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1824号 原告：陈芳莹，女，197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被告：杭州古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表人：黄和刚。 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代表人：李爱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花、茅志斌，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芳莹为与被告杭州古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得教育公司）、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优培训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芳莹，被告古得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和刚、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芳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1月30日双倍工资未支付部分4000×6+20×（4000÷24）+500×6=30333元；2.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出勤待岗工资4000×2=8000元；3.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出勤待岗工资2010×2×8=32160元；4.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出勤待岗工资2010×2÷24×3=502元（2019年11月14日已到采荷监察申请拖欠工资）；5.经济赔偿金4000×2=8000元（以上共计78995元）；6.2018年6月-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事实和理由：我陈芳莹于2018年6月11日受聘于古得教育公司市场部工作。当时黄和刚招聘时说转正前工资为3500+提成，当日签单就转正，工资为4000+提成。本人在6月底就成功签单，且每月都有不错的业绩，直至2018年11月初，黄先生说你的业务能力强，其他校区（采荷可优）急需要你这样的人，我们每月多加500元调你过去怎样？当时我没有犹豫就应允，他们说是一个总集团公司，只是换个工作地点，又加薪，我何乐而不为呢？我于2019年11月7号正式到可优，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且成绩优秀，至2019年2-3月可优负责人说公司改制，市场部取缔，这样我就成了待岗员工，一直处于被停职停薪的状态，2019年11月初，我找回可优、古得均无结果。2019年11月4日本人找到监察大队要求帮助索薪，石沉大海。2019年11月29日，本人又找到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3月20日本人收到仲裁裁决书，诸多事宜有异议，现请下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力挺本人的诉求。 被告古得教育公司辩称：第一，基于原告的陈述事实，关于待遇问题，当时我们适用的工资是3500元+提成，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不一致。第二，关于原告说的称其自己优秀，后面把原告调走去可优培训公司。确实是我把原告调走的，但是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优秀，而是原告与公司其他员工相处不融洽，刚好可优培训公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跟原告告知该情况，后原告自行去了可优培训公司第三，关于原告说期间有来找过我，但是实际上原告从未来找过我，只有几次通过微信来聊天而已。 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答辩称：第一，我方认为可优培训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的是借用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为原告系古得教育公司于2018年6月份招聘的员工。当时古得教育公司的黄校长跟可优培训公司的徐建军校长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所以黄校长当时提出说有一名员工暂时没有工作可安排。如果可优培训公司有需要的、有适合的岗位的话，可以让原告暂时先来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工作，并告知原告的工资是由古得教育公司支付，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不支付。于是在征得原告同意之后，原告才来到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短暂工作。根据我方提供的打卡记录，可以看出来一共是打卡了53次，从2019年12月12日的证明函中可以明确地得以印证。所以我们认为原告只是短暂借用给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事实跟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目前，虽然我国法律层面上对于员工外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不允许这种用工方式的存在。特别是在现实当中，国企、政府机构当中也是大量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法律关系当中，作为我方来说是没有必要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即原告与我公司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二，我方认为古得教育公司跟可优培训公司之间也是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属于完全独立的法人，也不是同一个集团的。其实，查看古得教育公司跟我方公司的工商信息，双方不论是股东、高管都不存在的重合。事实上，原告之所以来我公司处完全是因为两个公司当时的负责人私交较好，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原告借调到我方处工作。所以对于2018年10月之前的，所谓的事实或者法律关系都跟我方无关。对于原告在我方公司处工作的几个月，我们认为是借调关系。第三，基于以上一点，我方将在法理上进行反驳。抛开双方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只针对原告的诉求金额代表是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可。首先，1.原告提到她的工资是3500元，而非4000元。当时因原告系可优培训公司从古得教育公司短暂借用，黄校长（黄和刚）也明确提到原告的工资是3500元，原告的工资、待遇都是按原来的约定为准（即原告跟古得教育公司的约定为准）。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并没有对原告的工资进行具体的另外约定，而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清单第四项，也可以看出，原告在古得教育公司的实际工资就是3500元每个月。另外，原告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提成组成。刚才原告有提到她的业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方查看她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份的工资，都是超出基本工资3500元，加上业绩提成的几百块钱，成了四千稍微出头一点。所以我方的陈述也是跟原告起诉中所谓的事实也是相违背的，故我们认为原告的说辞不成立。2.对于原告提到她是在3月份离开可优培训公司处的，那我们认为这也不是事实，应该是在2019年1月。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清单第七项微信聊天记录，可优培训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在2019年1月20日已经通知原告，明确要求原告不用再来上班，而非要求原告待岗等待随时安排工作。事实上，原告自身也提到徐校长让她离开的原因是岗位取消，那怎么可能还让她待岗？更何况，法律上对于待岗是有明确的严格规定，指的是用人单位因为经营困难之类的，需要达到停工停产的严重程度，从而无法继续提供工作岗位。但是，事实上，可优培训公司从2019年期间到现在一直在正常经营，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受到一定经济上的打击，但2019年一直是正常的。