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3034号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明志街1号信息枢纽楼3楼3-2L32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7692313H。法定代表人：吕庆祥，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曾丽，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7号1918房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080382706R。法定代表人：李尚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宇飞、周启，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傅伊翔，男，199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代理人：姚志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成淯，男，199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托代理人：姚志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禹焕然，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第三人：谢爱琴，女，198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折上折公司）与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彦龙公司），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禹焕然、谢爱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谭茗担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折上折公司、被告彦龙公司及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禹焕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折上折公司起诉称：2020年1月31日，原告折上折公司收到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卫健委）发送的《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山西卫健委委托原告折上折公司采购防护用品，其中包括医用连体防护服8.5万套，型号为EN14126。原告折上折公司经第三人介绍于2020年2月2日确认被告彦龙公司存有符合要求的医用连体防护服现货1.5万套，每套单价为13欧元、折合人民币104元，同时确认货物可于2020年2月7日从德国运至指定收货地。为证实己方具备货源采购渠道及实力，被告彦龙公司向原告折上折公司出示各地政府采购订单。原告折上折公司与被告彦龙公司及第三人通过微信方式多次确认医用连体防护服必须符合欧盟EN14126医用A级标准。由于时间紧迫且处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折上折公司按照被告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的要求支付1.5万套医用连体防护服的货款共计人民币156万元，但被告彦龙公司未按约及时供货，直至2020年2月23日才供货。且被告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均为非医用级别，山西省人民政府部门直接拒收并退回给被告彦龙公司。被告彦龙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山西省人民政府的防疫工作带来重大损失，亦给原告折上折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原告折上折公司多次要求被告彦龙公司返还货款及相关费用未果，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被告彦龙公司向原告折上折公司退还货款人民币156万元及运费人民币26738.5元；二、被告彦龙公司向原告折上折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316796.4元（按合同总金额的20%计付）；三、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禹焕然、谢爱琴在人民币285000元的范围内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彦龙公司及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禹焕然、谢爱琴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原告折上折公司主张第二项诉讼请求系指被告彦龙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其包括信誉损失、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仓储费损失及因提起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损失在内的各项损失。原告折上折公司还主张，虽然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禹焕然、谢爱琴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但四名第三人作为原、被告之间的中间介绍人收取中介费人民币285000元，却未尽相应义务协助原告折上折公司取得符合约定的货物，故其应在该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折上折公司提交证据：《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采购服务委托书、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物资采购委托函》、报警回执。被告彦龙公司答辩称：一、被告彦龙公司接受原告折上折公司以及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代为采购防护服。故本案不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应为委托合同纠纷。二、原告折上折公司起诉状隐瞒其联系人第三人禹焕然曾于2020年2月5日与被告彦龙公司协商变更防护服品牌的事实。各方最终确定采购的防护服品牌为“SafeComfort”。被告彦龙公司按照第三人禹焕然最终确定的防护服履行交货义务，在采购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该些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605标准，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使用，并非虚假防护服。三、被告彦龙公司不存在逾期交货行为。四、被告彦龙公司已将原告折上折公司支付的货款支付给国外供应商，并缴纳关税、物流费用等。被告彦龙公司当时共计采购2.75万套防护服，每套成本价为人民币104.46元，共计人民币2872829元。被告彦龙公司就案涉交易亏损无利润。原告折上折公司诉请要求被告彦龙公司返还货款、支付运费并赔偿损失，于法无据，违反公平原则，不应予支持。五、2020年2月为全国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被告彦龙公司充分利用自身跨境采购资源，履行企业责任，以合理、良心的价格为相关政府部门采购防疫物资，得到相关政府部门及单位的高度认可与感谢。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能考虑当时的特殊情况。