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再48号 原抗诉机关：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秦中海，男，生，汉族，住泊头市。 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原河北嘉钰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泊头市104国道东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81795483324X。 法定代表人：秦剑，董事长。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芹，河北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清，女，汉族，1963年4月19日出生，住泊头市。该公司职员，系秦中海的妻子。身份证号：1329021963××××××××。 被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宋福润，女，出生，汉族，住泊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亚明，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国昌，男，汉族，出生，住泊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芝，女，汉族，1955年11月21日出生，住址同上，系李国昌的妻子。 上诉人秦中海、河北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原河北嘉钰焦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福润、原审第三人李国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1民再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中海、嘉钰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981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维持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泊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第三人已就（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抗诉，认定事实错误。再审判决在本院查明部分，认定再审第三人已经就（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提请抗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但庭审时，第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上述主张，再审判决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的单方陈述，认定第三人已经抗诉，是错误的。二、再审判决对已生效的（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理解错误。第一，已经生效的（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收取的十万元，第三人不认可系代其收款，故该款与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无关，而再审判决却曲解上述判决内容，对此认定作出超范围理解，是错误的。第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款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由（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已被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无须再行举证证明。第三，无论是被上诉人还是第三人，均再三强调此款系上诉人另行提货的款项，但除了二人的陈述外，被上诉人或第三人未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另行提货的事实，为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再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按第三人证明所载，被上诉人系其库管人员，非财务人员，收取货款不是其职权范围，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第三人收款授权，则被上诉人收款行为超出职务范围，系无权代理行为，再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职务行为，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收条的存折与被上诉人抗辩的现款提货行为违反日常交易习惯。按照被上诉人抗辩意见，上诉人现款提货，被上诉人代为收款，则正常的交易习惯，应为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款项，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条后，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货物，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收货条，这样第三人财务账面显示库存减少而现今增加，而如果只有收款条无收货条，则只增加现金不减少库存，账面不平。但事实上从一审到再审，被上诉人或第三人均不能提供上诉人出具的收货条，而第三人在2011年提起诉讼时，向法院提交了大量上诉人或上诉人委托他人收货的取货条，但没有一张是其主张的另行提货的，可见另行提货之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第三，收条内容反映出来的也不是现款提货，收条中上诉人秦中海标注的“同意付”表明，该收到条不是在第三人厂内形成，而是在上诉人处形成，且不是现金形式，这也与被上诉人抗辩现金提货不一致。四、再审判决采信第三人证言是错误的。第一，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系姐夫小姨子的近亲属关系，且被上诉人多年来在第三人处工作，二人又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多重关联导致二人在对待上诉人之事上，利益高度统一，相互维护，因此对于第三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第二，第三人在抗诉阶段的证言与其在（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书质证意见不一致，第三人在庭审质证时并没有说明，被上诉人收到十万元后已交付给自己，其在抗诉时接受抗诉机关询问时，又言到被上诉人已将款项交付给他，证言前后矛盾。第三，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第三人的书面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在第三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其证人证言不能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撤销再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3）泊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宋福润辩称，首先，再审判决并没有认定第三人已经抗诉成功，被答辩人援引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是再审判决载明的答辩人与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上诉人明显是在对案情存在曲解，对原审判决理解不清的情况下提出的上诉。