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2068号原告：王建春，男，197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村民，住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吉林赵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高启，吉林赵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锐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六路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二十层20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9410797K。法定代表人：杨细红，董事长。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58203450G。负责人：李玉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洪涛，男，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关系主管。原告王建春与被告深圳市锐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锐旗公司）、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宅急送北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何庆玲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被告宅急送北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洪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深圳锐旗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建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06年8月26日至2011年8月31日及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支付2006年8月26日至2018年5月31日工资差额2500元；3.判令支付2006年8月26日至2018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4000元(8000*13月)；4.判令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14712元(8000/21.75*20*2倍)；5.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我于2006年8月26日入职宅急送北分公司，之后在2011年(大概时间)左右被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安排至深圳锐旗公司，担任公司小件员一职，月工资8000元，每月15号以打卡形式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在职期间，我为了完成公司安排的派件任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日延时加班每天基本在3至5小时，周末休息日也是正常工作。但是在2018年5月31日，因宅急送北分公司提出和原告变更用人主体，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31日终止(以变更用人主体资格，即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和协商一致的方式提出终止劳动关系，宅急送北分公司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同时符合上述两种情形)。在2019年4月23日，原告向宅急送北分公司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因原告法律意识薄弱，对2018年5月31日终止劳动关系一事不明白，现证明原告和宅急送北分公司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告虽然在2011年9月和2014年8月31日和深圳锐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在两个公司合作期间，原告工资和社保仍然由宅急送北分公司发放和交纳，且在2011年9月也没有向宅急送北分公司申请离职。故要求宅急送北分公司和深圳锐旗公司就派遣期间的交叉用工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5月31日，宅急送北分公司提出变更用人主体资格，并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协商一致。仲裁阶段，宅急送北分公司答辩原告自愿离职，但是却没有出具个人原因的离职申请，故原告坚持认为，宅急送北分公司提出和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但宅急送北分公司并没有兑现经济补偿金的承诺。顺义区劳动仲裁委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600号，存在以下错误，没有就双方劳动关系事实予以确认，其二以适用诉讼时效过期为由，驳回原告的各项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望贵院予以纠正。被告深圳锐旗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宅急送北分公司辩称，原告2008年2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及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二项请求我公司不同意支付，该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此费用为原告交至我公司为其代付保险费用，故我公司不同意支付；第三项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原告离职为个人原因自愿离职，我公司无需支付；第四项请求我公司不同意支付，该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在此期间我公司已经安排员工休年假；第五项请求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建春曾于2019年5月17日将宅急送北分公司和深圳锐旗公司申请至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要求确认2006年8月26日至2019年4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以及二公司连带支付2006年8月26日至2019年4月23日工资差额2500元、2006年8月26日至2019年4月23日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40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未休年假工资14712元。顺义仲裁委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后王建春撤回仲裁申请，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3997号决定书，准许撤回仲裁申请。后王建春于2019年9月27日再次向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2006年8月26日至2011年9月30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宅急送北分公司支付2006年8月26日至2018年5月31日工资差额2500元；3.宅急送北分公司支付2006年8月26日至2018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4000元；4.宅急送北分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17654元；5.深圳锐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顺义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了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600号裁决书，以王建春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其全部申请请求。王建春不服裁决结果，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王建春原为宅急送北分公司员工，2011年9月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将其派遣至宅急送北分公司从事驻站员工作，合同期限为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2014年9月1日，王建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王建春的工作岗位为小件员，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2018年5月31日，王建春、宅急送北分公司、深圳劳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劳达公司）签订变更用人单位主体确认函，内容为：“为了更好地给员工提供专业化人事服务……自2018年5月31日起由深圳劳达公司与您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因此自2018年5月31日起，您将由深圳劳达公司聘用后委派到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为此，公司愿与您协商以下相关事宜：一、您同意于2018年5月31日起自愿解除与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与劳达建立劳动聘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二、您从最初加盟（入）宅急送北分公司起开始计算的工龄将由劳达公司予以承认并将连续计算，工龄补偿金支付由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三、您与劳达签订劳动合同后，劳达公司将为您提供与您在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同等工作条件以及所享受的薪酬福利待遇……”2018年5月31日王建春签署承诺书，承诺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同日王建春与深圳劳达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书。后深圳劳达公司以王建春2019年4月19日之后未到岗提供劳动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关于王建春入职宅急送北分公司的时间，王建春提交了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以及收据。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宅急送北分公司自2008年2月为王建春缴纳养老保险，收据显示宅急送北分公司收取王建春2007年安全基金情况，并盖有宅急送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宅急送北分公司对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以及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收据仅能证明王建春与其公司有钱款往来，不能证明入职时间。