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民终3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吉鑫，男，1950年6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新，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发，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岸，男，196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青，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菱，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裘黎，女，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吉鑫因与被上诉人何岸、裘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28日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高吉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新、张德发，被上诉人何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青、巴菱，被上诉人裘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汀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11日，高吉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何岸和裘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2.何岸承担高吉鑫为提起本案撤销之诉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保全担保费人民币3300元、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3.由何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高吉鑫、何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08年12月、2009年1月何岸以“做生意资金周转”为由，分四次向高吉鑫借款，但其后一直未归还。2017年3月30日，高吉鑫就其中一笔借款（借款日期为2008年11月26日）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2017年12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民初329号民事判决，判决何岸向高吉鑫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4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24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该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案号为（2018）浙01执793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确定案件执行标的至2018年9月4日止为人民币4130379元。在执行过程中，何岸声称其名下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高吉鑫的律师到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查档始知，何岸于2008年10月取得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所有权形式和性质为其单独所有，何岸分别于2008年12月8日、2010年3月18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将上述四套房产全部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特别是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何岸将凤凰南苑6幢904室、凤凰南苑6幢1004室两套房产分别转让给其前妻裘黎，该两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79.96平方米，转让总价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约定的支付方式均为分期付款，首付款人民币540000元于2015年03月17日前支付，剩余款项人民币510000元分10年结清。高吉鑫认为，何岸在对高吉鑫欠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房产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转让，系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尤其是何岸和裘黎原系夫妻，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离婚后都未再婚，继续来往，裘黎对高吉鑫、何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是明知的。2015年3月案涉房产同地段的市场价为每平方米近5万元，而两人交易的两套房产价格为每平方米13131.56元，且款项的支付方式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证明裘黎绝非“善意相对人”。正因为何岸和裘黎的行为，导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民初329号生效判决执行不能。据此，高吉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之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中，何岸答辩称：一、何岸与裘黎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不属于法律规定可撤销的行为。1.系争房屋的交易价格并非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系争房屋的交易经房管部门、税务机关审核通过，且按照税务机关核定的价格缴纳了相应的税费。如果该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则税务机关不可能向交易双方开出契税发票和完税凭证。2.何岸与裘黎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恶意。系争的两套房屋原系裘黎的父母所有，何岸因急需周转资金故无偿获得该房屋，此后又将该房屋返还给裘黎，且裘黎也支付了约定的房价款。整个交易过程真实透明，不存在任何损害高吉鑫的恶意。二、高吉鑫为提起撤销之诉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系其自愿支付的费用，无法律规定和合同依据表明该费用应当由何岸承担。综上所述，何岸认为高吉鑫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裘黎述称：何岸与裘黎转让案涉房屋的价格合理并且裘黎已经支付了全部房屋价款。一、首先，案涉两套房屋的状况比较差，是28层的高层回迁房，一梯8户，临靠马路，隔音差，而且一直是毛坯房，没有装修，因此房屋本身的状况决定了其价格在同个小区中属于偏低的价位。其次，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裘黎向房管局工作人员咨询过房屋价格的问题，得到的答复称该价格是合理的，否则双方也不会确定此价格并且进行网签备案。再者，裘黎已经支付房屋价款，第一，当时该两套房屋还有抵押贷款没有还清，裘黎分别以53.5万元和54万元还清了两套房屋的抵押贷款；第二，案涉房屋之前只是借给何岸用于抵押贷款做资金周转，而何岸一直将房屋出租并收取租金，裘黎认为这些租金应当在房屋价款中抵销，因此双方协商以20余万元租金相抵后，裘黎支付了剩余的80万元房款，据此，案涉两套房屋的房款均已付清。