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3848号原告：张嘉旺，男，197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小区****406，现居住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海金沙湾A8-3205，公民身份号码110************238。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定慧，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锋，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罗莎，女，198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公民身份号码429************325。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淅，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叶紫芳，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民小组，公民身份号码441************025。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宁，广东叠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龙，广东叠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定慧、被告罗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淅、被告叶紫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宁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向本院申请两个月的庭外和解期，但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16000元及从2018年1月15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2月11日为12212.22元）；2.两被告就上述款项向原告互负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5日，两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共同向原告借款116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借款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借款利息按年利率5%计算。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按两被告的要求向被告罗莎转账116000元借款本金。后原告亦因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两被告催促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两被告至今分文未付。被告罗莎辩称，一、原告主张被告罗莎偿还借款11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属于罔顾事实，两被告与原告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116000元虽然打入被告罗莎尾号为2510的兴业银行账户，但该账号实际上一直由广州缘贝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缘贝蓝公司”）使用，该账户流水与缘贝蓝公司日常总账记录可以对应，能显示该账户为缘贝蓝公司的账户，而不是被告罗莎的个人账户，案涉116000元并非由被告罗莎个人使用，当时银行卡也不是由被告罗莎掌控，而是由财务（叶露欣、彭婷婷等人）根据实际需要从该卡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日常开销。(二）被告罗莎虽然表面上是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两被告均是缘贝蓝公司的员工，当时的工资只有5000元。被告叶紫芳于2017年1月1日与缘贝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工作内容是教育培训。被告罗莎于2016年与原告认识，并成为男女朋友。当时被告罗莎在新恒酒店担任大堂副理职位，2016年底从该岗位离职，原告提出让被告罗莎去其公司上班，帮一帮原告。被告罗莎从2017年4月起在缘贝蓝公司工作，2017年6月2日与缘贝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的部门是行政部，担任行政老师职位，负责公司的后勤及收取学费。(三）原告一直是缘贝蓝公司的股东，其不仅是公司的创始人，后来更是成为缘贝蓝公司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被告罗莎入职时，吕冰和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股东，吕冰是教学主管，与原告各占50%股份，工商登记吕冰为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100%股份。因经营理念不统一，吕冰和原告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吕冰将原出资4735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的473500元转让给原告，转让金473500元。原告取得公司100%的股份后，向被告罗莎提出由被告罗莎代其持有缘贝蓝公司股份，并作为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提出在被告罗莎成为法定代表人后，考虑到双方当时的感情还比较稳定，再加上前一个月原告给被告罗莎涨了工资，由被告罗莎代表原告与吕冰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吕冰将原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的100万元转让给被告罗莎，转让金0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四）原告拥有缘贝蓝公司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无论大事小情被告罗莎都会向原告汇报。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罗莎经常要向被告汇报工作，其可以决定公司的物资采购、价格变动、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等。二、案涉116000元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作为股东投入到缘贝蓝公司的运营费用，借条实际上也不是借条，而是借支单。缘贝蓝公司经营状况一直不好，所收学费根本无法维持开支，一直靠股东不断投入才能维持公司的运营。在吕冰退出之后，原告只作为隐名股东，其表面上与缘贝蓝公司毫无关联，为了避免自身风险，提出让被告罗莎向其“借钱”，这些钱实际上是原告的投资款，不需要被告罗莎偿还，等缘贝蓝公司赚了钱再把赚的钱转给原告就行了。