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33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男，白族，1983年12月8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龙，男，汉族，1980年12月21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健，男，汉族，1979年9月15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洲，贵州丰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厚云，男，汉族，1974年3月13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兆亮，男，汉族，1981年10月9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安强，男，彝族，1997年1月7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顾本亮，男，汉族，1990年9月8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姜军，男，汉族，1977年10月19日生，住江苏省江都市。上诉人王兴、蒋龙、聂健因与被上诉人刘厚云、胡兆亮、安强、顾本亮、姜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兴、蒋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聂健存在侵占合伙企业利益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对聂健侵占合伙企业利益的数额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仅仅将聂健从前述账户中转入其个人账户的款项认定为聂健侵占合伙利益的数额显然违背市场规律和生活经验法则，与客观事实相违背，造成错判。请二审法院认真核对“XXX”账户的入账情况，并比对上诉人提交的业务单据，查明聂健侵占合伙企业利益的具体数额，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二、一审法院遗漏上诉人“要求聂健及刘厚云、胡兆亮、安强、顾本亮、姜军等人立即返还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翠西安置小区内毕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的场所及场内设备”的诉讼请求，导致错判。三、一审法院遗漏上诉人“要求聂健及刘厚云、胡兆亮、安强、顾本亮、姜军等人因无权占有原告修理厂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导致错判。关于上诉请求第一条，2019年4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进账不认可，应该以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所有进账为基础。上诉人聂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本案应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王兴、蒋龙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关于《抵账协议书》的效力纠纷与王兴、蒋龙与聂健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同一纠纷。不应当在一个案件中处理。二、上诉人虽然退伙，但涉及合伙方面的事物，因上诉人还是登记责任人而参与或独立处理，比如修理厂所欠第三人的借款等问题，这些借款发生在上诉人退伙之前，属于合伙债务，但基于修理厂未工商变更登记，第三人在找上诉人处理的情况下，在电话和被上诉人协商后，通过协议形式予以处理。三、上诉人退伙之后的进账问题，大部分系上诉人独立办厂，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合伙期间其他单位因修理车辆应当支付的修理费用，与合伙无关，更与上诉人退伙之后的修理厂收益无关。四、修理厂在上诉人退伙之后，一直处于停止运营状态，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经营性收益。五、王兴、蒋龙既然主张上诉人退伙后修理厂有327516元的收益，该收益从常理上讲，不是其他单位资金的简单入账信息，因车辆维修而产生的修理费，应当有修理厂为相应单位提供修理服务的其他证据，还应有相应单位出具发票的相应底单等，王兴、蒋龙仅提供了修理厂账户流水记录，不能就此断言就是上诉人退伙之后修理厂的收益。六、一审中上诉人对修理厂入账资金去向作了充分的说明，一审法院未经调查核实就判决，不负责任。聂健就王兴、蒋龙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王兴、蒋龙就聂健的上诉请求答辩称，请求按照我方上诉请求依法判决。因王兴、蒋龙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协商处理完毕，一审第三人未再答辩。一审原告王兴、蒋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其侵占的合伙利益327516元；二、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抵账协议书》无效；三、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因其无权占有原告修理厂期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6月9日，被告聂健投资设立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2018年12月23日，以被告为甲方、原告王兴为乙方、蒋龙为丙方签订《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作经营位于毕节市翠西安置小区的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三方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基础上成立股份制汽车服务公司，但公司所有权归原始法人聂健，其余两个入股人王兴、蒋龙只参与经营管理。合同期限为长期合同，直至三合伙人协商解除合作经营为止。资金总额按30万元计，三方按各自投资比例拥有修理厂股份，即甲方聂健出资10万元占股33.33%，乙方王兴出资10万元占股33.33%，丙方蒋龙出资10万元占股33.33%，投资款为合伙人共同拥有，不得随意分割。修理厂管理按照实际经营人负责，其他合伙人监督的原则进行，出资款以独立的账户共同管理，所有账目由厂长审核完毕后，各股东代表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入账。”该协议签订后，二原告将约定出资的10万元支付给被告，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2019年4月14日，以被告聂健为甲方，原告王兴为乙方签订《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就原合作经营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股权转让一事达成协议：甲方愿以10万元将原有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拥有，原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从2018年12月18日至该协议签订之日的一切厂内债务及需收取的款项均与甲方无关，全权由乙方负责处理及使用，转让费用在原投资的固有费用中已全部扣除归还甲方，无需另行支付，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合伙协议自动失效。”该协议签订后，另一合伙人原告蒋龙当庭表示追认该协议，此后被告聂健退出合伙，但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合伙项目没有作工商变更登记，仍然以原聂健的名义成立的合体工商户性质经营，继续以户名为“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的“XXX”建设银行账户为经营资金周转账户，该账户实际也仍由被告聂健保管使用。2019年5月16日，原告王兴、蒋龙与被告聂健结算，并签署结算单据《证据》，确认截止2019年5月16日，聂健应补合伙组织26000元。