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24民初167号 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兴仁乡上游村村民委员会，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兴仁乡上游村11组，组织机构代码号：54510705356300186A。 法定代表人：李顺林，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富，绵阳市安州区塔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贻勇，绵阳市安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松垭镇一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30195137X。 法定代表人：李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超，四川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龙泉镇龙平路3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71670424R。 法定代表人：苏道志，总经理。 被告：赵光全，男，195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小华，四川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兴仁乡上游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游村委会）与被告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大高科）、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科技）、赵光全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游村委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富和成贻勇、被告农大高科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超、被告赵光全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小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正科技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游村委会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支付各项欠款439,872.90元（其中：制种款303,120元、违约金111,624元、村组干部组织费10,600元、返还2012年质保金35,916.90元、追讨债务涉及的从2014至2019年的误工费9,790及租车费7,7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2月11日，被告农大高科与我村签订《杂交水稻生产合同》。此后，被告农大高科在我村所辖的1、2、3、4、5、6、7、8、10、11、12组规划落实了制种面积163亩。2012年和2013年被告农大高科派驻到我村的管理人员是唐宗明、唐少立、赵光全、刘学异，并生产制作处杂交水稻冈优类似组合型产品34,882.5公斤。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指派生产现场管理人员赵光全（本案被告）回收了该产品，按照16元/公斤合同价，制种款为558,120元。2014年，被告支付种子款105,000元，2015年支付150,000元，合计2,550,000元。扣除农户在被告处领取的农药等费用38,878元，加上被告应返还我村2012年的种子质量保证金35,916.90元，按0.30元/公斤制种的组织费用10,600元，被告除违约金、误工费、车费外，共计欠款为310,758.90元。被告所欠债务后却迟迟不予兑现履行付款义务，致使我村和当地政府不得不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反映强烈而敏感的民生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从2014年至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月月催、年年跑，但被告农大高科凭借在社会上积累多年的归避法律和抵赖债务的经验，却单方联姻一家人去楼空的被告中正科技代替被告农大高科偿还所欠债务，并由被告中正科技于2014年1月、10月、12月、2015年11月先后作出书面付款承诺，在承诺书上只写付款时间却不写欠款金额。2019年1月24日，我村不得不找当时的被告农大高科所派原在现场管理的生产经理赵光全代表被告农大高科对所欠货款进行核对结算，由亲自收购种子的被告赵光全在被告中正科技2015年11月27日的承诺书上载明除2012年的保证金外，共欠275,877元的欠款说明。为了维护我村的合法权益，我村曾于2018年4月3日向安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但起诉后不久，被告农大高科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原告处的政府和县上请求我村撤诉，被告声称用协商的办法处理，我村信以为真，同年的5月撤回了起诉，但时至今日，却无任何履行合同的迹象。现再次起诉，提起以上诉求。 被告农大高科辩称，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上游村委会所称事实大部分不真实，除2012年我公司在原告处制种以外，自2013年起因我公司库存量大未继续在原告处进行制种，更不拖欠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任何费用。我公司没有与被告中正科技一起在原告处制种，与该公司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与我公司有关的基本情况：我公司与原告方确于2012年2月11日签订了《杂交水稻生产合同》，期限为2012年2月11日至2016年12月30日。但事实上该合同只履行了2012年一个种植年份，当年我公司安排唐少立负责现场组织，资金、亲本和种植技术方面由我公司负责，在该村部分合作社制种冈优827杂交水稻面积229.2亩，入库种子59,861.5公斤，种子款（含质保金）共计754,254.90元，并于2012年12月5日至2013年9月29日全部付清。我公司将所有款项包括（质保金）支付给唐少立，再由唐少立用现金支付给相关村社，有各社代表签字确认的结算清单和2013年中正公司制种结算等相关证据证明。自2013年起，我公司因库存量大即停止在该村继续种植，上述合同即未再履行，我公司也没有在新的种植年度继续给原告提供资金、亲本种子和技术支持，双方自然终止了合同。后据了解，是被告中正科技进驻该村制种，但我公司与中正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也未签订任何合作协议。同时，原告主张的各个具体项目既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核实后公正认定。 