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豫01委赔4号赔偿请求人王凯，男，196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赔偿义务机关巩义市公安局，住所地巩义市东区永新路。法定代表人陈兆甲，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志达，该局民警。复议机关郑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二七路110号。法定代表人马义中，局长。委托代理人马连福，该局民警。委托代理人曲牧孜，该局民警。赔偿请求人王凯因违法扣押财产申请巩义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巩义市公安局巩公赔决字(2019)3号赔偿决定，向郑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郑州市公安局逾期未作出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2019）豫01委赔19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巩义市公安局巩公赔决字(2019)3号赔偿决定，王凯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省高院作出（2020）豫委赔监11号决定书，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指令本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事项：1.依法撤销赔偿义务机关巩公赔决字(2019)3号刑事国家赔偿决定；2.依法确认赔偿义务机关在申请人王凯已证明无罪的原诈骗罪案件办理过程中，违法对申请人财产采取扣押措施后，致使被扣押奥迪Q7越野轿车价值130万元(3.6排量、豪华型、当时市场价130万元)，被赔偿义务机关工作人员以80万元价格变卖和8张银行卡存款280万元灭失及利息财产损失合计410万元加上利息(以2007年7月18日起至赔偿决定生效之日止计算)。在原审质证中，请求人增加的赔偿请求为：王凯被羁押期间住院，王凯妻子李莉所交纳的六千元住院押金，应该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理由：2007年7月18日，申请人王凯由于赔偿义务机关巩义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原因上网通缉，在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被刑事拘留，当日广州警方(越秀区矿泉路派出所)对申请人随身携带的8张银行卡和奥迪Q7轿车、本田轿车托运提车单据及其它多种合计410万元的财物采取扣押措施，并在制作的扣押物品清单中，明确显示银行卡卡号、支取密码和卡中存款280余万元等内容。数日后，广州警方在越秀区看守所大门口将申请人向赔偿义务机关移交时，广州警方将扣押的价值410余万财物及扣押物品清单，经申请人清点确认无误后，当面向赔偿义务机关进行了移交。回到巩义市后，赔偿义务机关原诈骗案办案负责人庞红超等人在办理扣押财物过程中，为达到隐匿广州警方移交的410余万元财物目的，将广州警方制作的扣押物品清单隐匿，并在制作的附卷备查的1张扣押及1张发还物品清单中，使用不登记不显示8张银行卡和奥迪Q7轿车托运提车单的方法将410万财物隐匿，既不向上级报告也未随案移交，致使被扣押的财物均下落不明。2018年4月，申请人被巩义市法院以诈骗罪判刑13年。在服刑期间，申请人之妻(李莉)向上级机关举报赔偿义务机关原办案人员，在办理申请人原诈骗案件中，枉法办案和违法扣押财物问题。河南省公安厅纪委成立专案于2011年对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调查后作出结论报告，该调查报告显示：赔偿义务机关将申请人410万元财物违法扣押隐匿了四年之后，8张银行卡只查到了其中的6张(合计7万余元)，而存有280万元的另2张银行卡下落不明，奥迪Q7轿车被办案人员变卖80万元后下落不明。2016年12月20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检刑申抗(2016)1号刑事抗诉书对申请人所涉诈骗案件向巩义市人民法院提起抗诉，2017年3月1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豫01刑抗2号再审决定书决定指令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再审，2018年2月2日再审判决申请人无罪并释放。2019年1月25日，申请人向赔偿义务机关巩义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3月24日作出巩公赔决字(2019)001号赔偿决定：巩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原办案人员在办理王凯涉嫌诈骗罪犯罪一案中，办案人员未经局审批，擅自处置王凯财物，系个人行为，非《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职务行为，作出对申请人国家赔偿事项不予赔偿决定。2019年3月27日，申请人向复议机关郑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郑公赔复决字(2019)4号复议决定：巩义市公安局原办案人员在办理王凯诈骗一案中，处置王凯车辆，系行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的行为，根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责令限期重作。