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64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春娥，女，1953年4月26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游国选，男，1959年2月14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邓春娥因与被上诉人游国选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7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春娥上诉请求：⒈撤销（2019）黔2627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书》；⒉撤销（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⒊请求责令游国选对邓春娥位于岩洞冲六块自留地的农作物停止侵害，并赔偿邓春娥经济损失21280元；⒋上诉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1、瓮瓦村全村在1965年就固定了社员自留地，因上诉人邓春娥是1972年结婚时没有自留地，1968年经本组的同意邓春娥户在岩洞冲山脚下开挖了大小六块自留地，在该地种植农作物和土边培育杉树并一直实施经营管理至今。上诉人邓春娥在1978年已开荒为自留地，1982年才分山到户，分山到户后，就没有任何人在他人山中开荒开土，被上诉人的山林管理权与上诉人的土地管理权没有任何牵连关系。被上诉人1982年的山林土地承包证书“下抵公路”，2009年林改时期的《林权证》已纠正“下抵公路”的错误，纠正为北抵壕、墦边。本案纠纷应以2009年林改时期的《林权证》作为依据。2009年时，被上诉人游国选产生了强占该六块土地的念头，不断毁坏该地里面的农作物至今一直无收。2009年破坏上诉人梨子树和菜，2012年破坏包谷和红薯，每年把石头堆放到自留地中，2019年农历九月份挖走红薯400余斤，2019年农历10月29日把破坏未死杉树的皮全部拨掉，又把最下面一块土的泥土铲下了土砍下，约有收200斤红薯的面积，这一块地无土永远不能耕种，每年庄稼损失计价200元，此土按三十年损失赔偿经济共计6000元。最下面一块土有两年没有被破坏，有八年包谷和套种的红薯被破坏，每年按200斤包谷收入计算，八年1600斤，每斤计价30元，共计2080元；还有套栽的红薯，每年收入红薯400斤，八年共计3200斤，按每斤计价1元，共计3200元。上面五块连续十年庄稼被毁，每年按一千斤红薯计算，十年共计一万斤，每斤按一元计算，共计一万块钱。总合计21280元。除上述经济损失在外，还有多年的诉讼和申请请求写的材料五十多份和误工费、车费、邮寄费、拘留误工费15000余元。2011年8月14日邓春娥向瓮洞镇法律服所递交调解申请书时，法律服务所负责人杨绍槐收取受理费400元后没有作出处理意见或决定。2012年4月26日瓮洞镇人民政府作出瓮府（2012）决字第1号《处理决定》。被上诉人不服申请复议，瓮洞镇人民政府又于2012年8月7日作出《关于撤消瓮府决（2012）1号的决定》。2012年11月21日杨绍槐再次为被上诉人当代理人向天柱县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立案后于2013年4月18日作出（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当天上诉人从法庭回家后，就向法庭法官打电话提出反悔请求，并于20日提交了反悔申请书，25日法官把《民事调解书》送到家中，上诉人没有签收，便把《民事调解书》丢在堂屋桌子上便走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九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上诉人还没有签收该调解书是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天柱县人民检察院检控民受[2016]1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内容：“经查符合受理条件”和天柱县检民（行）违监[2016]52262700001号《通知书》内容：“向天柱县人民法院提出检查建议”以上检察院两个通知书可以确认该（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还没有签收是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2、在（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案件调解的过程中，上诉人本不愿调解，是法官施压后被迫无奈才捺的手印，而且没有签收该《民事调解书》。上诉人向兰田法庭提交的反悔申请书后，法庭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及时作出判决。3、本案判决书不应以（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为有效文书，本次判决后被上诉人的妻子蒋平秀故意把成千上万的岩石扔在上诉人的自留地中，本案应依据历史事实和证据分清是非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上诉人经营管理多年的自留地用来调处，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游国选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庭审时口头答辩称2013年调解时是双方丈量过土地后才达成的调解协议，其中下面三块土是游国选让送邓春娥的，上面三块土是邓春娥退给游国选的，现要求按调解协议办事。游国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请求责令被告对原告位于岩洞冲林地里的三块地和对原告在“良田坳桐油树背”责任田种植的农作物停止侵害；⒉责令被告赔偿原告杉木损失400元和油菜损失265元，共计665元；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4月18日，原、被告在该院的主持下自愿就岩洞冲的山林土地问题达成协议约定：“一、被告邓春娥在原告游国选岩洞冲山林里开垦的六块自留地，被告邓春娥自愿同意放弃上面（以座山为向）三块给原告游国选耕种管理；原告游国选自愿同意把被告邓春娥在其岩洞冲山林里开垦的下面三块自留地继续由被告邓春娥耕种管理（具体面积见现场丈量土地图）。二、原告游国选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原告游国选自愿负担。”天柱县人民法院制作（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事后原告在调解书所确定的土地里栽种杉木苗，但均被被告毁坏。2018年10月24日被告邓春娥将原告种植于良田坳桐油树背的油菜损毁，后经天柱县公安局委托相关部门对被损毁的油菜价值进行鉴定为264元。2019年12月4日，被告邓春娥与原告妻子蒋平秀在瓮瓦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甲乙双方就以往的过错不再追究责任。二、各自负责各自的责任，土地及山林以前是谁耕种就是谁耕种”。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非法侵害。本案中被告故意损毁原告种植的位于良田坳桐油树背的油菜，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应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经公安部门委托相关机构对原告被被告损毁的油菜价值进行鉴定为264元，因此被告对此应予以赔偿。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位于岩洞冲杉木苗损失400元的诉讼请求，一方面，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被被告损毁的杉木苗价值为400元，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被告与原告于2019年12月4日签订的《调解意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调解意见的内容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该《调解意见》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该《调解意见》第一条约定双方就以往的过错不再追究责任。