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4刑初40号 公诉机关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又名扎里、加里，男，1997年10月23日出生，缅甸联邦共和国人，拉祜族，缅甸七年级文化，务农，住缅甸联邦共和国。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9年2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安顺市第二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谭林敏，贵州圣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刘绒绒，贵州圣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以安市检公诉刑诉〔2019〕1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谢拉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二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拉及其辩护人谭林敏、刘绒绒到庭参加诉讼；翻译人员官立蛟到庭提供翻译。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应国某某（另案处理）请托，从缅甸联邦共和国境内组织缅甸籍人员前往中国山东省威海非法务工。2019年2月19日，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组织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等三十四名缅甸籍人员拟从缅甸联邦共和国境内经中国云南省孟定边防口岸入境。因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三人无合法有效证件不能办理边境出入证件，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即安排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三人从缅甸联邦共和国境内搭乘摩托车偷越边境进入中国云南省孟定镇境内，与通过云南省孟定边防口岸入境的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等32名缅甸籍人员汇合。后经多次转车，于2019年2月24日上午到沪昆高速红果服务区，乘坐由刘某、徐某（二人另案处理）驾驶的皖Ａ×××××号合肥旅汽旅游大客车前往山东省。当车辆行驶至贵州省安顺市花安高速宁谷服务区时，被公安机关查获，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公诉机关为支持对上述犯罪事实的指控，提供了户籍证明、边境证等书证；证人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等人的证言；被告人谢拉（SHAEHLA）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拉（SHAEHLA）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偷越中缅国（边）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谢拉非法组织多人偷越国边境，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鉴于谢拉被查获时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且其组织人员只是为了务工，并不是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主观恶性较小。建议判处谢拉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2000元，附加驱逐出境。 庭审中，被告人谢拉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辩解是为了到中国务工，未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因为不懂中国法律而犯错，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谢拉的辩护人对本案基本事实及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谢拉具有如下量刑情节：第一，谢拉在接受盘查时主动向交警人员交代带34名缅甸籍人员到山东打工的事实，构成自首；第二，谢拉是受他人指挥，按照老板国某某的要求组织缅甸籍人员到山东打工，途中所有的花销都是由老板安排的，谢拉在本案中起协助作用，属从犯；第三，谢拉主观恶性小，组织人员到中国打工是为了赚钱养家，并不是故意实施其他犯罪；第四，谢拉系初犯，且认罪认罚。综上，希望法庭能够对谢拉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应“国某某”请托，从缅甸联邦共和国境内组织人员前往中国山东省威海市非法务工，经联系，谢拉邀约到某觉、某某谢、某某迪（均为音译，下同）等34名缅甸籍人员。