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7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秋付，男，1969年9月19日生，汉族，福建省莆田市人，住址莆田市城厢区，现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楠，系贵州贵达（都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鑫，系贵州贵达（都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铭，男，1964年11月15日生，汉族，浙江省平阳县人，住址浙江省平阳县，现住贵州省贵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刚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林，男，1958年9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住址福泉市。 上诉人蔡秋付因与被上诉人林铭、王洪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泉市人民法院(2019)黔2702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秋付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福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702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共同支付原告210万元；3、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资金占用费190829元（以213630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矿山开采承包协议》是采矿权承包合同，而非采矿权转让合同。协议明确约定被上诉人王洪林将采矿权承包给上诉人而非转让，被上诉人王洪林需要对矿山的生产和建设负责。本协议第八、九条明确约定王洪林的设备设施及采矿权属于被上诉人王洪林所有。采矿权承包合同是指发包方在一定期限内，将其拥有的采矿权承包给他人，由他人实际开采，双方约定分享利润的协议。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将采矿权承包给上诉人开采，采矿权的主体并未发生变更。二、《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是上诉人投资的设备（附有移交清单）、征地费和基础设施，而非采矿权。本案案涉采矿权自始至终都属于被上诉人王洪林一人，虽然《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是在《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的基础上签订的，即便《矿山开采承包协议》无效，不必然导致《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全部无效，亦不影响被上诉人林铭接收、使用上诉人的设备设施并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三、《矿山开采承包协议》和《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规范，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系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四、即使《矿山开采承包协议》被认定无效，被上诉人也应当将上诉人在矿山投资的设备设施作价支付给上诉人。 被上诉人林铭和王洪林二审均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蔡秋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1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以2,136,30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泉市地松镇麦田湾村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的矿业权人系福泉市地松镇野猫硐重晶石矿厂，该矿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系被告王洪林。2015年5月26日，被告王洪林作为甲方将该矿山的开采承包给乙方原告，双方签订了《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约定承包范围为重晶石采矿、洗矿、生产、销售；承包方式为甲方将该矿山重晶石的资源以包工的形式发包给乙方进行采矿、洗矿、生产、销售。由乙方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取消该矿山采矿证之日止；承包单价为用甲方现有的生产线、机械设备和尾矿库生产出来的重晶石按销售数量每吨120元付给甲方作为发包费，以后在后山由乙方投资生产设备的新生产线，生产出来的重晶石按销售数量每吨88元付给甲方作为发包费，以上单价不含任何税收。除上述发包费外，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追加任何费用，生产期间乙方必须投入泥水分离机；结算方式为每月30日结清当月销售数量的承包费；甲方负责矿山开采所需的各项合法有效证照及相关手续，及尾矿库建设所涉及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负责开采、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安全生产，生产期间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新增采矿用地征地费用由双方各承担50%；乙方所投资的机械设备等财产始终属于乙方所有，乙方自行负责管理及维修。甲方现有的设备、设施按清单移给乙方无偿使用，产权属甲方所有；生产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乙方的生产、经营和销售，未经乙方许可，甲方不能新增生产线，如特殊情况，甲方需要转让采矿权时需经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并将乙方投资的所有设备、设施折价给乙方；尾矿库经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乙方生产、管理，在生产期间如因乙方原因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乙方负责承担。蔡秋洪、潘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2015年6月17日，被告王洪林将涉案矿山的设备、设施移交给原告。 2016年11月23日，原告蔡秋付将与王洪林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福泉市地松镇麦田湾村野猫硐重晶石矿山《承包协议》全部转让给被告林铭，双方签订《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在该矿山所投资的现有设备（附设备清单）、征地费、基础设施等全部折价为人民币260万元转让给被告林铭，付款方式：合同签订时付定金50万元，2016年12月23日前必须付转让款50万元，余款160万元，从2017年2月起每月20日前付20万元，至9月20日共八期付清；当原告收到定金50万元后移交全部生产设备。并约定如果被告林铭没有按本协议约定时间足额支付每一期转让款，原告有权任何时候收回矿山全部设备和生产经营权，同时取消本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不退还被告林铭已付的全部款项，被告不得反悔。如原告反悔不转让，应赔偿被告林铭260万元，并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定金和转让款。当被告林铭按本协议约定付清转让款260万元后，原告与矿主王洪林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承包生产协议自动废止作废。如果被告林铭没有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本协议作废，原告与矿主王洪林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承包生产协议继续生产履行。原告收到定金50万元后即时生效。原告与被告林铭签字。见证人潘某、王洪林亦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林铭即按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定金50万元，原告于2016年11月29日将该矿山上的财产洗矿机八台、输送带一条、跳矿机一台、泥水分离机一台、板房八间、征地协议（收款条）四份（复印件）、柴油罐二个移交给被告林铭。被告林铭即进场生产经营，案外人杨承军以与蔡秋付未结算清相关费用为由阻拦施工，造成矿山无法正常施工，案外人杨承军与原告、被告林铭达成协议后，未再阻拦施工。被告林铭于2017年春节离开矿山后，未再回矿山生产经营，亦未再按该协议履行支付义务。被告王洪林曾应原告要求叫被告林铭到福泉协商该矿山如何处理事宜。 