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再50号抗诉机关：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易，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泾川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438号。法定代表人：巩正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忠，男，该公司法务部部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寇珍术，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干部，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申诉人周易与被申诉人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公司）、寇珍术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甘0102民初6261号民事判决，周易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甘01民终字7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周易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甘民申1405号民事裁定，驳回周易的再审申请。周易不服向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申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甘检民（行）监[2019]62000000037号民事抗诉书，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甘民抗3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东红、书记员李敏出庭参加诉讼。申诉人周易，被申诉人水利水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忠、被申诉人寇珍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理由如下：首先，周易授权王雄催收21.4万元欠款的委托授权具体明确，并不包含王雄有权放弃13万元债权的意思表示，王雄与水利水电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超越代理权限,构成无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明确规定只有在代理权限内，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周易在2015年11月20日给王雄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代理权限仅为催收21.4万元特定欠款，该委托授权的代理权限具体明确，并不包含王雄有权放弃13万元债权的意思表示，王雄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明显已经超越了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催收21.4万元特定欠款的代理权限,构成无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中，王雄超越代理权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签订后，无证据证明周易对该无权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同时，周易在得知王雄超越代理权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后，明确予以否认，协商未果后依法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周易只对王雄在代理权限内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在无证据证明周易对王雄无权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且周易在明确否认无权代理行为的事实下，判决被代理人周易承担王雄超越代理权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的法律责任，适用法律确有不当。其次，王雄超越代理权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2015年11月20日，周易书面委托王雄催收特定款项，该委托书中明确载明的委托事项为：“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安装公司寇珍术同周易签订的《合作协议》，寇珍术已分2次付给周易共柒万元，现欠款约21.4万元，现委托王雄对欠款进行催收。”委托书可以明确看出，被委托人周易除了授权王雄催收欠款以外，并没有特别授权王雄有放弃13万元债权的意思表示。王雄并不具有足以让水利水电公司相信其有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的其他权利外观，且寇珍术在明知王雄无权放弃13万元债权的情况下仍签订补充协议，水利水电公司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王雄超越代理权代为放弃13万元债权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应依法无效。综上所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1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周易申诉称，请求：1.撤销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2018）甘01民终747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申诉人支付合同欠款170000元、利息17000元，以及自起诉时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以及申诉的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书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表述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符，《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是：“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本案中，王雄与水利水电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这一行为明显超越了申请人委托书中表述的“催收欠款”的权限范围，明显不符合《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判决书认定“水利水电公司有理由相信王雄可以代表周易处理此事”，但没有写明“理由”的依据。第三，“催收欠款”与“处理欠款”有质的区别，在实施民事行为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行为。再说，周易给王雄出具的委托书中载明的催收欠款金额及权限非常清楚，并无授权王雄处理欠款一词。如前述，《补充协议》对周易无任何法律效力。第四，周易给王雄出具的书面委托书中对王雄行使民事行为的权限规定的很明确、很具体，相反是水利水电公司、寇珍术没有证据证明周易是“知情”，或王雄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权限。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分配原则。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水利水电公司辩称，二审事实认定清楚，应依法驳回周易的申诉请求及抗诉机关的抗诉。事实与理由：第一，《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周易的请求。王雄依据委托书，签订了补充协议，当日就收到付款6万元，日期是2015年11月26日，起诉是2017年8月31日，在这期间周易没有提出过异议，两年内没有主张。