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男，1958年6月6日出生，汉族，晋城市人，农民，现住晋城市，身份证号码：。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某，女，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泽州人，现住江苏省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昌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男，1934年9月9日出生，汉族，泽州人，现住晋城市。原审第三人：李某，女，196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再审申请人王某与再审申请人杜某、被申请人刘某、原审第三人李某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王某与杜某均不服本院（2018)晋05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晋民申171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某、再审申请人杜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原审第三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请人刘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王某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互相矛盾，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应当再审。申请理由如下：(一）再审申请人的初始投资款应为850238.97元，原审认定再审申请人初始投资款为756708.97元是错误的。原审诉讼中，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初始投资款为850238.97元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了4组证据：1、2005年12月3日销售收款单一份，证明再审申请人将锁售出后，将销售款12000元给了杜小余，杜小余并未将款项用于公司投资建设，致使再审申请人损失12000元投资款。2、2005年12月30日记账凭证一份，证明会计胡培林在统计资产时，未将21530元低值易耗品的费用计入，而该资产是再审申请人出资购买的，应认定为再审申请人的初始投资款。3、2006年1月4日收条两支，证明再审申请人曾在建厂初期和办理工商登记的时候给杜小余60000元用于公司的成立，该60000元应认定为再审申请人的初始投资款。4、会计胡培林整理的再审申请人王某建厂投资表一份，详细记录了再审申请人从2005年6月开始为建厂而出具的各项资金，截止到2007年5月，再审申请人共累计出资756708.97元。综上，再审申请人累计出资共计850238.97元。(二）被申请人应当向再审申请人返还初始投资款850238.97元。原审认定二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返还初始投资款344280.97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1、本案案由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既然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被申请人侵害了再审申请人作为企业出资人的权益，而且已经认定被申请人应当对再审申请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又没有查明再审申请人具有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形，也没有对再审申请人有过错的任何事实认定。因此，二被申请人应当将再审申请人的850238.97元初始投资款全额返还给再审申请人。2、原审已经认定：杜小余、刘某明知再审申请人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而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该行为侵犯了王某的出资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就意味着，侵权人应当按照侵犯再审申请人的出资额进行返还，而不能依据杜某向第三人转让所得的款项进行返还。3、原审已经认定再审申请人始终未能以股东的身份加入民昌公司，也就是说杜小余与刘某在民昌公司的出资与本案无关。原审依据王某、杜小余、刘某三人的出资之和为基数确定再审申请人的出资比例，再依据杜某转让企业所得的600000元为总额按照再审申请人出资比例进行返还，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杜某返还再审申请人初始投资款850238.97元，被申请人刘某对该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再审申请人杜某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认定的2005年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锁厂由原告王某投资筹建，后杜小余及被告刘某才加入进来，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杜小余和刘某注册登记的民昌公司，是杜小余和刘某分别出资成立的，与王某没有关系。因此原审认定原告王某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王某所提供的所谓胡培林整理的王某持有的账册、凭证及明细表、王某建厂投资表等均没有法律效力，没有经过杜小余、刘某的确认，不能支持王某的主张。杜小余和刘某注册登记民昌公司的行为没有侵犯王某的任何合法权益。理由如下：1、王某提供的出资依据就是六本账册及胡培林进行所谓账目整理后所作的汇总明细。2、这些账册中所记载的内容，其中无刘某的确认，也无杜小余的确认，不能证明就是王某的出资。而且该账目中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无法证明。