被告彦龙公司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国家药监局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关于紧急进口未在中国注册医疗器械的意见》、《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联防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印发〈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进口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SafeComfort”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物资采购委托函》、采购合同、转账凭证、报关单、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跨境服务合同》、网页截图、照片、感谢信。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共同陈述称：一、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亦未收取案涉货款。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纯粹出于帮忙为原告折上折公司提供被告彦龙公司的联系方式。案涉交易均由原告折上折公司与被告彦龙公司自行确认，与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无关。二、退一步说，即使认定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为案涉交易的居间方，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已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尽如实告知义务。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已要求被告彦龙公司告知防护服的具体型号及相关生产资质文件，并如实告知原告折上折公司。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从未故意隐瞒案涉合同的重要事实亦未陈述虚假情况。被告彦龙公司出现延迟交货情形时，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已主动积极协调。案涉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被告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与约定不符。三、各方未明确约定中介费及相关标准，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并未收取任何中介费用。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折上折公司对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没有提交证据。第三人谢爱琴陈述称：一、第三人谢爱琴不清楚案涉交易的主体及具体情况。第三人王成淯与谢爱琴为朋友关系，谢爱琴与禹焕然为朋友关系。第三人王成淯联系谢爱琴称需要购买防护服，谢爱琴便向其提供禹焕然的联系方式。除此以外，案涉交易的所有环节第三人谢爱琴均未参与。二、各方没有约定相应的中介费，第三人谢爱琴并未收取任何中介费用。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折上折公司对第三人谢爱琴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谢爱琴没有提交证据。第三人禹焕然庭后提交书面意见陈述称：一、当时全国疫情严峻，国难当头，全社会都在为国家捐献财物，第三人禹焕然在此大环境感召下有感而发，努力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对接有效资源，目的是为了利国利民。二、第三人禹焕然通过朋友认识介绍原告折上折公司与被告彦龙公司合作，但与两公司无任何雇佣、代理或利益关系。三、第三人禹焕然仅转发防护服图文信息，从未参与具体交易及物流配送，对其他环节不知情。就案涉货物更换情况，第三人禹焕然亦不知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折上折公司对第三人禹焕然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禹焕然庭后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31日，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折上折公司发送《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委托采购物资的函》，内容为：山西省防控疫情形势严峻，所需医用防护用品严重短缺；为保障物资供应，折上折公司为太原市政府疫情物资采购供应方；根据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申请，委托折上折公司帮助采购以下防护用品：一、防护用品：……医用连体防护服8.5万个；……请予协调支持。折上折公司主张，其合伙人与傅伊翔为朋友关系，当时傅伊翔称其表姐谢爱琴有一批德国进口的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的医用连体防护服现货，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ICU诊室范围内使用。折上折公司在再次确认医用连体防护服型号及收货日期为2020年2月7日后支付货款。折上折公司人员与傅伊翔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1日，傅伊翔向折上折公司人员发送文件名含“EN14126”、“罩衫认证”字眼的PDF文件，称：“防护服”、“14126”、“德国医用a级”、“可以对公，没法开票，邮件合同，底价13欧元，人民币99.44元，我加了1欧元，报价不含关税运费”、“1万多件”。折上折公司人员回复称：“马上弄”、“清关直接飞太原”、“省政府自己清关”、“这批我卖给中央”。2020年2月2日，傅伊翔称：“最晚7日到国内”、“低价就是104，数量1.5万”。傅伊翔发送的上述PDF文件资料与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发送给禹焕然的一致。折上折公司主张，2020年2月7日医用连体防护服并未按约到货，其向傅伊翔催促，傅伊翔让其直接与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尚华沟通联系。折上折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庆祥与李尚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8日，吕庆祥称：“山西省这边紧缺，你这边优先加急一下……”2020年2月10日，吕庆祥向李尚华发送“太原市的授权文件”，并询问“防护服明天的航班有无变化”。次日，李尚华回复称：“刚与德国处理完单证手续，预订12日的航班”。吕庆祥称：“太原这边急死”、“7日拖到今天，今天又拖到明天，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给个确定日期”。李尚华回复称：“货物已准备好，目前单证核对”。2020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21日期间，吕庆祥多次催促发货。2020年2月20日，李尚华向吕庆祥发送报关单照片，显示：进口货物名称为“非医用防护服”、规格型号为“SafeComfortT”，27500件，原产国德国，进口日期为2020年2月19日。2020年2月22日，李尚华向吕庆祥发送多张标识为“SafeComfort”的图片，其中一张图片为防护服的介绍说明，记载标准为“EN14325：2004防化学品防护服”、“EN13034:2005+A1：2009防液体防护服”、“国际标准化组织13982-1:2004+A1:2010年再次使用的防护服”，业绩水平为“EN130346型有限的保护性能轻喷雾，液体气溶胶或低压力，低体积飞溅”、“EN国际标准化组织13982-15型防止气载固体的保护微粒”。