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7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富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刚，江苏诚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得安。上诉人石富军因与被上诉人马得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3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富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马得安向石富军支付房租金；一、二审诉讼费由马得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石富军与李伟均认可石富军已支付除银行贷款以外的全部购房款，马得安表示对石富军是否支付购房款不清楚，并非双方存在争议。2.在石富军提供大量证据及李伟证言佐证的情况下，破产管理人仍认为银行贷款以外的购房款未付，石富军只能另案提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诉讼。既然该争议事实对破产清算中常熟市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李农副市场）的财产认定有影响，该争议同样对石富军主张本案租金有影响，在未认定事实之前一审法院武断进行裁判显然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石富军将商铺委托给凯乐公司经营管理，说明石富军享有所有权或合法占有权。一审法院认定李伟以凯乐公司或梅李农副市场名义将商铺租赁给马得安，但未查清是以谁的名义出租这一基本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9日前石富军委托凯乐公司收租，说明在此之前石富军是合法占有商铺。梅李农副市场从一开始包括凯乐公司接受石富军委托收租期间就对市场内租户的水、电、物业费收取。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的租金是石富军主动放弃。一审法院认定石富军对梅李农副市场收租无异议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认定因石富军未出面为马得安协调停水停电问题，所以马得安向李梅农副市场缴纳租金，恰说明一审法院及马得安都知道向梅李农副市场缴纳租金是不正确的，马得安只是迫于停水断电的压力才采取损害石富军权益之事。6.一审法院认定以前租金向梅李农副市场缴纳是错误的，之前租金是凯乐公司收取，源于石富军的授权委托。7.一审法院认定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签订买卖合同不必然导致石富军有使用权及收益权是错误的。石富军的转账凭证证明已支付商铺首付款。即使石富军未支付首付款，商品房买卖合同亦不属于无效，最多是可撤销的。但撤销权因超过除斥期间而不可能再行使。因合同有效，李伟也认可房款全部支付，不存在一审认定的合同效力、履行情况的问题。石富军是依据占有保护而主张权利，不需要考虑石富军是否享有商铺所有权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石富军委托凯乐公司收取租金以及石富军放弃部分租金权益，证明石富军自始至终合法占有涉案商铺，有权诉请租金收益。马得安未作答辩。石富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得安立即支付租金72000元；2、诉讼费由马得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5日，梅李农副市场与石富军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石富军向梅李农副市场购买梅李新农商业中心17#1单元103室商品房，土地使用权证常国用（2009）字第000029号，合同第四条约定房价为57918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为2013年1月15日支付房款290180元，剩余房款289000元做银行按揭贷款。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方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依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取得《常熟市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通知书》，并将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方使用。同日，梅李农副市场与石富军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石富军向常熟市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购买梅李新农商业中心17#1单元108室商品房，土地使用权证常国用（2009）字第000029号，合同第四条约定房价为57918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为2013年1月15日支付房款290180元，剩余房款289000元做银行按揭贷款。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方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依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取得《常熟市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通知书》，并将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方使用。2013年1月16日，梅李农副市场向石富军开具了梅李新农商业中心17#1单元103室预收购房款290180元、17#1单元108室预收购房款290180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各一份。