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51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言山，男，1958年3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代理人李仟仟，北京浩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蕊，北京浩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负责人张旭辉，镇长。委托代理人刘阳，女，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杜超，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言山因诉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潞城镇政府）损坏资产、花卉树木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行初6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言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仟仟，被上诉人潞城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阳、杜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25日，潞城镇政府拆除了北京市潞城水利服务中心大运河×××生态观光园（以下简称观光园）的大棚等建筑物，李言山认为潞城镇政府损坏了其资产及种植的花卉树木，潞城镇政府的行为违法，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潞城镇政府于2019年7月25日损坏李言山种植的大棚内的固定资产、棚房内的固定资产、大棚外可移动资产及种植的花卉树木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北京市通州区潞城水务×所（以下简称水务×所）与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托管经营合同》，将水务×所下属企业观光园托管给××××公司经营。2009年12月28日，观光园与北京×××园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观光园将位于通州区大运河×××的5个大棚承包给×××中心，承包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协议书》签订后，李言山在上述承包的大棚进行种植。李言山除上述5个大棚外，还另外使用3个大棚。李言山称2008年其自×××中心离开后，另外承租了3个大棚经营，但没有任何承包手续。2012年3个大棚的承包期限届满后，李言山仍经营上述3个大棚直至2019年大棚被潞城镇政府拆除，2012年后未交纳承包费。2018年，水务×所与潞城镇政府签订《通州区潞城镇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腾退确认书》（以下简称《腾退确认书》），确认水务×所腾退的房屋建筑面积为5170.05平方米，总补偿金额为14042458元。同年12月22日，水务×所与潞城镇政府、拆迁公司及拆除公司签订了《通州区潞城镇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交房验收单》（以下简称《交房验收单》）。2019年3月，潞城镇政府作出《大运河×××湿地建设工程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腾退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腾退补偿方案》），该方案写明大运河×××湿地建设工程地上物腾退项目的腾退范围为潞城镇镇域内集体土地非住宅及其地上物，潞城镇政府负责项目腾退工作，即项目腾退人，负责落实方案政策、签订腾退协议等工作，并将腾退补偿资金及各项腾退服务费等纳入项目成本。项目被腾退人为被占用集体土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或合法租赁土地的使用人。2019年7月25日，潞城镇政府将×××中心承租的大棚等拆除，拆除时李言山及其配偶、儿子、儿媳均在场，潞城镇政府组织拆除的相关人员将李言山家在大棚看护房内的室内物品及包括空调在内的家用电器等拆除并搬出。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李言山先称其原为×××中心员工，×××中心承包了水务×所的大棚后，让李言山进行种植，李言山种植大棚系公司内部承包。后李言山又称×××中心将大棚交给其种植后，其不再担任×××中心的员工，自2009年起开始种植大棚直至大棚被潞城镇政府拆除。大棚被拆除前，潞城镇政府曾对大棚的情况进行过登记，但未讲明原因，拆除大棚前水务×所或潞城镇政府均未告知李言山。李言山为证明其所述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中心2019年10月10日出具的《说明》、李某的证言、2010年、2011年交纳承包费的收据及赵某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中心2019年10月10日出具的《说明》写明×××中心自观光园承包的5个大棚的实际使用人为李言山，地上附着物和其他设备设施的所有权人为李言山，并由李言山交纳承包费至拆迁前。赵某出具的《证明》写明李言山交纳了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大棚占用费共计22500元，但赵某未到庭。潞城镇政府对李言山的陈述有异议，称水务×所将观光园托管给××××公司经营，并在2010年将5个大棚承包给×××中心。李言山为×××中心的员工，在水务×所与×××中心签订的合同期限内，李言山一直在×××中心承包的大棚进行种植。水务×所与×××中心签订的合同期限届满后，×××中心未与水务×所续约，也未交纳租金，水务×所及××××公司要求×××中心腾退大棚，但未果。另潞城镇政府称×××中心自水务×所承包的大棚系水务×所建设，大棚所在的土地系水务×所自其他村承租取得。在对水务×所使用土地的地上物进行评估时，对涉案大棚内的种植物是按照占地面积及大棚外树木的合理密植度进行测算得出的评估价格，未针对涉案大棚单独制作入户登记及单独评估作价，大棚上的卷帘机、篷布、覆腊、绳子等价值均包含在棚架的评估价格中。李言山针对其主张的潞城镇政府损坏其种植的大棚内的固定资产、棚房内的固定资产、大棚外可移动资产及种植的花卉树木情况，在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清单，清单中列明的大棚内固定资产包括大棚棉被、大棚塑料布、大棚卷帘机、地下浇水管道、闸门、大棚内照明用电缆、大棚内照明灯棒、机井泵一套、生产用周转筐、大花盆、小污水泵、浇水带、浇水管；棚房内固定资产包括空调、电视机、育苗托盘、剪草机、生产花盆、育苗营养钵、暖气片、电暖器、电动喷药机、遮荫网布；大棚外可移动资产包括生产用电动车、租摆花架盆、生产凉棚、铁网围墙、草帘子、浴缸、草炭土、肥料。大棚内种植物包括树木及花卉。潞城镇政府对于李言山提供的清单不予认可，认为清单系李言山自行统计，且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情况和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大棚的拆除系潞城镇政府依据与水务×所签订的《腾退确认书》及《交房验收单》所作出的行为，并未违法。大棚及大棚内外种植物的拆除行为与李言山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李言山无权主张潞城镇政府拆除上述资产及种植物的行为违法。有关李言山主张潞城镇政府损坏其棚房内固定资产及大棚外可移动资产违法的诉讼请求，根据本案中关于拆除涉案大棚时的录像资料，潞城镇政府在实施拆除前已将李言山棚房中的电器、空调等物品搬离房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潞城镇政府的拆除行为对棚房内的资产进行了毁损，且拆除时李言山的家人在场，即使因未看管物品造成丢失也非潞城镇政府的过错，李言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潞城镇政府对李言山大棚外可移动资产进行了毁损，故李言山此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言山的诉讼请求。李言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事实和理由主要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未全面、公正、客观判定证据，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等诸多违法情形。一、一审法院未对涉案花卉树木系上诉人合法种植进行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自2009年起就在涉案地块进行花卉树木种植，并依法缴纳费用至腾退前。被上诉人也认可涉案花卉、树木系上诉人所有，并进行了补偿。二、一审法院认定大棚及大棚内外种植物的拆除行为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系错误理解。花卉树木及设备设施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强拆导致上述财产灭失，拆除行为即和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一审法院称涉案大棚的拆除系被上诉人依据与水务×所签订的《腾退确认书》及《交房验收单》所作出的行为，并未违法，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错误理解。