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1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芳，女，198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南芳，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斌，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滨江大道12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387047E。法定代表人：刘建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明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梅，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奔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5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经核查清楚，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业务提成三部分组成。岗位津贴和业务提成，需要通过搜集或购买发票，走“申请”和“报销”流程，通过贴票报销方式取得，并且不得写“包干提成”，只能写“差旅费、交通费、过桥费、过路费、执行费、办公费、通讯费”等名目，才能领取，基本工资与岗位津贴每月两次分别打入上诉人工资帐户。上诉人已提供了相应电子邮件、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上述事实。被上诉人曾经克扣员工劳动报酬被员工起诉，裁决支持了员工的请求，员工工资组成这一事实已为生效判决证实。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的工资由固定工资基数、考勤工资、加班工资及奖金金等组成的主张不成立，其所提供工资发放明细所列各类名目及数据，实质是其自己为做帐和报税需要制作，原判采信被上诉人关于员工工资构成的主张，属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被恶意克扣工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从2014年起，开始克扣上诉人工资，直到2016年下半年，上诉人工资由平均每月40000元变成每月8000多元。上诉人的工资两年时间内下降近80%，这对一个公司高级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现象。上诉人已对每笔被欠发和克扣工资的金额和种类都进行了说明，并且被上诉人克扣员工工资种类已在其他诉讼中得到了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原判却没有采纳上诉人的主张，显属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否定被上诉人克扣上诉人2014年4月8日之前工资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自2008年4月份与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与案外人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等奔腾集团公司旗下的多个关联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上诉人的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与履行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相关的情况，由奔腾集团所属关联公司之间转换并互相认可，上诉人非因本人原因多次变换公司签订合同，工作内容和场地不变，即上诉人的工作实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合同形式有所改变，既然奔腾集团所属关联公司之间转换并互相认可上诉人的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权利义务，上诉人先前因履行劳动合同在奔腾集团工作，被上诉人当然应当认可并支付上诉人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克扣和拖欠的工资。4.上诉人的业务提成是按照其入职奔腾集团以来一直的计算标准和方式计算得出，由上诉人上报公司核发。上诉人只是一名员工，在没有接到新的通知要求前，只能按照以前的规定和惯例进行工作。依据同样的标准，上诉人2014年以前的核算都是对的，唯独从2015年开始核算的就与公司有差距。被上诉人应当就同一标准下为什么上诉人2014年以前上报的提成核算能通过而2015年后就不能通过进行说明，而不是拿出一个随时都可以制作的所谓“营销责任制的相关规定文件”否定上诉人的主张。即使被上诉人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在没有与上诉人充分沟通、征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该新出台规定也不能对上诉人原先行为产生约束力。5.上诉人的年休假没有得到保障，未休年假的工资补偿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以单位春节放假的时间来充抵上诉人年休假时间，是有意混淆概念，恶意侵占员工权益。单位放假和职工年休完全是两个概念。单位放假是对全单位人员的整体安排，单位所有员工都享有同样待遇，即使没有年休假指标的员工，单位放假也一样享受相同放假待遇，带有强制性。而员工年休假需其本人申请填写休假单，经批准后才开始休假，属员工本人的自愿行为，单位不能强迫员工在什么时间休年假，更不能以单位的整体安排侵占员工年休假利益。更何况春节假期的计算包含3天法定假和4天的周末调休，调休的时间占用的是双休日，而不是正常上班时间。上诉人未休假天数应当是19天，被上诉人关于春节放假10天充抵年休假的主张不能成立，且年休假工资应该按照未扣发前的标准计算，而不应当按公司违法克扣后的工资标准计算。二、被上诉人利用公司的强势地位逼迫员工主动离职，应当承担经济补偿责任。上诉人的工资从2014年起大幅降低，岗位津贴不发或不足额发放，月工资从2013年前的40000多元逐步减少到2016年下半年的8000多元。从被上诉人2014年的涉诉情况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为了裁员，利用用人单位的优势地位，随意克扣、降薪、点名裁员，以期达到“优化”，逼迫员工主动离职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达到不支付经济补偿的目的。被上诉人上述行为需对员工进行经济补偿的事实已被法院生效文书所认定，故本案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被上诉人也应承担经济补偿责任。三、原判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被上诉人为了减少开支，裁减公司员工，采取恶意克扣员工工资等手段逼迫员工主动离职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是被上诉人一直沿用的手段方式。在2014年，被上诉人就因恶意拖欠、克扣员工工资而逼迫员工离职被员工控告，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员工工资差额和克扣的销售提成并进行了经济补偿。被上诉人没有引以为戒，故技重施，用相同的手段逼迫上诉人等员工主动离职，只是做的更隐蔽，手段更高明。法院应当同案同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四、原判未依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社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被被上诉人恶意克扣工资，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采取手段逼迫解除劳动合同，已极大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维权艰难，才求助于法律裁判机构，应得到公正裁判。上诉人参与不了被上诉人上层的决策讨论，所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证据收集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被上诉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针对上诉人的请求预备或后续补做相关手续，以各种理由干扰或阻碍上诉人取得由被上诉人掌控的证据材料，故上诉人所获取的材料只能是被上诉人通过各种渠道公示的材料，如果被上诉人否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法院则不应因被上诉人拒绝提供证据源而简单机械地认定为“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否则将使劳动者的举证更加艰难，这样的裁判结果容易对社会形成误导，滋生不良风气，导致用人单位纷纷效仿逃避责任，无视劳动者权益。