另查明，2016年9月6日，被告王洪林、林铭就福泉市地松镇麦田湾村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签订《矿山合伙开采协议书》，同年9月12日，二被告作为甲方与乙方蔡秋洪、潘某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其中约定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矿山开采承包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将原合同第五条款中生产出来的重晶石按销售数量每吨120元付给甲方作为发包费，变更为重晶石按销售数量每吨150元付给甲方作为发包费，款项打入甲方合伙人林铭账户。甲乙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名。 同时查明，福泉市地松镇野猫硐重晶石矿厂采矿权有效期限从2015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2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王洪林就涉案矿山福泉市地松镇麦田湾村野猫硐重晶石开采签订的《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约定原告承包涉案矿山的重晶石采矿、洗矿、生产、销售，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取消该矿山采矿证之日止，福泉市地松镇野猫硐重晶石矿厂的投资人即被告王洪林仅按原告所生产的矿产品销售数量提取承包费，矿石的销售者和处置者均为原告，被告王洪林并未对涉案矿山进行实际管理，双方名为承包合同，实为采矿权转让，符合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特征。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等方式转给他人开采经营”之规定，该条款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本案原告与被告王洪林签订的《矿山开采承包协议》无效，继而原告在该协议基础上与被告林铭所签订的《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亦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涉及权利义务的终止以及履行，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林铭按《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210万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遂要求被告王洪林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蔡秋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3元，减半收取12,001.5元，由原告蔡秋付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录像，用以证明王洪林为涉案矿山事故应急救援组成员，王洪林对涉案矿山进行实际管理，张加升为涉案矿山事故应急救援组副组长，其为林铭的合伙人。王洪林和林铭一直对案涉矿山进行开采经营。被上诉人王洪林质证意见：不认识视频中人，矿山早已停工，不认可这份证据。被上诉人林铭质证意见：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视频中所称事实与林铭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林铭从一审开庭之前至今没有去过矿山。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当庭提交一份录像，用以证明2020年7月3日拍摄的矿山一直有人在开采。被上诉人王洪林、林铭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未在举证期限提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仅能证明拍摄当天矿山有人做工，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王洪林提交《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原件，证明矿山的基本信息。上诉人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刚好证明矿山一直在王洪林的名下没有发生采矿权的变更，上诉人与王洪林之间仍然是承包关系不是转让关系。被上诉人林铭质证意见：三性均无异议。该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福泉市地松镇野猫硐重晶石矿厂采矿权有效期限已变更为2019年7月至2025年7月。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二、《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是否包括采矿权；三、王洪林、林铭是否应该向蔡秋付支付210万元。 关于焦点一，从《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的内容来看，王洪林是将整个福泉市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的资源以包工的形式发包给蔡秋付进行采矿、洗矿、生产、销售，而不是分区、部分开采。合同签订的承包期限是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取消该矿山采矿证之日止，期间蔡秋付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王洪林并未对矿山进行实际管理。一审认定《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符合采矿权转让合同特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对于采矿权转让合同“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的规定，本案《矿山开采承包协议》为未生效合同。一审认定为无效合同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蔡秋付上诉提出其转让给被上诉人林铭的是设备、征地费和基础设施，并非采矿权。本院认为，蔡秋付和林铭签订的协议名为《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如果林铭没有按本协议约定时间足额支付每一期转让款，蔡秋付有权任何时候收回矿山全部设备和生产经营权。上诉人蔡秋付在一审庭审时也陈述是将矿山设备、经营权、征地费等合计260万元转让给林铭。故《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应是包含现有设备、征地费、基础设施和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协议。 关于焦点三，因《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是在《矿山开采承包协议》的基础上签订的，现因《矿山开采承包协议》未生效，故上诉人蔡秋付诉请按照《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履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使上诉人蔡秋付认为《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有效，但按照该协议第八条约定：当林铭按本协议约定付清转让款260万元后，蔡秋付与矿主王洪林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承包生产协议自动废止作废。如果林铭没有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本协议作废，蔡秋付与矿主王洪林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承包生产协议继续生产履行。现林铭在支付50万元定金后，未再支付剩余的210万元，故根据协议约定，《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亦作废。故，蔡秋付要求被上诉人林铭、王洪林支付210万元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蔡秋付二审提出即使《矿山开采承包协议》无效，被上诉人也应当将上诉人在矿山投资的设备设施作价支付给上诉人的主张，因上诉人蔡秋付一审未提出该项诉请，故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对涉案的《矿山开采承包协议》和《野猫硐重晶石矿山生产经营承包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但对本案的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蔡秋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3元，由上诉人蔡秋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浩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万 青 二０二０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向朝珊 书记员易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