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28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涪渠，男，194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禄，重庆市涪陵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月，女，199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强，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理伟，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1059035ＸＵ。法定代表人：廖元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仪，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涪渠因与被上诉人邱月、重庆奥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17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涪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禄，被上诉人邱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强，被上诉人奥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涪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李涪渠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月、奥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李涪渠虽委托陈某联系购房，陈某联系奥誉公司，并在奥园售楼部定购重庆市南岸区某号2-24及某号2-23两个价款相同的门面。但涉案《购买协议书》系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文书，陈某在没有看内容的情况下只在一份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也未将《购买协议书》交与陈某，陈某对《购买协议书》的内容不知情，故也未告知李涪渠。2.在整个付款过程中，奥誉售楼部工作人员明言只要签字就少上税，李涪渠一直都以为是在向奥誉集团购房，从未见过邱月，李涪渠和陈某均不认识邱月，是邱月与奥誉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李涪渠的利益，故《购房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3.重庆旭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耀公司）出具的劳动合同书、保密协议等邱月签字和本案所涉合同中邱月的签字不是同一人书写。4.邱月、奥誉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很多是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其真实性。一审也未查清328808元是由谁收取。5.本案遗漏当事人旭耀公司，应予追加。邱月辩称，邱月系旭耀公司员工，受公司委托以个人名义（隐名代理）与李涪渠签订购房协议书，转让了涉案商铺认购权，李涪渠的代理人陈某与李涪渠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邱月与陈某签订购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购房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费的事宜，转让费的收取有合理的合同及法律依据，另李涪渠支付转让费后取得了涉案商铺的认购权并成功取得涉案商铺所有权，其并不存在任何损失。李涪渠主张邱月收取转让费属于不当得利缺乏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邱月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保密协议、入职声明书、情况说明、购房协议书的签字均属于邱月签订，李涪渠主张签字不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涉案购房协议书第3.3条明确约定涉案认购权转让费没有发票，李涪渠认可并同意上述约定，故邱月不提供发票并不影响购房协议书的真实有效性。李涪渠在一审时并未要求追加旭耀公司为被告，且邱月也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涉认购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真实有效，旭耀公司并非必须参与案件审理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旭耀公司作为当事人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李涪渠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奥誉公司辩称，陈某代李涪渠与邱月签订本案所涉商品房认购协议后，李涪渠与邱月所代表的旭耀公司共同向我司提出申请变更上述房屋认购即由认购人旭耀公司变更为李涪渠。李涪渠与邱月签订认购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李涪渠向奥誉公司支付商品房对价款、奥誉公司为李涪渠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并未收取李涪渠额外款项，奥誉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涪渠的上诉请求。李涪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邱月、奥誉公司连带向李涪渠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330414.44元；二、判令邱月、奥誉公司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4日）16190元（330414.44元×4.9%×1年）；三、诉讼费用由邱月、奥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奥誉公司与旭耀公司签订了《【奥园越时代】认购书》两份（编号：005537、005538），约定由旭耀公司认购奥誉公司开发的奥园越时代Ｂ区商品房，套内单价9512.77元／㎡，每套原总价582752元，折后总价510596元，旭耀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前支付定金40000元／套。2018年4月27日，旭耀公司向奥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2960000元。2018年6月13日，李涪渠（乙方）与邱月（甲方）就奥园越时代X-X-X签订了《购房协议书》，由陈某代李涪渠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已经签订认购并支付相应款项给开发商，现乙方自愿购买并经双反友好平等协商签订如下购买协议。乙方购买重庆奥园越时代某商业。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成交价格690000元，由乙方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的房款和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两部分，其中乙方须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价为510596元，由乙方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乙方须支付甲方转让费179404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给甲方转让费50000元，剩余转让费129404元于2018年6月19日补交。协议还约定，乙方认可并同意房款发票由开发商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金额出具，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与本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的成交价格差额没有发票。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5日内前往签约中心办理签约更名流程及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双方就奥园越时代X-X-X签订了《购房协议书》，由陈某代李涪渠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约定：乙方购买重庆奥园越时代某商业。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成交价格660000元，由乙方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的房款和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两部分，其中乙方须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价为510596元，由乙方按照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乙方须支付甲方转让费149404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给甲方转让费50000元，剩余转让费99404元于2018年6月19日补交，协议其他内容同前述协议。当日，李涪渠向陈某银行汇款100000元，陈某将该100000元用于支付上述协议约定款项。