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宇俊，男，198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暖，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麦安权，男，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增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温艺娟，女，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姚洪，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一审第三人：深圳市中金瑞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金中环大厦4901。法定代表人：杨卫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暖，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宇俊因与被申请人麦安权、温艺娟、姚洪,一审第三人深圳市中金瑞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瑞丰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2016）粤民申18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宇俊及中金瑞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麦安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增海、刘辉到庭参加诉讼。温艺娟、姚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宇俊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243号民事判决，驳回麦安权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麦安权、温艺娟、姚洪承担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中金瑞丰公司股权变动基本情况。2010年11月25日，温艺娟、姚洪分别以1万元对价受让股权，各持有公司50%股权。温艺娟、姚洪买到公司这个壳后，因无资金投入经营，拟邀杨航增资入股，但由于公司注册资本为650万元，故杨航提出要求温艺娟、姚洪充实公司资产到650万元。温艺娟、姚洪二人于2012年3月2日及2013年3月5日将两套房产转移登记到公司名下,两套房屋评估价为605万元。2013年5月3日，杨航将其名下十五套房产作价113218358元入股公司，公司固定资产达到11971.84万元。杨航占94.58%股权,温艺娟、姚洪各占2.71%股权。2013年7月10日，杨航拟做隐名股东，将80%股权交由其胞弟杨卫平代持，由温艺娟、姚洪分别为其代持7.29%股权，出于工商变更登记需要，以股东会议决议及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方式明确，三份转让协议的转让价格均为1元。因公司管理发生争议，杨航要求温艺娟、姚洪退出公司，温艺娟、姚洪于2013年12月3日抽回原投资的两套房屋后，于2013年12月11日各以1元价格将其股权转让给杨卫平的儿子杨宇俊持有。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撤销权成立的理由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二审判决认为是“无偿转让财产”，与事实及构成条件不符，造成错误判决。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不合理低价”、“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及“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债权人撤销权是法定的物权限制，处分财产本来是财产所有权人所享有的自由民事权利，哪怕无偿赠与，在没有法定条件出现时，财产所有权人都享有其自由意志。因此，适用本条规定，必须权衡债权人和财产受让人的实际利益增减，考虑财产的真实归属，不能仅在形式上审查财产归属，而忽略了实质权益，最终仅仅保护了债权人利益，却严重损害了财产受让人或者财产真实所有权人的利益。（一)杨宇俊以1元受让温艺娟、姚洪20%股权，具有合理对价。1.杨宇俊与温艺娟、姚洪均是代持杨航股权，并不是股权交易行为，杨航是公司绝对控股股东，杨航是杨卫平的胞妹，即杨宇俊的姑妈，在杨航决定以隐名股东身份控制公司后，将其80%股权交由杨卫平代持，14.58%股权交由温艺娟、姚洪二人平分代持。因工商变更登记需要，采取1元价格转让方式进行备案。当时公司资产为1亿多元，杨航不可能将这么重大的权益赠送给他人，且温艺娟、姚洪与其非亲非故，代持股权是唯一可能的理由，后来的1元转回也可证明这一法律关系。2.即使是股权交易，14.58%股权的买卖价格完全相同，不构成低价或无偿转让。即便否定代持，也不能得出不合理低价转让的结论。因温艺娟、姚洪从杨航处受让该部分股权时，支付的对价就是1元。在杨航要求其回转该部分股权时，同样根据杨航的指示，以1元对价转让给作为杨航直系亲属的杨宇俊，二次交易的对价完全一致，不存在不合理低价的问题，一审判决选择性忽视了该部分股权的来源及转让对价。3.温艺娟、姚洪以1元转让各持有的2.71%股权，符合公司资产占有、分配的约定，也符合价值构成原理。股权价值的基础在于公司的净资产（或所有者权益），而股权分配红利的前景将影响股权的价格。本案中，除公司名下的十七套房产外，公司无其他财产，而十七套房产中十五套来自杨航，两套来自温艺娟、姚洪，三方以决议形式（通过律师见证）确认温艺娟、姚洪仅对其两套房产的收益享有权益并承担义务，杨航对其余十五套房产进行占有、使用及收益。