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君陵，男，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8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葆盈，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关天安，男，194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58。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敏峰，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锐钊，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阳江商会，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自编B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890258A法定代表人：梁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桐生，广东金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威强，广东金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曾纪新，男，196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53。上诉人严君陵因与被上诉人关天安、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阳江商会（以下简称阳江商会）、曾纪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8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君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关天安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关天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严君陵在一审中提交的《确认函》《证明》系由阳江商会的冯红健、陈进庆、**安、严君陵四位会长签名，共同确认阳江商会融资帮扶项目真实存在，并以阳江商会借用严君陵账户的方式进行运作。严君陵在一审中还提交了曾纪新作为阳江商会秘书向严君陵发送的《收到商会会员投资款名单》的邮件，该名单详细记录投资会员的投资情况，证明关天安转账给严君陵的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严君陵还提交了阳江商会将借款会员签订的《借款合同》扫描件发送给严君陵的邮件，以证明融资帮扶项目的存在。因此，严君陵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投资款，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二）关于案涉款项在账户中流转以及利息支付问题。由于阳江商会是非盈利性机构，通过阳江商会账户进出资金不方便，故阳江商会借用严君陵的个人账户进行帮扶项目的运作。运作模式如下：有投资意愿的会员将投资款转到严君陵个人账户，然后由商会秘书处向投资会员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会员投资款并加盖商会财务专用章，再由严君陵作为出借人与需融资会员（即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商会秘书曾纪新作为见证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将借款协议原件一份放在商会，交由曾纪新保管，然后严君陵将筹集到的资金汇入借款人账户。阳江商会将收到利息的80%作为投资收益发放给投资人，20%留作商会管理费用，其中将管理费用的25%作为严君陵负责商会日常招待的费用。项目前期运作正常，借款会员正常还本付息，商会便有足够的资金向投资人每月支付1.6%的（即利息的80%）投资收益，但后期出现坏账，部分借款会员没有按时还本付息，导致商会无法向投资会员支付投资收益，故所有投资会员均在2017年4月开始没有投资收益。《确认函》也印证商会融资帮扶项目出现坏账的情况。《收到商会会员投资款名单》详细记录了阳江商会向投资人发放投资收益的时间，符合投资的特征。相反，关天安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无其他证据证明本案款项为借款，关天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严君陵与关天安因商会成立而认识，私下并无交情，在这种情况下，关天安不会无缘无故出借款项给严君陵且不要求严君陵出具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另外，关天安在庭审中所说的“因为我听老乡说有这种收利息的事情”，明显是指阳江商会融资帮扶项目，关天安实际是向阳江商会的项目投资。（三）关于阳江商会的授权问题。从严君陵提交的《确认函》《证明》以及阳江商会发送的邮件，可以看出阳江商会已通过实际行为授权严君陵运作融资帮扶项目。若严君陵收取了投资款后将款项出借给商会会员的行为与商会无关，那么理应不会出现阳江商会的秘书协助商会整理投资款名单、商会将借款会员签订的《借款合同》按期整理发送给严君陵、商会会长对融资项目在严君陵账户中的金额进行确认。二、关天安在庭上作虚假陈述。关天安作为商会顾问，其积极参与商会的成立，每月收取商会给予的补贴。关天安在本案中却否认其知道并参与商会的融资帮扶项目，明显违背常理。当严君陵问及其职务时，关天安故意回避身份，称自己仅为“挂名顾问”，明显是想推卸责任，还称自己不知道融资帮扶项目。严君陵提问时并未提到《确认函》，但关天安在签笔录时却将“项目”改为“《确认函》”。另外，关天安在庭上陈述筹备商会是想“找一个形式把老乡团结起来为社会做点事”，但商会成立至今除了融资帮扶项目外别无其他项目。若融资帮扶项目不存在，则阳江商会自2013年6月19日成立以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项目帮扶会员，与常理不符，不符合商会成立的目的。