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0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传勇，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春市星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0544189390。法定代表人：张海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吉山，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月恒，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传勇因与被上诉人宜春市星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宜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传勇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驳回星宜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星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吴传勇所在律师事务所湖南民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民海律师事务所）与星宜公司之间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书》之后，星宜公司出具委托书，吴传勇基于委托代理了星宜公司与他人之间的(2016)赣0902民初4909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星宜公司支付的43万元的律师费是支付给吴传勇所在律师事务所就该案的代理费，一审就该事实是认定事实不清，星宜公司支付律师43万元律师费是吴传勇与星宜公司之合意行为，星宜公司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吴传勇进行诉讼代理。且吴传勇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合法手续以律师身份为星宜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完成了代理行为。因此，星宜公司明知吴传勇并非以个人身份进行诉讼代理，而是以律师身份进行诉讼代理，星宜公司支付律师费是自愿，星宜公司用冒用吴传勇签名的代理合同财务做账也确认了此笔律师费开支。鉴于吴传勇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挂靠关系，吴传勇要求将律师费直接转入个人银行账户，实质上并未违反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规定。一审在未否定代理行为合法性的前提下，将本来属于星宜公司自愿支付接受律师代理服务对价的行为却认定为无效，要求吴传勇予以返还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原则，一审的判决也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处理的原则为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吴传勇因履行法律服务的代理行为的43万元的价值已融入、固化到代理行为中。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无效仅要求吴传勇退还43万元代理费，却不要求星宜公司返还因吴传勇代理行为取得的利益，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使星宜公司无偿获得了单方利益损害了吴传勇的权益。2.《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四十条之规定并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强制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定。理由是：（一）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的规定，是要求律师在执业行为中不得私自收费，并不否定律师执业代理行为的合法性，律师代理费的支付只是代理合同中约定被代理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二）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并未作出律师违反此规定的行为应被认定无效，相反在第四十八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从这规定看出，律师的私自收费行为，律师法也只是规定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并不是退还委托人。从而充分说明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规定是管理性规定，非效力强制性规定。3.吴传勇的收费行为并未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只是涉及到吴传勇与星宜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星宜公司支付律师费给吴传勇个人，不涉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定：在《法律服务协议》签订之后，吴传勇在2017年9月4日以个人名义向星宜公司出具发票二张，金额为13万元和30万元，星宜公司没有将该发票提交法庭，法庭也没有将该证据要求双方质证，但却认定了该证据的效力，不符合证据认定的要求，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且该事实与星宜公司陈述不ー致，星宜公司陈述称，律师费40万，3万为开具发票的税点，既然43万发票星宜公司已经入账用于报税使用，判决返还该税款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漏列必要的当事人。与星宜公司之间的争议是星宜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合同》是否有效且是否可以由吴传勇领取相关代理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否定了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件的客观事实，遗漏了民海律师事务所作为必要的诉讼参加人，剥夺了其权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阐述如果民海律师事务所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可以另案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给双方当事人造成诉累，浪费司法资源。吴传勇认为，三方之间应该就在该案一起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星宜公司辩称，一、法律服务费43万元是吴传勇违反律师法强制性规定及《协议书》约定私自向星宜公司收取的，并非吴传勇所称是支付给其所在的民海律师事务所的。1.首先，星宜公司起诉时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抬头及签署人部分均为星宜公司和吴传勇双方，其次，吴传勇于2017年6月6日才注册为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5月8日民海律师事务所不可能签订指派吴传勇为星宜公司法律顾问的协议。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也不可能允许合同抬头部分为吴传勇个人，更不可能在合同期限上犯时间矛盾的错误。另外，该法律服务费43万元是吴传勇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的，并非民海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所以，星宜公司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中的43万元是吴传勇在代理星宜公司（2016）赣0902民初4909号案私自向星宜公司收取的，与民海律师事务所无关。2.