有权抗辩，易鑫公司已经主张梁海静物的担保，该物的价值已经覆盖债务，银盘公司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三）易鑫公司存在违约及过错，银盘公司存在免责事由。易鑫公司违反了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债权人以邮件发送通知的方式，每月向保证人发送截止到发出通知之日为止由保证人提交的并且通过债权人放款的债务人中违约债务人清单”之约定，从未向银盘公司发送过债务人的清单，且其早已关闭了双方的合作系统，银盘公司根本无法核实梁海静具体履行合同的情况，易鑫公司存在违约。另，易鑫公司为车辆安装了GPS，却在梁海静出现违约时没有及时收回车辆，不积极采取措施止损，消极放任梁海静逾期，也不向银盘公司告知梁海静的逾期情况。如法院认为银盘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则应认为易鑫公司存在严重过错，银盘公司在易鑫公司扩大损失范围内免责。三、张焕从未委托银盘公司在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签章，银盘公司无法代表张焕，张焕不同意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张焕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一）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时张焕不在现场，张焕从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也未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签章，该合同是易鑫公司单方拟定的，“保证人二（签字）”是易鑫公司自行设置的生效要件，要求作为自然人必须签字，排除签字以外的一切任何形式。易鑫公司明知张焕未签字就不承担责任，故在此前易鑫公司与银盘公司合作期间的担保责任，易鑫公司仅向银盘公司主张，从未向张焕提出。（二）“张焕”印章仅代表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银盘公司公章一同使用。张焕印章由银盘公司刻制，为方便开展公司业务，而该印章仅是名字章，并非张焕本人的签名章，亦未在相关部门备案。该印章由银盘公司持有及使用，银盘公司表示名字章仅用于需要出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事项中，与银盘公司的公章一同使用，不单独使用，如签订合同时在银盘公司落款处加盖公章、在法定代表人落款处加盖名字章。张焕从未授权银盘公司在银盘公司的个人事务中使用该名字章，张焕虽然是银盘公司的股东，但银盘公司无权代表张焕处理其个人事务。（三）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的“张焕”印章由银盘公司加盖，并未经得张焕的同意，不代表张焕个人。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由易鑫公司单方拟定的，是易鑫公司为了捆绑与银盘公司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代理合作协议》与张焕无关，该合作协议上银盘公司处亦加盖了“张焕”名字印章，代表银盘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该合作协议对张焕不生效。“张焕”印章加盖在保证合同“保证人二”处也是银盘公司所为，并没有征得张焕的同意，银盘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名字章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不代表张焕个人。（四）张焕知情担保不必然等同于同意担保，张焕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作为保证人。即使银盘公司与易鑫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张焕对于银盘公司需要向易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是明知的、张焕是银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焕是公司股东，也仅能推断出张焕对于银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事知情，但知情不必然推导出张焕同意签署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同意作为保证人。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无张焕本人的签字，已经表明张焕不同意作为保证人，张焕在整个合同签订过程中从未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且本案的最高担保额是亿元，张焕作为一个普通自然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资金实力，张焕与易鑫公司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合作、业务、利益，其不可能同意为这亿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歪曲了张焕的本意，张焕绝对不同意担保，张焕从未对担保做出同意的有效意思表示。（五）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否对张焕生效的举证责任在易鑫公司。易鑫公司无证据证明“张焕”名字章是张焕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焕否认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名字章为其所有，也否认在合同上盖过名字章，在此情况下易鑫公司应该举证证明其与张焕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即名字章为张焕所有且盖章行为也是张焕所为，但易鑫公司至今无法证明。银盘公司已经明确表示该名字章由其刻制及使用，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章一同使用，无权代表张焕个人。故易鑫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改判认定案涉《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对张焕不生效，张焕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易鑫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及其主张的剩余租金。（一）易鑫公司主张剩余租金缺乏依据。虽然案涉主合同约定承租人违约的，出租人有权行使租金加速到期权或不经通知直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车辆并要求赔偿损失，但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易鑫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银盘公司协商，易鑫公司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租金加速到期排除了梁海静的主要权利，显失公平，应属无效。租金应计算至停止租赁之日，梁海静停止租赁的，易鑫公司无权主张未使用时期的租金。（二）易鑫公司在梁海静出现违约时，不顾梁海静的实际用车时间，主张剩余租金的同时主张对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易鑫公司为车辆安装了GPS，应由易鑫公司举证证明车辆仍由梁海静使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车辆一旦拍卖，梁海静必定停止占有车辆，易鑫公司无权主张拍卖后的剩余租金。可见，“剩余租金加速到期”的约定是不合理的，会导致易鑫公司不当得利，易鑫公司欲借“剩余租金加速到期”保障自己的借款本息得到偿还。银盘公司在二审中补充上诉意见：本案银盘公司承担的是阶段性担保责任，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银盘公司与易鑫公司之间存在“物保设定，人保解除”的约定，即一旦易鑫公司取得租赁物的抵押权，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即解除。本案保证责任解除的条件已成就，一审判令银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银盘公司与易鑫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先签订了《代理合作协议》，约定银盘公司对其作为易鑫公司代理商期间签约客户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之债务承担阶段性的保证责任。后双方基于《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对银盘公司所负阶段性担保责任进行单独强化约定，于当日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前述保证合同明确约定银盘公司在保证期间对经其推荐并与易鑫公司缔约的客户承担一亿债权范围内的最高额担保责任。梁海静与易鑫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因梁海静不履行合同义务，一审依据前述《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内容判令银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对本案主从合同关系认定有误。