缘贝蓝公司每次没有流动资金的时候都是原告打钱到被告罗莎的账上，故案涉116000元实际上属于借支，由原告投入到缘贝蓝公司用于支付公司的日常开销，等公司赚了钱再把利润转给原告。本案的借条实际上属于借支单，原告和两被告之间也不止这一张借条，原告曾多次说过这些借条是不需要还钱的，是其对缘贝蓝公司的投资。但是原告也担心若公司有盈利，因为其表面上和缘贝蓝公司毫无关系，到时候会拿不到钱，因此才签了借条。因被告罗莎当时是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经手学费，被告叶紫芳是当时的教育负责人，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签名。由于被告罗莎认为原告不会害被告罗莎，故同意在借条上签名。三、原告之所以起诉两被告完全是出于报复心理。首先，关于被告叶紫芳，其于2018年11月离开缘贝蓝公司，当时是被原告开除的，一方面是因为教学理念相左，另一方面是原告认为被告叶紫芳可能在偷缘贝蓝公司的客户，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原告还派人殴打被告叶紫芳。原告曾对被告罗莎说过，要搞死“老叶”（叶紫芳）。原告曾在2019年1月7日起诉被告叶紫芳，被告叶紫芳以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司法机关最终裁决显示被告叶紫芳是缘贝蓝公司的员工，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番禺区法院）还认定原告作出了虚假陈述。其次，关于被告罗莎，其始终没想到原告会起诉被告罗莎，双方在一起接近三年，原告一直谎称其已离婚，还给被告罗莎看过一本《离婚证》（可能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印章罪”）。后来被告罗莎才发现原告其实一直没有离婚，其一直在感情上欺骗被告罗莎。在公司亏损后，原告说其拿不出资金，被告罗莎还拿出自己的钱来维持公司，原告也曾多次说过亏的钱与被告罗莎无关，结果还是起诉了被告罗莎，被告罗莎觉得难以置信、悲伤不已。被告罗莎十分后悔自己看错了人，觉得自己以前实在太过愚蠢，竟然会相信这样的人。其实原告心里很清楚，本案所谓借款根本不存在，只是其在缘贝蓝公司的投资款，原告与被告罗莎之间存在一系列借条，总金额达80多万元，时间跨度从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一年多的时间被告罗莎没有还过一分钱给原告，原告也从未向被告罗莎讨要，试问如果是真实的借款，之前的钱都没收回来，原告怎么可能再借钱给被告罗莎，这些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原告虚假陈述事实，抱着胜诉的侥幸心理，希望通过被告亲笔签名的借条，以达到非法占用被告罗莎资产的目的，其情形十分恶劣。请求法院在了解案件真实情况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被告叶紫芳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叶紫芳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叶紫芳是该公司员工，原告利用企业管理中的优势地位迫使被告叶紫芳签订借条，双方之间没有借条所载明的借贷关系。二、被告叶紫芳没有收到原告的借款，也没有指定原告向被告罗莎付款，没有委托被告罗莎代其接收款项，从原告的举证情况看其没有向被告叶紫芳支付借款的证据。三、原告存在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情形，原告因与被告叶紫芳在工作中产生矛盾，先将被告叶紫芳辞退，后找社会上的涉黑人员对被告叶紫芳尾随、辱骂、殴打，在被告叶紫芳报警后又凭借手中的虚假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7日，原告向番禺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原告虚假诉讼并予以训诫。被告罗莎提交的与原告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在2019年1月9日对被告罗莎说“要熬死”被告叶紫芳，并称“去佛山办理了居住证，下次要上诉到佛山”，这就是本案的源头。原告还陈述“再下次要去北京起诉”，原告滥用诉讼手段，恶意诉讼，干扰被告叶紫芳的生活，侵害被告叶紫芳的权益，请求法院给予原告相应的处罚。庭审中，原告举证如下：1.2018年1月15日的借条、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均为原件），用以证明两被告于2018年1月15日向原告借款116000元，原告按照两被告的要求向被告罗莎支付借款本金116000元。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罗莎于2017年9月20日变更登记为缘贝蓝公司的股东。3.2017年9月22日至9月23日原告与被告叶紫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017年9月23日的借条（原件），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叶紫芳于2017年9月22日进行沟通，以借条方式将缘贝蓝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两被告；原告与两被告于2017年9月23日签订了借条。4.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563号案证据清单、微信截图、庭审笔录（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罗莎在其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载明，两被告以借条作为保证，成为缘贝蓝公司的老板；两被告在微信沟通过程承认其做老板，也承认是借钱做老板，以股东身份参与经营及管理缘贝蓝公司，并制定公司薪资制度、班级管理制度、掌握公司收支情况（如缘贝蓝收支表）；两被告在不打算继续经营缘贝蓝公司时，已经行使股东权利将公司财产进行了私下分配，如空调分配给被告罗莎3台、被告叶紫芳3台，对公司财产进行了处置；两被告在2018年8月16日的微信记录中承认其接手吕冰的公司一年；被告罗莎在仲裁庭审笔录中承认本案原告是两被告的债权人，原告未参与缘贝蓝公司的具体经营。5.原告与被告叶紫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已明确表示其不再是公司老板，而是两被告的债权人，原告也仅仅是对两被告提出工作建议，并一再表明两被告才是公司老板。被告罗莎举证如下：6.兴业银行流水（原件），用以证明尾号2510的账号为缘贝蓝公司的账号，主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日常开销，同时也收取学费；每次缘贝蓝公司没有流动资金，原告都会汇款进该账号。7.缘贝蓝公司总账（打印件），用以证明尾号2510的账号为缘贝蓝公司的账号，主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日常开销，同时也收取学费。8.《劳动合同》（2份，原件），用以证明两被告均为缘贝蓝公司的员工。9.《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方为原告，原件），用以证明吕冰于2017年9月19日将缘贝蓝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原告成为缘贝蓝公司的唯一股东。10.