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20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莉，女，198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秋，四川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致赋，男，195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梓涵，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君，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莉因与被上诉人何致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4民初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莉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4民初5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何致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诉讼中，贺莉代理人不止一次提到案涉借款系个人出借，不应纳入公司工程款项中。在多次调查过程中，何致赋的代理人对此从未进行反驳。该院作出的判决中对该部分款项也没有作为已付工程款项予以排除，而是作出另案起诉的判决，对此何致赋也未提出异议。2.何致赋在另案中既有特别授权代理人，又有一般授权代理人，一审仅凭对方陈述就认定其在另案中是一般代理人，从而对涉案借款事实予以否定，显失公平。3.一审判决强调借款合意不当。2014年1月，由于业主工程款项未及时支付，导致民工闹事，在多方行政机关介入下，何致赋面临被拘留情形，遂向贺莉借款50万元用于支付民工工资。现为了赖账，就以没有借款合意为由推翻借款事实，致使贺莉不能实现合法债权。4.贺莉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形成于2018年，就该笔借款何致赋在另案中涉案工程合伙人予以印证，说明贺莉一直在主张债权。5.一审依据的是贺莉是另案中公司财务人员身份进行认定。一审混淆了公司行为和个人行为，主观上将公司债务与贺莉个人借款混同。6.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另案中，何致赋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对贺莉出借的该笔款项予以排除在工程款项结算中，何致赋不诚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何致赋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贺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何致赋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的表现不构成对借款的承认。1.四川赛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鑫公司)仅在2019年6月20日的补充调查笔录中提到过一次50万元贺莉认为系个人借款，不再作为赛鑫公司的已付工程款。何致赋没有对此进行反驳，是因为法官从未就该50万元是否为借款这一问题询问过何致赋。赛鑫公司的行为属于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何致赋无权阻止，法院也没有理由或义务去探讨，赛鑫公司完全可以以其他任何理由放弃自己的权利。2.补充调查笔录显示，何致赋并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是一般授权，在审判人员对该50万元是否系借款的问题，并未进行充分说明且询问的情况下，不能视为何致赋对该50万元系借款的承认。3.在工程款案的判决中，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不将案涉50万元计入已付工程款，完全是出于赛鑫公司的自认，而非贺莉与何致赋之间的合意，也从未对该款是否为借款、是否为贺莉出借给何致赋的款项进行过任何认定，因为该事实并非工程款案的审查范围。（二）关于何致赋代理人的权限问题。贺莉提交的补充调查笔录显示，何致赋代理人权限为一般授权，且即使并非一般授权，依据规定，也不构成何致赋对50万元借款的承认。（三）关于借贷合意。何致赋从未向贺莉表达过借款的意思，也没有私下往来与交情。如此大的金额贺莉也没有要求何致赋出具借条、欠条；且自转账当日起至提起诉讼之日止已有6年多时间，贺莉从未要求过还款，不符常理，说明二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合意。赛鑫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对实际施工人何致赋具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而农民工工资显然属于工程款的范畴。贺莉作为赛鑫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转账凭证上备注的摘要用途为“工资”，更加证明了该笔款项为工程款。（四）关于录音证据。录音通话的双方是另案的王廷学与王连平，不能证明贺莉一直在主张所谓债权。王连平是工程款案中与何致赋合伙的实际施工人，王连平的回复十分合理，不能说明王连平否认该50万元是工程款，也不能构成王连平对该50万元是借款的认可，且王连平也没有权利代何致赋对此款进行认可。（五）关于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的认定。贺莉系赛鑫公司的财务人员，其支付案涉50万元的银行卡的流水显示，该卡具有代赛鑫公司收支工程款的用途，且贺莉通过该银行卡向何致赋支付过工程款，50万元支付时备注为“工资”，上述交易习惯及事实有贺莉的自认与转账凭证及赛鑫公司在工程款案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说明可以证明；也可从中得知贺莉当时明知该50万元系其代赛鑫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而非个人借款，贺莉在庭审中的反悔违背诚信。（六）关于何致赋对该50万元的认定问题。何致赋在工程款案中提交的支付往来表格明确包含了该50万元，在庭审过程中，一直认为是工程款。何致赋对赛鑫公司前期将该笔款项列为已付工程款也明确认可，双方对此达成了共识，何致赋从未更改过该观点。二、贺莉的行为系恶意诉讼，不应支持。贺莉系赛鑫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廷学系赛鑫公司实际控制人，二人系亲戚关系。在工程款案审理中，赛鑫公司的财务状况极差，即使负债再增加100万甚至更多，对公司而言也无实际影响，王廷学对此一定知悉。在工程款案审理后期，赛鑫公司突然以贺莉、王廷学主张各自支付的50万元不是工程款，而是个人借款，主动放弃了该部分诉讼权利。何致赋等实际施工人已申请对赛鑫公司进行执行，因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无任何财产线索，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何致赋等人尚有近500万元的工程款债权无法实现。贺莉的主张若被支持，将严重损害何致赋的权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贺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贺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何致赋立即归还借款50万元；2.