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164号附9号臣功新天地15幢。法定代表人：韩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阳，贵州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林，贵州衡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金华乡嵩芝塘煤海路。法定代表人：洪家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凡，贵州贵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2号建设大厦西楼21层。法定代表人：林春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涉寒，男，195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连香，女，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春明，男，196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龙，男，198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仁贵，男，195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丘兴全，男，196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方付，男，1966年2月0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金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长琦，男，195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家堃，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唐敏，女，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维，女，198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凡，贵州贵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与被上诉人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钇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聚源公司）、林春明、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聂长琦、洪家堃、杨唐敏、洪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黔0112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乌当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阳、被上诉人钜钇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凡、黔聚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涉寒、莫连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乌当农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黔聚源公司、林春明、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洪家堃、杨唐敏、洪维对原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112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仅以本案的主债务人是钜钇成公司，不是黔聚源公司，黔聚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是一系列不确定的主体，而并非特定的指钜钇成公司从而认定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邱兴全担保的主债务人不确定，判定上述担保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生效，上述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纠正。被上诉人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合同成立时就已经生效，本案的主债务人是钜钇成公司，钜钇成公司是黔聚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黔聚源公司向上诉人及其分支机构出具《担保意向函》，因此可以确定钜钇成公司是黔聚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人。保证合同是从合同，只要主合同是确定的，主债务的范围是确定的就可以，并非要求主债务人确定唯一，就是黔聚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债务人，而且没有法律规定，债务人必须是唯一一个人而不能是一个群体。综上，被上诉人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林春明、秦方付、丘兴全、陈仁贵、聂长琦、刘金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钜钇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辩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债务人范围约定不明确，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是一个框架合同，双方没有任何的补充约定，银行和黔聚源公司也没有通知到我方，所以我方不认可本案债务的担保责任。我方与黔聚源公司并没有按照信贷担保业务协议约定程序办理担保业务，本案担保并不是基于该协议产生，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被上诉人黔聚源公司辩称，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林春明、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聂长琦未参加二审调查，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偿还所欠原告借款本金2495200元及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的罚息1372360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21日起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罚息；2、被告钜钇成公司向原告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76000元；3、被告黔聚源公司、林春明、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洪家堃、杨唐敏、洪维对上述第一项、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由上述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4日，钜钇成公司与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关分社（以下简称金关分社）签订《授信合同》，约定：金关分社对钜钇成公司的授信额度为15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2月3日。2015年9月15日，钜钇成公司作为出票人与金关分社作为承兑银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承兑金额为500万元（差额部分为50%），钜钇成公司存入保证金250万元，承兑手续费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在承兑时一次性付清，汇票到期日出票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承兑银行发生垫款的，承兑银行对不足部分支付的票款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同日钜钇成公司在其保证金账户存入250万元。2015年2月4日，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分别作为保证人与金关分社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对《授信合同》项下1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原告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原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5年6月16日，被告洪维与金关分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洪维为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自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在原告处办理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1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自每笔债务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3月5日，黔聚源公司与原告签订《信贷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服务于金关钢材市场内中小微企业级自然人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由黔聚源公司提供担保的信贷业务由黔聚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3月7日，林春明、洪家堃、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为黔聚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自2014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为肆亿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3月15日，对1张500万元承兑汇票进行承兑，发生垫款2495200元。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被告钜钇成公司尚欠垫款本金2495200元，罚息1372360元。另查明，2016年8月16日，原告向钜钇成公司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公司法人洪家堃签收，并加盖钜钇成公司印章；2016年11月20日，原告向黔聚源公司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公司法人林春明签收，并加盖黔聚源公司印章；2017年3月20日，原告向秦方付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秦方付签收。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承兑汇票、利息清单、还款记录、催收通知等证据在案佐证，且所有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关分社是乌当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金关分社从事商业贷款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乌当农商行承担；基于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其分支机构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享有金关分社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此，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案涉贷款债权，主体资格适格。原告与被告钜钇成公司签订的《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与被告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签订的《保证合同》，与被告洪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依约履行垫款义务后，被告钜钇成公司未依约偿还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被告钜钇成公司未依约偿还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原告可对钜钇成公司不足支付的票款部分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钜钇成公司支付本金、罚息的诉请，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法院予以支持。