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赔初8号原告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宏城花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1025555171。法定代表人朱武坚，经理。委托代理人付璐，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健松，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代码11110110000093307D。法定代表人乔龙，镇长。出庭负责人郑海涛，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尹莲双，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雪霞，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因与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拆违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19日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武坚及委托代理人付璐，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的党委副书记郑海涛及委托代理人尹莲双、张雪霞到庭参加诉讼。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案自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4月7日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士华公司诉称：2004年4月25日，威士华公司与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头二营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头二营村的空闲地70亩，租期为30年。同年，威士华公司重新翻建原有平房，并在此生产经营。2019年4月13日上午9时多，威士华公司的房屋被强制拆除，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13行初21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此后，威士华公司依法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书》。威士华公司认为，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法院依法确认违法，说明被告未按照法定拆除程序拆除，未尽到审慎拆除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因被告侵害财产权的违法行为而造成财产损害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金。另，威士华公司于2017年左右与北京红蓝服装厂有账务往来，北京红蓝服装厂抵账给威士华公司一些服装，威士华公司将服装拉到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也就是涉案的厂房内一直堆放至强拆之日。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共计21345058元（其中包括房屋及其他辅助设施19639658元、树木的损失165400元和两万余件服装的损失1540000元）。威士华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1．（2019）京0113行初21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威士华公司房屋的行为已经被法院确认违法。2．《国家赔偿申请书》。3．《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据2-3证明威士华公司已向被告申请过国家赔偿，但被告拒绝赔偿。4．北京市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威士华公司因房屋被违法拆除造成的损失为19805058元。被告辩称：一、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威士华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经研究，被告认为依法不应赔偿，故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威士华公司，威士华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收到该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实体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不应赔偿。（一）违法建设并非合法权益，威士华公司无权就违法建设部分申请国家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造成损害，是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威士华公司要求赔偿的涉案建筑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并非合法权益。因此，威士华公司的合法权益未受到侵犯，其要求赔偿的违法建设及附属设施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威士华公司的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赔偿。（二）威士华公司自行清理了违建拆除后的残余物品，其无权要求赔偿建筑残值。本案中，被告已经告知权利人自行清理违建拆除后的残余物品，威士华公司也已经自行清理，其在（2019）京0113行初219号案件中作出确认，故威士华公司无权就违建拆除后的建筑残值申请赔偿。（三）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违法建设内不存在物品，被告不存在侵犯威士华公司其他合法财产的情形，威士华公司无权要求赔偿。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设之前，已告知权利人自行清理违法建设内外的财物。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以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时，涉案建设内均不存在物品，已经被清理完毕，且威士华公司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均未主张该部分损失，说明该部分损失根本不存在，故被告根本不存在侵犯威士华公司建设内服装等合法财产的情形，被告无权要求赔偿。（四）威士华公司要求赔偿服装损失的请求，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5）项、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威士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向被告提出了该项行政赔偿申请，在行政机关未先行处理的前提下，威士华公司直接要求法院予以审判，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威士华公司的合法权益未受到侵犯，其要求赔偿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其主张缺少事实、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威士华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威士华公司赔偿申请及快递查询记录，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威士华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的《国家赔偿申请书》。2．不予赔偿决定及快递查询记录，证明被告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威士华公司，威士华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收到该决定。3．（2019）京0113行初21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威士华公司已确认，其自行处理了被拆除建筑物的废料。4．录像光盘，证明被告实施强拆前，室内物品已经被威士华公司清空，仅残存部分废弃物，被告已帮助威士华公司将废弃物搬出并交付威士华公司；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建筑物内不存在任何物品。5．经准许补交的光盘：（1）涉案建筑物拆除前进行谈话的视频28段，证明被告在强拆前到威士华公司处沟通违建拆除事宜，并告知其尽快搬离，该视频显示建筑物内不存在物品，更不存在两万余件服装。（2）拆除当天视频36段，证明被告实施强拆前，室内物品已经由被告清空，仅残存部分废弃物，被告已帮助威士华公司将废弃物搬出并交付威士华公司；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时，建筑物内不存在任何物品。6．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强拆时，涉案房屋内不存在大量服装及其他物品。