所以原告在听到可优培训公司提出要求其1月底离职之后，从原告的考勤记录上也可以看出来1月原告只来了20来天，2月只打卡2次，当时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原告所谓的3月底才走。这个是不成立的。我们认为，2019年11月底就已经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借调关系。3.我们认为原告也无权要求支付两个月的经济赔偿金。我们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即使法院认定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如上条所述，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属于单方解除，原告当时可以选择继续履行或者要求支付赔偿金。但是从原告人离开公司的行为，可以看出来原告选择的是不再继续履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应当按照四十七条的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只需按照其平均工资标准向其支付1月赔偿3958元即可。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无权要求两月并按照4000元/月标准赔偿。而且我们必须看到被告可优培训公司让原告离开的原因也是因为岗位撤销，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也仅仅是一家小小的培训机构，为节约成本，所以进行岗位撤销。我们也希望法庭考虑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经营状况的不易，不予支持该部分诉讼请求。综上，原告陈芳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陈芳莹的诉讼请求。 原告陈芳莹为证明其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银行流水及支付宝收款记录一份，证明在岗期间的实际收入； 2.古得教育公司群及个人微信一份，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及古得教育公司调原告到可优培训公司时说的是一个集团公司； 3.考勤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在可优培训公司的出勤时间和实发工资一起证实工资标准4000元； 4.2018年11月14日微信记录一份，证明古得教育公司黄和刚每个月计算本人工资标准是3500元； 5.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节选一份，证明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申请时请求事项是六项； 6.证明函一份，证明古得教育公司、可优培训公司二者私下交易，致使合同未签，古得教育公司、可优培训公司有义务履行共同支付2018年7月10日后的双倍工资的义务； 7.微信聊天一份，证明原告并不是像劳动仲裁裁定的那样自动离职或有离职意向； 8.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已经经过下城区劳动仲裁委仲裁符合正常的起诉程序； 9.送达回执一份，证明在正常时间向法院起诉； 10.劳动争议调解申请书一份，证明本人在2019年11月4日已在江干采荷劳动监察大队与工作人员接洽，申请欠薪事宜（注工作人员电话1533629912、153××××9912张）。 被告古得教育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明确说明不是古得教育公司的员工。 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证明函一份，证明原告为古得教育公司员工，而非可优培训公司员工； 2.情况说明一份， 3.劳动合同一份， 4.兴业银行转账记录一份， 5.支付宝转账记录一份， 证据2-5，欲共同证明项爱武为被告可优培训公司财务，受可优培训公司委托向原告支付了三笔款项。 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 针对原告陈芳莹提供的证据1，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被告古得教育公司认为可优培训公司与古得教育公司不是一个集团，仅仅是我与可优培训公司的徐校长关系比较好；对证据3，被告古得教育公司认为系原告与可优培训公司之间的，我对此不清楚；对证据4、5，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被告古得教育公司认为上面的公章是我盖的，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可优培训公司的人写的；对证据7，被告古得教育公司认为系原告与徐老师之间的，我对此不清楚；对证据8、9，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第一，我没有签名，第二，连我的地址都是错的；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原告陈芳莹提交的证据1，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无法证明古得跟可优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集团。事实上，这两个公司也是完全独立的；对证据3，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在可优培训公司的打卡出勤记录，并不能证明工资标准是4000元；而且也可以看出，原告2019年1月出勤了二十来天，2月只打卡两次；对证据4，被告可优培训公司认为不清楚；对证据5，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原告一直系古得教育公司的员工，与可优培训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另外对于借用一事，原告也是同意的，不存在私下交易；对证据7，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据显示2018年1月份可优培训公司提出让原告不再来上班，但是结合原告提交的钉钉打卡记录可以显示，原告1月出勤20天，所以可见原告1月底就已经离开可优；对证据8，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本身对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一点，对于原告自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和最终认定原告与可优培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我方对此有异议；对证据9，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0，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出具。 针对被告古得教育公司提交的证据1，原告陈芳莹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古得教育公司与可优培训公司的说辞是该员工只是借用，所有的法律关系和劳动关系都是古得教育公司的。 针对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对证据1-3，原告陈芳莹、被告古得教育公司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原告陈芳莹、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我确实收到了该笔款项。 本院对原告陈芳莹提交的证据1-10、被告古得教育公司提交的证据1、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在查明事实中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原告陈芳莹于2018年6月11日到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处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约定试用期工资每月3000元外加提成，转正后工资每月3500元外加提成，工资实际由被告古得教育公司的股东刘洋支付。2018年11月7日，原告陈芳莹经被告古得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和刚介绍至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原告陈芳莹于2018年11月9日正式到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工作，约定工资为每月4000元，由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财务人员项爱武受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委托发放，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陈芳莹在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工作至2019年3月4日，后停岗停薪。