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丽，女，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凯丽山庄四区二街17号，公民身份号码432************24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薇，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英，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6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其东，男，197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公民身份号码440************33X。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梅，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恒德，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艳丽因与被上诉人刘红英、冯其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0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英、冯其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支付资产转让款138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2420元（按每日万分之三从2019年8月13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11日，应计至实际清偿日止），两项合计139242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艳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2日，刘红英、冯其东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刘艳丽签订《安琪托儿所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一份，双方在第一条确认了安琪托儿所的注册资本、消防备案、租赁情况、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员工情况、生源情况、对外涉诉情况，并确认对外担保情况为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英晖托儿所向中国银行贷款担保（尚欠80万元），没有对外负债。双方在第二条中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就目标托儿所上述第一条现状，甲方将托儿所整体作价328万元出让给乙方。第三条约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支付40万元定金，在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本协议第一项核对无误且办理转租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200万元（含定金），余款128万元在甲方将目标托儿所的投资人、负责人等相关备案变更至乙方指定人员，拿到相关变更证书后支付甲方。第四条约定，甲方在收到定金之日起3日内，负责协调房东，将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变更至乙方指定的人员，且相关承租期限不能少于原租赁合同剩余期限，租金等租赁条件不得高于原租赁合同；甲方原缴纳押金共计22万元在办理好租赁变更手续后，由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第五条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首期款后150日内，办理妥相关备案变更至乙方及其指定人员名下，登记备案变更的税费由甲方承担。第六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该托儿所相关资质、财务、人事及财产审核，并在审核完成当日办理交接让手续；2019年4月1日之前产生的费用，包括员工工资、租金、水电费等各项与目标托儿所相关的费用支出由甲方承担，交接之后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2019年4月1日起所有收入（含已预收的托管、保教及伙食费等）归乙方所有。第七条约定，甲方未披露或者披露不实目标托儿所相关情况，出现新的债务的，甲方除应承担相关债务外，还须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如因自身债务问题，或者其他行政限制问题，而致使相关登记变更无法履行的，甲方除须全额返还已收取乙方支付的款项外，还须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甲方逾期不配合办理登记备案变更手续的，须按照乙方已支付价款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逾期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乙方逾期支付出让价款的，须按照应支付价款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逾期3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支付的首期款后5日内，办妥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否则须按照总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逾期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第八条约定，由于员工工资是在下月15号发放，为顺利交接应由甲方承担的2019年3月工资，届时在转让首期款中扣除由乙方负责支付；甲方承诺在2019年5月31日前缴费生源达到300人以上，否则转让价格按照318万元支付，即届时支付合同第三条尾款为118万元。2019年3月12日，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转账支付了400000元。2019年3月21日，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转账支付了1280000元。2019年3月27日，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转账支付了100000元。