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2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良，男，196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玲，女，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宁波市海曙区明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田召，男，198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寿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琦琦，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定义，男，196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陈**良、刘良玲因与被上诉人史田召、被上诉人陈定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12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良、刘良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史田召对陈**良、刘良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陈**良、刘良玲受陈定义委托，组织案涉车辆进行相关运输塘渣等作业活动，有欠条、收条、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及相关清单、销货清单为证。从史田召提供的装运清单及车号、承运标的、结算等证据来看，本案应为道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所应支付的款项系运输费用（不排除存在少部分劳务费用的情形，但绝大多数为运输费用）而非劳务纠纷。根据道路货物运输的法律关系，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陈**良、刘良玲只是受陈定义的委托进行结算和签单并汇总提交给委托人陈定义，工程的最终受益人、承包人均为陈定义，有陈定义出具的欠条、收条等为证。且上诉人也在此期间为陈定义进行了塘渣运输，至今陈定义也尚欠陈**良、刘良玲的运输费用未付。从人民调解协议书来看，第一页内容中从“生产经营纠纷”到“此次人身伤害责任纠纷”等表述表明，且无落款、签订时间等，这是一份相当不严谨的调解书。就达成这一份调解书的时间节点来说，陈定义因其他犯罪行为在服刑期间，未参与到各项协议内容的磋商中来，后相关人员（派出所民警）在事后拿上调解书和“收条”到监狱当中让陈定义签字捺印，未给陈定义合理的期限进行磋商或修改。从协议第一条“先由”丙方支付的表述来看，这是一份代偿或转移支付的行为，第二条、第三条即被随后的2016年2月5日的“收条”所修改条款内容及履行方式，且协议内容存在矛盾和冲突。第五条内容中向刘良玲“讨要”并非一定是绝对的付款义务人，一审法院对其文义理解错误，该调解书也没有史田召的签名确认，只是陈**良、刘良玲与陈定义的签名确认，丙方虽无签名盖章但已实际履行，所以该调解书只约束甲乙丙三方，不产生外部效力。同时该份调解书又被2019年8月19日陈定义出具的欠条、证明等所推翻。从收条的内容来看，丙方与乙方系内部承包关系，虽然名义上收款人系陈**良、刘良玲，但最终同意支付、有决定权的人却是陈定义，若陈定义不同意支付的话，丙方也无法实际履行上述调解协议。由此可见，此处的收款人即为名义的收款人而非实际收款人，更不是该债务的清偿人，陈**良、刘良玲等合乎经办人或受托人的身份，且该款项未经陈**良、刘良玲而由丙方直接支付给了史田召，也间接证明了陈**良、刘良玲只是受陈定义的委托代为结算而非付款义务人。从承包的角度来说，丙方也肯定会和陈定义进行该工程的结算并扣除本次支付金额，而且收条上的“本人同意”即对应此处的“本人、同意”，应系陈定义而非陈**良、刘良玲（有陈定义书写的同意支付的字样为证）。据此，可以肯定本案的债务清偿义务人为陈定义，而非陈**良、刘良玲。 史田召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定义辩称，本人是与陈**良做生意的，只管给陈**良多少钱，驾驶员都是陈**良夫妻找来的，本人不认识驾驶员，也不对驾驶员进行管理。本人与陈**良夫妻已结算，并写好了欠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史田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陈**良、刘良玲立即支付劳务费2133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期间，史田召等人受雇从事工程塘渣等卡车运输工作，由陈**良在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工作内容或对应劳务费用。2016年2月5日，陈**良、刘良玲作为甲方，第三人陈定义作为乙方，与案外人浙江它山堰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一、乙方拖欠甲方的工程款先由丙方支付141370元；二、甲方保证将该款项全部用于支付运输司机和农民工工资；三、丙方直接将该款项按比例支付给卡车司机；四、余下乙方拖欠甲方的款项由甲方自行向乙方讨要或按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得以任何非法形式闹访纠纷；五、卡车司机收到部分款项后，剩余部分依法向甲方讨要；等等，各方先后对协议签字捺印、盖章。