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4民撤3号 原告（案外第三人）：郭群星，男，汉族，1952年9月9日生，住咸阳市渭城区朝阳二路长庆石化小区新区，身份证号码：622XXXXX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伟，陕西宇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被告、上诉人）：党康柱，男，汉族，1965年5月26日生，住咸阳市渭城区，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 被告（原审被告、上诉人）：咸阳圣凯罗餐饮洗浴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咸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lll037588034561。 法定代表人：党康柱，系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龙，咸阳市渭城区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原审原告、被上诉人）：郭金鹏，男，1974年2月5日生，汉族，住咸阳市渭城区，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 被告（原审被告）：王永生，男，1969年8月10日生，汉族，住咸阳市渭城区，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联望，陕西古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群星诉被告党康柱、被告咸阳圣凯罗餐饮洗浴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凯罗公司）、被告郭金鹏、被告王永生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群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伟、被告党康柱及圣凯罗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龙、被告郭金鹏及王永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联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陵0404民初458号和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4民终1251号民事判决。2、判令四被告签订的《房产协议书》无效。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的基本事实。（一）渭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的(2018)陕0404民初458号一审民事判决和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的(2018)陕04民终1251号终审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产权不属于圣凯罗公司的结论。该案虽然审理的是四被告之间关于2017年11月7日签订的《房产协议书》效力纠纷，但其审理的前提是要确定《房产协议书》所涉房屋产权是否属于圣凯罗公司。对此一、二审法院判决论理部分均作出明确回应，认定该涉案房产不属于圣凯罗公司。（二）2018年7月13日中院判决作出前，在原告与党康柱、王春玲、圣凯罗餐饮洗浴娱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一案的强制执行程序中，渭城区人民法院依据【2018】陕0404执388号执行裁定书，已于2018年5月24日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三年（即2018年5月24日至2021年5月23日止）。2017年11月30日，原告与党康柱、王春玲、圣凯罗餐饮洗浴娱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一案在渭城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2017)陕0404民初2803号《民事调解书》，协议生效后，党康柱未依约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在渭城区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依据【2018】陕0404执388号执行裁定，于2018年5月24日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早于中院判决作出的2018年7月13日。 四被告串通，故意隐瞒涉案房产被查封的事实，恶意利用诉讼手段，企图隐匿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阻抗执行，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一、二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用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5号）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6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适用错误，判决应予撤销。一是，最高院法发【2011】15号文件第26条规定，是解决执行权与审判权冲突的法律适用规则，核心是要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在该规定中明确：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二是，最高院法释【2015】10号第26条第2款规定，延续了15号文件26条的精神，进一步明确：在金钱执行案件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原告获悉，因党康柱已无有效财产可供执行，涉案房产是圣凯罗公司唯一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一旦排除执行，原告的利益无法获得保障。