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市金安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皖西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武，安徽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40号。 负责人：张文兵，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六安市金安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农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5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安农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武，被上诉人长城资产安徽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安农资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虽认定了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主张的借款本金中的2662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对其余的2575万元本金及利息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认为该认定不能成立。其原法定代表人王再富最后一次在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时间为2011年4月11日，嗣后，该行未再向其发出通知，其一直存续，且公司原任及现任负责人等数人始终在公司上班(负责房屋租赁、员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缴纳等)，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依据该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2013年1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分别在《安徽经济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的行为对其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6年9月20日，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受让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案涉债权，此时距其原法定代表人王再富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已长达5年之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主张的借款中2575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业已超过普通诉讼时效，且法律对金融借款的诉讼时效并无另行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575万元本金未超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其系六安市金安区供销合作社下属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为配合政府深化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响应扶贫和支持三农政策投入了巨资，案涉借款基本用于这些项目，后由于政策、市场等原因形成亏损，当时全国供销系统均存在类似情形。针对这一情况，财政部、国家计委、人民银行、审计署、供销总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于2002年7月联合发出财建[2002]255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处理。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中的地方政策性挂账，非棉花企业和棉花企业分别从1999年1月1日、1999年9月1日起，由地方财政按挂账本金和1年期流动资金基准贷款利率贴息挂账5年，由各地有关部门参照新增中央政策性财务挂账停息办法制定具体处理措施，并报国务院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清理核查小组组成部门备案；5年后挂账本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视财力情况制定消化处理方案，确保落实。”第七条规定“纳入停息或贴息范围的财务挂账占用的银行贷款，从财务挂账分解落实到企业之日起，开户银行不得再向企业收取利息…”。其是符合文件规定的企业，相关部门对其地方政策性挂账、经营性财务挂账进行了分解落实。一审法院判决其偿还金安农资公司2575万元本息，违背了该通知精神。三、金安农资公司现有职工432人(退休职工228人、下岗职工254人)，其中留守职工8人，军转干7人，退役军人31人，残疾职工5人，抚恤12人。截至目前尚欠下岗职工生活费4000余万元，欠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206万元、欠职工集资款133万元、货款782万元、税金71.4万元。其自2000年停业以来，仅依靠自有的唯一的一座大楼物业租金收入维持养老、医疗保险的缴纳和救助贫困职工、发放留守人员基本生活费，每年应缴、应付资金约297.82万元，而唯一的租金收入仅150万元，资金缺口约147.82万元。如一审判决得以维持并执行，势必造成公司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活费等无法落实，造成群体性事件发生。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效益优先、诚信至上、奉献社会。但在其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后，欲通过诉讼方式获得金安农资公司仅存的全体职工赖以生存的资产，明显违背了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也与其成立之初的任务背道而驰。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且与特定时期的国家政策相违背，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安农资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2575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首先，2009年4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向金安农资公司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1年4月13日，金安农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再富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应视为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分别于2013年1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在《安徽经济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6年11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其在《安徽经济报》刊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7月9日其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其次，其起诉不符合适用诉讼时效的要件。诉讼时效要件是指适用诉讼时效的要件，包括：须有请求权的存在，须有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持续存在，致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自始至终没有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反而每次在诉讼时效届满前积极发布催收公告主张权利。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是概括性的规定（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而非是排他性规定，不能由此认定前述规定完全排除其他形式公告主张权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于2013年、2014年两次登报催收的行为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二、国家财政部等7家单位联合发布的财建[2002]255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与本案无关，更不应作为裁判依据。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专业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其接收不良资产后，以诉讼等方式依法清收是依法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之一。金安农资公司所欠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管其以什么样的价款收购该不良债权，都不是金安农资公司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安农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安农资公司1.偿还其贷款本金4936万元及利息99925322元，逾期利息12865500元，本息合计162150822元（利息暂时计算至2019年7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自2019年7月1日计算至还清本金时止）；2.对其所有的位于六安市（房屋所有权证号970597，建筑面积4549.9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用房）在上述第一项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由金安农资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安农资公司成立于1982年7月，主管部门系六安市金安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徐永红。徐永红前任系王再富，任职至2012年2月3日。 