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增宝，男，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增连，男，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健，浙江信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玉章，女，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文，浙江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仲米仙，男，198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上诉人盛增宝、盛增连因与被上诉人罗玉章、仲米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4民初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增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玉章对盛增宝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部分事实，错误认定了盛增宝的责任。1.仲米仙班组的所有员工均与嘉兴众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众禾公司与仲米仙是劳务分包关系，仲米仙是包工头，下设三个班组，模具组组长是盛增宝，钢筋组组长是侯元勋，泥工组组长是周小艳。案涉承诺书是出具给众禾公司的，现由众禾公司持有，且承诺书上多数工人的名字由仲米仙代签。本案一审审理结果与众禾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众禾公司应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2.盛增宝被牵扯进本案的原因是，仲米仙有其他债务，如钱款转入其账户会被银行扣划，故借用了盛增宝的银行账户。众禾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6月2日付款30000元、150000元、118149.80元。上述款项到账后，盛增宝即按仲米仙的要求支付工人工资。3.2019年6月1日，工人10余人（包括盛增宝在内）与众禾公司、仲米仙协商工资发放事宜。由于众禾公司与仲米仙之间的劳务费已不够发放工人工资，经协商一致，在场工人同意余款118149.80元发放后，与众禾公司无关，并在承诺书上签字。盛增宝原先是在证明人下方处签字的，但仲米仙称因款项仍需付至盛增宝处，要求盛增宝在承诺人处签字，从而又签订了一份承诺书。因此，盛增宝的意思表示并非愿意承担后续的工人工资。（二）一审认定盛增宝系债务加入有误。1.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盛增宝在承诺书上签字的原因是仲米仙借用盛增宝的银行账户，盛增宝并不愿意承担全部工人工资。2.在承诺书出具之前，仲米仙尚欠盛增宝工资20000余元。对于仲米仙欠其余员工的工资数额，盛增宝并不清楚，对于不清楚数额的债务，盛增宝不可能愿意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盛增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内容，改判驳回罗玉章对盛增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准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在盛增连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上认定错误。盛增连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盛增连在承诺书上签字，是应众禾公司的要求，而非工人的要求，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对于保证的法律定义。《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盛增连与罗玉章之间不成立保证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作为债权人的罗玉章与债务人仲米仙于2019年6月1日向众禾公司出具承诺书，以支付约560000元劳务费的条件避免众禾公司后续可能涉及的纠纷，众禾公司随即支付劳务费。如果债权人要求他人对劳务费进行保证，当日就应要求担保。（二）众禾公司此后仍心有余悸，故于6月2日要求盛增连以“担保人”名义签字，以保证仲米仙及民工工资纠纷与众禾公司无关，盛增连的签字不代表担保的意思表示。面对巨大的债务，盛增连不可能愿意承担法律上的保证责任。（三）《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保证只发生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但本案盛增连是对众禾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符合保证的基本要求。（四）根据《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的债权数额应是确定的。债权数额不确定的，不能成为保证担保的对象。一审认定盛增连担保所有劳务费全部付清，也即被保证的主债权包括569770元及后续或者不足的劳务费用，该认定与《担保法》的规定不符。本案所涉的欠款在2019年11月5日由仲米仙出具的欠条所确认，盛增连的保证行为不成立。综上所述，盛增连与罗玉章之间不成立保证关系，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针对盛增宝的上诉请求，罗玉章辩称，（一）盛增宝并非仅为模具组组长，同时也对财务、工人考核、工资记录、工资发放等进行管理。