2013年1月15日，石富军（甲方）与常熟凯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凯乐公司）签订《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委托标的物为位于常熟市梅李新农商业中心内，所购置的房屋17幢1层102-106、108-112号，建筑面积420平米。标的用途为常熟市梅李新农商业中心商铺。委托方式为甲方将其拥有的常熟市梅李新农商业中心的全部投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乙方，由乙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经营。委托期限为起始于《商铺转让合同》规定的全款付清之日起，即2013年1月25日，止于2014年6月9日。租金标准为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保证每年按房价的8%的人民币为标准向甲方支付租金。乙方按季向甲方支付租金，每季度最后1个月之25日至30日，乙方将当季租金向甲乙双方共同认定的浦发银行以划拨方式向甲方一次性付清。租金自《商铺买卖合同》规定的全款付清之日起开始计算。2014年6月20日，石富军（甲方）又与凯乐公司（乙方）签订《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一份，将委托期限变为起始于《商铺转让合同》规定的全款付清之日起，即2014年6月20日，止于2016年6月19日。其余内容与2013年1月15日签订的《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基本相同。2013年1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与石富军（借款人）、苏义宏（共同还款人）、梅李农副市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3781304005《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1份，约定贷款金额为2643000元，贷款期限10年，自2013年1月25日起至2023年1月25日。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发放贷款，但石富军未能按约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将石富军、苏义宏、梅李农副市场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5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581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石富军、苏义宏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004275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梅李农副市场对石富军、苏义宏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申请执行，2017年1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581执3895号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与被执行人石富军、苏义宏、梅李农副市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裁定书，载明：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按原贷款合同继续履行。2017年7月19日，石富军（甲方）与马得安（乙方）签订《门市部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常熟市梅李新农商业中心17#1单元103、108室店面出租给乙方。租赁时间从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止。乙方在合同签订时交纳一年租金共计人民币72000元，须在2017年7月26日前付清。注：若市场部无理由无故停水停电，乙方需第一时间报警取证，后期乙方产生的损失，由甲方配合乙方向市场部追讨乙方产生的损失。另查明：凯乐公司监事为李伟，2016年1月20日凯乐公司变更为常熟市佰家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家利公司）。梅李农副市场法定代表人为李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与梅李农副市场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梅李农副市场在2012年10月24日至2017年9月3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8975万元。抵押物为梅李农副市场名下的常熟市梅李镇梅南路18号的抵押范围为常国用（2009）第000029号中所确认的面积179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544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因梅李农副市场未能依约还款，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判决、执行，尚未能执行到位。2018年3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581破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苏州工业园区舜园建筑有限公司对梅李农副市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9年4月石富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请求认定支付购房款5623000元及利息、违约金，共计6623000元，并要求办理产权证。2019年10月29日，管理人向石富军发出《债权审定结果通知书》，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总价款为5295360元，石富军已支付购房款2643000元(银行贷款)，剩余2652360元未实际支付，要求在2019年11月30日前将剩余购房款2652360元一次性转账支付；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前支付剩余购房款，管理人将解除梅李公司与石富军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支付的购房款将按照普通债权进行认定和处理。