请求查明事实，主持正义，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浙江奔腾公司答辩称，本案所涉纠纷均系因为传统的销售渠道的变化、互联网销售模式发展，导致上诉人收入减少。自2016年近三年以来，被上诉人的销量因为网络销售渠道而锐减30%。传统渠道的销售人员出差次数减少，故报销费用减少，奖金和提成也减少了。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工资单、支付记录均能证明己方严格按照劳动关系履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芳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奔腾公司支付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拖欠丁芳的工资计471060元；2.判令浙江奔腾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未休年假19天的工资41931元；3.判令浙江奔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6035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奔腾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均系奔腾集团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2008年4月至2011年4月期间，丁芳与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1年4月9日，丁芳与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8日的劳动合同，与浙江奔腾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的劳动合同。2016年11月28日，丁芳向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关系声明，以该公司自2015年起无故不足额发放劳动报酬、扣发业务提成及奖励、多年未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随意多次变更公司主体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自2016年11月28日起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12月7日，丁芳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支付：1.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拖欠劳动报酬473060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未休年假工资19800元；3.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工资8783元；4.经济补偿金160353元。2017年2月3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2016）办字第5177号裁决书，裁决：丁芳之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丁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支付：1.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拖欠劳动报酬473060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未休年假工资19800元；3.经济补偿金160353元。2017年12月8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7民初9331号民事判决书，以丁芳与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无劳动关系为由判决驳回了丁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丁芳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3日，丁芳再次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浙江奔腾公司支付：1.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克扣的工资471060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未休年假19天工资41931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60353元。2018年12月18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2018）办字第3792号裁决书，以丁芳的主张已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裁决：丁芳之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丁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在庭审过程中，丁芳称其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业务提成三部分组成。丁芳主张浙江奔腾公司扣发工资明细：1.基本工资，2010年8－12月每月2000元，2016年3－5月每月1000元，2016年7月2000元，2016年8月4000元，2016年9月－11月每月2000元，合计25000元；2.岗位津贴，2009年1月、4月、5月、7月、8月，每月5000元，2010年7月、11月、12月，每月7000元，2011年4月、6月、8月，每月10500元，2012年6月10500元，2013年2月、3月，每月12000元，2014年1月、4－6月、9－11月，每月12000元，2015年1月3000元、2月6000元、3月8000元、4月2000元、5月5000元、7－9月每月12000元、10月6000元、11月7000元、12月12000元，2016年1月7000元、2－4月每月12000元、5月7000元、6－11月每月12000元，共计405000元；3.业务提成，2015年四个季度的提成及2016年第二季度销售额按0.4444%比例计算的提成合计41060元。为此，丁芳提供2008年10月至2016年11月工资银行账户明细及2015年度和2016年第二季度提成应得和实利对照表予以证明。浙江奔腾公司仅对丁芳2008年10月至2016年11月工资银行账户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及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也不认可丁芳陈述的工资组成，辩称丁芳每月收入由正常考勤工资、加班工资及奖金组成，所有差旅费报销均需按实际发生为原则，在公司设定的最高上限内报销，申请报销的费用必须是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联的，且必须是合理的才支持。浙江奔腾公司为证明该辩称提供了丁芳2015年1月－2016年11月工资明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5536、9331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7民初22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松劳人仲（2018）办字第3792号裁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奔腾费用报销规范及文件签发截图和采集视频、财务付款与费用报销及文件签发截图和采集视频、费用支出报销单及后附的发票和行程表、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及规章制度系统查询截屏和视频、丁芳2015年1月至12月提成奖金计算明细表及采集截图和视频、销售数据查询系统截图、关于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国内营销中心组织架构调整与人事聘任的通知、关于国内营销中心部分组织架构调整与人事聘任的通知、关于国内营销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及文件签发截图和采集视频、关于2015年春节放假的通知、关于2016年春节放假的通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证据交换笔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667号民事判决书。