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26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贤超，男，199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代理人：李岩珈，贵州贵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水西大道249号。负责人：张健，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朱雪红，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郝照荣，女，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原审原告：何永刚，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址同上。二原审原告委托代理人：黄颖，贵州威驰（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浪，贵州威驰（金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赵勇，男，199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户籍地贵州省黔西县，现住贵州省黔西县。原审被告：范厚志，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上诉人范贤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黔西公司”）及原审原告郝照荣、何永刚，原审被告赵勇、范厚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4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贤超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黔0522民初404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第三判项；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垫付的250000元人民币；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将附条件的合同纠纷与普通侵权纠纷混合审理，导致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首先，本案是受害人家属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由提起的侵权纠纷，依法审理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仅代表机动车一方承担替代赔偿责任，范厚志仅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诉前调解过程中的担保人，且涉案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任何一方对协议的约定及履行均无异议，换言之，该协议的履行并未发生纠纷。范厚志在协议中的担保责任须以终审法律文书作出为前提，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时，范贤超需在终审法律文书作出后6个月内补足受害人一方60万元，范厚志对此作担保；二是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且总赔偿金额超出保险限额时，超出部份由范贤超承担，范厚志对此作担保；三是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时，丙方李正琴垫付的20万元由范贤超偿还李正琴，范厚志对此作担保。我国法律明文规定，除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和各级人民法院调解的案件外，实行两审终审制，本案在终审判决未作出前，一审法院便将范厚志列为被告并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范厚志的连带赔偿责任必须以终审判决的结论为证据，另案以担保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第二、一审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严重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出庭作出证的被保险人赵勇及代购保险的车辆销售员刘某证实，赵勇并不知道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甚至在投保单上的签名都不是赵勇本人所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被保险人是赵勇，提供保险合同格式化条款的保险公司对其免责条款必须向投保人尽到充分的告知和释明义务，并让投保人签署理解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等字样，并亲自签名或捺印，但本案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被保险人履行了充分的告知和释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提请对方注意免责条款，并对该条未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若提供格式化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涉案保险公司因片面追求销售业绩，将保险业务交由无任何保险知识和责任意识的汽车销售员代售，代售人员甚至代替被保险人签名，完全忽略了对格式化条款中免责条款的告知的释明义务。司法实践中已作出了大量公正的裁判，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系适用法律不当。第三、一审判决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认定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违背了近期上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城乡赔偿标准试点时间起点（2019年11月15日）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既然否定了受害人一方提交的城镇居住证明，那么该案无论是立案时间还是最后开庭时间（2019年11月4日）均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统一城乡赔偿标准试点的起算时间之前，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既无政策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未认真审查本案的相关证据，导致本该终审后才可能引发的纠纷被其先入为主，直接在一审裁判文书中一并判决，如此判决于理不合，显失公正。对保险公司未尽到商业险免责条款的告知和释明义务视而不见，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既无证据证明受害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却判决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既违反了司法政策的规定，也违反了司法解释规定。恳请终审人民法院依法监督，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判，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法律的正确运用。被上诉人郝照荣、何永刚、赵勇、人财保黔西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判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一审原告郝照荣、何永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三被告赔偿二原告因何兴琴死亡的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6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范贤超及赵勇连带赔偿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原告与被告范贤超签订的调解协议明确约定由被告范厚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依法判决被告范厚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0日，被告范贤超酒后驾驶制动系、转向系、照明信号装置安全技术合格的贵Ｆ×××××号小型轿车从黔西县大转盘方向沿莲城大道往文化路红绿灯方向行驶，00时20分许，途经莲城大道与里沙大道交汇路口处时碰刮在道路上的何兴琴肇事，造成何兴琴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后何兴琴经黔西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范贤超驾车逃逸现场。经贵州省黔西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的（黔西）公（司）鉴（法尸）字［2018］102号《检验报告》认定，死者何兴琴系胸部严重损伤死亡，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的一般特征。此次事故经黔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的第5224231201800005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被告范贤超依法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行人何兴琴无事故责任。2018年12月22日，被告范贤超的亲属吴艳代被告范贤超赔偿二原告50000元。