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瑞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力。委托诉讼代理人：胥斐，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蒙蒙，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瑞波因与被上诉人张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7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瑞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黄瑞波一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张力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对其他连带保证人的追偿问题。一、已承担保证责任的连带保证人行使追偿权，无须先向债务人追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赋予了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既可向债务人追偿又可要求其他共同保证人承担相应份额的权利，上述条文规定的不是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追偿权行使顺序问题，而是保证人内部应承担的份额。且诉讼是否需要前置程序，是诉讼的基本程序问题，应由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采信张力关于黄瑞波与苏州精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众公司）资产混同及实际控制人等主张，以黄瑞波还款前未通知其他保证人等理由，认定黄瑞波的还款行为并非承担保证义务是片面的。1.黄瑞波是精众公司的股东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控制人，黄瑞波虽具有多重身份，但不应以此否认其作为连带保证人的还款行为。2.黄瑞波与精众公司确实存在银行往来，但上述往来系因精众公司在主债务还款期限届满时经营困难，黄瑞波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融资用以公司开销，而非财务混同。黄瑞波提交银行往来是用以证明精众公司无力还款。3.是否知会其他保证人并非黄瑞波作为连带保证人还款的条件，一审判决认定黄瑞波与张力等人自2018年5、6月起即就精众公司经营知情权等产生争议，系张力一方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明。4.2019年7月精众公司已无力偿还全部款项，黄瑞波先履行保证责任，是为避免扩大债务履行成本，是对精众公司及其他保证人的有益举动。精众公司2019年7月24日偿还了余款10万余元，如黄瑞波意图侵害其他股东利益，应偿还所有款项。5.否定保证人还款不利于引导诚信经营。张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争议焦点为黄瑞波的追偿权是否成立，而非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对债务人与其他连带保证人的追偿顺位问题。1.黄瑞波与精众公司资金往来频繁，黄瑞波还款资金来源不明，黄瑞波不是在履行保证责任，也无权向张力追偿。2.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被担保对象为精众公司而非黄瑞波个人。黄瑞波对精众公司的借款去向未做合理解释，在签订借款合同前黄瑞波与张力就对精众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知情权等产生争议，黄瑞波未经公司有效决议，亦未告知精众公司其他股东，实为黄瑞波滥用法定代表人、公司管理人地位以公司名义进行借贷，其还款不是在承担保证责任。据了解案涉贷款系黄瑞波以公司名义贷款并挪用购买其自住房使用，黄瑞波的还款行为系其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管理人身份对外借款后归还个人债务的行为，无权要求其他连带保证人为其个人借款行为承担保证责任及行使追偿权。3.一审判决提及的实际控制人意为黄瑞波对公司处于支配、控制地位，不是指法律术语。一审判决提及的“在本案中，黄瑞波如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代精众公司承担责任后，应当先向精众公司追偿”则是结合本案情形得出的结论，是为避免黄瑞波滥用自身身份及优势地位，在未满足行使追偿权条件的情形下，以公司财产不足的理由向张力追偿，最高院的相关判例不具有参考价值。黄瑞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力支付黄瑞波47.66万元及利息(以47.66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7月25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张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6日，黄瑞波、张力、案外人梁静、朱圣川作为精众公司（债务人）的保证人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各保证人对于2018年3月6日至2020年3月5日期间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主债权限额本金5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等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发生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归还信贷资金本息，保证人愿意无条件承担保证责任；本合同项下各类业务的主合同、借据或相关债权凭证可以不必送达保证人。2018年7月25日，精众公司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精众公司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200万元用于购货，贷款期限自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月利率千分之五，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为黄瑞波、张力、梁静、朱圣川。2018年7月27日，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向精众公司发放贷款200万元。之后，前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由黄瑞波和精众公司分四笔归还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其中黄瑞波于2019年7月9日还款28万元(本次归还本金274000元，归还利息6000元，结欠剩余本金1726000元)，于2019年7月24日分两笔各还款162万元（本次归还本金1615685元，归还利息4315元，结欠剩余本金110315元）、6400元（本次归还本金6400元，归还利息0元，结欠剩余本金103915元）；精众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归还余款103915元。2019年8月6日，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出具还款证明，称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已由借款人精众公司归还本行。贷款起始日期2018年7月27日，贷款到期日期2019年7月24日，贷款结清日期2019年7月24日。一审另查明，经双方当事人确认，精众公司于2014年9月成立，目前股东分别是梁静、张力、朱圣川和黄瑞波，持股比例分别为51%、22.5%、22.5%、4%，法定代表人为黄瑞波。一审再查明，根据黄瑞波提供的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精众公司常熟农商行对公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该期间精众公司与黄瑞波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其中精众公司向黄瑞波个人账户转账备注为“电费、业务招待”等，黄瑞波向精众公司转账备注为“借款”。一审中，黄瑞波陈述称，其与梁静已离婚。精众公司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200万元系用于向案外人苏州晟璟五金商贸公司支付工程安装费。