金安农资公司因经营需要，自1995年8月起陆续向原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市支行贷款，分列如下: 1.1995年8月1日贷款160万元，到期日为1995年9月1日； 2.1995年8月1日贷款300万元，到期日为1995年11月1日； 3.1996年4月5日贷款500万元，到期日为1996年6月24日； 4.1997年1月10日贷款150万元，到期日为1997年5月10日； 5.1997年1月14日贷款82万元，到期日为1997年3月25日； 6.1997年4月7日贷款150万元，到期日为1997年7月7日； 7.1997年12月5日贷款200万元，到期日为1998年6月5日； 8.1998年7月1日贷款50万元，到期日为1998年10月30日； 9.1998年8月31日贷款45万元，到期日1999年2月30日（实为1999年2月28日）； 10.1998年11月2日贷款75万元，到期日1998年4月2日； 11.1998年11月24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1999年5月24日； 12.1998年12月4日贷款2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6月4日； 13.1998年12月15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4月15日； 14.1998年12月15日贷款7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4月30日； 15.1998年12月15日贷款15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4月30日； 16.1998年12月15日贷款8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5月31日； 17.1998年12月17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5月17日； 18.1998年12月17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6月17日； 19.1999年2月8日贷款5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7月8日； 20.1999年1月15日贷款95万元，到期日1999年7月15日； 21.1999年1月15日贷款40万元，到期日1999年7月17日； 22.1999年1月17日贷款20万元，到期日1999年7月17日； 23.1999年1月29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7月29日 24.1999年2月9日贷款6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7月9日； 25.1999年2月10日贷款12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7月10日； 26.1999年2月10日贷款2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8月10日； 27.1999年2月11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1999年8月11日； 28.1999年3月10日贷款200万元，到期日1999年9月10日； 29.1999年3月11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9月11日； 30.1999年4月7日贷款8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8月7日； 31.1999年4月7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9月7日； 32.1999年4月7日贷款8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0月7日； 33.1999年5月4日贷款5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9月4日； 34.1999年5月4日贷款12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1月4日； 35.1999年5月26日贷款15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1月26日； 36.1999年6月2日贷款5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1月2日； 37.1999年6月7日贷款1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2月7日； 38.1999年6月14日贷款20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1月13日； 39.1999年9月28日贷款40万元，到期日不明； 40.2001年12月29日、12月30日，金安农资公司与原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市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约定由原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市支行向金安农资公司提供借款合计金额750万元，其中350万元借期为一年，未约定利息，逾期利息计收标准为按日利率万分之贰点壹，到期日为2002年12月29日；400万元借款，约定借款年利率为3%，逾期利息计收标准为按日利率万分之贰点壹，到期日为2002年12月30日。金安农资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以金安农资公司所有的位于六安市.9平方米的房产（产权证号为××号）作为抵押物，并办理了六房抵他字第××号他项权证，权利种类为抵押，权利价值柒佰柒拾万元整，设定日期为2001年12月24日，约定期限为2003年12月24日。 前述1-40项贷款本金金额合计5237万元，其中第1-39项借款对应的合同中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 2009年4月23日，2011年4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分别向金安农资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再富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两次送达均经六安市皋翔公证处公证，其中2011年4月11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由王再富在债务人处签字。2013年1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分别在《安徽经济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就案涉债权进行了公告催收。2016年9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包括本金及利息）全部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同年11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共同在《安徽经济报》刊载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7月9日，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向本院递交诉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案涉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案涉债权的本金利息应当如何计算；3.本案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主张行使抵押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经查，案涉贷款自1995年8月1日至2001年12月30日发生，其中第1至19项贷款本金合计2662万元，该部分贷款中最后一笔贷款到期日为1999年7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2662万元（本金）的贷款，借贷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了还款期限，自该部分贷款最后一笔贷款到期之日（1999年7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损害，且本案的义务人是明确的。该部分贷款最后一笔到期日的次日即1999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8日，已届满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2019年7月9日才向本院递交诉状，因该部分的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金安农资公司亦在本案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对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关于该部分贷款中主张的本金及利息，依法不予保护。 在扣除上述2662万元贷款本息后，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提供的贷款本金尚余2575万元，该批次贷款最后一笔贷款发生时间为2001年12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02年12月30日，依照前引法律规定，本段所论述债权中最后一笔贷款诉讼时效的起算之日应为2002年12月31日，截至2004年12月30日，该部分所有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全部届满。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在2002年12月31日至2009年4月23日期间曾向金安农资公司主张债权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在2009年4月23日之前，该2575万元的贷款（含本息）已全部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009年4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向金安农资公司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1年4月13日王再富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签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应视为金安农资公司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但不含截至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递交诉状之日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债务部分）应受法律保护。后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又多次登报催收债务，直至案涉债务转让给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后，仍于2016年11月4日登报催收，该经重新确认的债务中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部分，应依法予以保护。 前述的2575万元贷款本金中，有1825万元贷款本金部分，借贷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贷款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也未提供关于本案贷款利息约定的证据，其虽提交利息计算清单，但无利息计算标准的其他证据佐证。因案涉的借贷系金融借款，系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每笔贷款出借次日起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20日，此后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借贷双方没有约定逾期利息，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在本案中仅主张其中1999年6月7日100万元贷款的逾期利息，该部分逾期利息可参照日利率万分之贰点壹的标准计算。至于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未主张的逾期利息的贷款部分，系其行使处分权利，并无不当。 至于2001年12月29日，12月30日两笔贷款750万元，其中350万元借期为一年，未约定利息，另400万元贷款约定借款年利率为3%，因该两笔贷款时间相近，贷款种类均为扶贫，故该350万元贷款利息可按照400万元的利息标准，即年利率3%计算，因借贷双方就该750万元贷款均约定了逾期利息计收标准，故相应的逾期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贰点壹计算。 