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94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东光，男，1986年2月1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从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倡，贵州百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省从江县红枫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从江县谷坪乡谷洞村。法定代表人：胡忠发，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东光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从江县红枫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枫木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东光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红枫木业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⒉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仲裁申请中虽然把国家工伤保险基金的赔偿项目以及用人单位的赔偿项目全部列在仲裁请求中，但上诉人由于不懂法律并不知道哪些项目由国家工伤保险基金赔付，哪些项目由用人单位赔付。在仲裁申请书中列明全部的赔偿项目并不代表在调解中就针对仲裁申请中的全部赔偿项目与被上诉人进行调解。况且，仲裁调解书上并未明确上诉人放弃了国家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更未明确国家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上诉人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其次，从仲裁调解书的第二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停工留薪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费用共计壹拾伍万元（￥150000.00元），被申请人不在承担申请人任何费用”的文字记载来看：其一，所罗列的赔偿项目全部为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而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中主张的国家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没有以文字形式记录进该条来，而该调解书的第一页明确的记载了上诉人申请的赔偿的项目包括国家工伤保险基金的赔偿项目（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在内；其二，该条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在支付15万元之后，被上诉人不再承担任何费用。这更加说明了调解协议书只是针对被上诉人的支付义务进行调解。再次，调解书中的护理费是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是需要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才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该护理费是做了伤残等级评定后工伤职工生活不能自理，认为还需要护理的才予以支付。而上诉人在黔东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伤残评定时，委员会作出了六级伤残及停工留薪期210天的结果，也就意味着上诉人的工伤伤残情况没有达到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的生活护理费的条件，而一审法院认为调解书中的护理费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生活护理费，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误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仲裁调解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因工伤待遇纠纷于2019年9月9日向从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9月24日开庭前，仲裁庭已经说明了工伤赔偿包括了国家工伤保险基金赔偿部分和用人单位赔偿部分，由于缴纳了工伤保险，国家工伤保险基金部分按规定支付就可以了，无需双方就国家支付部分协商。双方仅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调解就可以了，双方均表示同意调解，随后在仲裁员马妮的主持下进行仅就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仲裁调解协议书。结合上诉人工伤达到六级的客观事实，以后的劳动力因工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按照法律规定，工伤六级伤残应当赔偿给上诉人的赔偿金额至少在30万以上（不包括医疗费），调解时仲裁员也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计算用人单位应当赔偿十九万多。当时上诉人为了及时得到用人单位的赔付，才在用人单位的应赔金额中让利了近5万元给用人单位，双方才达成了仲裁调解协议。仲裁调解协议仅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支付的部分达成的协议。二、一审受理此案程序错误，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仲裁调解书生效后，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约定内容履行支付义务，上诉人依法向从江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期间，被上诉人向法院执行局提出了暂缓执行申请，过后又将9万元交到了法院执行局，在整个执行程序中并未提出异议。为此，执行局才强制执行了被上诉人9万元，执行程序完全合法。既然案件都根据生效的文书执行完毕了，一审以不当得利受理此案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也违反了法律赋予调解书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如果被上诉人在执行阶段对执行款有异议，应当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不是不当得利之诉，一审法院应当不予受理该案，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仲裁调解协议书一经签字及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对生效的仲裁调解协议内容进行否定，认定调解协议的协议内容包括了国家工伤保险基金赔偿的部分在内，明显超出了认定的范围。原审认为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清楚的，应当向仲裁庭进行询问、核实情况，而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生效的仲裁调解书进行评判。况且，该案在执行阶段，仲裁庭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当时调解的情况。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调解书》中15万元包括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那么2019年11月25日社保局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86670.40元给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应以这86670.40构成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不是生效的调解书约定的9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是诉讼对象或客体错误。