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12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瑜，男，1974年12月8日生，汉族，四川省仪陇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仪陇县，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恩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正紧，女，1984年2月28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功霞，女，2008年5月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秋，男，2009年5月14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 二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梁正紧，女，1984年2月28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系王功霞、王秋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妈谈，女，1949年7月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延利，男，1963年9月28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凯，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发，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天杯,男,1980年9月1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现住望谟县。 上诉人陈瑜因与被上诉人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王延利、梁天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按贵州省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王阿慢死亡的各项损失；改判陈瑜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由王延利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或全部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按城镇标准计算王阿慢死亡的各项损失错误。王阿慢系农村户口，全家也生活在农村，其主要生活来源并非来源于城镇，未脱离农村生产。同时，梁正紧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阿慢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不符合最高法［2005］民他字25号文件精神，故王阿慢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二、一审对陈瑜与王延利之间的责任划分错误。首先，本案事发时陈瑜在楼顶操作，并不知道王延利叫王阿慢帮工，这客观上增加了陈瑜的工作风险，若陈瑜知道该事实，一定不会让无高空操作经验、且未作安全防护措施的王阿慢进场操作。其次，根据陈瑜与王延利之间的约定，陈瑜不负责装车，只需将太阳能板运输至一楼即可，王延利叫王阿慢帮工，客观上获益，但陈瑜在此过程中无利可图，反而增加了工作风险。一审认为王阿慢的帮工行为使陈瑜获益，系认定事实错误。最后，事发现场系拆迁工地，一般人员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王延利将王阿慢叫到事发工地为其工作，但出于侥幸心理未为王阿慢提供防护措施，且其指挥王阿慢在太阳能板的正下方工作，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范，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综上，陈瑜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最多承担20%的人道主义补偿费用。 被上诉人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瑜与王延利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王阿慢的死亡与王延利雇用工人的侵权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延利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王阿慢受王延利所请，帮助王延利在一楼接光伏设备，是在为王延利提供帮工活动的过程中受到侵害致死，王延利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次，为陈瑜帮工的帮工人员在执行帮工任务时事实侵权行为导致王阿慢死亡，陈瑜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最后，王阿慢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王延利与陈瑜应当对王阿慢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王阿慢生前一直与家人生活在城镇，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消费于城镇，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王阿慢死亡的各项损失。综上，本案侵权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王阿慢在事故中无任何过错，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瑜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延利、梁天杯二审均未作答辩。 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延利赔偿梁正紧等人因死者王阿慢死亡受到的损失共计86510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延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延利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民族路219号房屋因属于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被政府征收。政府征收房屋时，连同王延利房屋屋顶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一并征收。2019年8月30日，陈瑜（挖机管理员）接到通知要求其第二天去拆王延利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民族路219号房屋，陈瑜遂到该房屋查看，看到房屋屋顶安装有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觉得拆丢可惜，便找案外人巨正兵、巨正军、胡鹏等人帮忙把该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拆卸准备拿回去自己用。