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2民初1893号 原告：陈连奎，男，1953年12月22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文，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砚山县民之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云南省砚山县江那镇民航路。 法定代表人：陈白荣，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帅，男，该社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被告：王丽，女，1975年12月2日生，汉族，河南省杞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河南省杞县。 被告：王乾坤，男，1994年11月1日生，汉族，河南省杞县人，住河南省杞县。 原告陈连奎与被告砚山县民之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民之福合作社）、王丽、王乾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连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文、被告民之福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帅、被告王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乾坤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连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民之福合作社支付陈连奎玉米款本金180000元及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9月24日止逾期付款损失16031.25元{180000×（15÷12）×4.75%×150%=16031.25元}，以上费用共计196031.25元；2.民之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从2018年9月25日起到陈连奎债权完全实现之日止按照本金180000元，年利息7.125%（4.75%×150%）支付陈连奎逾期付款损失；3.民之福合作社、王丽、王乾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民之福合作社、王丽、王乾坤承担。事实和理由：民之福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主要经营家禽养殖和销售。2015年初，民之福合作社负责生产经营的王丽和其侄子王乾坤找到陈连奎洽谈玉米销售业务，后陈连奎的玉米大量销往民之福合作社。合作初期，民之福合作社均及时付清了玉米款。取得陈连奎信任后，从2017年起，民之福合作社开始向陈连奎赊货，赊欠玉米款达10多万元，2018年6月25日，陈连奎找到民之福生产管理人员王丽和其侄子王乾坤，经过几人共同结账，共计还有180000元玉米款未结清，但王丽和王乾坤表示资金紧张，希望暂缓付款，于是王乾坤向陈连奎出具了“欠条”，载明“今欠到云南砚山陈连奎玉米款180000元整，欠款人：王乾坤，每月最低还款4000元整。”到了出具“欠条”的第二个月，陈连奎找到民之福合作社，王乾坤已经联系不上，后陈连奎又找到王丽和民之福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陈白荣，两人拒不支付，故诉至法院。 民之福合作社辩称，陈连奎起诉民之福合作社欠玉米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陈连奎无中生有，利用诉权。王乾坤欠陈连奎的债务属王乾坤个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与民之福合作社无关。民之福合作社与王丽、王乾坤无任何从属、雇佣及合作关系，与本案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上的依据和关联。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陈连奎对民之福合作社的诉请，理由如下：一、陈连奎对民之福合作社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民之福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养殖业务，处于停业状态，没有使用和消耗玉米的途径，不可能与陈连奎产生购买玉米业务。2018年初，国家开始实施禁养区政策后，民之福合作社已经被列为搬迁选址新建的对象之一，并被要求于2018年8月31日之前完成关闭或选址搬迁，在此背景下，民之福合作社更不可能在6月25日之前与陈连奎产生玉米买卖业务。（二）王丽、王乾坤与民之福合作社无任何关联，不属于民之福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截止目前，合作社及理事长陈白荣从未与陈连奎有过合作及经济往来，合作社从未聘任和使用过王丽及王乾坤，没有以任何形式对王丽及王乾坤赋予过管理职责，授权过权利、承担过责任、履行过义务，砚山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统计的“文山州市禁养区未完成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所基本情况表”中序号第3项表述为：砚山县民之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业主姓名“王乾坤”而民之福合作社的注册理事长为陈白荣非王乾坤，在合作社的社员中也从未有过王乾坤其人，属于砚山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统计信息错误或王乾坤个人冒名，与民之福合作社无关，该“情况表”除证明农科局进行过统计情况且信息错误外，不能证明任何事实，该“情况表”的统计我社不知晓也从不会承认不符合注册信息的统计信息，王乾坤冒名民之福合作社的行为，我社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另外，在陈连奎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县支行日志号分别为256515977、315490109、191581424、256803015的回单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县支行于2018年7月19日分几次将养殖场关闭补偿款分别支付给了王丽。一是证明王丽是政府认可的实际养殖人和获得补偿对象；二是民之福合作社虽然被统计在了“文山州市禁养区内未完成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所基本情况（截止2018年8月3日）”中，但未获得过实际补偿；三是王乾坤被统计为“情况表”中的业主，但也未获得补偿，证明了该“情况表”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采信和没有证明力；四是砚山县农科局补偿给王丽的款项为“养殖场关闭补偿款”证明王丽经营的养殖场已经在2018年7月19日之前完成了关闭，获得了补偿，退出了政府的统计系列，但民之福合作社截止目前还处于持续注册中，证明了王丽、王乾坤经营的养殖场与未实际经营但处于持续期间的民之福合作社并非同一主体。