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1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春蓉，女，197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军，湖北正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琪，女，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吉良（曾琪之夫），住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强，湖北天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春蓉因与被上诉人曾琪保证合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春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曾琪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曾琪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遗漏当事人。任春蓉在一审答辩时明确陈述，其系绿谷资产管理湖北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的业务员。曾琪通过任春蓉介绍与绿谷资产管理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谷公司）签订投资入伙协议。曾琪向任春蓉转款是向绿谷公司支付入伙资金。任春蓉与曾琪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襄阳华中绿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故绿谷公司应为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任春蓉不是为曾琪从绿谷公司退伙退款提供担保。任春蓉向曾琪出具的《华中绿谷投资协议》明确约定担保范围，即“若因本金及年化收益率发生纠纷，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及投资者全部经济责任”。现无证据显示，绿谷公司无法退还曾琪的入伙本金及收益，也无证据证明曾琪与绿谷公司因投资的本金和年化收益率产生纠纷，一审判决任春蓉返还曾琪投资款本金无事实依据。（2）曾琪与绿谷公司签订的上述入伙协议书第十二条第二项约定：“自投资存续期结束，设立一次退伙开放期，该退伙开放期约定为每一利润分配周期结束的十个工作日内。若在退伙开放期内未提出退伙的，视为自动进入下一个投资周期”。曾琪未在约定时间提出退伙。而且，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曾琪作为有限合伙人应承担合伙企业亏损，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承担补偿责任，未约定如何退伙及应否退还入伙本金。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曾琪在绿谷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时提出退伙和收回出资，并要求任春蓉承担退还出资的义务，无任何依据。（3）曾琪于2018年6月6日向任春蓉转款25万元，是向绿谷公司支付入伙投资款。任春蓉作为绿谷公司业务员，不是该资金占有人。一审中，任春蓉已提交其向绿谷公司财务人员邱艳汇款的证据。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款由任春蓉占有。3.一审判决不公正。一审法院混淆担保合同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法律关系和案由错误。任春蓉不构成不当得利，只应在约定的保证范围内履行义务，不应承担返还曾琪本金的保证责任。曾琪辩称，1.2018年12月1日，曾琪主动要求赎回20万元入伙投资款，任春蓉作为担保人在双方签订的《华中绿谷投资协议》上签字并按手印，承诺“若因本金及年化收益率发生纠纷，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及投资者全部经济责任”。任春蓉上诉称，曾琪与绿谷公司是投资合伙关系，曾琪未主动提出退伙，双方也没有约定退伙时应当退还投资入伙本金等。任春蓉主张的该事实与上述协议内容不符。任春蓉上诉又称，曾琪没有因投资款本金及年化收益率与绿谷公司发生纠纷，也无证据证明绿谷公司无法退还上述投资款项，任春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众所周知，绿谷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根本无法兑现投资款本金及年化收益。任春蓉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曾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能够证明任春蓉收取其25万元。任春蓉称，该款系曾琪于2018年6月6日转至其个人账户，是曾琪向绿谷公司支付的投资入伙款。但任春蓉提供的是其向案外人邱艳转款的银行记录，不能证明任春蓉将此款转给绿谷公司。任春蓉应当向曾琪返还该款。3.任春蓉未申请追加绿谷公司为被告，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综上，一审判决确定案由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春蓉返还35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任春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日，曾琪经任春蓉介绍向绿谷公司入伙投资20万元，并约定按年化收益率12%分红。2017年12月5日，案外人崔正傲通过银行转款12000元给曾琪，作为曾琪入股华中绿谷的分红收益。后曾琪提出赎回入伙投资20万元，2018年11月30日，任春蓉垫付本金10万元，下余10万元未付，并收回曾琪入伙协议书。2018年12月1日，任春蓉向曾琪出具一份《华中绿谷投资协议》，内容为：“客户曾琪投资华中绿谷公司的基金金额为20万元整（大写:贰拾万元整）按年化收益率12%分红，到2018年6月1日，分红半年收益12000元整（大写:壹万贰仟元整）直接打入客户账上或付现金。到2018年12月1日到期后五个工作日，本金20万元整（大写:贰拾万元整）及另一半分红12000元整（大写壹万贰仟元整）直接转入客户账上或付现金。若因本金及年化收益率发生纠纷，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及投资者全部经济责任。本金￥100000.00（大写:拾万元整）加到期半年利息￥12000元。