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京丽，女，汉族，1971年8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四川长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红怡，女，1971年12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诗，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金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八卦四路国安居综合楼二楼B810-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4958956M。法定代表人：刘京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四川长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柏霖（曾用名：陈信全），男，汉族，1967年7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四川长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京丽与被上诉人戴红怡、原审被告深圳市金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沃公司)、陈柏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91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京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戴红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戴红怡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借条就错误的认定刘京丽尚欠戴红怡借款本金62万元,且对借条中的现金给付部分的借款未予以查明。涉案的借条是2016年10月10日刘京丽在戴红怡诱使、逼迫下签署的。刘京丽与戴红怡之间的借贷关系始于2012年,戴红怡向刘京丽出借的款项以及刘京丽偿还戴红怡的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双方之间借款、还款从未发生过现金支付。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了戴红怡通过现金支付向刘京丽出借款项429500元的事实。事实上,刘京丽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不欠戴红怡的钱。2.一审法院将涉案的借款本息认定为刘京丽与陈柏霖的夫妻共同债务错误。刘京丽与陈柏霖于2016年10月8日登记离婚,本案的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将借款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刘京丽,与现有的司法解释不符。戴红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沃公司述称同意刘京丽的上诉意见。陈柏霖述称同意刘京丽的上诉意见。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京丽、金沃公司、陈柏霖向戴红怡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20000元；2.刘京丽、金沃公司、陈柏霖向戴红怡支付利息人民币12400元（利息从2016年10月10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至2016年11月10日）；3.刘京丽、金沃公司、陈柏霖承担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4.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刘京丽、金沃公司、陈柏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红怡自称与被告刘京丽是认识十年的朋友关系，往来密切。2012年10月21日之后，戴红怡与被告刘京丽银行款项往来频繁。戴红怡称，除其他经济往来外，被告刘京丽也多次向其借款。每次借钱都有单笔借条，有时候额度不大戴红怡就用现金支付。2016年10月10日，刘京丽向戴红怡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刘京丽从2012年10月21日起陆续多次向戴红怡借款（包括银行转账2239500元及现金支付429500元，具体转账时间和金额为：2012年10月21日转账10万元，2012年10月22日转账288000元……）,截止2016年5月14日本人已向戴红怡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2669000元。从此借条出具之日，本人刘京丽自愿以月息3%向戴红怡支付上述借款利息，利息均于当月30日前支付，本人刘京丽从上述借款日期起向戴红怡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按月息3%支付的利息而非本金。备注：1、截止2016年5月30日本人刘京丽已归还戴红怡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2049000元（具体归还转账为：2013年3月25日归还40万元，2015年10月19日归还19万元……）,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62万元；2、本人刘京丽承诺上述尚欠的借款本金人民币62万元于2016年9月30日前归还全部本息，如不能按时归还，自愿承担上述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此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将由本人刘京丽全部承担，立此为据！戴红怡称，2016年10月10日总《借条》签订后，戴红怡将原始的单笔借条全交给了被告刘京丽，目前无法再提供单笔借条。刘京丽称，《借条》中的签名属实，但是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转账的2239500元已收到，现金429500元未收到。关于刘京丽向戴红怡的每笔转账性质。戴红怡提供了刘京丽于2016年10月10日签名的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内容分别为：本人刘京丽从2012年10月21日起，截止2016年5月14日，共计向戴红怡借款人民币2669000元，从2012年11月22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本人刘京丽向戴红怡支付借款利息共计1414000元，具体支付金额和日期详细列表如下（省略表格内容）；本人刘京丽从2013年3月25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另又先后向戴红怡归还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2049000元，具体支付金额及日期详见下表（省略表格内容）；除上述二项归还本息的款项外，本人刘京丽在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2月6日期间又再向戴红怡支付共计1695027元（注：包括帮李盈蕾还款共计308000元），该款项系本人与戴红怡平时香港购物等日常消费往来支出的还款（注：系戴红怡预先支付消费后本人的还款），与上述本人借款归还本息无关，具体支付金额及日期详见下表（省略表格内容）。刘京丽称，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的签名属实，但内容并非刘京丽的真实意思表示，刘京丽是在被围困的情况下被迫所签。刘京丽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签署《借条》和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时的具体情形。2016年10月10日《借条》和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之后，刘京丽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2017年1月6日向戴红怡转账7万元、3万元，共计10万元。戴红怡称，该两笔银行流水中均备注有“还戴红怡借方文富借支”，实际上是刘京丽向方文富借款，方文富不相信刘京丽，所以戴红怡做了保证人，通过戴红怡账户借款还款，这两笔钱戴红怡收到后马上还给方文富了。