（三）王乾坤的欠款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民之福合作社无任何关系，陈连奎起诉民之福合作社主体不符、事实不符。依据陈连奎提供的王乾坤的欠款凭据，2018年6月25日，王乾坤写下了欠款凭证，载明了欠款金额、还款方式等信息，证明了王乾坤对欠玉米款的金额、还款方式属实及认可。该玉米款的使用权由王乾坤支配、养殖场的关闭补偿款由王丽获得并支配，欠款人为王乾坤，按照责、权、利对等和公平原则，在整个过程中，民之福合作社没有获得过任何权利和收益，亦不可能、不应该、不符合成为被告，承担莫名其妙的责任，理应由王乾坤个人承担。二、民之福合作社不应该承担玉米款支付及逾期付款损失、利息。鉴于陈连奎举证的事实不存在，诉讼对象错误，欠款行为属于王乾坤的个人行为等事实，不应该由民之福合作社承担支付责任及逾期损失、利息责任。综上所述，王乾坤欠陈连奎的款项是其个人所欠，与民之福合作社无关。王丽、王乾坤与民之福合作社无任何从属或管理关系。陈连奎诉民之福合作社欠款无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陈连奎对民之福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并责成陈连奎对民之福造成的负面影响公开登报致歉。 王丽辩称，我2007年2月10日到砚山县租李应庚家的土地办养殖场，养殖场的房屋、设备都是我与父亲建盖购买，多年来都是我与父亲在经营。2014年6月，我父亲检查出癌症，然后把他名下养殖场的鸡转让给王乾坤，所以王乾坤跟我虽说在一个养殖场，但与王乾坤是各养各的，包括进料、卖鸡蛋、鸡都是各卖各的，各进各的，互不干涉。我没有欠陈连奎钱，王乾坤所欠的玉米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与王乾坤一直都是各做各的生意。 王乾坤未作答辩。 陈连奎、王丽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民之福合作社、王乾坤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丽提交的第1组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陈连奎提交的第1组证据陈连奎、王丽、王乾坤身份证、民之福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基本信息情况和主体适格的事实。民之福合作社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其与陈连奎没有任何合作往来，与其没有关系；王丽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民之福合作社关于与其没有关系的质证意见，系实体上责任承担的抗辩，与程序上的主体资格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2组文山州市禁养区内未完成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所基本情况表、养殖场关闭补偿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王丽和王乾坤为民之福养殖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及本案合同履行地为砚山县江那镇民航路的事实。民之福合作社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情况表是农科局单方制作，没有与合作社进行核对，合作社与王丽、王乾坤没有聘用关系，王丽的养殖地在土锅寨，不在民航路；王丽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内容，认为其不是民之福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与民之福合作社没有关系，其养殖场在盘龙土锅寨，不在民航路。本院认为，结合陈连奎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民之福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民之福合作社系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系陈白荣，记载的合作社成员中并无王丽和王乾坤，而且补偿款直接汇入王丽账户，并未汇入民之福合作社账户，该组证据不足以证实陈连奎的证明内容，故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第3组“欠条”原件一份，证明三被告共欠陈连奎玉米款180000元，并于2018年6月25日到期的事实。王丽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认为其没有见过，对《欠条》不清楚，没有欠陈连奎180000元；民之福合作社对该证据不认可，不清楚，之前没有见过该“欠条”，“欠条”上只有王乾坤的签名及手印，没有民之福合作社的公章。本院认为，庭审中，陈连奎与王丽均认可“欠条”系王乾坤所写，从该“欠条”内容可以看出，系王乾坤个人出具，并无民之福合作社印章或法定代表人陈白荣的签字确认，也无王丽的签名，故不能证实民之福合作社与王丽是本案涉案款项的欠款人。 王丽提交的第2组证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养鸡场地是王丽及其父亲于2007年2月10日向盘龙乡土锅寨村民李应庚家租的，水电、房屋都是王丽及其父亲共同投资建盖。陈连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认为与兽医站的证明相互矛盾；民之福合作社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有协议当事人签名及盘龙乡村民委签名，与兽医站证明内容并不相冲突，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砚山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王丽家与王乾坤家养鸡是各养各的，所以乡政府通知要把养殖场粪污染清理干净，因是两家人，所以叫两家人都签名，各自清理各家的。陈连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承诺书的承诺人是王丽及王乾坤，代表的法人是民之福合作社，承诺事项为2018年8月31日前民之福合作社设施设备搬迁完毕，承诺书与陈连奎提交的统计表相互印证，证实民之福合作社的实际经营人为王乾坤；民之福合作社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合作社的名称是王丽、王乾坤自己写上的，没有合作社的公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内容并无系两家人养殖的表述，故不能直接证实王丽的主张，其上也无民之福合作社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亦不能证实陈连奎的质证意见，民之福合作社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盘龙乡畜牧兽医站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对养殖场的补偿是针对基础设施（厂房）的补偿，不是对清除粪污染及搬走鸡的补偿。