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祝公路2558号15幢148室。 法定代表人：梁敏，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龙，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宝汇商务大厦1幢0807室。 法定代表人：金强，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曼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龙、被上诉人远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到庭应询。因案件审理需要，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曼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远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重要事实认定错误。曼思公司做出的承诺书，系为应案外第三方的帮忙要求而做出，承诺书中的表达意思明显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不符。曼思公司与KingStarGroupLimited（又称亨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ingStar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一家为内地公司，一家为香港公司，不可能是同一法律主体。一审法院对曼思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认为“中文抬头为亨骏集团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复印件。然该份合同原被告均无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错误。一审中，远韬公司已认可了该采购合同复印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远韬公司只不过要求将该份合同进行翻译后的加盖曼思公司印章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提交。综上，一审法院对KingStar公司与远韬公司已形成采购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仅依据一份存在绝对表述矛盾的承诺书来认定曼思公司就是采购合同中的采购方，此项事实的认定明显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具有相对性。KingStar公司属于依法在香港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合同主体地位合法有效。KingStar公司的采购合同真实性已经由远韬公司在庭审中予以认可。KingStar公司以自己名义向远韬公司的银行打款记录已由远韬公司作为证据提交，内容真实有效。2.承诺书不足以产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后果。曼思公司不可能是KingStar公司，两方皆为独立法人。3.承诺书的法律性质应为提供保证或者债务加入，而无论属于保证或者债务加入，曼思公司都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三、曼思公司引用合同相对方对远韬公司的抗辩事实确凿。远韬公司业务代表胡继光，在出货瑕疵被越南工厂质疑时，已经委托廖天坤代替他到越南查核具体情况，并且针对查实的出货瑕疵已经进行了确认。远韬公司应当承担出货瑕疵的法律责任。曼思公司以远韬公司存在出货瑕疵的违约责任而拒绝支付保证或者债务加入而产生的款项，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支持。 远韬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答辩称，一、本案诉讼主体和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曼思公司与KingStar公司系同一民事主体，KingStar公司是曼思公司办理案涉业务时使用的英文称谓，从承诺书中可以显示，文字表述上也表明了曼思公司的身份问题。一审判决以买卖合同关系处理远韬公司与曼思公司的纠纷符合客观事实，曼思公司认为其提供承诺书系提供保证或债务加入与事实不符，承诺书明确载明曼思公司接入益盛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盛轩公司），供方是远韬公司，曼思公司向远韬公司采购货物后再把货物销售给益盛轩公司，承诺书中并没有说曼思公司是保证方或加入方。二、即使KingStar公司确实是在香港成立的法人主体，但远韬公司至今没有看到该成立的法定文件，曼思公司也可因为与KingStar公司人格混同包括业务混同、资金混同等原因承担连带责任，并非两者一定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排除买卖关系并不一定是保证关系或债务加入，也有可能是人格混同，现只能根据承诺书的字面含义来解读当事人之间属于买卖关系。三、至于涉案货物质量瑕疵问题，曼思公司在一审时并没有作为抗辩理由提出的，二审期间提出质量瑕疵不应作为二审审查内容，二审法院应不予审理。