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9456号原告：廖思聪，男，1948年2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刘志满，男，1955年9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刘成林，男，1982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树森，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人：北京市延庆区农机服务中心（延庆县农机局系其前身），住所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229000118033F。法定代表人：杜壮。第三人：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延庆县文化文物局系其前身），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北街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229000117890M。负责人：叶东。诉讼参与人：张海霞，女，1967年11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人：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张老营村民委员会（原名为：延庆县康庄乡张老营村民委员会），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张老营村。原告廖思聪与被告刘志满、刘成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过程，本院依法先后通知王树森以及北京市延庆区农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机中心）、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文旅局）、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张老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廖思聪，被告刘成林，被告刘志满及刘成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第三人王树森，第三人农机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杜壮，第三人文旅局工作人员张海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直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农机中心、文旅局均未提交齐全之委托代理手续。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相关期间之经过未计入案件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思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双方所签房屋土地租赁合约及补充协议，恢复原状。案件审理过程中，廖思聪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自2020年5月1日起解除或终止双方签订的房屋土地租赁合约及补充协议。事实与理由：2005年5月1日，刘成林与廖思聪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约，2010年5月10日刘志满代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与王树森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被告改变了农场土地和养鱼池的使用性质，将农场东西两个养鱼池范围改为放养大量野猪。野猪严重损坏了鱼池和周边地貌。原东边鱼池，原告投资购买石材和水泥垒砌的四周全部被毁损，石材全部都没有了。野猪被区环保局责令清理后，被告又将养鱼池当成各类垃圾填埋场使用，被告改变租赁物养鱼池使用性质，使鱼池损坏污染不能养鱼，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原告购买农场土地使用权，其土地是延庆区农机局，文化局蔬菜瓜果种植用地。现在被告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建成施工队农民工生活居住用房及建筑材料基地。在租赁用于种植的土地上违章建起十多栋民工住宿房。原种植土地已被水泥沙石硬化无法耕种。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拆除违建房屋，修复原告租赁土地给被告用于种植业使用时土地原状。被告改变原有房间性质，将其一间房改为小锅炉房，排污烟筒安装损坏了原告房屋屋顶结构，改变租赁物房屋使用性质。原告租赁给被告的深水井和菜窖设施，被告加盖蓝色的违章排房时填埋了。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要求被告将后来打的井，现在使用的水井补偿给原告。根据上述事实，解除租赁合同其法律依据理由是：合同法第219条：承租人未按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延庆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2018年清河行动通告廖思聪，其持有的土地证使用土地范围，现已划为官厅水库自然环境水源核心保护区。规定保护区内严禁违建房屋，限期拆除，终止出租房屋经营活动。严禁保护区畜禽养殖及商业经营开发活动。刘成林无权与王树森签订基地合作协议（实为转租协议），故依据《合同法》第224条规定，廖思聪可以解除合同。另外，廖思聪在房屋土地租赁合约上签名后，收到合同发现对方签名人不是刘志满，而是其不认识的刘成林。廖思聪质询怎么回事，刘志满解释在职国家干部不能在外签约搞经营活动，借用刘成林之名签约，但租赁合同关系仍在刘志满和廖思聪之间。