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114民初2878号 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 法定代表人：陈剑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1MA6N05G63K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男，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友明，男，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原告）：李冬霖，男，汉族，1975年11月2日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玲，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培训公司）与被告（原告）李冬霖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昆明培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2019年1月1日至2月15日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9574.71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2019年2月15日辞去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训练处主任一职后，按实际出勤计算扣除保险、公积金最终离职工资为5834.75元；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偿还我司5000元的借款；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昆明市呈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20年4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15分开庭审理，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呈劳人仲案字（2020）22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原告自裁决书生效后，补发申请人2019年2月1日至2月15日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9574.71元。原告认为：呈劳人仲案字（2020）22号裁决书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裁决错误，其理由如下：裁决书认定申请人于2019年2月15日离开公司并未结清申请人2019年1月1日至离职时的工资为9574.719元，部分事实错误。我方不认可按照工伤、养老保险缴费明细的7000元来确定被告工资为7000元。客观事实是被告于2019年2月15日因个人原因辞去昆明东方时尚教师培训有限公司训练处主任一职，且2月份并未上满一整月班，所以2月的工资应按照实际出勤天数来计算，在证据内附有离职工资表和离职工资明细。原告在扣除保险、公积金以后，最终的离职工资为5834.75元。被告于2018年4月3日向公司财务申请借了5000元备用金至今未归还，被告应当尽快归还。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为被告提出，个人离职结果，出勤天数与离职日期明确，原告按照规定计算离职工资，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故此原告不应当补发被告9574.71元的工资。为依法维护原告人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具文起诉，请依法判决。 被告（原告）李冬霖答辩称：我的答辩意见就是我的诉状。 被告（原告）李冬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原告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之日即2020年2月17日解除；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无故克扣的2018年8-12月的工资(2100元/月×5个月）10500元；3.请求裁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9年1-2月的工资（7600×2个月）15200元；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无故克扣、拖欠申请人工资而致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而应向申请人支付的经济补偿金41800元(7600×5.5个月）。事实及理由：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系案外人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系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原告于2013年12月19日进入被告公司的母公司即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处工作，任综合训练场主任(B级）、考试管理处主任(B级）及值班校长等职务，于2018年4月1日被母公司调入被告处工作，担任训练处主任（A级）一职，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制为定时工作制，合同期限为两年，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工作地点为昆明呈贡，工资为不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待岗期间生活费为不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际准的80%等。由于合同约定的工资只是笼统的表述，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工资结构及工资标准，被告对原告实际执行的工资结构是“岗位工资4000元+绩效工资3000元+交通补贴300元+误餐补贴300元+年终奖励”的形式，扣除年终奖外，实际月工资为7600元，自2018年8月-2018年12月期间，被告无故克扣所有员工部分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并且克扣了全部的交通补贴和误餐补贴共600元/月不予发放（其中，原告岗位工资由原来的4000元/月扣为2500元/月，交通、误餐餐补贴600元扣为0元，合计被克扣了2100元/月)，导致全体员工罢工抗议，2018年10月19日，共有35名员工联合向被告提交书面《声明》：要求就工资待遇等问题达成共识后再恢复训练，公司口头同意恢复待遇，原告等就继续上班，但没想到，被告后来还是以经济困难为由食言，没有恢复员工正常工资待遇，还拖欠2019年1月份工资未予支付，鉴于此，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2月两次向被告提出了离职申请，但被告一开始不同意原告辞职，理由是辞职申请不该写成“无法同新任领导相处，且连续两次无故下调工资，导致无法工作”，并以扣押原告教练证让原告无法到新单位工作为筹码，还让原告重新写离职申请，并要求写成“因个人原因无法工作”，至今没有与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并再次拖欠原告2019年2月份的工资未予支付，并且也未按实际工资数额依法缴纳足额的社会保险。