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34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黎桂芳，女，196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居民身份证号码：440************247。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振华，广东华信辉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权清，男，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居民身份证号码：440************716。委托诉讼代理人：多艳杰，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桂芳因与被上诉人张权清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桂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张权清配合黎桂芳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9月22日，张立国、张权清的女儿张世梅到黎桂芳家中，将张权清收取黎桂芳的土地转让款3360元退回给黎桂芳，黎桂芳收回款项后，表示会与张权清就土地转让事宜另行协商”明显缺乏证据。首先，即便照片和视频是当事人一方制作的，但是，它是通过声音和影像反映事实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然而本案现有的这些证据材料均无法直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其次，张某、张某梅、张某国均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或者是前述证据材料的制件者，或者是证明中的当事人，用他们的话证明案件事实无异于自己证明自己。第三，有现金在桌子上存在各种可能性，所谓的退款在未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难以确认为真。第四，可见一审法院认定“张权清提交的照片、视频以及证人张某、张某梅、张某国的证人证言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纯属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二、即便存在所谓的退款，也不等同于协商一致，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黎桂芳已收回张权清退回的土地转让款，视为张权清、黎桂芳协商一致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宅基地转让协议》已于2018年9月22日解除”同样是错误的，而且既违反法律规定又缺乏事实依据。《合同法》规定的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而一审判决则认为张权清退款等于解除合同。这一认定曲解“协商一致”的含义。就本案所谓的“退款”来说，如果张权清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退款，其就应当同时取得黎桂芳持有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因为根据张权清的说法，这一事实发生在黎桂芳家里，接受退款与收回协议书应该同时发生，而且张权清一方是有备而来，不拿到协议书就交付款项似乎太不合情理。但至少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双方没有就协议书进行过协商，或者有协商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张权清起诉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双方没有协商一致。张权清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确认张权清、黎桂芳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已经于2018年9月22日解除。张权清清楚《宅基地转让协议》在黎桂芳手里，黎桂芳会对案涉宅基地办理确权手续。正因为存在合同没有解除这一事实，张权清才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三、本案至少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黎桂芳是借用张权清的名义购置了案涉宅基地。其一是黎桂芳在案涉宅基地上进行土方回填和建设施工。试想黎桂芳有理由在他人的宅基地上大兴土木吗？其二是《宅基地转让协议》的签订。协议转让价款3360元是张权清当时被扣除抵顶案涉宅基地款项的甘蔗款。只有存在黎桂芳主张的借名购置宅基地这一事实，才可能出现交易价为购置原价且与现价差额巨大张权清又予以接受的情况，张权清是在成年儿子陪同并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协议的，现反悔缺乏诚信。张权清辩称，一、张权清虽与黎桂芳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事后由其女儿张世梅代表张权清与黎桂芳协商，并于2018年9月22日将3360元退回给黎桂芳。因为是张权清主张解除合同的，大家又都是亲戚，碍于情面不好要求黎桂芳接受退款时出具收条，另一方面张世梅也不是百分百确定黎桂芳当天就能够接受退款，当时就是想着与黎桂芳协商这件事无论成功与否，日后都能说明张权清是要解除合同的，所以当天特意叫了证人张洪一起前往以便日后双方口说无凭，而证人张洪因有其他事情便叫其子张立国前往。张立国与张世梅一同到黎桂芳家中，在张世梅与黎桂芳协商过程中拍摄了照片与短视频。照片记载到黎桂芳收到退回的款项，短视频清楚地记录了黎桂芳与张世梅在进行商量的话语。照片与短视频虽然不能完整的显示当时协商的全过程，但其所显示的影像和声音，以及证人证言是能够相互印证的，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均能够证明张权清所主张的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对于黎桂芳所述照片和短视频是当事人一方制作的，但也承认其真实性。因为本案的当事人是亲戚关系，出庭作证的张洪、张立国同张权清有亲属关系，但同样与黎桂芳也是亲属关系。张洪、张国立都是依据自己亲身的事实向法庭作证，并且张立国的证言与照片和短视频完全相印证，更加证实了其证言的真实性。二、对于转让合同，出让方将转让款退回给受让方，受让方接受退款，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其所代表的意思均是双方同意解除或者通俗的取消转让合同，不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适用法律正确，有事实依据，于法有据。至于黎桂芳主张退回《宅基地转让协议》、收回退款要出具收条，这只是形式上不完善而已，因为是亲属关系以及法律意识的淡薄不可能要求张权清做足上述形式。而且法律也并没有规定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书面的证据才能够认定，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形式有口头合同，那么张权清与黎桂芳口头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不签订解除协议或收回原协议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行为效力。张权清在诉讼时是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但黎桂芳却在解除之后又拿这份协议在其子报建时在相邻关系图登记了其名字，在张权清要求村委会变更成自己名字无果的情况下，为了维权才要求法院对解除之行为予以确认，张权清一直都是认为双方在退回款项时已经解除了该协议。三、双方之间从来不存在挂名买地的事实，诚如黎桂芳所述如果双方之间真的存在挂名买地，无论张某庆在世时还是去世后，黎桂芳早就将土地据为己有，为何还要在2018年才与张权清再签协议，黎桂芳的说法更加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情。因为黎桂芳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黎桂芳的上诉请求。张权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权清、黎桂芳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已经于2018年9月24日解除；2、由黎桂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张权清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撤销张权清、黎桂芳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黎桂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张权清配合黎桂芳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手续；2、张权清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查明：1992年至1993年期间，张权清通过抵扣甘蔗款向珠海市斗门区******经济合作联社支付屋地款3360元。