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4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健，男，199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坤，男，198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曹健因与被上诉人杨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曹健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起诉解除双方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的事实和依据为：“涉案车辆并非上诉人所有,系无权处分,导致有效合同无法履行”、“即使支付尾款该车辆也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提交《委托管理车辆运输责任合同》、《渣土货车转让协议》巴州瑞鹏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对涉案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上诉人不存在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形,在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的购车款后也能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同时,在协议签订当日上诉人将行车证、营运证交付给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就应当知道涉案车辆登记在巴州瑞鹏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但被上诉人仍有继续购买车辆的行为,在上诉人并无任何欺骗、隐瞒行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事实及依据均不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诉人对车辆的系有权处分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未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的情形下,不仅没有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反而判决解除双方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按协议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从而判决解除双方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同意解除合同。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在被上诉人支付完毕相应价款后上诉人即有交付车辆的义务。被上诉人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30000元(含2800元定金)的部分购车款,双方约定剩余购车款于2020年1月21日支付10000元,尾款16800元在2020年3月1日前付清,双方对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同时进行了约定。在2020年1月21日被上诉人未如约支付购车款的情形下,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交付车辆合法且无过错,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上诉人即可交付车辆。上诉人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具有合法性,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按照合同履行错误。2.如前所述,上诉人对涉案车辆有权处分,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形。实际上,只要被上诉人积极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上诉人即会积极配合将涉案车辆交付并办理过户手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并未落空,双方仍有履行合同的可能,合同目的能够实现。上诉人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现被上诉人已支付大部分购车款,上诉人也希望合同继续履行,被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落空,原审法院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即判决解除合同证据不足,同时也违背了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秩序的审判原则。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均是因为被上诉人迟延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违约方,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法定解除合同的其他情形。法律规定解除权的目的是保护合同守约方的利益,使合同守约方免受违约方的侵害。如果违约方恶意行使解除权的话,则无从保护守约方的合同权利,相反却对违约方提供了保护。上诉人作为守约方、无过错方,不同意解除双方的合同,同时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合同法》第107条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购车款属金钱之债,根据《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上诉人不同意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应当无条件继续履行。三、即使双方解除合同,在已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仅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不返还定金的违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渣土货车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不退车及车款,同时双方另行约定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如果被上诉人2020年1月21日晚12点前未再付一万,之前所有付给上诉人的钱上诉人不予退还。被上诉人在2020年1月9日交付定金2800元,在2020年1月20日交付27200元购车款并与上诉人订立合同,故被上诉人交付的2800元属立约定金而非违约定金,该定金是作为订立合同的担保,在双方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时已抵作就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定金罚则限于履行债务以前的一种担保,现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开始履行,系被上诉人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百二十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有违约条款,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适用双方约定的违约条款,不应适用定金罚则。原审法院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违约责任“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故对超出定金部分金额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我国民法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法》第114条也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原审法院在有法律明文规定、上诉人无过错的情况下,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合理的扩大上诉人的损失,有失公允。2.原审法院称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27000元的损失未举证证实,故对上诉人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已查明,上诉人于2020年1月20日将涉案车辆的行车证、营运证、保险单、车钥匙一并交付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既未按时支付剩余购车款,也拒不返还车辆的行车证、营运证,导致车辆不能上路,必将造成车辆停用产生损失,该事实是众所周知且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事实上诉人无需举证证明。