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49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建设路79号。法定代表人：赵陶钧，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桥，男，1981年2月24日生，白族，住址保山市隆阳区，系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正阳北路226号。法定代表人：李寿昌，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文明，云南吉昌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云南吉昌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国忠（曾用名：刘国栋），男，1984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保山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沙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北庙村。法定代表人：刘体杨，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一审第三人：中国共产党盈江县委员会党校，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246号。法定代表人：李云玲，系盈江党校常务副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甲，男，1986年4月5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系党校职工。上诉人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山鹏程公司）与被上诉人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山杏花公司）、刘国忠、云南沙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沙坝公司），一审第三人中国共产党盈江县委员会党校（以下简称：盈江党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3123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20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陶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双桥，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被上诉人刘国忠，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是：1.2014年11月13日，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将其整体异地新建项目与上诉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将整体工程的部分含涉案桩基础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施工，具体由云南沙坝公司盈江分公司项目经理刘国忠负责施工。上诉人分几次向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支付了工程款916余万元，且其中支付给云南沙坝公司的刘国忠150万元，专款用于支付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的涉案工程，已经超额支付了实际施工的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而一审法院遗漏认定了涉案工程已经分包给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的事实。2.被上诉人刘国忠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为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盈江分公司的经理，其对外所代表的是云南沙坝公司，被上诉人刘国忠使用上诉人的资料专用章与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签订的合同，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该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明知刘国忠系云南沙坝公司的员工，仍然签订合同，本身存在故意，所以，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刘国忠的个人行为，且在欠条中使用的印章也是资料专用章，并非是合同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更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保山鹏程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刘国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一审法院对本案总工程款及已付工程款的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涉案金额为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与刘国忠私自结算，上诉人对于结算的金额、欠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刘国忠代表的是云南沙坝公司，一审法院不能以此作为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4.一审法院对刘国忠的身份认定错误。庭审中刘国忠多次陈述其为云南沙坝公司盈江项目负责人，因此，其所代表的是云南沙坝公司，不是上诉人。并且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所收取的工程款部分是从云南沙坝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体蒋账户直接转入，因此，一审认定刘国忠代表上诉人进行结算的行为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经庭审查明事实，刘国忠系云南沙坝公司盈江分公司项目经理，刘国忠也当庭认可其身份为云南沙坝公司盈江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所做工程代表的是云南沙坝公司，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刘国忠代理上诉人签署合同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本案中，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应当对刘国忠系上诉人的委托人或项目负责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保山杏花公司未举证证明且未有证据显示刘国忠与上诉人的关系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另外，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工程的工程总量、总工程款及已付工程款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相悖。补充：一、一审判决应适用新的证据规则对一审证据进行认定。1.一审认定刘国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结合本案的案情及使用的公章，在公章上写明了仅供资料使用。2.刘国忠是云南沙坝公司的项目经理而不是保山鹏程公司的项目经理。3.保山杏花公司属于建筑行业的专业企业，对签订合同有认定的能力，明知工程是云南沙坝公司向保山鹏程公司分包而来，仍然与云南沙坝公司签订合同，也知晓刘国忠是云南沙坝公司的项目经理。4.上诉人对刘国忠的行为无权追认，刘国忠与保山杏花公司签订的合同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二、上诉人中标后所设立的内部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该项目章仅供资料专用，并非签订合同专用，因此，不能用一般项目公章的标准来认定该枚印章。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混乱，党校的项目大部分由上诉人完成，仅把桩基和钢结构工程分包给云南沙坝公司，况且保山鹏程公司已经将工程款拨付给了云南沙坝公司，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责任。2.刘国忠与保山杏花公司的结算，上诉人不知情也不认可，刘国忠出具给保山杏花公司的欠条真实性有异议，该欠条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刘国忠签订合同和欠条的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该项目章并非是刘国忠合法持有，是刘国忠盗取后进行加盖的。保山鹏程公司没有使用该印章对外签订过合同和欠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观点不能成立，对此上诉人无任何证据支持，二审阶段也无新证据提交。1.根据双方一审提交的《建设施工合同》证明盈江党校异地搬迁项目由保山鹏程公司中标，总承包为保山鹏程公司。