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简胜昌，男，汉族，1974年2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干涛，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格清，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树斌，男，汉族，1971年5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雅莲，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82号3座28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03999697G。法定代表人：郑某某。原审被告：黄捷，女，汉族，1975年3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陈昱霖，男，汉族，1985年3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审被告：吴波，男，汉族，1976年11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简胜昌因与被上诉人方树斌及原审被告华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5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胜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方树斌针对简胜昌的所有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方树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中立原则及处分原则，判决内容超出方树斌的诉讼请求范围，严重损害了简胜昌的诉讼权利。方树斌在一审起诉时，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诉请简胜昌及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在各自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开庭前，方树斌变更了诉讼请求，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诉请简胜昌及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对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陈述了新的事实与理由并提交了新证据。方树斌上述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属于对自身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根据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及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应当针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裁判。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已明确认定方树斌主张简胜昌及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对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理应判决驳回方树斌的诉讼请求。然而，一审法院却判令简胜昌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判决已超出方树斌的请求范围。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上的权利以及请求法院做出具体判决的要求，是当事人希望获得何种范围和方式的救济的意思表示，不管是程序还是实体，诉讼请求都是案件的起点，裁判的落点，人民法院只得依据中立以及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不得超出。在本案当中，方树斌已明确变更其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应承担相应的诉讼结果，一审法院应严格依照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判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应主动偏袒方树斌，超出其诉讼请求的范围作出对方树斌有利的判决。此外，诉讼请求变更前后，审理案件所适用的法律以及对于相关事实查证和认定的标准均有显著差异。一审庭审过程是围绕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的，简胜昌的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的行使也均针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来进行。然而一审法院却在庭审焦点之外作出超范围裁判，导致简胜昌未能就超出诉讼请求范围部分作出相应的答辩、提出相应的辩论意见并举证。一审法院的超范围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未经各方当事人充分辩论，这直接损害了简胜昌的诉讼权利，对简胜昌显著不公。二、一审法院认定简胜昌抽逃出资并承担相应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仅凭方树斌的推测；此外，简胜昌是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吴波持股，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郑某某，简胜昌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可能是抽逃出资或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人，即使认为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也应由抽逃出资行为人郑某某来承担相应责任，简胜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现有证据显示，华亿资产公司设立及增资时的出资款均已足额经过验资，方树斌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虚假投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方树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公司活期明细》显示，在华亿资产公司设立及增资时，都有足额现金货币从简胜昌名下账户转账至华亿资产公司账户并经过验资；方树斌对于《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同》及《矿产资源投资合作协议书》等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只是其单方面的推测，不足以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虚假投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二）简胜昌是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吴波持股,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郑某某，简胜昌从未参与华亿资产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可能是抽逃出资或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人，即使认为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也应由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人郑某某来承担相应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上述司法解释对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进行了列举，此外，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前提为该股东是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人。本案中，简胜昌提供身份证原件给相关人员办理华亿资产公司法人设立登记手续，简胜昌是代实际股东吴波担任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股东，简胜昌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未从中获取任何收益。2011年7月21日华亿资产公司成立后，随即于2011年8月8日增资（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当时，简胜昌对华亿资产公司的该次增资毫不知情，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中的简胜昌签名均是他人冒签，增资款的缴付也是他人一手操作。简胜昌对于华亿资产公司收到增资款后的对外投资行为更是毫不知情，对于华亿资产公司与方树斌的借贷关系也无从知晓。即使华亿资产公司收到增资款后的对外投资行为被认定为抽逃出资，也与简胜昌无关，因为简胜昌既未自行实施或指示其他人员实施该种对外投资行为，也未协助、配合其他股东实施该种对外投资行为。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法定代表人郑某某，华亿资产公司注册、增资、印章证照管理以及一切人事管理、经营管理、资金往来都是由郑某某掌握和操控。方树斌的另案[二审案号为（2017)粤03民终12330号]判决可以对上述情况予以佐证。