3、胡培林所做账目整理汇总明细中有一张，写明“王某建厂投资明细”是否能作为认定是“王某”所谓的“建厂投资”，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此胡培林作为一个局外人，并不是民昌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民昌公司的员工或其他有关联人员，并不知道民昌公司的内部情况，该没有任何资格证明其个人做出账目明细中的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什么性质的支出，更无权做出该资金的来源及性质，仅凭一张胡培林写的一纸“王某建厂投资明细”即认定是王某的投资为756708.97元，不足为据。4、胡培林整理账目的行为不能证明整理的就是“王某的建厂投资”，王某现在持有几本账册及汇总材料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就是王某的投资。假设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任何单位的财务人员掌握着本单位的会计账本，就都可以把账本据为已有，并随意的认为其对本单位进行了投资，那显然是不现实的。5、出资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不是拿了些白条子、没有任何依据的收款收据进行了汇总就可以认定的。根据公司法及财务会计准则要求，要认定为出资必须要以合法的形式出资，并要经过公司或公司股东认可，要么有现金收据，要么有验资报告，要么有银行转账凭证，要么有实物评估，要么有无形资产的权利证书等等，据实认定。而本案经几次审理，均对此关键环节视而不见，不尊重事实，反而轻信了王某的一方的口供做出了错误事实的认定。6、2005年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7、一、二审法院简单的以账册记录的金额认定就是王某的投资数额，显然十分草率和不负责任。即使按照王某与刘某、杜小余签订的《关于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复产有关问题协议书》的记载，需要对甲乙丙三方现在在民昌公司的资金（包含已成实物）核实准确后，才能作为甲乙丙各自股金。如果按照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的王某的投资额可以以不相干的第三人胡培林来决定的话，那么一、二审法院判决就又侵犯了民昌公司真正股东杜小余、刘某乃至杜某的合法权益。这肯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三）杜某转让其父与黄遵钢经济合作期间的出资600000元给李某的行为，与王某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侵犯王某的权益，理由如下：1、通过法院几次的审理均是混淆了另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工商注册登记仅是程序要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而杜某未实际取得转让价款，那么杜某所转让的其继承父亲的100000元出资有何错误，不可能侵犯了王某的权利。2、通过法院几次审理，均认为2007年6月12日杜某、刘某、黄遵钢、李某四人共同签订的《转让协议》为实际转让内容，但是根据该《转让协议》内容的记载，杜某通过该协议转让的是其父亲杜小余与黄遵钢进行经济合作时另行投资的600000元，与其父杜小余设立民昌公司时出资的100000元没有关系，与民昌公司其他财产也没有任何联系，更不可能与王某有任何联系，那么一、二审法院得出杜某侵犯了王某出资人权利的结论显然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6号民事判决、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原审第三人李某述称，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投资款850238.97元，赔偿原告相应的侵权款项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原告王某在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筹建锁厂，从事锁具部件加工零售，在筹建期间，王某向杜小余借款14.6万元，向刘某借款10万元。后被告杜某之父杜小余及被告刘某加入进来。2005年10月，该锁厂在办理工商登记时，登记为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昌公司），股东为杜小余、刘某，注册资本为30万元，其中刘某出资20万元，杜小余出资10万元，被告刘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小余任公司监事。被告刘某在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时的20万元出资，后由杜小余退还给本人。2005年底，由于公司内部经营产生分歧而停产，经过多次协商，2006年8月26日，王某、杜小余及刘某三人签订了《关于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复产有关问题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复产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民昌公司原股东甲方刘某、乙方杜小余与民昌初始投资人王某协商一致，丙方王某作为新股东加入民昌公司。甲乙丙三方现在民昌公司的资金（包括已成实物）核实准确后，作为甲乙丙各自股金。丙方借甲方10万元人民币，借乙方14.6万元人民币转为甲乙各自名下股金，原始借据甲乙双方退给丙方。甲乙丙各自股金数额由公司建立资金账户，设立股东名册，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该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2007年3月20日，杜小余因煤气中毒身亡，被告杜某作为其女儿继承了其在民昌公司的遗产。同年6月6日，被告杜某从被告刘某手中取走民昌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同年12月，被告杜某作为甲方、第三人李某作为乙方、被告刘某作为中间人、案外人黄遵钢作为第三方签订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杜某之父杜小余于2005年11月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独资设立了民昌公司。