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6行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二路877号。法定代表人李荣舜，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卢惠民，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委托代理人赵平、何晓琦，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五路1217号（渤海一路以东）。法定代表人胡义亭，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兆敏，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高强，山东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红，女，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惠民县。委托代理人闫奔，山东齐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滨州人社局）、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运集团）因与被上诉人王东红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691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滨州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卢惠民及委托代理人赵平、何晓琦，上诉人交运集团的委托代理人杨兆敏、高强及被上诉人王东红的委托代理人闫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2月7日,肖海峰与交运集团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承包交运集团北方牌大型高一型鲁Ｍ×××××号客车一辆,并使用其惠民至北京客运线路从事客运经营。承包期限自2018年2月7日至2019年2月6日。因鲁Ｍ×××××号客车司机请假,2018年3月3日,肖海峰雇佣马金洪为鲁Ｍ×××××号客车的临时替班驾驶员,承担3月3日从惠民至北京和3月4日从北京至惠民的驾驶任务。3月3日8时左右,马金洪驾驶鲁Ｍ×××××号客车从惠民车站出发,于当天13时30分左右到达北京新发地车站。当天下午15时左右,马金洪送完乘客驾驶车辆到顺义区××村住处放下车辆。17时左右,马金洪与售票员候建房在住所内用餐,期间马金洪饮用两杯白酒。饭后,两人在床铺休息。约一个半小时后,马金洪开始呕吐,让候建房烧热水喝。20时左右,候建房发现马金洪在床上抽搐,立即拨打120。大约20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检查后称马金洪死亡。候建房报警,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进行调查,结论为马金洪系猝死死亡,其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马金洪应当于3月4日6时左右驾驶车辆开始在北京接乘客,承担当天从北京至惠民的驾驶任务。马金洪生前与王东红系夫妻关系。2018年5月3日，王东红向滨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滨州人社局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受理决定，并于2018年5月18日向交运集团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交运集团于2018年5月31日提交答复意见书。滨州人社局向候建房、肖海峰进行了调查。2018年7月13日，滨州人社局作出滨人社工认案字[2018]第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马金洪死亡情况,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不属于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范围,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王东红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肖海峰承包交运集团所有的客车，在承包期间内雇佣马金洪从事自惠民往返北京的客运任务。交运集团将客车发包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肖海峰经营，交运集团仍为涉案车辆所有人，对车辆经营实施经营管理，肖海峰对外亦以交运集团名义进行经营，马金洪亦取得交运集团发放的“替班驾驶员”证件，受交运集团规章制度约束，故本案应当依据上述规定认定马金洪是否为因工死亡、交运集团应否为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马金洪作为鲁Ｍ×××××号客车的驾驶员，其工作内容为2018年3月3日驾驶车辆载客至北京，并在北京留宿一晚，于2018年3月4日自北京载客回惠民，该段期间均为其工作时间；在该期间内为完成工作任务所从事的活动，包括必需的吃饭、休息、住宿等一应行为均视为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属于在工作岗位上。马金洪于宾馆休息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滨州人社局将马金洪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必要工作内容排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之外，有悖于生活常识和客观事实。马金洪虽在事发当晚用餐时存在饮用白酒的事实，但并无证据证实其属于醉酒状态，不属于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滨州人社局作出的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滨人社工认案字[2018]第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滨州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维持滨州人社局作出的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定性不正确，进而导致适用法律依据不正确。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视同工伤的情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在工作时间；二是在工作岗位；三是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马金洪是在2018年3月3日下午完成当天的驾驶任务，17时左右用餐完毕且期间饮用白酒后，在住所地休息时发病的，其发病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是明确的。2、法律解释方法首先是字面解释，工作岗位在字面解释上是明确的，无任何歧义，故一审法院将2018年3月3日马金洪驾驶工作任务结束后，吃饭饮酒休息当作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认定是在工作岗位上是错误的。