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3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述喜，男，1961年10月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琴，女，197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凌飞，贵州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述喜因与被上诉人李昌琴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范述喜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5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述喜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5925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昌琴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李昌琴与李春生的租赁关系，系被上诉人李昌琴与李春生谈好，委托上诉人代签合同、代收租金。上诉人范述喜收到李春生的租金、押金即转付被上诉人李昌琴，因此被上诉人李昌琴本案主张要求返还江富凡的租金、押金，没有提及与李春生租赁合同项租金。原判以上诉人范述喜没有将李春生的租金、押金支付给被上诉人为由，判令上诉人范述喜退还96670元，属超诉判决。被上诉人李昌琴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李昌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的委托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租户江富凡支付给被告的300,000元（其中包含被告向江富凡收取的租金260000元、押金4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损失共计304571.2元（其中原告承担江富凡诉原告一案的损失22904.5元，门面租金损失按照出租给江富凡的标准从2018年4月23日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为281666.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昌琴与被告范述喜系同乡关系。2017年7月14日，原告李昌琴作为出租方（甲方），被告范述喜作为出租方委托代理人，与作为承租方（乙方）的案外人江富凡签订《门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贵阳市门面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间为三年，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止，2017年8月1日之前时间作为乙方自行装修门面的时间；房屋租金为附2号门面年租金140000元，附4号门面年租金120000元，按年一次性付清，第一年租金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付清，第二年租金提前60日支付，第一年租金由范述喜代收，第二年租金收取由甲方指定；乙方每间门面交纳押金20000元，共40000元，在本合同签订之次日内支付给范述喜，待合同期满，乙方退还门面时甲方如数退还押金；……如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按年租金百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乙方逾期30日不支付，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租赁期间产生的一切税费及水电、物管等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被告在甲方处签署了姓名，并加盖了贵州九紫星律师事务所的公章，江富凡在乙方处签名。《门面租赁合同》签订后，江富凡依约向被告范述喜支付押金40000元及第一年租金260000元，共计300000元，被告向江富凡出具了收条，并在签订合同当日将门面钥匙交付江富凡。因2014年1月6日，原告与案外人袁仕友签订《联营协议》，约定联营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17日止，故在2017年7月15日江富凡准备对承租门面进行装修时，袁仕友以就案涉门面存在纠纷尚未解决为由进行阻止，江富凡将此情况告知了原告及原告的代理人被告范述喜。2017年7月17日，原告微信告知被告“现在处理市西路门面纠纷未妥，再次出租，属于欺诈行为，请中止以下合同并退款”。2017年8月2日，江富凡短信告知被告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租金、押金等。2017年8月3日，原告微信告知江富凡向被告要求退款，且承诺如果8月10日处理不了原租户的问题，8月15日把已收取的租金和押金300000元退回汇款账户。2017年8月10日，原告微信告知被告“1.给江富凡的律师函内容为袁仕友欠租纠纷案件及处理意见。……3.江富凡已付租金，扣除李春生的结汇，及时汇到指定账户”。2017年8月12日，原告微信致函江富凡，载明鉴于前述门面原租户之一袁仕友在你装修期间予以阻挠，现将相关情况澄清并告知，前租户袁仕友因不能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与其解除了租赁合同并收回铺面，但租赁合同解除后后续事宜没有达成一致。…为解决你的后顾之忧，李昌琴已经委托范述喜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与袁仕友的纠纷。…如你同意继续履行《门面租赁合同》，请于收到本函之日起2日内书写“同意继续履行《门面租赁合同》”并签名；如你不同意继续履行《门面租赁合同》，请于收到本函之日起2日内明确告知，李昌琴将退还收取你的全部费用”。2017年12月31日，江富凡在装修过程中，袁仕友进行阻止，江富凡报警，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分局市西路派出所出警后告知到人民法院处理。2018年1月5日，江富凡短信告知被告要求退钱。就原告与江富凡之间的上述纠纷，江富凡于2018年向贵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解除2017年7月14日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要求李昌琴退还房租及押金300000元及赔偿损失。贵阳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黔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确认《门面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23日解除，并判令李昌琴退还30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等。李昌琴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终15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3日，李昌琴履行（2018）黔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向江富凡支付了322904.5元（其中退还租金及押金金额300000元、截止于2019年5月23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4137.50元、保全费2020元、保全保险费947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江富凡将案涉门面钥匙交回李昌琴。