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7483号原告：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01。法定代表人：蔡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小娟，女，198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茶陵县***************，公民身份号码430************629，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女，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南阳煤业公司东区7栋108室，公民身份号码430************585，该公司员工。被告：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88。法定代表人：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方琦，女，199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方尊峪花园逸涛阁2单元14A，公民身份号码440************227，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东，男，198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80栋波顿，公民身份号码360************812，该公司员工。原告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博人力公司”）诉被告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顿香料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凯博人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小娟、周莉，被告波顿香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方琦、钟海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居间服务费83400元（唐涛56400元、韦颖冲27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违约金165000元（唐涛90000元、韦颖冲75000元）；3.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第三项变更为：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8日，凯博人力公司与波顿香料公司签署《猎头合同》，合同约定波顿香料公司委托凯博人力公司进行人才寻访推荐工作。2019年8月23日凯博人力公司向波顿香料公司推荐电子烟总监人选唐涛，并经过波顿香料公司多次面试，之后波顿香料公司在未告知凯博人力公司的情况下私底下录用唐涛，唐涛2019年10月28日入职波顿香料公司,波顿香料公司2019年11月4日才告知凯博人力公司录用唐涛（并谎报唐涛2019年11月1日入职），且波顿香料公司虚报唐涛薪资（虚报唐涛年薪240000元，唐涛实际薪资30000元/月+10%公积金）、串通唐涛在保证期内做集团内部假离职（直至2020年1月26日通过保证期后，唐涛实际上还在被告的关联公司就职），凯博人力公司发现波顿香料公司违约后，多次与波顿香料公司沟通协商无果。2019年11月21日凯博人力公司向波顿香料公司推荐电子烟总监人选韦颖冲，并经过波顿香料公司多次面试，之后波顿香料公司在未告知凯博人力公司的情况下私底下录用韦颖冲，波顿香料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告知凯博人力公司录用韦颖冲（并谎报韦颖冲2019年12月9日入职波顿香料公司，实际入职时间更早），且波顿香料公司虚报韦颖冲薪资（虚报韦颖冲年薪144000元，韦颖冲面试波顿香料公司时要求薪资不低于25000元/月）、双方就韦颖冲薪资协商过程中波顿香料公司威胁解聘韦颖冲，凯博人力公司被迫妥协按照年薪240000元来收取服务费。被告存在多次恶意违约行为，无视法律，原告为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波顿香料公司答辩称，一、被告不存在私下录用唐涛、虚报唐涛薪资、与唐涛串通在保证期内假离职的情况。理由如下：1.原告已经向被告确认唐涛的录用时间、实际薪资及服务费48000元；2.被告根据双方签订的《猎头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了《录用通知书》；3.被告已按照原告提供的《凯博咨询服务费用结算清单》及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唐涛服务费的70%首款33600元；4.唐涛的薪资标准为240000元/年（月标准：20000元/月，试用期薪资14520元/月）；5.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唐涛串通在保证期内假离职。二、被告不存在私下录用韦颖冲、虚报韦颖冲的入职时间、虚报韦颖冲薪资的情况。理由如下：1.被告根据双方签订的《猎头合同》约定已经向原告提供了韦颖冲的《录用通知书》，原告已确认，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2.被告已按原告的要求、原告提供的发票及合同约定向原告足额支付韦颖冲的服务费48000元；3.韦颖冲的资标准为240000元/年（月标准：20000元/月，试用期薪资16000元/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8月20日，原告（乙方）就委托被告寻访多项职位事宜与被告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与被告（甲方）签订《猎头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通过书面、电子、口头等方式进行委托，并提供《职位说明书》明确职位需求，乙方根据《职位说明书》的要求推荐至甲方（包括甲方所属的集团公司/关联公司）并成功到岗的职位人选，甲方需按照合同相关规定履约；甲方若书面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按人选书面录用年薪的20%计算服务费，其中销售业务类职位年薪按转正后税前综合月薪*15个月；乙方推荐的录用人选到甲方上岗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费用结算清单和3%增值税专用发票，首款为候选人正式到甲方上岗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该职位服务费70%的费用，尾款为候选人保证期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该职位剩余的服务费，若因甲方原因而逾期未付款，须向乙方按未付款0.