综上所述，马金洪发病猝死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不应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审第三人交运集团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滨州人社局作出的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马金洪与上诉人交运集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马金洪系肖海峰经营期间临时雇佣人员，其与交运集团之间不具备劳动法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2、一审法院仅依据《承包经营协议书》即臆断系上诉人承包经营后又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认定上诉人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该认定违背事实。3、马金洪所谓“替班驾驶员”的证件是在惠民县城区内驾驶区域校车的凭证，鲁Ｍ×××××号客车按承包人所报并经登记备案的驾驶人员为陈涛、刘春光，并非马金洪。2018年3月3日，马金洪驾驶鲁Ｍ×××××号客车自始发站惠民至终点站北京，系受肖海峰临时雇佣，交运集团对此并不知情。4、假设交运集团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马金洪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原因发生的猝死，亦不属于认定工伤的范围。本案中，马金洪在2018年3月3日从惠民到达终点北京新发地车站并停靠，即完成当日运输任务。车辆到站停靠后至第二日发车前非运营期间，系完成当日班次客运任务后的自由活动期间，并非工作时间。马金洪到达新发地车站后强制关闭车载GPS定位设备，违规将车辆停靠在高丽营镇。马金洪在此期间，随候建房到亲戚租赁房中住宿并饮酒不应当认定为工伤。5、一审判决认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马金洪将车辆停靠终点站已完成当天运营任务，第二天是否由其驾驶车辆返回惠民并不必然。且马金洪在此期间还到超市购买二锅头白酒，并于住处饮酒后猝死，该行为显然不是为履行工作内容的工作岗位行为。其次，马金洪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的认定条件，其并非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马金洪亦不符合第十五条第一款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其突发疾病是在住处吃饭休息期间，并非从事或者履行与运营工作有关的活动，不符合在工作岗位上的条件。再次，即便工作期间内，在与工作无关活动中受他人或者意外伤害、突发疾病死亡的，亦不应当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王东红答辩称，1、通过近年来公布的老师在家批改作业、法官在家写判决书出现死亡后均被认定为工伤等相关判例，工伤认定已突破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这一必然要件。2、马金洪从事长途客车司机工作，将车辆从惠民开至北京，第二天从北京开回惠民，是一个完整的工作任务，在北京期间的休息是其作为司机所必须的，仍是在工作期间。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滨州人社局提交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0944号再审裁定书一份，欲证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系对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的扩大保护，故对该条的适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宜再扩大解释，同时适用该条必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之内的三个条件。上诉人交运集团对该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王东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交运集团提交一份新证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就本案涉案车辆2018年的跨省市公路运输客运证，证明鲁Ｍ×××××客车的运营路线为惠民至北京，发车地点是新发地站。证明从惠民至北京、从北京至惠民为不同班次，为不同的工作任务。上诉人滨州人社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交运集团的证明目的。车站编排车次是为了方便乘客购票及更好地安排车辆完成运输任务。马金洪驾驶涉案车辆从惠民至北京及从北京返回惠民，虽然车次不一样，还系同一辆车，同一项工作任务。对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0944号再审裁定书可作参考。公路运输客运证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鲁Ｍ×××××号客车系由肖海峰与他人共同出资购买，登记在交运集团名下，并以交运集团名义对外从事运营服务，上诉人交运集团对该事实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交运集团将案涉客车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肖海峰，对肖海峰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时，交运集团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并无不当。《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是马金洪突发疾病死亡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马金洪系受肖海峰指派临时替班驾驶鲁Ｍ×××××号客车，承担2018年3月3日从惠民至北京和3月4日从北京至惠民的驾驶任务。因工外出系特殊工作情形，从离开到返回的期间均属于工作时间，所经过的地方均是工作场所。同时，劳动者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吃饭、休息等满足人体正常生理需要的行为亦应视为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马金洪因需完成惠民往返北京的驾驶任务而留宿北京，在休息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发病时应视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马金洪虽在事发当天用餐时饮酒，但并无证据证实其属于醉酒状态，本案亦不属于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综上，马金洪突发疾病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视同工伤。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撤销1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滨州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分别由上诉人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山东滨州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学智审判员  孙长青审判员  牛淑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丽真书记员戚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