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11688号原告：李寿文,男,196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艳，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涛，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红卫,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海门市。原告李寿文与被告张红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寿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艳、俞涛，被告张红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寿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按年息24%,自2010年10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于2004年左右认识。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原告从事放贷生意，对于被告的职业，原告不清楚。2009年底，被告在其朋友开设的足浴店内向原告提出，被告投资了徐汇房产公司项目及花桥市场项目，需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左右，两年后将连本带利还给原告2000万元。原告一时没有这么多资金，需分批向被告出借。2010年3月，原告从朋友处收到归还的借款60万元，存放在家中，后于龙林路第二茶室内将6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由于双方系朋友，故被告未出具借条或收条。2010年3月底，原告在田林路一家茶室内又交给被告50万元现金，该款亦系朋友向原告归还的借款。2010年5月，原告和朋友开着被告的车回到老家，向案外人武兵借了80万现金，放置在汽车后备箱内，原告将车辆及现金交还给被告后即离开。2010年5月下旬，被告三次与原告电话联系后，到原告家门口，原告将借款送到楼下交给被告，前两次借款金额是50万元，最后一次是40万元，合计140万元。以上借款，被告均未出具借条或收条。2010年8月，被告致电原告，请原告陪同其至一家酒店，原告携带了30万元现金，到酒店茶室内交给了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字据，内容是确认收到李寿文投资款360万元，未写明利息。2010年9月底，原告在自家门口分别交给被告50万元和40万元，并告知被告，只能向其出借450万元，剩余50万元无法凑足。2011年,被告分两次交给原告好处费，合计30万元，原告未向被告出具收条。2012年春节后，被告到原告家中，同意连本带利向原告归还1500万元，并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500万的字据，同时将360万的收条收回，被告还承诺第二天即可还款300万元。次日，被告未按约还款。第三天，原告到被告家中催讨，发现被告不在家，遂报警。嗣后，原告继续寻找被告并向其催讨，被告拨打了报警电话，双方共同至派出所，但民警并未解决问题，而是偏袒被告。2014年，原告再次找到被告，双方至派出所，民警称将原、被告之间经济纠纷交由徐汇区刑警支队处理，但最后仍未予解决。此后，原告就多次找到派出所及其他政府部门要求解决双方的纠纷，仍然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张红卫辩称：被告与原告是普通朋友关系，于2004年左右认识。原告是混迹于社会的无业人员。被告于80年代来到上海，做石油液化气生意。原告陈述的借款经过均不属实，原告从未给过被告钱款，被告亦从未给过原告好处费。2012年过年前，被告在朋友处吃饭时接到原告电话，遂邀请原告参加，原告称过年后也会请被告吃饭。春节后，原告约被告吃饭，被告大概于下午5点多就到了。原告称时间尚早，还未到饭点，遂请被告到其朋友家去喝茶。被告到后不久，原告的朋友王3提着一把大砍刀进门。原告称，其在武汉做工程，必须筹措一笔资金作为给他人的好处费，才能接到工程，故要求被告借钱给原告，但被告不予同意，双方一直僵持。原告称，如若拿不到钱，被告就别想走，被告如拿出钱给原告，则一部分算作被告向原告出借，一部分算作被告向原告的投资，但被告确实无法当场拿出钱款交予原告。期间，被告还打电话向姐夫、朋友等人借款，还是未能立即筹措到资金。原告遂在一本子上书写了一张字据，要求被告照抄。当时，原告的朋友王3不仅有刀，还持有一把枪，被告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迫于无奈，只得照办，根据原告的要求抄写了两份字据，一份留在原告处，一份在被告处。离开后，被告不敢立即回家，原告询问被告去向，被告只得和原告一起去了桑拿中心。次日下午，被告至古美路派出所报警，陈述了被迫出具欠条的事实，民警进行了登记，但告知被告应到事发地报案，被告又到事发地天平派出所报案，但民警又称事发地派出所仅接受当日发生的事件，又要求被告至居住地报案。此后，原告不断上门骚扰，影响了被告和家人的正常生活，被告遂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闵行分局报案，办案人员称原告暂未做出过激行为，无法立案处理，嘱咐被告保护好自己。被告又向上海市反黑办反应情况，但亦未能解决问题。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从未拿到过原告交付的任何钱款，被告本身也不存在借款的需求，原告见被告经济条件较好才出此下策，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曾系朋友关系。2013年2月28日，被告出具字据一份，载明“今由我本人与小李协商同意以前小李在我处投资加润共计壹仟伍佰万作一次性解决，以前所有手续作废，3月5号前一次性全部解决……一式贰份，各持壹份。”原、被告分别在字据中签字。现原告认为，被告向其借款未偿还，故起诉来院，请求判令如其诉请。另查，2013年3月1日，被告至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古美路派出所报案，称“2013年2月28日17时50分，其与朋友小李发生经济纠纷，后其在小李的威胁下写下1500万元欠条，故来所报案”。201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出具多份告知单，就原告李寿文至该单位走访事宜，告知其以书面、邮件或走访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徐汇分局、青浦分局逐级反应问题。2015年7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出具沪公(徐信)不受字[2015]X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载明“李寿文：本机关收到你提出1、你被张红卫以投资为名诈骗，要求公安机关处理；2、徐汇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对你调查一事，表示不满，要求核查的信访事项，经审查，根据《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该信访事项属于本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的事项，依法应直接向徐汇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提出，不按信访程序受理。”2015年7月20日，原告至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田林新村派出所报案，称“在2010年初张红卫向李寿文介绍了花桥市场项目和徐汇房产公司项目。并以投资上述2个项目可获得高额回报为由，骗取李寿文现金人民币450万元投资款，至今未归还。顾(故)李寿文来所报案，涉案金额人民币450万元。”