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5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八坼社区。法定代表人：滕士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昌顺，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东，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栋森，男，198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守月，男，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厚兵，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云闯，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栋森、孙守月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苗圃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栋森、孙守月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内审报告》最后一页签字处注明的内容为“有异议内容待议不为确定数定”，而非“有异议、内容待议，不作为确定数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上述手写部分没有标点符号，因《内审报告》的内容包括确认和有异议两部分，故有异议的内容在内审报告中有明确指向。王栋森、孙守月对于《内审报告》形成的过程的叙述不符合客观实际，出具该报告的会计师是双方所认可的，且根据王栋森的妻子陈明华提供的财务资料出具。对方称财务资料不全，内容不完整等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王栋森一审中也承认妻子陈明华参与了《内审报告》的制定。《内审报告》初稿在2017年8月就已经交王栋森、孙守月核对，最新版本在签字前3日发送给王栋森、孙守月。签字当天对方有意见的当场也进行了修改，有异议部分进行了标注。一审法院认定《内审报告》系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签订不符合基本事实。二、承包经营协议的内容显示，园林公司系案涉经营承包的目标公司，苗圃公司系发包人，王栋森、孙守月系承包人。苗圃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系合同主体。苗圃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并实际上作为发包人履行了各项合同义务。合同签订时园林公司股东共三名，即苗圃公司、滕士元、王金华，苗圃公司的股东也是滕士元、王金华，故苗圃公司有权将园林公司发包给王栋森、孙守月。滕士元、王金华的情况说明也确认了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应由目标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办人签订合同不符合逻辑。王栋森、孙守月在经营承包协议中明确认可其承包人的身份，如果将园林公司作为承包人，则变成苗圃公司将园林公司发包给园林公司，故王栋森、孙守月才是承包合同的真实主体。王栋森、孙守月在协议中提出异议的前提是承认与苗圃公司之间存在的承包关系，王栋森、孙守月一审中称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有违事实和逻辑。三、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园林公司的印章及会计账簿由王栋森、孙守月控制，苗圃公司获得园林公司全部股东授权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四、(2019)苏0509民初15261号案件可证明园林公司及其公章由王栋森、孙守月实际控制。该案中园林公司委托代理人系本案王栋森、孙守月的委托代理人。苗圃公司与该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可能委托该代理人，故园林公司的授权委托系王栋森、孙守月加盖公章，该公司由王栋森、孙守月控制。五、一审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充分保障苗圃公司举证质证的权利。王栋森、孙守月二审辩称：一、《内审报告》存在的问题及签字的过程。该报告是苗圃公司事先准备好的文本，文中载明的事项与事实情况有很大的出入。签字的当天，园林公司会计陈明华、法定代表人王栋森到达现场，发现苗圃公司准备好的文本与2017年10月16日发给园林公司的底稿存在比较大的出入，故拒绝签字。后滕士元要求今天必须要签字确认，在此情况下，孙守月在《内审报告》最后一页写明内容有异议，不能确定。王栋森、孙守月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另外，《内审报告》存在很多不实内容。当时王栋森、孙守月均是园林公司总经理滕士元的助理，公司实行项目经理承包制，但之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给王栋森、孙守月一个头衔，加强各个项目的管控。所以经营承包协议书中才约定承包人与项目经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王栋森、孙守月承包，完全不必要约定这些内容。二、合同中约定了分配以及分红的问题。王栋森、孙守月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给园林公司创造了近千万元的利润，如果两人承包了园林公司，为什么不要求分红。故承包经营协议始终没有得到履行。三、园林公司实际上一直是由滕士元，即苗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在公章控制、财务控制、人事安排等方面均有体现。至于15261号案件，这个案件是由滕士元将案涉工程在2009年承包给刘清风，该案完全是由滕士元控制并最终产生的问题。当时的王栋森受滕士元的指示给了刘清风出具了欠条，刘清风在起诉的时候把王栋森一并作为被告。本案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园林公司是由王栋森实际控制，王栋森为什么会在2014年7月之后成为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中已经陈述。