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965号原告：刘某1，男，195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刘某1之妻），195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5（刘某1之女），198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刘某2，男，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刘某3，男，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刘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刘某5、被告刘某2、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依法继承刘某4、赵某遗留的银行存款；2．依法分割刘某4和赵某的丧葬费、抚恤金；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刘某4和赵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三名子女，即本案的原、被告三人。刘某4于2014年1月4日去世，赵某于2017年5月15日去世。二人未留有遗嘱。现我要求分割二人遗留的银行存款。因我患有疾病，生活有特殊困难；二被告在父母在世时花老人的钱、在老人处吃喝；老人去世后，刘某2之子私自占用了老人的房间，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分配了老人的首饰等遗物，老人的房子也给了刘某2的儿子刘某6，老人去世后银行存款被被告私自取走，老人在世时还有一笔转款给刘某6的240万元，是刘某6取的，我也怀疑不是老人自己的意愿。鉴于刘某2、刘某3已经得到了老人的以上财产，我要求将老人遗留的存款均归我所有。此外，刘某4去世后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39228．6元、赵某去世后有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均要求分割，要求给我多分。被告刘某2辩称，认可原告所述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死亡情况。二被继承人没有遗嘱。如果二被继承人有遗产的话，我认为我应当多分，我儿子刘某6是二位老人的赡养人，老人住院的费用和丧葬费用都是我们垫付的，当时刘某1、刘某3都在场。遗产应当先用来承担这些费用，在支付完这些费用以后，也就没有可分配的遗产了。房子是刘某6自己买的，与二被继承人无关，不是继承，与家里人无关。老人的首饰生前已经被盗，没有了，我们也没有私分。父母生前主要是由我们照顾的，刘某1没怎么尽过赡养义务，而且也不是2017年刘某1身体不好以后才不管的，之前也不怎么照顾。刘某4的抚恤金、丧葬费领出后交给赵某了，现已无法分割。同意平均分割赵某的丧葬费5000元。被告刘某3辩称，认可原告所述亲属关系、被继承人死亡情况。二被继承人没有遗嘱。现在已经没有遗产可分割了。当时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都是刘某6垫付的费用，说好是等我母亲出院以后再取出来还给他，但后来母亲去世了。不认可原告说我们在老人处吃喝，我们是去照顾老人的，原告并没有管过老人。我本人也有多种疾病，还透析，就算老人名下有钱，我也应该多分。我们没有私分老人的遗物，只是我母亲去世后，刘某6给了我一串转运珠，说是母亲生前说要给我女儿留个念想，我就拿走了。其他首饰刘某6都说已经被盗了。我父亲的抚恤金、丧葬费是我母亲委托我妻子去领的，领回来以后交给我母亲了，现已无法分割。我母亲的丧葬费5000元是我领的，现在我手中，同意平均分割。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1提交了出生、死亡证明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回单、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老干部工作部出具的证明和费用报销单、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十厂出具的复函、支出证明单、记账凭证、刘某3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养老保险金月报外支付明细表、2018年2月26日刘某1和刘某3的电话录音、2018年3月5日刘某1、刘某5、刘某2及其妻子、刘某3及其妻子的对话录音、2018年6月27日刘某5、刘某3及其妻子的对话录音、2018年7月25日刘某5、范某、刘某2及其妻子的对话录音、赵某在宣武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市回民医院、北京水利医院病历等。以上证据，因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刘某3提交了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老干部工作部出具的证明，因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刘某2出具了昌平区佛山陵园购墓单复印件、殡葬行业统一收费票据复印件4张、太平间确认清单复印件、丧葬用品和殡仪服务费票据复印件、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复印件、服务类收费明细清单复印件、商品类收费明细清单复印件、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银联消费票据和农业银行消费票据复印件、殡仪费结算清单、花圈部收费凭证复印件、赵某和刘某4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北京易欣诚挚服务公司护理部收费凭证复印件、董某写的收条及刷卡凭条。以上证据中，董某写的收条因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因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刘某1申请，本院调取了赵某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刘某4名下的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当事人双方对以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均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赵某和刘某4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于2014年1月4日去世，赵某于2017年5月15日去世。二人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刘某4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刘某4去世后的2014年4月14日有取款22725元，截至2019年12月21日余额为6．86元。刘某4名下账号为×××的招商银行账户在刘某4去世后无交易，现已关户。刘某4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刘某4去世后的2014年4月13日有取款3825元，截至2015年3月25日余额为0。刘某4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号分别为×××、×××（×××）的账户在刘某4去世后均无交易，余额为0。刘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刘某4去世后无交易，余额为0。关于以上两笔在刘某4去世之后的取款，刘某1、刘某2、刘某3均否认系其本人取走。本院分别向北京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调取了两笔取款的取款凭证，其中北京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4年4月14日取款22725元，签字栏中签名为“刘得玉代”，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4年4月13日取款3825元的客户签名为“刘得玉”。经询问，两家银行均回复，保存的取款手续仅有纸质业务凭证，无取款影像留存，因取款人是凭银行账号和密码取款，故无法确认取款人的身份。赵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于2017年5月23日取款16616．67元，截至2019年3月21日的余额为40．15元；×××的账户在赵某去世后无取款，截至2019年3月21日的余额为26．91元；账号为×××的账户于2017年5月23日取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233．33元。赵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无账户。赵某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于2017年5月23日取款1715元，截至2019年12月21日的余额为108．82元。赵某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赵某去世后无交易信息。