王建春主张2006年8月26日至2018年5月31日工资差额2500元指的是宅急送北分公司收取的安全基金，为此王建春提交了收据15张，金额共计2500元，均盖有宅急送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宅急送北分公司认可收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钱款是王建春交到其公司购买保险，并非其公司强制收取，购买保险的凭证或者保险单据均找不到了。关于2011年9月1日王建春与深圳锐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节，宅急送北分公司称当时办理了离职手续，系王建春个人原因自愿离职，没有支付过王建春解除补偿金。王建春则称宅急送北分公司没有办理过离职手续，也没有支付过经济补偿金。关于2014年9月1日，王建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节，宅急送北分公司称王建春自愿从其公司离职，不涉及经济补偿金，为此提交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回执。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回执显示：“本人王建春，已于2014年8月3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并已收到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王建春认可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回执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明并无自愿离职的显示。关于2018年5月31日，王建春与深圳劳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一节，宅急送北分公司称其公司引进新的供应商即深圳劳达公司，深圳劳达公司与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员工协商相关待遇并让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员工入职深圳劳达公司，再将员工派遣至宅急送北分公司，以此赚取管理费。王建春对此不予认可，称宅急送北分公司在其上班的时候打电话让过去签字，其签完字就回去上班了，宅急送北分公司没有告知用工主体变动情况。2019年4月23日，王建春向宅急送北分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宅急送北分公司于次日签收。王建春称因为2018年5月宅急送北分公司让其签署各项材料时其并没有细看，所以不知道劳动关系主体变更到深圳劳达公司，所以才向宅急送北分公司和深圳锐旗公司邮寄解除通知书，从而也证明时效中断。王建春称其2011年9月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前后，于2014年9月1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前后，其工资一直由宅急送北分公司发放，工作场所、工作地点以及工作管理均没有变化。宅急送北分公司称工资一直是由其公司发放，但工作地点有变动，与深圳锐旗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王建春担任驻站员在朝阳区库房工作，2014年之后担任小件员在营业厅点工作。王建春主张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将在深圳锐旗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工作年限里。同时王建春主张其解除劳动关系前（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739元。宅急送北分公司认可王建春解除劳动关系前（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739元。对于变更用人单位主体确认函第二条[您从最初加盟（入）宅急送北分公司起开始计算的工龄将由劳达公司予以承认并将连续计算，工龄补偿金支付由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理解，王建春认为“工龄补偿金”指的是经济补偿金，而宅急送北分公司认为“工龄补偿金”指的是工龄工资。王建春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享受过年休假（每年10天），宅急送北分公司主张王建春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且其公司已经安排王建春享受年休假，因为已经超过时效，所以其公司没有保存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深圳锐旗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对王建春主张自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予以支持。用人单位应当对计算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宅急送北分公司未提交王建春入职的证据，但王建春提交的收据可以证明其在2007年就已经在宅急送北分公司工作，故本院对王建春主张2006年8月26日入职宅急送北分公司予以支持。综上，王建春自2006年8月26日至2011年8月31日及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自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即王建春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王建春在2019年4月23日向宅急送北分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又于2019年5月将宅急送北分公司和深圳锐旗公司申请至顺义仲裁委，要求二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仲裁时效因王建春向宅急送北分公司主张权利以及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宅急送北分公司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即2018年5月31日，王建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之间解除劳动关系的认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宅急送北分公司在与王建春的劳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引进深圳劳达公司并协商与王建春解除劳动合同后与深圳劳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此种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宅急送北分公司应当支付王建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关于王建春要求将其在深圳锐旗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其在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工作年限问题，本院认为，王建春的工资一直是由宅急送北分公司支付，王建春2011年9月1日与深圳锐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时，宅急送北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王建春办理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手续以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王建春于2014年9月1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时，宅急送北分公司虽主张王建春是自愿离职，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王建春仅是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化。此种情况符合“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宅急送北分公司与深圳锐旗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曾支付过王建春解除补偿金，因此在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时，王建春要求将其在深圳锐旗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其在宅急送北分公司的工作年限，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因本院在核算宅急送北分公司应当支付给王建春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时已经将王建春在深圳锐旗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故本院对王建春主张深圳锐旗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不再予以支持。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本案中，王建春提交的收据可以证明宅急送北分公司收取了安全基金，宅急送北分公司虽辩称是用于购买保险，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本院对王建春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宅急送北分公司应当返还王建春安全基金2500元。因安全基金由宅急送北分公司收取，所以本院对王建春主张要求深圳锐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王建春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因王建春2019年申请仲裁，故王建春主张2016年的年假工资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建春主张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未休年假工资，宅急送北分公司虽主张已经安排，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本院对王建春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未休年假工资予以支持并依法核算。因该期间王建春与宅急送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王建春主张由深圳锐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王建春与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自2006年8月26日至2011年8月31日及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深圳市锐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建春安全基金2500元；三、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建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8868元；四、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建春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未休年假工资7388.13元；五、驳回原告王建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庆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