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8民初3302号原告：蔡某1，男，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蔡某1之妻），1958年9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利，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某2，男，195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身份证号码×××。被告：蔡某3，男，195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芬（系蔡某3之妻），195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被告：蔡某4，女，195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身份证号码×××。被告：蔡某5，男，196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身份证号码×××。原告蔡某1与被告蔡某2、蔡某3、蔡某4、蔡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冯大利，被告蔡某2、被告蔡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芬、被告蔡某4、被告蔡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葡萄园村葡萄园街98号院（以下简称98号院）内房屋及院落归蔡某1继承；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蔡景平与王立芝生前育有子女五人，长子蔡某2、次子蔡某3、三子蔡某1、四子蔡某5、女儿蔡某4。子女五人于2008年、2012年就涉案房屋达成处分协议，现因翻建问题产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蔡某2辩称，不同意蔡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蔡某1所依据的证明及2012年形成的协议均为无效。首先，证明与事实不符，我当时已成家并育有三个孩子，我们一家与父母同住于原有的新宅内，我家住新宅西屋，父母住新宅东屋。父母另有一处老宅，但均未住于此。后因人口众多、生活不便，我于1979年提出建房（98号院）申请，当时参与建房的有我、父母、蔡某3及蔡某5，没有蔡某1和蔡某4，建房时全家并未对98号院的归属进行过处分，应属家庭共有，按照农村习俗，蔡某4对新宅没有份额。考虑到弟弟妹妹陆续成年成家，故98号院建成后由我弟弟妹妹居住，该份证明并未写明上述情况。其次，我未授权我儿子代为签订2012年的协议，对蔡某5收钱的情况也不知情，同时，该份协议作价太低，显失公平。蔡某3辩称，同意蔡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在蔡某2申请的98号院建好后父母搬入，我一直住于父母原有的新宅直至1997年拆迁。当时我因所住宅院拆迁收到村集体补偿的1.5万元，同时，村集体另批准一处八间房屋的宅基地，故我用补偿款新建了一处宅院，即现在的葡萄园村10号院。蔡某4辩称，同意蔡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父母有相邻的两处宅院，两处院内均有三间房屋，东边三间较新，西边三间较旧。蔡某2结婚时住于东边三间较新房屋中靠西的一间，因蔡某31979年结婚，蔡某2搬出此房让与蔡某3作婚房居住，蔡某2遂搬进老宅居住。蔡某5辩称，不同意蔡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979年申请建房时，参与建房的有父母、蔡某2、蔡某3和我，蔡某1和蔡某4没参与建房，蔡某1当时在太师屯供销社打零工。1980年年底我入伍当兵，退伍转业后曾与父母就是否为我准备房子事宜进行联络，我仅表示不需再建新房，有老房子即可，并未放弃对老房子主张权利。2012年形成的协议是在蔡某2、蔡某3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后，蔡某2知晓协议一事并因此生病送医抢救，迫于蔡某2之子以其父健康相要挟，我违背真意签订了协议，并于当年收到蔡某1给的9万元，故其签订行为的无效必然导致《协议书》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蔡景平与王立芝夫妇生前育有四子一女，长子蔡某2、次子蔡某3、三子蔡某1、四子蔡某5、女儿蔡某4。蔡景平夫妇于1979年前已建有东、西相邻的宅院两处，两处院内均有北正房三间，其中东院房屋较新为新宅、西院房屋较旧为老宅，出于居住安全及蔡某2已成家的个人需求，蔡某2一家当时居于东院西屋，蔡某3、蔡某1、蔡某5、蔡某4均未成年与父母同住于东院东屋。1979年，蔡某3结婚，蔡某2将其居住的东院西屋腾出给蔡某3用作婚房居住使用，蔡某2搬回西院居住。同年5月25日，蔡某2以全家五口人居住不便为由向集体提出《建房占地申请》：申请建房四间，料已基本备齐，准备今秋施工。经审批，集体最终于同年9月10日同意占地建房（98号院）。1980年底，蔡某5应征入伍参军，此时98号院尚未完全建成。建成后，蔡景平夫妇、蔡某4、蔡某1搬入98号院内居住。1982年，蔡某4结婚出嫁搬离98号院。蔡某1结婚后继续住于98号院。1997年，蔡某2所住东院涉及集体拆迁，村集体为此补偿十万元并另批宅基地一处，蔡某2在此处新建房屋，即永安街82号。同年，蔡某3所住西院亦涉及集体拆迁，村集体为此补偿一万五千元并另批宅基地一处，蔡某3在此新建房屋，即葡萄园10号。2002年12月父亲蔡景平去世，2012年10月母亲王立芝去世。蔡某1向本院提交证据两份，其中证据一为2008年8月28日形成的《证明》，拟证明母亲在世时已对98号院进行过分家。其上载明“我家共有老房六间，都在蔡景平名下，在葡萄园村南北大街大道东边，把西边三间分给长子蔡某2，东边三间分给二儿子蔡某3。