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7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汉族，1972年4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安，湖北辨和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骥，男，汉族，1979年12月2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朝金，男，汉族，1955年2月25日出生，住湖北省宜都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土桥大道10号。法定代表人：徐辉，该地质大队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红，湖北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男，汉族，1967年4月16日出生，系该地质大队副队长，住湖北省恩施市。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沈骥、张朝金、湖北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以下简称地质二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宜都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1民初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且违反法定程序。1.矿产储量普查和评查报告确定涉案矿区有足够的开采资源，是沈骥取得开采许可的必要前提，其为取得开采许可，向普查机构地质二队提供了不真实的钻探数据，从而在转让股权时从刘勇处获得高额的股权转让价款。普查报告中的资源储量或者说沈骥、张朝金提供的见矿矿种、深度、厚度钻探数据的真实与否，是对刘勇构成欺诈的主要判断依据。而经刘勇委托的湖北省地质工程院按照沈骥、张朝金原数据点钻探核实，储量资源严重不足，不具有开采价值。并且刘勇一审中为证实这一点，申请了对涉案矿区见矿深度、厚度以及矿产储量进行鉴定，以及对刘勇开采支出进行司法财务鉴定，这些鉴定结论都是判断本案合同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与刘勇的诉求有因果联系，但一审法院均未作出回应。2.谭兰芳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之一，应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与诉讼，是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未通知谭兰芳违反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也导致了本案事实不清。3.沈骥、张朝金、地质二队对刘勇构成了共同侵权，理应作为侵权纠纷一并处理，同时，侵权之诉与撤销之诉虽是独立的诉，但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可以一并审理，故一审法院不予合并审理程序错误，且一审也未对侵权之诉作出实质上的陈述和处理。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是行使撤销权的规定，但一审判决结果是驳回撤销之诉请；第五十五条是撤销权消灭的规定，但一审认为刘勇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一年。一审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属于自相矛盾。沈骥、张朝金共同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并未违反法定程序。1.谭兰芳是否作为本案当事人，是其对自己权利义务的选择，谭兰芳如果认为股权转让是真实的，欠股权转让款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她就没有事实和理由向法院主张撤销合同，其不提起主张，就表明了不参与诉讼。2.采矿许可证的颁发是行政部门按照既定程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采矿许可证决定了矿山的价值，在没有撤销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采矿许可证认定的储量资源是真实合法的，刘勇是否申请鉴定，不影响采矿许可证的真实性。二、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不当。刘勇一审中诉请欺诈，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五条规定。而刘勇现上诉提出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显然也没有证据印证，均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涉案矿井还处于没有开采的状态，属原始矿井，采矿许可证到目前为止合法有效，刘勇起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地质二队辩称，一、刘勇诉请的是撤销其与沈骥、张朝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地质二队并不是该协议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协议对地质二队并无约束力。另股权转让和侵权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刘勇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地质二队提起诉讼于法无据，地质二队并不是本案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一审在召开庭前会议时已要求刘勇明确其诉请依据、申请鉴定的理由和待证事实等，刘勇一再坚持认为地质二队与沈骥、张朝金构成共同侵权，系刘勇自行错误行使诉权的结果，且刘勇虽表明需要对开采支出进行司法鉴定，但其申请鉴定的前提是合同必须依法撤销，而刘勇未就合同撤销进行举证；另刘勇申请的矿产储量鉴定事项已经超出本案的法律关系范畴，即鹤峰县国土资源局与宜峰矿业公司之间的矿业权出让系另一行政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并无任何程序违法表现。2.谭兰芳并不是涉案股权协议的当事人，且在一审诉讼长达两年的过程中，刘勇也根本没有提出谭兰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更没有举证证明谭兰芳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故其二审中称谭兰芳未作为必要诉讼共同原告参与诉讼导致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3.鹤峰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地质二队编制普查报告的目的是办理采矿许可证，进行资源有偿化处置，是实施招商引资项目的需要，该普查报告既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依据，而且也未征得地质二队的知情同意。刘勇与沈骥、张朝金任一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都未曾向地质二队就普查报告进行过查询、咨询相关成果或对专业性问题进行了解。刘勇现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主张地质二队承担连带责任，但该条针对的是共同加害行为，而刘勇主张撤销转让协议的法律依据又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可见其逻辑是混乱的，地质二队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4.刘勇一审中主张撤销的理由是构成欺诈，二审中又变更为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这属于提出了新的独立之诉，不应当在本案审理范畴之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其与沈骥、张朝金于2015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同日其与张朝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要求沈骥、张朝金返还其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并赔偿损失2146431.23元；3.要求地质二队对沈骥、张朝金返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赔偿损失2146431.23元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沈骥、张朝金、地质二队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地质二队受鹤峰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承担鹤峰县古树湾矿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为矿产资源有偿化处置、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提供必备的地质资料，经勘查编制提交了《湖北省鹤峰县古树湾矿区方解石矿普查报告》，认为古树湾矿区方解石资源量（332+333）36千吨、重晶石资源量（332+333）130千吨，资源量合计166千吨。