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23民初651号原告：高波，男，198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依安县。被告：常东山，男，195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原告高波与被告常东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以云庭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波、被告常东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常东山返还已经领取国家应发给原告的2018年稻谷生产者补贴款3224.59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3日，原告高波在陈海斌处转××了依安县××组旱改水的土地共计307.50亩，其中包括被告常东山的土地33.60亩。2019年1月15日，国家下发稻谷生产者补贴款，该款已经转入被告个人账户。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粮食和储备局关于稻谷补贴的实施意见》（财建〔2018〕405号）和《2018年黑龙江省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该款应向实际生产者发放，故原告向被告索要，被告拒不给付。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被告常东山辩称，不同意返还稻谷补贴资金，因为不认识原告，自己的土地也没转包给原告。在2016年12月，将土地转包给王振来，转包了5年，按照5000元一垧地转包的。签订合同时双方约定王振来任何补贴都不要，包括对种植者的所有补贴。此后，王振来再把土地转包给谁被告不知道，也没有通知被告。如果王振来转包是经过被告的同意，就可以返还，但是王振来没经过被告同意，所以不同意返还水稻生产者补贴。此外，原告高波是否包过东南村的土地村里的村民都不清楚，村民和王振来有包地合同，合同一直到2021年才结束，所以原告高波应该向他的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1.被告常东山位于依安县新兴镇东南村的33.60亩土地在2018年的实际种植者是谁；2.案涉土地2018年稻谷生产者补贴数额及归属。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分析认证如下：高波与陈海斌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实合同中明确约定国家给予的种植补贴如果陈海斌领取，应该由陈海斌给付高波，如果陈海斌未领取，高波无权向陈海斌索要该补贴。这个特别的约定是在2018年初得知会发放水稻生产者补贴的时候双方进行约定的。被告常东山质证称，对高波和陈海斌之间的承包关系不清楚，和被告无关，被告也不认识陈海斌。被告名下的土地只包给了王振来，至于2018年是谁实际种植这块土地不清楚，王振来转包给谁也不清楚。本院认证：该证据系原告高波与案外人陈海斌之间的合同，本院在不当得利系列案件庭审中通过电话方式与陈海斌进行核实，陈海斌陈述该合同系原告高波与陈海斌之间签订，2018年原告高波实际种植案涉土地，因该合同与陈海斌陈述相印证，且与本案存在客观关联，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应认定该合同真实、有效，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确认案涉土地2018年实际种植者为原告高波，种植作物为水稻。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在庭审中与王振来的电话连线（电话通话录音在卷佐证），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分析认证如下：被告常东山提交的其与王振来的《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常东山已经将自己名下的33.60亩土地转包给王振来，并且合同中约定“乙方（王振来）同意不要所有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款，包括对种植者的所有补”，用以证实常东山名下33.60亩土地的稻谷生产者补贴应归被告所有，不应向原告返还。王振来陈述：其和常东山签订了33.60亩的土地转包合同，当时合同中约定种植者补贴归常东山所有，这个合同现在还在履行，但2018年王振来没有实际种植合同中的土地，而是将土地转包给了新兴镇东荣村的陈海斌，王振来和陈海斌的合同中约定所有补贴都归东南村的社员所有，但没具体约定补贴项目的名称。在王振来和陈海斌签合同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关于水稻生产者补贴的政策，但是双方约定如果有补贴的话就要归社员，因为不归社员的话5000元的包地价格太低了，而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双方也不知道有水稻补贴的事。在新兴镇××组经王振来包给陈海斌的土地总共有好几百亩，王振来和陈海斌签了一个300亩的包地合同，陈海斌再包给谁王振来就不知道了。王振来和常东山的合同中种植者补贴归被告常东山。原告高波质证称，王振来和常东山在2016年签订合同时不可能对种植者补贴进行约定，因为种植者补贴政策是2018年才开始实施的。因此认为常东山与王振来对稻谷生产者补贴的约定应属无效，稻谷生产者补贴应归实际生产者所有。被告常东山质证称，没有意见，被告和王振来约定的国家任何补贴都没有王振来的份额，王振来也不要。本院认证：被告常东山与案外人王振来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应自成立时生效。王振来的陈述与被告常东山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相印证，因原告高波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故本院对被告常东山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及王振来的陈述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2月13日，原告高波在陈海斌处××依安县××组旱改水的土地共计307.50亩，其中包括被告常东山的土地33.60亩。该33.60亩案涉土地由被告常东山转包给王振来，并由王振来转包给陈海斌，再由陈海斌转包给原告高波。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打印字体约定：“乙方（王振来）在承包期内无论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与乙方（王振来）无关，由甲方（常东山）领取”，手写体约定“乙方（王振来）同意不要所有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款，包括对种植者的所有补”。2017年12月23日，原告高波与陈海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打印字体约定：“乙方（高波）在承包期内无论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均与乙方（高波）无关”，手写体内容协议补充约定：“乙方（高波）在承包期内，如国家给予的种植补贴被甲方（陈海斌）领取，甲方（陈海斌）需给付乙方（高波），如果甲方（陈海斌）未领取，乙方（高波）无权向陈海斌索要该补贴”。被告名下的33.60亩土地在2018年期间实际由原告高波种植水稻。案涉土地2018年的稻谷生产者补贴款3224.59元已由被告常东山实际取得。原告向被告索要2018年的稻谷生产者补贴款，被告未给付，故原告起诉请求被告返还。本院认为，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原告高波与陈海斌的《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2月13日，原、被告在庭审中均自认签订合同时没有稻谷生产者补贴，故确认在各方签订合同时不存在稻谷生产者补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原告高波与陈海斌、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打印体字样均体现为“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以手写体“乙方（王振来）同意不要所有上级部门对土地下拨的各项补贴款，包括对种植者的所有补”的方式作出补充约定，其中有“种植者的所有补”字样，应视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对国家可能给予稻谷生产者补贴已经有所预见，该手写体内容是双方以明示的方式对种植者补贴作出的约定，该内容与本院工作人员在庭审中与王振来的通话内容相印证，应视被告常东山与王振来的《土地承包合同》已对种植者补贴归属于被告常东山作出明确约定，该约定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真实、有效。原告高波与陈海斌在得知国家给予稻谷生产者补贴时，以手写体形式在《土地承包合同》中补充约定：“乙方（高波）在承包期内，如国家给予的种植补贴被甲方（陈海斌）领取，甲方（陈海斌）需给付乙方（高波），如果甲方（陈海斌）未领取，乙方（高波）无权向陈海斌索要该补贴”，虽其中提及种植补贴，但对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本案稻谷生产者补贴由被告领取，陈海斌未领取，根据原告高波与陈海斌协议补充约定内容的文义，原告高波不具有要求被告常东山返还稻谷生产者补贴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案涉被告名下的33.60亩土地的稻谷生产补贴款3224.59元应按约定归属于被告常东山所有，故本院对原告高波要求被告常东山返还稻谷生产者补贴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高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马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