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3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月波，男，1956年8月14日生，汉族，住沧州市盐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河北铭鉴（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华，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政府街酒厂综合楼19号底商1层。 法定代表人：司融然，该公司执行董事。 诉讼代表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井学祥，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方霖，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世伟，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惠青，男，1959年6月5日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英，女，1958年2月9日生，汉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芝，男，1970年2月7日生，汉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文立，女，1967年9月2日生，汉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华刚，男，1983年2月1日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志伟，男，1990年1月30日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以上六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兰华，河北三和时代（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永彬，男，1963年2月7日生，汉族，住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寒冰，河北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月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公司）、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2民初2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月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尹建华，被上诉人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方霖、葛世伟，被上诉人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兰华，被上诉人马永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寒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月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博达公司对丁惠青等被上诉人债权的确认。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所依证据不足。一、刘华胜与博达公司等订立的以房抵债协议书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协议，刘华胜未取得抵债房屋所有权。刘华胜于2014年11月与博达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沧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订立两份以房抵债“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约定，博达公司将其在建房产共计138套抵顶博达公司欠刘华胜部分债务33294280元和20241960元，共计53536240元。博达公司将其在建的且不符合预售及转让法定条件的房屋以物抵债转让给刘华胜抵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法管理法》第38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以物债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刘华胜不因此协议取得138债房的所有权或物权，涉案138套房产仍属博达公司所有。二、丁慧生，闫英等七被上诉人依法未取得博达公司的债权，其享有的仍然是对刘华胜的普通债权。（一）因博达公司等与刘华胜以物抵债协议书无效导致刘华胜未取得138套抵债房产的所有权。所以基于无效抵债协议书，七被上诉人与博达公司、刘华胜之间的“房屋确认单”、“认购意向书”“收款收据”均属无效。七被上诉人也不能取得抵债房所有权，房屋所有权仍是博达公司的。刘华胜与七被上诉人的金钱债务并未消除，七被上诉人仍然享有对刘华胜的债权，而不享有对博达公司的债权。（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回了丁慧青等七被上诉人对抵债房产确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表明以房抵债行为没有成立。被上诉人博达公司及七被上诉人也当庭认可七被上诉人未取得以物抵债房产的所有权。三、博达公司债权确认单上确认七诉人的债权为44879920元错误，侵害了上诉人权益。第一，既然以房抵债行为没有成立，刘华胜及七被上诉人未取得以房抵债房屋的物权或所有权，债权确认单上确认的七被上诉人的债权数额以抵债房屋的价值计算和体现确认其债权数额为44879920元显然错误违法，没有依据，应予撤销。第二，丁慧青等七被上诉人未依法取得博达公司的债权。首先，由于博达公司与刘华胜之间以房抵债行为依法不能成立，导致刘华胜与丁慧青等七被上之间的抵债行为没有成立，丁慧青等七被上诉人基于抵债所取得的博达公司债权显然也不存在。其次，刘华胜与丁慧青等七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债权转让行为。房屋抵顶行为无效，七被上诉人无法通过抵顶行为取得对博达公司的债权。刘华胜仍享有对博达公司的普通债权，其债权价值应为88420301元，而七被上诉人只享有对刘华胜的普通债权，其主张取得的对博达公司的债权是由于债权转让，没提供证据证明。以房抵债是还债行为而不是债权转让，以房抵债行为无效或未成立，既不产生物权转让也不产生债权转让。假使以房抵债认定为债权转让行为的话，也因其违法、无效而不成立，照样不能取得博达公司的债权。上诉人因生效判决和法院执行法律文书取得了刘华胜对博达公司债权的执行权，债权数额应为刘华胜对博达公司的全部债权，即88420301元。全部债权的实际清偿额仍达不到执行款额5422万元。将刘华胜的债权44879920元确认在七被上诉人名下显然错误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四、原审判决认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别作出（2018）冀民终334号、336号、337号、396号、399号民事判决，判决书认为丁慧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仅享有未来据实抵普通债权请求权……”是错误的。首先，原审判决断章取义和误读了省高院判决的内容。省高院判决原文是：“即使其（被上诉人）与刘华胜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并完成了其所述的以房抵债行为。根据上述《物权法》规定，在办理涉案房产物权登记之前，继受取得的法定公示要件尚未达成，因而涉案房产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丁慧青（被上诉人）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仅享有未来据实抵债的普通债权请求权”。首先，省高院判决并未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据实抵债的普通债权请求权，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即假设其（被上诉人）完成了其所述的以房抵债行为，其才享有普通债权请求权。其次，被上诉人未完成“其所述的以房抵债行为”。第一，以房抵债行为因违法无效或未成立。第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本案中该案房产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在物权变动上存大障碍”和“意向客户确认单不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省高院生效判决直接否定了“以房抵债行为”的成立，并据此驳回了被上诉人要求确认抵债房屋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博达公司答辩称，管理人在债权申报期间就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查明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本案的涉案房屋138套房屋属于在建工程，其所有权自本案所涉债务产生至今并未发生转移，所有权仍属于博达公司。