本案的主合同是梁海静与易鑫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从合同(担保合同）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成立在先的《代理合作协议》（约定阶段性担保责任）；二是其后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作为保证人）。上述两份协议共同构成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的从合同，为梁海静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二、双方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对担保责任的约定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和从属性，《代理合作协议》约定若出现物保（融资租赁物的抵押权）未在约定时间内设立，则银盘公司应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一旦易鑫公司取得物保，则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自动解除。《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基于《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阶段性担保的约定，其在保证责任的范围上没有突破前者的约定范围，一审法院忽略《代理合作协议》对阶段性担保责任约定的事实，导致本案在保证责任认定方面出现严重错误。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第四部分担保阶段（a）项约定，银盘公司承担保人责任的期间仅为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抵押手续完成租赁公司取得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这一期间。双方就保证责任的约定为阶段性担保，对于条件成就的情形（即易鑫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取得租赁物的抵押权），银盘公司的保证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出现上述情形银盘公司应依据本条第（f)项规定替客户结清余款及利息等费用。本案融资租赁物的抵押手续早己按约定完成，根据双方就担保阶段的约定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己在易鑫公司取得登记注明其司为车辆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故即使之后出现客户逾期还款的情形，因保证责任解除的条件己成就，银盘公司对此不再负保证责任。三、一审法院依据的证据之一是《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但忽视了该保证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考虑银盘公司签订该合同的背景与原因。银盘公司基于此前与易鑫公司就担保问题在《代理合作协议》作出过明确约定，故在前《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中没有对保证范围作出其他约定，保证责任范围没有超出《代理合作协议》中的担保责任约定范围。银盘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界定应基于前述两份合同约定，在对相关担保责任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时应综合运用法律条文的解释规则，其中对格式条款处理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一方的解释或认定该条款无效。首先，根据《代理合作协议》，若易鑫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签订后没有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银盘公司应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反之，若银盘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取得了抵押权，则易鑫公司的保证责任将于易鑫公司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对银盘公司保证期间应以易鑫公司与债务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为起点，以易鑫公司取得其作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为终点。其次，根据文义解释规则，《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确实约定了银盘公司应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依据体系解释方法，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阶段性担保责任。本案不属于易鑫公司没有取得登记其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情形出现，且债务人因逾期还款产生的债务发生在易鑫公司取得登记其为租赁物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后，故银盘公司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最后，虽《代理合作协议》第四部分（b）项约定：“一旦代理商将合同各方签署完整的融资租赁合同交与租赁公司，本合同第4部分规定的阶段性担保即成为代理商对租赁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而无需签订其他担保合同。”本案双方就担保问题，尤其是银盘公司的保证责任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在内容上没有突破《代理合作协议》约定的范围，若对此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四十一条的规定，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从主从合同关系及担保制度宗旨的角度来看，《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基于《汽车租赁合同》这一主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之一又是基于《代理合作协议》中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两份从合同在内容上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在《汽车租赁合同》没有对主债务担保范围进行其他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对易鑫公司担保责任范围的认定应与保证合同成立的基础性约定即《代理合作协议》关于担保责任的约定保持一致。因根据担保制度的宗旨，保证责任的负担与保证人的追偿权密不可分，保证人对主债务约定以外的事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无法就该部分向债务人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保证具有从属性，保证责任范围不得超出主债务约定的范围，在强度上不得重于当事人就主债务的约定。易鑫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其他同类案件在一审法院业已生效，银盘公司、张焕上诉旨在拖延时间。二、银盘公司提交的《代理合作协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代理合作协议》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相互独立，银盘公司、张焕应根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代理合作协议》是双方之间的框架合作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一般性权利义务。其中，银盘公司的义务主要是推介客户、协助签订合同、车辆评估、收集和提交资料及办理抵押登记等。该协议第4条第（a）项仅约定银盘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抵押合同至办完涉案车辆抵押登记期间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故银盘公司在此阶段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同时，《代理合作协议》第4条第（d）项又约定：“本协议中的条款下的保证担保效力与本协议下的其他条款、融资租赁合同、抵押合同及其他任何与车辆融资租赁有关的授权书、合同、协议、承诺下条款的效力相互独立，不因后者的无效或被撤销而无效或撤销”；第（e）项也约定：“本协议中的条款下为租赁公司的权利及利益所明确的保证担保的效力与其他为租赁公司的权利及利益所确定的保证担保的效力相互独立”；第12.7条再次明确《代理合作协议》的独立性。