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8601行初985号 原告姚冬冬，男，1982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经济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张王美，徐州市鼓楼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海人力资源产业园3楼。 负责人兼出庭应诉负责人李桂春，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爱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时瑞，江苏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州翔跃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庙山路11号。 法定代表人梁金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毕振颖，××年××月××日生，该公司人事专员，住徐州市铜山区。 原告姚冬冬诉被告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及第三人徐州翔跃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跃电子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分别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4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冬冬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王美，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负责人李桂春及委托代理人时瑞，第三人翔跃电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毕振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分别于2019年11月29日、2019年12月3日、2020年5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补充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冬冬诉称：原告认为被告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徐开社工不认字〔2018〕第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采信有偏差，原告在下班途中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理由如下：2018年6月11日，原告在第三人公司加班到17点55分左右，与同事一起离开公司，原告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庙山路××××交叉口附近发生事故，后到徐州仁慈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髌骨骨折（右），2、皮肤挫伤（右肘）。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徐开社工不认字〔2018〕第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接处警证明》原件，来源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证明原告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核查属实。 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辩称:根据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陈述、第三人的意见及被告的调查，可以认定原告在17：55左右离开公司，到马路对面的面馆吃饭不属实，而实际系去刘湾的招牌面馆吃饭，系非家庭生活的绕道，应为下班后的聚会。同时，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见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1日第四版）对上下班途中的理解，认为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应当视绕道的原因而定，因客观原因（突发事件、交通堵塞、天气恶劣）而绕道，原则上要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绕道，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生活，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应视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则上不宜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学、去菜市场买菜等绕道。后者为下班后朋友聚会等等。被告认为，原告在2018年所发生的涉案事故并非属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送达《工伤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均为原件，证明被告工伤认定受理的程序合法。被告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正确。原告在申请表上并未标明其有加班的说明。 证据2、原告提供的《本人自述》原件1份、证人郭某,4、王某,4（落款日期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证言原件各1份、王某,郭某,4书写的《情况说明》（落款日期2018年6月13日）各1份，上述说明经加盖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公章；郭某,4、王某,4的《证人证言》原件各1份（落款时间2018年7月6日）、证人姚某,42019年4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1份、证人孙某,4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1份，均来源于原告，证言除姚某,孙某,4证言外，均没有原告加班的说明。证明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不能视同工伤。 证据3、《接处警证明》复印件，来源于原告，证明载有姚冬冬无责任的说明，但是印章不清晰，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后提供的《接处警证明》复印件不一致。 证据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A4纸5页）；《诊断证明书》复印件、病历材料复印件，共计13页，来源于原告，证明原告申报的工伤，被告已合法受理。 证据5、《情况说明》原件1份，考勤记录打印件1页，原告同事裴新贺在2018年6月11日的支付宝记录截图打印件，地图打印件（从吃饭的刘湾面馆到第三人公司），王某,郭某,4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各1份，来源于第三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从离开公司后去了刘湾面馆吃饭聚餐，并无加班事实。同时王某,郭某,4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字体与原告提供的王某,郭某,4在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证言内容、字体均不一致。 证据6、《接处警证明》复印件1份，来源于第三人，该证明与原告提供的《接处警证明》字体、内容不一致。证明原告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以及是否系非本人主要责任，事实不清。 证据7、被告制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原件3份（被调查人为郭某,4、姚冬冬、王某,4），郭某,4的调查笔录陈述5个人吃完饭后就回家了，王某,4回公司加班了，其他人就各自回家了。证明原告并非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聚餐后的事故。 