《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方为被告罗莎，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罗莎虽然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但没有付款，只是代原告持有缘贝蓝公司的股份。11.被告叶紫芳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可以决定辞退公司员工。12.（2019）粤0113民初46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曾作出不实陈述。13.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563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加盖“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档案专用章”），用以证明被告叶紫芳是缘贝蓝公司的员工，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14.原告与被告罗莎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罗莎经常要向其汇报工作，其可以决定公司的物资采购、价格变动、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等。15.原告与被告罗莎的支付宝聊天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自述因缘贝蓝公司亏了200万元，亏的钱与被告罗莎无关。被告叶紫芳举证如下：16.（2019）粤0113民初467号民事判决书（原件），用以证明原告是缘贝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两被告之间有多份借条；原告在该案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被法院予以训诫并驳回诉求。17.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563号仲裁裁决书（原件），用以证被告叶紫芳与缘贝蓝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仲裁庭对缘贝蓝公司主张被告叶紫芳是其股东的辩解不予采信；缘贝蓝公司应向被告叶紫芳支付拖欠的工资54389.87元及经济补偿金21906元。综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两被告对证据1中借条的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两被告对证据1中的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及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叶紫芳作为证据3中微信聊天记录及证据5的一方当事人，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两被告对证据3中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两被告对证据4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从证据13原告与被告罗莎的支付宝聊天记录内容可知，被告罗莎在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563号案中发表的意见是按照原告的要求陈述的，故证据4中的证据清单及庭审笔录不足以证实两被告是缘贝蓝公司实际的老板。证据6、8、9是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7由被告罗莎制作，效力相当于当事人陈述。原告确认被告罗莎曾与吕冰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用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故本院对证据10予以认定。原告及被告叶紫芳对证据11、12（16）、13（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1月15日，两被告分别向原告出具借条，分别确认向原告借款58000元，借款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年利率为5%。原告于同日向被告罗莎尾号为2510的兴业银行账户转账116000元。被告罗莎收款后当即向彭务婵转账3809.5元、向邱灵玲转账4774.6元、向李荃荃转账2879.4元、向王丽军转账5674.6元、向江婷转账3774.6元、向刘沙转账4300元、向蔡海金转账8124.6元、向被告叶紫芳转账11902.9元、向杨妙连转账3374.6元。另被告罗莎尾号为2510的兴业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该账户在2018年1月至4月期间多次向上述人员转账。庭审中，被告叶紫芳确认与原告之间存在两笔真实的借款，其中一笔的金额为20万元左右，另一笔的金额为24000元。另查一：吕冰原为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两被告均为缘贝蓝公司的员工。其中，被告罗莎的《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为行政部，被告叶紫芳的《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内容为教学培训。2017年9月19日，吕冰与原告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合同载明吕冰将原出资947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转让给原告，转让金为947000元；2017年9月19日前，原告需将转让金全部支付给吕冰，从2017年9月19日起，原告成为缘贝蓝公司的股东。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需，吕冰于同日与被告罗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合同载明吕冰将原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转让给被告罗莎，转让金为0元，从2017年9月19日起，被告罗莎成为缘贝蓝公司的股东。2017年9月20日，缘贝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变更登记为被告罗莎。另查二：2018年11月，原告向被告叶紫芳发送微信，“你被开除了”。后被告叶紫芳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案号：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563号]，被告罗莎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缘贝蓝公司出庭。被告罗莎在该案庭审中的陈述是按照原告的安排回答的，此前原告曾通过微信对被告罗莎说，“仲裁的结果肯定是我想的样子”，“你就按我的安排回答就好”，“照着材料说就行”，“对方律师问我的身份”，“简单回答”，“借贷关系”，“也可以不回答”，“和本案无关”，“我为什么说她被开除”，“只是借贷纠纷”。另查三：原告持有多张由两被告出具的借条。