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水仁，男，汉族，1945年1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513，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经权，男，汉族，1982年12月24日，公民身份号码：441************012，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付仁，男，汉族，1951年8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516，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经平，男，汉族，1992年4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01X，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嘉和名苑A、B栋2层01号。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尉龙，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心湖。负责人：钟锦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志，广东万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水仁、钟付仁与被上诉人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6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水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经权、上诉人钟付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经平、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琪、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尉龙、原审第三人的负责人钟锦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600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钟水仁与被上诉人裕泰置业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更不可能被钟水仁与村小组签订的《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所替代。一审法院认为，裕泰置业与钟水仁签订的《协议书》“被钟水仁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一》所替代，未实际履行”（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4行），认定“《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协议书一》签订时间在后”（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3页），继而认定“钟水仁选择了《协议书一》约定的补偿方式”是错误的。（一）裕泰置业已根据《协议书》约定开始建设安置房。2016年12月11日，钟水仁与被上诉人裕泰置业签订了《协议书》，根据协议第一条约定，钟水仁同意裕泰置业拆迁其777.74平方米的房屋，但前提是裕泰置业按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的方式对钟水仁进行补偿安置。同时，裕泰置业同意由钟水仁在惠州市三新小学旁选定安置地，由裕泰置业建设好两栋房屋作为补偿的安置房。合同签订后的2017年3月，裕泰置业即根据《协议书》约定履行其合同义务，在惠州市三新小学旁的松背坑处开始建设安置房，然而，因裕泰置业未完善安置房的报建手续，2017年6月，钟水仁接到了惠城区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通知，通过惠城区城管执法大队得知裕泰置业在建的上述安置房因被认定为违规建筑，将被拆除（见附件）。如上述，即使裕泰置业并未依约向钟水仁实际交付了安置房，但其未交付事出有因，属于未完全履行合同，不能因此就否认裕泰置业根据约定，开始履行了部分义务，更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未履行。（二）《协议书一》依法不能替代《协议书》首先，根据协议的内容显示，该两份协议分别是钟水仁与被上诉人裕泰置业，及与村小组签署的，合同的相对方完全不同。第二，钟水仁与裕泰置业签署的《协议书》中约定两栋安置房的占地面积分别为240平方米、180平方米，并约定了安置房选址于三新小学旁，对此惠州市惠城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新村村委会”）已盖章确认，且出具了《安置房1》、《安置房2》予以印证，足以确认裕泰置业对于被拆迁户钟水仁的补偿方案是以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并存的方式。第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换言之，三新村第一村民小组系属三新村村委会的其中一个下设机构。本案中，案涉《协议书一》是村小组签署的，但《协议书》的内容则是由三新村村委会盖章确认的，在两份协议对补偿内容约定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应以上级单位三新村村委会确认的补偿方案为准！退一万步说，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结合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假如开发商裕泰置业与钟水仁之间对拆迁补偿方案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则双方应当签署新的补偿协议，或就补偿事宜进行专门协商，但事实上裕泰置业不仅没有与钟水仁进行任何变更约定，相反，裕泰置业在2017年3月还进行了安置房的建设。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协议书》被替代，不仅违反了合同相对性的法律原则，也与本案基本事实相悖。二、村小组并非案涉用地的征收方，不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协议书一》、《协议书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认定事实错误。一方面，拆迁补偿协议依法应由征收部门，或征收部门委托的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签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就是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征收房屋补偿问题达成的协议，其中《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故此，征收拆迁依法应由政府部门与被征收人进行协商达成补偿协议。而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根本不具有与村民商榷征收补偿方案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立法从未赋予村民小组与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磋商、签订征收拆迁协议等的权力。通过对有关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沿革进行分析，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第12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安置等问题签订书面协议”。