2013年12月3日，因杨航与温艺娟、姚洪产生矛盾（温艺娟伙同第三方诈骗公司财产，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杨航要求温艺娟、姚洪退出公司，温艺娟、姚洪分别以自己及自己控制的公司名义受让其原投资在公司的财产。至此，温艺娟、姚洪完成了抽出出资的行为，其依据公司决议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标的物已经不复存在，其股权已经不能分配任何利益，其价值已经消失。事实上，一个不能参与分红或分配财产的股权，没有任何赢利可能，其价值当然为零，以1元价格交易，符合价值理论，不构成不合理低价。4.讼争20%股权的真正权利人为杨航并由杨宇俊代为持有，具有对抗效力。现实中常见的恶意转移财产而逃避债务的情形，多发生在家人、亲属之间，而本案杨宇俊和温艺娟、姚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由于温艺娟、姚洪串通他人实施诈骗导致杨宇俊、杨航损失巨大，实际上杨航与温艺娟、姚洪关系比较紧张，不存在利益让渡的感情基础和现实可能性。本案争议的20%股权，即温艺娟、姚洪在退出第三人公司经营之时转回的20%股权，其权益原属于杨宇俊、杨卫平及杨航的，温艺娟、姚洪并不是该财产的实际权益人。（二）债权人的权益已经有充分保障，不因本次股权转让受到损害。1.温艺娟、姚洪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资产没有变化，不影响偿债能力。如前所述，温艺娟、姚洪股权转让前投入公司的实际资产就是两套房产，其股权收益也限于两套房产的收益。股权转让后，其收回了两套房产，相应收益也由其享有，与股权转让前的财产状况没有变化，对债权人没有产生损害。2.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损害。证据及相关生效判决显示，麦安权以过户方式质押了姚洪控制的京安国际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成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及唯一股东，且该公司名下有价值1600余万港币的物业。同时，温艺娟、姚洪从公司转移出去的两套房产也已经被麦安权申请法院査封,显然，麦安权2700万元债权已有充分的保障，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受到任何损害。此外，麦安权在诉讼中保全了温艺娟、姚洪的部分财产，对其债权的实现增添了过量的保障，其损害事实根本不存在。3.二审法院没有查明麦安权是否符合撤销权主体资格。如果其查封或抵押的财产超过其债权额度，则本案诉请已经无任何意义，相关损害根本不存在，二审法院均没有责令麦安权或依职权查明执行案件的状况，以确认麦安权符合撤销权主体资格。（三）杨宇俊并不知悉股权转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或对价不合理。杨宇俊系受杨航指示受让温艺娟、姚洪的股权，且温艺娟、姚洪已经完成抽出投资行为，公司全部财产均由杨航投资，因此，不可能知悉受让行为会对麦安权造成损害或对价不合理。三、二审法院审査判断证据适用双重标准，无法令人信服。在杨宇俊与温艺娟、姚洪均承认1元钱的交易价款已经交付时，二审判决以1元钱没有支付凭证而认定是无偿转让财产。而且，中金瑞丰公司在将两套房产转让给温艺娟、姚洪时，约定的价款分别为300万元及66万元，在杨宇俊提出没有支付对价系无偿转让时，二审判决居然以合同约定有相应价款，认定“无偿转让财产没有依据”，明显采用双重标准审查判断证据，令人无法信服。四、一、二审判决对注册资本、股权价值、价格及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均存在重大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判决。（一）注册资本不能说明公司股权价值及公司资产状况。注册资本只反映公司注册时的公司瞬时财产状况，公司的持续经营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增减，因此，经过一定时间经营的公司，公司股权的价值、公司资产与注册资本已经无实质关系，注册资本不能代表公司的资产状况，更不能说明股权价值。（二）无相反证据时，股权交易价格反映股权价值，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依常识，公司净资产为股权价值，决定股权价格，价格完全等于价值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在无相反证据时，价格可以反映股权价值。一审判决明显在判断上出现重大错误，即温艺娟、姚洪以2万元受让公司股权时，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公司资产为2万元左右。一审法院以莫须有的方式进行否认，不符合法律逻辑。当然，后二次1元转让，系特殊原因所致（实际是代持)，并不是价值与价格问题，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楚前后事实经过。（三）证明不合理低价转让股权的举证责任在于麦安权或法院依职权查明，将举证责任交由杨宇俊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法院无法查明，应聘请专门机构进行查明。特别强调的是，注册资本不是股权价值的依据，注册资本数十亿的企业倒闭的比比皆是，其股权一文不值。五、二审判决以工商登记对抗效力来否决股东间的代持，属重大误解及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三个股东之间不仅是股权代持关系，而且对股权收益分配及财产占用进行了明确约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或占用财产，相反公司法允许不按股权比例分配。因此，对股权利益的限制或扩张，可以允许股东间自由约定，也不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也不存在股权比例明显确定的财产利益，依赖利益没有依据或不确定。此外，温艺娟、姚洪各代持杨航7.29%股权仅4个月时间，债权人借款期间跨度为一年有余，温艺娟、姚洪持有公司股权的事实并没有成为债权人向其出借款项依赖依据，其既没有要求股权质押，而且在股权转让给麦安权后快一年才提起诉讼。