其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的表述为“2004年3月3日是向案外人宋福润付款10万元，因上诉人李国昌对此不予认可，系代自己收款，故该款与本案无关”，由此恰恰可以肯定第三人认可答辩人代自己收款，该10万元与第三人起诉上诉人货款的纠纷无关，而不能认定第三人否认收到此款项。从（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就针对本案的收条质证称“宋福润签字的10万元与本案原告所提出的三张欠条的业务并非同一笔业务，这是04年3月被告秦中海用现金10万元提走了原告方14块4.9米中宇保护板”，结合第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据及在沧州市检察院的笔录可以得知，第三人及被上诉人一直在实事求是的主张该十万元是上诉人现金提货进行的交易，被上诉人只是受第三人的委托收款，第三人已经收到该款项，答辩人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第二，第三人的工厂一直由第三人夫妻二人经管财务，因当天二人均不再工厂，第三人委托其妻妹代为收款合乎常理。被答辩人有什么证据认定宋福润的工作职责就是库管？又有什么依据认定库管受老板委托收款是超出职务范围的？答辩人作为第三人的员工，又是妻妹，代第三人收款合情又合理。第三人，答辩人在再审过程中已经说明双方现货交易的过程及依据，从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双方对账的认定的欠款金额、收条上载明“同意付、秦中海”字样的不合理性等方面来说，均能够证明现货交易过程的存在。补充：在原审过程中，第三人委托了代理人出庭，依照法律规定，代理人可以代表第三人本人发表庭审意见及质证意见，其所作的陈述应当被法庭采纳，另外第三人只是否认该十万元与秦中海、李国昌之间货款案件的关系，并未否认与其他业务的关系，按照正常的付款习惯，应该是在付款的同时出具收条，这样不可能在收款人出具的收条上出现同意付的字样，显然同意付字样是上诉人后添加的，恰恰是画蛇添足的一种行为，综上所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李国昌述称，李国昌和宋福润确实存在亲属关系，但宋福润也是李国昌公司多年的一个员工，正因为是这种关系，作为家族私人企业人员不可能跟上市公司一样配备齐全，所以李国昌不在的时候有好多事情都由宋福润代办，至于这十万元因为李国昌和我都不在家，作为私人企业只能委托自己的亲戚代收这笔钱，何况我们回来后宋福润已经把钱给我们了，我不可能让其他人替我收款。所以对方说宋福润只是库管员没有依据。既然对方知道宋福润是我们单位的库管员，那么宋福润去他单位冒充业务人员要钱，也应该核实宋福润的具体身份，2004年3月3日宋福润收取了十万元到2011年4月12日我方对上诉人欠款提起诉讼时对方这十万元一直没有入到当时案件的账目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是个合伙公司，这个期间与合伙人赵墨田于2006年6月11日就已经分家不再合伙，如果不是现款提货按照常理应该发生在我们起诉上诉人的应收款来往账目中，可是到起诉时我们双方账目均不包括宋福润收取的秦中海拿现金匀货的这笔钱，原审时账目已经提交过，上面有上诉人自己写的截止到2005年3月2日入账金额2257380元，支取货款178万，账目所欠余额477380元，这个余额除去上诉人也承认的自己漏记我方为他垫付的6000元磨具费外，双方账目余额始终是吻合的，而且2011年4月12日我们的起诉依据也是我们来往账的余额。 秦中海、嘉钰公司向泊头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宋福润返还不当得利10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被告宋福润系案外人李国昌的妻妹，原告秦中海曾与案外人赵墨田合伙经营天成厂，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天成厂与李国昌达成承揽定做保护板等炼焦部件的合同，在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告宋福润于2004年3月3日以李国昌业务员的身份从天成厂取走货款10万元，后天成厂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原告秦中海和嘉钰公司承担。在原告与李国昌诉讼过程中，李国昌否认宋福润支取的10万元货款已交付给他。2012年9月9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未将该10万元货款认定为李国昌收取。原告认为，法院判决书未确定该货款由李国昌收取，被告收取货款的行为应系个人行为，其收取货款的行为没有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泊头市人民法院原一审查明：2003年6月30日，原告秦中海与赵墨田以天成厂的名义合伙经营焦化设备。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天成厂与李国昌建立了承揽定做保护板等炼焦部件合同关系。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宋福润于2004年3月3日以李国昌业务员的身份从天成厂取走货款10万元。2006年6月11日，秦中海与赵墨田签订分家协议，赵墨田退出合伙经营，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归秦中海，天成厂继续由秦中海个人经营。2008年7月27日，二原告与天成厂业主桑中礼达成协议，自2008年8月1日起秦中海不再以天成厂的名义经营，秦中海自2003年6月30日至2008年7月31日以天成厂名义经营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秦中海和嘉钰公司承担。2011年4月，李国昌以本案原告拖欠定作物报酬款为由将本案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本案原告给付定作物报酬款。该案二审诉讼中，李国昌对2004年3月3日宋福润收取原告的10万元款否认系代自己收款，致(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未将该10万元款认定为本案原告向李国昌付款。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和宋福润所写的10万元收条为据。被告质证称：收条上“收到货款壹拾万元整，宋福润”这部分内容是宋福润所写，“同意付秦中海”是后来添加的。这个收条的形成地点在李国昌工厂，是秦中海带着10万元现金来工厂提货，属现金现货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因李国昌当时没在家委托宋福润收取的这10万元，宋福润收取后早已把这10万元交给李国昌，(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表述的涉案10万元是与本案无关。被告为证明自己收取货款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提供李国昌书面证明一份，宋福润的书面证明一份及李国昌诉本案二原告的(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李国昌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宋福润的证言只是个人陈述，在以前诉讼卷中没有提交过，对庭审笔录没有异议，但李国昌的陈述没有证据证实，也没有对方的认可，且与中院的判决相矛盾，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 泊头市人民法院原一审认为：关于涉案10万元货款在(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中这样表述：“关于上诉人秦中海已付款数额......，而2004年3月3日是向案外人宋福润付款10万元，因上诉人李国昌对此不予认可，系代自己收款，故该款与本案无关”。