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崧洋，男，198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禹，北京炜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洁琼，北京炜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恩宁，男，198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原审第三人：黄参昌，男，198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上诉人黄崧洋因与被上诉人康恩宁、原审第三人黄参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崧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崧洋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康恩宁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黄崧洋与康恩宁之间的借款关系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2、一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康恩宁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已还款。3、一审判决先是对本案定性错误，在政策导向下作出了不尊重法律事实的判决结果，这是对债务人不诚信的行为变相鼓励。4、黄崧洋不是职业放贷人，只是和银行合作的中介机构。康恩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我欠的钱已经全部还清。黄参昌同意黄崧洋的上诉意见。黄崧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恩宁向黄崧洋偿还借款本金53698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两分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436.67元）；2、律师费6000元由康恩宁承担；3、诉讼费用由康恩宁承担。经该院释明，该院要求黄崧洋、康恩宁签署如实陈述保证书，黄崧洋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将借款本金变更为30000元，利息暂未5640元，后续仍以30000元本金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黄崧洋提供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黄崧洋人民币43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归还，违约金2000元/天”。借款人处有康恩宁签名及捺印，并写有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黄崧洋另提供一份收条，写明：“今收到黄崧洋人民币43000元”。收款人处有康恩宁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黄崧洋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显示2018年2月27日，黄崧洋向康恩宁尾数转账43000元。康恩宁提供的银行短信信息显示，工商银行账户2018年2月27日存入43000元，当日ATM机取款5笔，分别为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2000元，累计取款14000元。康恩宁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于2018年2月27日向尾数3936的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1000元、10000元。康恩宁提供的微信支付账单显示，2018年3月4日，其通过微信向微信名“随缘”转账10000元，同时向微信名“一神”转账1000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黄崧洋原诉称康恩宁向其借款43000元，黄崧洋向其转账43000元。康恩宁辩称其收到转账43000元，但当日即取出14000元，其中13000元交付给黄参昌，另支付“谢斌”500元介绍费。同时随后转账11000元给“谢斌”作为保证金，其实际到手的借款仅为18500元。因黄崧洋与康恩宁对事实争议较大，故经该院释明，黄崧洋、康恩宁均同意签署《当事人如实承诺保证书》，保证该案中如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经人民法院查实，自愿接受50000元罚款。签署《当事人如实承诺保证书》后，黄崧洋承认仅出借给康恩宁30000元，康恩宁收到43000元转账款后，确实取出13000元现金交付给黄参昌，再由黄参昌交还给黄崧洋。黄参昌亦表示确实收到康恩宁13000元现金并转交黄崧洋。康恩宁在审理过程中，反复提及系一名叫“谢斌”的男子将其介绍给某借贷公司放款经理，才最终涉及了该案涉案借款。在借款过程中，其交付给“谢斌”500元介绍费、11000元保证金，以及事后又向“谢斌”关联微信转账共20000元。“谢斌”累计拿走共计31500元，并告知康恩宁上述11000元保证金加上述20000元转账款，已经偿还了黄崧洋实际出借的30000元。康恩宁称仅知道该人名字音“谢斌”，其在追加第三人时提供的两个“谢斌”电话号码，经该院在通信公司查询，一为空号，二为一名叫朱乐的机主，康恩宁还提交了一份“谢斌”来其家中催收的照片，照片中左方站立一名年约三十多岁穿黑衣男子。但“谢斌”电话无法接通，且微信拉黑，康恩宁无法提供“谢斌”任何工作及住址信息。经该院询问，黄崧洋、黄参昌均称仅知道其音“谢斌”，与二人一样从事贷款之类工作，但不知道其具体住址信息。且二人最近同样联系不到“谢斌”。二人并不知晓“谢斌”收了康恩宁钱款，也从未委托“谢斌”收款，并称可能系康恩宁借了“谢斌”的钱。该院受理案件后，康恩宁下落不明，遂以公告形式送达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在公告期间，康恩宁父亲康跃江于2019年3月22日找到该院工作人员，经制作笔录询问，康恩宁2017年11月即被放高利贷的人带走了，不知道其下落，最后一次联系是2018年7月，其找到康恩宁去公安机关报案，在那之后，再也无法联系，现处于下落不明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系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该案中，黄崧洋在诉状中称其系民间借贷出借给康恩宁43000元。但经该院要求黄崧洋本人接受询问并签署《当事人如实承诺保证书》后，其陈述发生巨大改变，黄崧洋在类金融贷款公司工作，从事贷款业务。该案很可能即系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其出借借款亦与一般人民群众间的民间借贷不同。系采用明面上借款借据、收条约定借款金额43000元，同时也一分不少的转账43000元，实际上让康恩宁当日取出13000元现金交给黄参昌，以达到在民事诉讼中黄崧洋出借并交付43000元给康恩宁“证据充分”的目的。