可见，麦安权借款给温艺娟、姚洪时并不知悉其股权存在，与依赖公示信息而与之交易的依赖利益完全无关，一审判决对此的法律适用完全是错误的。六、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立法目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释义，麦安权撤销权尚未具备，二审判决撤销转让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温艺娟、姚洪于2013年12月6日转让涉案20%股权，而麦安权对温艺娟、姚洪2700万元债权的确立时间为（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的2015年6月3日，发生在前的转让行为不可能损害产生在后的债权。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下称福田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也查明：自2012年起，温艺娟多次向麦安权借款；2014年2月27日、3月10日、3月12日，麦安权与温艺娟分别签订借款协议，分别约定麦安权为温艺娟提供借款1500万元、2000万元和5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2014年5月6日，麦安权与温艺娟签署一份见证书，载明：温艺娟向麦安权借款2700万元，因银行放款推迟暂时无法还清本笔借款，现应麦安权要求，温艺娟将其持有的位于香港粉岭别墅的公司京安国际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麦安权当做本笔借款的抵押物；温艺娟的丈夫姚洪为京安国际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于2014年6月10日将100%股权转让至麦安权名下。其次，温艺娟、姚洪在转让股权之时仍然资力雄厚，不会因为转让行为导致无法清偿2700万元债权，从麦安权不断给其提供借款即可印证。再次，温艺娟、姚洪是在转让完成半年之后，因银行放款推迟、涉及刑事案件等客观因素而无法清偿2700万元债权。因此，涉案20%股权的转让行为，对在后形成的债权之间并无加害的行为，二审判决撤销该转让属适用法律错误。七、涉案20%股权中除去14.58%后剩余的5.42%部分，其价值的来源原本是温艺娟、姚洪转入中金瑞丰公司的两套房屋换取的分红权，而当两套房屋转回给温艺娟、姚洪后，分红权也相应丧失，故杨宇俊受杨航之托收回该5.42%也不存在恶意。八、本案的撤销权行使范围尚未确定，并非是债权人麦安权主张的2700万元范围。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撤销权人应举证证明其不能实现的债权的具体金额，麦安权并未举证证明2700万元债权案件的执行情况，及京安国际有限公司100%股权这一“让与担保”财产的是以已经清偿了债务的情况。麦安权在本案的债权金额尚未固定，其基于不固定的债权主张撤销权依法无据。温艺娟、姚洪将涉案20%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发生在前，麦安权对温艺娟、姚洪的2700万元债权确立在后，故债权的转让行为对债权的实现与否没有影响。该2700万元债权不能作为完全行使本案撤销权的有效依据。况且，涉案20%的股权，其中的14.58%是温艺娟、姚洪分别以1元的代价取得，而在取得的四个月后，又分别以1元的代价转出该14.58%股权，此时，债务人温艺娟、姚洪的执政财产仍然维持在其原有的适当状态，并没有因此降低温艺娟、姚洪的财产金额。至于涉案20%股权中除去14.58%之后的剩余部分，也就是5.42%。其源于温艺娟、姚洪转入中金瑞丰公司的两套房屋，对应的分红权当两套房屋转回给温艺娟、姚洪之后，企业相应失去了5.42%的分红权，实际也就没有价值。因此，温艺娟、姚洪以2元的对价将前述2元合计20%的股权转让出去，并没有令其当时的财产状况受损，仍然是维持在适当的状态。麦安权在本案的撤销权行使范围尚未确定，而且主张的债权也并非其所称的2700万元的范围，主要的事实是在于其并没有举证证明该2700万元债权的执行情况，即已经受偿的具体金额。在再审审查期间，麦安权称已经是执行了两套房屋，但是具体的金额至今没有提供给法院。同时，麦安权应举证证明发生效力的（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关于京安国际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权，即让与担保财产是否已经清偿了债务的具体情况。温艺娟于2014年2月27日到2014年5月6日与麦安权签订了见证书，在这期间温艺娟已经偿还了接近1300万元，才将欠款金额降低到了2700万元。因此，麦安权2700万的债权实质上也应当是得到了清偿。综上所述，杨宇俊认为，温艺娟、姚洪转让涉案20%股权并无逃废债务的目的，也未造成其自身责任财产金额的降低，更不会损害到在后发生及有效确立的麦安权2700万债权。麦安权在本案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依法无据，应予驳回。麦安权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温艺娟、姚洪是无偿转让涉案股权正确。2013年12月6日，温艺娟、姚洪与杨宇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股权时，中金瑞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1971.84万元，温艺娟、姚洪分别持有中金瑞丰公司的股权为10%，该10%股权对应价值分别为1197.18万元。在杨宇俊和温艺娟、姚洪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所转让股权价值仅为1元或不足1元的情况下，温艺娟、姚洪将价值为1197.18万元的中金瑞丰公司10%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宇俊，况且，即使是1元的转让款，杨宇俊及温艺娟、姚洪均无法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故二审法院认为属于无偿转让。