苗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苗圃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之间关于吴江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园林公司）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于2019年12月19日解除；二、王栋森、孙守月立即向苗圃公司移交园林公司的所有证照（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资质证书等）、印章（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及会计账簿（含记账原始凭证）；三、王栋森、孙守月向苗圃公司支付自2009年11月至2013年10月的承包费2241307.37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王栋森、孙守月支付苗圃公司款项2041314.87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五、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栋森、孙守月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1日，苗圃公司（甲方）与园林公司（乙方）签订《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协议业务范围：按资质许可承接绿化工程项目。第二条约定，协议时间：2009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共四年（以云龙西路工程、白米湾工程为起点）。第三条约定，资金来源与占用：乙方需用资金主要由甲方安排解决（乙方须提前计划报告甲方），占用资金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0万元民工工资担保金不计息。第四条约定，人事管理：乙方自主确定劳动人事及报酬（岗补），对合同制工人任免及工资调整需报甲方批准。第六条约定，管理费上交：甲方按照乙方工程决算审计额第一年6%，第二年7%，第三年8%，第四年9%，按开票凭证金额和工程合同签订年度为依据上交甲方。第七条约定，乙方分配：原则按当年工程决算到账资金除去决算工程成本费（苗木、税金、资金占用利息、管理费、业务费、工资等）盈余数作为乙方分配；在工程已基本完成，但未决算审计的情况下，乙方需预支盈余分配的，要做出该工程收支预决算报甲方审核，盈余部分按到账资金的80%预支分配。合同甲方处有苗圃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滕士元签字；合同乙方处有园林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孙守月、王栋森签字。2008年8月1日，园林公司与王栋森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约定王栋森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劳动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止。2008年8月15日，园林公司与王守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约定王守月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劳动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止。2017年12月18日，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签订《内审报告》一份，《内审报告》载明：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于2009年11月1日签订了经营承包协议书，承包期限为4年，2009年11月1日开始因承包人（王栋森、孙守月、陈明华三人）负责园林公司所有事务的需要，园林公司的所有印章移交三人负责，所有债权债务及扣除承包费后的净利润归承包人负责。《内审报告》对承包期间的涉及款项、垫付款项等进行了审计。孙守月、王栋森在“园林公司所有承包人签订确认”处签字，并注明“有异议、内容待议，不作为确定数定。”一审中，王栋森、孙守月提交2009年至2013年园林公司的《报销汇总表》、《预付款凭证》、《付款申请》、《付款计划》、《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在2009年至2013年，上述报表、合同均由滕士元签名，在该期间内，园林公司由滕士元实际控制并经营。苗圃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只是园林公司财务凭证的一部分，是王栋森、孙守月有意挑选出来的，不能反映财务凭证的完整性，有滕士元签名的凭证主要涉及园林公司在承包时尚未完工的原有工程项目，不能证明在承包期内滕士元对园林公司具有控制权；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系关联企业，在企业经营的利益归属上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没有承包经营的必要，所以，王栋森、孙守月是园林公司的承包人。以上事实，由苗圃公司提交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内审报告》、催告函、通知书，王栋森、孙守月提交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工资单、工资发放凭证、劳动合同、《报销汇总表》、《预付款凭证》、《付款申请》、《付款计划》、《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等，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苗圃公司主张其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王栋森、孙守月，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苗圃公司应当就该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首先，从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签订的《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其规范的均是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均未显示苗圃公司