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78号永新汇写字楼1号楼1603-04.法定代表人：沈春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解义，广东大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翼东，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耀，女，198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北京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熹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耀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熹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何耀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何耀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从公司日常管理来看，上诉人与其员工均有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支付工资且每月进行考勤，说明上诉人具备较为规范的人事管理流程，如果被上诉人真是公司员工，上诉人为何仅不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不以公司账户支付工资。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也从未提出过其他异议，在解除合作关系的问题上谈不妥转而以劳动争议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其行为完全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应当对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承担举证责任，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有此合意。从人身从属性来看，被上诉人未参加公司考勤，也无须遵守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其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并不由上诉人决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所有活动，包括所谓的“下达的任务”均系与沈春芬联系，而沈春芬是基于合作关系的身份与被上诉人沟通，更重视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工作成果”，而非“劳动过程”，也没有对其进行工作上的监督与控制。本案系劳动争议，而非商事纠纷，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而非自然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虽然沈春芬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的商业合作活动不代表用人单位的法律行为，也不代表其可以完全代替作为法人实体的上诉人，行使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用工权利，这样有悖于劳动法的基本原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入职行为、是否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应综合考察双方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完全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被上诉人与沈春芬签订的《合作协议》恰恰证明，合作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建立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其次，原审判决认为合作关系与劳动关系可以并存的观点值得商榷。沈春芬一直以个人身份与被上诉人合作，从合作内容来看，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只提供了一种服务内容，属于合作关系项下内容，不属于劳动关系项下内容。被上诉人与沈春芬之间并没有在原有法律关系上新建另一种法律关系的必要，且双方在该案纠纷提起劳动仲裁之前多次、反复地讨论如何解除合作关系。无论是否签订《合作协议》，被上诉人提供服务范围从未超出原有合作关系内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沈春芬建立合作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法律关系。再次，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均系基于其与沈春芬个人的商业合作，与上诉人无关。1、沈春芬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沈春芬对其利润预支。2017年年底，被上诉人有意与沈春芬合作经营服装生意，前来深圳考察学习、相互磨合。期间沈春芬为其报销开支和提供生活补贴，最早在2017年12月份便有相关转账流水。2018年6月1日，被上诉人与沈春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盈利每半年结算一次。在此期间，沈春芬延续之前做法和金额，向被上诉人预支利润。一审判决仅以数笔沈春芬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径自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事实认定错误。2、关于被上诉人的收入证明，系被上诉人为了出国旅游的需要，利用其与沈春芬的合作情谊和沈春芬担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便利，要求沈春芬协助出具。沈春芬的上述帮助行为，被上诉人却以此为由丰张其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毫无诚信可言。3、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沈春芬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相关款式图片、成本单、工艺制单，均与上诉人无关，且上诉人也从未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以上述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认定被上诉人有在上诉人处入职，并完成上诉人设定的T作任务，存在严重错误。二、被上诉人与沈春芬已实际履行《合作协议》，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其在《合作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合作期间为2018年6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共同经营服装商铺，沈春芬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从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商铺租赁合同》、被上诉人签写的《销售单》等证据也可看出，被上诉人都是基于合作协议从事的行为，不是基于公司劳动关系的行为。而被上诉人在合作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沈春芬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排除其目的是为了混淆是非，将其与沈春芬个人的合同关系混淆为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从而逃避其向沈春芬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重大错误，请求贵院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何耀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11月15日解除；2.被告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50000元；3.被告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70000元；4.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一、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自2018年2月1日起，入职被告处，任设计师，工资为每月20000元，每月15号左右通过沈春芬（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号发放工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后因被告拖欠原告2018年6月1日至30日、2018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工资，原告于2018年11月15日通过快递形式向被告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收入证明、英文在职证明及翻译件、银行交易流水、快递单、微信聊天记录、款式图片、成本单、工艺制单、香杰儿服饰店工商信息等证据。被告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春芬之间系个人合作关系，原告与沈春芬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拟在国内一个或多个服装批发市场合作经营服装开发设计及门店销售，并约定了合作期限、利润分成、违约金、结算方式等事项。沈春芬给原告的转款记录是基于原告的请求，因其办理出国签证，需要银行流水，请求沈春芬配合，并要求被告的前台工作人员刘思在其出具的全英文“证明”（办理出国手续用的收入证明）上加盖被告公章，被告开具证明的目的是办理出国签证，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了《合作协议》、微信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案件受理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劳动关系应该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此外，劳动关系还可以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凭证来认定所谓劳动关系。本案中，其一：原告提交的其2018年3月14日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春芬的聊天记录里，被告法定代表人沈春芬明确写到：“明天发工资，明天是发公司2月份的工资。