据此，原告认为，四被告在案件诉讼中，故意隐瞒涉案房产被查封的事实，利用生效判决，企图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阻抗法院执行，损害原告合法的民事权益，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 若本案房产归属为党康柱、郭金鹏、王永胜所有无争议，党康柱在明知对原告债务已处于法院强制执行的前提下，与其余三被告恶意串通，签订《房产协议书》，无偿转让党康柱在该财产中40%的共有份额，损害原告利益，违反了《合同法>52条第2项、《民法总则》154条的规定，该协议应属无效。 被告党康柱、被告圣凯罗公司共同答辩如下：1、本案中所涉及到的房屋，产权是属于圣凯罗公司。作为圣凯罗公司的股东，建造房屋的目的就是作为公司的经营场所使用，虽然未将涉案房产登记到公司名下，但房屋建设好后就实际交付给了圣凯罗公司，一直由公司经营使用。作为公司股东，实际向公司进行了增资。2、《房产协议书》系郭金鹏单方拟定，郭金鹏承诺答辩人将公司40%的股权转移给他后，向答辩人支付1200万元，用于偿还答辩人债务，答辩人才签订的协议。但协议签订后，郭金鹏并没有履行付款的承诺，导致答辩人无法向债权人支付欠款。而郭金鹏在取得答辩人签字的协议书后，即向渭城法院起诉确认协议书的效力，答辩人同时提出了反诉，渭城法院以(2018)陕040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房产协议书》合法有效。答辩人向咸阳中院上诉，被驳回。该协议书是违背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的，法院确认合法育效，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3、涉案房屋的土地，属于咸阳宏图工贸有限公司所有，有咸阳市土地局颁发的咸国用(2003)字第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佐证。2012年6月20日，咸阳宏图工贸有限公司委托陕西恒达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价格评估，待估宗地土地使用权总价值为2995734元，地上附着物价格为22690854元，评估基准日2012年6月20日的总价值为：25690854元。2019年12月，渭城法院在拍卖平台以29547000元拍卖成功，其中土地使用权价格为4260300元，地面附着物价格为25286700元，而竞买人就是本案的被告郭金鹏。而2017年11月7日《房产协议书》涉及的房产，协议中答辩人党康柱、郭金鹏、王永生三人按份共有予以处分，并对6000余平方的房产仅折价为600万元，以答辩人占该房屋40%份额折合240万元，自愿将该份额全部转让给郭金鹏。答辩人对房产的价值是知晓的，也不可能无偿转让给任何人。上述协议书，是违背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的，该书不但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也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正当权益。按照协议书履行，不仅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也侵害到其他债权人利益。按照合同法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被告郭金鹏及王永生共同答辩如下： 一、郭群星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其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律上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郭群星与郭金鹏等提起的确认合同效力诉讼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因为郭金鹏提起的确认《房产协议书》合同有效是基于各方签订的《房产协议书》，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郭群星并非该《房产协议书》的当事人，也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故郭群星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故其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二、郭群星不能证明渭城区法院及咸阳中院作出判决内容错误。 1、确认《房产协议书》合法有效一案，渭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各方均到庭参加诉讼，经举证、质证、辩论等环节，渭城法院判决认定《房产协议书》合法有效。后因党康柱不服向成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中院审理及各方辩论，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是人民法院依法公平公正审理的结果，该判决早已发生法律效力。2、咸阳中院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至今，案件对方当事人也并未在法定的6个月期间内申请再审，故该判决已完全经法定程序确认，为生效合法判决。3、郭群星在《民事起诉状》中称房产被渭城区法院查封早于咸阳中院判决时间，以此否定生效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4、郭群星在《民事起诉状》中称我方与党康柱串通隐匿转移被执行人的资产，没有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郭群星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92条的法定要件，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93条规定，贵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合议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郭群星目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是否成立；2、原告诉称党康柱与郭金鹏、王永生之间存在的恶意串通情形是否属实；3、另案确认的转让合同效力是否实际侵害了郭群星在另案执行中的实际权利。 