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王栋森、孙守月，并且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苗圃公司将园林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王栋森、孙守月，缺乏法律依据；王栋森、孙守月虽在乙方处签名，但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不足以证明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其次，王栋森、孙守月在《内审报告》“园林公司所有承包人签订确认”处签字，但明确注明对《内审报告》内容有异议，该行为亦不足以证明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再次，退一步讲，即使王栋森、王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园林公司与王栋森、王守月，在企业外部，王栋森、孙守月仍应以园林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园林公司，苗圃公司不能依据《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向王栋森、孙守月主张权利。综上，苗圃公司提交的证明不足以证明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其要求确认王栋森、孙守月与园林公司之间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解除的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苗圃公司并非园林公司相关证照及会计账簿的权利人，其要求移交相关证照及会计账簿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苗圃公司要求王栋森、孙守月支付承包费等款项的请求，均建立在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即使王栋森、孙守月系园林公司的承包人，根据《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也应当是园林公司，故苗圃公司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苗圃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530元，由苗圃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苗圃公司提供证据1、（2019）苏0509民初152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案园林公司和王栋森的委托代理律师与本案王栋森、孙守月的委托代理律师相同。证据2、（2020）苏0509民初98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案园林公司和王栋森的委托代理律师与本案王栋森、孙守月的委托代理律师相同，园林公司系王栋森、孙守月所控制。同时，园林公司股东滕士元、王金华的委托代理律师与园林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不同，说明园林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不同。王栋森、孙守月对于判决书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984号案件当时经办人是王栋森，该案的原告袁健晖也是王栋森的同学，袁健晖和赵旭林拿不到钱，就一直找王栋森讨要。关于这个事情王栋森曾多次联系滕士元要求其出面处理损失但是滕士元始终没有进行处理，后王栋森委托本案中的代理人作为园林公司的律师代理该案。王栋森、孙守月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内审报告相关事项的说明、2017年10月9日审核报告一稿、2017年12月18日内审报告以及两份报告在电脑上打开的截图。上述证据证明1、戴维娥会计出具的内审报告相关事项的说明部分内容并非事实；2、对比2017年10月16日审核报告第一稿与2017年12月18日内审报告有很大的出入。其中12月18日的内审报告有明显人为加工的痕迹，主要体现在特意将王栋森、孙守月与陈明华列为承包人，并且人为的将第四项内容列为已经确定的内容。3、苗圃公司一审提交内审报告，并没有提前发给陈明华会计供王栋森、孙守月查阅。第二组证据，昆山地区工程业务承包协议书、苏州地区工程业务承包协议书。该组证据证明1、2019年15261号案件，当时的经办人为滕士元，事情发生在承包经营协议之前。2、园林公司以往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签约主体都是园林公司与个人，从未出现过苗圃公司与个人之间签订承包协议。3、苏州地区昆山地区的业务，滕士元均已经与他人签订承包协议，而且上述地区的业务都是独家许可性质，再与王栋森、孙守月签订承包协议本质上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第三组证据，劳动合同书两份、个人参保证明、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托儿所专用收费收据、苏州市定额发票联、证明一份。该组证据证明1、园林公司的会计刘香云、陈明华早在2004年就由滕士元招聘入职。2、刘香云、陈明华受苗圃公司财务总监陈国樑直接领导。3、园林公司财务由苗圃公司财务总监陈国良和滕士元直接控制。第四组证据，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自然人保证合同、苗圃公司以园林公司名义贷款统计表及应付已付利息统计。该组证据说明1、园林公司为苗圃公司垫付贷款利息4632236.6元。2、垫付的担保费838280元。3、偿还本金200万。上述财务成本累计7470516.6元。第五组证据，记账凭证三张、苗圃公司收款凭证2张、网银借方补充凭证2张、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张、山东省商品销售统一发票、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江苏省苏州市工商业统一发票、苗圃零工工资单、报销汇总表四张。这组证据证明山东项目总的收款13352700元，扣除税金后剩余12896037.66元，全部被苗圃公司转走，但是该工程产生的部分工程成本却是由园林公司实际支付。第六组证据，零星绿化工程统计表及滕士元签字的白条一张。证明滕士元为了维护个人关系，指示园林公司帮助其关系户免费修建绿化工程金额高达1210528.5元。