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3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怡。委托诉讼代理人：巢华娟，江苏名俱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维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燕，北京市惠诚（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怡因与被上诉人田维兰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6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田维兰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之间不存在共有物分割，即使双方对房屋收益分配存在争议也是债权债务的争议，该房屋在2009年已出售，田维兰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2、原审判决金额计算错误，房屋出卖时上诉人收到两笔费用，2009年11月5日28万、监管资金81万，合计109万，扣除公积金还款324700元，剩余765300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915000元，被上诉人实际欠上诉人146700元。另按照房屋买卖收益225300元，减去上诉人的款项，实际只有75600元可分配，按70%计算被上诉人只能分得52920元。另外租金收益只是被上诉人单方说法，上诉人未在租赁合同签字，被上诉人未举证上诉人收到过租金。3、关于短信截图的性质。上诉人表示“好的，我知道”只是表示收到其母亲信息，并不代表对于其母亲表达意见的认可，后续表示“每月2500，分六年还完”，也是履行自己赡养义务，并不代表代田维兰所述内容的认可。田维兰辩称：1、房屋出售后对于分割比例存在争议，未分割的利润属于共有财产，而非债权债务，对于各自应分割金额明确后才构成债权债务。田怡自认共有利润尚未分割。田维兰提出分割要求后，田怡同意分配18万元【（利润30.71万-贷款利息1.07-1.4）*57%+利息2万=18.13万元，取整18万元】但要求每月2500，分六年还完”，田维兰未同意的情况下，田怡推翻此前说法，拒绝分割财产。双方利润未分割，属于共有物分割纠纷，而非债权纠纷，不存在时效问题。2、关于原审判决金额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出售利润和房租进行计算，但出售房屋后共有资金的增值部分也属于共有财产未予计算。虽然双方资金往来大多是与共有房屋出售利润流转无关的小额资金往来，其中2013年田维兰支付给田怡的35万元，应认定为房屋出售的共有利润，否则无法认定共有房屋出售后的共有利润的流转情况以及持有现状。根据田维兰提供的流水，房屋出售后，田怡转账91.5万元给田维兰，房屋出售的共有利润绝大多数放在田维兰处，田维兰为了共有利润的保值增值，通过购买理财产品使得共有利润再次增值，而后2013年将增值后的35万元全部转给田怡，从而使共有利润及其孳息全部流转到田怡处。35万元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定，而不应该拆分，而且共有资金35万元从2013年起至2019年的孳息一审法院也没有计算。3、田怡在上诉状中的计算方法缺乏事实依据。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售房屋资金全部由田怡负责收取，在一审时，田怡的代理人拒绝承认托管资金由其收取，而田维兰的代理律师去房产交易中心调取托管资金支取记录后，田怡在一审便未再提出其他异议，更没有提到尾款没有收到。现田怡又提出房屋尾款16万元(即125万-28万-81万)未收到，又拒绝提供其收款银行账户的收款明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尾款16万元也不是小数目，田怡也从未提起买房人未付清房款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假如田怡未收到全部房款，则向田维兰转账91.5万元后，仅剩下109万-91.5万=17.5万元，也根本不够田怡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田怡的计算方法不符合逻辑，认为“房屋买卖收益减去欠田怡的款项，实际只有75600元可分配，即使田维兰按照70%进行分配，田维兰也只能分得52920元”。这句话首先表明房屋买卖收益保管在田怡处，同时田怡又说，扣除贷款后的房款已经全部转账给田维兰，房屋出售的利润是如何流转到田怡处的呢？2013年田维兰转账给田怡的35万元就是最好的解释，也是本案无法回避的争议焦点。关于35万元的性质，田怡的书面答辩状称是赠送，后来田怡参加庭审又说35万元系其工作后陆续转账给田维兰的钱，前后的说法自相矛盾且无任何证据证实。共有利润的流转过程为：起初出售房屋包括待分配利润在内的房款91.5万元先由田怡转账给田维兰，后再由田维兰将共有利润35万元转账给田怡。关于租金收益5.71万元，一方面田怡在聊天记录中予以认可，另一方面，租金收益加上房屋利润30.71万元，减去公积金利息1.07万，商贷利息1.4万元，实际可分配利润为28.24万元(该金额未计算自然孳息)。该金额小于田维兰转账给田怡的35万元。一审法院不按35万元而按28.24万元计算田维兰应得收益(19.76万元)，也是考虑到田怡起诉前在有田一家微信群曾同意向田维兰支付18万元这一事实而做出的折中认定。4、关于原审判决对于微信截图的性质认定。在现代汉语中“好的”就是“同意”一词的口语表达，如果不同意就说“不好”。田怡没有必要答非所问，主动要求支付赡养费。田怡所回复的“每月2500，分六年还完”的内容明显不符合支付赡养费的表述习惯，支付赡养费并非还债，不可能写成“分六年还完”。