且周易认可收到13万元，6万元即包括在内，周易对《补充协议》是知情的。因此，《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第二，建设部规定不得以介绍工程收取费用，因此《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寇珍术辩称，同意水利水电公司的意见。周易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水利水电公司、寇珍术支付合同欠款170,000元、利息17,000元，以及自起诉时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水利水电公司、寇珍术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改制后变更为国有独资性质的水利水电公司，寇珍术系该公司安装公司的负责人。2013年11月6日，周易与寇珍术签订如上文所述的合作协议，周易依此协议主要负责与工程项目业主接触，协助安装公司洽谈、咨询代理工程招标事宜、合同谈判、确保安装公司工程施工的外部环境及项目资金支付，安装公司应向周易付款300,000元。同年11月25日，安装公司以转账方式向周易支付50,000元。2013年12月16日，水利水电公司与平凉市崆峒区地方电力公司崆峒水电站签订了“崆峒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协议书。依此协议水利水电公司承包了该工程机电设备安装第四标段的建设工程。合同总价款1,987,189.65元。该合同成立后，水利水电公司安装公司具体实施完成了该合同项下的施工任务。周易在安装公司施工过程中，协调了发包方与施工方的相关关系。安装公司在完成施工任务后也取得了合同项下的工程款。2015年2月15日，安装公司再次以转账方式向周易支付20,000元。2015年11月20日，周易就案涉合作协议项下的款项书面委托王雄向寇珍术催收。同年11月26日，王雄与安装公司签订了如上文所述内容的崆峒水电站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依该协议安装公司再向周易支付60,000元，双方即终止合作协议的履行。安装公司在补充协议成立当日向周易支付了60,000元。之后，周易以安装公司仍欠其款项为由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2.补充协议的法律效果是否应由周易承担。一、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就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而言。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依此条关于居间合同概念的规定，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企业从获取工程信息、参与招标、投标到最终中标乃至施工过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确立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离不开大量的居间、咨询、斡旋等信息服务，从而催生出一类专门从事此类业务的工程“掮客”。具体对本案，周易与安装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之内容符合工程居间合同的特征，即合作协议中的周易即为从事工程居间服务的“掮客”，其促成安装公司与第三方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安装公司承诺给付周易一定的报酬，故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性质属居间法律关系。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条是指符合生效实质要件的合同，即行为人（缔约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合作协议的缔约双方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就报告工程信息、协助传递资料等事项提供服务，该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作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本案审理过程中，水利水电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在周易为其所属安装公司居间服务时，存在向发包方进行行贿、引导安装公司在投标时采用“围标”、“陪标”等违法行为而中标，或存在违反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规定的情况下，案涉合作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二、补充协议的法律效果是否应由周易承担。补充协议系周易委托催收居间费的王雄作为周易的代理人与安装公司订立，水利水电公司陈述王雄在订立补充协议时，在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仍征得周易同意后才签订了补充协议，水利水电公司的该陈述与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代理人处理委托人事务通常采用的电话等便捷方式报告相关事宜的交易习惯基本相符，故其陈述具有合理性，予以采纳；而周易对此反驳其不知情的陈述与常理不符，且在收到王雄依据补充协议交付的安装公司的付款后，再未以任何方式向安装公司催收款项的事实表明，周易陈述其对补充协议不知情令人难以信服，即周易本人对签订补充协议及其结果应是知晓的。基于此，补充协议的法律效果对周易具有约束力。退一步讲，即使周易不知情，王雄订立补充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理，依周易向王雄出具的委托书内容，王雄代理周易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因为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此法律规定，周易向王雄出具的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就合作协议项下的欠款事宜进行催收，从委托书内容表达的意思分析，客观上存在使水利水电公司所属安装公司相信王雄有权代理周易处理合作协议项下债务事宜，从而签订补充协议，并按补充协议履行了变更后的债务，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该补充协议成立后即可予以履行，且因履行清偿义务而终止。故王雄代理周易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周易发生代理的法律效果，该补充协议内容实则变更了合作协议项下的债务数额，且因安装公司清偿行为，周易与水利水电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周易主张水利水电公司支付相关居间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寇珍术系安装公司的负责人，其与周易、王雄之间发生的订立相关合同的行为属法人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及责任应由法人承担，故周易对寇珍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因清偿而终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周易对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周易对寇珍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0元，由周易负担。周易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甘0102民初62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水利水电公司向周易支付合同欠款17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之规定，水利水电公司向周易支付利息17000元，以及自起诉时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水利水电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周易与水利水电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周易负责与工程项目业主接触，协助水利水电公司洽谈合同招标事宜，水利水电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周易支付报酬，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的特征，该《合作协议》为居间合同。