被告赵光全辩称，我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013年，我是受被告中正科技的委派在原告处负责生产以及种子的回购，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上游村委会主张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大部分不属实，在2013年我是受被告中正科技的委派进行水稻制种业务的生产以及回购，不是受被告农大高科的指派；16元/公斤的回收价不属实，我们是按照绵阳种子协会的指导价15元/公斤进行回购，被告中正科技也没有与本案原告签订正式的水稻制种合同，没有签订合同的原因是该公司在安县地区没有生产许可证，如果要签订合同就是非法制种行为。而被告中正科技在江油地区有生产许可证，而原告又与江油的八一乡相邻，所以当时原告上游村委会就与被告中正科技商议参照江油的合同执行；我给原告方承诺说明上的金额275,877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质保金35,916.90元，次年应退质保金52,000元以及组织费10,600元，原告的诉请第一项与其事实与理由的陈述是矛盾的，实际被告中正科技欠原告方种子款金额只有177,360.10元；原告方诉请的20%的违约金总金额不正确，违约金的约定也不知道来源于何处；原告方主张的追讨债务所涉的误工费9,790元缺乏事实依据。我也数次开车配合原告方向被告中正科技追讨，每次都是我开车，所以车费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依据。原告上游村委会在2013年度制种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中正科技不应支付质保金。原告所主张的上列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正科技未到庭，也未书面答辩和举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11日，原告上游村委会与被告农大高科签订《杂交水稻生产合同》，主要内容为：被告农大高科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处制种，按实际面积收取原告上游村委会12元/亩技术指导费，并代收产地检疫费用10元/亩。对原告上游村委会生产的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全产全收，不得压级压价和拒收。种子款在种子收购及种子价格出台后一个月内以村为单位统一现款结算，结算时应扣除亲本、物资款和质量保证金（暂收质量保证金的标准与当地其他公司一致），质量信誉保证金于次年9月30日生产季节结束，无质量问题退还给制种农户，如不及时付清，应承担未付种子款总额30%的违约金。合同期限：2012年2月1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同日，双方签订《杂交水稻制种工作责任合同》,约定原告上游村委会完全履行制种合同约定工作职责后，被告农大高科按制种面积，每公斤付给原告上游村委会村组干部组织工作报酬：高产组合0.2元，中产组合0.25元，低产组合0.3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农大高科在原告上游村委会1、2、3、4、5、6、7、8、10、11、12组田地上进行制种，并安排唐少立等人现场负责该制种基地。2012年制种回收后，被告农大高科向原告上游村委会支付了除质保金外的种子款等费用，对质保金35,916.9元未予支付。 2013年，由于被告中正科技在原告上游村委会所在的区县没有生产许可证，而在江油市有该证，原告上游村委会与被告中正科技口头协议继续参照江油市八一乡的《杂交水稻制种合同》和《杂交水稻制种工作责任合同》履行。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处现场负责制种的管理人员仍然为2012年度被告农大高科安排的管理人员唐少立、被告赵光全等人。2013年度，被告中正科技收购了原告上游村委会种植的制种34,882.5公斤，按单价15元/公斤计付货款为523,237.5元，扣除亲本种子、指导检疫费、配套物资费38,878元，被告中正科技实际应支付制种款484,359.5元（包括质保金52,000元）及组织费10,600元，合计494,959.5元。由于被告中正科技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货款，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多次催收情况下，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2013年在你村的水稻制种款，由于多种原因，资金紧张，现只能兑现部分资金，下余种子款力争在2014年3月底付清，最迟不超过五月三十日。若2014年5月30日前不能付清余下种子款，未付种子款余款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利率2倍支付农户资金利息。”2014年1月30日，被告中正科技支付货款105,000元。2014年10月13日，被告中正科技出具付款承诺，载明：“江油八一上游村基地：贵基地2013年为本公司代制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代号：13015），截止2014年10月13日，上述水稻制种尚有余款未支付。我公司承诺按以下时间安排付款：2014年11月30日支付余款60%；2014年12月30日结清全部剩余款项（含生产保证金）。”被告中正科技并在承诺上注明：上游村基地指安县兴仁乡上游村。2014年12月25日，被告中正科技出具付款承诺，载明：“江油八一上游村基地（安县兴仁乡上游村基地）：贵基地2013年为本公司代制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代号：13015），截止2014年12月25日，上述水稻制种尚有余款未支付。我公司承诺：2015年1月30日前一次性结清应付贵基地全部制种余款（含生产保证金）。”2015年7月8日，被告中正科技支付货款150,000元。2015年11月27日，被告中正科技出具承诺书，载明：“江油基地（含安县上游村）：对于本公司应付你基地2013-2014年度制种余款，本公司承诺按如下时间进度付款：2015年12月30日支付余款50%；2016年1月20日结清全部余款。”2019年1月24日，被告赵光全在该承诺书上添加说明,内容为：“2013年中正科技在江油、安县基地进行水稻制种生产，其中安县上游村种子34,882.5公斤，单价16元，已付款255,000元。到目前为止，还欠上游村种子款265,277元，组织费10,600元。今年欠上游275,877元。”此后，经原告上游村委会多次催收无果。原告上游村委会曾于2018年4月4日诉来本院，要求被告农大高科和被告中正科技支付支付本案诉称中的相关费用。2018年4月4日，原告上游村委会撤诉。现原告上游村委会再次诉来本院，提起诉称中的诉求。 另查明：被告中正科技与江油市八一乡阳明村的《杂交水稻制种合同》主要内容与原告上游村委会与被告农大高科签订《杂交水稻生产合同》基本一致，但约定结账时扣取10%的种子收购借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交种时综合抽样四份，依法作为来年正季鉴定，一份作海南鉴定，双方各保存一份作仲裁鉴定。种子结算价格以省市种子协会核定价格为准。同时，《杂交水稻制种工作责任合同》约定每亩付给村组干部组织工作报酬50元。 2013年9月24日，被告中正科技质检部发出不合格通知，主要内容为：“四川省江油市唐少立、赵光全：贵公司于2013年在江油市安县兴仁镇上游村为我公司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经我司质监中心抽样进行室内检测，检测结果不达标，判定不合格（详见后附件检验报告）。”但该通知并没有送达给原告上游村委会。 2013年12月25日，被告农大高科给唐少立汇款247,029.40元。 2013年度，被告农大高科向原安县种子管理站申报并登记该公司在安县，没有原告上游村委会。被告中正科技未向原安县种子管理站申报并登记。原告上游村委会在催收时，向安县种子管理站寻求协助收款，只是向被告中正科技催收，并未向被告农大高科催收。 