李国昌否认宋福润所收取10万元货款系代其收取，已被生效的(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所证实，被告宋福润提供的李国昌的证言及庭审笔录不能对抗生效的判决书，且李国昌系宋福润姐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被告提交的李国昌的证言和庭审笔录中李国昌有关本案的陈述，泊头市人民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宋福润取得原告10万元货款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原告要求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泊头市人民法院原审判决：被告宋福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0万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970元，由被告负担。 判后，宋福润提出上诉，但在本院二审开庭时上诉人宋福润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作出（2013）沧民终字第2188号民事裁定按宋福润撤回上诉处理。 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经查阅卷宗，秦中海在泊头市人民法院(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民事案件中主张，宋福润所收取10万元系秦中海向李国昌支付的承揽定做合同的货款，该案庭审笔录中记载“李国昌称：宋福润签字的10万元收条与本案李国昌所提出的三张欠条业务并非同一笔业务，这是在04年3月3日秦中海用现金10万元提走了李国昌14块4.9米中铝保护板”。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判决认为“2004年3月3日是向案外人宋福润付款10万元，因上诉人李国昌对此不予认可，系代自己收款，故该款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审判决引用了(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判决的部分认定，推论出“李国昌否认宋福润所收取10万元货款系代自己收取......宋福润取得秦中海、嘉钰公司10万元货款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但综合庭审笔录和泊头市人民法院对李国昌的询问笔录分析，可以得知该10万元货款与“本案”无关的意思是该10万元货款不属于秦中海所称其向李国昌支付的承揽定做合同的货款，而并不是指该10万元与李国昌无关，即不能必然推出收取该款是宋福润的个人行为且其取得该款利益，况且李国昌承认该款已交付给他，故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宋福润是李国昌雇佣的员工，秦中海对此并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宋福润收取该10万元货款行为，系其履行员工职责的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李国昌及其企业承担。原审判决将职务行为法律关系认定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泊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泊头市人民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秦中海、嘉钰公司与第三人李国昌之间存在承揽定做保护板等炼焦部件合同关系，宋福润系李国昌雇佣的员工。2011年4月，李国昌以秦中海、嘉钰公司拖欠定作物报酬款为由诉至泊头市人民法院，要求给付定作物报酬款。在该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秦中海、嘉钰公司提交由宋福润签字的10万元收条一份证明该款系其向李国昌支付的货款。李国昌对该收款条发表质证意见称“证1付款条中宋福润签字的10万元收条与本案原告所提出的三张欠条业务并非同一笔业务，这是在04年3月3日被告秦中海用现金10万元提走了原告方14块4.9米中铝保护板。”2012年9月9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认为“2004年3月3日是向案外人宋福润付款10万元，因上诉人李国昌对此不予认可，系代自己收款，故该款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审判决引用了上述表述，认为“李国昌否认宋福润所收取10万元货款系代其收取......被告宋福润取得原告10万元货款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以上事实有2011年7月22日泊头市人民法院民事庭审笔录一份、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泊头市人民法院（2013）泊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本案原审卷宗中2004年3月3日宋福润书写的收条一份为据。 宋福润称2004年3月3日，秦中海拿10万元现金来李国昌处提货，因当时李国昌与其妻子宋福芝出差，李国昌授权我代收了该10万元货款并打了收条，并不是我去秦中海处支取了10万元。我作为李国昌雇佣的员工，收取这10万元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该款已交付李国昌，不构成不当得利，提交李国昌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泊头市人民法院（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民事案件开庭笔录一份及该案中宋福润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为据。秦中海、嘉钰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李国昌出具的说明因其在原审时未出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而宋福润出具的证明系其自说自证，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该10万元的性质已经被生效判决所认定，应属不当得利。李国昌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可授权宋福润收取秦中海货款10万元且宋福润已将该款实际交付他，并提交支款单一份证明其在秦中海处支款是用秦中海的制式支款单，提交对账单和应收账款账户明细记录各一份，证明2005年3月2日双方对账时秦中海记载的账户余额与我方应收账款账户余额是一致的，都不包括宋福润收取的现款提货的10万元。秦中海、嘉钰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均是复印件，法院应当首先核实与原件的一致性，其次，支款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账单是秦中海在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案件中提供的，当时李国昌对此并不认可，因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应收账款账户明细记录因是李国昌单方书写不予认可。宋福润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秦中海、嘉钰公司主张与李国昌之间的炼焦部件加工制作业务属于定制物品业务，需要提前下订单，双方从未发生过现金现货交易，且宋福润是李国昌雇佣的库管人员而非财务人员，以前也从未以员工的身份参与过双方的业务结算，没有证据证实其支取10万元的行为是代表李国昌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事后将该款交付李国昌，假设存在现金现货交易，那么收条的出现就违背了现金现货交易的交易习惯，综上，宋福润支取10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并提交原审卷宗中的收条一份、（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为据。