而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86670.40元，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并且判决书中对涉讼的9万元并未作出任何定性。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2020年1月8日，从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被上诉人说明了情况，并出具了《仲裁补充调解书》作为对仲裁调解书的解释，但当时被上诉人拒绝领取。根据《仲裁补充调解书》内容，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上诉人86670.40元（本人工资5416.90元×16个月）后，上诉人根据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并不构成重复获得，不构成不当得利。2、《工伤保险条例》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其次是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不是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就免除了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正是被上诉人缴纳了工伤保险，上诉人才获得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认为缴纳了工伤保险就应当视为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否则用人单位就没必要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这属于逻辑错误，更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的误解。被上诉人红枫木业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劳动仲裁调解书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针对双方调解的内容要结合证据来判断，能从被答辩人提交的仲裁庭的仲裁申请书以及仲裁调解书陈述的请求事项来看是一致的及调解的内容是包括劳动工伤全部的赔偿项目在内的。在2019年9月9日仲裁庭开庭当天，由于县内扶贫工作的原因，只有一名仲裁员，开庭无法进行，因此，当时工作人员就叫双方进行协商。工作人员一直未参与到双方的协商过程，因此仲裁庭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最后双方将同意解除劳动关系，答辩人赔偿被答辩人诉请的全部费用15万元，告知仲裁员，仲裁员才按照该意思作出的调解书。2、交纳工伤保险是答辩人按劳动法的规定交纳，同时也是为了减轻用人单位在具体劳动工伤赔偿中的支付责任。二、一审受理此案程序合法及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将执行程序与答辩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程序混为一谈，答辩人对劳动仲裁裁决书的法律效力并无争议，仅是针对答辩人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支付义务有争议，现被答辩人违背诚信原则要求重复支付，答辩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而提起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程序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红枫木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⒈判令被告退还（2020）黔2633执14号执行款90000元；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吴东光于2018年5月1日进入红枫木业处打工，系红枫木业的雇工。2018年10月19日，吴东光在红枫木业断料车间进行断料作业时操作不当致右手拇指、环指、中指被电锯锯伤，后经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又经黔东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能力为六级伤残。吴东光受伤后，红枫木业先后将吴东光送至位于广西柳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8医院及黎平县的诚德医院进行治疗，所产生的治疗费、护理费、食宿费等费用共计150701.29元全部由红枫木业支付，后由红枫木业到从江县社会保险事业局从工伤保险基金报销部分医疗费用后，其余未能报销的部分费用由红枫木业承担。2019年9月9日，吴东光向从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赔偿其停工留薪工资、住院伙食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共计337403元，而红枫木业自行计算出以上各项赔偿款为246762.50元。2019年9月24日，原、被告在从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自行协议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红枫木业赔偿吴东光停工留薪工资、住院伙食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费用共计150000元，同时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当日由从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按照双方的协议意见出具了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书予以确认。在收到调解书的当日，红枫木业就支付给吴东光60000元。因为原告还给雇工缴纳工伤保险，所以2019年11月25日从江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670.40元支付给了吴东光。红枫木业认为两笔费用包括在协议书150000元之内，就不再支付调解协议书中下欠的90000元，而吴东光认为从江县社会保险事业局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670.40元不在协议书150000元之内，并认为红枫木业未全面履行协议义务而向从江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该院依法立案执行后，红枫木业已于2020年1月16日向法院交纳了该90000元，但红枫木业认为该90000元属于重复支付，与调解书相违背，红枫木业便于2020年2月19日向从江县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判决吴东光退还该90000元，并向法院申请对该90000元进行诉讼保全，该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裁定，将该90000元扣留在该院执行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有：1.原被告是否有权对社保基金应当赔付的部分费用进行调解？2.调解书中所达成的150000元协议是否包含了吴东光的所有的赔偿款项，还是只是用人企业应当赔偿的部分？3.原告就履行调解协议中的90000元提起的返还不当得利诉讼程序是否合法？该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为：一、原被告是否有权对社保基金应当赔付的部分费用进行调解。从本案被告的仲裁申请事项来看，其请求事项包括：停工留薪工资、住院伙食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这些权利，在产生纠纷后，可以由当事人自行调解，也可以由仲裁机构进行调解，诉讼到法院后还可以由法院进行调解。