因此，田怡牵强附会把“每月还2500元”说成是支付赡养费，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田维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田怡支付共有房屋出售后应分割共有资金245000元（350000元*70%）；2．要求田怡支付应分割资金占用的利息91670.83元(以245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8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8月1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田怡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维兰与田怡系母女关系。2008年3月24日，田维兰、田怡共同购买苏州市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购房款为1000000元，其中首付款700000元（田维兰个人出资400000元，田维兰与田怡共同向亲戚孙文华、田维宝借款300000元），贷款300000元（以田怡名义，向银行贷款150000元，通过公积金贷款150000元）。2008年4月15日，田维兰、田怡取得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的所有权，登记为按份共有，田维兰占70%，田怡占30%。2009年11月21日，田维兰、田怡将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出售，售房款为1250000元。田维兰、田怡与买方约定：支付房款方式为2009年11月21日交付定金20000元，2009年11月25日前通过银行转账存入田怡账户280000元，剩余850000元存入房管局资金托管账户，最后余100000元于房屋交易完毕后一次性支付；此外，双方约定涉案房屋的租赁事宜自买方取得产证后移交买方。根据涉案房屋的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显示，实际监管金额为810000元，由田怡于2009年12月25日支取，支取账号为62×××39。2009年11月24日，田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分别归还了前述银行贷款及公积金贷款共计285503.39元（143031.84元+142471.55元）。田怡分别于2009年12月25日、2010年1月21日、2010年1月31日向田维兰6222021102027747628账号转账625000元、250000元、40000元，合计915000元。2013年6月8日，田维兰向田怡转账350000元。一审庭审中田维兰陈述，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的份额分配比例田怡是同意的。房屋在购买后一直用于出租，房租收益共计57100元，由田维兰收取。房屋出售后，购房款全部打给了田怡。田怡留了335000元，并向田维兰转账915000元。田怡用于归还银行和公积金贷款合计324700元（包括本金300000元、利息10700元和14000元），故房屋出售款还有10300元其未给田维兰。在田维兰处的售房款，田维兰还掉田维宝的借款300000元，扣掉田维兰个人出资的400000元，田维兰处的房屋买卖利润是215000元。之后田维兰用房屋买卖的利润和房屋租金收益购买了理财产品，收益合计350000元。田维兰考虑到再婚后，该部分款项是其个人财产，其在理财到期后即2013年6月8日将350000元转给了田怡。因该350000元及在田怡处的10300元是双方的共有资金未分配，故田维兰提起诉讼要求分配。田维兰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三份，证明涉案房屋购买后的租金收益合计57100元，其中田维兰、田怡在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2月28日期间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苏州浩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每月租金为4100元；田维兰自2009年7月18日起将房屋出租给案外人李静，每月租金为3000元。2、结婚证，证明田维兰于2010年1月6日再婚。3、“有田一家”微信群聊天记录及田维兰与田怡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2019年6月29日，田维兰与田怡在“有田一家”微信群中就田维兰应得款项曾与田怡沟通，双方对分配比例存在争议，该聊天记录显示：田维兰表示“怡怡就按你老公的分配方案59%算30万利润扣除你19个月贷款2万还有28万，按59%我可以分到16.52（万）再加上利息2万一共是18.52（万），你给我18万吧，可是讲清楚一定要一次性付清，这是你们家老公自己算出来的不想再拖了”，田怡表示“好的，我知道了。我的主张是每月2500（元），分六年还完。”在田维兰与田怡的聊天记录中田怡表示“买房100（万），卖掉125(万)，加上房子租金5.71万，所以房子的真实利润是130.71万-100万=30.71万”，田怡向田维兰发送excel表格显示：房子利润为30.71（万）、公积金利息为1.07（万）、商贷利息1.4（万），故应得利润为28.24（万），田怡按照比例43%得12.1（万），田维兰按照比例57%得16.13714（万）。田维兰表示其已将与田怡的聊天记录删除，故无法提供原件。