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文军，男，197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利，男，199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波，男，199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康，湖南中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752号华银园综合楼104号门面。经营者：何明义，女，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娟，湖南湘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祝文军因与被上诉人祝利、刘海波、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文军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解除《车辆转让合同书》，退还购车款17.84万元；二、由被上诉人承担车辆鉴定评估费用以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程序有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中，何明义二手车行冒用刘海波车行名义经营，为实际经营者，应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二、对何明义二手车行的不诚信行为未予认定。何明义二手车行2018年9月已经申领营业执照，却不予悬挂，仍然悬挂刘海波二手车行相关营业资质，导致一审漏掉实际经营者何明义二手车行，发回重审。浪费司法资源，滋生不诚信行为。三、查博士车辆维修记录不代表车辆全部维修记录。查博士APP信息仅仅显示车辆在4S店的维修记录，并不显示非4S店维修记录。且重审祝利附的《说明》也显示，车辆只存在外观损坏，不存在汽车防撞大梁损坏、无重大事故等。汽车大梁是车辆主要的承载部件，几乎承载着汽车全部重量，其质量影响汽车的使用寿命与行车安全，交通法例规定，凡是汽车大梁严重损毁的车子要报废，汽车大梁不准更换，轻微损伤的可接受修复处理，但汽车使用寿命与行车安全大受影响。四、申请重新鉴定评估车辆。重审中对瓜子二手车出具的检测报告未予采信，导致重审祝文军主张被驳回，被欺诈的事实不能主张。祝利辩称，一、祝利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人，祝利认识何明义车行的姜泰兵，姜泰兵要卖这个车，刚好祝文军要去买这个车。二、有证据证明钱是车辆过户之后才转给何明义车行，祝利跟何明义车行没有二手车的交易，是祝文军把钱转给祝利之后祝利再转给了何明义二手车行。刘海波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一、重审法院将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作为第三人追加参与诉讼程序合法。二、祝文军第二点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与事实不符。三、综合本案证据以及法院经过了原一审、二审、重审的诉讼程序可以反映查博士的维修记录足以反映车辆交付时的车辆状况，另外祝文军在收到车辆后及现场查验车辆，了解了车辆的实际情况，二手车交易本身车辆存在一定的质量瑕疵，祝文军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是应该能够意识到并且予以认可的，何明义和祝利将车辆情况完全告知了祝文军，尽到了合理告知义务，根据庭审的查实情况，维修记录可以反映车辆的情况。四、关于申请鉴定的问题，祝文军在原一审、二审以及重一审中都没有提出鉴定，在重二审中提出违反证据规则，且车辆交付给祝文军是在2018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车辆均是由祝文军进行保管和使用的，即便现在进行司法鉴定也不能反映交付时的车辆情况，也没有证据效力，应该驳回其申请。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辩称，一、重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刘海波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354号九芝堂综合楼北A8号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和刘海波均未与祝文军发生过车辆买卖关系。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一直诚信经营，在卖车给祝利过程中和本案的纠纷处理中没有任何隐瞒欺骗情形；三、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将车卖与祝利，已进行了车辆实际情况的完全告知，不存在任何隐瞒和欺骗，祝利将车转卖给祝文军，也讲车辆情况向祝文军进行了完全告知，并不存在欺骗和隐瞒。祝文军购车前对车辆以前事故及维修情况已非常明确，诉称以所谓重大安全事项为借口要求退车，是违背民法诚实信用原则，一审驳回其诉请正确。祝文军上诉称查博士车辆维修记录不代表车辆的全部维修记录无据可证，更无从达到其上诉请求的目的。四、祝文军在二审中提出重新鉴定请求程序违法，同时本案中不存在其提出事项的鉴定必要，其上诉要求鉴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祝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解除《车辆转让合同书》，退还购车款17.84万元；二、请求刘海波、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承担3倍购车款赔偿金共计53.52万元；三、请求支付祝文军误工费、交通费0.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1日，祝文军通过祝利购买了一辆车牌为湘Ａ×××××宝马320Ｌｉ，并签订了一份《车辆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转让方为甲方陈凯（代理人祝利），购车方为乙方祝文军；甲方将其车转让，厂牌型号宝马320Ｌｉ,车牌号为湘Ａ×××××，发动机号为0028Ｄ202，车架号为ＬＢＶ3Ｍ2108ＤＭＣ21825,转让价格为178800元；甲方负责购车日前现有手续、车辆转让给乙方，乙方应认真核对认可，转让前甲方应负责无交通事故及账务、经济纠纷，并不属抢劫、盗窃、诈骗车辆；乙方看过手续及车辆认可后，从2018年11月11日时起，以后的一切交通事故及账务、经济纠纷，包括甲方不保修，不退车及其他一切均由乙方承担。该合同书备注：预付定金2000元，甲方提供一年两万公里发动机质保，甲方保证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水泡、无火烧、手续正常可过户提档。该合同书上甲方签字人为陈凯（祝利代）。同日，祝文军向祝利指定账户长沙市康复会馆支付了定金2000元，祝利向祝文军出具了收据，载明收款人为祝利，收款单位为中交二手车行。2018年11月12日，祝文军向祝利账户转账128400元，向祝利指定账户长沙祥程科技有限公司转账48000元，加上已付的定金2000元，合计178400元（少了一个车钥匙，扣除购车款400元）。同日，祝利将其中的购车款174000元转至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银行账户。另查明，祝文军与祝利签订车辆转让合同前，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职员姜泰兵已将涉案车辆在查博士网站中的相关信息链接发送给祝利，再由祝利发送给祝文军。还查明，刘海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354号九芝堂综合楼北Ａ8号所在地的实际经营主体为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案外人陈凯，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从其他二手车行处购得涉案车辆，并经由其工作人员姜泰兵提供给祝利。祝利与刘海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354号九芝堂综合楼北Ａ8号、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之间均未就涉案车辆买卖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祝文军诉称涉案车辆经瓜子二手车平台检测，车辆前防撞梁、水箱框架、左前纵梁均有不同程度损坏，违背双方车辆转让合同中的无重大安全事故的约定，要求退还购车款，并承担3倍车款赔偿金等。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祝文军在购买涉案车辆前，祝利已将涉案车辆在查博士网站中的相关信息链接发送给祝文军，祝文军对二手车辆可能存在质量瑕疵的风险应该有所判断；祝文军在实际查验涉案车辆后，向祝利支付了购车款并接收车辆，其行为应视为对涉案车辆接收时真实状态予以认可；另祝文军未提交证据证实瓜子二手车平台具备二手车检测、鉴定评估的相应资质，且其仅提供瓜子二手车平台单方面出具的检测报告，无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佐证，不能认定涉案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故祝文军主张祝利销售车辆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隐瞒重大安全事项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祝文军要求解除与祝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合同书》，并要求退还购车款17.84万元，支付购车款3倍赔偿金53.52万元，支付误工费、交通费0.