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4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康（曾用名：李健康），男，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清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强，男，197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强，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福生，男，195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嗣康，四川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康因与被上诉人罗强、吴福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8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罗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罗强负担。事实和理由：1.李建康于2015年8月向吴福生交付三郎镇桃园溪谷六套房屋以抵偿债务，抵偿金额为180万元，吴福生向罗强转让的债权应扣除抵偿金额180万元，仅余148.5万元；2.罗强在2016年4月至2017年11月间从李建康经营的成都茂祥竹木藤器公益有限公司强行拉走家具用以抵偿债务，价值1116080元，罗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抵偿金额最多20万元，其对家具抵偿债务进行了自认；3.李建康已向罗强直接货币偿还124.2万元，另向罗强手下工作人员陈永刚偿还现金9万元，通过车辆抵押在案外人张治文处借款15万元偿还罗强的借款，以及家具抵偿债务1116080元，已远超借款金额148.5万元，罗强无权要求李建康还款；3.崇州市（2019）川0184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吴福生系职业放贷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吴福生作为职业放贷人其放贷行为无效，故债权人转让行为也当是无效的，罗强无权要求李建康还款。 罗强答辩称：李建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吴福生与李建康之间有多笔借款，并不是仅有案涉400万借款，因双方经朋友介绍人数，无抵押担保的情形下借款，故均约定有利息。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也载明，李建康应按月利率6%向吴福生支付利息。李建康主张的以房抵债并不能抵扣案涉借款，其仅交付给吴福生3套小产权房，价值最多10万元一套。2.案涉借款金额依据的是李建康出具的借条，应属真实有效；3.李建康并未交付家具，其主张的家具抵扣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4.吴福生系崇州市知名民营企业家，李建康并未举证证明吴福生是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是李建康多次求吴福生向其出借，而且当时约定的短期借贷，只借1个月，6分利息，因李建康不诚信行为导致本案诉讼。 吴福生答辩称：1.罗强、吴福生与李建康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只有本案的一笔，从一审庭审以及刑事判决载明的内容也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2.案涉借款在出借时和其后债权债务转让都约定了资金利息，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该事实。同时在原审判决以后，上诉之前，我们查李建康在公安机关报案时多次的询问笔录，也证明了他们三方签订了债权债务转让，并约定了月利率6分，且李建康支付了3、4个月的利息，之后因为经济困难未再还款。罗强对一审判决没有上诉，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3.吴福生在询问笔录中说明了当时给他的房屋是3套，并不是李建康主张的6套，而且李建康与吴福生之间还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这3套房屋是李建康在债权债务转让之前另向吴福生单独借的120万，用于偿还的银行资金利息，才将上述房屋抵押给吴福生，上述3套房屋与本案无关，不存在以房抵债。4.吴福生是崇州市知名民营企业家，包括崇州市政府、相邻企业都在向吴福生借钱，吴福生不是职业放贷人，而是知名企业家。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建康立即返还罗强借款本金415万元、利息120万元及逾期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415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李建康承担。 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5年4月10日，吴福生通过银行转账向李建康转款376万元。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6月26日期间，李建康向吴福生银行账户（60XX78）转款4次，共计转款金额为47.5万元。李建康将其所有的崇州市三郎镇桃园溪谷小区的六套房屋的购房合同交付给吴福生，吴福生对其中三套房屋进行了装修。2015年10月2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李建康向罗强的银行账户（62XX15、62XX78）转款12次，共计转款金额为124.2万元，其中2016年2月7日系李健康委托其妻子高丽向罗强建设银行账户转款14万元。 2019年9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184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其中崇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载明：罗强系在逃未归案。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0日，被害人李某康在吴某生处借款400万元，约定每月6%的利息（每月利息24万元），后由于李某康资金紧张，无法归还利息和本金，吴某生将该笔借款连同利息共计415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罗强，由罗强向李某康追讨该债务。