该普查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并经恩施州国土资源局完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2014年5月，鹤峰县国土资源局委托恩施州矿业权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鹤峰县古树湾矿区方解石矿的采矿权，出让可利用资源量14.10万吨，挂牌出让起始价40万元。2014年6月24日宜峰矿业公司以40万元的报价竞得上述采矿权，并于同年12月16日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五年。2015年5月11日，宜峰矿业公司的股东沈骥、张朝金与刘勇、谭兰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沈骥、张朝金将宜峰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勇、谭兰芳，转让价款650万元。同时双方另行分别签订了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同日刘勇向沈骥、张朝金支付转让款300万元。2015年5月20日，宜峰矿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刘勇和谭兰芳，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勇。同时认定事实：2017年5月，沈骥、张朝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勇、谭兰芳支付余下股权转让款350万元。诉讼过程中刘勇以宜峰矿业公司的名义委托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对矿区资源储量情况进行核查，2017年7月湖北省地质工程院出具《湖北省鹤峰县古树湾矿区方解石矿资源储量核查报告》表明，经大致的核查，矿区内方解石矿储量（333）7.1千吨，重晶石矿储量（333）22.8千吨，矿体控制程度低，资源储量总量少，不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条件，经济价值不大，并说明核查报告不可作为矿业权交易的依据，仅供矿山企业下一步工作的参考。2017年8月，刘勇向鹤峰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经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刘勇行使合同撤销权时，能否以合同当事人外的第三人共同欺诈构成侵权为由一并主张赔偿；二、刘勇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一年的时效；三、刘勇以行政机关出让采矿权时所依据的矿产资源普查报告数据虚假为由，主张采矿权人宜峰矿业公司的股东沈骥、张朝金转让股权的行为构成欺诈，请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中刘勇分别针对沈骥、张朝金和地质二队提起合同撤销之诉和侵权之诉，各自的诉讼请求涉及的诉讼标的是独立的，两个诉的性质完全不同，诉讼标的也不属于同一种类，不能构成诉的合并，故刘勇起诉地质二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侵权诉讼不应与合同撤销之诉合并审理。刘勇关于“地质二队和合同当事人沈骥、张朝金共同利用合同欺诈损害其利益，可以在主张撤销权的同时提出侵权赔偿请求”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刘勇主张矿区矿产资源储量不实是基于2017年7月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出具的核查报告，其同年8月起诉没有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关于焦点三，股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其交易价格会受到公司经营状况、资产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宜峰矿业公司采矿权所包含的矿产资源储量及开采价值对刘勇决定是否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和确定交易价款确实具有重要影响，在这方面股权转让人沈骥、张朝金是否有欺诈行为应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首先，沈骥、张朝金在股权转让时，向刘勇提供了宜峰矿业公司的采矿权证以及矿区矿产资源普查报告等相关资料，刘勇也自认进行了审查，沈骥、张朝金没有隐瞒或者虚构矿区矿产资源储量的行为；其次，宜峰矿业公司是经过合法出让方式取得的采矿权，《古树湾矿区方解石矿普查报告》是出让方鹤峰县国土资源局在履行矿产资源有偿化处置的职能过程中委托第二地质大队编制，不是沈骥、张朝金的个人行为，该普查报告属于采矿权受让人宜峰矿业公司和出让人鹤峰县国土资源局之间矿业权出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及的内容，即使存在普查报告虚假的事实，也是出让人鹤峰县国土资源局依照矿业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是否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沈骥、张朝金并不因此构成欺诈。因此，刘勇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其申请矿区矿产资源储量鉴定对认定沈骥、张朝金在转让股权时是否有欺诈行为无实际意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825元，由刘勇负担。二审中，刘勇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有异议，认为王飞系涉案股权实际受让人，但经过二审法庭调查，刘勇又认可是其委托王飞代理受让股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程序方面。首先，谭兰芳虽系《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之一，但经过庭审调查，沈骥、张朝金向刘勇、谭兰芳转让股权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股权转让比例是各自确定的。刘勇诉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人民法院可针对刘勇的撤销理由进行审查，谭兰芳的受让股份既未与刘勇的受让股份发生混同，也不会与刘勇要求沈骥、张朝金返还其股权转让款、赔偿其损失的诉讼标的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并且也不会对刘勇的撤销事由发生影响，故本院认为就本案刘勇独立提起的撤销之诉，谭兰芳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未通知谭兰芳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其次，关于刘勇在一审中提出的涉案矿区矿产储量鉴定和刘勇开采支出的司法财务鉴定这两个申请，经核实，一审在庭审前召集双方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已就刘勇申请鉴定的具体事项以及待证事实进行了询问，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亦就此进行了辩论，最后合议庭综合判断后认定上述两个鉴定对于本案认定沈骥、张朝金在转让股权时是否有欺诈行为无实际意义，并在一审裁判文书中做出了相应回应。故一审在程序上并无错误，刘勇该诉请与事实不符。最后，对于本案所涉合同撤销之诉与侵权之诉是否要一并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两个诉的诉讼标的明显不同，所针对的当事人也不一致，各自独立的诉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刘勇的该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二、事实及法律适用方面。刘勇一审中诉请撤销的理由是构成欺诈，但根据查明事实，宜峰矿业公司股权转让时持有的采矿许可证是经过合法程序得来并且真实有效的证件，刘勇上诉中也表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合法持有采矿许可证，对于其上诉所称持证开采后不能达到其预估的商业价值，这在签订合同之时，是合同双方都不能预见到的商业风险，刘勇不能就此来说明沈骥、张朝金实施了欺诈行为。一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对于二审中刘勇又变更其撤销之诉的理由为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这显然属于一个新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二审中，地质二队明确不同意就刘勇新增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且刘勇亦未就此提交证据证明，刘勇的该诉讼请求及理由同样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25元，由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朝平审判员  苗劲松审判员  罗 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肖芳书记员张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