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212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江县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青平路。负责人：谢凤，系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关刚（系死者梁瓦妹之子），男，198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从江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菜英的法定继承人）：吴光毅，男，1976年9月4日出生，住从江县，系向菜英的丈夫。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菜英的法定继承人）：吴昌都，男，2002年8月21日出生，住从江县，系向菜英的儿子。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菜英的法定继承人）：吴某，女，2005年6月26日出生，住从江县，系向菜英的女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储昌业，男，1973年1月4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从江县，现住贵州省从江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潘四忠，男，1978年10月28日出生，侗族，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现住贵州省从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先，贵州金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117号。负责人：郝宗张，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江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从江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关刚、吴光毅、吴昌都、吴某、储昌业、潘四忠、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咸阳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一审原告向菜英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死亡，本院依法追加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吴光毅、吴昌都、吴某作为当事人继续参加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从江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从江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潘四忠送达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上诉人接受通过案外人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委托投保的车辆约110台，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为投保人通过案外人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投保，上诉人核保后即将保险单、保险合同等资料交给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由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转交投保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潘四忠在案外人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购车后，随即委托其向上诉人投保，上诉人亦将保单、保险条款等资料交被上诉人潘四忠代理人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上诉人潘四忠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签字，但其通过交纳保险费对保险公司代理人的签字行为作出了追认。且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作为被上诉人潘四忠的代理人，上诉人向其送达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可以视为向被上诉人潘四忠进行了送达。二、醉驾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本案中上诉人在保险条款中已将“饮酒驾驶”这一免责约定进行了加黑加粗提示，证实上诉人己对从江鼎龙汽贸有限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案涉事故属于上诉人责任免除范围，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向关刚、向菜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涉案车辆在被答辩人从江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商业险，但从江人寿保险公司并未依法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在庭审中被答辩人诉讼代理人和车辆所有人潘四忠均表示保险合同是车行所签，而非潘四忠本人签字，并且潘四忠交钱后并未收到商业险保险合同，更没有人就免责条款向潘四忠进行了提示说明。直到事故发生后从江人寿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谢凤才将投保的相关材料通过微信发给潘四忠，这就足以说明上诉人并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要求保险人在保单上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商业险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被答辩人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关刚、向菜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⒈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22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优先受偿；⒉判令被告储昌业、潘四忠共同赔偿原告417616元（超出交强险部分）；⒊判令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江县支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⒋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1、2019年12月2日晚，被告储昌业驾驶贵Ｈ×××××号小型越野客车由从江县职中方向沿坪从线（銮里大道）往高增乡方向行驶，21时01分左右，当车辆行驶至坪从线（坪能-从江）248公里200米处一般弯道路段（銮里风情园路段）时，所驾车辆冲向道路南侧碰撞路外的路灯及电杆，后又撞上在南侧路面非机动车道内步行的行人向菜英、梁瓦妹肇事，造成向菜英、梁瓦妹受伤及贵Ｈ×××××号小型越野客车、被撞的路灯、电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梁瓦妹经送从江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3日死亡。经从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储昌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行经一般弯道路段时超速行驶且操作不当，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储昌业驾驶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潘四忠，该车辆在咸阳财保公司投有交强险（保险单号：ＰＤＺＡ201961040000060329），在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有商业三者险100万不计免赔（保险单号：805112019522633000814），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3、事故发生后，储昌业支付梁瓦妹抢救医疗费5689元，支付梁瓦妹家属向关刚赔偿款156200元，办理梁瓦妹后事开支21818元。4、梁瓦妹配偶、父母已去世，生育有一子向关刚，一女向菜英。一审法院认为：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梁瓦妹死亡，二原告作为其近亲属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就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何计算？1、死亡赔偿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精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于2019年12月1日实行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梁瓦妹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2、丧葬费。丧葬费应按2018年度贵州省职工平均工资，以6个月总额计算，因原告主张按33976元计算，并未超出规定的范围，故其丧葬费以诉请的33976元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次交通事故致梁瓦妹死亡，原告遭受痛失亲人的精神痛苦，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主张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相关规定，予以支持。上述各项费用共计：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3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695816元。二、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已履行明确提示义务，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醉酒驾驶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将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在接受投保时仍负有提示的义务；主张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提示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投保人潘四忠均称保险合同是车行所签，而非潘四忠本人所签，在投保人潘四忠否认收到商业险保险合同和人寿保险公司对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的情况下，人寿保险公司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亦不能证明其已履行提示义务，故本院对人寿保险公司辩称“车行签合同系基于潘四忠委托，其已将合同交付给车行，其已向投保人潘四忠尽到了明确提示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提示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人寿保险公司并不能免除保险赔偿责任。三、潘四忠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潘四忠是涉案肇事车辆所有人，但是没有证据证实潘四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储昌业醉酒驾驶仍将车辆出借给储昌业，其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因此，原告诉请潘四忠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潘四忠的诉讼请求。四、关于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梁瓦妹死亡，其各项损失为69581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此次事故造成梁瓦妹死亡、向菜英受伤、路灯被撞坏、电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作为梁瓦妹近亲属的二原告、向菜英、从江供电局同时向本院起诉，梁瓦妹、向菜英、从江供电局的各项赔偿分别为695816元、185553元、20268元，本院确定由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从江供电局电杆损失费2000元，支付梁瓦妹死亡的各项赔偿为60000元，支付向菜英各项赔偿为60000元。因储昌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梁瓦妹超出交强险部分，应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理由已在焦点二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储昌业已支付原告方156200元，并承担殡仪馆费用21818元，应当予以扣除。在扣除交强险和储昌业已支付的费用外，现还需赔偿原告的损失为695816元－60000元－156200元－21818元＝457798元，应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向关刚、向菜英各项损失60000元（包含精神抚慰金3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江县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向关刚、向菜英各项损失45779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向关刚、向菜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48元，减半收取3874元，由向关刚、向菜英负担1874元（予以免交），由储昌业负担200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另查明，原告向菜英（受害人之一）已在二审诉讼期间死亡。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在二审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从审理查明的情况看，案涉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合同是由车行代签，而非车主潘四忠本人所签。投保人潘四忠也否认收到商业险保险合同和从江人寿保险公司对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但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投保时已将保险合同或相关合同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故其辩称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的说法则没有事实依据了。此外，虽然酒驾系法律禁止的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保险公司对这一免责条款仍负有提示说明义务。同上述理由一样，因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投保时已将保险合同或相关合同条款交付给投保人，故对从江人寿保险公司以酒驾系违法行为并辩称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辩解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从江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提示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从江人寿保险公司并不能免除保险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从江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6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江县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吴光耀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