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78号原告：姜颖，女，199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贝昕，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XXX号XXX幢XXX层XXX-XXX室。法定代表人：谢津，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元坚，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颖与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贝昕、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元坚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税后工资4,750.73元；2.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延长工作时间45,608分钟加班工资39,225.34元；3.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休息日38,805分钟加班工资44,039.76元；4.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法定休息日1,068分钟加班工资1,851.70元；5.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延误退工损失4,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5月2日至被告处工作。2018年6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助理剪辑师工作，合同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基本工资3,000元，正式录用后基本工资为3,500元。原告入职时起即进行了大量的加班工作，却从未收到过加班工资。被告自2018年9月起要求员工在“钉钉”软件中进行考勤。同年9月30日，被告行政负责人顾家森要求根据员工“上班小时数”来计算“绩效工资”。2019年7月26日，由于原告已通过上海荣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聘面试，并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原告向被告提出离职意愿，顾家森表示同意原告离职，并承诺于2019年8月前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然而被告直到2019年9月16日才通过快递将劳动手册和退工证明寄送给原告，且未支付原告2019年7月份工资及加班工资。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所有的诉请。原告于2019年7月只有1日、2日、3日、15日、16日、25日出勤，其中15日和16日为年假，且一直存在迟到早退，没有实际工作，同意以3,500元的标准支付2天年假的工资；如果有加班被告会安排调休或者是在绩效中多发钱款；4天工作80多个小时不符合情理；原告除在2018年10月1日工作了1个半小时之外，其他没有任何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劳动者提出离职要提前一个月，且原告在7月份已经与其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违职业道德；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是8月31日，于当天办理离职手续。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6月1日订立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5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担任助理剪辑师，试用期为2个月，试用期基本工资3,000元，正式录用后基本工资3,500元。原告开设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载明，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实发工资情况如下：2018年6月15日支付3,000元(摘要/附言：5月工资)、7月16日支付3,000元、8月15日支付3,000元、9月17日支付4,375元、10月15日支付5,075元、11月15日支付6,900元、12月17日支付5,600元、2019年1月16日和23日两次共计支付5,200元、2月2日支付年终奖2,000元、2月15日支付6,700元、3月15日支付5,900元、4月15日支付5,800元、5月15日支付4,000元、6月17日支付4,000元、7月16日支付4,000元。2019年7月26日，原告给被告的行政负责人顾家森发微信询问：“我办离职需要多久啊？”顾家森回复：“很快，哪天离职？”原告：“礼拜一可以吗？”顾家森：“可以，周一写辞职报告给我。”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以个人原因不能在公司继续工作为由提出辞职。同日下午5点28分，顾家森给原告发微信告知：“劳动手册在长宁路，明天办好我给婷婷，你找她要。”原告离职前平均税后工资5,231.82元。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上海艾杜广告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9年7月至8月的社会保险费。被告系上海艾杜广告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顾家森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9月16日，被告通过快递向原告退还劳动手册并送达2份退工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劳动手册上记载的劳动合同起止日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2份退工证明中，一份是以被告名义开具，起止日期为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另一份以上海艾杜广告有限公司名义开具，起止日期为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2019年10月14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的工资4,750.73元；2、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39,225.34元；3、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4,039.76元；4、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851.70元；5、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延误办理退工经济损失4,000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静劳人仲(2019)办字第2984号裁决：一、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78.45元；二、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工资927.97元；三、对原告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还在庭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年7月期间交通卡乘车记录，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期间仍正常出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是原告本人乘车。2.钉钉请假记录，载明原告于2019年7月5日、7月24日再次申请年假被拒，7月15日至16日申请年假获准，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向被告提出请假申请，被告仍正常处理原告的申请。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3.