除《代理合作协议》的一般约定之外，因“放鑫融”产品的服务费较高，故双方就该特殊产品另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银盘公司、张焕愿意按照该合同约定提供保证。该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并非《代理合作协议》，而是易鑫公司与承租人之间就“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根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一、二条之约定，银盘公司、张焕需对2018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中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综上，《代理合作协议》是一般性约定，《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专门针对“放鑫融”产品的特别约定，是对《代理合作协议》的补充，二者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也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四、双方之间从2017年开始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相关协议和条款均经双方充分协商修订后拟定，故《代理合作协议》并非格式合同，条款清晰明确不存在争议。就阶段性担保，双方之间无需再另行签订担保合同。《代理合作协议》并未明确排除或限制双方之间就“放鑫融”产品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原审被告梁海静在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易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海静支付易鑫公司应付租金137129.12元；2.判令梁海静支付易鑫公司违约金32910.98元(以137129.12元为基数，按照日4‰的标准，从2019年4月11日起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梁海静支付易鑫公司律师费2500元；4.判令银盘公司、张焕对梁海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易鑫公司对案涉抵押车辆(发动机号：2293575)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银盘公司、张焕、梁海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中，易鑫公司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9月10日，梁海静作为承租人与易鑫公司作为出租人，签订《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1809*****460），该合同由《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及《抵押合同》三部分构成，约定梁海静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易鑫公司承租汽车一辆。《专用条款》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承租人地址为广东省阳东县**************；承租人向出租人租赁车辆(本田雅阁2015款2.0LCVTLXS精英版，发动机号：2293575，车架号：LHGCR1642F8086849)，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汽车融资租赁，车辆融资转让价款总额133000元，融资总额117396.45元，首付租金26600元，扣取或抵销后，融资款项由承租人委托出租人一次性将应付款支付至户名为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中；租赁期限为36个月，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起算，每期还款租金4423.52元，租金支付日为起租日次月起的每月出租人放款对应日；若各方产生争议时，前述地址亦为争议解决时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通用条款》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本合同的租赁车辆系承租人转让给出租人，再由承租人租回占有使用，因此租赁车辆不发生现实的占有转移，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的方式为占有改定；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视为占有改定完成，出租人取得租赁车辆之所有权；出租人与承租人确认以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时的车辆现状展开租赁；租赁车辆登记在承租人名下时，出租人作为租赁车辆所有人，授权承租人将车辆抵押给出租人；承租人结清所有应付款项后，租赁车辆以结清后现状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自行承担费用在出租人配合下办理租赁车辆解除抵押登记；遇有下列情形时，出租人有权行使租金加速到期权或不经通知直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车辆并要求赔偿损失：（1）承租人连续二期未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或累计三期未按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按逾期未付租金的4‰主张逾期违约金；出租人基于本合同可主张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未付及未到期租金、逾期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律师费用等）。《抵押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承租人（梁海静）作为抵押人以主合同下租赁车辆作为抵押物，为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出租人提供担保；抵押车辆为（本田雅阁2015款2.0L自动CVTLXS精英版，发动机号：2293575，车架号：LHGCR1642F8086849）；担保范围包括抵押人在主合同项下向出租人所负所有债务以及出租人为实现该等债权及担保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2018年9月10日，涉案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抵押权人为易鑫公司。2018年9月11日，易鑫公司分别向银盘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6400元、1000元、5447.45元、2000元，摘要均为“车款2011890梁海静”。梁海静向易鑫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第1至第5期的租金，第6期2019年3月开始的租金未向易鑫公司支付。现易鑫公司起诉主张权益。另查明一，涉案车辆(本田雅阁2015款2.0LCVTLXS精英版，发动机号：2293575，车架号：LHGCR1642F8086849，车牌号：粤Q*****)于2016年1月28日登记在梁海静名下。另查明二，易鑫公司提交《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自然人案件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代理易鑫公司在广东区域内发生的自然人案件，易鑫公司每案支付代理费2500元。2019年7月19日，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发票载明本案法律咨询服务费2500元。另查明三，银盘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焕，股东为张焕和王学涛，其中张焕占股比为99%。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双方就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本案合同性质是融资租赁合同还是借款合同；2.易鑫公司主张的剩余租金和律师费是否合理有据；3.银盘公司和张焕是否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关于本案合同性质。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案中，租赁合同约定易鑫公司根据梁海静的要求向梁海静购买车辆，并租给梁海静使用，此系上述法律规定的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模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融资租赁亦是属于法律规定的融资模式，解决相关人员的融资需求，本案中易鑫公司与梁海静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具备融资与融物的属性，虽然合同性质具备较强的融资属性，但合同约定的内容缺乏借款本金、利率、期限、违约金等最为明显的借款合同基本要素，与借款合同存在明显区别；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故在本案中，易鑫公司在融资车辆上设置抵押权，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法律的规定。