可见，即使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抽逃出资的行为人是郑某某，而非简胜昌，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应由郑某某承担。一审判决认为简胜昌在2011年12月6日向黄捷、陈昱霖转让华亿资产公司股权时应当知晓自己“被增资”，假设一审判决的该种事实认定成立，则简胜昌直至2011年12月左右才知晓自己“被增资”，简胜昌无法在2011年7月27日至8月9日期间实施将增资款抽逃的行为。三、因华亿资产公司增资决议的效力纠纷一案正在审理中，现尚不能确认华亿资产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为6000万元，即使要求简胜昌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相应的补充清偿额也不能确定为2700万元。简胜昌未参加华亿资产公司于2011年8月8日关于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的股东会，该股东会决议不能成立。就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落款处“简胜昌”签名是否是简胜昌本人签名这一问题，罗湖区人民法院在（2017）粤0303民初1951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作出粤众[2018]文鉴字第060-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落款处“简胜昌”签名不是本人笔迹。现该案件已进入二审阶段，二审案号为（2019）粤03民终1494号，法院定于2019年5月15日开庭审理。因此，尚不能确认华亿资产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为6000万元，即使要求简胜昌对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相应的补充清偿额也不能确定为2700万元，须待法院于（2019）粤03民终1494号案件中，对华亿资产公司2011年8月8日关于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作出终审判决之后，方能确定简胜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额度范围。四、本案的实质是方树斌和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某相互勾结，郑某某以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向方树斌借款，二者互相配合将郑某某个人债务转嫁给华亿资产公司，最终目的是通过本案非法获取简胜昌的财产。华亿资产公司和方树斌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案件[案号：（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虚假诉讼迹象明显，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某相互勾结，最终目的是通过本案[案号：（2017）粤0304民初15867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来攫取简胜昌的财产。方树斌在（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案件中为获取有利判决，回避包括简胜昌在内的华亿资产公司股东的抗辩，主动撤回对简胜昌等相关当事人的起诉；同时，华亿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某仅为自己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却没有给华亿资产公司聘请诉讼代理人，郑某某本人也未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庭应诉，导致华亿资产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均缺席审理，丧失诉权。可见方树斌和华亿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某共同配合，利用法院缺席判决，成功将郑某某的个人债务转嫁给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以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向方树斌借款，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都是郑某某本人，本应属于郑某某的个人债务，这一事实由人民法院在（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案件及二审（2017）粤03民终12330号案件判决中查明确认。方树斌在本案中也确认简胜昌只是挂名股东。方树斌和华亿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某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方树斌提供资金，郑某某负责对外放款）。为了弥补民间借贷项目的资金损失，方树斌和郑某某相互勾结，巧妙设局，通过对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的撤诉，并让华亿资产公司缺席审判，回避了案件其他当事人的抗辩，成功将个人债务转嫁给华亿资产公司。然后，方树斌再通过本案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来非法获取简胜昌的财产。简胜昌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一、即使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在简胜昌已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后，应当由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人郑某某等人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简胜昌已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股东出资款已转为华亿资产公司的独立财产。若法院坚持认为华亿资产公司依照《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同》及《矿产资源投资合作协议书》等合同的转款行为属于抽逃出资，则也应当由实施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人来承担相应责任。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郑某某，简胜昌仅为名义股东，从未参与华亿资产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可能是抽逃出资或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对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进行了列举，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前提为该股东实施或参与了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利益的具体侵权行为。本案中，简胜昌代实际股东吴波担任华亿资产公司的名义股东，仅提供身份证给相关人员办理华亿资产公司设立登记手续，对于用于注资的银行账户的开户毫不知情，从未参与华亿资产公司的注资与验资，更不可能知道华亿资产公司将资金转出的情况。根据商事登记的外观主义原则，简胜昌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登记股东，对华亿资产公司负有出资义务。一方面，简胜昌虽然仅是名义股东，也不能免除此种法定的股东出资义务；另一方面，简胜昌作为未参与任何验资事宜也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名义股东，对华亿资产公司的义务和责任也仅限于实缴出资。在华亿资产公司设立时，他人提供资金为名义股东（即简胜昌）实缴出资之后，简胜昌对华亿资产公司所负义务即履行完毕。在2011年7月21日华亿资产公司成立之后，郑某某等人是否实施了将华亿资产公司注册资本抽逃的侵权行为，简胜昌对此既未参与也毫不知情，简胜昌从未参与华亿资产公司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未从华亿资产公司获取任何收益，未对华亿资产公司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也未参与或同意他人实施针对华亿资产公司的侵权行为，因此，简胜昌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侵权责任。对于2011年8月8日华亿资产公司增资（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一事，简胜昌在当时是毫不知情的，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中的简胜昌签名均是他人冒签，增资款的缴付也是他人一手操作。即使华亿资产公司收到增资款后的对外投资行为被认定为抽逃出资，也与简胜昌无关，因为简胜昌既未自行实施或指示其他人员实施该种对外投资行为，也未协助、配合其他股东实施该种对外投资行为，简胜昌直至出让华亿资产公司股权之后对该种对外投资行为仍是不知情的。在简胜昌客观上已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后，郑某某操作华亿资产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同》及《矿产资源投资合作协议书》等合同并转款的行为若被认定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也与简胜昌无关。