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民初8220号 原告：王建强，男，198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葵阳，广东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建胜，男，197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被告：余菊林，女，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虹，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建强为与被告陈建胜、余菊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葵阳，被告陈建胜及其与被告余菊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强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664784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王建强在变更事实与理由的基础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75420.6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起诉时原告王建强称：2018年7月20日，被告陈建胜与原告王建强达成合意，被告陈建胜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刺猬紫檀39个货柜销售给原告王建强，原告王建强凭提单在广州黄埔港提货。由于被告陈建胜提供的原产地（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濒危办向北京濒危办所发邮件的濒危证数据有误，导致迟迟无法清关，最终导致额外增加滞柜费、滞报金、堆存费等额外费用664784元。 诉讼过程中，原告王建强变更事实与理由为：2018年7月20日，被告陈建胜与原告王建强达成合意，被告陈建胜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刺猬紫檀6个货柜销售给原告王建强，原告王建强凭提单在广州黄埔港提货。因为这6个货柜的濒危证数据有误，导致原告王建强无法及时清关，由此产生额外费用147388元。同时，提单内有被告陈建胜赔偿原告王建强的1个货柜，该货柜原告王建强额外支出的费用28032.66元。原告王建强认为：因被告陈建胜的原因导致原告王建强额外支出的费用，被告陈建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建强的相关款项转给本案被告余菊林，被告余菊林也是履行合同的主体之一，应当与被告陈建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陈建胜辩称：1.原告王建强主张的滞期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临时增加提货凭证的新政策导致。在原告王建强主张买卖的6个柜之前，原、被告交易的33个货柜都是只要凭提单和濒危证就可以提货，并没有要求也不存在濒危证附件这个材料。故对于政府临时出台新政策造成原告王建强提货障碍产生的费用与被告陈建胜无关，原告王建强没有理由将该责任转嫁给被告陈建胜。2.对于政府临时要求的濒危证附件，不少人都是在国内办妥并提货的，并不是卖方的义务。因原告王建强及其代理没有办法及时办出并请求被告陈建胜帮忙，被告陈建胜才出于好心在国外了解并想办法出具了附件。现在被告陈建胜自费帮原告王建强提货，原告王建强却起诉被告陈建胜，违反了诚信原则。3.除了政府原因以外，本案的滞期费产生和原告王建强怠于履行义务也有关系，原、被告的聊天记录也有提及。原告王建强无视该情况要求被告陈建胜承担责任，于法无据。4.原、被告是提单交易，不是一般的买卖。根据海商法规定，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在被告陈建胜将提单寄给原告王建强以后，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已经全部转移给原告王建强，与被告陈建胜没有关系。因此，对于原告王建强在自己提货之前因为政府原因无法顺利提货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与被告陈建胜无关。被告陈建胜作为卖方和实际托运人，已经履行完毕发货和交付必要单据的义务，原告王建强要求被告陈建胜承担或分担作为收货人的风险，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5.对于原告王建强代理人提到的赔偿给原告王建强的货柜，这是当时原告王建强提出2018年以后被告陈建胜后续所有发国内的货柜他照单全收后，被告陈建胜出于诚意送一个货柜。在这种情况下，该货柜的货款没有收，和货柜有关的费用也应由原告王建强自行承担。6.原告王建强起诉要求被告陈建胜赔偿滞期费，但没有提交其已经支付相关费用的凭证。损失是否已经发生，起诉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均无法确认。若原告王建强没有支付相关费用，起诉条件还未成就，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王建强的诉求。 