原告现依据上述事实和理由向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成林辩称，2005年5月1日刘成林和原告签订协议，2010年5月刘成林经过原告同意把租赁物转租给王树森。从2010年5月后一直由王树森经营管理，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和王树森有相应关系，根据民诉法56条规定，我们要求本案追加第三人王树森。刘成林和原告签订租赁协议、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2005年一直履行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们所签订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要求终止、解除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说改变了鱼池和土地的使用性质，与事实完全不符。签合作协议时，对于租赁物的使用有明确约定，约定就是以种养业为主开拓休闲农业旅游，乙方（刘成林）如何经营管理规划投入多少由乙方自行决定。对原有房屋进行大的改动应事先征求甲方（廖思聪）意见。当时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来看是全权交给刘成林来管理、使用，养鱼与养野猪都属于种养业，不违反双方合同的约定，也未改变使用性质。起诉状提到了养野猪造成了环境污染，我们认为此点没有事实根据，在使用租赁物时符合种养业的要求。所谓鱼池就是一个大坑，这个大坑既可以养鱼也可以养其他的动物。没有改变使用性质，也没有造成环境污染。范围之内的土地属于官厅水库淹没区，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官厅水库管理处，既不是耕地也不是基本农田。另外，在2010年，双方协商对原有的一些设施进行拆除改造，当时原告是同意的。在原有的房屋中间加盖了一些房屋原告是认可的。他说进行了一部分硬化，改变了土地性质和事实不符，院里堆放建筑材料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他说改成小锅炉房烟囱破坏了结构，与事实不符，烟囱已经拆除了，房顶也作出了处理。菜窖不是原有的，菜窖是由第三人王树森建的。原告认为我们违约，把鱼池和土地性质改变了这一点没有事实依据。合同的解除根据合同法第94条，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原则就是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才允许终止或解除，因为本案不涉及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比如从2005年到现在租金一直按着约定时间和数额支付给原告，从来没有拖欠过租金，所有的重大的建设改造都经过原告的认可，才进行实施。2010年转租时，原告我们也通知了，原告是知情的，这个合同的继续履行不会影响原告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求继续履行。刘志满辩称，我不应该是本案被告，当时他们所签的租赁协议也好、合作协议也好，刘志满都不是当事人。延庆法院在2016年也受理过关于租赁费笔误的一个案件，即（2016）京0119民初4147号民事案件。延庆法院判完后，原告上诉到一中院被驳回上诉，即（2017）京01民终827号民事案件。根据这两份判决，刘志满不是这两起案子当事人，而由刘成林承担责任。王树森述称，官厅水库涨水时离这块土地五米左右。签了基地合作协议后我是自主经营的。硬化了路面，对院子进行了规整。有个坑是在养鱼，后来圈了养野猪。农业局去年不让养了，就不再养了。因为康庄镇政府说违建就给拆除了，是因为临时施工，有几十人临时搭的帐篷，可以移动的，工人是为了绿化栽树，也有可能搭了临时厕所。食堂排烟问题，环保局去了两次说改完了就没什么事，鸡也不让养了，现在只能当库房。正式的房屋就是原告留下的，其他的都是临时的。农机中心述称，不了解先前情况，经办人应该是农机局的原局长。不知道廖思聪和其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或转租关系，廖思聪也没有就此事和我们联系。从字面意思理解《荒滩租赁协议书》，应是张老营村委会将土地租赁给廖思聪，这是廖思聪和张老营村委会之间的事。文旅局工作人员述称，不了解情况，之前不是我们经手的，谁签字谁经手。我们单位更名三次，迁址三次。即使有记录也只能查历史档案。不知道廖思聪和其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或转租关系，廖思聪也没有就此事和我们联系。从字面上看，《荒滩租赁协议书》是将土地租赁给了廖思聪。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志满与刘成林系父子关系。1996年，廖思聪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原农机局东墙向南延伸30米，以防风林南侧向西延伸150米至河叉边缘，范围约6.7亩的荒滩。即，1996年9月13日，廖思聪（甲方）延庆县农机局、文化局（乙方）关于在康庄镇张老营村北鱼池基地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延庆县农机局和文化局原在张老营村北官厅水库边征用的鱼池基地经与廖思聪同志协商全部转让给甲方。一、范围：按原征地范围。农机局、文化局同张老营签署的协议范围为准。二、地上物及设备。农机局现有北房十间，围墙、厕所、鱼池养鱼设备水泵二台，室内土暖气一套。文化局现有北房四间，鱼池及养鱼设备水泵一台，增养机及铁网电线等。三、协商费用。农机局全部价款壹拾叁万元，文化局全部价款肆万伍仟元。四、手续办理。由乙方同康庄镇、张老营村协商同意后同甲方签订协议。经土地局按荒滩租用办理手续。手续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五、付款方式。由乙方把手续办完后，甲方对文化局一次性付清，对农机局先付一部分，其余年底付清，此协议一式肆份，经几方签字后生效。甲方廖思聪签字按指印，乙方农机局、文化局盖章及经办人签字。甲方廖思聪与乙方延庆区康庄镇张老营村委会于1996年10月5日签订《荒滩租赁协议书》，主要内容：一、范围将原农机局东墙向南延伸30米，以防风林（杨树）南侧向西延伸150米至河叉边缘，范围面积6.7亩。