二、案涉房屋的转让有特殊背景。裘黎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不存在帮助何岸逃避债务的事实。双方因为感情不和，裘黎多次向何岸提出离婚请求，何岸之前都没有答应，后来何岸知道裘黎家里有房屋要拆迁，提出把回迁的房屋过户到他名下用以抵押贷款，他就同意离婚，裘黎当时为了尽快离婚就同意了何岸的要求。无论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裘黎对何岸在外面的债权债务纠纷都不了解，高吉鑫称双方在离婚后还有继续来往不是事实，裘黎除了向何岸催讨归还四套房屋之外，没有再跟何岸有过来往，现在房屋只退回来两套，另外两套被何岸擅自处置，已经侵害了裘黎的合法权益，裘黎从何岸处要回案涉这两套房屋是保护自己权益的行为，不存在帮助何岸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综上，裘黎认为高吉鑫不享有债权人撤销权，相应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也不应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1月26日，高吉鑫与何岸签订《借款合同》，高吉鑫同意向何岸出借人民币1500000元，并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同日，高吉鑫向何岸汇款人民币1500000元。2009年1月7日，何岸分两笔共计向高吉鑫转账人民币300000元。2017年3月30日，高吉鑫向该院起诉何岸要求其还本付息，该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浙01民初32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何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吉鑫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42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124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付）；二、驳回高吉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752元，由高吉鑫负担7661元，由何岸负担35091元。何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因未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二审诉讼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民终31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何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后，何岸未按照上述生效判决履行，高吉鑫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人民币4130379元及债务利息。该院受理后，对何岸的存款、工商、不动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因何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浙01执7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执行查询过程中，一审法院查询到何岸在2008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16日、2008年10月20日取得的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共四套房屋已分别于2015年3月24日、2010年3月31日、2009年12月18日、2015年3月31日转让给他人，其中904室、1004室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均为79.96平方米，约定转让价款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受让人均为裘黎。何岸与裘黎原系夫妻关系，于1994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后于2008年9月23日协议登记离婚。高吉鑫认为何岸转让上述房产系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故于2018年1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何岸和裘黎的房屋买卖行为。另查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6幢904室、907室、1001室、1004室四套房产原系裘黎的父母裘维玦、钱崇溆因自有私房拆迁后置换取得。2008年9月，裘维玦、钱崇溆与何岸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此四套房屋转让给何岸，约定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1100000元、900000元、1200000元、1100000元，本案所涉的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房屋转让款约定支付方式均为首付款330000元，银行贷款770000元，其中该两笔银行贷款各770000元在银行放款至裘维玦账户后立即由何岸支取。何岸在2008年10月登记取得上述四套房屋的所有权后，在2009年12月8日和2010年3月18日先后将其中的凤凰南苑6幢1001室和907室两套房屋以人民币427050元和1170000元转让给他人。2015年3月24日和2015年3月31日，何岸与裘黎就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两套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价均为人民币1050000元，其中9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3019.21元，应缴税额33390.58元，10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8395.72元，应缴税额33551.87元，均已实缴。裘黎于2015年3月23日、2017年10月10日支付了904室房屋房款人民币540000元、400000元，于2015年3月23日、2017年10月12日支付了1004室房款人民币535000元、400000元，剩余房款双方协商以何岸此前出租该两套房屋所得租金作抵。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房屋均已过户登记至裘黎名下。高吉鑫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支出律师费人民币40000元、为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担保费人民币3300元、为公证取证支出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高吉鑫申请一审法院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调查2015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房屋交易均价，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回函称2015年3月凤凰南苑二手房交易均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45元。