一审判决混淆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与股东承担抽逃出资侵权责任之间的界限，未审查股东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即实施或参与了抽逃出资）这一侵权责任构成的最基本要件，认为只要公司的注册资本被抽逃，那么所有的股东都要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的这一错误逻辑既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也对“被增资”“被抽逃出资”的简胜昌极不公平。此外，一审判决无视有限责任制度这一公司法的基石，将郑某某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扩大至所有股东，包括未实施抽逃出资侵权行为的简胜昌。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公司法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二、简胜昌是名义股东，虽然客观上已完成股东出资义务，但是实际中简胜昌从未参与公司注资与验资。华亿资产公司2011年8月8日将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至6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简胜昌”签名是伪造的，公司增资不是简胜昌的真实意愿，至少对于注册资本增加的部分，简胜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简胜昌是名义股东，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如前述，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郑某某，公司注册、增资、印章证照管理以及一切人事管理、经营管理、资金往来都是由郑某某掌握和操控。公司设立时，应实际股东吴波及郑某某的要求，将身份证出借供公司注册办理手续使用，公司成立后即将身份证取回。简胜昌从未参与公司的注资与验资。华亿资产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1日，在2011年8月8日不足一个月时，即通过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但该决议上“简胜昌”的签名是伪造的，股东会没有召开，该决议应当被认定为不成立。就上述伪造签名的事实，简胜昌在一审中提交补充证据“粤众[2018]文鉴字第060-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简胜昌也已另案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诉讼，该案二审案号（2019）粤03民终1494号，由法院审理中。在2011年8月8日，尾号为7744的注资账号不是简胜昌本人开立，而是由案外人何某以“代理人”身份代简胜昌开立。但是，简胜昌对增资一事并不知情，也从未给过他人授权去银行代开账户。就上述注资账号不是简胜昌本人开立的事实，简胜昌在一审中提交补充证据“简胜昌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布吉支行账户的开户资料及资金流水”予以证明。由此可见，华亿资产公司2011年8月8日将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至6000万元不是简胜昌的真实意愿，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某一手操作，导致简胜昌的出资额由90万元增加至2700万元。鉴于此，至少对于简胜昌出资额增加2610万元部分，简胜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中立原则及处分原则，判决内容超出方树斌的诉讼请求范围，损害了简胜昌的诉讼权利；虽然简胜昌仅是名义股东，但是已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方树斌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即使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也应当由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人郑某某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由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的简胜昌承担责任；简胜昌从未参与公司注资与验资，公司增资不是简胜昌的真实意愿，至少对于注册资本增加的部分，简胜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方树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方树斌诉请的要求简胜昌等出资不实的股东在各自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华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调整为承担较轻的补充赔偿责任，只是债务承担责任方式的变化，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告不理”的原则，程序合法。方树斌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请求判令简胜昌等股东对华亿资产公司不能清偿方树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其应对华亿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遂依法判决。补充赔偿责任与连带清偿责任相比，承担人享有在对主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之前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权，故其责任轻于连带清偿责任，所以一审判决事项并未超出方树斌的请求范围。正如一审判决所指出的“本案系债务承担责任方式的判决”，也就是说，对于债务人承担债务的责任方式，由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性质进行判断，并作出最终裁决。而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也询问过方树斌将责任承担方式由原补充责任变更为连带责任的原因，方树斌明确回答法庭因连带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重于补充责任，所以方树斌主张简胜昌等股东对华亿资产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经包含承担补充责任在内。另外，在方树斌变更诉讼请求以后，一审法院也给予了简胜昌相应的答辩和举证时间，案件重新确定时间后开庭。庭审中，方树斌明确表示原民事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不变，原来提供的证据也继续提供，只是在责任方式上选择对自己权利保护更加有利和周到的方式而已。因此，简胜昌上诉称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依法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包括简胜昌在内的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确凿，依据充分。一审过程中，方树斌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华亿资产公司股东的初始出资和后续的增资均存在抽逃的情况。华亿资产公司尾号为4510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简胜昌与华亿科技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000000元于2011年7月20日进入华亿资产公司验资账户，7月27日上述资金中的1998960元即转入深圳市沈某机房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某公司）的账户，而在深圳市罗湖区市场监管局的调查中，华亿资产公司提供了与沈某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合资项目为宝安区西乡街道天虹商场一至五层垂直电梯及手扶电梯的设备组装，但方树斌从公开网页新闻以及上市公司天虹商场公布的年报中可以明显看出矛盾百出，简胜昌主张向天虹商场提供电梯，而天虹商场所租赁的场地在上述合同签订时还未建成，场地不可能形成租赁关系。由此可见，华亿资产公司与沈某公司签订的电梯合同纯属子虚乌有，虚构事实，欺骗市场监管机关的调查。其他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沈某公司注册地址的物业管理公司证明，该地址从未有沈某公司在此经营过，沈某公司早就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公司下落不明。而增资部分的款项，在增资款进入华亿资产公司的账户后，前后仅停留短短的6分钟，即全额悉数转出，分毫不差。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罗湖市场监督局）调查过程中，华亿资产公司虽提供了一些合同，但合同所涉内容均系一些无法追查的事实，合同相对方注册地址虚假，且所有合同相对方均经营异常而下落不明，华亿资产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一份证据证明所签署的这些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因此，所谓的合同均系华亿资产公司为逃避市场监管机关的调查所杜撰出来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就是说，华亿资产公司股东的初始出资和增资款虽然由股东账户转入公司验资户，但均被转移一空，事后这些款项分文没有转回公司，去向不明。华亿资产公司的上述情形完全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特征，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简胜昌等股东抽逃出资证据确实充分，并无错误。