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5行终30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龙角路。 法定代表人**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华，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郑仕全，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姚文春，男，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宜，宜昌市伍家岗区海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富安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綦江区人社局）、姚文春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0行初19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富安公司系2005年12月30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的从事建筑相关业务等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2018年12月10日，富安公司与姚文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为建立劳动关系，明确权利和义务，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该合同；富安公司安排姚文春在“支护工”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劳务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起（劳动合同终止日期被划线删除）；劳动合同的终止于（应为“与”）解除按法定条件办理，富安公司应按规定为姚文春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相关证明；所有工作人员富安公司按相关法律参加工伤保险，工资按考勤表结算；等等。合同尾部，富安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富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勇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姚文春从该日起到富安公司支护班工作，富安公司后为姚文春参加了工伤保险。 2019年3月10日8时30分，姚文春在富安公司承建的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巴南区接龙镇花土坡隧道工程工地作业时不慎被隧道中掉落的石块砸伤左肩并摔倒在地，随即被富安公司工作人员送往医院门诊检查。同日，重庆长城医院对姚文春行左肩关节螺旋CT平扫检查，诊断姚文春之伤为左肩部挫伤，左侧肩胛骨喙突及肩峰骨折。因富安公司工作人员认为姚文春只是肌肉损伤，让姚文春回湖北省宜昌市的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姚文春因持续疼痛，2019年3月12日返回湖北后即到宜昌市姚文春民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至2019年4月22日出院，其中2019年3月13日行剖腹探查术+脾切除术，其伤出院时被诊断为：1、创伤性脾破裂；2、肺挫伤；3、乙型肝炎肝硬化。 2019年3月19日富安公司作为申请人向綦江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本案中的綦江区人社局证据2-5、7-11，其中綦江区人社局证据7《事故伤害报告表》、证据8《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证据11《工伤认定申请表》均为富安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填写并盖有富安公司的公章。《事故伤害报告表》中记载：姚文春的用工形式为劳动关系，工种为支护工；“单位的处理意见”为“以上所填属实，同意申请工伤认定”。《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中，富安公司陈述姚文春为该公司支护班工人。《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记载：申请人与受伤害职工关系为劳动关系，姚文春工种为支护工，参加工作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受伤害经过简述”中表述姚文春系富安公司支护工，“用人单位意见”为“同意申请工伤认定。经办人签字：杨光健”。富安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所填写的单位联系电话为杨光健的手机号码。綦江区人社局经审核于2019年3月26日决定受理富安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并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给富安公司。因认为缺少姚文春的诊断证明书，2019年5月22日綦江区人社局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并向富安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富安公司补充完善了有关材料后，綦江区人社局于2019年5月27日恢复工伤认定调查程序并向富安公司送达《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綦江区人社局2019年5月28日作出讼争工伤决定，2019年6月4日直接向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富安公司应收的前述文书均系富安公司经办人杨光健直接签收。綦江区人社局因认为富安公司认可姚文春的工伤，且姚文春已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了字，故将姚文春的讼争工伤决定仍送达给杨光健代为签收。富安公司工作人员随后告知了姚文春已代领情况，姚文春认可，后于2019年9月12日收到讼争工伤决定。在所有的送达登记表上，綦江区人社局的送达经办人均为机打的一人的名字。后富安公司不服讼争工伤决定，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富安公司是属于登记注册在綦江区的法人企业，綦江区人社局作为綦江区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具有对辖区内富安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相应认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和相应职权。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姚文春受伤时是否与富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综合评判如下： 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2018年12月20日富安公司与姚文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的签订即表明双方从该日起具有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富安公司与姚文春在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的终止时间，只表述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劳务期限”，说明双方约定的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该约定对劳动关系的成立没有影响。而且此后富安公司还为姚文春参加了工伤保险，姚文春受伤时富安公司的有关工程仍在施工中，属于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进一步说明了姚文春受伤时与富安公司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不应存有任何争议。 工伤认定申请是富安公司自己主动提出的，包括《劳动合同书》在内的所有证据也均是富安公司提交给綦江区人社局的，富安公司应当清楚这些证据的存在及其证明的内容。綦江区人社局证据7、8、11为富安公司自己填写，其中的内容与富安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劳动合同书》、《职工考勤表》、高马英证言证明的内容是一致的，也与富安公司在本案中对姚文春受伤经过的陈述一致。姚文春胁迫富安公司出具前述证据的客观必要性明显缺乏。富安公司认可《劳动合同书》、《职工考勤表》、高马英证言，却否认綦江区人社局证据7、8、11来源的合法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实属自相矛盾。如本院认证时所述，因富安公司在工伤决定阶段中未提出过胁迫的观点，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对胁迫的细节更不能具体陈述，加之姚文春在时间、地点和精力上均不具备胁迫的客观条件，故富安公司关于胁迫的诉称明显缺乏真实性，不能成立。因此，在工伤认定阶段，富安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和富安公司的自认已充分证明姚文春受伤时与富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姚文春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故綦江区人社局作出的讼争工伤决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正确。只是，綦江区人社局在送达有关文书时《送达登记表》上记载的送达人只有一人，不符合应有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在场送达的规定；在未向姚文春核实并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让富安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签收姚文春的讼争工伤决定，亦属不够规范。