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719号原告：黄文忠，男，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墩村下灯工业区西五联社厂房A栋7号。法定代表人：曹恒胜，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丽，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金鹏，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黄文忠诉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顺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旷怡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文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文、被告顺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丽和毛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文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在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补足2018年4月的工资814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次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2018年9月到2019年4月1日的二倍工资86889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次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的二倍工资68836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第一段劳动关系即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1日的经济补偿金11911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第二次劳动关系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的赔偿金13767元；7.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工资90059元；8.被告向原告支付高温津贴1150元；9.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原告因救济被告的违法行为委托律所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等。事实与理由：一、原裁决书片面认定申请人每月工资数额不固定，实际上原告每月工资中含有5900元的固定部分。裁决认定每月基本工资包含加班工资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证实原告的加班工资和基本工资是分开计算的。加班工资按每晚8点后出车业绩的10%支付，不符合劳动法规定，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所支付的基本工资不含加班费。每月发的工资或报酬都应算入基本工资，即原告的基本工资为5900元。二、被告公司的惯例为工作前三天为实习期，不计算工资，另案当事人陈海峰、何兴文也是如此，故被告应当补发三天实习期的工资。三、原、被告之间第一段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1日解除，第二段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25日解除。从2019年9月15日的对话录音9分19秒到9分42秒可知，被告承认原告在2018年4月5日到2019年4月1日期间在被告处工作，2019年4月1日离职后，被告邀请原告回来工作，原告又于2019年4月9日第二次在被告申请人处工作。现有证据也证明原告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确实没有工作，根据被告的用工制度，不可能在4月份非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情况下连续休息7天之久，且被告结算了原告了2019年1月到4月1日的工资，印证了双方曾中断劳动关系，故双方的第一段劳动关系在2019年4月1日终止，并自2019年4月9日建立起第二段劳动关系，两段劳动关系不连续。四、原告在仲裁时主张的是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7日的工资，并非2019年4月4日至2019年4月7日的工资。五、原告主张加班时长有依据，原告提交的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老板曹恒勇安排原告的日常工作，前往目的地拖车对接等，可以证实原告晚上8点以后的加班情况。原告对每月未支付加班费的工资数额有异议，但裁决书认定原告没有异议并认定被告已支付加班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六、裁决错误认为《托运单》没有被告盖章、签名就不采纳。不可能每张托运单都有单位的盖章，托运单是在现场签写的，原告不可能出车时携带公章，其他司机也无法使用。此外，《托运单》的白联为存根联，红联交拉货方，黄联交收货方，原告提交的白联上清楚记录了托运时间、车牌号、送货单位、托运起点、终点、金额等，并有收货单位签名，部分有被告老板曹恒勇签名，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除原告持有的《托运单》，其余都在被告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未提交其他托运单推翻原告的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七、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大量的定位信息，原告也当庭出示了手机，可以证明原告的加班情况，被告在仲裁庭审中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仲裁却以微信语音未翻译成文字否认该证据的有效性，不公平。现向法院提交含全部语音（已转换为文字）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请人民法院查明并公正审判。裁决认定原告的加班天数错误，在裁决认定原告月基本工资为5900元的情况下，又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加班费与前述认定相矛盾。八、双方在两段劳动关系期间即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被告应支付第一段劳动关系期间的二倍工资86889元、第二段劳动关系期间的二倍工资68836元。九、原告的主要工作是拖事故车辆，经常奔波于高速公路、事发现场，需要长时间等待交通事故处理完后，才能将车拖走，这决定了原告经常在室外工作，被告应支付高温津贴。被告主动向原告支付200元高温津贴的行为也说明，原告的工作应当支付高温津贴。十、第一段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因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原告购买社保而离职，被告应支付经济补偿11911元。第二段劳动关系期间，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13767元。十一、因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受损，并为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支付的律师费按现行法律规定和政策应由被告承担。综上，请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本案，维护原告基本劳动权利。被告顺安公司答辩称：一、双方之间不存在两段劳动关系。2018年4月8日，被答辩人入职答辩人公司，一直在答辩人处工作。2019年4月，被答辩人提出辞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4月1日晚，被答辩人与同事打架后未回公司上班，在答辩人多次要求下，被答辩人于2019年4月10日回到工作岗位，期间答辩人一直未同意其辞职，并一直与被答辩人沟通，要求其继续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并未中断。因被答辩人入职后拒绝与答辩人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9月25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双方在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25日只存在一段劳动关系。