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2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彩英，女，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王蕾蕾，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前塘路90号。法定代表人王洪银，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晓、时国强，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姚福荣，男，195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村××组××号。再审申请人姚彩英诉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仓前街道办）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姚彩英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的（2018）浙01行终96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姚彩英申请再审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足以影响公正判决，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一，申请人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人。申请人于1992年向第三人购买涉案房屋并依法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登记机关已经确认涉案房屋的宅基地归申请人使用，房屋归申请人所有。在1999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以前，法律并不禁止非本村农民集体成员通过买卖方式取得房屋及宅基地，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申请人户口是否在被申请人辖区内并不影响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被申请人始终承认申请人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第二，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而不是协议拆除。申请人与第三人分别拥有不同的土地使用证，即申请人与第三人分别对不同的房屋拥有所有权，被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涉及的房屋即余集建（土）字第Ｊ-36-4-Ｃ-59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及的房屋，并不包括涉案房屋。被申请人拆除第三人的房屋属于协议拆除，而被申请人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则属于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被申请人也承认了在未通知申请人的情况下，误将申请人的房屋认定为第三人所有并予以拆除的事实，但一、二审法院均未进行确认。被申请人强拆行为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财产权，故申请人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2.二审法院未对本案进行全面审查，被申请人拆除其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二审法院没有对被申请人征收申请人及第三人房屋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是被申请人与被征收人合法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拆除房屋的前提。直至庭审被申请人未提供征收集体土地的征地批复，只提交了《仓前街道第二小学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初步方案》，属于逾期提供证据，应视为仓前街道第二小学项目未获得征地批复，故被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拆除申请人房屋均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二，被申请人一直以仓前街道第二小学建设项目为由，对申请人及第三人的房屋进行征收，而申请人向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申请信息公开得知：申请人房屋的四至范围根本不在仓前街道第二小学建设项目征地范围内。故被申请人拆除其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二审裁定；判决确认被申请人强制拆除申请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村××组××号部分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255万元。被申请人仓前街道办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再审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强制拆除其位于余杭区××街道××村××组××号房屋并由此提起行政诉讼，但未提供其系诉争房屋合法所有权人的证明，其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仅表明其名下登记有宅基地，不能证明其在该地块上合法建造了房屋及层高、面积等具体信息。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实施的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再审申请人仅提供土地证，无法证明其系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户籍亦不在拆迁辖区内，故再审申请人不是适格的被补偿人，不享有要求房屋拆迁补偿的资格。2017年3月8日，被申请人根据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书对永乐、高桥区块的房屋开展征收工作，案涉房屋在通知征收范围内。经查证，诉争房屋整体系原审第三人姚福荣申请建造，对此原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也予以认可。征迁过程中，姚福荣的代理人姚秋兰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授权委托材料、房屋合法权属材料及户籍材料，评估机构对该房进行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姚福荣建造的全部房屋（含诉争房屋），后被申请人于2017年6月14日与姚福荣的代理人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已实际补偿到位。因现有材料足以反映诉争房屋整体系姚福荣合法建造，且委托材料中载明代理人授权范围及于姚福荣建造的所有面积房屋，因此被申请人与姚福荣代理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已满足全部法律形式要件。且在被申请人实施拆迁全过程中，包括登记、评估、调查、公示等，再审申请人从未出现提出主张或异议，姚福荣及代理人也从未向被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人拥有该房屋产权，现有的房屋产权、户籍资料上也均无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依据现有合法材料确认姚福荣为诉争房屋的拆迁被补偿人，上述全过程符合《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的行为合法有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等规定，本案再审申请人无法证明其系诉争房屋合法所有人，与被申请人所做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拆除诉争房屋的行为不构成独立可诉的行政行为。被申请人在与原审第三人姚福荣就诉争房屋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已按协议约定足额向姚福荣支付拆迁补偿款，姚福荣也已按约腾空房屋并交付拆除。被申请人及原审第三人分别履行了支付补偿款、交付拆除等协议约定义务后，诉争房屋已实际为被申请人所征收，被申请人拆除诉争房屋的行为系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不构成独立可诉的行政行为，更不属于强拆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起诉。3.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存疑。经查，再审申请人早于1985年12月23日即因婚嫁而将户口自仓前街道迁入余杭街道，此后未曾迁回。诉争房屋由姚福荣于1987年和1991年申请建造，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发于1992年，据此可知房屋申请建造时再审申请人户籍即已不在被申请人辖区内，亦未查到再审申请人曾在被申请人辖区内申请建房，其作为非永乐村村民不能通过买卖合法取得诉争房屋或该村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再审申请人取得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合法性存疑。另一方面，再审申请人陈述其在姚福荣建成房屋后与姚福荣私下交易案涉房屋，但该交易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也一直无法提供其已合法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权属凭证，故上述主张与被申请人无涉，再审申请人应另行向原审第三人提出主张。4.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无权拆除诉争房屋没有依据，且与再审事项无关。被申请人与原审第三人针对房屋征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协议不涉及征地补偿，且原审第三人及再审申请人也不是永乐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无权就土地征收签订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拆除房屋系合法征收后实施的后续处置行为，不构成对外发生行政法律效力的可诉行政行为，拆除行为与再审申请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无关。同时，再审申请人不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对该房屋不具有提起诉求的法定主体资格，其提出的理由不构成提起本案再审申请的合法事由。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至今未提出其对案涉房屋具有合法利益的证据，对其申请不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准确无误，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姚福荣未作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审理重点为再审申请人姚彩英的起诉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姚彩英诉请确认被申请人仓前街道办强制拆除其位于余杭区××街道××村××组××号部分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而根据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已与原审第三人就案涉房屋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被申请人据此支付了补偿款，原审第三人亦按约腾空交付了房屋，故被申请人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系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而非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不存在姚彩英所诉强拆行为，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综上，原一审裁定驳回姚彩英的起诉，原二审裁定予以维持，均无不当。姚彩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姚彩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 榆审判员 马良骥审判员 李竺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 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