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3493号原告：杨某，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京红，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杨某之子），男，197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被告：高某1，女，195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被告：高某2，女，196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被告：高某3，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告（兼高某3的法定代理人）：高某4，男，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6（高某4之子），男，198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娟，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某5，女，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洋，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与被告高某1、高某2、高某3、高某4、高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京红，被告（兼高某3的法定代理人）高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娟，被告高某1、被告高某2，被告高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坐落于北京市某1号房屋50%的权益归原告所有，剩余份额由所有继承人继承；2．判令坐落于北京市某2号房屋50%权益归原告所有，剩余份额由所有继承人继承；3．判令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离休工资总额40733．6元，由原告享有一半，另外一半按照法定继承分割；4．判令发放给高某7近亲属的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由原告享有一半；5．判令原告垫付的高某72018年3月至9月住院医疗费报销款41979．42元的一半归原告所有，另外一半按照法定继承分割；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高某7生于1928年10月19日，2019年1月3日因病离世，生前系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离休干部。原告与高某7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1年10月1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再婚；被告均系高某7与其前妻所生子女。原告与高某7婚后一直在天津市宝坻区共同生活，两人最后租住地点位于天津市宝坻区某村。2018年9月15日，高某7从天津市宝坻区中医院出院时，被其子高某4接至其位于天津市宝坻区某号的家中，原告多次前往照顾高某7均被拒之门外。2018年10月24日原告再次要求到高某4家照顾高某7被拒后无奈拨打110求助，110指派牛道口镇派出所出警，但民警到场也无法解决高某4一家不让原告进门的事情；之后直到2019年1月3日高某7去世，原告再未见过高某7，高某7离世四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以致原告未能参加高某7的告别仪式，成为无法弥补的人生憾事。2012至2013年间，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经有关部门批准，对包括高某7承租平房在内的家属区房产进行危房改造，并采用集资建房方式重新安置住房。高某7按照其处级待遇应分得不少于80平米的优惠购房面积。2013年8月23日，高某7委托同在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工作的女儿高某5代为签署了《危改安置用房协议书》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危改安置用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以优惠价格购入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某1号房屋，房屋面积为79．23平方米。为本次购房原告与高某7共先后四次交纳房款108717元和公共维修基金795．52元。由于本处安置房屋面积不足80平米，之后高某7多次向单位申请补足安置面积。2018年1月18日原告再次陪同高某7来到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要求按照处级待遇补足未达标部分的房屋面积，单位当日同意将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某2号房屋交由高学将购买，该房屋面积为62平方米，因高某7长住天津市宝坻区，长途奔波不便，故此套房屋的《危改安置用房协议书》及付款事宜均委托高某5代为办理，购房协议原件等均在高某5处保存。以上两处房屋目前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两居室房屋现为空置状态，钥匙在原告处；一居室房屋由高某5占有，钥匙在高某5处。2018年5月28日高某7被确诊为胰头癌前后，原告为其提供陪护照顾并支付住院医疗费41979．42元。高某7去世后，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将上述医疗费票据原件提交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报销，但一直未能领到报销款。此外，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高某7生前系北京市第二福利院离休干部，因病去世以后，其近亲属享有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一次性抚恤金待遇。原告系高某7再婚妻子，曾与高某7长期共同生活和提供陪护照顾，且原告自身无工作、无社保、无固定生活来源，是主要的抚恤对象，请求法院依法分割高某7的一次性抚恤金。原告认为，原告与高某7婚姻存续期间，高学将通过集资建房方式取得了两处诉争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原告依法享有两套房屋各一半的权益份额。高某7被接到高某4家之后取得的4个月离休工资和原告垫付医药费的报销款均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应归原告所有。涉案房屋、工资收入、报销款中属于高某7遗产的部分，应依法分割；一次性抚恤金应根据抚恤金的性质及原告的具体情况，由原告至少分得一半。综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民事诉讼，望判如所请。高某1辩称，1．高某7在福利院的住房是国家基于他在工作期间和他个人的贡献给的待遇，产权是国家的。房屋是1984年，高某7及其原配妻子、子女居住的地方，是个人福利待遇，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范围，也不是婚后财产，不具备分割条件；2．遗嘱问题，我尊重高某7的遗嘱，如果法院对高某7财产进行分割，我不放弃继承权，要求依法继承。高某2辩称，与上述高某1的答辩意见一致。高某4、高某3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诉争两套房屋是通过被继承人与前妻危改房置换的，属于其个人财产，遗嘱表示两套房，一套归高某4继承，一套归高某5继承。原告对遗产无继承权，请求法院依据遗嘱内容，判令两套房屋的继承权。原告和被继承人结婚是为了获得高额财产，结婚后被继承人的工资卡在原告处保存，请求法院判令被继承人名下67．2万元依法继承。原告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如果是原告交的住院费，也是被继承人的工资交纳的。高某5辩称，诉争房屋是公房面积置换，置换时考虑到工龄和职务，最终计算超出面积、应补缴房款，补交房款是我支付的，涉案两套房屋应属于被继承人个人财产，原告没有份额，应按照遗嘱进行分割财产。我替被继承人垫付购房款共计463146．52元，我要求在高某7遗产中先扣除该款项后再继承分割。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高某7与白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了二子三女，分别是长子高某3、次子高某4、长女高某1、次女高某2、三女高某5。白某于2008年1月14日死亡。