所以，本案当事人是完全可以就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费用进行调解的，这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二、调解书中所达成的150000元协议是否包含了吴东光的所有的赔偿款项，还是只是用人企业应当赔偿的部分。该院认为调解书中的150000元是吴东光的所有仲裁请求的调解，包括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费用。理由有三，首先从本案被告吴东光的仲裁申请项目来看，其请求事项中既有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费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金、护理费），也有应当由用工企业支付的部分费用（停工留薪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说明双方实际上已经就上述两个方面的事项进行了调解；其次，结合被告的仲裁申请项目及调解书第二条150000元的项目包括“停工留薪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内容来看，既有应当由用工企业支付的部分费用，也有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费用在内，这就说明调解书的内容已经包括了吴东光的所有仲裁请求；其三，法律并未禁止仲裁机构对劳动工伤争议应当由用工企业支付的部分费用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费用一并进行调解，仲裁机构对这两个部分费用一并进行调解有法可依，合法有效。三、原告就履行调解协议中的90000元提起的返还不当得利诉讼程序是否合法，该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因此致他人遭受损失所获得的利益。吴东光所取得的9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也即是否属于重复获得？吴东光辩解其不构成不当得利。该院认为，仅从吴东光依据生效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来看，其取得原告交纳的90000元是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吴东光所取得的90000元的行为属于重复获得，构成不当得利。理由如下：1.原、被告双方在仲裁机构所达成的协议，是吴东光的全部仲裁请求；2.仲裁调解书并未注明150000元只是用工企业应当支付的费用而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费用另外给予；3.《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就是为了保障因工伤遭受损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所以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条例规定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法律并不禁止工伤保险基金为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支付的费用，如果用人单位拒不交纳工伤保险，那么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则需要按照条例规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也正是因为原告红枫木业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用，被告吴东光才能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670.40元，这应当视为用工企业即原告红枫木业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要不然用人单位也没有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费的必要；4.吴东光虽然有调解书作为依据有取得150000元的权利，但事后其因为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670.40元，相当于已经取得了调解书确定的权利，就丧失了再次取得90000元的合法根据，而且还因此致他人（红枫木业）遭受损失（支付90000元），因而所获得的利益属于重复获得，构成不当得利。（二）关于原告提起的返还不当得利诉讼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被告在庭审中辩解，原告与被告的工伤待遇赔偿纠纷一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工伤赔偿纠纷已结案，生效的调解书目前没有经法律程序撤销，原告就此事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是原告如认为90000元的执行存在异议，应当提起执行异议申请，或者驳回过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该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非劳动工伤争议之诉，而是因为履行工伤赔偿调解书确定义务过程中的争议，并非重复诉讼；其次，原告并非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所以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提出执行异议。第三，原告也不是对执行标的有异议，也不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故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按照仲裁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被告应当获得150000元的赔偿，原告只支付60000元，工伤保险基金也只支付86670.40元，两项共计只有146670.40元，与150000元还少3329.60元，因而原告还应当支付被告3329.60元。鉴于原告履行义务的90000元因原告申请进行了诉讼保全还扣留在该院执行局尚未实际支付给被告，待该院判决被告退还原告86670.40元的判决书生效后，可由该院执行局从收取原告90000元执行款中支付被告3329.60元，退还原告86670.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吴东光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贵州省从江县红枫木业有限公司86670.40元；二、驳回贵州省从江县红枫木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1025元，诉讼保全申请费920元，共计1945元，由贵州省从江县红枫木业有限公司负担975元，由吴东光负担97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吴东光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对方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调解书生效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以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为由拒绝支付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应当按照调解书内容履行剩余9万元支付义务。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是一审庭审之前就已形成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并称被上诉人已按调解书支付赔偿款给上诉人。