4、中信银行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证明田维兰于2010年3月11日将共有资金300000元从其6226982000301360账号转入其73×××03账号中，后于2011年8月31日将340000元转入交通银行卡进行理财，2013年6月8日理财到期后，田维兰将350000元转给田怡，均系共有资金及收益。对上述证据，田怡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真实性无法确认，租赁合同无田怡的签字。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3、田怡和田维兰计算这个钱是基于赡养义务，并不是认可欠田维兰钱。对于excel表格田怡不认可，不是田怡做的。田怡也表示因未保留与母亲的微信，无法提供其与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4、350000元是田怡工作后陆续转账给田维兰的钱，田维兰再婚后怕说不清就把田怡钱给田怡了。一审时田怡陈述，1250000元的售房款确实没有分配，当时也没有谈具体的分配方案，但田维兰在2019年5月之前从未跟田怡提起过涉案房屋的房款问题。田怡不认可售房利润的分配比例，田怡和田维兰向田维宝的借款是共同借款，相当于各自借款150000元。田怡也曾向田维兰转过很多钱，但因为田怡有的银行卡注销了，所以只能提供部分转账。田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支付宝转账记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证明其于2011年至2015年期间交给田维兰37700元保管；其自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1月22日通过支付宝向田维兰转账177173元；其于2014年2月4日向田维兰转账13000元；其与田维兰的经济往来多，不能仅凭一笔转账350000元就认为系保管。2、田维兰委托律师向田怡发送的律师函，证明田维兰曾自述田怡向其转账500000元，律师函主要内容：您与田维兰于2008年3月24日以100万元购买了苏州新区狮山路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一套，其中委托方出资70万元（自有资金40万元，共同向第三人借款30万元），所占份额为70%；您出资30万元（向银行借款30万元），所占份额为30%。上述房屋购买后累计获得租金收入5.71万元，田维兰应分割获得的租金收入为39970元。2009年11月21日，上述共有房屋以125万元出售，田维兰应分得87.5万元，扣除用于归还第三方的借款20万元，以及您已向田维兰支付的50万元，加上述应分割租金，您应再向田维兰支付214970元共有房屋分割款。对上述证据，田维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真实性无异议，这些钱都没有超过母女俩日常的人情往来，有些是田维兰过生日、过年给田维兰的钱，有些大额的款项是其归还田维兰帮其垫付过的购买吴江房屋的定金、首付款合计十几万元，这些款项都与本案无关。2、当时还未做起诉的打算，故律师函的金额仅靠记忆的金额陈述，实际该500000元应该是915000元。以上事实，有房屋买卖中介服务协议、借条、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明细、提前还款申请书、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交通银行个人（转账）凭条、房屋租赁合同、结婚证、微信聊天记录、中信银行及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支付宝转账记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律师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苏州市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在田维兰、田怡购买时，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二人名下，并载明田维兰占70%、田怡占30%，可见二人系按份共有，且应视为二人已明确约定了各自对房屋享有的份额。田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房屋所有权证上已登记占有比例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田怡不认可共有份额比例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就本案中二人应分配的款项按照田维兰70%、田怡30%的比例进行分配。田维兰主张其于2013年6月8日向田怡转账的350000元系与田怡就涉案房屋的共有收益，应当予以分割，然田维兰与田怡系母女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转账较为频繁，该350000元的转账距离田怡向田维兰转账915000元的售房款已三年多，金钱系种类物，自田维兰收到915000元售房款后，田维兰账户内的金额在不断变化，也无法最终确定具体由哪个账户存储该款项，且田维兰向田怡转账时也未注明该转账的性质，其向田怡发送的律师函也未提及该款项，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该款项即是二人应当分配的共有收益。考虑到田怡在本案中认可涉案房屋出售后双方并未就相应款项进行分配，且结合田怡在“有田一家”微信群中同意按照每月2500元，分六年向田维兰返还分配利润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二人就涉案房屋应当分配的共有收益在田怡处。关于应分配共有收益的具体金额。