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若乙方所推荐的人选获得甲方的书面录用确认，甲方须向乙方出具该人选的《录用通知书》，若甲方不提供《录用通知书》给乙方，则属于违约行为（属于甲方私下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甲方以任何形式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甲方须事先告知乙方（否则属违约），并为此支付全额服务费；甲方按时支付规定服务费时，乙方提供保证期服务，自乙方推荐的人选在甲方上岗之日起，保证期为期90天，保证期内由于人选原因导致乙方推荐人选离职，乙方承诺继续为甲方进行推荐职位人选；甲方虚报或漏报乙方推荐被录用人选的总收入薪资、私下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超过合同规定付款时间10个工作日后支付乙方服务费，则视为违约，甲方须无条件在乙方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相关规定支付该人选一倍全额服务费作为违约金。合同下方甲方处盖有“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林佳宜的签名，乙方处盖有“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并有颜小娟的签名。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推荐案外人唐涛入职被告所招聘的海外销售总监一职，2019年10月28日，原告员工颜小娟通过微信询问被告员工林佳宜唐涛复试时间，林佳宜回复本周出差不在公司，但在2019年11月4日通过微信告知颜小娟唐涛面试已经通过，入职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正在办手续，并将《唐涛录用通知书》发送给颜小娟。该《唐涛录用通知书》显示唐涛被深圳华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录用，聘用时间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试用期3个月，正式薪资标准为240000元/年，按12个月发放。2019年11月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凯博咨询服务费用结算清单》，载明唐涛已于2019年11月4日入职上岗，被告就唐涛一职应支付的全额服务费为48000元，本期（2019年11月21日前）应支付70%为33600元。同日，原告开具金额为33600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18297800）给被告。2019年11月18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唐涛一职服务费33600元。原告称被告私下录用唐涛，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该微信聊天记录主体为唐涛（微信号：gdmmcool）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蔡某1（微信号：Peter_cai），蔡某1于2019年11月4日发微信询问唐涛是几号到波顿上班，唐涛回复是10月28号。原告认为唐涛入职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被告并未按照《猎头合同》的约定提前告知原告，已经构成违约。被告根据与唐涛签订的《劳动合同》确认唐涛于2019年10月28日入职，但主张由于与原告员工颜小娟对接的林佳宜在2019年10月28日出差在外，一直到2019年11月4日才回公司，其回公司后才得知唐涛被录用的事实，故在11月4日当天给原告发送了《唐涛录用通知书》，该通知书上写的唐涛录用时间2019年11月1日为工作人员对接的失误，被告已经向原告提供了《唐涛录用通知书》，不属于私下录用原告推荐人选的行为。原告称被告虚报唐涛的薪资并虚构唐涛离职，唐涛的实际薪资为30000元/月+10%公积金，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录音资料予以证明。该微信聊天记录主体为唐涛与原告员工周莉（微信号：zl211113），周莉于2020年3月9日发微信给唐涛称“唐先生您目前是在职波顿集团的哈？”唐涛回复“是的，还没过去办离职，疫情原因。”周莉随后又发消息问“薪资您在波顿是税前月薪30K+企业每月交3千多的公积金？”唐涛回复“嗯嗯，他们有公积金吗”。邮件记录显示林佳宜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邮件告知颜小娟唐涛已于2020年1月16日离职，当天，被告还将离职证明发送给原告，该离职证明显示唐涛于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月16日任职被告处，离职前在被告处分子公司管理部担任海外销售总监一职，因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公司同意个人离职，落款日期为2020年1月16日。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虚报唐涛薪资及虚构唐涛离职均不予认可，主张唐涛于2020年1月16日主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提供《薪酬约定书》、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唐涛工资明细清单、唐涛工资卡复印件、唐涛工资单、被告与唐涛签订的《劳动合同》、唐涛签字的《情况说明》《辞职书》《离职证明》《工作交接明细表》《离职证明签收表》、唐涛网查身份信息及祖籍地、《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延迟疫情重点地区有关人员返深的通告》等予以证明。其中，《薪酬约定书》载明唐涛被聘用的岗位为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外派部门海外营销总监一职，待遇为月薪20000元/月，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工资为14520元/月，该《薪酬约定书》落款有唐涛的签名，日期为2020年3月16日，并有手写“此前为口头协议，离职时应公司要求补签”字样。工资明细清单载明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向唐涛发放工资2207元，于2019年12月6日向唐涛发放工资11752元，于2020年1月6日向唐涛发放工资11276元，于2020年3月20日向唐涛发放工资641元，被告称2019年11月6日发放的是2019年10月份的工资，以此类推，2020年1月份的工资因唐涛未办理完离职手续故未按时发放，等到唐涛办理了离职手续之后一并发放的。唐涛工资单显示唐涛2019年12月份应发工资14520元，代扣3244元，实发11276元，该份工资单上空白处有“唐涛”字样的签名及捺印。《情况说明》载明：“本人唐涛因个人原因于2020年1月16日主动自愿向公司提出辞职，并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微信再次向人力资源中心总监确认辞职，因当时本人已离开深圳回到老家，故于放假及疫情原因影响，本人无法及时对面提交书面辞职书，现补办辞职书，本人同意并确认本人主动并单方于2020年1月16日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该情况说明下方辞职人处有唐涛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5日。