一审庭审中，盛增宝、盛增连、仲米仙均承认2019年仲米仙不再掌管财务事宜，转由盛增宝、盛增连管理，并承认有账本记载相关事宜。仲米仙系根据盛增宝提供的账本记载的金额出具欠条。（二）盛增宝的上诉状中提及众禾公司与仲米仙之间的劳务费用已不够发放工人工资，盛增宝明知相应的后果，其以承诺人的身份在承诺书上签字，应承担责任。针对盛增连的上诉请求，罗玉章辩称，（一）在一审庭审中，盛增连承认其向仲米仙投资，可见，盛增连与仲米仙是合伙关系。（二）一审庭审中，盛增宝、盛增连承认仲米仙系根据盛增宝提供的账本记载的金额出具欠条，而账本由盛增宝、盛增连记录和保存，仲米仙出具欠条时盛增宝、盛增连均在场。盛增宝、盛增连、仲米仙均对欠款金额予以确认，并非盛增连所称的欠款金额不确定。（三）工人正是基于了解盛增连及仲米仙与工人的关系，才要求盛增连签字担保付清工人工资，盛增连签字时对承诺书的内容及相应后果应是明知的。针对盛增宝、盛增连的上诉，仲米仙一并答辩称，（一）仲米仙与盛增连是合作关系，2019年3月份是盈利的，此后盛增连不让仲米仙再管理，仲米仙把账本等都交给盛增宝。至于钱款如何转至盛增宝的账户中，仲米仙不清楚。（二）退场是盛增连向公司领导提出的，是在仲米仙不知道的情况下退场的。退场时亏了三万多元。罗玉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仲米仙、盛增宝支付罗玉章劳务费7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罗玉章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盛增连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众禾公司自锦萧公司处承包部分劳务工作后又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仲米仙。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期间，罗玉章按照仲米仙的安排在锦萧公司内提供劳务，岗位为操作工。2019年6月1日，根据锦萧公司、众禾公司要求，仲米仙、盛增宝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仲米仙、盛增宝今收到锦萧科技、众禾劳务分包人工工资款（大写）伍拾陆万玖仟柒百柒拾元整。本人承诺工资款全部发放到每个工人手中并全部付清，如有民工工资纠纷事宜均与贵司无关，所有责任由本人负责。注：以下附全部工人签字证明”。仲米仙、盛增宝在该承诺书上签字捺印确认。工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或捺印。同年6月2日，盛增连以担保人身份在该承诺书上签字确认。2019年11月5日，仲米仙向罗玉章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尚欠罗玉章在锦萧公司上班工资7000元。后罗玉章多次催讨，仲米仙、盛增宝、盛增连对尚欠劳务款均未支付。另查明，盛增宝系盛增连的弟弟，2019年期间为劳务工人代班长之一，同年部分劳务款打到了盛增宝的账户，由盛增宝代发。盛增宝处保留了2019年工人劳务款账目本，该账本中载明罗玉章劳务款为5000元、饭卡200元。一审法院认为，罗玉章、仲米仙、盛增宝、盛增连对于罗玉章提供劳务的事实没有争议，仲米仙出具欠条对欠付罗玉章劳务款7000元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因此仲米仙应承担支付罗玉章劳务款7000元的责任。至于仲米仙辩称的劳务款应由盛增宝、盛增连支付，系其与盛增宝、盛增连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本案罗玉章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盛增宝是否应对罗玉章的尚欠劳务款承担付款责任；二、盛增连是否应对罗玉章的尚欠劳务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争议焦点一，盛增宝辩称其在2019年期间仅是代班，并非雇主，承诺书中所载明的569770元只是劳务公司打到其处由其代发，因该款项确已付清，故其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不应再承担支付劳务款的责任。但是，首先，该承诺书中的承诺内容为“本人承诺工资款全部发放到每个工人手中并全部付清，如有民工工资纠纷事宜均与贵司无关，所有责任由本人负责”。该承诺中盛增宝具有明确的全部付清工人劳务款的意思表示。盛增宝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在承诺书上签字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在案涉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对仲米仙与罗玉章之间的劳务债权债务关系的自愿加入，与其是否为雇主并无直接关系。其次，仲米仙出具欠条时有盛增连在场，且仲米仙、盛增连一致确认欠条是仲米仙依据盛增宝提供的账本出具，故能够确认欠条记载劳务款金额的准确性。故盛增宝对罗玉章劳务款7000元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对争议焦点二，盛增连辩称其在承诺书上的签字系对锦萧公司、众禾公司的承诺，但本院认为，根据盛增连陈述，其对众禾公司将劳务款付给仲米仙、盛增宝以及仲米仙、盛增宝承诺付清工人工资是明知的。盛增连签字时工人也已签字承诺发生欠付工资事宜与二公司无关。因此，盛增连以担保人身份在承诺书中签字，不应当理解为对锦萧公司、众禾公司的担保，而应当是对仲米仙、盛增宝付款义务的担保。故，盛增连对仲米仙、盛增宝的付款义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罗玉章应仲米仙的安排在锦萧公司提供劳务，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的劳务合同关系，仲米仙应当向罗玉章支付相应的劳务款。