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宗彬，男，196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伟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110959403。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毅，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21099213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开阳县城关镇开州大道紫江花园18栋2单元3楼4号。法定代表人：王成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井洪，男，汉族，1974年11月27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成毅，男，汉族，1985年8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金沙县。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恒麟，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810873078。上诉人伍宗彬因与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井洪、王成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上诉人伍宗彬不服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1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4月0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宗彬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黔0121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且存在遗漏重大事实未予查明。1、一审判决忽视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错误认定王某、张志毅将其持有的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王成毅和张井洪。事实证明，将案涉股权登记至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名下并非基于股权转让，而是因保障债权实现之需。上诉人通过将其受让的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登记至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名下，实质上是在上诉人和案外人袁进以及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之间建立了“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王成毅、张井洪仅为名义股东。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仍为上诉人，但一审法院草率认定案涉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王成毅和张井洪，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予以纠正。2、一审判决还遗漏了以下影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重大事实未予载明或未予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在“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建立前后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法律关系解除后，均作为上诉人公司股东代表公司处理项目相关事务，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判决却以“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为由，未能予以采纳，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错误判断案件法律关系，混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和“股权转让纠纷”，未能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上诉人是否继受了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上诉人通过建立合法有效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继受取得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应当依法予以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建立了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在未查清案件事实，未能正确适用法律所致，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未予认定和处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予以遵守。无论上诉人是否具有被上诉人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按照各方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约定，前述诉讼请求亦应当予以支持。四、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违法缺席审理，导致未能查明本案事实。一审中被告和两名第三人均未到庭参加审理，原审法院并未采取其他有效的留置、公告等方式进行送达，直接导致被告和两名第三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两名第三人对相关事实的陈述与查明事实至关重要，故原审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张井洪、王成毅、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1、伍宗彬并未向黔通公司缴纳注册资本金，也未认缴注册资本金，也未有他人代持股权。经另案查明事实，伍宗彬与黔通公司之间系合资合作房地产开发，且合同已解除，虽然在解除合同时约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张井洪、王成毅将股权转让给伍宗彬，但是该条件至今未成就，故伍宗彬并未取得股东资格，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伍宗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伍宗彬自2015年10月26日起至今系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100%，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在原告伍宗彬或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袁进支付完毕（2015）黔毕中民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后，将各自所持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无偿变更登记至原告伍宗彬或原告伍宗彬指定的人名下；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伍宗彬提供“乾通馨苑”项目全部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帐簿）、会计凭证（包括记帐凭证、和原始凭证）、项目融资合同、施工类合同、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2013年10月26日至判决生效之日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银行帐户流水，供原告伍宗彬及其委托律师、会计师、税务师进行查阅和复制；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5日，原告伍宗彬（乙方）与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由原告伍宗彬与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使用权的位于开阳县门加油站道路北侧的商用和住宅用地一块（国有土地使权证号开城国用（2013）第4505号）。《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合作方式为1、乙方向甲方支付620万元作为甲方前期办理本合同所涉及土地使用权投入的补偿；2、在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200万元保证金，另外420万元在2016年6月29日前一次支付性支付给甲方。上述款项由乙方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划转至甲方基本帐户。（开户行建行，用户名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帐号52×××27）；3、本协议签订后，所设土地使用权上的开发以甲方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办理施工许可、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房地产开发所需的各类证照，办理银行贷款、融资等事项（只限该项目使用）；4、本协议生效前办理各类证照及其他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承担，本协议生效后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5、本协议所涉房地产开发所需资金由乙方负责解决，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完成各项手续；6、本协议所涉房地产开发所产生的利润由乙方享有，甲方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不从利润中提取任何提成；7、本协议所涉房地产开发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税费负担及风险……。《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约定的乙方的权利为乙方有权利单独组织本协议所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有权获得本协议所涉房地产开发项目产生的全部利润，有权自行依法施工或将本项目工程设计、监理、施工项目发包给建筑施工单位承建；有权制定本项目房地产商业用房、住宅用房销售政策；有权与业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单独销售本项目房地产商业用房、住宅用房；有权要求甲方出具必要的各类手续、印章等实现上述权利。2014年4月30日，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伍宗彬（乙方）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一、《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第二条第10项中约定的本项目开发周期到2014年12月30日止，变更为本项目开发周期到2015年10月30日止，完成项目综合验收，并交清该项目发生和应承担的税费，财务审计决算，项目工程所在地发生的一切费用后，甲、乙双方清算完毕，合作终止；二、自2014年12月30日起，甲方的运行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办公等用；三、甲方与贵州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乾通馨苑建设施工合同，该合同中设至到甲方在建设施工合同所发五生的违约责任及赔偿，全部由方承担，甲方有权在该项目的收入中先行扣除支付违约赔偿……。2014年6月30日，原告伍宗彬与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案外人袁进以原告伍宗彬为借款人，以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抵押人，以案外人袁进为抵押权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人）以座落于贵州省开阳县东兴大街至南门外加油站道路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向抵押权人（袁进）提供担保，案外人袁进（抵押权人）借款4072500元给原告伍宗彬（借款人）用于偿还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人）。