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3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欧美，女，199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代理人苗卓琳、毛越，浙江高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609号。 法定代表人钱毓军，该局局长。 上诉人潘欧美因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行初1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滨江市监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销案决定书》【（杭滨）市管他决字〔2019〕1200001号】，认定设立乐蕊公司系潘欧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设立登记行为不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故决定销案。 上诉人潘欧美不服起诉，请求：一、撤销滨江市监局作出（杭滨）市管他决字〔2019〕1200001号《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销案决定书》；二、撤销浙江乐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滨江市监局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潘欧美于2015年6月委托案外人李俊超代办乐蕊公司相关事宜，乐蕊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经工商登记设立，潘欧美于次日从代办人处得知该事实。当月27日，潘欧美发现该公司另登记有一名股东周华松，遂向代办人李俊超提出异议。2015年7月2日，潘欧美向滨江市监局浦沿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乐蕊公司冒用其名义注册登记；2018年9月13日，潘欧美再次向滨江市监局举报有人冒用其身份信息骗取乐蕊公司的公司登记，滨江市监局经立案调查后，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杭滨）市管他决字〔2019〕1200001号《销案决定书》，认定乐蕊公司设立登记行为不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故决定销案。 一审法院认为：潘欧美对滨江市监局销案决定不服并于2019年10月2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实质系对2015年6月25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乐蕊公司的设立登记行为有异议，要求滨江市监局予以纠正。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乐蕊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过程，潘欧美是知晓并参与的，其于2015年6月26日知道该公司登记设立的事实并于次日得知该次设立登记的股东情况；潘欧美若对公司设立登记行为有异议的，应当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潘欧美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本案应予以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潘欧美的起诉。 潘欧美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进行实体审理。2015年7月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书面投诉材料，向被上诉人反映在其未授权和签字情况下注册登记了一家“浙江乐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简称乐蕊公司）。被上诉人收取投诉材料后，虽对投诉事项进行了询问调查，但一直未给出并告知上诉人处理结果，即被上诉人处理该投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从2015年7月持续至今的行政行为，上诉人于2019年10月就与该投诉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并要求撤销乐蕊公司的注册登记，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使上诉人在乐蕊公司注册登记完成的次日知道了该行政行为，其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即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与投诉，被上诉人也就此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会给出处理结果已经形成了合理信赖，上诉人因此而等待行政处理的结果。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投诉却未及时处理，也未告知上诉人其他救济途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即使本案起诉期限超出，也并非上诉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导致起诉期限耽误，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未经开庭查清本案事实情况，存在程序上的错误。本案起诉后，一审法院曾追加乐蕊公司及登记显示的另一个股东周华松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并未就相关事实及争议予以开庭调查及查清事实，属于程序上的错误，亦有违于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原则。三、被上诉人处理本案投诉举报的程序不合法。如第一点所述，上诉人于2015年7月2日即就本案相关情况书面向被上诉人进行投诉举报，2018年9月对同一情况再次向被上诉人进行书面举报，即使本案情况复杂，被上诉人也不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未作出处理结果并告知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当时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11修正）》第五十七条中要求的处理时限。四、被上诉人作出销案决定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本案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的违法事实。乐蕊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所有上诉人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系代办人李俊超擅自签署。上诉人既未事先授权其签字，事后也未对签字进行追认。《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被上诉人在审查设立登记材料时仅有形式审查义务，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举报并提出书面异议，且被上诉人经调查确认签名不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应撤销乐蕊公司的注册登记。（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为设立个人独资的乐蕊公司，而非周华松与代办人李俊超擅自串通并使用虚假材料注册登记的合资乐蕊公司。（三）被上诉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与代办人李俊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代办人李俊超与周华松等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参与了乐蕊公司的设立过程及经营管理，已设立的乐蕊公司有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但被上诉人在查证前述证据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片面看待证据、未经核实证据真实性等问题，相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五、被上诉人作出销案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销案决定的具体法律依据为《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建议销案”，但本案中确存在伪造签名骗取注册登记、代办人李俊超超越授权篡改设立登记材料等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却未对违法事实进行查清和认定，仅基于认为上诉人举报情况与查明事实不符就认为不存在违法事实进行销案，明显不符合《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况。综上，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浙0108行初104号行政裁定；二、依法改判撤销（杭滨）市管他决字〔2019〕1200001号《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销案决定书》；三、依法改判撤销浙江乐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四、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滨江市监局二审中没有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乐蕊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经工商登记设立，上诉人于2015年7月2日向滨江市监局浦沿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乐蕊公司冒用其名义注册登记，后于2019年10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实质系对设立乐蕊公司的工商登记行为有异议，但从上诉人知道该工商登记行为内容时起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止，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潘欧美的起诉，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上诉理由中与其起诉是否超期无关的内容本院不作审查处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鲍常兰 审 判 员 李 洵 审 判 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久昌 书 记 员 叶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