在（2018）黔8601民初230号案件诉讼初期，李昌琴委托范述喜代理该案诉讼，后于2018年5月22日撤销对范述喜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另查，2016年8月7日，被告曾作为原告及原告之女李宣萱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李春生签订过《门面租赁合同》一份，由李春生租赁贵阳市市西路1-Ａ14号门面。该《门面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房屋租金年租金80000元，按年支付，押金30000元，先付租金后使用。第一年租金和押金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由范述喜收取，以后每年提前一个月付款，收款人由甲方指定……”。周德丽作为1-Ａ14号门面前承租人，出具收款收据一张，确认收到10000元，并在收款收据上注明“收款后与市西路门面1014没有任何纠纷”内容。2017年7月6日，被告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与李春生签订《解除合同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约定“李春生与李昌琴的代理人范述喜于2016年8月7日签订《门面租赁合同》，因该门面李春生一直没有使用，李春生提出解除合同并承担两个月的房租，经征得李昌琴同意，同意李春生的意见，即扣除两月租金13334元，余下租金和押金96666元于2017年7月8日前退回李春生，由范述喜直接将款项打入李春生工行卡622208＊＊＊＊＊＊3568，即视为结清”。被告范述喜及李春生均在《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字确认。被告范述喜陈述其已经将江富凡交纳的租金及押金300000元支付给了原告李昌琴。为证明上述陈述，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转款明细清单，该转款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8月5日，被告向李春生转款96666元；2017年8月12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03330元。两笔共计转款金额299996元。被告陈述，向李春生转款的96666元是按照原告2017年8月10日的微信内容“……江富凡已付租金，扣除李春生的结汇，及时汇到指定账户”指示，向李春生进行了转款，另203330元也已于2017年8月12日转给原告，至于总金额为何是299996元而非300000元的原因，被告的表述为“原告忌讳4，所以微信要求只退还203330元”。原告认可收到203330元，但认为与本案所涉的300000元无关，原告认为该203330元系1、周德丽的65000元退款；2、被告处理原告拆迁房屋所涉及的款项，具体金额不清楚，时间太长了；3、出租车库的款项，具体金额不清楚，时间太长了。就原告所述的以上3项内容，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对于被告向李春生所转的96666元，认为根据2016年8月7日《门面租赁合同》的约定，第一年的租金80000元及押金30000元由被告范述喜收取，相应退款理应由被告范述喜进行退还。被告表示因2016年8月7日的合同所收取的110000元已经转给了原告，但被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110000元已转给原告的相关证据。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未就委托事项签订过书面协议。就委托事项内容，原告李昌琴陈述为“委托被告出租原告位于市西路的门面”，而被告范述喜陈述为“原告委托被告出租市西路2间房屋事宜，只处理出租事情，并未接受委托进行经营管理”。被告认为委托关系已经解除，理由为原告2018年8月委托北京的律师处理案涉门面纠纷，从此时起被告与原告解除委托关系。同时被告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租赁协议，签订完协议，委托关系已经终止。原告对被告的上述意见不予认可。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被告名下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产生保全费3542.86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身份证、被告身份证、《门面租赁合同》《解除合同协议》、收款收据、转款明细清单、（2018）黔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书、（2019）黔01民终1578号民事判决书等与本案有关联的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及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综合双方的抗辩意见及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事项是否包括委托经营管理？双方的委托关系是否已经解除？二、原告要求被告退还300000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委托经营管理是指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就委托人的商业事项进行经营，受托人代替委托人进行经营活动，从而获得报酬的行为。本案中，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双方对委托事项各持一词，原告认为其委托被告对市西路门面进行经营管理，而被告认为原告仅委托其对市西路门面进行出租。根据庭审查明事实，被告范述喜作为原告李昌琴的代理人，与案外人江富凡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代原告收取了江富凡所交纳的租金及押金共300000元。被告还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代原告与案外人李春生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及《解除合同协议》，被告的身份是原告租赁合同签订的委托代理人。在已经生效的（2018）黔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及（2019）黔01民终1578号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关系，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关系的相关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但委托事项为原告委托被告处理门面租赁事项，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关系。被告认为双方的委托关系已经解除，理由为“原告2018年8月委托北京的律师处理案涉门面纠纷，从此时起被告与原告解除委托关系。同时被告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租赁协议，签订完协议，委托关系已经终止”。根据庭审查明情况，被告从2016年8月起，先后以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李春生、江富凡签订一系列合同，代原告收取租金及押金，代原告处理与租赁相关的事项，诉讼案件中委托诉讼代理关系的解除并不当然导致委托关系的解除，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及该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就解除委托合同事项通知过被告，原告以向法院提出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委托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解除委托关系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被告范述喜代原告收取了江富凡所交纳的租金及押金300000元，被告作为受托人，理应将该款交给原告，或依照原告（委托人）的指示进行退款。