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4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锦萍，女，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志敏，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柏，男，199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伟，广东旭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智聪，男，199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伶贞，广东长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钟燕女，女，196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梁锦萍因与被上诉人刘松柏、江智聪及原审被告钟燕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锦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江智聪向刘松柏归还借款本金6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松柏、江智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梁锦萍对江智聪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梁锦萍与刘松柏无借款合意，涉案《借款协议》是刘松柏与江智聪个人签订的，梁锦萍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亦未对涉案借款作出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刘松柏认识梁锦萍、江智聪并知道其二人是夫妻关系，但未要求梁锦萍在《借款协议》上签名。一审法院以梁锦萍知悉涉案借款为由，推定其认可涉案借款有误。微信聊天记录仅反映梁锦萍知悉涉案借款，并无对借款追认的意思表示。而且，微信聊天记录并未涉及借款的具体内容，刘松柏未在微信中要求梁锦萍还款，可见涉案借款发生于江智聪与刘松柏之间，无证据证明款项用于梁锦萍与江智聪夫妻共同生活，江智聪确认涉案借款由其个人使用与梁锦萍无关。刘松柏、江智聪一审庭审中确认江智聪因自身原因无法使用其银行账户进行交易并一直通过梁锦萍、钟燕女的银行账户进行交易。梁锦萍、钟燕女的银行账户一直由江智聪实际操控，其二人并未参与涉案公司的经营活动。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金额有误。江智聪向刘松柏借款本金是6万元，其中包括2018年6月14日转账2万元及2018年7月8日江智聪自认的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2日转款3.7万元、2018年6月15日转款8998元、2018年10月21日转款1.7万元、2018年12月8日转款32500元均为借款有误。3.7万元转款发生在签订《借款协议》发生之后，该笔款项并未备注款项的性质，是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共同经营公司的资金往来。8998元转款精确到个位数，与一般借贷习惯不符，且该笔转款发生时间与上一笔借款2万元仅相差一天，备注是由刘松柏单方填写不能以此认定为借款。1.7万元转款虽然发生在《借款协议》之后且转款性质备注为借款，但江智聪对此不予确认，且该款转账至钟燕女名下，与梁锦萍无关。关于32500元转款，刘松柏与江智聪均确认涉案款项性质为押车款，且部份贷款由江智聪偿还，刘松柏无证据证明其已归还抵押车款，故不应视为涉案借款。江智聪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江智聪的还款金额有误。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12万元，但实际上江智聪仅收到借款6万元，包括刘松柏2018年6月14日出借的2万元以及向江智聪大舅出借的4万元，江智聪已归还1万元。二、涉案借款与梁锦萍、钟燕女无关，江智聪于2017年8月1日以梁锦萍、钟燕女名义注册佛山市顺德区帝鑫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鑫房产公司），期间借用其二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收付款。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低价买入房屋高价出售赚取差价。涉案借款用于公司业务，梁锦萍、钟燕女并未使用涉案借款，亦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刘松柏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六笔借款真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钟燕女未作陈述。刘松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智聪、梁锦萍、钟燕女连带向刘松柏归还借款396334元；2.案件受理费由江智聪、梁锦萍、钟燕女负担。一审法院审查认定，刘松柏与江智聪于2017年6月通过Q房网工作认识，双方系朋友关系；2018年春节期间，刘松柏通过江智聪认识梁锦萍；2018年5月，江智聪带刘松柏前往钟燕女经营的商铺，双方由此相识。2018年5月27日，刘松柏打印涉案《借款协议》并在出借方处签名捺印，江智聪在借款金额及借款方处签名捺印，协议内容如下：“自2018年05月27日，由出借方提供借款方借款人民币（大写）壹拾贰万元整，人民币（小写）120000元整。”刘松柏认为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陆续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向江智聪出借款项合计396334元，但江智聪分文未还，遂于2019年9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刘松柏确认转账至梁锦萍或钟燕女的银行账户内款项中属于借款性质的情况如下：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备注：美的御海东郡东畔岛定金）至钟燕女账户，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备注：跨行转出）至钟燕女账户，2018年6月2日转账3.7万元（没有备注）至梁锦萍账户，2018年6月14日分两次合计转账2万元（备注：借款）至梁锦萍账户，2018年6月15日转账8998元（备注：借款）至梁锦萍账户；2018年7月8日转账4万元（备注：跨行转出）至梁锦萍账户；2018年10月21日转账1.7万元（备注：借款）至钟燕女账户；2018年12月8日转账32500元（备注：押车钱）至梁锦萍账户；2018年12月25日转账42036元（备注：跨行转出）至梁锦萍账户；2019年4月9日转账36900元（备注：跨行转出）至梁锦萍账户；2019年4月16日转账19920元（备注：跨行转出）至梁锦萍账户；2019年4月25日转账2.5万元（备注：房屋合同定金）至梁锦萍账户；此外，上述借款金额还包括刘松柏于2018年6月以礼金方式向梁锦萍支付了现金38980元；合计396334元。