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21号、613号原告〔（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原告，（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第三人〕：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花岭头（土名）厂房A5。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职务：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被告，（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被告〕：刘春玲，女，197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华，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艳，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原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增正路106号。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职务：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森公司）诉被告刘春玲、第三人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叶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以及原告枫叶公司诉被告刘春玲、第三人福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先后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欣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原告，（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第三人〕福森公司及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原告〕枫叶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被告刘春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艳到庭参加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欣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原告，（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第三人〕福森公司及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521号案第三人，（2020）粤0118民初613号案原告〕枫叶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春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福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1267元；2.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失业保险金赔偿40320元；3.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求职补贴赔偿金4012.2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告从未收到被告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且被告在其所称的寄出快递时间之后仍继续留在原告公司工作，即使原告有收到该快递，被告也以实际行动表明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废。首先，不管是在庭审中，还是庭后的补充意见中，原告一再强调未收到过被告寄来的函件，不知道函件内容。况且，被告所提交的《EMS邮政快递单扫描打印签收情况》中只能显示“他人收”字眼，无法证明原告有亲自签收并且已经收到该函件。再者，被告在寄出快递之后没有立即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告公司处工作，并服从公司管理要求从2019年3月21日至4月3日期间一直在考勤打卡，其前后行为明显是矛盾的，应视作为被告意思表示的变更。按照正常逻辑思维，被告继续上班的行为就是对辞职行为的否定，表明其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取缔了辞职的决定，其辞职通知已经作废、无效。仲裁委在审理本案时忽略了这一重要节点，以已经被被告本人否定、作废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为被告辞职的依据，明显是错误的！仲裁委基于此裁决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金赔及求职补贴赔偿金是无效的！二、仲裁委在本案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吹毛求疵”，有失公允，令人难以信服。为证明被告在2019年3月21日至4月3日期间仍正常上班考勤的事实，原告提供了《考勤表》。该《考勤表》上清晰载有“日期”、“工作”、“上班”、“下班”、“上午”及“下午”等字眼，已经具备一般考勤表的基本特征，该证据能充分证实原告的主张。但是，仲裁委却以“未载明该签名的用途，无法证明上述8名申请人在该期间的工作状态”为由，不予采纳该《考勤表》，令原告觉得十分不可思议。《考勤表》不属于格式文本，法律上对其形式、内容无明文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具备相应特征即为合法的考勤表。仲裁委明显有意偏袒，对原告提交的《考勤表》“鸡蛋里挑骨头”，因该关键证据被否定，导致原告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额，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刘春玲答辩称：一、两原告诉称没有收到邮件，不知道邮件内容与事实不符。在有充分证据证明所寄邮件已经由原告方签收的情况下，两原告作为邮件的持有和保管人，应当由其举证证明被告所寄物件不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是其他物件。两原告在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举证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两原告诉称被告方寄出快递后仍继续留在两原告处工作，即便原告收到了快递，被告也以实际行动表明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废的理由，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原告提供的证据根本不是考勤表，不具有考勤表的基本特征，未载明该签名的用途也无法证明部分被告仍在原告处工作。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即使存在部分被告继续留在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处且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不拒绝的情况，这部分被告实际上也没有开工工作，而是因为两原告未依法向被告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没有给予被告一个明确的答复或者说法而可能存在逗留在公司的情况，不代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废。当时工厂早就停工根本就没有实际生产，两原告也没有劳动条件给被告工作，工厂租赁合同到期后工厂也已没有再继续经营，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原告提交的所谓考勤表，记载时间是2019年3月21日—4月3日，因此就算被告与原告在2019年3月l4日解除劳动关系后存在部分被告逗留在公司的情况，劳动合同也不存在继续履行及另外形成新的劳动关系的情形，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而应当承担的用工责任并不能因此而免除。二、两原告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拖欠及扣押工资、未按照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法定的违法情节，被告享有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也是在行使该权利后才离职的。事实是被告等人在2019年3月14日便因两原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拖欠及扣押2019年1月工资、未按照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原因向两原告通知解除了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枫叶公司陈述称：同意原告福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枫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失业保险金赔偿40320元；2.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求职补贴赔偿金4012.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及关联公司从未收到被告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且被告在其所称的寄出快递时间之后仍继续留在原告关联公司工作，即使有收到该快递，被告也以实际行动表明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废。首先，不管是在庭审中，还是庭后的补充意见中，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一再强调未收到过被告寄来的函件，不知道函件内容。况且，被告所提交的《EMS邮政快递单扫描打印签收情况》中只能显示“他人收”字眼，无法证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有亲自签收并且已经收到该函件。再者，被告在寄出快递之后没有立即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告关联公司处工作，并服从公司管理要求从2019年3月21日至4月3日期间一直在考勤，其前后行为明显是矛盾的，应视作为被告意思表示的变更。按照正常逻辑思维，被告继续上班的行为就是对辞职行为的否定，表明其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取缔了辞职的决定，其辞职通知已经作废、无效。仲裁委在审理本案时忽略了这一重要节点，以已经被被告本人否定、作废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作为被告辞职的依据，明显是错误的！仲裁委基于此裁决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金赔及求职补贴赔偿金是无效的！