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9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美雯（外文名：ＹＵＨＵＮＧＬＩＬＩＡＮＭＥＩ-ＭＡＮ），女，1951年1月6日出生，美国国籍，住Ｕ.Ｓ.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武，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楠，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萍英，女，1951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锡源，男，195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妍妍，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美雯因与被上诉人汪萍英、余锡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3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美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洪美雯的一审诉讼请求，确认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汪萍英与余锡源在本案及其他相关案件中都有向法院提交《补充协议书》、《委托书》等虚假证据，已构成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办，追究其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仼。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对汪萍英与余锡源提交的证据6《补充协议书》、证据7《委托书》没有尽责核实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洪美雯提交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补充协议书》、《委托书》不是洪美雯签名的情况下，没有审查汪萍英、余锡源提交给法院的《补充协议书》、《委托书》的真实性，也不同意洪美雯当庭质疑原件后并向法院申请对《补充协议书》、《委托书》中洪美雯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补充协议书》、《委托书》中洪美雯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汪萍英与余锡源在一审庭审中辩称签订《补充协议书》时有证人和律师在场，洪美雯请求一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汪萍英与余锡源，否则就让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却拒绝答复，也不释明，审判理由也未阐述，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汪萍英与余锡源提交给法庭的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就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二、一审认定“洪美雯与汪萍英之间并非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建立在洪美雯已将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汪萍英的基础之上的”是错误的。汪萍英、余锡源在一审《答辩状》第二点还在否认汪萍英不是案涉合同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汪萍英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也就是说，汪萍英、余锡源一直都是确认汪萍英并不是买方。根据当年的历史背景以及讼争房屋的具体范围，以及同时期洪美雯向汪萍英出具的《委托书》，委托内容是指汪萍英代为处理有关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管理、使用、买卖等一切事宜。可以确认洪美雯委托汪萍英处理包括本案讼争房屋在内的所有西边社六号内房屋，本案讼争房屋（建筑面积482.4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开字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厦国用（95）字第AXXXX号）仅仅只是“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一小部分，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将仅占一小部分的房屋混同认定为全部“西边社六号内房屋”，显然是错误的。1999年汪萍英、余锡源根本就没有能力买房。洪美雯针对余锡源、汪萍英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5726号庭审笔录以及（2015）思民初字第5332号庭审笔录中“其有经济能力支付购房款”的虚假陈述，调取了余锡源《个体工商户申请开业登记表》等材料，证明余锡源、汪萍英都是在说谎，在欺骗法庭：首先，《个体工商户申请开业登记表》等材料证明了余锡源1972年到1998年12月还是厦门水泥厂的工人；同时期的汪萍英还是厦门东风塑料厂的工人，以及1999年4月19日才开始申请个体工商户等事实，证实汪萍英、余锡源根本就没有经济能力支付购房款。其次，按照一审认定的事实：汪萍英、余锡源主张，汪萍英已付清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人民币70万元购房款，1999年9月30日汪萍英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美金折合人民币40万元给洪美雯香港账户，1999年10月11日汪萍英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美金折合人民币30万元给洪美雯香港账户，汪萍英没有保留汇款凭证，只有收条。且不说洪美雯有没有香港账户，同时期也从来没有接收到过类似款项。单从汪萍英、余锡源当年还是工人身份来分析，汪萍英、余锡源绝对不可能拥有如此巨额的款项，而且在这人民币70万元之前，按照汪萍英、余锡源的说法，汪萍英、余锡源在购买洪美雯另一处房产中已经委托香港公民向洪美雯汇款美金12万多元折合人民币100万元，显然也是违背常理的。况且1999年我国外汇管制还是非常严格，这种汇款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审法院在汪萍英、余锡源没有提供地下钱庄汇给洪美雯的账户及汇款原始凭证的情况下，仅凭汪萍英、余锡源在法庭上口述的一面之词就不审查、不查明而草率地予以认定，显然有枉法裁判的嫌疑。三、洪美雯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本案双方在另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5332号案件庭审中，洪美雯提出《付款清单》中有部分款项是属于本案西边社六号的购房款，但汪萍英与余锡源予以否认，称《付款清单》中的款项均是支付厦门市思明区蓼花路14、16、18、20号房产的购房款，与西边社六号无关。