戴红怡提供了一张刘京丽于2016年2月10日签名的《借条》，内容为：借款人刘京丽于2016年2月2日向出借人戴红怡借款贰拾万元，月利率3%，于2016年5月2日归还本息，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上述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刘京丽承认这张借条的真实性，称实际上是戴红怡说这笔钱是戴红怡向方文富所借。陈柏霖曾用名“陈信全”。2005年9月28日，刘京丽与“陈信全”登记结婚。2016年10月8日，刘京丽与陈柏霖登记离婚。戴红怡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显示，戴红怡将本案纠纷委托给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代理。戴红怡提交的发票显示，戴红怡已支付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戴红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未对适用法律提出不同意见，本案借款还款行为均发生在中国内地，一审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刘京丽于2016年10月10日在《借条》和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中签字，并承认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提出反驳性证据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比较之下，戴红怡的证据充分，说法可信，一审法院认可这几份证据的效力。刘京丽提出《借条》中现金429500元未收到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2016年10月10日的《借条》和《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2012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14日，刘京丽共向戴红怡借款2669000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刘京丽共支付利息1414000元（均按照月利率3%支付利息），归还本金2049000元，尚欠借款本金62万元。2016年10月10日之后，虽然刘京丽向戴红怡转账共计10万元，但是该10万元无论是刘京丽转账时的备注，还是戴红怡另外提交的《借条》，亦或是双方的说法，均证明与本案借款无关。故一审法院认为，截至目前，就本案2669000元借款而言，刘京丽尚欠本金62万元，戴红怡请求刘京丽归还借款本金62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借条》中约定的月利率3%的有效，对于已经支付的3%的利息，不得请求返还，未支付利息部分，应按照月利率2%计算，戴红怡请求从2016年10月10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各种费用的总和不得超过年利率24%。戴红怡在请求24%的年利率之外，又请求5万元的律师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柏霖与刘京丽曾是夫妻，虽然于2016年10月8日登记离婚，但是本案借款行为均发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证据证明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戴红怡请求陈柏霖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沃金公司未在《借条》以及任何其他法律文件上盖印，没有证据证明沃金公司与本案借款的关系，戴红怡请求沃金公司还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1.刘京丽、陈柏霖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红怡偿还借款本金62万元；2.刘京丽、陈柏霖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红怡支付借款利息（以62万元为本金，2%为月利率，从2016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驳回戴红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刘京丽、陈柏霖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24元，保全费3932元，公告费（含已交纳及可能公告送达判决书所需预交部分）均由刘京丽、陈柏霖负担，戴红怡可在预交后在申请执行时凭交款单据主张此款项。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二审期间，刘京丽向本院申请追加案外人张馨文为第三人并申请调取张馨文的身份及居住信息；申请调取手机号码为138××××6238的使用人信息以及申请对其提交的戴红怡2016年5月13日亲笔书写的对账单进行鉴定。关于刘京丽向本院申请追加案外人张馨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一审程序已经终结,故刘京丽在二审申请追加当事人,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刘京丽申请调取张馨文的信息以及手机号码为138××××6238的使用人信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刘京丽申请调取的证据,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刘京丽申请对其提交的戴红怡2016年5月13日亲笔书写的对账单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该对账单系复印件，亦没有戴红怡的签名及落款，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借款还款行为均发生在中国内地，一审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院予以准照。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认定刘京丽应向戴红怡偿还借款本金62万元是否适当。本案中，2016年10月10日刘京丽向戴红怡出具的《借条》和三份《刘京丽与戴红怡款项往来说明》显示，2012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14日，刘京丽共向戴红怡借款2669000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刘京丽共支付利息1414000元，归还本金2049000元，尚欠借款本金62万元，以上证据刘京丽均承认其签名属实。一审判决认定刘京丽应向戴红怡偿还借款本金62万元并无不当，刘京丽提出《借条》中现金429500元未收到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京丽涉案的借条是刘京丽在戴红怡诱使、逼迫下签署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胁迫的事实的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于2016年10月10日被戴红怡胁迫，向本院提交一份2017年4月21日抬头为“小姐”的报警回执，不足以认定胁迫事实的存在，刘京丽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柏霖是否与刘京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事实，陈柏霖在一审主张，其与刘京丽在办理离婚手续之前，双方已经偿还了戴红怡的全部借款本息，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借款行为均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陈柏霖在一审中认可双方共同还款的事实，亦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刘京丽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京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624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刘京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全安审判员  林建益审判员  刘 月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常啸洋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