何岸申请一审法院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调查2015年1月—6月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南苑、凤凰北苑、美政花苑、紫花苑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了成交信息明细表，其中涉及凤凰南苑26套，合同单价从每平方米9917元至每平方米25420元不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高吉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起诉主张债权人撤销权，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因高吉鑫要求撤销何岸向裘黎之间转让房屋的行为和事实发生在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高吉鑫诉请人民法院撤销何岸与裘黎之间关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的转让行为，故本案应当审查相关事实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债权人行使该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前提是债务人有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两种情形下撤销权成立的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对于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需符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和“受让人知道”。本案中，高吉鑫与何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由生效判决确定，高吉鑫对何岸享有债权，但因何岸名下无可供清偿的财产而使高吉鑫的债权未能实现，受到损害，高吉鑫故此对何岸和裘黎的房屋转让提起撤销权之诉。现有证据表明，何岸和裘黎于2015年3月24日和2015年3月31日就凤凰南苑6幢904室和1004室两套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每套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50000元（每平米人民币13132元），双方交易已经完成，房屋所有权已登记至裘黎名下。高吉鑫以何岸低价转让财产为由主张行使撤销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证明构成“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和“受让人知道”的情形。首先，案涉房屋转让是否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因此，在确认是否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时候，不能就价论价，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定。第一，案涉交易为二手房屋转让，没有物价部门指导价，但需经过税务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契税的计税价格，案涉两套房屋的契证显示，凤凰南苑6幢9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3019.21元，凤凰南苑6幢10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8395.72元，两套房屋的转让价格未低于该核定价格的70%；第二，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的交易数据来看，凤凰南苑在2015年3月发生交易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45元，在2015年1月至6月的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8220元，二手房买卖价格往往跟每套房屋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包括所在楼层、房屋格局、装修情况等，而且也跟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相关，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自行成交的价格往往会低于通过中介成交的价格。案涉两套房屋的交易价格确实低于同一小区房屋的成交均价，但不是最低的成交价格，而且没有低于均价的70%。第三，是否为不合理的低价还要考虑此事的前因后果和特殊情况，案涉两套房产本身就是裘黎父母的私房拆迁而置换给裘黎父母的房屋，从何岸取得案涉房屋的来源、原因、过程可见，何岸取得案涉房屋本来也有别于其他正常市场交易获取，正是基于这种特殊背景、前次交易的情况以及何岸和裘黎的关系，双方对于本次案涉房屋交易价格确定较低具有合理性。其次，裘黎是否知晓案涉房屋低价转让会给高吉鑫造成损害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提及的何岸向高吉鑫借款发生于2008年11月26日，而裘黎与何岸此前已于2008年9月23日离婚，没有证据证明裘黎对何岸向高吉鑫的举债知晓；高吉鑫起诉何岸要求归还借款是在2017年3月30日，而何岸与裘黎转让案涉房屋是在2015年3月，没有证据证明裘黎当时对何岸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形知晓。因此，对于案涉房屋转让是否给高吉鑫造成损害的情形，裘黎并不知道。综上，高吉鑫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当证明相关事实符合法定的权利行使要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岸和裘黎对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故高吉鑫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驳回高吉鑫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84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高吉鑫负担。 高吉鑫不服前述一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须以案涉房屋与其他房屋正常的市场交易价相比较进行判断，将案涉房屋与其他房屋相混计算有悖立法原意。原判引用包含案涉两套房屋在内总共六套房屋的交易均价16745元，而不引用杭房函（2019）76号复函载明剔除案涉房屋的均价18909元对高吉鑫有失公允。杭房函（2019）282号复函所附信息显示2015年1-6月凤凰南苑成交的26套房屋，剔除案涉两套房屋后每平方米均价为18827元，而非原判所说的18220元，且该复函所附凤凰南苑、凤凰北苑、美政花苑、紫花苑二手房成交房屋共143套的成交均价高达每平方米19558.80元，原判对此未予采纳。如以上述三种均价每平方米18909元、18827元和19558.80元作为参考，案涉房屋都低于市场交易均价的70%。2.案涉房屋交易方式异常。2017年4月，高吉鑫起诉何岸民间借贷纠纷后，裘黎于同一日突然向何岸支付案涉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各40万元，对于剩余尚欠的10.5万元和11万元，一审时被上诉人辩称用租金抵充，但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用租金抵充，原判对此予以认定依据不足。此外，在何岸转让案涉房屋给裘黎前两个多月，高吉鑫因向何岸讨还欠款发生纠纷，在杭州市上城区望江派出所调解时，裘黎参与调解，由此可证明裘黎对高吉鑫与何岸之间存在债务明知，原判认定裘黎不知道有违司法公正。二、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判断是否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为唯一标准，税务机关的计税价格与市场指导价、交易价概念不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为实现债权、提起撤销权之诉而支出的一审律师代理费40000元、二审律师代理费8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3300元、公证费1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何岸二审答辩称：1.