吕庆祥称：“为何这上面显示是非医用防护服，要说明”、“这批货符合EN14126医用A级标准的，证明文件在哪里”、“让他们赶紧让负责保管的国药集团佛山那边给出具一个书面证明文件，写明这批货的批次和序列号，通过哪个航班从哪里运到国内，写明这批货是符合欧盟医用标准的，然后盖公章发过来”。2020年2月23日，吕庆祥再次催要书面文件，并称：“这批货与之间发的图片不一致”。其后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吕庆祥多次询问李尚华，李尚华均未回复。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当时曾回复称为了快速通关才在报关单标注“非医用防护服”。折上折公司人员、吕庆祥、王成淯与禹焕然之间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9日，王成淯曾发送照片，称是防护服规格。照片内容为5行英文内容，未载有欧盟防护服医用级别标准。该照片与李尚华于2020年2月5日发送给禹焕然的一致。2020年2月22日，吕庆祥称“清关手续写着非医用防护服”、“李总说这批货百分百符合欧盟标准的医用防护服，为快递通关才这么写，但政府需要文件这批货物符合标准才行”。禹焕然回复称“我也是这么跟您说”、“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出口医用的，外国很敏感”、“之前发的那些资质都是医用14126的检测报告”。吕庆祥称：“这批货是给医院用的”并要求出具书面文件。禹焕然回复称：“我这边联系看看”。吕庆祥再次强调“必须出具”。吕庆祥与王成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8日，吕庆祥要求彦龙公司退款及承担所有物流费用，其中已经支付给彦龙公司的物流费用共计人民币23982元，未含货物运回的费用。王成淯回复称：“收到”。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彦龙公司质证认为，其已告知禹焕然及折上折公司变更后的防护服信息，折上折公司对于其采购的防护服品牌及型号知情并确认。傅伊翔、王成淯则主张其当时仅与谢爱琴对接沟通，并未直接与禹焕然及彦龙公司沟通，对防护服信息变更的情况其并不知情，折上折公司与彦龙公司自2020年2月8日起直接对接后其未再参与案涉任何交易环节。2020年2月2日，折上折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彦龙公司支付人民币156万元。折上折公司主张就案涉交易支付物流费共计人民币26738.5元。折上折公司提交的4份转账凭证显示：广东绘展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向上海欧俊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物流费用人民币4000元，吕庆祥于2020年2月21日向昵称为“吴阳（HugoWu）”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2182元、向昵称为“路过路过顺丰包邮”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2600元、于2020年2月22日向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3641.5元、于2020年2月23日向昵称为“人生如戏”的微信账号支付人民币4315元。彦龙公司对该些付款记录均不予确认，主张与本案无关。2020年2月9日，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物资采购委托函》，内容为：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控制和预防工作，现委托彦龙公司及其母公司相关彦龙集团承办采购疫情防控物资，具体服务事宜包括安排境外采购服务、境外供应链信息服务、境外物流服务、境外支付服务等。折上折公司主张当时根据彦龙公司的要求，请求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上述相应采购函。彦龙公司则认为该函可证实其提供的防护服得到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确认。折上折公司主张，因彦龙公司无法提供防护服符合欧盟医用等级标准的相关证明，山西省政府部门拒收该批防护服，故折上折公司要求彦龙公司退款及赔偿损失，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0年2月29日，吕庆祥向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报案。该所出具报警回执。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构成欺诈故向公安机关报警。诉讼中，彦龙公司认为其提供的防护服符合上述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标准，并向本院提交以下文件拟予证明：国家药监局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于2020年1月27日发布《国家药监局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关于紧急进口未在中国注册医疗器械的意见》，内容为：为满足疫情防控需要，从国外紧急进口符合美国、欧盟和日本相关标准的医疗器械，企业能够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并作出产品质量安全承诺的，可以紧急使用。……国务院于2020年1月31日发布《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联防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印发〈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进口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容与前述意见一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于2020年2月3日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合理使用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疫情防控期间，医用防护服不足时，医疗机构可使用紧急医用物业防护服；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应当符合欧盟医用防护服EN14126标准（其中液体阻隔等级在2级以上）并取得欧盟CE认证，或液体致密型防护服（type3，符合EN14605标准）、喷雾致密型防护服（type4，符合EN14605标准）……彦龙公司另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主张与案涉防护服同批次的货物可应急使用，不存在不能使用的情形。案涉交易初期，彦龙公司曾向折上折公司发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泸州市龙马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等出具的采购服务委托函。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向其发送该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彦龙公司具备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的能力。彦龙公司不予确认，主张其仅告知有接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委托采购防疫物资。彦龙公司还向本院提交防护服采购合同、转账凭证及报关缴税等材料，主张已按约将折上折公司支付的款项支付给国外商家并依法缴纳相关税款、物流费用。就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的承责范围，折上折公司认为，其按照每套人民币104元的单价付款，彦龙公司实际按照每套人民币85元的单价收款，差价由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作为中介费收取，共计人民币285000元（人民币19元/套×1.5万套），故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应在该金额范围内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原告折上折公司、被告彦龙公司、第三人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相关陈述附卷为据。