但富安公司均及时收到了有关文书，富安公司工作人员在签收讼争工伤决定后及时告知了姚文春有关代签的情况，姚文春认可，后也领取了讼争工伤决定，綦江区人社局的送达对富安公司和姚文春有关实体权利没有造成损害。故前述问题只是綦江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程序上存在的瑕疵，不影响其程序的合法性。富安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写明了杨光健为其工伤认定的经办人，留给綦江区人社局的联系电话也为杨光健的电话号码，这即是书面认可并授权杨光健代表富安公司办理工伤认定的有关手续，富安公司没有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不影响杨光健权利的行使。故綦江区人社局将富安公司有关文书送达给杨光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富安公司认为綦江区人社局程序不合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需指出的是，富安公司在姚文春受伤仅9天便及时地上报了伤害事故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值得肯定，但在綦江区人社局作出讼争工伤决定后，富安公司及其作为专职律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却公然无视并否定劳动合同书、富安公司在工伤认定阶段的自认材料、提交给綦江区人社局的证人证言等诸多证据，堂而皇之地否认富安公司与姚文春存在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并捏造受到姚文春胁迫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明显是为了通过诉讼拖延其法律责任的承担。此举不但浪费了审判资源，造成姚文春讼累，也使得姚文春在遭受身体伤痛的同时更受到了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富安公司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相悖，应受到谴责。 综上，綦江区人社局作出的讼争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滥用职权，富安公司要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富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富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送达程序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上，送达人只有一人，送达被上诉人姚文春系案外人代收，且代收人没有授权委托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姚文春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上诉人富安公司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讼争工伤决定，证明綦江区人社局作出的本案讼争行政行为的内容。 2、姚文春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姚文春的身份情况。 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讼争工伤决定，证明内容同富安公司证据1。 2、姚文春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内容同富安公司证据2。 3、《营业执照》，证明富安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4、《劳动合同书》，证明富安公司和姚文春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内容。 5、《职工考勤表》，证明富安公司对包括姚文春在内的支护班工人有关出勤情况所作的考勤记载内容。 6、重庆长城医院《诊断证明》、螺旋CT诊断报告、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3份，证明姚文春伤情的治疗和诊断情况。 7、《事故伤害报告表》，证明富安公司2019年3月18日填写的姚文春《事故伤害报告表》的内容。 8、富安公司《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证明富安公司2019年3月18日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就姚文春受伤及治疗情况向綦江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提交的说明内容。 9、高马英《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姚文春的受伤经过。 10、向左平《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内容同綦江区人社局证据9。 1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富安公司2019年3月19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内容。 1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綦江区人社局受理富安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富安公司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的情况。 13、《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綦江区人社局2019年5月22日向富安公司制作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内容及其送达情况。 14、《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綦江区人社局2019年5月27日向富安公司制作的《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内容及其送达情况。 15、《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綦江区人社局向富安公司和姚文春送达讼争工伤决定的情况。 16、《工伤保险条例》。 17、《工伤认定办法》。 18、《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发〔2012〕22号文件）。 依据16-18证明綦江区人社局作出讼争工伤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姚文春未向一审法院举示证据。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为富安公司在本案中未举示其证据1、2，故该2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各方当事人对綦江区人社局证据1-3、6、9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富安公司对綦江区人社局证据4、5、12-15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提出的异议实际上是对证据证明目的的异议，证明目的涉及的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与证据效力不是同一概念，不影响证据效力的成立与否。这些证据的形式和来源合法，证明的内容均与本案待证事实有直接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亦予以确认。对綦江区人社局证据7、8、11形式和来源的合法性、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綦江区人社局证据10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经审查，以上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据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姚文春与上诉人富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富安公司为姚文春参加了工伤保险，姚文春系在富安公司承建的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巴南区接龙镇花土坡隧道工程工地作业时受伤的事实，姚文春的受伤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规定。故綦江区人社局作出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姚文春受伤属于工伤，并无不当。 上诉人富安公司认为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在送达有关文书时《送达登记表》上记载的送达人只有一人，不符合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在场送达的规定；在未得到姚文春委托的情况下即让富安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签收《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不合法的意见，因富安公司和姚文春均及时收到了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綦江区人社局的送达对富安公司和姚文春有关实体权利没有造成损害，一审法院认定其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其程序合法性，并无不当。 综上，被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作出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封 莎 审 判 员  曾 平 审 判 员  龙晓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俞环 书 记 员  赖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