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4955号原告:郭毅恩，男，196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楠，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焕，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钟立行，男，196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广东金日律师事实所律师。原告郭毅恩诉被告钟立行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毅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楠，被告钟立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毅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中介费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3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日止)；2.判决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被告介绍认识案外人洽谈合作建房事宜，2016年8月19日、2016年11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分别签订了两份《合作建房协议》。原告于2016年10月3曰向被告支付了中介费10万元，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10万元中介费，并承诺如果合作不成功则将中介费全额退还给原告。2018年，案外人与原告因上述两份《合作建房协议》发生纠纷，案外人将原告诉至贵院，案号：（2018）粤0118民初3809号、（2018）粤0118民初3810号，最后法院认定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两份《合作建房协议》无效，判决原告向案外人返还定金及利息。现该案已由法院执行庭执行完毕，并已结案。根据原、被告双方约定，如原告与案外人合作建房不成功则被告将全额退还中介费。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被告返还中介费10万元，被告均予拒绝。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钟立行辩称：一、原告与案外人已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该协议是原告与案外人的意思表示，协议签订成立表明居间人介绍成功，原告应如约支付报酬。被告为原告居间介绍的是两块地，双方签订了《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中介费为21.8万元。2016年8月19日，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第一份《合作建房协议》，2016年11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签署第二份《合作建房协议》，2016年10月3日支付了5万元，在第二份《合作建房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1月3日银行转账支付了另外5万元居间费，收据则是在2016年10月3日提前出具给原告。剩余的居间费则待两块地办妥《建筑施工许可证》后支付。被告已完成居间服务，被告在协议达成过程中付出了时间、精力、劳动等，协议签订，意味着居间工作已完成，被告应获得报酬。二、被告在居间过程中不存在隐瞒与重大过失，原告与案外人在签订合同前多次协商，双方对对方的情况完全了解。被告只是居间介绍，原告与案外人是在平等自愿条件下签订合同，现《合作建房协议》无效与居间人无关，不能以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判决结果作为认定居间合同的效力。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居间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8月5日，最后一份《合作建房协议》签订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5日，原告和被告签署《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约定以下内容：原告通过居间中介人被告将原告所拥有的两块土地，以出卖或合作形式与第三方达成买卖或合作协议时，本中介服务合同立即生效，原告需支付中介服务费218000元，并且在第三方支付首付款的当天，甲方必须同时支付中介服务10万元给被告，余款在第三方办妥建筑施工许可证后支付。2016年8月19日、2016年11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周卫清、赖潘西分别签订两份《合作建房协议》，约定由原告出地，周卫清、赖潘西出资，共同合作以甲方名义开发建设原告所属土地的可建房屋。2016年10月3日，被告出具手写《收据》给原告收执，载明“兹收到郭毅恩土地合作转让中介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如果土地合作不成功，则中介费全额退还给合作方郭毅恩”。2016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万元。2018年12月10日，本院出具（2018）粤0118民初3809号、（2018）粤0118民初3810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认定两份《合作建房协议》为无效合同，并判决原告和邹松娟共同向周卫清、赖潘西返还已付款项。2020年5月8日，本院出具《结案证明》，确认上述两案已执行完毕。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合作建房协议》、（2018）粤0118民初3809号、（2018）粤0118民初3810号民事判决书、《收据》、银行转账记录，被告提交《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等，双方对对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一、对于居间情况。原告主张，被告促成原告与案外人签署了第一份《合作建房协议》，后来是原告自行与案外人签署了第二份《合作建房协议》。被告主张，根据《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约定，是由被告促成原告两块土地的居间，故两份《合作建房协议》均是被告促成签约的。二、对于《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合同效力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介绍的事项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且促成的合同已经被法院认定无效，故原被告之间的居间合同也应属无效；即使原、被告之间的居间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对于居间事项也作了特别约定，即如果合作不成功则中介费退还给原告；《合作建房协议》就是实际上就是合作建房，但原告本人签约时并不清楚施工资质的情况，也不清楚其法律后果。被告主张，两份《合作建房协议》实际上是土地转让合同，是原告和案外人为了避税才签署《合作建房协议》，故案外人不需要施工资质；实际上原告和案外人的协议是完全可以履行的，只是因为土地价格上涨，原告不同意继续履约才导致（2018）粤0118民初3809号、（2018）粤0118民初3810号两案纠纷的产生。三、对于付款情况问题。双方均确认原告已向被告支付10万元居间费用。对于支付时间，原告主张，原告在同一天向被告转账支付5万元，支付现金5万元，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被告主张，《收据》中的落款时间是笔误，具体付款时间记不清楚了。三、对于《收据》中“如果土地合作不成功”的理解，原告主张“合作”是指房屋开发建设完成并办理房屋竣工验收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被告主张双方对“合作不成功”约定不明，被告认为是促成《合作建房协议》的签约。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原告主张被告促成的两份《合作建房协议》系无效合同，故《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也应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诉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对《收据》中“如果土地合作不成功，则中介费全额退还给合作方郭毅恩”的理解。原告认为是指房屋开发建设完成并办理房屋竣工验收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被告主张双方对“合作不成功”约定不明，被告认为是促成《合作建房协议》的签约。对此，本院做如下评析：首先，《收据》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两份《合作建房协议》的签约时间为2016年8月19日和2016年11月1日。原告主张10万元款项的支付和《收据》的出具为同一天，即2016年11月3日；被告主张《收据》的落款时间为笔误，但不记得具体的付款时间。根据《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中对支付居间费用的约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陈述，本院采信原告的陈述，即10万元的付款时间应在两份《合作建房协议》之后。其次，正因为如此，原告支付款项和被告出具收据时，《合作建房协议》已经签订，故收据中“合作”的理解显然并非是促成合同，而是包含合同后续的履行。故本院对被告称“合作”即促成合同签订的主张不予采信。结合《土地买卖及合作中介服务合同》中中介费尾款的支付时间，即在办妥建筑施工许可证后，故本院认为，《收据》中“合作”的理解应为办妥建筑施工许可证后。现原告与第三方之间的《合作建房协议》已被法院确认无效，亦未办理建筑施工许可，原告与第三方的合作未成功，被告应按约向原告退还中介费10万元。最后，对于造成两份《合作建房协议》无效的责任方问题，双方均已在《收据》中对居间费进行了约定，故无论责任方是谁，双方应按《收据》中的约定履行。对于被告抗辩的合同真实目的为转让土地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因合同及收据中均未约定还款时间，故对其抗辩，本院亦不予采信。至于被告主张因居间活动的支出，被告可另循途径解决。对于原告主张利息问题。如上文所述，双方合同及收据中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20年6月16日起计算较为妥当。因此，利息应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原告主张超出上述利息范围以外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立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郭毅恩返还1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郭毅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3元，由被告钟立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蓓蓓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