2019年2月19日，谢拉伪立旅游的事由，找人帮助办理限定区域为中国南伞的“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后包括谢拉在内的32人使用“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通过边境口岸进入中国。因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3人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不能办理边界通行证，谢拉找人驾驶摩托车搭载三人偷越国境进入中国。到中国境内再次汇合后，谢拉带领34人辗转多处，多次乘车，于2019年2月24日早晨到沪昆高速红果服务区，乘坐上由刘某、徐某（二人另案处理）驾驶的皖Ａ×××××合肥旅汽旅游大客车拟前往山东省。车辆行驶至贵州省安顺市花安高速85公里处遇到巡逻民警，民警将该车引导进入宁谷停车区并登车检查，在民警进行询问时，谢拉主动交代其组织34名缅甸籍人员无证照前往中国山东省非法务工的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逐项举证、质证的证据有： （一）书证 1.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管理一大队出具的查获经过、情况说明，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9年2月24日10时10分左右，该大队民警杨某、叶某在花安高速公路由安顺往贵阳方向巡逻时，引导一辆悬挂有皖Ａ×××××机动车号牌的大型普通客车进入宁谷停车区接受检查。经民警登车检查，发现车内乘坐人员外貌与我国人员不相符，同时，几名脚穿木制拖鞋的乘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在民警杨某从客车内前部处往车尾部检查时，发现客车中部左侧有一名10多岁的男孩单独乘坐，随即，便转身向驾驶人进行询问“小孩的父母在哪儿？”客车上的一名驾驶人告诉民警，小孩的家属坐在前面，并用手指向客车前部靠近车门的一名身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民警就将红衣男子带至车外，进行盘问。检查中，红衣男子未能出示护照等证件，仅提供了边境通行证。红衣男子告知民警其叫扎里，缅甸籍腊戌人，车上的51名缅甸籍人员中，只有30多人是其从缅甸带至中国境内的，准备组织他们到山东省威海市打工。在进一步的检查中，民警发现：车内乘坐的51人，均为缅甸籍人员，除能出示边境通行证以外，均不能出示护照等有效证件。民警即向交警支队进行了情况汇报，交警部门又将情况通报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在查获到押送至西秀公安分局康复中心安置涉案人员的整个过程中，扎里及车上人员均未出现反抗或不配合情况。 2.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实，2019年2月25日，公安民警依法扣押谢拉金色ＶＩＶＯ手机一部，扣押刘某黑色ＯＰＰＯ手机一部、皖Ａ×××××大客车一辆，扣押徐某金色ＯＰＰＯ手机一部。2019年4月4日，将扣押的两部手机分别发还刘某、徐某，皖Ａ×××××大型客车发还给杜某2。 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合肥客运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皖Ａ×××××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行驶轨迹证实，皖Ａ×××××车于2019年2月23日由江西至贵州安顺，2月24日由盘州市至安顺市。 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中缅边界通行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证实:（1）公安机关依法扣押谢拉（ＳｈａｅＨｌａ）、某某迪、某某谢、某某吞、某某腊、某某哟、某觉的中缅边界通行证，边界通行证填报的出境事由为旅游，前往地点中国南伞，注意事项包括“不允许越过对方国家所规定的地区”；（2）查获的38份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该38名人员系缅甸籍公民。 5.安顺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下载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口岸出入境记录详细信息证实，SHAEHLA，缅甸籍，男，1997年10月23出生，持外方因私边境地区入出境通行证，于2019年2月19日由清水河口岸徒步入境。 6.户口本复印件、缅甸移民总局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谢拉户籍地开具证明材料、缅甸联邦共和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缅领字1247/4503号回函及翻译件，证实，谢拉（SHAEHLA），（出生日期：23-10-1997），根据其所持的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户籍表和村证明，确认其为缅甸公民。 7.