为了发展，公司于2007年1月与黄遵钢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合同约定，杜小余投资60万元，黄遵钢投资100万元，双方共同经营、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因杜小余意外身亡，杜某因多种原因无法参与经营，自愿将其父原投资的60万元股份转让给李某，二人最初约定的转让价为60万元，分期分批支付。2007年6月13日，民昌公司更名为泽州县鑫圣鑫铸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刘某变更为李某，股东由被告刘某、杜某变更为第三人李某。另查明，被告杜某曾为原告王某整理装订了2005年6、7、8月份三本账册、为其整理了2005年9-11月一本账册。2006年5月10日至14日，晋城市昱鑫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评估师胡培林受本所指派，随原告王某到民昌公司所在地整理账目，当时杜小余也在场，对被告杜某整理的四本账册中不符合规定的票据，原告王某取出后，胡培林又逐本进行汇总，并帮原告王某装订整理了2005年12月的一本账册，又根据杜小余手中的开支凭证制作了杜小余手支出明细，同时还制作了科目明细表、会计科目明细表、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这些资料表明，杜小余在2005年6月至2006年4月共支出362055.5元。2007年，原告王某再次找胡培林帮忙，胡培林为其整理了2007年5月的账册，并根据本账册及之前所经手的五本账册，制作了王某建厂投资表，该表显示，截止2005年12月，原告王某总支出625559.97元，2007年5月结账支出131149元，总计支出756708.97元。一审法院认为：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锁厂先由原告王某投资筹建，后杜小余及被告刘某才加入进来，并将该锁厂注册登记为民昌公司，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王某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但其在公司原始登记时未取得股东身份，之后与杜小余、刘某签订的《复产协议书》也未能实际履行，原告王某始终未能以股东的身份加入民昌公司，其出资与民昌公司的风险及收益无关。杜小余、被告刘某明知原告王某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而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王某的出资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杜小余意外身亡后，被告杜某继承其在民昌公司的遗产，杜某向第三人转让的60万元股份是其父亲原投资的股份，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债务。被告刘某辩称其只是名义股东，没有参与经营，不存在侵权行为。审理过程中，虽然被告杜某也认可民昌公司是其父杜小余于2005年11月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独资设立的，但原告王某对该事实并不知情；民昌公司初始工商登记公示被告刘某为公司法人和股东；在王某、杜小余及刘某三方签订的《复产协议书》中，被告刘某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协商并签字，其与杜小余之间的股权转让的内部行为不能对抗王某，故被告刘某认为不存在侵权行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对杜小余向原告王某返还的初始投资额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胡培林制作的王某建厂投资表和杜小余手支出明细是对公司投资的原始单据整理后作出的，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参照账目整理结果，王某的出资额756708.97元，杜小余的出资额为362055.5元；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档案显示刘某出资为20万元。杜某将其父的股份以60万元转让给李某，杜某、刘某应按照出资比例返还王某的初始投资款为344280.87元。第三人李某在受让被告杜某依法继承的民昌公司的股权时，对该公司的初始出资情况并不知情，且无证据证明双方系恶意低价转让，其受让民昌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第三人李某在本案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名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杜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某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被告刘某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第三人李某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4750元，原告已预交1000元，申请缓交375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2827元，由被告杜某负担1923元。判后，王某、杜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6号民事判决，判令二被上诉人返回上诉人投资款850238.97元，赔偿上诉人相应的侵权款项及利息。其理由为：2005年上诉人用自己的积蓄及借款60多万元（其中借款樊解放29万元，借赵平4万元，借王揪龙2万元，借郭红兵1万元，借王小武3.5万元，借杜小余14.6万，借刘某10万元）在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筹建了一锁厂，先后投资99万多元。在锁厂即将完成建设，准备投产前，出于对亲属关系的信任，上诉人交给杜某的父亲杜小余（系上诉人表姐夫，已去世）5万元，委托他到工商局办理锁厂的工商登记手续，但杜小余在办理手续过程中，背着上诉人由刘某将锁厂登记成“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而且股东只有刘某和杜小余两人。上诉人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将民昌公司的生产与加工停了，后经过多次协商，三方于2006年8月26日达成《关于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复产有关问题的协议书》，确认上诉人为公司初始投资人，同时约定，上诉人原先向二人的借款转为股金，被上诉人将借据退给上诉人。