石富军有异议，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购买的常熟市梅李新农商业中心的17栋102、103、104、105、106、108、110、111、112共9间房屋首付款及其他款项共计298万已支付，该案尚在审理中。又查明，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于2013年1月15日共计签订9套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总房款合计5295360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发放的贷款2643000元系针对9套房屋办理的按揭款。在审理中，石富军提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3年7月4日其转账汇入梅李农副市场账户2980000元，备注用途为购房，该款为9套房屋的购房款。在（2017）苏0581民初9599号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调取了石富军等人签字捺印的检举材料一份，该材料中反映，其与梅李农副市场签订虚假的购房合同，梅李农副市场自己支付首付款后再套取银行贷款，银行按揭贷款也是梅李农副市场支付，梅李农副市场是实际的房屋所有人，也是实际的借款人，应首先让梅李农副市场承担责任，其只对梅李农副市场不能承担部分承担责任，请求解除对其财产的查封及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恢复。石富军质证后认为：对于该份检举材料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材料上石富军的签字是其本人写的，从检举材料的最后一段可以明确看出检举人检举的目的是希望常熟市人民法院能够解封已查封的财产，并恢复失信人员名单，因此该检举材料的真实性至今也没有被常熟市人民法院认可，并且该份检举材料也与本案的诉请没有关联，本案是要求支付租金，至于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之间是否存在着首付款交付的问题，不影响石富军向浦发银行按揭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马得安质证后认为：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从材料可以反映石富军对于案涉房屋并不具有所有权。在（2017）苏0581民初9599号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向李伟做了调查笔录，其陈述：当时其与石富军都是河南商会的，其是会长，石富军是秘书长。2012年左右，其因为生意上缺流动资金，向石富军借了200万元左右。当时借钱的时候和石富军说，以梅李农副市场的商铺做担保，借的钱可以作为首付款，其他的钱以石富军的名义去办按揭贷款，贷款由其偿还。如果以后贷款顺利还清，借款也还清的话，商铺其要收回的，如果还不出的话，房子就卖给石富军。后来银行贷款其还不出了，和石富军商量，商铺按照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卖给石富军，但是石富军认为借款还要计算利息，所以没有协商成功。买卖合同是签的，但是石富军没有原件的，原件在其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也有的，签到2016年6月20日，后来有没有签其也不清楚，凯乐公司实际由其负责的。商铺五年内的租金都是由凯乐公司收取，商铺也由凯乐公司管理经营，五年不需要给石富军费用的。其要求石富军把200万元左右的借条给其，商铺可以抵给石富军，但是他要利息其不同意的。增值税发票是梅李农副市场开的，但是石富军没有付这个钱的，是问他借的200万元左右当首付。商铺目前还不能办理产权证，因为土地抵押给交通银行办了贷款，贷款还有部分没有还清，银行就把土地查封拍卖。房屋没有交付石富军，当时就说好由凯乐公司出租使用的，租金收了以后去还贷款了。对于石富军委托凯乐公司经营没有意见，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和凯乐公司都是其实际在负责，只是不能以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名义。石富军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材料内容的真实性绝大部分不予认可，石富军仅认可李伟陈述的委托经营的时间截止至2016年的事实，至于石富军是否向梅李农副市场支付首付款及李伟是否向石富军借款200万，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该事实尚不能确认，石富军是委托凯乐公司在收取租金，石富军也随时会享有对该委托的解除权。马得安质证后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并且材料内容也可以显示石富军并没有与李伟及相关公司达成相应的房屋买卖协议，更直接显示石富军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在（2018）苏05民终4404号案件审理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李伟进行了调查，李伟陈述：石富军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银行业务回单中的298万元梅李农副市场收到的，应该是房子的购房款；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之间存在9套房屋的买卖关系，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就是买卖房屋，首付款就是这几张银行单子上的钱，其他的石富军办了贷款，当时买房的时候石富军担心租不掉，我们就和他说前几年的包租，用租金给他还贷款，如果租不掉，贷款也照还，如果租的租金多的，除了还掉贷款，剩下的就归包租公司，实际上每年的租金和实际贷款差不多；办贷款、付首付款的时间记不清楚了，房款已经付了。