因此，一审的审判理由不管是以“其次，……2007年间洪美雯对过户至余锡源名下不持异议”，还是以“再次，……八年后才向汪萍英、余锡源主张合同无效”进行论证，显然都是在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认定，应予纠正。可见，洪美雯在汪萍英、余锡源以提供虚假证据(一审证据6及证据7)的欺诈手段以及在没有资金来源、支付购房款的汇款凭证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以“汪萍英、余锡源没有支付购房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并主张汪萍英实际上是自己与自己签订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是完全成立的，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四、一审认定“即便构成无权代理也并不直接导致无效”是错误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是人民币86.8392万元，一次性付款方式一栏填写“已付清”。但汪萍英与余锡源在庭上却诉称是两次汇款，也自认其只支付人民币70万元购房款，显明及清楚可见，汪萍英与余锡源在庭上虚假陈述及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的目的，就是要损害洪美雯的利益，侵占洪美雯的合法财产。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另，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7行“于1999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书》是错误的，原文应该是1999年1月23日。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案件，失职审查案情，自作判决书内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认定余锡源、汪萍英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汪萍英、余锡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并非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建立在上诉人已将西边社六号房屋（下称讼争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基础上”认定事实正确。讼争房屋已于1999年10月出售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全额支付购房款。1999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讼争房屋的买卖意向，并分两次支付了购房款。1999年11月23日，双方补签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协议书》载明“1999年10月汪萍英女士向洪美雯女士购买座落于厦门市西边社六号房屋，购买该房屋价格为人民币70万元整，因要向政府缴交房屋土地出让金，考虑到目前尚无能力做到，因此目前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甲乙双方购买款项已结清。”同日，上诉人出具《收条》和《声明书》，确认于1999年10月收到汪萍英交来的购房款人民币70万元，《声明书》中还承诺从1999年11月23日起，西边社六号房屋与上诉人及其丈夫余锡福、女儿余秀慧、儿子余承恩无关。上述三份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双方就讼争房屋实际上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管理关系，上诉人已于1999年将讼争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且款项已支付完毕。上诉人对案涉房产过户给余锡源从未提出异议。案涉房产事实上已于1999年10月出售给两被上诉人，但尚未过户，双方在《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如乙方需要办理过户或继承，甲方有义务提供方便帮助解决或办理公证委托，乙方包括余锡源、汪萍英、余宏斌、余宏俊。同时，2007年案涉房产过户给余锡源引发上诉人兄弟姐妹就案涉房产提起诉讼，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并未对案涉房产出售给两被上诉人且将过户给余锡源提出任何异议，且收取了汪萍英支付的该案调解金。被上诉人有购买讼争房屋的经济能力，且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被上诉人早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个体经营，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了一定合法财产，鉴于1999年我国外汇管理较严，故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汇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经济来源已经举证证明，款项支付方式也符合我国历史情况，且上诉人已数次书面确认已经收到全部购房款，故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这一事实应当得到采信。上诉人认为讼争房屋仅系“西边社六号内一小部分房屋”系其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故一审判决对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二）《补充协议书》、《委托书》系对上述事实的补强证据，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一审判决认为该两份文件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认定事实正确。2010年1月29日，双方约定对《补充协议书》、《委托书》进行公证，故厦门市公证处出具了《公证费预收单》，上诉人也收取了人民币32000元的公证费用，但上诉人临时反悔，最终未对该两份文件进行公证。如果没有双方约定公证的事实，上诉人为何收取被上诉人的公证费用？上诉人陈述与书面证据矛盾。故上诉人再三书面确认已收到全部购房款，且在2007年案涉房产涉诉时均未对案涉房产已经出售给被上诉人这一事实提出异议，已经足以证明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已经支付完购房款等事实，《补充协议书》及《委托书》是对该事实的补充确认，该两份文件是否洪美雯本人所签并不能推翻案涉房产已经出售给两被上诉人这一事实。故一审判决认为该两份文件无需鉴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且上诉人如认为自己签名被冒用，可以且已经通过报警等形式进行权利救济，其多次要求法院将其自己提起的本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多次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虚构事实提起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扰乱被上诉人正常生活，其应当承担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支付完毕购房款，案涉买卖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支付购房款与其签字确认的《收条》、《声明书》等书面证据相矛盾，与在本次诉讼之前在案外人汪某与汪萍英的其他纠纷中陈述相矛盾。