由何致赋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2012年，何致赋与案外人王连平、乔勇军挂靠赛鑫公司承包了成都市建设南路的“宏明锦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劳务。贺莉系赛鑫公司的财会人员。2014年1月28日，贺莉向何致赋的账户转款50万元，摘要用途为“工资”。贺莉认为该款是个人借款，何致赋认为该款是贺莉作为赛鑫公司财务通过自己账户向何致赋支付的工程款。贺莉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76号民事判决书及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形成的2019年6月20日补充调查笔录、王连平通话录音等证据。该判决书第15-16页载明“赛鑫公司自认之前王连平等人与之对账时双方认可的由贺莉、王廷学二人支付给王连平的100万元不应计入已付工程款”。赛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峻在2019年6月20日补充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为“贺莉提出该50万元是私人向何致赋提供的借款，不是公司行为，欲另行要求何致赋还款”。何致赋未参加该次补充调查，根据补充调查笔录显示，组织该次补充调查的审判员未向何致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说明并询问其意见。在王连平通话录音中，王连平称其对贺莉和王廷学主张的100万元并不清楚，具体要看凭证和账目。何致赋认为案涉50万元的性质不因2019年6月20日补充调查笔录、（2019）川01民终27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和王连平通话录音而转变为工程款。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4年2月，王廷学是赛鑫公司股东，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案涉工程中，贺莉用以向何致赋转账50万元的账户，同时兼具了代收代支工程款及个人使用等用途。截止2020年2月赛鑫公司尚欠何致赋、王连平、乔勇军等人工程款5,533,270元。 一审法院认为，贺莉、何致赋对贺莉向何致赋转款5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50万元的性质是个人借款还是工程款。贺莉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认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76号民事判决书与该院2019年6月20日的补充调查笔录及王连平通话录音能够证实该款是个人借款。何致赋抗辩称该款是支付工程款且双方没有借款的合意，该款的性质也不因前述证据而发生转变。就时间线来看，在款项提供之初，贺莉系赛鑫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个人账户兼具了代收代支工程款及个人使用等用途，并且在其向借用公司资质的何致赋转账时摘要用途为“工资”，基于贺莉、赛鑫公司及何致赋之间的关系，该款系贺莉作为赛鑫公司从自己个人账户向何致赋支付用以支付工资的工程款的可能性更大。至于该款的性质是否因双方之间的后续行为而发生转变的问题。根据查明的情况，何致赋未参加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的补充调查，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补充调查。在补充调查中，首先，是赛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峻提出“贺莉提出该50万元是私人向何致赋提供的借款，不是公司行为，欲另行要求何致赋还款”。根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据补充调查笔录，组织该次补充调查的审判员在赛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峻提出案涉50万元是借款而非已付工程款时，并未向何致赋方进行充分说明和询问，因此何致赋的委托代理人对该陈述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不能认为是何致赋的自认。前述判决书对案涉50万元的处理为“赛鑫公司自认之前王连平等人与之对账时双方认可的由贺莉、王廷学二人支付给王连平的100万元不应计入已付工程款”，也就是说该案对案涉50万元的处理系由于赛鑫公司的自认，而非赛鑫公司与何致赋之间的合意。对于王连平的通话录音，其对话内容主要意思系对贺莉和王廷学主张的100万元并不清楚，具体要看凭证和账目。此外，王连平的陈述也不能视为何致赋的陈述。综合以上情况，何致赋的抗辩主张成立，贺莉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对贺莉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贺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贺莉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76号民事案件中，赛鑫公司提交了与何致赋之间的对账表，载明：“贺莉转何致赋50万元，王廷学转何致赋50万元，双方认可”。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50万元是贺莉与何致赋之间的个人借款还是代赛鑫公司向何致赋等实际施工人预付的工程款。 贺莉于2014年1月28日从银行向何致赋转款50万元，业务受理单摘要用途明确备注为“工资”，并未注明系借款，结合贺莉在赛鑫公司的特殊身份、转款时赛鑫公司承包的工程民工正集中讨薪的背景，以及在另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件中赛鑫公司最初将该50万元款项作为已付工程款主张品迭，该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另案预付的工程款具有高度盖然性。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生效判决中虽未将该50万元款项纳入已付工程款进行结算，但并未就该款项的性质进行认定，其未纳入已付工程款结算的原因是赛鑫公司自认包括本案50万元款项在内的100万元不作为已付工程款，即赛鑫公司自愿放弃该款在该次诉讼中进行品迭，且何致赋在该案中并未明确认可该50万元款项为个人之间的借款转账。故，案涉50万元的性质应为贺莉代赛鑫公司向何致赋等实际施工人预付的工程款。 贺莉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何致赋抗辩该转账系预付工程款并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贺莉并未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何致赋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该50万元应当纳入已付工程款结算而未纳入结算的款项，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贺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贺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刘 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