其与裘黎之间的房屋买卖不属于法律规定债权人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情形。案涉房屋交易价格并非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没有低于税务部门核定计税价格的70%，且该房屋买卖系自行成交，根据二手房成交信息，2015年1-6月凤凰南苑最低成交单价为9917元/平方米，自行成交价格明显低于中介成交单价，而案涉房屋成交单价为13132元/平方米，远高于最低成交价，也高于2015年3月凤凰南苑二手房交易均价16745元/平方米的70%。案涉房屋交易有特殊背景，最初系裘黎父母所有，其为贷款而购买，交易款由其收取，故裘黎回购时不可能按照高价进行交易。其与裘黎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一方面交易时间远在高吉鑫与其借款纠纷发生之前，另一方面，在借款纠纷发生之前其一直不认为与高吉鑫之间有借款纠纷的事实。高吉鑫刻意要求缩小参考交易样本，如果剔除案涉房屋，2015年3月凤凰南苑二手房仅成交3套，统计样本过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交易价格，因此不适宜作为参考标准。而2015年1-6月份房屋成交明细才真实反映市场交易价格。2.高吉鑫为提起撤销权之诉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由其承担无法律和合同依据。综上所述，何岸认为高吉鑫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高吉鑫的上诉请求。 裘黎二审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案涉房屋原本就是其父母私有房产拆迁置换取得，其父母与何岸虽以买卖形式将房子过户给何岸，目的是给何岸用于短期贷款融资，银行按揭放款立即由何岸支取，何岸将案涉房屋转还裘黎符合之前的约定。上述事实的认定对于判断案涉房屋的价格是否合理，以及裘黎对损害债权是否知情，均有重要影响。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是否属于不合理的低价，应当重点参考案涉房屋所在小区凤凰南苑的成交价格。凤凰南苑2015年1-6月成交的26套价格均价为18220元，即使剔除案涉房屋也应该是18699元，而非上诉人所称的18827元。原判综合考虑计税价、上诉人向房管局两次调取的价格及被上诉人向房管局调取的价格的基础上，认定案涉房屋售价没有低于附近房屋售价的70%合理。2.案涉房款是否已经付清并不是本案需要审理的内容，案涉房款以租金的方式进行冲抵在一审中裘黎及其代理人均有相应的陈述。3.关于裘黎是否知道的要件。从时间节点来看，裘黎并不知情。高吉鑫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裘黎知情。关于高吉鑫所称裘黎参与望江派出所调解一事，高吉鑫在原审中称其并没有参与该次调解。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高吉鑫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吉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未约定法律适用，原判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有相应依据。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岸向裘黎转让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的行为是否应予撤销。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 高吉鑫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当证明相关事实符合法定“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权利行使要件。原判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岸和裘黎对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高吉鑫上诉提出原判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1.关于案涉房屋转让是否“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经查，案涉房屋每套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50000元（每平米人民币13132元）。案涉交易为二手房屋转让，没有物价部门指导价。根据契税相关规定，税务机关计税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原判将计税价格作为参考价格有相应依据。案涉两套房屋的契证显示，凤凰南苑6幢9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3019.21元，凤凰南苑6幢1004室房屋的核定计税金额人民币1118395.72元，两套房屋的转让价格未低于计税价格的70%。同时，原判根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供的二手房交易数据作进一步参考。经查，凤凰南苑在2015年3月发生的二手房交易包含案涉房屋在内共6套，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45元；凤凰南苑在2015年1月至6月发生的二手房交易包含案涉房屋在内共26套，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8220元。经计算，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均未低于上述交易均价的70%。高吉鑫上诉提出应以剔除涉案房屋后的交易均价作为参考价格，即凤凰南苑2015年3月4套二手房交易均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8909元，凤凰南苑2015年1月至6月24套二手房交易均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8827元。但即便以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价格作参考，经核算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亦未明显偏离70%的参考比例。此外，鉴于影响二手房买卖价格的因素较多，不同小区的实际情况不同系影响二手房交易价格的重要因素，高吉鑫上诉提出应当以附近其他小区二手房成交价格一并统计作为参考价格不具有合理性，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岸和裘黎之间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有相应依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2.关于裘黎是否知道案涉房屋低价转让会给高吉鑫造成损害。经查，案涉何岸与高吉鑫之间的借款发生于2008年11月26日，而此前裘黎与何岸已于2008年9月23日离婚，没有证据证明裘黎对何岸向高吉鑫的举债知晓；高吉鑫上诉以裘黎参加杭州市上城区望江派出所对其与何岸之间的欠款纠纷调解证明裘黎明知其与何岸之间存在债务，但二审庭审中高吉鑫自认其本人没有参加上述调解，故对高吉鑫上述主张不予支持。高吉鑫提出裘黎知道何岸向其借款证据不足。并且，高吉鑫起诉何岸要求归还借款是在2017年3月30日，而何岸与裘黎转让案涉房屋是在2015年3月，亦没有证据证明交易当时裘黎已知何岸无法偿还高吉鑫债务，原判认为裘黎不知道案涉房屋转让是否给高吉鑫造成损害有相应依据，本院予以认定。裘黎购买案涉房屋已经向何岸支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裘黎答辩剩余案涉房款以何种方式支付及是否已经付清与本案无涉的理由亦成立，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843元，由上诉人高吉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姜裕峰 审判员  孔繁鸿 审判员  张碧青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