上海荣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入职通知书、原告与该公司订立的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原告的西式面点师证书，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通过其他公司的面试，被要求8月1日入职，担任西点师，每月工资4,00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4.滴滴打车记录、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的钉钉考勤记录及原告自行制作的加班时间工资计算表、原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的加班事实。被告对滴滴打车记录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钉钉考勤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作为计算加班的依据；对加班时间工资计算表真实性不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在微信上交流了一下工作不能认定为加班。5.原告制作的加班工资汇总，证明加班工资的计算方法。被告表示需庭后核实，但未在限期内提交质证意见。6.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顾家森于2018年10月10日要求员工每天上下班在钉钉打卡便于其按月统计上班小时数计算绩效工资。被告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加班的事实。7.交通卡实名认证信息，证明交通卡实名是原告的。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是原告使用。8.证人孙某某到庭作证称，证人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在被告处担任剪辑助理；两组轮班，每组工作24小时，基本上在公司都是过夜的，会睡在沙发上；上班打卡，被告按照打卡的时长计算奖金；原告的工作状态与证人一致，不在同一班次；4月至5月因为没有项目是正常上下班，也没有强制性的打卡。被告对证人作证的内容不予认可。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上海荣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姜颖2019.8.1.办理入职时，未提供劳动手册和前单位退工单，故无法办理入职手续，无法履行劳动合同。”原告以此作为其主张延误退工损失4,000元的依据。被告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原告于7月29日才提出书面离职申请，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提出申请的第二天就必须完成所有的离职手续。庭审后被告提交了原告2019年7月的钉钉打卡记录和工作场地照片1组，其中钉钉打卡记录载明原告7月1日迟到42分钟、7月2日迟到20分钟，7月3日、7月25日正常出勤，7月15日至16日休年假，其余工作日均为旷工；照片用以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在公司过夜的情况。原告对钉钉打卡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被告自4月份起没有业务，员工无需正常打卡，原告4月至6月的钉钉打卡记录中就有多次的迟到、早退、旷工记录，但被告仍正常发放工资，因此被告提供的7月份钉钉打卡记录不能真实反映原告的出勤情况；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审理中，被告称其与外部公司合作协议控股新公司，故于2019年7月将员工劳动关系转移到新公司，也为了方便给员工缴纳费用。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由于被告将原告的社保关系转移到上海艾杜广告有限公司并一直持续至2019年8月，导致原告在2019年8月1日无法入职到新的工作单位，应赔偿原告延误退工的损失。因双方当事人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供的交通卡乘车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出勤的事实，且原告对被告提供的2019年7月钉钉考勤记录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根据该考勤记录确认原告于2019年7月期间出勤4天、休年假2天，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税后工资1,443.26元(计算方式：5,231.82元÷21.75天×6天)。原告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其中2018年10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1.5小时的事实获仲裁委支持，仲裁委裁决的加班工资未低于法定标准，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加班事实，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滴滴打车记录、钉钉考勤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其中被告对钉钉考勤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滴滴打车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定，证人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均存疑。由于钉钉考勤记录仅反映原告进出单位打卡的时间，微信聊天记录所涉内容为原告与同事讨论工作上的事宜，并未能反映被告安排员工加班或原告申请加班的事实，本院无法仅凭原告的打卡时间就确定原告在此期间均在工作，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延长工作时间45,608分钟加班工资39,225.34元、休息日38,805分钟加班工资44,039.76元、法定休息日1,068分钟加班工资1,851.70元(除2018年10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78.45元外)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于2019年7月29日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被告的行政负责人于当天回复原告时并未明确表示同意提前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且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8月，因此，双方的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日期应为2019年8月28日，被告应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将劳动手册和退工证明交付原告。原告在双方劳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于法不符，其如有未能入职新单位的情况亦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9月12日期间的的延误退工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应按失业救济金标准支付原告2019年9月13日至9月16日期间延误退工损失242元(计算方式：1,815元÷30天×4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姜颖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税后工资1,443.26元；二、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姜颖2018年10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78.45元；三、被告上海群谊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姜颖2019年9月13日至9月16日期间延误退工损失242元。四、原告姜颖的其余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姜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百勤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葛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