上诉人一方面主张购房款项未支付完毕，一方面又不能说明还剩多少尚未支付，对自己的主张都无法确认。即便款项未支付完毕，也不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故上诉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不属于任意一种。1999年9月，汪萍英与上诉人达成讼争房屋的买卖意向，并分两次支付了购房款。1999年11月23日，双方补签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当日洪美雯出具《收条》及《声明书》，确认收到全部购房款项，2010年，讼争房屋过户完毕。上诉人与汪萍英之间经过平等协商，上诉人自愿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汪萍英，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无效的情形。（二）本案不存在无权代理。讼争房屋已经出售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而非代理权。如前所述，讼争房屋实际上于1999年就出售给被上诉人，因当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才在1999年9月30日出具案涉（99）京证内字第02679号《公证书》，将讼争房屋项下所有权利委托给汪萍英。故讼争房屋实际上已经出售给被上诉人，案涉合同只是为了办理过户手续向行政机关出具的形式文件，双方真实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在1999年的《协议书》中已经约定。故案涉合同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不存在无权代理问题。从形式看，撤销公证委托的通知未送到受托人，对受托人不产生效力。虽然本案双方之间实际上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从委托书形式上看，上诉人主张的撤销委托也从未通知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规定，撤销通知自送达合同相对人生效，故即便上诉人真的撤销被上诉人的代理权，该撤销亦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三）退一步讲，即便是无权代理，亦不必然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否为无权代理与合同效力并无直接联系，二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即无权代理不必然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上诉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但该条只是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合同效力仍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确认，上诉人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将案涉房产出售给被上诉人，又未经通知单方撤销管理案涉房产的委托，同时其在不同案件中陈述相互矛盾，其行为不诚信，存在恶意诉讼之嫌。（一）上诉人明知且多次确认已将案涉房产出售给被上诉人，却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撤销经公证的委托书，其行为明显不诚信。（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汪某的诉讼中作证，其证言与其过往出具的书面证据截然相反，同时在不同案件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其证言已经得到了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的否定性评价，故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陈述及主张不应当采信。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委托书仅为方便被上诉人办理过户手续、履行上诉人配合过户的合同义务而办理，该委托书是否撤销不影响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不影响双方真实买卖合同的效力。同时，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在1999年就已经订立，2010年的《补充协议书》、《委托书》不影响双方之间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诉人所谓撤销委托的公证书未通知送达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而即便从形式上看上诉人撤回委托，无权代理亦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故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上诉人不诚信的撤回委托、与案外人汪某多次相互作证，证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甚至与其自己出具的书面文件和其过去的证言自相矛盾，其诉讼目的明显恶意，系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对被上诉人权利的侵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洪美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9月30日，洪美雯在北京市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原因、事项、权限为：洪美雯现拥有房屋坐落在福建省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现委托汪萍英处理洪美雯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厦国用（95）字第AXXXX号及房屋所有权证开字第XXXX号并代管理及可以使用、买卖等一切事宜，任何人无权干涉；另有关厦门市西边社六号之五间仔的房屋及通道，洪美雯亦委托汪萍英全权管理，包括使用并向政府各有关部门申请翻建及维修等一切事宜。委托期限为：长期。北京市公证处为此出具（99）京证内字第02679号公证书。 1999年11月12日，洪美雯在北京市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原因、事项为：洪美雯委托汪萍英全权处理有关洪美雯代管洪金基的事宜，包括处理此房屋事宜的代管权及使用权及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房屋的一切事宜。委托期限为：无限期。北京市公证处为此出具（99）京证内字第03186号公证书。 