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7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男，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惟法，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1010821061。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达，男，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炜，湖北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11200910805659。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孙伟因与被上诉人汤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4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办理出质登记手续时间有误，根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应为2013年11月19日。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时被上诉人认缴股份处于出质状态，被上诉人无处分权，且事后没有取得质权人同意，依法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被上诉人是认缴出资而非实际出资，且在公司章程规定认缴期满后仍拒绝缴纳股权出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悖公序良俗，应为无效行为。汤达辩称，一、2014年12月前我已将50万元认缴资本金以转账和现金方式出资完毕。二、本案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双方就已设定抵押的股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有效，只是在物权领域无法发生变动的效力，且股权质押日期已超过质押期限。三、上诉人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汤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孙伟迅速支付尚欠汤达的股份转让价款1055586元；2、依法判决孙伟向汤达支付利息928915．68元（自2015年12月30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3、依法判决孙伟自2019年9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息至付清之日止；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孙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0日，汤达与孙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汤达持有湖北联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阳公司”）5％股权以120万元价格转让给孙伟，孙伟于2015年12月30日付清上述款项，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在孙伟付清所有款项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另外双方约定汤达帮助联阳公司向李荣华借款100000元以及汤达在2014年度报销支出和37600元工资，也需要在2015年4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汤达。2017年9月26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按照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孙伟应付清的股权转让价款及其他欠款共计1384696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1200000元，184696元为其他欠款。截止2017年9月12日，孙伟仅支付了329110元，尚欠1055586元未支付。孙伟承诺于2018年2月10日前付清全部款项。如到期未付，则除了支付本金1055586元外还应按照总欠款数额每月2％支付利息，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补充协议》签订后，孙伟一直未支付所欠款项及利息。汤达、孙伟均系联阳公司股东。2013年11月18日，包括汤达、孙伟在内共四位股东将其持有的联阳公司100％股权全部质押给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联阳公司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提供担保，四位股东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并于2019年11月19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取得了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向法院起诉要求联阳公司以及孙伟、汤达等四名股东偿还贷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该案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终结，判决由联阳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孙伟、汤达等四名股东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相区分原则，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其效力应根据合同法来判断，而不能通过合法是否能够履行进行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关于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的规定，不属于对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转让出质的股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时，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应是有效。本案中，汤达与孙伟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双方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汤达所转让的股权是否已出质，质权人是否同意转让均不影响《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效力。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孙伟应在2018年2月10日前将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其他欠款1055586元支付给汤达，故对汤达要求孙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其他欠款105558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孙伟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孙伟应自2015年12月30日起按照月息2％向汤达支付利息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孙伟辩称汤达欠款、报销支付以及工资共计184696元应由联阳公司支付，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孙伟自愿承担184696元的其他欠款，双方均未表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孙伟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遂判决：一、孙伟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汤达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及其他欠款共计1055586元；二、孙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以总欠款数额1055586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向汤达支付利息（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780元，减半收取10390元，由孙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孙伟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两份联阳公司公司章程。拟证明汤达不具备股东身份，没有股权，公司章程约定了出资期限，但汤达逾期未出资，也不具有股东身份。证据二、股权出质登记事项。拟证明质押在先，转让在后，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三、股东会决议、股东除名通知书。拟证明即使汤达曾经具有股东身份，现在也没有股东身份。证据四、验资报告。拟证明汤达未实际出资。被上诉人汤达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建行个人活期明细表。拟证明汤达在公司成立时已足额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证据二、股权出质登记事项。拟证明股权质押期限为2013年11月19日。证据三、武汉经开区法院（2018）鄂0191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因超过保证期限，已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债权没有涉及股权质押事项，质押期限早已超过质押的主债权履行期限。经本院二审组织质证，汤达对孙伟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有异议，认为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这是两份相互矛盾的公司章程；股东资格应以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准，并不是以公司章程确定为准，达不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充分说明汤达具有联阳公司股东资格，且持有认缴股份。