同日，陈**良、刘良玲与史田召等人经对账结算，均在费用清单中逐栏签字捺印，确认“应付金额”、按20%比例计算的“实付金额”及收款账户等内容，经计算尚欠史田召劳务费用67336元。之后，陈**良、刘良玲于2016年2月5日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案外人浙江它山堰建设有限公司通过汇入史田召等人指定账户的方式结清协议款项，第三人陈定义在收条上签字捺印确认同意支付。陈**良、刘良玲另就费用清单结算金额先后现金支付史田召劳务费用共计46000元。 另查明，陈**良、刘良玲系夫妻关系。审理中，陈**良、刘良玲提供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陈**良……工程运输费（含车辆运输和人工工资）共计柒拾捌万柒仟元整（787000元）……欠款人陈定义……欠款日期2019年7月9日”等，后陈**良、刘良玲再次提供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陈**良……及司机史园召、朱绍陆、刘纪成、王明、史田召、李德好等人……工程运输费（含车辆运输和人工工资）共计柒拾捌万柒仟元整（787000元）……欠款人陈定义……欠款日期2019年8月15日……欠款人承诺上述欠款将分批次偿还陈**良并由其转发给史园召、朱绍陆、刘纪成、王明、史田召、李德好等人……（2019年7月日欠条作废）”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良、刘良玲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史田召主张其受雇于陈**良、刘良玲，陈**良、刘良玲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陈**良、刘良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费用清单及收条上签字捺印，应认定为意思表示真实。史田召等人的销货清单均由陈**良签字确认工作内容及对应劳务费用，陈**良、刘良玲亦在费用清单上签字进行了相应款项结算，加之陈**良、刘良玲提供陈定义向陈**良出具的欠条确认尚欠的工程运输费，及陈**良、刘良玲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及收条确认剩余劳务费用由史田召等人向陈**良、刘良玲主张等情况，均表明陈**良、刘良玲系独立于第三人陈定义的交易主体，与史田召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陈**良、刘良玲辩称史田召系受雇于第三人陈定义，陈**良、刘良玲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陈定义未到庭参加诉讼，陈**良、刘良玲提供的陈定义书面证明不符合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的法定形式，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良、刘良玲提供的欠条即使真实，陈定义关于付款主体和付款方式的承诺效力亦无法直接及于史田召，现陈**良、刘良玲未提供充分、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结算、付款等行为系因与史田召等人或陈定义存在居间、委托代理等关系，其主张亦有违《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故对于其上述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史田召要求陈**良、刘良玲支付21336元劳务费用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陈定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陈**良、刘良玲支付史田召劳务费用21336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333元，由陈**良、刘良玲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史田召主张其受雇于陈**良、刘良玲从事塘渣等运输工作，提供了由陈**良签字确认的“销货清单”，写明路线、数量、费用等内容，以及由史田召与陈**良、刘良玲双方签名的费用清单，载有史田召等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车牌号、银行卡号、应付金额、实付金额等，上述两份证据足以认定陈**良、刘良玲系作为独立交易主体与史田召形成劳务关系，陈**良、刘良玲应向史田召支付实付金额与应付金额的差额部分21336元。陈**良、刘良玲主张其系受陈定义的委托代为结算，但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陈**良、刘良玲当时系以陈定义的名义从事上述活动，亦不能证明史田召已明知且同意与陈定义形成劳务关系。因此，陈**良、刘良玲的该项主张不足采信。至于陈**良、刘良玲与陈定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另行处理，不影响陈**良、刘良玲在本案中对史田召承担付款责任。 综上，陈**良、刘良玲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元，由上诉人陈**良、刘良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瑞娟 审判员  曹 炜 审判员  周 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许玲儿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