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2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女，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长英，女，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鹏，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天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法定代表人：祝军，执行董事。上诉人张文因与被上诉人徐长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9）鲁01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文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1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就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应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一)被上诉人徐长英与天珩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徐长英的付款行为是为了履行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与上诉人张文无关。2018年2月8日天珩公司作为甲方，冯楷清作为乙方，被上诉人徐长英作为乙方陪同人签订《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戛纳荣誉大奖组委会的特别委托，委托天珩公司为戛纳电影天才少年中国总负责人，也是经过严格审核过后符合要求的孩子去参加戛纳电影天才相关活动的唯一输出方。协议书中约定了戛纳电影天才相关活动要求、内容及相关活动，并约定孩子参加戛纳电影天才少年相关活动的总费用为叁万欧元(约24万人民币)。第6.4款约定：经过审核通过后，先付总额的一半作为定金给甲方，拿到邀请函后，再付一半给甲方。协议书签订后，天珩公司执行董事祝军为冯楷清填报相关书面材料，并筹备资料报相关部门予以审核，最终冯楷清拿到了邀请函，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徐长英按协议缴纳了一半的费用(12万元)。即徐长英的交费行为是为了履行其与天珩公司签订的《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与上诉人张文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二)上诉人张文获得12万元是基于上诉人张文与天珩公司执行董事祝军除本案外存在其他款项的分配事宜，与被上诉人徐长英无关。上诉人张文作为电影《上海滩1930》(由祝军执导)的演员统筹副导演，与祝军合作负责招募小演员，双方口头约定了收取款项的分配方案。在合作期间，祝军并未将全部分配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张文。本案冯楷清(徐长英)依据《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交纳费用时，祝军提出将徐长英交纳的款项直接支付给上诉人张文，作为前期祝军因案外人收费而支付给上诉人张文的收益，即该款项的收取与徐长英无关。依据上述内容，上诉人张文认为，虽然徐长英直接将12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上诉人张文，但该行为是基于三方当事人之间各两方分别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形成的“结果”。原审法院在对相关事实未查明清楚的情况下，直接以“结果”认定上诉人张文与被上诉人徐长英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应予纠正。二、被上诉人徐长英之子冯楷清已收到了邀请函，其主张返还12万元无合法依据。《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第6.6条约定：如果因为乙方(徐长英)原因不能参加戛纳电影天才少年活动，所交费用一概不退。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徐长英已收到冯楷清的邀请函(该邀请函统一由祝军发放)，而在办理签证过程中，其因自身原因被拒签导致无法参加戛纳电影节。依据上述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徐长英交纳的费用是不予退还的，即徐长英要求款项的返还无合法依据。基于上诉人张文就各方法律关系的陈述，假设最终法院认定徐长英交纳的款项存在返还的可能性，依据案涉的《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款项的返还主体应是天珩公司而并非上诉人张文。因此，被上诉人徐长英在一审中要求上诉人张文返还12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另原审法院法官在庭审后，上诉人张文作为被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基于庭审情况又向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及相关事实的书面陈述意见，但法官对上诉人在一审补充的书面材料并未进行阅读亦未进行开庭质证，即在对本案事实并未查清的情况下便草率的作出了民事判决书，就该判决内容上诉人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文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徐长英辩称，张文提交的《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根本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合同第8条载明：乙方将按甲方的要求把全部费用转到甲方指定账户上，甲方确定收到乙方的全部费用后，乙方方可参加活动，并且此合同才生效。而一审庭审时，张文已自认其收取的款项没有交付天珩公司，由此可以证明该合同根本没有生效。而就冯楷清参加戛纳电影节一切事宜，全是徐长英委托张文办理，所以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海滩1930》这部电影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张文在上诉状称：“在合作期间，祝军并未将全部分配款项支付给张文，祝军提出将徐长英交纳的《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的费用直接给张文，作为前期祝军因案外人收费而支付给张文的收益”，但根据一审庭审时徐长英提交的其与祝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祝军明确表示他没有收到该款项，也没有让张文私自收费，而款项是张文私自收取的，应当由张文退给徐长英。张文在一审时已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所以张文所述完全是违背事实。一审过程中，张文称其是代替天珩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但张文已自认其收取的款项没有交付给天珩公司，其陈述完全是不合逻辑，前后矛盾，其抗辩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徐长英没有收到过戛纳电影节的邀请函，张文也没有证据证明徐长英已经收到了戛纳电影节的邀请函，所以张文在上诉状的陈述违背事实，是虚假陈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天珩公司辩称，张文从来都不是其公司员工，什么时候收钱、转账其都不清楚，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的，从来没有让张文收过钱。事实与理由：徐长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张文立即归还原告徐长英12万元及利息（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和诉讼保全责任险费由被告张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徐长英委托张文办理其子冯楷清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签证手续、走红毯及与相关影星拍照合影事宜。2018年3月9日，徐长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文支付12万元，张文收到了该款项。后因冯楷清去法国的签证没有办下来，未能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张文称其为天珩公司的副导演，上述事宜均是代替天珩公司办理，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张文认可该款项未支付给天珩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就冯楷清参加戛纳电影节一切事宜，徐长英委托张文办理，并向张文支付费用12万元，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冯楷清因未获得去法国的签证，未能参加戛纳电影节，应当视为张文并未完成委托事项，故张文应当返还徐长英已支付费用。