二、仲裁委在本案中对原告关联公司提交的证据“吹毛求疵”，有失公允，令人难以信服。为证明被告在2019年3月21日至4月3日期间仍正常上班考勤的事实，原告关联公司提供了《考勤表》。该《考勤表》上清晰载有“日期”、“工作”、“上班”、“下班”、“上午”及“下午”等字眼，已经具备一般考勤表的基本特征，该证据能充分证实原告的主张。但是，仲裁委却以“未载明该签名的用途，无法证明上述8名申请人在该期间的工作状态”为由，不予采纳该《考勤表》，令原告觉得十分不可思议。《考勤表》不属于格式文本，法律上对其形式、内容无明文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具备相应特征即为合法的考勤表。仲裁委明显有意偏袒，对原告提交的《考勤表》“鸡蛋里挑骨头”，因该关键证据被否定，导致原告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额，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刘春玲的答辩意见与上述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福森公司陈述称：同意原告枫叶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枫叶公司于2002年8月26日成立，股东为姚学成、茹玉霞，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由姚荣炎变更为张细如；福森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成立，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花岭头（土名）厂房A5，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姚子麟变更为张细如，股东由姚学成变更为姚子麒、姚学成、张细如。枫叶公司在诉状中确认其与福森公司为关联公司。刘春玲主张其于2000年2月28日入职枫叶公司，并提供工作证为证，工作证显示刘春玲的入职时间为2002年8月26日。2016年11月，福森公司接收了枫叶公司的全部员工，包括刘春玲。两公司均未与刘春玲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刘春玲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3月12日，刘春玲以邮寄方式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收件人为“姚荣炎、茹玉霞”，收件单位为“枫叶制衣有限公司、福森制衣有限公司”，收件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大王坑路8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缴纳社会保险且公司从2019年2月15日至今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等原因，向公司提出即时解除劳动合同。”。该邮件于2019年3月14日由他人代收。刘春玲主张姚荣炎是两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但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上述邮件，亦否认姚荣炎是两公司的实际经营者。2019年4月2日，刘春玲等15名劳动者均以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以两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法扣押工资、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请求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扣押工资，其中刘春玲请求：1.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支付经济补偿金53496元；2.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支付失业保险赔偿金40320元；3.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支付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4012.2元；4.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支付扣押工资4458元。仲裁委查明，刘春玲的工资为计件工资，领取工资需签名确认。2019年8月20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458-4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贺德平、王明容、杨淑英、陈竹英、文石明、韦忠志、肖称发7名申请人2019年1月工资合计28770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合共504587.86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失业保险金赔偿合共320880元；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求职补贴赔偿金合共44239.4元；五、驳回其他仲裁请求。根据上述裁决书，刘春玲获得经济补偿金51267元、失业保险金赔偿40320元、求职补贴赔偿金4012.2元。上述裁决书于2019年10月8日送达福森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送达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不成后转本案诉讼。刘春玲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又查明：双方确认刘春玲当月的工资在次次月发放。刘春玲主张其工资部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部分以现金形式发放，领取工资需要签收，但没有工资条。本案中，福森公司、枫叶公司确认没有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条，亦无法提交工资发放记录等凭证，但主张刘春玲的工资均由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只有韦忠志、肖金海、杨小东三名劳动者的工资系以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形式交叉发放，又否认需要签收工资。根据刘春玲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福森公司发放工资的情况为：2018年3月13日发放3485.9元、2018年4月28日发放3426.9元、2018年6月5日发放2609元、2018年7月13日发放2609元、2018年8月8日发放2458.6元、2018年9月5日发放3493.5元、2018年10月9日发放3463元、2018年11月6日发放2639元、2018年12月13日发放2639元。刘春玲主张上述款项对应的是2018年1-2月及2018年4月至10月通过银行转账发放的工资，并主张2018年1月的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了514元、2018年2月的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了573元、2018年3月全部工资通过现金方式发放2800元、2018年4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191元、2018年5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4491元、2018年6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2841元、2018年7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1006.5元、2018年8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2737元、2018年9月工资还通过现金方式发放161元、2018年10月的工资还通过现金形式发放了861元；另外2018年11月工资6700元、2018年12月工资3800元，月平均工资为4458.33元。再查明：福森公司主张其每天通过员工签名的方式进行考勤，但因材料丢失无法提交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的考勤记录。本案中，双方对刘春玲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有争议。枫叶公司主张其于2002年8月26日登记成立，自始才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刘春玲入职时间不可能早于公司成立时间，应以工作证记载的入职时间为准；福森公司提交考勤表，拟证明刘春玲在2019年3月21日至4月3日没有上班，其早于2019年1月底已经自行辞职。根据考勤表显示，日期记载为2019年3月21-22日、3月25-29日、4月1日至3日上午的纸张刘春玲确没有签名。刘春玲则认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福森公司签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即2019年3月14日，离职原因已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此外，刘春玲还提交了手机视频四段，拟证明公司在2019年3月时已经停工停产，没有实际经营，其中一段视频可见门牌显示“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大王坑路8-1”的字样。福森公司认为视频无法证明福森公司停工的事实，但其确认福森公司租赁的厂房于2019年4月租赁期满，后搬到了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生产经营，但已没有再从事制衣加工，主要是接货后外发加工，没有再实际雇请制衣工人；确认没有发放刘春玲2019年1月的工工资，但认为系刘春玲拒绝领取；确认刘春玲没有向公司提交过辞职材料，其也没有向刘春玲发送过催促其上班的通知。本院认为：原告福森公司、被告刘春玲、第三人枫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工作证、银行流水以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及原因。原告福森公司、第三人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被告刘春玲于2019年3月12日寄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被告刘春玲提交的寄送底单载明邮件的收件地址系原告福森公司的住所地且与视频显示的地址一致，收件人“茹玉霞”系枫叶公司的股东，“姚荣炎”系枫叶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而枫叶公司与福森公司是关联公司，故本院认为被告刘春玲主张原告福森公司已于2019年3月14日收到该邮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退一步说，即使原告福森公司未收到该邮件，但被告刘春玲等多名劳动者在2019年4月2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并明确以两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法扣押工资、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请求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即申请仲裁当天被告刘春玲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一致，现被告刘春玲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邮件签收日即2019年3月14日解除，实际是已作出对己方不利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故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4日解除。