杨宇俊认为温艺娟、姚洪当初从杨航分别受让股权时是1元，现在温艺娟、姚洪又分别以1元将股权转让给杨宇俊，属于原价转让，不属于低价或无偿转让，这是错误的。首先，涉案股权是否属于低价转让是以涉案股权转让时的市场价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温艺娟、姚洪当初受让涉案股权时的价格为判断标准。其次，温艺娟、姚洪分别将价值1197.18万元的10%股权以1元转让给杨宇俊，结合2013年转让时的物价水平和日常生活经验，1元钱转让价应属无偿转让，不能说付了1分钱就不是无偿转让而只能认定为低价转让。二、涉案股权的转让是否会给麦安权造成损害。麦安权对温艺娟、姚洪享有27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且已执行中止。截至2017年3月23日，减去温艺娟、姚洪已偿还的7569318.27元，温艺娟、姚洪尚欠麦安权2700万元本金及9250493.34元利息。在还欠2700万元本金及900多万利息的情况下，温艺娟、姚洪无偿转让涉案股权，减损了其所拥有的资产价值，损害了麦安权作为债权人的权益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三、温艺娟、姚洪从麦安权处借款且未能按期偿还在先，无偿向杨宇俊分别转让其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10%股权在后，当然对麦安权的债权造成损害。杨宇俊将上述债权发生、形成的时间和债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的时间故意混淆，以债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的时间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后，认为涉案股权转让不会损害麦安权的债权，这显然是错误的。四、杨宇俊称麦安权申请撤销的20%股权当中14.58%是温艺娟、姚洪以1元钱的价格从杨宇俊姑妈杨航处受让，其实是代持关系，这完全是不成立的。首先，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股权转让时，温艺娟、姚洪分别持有中金瑞丰公司10%股权。其次，温艺娟、姚洪从未认可其持有的20%股权当中14.58%是代杨航所持。本案再审中，温艺娟、姚洪前后出具多份关于代持的说明，应以时间最后的说明为准即温艺娟、姚洪不认可存在代持。最后，退一步讲，即使是代持关系，该代持股权的权利人也应是杨航，杨宇俊无权主张上述股权的权利。综上所述，杨宇俊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麦安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温艺娟将所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2.撤销姚洪将所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3.杨宇俊及温艺娟、姚洪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0年11月25日，中金瑞丰公司的股东由两案外人董依建、严永升（出资额分别为325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0%）变更为温艺娟和姚洪，温艺娟和姚洪的出资额分别为325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0%；2013年5月3日，中金瑞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温艺娟、姚洪（出资额分别为325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2.71%）和案外人杨航（出资额11321.84万元，出资比例94.58%）；2013年7月2日，广州卓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3年7月2日，中金瑞丰公司已收到杨航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13218358元，温艺娟和姚洪以货币出资合计650万元，注册资本119718358元全部到位；2013年7月9日，中金瑞丰公司的实收资本由650万元变更登记为11971.84万元；2013年7月31日，中金瑞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温艺娟、姚洪（出资额分别为1197.18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10%）和案外人杨卫平（出资额9577.48万元，出资比例80%）；2013年12月11日，中金瑞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杨宇俊（出资额2394.36万元，持股比例20%）和杨卫平（出资额9577.48万元，出资比例80%）；中金瑞丰公司的前身名称亦进行了多次变更，2014年9月28日，更名为现在的中金瑞丰公司。2010年11月22日，案外人严永升、董依建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温艺娟、姚洪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两出让方分别实际出资325万元，两出让方将各自持有的第三人的50%股权分别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两受让方。