综上，易鑫公司与梁海静签订的《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银盘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梁海静在签订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时受到欺诈、胁迫，故该合同为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二、易鑫公司主张的剩余租金、律师费、优先受偿权是否合理有据。易鑫公司主张梁海静在签订合同后自第6期即2019年3月开始未支付租金，梁海静未到庭抗辩，亦未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易鑫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因梁海静已超过两期未依约支付租金，根据《通用条款》的相关约定，已构成违约。易鑫公司有权要求梁海静支付全部剩余租金137129.12元（4423.52/月×31个月），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根据《通用条款》的约定，梁海静应承担易鑫公司追索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本案中，易鑫公司提交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其因涉案纠纷支付了律师费2500元，该律师费计算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故易鑫公司主张梁海静支付律师费2500元，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案涉租赁合同已约定涉案车辆作为抵押物抵押给易鑫公司，且涉案车辆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易鑫公司主张对梁海静名下车辆(本田雅阁2015款2.0LCVTLXS精英版，发动机号：2293575，车架号：LHGCR1642F8086849，车牌号：粤Q*****)经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予以支持。三、银盘公司和张焕是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中，银盘公司与易鑫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易鑫公司与相应承租人就“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故本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属于该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约定：“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的规定，易鑫公司有权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上述约定，要求银盘公司对梁海静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易鑫公司与银盘公司、张焕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约定，张焕应与银盘公司共同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由银盘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承租人)与本合同的债权人(出租人)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论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在壹亿元的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张焕辩称是公司员工在前述合同中加盖个人印章，其对保证合同并不知情。因银盘公司曾作为原告向相应承租人向法院提起一系列诉讼，在上述案件中银盘公司均是代相应承租人向易鑫公司偿还未付租金，并取得易鑫公司转让的债权，故银盘公司与易鑫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担保的合作关系，其对需向易鑫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明知的，因此张焕作为银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占公司股比99%的大股东，应当对银盘公司的上述保证合同及担保行为知情，故张焕的前述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张焕应对梁海静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梁海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鑫公司支付租金137129.12元；二、梁海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鑫公司支付律师费2500元；三、易鑫公司在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主文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梁海静名下的车辆(本田雅阁2015款2.0LCVTLXS精英版，发动机号：2293575，车架号：LHGCR1642F8086849，车牌号：粤Q*****)经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银盘公司、张焕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主文确定的梁海静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875元，由易鑫公司负担258元，梁海静、银盘公司、张焕共同负担1517元。银盘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代理合作协议》1份，拟证明本案不存在物保和人保并存的情况，实际上是以物保取代人保。张焕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易鑫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一，该协议是在2018年1月15日签署，银盘公司在一审之前早已持有。第二，《代理合作协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易鑫公司要求银盘公司、张焕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且该《代理合作协议》并非是格式合同。本院对前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论述。张焕、易鑫公司、梁海静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月15日，银盘公司(保证人一)、张焕(保证人二)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加盖印鉴，易鑫公司（债权人）则于次日在该保证合同上加盖印鉴。该保证合同主要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由银盘公司提交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承租人)与本合同债权人(出租人)就债权人“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物流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保证人对主合同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本合同保证的每笔主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约定的起租日至每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两年。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的为准。若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本合同自保证人、债权人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易鑫公司与梁海静之间的关系；二是易鑫公司要求梁海静向其支付剩余租金及主张优先受偿权能否得以支持；三是易鑫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四是银盘公司、张焕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形式。