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1229号原告：宁波洛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东杨村(洛兹工业园区**楼)。法定代表人：王忠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严杰，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会龙村新兴**。代表人：靳伟，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依，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桂友，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住宅楼优士阁******房/div>法定代表人：靳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依，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桂友，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洛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嘉鲁达上海分公司”)、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鲁达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5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2019年8月21日、12月12日，本案进行证据交换。2020年7月2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7月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严杰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依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1月，原告将涉案货物交由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从中国上海港海运出口至意大利波梅齐亚，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出具编号为SHS19-00034的海运提单。货到目的港后，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未按约定方式在目的港将货物交付给了案外人，造成原告货物损失计人民币622513.30元(按照88383.75美元折算)。原告认为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嘉鲁达公司应承担共同、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622513.30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止)；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3710元；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申请保全购买保险支出的费用人民币2000元，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两被告共同辩称，1、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仅是承运人的代理人，不是本案承运人，对货物损失并不承担责任；2、两被告对涉案货物没有获得过控制权，未接触过货物，代理中没有过错；3、涉案货物在意大利罗马当地的海关仓库，没有被放行，原告并没有损失；4、原告已自认取得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赔款41245.75美元，其现在的诉请金额没有依据；5、律师费及保险费的诉请亦没有依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报关单，以证明原告是涉案货物发货人，货物价值为84175美元；证据2、发票、电子邮件及附件费用结算单，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收取了原告的订舱费等费用；证据3、提单，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向原告签发了电子版本的提单；证据4、邮件，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就提单内容进行商议，原告告知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涉案货物必须得到原告认可才能放货；证据5、2019年1月3日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出口货物委托书，以证明原告为涉案业务委托人，托书中记载了如发生放货不当造成的赔偿金额为货物损失的150%至200%；证据6、集装箱追踪记录，以证明涉案货物被提出了目的港港区；证据7、案外业务的发票以及案外业务的往来电子邮件，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之间的业务惯例是放货必须收到原告的指示；证据8、原告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就放货事宜双方进行过交涉；证据9、情况说明，以证明货代费用由原告关联公司代原告向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支付；证据10、银行付款凭证及律师费发票，以证明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用；证据11、保险费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以证明原告为诉讼保全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保险费；证据12、保单，以证明原告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原告已获得部分保险理赔。两被告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此份提单仅是提单样本，被告并未签发，只是将提单转交给原告；对证据4、5、6、7、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9中的内容无法核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应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证据11不能证明原告已支出保险费用，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两被告对上述证据1至证据8、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相应证明力，本院确认其相应的证据效力；证据9能反映涉案货运代理费用的支付情况，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1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12能反映原告签订保险合同的相关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两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货运代理协议书，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是承运人的代理人，不是涉案运输承运人；证据2、订舱邮件及两份提单样式，以证明根据双方操作惯例，原告从未要求承运人出具正本提单或电子提单，货物均为电放；证据3、订舱文件，以证明被告向意大利当地代理明确了电放货物必须有托运人指示；证据4、其他运输所涉提单，以证明依照操作惯例，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仅提供提单样本，并没有出具正本提单或电子提单；证据5、涉案运输提单样本，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不是本案运输承运人；证据6、无船承运人登记证，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为交通部登记的无船承运人；证据7、船东提单，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向船公司订舱；证据8、调查报告及海关监管仓库存放证明，以证明涉案货物在意大利当地海关仓库未被放行；证据9、经公证认证的货运代理协议书，以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系本案承运人HJRifLineLimited在大陆地区口岸的指定代理人；证据10、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向原告发送的邮件，以证明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曾向原告核实是否已收到货款。