2015年10月26日，案外人张志毅、王某（甲方）与原告伍宗彬（乙方）、本案第三人王成毅（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三方平等友好协商，乙方知悉并确认甲方已将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丙方的事实，三方就此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此前与公司签订的全部协议继续有效；二、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转移登记完毕之日起，乙方此前与公司签订的全部协议由丙方继续与乙方及公司履行；三、因乙方与公司履行及丙方履行协议所产生全部债权债务由丙方承接，与公司原股东无关。”。2015年11月10日，案外人王某（转让方）与本案第三人张井洪（受让方）签订《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案外人王某将其持有的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7%的股权以133200元的价格转让给本案第三人张井洪；将其持有的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0%的股权以144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本案第三人王成毅，并进行了变更登记。2016年5月20日，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王成毅）与原告伍宗彬（乙方）与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丙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了双方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同时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上述协议。由甲方接手继续开发上述项目，本协议此前的所有涉及本项目的协议及合同终止，以本协议及其补令协议为准。二、项目建设工程款、材料款、办理各类证照所需的费用、税费支出等工程建设所涉全部对外应付款项支出，房屋销售款、项目融资款等项目建设全部收入款项及房屋销售价格均由甲、乙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对双方完全公开，但是双方均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三、双方同意，甲、乙双方在支付完乙方对袁进、张井洪债务和利息以及甲方为乙方担保的所有债务和利息（以法院调解书及其他双方认可的文件为准）30日内，丙方将持有的乾通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无偿变更登记到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变更费用由乙方负责），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丙方不再持有乾通公司股权，不再享有本协议约定项目剩余全部资产及其利益；由乙方继续经营并对所有债权债务负责……。”原告伍宗彬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15）黔毕中民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被告伍宗彬偿还原告袁进借款本金人民币982.25万元，定于2016年3月5日前偿还人民币82.25万元，2016年5月5日前偿还人民币200万元，2016年7月5日前偿还人民币700万元；借款利息以本金982.2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每还完一期本金后利息按已还本金扣减；若每一期偿还期限届满，被告伍宗彬未偿还，原告袁进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伍宗彬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18）黔民终9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乾通公司于2017年1月28日至8月23日期间已贷伍宗彬向袁进偿还款项926万元，即已履行了大部份合同义务。”，同时认定“本案中，根据涉案《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在特定债务及利息全部清偿完毕后，王成毅、张井洪应将其持有的乾通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无偿让与伍宗彬。可见该项约定并不涉及袁进，也并不能保证其债权能够得到债务人外其他主体的清偿，而仅是为王成毅、张井洪设定了附条件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院认为前述约定属于伍宗彬以在乾通馨苑项目的出资份额作为向债权人袁进、张井洪履行还款义务的担保并无事实依据，认定有误。”。上述事实，有原告伍宗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企业信用信息、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2013年20月25日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原被告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补充协议》、调查笔录、王某证言、开阳县人民法院（207）黔0121民初1775号案件《证人证言》、原告与第三人王成毅及乾通公司原股东王某、张志毅于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开乾通公司原股东王某与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于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6年5月20日签订的《解除协议合同书》、（2015）黔毕中民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574号判决书、（2018）黔民终913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伍宗彬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足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原告与惠兴叶于2016年4月29日签订的《协议》、原告与谢克敏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关于谢克敏房屋受损调解协议》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574号判决书，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伍宗彬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伍宗彬是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伍宗彬请求确认股权和提供“乾通馨苑”项目全部会计帐簿、会计凭证、项目融资合同、施工类合同、销售合同、补充协议、银行帐户流水的主张所依据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伍宗彬提交的（2018）黔民终913号民事判决书仅能证明该文书确认了乾通公司于2017年1月28日至8月23日期间已贷伍宗彬向袁进偿还款项926万元，已履行了部份合同义务的事实，并未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涉及的原告伍宗彬已经履行完毕相关义务，所附条件已经成就的证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伍宗彬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伍宗彬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伍宗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伍宗彬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张井洪、王成毅、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民初978号（原件）一份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913号（原件），证明经生效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原为合资合作房地产开发，后解除合同，双方之间不是股东出资，上诉人并非我公司股东，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伍宗彬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审理的基础和适用法律与上述证据没有任何关联。在该案查明事实中并不包括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91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本案中，根据涉案《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在特定债务及利息全部清偿完毕后，王成毅、张井洪应将其持有的乾通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无偿让与伍宗彬。可见该项约定并不涉及袁进，也并不能保证其债权能够得到债务人外其他主体的清偿，而仅是为王成毅、张井洪设定了附条件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约定属于伍宗彬以在乾通馨苑项目的出资份额作为向债权人袁进、张井洪履行还款义务的担保并无事实依据，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上述认定及上诉人伍宗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伍宗彬与王某、张志毅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亦不能证明因保障债权实现之需在上诉人与案外人袁进以及原审第三人王成毅、张井洪之间建立了“让与担保”关系，故对上诉人伍宗彬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伍宗彬并非乾通公司的股东，其请求查阅和复制乾通公司相关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的请求，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伍宗彬请求在履行完毕（2015）黔毕中民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后，将股权变更登记在伍宗彬或伍宗彬指定的人名下的上诉理由，伍宗彬提交的（2018）黔民终913号民事判决书仅能证明该文书确认了乾通公司于2017年1月28日至8月23日期间已代伍宗彬向袁进偿还款项926万元，已履行了部份合同义务的事实，并未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涉及的伍宗彬已经履行完毕相关义务、所附条件已经成就的证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股权转让的条件已经成就，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如其条件成就时，可另行主张。一审判决对股权确认、变更登记及相关会计资料查阅和复制的诉讼请求，均进行了认定和判决，并未遗漏相关诉讼请求，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送达程序，对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井洪、王成毅的送达文书邮寄回单上均显示已签收，故对上诉人主张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伍宗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00元，由上诉人伍宗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永霞审判员  冯文婷审判员  柳 凡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李谊书记员肖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