2019年3月29日，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转账支付了120000元。以上转账金额合计为1900000元。2019年3月25日，刘红英向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递交了变更申请书。同日，制订了新章程。2019年4月1日，双方完成了租赁变更手续。同日，双方签订了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安琪托儿所举办者任职期间财务清算报告。2019年7月11日，刘红英结清了安琪托儿所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的贷款。2019年8月5日，刘红英结清了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英晖托儿所在中国银行的贷款。2019年8月12日，涉案托儿所变更手续获得批准。2019年9月3日，双方办理了资料移交。2019年9月9日，刘红英、冯其东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等材料，2019年9月12日，刘艳丽向刘红英、冯其东邮寄了关于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该邮件于2019年9月16日送达刘红英、冯其东。2019年9月17日，刘红英、冯其东向刘艳丽送达了回复函，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在此期间，刘红英与刘艳丽时有微信沟通。2019年3月19日，刘红英在微信中说“首期200万+押金22万-40万已付-22万已付=160万呵”，刘艳丽答“上次说了由于我之前是按200万（含押金）准备的，因此现押金另记的话那22万要多给些时间我，下周内给你哦”。2019年3月21日，刘艳丽在微信中说“200-40-22-10（预留三月份工资，到时按实际数目多退少补）=128，另外超我预计那22万下周内给你”，刘红英答“你这样真的不妥吧”“该我出的我一分不少会出”“再说15号才发工资，扣也应该是在下一笔扣工资数”。2019年9月2日，刘红英在微信中说“美女：2017年-2019年3月合计残联金11239.24元，因为暂无法扣除，我把这比款预留给你代缴”。2019年9月3日，刘红英在微信中说“尾款1280000-100000-11200=1168800元”“你怎么回事”“做人需要做成这样吗”。2019年4月10日，安琪托儿所园长邓娟在与刘艳丽的微信聊天中称“工资合计：81783元”以及2019年安琪应付未付款项含教材费10725元、退教师工服款1800元、3月电费2407元、教师最后一月产假补贴1300元。同年4月15日，刘艳丽向邓娟转账支付了81783元。一审庭审中，刘红英、冯其东确认截至2019年5月31日前安琪托儿所生源未达300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二是尾款金额是多少，刘艳丽应否向刘红英、冯其东支付。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约定刘红英承诺在收到刘艳丽支付的首期款后5日内，办妥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否则须按照总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逾期30日的，刘艳丽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从本条款来看，刘艳丽行使解除权的条件有二，一是刘红英未在收到刘艳丽支付的首期款后5日内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二是逾期解除贷款担保手续的时间超过30日。从本案来看，刘艳丽应向刘红英支付的首期款为200万元，且刘艳丽有权扣除2019年3月份的员工工资。然而，刘艳丽至今只向刘红英支付了190万元，即使加上2019年3月份的员工工资81783元，尚不足200万元，两者相差18217元。而刘艳丽虽在微信中提出预先扣除10万元，但是从微信的聊天记录中可知，刘红英是一直提出异议的，双方就此并未达成合意。刘艳丽的履行尚难称得上是完全履行。刘艳丽并不享有要求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的权利。刘艳丽以刘红英、冯其东逾期30日未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为由行使解除权无理。退一步讲，即使刘艳丽未支付该18217元的款项数额较小，似可视为履行上有少许瑕疵，刘艳丽似有权要求刘红英解除担保手续。然而，刘红英于2019年4月即将涉案托儿所交付给刘艳丽经营，并于2019年8月12日办理了涉案托儿所的变更登记手续，于2019年9月3日办理了资料移交。可见刘红英一直在积极履行涉案合同。虽然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于2019年8月5日方解除，但该迟延解除并未对合同的履行构成重大影响，难称得上是重大违约，刘艳丽以此为由解除涉案合同不当。故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尚未解除。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2019年5月31日前缴费生源应达到300人以上，否则转让价格按照318万元支付，而刘红英确认生源未达到300人以上，故，刘艳丽应向刘红英支付的款项为318万元。刘艳丽提供的证据中虽载明2019年3月份员工工资为82009元，但是安琪托儿所园长与刘艳丽在确认该金额之后的聊天中再次更改2019年3月份员工工资为81783元，故法院确认2019年3月份员工工资为81783元。刘红英确认2017年至2019年3月残联金11239.24元未支付，由刘艳丽在应付款项中预留支付，而该款项应予扣除。如此，扣除刘艳丽已支付的190万元及2019年3月份员工工资81783元、2019年安琪应付未付款项含教材费10725元、退教师工服款1800元、3月电费2407元、教师最后一月产假补贴1300元、2017年至2019年3月残联金11239.24元,刘艳丽尚未支付的款项为1170745.76元。双方约定余款于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支付给刘红英，现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刘艳丽应支付上述款项。然，刘红英、刘艳丽并未约定余款支付的时间，刘红英要求刘艳丽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无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艳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红英、冯其东1170745.76元；二、驳回刘红英、冯其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为8665.8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665.89元（刘红英已预交），由刘红英、冯其东负担2175.62元，刘艳丽负担11490.27元并直接支付给刘红英、冯其东，法院不作收退。