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06行赔初1号 原告童春良，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刘大伟，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直街7号。 法定代表人郎国伟，主任。 出庭负责人徐东旭，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毛洪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童春良（以下称原告）因不服被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称被告）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童春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大伟、被告的副主任徐东旭和委托代理人毛洪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于1999年取得位于转塘街道凌家桥社区62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权，同时在该厂房空地上自建400多平方米的彩钢房，于2000年开始注册企业生产经营。2014年10月，原告得知该经营场所将面临拆迁，但没有人员与其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017年6月10日，被告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驱赶原告及企业工人至厂外，既没有对企业设备、产品进行清点、记录，更没有公证人员公证。搬迁部分设备、产品后，直接将原告的厂房强行拆除，产品和设备被随意乱放，大量产品和设备、办公用品被埋，重大财务资料、数据、经营信息灭失，给原告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精神上严重伤害。被告的行为已由（2017)浙0106行初233号和（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2019年6月，原告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认为原告不具有被补偿主体资格，应向成维荣主张。被告的不予赔偿认定违法。本案不但具有补偿法律关系，还具有赔偿法律关系。原告享有的厂房合法。诉请判令：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被告按原告国家赔偿申请书的请求内容赔偿原告全部拆迁补偿、赔偿损失共计15022983.73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1999)杭西经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1999)杭西执字第845号《民事裁定书》、（2009)浙杭钱证字第131号《公证书》、2010年6月30日《补充协议》。证明原告对620平米厂房具有合法使用权，是独立被拆迁人。 2、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营业执照、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排污许可证。证明原告在1995年开始就陆续任作为此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在此已生产、经营了15年以上。原告在2000年-2001年之间建造约480平米厂房完全是客观事实，是合法、事实的拆迁主体。 3、2000年原告自建400多平米厂房后的付款明细表、发票。证明原告建造约400多平米厂房、传达室所发生的部分费用，是合法的被拆迁主体。 4、2001年7月24日场地分摊费票据、2009年1月9日土地使用费收款收据。证明约1100平方米厂房土地的使用费正常缴纳，租户不可能缴纳土地使用费，因此不存在租赁关系，是合法拆迁主体。 5、原告与浙江百诚集团股份公司签署于2012年1月1日的合作协议。证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共用厂房面积是1100平米，佐证了原告自建约480平米厂房事实的存在，是合法的被拆迁主体。 6、安全生产消防目标责任书。证明到2014年原告还在签署安全生产责任书，还在继续生产，直到2015年3月27日厂房被部分毁损，原告具有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权利，是合法的被拆迁主体。 7、[2015]第030号之江管委会政府信息公开回复。证明原告的厂房在“凌家桥农居及经济适用房”项目红线范围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8、集体工业商业综合用房拆迁计划、原告与杭州世英经理滕春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00)杭西执字第1441号民事裁定书（由杭州华达皮革租用）、杭州世英、杭州华达工商登记记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3）浙规用证0100819附件。证明杭州世英机械、杭州华达皮革向原告租用，系真正的租户，都被认定为被拆迁企业，原告的厂房被误算到杭州世英里面，被告认定不规范。 9、两份转让协议。证明原告不是租户，与转让内容无关，是所有权人，是独立被拆迁人，被告认定不规范。 10、恒通公司2007年拆迁房屋平面图（评估6020491元，不包括搬迁、停产停业补偿）、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房屋平面图。证明此平面图在杭土资拆许字（2005)第01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里不存在，在凌家桥也不存在，系凭空、虚构拆迁补偿，被告拆迁工作不规范。 11、杭土资拆许字（2005)第01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公告。证明当地开始拆迁的时间，原告在2015年5、6月才知道，被告拆迁工作不规范。 12、《关于要求延长凌家桥农居及经济适用房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有效期的报告》（2011-2014年）、《关于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期限的复函》（2011-2014年）、杭州世英、杭州华达皮革工商登记记录。证明在冻结期，企业越来越多，被拆迁人的认定不规范。 13、（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证明原告厂房等已被违法强拆的事实。 14、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2份、评估报告。证明原告应得的部分赔偿补偿内容。 15、光盘、厂房原状照片。证明原告厂房存在情况。 16、产品购销合同、附表1-3、总分类账、百诚集团固定资产盘点表1份、杭州西湖滑导厂资产负债表1份、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发票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三份。证明原告损失情况。 17、国家赔偿申请书和《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的内容和《不予赔偿决定书》的存在。 被告辩称，一、原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称之江建管中心）与产权人成维荣已就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达成补偿协议，并已向成维荣支付补偿款。原告主张赔偿的房屋损失、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损失费用可向成维荣主张。2014年7月22日，之江建管中心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成维荣签订了集非（2005)8017180047《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拆迁总建筑面积为13233.02平方米，房屋补偿面积为13233.02平方米，被拆迁房屋补偿总金额28399751元，搬迁补贴费1058642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6537112元。协议签订后，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均已发放到位，成维荣也已腾空并交付了所有厂房及设施，但原告一直占有使用厂房，故被告于2017年6月10日对涉案房屋实施了拆除。本案原告主张赔偿的620平方米厂房在上述协议约定拆迁的建筑面积范围内，该部分房屋的使用权剩余年限损失、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用损失原告可向成维荣主张。关于原告主张赔偿的400平方米彩钢房损失，因该彩钢房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建造，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由其搭建，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部分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赔偿的业务损失、律师费损失、临时用房租赁费损失、精神损失费不属于本案赔偿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在房屋强制拆除的赔偿案件中，“直接损失”的计算应以当事人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其他必得利益为限。