一审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3266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了吴传勇在2017年6月6日才注册为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仅系挂靠在民海律师事务所，民海律师事务所对吴传勇不实行劳动管理，不发放工资。其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3民终3266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吴传勇与深圳市佳鸿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鸿公司）曾经存在劳动关系，并签订《协议书》约定：吴传勇代理佳鸿公司及其所有关联公司（包括星宜公司在内）的案件，佳鸿公司仅需要向吴传勇支付每月工资36000元，及向吴传勇挂靠的律所缴纳管理费每年60000元，无需向吴传勇另行支付任何代理费用。另外，吴传勇也在本案一审时当庭陈述，其仅通过星宜公司的关联公司即佳鸿公司向民海律师事务所缴纳6万元每年的挂靠费之外，其余收取的费用归其个人所有，包括本案的43万元归其个人所有。3.本案法律服务费43万元是吴传勇在代理星宜公司（2016）赣0902民初4909号案时私自向星宜公司收取的，在一审庭审中，吴传勇也当庭确定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书》的真正目的是解决星宜公司向吴传勇支付43万元法律服务费用的财务做账凭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聘请吴传勇作为星宜公司的法律顾问，吴传勇也未曾按照《法律顾问协议书》向星宜公司提供过任何法律服务（见2019年8月5日庭审笔录第12页倒数第二段）。4.《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规定明确禁止律师私自收取费用，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并非吴传勇所称的管理性规定，律师应当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接受委托代理案件，提供法律服务，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并且为了禁止和惩罚律师私自收费，立法机关还在律师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明确增加了对于律师私自收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所以，吴传勇主张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显然是不成立的。所以，本案的法律服务费43万元是吴传勇违反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规定私自向星宜公司收取的费用，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该费用并非吴传勇所称是代湖南民海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吴传勇应向星宜公司退还法律服务费43万元。二、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定程序。星宜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涉案相关发票两张，金额分别为13万元和3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在庭审中要求吴传勇进行质证，该组证据是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的，另外该组证据也恰好证明吴传勇在私自收取星宜公司43万元法律服务费后，向星宜公司以其个人名义出具了等额的发票。所以，吴传勇收取星宜公司43万元法律服务费显然是私自收取的，违法了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吴传勇称一审法院在对上述证据认定时程序违法显然是错误的，其理应将该43万元法律服务费退还给星宜公司。三、一审未遗漏必要当事人。首先，星宜公司起诉时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抬头及签署人部份均为星宜公司和吴传勇双方，其次，吴传勇于2017年6月6日才注册为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5月8日民海律师事务所不可能签订指派吴传勇为星宜公司法律顾问的协议。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也不可能允许合同抬头部分为吴传勇个人，更不可能在合同期限上犯时间矛盾的错误。再者，该法律服务费43万元是吴传勇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的，并非民海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所以民海律师事务所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并未遗漏任何必要的当事人。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吴传勇是因为违反律师法强制性规定私自向星宜公司收取法律服务费43万元，所以才判决吴传勇向星宜公司予以返还，并非因为《法律顾问协议书》无效而判决返还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没有侵害民海律师事务所的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吴传勇私自收取星宜公司43万元法律服务费显然已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吴传勇应将其私自收取的43万元法律服务费返还给星宜公司。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吴传勇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星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星宜公司与吴传勇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无效；2.判决吴传勇向星宜公司返还430000元；3.判决吴传勇向星宜公司支付利息，暂计为25020.63元（以人民币4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7日起，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为25020.63元，要求计算至判决生效时止）。上述第二、三项暂合计455020.63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传勇原为湖南震宇律师事务所注册律师，后于2017年6月6日变更注册为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3月30日，吴传勇入职佳鸿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吴传勇任该公司的风控总监，提供全日制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止。2016年6月1日，2017年6月1日，吴传勇和佳鸿公司先后签订两份《协议》，协议约定：佳鸿公司安排吴传勇以个人名义挂靠律师事务所，吴传勇以律师身份代理佳鸿公司全国各地案件，包括但不限于佳鸿公司及佳鸿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分公司及各种关联的法人涉诉及非诉案件，但佳鸿公司不得要求吴传勇从事违法代理等。佳鸿公司为吴传勇一次性缴纳6万元的律所挂靠费，但必须服务满一年，不足一年的，吴传勇须按月金额退回佳鸿公司。吴传勇代理所有案件，佳鸿公司不再另行支付律师费，但需要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佳鸿公司安排吴传勇挂靠律所的时间分别为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止。