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补足工资，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项（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以及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予以支持为谢！ 原告（被告）昆明培训公司答辩称：一、李冬霖自2019年2月12日已经以个人原因无法工作为由书面申请辞去我公司训练处主任一职，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2月15日，我公司多次与其联系要求其尽快到公司交接工作，办理离职手续，但其迟迟不来，我们不认同其提出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提起劳动仲裁之日。二、我公司在2018年8月1日实施了两份薪酬及绩效考核制度的文件，均由公司总经理签发实施，公司员工8月份工资均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规定计算和发放的；2018年9月1日，公司总经理又签发两份关于绩效考核及工资奖金的管理文件，公司员工9月份工资均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规定计算和发放的；2018年10月1日，总经理重新签发实施了两份薪酬及绩效考核制度的文件，公司员工10-12月份工资均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规定计算和发放的。我公司并未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无故降低工资，不认可其要求补发该期间被克扣工资的诉讼请求。三、2019年2月工资应当按照实际出勤天数计算，李冬霖2月工资应扣除该月保险、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事故扣款，其2月离职工资为5834.75元。四、李冬霖是个人申请辞职的，故不存在经济补偿金。 针对其诉讼请求与答辩意见，原告（被告）昆明培训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辞职申请书、6份绩效文件、绩效奖励核算表、离职工资表、离职工作交接单、2019年1-2月考勤统计表、交通事故与车辆非正常损坏申报单、2019年1月-3月社保明细及离职人员保险明细、李冬霖向公司借款的借款单、公司付款的银行回单、李冬霖与公司副总的通话录音、仲裁裁决书、云南培训公司部分工资表、云南培训公司离职申请书及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被告（原告）李冬霖向本院提交了劳动合同书一份、申明、银行交易明细、仲裁裁决书、李冬霖另一份辞职申请复印件。本院组织了双方质证，本院认证如下：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提交的6份绩效文件，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其提交的离职工资表系其单方计算制作，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将依法计算李冬霖的离职月工资数额；其提交的交通事故与车辆非正常损坏申报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提交的2019年1月-3月社保明细及离职人员保险明细，因其当庭表示其为李冬霖多交的3月保费不在2月工资中扣除，故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提交的借款单及银行回单，李冬霖对借款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李冬霖提交的另一份辞职申请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实，且上面副总经理签字和总经理签字均为一人，真实性存疑，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其提交的申明因无李冬霖本人签字，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双方提交的其余证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冬霖于2013年12月19日入职案外人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培训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办事员，2018年2月28日，李冬霖为到昆明培训公司工作，向云南培训公司提出辞职，双方于2018年2月2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李冬霖与昆明培训公司于2018年4月1日与昆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工作岗位为主任；执行定时工作制，工资不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的待岗，在待岗期间，用人单位支付不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80%的基本生活费。昆明培训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23日，系云南培训公司全资子公司。任职期间，昆明培训公司为李冬霖缴纳了五险一金。2019年2月12日，李冬霖向昆明培训公司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理由载明为：“个人原因，无法工作。”李冬霖于2019年2月15日后未再回到昆明培训公司工作。昆明培训公司向李冬霖发放工资至2018年12月，2019年1、2月工资未发放。李冬霖离职前实发工资及代扣代缴款项情况为：6920.6(保险386、税款263.4)，7193.89(保险82.34、税款293.77)，5614.39（保险82.34、公积金480、补缴公积金960、税款118.27），6626.89（保险82.34、公积金480、税款230.77），4734.91（保险680.86、公积金480、补缴保险911.04、税款38.19），2430.25（扣缴：保险680.86、公积金480），5702.42（扣缴：保险680.86、公积金480、税款21.72），6027.37（扣缴：保险680.86、公积金480、税款31.77），6003.12（扣缴：保险680.86、公积金480、税款31.02）。