二、地上物在所适用的土地范围内的树木管理权归甲方负责。砍伐林木需经林业部门办理砍伐许可证。砍伐后树木归张老营村所有。该使用地内搞任何建设由甲方安排，乙方不得干涉。三、围墙外乙方保留1米，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挖坑、挖沟、栽树等以免影响围墙使用寿命。四、租赁时间至2044年3月25日。租赁费用贰仟元人民币。合同生效后由乙方负责到国家房屋土地管理部门为甲方办理土地使用证。甲方廖思聪签字盖章，乙方延庆县康庄镇张老营村委会盖章。监督单位延庆县康庄镇人民政府盖章。2005年5月1日，甲方廖思聪将上述土地出租给（实为转租）乙方刘成林（廖思聪认为乙方为刘志满），并签订了《房屋土地租赁合同》，主要内容：甲方有独立庭院一处，房屋建筑10间，该庭院位于延庆县康庄镇张老营村北，官厅水库南岸。房屋产权及集体土地使用权属甲方所有，经双方协商，甲方将现有庭院租给乙方经营使用，乙方每年付给甲方租用费一万七千元，一次性付清，租用期限为40年。租用期满，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租用权。甲方现有土地、房屋建筑及部分建筑材料属甲方财产。甲方现有废弃物，由甲方处理或交由乙方处理，不再计算费用。乙方接手后，按照乙方需求可以对原有固定资产进行维修和改造。乙方投资新建设施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归乙方所有，甲方收回时应按照市场评估价折算后给予乙方经济补偿。乙方不承担甲方因租地和经营所形成的任何债务，乙方将承担乙方经营期间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同日，甲方廖思聪、李秀珍和乙方刘成林、张广另签有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一、甲方将康庄镇张老营村北以甲方土地使用证划定的土地范围和现有房屋（不含文化局房屋），及价值5万元人民币（以验收单为准）的工具，设备及生产材料作为合作出资。甲方5万元以外的财产，乙方如需使用，乙方一次性买断。二、乙方以管理人员及现有设施再投入完善配套作为合作出资。三、合作项目以种养业为主，开拓休闲农业旅游，合作项目委托乙方管理经营，甲方给予配合，乙方如何经营管理规划，投入多少，乙方自行决定。对甲方原有房屋进行大的改动，乙方应事先征求甲方意见，以避免违反相关政策法规，给双方造成损失。四、合作项目委托乙方经营管理，乙方保证每年支付甲方17000元保底工资，自2005年5月1日起合作协议生效，每年5月一次性付清甲方工资，乙方自负盈亏。五、合作经营年限40年，分两次签订合作协议（第一次自200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1日止。按合同法规定20年续签，第二次自2025年5月1日至2045年5月止）。六、乙方遵守甲方与张老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条款（防风林乙方负责保护，不得随意砍伐）。同时约定违约责任，即合同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作，违约方要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20年总年薪的5%。对甲方投入设备、生产资料，乙方不可变卖（10年之后乙方可自行处理甲方登记在册的物资）。对乙方投入设备、生产资料，乙方如何支配甲方不干涉……2010年5月10日，甲方刘成林、张广与乙方廖思聪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廖思聪的基地材料全部归甲方所有，一次性处理完毕。自2010年5月1日起，每月租金增加至22000元整，原协议条款以补充协议为准，特此变更。另注明，租金包含文化局4间房租费（3000元/年）。甲方“刘成林”、“张广”签名，并注明“刘志满代”，乙方签名为“廖思聪”。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22000元/月”是否为笔误，双方各执己见。故廖思聪于2016年诉至本院，要求刘志满、刘成林支付租金1693000元。经本院（2016）京0119民初4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刘成林支付廖思聪2010年至2011年固定费用5000元。实际上认为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租金应为22000元/年。廖思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京01民终8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甲方）刘成林、张广与（乙方）王树森于2010年5月签订了《基地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张庄镇张老营村北泵站西侧，大城堡基地墙约30亩的土地和现有房屋、鸡舍、驴圈（不含文化局四间房屋）、围墙、三个铁门、两口井、高、低腰线路设施等，委托王树森经营管理，并承担法律责任。经营期间，王树森每年支付甲方50000元保底工资，自2010年5月1日起合作协议生效，每年5月1日一次性付清甲方年薪，乙方自负盈亏。乙方不按时付租金，甲方有权收回被租的房屋和土地。再查，在合同签订后，张广即退出了该项目，全部债权债务均由刘成林承担，廖思聪亦不再要求张广承担责任。就案涉标的物引发的污染及信访问题，代表性的证据有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我单位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您反映的刘志满、王树森向小微水体鱼塘倾倒拆除猪舍和违建房屋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物溢流会直接排入官厅水库，污染水源。我单位于2019年6月15日决定受理您提出的信访事项，已处理完毕，现答复如下：一、信访诉求1.刘志满、王树森向小微水体鱼塘拆除猪舍和违建房屋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将几十号人所用厕所建在水塘边上，直接将粪便尿液排入水塘。现两个养鱼塘已变成垃圾清埋场，污染程度不堪入目。