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琳，女，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利，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张瞿村民扬大楼4-6楼。法定代表人：虞国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品旭，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伟，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王俊民，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高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俊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0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高琳在《欠款欠据》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其个人行为。首先，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特约经销合同》，其均是与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并非是与高琳个人所签。高琳均是在每份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位置处签字，而并不是在“乙方”位置处签字。其次，双方在履行《特约经销合同》过程中，“乙方”每一笔货款均是由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向“甲方”（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支付货款，而“甲方”在收到货款后也是向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也有误。首先，2019年3月及12月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分别已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退货198611.41元及30597.87元，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已经接收到了该两批退货，但一审法院没有将该二批退货金额从总欠款中扣减。其次，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已有多年的合作关系。高琳代表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签署的《欠款欠据》系多年来累积下来的总欠款，但根据双方以前的所有《特约经销合同》，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均自愿无偿向经销商（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铺货底200万元。故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现在的库存商品（价值467000元）应视为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铺货产品，应当由其收回。相应的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欠款应当减去该笔铺货资金467000元。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答辩称：一、高琳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高琳在上诉状中提出其系代表河南民扬电器设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特约经销合同》并出具《欠款欠据?，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高琳个人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货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欠款欠据》来看，该《欠款欠据》的内容为：截止2019年7月29日，本人高琳共尚欠……。说明高琳在出具该《欠款欠据》时，高琳的意思表示就是其本人欠款才出具此欠据，而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也认为是高琳本人欠款才接受此欠据，因此，双方对是高琳个人欠款的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也是真实的。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一审提供的，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2018年）来看，乙方签字也是高琳个人，并且是签在乙方一栏中，并非签在法定代表人处。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2019年）也是如此。据此，这二份证据均证实双方对高琳个人是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其次，高琳在上诉状中提出二点意见不足以改变高琳个人欠款的事实。其提出支付给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货款是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发票也是开给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从而提出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是与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的观点。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是高琳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公司自愿为高琳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其是为高琳代付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是该公司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发生合同关系，而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将发票开给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是受高琳的指定开具的，这一事实在答辩人提供的《特约经销合同》（2018年、2019年）中第4页第12条特别约定事宜中手写部分的第2点可以证实。二、一审法院认定欠款金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高琳在上诉状中提出认为已经退货198611.41元和30597.87元，并且认为该金额应当从欠款中扣减，没有事实依据。高琳没有证据证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同意其退货这一事实。从一审到二审，高琳均没有提供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同意其退货的证据，这只是高琳自己一厢情意的将货物（早已超出退货期限）通过快递寄到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其次，高琳在上诉状中认为铺货底200万元及库存商品467000元应当由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收回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特约经销合同》第五条第1款，明确与高琳之间没有周转金，而库存商品早已超出《特约经销合同》附件3《产品退货管理规定》的期限，不属于退货范围。王俊民书面陈述称：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了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对王俊民的诉讼请求，其对此予以认可。鉴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王俊民现对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已无承担还款的法定义务。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琳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支付欠（货）款2184698.63元人民币及逾期利息（以2184698.63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还清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琳承担。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在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1为：判令高琳、王俊民共同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支付欠（货）款2044698.61元人民币及逾期利息（以2044698.6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还清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琳系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在河南的特约代理商，其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了编号为MY201801200001的特约经销合同。高琳确认其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在2018年期间共发生的业务往来金额为2399942.72元。2019年9月19日，经双方对账，截止2019年7月29日高琳尚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货款2244698.61元。高琳亲自在欠款欠据的欠款人处签名予以确认。之后，高琳陆续于2019年8、9月份还款6万元、10月28日还款3万元、11月6日还款10万元、12月份还款1万元，余欠2044698.61元至今未付。另查明，高琳和王俊民系夫妻关系，于1987年1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高琳在欠款欠据上签名系代表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还是代表其个人。根据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2018年特约经销合同显示，高琳系以其个人的名义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签订该特约经销合同，且欠款欠据上也明确注明欠款人系高琳，故该院认为高琳在欠款欠据上签名系代表其个人而非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2.本案债务是否属于高琳和王俊民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王俊民并未在欠款欠据上签名或事后对该欠款表示追认，且该欠款金额高达两百多万元，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主张本案债务属于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其应举证证明本案欠款系属于高琳、王俊民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现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债务系属于高琳、王俊民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故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院对其以本案债务属于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王俊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高琳尚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货款的金额是多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自认在欠款欠据出具之后高琳陆续支付了共计20万元货款，现余欠金额为2044698.61元。高琳虽辩称其有部分退货，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应在余欠金额中将退货金额予以扣减，但是其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高琳的该辩解不予采信。高琳现尚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货款金额为2044698.61元。综上，高琳拖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货款2044698.61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货款应当及时支付，现高琳拖欠不付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要求其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损失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4日判决：一、高琳应支付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货款2044698.6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044698.61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款限该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该院民二庭转付；二、驳回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376元，减半收取11688元，财产保全受理费5000元，共计16688元均由高琳负担。高琳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协议书复印件。3.企业询证函复印件。4.发票复印件。5.付款凭证复印件。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高琳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没有发生任何业务关系，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是与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关系。6.物流单复印件，拟证明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及12月分别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退货198611.41元及30597.87元，且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已经收到该两笔退货。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中的《特约经销合同》（2017年）一审中提交过，系2017年的，本案的欠款是2018年和2019年结算过来的，故与本案无关。2008年的协议书是民扬集团和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签订，民扬集团和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所以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是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自己加盖的公章，本质上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系2016年及2017年发生的业务。对证据4中2014年的发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民扬集团和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发生的关系，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发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8年、2019年的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是高琳指定开具给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其中2018年之后的汇款与本案有关，是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替高琳垫付的款项，2018年之前的汇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特约经销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合同相对方是个人，没有约定周转金贷放额度，增值税开具单位是按合同约定由高琳指定。高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有异议，该份合同高琳没有跟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签订，即使这份合同后面的签字是高琳签的，对合同第四页1/2/3手写部分不予认可，从2008年到2018年均没有这三条约定，是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私自添加，并没有经过高琳的认可与签字。本院认为，对高琳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4和证据5中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对其没有异议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其余证据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6，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对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关联不足，亦不予认定。王俊民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高琳在涉案欠款欠据上签字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二、尚欠货款金额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一方面高琳在涉案欠据上“欠款人（单位）”处以其个人名义签字，并未加盖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印章，且欠据中载明“截止：2019年7月29日，本人高琳共尚欠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产品（货）款为2244698.61元……”，亦未有载明系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尚欠货款的内容；另一方面，从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特约经销合同》（2018年）签订的情况来看，高琳在该合同末尾“乙方”落款处也以其个人名义签字，亦未加盖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印章。故原审法院认定高琳在涉案欠据上签字系代表其个人而非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并无不当，虽然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及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向河南民扬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但尚不足以否定高琳系以其个人名义在涉案欠据及涉案合同上签字的事实。因此，高琳主张其在涉案欠据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高琳主张因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于2019年3月和同年12月向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退货，金额分别为198611.41元和30597.87元，应从总欠款中扣减，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称虽有收到货物，但不同意退货，对金额也不认可，因高琳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另高琳主张根据双方以前所有《特约经销合同》约定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自愿无偿铺货底200万元，故要求现库存货物（价值467000元）应由浙江民扬电器有限公司收回，相应的金额应在总欠款中扣减，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高琳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76元，由上诉人高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代书记员  张贝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