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0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普安县盘水镇西街36号。 法定代表人：林德俊，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贵，兴义市黄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佑国，男，1959年10月1日生，汉族，私营企业主，住贵州省兴义市。 被上诉人（原告原告）：周新，女，1959年4月7日出生，汉族，私营企业主，住北京市东城区，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系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联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佑国、周新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3民初1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丰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贵、被上诉人王佑国、周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丰联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客观、不充分，原告的证据存在串改、添加部份，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移交清单”，在双方进行移交时由原告方事先打印，未进行认真清点，也没有完全打勾，打勾是原告私自添加的，被告已经在第二次开庭后提交由当时的经办人蓝仁英保管的“移交清单”进行证明，说明移交时经办人蓝仁英起初认真清点，并在几外物品后面打勾，随后受到原告方人员的干扰阻止，没有一一在移交物品后面打勾，而原告方提交的移交清单是在物品后面私自“打勾”，原告存在私串改证据行为，依法不能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二）双方的《矿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10月27日签订，在协议第四条第3项确有签订合同后乙方的所有及财产归甲方所有（除货场原煤外），（一直守矿的王某证明仅仅是在煤矿的坡坡上堆有200吨原煤，最后被雨水冲刷，部份问到堆放煤矸石的地方）。但由于甲方没有按照合同第三条第1项支付定金20%，故该合同并没有生效，也没有履行，一直是原告自己控制煤矿，直到2014年9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乙方于2014年9月30日支付1200万元转让款后促成合同生效，2014年12月份移交煤矿，原告负责移交的人员是其长期聘用的人员显示职务为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的王翔、钱某凤，被告方是蓝仁英、王某（原守矿人员），二人已经证明移交时没有8000吨原煤，货场堆放的是二堆煤，一堆是煤矸石，数量比较大，坡坡上堆有一堆原煤数量较少顶多一至二百吨。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所称的原煤除外，指的就是堆在坡上的一至二百吨原煤。如果有8000吨原煤，原告应当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平时的出煤记录，销量记录等加以证明。因此，一审认定原告将8000吨原煤交给被告保管不客观，不真实。就如一张数额较大的借条，出借方应当对款项是否真实存在进行举证证明一样。本案也一样，原告称移交了8000吨原煤，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8000吨原煤真实存在的证明。如果本身就没有8000吨原煤，仅仅凭一张移交清单，就简单认定保管8000吨原煤，明显不客观。以移交清单上签名的人员蓝仁英系副总工程师、高等文化，王某在煤矿多年，具有判断原煤与煤矸石的能力，这种看法脱离事实，因为两人是在移交矿井设备、设施移交清单上签名，而不是在保管合同上签名，就如社会生活中，一些高管、教授等精英人士受骗，难道你可以以其应当发现犯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而认定他没有被诈骗吗？事实上确实受骗了，本案也一样以签名人员的身份经验作为认定保管合同成立的一个理由，明显不客观，脱离事实。 二、在移交清单上设置保管合同，原告方作为移交方是格式合同的制定者、提供者，负有提示义务，其应当在明显位置告知接收方，移交清单不仅仅是移交财物，还有保管物品。而一审判决称不是格式合同，不能适用格式合同的规定，脱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同的情况、类似的情况，以同样的法律标准处理，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原告方没有进行任何提示告知，利用移交煤矿自己处于的有利条件，在移交清单上悄悄设置保管合同、明确保管义务，具有明显的欺诈行为，在原告没有说明8000吨原煤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将移交清单作为双方之间存在保管合同的证据。下面详细说明理由：(一)从移交清单的标题来看，本案的移交清单是原告方提前制作、打印，标题用二号黑体字写明：普安县褚宝煤业（9万吨）生产煤矿生产矿井设备、仪器仪表移交清单，这个移交清单特别注明是移交矿井设备、仪器仪表的移交清单，并没有注明还有保管财物移交，即在标题处没有“保管”的任何提示，而又特别注明是矿井设备、仪器仪表移交，这里转移视线，掩人耳目之意；（二）从移交清单“说明”来看，这个说明在移交清单之中，应当是视为特别说明，是有别于移交财物的特别说明，依法原告方应当提示告知，但是，同样没有进行提示，这个字体是和其他字体是一样的，不是黑体字。（三）对于保管内容部份，没有被告方人员的签名认可，手印，更没有盖章，如果原告方在移交时已经作出提示，告知有保管8000吨煤的内容，应当由接收方在说明内容上面盖章确认。（四）原告方擅自在移交清单上添加内容，已经对证据进行了篡改。在移交清单并没有一一打勾，而原告私自在其保管的移交清单上打勾，对证据进行篡改，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原告提交的移交清单表面上看起来天衣无缝，但是，经不住认真分析与推敲，当产生争议的时候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制作者、提供者一方的解释。故一审判决将该移交清单作为认定保管合同成立，保管数量为8000吨原煤的证据，属于审核认定证据错误。 三、本案的堆放在坡坡上的原煤，数量约几百吨，由于原告没有采取措施，导致被暴雨冲刷而不复存在，属于自然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一审判决没有根据查明事实进行判决，明显错误。有证人王某、韩某证言为证。 四、一审认定本案为两年的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一年。是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错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寄存物品被丢失或者损毁的诉讼时效是一年。而按照原告所谓的移交清单是2014年12月份，其自行记载内容就有由移交方适时处理，而什么是适时，不能任由原告说那天是适时就是那天，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购买煤矿是关闭指标，处理的时间不能超过省政府有关部文件确定进行关闭的时间，褚宝煤矿省能源局正文是2015年6月份的文件正式确定褚宝煤矿进行关闭，而原告也在随时关注褚宝煤矿的情况，从其提供的资料看出其完全知晓褚宝煤矿的情况，包括政府部门公示的文件。