该份证据双方均认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建设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了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被上诉人提交的《中共盈江县委党校整体异地新建项目基础施工协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虽然上诉人对该份证据不认可，但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不论是内部印章，还是法人公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3.被上诉人在基础打桩过程中，每一棵桩，每一个单价，都是由发包方、总承包方和保山杏花公司共同监管验收后进行结账的，假设上诉人不承认该份合同，那么，作为保山杏花公司有理由相信系表见代理行为。二、上诉人认为刘国忠的身份问题，导致一审法院判决错误的观点是自相矛盾。事实上，关于保山杏花公司所做的桩基基础工程，刘国忠是代表保山鹏程公司行使权利义务的，这一点在一审时，刘国忠认可，而且退一步讲，保山杏花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国忠是代表保山鹏程公司，以保山鹏程公司的名义行使桩基基础工程的各项权利，更何况，刘国忠的身份不直接排除合同相对性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付保山杏花公司的桩基基础工程款是经过三方认真核对以后才进行结账，剩余尾款打下欠条予以确认的。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本案系合同纠纷，这是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法律事实，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进行适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辩称，一、本案桩基础工程合同签订主体为上诉人与保山杏花公司，合同加盖了上诉人的项目章，《欠条》也加盖了上诉人的项目章，保山杏花公司的工程施工项目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上诉人均予以认可，并在验收表中加盖项目章。一审判决依据本案合同签订主体及合同相对性，认定本案的工程款的承担义务主体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所述涉案工程分包给云南沙坝公司，以及向沙坝公司支付工程款916余万元，存在超额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依法不成立，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支撑。其一，上诉人将涉案桩基工程分包给云南沙坝公司，为何不直接与云南沙坝公司签订分包合同，而与保山杏花公司签订桩基础工程合同。其二，上诉人所述向云南沙坝公司支付工程款916余万元无事实依据，也无证据证明，不存在欠付工程款。三、上诉人将争议焦点集中在刘国忠的个人身份问题上，忽视了桩基工程合同加盖了上诉人项目章的事实。刘国忠既然持有涉案工程项目印章，而且合同签订主体就是上诉人与保山杏花公司，当然不可能是以云南沙坝公司的名义进行签署合同。针对上诉人补充意见，上诉人提出项目公章刻有仅供资料专用，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条件的问题，合同中仅加盖了该枚公章，在验收资料中也加盖了该枚印章，上诉人在工程验收等资料中加盖的都是这枚印章，并且整个工程也只有这枚印章。被上诉人刘国忠辩称，上诉人提出拨付的150万元工程款，其如何证实该款项是支付桩基工程的款项。项目公章是上诉人的前法人赵安伦从保山刻印好后，带到盈江递交给刘国忠的，上诉人的前法人赵安伦在项目开工前到党校参与会议后，任命刘国忠为项目负责人的。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陈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护盈江党校的合法权益。保山杏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保山鹏程公司和被告刘国忠限期支付原告工程款1,115,450.00元，并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利息计算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3日，被告保山鹏程公司中标后与第三人盈江党校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保山鹏程公司承建中共盈江县委党校整体异地新建项目工程。2014年12月2日，由被告刘国忠（栋）以被告保山鹏程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保山杏花公司签订了《桩基础工程合同》（合同上加盖保山鹏程公司党校项目部公章）将工程项目中新建教学楼、学员楼桩基础工程发包给原告保山杏花公司施工。工程竣工后，2015年4月28日经过验收合格。原告保山杏花公司收到部分转付的工程款后由被告刘国栋（刘国忠）于2015年5月4日出具欠条一份（加盖保山鹏程公司党校项目部公章），载明“今欠到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中共盈江县委党校整体异地新建项目（新建教学楼、学员楼）基础打桩工程款壹佰贰拾壹万伍仟肆佰伍拾元整（1,215,450.00放弃吧）整。”2017年11月14日，被告刘国忠在欠条上进行备注即刘国忠和刘国栋为一人、欠款有效字样。时至开庭，原告保山杏花公司已确认收到工程款为700,000.00元，尚欠工程款1,115,450.00元未收到。2019年11月14日，原告保山杏花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保山鹏程公司、刘国忠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保山鹏程公司申请追加云南沙坝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云南沙坝公司申请追加盈江党校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第一、2014年11月被告保山鹏程公司中标承建第三人盈江党校的“中共盈江委党校整体异地新建项目”工程，签订合同并成立了项目部，刘国忠使用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与保山杏花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和进行结算，保山杏花公司按该施工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将工程交付验收使用，故保山杏花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国忠使用资料专用章可以代表保山鹏程公司就该工程有关事项签订合同及进行结算（出具欠条），而保山杏花公司具有从事工程的相应资质，保山鹏程公司在有关工程结束后并未提出异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及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规定，刘国栋代表鹏程公司与原告保山杏花公司签订的《桩基础工程合同》合法有效；第二，本案中，原告提交《桩基础工程合同》及欠条后，被告保山鹏程公司对施工过程的工程量以及对应的应付款项有异议，原告于庭审中确认已经收到700,000.00元的工程款，还欠1,115,450.00元；被告刘国忠认可。保山杏花公司按施工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将工程交付验收使用，工程价款和工程量有工程竣工结算文件确认。保山鹏程公司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而，被告保山鹏程公司认为其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云南沙坝公司、及付清工程款的主张没有证据，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对被告保山鹏程公司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由于被告刘国忠代表被告保山鹏程公司签订合同，合同责任应当由被告保山鹏程公司承担，被告刘国忠不承担责任；被告保山鹏程公司应当支付工程款1,115,450.00元给原告，鉴于双方结算时并未约定支付工程款时间，故以原告催告时间即欠条补充备注时间为利息起算时间（2017年11月14日），被告云南沙坝公司、第三人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不承担付款责任，故而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据此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原告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1,115,450.00元，并承担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78.00元，由原告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10.00元，由被告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668.00元。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对一审提交的庭审笔录补充，该份笔录能够证明刘国忠的身份问题。对保山杏花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第二份施工协议、欠条、施工记录表补充，以上证据不能证实保山杏花公司施工的内容，不能证实刘国忠代表上诉人与保山杏花公司进行结算。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2015年11月11日《收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保山鹏程公司已将涉案的工程款支付给云南沙坝公司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理由是：上诉人没有提供原件进行核对，该份证据是在一审之前就存在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收据中写明的工程款并不明确就是案涉的工程款。