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京0105行初814号原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法定代表人刘建峰，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0号楼426室。负责人黄路生，主任。委托代理人刘长春，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吴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法定代表人孙皓，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光奇，女，1987年5月20日出生，满族，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育种总监，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马春生，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农业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孙其信，校长。委托代理人桂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大午公司）不服被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国家畜禽委员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大学与本案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大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峰及委托代理人陈旭、田源源，国家畜禽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刘长春、吴华，第三人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光奇、马春生，第三人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业大学）的委托代理人桂磊、黄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28日，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农09）新品种证字第80号《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以下简称被诉《证书》），主要内容为：新品种（配套系）名称为京粉6号蛋鸡，培育单位为北京华都公司和农业大学，该品种业经审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和《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办法》（以下简称《鉴定办法》），特发此证。河北大午公司诉称，“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不符合审定条件，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被诉《证书》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侵犯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是：第一，“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不符合《鉴定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审定条件，不应授予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被诉行政行为与河北大午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侵犯了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2015年12月，河北大午公司培育的“大午金凤蛋鸡配套系”就已经获颁了（农09）新品种证字第67号《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以下简称67号《证书》）。“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与“大午金凤蛋鸡配套系”在羽色外貌、生产性能等方面高度一致，因此“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不符合《鉴定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审定条件，国家畜禽委员会不应颁发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根据《畜牧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国家畜禽委员会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过程中未能保护河北大午公司已经取得的在先权利，损害了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大午金凤蛋鸡”是河北大午公司历经十年培育出的优秀鸡种，是我国蛋鸡自主品牌创立过程中的标志性产物，投入市场后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根据《畜牧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获颁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并经公告是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在市场上进行推广的前提，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证书导致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第二，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首先，“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未经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且相关申请材料由第三人直接提交，未按照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违反了《鉴定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其次，国家畜禽委员会审定“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的表决程序违法。2019年3月18日，国家畜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审定会议，对“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进行审定，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违反了《鉴定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审定会议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最后，被诉行政行为的公示程序不合法。2019年3月18日，国家畜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审定会议的参会人员、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与第一次明显不同。《鉴定办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通过审定的新品种、配套系应当进行公示，组织第二次审定就应将“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通过第二次审定结果进行公示。国家畜禽委员会未能依法进行公示，径行向北京华都公司和农业大学颁发了被诉《证书》。综上，河北大午公司认为“京粉6号蛋鸡配套系”不符合审定条件，且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不符合法定程序。河北大午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被诉行政行为侵犯了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故诉请法院判决撤销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的被诉《证书》。国家畜禽委员会辩称，河北大午公司不是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被诉《证书》未损害河北大午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畜禽配套系审定制度，立法目的及审定的具体内容均是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非培育者的个别利益，河北大午公司因在审定程序中提出异议而获得的利益系反射性利益，不具有诉的利益。《鉴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未含有赋予通过国家畜禽配套系审定者在先权利的意思，《畜牧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并未赋予河北大午公司特别的救济。综上，河北大午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请求法院裁定驳回河北大午公司的起诉。北京华都公司述称，同意国家畜禽委员会的答辩意见。河北大午公司一直没有明确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具体是什么权益，如果是竞争发生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河北大午公司称配套系相同，但国家畜禽委员会举行过两次专家审定会议，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在技术层面是不同的，河北大午公司对鉴定技术规范的理解不准确。在实质性对比方面，由于涉及到商业秘密，河北大午公司原则上是不应当知道相关商业秘密的，因此其主张存在差别是主观猜测的，所谓的合法权益并不存在。农业大学述称，同意国家畜禽委员会的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国家畜禽委员会颁发被诉《证书》中载明培育单位为北京华都公司和农业大学，河北大午公司对此能否提出撤销之诉的核心在于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而“利害关系”主要从是否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是否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等三个方面加以判断。首先，河北大午公司主张被诉《证书》与其已经获得的67号《证书》不存在明显区别，进而导致其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是否存在明显区别是专业技术判断问题，由于被诉《证书》颁发可能对原告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际影响，河北大午公司也不能因此当然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次，《畜牧法》和《鉴定办法》中仅赋予“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畜禽新品种、配套系或者畜禽遗传资源提出异议的权利，此种异议权系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衡量赋予一般公众权益，异议人并不能由此获得提出复议和诉讼的特别救济权利，相关法律规范中也没有特别赋予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获得者在先权利，河北大午公司并不能获得公法意义上救济权利。最后，国家畜禽委员会从事的评定工作是一种专业技术类的评定，制度设计和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于个体权益所产生的影响也仅是一种反射利益，而非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实际影响。综上所述，河北大午公司与被诉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核发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院对此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生效后15日内退还原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种禽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瑞涛人民陪审员  郭 琳人民陪审员  顾长利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