2019年1月18日，二原告与被告范贤超、范厚志和李正琴在黔西县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黔交调字［2019］第02号《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上载明：“……一、乙方范贤超先行预付甲方何永刚、郝照荣因何兴琴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00元），前述款项含乙方范贤超亲属吴艳已支付的￥50000.00元预付处理费。二、本协议第一条约定预付款中￥200000.00元由丙方李正琴垫付给甲方何永刚、郝照荣。甲方何永刚、郝照荣通过诉讼或非诉讼方式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索赔，甲方何永刚、郝照荣收到终审民事判决书后，若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则甲方何永刚、郝照荣起诉保险公司应赔的金额中由乙方范贤超补足不足部分（以￥600000.00元为限），且于乙方范贤超收到终审法律文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甲方何永刚、郝照荣付清；若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时，则甲方何永刚、郝照荣应返还丙方李正琴先行垫付的￥200000.00元。三、若终审法律文书判决金额超过交强险（￥120000.00元）、商业三者险（￥500000.00元）总共￥620000.00元限额范围且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时，则超出赔偿金额由乙方范贤超承担；若终审法律文书判决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则丙方李正琴所垫付的￥200000.00元由乙方范贤超偿还。四、除本协议约定外，甲方何永刚、郝照荣不得再要求乙方范贤超承担其他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并对乙方范贤超的交通肇事行为予以谅解，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并收到丙方垫付的￥200000.00元向乙方范贤超出具谅解书，刑事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甲方何永刚、郝照荣应根据乙方范贤超要求按时到检察院与乙方范贤超进行刑事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后，最终乙方范贤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与甲方何永刚、郝照荣无关。五、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何永刚、郝照荣并保证，除上述甲方何永刚、郝照荣外，无其他利害关系人再向乙方范贤超主张赔偿责任。六、以上条款中约定的赔偿款，乙方范贤超父亲范厚志自愿承担履行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二原告及被告范贤超、范厚志和李正琴在上述协议上签名捺印。同日，李正琴按照上述《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二原告赔偿款200000元。李正琴系吴艳之母，吴艳系被告范厚志之妻、范贤超之继母。被告范贤超因此次交通事故致何兴琴死亡，且肇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黔0522刑初80号刑事判决，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另查明，死者何兴琴生于1988年10月11日，死于2018年11月20日，死亡时年满30周岁。原告郝照荣、何永刚系何兴琴的父母，何兴琴生前未结婚生育子女。何兴琴户籍地为贵州省黔西县。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952元。再查明，被告范贤超驾驶的贵Ｆ×××××号小型轿车登记在被告赵勇名下，该车实际所有人被告范贤超，被告范贤超因个人征信问题，委托被告赵勇代为购买车辆，同时委托被告赵勇代为投保，被告赵勇又委托车之家（被告范贤超购买车辆的商家）员工刘某为其购买保险，保险购买后，刘某将投保资料交给赵勇。贵Ｆ×××××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投保交强险（责任限额122000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0000元），不计免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上述约定已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5、6页以加黑字体予以明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举、质证情况，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2、二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参照何种标准予以计算；3、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能否得到支持；4、二原告因何兴琴死亡的损失赔偿主体及金额；5、被告范厚志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事故责任方按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交强险是一种带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国家法定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交强险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其赔付应注重保护受损对象的利益，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赔付责任系法定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有无及责任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只要是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员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不论被保险车辆的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保险公司均负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不分责不分项进行赔付的责任。因被告范贤超驾驶的贵Ｆ×××××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投保交强险（责任限额122000元），故二原告之女何兴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损失应先由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关于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焦点：被告范贤超主张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未向其尽到告知义务，被告范贤超因自己的原因，隐瞒其系肇事车辆实际购买者的身份，导致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不能将免责条款面对面向其告知，系被告范贤超的过错导致；被告赵勇主张人财保黔西公司未向其尽到告知义务，经出庭作证证人刘某证实，被告赵勇委托其为被告赵勇购买保险，且购买保险后将保险材料交给被告赵勇，因其委托刘某代为购买保险，导致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不能将免责条款面对面向其告知，应视为被告赵勇对该项权利的放弃，相关责任应由被告赵勇承担。另外，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赵勇收到保险材料，材料中对免责事项明确进行了约定，若其认为该免责事项显失示公平或未向其告知，亦可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经庭审询问，被告赵勇表示向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投保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由此可以看出被告赵勇与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达成保险合意。综上，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未向被告范贤超、赵勇尽到告知义务并非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的过错导致。众所周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道理，从被告范贤超的表哥何明礼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被告范贤超亦明知喝酒后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赔的道理，同时，商业险的理赔严格遵照合同的约定，综上，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二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何种标准计算的争议焦点：根据2015年5月18日公布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自2015年6月起，贵州省已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且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当，故残疾赔偿金应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应参照何种标准计算的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应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肇事车辆虽然登记在被告赵勇名下，但被告范贤超系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且肇事车辆由被告范贤超管理使用，被告赵勇既不能支配该车，亦不能因该车获得利益，故被告赵勇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二原告因被告范贤超已付的250000元赔偿款用于丧葬费及由二原告出具谅解书不应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为：二原告与被告范贤超、范厚志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主张解除、撤销或者变更该《调解协议书》，从《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已包含被告范贤超亲属代其赔偿的250000元，因此应予以扣除。