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7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京汉，男，汉族，1956年1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潜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741779509N，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215号。法定代表人：裴杰，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京汉因与被上诉人宜昌市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运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3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京汉与被上诉人三峡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京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刘京汉的一审诉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三峡运输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中上诉人刘京汉提供了自购鄂Ｅ×××××、鄂Ｅ×××××、鄂Ｅ×××××三辆“星凯”牌高一级大客车的购车发票并陈述了挂靠于被上诉人三峡运输公司后自主经营的相关事实，该公司在庭审中也予以确认。根据我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实际出资人，上诉人刘京汉对案涉三辆大客车享有绝对物权，并且自主经营了四年多时间，至2011年9月8日，被上诉人三峡运输公司陈述，由于该车存在其他股东与上诉人刘京汉有争议可能引发社会稳定因素而擅自取消了其自主经营权并交予他人经营，属于上诉人刘京汉与其他股东协议的结果，上诉人对该事实予以否认，而原审认定上诉人刘京汉并未否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以“2011年9月处置群体事件时，刘京汉背后的全体实际出资人向政府部门和三峡运输公司提交的各项证据资料已明确显示刘京汉并不是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和权益所有人；原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法官王明兵亦对罗成军、刘生斌等6人出具的关于‘刘京汉将该线路经营权全部股份转让给我们，当时转让价格为一辆车10股，每股11万元……从线路开班运营一直到2011年9月份，刘京汉只是以其为合同签订者的身份配合我们办理相关手续，其没有任何股份，也未参与分红，也未出一分钱’的《证明》进行了调查核实，证明刘京汉早在2007年签订首期挂靠合同初始阶段，就已按照110万元/辆的价格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5辆车本身的经营收益权全部转让他人，已收取总共550万元款项，案涉无效合同关系背后的实际权利人是三峡运输公司和罗成军、刘生斌等实际出资人”。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3、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刘京汉在一审中提出的损失未予采纳也未作出评价，程序不当。上诉人刘京汉在一审立案时就依照相关规定提供了免交诉讼费的申请，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5860元案件受理费，剥夺了上诉人刘京汉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望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刘京汉的诉求。三峡运输公司辩称，1、关于本案事实认定，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准确。在本案之前，双方还有另外一个诉讼，案由不一样，但依据的事实一样，且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事实认定清楚，本案的一审法院依据之前诉讼的法院认定的事实作出的判决。2、上诉人刘京汉在一审诉讼的请求是购买车辆当时的购置款、配置款等等，诉求是购车成本，本案车辆运营多年，并且实际也已报废，即使认定本案车辆所有权归上诉人刘京汉所有，被上诉人三峡运输公司也只能返还车辆的残值，并不是购车成本。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京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峡运输公司偿还刘京汉在2007年投入宜昌至廊坊客运班线3辆高一级大客车的购车款165万元，配制款24万元，购车附加费16.5万元，接车费上牌费3万元，车膜3万元；2、赔偿违约金100万，共计3115000元；3、三峡运输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峡运输公司（甲方）与刘京汉（乙方）于2006年9月30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刘京汉投资申报宜昌至廊坊长途客运线路，由三峡运输公司负责向湖北省交通厅道路运输管理局申报客运线路的相关手续。2007年1月26日，宜昌至廊坊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经湖北省交通厅道路运输管理局批准，线路牌号为EA10116、EA10117、EA10118。2007年1月31日，刘京汉与安徽安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购买3台卧铺车，单价66万元，总金额198万元，预付3万元整，年前打款10万元，余款提车时一次性付清。