证据8、第三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原告参保证明复印件1份、原告劳动合同书复印件1份，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供的授权书原件，证明原告参加了社保，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三人翔跃电子公司述称：原告并非在上下班路上，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下午17：55离开公司与同事郭某,4、王某,4、袁明慧、裴新贺五人一起到刘湾招牌面馆聚餐，且聚餐后确定未回单位加班，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且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1日第四版也有说明上下班路途中的详细规定，也提及到下班后朋友聚会不认定为工伤。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所举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 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均无异议。需要说明：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中，填写的内容有不当之处，不该填写“到马路对面的面馆吃饭”，而应该是到刘湾招牌面馆吃饭。该面馆是离公司最近的一家面馆。填写的“离开公司”也是不当的，应该是原告加班到17点55分。公司食堂已没有饭，原告和王某,4到招牌面馆去吃饭。原告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方面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对《情况说明》原件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表明的内容不认可。考勤记录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同事裴新贺在2018年6月11日的支付宝记录截图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地图打印件（从吃饭的刘湾面馆到第三人公司），真实性无异议。王某,郭某,42018年6月11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各1份，真实性均认可，但王某,郭某,4叙述的证言内容不准确。郭某,4证言中说是下班后，真实情况是加班到17点55分。对王某,4证言的质证意见同郭某,4。证据6、该《接处警证明》是交警部门出具的，但是内容不够全面，是因为原告当时受伤不能下床，是原告爱人到交警部门说明情况，交警部门出具的该份《接处警证明》。后来原告认为出具的内容不全面，又找到交警部门，交警部门根据原告本人的陈述又再次出具的原告所提供的那份《接处警证明》。原告认为该份《接处警证明》已经失效。证据7、对3份调查笔录真实性认可，对姚冬冬、郭某,4的调查笔录的内容认可，对其余王某,4的调查笔录不予认可，第一页最后一行的内容原告不认可，首先不是原告说的，应该是王某,4说的“跟他不在一个部门，具体加班或不加班我不清楚”，原告与王某,4都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在一个部门签到，正常情况下，原告需要与王某,4一起完成工作的。原告并非聚餐，而是加班后的工作餐。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法律适用错误。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本人自述》真实性无异议，内容有异议。对证人郭某,4、王某,4的证言真实性均有异议，非本人书写。对证人孙某,4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1份，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王某,郭某,4书写的《情况说明》（落款日期2018年6月13日）各1份真实性均有异议。郭某,4、王某,4的证言原件各1份（落款时间2018年7月6日）真实性无异议，是其本人所写。对证人姚某,42019年4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原件内容有异议，是否是姚某,4本人书写的不知道。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公章不清晰。证据4-8、真实性均无异议。法律适用无异议，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正确。 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曾向交警部门进行核实，在《接处警证明》中交警部门是不可能对事故责任进行责任划分的。 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对出具接处警证明的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刘天龙作了询问笔录1份以及调取了刘天龙人民警察证复印件1份。原告的意见：对笔录及人民警察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天龙警官的陈述内容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无责任。被告、第三人的意见：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该笔录系相关警官对两份接处警证明陈述的过程，同时其也认为接处警证明并不能起到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 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到第三人公司所在地、原告事故发生地及刘湾招牌面馆进行了现场调查并形成录像4段及照片3张，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对案外人王某,4制作了询问笔录1份。原告的意见：对王某,4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笔录中陈述的观点有异议。王某,4陈述的原告去小诊所不真实。王某,4在笔录中陈述不清楚，去招牌面馆吃饭就是工作餐，原告和王某,4在第三人公司时经常在刘湾面馆吃工作餐。八点之后无工作餐。原告对笔录中王某,4陈述原告“是为了躲避车辆，但是车辆没有剐蹭到姚冬冬”并无异议。原告对法院制作的照片和视频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的意见：对依职权调查的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王某,4陈述的事实也无异议。第三人的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对王某,4的陈述意见无异议。 本院根据当事人庭审举证、质证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系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第三人提供或自行依据程序作出，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第三人发生案涉事故及被告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基本情况，应作为定案依据。对原告所举证据已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期间提交，本院予以采纳。对本院制作的录像及照片，以及对王某,4所制作的笔录，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对出具接处警证明的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刘天龙作了询问笔录1份以及刘天龙人民警察证复印件1份，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8日，原告姚冬冬与第三人翔跃电子公司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约定双方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姚冬冬在第三人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作。2018年6月11日，原告在第三人公司工作到17：55分左右，与同事王某,4、裴新贺等共五人一起离开公司到距工作单位约1.5公里处的刘湾招牌面馆吃饭，就餐费用由裴新贺个人支付。吃完饭后，裴新贺等三人回家，王某,4乘坐原告驾驶的二轮电动自行车行至第三人公司门口后两人分开。王某,4回到第三人处工作。原告继续驾驶电动车回家。