王延利因欲购回其房屋屋顶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当天，王延利便到其家房屋屋顶上找到陈瑜商谈回购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事宜，双方达成买卖协议并谈好价钱，双方约定由陈瑜负责拆卸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即太阳能光伏板等）和将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搬运到一楼，由王延利自己负责装车。当日下午17时左右，王延利打电话叫梁天杯开车来拉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因拉货车辆系梁天杯与死者王阿慢合伙经营，梁天杯遂喊死者王阿慢一起前往拉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当时梁天杯与王延利谈好的运输费为600元，不含装车和卸载。陈瑜遂继续叫胡鹏、巨正兵等人帮忙拆卸和搬运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当时陈瑜未与胡鹏、巨正兵等人谈及劳务报酬。在搬运太阳能光伏设备时，因下楼的门窄小不便于搬运且速度慢，陈瑜便提出采用其自己提供的绳索将太阳能光伏设备捆绑后直接从屋顶吊至梁天杯停靠在一楼的车厢上，由王延利在车厢上负责接装太阳能光伏设备和摆放，王延利当时喊梁天杯到车厢帮忙接太阳能光伏设备，但梁天杯没有去，死者王阿慢便到车厢上帮助王延利接太阳能光伏设备和摆放。陈瑜等人往下吊太阳能光伏设备的方式是：将一根短一点的绳子两头系在铁钩上，用铁钩钩住光伏设备板上的洞，然后再用一根长绳捆系在连接铁钩的绳子中间，将光伏设备板往下吊。18时许胡鹏、巨正兵等人正在往下吊光伏设备板的时候，因绳索系得不牢固而滑脱，导致光伏设备板落到车厢里砸到死者王阿慢的头部及王延利左手，致王阿慢当场死亡，王延利左手受伤。一审庭审中，陈瑜自称卖太阳能光伏设备是其个人行为，并不是拆迁公司的行为。另查明，梁正紧与死者王阿慢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有王功霞、王秋系两个子女。死者王阿慢生前与其妻子梁正紧于2015年1月20日起在望谟县城租房居住照顾孩子读书和务工，期间：2015年1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在望谟县城南小区岑老四家租房居住，2019年6月18日起在望谟县其家租房居住。婚生孩子王功霞、王秋于2014年7月1日毕业于望谟县贝佳幼儿园；现王功霞就读于望谟县王母街道第三小学五年级（4）班，王秋就读于望谟县王母街道第三小学五年级（1）班。死者王阿慢父亲已过世，母亲王妈谈现与儿子王封光居住。王妈谈共有六个子女均已成年，分别为王封光、王美谈、王氏赶（小名：赶）、王氏平、王氏赶（小名：川）和死者王阿慢。再查明，事发后王延利支付了20000.00元、陈瑜支付了80000.00元用于办理死者王阿慢丧葬事宜，该款项由王延利2019年8月31日分别支付给死者王阿慢的妻子梁正紧60000.00元，付给死者王阿慢兄长王封吹4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归纳为：一、本案如何定性；二、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和承担比例如何区分；三、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在本案中的合理损失如何认定。一、本案定性问题。本案中，王延利与陈瑜达成太阳能光伏设备买卖协议时明确约定：陈瑜负责拆卸太阳能光伏设备并搬运至一楼，王延利自己负责装车。在王延利与梁天杯商谈运输太阳能光伏设备时，双方谈好的600元运输费中并未包含有装车和卸载事宜，可见死者王阿慢帮助王延利在车厢上接纳由陈瑜等人用绳索将太阳能光伏设备吊下来并进行摆放的行为属于无偿帮工行为，王延利为被帮工人，死者王阿慢为帮工人。因死者王阿慢系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死亡，故本案应定性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陈瑜叫胡鹏、巨正兵等人来帮其拆卸和搬运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时，未与胡鹏、巨正兵等人谈劳务报酬，而只说是叫来帮忙，故应视胡鹏、巨正兵等人拆卸和搬运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的行为亦为无偿帮工行为，陈瑜为被帮工人。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和承担比例如何区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死者王阿慢在上到车厢上帮助王延利接纳吊下来的太阳能光伏设备时，王延利并未拒绝，并与王阿慢一起抬太阳能光伏设备进行摆放，王阿慢属于无偿帮工，王延利属于被帮工人，也是受益人，且王延利在接受王阿慢提供属于高空危险作业无偿帮工时，未为其提供安全防护设备，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未向帮工人提醒合理的注意义务，王延利有重大过失。陈瑜提出采用绳索将太阳能光伏设备往下吊到车厢的行为，实质上也减轻王延利自己装车的劳动力、劳动成本和缩短装车时间，王延利亦是受益人，故王延利应当对王阿慢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陈瑜与王延利达成的买卖协议约定：陈瑜负责将拆下来的太阳能光伏设备搬运到一楼，但因下楼的门窄小不便于搬运且较慢，陈瑜便提出用绳索将太阳能光伏设备从楼顶往下吊，并自己提供绳索，在往下吊的过程中其未提醒工人要尽到系牢太阳能光伏设备和安全注意的义务，存在重大过失。陈瑜及其帮工人胡鹏、巨正兵等人从三楼楼顶往下吊太阳能光伏设备时，应当知道其行为系高危作业，是危险源的控制者，应尽最大的注意义务，作好相应的安全防范，但其帮工人胡鹏、巨正兵在未检查好所捆在铁钩上绳子的牢固性，在未检查所捆绳子是否有松动的情况下，便往下吊光伏设备，导致光伏设备在往下吊的过程中因绳索松动而脱落，砸到在车厢上接光伏设备的王阿慢，致其当场死亡，故胡鹏、巨正兵等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的过错，陈瑜与胡鹏、巨正兵等人亦形成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陈瑜作为被帮工人应对胡鹏、巨正兵等人从事帮工活动导致王阿慢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陈瑜与胡鹏、巨正兵等人将太阳能光伏设备往下吊到车厢的行为，减轻了王延利自己装车的劳动成本和劳动时间，间接上也构成对王延利的帮工。死者王阿慢在车厢上接太阳能光伏设备，间接上也是帮陈瑜接卸，属于为陈瑜间接帮工，陈瑜间接上也是受益人。根据陈瑜在本案中的过失、其帮工人过错大小、作用等方面分析，陈瑜的过错较大，故陈瑜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本案中，死者王阿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帮工活动时，应当知道将光伏设备从高处往下吊的高空作业危险性，其未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未佩戴安全帽等防护设备，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酌情由陈瑜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延利承担20%的责任，死者王阿慢承担10％的责任。本案中，因梁天杯与王阿慢的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梁天杯对王阿慢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作为死者王阿慢的近亲属，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偿权利，故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给死者王阿慢操办后事过程中产生的误工费2000.00元，因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的该误工费无具体人数、具体天数，不予支持。