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6民初1857号原告（被告）：曾庆龙，男，198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书珍，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翠，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原告）：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2期11号楼19层。法定代表人：李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公达，男，1993年7月9日出生，汉族，公司法务，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被告）曾庆龙与被告（原告）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庆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532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工资41465.5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绩效工资1320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未休年假工资13448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休息日加班工资155402元；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延时加班工资90215.5元。事实和理由：曾庆龙于2018年5月30日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时担任设计管理副总监，后工作调动到碧桂园延庆项目任职工程技术副总监。进入公司后，曾庆龙工作尽心尽责，任劳任怨，项目上要求每人每周上班6天，曾庆龙经常周末无休地处理项目事务。因为工作表现优异，在2019年上半年绩效考核中评为A级。曾庆龙于2019年10月8日至10月10日在公司内部系统上申请带薪病假，并通过审批。2019年11月8日，碧桂园公司人力李健通过微信向曾庆龙下发《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曾庆龙10月8日至10月31日连续旷工为由，决定于2019年9月30日与曾庆龙解除劳动合同，碧桂园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逻辑混乱，与事实不符，应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9年10月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曾庆龙一直继续工作，因为公司过错导致无办公位、工作受到影响的，参照《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的规定，也应该按照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及绩效工资。曾庆龙每周实行6天工作制，理应支付加班费。曾庆龙2019年剩余未休年假天数为3天，公司应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综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碧桂园公司辩称：一、碧桂园公司与曾庆龙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起正式终止。2019年9月20日，碧桂园公司人力代表李健与曾庆龙商谈离职事宜，双方就终止劳动关系达成初步一致，但因公司无法立刻解决员工垫付款项一事，双方未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9月24日，李健微信通知曾庆龙碧桂园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明确表示考勤将只计算到9月24日，这意味着曾庆龙的工资只计算到9月24日，曾庆龙自9月25日起不用再去上班。鉴于双方未就离职补偿达成一致，碧桂园公司本着照顾员工的原则作出让步，李健在9月26日再次微信通知曾庆龙考勤只计算到9月30日，该通知是对9月24日通知的补充，将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延后至9月30日。为进一步消除双方在劳动关系终止问题上的争议，11月8日李健通过微信向曾庆龙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重申碧桂园公司已于2019年9月30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碧桂园公司9月24日、26日的通知具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同意支付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二、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终止，2019年10月1日至11月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碧桂园公司无需支付曾庆龙10月1日到11月8日期间的工资或待岗生活费。曾庆龙在2019年仅享有3天带薪年休假，已休2天，仅剩余1天，故碧桂园公司仅需支付曾庆龙1天带薪年休假工资。三、碧桂园公司没有支付“年目标奖金”的合同义务。曾庆龙提交的《录用通知》不是碧桂园公司发出的，其中的约定对碧桂园公司无约束力。在曾庆龙未提供原件、无证据表明《录用通知》系由碧桂园公司发出的情况下，原裁决将《录用通知》认定为碧桂园支付“年目标奖金”的合同义务来源明显不当，应予纠正。双方在《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中对于“年目标奖金”的发放有明确约定，应从约定，且约定的重要部分有字号放大、字体加粗等特殊标准，碧桂园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尽提醒说明义务，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便《录用通知》为真，从文书形成的时间先后来看，《录用通知》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日，《聘用合同书》与《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两份文书对同一事项约定不一致的，应视为双方对原约定的变更，并以形成在后的约定为准。在离职当年工作时间不足12个月时，“年目标奖金”的发放应按照《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的约定处理。基于前述事实和理由，现起诉要求：1.无需支付曾庆龙2019年10月至2019年11月7日待岗生活费6233元；2.无需支付曾庆龙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绩效工资108000元；3.支付曾庆龙带薪年休假工资4483元。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曾庆龙于2018年5月30日入职碧桂园公司，双方于当日签订《聘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8年5月30日至2021年11月29日止，其中试用期从2018年5月30日起至2018年11月29日止，约定按标准工时执行，乙方职位按《录用通知》约定执行，聘用期间薪酬标准及发放方式按《录用通知书》约定执行，采取月薪后发制，当月劳动报酬于次月15日前统一发放。《聘用合同书》第十条规定“《集团综合管理类制度手册》《集团项目开发类制度手册》《集团制度手册附件（汇总版）》《碧桂园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录用通知》《职位申请表》及本合同签订后甲方依法制定/修订的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若因工作需要加班的，则应履行如下加班审批程序：乙方应事先向甲方人力资源负责人（以下简称‘加班审批人’）提交经其所在部门或借用方负责人签字同意的书面加班申请，由加班审批人签字批准。双方确认，经前述加班审批程序确认的加班为甲方安排乙方的有效加班。对于乙方有效加班，甲方将依法为乙方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费。双方进一步确认，乙方出勤记录/打卡记录尚不能证明乙方出入办公场所的实际情况，更无法据此判断乙方是否加班，故出勤记录/打卡记录不作为认定乙方加班的依据。”第十一条约定“甲方有权根据其自身经营情况及乙方对经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乙方的工作表现情况，决定是否对乙方发放奖金（包括但不限于年终奖、绩效工资、目标责任奖等），及奖金发放的时间和标准。双方确认，如聘用合同终止或解除的，则以聘用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为界限，在该日期之前甲方和借用方已经发放给乙方的奖金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索还；在该日期（含）之后甲方和借用方发放的任何奖金均与乙方无关，乙方无权索要。”该条字体进行了加粗和放大。