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212行初12号之二原告郭凤娣，女，195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石涛宇，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9号（东部新城民安东路80-108号）。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许佳立，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帅，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亚君，女，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原告郭凤娣因诉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资规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对本案进行诉前调解未果后，于2020年1月7日予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因罗亚君与本案审理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原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凤娣及其委托代理人石涛宇、被告宁波资规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许佳立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帅、第三人罗亚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亚君申请的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2年12月30日（证载的时间错写为2002年6月30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罗亚君核发作出鄞（宅）集用（2002）字第30-568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证载的土地使用者为第三人罗亚君、土地所有者为宁波市鄞州区××乡××村，土地坐落于宁波市鄞州区××乡××村，地号为3054130-1，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使用权面积为壹佰陆拾玖点捌平方米。原告郭凤娣起诉称：原告于2002年12月向同村杨信龙购买了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乡××村的涉案土地及其上房屋，后原告女儿罗亚君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林某采取编造虚假材料的方式向被告申领了土地证。2017年12月，罗亚君持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向原告主张新诚村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原告才知道涉案土地被错误登记在罗亚君名下。经原告了解，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在申请、审批、核发过程中，存在如下错误：一是据2001年7月14日《房屋权属分书》所载，罗亚君为余炳生、林某之女，因长大需分家继承家业，故房屋产权归罗亚君所有，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因罗亚君系原告与罗志夫之女，且原告在2002年才从杨信龙处买得该房屋，2001年尚未取得，不可能分家继承。二是《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中经办人意见处所载“该宗地系五乡镇新诚村集体所有土地，属罗亚君于1981年建造，用地面积169.8平方米”与事实严重不符，而罗亚君出生于1971年3月24日，1981年不可能建造房屋。综上，原告认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系原告购买取得，罗亚君通过林某采取编造虚假材料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为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核发涉案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原告郭凤娣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买房协议》及收条（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系原告向同村村民杨信龙购买所得的事实；2.户口簿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罗亚君系原告与罗志夫之女的事实；3.编号为3054130-1的《鄞县农村宅基地初始登记综合表》及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涉案土地错误登记在罗亚君名下，且该土地使用权在权属取得、登记申请、地籍调查、登记审批各环节均存在错误的事实；4.（2017）浙0212民初13314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2民终2169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0212民初9801号民事裁定书、（2019）浙02民终4773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的本起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被告宁波资规局答辩称：一、原告的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告自述2017年12月罗亚君持涉案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向其主张涉案房屋，原告当时就已经知道被诉行政行为。而原告本次起诉距该时间已有1年11个月，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二、被告作出的被诉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齐全，程序合法。经查，涉案土地系2001年登记机关对五乡镇新城村农村宅基地初始登记时，由第三人罗亚君作为土地使用者提出登记申请，并提出登记申请表、权属分书、具结书等材料，登记机关依法予以登记的宅基地。当时宁波市对农村宅基地开始进行大规模初始登记，登记机关在收到第三人的申请后，依程序对该土地进行地籍调查、界址确认等工作后，查明该宗地四至清楚、权属来源明确无争议、土地用途一致后决定予以登记并发证。登记机关作出的登记行为依据的材料齐全、登记的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宁波资规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用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地籍调查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宗地草图、宗地平面图、《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无证件用地具结书、《房屋权属分书》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登记行为依据的材料齐全，程序合法；法律依据：《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人罗亚君陈述称：一、涉案房屋为原告出面向杨信龙购买属实，但原告是受第三人委托为第三人购买，且房屋购买价款为第三人支付，此后2005年对房屋进行重建也是第三人委托原告等家人办理，费用均为第三人支付；二、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对此是知情并认可的，涉案房屋为第三人所有；三、原告的本次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第三人罗亚君的申请，本院准予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庭审过程中，林某证述：林某与原告郭凤娣系多年邻居。2001年上半年，林某得知杨信龙有房子要卖，其想要购买，但是没有钱，林某于是对郭凤娣说，买这个房子肯定会有钱赚的，郭凤娣说要问一问自己在深圳的大女儿罗亚君有没有钱，如果有钱就买。后来郭凤娣出面以10万元的价格将房子买下，并将其中一部分转让给林某。房子刚买好村里就开始统一做证了，因为林某对办证的相关流程比较熟络，郭凤娣与林某协商后决定由林某去办理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林某将上述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登记在其儿子余明方名下，将剩余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到罗亚君名下。按照当时的政策，亲属之间的房屋转让能够减免税费，所以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就说罗亚君是林某的外甥女，郭凤娣对如此办证是知情并认可的。且涉案房屋在登记前的丈量过程中，原告郭凤娣本人也在场的。后来老房子要拆掉并建造新房子，为了避免纠纷，林某与郭凤娣找到陈志义写了一个分屋协议书，分书上的“余明方”是其儿子余明方签的，分书上所载的“罗亚君”郭凤娣告诉林某是郭凤娣的小女儿罗亚云签署的。到了建房子的时候，双方又另行签署了《建房协议》。对上述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表示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即使该份材料真实亦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该份《买房协议》的内容来看，如原告没有领取土地使用权证，则相应款项应当已经全额退还给原告；对证据材料2无异议；对证据材料3和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协议是通过造假形式得来；对证据材料2无异议；对证据材料3和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原告与杨信龙所签订《买房协议》、杨信龙出具收款收据的时间均为2002年12月13日，且原告坚称买卖关系的发生时间是在2002年12月。