被告余菊林辩称：二被告并未共同经营，且原告王建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二被告在本案所涉的货柜买卖期间存在共同经营的行为，原告将余菊林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对被告余菊林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 一、原告王建强提供的微信截图、提单、濒危证翻译，用于证明二被告向其出售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刺猬紫檀货柜，因二被告提供濒危证延迟、有误，给原告王建强造成巨大损失。关于濒危证错误之处，原告王建强在先后两次开庭过程中均未能明确具体的错误点，直至第二次庭审后，才向本院说明有以下三处错误：1.标识清单编码错误，正确的编码是094，代理公司第一次（2018年12月26日）收到的编码是054。2.编号为×××60、ＴＧＨＵ0783325的两个集装箱应为混合型，表格下方分别有（1）、（2）两项标注，两次收到的错误标识清单就没有上述标注。3.濒危证后面加盖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相关部门公章的位置不一样。二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王建强提供的聊天记录不完整，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根据聊天记录，被告陈建胜一直在积极帮原告王建强解决濒危证问题，并多次向原告王建强解释这是濒危办的问题，不是被告陈建胜的过错。另，聊天记录显示，被告陈建胜催原告王建强抓紧办理相关手续，原告王建强自述关键是代理公司连证都没有换好。可见，在濒危证附件给出的20天后原告王建强的代理还没有把证换出来。2.提单和濒危证无法看出被告陈建胜存在过错，反而证明被告陈建胜作为卖方已经向原告王建强交付了合法有效且内容正确的提单和濒危证，已经履行完相关义务。3.刚开始，原告王建强未说明需要附件，后来才通知需要，就寄了附件，因附件有错误又重新寄发，原告王建强未告知具体错在哪里。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结合双方的陈述可以证明如下事实：原告王建强向被告陈建胜购买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刺猬紫檀，并由被告陈建胜将刺猬紫檀从该国进口到我国。被告陈建胜将提单（提单号为×××34）和濒危证寄送给了原告王建强。因没有濒危证附件导致无法办理清关。原告王建强通知被告陈建胜需要濒危证附件。双方就货物滞留进行了积极的协商，被告陈建胜亦为货物清关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开展了工作并完成了相关手续。期间，被告陈建胜发送的濒危证附件出现错误，并重新发送。2019年1月28日，被告陈建胜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有关机构发给我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邮件照片及清单发给了原告王建强。2019年2月18日，原告王建强称其代理公司尚未办理换证手续。 二、原告王建强提供的清关费用明细单、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市特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速公司）出具的说明二份、清关费用清单、产生额外费用清单、海关税费单详细信息、增值税缴款书、滞报金票据，用于证明因二被告提供的濒危证延迟、有误，导致原告王建强支付了滞报金、堆存费及滞柜费等额外费用。二被告质证称：1.对清关费用明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出具方是原告王建强自己找的代理，且缺少原告王建强的付款凭证，无法证明原告王建强已经实际产生损失，起诉条件还未成就。2.特速公司出具的说明、清关费用清单、产生额外费用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特速公司是原告王建强自己找的代理，和原告王建强有利害关系，他的陈述无法独立作为证据使用。特速公司称被告陈建胜就本案6柜货存在数据错误的问题，但没有说明哪些数据存在错误，无法反应被告陈建胜存在过错。表格第二页可以看出，在材料齐全、正确的情况下特速公司可以在4天内完成全部换证、清关手续。由此可见，特速公司在本案交易中存在怠于履行的情况，故他们提供的材料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不能作为本案采信的证据。3.对海关税费单详细信息、增值税缴款书、滞报金票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组证据都是特速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的凭证，不是原告王建强自己支付相关费用的凭证，与原告王建强无关，无法证明已经产生相关费用的事实；且这些证据也无法反映出被告陈建胜存在什么过错。原告王建强早就已经收到提单和濒危证，政策是在之后出台的，由此产生的风险与被告陈建胜无关。滞柜费的免收期有14天，且是分段计算，拖得越久费用越高，特速公司拖了一个月才将货物清出来，故费用很高。本院认为，原告王建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由特速公司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特速公司的相关人员未在上述证据上签名或盖章，亦无相关人员到庭陈述，故原告王建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其中，1.