如果曼思公司认为远韬公司货物有质量问题可以另行提出。 远韬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曼思公司清偿货款31074.87美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曼思公司出具给远韬公司承诺书一份，载明“经我司——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KingStarGroupLimited）接入iEssentialglobalCo.,Ltd的订单，与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采购面料合同号SGF18-155，面料货款共计126074.87美元，FOBSH，已支付货款3万美元，我司以及iEssentialglobalCo.,Ltd承诺在6月底前支付3.5万美元，余下尾款与补布的650KGS的款项合计美元61074.87一起于7月底前付清，请在我们支付了3.5万美元后放单给我们提柜，如有违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风险、费用均由我司以及iEssentialglobalCo.,Ltd共同承担”。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落款处有远韬公司、曼思公司签章。其后，曼思公司认可远韬公司已依约电放提单，完成了放货，但主张己方只是应骏纺公司要求做出承诺，以己方并非合同相对人为由拒绝承担付款责任，遂成本诉。 另，远韬公司自认并举证证明己方已收到承诺书项下部分货款，其证据显示部分款项系KingStarGroupLimited汇入，部分系HORIZON汇入。曼思公司亦表示根据其所了解的案涉交易情况，远韬公司本案中陈述的已付款情况、未付款金额属实。曼思公司同时指认益盛轩公司向骏纺公司采购，骏纺公司向KingStar公司采购，KingStar公司向远韬公司采购，主要证据在于有一份英文抬头为KingStar公司、中文抬头为亨骏集团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复印件。然该份合同远韬公司、曼思公司均无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曼思公司指认远韬公司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未能提供直接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曼思公司作出承诺书，事实清楚，且承诺书上对于曼思公司与远韬公司形成业务往来，向远韬公司采购，亦有直接的文义表达，曼思公司指认自己并非合同相对人，与现有的直接证据不符。曼思公司所举证据也不能形成有力反证。再言之，即便合意之初，本有以其他公司名义与远韬公司订约的共识，也不影响其后双方合意的变动，最终确认由何方构成合同关系，以及何方承担责任，显然以最终盖章确认为准。再进一步退而言之，即便买卖合同相对方当前不能查清，曼思公司在承诺书中付款意思以及责任承担意思的表意明确度也足以认定曼思公司有共同付款之责。故该院认为，远韬公司诉请曼思公司支付买卖合同项下款项，显应支持。诉请的具体金额，因曼思公司并无异议，直接照准。且因远韬公司庭审中明确请求的是美元，故直接判处以美元偿付。曼思公司意欲卷入多家境外公司，然既对境外公司的存在未完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所举证据也难以认定具有多方约束力，其抗辩主张不仅与证据相悖，而且置远韬公司于极端风险之地，孰难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曼思公司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远韬公司美元31074.87元。 二审期间，曼思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证据1.二封邮件，是由胡继光于2018年9月18日及11月9日发送给罗慧（lucy），用来证明胡继光是挂靠在远韬公司进行面料进出口业务，胡继光已代表远韬公司对涉案的产品确认存在质量瑕疵，其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表示愿意承担布匹瑕疵4836.30美元，于2018年11月9日表示对罗慧于2018年11月8日的客诉金额和解决方案进行回复愿意承担损失33630.6美元。证据2.微信聊天截图一组，系廖天坤与胡继光之间的聊天记录，第一张截图用来证明远韬公司一审庭审时否认见过律师函为虚假陈述，律师函中印证了法律主体是骏纺公司和益盛轩公司，骏纺公司因自身是台湾公司不能对外贸易而借用了KingStar公司（KingStar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名义同远韬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付款也一直是由KingStar公司付的；第二张截图用来证明针对案涉布料瑕疵问题，胡继光已代表远韬公司授权廖天坤去越南处理查核产品质量瑕疵；第三张截图用来证明远韬公司直接给益盛轩公司发送了函件，要求益盛轩公司不得直接向骏纺公司付款，远韬公司一审庭审时否认给益盛轩公司发函要求支付货款为虚假陈述。远韬公司是明确知晓益盛轩公司的存在，也知道益盛轩公司与骏纺公司的纠纷，骏纺公司与益盛轩公司都是台资公司。 远韬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首先，确认胡继光是远韬公司的经办人员，但对于邮件的来源提出异议，实际上罗慧就是曼思公司的工作人员，曼思公司一直主张罗慧是骏纺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事实不符。