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281民初4248号原告：王爱花，女，汉族，1967年8月11日生，住山东省胶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鹏，山东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爱英，女，汉族，1979年3月17日生，住山东省胶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胶州胶州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爱花与被告王爱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爱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纪鹏，被告王爱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爱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现金9500元；2、判决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亲姐妹，2018年8月16日，原告到青岛大辉包装厂上班，包装厂为了给原告发工资让原告到农业银行北关分理处办理了银行卡，因原告不会用银行卡取钱，所以原告办理完银行卡后就把银行卡交给了被告，由被告保管并负责帮原告取钱，原告每次需要用钱时，都会提前给被告打电话，由被告负责帮原告到银行取钱，然后原告再到被告家中取钱，2020年1月，原告的儿子李长龙帮原告办理了银行挂失，2020年4月7日，原告的儿子陪同原告到农业银行马店分理处补办了新卡并打印了账户流水，通过查阅该账户流水，发现原告从被告处取到的款项明显要少于被告从原告银行账户中取走的款项，原被告沟通破裂后，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到胶州市公安局马店派出所报警，后马店派出所民警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被告承认其取出的款项中的7500元（累计），没有交付给原告，另外有2000元被告辩称已经交给了原告，但实际原告并没有收到该笔现金，上述事实有马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可以证实，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王爱英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委托被告所取的钱，被告均已经交付给原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银行流水一份。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银行卡仅能证明原告银行卡的交易情况，不能证明被告从银行卡中每笔款项取款的过程，由于原告是银行卡的所有权人，原告有多种方式不通过此卡来提取存款，原告所陈述的，2019年后期到2020年1月所取得的款项，一方面，是用于原告镶牙、买手机、看病这种较高的消费，另一方面，过年期间，原告准备过年所用的钱，由于原告在此期间多次委托被告取款，至于取出的款项的用途，被告是不清楚的，但是每笔款项都交付给了原告。另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称，其与原被告是亲姐妹关系，2019年下半年，原告买手机的问题，具体几月份忘了，当时原告的二儿子在，原告说要买个手机，证人跟原告说：“你不会买，让你二儿子给你买吧，但是你得给他钱，你二儿子赚钱也不容易”，原告说：“好”，当时还没买手机，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在被告家中，原被告及证人等都在一起，原告已经买了手机，证人就问原告：“你自己买的，还是你儿子买的”，原告说：“是我自己的钱买的”；还有一次，关于镶牙的事情，因为证人父母上坟，原被告及证人等姊妹五个又聚在一起，大约是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具体记不清楚，原告说，其镶牙没有给钱，证人说：“你镶牙不能便宜了，花了多少钱”，原告说：“没给钱，不清楚，镶了几个也不清楚”，后期证人去被告家，被告跟证人说原告镶牙欠钱，原告问被告要钱，被告又给原告提的钱，被告还跟证人说其中有两三千块钱去看病；2018年8月份，证人的孙女过百岁，原告给了证人200元，2018年年底原告给证人的孙子孙女压岁钱，共计200元；还有一次，2019年下半年，原告跟证人说某，不敢带回家，怕其老公给弄坏了，具体花了多少钱证人不清楚。证人王某2称，其系原被告的姊妹，2019年下半年，原告跟证人说，原告新找了个对象，原告自己拿了1500元给了原告的对象；再就是也是2019年下半年，原被告及证人等5个姊妹一起在被告处吃饭的时候，原告说了其镶牙的事情，其他情况不清楚。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称，上述二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道听途说，其中王某1作证时，其后续都是听被告说，其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其陈述原告的实际花销都是模棱两可的，最终的花费，二证人也均不清楚，其证词证明的事项，无论时间和款项的数额均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上述二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给压岁钱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另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公安机关关于该次纠纷的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材料。