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梧桐七路**。法定代表人：王红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文，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良，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卫忠，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霞，山东圆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卫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苏卫忠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判决错误。一、原审判决由我公司承担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错误。（一）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应由我公司承担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理由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作出的认定错误。首先，上述规定的原文是：“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很明显，该条文规定的是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在主张经济补偿金时可以将新老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并不涉及原工作单位未处理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原审判决书将这一规定延伸到新工作单位须承担原工作单位没处理的工伤保险待遇，显然是对该司法解释的扩大化再解释。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原审法院没有再解释权。其次，在本案原审中，我公司已明确提出，苏卫忠是在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与我公司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只不过在本案原审中，由于时隔久远（15年），我公司一时没有找到苏卫忠在我公司入职时的劳动合同，原审判决也陈述：“山东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苏卫忠是在何种情况下到该公司工作”。但我公司从未承认是因非苏卫忠本人原因导致其用人单位发生变化。本案原审结束后，我公司发动多名员工用几天时间翻查了十几年的职工档案，找到了苏卫忠入职我公司时的劳动合同，苏卫忠于2004年底离开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12月31日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苏卫忠原在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时，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其第一工作单位即滨州市第一油棉厂户头为其缴纳社会劳动保险，我公司仍沿用该户头为其缴纳保险至2005年底，自2006年1月改为我公司户头继续交保。这一证据与被上诉人原审时提交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证记载内容相吻合。苏卫忠的劳动合同记载：合同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订立劳动合同。可证明确因劳动者苏卫忠本人意愿和原因，自己变更工作单位到我公司工作。苏卫忠的情形与上述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无关，因此苏卫忠工伤保险待遇的处理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二)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应由我公司承担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理由之二是亚光公司是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原审判决认为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未对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予以处理。因此，理应由亚光公司承继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没有查明基本事实。首先，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破产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须承继破产公司未处理的债务（包括破产公司未处理的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其次，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我公司早已经不是该破产公司的股东，与德丰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苏卫忠也早已不是该破产公司的职工。按本案原审认定的事实，2003年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后，苏卫忠被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成为该公司职工。据苏卫忠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2004年12月31日苏卫忠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我公司员工。再据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到了2007年1月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2007年9月30日，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早在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的两、三年前，我公司就已经不是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的股东，苏卫忠也不是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的职工。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不会去处理已经离职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我公司也没有义务去承继毫无关联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没有处理的职工工伤保险待遇。（三）被上诉人已经参加了工伤保险，应由社会劳动保险部门承担其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苏卫忠在2004年底以后我公司工作期间，我公司为其办理、缴纳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全部劳动保险。据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证显示，苏卫忠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以及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均缴纳了医疗保险。按滨州市劳动保险部门办理劳动保险手续的惯例，各项法定保险缴纳手续都是一起办理，显然苏卫忠的新老工作单位是始终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原审判决书引用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明确规定:职工被鉴定为七至十级伤残，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而苏卫忠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和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以及与上述两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并没有向工作单位或工伤保险部门主张他的工伤保险待遇。《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应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提交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和工伤保险待遇申报表。”苏卫忠本人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保险部门也无从为其处理工伤保险待遇。如今本案原审判决由我公司支付苏卫忠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明显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二、本案原审判决适用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确定对苏卫忠的工伤保险赔偿数额错误。苏卫忠2001年4月10日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受伤，2001年8月16日经滨城区劳动保险部门认定工伤并确定为九级伤残。而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则是在其认定工伤2年之后的2003年才制定和颁布、2004年才开始实施的法规。《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依据上述规定，属于苏卫忠这类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已经完成工伤认定情形的，不适用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本案原审判决引用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对第六十四条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4号文）的内容，认为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处理错误。上述《复函》答复的原文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一规定，既包括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认定工伤，也包括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很明显，《复函》的答复内容并没有改变原《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限制性规定，它的含义是：《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既可以按本条例规定程序认定工伤，也可以按本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苏卫忠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两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工伤认定，显然不属于应按《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而原审判决却将上述《复函》内容曲解为工伤职工无论是否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认定了工伤，都可以按《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并以此曲解为依据判决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实属错误。三、本案原审判决属于同一法院对同一案情作出完全相反的两种判决。苏卫忠向本案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前，我公司职工王恩利曾以与苏卫忠相同的情况、相同的理由对我公司提起相同的诉讼。王恩利也是原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1995年认定工伤，第一油棉厂破产后进入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2006年与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9月对我公司提起诉讼，追索工伤保险待遇。