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2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勇刚，男，198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红俊，上海市海华永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州今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鄂州市华容区临江乡马桥村。法定代表人：万少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忠，男，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吴勇刚因与被上诉人鄂州今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朝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18）鄂070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勇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红俊，被上诉人今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勇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为吴勇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变更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给今朝公司之日，并改判由今朝公司将吴勇刚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的109万元款项返还给吴勇刚，按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向吴勇刚支付使用成本；2.由今朝公司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以“三份文件”为依据，确认案涉合同已经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是错误的。其一，“三份文件”是王晋坤与金朝公司以损害吴勇刚的利益为目的而恶意串通的结果。一方面，王晋坤签署《催收承包款通知书》、《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三份文件（下称“三份文件”）不符合常理。或者反过来说，王晋坤在今朝公司提供的三份文件上签字，不符合常理，只能认定三份文件是王晋坤与今朝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首先，今朝公司撇开吴勇刚而去让王晋坤签署三份文件不符合常人的思维和做法，有违常理。今朝公司的所有人均知一、三线的生产经营是吴勇刚在负责，所需的资金是吴勇刚筹措的，今朝公司的财务人员只是与吴勇刚在进行财务方面的事务沟通，今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国权也只是在与吴勇刚进行生产经营方面的交流，即事实上是由吴勇刚在代表乙方，王晋坤租赁期间根本就没有代表乙方处理过任何事务。而且，2018年1月、2月，今朝公司及刘国权一直保持着与吴勇刚的联系，即不存在今朝公司及刘国权找不到吴勇刚的情况。其次，王晋坤在明知其所签署的文件将会使作为连带责任人的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签署的行为，既损人又害己，不符合常人的思维和做法，有违常理（除非王晋坤从今朝公司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因签署三份文件产生的损失，或者今朝公司对王晋坤作出了免除其责任的承诺）。再次，今朝公司、王晋坤在已经签署三份文件而且有诸多机会将此事告知吴勇刚的情况下，一直只字不提，亦不符合常人的思维和做法，有违常理。租赁经营的乙方为王晋坤、吴勇刚、余志刚三人，吴勇刚在2018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时，曾要求王晋坤、余志刚一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将起诉状提供给王晋坤审查，请王晋坤在起诉状上签字，但王晋坤以其在今朝公司工作为由拒绝作为原告参与诉讼，而此时，王晋坤并没有将其已经在2018年1月、2月签署三份文件的事情告知吴勇刚。而且，吴勇刚提交的证据材料六（2018年8月28日，王晋坤与吴勇刚的谈话录音）证实，王晋坤一再向吴勇刚表示，刘国权没有与王晋坤“商量”、没有“按照规矩，形成文字性的东西”、没有“开股东会”、“没有商量把厂收回去”，刘国权办的搅拌站“给了百分之十的股份我，没有叫我出钱”。另外，刘国权在2018年3月9日与吴勇刚有过长时间的通话，刘国权始终没有将王晋坤签署了三份文件的事告诉吴勇刚。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今朝公司在开庭时却突然拿出三份文件，且王晋坤在开庭时表示三份文件是其在2018年1月、2月签署的。由于王晋坤是今朝公司华容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在今朝公司具有经济利益，且取得了刘国权赠送的搅拌站10％的股份，故按照常人的理解，三份文件只能是恶意串通的结果。另一方面，《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关于协议解除的时间、方式相互矛盾，明显属于今朝公司与王晋坤恶意串通的结果。首先，在《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中，有关于“我方决定自2018年2月26日起解除双方的租赁承包协议”的表述，且王晋坤所谓的签收时间为2018年2月20日。而《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中却又约定合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签订之日为2018年2月26日）。假设今朝公司的合同解除权成就，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合同的解除时间应是2018年2月20日即王晋坤“签收”《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之日，如此，则不存在《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中合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的问题。其次，今朝公司向王晋坤发《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是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行使的法定解除权，与王晋坤签订《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又属于协议解除，两份文件关于合同解除的方式形成了冲突。