因此，其从2015年6月份开始就有义务处理(其自称的煤炭)，诉讼时效就应该从2015年6月份开始计算，一年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因此，一审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两年，没有综合本案来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 五、一审判决以原告交被告保管的是否是原煤的问题，由于煤炭被被告卖给他人，已不存在，法庭现已经无法查明和检测。这一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对于被告出售的是原煤还是煤矸石的问题，有购买人、运输货物的人员、有洗煤厂，甚至还有当地派出所的调查材料证明被告出售的是煤矸石，而根据合同约定，煤矸厂属于被告所有，被告出售自己所有的煤矸石与原告有何关系，一审判决这一认定明显是颠倒黑白，故意不履行调查之职责。而对于褚宝煤矿转让前是否生产出8000吨原煤，是通过其他途径能够调查清楚的事实，众所周知，褚宝煤矿是一个年产9万吨的小煤矿，8000吨相当于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煤矿每天生产多少煤炭，原煤多少，煤矸石有多少，销售多少，均是有记载的，这些材料均由原告保存，原告对于8000吨原煤的来源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且通过另一途径同样能够调查清楚是否存放有这么多原煤，即煤矿的直接管理部门原来称之为煤炭局，2014年的时候叫做工科局中煤炭管理中心。该管理部门作为煤炭的管理机关，对煤矿的生产情况了如指掌，保存的数据无能查到存放煤炭的证据。所以，一审判决称保管的是否是原煤的问题，无法查清，纯属推卸责任。应该查明的是被告方出售的是原煤还是煤矸石的问题，被告出售的是煤矸石，且是经过中间人出售给洗煤厂，如果出售8000吨原煤，意味着国家巨额税收流失，出售的煤矸厂，税收由购买的洗煤厂缴纳，并没有违反规定偷逃国家税款。 六、一审判决称上诉人主张本案系重复诉讼，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该认定与已经生效的省高院(2018)黔民终57号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应当以省高院（2018）黔民终57号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该判决虽然是解决转让中欠款的问题，但是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正是由于双方合同约定不是十分清楚，终审法院也看出问题，为避免再起纠纷。故，专门就转让的是那些内容作了调查核审，该判决第21页最后三行，是这样认定的“就是乙方（王佑国、周新）将褚宝煤矿含煤矿采矿权及实体资产在内的全部资产出让甲方（丰联公司）。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转让是包括实体资产在内全部资产，自然包括煤炭、煤矸石。而省高院作出认定是询问原告后，根据地原告的陈述作出认定。原告起诉属于重复诉讼。一审判决认定的结论与省高院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 七、一审判决以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的煤炭单价数据，作为本案赔偿的价格依据，属于审核认定证据错误。对于原告所谓的煤炭，是何时生产的，没有查清。就算是在移交停产生产的，即2013年元月初以前，煤炭是含量、灰份、发热量是否查清，而以2016年10月份的价格来确定2013年1月前的煤炭，本身就不客观，没有可比性。2013年年1月前生产的煤炭，到2016年10月份，已经严重变质。而发展和改革局2016年10月份的价格是指当时的坑口价，是指刚刚从煤井生产出来的井口价，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不能以2016年10月份的价格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改判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王佑国、周新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一审认定本案为两年的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一年”的上诉理由依事实依法不能成立。本案是保管合同纠纷，答辩人所主张的是要求上诉人承担保管合同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的是普通诉讼时效二年，被答辩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为一年不符合案件事实。针对保管合同，我国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一年的是几类特殊的争议，其在保管合同中，只有寄存物被丢失或损毁的争议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但本案不属于该诉讼时效为一年的寄存物被丢失或损毁的争议，而是因被答辩人私自处分答辩人的保管物(8000吨煤)而构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答辩人提出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是基于答辩人是在2017年初才知道堆放在褚宝煤矿煤场上的8000吨煤不在了，后从另一案的诉讼中又得知8000吨煤被被答辩人出售了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总则》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此时本案从2017年初起算的诉讼时效未满两年。从而，一审判决支持答辩人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主张是依案件的客观事实作出的，不存在被答辩人所主张的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在一审（重审）中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当庭明确表示过放弃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现又在上诉状中提出，真是反复无常，出尔反尔。 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一”中提出：“原告的证据存在串改、添加部份，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被答辩人在上诉状提到“移交清单”上的“打勾”一说纯属是无稽之谈。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普安县褚宝煤业（9万吨）生产矿井设备、仪器仪表移交清单（一）（二）时，从未将“打勾”的项目作为移交的项目来主张过，答辩人主张的是“移交清单”中所载的全部项目。而且，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在法庭核对后确认了，无论是答辩人提交的“移交清单”不是被答辩人提交的未有“打勾”的“移交清单”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均明确记载了移交原煤8000吨的事实。其次，资产移交是一项不可马虎的工作，作为被答辩人公司在职人员的蓝仁英、王某均系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员工，特别是蓝仁英还是被答辩人公司的高管，怎么可能会有：““移交清单”在双方进行移交时由原告方事先打印，未进行认真清点”及“原告存在私自串改证据行为”的情形。还好“移交清单”是打印件，包括移交8000吨煤给被答辩人保管也是打印的。而且现有的“移交清单”是双方签字后的打印件，在上面无任何一处有事后串改的痕迹，如果“移交清单”是手写，那还真说不清楚了。