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祝文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20元，由祝文军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经瓜子二手车公司检测，涉案车辆前防撞梁、水箱框架、左前纵梁均有不同程度损坏。祝利已向祝文军退还44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何；二、涉案车辆是否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一、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何，本院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分析。首先，考察交易的前期磋商环节，祝利系“代为”出售涉案车辆。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祝利与姜泰兵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王某的书面证言等证据，祝利与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的职员姜泰兵此前存在针对车辆买卖的合作关系，而祝利最初系从姜泰兵所发布的朋友圈获知涉案车辆待出售的信息，尔后双方取得联系，姜泰兵将车辆相关信息（价格、车况等）告知祝利，由祝利“代为”对外出售涉案车辆，祝利自身并无从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处买受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其次，考察书面合同的订立的过程，祝利实际系代表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签订合同。本案中，《车辆转让合同》虽然形式上由祝利以陈凯的名义与祝文军签订，但是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祝利与姜泰兵的微信聊天记录、祝利与祝文军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祝利出具的《说明》等证据，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合同》之时，祝利并未取得案外人陈凯的授权委托，陈凯也未实际参与涉案交易，祝利实际上系根据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的职员姜泰兵的指示出售涉案车辆，在此期间祝利亦将涉案车辆交易的相关情况及时向姜泰兵进行报告。最后，考察合同的后期履行情况，合同大部分价款最终由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收取。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定金收据、购车款的交付凭证等证据，祝利在收到购车款后即将其中的购车款174000元转给了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账户上，祝利仅收取了4400元的服务费用。综上，祝利与祝文军缔结《车辆转让合同》过程中的行为特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规定的委托合同的特征，由于姜泰兵系代表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与祝利为相应法律行为，故，祝利的行为可以视为代理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处理车辆出售事务，祝利收取的费用可视为委托人向其支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应系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出卖人。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与祝文军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双方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既然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与本案处理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祝文军未将其列为本案明确被告，一审法院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二、涉案车辆是否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车辆转让合同》中虽仅载明甲方保证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水泡、无火烧，但与此同时，祝利出具的《说明》载明姜泰兵介绍涉案车辆无重大事故、无防撞大梁损坏、只有框架损坏，祝利亦向祝文军作出上述承诺。因此，在上述约定和承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约定和承诺的内容应充分得到尊重，当事人应当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民事诉讼对待证事实的认定采高度盖然性原则，而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因此，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测即进行鉴定并非识别其事故或维修记录的唯一途径，现祝文军主张涉案车辆存在与上述承诺不符的情况，而其提供的车辆故障图片、瓜子二手车提供的一系列车辆检测报告，可以综合证实涉案车辆曾存在前防撞梁受损等情况。在订立合同前，姜泰兵曾通过微信向祝利传达涉案车辆“车况没问题，全程操作，无事故”的信息，亦通过微信向祝利发送涉案车辆在查博士网站中的相关信息链接，随后祝利虽将上述链接发送给祝文军，但在此期间，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并未直接将其所知的涉案车辆全部维修、保养记录告知祝利，祝利亦未就上述链接信息反映的维修、保养记录向祝文军进行明确的告知和解释、说明，并无证据表明祝文军已经单独通过上述链接信息获取涉案车辆的事故和维修记录，即对于涉案车辆的事故和维修记录处于明知状态，并且，“前防撞梁”与查博士反映的涉案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中的更新“前杠骨架”并非同一概念。综上，涉案车辆虽然系二手车，即本身极大可能存在质量瑕疵，但是，既然当事人对于车辆的基本状况作出过排斥性的特别约定，那么，相应的约定就应得到遵守和履行，现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交付的车辆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已经构成重大违约，并由此致使车辆转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祝文军请求解除该合同并要求退还购车款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祝文军应将涉案车辆返还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由于祝利已将收取的费用4400元退还祝文军，故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应实际退还祝文军购车款174000元（178400元-4400元）。综上所述，祝文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11205号民事判决；二、解除祝文军与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订立的《车辆转让合同书》；三、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祝文军返还购车款174000元；四、祝文军于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十日内将一辆厂牌型号宝马320Ｌｉ,车牌号为湘Ａ×××××号、发动机号0028Ｄ202、车架号ＬＢＶ3Ｍ2108ＤＭＣ21825的汽车返还给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行；五、驳回祝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2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20元，由长沙市雨花区何明义二手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曾 明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