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06民初532号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潞城分公司,地址长治市潞城区西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孙宏伟,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志强，山西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执业证号：×××。被告苗建平,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苗佳佳，女，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赵俊苗，长治市潞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执业证号：×××。原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受理，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原告不应支付被告车补1.5万元;不应支付被告工资8400元;不应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2304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仲裁对被告申请原告支付车补、做饭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事实认定错误。1、被告苗建平于2006年12月经劳务派遣为原告工作,挣的是工资。针对车补是租谁的车补谁（车补含租金和油补）,而原告未租过被告的车。2、2012年因原告员工增多,需要做饭师傅1名,为了照顾被告,增加收入,就让被告兼职做饭工作,当时口头约定月工资600元。因被告是派遣员工,有工资卡,经被告申请,将做饭工资打到了被告妻子赵保平的银行卡里,有转账记录在案佐证。仲裁以原告提供转账记录收款人为赵保平,而非被告,认定原告未支付做饭工资与事实不符。3、原告已足额支付工资，被告请求的是做饭工资,而非派遣员工工资。仲裁以原告未支付被告工资（1920元/月）为由，裁决支付经济补偿金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原告提供证据《转款记录》、《仲裁裁决书》。被告辩称，1、原告应支付被告车补1.5万元。2012年原告说以租赁方式，租用1名线务人员的工具车，用于外线维护，2人1部车，当时包括被告在内有3位线务员,那2人原告每年发2.3万元（租金5000元、油补1.8万元）补贴,对被告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维修线务，原告未发补贴,被告多次向原告反应无果，持续到2014年5月，2014年6月原告新购3辆三轮电动车后,给每个线务员配备了1辆,之后便不再发放补贴。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按每月500元标准，发放自2012年-2014年6月共计1.5万元。2、原告应支付被告做饭与打扫卫生工资21800元及经济补偿金23040元。2012年，原告因公司员工增加,需增加做饭师傅1名,原告让被告兼职做饭和打扫卫生,口头约定月工资600元,然而从2012年1月到2013年12月只支付了1000元工资,被告以为国家单位不会欠发工资,在2014年4月原告换了经理,被告追要工资,新经理说不了解以前的事情,随后落实一下,新经理只是从2014年7月后给被告发放工资,而2014年1月-6月工资未结算,2015年9月左右原告给被告结清了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的工资,在2016年9月结清了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2017年7月因食堂人增多,原告领导说给被告每月涨200元工资，成了每月800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于2018年9月给了9600元,2018年7月至2019年4月按每月800元应得8000元,但在国庆节被告去领工资时，却告知财务已提前将被告工资预付到2019年7月,被告从未请求提前预支工资,往年都是当年7月份原告报账9月结清前一年的工资,不可能提前发工资。2019年12月底,经被告多次讨要,原告将被告2019年1月到4月的做饭工资打入被告的工行卡中,之前工资一直未付。被告调整为公众客户经理时,已年近55岁却每天要跟年轻人上门营销,做宣传,双体日不放假也无加班工资,还需要给单位职工做饭,原告还拖欠工资,被告追要无果,迫于无奈,被告辞职,按原告规定被告于2019年5月9日写了辞职申请,按原告规定辞职需提前申请,而被告人在5月9日写的离职时间为5月31日,但原告5月10日就把被告从员工群里除去,使被告无法继续工作,只能离开单位,原告只给发放了9天工资,实属变相开除员工。据此被告请求原告支付拖欠的做饭与打扫卫生工资21800元及经济补偿金23040元。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2006年12月，被告为原告工作，2012年被告兼职给食堂做饭，2014年1月，原告支付被告每月做饭工资600元，2017年原告给被告每月做饭工资涨成800元。2019年5月原被告劳动关系终止。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应否支付1.5万元车补？原告认为不应支付，因为原告并未租用被告车辆。被告反驳称，同为线务员的别人就有车补或者原告安排有车辆，但被告作为线务员于2012年1月-2014年6月，却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车劳动，不公平，被告还陈述车补的车是指汽车。本院认为，被告应当就车补提供劳动合同等证据，证明原被告就车补作出过约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然被告未完成举证责任。考虑到原告陈述“2012年12月-2014年6月，被告对工作近的地方骑自己的电动车干活，有的时候坐上公司租的车干活，骑电动车干活与坐公司车干活的比例说不清”，本院认为，作为线务员的被告，交通工具是必须的，被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骑行自己的电动车为原告干活，原告对此也是知道的，被告的行为给原告节约了一定的租车费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应的工作效率，对此原告应当进行相应的补偿。补偿标准，因被告是骑电动车参与工作，并非汽车，所以不能按照被告主张的汽车补偿标准计算，本院参考被告在仲裁时陈述“2012年底，原告以租赁方式租用1名外线人员的工具车用于外线维护……”，被告电动车的使用情况、折旧情况及充电电费情况等，酌情由原告补偿被告5000元。2原告应否支付工资8400元，原告提供了转款记录，显示从2015年7月至2018年10月，共计打款7.9万余元。被告对原告向被告妻子银行卡打款方式认可，但反驳称原告是以办公房屋租赁费、物业费名义每年转一次工资，被告将银行卡交给原告后，原告打款，原告将多打的钱取走后将卡交给被告，被告拿到卡后得到就是上一年度的工资。本院认为，通过比较被告月工资600-800元，原告所打钱数，可知原告所打钱已远远超过了被告应得工资，原告解释“多打的钱是原告让被告买菜钱，以办公房屋租赁费、物业费名义是财务报表的方法”。本院认为，在原告认可打给被告的钱分为工资与买菜钱两部分的情形下，被告主张被告只是得到了应得工资的说法是可信的。原告继续主张，按照被告陈述原告当年结清上一年工资的答辩意见，原告已将被告2014年前的工资结清了；被告认可原告的该意见，称原告确实将2014年7月-2015年6月的工资结清了。本院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结合原告转款记录记载“当年7月15日-次年7月14日的租赁费、物业费”，能够认定原告已结清了2014年7月-2018年6月的工资。对于被告主张的2014年1-6月，2018年7月-12月的工资，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未能完成，因此原告应支付8400元工资。被告主张2012年12月-2013年12月的工资，因被告陈述是被告在仲裁时漏掉了，且仲裁后未提起诉讼，因此，本院无法保障。3原告主张不应承担经济补偿金，理由是原告不欠被告工资，被告主张的是做饭工资，而非派遣员工工资，是被告提起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认定事实不清。被告反驳称，应按1920元*12个月计算经济补偿金。原告对计算标准认可。本院认为，通过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拖欠被告工资，这是被告辞职的原因，因此原告应依法给付经济补偿金。至于原告主张劳动关系的派遣性质，因原告陈述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应按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处理；原告主张被告追要的是做饭工资，原告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做饭也是原被告约定的工作内容之一，所以拖欠做饭工资仍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潞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被告苗建平车补5000元、工资8400元、经济补偿金23040元，合计364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宝 二Ｏ二Ｏ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