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罗强先后邀约被告人吴勇、陈永刚、杨涛、赵东、吴俊、牟龙等人帮助其向李某康收取债务，几名被告人先后在崇州市飞龙酒店、拉菲酒店等地多次限制被害人李某康的人身自由，并采取威胁、辱骂、派人随时跟随等方式收取债务。该判决书现已生效。 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因主要事实无法查清，要求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知罗强亲自到庭进行陈述，但在随后的两次庭审中罗强均未出庭。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罗强关于其享有对吴福生债权的依据，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已经销毁。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辰居路支行出具的银行流水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9）川0184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罗强、李建康和吴福生均认可吴福生将对李建康的债权转移给罗强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吴福生向罗强转让债权的具体时间；2.案涉债权转让的具体金额；3.案涉债权转让后是否有利息的约定；4.李建康是否应向罗强偿还借款及具体金额。一审法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评论如下： 一、关于吴福生向罗强转让债权的具体时间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罗强、李建康和吴福生均认可，吴福生将对李建康的债权转移给罗强的事实，但三方就债权转让事宜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而罗强诉称债权转让时间为2015年5月或2015年下半年，吴福生陈述转让时间为2016年1月，李建康辩称转让时间为2015年10月。根据李建康出具的银行流水看，李建康于吴福生向其转款376万元后的2015年5月开始向吴福生转款，而于2015年10月后开始向罗强转款。根据生活常识，只有当债权人将债权转移到受让人处后，债务人才会向受让人偿还借款。也即是说，通过李建康出示的银行流水可以推断本案的债权转让发生在2015年10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福生向罗强转让债权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 二、关于案涉债权转让的具体金额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罗强诉称因吴福生欠其工程款386万元及利息，因此，吴福生将其对李建康享有的债权600余万元中的415万元部分转让给罗强。庭审中罗强出示吴福生向李建康转款376万元的转款凭证。但李建康辩称其与吴福生除了该376万元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存在欠其600余万元的事实。吴福生并未出具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4月10日向李建康转款时，其与李建康之间除了该笔借款之外还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存在。而通过李建康出示的银行流水显示，李建康在2015年5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吴福生转款47.5万元，因李建康与吴福生之间的借款中，吴福生在其陈述中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李建康表示并无利息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就李建康与吴福生之间的借款视为无利息约定，那么，李建康向吴福生转账的47.5万元应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因此，2015年10月，吴福生将债转让给罗强的金额应为328.5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的金额为328.5万元。 三、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后是否有利息的约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罗强诉称当事人三方在债权转让时即表示按照李建康与吴福生借款时的约定支付利息，吴福生虽然陈述借款利息为月息6分，但罗强和吴福生并未出具证据证明李建康与吴福生之间的借款约定有利息，或吴福生将债权转让给罗强后罗强与李建康对利息进行了约定。罗强提出李建康向罗强的每次转款金额少，次数多来看即是转的利息。但一审法院认为，从李建康向罗强的转款银行流水看，李建康的转款在时间上和金额并无固定，无法得出其转的即是利息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罗强对李建康的债权并未约定利息。李建康向罗强的转账应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故，对罗强要求李建康支付接期内利息1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支持。 四、关于李建康是否应向罗强偿还借款及具体金额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李建康辩称已分别向吴福生和罗强偿还完借款，不欠罗强钱的意见，分别出示如下证据，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 1.李建康出具银行流水，拟证明在2015年10月至2017年5月期间，李建康向罗强转款共计124.2万元。该证据客观真实，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2.李建康辩称在2015年8月向吴福生交付了九龙沟桃园溪谷房屋六套，每套价值30万元，共计180万元应从罗强主张的借款本金中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李建康认为该六套房屋系抵偿欠吴福生借款376万元，但李建康仅出具了六套房屋的购房合同复印件以及其与该小区保安和该小区管理人的通话记录，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建康是否将六套房屋交付给吴福生。退一步讲，即使李建康确实将六套房屋交付给了吴福生，也无法证明该六套房屋就是用以抵偿欠吴福生的借款376万元。故，对李建康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李建康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健康现金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罗强：陈刚代收。