一、关于易鑫公司与梁海静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易鑫公司与梁海静签订的《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易鑫公司根据梁海静的要求向梁海静购买车辆，并租给梁海静使用，梁海静向易鑫公司支付租金，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融资租赁情形。而且，无论从合同的名称、融资项目、支付款项方式等均表明双方之间形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原为承租人梁海静所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之规定，不能以此认定双方之间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因此，银盘公司辩称上述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易鑫公司要求梁海静向其支付剩余租金及主张优先受偿权能否得以支持。因梁海静未依约向易鑫公司支付租金，构成违约。易鑫公司依据《易鑫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第7.2条之规定，主张租金加速到期以及对抵押物经折价、拍卖、变卖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主张优先受偿权。银盘公司辩称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排除了梁海静的主要权利、显失公平而无效，并主张租金应当计算至停止租赁之日，但梁海静、银盘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易鑫公司已取回案涉车辆，则租赁车辆仍可由梁海静支配和使用；该条款亦以加黑加粗的形式进行了提示，梁海静也已签名表示“已仔细阅读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和抵押条款，并完全知悉和同意其中的约定”。因此，银盘公司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支持易鑫公司提出梁海静应向其支付剩余租金的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易鑫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的约定来看，债权人向保证人以邮件发送通知的方式告知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履行、适当履行或完全履行债务的情况，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若银盘公司对易鑫公司提出的违约债务人的情况有异议，其可提供合理、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但由此不能反映易鑫公司没有向其发送通知即构成违约，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纳。关于易鑫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己方权利，是否对损失的扩大存有过错。易鑫公司表示租赁车辆已无法实现GPS定位，故无法进行车辆的回收，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反映易鑫公司存在怠于履行己方权利，损害保证人利益的情形。因此，银盘公司主张其可以在易鑫公司造成扩大损失的范围内免责，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银盘公司、张焕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形式。（一）关于银盘公司。关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效力。银盘公司、张焕辩称其在签订该合同前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张保证合同无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张焕是银盘公司股权比例达99%的股东，其亦在《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上签章确认，可知银盘公司内部占绝大多数股比的股东已同意公司对外提供保证，故其以没有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担保形式。银盘公司主张其与易鑫公司签订了《代理合作协议》，依据该协议第4点第（a）项对担保阶段“代理商连带保证责任自每一承租人与租赁公司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期开始，直至租赁公司取得了登记注明租赁公司为车辆的第一抵押权人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时自动解除……”之约定，双方已以物的担保取代人的保证，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已自动解除。经审查，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鉴于”第2、3点的内容反映，《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银盘公司、张焕就《代理合作协议》项下债权人的“放鑫融”汽车租赁产品提供的保证。因此，易鑫公司主张《代理合作协议》为与银盘公司之间的框架合作协议一般约定，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就“放鑫融”汽车租赁产品的特别约定有事实依据，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纳。有鉴于此，银盘公司以其与易鑫公司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之约定否定其应依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担保范围。银盘公司认为在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其只应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任何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由此可知，双方对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情况下，已明确约定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并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形，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易鑫公司要求银盘公司、张焕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有鉴于此，银盘公司辩称该条款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等应属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令银盘公司、张焕承担的保证范围并未超出主债务约定的范围，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二）关于张焕的责任。首先，《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抬头已明确保证人为银盘公司和张焕，在张焕部分亦注明其身份证号码和住址，明确张焕的保证人主体身份，不存在可能混淆的情形。其次，该合同内容中已明确表示：“保证人二（张焕）为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经债权人要求，也愿意同保证人一（银盘公司）一并按本合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再次，该合同落款“保证人二”处有加盖张焕印鉴。由此，易鑫公司主张要求张焕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张焕辩称其对该保证合同并不知情，是银盘公司员工在前述合同中加盖其个人印章，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易鑫公司已明确知道张焕不同意签字或张焕的印章只能用于银盘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章之用，抑或银盘公司员工未经其准许而私自盗用其印章。在已发生本案纠纷的情况下，仅凭其与银盘公司的说辞不能当然认定《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落款处的张焕印章系银盘公司的员工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加盖；且张焕在该保证合同中系以盖章的形式而非手写签名的形式确认，也不能当然否定其效力。因此，张焕、银盘公司均主张张焕无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张焕无须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银盘公司、张焕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58元，由上诉人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媛媛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