要求刘志满、王树森限期清除水塘中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尽快清运出农场。拆除水塘旁所建厕所、清除排泄污染物清运出农场，恢复水塘原貌。2.康庄镇政府要求拆除蓝色屋顶违建房现已拆除，但是刘志满、王树森又在原房基础上又违建加盖一排白色固定拼装房屋。并在院内私搭乱建几十间简易住房，之间所拉电线不符合防火安全，存在火灾隐患。要求刘志满、王树森拆除新建白色违建房屋，拆除院内所建几十间简易房屋，所拆除的建筑垃圾全部清运出农场。二、调查处理情况2019年7月11日，我局执行人员赴现场核查，该院落位于延庆区康庄镇张老营村村北（康庄泵站西侧），为王树森租赁使用。该院内西侧为康庄镇2019年平缓地造林工程二标段部分工人居住，有8个简易帐篷搭建，院北侧有4间集装箱房为项目办公使用，均为2019年4月初搭建。工人住宿区北侧有一旱厕，用于工人生活使用，院内东北侧有一临时搭建卫生间位，由水泥现浇池收集并抽运。2个鱼池位于院内北侧，两鱼池内有大量建筑和部分生活垃圾。经执法人员了解，王树森于2010年租用了院内30亩地，于2011年利用北侧2个鱼池开始散养猪，于2018年10月养殖清退，养殖清退时将相关建筑拆除，建筑垃圾存于2个鱼池内。2019年3月底，王树森将此院落改为平原造林工程二标段临时项目部，住宿的工人将生活垃圾倒于鱼池内。现场经执法人员定位核查，该院位置处于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范围内、两鱼池位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区二级区内。我局于2019年7月12日约谈王树森，要求对院内鱼池及周边垃圾进行清理；对院落西侧旱厕内粪便进行清理并将旱厕拆除；对燃煤炉进行拆除；要求院内所有污水收集池采取防渗措施，严禁污水外排。2019年7月16日，执法人员赴现场复查，该单位已对北侧两鱼池垃圾进行清理，将院内西侧旱厕及洗手池进行拆除，燃煤炉未进行拆除。2019年8月1日，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复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燃煤炉拆除工作。现该单位有三处污收集井对院区内污水进行收集，均已做防渗处理，定期抽运。现场要求该单位进一步对鱼池垃圾进行清理。2019年8月30日，我局联合延庆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共同赴现场检查。因该区域位于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两鱼池位于官厅水库水资源地保护区二级区内，河长办工作人员建议由官厅水库管理处进行相关问题办理。现场检查时，该院内西侧鱼池正在进行清理。关于违规建设临时房屋问题及垃圾清理等问题，职责不在我局，我局已函告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2019年9月12日。上述事实，有房屋土地租赁合约、补充协议、基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9民初414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827号民事判决书、现场照片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通过行为，将意图发生一定的私法效果的意思展示于外，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其要素对法律关系之得丧变更进行形成的行为。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近义甚可互换，但细微之处，仍容辨析。与意思表示或侧重意思或侧重表示不同，法律行为更侧重于法律关系之形成。合同行为作为民法意义上最为重要的一种法律行为，需意思表示之合致以形成合同关系。即要约与承诺，皆为意思表示，但要约与承诺各自一般并不被视为法律行为。合同之私法效果的实现，动力源自自由意志包括其合致，但不应过于强调自由意志之至上形成力，而忽视对意志本身之正当性检测。真正的合同存在独立个体的意志之中，亦存在法秩序之内。法秩序默认（个体）意志正当，但当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存在明显偏离法秩序之可能，意志的正当性检测应被激活，进而决定是否允许该意志之私法效果的实现。与犯罪系对法秩序采取敌对意志或造成敌对意志之印象的行为不同，合同无效仅为否定私法意思之效果，只须考虑合同原因之正当与否，故在民法体系中无须另行架构各类具体敌对意志行为之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在民事审判中亦无须对敌对意志行为进行符合性判断。债权合同原则上即为原因行为，惟其原因（目的）通常已内化于合同本身，故一般情况下无需在合同之外探求行为动机。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案案情：廖思聪陈述，其在《房屋土地租赁合约》上签名，签字对方为刘成林。刘志满解释在职国家干部不能在外签约搞经营活动，借用刘成林之名签约，但租赁合同关系仍在刘志满和廖思聪之间。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廖思聪之该陈述属实，但其属于分析廖思聪提出诉讼请求所必须考虑的重要事实。当事人不得在法庭作虚假陈述，故对于廖思聪而言，其原则上应受其自己所述事实之约束。然如其所言，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应属违反公共秩序或法律（法规）之强行规定而无效，该合同行为之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之强行规定或绕开公共秩序（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该合同之原因为法秩序所不容，故应对其建立的租赁关系之私法效果进行否定。廖思聪请求解除或终止合同，前提系有效合同之存在，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或公共秩序之法律行为系自始无效、确定无效和绝对无效。故依据廖思聪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其请求解除或终止合同的前提并不存在，此构成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之理由之一。