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红玲，女，1982年4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现住曲靖市麒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永文，男，1982年2月2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原审被告：李祥龙，男，1982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老厂乡押租村委会洒居村303号，系被告黄红玲丈夫，现住曲靖市麒麟区。上诉人黄红玲因与被上诉人郑永文、原审被告李祥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红玲上诉请求：1、撤销麒麟区人民法院（2019）云030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各合伙人2018年6月17日了解到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占所合伙客栈51%的股份系认定事实错误。1.合作协议中并无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所合伙客栈51%的股份的约定，上诉人并未作出过该承诺。各合伙人应于2016年8月签订合作协议当日便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不会占51%份额。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的客栈于2018年1月便开始营业，营业时上诉人已将客栈的情况、各合伙人情况告知被上诉人及其他合伙人，且合伙人在营业当天均到店，各合伙人最迟应当于2018年1月营业之日便已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未占所合伙客栈51%的股份。二、上诉人并无欺诈的故意，并无隐瞒真实情况的故意，上诉人并无欺诈行为，《合作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可撤销的条件。1、本案协议签订方并非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协议书最后签字捺印处并无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或该公司代理人的任何字样，故而被上诉人的合作方系上诉人。2、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承诺过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股51%。一方面合作协议中没有约定，上诉人也没有作过承诺；另一方面上诉人发出的项目计划书仅是对欲开设的客栈的一个构想，并不能成为任何要约或承诺；3、上诉人在构想之初确实打算成立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来对欲设立的客栈进行管理，但是该公司名称最终未审批通过，上诉人没有欺诈的故意。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时，上诉人已告知被上诉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尚未成立的情况，且仅是打算将来成立的客栈全权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并无隐瞒真实情况的故意。5、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及主要内容是合伙开设客栈，且最终客栈已成功开设并经营，不能因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未对客栈进行管理而认定上诉人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欺诈。三、本案已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原判认为被上诉人的主张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系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有违公平正义。1.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合伙人签名处系由黄红玲个人进行的签字，被上诉人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备大学文凭的人，其对合作协议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黄红玲在合伙人处签字而没有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印章，其从未提出过异议。公司登记信息系公开信息，被上诉人理应于2016年8月就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不存在。2.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成为酒店管理人的时间最迟应为2018年1月。双方于2016年8月签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签订后不久客栈便开始装修，合伙经营的客栈于2018年1月便开始营业。被上诉人作为合伙人，理应于2018年1月了解客栈的经营管理情况。本案中判断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管理酒店应从其具备相应的义务开始判断。四、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尽到基本的谨慎义务，且对客栈漠不关心，懒惰行事，因为其投资客栈后没有按照其想法快速的获得回报，便起诉撤销合同。被上诉人随意订立合同后，原判赋予被上诉人轻易撤销合同的权利，可能导致上诉人辛苦经营客栈的成效付诸东流（其他合伙人可能效仿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严重危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被上诉人郑永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郑永文一审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合伙款项人民币17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黄红玲与原告系同学关系。2016年8月，被告黄红玲向原告郑永文发送《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邀约原告共同出资开设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该项目计划书表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本商业计划书的发起公司，公司将取得对贵州兴义万峰林景区下纳灰村一栋民房25年经营权。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对该地块进行装修并配备相应设备、设施，通过自营住宿、餐饮等取得收入实现利润，同时通过该客栈提供的平台创造资源共享，达到收益最大化。股份分配为100股，3.5万元/股，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资51%，其余49%股份出售，认购人每人不低于5股。原告接受了邀约。被告黄红玲向原告寄送《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载明如下内容：郑永文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事宜达成合伙协议，双方共同信守；本客栈为合伙经营项目，全权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其余股东不参与管理，但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股东按每1%股份3.5万元人民币，共100股，投资35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缴纳股金，投资后，无论开办费用多少，都不再增加投资，若有不足，由公司弥补；郑永文出资17.5万元，占5%的股份；各合伙人的出资，于2016年8月13日前交齐，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统一保管及使用；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执行人，全面进行管理；该合伙协议目前仅限合伙人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两方签订的初步意向合作协议，待项目开业当天，所有合伙人全部到场统一签订全体合伙人协议……原告收到此合作协议后予以同意，在合伙人处签字捺印后，邮寄给被告黄红玲。被告黄红玲也在合作协议上作为合伙人签字捺印，但未加盖“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印章。2016年8月11日，原告支付完股金17.5万元后，被告黄红玲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了收条。投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的合伙情况为：李飞占股15%、聂瑞茗占股5%、胡雯洁占股5%、卢素梅占股5%、胡永兰占股8%、郑永文占股5%、邱琳占股10%、王春雷占股15%、刘绘萍占股10%、李祥龙占股12%、袁丽占股10%。黄红玲、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未占股份。2017年5月16日，被告李祥龙用前述合伙人出资登记注册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经营场所为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于2018年1月开始营业。该客栈未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管理，实际由被告黄红玲、李祥龙共同经营管理。原告未分红。2018年6月17日，被告黄红玲召集全体合伙人召开会议，拟签订全体合伙人协议，后因合伙事务产生分歧而未达成协议。会议召开时，被告黄红玲告知合伙人其欲成立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但未获批准。