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6民初2506号原告：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22号331室。法定代表人：曲东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兴，男，198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高国臣，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满族，居民，现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吕宗峰，男，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黄毅，男，1988年8月28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重庆市酉阳县。原告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辉速递公司）与被告王兴、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辉速递公司法定代表人曲东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被告王兴、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辉速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四被告共同返还派送费105100.03元；2.请求判决四被告共同承担延期支付的利息（自2019年5月1日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6日，原告与中通公司签订《中通快运特许经营（加盟）合同》，许可原告在怀柔区范围内经营快运业务。快递业务统一使用中通公司提供的后台管理系统。被告王兴与原告属于合作关系，负责中通怀柔的实际运营。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是原告公司员工，2019年5月以后四被告未将派送费105100.03元上交给原告公司，给原告造成极大的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被告王兴辩称，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不成立，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原告不是合作关系，中通快递怀柔站原由我经营，后因我个人原因将该站点的速递业务转让给原告，我们在2019年3月6日到天津总部签了合同，将我的名字改为曲东辉。所有的派件费都返还到公司使用的平台系统中，员工是拿不到现金的。快递员每送一个派件被签收后钱款自动到系统中，系统中的钱款个人提取不出来，原告要求的105100.3元也没有在我们手中。被告高国臣辩称，我是原告公司的员工，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的派送费是打到系统里，个人动不了，我是司机让我派送，所有的钱款接触不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参加庭审造成我误工费应由原告赔偿。被告吕宗峰辩称，我是司机，只负责提货，就是将怀柔的货从天津总部拉回来再由其他人分派下去。钱款确实打到系统里，我不接触财物和现金。被告黄毅辩称，我们送货接触不到钱款，钱款都在系统中。因为诉讼给我造成的误工费应由原告给付，我们都是农民工，不是天天陪原告打官司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7月2日，原告东辉速递公司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王兴、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四人共同返还其未交回原告公司的派送费105100.03元。原告东辉速递公司认为：原告与被告王兴系合作经营或合伙关系，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原系原告公司员工，现原告根据查询中通快递系统可知原告系统上的应收派件费与原告微信实收派件费之间存在差额。因被告王兴掌控中通快递系统，原告自合作以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而原告亦不清楚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作为原告公司员工是否将其收取的派件费交给王兴，故起诉四被告不当得利纠纷。四被告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兴否认其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系合作关系，主张双方系中通速递业务的转让关系。王兴亦否认其掌控中通系统账户，称其将中通速递业务转让给曲东辉后，已将系统账号和密码交给曲东辉，系统由曲东辉掌控，但王兴可以登录。被告王兴表示：中通系统内的派件费用本身就是财产，但根据中通公司规定该系统内超过10万元时才可提取，不足10万元不能提取但可用于支付工服等其他业务的费用，原告公司错误的将系统费用作为应收费用，将微信收取费用作为实收费用的计算方式错误。被告吕宗峰称其仅负责天津到怀柔的货物运输工作，根本不接触钱款。被告高国臣、黄毅二人均表示派件费都打入中通系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此外，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认为原告东辉速递公司恶意起诉三被告导致三被告误工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的问题，本院已当庭明确告知：三被告所提误工费不构成本案的反诉，对其要求误工损失的问题不予处理。原告东辉速递公司对其主张出示下列证据：1.中通快运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网点加盟信息采集表、企业安全承诺书，证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拥有中通怀柔快递特许经营权；2.中通货运管理系统，证明原告2019年5月至7月应收的派件费数额；3.微信截屏，证明原告实际收取的派送费数额；4.黄毅、高国臣、吕宗峰三人的民事判决书、原告与被告王兴签订的公司安全责任书、办公室照片，证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与被告王兴是合作关系，被告黄毅、高国臣、吕宗峰是原告公司的员工；5.购车发票、完税记录、油费，证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经营期间的支出及投入；6.网点详细信息，证明被告王兴对中通系统账号享有实际控制权；7.中通后台登陆页，证明原告不能实际控制中通系统账号；8.怀柔法院审理黄毅等三人劳动争议案件的庭审笔录，其中吕宗峰曾陈述“……我既提速通货又提中通货……我在7月14日跟他签订的安全责任书以及保险上的是负责人王兴定的”，证明被告黄毅、吕宗峰、高国臣在中通怀柔点工作，王兴是实际负责人；9.被告王兴在2019年3月6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2019年3月6日，收到曲东辉现金伍万元整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证明王兴收取的5万元是押金，原告与王兴不存在转让关系；10.被告王兴在2019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中通所有办公用品及设备归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所有”，证明原告公司是中通公司加盟主体，对所有办公用品及设备享有所有权。被告王兴除否认2019年3月6日收条中“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系王兴书写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王兴的具体异议为：1.原告以中通货运管理系统和微信截屏之间的差额作为其应收而未收款额的计算方式错误，因系统中的钱款和微信中的钱款都是原告派件费总额。系统中的钱款也是原告的钱款，谁也动不了系统中的钱款，只有在系统中钱款达到10万元后才可提取。但是，原告可用系统中的钱款购买工服等其他项目开支。因此，原告以系统中的钱款与微信中的钱款之间的差额作为原告应收而未收派送费，其计算方式是不对的；2.网点详细信息不能证明系统只有王兴一人控制，曲东辉和财务都有账号和密码。网点信息上登记为王兴是因中通怀柔点业务原由王兴经营，在王兴转让给原告后，曲东辉设置了权限不让王兴访问。如果这个系统只能由王兴控制，那么曲东辉就无法从系统中倒出来一万余元，因此不认可原告无法登陆中通系统的主张；3.高国臣等人的保险只是由王兴负责登记；4.王兴确实为原告出具收款5万元的收条和证明，但收条后半部内容“为中通快运押金配合兑换押金条”不是王兴书写；5.对原告出示的购车发票等投入支出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原告的投入支出与本案不当得利没有关联性。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除对三份民事判决书无异议外，均表示其余证据与三被告无关，三被告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鉴于原告公司主张其与被告王兴之间系合作关系，本院询问原告起诉被告王兴不当得利纠纷的适当性问题，原告回答为：可以变更案由为合作经营或者合伙纠纷；鉴于变更后的案由不涉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本院询问原告在合作经营或合伙纠纷中，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三人的被告主体适格性问题，原告回答为：坚持起诉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就本院关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将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同一个案件中起诉的恰当性问题，原告回答为：坚持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共同起诉四被告，不再变更案由。此外，原告东辉速递公司称中通速递怀柔点在2019年7月28日已经关闭，不再运营。本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是，被告获得利益、原告受到损失、原告受损与被告获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获利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东辉速递公司与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原系劳动关系，但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东辉速递公司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高国臣、吕宗峰、黄毅，但东辉速递公司对其受到损失、上述三被告获得利益、东辉速递公司受损与三被告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个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根据法庭调查，原告东辉速递公司不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原告明确表示其对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是否获利的事实不清楚。在此情形下，原告东辉速递公司要求被告高国臣、吕宗峰、黄毅返还其派件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东辉速递公司起诉被告王兴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因原告主张其与王兴之间系合作或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原告东辉速递公司可按与其所主张法律关系对应的案由另行起诉，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2元，由原告北京东辉飞鸿国际速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许 英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武 慧书 记 员  彭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