特速公司出具的说明（2020年5月20日）中记载的滞报金、重柜堆存费、滞柜费等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与本案所涉货柜有关；该说明中记载的王建强已于2019年5月与该公司结清相关费用，亦无其他证据印证。2.编号为07048080号增值税发票载明“经济代理服务*代理海运费，金额为128625元”，未载明提单编号以及相应滞柜费；增值税发票所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亦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产生滞柜费126825元，以及特速公司已经支付相关费用的事实。3.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滞报金专用票据、税费单详细信息上载明的提运单号与本案所涉货柜无关。另，特速公司是原告王建强的代理公司，负责办理清关事项，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清关过程中产生的损失以及责任，故特速公司与上述事实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证据的证明力较低。综上，本院对于特速公司的相关证明材料不予认定。 三、原告王建强补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明细，用于证明原告王建强向被告陈建胜购买7柜木材，其中一个货柜是由被告陈建胜赔偿给原告王建强；补充提供的转账付款明细二份（金额分别为395625元、35万元），用于证明原告王建强已支付了该笔提单的所有清关费用；中国濒危办发布的公告，用于证明清关政策变化的内容及日期；标识清单扫描件二份，用于证明被告陈建胜发送错误的标识清单给代理公司导致延误清关。二被告质证称：1.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陈建胜是基于原告王建强说后续的货柜可以合作，所以为表示诚意才赔一个货柜给原告王建强，但原告王建强之后反悔，仅收到几十个货柜就单方终止合作，还擅自拒收被告陈建胜货柜，导致被告陈建胜因此损失七八十万元，属于严重的单方违约，所以被告陈建胜有权要求原告王建强支付这个货柜的货款。2.对转账付款明细二份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滞柜费395625元并非本案买卖产生的费用，与本案无关。清关费35万元是标准收费，无论是否滞港都会产生这笔费用，本应由原告王建强承担，与本案无关。3.对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公告不是清关手续的强制性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清关需要提供的必备材料。该公告是中国濒危办发布，属于原告王建强及其代理应当知悉的信息，若公告对清关政策有影响，尤其是对出口方提供的材料有影响，原告王建强在下单的时候就应当及时告知出口方，并要求被告陈建胜配合其提供相应材料。但直到今天开庭，原告王建强才第一次提供这份材料给被告陈建胜。再者，被告陈建胜作为常年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生活的出口方，无法掌握每个进口国的法律政策。在2018年5月到12月期间，被告陈建胜共向原告王建强出售且发货了40个货柜；前面的33个货柜都是凭提单、濒危证正本即可提货，并未因为公告有任何清关政策上的变化。所以，公告与本案无关；即便有关联，原告王建强也应自行承担怠于告知出口方所产生的后果。4.关于标识清单扫描件二份，对加盖有特速公司印章的标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标识清单没有错误。对另一份未加盖特速公司印章的标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认是被告陈建胜发送的。本院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王建强向被告陈建胜购买6个柜的货物，提单载明的是7个柜，其中一个柜系由被告陈建胜赔给原告王建强。银行转账明细可以证明原告王建强向被告余菊林支付了69万元货款。关于原告王建强补充提供的转账付款明细二份。金额为395625元的付款明细（注明为滞柜费），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以及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笔款项并非本案买卖产生的费用。金额为35万元的付款明细（注明为清关费）与是否滞港无关。关于公告，该公告系由我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于2018年5月23日发出。主要内容为：更新几内亚比绍刺猬紫檀出口管控措施，但该公告未提及进口刺猬紫檀所需的具体手续或资料。对加盖有特速公司印章的标识清单，二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另一份标识清单为复印件，二被告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 四、二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4月12日、5月8日、5月14日、8月12日节选），用于证明滞柜费395625元并非支付本案所涉7柜产生的费用；原告王建强陈述所有滞柜的相关费用是由于濒危证邮件迟发或错发造成，而邮件问题准确原因是网络问题；在本案7柜上船之前以及之前买卖的33柜均不要求提供濒危证附件。原告王建强质证称：395625元是支付之后货柜的滞柜费，但由于买卖合同在前，合作关系在后，代理公司明确称原告王建强已经付的钱已经结清。