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4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劲松，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询书，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陆锐基，男，198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江西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茶玉，江西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汪令俊，男，196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兵，安徽**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成，安徽**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劲松因与被上诉人陆锐基、汪令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5民初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劲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询书，被上诉人陆锐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被上诉人汪令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兵、陈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劲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劲松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舒城县江润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是三方协议，主体包括陆锐基、汪令俊、李劲松。一审判决将该协议认定为陆锐基、汪令俊之间的协议，属认定事实错误。2.《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协议生效的条件，即本协议经甲、乙、丙各方签字或捺印之日起生效。李劲松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因此该协议未生效。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3.陆锐基、汪令俊之间的股权转让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未书面通知李劲松，侵犯了李劲松的优先购买权，违反舒城县江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润公司）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二、一审判决关于李劲松对《股权转让协议》显然知情的推定错误。一审法院仅从“雕刻公章”“称呼董事长”“汇报工作”“未提交承包合同”等方面，推定李劲松知晓陆锐基、汪令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三、本案存在诸多违反常理的现象，但一审法院未予综合考量，以致错判。具体为：1.汪令俊称李劲松参与并支持谈判的推动，但《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李劲松的签字。2.从汪令俊私自扣押李劲松的个人工作笔记内容来看，李劲松记录较为详细，但对于案涉股权转让一事没有任何记录。3.陆锐基、汪令俊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未要求李劲松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4.一审庭审中，汪令俊方的三位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李劲松出席并参加了2018年6月6日董事长办公会，且对李劲松的工作作出安排，但当天会议记录中并未反映李劲松参加会议。5.汪令俊提供的大量证据材料，均未反映股权转让事实。 陆锐基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系三方协议，其中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丙各方签字或捺印之日起生效，事实上李劲松至今未签名。一审经庭审调查，汪令俊与李劲松是同学关系彼此熟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汪令俊提出由他负责让李劲松签名，但一审中汪令俊又无证据证明其已经通知了李劲松，故《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成立但未生效。二、一审判决认定在汪令俊主持经营期间，投入了巨额资金以及为江润公司偿还大量债务，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汪令俊在经营江润公司期间确实存在该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扣划的事实，该款项非汪令俊个人，一审法院混同了汪令俊个人与江润公司的资金。 汪令俊辩称，一、李劲松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主张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正确。1.《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是双方协议，而非三方协议，之所以将李劲松列为第三人，主要是保障其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该权利是从属于股东身份的附属权利。李劲松不是股权的持有人和转让人，也不是购买人和受让人，不具有股权交付和对价取得的实质性权利义务，李劲松是否签名或捺印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2.李劲松既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未生效，又主张该协议无效，自相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除特别规定需要批准、附条件或期限以及实践性合同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前述规定的情形，应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另外，该协议并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李劲松对《股权转让协议》知情，符合实际情况。从李劲松积极配合协助办理更换公司印章、服从汪令俊工作安排、向汪令俊汇报工作情况、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实，能够反映李劲松对案涉股权转让知情。另外，李劲松主张汪令俊经营江润公司系基于承包关系，但针对法庭的提问，就是否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限、承包费、支付承包费时间等，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并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对此均无法回答。本案诉讼系因公司经营过程中遗留债务的问题，以及汪令俊投资使公司恢复盈利，故股东之间就债务承担及盈利分配等产生矛盾，李劲松伙同陆锐基提起本案诉讼。三、李劲松主张违反常理系断章取义。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初，由于江润公司濒临停产歇业，加之资产交接，恢复重建，出于信任没有完善《股权转让协议》签字手续。另外，股权转让应在完成纳税后方可启动，需完善相关资料，故考虑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一并签字完成。再者，汪令俊在受让股权并投资后，除直接为江润公司偿还600万余元债务外，另被法院强制执行1200万元公司遗留债务。李劲松不仅不追加投资，对公司遗留债务不予清算处理，反而联合陆锐基利用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未完成牵制汪令俊。本案除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印章更换、公司会议记录、微信记录与工作笔记、报销单据与工资表等证据外，江润公司还委托安徽致通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进行清产核资，为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做准备。据此，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及事实，认定李劲松对股权转让知情，符合实际情况。李劲松的主张早已超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效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李劲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陆锐基、汪令俊于2018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支持李劲松在同等条件下享有购买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润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30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实收资本600万元，自然人股东为李劲松、陆锐基。其中李劲松认缴出资40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陆锐基认缴出资1600万元，实缴出资480万元。李劲松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公司经营困难，2018年6月5日，陆锐基与汪令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陆锐基将其持有的80%股权分批转让给汪令俊，第一批7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36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3日内支付1000万元。上述70%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公司原股东须将原有债务清偿80%以上，再支付860万元，用于支付70%股权余款360万元和10%股权对价款500万元。协议签订后，汪令俊于2018年6月6日转账支付给陆锐基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尔后汪令俊接管了江润公司的日常经营。2018年6月6日在江润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办公会，会议明确了人员分工，布置当前工作等。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更换了公司印章，原公司印章由双方共同保管，用于处理公司原债权债务。2018年6月10日，再次召开董事长办公会（会议记录人汪令涛），由董事长汪令俊布置当前重点工作，并由各部门汇报近期工作。李劲松也在会议上进行了发言（我全力配合各部门工作，落实到土地征收，汪指出：车辆检测去跑，主抓基建，场地平整），李劲松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在汪令俊接管江润公司经营时，公司账面现金数额为4182.18元（其中现金3461.91元、银行存款720.27元），经营期间，清偿了公司原欠部分债务1800余万元（其中法院直接扣划1200万元），并进行资金投入。