2019年1月7日，原告持被告叶紫芳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的金额为42500元的借条向被告叶紫芳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案号：（2019）粤0113民初467号]，番禺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认定原告与被告叶紫芳之间不存在案涉42500元民间借贷的事实，并于2019年3月18日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原告没有提出上诉。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双方当事人有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实际交付。原告主张由两被告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16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并提交了2018年1月15日的借条和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为凭。本院经过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认为不能认定两被告向原告借款116000元的事实，理由如下：一、关于被告罗莎。（一）有关借贷合意。被告罗莎于2018年1月1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原告主张被告罗莎因经营缘贝蓝公司资金周转之需向原告借款；被告罗莎则辩称其出具借条是基于与原告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从而对原告极度信任，以及被告罗莎代原告持有缘贝蓝公司股份的事实。本院对此分析认为，从吕冰在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来看，原告受让吕冰的股份需要支付对价，而被告罗莎受让吕冰的股份却不需要支付对价，原告在庭审中亦承认，吕冰与被告罗莎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为了方便将缘贝蓝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罗莎。原告称其在2017年9月23日两被告出具借条后将缘贝蓝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两被告，但双方之间并无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工商登记亦并未显示两被告均为缘贝蓝公司的股东且各占50%股份。原告在2018年11月决定开除被告叶紫芳，在被告叶紫芳的劳动仲裁案件中，被告罗莎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案中的陈述完全是按照原告的安排回答的。可见，虽然缘贝蓝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罗莎，但原告拥有公司的决策权，其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尽管原告提交的两被告的聊天记录显示，两被告曾各分得公司3台空调，但也不足以证实两被告就是公司的老板。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被告罗莎借款的理由不成立。另外，从原告与被告罗莎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被告罗莎从未向原告提出因经营缘贝蓝公司的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亦从未向被告罗莎提出要求还款。相反，原告在聊天中表示如果（公司）有转机其就去借钱；当被告罗莎表示“其实我欠的债不完全是公司的”、“打去年就没钱了”的时候，原告回复“我知道”、“都算我的”。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院认定被告罗莎向原告出具借条的原因并非是基于其个人经营缘贝蓝公司的资金需要，被告罗莎辩称该借条实为因其代持原告的股份，在收取原告投入到公司的款项后而出具的“借支单”，合理可信，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罗莎之间就案涉116000元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二）关于款项交付。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告罗莎尾号为2510的兴业银行账户转账116000元，被告罗莎收款后当即向多人转账，且其后亦多次向该多人转账。在这多人当中，其中一人为刘沙，而从原告提交的两被告的聊天记录看（被告叶紫芳对被告罗莎说，“刘沙问我要工资了”），刘沙是缘贝蓝公司的员工。由此可以印证，被告罗莎在收取案涉116000元后当即用以发放工资。因此，被告罗莎辩称其尾号为2510的兴业银行账户实际上由缘贝蓝公司使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及公司日常开销，本院予以采信，即案涉款项并非由被告罗莎个人使用，而是用于缘贝蓝公司。二、关于被告叶紫芳。被告叶紫芳于2018年1月1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除此之外，被告叶紫芳还向原告出具过多张借条。原告曾经以被告叶紫芳出具的金额为42500元的借条向番禺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并认定双方之间就该42500元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因此，仅凭借条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叶紫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至于款项的交付，案涉116000元全部转账至被告罗莎的账户，本院在上文已经认定，该款是用于缘贝蓝公司的经营。另外，本案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叶紫芳委托被告罗莎代为收取借款，亦没有股权转让合同或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证明被告叶紫芳因受让原告的股份而成为缘贝蓝公司的股东。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叶紫芳因经营缘贝蓝公司所需向其借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就案涉116000元存在民间借贷事实，原告请求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16000元并支付从2018年1月15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嘉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64.24元，减半收取计1432.1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昭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陈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