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参照2018年度贵州省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计算办法，对二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院作如下认定：1、死亡赔偿金6318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依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标准，因何兴琴死亡时未满60周岁，应按20年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631840元（31592元×20年）；2、丧葬费3397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依照上一年度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952元标准计算，为33976元（67952元÷12个月×6个月）；3、精神抚慰金10000元。死者何兴琴因此次交通事故死亡，必然对二原告的心理状况及精神状况产生一定打击，故二原告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结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10000元。因何兴琴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故不再将此项赔偿单列。虽然被告范贤超因此次交通事故被刑事处罚，但不能免除其应对死者家属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二原告因何兴琴之死造成的1-3项损失共计675816元，已超过交强险的责任限额122000元，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由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根据二原告与被告范贤超、范厚志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第二条约定可以推断出，因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不予赔偿，故应由被告范贤超补足600000元的赔偿限额，扣除被告范贤超亲属已代其赔偿的250000元，剩余的228000元（600000元-122000元-250000元）应由被告范贤超补足。根据二原告与被告范贤超、范厚志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范贤超父亲范厚志自愿承担履行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故被告范厚志应对被告范贤超承担的侵权之债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被告范贤超要求由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支付其已垫付的25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为：1、二原告与被告范贤超、范厚志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主张解除、撤销或者变更该《调解协议书》，从《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第四条约定看出，被告范贤超的亲属代其先行赔付二原告250000元的目的是二原告出具谅解书，与二原告达成刑事和解，从而减轻刑事处罚；2、二原告因何兴琴之死造成的损失已超过被告范贤超的亲属代其先行赔付二原告250000元，同时被告人财保黔西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尚应由被告范贤超赔偿。据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贵Ｆ×××××号车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郝照荣、何永刚因何兴琴之死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122000元；二、被告范贤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郝照荣、何永刚因何兴琴之死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28000元；三、被告范厚志对被告范贤超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郝照荣、何永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18元（缓交），由原告郝照荣、何永刚负担6539元，由被告范贤超负担5179元，限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之内交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范厚志是否应对范贤超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判认定被上诉人人财保黔西公司在商业险赔偿限额享有免赔权是否正确？三、原判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的各项赔偿标准是否正确？四、对于上诉人垫付的25万元是否应由被上诉人赔偿？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经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1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针对不同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赔偿责任的约定，该《调解协议书》约定：以上条款中约定的赔偿款，乙方范贤超父亲范厚志自愿承担履行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即范厚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区分情况的，即不管哪种赔偿方式范厚志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原判判决范厚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范贤超提出原判判决范厚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错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调解协议约定了履行期限及条件，但范厚志自己并未提出上诉，上诉人无权替范厚志上诉。关于焦点二，经查，涉案车辆是以原审被告赵勇的名义投保的，赵勇是委托刘某为其购买的保险，由赵勇支付的保险款。购买以后刘某将保险条款交给了赵勇，保险条款中有关醉酒驾驶、肈逃逸属于保险免赔事项，该部分免责条款是用黑体字书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之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人财保黔西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原判判决人财保黔西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建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继续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将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适应。参照《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通知》的要求，对于死者何兴琴的各项赔偿标准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赔。上诉人范贤超提出应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赔偿款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四，经查，上诉人垫付的25万元原判已在总金额中予以扣除，上诉人提出应由被上诉人赔偿给自己的上诉主张，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未对此提起反诉，现二审中增加提出该反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之规定，上诉人可另行起诉。故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范贤超提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70元，由上诉人范贤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谭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