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1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住所地保康县城关镇光千路145号。负责人：徐云红，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荣海，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正海，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保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彬，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宛晓东，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保康县。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邓正海、宛晓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荣海、被上诉人邓正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2018）鄂0626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申请对邓正海提交宛晓东出具的《借据》、《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承诺书》的书写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却以鉴材不符合鉴定条件为由未向鉴定机构进行移送鉴定，由于宛晓东在庭审中自认《借据》、《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承诺书》均是基于被上诉人邓正海强迫所写，且明确表示书写时间并非落款时间，因此上诉人才申请对三份材料进行鉴定，根据相关规定，是否鉴定应当由司法鉴定部门确定，而不是由法院作出确认不予鉴定，因此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2日的200万元和2016年8月26日的500万元转款系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述两笔转款并非借款，其中2015年12月2日，邓正海转款给徐庆东的200万元应属邓正海偿还之前通过宛晓东与保康黄龙观矿业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借款；而2016年6月28日邓正海转王大春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宛晓东向邓正海借款的事实，实际是邓正海与宛晓东在关联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流水。三、一审认定证据错误。1.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宛晓东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未予认定，该情况说明证明了被上诉人邓正海通过宛晓东办理2015年4月湖北圭翠园公司过桥资金800万，宛晓东以个人名义向邓正海作担保，当湖北圭翠园公司不能偿还邓正海过桥资金后，邓正海于2017年上半年逼迫宛晓东以上诉人名义出具《借据》、《承诺书》，邓正海在本案起诉之后，又于2018年年底强迫宛晓东出具《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2.上诉人一审提供了证据证实在邓正海、宛晓东等人之间通过关联账户、控制他人账户的方式发生大量的银行交易流水，用于不特定银行客户办理过桥资金和借款，本案涉案的2016年8月26日发生的500万元转账就是其往来银行流水中的一笔，并非是借款；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借款是为偿还他人在上诉人处的到期借款，该认定证据不足，上诉人本身作为金融机构，找个人借款来偿还他人欠银行的到期贷款，该说法本身不符合逻辑，而且即使是银行借款偿还他人贷款，但是借款并没有汇入上诉人的账户，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向邓正海借款的目的也未予查清；4.被上诉人宛晓东作为时任行长，其向邓正海个人借款的行为已超出行长的职责，且邓正海转款的对象是徐庆东、王大春，与上诉人并无关联，说明借款并非用于上诉人的银行经营业务，不能认定宛晓东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四、针对被上诉人邓正海提供的转款及借条，上诉人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查证核实，在被上诉人邓正海与宛晓东之间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之前的流水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邓正海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对证据及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邓正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邓正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立即偿还邓正海借款本金7000000.00元；2.判令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2016年8月26日止，以2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邓正海支付利息；从2016年8月27日起以7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4.判令宛晓东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的上述偿还本息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12月2日，时任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行长、宛晓东因处理他人在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处即将到期的贷款，向邓正海借款2000000.00元，邓正海按照宛晓东的要求将2000000.00元借款打入宛晓东指定的徐庆东农行62×××77账户中。2016年8月26日，宛晓东再次向邓正海借款5000000.00元，用以偿还他人在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贷款，邓正海按照宛晓东的指示将借款打入王大春农行62×××12账户中；两次合计向邓正海借款7000000.00元。同日，由宛晓东向邓正海出具了7000000.00元的借据，内容为：“借条今借到邓正海现金柒佰万元整（￥7000000.00元），期限两个月。定于10月26日前还款。逾期还款我单位自愿承担壹佰万元违约金。（￥1000000.00元）。借款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保康县支行经办人：宛晓东2016年8月26日，并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印章”。2016年8月27日，宛晓东向邓正海出具《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我行于2015年12月2日向邓正海借款贰佰万（￥2000000.00元），同日转入指定的徐庆东62×××77账户。2016年8月26日向邓正海借款伍佰万元（￥5000000.00元），同日转入指定的王大春62×××12账户（该银行卡由宛晓东实际掌握使用）。我行于2016年8月26日向邓正海出具总额为柒佰万元（￥7000000.00元）的借据。上述借款以2016年8月26日借据为准，相关的其他借据作废。特此说明。农行保康支行宛晓东2016年8月27日”。借款到期后，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宛晓东均未偿还借款。2016年10月26日，宛晓东给邓正海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承诺书保证于2016年11月15日将原柒佰万（7000000.00元）借款还清。否则承担壹佰万元违约金，并从借款之日按每月2分付息和一切费用。承诺人：中国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宛晓东2016年10月26日”。此后，邓正海多次找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宛晓东索要借款，其相互推诿，至今未能偿还，遂诉至法院。2018年12月5日，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宛晓东于2016年8月26日给邓正海出具的借据中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对宛晓东出具的《借据》、《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承诺书》书写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1月3日，一审法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宛晓东于2016年8月26日给邓正海出具的借据中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4月15日，该鉴定所作出鄂中鉴【2019】文鉴字第7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定邓正海提供的2016年8月26日，加盖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借据中的印章与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提供的鉴材中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加盖。因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宛晓东向法院提供鉴定书写时间的鉴材不符合鉴定条件，且邓正海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提供鉴定书写时间的鉴材有异议，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要求对宛晓东出具的《借据》、《关于向邓正海借款的情况说明》、《承诺书》书写形成时间一审法院未向鉴定机构移送鉴定。2.2014年12月至2017年11月，宛晓东任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行长一职。3.2019年5月29日，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法院依职权追加湖北圭翠园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参与本案的诉讼。2019年6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口头裁定驳回了农业保康支行申请法院依职权追加湖北圭翠园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答辩理由，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作为特殊的主体即国家依法成立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2.