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由境外公司参与签署，未作公证认证，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2、4中部分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3、7与原告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提单就是被告制作；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先后提交过三本类似报告，报告内容有出入，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证据9与证据1中的签名不同，形成时间也不同，应不是2016年当时所签协议，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原告未曾收到货款。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9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原告对证据2、4中的部分内容，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对本案事实具有相应证明力，本院确认其相应的证据效力；证据3作为电子邮件未经公证，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7与证据5能互相印证，本院确认其相应的证据效力；证据8两被告共提交过三份，其中第一份未经公证，第二份经过公证员公证，第三份与第二份内容一致，并办理了认证手续，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三份报告虽在个别内容上有部分出入，但结论基本一致，对本案事实具有相应证明力，本院确认其相应的证据效力；证据10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本院查明：2019年1月，原告向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发送出口货物委托书，载明了收货人、发货人情况，并在备注中写明：“不允许无正本提单放货或者异地放单，除非有我司的书面同意，否则将赔偿我司报关金额150%-200%。此款具有法律效力。”嗣后，原告将货物运至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指定地点，由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代为办理订舱事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向原告发送电子版提单，该提单编号为SHS19-00034,提单抬头为Rifline,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INTERNATIONALRETAILDEVELOPMENTS.R.L.,电子提单的信息显示签发人为HJRifLineLimited，集装箱号分别为TRLUXXXXXXX、CAIUXXXXXXX，装货港上海，卸货港奇维塔维基亚(CIVITAVECCHIA),交货地波梅齐亚(POMEZIA)。庭审中，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确认该提单载明的承运人HJRifLineLimited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备案。根据原告提供的集装箱流转记录，涉案货物于2019年3月13日到达奇维塔维基亚进行卸载，2019年3月19日重箱出场，于2019年3月25日空箱返回波梅齐亚集装箱堆场。庭审中，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确认已收取涉案货运代理费，该费用由案外人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关于涉案货物的状况，两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交过三份调查报告。第一份未经公证，第二份经过公证员公证，第三份与第二份内容一致并办理了认证手续。三份报告在结论中都确认，原始货物被装在两个完好封箱的集装箱中，RifLine堆存在位于圣帕隆巴(罗马)ViadellaChimica3的海关码头,根据检验期间以及能核实的内容，货物处于外观良好和完好状态。第一份报告的某某中，还记录了“根据所提供的文件和信息，共有6件遗失，因为该6件作为样品被寄送给收货人了。”2018年10月10日，原告与中国出口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出口信用保险单，保险单显示原告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为：女装、男装，约定保险范围为：全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和全部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诉讼中，原告确认就涉案货物已获得保险赔款41245.75美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向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发送订舱信息，并将涉案货物交付至被告指定地点，被告又收取相关货运代理费用，可以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庭审中，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确认其向原告发送的电子提单中的承运人HJRifLineLimited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可见其代理行为存在瑕疵，但该行为是否对原告造成货物损失，并因此承担责任，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的内容来看，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在涉案合同中存有准确传递运输信息，准确传递放货指令的合同义务，现有证明不能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向承运人作出放货指令，或存在错误传达运输信息的情形，故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嘉鲁达上海分公司存在此项违约行为。第二，从涉案货物的情况看，两被告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涉案货物仍在罗马海关监管仓库。原告称两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前后内容不一，但因检验报告中关于货物堆存在位于圣帕隆巴(罗马)ViadellaChimica3海关码头的某某一致，部分内容不一致并不影响原告提供的报告的真实有效性。且即使首次提交的未经公证认证的检验报告中存有6件样品送至客户处的信息，也仅代表6件样品寄送至收货人，不能以此推断承运人向案外人交付了所有货物。根据调查报告，货物仍在当地海关仓库，因此即使涉案货物运输交接方式为堆场至堆场(CY-CY),且已被拆箱，也不能必然得出货物已被交付给案外人的某某。因此，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仅对未经报备的承运人在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货物已交付案外人，更不足以证明承运人存在相应的违约行为从而导致原告损失，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宁波洛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82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2720元，由原告宁波洛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宁波洛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告北京嘉鲁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杰审 判 员  谢 徵人民陪审员  王荣富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孙 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适用于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时发生的下列纠纷：（一）因提供订舱、报关、报检、报验、保险服务所发生的纠纷；（二）因提供货物的包装、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拨、中转服务所发生的纠纷；（三）因缮制、交付有关单证、费用结算所发生的纠纷；（四）因提供仓储、陆路运输服务所发生的纠纷；（五）因处理其他海上货运代理事务所发生的纠纷。第三条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第十一条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