原告行驶至庙山路××××交叉口附近发生事故，后到徐州仁慈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髌骨骨折（右）；2、皮肤挫伤（右肘）。第三人为原告缴纳了工伤保险。 2018年6月25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出具了第一份《接处警证明》，内容为：2018年6月11日19时39分接110接警指令，报警人姚冬冬（）称其在2018年6月11日18时35分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庙山路××××交叉口附近，由于躲避其他车辆采取措施不当，致姚冬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倒地及姚冬冬受伤。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将该份《接处警证明》收回，并另行出具了第二份《接处警证明》。该份证明内容为：2018年6月11日19时39分接110接警指令，报警人姚冬冬（）称其在2018年6月11日18时35分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庙山路××××交叉口附近，由于躲避其它车辆致姚冬冬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倒地，对方车辆驶离，致姚冬冬受伤，姚冬冬无责任，核查属实。工伤认定行政程序期间，原告将上述第二份《接处警证明》复印件向被告提交，第三人将上述第一份《接处警证明》复印件向被告提交。 2018年12月11日，原告到被告处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相应证据材料。2018年12月20日，被告作出徐开社工受字〔2018〕538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徐开社工案字〔2018〕第538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于2018年12月24日向第三人送达。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举证材料。2018年12月27日，被告以“需要提供公安交警部门的带有责任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由，作出徐开社工中字[2018]第51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于次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2019年1月14日，被告对郭某,4、姚冬冬、王某,4进行了调查，并分别制作了《工伤认定调查笔录》。2019年3月1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并于次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2019年4月24日，被告作出徐开社工不认字〔2018〕第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对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发生的案涉事故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被告分别于2019年5月10、2019年5月11日向第三人、原告送达《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收到后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另查明，原告姚冬冬在庭审中认可涉案事故的发生系其“为了躲避车辆，但是车辆没有剐蹭到姚冬冬”。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徐州市贯彻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市、各县（市）、铜山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下设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本案中，被告开发区事业局作为该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负责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关于被告作出的被诉《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 首先，关于原告姚冬冬等人于2018年6月11日在刘湾招牌面馆就餐是否属于“工作餐”的问题。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2018年6月11日，原告姚冬冬系当日工作到17：55分左右离开的工作单位，与同事王某,4、裴新贺等共五人一起到距离公司约1.5公里的刘湾招牌面馆吃饭，由裴新贺个人支付就餐费用。用餐后，原告姚冬冬、裴新贺等四人回家，并未回单位继续工作，只有王某,4一人回第三人处工作。根据上述案件事实，此次就餐并非第三人组织，费用由案外人裴新贺个人支付。就餐结束后，参与此次就餐的人员裴新贺等四人并未回到单位进行工作，而是回家。所以，从就餐组织者、就餐目的、费用支付、以及参与人员在就餐后的行程等因素，能够判断原告与王某,4等人在刘湾招牌面馆就餐并非原告所称的“工作餐”，而系私人聚餐。 其次，关于原告姚冬冬2018年6月11日发生案涉伤害事故时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根据上述条文的规定，职工的“上下班途中”应结合职工上下班的时间、路线、目的地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并分析此三方面因素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本案中，原告姚冬冬与同事王某,4等人在刘湾招牌面馆就餐属于私人性质的聚餐，该聚餐行为并非日常工作的延续。在此情况下，聚餐地点系姚冬冬下班后的第一目的地，姚冬冬从单位到聚餐地点的途中可视为下班途中，原告从单位到聚餐地点之后就意味着下班状态的完结，可视为其下班后的第一目的已经完成。其用餐后回家途中已不属于以下班为目的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因此，原告在聚餐后回家途中发生的受伤事故已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对于原告所称其本来是打算与同事一同加班，后其妻子打电话让其回家的情况，因无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原告所受案涉伤害是否属于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本案中，对于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受伤事件，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于2018年6月25日出具了《接处警证明》。第一、从性质上来看，《接处警证明》并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其无法证明事故的成因及当事人的责任。第二、根据其载明的内容可知，《接处警证明》是姚冬冬事后报警自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报警自述的真实性。且庭审中，姚冬冬自认事故的发生系其“为了躲避车辆，但是车辆没有剐蹭到姚冬冬”。综合以上因素，对于姚冬冬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情形，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认定。 最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受理后，履行了举证通知、中止、恢复、调查、决定、送达等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原告姚冬冬要求撤销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徐开社工不认字〔2018〕第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冬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姚冬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莉 审 判 员  王青青 人民陪审员  李 锋 法官 助理  刘明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毛雅杰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