本案原告主张赔偿的业务损失、临时用房租赁费损失、律师费损失均非被告强拆房屋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必得利益损失，原告提出的上述主张不属于赔偿范围。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赔偿，因本案不存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况，故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三、原告主张赔偿的动产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房屋系被告于2017年6月10日进行拆除，在涉案房屋拆除前，被告曾多次与原告交涉要求其自行腾空搬离，故原告在明知涉案房屋已完成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具有提前对屋内动产进行清点、搬离的客观条件。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动产损失，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的强拆行为造成其相关动产毁损，故原告主张赔偿的动产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已向产权人成维荣支付，原告要求赔偿的房屋损失、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损失费用可向成维荣主张，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赔偿亦不能成立。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明2014年7月22日，原之江建管中心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成维荣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事实。 2、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书》。 3、(2017)浙0106行初233号、(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2-3，证明协议所涉拆迁总建筑13233.02平方米包含了原告所述厂房及彩钢房。 4、《国家赔偿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28日向被告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 5、《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的事实。 法律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厂房来源于法院裁判文书，谢士钊是有使用权，但使用权不能转移，童春良不能有使用权，即使有使用权，也不能成为单独拆迁人。证据2，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3-4，不是原告支付出去的，且支付费用和厂房也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建造厂房。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建造厂房。证据6，签字和停产停业损失没有关联性，在被告拆除前，企业已停止生产了，不存在停业损失。证据7，与本案是否赔偿、赔偿多少无关。证据8，与本案无关。证据9，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使用权转让不合法，原告不是独立被拆迁人。证据10，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与本案有关的只有被告和成维荣签订的协议。证据11、12，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3，拆除事实无异议。证据14，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赔偿补偿都是给所有权人，原告应向所有权人进行主张。证据15，被告拆除是6月10日，但原告提供的视频照片等部分是6月1日，对此视频照片有异议。证据16，都不是由于被告原因产生的，不属于赔偿范围，且对损失情况有异议。证据17，无异议。 对被告的证据，原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应重新给予原告赔偿，且直接支付原告。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评估报告包括了原告的厂房，但该笔款项应该直接支付给原告，而不应支付给成维荣。被告的错误行为应该由被告和成维荣之间解决，不能因此排除被告的专属义务，不能转嫁给成维荣。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被告违法征收征用。证据4，无异议。证据5，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3，为生效法律文书，无须认证。其他证据均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11，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7、8、10、16，不具有证明力或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2中的报告与复函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两份工商登记材料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3、17，前已认证。证据14，其中金额为35995505元的协议的真实性和评估报告与被告提供的一致，前已认证；另一份协议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本院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 经审理查明： 1999年8月18日，本院作出（1999）杭西执字第845号民事裁定，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999）杭西经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裁定将属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以下称之江设备厂）所有的620平方米厂房（评估报告中的标号为H2）1幢归谢士钊使用20年零3个月（时限为：199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以抵偿债务755534.4元。2009年1月8日，谢士钊（甲方）与童春良（乙方）签订《关于原杭州之江材料设备厂厂房使用权转让的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余下的十年零十一个月的厂房使用权期限，即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该使用权转让给乙方所有。二、上述余下的十年零十一个月的使用权期限的转让费为人民币共计120万元，乙方承诺自本协议公证之日起一年半内支付完毕，即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120万元，乙方保证在2010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三、本协议签订后，上述甲方享有的厂房使用权的剩余期限的全部权益全部归乙方享受和使用，并承担使用该厂房的一切义务。次日，双方至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对上述协议书进行公证。2010年6月3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遇该厂房拆迁或其他事项，其拆迁或其他事项所引起的厂房、厂房内外附属物、机器设备、水电、装修等的处置权、所有权、受益权都归乙方所有。此后，原告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在空地上搭建彩钢房一处。后该涉案厂房及彩钢房被纳入拆迁范围。 2014年7月22日，原之江建管中心与案外人成维荣签订了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拆迁总建筑为13233.02平方米，即包含了前述涉案厂房及彩钢房。 2017年6月10日，被告认为涉案厂房与彩钢房在补偿协议范围内，故对其实施了拆除。原告以其对涉案厂房享有使用权，彩钢房虽未办理过审批手续，但一直由其使用为由，诉至本院。