后因修公路已搬家新建房子。之后我们又在村子里边，用长子蔡某2的名义申请了四间房基地，因当时大儿子家人口多好批，盖了四间房。这四间房是由我们和三儿子蔡振贵（桂）、闺女蔡某4在一起生活时盖的，长子和二儿子都没有出资。房子建好后分给了我三儿子蔡振贵（桂）三间，余下一间由我作价一万元卖给了蔡振贵（桂）。因四儿子蔡某5远在深圳工作，家里没分给他房子，如果他想叶落归根，住房问题由三个哥哥蔡某2、蔡某3、蔡某1帮助解决。用长子蔡某2的名字批下的四间房产及房产所有权归三儿子蔡某1所有。房址葡萄街98号。生前立字为据：王立芝。证明人：蔡某4、陈树芬”。蔡某1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二为2012年12月8日形成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兄弟姐妹已对父母房产达成了一致的分配方案并已依约履行完毕。其上载明“甲方：蔡某2、蔡某3、蔡某1，乙方：蔡某5。密云县太师屯镇葡萄园村村民蔡景平、王立芝夫妇膝下育有四子一女。四子蔡某5于1980年当兵离家，复员后在深圳结婚并安家，2011年蔡某5夫妇二人回密云定居。当时父亲蔡景平已经过世，母亲王立芝健在。蔡某5于2012年10月母亲过世后向三个哥哥提出对父母生前房产分配存在异议，要求自己也应享有父母生前所建的房屋，蔡某2、蔡某3、蔡某1均不同意父母生前房产分配存在异议。2008年，母亲王立芝在证人蔡某4、陈某（蔡某3之妻）的证明下写下《证明》一份，该证明中阐述了分家过程及对原有房屋的分配结果（蔡景平夫妇所建房屋十间，原101国道东侧的六间房分给长子蔡某2三间、次子蔡某3三间，原101国道西侧的四间房分给三子蔡某1三间，一间作为养老房，且此养老房也于1998年以一万元卖给三子蔡某1）。并提出四子蔡某5若叶落归根，希望三个哥哥帮助解决住房问题。经过多次协商一致，蔡某5同意并尊重父母对原有房产的分配安排，保证以后不再以任何形式向三个哥哥提出索要父母房产及资产等要求，三个哥哥决定共同出资玖万元（蔡某2贰万元、蔡某3壹万元、蔡某1陆万元）帮助蔡某5安家之用。”协议尾部甲方处载有陈树芬、蔡某2（蔡江**代）、蔡某1的签字及捺印，乙方处有蔡某5的签字及捺印，见证人处有蔡某4、王连义的签字及捺印。同页纸下部载有同日形成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蔡某2贰万元（蔡江**贰万元）、蔡某3壹万元、蔡某1陆万元帮助蔡某5安家之用款玖万元整。收款人处载有蔡某5的签字及捺印。庭审中，蔡某2以不知情且未授权儿子蔡江**代签上述协议为由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陈树芬述称《证明》系由蔡某4之夫王连义所写，由陈树芬与母亲王立芝及蔡某4夫妇共同见证签署，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蔡某5以不知情及被胁迫为由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同时，蔡某1、蔡某4、陈树芬均称在东、西两院拆迁时，父母及蔡某3均询问过蔡某5是否需要为其申请一处宅基地建房，蔡某5均表示拒绝；对此，蔡某2不持异议。上述事实，有《证明》、《协议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2012年12月8日形成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其二为父母在世时是否已就本案所涉三套房屋进行过分家的问题。第一，关于2012年12月8日形成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即无权代理行为在被代理人追认前，对于被代理人而言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即使未被追认，该行为也非归于无效，而仅是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该行为同样可以在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有关法律后果以及法律责任由该代理人承担。本案中，蔡某2以未授权其子签字出钱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经与蔡某2之子蔡江**核实，蔡江**亦认可蔡某2对此《协议书》的形成及签订并不知情，实际出资系蔡江**的个人意思表示。故蔡江**代为签订《协议书》并出钱的行为应为无权代理，且蔡某2明确拒绝追认该无权代理行为，故蔡江**签订《协议书》并依约履行给付金钱的行为仅对蔡某2不发生法律效力。庭审中，除蔡某2、蔡某5外的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签订《协议书》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在其他各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首先，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是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其次，撤销权的消灭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二是因权利人抛弃而消灭，即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于除斥期间经过前抛弃权利，撤销权因而消灭，可撤销法律行为即变为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处所指抛弃撤销权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意思表示向相对人明示，其二是以具体行为默示。