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将谢拉供述的罗哥手机号码150××××7258做分析研判得知，其手机机主信息为许某（山东省章丘市人），将许某的照片给谢拉辨认，谢拉辨认出许某为罗哥的妻子，后经查罗哥的真实姓名为国某某。 （二）证人证言 1.某某胞、某某肯、某某巴的证言证实，和谢拉说好要来中国打工后，就从家中出发到腊戌找到谢拉，汇合后有35人。在腊戌坐了两辆车到清水河中缅边境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谢拉就让我们没有有效证件的三个人去乘坐摩托车走小路到中国境内，是谢拉找的摩托车。我们到中国境内后，在路边等通过边境通行证进入中国的谢拉等32人，进入中国之后都是由谢拉安排行程和住宿。谢拉和我们说过，我们在中国打满一年工后，在结算完工资后，拿出1000元人民币给谢拉作为感谢他带我们到中国打工的费用。 2.某觉、某某谢、某某哟、某某迪、某某腊、某某吞的证言证实，我们说好跟谢拉到中国打工，谢拉说在清水河集合。我们到清水河住宿一晚，2019年2月19日上午谢拉叫我们将身份证和120元人民币交给他，当天下午他就将办好的边境通行证和身份证各自发给我们。进入中国境内后，都是谢拉安排的行程和住宿。我们除了吃饭的费用自己支付外，没有向任何人交过钱，包括车费和住宿费也没有支付过。我们35人多处住宿、转乘多个车，直到被抓。 3.某某荡、某某思、貌莫斜、貌家兴、貌敖杜奈、貌要塞的证言证实，谢拉带我们到中国，做关于“鱼”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就被中国的警察抓了。 4.某某淘蕾、某某夏、某某勒、某某妹、某某可、某某学的证言证实，我们来中国做“鱼”这方面的工作，大家约起自己过来了，没有人组织。 5.某某仁吴、某某星、某某顶、某某培、某某改、某某伦吴、某某哈、某某郭、某某嘎的证言证实，是谢拉带我们从缅甸到中国的，进入中国境内后，我们都听谢拉的安排，每天都是他安排我们坐车，并且不停地换车，在晚上就找旅社睡觉，白天就乘车。我们除了吃饭的费用自己支付外，没有向任何人交过钱，住宿和车辆是谢拉安排的。我们这三十几人是谢拉具体负责，在缅甸的时候也是谢拉将我们召集在一起的，就给我们说到中国打工。谢拉只是给我们说是到中国做鱼类加工，到什么地方没有说。 6.某某蕾蕾、某某麦、某某拉、某某呢的证言证实，跟谢拉到中国打工，我们一起到口岸办理了自己的边境通行证。一共有35人，包括谢拉在内，每天早上谢拉都要点名。通过口岸之后我们的食宿、车辆等问题都是谢拉安排的。 7.某舒、某敏吴、某说吴、某某雪、某某角、某散、某浩、某塞、某某佳、某某维、某某昂、某某笔、某昂、某某来、某某德、某兰的证言证实，我们一起从缅甸来的有16个人，我们这16个人没有人负责，大家都是自愿来中国打工的，我们乘坐的车，车与车之间对接，他们不通过人对接，这些事情都是有人安排好了的，不知道是谁安排的。 8.杨某、叶某的证言证实，我们是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我们高速一大队管辖的范围是花安高速、安紫高速、安顺绕城高速及普织高速公路。2019年2月24日早上9点左右，我们从安顺南收费站上高速，经沪昆高速、小屯互通进入我大队花安高速公路辖区。早上十点十分左右，当我们驾驶警车巡逻至花安高速85公里处时，发现一辆行驶的号牌为皖Ａ×××××的大型普通客车坐满了乘客而且行驶异常，于是通过喊话器指挥这辆大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将车驶入前方1公里处的宁谷服务区接受检查。我们登车检查，发现车上的乘客体貌特征长得与内地的居民很不像，皮肤黝黑，而且部分乘客脚穿凉拖鞋，怀疑这些乘客不是中国人。于是我们便将其中一名年轻男乘客叫到车外，要求其出示居民身份证，该男乘客说自己没有居民身份证，又继续盘问他，他才说自己叫扎里，是缅甸籍腊戌人，车上的乘客都是缅甸人，有大部分是他从缅甸组织过来的，并向我们出示了他的《缅甸与中国边境通行证》，但是提供不出相关的护照证件。我们就上车对这群人进行抽查，部分人能提供《缅甸与中国边境通行证》，无法提供相关的护照手续。通过询问，除了我们最先叫下车的那名年轻男子外，都听不懂我们说话和不能说汉语。我们就询问扎里，扎里称他们当中有35人（包含本人）是从缅甸通过清水河口岸进入中国，并且要乘坐该辆大巴车到山东打工，其他16人他不认识。我们对大巴车司机询问了解到这群人是他们于2019年2月24日早上在沪昆高速红果服务区接到的。我们就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支队指挥中心，支队指挥中心也立即向市局指挥中心汇报了，后来宁谷派出所的民警和西秀区公安局特警队员就到现场将大巴车和这群人带到西秀区公安局了。皖Ａ×××××车身是黑色的，印有合肥旅汽的字样。这辆大巴车上有51个乘客，还有两名开车的驾驶员。 9.刘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2月7日，我接到杜某2（小名杜小风）的电话，他让我找一个驾驶员一起给他跑大客车，我就找了徐某一起。从2019年2月7日开始，我和徐某就驾驶一辆卧铺车，车牌号是皖Ｍ×××××。一直到2月22日，我接到杜小风的电话，他叫我在沪昆高速和一辆大巴车（皖Ａ×××××）交换，并告诉我往昆明方向开，让我到贵州安顺后，在安顺等电话通知接人。我到安顺后，一个陌生电话打给我，让我第二天2月24日到红果服务区接人，我们在安顺南下站，将车停到紫运集团停车场，到2月24日凌晨0时许，又有一个陌生电话打给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叫我们现在就出发，在晴隆服务区休息，24日上午8时之前在红果服务区接人。