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24民初1219号 原告：胡南材，男，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泉安，宜丰县棠浦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般代理。 被告：胡勇生，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明，宜丰县棠浦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胡南材与被告胡勇生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南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泉安、被告胡勇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南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失130900.25元的70%，即91630.1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经常雇请花桥乡义源村的周贱秀、周成秀、周步秀、周幸福及原告五人为其搬运工，帮其装杉木上车，因原告有一辆赣Ｃ×××××面包车，被告就同时雇请原告的面包车，将其他四人带至装杉木的地方，被告另付油费给原告。2019年1月21日，被告按惯例又雇请原告等五人到天宝乡为其装杉木上车，原告从义源村接其他四人至天宝乡，途径天宝乡Ｓ307＋129ＫＭ（上梅村）路段时，撞向路边的树木，致车辆受损，乘坐人周成秀、周步秀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2月1日，宜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成秀、周步秀不负此次事故责任。原告为周步秀垫付医药费1329元、出诊费20元、救护车费80元，为周成秀垫付医药费24300元，后周步秀、周成秀向宜丰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法院判决原告再支付周步秀1851.02元，负担受理费50元；再支付周成秀100500.05元，负担受理费2770元，原告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失共130900.25元。被告作为雇主，原告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被告协商未果。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被告胡勇生辩称，一、我与周贱秀等人是承揽工作关系，我、周贱秀与胡南材是运输合同客运关系。我是做木头生意的，从2018年起，我将搬木头上车的工作包给周贱秀，再由周贱秀邀人共同完成木头上车任务，按600元/车或650元/车计算报酬。周贱秀会邀请同村的几个伙计一起做，他请什么人我也不管，也不知道什么名字，只是论车付给他报酬。因为装木头的地点不固定，时远时近，有时需要“打的”，就由周贱秀请车，口头说定由我出“打的”的客运费，根据路程的远近，每趟客运支付60-100元不等的客运费。周贱秀等人完成每次装运木头工作后，由我支付报酬给周贱秀，并给付“打的”司机相应路程的客运费，这就是我与周贱秀之间承包装运木头上车以及请车的惯例。我并不认识原告，原告跟周贱秀熟悉，每次请车都是周贱秀跟他联系，但客运费都是我在支付。我没请原告装运木头上车，只请了周贱秀，原告将周贱秀等人运送到装木头的地点后，会自己加入装运木头的行列，另外挣点装运木头工资，后还要将周贱秀等人送回家。二、周成秀、周步秀的损失由事故责任人原告胡南材承担赔偿责任，合理合法。我按之前的惯例叫周贱秀到天宝乡装运木头，周贱秀便请了胡南材的面包车“打的”去，胡南材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且在驾车时刚服用感冒药致意识不清，导致在去天宝乡的途中发生单方道路交通事故。三、我不是原告的雇主，与原告之间是运输合同中的客运关系，根据运输合同规定，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应对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其所说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形成，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但有可能进行和解，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胡勇生系从事木头生意的商人，自2018年起，被告胡勇生便将搬木头上车的工作包给周贱秀，约定按600元／车或650元／车价格计算报酬。周贱秀遂邀请同村的周步秀、周成秀、周幸福等人共同参与搬运木头工作，因部分搬运地点远，周贱秀遂请原告胡南材的面包车，由被告胡勇生根据路程的远近支付60-100元不等的“打的”费，为能赚取点搬运劳务费，原告胡南材也随周贱秀等四人一起参与搬运木头上车工作。2019年1月20日晚，周贱秀打电话给原告胡南材，讲明次日去天宝乡搬运木头，按照以往的交易习惯，此趟运送搬运工的“打的”费为80元，该费用由被告胡勇生支付。2019年1月21日，原告胡南材按往常惯例载着周贱秀等人去天宝乡搬运木头，其驾驶自己所有的赣Ｃ×××××号面包车沿Ｓ307省道由东向西行驶，途径天宝乡Ｓ307＋129ＫＭ（上梅村）路段时，因未按操作规范、文明行驶，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导致撞向路边的树木，致车辆受损，乘坐人周成秀、周步秀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8月22日，宜丰县人民法院分别受理了周成秀、周步秀诉胡南材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2019年9月19日、2019年10月8日，宜丰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决胡南材赔付周步秀损失3180.02元并负担诉讼费50元，赔付周成秀124800.05元并负担诉讼费2770元，上述损失共计130800.07元。原、被告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开庭笔录及原告提交的周贱秀、周幸福、周步秀等人的证明，（2019）赣0924民初1375、1376号民事判决书、宜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被告提交的其与周贱秀、胡南材的通话录音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雇佣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在一定或不定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而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两者的标的不同。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方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关系的标的注重雇员无形的劳务给付，以提供劳务本身为目的，偏重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行为。而运输合同关系的标的物是货物或者旅客，其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重在有形工作量的完成，以提供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在雇佣活动中，雇员所提供的是劳务，而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提供的是运送行为，承运人完成运输行为必须借助运输工具，否则运输行为便不能实现。在本案中，周贱秀、周步秀、周成秀及周幸福等人是被告胡勇生的搬运工，其四人为能到路途较远的地点搬运木头，遂找到原告胡南材，要求其运送其四人前往搬运地点，由被告胡勇生支付承运费，此时原告胡南材主要依靠是其驾驶技术和运输工具，被告胡勇生所需要的也正是原告胡南材的运送行为而非出卖劳动力的一般性劳务活动。 （二）两者取得报酬的方式不同。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由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长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雇员取得报酬的方式也比较固定，呈周期性，通常按劳动时间来计算报酬，一般是按星期或者月来结算。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取的报酬是运费，纯粹是按物化的劳动成果来计算报酬，通常按趟次、运量来结算，且多为一次性付清。在本案中，被告胡勇生根据路程的远近按60元、80元、100元计算报酬，按趟次给付运费，由此看出原告获取的是运费而不是工资。 （三）两者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在雇佣活动中，雇主有权对雇员的劳务活动进行监督，雇员要受雇主指示的约束，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的色彩较为强烈。但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无权对承运人的运送行为进行监督，托运人追求的结果是承运对象能按期安全到达，承运人只需按时运送、按地点运送以及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合同义务，至于承运人采取何种运送方式，以及运送路线等，除托运人有特殊要求外，承运人有权自主选择。可见，在运输合同关系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隶属、服从关系。在本案中，被告胡勇生将搬运木头的地点告知给周贱秀，周贱秀考虑到路途较远则找到了原告胡南材，由原告胡南材将周贱秀及自己等5人运送到搬运地点，原告胡南材完成了运送任务即履行了相应的法律义务，至于原告胡南材如何运送，选择什么时间、何条路线、何种运输工具，被告胡勇生并未提出特殊的要求，也没有进行限制。原告胡南材自行提供运输工具，自主选择运输路径，驾驶其所有的面包车运送周贱秀、周步秀、周成秀、周幸福等搬运工，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并没有形成从属关系。 二、原、被告之间的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宜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已对事故做出责任认定，胡南材负事故全部责任。综合前述原告胡南材与被告胡勇生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故作为承运人的原告胡南材因其未按操作规范、文明行驶造成交通事故，致乘坐人周步秀、周成秀损伤所引起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作为托运人的被告胡勇生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胡南材要求被告胡勇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南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91元，由原告胡南材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14×××07。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罗献忠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刘鹏程 书记员钟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