2019年12月2日，原告陈芳莹以二被告拖欠工资为由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可优培训公司：1、支付原告陈芳莹2018年7月10日-2019年1月30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0333元；2、支付原告陈芳莹2019年2月1日到2019年11月4日待岗工资40662元；3、支付原告陈芳莹经济赔偿金8000元；4、为申请人补缴2018年6月-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用。经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于2020年3月9日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19）1563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载明：1、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陈芳莹工资13287.36元；2、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陈芳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2000元；3、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原告陈芳莹补缴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时段由社保机构依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4、驳回原告陈芳莹的其它仲裁请求。因原告陈芳莹不服上述仲裁裁决，故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可优培训公司均未为原告陈芳莹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从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2月1日已支付给原告陈芳莹工资10795.3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来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陈芳莹主张与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可优培训公司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11月，并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但结合原、被告提交证据可以看出，原告陈芳莹前后两份工作系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办公场地，工资的发放单位不同，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陈芳莹也明确表示非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员工，可以认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原告陈芳莹与被告古得教育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故原告陈芳莹要求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陈芳莹与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原告陈芳莹提交的银行流水及支付宝收款记录、考勤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提交的工资支付欠款说明，可以认定原告陈芳莹接受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管理，并取得劳动报酬，原告陈芳莹与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双方事实劳动关系成立。虽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在庭审中认为原告陈芳莹系向被告古得教育公司借用的，属借用关系，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于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用关系，故被告可优培训公司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陈芳莹与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鉴于双方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在陈述中确认原告陈芳莹2019年3月4日开始不再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工作，因此可以认定劳动关系自2019年3月4日解除。关于工资部分，因原告陈芳莹与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已解除劳动，原告陈芳莹自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工资为2492.06元【（4000元×3）+（4000/21.75天×7天）-10795.3元】，对于原告陈芳莹诉请的待岗工资的诉讼请求，因原告陈芳莹未提交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11月属待岗期间的有效证据，故原告陈芳莹要求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支付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11月期间的待岗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陈芳莹诉请二倍工资问题，因被告可优培训公司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依法应当自第二月起向原告陈芳莹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申请人的约定工资及实际上班情况，2019年3月4日前工资基数按照4000元每月计算，因此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应支付的二倍工资差额为12000元（4000元×3）；关于经济补偿金，因自2019年3月4日原告陈芳莹不在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工作，系原告陈芳莹自动离职导致，故不予支持；关于社保费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原告陈芳莹在被告可优培训公司处工作期间，被告可优培训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于法无据，故原告陈芳莹要求被告可优培训公司为其补缴的请求本委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芳莹工资2492.06元； 二、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陈芳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2000元； 三、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原告陈芳莹补缴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3月4日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时段由社保机构依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 四、驳回原告陈芳莹的其他仲裁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担5元。 原告陈芳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可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罗书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