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洱市同盛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合伙，住所地普洱市思茅区。法定代表人：肖玉乾。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洁，云南华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梅，女，1972年2月6日生，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鑫，男，1975年12月8日生，现住墨江县。上诉人普洱市同盛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盛驾校）因与被上诉人黄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7月3日组织法庭调查，同盛驾校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洁、罗梅，黄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盛驾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云0802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鑫承担。事实及理由：2009年9月20日，同盛驾校与黄鑫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第5款、第三条第2、3、4、5款约定内容可以看出，双方为合作关系，黄鑫自负盈亏，同盛驾校不必基于劳动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12月9日，黄鑫在同盛驾校出台的《教练员入股单车(某辆教练车）的规定》上签字，确认了双方合作模式的延续，双方的合作关系直至2017年12月1日。根据单车合伙工资及利润支付统计表及教练车（单车）经营核算表，经思茅金算盘会计有限责任公司核算，黄鑫2009年9月20日至2017年11月30日，从同盛驾校处获得工资总额276880.25元，获利391247.47元，合计668147.72元。黄鑫于2017年12月1日辞职，于2018年5月向思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案件经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双方在2007年4月11日至2017年1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8614.00元，支付未办理失业保险的损失21603.00元。2019年7月再次将同盛驾校告上法庭，要求同盛驾校向其支付社会保险费用101147元，该案经思茅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黄鑫基于双方签订的《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获得高额收入，后将同盛驾校诉至法庭，确认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要求同盛驾校基于劳动关系支付各种费用的行为，造成同盛驾校利益因此受损。黄鑫当初以合作名义与同盛驾校签订合作协议，致使同盛驾校在签订该合作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之间所签订的《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应当给予撤销。黄鑫反复将同盛驾校诉至法院，足以证明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合作名义与同盛驾校签订协议并据此获取高额利润，致使同盛驾校产生重大误解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并因此向其支付高额利润。同盛驾校认为双方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的初衷为确定双方为合作关系，黄鑫自负盈亏，同盛驾校不必基于劳动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2019年2月28日经法院判决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如果在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时，双方就确定为劳动关系，同盛驾校不可能在该协议书中同意关于收入的比例。在签订该协议时，同盛驾校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同时，该协议对于双方收入比例的约定，在签订时存在着显失公平，双方的收入比例约定不符合公平的基本原则。根据同盛驾校提交证据“教练员工资表”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期间，同盛驾校聘用的教练员月工资金额基本是2500元左右，黄鑫依据双方合作协议，每月获得7000元左右，如果同盛驾校不是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在合作期限内每月支付给黄鑫高额收入。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同盛驾校在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时存在着重大误解，造成其对民事法律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同盛驾校基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签订该协议，黄鑫却认为其与驾校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还要依据协议获取高额利润分配，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存在着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从而造成双方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和合作关系，基于两种关系，黄鑫获取较大利益而同盛驾校遭受较大的利益损失。本案中，一审法院应当结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实际的收益和损失情况，综合评判同盛驾校在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时存在着重大误解的事实，而不是生硬地要求同盛驾校提供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证据，一审法院的这一要求，无疑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置于无法实际得到实施的境地。基于这样的错误认定，造成黄鑫可以同时依据劳动关系和合作关系，从同盛驾校处获取高额不当利益的，致使同盛驾校利益受损的不公平状态。三、一审法院判决“同盛驾校与黄鑫之间的《教练车（单车）协议书》系同盛驾校采用的一种内部经营管理模式”是对同盛驾校与黄鑫关系的错误解读。该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自承担经济责任，双方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主体的合作关系，不是内部管理模式。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合作关系受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调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双方依照合同约定，进行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二者不存在身份上的隶属性。同盛驾校和黄鑫之间既然已经被确定为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就不可能同时并存着合作关系。黄鑫既然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并因此取得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益，其同时又依照合作协议，获取更高的利润分配，直接造成的后果是同盛驾校的利益明显受损。黄兴辩称，《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不应当撤销，案件受理费是同盛驾校起诉产生的应由同盛驾校自行承担。同盛驾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同盛驾校、黄鑫签订的《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2.黄鑫返还财产391247.47元；3.黄鑫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7年4月11日，黄鑫到同盛驾校墨江分校担任教练员。2010年11月1日，黄鑫与同盛驾校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1年10月31日止。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在思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续签登记。2015年4月，黄鑫被任命为墨江分校校长，月薪4000元。2017年8月29日，黄鑫被免去墨江分校校长职务，改任教练员。2017年12月1日，黄鑫申请辞职离开。