关于本案居间合同的效力。水利水电公司委托周易协助其承揽工程，周易收取费用的约定，应认定为有效。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建设工程领域的居间行为并无禁止性规定。招投标活动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但并非招投标活动中有居间行为就违反了招投标活动的原则，且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之间有违反建筑法和招投标法相应规定的行为，水利水电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付居间费用用于行贿等违法事实，故上述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关于水利水电公司是否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周易支付款项的问题。《合作协议》中约定，水利水电公司应向周易支付30万元，庭审期间，周易陈述已收到13万元，剩余款项未支付。水利水电公司主张双方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的《崆峒水电站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已将最终支付的费用变更为13万元，其已履行了相关义务，其与周易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该《补充协议》系周易的委托代理人王雄所签订，周易承认其委托王雄办理催收欠款一事，并向王雄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王雄经过周易的授权处理欠款一事，水利水电公司有理由相信王雄可以代表周易处理此事，因此，王雄与水利水电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周易承担，且该《补充协议》签订后已履行完毕，周易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不知情或王雄的代理行为超越代理权限，故周易与水利水电公司之间的债务因履行完毕而终止，周易要求水利水电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易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元，由上诉人周易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再审中本院就案件事实对王雄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形成了询问笔录，王雄陈述，其到寇珍术的办公室后给周易打了电话，在征得周易本人的同意后签订了补充协议，当时周易和寇珍术也就补充协议通过电话进行过沟通。补充协议达成当天其领到了60000元，并于当日下午将60000元及补充协议交给了周易本人。周易认为，该份笔录中王雄所陈述的内容虚假，其不予认可。理由是：王雄给其打电话是因为要给对方出具60000元的收据而征求其意见，期间没有提到补充协议。其委托王雄催收欠款需要给王雄支付要回款项的30%作为费用，王雄与寇珍术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签订的补充协议，故补充协议对其不产生效力。为此，周易补充提交了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周总三千元手续费。收王雄2015.11.20”。水利水电公司认为，王雄的笔录客观地还原了事实，同时说明了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于周易补充提交的收条，其认为与本案无关，这属于周易、王雄之间的事。寇珍术认为，笔录中王雄陈述的内容与庭审时其所陈述的内容一致，对笔录内容没有异议。对于周易补充提交的收条，其亦认为与本案无关。再审经审查认为，王雄作为《委托书》中的受委托人及《崆峒水电站合作补充协议》的签订者，对于本案案件事实的查明至关重要，其所陈述的内容与庭审中寇珍术所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周易虽认为王雄陈述的内容虚假，但其提交的《收条》只能证明周易和王雄之间存在有偿代理的可能性，无法因该份《收条》而否定笔录中王雄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王雄陈述的内容予以认可。本院再审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协议》有效，理由充分，再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补充协议》的法律效果是否应由周易承担，周易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首先，2015年11月20日，周易给王雄出具的《委托书》写明委托王雄对欠款进行催收。该授权委托书是周易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雄持该《委托书》前往水利水电公司催收欠款并在此过程中与寇珍术达成了《补充协议》。本院认为，王雄持周易出具的《委托书》催收欠款，即证明王雄是以周易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并足以使寇珍术相信王雄具有与其达成协议的权限。寇珍术作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其次，王雄在本院对其调查询问时陈述，协议签订之前其在寇珍术的办公室给周易打了电话，在征得周易的同意后与寇珍术达成了《补充协议》。寇珍术在再审庭审及原一审庭审时均陈述，当时王雄和周易就《补充协议》通过电话进行了沟通。周易在再审的质证询问笔录中陈述，王雄给其打电话，是因为要给对方出具60000元的收据而需要征求其意见，期间没有提到补充协议。本院认为，周易、王雄、寇珍术的上述陈述能够证明在《补充协议》达成之时，周易确与王雄通过电话。现寇珍术和王雄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且能够相互印证。周易在庭审中陈述，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和签订过程中王雄没有征求其意见，双方也没有通过电话。而在质证询问笔录中陈述王雄给其打过电话，但没有提到补充协议，周易的前后陈述不一致。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在《补充协议》达成之时，王雄和周易就《补充协议》以电话进行过沟通，该行为符合当今社会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为以口头形式对委托权限的进一步确认。王雄与寇珍术达成《补充协议》的行为，系王雄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周易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综上，本院认为，王雄代周易达成《补充协议》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案涉《补充协议》的法律效果应由周易承担，周易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另，二审判决书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因此，二审判决上述表述有误，现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虽然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时表述有误，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处结果正确，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甘01民终74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晓燕审 判 员 李辉峰审 判 员 雷红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夏书 记 员 朱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