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刑终985号 原公诉机关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晓英，女，1963年9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成都市双流区。2015年3月18日因涉嫌诈骗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3日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其涉嫌犯诈骗罪批准逮捕，同月24日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2020年7月23日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立，北京百瑞（成都）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俞霏，女，198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系上诉人何晓英之女。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晓英犯诈骗罪一案，于二○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作出（2016）川0191刑初8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晓英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2017）川01刑终798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重新开庭审理后，于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作出（2017）川0191刑初81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晓英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泓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何晓英及其辩护人陈立、何俞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1年4月27日，上诉人何晓英与胡某雄共同成立了成都千红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红生化公司），在本市高新区石羊乡原千红肠衣厂的厂址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2006年9月4日，成都高新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统征办）与千红肠衣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千红肠衣厂获得了相应拆迁补偿款。2005年12月21日，花荫村两委会开会讨论，胡志林（另案处理）提出因何晓英系纳税大户，在企业面临拆迁的情况下，能否将其留下来。后花荫村村委同意何晓英在该村十一组土地上（其中一部分是已拆迁的村民的宅基地，一部分是花荫工业园的空地）重新修建厂房。2006年夏天，何晓英的厂房修建完毕。2006年3月20日、2007年12月31日，花荫村十一组的土地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分两次被征收为国有。2009年2月26日，何晓英成立成都市信融佳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融佳公司），后以信融佳公司的名义与花荫村村委会倒签土地使用协议（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10月30日），并向花荫村补交了部分土地使用费。白福德、胡志林（均另案处理）与何晓英共同参与制作了上述土地使用协议，在协议制作过程中胡志林根据白福德、何晓英所述内容进行制作，在拆迁现场调查时白福德等人未向拆迁工作人员提及此事原委。由于对该土地使用协议审查不严，高新区统征办采用评估方式对何晓英的厂房进行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于2009年8月12日，信融佳公司与高新区统征办签订了拆迁补（赔）偿协议，信融佳公司获得拆迁补（赔）偿款2830946元。 2015年3月18日，民警前往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将何晓英传唤至肖家河派出所。 另查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于2016年5月20日向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就何晓英在花荫村修建厂房的情况回复称，按照办案机关意见，何晓英厂房涉嫌租地手续不完善，不具备采用评估赔偿条件，按照征地拆迁补偿相关政策及与企业商谈、协商的方式进行补偿，该局拟做出的补偿金额为225073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线索移送函、受案登记表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案件来源及何晓英到案情况。 2.被告人何晓英的户籍信息。证实其身份情况。 3.成都高新区千红肠衣厂获得拆迁补偿费的相关书证。 4.成都千红生化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5.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 6.信融佳公司获得拆迁补（赔）偿费的相关书证。 7.信融佳公司银行账户流水。 