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1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239号（长沙电脑城一楼）。法定代表人：刘文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亮，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睿，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民，男，196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河清，湖南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政辉，女，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珍，女，199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九顺，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信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建民、孙政辉、胡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1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迪信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高建民、孙政辉、胡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迪信通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撤销高建民与孙政辉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处理的约定。该协议包含了高建民将位于雨花区过户给孙政辉的内容。一审法院已查明高建民将名下所有资产（含涉案房产）归孙政辉所有的事实，却未对前述高建民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处理，属于遗漏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胡罗生（胡珍之父）是涉案房屋权利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高建民与胡珍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没有明确是购房款，不能排除是双方借款、还款的情形，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认定胡罗生支付了230万元购房款。其次，没有证据证明高建民将涉案房产出租并收取租金。再次，涉案房产是高建民与孙政辉婚后财产，如该房产属于胡罗生所有，则孙政辉应对此知情，不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房管局备案的150万元并没有支付，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高建民与胡罗生之间的房产过户属于债务抵销。最后，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高建民作为涉案房产登记的权利人，在被上诉人无充足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高建民为实际权利人。3、依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属于其他非财产案件，案件受理费每件为50元至100元，一审法院依据涉案房产金额收取案件受理费是错误的。高建民辩称，1、一审判决驳回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即包括迪信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2、离婚协议签订及财产分割时，高建民对迪信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债务，其分割财产的行为没有损害迪信通公司的权益。3、（2019）湘01民终57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真正的债务人是新力源手机城及实际经营者周湘健，高建民仅是承担担保责任，迪信通公司滥用诉权，不积极向真正债务人追索，而向担保人主张权利。4、2009年10月30日，高建民与高建斌、胡罗生签订《三方协议》，三方共同出资260万元购买案外人张金龙位于长沙市房产，三方平均出资，盈亏均担，高建民为持证人。当天，胡罗生向高建民转购房款170万元，同月15日，胡罗生之妻邓艳红向高建民转购房款60万元，胡罗生实际出资230万元。涉案房产虽登记在高建民名下，但并非高建民一人所有，高建民实际出资30万元，且高建民一直未将房屋租金交付给胡罗生，经三方协商将涉案房产归胡罗生一人所有，并登记至胡珍名下。孙政辉与胡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以150万元出卖给胡珍，是为了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未支付购房款。涉案房产过户至胡珍名下是分割共有物，并不是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不存在损害迪信通公司的权益。5、案件受理费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和裁判结果作出决定，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范围，也不属于上诉范围。孙政辉辩称，1、涉案房屋为高建民、高建斌、胡罗生共同投资购买，且胡罗生出资额占涉案房屋购房款的90%。2、孙政辉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胡珍名下，是因胡罗生要求高建民分配投资份额与投资收益，并以债务抵销的方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给胡珍。3、孙政辉与胡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表面上是在进行涉案房屋买卖，实际上是在处理胡罗生与高建民对涉案房屋的投资分配和债务抵销，双方之所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便于办理过户手续，而不是低价转让或无偿转让。胡珍辩称，1、涉案房屋为高建民、高建斌、胡罗生共同投资购买，且胡罗生出资额占涉案房屋购房款的90%。2、孙政辉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胡珍名下，是因胡罗生要求高建民分配投资份额与投资收益，并以债务抵销的方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给胡珍。3、孙政辉与胡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表面上是在进行涉案房屋买卖，实际上是在处理胡罗生与高建民对涉案房屋的投资分配和债务抵销，双方之所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便于办理过户手续，而不是低价转让或无偿转让。4、胡珍在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时，不知道高建民与迪信通公司之间存在债务关系，胡珍受让行为是基于其父胡罗生对涉案房屋享有约90%份额的所有权与投资收益，不存在低价受让或损害迪信通公司的债权，涉案房屋过户至胡珍名下，是对胡罗生合法权益保护的体现，不存在任何恶意，迪信通公司对涉案房屋没有行使撤销权的事实依据。5、胡珍已于2019年3月12日与案外人姚龙签订抵押合同，将涉案房屋抵押给姚龙，并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从维护市场稳定和保护善意第三人方面出发，迪信通公司无权对涉案房屋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迪信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高建民与孙政辉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处理的约定；2、撤销高建民与孙政辉于2016年8月期间转移高建民原有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权证号码为70××38）给胡珍的行为，由高建民、孙政辉、胡珍配合将该房屋恢复登记到高建民名下，如不能恢复登记，则由孙政辉向高建民负相应损害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高建民、孙政辉、胡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8日，迪信通公司与案外人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以下简称新力源手机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迪信通公司租赁新力源手机城门面，租期至2016年9月28日。2013年8月31日，迪信通公司与高建民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签订《补充协议》，迪信通公司一次性预付新力源手机城房租1,000万元。2013年9月5日，迪信通公司与高建民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期至2022年9月28日结束，约定迪信通公司预付1,000万元租金的期限为2013年10月15日；高建民等对本协议项下产生的新力源手机城应向迪信通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同年10月14日，迪信通公司预付了1,000万元租金。2016年12月5日，迪信通公司与高建民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签订《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双方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新力源手机城一次性返还预付租金1,000万元和押金5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高建民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6年12月底，迪信通公司腾出房屋后，新力源手机城未返还预付租金及押金。