盛增宝在承诺书上以共同付款人的身份签字确认，盛增连自愿对欠付劳务款进行担保，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仲米仙所述其与盛增连系合伙关系以及盛增连所述二者并非合伙关系的辩称，系仲米仙、盛增连的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另外，对于罗玉章诉请的利息损失，其计算方式和标准不违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仲米仙、盛增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罗玉章劳务款7000元及利息（以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12月23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盛增连对仲米仙、盛增宝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仲米仙、盛增宝、盛增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仲米仙、盛增宝、盛增连共同负担。二审中，盛增宝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付款申请表复印件八份，证明仲米仙是老板，仲米仙签字后款项才转入盛增宝的账户。证据二,仲米仙制作的2019年2、3、4、5月份的工人工资表四张，证明仲米仙是老板。证据三，锦萧公司制作的《锦萧科技-分包班组应付账款明细-分包》复印件一份，证明仲米仙所称的2019年3月份之后不再管理的事实不成立，因同年6月1日，锦萧公司尚在付款给仲米仙。盛增连质证认为，付款申请表由仲米仙签字确认，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工人工资表的三性无异议，由此可证明仲米仙系该项目的老板；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张恒质证认为，付款申请表是复印件，其上有盛增宝的签名，可证明款项确已转至盛增宝的账户，对该证据的三性认可；工人工资表上不能清楚显示制作人，对工资表不予认可；证据三系单方制作，没有相关人员签字，对三性不予认可。仲米仙质证认为，对付款申请表的三性认可；工人工资表是盛增宝提供的，其中3、4、5月份的表是盛增宝提供给仲米仙后仲米仙记录的；证据三中支付的款项金额是对的，但不清楚其上手写的内容是谁写的，对手写的内容不认可。账本系在盛增宝处，之所以6月1日转入仲米仙账户钱款是因为当时退场了，盛增宝的账户无法转入钱款。本院认证意见：张恒、仲米仙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盛增连对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二系单方制作，其上无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张恒也不予认可，故应不予认定；证据三系复印件，且系单方制作，张恒对三性不予认可，仲米仙对其上的手写内容亦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不予认定。二审中，罗玉章、仲米仙、盛增连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盛增宝虽非罗玉章的雇主，但其与仲米仙共同出具承诺书，承诺发放工人工资，应视为其已加入仲米仙与罗玉章的劳务债务。盛增宝上诉称其虽然在承诺书上签字，但其并未有承担债务、加入该债务的意思。但在该承诺书中，盛增宝系在承诺人处签字，而承诺的内容即为“将收到的工资款发放至每个工人手中并全部付清”。承诺的意思具体明确，盛增宝应按照此承诺书履行付款义务，一审判决其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当。盛增宝上诉称因钱款系转入其账户，故其在承诺人处签名，一是无证据支持，二是不符合常理，三是即便属实，也只属于其内心动机的范畴，不能据此否定其已作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故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盛增宝与仲米仙之间款项往来关系，双方可另行主张权利。盛增连上诉称其在承诺书上签字是应众禾公司的要求，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对此，本院认为，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承诺书中的债权人仅指签字的工人，而众禾公司、锦萧公司则是支付仲米仙、盛增宝工资款项的单位，与承诺书中的承诺人、担保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债权债务、担保关系。故从承诺书的内容看，盛增连担保的对象只能是此后领取工资的工人，其称其签字系对众禾公司、锦萧公司的担保，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至于盛增连所称的保证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该承诺书载明的数额不明确等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承诺书构成书面形式的保证合同，其保证数额亦是明确的，故此节上诉理由亦应予以驳回。至于盛增宝提出的应追加众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是否追加该公司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案一审程序无不当。综上所述，盛增宝、盛增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盛增宝负担50元，由上诉人盛增连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帅国珍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陆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