1999年11月23日，洪美雯（甲方）与汪萍英（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一、1999年10月汪萍英向洪美雯购买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该房屋所有权证开字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厦国用（95）字第AXXXX号，及西边社五间仔房屋（长期代管）均有做公证书；二、购（买）该房屋价格为人民币70万元整；三、因要向政府缴交房屋土地出让金，目前尚无能力做到，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四、洪美雯、余锡福及女儿余秀慧、儿子余承恩今后如乙方需要办理过户或者继承，均有义务提供方便，帮助解决或办理公证委托代签（乙方包括余锡源、汪萍英、余宏斌、余宏俊）；五、甲乙双方购买款项已结清，甲方兄弟姐妹无权干涉汪萍英对以上房屋之主权及处理。 上述《协议书》签订同日，洪美雯出具一份《收条》和一份《声明书》，载明：洪美雯已于1999年10月收到汪萍英交来买洪美雯名下厦门市西滨（边）社六号（内）房屋人民币70万元整，此洪美雯名下房屋为国有土地使用证厦国用（95）字第AXXXX号及房屋所有权证开字第XXXX号；从1999年11月23日起以上有关房屋与洪美雯及丈夫余锡福、女儿余秀慧、儿子余承恩无关，以上所指人士不得干涉以上房屋之一切事宜。 2000年11月14日，洪美雯在厦门市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一份《委托书》，洪美雯为委托人，汪萍英为受托人，委托权限包括有权请求政府有关部门或向法院起诉，请求排除西边社六号及五间仔房屋使用的妨碍，排除他人的违章搭建，代为向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市落实办及有关部门办理西边社六号主厝花园杂物间的产权落实更改手续等等。厦门市公证处为此出具（2000）厦证内字第1244号委托书公证书。 2007年，洪美雯拟将厦门市思明区内房屋转让给汪萍英的配偶余锡源，但因洪美雯的兄弟姐妹对此提出异议而未能办理过户。 2007年，案外人洪敦南等人（系洪美雯的兄弟姐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洪美雯以人民币868392元的价格将厦门市思明区（内）房屋转让给洪敦南。洪美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对其已将厦门市思明区（内）房屋转让给余锡源不持异议。2010年3月3日，余锡源、汪萍英与洪敦南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洪敦南等人向一审法院撤回起诉。2012年11月29日，洪美雯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汪萍英支付的西边社六号（主厝）房屋案件调解金为人民币5万元。 2008年12月26日，洪美雯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一份《声明书》，声明内容为：洪美雯于1999年9月30日在北京市公证处办理了（99）京证内字第02679号公证书，又于1999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证处办理了（99）京证内字第03186号公证书，内容均是洪美雯委托汪萍英全权处理有关洪美雯代管洪金基的房产事宜，现在洪美雯声明上述委托事宜无效，撤销（99）京证内字第02679号公证书及（99）京证内字第03186号公证书。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为此出具（2008）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4989号公证书。经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核实，该公证书属实，且已送达给洪美雯。 2010年2月10日，汪萍英代理洪美雯将厦门市思明区内房屋转让给余锡源，申报成交价为人民币868392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且已付清。汪萍英代洪美雯在《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同意交易声明》等文件上签名。2010年3月25日，厦门市思明区内房屋登记至余锡源名下。 2010年4月6日，洪美雯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一份《声明书》，声明内容为：洪美雯分别于1999年11月12日、2000年11月14日授权汪萍英代理房产相关事宜[公证书编号分别为（99）京证内字第03186号公证书及（2000）厦证内字第1244号委托书公证书]，现洪美雯声明终止上述（99）京证内字第03186号公证书及（2000）厦证内字第1244号公证书对于汪萍英的委托，汪萍英不再依上述文书享有任何代理权。 本案审理过程中，汪萍英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补充协议书》作为证据。该协议签订于2010年1月29日，甲方为洪美雯，乙方为余锡源，丙方为汪萍英。该补充协议载明甲、乙、丙三方曾就坐落于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一幢（二层，详见开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坐落于厦门市房屋（详见厦地房证第XXXX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买卖事宜达成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卖方）以其拥有的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一幢的买卖事宜与丙方（买方）于1999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书》，该协议商定成交价款为人民币70万元；2.甲方并代表丈夫余锡福以余锡福名下拥有的厦门市房屋的买卖事宜与乙方、丙方于1999年1月23日达成《协议书》，该协议商定成交价款为人民币150万元；3.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上述交易的真实性，并且卖方洪美雯也已收到上述房屋的售房价款；4.鉴于当时过户费用较高，买卖双方未办理正式的交易过户手续，在此各方再次确认买方（即乙方、丙方）可以向房屋管理部门申办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事宜，所有过户费用由买方承担。洪美雯认为上述《补充协议书》是汪萍英、余锡源伪造的证据，并提交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证。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补充协议书》中“洪美雯”签名字迹与样本的字迹比对，存在一些差异特征，由于检材中“洪美雯”的签名为复印件，一些细微特征不能客观显示，就目前字迹特征综合分析认为，可能不是同一人的书写字迹。汪萍英、余锡源主张，《补充协议书》是洪美雯本人所签，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笔迹鉴定，且鉴定书也仅表示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另，洪美雯于2018年10月16日报警称其签名在上述《补充协议书》上被冒用。