陈连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补偿款是民之福合作社得到，而不是其他人得到，印证了民之福合作社养殖场是王丽、王乾坤实际经营，相关单位都找不到民之福合作社养殖场的法人，找的都是王丽、王乾坤；民之福合作社认为该证明没有证明补偿款是打给民之福合作社的。本院认为，综合本案陈连奎第2组证据中的银行付款依据，该补偿款系直接支付王丽，故对陈连奎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王丽及民之福合作社的举证、质证意见予以采信。第5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明细专用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国家对此养殖场补偿是对王丽及其父亲的补偿，共分三次打给王丽，王丽又转给其母亲。陈连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交易对账单证实王丽代民之福合作社领款；民之福合作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陈连奎未提交其他反驳证据，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信。第6组刘某书面证言复印件一份，证明刘某从2010年起就是王丽家的工人，知道王丽家和王乾坤家是分开养的，买料、卖鸡蛋、卖鸡也是各卖各的。第7组杨松伟书面证言复印件一份，证明王丽与王乾坤买兽药都是各买各的。第8组陈开贵书面证言复印件一份，证明王丽与王乾坤的玉米款都是各付各的。陈连奎对第6、7、8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所提交证据相互矛盾，相关单位出具的文件都是民之福合作社，王丽、王乾坤是该养殖场的实际经营人，其证据不足以证实证明内容。民之福合作社对第6、7、8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第6、7、8组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陈连奎的质证意见无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王丽申请的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证明王丽、王乾坤是分开养鸡；陈开贵出庭作证证言，主要证明其拉玉米给王丽、王乾坤时，付款是分开算分开支付。陈连奎对两个证人的证言不认可，认为不客观真实；民之福合作社对刘某证言认可，对陈开贵证言不认可。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刘某与陈开贵的证言基本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起，王丽与其父王宗友在砚山县土锅寨租地建场养鸡，2014年6月，王宗友因病将其名下的鸡转给王乾坤养殖经营，双方虽然在同一个地点养鸡，但系独自养殖经营，各自销售，各自承担债务。2015年，王丽、王乾坤开始向陈连奎订购玉米，2017年起开始赊购，至2018年6月25日，王丽丈夫王涛和王乾坤到陈连奎家就赊购的玉米进行结算，王乾坤就其赊购的玉米货款向陈连奎出具了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云南砚山陈连奎玉米款180000元整，拾捌万元整，经（今）欠人王乾坤，每月最低还款4000元整。”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出具“欠条”后至今，王乾坤未按约定每月向陈连奎还款4000元，至今尚欠180000元。另查明，民之福合作社系依法登记成立的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陈白荣。 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规定，本案中，陈连奎并无证据证实本案涉案货款系民之福合作社、王丽之间因相关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货款，其最直接的证据是王乾坤2018年6月25日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中并无民之福合作社的公章或该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白荣的签名，也无王丽的签名，陈连奎接受王乾坤个人出具欠条，证实了其认可本案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王乾坤，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涉案货款的义务人为王乾坤，故其在本案中要求民之福合作社、王丽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民之福合作社、王丽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规定，陈连奎与王乾坤于2018年6月25日结算时在“欠条”中约定每月支付4000元，但王乾坤至今未按约定履行，已构成违约，至2019年3月，王乾坤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36000元，已达到全部价款180000元的五分之一，故陈连奎可主张王乾坤支付全部价款180000元，但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应从2019年3月25日起算，即180000元×6个月（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25日）×4.35%/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915元，其后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年计算至付清为止，陈连奎超过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乾坤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陈连奎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王乾坤支付陈连奎玉米款180000元及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损失3915元，共计18391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由王乾坤以1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计算，支付陈连奎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180000元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陈连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20元，由陈连奎负担261元，由王乾坤负担3959元及公告费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祥 审 判 员  李国继 人民陪审员  李光劭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唐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