当时的拆迁条例在补偿问题上更多地强调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用地单位想通过拆迁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就要先与被拆迁人协商解决安置补偿问题，解决完了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政府将土地收回，再出让给作为用地单位的拆迁人。直至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了最新《条例》，明确规定了征收拆迁必须由政府部门直接面对被征收人，强调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安置补偿协议的公平性。房屋征收补偿不同于一般民事协议，它是因公共利益需要，强制征收引发的补偿问题。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必须要依照《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本案《协议一》、《协议二》签署的主体不合法，且相比于《协议书》约定补偿标准的内容显失公正，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三、本案属于行政诉讼范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具体到本案中，裕泰置业根据其在《协议书》中的承诺，应以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并存的方式向被拆迁人钟付仁、钟水仁提供征收补偿，否则无权要求被拆迁人搬迁。但事实上，裕泰置业在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却反悔，竟否认《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主张补偿方案仅包括货币补偿。综合全案有关事实，上诉人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裕泰置业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对于补偿方式的约定，是以货币补偿及产权置换的方式，亦或是单纯以货币进行补偿。根据2017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明确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的通知》（粤高法（2017）148号）第二条规定，“签订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是行政机关履行补偿法定职责的方式，属于行政行为，因此引发的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系因裕泰置业未向上诉人钟付仁、钟水仁提供安置补偿而引起的纠纷，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未准确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被上诉人裕泰置业的起诉。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作出的错误判决违背了征收补偿公平原则，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本案中，根据裕泰置业与钟水仁签订的《协议书》，钟水仁所获取的征收补偿包括147万余元的货币补偿款以及占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和18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计2100平方米的两栋安置房；而根据村小组与钟水仁签订的《协议书一》，钟水仁获取的补偿仅仅只有368万余元。相较之下，《协议书一》约定的补偿标准明显远低于真正的补偿标准。根据2020年新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同时《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立法明确规定了征收补偿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估，确定科学的标准，从而使被征收人因征收活动而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合理补偿，使其生产、生活质量不至于因为房屋被征收而降低。故此，本案中裕泰置业作为拆迁人，对上诉人钟付仁、钟水仁的拆迁补偿标准依法应具体统一，根据裕泰置业在《协议书》中对钟水仁作出的承诺，应以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一审法院仅对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作认定，未对案涉地块的征收拆迁补偿标准这一关键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就否认了《协议书》的内容，片面采信被上诉人裕泰置业所提交的《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有违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综上，上诉人恳请贵院查明全案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裕泰置业的起诉，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盼！上诉人庭审时补充如下：1、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2012年4月19日惠州市建设用地领导小组开会通过江北33号小区，通过挂牌入市转让出让。而村小组在2010年6月就跟被上诉人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时间整整早于被上诉人通过合法程序挂牌取得出让土地的时间。根据2005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对于合作开发土地协议，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其法律性质系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而结合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解释作出之前，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出让主体应当是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只有市县土地管理部门经国家授权才有权批准，并经有权的人民政府授权才有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因此，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签订的时候是该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明确违反了立法所规定的土地出让主体，应认定该合作开发合同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一审过程中，一审判决第七页第五行认定两被告以及本案上诉人在涉案地的范围内均有房屋，但事实上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取得的建设规划许可证所涉地块四至包含了上诉人钟水仁及钟付仁现住的房屋所涉地块。目前本案中，有且仅有能够证明钟水仁名下位于三新村一组30号、37号房屋，钟付仁名下三新村一组32号、35号房屋位于涉案地块的证据，仅有第三人三新村第一村小组于2019年12月19日出具的证明。本案一审过程中，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取得的规划许可包含了钟付仁、钟水仁现居住地。这一关键问题，一审并未查清。被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审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应提交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完整附图，包括规划用地红线界限图、建设工程报建平面位置图等。