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6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汉邻，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宇，广东中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斌，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丹萍，女，196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斌，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智鹏，广东中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霄霞，女，196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安江，女，199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柳深，男，1996年3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楚强，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静，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第鑫，男，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伯珊，男，192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第三人：韦华盛，男，1952年5月24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南宁市青秀区。上诉人许汉邻、孙丹萍因与被上诉人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及原审第三人韦华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8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汉邻、孙丹萍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和案由的认定错误，本案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起诉时未标明案由。但是本案一审经历了三次开庭，一审法院共发出三张开庭传票，均写明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后被上诉人变更了诉讼请求，在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主张的案由是侵权责任纠纷，但是在原审判决中的“裁判结果”部分第一段却载明：“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实际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被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在代持金山工贸股权期间的全部利益。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三原告南宁市邕宁区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拆迁补偿款项共计人民币9532947.1元。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拖延返还拆迁补偿款项期间利息人民币2137869.29元(暂计至2018年12月3日，实际应当按照同期银行存贷利率自2014年7月19日起计至二被告实际返还全部拆迀补偿款项及利息之日止）。4.请求贵院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用5000元及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可知，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基础是两上诉人所拥有的股权是代持的，被上诉人为实际投资人。因此，本案首要查明的情况及最终的裁判应当为两上诉人是否代许汉强持股，被上诉人是否为实际投资人。原审判决中，法院在“裁判结果”部分的第二段认定：“许汉强系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系受许汉强委托持股，被告许汉邻系受许汉强指示担任金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判决的。因此，本案实际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非“委托合同纠纷”。二、原审判决认定南宁市邕宁区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股东均是许汉强，是错误的。(一）工商登记记载的金山公司的股东是孙丹萍和韦华盛。根据现有的金山公司工商信息显示，孙丹萍出资380万，持有95%股权，韦华盛出资20万，持有5%股权。因此，从工商登记情况来看，金山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许汉强，许汉强也不是金山公司的股东。从金山公司设立至今，孙丹萍一直为公司股东，其合法持有股权毋庸置疑。反之，不仅在工商登记中没有许汉强的股东记载，也没有其他能证明孙丹萍系代许汉强持有金山公司股权的证据。公司登记机关所登记的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及公信力，对工商登记信息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在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工商登记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否认工商登记信息。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足以推翻工商登记信息的证据，例如代持股协议、出资协议、出资证明、实际出资的转账记录、股东会决议、持股证明、股东名册等。因此，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能够推翻工商登记信息的情况下，无权认定孙丹萍是代许汉强持有金山公司的股权。