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玉龙，男，198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倩梅，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卡或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孟沙路10号5幢5楼。 法定代表人：吴惠丽。 原审被告：吴惠丽，女，198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龚玉龙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卡或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或公司）、原审被告吴惠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玉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卡或公司返还龚玉龙20万元款项并支付逾期利息（包括10万元意向金和10万元预付款，逾期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卡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根据《合作协议》中关于扣除10万元的约定，认定龚玉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明显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缔约过失责任分为二大类，一为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缔约过失责任，二为合同不成立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原审法院在认定《合作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却判决龚玉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明显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二、卡或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合作协议》项下的“供款”义务，因此是卡或公司违约在先。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卡或公司应当提供各种款式的衣服给龚玉龙开招商会，这是龚玉龙同意和卡或公司合作的前提。没有招商会，龚玉龙的订单从何而来？龚玉龙之所以同意先支付10万元意向金，也是为了确保卡或公司能够及时供应其招商会所需的各款衣服，但事实上卡或公司并没有履行供货义务，其在原审中也没有举证证明履行相应的供货义务。所以，龚玉龙才不得不在2018年11月14日发函催告，但卡或公司之后仍然没有履行。因此，是卡或公司违约在先才导致龚玉龙无法顺利开展招商会，从而无法吸引顾客下单。 三、《合作协议》内容约定不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龚玉龙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龚玉龙承诺的订单量，由龚玉龙承担10万元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并未超出必要限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合作协议》中对于首单的下单时间并没有予以明确，而在下单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认定龚玉龙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在首单下单时间不明确且龚玉龙还没有实际下单的情况下，卡或公司不可能就做好履行5000订单的一切准备，事实上卡或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为履行订单所做的准备。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主观认定龚玉龙承担10万元的巨额缔约过失赔偿金额，显然过于草率。 四、从本案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卡或公司在没有相应付出和损失的情况下就获得了10万元额外收益，而龚玉龙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就直接损失10万元，这显然有失公平。出于对卡或公司的信任，龚玉龙才会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先支付10万元，后于2018年5月18日手写了一张十分简单的《合作协议》，而所谓的《合作协议》，上面其实也只有龚玉龙一人的签字。但根据原审判决，龚玉龙最终在支付10万元意向金和10万元预付款后，不仅没有收到任何货物，还要承担10万元损失。而卡或公司在没有供货给龚玉龙开招商会，也没有所谓损失的情况下就获得10万元额外收益。这对龚玉龙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综上，龚玉龙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的缔约过失行为，《合作协议》本身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无法认定龚玉龙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判定龚玉龙承担10万元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卡或公司未作答辩。 龚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卡或公司和吴惠丽退还货款200000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卡或公司和吴惠丽承担。庭审中，龚玉龙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卡或公司和吴惠丽退还货款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11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龚玉龙有意向卡或公司订购羽绒服。双方前期磋商过程中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载明：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卡或服饰）供款给乙方（龚玉龙）开招商会。条件：1.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00元意向金，后期可充当货款；2.乙方承诺首单5000件以上，否则甲方有权扣除乙方100000元钱。龚玉龙共向卡或公司支付200000元预付款（包括100000元的意向金），卡或公司也按约供款给龚玉龙。后，双方就羽绒服订购无法达成一致，就预付款200000元返还产生争议，2018年11月14日，龚玉龙向卡或公司发送告知函，要求返还200000元预付款，未果，由此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龚玉龙与卡或公司在磋商订立羽绒服买卖合同过程中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龚玉龙承诺会向卡或公司下单订购羽绒服，但后未能实际与之签订相关买卖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向卡或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对扣除100000元的约定应当认定为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约定，根据庭审调查，卡或公司为准备订单需备货，具有一定的成本支出，且会产生信赖利益损失。根据龚玉龙承诺的订单量，由龚玉龙承担100000元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并未超出必要限度。但卡或公司抗辩称曾向龚玉龙提供价值100000元样衣，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卡或公司应向龚玉龙退还100000元预付款并承担自龚玉龙催讨之日起的逾期利息。卡或公司系企业法人，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吴惠丽作为卡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对龚玉龙要求其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卡或公司返还龚玉龙预付款1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11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以未还预付款1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龚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龚玉龙负担1075元；由卡或公司负担107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龚玉龙和卡或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该《合作协议》并未约定服装的款式、质量、价款等，不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故性质应认定为预约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作协议》约定的“乙方承诺首单5000件以上，否则甲方有权扣除乙方100000元钱”属于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对扣除100000元的约定应当认定为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约定”，依据不足。本案双方当事人未能订立本约，如果当事人构成预约合同违约，应根据《合作协议》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卡或服饰应当提供羽绒服给龚玉龙开招商会，龚玉龙承诺向卡或公司购买一定数量的羽绒服，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紧密相关的。龚玉龙认可卡或公司提供了几件样衣，但卡或公司未能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合作协议》，向龚玉龙提供了召开招商会所需的羽绒服。据此，双方当事人双方都违反了合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和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卡或公司退还龚玉龙80%的意向金。龚玉龙有权从起诉之日起向卡或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判决认定龚玉龙未与卡或公司签订相关买卖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向卡或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且本案双方并未就本约的服装规格、款式、数量、质量、交货时间等内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此情形下卡或公司不会产生为准备订单备货产生成本支出。综上，龚玉龙的部分上诉请求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卡或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龚玉龙18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8年11月26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三、驳回龚玉龙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龚玉龙负担215元，杭州卡或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9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龚玉龙负担460元，杭州卡或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8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