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05行初240号原告杨丽华，女，195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代理人李杨（系原告儿子），男，198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东华南巷**。法定代表人钱伟，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志行、马成功，该局工作人员。原告杨丽华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以下简称沈河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5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6日、2020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丽华及委托代理人李杨，被告沈河分局委托代理人李志行、马成功及负责人韩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河分局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杨丽华于2019年1月15日17时许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接待场所上访，扰乱公共秩序为由，给予杨丽华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杨丽华诉称：被告沈河分局在社会主义法制背景下，行政司法中任性司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虚构事实，侵害公民合法权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依据。一、法律依据：1.中央政法委刚刚出台关于严厉打击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与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央政法委站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高度颁布《规定》：明确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违反规定使用警械、强制措施，给予严厉处分；凡是要进行依法处理的，批准权归省里；驻京办没有合法手续不得抓人；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地方无权进行处罚处理。2.被诉处罚决定书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十条规定作为处罚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如到以上四类单位扰乱并导致后果的，应当受到处罚。被告认为原告触犯了该规定，到了以上四类中的某一或者全部单位进行扰乱，应当借助天眼调取运动轨迹，必须提供原告到了这些单位进行扰乱的证据。在法治社会，任何单位、任何人的主张必须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应当认定被告虚构事实。二、事实依据：退一万步讲，原告在沈阳市维权遭受到长期阻却的情况下，到北京没有任何过错。况且原告走过的地方根本没有提示禁止通行的标牌，怎到了北京就成了违法人。检索原告进京是否扰乱了生产、经营等，原告到了北京，车辆正常通行，旅客南来北往，生产热气腾腾，没有因为原告去了而产生停工的后果。看不出因为原告去了生产停产、机关停办、医院无人、交通不能通行的状态。堵而不疏，疏而不堵。仅仅针对原告的案件来讲，维权的瓶颈迟迟不能疏通，司法不公，权利难维。如果不给开出一条维权的通道，是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矛盾。所以，到北京维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是唯一出路。其实，原告维权到北京已经去了数次，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对原告拘留，根本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如果矛盾解决完，原告永远不会到北京寻求维权。原告遭受侵害无人问津，维权被罚，没有任何出路可行。综上所述，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作出的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签字是我签的，但不是被告送我拘留的时候签的，是我在拘留所换衣服的时候，拘留所的女警察让我签的，我当时向她提出要求要见领导见律师，但周一才能见到所长，说与这个签字无关。2.手机截图，证明在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表述我曾于2018年10月26日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与事实不符，我提供该证就是为了证明我在2018年10月18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站排时丢失手机，后来信访局给我做的笔录，我是正常上访，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没有受过行政处罚。3.《行政复议申请书》《控申书》，证明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候是2019年2月28日，因没有红色印章我就没有接收，只用手机拍照，后一直向被告要原件，4月2日被告给了我一份还是复印件，之后就向沈阳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答复我已经超过期限，不予受理。4.照片一组，证明2019年1月17日晚八点左右在朱剪炉派出所，赵建凯所长逼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不同意，就给我戴手铐并拷在铁床上，并把原告当日戴的纱巾塞到原告口中，赵建凯打了我六个嘴巴子，还踢了我两脚。说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原告实施了暴力手段，该所民警在办案程序上严重违法，实行掩盖事实的非法手段，办案地点不是在有监控的办案区办案，导致原告脸部、眼眶、颧骨多处受伤，让民警取尿、取大便灌入原告口中，因没人敢取，最后把纱巾强行塞入原告口中，造成脸部肿胀、麻木，耳听力严重下降，心脏无脉等症状。1月17日上午我在派出所心脏病发作，民警给我吃的药，期间我亲属多次拨打我电话没有接通，警察冒充我的语气作出回复。其中4号照片有三个人，中间的人就是看守我的民警，我遭到殴打的时候这人也在现场。5-8号照片从拘留所送原告到739医院后又送到公安医院拍摄的，可以证明原告受伤的地点是在派出所。14号照片中的警察也在现场。5.病志复印件，证明急救中心病历写明原告在2019年1月20日22时7分56秒在看守所抢救及发病的时间、地点、过程；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病志证明原告的受伤部位、程度，说明原告被赵建凯所长打伤的后果；公安医院病志证明原告所受伤部位程度，是受外伤所致。6.电脑截屏打印件，证明原告被打之后向12345投诉我方多次拨打110，当地警方让我们直接联系朱剪炉派出所，而被告把此次交于朱剪炉派出所进行核查，朱剪炉派出所工作人员包庇打人者作伪证。证明被告不作为，没有做详细调查。7.手机截屏，证明原告家人多次给原告打电话未能接通，后有人冒充原告给原告的家人发信息，称原告正在谈话，安慰原告家属，上面电话号不是原告本人电话。时间点应该是原告在派出所的发病时间。8.通话录音列表，证明原告家属多次给原告打电话。当时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接听电话。9.原告证人鲁某出庭作证，证明其所了解的情况。被告沈河分局于2019年6月11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2019年1月15日17时许，原告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接待场所上访，并表明上访人身份，被北京市天安门分局发现，将原告移交我局，该人上述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在此之前，原告曾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被我局处以行政警告处罚。据此，我局于2019年1月1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法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我局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所提出的事实与理由是没有依据的，我局作出决定时，所认定的证据是充分的，办案程序是合法的。我局经过客观、全面调查取证，足以认定原告实施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依该事实我局依法定程序作出的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沈河分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杨丽华2019年1月16日询问笔录，2.情况说明，3.崔守义情况介绍，4.李华武情况介绍，1-4号证证明2019年1月15日17时许，原告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5.受案登记表，6.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7.行政处罚决定书，8.通（告）知记录，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传唤证，11.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2.建议停止拘留通知书及解除拘留证明书，13.杨丽华2018年8月26日前科，5-13号证均证明我局办案程序合法。经本庭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13号证据可以实现其证明目的，予以认证。原告提供的1号证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审查客体，不予认证；《被拘留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非被告制作，与本案无关，不予认证；2号证手机截图上信息发送时间为2018年10月，本案涉案时间为2019年1月，故与本案无关，不予认证；3、4号证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认证；5-8号证真实性予以认证，但无法实现原告证明目的；9号证证人鲁某证言中关于原告被打问题均是听原告陈述，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不予认证。经审理查明，原告杨丽华于2019年1月15日17时许，在北京天安门地区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巡逻民警盘查，盘查过程中原告表明其上访人身份。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依法将原告带回审查，后又将原告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沈阳市驻京维稳工作组工作人员将原告接回后，由沈阳市沈河区驻京维稳工作组工作人员将原告送回沈阳。1月16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朱剪炉派出所受理了此案，并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原告承认了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接待场所上访的事实。同日，被告沈河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9]第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杨丽华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1月18日，被告将原告送至沈阳市第二拘留所执行拘留。1月20日，因原告患病，沈阳市第二拘留所经被告批准对原告解除拘留。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故起诉来院。另查，2018年10月26日，朱剪炉派出所作出沈公沈河（治）行罚决字[2018]第1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主动表明上访人身份，决定给予原告警告的行政处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被告沈河分局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9年1月15日17时许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接待场所上访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及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的规定，被告决定给予原告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庭后向本庭作出说明为笔误，且该失误对原告的处理结果并不产生影响，故对原告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表示其在朱剪炉派出所被工作人员殴打恐吓的问题，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所受伤害是由朱剪炉派出所工作人员造成的。原告判后如取得新的证据可向相关部门反映或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丽华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杨丽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鸿雁人民陪审员  郭金宝人民陪审员  王迎春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信欣然书记员谭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