宋福润、李国昌质证称，收条上“收到货款壹拾万元整，宋福润”这一部分是宋福润写的，“同意付秦中海”是后来添加的，笔迹与宋福润的笔迹明显不同，这个收条有添加的情况且形成的地点是宋福润所在的工厂，而（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已由李国昌申请抗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另外该判决只是认定宋福润收取10万元货款的事实，并没有认定宋福润的收款行为是个人行为，综合该案审判过程，李国昌始终承认收到了该笔货款，只是这笔款与当时诉讼案件中的业务无关。 泊头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秦中海、嘉钰公司对宋福润提交的书面说明二份及李国昌提交的支款单、对账单、应收账款账户明细记录各一份均不予认可，泊头市人民法院不予采信。秦中海、嘉钰公司与李国昌的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定做保护板等炼焦部件合同关系，宋福润作为李国昌公司雇佣的员工，其收取秦中海10万元货款的行为，应视为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李国昌作为雇主，授权宋福润收取货款，应当对宋福润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虽然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认为“2004年3月3日是向案外人宋福润付款10万元，因上诉人李国昌对此不予认可，系代自己收款，故该款与本案无关”，但综合（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案庭审笔录中李国昌对该收条的质证意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李国昌的询问笔录及李国昌的当庭陈述可见，该款与“本案”无关的意思是该10万元货款不属于秦中海所称其向李国昌支付的承揽定做合同的货款，而非李国昌否认宋福润系代自己收款，即不能必然推论出宋福润收取该款是其个人行为且已实际取得该款利益，且诉讼中李国昌一直承认该款已交付给他，因此宋福润的收款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原审判决仅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中的上述表述为依据认定宋福润取得该10万元货款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属认定事实有误，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宋福润收取10万元货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其未实际取得该款利益，秦中海、河北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泊头市人民法院(2013)泊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秦中海、河北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970元，由原审原告秦中海、河北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经核实，（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提请抗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李国昌的陈述，经本院释明，上诉人表示对该上诉理由不再主张。 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宋福润于2004年3月3日以李国昌工作人员的身份收取10万元并出具收条，但对宋福润在什么地方收取该款及该款的性质存在争议。宋福润、李国昌主张在李国昌的工厂内，秦中海以现金方式提取一批中铝保护板；秦中海、嘉钰公司则主张系宋福润到嘉钰公司收取秦中海与李国昌之间承揽业务的部分货款。 上诉人秦中海、嘉钰公司二审过程中提交新证据：2012年5月29日（2012）沧民终字1453号民事判决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该询问笔录第四页证实双方的交易习惯；另主张在原一审中提交过的2011年7月22日庭审笔录一份，为双方拉送货物的刘存财、孙秀江均作为的证人出庭作证，上述二人均证实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出入库均有书面的单据。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述两份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用出库单或入库单作为出入库结算的凭证，双方的此交易行为在沧州中院（2012）沧民终字1453号援引的一审判决认定中也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在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中对双方的交易习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因此双方即便是产生现款提货的行为也应有上诉人方出具的收货单据予以佐证，从一审到再审无论是第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没有向法庭提交所谓的上诉人方提取该十万元货物的任何单据，因此其现款提货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被上诉人宋福润质证认为：对于庭审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庭审笔录中记载的交易过程只是针对第三人起诉上诉人货款的业务往来的过程，而且这个流程是为了双方留存日后对账的证据，但是2004年3月3日是上诉人急需货物所以第三人给上诉人匀了其他人的货物，所以要求上诉人必须现款交易，正因为是货款两清，所以双方也就没有了日后对账的麻烦，也就不必在留存相关单据。2011年的笔录也只是证明了与这个案子相关的往来业务流程，第三人作为公司的老板在2011年的案件中以及本案的原一审中到现在一直认可委托宋福润收取十万元货款而且该款项宋福润已经及时转交第三人，宋福润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 第三人李国昌质证认为，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泊头市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泊头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1）泊民初字第516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显示，李国昌对本案争议收款条的质证意见中，并未否认收到该10万元，仅是认为该款为现金支付的“14块4.9米中铝保护板”货款。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国昌也明确认可“宋福润已经将货款交给了李国昌”。上诉人秦中海、嘉钰公司仅以(2012)沧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中的表述，主张李国昌否认收到该款，证据并不充分。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宋福润收取该款系基于秦中海与李国昌之间存在业务关系，秦中海也是因与李国昌之间的业务关系将该款交付宋福润，故宋福润收取该款并无不当；宋福润在收款后已经将该款转交给李国昌，其并未私自占有该款获得不当利益。秦中海、嘉钰公司主张宋福润构成不当得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长波 审判员  李美华 审判员  郭亚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