2011年10月18日，高某7与杨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高某7于2019年1月3日死亡。高某7系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离休干部。1999年3月1日，高某7与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二福院）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高某7租赁位于昌平区某号房屋2间，总使用面积37．3平方米。2011年左右，二福院为解决职工危旧房问题，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制定了《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根据该实施方案，对于危改承租户，承租建筑面积享受房改价，执行现行房改价格标准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承租公房的，按房屋承租协议上标注的建筑面积为准。承租公房为二间平房的，置换新楼房二室一厅，承租方的建筑面积按房改价等面积置换新楼房建筑面积，多出部分按标准价计算；六月底，收集首批置换资金。2013年8月15日，高某7给高某5出具《委托书》，高某7委托高某5代为办理二福院内某1号房入住手续事宜。2013年8月23日，高某5代高某7（房号某1）与二福院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约定高某7参加危改集资建房可享受二居室，此套住房建筑面积79．23平方米；危改安置用房的房屋产权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超标部分面积在产权证附件注记，产权证由上级统一办理，办理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由高某7承担。此外，双方还对其他合同条款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23日，高某5还代高某7就上述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某1号房屋）签订了《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和《危改安置用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012年8月8日，高某7向二福院交付某1号房屋购房款65760元；2013年6月6日高某7向二福院交付某1号房款21920．4元；2013年7月1日，高某7交付某1号房款19857元和公共维修基金795．52元；2013年8月23日，高某7交付某1号房款1179．6元。2018年4月20日，高某7与二福院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根据二福院危改安置用房的审批，高某7参加二福院危改安置用房的集资建房，高某7购买二福院内东北角的某2号房屋（以下简称某2号房屋），建筑面积约为63．1平方米（测绘所测量），综合成本价约5300元/平方米（价格经决算审计），总房款为334430元，公共维修基金：以房屋实测面积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交纳；危改安置用房的房屋产权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产权证由上级统一办理。高某5名下北京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4月16日该北京银行账户在银行柜台取款347050元。当日，二福院北京银行账户内进账347050元，款项来源载明的是“房款”。高某5陈述某2号房购房款是由自己支付；杨某不认可，并陈述高某7的部分款项交由高某5保管，且系委托高某5办理购房事宜，相应法律后果归属于高某7。目前二福院危改安置小区某2号房屋由高某5使用。2018年10月8日，高某7订立代书《遗嘱》，载明：“我年事已高，但精神、神志清醒，我自愿请高某8为代书人，帮我订立遗嘱，对我的财产作出如下安排：我名下有如下财产：均座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号（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院内）。1、某2号；2、1-4-某1号，以上两处财产：1、某2号由高某5继承；2、某1号由高某4继承。由于高某3身有残疾，没有个人独立能力，需要其弟高某4及家人照理。高某3世后的一切事情由高某4及家人办理。在我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所有款项用于还清我给儿子买车的借款共计九万元，剩余部分由我的亲生儿女们继承，专项的丧葬费由高某4继承。因为我的再婚妻子在病后，生命临终前不来照顾、陪伴我，而且我之前的所有银行存款，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被她索取，所以我的房产及我去世后，我得款项都与杨某无关系，不给她。全部由我的儿女们继承。以上遗嘱内容是我口述，由高某8为我代书，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愿表示。以前立的遗嘱和所有许愿及录音，全部作废。”“遗嘱人”处有高某7本人的签名，并书写了2018．10．8；“代书人”处有高某8的签名和日期；“证明人”处有高某9、高某10、高某11的签名，均注明日期“2018．10．8”。诉讼中，见证人兼代书人的高某8及另外的见证人高某11、高某10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上述证人均证明遗嘱内容是高某7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上的各方签名也是本人书写。高某7去世后，二福院按规定给付家属一次性死亡抚恤金211422元、丧葬费5000元、离休干部疗养费600元、2019年度离休干部增发1个月工资4353．4元、离休补贴补发2970元。2019年1月29日，杨某将高某72018年3月至同年9月期间的住院票据（金额共41979．42元），交至二福院申请费用报销。2019年2月20日，上述发生费用总额由医保统筹支付（符合报销标准费用）为34335．87元。2019年11月28日，二福院组织高某7的所有继承人就其善后事宜进行告知，告知书上明确载明上述所有费用打入高某7本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此外，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应发离休工资合计40733．6元。杨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卡）号xxxxxxxxx自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9月21日无存取款记录，截止2019年1月3日仅有余额15．56元。另查，2018年10月16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高某7诉杨某离婚纠纷一案。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查明高某7自2018年8月17日至9月15日在医院住院治疗29天，出院后到二儿子高某4家居住。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津0115民初8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高某7离婚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中，杨某申请财产保全，要求依法冻结高某7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中的资金258682元。在杨某提供了保险公司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后，本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高某7银行账户内资金258682元。2019年12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天津赵各庄支行协助冻结高某7农行账户内资金258682元。杨某预交保全费1814元。