(二)原审判决依据的两份证据并不足以推翻金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原审判决“裁判结果”部分的第二段载明：“固本院综合考虑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之间的通话录音及第三人韦华盛的陈述认定：许汉强系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系受许汉强委托持股，被告许汉邻系受许汉强指示担任金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一审法院认定许汉强为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股东所依据的证据只有两份，一份是所谓的“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的通话录音”，另一份是韦华盛的陈述。但是这两份证据并不足以推翻金山公司工商信息中的股权登记情况。具体如下：1.所谓的“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的通话录音”，并不能证明孙丹萍系代许汉强持股。首先，江霄霞已经当庭承认，参与该被录音的谈话的仅仅有许汉邻，而没有孙丹萍。但是孙丹萍才是工商登记中金山公司的股东和实际股东，并持有金山公司95%的股权，许汉邻仅仅是金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非以上金山公司95%股权的持有方，许汉邻当然对他人持有的股权的归属无权代为承认。录音中并未提到过孙丹萍，许汉邻也从未在录音中表述“孙丹萍的股权是代持的”之类的话语，且孙丹萍也从未确认其本人系代持股权。因此，许汉邻在录音中的话语内容并不能认为是孙丹萍对代持股权的确认，其次，录音明显是经过剪辑的，因为该录音的开始并非是正常谈话会有的开始，在录音的结尾处，该男性的话语仍未结束，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材料是节录，不具有完整性。同时，对于该录音内容，被上诉人亦没有提交任何能够对谈话的内容进行佐证的证据。最尚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才是有证明力的，因此该录音不具有证明力。2.所谓的韦华盛的陈述仅能证明其所持有的5%股权是代持的，无法证明孙丹萍的95%股权是代持的，更无法证明许汉强是公司的实际股东。首先，孙丹萍持有95%股权与韦华盛没有任何关联，孙丹萍和韦华盛只是同为金山公司的股东。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韦华盛不仅确认其是代许汉强持股，还一口认定孙丹萍出资的380万实际上是许汉强出资及拥有的，孙丹萍亦是代许汉强持股，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故的许汉强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更没有许汉强与孙丹萍、韦华盛签订的代持协议来证明许汉强为实际股东。韦华盛与许汉强是好友关系，其系代许汉强持股，韦华盛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难以排除其陈述具有倾向性。其次，韦华盛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与实际工商登记情况明显不符。实际工商登记情况显示，金山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400万人民币，孙丹萍出资380万，持有95%股权，韦华盛出资20万，持有5%股权。但是，韦华盛的第一份证人证言却称“其出资140万，孙丹萍出资380万，合计520万”。该证人证言中陈述的出资总额、出资比例与实际工商登记情况截然不同。而后经历了第一次开庭，经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指出该处后，韦华盛又出具了一份证人证言，说第一份证人证言中出资部分系笔误。两份存在矛盾的证词己经说明韦华盛对工商登记情况都不清楚。3.综合“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的通话录音”以及韦华盛的陈述，亦不足以推翻工商登记信息的公示效力。三、被上诉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上诉人返还拆迁补偿款项人民币9532947.1元及利息，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金山公司的剩余财产760万元及利息,拆迁补偿款项和公司剩余财产的性质截然不同，返还拆迁补偿款项和返还公司剩余财产根本不是同一诉讼，一审法院作出如此判决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上诉人偿还股权代持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及利息，从未对金山公司剩余财产提起过任何诉求请求，原审判决却直接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公司剩余财产及利息，没有区分拆迁补偿款和剩余财产两种不同的性质，也没有区分返还拆迁补偿款项和返还公司剩余财产两种不同的诉讼，是错误的。拆迁补偿款是土地管理部门因征收土地而给予公司的补偿，属于公司收入。公司剩余财产是经合法清算后剩余的公司财产。原审判决对该760万金额和性质的认定与上诉人的陈述和事实不一致，并存在诸多错误。在本案一审的第三次庭审中，关于拆迁补偿款，法官问上诉人许汉邻“760万有无清偿债务？”上诉人许汉邻的回答是“没有清偿”。（详见第三次庭审笔录的第6页）因此，许汉邻既没有确认最终拆迁补偿款的剩余金额，也没有确认该760万是公司剩余财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金山公司股东的孙丹萍更是对此事项未进行过任何确认，法院也未要求其确认。但是，原审判决在“案件相关事实”部分第5点认定：“两被告在本案庭审中确认：扣除公司债务及工人的赔偿款后，公司实际收到的拆迀补偿款为760万元”；且在“裁判结果”的第五段认定“被告许汉邻确认金山公司的财产清偿公司债务、员工赔偿款及税收等债务后剩余760万元，该款项并未向股东进行分配，相关款项实际由两被告占有，故两被告应将该剩余款项760万元返还五原告。”因此，一审法院对“金山公司的财产清偿公司债务、员工赔偿款及税收等债务后剩余760万元”进行认定，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极其随意和荒谬。本案原审判决中出现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从未在证据及庭审中主张过的事项。在原审判决的“案件相关事实”部分的第一段载明：“许汉强与原告江霄霞结婚前，另育有一子，即原告许第鑫。”