原告在庭审中举证如下： 第一组：1、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陕040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2、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4民终1251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组：1、(2017)陕0404民初2803号《民事调解书》；2、2018年5月29日《谈话笔录》；3、2018年6月1日《谈话笔录》；4、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24日《查封公告》；5、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1日《查封、扣押财产清单》；6、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24日《送达回证》；7、渭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2020年1月7日《情况说明》。 第三组：1、渭城区民营科技产业园圣凯罗申请立项报告；2、有偿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3、渭城区计划局关于圣凯罗可行性批复；4、咸阳市城乡规划局文件（{2003)第213号）；5、咸阳市圣凯罗有限公司章程；6、验资报告；7、2003年咸阳圣凯罗公司在咸阳市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资料（贷款300万元）8、(2018)陕0404民初1990号民事判决书（贷款390万元）。 第四组：1、土地评估报告；2、拍卖公告。 以上四组证据证明原告的诉请成立。 被告党康柱及被告圣凯罗公司对此质证意见为：1、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2、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1、2、4认可。对证明目的3不认可，党康柱没有故意隐瞒涉案房产被查封的事实。3、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4、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认可。 被告郭金鹏及王永生对此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两份判决书”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目的认可。需要说明的是二审判决生效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而《房产协议书》本身生效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对第二组“调解书、查封公告、谈话笔录等”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理由：1.郭群星给党康柱个人放贷（借款本金190万、利息210万），党康柱作为圣凯罗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加盖圣凯罗的印章为其个人债务担保，违法了《公司法》第16条规定，调解书作为执行依据本身就违法。2、查封财产应首先明确权属，没有证据证明房产是圣凯罗所有的情况下，渭城法院执行局就进行所谓的查封没有依据且查封不动产也没有向房产管理机关送达文书。3、所谓查封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晚于《房产协议书》生效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时间即在渭城法院查封之前半年，各方当事人已经就房产的归属进行书面的确认，即法院无权查封案外人的财产。4、2018年5月29日的谈话笔录显示郭群星的案件，渭城法院已查封了党康柱国润翠湖房子一套、华兴实业公司50%的股权已查封，因此郭群星案件有相应财产可供执行。对第三组“立项报告等文件”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立项报告与产权归属分别属于不同范畴，不能以立项确定权属情况；2、立项报告中的咸阳宏图土方建筑有限公司与本案成阳宏图工贸有限公司分别属于不同法人单位，且咸阳市渭城区宏图土方建筑有限公司已注销；3、其它文件都是土地的有关文件，土地在咸阳宏图工贸公司名下我们认可，但不能由此推理房产属于圣凯罗公司，该等文件均没有对地上房产进行定性。4、圣凯罗公司的注册资本仅50万元现金出资，长期经营用房是由股东共同出资（约1000万元）建成交由圣凯罗使用，房产部分并未增资进入圣凯罗的资产范畴，故各方确认是各股东按份共有符合客观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第四组“土地评估报告、拍卖公告”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郭金鹏同通过司法拍卖程序购买宏图工贸的土地，受法律保护且土地证已办理在郭金鹏名下。房产部分的价格是由郭金鹏、王永生与申请执行人渭城信合议价，该议价仅为意向价格，在拍卖程序中并无社会上竞买人出价竞拍，最终郭金鹏不得已出价，因此该房产议价2500余万并没有得到市场价值的认可，仅为拍卖参考价。 被告党康柱及被告圣凯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份：不动产评估报告。第二份：渭城区人民法院（2019）陕0404执534号执行裁定书。第三份：民事反诉状，来源于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陕0404民初458卷宗。证明其主张成立。 原告郭群星对此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被告郭金鹏及王永生对此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不动产估价报告”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理由如下：1、该报告的委托方为宏图公司单方委托并非司法委托，且没有经案件各方当事人确认；2、评估目的是申请贷款，根据普遍的生活经验，贷款评估值一般偏高。3、报告作出日期为2015年1月，与本案《房产协议书》形成的时间2017年11月7日有近3年的时间差，不具有可比性。4、该报告中附件2015年1月5日宏图公司出具的《附着物状况说明》，这是宏图单方出具的，未经权利人的确认，不能自己给自己证明。且《附着物状况说明》仅说明土地在其公司名下，房产的权属在该说明中并未明确。对第二组“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郭金鹏同通过司法拍卖程序购买宏图工贸的土地受法律保护且土地证已办理在郭金鹏名下。房产部分的价格是由郭金鹏、王永生与申请执行人渭城信合议价，该议价仅为意向价格，在拍卖程序中并无社会上竞买人出价竞拍，最终郭金鹏不得已出价，因此该议价并没有得到市场价值的认可，拍卖程序中的议价仅为拍卖参考价。