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3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洪，男，汉族，1973年4月11日生，贵州省兴仁市人，住贵州省兴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志林，贵州旺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伦，贵州公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健，女，汉族，1985年3月5日生，重庆市人，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益，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宜泓，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丹，男，汉族，1980年8月5日生，重庆市人，现住贵州省兴仁市。 上诉人朱洪与被上诉人彭健及原审第三人刘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全，系适用法律部分错误。 一、本案中系两个有限公司发生的股权转让纠纷，应当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而不应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规定，便草率判决被告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就股东资格的取得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是宣示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实践中，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并存的情况下，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既要坚持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又要考虑具体的事实情形，即形式与实质兼顾。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采用形式主义规则，但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权利义务平衡，采用实质主义规则，而本案并不存在所谓善意第三人的情形。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彭健仅仅是名义股东，登记在上诉人彭健名下股权的实际股东为第三人刘丹，被上诉人彭健与第三人刘丹之间系代持股关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权代持又常被称做委托持股或隐名投资，是指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出于各方面原因，与名义股东（又称“显名股东”）约定，由名义股东作为公司登记的股东代持股权，由实际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并享有投资权益。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彭健的身份系公司员工，职务为财务人员（出纳员），在其离开鼎盛公司和瑞辰公司时，与现任出纳员曾秋艳、会计候敬龙办理交接。实际股东系刘丹，且公司各方面的经营管理等大小事务也是在刘丹的主持及指示下完成，这是公司及公司股东、员工众所周知的，公司的采购员李元虎凡遇采购事项，必须经过刘丹批准后方可执行，此情况有采购员李元虎、办公室主任李超等人均可证实。上诉人朱洪在一审中提供的承诺书、“放管服”改革工作宣传会议照片、与第三人刘丹的微信聊天、彭健制作的分红明细表以及股东会决议等书面证据均能够足以证明彭健系鼎盛公司、瑞辰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实际股东为刘丹，被上诉人彭健与第三人刘丹之间系代持股关系，第三人刘丹系实质上行使公司大股东权利的主体。故针对本案两个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由实际出资人刘丹向上诉人主张权益。第三人刘丹作为本案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了规避债务，抽逃出资，不发股东分红，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让被上诉人彭健作为名义股东。若该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来进行处置，必将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时将更好的帮助刘丹抽逃出资，规避债务。为第三人刘丹转移财产提供了便利，使刘丹的相关债权人（目前已有刘丹的数位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法实现债权。综上，一审判决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并未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身份定义规则，将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权利确定归名义股东彭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实质主义规则下实际股东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则。 二、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彭健、第三人刘丹的身份性质认定错误，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由于一审判决倾向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未将被上诉人彭健和第三人刘丹的身份作为重点，导致未将第三人刘丹系本案两家有限公司实际大股东、彭健仅系名义股东的身份查清。上诉人朱洪在一审中提供的承诺书、“放管服”改革工作宣传会议照片、与第三人刘丹的微信聊天、彭建制作的分红明细表以及股东会决议等书面证据均能够足以证明彭健系鼎盛公司、瑞辰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实际股东为刘丹，被上诉人彭健与第三人刘丹之间系代持股关系。在本案中不应以商事交易外观主义来作为认定该案的重要条件，商事外观主义侧重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信赖利益，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彭健与第三人刘丹于2019年12月19日签订的承诺书已经足已证明被上诉人彭健是在第三人刘丹的授意下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且上诉人朱洪作为鼎盛公司、瑞辰公司的另一股东对股权的实际情况及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均是知晓的，所以本案中不存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的问题。恰好如此，本案应当探求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彭健、第三人刘丹的真实意思是因被上诉人彭健为名义股东，第三人刘丹为实际股东，第三人刘丹与上诉人都一致认为若将刘丹的股东身份显名化，将会使股权转让的手续变得复杂，所以为了程序的简便，便让名义股东被上诉人彭健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协议内容由上诉人与第三人刘丹自行协商达成。被上诉人彭健系在第三人刘丹的指示下与上诉人朱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彭健按照刘丹的指令配合办理公司的相关变更登记，上诉人朱洪按照刘丹的指令将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被上诉人彭健的名下。上诉人朱洪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原因在于第三人刘丹与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尚未处理完毕，经折抵后上诉人无须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项。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部分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望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谢！ 彭健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刘丹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彭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违约金以26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该款项清偿完毕时止，截止至起诉日已经产生的违约金为39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系鼎盛公司、瑞辰公司的股东。原告持有鼎盛公司股份70%，被告持股30%；原告持有瑞辰公司股份70%，被告持股30%。