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4757号原告：朱国静，女，197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鹏鹏，天津庆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亚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里二泗村。法定代表人：梁艳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玉，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娇娇，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朱国静与被告北京亚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国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鹏鹏，被告亚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玉、夏娇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国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亚昆公司支付朱国静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的绩效工资12万元；2.诉讼费由亚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4日，朱国静入职亚昆公司，岗位是总经理助理，月平均工资25232元。2019年9月12日，亚昆公司单方辞退朱国静，朱国静要求亚昆公司支付绩效工资等相关费用，亚昆公司予以拒绝。朱国静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亚昆公司辩称：朱国静主张的实际为年终奖，亚昆公司不同意朱国静的诉讼请求。第一，年终奖属于公司自主管理的内容，公司根据经济效益与员工工作贡献程度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金额。第二，朱国静的工作岗位是总经理助理，其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公司人事方面，其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属于行政管理方向，不涉及绩效评估，朱国静领取的是固定工资，其工资与绩效不相关。朱国静于2018年入职，其当年入职时间较晚，2018年未向其发放年终奖，2019年朱国静在亚昆公司工作未满一年，也不应向其发放年终奖。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国静于2018年9月14日入职亚昆公司，岗位为总经理助理，在职期间，双方签订了2018年9月14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书》，其中载明：甲方亚昆公司，乙方朱国静，甲方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人民币23500元，岗位工资/元、绩效奖金/元、其他工资/元。2019年9月12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2019年9月16日，亚昆公司（甲方）与朱国静（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如下执行：一、甲方于2019年9月12日与乙方解除劳动关系；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税前工资至2019年9月12日；甲方将乙方的五险一金缴纳至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转出。甲方支付乙方税前人民币50464元，作为乙方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为两个月工资（2N：2*25232元）；乙方剩余的5日年假由甲方折算成工资发放，计5402元。以上工资及补偿金将于乙方按第四条完成工作交接后，于2019年9月工资发放日一次性支付……”当日，朱国静签署《员工离职交接表》，该表交接清单中“人力资源部”栏目对应的应办事项“相关福利待遇”一栏载明“剩余5日年假工资5402元，补偿按协议约定”。其后，朱国静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亚昆公司支付朱国静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绩效工资12万元。2019年11月15日，仲裁委做出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6727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朱国静与亚昆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朱国静的其他仲裁请求。朱国静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朱国静在仲裁时主张绩效工资并非年终奖，绩效工资每月1万元，但在本案中明确表示其主张的绩效工资实际为年终奖，其要求亚昆公司支付年终奖12万元，其最终意见以本案意见为准。经查，亚昆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向朱国静发放2018年度年终奖9700元，双方均确认此笔款项系朱国静2018年度全部年终奖（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为证明年终奖12万元的事实，朱国静提交亚昆公司人力资源部专员刘某于2019年5月14日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予以证明，邮件内容为：“朱姐：关于工资中承诺的绩效奖金情况已纳入到4月工资变动表中，请查阅更新后的表格。谢谢。”随电子邮件一起发送的《2019年4月工资变动数据表》载明，部门：总经理办公室，姓名：朱国静，岗位：总经理助理，入职时间：2018年9月14日，承诺绩效工资（工资结构拆分）说明：10000元/月，年终；如果一年达到骨干级别额外发放12万。第一次庭审时，朱国静表示根据“承诺绩效工资（工资结构拆分）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每月1万元的年终奖是公司必然要发的，如果达到骨干级别则额外发放12万元，年终奖12万元与额外发放的12万元系两笔钱，由于朱国静未达到骨干级别，故其并未主张额外的12万元，仅主张年终奖12万元。亚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表示虽然“承诺绩效工资（工资结构拆分）说明”的内容以分号隔开，但系同一个意思，仅是工作人员在制作表格内容时表述不够严谨，只有达到骨干级别才会发放年终奖12万元，而非朱国静所称的两笔12万元。为证明其主张，亚昆公司提交朱国静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艳娜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该证据系朱国静在仲裁时提交），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梁艳娜曾向朱国静发送过《工资发放分解表》，该表系朱国静的工资构成，税前工资为23500元，表的备注内容为“10000元/月，做为年终，如果1年达到骨干级别12万”。朱国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10000元/月，年终”与“如果一年达到骨干级别额外发放12万”系同一笔钱，即年终奖12万元，但其称骨干级别只是一种说辞，朱国静岗位为总经理助理，本身就是骨干级别，12万元年终奖是必然要发放的。亚昆公司表示骨干级别是单位对员工的评价，如果表现优异就会发放年终奖，如果表现不好则不会发放，其提交2019年5月30日、5月31日、9月10日梁艳娜向朱国静发送的电子邮件，以此证明朱国静并未达到“骨干级别”，年终奖不应发放。在电子邮件中梁艳娜指出朱国静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向朱国静告知公司三位管理层与中层管理者对朱国静工作的评价，指出朱国静在人事管理方面的不足。在9月10日的电子邮件中，梁艳娜指出“现在的公司情况你不是不了解（核算销售奖励过程中），前半年如果算上总部管理费用的分摊，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是亏损，作为一位自己认为的‘骨干’，在没有真正符合我们骨干要求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要骨干奖励，我无法给予批准。”朱国静对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员工离职交接表、银行账户交易流水、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资发放分解表截图、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就双方劳动关系一节，双方均认可朱国静与亚昆公司自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予以确认。就年终奖一节，首先，第一次庭审时，朱国静明确表示自己未达到骨干级别，第二次庭审时朱国静又称其岗位为总经理助理，本身就是骨干级别，其前后陈述矛盾，且若按朱国静所称其本身就是骨干级别，年终奖12万元必然要发，那么与《2019年4月工资变动数据表》所载“如果一年达骨干级别额外发放12万”及《工资发放分解表》所载“如果1年达骨干级别12万”之内容不相符；其次，双方均确认朱国静2018年度年终奖为9700元且已发放完毕，但朱国静又称年终奖12万元是必然要发放的，朱国静在本案中的主张显然与之前已发年终奖的实际情况不符；再次，亚昆公司为证明朱国静在工作中存在不足并未达到骨干级别向本院提交梁艳娜与朱国静2019年5月30日、5月31日及9月10日的电子邮件予以佐证，朱国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朱国静对其已达骨干级别未提供证据证明；最后，在2019年9月10日的电子邮件中，梁艳娜指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亏损，朱国静并不符合骨干要求，对其要求骨干奖励不予批准。随后双方于2019年9月16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员工离职交接表》，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对亚昆公司应给付朱国静的经济补偿金、剩余年假工资进行了明确约定，在《员工离职交接表》中对补偿和剩余年假工资再次进行了明确，但均未提及年终奖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朱国静主张年终奖12万元，证据不足，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朱国静与被告北京亚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朱国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朱国静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 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尹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