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393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严兆芳，女，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任再新,男,194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旦，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敏，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绩溪路2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5650M。 法定代表人：梁朝朝，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兆芳、任再新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附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兆芳、任再新上诉请求：ｌ、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不服金额为548013.3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安医附院买卖肾器官以及将携带××病毒的肾器官用于移植违反法律规定、违反伦理道德，也是直接导致本案上诉人女儿任计划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一审法院对此在判决书只字未提。器官移植的目的是代替因致命性疾病而丧失功能的器官，使被移植个体能重新拥有相应器官，并正常工作，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给无数患者带来了重生的福音，但由于各种社会、伦理道德及法律因素的影响，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存在诸多问题，2006年卫生部制定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卫医发发［2006094号），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国务院令第491号）其中《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人体器官移植。第三十一条规定：××病毒感染者或者××患者、××病毒携带者、××患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和恶性肿瘤患者等的器官不得用于人体器官移植。1、本案中，涉案的肾器官是通过安医附院买卖及交易而来。从上诉人提供的病历2014年6月19日18:58签署的：《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第五项，经费问题明确写明：肾脏费用8万元左右，加上肾移植，手术费，住院费等，其中该8万元仅仅是肾器官的交易费用。首先安医附院作为正规医疗机构，违法交易器官本身是违法的，再者，安医附院在实行肾移植手术前并未就该肾器官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及说明，并未向上诉人女儿家属披露肾源的来源合法性。2、涉案的肾源提供者是××病毒携带者，虽经处理，但仍然有获得××感染的可能。安医附院作为正规医疗机构仍将此肾源用于移植。首先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再者将携带有××病毒的肾用于移植达不到上诉人女儿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目的，器官移植的目的是代替因致命性疾病而丧失功能的器官。最后，本次涉案的手术前，安医附院并未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患者于肾移植手术后两年被诊断为××大三阳，与本次涉案的肾移植手术中医方违法买卖不健康且携带××病毒的肾源具有直接关联，最终致患者因重度肝功能衰竭死亡。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即使不经过鉴定，也应直接推定安医附院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医疗过错的推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本案中，安医附院买卖器官、以携带××病毒的肾脏作为移植器官本身违反法律规定，即应直接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免责条款的无效：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本案中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对所谓的《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明显系对人体造成损害，应属于无效。据此安医附院应直接被推定存在过错，应对上诉人女儿死亡负直接责任。三、一审法院对涉案的争议焦点“移植了携带××病毒的肾器官是否是导致本案上诉人女儿死亡的原因”未做审查，也未就此进行论述，不符合庭审规则，程序违法。上诉人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陈述了系移植了携带××病毒的肾器官，导致上诉人女儿术后多次感染住院治疗，2016年5月5日，原告女儿因出现严重××症状，肝功能严重受损，治疗无效后于2016年7月18日死亡。对此被上诉人一审中也进行了答辩。但是“移植了携带××病毒的肾器官是否是导致本案上诉人女儿死亡的原因”作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论述，而是只字不提。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为了定纷止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案件的争议焦点视而不见。一审中，一审法院仅仅就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明的鉴定意见作出判决，而该鉴定仅仅只是对诊疗行为与因果关系的鉴定，而并未就医方购买的肾源及肾源携带××病毒是否是导致本案原告女儿死亡的原因进行鉴定，即此鉴定书仅仅对医疗技术层面作出了分析。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参照鉴定意见作出判决，而应结合实际考虑案件的其他因素，在本案中即肾源的合法性等作出论述并判决。四、一审中，鉴定报告关于医嘱瑕疵的表述无证据支持。鉴定报告第9页第（4）点指出医方医嘱书写欠准确。根据医方医嘱记录，2015年3月7日及201年5月8日医嘱书写为“丙成酸钠缓释片（原研）15000其他”，与其它医嘱中的丙戊酸钠用药剂量等写法不一致，存在医嘱书写欠准确之瑕疵。鉴定报告对此表述不准确，此处书写是欠佳？还是重大过失？上诉人认为丙成酸钠缓释片（原研）15000的量足以使患者生命受到重大威胁，明显是医方医嘱载明的用药量的增加导致患者死亡，即鉴定机构无法查明医方书写此医嘱是医生的心理想法，故意？