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19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115号2幢7层7-32室。 法定代表人：王增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灵巧,浙江昊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奇辉，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国定，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励旭，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叶军，男，198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审第三人：曹国根，男，195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久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史奇辉、史国定，原审第三人曹叶军、曹国根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9）浙0225民初1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益久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曹国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一、曹国根无代理权。曹国根非益久公司员工，也没有益久公司的授权，曹叶军在一审明确表示其无权代益久公司收取钢管，故曹国根作为曹叶军指派在场地负责临时管理的人亦无权代表益久公司。二、根据本案事实，不足以相信或认为曹国根具有代理权。曹国根持有的《租赁回库单》，虽然与益久公司的《租赁回库单》表面内容一致，但这仅是益久公司相信曹国根具有代理权的外在表现，如要成立表见代理，仍需充足证据证明益久公司对曹国根有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仅凭《租赁回库单》不足以对曹国根有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设备返还交接人员与以往不一致，《租赁回库单》载明的内容与以往也不一致。双方存在对每次回库钢管等设备进行结算，并在回库单上“合计处”载明具体数量的对账习惯。但2016年10月30日由曹国根签发的《租赁回库单》，未记载归还的合计数，与以往不一致。赵某在拿到《租赁回库单》后，应及时与益久公司进行当面沟通或电话联系，以确认曹国根身份及其是否有权利收取，并确认归还数量。基于上述理由，代理行为虽然有代理权的外观，但并不能因此产生合理的信赖，故依法不能认定相信或认为曹国根有代理权。三、史奇辉、史国定在归还钢管等设备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失。四、一审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无证据证明上海市嘉定区××路场地（以下简称嘉塘路场地）系益久公司及史某2让曹叶军去承租；其次无证据证明嘉塘路场地仅用于堆放益久公司的钢管等设备。事实上该场地主要是曹叶军用于栏杆加工生产，益久公司仅是向曹叶军承租部分场地用于存放扣件、钢管。再者，无证据证明益久公司授权曹叶军代为接收相关公司归还给益久公司的设备。最后，无证据证明益久公司将部分《租赁回库单》交曹叶军保管以及使用目的是为了让曹叶军代收设备。 史奇辉、史国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曹叶军、曹国根未作答辩。 益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奇辉、史国定归还租赁益久公司的钢管27813.3米、扣件5825个（详见明细，上述租赁物价值400000元）；2.判令史奇辉、史国定支付益久公司钢管、扣件租赁费373040.20元（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租赁费实际计算并支付至钢管、扣件归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久公司由股东王雅萍（自成立至今出资比例占80%）与王增荣于2007年11月7日出资成立，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王雅萍担任法定代表人，此后至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增荣担任。益久公司与史奇辉、史国定均确认史某2自公司成立至今仍系王雅萍的配偶。史国定、史奇辉、证人史某1与史某2（的老家）均系同村或邻村人。史国定、史奇辉与证人史某1自2012年起曾就通过史某2向益久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后再行对外租赁）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后因行情不好等原因，证人史某1退出该项合伙业务。后益久公司与史奇辉就分别自2012年3月20日、4月15日与5月16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分别用于61398部队综合配套用房、龙元周浦41＃项目与莲花路工地的钢管、扣件租赁事项签订表格式的合同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015、016与017，该三份合同即益久公司提供的三份《结算清单》），合同记载出租单位（为益久公司）、合同编号、日期区间、三个项目的工程地址、承租单位（记载为史奇辉）；该三份表格式合同还记载了物资名称为钢管、扣件及10公分套管的计量单位、发货日期与数量，收货日期与数量，租赁单价、租赁天数、累计在外数（量）、租费及租费合计、应收租费合计分别为58246.03元、112481.80元与14812元等事项；合同另记载“制表：励敏审核：验收：史国定（签名）”；合同的备注栏记载“承租单位收到租费结算明细15日未提异议即视为确认”。