我们就开车到晴隆服务区，24日5时许从晴隆服务区出发，在经过红果服务区之后，之前联系的这个电话又打给我说让我在经过红果服务区个下站口下站，并重新上站，在往贵阳方向的红果服务区接人。我们到红果服务区时大约是2019年2月24日上午7时许，我到加油站加油后，就有一名男子过来找到我，并告诉我旁边的51个人就是我们要接的人。我将车开到旁边让他们上车，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男子用普通话说他们有35个人，我在车上数了一下，有51个人。这些人上车后没有给我车费，我就给杜小风说，他说先开往山东，钱这个问题不用我管。后来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外国人，是公安机关盘查时，我才知道他们是缅甸人。 10.徐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2月21日星期四，刘某打电话叫我和他一起去江西上饶开个车，当时我和刘某都在昆明，我开着车（车牌：皖Ｍ×××××、卧铺车）找到他以后就开着车从阿拉站上高速出发去江西上饶服务区，星期五下午五点到达上饶服务区，在服务区我看到了车牌号皖Ａ×××××大巴车以及车上的两个驾驶员，我们双方互换了车以后，我联系卧铺车公司请那两位驾驶员把车开回安徽。当时刘某就说年后贵州这个方向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多，他们开车去这个方向，有人的话就用车送人去打工的地方。于是我和刘某轮流开着皖Ａ×××××大巴车朝贵州方向行驶，当天晚上在湖南境内的一个服务区休息，周六早上出发，我们开到晚上两点前到了贵州红果境内的一个服务区休息。今天（2019年2月24日）早上起来后，我在后排休息，刘某于六点半把车开到红果境内另外一个服务区，到了以后我就看到服务区里有一群人站在两个面包车旁边，后来看见车上开始上人了我就起来了。途径安顺宁谷服务区时被交警查获了。在红果服务区应该上了51个人，到了宁谷服务区交警上来查验身份证他们拿不出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缅甸人。 11.杜某2的证言证实，我开设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名字叫南京某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主要是经营汽车租赁。皖Ａ×××××的大巴车是我购买的，买来挂靠在合肥客运汽车有限公司。刘某大概是在2019年2月22日左右开始驾驶这辆皖Ａ×××××的大巴车。2019年大年初三，我们正在跑春运，需要驾驶员，我就叫刘某来给我开车，我叫他找一个驾驶员和他一起跟一辆车，当时我就安排他开一辆皖Ｍ×××××的卧铺车，我的车辆一般是从贵州和云南方向往外跑春运。到2019年2月22日左右，我知道皖Ａ×××××的一个驾驶员不干了，就安排正开皖Ｍ×××××卧铺车从云南往上海的刘某和从温州往贵州方向开皖Ａ×××××的驾驶员互换，在他们相互换车的这个时间段，我就在大巴车交流群里发了一个我在贵州有空车的信息，并在信息里留有我的电话，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就问有没有空车，他有一批人要从贵州境内送到山东青岛附近，没有说是在贵州什么地方接人，我当时问了在什么地方上，对方回答说是在贵州境内，现在具体也没有定地点，我们当时就在电话里谈好价钱，这一趟是2万块钱，将人送到后结账。我们谈好后，我就打电话给刘某说贵州有人要车，并将刘某的电话给了需要车辆的人，后来他们怎么联系的我不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上的客人我也不知道，一直到车辆被公安机关查获我都不知道。我看见这辆车在安顺停下后，一直没有动，我就通过车载定位找到安顺的。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谢拉2019年2月25日供述：查获的50个缅甸人当中和我一起的只有34人，另外的16人我不知道怎么到中国的。在2018年底的时候，我回缅甸过年，我在山东认识的一个叫罗哥的男子说能不能给他带几个工人到山东，工资最低2500元，最高可以有三千二三百元，并告诉我说如果结不到工资可以找他。过完年后，我通过微信和罗哥联系，问他要多少工人，他说二三十个都可以。我在腊戌找的14人，都是我们村的和附近的，我是直接问他们的，在迈挪我妻子的家乡我找了20人，我和他们是通过微信联系的，我就叫他们到腊戌集合。到2019年2月14日左右，罗哥通过微信联系我，他在微信上说：“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你快带人到这边来”。到2019年2月17日15时许，大家已经到腊戌集合，我们每人自己买车票，每人45元钱，共同乘坐两辆客车到中国清水河，我们乘坐了大约四小时的车，到清水河时已经晚上七八点了。当天开车的司机就给我们说旁边的旅社可以住，我们自己花钱，大家在清水河住了一晚上，每人15元钱。我就和旅社的老板说我们要办边境通行证，旅社的老板说120元办一个，我们当中的32个人就办了边境通行证，办证的钱是我们自己出的。有三个人因为没有身份证明，办不了，是我找旅社老板问，并和老板谈价，老板找人带到中国的，每人花了200元钱。2019年2月18日下午16时，老板将我们的边境通行证给我们后，我们从旅社出来，当天就到孟定边境口岸。