田维兰为证明涉案房屋在共有状态时的租金收益，提交了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且在田维兰、田怡出售房屋的买卖合同中亦能体现涉案房屋在出售时处于租赁状态，由此可知田怡知晓涉案房屋出租的事实，故应当认定涉案房屋在田维兰、田怡共有时存在租金收益，田维兰主张房屋的租金收益为57100元，该金额符合房屋租赁合同中对租金及租赁期限的约定，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涉案房屋出售后的实际利润，田维兰主张在售房款1250000元的基础上扣除田怡向银行、公积金贷款的本金300000元及利息24700元（10700元+14000元）、向亲戚的借款300000元、田维兰自己出资400000元后计算而出，一审法院认为该计算方式具有客观性，符合二人购买房屋所支出的实际成本，据此房屋出售的利润应为225300元（1250000元-300000元-10700元-14000元-300000元-400000元）。综上，田维兰、田怡应分配的共有收益包含涉案房屋的使用收益及增值收益，合计282400元。根据田维兰与田怡就共有份额约定的比例，田怡应向田维兰支付197680元（282400元*70%）。关于田维兰要求田怡支付共有收益占有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共有收益未进行分配主要系基于田维兰与田怡相互信任的母女关系，且双方在关系恶化前也从未明确约定何时对该共有收益进行分配，田维兰也未举证证明其向田怡主张分配收益的具体时间，结合双方在“有田一家”的微信群中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酌定田怡应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自2019年6月29日起计算，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21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田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田维兰支付共有收益19768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截止至2019年8月19日为121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9768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262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8432元，由田维兰负担3309元，田怡负担5123元。二审中，田怡提交录音证据一份，证明在录音中田维兰明确表示，房子利润已经分配完了，只是分错了而已。但是利润是由田维兰来分的，距离现在的时间已经过十年，所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田维兰质证认为：1、录音被剪辑了，当时对话时均称要还田维兰钱；2、按照证据规则，是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3、录音对话主体主要是田怡的丈夫和田维兰。但本案中共有财产分割是田怡结婚之前的事，田怡的丈夫并不知道情况，其参与的目的就是帮助田怡对共有利润不予分配。录音也是断章取义，录音的最终结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表现，在“有田一家”的微信群里面，田怡的丈夫还专门做了表格，关于分配的方法在表格中已经列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田怡和田维兰在共同购买苏州市名城花园2幢202室房屋时，登记为按份共有，田维兰70%、田怡30%。现双方关于2009年房屋出售后收益是否分配完成存有争议。“有田一家”聊天记录显示：田维兰表示“怡怡就按你老公的分配方案59%算30万利润扣除你19个月贷款2万还有28万，按59%我可以分到16.52（万）再加上利息2万一共是18.52（万），你给我18万吧，可是讲清楚一定要一次性付清，这是你们家老公自己算出来的不想再拖了”，田怡表示“好的，我知道了。我的主张是每月2500（元），分六年还完。”该段对话内容能明确反映双方对房屋出售后收益如何分配各自发表了意见，从田怡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田怡并未否认利润不予分配，而只是对金额和支付周期提出了意见。一审法院再结合此前田怡与田维兰之间资金往来情况，认定房屋共有收益在田怡处并须向田维兰支付，认定事实正确。关于二审中田怡提交的录音证据，田怡未提供原始载体，田维兰对录音的完整性也持有异议。该份录音形成的时间在2019年5月11日，双方在“有田一家”的微信群里对于分配比例问题发表意见时是在2019年6月29日。故该份录音证据无法证明田怡所辩称的利润已分配完成。关于田怡应当支付给田维兰款项的具体金额。名城花园2幢202室出售价款为125万元，田维兰主张该款全部由田怡收取，田怡在一审时也未加以否认。本院结合田怡在“有田一家”微信聊天中自认的金额，对于田怡现提出的仅收到109万元事实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以125万元售房款为基础，扣除银行、公积金贷款本息、亲戚借款、田维兰出资等，认定利润金额为225300元并不不当。综上，田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62元，由上诉人田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馨岚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