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湘委赔4号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江户川区。法定代表人：包凌云。委托代理人：雷北翔，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赔偿义务机关：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芙蓉路58号。法定代表人：廖迪文，院长。委托代理人：黄在强，该院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戴伟，该院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因违法保全和错误执行申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潭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湘潭中院（2020）湘03法赔3号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赔偿义务机关湘潭中院（2020）湘03法赔3号决定认为，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主张该院在民事诉讼和执行过程中，不依法采取保全及执行措施，致使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大量财产流出，造成其依据生效民事判决应取得货款及违约金得不到清偿，要求该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该院在执行生效民事判决中，因另案中“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的股东叶伟、王巧红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且该院冻结的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持有的青田睿达进出口贸易公司股权亦暂不宜处置等原因，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案的执行程序并未终结，荣畅株式会社向本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尚未成就，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荣畅株式会社已预交但依据生效民事判决应当由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承担的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可申请予以退还，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的国家赔偿申请。荣畅株式会社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称：1.湘潭中院在保全和执行中存在违法行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出具《保单保函》，赔偿请求人于2016年8月19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于2016年9月7日交纳保全费5,000元，湘潭中院于2016年9月19日才作出保全裁定，此后一直不执行。2017年8月10日湘潭中院执行局查询到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的692609144账号，未采取任何保全措施。2018年6月25日湘潭中院收到强制执行申请书，拖延至2018年7月10日立案，2018年7月17日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年8月7日才冻结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银行账号，强制执行明显不作为。2.湘潭中院的违法行为给赔偿请求人造成损害。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打印的692609144账号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9月20日-2018年7月25日交易合计401笔，借方发生总额32,162,381.32元；贷方发生总额31,857,017.26元，2018年7月25日该银行账户余额为7.08元。湘潭中院不采取保全措施、执行措施和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对被执行人转移巨额资金不依法追索，导致该账户内的巨额财产全部灭失，致使生效民事判决书不能执行，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通过执行措施挽回。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查封其持有青田睿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已无执行价值，其股东叶伟、王巧红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刑事立案、逮捕，已经证明该公司及其股东无执行能力。4.湘潭中院的决定书认定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该院在财产保全及执行中的免责事由不成立，认定股权不宜处置与结案执行裁定相互矛盾，认定申请人申请国家赔偿条件尚未成就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赔偿请求人是在民事程序和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程序合法。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请求湘潭中院赔偿：1.货款损失15,630,985.9日元；2.已付款项违约金损失117,163.54日元；3.赔偿未付款项违约金1,389,230.6日元；4.被执行人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共计699,270.33日元；5.本案所涉民事案件一、二审受理费与财产保全费人民币41,310元。湘潭中院答辩称，我院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我院在执行（2017）湘民终660号民事判决中，因在另案中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的股东叶伟、王巧红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检察机关逮捕，且我院执行局冻结的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持有的青田睿达进出口贸易公司股权不宜处置等原因，我院虽已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但该案的执行程序并未终结，故荣畅株式会社向本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尚未成就，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赔偿请求人预交的但依据（2017）湘民终660号民事判决应当由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承担的诉讼费和保全费，可以申请法院予以退还，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荣畅株式会社与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湘潭中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2016年8月17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荣畅株式会社出具《保单保函》。2016年8月19日，荣畅株式会社向湘潭中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可可国际银行存款42,156,988日元或人民币2,873,420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2016年9月19日，湘潭中院作出（2016）湘03民初62号民事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873,420元（期限为一年）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动产（期限为二年）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不动产、冻结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权（期限为三年）。2017年6月19日，荣畅株式会社向湘潭中院申请网络查询被保全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财产,并请求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湘潭中院执行局于2017年8月10日查询到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的692609144账号，账户状态正常，余额182.51元。2017年9月13日，湘潭中院作出（2016）湘03民初62号民事判决，驳回荣畅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荣畅株式会社不服，上诉至本院。2018年4月27日，本院作出（2017）湘民终660号民事判决，主要判项为：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3民初62号民事判决；二、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荣畅株式会社支付欠付的货款15,630,985.9日元；三、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向荣畅株式会社支付欠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已支付的款项其中12,000,000日元从2016年6月11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0,512,886.1日元从2016年7月11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未支付的款项其中1487,113.9日元从2016年7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4,143,872日元从2016年9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787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50.47元，共计人民币51,637.47元，由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1,310元，荣畅株式会社负担人民币10,327.47元。该民事判决生效后，荣畅株式会社于2018年6月25日向湘潭中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2018年7月10日，湘潭中院立案执行，同年7月17日向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年7月26日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向湘潭中院申报财产。2018年8月7日，湘潭中院冻结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的692609144账号。2018年8月16日，湘潭中院根据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提交的财产申报表，向青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持有的青田睿达进出口贸易公司股权进行了冻结。经湘潭中院采取系列执行措施，截至2019年7月12日，该案应当执行的标的尚未执行到位，湘潭中院作出(2018)湘03执306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本案所涉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可可国际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登记住所地为湘潭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为叶伟，股东为叶伟、王巧红。叶伟、王巧红还分别是另一公司可可环球贸易（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兼董事长和执行董事兼海外事业部经理。可可环球贸易（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湖南可可进出口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湘潭市综合保税区。该公司于2012年4月13日成立，原法定代表人为叶红，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叶瑞华、叶红。2013年5月2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叶伟。2014年9月17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自然人非流通股叶伟等出资4450万元。2015年1月23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可可环球贸易（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可可环球贸易（湖南）有限公司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单位犯罪，于2017年10月24日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叶伟、王巧红二人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于2016年11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于2018年12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25日被逮捕。上述刑事案件已经过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本院二审撤销一审发回重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等刑事审判程序，目前仍在审理中。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财产保全申请书、强制执行申请书；（2016）湘03民初62号民事裁定书、（2016）湘03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660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03执30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2019）湘刑终136号刑事裁定书、（2019）湘01刑初66号刑事判决书等。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前款规定终结执行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湘潭中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8）湘03执306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执行案件并未终结执行，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仍可以恢复执行。因涉案执行程序仍未终结，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尚不成就，其申请赔偿的事项均无法纳入国家赔偿程序予以审查，对其赔偿申请应当予以驳回。需要释明的是，国家赔偿是司法程序最后的救济程序，应当以穷尽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违法保全和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件中，通常只能待执行程序完全终结后，才能对人民法院执行和保全行为是否违法、是否造成损害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如果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就进入国家赔偿程序，则会出现执行程序与国家赔偿程序并存的情况，有悖于国家赔偿程序终局性审查原则。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两种程序并存的情况下，是无法对国家赔偿责任进行界定的。但是，鉴于赔偿审判司法实践的复杂性，为保障赔偿请求人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国家赔偿司法解释同时也规定了诉讼或执行程序终结前启动赔偿程序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一）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二）人民法院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三）经诉讼程序依法确认不属于被保全人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四）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相关行为违法，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五）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请求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无关的。本案中，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提出的查封股权已无执行价值、股东叶伟和王巧红已被刑事立案、该公司及其股东无执行能力等事由，显然不属于上述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的例外情形。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只能待执行程序终结后，再行寻求救济。综上，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20）湘03法赔3号决定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荣畅株式会社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尚不成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荣畅株式会社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