在上诉人未签订协议、未`获得补偿及自行搬离的情况下，只能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限期上诉人搬离。上诉人不搬离的情况下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上诉人无权进行强拆、毁损。四、一审法院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对棚房内的资产进行毁损、即使因未看管物品造成损失并非被上诉人过错以及要求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对大棚外可移动资产进行毁损的证据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拆除房屋情况录像可以明显看出，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公证、见证、清点造册、制作笔录、妥善保管、及时上交等法定义务，对资产的毁损和灭失存在过错，应确认违法。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对大棚外可移动资产进行毁损及灭失的证据及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对棚房内的资产进行毁损涉及到行政赔偿，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其违法强拆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应当由被上诉人就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五、一审法院在证据采纳及采信时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全面、公正、客观判定，且存在类似情况不同处理的情形。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录音没有对应的文字，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全部采信，违反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明显有违公正。一审法院不采信李某全部证言有违公正。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判决确认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潞城镇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李言山在一审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及案件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协议书》、×××中心出具的《说明》、赵某出具的《证明》及交纳大棚租金的收据2张，证明×××中心承包的5个大棚的实际使用人是李言山，花卉树木、设备设施的所有权人为李言山，李言山为本案的适格原告，李言山在涉案地块进行种植近10年，缴纳大棚占用费至2017年12月31日，李言山为本案适格原告；2.李言山与潞城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及对应文字材料，证明潞城镇政府认可其实施了强拆行为，潞城镇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潞城镇政府认可李言山是涉案地块的“二包”，李言山是本案适格原告；3.照片及视频，证明李言山在大棚内种植的花卉树木被强推，设备设施和电器被毁坏；4.购买物品收据、照片及视频，证明李言山种植的部分花卉树木及部分资产；5.×××中心法定代表人李某的证言，证明涉案大棚里的花卉树木以及屋内物品都属于李言山所有，李言山向水务×所交纳了承包费，李言山是承包人。李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称李言山2003年曾在×××中心工作，2008年离开×××中心单独从事花卉种植工作。×××中心与观光园签订了承租大棚的《协议书》，约定承包期限为5年，另口头约定合同到期后可以续签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约一年，李言山表示想种植经营大棚，故×××中心将自观光园承租的大棚交给李言山种植，由李言山负责交纳承包费，但交纳承包费的情况系听李言山陈述，未由李某经手。《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限届满后，因观光园已经托管给××××公司经营，故×××中心未与观光园续签《协议书》。大棚被潞城镇政府拆除前，李言山曾向李某提及大棚将拆迁一事。潞城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证据1.即《交房验收单》《腾退确认书》《腾退补偿方案》，证明潞城镇政府与被腾退人就涉案建筑达成协议，其后依据双方的约定将房屋拆除，并非行政强制拆除，李言山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另在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针对李言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潞城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2至证据4：2.拆除房屋情况录像，证明拆除当日，潞城镇政府已将棚内物品搬出，李言山也在现场，自行处理了相应物品，不存在室内外物品损失的情况；3.水务×所出具的《说明》，证明水务×所对托管情况作出说明，李言山没有交纳大棚的承租费，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4.水务×所与××××公司签订的《托管经营合同》复印件，证明托管时间和托管内容。潞城镇政府一并提交以下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三）（四）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以上法律依据均证明李言山与拆除行为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主体不适格，李言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依法应予驳回。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李言山提交的证据1-2客观存在，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可以证明涉案大棚已被拆除，但是不足以证明李言山的设备设施及电器被毁损，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收据无法确认与涉案大棚中的物品的对应关系，其余证据予以采信；证据5系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符合证据形式规定，但李某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且陈述内容与×××中心出具的《证明》中的内容不一致，故对李某的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潞城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形式合法，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无不当，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和在案证据材料，潞城镇政府实施拆除行为系依据水务×所签订的《腾退确认书》及《交房验收单》，故并非强制拆除。本案中，李言山要求确认涉案拆除行为损坏其种植大棚内的固定资产、棚房内的固定资产、大棚外可移动资产及种植的花卉树木的行为违法，但根据水务×所签订的《腾退确认书》，对腾退非住宅地上物等进行登记确认的协议事项包括被腾退人的种植地及种植大棚、种植农林作物等和养殖地及设施等，故李言山主张潞城镇政府损毁其种植花卉树木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无法予以支持。另，根据本案中关于拆除涉案大棚时的录像资料，潞城镇政府在实施拆除前已将李言山棚房中的电器、空调等物品搬离房屋，且拆除时李言山的家人在场，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潞城镇政府的拆除行为毁损李言山种植大棚内的固定资产、棚房内的固定资产及大棚外可移动资产，故李言山此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亦无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言山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言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李言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胡林强审 判 员  王 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任丹阳法官助理  武文慧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