因两公司均未为被告刘春玲缴纳社会保险，故被告刘春玲以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原告福森公司应向被告刘春玲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该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劳动者以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属于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被告刘春玲的经济补偿金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被告刘春玲主张其于2000年2月28日入职第三人枫叶公司，但枫叶公司于2002年8月26日才成立，自始才具有用人单位资格，而且按照被告刘春玲提交的工作证显示，其入职时间也为2002年8月26日，故双方自2002年8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后被告刘春玲非因本人原因进入至原告福森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3月14日离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的规定，计算被告刘春玲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为11年2个月。至于被告刘春玲的工资标准，原告福森公司虽主张被告刘春玲的工资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但对是否需要签收工资在仲裁阶段及本案中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且未提交证据为证，同时结合其在本案中自认有三名劳动者的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交叉发放的事实，原告福森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刘春玲的工资支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刘春玲主张其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形式发放、月平均工资为4458.33元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规定，原告福森公司应向被告刘春玲支付经济补偿金51270.8元（4458.33元/月×11.5个月），仲裁委认定原告福森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51267元，被告刘春玲未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失业保险金。依照《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失业人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并按照规定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十六条“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下列情形：（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五）劳动者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被告刘春玲的离职情形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但其在原告福森公司、第三人枫叶公司工作期间，两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均没有为被告刘春玲缴纳失业保险费，致使被告刘春玲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依照《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或者不能完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参加失业保险的；……”的规定，原告福森公司、第三人枫叶公司应向被告刘春玲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失业人员缴费时间一至四年的，每满一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为一个月；四年以上的，超过四年的部分，每满半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第十九条规定：“失业保险金按照失业保险关系所在地级以上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按月计发”。结合被告刘春玲任职时间，其最多可领取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又因第三人枫叶公司与被告刘春玲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2年8月26日至2016年10月31日，按该段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计算被告刘春玲已经可以领取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故第三人枫叶公司应赔偿被告刘春玲失业保险金40320元（2100元/月×80%×24个月）。关于求职补贴。《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以领取求职补贴，标准为本人失业前十二个月平均缴费工资的百分之十五，不足十二个月的，按照实际月数的平均缴费工资计算，领取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求职补贴随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根据上文认定，被告刘春玲可享受失业保险金，故现被告刘春玲主张求职补贴，亦应予以支持，原告福森公司、第三人枫叶公司应共同向被告刘春玲支付求职补贴4012.5元（4458.33元/月×15%×6个月）。仲裁委认定原告福森公司、第三人枫叶公司应支付求职补贴4012.2元，被告刘春玲未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告福森公司及原告枫叶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部分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春玲支付经济补偿金51267元；二、原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刘春玲赔偿失业保险金40320元；三、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原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被告刘春玲支付求职补贴4012.2元；四、驳回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原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负担10元，由原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负担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欣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周思珍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3.《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失业人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并按照规定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或者不满一年但本人有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第十六条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下列情形：（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的；（五）劳动者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十七条失业人员缴费时间一至四年的，每满一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为一个月；四年以上的，超过四年的部分，每满半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第十九条失业保险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失业保险关系所在地级以上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按月计发，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可以结合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当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第二十条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以领取求职补贴，标准为本人失业前十二个月平均缴费工资的百分之十五，不足十二个月的，按照实际月数的平均缴费工资计算，领取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求职补贴随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从次月开始，不再发放求职补贴。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或者不能完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参加失业保险的；（二）未如实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三）未如实申报职工缴费工资的；（四）未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五）违反失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对赔偿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处理。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