二被告称395625元是支付后面的滞柜费，若原告王建强之前也拖欠了代理公司的滞柜费，买卖合同先到期，这笔费用可以理解为先用于支付涉案买卖产生的滞柜费。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明确，是由于濒危证及附件出了问题导致不能及时清关，提供濒危证和附件的责任在于被告陈建胜。被告陈建胜作为出口方，提供的文件不符合出口的规定，责任在于被告陈建胜。本院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原告王建强称后面19柜的滞柜费为395625元，并向被告陈建胜发送了付款清单。故可以证明395625元并非用于支付本案所涉七个货柜的滞柜费。另，原告王建强在微信中表示“比绍方由于网络原因，有时邮件发出了，但附件没有发出，北京查看邮件，只有抬头，没有内容，就会回复没有收到。”该条微信的发送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联系上下文，并不能得出原告王建强认为涉案7个货柜系因网络原因导致滞柜。同时，原告王建强在微信中还表示“所有滞柜的相关费用是由于濒危证邮件迟发或错发，不管人为或失误，均是比绍也就是被告陈建胜方单方面原因造成的，相关费用应由被告陈建胜方负担。”因此，从二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原告王建强认可因网络原因导致濒危证迟发或错发，致涉案7个货柜的滞柜。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陈建胜与原告王建强之间就进出口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刺猬紫檀存在多次交易。双方交易习惯为：由被告陈建胜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将刺猬紫檀通过集装箱发货给原告王建强。被告陈建胜将提单和濒危证邮寄给原告王建强。原告王建强凭提单和濒危证由代理公司办理清关手续。发货产生的国外费用由被告陈建胜承担，提货产生的运费和税费等国内费用由原告王建强承担。 2018年5月23日，我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发出2018年第6号公告。内容为：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以下简称《公约》)秘书处第2018/051号通知，现将更新的几内亚比绍刺猬紫檀(Pterocarpuserinaceus)出口管控措施等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几内亚比绍在2020年之前禁止出口列入《公约》附录Ⅱ生效(2017年1月2日)之后获得的刺猬紫檀标本。二、几内亚比绍确认其国内拥有24339立方米《公约》前所获的刺猬紫檀原木的库存。依据《公约》和该国法律，这些库存可以凭几内亚比绍《公约》管理机构签发的《公约》前所获证明书合法出口。几内亚比绍《公约》机构将把这些《公约》前所获证明书电子版直接发送给进口国管理机构，同时抄送《公约》秘书处。三、上述库存原木，在清查时每一根都已被标记上了唯一的标识号。每一份《公约》前所获证明书将附有一份这些标识号的清单等…… 2018年7月，被告陈建胜与原告王建强就涉案7个货柜的刺猬紫檀作出约定，被告陈建胜将6个货柜的刺猬紫檀销售给原告王建强，同时约定另赔偿原告王建强一个货柜，共计7个货柜；7个货柜按6个货柜支付价款，共计69万元。原告王建强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2018年10月23日，被告陈建胜将7个货柜的提单通过微信拍照给原告王建强核对。2018年12月下旬，涉案7个货柜到港。在此之前，原告王建强已经收到涉案货柜相关提单（提单编号为：×××34）及濒危证。因没有濒危证附件导致无法办理清关手续。原告王建强与被告陈建胜联系补充提供清关材料。双方就货物滞留进行了积极的协商，被告陈建胜亦为货物清关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联系相关单位出具濒危证附件。被告陈建胜发送的濒危证附件出现错误，又重新补充提供了正确的附件。2019年1月28日，被告陈建胜通过微信向原告王建强发送了附件清单以及邮件照片，并称邮件的内容为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濒危办发给我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原告王建强在2019年2月18日通过微信称“关键是代理公司，刘他们都已经清出来了，我们的连证都还没有换好”。后，涉案7个货柜由原告王建强清关提取。 另查明，原告王建强与被告陈建胜之后又建立了合伙关系，从事刺猬紫檀进出口交易。 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一方当事人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一方在我国，属于涉外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且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公民，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内，且货物运往我国，故可适用我国法律。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陈建胜是否对原告王建强的损失承担责任。损失赔偿应当具备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条件。