但是一审程序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证据及庭审中均从未提起该事项，更无对该事项进行确认，法院却如此突兀地对此进行认定。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错误。在本案的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关于诉讼时效的答辩在第一次庭审笔录的第9页，答辩内容为“6.在本案的证据中原告未提供许汉强死亡证明，也无法确定许汉强的真实死亡时间，但是根据原告的说法许汉强是于2008年年初去世，距今己十年有余，但是本案的诉讼既包括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的股权纠纷，也可能包括股东的代位诉讼，或者股东的直接诉讼等，无论是何种情形均是基于请求权的诉讼，必将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时间为3年，在许汉强去世的10余年中，原告怠于提出相关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请求。”但原审判决的“裁判结果”部分第7段的内容为：“另，因金山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完成注销登记，五原告此时方有权取得公司剩余财产，且一直在向两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于2018年7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两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釆纳。”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本案的一审程序中从未对被上诉人“有权取得公司剩余财产”进行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却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的股权纠纷、股东的代位诉讼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抗辩”张冠李戴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取得公司剩余财产”的诉讼时效抗辩上，并且对该项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五、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韦华盛作为金山公司持有5%股权的股东，应当被列为被告，但一审程序仅将其作为第三人。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上诉人许汉邻列为被告，根据金山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显示，孙丹萍出资380万，持有95%股权，韦华盛出资20万，持有5%股权。但原审判决“裁判结果”部分的第二段载明：“固本院综合考虑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之间的通话录音及第三人韦华盛的陈述认定：许汉强系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系受许汉强委托持股，被告许汉邻系受许汉强指示担任金山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以上两点作为基础，许汉邻并非公司的股东，其与本案并无关联，不应当被列为被告。二审调查时,对事实部分变更如下:关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2007年8月，许伯珊、许汉强、江霄霞、孙丹萍、许楚华、吕传青、吕淡佳、许楚君在深圳市峰景台庐山阁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以确定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股权比例是许汉邻占31.5%，许汉强占55.5%，许汉强安排两个儿子持有股份，大儿子许第鑫占25%，小儿子许柳深占30.5%，许汉奇占8%，共计95%。股权分配确认以及利益分配的比例，利益分配比例为许汉邻占27%，许第鑫占22%，许柳深占27%，许汉奇占8.5%，许传青占7%，许楚君占3.5%，共计95%。股权持有的比例以及公司利益分配的利益方案是家族开会确认，是由许汉强记录。涉及拆迁补偿款支付南宁法院（2014）南铁执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应给付的金额经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需支付的款项是3782361.15元，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支付税款105万元，相关票据在江霄霞处保管。2018年7月18日注销全部税务登记时又支付了2465.13元税款。在2010-2018年还没有做债务处理的时候，共计1150065.04元，除去上述开支现在拆迁补偿款剩余3548055.78元。被上诉人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答辩如下：关于程序问题，本案起因不是股权纠纷，而是许汉强在患病期间委托上诉人经营公司后，上诉人侵吞了原本应属于许汉强继承人的财产所导致，上诉人的行为使答辩人的权益受损，故答辩人向其主张权利，并无错误，而韦华盛并没有损害答辩人的权益，韦华盛参与本案诉讼只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将其列为第三人，并没有程序错误。关于实体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正确，上诉人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属于片面理解。本案现有证据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据涉案公司的实际权利人是许汉强及江霄霞，足以推翻工商登记信息。原审认定涉案拆迁补偿款为公司剩余财产是正确的。原审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正确的。当庭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上诉人称涉案公司的股权已由家庭在2007年时作了相关的分配，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唯一仅有一份是2019年10月16日形成的，并且没有被上诉人方以及许汉强签字的单方说明，不排除该材料是为了应对本案诉讼而作出的。