2019年6月11日，李劲松向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优先购买权诉讼，汪令俊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年7月8日，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将本案裁定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李劲松要求按照同等条件购买案涉股权能否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中，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江润公司仅有两名自然人股东即陆锐基和李劲松。因江润公司面临经营困难，陆锐基向汪令俊转让其持有的80%公司股权。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恶意串通的情形，合法有效。其次，汪令俊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证据证明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了另一股东李劲松的意见，但是，第一，在协议签订后，由李劲松经办变更雕刻新的公司印章，汪令俊即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长达一年多时间，同时在汪令俊主持经营期间，李劲松接受分工，称呼汪令俊董事长，向汪令俊汇报工作，其所称对股权转让不知情与常理不符；第二，在汪令俊主持经营期间，投入了巨额资金，以及为公司偿还大量债务，而李劲松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前的公司经营状况应当是明知的，因此，其所称对股权转让不知情与常理不符；第三，李劲松所称汪令俊与江润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但其作为江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提交承包合同，也未举证证明承包方式和承包费用如何计算，并以此来反证其不知股权转让的事宜，也与常理不符。由此可见，李劲松对《股权转让协议》显然知情。综上，《股权转让协议》无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李劲松要求按照同等条件购买涉案股权的主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的时效规定。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劲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800元，由李劲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汪令俊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8年度江润公司混凝土产销量统计表。证明：股权转让前五个多月该公司产销22420方量，转让后七个月不到的时间产销达到203448方量，产能相差近9倍。李劲松在无力挽救公司停产歇业情况下，主动邀请汪令俊受让控股股权，并在受让后使江润公司得到蓬勃发展。 证据二、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通告文件。证明：与江润公司有往来的各单位都知道汪令俊是该公司大股东。 证据三、资产评估报告。证明：安徽致通资产评估事务所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考察和查询公司财务记录，在李劲松等协助下为股权转让进行资产评估。 证据四、《关于查阅江润公司财务等资料申请》《关于查阅江润公司财务等资料的回复》《关于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证明：2019年5月27日，李劲松向汪令俊发函，要求汪令俊提供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记录。李劲松早已知悉汪令俊是公司控股股东的事实，因此向其发函要求查询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记录和财务文件。 证据五、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20）皖1523民初89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李劲松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帮助汪令俊更换公司印章并亲自交付。 证据六、企业登记档案、胡维支取款项记录、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胡维与李劲松之间是显名与隐名股东关系。公司注册时胡维出具的承诺函，证明胡维与江润公司非一般关系，胡维不用上班，每月支取五万元，亦证明胡维具有实际股东身份。 李劲松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有统计员签名，但无形成时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能以相关单位知道汪令俊为江润公司大股东，就推定李劲松知道股权转让，故该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汪令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汪令俊的代理人陈述，只能证明李劲松曾将公司印章予以更换，更换的原因是基于承包经营。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胡维的承诺书在什么情况下出具不知情，不能仅凭此证明认定胡维为隐名股东。对胡维支取的款项，均是汪令俊签字同意，李劲松对此不知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陆锐基质证认为，除证据五之外，其余五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江润公司销量的产能问题，因为在股权转让前五个月正值春节过后，属于业务的空窗期销量很低，转让后是业务回升井喷期，产能相差这么多，并不能达到汪令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属于汪令俊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事务，陆锐基对此并不清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中寄给陆锐基的通知，是寄至广东的老家，目前尚未收悉，对另外两份函件不清楚。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六中的企业登记档案和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胡维支取款项的记录，属于汪令俊经营期间发生的事务，陆锐基并不清楚。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汪令俊提交的证据四、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汪令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各方当事人对汪令俊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汪令俊提交的证据三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汪令俊提交的证据六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对方质证意见同一审，本院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劲松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李劲松上诉称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未征得其同意，其作为公司股东对该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故《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无效，其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此，本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公司法》第七十一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系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履行的程序进行的规定，同时明确了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以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但并未规定未履行上述程序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该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未履行《公司法》规定的通知其他股东程序，其他股东应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主张，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该条规定意在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同时，应注意保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无欺诈、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应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陆锐基与汪令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劲松亦无证据证明汪令俊与陆锐基存在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李劲松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关于李劲松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经查，江润公司成立于2013年，股东为李劲松、陆锐基。李劲松持股20%，陆锐基持股80%。因江润公司经营困难，经李劲松介绍，陆锐基与汪令俊相识，并于2018年6月5日，双方经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陆锐基将其持有的80%股权分批转让给汪令俊。2018年6月6日，汪令俊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至此之后，江润公司一直由汪令俊担任董事长，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汪令俊并投入了大量资金，为江润公司偿还债务，公司经营出现盈利。李劲松自始在该公司工作，至2019年6月诉至法院期间，从未对此提出异议，且负责经办变更刻制新的公司印章，接受汪令俊工作安排，并向汪令俊汇报工作情况，按月领取工资等。综合上述事实，李劲松主张其作为股东，对陆锐基与汪令俊之间转让股权不知情，与查明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至于李劲松主张汪令俊与陆锐基之间系承包合同关系，其作为江润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提供江润公司与汪令俊签订的承包合同，又未能说明汪令俊承包经营的具体事项，其该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因此，陆锐基与汪令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向李劲松履行了通知义务，但上述事实能够反映李劲松对该协议签订系知情，因此，李劲松要求按照同等条件购买案涉股权的主张，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的时效规定，故对其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劲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800元，由李劲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静 审判员 张如果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李晓茜 书记员张应杰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