以上赵某账户中的取款刘某2认可系由其取走，称用于支付此前为赵某垫付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已无剩余。刘某2提出其及其子刘某6为赵某垫付了丧葬费用和医疗费用，并提交了相关票据。刘某2提交了2013年12月26日北京市殡葬行业统一收费专用收据78335元、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2014年1月8日刷卡凭条11415元、2014年1月8日北京市殡葬行业统一收费专用收据火化等935元、2014年1月8日殡仪服务费等发票4030元、2014年1月8日丧葬用品发票6390元、2014年1月8日殡仪费结算清单660元、2014年1月8日花圈部收据2张共计3430元、2017年5月25日的昌平区佛山陵园购墓单2160元、2017年5月25日北京市殡葬行业统一收费专用收据刻字、瓷像类等2160元、昌平区佛山陵园2017年5月25日刷卡凭条2160元，经与刘某2核实，以上为同一笔支出；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2017年5月17日刷卡凭条1300元、2017年5月17日北京市殡葬行业统一收费专用收据火化等510元、2017年5月17日丧葬用品等发票790元、2017年5月15日北京市殡葬行业太平间确认清单17380元、2017年5月12日北京易欣诚挚服务公司护理部收费凭证480元。刘某1提出以上2014年1月8日和2017年5月17日的同一天的刷卡凭条和发票收据有重复计算。刘某2称其还为赵某垫付了赵某生前住院时的医疗费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向医院调取票据，未能提供。刘某4去世后，赵某委托刘某3之妻钱某到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领取了刘某4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34228．6元。刘某3称该钱款领出后交给了赵某。赵某去世后，刘某3到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十厂领取了赵某的丧葬费5000元。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刘某4和赵某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对二人的遗产均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刘某1、刘某2、刘某3均提出其要求在继承遗产时对其多分。经查，刘某1、刘某3虽都身患疾病，但均有自己的收入和其他赡养、扶养义务人，故对二人以此为由要求多分遗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某2称其和其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多分的主张，不予支持。刘某1还提出刘某2、刘某3私自分割了被继承人的首饰等遗物，但未提交关于首饰等物品是否存在，以及刘某2、刘某3未通知其而私自分割的证据，故对刘某1以此为由要求将被继承人的存款全部归其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某1提出刘某4、赵某账户中在二人生前的取款可能不是二人本人所为，非出于二人本人意愿。但经询问，刘某1否认刘某4、赵某生前有丧失意识的情况，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二人的生前取款非出于其本人意愿，故本院对刘某1提出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刘某4或赵某在世时，各子女是否使用二被继承人的钱款消费、是否得到二被继承人的财产，均与本案继承事实无关，对刘某1以此为由要求多分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刘某4和赵某的遗产，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平均分割。抚恤金、丧葬费系公民去世后其所在单位给予其亲属的财产利益，虽不属于遗产，但可一并分割，本案中一并处理。刘某1、刘某2、刘某3作为刘某4和赵某的近亲属，对抚恤金、丧葬费应平均分割。刘某4名下的银行存款，余额6．86元，系刘某4的遗产分割，由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平均分割，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关于刘某4名下北京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发生在刘某4去世后的取款，刘某1、刘某2、刘某3均否认系其取走，赵某已去世，根据现有证据已无法查清取款人，故对该两笔钱款不予分割。刘某4去世后，其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34228．6元由刘某3取走，刘某3提出其将该笔款项交给了赵某，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款项仍需进行分割，由刘某3向刘某1、刘某2支付相应份额的补偿款。刘某2提出其为刘某4支付了丧葬费用，但其提交的票据中，2014年1月8日刷卡凭条11415元、火化等收据935元、殡仪费服务费等发票4030元、丧葬用品发票6390元，系同一天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发生的发票和刷卡单据，其中应有重复计算部分，鉴于三张收据和发票款项综合与刷卡凭条不一致，本院按照较高的数额11415元认定，故发生在刘某4去世后的丧葬费用认定为15505元，在丧葬费、抚恤金中扣除，归刘某2所有；剩余款项由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平均分割。赵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分别为×××、×××的账户、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中的余额系赵某的遗产，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平均分割，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赵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在赵某去世后的取款共计216850元、北京银行账户在赵某去世后的取款1715元，刘某2认可系其取走并持有。刘某2提出该款项应用于抵扣其和其子刘某6为赵某垫付的医疗和丧葬费用。其中购买墓地的费用发生在刘某4和赵某生前、赵某的医疗费用发生在赵某生前，刘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的相关费用系与刘某4、赵某合意达成的借款，故对刘某2要求扣除该部分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发生在赵某去世后的丧葬费用中，刘某2提交的2017年5月17日刷卡凭条1300元、火化等收据510元、丧葬用品等发票790元，系同一天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发生的发票和刷卡单据，其中应有重复计算部分，本院按照1300元认定，故发生在赵某去世后的丧葬费用认定为20840元，在赵某的遗产中扣除，归刘某2所有；剩余款项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平均分割。赵某去世后，其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由刘某3取走并持有，该款项由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平均分割。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某4名下账号为×××的北京银行账户中的余额、刘某4的抚恤金34228．6元、丧葬费5000元、赵某的丧葬费5000元均归被告刘某3所有，被告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1补偿款9576元、支付被告刘某225081元；二、赵某名下账号分别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的北京银行账户中的余额、刘某2在赵某去世后自赵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北京银行账户中取出的218565元均归被告刘某2所有，被告刘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各65966元；三、驳回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1683元（已交纳）、被告刘某2负担1684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刘某3负担1683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冰洁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露范书 记 员 周 瑶马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