李冬霖2018年4月至7月基本工资构成为：岗位工资4000元、出勤200元、司龄130元、车补150元、餐补150元等，其8月之后（含8月）的基本工资构成为：岗位工资2500元等，无车补及餐补。另查明，昆明培训公司于2018年8月开始陆续制定了6份关于薪酬管理及绩效考核制度的文件。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李冬霖于2019年2月12日向昆明培训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并于2019年2月15日离职，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徐静波主张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其申请仲裁之日即2020年2月17日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相关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李冬霖要求昆明培训公司向其补发2018年8月-12月期间被扣发的工资105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工资待遇仅约定为“不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未对工资数额或者构成进行明确约定。李冬霖自2018年4月1日至昆明培训公司工作后，昆明培训公司实际向其发放的2018年4月-7月的工资中均含岗位工资、餐补、车补、出勤、司龄及绩效，故本院根据工资实际发放情况认定原被告双方对工资构成的约定为：岗位工资4000元、餐补150元、车补150元、出勤200元、司龄130元及绩效奖励等。但昆明培训公司向徐静波发放的2018年8月-12月的工资中却取消了餐补和车补，并将岗位工资降低为2500元，故本院对李冬霖主张的昆明培训公司扣发了其上述5个月部分工资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其要求补发被扣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扣发的金额，本院认定为5个月的餐补、车补及被扣减的岗位工资，即（150元＋150元＋1500元）×5=9000元。关于李冬霖提出的被扣发的餐补、车补共计600元的意见，因无任何证据证明，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至于昆明培训公司提出的其向李冬霖发放的2018年8月-2019年1月工资均是按照新实施的薪酬管理及绩效考核制度计算并发放的，并未无故降低工资待遇的答辩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昆明培训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提出的据以降低徐静波等人工资的薪酬管理及绩效考核制度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的民主制定程序，故上述制度不能作为本院审理的依据，因此，本院对昆明培训公司的以上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李冬霖主张的2019年1月1日-2019年2月15日的工资问题。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对工资构成的约定为：岗位工资4000元、餐补150元、车补150元、出勤200元、司龄130元及绩效奖励。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认可李冬霖月绩效工资基数为3000元，昆明培训公司认可按照在职天数计算绩效工资，李冬霖1月为全勤，故本院认定昆明培训公司应当发放李冬霖的1月工资为7630元（岗位工资4000元＋餐补150元＋车补150元＋出勤200元＋司龄130元＋绩效3000元），李冬霖主张7600元未超出该数额，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月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根据该法律规定，2019年2月计薪天数为24天，应当发放李冬霖工资的天数为15天（含出勤8天和春节7天假期），故昆明培训公司应当发放李冬霖2月工资数额为4768.75元（7630元÷24天×15天）。昆明培训公司主张在工资中扣除车辆损坏损失缺乏约定或者制度依据，本院对该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昆明培训公司应当支付李冬霖2019年1、2月工资数额为12368.75元（7600元＋4768.75元） 关于昆明培训公司应否向李冬霖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问题。虽然昆明培训公司确实自2018年开始降低了李冬霖的部分工资待遇，但李冬霖辞职申请上载明的辞职理由系个人原因，另案（（2020）云0114民初2877、2879、2880号）中，与李冬霖不同工作岗位的徐静波、牛铨、钱翰林等人因此次工资调整曾向昆明培训公司发出过声明，要求恢复待遇并称保留仲裁权利，李冬霖并未在该声明中签字要求，李冬霖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理由系“个人原因”，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又以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为由主张经济补偿，本院不予支持。李冬霖认为其被公司胁迫才将辞职理由写成“个人理由”的意见及昆明培训公司未足额缴纳保险的意见均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昆明培训公司要求李冬霖向其返还5000元暂支款的问题，李冬霖当庭表示认可并表示愿意返还，本院予以确认并对昆明培训公司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与被告（原告）李冬霖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 二、由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原告）李冬霖一次性支付被扣发的工资9000元、2019年1、2月的未发工资12368.75元，以上两项共计21368.75元。 三、由被告（原告）李冬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返还暂支款5000元。 四、驳回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及被告（原告）李冬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被告）昆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及被告（原告）李冬霖各负担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丽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