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一”中即有前述的全面否认有8000吨煤存在的事实。而在后面又提出货场上堆放的是二堆煤，一堆是煤矸石，数量比较大，坡坡上堆有一堆原煤数量较少顶多一至二百吨。整个上诉状中的陈述和主张部是前言不搭后语。现在被答辩人将原煤出售后来主张说是煤矸石，自已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来充分证明自已的主张。而在本案中，答辩人有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交，并且内容完全一致的“移交清单”这一有效证据来充分支持自已的诉讼请求。 三、被答辩人一直在主张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仍未提供有效证据来支持自已的主张。本案根本不存在重复诉讼的事实，被答辩人的这一主张依事实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主张重复诉讼的主要依据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判决”。理由是：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转让是包括实体资产在内的全部资产，自然包括煤炭、煤矸石。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的这一主张明显的逻辑混乱。无视《矿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的“签订合同后乙方的所有权及财产权归甲方所有（除货场原煤外）”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之诉是基于《矿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请求是要求被答辩人支付拖欠的矿权转让款。而本案是基于答辩人将8000吨原煤交由被答辩人代为保管而产生的保管合同关系，“移交清单”对此事实作有明确记载。该“移交清单”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8000吨原煤保管合同成立。由于其法律关系不同，答辩人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根本不存在重复诉讼。不知被答辩人是从那一个角度提出这一抗辩主张，让人无法理解。保管合同与矿权转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的标的物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有一点法律知识的人就可认知的事实，而被答辩人强词夺理的硬要把这一不同的法律关系说成是重复诉讼，被答辩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依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四、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参照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的煤炭单价数据作为本案的价格依据客观公正，被答辩人对此提出的抗辩主张缺乏真实有效的证据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普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为了案件判决的需要依法向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调取的2016年至2018年黔西南州煤炭价格作为判案依据，使用的是价格中的偏低价格，该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此提出2013年的煤已严重变质，但未举证来证明煤炭存在变质的事实。被答辩人作为保管人私下将保管物对外出售，并将所得款项占为已有。同时造成无法对涉案原煤的质量进行鉴定，责任在被答辩人，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参照上述价格执行客观公正。 王佑国、周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保管物被其处分的损失50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9月，王佑国与周新夫妻二人共同投资设立了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王佑国占股95%，周新占股5%，普安褚宝煤业公司主要经营褚宝煤矿的开采。王佑国与周新二人共同经营普安褚宝煤业公司至2013年，应贵州省煤炭整合政策的要求，普安褚宝煤业公司被整合到丰联公司名下。普安褚宝煤业公司被整合后，2013年10月27日，王佑国以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的名义作为乙方与丰联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矿权转让协议》，并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协议对转让价款、付款方式、双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在协议第四条第3项中约定“签订合同后乙方的所有权及财产归甲方所有(除货场原煤外)，对外签订的合同、协议由甲方自行承担，同时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因丰联公司未按约付款，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再次签订《关于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对款项支付再次进行约定。2014年12月13日，普安褚宝煤业公司向丰联公司移交了禇宝煤矿的生产矿井设备、仪器仪表，双方在移交人和接收人处均签字盖章确认移交清单三份，在第（三）份移交清单的47项标明原煤8000吨，移交清单“说明”处载明“1、原煤归移交方所有，接收方代为保管，适时由移交方处理，接交方无条件配合。2、此移交单一式贰份，接收方和移交人各执一份。”2017年1月24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黔西南中院”）受理原告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王佑国、周新与被告丰联公司、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福安煤矿、丰联公司普安县久丰煤矿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王佑国、周新诉请判决丰联公司、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福安煤矿、丰联公司普安县久丰煤矿连带支付矿权转让款和延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2017）黔2323民初12号民事判决，判决丰联公司给付王佑国、周新采矿权转让款1690万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和违约金，丰联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州高院”）提起上诉，贵州高院审理后，认为涉案合同应认定为企业出售合同为宜，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黔民终57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仅对差欠的转让款和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进行改判。丰联公司在本次庭审中陈述案涉煤炭是在2016年10月左右出卖。