2018年5月23日，佳鸿公司以吴传勇存在多次早退及旷工现象为由向其发出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后吴传勇不服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佳鸿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18年5月1日至5月21日的工资和2018年1月的工资。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1月5日作（2018）粤0306民初2007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有如下内容：吴传勇在佳鸿公司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0186元。湖南震宇律师事务所和民海律师事务所均是湖南省溆浦县司法局所注册登记成立的律所，两律所对其所注册的律师管理模式均为挂靠制（管理人除外），非员工制。律所对所挂靠律师不实行劳动管理，不发放工资，而且，挂靠律师还需向律师事务所缴纳一定金额管理费。吴传勇在两律所注册期间均属挂靠律师，律所未为其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吴传勇在该案的起诉状中有关于“2015年5月15日、16日在宜春市袁州区法院参加被告（即佳鸿公司）安排的关联公司的诉讼活动”的陈述内容。最终，宝安区法院判决支持了吴传勇的大部分诉请。佳鸿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粤03民终32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在吴传勇担任佳鸿公司风控总监期间，吴传勇根据佳鸿公司的安排，以律师身份代理星宜公司涉诉的多起相关案件。其中，在代理（2016）赣0902民初4909号案件（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星宜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吴传勇提出要在佳鸿公司提供的工资之外另行收取4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庭审中吴传勇称该费用主要为吴传勇为星宜公司代理多起案件的差旅费和其他法律服务费用，星宜公司称系吴传勇承诺包赢诉讼的相关费用）及税费3万元，经星宜公司同意并经佳鸿公司总裁邱萍批准后，双方以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书》的形式向吴传勇付款。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有：吴传勇接受星宜公司聘请，指派吴传勇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如被指派的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务，经甲方同意，可由乙方的其他律师暂时代行职务。乙方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的期限为三个月，自2017年5月9日起至2017年9月10日，期满前双方可以协商续约事宜。乙方的服务范围：（一）乙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内容：1、解答法律咨询，预防纠纷的发生；2、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函、应收账款管理建议书等；3、草拟、制订、审查、修改经济合同、劳动合同等法律文书；4、参与商务谈判，提供法律支持并可居中斡旋，促进共赢；5、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风险评估报告及解决方案；6、对公司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保护提供法律咨询意见；7、应邀列席甲方的重大决策会议，并就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8、对甲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9、处理甲方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10、公司股东、告诫管理人员提供免费私人法律顾问咨询服务。第六条约定乙方的法律顾问费为43万元，自本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8日。就该份协议书，吴传勇、星宜公司均向法院提交，内容相同，但星宜公司提供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抬头部分乙方处是打印的吴传勇名字，落款处有“吴传勇”签字，无民海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吴传勇提供了两份《法律顾问协议书》，其中复印件上的抬头部分乙方处是打印的吴传勇名字，落款处无吴传勇的签名，但加盖了民海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也手写了“湖南民海律师事务所”，原件上的抬头部分乙方处除了有打印的吴传勇名字，还手写了“湖南民海律师事务所”，落款处无吴传勇的签字，有民海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对于为什么向法院提供的两份协议书抬头和落款处不同以及协议书中民海律师事务所的盖章问题，吴传勇在庭审中前后出现多种不同的解释，最终认为是因为该协议书系民海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拍照发给吴传勇，吴传勇发现没有加盖民海律师事务所公章，就让该律所工作人员手写填上去后寄给吴传勇，吴传勇再将复印件寄给法院，原件系吴传勇在本案第三次庭审前去民海律师事务所时，该所将协议书的原件交给吴传勇，吴传勇再提供给法院的。对《法律顾问协议书》的起草人和盖章程序以及落款处“吴传勇”签字以及签订该协议的真正目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星宜公司认为该协议书系吴传勇为收取40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和3万元税款而由吴传勇起草，再由吴传勇在佳鸿公司的助理欧阳玉兰（佳鸿公司法务人员）拿给星宜公司，并向佳鸿公司申请了对该协议书盖章，佳鸿公司审批同意后，星宜公司才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再通过吴传勇助理拿给吴传勇签字。吴传勇在庭审中承认星宜公司曾经拿过该协议书要其签字，但其拒绝签字，该协议书上的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并申请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在法庭核实该问题时，星宜公司代理人承认不确定该签名是否是吴传勇本人所签。但吴传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在其与佳鸿公司的控制人邱萍沟通后，同意星宜公司与南民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签订该协议书的真正目的确实是为了解决43万元法律服务费的财务付款凭证问题，并不是真的要履行该协议，其也是基于这份协议书收取了星宜公司的43万元法律顾问费。该协议签订后，星宜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向吴传勇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13万元和30万元，共计人民币43万元，吴传勇于2017年9月4日以个人名义向星宜公司出具发票二张，金额分别为13万元和30万元。吴传勇收到星宜公司的43万元款项后继续为星宜公司代理（2016）赣0902民初4909号案件。（就该款项是否交至民海律师事务所的问题，吴传勇当庭陈述为“我与律所之间进行了结算，根据双方的协议，我每年要向律所交6万元挂靠费，扣除这6万元，剩余的钱归我”）。上述案件经袁州区法院判决后，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在该案的二审期间，吴传勇再次向星宜公司和佳鸿公司提出要再支付二审期间的法律服务费40元，星宜公司和佳鸿公司总裁同意后，吴传勇以办理了借支的方式从星宜公司领取了40万元，就该款的处理问题，事后星宜公司和吴传勇发生纠纷，星宜公司已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吴传勇返还该40万元的借支。另在吴传勇为星宜公司代理泉州明冠案件的二审期间，再次要求星宜公司支付12万元代理费，也是以办理借支的方式支付款项，就该款问题，星宜公司也已另行提起了诉讼，要求吴传勇退还。