二、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4月份工资5431元已经被答辩人认可，故答辩人并未拖欠被答辩人2018年4月份工资。三、被答辩人于2019年9月30日申请劳动仲裁，依据法律规定，2018年9月30日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经超过一年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故被答辩人能申请二倍工资差额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7日，依据被答辩人提交的《工作情况及工资记录表》核算出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7000.91元，故二倍工资差额应为43639.01元。四、2019年9月25日，因被答辩人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工作的时间为1年5个月17天，答辩人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10501.37元。五、答辩人已足额支付被答辩人加班费，无需另外支付。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原告的工资由基本工资5000元、伙食费800元、电话费100元、提成、加班费构成。根据该工资构成显示，答辩人已足额支付被答辩人每月的劳动报酬。被答辩人明知答辩人每月发放的工资是其全部工作应得的劳动报酬，应视为双方已以实际行为约定被答辩人每月领取的劳动报酬已包括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时间下的加班费，答辩人无需另行支付。另外，被答辩人任职司机，并无打卡或签到要求，工作时间自由掌握，时间不稳定。根据《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第四条的规定，被答辩人的工作岗位符合不定时制的性质，实际上双方也是按照不定时工作制的标准履行。答辩人无需支付休息日和延时加班工资。即使答辩人需要支付休息日及节假日加班费，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答辩人在2018年4月22日、2018年7月8日、2019年5月19日三个休息日并未上班，且答辩人在2018年6月18日、7月20日、12月17日、12月18日，2019年2月2日、2月3日、2月4日、2月8日、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3月21日、4月1日、4月2日、4月3日、4月4日、4月6日、4月7日、4月8日、5月30日、5月31日、6月7日、7月1日、7月10日、8月20日共25天为被答辩人安排了调休。如需支付加班费，应予以扣除上述调休日期。六、被答辩人职位为司机，只负责驾驶拖车，拖车上安装有空调，可通过车载空调将车内温度降低至33摄氏度以下，被答辩人并不具备享受高温津贴的要求。七、律师费并非被答辩人维权产生的必要费用，由答辩人承担律师费也没有法律依据，故答辩人不应当支付被答辩人的律师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文忠系被告顺安公司的拖车司机。黄文忠主张其于2018年4月5日入职，按顺安公司的惯例入职后的前三日为实习期，不计算工资。顺安公司则主张黄文忠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4月8日，并无不计算工资的实习期。黄文忠入职时，顺安公司未办理入职手续，也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口头约定黄文忠的工资由基本工资5000元、伙食费800元、电话费100元、提成（业绩超过20000元按超过部分的10%计算提成）和加班费（按加班业绩的10%计算）构成，当月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工资基本通过微信支付。黄文忠主张其入职时仅约定保底工资为5900元/月，入职后才被告知保底工资5900元包含了伙食费800元和电话费100元。在2018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黄文忠每月实际领取的工资数额分别为5431元、8845元、8538元、7213元、8125元、8254元、7920元、7174元、7591元、9850元、7781元、7939元、4510元、5900元、6036元、6923元、7305元、5082元。又查，双方除对工资作出约定外，仍口头约定黄文忠每月休息2天，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从8:00至20:00，在此期间有拖车任务就需外出拖车，无任务则在公司待命，非正常工作时间工作另行按加班业绩的10%计算加班工资。在职期间，无需打卡考勤，但每月会根据出车情况核算当月的工资。根据黄文忠提交的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记录表照片显示：1.黄文忠在上述期间未上班的日期有2018年4月22日、2018年6月18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18日、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2月11日、2019年3月2日、2019年3月10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1日至4月8日、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6日、2019年5月30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15日、2019年6月16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10日；2.2018年9月、2018年11月的工资记录表照片上无黄文忠当月各天的出车情况，仅有当月总工资的核算；3.2018年4月份工资记录表照片显示黄文忠当月自2018年4月8日出勤并计算工资，其中基本工资4525元、提成778元、加班费128元，总计5431元；4.2019年4月份工资记录表照片显示黄文忠当月自2019年4月9日出勤并计算工资，其中基本工资4326元、提成141元、加班费43元，总计4510元。顺安公司对黄文忠提交的上述工资记录表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另，黄文忠主张顺安公司未足额支付日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未支付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工资，且按加班工作时间内业绩量的10%计算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原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托运单，拟证实其加班时长。被告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加班时长；对托运单不予认可，提出原告手中存有大量的空白托运单，而托运单是原告在拖车时自行填写。再查，2019年9月，顺安公司多次通知黄文忠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9月19日，顺安公司向黄文忠微信发送了《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黄文忠，由于下列原因：1.您入职后尚未与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2019年9月15日，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告知你签署劳动合同，你当场拒签且不说明理由。请您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主动到公司人事处或者与法定代表人曹恒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逾期未与公司人事处曹恒勇签订的，视为您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将依法终止劳动关系。”因黄文忠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要求顺安公司赔偿之前损失，双方未能协商一致，顺安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向黄文忠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微信通知：“因你拒绝与顺安公司签署合同，且拒绝继续向本人提供劳务，由于本人名下车辆和业务，准备转移给顺安公司，现在特通知你，由于你旷工，不服从安排，不进行交接，扣留行驶证加油卡，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运转。本人解除与你的劳务关系。”自此，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同日，黄文忠就其与顺安公司之间的纠纷向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劳动管理所投诉，调解不成后，黄文忠于2019年9月30日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并请求：1.