对第三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党康柱当时是交了反诉状，但一审法官向其释明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不存在反诉的情形，且他们撤回反诉并未交纳反诉费用，故现在提起反诉不应成立。 被告郭金鹏及被告王永生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咸阳圣凯罗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2、咸阳圣凯罗公司的验资报告一份；3、房产协议书一份；4、渭城区法院判决书一份；5咸阳中院判决书一份。 第二组证据：1、党康柱身份证一份；2、工商登记信息四份；3、《民诉法解释实务指南》第493页。 以上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 原告郭群星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一）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第一组证据第1、2个的合法认可，对第3、4个的合法性不认可。（二）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第1、2项认可，对证明目的第3、4项不认可，理由是：该协议损害了圣凯罗公司的利益，减少了该公司责任财产，进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假定地面房屋为二人按份共有成立，党康柱在财产被查封期间，无偿转让自己份额，损害了原告利益，协议无效。法院判决时，未审查上述事实，判决应予撤销。第二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一是党康柱是否有其他财产，与圣凯罗公司责任无关，且上述财产均无法执行变现原告利益无法保证；二是，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本案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原告主体适格。 被告党康柱及被告圣凯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1、2认可；对证明目的3、4不认可。理由：1)工商登记信息和验资报告，证明被告党康柱出资和持股50%，而房产协议书中却认定圣凯罗公司使用的房屋投资人党康柱占40%份额，没有任何依据，与公司持股比例不符。2)房产折价600万元没有依据，根据2012年、2015年评估，房产价值2干多万，与事实不符。3)党康柱与郭金鹏没有债务关系，不可能无偿转让给郭金鹏。4）渭城法院一审程序违法。圣凯罗公司在原审中，提出了反诉，渭城法院并未作出处理。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与证明的问题无关。 合议庭对各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但对各方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结合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圣凯罗公司于2004年2月26日成立，股东为党康柱、郭金鹏、王永生三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该50万元注册资本工商登记显示为货币出资，且成立后未见股东会增资决议。圣凯罗公司成立时使用的土地登记在党康柱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咸阳宏图工贸有限公司名下。圣凯罗公司的经营用房在圣凯罗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建设，由股东个人实际投资，且同时以圣凯罗公司名义向咸阳市商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周转贷款300万元，在圣凯罗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中，对该300万元贷款的用途表述为建员工宿舍楼一栋。但从最终该土地上房屋的情况（主体为框架结构三层，附属楼为平房）来看，并未用于建设员工宿舍楼，但是否用于圣凯罗公司的其他经营支出并无相应证据证明。 2017年11月7日，党康柱、郭金鹏、王永生就咸阳圣凯罗公司原经营使用的房屋的来源、投资、现状等达成了《房产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圣凯罗公司所使用的经营性用房系党康柱、郭金鹏、王永生三人合伙投资所建，面积约6000平方米，目前的价值为600万元。党康柱、郭金鹏、王永生三人按份共有该房产的份额如下：党康柱占40%、郭金鹏占40%、王永生占20%，因党康柱以圣凯罗公司名义贷款和对外借款，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为弥补其他股东损失，党康柱自愿将其占有房屋的40%份额全部转让给郭金鹏，因此圣凯罗公司现使用的房屋与党康柱无关，最终郭金鹏享有该房产80%的份额，王永生享有20%份额。同时圣凯罗公司对该书面协议进行盖章确认。 在签订该协议书后，郭金鹏作为原告起诉党康柱、王永生、圣凯罗公司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有效，圣凯罗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判决确认该协议书无效。渭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是本案审理的核心，无需将将确认无效的主张作为反诉提出，经释明后未准许圣凯罗公司的反诉。该案渭城区人民法院后以（2018）陕040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原告郭金鹏的诉请。圣凯罗公司、党康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7月13日以（2018）陕04民终125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郭群星与党康柱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开始于2012年7月21日，属于党康柱的个人债务，圣凯罗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借款本金190万元，期限一年，年息24%。期限届满后，党康柱未按期归还，但党康柱多次对该笔借款的本息进行确认。计算至2017年8月12日，利息金额为2318000元，本息合计4218000元。