丁芳仅对工资明细、银行流水整理单、判决书、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及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同时认为浙江奔腾公司关于2015年和2016年春节放假的通知与证据交换笔录关于年休假及丁芳前案中提交的放假通知的内容相矛盾。本案还查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提供的上奔集司[2014]001号《关于组织架构调整及人力资源管理标准适用的通知》，上载明“……为了企业发展及规范管理，经研究决定：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自2014年度起划归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全权管理……结合2013年2月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划归奔腾电工管理，因此，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等人员管理，统一适用奔腾电工《人力资源管理标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66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以下规定：《费用报销及贴票规范》就报销规范及流程配有示范说明。《国内营销中心月度绩效及费用考核管理办法（试行）》“费用报销说明”部分载明，国内营销中心中公司本部人员在2016年3月至12月期间根据出差申请及出差报销标准实行月度费用实报实销。《财务付款与费用报销制度》第九条第三款第9项规定，所有差旅费报销均需按实际发生为原则，在公司设定的最高上限内报销，申请报销的费用必须是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联的，且必须是合理的支出。公司有权拒绝报销不合理的、滥用的以及违背公司政策的费用报销。本案另查明，浙江奔腾公司与包括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5776号原告解珲在内的四位职工在与案外人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均确认奔腾集团公司2014至2016年春节放假时间为10天。浙江奔腾公司向丁芳实发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份的工资总计112911元，其月平均工资为9409.25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丁芳的诉请是否已过时效；2.丁芳主张的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期间的被克扣的工资及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存在；3.丁芳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是否有依据。关于时效问题。丁芳提起本次诉讼的申请仲裁时间虽为2018年11月3日，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丁芳自2008年4月份与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与案外人上海奔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奔腾公司等奔腾集团公司旗下的多个关联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根据丁芳、浙江奔腾公司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表明丁芳的工作安排、工资发放等与履行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相关的情况，存在由奔腾集团所属关联公司之间转换并互相认可之情况，故对于劳动关系主体的认定应当以双方合意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为准。丁芳于2016年11月28日向案外人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关系声明后即于2016年12月7日申请仲裁，由于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经一审、二审后才明确丁芳、浙江奔腾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丁芳在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2017）沪01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后于2018年11月3日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在仲裁裁决书送达后的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浙江奔腾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成立。关于丁芳主张的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期间的被克扣的工资及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首先，丁芳自2008年4月份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均是与奔腾集团公司旗下的除浙江奔腾公司之外的关联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丁芳、浙江奔腾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才签订期限为2014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的劳动合同，故丁芳在2014年4月8日之前并非与浙江奔腾公司成立劳动关系，丁芳主张浙江奔腾公司克扣其2014年4月8日之前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在庭审中，丁芳明确被扣发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及业务提成。对于基本工资差额。丁芳主张2013年开始每月工资组成中基本工资12000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浙江奔腾公司提供的丁芳工资单，丁芳工资由“固定工资基数”、“考勤工资”、“加班工资”及“奖金”等组成。丁芳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是结合丁芳对浙江奔腾公司向其发放的2014年4月－12月的实际不固定的工资无异议，丁芳的辞职信中也是以浙江奔腾公司自2015年起无故不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等理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且丁芳、浙江奔腾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未对工资情况进行约定，劳动合同中也有“员工工资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方法，公司根据内部工资分配办法调整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根据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的约定，故对浙江奔腾公司在包括丁芳在内的系列劳动争议案件中对员工工资组成所作的上述说明有理由予以采信，并对丁芳主张的其2013年开始基本工资为12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丁芳未能提供浙江奔腾公司扣发其2014年4月至2016年11月份基本工资的证据，故对丁芳要求浙江奔腾公司支付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扣发基本工资的诉请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岗位津贴。