8.土地使用协议、场地使用协议、土地租赁合同。 9.农户地上附着物登记表、地面附属设施及附着物补赔偿一览表、农房拆迁安置登记表。 10.花荫村两委会会议记录。 11.《高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流程控制规范》摘要。 12.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05年第八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07年第十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成都市人民政府征地公告、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工作通知书等文件。 13.2002年12月11日、2006年7月26日、2009年8月4日、2012年3月18日谷歌地图显示的花荫村十一组地形情况，经胡志林辨认，确认何晓英修建厂房的具体位置，该地块2002年12月11日为农民宅基地，2006年7月26日、2009年8月4日为何晓英厂房，2012年3月18日为市政公园。 14.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办案协作函、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关于《办案协作函》的复函。 15.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于2018年6月26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何晓英的厂房拆迁补偿事项的说明 16.证人李某1的证言。 17.证人彭某的证言。 18.证人张某的证言。 19.证人黄某的证言。 20.证人李某2的证言。 21.证人刘某1、刘某2的证言。 22.另案处理人员白福德的供述。 23.另案处理人员胡志林的供述。 24.被告人何晓英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原判认为，何晓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580216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本案系共同犯罪，何晓英实施了主要的诈骗行为，主要赃款流入何晓英处，应认定何晓英为主犯；另案处理人员白福德、胡志林虽然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何晓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2、责令被告人何晓英向成都高新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580216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晓英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人何晓英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为：1、何晓英虽以信融佳公司与花荫村补签租地协议，但该协议是何晓英与花荫村村委真实租赁关系的反映，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补签协议的行为也予以包容和认可，故何晓英未虚构其与该村土地租赁的事实。2、花荫村十一组土地征收是2005年第八批和2007年第十批，而2005年第八批征收成都市国土局于2006年9月27日才批准安置补偿方案，集体土地变为国有性质应在该时间之后；何晓英在花荫村工业园的厂房于2006年夏天修建完毕，花荫村工业园土地于2009年7月才开始征收，故指控何晓英在已拆迁变为国有的土地上修建厂房的事实不能成立。3、土地使用合同签订时间系该村村长白福德要求胡志林写成2005年10月30日，合同中厂房修建时间虽与实际建成时间不符，但以上均不能否认何晓英使用土地并修建厂房的客观事实，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中隐瞒真相的行为。4、涉案厂房修建在花荫村工业园，何晓英作为业主在2009年征收时具有获得补偿款的资格，其无犯罪的故意和动机。5、征地安置补偿属行政行为，是否补偿、补偿数额多少属于行政权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认定范围。根据行政机关历次向办案机关的回复，确认花荫村工业园于2009年7月开始征地，何晓英厂房也位于花荫村工业园内，且何晓英提供以信融佳公司与花荫村的租地协议符合政策规定，具备以评估方式获得赔偿的资格。行政机关也说明协商方式认定225万元是非结论性意见，实践中考虑其他费用，实际补偿还可能高于以评估方式认定的283万元。6、土地租赁协议虽是补偿的形式要件，但其反映的真实租赁关系才是土地征用中需保护的法益，何晓英作为土地的合法使用人，虽手续存在瑕疵，但其是土地实际承租人的身份并未改变，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故上诉人何晓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宣告其无罪。 出庭检察员提出，上诉人何晓英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共谋，在已拆迁征收变为国有性质的土地上修建违章建筑，采用变更主体和倒签合同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应为其实际获取的补偿款283万余元。 