发生事故后，王延利已支付20000.00元，陈瑜已支付80000.00元，应予扣除。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以2018年的赔偿标准计算损失，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0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00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9170.00元。具体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给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有关赔偿费用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一年以上；第二，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本案中，虽然死者王阿慢的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望谟县。但王阿慢从2015年1月20日起在望谟县城租房居住照顾孩子读书和务工，其主要收入来源及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因此，王阿慢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故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死亡赔偿金631840.00元（31592元／年×20年＝631840.00元），予以支持。（2）丧葬费：33976.00（67952.00元／年÷12×6＝33976.00元）。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33965.0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所作的处分，故支持33965.00元。（3）精神抚慰金：本案中因王阿慢的死亡，使其家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但其主张精神抚慰金30000.00元较高，因此，结合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酌情支持20000.00元。（4）交通费：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主张交通费1000.00元，虽未提供证据证实，但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予以支持。（5）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庭审查明王功霞2008年5月3日生（现年满十一周岁，在望谟县城读书）、王秋2009年5月14日生（现年满十周岁，在望谟县城读书）、王妈谈1949年7月3日生（现年满70周岁）；王妈谈共生育有六个子女，均健在。故被抚养人生活费为：①王功霞扶养费：20788元／年×7年÷2人＝72758.00元②王秋扶养费：20788元／年×8年÷2人＝83152.00元。③王妈谈扶养费：9170元／年×10年÷6人＝15283.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额。本案中，被抚养人有三人，故第一年至第七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788.00元／年×7年＝145516.00元、第八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788元／年÷2人×1年＋9170.00元／年÷6人×1年＝11922.00元、第九年至第十年的被扶养人为9170.00元／年÷6人×2年＝3056.00元。故被抚养人生活费总计为：145516.00元＋11922.00元＋3056.00元＝160494.00元。上述五项损失共计：847299.00元。扣减王延利已支付的20000.00元，王延利还应当赔偿149459.80元（847299.00×20%-20000.00元）；扣减陈瑜已支付的80000.00元，陈瑜还应赔偿513109.30元（847299.00元×70%-80000元）。据此，一审判决：一、限陈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因王阿慢死亡遭受的各项损失513109.30元（已扣减陈瑜支付的80000.00元）。二、限王延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因王阿慢死亡遭受的各项损失149459.80元（已扣减王延利支付的20000.00元）。三、驳回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51.08元，由陈瑜承担8715.75元，王延利承担2490.23元，梁正紧、王功霞、王秋、王妈谈承担1245.10元。 二审中，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陈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比例如何认定；二、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王阿慢死亡的各项损失是否恰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王延利向陈瑜协商购买太阳能光伏板设备，约定陈瑜负责拆卸太阳能光伏板并从三楼搬运至一楼。为此，陈瑜叫来巨正兵、胡鹏等人为其搬运光伏板，而陈瑜未与巨正兵、胡鹏等人协商报酬一事，故巨正兵、胡鹏等人应当属于义务帮工人，陈瑜属于被帮工人。因下楼的门窄小、不便于搬运且较慢，陈瑜提出用绳索将太阳能光伏设备从楼顶往下吊。在此过程中，陈瑜作为被帮工人，选择使用从三楼直接往下吊太阳能光伏板，其应当知道其行为系高危作业，应尽最大的注意义务作好相应的安全防范，但其帮工人胡鹏、巨正兵在未检查好所捆在铁钩上绳子的牢固性，在未检查所捆绳子是否有松动的情况下，便往下吊光伏设备，导致光伏设备在往下吊的过程中因绳索松动而脱落，最终导致王阿慢死亡。而王阿慢在车厢上接太阳能光伏设备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帮陈瑜接卸，属于为陈瑜帮工，陈瑜是受益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的规定，一审综合陈瑜在本案中的过失、其帮工人过错大小、作用等方面分析，认定陈瑜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梁正紧等人一审举证证明王阿慢与梁正紧夫妻二人自2015年1月20日起租住在望谟县城，以便务工以及照顾二人共同生育的孩子王功霞、王秋；王功霞、王秋均就读于望谟县王母街道第三小学。上述事实有租房合同、相关证人证言的陈述、以及村委会证明等在卷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复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的精神，一审以城镇标准计算梁正紧等人因王阿慢死亡而遭受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陈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51.08元，由上诉人陈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简坤 审 判 员 石鑫 审 判 员 付君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吕娜 书 记 员 唐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