2016年1月22日。”，拟证明李建康向罗强偿还现金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条并非罗强出具，且从该收条上看系现金支付，而9万元系大额现金，但李建康并未出具转款凭证，亦无收款人罗强的签字，且陈刚是否系罗强的委托收款人并无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该收条无法证明李建康确实向罗强偿还了9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4.李建康出具本院受理的（2018）川0184民初169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笔录，拟证明李建康向张治文借款15万元并用其所有的辉腾汽车作为抵押，张治文直接将该15万元转至罗强账户，用以偿还罗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李建康出具的该庭审笔录中并无张治文向罗强转款的陈述，退一步说，即使有该陈述也仅是李建康的个人陈述，也无法得出李建康向张治文借款用以偿还罗强的债务的结论。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5.李建康提出罗强从其经营的公司拉走价值1116080元家具到西昌专卖店或罗强家自用，该家具用以抵偿债务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李建康出示的家具清单系其单方面制作，家具的型号、数量和价值均无法确定，且李建康亦表示尚有一部分仍在仓库堆放。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该家具即是用于抵偿债务，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建康已向罗强偿还借款本金124.2万元，尚欠罗强204.3万元（328.5万元-124.2万元）。故，对罗强主张要求李建康偿还借款本金41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李建康应偿还罗强借款本金204.3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当事人各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故对罗强主张的要求李建康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李建康向罗强支付以204.3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4.3万元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综上所述，对罗强主张要求李建康立即返还借款本金415万元、利息120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李建康向罗强偿还借款本金204.3万元及以204.3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2019年6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4.3万元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规定，判决如：一、李建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强支付借款本金204.3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204.3万元为基数，2019年6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4.3万元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25元，由罗强负担14625元，李建康负担1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建康围绕其上诉请求举示如下证据：1.由李建康经营的成都市茂祥竹木藤器工艺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茂祥竹木藤器工艺公司生产的家具被罗强拉走用于抵偿股东李建康的债权，李建康以家具抵债，家具来源的合法性。2.茂祥竹木藤器工艺公司的出库单，以证明罗强多次派人在李建康经营的公司处拉走家具抵债的事实，出库单中签字人员秦士成是罗强的女朋友，证据第10页的出库单由罗强本人签字，其他的为罗强的女友或者朋友签字。根据出库单金额核算拉走货物的金额合计为657947元，因此应当从李建康的欠款金额中扣减657947元。罗强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茂祥竹木藤器工艺公司是李建康的公司，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李建康的单方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罗强一审已举出包括李建康的借条、还款协议等，均能证明李建康欠付本金400多万。罗强从未强行拉走家具，李建康主张的家具都在其公司仓库里，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李建康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不知道这些家具拉没拉，实际这些家具还在李建康公司的仓库中。出库单中载明的罗强的朋友，都是李建康自己添加的，而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更不认识秦士成。证据第10页所谓罗强的签字，不清楚是否是罗强的签字，该签字与起诉书中罗强的签字不一致。仅仅凭借出库单无法证明罗强拉走了家具，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吴福生质证称：对于证据1同意罗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一审判决对家具型号、数量、价值已作评述。 吴福生围绕其答辩意见举示如下证据：2018年1月13日崇州市公安局怀远派出所对李建康的询问笔录、2018年2月28日崇州市公安局怀远派出所对李建康的询问笔录、2018年9月7日崇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李建康的询问笔录、2018年11月5日崇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李建康的询问笔录、2018年11月5日崇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针对李建康进行的一次辨认笔录、2018年11月5日崇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针对李建康进行的另一份辨认笔录。