2018年6月14日，旭耀公司向奥誉公司提交了《更名转让告知函》和两份《申请书》，《更名转让告知函》载明：我司认购房源已通过我司员工名义进行转让，需贵公司配合更名，项目及房号为奥园越时代X-2-5、X-2-6，经办人为邱月。两份《申请书》载明更名的商铺为X-2-5、X-2-6，新认购方为李涪渠。李涪渠在两份《申请书》上签字捺印。同日，李涪渠与奥誉公司就前述两处房屋分别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李涪渠以每套510596元的价格全款购买奥誉公司开发的上述两处房屋，分别坐落于南岸区某号2-23、2-24。同日，李涪渠通过POS机刷卡支付1288717.96元，其中1059909.96元由奥誉公司收取。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28808元为“8016XXXXXXX9A6服务咨询个人”收取。李涪渠支付给奥誉公司的款项中，两套房屋的房款金额共计1021192元，其他税费（含契税、印花税、大修基金、不动产登记费、国土附图费）合计37259.12元，剩余1458.84元由奥誉公司于2019年5月8日退还李涪渠。2018年8月13日，李涪渠取得前述两处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一审另认定，邱月系旭耀公司员工，任营销经理。2019年8月30日，旭耀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邱月系其公司在职员工，重庆奥园越时代项目X-2-5、X-2-6商铺是其公司从奥誉公司认购，2018年6月13日，其公司委托员工邱月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了《购房协议书》转让了上述商铺的认购权。在《购房协议书》签订前，其公司已经将商铺认购情、转让费用的情况如实向李涪渠进行了介绍。协议签订后，其公司收取相关转让费后按约定将商铺认购更名给李涪渠并协助他与开发商进行买卖合同签约。一审庭审中，李涪渠申请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当庭陈述：李涪渠是陈某外祖父，李涪渠让陈某去奥园看房子，并给了陈某十万元，告知陈某若遇到合适的房子可以定下来。陈某在某商品房渠道代理公司工作，该公司也是奥园越时代的渠道代理商之一，陈某也是该项目的渠道销售人员，其从公司群消息得知奥园越时代有商铺出售。陈某告诉李涪渠两间门市位于二楼，单价相同，每套五十几万元，李涪渠同意后，陈某就先支付了十万元定金，并签订了两份《购房协议书》。证人陈某还陈述：其不清楚涉案房屋是其他公司认购，也不清楚房屋的转让费，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字时并未在意协议甲方的身份，也未仔细看协议书中手填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李涪渠此次购房所付款项中除房款、相关税费外的328808元是否系邱月、奥誉公司的不当得利，关键在于陈某代李涪渠与邱月所签订的两份《购房协议书》是否有效。第一，陈某、邱月的代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李涪渠委托外孙女陈某为其选购商铺，并向陈某打款定房的行为足以表明陈某有相应代理权限，故认为陈某代李涪渠进行的选购商铺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对李涪渠具有约束力。邱月以自己的名义将旭耀公司认购的涉案两间商铺转让给李涪渠，随之与李涪渠的代理人陈某签订两份《购房协议书》，事后旭耀公司向奥誉公司出具了《更名转让告知函》，该函件中明确载明“我司认购房源已通过我司员工名义进行转让，需贵公司配合更名……经办人邱月”，该函件中旭耀公司对邱月签订两份《购房协议书》的行为进行了确认，故邱月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其实施的签订《购房协议书》的代理行为有效。另，邱月虽未以旭耀公司的名义签订《购房协议书》，但旭耀公司在次日的交易中以出具《更名转让告知函》、提交更名《申请书》的方式履行了认购房屋转让义务，李涪渠因此与奥誉公司签订了涉案两间商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取得了该两间商铺的所有权，最终完成了交易。第二，邱月是否向李涪渠隐瞒转让费。虽李涪渠的代理人陈某陈述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字时转让费金额未填写，但其中一份协议中转让费金额填写后，陈某加盖了手印，加之陈某自述的职业信息，一审法院认为，陈某理应知晓涉案两间商铺存在转让费，且应知悉转让费金额，更应将该内容告知其委托人李涪渠。故对陈某陈述的不知道转让费一说，不予采信。综上，两份《购房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两份《购房协议书》对李涪渠具有约束力，李涪渠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涉案两间商铺认购方即旭耀公司的转让费共计328808元。故李涪渠认为该328808元系邱月、奥誉公司不当得利的主张不成立，对李涪渠要求邱月、奥誉公司返还该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涪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99元，减半收取3249.50元，由原告李涪渠承担。”二审庭审中，各方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否应追加旭耀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二）陈某代李涪渠与邱月所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是否有效；（三）邱月、奥誉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是否应追加旭耀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李涪渠作为本案原告系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在法律关系明晰的前提下，李涪渠作为原告并未将旭耀公司列为被告，且结合现有证据和事实足以查清邱月、奥誉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旭耀公司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故李涪渠在二审中提出应追加旭耀公司为被告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某代李涪渠与邱月所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李涪渠称签订《购房协议书》时，协议书为空白，协议书内容系陈某签字后他人补填的内容，陈某对协议书内容不知情，但仅有李涪渠和陈某的口头陈述，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从《购房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两份协议书均有陈某签字，其中一份陈某还加盖了手印，陈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结合陈某自述的职业信息，在空白协议书上签字且不查看协议内容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同时，陈某作为李涪渠的购房代理人在签订《购房协议书》当天即按约定支付了10万元款项（李涪渠当日向陈某银行汇款10万元），却未告知李涪渠《购房协议书》的内容，亦与常理不符。协议书签订后，李涪渠在《申请书》上签字捺印，并在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当天即按《购房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支付了全部剩余款项且未当场对金额提出任何异议。以上事实明显与李涪渠关于陈某对转让费不知情且未告知李涪渠的陈述相悖，故对李涪渠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李涪渠称邱月在《购房协议书》上的签字与其在《劳动合同书》等文件上的签字不一致，否认邱月系旭耀公司员工，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相反，邱月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结合《购房协议书》签订后，旭耀公司向奥誉公司出具《更名转让告知函》的行为以及告知函的内容，足以认定邱月系代理旭耀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故对李涪渠提出的该观点，本院亦不予采信。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陈某系代李涪渠选购涉案商铺，与旭耀公司的代理人邱月签订了两份《购房协议书》，李涪渠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恶意串通等行为，不足以否认两份《购房协议书》的效力。关于邱月、奥誉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既然就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否认案涉两份《购房协议书》的效力，那么两份《购房协议书》对李涪渠具有约束力，李涪渠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涉案两间商铺认购方即旭耀公司的转让费共计328808元。故李涪渠以邱月、奥誉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邱月、奥誉公司返还328808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涪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9元，由上诉人李涪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倪洪杰审 判 员 秦 敏审 判 员 周海燕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宋 扬书 记 员 黄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