一审法院依法向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调取了黔西南州2016年煤炭情况调查统计表，统计表载明2016年1月至10月原煤价格均价为450元/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是否系重复诉讼；二是王佑国、周新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是涉案保管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之规定，王佑国、周新提起本案诉讼与前诉即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王佑国、周新在先提起的经黔西南中院一审、贵州省高院二审并已作出终审判决的（2018）黔民终57号案件是否能够满足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虽二案均系履行《矿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过程中引发的纠纷，但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王佑国、周新向黔西南中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丰联公司、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福安煤矿、丰联公司普安县久丰煤矿连带支付矿权转让款和延期付款的利息及违约金，审理的是企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及矿权转让款支付的责任主体，黔西南中院和贵州省高院对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了认定，对差欠的转让款数额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进行了判决，而本案系丰联公司处置企业出售时明确约定属于普安褚宝煤业公司所有的原煤，王佑国、周新要求赔偿保管物被处分的损失，前诉并未涉及该保管物的处置，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均不同，前诉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诉讼请求并不是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丰联公司辩称本案系重复诉讼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按照丰联公司本次庭审认可的出售涉案标的物的时间（2016年10月）或其认可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2017年初）为起算点计算诉讼时效，保管合同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18年10月或者2019年年初。即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现王佑国、周新请求按照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计算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丰联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一）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分析。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除货场原煤外普安褚宝煤业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及财产归丰联公司所有，2014年12月13日的《移交清单（三）》载明原煤为8000吨，原煤归移交方所有，丰联公司代为保管，适时由移交方处理，丰联公司无条件予以配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及《移交清单（三）》已对8000吨原煤的保管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二）从《移交清单（三）》的效力分析。首先，《移交清单（三）》上有丰联公司的代表人“蓝仁英、王某”签字确认，原审出庭的蓝仁英、王某的证言可证实蓝仁英是丰联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大学本科文化），王某长期从事煤矿管理工作，两人均具有区分原煤与煤矸石的专业知识能力，且8000吨原煤体积较大，两人签字确认时不可能不知道8000吨原煤的存在，《移交清单（三）》上又加盖了丰联公司的公章。丰联公司在（2018）黔民终57号案件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次，丰联公司辩称移交清单属于格式条款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的规定，本案《矿权转让协议》及《移交清单（三）》系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且涉案原煤的名称在《移交清单（三）》的末尾处，处于显眼位置，不符合格式条款重复使用及未与对方协商的特征。且8000吨原煤属于庞大的可视物，故王佑国、周新没有在保管合同上予以特别说明的义务。丰联公司辩称《移交清单（三）》系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本案《移交清单（三）》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丰联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情形。同时王佑国、周新于2017年以丰联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请要求丰联公司支付采矿权转让价款，《移交清单（三）》系该案证据之一，丰联公司并无异议。在本案发回重审过程中已向丰联公司释明如认为案涉保管协议存在欺诈可提起反诉行使权利，但其未提起反诉且认可出售过部分煤和煤矸石，故其辩解保管合同的设立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从证据效力的角度分析。本案王佑国、周新为了证实保管合同合法有效，保管物已经移交，向本院提交了《矿权转让协议》、《移交清单》，上述两份证据均由丰联公司签章确认，属于直接证据范畴，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同时上述两份证据已被黔西南中院和贵州省高院生效判决所采信。丰联公司虽然认为普安褚宝煤业公司不具有生产8000吨原煤的能力和移交的保管系原煤和煤矸石混合，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否认《矿权转让协议》、《移交清单》的真实性，即使普安褚宝煤业公司在2013年1月停产，也不能直接否认普安褚宝煤业公司在移交前任何时段生产了8000吨原煤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存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保管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现保管物已被实际出卖，丰联公司对此负有赔偿义务。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丰联公司在本案重审庭审中陈述涉案原煤在2016年10月左右出售，结合本案实际，参照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供的煤炭单价数据，丰联公司应赔偿王佑国、周新的损失为3600000元（8000吨×450元／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佑国、周新经济损失36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佑国、周新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080元，原告王佑国、周新负担13654元，被告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负担33426元。