第二组证据：从江县劳动仲裁委《仲裁补充调解书》，拟证明“从劳人仲案调（2019）第46号”调解书仅仅针对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部分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调解书支付内容并未包括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后认为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已将无论是企业或者是工伤保险部门应该赔偿的赔偿款全部进行了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后，仲裁委在并未再次召集双方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出具该《仲裁补充调解书》程序违法。第三组证据：①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拨付单、②贵州省工伤保险发放明细表，拟证明社保局支付给吴东光的86670.40元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直接支付给受伤职工的。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后认为红枫木业已按照法律规定向工伤部门缴纳保险金，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赔付责任。所以在调解过程中将企业赔付的部分一并进行了调解，该86670.40元是企业应该赔付费用中的一部分。第四组证据：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拟证明上诉人本身是贫困户，经济困难，不可能在调解过程中过多放弃自己的权利。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这个证据与本案无关，调解是基于自双方愿的，不能用该证据去推翻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期间，上诉人吴东光向本院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法院向从江县劳动仲裁委经办人马妮核实当时调解的情况。经本院委托一审法院向马妮调查了解，马妮称因第一次调解时没有做笔录，只是按双方自行协商后提交的书面调解意见制作“从劳人仲案调〔2019〕第46号”调解书。第二次（2020年1月8日）制作的《仲裁补充调解书》没有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没有调解笔录，也没有送达给双方当事人。针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审查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即“调解书生效证明”、第三组证据“即①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拨付单、②贵州省工伤保险发放明细表”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即《仲裁补充调解书》不予采信，因仲裁机构在2019年9月24日第一次调解时已按双方的调解意见制作了《调解书》后，2020年1月8日又出具这份《仲裁补充调解书》前，并未另行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未征得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制作该《仲裁补充调解书》，程序上不合法，并且该《仲裁补充调解书》也未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仅能证明吴东光属于贫困户，并不能否定其在仲裁调解时自愿放弃部分权利的事实。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理由及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在2019年9月24日达成的“从劳人仲案调〔2019〕第46号”《调解书》所约定的赔付金额15万元，是否已包含社保机构赔付的款项在内？2、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受理此案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上述争议焦点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功能之一是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如果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上述规定说明了职工因工受伤后，已经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赔偿款，不能再向用人单位重复要求赔偿。根据受害人吴东光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时提出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吴东光请求仲裁赔偿的项目有赔偿其停工留薪工资、住院伙食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共计337403元，按“从劳人仲案调〔2019〕第46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记载的内容，双方在调解时已明确约定用人单位红枫木业向吴东光支付停工留薪工资、住院伙食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费用共计150000元。调解书第三条又约定“上述第二款项150000元，被申请人于2019年9月24日前先支付60000元，余下90000元在工伤基金报销医疗费用后全部付清，双方再无任何关系，不得再就同一事项主张权利”。《调解书》第三条的内容实质是对第二条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另从从江县社保局出具的《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拨付单》的内容看，社保部门在2019年11月25日直接拨付给吴东光的86670.40元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已列入吴东光申请仲裁的范围，并且双方在调解书第二项协议中已用“等”字对吴东光申请仲裁赔偿的项目和金额作了概括性调解处理。因此，上诉人吴东光认为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这笔“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670.40元不包括在双方约定的赔偿总额15万元中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此外，2020年1月8日仲裁机构在出具《仲裁补充调解书》前，实际上并未另行召集双方当事人重新进行调解，即在未征得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制作该《仲裁补充调解书》，程序上不合法，并且该《仲裁补充调解书》也未送达给双方当事人，该《仲裁补充调解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以《仲裁补充调解书》的内容来证明原调解支付的赔偿金不包括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部分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经查，红枫木业对自己应履行仲裁调解书的义务无异议，对法院的执行行为也无异议，故本案的纠纷不属于通过执行复议或执行异议之诉来处理的范围。原告红枫木业提起诉讼的理由是认为自己原尚欠的应付赔偿款9万元已由工伤保险基金代付了其中的86670.40元，付款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如果再按吴东光申请执行的数额继续支付9万元则是重复支付，进而认为吴东光再得到法院强制执行的这9万元赔偿款已没有合法依据。即红枫木业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而提起不当得利返还诉讼，其诉讼请求及理由符合普通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诉讼来审理在程序上并无不当。上诉人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上诉人吴东光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