因合伙组织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欠第三人刘厚云借款，以及第三人胡兆亮、安强、顾本亮、姜军的工资等债务，2019年6月11日，被告聂健以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名义与前述第三人共同签署《抵账协议书》，约定将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包括厂房及附属设施设备及所有物品作价65272元共同抵偿给第三人，由被告聂健经手并加盖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印章。2019年4月14日以后至2019年8月，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由原告王兴、蒋龙经营管理，2019年8月以后由第三人刘厚云经营管理。另查明，2019年4月14日至9月30日期间，被告聂健退出合伙之后，户名为“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的“XXX”建设银行账户陆续向聂健账户支出304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抵账协议书》是否无效；被告是否存在侵占合伙企业利益的事实；关于《抵账协议书》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涉案企业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虽然有自己的字号、印章，但不是独立民事主体，不能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应由其实际经营者行使其民事权利。2018年12月23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起，实际为二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自2019年4月14日被告与原告王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聂健即退出合伙经营，因此，能够处分涉案企业的只能是实际经营者二原告，因此，《抵账协议书》虽然盖有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印章，但没有二原告签字捺印，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确认《抵账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退还其侵占的合伙利益的问题。自2019年4月14日被告退出合伙之后，就无权拥有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经营期间的任何财产，经审查，2019年4月15日至9月30日期间，该合伙企业账户支出大量资金，其中部分为支付相关货款、偿还贷款以及缴纳税收等，另有部分款项是聂健中转（存入款项后即取出），但是除此之外有共计304200元不明原因转入被告账户，被告虽辩称用于支付合伙企业相关外债，但是未能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虽然退伙，但仍然凭借自己保管控制合伙企业账户的便利，未经实际经营人二原告许可，支取合伙企业款项，属于侵害原告合伙人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六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侵占的合伙利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304200元，其余部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支取的款项中有部分是在第三人刘厚云基于无效的《抵账协议书》经营期间支取，因《抵账协议书》无效，刘厚云系无权经营行为，其经营期间投资造成的损失得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赔偿损失4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第三人刘厚云、胡兆亮、安强、顾本亮、姜军签字捺印并由被告聂健加盖“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字样印章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抵账协议书》无效；二、被告聂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兴、蒋龙合伙利益款项304200元；三、驳回原告王兴、蒋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6元，由原告王兴、蒋龙负担375元、被告聂健负担3031元。二审中，聂健新提交的证据有：银行转账凭证14张，证明钱不是王兴、蒋龙所支付的钱。蒋龙质证认为，钱是在经营期间打在公账户的。王兴经依法通知，未到庭质证。前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为聂健个人款项，本院不予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另查明部分外，其余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聂健控制的案涉修理厂公账户进账金额为311657元，此期间聂健从公账户向自己账户转出302400元（已扣除聂健自己汇入公账户后又汇出的部分）。二审中，王兴、蒋龙与一审第三人共同明确，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协商处理完毕。本院认为，关于王兴、蒋龙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因双方表示已经协调处理完毕，故本院二审不再就双方之间的纠纷再行审查。关于本案的案由，王兴、蒋龙与聂健之间的纠纷系因聂健退伙后后续公账户内资金的问题发生争议，一审将之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聂健应否退还合伙利益（包括数额的认定）问题，2019年5月16日，聂健与王兴、蒋龙签署的《证据》（也系结算），明确截止2019年5月16日，聂健应当退还26000元。从案涉修理厂公账户的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5月1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聂健控制的案涉修理厂公账户进账经营款项311657元，此期间聂健从公账户向自己账户转出302400元，聂健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公账户进账款项为合伙之前其个人经营修理厂的收益，也不能证明其转向个人账户的302400元系合法用于合伙期间的对外合伙债务。双方之间的《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结合《毕节市兴利和汽车服务中心股权转让协议》、《证据》约定，聂健应当退还王兴、蒋龙合伙利益302400元+26000元=328400元，鉴于王兴、蒋龙仅起诉主张327516元，予以支持327516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聂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兴、蒋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裁判结果有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聂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兴、蒋龙合伙利益款项327516元；四、驳回王兴、蒋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聂健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06元，由王兴、蒋龙负担275元，聂健负担3131元。聂健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812元由其自行负担；王兴、蒋龙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812元由其自行负担6612元，聂健负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