其次，对于该证据在程序上的合法性有异议，不应当作为二审新证据，因证据本身就由曼思公司掌握，其在一审期间不提供，对货款金额也不进行抗辩，在二审中作为其抗辩理由，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则要求，不应采纳。再次，对于邮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因当庭收到，未能与当事人全面核实，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庭后会将质证意见发表在微法院。对于第二份邮件中“OK”的解读，显然不是“同意”的意思，而是指“知道了”，仅是表明知道了对方的诉求，回去讨论再回复的意思，后续双方确实对于客诉问题另行讨论了新的处理方案，有胡继光发给对方的协议书为凭。证据2，对三份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提出异议，廖天坤是曼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远韬公司的涉案业务经办人员就是他；对于这组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也需要庭后予以核实，质证意见依然会发在微法院上；从证据表面显示的信息，关于律师函的问题，胡继光没有做任何表示，一审时远韬公司也表示无法核实；对于面料查核并没有任何结果，只是提出了有质量瑕疵的异议；对于第三张微信截图显示的远韬公司发给益盛轩公司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即使有过这份函件，并没有起到阻止付款的作用，2018年12月3日的邮件接收人是Lucy，同时抄送给远韬公司，益盛轩公司不付款的原因是因为另一个货款还没处理好。 庭询中，双方当事人在曼思公司提供的电脑中又核查了相关往来函件：证据3.2018年11月30日及2018年12月12日，发件人为远韬公司向收件人为罗慧、胡继光或抄送人为胡继光发送的“催款通知2”、“协议书181212”；证据4.2018年12月25日胡继光将其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远韬公司拟写的“授权书”转发给罗慧，曼思公司主张能够佐证胡继光对远韬公司提出在货款中减让18000美元了结面料瑕疵问题的认可，亦能佐证胡继光和远韬公司要求骏纺公司向益盛轩公司按此模板提供授权书，将剩余货款直接付远韬公司。远韬公司对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 庭询后，远韬公司将其在曼思公司提供的电脑上提取的三份搜索截图（证据5）发送在微法院上，主张作为其证据向本院提交，用来证明曼思公司用来演示“罗慧”邮件的电脑上，经文档搜索后，显示该电脑上储存有大量曼思公司的文件，进而证明该电脑用于曼思公司的业务处理，而罗慧就是曼思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曼思公司所称的罗慧系骏纺公司的工作人员。曼思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远韬公司对于曼思公司提交的证据1、2，嗣后在微法院上未发表补充质证意见，视为其对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曼思公司提交的证据1、2及当庭在电脑中查询的函件即证据3、4，远韬公司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远韬公司提交的证据5可以证实在涉案业务中，罗慧代表曼思公司在与远韬公司进行沟通联系。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8年9月18日，胡继光针对罗慧的函件“SGF18-155面料结算表”邮件回复称其愿意对于黑色面料严重歪斜、纬斜约70匹，窄幅宽7匹，破洞11匹，色差6匹，造成的损失部分8060.50美元中承担60%即4836.30美元。 2018年10月2日、3日，廖天坤与胡继光进行微信联系，廖天坤：“我安排10月4日到胡志明市到厂查剩余主副料及瑕疵面料不知你做何安排？是否派人会同查对请复”，胡继光：“我这2天朋友办喜宴在帮忙，昨天没有看到信息。我们这几天国庆休假，没人去越南，邦托你过去看下。” 2018年11月8日，罗慧向胡继光发送邮件载明：“胡总：经老板再三努力，商议达成最好结果如下：一共客诉$33630.6，减去加工工缴$2733.6除以2是$15448.535，加上工缴$2733.6（要求全部承担），总需扣除的费用：$18182，还要再加上越南的QC费用USD6000，请确认及回复，谢谢”。胡继光于2018年11月9日对该邮件回复“Ok”。 2018年11月30日，远韬公司向罗慧、胡继光发送“催款通知2”，在该催款通知中，远韬公司敦促曼思公司、骏纺公司、益盛轩公司按照此前的承诺书进行付款。 2018年12月12日，远韬公司向罗慧及胡继光发送“协议书181212”，在该协议书中，远韬公司表示同意在其应收款（USD61074.87）中扣除USD18000.00，曼思公司实际还应付USD43074.87。同时要求曼思公司在签订协议后3天内先付款USD30000.00给远韬公司，剩余的USD13074.87在签订协议后60天付清。二审庭询中，曼思公司与远韬公司一致确认，对于该协议书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中曼思公司对于依据承诺书尚未支付的货款为美元31074.87元，并无异议。