碧桂园公司向曾庆龙发放工资至2019年9月，委托第三方公司为曾庆龙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0月。2019年9月20日，碧桂园公司人力李健就解除劳动关系补偿事宜约谈曾庆龙，双方协商未果。9月24日，公司人力李健与曾庆龙通过微信就解除事宜再次沟通，李健告知曾庆龙之前承诺的补偿等依旧有效，考勤就计算到24号，曾庆龙提出异议，称年假还没有算，垫付款也没有解决。此后曾庆龙仍通过钉钉打卡方式记录考勤。碧桂园公司批准曾庆龙在2019年10月8日至10月10日期间休全勤病假。2019年11月8日，碧桂园公司人力李健通过微信方式向曾庆龙发送《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为“因2019年10月8号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您未曾工作连续旷工，故按照公司考勤及假期相关规定，员工连续旷工时间超过2天（含），或者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旷工超过3天（含）的，按严重违纪处理同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经公司研究决定，于2019年9月30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11月1日。”2019年11月14日，曾庆龙向北京市怀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怀柔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工资41465.5元；2.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绩效工资132000元；3.支付2018年5月30日至2019年11月8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5328元；4.支付2019年1月1日至11月8日3天年假工资13448元；5.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休息日加班工资155402元；6.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延时加班工资90215.5元。怀柔仲裁委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京怀劳人仲字【2020】第300号裁决书，裁决碧桂园公司支付曾庆龙2019年10月至同年11月7日待岗生活费6233元、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5328元、2019年1月至同年9月绩效工资1080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8184元；驳回曾庆龙其他申请请求。曾庆龙、碧桂园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关于曾庆龙的工资标准，碧桂园公司称是税前32500元。曾庆龙对碧桂园公司所述不予认可，称工资标准应以《录用通知》为准，并向法庭提供落款日期是2018年5月2日的《录用通知》证据，该《录用通知》载明“您录取的职位是碧桂园集团京西区域设计管理副总监，工作地点为北京、河北，合同期为三年六个月，试用期六个月，基本工资为税前人民币每月32500元，年目标奖金为税前人民币144000元（年目标奖金将根据公司业绩及您的个人绩效表现评定），年目标总薪酬为税前人民币534000元，如年工作时间不足12个月，则年总薪酬按实际月份折算……”曾庆龙称其诉讼请求中要求的绩效工资指的就是《录用通知》中的年目标奖金。经质证，碧桂园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公司没有发放过《录用通知》。曾庆龙2018年没有休过年假，2019年共休4天年假，其中包含2018年2天年假。曾庆龙就其主张的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考勤打卡记录、《延庆项目例会会议纪要》、工作微信群截屏等证据，经质证，碧桂园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碧桂园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考勤数据截图等证据，曾庆龙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曾庆龙、碧桂园公司对于公司员工通过网上系统审批考勤、休假及加班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从《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来看，碧桂园公司以曾庆龙在2019年10月存在旷工为由决定于2019年9月底解除劳动合同，解除事由明显错误，构成违法解除。现碧桂园公司、曾庆龙对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数额95328元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碧桂园公司虽在《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但实际该通知书于2019年11月8日才向曾庆龙送达，结合碧桂园在2019年10月仍为曾庆龙缴纳社会保险、批准曾庆龙2019年10月8日至10月10日期间休病假的事实，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1月8日解除。碧桂园公司与曾庆龙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中多次提到《录用通知》，并约定薪酬标准按《录用通知》执行，现碧桂园公司否认《录用通知》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证，故本院对碧桂园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认定曾庆龙所提交《通用通知》对其所主张的薪酬标准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即曾庆龙的薪酬由基本工资32500元（月）及奖金144000元（年）构成。对于曾庆龙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的工资标准，考虑到曾庆龙对于在此期间未能提供劳动并无过错、碧桂园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不正当而构成实体违法解除等因素，本院认定碧桂园公司应按曾庆龙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支付此期间的工资，经计算为41465.5元。碧桂园公司应支付曾庆龙2019年2天未休年假工资，经计算为8184元。关于碧桂园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曾庆龙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绩效工资的问题，从《录用通知》中对年目标奖金内容的表述看，年目标奖金属于工资的一部分。《聘用合同补充协议》规定提前离职员工不能发放年目标奖金属于排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条款，应属无效。现碧桂园公司违法解除曾庆龙且未能提供对曾庆龙的考核标准，故本院按照曾庆龙的工作时间折算其2019年度应得的绩效工资数额为123310元。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仅凭电子打卡记录要求认定存在加班事实的，一般不予支持。《聘用合同书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实行加班审批制，从曾庆龙提交的关于加班事实的证据来看，除指纹打卡记录证据外，《延庆项目例会会议纪要》、工作微信群截屏等证据均对应的是2019年6月29日之后的日期，而碧桂园公司有关病假、年假、调休、加班均通过网上考勤管理系统走流程审批，其提供的此期间的考勤月报证据显示曾庆龙并不存在加班，本院认为曾庆龙未能证明存在经过审批的加班事实，故对其要求支付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曾庆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5328元；二、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曾庆龙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期间工资41465.5元；三、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曾庆龙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期间绩效工资123310元；四、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曾庆龙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8184元；五、驳回曾庆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曾庆龙负担5元（已交纳），由北京碧桂园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丽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郝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