简胜昌上诉状中主张公司设立和增资时，都有足额现金货币存入并经过验资，认定华亿资产公司股东抽逃出资依据不足的说法不能成立。另外，简胜昌承认华亿资产公司的增资款系他人缴付，也侧面证明了其根本没有履行增资款的缴付义务。三、简胜昌主张系华亿资产公司名义股东，代吴波持有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份，该主张不能对抗作为债权人的方树斌。1.简胜昌以其持有的股份系代吴波持有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于法无据。首先，简胜昌称其系代吴波持有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份，但是没有提供代持协议，也未提供吴波不方便持有华亿资产公司股份的事实和理由。其主张仅为单纯的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次，即便简胜昌确实存在与吴波之间的代持关系，也不能对抗作为债权人的方树斌。因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即使简胜昌确存在代持股份情形，可在承担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而不能以此对抗方树斌，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2.简胜昌实际上参与了华亿资产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华亿资产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简胜昌系华亿资产公司的监事，且从2011年成立至今一直都担任该职务，华亿资产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条明确了监事的职权有4项，其中包括对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简胜昌称从未参与华亿资产公司的经营管理与事实不符。3.简胜昌还诉称其不是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人，所以不应承担责任，该说法与法律规定不符。《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中所列举的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其中第二种“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即属于本案的情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公司股东存在上述情形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法院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处规定并未要求承担责任的股东必须是亲自实施上述抽逃行为，简胜昌将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账号交由他人实施抽逃行为亦应包括在内。所以简胜昌以自己未亲自实施上述抽逃行为为由不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适用的是此条款的前半部分，抽逃出资的股东就是指简胜昌，而并不是适用的后半部分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人员的连带责任。因此，简胜昌以不是实施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人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理由不成立。四、简胜昌还妄称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某相互勾结，巧妙设局，图谋简胜昌的财产，该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判决书已经于2018年1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方树斌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方树斌穷尽了一切执行手段，甚至向全社会公开悬赏，但该案至今分文未获执行，目前案件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五、方树斌在前案中撤回对股东的诉讼是基于民间借贷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在前案审理过程中，方树斌确曾将华亿资产公司及其所有股东均列为被告，要求华亿资产公司还本付息，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但在前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承办法官提出，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方树斌要求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主张的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故而方树斌先撤回了对各股东的诉讼，转而另行起诉华亿资产公司股东，所以根本不存在简胜昌所主观揣测的巧妙设局，攫取简胜昌财产的问题。简胜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出借身份证以及代他人注册公司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知，简胜昌这样做属于自甘冒险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简胜昌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在知晓“被增资”的情况下，其救济途径应该是及时请求撤销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举报冒名人的有关行为、按增资金额缴足出资后再转让股权抑或是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而不是在明知增资款未实际到位的情况下以规避风险为由对外转让股权。因此，简胜昌完全可以向相关的责任方主张权利，而不能以此为借口对抗债权人的债权，甚至损害债权人利益。方树斌针对简胜昌补充的事实和理由辩称：一、简胜昌对中介以垫资的方式代其出资的事实认可，但是却对垫资款以虚构债权债务的方式即刻转出的事实不予认可，这是自相矛盾的。简胜昌在上诉状中也认可从未以任何方式自行出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中介垫资的款项进到公司账户以后已经属于出资，之后将款项转走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并无错误。二、简胜昌主张与实际股东吴波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某有内部的承诺书和确认书为由不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因为简胜昌与吴波以及郑某某的约定属于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债权人。三、简胜昌还主张只是公司的名义股东，只是将身份证出借给吴波代为办理公司注册的手续，但实际上根据其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所确定的事实，简胜昌在公司注册时不仅将身份证交给他人用于注册，而且委托他人办理银行开户手续，在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时，为规避可能代来的风险明知公司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将股权以1元转让给他人。在罗湖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先后有两份文书司法鉴定，鉴定的结论相互矛盾，该法院的判决并未认定增资协议中简胜昌的签名不是其签名。因此对于华亿资产公司的初始投入和增资款简胜昌没有出资，由中介机构出资以后又抽逃，一审判决认定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答辩意见。方树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对华亿资产公司所欠方树斌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按照月息1.8%计算，自2014年6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在各自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互相承担连带责任；2.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后方树斌变更诉讼请求，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对华亿资产公司所欠方树斌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按照月息1.8%计算，自2014年6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华亿资产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1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简胜昌和华亿科技公司，出资额分别为90万元和110万元。同年8月8日，华亿资产公司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增至6000万元，简胜昌和华亿科技公司的出资额分别为2700万元和33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45%和55%。