2013年12月6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股权转让见证书》，载明：转让方为温艺娟和姚洪，受让方为杨宇俊；2013年12月6日该交易所对转让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了见证，经核实，中金瑞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1971.84万元，两转让方将分别占中金瑞丰公司10%的股权分别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各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的意思表示真实，签字属实。另查明，2014年9月30日，麦安权向福田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请求判令温艺娟、姚洪偿付借款本金2700万元及利息。福田法院以（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立案受理。在该案中，温艺娟辩称：1.截至2014年5月6日，其实际尚欠麦安权本金的数额是1322.4万元，其与麦安权签署见证书属重大误解，显失公平；2.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麦安权以抵押物香港粉岭别墅受偿而归于消灭；3.双方未约定利息，麦安权请求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姚洪补充辩称，涉案债务不属于其与温艺娟的夫妻共同债务。2014年12月19日，福田法院作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自2012年起，温艺娟多次向麦安权借款。2014年2月27日、3月10日和3月12日，麦安权与温艺娟分别签订借款协议，分别约定麦安权为温艺娟提供借款1500万元、2000万元和5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个月。2014年5月6日，麦安权与温艺娟签署一份见证书，载明：温艺娟向麦安权借款2700万元，因银行放款推迟暂时无法还清本笔借款，现应麦安权要求，温艺娟将持有其位于香港粉岭别墅的公司京安国际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麦安权当做本笔借款的抵押物，在温艺娟还清借款余额2700万元后，麦安权必须无条件配合温艺娟将股权100%转回给温艺娟。温艺娟的丈夫姚洪为京安国际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于2014年6月10日将100%股权转让至麦安权名下。该判决认为：麦安权与温艺娟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确认温艺娟还欠借款本金2700万元；双方是按月息3%履行；涉案债务为温艺娟、姚洪的共同债务；双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实为对麦安权债权提供担保，并非以股权偿还麦安权的借款。判决温艺娟、姚洪向麦安权偿还借款本金2700万元和相应利息。宣判后，温艺娟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6月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在确认温艺娟、姚洪拖欠麦安权本金2700万元的基础上，认为双方系以转让财产权（股权）的方式担保涉案借款债权（让与担保），属于担保权利义务的范畴，并不必然发生以物抵债的法律效果，温艺娟主张发生以股权抵债，涉案借款债权已经消灭，不符合双方约定，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2015年6月29日，麦安权向福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生效判决。福田法院以（2015）深福法执字第7805号立案执行。根据杨宇俊和中金瑞丰公司提供的《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显示：2013年12月3日，中金瑞丰公司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路与笋岗路交汇处东北侧的盛世鹏程花园2号楼27A房产以3001956元的价格出卖给了温艺娟；同日，中金瑞丰公司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沿河西二号大院的住宅楼1栋405号房产出卖给了姚洪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洪德瑞实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温艺娟将所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二、撤销姚洪将所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由温艺娟、姚洪、杨宇俊共同负担。杨宇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麦安权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另查明，《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显示，2013年12月3日，深圳市洪锦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中金瑞丰公司变更前名称）将其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沿河西二号大院的住宅楼1栋405号房产转让给了深圳市洪德瑞实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669201元。2013年9月17日，中金瑞丰公司制定如下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一、盛世鹏程花园2号楼27A和深南东路沿河西二号大院住宅楼1栋405号两处房产，因经营收益或衍生所得收益之税后利润，全额分配给股东温艺娟所有；二、金中环商务大厦主楼4001、4002、4003、4004、4005房产、时代科技大厦701、702、703、705、706、707、708、709、721、722、723房产以及天御香山花园1号楼1单元2201号房（合同房号：1号楼1单元22A/22B号房）房产，因经营收益或衍生所得收益之税后利润，全额分配给股东杨卫平所有。