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212行初129号原告郑新亮，男，199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代理人陶伟，江苏法德东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225号。法定代表人石信康，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谢华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永超，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杨汛路228号。法定代表人金吉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韩飞龙，男，1976年12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县。原告郑新亮因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鄞州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20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对本案进行诉前协调未果后，于2020年6月1日予以立案受理，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业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新亮的委托代理人陶伟、被告鄞州人社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谢华波及委托代理人李永超、第三人宝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飞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针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鄞州人社局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鄞人工认[2019]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认定决定》），认为原告主张受害者郑金良在工作时摔倒造成头部受伤，用人单位主张郑金良系在工作时突发疾病，并非受伤。但用人单位的主张与程伦平所称的郑金良在工作时突然晕倒的陈述可以互相印证，宁波明州医院的出入院病历资料所记录“患者突发意识不清、昏倒在地”也可以印证其主张，且郑金良的主治医生称郑金良系自发性脑出血、并非由外伤造成，送院时郑金良并无外伤，原告亦确认郑金良并无外伤，故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综上，被告认为郑金良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他应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情形，故不予认定郑金良右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情形为工伤。原告郑新亮起诉称：2019年1月16日13时许，原告父亲郑金良在工作时不慎摔倒造成头部受伤。后被工友送至宁波明州医院治疗，于2020年1月30日不治身亡。2019年5月，原告以郑金良亲属的名义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提交的门诊病历上记载有“摔倒后人事不醒”，但被告却采信第三人及其工作人员以及郑金良主治医师所述，作出不予认定决定。第三人及其工作人员均会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作出对郑金良不利的陈述；而郑金良的主治医生，虽称郑金良系自发性脑出血，并非由外伤造成，但其并非专业法医学鉴定人员，且脑出血的原因非常复杂，即使郑金良事发时并无明显外伤，也不能简单地认定郑金良系自发性脑溢血，并非工作原因导致。过度的劳累，超负荷的工作，是诱发脑出血的重要因素，已为医学科学所证明。事实上，郑金良长期被用人单位安排超强度的劳动，其负责操作搅拌混凝土振动棒的工作，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工作至上12个小时，且常年无休息，从来没有为其安排过休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时间，连午饭都是安排送至工地现场吃的。事发当天，郑金良刚刚吃过午饭就被安排继续工作。而午饭后是一个人体力、精力最为困顿的时候，何况是长期从事超强度工作的郑金良。因郑金良事发后一直不能说话、写字，完全没有言行能力，且原告也不认识事发现场的其他工友，只是听说当时郑金良是被其操作的振动棒的电线绊倒后就昏迷不醒，但事发现场到底如何，原告一直无法得知。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不去向事发现场工友取证，却仅依据与认定结果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用人单位和带班人员的陈述，就认定郑金良是在工作时突然晕倒的，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原告认为，郑金良的脑出血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2.判决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郑新亮向本院提交了郑金良的户口簿及《户口注销证明》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郑新亮系郑金良的儿子，且郑金良于2020年1月30日死亡的事实。被告鄞州人社局答辩称：一、原告的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向原告送达《不予认定决定》，原告应当在2020年1月18日前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已超过起诉期限。二、即使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第三人与郑金良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经进一步调查，第三人主张的郑金良系“工作时间突发疾病”与泥工带班程伦平所称的郑金良在工作时突然晕倒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宁波明州医院的出入院病历资料所记录“患者突发意识不清、昏倒在地”也可以印证，且郑金良的主治医生称郑金良系自发性脑出血、并非由外伤造成，另郑金良送医时并无外伤，原告亦确认其父亲没有外伤。原告称郑金良系超负荷工作诱发脑出血，但对此并未提交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被告所作不予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鄞州人社局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1.郑金良身份证、第三人营业执照、仲裁调解书各1份，用以证明郑金良晕倒时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宁波明州医院门诊病历、入院记录（包括体格检查记录）、出院记录、诊断报告各1份、调查询问笔录4份，用以证明郑金良并非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3.《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其签收记录、《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其送达凭证、《不予认定决定》及其送达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决定》的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用以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事实；第三人宝业公司陈述称：一、原告本次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郑金良系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摔倒，并非是因工作原因摔倒导致脑溢血，因此，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正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宝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对上述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其中证据材料1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中宁波明州医院门诊病历无异议，且认为该门诊病历可以证明郑金良系摔倒后被送至医院急诊；对证据材料2中入院记录有异议，认为该记载不能证明郑金良倒地的真实原因；对于被告对韩飞龙和程伦平所作的调查笔录，认为两人关于程伦平是否在事发现场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两人均为第三人员工，与本次工伤认定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两人的陈述均不可采信；对于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无异议，且认为原告陈述的是其到达医院时父亲郑金良已被送至重症监护室，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数日后，原告才见到其父亲。