我公司以与本案原审相同答辩理由予以抗辩，本案原审法院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判决，认为王恩利系1995年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即已认定工伤及其等级，未依法向当时的工作单位提出工伤补助的主张，现要求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支付工伤补助，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如今，苏卫忠持与王恩利相同的案情，在原审法院提起相同的诉讼，原审法院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关于苏卫忠案的判决错误。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基本事实，认定事实错误；自行解释原司法解释，曲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重新作出公正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苏卫忠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苏卫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苏卫忠与亚光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亚光公司支付苏卫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8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等，共计115434.5元；3.判决亚光公司支付苏卫忠停工留薪期工资178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卫忠原系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城镇合同制工人，工种为司机。2001年4月10日苏卫忠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因工受伤，2001年8月16日，苏卫忠经滨州市滨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批准为工伤，并经滨州市滨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GB/T16180-1996标准九级。2001年8月13日，滨州市滨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第一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滨区供发（2001）第26号），内容为：“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因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企业申请，同意依法破产还债。根据滨城区政府意见，进入破产程序后，委托山东亚光纺织集团对该企业实施接收，安排职工生产自救，破产程序终结以后，负责接收破产财产、有效债务和人员，并妥善安排职工的工作和生活。”2001年8月14日，一审法院根据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申请作出裁定，宣告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还债，并组成清算组对该厂的财产进行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2001年8月16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甲方）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乙方）达成《委托管理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实施托管经营进行，并约定：“第一油棉厂破产程序终结后，由乙方收购该企业资产、安置人员、承担有效债务（除红枣饮品外）”。2002年7月1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出具《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修正案），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通报如下：“……第一顺序，应付职工工资1276204.64元，应付职工强制性集资11226638.22元，应付职工养老保险金351740.30元，应交失业基金70048.00元，总计为12924631.16元。第二顺序，欠滨州市国家税务局税款为951240.47元，滨州市地方税务局税款为304386.93元，总计为1255627.40元。第三顺序，经债权人申报，滨州市滨城区法院依法确认的破产债权为：39505625.9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提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1.第一顺序应清偿额12924634.16元，但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仅为4285610.30元，清偿率为33.15%。2.第二、第三顺序不再进行清偿。”2002年7月8日，本院作出（2001）滨经破字第75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提出的破产财产处理和分配方案（修正案）合法有效，予以执行。2003年4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01）滨经破字第75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终结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二、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在本裁定送达后向该企业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2003年9月6日，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清算组、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职工花名册的移交单位、接收单位签字盖章，苏卫忠系花名册中的城镇合同制工人。苏卫忠提交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证显示：姓名苏卫忠，工作单位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工作时间1984.8，类别合同制在职，发证时间2004年12月。2006年1月之前，苏卫忠的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为滨州市第一油棉厂，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苏卫忠的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为亚光公司。苏卫忠于2019年1月自亚光公司处离职，于2019年3月11日在已辞职/离职/解除合同职工登记表上签字，并由亚光公司所在车间（部门）、财务部、物业公司、户籍管理等部门在2019年3月12日签字确认。苏卫忠作为申请人，以亚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事项为：1.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28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17808元。2019年10月29日，滨州市滨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滨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3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苏卫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8日，于2007年1月30日变更名称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7453.8万元。亚光公司曾经为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93.29%。2007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滨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裁定：宣告申请人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还债。2016年9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滨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和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时，均未得到给付。苏卫忠主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后，其自2001年8月16日即在亚光公司棉花加工厂工作，但苏卫忠就在亚光公司处的入职时间，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苏卫忠本人明确表示，苏卫忠作为工人对公司破产或者重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在亚光公司工作，苏卫忠于2001年8月被安排到棉花加工厂从事司机工作，2014年后到亚光总公司开车直到离职。亚光公司就苏卫忠的入职情况主张：2006年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濒临破产，亚光公司以偿债的方式购买了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设备，包括苏卫忠在内的一批工人与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亚光公司建立劳动合同。亚光公司主张与苏卫忠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未进行举证。滨州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797.5元。一审法院认为，苏卫忠于2019年1月份自亚光公司离职，于2019年3月11日在已辞职/离职/解除合同职工登记表上签字，并由亚光公司所在车间（部门）、财务部、物业公司、户籍管理等部门在2019年3月12日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应当认定苏卫忠与亚光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苏卫忠系在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工作期间因工受伤，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依法申请破产还债，滨州市滨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提交的《关于第一油棉厂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意见》（滨区供发（2001）第26号），由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对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实施接收，破产程序终结以后，负责接收破产财产、有效债务和人员，并妥善安排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并且，在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的滨州市第一油棉厂城镇合同制工人名单中包括本案苏卫忠，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第一顺序中也未向苏卫忠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实行租赁、兼并、转让、分立时，继续经营者必须承担原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建设工程由若干企业承包或者企业实行内、外部经营承包时，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的劳动关系所在企业负责。职工被借调或者聘用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由借调或者聘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劳动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的破产财产和人员，应当承担职工的有关工资福利待遇。