在审理中，石富军主张，2016年之前是凯乐公司代石富军收取商铺租金，用租金偿还石富军向银行的贷款，2016年3月15日之后凯乐公司不按时向银行还贷，石富军就不同意再委托凯乐公司及梅李农副市场代收租金，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到期后也未再续签，但市场威胁商户不交租金就停电停水，在这种情况下，2016年至2017年7月19日的租金，石富军主动放弃，让梅李农副市场收取，但2017年7月19日之后的租金应由石富军收取；石富军合法占有出租的房屋，梅李农副市场将房屋交付给石富军后，石富军将案涉房屋委托凯乐公司出租，该事实也是取得梅李农副市场的认可，石富军基于合法的占有，对占有的不动产当然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马得安主张，其是2014年左右搬到新的市场中承租的17号楼103、108号商铺，一年签一份租赁合同，具体签了几份不记得了，不清楚是与梅李农副市场签的还是与凯乐公司签的，也不清楚凯乐公司与梅李农副市场之间是何关系，不区分签合同、交租金是凯乐公司还是梅李农副市场，都是在市场里签订的，每次交租金都是到市场二楼办公室缴纳；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的租金马得安已经交给了市场，是在二楼办公室支付，应该是7月20日之后交了7万元，当时李伟的老婆、市场管理人员王传武在场，现金支付，收据也给开具的；在与石富军签订租赁合同后，石富军、李伟都要租金，商铺到底属于市场还是石富军，马得安不清楚，市场人员说如果把租金交给石富军而不交给市场的话就停水停电，在石富军向市场交钱的时候市场管理人员王传武给石富军打电话让他过来，但石富军没有过来，马得安只能将租金交给市场了，市场与李伟一起出具了承诺书。马得安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加盖有梅李农副市场发票专用章的收据2份，开具日期分别为2017年7月24日、2017年8月10日，金额分别为30000元、40000元，收款事由：租金（2017.7.21-2018.7.20）。石富军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收据并不能证明马得安已将租金交纳至梅李农副市场，法院可以通过查询梅李农副市场的财务会计账簿以核实是否真实收到租金。2、承诺书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加盖有梅李农副市场的公章，并由李伟签名，内容为：“各经营户：今有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17号楼103、108、104、105、106、110、111、112和18号楼112、111、110、109的租金已全部交给公司，本公司承诺在之后的经营中如遇法院相关部门因查封等原因造成的后果无法正常经营的，本公司承担一切责任。特此承诺。”石富军认为，梅李农副市场无权收取租金，马得安提供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凯乐公司，马得安未提供凯乐公司委托梅李农副市场代收租金的相关证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3、马得安与凯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16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0日，租赁的房屋为17号楼103、107、108、109,年租金165000元；加盖有梅李农副市场发票专用章的收据一份，开具日期为2016年7月22日，金额16万元，收款事由：租金（2016.7.20-2017.7.20），收款方式：现金4万、刷卡12万，共16万元。石富军认为，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加盖的凯乐公司的公章，但在2016年1月20日凯乐公司已经变更公司名称为佰家利公司，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据上显示租金仅支付至2017年7月20日前，与石富军目前主张的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的租金无关联性。在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向梅李农副市场的管理人进行了调查，管理人讲述：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之前石富军未来申报债权，管理人根据掌握的资料认定石富军支付了房款2643000元，该部分是银行贷款，而首付款因石富军未提供证据未作认定；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之后，石富军于2019年4月24日才来提供债权申报材料，申报认定支付购房款5623000元及利息、违约金，共计6623000元，并要求办理房产证；通过对石富军主张的购房款2980000元款项来源进行调查，管理人认为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购房款；2019年10月29日，管理人向石富军发出《债权审定结果通知书》，认定石富军已支付购房款2643000元(银行贷款)，剩余2652360元未实际支付，要求其限期支付剩余购房款；据管理人了解，凯乐公司应该是李伟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关于本案所涉的租赁合同，管理人手中没有掌握相关资料，只是听说这些人的房租是李伟在收取，关于本案所涉的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的租金马得安是否支付给了梅李农副市场，管理人不清楚，没有掌握相关的材料，只是听说前几年的都是李伟在收；在管理人接管后，委托物业公司在市场管理，并收取水电费等费用，石富军从未实际掌控过房屋，也不应由其收取租金；管理人认为，在破产清算受理之后，应当停止向石富军支付租金，待房款支付情况查清后才能确认，2018年管理人已经通知租户停止支付2018年以后的租金。一审法院依法向梅李农副市场的法定代表人李伟进行了调查，李伟讲述：石富军提供的2980000元汇款单就是支付的涉案九套房屋的首付款，不存在以借款抵购房款情形，是真实的购房关系；其与石富军之间存在数次借款关系，借款时间、金额记不清楚了，还款情况也记不清了，目前还欠石富军款项，但其手中没有条子，石富军手中应该有的；当时约定是包租的，其收了房租直接拿房租还贷款，不够的其来垫付，在银行起诉还贷款的案件执行过程中石富军被拘留，其借了朋友的钱来帮石富军还银行贷款，另一部分由石富军付的，其认为石富军贷款也不还、房子不应该是他的，两个人有了矛盾，所以在原一审审理中法官问的时候其回答没有支付首付款，当时也没有提供打款凭证和发票；对于陈炳林、马得安、马得安、李佰峰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的租金已经交纳，其记得当时他们主要是拿的现金交纳的，收了租金就给石富军还了银行的贷款，有没有开收据其记不清了，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了他们还不放心，要求盖公司公章，就加盖了公司公章；之前交租金也是租金交到市场，都是其负责对外出租的，收据加盖的是梅李农副市场财务部的印章；对于石富军起诉要求四人支付租金，其当时跟石富军说清楚租金用来还银行贷款，石富军是背着其去和四人签租赁合同的，其不同意四人直接向石富军支付租金，要求四人往市场缴纳租金，因其替石富军还的贷款是借的，其需要收租金后用于还当时的借款。