同年12月6日，简胜昌分别与黄捷、陈昱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15%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黄捷，15%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昱霖。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载明华亿资产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简胜昌实际出资2700万元，出资比例为45%。简胜昌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2014年11月21日，黄捷、陈昱霖又分别将各自持有的华亿资产公司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华亿科技公司。华亿资产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载明，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权利。第二十五条载明，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据方树斌提交的华亿资产公司建设银行尾号为4510的活期账户2011年7月20日至2011年9月14日流水显示，2011年7月20日，简胜昌通过尾号为9132的账户、华亿科技公司通过尾号为4503的账户分别向该账户支付了90万元和110万元，2011年7月27日，该账户向沈某公司汇入1998960元。2011年8月9日，华亿资产公司尾号为4470的账户向4510号账户汇入5800万元。当日，该账户分别向深圳市凯XX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XX公司）、南昌市XX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XX公司）汇入350万元和5450万元。至2011年9月14日期间，该账户内的资金变动金额较小，均为几百元不等，交易对象没有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据方树斌提交的华亿资产公司建设银行尾号为4470的活期账户2011年8月9日的流水显示，该日，简胜昌通过尾号为7744的账户、华亿科技公司通过尾号为4503的账户分别向该账户支付了3190万元和2610万元。当日，该账户向华亿资产公司的4510号账户转出5800万元，华亿资产的4470号账户于该日销户。2011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方树斌与案外人华亿资产公司、卢治某、卢焕某签订数份借款协议和补充合同。2014年，方树斌以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卢焕某、卢治某、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未偿还借款为由，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偿还借款860万元及相应利息；卢焕某、卢治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在虚假出资6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股东连带责任，并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卢焕某、卢治某、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承担律师费42000元。该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3411号民事判决，载明，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之间存在长时间的多笔巨额借款资金往来，方树斌仅选择其中的两笔借款提起诉讼，而在该两笔借款后，华亿资产公司均有超出借款金额的还款，郑某某提交的证据证明借款人在借款后的还款超出了方树斌的诉讼请求。据此，判决驳回方树斌的全部诉讼请求。2015年，方树斌以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卢治某、卢焕某未履行前述借款合同的250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还款和担保责任，借款实际由华亿资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使用，郑某某应承担连带责任，简胜昌、吴波、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应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为由诉至该院，后方树斌撤回对简胜昌、吴波、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的起诉。该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告方树斌和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卢治某、被告卢焕某分别于2011年11月26日、2012年1月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于2012年2月29日签订的《借款补充合同》，解除方树斌和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6日、2014年5月27日签订的《借款补充合同》；二、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方树斌偿还借款本金2500万元；三、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方树斌支付利息（以25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8%自2014年6月15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方树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方树斌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方树斌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说明称，当时之所以以860万元在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因无法交纳2500万元产生的案件受理费。该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2330号民事判决，载明，华亿科技公司持有华亿资产公司85%的股权，郑某某持有华亿科技公司99%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郑某某通过华亿科技公司持有华亿资产公司的股权，为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某在二审期间应该院要求提交其收取涉案借款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该账户流水明细显示，在收取方树斌支付的借款后，款项并未转入华亿资产公司的账户，资金流向有转至郑某某的其他个人银行帮户，用于个人支出、支付提成款和报销员工支出费用等公司用途的支出。郑某某出具一份《关于方树斌借款的使用说明》称，华亿资产公司的绝大部分资金往来都是通过个人账户，我作为法定代表人，用我的私人账户比较多。根据郑某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其在《关于方树斌借款的使用说明》中的陈述，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且该账户中的资金部分用于其个人事项支出。郑某某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无法区分，存在混同。郑某某用其个人账户收取方树斌支付给华亿资产公司的借款后，既没有将该资金转入公司账户，也无法证明该款项已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同时也无法证明郑某某的个人财产与华亿资产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人为华亿资产公司，但郑某某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情形，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郑某某应当对华亿资产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民事判决第一至三项；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被上诉人郑某某对原审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卢焕某对原审被告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上诉人方树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卢焕某、卢治某未履行义务，方树斌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粤0304执2748号之一民事裁定，称，该院依法扣划的被执行人名下存款17483.45元已优先支付诉讼费用，被执行人郑某某名下车辆未实际扣押，无法处分，被执行人郑某某名下房产为轮候查封，暂无法处分，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郑某某、卢焕某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9211号案的终审判决，即（2017）粤03民终12330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0日，该院作出（2018）粤民申580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郑某某、卢焕某的再审申请。