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7刑终60号之二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文，男，1986年10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渠县，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渠县。2018年6月23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押于金华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晓芳，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雷军，男，1989年8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宁市，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常宁市。2018年7月8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逮捕。现押于金华市看守所。 辩护人段咏梅，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君安世纪（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仕贤，男，1985年9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营山县。2018年7月6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逮捕。现押于金华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丁建波，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市，回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瑞安市。2018年7月25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原审被告人张勇涛，男，1988年7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临颍县。2018年8月2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月20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原审被告人史蓝阔，男，1987年10月27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济南市槐荫区。2018年7月10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4日被逮捕。2020年7月9日因本案刑期届满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原审被告人吴赐涛，男，198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潜江市。2017年10月因涉嫌犯诈骗罪被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5月31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2020年1月27日因本案刑期届满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原审被告人鄢志龙，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开化县，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开化县。2018年4月23日因本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同月25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丁建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勇涛、吴赐涛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史蓝阔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被告人鄢志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浙0702刑初12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散蔓延，本院于2020年2月3日对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同年6月2日裁定恢复审理，经过阅卷，讯问各上诉人，并听取了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 2018以来，被告人郑文在明知被告人张勇涛、吴赐涛等人在来路不正的情况下，将张勇涛、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所盗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而用于盗刷银行卡中的钱充值话费，后郑文以85折的折扣将充值话费的费用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等渠道返还张勇涛、吴赐涛等人。（即以充话费名义消费100元人民币，获85元人民币回款）。其中吴赐涛向其套现人民币16660元，张勇涛向其套现人民币26689元。另查明，2018年年初以来，被告人郑文在明知其QQ好友“微笑”、“蚂蚁啃骨头”等人从事兼职刷单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仍通过为下家手机号码进行话费充值的形式，以7折至9.1折不等的价格为诈骗人员提供套现服务，从中赚取差价牟利。经统计，直至其被抓获，郑文共向各类犯罪人员套现总计超过人民币278万余元。2018年7月2日，郑文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赃人民币411000元。 2018年以来，被告人雷军、潘仕贤在明知被告人郑文从兼职刷单电信诈骗人员收购话费的情况下，仍多次向郑文提供手机充值号码，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郑文处收购话费，再卖给下家赚取利差。其中雷军向郑文收购的话费折扣为8.8折-9.15折，期间共向郑文支付宝转账人民币1846111.88元。潘仕贤向郑文收购的话费折扣为8.7折-8.9折，期间共向郑文支付宝转账人民币525720.5元。 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人丁建波在明知被告人郑文话费来路不正的情况下仍多次向郑文提供手机号码189××××8209等用于话费充值，并以9.5折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郑文处收购话费再以无折扣价格转卖给他人赚取利差，直至丁建波被抓获，丁建波共向郑文支付宝转账人民币408500元。2018年8月20日，丁建波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赃人民币60000元。 