7．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明威士华公司的涉案建筑物被拆除时，在拆违现场，证人没有看到有人搬东西和搬衣服，也没有看见两万件衣服，其不是全程都在现场。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一，威士华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和被告提交的证据1-5、证据7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经法院依法确认违法后，威士华公司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送达威士华公司，威士华公司在涉案房屋被拆除之前委托专业的评估公司对涉案建筑物及树木进行评估，涉案房屋被拆除时的具体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均予以采纳。但威士华公司提交的证据4不能证明其评估的损失均系因被告强拆造成；被告提交的证据4、5，因光盘不完整，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物内是否有服装被被告搬出并交付威士华公司。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6，没有经手人签字，且该证据内容与证据7证人郭某出庭作证的内容不一致，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04年4月8日，威士华公司与头二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头二营村委会将其村北的70亩土地租赁给威士华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30年，自2004年7月1日起至2034年6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威士华公司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于当年将涉案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拆除，并翻建、新建了砖混、钢结构的一层、二层建筑物，将所建建筑物作为公司办公室和车间使用。威士华公司称其所建建筑物的面积约为一万一千平方米。2008年6月23日，威士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武坚与北京空港华昌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华昌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朱武坚将威士华公司租赁上述土地的一部分共28．5亩土地转租给空港华昌公司，租期为26年，自2008年7月1日至2034年6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空港华昌公司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于当年在其租赁的土地上建设了五栋砖混、钢结构的建筑物，并将所建建筑物作为公司办公室和车间使用。空港华昌公司称其所建建筑物的面积约为5000或6000平方米。2019年3月16日，被告针对威士华公司租赁头二营村土地内的建筑物的建设问题，向朱武坚进行了调查询问，听取了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威士华公司租赁地内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了现场检查和勘验，且委托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对所有的建筑物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是：建筑物总面积为16705平方米，硬化地面5390．5平方米，围挡（彩钢）194米，围墙11米。威士华公司称上述16705平方米建筑物中包含了空港华昌公司所建的约5000或6000平方米建筑物。经被告查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出具京规顺执函〔2019〕第187号《关于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建设的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主要内容是：“经查，位于李桥镇头二营村北侧集体土地上的由威士华公司建设的砖混结构房屋12处，建设二层砖混结构房屋一处，总建筑面积16705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9年3月23日，被告向威士华公司作出并送达了（2019年）第6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威士华公司所建的16705平方米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并责令威士华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前自行拆除，恢复原地貌，并接受复查。逾期未拆除，被告将依法组织拆除。威士华公司不服，针对该《限期拆除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空港华昌公司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2019年6月24日，本院作出（2019）京0113行初202号行政判决书，指出被告认定涉案建筑物属违法建设并无不当，但该《限期拆除决定书》缺少了部分行政相对人，且错误地将涉案建筑物全部认定为威士华公司所建，亦未保障空港华昌公司的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义务，故本院以该《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执法程序违法为由，将该《限期拆除决定书》予以撤销。威士华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行终86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19年3月28日，被告向威士华公司作出了（2019年）第6号《催告通知书》，主要内容是：责令威士华公司自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并可自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被告提出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作出强制拆除决定。被告将该《催告通知书》张贴在涉案建筑物上。2019年4月2日，被告向威士华公司作出了（2019年）第06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主要内容是：威士华公司在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和《催告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未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决定于2019年4月8日0时对上述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请威士华公司在上述强制拆除时间之前自行清理违法建设内的财物。同时，告知威士华公司享有处置建筑材料并占有残值的权利，且负有自行清除其它建筑垃圾的义务。如威士华公司自行回收清理，应在强拆前向被告声明，并在被告强制执行后的3日内将建筑材料清理完毕。未声明或未在限定期限内及时处置完毕的，视为放弃建筑材料，被告将予以清理。请威士华公司到达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实施强制拆除。被告将该《强制拆除决定书》张贴在涉案建筑物上。威士华公司不服该《强制拆除决定书》，于2019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交了《停止执行申请书》。2019年4月8日，本院在与双方当事人谈话时，告知双方：针对威士华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停止执行申请书》，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请双方围绕该条规定，于2019年4月15日上午10时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是否准予停止执行的裁定书；在本院作出是否准予停止执行的裁定书之前，被告应当暂停强制执行。2019年4月13日，被告组织有关人员将威士华公司租赁头二营村土地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予以强制拆除。因不服被告拆除其建筑物的行为，威士华公司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京0113行初2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4月13日强制拆除威士华公司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租赁地内所建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1月4日，威士华公司向被告邮寄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25日的国家赔偿申请书。