依据本案其余被上诉人其所受让的刘华胜与博达公司之间的债权性质为基础，认定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申报的债权为普通债权合法有据。被上诉人认为刘华胜将其与博达公司之间的以房抵债的债权转让给本案其余被上诉人是合法有效的，其转让行为后就涉案房屋所签署的相关单据在博达公司进行了名称变更，可以认定博达公司在刘华胜转让该债权时做出了认可。本案各债权为以房抵债，其所签署的合同的性质并不能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应依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以房抵债的债权关系无效。博达公司管理人进行的是债权确认，不是所有权确认。 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刘华胜自博达公司抵顶138套房屋后与六被上诉人达成协议，约定抵顶其中部分房屋用于偿还六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协议达成后已经通知博达公司并经过博达公司的同意将上述房屋进行更名，博达公司为六被上诉人出具了房屋意向单以及房款的收据，应当认定由博达公司代刘华胜向六被上诉人履行偿还义务，刘华胜对六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3、在博达公司破产重整期间，六被上诉人基于持有的房屋意向单和收据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同时刘华胜也申报债权。刘华胜将上述138套房屋抵顶的部分已扣除并未申报，管理人对刘华胜扣除后剩余的借款本息进行确认。六被上诉人与博达公司之间已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刘华胜无关，不存在侵犯上诉人权益的情形。该抵顶行为发生在2014年，上诉人查封涉案138套房产是在2015年12月17日。抵顶行为发生在查封涉案138套房屋之前。抵顶行为合法有效。对于管理人认定六被上诉人是合法的债权人我方认可。管理人未确认申报交付房屋以及未确认以物抵债的效力，我方对于没有认定优先权已另案起诉。 马永彬答辩称，刘华胜将债权于2014年转让给马永彬是合法存在的事实，有双方意向书及收据为证，符合债权转让的特征。作为马永彬向博达公司申报债权应当确认，符合法律规定。 宋月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1对被告2至8破产债权的确认；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刘华胜（甲方）与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森义（乙方）及沧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王洪增（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各方经平等协商，就有关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如下：一、截止2014年11月6日，乙方欠甲方借款本金54418940元，利息2067920元。二、债权人与债务人一致同意，以乙方在建房产抵顶甲方部分有关债务。三、甲方选择抵偿债务的房产共89套，总价值33294280元。”同时刘华胜（甲方）与沧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王洪增（乙方）及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森义（丙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各方经平等协商，就有关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如下：一、截止2014年11月6日，乙方欠甲方借款本息合计30383803元。二、乙方与丙方协商一致，以丙方在建房产共49套，总价值20241960元抵偿乙方部分债务。三、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以乙方由丙方处抵偿的上述49套房产抵偿甲方部分债务本息20241960元，丙方对此予以认可。”基于以上两份协议，刘华胜取得上述抵账房138套。因刘华胜与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分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刘华胜将上述138套房屋中的26套抵顶给丁惠青、闫英，将16套抵顶给刘旭芝、马文立，将13套抵顶给毕志伟，将11套抵顶给刘华刚，将51套抵顶给马永彬，刘华胜分别为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办理了房屋更名手续，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出具了《意向客户确认单》和房款收据并加盖印章。 因刘华胜欠宋月波借款，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查封了上述138套房屋。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认为查封的138套房屋中包含其所有的房屋，故分别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了丁惠青等人的异议请求，丁惠青等人不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不得对丁惠青等人因抵顶所得房屋进行查封、执行，宋月波不服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冀民终334号、336号、337号、396号、39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仅享有未来据实抵债的普通债权请求权，而不能直接获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现该五份判决均已生效。后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持《意向客户确认单》和房款收据分别向被告管理人申报债权，被告管理人认定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的债权均为普通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中虽然认为被告丁惠青、闫英、刘旭芝、马文立、刘华刚、毕志伟、马永彬不能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但依据以房抵债协议可享有未来据实抵债的普通债权请求权，现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认定丁惠青等七被告享有普通债权并无不当，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月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月波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刘华胜与博达公司及案外人等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协议约定刘华胜取得抵账房共计138套。后刘华胜因与其余被上诉人分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于2014年将138套抵账房中部分房屋抵顶给其余被上诉人，并在博达公司办理了房屋更名手续，博达公司为其余被上诉人出具意向客户确认单及房款收据。以上抵顶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以物抵债协议首先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物的交付仅为以物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物是否能够交付涉及协议能否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协议本身的效力。即使涉案房产的物权未发生变动，也不能改变刘华胜系博达公司的金钱债权人的地位。刘华胜对博达公司享有138套房屋价值数额的金钱债权，刘华胜与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并在博达公司办理更名手续，视为完成了债权转让并通知了债务人。博达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后，管理人对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申报的债权进行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刘华胜与本案其余被上诉人签订抵顶协议的时间早于对涉案138套房屋的查封时间。上诉人认为将刘华胜的债权44879920元确认在其余被上诉人名下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应撤销博达公司对丁惠青等被上诉人债权的确认，该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宋月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月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道富 审判员  刘海玉 审判员  刘洪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