2018年6月23日，被告人郑文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7月8日，被告人雷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7月6日，被告人潘仕贤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7月25日被告人丁建波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均如实供述了涉案事实。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郑文处扣押了犯罪工具手机、电脑等物品；从被告人雷军处扣押了犯罪工具手机一只；从被告人潘仕贤处扣押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 2.信用卡诈骗的事实 2018年初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被告人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公民短信内容，并利用短信内容结合移动公司、支付宝、各银行的ＡＰＰ软件等系统漏洞，结合嗅探设备获取的验证码信息非法收集公民个人手机号码、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公民个人信息，期间吴赐涛单独或者分别伙同被告人张勇涛、鄢志龙通过冒用被害人的银行卡在各大银行的网上商城进行消费，并从被告人郑文处以85折的价格以话费充值的形式进行套现（以充话费名义消费100元人民币，获85元人民币回款）。直至吴赐涛被抓获，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盗刷他人银行卡中的人民币19600元，从郑文处共套现人民币16660元。2018年8月20日，吴赐涛主动向被害人潘某退赃人民币1000元，主动向被害人淦琴琴退赃人民币500元。 2018年3月至4月期间，被告人张勇涛单独或者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公民短信内容，并利用短信内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公民个人信息，再通过冒用被害人的银行卡在各大银行的网上商城进行消费，并从被告人郑文处以85折的价格以话费充值的形式进行套现（以充话费名义消费100元人民币，获85元人民币回款）。直至张勇涛被抓获，张勇涛共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盗刷他人银行卡中的人民币33050元，从郑文处套现人民币26689元。其中在2018年4月19日张勇涛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被害人潘某公民信息，盗刷其银行卡中的人民币1000元；2018年4月6日，张勇涛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被害人王某3公民个人信息，盗刷其银行卡中的人民币1600元；2018年4月9日，张勇涛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被害人王某2公民个人信息，盗刷其银行卡中的人民币6500元。 2018年5月31日，被告人吴赐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8月2日，被告人张勇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张勇涛、吴赐涛均如实供述了涉案事实。2018年8月20日，张勇涛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赃人民币3万元。 3.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的事实 2017年初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人史蓝阔通过网上黑客论坛教程学习，利用其在淘宝网上购买的摩托罗拉C118手机、PC2102模块、天线等硬件设备制成短信嗅探设备（具有实时查看同基站下手机接收的短信内容），在明知买家利用该设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连同配套软件通过网络进行出售，直至其被抓获，被告人史蓝阔自制短信嗅探设备180余台，期间向30余人进行销售，共非法获利人民币2万余元。其中史蓝阔向成天举（另案处理）销售设备29次，共100余台，非法获利人民币11219元，向被告人吴赐涛销售设备2次，共9台，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余元。 2018年7月10日，被告人史蓝阔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如实供述了涉案事实。 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事实 2018年3月，被告人鄢志龙在网上认识被告人吴赐涛，以人民币3800元的价格从吴赐涛处购买短信嗅探设备。2018年4月16日至4月22日期间，被告人鄢志龙在金华市婺城区爱舍空间精品酒店、天隆商务宾馆、红日宾馆等宾馆房间内，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短信内容，并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内容结合支付宝、139邮箱等漏洞风险非法查询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公民个人信息，直至鄢志龙被抓获，其共计非法获取手机短信内容1200余条，利用以上内容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码信息79条。 另查明，2018年4月20日凌晨，鄢志龙伙同吴赐涛利用短信嗅探设备非法获取被害人淦琴琴短信内容，并根据短信内容非法获取淦琴琴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卡等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以上信息及嗅探设备获取的手机验证码对淦琴琴所持有的平安银行、交通银行卡盗刷人民币1500元，由吴赐涛从被告人郑文处套现人民币1275元，后鄢志龙、吴赐涛二人进行分赃。 2018年4月22日，被告人鄢志龙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如实供述了涉案事实。2018年7月18日，被告人鄢志龙赔偿了被害人淦琴琴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元。 据此，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郑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雷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三、被告人潘仕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四、被告人丁建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五、被告人张勇涛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六、被告人史蓝阔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七、被告人吴赐涛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八、被告人鄢志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九、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十、没收被扣押的电脑硬盘、手机卡等犯罪工具，由扣押机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依法处理。 