对此，本院结合本案证据评析如下：一、根据原、被告的交易习惯，被告陈建胜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将刺猬紫檀通过集装箱发货给原告王建强并将提单和濒危证邮寄给原告王建强。原告王建强凭提单和濒危证由代理公司办理清关手续。双方前期交易均按以上方式进行，且均已清关取货。本案中，被告陈建胜亦按照交易习惯发货并提供提单和濒危证，且已将货物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运出，并不存在需要补充提供其他材料才能发货的情形。可见被告陈建胜发货符合当地规定。二、原告王建强提供了我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并以此主张被告陈建胜未能按照规定提供濒危证附件导致损失发生。但根据该公告的内容，并未提及进口刺猬紫檀所需的具体清关手续或资料。即使清关手续或资料发生变化，公告发布时间为2018年5月，而原告王建强与被告陈建胜的买卖发生在此之后，原告王建强作为国内一方，应当将相关变化告知国外一方。被告陈建胜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发货并提供提单和濒危证，发货时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而本案所涉货物，原告王建强收到提单和濒危证在前，货物到港在后。原告王建强在收到提单和濒危证后应积极与代理公司联系，及时了解我国相关政策及手续，并告知被告陈建胜。但原告王建强未及时了解相关政策的变化，导致提货延迟。三、在买卖合同关系中，配合买受人提货系出卖人的义务。虽然原告王建强对未及时告知新政策存在过错，但在其告知被告陈建胜需要濒危证附件后，陈建胜应当予以配合。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被告陈建胜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亦通过努力完成了相关流程，并于2019年1月28日将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有关机构发给我国有关机构的邮件照片及濒危证附件清单发给了原告王建强。被告陈建胜已经履行了其配合义务。但在此期间发送了错误的濒危证附件，对提货产生不利影响，被告陈建胜应对此承担责任。被告陈建胜主张系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相关机构原因导致濒危证附件出错，其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故本院对被告陈建胜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四、原告王建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损失。原告王建强提供的特速公司的相关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且该材料也不足以证明特速公司针对本案所涉货柜的付款情况。虽特速公司的证明载明了“王建强已于2019年5月与该公司结清相关费用。”但该证据未载明原告王建强如何结算费用，费用的具体金额以及费用的支付情况。原告王建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支出。更有甚者，原告王建强提供了并非本案所涉货柜的相关费用作为本案证据，企图以假乱真。故原告王建强主张其存在损失，本院不予采纳。五、虽然被告陈建胜对发送错误附件存在过错，但原告王建强既未就错误附件对货物滞留的影响程度以及对损失的关联度作出陈述以及举证证明；也未提供有关单位出具的不予办理清关的文书；且原告王建强还在2019年2月18日表示其代理公司尚未办理换证手续。因此，即便货物滞留发生损失，现有证据也不能判断被告陈建胜的过错行为与损失的关联程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多次释明，原告王建强始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其要求被告陈建胜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王建强主张本案所涉7个货柜中有一个货柜是被告陈建胜赔偿给原告王建强，该货柜原告王建强额外支出的费用28032.66元应由被告陈建胜支付。本院认为，原、被告之前未就该费用作出约定，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确定费用的负担。根据交易习惯，发货产生的国外费用由被告陈建胜承担，提货产生的运费和税费等国内费用由原告王建强承担。因此，原告王建强主张该笔费用由被告陈建胜承担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起诉时，原告王建强谎称双方买卖涉及39个货柜，但其中部分货柜并非买卖。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王建强提供转账付款明细用于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涉案货柜的所有清关费用，但上述款项并非用于涉案货柜。原告王建强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亦作为本案的裁判的考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291.92元，由原告王建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珺 人民陪审员  尤国莹 人民陪审员  郑汉峰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