二、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公司还存有一定的债务，但该债务发生在2013年、2014年，并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经当庭确认扣除公司债务及工人的赔偿款后，公司实际收到的拆迁款760万元，目前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算后已经注销，财产并未经过股东分配。也就是说，上诉人已经确认截至一审开庭时公司的剩余财产为760万元。三、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至2018年未作财务处理的费用，该文件显示负责人为孙丹萍，审核人为许汉邻即两上诉人，该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我方无法进行核实，也不予确认。四、关于证据四，是在一审庭审后补交的，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作的陈述不相符合，不排除是上诉人为了应对本案而补交的相关费用。被上诉人许伯珊答辩如下：生意是家族的，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希望法庭公正判决。被上诉人许第鑫及原审第三人韦华盛未到庭参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被上诉人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的原审诉讼请求：两被告向原告返还在代持金山工贸股权期间的全部利益；两被告返还三原告南宁市邕宁区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拆迁补偿款项9532947.1元；两被告支付拖延返还拆迁补偿款项期间利息2137869.29元（暂计至2018年12月3日，实际应当按照同期银行存贷利率自2014年7月19日起计至两被告实际全部拆迁补偿款项及利息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1.原告江霄霞为许汉强的配偶，原告许安江、许柳深为许汉强的儿女，原告许伯珊为许汉强的父亲，原告均为许汉强的继承人。被告许汉邻与许汉强系兄弟关系，被告孙丹萍与许汉邻为夫妻关系，两被告于1991年结婚。许汉强已于2008年死亡。许汉强与原告江霄霞结婚前，另育有一子，即原告许第鑫。2.根据（2001)南市执字第307-1号民事裁定书及广西公物拍卖行留存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受人邓先玉于2001年12月14日通过竞价成功竞得南宁市天鹅冶炼厂位于邕宁县蒲庙镇塔红岭厂区内的宿舍、厂房、地上建筑物及设备的所有权(不包含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400万元，佣金为8万元。原告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主张，邓先玉系受许汉强指示参与拍卖，相关拍卖价款亦由许汉强支付。两被告主张，邓先玉系受两被告指示参与拍卖，相关拍卖价款亦由两被告支付。3.南宁市邕宁区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02年2月6日成立，注册资本为400万元，股东为被告孙丹萍（持股95%)、韦华盛(持股5%)，2006年3月7日法定代表人由邓先玉变更为被告许汉邻，2016年7月14日该公司经决议解散而注销。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企业登记信息显示的两被告对金山公司的出资为实物出资，即前述案外人邓先玉通过拍卖竞得的南宁市天鹅冶炼厂位于邕宁县蒲庙镇塔红岭厂区内的宿舍、厂房、地上建筑物及设备。4.2014年5月27日，南宁市邕宁区土地储备分中心对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新生村六晚坡位于塔红岭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对金山公司租用该土地投资建设的非住宅建筑物及其设备设施实施拆迁补偿，金山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土地储备分中心因此签订《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金山公司应获得拆迁补偿款9532947.10元。5.两被告在本案庭审中确认：扣除公司债务及工人的赔偿款后，公司实际收到的拆迁补偿款为760万元，目前金山公司经过自行清算后已注销，剩余财产并未对股东进行分配。6.原告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主张，江霄霞及其已故配偶许汉强为金山公司的隐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被告孙丹萍及第三人韦华盛系受江霄霞及其已故配偶许汉强的委托代为持股。根据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之间的通话录音：原告江霄霞讲述金山公司成立和经营过程中的遭遇及困难时，被告许汉邻没有表示异议；原告江霄霞谈起公司财产结算情况时，被告许汉邻表示“只要是厂里的钱，我一分钱都不少你的，你算出来我就会还给你，卖店铺什么的我都会还给你”；原告江霄霞谈及其曾埋怨许汉强以被告许汉邻作为法定代表人时，被告许汉邻回应“当时汉强做这些生意有三角债，所以才不用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厂还是你们的，包括他要给我的股份，是说了过分的话，我只是在法律上说厂是我的”、“所以当时钱赔下来我就跟你爸还有你哥说厂是你们的，厂赔下来都会还给你们的”。第三人韦华盛在庭审中确认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为许汉强，其系许汉强指定的名义股东。金山公司原来的员工黄干宣，亦出庭作证证明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许汉强。此外，原告江霄霞之兄江义鸿、被告许汉邻之兄许汉奇分别根据相应当事人的申请出庭作证，因证人与相应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故法院对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釆纳；证人吕某出具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证言，且未出庭接受质证，故法院对其证言亦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与被告许汉邻、金山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邓先玉、员工赵素虹的电话录音，均应视为证人证言，因相关人员未出庭作证，法院均不予采信。