对证据三股东会决议认为登记股东有汤达，但股东会未通知汤达，汤达未到场，也不知道股东会决议是何时形成的，与股权转让没有关联；对除名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与股权转让合同无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验资报告说明是2013年1月19日前缴纳首批出资，汤达是2013年5月28日出资的，故该报告只证明2013年1月19日前的出资情况，公司是2013年1月22日成立的，即孙伟出具验资报告后成立的，后续公司股东及注册资本还发生了变更。孙伟对汤达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出资必须有验资报告，汤达作为房地产公司管理人员，可能有业务往来，其个人资金流水不能证明这是出资行为。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只说没有行使担保权，并未解除质押关系的法律现状。本院认为，上诉人孙伟提交的证据一，两份公司章程时间相同，但股东不完全相同，一份章程中记载汤达是股东，另一份章程中汤达不是股东，未记载汤达股东信息的章程与工商登记情况及股权出质登记资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符，且汤达是否出资不影响其股东身份，故该证据不能达到汤达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证明目的。证据二可以证明汤达于2013年11月19日就其持有的联阳公司股份设定质押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论述。证据三股东会决议、除名决定不影响本案的评判结果，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证据四验资报告，因汤达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该验资报告只能反映2013年1月19日前联阳公司的出资情况，不能证明之后的联阳公司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故不能达到汤达未实际出资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汤达提交的证据一个人活期明细表，因孙伟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汤达于2013年5月28日向联阳公司汇款30万元的事实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能达到汤达已实缴出资的证明目的。证据二股权出质登记事项，因汤达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民事判决书在一审判决中已提交并经过质证，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一审查明“2019年11月19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错误外，其他查明事实属实。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孙伟、汤达等人分别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诺函》，孙伟、汤达等人承诺为联阳公司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3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孙伟、汤达等人作为出质人分别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并于2013年11月19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联阳公司归还300万元贷款本息，孙伟、汤达等四名股东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鄂0191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判决联阳公司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该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认为因已超过保证期间故汤达、孙伟等人的保证责任已免除。联阳公司以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联阳公司已还款金额有误，按年利率36%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就该案作出（2019）鄂01民终4805号民事判决，改判了联阳公司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金额，驳回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截至二审裁判前，孙伟、汤达未办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孙伟应否根据合同向汤达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关于焦点一，《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孙伟上诉主张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时汤达所持股份已办理质押，汤达无处分权，且事后没有取得质权人同意，故对孙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为无效行为。本院认为，孙伟与汤达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理由如下：首先，从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是股权变动行为而非债权行为，合同是否有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认定。本案中，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汤达所持有的股份已经办理质押登记,但股权质押登记不影响作为债权协议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变动的效力有所区别。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只是确定了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受让人取得了要求转让人转移股权于其名下的请求权,并不直接发生股权变更的效果。汤达与孙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导致汤达持有的联阳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为孙伟所有,故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损害质权人的利益,股权变更是否成就,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其次，《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汤达、孙伟作为联阳公司股东，同一天将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出质给同一家公司，孙伟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已经知晓股权质押的事实,仍愿意签署合同,双方无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故孙伟、汤达之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也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具备《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至于汤达是否对联阳公司实缴出资，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关于焦点二，孙伟应否按照合同向汤达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问题。汤达抗辩认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另案判决免除了其保证责任，且股权质押期限已过期。经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认为汤达个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因超过保证期间而免除，并不涉及汤达在联阳公司股权质押的处理，而截至二审裁判前，汤达拟转让给孙伟的股权仍处于质押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款“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之规定，虽然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属有效,但在质押关系尚未解除且汤达未提供证据证实质权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诚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意转让的情况下,孙伟无法取得受让的股权，故本案中孙伟向汤达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汤达可在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一审在未经质权人同意转让、转让价款未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或提存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孙伟向汤达支付转让款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孙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4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汤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780元，减半收取103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780元，均由汤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亚平审判员  樊 军审判员  张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栋书记员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