原告在见到其父亲时，其父亲头部无明显外伤，但该陈述并非认可郑金良在事发时头部没有外伤；对于被告向郑金良主治医生郭子睿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医生的陈述仅出于其个人判断而作出，并没有经过权威医学鉴定机构的鉴定。此外，被告并未向门诊医生和送医的工友进行调查，仅依据第三人的员工以及郑金良主治医生的陈述即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和法律依据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诉《不予认定决定》的事实认定合法。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此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的父亲郑金良曾在第三人位于鄞州区下应地段江六新村北侧地块施工工地上工作。2019年1月16日下午1时许，郑金良在工地上操作混凝土搅拌棒期间突然倒地不醒，被送至宁波明州医院急诊治疗。宁波明州医院门诊病历上记载“现病史：患者半小时因摔倒后人事不省，呼之不应……”；经CT诊断结果为右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为进一步手术治疗，当日下午2时24分以“右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收住入院，入院记录上记载“患者1小时前在工地上班时突发意识不清，昏倒在地……”，且经入院体格检查并未发现郑金良存在体外伤。经治疗后，郑金良于2019年4月18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后于2020年1月30日死亡。根据郑金良的申请，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浙甬劳人仲案（2019）164号《仲裁调解书》，对原告和第三人均认可的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予以确认。2019年5月1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将郑金良2019年1月16日下午形成的伤势认定为工伤。被告于同日受理该申请后，于2019年6月19日向第三人寄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向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韩飞龙、事发时工地的泥工带班程伦平、原告郑新亮以及郑金良的主治医生郭子睿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四份《调查（询问）笔录》，其中程伦平陈述“郑金良是我下面的泥工……2019年1月16日中午吃过饭没多久，我接到工人打来的电话说郑金良晕倒了，还是工人用吊机把郑金良从一楼上面放到地面……当时郑金良头部没有外伤……”；郭子睿陈述“郑金良是2019年1月16日入院的，经我院CT检查，诊断为脑部出血，根据检查，他的脑部出血应该是很明显的自发性出血，不是外伤造成的，当时入院的时候头部及其他部位也没有发现有外伤……”。根据上述调查的情况并结合郑金良的病历资料，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并分别寄送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于2019年7月19日收到该《不予认定决定》后，对此不服，曾于2019年9月以自己名义就该《不予认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收到该起诉材料后于2019年9月12日向原告作出《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应当由郑金良为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并将起材料退回给原告。后原告及郑金良因故均未再继续该次诉讼。待原告父亲郑金良去世后，原告于2020年4月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7月19日收到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后，曾于2019年9月向本院就此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部门就本案适格原告问题作出了《立案告知书》，根据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其因认为无法按照《立案告知书》的内容进行补正而与法院立案部门沟通过，但未果。本院综合考虑原告就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曾于2019年9月提起过行政诉讼，且郑金良于2020年1月30日去世时恰逢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爆发这一不可抗力因素，从有利于当事人诉权保护的角度考量，认定原告的本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鄞州人社局作为郑金良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受理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职权。郑金良与第三人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已经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调解书予以确认，且原告和第三人均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金良的本次受伤是否属于工伤或者可以视同工伤，对此，本院认为，郑金良因于2019年1月16日在工作的工地上突发昏倒被送往宁波明州医院急救，当日CT诊断结果为右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后于2019年4月18日出院，于2020年1月30日死亡。郑金良的伤势和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不构成工伤，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最后，原告以宁波明州医院门诊病历记录的内容“现病史：患者半小时因摔倒后人事不省，呼之不应……”为依据，认为郑金良系因不慎摔倒致头部受伤，但该病历记录中“因摔倒后人事不省”的表述较为模糊，无法从中直接推导出郑金良系不慎摔倒后致头部受伤的内容。此外，郑金良的入院体格检查未发现其存在外伤，郑金良的主治医生亦陈述其脑部出血应当是很明显的自发性出血。因此，原告认为郑金良本次受伤系在工作中不慎摔倒所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原告又称郑金良长期被用人单位安排超强度的劳动系诱发其脑出血的重要因素，但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并未提出该事由，且并无证据显示郑金良存在被安排超强度劳动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陈述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本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新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新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小娟人民陪审员  翁志道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代书 记员  孙柳静?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