上述相关项目完工后，史奇辉、史国定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2013年1月16日、2013年5月30日、2013年7月14日、2013年7月15日、2013年7月20日（两份）、2013年7月25日通过驾驶员即证人赵某向益久公司归还钢管、扣件等设备，益久公司收到并核验相应设备后，向史奇辉、史国定出具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周浦工地或外高桥（大同路）］”、送货时间、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合计数量、备注“运输费承租方自理”或“抽查300只其中有2只坏归还扣件已修好上油”，且由益久公司孙姓工作人员在出租方处签名、证人赵某等驾驶员在承租人处签名确认（注明车号为沪ＢＫ××××）的编号为0000051-0000058号的《租赁回库单》8份（其中送货时间为2013年5月30日、编号为0000053的《租赁回库单》承租人处由驾驶员“余坤”签名确认）。2014年1月22日史奇辉、史国定通过驾驶员陈玲向益久公司归还各类扣件21475只、10公分套管200只，由益久公司工作人员励敏在出租方与开票人处签名，史奇辉、史国定由驾驶员陈玲签名后开具编号为0000064的《租赁回库单》。益久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上述9份中编号为0000052与0000064号的《租赁回库单》上用铅笔标注“已入电脑”。益久公司提供的上述9份《租赁回库单》未加盖公章，且均为白色联，未记载该《租赁回库单》一式多少联，白色联或红色联等分别为存根联、顾客联或记账联等事项。2015年4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开发区有限公司诉益久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原告的主要诉请为解除双方之间的《场地租赁合同》、将租赁场地（内的物品与设施设备搬离）恢复原状并返还场地、支付租金与违约金；经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该案原告要求益久公司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路××祖冲之路以北20ＫＶＡ变电站地块恢复原状并返还给该案原告等项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益久公司面临无场地堆放钢管、扣件等设备的处境；后益久公司及史某2经与曹叶军等协商，由曹叶军于2016年下半年出面租赁位于嘉塘路场地，用于堆放益久公司原位于芳春路场地的钢管等设备，并代为接收相关工地归还给益久公司的钢管等设备，同时将部分《租赁回库单》交由曹叶军保管、使用；曹叶军让其父即曹国根负责门卫及收料等事务。2016年10月底，史国定等经与他人联系钢管等设备如何归还、接收场地及接收人员等事宜，被告知可归还至曹叶军租赁、管理的位于嘉塘路的场地。2016年10月30日，史奇辉、史国定通过前述证人赵某送货至曹叶军租赁的场地，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1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证人赵某带回给史奇辉、史国定，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证人赵某在承租方处签名。同日，史奇辉、史国定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曹叶军租赁的场地，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2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史奇辉、史国定，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车号为沪Ｄ3××××，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此外，为方便史奇辉、史国定及其委托的驾驶员等人后续联系预约归还钢管等设备，编号为0002152的前述《租赁回库单》上有曹国根的电话，记载为“曹：183××××3796”。2016年11月8日，史奇辉、史国定再次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曹叶军租赁的场地，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0002153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史奇辉、史国定，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车号为沪Ｄ3××××，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同年于11月11日，史奇辉、史国定再次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曹叶军租赁的场地，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4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史奇辉、史国定，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钢管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035根，规格型号为3.3米钢管1根，十字扣件5825个，30公分套管200只，车号为沪Ｄ3××××，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曹国根接收上述钢管、扣件及套管，并开具记载有相应规格、数量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后，有无及时通过曹叶军将前述四份回库单的接收人（出租方）存根联或记账联转交给益久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明。后因行情好转，且曹叶军不再经营钢管租赁业务等原因，益久公司于2017年年底派车将存放在曹叶军处的所有钢管二十几万米、扣件六万多个等设备，含案涉前述2016年10月与11月由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等运送至益久公司新的工地等处使用或存放。2018年年初，益久公司以其未收到案涉由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为由要求史国定归还，并要求史国定等支付未付租金；史国定便与曹叶军电话联系核实上述钢管等设备的接收与最终去向等情况。