洪美雯还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补充协议书》上洪美雯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 汪萍英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委托书》作为证据。该委托书于2010年1月29日出具，委托人为洪美雯，受托人为余宏俊。该委托书载明：洪美雯拥有的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已出售给汪萍英，洪美雯的丈夫余锡福拥有的厦门市房屋已出售给余锡源、汪萍英，洪美雯委托余宏俊代表洪美雯及丈夫余锡福与余锡源、汪萍英办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和厦门市房屋的交易过户事宜等，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五年。洪美雯认为该委托书无原件，反而可以印证汪萍英、余锡源没有支付购房款。洪美雯亦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委托书》上洪美雯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以及洪美雯所捺手印进行指模鉴定。 关于购房款70万元的支付情况。洪美雯主张，汪萍英没有按照约定付清购房款，由于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购房款与蓼花路14－20号房屋的购房款混合在一起，在双方结清之前，洪美雯无法确认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购房款支付情况，后因汪萍英没有付清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购房款，洪美雯于2008年撤销了1999年出具的公证委托书，汪萍英应举证付款凭证以证明其付款情况。汪萍英、余锡源主张，汪萍英已付清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人民币70万元购房款，1999年9月30日汪萍英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美金折合人民币40万元给洪美雯香港账户，1999年10月11日汪萍英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美金折合人民币30万元给洪美雯香港账户，汪萍英没有保留汇款凭证，只有收条。 关于（2008）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4989号公证书（《声明书》）的送达情况。洪美雯主张，其于2008年12月底将该份公证书交到蓼花路20号一楼店面，交代店面工作人员转交给汪萍英，该店面由汪萍英经营。洪美雯为证明其已将撤销公证委托一事告知汪萍英，申请证人汪某（汪某系汪萍英的妹妹，二人曾因借贷纠纷诉至法院）出庭作证。汪某表示，其于2008年底听汪萍英称洪美雯撤销了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公证委托。汪萍英、余锡源主张，洪美雯2008年12月底没有到蓼花路20号找过汪萍英，汪萍英直至此次被诉才看到洪美雯提供的所谓撤销委托的公证书，该撤销委托从未通知汪萍英；证人汪某与汪萍英有利害关系，汪某与洪美雯在多起诉讼中相互作证，汪某的多次陈述相互矛盾，其证言不可信。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洪美雯确有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汪萍英。洪美雯与汪萍英于1999年11月23日签订《协议书》，洪美雯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汪萍英，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虽然洪美雯也曾于1999年出具两份《委托书》，委托汪萍英代为处理有关西边社六号内房屋的管理、使用、买卖等一切事宜，但是洪美雯与汪萍英之间并非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建立在洪美雯已将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汪萍英的基础之上的。其次，洪美雯对于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过户至汪萍英的配偶余锡源名下是认可的。洪美雯与汪萍英在上述《协议书》中约定，洪美雯、余锡福及女儿余秀慧、儿子余承恩今后如“乙方”需要办理过户或者继承，均有义务提供方便，帮助解决或办理公证委托代签，“乙方”包括余锡源、汪萍英、余宏斌、余宏俊，可见洪美雯对于将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过户至汪萍英、余锡源、余宏斌或者余宏俊名下均是认可的。2007年间，西边社六号内房屋拟从洪美雯名下过户至余锡源名下，因洪美雯的兄弟姐妹对此提出异议而未能办理过户。在洪美雯与其兄弟姐妹因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引发的诉讼中，洪美雯对已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汪萍英以及拟过户至余锡源名下不持异议。再次，并无证据证明洪美雯已将撤销公证委托一事通知汪萍英。虽然洪美雯于2008年12月26日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声明撤销两份公证委托书，但并无证据证明洪美雯已将撤销公证委托一事通知汪萍英，汪萍英是在不知其代理权已终止的情况下与余锡源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即本案洪美雯诉请确认无效的合同）。并且，洪美雯在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过户至余锡源名下八年后，才向汪萍英、余锡源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即便汪萍英代洪美雯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余锡源构成无权代理，也并不直接导致《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并不是指在这一情形下代理行为无效，即使未被追认，该行为也不是归于无效，而仅是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综上，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签订《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洪美雯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转移登记至余锡源名下，是建立在洪美雯将该房屋出售给汪萍英的基础之上的，洪美雯对于将该房屋过户至余锡源名下本就是认可的，洪美雯在将该房屋出售给汪萍英九年后撤销公证委托（且无证据证明洪美雯已将撤销公证委托一事通知汪萍英），又在该房屋过户至余锡源名下八年后主张其与余锡源之间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即便汪萍英代洪美雯将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出售给余锡源构成无权代理，也并不直接导致《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断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洪美雯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主张汪萍英构成无权代理，诉请确认《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0年1月29日形成的《补充协议书》和《委托书》是否是洪美雯本人所签，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且洪美雯已就签名冒用一事报警，其权利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故本案无需进行相关鉴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洪美雯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洪美雯提交了如下证据：1.