3、本案上诉人钟水仁及钟付仁自始至终从未与被上诉人约定房屋拆除相关事宜，并且被上诉人已根据钟水仁签订的协议书一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安置房的建设，仅仅是未履行完毕。4、一审判决中认定钟水仁对于协议书一仅约定37号房屋未列入拆迁范围，结合本案上诉人钟水仁、钟付仁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已就房屋拆除进行约定，明确补偿方案为建设安置房以及补偿款的方式。被上诉人辩称，一、答辩人依法取得案涉建设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审第三人及被答辩人应当按照《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将案涉建设土地交付答辩人进行开发，不得妨害答辩人行使物权。2010年6月，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由原审第三人提供建设用地，答辩人提供建设资金合作开发江北33号小区项目。签订该合同经过了原审第三人村民小组的民主议定程序，被答辩人钟水仁、钟付仁亦作为代表签名同意。2014年12月31日，答辩人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案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国土证号：惠府国用(2014)130*****897号]，被答辩人应当拆除的案涉房屋位于答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之中。2016年，答辩人将按照《合同开发合同书》应分配的实物房产交付给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出具《确认函》，且双方签署了相关结算协议，确认答辩人已经按照《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审第三人随即将房屋分配给村民。被答辩人钟水仁、钟付仁均已分得房屋，并确认已收楼。由此可见，被答辩人钟水仁、钟付仁对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知情并且同意的，并且两上诉人每户均分得了数套新房，已经享受了村企合作的红利，其应当协助村民小组将合同约定的建设用地交付给上诉人进行开发。二、上诉人拒不拆除妨害答辩人土地使用权的案涉房屋没有合法事由。1、根据《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和国有土地挂牌成交确认书的规定，原审第三人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合作开发建设用地。因此，原审第三人完全有资格，与被答辩人签订相关协议，约定拆除被答辩人房屋及补偿事宜，提供合作开发土地。2、被答辩人钟水仁在一审中承认，其于20l6年12月11日14时25分与案外人余伟强签订“安置建设协议书”(即《协议书》)，同一日l6时40分与原审第三人签订《村民建设用地拆迂补偿协议书》(即《协议书一》)。《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协议书一》签订时间在后。而被答辩人钟付仁只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了《村民建设用地拆迂补偿协议书》(即《协议书二》)。3、被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分别签订《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的当天，两被答辩人分别按《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的补偿总额签收了原审第三人的支票，收到该协议书约定的全部补偿款，并向原审第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为凭。《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均已实际履行，原审第三人依《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结合以上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答辩人是选择和履行了《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接受了该协议书约定的货币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并且，事实上该两份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选择履行《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被答辩人称答辩人应当履行《协议书》，以异地安置和货币方式对拆除案涉房屋进行补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首先，该协议书是案外人余伟强与被答辩人钟水仁签订的，答辩人并非合同主体。其次，根据《协议书》约定，由被答辩人钟水仁负责选定安置用地。但实际上钟水仁并没有权利自行选定安置用地，无法办理安置房的规划报建手续，原审第三人也否认有为钟水仁指定安置房建设用地。因此，该《协议书》事实上是无法履行的。最后，《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协议书一》签订时间在后，而被答辩人钟水仁已经按照《协议书一》约定的货币补偿方案收取了全部补偿款，说明被答辩人钟水仁选择的是《协议书一》约定的货币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被答辩人钟付仁更是只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协议书二》，根本没有签订《协议书》。因此，被答辩人在收取货币补偿之后又拒不清拆案涉房屋，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三、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见，行政诉讼的主体，被告必须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行政诉讼的诉由必须是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本案的被告是公民个人，案由是排除妨害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中的物权保护范畴，完全不符合行政诉讼法总则和受案范围的规定，根本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辩称，一、被答辩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钟水仁选择履行了与答辩人签订的《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约定的补偿方式，严重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答辩人认为，这是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一)被答辩人钟水仁在其一审答辩书中承认，其2016年12月11日14时25分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建设协议书”(即《协议书》)，并承认同一日16时40分与答辩人协商并签订《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本案《协议书一》。可见，被答辩人钟水仁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在先，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书一》在后。而被答辩人钟付仁并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只与答辩人签订了《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即《协议书二》)。(二)被答辩人钟水仁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是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其中货币补偿是按拆迁房屋砼结构和瓦房共777．74平方米，每平方米1900元，共计1477706元。