2019年7月26日赔偿义务机关又作出巩公赔决字(2019)3号赔偿决定：原办案人员存在违规处置王凯财物问题。但仅对公安厅纪委查明的6张银行卡里累计7万余元中的3万余元予以赔偿，灭失的2张银行卡中280万元和奥迪Q7轿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赔偿。申请人不服，于2019年8月13日又向郑州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于2019年8月20日出具郑公赔复受字(2019)7号受理通知书，现己逾期半月未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认为现有多种证据证明原办案人员故意隐匿广州警方移交关键证据(扣押物品清单)，致使存有280万元的2张银行卡和将奥迪Q7轿车均下落不明而灭失，这是原办案人员十二年前违法依职权造成的结果。巩义市公安局答辩称：1.申请人认为我局违规扣押其八张银行卡共计存款280万元应当予以赔偿一事。经公安机关内部监督部门调查，申请人被我局查获时共持有六张银行卡共计73413.72元，其中应当扣除返还申请人妻子李莉取走的10015.72元，巩义市人民法院已赔偿申请人的19908元，李莉用张青霞账号支取的9800元。另查违规扣押现金2088.5元。故认定申请人银行卡及现金损失合计35778.51元应当返还并无不当。2.申请人要求我局赔偿本田轿车一事，因本田轿车由物流公司通知庞洪波(王凯朋友)从物流公司领走。申请人所述财产并未被我局实质扣押，因此该申请事项不予赔偿。3.申请人要求我局赔偿奥迪Q7轿车一事。公安机关内部调查组认为巩义市公安局刑侦二中队将王凯奥迪Q7走私车提取、变卖的情况基本属实的结论过于牵强，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条件，是否给予国家赔偿，需要侦查监督部门的认定作为依据。4.申请人申请事项超过法定时效，申请人三次保外就医，人身自由未被限制。综上所述，我局针对申请人王凯国家赔偿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郑州市公安局答辩称：首先申请人现在是第三次要求国家赔偿。第一次申请赔偿的是两辆车，一辆Q7，一辆本田雅阁，还有银行卡和钱。这次申请的是Q7轿车一辆和两张银行卡，赔偿申请人的诉求不定。我们审查发现申请人提出的所谓国家赔偿的Q7轿车、两张银行卡被扣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车辆是国家强制登记的物品，所有的车辆需要登记以后才能上路。所以说在登记之前需要提供他的购买发票、合格证，申请人至今没有向我们提供。银行卡也是实名登记，至今没有提供银行卡号以及相关的开户信息。原办案机关巩义市公安局在办案卷宗里边以及纪委的调查卷宗里边，没有显示曾经扣押过上述物品的任何证据。在庭前巩义市公安局又重新发现的一个新情况，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申请人三次保外就医，在这期间有充分的人身自由申请国家赔偿。我们在复议期间曾经与申请人多次交换意见，对他现在提出的诉求，不是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能够解决的，曾经建议他继续向有关部门提出举报。其次，奥迪Q7是记录在一个物流凭证上，物流凭证是一个运输合同关系，当赔偿申请人委托物流公司代为运输Q7车辆的时候，形成的是一个运输关系，应当按照合同法、民法规定，物流公司具有赔偿Q7的责任，而不是公安机关。物流公司把Q7即便是交给了提货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事实也是待定的。作为复议机关对目前掌握的材料，原来卷宗上显示是刘建培，也就是原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拿着所谓的物流凭证去提走了。提货人和物流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代理提货关系。所以说仍然涉及不到公安机关的责任。即便刘建培他把这个车提走了，与办案人有关，将涉及到另外一层法律关系。第三，2007年7月18日由广州警方矿泉派出所对王凯制作的第一份笔录我们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客观性。首先，该笔录第二页上面明确记录了王凯被抓时身上所带财物，王凯的回答并没有奥迪Q7提车单的陈述；其次，当广州警方询问其“你身上携带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证件，是否真的？从何而来？”其答：“是一些假证件，是我花钱买的假证，为了买走私车”，因此，对申请人提出索赔的这辆奥迪Q7是不是存在表示质疑的同时，其要求我们公安机关所赔偿的这辆奥迪Q7的来源，没有提供任何的合法依据，比如说购买发票、车辆登记手续等。经重新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王凯因涉嫌犯诈骗罪经巩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2万元。后赔偿请求人王凯被宣告无罪。2018年2月2日，赔偿请求人被释放。赔偿请求人认为巩义市公安局违法扣押其财产，申请巩义市公安局赔偿。2019年7月26日，巩义市公安局作出巩公赔决字（2019）3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一、对申请人王凯要求我局对其违法处置银行卡、现金等赔偿事项，予以支持，给予国家赔偿。