郭群星2017年8月向渭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党康柱、王春玲、圣凯罗公司，在审理中郭群星撤回了对王春玲的诉请。郭群星和党康柱在2017年11月底，在渭城区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渭城区人民法院据此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陕0404民初2803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党康柱需清偿郭群星借款本息400万元，其中2018年1月31日前清偿200万元，2018年5月31日清偿200万元；圣凯罗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后党康柱并未按期归还上诉借款及利息，郭群星申请进行强制执行，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6月，两次在与党康柱谈话了解圣凯罗公司财产情况时，党康柱并未提出与其他股东进行了股权转让，也未提及郭金鹏起诉的确认转让协议效力的案件一审结果和目前正在二审期间审理的事实。同时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渭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为该借款纠纷案件的执行作出查封公告，查封圣凯罗公司位于金旭大道3号内所有房产。 2019年11月份，渭城区人民法院拟对圣凯罗公司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时，党康柱提交（2018）陕04民终1251号民事判决书，说明该财产已经判决转移。2019年11月底，郭群星电话了解执行进展时，渭城区人民执行法官将该情况向郭群星予以告知。 2019年12月，渭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咸阳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党康柱、圣凯罗公司、宏图工贸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登记于宏图工贸公司名下的位于金旭大道3号的土地属于该案中的抵押财产，需拍卖该土地清偿债权人债权，但因该土地上的房屋已经属于郭金鹏、王永生所有，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应一并进行拍卖。后郭金鹏参与竞买成功，成交价为29547000元，其中土地使用权价格为4260300元，地面附着物价格为25286700元。 本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审查原告起诉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原告郭群星有权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原告郭群星诉请中的核心问题是四被告签订的《房产协议书》是否应当无效，原一、二审民事判决书作出的有效认定是否错误？原告诉请的理论基础是撤销权，因此需要从撤销权行使的条件来审查原告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本案中，郭群星与党康柱之间的债务没有证据显示为圣凯罗公司的债务，圣凯罗公司加盖的印章的行为应该视为一种担保的意思表示。按照原告的主张，党康柱与郭金鹏、王永生签订《房产协议书》，圣凯罗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可能涉及损害公司财产进而损害原告债权受偿以及损害党康柱个人财产进而损害原告债权受偿两个方面的损害。 其一、按原告主张的涉案房产为圣凯罗公司的公司财产，而圣凯罗公司又为党康柱的个人债务提供了担保，三位股东处置公司资产，造成债权人的债权不能足额受偿，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面审查。那么，首先判断涉案的房产是否属于公司资产？从目前的工商登记显示，圣凯罗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三位股东已经以货币出资的行为完成了对圣凯罗公司的出资，现圣凯罗公司占用的房产及土地均未过户登记于圣凯罗公司名下，各方也未提交股东会决议以房产增资的决议。因此原告主站认定土地及房屋为圣凯罗公司财产的依据不足。其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时任圣凯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党康柱在为其个人债务提供公司担保时，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但审理中并未发现圣凯罗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综上，涉案房产不能认定为公司资产。 其二，按照原告主张的党康柱故意压低价格后无偿将在房产中的份额出让给其他股东，损害原告债权人利益的方面来审查。首先，党康柱与郭金鹏、王永生签订《房产协议书》并非无偿转让，而是党康柱利用其以圣凯罗公司名义贷款和对外借款，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为弥补其他股东损失才愿意将自己在涉案房产中的份额让与，属于对他人的损失补偿。其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作为受让人的郭金鹏对郭群星和党康柱之间的债务关系知情并在明知伤害郭群星债权的情形下恶意进行涉案房产份额的让与。因此原告主张的第二个方面的理由不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实质条件。 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请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及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及第三百条，建议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群星的诉请。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郭群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军伟 审判员  王 磊 审判员  王 葆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赵茜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