被告人郑文上诉提出：1.原判将雷军、潘仕贤、丁建波向其收购话费转账给其的总计金额认定为其犯罪数额，而雷军、潘仕贤、丁建波则分别以各自转账给其的金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原判对犯罪数额的计算方式不同，对其不公，其犯罪数额应以其转给上家诈骗人员的金额为准；2.其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赃人民币411000元，但量刑上却没有从轻处罚，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罚金比未退赃的雷军、潘仕贤高出一倍多，罚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该规定包含两层内容，第一，上游犯罪事实必须成立，有充分证据证明且达到犯罪的程度，第二，对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认定，原则上应当在对上游犯罪依法裁判确定后进行。本案中，原判认定被告人郑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数额，除张勇涛套现26689元、吴赐涛套现16660元系查证属实外，其余200余万元犯罪数额的上游犯罪事实均未经查证属实；2.被告人郑文案发后积极退赃411000元，但原判在量刑时未予体现，且系初犯、偶犯，有坦白情节，真诚悔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较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被告人郑文减轻处罚。 被告人雷军上诉提出：原判以其和潘仕贤、丁建波向郑文支付宝的转账记录总和作为郑文的犯罪数额，这种方式不合理、不严谨，应按照其和潘仕贤、丁建波三人提供的手机号码的充值金额计算。而且其和郑文之间有合法、正常的经济往来，应剔除这部分金额。 其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雷军与上游犯罪者均不认识，只与郑文联系，为郑文提供手机号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以上游犯罪的成立为前提，本案中除吴赐涛的16660元、张勇涛的26689元之外，其他上游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因此认定郑文其余200万余元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数额证据不足，由此，也不能认定雷军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数额为184万余元；2.被告人雷军与郑文之间有正常的话费买卖往来，也是通过支付宝转账，且雷军系在2018年5、6月份的时候才知道向郑文收购的话费系违法所得，原判将雷军转账给郑文的全部金额作为雷军的犯罪数额不合理；3.原判以雷军、潘仕贤、丁建波转账给郑文的金额来计算郑文的犯罪数额，这种仅凭下游的转账记录而无其他旁证推定上游犯罪数额的方式不合逻辑，也违背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上游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本案中其余上游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报案的被害人也较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游犯罪成立。综上，原判认定雷军的犯罪数额有误，导致量刑偏重、罚金过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 被告人潘仕贤上诉提出：1.郑文未告诉过其话费来源是不正规的，2018年5、6月份量开始大了，其有怀疑过，但郑文告诉其是网上搞活动送优惠券，是正规的，因此其一直以为郑文话费的来源是正规的；2.其对原判认定的525720.5元犯罪数额有异议，不知道是全部流水还是仅指犯罪数额。综上，原判量刑和罚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丁建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张勇涛、吴赐涛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史蓝阔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被告人鄢志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有被害人淦琴琴、管某、赵某、王某1、张某1、梁某、许某、张某2、商某、郭某、钭某、刘某、秦某、安某、尹某、张某3、雷某、贾某、丁某、王某2、潘某、王某3的陈述，截取短信内容，微信交易记录，调取证据清单，被害人报案材料，人员辨认笔录，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发还清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电子数据光盘，抓获经过及人口信息等证据证实，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丁建波、张勇涛、吴赐涛、史蓝阔、鄢志龙均有供述在卷。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质证，取证程序合法，所证明的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审查后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1）关于被告人雷军及其辩护人所提雷军与郑文之间有正规话费往来，应在犯罪数额中予以剔除，以及潘仕贤所提对原判认定的525720.5元犯罪数额有异议的相关意见。①被告人郑文和雷军均供述，二人之间只有收购话费的资金往来，经梳理在案的雷军与郑文之间的支付宝转账记录，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3日，雷军向郑文支付宝转账共95笔，其中有91笔金额能整除9.15折的折扣率，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9日，雷军向郑文支付宝转账共11笔，每笔金额均能整除9.05折的折扣率，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23日，雷军向郑文支付宝转账共32笔，其中6月12日有4笔能整除9.5折的折扣率，其余有23笔能整除8.85折的折扣率。以上不能整除相应时间段内的折扣率的金额总计仅9笔，且每笔金额除以相应折扣率后均仅相差几分或几厘，根据一般交易习惯，转账时四舍五入亦属正常，如2018年3月22日有一笔9915元的转账金额，除以9.15折的折扣率，为10836.06557元，反向推算，按10836元计，乘以9.15折的折扣率，为9914.94元，按一般交易习惯，四舍五入为9915元，故该9笔金额也可视为能整除相应时间段内的折扣率。