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仅1个月，按30000元为本金，则双方实际约定的利息月利率竟高达43％，远远超出一般借贷利率。以上可知，黄崧洋之借贷行为已远超出一般民间借贷范畴，不仅具有经营性，同时具备违法性，更因其通过上述超出社会容忍限度的方式造成实际借款金额远少于其精心设计的“证据充分证明”的明面上借款金额，以及获取远高于法律允许的利息，而违背社会之公序良俗，故法律上应给予其否定性评价，该案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当无法律效力，其书面签订的借条、收条或口头之借贷约定统归无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康恩宁受有该借款无法律上原因，仍应返还黄崧洋之实际借款。但康恩宁辩称其通过介绍费、保证金、另行出借等各项名目累计向“谢斌”支付31500元，“谢斌”告知其已全部偿还该案30000元借款。黄崧洋、黄参昌均予以否认。该院经多方查询，仍无法确定“谢斌”真实信息，故无法追加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争议是黄崧洋是否向“谢斌”还款以及“谢斌”是否是黄崧洋关联人。依证据规则一般规定，此处康恩宁作为还款义务人，当就其是否履行义务举证证明。康恩宁举证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于2018年2月27日向尾数3936的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1000元、10000元。另微信支付账单显示，2018年3月4日，其通过微信向微信名“随缘”与“一神”分别转账10000元，以上确实转账31000元，加上2018年2月27日康恩宁系从ATM机取出14000元，其中“谢斌”介绍费现金500元，共计31500元，与康恩宁所述一致，尤其是上述2018年2月27日转账的两笔共计11000元，与借款日系同日，其中存在密切关联的可信度较高。另一方面，黄崧洋、黄参昌称不知晓“谢斌”详细信息，以及完全不知“谢斌”收取保证金，显得尤为可疑。考虑黄崧洋在该案受理之初康恩宁下落不明期间，辄按虚假借条金额43000元陈述，直到康恩宁到庭并提出切实证据，黄崧洋才改变说辞承认借款30000元来看，其在该案中的上述陈述难以让人确信。故综合考量，该院认定关于还款方面的事实，康恩宁已完成其力所能及举证，其余证明部分应由黄崧洋承担，其未能举证足以确信之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驳回黄崧洋全部诉讼请求，其仍可就还款的事实完善相关证据后，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崧洋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1074元，保全费620元，由黄崧洋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诉讼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康恩宁向黄崧洋出具借款43000元的借条以及收条，虽然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承认黄崧洋仅实际出借给康恩宁30000元，但黄崧洋提供的借条、收条和银行转账凭证仍可以认定其与康恩宁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为30000元。康恩宁称其已经通过案外人“谢斌”偿还借款31000元，其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于2018年2月27日向尾数3936的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共20000元，于2018年3月4日向微信名“随缘”与“一神”分别转账10000元。但是，康恩宁在一审、二审中均无法证实微信名“随缘”、“一神”与尾数3936的银行账户为“谢斌”所有，也无法证实“谢斌”本人的身份。康恩宁在二审中陈述“谢斌”是本案借款的保证人，并且是“谢斌”要求康恩宁还款，但是对“谢斌”并未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字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对于“谢斌”要求其还款的主张，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康恩宁在二审中陈述，其通过案外人“谢斌”共计借款90000余元，康恩宁提供的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其还给“谢斌”的款项是偿还本案黄崧洋的借款还是直接偿还“谢斌”的其他借款。故，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举证、质证情况，从盖然性的角度而言，黄崧洋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康恩宁之间借款3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而康恩宁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偿还了上述借款，故康恩宁应向黄崧洋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因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关于每日2000元的违约金约定过高，超出法定最高限额，本院依法在月利率2%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因借条中并无关于律师费承担的约定，黄崧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律师费已实际发生，对于黄崧洋的6000元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康恩宁应向黄崧洋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3月27日起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黄崧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二、康恩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黄崧洋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3月27日起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黄崧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74元，保全费6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4元，共计2768元，由上诉人黄崧洋负担553元，被上诉人康恩宁负担22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李建新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钟宇卓书记员焦傲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