刘松柏陈述《借款协议》中的借款12万元包括三笔款项，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备注：美的御海东郡东畔岛定金）至钟燕女账户，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备注：跨行转出）至钟燕女账户，2018年6月2日转账3.7万元（没有备注）至梁锦萍账户。刘松柏及江智聪在诉讼中均确认于2018年7月8日通过梁锦萍账户收取的4万元是刘松柏向江智聪的大舅出借的款项。刘松柏与江智聪同时确认2018年12月8日转账32500元是江智聪以刘松柏名义将刘松柏的车辆抵押后获取的借款42725元，刘松柏收款后再转账32500元至梁锦萍的银行账户。另查：1.刘松柏确认江智聪于2018年11月21日通过梁锦萍的银行账户向其支付了1万元，该款项备注：汇款汇出。2.江智聪与梁锦萍于2018年2月13日登记结婚，江智聪与钟燕女系母子关系。帝鑫房产公司于2017年8月1日成立，登记成立时股东为梁锦萍与钟燕女；2018年5月2日，刘松柏加入帝鑫房产公司，钟燕女退出公司，公司股东为刘松柏与梁锦萍，并由刘松柏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锦萍从2016年4月起至2019年9月期间在盛灏企业服务中心（佛山市）有限公司担任客户经理。3.对于刘松柏于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备注：美的御海东郡东畔岛定金）至钟燕女账户，钟燕女收款后当天向案外人转账2万元，余款于2017年12月2日分四次每次5000元取现；刘松柏于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备注：跨行转出）至钟燕女账户，钟燕女于当天转账支付了32206.85元；刘松柏于2018年10月21日转账17000元（备注：借款）至钟燕女账户，钟燕女收款后，江智聪于当天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两次向其转账支付了合计1.7万元。4.刘松柏与江智聪确认，刘松柏与江智聪发生的资金往来，均通过梁锦萍或钟燕女的银行账户进行，没有通过江智聪的银行账户；刘松柏与梁锦萍、钟燕女的银行账户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9日期间发生多笔资金往来；此外，刘松柏与江智聪在微信中也发生一些款项的转账行为。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涉案争议焦点是江智聪尚欠刘松柏借款本金的数额。对此，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双方均确认由于江智聪的原因，无法直接与江智聪的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故刘松柏与江智聪一直通过梁锦萍或钟燕女的银行账户发生了多笔资金往来，而且刘松柏最晚于2018年5月2日与江智聪开始共同经营帝鑫房产公司，即刘松柏仅提供了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并不能直接佐证转账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需要结合款项支付的时间、原因等因素综合认定款项的性质；其次，对刘松柏认为属于借款的款项分析如下：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及2019年4月25日转账2.5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备注为美的御海东郡东畔岛定金或房屋合同定金，而备注是由刘松柏自行填写的，即明确表示款项性质属于定金，故法院确认上述两笔款项不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且该款项发生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前，而《借款协议》是刘松柏向江智聪提供的，而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刘松柏应从2018年5月27日起才向江智聪提供借款，刘松柏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故法院确认该笔款项不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6月2日转账3.7万元，虽然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但该转账款发生在2018年5月27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之后，且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刘松柏从2018年5月27日起开始向江智聪提供借款，即使该笔款项没有备注性质，法院推定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6月14日分两次合计转账2万元，江智聪确认属于借款，法院予以确认；2018年6月15日转账8998元，因该款项在备注上已明确为借款，且转账款项的时间也发生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后不久，故法院确认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7月8日转账4万元，结合刘松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江智聪的陈述，可以确认该笔款项是江智聪以大舅名义向刘松柏出借的，故法院确认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10月21日转账1.7万元，因该款项在备注上已明确为借款，且是发生在《借款协议》之后，故法院确认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性质；2018年12月25日转账42036元、2019年4月9日转账36900元、2019年4月16日转账19920元，上述款项均没有备注没有用途，但三笔款项的金额甚至精确至个位，明显与一般借款金额有差别，刘松柏对此未能提供合理解释，且累计上述法院认定属于借款性质的款项已合计122998元（3.7万元+2万元+8998元+4万元+1.7万元），与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12万元基本相当，刘松柏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三笔转账款项属于借款，故法院确认上述三笔款项不属于借款性质；对于刘松柏主张的以礼金方式出借38980元，江智聪予以否认，刘松柏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其支付了该款项且属于借款性质，故法院对该笔现金款项不予确认；最后，对于2018年12月8日转账32500元，刘松柏与江智聪在诉讼中均确认属于押车款，是江智聪以刘松柏的名义以刘松柏的车辆作抵押而对外的借款，虽然该借款来源于案外人的资金，但该借款实际上是以刘松柏名义借取的，江智聪也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其已实际向案外