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卫民，男，1971年2月10日生，汉族，居民，住玉溪市红塔区，现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荣兴，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娜，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弥勒市红林有机肥有限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军校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女，1974年9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高喜，云南邓高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菁，云南邓高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审第三人：红河州中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弥勒市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老公路三那线原物资局锰渣场内。负责人：保婷婷。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高喜，云南邓高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菁，云南邓高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上诉人马卫民因与被上诉人弥勒市红林有机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林公司）、李艳及原审第三人红河州中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弥勒市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卫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荣兴、方娜，被上诉人红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上诉人李艳，被上诉人红林公司、李艳、原审第三人红河州中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弥勒市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高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卫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艳管理公司期间处置了公司资产及该资产的价值，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艳转租场地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以及损失的金额”，该认定错误、明显不当。首先，一审法院已认定：2018年9月8日，被上诉人李艳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将红林公司的厂房及场地出租给保应辉，租期为2018年10月1日至2031年6月13日，每年租金16万元，被上诉人李艳已收取了第一年度和第二年度的租金共32万元。并且，经向第三人的负责人保婷婷核实，保应辉系第三人的管理人员，2018年9月8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系第三人授权保应辉代表公司与红林公司签订的，所租土地系用作第三人的经营场所。既然是“擅自”的行为，被上诉人李艳在管理公司期间处置公司资产便是事实。其次，数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李艳均明确表示，其是将红林公司整个场地连同厂房、设备一并出租给保应辉的，李艳处置的是红林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其处置的资产范围是明确的。再次，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交了“资产评估报告”及其经营场所的照片，其中资产评估报告中记载着红林公司详细的资产状况。2015年7月，上诉人将公司交由被上诉人李艳管理时，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资产均存在；至于被上诉人李艳接手管理公司以后到出租场地给保应辉期间，上诉人从未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股东会或者被上诉人李艳也未告知过上诉人公司资产发生过变更、毁损的情况，因此，上诉人主张的资产的处置范围并非没有证据。最后，公司是以按照工商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而成立的营业性组织。一方面，红林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有机复合肥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那么，在红林公司丧失生产条件和生产设施设备以后，公司名存实亡，上诉人将无法在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取得任何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上诉人作为红林公司的合法股东，若被上诉人李艳不擅自处分公司资产，该公司资产在红林公司生产经营期限届满、或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艳共同决议解散公司清算时，经对其价值评估作价后，上诉人对其也是享有一定份额的。因此，被上诉人李艳将红林公司的整个生产经营用地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在侵犯上诉人知情权和决策权的同时，还侵犯了上诉人的资产收益权和所持股权比例的资产份额，上诉人丧失了红林公司正常经营所能创造的利润，以及对红林公司固定资产的折价补偿利益；被上诉人李艳的侵权行为已实际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综上所述，2018年9月8日后，被上诉人李艳将红林公司全部资产处置，并且现在除经营场所占用的土地外，其它财产包括建筑物等基本已经灭失、毁损；资产的灭失、毁损直接导致红林公司完全停产停业且无恢复生产的可能，当然，也丧失资产变卖、折价的可能。然资产灭失、毁损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李艳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但是，一审法院却在侵权事实客观存在，在被上诉人李艳也不否认处置资产范围以及处置资产所带来的后果的前提下，在上诉人明显存在损失的情形下，置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处境和利益于不顾，将损失金额作为硬性指标，要求上诉人提供明确的损失金额明显不当，有失公允。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红林公司的全部资产，均来源于公司股东的投资；公司资产的灭失，则必然导致上诉人投资利益的受损。加之，若红林公司存续并正常经营所能产生的利润以及分配给上诉人的收益是无法估量的，上诉人的损失是肯定的，损失了哪些利益也是明确的，而造成上诉人利益受损的原因均为被上诉人李艳滥用股东权利出租红林公司的生产经营用地所致。同时，因为被上诉人李艳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上诉人的具体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因此，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了被上诉人李艳的侵权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被上诉人李艳的侵权行为系损失数额无法确定的根本原因。另外，红林公司的经营期限至2026年9月14日，而红林公司取得其生产经营用地使用权的期限至2031年6月13日，但被上诉人李艳却将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土地以及地上附着物私自出租给他人使用至2031年6月13日，造成公司生产设施设备的毁损、灭失，生产场地被用以堆放可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迫使红林公司丧失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红林公司自此无法正常经营，自此往后没有经营收益，只有侵权所得，因此，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按照每年的侵权所得收益赔偿其损失具有合理性。