2007年3月20日，杜小余因煤气中毒去世，2007年6月11日经公证，杜某继承了其父亲杜小余在民昌公司的遗产。2007年6月12日，刘某、杜某将民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第三人李某，转让价600000元。上诉人杜某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5民初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为：2005年11月4日，杜小余与刘某分别出资100000元、200000元，共计300000元，设立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后杜小余将刘某出资的200000元退给刘某。2007年1月，杜小余与黄遵钢进行经济合作，杜小余投资600000元，黄遵钢投资1000000元。2007年3月20日，杜小余意外死亡，杜某作为继承人取得父亲杜小余在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100000元的股金。后经刘某、黄遵钢同意达成协议，杜某将继承杜小余的投资，以600000元转让给李某，该行为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与王某无关。原判以王某出示的第三人胡培林整理认定的单据来确定本案，不客观，原判判决杜某按照出资比例返还王某的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王某主张的杜某与刘某应返回其投资款850238.97元的诉请的问题。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锁厂先由王某投资筹建，后杜小余及被告刘某才加入其中，并将该锁厂注册登记为民昌公司，因此可以确信原告王某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杜小余、刘某明知王某系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而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该行为侵犯了王某的出资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参照账目整理结果，王某的出资额756708.97元，杜小余的出资额为362055.5元；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档案显示刘某出资为200000元。杜某以600000元转让给李某的股份，内含有王某的初始投资款，原判判决杜某、刘某酌情按出资比例返还王某的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符合常理及对本案的认知度，根据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原则，应依法予以确认。对于王某主张的其余款项，超出了常人对本案的认知度，不予支持。杜某主张涉案转让款600000元全是继承其父亲的股份，不应支付给王某344280.87元的主张，有悖于公平原则，依法不予采信；因王某一审诉状中，已将刘某列为被告的诉讼主体地位，有明确的诉求，且刘某亦是民昌公司的投资人和获益人，故，对刘某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50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1000元；由上诉人杜某负担4750元。本院再审中，王某未提交新证据。杜某提供：1、承包协议草稿一份。2、东属村委证明一份。欲证明东属锁厂就是民昌公司。3、关于王某销售锁体会议记录。4、缴款回单及证明。欲证明王某仅为东属锁厂的销售人员。王某质证称，对证据1不认可，没有这回事。证据2不认可。证据3是我签的字，但不能证明我是销售人员。证据4账目里有的我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2均为复印件，上诉人王某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待证事实“王某是否为民昌公司的出资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4亦为复印件，上诉人王某虽对其签字及单据予以认可，但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杜某主张王某为东属锁厂销售人员的事实，亦不足以否定上诉人王某为民昌公司的初始投资人的事实。再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05年原告王某在泽州县金村镇东属村筹建锁厂，从事锁具部件加工零售，在筹建期间，王某向杜小余借款14.6万元，向刘某借款10万元。后被告杜某之父杜小余及被告刘某加入进来。2006年8月26日，王某、杜小余及刘某三人签订的《关于晋城市民昌铸件有限公司复产有关问题的协议书》也认可王某为民昌初始投资人，据此可以认定再审申请人王某对民昌公司确有投资的事实。由于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某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诉讼能力及举证能力有限，再加上参与本案民事行为的当事人杜小余意外身亡等因素，造成再审申请人王某出资具体数额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判决参照账目整理结果，认定王某的出资额756708.97元，杜小余的出资额为362055.5元，民昌公司注册登记档案显示刘某出资200000元，判决杜某、刘某按照转让价款酌情返还王某的初始投资款344280.87元，符合常理及对本案的认知度，亦符合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原则，应予以维持。王某主张投资款为850238.97元并要求全部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王某、杜某的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44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新娥审判员 杨丽珍审判员 祁 俊 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