人归还了该笔款项，故该笔款项实际上等同于刘松柏向案外人借款后再出借给江智聪，此外，该笔资金明显是江智聪临时向案外人出借而形成的，也可以佐证在2018年12月8日之前江智聪确实存在资金周转的需要，更进一步佐证于2018年12月8日之前的几笔款项属于借款的性质；综上，法院确认江智聪向刘松柏借款合计155498元（122998元+押车款32500元），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江智聪主张于2018年11月21日向刘松柏归还借款本金10000元，由于该款项并无备注性质，且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一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结合江智聪于2018年12月8日还以刘松柏名义向案外人借款的事实，明显可以推定江智聪存在资金周转需要，而江智聪却于2018年11月21日归还借款本金给刘松柏，明显不符合常理；刘松柏对此也明确否认属于还款，故江智聪要求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理据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梁锦萍对涉案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发生在梁锦萍与江智聪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款项大部分转至梁锦萍的银行账户，根据刘松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梁锦萍对涉案债务知悉，故法院确认涉案债务属于梁锦萍与江智聪的夫妻共同债务，刘松柏要求梁锦萍对江智聪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钟燕女对上述债务中9.8万元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刘松柏主张钟燕女对三笔转账至其账户的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经核查，刘松柏分别于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及2018年10月21日转账1.7万元，合计9.5万元，并非9.8万元。对于2017年12月1日转账4.4万元及2018年4月23日转账3.4万元的两笔款项，承上述，法院已确认并非借款，故刘松柏要求钟燕女在上述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据不成立，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10月21日转账1.7万元，法院确认属于借款性质，但该款钟燕女收到后直接转至江智聪微信中使用，且刘松柏未能提供证据佐证钟燕女有向刘松柏借款的合意，故法院确认该借款是江智聪向刘松柏的借款，仅指定支付至钟燕女账户内，并非钟燕女向刘松柏借款，故刘松柏要求钟燕女在上述1.7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据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江智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刘松柏归还借款本金155498元；二、梁锦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松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22.51元，由刘松柏负担1622.51元，由江智聪、梁锦萍共同负担2000元。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借款金额的认定；2.梁锦萍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涉案借款金额的认定。经查，当事人各方对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均无异议。梁锦萍上诉主张刘松柏实际仅向江智聪出借6万元，刘松柏于2018年6月2日、6月15日、10月21日、12月8日向江智聪转账支付4笔合计95498元并非为借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借款协议》的意思表示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刘松柏、江智聪均予以签名确认，故应作为认定本案基础事实的依据。刘松柏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自借款协议签订后向梁锦萍、钟燕女账户转账11次合计279354元，其中2018年6月2日的3.7万元发生于协议签订后数日，2018年6月15日、10月21日的8998元、1.7万元所涉银行转账凭证均注明为借款。上述62998元加上江智聪、梁锦萍确认系借款的6万元为122998元，考虑到该合计金额与涉案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基本相当，无证据证明该122998元的给付是基于刘松柏与江智聪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该122998元是刘松柏出借给江智聪的款项合理。至于2018年12月8日的32500元，因刘松柏、江智聪均确认是刘松柏向案外人抵押其名下车辆取得借款后支付给江智聪的款项，故实际属于刘松柏借取款项后再转借与江智聪的款项，无证据证明江智聪已向案外人偿还了该借款，刘松柏主张江智聪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梁锦萍上诉主张刘松柏仅向江智聪出借6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梁锦萍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虽梁锦萍并未在涉案《借款协议》上签名确认，但涉案大部分借款均由梁锦萍名下银行账户收取，刘松柏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梁锦萍知悉借贷的情况，结合我国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的相关规定，江智聪、梁锦萍均确认涉案款项基本用于公司经营且梁锦萍为该公司的登记股东，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属于江智聪、梁锦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锦萍上诉主张其无需向刘松柏承担借款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锦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409.96元，由梁锦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何美健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黎梦婷书 记 员 黄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