在二审庭询中，杨宇俊与温艺娟、姚洪均称双方以1元的价格转让涉案股权时，1元的转让款已经支付，但不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该规定结合杨宇俊的上诉理由及麦安权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温艺娟、姚洪是否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涉案股权；二是涉案股权的转让是否会给麦安权造成损害。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3年12月6日，温艺娟、姚洪与杨宇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股权时，中金瑞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1971.84万元，温艺娟、姚洪分别持有中金瑞丰公司的股权为10%，出资额分别为1197.18万元。根据中金瑞丰公司2013年9月17日制定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金瑞丰公司向股东温艺娟、杨卫平分配了利润，在杨宇俊和温艺娟、姚洪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所转让的股权价值仅值1元或不足1元的情况下，温艺娟、姚洪将出资额分别为1197.18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10%的中金瑞丰公司的股权，以近似无偿转让的1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宇俊，且，即使是1元的转让款，杨宇俊及温艺娟、姚洪均无法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应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虽然杨宇俊称中金瑞丰公司将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分别无偿转让给了温艺娟及姚洪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洪德瑞实业有限公司，该两套房产即系股权转让的对价，但该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根据《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显示，中金瑞丰公司将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分别以3001956元、669201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温艺娟及姚洪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洪德瑞实业有限公司，杨宇俊称上述两套房产系无偿转让没有依据，不予采信；第二，上述两套房产转让方的所有权人为中金瑞丰公司，受让方分别为温艺娟及深圳市洪德瑞实业有限公司，与涉案股权的受让方杨宇俊并无任何关系。因此，杨宇俊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麦安权对温艺娟、姚洪享有27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已经生效的（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和（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且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所欠债务未得到清偿的情况下，温艺娟、姚洪无偿转让涉案股权，减损了其所拥有的资产价值，其对上述财产的处分行为损害到其履行债务的能力，损害了麦安权作为债权人的权益。杨宇俊虽称麦安权申请撤销的20%股权当中14.58%是温艺娟和姚洪以1元钱的价格从杨宇俊姑妈处受让，其实是代持关系。但该院审查认为，第一，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股权转让时，温艺娟、姚洪分别持有中金瑞丰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分别为1197.18万元）；第二，庭审过程中，温艺娟、姚洪也从未认可其持有的20%股权当中14.58%是代杨宇俊姑妈所持；第三，杨宇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代持关系的成立；第四，退一步讲，即使是代持关系，该代持股权的权利人也应是杨宇俊的姑妈，该权利应由杨宇俊的姑妈行使，在未取得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杨宇俊无权主张上述股权的权利。因此，杨宇俊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杨宇俊上诉理由中所称麦安权与温艺娟、姚洪之间并非借款关系，而是合作关系的辩称，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和（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均确认麦安权与温艺娟、姚洪属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温艺娟、姚洪无偿转让财产，并使麦安权的债权至今未获清偿，侵害了作为债权人的麦安权的合法权益。麦安权请求撤销温艺娟、姚洪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杨宇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4元，由杨宇俊负担。