因双方存在劳动争议，黄鑫申请仲裁，因其不服仲裁裁决，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同盛驾校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9）云08民终4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黄鑫与同盛驾校自2007年4月11日至2017年1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由同盛驾校支付黄鑫2017年8月至11月的工资6000元，支付黄鑫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8614元，支付黄鑫未办理失业保险的损失21603元。另查明，为了充分调动驾校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权、责、利与企业紧密挂钩，盘活企业资产、调整驾校资源及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黄鑫、同盛驾校于2009年9月20日订立《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同盛驾校作为甲方，黄鑫作为乙方，约定：乙方可在教练车（单车）上投资，按合作协议分配；双方合作经营，实行教练车（单车）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合作双方各自承担经济责任；合作在甲方资质许可和甲方允许的范围内经营；管理模式不变，乙方服从甲方工作安排；乙方联系的生源由甲方统一安排、协调，一般可优先满足乙方车辆；合作期限为投资车辆期限，从2009年9月20日起至2013年9月1日止；甲方在财务上实行教练车（单车）经营独立核算；甲方向乙方提取“资质场房设施费”按国家或行业规定收付费标准即从六人制车，按每人每天提取8%；甲方向乙方提取“管理费”，按国家或行业规定收费标准提20%；剩余72%左右的收入归乙方所有；乙方劳动保险和工资福利费、过节费等费用从乙方收入72%左右中扣除，甲方按国家和驾校规定给乙方办理劳动保险。2012年12月9日，同盛驾校出台了《教练员入股单车（某辆教练车）的规定》，对入股要求、入股方式、折旧期限、驾校的管理职责、教练员的职责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其中，该规定明确社会保险由教练员自行办理，驾校不另行支付；驾校教练车实行单车经营核算制；驾校提取“资质场房设施折旧费”按国家或行业规定收费标准从人均学费中每人每天统一按10%提取；驾校提取“管理服务费”按国家或行业规定收费标准完成结业学员收入中统一按26%提取；“福利费”从完成结业学员收入中统一按4%提取；剩余60%的收入在单车经营核算后按入股比例分配。黄鑫在上述规定上进行了签字确认。依据上述协议及规定，黄鑫领取了相关报酬，该报酬主要包含“期工资”和“利润”，其中2009年9月20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其从同盛驾校处领取的利润为391247.4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同盛驾校、黄鑫签订的《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是否具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是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经生效判决确认后，同盛驾校认为其之前与黄鑫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时，不知道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而认为是合作关系，存在重大误解，且协议约定的收入分配方案对同盛驾校显失公平，故请求撤销该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关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同盛驾校应提供证据证明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时其对民事法律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误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当成合作关系。关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同盛驾校应提供证据证明签订该合同时其处于不利地位、缺乏相关判断能力等情形，导致合同内容明显对其不公平。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系同盛驾校为了充分调动驾校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权、责、利与企业紧密挂钩，盘活企业资产、调整驾校资源及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采用的一种内部经营管理模式，该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双方亦按约定履行多年，应系合法有效的协议。现同盛驾校认为《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法定撤销情形，但其并未提交相关有力证据对上述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因此，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主张撤销《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书》，并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被撤销的后果，主张由黄鑫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同盛驾校提出的律师费主张，因其未提交相关律师费证据，且双方并未进行过相关约定，其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普洱市同盛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69元，由普洱市同盛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合伙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同盛驾校与黄鑫签订的《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是否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可撤销合同。同盛驾校上诉主张其与黄鑫基于合作关系签订、履行《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经生效判决确认为劳动关系，故而同盛驾校对双方的关系存在重大误解，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予以撤销。本院认为，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而本案《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方式为合作经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自承担经济责任，同盛驾校提取资质场房设施费、管理费等28%，黄鑫收取剩余72%。后续双方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合同，协议已履行完毕，主要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同时在签订《教练车（单车）合作协议》时，黄鑫担任同盛驾校的教练员，合同明确约定订立背景为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使员工权、责、利与企业紧密挂钩；盘活企业资产、调整驾校资源及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合作期间同盛驾校负责组织管理，管理模式不变，黄鑫需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从合作协议内容看来合同双方建立合作的范围为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身份上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应为内部经营管理模式。本院认为，法律并未禁止用人单位与劳动之间可以采用合作的方式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排斥建立其他合同关系。故同盛驾校认为劳动关系与合作关系不属于统一法律关系，二者不能同时并存，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与黄鑫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应认定合作协议属于对双方法律关系误解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盛驾校应依据与黄鑫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履行法律义务，支付劳动关系中的费用不属于利益损失，不符合合同撤销的法定情由。综上所述，同盛驾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69元，由普洱市同盛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