刘艳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红英、冯其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刘红英、冯其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缺乏依据。（一）案涉《转让协议》第六约定了“2019年4月1日之前产生的费用，包括员工工资、租金、水电费等各项与目标托儿所相关的费用支出由甲方承担”，一审已查明2019年4月1日之前产生的费用有工资81783元、教材费10725元、退教师工服款1800元、电费2407元、教师最后一月产假补贴1300元,费用合计98015元，与100000元相差是1985元，并非一审认定的“即使加上2019年3月份的员工工资81783元，尚不足200万元”，两者相差1985元，而非18217元。（二）一审认定“被告虽然在微信中提出预先扣除10万元，但是从微信的聊天记录中可知，原告刘红英是一直提出异议”缺乏事实依据。刘红英异议的是什么时间扣除10万元，而非扣除10万元本身。同时，由于可能还有一些费用没显现出来，故双方同意按照与已知的8万多元工资以及水电等的大概数10万元扣除，事实上与4月10日统计才相差1985元，而且后来也出现残联金11239.24元未支付情况。二、一审判决以刘红英迟延解除担保“难称得上是重大违约”，得出“被告以此为由解除涉案合同不当”，缺乏依据。（一）刘艳丽解除合同是基于《转让协议》第七条第5项的约定，该条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利益，符合公序良俗；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合理，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二）合同约定在首期款200万元支付后5日内解除担保，从刘红英披露的情况来看其仅有80万元的担保，收取首期款200万元后刘红英完全有能力立即归还，这恰恰也是双方约定预付首期款的初衷。另外，约定了逾期情况下支付每日万分之三的利息，即月息不足1%…，利率适当。最后，还有30天的期限，在超过30天的情况下才有解除权。从刘红英披露的担保80万元来看，相对于总金额320万元的交易，占比超过40%，系较高的交易风险，所以约定刘红英须及时支付解除担保，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刘红英违反约定，属于重大违约，显然非一般性的过失或者履约瑕疵。刘艳丽在二审诉讼中，补充上诉意见称：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刘艳丽在一审答辩中明确提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红英也承认代冯其东签署民事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情况。但一审法院未告知刘艳丽或者在判决中认定是否向冯其东核实相关情况，也未对刘红英及其代理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剥夺刘艳丽的相关诉讼权利，属于明显的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违背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转让方掌握全部信息，对于受让方而言必须依赖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作出的如实披露。如实披露义务是刘红英的一项重大义务，是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诚信基础。刘红英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诚信行为，刘艳丽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解除合同的选择是合理的：（一）刘红英披露了目标托儿所对外担保余额80万元，但并未披露提供相关依据，如贷款合同、贷款还款明细等。刘艳丽无从也无法查证,基于诚信原则选择相信刘红英，与之签订合同；（二）在履行解除担保义务过程中，刘红英从未主动进行披露相关信息,直到2019年9月2日在刘艳丽追问时才予以披露；（三）在诉讼过程中，刘红英在首期款已足额支付情况下，还谎称尚有10万元未支付，暴露其不诚信的一面；（四）刘红英在本案诉讼中才披露了在双方交易当时目标托儿所尚有200万元的贷款债务，明显与其在签订合同当时披露的不一致，进一步证明刘红英披露严重不实，依据《转让协议》第一条第6项，其行为属于故意隐瞒；（五）直至诉讼时，刘红英对托儿所的实际财务状况仍有欺瞒，试问刘红英是否还存在对外以目标托儿所名义的欠债，或者担保？而这些刘艳丽无法从第三方处查询，根本无从知晓，只有刘红英自己才知晓，案涉交易存在重大风险。被上诉人刘红英、冯其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刘艳丽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关于有关事实认定问题。（一）关于实际付款与约定应付款200万元的差额问题。即使按刘艳丽主张的差额是1985元，也足以证明其并没有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解除担保前应支付的200万元，合同约定解除担保的条件并未成就，刘红英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一审判决认定该迟延解除不属于重大违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二）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对于刘艳丽提出预扣10万元，刘红英一直是不同意的，该主张属刘艳丽单方行为，对刘红英不具法律约束力。至于2017年至2019年3月份的残联金11239.24元，双方约定也是在应付款中预留支付，但刘艳丽拖欠100多万元余款拒不支付，与预留应支付的款项明显不对等，且在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刘艳丽仍拒绝将约定应抵扣的款项抵扣后的佘额1170745.76元支付给刘红英，显属恶意拖欠。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约定的余款支付条件已成就，刘艳丽应支付1170745.76元，理据充分。