另查，2014年9月28日，郑某某（甲方）、吴波（乙方）以及华亿资产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经营民间借贷业务。该协议书载明：截至2014年9月28日，甲乙双方共同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形成坏账10427000元，该部分坏账由乙方接手，乙方向甲方支付10427000元，该坏账债权归乙方所有，除前述坏账外，其他业务均已结清，乙方和丙方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方树斌主张该协议书可以作为认定华亿资产公司已经解散的证据。2014年12月11日，吴波向简胜昌出具《确认书》，称，2011年7月，吴波与郑某某协商共同成立公司，因吴波不方便做股东，故要求简胜昌代为持股，公司的注资、增资、印章证照管理以及公司的一切经营均由郑某某负责，简胜昌未参与公司经营、既未出资也未收取过任何收益，简胜昌对借款事宜毫不知情。2015年11月5日，郑某某、华亿资产公司向简胜昌出具《承诺书》，称，1、方树斌起诉的民间借贷一案，如简胜昌需承担责任，则由郑某某、华亿资产公司承担；2、简胜昌名下的华亿资产公司的股权立即出让给指定人员，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3、华亿资产公司的债权债务及经营事项均与简胜昌、吴波等人无关，如因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或其它纠纷造成简胜昌、吴波遭受经济损失，则简胜昌、吴波的全部经济损失，由郑某某、华亿资产公司承担。郑某某在9211号案二审期间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其个人账户流水，该流水中未有郑某某向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转账的记录。而郑某某在《关于方树斌借款的使用说明》则载明“华亿资产公司是民间借贷公司……民间借贷公司的资金进出按照行规绝大部分都是走个人账户进出……华亿资产公司的绝大部分资金往来都是通过个人账户，我作为法定代表人，用我的私人账户较多，但其他人员的账户也有用，比较常用的还有杨某某、张某某、杨某某2、卢焕某等……”。再查明，2017年，简胜昌以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为被告在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0303民初19517号，要求确认华亿资产公司2011年8月8日关于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立即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进行的变更登记。1951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罗湖区人民法院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2011年8月8日的《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和《2011年8月8日深圳市华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处股东签名处签名“简胜昌”是否出于简胜昌笔迹。该鉴定所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粤众[2018]文鉴字第06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前述两份文件中的签名笔迹“简胜昌”出自其本人。2018年4月24日，简胜昌要求补充鉴定。2018年6月6日作出粤众[2018]文鉴字第060-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撤回粤众[2018]文鉴字第06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前述两份文件中的签名字迹“简胜昌”均不是出自简胜昌笔迹。简胜昌还提交了其尾号为7744号的银行账户的开户申请表及流水，该申请表显示该银行账户由他人代为开立，开户时间为2011年8月8日。2011年8月9日，该案外人廖某某、谢某某、凯XX公司分别向该账户转入10万元、240万元和2360万元，当日，该账户向华亿资产公司4470号账户转入2610万元。简胜昌称该账户由何某某冒名代开，并用担保公司的过桥资金进行虚假增资。再查明，2016年3月24日，方树斌向罗湖市场监督局举报华亿公司涉嫌虚假出资。该案调查过程中，华亿资产公司向罗湖市场监督局提交了其与沈某公司于2011年7月2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合资项目为宝安区西乡街道天虹商场一至五层垂直电梯及手扶电梯的设备组装；与凯XX公司于2011年8月1日签订的《投资合同》，与南昌XX公司于2011年8月1日签订的《矿产资源合作投资协议书》，合作项目为收购江西矿产资源。方树斌则提交了互联网上的新闻报道及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拟证明天虹商场西乡店所在的合正汇一城于2012年6月25日才入伙，而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拟于2012年4月26日才公告拟租赁合正汇一城部分物业。2016年8月12日，罗湖市场监督局分别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福田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市场监督局）、南昌市青山区湖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两协助调查单位回复称，沈某公司、南昌XX公司均不在其登记住所办公、从事经营活动，均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而凯XX公司亦于2012年12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罗湖市场监督局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深市监罗告字[2016]3号《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称“案件调查终结，认定当事人违法证据不充分……对本案予以销案。”方树斌对前述销案决定不服，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销案决定，对举报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该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6）粤0308行初2137号行政判决书，载明：“针对方树斌华亿资产公司虚假出资的投诉，被告履行了一定的调查职责，调查了华亿资产公司注册、增资时的银行账户及相应的账户清单，向华亿资产公司进行了调查询问，还调查了华亿资产公司资金转出对象的情况。通过这些调查发现，华亿资产公司注册时的资金在七天后几乎全部转入沈某公司，而华亿资产公司增资时的资金5800万元在资金进入华亿资产公司账户几分钟内分别转入凯XX公司、南京XX公司，而接受华亿资产公司资金的三家公司均存在经营异常，无法取得联系，其中南京XX公司更是被发现提交虚假材料注册登记。面对这样的异常情况，华亿资产公司仅提交三份投资合同，未提交合同履行情况证据，未提交股东注册、增资资金来源说明，也没有提交从三家公司转入资金至华亿资产公司账户的证据，难以消除普通人对虚假出资的合理怀疑……仅凭三份投资合同不能认定华亿资产公司虚假出资的违法事实不成立，被告对于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疑点不继续调查或移送公安机关调查，而是简单以认定当事人违法证据不充分作出销案处理，并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据此，该院判决撤销罗湖市场管理局的销案决定，责令罗湖市场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方树斌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罗湖市场管理局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粤03行终515号民事裁定，认为罗湖市场管理局针对华亿资产公司是否虚假出资而作出的被诉销案处理决定并未对方树斌的权利产生增设或减少的实际影响，方树斌与被诉销案决定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方树斌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要件，故裁定驳回方树斌的起诉。庭审时，方树斌称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未出资，违反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第26条第1款的规定，同时，由于生效判决认定华亿资产公司的人格被否定，故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也违反了《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的规定。方树斌主张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由于生效判决认定华亿资产公司的人格被否定，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连带责任已经包含了补充清偿责任。