亚光公司为山东滨州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存在关联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滨州市第一油棉厂破产后，苏卫忠被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并被安排在棉花加工厂工作，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苏卫忠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没有变化，只是劳动合同的主体由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亚光公司，该情形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即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与亚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亚光司未能举证证明苏卫忠是在何种情况下到该公司工作，且苏卫忠非本人原因先后在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亚光公司工作，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导致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发生变动，该变动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劳动者承担。从亚光公司就苏卫忠的入职情况主张看，亦可认定非苏卫忠本人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发生变化。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即更名后的滨州市德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时，未对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予以处理，理应由亚光公司承担承继单位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苏卫忠2001年4月10日因工受伤，2001年8月16日经滨州市滨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批准为工伤，并经滨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九级，但苏卫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工伤发生后的法定期限内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或有导致仲裁时效中断的其他正当理由，其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请求，已超出法定的仲裁时效，对苏卫忠要求亚光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溯及力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314号）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你办《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的请示》(闽政法函[2005]43号)收悉。经研究，并征得劳动保障部同意，答复如下：《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这一规定，既包括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认定工伤，也包括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苏卫忠享受的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在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时支付苏卫忠，故对亚光公司称本案纠纷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主张不予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鲁政发〔2011〕2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支付本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13个月，八级10个月，九级7个月，十级4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20个月，八级16个月，九级12个月，十级8个月。”对苏卫忠主张亚光公司应向其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鲁政发〔2011〕2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亚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苏卫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3582.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570元；二、驳回苏卫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亚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证据1：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山东亚光纺织集团公司股东名录，证实2005年7月29日上诉人将持有的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对外转让，转让后我公司已经不是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该转让行为经工商部门审核登记。证据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审核表、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公司吊销情况登记资料，证实2007年1月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批准更名为滨州德丰纺织有限公司，并于2008年1月4日因未参加年检吊销营业执照。证据3：劳动合同，证实我公司与被上诉人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是经本人意愿和本人原因变更工作单位到我公司工作。证据4：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我公司职工王恩利因与本案相同的情况向一审法院提出与本案相同理由的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恩利要求我公司承担其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并非是新证据，应该在一审规定的举证时间内提供，且该四份材料不属于不能提供或者无法提供的特殊情形，因此对其证据效力应不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被安排到上诉人处是由于国有资产变现，被安排到上诉人处的。根据滨城区人民政府同意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变现有关问题的批复，其中第六条规定，变更出资后的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承担原有的债权债务等民事责任，不得悬空和选废各项债务。第三条规定，对于国有资产变现退出后，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妥善安排职工。而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工伤待遇进行支付，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应该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对于王恩利的判决，其情况与被上诉人并不一致，而且该判决并未生效。被上诉人提交滨城区人民政府对于同意山东亚光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变现有关问题的批复。证实山东亚光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变现后，应该对原职工进行安置，如正常解除劳动关系应发放经济补偿，并按照国家政策实施管理和服务落实有关待遇，同时变更出资后的山东亚光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承担原有的债权债务等民事责任，不得悬空和选废各项债务。第三条对于国有资产变现退出后，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妥善安排职工。而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工伤待遇进行支付，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应该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上诉人质证称，首先，对被上诉人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份证据是复印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方希望见到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原件，或经相关单位确认的复印件。其次，该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从整个批复文件的内容看，涉及的是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后，公司相关债权债务及职工安置情况的规定，时间是2004年7月，当时我公司是亚光纺织集团的股东，滨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亚光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退出相关规定的文件下达给集团公司和作为集团公司股东的我公司并不奇怪，但整个文件所涉及和规定的都是山东亚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被上诉人着重向法庭强调指出的批复第三条、第六条都是对山东亚光纺织集团公司的明确规定，要求纺织集团公司安置全部职工，第六条原文就是变更出资人后的集团公司继续承担原有的债权债务等民事责任，不得悬空和逃废各项债务。这些规定的义务主体都不是我公司。被上诉人以这个批复文件来证明应由我公司承担苏卫忠的工伤保险待遇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3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属于未生效判决，本院不予采信。因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本院认为，要解决上述争议，应当确认本案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待遇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九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是指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前遭受事故伤害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且在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时限内（从《工伤保险条例》施行之日起算）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尚未做出工伤认定的情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于2001年8月16日经滨州市滨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认定为工伤。不属于前述规定的“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本案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苏卫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苏卫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德霞书记员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