我就电话联系罗哥，说我们到孟定了，罗哥就说叫我们在孟定等，他叫车来接我们，当天罗哥就安排三辆车来接我们，并将我们送到孟定的一家旅社住了一晚上，当天的住宿费我们就没有付了。第二天上午八点，那三辆车就送我们到临沧，我们是当天中午13时许到临沧，到临沧后，司机就将我们送到一个旅社并安排我们住了下来。我就打电话问罗哥，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罗哥在电话里给我说叫我们等几天，这几天查得比较严，意思是我们的通行证是有时间和地点限制，怕被中国警察查到我们，把我们遣返回缅甸，不能在中国打工挣钱了。住的钱我们没有付，吃饭的钱是我们自己付的，每天40块钱，我们在临沧住了五个晚上。到2019年2月23日下午18时许，我们从临沧出发，乘坐另外的三辆车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下车后，就乘坐两辆车到一辆大巴车停的地方。我们上大巴车后，后面就有16个人跟着上了这辆大巴车，当时的时间2019年2月24日凌晨5点，车上有两个驾驶员，开到当天中午我们就被公安机关查获了，这辆大巴车不是将我们从缅甸带到中国的车辆。我这六七年一直在中国山东打工，我进入中国境内没有合法手续，通行证能在中国孟定用七天，不能到中国云南昆明。我之前给他们34人说过，到中国打工，干满一年后，每人每年付我1000元人民币的服务费，这个费用是在中国打工时我熟悉中国的情况，我带来的人遇到什么事，我给他们解决。根据中国的法律，我们是不可以在中国就业的。罗哥是一名男子，大约40多岁，他是在山东东营的工厂给人开货车的，他的手机是山东淄博的，他的电话我不记得了，但我手机上有号码。罗哥之前给我说过，车费和住宿费在我们上班后，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除，我在召集他们的时候也说过。 2019年2月26日供述：我身上的边境通行证是用我爸爸索尼的名字办的，身份证号码也是我爸爸的，但是之前笔录签的名字是真的。 2019年3月12日供述：我们2019年2月18日从腊戌出发到清水河，司机给了我一个旅社的电话，我就打电话联系旅社住宿，收取了每人15元钱统一支付给旅社老板。2019年2月19日我请老板帮忙办理了32人的边境通行证，另外有三个人（某某胞、某某巴，还有一个我记不清名字了）说他们没有身份证，办不了边境通行证。在我们向边境站出发走路过程中，就有三辆摩托车问我们要到什么地方，我就说我们有三个人要到中国境内，他们没有边境通行证，能不能通过其他道路进入中国境内，那三个人说可以，我们就谈好价钱，每人200元人民币。谈好价格后，我就打给罗哥提供的那个电话，并将电话给摩托车司机，让那人告诉摩托车司机将这三人送到什么地方，某某胞等三人就上那三辆摩托车。我带着另外31人通过边境站进入中国境内孟定，打电话给罗哥提供电话的那个人，打出租车到一个地方，有三辆车来接我们，将我们送到那个人家中和某某胞他们三人汇合，并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到临沧一户人家。我手机里有罗哥的电话，是150××××7258。孟定旅社老板电话是182××××8311，临沧宾馆老板的电话是150××××4418。在中国山东打工这几年，每次有警察来检查身份证，我的老板就让我躲起来，等检查完后又才让我回来上班。 2019年3月22日供述：我是2015年在山东德州的一个扒鸡厂认识罗哥的，当时我在扒鸡厂里处理杀好的鸡（干活），罗哥在扒鸡厂里开了一家餐馆，我是在那里吃饭认识的，我给他说我的名字叫“加里”。我不知道罗哥的真实姓名，罗哥知道我是缅甸人。2018年10月份，罗哥给我说要是我回家的话，给他找一些人来山东务工，并明确说要多找些女子，少找男子，我当时就将这件事记在心里。到2018年年底，我回家的时候还和罗哥说要回家，罗哥当时也没有再提要叫我在缅甸招工的事情，到我回家过完2019年的春节后，我就发微信语音联系罗哥，他几天没有回我的语音，我就打网络电话给罗哥，就问罗哥还需要招人不，并说这里有很多人想到中国打工。打完电话后我就等罗哥的答复，罗哥就微信联系我说可以招30人左右，我就和我妻子分别在缅甸麦诺和腊戌两个地方找了一批人，我一共找了35人（包括我本人）。我们于2019年2月18日就一起从缅甸出发前往中国，我联系罗哥告诉他我们已经从缅甸家中出发，罗哥答复我说到中国孟定后联系他，他已经安排好所有的车辆和行程。后来我们就一直在转车，不断倒车，我们在被警察查的时候，我用其他人的电话给罗哥打电话说我们被警察查了，罗哥说“不要给我打电话了”，说完就挂了。后来我就没有联系罗哥了。我在缅甸用的号码是098××××4253，我到中国后我用的电话是171××××4564，我还用我朋友的电话联系过罗哥，但我记不得电话号码了。 2019年5月27日供述：我使用谢拉和扎里这两个中文名，平时我给别人说我叫谢拉，我给罗哥说我叫扎里。在2019年2月24日被交警查获时，我给交警说我叫“扎里”。上这辆大巴车的地点我通过公安机关提供的录像，我已经认出视频上所体现的地方就是我们上这辆大巴车的地方，但这个视频上所体现的上车地点太远，从录像视频上看不清楚上车的人的面貌。我叫摩托车带到中国境内的那三个人我能辨认出来。 2019年6月11日供述：我的身份证在2014年的时候就掉了，因为这几年我回家时间短，并且去补办身份证要被罚款，我就没有去补办。我的父亲叫“吴三里”（音译）。 2019年8月13日供述：我在缅甸找人办理边境通行证时，因为我的身份证2014年丢失了，就用我父亲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办理了边境通行证，同时将我的照片及出生年月告知办证人员，并支付给他人民币120元，第二天就拿到边境通行证，上面照片和出生年月日是我本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是我父亲的。