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一》约定的仅是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其中约定砼结构4500元／㎡，瓦面屋3600元／㎡，总款3685963.5元。(三)在签订《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的当天，两被答辩人分别按《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的补偿总额签收了答辩人的支票，写回了收款收据给答辩人，收到该协议书约定的全部补偿款。可见，被答辩人是选择和履行了《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接受了该协议书约定的货币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选择履行《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被答辩人认为选择和履行是与被上诉人签订在先的《协议书》，那么，为何不收取该《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款而收取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的补偿款呢?为何不将收取答辩人按《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支付的补偿款退回给答辩人呢?可见被答辩人上诉称其选择和履行的是其与被上诉人签订在先的《协议书》，法院认定错误，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和法律依据的。至于被答辩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根据《协议书》在三新小学旁的松背坑开始建设安置房，因未完善报建手续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被拆除，开始履行了《协议书》部分义务。答辩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确认上述事实，被答辩人在一审又未提交证据，不能认定被答辩人诉称的是事实。而且从法律角度认定，因《协议书》约定安置房所使用的土地未经国土审批办理国土使用权证，未经规划部门批准，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国土法和规划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该《协议书》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协议，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二、被答辩人上诉称，其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主体不适格，补偿标准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标准，对被征收房屋的价值未经评估，显失公平，属于无效协议。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是离开本案事实和合同法的规定而谈合同效力的。首先，答辩人已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签订该合同已经经过村民代表审议并通过，被答辩人亦作为代表签名同意，且被上诉人经国土部门挂牌出让竞得土地使用权，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答辩人的拆迁房屋位于被上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之中。根据《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和挂牌竞得确认书的规定，答辩人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合作开发建设的用地。据此，答辩人完全有资格与被答辩人签订《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拆迁补偿事宜，提供合作开发土地。且被答辩人按《合作开发合同书》分配了房屋，享受了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权益。故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无权签订《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是完全不尊重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说法。其次，对被答辩人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是按约定的标准进行的。答辩人按本村民小组实行的统一标准经与答辩人协商一致，答辩人接受了该标准，签订了《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并于当日按《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总额收取了补偿款。可见，该《协议书一》和《协议书二》约定的补偿标准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真实自愿、协商一致、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不存在显失公平而无效的问题。由于补偿标准双方无争议，无须经评估确定。被答辩人认为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及其相关规定，被答辩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变更或撤销。但被答辩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请求变更或撤销权，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三、被答辩人上诉称，本案属于行政诉讼范畴，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所称是无法律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见，行政诉讼的主体，被告必须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行政诉讼的诉由必须是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本案的被告是公民个人，诉由是排除妨害民事纠纷，完全不符合行政诉讼法总则和受案范围的规定，根本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至于被答辩人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明确土地、房屋征支，征用补偿协议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认为本案是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答辩人是适用法律错误。该《通知》第二条是指行政机关和被拆迁主体因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引发的争议，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是行政机关和被拆迁主体因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引发的纠纷，是排除妨害民事纠纷。因此，本案根本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上诉无理，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时补充如下：1、根据惠州市建设用地领导小组会议纪要，即惠建用地【2012】1号，该纪要第32页第四项是这么说明的，土地出让方式及需要说明的现状、该土地按现状出让，采取村企合作方式共建。也就是说，批准这块地以村企合作方式进行共建。2、该会议纪要第33页里面第三小项规定，先跟我方签返还物业以及相关事项的协议后，国土部门才批地，显然跟我方签订合同需要在先，国土才会批。