自2018年12月起，精众公司逐步陷入经营困境，其作为精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保证人之一代精众公司偿还190.64万元。因其与其他保证人之间存在矛盾，故未告知其他保证人其还款一事。精众公司于2018年3月、8月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80万元、120万元，因公司无力偿还，由其筹款全部还清。考虑到精众公司资金困难，故其没有向精众公司主张过追偿权。一审中，张力陈述称，精众公司的大股东梁静与黄瑞波系夫妻,精众公司一直由黄瑞波实际掌控经营。因其与黄瑞波、精众公司之间存在诸多纠纷，其虽为股东但对精众公司的财务情况并不知晓，但不认可黄瑞波所述精众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一事。精众公司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200万元的用途不明，苏州晟璟五金商贸公司并未实际开展业务。对于黄瑞波代精众公司还款一事，其并未收到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催告履行担保义务的通知，也不知道黄瑞波作为保证人代精众公司还款一事。另因黄瑞波与精众公司资金往来密切，其对于黄瑞波还款的资金来源系自有还是公司的存疑。以上事实，由黄瑞波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还款凭证、通用回单、情况说明、银行往来明细、传票、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黄瑞波的追偿权是否成立的问题。黄瑞波、张力作为精众公司的保证人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黄瑞波、张力以及案外人梁静、朱圣川系精众公司于2018年3月6日至2020年3月5日期间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借款债务的保证人。根据借款合同以及通用回单（贷款回收），可以证明精众公司在上述保证期间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200万元，且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由黄瑞波和精众公司结清，其中通过黄瑞波个人账户归还的借款本息合计190.64万元。黄瑞波作为精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同时又系借贷保证人之一，其与精众公司有多重身份关系。根据一审调查，黄瑞波承认其与精众公司的大股东梁静之间存在过夫妻关系，虽其在一审中陈述称二人已离婚，但未按一审法院要求在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梁静的离婚时间及财产分割事宜。鉴于黄瑞波存在多重身份，且其个人与精众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密切，结合张力提出黄瑞波系精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之抗辩，虑及黄瑞波在还款前并未事先知会其他保证人、其与张力等人自2018年5、6月起即就精众公司经营知情权等产生争议等事实，一审法院对黄瑞波在精众公司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之前即代为还款之行为，难以认定黄瑞波系以保证人身份承担保证义务。其次，按照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追偿。即，黄瑞波如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代精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应当先行向精众公司追偿。而本案中，黄瑞波并未向精众公司主张追偿权利。由于黄瑞波、张力等人均系精众公司股东，在张力提出精众公司借款是否用于相关公司业务、精众公司具备一定偿债能力的情形下，黄瑞波、张力等股东亦应先行对精众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披露，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进行审计或清算，通过公司股东内部的决议机制、参照公司章程解决精众公司的盈亏负担事宜。综上，对黄瑞波主张其作为保证人之一已代精众公司偿还借款190.64万元，故要求其他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之一即张力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的诉讼请求，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瑞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49元，财产保全费2903元，合计11352元，由黄瑞波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黄瑞波、张力及案外人梁静、朱圣川作为精众公司保证人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黄瑞波、张力及案外人梁静、朱圣川系2018年3月6日至2020年3月5日期间精众公司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借款的保证人。2018年7月25日精众公司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向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贷款200万元，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由黄瑞波和精众公司结清，其中通过黄瑞波个人账户归还的借款本息合计190.64万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瑞波的追偿权是否成立。本院认为，首先，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精众公司主债务履行期限于2019年7月24日届满，黄瑞波通过个人账户于2019年7月9日还款28万元、于2019年7月24日分两笔各还款162万元、6400元，上述款项均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归还。且依据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出具的还款证明，常熟农商行苏州分行认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均由借款人精众公司归还，而非由黄瑞波通过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归还，上述情况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不符。其次，黄瑞波作为精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个人与精众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密切，在还款前未事先知会其他保证人，结合黄瑞波与精众公司、张力之间近两年存在多起关于精众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出资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情况，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黄瑞波通过个人账户代精众公司归还案涉借款的行为系以保证人身份承担保证责任。故黄瑞波的追偿权不能成立，本院对于黄瑞波要求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之一的张力清偿应当承担份额的诉请，不予支持。在黄瑞波的追偿权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本案对于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对债务人及其他连带保证人的追偿顺序问题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黄瑞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9元，由上诉人黄瑞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维佳审 判 员 曾雪蓉审 判 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孟 桢书 记 员 王文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