还是重大过失？故直接认定只是瑕疵明显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撑。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 安医附院二审辩称：1、上诉人所述的买卖器官不属实，安医附院具有合法的器官移植资质和特许经营，有器官利用的特许证书，符合法律规定。2、上诉人所述买卖器官是其女婿实施的行为，且患者丈夫是武警医院的主任，本案中患者的父亲也是医生，其对移植器官的供体情况，在安医附院已经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仍然签字要求进行器官移植。产生的移植后果也有书面告知程序。因此，后来发生的因自身疾病而导致的死亡后果，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安医附院。上诉人对后果是知情的且积极的追求移植行为，在等待两年多后才获得肾源。安医附院认为上诉人以肾源携带××病毒为由要求安医附院承担80%的责任，不符合法律和事实。3、一审中双方共同选择了鉴定机构，并对鉴定的检材进行了质证，因此诉讼双方应遵循鉴定规则。虽然鉴定结论安医附院也有不同意见，但就个案安医附院未提出上诉，想要解决纠纷。上诉人认为按照侵权法58条推定的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严兆芳、任再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两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患者任计划死亡所致各项损失合计829941.96元（含医疗费18342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450元、营养费6450元，护理费15929元，交通费5000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37189元，鉴定费12100元，以上数额合计按80%的比例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9日，患者任计划因患尿毒症3年首次在安医附院住院并申请肾源。2014年6月19日，任计划第二次在安医附院住院，经检查配型后签署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供着××携带），当天行“肾移植（同种异体）”术。此后至2016年7月11日，患者先后8次在安医附院住院，其中2016年5月5日第七次住院时，被确诊为乙型××（大三阳）。2016年6月2日第八次住院时，被诊断为“（慢加急）肝衰竭，肾移植状态，肺部感染”。2016年转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诊治；2016年7月14日转至武警安徽省医院诊治，7月18日患者死亡。上述治疗，除前三次住院外，产生医疗费188500.12元，其中患者个人支付70241.4元。 患者任计划相关病历资料载明以下事实： 1、安医附院首次住院，住院时间2013年3月29日至2013年4月7日；出院诊断：腹膜透析，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肾性高血压……特殊检查：2014.4.1泌尿系统彩超示双肾弥漫××变，双肾萎缩。出院时情况：患者一般情况可，双下肢中度凹陷性水肿，……嘱出院后继续口服药物治疗及维持性腹膜透析。 2、安医附院第二次住院，住院时间2014年6月19日至2014年8月15日；主要诊断：尿毒症，其他诊断：颅内出血。（1）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其他：供者××携带，虽经抗××处理，仍有获得××感染可能。任计划、吴富章（签字）。（2）手术记录单：开始日期2014-6-19,22:50:21，结束日期2014-6-20,04:25:21.术前诊断：尿毒症，手术名称肾移植术。（3）病程记录：2014-7-5,08:00:53，患者昨夜睡眠不佳伴头痛，早上神志恍惚，表情淡薄，言语不清，手脚震颤……急诊ＣＴ示：右侧额颞叶硬膜下血肿，中线结构明显移位……建议转入ＩＣＵ继续治疗。（4）出院小结：患者四年前体检发现肌酐明显升高，尿毒症期，进一步明确诊断后给予透析治疗，每周3次，一般情况尚可。为求进行肾移植治疗来我院就诊。辅检：血型Ａ型，ＲＨ＋,ＰＲＡ结果阴性。肾功能提示尿毒症期。患者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在急诊全麻下行肾移植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患者肾功能渐渐恢复正常，患者恢复期出现脑部出血，意识模糊，呼吸困难，转我院ＩＣＵ进行保守治疗，气管切开，患者脑出血情况逐渐稳定，意识恢复，语言功能基本正常，气管导管拔除，患者一般情况较弱，生命体征平稳，暂予出院进一步恢复治疗。 3、安医附院第三次住院，住院时间2015年2月23日至2015年3月20日。出院诊断:肺部感染，肾移植后少尿，系肾移植术后一年，胸闷不适一周入院……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稽查，予以抗感染、护肝、营养等对症支持处理……。 4、安医附院第四次住院，住院时间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20日，出院诊断：感染性发热，肾移植术后少尿，系肾移植术后9月余，恶心、呕吐伴高热1天余入院……住院期间予以抗炎、补液、止泻等对症治疗。 5、安医附院第五次住院，住院时间2015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10日，出院诊断：肾移植状态，现患者为求拔除腹膜透析管入院……于2015.7.7行局麻下腹膜透析管拔除术，手术顺利，予以抗感染等对症处理……。 6、安医附院第六次住院，住院时间2015年9月8日至2015年9月11日，出院诊断：感染性发热，因肾移植术后一年余，发热一天收入院，予以抗感染治疗。 7、安医附院第七次住院，住院时间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26日，出院诊断：肾移植状态，乙型××大三阳，因肾移植术后2年，乏力，伴纳差半月收入院。患者入院后化验他克莫司、丙戊酸钠血药浓度明显升高，××大三阳，××ＤＮＡ复制活跃，血小板减低，考虑××性肝损害，肝源性药物中毒，药物性血小板减低，给予抗病毒、调整血药浓度、护肝、升血小板、营养支持、补液等治疗，治疗过程中共输血小板5个治疗单位，无明显输血反应。 8、安医附院第八次住院，住院时间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7月11日，出院诊断：（慢加急）肝衰竭，肾移植状态，肺部感染。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患者因肾移植术后2年余，皮肤巩膜黄染6天收入院，患者2年前行肾移植术，移植肾脏ＨＢｓＡｇ（＋），口服抗病毒药1年，后停药至今；门诊及重要辅助检查结果2016-06-02生化：总胆红素179ｕｍｏｌ／Ｌ,直接胆红素170ｕｍｏｌ／Ｌ，间接＋胆红素9ｕｍｏｌ／Ｌ。住院治疗过程：患者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诊断为慢加急性肝衰竭，肾移植状态，排除相关禁忌症并取得病人及家属同意后行三次人工肝血浆置换术，过程顺利，术后患者一般情况好转不明显，治疗上予以肝细胞生成素、抗病毒、护肝降酶、退黄对症处理及申请血浆及白蛋白支持治疗。