“索尼”和“三里”都是我父亲名字，不同是由于翻译原因，吴是我们民族语言中小辈对长辈的一种尊称。罗哥的微信号是三个中国字，第一个字是“国”，我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了的。 （四）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 1.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制作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1）谢拉指认出车牌号为皖Ａ×××××的大客车就是他及其他50名缅甸人被交警查获时所乘坐的大客车；谢拉辨认出，某某胞、某某巴、某某肯就是其组织、安排非法入境的人员。（2）民警叶某、杨某均辨认出查获的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是被告人谢拉。（3）刘某、徐某均辨认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是被告人谢拉。（4）某某吞、某某腊、某某谢、某某哟、某某迪、某某胞、某觉等人辨认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是被告人谢拉。（5）谢拉、徐某、某某吞分别辨认出皖Ａ×××××大巴车驾驶员刘某。（6）谢拉、刘某、某某吞分别辨认出皖Ａ×××××大巴车驾驶员徐某。（7）谢拉辨认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国某某。 综合上述证据认为，证人某某胞等多名缅甸籍证人的证言与被告人谢拉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谢拉联系34人前往中国山东务工、找人办理边界通行证并安排某某胞等3人偷渡入境的事实以及进入中国境内后谢拉安排34人住宿、乘车的事实；证人刘某、徐某等人的证言与查获经过相互印证，证实公安机关在安顺境内查获谢拉等人的事实；到案经过、情况说明、民警杨某、叶某的证言与谢拉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谢拉在一般性排查中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情况；并有扣押笔录、边界通行证、辨认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能形成完备的证据体系。被告人谢拉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谢拉为带领其他缅甸籍人员前往中国山东务工，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规定，谎报入境事由骗取包括其本人在内的32份入境证件，并组织3人偷渡入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人数众多，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谢拉在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巡逻时所进行的一般性排查询问中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且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诉人、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关于谢拉的辩护人所提谢拉是受他人指挥，在本案中起协助作用，是从犯的意见。经查，虽谢拉系受他人邀约，且运输车辆非谢拉安排，但谢拉为主联系缅甸籍人员、组织人员非法入境，地位作用积极。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谢拉认罪认罚，且其组织他人非法入境的目的系务工而非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人、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综合以上量刑情节，决定对谢拉减轻处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3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谢拉（SHAEHLA）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驱逐出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2022年2月24日止。） 二、扣押的《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七册，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董 菲 审 判 员  陈丽馨 人民陪审员  尹现民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吴静芬 书记员王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