二审审理查明，2001年4月27日，何晓英与胡某雄共同成立了成都千红生化有限公司，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羊乡花荫村二组原千红肠衣厂的厂址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2005年6月，因花荫村二组土地被征收，原千红肠衣厂面临拆迁，2006年9月4日，成都高新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与千红肠衣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千红肠衣厂获得了相应拆迁补偿款。 2005年6月18日，何晓英代表千红生化公司与白福德等花荫村两委会成员签订关于支持重点企业的决议，约定因千红生化公司即将面临拆迁，为保住村纳税企业大户不外迁，支持企业发展，经村两委会决定，将花荫村集建公司围墙外花荫工业园荒芜空地无偿提供给千红生化公司使用。投资全部由千红生化公司承担，村不投资任何费用，千红生化公司承诺每年保证为花荫村财政纳税在30万元以上，村不收取企业用地费用。千红生化公司及花荫村村民委员会均在此决议上加盖公章。2005年12月21日，花荫村两委会开会讨论，胡志林提出因何晓英系纳税大户，在企业面临拆迁的情况下，能否将其留下来。后花荫村村委同意何晓英在花荫村工业园区内重新修建厂房，并由时任村长白福德指定位置，何晓英新建厂房于2006年夏天修建完毕。 2006年3月20日、2007年12月31日花荫村十一组的土地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分两次被征收为国有。2009年2月26日何晓英注册成立成都市信融佳咨询有限公司。同年因何晓英未完成税收任务，花荫村村委会决定向何晓英收取土地使用费，时间从其使用土地之日起算，何晓英以信融佳公司名义与花荫村村委会补签了土地使用协议，并将时间倒签为2005年10月30日。该协议载明花荫村将该村十一组空闲场地租赁给信融佳公司，信融佳公司每年按每亩1200元向花荫村支付土地使用费，用地期间，如国家征用该地，国家按规定对土地范围内所属一切赔偿归信融佳公司所有。之后，何晓英向花荫村补交了2005年至2009年的土地使用费。2009年8月，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花荫村工业园内企业进行拆迁补偿，高新区统征办采用评估方式对何晓英的厂房进行评估，信融佳公司获得拆迁补偿款2830946元。 2015年3月18日，民警前往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将何晓英传唤至肖家河派出所。 另查明，高新区国土部门于2020年3月27日向办案机关回函，载明：1、关于何晓英信融佳公司所在位置问题，确认经现场调查认定，何晓英信融佳公司位于高新区石羊场街道花荫村十一组（俗称花荫工业园）；2、何晓英提供的与花荫村村委会签订的租地协议，系对建筑物进行补偿的要件材料；3、假定何晓英信融佳公司若采取非评估方式进行拆迁补偿，拟补偿金额为2250730元，该意见为非结论性意见。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除原审采信的以上证据外，还有经控、辩双方提供及原审法院调查核实的以下证据证实： 1.农房拆迁安置登记表、农转非人员花名册。 2.关于支持重点企业的决议。 3.本院审理期间高新区国土部门向办案机关的回函。 4.信融佳公司纳税查询及工商资。 5.证人李某2的证言。 6.证人李某1的证言。 7.证人彭某的证言。 8.证人程某、钟某的证言。 9.证人何某的证言。 10.证人黄某的证言。 11.证人徐某的证言。 12.证人周某的证言。 13.证人王某的证言。 14.证人廖某的证言。 15.另案处理人员胡志林的供述。 16.另案处理人员白福德的供述。 17.上诉人何晓英的供述和辩解。 辩护人在一审审理中提供的成都千红生化有限公司与花荫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因该协议除花荫村村委与成都千红生化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外，无经办人签名和签署时间，无法审核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结合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对本案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对指控事实、证据及指控意见的评析 1、关于上诉人何晓英2009年8月被拆迁厂房土地所在位置、权属性质、是否应当属于拆迁赔付范围的问题 原公诉机关及出庭检察员提出，上诉人何晓英在已征用并变为国有土地上修建违章建筑，并与花荫村工作人员采用倒签土地使用协议的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何晓英及其辩护人则认为，何晓英修建厂房位于花荫村工业园内，尚未拆迁，应当属于赔付范围。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 （1）关于上诉人何晓英修建厂房所在土地的位置。首先，白福德、胡志林在侦查阶段供述过何晓英的厂房建于花荫村十一组，但白福德与胡志林还称何晓英的厂房位于花荫村十组和十一组之间，其厂房与花荫村工业园有重叠部分，一部分占用了花荫村工业园的土地，一部分占用了农民的宅基地。其次，该村其他证人如黄某、李某2、徐某证实，何晓英修建厂房在该村十组和十一组，系农民已被拆迁土地，李某2作为该村国土员也证实何晓英厂房建在花荫村工业园内。第三，证人彭某及张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高新区统征办是对花荫村工业园内的企业进行拆迁赔付，故二人对花荫村工业园内的企业，也包括何晓英的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证人李某1亦称彭某及张某向其汇报称何晓英的企业位于花荫村工业园内；第四，行政机关的多次复函，认定何晓英所建厂房位于花荫村十一组，即花荫村工业园内。花荫村工业园是花荫村以该村十组、十一组土地为基础自行确立的工业园区，没有具体的行政区划范围。综合以上证据，原公诉机关指控何晓英厂房建在花荫村十一组已拆迁土地上的事实存疑，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何晓英所建厂房具体坐落的行政村组，但能认定涉案何晓英修建的厂房位于花荫村工业园内。 （2）关于上诉人何晓英厂房所在的土地性质。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征用土地必须经过政府批准、两次公告、实施的基本流程。省政府的正式批文是土地性质变更的前提条件，高新区统征办副主任李某1的证言证实，取得省政府批文后土地的性质才变为国有。虽然白福德的证言称何晓英修建厂房的花荫村十一组土地在2005年已被征收为国有，刘某2等人也证实其位于花荫村十一组的宅基地在2005年底被拆迁，但是根据省政府批复，花荫村十一组的土地最早被批准征收的时间是2006年3月20日，具体实施在2006年9月，且该批次涉及花荫村十一组的征地面积为15.7125亩，其中耕地10.458亩，村民宅基地只有5.2545亩。而根据查明事实，何晓英修建的涉案厂房占地11亩，也有证人证实同期与何晓英相同情况的他人用地14亩，故白福德、胡志林之前供述何晓英系在花荫村十一组已被拆迁的农民宅基地上修建厂房的内容不真实。此外，即便存在部分村民于2005年底先行拆迁的情况，但不能仅以此现象即认定涉案土地在拆迁后即变更为国有。本案除部分证人证实何晓英厂房建在已征收变更为国有的土地上外，无其他证据尤其是有权机关的确认认定涉案土地已被收归国有，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何晓英在已征用变为国有的土地上修建厂房，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关于上诉人何晓英2006年新建厂房是否属于2009年拆迁赔偿范围的问题。本案审理期间，针对何晓英修建厂房位置及是否属于拆迁补偿范围，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办案机关进行了多次回复。根据行政机关的回复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行政机关认定何晓英09年被拆迁厂房位于花荫村十一组即花荫村工业园范围内，2009年7月政府对该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拆迁补偿，何晓英厂房于2006年夏天建成，虽土地使用协议存在倒签情况，但其使用土地并修建厂房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次，国土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专门机构，应当清楚涉案土地在案发时是否已经收归国有，且拆迁时相关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现场调查，而至今国土部门亦未明确认定涉案土地在案发时已经征用变为国有。第三，国土部门在之前的回函中指出，租地手续不完善的不采用评估方式而是采用商谈协商方式进行补偿，虽最后一次表述为未查见应予补偿的法律法规政策，但其内容与之前回复明显矛盾，故现有指控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何晓英所建厂房不应当获得赔偿。 2、关于上诉人何晓英是否主观明知涉案土地权属性质的问题 原公诉机关及出庭检察员认为，上诉人何晓英明知所建厂房的土地已收归国有，采用倒签土地使用协议的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何晓英及辩护人则认为其是根据村上的安排在指定土地上修建厂房，并不知晓土地性质。对此争议，本院认为，首先，证人何某、李某2证实花荫村的土地是分批征收，征收范围没有明显标识，一般村民不会知道花荫村其他组和村民被征收的情况，白福德在原审法院向其调查核实时，证实其没有向何晓英告知土地情况，何晓英可能不清楚土地性质，故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何晓英在修建厂房时知晓该土地情况及权属性质。其次，相关证人证实已拆迁的土地由高新区国土局委托石羊街办管理，街办又让村委会管理，在已经拆迁的土地上再修建厂房需要经过批准，故村委会有权管理涉案土地。对何晓英而言，其在经过村委会批准后在花荫村土地上修建厂房，应认定其建厂行为得到了村委会的许可。综上，在案证据除何晓英曾经有罪供述供认其知道涉案土地性质为国有外，其他证据均不能证实何晓英明知涉案土地性质，即便发生了农房被拆迁安置这一客观事实，但何晓英作为普通公民是难以确认该土地是否被收归国有，指控何晓英明知其建厂土地系国有的证据不充分。此外，何晓英在取得花荫村村委会的许可后修建厂房，即便该土地性质确系国有，何晓英也不应对村委会越权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3、关于上诉人何晓英与花荫村补签土地使用协议是否具有非法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主观故意的问题 （1）关于上诉人何晓英与花荫村补签土地使用协议，是否与白福德、胡志林二人存在共谋骗取国家补偿款的问题。何晓英供述补签土地使用协议是白福德等人提出，其不知道补签的目的，白福德在侦查阶段未明确供述其补签协议的目的和动机，但认可是其安排胡志林打印了租地使用协议，并将时间倒签为2005年10月30日，胡志林亦称其是按照白福德的要求打印协议，并将时间落款为2005年10月30日，白福德说是为了收取租金。此外，亦无其他证据证实何晓英、白福德及胡志林为骗取国家补偿款进行了共谋。故现有指控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何晓英与白福德、胡志林为了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共谋实施了补签土地使用协议的行为。 （2）关于土地使用协议签订主体的问题。上诉人何晓英未以千红生化公司的名义而是以信融佳公司与花荫村村委会补签了土地使用协议，何晓英辩称因千红生化公司被其注销才以信融佳公司名义补签了协议。原公诉机关及出庭检察员认为，何晓英的辩解与客观证据相互矛盾，千红生化公司于2016年才被吊销营业执照，何晓英以信融佳公司的名义倒签协议就是为了隐瞒千红生化公司已被拆迁获得拆迁款的事实，以达到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目的。