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202民初1274号原告：曹树林，男，汉族，1966年4月22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吉林市法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吉林市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延斌，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武振儒，男，汉族，1952年7月16日出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双权，吉林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树林与被告吉林市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武振儒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被告武振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双权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客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树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武振儒与客运公司签订的《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2日，武振儒与被告客运公司签订《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该《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的签订并未经召开股东大会表决，属于程序违法。同时，武振儒作为客运公司的原股东并不构成善意相对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规定，应认定《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无效。2018年7月24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邑法院）作出（2018）吉02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依据此判决昌邑法院强制扣划客运公司账户资金30万元，导致公司不能于7月15日发放2019年7月工资时，公司的在职职工才知道武振儒签订了《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资金账户被法院查封的情况。单位账户资金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查封、扣划，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武振儒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确认合同效力应当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诉讼参与人，本案原告未参与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无权向人民法院主张确认无效，同时原告以该两份协议影响其利益为由，确认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尚有百名员工，为什么仅影响曹树林一个人，如果有影响，影响的也是全体客运公司员工，并非曹树林一个人的利益，故原告以两份协议影响其利益为由主张的诉请不能成立，且无诉讼资格。两份协议是两名被告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合同法规定了五种无效情形，原告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同时诉状中所列公司法司法解释，但该决议并没有被法院撤销或确认无效，故原告诉状中所依据的条文使用错误。客运公司注册资金为357万元，现有资产几千万元，原告仅以法院查封30万元就已影响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无效过于牵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过客运公司的答辩明显看出原、被告存在恶意串通之嫌，原告存在虚假诉讼之意。被告武振儒将在庭后依法向公安机关主张追究原告虚假诉讼的责任。两份协议已经两级人民法院判决，该两份协议已经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同时客运公司已主动履行了部分给付责任，因此该两份协议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影响，原告仅以法院查封影响其利益为由主张权利，并不是两份协议的项下权利造成的，所以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份协议与本案无任何因果关系--，且不会产生影响原告利益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武振儒将依法追究原告诉讼造成的全部经济和精神损失。被告客运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18日，客运公司作出《吉林市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实施公司股东股权回购方案的决议》，决议内容：“今年4月18日召开了临时全体股东大会。会议中股东们提出了股权退出、公司让利回购方案。形成如下决议：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相关条款，同意公司对股权实行有条件（1、对公司的管理和决定事项有异议，提出申请回购；2、确定合理价格）的回购制度……六、尊重多数股东的意见在西山厂区等资产实际出售（变现）后，持有超过一股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超出部分股份的一半平均分配给仅有一股股份的股东，同意让利回购。本次公司对持有不同股份股东的回购价格如下：持有一股的回购价格为38万元；持有两股的回购价格为42万元；持有三股的回购价格为56万元；持有五股的回购价格为84万元；持有七股的回购价格为112万元；持有八股的回购价格为126万元；持有四十一股的回购价格为588万元；七、本次决议的事项是2006年企业改制至今（2014年4月18日）企业资产的集体盘点定价。也是企业产权制度明晰化的开始，更是企业财产面向股东的一次确权。经过本次确权后，企业再发展而创造的价值或是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贬值均与本次所确定的财产权或回购的股权价格无关；八、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保留公司的发展后劲，凡公司已回购其持有股份的股东，必须以本人的原因辞去公司员工身份，主动申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相关手续，停止发放一切福利待遇及各类保险。公司不承担相关的违约赔偿责任；九、凡未向本公司申请回购股份的股东，依据本决议中的股权所定价格，持有由公司出具的财产权价格证明，可以继续保持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无论何时股东本人提出回购股份申请，公司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拒绝，并不得支付少于本决议的价格；十、为了公司的后续发展和变现资金有限，本次公司暂不回购超过三股以上（不含持有三股的股东）股东的股权（五年期限）；十一、股权回购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至12月31日”，该决议作出后，未经过股东大会进行表决。2015年3月2日，出让人武振儒与回购人客运公司签订了《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协议约定武振儒将本人股权出让给客运公司，股权出让、回购金额38万元，出让人自股权出让之日起不再具有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因回购人是公司法人，在支付给出让人的38万元款额中包含但不限于股权回购款、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之后的供热费等费用。同日，甲方客运公司与乙方武振儒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回购款支付方法：自此协议签订盖章之日，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股权回购款10万元整。剩余回购款28万元整，甲方自此协议生效日起三年内向乙方分期或一次性支付完毕。利息支付方式：在协议期内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实际欠款余额的利息一次。利息计算办法：甲方按年利率4%标准计息。另查明，2018年3月14日武振儒向本院起诉客运公司，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吉02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客运公司向武振儒给付股权回购款28万元及利息（以2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标准计算）。客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中院），客运公司又于2018年11月16日向吉林中院撤回上诉，吉林中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吉02民终223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客运公司撤回上诉。（2018）吉02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武振儒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吉林市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实施公司股东股权回购方案的决议》、《股权出让、回购协议》、《还款协议书》、（2018）吉02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02民终2239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对于曹树林提供的客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曹树林所要证明的问题；对于武振儒提供的公告和协议书，因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曹树林未予以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2018）吉02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其中本院认为部分的表述为：“2015年3月2日，武振儒（已退休）与客运公司签订的《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应视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曹树林主张武振儒与客运公司签订的《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受生效判决的羁束。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曹树林未能举证证明案涉《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存在上述情形，曹树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曹树林主张武振儒与客运公司签订的《股权出让、回购协议》和《还款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树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5元，由原告曹树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明强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程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