宛晓东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还是其个人行为，其是否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的偿还借款本息责任承担连带清偿之责。针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从该规定第一款可以看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款规定其排除了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属民间借贷。但本案中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系借款人，其作为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并非从事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结合该规定第一款，其作为借款人能够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针对争议的焦点二，宛晓东作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时任负责人，在邓正海处经办借款，并且借款系偿还他人在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到期贷款，给邓正海出具的借据中加盖有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印章，出具的《情况说明》、《承诺书》均以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名义出具，邓正海有理由相信宛晓东系履行职务行为，宛晓东的行为不属其个人行为，应代表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且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也是实际利益的受偿人，在邓正海处的借款应由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偿还本息之责，故邓正海要求宛晓东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的偿还借款本息责任承担连带清偿之责，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辩称2015年12月2日宛晓东经手在邓正海处的200万元借款，系邓正海偿还其在保康黄龙观矿化有限公司处的借款；2016年8月26日邓正海向宛晓东指定的王大春账户的转款500万元，系邓正海偿还其在宛晓东处的借款。对该抗辩理由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提供了2015年11月26日、27日通过徐庆东、章祖学（保康县黄龙观矿化有限公司会计杨德成掌握的该二人银行卡）以其名义打给石文艳（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称石文艳系邓正海雇请的会计）的180万和20万元，系邓正海向保康黄龙观矿化有限公司的借款。2015年12月9日，刘胜梅账户转石文艳账户137万（邓正海代刘胜梅办理），12月25日苏宗贤（宛晓东妻子）转石文艳账户63万元，合计200万元；2016年3月24日，保康县恒信矿贸有限公司借保康县中坪磷化工有限公司存单贷款630万元，转给保康丰润磷化有限责任公司280万元，保康丰润磷化有限公司又转给叶寿江280万元，2016年8月10日、9月9日叶寿江分两笔转给了石文艳305万元、180万元，该485万元中有宛晓东个人资金280万元，2016年8月24日邹德辉（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称系宛晓东资金管理人）转可毅（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称系邓正海公司工作人员）42万元，合计522万元，上述522万元是邓正海在宛晓东处的借款，2016年8月26日，邓正海打入王大春账户的500万元，系邓正海偿还其在宛晓东处的借款。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上述抗辩理由与常理明显不符，宛晓东未能向法院充分说明邓正海向保康黄龙观矿化有限公司借款为什么由其经办？且在一审法院询问宛晓东、农业银行保康支行，邓正海在宛晓东处借款，其中刘胜梅账户转石文艳账户137万元为什么是邓正海代刘胜梅办理？2016年9月9日叶寿江转给石文艳的180万元发生的时间在邓正海向宛晓东还款之后？对上述问题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宛晓东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该项抗辩理由，因其未向法院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对该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纳。宛晓东辩称在邓正海处的7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的理由，其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邓正海要求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一、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偿还邓正海借款7000000.00元；支付从2015年12月2日至2016年8月26日止，按2000000.00元本金为基数，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支付从2016年8月27日起按7000000.00元本金为基数，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邓正海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借贷合意以及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两个要件。本案中，被上诉人邓正海作为出借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其提交了2016年8月26日被上诉人宛晓东出具的加盖有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公章的借条以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上诉人邓正海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上诉称本案诉争的两笔银行转账并非借款，经审查，2015年12月2日，被上诉人邓正海转账给徐庆东账户2000000元的汇款底单中附言部分备注为借款，2016年8月26日，被上诉人邓正海转账给王大春账户5000000元的汇款底单中附言部分亦备注为借款，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主张邓正海与徐庆东之间2000000元的转账属于邓正海的还款，该主张既缺乏证据予以证实，也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不符；且关于邓正海与王大春之间5000000元的转账，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列举了多个案外人账户之间的交易流程用于证明该笔转账并非借款而是关联交易产生的流水，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主张均建立在其主观推论的基础上，被上诉人邓正海作为出借人按照被上诉人宛晓东的指示将借款汇入案外人徐庆东、王大春的账户并不影响邓正海实际履行出借义务，且出借的款项是否汇入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账户，亦不影响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关于本案中被上诉人宛晓东的借款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案涉借条落款处载明“借款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保康县支行”，并加盖有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公章，且经办人处有时任支行行长宛晓东的签名，根据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被上诉人邓正海有充分理由相信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至于被上诉人宛晓东以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是否超出了行长的职责范围属于银行内部管理的范畴，因此本案借款并非被上诉人宛晓东个人借款，而是宛晓东代表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向被上诉人邓正海借款，借款人为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故一审法院判令由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鉴定程序，2019年2月13日，一审法院就本案鉴定材料的相关事宜对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代理人周立军及被上诉人邓正海的代理人罗彬进行了告知，在质证笔录中，一审案件的承办人已明确告知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代理人周立军因鉴材对方不认可，没有样本，对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申请的对诉争借据、承诺书、情况说明书写时间的鉴定不予委托，其代理人表示知晓。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申请鉴定的三项书面材料均系被上诉人宛晓东出具，被上诉人宛晓东本人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在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宛晓东系被胁迫出具相关借据及情况说明的情况下，该事项是否进行鉴定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及待证事实均无关联，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申请的此项鉴定不予委托受理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农业银行保康支行上诉称一审鉴定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业银行保康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波审判员  刘茂强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熊秋月书记员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