目前患者一般情况较差，复查肝功能提示：总胆红素进行性并高，ＰＴＡ进行性降低，后患者咳嗽、咳痰明显，查痰培养提示：××克雷伯菌感染，故予以抗感染治疗。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现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转外院治疗，遂予以出院。 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间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4日；出院诊断：病毒性××乙型，慢加亚急性肝衰竭，腹水腹腔感染，低蛋白血症，肝性脑病，肺部感染，感染性休克，高乳酸血症，肾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低钾血症，低钠血症，贫血重度，窦性心动过速，癫痫，左侧胸腔积液，血小板减低，三尖瓣反流（少量），代酸＋呼吸碱性中毒。诊疗经过：入院后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卡泊芬净治疗肺部及腹腔感染，给予保肝抗炎退黄等治疗，……患者血淀粉酶明显升高，考虑急性胰腺炎，……应用奥西康抑酸及善宁抑制胰酶，继续予以原有抗癫痫及抗排异药物治疗。予以输注红细胞纠正贫血，予以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等治疗，患者病情无好转。出院情况：持续去甲肾上腺素泵入升压……血压95／65ｍｍｈｇ左右，心率155次／分左右，呼吸45次／分，……有生命危险，家属表示理解，要求自动出院，……。 10、武警安徽省医院（死亡小结），住院时间2016年7月14日至2016年7月18日；死亡诊断：1、重度肝功能衰竭（××），2、多器官功能障碍，3、感染性休克，4、肝性脑病Ⅳ期，5、肾功能衰竭，6、心功能不全，7、代谢性酸中毒，8、肺部感染，9、腹腔感染，10、急性胰腺炎，……12、肾移植术后，……入院情况及诊疗经过：……1天前出现意识模糊、无尿，120急诊送入我院，……急诊拟“肝衰、肾衰、感染性休克”收住我科，入科后……给予纠酸、抗感染、输血、维持循环稳定、保护脏器功能、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处理。7月17日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最低降至60%，紧急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7月18日13时47分心电监护提示：心率逐渐下降，血压进行性下降。14时17分患者瞳孔散大……宣布临床死亡，死亡直接原因：1、重度肝功能衰竭；2、××。 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安医附院在对患者任计划的诊疗过程中有无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等相关问题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5月5日出具金陵司法鉴定所［2019］医损鉴字第4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析认为：安医附院对患者任计划八次住院期间的诊断行为符合医疗常规，无明显过错；根据肾移植医疗规范，医方在患者接受肾移植术后，应当及时连续给予免疫抑制药物治疗，但是根据医嘱记录，医方在患者接受肾移植（6月19日）术后，6月23日16:55至6月27日上午、6月29日上午于出院时间，分别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他克莫司，安医附院在免疫抑制剂、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方面存在欠规范之过；根据医嘱记录，乙方于患者接受肾移植术后第二天（6月21日）给予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乙方在已知患者将移植携带××病毒肾情况下，未能于术前、术中及时使用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存在治疗不及时之过错。乙方使用抗癫痫药物丙戊酸钠，具有相对指征，依据现有资料无法明确患者丙戊酸钠血药浓度明显升高的具体原因；乙方医嘱中有关丙戊酸钠用药剂量的写法与其他医嘱写法不一致，存在医嘱书写欠准确的瑕疵。根据送鉴材料，结合医患双方陈述意见，考虑患者因肾移植术后、××、肝功能衰竭死亡，致患者死亡后果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其在肾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机体免疫力严重低下致肺部及腹部等全身性感染，感染反复发作多次住院治疗；同时供体肾携带乙型××病毒，致患者成为该病毒携带者，在病毒较长时间潜伏复制后，于患者机体免疫力严重下降之时严重损伤肝细胞，影响医方针对患者原有病变的治疗效果，并加重患者原有病变的程度。在患者上述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医方上述过错因素，如术后免疫抑制剂使用欠及时连续，术前及术中未能及时抗病毒药物等，对患者上述病变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考虑患者于肾移植术后生存期达两年余，且术后近两年才从血液中检验到乙型××病毒大量复制，迟发性乙型××病毒复制只是在患者于肾移植术后反复多次感染治病变逐步加重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并加重肝细胞的损害，故分析认为医方上述诊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最终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综上，鉴定意见为：安医附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任计划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两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2100元。 一审另查明：患者任计划1976年6月3日出生，生前从事护士工作；任计划系两原告女儿，两原告育有四名子女。诉讼中，患者任计划的丈夫及女儿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参加诉讼。 