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杉木苗损失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的法院制作的（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因其不同意签收，故该调解书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损毁原告栽种树苗的行为系自助行为的辩称意见，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在该院制作的（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未被撤销之前，该调解书系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本院可以将该调解书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邓春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游国选损失264元。二、驳回原告游国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已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邓春娥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邓春娥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对方的质证意见如下：1、2009年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山林证与这个公示表内容一样，游国良的山与游国选的山并排的，邓春娥的土在山脚，游国选的山抵邓春娥的土。游国选质证后称游国良的山与游国选的是挨着的，界线是分好了的。2、1976年6月17日全村统一丈量自留地登记簿一本，拟证明邓春娥当时没有自留地，村里面说谁开荒谁就得，邓春娥就在集体土地开荒成现争议的六块土。游国选质证后称邓春娥不是“包产到户”之前开荒的，是“包产到户”后游国文在下面开荒地烧火时不慎把游国选上面的承包山一并烧后，邓春娥和游国文就去争抢游国选的承包地来开荒。3、1982年承包合同书，拟证明邓春娥开荒的时候就已有两挑土，两挑土的位置就是现在争议的位置。游国选质证后称“两挑”是指在争议地下面的位置，不是指本案争议的位置。4、瓮府［2012］决字第1号处理决定和瓮府决［2012］2号《关于撤销瓮府决（2012）1号的决定》各一份，拟证明瓮洞镇政府对游国选与邓春娥的土地使用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合法的，撤销是不合法的。游国选质证后称既然是合法的话就不会被撤销，是因为不合法才被撤销的。5、（2011）天民初字第70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当时法院说土地纠纷由政府处理，瓮洞镇政府还没有处理结果。游国选质证后称法庭讲应由政府先处理才申请撤诉的。6、现场草图一张，拟证明争议地地形现场。游国选质证后称这张草图是对方制作的，应以2013年法庭到现场调查时候制作的草图为准。7、收款收据一份，拟证明2011年8月14日邓春娥已在瓮洞法律服务所已交肆佰元受理费，但是一直没有处理结果。游国选称不清楚邓春娥交费给瓮洞镇法律服务所的情况。8、2013年4月20日邓春娥写的申请书一份，拟证明（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在送达前，邓春娥已提交过反悔申请书。游国选质证后称调解书是双方协商签字同意并且按手印了，已经生效了的。9、（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该调解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邓春娥不服这份调解书就不签收。游国选质证后当时邓春娥要是不同意，那么就不该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按手印。10、2012年5月18日“天府复受字第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政府说是要受理，但是又没有处理。游国选质证后称不知道这个事情。11、2005年12月23日的《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2005年12月23日游国选与游太燕为山林纠纷调解时，游国选对邓春娥的土没有提出过异议。游国选质证后称这是游国选与游太燕之间协商的事，与邓春娥无关。12、2019年12月4日翁瓦村委会《调解意见》一份，拟证明第二条规定游国选管山林，邓春娥管原耕种的土地双方已签字，证明双方同意该意见。游国选质证后称当时调解时是妻子蒋平秀在场的，游国选不在家，不清楚这个事情。13、2019年6月28日翁瓦村村委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岩洞冲土是生产队分到户耕管的，所有的土没有上承包证。游国选质证后称“没到户”指的是争议地下面的土，是挨着的，并不是指本案争议地。二审质证时，游国选也当庭提交了1982年的承包证和2009年的山林证原件给邓春娥进行了核对。二审期间，本院另调取了原（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案件的调解笔录核对，查明在法庭主持调解该案时的《调解笔录》中记载有“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字样，且双方当事人均在该《调解笔录》上签字并捺按手印进行了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从邓春娥在二审期间所强调的首要上诉理由看，就是邓春娥一直认为2013年天柱县人民法院在调解（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案件时，邓春娥认为其本人虽然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了，但在调解书送达前已提交书面的反悔申请书，其本人也未签收调解书，并认为该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经核实，天柱县法院在调解处理（2013）天民初字第42号案件时，游国选与邓春娥经过协商后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在法庭记录的调解笔录中明确约定“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双方均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并捺按手印进行了确认。根据当时已生效的“法释[2004]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规定，只需要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时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则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得再反悔。也不是在法庭送达并经当事人签收调解书文本后才生效。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因此，邓春娥称其已反悔并且没有签收调解书而认为该调解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生效的调解书来确定双方的管理范围并其于当事人是否享有管理使用权的基础上来划分过错责任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的六块自留地无论是在“分山到户”前开荒的还是“分山到户”后才开荒的，因双方已在2013年时已就争议的这六块自留地的管理使用权达成调解协议，故应该按该调解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关于邓春娥在其补充上诉状中称“请求责令游国选对邓春娥位于岩洞冲六块自留地的农作物停止侵害，并赔偿邓春娥经济损失21280元及误工等其他费用15000余元”的请求和理由，因邓春娥在本案的一审期间并未提出上述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未在本诉中进行过审理，故该请求内容不属于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若邓春娥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存在，应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春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邓春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杨绍鑫书记员 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