赔偿金额35778.5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部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自2007年7月16日至赔偿决定生效日止）；二、对申请人王凯要求赔偿的本田雅阁轿车一事，因我局未对该车进行扣押处置，该申请事项不予赔偿；三、申请人王凯要求赔偿奥迪Q7轿车一事，现有证据认定巩义市公安局对该车实施扣押处置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申请事项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河南省公安厅纪委专案组（以下简称专案组）依据举报对本案涉案的奥迪Q7汽车及银行卡问题进行了调查。2007年7月17日晚，王凯被广州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矿泉派出所在三元里云浮酒店抓获，次日，该派出所首次对王凯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笔录第二页载明：问：你被抓时身上有何财物？答：有手机三部、金戒指一枚、劳力士手表一块、人民币6400多元、美金10元、港币20元，其他一些随身换洗衣服，还有一部DVD（步步高牌）。问：你身上携带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证件是否真的？从何而来？答：是一些假证件，是我花钱买的假证，为了买走私车。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答：属实。2011年6月3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矿泉派出所办案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郑州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讲的关于有无另外一张扣押清单（内容包括五张银行卡、两张提车单、一个黑色皮箱），本人想不起来是谁办理的，是否有这份清单我也想不起来。”“扣押清单的原件及嫌疑人的随身物品都是经嫌疑人、抓获单位、办案单位三方确认无误后移交给办案单位的经办民警。”专案组对刘建培（王凯诈骗案件的报案人）所作的调查笔录（2011年6月5日）显示：刘建培称“刑警二中队的庞红超、康红涛、魏彬彬把王凯从广州带回的当天上午，是刘宪乐开着警车，我开着自己的车到郑州火车站接的他们，和庞红超一块回来的还有一块去广州的王双甫，我们见面后，由我开车拉着刘宪乐（民警）、康红涛（民警）、王双甫一块儿去提王凯购买的奥迪Q7汽车，庞红超他们坐着警车把王凯押解回巩义了。”“当时从物流公司办理提车手续是康红涛，是哪一家物流公司我记不清了”。“卖车的事情具体是我联系的，卖给刘萍了，是我和王双甫、庞红超、康红涛一块儿去的。”“一共卖了75万”。“当时中队连同第一次拿回来的钱共给了我45万”。在本案原审质证中，刘建培出庭作证，称其以上陈述不真实。2011年6月8日，刘萍在专案组对其询问笔录中称：2007年-2008年期间，其没有和刘宪乐、庞红超有车方面的交易。不认识刘建培。2011年6月3日，专案组对庞红超（主办王凯案件的侦查员）调查笔录中，针对广州警方移交王凯的物品，庞红超陈述称：“移交的有广州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上的物品，还有银行卡四张、两张结算凭证（注是汽车托运提货单，一张是本田，另一张是奥迪Q7）、还有假证件、旅游鞋······”。“去看守所问王凯，问了一下王凯的基本情况，如何被抓的，记了一份材料，之后是康红涛问王凯扣押本田、奥迪Q7汽车的托运结算单的事情，当时我也听不懂什么，大概意思是王凯自己不去提，车辆到郑州别人是提不走的”。“从广州回来后奥迪Q7的托运结算单的事情，是由刘宪乐、康红涛他们两个问的，我就没有参与，奥迪Q7的结算单在刘宪乐那里，后来大概有十天左右刘宪乐就把奥迪Q7的结算单给我了，并说车提不出来，奥迪Q7的结算单就给我了，在王凯批捕后，受害人刘建培就向我要奥迪Q7的托运结算单，他要去试一下看能否提出来，当时我想的是我们公安局都提不出来，你想试试你就试试吧….”。在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中，庞红超称王双甫将车“以8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孙利红的人”。庞红超于2011年6月5日出具的《关于王凯的奥迪Q7提车及卖车情况说明》中称：“到郑州火车站后，我和魏彬彬押的王凯回刑侦中队，刘宪乐、康红涛、王双甫、刘建培带着两张提车单去提车······，到晚上8、9点钟左右，刘宪乐他们四人将王凯的奥迪Q7提回并开回单位，······我记得最后是王双甫找的买家，之后有一天，刘宪乐队长安排我开着奥迪Q7和王双甫一起去郑州，·····我下车站在一边，由王双甫与那名男子见面，男子给王双甫钱后，我就和王双甫回到巩义。”2011年6月12日，在刘宪乐出具的《关于王凯涉嫌诈骗一案涉案财物一事的说明》中，刘宪乐称：后来省厅调查组在调查关于Q7汽车一事，此前，我既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此车。2011年6月5日王双甫出具的《关于Q7汽车的说明》，称：不认识Q7汽车是啥样的，对何地与谁一起提的Q7汽车，对何地与谁一起参与卖Q7汽车，车卖给谁，卖了多少钱，是现金还是汇款，望公安机关查明，如属王双甫的责任，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专案组作出的《关于李莉反映巩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民警违法办案贪污涉案财物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经询问刘宪乐、康红涛、魏彬彬、孙利红、刘萍均不承认参与了买卖奥迪Q7的事情，目前奥迪Q7车下落不明。