一审期间，曼思公司不仅对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从其举证也可以看出，曼思公司同时认为面料存在质量问题，瑕疵赔偿款足以抵偿欠款，其已经无须再付款。因此，对于涉案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质量赔偿款的确认，据此以抵减曼思公司尚应支付远韬公司的货款，为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在本案一并予以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于远韬公司认为质量瑕疵问题不属二审审查内容，本院不予采纳。由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曼思公司对远韬公司主张的货款是否有清偿义务；二、曼思公司尚应支付远韬公司的货款认定问题，即对于涉案面料是否存在质量瑕疵问题、曼思公司主张的面料质量瑕疵赔偿款的认定。 关于焦点一，曼思公司对于2018年6月25日向远韬公司出具承诺书之真实性并无异议，仅抗辩认为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但从该承诺书所载明的内容来看，曼思公司明确确认与远韬公司有业务往来，并承诺具体的付款时间及要求远韬公司予以放单提柜，同时还承诺如有违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风险和费用均由其公司与案外人iEssentialglobalCo.,Ltd共同承担。由此表明曼思公司自愿承担涉案货款的支付责任。至于曼思公司与案外人系何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远韬公司依据承诺书向曼思公司主张涉案货款。因此，曼思公司对本案货款负有清偿义务。 关于焦点二，首先，对于胡继光、廖天坤、罗慧的身份认定问题。二审中，远韬公司确认胡继光系其公司本案所涉业务的经办人员，曼思公司也确认涉案合同的经办人员是廖天坤，曼思公司虽主张廖天坤系代表骏纺公司，但基于以上第一个焦点的分析，本院不再赘述，且曼思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将廖天坤与胡继光之间对于产品质量瑕疵问题查核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予以提交，由此可以确认廖天坤系曼思公司一方的代表。同理，从邮件的收发往来看，罗慧亦系曼思公司一方的工作人员。 其次，从胡继光于2018年9月18日向罗慧函复的邮件、胡继光与廖天坤于2018年10月2、3日的微信往来以及胡继光与罗慧于2018年11月8、9日的邮件往来等，均可以证实远韬公司对于涉案面料存在质量瑕疵之事实并不否认，且双方对于质量瑕疵赔偿款问题也进行过初步的协商，因此，本案中对于远韬公司所供的涉案面料存在质量瑕疵问题可予认定。 再次，对于面料质量赔偿款的确认问题，在双方的往来邮件中，胡继光曾认可造成损失有8060.50美元，并自愿承担60%即4836.30美元。后罗慧向胡继光发邮件表示总需扣除的费用为18182美元，再加上越南的QC费用6000美元。此后，远韬公司向罗慧发送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远韬公司对于曼思公司提出扣除费用18000美元予以认可，而对于越南的QC费用6000美元未提及。虽然双方认为对于质量赔偿款最终未取得一致意见，曼思公司主张应由远韬公司承担33000美元，远韬公司认为应另案主张，但鉴于涉案面料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从双方往来邮件的洽谈中也可以看出，远韬公司曾认可在尚欠货款中扣除从起初的4836.30美元，在曼思公司要求扣减18182美元+6000美元后，又变更为认可扣除18000美元，即双方对于因客诉而造成的赔偿款已基本确认一致，故本案中应以远韬公司自认扣减的款项予以确认远韬公司应承担的质量赔偿款，即18000美元，该款项理应在曼思公司尚应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抵减，据此，本院确认曼思公司尚应支付远韬公司的货款为13074.87美元。至于曼思公司提出应扣减越南的QC费用6000美元问题，因远韬公司并不予认可，曼思公司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审查，曼思公司可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根据曼思公司在二审中新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面料存在质量问题，相应赔偿款应在货款中予以扣减，曼思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 二、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美元13074.87元。 三、驳回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507元，减半收取2253.50元，由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07元，由上海曼思时装有限公司负担1896元，绍兴远韬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611元。上述诉讼费用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