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6民再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聂善保，男，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乾，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忠会，男，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君红，河北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聂善保因与被申请人卢忠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冀06民终5625号民事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冀民申585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聂善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乾、被申请人卢忠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君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聂善保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562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5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冀06民终5625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性质属于“委托协议”缺乏证据证明。聂善保、卢忠会2017年6月19日所签“协议书”的根本性质属于债权转让协议。1、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序言部分明确约定了（聂善保、卢忠会）为“山西省方山县峪口镇新兴矿业二工区露天矿开采土石方开挖工程”（以下简称合作工程）的实际合伙人，双方在“诚通公司”名义下与新兴矿业二工区承包人李俊龙、谷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石方开挖工程合同；双方就“合作工程”的实际投资确认了具体的投资比例，即甲方（聂善保）35%，乙方（卢忠会）65%；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书时，就“合作工程”对李俊龙、谷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瑞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已经确定。2、双方签订协议书时，聂善保作为“保定市诚通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掌握着上述债权相关的所有文书、欠条、单据、手续、及其他一切与该笔债权相关的资料。卢忠会并非李俊龙、谷瑞公司的直接债权人，因聂善保与卢忠会双方协议约定由卢忠会“对外”主张债权，必然需要以“诚通公司”名义向卢忠会进行委托，以使其对外能够代表诚通公司主张债权（协议书中也明确列明甲方当事人包括诚通公司）。故该委托实际是诚通公司对卢忠会的授权委托，与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之间就债权转让履行的争议无关。3、双方对于“甲方（聂善保）名下持有的全部债权”出让给乙方（卢忠会）的事宜，约定了乙方向甲方支付对价450万元，卢忠会支付对价，所受让的是聂善保按照“合作工程”的出资对李俊龙、谷瑞公司享有的债权，双方协议内容中体现的“协议签订后由乙方全权负责追缴债权”的内容也能够充分印证双方属于债权转让关系。而且，卢忠会在实际取得“诚通公司”的授权委托之后，与谷瑞公司、李俊龙、方山县新兴矿业有限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上述情况也充分印证本案当事人之间构成债权转让关系。4、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卢忠会向聂善保支付首期50万元债权转让款，双方协议依法成立有效，且当事人已经实际开始履行。卢忠会同意就王鹏飞与聂善保打架一事向聂善保支付50万元作为补偿，该笔补偿款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6月1日前。一、二审判决认定“（支付50万元）应当认为是以出具谅解书为前提”，判决错误。5、卢忠会就双方协议书性质答辩、反诉意见不能成立;终审判决对协议书的性质认定“委托协议”不能成立。综合协议书文件的文义、整体、目的解释，协议书明确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为“诚通公司”承包的“合作工程”的实际施工组织人；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明确约定了出资比例；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诚通公司”对李俊龙、谷瑞公司的债权进行了确认；再审申请人同意在作价其债权450万的基础上向被申请人交付对外债权的相关凭证;被申请人分期向申请再审人支付债权转让款项，并已实际履行支付50万元。通过上述协议的具体约定，以及协议的具体开始履行，可以界定协议书的根本性质属于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协议签订后由乙方(被申请人)全权负责追缴李俊龙、谷瑞公司的债权，取得的收益甲方(享有)收益的35%……”，“债权”与“收益”不是同一概念，该“收益”属利息取得后的分配约定，符合公平原则、符合合同的文义、目的、整体、诚信解释原则。综上，双方协议书性质系债务转让，终审判决认定双方协议书性质属于“委托”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依法成立并有效，不存在无效、可撤销、已解除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应依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终审判决对于该协议书效力问题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被申请人称其受到再审申请人胁迫或欺诈等而签订协议，没有证据证实，且协议自2017年6月19日签订后，被申请人从未主动主张撤销协议，而是再审申请人起诉后才主张撤销协议，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证实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殴打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郭建明书写证人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发表证人证言，未经接受法庭、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其证明材料无从证实。2、被申请人就本案争议的答辩及反诉前后矛盾。被申请人主张撤销协议，即协议已成立，其又称协议已经解除、赠与已经撤销等，互相矛盾，且被申请人主张其对再审申请人支付450万元的约定属于“赠与”性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缺乏意思基础和事由。三、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合同本身全部内容以及与合同履行相关的其他事实客观认定合同性质，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协议书”依法成立有效，且因本质属于债权转让而非委托合同，故不存在所谓“随时解除”的法律适用条件，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充分地履行合同，不应以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协议文件，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被申请人已经开始履行，协议依法成立有效。王鹏飞、被申请人殴打再审申请人的事实与本案民事争议无关。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订立的协议书性质为债权转让关系，再审申请人依法出让债权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再审人支付受让债权的对价，应当依法认定双方协议书为债权转让性质，并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按照协议书所确定的义务向申请再审人履行义务。 被申请人卢忠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最基本的事实也就是双方签订的协议，从协议的产生形成看，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该协议系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一审中聂善保主张与王鹏飞发生冲突，造成其手指骨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证实，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因本案涉及的王鹏飞系双方当事人承包工程的介绍人，王鹏飞系在调解双方争议过程中与再审申请人发生冲突，再审申请人到公安机关报警，为了避免王鹏飞受到相关机关的追究，也为了确认被申请人在与再审申请人合伙关系中所占的份额，在中间人的调解下才形成了本案诉争的协议书，可见订立该协议最真实的意思表示一是确立被申请人在合伙中的份额，二是通过赔偿再审申请人部分款项来解除王鹏飞的责任，基于此前提签订了2017年6月19日的协议。从协议内容看，一二审法院均已明确该协议为委托收款协议，协议第一条、第四条签订的内容可以明确，第一条说明双方的关系就是委托代为追缴，并于同一时间出具了委托书，因此，双方的关系非常明确，申请人委托被申请人追缴欠款。第四条明确了无法追缴的法律后果，只是以被申请人为主导启动司法程序。被申请人是协助再审申请人追缴欠款，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本协议是委托协议。被申请人已经支付的50万元，并不是申请人所说的债权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部分款项，从2017年6月19日协议中看，订立协议的前提是首先解决王鹏飞打架事宜，已经给付的50万是因王鹏飞参与打架给付甲方的赔偿款，该款并不是当时给付的，因当时被申请人没有现款，是从被申请人和聂京广所欠卢忠会的借款中经聂善保同意而支付给聂善保的，双方说好50万元给付好后，聂善保才出具了谅解书，这50万元给付的是协议书中所说的补偿款。再审申请人称是债权转让或股权转让，与2017年6月19日协议意思表示及协议内容完全冲突，转让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无论被申请人如何索要欠款，何时索要欠款及能否索要回欠款均与再审申请人无关，也不存在转让后以乙方为主导通过司法程序追缴借款的情形，更不存在追缴借款后分取收益一说。故从协议本身内容看出，该协议就是委托收款协议，并不是股权或债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聂善保提交了方山医院出具的病例和诊断证明书，可见双方打架、聂善保骨折受伤系事实，且2017年6月19日协议书已经开始实际履行。聂善保在一审起诉中称其在合伙事务中所持有的35%股权转让给了卢忠会，同时签订涉案协议书；一审庭审时，聂善保称要求卢忠会支付的该15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2017年6月19日协议书中第2条约定的“2017年年底2018年春节前乙方给付甲方壹佰五十万元整”是否即聂善保起诉要求的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原一二审法院未予查实。综上，原一二审法院对本案部分基本事实未予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5625号民事判决及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682民初763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韩 皓 审判员 刘华锋 审判员 段 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