对此争议，本院认为，拆迁补偿针对的对象是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本案何晓英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厂房的事实客观存在，高新区统征办副主任李某1的证言证实“如果被拆地的主体已经被注销了，可以以个人名义租地签订用地协议，按照租地协议上的主体进行赔偿”，即意味着何晓英的厂房如符合拆迁补偿的条件，即便其不以千红生化公司的名义签订用地协议，亦可以何晓英个人名义签订租地协议以获取拆迁补偿。根据查明事实，何晓英就涉案地面建筑物及其附着物进行拆迁补偿过程中，未实施虚增面积、种类以及重复补偿等行为，在符合赔付范围的情况下，何晓英以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作为合同签订主体和赔付主体虽有瑕疵，但不应当据此认定为其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偿款的行为。 （3）关于上诉人何晓英与白福德、胡志林补签土地使用协议的目的问题。花荫村关于支持重点企业的决议证实，千红生化公司承诺每年为花荫村纳税30万元以上，花荫村无偿提供土地给何晓英使用，白福德等村两委成员在原审法院调查核实中，均证实因何晓英未完成税收任务，村民意见大，2009年花荫村两委会决定向何晓英收取土地使用费，时间从其使用土地之日起计算，故协议落款时间倒签为2005年10月30日。2005年6月18日花荫村与千红生化公司签署了关于支持重点企业的决议，2005年12月21日花荫村两委也开会讨论把何晓英的企业留在花荫村内，结合何晓英厂房于2006年夏天建成的情况，用地协议载明何晓英实际使用土地的时间为2005年10月30日具有合理性。何晓英虽在拆迁补偿过程中存在补签协议、变更合同主体等行为，反映出其有获取拆迁补偿的主观意愿，但其使用土地并修建厂房的事实客观存在，该协议同时也用于了村委会向其收取土地使用费。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与白福德、胡志林补签土地使用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也不能证实其具有非法占有国家补偿款的的主观故意。 基于以上分析，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何晓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企业已被拆迁补偿的事实，在已征用变为国有的土地上再次修建厂房，并采用变更主体、倒签协议等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对原判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的评析 原判认定上诉人何晓英所在厂房部分建在已拆迁农民宅基地上，部分位于花荫村工业园内，但何晓英、白福德等人在拆迁赔偿过程中，未向拆迁工作人员讲明其使用信融佳公司与花荫村村委会倒签土地使用协议的真实情况，导致高新区统征办采用评估方式对何晓英的厂房进行补偿，而未采用商谈、协商的方式进行补偿，以两种补偿方式的差额58万余元认定何晓英诈骗犯罪数额。对此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事实，何晓英使用涉案土地并修建厂房的事实客观存在，其在拆迁补偿时为完善手续，采用变更主体补签协议的方式虽有一定瑕疵，但不能否认其使用土地的客观事实，也不足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次，在案证据证明，2009年7月高新区政府对花荫工业园企业拆迁补偿时，采用评估方式进行，何晓英并不知晓国土部门将会以何种方式对其进行补偿。在属于拆迁补偿范围的情况下，何晓英与花荫村倒签协议只是为了完善补偿手续，并不能以此认定其倒签协议且隐瞒不报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第三，即便根据国土部门出具的回函，何晓英的厂房因租地手续不完善，采用协商、商谈的方式进行补偿，但该补偿数额只是国土部门单方认定的补偿数额，并未与何晓英进行协商，也不能以此数额认定其实际应当获得的赔偿数额。故原审法院以两种补偿方式差额认定犯罪，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何晓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企业已被拆迁补偿的事实，在已征用的国有土地上再次修建厂房，并采用变更主体、倒签协议等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出庭检察员所提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何晓英构成诈骗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何晓英及其辩护人所提何晓英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及证据情况相符，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原判审判程序合法，但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刑初814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晓英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夏 审判员 程哲渊 审判员 聂婷婷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章学玲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起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