闽历思司鉴所[2020]文鉴字第14号《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余锡福、洪美雯在本案一审提交《补充协议书》《委托书》等虚假证据，已构成虚假诉讼。2.余锡源《个体工商户申请开业登记表》，拟证明余锡源1972年到1998年12月是厦门水泥厂的工人,1999年4月19日才开始申请个体工商户;汪萍英在庭审中陈述“其有经济能力支付购房款以及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给洪美雯”，明显是在说谎。 汪萍英、余锡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该鉴定书由洪美雯单方面委托鉴定，不排除鉴定机构为了满足委托人的要求，丧失中立立场，不能客观、科学鉴定的可能性。就检材来看，洪美雯提供的检材《补充协议书》系复印件，以复印件进行鉴定会损失很多笔迹细节，只有原件才能准确、真实、全面地呈现各个笔迹的各种一般及细节特征，以复印件作为检材，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客观上会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补充协议书》的签名形成于2010年，其余签名均形成于2019年之后，中间间隔十年，正常而言，每个人的书写习惯、力度、速度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因此该鉴定书未选择书写人同时期书写笔迹进行对比，在选材上存在错误，且不同的书写工具（圆珠笔、中性笔、钢笔等）、书写材质（纸张厚度、光滑程度等）都有直接影响，故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存疑。就鉴定过程看，鉴定书载明“鉴定条件较差”、“待检字迹检验条件较差、其中特征的本质性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可见鉴定人是在不能明确判断本质性特征的情况下出具的鉴定结论。就鉴定结论而言，根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9-2018）第9.1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分为确定性意见、非确定性意见、无法判断三种，该鉴定意见系非确定性意见中倾向否定同一的鉴定结论，可见该鉴定意见并未得出确定性否定同一意见，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另一份鉴定意见都属于非确定性意见，不能得出不是其本人签名的确定性意见。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补充协议书，当时双方约去公证，在一审证据8-9，公证处出具的预收单中有载明公证内容是补充协议书，预收单和收条是原件，还有洪美雯出具的公证费收条，洪美雯有收取本次2万元的公证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该餐厅1989年就开始经营了，1999年之前是汪萍英在经营，因余锡源下岗，政策上有优惠，于1999年4月19日变更为余锡源。 汪萍英、余锡源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园工商所出具的《证明》；2.厦门市个体酒类另售许可证；3.税务登记证（登记时间为1993年8月3日）；4.现金领取卡（时间是1995年9月15日）；5.营业执照副本（时间是1996年3月21日）。上述证据拟证明，汪萍英、余锡源早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餐厅和建材等个体经营，经过长期奋斗和积累，有经济能力购买讼争房产，洪美雯关于余锡源于1999年才开始申请个体工商户、没有经济能力支付购房款等情况不属实。 洪美雯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厦门市开元区福源餐厅在1999年4月19日核准之前实际经营者并不是汪萍英，汪萍英、余锡源只是受余锡福（洪美雯的配偶，该餐厅的产权人）委托代管，代位出租给他人经营，该房产租金等收入并不属于汪萍英、余锡源，而是属于余锡福。汪萍英、余锡源根本就不具有购买案涉房产的能力。余锡源确实是1999年4月19日才开始申请个体工商户，余锡源当庭辩称是更名，更进一步证明福源餐厅实际上并不是汪萍英在经营，汪萍英、余锡源根本就不具有购买讼争房产的能力。证据5因无原件，不予质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洪美雯举证的证据1，因系洪美雯自行委托鉴定，检材及比对样本均未获对方当事人的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但对其中拟证明汪萍英关于其有经济能力支付购房款是在说谎，因系洪美雯单方评判，本院不予采纳。对汪萍英、余锡源举证的证据1-4，洪美雯虽对证明对象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该四份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故本院对该四份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5，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洪美雯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二审期间，洪美雯于2020年5月29日向本院提交以下申请：1.《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洪美雯的签字进行鉴定；2.《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1）向厦门市税务局调取汪萍英、余锡源的纳税记录；（2）责令汪萍英、余锡源提交地下钱庄的全部信息，包括地下钱庄的名称、具体汇款时间、通过哪家银行汇款到洪美雯名下的哪家银行等。如果被拒绝，则请求调取洪美雯两次收到70万元的记录。对上述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洪美雯申请调取汪萍英、余锡源的纳税记录等，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本院对调取事项不予准许。对其他申请，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评判。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洪美雯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1999年11月23日《协议书》中“五、甲乙双方购买款项已结清，……”少了个“在”字，应为“五、甲乙双方在购买款项已结清，……”；2.