本案中，蔡某5以被蔡某2之子蔡江**利用父亲住院抢救为由胁迫签字而主张《协议书》无效，但蔡某5并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存在胁迫行为或存在胁迫理由所指事实。同时，依正常人之思维逻辑，若签字行为系受胁迫而表意不自由致使其表意不真实，则受胁迫人可在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或签字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撤销。但蔡某5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可自由表达真实意思的行为人，在本案审理前长达八年的期间内并未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前述签字行为撤销，而是接受了协议相对方向其支付的价款并依照协议履行相关内容；其主观上的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及客观上的表示行为均表明签字时的蔡某5表意自由且真实，或者虽表意不自由但并未导致蔡某5表意不真实，故其签订协议并接受价款的行为无需予以撤销或归于无效，该《协议书》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蔡某5主张《协议书》无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因此，2012年12月8日形成的《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对除蔡某2外的签订各方当事人均发生法律效力。第二，父母在世时是否已就本案所涉三套房屋进行过分家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有东、西两院系父母兴建，且该两处宅院房屋建成时各子女均未成年，故该两处宅院应为蔡景平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蔡某2、蔡某3于结婚前、后均有一段时期与父母及其他未成家弟弟妹妹共同居住于东院或西院，可见于东西两院拆迁前，父母并未对两院作出赠与或分家的处分。依照农村惯例房屋拆迁补偿范围通常包括房屋本身、附属物、搬迁费、临时安置费、装修及家电设备移机补偿等内容，故本案因两院拆迁所获价款及新批宅基地除父母原有夫妻共同财产外应包含其他全体家庭成员对于房屋的附属利益，即该补偿价款及新批宅基地应属蔡景平夫妇的家庭共有财产。依照一般理性人的正常思维逻辑，对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或利益，若无分家析产事实、未取得处分权利或未征得全体家庭成员的同意，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擅自处分。且依照农村生活习惯、传统居家观念及公序良俗，房屋是每个农村家庭生活的基本要件和重大财产，若对房屋进行处分或重大修缮，除另有约定外，应征得全体家庭共同共有人的同意。但本案实际情况为蔡某1、蔡某4与父母搬入建成的98号院居住，其后蔡某2、蔡某3因所住宅院拆迁并在新基建房，蔡某5因入伍征兵及退伍转业户口安置于异地，兄弟四人依次分立户口。而东、西两院因集体拆迁所获补偿价款及另批宅基地由蔡某2、蔡某3两家独自享有。可见涉案两处院落历经老房拆迁、占有补偿、新基建房并实际占有使用等行为，应构成对家庭共有核心财产的重大处分，而住于同村的父母及蔡某1并未对该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享有提出异议，也未要求重新分配；蔡某5于每次返乡省亲中也从未对前述房屋拆迁补偿利益提出异议或要求分配；且蔡某2、蔡某3在获得拆迁补偿后分别由己方出资出力再建新宅，并未动用家庭共有财产或由家庭成员共同操持再建事宜；同时，98号院自建成之日起由蔡某1实际占有使用至今，在父母去世后，住于同村的蔡某2、蔡某3也未要求分配房屋或予以继承。结合本案载有母亲王立芝签字捺印的《证明》、《协议书》内容及蔡某5收取价款等即有事实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应认定父母在世时，已对家庭共有的三处房屋所涉利益进行过分家析产，蔡某2分得东院利益、蔡某3分得西院利益，蔡某1分得98号院房屋三间并留有一间用作父母的养老房，各家庭成员亦依照自己所分得财产利益安顿各自生活并履行义务，符合分家析产行为所需的一切权利外观及表见形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蔡某5虽辩称仅放弃专门为其兴建新房，未放弃老房利益，但欠缺证据证明其向父母提出分房主张，且其他兄弟姐姐均称蔡某5于服役及异地安置后向父母表达过拒绝建房之意，蔡某5已接受兄长三人为其安家给付的金钱补偿，故对于蔡某5主张不存在分家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各方当事人于庭审中对参与98号院建设的人员及出资出力情况表述不一，且均无法举证证明各自出力情况，故本院依照公平原则酌定各方为同等出力，综合考量均等出力程度、实际履行父母赡养义务程度及涉案房屋交易市值，蔡某5所收九万元价款金额与上述因素相匹配，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同时，蔡某2作为分配利益即得者，其否认分家的抗辩与其独自享有拆迁利益的行为前后矛盾，故对其否认分家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葡萄园村葡萄园街98号院内房屋归蔡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一千三百元，减半收取计六百五十元，由蔡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田英泽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图 娅书 记 员 龚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