其次，廖思聪与村委会于1996年10月5日签订《荒滩租赁协议书》，分析合同名称及内容，应为（用益）租赁合同。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尚未公布、施行。依据法律解释规则，合同法施行之前，定期租赁合同可以不受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之限制，亦即合同法施行之前租赁期间之经过可不计入20年的租赁期限。但合同法施行后，合同法之规定已为人民所知晓并为其所遵循，且不得违反其中之强行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强行规定者即可能归于无效。故法律意义上之该租赁合同的时间起点可后移至合同法施行之日即1999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20年租赁期限届满，超出部分无效。除非村委会与廖思聪之间重新达成合意签订合同，否则，2019年10月1日（含）之后租赁合同归于无效，然廖思聪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之情况。显然，此时并不适用默示同意，亦不可对“法无禁止即自由”作出庸俗理解，因为中外几乎很少有文明国家对土地之所有权、使用权或租赁权完全不加限制，何况本案涉及之土地关乎集体或国家利益。原初的租赁合同无效，其后之一系列转租行为的效力即使可以维持，然通常情况下其履行亦难免遭遇障碍。因其履行不得对抗所有权人之所有权，且本案涉及历史问题复杂，故由案涉土地所有权人主张或行使相关权利更为妥适，以期准确界定案涉土地权属并厘清土地使用或租赁关系之变动过程，维护集体或国家利益，避免集体或国家之土地可能再次遭遇辗转而其权源仍属不明之命运。另外，即使认定案涉房屋归廖思聪所有，亦须先解决土地之使用问题。再次，即使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无效或原告已经意图提出作如此变更，本院亦难以支持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其一，若支持其诉讼请求，将对他人之权利状态产生影响，此时不能只依据原告陈述的事实，而应在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廖思聪对房屋土地租赁合同上存在借名签名之证明未达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本院本次裁判无法对此等事实作出存在之认定；其二，即使认定廖思聪与村委会等主体之间租赁期限超出20年之租赁合同部分无效，廖思聪与刘成林或刘志满之间的转租合同原则上亦不因之无效，该转租合同20年租赁期限在本案立案或审理时尚未届满；其三，廖思聪虽主张刘志满改变案涉土地用途，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即存在改变土地用途之目的。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王树森对土地具体利用方式进行调整未必足以导致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改变，当然涉及的环境污染、违章建筑等问题可由政府机关进行责令改正、拆除或依法处理；其四，退而言之，即使王树森改变案涉土地用途，亦属刘志满或刘成林事后再次转租案涉土地的行为无效，不可能回溯并因此导致数年之前原被告之间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其五，如果存在承租人（廖思聪）和次承租人（刘志满或刘成林）之间达成默契（尽管后来也可能产生分歧）对土地进行不当利用的情况，亦由土地所有权人（原始出租人）主张或行使权利更为合适，如解除租赁合同或主张转租合同因违反法律强行规定而无效，一并解决土地向其返还的问题，避免案涉土地之占有、使用再次出现不当移转或使真正的权利处于悬置状态，维护集体或国家利益。准此，本院不宜只确认廖思聪与刘成林或刘志满之间转租合同无效而忽略实质正义。裁判所依据者应为事实和法律本身，原告主张依据的基本事实性质不清或存在矛盾且经过努力（该努力主要应系当事人之努力而非裁判机关之努力，且本院已经努力）仍无法消除不清之处者，较为妥适之办法为驳回其诉讼请求，既避免裁判者取代当事人而处于矛盾中心，亦避免因裁判导致权利不当变动引发不测风险或链式反应甚至因此动摇人民之法治信仰，此系司法谨慎性之重要体现和基本要求，亦可引导人民规范行为并维持良好之社会秩序。在本案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非无视国家、集体利益之可能受损。相反，本判决作出后将向可能涉及的行为主体送达，以期或促使合适之权利主体（如土地所有权人）能够充分了解案涉土地房屋的相关事实和现实状况并及时行使权利（如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履行恢复原状或返还义务以使土地回归国家或集体，避免案涉土地房屋继续受到不当使用）。必要时，法院可采取发送司法建议等措施。然若所有权人（出租人）同意与廖思聪再次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合同，并同意廖思聪进行转租，次承租人按照租赁物的性质进行使用，亦无不可，但是否需要对非建设用地之连环转租进行限制以及同意转租是否应该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等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并进行制度完善。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廖思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廖思聪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小红人民陪审员  陈银平人民陪审员  耿万利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 助理  康 晶法官 助理  刘艳玲书 记 员  王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