虽然上诉人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但是被上诉人李艳以侵犯上诉人权利的方式、违法处分公司资产所获得的侵权所得却是明确具体的；结合无论是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的利润，还是对资产折价后的分成，上诉人的合法份额均只能按照持股比例享有，所以，上诉人主张参照土地租赁合同的年租金收益16万元，以其20%的股权比例计算赔偿金合情、合理，并且符合法律对股东合法权利的保护原则，以及对滥用股东权利行为的惩罚和遏止。综上所述，《公司法》既然规定了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应当赔偿，那么该权益保护就不应该虚设。如商标、专利、著作权等财产性权益受侵害时，法律在维护受害人权益计算赔偿损失的金额时，规定有具体损失金额的以具体损失为准，损失数额无法确定的则以违法所得计算赔偿标准。因此，本案在被上诉人李艳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基础上，就侵权所造成损失因侵权人原因无法确定时，理应参照其它类似权益的保障方式，以违法所得为标准进行计算。红林公司、李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红河州中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弥勒市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卫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二被告赔付原告2018年的股权收益32000元；2.由二被告自2019年起至2031年6月13日止，每年赔付原告的股权收益3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红林公司原公司的名称为云南省弥勒县玉红香料有限公司，于1997年6月23日成立。公司成立后，历经股东退股、转股和注册资本减少变更。1998年6月13日，原弥勒县弥阳镇古城村委会新瓦房村与唐明书签订《土地出租合同》，约定：甲方（新瓦房村）同意将坐落在菜子哨村南的7.5亩土地租给乙方（唐明书）建办红河卷烟香料有限公司，使用年限为33年，自1996年6月13日至2031年6月13日；租金每亩3.2万元，7.5亩共计24万元，协议签订时一次性付清租金总额；乙方在使用年限内不得将租用的土地私自转租，转让给他人使用，如确需转租，须征得甲方同意。合同还对出租范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唐明书系当时被告红林公司的股东。后，上述7.5亩的租赁土地被用作被告红林公司的经营场所。2008年，被告红林公司股东为原告和被告李艳二人，注册资本减为100万元。原告持有公司股份20%，被告李艳持有公司股份80%，并经股东会议决定修改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对于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应由股东会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李艳。2015年7月以前，公司由原告负责经营管理，2015年7月以后，公司由被告李艳经营管理。在被告李艳经营管理公司期间，被告李艳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定期召开股东会，未向原告送交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与原告进行公司利润分配。2018年9月8日，被告李艳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公司厂房及场地出租给保应辉，租期为2018年10月1日至2031年6月13日，每年租金16万元，被告李艳已收取第一年度和第二年度的租金共32万元。审理中，经向第三人的负责人保婷婷核实，保应辉系第三人的管理人员，2018年9月8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系第三人授权保应辉代表公司与被告红林公司签订，所租赁的土地系用作第三人的经营场所。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而产生的纠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公司或公司大股东利用股利政策损害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而产生的纠纷。（2018）云2504民初3448号案件将案由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本案在审理中，经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原告认为被告李艳作为被告红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召开股东会将公司的厂房场地及设备出租给第三人，私自处置公司资产，该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系依据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来主张。故本案案由应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二、关于中新再生回收弥勒分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第三人的问题。与被告红林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虽系保应辉，但系第三人授权保应辉代表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且租赁来的土地系用作第三人的经营场所，故二被告对中新再生回收弥勒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本案被告应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故本案被告应为李艳。原告主张由被告红林公司与李艳共同承担赔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李艳接手管理红林公司后，从未召开股东会，也未分配红利，并私自处置了公司资产，将公司生产经营用地出租给第三人使用，损害了公司及原告的权益。在本案中，被告李艳在管理被告红林公司期间未召开股东会研究决定便将公司的经营场地租赁第三人，该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李艳管理公司期间处置了公司资产及该资产的价值，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李艳转租场地的行为给公司及原告造成了损失及损失的金额。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李艳赔付2018年的股权收益32000元及2019年起至2031年6月13日止每年赔付32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卫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原告马卫民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关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具体是指股东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或其他权利侵害人提起的诉讼，其诉讼结果直接归于该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李艳作为红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处置资产，李艳在管理红林公司期间未召开股东会研究决定便将公司的经营场地租赁给第三人，侵犯了作为股东的马卫民的股东知情权、决策权。但是否因李艳的出租行为使马卫民遭受损失，马卫民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由于红林公司并未解散，也没有进行清算，在此情况下，李艳的行为是否损害了上诉人马卫民的利益难以认定，因此，马卫民认为给其造成了损失，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应当将红林公司的厂房及场地出租的租金按每年160000元的20%即32000元支付给上诉人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马卫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上诉人马卫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蒋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