2018年1月3日，本院判决确认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行终19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5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1、补偿、赔偿原告按[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书厂房价值、赔偿装修、房屋建筑面积超过安置面积部分增加补偿金额2809064元；2、补偿、赔偿停产停业损失价值6537112元（按[集非（2005）8017180047号]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3、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厂房造成的设备搬迁费84742.4元；4、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因不能履行合同，业务损失计58.45万元；5、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对四年半（2014年10月始至今）因停电、停水、堵路非法行为造成的企业停业生产损失，赔偿225万元（每年50万）；6、补偿、赔偿拆迁申请人因强拆导致的财物损失（百诚部分）包括产成品、配件被埋大约1041046.34元，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部分71999.61元；7、因强拆导致的生产设备、模具损失（百诚部分）大约615596元，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部分162923.38元；8、灭失的空调库存、监控设备、办公用品约计30万元；9、聘请律师费10万元，进行具体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支付律师差旅费5万元，共计15万元；10、因停电停水、2015年3月捣毁传达室、仓库，原告不得不租用定山家园10-1-502作为临时办公、职工住宿租赁费116000元；11、精神损失费30万元;12、追究被申请人主管及参与拆除申请人厂房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13、被申请人在当地媒体对违法强拆申请人厂房的行为进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公开赔礼道歉。2019年7月22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表示，其赔偿请求中的第2-7项涉及两家公司的利益；第8项中涉及其个人的是其主张监控设备损失5万元、第1项、第9-13项。 另查明，原告曾任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的负责人、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1993年6月3日，之江设备厂（甲方）与转塘镇凌家桥村（乙方）签订经济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负责提供凌家桥杭富路西三十五亩作为甲方生产经营场地。1997年12月，转塘镇凌家桥村经济合作社（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取得位于凌家桥村使用权类型批准拨用，面积为25500.28平方米的杭西集用（1997）字第87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00年6月14日，在转塘镇凌家桥村见证下，之江设备厂与恒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之江设备厂同意将其在凌家桥村的房屋、设施等以及其向凌家桥村租用35亩土地的土地租用权转让给恒通公司。自该协议生效起，之江设备厂与凌家桥村在1993年6月3日所签的经济合作协议书即停止履行，由恒通公司与凌家桥村继续履行。之江设备厂在凌家桥村的一切设施、房屋（包括被法院以不同年限判给债权人使用、待债权人使用年限满后归还给杭州之江建筑材料设备厂的房屋）均归恒通公司所有。2007年9月21日，恒通公司与成维荣签订《转让协议》，将恒通公司所有现位于凌家桥杭富路西原之江设备厂的M2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及一切设施，一次性转让给成维荣（包括被法院以不同年限判给债权人使用、待债权人使用年限满后归还的房屋）。转让前原恒通公司分别出租的部分场地和房屋店面，自转让协议生效时起均转归成维荣所有，有关权利和权益均由成维荣享有，并由成维荣与有关租户协商另行签订租用合同。 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审查的是被告需否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原告赔偿请求第1项，即关于涉案厂房及彩钢房的损失。被告拆除的建筑物包括厂房及彩钢房。关于涉案厂房。涉案厂房的使用权系司法机关裁定归谢士钊，谢士钊又将其转让给童春良。根据法院裁定，童春良从谢士钊处受让获取的厂房使用权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该使用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承租权，来源合法，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被告却于2017年6月10日未经原告同意即实施了强制拆除。该拆除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故被告应予赔偿。结合被告提供的集非（2005）8017180047号评估报告，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50万元。因该部分损失发生于2017年6月，故被告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该款项的利息。关于彩钢房。根据原《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向市规划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杂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方可申请开工。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彩钢房已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其所搭建的彩钢房不属于合法建筑。虽然被告的拆除行为确系违法，但原告提出的彩钢房的费用并非其合法利益的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保护范围。原告关于彩钢房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赔偿请求第2-7项。庭审中，原告主张其第2-7项请求涉及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利益。原告虽为浙江百诚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分公司、杭州西湖滑导电器厂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但其主张公司的停产停业损失、财物损失、业务损失等,非适格主体，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赔偿请求第8项。原告主张涉及其个人的为监控设备5万元，其余部分为前述两家企业的利益。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在拆除时已通知公证机构到场见证，并对物品逐一核对、清点及登记造册，事后亦办理正规的交接手续。故本院结合本案实际及被告的违法情节酌情认定被告赔偿原告物品损失2000元，被告还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其他超过部分及涉及两家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赔偿请求第9、10项，关于律师费、差旅费损失、临时用房租赁费损失。因上述损失并非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赔偿请求第11、13项，关于精神损失费、赔礼道歉等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侵犯人身权的情况，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应当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公开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赔偿请求第12项，关于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的请求。该请求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向童春良支付损失赔偿款502000元及利息73985.74元，共计575985.74元。童春良可以根据《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申请支付赔偿款。 二、驳回童春良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呈虹 人民陪审员  张嶢皎 人民陪审员  王伟成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章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