原告已经依照（2018）黔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向江富凡退还了300000元，并支付了资金占用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等。被告抗辩称其已经分两笔将300000元转给了原告，其中96,666元转给了李春生，另203330元转给了原告。针对96666元，该款项系根据《解除合同协议》约定，原告应退还给李春生的款项，但根据《门面租赁合同》之规定，租金及押金共110000元是由被告范述喜进行收取，在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110000元交给原告的情况下，退款也应由被告退还，而不能将96666元退款在300,000元中扣除。被告未提交其已将110000元交给原告的相关证据，故被告转给李春生的96666元不应在300000元中扣除。针对203330元，原告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与本案诉争的300000元无关，至于该203330元具体是何款项，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已提交了转款证据，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但又无法举证证明所收款项的具体性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已将300,000元中的203330元交给原告，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96670元。关于焦点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损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告依照生效判决向江富凡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保全费、保全保险费、案件受理费共22904.50元，另一部分为门面租金损失。被告范述喜仅是作为原告李昌琴的委托代理人，代原告与江富凡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作为委托方的原告享有及承担，因该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亦应由作为委托方的原告承担，故原告李昌琴要求被告承担22904.5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另，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经营管理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门面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昌琴与被告范述喜的委托关系；二、被告范述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昌琴退还96670元；三、驳回原告李昌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3元（已减半收取）及保全费3,542.86元，共计8465.86元，由原告李昌琴负担7111.86元，被告范述喜负担1354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李昌琴是否委托上诉人范述喜向李春生返还96666元。本案中，上诉人范述喜作为被上诉人李昌琴及被上诉人李昌琴之女李宣萱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李春生签订《门面租赁合同》。2017年7月6日，上诉人范述喜作为被上诉人李昌琴的代理人与李春生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约定李春生与李昌琴的代理人范述喜签订《门面租赁合同》，该门面李春生一直没有使用，李春生提出解除合同并承担两个月的房租，经征得李昌琴同意，同意扣除两月租金13,334元，余下租金和押金96666元于2017年7月8日前退回李春生，由范述喜直接将款项打入李春生账户。2017年8月5日，上诉人范述喜向李春生转款96666元。已经生效的（2019）黔01民终1576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8月10日，李昌琴微信告知范述喜“1.给江富凡的律师函内容为袁仕友欠租纠纷案件及处理意见。……3.江富凡已付租金，扣除李春生的结汇，及时汇到指定账户”。被上诉人李昌琴还认可上诉人范述喜向其发送：“今天我把李春生(苏姐)的费用处理了，余款打给你”的内容。此外，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李昌琴委托上诉人范述喜与李春生签订《门面租赁合同》，且合同已经解除，出租人与承租人在《门面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已经清结。综上，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李昌琴委托上诉人范述喜向李春生支付96666元。结合上诉人范述喜2017年8月12日向被上诉人李昌琴转款203330元的事实，上诉人范述喜向李春生支付款项与上诉人范述喜向被上诉人李昌琴支付款项的总额为299996元，上诉人范述喜的解释为被上诉人李昌琴忌讳“4”，所以微信要求只退还203,330元，也符合生活常理。综上，上诉人范述喜提出其已经分两笔将诉争300000元转给了被上诉人李昌琴，其中96666元系按照上诉人范述喜按照指示转给了李春生，其中203330元转给被上诉人李昌琴的主张成立，被上诉人李昌琴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范述喜与被上诉人李昌琴、案外人李宣萱之间因上诉人范述喜作为委托代理人与李春生签订《门面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双方应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另，因本院对李昌琴诉讼请求支持部分发生变化，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李昌琴其他诉讼请求”的内容和范围亦发生变化，故应撤销一审判决该判项，重新作出驳回李昌琴其他诉讼请求的判项。综上所述，上诉人范述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592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一、解除原告李昌琴与被告范述喜的委托关系；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592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李昌琴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用4923元（已减半收取），由上诉人范述喜负担500元，由李昌琴负担4723元。保全费3542.86元，由李昌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2,216元，由上诉人范述喜负担200元，由被上诉人李昌琴负担19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广审判员  庞敏审判员  刘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李文书记员余琼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