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涉案房屋早在2001年5月进行地籍调查和土地测绘时所载的权利人已为第三人罗亚君，如双方此前未曾就此进行过协商或达成过初步意向不可能有如此测绘结果，故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卖时间存疑，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因被告和第三人对证据材料2-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登记档案资料中关于涉案房屋的建造时间、第三人的身份等内容均与客观事实不符，而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并不能说明被告已对涉案土地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对登记行为予以了公告，因此，上述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被诉登记行为合法。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三人申请的证人林某当庭所作的陈述，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中存在矛盾之处且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和第三人对证人林某的陈述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因林某的陈述与已业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212民初980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本院核实的情况相一致，故本院对其中相一致的部分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材料并结合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浙0212民初980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郭凤娣与第三人罗亚君系母女关系，第三人罗亚君与案外人罗亚云系姐妹关系。郭凤娣现持有与案外人杨信龙签订的《买房协议》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12月13日），该协议载明：“今有甲方杨信龙座落于陈郎桥楼房两间、六间小房、猪舍全部以价格拾万元整卖于乙方郭凤娣，经双方同意，以此为凭。注：如乙方地产证（土地证）未能做出，甲方愿全部退回应收款拾万元整。如甲方家庭中有不同意而不能做出土地证，甲方愿退回应收款拾万元整。之外愿赔偿千元之下于乙方。另外乙方应让甲方母亲住到老为止，如有拆迁母亲应搬出。有效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底止。甲方税如千元以下于乙方付，如千元以上双付。”该协议系由原告郭凤娣的小女儿罗亚云代为书写，落款“乙方”处“郭凤娣”签名亦系由罗亚云代签，落款“甲方”处由杨信龙签名。原告郭凤娣现持有由杨信龙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郭凤娣屋款拾万元整”的收条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12月13日）。但上述房屋其中一部分的实际购买人系案外人林某。2002年12月30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第三人罗亚君名下，即本案被诉的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而林某所购入的部分房屋则在同时期登记于林某的儿子余明方名下。此外，上述两个土地登记行为均为林某经手操办，且由林某实际办理土地证一事原告当时亦知情。2004年11月，因拟翻建上述购入的房屋，林某与原告郭凤娣找到宁波市鄞州区××乡××村村民陈志义，就该房屋分割问题请求陈志义书写分书一份，该分书载明“余明方、罗亚君合资向本村五乡乡新诚村诚郎桥杨兴龙买进二楼二底老楼房二间、平房七间……今后已分房屋各归各人土地证，双方不再涉及多少、不得反悔……”，且该分书上“罗亚君”的签名为罗亚云代签。2005年，原告郭凤娣将原房屋拆除后进行重建，并于同年6月16日以第三人罗亚君名义再次与余明方签订《建房协议》一份，就双方重建房屋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约定，该份协议同样由原告的小女儿罗亚云代签了罗亚君的名字。该房屋重建完成后一直由郭凤娣出租管理，直至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产权争议。此外，罗亚君十五六岁就离开宁波到深圳打工，并在深圳结婚成家，后于2010年回到宁波生活。另查明：原告曾以第三人罗亚君为被告，于2017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登记在罗亚君名下的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为原告所有。该案经审理后，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33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16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浙0212民初1331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2019年10月18日，本院就此作出（2018）浙0212民初9801号民事裁定，以诉争房屋在2005年重建时未办理审批手续，系违法建筑，涉及该房屋的权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仍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1月20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民终4773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因宁波市辖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职能现由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使，故由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三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受下列情形的影响：（一）房屋灭失；……。本案中，涉案第30-5681号《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虽于2005年被拆除重建，但该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并不当然因原房屋的灭失而不存在，故该登记行为仍可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对象。但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被诉土地登记行为作出时间为2002年12月30日，且该土地登记系原告与林某商量后由林某代为办理，原告理应对该登记结果知情。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称该土地登记手续系其委托第三人罗亚君办理，但根据本院核实的情况来看，第三人罗亚君当时长期居住在深圳，且办理涉案土地证期间第三人罗亚君并不在宁波，因此，原告所作的该陈述明显与情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在办理土地登记当时并不知道登记内容，但其于2005年重建房屋前曾与林某一起找陈志义写过分书、并委托小女儿罗亚云出面代第三人罗亚君与林某之子余明方签订过《建房协议》，根据分书和《建房协议》的内容，并综合考虑原告主导房屋建造的全过程，及其在庭审过程中所作的“为了让房子建好，她（罗亚云）没办法才签字的”陈述来看，其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对于涉案土地已登记至罗亚君名下应当是明知的。原告又在庭审过程中称其当时只知道小女儿罗亚云签订了《建房协议》，但对《建房协议》的内容并不知情，该陈述缺乏证据予以证明且明显有悖于常理，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原告至迟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已知涉案土地已登记至第三人罗亚君名下。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为2018年2月8日前，且原告已于2017年10月向人民法院提出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即便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角度出发，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1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扣除其民事诉讼持续期间，即2017年10月至2019年11月这段期间，原告的本次起诉早已超过了上述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告郭凤娣所提起的本次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为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郭凤娣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小娟人民陪审员  忻红娣人民陪审员  王亚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代书 记员  孙柳静?附：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