2018年8月23日，张权清（甲方）与黎桂芳（乙方）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一、宅基地位于沙岗路二巷；二、甲方以叁仟叁佰陆拾元转让给乙方，自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款项；三、自签订协议后，该宅基地一切事项及权属与甲方无关；四、自协议后，如有违约的，赔偿对方所有损失；五、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落款甲方签名处由张权清的儿子签下张权清的名字后，张权清在名字上按手印；乙方签名处由黎桂芳签名并按手印。2018年9月22日，张立国、张权清的女儿张世梅到黎桂芳家中，将张权清收取黎桂芳的土地转让款3360元退回给黎桂芳，黎桂芳收回款项后，表示会与张权清就土地转让事宜另行协商。张国明是黎桂芳的儿子，两人为同一户口。张国明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了坐落于珠海市斗门区******宗地面积为90.29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粤（2019）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21704号。另查明，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宅基地没有具体地址，张权清亦未办理该宅基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张权清以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的土地价款偏低、显失公平、张权清对协议的约定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宅基地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当事人的撤销权应当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一年内行使，否则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张权清与黎桂芳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后张权清认为其对协议约定的土地转让价有重大误解、土地转让价过低，于2018年9月22日委托其女儿张世梅把3360元转让款退回给黎桂芳，即在2018年9月22日，张权清已经知道撤销事由。张权清于2019年10月17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撤销权已消灭，故对张权清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权清提交的照片、视频以及证人张某、张某梅、张某国的证人证言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张立国、张权清的女儿张世梅于2018年9月22日到黎桂芳家中，将张权清收取黎桂芳的土地转让款3360元退回给黎桂芳，黎桂芳收回了款项，并表示会与张权清就土地转让事宜另行协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案中，黎桂芳已收回张权清退回的土地转让款，视为张权清、黎桂芳协商一致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宅基地转让协议》已于2018年9月22日解除。由于《宅基地转让协议》已解除，黎桂芳反诉请求张权清配合黎桂芳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权清申请对案涉宅基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已无必要，对该评估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黎桂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黎桂芳的丈夫曾借用张权清的名义、用张权清的甘蔗款抵扣地款向村委会购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黎桂芳若认为与张权清存在宅基权使用权争议的，应由人民政府处理，黎桂芳应另循途径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张权清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黎桂芳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张权清已预交），由张权清负担；案件反诉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黎桂芳已预交），由黎桂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证人张立国出庭作证陈述了以下内容：“我叫张权清为叔公、叫黎桂芳为大伯母。我与三姑（张世梅）于2018年9月底到大伯母家是因土地转让协议的事情，把一笔钱退回给大伯母。大伯母收回了钱，说会重新找叔公协商这件事。当天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我亲自拍的，现在向你展示我手机中当天的所拍的照片和视频。……我看着三姑从口袋把钱拿出来给了黎桂芳，黎桂芳收回去后说同意再找张权清协商。”另查明，黎桂芳在一审中称，张权清与黎桂芳的公公是兄弟关系，是黎桂芳丈夫张某庆的亲叔叔。由于黎桂芳家已经购买了四块宅基地，村集体的工作人员提出过异议，故张某庆于1990年借张权清的名义购买了案涉宅基地。案涉宅基地虽然是用张权清的甘蔗款抵扣的，但1993年左右张某庆已经以现金还清了张权清的宅基地款。张某庆于1994年去世后，案涉宅基地使用人的名字一直是黎桂芳。由于缺少书面协议，黎桂芳在2018年准备建设房屋时咨询了村委会有关意见，于2018年8月23日把书面协议拿到张权清家里，张权清在协议上签名并捺手印，且黎桂芳又一次支付了购地款现金3360元，也即黎桂芳支付了两次款项。张权清不认可张某庆有借名买地的事实。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权清与黎桂芳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了《宅基地转让协议》，黎桂芳称这是为了确认张某庆于1990年借张权清的名义购买案涉宅基地所补签的协议，但该事实仅有黎桂芳的单方陈述和推断，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其主张支付了两次购地款亦不符合常理，故对黎桂芳上诉主张借名购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张权清与黎桂芳于2018年8月23日签订了《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黎桂芳以3360元向张权清购买案涉宅基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宅基地转让协议》是否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案中，张权清提供了照片、视频以及证人证言，拟证明张权清委托其女儿张世梅于2018年9月22日前往黎桂芳家中协商解除协议并退回款项。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亲戚，证人张立国与双方当事人均有亲戚关系，即证人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张立国的身份并不影响其作为证人的中立性，黎桂芳上诉主张张立国与张权清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张立国证言的理由不能成立。张立国当晚陪同张世梅到黎桂芳家里，亲自参与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于一审时当庭出示了拍摄照片和视频的原始载体，因此，张立国的证言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结合照片和视频内容认定黎桂芳收回了张世梅退回的购地款，并无不当。《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黎桂芳的义务是支付购地款，黎桂芳收回购地款的行为应认定是其同意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且证人证言也陈述黎桂芳同意重新与张权清协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宅基地转让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黎桂芳主张张权清并未让黎桂芳出具收条或交回《宅基地转让协议》文本，由于双方是亲戚，没有做到处处留下相应书面凭证也不违背生活常理，正如张权清收到黎桂芳的购地款时并没有出具收据一样，双方更多的是基于亲戚关系的信赖而进行口头约定。综上分析，黎桂芳收回购地款后双方已经口头协商一致解除了《宅基地转让协议》，黎桂芳上诉要求张权清配合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黎桂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黎桂芳负担（黎桂芳预交了7300元，由本院退回7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朱 玮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 暐高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