确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别在2018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1日以及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足2019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7日的工资814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第一次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即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86889元；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第二次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即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二倍工资68836元；5.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第一段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1911元；6.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第二次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3767元；7.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81356元（暂计）；8.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高温津贴1150元；9.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申请人因救济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委托律师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2020年1月19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65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休息日加班工资4055.17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027.59元；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4326.24元；五、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1020.34元。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该裁决书于2020年2月28日向黄文忠及顺安公司送达，黄文忠不服该裁决于2020年3月16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调解，调解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顺安公司确认其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申请仲裁时主张的系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7日工资814元，因仲裁委笔误写成了2019年4月5日至2019年4月7日工资814元。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和仲裁庭审笔录予以证实。另查，黄文忠曾于2019年4月1日向顺安公司口头提出辞职。黄文忠主张是因顺安公司拖欠工资，故其提出离职，并自2019年4月2日起未回公司上班，顺安公司也于该日结清了其工资。顺安公司则主张黄文忠在2019年4月1日提出离职时未说明离职原因，而顺安公司也未同意其离职，并在多次沟通后黄文忠于2019年4月9日回到了顺安公司继续工作，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9年4月1日并未解除。黄文忠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拟证实顺安公司拖欠工资，其在2018年11月份至2019年3月份的工资直到2019年4月份才结清，故其于2019年4月1日提出离职。经核查，微信转账记录记载2019年1月16日向黄文忠转账10000元，转账说明处记载“工资二个月”；2019年3月17日转账10000元，转账说明处记载“支取”；2019年4月2日两次分别转了10000元和3862元，转账说明处分别记载“1月—4月1日工资”“工资”。被告顺安公司庭后亦提交了2019年1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陈述2019年1月26日分两笔共向黄文忠转账支付了15118元，该款为黄文忠在2018年11月份和12月份的工资14765元，多出的353元为报销款；2019年3月17日转账的10000元是黄文忠支取的2019年1月至2月份的部分工资；2019年4月2日的两笔转账记录是对黄文忠在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工资进行的结算。原告黄文忠对被告庭后补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并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工资的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工资记录表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案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因双方对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1日以及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以及原告主张的2018年4月5日至4月7日的工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2018年4月份工资记录表照片显示黄文忠当月自8日出勤并计算工资，现原告主张被告的惯例为入职后前三日为实习期不计算工资，故其入职时间为2018年4月5日，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7日期间的工资，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在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及2019年4月1日前的离职经济补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虽于2019年4月1日向被告提出离职，但并未举证证实其离职原因是因被告拖欠工资而单方提出，本院不予采信。在用人单位无过错的情形下，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履行预告通知解除义务。现原告并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被告要求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据此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自其单方提出离职起解除，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均按自然月计算，被告在2019年4月2日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至3月份的工资不足以证实双方已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合意。在原告提出离职后，经被告挽留，原告于2019年4月9日回岗位继续工作，该事后行为也印证了双方尚未解除劳动关系。而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即便该通话录音属实，仅能证明原告曾提出离职，对于原告单方提出离职的行为能否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效力，仍应由人民法院作出判断和认定，不以原、被告在录音中的主观认知为转移。原告主张其已于2019年4月1日离职，双方在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据此主张与被告存在两段劳动关系，被告应支付2019年4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以及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原、被告已口头约定原告每月休息2天，正常工作时间为8：00至20:00，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5000元、伙食费800元、通话费100元、提成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非正常工作时间内上班即为加班）组成。