经质证，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理由是：该份证据没有提供原件进行核对，也不属于新证据，收据载明的内容不能证实案涉工程桩基础工程的工程款已向云南沙坝公司支付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刘国忠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收据》不认可，该证据属于复印件，收据注明的仅是盈江党校工程款，并没有写明是桩基款。经质证，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收据》没有异议，涉案工程款都是拨付给保山鹏程公司，至于保山鹏程公司如何支付给其他公司与盈江党校没有关系。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庭审笔录，从笔录中保山杏花公司的陈述可以看出，保山杏花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是不知晓刘国忠和保山鹏程公司的关系，保山鹏程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合同加盖了保山鹏程公司的项目章，保山杏花公司就有理由相信刘国忠是代表保山鹏程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但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对保山鹏程公司提交的庭审笔录补充，该案判决没有生效，庭审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刘国忠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在二审诉讼中，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提交的2015年11月11日《收据》系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且三被上诉人不认可，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由被告刘国忠（栋）以被告保山鹏程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保山杏花公司签订了《桩基础工程合同》”“于2015年5月4日出具欠条一份（加盖保山鹏程公司党校项目部公章），载明‘今欠到保山市杏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中共盈江县委党校整体异地新建项目（新建教学楼、学员楼）基础打桩工程款壹佰贰拾壹万伍仟肆佰伍拾元整（1,215,450.00）整。’”法律事实有异议，并对已付工程款700,000.00元有异议，对其余法律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保山杏花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云南沙坝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刘国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一审第三人盈江党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于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提出的上述事实异议，因没有充分的证据反驳，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保山鹏程公司、刘国忠应否向保山杏花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1，115，45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本案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关于保山鹏程公司、刘国忠应否向保山杏花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1，115，45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一）关于刘国忠签订合同及欠条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看，首先，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保山鹏程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以及涉案《桩基分部工程质量竣工报告》、《桩基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桩基工程验收记录》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其次，签订合同时，刘国忠是以保山鹏程公司的名义与保山杏花公司签订的涉案《桩基础工程合同》，并在合同中加盖了“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盈江县委党校项目部”的印章，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保山杏花公司也实际依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刘国忠也代表保山鹏程公司亦在《欠条》上签名并加盖了上述项目部印章进行确认，并且涉案已付工程款也是由刘国忠进行支付。再次，保山鹏程公司虽然提出涉案桩基础工程系其分包给云南沙坝公司的，涉案工程是由云南沙坝公司盈江分公司经理刘国忠负责施工，其对外代表云南沙坝公司，刘国忠使用上诉人的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并非合同专用章，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授权委托书，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刘国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但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保山鹏程公司作为法人，应对其设立的涉案工程项目部及项目部印章负有管理义务，而且保山鹏程公司也当庭认可该项目部印章公司知晓是用于盈江党校项目结算资料的印章，在涉案盈江党校工程项目中唯一只使用了该项目部印章，没有其他印章，并且保山鹏程公司在涉案《桩基分部工程质量竣工报告》、《桩基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桩基工程验收记录》中均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对保山杏花公司所做涉案工程成果予以验收。最后，保山杏花公司在签约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恶意串通或过失行为，加之，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在诉讼中也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云南沙坝公司与保山鹏程公司系分包关系及刘国忠在签订合同、出具欠条时是以云南沙坝公司的名义对外行使代理权的事实。综上，刘国忠签订合同及欠条的行为足以使保山杏花公司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刘国忠签订合同及欠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桩基础工程合同》及《欠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涉案《桩基础工程合同》及《欠条》对上诉人保山鹏程工程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保山鹏程公司、刘国忠应否向保山杏花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1，115，45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本案中，保山杏花公司、刘国忠在一审时对涉案工程已付款及尚欠工程款金额均不持有异议。保山杏花公司也已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义务，涉案工程也经各方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刘国忠代表保山鹏程公司签订合同及欠条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保山鹏程公司承担。对于保山鹏程公司与刘国忠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可另诉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告保山鹏程公司应向保山杏花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1,115,450.00元及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保山鹏程公司提出涉案工程金额是保山杏花公司与刘国忠私自结算，公司对结算金额、欠款的真实性不认可，且刘国忠是代表云南沙坝公司的主张，因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保山鹏程公司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078元，由云南保山鹏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高玉荣审判员  蔡瑶丽审判员  王 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