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06民终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振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五家渠市工业区兵团新型建材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贺雄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琳，新疆塞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淑兰，女，汉族，1941年6月25日出生，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永红，女，汉族，1966年4月27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系孙淑兰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河，新疆横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新疆振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淑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601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振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琳，被上诉人孙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永红、张宝河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振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兵0601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中出庭的证人陈某并不是振森公司的员工，其证言不应被采信。陈某自称其为振森公司的高管，但事实上振森公司从未给陈某发放过工资、交纳过社保，对此陈某亦认可。故不能仅以陈某的陈述即认定其系振森公司的高管。一审法院亦未查清被上诉人是否真实地将款项打入了上诉人的账户，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举证不能，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认定，仅凭非振森公司员工的陈某的证言即认定未过诉讼时效不客观。   被上诉人孙淑兰辩称，陈某是振森公司的员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某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员工入职的审核，还曾代表公司与邢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过《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足以证明陈某是在履行振森公司的职务行为。至于有没有发放工资，跟公司员工身份没有必然的联系，以此否认员工身份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已经对是否收到款项进行了质证，双方签订了合同，上诉人出具了借据、收据、承诺书并加盖了公司的印章，证人陈某亦对借款事实进行了出庭作证。双方已经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至于振森公司内部由谁收了钱，钱入了谁的账，这属于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将该责任推卸至债权人。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并未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债权人向上诉人的管理人员陈某主张债权就是向其公司主张债权，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孙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振森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70 000元；2、判令振森公司偿还借款利息61 367元；3、判令振森公司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358 796元；以上1-3项合计890 164元；4、判令振森公司向孙淑兰给付自2019年6月11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5、判令振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邮寄送达费等全部费用。孙淑兰一审庭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2、3、4项为：请求振森公司支付利息433 400元［300 000元×24%/年÷12个月×49个月（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 170 000元×24%/年÷12个月×41个月，（自2016年1月30日至2019年6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8日，孙淑兰与振森公司新疆振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孙淑兰以自有资金300 000元交振森公司使用，使用期限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8日，共计6个月。资金限振森公司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年收益率为33.6%，从孙淑兰将资金交付振森公司之日算起至资产收益及资产收回之日止。合同还约定，合同到期振森公司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孙淑兰资金及约定收益，自逾期之日起，振森公司需按违约金的万分之五向孙淑兰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孙淑兰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诉讼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人员工资等费用。当日，振森公司给还孙淑兰出具了“今借到孙淑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用于企业经营周转，月收益率2.8%，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8日止”的借据、承诺到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偿还本息的承诺书及出纳王庆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孙淑兰交来现金（依据2014年新疆管理第2014-10-18号资产管理合同，按月收益率2.8%，从签字之日到期算）叁拾万元”的财务收据各一份。《资产管理合同》、借据及承诺书均加盖了振森公司公章，收据加盖了振森公司财务专用章。2016年1月30日，孙淑兰又与振森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孙淑兰以自有资金170 000元交振森公司使用，使用期限为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1月30日，共计12个月，投资年收益率为36%，从孙淑兰将资金交付振森公司之日算起至资产收益及资产收回之日止。合同签订后，振森公司同样给孙淑兰出具了借据、承诺书以及出纳杨子给其出具的收款收据各一份。孙淑兰、振森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签订《资产管理合同》的当天，振森公司将该笔借款借期内的利息50 400元支付孙淑兰。