拟证明案涉借款转让债权时吴福生、罗强、李建康三方均在场，且经三份协商确认的金额，并约定有资金利息，李建康亦支付过3、4个月利息，之后因经济困难，未再支付利息。李建康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吴福生的证明目的。上述笔录重点在于审查非法拘禁罪的犯罪事实，而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应当以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为准，一审关于未约定利息的认定是正确的。反证案涉借款系向吴福生借款，吴福生、罗强系高利放贷犯罪团伙。罗强质证称：上述笔录来自崇州市人民法院档案室，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上述笔录能够证明李建康在一审中的陈述不属实。笔录中李建康陈述之前在2013年向吴福生借了300万过桥，而且没有多久就还了，这是吴福生帮助李建康渡过难关，并不是李建康所说的罗强与吴福生是犯罪团伙。当时借钱给李建康过桥，约定了6分利息，在当时是合法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李建康确实欠吴福生的钱，通过三方协商，债权转让给了罗强，转让金额为415万，能够证明李建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成都茂祥竹木藤器公益有限公司由李建康经营，其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出库单系单方出具，李建康主张的客户签收“秦士成”身份不明。对于2017年7月30日的《出库单》上方的手写“罗强”字样，无法确认系由罗强本人签署，且并未在“客户签收”处进行签名，无法证明签字的意思表示；仅凭《出库单》亦不能证明李建康、罗强之间就用家具抵债达成合意，李建康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述证据无法达到李建康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吴福生提交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2018年1月13日，李建康在崇州市公安局怀远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在2015年4月份，我们就约到飞龙酒店谈还钱的事情。当时在飞龙酒店有我、吴福生、罗强。吴福生就说那400万是他向罗强借的，就叫我把这400万直接还给罗强就是了，我就同意了。当事人我们三方就重新打了借条，我给罗强打了415万元的借条，我欠吴福生的钱的欠条就作废了……” 2018年2月28日，李建康在崇州市公安局怀远派出所接受讯问时陈述：“我与吴福生总共有2笔债务关系。第一笔是2013年8月我在吴福生处借了300万元，但是吴福生实际打了285万元给我，另外15万作为利息直接扣除了。这285万元的借款我已经全部还完了。另外一笔400万的借款……在我们三个见面之前，吴福生在电话内就给我说，借给我的钱是他从罗强那里借来的……我想到我确实是通过吴福生确实借了这么大一笔钱。不管这个钱到底是谁的，毕竟是通过吴福生借到的，而其吴福生以前也的确帮助过我……”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有以下争议焦点，并作如下评述： 一、吴福生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以及案涉债权的效力。李建康上诉主张吴福生为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应属无效，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没有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李建康已确认收到案涉借款，且各方认可案涉借款的债权转让由三方协商确认，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二、关于吴福生向罗强转让债权的具体金额。李建康上诉主张其向吴福生交付6套房屋进行了以房抵债180万元，案涉债权转让金额应为148.5万元。但吴福生仅认可其收到了其中三套房屋，房屋为小产权房，价值不高。本院认为，首先，李建康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吴福生就上述房屋以房抵债、抵销债务的具体金额等达成合意；其次，李建康接受公安局询问时承认其与吴福生之间另有一笔借贷关系，故无法排除上述房屋系抵销另外借款的可能性；再次，若以房抵债发生在前，债权转让发生在后，李建康多次承认三方协商进行债权转让，并出具了415万元的借条，如其与吴福生针对案涉借款已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其在债权转让时应将相关金额进行抵扣，但其仍旧出具了415万元的借条，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若债权转让发生在前，以房抵债发生在后，李建康与吴福生之间的以房抵债则属于其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亦与罗强无关。故，一审法院认定吴福生将债转让给罗强的金额应为328.5万元并无不当。 三、关于李建康的还款金额及是否仍欠款的问题。李建康上诉主张其除了银行转账还款1242000元外，还向罗强现金还款90000元，由陈永刚代收；其从张治文处借款150000元还款，以及家具抵偿借款657947元。首先，李建康主张的由陈永刚代收的现金90000元，其并未举证证明陈永刚系罗强的委托收款人，以及罗强指示其向陈永刚付款，无法认定该笔90000元系其向罗强的还款。其次，李建康并未举证证明罗强收到了上述150000元现金还款，且李建康一直采用转账方式进行还款，该笔现金还款方式亦与交易习惯不符。再次，李建康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罗强之间达成了以家具抵债及抵债金额的合意，家具的型号、数量、价值均无法确定，且李建康表示尚有一部分家具仍在仓库堆放，李建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家具用于抵偿案涉债务。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李建康已向罗强偿还借款本金124.2万元，尚欠罗强204.3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建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4元，由李建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小 丽 审 判 员 王 晓 川 审 判 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 娅 飞 书 记 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