2015年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出具沪公(徐)不立字[2015]X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李寿文：你(单位)于2015年07月20日提出控告/移送的李寿文被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上述事实，除原、被告当庭陈述外，另有原告提供的字据、上海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告知单、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编号XXXXXXXXXXXXXXXXXXX5)、不予立案通知书以及被告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编号XXXXXXXXXXXXXXXXXXX7)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沈某某、姚某某、夏某某、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沈某某陈述，其曾分别向原、被告借款，2010年前，沈某某向原告借款70至80万元左右，于2010年归还45万元，借款及还款均以现金形式交付，曾听王某2说起过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证人姚某某陈述，其与原告系朋友，不认识被告，2010年5月，姚某某代其兄弟姚兵向原告归还60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并曾听原告说起有一笔钱要不回来了；证人夏某某陈述，其与原、被告均系朋友，通过原告介绍认识被告，2010年，夏某某分两次借款给原告，合计40万元，均系以现金形式交付，原告向夏某某出具了借条，目前仍未偿还，2013年，原告称其被被告骗了，要求夏某某陪同其一同向被告催讨款项，另原告曾向被告借车回老家办事，由夏某某驾车，对于原告具体办理何事证人不清楚；证人王某1陈述，其与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2008年至2010年期间，王某1与原告一同从事放贷生意，2009年年底，原告称其不再做放贷生意，王某1遂帮原告陆续收回出借资金，在一年中交给原告350万元左右，因原告没有银行卡，故王某1均以现金形式向原告交付，2014年左右，王某1听别人说原告的钱给被告了；证人王某2陈述，其与原告系朋友，不认识被告，2010年，原告向王某2借款50万元，王某2交给原告一张30万元的支票，另外分三次交给原告合计20万元的现金，原告向王某2出具借条一份，后因借条遗失，于2012年补写一份，目前借款尚未归还，王某2向原告催讨，原告称被告欠他钱，要求王某2一起向被告催讨，王某2在派出所听到被告对原告说“我们私下把这件事情聊一下”，原告说“要聊就在派出所聊”。原告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即便证人陈述属实，也是证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被告无关。审理中，本院至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调取了原告李寿文、被告张红卫、案外人王3、祁某某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被告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存在矛盾，而原告的陈述前后一致，王3及祁某某的笔录均证实了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此外，王3还提到被告找案外人向其转达作伪证的要求；被告认为，王3与原告是一伙的，自己从未托人给王3传话。本院认为，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实践性合同，其成立与生效需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以及借款交付的事实。本案中，关于借款交付方面，原告主张，其于2010年3月至9月期间，分9次向被告出借合计450万元，均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从未收到原告出借的任何款项。尽管原告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但其仍应对其交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申请了6位证人出庭，但各证人仅陈述了自己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且证人自述的与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亦系通过现金交付的形式，真实性无从考证，即便证人所述均属实，原告从证人处收到现金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地得出原告向被告交付现金的结论，同时，6位证人的证言以及祁某某、王3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均表述系从原告或他人处听说原、被告之间存在经济纠纷，而非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故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交付事实。其次，原告提供了被告出具的字据，该字据虽载明被告同意一次性解决原告在其处的投资加利润1500万元，但无法反应出原告实际向被告交付多少资金、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多少利润，亦无法反应原告主张出借金额为450万元的事实。第三，原告的陈述存在多处不合常理，其一，原告自述其在向被告出借之前从事放贷生意，作为一个以放贷为业的人员，原告理应了解和熟悉发生借贷关系时通常应办理的手续，而原告称其在多达9次、金额高达450万的出借行为中，仅要求被告出具过一次收条，不符合常理；其二，原告陈述其系基于双方的朋友关系才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但对被告从事的职业却丝毫不清楚；其三，原告称被告以投资徐汇房产项目和花桥项目可获得高额回报为由向自己索要资金，但又陈述被告从未向其介绍项目具体内容、从未向其出示任何与项目有关的资料，在此情况下，原告即向被告多次、大额地交付现金，不符合常理；其四，原告在庭审中称，被告是在原告租住的公寓内出具承诺书，而在原告提供的要求检察院立案监督的申请书中又写道“我约张红卫一起到朋友王3家吃饭”，就承诺书出具的地点，其陈述前后矛盾。最后，原告曾多次向公安部门报案，认为被告骗取其450万元，公安部门经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根据以上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450万元款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借之时的经济能力、财产变动情况等用于印证交付事实，故对原告主张其于2010年3月至9月陆续向被告交付合计45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贷合意方面，原告提供了被告出具的一份字据，该份材料对于资金用途表述为“投资”，并未反应出被告存在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无论是借贷合意方面还是资金交付方面，原告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对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并支付自2010年10月1日起的借款利息，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第一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寿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3880元，由原告李寿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莉星审 判 员  罗珏卿人民陪审员  王璧瑛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吕松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