以上事实，有原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被告中正科技和被告农大高科工商信息查询单、杂交水稻生产合同、杂交水稻制种工作责任合同、承诺书、2014年至2018年上游村追讨水稻制种欠款时间表、安县种子协议会议纪要、2013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规划落实统计表、绵阳市安州区种子管理站证明、上游村2014年-2018年追讨水稻制种欠款人员花名册、绵阳市安州区兴仁乡人民政府关于我乡上游村2013年水稻制种欠款的情况说明、被告农大高科证明、佘太贵和李天金证人证言、制种基地管理协议、2012年度结算表、支付凭证、情况说明、营业执照、调运单、暂存单、照片、领条、情况汇报、转款凭证、领条、结算汇总表、制种合同、责任合同、不合格通知书及检测报告、调查王王华和严永辉笔录、本院（2018）川0724民初903号民事裁定书及撤诉申请和委托书、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2012年度的质保金是否已经支付？原告上游村委会与被告农大高科签订的杂交水稻生产合同和杂交水稻制种工作责任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共同遵照执行。被告农大高科虽然于2013年12月25日向唐少立汇款247,029.40元，但该费用无原告上游村委会的签收依据，唐少立也系被告农大高科工作人员，被告农大高科没有举出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向原告上游村委会支付了2012年度的质保金35,916.90元，故被告农大高科应该承担支付责任；2、2013年度是被告农大高科和被告中正科技共同联合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处制种还是由被告中正科技独家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制种？虽然2013年度的制种管理人员仍然为2012年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制种的唐少立和被告赵光全等人，但由于公司人员的不固定性，原告上游村委会未举出充足证据证明系被告农大高科和被告中正科技共同联合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处制种，也未举证证实向被告农大高科催收的证据，其举证的承诺书以及本院调查王华和严永辉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了原告上游村委会仅仅向被告中正科技催收的事实，原告上游村委会与被告中正科技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从原告上游村委会举证的承诺书经办人被告赵光全在承诺书中的说明等证据可以证实2013年度应为被告中正科技在原告上游村委会处制种，并不是被告中正科技与被告农大高科在共同联合制种。由于原告上游村委会对被告中正科技的几次承诺书均无异议，被告中正科技已支付制种款255,000元，故被告中正科技应支付下欠原告上游村委会制种款229,359.5元及组织费10,600元，合计239,929.5元；3、违约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双方虽然在杂交水稻生产合同上约定如质量信誉金不及时付清，应承担未付种子款总额30%的违约金，但双方在承诺书中已变更为“若2014年5月30日前不能付清余下种子款，未付种子款余款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利率2倍支付农户资金利息。”故原告上游村委会主张的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中正科技已于2014年1月30日支付105,000元，2015年7月8日支付货款150,000元，被告中正科技应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分别支付以379,359.5元为基数，支付从2014年2月1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的资金利息，再以229,359.5元为基数，支付从2015年7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4、原告上游村委会主张的催收误工费和车费是否支持？原告上游村委会进行催收属实，但由于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对催收差旅费进行约定，在长达6年左右的催收无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导致产生了差旅费，这部分费用应属原告上游村委会自行扩大的损失，应由原告上游村委会自负；5、被告赵光全是否适格的被告？被告赵光全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依法不应为本案适格主体，也不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同时，由于被告赵光全系履行职务行为，调运单和结算汇总表以及承诺书上被告赵光全的说明均应为代被告中正科技履行职务行为，其制种的数量及单价和价款的确认，应为代被告中正科技确认的行为；6、2013年度制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现无充足证据证明原告上游村委会制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赵光全举证的不合格通知等证据涉及的相对方是被告中正科技与被告赵光全等人，并没有通知原告上游村委会，而且在多次的承诺书上也没有提及质量问题，故被告赵光全辩称的存在质量问题，不应支付质保金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上游村村民委员会返还质保金35,916.90元； 二、由被告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上游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制种款制种款229,359.5元及组织费10,600元，合计239,929.5元；并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分别以379,359.5元为基数，支付从2014年2月1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的资金利息，再以229,359.5元为基数，支付从2015年7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 三、驳回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上游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98元，由被告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98元，被告四川中正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573元，原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上游村村民委员会负担6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先金 人民陪审员  谢英光 人民陪审员  姜久洪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刘晏君 书 记 员  彭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