经庭审查明，钜钇成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495200元及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的罚息1372360元，其后的罚息以欠款本金为计算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176000元的诉请，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但原告未提供其已支付律师费的证据，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的保证责任问题，原告与被告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钜钇成公司与原告《授信合同》项下1500万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与被告洪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洪维为钜钇成公司与原告自2015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形成的债务最高余额1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明确了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期限。由于原告为钜钇成公司承兑汇票垫款日为2016年3月15日，保证人的保证期限应至2018年3月15日止。但原告已于2016年8月16日，向钜钇成公司、洪家堃催收贷款；2016年11月20日，向黔聚源公司、林春明催收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原告于2019年5月5日提起诉讼，应认定到期后的借款尚处于保证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被告黔聚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应对钜钇成公司的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林春明、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的保证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就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若干笔不确定债务，确定一个最高额限额保证，由保证人在限额内对债务人履行债务承担保证的协议。最高额保证虽然具有主债权余额不确定、主债权数量不确定的特点，但是在主债务人、担保业务范围、担保日期方面必须要确定，否则将导致最高额保证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上列五被告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黔聚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自2014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期间，在原告处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肆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案欠款的主债务人是钜钇成公司，而非黔聚源公司，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黔聚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是一系列待定的主体，并非特指钜钇成公司，本案五被告担保的主债务人不明确，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发生效力，被告林春明、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钜钇成公司、黔聚源公司、林春明、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秦方付、聂长琦、洪家堃、杨唐敏、洪维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法院可以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495200元及罚息（截止2019年3月20日的罚息1372360元，其后的罚息以欠款本金为计算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148元，由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04元，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连带负担374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连带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五被告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1、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9年9月23日在工商局作更名登记，变更后的名称为“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保证人，甲方）与乌当农商行（债权人，乙方）于2014年3月7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自2014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期间，在乙方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人民币肆亿元整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1）人民币贷款（2）银行承兑汇票承兑（3）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第一条第一项约定的期间内，乙方与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该合同中还约定了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与乙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满之日后两年止；3、该合同签订后，2014年12月31日黔聚源公司向乌当农商行出具了黔聚源担保（意向）函）【2014】第流贷字076号《担保意向函》，载明同意就钜钇成公司向该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其中敞口50%由我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有关担保方式、担保范围及其期限适用乌当农商行与黔聚源公司在保证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具体约定。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与上诉人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6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根据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保证人，甲方）与乌当农商行（债权人，乙方）于2014年3月7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自2014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期间，在乙方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人民币肆亿元整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1）人民币贷款（2）银行承兑汇票承兑（3）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第一条第一项约定的期间内，乙方与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该合同中还约定了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的债务人与乙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满之日后两年止。该合同签订后，2014年12月31日黔聚源公司向乌当农商行出具了黔聚源担保（意向）函）【2014】第流贷字076号《担保意向函》，载明同意就钜钇成公司向该行申请流支资金贷款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其中敞口50%由我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有关担保方式、担保范围及其期限适用乌当农商行与黔聚源公司在保证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具体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具备上述要素。本案中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意向函》相结合后，明确了黔聚源公司提供担保的债务包括本案所涉债务，关于债务人、债权人、债务金额、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均已经明确约定，已经构成担保合同的必要要素，并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的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本身就是针对将来一个时期内债务人与债权人可能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主债务通常并未发生，尚未明确，但亦不能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所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常见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差异是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债务不确定，担保的债务人也不确定，但该不确定只是暂时的，在黔聚源公司向乌当农商行出具《担保意向函》后，债务人已经能够确定，这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债务不确定，但之后债务人与银行签订借款协议后债务确定并无明显实质差异；由于黔聚源公司是一家主营担保业务的公司，而保证人均系该公司的股东，是为增强该公司的信用而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明知债务人、债务都有待之后明确，该约定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应当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乌当农商行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495200元及罚息（截止2019年3月20日的罚息1372360元，其后的罚息以欠款本金为计算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二、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对本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份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148元，由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04元，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连带负担394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连带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五被告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案件受理费39148元，由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04元，贵州钜钇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黔聚源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洪家堃、杨唐敏、洪维、林春明、秦方付、聂长琦、刘金龙、陈仁贵、丘兴全连带负担394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蓉审判员 唐有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林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