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雷军向郑文收购话费基本可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在这三个时间段内，除了4笔金额系9.5折的折扣率外，其余每笔交易金额均分别保持相应时间段内的折扣率，符合交易习惯和规律，且上述折扣率均明显低于正规折扣率，所收购的话费均可认定为来路不正，经计算，2018年3月20日以来，雷军向郑文收购话费转账金额共计人民币1846111.88元，故原判认定被告人雷军的犯罪数额为人民币1846111.88元并无不当，雷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②被告人郑文和潘仕贤均供述，二人之间只有收购话费的资金往来，潘仕贤曾供述，其最早在郑文处收购话费的价格在9.4折左右，到了2018年5月份，价格是8.7折左右，从折扣上来看，两个折扣均明显低于正规折扣，所收购的话费均可认定为来路不正，且潘仕贤与郑文的QQ聊天记录明确证实，潘仕贤至少于2018年1月份就已在明知的情况下，积极从事收购来路不正的话费等洗钱的违法犯罪活动，郑文亦供述直接向潘仕贤说过话费系来路不正，足可佐证上述结论，可认定潘仕贤系明知所收购的话费来路不正。从潘仕贤向郑文支付宝转账的记录来看，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6月19日，潘仕贤向郑文转账共计人民币525720.5元，其中2018年4月份仅两笔共计6120元，即使如潘仕贤所述，其系在2018年5月开始怀疑向郑文收购的话费来路不正，那么扣除4月份的6120元，相对总金额525720.5元来说亦可忽略不计，不影响对潘仕贤的定罪量刑，故原判认定被告人潘仕贤的犯罪数额为人民币525720.5元并无不当，潘仕贤就此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雷军所提应按照其和潘仕贤、丁建波三人提供的手机号码的充值金额计算犯罪数额，以及郑文所提应以其转给上家诈骗人员的金额作为其犯罪数额的相关意见。经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数额应以实际被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的金额来认定，即被害人实际被诈骗或盗刷的金额，但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雷军、潘仕贤、丁建波三人提供的手机号码的具体充值记录，且这些手机号码大部分系他人提供，加上本案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分布范围较广，办案民警虽调取了浙江省范围内的被害人报案材料，但鉴于浙江省外的被害人报案材料不便收集，且可能存在部分被害人没有报案的情况，从充值记录上无法区分哪部分话费系犯罪所得，此外，被害人向所提供的手机号码充值时亦有一定的折扣率，充值金额不等于被害人实际损失金额。而通过上述对犯罪数额计算的分析，原判认定被告人雷军、潘仕贤向郑文收购来路不正的话费的金额正确，且该部分金额应当小于被害人实际被诈骗或盗刷的金额，在无法查清所有被害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雷军、潘仕贤、丁建波向郑文收购来路不正的话费的转账金额作为各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并无不当。 2.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否需要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的问题。《解释》规定：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本案中，涉嫌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未全部抓获归案并依法裁判，但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存在上游犯罪事实，且被告人郑文等人系明知所收购的话费是上游犯罪所得，仍然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其行为均已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1）在案的部分诈骗犯罪的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据以及已归案的被告人吴赐涛、张勇涛的供述，足以证实存在上游犯罪事实；（2）根据被告人郑文的供述，其从2018年开始做收购话费的生意，知道上家的钱来路不正，因为对方充值到账后发给其的截图每次银行卡户名都不一样，其给上家的折扣较低，有些上家会要求删除聊天记录，有些上家充值的时间在凌晨，这些都表明存在问题，其和雷军、潘仕贤是直接明说回收的话费是来路不正的，雷军也曾供述大概2018年4月份，郑文告诉过其话费系黑货。从郑文与上家，以及与雷军、潘仕贤的QQ聊天记录也可以明确看出，郑文、雷军、潘仕贤系明知话费来源违法，如郑文与上家的QQ聊天记录中多次使用“鸟”（指做兼职刷单的人）、“聊的”（指冒充女性与男性聊天让对方充值的话费）、“机房”（指诈骗工作室）、“键盘”（指做诈骗的人）等黑话，还担心充值金额过高会出事等，综上，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系明知所收购的话费来路不正;（3）根据《解释》第1条第1款第2项和第4条第2款的规定，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行为的，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本案中，被告人郑文等人虽未经行政处罚，但多次掩饰、隐瞒他人非法获得的财物，累积数额均已达到《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其行为均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综上，被告人郑文、雷军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丁建波明知是他人通过电信网络犯罪所得，仍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手机充值的方式为他人套现，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张勇涛、吴赐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非法获取的他人银行卡，通过互联网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史蓝阔提供专门用于侵入手机通信系统获取数据的短信嗅探设备，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被告人鄢志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雷军、潘仕贤、丁建波与郑文之间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吴赐涛与张勇涛之间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张勇涛、吴赐涛、史蓝阔、鄢志龙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均予以从轻处罚。关于退赃的问题，经查，退赃系酌定可以从轻情节，原审判决书虽在字面上对退赃的各被告人未予体现，但经查阅合议笔录及量刑表格，原判在量刑上对退赃情节已予考虑，再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及坦白的法定从轻情节，原判所作量刑适当。故被告人郑文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相关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文、雷军、潘仕贤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施晓玲 审 判 员 金 琳 审 判 员 范继军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季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