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实际亦按上述约定履行，故原告的工资报酬包含了固定工资和非固定工资部分。原告岗位为拖车司机，工作时间具有不特定性，有任务才需出车，无任务即可休息待命，故在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12个小时内，原告的实际工作时间并不一定超过法定的日工作时长8小时。而原告在职期间每月工作时间为28天左右，每月固定保底工资5900元，该部分为双固定用工模式（即固定时间、固定报酬）。经核算，原告该部分固定工资收入并不低于按当地最低工资数额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可以认定原告的固定工资5900元中已包含全部工作时间（8:00至20:00）内的标准工资以及每月休息2天外的周六日加班工资。此外，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虽然可以证实其在20:00后加班的事实，但无法证实原告的加班时长。而被告已计算并支付了原告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尽管该加班工资按加班业绩的10%计算可能低于法律规定，但被告仍对原告超过20000元业绩部分计算了提成，该部分提成已包含了原告在非标准工作时间内的加班工资，两项相加所得的加班费亦不低于按当地最低工资数额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延长工作时间及休息日加班费。因此，被告主张原告的工资报酬中已包含了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的抗辩，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另，原告提交的工资记录表照片证实其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而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工资中并无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原告诉请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工资记录表照片记载，2018年9月无原告每天的出车情况，仅有当月总工资的核算，而原告并未提交2018年8月份和2019年9月份的工资记录表照片。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为应对原告的出勤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提交2018年8月、2018年9月和2019年9月的出勤记录，应自负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18年5月1日（劳动节）加班1天、2018年9月24日（中秋节）加班1天、2018年10月1日至10月3日（国庆节）加班3天、2019年1月1日（元旦节）加班1天、2019年5月1日（劳动节）加班1天、2019年9月13日（中秋节）加班1天，法定节假日共加班8天。关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因原告的固定工资5900元中已包含了伙食、话费补贴以及部分休息日加班工资，并非标准工时工资，故原告主张按5900元标准计算加班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及标准工时工资，故本院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应为2317.24元（2100元/月÷21.75天×8天×300%）。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本院认为，原告于2018年4月8日入职，但至原告离职时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同时，原告于2019年9月30日始就二倍工资差额申请仲裁，故2018年9月30日之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仅对原告诉请的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4月7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予以支持，即49582.46元[（8254元÷30天×1天＋7920元＋7174元＋7591元＋9850元＋7781元＋7939元＋4510元÷30天×7天）]。关于高温津贴；本院认为，原告的岗位为司机，主要工作场所位于汽车驾驶室内，且车内配有车载空调，可以认定被告已采取有效措施将原告工作场所温度降低至33℃以下，故原告不符合《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享受高温津贴的条件。虽然被告曾支付原告2019年8月份的高温津贴，并不能据此得出原告在其他月份也符合享受高温津贴条件的结论。此外，高温津贴属于用人单位支付的福利待遇，在劳动者具备享受高温津贴条件的前提下，支付该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反之，用人单位并无法定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高温津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或经济补偿；本院认为，被告要求与原告补订劳动合同，原告以被告应先赔偿损失为由拒绝签订，后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被告在原告拒绝补订劳动合同的前提下，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依法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因原告在2019年4月份和2019年9月份并未正常出勤，工资收入亦显著低于其余月份，不能反映原告的正常收入水平，故在计算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时予以剔除，现根据原告提交的且经被告确认工资数额的工资统计表和前文已支持的在此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核得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7711.33元[（8125元＋8254元＋7920元＋7174元＋7591元＋9850元＋7781元＋7939元＋5900元＋6036元＋6923元＋7305元＋2100元/月÷21.75天×6天×300%）÷12个月]。原告自2018年4月8日入职，2019年9月25日离职，工作年限为1年5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三款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11567元（7711.33元×1.5个月）。原告诉请的其委托律师事务所而支付的律师费，属于原告支出的诉讼成本，本案中被告亦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而致使原告遭受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黄文忠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部分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黄文忠与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在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黄文忠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317.24元；三、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黄文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9582.46元；四、被告广州顺安拖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黄文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11567元；五、驳回原告黄文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黄文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旷怡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冯丽仪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