再次，《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是今朝公司单方对王晋坤的文件，但其中关于“我方决定自2018年2月26日起解除双方的租赁承包协议”的内容，在2018年2月26日《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中得到完全的实现，这种令人觉得诡异无比的结果确定无疑的显示出《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是今朝公司与王晋坤恶意串通的结果，而不是今朝公司单方制作后提供给王晋坤签字的。其二，法律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王晋坤系今朝公司华容分公司负责人之身份及刘国权投资的搅拌站赠送给了王晋坤百分之十股份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三份文件的签署是今朝公司与王晋坤为谋取不当利益相互勾结而共同实施的损害吴勇刚合法权益的行为，并将三份文件认定为无效。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吴勇刚对今朝公司与王晋坤存在恶意串通的主张，只需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只需要通过经验法则并结合自己因今朝公司与王晋坤签署三份文件的行为而受到了损害的事实，对今朝公司与王晋坤主观恶意所进行的判断，能够达到排除恶意串通以外的其他可能性就可以了。而对今朝公司与王晋坤签署三份文件的行为，除了作恶意串通的判断外，并不能作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解释。因此，三份文件不产生案涉合同已经解除的后果。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为吴勇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变更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给今朝公司之日。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今朝公司不应向吴勇刚返还109万元生产经营资金，是错误的。吴勇刚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结束租赁的，其经营的四个月不应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时段进行盈亏结算。因为吴勇刚接手一、三线时，生产设备需要维修、维护，而这不仅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而且，四个月中还有一个春节，有近十天的时间没有生产。这种情况决定了吴勇刚经营的这四个月不可能盈利。在租赁经营以不正常的方式终止，且吴勇刚在此四个月期间以厂为家而未取得分文报酬，投入的资金所获得的利益全部由今朝公司享有了的情况下依据“利之所在，责之所当”的原则，相对公平的做法只能是吴勇刚以取回自己投入到生产经营中109万元资金的方式退出。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一审判决认为300万元的保证金应在“结算”后再作处理，且出于节省上诉费的考虑，吴勇刚决定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109万元投入款及其相应财务成本的返还，在此不要求二审法院对300万元保证金作出处理（即保留该300万元在必须进行结算时的权利）。第三，今朝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在支持吴勇刚上诉请求的前提下，判令今朝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中相应部分的诉讼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今朝公司辩称：第一，一审判决《租赁承包协议》《租赁承包协议补充协议》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合法有效。其一，发包方有权依照约定解除协议。《租赁承包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如乙方不能按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履行，书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依照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承包人每年向发包人缴纳500万元，每月缴纳50万元，顺次按十个月交清。然而吴勇刚等三承包人自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2月26日仅缴纳60万元，且经发包方多次催告未履行，依照《租赁承包协议》的上述约定，发包方有权解除协议。其二，《租赁承包协议》及《租赁承包协议补充协议》解除程序合法。《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乙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照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王晋坤是租赁承包负责人（《租赁承包协议》第一条第四款约定），其与租赁承包有关的行为完全代表合伙人的意志。另外，王晋坤与发包方签订《租赁承包协议解除协议》的形成时间经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应形成于2018年3月前后”，后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均没有异议，该鉴定书具有法定效力。其三，今朝公司与王晋坤不存在恶意串通。王晋坤、吴勇刚、余志刚是今朝公司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因承包给今朝公司造成的损害，三人应负连带责任，且当初谈承包时，正是王晋坤、吴勇刚共同捏造余志刚是中建三局的代表，承包后不愁产品的销路，骗取了刘国权的相信，才签订了《租赁承包协议》和后来的补充协议。王晋坤与吴勇刚是利益共同体，怎么会与今朝公司恶意串通？正如吴勇刚提供的录音中王晋坤所说，今朝公司官司打赢了对他没有好处，吴勇刚官司打赢了他就不会欠债。第二，吴勇刚要求今朝公司返还109万元于法无据。吴勇刚要求返还109万元包括60万元的承包金和49万元的电费。吴勇刚与王晋坤、余志刚承包四个半月，按合同年交500万元分摊应交纳承包金187万元，尚欠127万元，今朝公司保留诉讼的权利。按照《租赁承包协议》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承包人应于承包次月的10号以前结算上一个月生产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工资、水电费等。