二、关于刘艳丽解除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刘艳丽在刘红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当日即2019年9月16日才向刘红英发出《关于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刘红英起诉要求履行合同在先，刘艳丽行使解除合同权在后，依法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本案，刘红英迟延解除担保手续，属于依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并不属于违约行为。在刘艳丽未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解除担保前应支付的200万元前，解除担保条件尚未成就，刘红英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并不构成违约。（二）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刘艳丽从未就迟延解除担保手续提出过异议，也没有催告刘红英履行该义务，应视为其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刘红英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于2019年4月将案涉托儿所交付给了刘艳丽接管经营，于2019年8月12日办理了案涉托儿所的变更登记手续，于2019年9月3日办理了资料移交，刘艳丽的合同目的已全部获得实现，案涉托儿所至今仍由刘艳丽经营管理和收益。虽然刘红英在2019年8月5日才解除银行贷款担保手续，但并未对合同的履行构成重大影响，也没有因此致使刘艳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合同严守原则，案涉合同依法应继续履行，其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规定。（三）刘艳丽除在2019年9月16日向刘红英发出《关于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外，在一审阶段并没有反诉请求确认合同已解除和支付违约金，至今也没有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解除和支付违约金，更没有将案涉托儿所交还给刘红英，而是一直经营管理收益至今。刘艳丽仅以迟延解除通知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拒不支付100多万元转让款余款，显然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且，根据“不诉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刘艳丽关于解除合同的主张，超出了一审请求的范畴，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审查。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刘红英、冯其东诉请刘艳丽履行双方签署《转让协议》，支付合同余款1380000元及违约金；刘艳丽辩称其已依约解除该协议，且刘红英逾期办理解除抵押，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其有权拒付尾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刘红英、冯其东诉请刘艳丽支付案涉转让协议尾款1380000元应否予以支持。刘艳丽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因刘红英逾期办理案涉托儿所的抵押解除手续，构成违约行为，其依据《转让协议》第七条第五项约定已向刘红英、冯其东发出《关于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案涉协议已经解除，且刘红英应因其违约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一方面，从解除权行使的诉讼程序要求上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提出抗辩；（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的规定，刘艳丽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主张，但其并未提出反诉，其此项主张不符合程序要求。另一方面，从解除权行使的实体要件上看。虽《转让协议》第七条第5款约定“甲方（刘红英、冯其东）承诺在收到乙方（刘艳丽）支付的首期款后5日内，办妥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逾期3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出让总价款20%承担违约责任”，刘红英、冯其东于2019年7月11日始结清涉诉托儿所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的贷款，距合同签订日2019年3月12日已近4个月，但实际上，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刘艳丽至今并未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首期款200万元，而且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就一直就工资确定、押金处置等问题不断进行协商，商谈过程直至争议的贷款清还之后仍在持续，明显反映了刘艳丽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因此，在前述“办妥解除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担保手续”义务已履行完毕，未对刘艳丽实体合同权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涉诉托儿所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并由其实际经营至今的情况下，应认定刘艳丽签署涉诉《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基本实现，其于刘红英、冯其东起诉请求支付合同尾款后以通知形式主张解除合同及承担违约责任明显无理。刘艳丽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涉诉合同未解除，刘艳丽应向刘红英、冯其东支付尾款1170745.76元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31.78元，由上诉人刘艳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