2018年12月29日已付￥100000.00元。担保人:任春荣客户:曾琪2018年12月1日”。2018年6月4日，曾琪又向任春蓉银行转款25万元。同日，任春蓉将25万元通过银行转款给案外人邱艳。上述两次，任春蓉共占用曾琪资金35万元。后曾琪找任春蓉索要,任春蓉以资金系入股资金，应找公司索要为由未付。为此，曾琪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得到保护。任春蓉介绍曾琪入伙投资绿谷公司，曾琪入伙投资了20万元。曾琪提出赎回要求后，任春蓉向曾琪垫付10万元入伙投资款，并与曾琪签订《华中绿谷投资协议》，为曾琪提供担保。上述事实有《华中绿谷投资协议》及银行转款单等为证，曾琪与任春蓉之间的担保关系成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依法予以采信。虽然《华中绿谷投资协议》约定的保证方式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曾琪要求任春蓉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依法予以支持。任春蓉虽然提供公司收款证明，但未申请追加其为被告，可在履行保证责任后，另行主张权利。对于曾琪要求任春蓉返还25万元款项的问题。任春蓉辩称，该款项是代公司收款。但是任春蓉提供的证据是转款到案外人邱艳账户。故任春蓉的辩称事由不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曾琪要求任春蓉返还款项25万元，依法予以支持。因曾琪、任春蓉双方未对25万元约定利息，曾琪要求任春蓉支付25万元的占用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任春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曾琪本金35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10万元按年化收益12%自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曾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任春蓉负担。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至今，任春蓉受聘于绿谷公司随州分公司担任业务员。2016年12月1日，曾琪经任春蓉介绍，作为有限合伙人与襄阳华中绿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谷基金中心）、基金管理人绿谷公司签订一份基金合同编号为1601374的入伙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合伙企业绿谷基金中心由普通合伙人绿谷公司和有限合伙人组成。二、合伙企业该期股权投资基金预期总额为20000万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其中，由普通合伙人绿谷公司发起成立，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三、有限合伙人以货币出资20万元，缴付出资后，合伙企业向有限合伙人开具出资凭证。四、有限合伙人投资期限为三年，即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预期年化收益为投资款本金的12%。除上述收益外，有限合伙人不再享受其他利润分配。当有限合伙人收益不足上述水平时，普通合伙人承担补足责任。绿谷公司为该出资及投资收益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五、自资金到达基金专用账户之日起，每六个自然月为一个利润分配周期。每十二个自然月为一个开放赎回周期，每个分配周期按照有限合伙人出资额年化收益率重新计算之后分配一次。六、有限合伙人承担的合伙企业亏损，由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承担补偿责任。因不可抗力（若发生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事件）和该协议签订时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包括不限于国家重大政策变化）造成的合伙企业亏损，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人承担的亏损部分不负足额补偿责任。当日，曾琪将20万元转入绿谷公司随州分公司财务人员朱炎个人账户。绿谷基金中心向曾琪出具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2018年12月1日，曾琪欲赎回投资款，将上述协议书交给绿谷公司审核兑付。任春蓉向曾琪口头承诺，如果绿谷公司不兑付，由其个人支付。当日，任春蓉作为担保人与曾琪签订《华中绿谷投资协议》。双方约定，曾琪投资绿谷公司的基金金额20万元，按年化收益率12%分红。到2018年6月1日，分红半年收益12000元直接转入曾琪账上或支付现金。2018年12月1日到期后五个工作日，本金20万元及另一半分红12000元直接转入曾琪账上或支付现金。若因本金及年化收益率发生纠纷，任春蓉愿意承担相关法律及投资者全部经济责任。该协议中载明的截止2018年6月1日的半年收益12000元，由案外人邱艳于2018年6月8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曾琪支付，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载明交易地点为“绿谷”。协议签订后，任春蓉于2018年12月29日向曾琪支付本金10万元。2018年6月4日，曾琪向任春蓉转款25万元。任春蓉于当日将此款转给邱艳。2018年6月6日，曾琪与绿谷基金中心、绿谷公司签订一份基金合同编号为8304428的入伙协议书，载明曾琪投资款为25万元。除投资金额、期限、执行事务合伙人等内容与编号为1601374的协议书内容不同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绿谷基金中心于当日向曾琪出具一张25万元的收据。2019年7月5日，绿谷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任春蓉于2016年6月至今在绿谷公司随州分公司担任业务员。2016年12月1日，曾琪将20万元交给该公司，用于其对绿谷基金中心的入伙出资。2018年6月4日，任春蓉代公司收取曾琪对绿谷基金中心的入伙出资25万元，并及时转交公司。2018年12月29日，曾琪赎回10万元。2019年9月10日，曾琪向随州市曾都区公安分局报案称，绿谷公司随州分公司业务员任春蓉等人多次向其游说，绿谷公司设立合法合规，投资安全可靠。曾琪遂进行5次投资，金额合计89万元（包括本案两笔投资款在内），收到返款32600元，本金89万元及相关利息至今未付。