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4721号 原告：万红，女，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蒋余锋，男，197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浙江鼎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万锋，男，197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第三人：张玉萍，女，197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现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 原告万红与被告蒋余锋及第三人万锋、张玉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2019年3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浙0103民初1563号裁定：驳回原告万红的起诉。原告万红不服本院裁定，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浙01民终386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浙0103民初1563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万红的申请，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红、被告蒋余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及第三人张玉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万锋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杭州市下城区金都华庭（即华庭公寓）5幢2单元1101室房产的实际权属；2、撤销（2019）浙0103执异1号民事裁定。事实与理由：一、原告是房产的所有权人。万锋只是此房产名义上的登记人并非真实的权利人。1、2012年原告为了安置父母孩子出资购买了金都华庭5幢2单元1101室房产。从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始就是原告与开发商签订的，签字也是原告亲笔所写。2、购买此商品房的房款由原告及父母共同支付。于2002年购买的金都华庭公寓5幢2单元1101室房屋，房屋购买合同价款104.9852万元，当时的首付款54.9852万元，从原告开的天河旅馆转账支付20万，原告另外支付现金34.9852万元，剩下办理银行贷款，由本人以及父母亲分期支付。3、当时以万锋的名义购房是出于无奈。由于原告当时原有房产面临拆迁，因不知拆迁安置具体政策，不知名下有其他房产是否影响分房，加上当时房屋本身需要申请一部分银行贷款，父母亲年纪大了不符合银行贷款的规定，经商议就把房屋的产权落户到万锋的名下。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原告。房屋实际居住人也是除万锋之外的家庭其他成员，原告及儿子、父母亲和万锋的三个孩子。二、万锋与蒋余锋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是无效的合同。1、法律强制性规定，非法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2014年，万锋向蒋余锋借款，蒋余锋对大额借款资金持放任态度，没有最起码的了解实际情况，在明知万锋无业好赌，因为贪图暴利出借资金，绝非善意第三人，其本身就存在重大过失甚至违法。根据法律规定，明知赌博而出借资金给他人，以赌博的共犯处理，赌博人与出借人签订的出借赌资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也无效。2、万锋去年8月因开设赌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目前在东郊监狱服刑。三、万锋与蒋余锋办理的房屋抵押手续为无效行为。万锋把本不属自己个人所有的房屋与他人订立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是无权处分。根据《物权法》及物权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是财产的所有权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在事后又未得到财产所有人追认的合同是无效的。四、原审原告蒋余锋与原审被告万锋、张玉萍所涉及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原审原告蒋余锋涉嫌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应当认定抵押借贷行为无效。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审原告蒋余锋与原审被告万锋、张玉萍的民间借贷行为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审被告万锋、张玉萍通过地下资金中介公司联系，以当时市值300余万的房产向蒋余锋借款400万元，到期后未能归还，原审原告诉至下城区人民法院，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对此判决，本案原告近日通过查询得知，蒋余锋系常年从事高利放贷经营活动，经从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网查询，从2014年至2018年，蒋余锋因民间借贷纠纷向山西、浙江等地法院触发诉讼的案件即达15件之多，被告仅仅因从事民间高利借贷无法按约收回向各地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即符合多次、经常的数量、行为特点。没有引发诉讼或者其他通过诉讼调解、司法确认等未录入法院公示系统的借贷行为可以想象更加庞大。蒋余锋职业从事借贷行为具有经常性、经营性、放款对象不特定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已经不属于通常理解的民间借贷行为。正常的借贷行为往往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业，并以牟取高额利息作为收入来源，应该理解为实际从事了职业放贷人的业务（类似变相的小贷公司），实际从事了非法金融业务的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蒋余锋与万锋、张玉萍所涉及的借款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正常民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不能以此为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借贷的性质发生变异，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这将严重扰乱我国金融市场，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否则即视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这种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对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最高法院、公安部、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文明确指出“以借贷为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并且予以打击”，同时，最高法院对大连高金投资有限公司与大连德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的具体案例做出合同无效的裁定。为了打击治理非法从事金融机构的单位和个人，浙江省高院、浙江省检察院、公安厅、金融监管局等部门日前还专门下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247令之规定，被告蒋余锋未经国务院主管机关批准，向不特定人群大量发放贷款的行为涉嫌犯罪事实清楚，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已经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犯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根据最高法《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原告认为以上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顾本案的事实真相，同样不顾及本案被告涉嫌犯罪在先的事实，仅仅依据一份侵害原告合法权利并且违背事实的抵押登记证书作出（2019）浙0103执异1号裁定是不公正的，是故意偏袒一方的裁定，显属错误，应当撤销，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原告万红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证明案涉房屋系原告选房、定房，认购协议书系原告代签。 2.