各合伙人自此了解到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占所合伙客栈51%的股份。另查明，被告李祥龙于2018年7月11日成立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现原告以被告黄红玲以欺诈的方式，使其误认为合作方为具有酒店管理经验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且该公司持有“万峰林店”51%股份，而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给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两被告辩解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系当时欲成立公司的暂定名，原告在与黄红玲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时，就已明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欲设立的公司，黄红玲没有欺诈行为，但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对此也予以否认，故对两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从项目计划书及合作协议的内容看，原告的合作方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非被告黄红玲，而黄红玲却以个人名义作为合伙人签字；被告黄红玲所称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不存在，而其却向原告承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合伙客栈的管理人并占股51%。被告黄红玲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告知原告合伙的客栈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执行人，负责经营管理，并占股51%的虚假事实，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被告黄红玲的行为属于欺诈。原告诉请撤销其与被告黄红玲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合作协议被撤销后，因该协议取得的合伙款项175000元，被告黄红玲应予以返还。本案中，后来实际与原告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的为被告黄红玲，被告李祥龙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诉请被告李祥龙返还合伙款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原告的撤销权已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一年，且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原告必须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原告于2018年6月17日被告黄红玲召集召开全体合伙人会议之后，才知道合作的对方不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且该公司不存在，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从2018年6月17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撤销合作协议，并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被告的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郑永文、被告黄红玲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二、被告黄红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郑永文合伙款项175000元。三、驳回原告郑永文对被告李祥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黄红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亦对一方当事人因受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撤销权作出了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及上诉人黄红玲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核心争议焦点为：本案黄红玲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是否有虚假表示致使郑永文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的行为？针对焦点问题，其一，并无证据证实黄红玲在签订协议时如实告知郑永文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成立情况。本案中，案涉签订于2016年8月12日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虽在落款处签字为黄红玲，但从该协议第一段“郑永文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事宜达成如下合伙协议。”及该协议第十三条第（四）项：“该合伙协议目前仅限合伙人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两方签订的初步意向合作。”的表述可知，本案协议实质上是上诉人黄红玲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郑永文签订。但该协议签订时，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成立，且之后亦并未实际成立。因此，黄红玲在签订协议时，并未如实告知酒店成立情况。其二，案涉《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中第四项项目公司中记载“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本商业计划书发起公司。”第七项投资与计划中记载“股份分配：股份100股，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出资51%，其余49%股份出售，……。”该计划书虽非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但其中记载的内容亦是影响本案合同签订方对签约目的、签约对象进行判断的因素。结合双方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中有关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约定事项，能够印证被上诉人郑永文在签订合作协议时，系认为自身是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且在今后客栈经营过程中，系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所经营客栈51%股份并进行管理。但依前所述，双方在签订协议时，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成立，且最终亦未能成立。因此，郑永文在签订协议时，系陷于意思表示错误。对郑永文提出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因黄红玲行为致使其表意不当的主张，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其三，并无证据证实郑永文事后对合伙事实有追认行为，郑永文的诉请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期间。本案争议双方虽有签订最终合伙协议的约定，但郑永文并未参与2018年6月17日的合伙人会议，且该次会议并未达成共识，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实郑永文对实际成立的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成立情况及经营方式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亦未接收过上诉人支付的分红款。因此，不能认定被上诉人郑永文有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的事实。另外，本案证据中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郑永文在2018年1月份或之前已明确知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的成立情况，亦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在签订本案合作协议后及时告知了被上诉人郑永文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未能成立的情况。依照本案中的证据及各方陈述，能够认定郑永文自2018年6月17日案涉客栈合伙人会议后便知晓撤销事由的事实，至其2019年3月起诉时，并未超过一年。因此，对上诉人黄红玲关于郑永文的诉请已经超过一年撤销期间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上所述，虽然郑永文在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时，未尽到对合同签订对象的合理审查义务，合同订立后，在较长时间内也未及时跟踪投资对象的成立情况，自身亦有不当。但不能因此免除对黄红玲在签订协议时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此，对郑永文主张撤销合同的诉请，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黄红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上诉人黄红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尧审判员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雪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