再审审查期间，杨宇俊提供载明由温艺娟于2016年9月1日出具的《证明》及由姚洪于2016年4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温艺娟、姚洪对中金瑞丰公司出资仅有两套房产，后又将该两套房产抽回，以及温艺娟、姚洪分别代持杨航中金瑞丰公司7.29%的股权。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再审期间，麦安权提供载明由温艺娟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温艺娟、姚洪不存在分别代持杨航中金瑞丰公司7.29%股权的行为，温艺娟、姚洪在中金瑞丰公司所占的股权是其实际所有。同时，麦安权称（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麦安权与温艺娟于2014年2月27日、3月10日和3月12日签订的三份借款协议，分别约定麦安权为温艺娟提供借款1500万元、2000万元和500万元，但其实际支付款项的时间为：1.2014年2月27日借款金额15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3年5月27日1000万元、2013年8月26日500万元；2.2014年3月10日借款2000万元的借款协议的支付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1500万元、2014年1月10日500万元；3.2014年3月12日借款500万元的借款协议的支付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还查明以下事实：1.根据麦安权提供的明细，自2013年5月27日至2014年1月10日，麦安权分五笔共借给温艺娟4000万元，其中400万元转至姚洪银行账户，600万元转至张俊铭银行账户，8万元转至郑天乐银行账户，其余均转至温艺娟银行账户。自2014年4月11日至2014年5月13日，温艺娟分六笔还麦安权本金1300万元。自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温艺娟均有在偿还麦安权借款利息，2014年4月之前的利息均为按期支付，支付的利息对应到相应的借款本金，可以计算出利率均按月息3%计算。2014年4月至9月的利息虽有拖欠，但至9月5日已基本还清。2.麦安权另提交2012年至2013年其与温艺娟的转账明细，以证明除该案中麦安权主张的之外，双方之间另有其他借贷关系，但均已履行完毕。（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对上述查明予以确认。再审查明，2013年7月10日，杨航将中金瑞丰公司80%、7.29%、7.29%的股权分别转让其胞弟杨卫平、温艺娟、姚洪，转让价均为1元。转让后杨卫平、温艺娟、姚洪各占公司股权80%、10%、10%。（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及（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至今尚未执行完毕。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争议焦点为麦安权主张撤销温艺娟及姚洪分别将各自所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杨宇俊的行为能否得到支持。2013年12月6日，温艺娟、姚洪与杨宇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分别约定以1元的价格将各自持有的中金瑞丰公司10%股权转让给杨宇俊，在此期间，中金瑞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1971.84万元，温艺娟、姚洪各自持有的股权所对应出资额均为1197.18万元，可见温艺娟、姚洪均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让股权。同时，根据（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41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麦安权向温艺娟实际支付借款并非发生在温艺娟、姚洪出让股权之后，温艺娟、姚洪在该案及本案中亦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出让股权行为之前向麦安权所借款项已全部还清。况且，至（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6月3日作出之日，温艺娟、姚洪尚欠麦安权本金27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且温艺娟、姚洪至今仍未履行完该判决所确定的还款义务。因此，温艺娟、姚洪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对麦安权造成损害，麦安权主张撤销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一、二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杨宇俊以温艺娟、姚洪与麦安权订立确立2700万元债权债务在其出让上述股权之后，主张其股权转让行为未损害麦安权权益，缺乏依据。至于本案中温艺娟、姚洪是否存在代持股权一节，杨宇俊及温艺娟、姚洪对此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即使存在代持事实，其权利人亦为杨航而非杨宇俊，故杨宇俊以此主张撤销二审判决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24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宏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陈 渊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