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初131号 原告董伊，女，汉族，1982年12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叶志坚、唐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委托代理人丁晓玲。 委托代理人黄世德，浙江汉博律师事务律师。 原告董伊认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于2020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并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告董伊起诉称，案涉房屋杭州市下城区原为下城住建局管理的直管公房。原公房租赁证上记载的承租人为原告祖母丁招发。丁招发因原居住的××巷××号住房被拆迁，于1989年4月8日拆迁安置入该房屋，为该房屋的承租人和户主。原告于1997年1月14日迁入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与祖母同在该户籍内。丁招发于2011年11月21日因病死亡，其后原告董伊依法应为该户的户主和实际居住人。该直管公房因历史原因存在两本户口，另一户的户主董红美（户内成员黄琳君）的登记迁入时间为1994年。2017年11月28日被告发布下政征字（2017）第1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和《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实施“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需要对包括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在内的房屋进行征收，目前该房屋已被拆除，被告是上述征收决定的作出机关。 原告于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请求书》，要求被告对原告按被征收人身份予以补偿，被告于当年5月14日答复拒绝原告请求。原告遂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9）浙01行初297号行政诉讼。该案生效判决书中释明，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若干意见》规定，在案涉公房原承租人丁招发死亡后董伊及该公房内其他户籍在册人员未就公房户名变更达成一致意见，现公房被征收拆迁因《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未经有权申请公房户名变更的人员签字确认，属于涉案被征收公房中承租人的补偿安置事项尚未通过补偿协议的形式予以确定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被告作为征收决定作出机关，具有及时启动补偿决定程序的法定职责。为此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重新向被告提出《履行法定职责（做出补偿决定）请求书》，以权利人身份要求被告依法对案涉房屋被征收的征收补偿事项作出补偿决定。被告在法定两个月期限内未做答复，仅于2020年2月11日由下属天水街道出面向原告发送了一份《不予受理告知单》。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房屋征收决定的作出机关，在房屋征收补偿事项未通过补偿协议确认情形下，负有启动并作出补偿决定的法定职责。在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发出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请求后，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就被征收的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直管公房启动补偿决定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下城区政府答辩称，一、案涉基本情况。案涉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位于被告下政征字(2017)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内，该房屋系下城区住建局直管公有住房，房屋承租人为丁招发（已于2011年11月21日过世）。房屋征收调查时该公房户籍在册人口为董伊、董红美、黄琳君三人，即该房屋内现有两户，一户为董伊户，其户口于1997年迁入丁招发户内，丁招发亡故后变更董伊为户主；一户为董红美户（户内成员黄琳君），董红美登记迁入时间为1994年。丁招发过世后，董伊与董红美以及黄琳君就涉案公房的使用权和承租权存在争议，不能统一意见确定公房承租人，导致该公房承租人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征收过程中无法按房改政策购房，也未与公房管理部门重新签订租赁协议。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征收和补偿中心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对被征收人下城区住建局产权调换住房一套，并向该公房实际居住人董红美、黄琳君送达《限期腾房通知书》，实际居住人于2018年6月10日腾退原公房并入住产权调换房屋。上述情况已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原告。二、被告己履行房屋安置补偿职责，且补偿安置符合法律规定。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征收和补偿中心对被征收人下城区住建局产权调换西文北苑××幢××单元××室住房一套，已履行房屋征收补偿职责，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委托律师于2020年1月20日向区长邮寄信件，要求被告履行补偿决定法定职责。根据下城区信访部门安排，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天水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2月11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单，对原告已作出回复。三、原告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涉案房屋被征收，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通过产权调换方式确保公房权利人的权利义务不受影响。案涉纠纷归根到底系因原告与董红美、黄琳君之间无法统一意见确定公房承租人，该矛盾在征收前已经存在，并非因征收引起，也不应通过征收行政行为确定。此外，被告并无确定公房承租人的行政职权，要求被告履行职责无法律依据。2.公房承租人（或公房承租相关权利人）申请作出房屋补偿决定并无法律依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征收人已经与征收部门达成产权调换协议。同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并未就公房产权调换协议的形式、公房承租人（或公房承租相关权利人）申请作出房屋补偿决定或对公房承租人（或公房承租相关权利人）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规定。即房屋征收部门并没有对公房承租权利人作出补偿决定的义务。原丁招发户的公房承租权利人如认为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已达成的产权调换协议侵害其权益的，可另行提起诉讼而非要求被告作出补偿决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本案中，原告董伊在向被告下城区政府提交的《履行法定职责（作出补偿决定）请求书》中所载请求事项为：“请求下城区政府依照《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直管公房管理的意见》以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行初297号《行政判决书》的释明，依法对原直管公房杭州市下城区被征收时董伊作为承租人的补偿安置事项作出补偿决定”。但是，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原告因认为其系涉案公房承租人，曾于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提交《请求书》，请求“下城区政府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对董伊依法予以征收补偿，并对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必要行政处理”。因对被告就该《请求书》所作答复不服，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予以房屋征收补偿。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浙01行初297号《行政判决书》，并在该判决中阐明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并不具有确认公房承租关系并据以确定相应补偿安置事项法定职责的意见。在此情形下，原告在未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公房承租关系的前提下又向被告提出本案所涉申请，属于重复申请，被告对该重复申请不具有予以重复处理的义务。原告基于该重复申请事项提起本案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董伊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 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