对于管理人的调查笔录，石富军认为，管理人否认了李伟多次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管理人对石富军是否直接合法占有涉案房屋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石富军不予认可，在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到期后，石富军是涉案商铺的实际控制人、合法占有人。对于李伟的调查笔录，石富军认为李伟在笔录中对很多情形都是说不清楚的，其陈述马得安租金已经全部收取也与事实并不相符，石富军不予认可，梅李农副市场也无权收取租金。马得安对管理人及李伟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虽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对于除银行贷款外的购房款有无实际支付，双方存在争议，且该争议事实将影响管理人在梅李农副市场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相关认定，对此石富军已经另案主张。涉案房屋属经营用房，石富军与凯乐公司订立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将商铺委托给凯乐公司经营管理，之后由梅李农副市场法定代表人李伟出面，以凯乐公司或梅李农副市场的名义将涉案商铺出租给马得安。在石富军与凯乐公司之间的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于2016年6月19日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但在2016年7月以后商铺仍继续由梅李农副市场进行管理，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的租金也由梅李农副市场继续收取，石富军亦未提出异议。虽石富军与马得安在2017年7月就涉案房屋签订租赁合同，但对于该年度租金的收取，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存有争议，梅李农副市场及法定代表人李伟均不同意由石富军收取租金，马得安不向梅李农副市场交纳租金就要停水停电的情形下，石富军亦未出面与马得安一同向市场进行协调。因之前租金均向梅李农副市场交纳，也系梅李农副市场对商铺进行管理，在双方有争议情况下，梅李农副市场与李伟也出具了承诺，承诺在之后的经营中由公司承担责任，该种情况下马得安抗辩将租金交给房屋产权登记人梅李农副市场并无明显不当。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管理人对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履行情况、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归属等存在诸多争议，在双方相关实质性争议未解决前，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必然导致石富军即享有相应商品房的使用权、收益权。在此情况下，石富军基于双方间的租赁合同要求马得安支付租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石富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石富军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马得安应否向石富军支付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19日的租金。虽然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之间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破产管理人对于除银行贷款以外的房款支付未予确认，石富军已对此另案提起诉讼。石富军与凯乐公司订立商铺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将商铺委托给凯乐公司经营管理，合同于2016年6月19日到期。2016年7月以后商铺由梅李农副市场管理并收取至2017年的租金，石富军并未向马得安主张租金，马得安有理由认为石富军对于马得安向梅李农副市场支付租金不持异议。虽然石富军与马得安于2017年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梅李农副市场及其法定代表人李伟不同意由石富军收取租金。梅李农副市场是商铺登记的所有权人，对商铺进行实际管理，马得安表示此前租金都交给“市场”，梅李农副市场的法定代表人也出具承诺，认可在之后的经营中由公司承担责任。石富军尚未登记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其系依据房屋买卖合同与马得安签订租赁合同，但在委托投资经营合同到期后其未对商铺进行直接占有或管理。在马得安不向梅李农副市场缴纳租金就要停水停电的情况下，石富军也未作为出租人出面与市场进行协调，石富军在租赁合同中也未承诺直接向马得安承担市场停水停电的损失。基于上述因素，在主张租金两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马得安将租金支付给房屋所有权人梅李农副市场并无明显不当。在石富军与梅李农副市场管理人对房款支付、房屋的占有状态、使用权归属等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石富军主张依据占有保护的法理和租赁合同的约定由马得安向其支付租金依据不充分，对马得安而言也有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石富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上诉人石富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