张文未及时履行给付义务，给徐长英造成的损失应当赔付。张文辩称其是代替天珩公司办理，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张文收到费用后并未交给天珩公司，其辩称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徐长英12万元；二、被告张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徐长英利息损失（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700元，公告费600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均由被告张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文提交下列证据：1、《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1份，拟证明两被上诉人之间签订有协议书，后期款项的支付及相关手续的办理均以该协议书为前提条件；2、被上诉人天珩公司法定代表人祝军获得的相关可以办理戛纳少年招集的授权书；3、办签证事宜微信群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共有13人收到邀请函、徐长英亦收到了邀请函；4、上诉人张文与天珩公司法定代表人祝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原始载体及通话录音，拟证明双方为合作关系，并口头约定了相关收益的分配，在该聊天记录中祝军明确被上诉人徐长英的款项直接支付给张文；5、视频资料1份，拟证明上诉人张文与天珩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6、张文、高琳的邀请函，拟证明上诉人张文的邀请函与其他13人的邀请函一致，其他人也依据邀请函参加了戛纳电影节；7、办证事宜微信群聊天记录及张文、高琳拒签函各1份，拟证明徐长英的拒签原因与张文等相同。被上诉人徐长英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一审中已提交，该合同并未生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该授权并不能证明天珩公司已收到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徐长英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转账记录时间为2018年3月9日，此时徐长英已经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张文，该份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徐长英收到邀请函；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均有异议，认为祝军的身份信息无法明确，且祝军与徐长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祝军明确表示没有收到该款项，也没有授权张文收取该款项；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两个视频合成，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邀请函无中文译文亦未经公证或认证程序，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天珩公司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协议第八条明确指出钱款要打到协议上面指定的公司账户或其本人的私人账户，其系帮忙办理签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并没有收到涉案款项，后其好心问主办方，主办方同意出了一个活动的邀请函给徐长英；对证据中徐长英提交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张文与其他13人邀请函均是组委会发出的，祝军已将邀请函发给个人，徐长英也收到了邀请函；对证据4、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阿华的费用是另外一部节目的事情，祝军未授权张文收取戛纳电影节的费用，亦未就合作及款项分配进行明确；对证据6无异议，徐长英已收到邀请函；对证据7无异议，认为徐长英之子冯楷清的签证系因自身原因被拒签，费用不应退还。本院认为，鉴于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天珩公司祝军无异议，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据3、6、7，因上述邀请函等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无中文译文对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4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张文提供了原始手机载体予以印证，对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据5视频资料能够证实张文与祝军之间存在电影拍摄等合作关系，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徐长英因其子冯楷清拍摄电影事宜通过张文与天珩公司法定代表人祝军认识，2018年2月8日，徐长英与天珩公司签订《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戛纳荣誉大奖组委会的特别委托（附委托书扫描原件），甲方（天珩公司）在中国联系符合标准的电影人士去参加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电影节及电影节的相关活动，长片单元、短片单元的征片等，并且委托甲方为戛纳电影天才少年中国总负责人，也是经过严格审核过后符合要求的孩子去参加戛纳电影天才相关活动的唯一输出方。该协议书第2条约定，申请人审核流程：1、先填写戛纳电影天才活动申请报名表；2、由中国总负责人审核；3、由戛纳组委会审核；4、由戛纳市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第3条约定，审核通过后，由戛纳市政府、组委会发官方邀请函。第4条约定，乙方（冯楷清）收到邀请函后，凭邀请函在中国法国领事馆办理赴法签证手续（费用自理）。第6.3条约定，孩子参加戛纳电影天才少年相关活动的总费用为3万欧元；第6.4条约定，经过审核通过后，先付总额的一半作为定金给甲方，拿到邀请函后，再付一半给甲方；第6.5条约定，如果因为组委会原因，乙方未拿到邀请函，甲方将把乙方所交的费用退还给乙方；第6.6条约定，如果因为乙方原因不能参加戛纳电影天才少年活动，所交费用一概不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2018年2月，徐长英委托张文办理其子冯楷清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签证手续、走红毯及与相关影星拍照合影事宜”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冯楷清参加戛纳电影节事宜，2018年2月8日徐长英通过张文与天珩公司签订了《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上诉人张文提供的戛纳荣誉大奖组委会的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天珩公司及祝军系戛纳电影天才少年中国总负责人，张文与天珩公司系合作关系，其系受天珩公司的委托与徐长英等联系戛纳电影天才少年事宜，对此天珩公司法定代表人祝军、徐长英均系明知；且上诉人张文提供的与祝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办签证事宜群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协议签订后，戛纳组委会的审核、邀请函的办理等事宜均系由祝军办理，对于徐长英将协议约定的首期活动费用12万元转给张文，祝军亦是明知且经其同意。上诉人张文与徐长英联系办理戛纳电影天才少年事宜以及收取相关活动费用12万元，均系基于《戛纳电影天才少年协议书》，履行天珩公司职务的行为。综上，本案中张文的行为属履行职务的行为，被上诉人徐长英仅起诉张文并要求其返还活动费用1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活动费用12万元应否返还，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张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裁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徐长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公告费600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均由被上诉人徐长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农泽审判员  刘永刚审判员  宋文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