《辞职书》显示唐涛于个人原因在2020年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辞职，确认工资结算至2020年1月16日，辞职书下方辞职人处有“唐涛”字样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5日。2019年11月21日，原告又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推荐案外人韦颖冲入职被告关联公司[中香香料（深圳）有限公司]所招聘的电子烟总监一职，2019年12月10日，被告员工林佳宜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员工颜小娟其推荐的人选韦颖冲已于2019年12月9日入职，薪资最终确定为144000元/年，12薪标准。颜小娟回复林佳宜称“韦颖冲先生说贵司当时谈好给他月薪20K，他不接受，他告诉我们要求月薪25K”。当天，林佳宜将《韦颖冲录用通知书》发给颜小娟，该录用通知书显示，韦颖冲被中香香料（深圳）有限公司正式录用，聘用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至2020年12月8日止，试用期3个月，职位为海外销售经理，薪资标准为144000元/年，按12个月发放。随后，双方就韦颖冲的薪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于2019年12月16日，林佳宜应颜小娟的要求通过微信重新发送了一份《韦颖冲录用通知书》给颜小娟，该录用通知书显示韦颖冲的薪资为240000元/年，按12个月发放，其余内容与林佳宜2019年12月10日发送给颜小娟的《韦颖冲录用通知书》内容一致。同日，原告开具金额为33600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18297808）给被告。2019年12月23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韦颖冲一职首期服务费33600元。2020年3月10日，颜小娟发微信给林佳宜称，韦颖冲3月7日已过保证期，尾款14400元，今天会开发票寄给你。当天，原告开具金额为14400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18297815）给被告。2020年3月1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韦颖冲一职的服务费尾款14400元。原告主张被告未在录用韦颖冲前（2019年12月9日前）告知原告录用事宜，属于私下录用原告推荐人选，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虚报了韦颖冲的薪资，韦颖冲的月薪应为25000元。被告提供《职位申请表》《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韦颖冲工资明细清单、工资单、《劳动合同》、《入职员工薪酬确认表》等证明被告向韦颖冲发放的实际薪资（按试用期16000元/月），不存在虚报薪资的情况。该《职位申请表》显示期望薪资（税前）为15000以上，申请表上有韦颖冲的签名。《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载明韦颖冲于2019年6月至10月缴纳社保的基数为10000元。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韦颖冲工资明细清单、工资单共同显示被告关联公司[中香香料（深圳）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向韦颖冲发放2019年12月份工资10395元，该月应发工资为12506元；2020年2月14日向韦颖冲发放2020年1月份工资10453元，该月应发工资为12322元；2020年3月6日向韦颖冲发放2020年2月份工资14294元，该月应发工资为16162元。另，工资单还显示韦颖冲基本工资为16000元，2020年3月份工资为5610元，该月应发工资为7536元。《入职员工薪酬确认表》记载韦颖冲的薪资按照月薪20000元发放，其中基本工资16000元/月，绩效工资4000元/月，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16000元/月。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猎头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录音资料，被告提供的《猎头合同》、被告与关联公司关系简图说明、被告与关联公司的关系图网络打印界面、凯博咨询服务费结算清单、服务费计算明细说明、微信聊天记录、唐涛的《录用通知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回单、唐涛的《薪酬约定书》、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唐涛工资明细清单、唐涛工资卡复印件、唐涛工资单、被告与唐涛签订的《劳动合同》、唐涛签字的《情况说明》《辞职书》《离职证明》《工作交接明细表》《离职证明签收表》、唐涛网查身份信息及祖籍地、《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延迟疫情重点地区有关人员返深的通告》、韦颖冲的《录用通知书》、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回单、《职位申请表》《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劳动合同》《入职员工薪酬确认表》、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韦颖冲工资明细清单、工资单、员工登记表、辞职申请书、《离职证明》《离职交接单》《工作交接明细表》《工作交接事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猎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根据《猎头合同》的约定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推荐了唐涛、韦颖冲入职被告或者被告的关联公司处，双方针对唐涛、韦颖冲的服务费用产生争议，结合本案原、被告的诉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存在私下录用唐涛及虚报唐涛薪资、虚构唐涛离职的违约行为；二、被告是否存在私下录用韦颖冲及虚报韦颖冲薪资的违约行为。关于焦点一。首先，《猎头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如甲方不提供《录用通知书》给乙方，则属于违约行为（属于甲方私下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本案被告在录用唐涛后已于2019年11月4日向原告提供了唐涛的《录用通知书》，其不构成私下录用的情况，原告主张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唐涛的入职情况，属于私下录用，该主张与双方签订的《猎头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主张唐涛的实际薪资为30000元/月+10%公积金，仅提供其与唐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可信度较低。