一审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患者任计划因患尿毒症在安医附院接受肾移植手术治疗，安医附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导致患者在接受肾移植术后两年因重度肝功能衰竭、××死亡，故安医附院应当对患者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确认安医附院的医疗过错与患者任计划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次要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意见，符合客观实际，予以采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并参照上述司法鉴定意见，确定安医附院对患者任计划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两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经核对相关医疗费票据，确定医疗费为70241.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450元（50元／天×129天），符合其住院时间及相关计算标准，予以确认。3、营养费6450元（50元／天×129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交通费5000元，结合患者住院天数及住院次数、住院地点，予以认定。5、死亡赔偿金687860元（34393元／年×20年），符合相关计算标准，予以认定。6、被扶养人生活费47805元（12748元／年×15年÷4人），符合被扶养人年龄及相关计算标准，予以确认。7、丧葬费37189元（74378元／年÷12×6），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8、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根据本案医疗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9、鉴定费12100元，系实际发生，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患者任计划死亡产生的医疗费70241.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450元、营养费6450元、交通费5000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805元、丧葬费37189元、鉴定费12100元，合计873095.4元的30%，计261928.62元，此款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严兆芳、任再新；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严兆芳、任再新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驳回严兆芳、任再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82元，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担4500元，严兆芳、任再新承担8582元。 二审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1、安医附院为患者任计划提供肾源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其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鉴定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患者任计划因患尿毒症3年于2013年3月29日在安医附院住院并申请肾源。2014年6月19日，患者任计划第二次在安医附院住院，经检查配型后签署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供着××携带），当天行“肾移植（同种异体）”术。此后至2016年7月11日，患者任计划先后8次在安医附院住院，其中2016年5月5日第七次住院时，被确诊为乙型××（大三阳）。2016年6月2日第八次住院时，被诊断为“（慢加急）肝衰竭，肾移植状态，肺部感染”。2016年转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诊治；2016年7月14日转至武警安徽省医院诊治，7月18日患者任计划死亡。本院认为，患者任计划第二次即2014年6月19日在安医附院住院时经检查配型后，与其丈夫吴富章共同在安医附院“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明确告知“该供体携带有××，虽经抗××处理，仍有获得××感染的可能”。严兆芳、任再新主张“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上手写部分是后来添加的，并未告知患者供体携带××病毒的情况。本院经查明患者任计划与其丈夫吴富章在同意书上签字的过程严兆芳、任再新并未看到，但其认可在缴纳费用后告知肾源有××病毒。对该事实说明安医附院在手术前已经将供体携带有××病毒的情形告知了患者任计划与其丈夫吴富章。而安医附院系经安徽省卫生厅颁发“可开展尸肝、心、肺、肾器官移植项目特许证的医疗单位，有限期从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并非严兆芳、任再新上诉所主张的安医附院买卖肾器官以及将携带××病毒的肾器官用于移植违反法律规定、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形。故安医附院为患者任计划提供肾源具有合法的器官移植资质和特许经营，有器官利用的特许证书，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严兆芳、任再新此节上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针对患者任计划在安医附院住院期间，安医附院对患者任计划的诊疗过程中有无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等相关问题，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根据送检材料及医患双方的陈述，在鉴定意见中进行了叙述，对安医附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医疗过错详细地进行了分析说明，并于2019年5月5日出具金陵司法鉴定所[2019]医损鉴字第4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安医附院诊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最终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一审法院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并结合安医附院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及参与度大小，确定安医附院对患者任计划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具体案情。严兆芳、任再新上诉主张安医附院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82元，由严兆芳、任再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