丁芳主张工资组成中存在固定发放的岗位津贴12000元，但根据浙江奔腾公司提供的《费用报销及贴票规范》、《国内营销中心月度绩效及费用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及《财务付款与费用报销制度》，丁芳虽对此不予认可，但结合浙江奔腾公司提供的内部OA签发截图、报销凭证及丁芳在每月收到发放的工资时也未及时提出异议的情况，有合理理由予以采信浙江奔腾公司辩称的丁芳月度报销费用为凭票限额内实报实销的意见，故丁芳主张存在固定发放的“岗位津贴”并据此主张差额，难以支持。再则，关于业务提成。丁芳仅提供了无法证明其真实性的2015年度、2016年第二季度提成应得实发对照表来证明浙江奔腾公司应支付的提成合计41060元，而浙江奔腾公司不予认可并辩称丁芳的提成按季考核予以发放，并提交了关于国内营销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及文件签发截图和采集视频、丁芳提成奖金计算明细表及采集截图和视频、销售数据查询系统截图等相互印证的证据，丁芳虽对浙江奔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有合理理由采信浙江奔腾公司的意见，对丁芳主张的业务提成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中，丁芳的工作年限按照规定应从2008年4月份入职奔腾集团公司工作起算至2016年11月28日离职止为8年7个月余，其2014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的年度年休假为5天，而浙江奔腾公司的春节放假时间为10天，已超出春节法定假期3天与5天年休假之和，故丁芳诉请要求浙江奔腾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7日期间的年休假工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丁芳在2016年4月8日至11月28日工作期间的年休假按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折算后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3天，浙江奔腾公司应依法支付丁芳3天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由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丁芳的月工资未进行约定，而丁芳的实际月工资收入又不固定，故酌情按丁芳离职之前12个月即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其3天未休年休假工资为2595.66元（9409.25元/月÷21.75天/月×3天×200%）。关于经济补偿金。鉴于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与浙江奔腾公司均系奔腾集团旗下的关联公司，且考虑到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是根据奔腾集团内部文件规定对丁芳代为管理的，故丁芳于2016年11月28日向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对浙江奔腾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丁芳对浙江奔腾公司已为其缴纳劳动关系期间的社会保险无异议，仅是认为浙江奔腾公司未按照其实际工资标准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丁芳主张的浙江奔腾公司克扣其工资也缺乏事实依据，故丁芳于2016年11月28日以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辞职并于当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而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奔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丁芳未休的3天年休假工资2595.66元。款交一审法院转付；二、驳回丁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予以免收。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核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上诉人主张被扣发工资471060元的问题。该款项由三部分构成，具体为被扣发基本工资25000元、被扣发岗位津贴405000元及被扣发业务提成41060元。根据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员工工资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方法，公司根据内部工资分配办法调整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根据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等内容，上诉人的工资、提成等收入情况受实际情况影响而非固定不变，且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工资的具体构成情况、月度报销费用为凭票限额内实报实销及上诉人的提成系按季考核发放等问题也已作了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故上诉人关于自己自2013年以来每月基本工资有12000元、岗位津贴12000元及提成41060元的主张，均依据不足，其基于上述主张要求被上诉人补发相应差额共471060元的请求，亦依据不足，原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上诉人主张应休未休19天的年休假工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行的系不定时工作制，上诉人在保证完成被上诉人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可自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结合上诉人所从事的销售工作特点，应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行的系不定时工作制，本院对上诉人关于调休的时间占用的是双休日等理由不予采纳。《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于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应从2008年4月22日入职奔腾集团公司起算，因其并未提供在此之前已参加工作的事实，故上诉人全年可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5天。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年休假天数应按上述规定计算，原判从2016年4月8日开始折算其“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存在计算不当。上诉人于2016年11月28日离职，经计算，其2016年度应享有4天年休假，故浙江奔腾公司应依法支付上诉人2016年已工作时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460.87元（9409.25元/月÷21.75天/月×4天×200%）。第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上诉人在本案二审审理中明确自己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依据系基于被上诉人克扣自己工资的事实。由于上诉人主张经济补偿金所基于的上述事实缺乏依据，故原判驳回其经济补偿金诉讼请求的结果，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相应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5744号民事判决；二、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丁芳未休的4天年休假工资3460.87元；三、驳回丁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丁芳与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各半负担5元。负有义务的当事人须在案件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海玲审 判 员 郑明岳审 判 员 王 蕾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代书记员 郑守练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