2007年5月10日，其取得3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每发票金额显示每台车的销售单价为47.5万元，3台车共计142.5万元。2007年6月14日，车辆均登记到三峡运输公司名下，牌照号为鄂Ｅ×××××、鄂Ｅ×××××、鄂Ｅ×××××。2007年7月1日，双方签订第一份《公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内容为：乙方（刘京汉）自购车辆鄂Ｅ×××××、鄂Ｅ×××××、鄂Ｅ×××××，承包甲方（三峡运输公司）宜昌——廊坊公路客运线路，进入甲方客运车站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业务。乙方自负经营成本费用，自负盈亏，自担安全风险，自主经营，合同期限自2007年7月起至2008年6月30日止，该合同双方实际履行至2010年6月30日。2010年6月12日，双方续签第二份《公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从2010年7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甲乙双方商定续签协议。合同期满后，双方于2011年1月16日续签第三份《公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内容与前合同一致，合同期限为一年，即从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1年期间，因刘京汉与其内部出资股东之间产生纠纷，刘京汉所代表的实际出资人罗成军等人带领约30人在夷陵区客运站前拉横幅高喊“还我血汗钱、还我公道”等口号，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群体事件。夷陵区副区长李世民责成区交通局、公安分局、文明办等单位组成专班，要求三峡运输公司对事件进行协调处理。在处置该事件过程中，该实际出资人群体出具了2007年9月27日刘京汉与宜昌至廊坊线路全体股东代表许远东、徐生平、朱显喜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刘京汉将合法有效的购车税务凭证和所有为车队开支的条据（借款、押金等）全部完整地交给股东代表。二、刘京汉负责将宜昌至廊坊线路的车辆归属权进行更名……”，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刘京汉并未否认。2011年9月8日，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查清刘京汉背后的全体实际出资人后，三峡运输向长阳县土家族运输公司等相关单位发出《关于变更廊坊班线财务结算负责人的函》，决定从2011年9月8日起取消刘京汉的票款结算权，改为直接与实际权利人履约。事后，刘京汉就《公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履行问题与三峡运输公司发生纠纷。2016年10月，刘京汉向夷陵区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三峡运输公司返还押金153000元，并承担押金利息153000元；2、赔偿经营损失7804148.57元；3、判令三峡运输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夷陵区法院于2017年5月7日作出判决。一审判决后，刘京汉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鄂05民终24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2017年12月6日，夷陵区法院于2018年3月8日重新开庭审理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承包经营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判决三峡运输公司在判决生效后返还刘京汉押金122000元，并自2011年9月8日期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8%支付利息，同时驳回刘京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86元由三峡运输公司负担。刘京汉仍不服夷陵区法院一审判决，再次上诉至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京汉不服一、二审判决，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承包经营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原审将其认定为无效，并无明显不当。另一方面，二审法院也在刘京汉主张的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履约行为进行了分析。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了刘京汉和三峡运输公司均不得未经对方同意将线路经营权再次转让、转包或抵押给其他运输单位及个人经营，否则视为严重违约，其中约定如刘京汉擅自停业歇业、因经济纠纷扯皮终止经营或严重违章经营，未经同意将线路经营权转让、转包或抵押给其他运输单位及个人经营，则三峡运输公司有权收回线路牌和道路运输许可证及单方解除合同等。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京汉在履约过程中与其合作伙伴发生分歧，后刘京汉退出经营管理，转让经营车辆，并协议将经营线路予以更名，可以证明刘京汉在经营期间存在让与线路经营相关权益、分割车辆股份等行为，在与合作股东发生纠纷后又协议转让车辆及线路经营权、收取部分转让费，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由于刘京汉违约在先，三峡运输公司对此发函取消其票结算权，单方解除合同，不构成违约。故二审认定刘京汉向三峡运输公司主张违约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也无不当。刘京汉主张2011年12月31日之后的预期利益损失，亦缺乏合同依据，裁定驳回刘京汉的再审申请。