汪萍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事项“1.甲方（卖方）以其拥有的厦门市西边社六号内房屋一幢的买卖事宜与丙方（买方）于1999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书》，……”时间应为1999年1月23日。汪萍英、余锡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洪美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异议的部分，本院经审查认定，该异议成立，一审认定上述事实确实存在遗漏文字及数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事实如下： 本案讼争房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内，建筑面积为482.44平方米，总层数为2层。其权利证书原为厦国用（95）字第Ａ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载明，“汪某因与汪萍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终字第1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监督，现已审查终结。……（二）汪某在再审阶段提供的新证据即洪美雯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其申请监督的理由。洪美雯在再审审查阶段，向承办法官表示案涉西边社6号房产其听汪萍英说过系与汪某合买，并且听汪萍英说过汪某为购买该处房产支付了20万元。然而，在自1999年汪萍英与洪美雯商谈购买该房产直至2010年该房产过户至余锡源名下，余锡源出具的经公证的委托书、声明、购房协议、收条等，均明确载明系汪萍英向其购买西边社6号房产，均未提及汪某参与合买房屋。……”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洪美雯系美国籍公民，本案属涉外不动产物权保护纠纷。因本案讼争不动产在中国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及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洪美雯主张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能否成立；二、汪萍英、余锡源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洪美雯主张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能否成立问题。洪美雯主张洪美雯与汪萍英之间的讼争房屋委托关系已撤销,不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也不存在着房屋买卖关系,讼争房屋的购房款并未付清；汪萍英签订该买卖合同的行为为自己代理，应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汪萍英、余锡源辩称，讼争房屋经双方协议已出售给被上诉人，款项也已付清，汪萍英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而非代理权，签订该买卖合同并非无权代理，应认定为有效。对此本院认为，洪美雯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第一，汪萍英与洪美雯对于讼争房屋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且已实际履行。1、洪美雯与汪萍英于1999年1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洪美雯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汪萍英，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2、洪美雯已书面认可讼争房屋购房款已实际交付。签订《协议书》的当日，洪美雯分别出具一份《声明书》、《收条》，均载明洪美雯已于1999年10月收到讼争房屋购房款人民币70万元整。洪美雯在《声明书》还承诺从1999年11月23日（即签订《协议书》之日）起讼争房屋与洪美雯及其丈夫、子女无关，上述人员不得干涉该讼争房屋包括买卖、翻建等一切事宜。洪美雯作为一个有一定阅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收条、声明所承担的行为后果是明知，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汪萍英、余锡源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汪萍英、余锡源在二审审理期间为回应洪美雯否认其有付款能力的举证而补充提交的反驳证据，可以证实其有一定支付能力。4、洪美雯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向汪萍英催讨未付购房款。洪美雯称出具《收条》《声明书》时未收到款项，但及至其提起本案一审诉讼的2018年8月，在长达八余年的期间，其并未提供向汪萍英催讨款项的证据，显然不合常理。5、洪美雯在相关案件的诉讼中，对讼争房屋出售与汪萍英、余锡源是认可的。2007年间，洪美雯因汪萍英在《厦门商报》上通告拟将西边社六号内房屋从洪美雯名下过户至余锡源，而与其兄弟姐妹发生诉讼，汪萍英、余锡源在该案诉讼中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洪美雯对汪萍英、余锡源在该案诉讼中所作的讼争房屋已出售给其两人且将过户给余锡源的陈述未提出异议，且在庭审答辩中及质证中均表示其有权决定进行出售，没有以不合理价格出售，之后还收取了汪萍英支付的该案调解金5万元。其后，在本案的一审证人汪某与汪萍英因（2013）厦民终字第163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再审审查阶段，洪美雯向再审法院表示案涉西边社6号房产其听汪萍英说过,系汪萍英与汪某合买，汪某为购买该处房产支付了20万元。洪美雯的上述陈述，进一步证实其认可该讼争房屋已出售与汪萍英等人，且收取了汪萍英部分购房款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地证实洪美雯已将讼争房屋出售与汪萍英且已收取购房款的事实。一审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洪美雯称一审判决在引用《协议书》“五、甲乙双方购买款项已结清，……”遗漏一个关键字“在”，该字表明汪萍英未付款，系单方解读，也与上述事实、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洪美雯另申请本院责令汪萍英、余锡源提交地下钱庄的全部信息或调取洪美雯两次收到70万元的记录，本院认为，上述事实、证据亦表明，洪美雯提起本案诉讼实为滥用诉权，有违诚信原则。