上述四至六组证据，证明园林公司实际由滕士元控制与支配，并且产生的利润主要通过用于苗圃公司支付财务成本、支付工程成本、免费承建绿化工程等方式消耗殆尽，为了转嫁责任，由滕士元女儿牵头，会计师、律师等人参与设计了本案的诉讼。除两份审核报告是打印，没有原件。截图是从电脑上截下来的，其余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组证据都是原件。苗圃公司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当中的内审报告相关事项的说明，我方相信是陈明华本人签的，对于说明的内容不能认可。但是该说明能够证实内审报告的出具是双方经过长期沟通之后形成的。双方沟通内审报告的过程，充分体现苗圃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之间是经营承包合同关系。对于审核报告本身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内容来看，跟内审报告有相同的地方，尾部显示有吴江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所有承包人签名确认一栏。也说明之前的审核报告也存在承包人，而且承包人不是吴江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而是另有承包人。对于截屏本身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截屏是真实的，能够显示内审报告的出具是经过双方长期的核对之后形成的。对于第二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经营承包合同关系。相反，15261号案件中园林公司就是由王栋森、孙守月进行应诉并聘请律师，能够说明其实际控制了园林公司。对于第三组证据劳动合同书、个人参保证明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陈明华是王栋森的妻子，相当于承包利益的享有者，其在园林公司任职与承包关系的存在并不冲突。对于第四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所涉及的贷款事宜在内审报告当中有充分的体现。对于苗圃公司用园林公司名义贷款，统计表格真实性无法认可，贷款究竟是谁使用的，在双方之间的内审报告当中有明确的体现。贷款所涉利息，在内审报告双方有争议待定的栏目当中也有体现。在承包经营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苗圃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之间有长期的往来，相应的贷款利息实际上是苗圃公司所承担的。第五组证据，除了临时工工资单、报销汇总表无法确认之外，其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山东项目在内审报告当中也有体现，双方是作为未确定的项目所列明的，不能实现对方的证明目的。如果说是园林公司不是由王栋森、孙守月承包的，而园林公司与苗圃公司股东相同，不需要进行资金的移转。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可，即使存在零星工程，在双方的内审报告当中对此也有列明，而且放在双方有异议的栏目当中，反而证实苗圃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之间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2009年11月1日《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载明甲方为苗圃公司，乙方为园林公司。王栋森、孙守月时任园林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故其虽然在园林公司负责人处签字，但无法排除系履行职务的行为。该协议书中约定园林公司按资质许可承接绿化工程项目，并对园林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人事任免、财务结算和考核奖励等均有约定，已明显超出承包经营范畴。故该协议虽名为“承包”，但以其约定内容尚不能明确认定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之间系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更无法认定合同的相对方为王栋森、孙守月。当前，各方均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在2009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或王栋森、孙守月根据《园林公司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工程决算。期满时也未进行任何交接。同样，因王栋森、孙守月担任相应职务，即便有证据证明二人在上述期间参与园林公司的项目、结算、人事等方面的决策，亦属履职范围。况且部分报销、付款、承兑合同、贷款合同等文件，由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滕士元的签字确认，尚不能认定公司业务全部交与王栋森、孙守月承包经营。最后，各方均主张在案涉《内审报告》签订前，苗圃公司曾向王栋森、孙守月发送初稿。但仅有王栋森、孙守月提供了其所主张的初稿，其中并未将王栋森、孙守月明确列为承包人。苗圃公司虽否认对方提供的文本的真实性，但拒绝提供其认可的文本，使对于苗圃公司所主张的《内审报告》相对方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另外，从报告内容来看，其时间跨度已延伸至2017年，超出原承包协议的约定，内容均为苗圃公司与园林公司之间支出与应付的结算。并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均标注为有异议项，即便无异议的内容也未明确约定由王栋森、孙守月直接向苗圃公司进行支付。综上分析，苗圃公司主张就园林公司与王栋森、孙守月达成承包经营的合意，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要求王栋森、孙守月支付相应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苗圃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60元，由吴江市苗圃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诚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殷姿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