2019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持有的鼎盛公司70%的股权和持有的瑞辰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转让价700万元；支付方式为原告在2019年9月30日办理完毕股权变更手续后，被告支付50万元，剩余款项，在被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15日内(即2019年10月15日前)全部付清。合同由原、被告双方签名，并由第三人刘丹以在场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后，被告发现若直接持有原告的全部股份，可能导致两个公司的类型发生变化，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原告、被告协商由案外人朱睿（被告之子）代为持有鼎盛公司、瑞辰公司各10%的股份，案外人朱睿代持股权股份要完全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约束。协商一致后，原告、被告以及案外人朱睿三方于当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原告按照约定时间与被告、案外人朱睿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鼎盛公司的股权结构由彭健持股70%、朱洪持股30%，变更为朱洪持股90%、朱睿持股10%；瑞辰公司的股权结构由彭健持股70%、朱洪持股30%，变更为朱洪持股90%、朱睿持股10%。原告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44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260万元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另查明原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是从公司原股东夏睿卿受让所得，原告向夏睿卿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该款是原告直接向夏睿卿支付的，继而取得本案涉案公司的70%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意见，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鼎盛公司、瑞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原告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被告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被告在向原告支付44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至今拒付剩余款项260万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的原告是否适格；二、被告主张的抵销权是否成立。焦点一、原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是从公司原股东夏睿卿受让所得，原告向夏睿卿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该款是原告直接向夏睿卿支付的，继而取得本案涉案公司的70%股权，并非是受刘丹的委托或者是代刘丹持股，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刘丹是实际持股人，且刘丹本人也不认可其是案涉公司实际持股人。其次，本案中原被告的股权交易，都是在双方自愿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原告是经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符合商事交易外观主义条件，第三人刘丹在场签字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事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综上，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原告是股权转让的交易主体，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关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是否是代持股关系，是第三人与原告的内部关系，即使刘丹是本案的实际投资人也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的效力，被告不能以此为由来拒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焦点二、刘丹是否在涉案公司分红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公司是否按时分红是被告与公司的关系，被告不能以未获得公司分红款来对抗第三人，更不能抵销其应给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被告称本案是涉及两个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分别起诉的这个抗辩理由不成立的，本案涉及的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争议标的及股权转让款是密不可分的，股权转让纠纷其本质是合同类纠纷，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争议标的及股权转让款是密不可分的，原告针对同一转让协议提起诉讼，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请，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支持；被告辩解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朱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彭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违约金以26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日止)；二、限被告朱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彭健财产保全费5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910元，减半收取13955元，由被告朱洪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经审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彭健与朱洪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朱洪是否具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2019年9月30日彭健与朱洪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签订协议时涉及股权转让的鼎盛公司和瑞辰公司登记股东均为彭健与朱洪，不涉及其余登记股东利益，故上述两份协议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关于朱洪上诉彭健并非实际持股人，实际持股人系第三人刘丹的上诉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朱洪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刘丹系实际出资人，即便刘丹系实际出资人，也系刘丹与彭健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联，且也不影响朱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股权。关于朱洪上诉称其与刘丹之间的债权债务尚未处理完毕，经折抵上诉人无需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经本院审查，朱洪与刘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以此作为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理由。在协议签订后，彭健已配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彭健名下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朱洪与朱睿，在彭健依据协议履行义务后，朱洪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洪应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的15日内（2019年10月15日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双方均认可尚有260万元尚未支付，故一审法院判决朱洪支付260万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朱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910元，由上诉人朱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娟 审判员 **敏 审判员 查必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