原告对询问笔录质证称，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王爱花并不识字，其对笔录中记载的细节与真实情况并不相符，第一，关于公安机关询问原告为什么把密码告诉于连伟和王爱玲的问题，原告陈述与真实情况不符，结合被告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被告称是被告将银行卡密码告诉了于连伟和王爱玲，并且被告也解释了为何会告诉他们，故对该问题，被告的解释及其陈述更符合事实，并且从被告的笔录陈述来看，银行卡自2018年8月16日开始到银行卡被ATM机吞了，就一直在被告处，并且被告所称的银行卡被机器吞了，也与常理不符，即使吞了，也应该找银行工作人员帮忙取出，并非按照被告所说，吞了就找不到了，被告在笔录中明确原告平时没有叫于连伟和王爱玲取过款，从被告所罗列的为原告取款的花费的数额及取款的数额，被告仅仅能证明有15000元是与原告实际花费有关，剩余的26000余元，被告没有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其在笔录中用吃喝玩乐来作出比较敷衍的解释，因此，被告所述能够证明原告银行卡中的款项是由被告领取，但是被告没有将所取的款项全部交还给原告，其在笔录中罗列的相关解释及理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根据举证规则的相关规定，被告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录音录像材料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视频资料是在马店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安排原被告在派出所对账及组织双方调解的过程，首先，从视频上看，前一个多小时，都是在警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对账的内容有被告每次取款的数额与原告的消费是否吻合，通过对账被告对2018年11月3日的一笔2000元的取款，无法证明合理性，另外警官梳理了被告2019年一整年的取款总额是29000元，扣除原被告认可的合理消费，还剩余7500元的取款，被告是不能证明取款的合理性的。其次，在视频录音中，被告承认原告银行卡内所有的款项都是被告取走的，另外被告也认可，除了被告让其配偶于连伟和其姐姐王爱玲帮忙取款外，没有其他人取过款。再次，在视频录音中，被告对其大额取款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最后，在视频录音中，被告对警官梳理后的2019年的7500元是默认的。综上，该视频录音是马店派出所民警主持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账，且在对本案的账目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调查了解以后，最后得出被告需偿还原告9500元的调解方案，在整个调解过程中，警官始终是结合了对账的事实结果进行的调解，该调解不是脱离案件事实单纯的施压某一方进行的调解，被告在调解中认可的事实是符合案件客观事实的。被告对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于其本人签字确认的公安笔录仍表示与事实不符，被告方认为本次诉讼请求毫无意义，既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字确认的公安笔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况且本笔录中明确注明“以上笔录已经念给我听，由我的儿子代替签字确认”，笔录中明确表明了原告委托被告取钱的两年期间，还将银行卡密码告诉过第三人、第四人，也让第三人、第四人去取过款项，那么从中可以看出，原告的一系列举证不能证明仅有被告一人有可能从中取款。对录音录像材料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本份证据是民警对于原被告姐妹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并非对被告的审讯，从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出，民警对于双方的纠纷系调解和梳理，笔录中虽然对双方每次所提取每笔款项的缘由和用途进行了梳理，但是这份口供可以看出双方对于每笔款项都不能完全记得，这一点从原告在庭审中所说的“仅凭记忆来确定的诉讼标的”中可以确定，对于录音录像中1小时40分后面和2小时20分后面所说的，由于紧张及时间过长等原因对有些花费没有完全想起来，这一点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也说后来想起来一部分花费，证人也能够证明后来想起来的花费属实，并且最终公安机关也未对该次调解得出最终的调查定论，也更没有确定数额。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被告系姐妹关系，2018年8月16日，原告因其不会从银行卡中取款，将其银行卡交给被告并告知被告银行卡密码，委托被告在原告需要用钱时，从原告的银行卡中提取款项交给原告，期间原告还将银行卡密码告知被告的配偶于连伟及其姊妹王爱玲，让二人帮其取钱（原告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后原告于2020年1月左右，到银行对该银行卡办理了挂失。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擅自将原告银行卡内的款项占为己有的行为。对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称其将银行卡交给被告并告知被告银行卡密码，委托被告在原告需要用钱时，从原告的银行卡中提取款项交给原告，但期间发现原告所获得的款项数额与银行卡中被提取的数额相差悬殊，故认为被告擅自使用了其银行卡中的款项，但对此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且陈述前后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原告在公安笔录中认可其的银行卡密码并非仅被告知情，其还将银行卡密码告知过案外人于连伟和王爱玲，并让该二人帮助其取款，后，原告又在公安笔录中称其并没有要求被告、于连伟、王爱玲为其从其银行卡中取款，而是向上述三人借取款项，这明显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不符；其次，原告在公安笔录中自认其对于自己花费的数额不清楚；最后，被告所称的原告买手机、镶牙等花费，原告均不认可，但庭审中两位证人的陈述均能够证明原告买手机、镶牙发生于2019年下半年，且两位证人还证实原告存在其他较大数额花费的行为，而对此原告均不承认。另原告称，其与被告在公安机关调解的过程中，被告认可其中的7500元，要进行退还，但本院认为，该录音录像系公安机关为双方当事人调解纠纷的过程，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经本院审查整个录音录像，期间原被告均对部分花费记不清楚，关于该7500元，仅是警官基于解决双方矛盾的基础上建议的数额，后续并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被告后续也表示，并未花费原告款项，因时间过长，很多已经记不清楚。综上，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占用其银行卡内款项的行为，且原告陈述前后矛盾，对于其本人花费的数额亦不清楚，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爱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爱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匡德富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赵文倩书记员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