3、关于两位上诉人的房屋是否在本案土地内的问题。我方认为房屋在这块地内，有两个事实证明。一个是上诉人跟我方第三人当时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已经把他们的房屋纳入了本案的土地内，要建设拆除。第二个是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关于跟被上诉人签署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也就拆房补偿问题进行了书面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里面要拆除的房子也在这块地内。现在对方说房不在这块地内，对方之前从未提及这个观点，现在才提出。4、本案是排除妨害纠纷案件，原审的原告说其已经取得了地的使用权，有用地规划许可证，证件齐全，土地属于原告，他人不得妨害其使用，要求拆迁。现在本案是否构成妨害，是本案审理的重点。5、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已经履行了，上诉人也按照协议收到了补偿款。按照协议，上诉人收款后应当搬离，房屋交由被上诉人处理。现在上诉人拿了款项那么久，房屋不交，是反悔行为。对方与我方签了协议，拿了钱，也分到了安置房，现在仍不愿搬离，属于不诚实信用的行为。庭审时补充如下：1、关于涉案土地取得国土证晚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合同的问题。这个证实村企合作的特点，合作的土地，村里第三人是有国土证的。其国土证是属于让利出让，俗称工商用地，只能出售不能转让，必须以挂牌方式，通过村企合作方式。为什么要挂牌，因为是让利的，要先签订合作协议，再进行挂牌，广东省所有村企合作的操作模式都是这样的。村里面本来就有国土证，不存在需要国土局作为出让部门。两个时间差距恰恰证明是村企合作的特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在我方与第三人的合作土地内的问题，我方一审提供了合作合同协议、村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签名表。两上诉人都有签名同意这样的合作，两上诉人在答辩的时候都确认是在这个范围内，也就是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确定了房屋地址、补偿面积以及补偿标准，不存在一审查明事实不清的问题。3、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根据我方与第三人合作协议书，拆迁补偿是由第三人与两上诉人具体谈，谈妥后，拆迁补偿款由我方支付。在谈妥后，款项由我方支付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支付给两上诉人，一审对此调查很清楚。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被告钟水仁立即搬离并拆除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7号房屋及构筑物，被告钟付仁立即搬离并拆除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5号房屋及构筑物；2、两原审被告立即停止阻挠原告惠州市江北33号小区的清拆工作；3、两原审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4779460元；4、由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6日，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惠州市江北33号小区，项目用地位于惠州市江北33号小区41932平方，用地指标面积为22000平方米（分为A地块证号：惠府国用[2008]130*****020号，用地面积14000平方的让利出让住宅用地，B地块：惠府国用[2008]第130*****021号，用地面积8000平方米的让利出让住宅用地）；合作方式为双方以股份合作分成的方式进行开发，第三人以土地合作参股，原告以建设资金等参股，项目建成后，第三人可分得房产20300平方米，其中住宅18800平方米，剩余面积归原告所有；第三人的责任包括保证本项目土地权属清晰、手续完备，如有纠纷由第三人负责处理，原告的责任包括负责本项目的补地价及办理产权证及相关手续的一切费用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其自惠州市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复印的《惠城区江北三新村第一村民小组代表会议签到表》显示，第三人于2010年11月30日组织召开代表会议，会议内容为审议并通过第三人与原告开发建设江北33号小区的合作开发协议，到会人员签名，到会人员为42人，同意通过上述合作开发协议，表决同意人数为42人。上述土地经惠州市*********织挂牌交易，原告竞得该土地使用权，成交价为1966万元，2014年12月31日，原告取得惠州市江北33号小区商住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惠府国用（2014）第130*****897号。被告钟水仁、钟付仁均系第三人村民，两被告在上述用地范围内均有房屋，被告钟水仁的房屋位于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7号，被告钟付仁的房屋位于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5号。2016年12月11日，第三人与被告钟水仁签订《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一》），主要内容：因村民住宅用地建设的需要，需征收拆除被告钟水仁现居住的（三新村一组30号）房产及构筑物，对被告钟水仁现有房产及其他构筑物进行了清点汇总，其中砼结构楼房569平方米、瓦面屋208.74平方米，补偿单价分别为4500元、3600元，双方协商以现金方式对所列拆迁补偿物进行补偿，补偿款共计3685963.5元，第三条约定“以上补偿款，自本补偿协议签定后（）工作日内结清给乙方，乙方应在（）天内将合同标物拆除，否之，甲方可视乙方同意自行将合同标物移交给开发商清拆。2016年12月13日，原告将3685963.5元补偿款支付给第三人。2016年4月11日，第三人与被告钟付仁签订《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二》），主要内容：因村民住宅用地建设的需要，需征收拆除被告钟水仁现居住的（三新村一组32号、三角湖路35号）房产及构筑物，对被告钟水仁现有房产及其他构筑物进行了清点汇总，砼结构楼房255.17平方米、瓦面屋153.98平方米，补偿单价分别为4500元、3600元，双方协商以现金方式对所列拆迁补偿物进行补偿，补偿款共计1859416元，第三条约定“以上补偿款，自本补偿协议签定后（5）工作日内结清给乙方，乙方应在（30）天内将合同标物拆除，否之，甲方可视乙方同意自行将合同标物移交给开发商清拆。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将1859416元补偿款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庭审中，原告称双方约定由原审被告将房屋交给其进行拆除。被告钟水仁、钟付仁确认收到了拆迁补偿款，但其称与原告协商确定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加产权置换，原告未向其交付置换房产。被告钟付仁提交的《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与《协议书二》一致，但第三条两处括号内的手写时间被涂改，第三人在涂改处盖章。2016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钟水仁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对被告钟水仁项目地块上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果树青苗等通过拆迁补偿的方式交付给原告，原告按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原告同意被告钟水仁在老村庄内选定的安置地（即现三新小学旁）按村庄规划建设的有关规定，建设好两栋房屋作为安置用房；货币补偿按被告钟水仁拆迁房屋（砼结构和瓦房）共777.74平方米，以每平方米1900元的标准（共计1477706元）。