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的问题。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折上折公司接受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采购防疫物资，其经傅伊翔等人介绍向彦龙公司采购医用连体防护服，现其主张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并要求退款及赔偿损失，故本案讼争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彦龙公司主张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禹焕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对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提交证据进行质证及对折上折公司、彦龙公司、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于庭审陈述事实进行抗辩的权利。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是否符合双方约定；二、折上折公司诉请要求彦龙公司退还货款、运费及赔偿损失应否支持；三、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折上折公司主张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经查明，双方就案涉交易未签订书面合同。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傅伊翔最初与折上折公司沟通时明确防护服标准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折上折公司据此同意购买。可见双方当时已约定防护服标准为欧盟EN14126标准。王成淯于2020年2月9日向折上折公司转发彦龙公司发送的防护服规格照片。该照片虽然载有“SafeComfort”品牌信息，但并无任何关于防护服标准的内容，故不能视为双方约定变更防护服标准。货物运抵中国大陆后，彦龙公司向折上折公司发送货物及报关单照片时，折上折公司已立即提出防护服标识为“非医用”的异议，并要求彦龙公司提供能证明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的相关资质文件。可见，折上折公司始终要求防护服的标准为欧盟EN14126标准。即使如彦龙公司所述，其曾提出变更防护服品牌为“SafeComfort”，折上折公司未提出异议，亦不能推断双方同时约定变更防护服标准。故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应当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现彦龙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126标准。退一步说，即便如彦龙公司主张，该些防护服符合欧盟EN14605标准，但能否作为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使用系由医疗机构自行决定，故亦不能据此推断彦龙公司提供的防护服已符合双方约定。同理，彦龙公司与其他政府部门等主体完成类似交易亦不能当然成为彦龙公司已按约供货的理由。综上，本院认定，彦龙公司提供的案涉防护服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关于焦点二。彦龙公司交付的防护服质量不符合双方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以案涉款项已支付给国外商家为由抗辩不须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折上折公司诉请要求彦龙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1560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折上折公司诉请的损失。除防护服标准不符合双方约定标准外，折上折公司还主张彦龙公司逾期交货。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彦龙公司实际交付防护服的时间确实晚于双方约定的2020年2月7日。期间折上折公司亦多次催促发货。考虑到案涉交易处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期间，多地采取航空管控措施。且当彦龙公司告知折上折公司货物到达国内时，折上折公司同意接收货物。从公平原则出发，本院认为彦龙公司于本案无须承担逾期交货的相应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就货物质量相关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双方亦未约定律师费。折上折公司就其主张的各项损失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彦龙公司于本案的违约情形，本院酌定彦龙公司应向折上折公司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6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以不超过人民币316796.4元为限）及运费损失。折上折公司就其主张的运费损失提交的转账记录未能反映与本案有关，彦龙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本院亦难以采信。折上折公司与王成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折上折公司当时主张的运费损失为人民币23982元。本院酌情对该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折上折公司诉请超出本院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折上折公司主张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为案涉交易的介绍人，其应在收取中介费的范围内对彦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折上折公司就该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傅伊翔、王成淯、谢爱琴、禹焕然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折上折公司相关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退还货款人民币1560000元；二、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运费损失人民币23982元；三、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56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以不超过人民币316796.4元为限）；四、驳回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954元，由原告广州折上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826元，被告广州彦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12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茗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孔凡超书记员谭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