2019年12月2日，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作出曾公（经）立字[2019]2598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绿谷公司、绿谷公司随州分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20年4月19日，随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载明绿谷公司在全国成立15个分公司进行融资，可能存在违法行为。随州市公安机关分别对绿谷公司在其辖区内的分支机构进行立案调查。因该案涉及受损人数众多，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打击犯罪，要求受损人员在限定期限内到各县××区公安（分）局报案登记。本院认为，根据案外人绿谷基金中心、绿谷公司与曾琪签订的入伙协议，曾琪只享受固定收益，不承担企业风险。曾琪与绿谷公司、绿谷基金中心之间不符合合伙的构成要件，合伙关系不成立，双方实际上形成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该协议名为入伙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协议。曾琪起诉主张任春蓉偿还的35万元及利息，涉及两笔款项，一笔为曾琪于2016年12月1日向基金管理人绿谷公司支付的投资款20万元；另一笔为其于2018年6月4日向任春蓉转款25万元。因两笔款项涉及的法律关系、法律性质均不同，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本院逐一评析如下：1.关于第一笔投资款中的10万元应否返还的问题。（1）在确定该笔投资款返还的主体及数额前，首先需对本案双方签订的《华中绿谷投资协议》的由来、法律性质和效力进行分析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曾琪通过绿谷公司工作人员任春蓉介绍，作为有限合伙人在2016年12月1日与绿谷基金中心、绿谷公司签订《入伙协议书》，并于当日向基金管理人绿谷公司支付20万元，绿谷基金中心向曾琪出具收据。2018年12月1日，进入基金赎回周期，曾琪欲赎回投资款及收益。任春蓉口头承诺，若公司不兑付，由其个人支付，并于当日以担保人身份与曾琪签订《华中绿谷投资协议》。双方约定，曾琪投资绿谷公司的基金为20万元，按年化收益率12%分红。2018年12月1日期满后5个工作日，将曾琪投资款本金及另一半分红12000元直接转入其账户或支付现金。若因本金及年化收益率发生纠纷，任春蓉愿意承担相关法律及投资者全部经济责任。从该书面协议内容可知，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保证曾琪20万元投资款及收益的顺利赎回，由任春蓉作书面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保证合同。而且，从任春蓉在该协议签订后即2018年12月29日向曾琪支付10万元的事实，亦可证明任春蓉在按协议约定履行保证责任。故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任春蓉应否承担保证责任，即作为担保人应否向曾琪支付剩余10万元投资款及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曾琪在绿谷公司涉嫌犯罪，其投资款无法收回的情形下，有权向担保人任春蓉主张权利。任春蓉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双方在《华中绿谷投资协议》中对任春蓉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任春蓉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从《华中绿谷投资协议》的内容、目的来看，本案双方约定的担保范围为20万元投资款及按年化率12%所产生的收益，应当按该约定确定担保范围。任春蓉已向曾琪支付10万元投资款，故其应当对剩余10万元投资款及收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关于第二笔款项25万元应否返还的问题。双方对该笔款项的实际占有人存在争议，各执一词。曾琪主张该款被任春蓉个人占有挪用，任春蓉则主张该款已转入绿谷公司账务人员邱艳账户，为绿谷公司收取。现已查明，任春蓉于2018年6月4日收到曾琪转账25万元的当天，即将该款转入邱艳账户。事隔一日，即2018年6月6日，曾琪与绿谷基金中心、绿谷公司签订基金合同编号为8304428的入伙协议书，绿谷基金中心于当日向曾琪出具一张25万元的收据。绿谷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出具书面证明，证实其公司收到该笔投资款。故曾琪向任春蓉支付的25万元已由任春蓉转至绿谷公司。曾琪主张任春蓉个人挪用该款的事实不能成立。任春蓉不是该笔款项的占有、使用和支配人，未取得不当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曾琪诉请任春蓉偿还该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被告的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9条规定，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绿谷公司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应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任春蓉上诉主张一审遗漏当事人绿谷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9）鄂1303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二、任春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曾琪支付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曾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曾琪负担1310元，任春蓉负担5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曾琪负担1310元，任春蓉负担52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莹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周 鑫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曹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