但同时释明，刘京汉的申请再审虽提出车辆报废损失事宜，但在其起诉请求中并不包含车辆报废的损失，其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2009年后的《公路客运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是案涉合同已经被确认为无效，本案并非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还涉及原《协议书》，同时，刘京汉此前已将案涉合同争议纠纷提交夷陵区法院、宜昌市中院、湖北省高院三级法院审理，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因此，本案由一审法院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在2011年9月处置群体事件时，刘京汉背后的全体实际出资人向政府部门和三峡运输公司提交的各项证据资料已明确显示刘京汉并不是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和权益所有人；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法官王明兵亦对罗成军、刘生斌等6人出具的关于“刘京汉将该线路经营权全部股份转让给我们，当时转让价格为一辆车10股，每股11万元……，从线路开班运营一直到2011年9月份，刘京汉只是以其为合同签订者的身份配合我们办理相关手续，其没有任何股份，也未参与分红，也未出一分钱”的《证明》进行了调查核实，证明刘京汉早在2007年签订首期挂靠合同初始阶段，就已按照110万元/辆的价格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5辆车本身的经营收益权全部转让他人，已收取总共550万元款项，案涉无效合同关系背后的实际权利人是三峡运输公司和罗成军、刘生斌等实际出资人。在案涉挂靠合同关系被确认无效后，即便存在车辆报废损失，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赔偿损失，车辆或经营权的实际出资人或其指定代表的请求权也应优先于刘京汉。在三峡运输公司已与实际权利人代表朱海山达成一致，将3台车辆报废补贴40480元中的28000元转账支付后，已经与实际权利人之间就车辆报废损失完成了自由处分，该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刘京汉再主张车辆报废损失即属于重复主张，亦未取得实际权利人的授权，可能损害他人权利，不予支持。庭审中，刘京汉自行撤回了关于违约金100万元的请求，予以准许。本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京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60元（已减半），由刘京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争议的车辆所有权属于谁，三峡运输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偿还购车款的责任；2、案涉运输线路和车辆经营权如何界定。一、关于本案争议的车辆所有权属于谁，三峡运输公司是否应该偿还购车款的问题。本案所涉鄂Ｅ×××××、鄂Ｅ×××××、鄂Ｅ×××××三辆“星凯”牌大客车，2007年1月以刘京汉的名义在安徽安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购置，同年6月登记在三峡运输公司名下。2007年9月27日，刘京汉与宜昌至廊坊线路全体股东代表罗成军、刘生斌、朱显喜等人签订《协议书》，将案涉车辆的股权转让给已实际占有案涉车辆的上述股东，刘京汉亦收取了转让费,其主张对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后，购车款的权利人应为以罗成军、刘生斌、朱显喜为代表的宜昌至廊坊线路的股东，且所涉车辆于2015年进行了报废、注销，车辆报废补贴也已转入实际权利人账户。故三峡运输公司不应再承担偿还购车款及其他的配制配套费用的责任。二、案涉车辆经营权如何界定的问题。一方面，刘京汉与三峡运输公司之间关于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实质上的履行后果是刘京汉作为个人经营长途客运专线，违反了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交通部相关政策性文件禁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擅自转让、租借行为等规定，该经营协议应归于无效。另一方面，即便按刘京汉主张的合同有效，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了刘京汉和三峡运输公司均不得未经对方同意将线路经营权再次转让、转包或抵押给其他运输单位及个人经营，否则视为严重违约，其中约定如刘京汉擅自停业、歇业、因经济纠纷扯皮终止经营或严重违章经营，未经同意将线路经营权转让、转包或抵押给其他运输单位及个人经营，则三峡运输公司有权收回线路牌和道路运输许可证及单方解除合同等。刘京汉在履约过程中与其合作伙伴发生分歧，后刘京汉退出经营管理，转让经营车辆，并协议将经营线路予以更名，可以证明刘京汉在经营期间存在让与线路经营相关权益、分割车辆股份等行为，在与合作股东发生纠纷后又协议转让车辆及线路经营权、收取部分转让费，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由于刘京汉违约在先，三峡运输公司对此发函取消其票款结算权，单方解除合同不构成违约。且关于合同效力和经营权的问题，已经省高院生效裁判认定。故刘京汉关于享有案涉车辆所涵盖的经营权以及三峡运输公司应支付相关违约金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刘京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20元，由刘京汉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昊审判员 李 丹审判员 王瑞菊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尹新军书记员熊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