7.原告许伯珊系许汉强、许汉邻之父，因本案原告为其儿媳、被告系其儿子、儿媳，其代理人称许伯珊本人因不愿参与家人之间的诉讼故未出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金山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及财产均源于邓先玉通过拍卖竞得的南宁市天鹅冶炼厂位于邕宁县蒲庙镇塔红岭厂区内的宿舍、厂房、地上建筑物及设备，现原被告分别主张邓先玉系受许汉强和两被告委托参与拍卖，相关事实与邓先玉有利害关系，但鉴于本案诉争的权利基础为金山公司股权，而邓先玉非金山公司登记股东，故法院不再追加邓先玉为本案第三人。因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邓先玉系受己方委托参与竞拍或相关竞拍资金源于己方，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江霄霞与被告许汉邻之间的通话录音及第三人韦华盛的陈述认定：许汉强系金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系受许汉强委托持股，被告许汉邻系受许汉强指示担任金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因金山公司已经清算后注销，其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已全部清结，剩余财产依法归属于公司股东；因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均系受许汉强委托持股，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许汉强。现许汉强已去世，其权利应由其继承人继承，五原告作为许汉强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许汉强对金山公司名义股东第三人韦华盛及被告孙丹萍的权利。被告许汉邻确认金山公司的财产清偿公司债务、员工赔偿款及税收等债务后剩余760万元，该款项并未向股东进行分配，相关款项实际由两被告占有，故两被告应将该剩余款项760万元返还五原告。至于该财产是否为许汉强与原告江霄霞的夫妻共同财产及五原告如何分配属于许汉强的遗产，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审查。关于原告主张的迟延还款的利息，因上述款项在向股东分配前为公司财产，鉴于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向股东分配时间或清算完成时间，法院以公司注销之日（2016年7月14日）为清算完成之日，两被告应自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占用该款项期间的利息。另，因金山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完成注销登记，五原告此时方有权取得公司剩余财产，且一直在向两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于2018年7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对两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许汉邻、孙丹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返还人民币7600000元及利息（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15日计至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91824.90元，均由被告许汉邻、孙丹萍负担。原告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许第鑫、许伯珊已预交的人民币91824.90元，由法院予以退回，被告许汉邻、孙丹萍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824.90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在二审期间，上诉人许汉邻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关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股权比例的说明及许汉强本人书写的股权和利益分配确认书，拟证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股权和利益分配比例是由家庭会议确认的，证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家族企业，是家族成员共同持有股份；二、南宁运输法院（2014）南铁执字第4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柳州铁路经贸发展总公司负有债务，该案已经在南宁运输法院进入执行程序；三、柳州铁路经贸发展总公司发展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确认函，拟证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柳州铁路经贸发展总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双方确认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仍需支付的款项是3782361.15元；四、税收完税证明；五、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2018年未做账务处理的费用；六、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税证明、税务事项通知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上述证据二至六共同证明金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拆迁补偿款9532947.10元经偿还债务、缴纳税款、支付正常开支后剩余3548055.78元。被上诉人江霄霞、许安江、许柳深的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关于该说明形成时间是2019年10月16日即昨天，其该份证明并没有被上诉人及被继承人许汉强的签字确认，不排除是上诉人应对本案诉讼而制造的证据。