借款到期后，振森公司未偿还孙淑兰借款本金及利息，孙淑兰多次催要无果，引发本案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有，孙淑兰提交的《资产管理合同》、借据、承诺书、收据、员工入职表、证人陈某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振森公司与孙淑兰签订的两份《资产管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孙淑兰为证实其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470000元的义务，提供了振森公司出具的内容为“今借到孙淑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今借到孙淑兰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的借据两份、承诺书两份及内容为“今收到孙淑兰交来现金300000元”、“今收到孙淑兰交来现金170000元”的收据两份，虽然孙淑兰未提供相应的银行转取款凭单，但从借据“今借到……”、收据“今收到孙淑兰交来现金……”的表述及证人陈某证言，孙淑兰所举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孙淑兰已按合同约定给付振森公司借款470000元的事实。振森公司辩称其未收到孙淑兰借款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2014年10月18日的资产管理合同中注明“自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8日共计6个月利息已提前支付给出借人”。孙淑兰也认可振森公司在借款当天按约定年息33.6%给其支付了借期内利息50400元。该行为虽与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略有不同，但对于借款人来说，实际占有资金获取收益是其目的，先给付借款本金而后即给付利息的行为实际也为变相扣除利息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应认定本案振森公司该笔实际借款本金数额为249600元，两笔共借款419600元。振森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应当给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因双方约定的年率均超过24%，故孙淑兰调整为按年利率24%主张自借款之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利息数额为384008元［249600元×24%／年÷12个月×49个月（自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170000元×24%／年÷12个月×41个月，（自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孙淑兰主张超出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振森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证人陈某出庭证实孙淑兰就该借款多次向振森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振森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淑兰借款本金419600元、利息384008元，合计80360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351元（减半收取），邮寄送达费80元（孙淑兰已预交），合计6431元，由孙淑兰负担618元，由振森公司负担5813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振森公司提交2015年12月2日王兴明、索生岩向贺雄伟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2015年11月30日《振森公司股东决定》，2015年12月30日五家渠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内变字［2015］第60375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欲证明2015年12月30日后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兴明变更为贺雄伟，股东由王兴明、索生岩变更为贺雄伟，此时间之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应向贺雄伟主张而未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孙淑兰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被上诉人向振森公司的经办人陈某主张权利即属于向振森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振森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孙淑兰提交以下证据：1.（2018）兵060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陈某是振森公司员工，一审中法庭对陈某员工身份予以认可，陈某作为振森公司的代理人，代表振森公司签订过合同；2.《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关于道路硬化与厂区绿化项目意向书》，欲证明陈某是振森公司管理人员，并以振森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其中意向书在（2018）兵060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3.陈某书写的《在振森公司任职的情况说明》，欲证明陈某是振森公司员工，且在公司任职期间管理公司部分资料，并代债权人向振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张过债权，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振森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陈某的说明仅能证明是陈某的陈述，但其陈述内容不真实。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1.2015年12月2日王兴明、索生岩向贺雄伟转让振森公司股权；2.2015年12月30日五家渠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内变字［2015］第60375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振森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3.自2015年12月30日后，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兴明变更为贺雄伟；4.振森公司与邢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中，陈某在振森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5.振森公司与新疆筑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道路硬化与厂区绿化项目意向书》中，陈某在振森公司盖章处签名。   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实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孙淑兰为证明向上诉人振森公司出借款项，提交了盖有振森公司印章的《资产管理合同》、《借据》、财务收据；为证明未超过诉讼时效，申请了办理出借款时的经办人陈某出庭作证；为证明陈某为振森公司高管，提交了陈某审核振森公司聘请的会计、出纳的入职表；为证明陈某系振森公司人员，提交了陈某代表振森公司一方签名的振森公司对外发包的《工程施工承包补充协议》、《关于道路硬化与厂区绿化项目意向书》。上述证据使孙淑兰给振森公司出借款及向振森公司相关人员主张权利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上诉人振森公司为证明孙淑兰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提交了2015年12月30日后股东由王兴明、索生岩变更为贺雄伟，而此后孙淑兰从未找贺雄伟主张权利。该证据使陈某在2015年12月30日之后是否仍可代表振森公司真伪不明，故对振森公司主张孙淑兰向陈某主张权利不能代表向振森公司主张权利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振森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孙淑兰未向其公司主张诉讼权利，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 836元，由上诉人新疆振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宏   审判员  慕新伟   审判员  李霞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颜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