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尾号为4510的活期账户流水、尾号为4470的活期账户流水、（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3411号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211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2330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304执274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申5801号民事裁定书、《协议书》、《确认书》、《承诺书》、郑某某个人账户流水、（2017）粤0303民初19517号民事起诉状、《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2016）粤0308行初2137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在华亿资产公司人格被否定的情况下，各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以及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是否已经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针对焦点一，该院认为，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为避免股东借用公司的独立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公司法规定了“刺穿公司的面纱”，在特定情形下否认公司法人格，由股东直接承担责任的制度。但股东是否滥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损害债权人利益应有严格限制以避免损害公司制度存在的基础。本案中，生效的法律文书载明“华亿科技公司持有华亿资产公司85%的股权，郑某某持有华亿科技公司99%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郑某某通过华亿科技公司持有华亿资产公司的股权，为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某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情形，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据此否定了华亿资产公司的人格，并判决郑某某就华亿资产公司向方树斌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此可见，华亿资产公司的人格被否定，是基于实际控制人郑某某的个人财产与华亿资产公司的公司财产混同，郑某某实施了侵权行为，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为个案中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对失衡的公司利益进行事后规制，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简胜昌、吴波、黄捷、陈昱霖的个人财产也与华亿资产公司的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利用公司的独立地位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司人格否认后的债务承担应仅限于实施了利用公司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股东，不能扩大适用于所有股东，否则则动摇了公司制度的基石，也对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股东不公平。方树斌主张华亿科技公司、简胜昌、黄捷、陈昱霖、吴波对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该院认为，出资是公司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同时也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从方树斌提交的华亿资产公司尾号为4510号的银行账户流水来看，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在华亿资产公司成立时已足额出资，履行了股东的基本义务，而从增资时的流水来看，增资的金额也已经支付至华亿资产公司的账户，方树斌主张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关于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华亿资产公司尾号为4510号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的资金于2011年7月20日进入华亿资产公司账户，2011年7月27日，华亿资产公司向沈某公司支付了1998960元，在罗湖市场管理局的调查中，华亿资产公司提交了其与沈某公司的合同，但该合同载明的项目与方树斌提交的网页新闻相矛盾，另外，关于增资部分，增资款项在进入华亿资产公司账户后，当日即被悉数转出，分毫不差，对于上述出资款项的去向，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相关合同的履行情况，该行为应被认定为抽逃出资。就简胜昌提出的对增资不知情、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答辩意见而言，简胜昌向黄捷、陈昱霖转让股权的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了华亿资产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简胜昌实际出资2700万元，简胜昌也明确其是在知晓公司增资后转让股权的，依据《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出资的规定，即使简胜昌对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不知情，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管理，其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在知晓“被增资”的情况下，其救济途径应该是及时请求撤销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举报冒用人的有关行为、按增资金额缴足出资后再转让股权抑或是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而不是在明知增资款未实际到位的情况下以规避风险为由对外转让股权，简胜昌的相关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应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吴波的责任承担问题。该院认为，简胜昌、吴波均确认吴波是华亿资产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简胜昌是名义股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吴波应对简胜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黄捷和陈昱霖的责任承担问题。该院对于华亿资产公司两个银行账户的流水以及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的出资行为的认定，已在前文中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黄捷、陈昱霖在受让股权时应当要求转让方提供出资的相应凭证，黄捷、陈昱霖理应从银行流水中推断简胜昌的出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黄捷、陈昱霖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由于本案系债务承担责任方式的判决，故不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简胜昌就案外人华亿资产公司对方树斌所负债务【债务包括：本金2500万元，利息按照（2017）粤03民终1233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计息标准（包括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继续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在抽逃出资2700万元的本息（利息分别以应出资额90万元和26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以90万元为基数的利息自2011年7月27日起，以2610万元为基数的自2011年8月9日起均计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华亿科技公司就案外人华亿资产公司对方树斌所负债务【债务包括：本金2500万元，利息按照（2017）粤03民终1233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计息标准（包括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继续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在抽逃出资3300万元的本息（利息分别以应出资额110万元和319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以110万元为基数的利息自2011年7月27日起，以3190万元为基数的自2011年8月9日起均计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吴波、黄捷、陈昱霖对简胜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方树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7200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方树斌预交），由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黄捷、陈昱霖、吴波共同负担。二审中，其他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方树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失信被执行人发布决定书；证据二，限制消费令；证据三，悬赏公告。