次日，被告收到该申请书。2019年12月27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同日邮寄送达给威士华公司。次日，威士华公司收到该决定书。因不服被告作出的该决定书，威士华公司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涉案赔偿之诉。另，2019年3月31日，威士华公司委托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勤评估公司）对涉案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4月11日，北京中勤评估公司作出中勤永励评字【2019】第3478号《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核实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涉案房屋及其他辅助设施的评估价值为19805058元，其中包括树木的价值，具体情况为：7棵玉兰树的评估价值21000元；38棵柏树的评估价值114000元；38棵国槐树的评估价值30400元。再，在（2019）京0113行初219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威士华公司称强拆时，其建筑物内有办公设备、桌椅以及两万余件服装未搬出，且认可被告搬出了一部分办公用具，亦认可其自行清理了涉案建筑物的建筑废料。在本案庭审中，威士华公司表示其在被告强拆后只处理了部分建筑废料，大部分建筑废料无法再变卖或出售，因此，本案其按照评估明细表中1至16项总额的40%主张涉案建筑物的残值损失。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第一，威士华公司直接要求被告赔偿两万余件服装损失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第二，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涉案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第三，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树木损失、室内服装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第四，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残值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第一，威士华公司要求被告赔偿室内两万余件服装损失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根据该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求偿途径。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得到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赔偿义务机关直接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途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要求。此种求偿方式应视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了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无需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本案中，威士华公司直接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两万余件服装的损失即属于上述法律中所规定的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情形，无需由被告先行处理。故被告认为威士华公司未经申请而直接要求赔偿两万余件服装的损失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涉案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损失是否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但因涉案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在（2019）京0113行初202号案件中，已被认定为违法建设，且威士华公司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的合法性，故威士华公司要求被告赔偿涉案建筑物及相关辅助设施（即评估明细表中1至16项）的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威士华公司主张的室内服装损失和树木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关于室内服装的损失。虽然被告称在实施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时，建筑物内没有两万余件服装，但因被告提交的录像不完整，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制作了强拆笔录及其搬出的物品清单，故不能证明被告搬出了哪些物品以及其将搬出的物品已经交还给威士华公司。因此，被告不能证明其未对威士华公司的室内服装造成任何损失，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上述服装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然而，被告在强拆前对威士华公司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已经告知其自行清理违法建设内的财物，威士华公司理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扩大损失，但威士华公司不仅未采取妥善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且在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以后，以服装无处可放为由，让废品收购人员无偿将两万余件服装拉走自行处理。因此，对于室内服装的损失，原告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关于树木的损失。因威士华公司在庭审中称其种植的树木因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损毁了，被告对此并未否认，且被告虽然主张威士华公司应当提供相关林权证书，但其也并未举证证明涉案树木不属于威士华公司所有，故被告应当对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树木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威士华公司主张涉案建筑物内的服装在强拆当日是否实际存在、是否完好无损以及存在的数量、品牌、价值等具体状况，根据现有证据均无法认定；其主张的室外树木在强拆当天的数量与评估时是否完全相同，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认定，故本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生活常识以及双方的过错责任等情况酌情确定被告的赔偿金额。第四，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残值损失是否应当支持。虽然被告在《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已经告知威士华公司享有自行清理残值的权利和期限，但被告未等到威士华公司对于《限期拆除决定书》的法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限届满，就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在威士华公司针对《限期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期间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其未尽到审慎拆除义务。因此，对于威士华公司主张的涉案建筑物的残值损失，本院在考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及强拆行为对建筑材料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害基础上，酌定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及数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强制拆除原告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租赁地内所建建筑物造成的服装、树木的损失及建筑物残值损失共计人民币十八万五千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威士华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琳琳审判员  宋 颖审判员  杨 鑫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高建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