金安农资公司为2001年12月29日，12月30日750万元的贷款提供了自有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该房产已经登记，依法设定了抵押权。依照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物折价或者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抵押权人优先受偿。上述期限届满包括抵押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情形”。该两笔贷款的到期日为2002年12月29日、2002年12月30日，故相应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应为2002年12月30日、2002年12月31日，因该债务确定的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该两笔贷款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即自2002年12月30日至2004年12月29日、2002年12月31日至2004年12月30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至迟应在2006年12月30日前就案涉的抵押权行使抵押权。但在本案中，无证据表明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在曾在此时间之前就案涉的全部债权主张权利或就抵押权行使权利，且在后来的催收通知中，仅就案涉的债权本金及利息进行催收，借贷双方未就房产抵押重新达成新的合同，故本案抵押权因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两年内未行使，不予支持。 综上，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的诉请部分成立，依法予以支持。金安农资公司的辩解中与本案事实一致的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金安农资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贷款本金2575万元；二、金安农资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贷款本金合计1725万元的利息（具体见一审判决附件1《利息计算清单》）；三、金安农资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贷款本金850万元的利息及逾期利息（具体见附件2《利息及逾期利息计算清单》）；四、驳回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2554元，由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负担552554元，金安农资公司负担300000元。 金安农资公司二审举证：国家财政部等7家部门联合发布的财建[2002]255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证明2007年7月，国家财政部等7部门发布文件对供销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进行核复，第五条具体规定了地方政策性挂账处理的办法。金安农资公司系符合该文件规定的企业，涉案借款均发生在1993年至2001年。按照该规定，贷款利率贴息挂账5年，5年后的挂账本金由地方政府视财力情况指定消化处理方案，就是银行贷款由地方政府处理，企业不应当继续偿还。 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质证认为，该文件是举证期限内应当能够提供的证据，故不属于新证据；即使没有超过举证期限，是否有效落实，应予以审核；该文件与本案债权债务处理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免除金安农资公司的债务；如果金安农资公司认为由政府部门消化涉案债务，应当向政府部门主张权利。综上，金安农资公司所举证据达不到其举证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虽然认为该文件不是新证据，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提出异议，故对金安农资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虽然该文件具体规定了地方政策性挂账处理的办法，但该文件所附附件没有提供，金安农资公司是否属于符合该文件条件的企业，文件中规定的“贷款利率贴息挂账5年，5年后的挂账本金由地方政府视财力情况指定消化处理方案”，是否就是企业所欠银行贷款由地方政府负责处理，企业不需继续偿还的意思表示及文件精神是否有效落实，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故该份文件本身无法达到金安农资公司的举证目的。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6年9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其多个债权本息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其中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对金安农资公司4936万元本金和利息的债权。同年11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共同在《安徽经济报》刊载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确认转让及催收债权本金4936万元及相应利息。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后变更为本案当事人企业名称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 除上述事实外，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对金安农资公司享有的2575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法律应否予以保护。 案已查明，上述贷款最后一笔贷款发生时间为2001年12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02年12月30日，那么从上述债权中最后一笔贷款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02年12月31日，截至2004年12月30日，该部分所有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全部届满。然2009年4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向金安农资公司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又于2011年4月13日，金安农资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再富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签字，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第二十二条“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在债权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书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金安农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再富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是金安农资公司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后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分别于2013年1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在《安徽经济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就案涉债权进行了公告催收，该公告催收是否认定为债权人对债务人提出要求从而构成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是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该条款中的原债权银行公告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原债权银行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二是原债权银行在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本案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于2013年、2014年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债务公告时，涉案债权尚未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显然不适用该规定。那么，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在不良资产转让前向债务人提出债务履行的方式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根据此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以公告方式向债务人金安农资公司提出履行要求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该当事人下落不明。而金安农资公司地处六安市，一直处于存续状态，具备直接送达或信件邮寄送达的基本条件，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也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采取过其他方式送达催收债务通知但送达未果的证据，不能认定金安农资公司下落不明，故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公告催收的方式不能产生其向金安农资公司提出履行请求的法律效力，进而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自2011年4月13日债权债务重新确认时至2016年11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行与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在报刊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时，已逾5年之久，涉案债权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此时没有法律规定涉案债权债务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可以重新起算。如上分析，长城资产安徽分公司在本案中向金安农资公司提出诉讼主张，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综上所述，金安农资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5民初22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52554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6666.94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浩 审判员 张苏沁 审判员 郑 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吴先雄 书记员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