上述案件事实，有结婚证、派出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告知书、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证明、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二福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购房协议书、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2013年8月15日高某7委托书、公安机关证明信、遗嘱、证人证言、村委会证明、2018年民事诉状、（2018）津0115民初8365号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银行进账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记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具体到本案，高某7曾承租二福院公有平房2间，根据二福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高某7于2013年8月23日与二福院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购买了诉争的某1号房屋，该房屋系与杨某婚后购买，故该某1号房屋属于杨某与高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酌情认定二人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诉争某2号房屋，系2018年4月20日高某7与二福院签订《购房协议书》后，按照综合成本价所购买。仅凭高某5的银行柜台取款记录及二福院账户收款凭证，且不能提供其他充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该房屋系由高某5出资购买，房屋产权亦归其所有，结合高某7在离婚诉讼中的自述及2018年10月8日高某7订立的代书遗嘱内容，本院认定某2号房屋是高某7出资购买。某2号系高某7与杨某婚后购买，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酌定二人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某1号、某2号两套房屋各二分之一的份额属于高某7的遗产。关于高某1、高某2等辩称某1号房屋属于高某7的个人财产，其理由与二福院危改安置用房项目实施方案不符，且高某7系承租公房，仅是享受购房价格优惠，该辩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高某5辩称某2号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及要求在分割高某7遗产时先扣除其垫付的463146．52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高某7生前于2018年10月8日订立代书《遗嘱》，见证人兼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书写年、月、日；高某7亦在遗嘱上签名、书写日期，该代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订立遗嘱时高某7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且立遗嘱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杨某对某2号和某1号各享有二分之一的财产份额，从涉案遗嘱内容上看，该遗嘱将诉争某2号和某1号两套房屋均作为其个人财产予以处分，因此该遗嘱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其中涉及到对杨某在某2号和某1号两套房屋中的份额处分部分无效。根据遗嘱，某2号、某1号房屋中属于高某7的二分之一份额，分别由高某5、高某4继承，该遗嘱部分有效，故本院认定某2号、某1号房屋中的属于高某7的二分之一份额分别由高某5、高某4继承。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因诉争某2号和某1号房屋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且办理产权证的时间尚不确定，故本院认定诉争两套房屋购房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由相关当事人享有和继承。关于诉争高某7在2018年3月至9月的住院费用报销款34335．87元，该款项虽在高某7去世后才报销完毕，但该费用实际在高某7生前已经支付，该部分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杨某享有一半份额，剩余属于高某7的一半份额按照高某7生前订立遗嘱，由高某7的子女继承，即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平均继承。关于高某7去世后，其工作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和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根据丧葬费和抚恤金的性质，依法不属于高某7的个人遗产，因此即使高某7在2018年10月8日遗嘱中对此有所处分，但该处分部分亦无效。杨某主张高某7的抚恤金由其享有一半，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酌定抚恤金211422元由杨某、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各享有六分之一份额。关于丧葬费5000元，鉴于杨某并未主张，且高某7的丧葬事宜杨某并未参与，故本院酌定丧葬费5000元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关于高某7去世后，单位补发的2019年1月补贴2970元、增发工资4353．4元、疗养费600元共计7923．4元，该部分款项虽系高某7去世后获得，但属于高某7生前1月份收入，故本院酌定由杨某享有3961元；剩余3962．4元部分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平均继承。关于杨某要求分割高某7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40733．6元，该部分款项系高某7在世时每月应发工资总和，现杨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高某7生前没有花费、处分或者该部分款项尚有剩余，故原告要求分割该部分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高某7与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危改安置用房购房协议书》中关于购买危改安置小区某1号房屋的权利义务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4继承二分之一份额；二、被继承人高某7与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购房协议书》中关于购买危改安置小区某2号房屋的权利义务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5继承二分之一份额；三、被继承人高某7去世后，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211422元，由杨某、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分别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高某7去世后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分别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四、被继承人高某7在2018年3月至9月期间的住院费报销款34335．87元，由杨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分别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五、被继承人高某7去世后，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补发的2019年1月补贴、增发工资、疗养费合计7923．4元，由杨某享有3961元；剩余3962．4元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六、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高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42元，由杨某负担5872元（已交纳）；由高某4、高某5分别负担1957元，由高某1、高某2分别负担97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1814元，由杨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炜鑫人民陪审员  徐玉文人民陪审员  陈 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