2016年4月27日，巩义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凯的询问笔录显示：王凯称其在广州被抓时公安机关扣押的物品为：我记得有八张左右的银行卡，两张深圳深哈物流结算凭证（一张是一辆奥迪Q7的结算凭证，一张是一辆本田雅阁的结算凭证）、现金、衣服、三部手机、一块手表、一个拉杆箱等。对于两张结算凭证的处理情况：王凯称：“我不清楚奥迪Q7是谁提走的。本田雅阁在2008年我服刑时说是被庞洪波（她和我是朋友关系）提走的。”2011年7月10日，专案组作出的《关于李莉反映巩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民警违法办案贪污涉案财物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举报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反映巩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民警在办理王凯诈骗案件过程中违规扣押，将扣押王凯涉案财物中四张银行卡（卡内金额共10万余元）和一辆奥迪Q7轿车贪污的问题”。专案组作出的《对扣押银行卡和现金的责任认定报告》认定：“2007年巩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在办理王凯诈骗案中，共违规扣押王凯六张银行卡。”“六张银行卡至2007年7月17日王凯被抓获前总金额为73413.72元，现合计余额为685.64元。”其中交通银行卡巩义市公安局支取10000元，2007年移送巩义市人民法院，其中19500元被作为执行款支取，后余额467.64元，该卡内的金钱巩义市人民法院已经赔偿。中国银行卡内10015.72元被李莉支取。另外一张中国银行卡内的9800元被李莉支取。扣押现金5788.5元，其中3700元于2007年8月11日发还王凯。在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中没有涉案车辆物流结算凭证及银行卡。以上事实主要有专案组的报告、询问笔录、情况说明、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另查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以公安刑警庞红超在承办王凯诈骗案中涉嫌滥用职权罪为由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郑管检二部刑诉（2020）15号起诉书，该起诉书查明事实部分亦没有关于上述奥迪Q7轿车的相关表述。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在专案组对巩义市公安局扣押涉案车辆的情况进行调查过程中，涉案相关人员对车辆的提取时间、涉案车辆出卖经手人及车辆的买受人的陈述均不一致，在调查中所涉及的车辆的买受人均不承认参与购买了涉案车辆，且在后续与本案有关的庞红超涉嫌滥用职权罪一案审查起诉中，公诉机关对相关事实并没作出认定，而赔偿请求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巩义市公安局扣押了该车并对该车进行了处置；其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应当以自己具有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为的前提，而在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便是赔偿请求人所称的奥迪Q7越野轿车真实存在，但其并没有举证证明该车辆属于合法存在且其对该车辆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综上，赔偿请求人要求巩义市公安局赔偿其涉案奥迪Q7越野轿车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另外两张银行卡存款的问题，因专案组对巩义市公安局扣押赔偿请求人银行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扣押银行卡内的资金数额进行了认定，在专案组的调查中，并未发现巩义市公安局还另外扣押有赔偿请求人的银行卡，而赔偿请求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巩义市公安局还扣押有其本人的其他银行卡，因此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银行卡存款及利息的主张亦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被羁押期间住院所交纳的六千元住院押金的请求，因赔偿请求人主张的是在羁押期间住院费用，其并没有证据证明该住院费用系巩义市公安局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失。综上，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巩义市公安局作出的赔偿决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巩义市公安局巩公赔决字(2019)3号赔偿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