迪信通公司遂在2017年3月1日起诉至该院。该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7）湘0103民初984号民事判决：一、限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支付预付租金及押金1,050万元及按年利率12%标准计算的利息（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全部清偿预付租金及押金之日止）；二、高建民等对新力源手机城应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宣判后，高建民不服提起上诉。另查明，2009年10月30日，高建民与案外人高建斌（高建民之兄）、胡罗生（高建民之外甥、胡珍之父）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三人共同购买位于长沙市，产权面积540.16平方米，产权过户到高建民名下，由高建民负责收取租金等事宜。此前，胡罗生汇款到高建民账户共计230万元，用于购买位于长沙市，该房购买价格为260万元，高建斌未出资。位于长沙市过户到高建民名下后，高建民出租并收取租金，但未支付租金给胡罗生。2016年8月18日，高建民与孙政辉离婚，高建民将名下所有资产（含涉案房产）分割给孙政辉所有。此后，在胡罗生的要求下，孙政辉、高建民于2016年8月25日将位于长沙市过户给胡珍。一审法院认为，迪信通公司与高建民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以及《终止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迪信通公司对高建民享有合法的担保债权。迪信通公司对高建民转让位于长沙市的行为行驶撤销权的前提是高建民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案中，位于长沙市购买的价格是260万元，胡珍之父支付了购房款230万元。该房2009年过户到高建民名下后，由高建民出租并收取租金，胡珍之父胡罗生未获得收益。高建民与孙政辉离婚后，胡罗生要求将位于长沙市屋过户至胡珍名下，既是对胡罗生作为涉案房屋权利人的保护措施，也是高建民对胡罗生未收取租金损失的补偿，高建民、孙政辉与胡珍之间的无偿转让行为并无不妥，故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1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50元，由迪信通公司承担。二审期间，迪信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9）湘01民终57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3年9月5日高建民对迪信通公司的担保债务已经成立，高建民对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偿还预付租金、押金共计1,05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建民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实有高建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约定，但该约定并不意味着从2013年9月5日开始高建民就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责任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所以2013年9月5日之前不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同时，即使2013年9月5日协议有效也已经被2016年12月5日的《终止协议》取代而无效。担保责任也是在2016年12月5日才开始。胡珍认为该份判决书恰好证明了迪信通公司对高建民享有担保债权的依据是签订于2016年12月5日的终止协议，对发生于该时间之前高建民的财产处分行为，迪信通公司不享有撤销权。其他质证意见与高建民的质证意见一致。孙政辉的质证意见与胡珍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迪信通公司提交的（2019）湘01民终575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2013年9月5日高建民对迪信通公司的担保债务已经成立，高建民对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偿还预付租金、押金共计1,05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胡罗生汇款230万元至高建民账户用于购买位于长沙市屋及高建民出租该房屋收取租金未支付租金给胡罗生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应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高建民对（2017）湘0103民初984号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3月16日，本院作出（2019）湘01民终575号民事判决，驳回高建民的上诉，维持原判，高建民对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支付预付租金、押金1,050万元及按年利率12%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结合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及对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是否存在应予以撤销的情形。本院作出的（2019）湘01民终575号民事判决认定高建民对迪信通公司的担保债务2013年9月5日已经成立，高建民对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偿还预付租金、押金共计105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高建民提出《离婚协议书》签订及财产分割时，高建民对迪信通公司不存在任何债务，其分割财产的行为没有损害迪信通公司的权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高建民在与孙政辉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即明知其对新力源手机城向迪信通公司支付预付租金及押金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高建民却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资产归孙政辉所有，可以推定高建民的上述行为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意。涉案房产系夫妻双方共有财产，高建民享有分割财产的权利，而高建民通过签订离婚协议将房产以类似赠与的方式无偿转让给孙政辉，这种无偿转让行为实质上就是恶意减少自己财产的行为，有损迪信通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迪信通公司请求撤销高建民与孙政辉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处理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高建民虽与高建斌、胡罗生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三人共同出资购买位于长沙市屋，但高建民提交的胡罗生向其转款230万元银行转账流水，不足以证明该款是支付购房款，且涉案房屋登记在高建民名下，高建民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胡罗生对涉案房屋享有90%的份额，也没有证据证明高建民收取了租金，且未将租金支付给胡罗生，故胡珍提出其系通过胡罗生对涉案房屋的投资分配和债务抵销受让涉案房屋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孙政辉与胡珍虽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成交总价为150万元，但胡珍并没有支付该款项，故高建民与孙政辉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财产分割给孙政辉，孙政辉又将涉案房屋无偿转让给胡珍，损害了迪信通公司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迪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以纠正。《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对其他非财产案件处理每件收诉讼费50元至100元。一审法院按照涉案房产金额收取案件受理费不当，应予以纠正。本院决定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80元。综上，迪信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180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高建民与孙政辉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处理的约定；三、撤销孙政辉将原登记在高建民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屋（权证号为70××38）给胡珍的行为，由高建民、孙政辉、胡珍配合将该房屋恢复登记到高建民名下，如不能恢复登记，则由孙政辉向高建民负相应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高建民、孙政辉、胡珍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唐亚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谢卓书记员（兼）  谢 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