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30民初480号 原告：赵志江，女，1975年11月22日生，瑶族，广西永福县人，住广西永福县。 被告：李恒，男，1987年3月13日生，汉族，广西平乐县人，住广西平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志，男，1962年4月13日生，汉族，广西平乐县人，住广西平乐县。（系李恒的父亲） 被告：雷建珍，女，1981年1月9日生，汉族，广西桂林市人，住广西桂林市临桂区。 原告赵志江与被告李恒、雷建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桂0330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雷建珍不服判决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桂03民终28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志江、被告李恒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志、被告雷建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志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利息30,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6年陆续向原告借款。2016年12月3日，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款130,000元，另加利息30,000元，合计160,000元，约定一个月还清。但被告至今未偿还，且电话关机，无法联络。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恒辩称：1.原告提供的借款借条是原告伙同社会黑势力威胁、强迫被告写下的；2.借款事实不清，在桂林中院开庭时，原告表示13万元是在桂林某银行一次性取款交给被告的，但未提供时间、地点及一次性取款的相关凭证；3.被告与原告曾是恋人关系，发生过一些生活费用，被告也在2016年12月前陆续转账2万多元给原告，有银行转账记录为凭，两人分手后原告因爱生恨而胁迫被告写下借条。综上，原告诉讼理由、依据不成立。 被告雷建珍辩称：1.原告仅凭一张借条不能认定借款事实；2.被告有录音证明该借条并非是李恒自愿写下的；3.借条上没有被告的签名；4.原告需要证明该笔借款是用于被告与李恒离婚前的共同生活上的；5.被告有录音证明原告非法扣押被告别克车辆一台；6.原告无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的真实性。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借条，拟证明被告李恒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被告李恒认为该借条的字迹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被原告胁迫所写；被告雷建珍认为该借条是原告威胁李恒所写。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香江支行2016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秀峰支行2016年5月11日至同年5月16日的存折记录，拟证明原告已向李恒给付了借款的事实。被告李恒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取款时间与借条发生时间不一致，数额也不一致，原告在之前二审时当庭承认借款是一次性取给李恒的，但该证据显示是分多次取出，且与借条数额不一致；被告雷建珍表示对该证据不清楚，并表示未听过李恒说原告有取钱给他。本院认为，经庭审质证，借条确为被告李恒本人所写，但借条的内容与原告陈述不符，该两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故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2.被告李恒提供的二审庭审笔录，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笔录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笔录的内容系原告被逼着回答的；被告雷建珍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该笔录的回答系不真实的，故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可。 3.被告雷建珍提供的录音，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李恒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该录音的内容与本案有关，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定本案的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赵志江与被告李恒原为朋友关系。2016年12月3日，被告李恒向原告赵志江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上载明：“今借到赵志江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正。（¥130000元正）另加叁万利息。注明：壹个月还清。（共计：壹拾陆万元正）借款人：李恒，2016年12月3日”。 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30,000元。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判决，后被告雷建珍上诉至中院，中院于2019年11月6日对双方当事人做了一份询问笔录，询问过程中，审判员问到：“你这个钱是怎么借给李恒的？”时，原告回答：“一次性给了13万元现金”；审判员接着问：“现金在哪里给的？”，原告答：“桂林的一个银行取完钱给他的”。 本案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审判员问：“原告，二审笔录中你说是同一天取的现金，现金是多少？”，原告答：“取了12.6万元，不是同一天取的，是分11次取的。2016年5月11日取了1.8万元；2016年5月12日取了4.9万元，14号取了1万元；16号取了4.9万元；还有部分是我的营业额4000元”；再问：“13万是否一次性给付的？”，原告答：“是的”。问：“是在什么地方给付的？”，原告答：“2016年5月16日在桂林农业银行取了1万元，2016年5月16日在桂林铁西路四巷我的住所楼下一次性给付的13万元现金”。 被告李恒与被告雷建珍于2015年1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9月12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李恒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 首先，作为本案的关键证据，原告提供的由李恒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赵志江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正。（¥130000元正）另加叁万利息。……”，但经庭审核实，被告李恒出具借条的当日并未收到原告的借款，借条上所载明的内容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 其次，原告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存折记录以证明其取款交付了该笔借款给李恒，但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所支取的款项已实际交付给了李恒。 再次，原告在原二审的询问笔录中与在本案庭审中对该笔借款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在原二审的询问笔录中，原告称该130,000元系在桂林的一个银行取完钱后一次性给的现金给李恒。在本案庭审中，原告称该130,000元借款中的126,000元不是同一天取的，是分11次取的，还有4,000元系原告的营业额。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存折记录上所载明的取款次数与其自称的11次取款不符。 最后，原告否认其与被告李恒存在其他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存在借贷事实，其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志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0元，由原告赵志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秉东 审 判 员  龚秀甫 审 判 员 贾 亚 妮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熊 元 伶 书 记 员 徐  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