相反，被告提供了唐涛的《劳动合同》、《薪酬约定书》、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唐涛工资明细清单、工资单等证明唐涛的实际薪资是按照《薪酬约定书》约定的标准发放，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客观的反映了唐涛的实际薪资标准，且《薪酬约定书》、工资单上还有唐涛的签名。故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唐涛的薪资不是按照被告提供的《录用通知书》上记载的标准发放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原告提供其与唐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资料，主张被告存在虚构唐涛离职的情况，但微信聊天记录中唐涛已经明确表述了还未办理离职，而录音资料也只是传闻证据，可信度较低。相反，被告提供了邮件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唐涛签字的《情况说明》《辞职书》等证明唐涛实际上已于2020年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辞职。根据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邮件及微信方式告知原告唐涛申请离职的情况，这也与唐涛提交的《情况说明》《辞职书》等材料相互印证。因此，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被告存在虚构唐涛离职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首先，被告在录用韦颖冲后已于2020年1月10日向原告提供了韦颖冲的《录用通知书》，其不构成《猎头合同》约定的私下录用情况。原告主张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韦颖冲的入职情况，属于私下录用，该主张与双方签订的《猎头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提供其与韦颖冲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韦颖冲的实际薪资为25000元/月，但该微信聊天记载的仅是韦颖冲期望的薪资，且聊天发生在韦颖冲被录用之前。相反，被告提供了《职位申请表》《劳动合同》《入职员工薪酬确认表》、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3月网银发放韦颖冲工资明细清单、工资单等证明韦颖冲的实际薪资为20000元/月，其中试用期16000元/月，上述工资明细清单与工资单相互对应，共同反映出韦颖冲的薪资发放标准，与被告提供的《入职员工薪酬确认表》记载的薪资标准相符。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韦颖冲的薪资不是按照被告于2019年12月16日提供的《录用通知书》上记载的标准发放，其主张被告虚报韦颖冲的薪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推荐唐涛、韦颖冲产生的服务费的问题。《猎头合同》约定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按人选书面录用年薪的20%计算（销售业务类职位年薪按转正后税前综合月薪*15个月），同时约定服务费的结算方式为人选到岗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费用结算清单和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首先，原告推荐唐涛入职后向被告提供了《凯博咨询服务费用结算清单》及相应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费用结算清单，唐涛的服务费为48000元，唐涛虽入职的是销售类职务，但原告并未按照15个月的标准计算唐涛的服务费，视为原告针对唐涛人选一职服务费的计算进行了变更，且被告也根据该费用结算清单及原告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了首期服务费33600元，原告现主张按照15个月的标准计算唐涛的服务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唐涛人选一职的服务费33600元，故剩余服务费为14400元，该笔费用应支付给原告。对于原告针对唐涛人选一职主张的超出上述标准诉请的服务费，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其次，根据原告员工颜小娟与被告员工林佳宜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推荐韦颖冲入职被告关联公司后，双方针对韦颖冲人选一职服务费用的计算问题进行了沟通后于2019年12月16日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也于当天重新发送一份韦颖冲的《录用通知书》给原告，原告根据该《录用通知书》记载的薪酬标准给被告开具了首期70%的服务费发票（33600元），而被告也根据原告开具的发票向原告支付了首期款，后原告又于2020年3月10日向被告开具韦颖冲的服务费尾款发票（14400元），被告亦根据原告开具的发票向原告支付了尾款，至此，有关于韦颖冲的服务费用已经支付完毕。原告主张韦颖冲的岗位为销售类，其服务费用应当按照15个月的标准计算，但其在向被告申报服务费用时并未适用该标准，且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韦颖冲一职的服务费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原告现诉请被告按照15个月的标准计算韦颖冲的服务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已经全额支付韦颖冲人选一职的服务费，故针对原告有关于韦颖冲人选一职服务费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被告不存在私下录用唐涛及虚报唐涛薪资、虚构唐涛离职的违约行为，也不存在私下录用韦颖冲及虚报韦颖冲薪资的行为。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约金16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14400元；二、驳回原告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1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凯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2413元，由被告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负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 燕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蔡文宪附相关法律条文：（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