被告钟水仁提交的《安置房1》、《安置房2》地址确认材料，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惠州市惠城区*******民委员会加盖公章。被告钟付仁原告称该《协议书》被被告钟水仁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一》所替代，未实际履行。2016年11月23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确认函》，确认原告已依据《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于2016年10月31日向其履行义务交付位于江北文成路9号三新丽苑房产面积13300平方米。原告称因有部分房屋未拆除导致其至2018年才开始施工建设上述工程项目，其向两被告发出通知要求拆除被拆迁房屋，但没有证据证明已发出通知。以上事实，有合作开发合同书、村民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进账单、收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惠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确认函及庭审笔录在卷为据，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自惠州市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复印的《惠城区江北三新村第一村民小组代表会议签到表》，其与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已经过村民代表审议并通过，被告钟水仁、钟付仁亦作为代表签名表决同意，且原告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被告钟水仁质疑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的合法性，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钟水仁、钟付仁有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在原告与第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合作开发项目用地范围内，为此，第三人分别与被告钟水仁、钟付仁签订《协议书一》、《协议书二》，现无证据显示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书一》虽未将三角湖路37号房屋及其他构筑物列入拆迁范围，但被告钟水仁对此未提出异议，原告主张《协议书一》包含对被告钟水仁三角湖路37号房屋及其他构筑物的拆迁补偿，予以采纳。根据《协议书一》、《协议书二》的约定，两被告与第三人协商确定的拆迁补偿方式均为货币补偿，两份协议对各项拆迁项目的补偿标准一致，两被告称与第三人约定以货币补偿及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无事实依据。被告提交了被告钟水仁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及《安置房1》、《安置房2》地址确认材料，拟证明涉案房屋拆除的前提是安置房建好并验收，《协议书》与《协议书一》均签署于2016年12月11日，《协议书》虽约定以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方式进行补偿，但约定的对砼结构和瓦房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900元，该补偿标准远低于《协议书一》约定的补偿标准4500元、3600元，约定的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均不一致，从被告钟水仁答辩意见可见，《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协议书一》签订时间在后，而原审被告钟水仁已按《协议书一》约定的货币补偿标准收取了全部补偿款，说明被告钟水仁选择了《协议书一》约定的补偿方式。因此，该份《协议书》无法证明两被告与第三人约定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及产权置换。两被告均已收取了全部补偿款，应当将房屋拆除。原告诉请两被告拆除涉案房屋及构筑物，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但根据《协议书一》、《协议书二》的约定，两被告未按期拆除的，视为同意交给开发商即原告清拆，其在庭审中也确认双方约定由被告将房屋交给其进行拆除，故原告诉请两被告自行拆除，不符合合同约定，应由两被告将房屋交给原告进行清拆。《协议书一》、《协议书二》未约定两被告拆除房屋及构筑物的期限，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已通知两被告进行清拆，原审称其于2018年开始施工，但未明确具体时间，且未提交项目报建、审批及施工合同等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报建并施工，其要求两被告赔偿其工程延期无法竣工的财务成本损失，不予支持。除两被告未搬迁外，原告未举证证明两被告实施了其他阻挠其清拆的侵权行为，故其要求两被告停止阻挠其清拆工作，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水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7号的房屋及构筑物交给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清拆。二、被告钟付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三角湖路35号的房屋及构筑物交给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清拆。三、驳回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36元（原告已预交45036元），由被告钟水仁、钟付仁各负担250元，原告惠州市裕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4536元。被告钟水仁、钟付仁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负担的受理费直接向一审法院缴交，逾期未缴交，依法强制执行。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责令停止（改正）违法建设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责令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设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关于征求惠城区江北街道三新村留用地规划选址意见的函》。4、《关于征求惠城区江北三新村留用地规划选址的复函》。5、惠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行风热线》的问题回复。6、录音及翻译。7、其它村民拆迁补偿内容。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请求两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排除妨害是否应予支持。从两上诉人收取的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的情况来看，对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两上诉人通过签订后一份协议书的方式对前一份协议书进行了替代，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履行的情况也反映出两上诉人是认可后一份协议书的补偿方案，亦已经履行完毕，故两被上诉人应按照其在后签订且实际履行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移交给被上诉人清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36元由上诉人钟水仁、钟付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唐栩权书 记 员 刘惠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