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一致，另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案件一审卷宗材料中移交清单系作为王佑国、周新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之一，丰联公司在该案的质证意见是对《移交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本院依职权调取该案的《移交清单》，该《移交清单》与本案中王佑国、周新所提交的移交清单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保管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一审判决丰联公司支付王佑国、周新8000吨原煤损失360万元是否合法；二、本案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从合同约定分析，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在签订合同后除货场原煤外褚宝煤矿的财产所有权及财产归丰联公司所有，2014年12月13日的《移交清单（三）》亦明确原煤为8000吨，原煤归移交方所有，丰联公司代为保管，适时由移交方处理，丰联公司无条件予以配合。故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及《移交清单（三）》已明确对8000吨原煤的保管事项及是否移交予以明确约定。 （二）从《移交清单（三）》的效力分析，1、《移交清单（三）》上丰联公司的代表人“蓝仁英、王某”予以签字确认，从蓝仁英、王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蓝仁英是丰联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王某长期在煤矿上工作，两人均具有区分原煤与煤矸石的专业能力，在两人签字确认为8000吨原煤后，《移交清单（三）》上又加盖了丰联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同时本院为了核实《移交清单（三）》是否存在篡改，依职权调取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黔民终57号一审卷宗材料，该卷宗材料中《移交清单（三）》与本案王佑国、周新所提交的证据一致，且丰联公司在（2018）黔民终57号案件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王佑国、周新所提交的《移交清单（三）》并无丰联公司所提出的存在篡改的情形。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的规定，本案《矿权转让协议》及《移交清单（三）》系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不符合格式条款重复使用及未予对方协商的特征，故王佑国、周新没有在保管合同上予以特别说明的义务，丰联公司上诉称《移交清单（三）》系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本案《移交清单（三）》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行为。本案从《移交清单（三）》签章过程来看，王佑国、周新并无向丰联公司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同时王佑国、周新于2017年以丰联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请要求丰联公司支付采矿权转让价款，《移交清单（三）》系作为该案证据之一，该案于2017年3月29日开庭审理，在该案的举证质证阶段丰联公司就应该明知撤销事由，但截止至目前，丰联公司未就《移交清单（三）》所涉的保管合同事由提起撤销之诉，现丰联公司认为保管合同的设立存在欺诈已过法定撤销权1年行使期间，丰联公司上诉称保管合同的设立存在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从证据效力分析。本案王佑国、周新为了证实保管合同合法有效，保管物已经移交向本院提交了《矿权转让协议》、《移交清单》，上述两份证据均有丰联公司签章确认，属于直接证据范畴，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同时上述两份证据已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采信。丰联公司虽然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以证实褚宝煤矿不具有生产8000吨原煤的能力，同时所保存的并非原煤，系原煤和煤矸石混合。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形成优势性证据否认《矿权转让协议》、《移交清单》的真实性，首先即使褚宝煤矿在2013年1月停产，也不能直接否认该煤矿在移交前拥有8000吨原煤。其次证人证言均系丰联公司员工，与丰联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证据采信。第三，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褚宝煤矿的生产能力与本案褚宝煤矿在2014年12月份移交时是否具有8000吨原煤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丰联公司已以其签章行为确认了8000吨原煤已经移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存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保管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现保管物已被实际出卖，丰联公司对此负有赔偿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双方对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各执一词，《移交清单(三)》也未约定被上诉人处理原煤时间，现丰联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于2016年即知道其权利受损，根据被上诉人上诉状自认其在2017年初发现原煤被出卖，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也未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现王佑国、周新请求按照民法总则3年计算诉讼时效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王佑国、周新的诉请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上诉人丰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仍列为本案原告不当，对此予以纠正，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26元，由上诉人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娟 审判员 查必林 审判员 **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岑周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