收款收据3份，证明案涉房屋的首付款549852元均由原告支付。 3.银行存折，证明原告以万锋在建行的账户贷款，归还按揭贷款的存款均来源于原告及其父母。 4.存款单7份，证明万锋在建行的还贷账户的存款单均由其父母签名。 5.业主收楼验收表，证明案涉房屋从购买到验收均由原告操作，所有费用均由原告支付。 6.（2019）浙0103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裁定。 7.发票2份，证明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税费均由原告及其父母支付。 8.鉴定报告一份，证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业主收楼验收表上“万锋”的签字系原告代签的。 被告蒋余锋答辩称：生效的（2015）杭下商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确认了案涉的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同时，万锋将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的房产抵押给蒋余锋作为担保，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万锋在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将案涉抵押物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房款由蒋余锋优先受偿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同时，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蒋余锋无法了解案涉房产有其他人权利人，只能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认为案涉房产归万锋所有，蒋余锋取得的抵押权完全有效。万红诉称其与父母对案涉房产有出资的情况无法从房产证上看出，蒋余锋属于善意第三人。万红认为蒋余锋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缺乏证据。 第三人万锋未提交书面意见。 第三人张玉萍对原告万红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无意见，但提出蒋余锋并非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 被告蒋余锋及第三人张玉萍均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蒋余锋对原告万红的证据1、证据3、证据5-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1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为《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为复制件，落款处“万锋”的签字不具备鉴定条件，对原告主张“万锋”的签字系万红代签不予认可；对证据3认为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5认为只能证明由万红验收房屋，无法证明案涉房屋由万红出资购买；对证据7认为税费和代理费的发票与本案无关，购房款的发票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2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可，且收据记载的缴款人均系万锋，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认可，同时仅有一张存款单存款人签字处的签字系万国维，其余存款单的签字均系万锋，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第三人张玉萍对原告万红的证据均无异议。 综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万红的证据1、证据3、证据5-8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2、证据4均系复印件，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亦不能证明原告万红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万锋向浙江金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的房产交付时，由万红代为验收。 2014年4月17日，万锋向蒋余锋借款4000000元，该借款由万锋以上述房产向蒋余锋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张玉萍提供保证担保，并于同日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后因万锋、张玉萍未按期归还借款本息，蒋余锋于2015年1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一、万锋归还蒋余锋借款本金4000000元，并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104000元；二、万锋支付蒋余锋逾期利息156800元（暂计至2014年12月19日，以后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标准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为止）；三、万锋支付蒋余锋律师代理费50000元；四、张玉萍对上述一至三项给付金钱义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张玉萍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万锋追偿。五、万锋不履行上述第一至三项义务时，蒋余锋有权对万锋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房产（即证号为他项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3号《房屋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物）进行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六、驳回蒋余锋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蒋余锋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对万锋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抵押房产进行执行过程中，万红提出异议要求确认该房产的实际权属，并撤销对该房产的执行，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9）浙0103执异1号执行裁定：驳回万红的执行异议。万红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万红承认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由万锋与浙江金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万红所举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与万锋事先约定其以万锋的名义购买案涉房产，亦不足以证明购房款由其实际支付。故万红要求确认其系杭州市下城区金都华庭（即华庭公寓）5幢2单元1101室房产的实际权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生效的（2015）杭下商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认定万锋与蒋余锋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万锋将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房产向蒋余锋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权生效，蒋余锋对该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该判决判定：万锋不履行还款义务时，蒋余锋有权对万锋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房产进行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万红主张万锋与蒋余锋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手续无效，要求撤销（2019）浙0103执异1号执行裁定的诉讼请求与该生效判决有关，应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万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叶盛华 人民陪审员  秋 晓 人民陪审员  姚秋怡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王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