另外对于后附上诉人称的所谓股权和利益分配表，从形式上未经被上诉人江霄霞确认，该文件上的任何字体无一是许汉强书写。从内容上来看该份表格也未能证明是家族对公司股权和利益的分配。我方拿到的执行裁定书没有第二页，对于上诉人提交执行裁定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执行裁定书中第一页倒数第三行以及第二页整数第四行的文字是手写上去的，不符合法院文书的形式要求，我方无法核实该内容的真实性，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且需要提出的是上诉人主张其与柳州铁路运输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是在执行和解中达成的，但上诉人提交的确认函载明的时间2013年12月31日，执行裁定书的时间是2014年4月6日，正常情况下执行和解的时间应该晚于执行案件的立案时间，因此我方无法核实该笔款项。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该单据是在2018年7月18日形成的，是在一审开庭之后，我方合理怀疑相关的纳税证明是上诉人为应对本案诉讼而制造的。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并且及费用表载明负责人孙丹萍、审核人是许汉邻，也没有具体的形成时间，也没有相关的、更细致的材料可以证明债务发生的情况不予确认。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也不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该证据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综上，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上诉人已经在原审庭审中当庭确认截至开庭之时涉案公司的剩余财产是76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提交任何公司存在以及可能存在的债务情况，反而在一审判决之后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公司还存在一些债务。恳请法庭综合考虑。被上诉人许伯珊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上面的签名是我签的，后面附的股权和利益分配表也是许汉强本人书写的，当时开家庭会议我也在场，是许汉强一个人书写的，没有其他人书写，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江霄霞也在场。当时开家庭会议是要解决股东的问题。关于许汉邻交的广西工厂其他费用和开支的材料，我没有到，但是这些事情我有听说过。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许汉邻本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收到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拆迁补偿款一部分，总共为950多万元，但是里面有债务，还有工人的赔偿款，还有债务。真正收到了760万元。许伯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因为是许伯姗年龄问题，人一直在深圳的问题，我问道（厂里）有无股权代持的问题，他都不清楚。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上诉人主张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但诉争股权所属的金山公司在诉讼之前即已解散注销，确认股东资格已无实际意义，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返还代持股权所取得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金山公司股权的权属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孙丹萍是诉争股权的实际所有者，并非为许汉强代持股份，但在庭审中又主张孙丹萍持有的95%股权实际为许汉强55.5%、许汉邻31.5%及许汉奇8%，上诉人的主张前后不一，缺乏诉讼诚信。第二，许汉邻未否认与江霄霞对话录音的真实性，其在录音中当面向江霄霞确认“厂是你们的，厂赔下来都会还给你们的”，现上诉人在诉讼中否认该说辞，却始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第三，上诉人二审中当庭提交的许汉强书写的股权分配字条，在形式上是一份草稿，无任何人签名，无法得知何人书写，在内容上亦未提及金山公司，无法判断是否与诉争股权相关，上诉人仅凭该份证据证明许汉邻拥有金山公司部分股权，显然证据不足。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以及上诉状中均未提及该份证据，亦未提出过该种股权分配情况，其在二审庭审中首次提出该重要事实，令人费解。故从形式、内容和情理判断，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对上诉人提出的新的股权分配情况不予采信。第四，证人韦华盛为金山公司的另一登记股东，其出庭陈述确定、详实、前后一致，较为可信。韦华盛亦确认许汉强为金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许汉邻在录音中的表态相对应。综合上述理由，原审认定金山公司的股权实际为许汉强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金山公司剩余拆迁补偿款的数额，许汉邻本人在一审中当庭确认，拆迁补偿款总共为950多万元，扣除公司债务和工人赔偿款等，真正收到760万元。原审据此认定剩余补偿款为76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在二审中当庭主张该金额还需扣除数百万元债务及各种费用，但其提交的各项支出的证据并无直接支付凭证且发生时间均在起诉之前，该巨额支出上诉人在一审中却未曾提及，明显不合常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许汉邻、孙丹萍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530元，由上诉人许汉邻、孙丹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敏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