根据承包期间的财务反映，承包期间的电费共计1423002.02元。吴勇刚于2018年2月4日向财务人员交纳的49万元是电费，属于应付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勇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今朝公司继续履行其与吴勇刚于2017年10月11日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及双方于2017年10月24日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2.今朝公司按《租赁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向吴勇刚承担300万元的违约金责任；3.由今朝公司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后当庭变更并增加诉讼请求为：1.解除今朝公司与吴勇刚于2017年10月11日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及双方于2017年10月24日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2.今朝公司将吴勇刚投入到今朝公司的款项409万元返还给吴勇刚，并由今朝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占用该款项期间的利息；3.今朝公司按《租赁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向吴勇刚承担300万元的违约金责任；4.由吴勇刚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9月25日，吴勇刚与王晋坤签订了《合伙办厂协议》。2017年10月11日，吴勇刚及王晋坤、余志刚与今朝公司签订了《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王晋坤为负责人全权代表乙方负责租赁承包经营管理事务。甲方向乙方提供一、三线完整的产品生产设备及其附属配套生产设施，承包期限为5年，从2017年10月11日至2022年10月10日止，每年的承包费为500万元，以每年10个月的标准逐月顺次分摊，并于每月的10号前准时向甲方支付承包款50万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甲方缴纳风险保证金300万元；承包期间，乙方以甲方名义购买原材料、零配件，所有款项乙方支付给甲方后再由甲方对外进行结算付款。本协议生效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需要变更或解除时，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新的书面协议，在新的书面协议未达成之前，本协议依然有效。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履行各自的义务，如一方不能按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履行或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属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合同无法履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7年10月24日，吴勇刚及王晋坤、余志刚与今朝公司签订了《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的风险保证金应在2017年11月30日付清，排除国家政策或不可抗力的原因，由甲方单方面的原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时，甲方应在1个月内如数返还全部风险金，否则按月息2分计息。补充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吴勇刚、王晋坤、余志刚即进入今朝公司的生产场所开始经营生产线。2017年11月16日、12月11日，吴勇刚分别向今朝公司支付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的承包费各30万元。2017年11月29日，吴勇刚按照约定用预收货款的方式，向今朝公司支付了全部300万元的风险保证金。2018年1月20日，今朝公司向王晋坤送达了《催收承包款通知书》、《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2018年2月4日，吴勇刚向其会计转款49万元，作为承包期间的电费。2018年2月21日，吴勇刚邀请今朝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国权参加吴勇刚准备于2018年2月23日（正月初八）举行的节后开工仪式时，刘国权要求吴勇刚付清承包费。由于吴勇刚与今朝公司就承包费事宜未协商一致，吴勇刚方亦未补缴承包费。2018年2月26日，今朝公司与王晋坤签订《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协议约定了双方签订对帐确认协议后就承包方的300万风险保证金在扣除承包期间应付的全部费用后再予以返还等事项。2018年9月26日，王晋坤、余志刚出具声明，放弃作为本案原告参加本案的诉讼。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今朝公司解除《租赁承包经营协议》是否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吴勇刚、王晋坤、余志刚与今朝公司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租赁承包经营协议》、《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中确定的权利与义务。今朝公司交付了生产线，吴勇刚应该按约定每月的10号前准时向甲方支付承包款50万元；现有证据显示原告经营近4个月的时间，缴纳了60万元承包费后未按约定缴纳承包费。今朝公司出租生产线的主要目的是收取承包费，在吴勇刚未按期支付承包费后，依据《租赁承包经营协议》中的关于王晋坤为负责人全权代表吴勇刚方负责租赁承包经营管理事务的约定，今朝公司向承包合伙负责人王晋坤送达了《催收承包款通知书》；双方就承包费事项仍未协商一致，今朝公司向承包合伙负责人王晋坤送达了《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并签订了《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故王晋坤有权代表其他合伙人与今朝公司签定《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自2018年2月26日因协议解除，吴勇刚在诉讼过程中亦表示同意解除，故今朝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不承担给付违约金的法律责任。