后曹叶军经再次核对与益久公司之间发生的钢管等设备交接的出库与回库单，未查找到案涉由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的回库单原件。史国定等向益久公司租赁前述三份《结算清单》记载的钢管等设备后，分别于2013年向益久公司支付150000元，于2014年向益久公司支付240000元（以史奇辉出具《承诺书》的形式，由益久公司向相关项目部从史奇辉承包的外高桥新市镇Ｄ03-06-1商品房新建项目木工班组的承包款中扣除、收取），于2018年11月17日通过赖丹英向益久公司的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江科技支行9716××××2000的账号代付史国定租赁费100000元，于2019年2月6日通过证人史某1转交史启法40000元，再由史启法转交原告方（史某2）。益久公司确认史奇辉、史国定已付清2014年1月1日前的所有设备租赁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益久公司与史奇辉、史国定之间就钢管、设备等的租赁签订了表格式的租赁合同，益久公司已将约定的钢管等设备交付使史奇辉、史国定用（对外租赁），且双方对史奇辉、史国定已归还部分设备、已支付部分租费的事实无争议，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及相关行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案件主要争议焦点：1.双方的主体资格，包括证人史某1在本案中的其他身份，依法应否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的行为，能否发生等同其向益久公司归还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法律效力；3.史奇辉、史国定尚欠益久公司租费的金额。关于争点一，史奇辉、史国定主张益久公司实际上系由史某2开办且经营管理，史某2一直是益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史奇辉、史国定同证人史某1三人在史某2家里商谈共同向史某2租赁钢管后再行对外出租的合伙事项，史某2（益久公司）亦知悉（当庭自认）三人合伙向其租赁钢管等设备的情况；史奇辉主张益久公司每次催讨租赁费均系由史某2打电话给史奇辉、史国定催讨，且存在由证人史某1将租费40000元交由史启法，史启法再转交给史某2个人，以及史某2的该收取租赁费行为得到益久公司认可等事实；证人史某1与史奇辉均主张实际上早已退出与史国定共同向史某2等租赁钢管等项合伙业务。建筑设备租赁系事关建筑与公共安全事项的特种租赁，出租方必须具备相关的资质，故本案中由史某2或其配偶等出面开设益久公司，以公司名义从事建筑设备租赁业务，而益久公司、史奇辉、史国定之间相关租赁业务的联系与处理实际上由史某2等负责，合法合理；史奇辉、史国定虽主张史某2系益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未要求追加其作为本案原告或共同原告，且前述分析已明确自然人不具有从事建筑设备租赁的资质，故原告主体适格。史奇辉在案涉编号为015、016、017的三份租赁合同（《结算清单》）中的台头部位标注为“承租单位”，史国定在上述合同的尾部验收人处签名确认；且史奇辉于2014年向益久公司及相关项目部出具《承诺书》，同意由项目部将其可以领取的木工班组承包款项240000元支付给益久公司，用于抵偿史奇辉、史国定2012年至2013年期间尚欠益久公司的建筑设备租赁费。可见，史奇辉与史国定以双方共同的相关经营管理等行为表明其合伙向益久公司租赁建筑设备，并共同承担租费支付义务，故史奇辉、史国定的诉讼主体适格。关于史某1的身份，史国定申请其作为证人到庭作证陈述，经审查，该院在当时尚未开庭审理本案的情况下予以准许。史某1到庭作证时陈述其与史奇辉、史国定曾在史某2家里共同商谈三人合伙向史某2（通过其经营管理的益久公司）租赁钢管等设备再行对外出租事项，三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史某2对其三人合伙租赁事项知情，后其与史奇辉退出合伙租赁事项。但从史某1陈述2016年史奇辉、史国定向史某2归还钢管等设备遭对方无理刁难，后由其出面打电话给史某2未果，史奇辉、史国定只得购置全新钢管等才得以顺利归还，以及其于2019年将史国定交付的租赁40000元交由史某2的管家史启法，由史启法再转交给史某2及益久公司等情况看，其虽声称早已退伙，但实际上并未完全置身于案涉合伙租赁事项之外。然而，在史奇辉、史国定与益久公司及史某2均明知史某1曾与史奇辉、史国定合伙经营案涉设备租赁业务，史奇辉、史国定及益久公司与史某2亦对史某1声称的退伙事实予以默认（未予反驳）；且退伙时史奇辉、史国定尚欠益久公司租赁费等债务事实（三合伙人退伙时对案涉合伙债务如何承担，以及益久公司是否参与三人退伙结算，是否同意全部债务由史奇辉、史国定承担等均无证据显示），但在史某1作为证人到庭陈述的情况下，史奇辉、史国定与益久公司均未要求追加史某1作为共同被告对案涉钢管等设备的返还及所欠益久公司租费的支付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该事项，该院在庭审后对本案实体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范围进行相关释明，双方均向该院书面确认案涉实体权利的争议仅限于益久公司、史奇辉、史国定之间，与史某1及曹国根、曹叶军无涉，基于节约司法资源、自然人在不需要承担案件实体义务的情况下证人身份优先原则，该院对当事人就相关权利义务事项在不违法情况下的选择权予以尊重，故无须依职权追加史某1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关于争点二，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的行为，可以发生等同其向益久公司归还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法律效力。理由如下：首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益久公司必须限期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路××祖冲之路以北20ＫＶＡ变电站地块恢复原状（含将堆放的钢管、扣件等设备搬离）、返还出租方，史奇辉、史国定与曹国根、曹叶军均确认益久公司的全部（含从相关工地退回的）钢管等设备，均按益久公司的要求运送或归还（放置）至曹叶军租赁的位于嘉塘路处场地；对此，益久公司未予否认，亦未举证证明上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路的场地依法被收回后至2018年益久公司向曹叶军核查案涉钢管等设备的去向，后又要求史奇辉、史国定归还案涉钢管等设备期间，益久公司曾有其他场地用于放置相关（含从相关工地退回的）钢管等设备。