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星宜公司诉请其与吴传勇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均提交了一份《法律顾问协议书》，内容一致，区别在于乙方落款处的签名、盖章不同，星宜公司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上有吴传勇的签名，吴传勇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上没有吴传勇的签名，仅有民海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吴传勇否认个人与星宜公司签订过《法律顾问协议书》，星宜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并要求笔迹鉴定。因在庭审中，星宜公司反对吴传勇对该笔迹进行鉴定，却又承认其在吴传勇提交的协议书原件上加盖公章时，协议书上尚无吴传勇签名，星宜公司盖好章后，协议书由吴传勇助理交给吴传勇签字，至于该协议书上乙方落款处是否是吴传勇本人签名不确定，吴传勇亦表示星宜公司将该协议书交吴传勇签名时，吴传勇已明确拒绝，现亦不予追认，故该院认为，星宜公司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上的乙方“吴传勇”的签名不是吴传勇本人签名，双方并未就吴传勇个人与星宜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书》达成合意，故星宜公司提交的其与吴传勇个人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属未合法成立的合同，不属无效合同，故对星宜公司要求确认其与吴传勇个人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无效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对吴传勇申请对《法律顾问协议书》上吴传勇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的问题，因已无意义，不予准许。对于吴传勇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虽然该协议书上有星宜公司的盖章，但因合同的相对方是民海律师事务所，且留存星宜公司财务做账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是星宜公司提供的那份协议书，不是吴传勇提供的这份协议书，本案争议的是星宜公司提交的《法律顾问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民海律师事务所是否实际与星宜公司签订该协议书，吴传勇个人收取的43万元是否与该律所有利益关系，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故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定。二、关于吴传勇是否应向星宜公司返还43万元的问题。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或其他利益”。本案中，虽然星宜公司提供了一份其与吴传勇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但因其中一方不是吴传勇签名而未成立。虽然吴传勇也提供了一份《法律顾问协议书》，是吴传勇所挂靠的民海律师事务所与星宜公司签订，但吴传勇当庭承认其仅通过星宜公司的关联公司即佳鸿公司向民海律师事务所缴纳6万元/年的挂靠费之外，其余收取的费用归其个人所有，包括本案的43万元归其个人所有，而且星宜公司与吴传勇一致确认签订《法律顾问协议书》的真正目的解决星宜公司向吴传勇个人支付43万元法律服务费用的财务做账凭证而签订的，故无论吴传勇是基于哪份《法律顾问协议书》向星宜公司收取43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其作为执业律师个人收费的行为均已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吴传勇应将所收取的43万元法律服务费返还给星宜公司。故对星宜公司要求被告43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如果今后民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其利益受到了侵害，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吴传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星宜公司返还430000元。二、驳回星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25.0元，保全费1875.11元，合计人民币10000.11元，由吴传勇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法律顾问协议书》签订的主体及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吴传勇与星宜公司均提供了《法律顾问协议书》，其内容完全一致，其中吴传勇提供的《法律顾问协议书》星宜公司与民海律师事务所均予以了盖章确认，表明星宜公司与民海律师事务所就该《法律顾问协议书》已达成合意，即使吴传勇于2017年6月6日才注册为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民海律师事务所对本案2017年5月8日的《法律顾问协议书》予以盖章确认即是对该协议予以了追认。星宜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吴传勇系私自接受委托，亦未提供相反证据对该《法律顾问协议书》予以反驳，故本院认定该协议签订的主体系星宜公司与民海律师事务所，双方系自愿签订该协议，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星宜公司提供的《法律顾问协议书》系其单方留存，内容与上述双方均予以盖章的协议书一致，不能因该单方留存仅有星宜公司盖章的协议否认星宜公司与民海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书》的成立与合法有效性。二、关于吴传勇是否应向星宜公司返还43万元的问题。吴传勇与佳鸿公司签订的协议虽然约定“佳鸿公司安排吴传勇以个人名义挂靠律师事务所，吴传勇以律师身份代理佳鸿公司全国各地案件及佳鸿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分公司及各种关联的法人涉诉及非诉案件，佳鸿公司为吴传勇一次性缴纳6万元的律所挂靠费，吴传勇代理所有案件，佳鸿公司不再另行支付律师费”，但星宜公司作为佳鸿公司的关联公司与民海律师事务所另行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并经过佳鸿公司总裁邱萍批准，系合法有效的协议，星宜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民海律师事务所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应对其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传勇作为民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具体负责履行协议的律师收取协议约定的法律顾问费并无不当，星宜公司起诉要求吴传勇返还43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吴传勇收取该43万元是否应向民海律师事务所缴交、如何缴交和吴传勇是否以个人名义开具税务发票均系民海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问题，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吴传勇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9）赣0902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宜春市星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25元，诉讼保全费1875.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25元，共计18125.11元，由被上诉人宜春市星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飞云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