三份证据共同用以证明方树斌与华亿资产公司、郑某某、卢焕某的案件由于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将相关人员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并限制高消费，发布拘留令，甚至发布250万元的悬赏令，所以简胜昌所称方树斌与郑某某存在串通情形不属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简胜昌以其未参加2011年8月8日股东会、相应股东会决议签名系伪造等理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次股东会作出的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至6000万元并由简胜昌认缴2610万元、华亿科技公司认缴3190万元的决议不成立。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粤03民终149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7）粤0303民初19517号民事判决，驳回简胜昌诉讼请求。在该生效民事判决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简胜昌确认在华亿资产公司成立时提交了身份证原件给相关人员办理手续。2011年8月8日，用户名为简胜昌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的账户开立，开户资料显示，由案外人何某某作为简胜昌的代理人办理该账户的开立，办理时，银行核对了简胜昌及何某某的身份证原件。简胜昌确认2011年12月6日的华亿资产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系简胜昌本人所签。本院再查明：根据华亿资产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简胜昌任华亿资产公司监事。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因此，本案主要围绕简胜昌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简胜昌的上诉请求及其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是否判超所请以及简胜昌是否应就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判超所请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虽然方树斌确以简胜昌等当事人作为华亿资产公司的股东，与华亿资产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为理由之一，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简胜昌等当事人就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同时亦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讼理由以“起诉状和变更诉讼请求书”所载内容为准，而其起诉状则以简胜昌等当事人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情形为主要内容。并且，各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就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方面的问题提交相关证据并进行辩论，而简胜昌等当事人亦未在二审程序中提交新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在已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辩论等基本诉讼权利的情况下，针对方树斌在起诉状中所列的诉讼理由，将方树斌诉请的简胜昌就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调整为补充赔偿责任，由于补充赔偿责任的承担人享有对主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之前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权，其责任轻于连带责任，故一审判决的相应调整并未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亦未判超所请。简胜昌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简胜昌是否应就华亿资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遵守公司章程，按其认缴的出资额或所认购的股份金额，在约定期限内出资并不得抽回出资是股东向公司负有的基本义务，且按期足额出资及不得抽回出资也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内在要求。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了股东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并列明了四种具体情形：（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虽然该司法解释条文删除了原条文中关于“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规定，但此修正正是为适应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以及公司法的相关修订而实施，并不意味着该种行为不应被认定为抽逃出资。本案中，华亿资产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1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简胜昌与华亿科技公司分别出资90万元和110万元。华亿资产公司建设银行尾号为4510的活期账户2011年7月20日至2011年9月14日流水显示，2011年7月20日，简胜昌通过尾号为9132的账户、华亿科技公司通过尾号为4503的账户分别向该账户支付了90万元和110万元，2011年7月27日，该账户向沈某公司转款1998960元。2011年8月8日，华亿资产公司注册资本增至6000万元，简胜昌和华亿科技公司的出资额分别为2700万元和3300万元，简胜昌须增资2610万元（2700万元-90万元），华亿科技公司须增资3190万元（3300万元-110万元）。2011年8月8日，开立以简胜昌为户名的尾号为7744号的银行账户，2011年8月9日，案外人廖某某、谢某某、凯XX公司分别向该账户转入10万元、240万元和2360万元，共计2610万元，当日，该账户向华亿资产公司4470号账户转入2610万元，而华亿科技公司通过尾号为4503的账户亦向华亿资产公司4470号账户转入3190万元。当日，华亿资产公司尾号为4470的账户向4510号账户汇入5800万元，而当日4510号账户分别向凯XX公司、南京XX公司转入350万元和5450万元，共计5800万元。根据上述资金往来情况可知，华亿资产公司所获的原始注册资本200万元，在公司成立后一周内即被基本全额转出，其因股东增资而取得的注册资本5800万元，亦在取得的当日即被全额转出，对此，简胜昌等股东均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该行为系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往来所形成，更未证明该行为经过了公司法定程序。该行为严重侵蚀了公司资本，减损了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简胜昌的任职情况看，华亿资产公司在此期间仅有简胜昌、华亿科技公司两名股东，该两名股东分别持有华亿资产公司45%和55%股份，且简胜昌系华亿资产公司监事，有义务也有能力知悉、监督上述公司大额资本流向；同时，简胜昌确认在华亿资产公司成立之时，即2011年7月，提交了身份证原件用于办理相关手续，户名为简胜昌、尾号为7744号的银行账户系由案外人作为简胜昌的代理人开立，银行在办理时核对了简胜昌及该案外人的身份证原件；简胜昌在（2019）粤03民终1494号案件中亦确认2011年12月6日的华亿资产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股权转让书》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从简胜昌个人的资金流向上看，简胜昌的增资款来源之一系凯XX公司，而在简胜昌向华亿资产公司汇入增资款的同日，华亿资产公司亦向凯XX公司等转回款项，而简胜昌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从凯XX公司等民事主体处获得增资款的合理原因。因此，综合以上情形，可以确信简胜昌作为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在简胜昌并无有效反证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据此判定简胜昌在其抽逃出资27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就华亿资产公司对方树斌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简胜昌关于其仅系公司名义股东，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即使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也非由其作出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且，即使按照简胜昌所述，其仅系名义股东，相关抽逃出资行为系实际出资人所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该司法条文相关释义中明确载明“未履行出资义务”包括“抽逃出资”等多种形式。因此，一审法院判令简胜昌承担上述补充赔偿责任，也并无不当。综上，简胜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800元，由简胜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