二、关于今朝公司是否应向吴勇刚返还其投入生产经营的款项40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约定双方签订对帐确认协议后就承包方的300万风险保证金在扣除承包期间应付的全部费用后再予以返还，且该300万保证金从吴勇刚经营期间的会计帐目反应系吴勇刚预收他人货款，在经营过程中吴勇刚签字抵付了部分货款；《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签订后，吴勇刚、今朝公司及王晋坤、余志刚未进行结算，今朝公司在吴勇刚经营期间仍有诉讼案件未解决，故今朝公司暂不承担返还保证金300万的法律责任。吴勇刚缴纳的承包费60万元，依据《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属于应该缴纳的费用；电费49万元，属于吴勇刚在生产经营期间缴纳的费用。吴勇刚为生产经营而缴纳的必要费用，应当自行负担，故今朝公司不承担返还承包费60万元、电费49万元的法律责任。综上，吴勇刚的诉讼请求缺乏足够的有效证据支持，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吴勇刚及案外人王晋坤、余志刚与鄂州今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及《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二、驳回吴勇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1,430.00元，由吴勇刚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勇刚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今朝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吴勇刚承包期间的电费明细账，用以证明吴勇刚承包期间一、三线电费共计1,423,002.02元。经庭审质证，吴勇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超出了其承包期间的电费数额,今朝公司很有可能将一、二、三线的电费都算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是其交电费抵租金的。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该电费明细附有供电部门的税务发票，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但不能确定全部为一、三线的电费，且该事实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该如何确定；2.今朝公司应否向吴勇刚返还10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辩观点评析如下：一、关于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该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既可以在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后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也可以签订协议协商解除合同，并且法律赋予相对方一定期限内的异议权。本案中，吴勇刚、王晋坤、余志刚合伙租赁承包今朝公司一、三线设备、厂房等从事加气块的生产经营，王晋坤为合同约定的负责人，其从事经营管理事务的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今朝公司与王晋坤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勇刚利益的情况。2018年2月20日，今朝公司以租赁承包方未依约支付承包金，催收后也未答复为由，依据合同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向王晋坤发出《解除租赁承包协议通知书》，通知自2018年2月26日起解除双方的租赁承包协议。在该解除行为中，今朝公司系以通知方式行使约定解除权。一般情况下，解除合同通知书未明确解除时间，故法律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案涉解除通知确定了解除时间，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2018年2月26日，王晋坤代表承包方（王晋坤、吴勇刚、余志刚）与今朝公司签订《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租赁承包经营协议》及《租赁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解除后甲方收回乙方的所有承包权。双方系协议解除案涉合同。无论是通知解除合同，还是协议解除合同，解除时间均明确为2018年2月26日，且王晋坤、吴勇刚、余志刚未在三个月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案涉合同已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吴勇刚上诉称“一审判决以‘三份文件’为依据，确认案涉合同已经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是错误的”，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今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租赁承包协议》《租赁承包协议补充协议》于2018年2月26日解除合法有效”，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今朝公司应否向吴勇刚返还10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吴勇刚、王晋坤、余志刚与今朝公司签订合同后，应当依约在每月10日前向今朝公司支付承包费50万元，并在次月10日前结算支付上月实际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工资、水电费、原辅材料款等）。在承包期间，吴勇刚仅支付承包费60万元，并按照今朝公司要求支付电费49万元。承包费、电费，均是吴勇刚、王晋坤、余志刚依照合同约定应当向今朝公司支付的款项，且未超出应付数额。吴勇刚请求今朝公司返还该109万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今朝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吴勇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0.00元，由上诉人吴勇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鹏审判员  **军审判员  陈 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李思书记员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