汪萍英、余锡源所称的有关地下钱庄信息，至今已事过境迁，无进一步查证之必要，也将徒增守信人的举证负担，并将进一步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其次，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1、洪美雯与汪萍英之间存在处理讼争房屋事务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洪美雯分别于1999年9月30日、1999年11月12日通过两份公证的《委托书》，将讼争房屋事务概括委托给汪萍英处理，暂不论洪美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进行委托，根据《委托书》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洪美雯虽在事隔九年后的2008年12月26日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声明撤销上述两份《委托书》，但其不能证明其向汪萍英发出撤销公证委托书的通知，亦无证据证明汪萍英客观上知悉该份撤销公证委托书的内容。因此，洪美雯的撤销委托书并未对汪萍英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并不存在汪萍英代理权因被取消而终止的情形。因两份公证《委托书》的委托权限涉及对讼争房屋的使用、买卖以及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房屋的一切事宜，故在委托期限届满且委托合同关系未解除前，汪萍英有权依据《委托书》以受托人身份处置讼争房屋。2、洪美雯有履行配合将讼争房屋过户的义务。如上所述，洪美雯已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汪萍英并收取对价，洪美雯作为卖方负有协助过户的义务。因当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在《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如乙方包括余锡源、汪萍英、余宏斌、余宏俊，需要办理过户或继承，甲方洪美雯有义务提供方便帮助解决或办理公证委托代签。洪美雯在上述《声明书》还承诺，不干涉讼争房屋的买卖等一切事宜。可见，汪萍英有权处分讼争房屋，其无论将诉争房屋过户与其本人或余锡源或其子女或他人，洪美雯都是认可的，并有义务提供方便，帮助办理公证委托。3、汪萍英代理洪美雯与余锡源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未侵害洪美雯的利益。如上所述，汪萍英在《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代洪美雯签名，既有委托合同之授权，又有《协议书》之约定。汪萍英代洪美雯签名其实质是汪萍英在处分自己的财产，洪美雯在履行配合将讼争房屋过户的义务。况且，洪美雯对汪萍英将讼争房屋过户与其夫余锡源，既是知情的，也是同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除外”，汪萍英以洪美雯的名义与余锡源签订《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不损害洪美雯的利益，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自己代理范围。且该买卖合同也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至于洪美雯称汪萍英在该买卖合同中书写约定房屋总价款是人民币86.8392万元，一次性付款方式一栏填写“已付清”，而汪萍英与余锡源在庭上却诉称是两次汇款，也自认其只支付人民币70万元购房款，明显矛盾，虽然属实，但并不影响其代理权限及合同效力的认定。故洪美雯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 二、关于汪萍英、余锡源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问题。本案中，汪萍英、余锡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补充协议书》和《协议书》两份证据，洪美雯否认该两份协议是其本人所签，并提交了其自行委托的、结论为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据此认为该两份协议是虚假证据，汪萍英、余锡源已构成虚假诉讼，一审法院未采纳其笔迹鉴定的申请错误。二审期间其又再次委托司法鉴定，如二审不采纳其两次的司法鉴定意见，二审法院应委托司法鉴定并移送公安机关侦办。汪萍英、余锡源辩称，该两份协议书内容真实，系对讼争房屋买卖事实的补强证据，且事过近二十年，洪美雯的签名也会有变化，司法鉴定检材中“洪美雯”的签名为复印件，一些细微特征不能客观显示，检材中“洪美雯”签名与样本的字迹比对，存在一些差异特征，上述司法鉴定也仅就目前字迹特征综合分析认为，可能不是同一人的书写字迹，并未完全否认其真实性。一审判决认为该两份协议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汪萍英、余锡源一审为支持其反驳意见提交了两份协议书及《公证费预收单》等多个证据，并陈述2010年1月29日，双方约定对上述两份协议书进行公证，故由厦门市公证处出具了《公证费预收单》，洪美雯也收取了其支付的公证费用，但因洪美雯临时反悔，最终未能公证。洪美雯对拟办理公证及《公证费预收单》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可见该陈述有一定的合理性。洪美雯对汪萍英、余锡源的上述陈述有异议并否认该两份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其于一二审期间分别提交了其两次自行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以支持其主张。本院经审查，决定对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采纳，其理由上文已作阐述，不再重复。对于洪美雯的签名真伪是否有必要进行鉴定应依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实其主张而决定。如上分析，汪萍英、余锡源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双方对讼争房屋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且已实际履行，因此，该两份协议书是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且洪美雯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信原则，二审再对两份协议上的签名已无必要，否则将造成审判的过分迟延，故一审对洪美雯的笔迹申请鉴定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洪美雯二审期间再次提出的鉴定申请，不应予以支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显然，汪萍英、余锡源的诉讼行为不具有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不属于虚假诉讼，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认定汪萍英、余锡源涉嫌其他刑事犯罪。故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洪美雯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洪美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元，由上诉人洪美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一帆 审 判 员 洪培花 审 判 员 陈 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周伟达 书 记 员 林剑涛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