上诉人主张损失有法可依,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并未落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即使法院认定双方的合同应当解除,被上诉人也应当严格承担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并赔偿上诉人因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坤答辩称，针对对方的上诉主张由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请求维持原判。杨坤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渣土汽车转让协议；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30000元整；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1月9日，曹健因父亲生病急需治疗费用而与杨坤达成转让车辆的合意。当日，杨坤给付曹健2800元定金。同月20日，曹健（甲方、转让方）与杨坤（乙方、受让方）签订《渣土货车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陕汽牌ＳＸ3255ＤＲ404货车，牌号新Ｍ×××××、发动机号1611Ｅ139313转让给乙方管理，双方达成总金额为人民币56800元，付款方式以甲方出具收据为准；甲方应对该车手续及车辆的合法性负责（包括该车2020年1月20日前所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及纠纷），该车自交车之日起（时间2020年1月20日起）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及违法活动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该车若需办理过户事宜，过路费由甲方承担，过户时双方应主动配合办理转户所需手续及车辆；该车若不能过户，该车自交车之日起，该车以后所需费用由乙方负责购买，由甲方负责办理（包括运营证、车审、保险）；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双方不得违规，不得对成交金额提出异议，不退车及车款。同时双方还约定：乙方杨坤由于2020年1月20日无法付清买车款，2020年1月20日当日付三万（包含2800订金），2020年1月21日再付一万。如果乙方2020年1月21日晚12点前未再付一万，之前所有付给甲方的钱甲方不给予退还。之后乙方还欠甲方一万陆仟捌佰元在2020年3月1日前付清。如到期未付清，甲方有权收回车辆，乙方无权干涉。达成约定后，杨坤付给曹健27200元，曹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中国人民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卡》及车钥匙（共四把，其中车钥匙2把）交给杨坤。同月30日，杨坤将车开走。同日曹健向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报警称其在万泰工地运输的车辆新Ｍ×××××双桥货运车于2020年1月20日转让给杨坤，双方经济未完全了结，希望派出所协调解决。同年2月16日，杨坤向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报警，称其于2020年1月20日向他人购买一辆陕汽牌货车，后因产生合同纠纷，卖家曹健将杨坤停放在新街客车厂内的货车开走，并且不退还杨坤已缴纳的购车款。另，2019年8月6日，曹健与案外人张朝贵签订《渣土货车转让协议》，张朝贵将车牌号为新Ｍ×××××的重型自卸货车转让给曹健。同日，曹健（乙方）与巴州瑞鹏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委托管理车辆运输责任合同》，双方约定：甲方是车辆名义有权人，乙方是车辆的实际有权人。乙方的经营自主权，甲方不得干涉。乙方自委托甲方管理车辆的当日起，应向甲方一次性缴纳年度车辆管理费1000元，委托管理年自2019年8月5日起至2026年6月28日止。甲方有权利管理乙方全款车辆的机动车辆登记证书（除其车辆过户易主）。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运输所需各类手续，费用由乙方自理。合同期内不允许乙方私自过户。乙方有义务将机动车登记证书交甲方保管（除其车辆过户）等内容。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渣土货车转让协议》、《委托管理车辆运输责任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中国人民保险机动车商业保险卡》、《报警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现因双方在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导致双方均不按协议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对原告杨坤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给付的购车款30000元。法院认为，原告杨坤在与被告曹健签订《渣土货车转让协议》前给付曹健2800元，虽然在《渣土货车转让协议》中该2800元书写为“包含2800订金”，但结合协议内容“2020年1月21日再付一万。如果乙方2020年1月21日晚12点前未再付一万，之前所有付给甲方的钱甲方不给予退还。”，该2800元实为给付的定金。后原告杨坤在合同履行中未按约定履行，故根据定金规定，该2800元不应返还。对被告主张原告给付的30000元均不应返还的辩解意见，因该约定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故法院对定金部分的金额予以采纳，超出定金部分的金额不应采纳。对被告主张的由于原告违约造成其损失27000元的答辩意见，因其未举证证实，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坤与被告曹健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渣土货车转让协议》；二、被告曹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杨坤购车款27200元；三、驳回原告杨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杨坤负担25元、被告曹健负担25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表示不愿意将涉案车辆交付被上诉人，并明确同意解除涉案买卖合同。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亦对一审判决认定2800元为定金均表示无异议。本院认为，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明确表示同意解除涉案买卖合同，视为双方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合同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主张不应退还30000元购车款以及应当支持27000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针对涉案车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30000元（包含一审法院认定的定金2800元），现涉案车辆在较短时间内已经由上诉人自行提走，且该车辆的钥匙、行驶证等亦均由被上诉人在诉讼阶段交还上诉人，因涉案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上诉人应当将被上诉人已付的购车款27200元退还被上诉人，虽然涉案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在2020年1月21日晚12点前未再付一万，上诉人将不予退换之前给付的款项，但该约定属于违约条款性质，且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亦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即2020年1月20日）将涉案车辆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同时，针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一审判决不予退还2800元定金亦足以弥补上诉人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产生了27000元的损失，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此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曹健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80元，由上诉人曹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柳 凡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向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