其次，益久公司否认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前，曾与益久公司的史某2或励敏等人联系、确认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接收场地与人员系曹叶军方的事实，不仅与曹叶军、曹国根及史国定、证人赵某等人的相关陈述矛盾，而且益久公司对史国定实际上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的事实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故益久公司的该相关主张不符合常理，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再次，曹叶军与曹国根均确认益久公司提供的案涉记载送货时间为2016年10月与11月的四份《租赁回库单》由曹国根收货、核对后签字，确认曹国根收到过案涉诉讼的钢管等设备事实；曹叶军确认因其向益久公司借调钢管等设备（对外出租），曹叶军在嘉定区嘉塘路处的场地有益久公司提供的（空白）《租赁回库单》，且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系由益久公司提供，而非史奇辉、史国定伪造或变造；益久公司对案涉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虽提出异议，但未对其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亦未就该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之处提供证据。最后，益久公司提供的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史奇辉、史国定归还部分钢管、扣件后的九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白色联），与史奇辉、史国定提供的其于2016年下半年将案涉钢管、扣件交由曹国根后取得的四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红色联），几乎完全一致，且益久公司未对其《租赁回库单》的样式等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变化，以及其《租赁回库单》未记载一式多少联，其中白色联、红色联等分别应当由出租方或承租方等持有提供证据；本案益久公司作为出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白色联，史奇辉、史国定作为承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红色联，符合常理。基上分析，采信史奇辉、史国定关于其有理由相信曹国根保管并提供益久公司的《租赁回库单》，经核验钢管等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后签字确认的行为，是有权代表益久公司签收案涉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表见代理行为的辩称主张，对益久公司要求史奇辉、史国定归还讼争钢管等设备或折价赔偿的诉请，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关于争点三，益久公司主张史奇辉、史国定尚欠其钢管27813.3米与扣件5825个至今未归还，该部分设备的租金应算至实际归还或实际支付折价赔偿款之日止；且益久公司确认截止2014年1月26日史奇辉、史国定已付清2014年1月1日前的全部租金，此后又分别于2018年11月17日收到赖丹英通过银行汇款代付的租金100000元，于2019年2月6日收到他人转交的现金40000元。史奇辉、史国定辩称自设备租赁后，钢管等设备租赁行业的行情发生较大波动，应按市场行情的变化以上海市钢管等设备租赁的信息价计算尚欠租金金额；因史奇辉、史国定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就约定的案涉钢管设备等的租费价格或其计算标准达成新的约定，故对史奇辉、史国定的该相关辩称不予采信，仍按双方在《结算清单》中约定的钢管0.008元每米每天、扣件0.004元每个每天计算尚欠租金金额。基于上述争点二等的分析，该院核实史奇辉、史国定尚欠益久公司租费金额如下：1.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6号的龙元周浦41＃工地《结算清单》记载：2012年4月15日至2012年7月18日期间史奇辉、史国定共向益久公司租赁钢管53799.2米、扣件35600个，其中史奇辉、史国定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2013年1月16日、2013年7月14日归还钢管5784米、6424.4米、6888米，于2013年7月15日归还扣件21000个，于2013年7月20日归还钢管5524.6米，于2013年7月25日归还钢管24570米；故截止2014年1月1日，史奇辉、史国定在该工地尚欠益久公司钢管4608.2米、扣件14600个未归还。2.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5号的61398部队综合配套用房工地《结算清单》记载：2012年3月20日至同年5月14日期间史奇辉、史国定共向益久公司租赁钢管21096米、扣件12700个、10公分套管200只；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7号的莲花路工地《结算清单》记载：2012年5月16日史奇辉、史国定向益久公司租赁钢管8050米。后史奇辉、史国定分别于2013年5月30日（《租赁回库单》记载为大同路外高桥工地）归还益久公司钢管5940.9米，于2014年1月22日归还益久公司扣件21475个，10公分套管200只。故截止2014年1月1日史奇辉、史国定尚须归还益久公司钢管27813.3米，扣件27300个；2014年1月22日史奇辉、史国定归还益久公司扣件21475个后，尚需益久公司归还扣件5825个。根据史奇辉、史国定提供的2016年下半年交由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记载，史奇辉、史国定分别于2016年10月30日与11月8日归还钢管14400米、7200米，2016年于11月11日归还钢管6213.3米、扣件5825个；故史奇辉、史国定应付益久公司钢管租赁费金额为：27813.3米×1033天（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0.008元＋13413.3米×8天×0.008元＋6213.3米×3天×0.008元＝230856.68元，扣件租赁费金额为：27300只×22天×0.004元＋5825只×1044天×0.004元＝26727.6元，钢管与扣件合计应付租费为257584.28元，扣除益久公司于2018年与2019年收取的租费140000元，史奇辉、史国定实际尚欠租费117584.28元。