你现在入职了，正式算3月1号开始让账务打了。以后我不自己打了，每月15日是发工资日。”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其2018年2月份入职被告公司的事实。其二：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15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8月22日、2018年9月13日、2018年10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沈春芬分别向原告转账20000元，其中2018年8月、9月转账明细分别记录为7月份工资、8月份工资。上述转账时间及金额固定，符合工资发放的形式要件，且根据法定代表人沈春芬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亦可看出沈春芬曾有过通过自己银行账号向原告转账工资的行为。其三、原告提交的收入证明内容明确有：兹有我单位员工何耀，现任本单位职务为服饰设计师，平均月收入20000元。我单位愿承担本收入证明内容不实的法律责任。该收入证明内容与原告主张的职务、工资相符，亦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转账金额相符。其四、根据原告提交的快递单显示2018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主张因被告拖欠2018年6月1日至30日、2018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工资，故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结合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被告法定代表人沈春芬向原告的转账中，的确没有上述期间的转账记录。其五、根据原告提交的款式图片、成本单、工艺制单、香杰儿服饰店工商信息，可证实原告为被告公司设计服装，完成被告公司的工作任务。从原告提交的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春芬聊天记录中也可看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原告下达工作任务。综合上述证据，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予以认定。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系合作关系，并提交了原告与沈春芬之间于2018年6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同时，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签订合作协议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合作协议中并未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进行约定，因此即使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根据上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2月1日、职务为服饰设计师、工资标准为20000元/月、离职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二、关于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的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被告的确未发放原告上述期间工资，应予补发。根据原告的工资标准，被告应发放原告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50000元。三、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应支付被告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70000元。四、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告以被告拖欠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根据本院上述查明的事实，被告的确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故被告应支付原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五、原告仲裁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11月15日解除；2、被告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50000元；3、被告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70000元；4、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六、仲裁结果：深劳人仲案[2018]13523号案件裁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何耀与被告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15日解除；二、被告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耀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50000元；三、被告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耀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70000元；四、被告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耀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熹沐公司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熹沐公司的财务人员刘思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刘思与何耀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何耀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春芬微信转账两份。拟证明：1、当时财务人员刘思按照何耀的要求将2018年8、9月的预付款项标注为“工资”是为了配合其出国签证。2、何耀与沈春芬在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就有合作关系并有转账记录，并不是何耀所说的时间开始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何耀对于是合作还是劳动关系的性质的说法是错误的，且对于之前双方发生的经济往来表述错误。被上诉人何耀没有尊重双方真实法律关系及事实真相。经质证，何耀认为：一、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情况说明本身是无法证明该证据形成的真实性。刘思提到“每月……预支费用是分红预提款”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2月何耀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春芬的聊天记录相违背，沈春芬明确提到“还有明天发工资，明天是发公司2月的工资，你现在入职公司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都没有提到每月2万元的费用是预支款项，刘思说是预支款项显然是虚假的证言。二、刘思是上诉人的员工，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该证言不应被法庭采纳。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没有原始载体，真实性无法确认。何耀和刘思聊天记录恰恰证明了何耀要求刘思打的是工资，并没有说“将我的所谓的预提利润作为工资打给我”，而是明确无误说明是“工资”两个字。四、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双方之间认识是朋友毫无异议，但是款项性质能证明合同关系，这个是没有基础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何耀在二审中未向法院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熹沐公司与何耀在2018年2月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熹沐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何耀在上述期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不应向何耀支付工资、补偿金等，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何耀与熹沐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在熹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春芬与何耀2018年3月14日聊天记录中沈春芬明确表示：“明天发工资……你现在入职了……每月15日是发工资日。”该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何耀主张的其2018年2月份入职熹沐公司的事实；二、从何耀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15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8月22日、2018年9月13日、2018年10月30日，上诉人熹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春芬分别向何耀转账20000元，其中2018年8月、9月转账明细分别记录为7月份工资、8月份工资。上述转账时间及金额固定，符合工资发放的形式要件；三、何耀提交的收入证明载明：兹有我单位员工何耀，现任本单位职务为服饰设计师，平均月收入20000元。我单位愿承担本收入证明内容不实的法律责任。该收入证明内容与何耀主张的职务、工资相符，亦与何耀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转账金额相符。故综合上述证据，原判认定熹沐公司与何耀在2018年2月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进而支持何耀主张的工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熹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深圳前海熹沐时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洪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