曹国根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审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史奇辉与史国定于判决生效后20日内向益久公司支付钢管等设备租赁费117584.28元；二、驳回益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益久公司负担9031元，史奇辉、史国定共同负担2499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益久公司与史奇辉、史国定之间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及相关行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截止2014年1月1日史奇辉、史国定尚有27813.3米钢管、27300个扣件未归还益久公司。2014年1月22日史奇辉、史国定归还益久公司扣件21475个后，尚有扣件5825个未归还益久公司。史奇辉、史国定提供的2016年下半年交由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记载，史奇辉、史国定分别于2016年10月30日与11月8日归还钢管14400米、7200米，2016年于11月11日归还钢管6213.3米、扣件5825个。故至该日钢管、扣件均已归还。相应的史奇辉、史国定应付益久公司钢管租赁费金额应为：27813.3米×1033天（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0.008元＋13413.3米×8天×0.008元＋6213.3米×3天×0.008元＝230856.68元，扣件租赁费金额应为：27300只×22天×0.004元＋5825只×1044天×0.004元＝26727.6元，合计应付租费为257584.28元，扣除益久公司于2018年与2019年收取的租费140000元，史奇辉、史国定实际尚欠设备租费117584.28元。本案二审争议主要是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的行为是否视为已向益久公司归还讼争的钢管等设备。对此，本院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益久公司限期搬离原堆放钢管、扣件等设备的场地，史奇辉、史国定与曹国根、曹叶军均确认益久公司的全部钢管等设备，均按益久公司的要求运送或归还（放置）至曹叶军租赁的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路处的场地，益久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原堆放钢管、扣件等设备的场地依法被收回后至2018年益久公司向曹叶军核查案涉钢管等设备的去向，后又要求史奇辉、史国定归还案涉钢管等设备期间，益久公司曾有其他场地用于放置相关钢管等设备，在益久公司对史国定实际上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曹国根签收的事实未作合理解释，不符合常理。曹叶军与曹国根均确认益久公司提供的案涉记载送货时间为2016年10月与11月的四份《租赁回库单》由曹国根收货、核对后签字，确认曹国根收到过案涉诉讼的钢管等设备事实。曹叶军确认因其向益久公司借调钢管等设备（对外出租），曹叶军在嘉塘路场地有益久公司提供的（空白）《租赁回库单》，且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系由益久公司提供，而非史奇辉、史国定伪造或变造。益久公司对案涉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虽提出异议，但未对其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亦未就该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之处提供证据。益久公司提供的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史奇辉、史国定归还部分钢管、扣件后的九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白色联），与史奇辉、史国定提供的其于2016年下半年将案涉钢管、扣件交由曹国根后取得的四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红色联），几乎完全一致，且益久公司未对其《租赁回库单》的样式等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变化，以及其《租赁回库单》未记载一式多少联，其中白色联、红色联等分别应当由出租方或承租方等持有提供证据。益久公司作为出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白色联，史奇辉、史国定作为承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红色联，符合常理。一审据此采信史奇辉、史国定关于其有理由相信曹国根保管并提供益久公司的《租赁回库单》，经核验钢管等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后签字确认的行为，是有权代表益久公司签收案涉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表见代理行为的主张，有事实依据。益久公司要求史奇辉、史国定归还讼争钢管等设备或折价赔偿，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益久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上诉人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文君 审判员  方资南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许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