关天安在庭上还否认商会向其支付补贴，也不符合事实，商会发放补贴必然会告知关天安，事前亦会与其商量。关天安的陈述屡次违背客观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三、阳江商会持有会议纪要却拒绝提供，妨碍举证，一审法院没有因此推定严君陵的主张成立，是适用法律错误。从《确认函》载明的“根据阳江商会2017年7月18日常务会长会议的纪要精神”，可以看出存在2017年7月18日的会议纪要。事实上，商会融资帮扶项目的成立、运行模式均经阳江商会开会决议通过，该会议纪要存放在商会处。阳江商会在本案中否认其有授权给严君陵，称严君陵的行为与商会无关，但被问及会议纪要时，其诉讼代理人以“不清楚”为由拒绝提供。严君陵申请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调查，但均被驳回。由于阳江商会持有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提供，导致严君陵无法提供会议纪要证明自己是获得商会授权且商会借用其账户运行融资帮扶项目，法院应推定严君陵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阳江商会承担不利后果，是适用法律错误。关天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严君陵称关天安与曾纪新是利益共同体，与事实不符。严君陵在（2018）粤0604民初20561号案（以下简称20561号案）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的会议纪要。二、关天安是基于严君陵的借款需求而向严君陵出借款项，双方约定月息1.6%，收款账户是严君陵的个人账户，每月利息也是从严君陵个人账户转至关天安账户，2017年3月前严君陵均能按时支付利息，可见本案明显是严君陵与关天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阳江商会无关。三、严君陵每月向关天安支付固定的利息，其转借给他人的借款能否收回不影响利息的支付。四、阳江商会在一审期间已经明确其从未委托或收取严君陵筹集的资金，严君陵的行为与其无关。五、关于《确认函》，关天安无法确认真实性，亦与关天安无关。阳江商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共有17人，只有其中4人签名的《确认函》不能代表阳江商会，且《确认函》也未载明阳江商会要承担责任。六、严君陵在另案中是作为原告起诉他人追索款项，而非以阳江商会作为原告起诉，相应的执行款项也是由严君陵自行收取，和债务人的和解方案也是由严君陵自行决定。在这些民间借贷案件中，没有一个债务人否认严君陵的诉讼主体地位，严君陵在这些案件中也没有提及过商会。近期严君陵在起诉他人的案件中收回了大约100万元，但其没有将款项交给商会，故案涉借款是关天安与严君陵之间的借贷关系。七、证人谢汉朝、姚成科的证言完全一致，证人谢汉朝确认其证言是律师书写好后给其签名的，并确认有270万元借款本金没有偿还给严君陵，故证人谢汉朝与严君陵存在利害关系，是利益共同体。至于另一证人姚成科，严君陵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其与严君陵也是利益共同体。20561号案判决已认定该案原告与严君陵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与商会无关。一审期间严君陵确认其经营佛山市慕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事金融投资业务，本案显然是严君陵向关天安及他人借款后，进行金融投资业务将款项转借给他人。阳江商会述称：阳江商会2017年8月进行换届后严君陵就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一、严君陵筹集资金出借的行为与商会无关。（一）严君陵自行筹集资金。严君陵一直从事民间融资业务，其开设佛山市慕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严君陵和其胞妹严君萍），将大量资金转入该公司及其股票账户。为赚取息差，严君陵自2014年初开始利用其阳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身份向阳江籍同乡筹集资金，商会从未参与筹集资金、收取款项、支付利息的过程，关天安将案涉款项直接支付给严君陵，并由严君陵向关天安按月支付利息。关天安等资金提供者均知道并确认与商会无关，故在严君陵无力偿还借款后从未要求商会还款。严君陵所说的“有融资需要的会员向商会秘书处提出融资要求……商会秘书了解后向相对充裕的会员征询投资意见”与事实不符，关天安根本不是商会的会员，只是阳江籍同乡而已，严君陵借款是与关天安自行协商敲定。（二）本案借款是严君陵自行出借。严君陵与借款人协商并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的选定、借款条件、利率标准，合同的签订等均由其决定，商会没有参与，款项也没有通过商会账户支付。对于借款的还款以及利息的支付，商会没有参与也不知情。（三）阳江商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对外出借均会自行与借款人办理出借手续。商会开设有银行账户，若出借款项商会会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并收取相应利息，无需通过严君陵出借，徒增成本和风险。如2013年9月29日商会借款100万元给姚成科，由商会与姚成科签订借款协议，相关的还款和利息也是由商会直接收取。严君陵所说的“商会是非营利性机构，通过商会账户进出资金不方便，故商会借用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个人账户进行运作”与事实不符。二、阳江商会没有参与本案借款。（一）商会没有筹集资金出借的决议（会议纪要）。若商会要筹集资金出借，根据商会章程属于重大事项，应当召开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又或者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进行表决。本案中，阳江商会从未召开过相关会议，也没有相关决议或会议纪要。严君陵从2014年开始筹集资金出借，其作为商会的时任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秘书长，没有收到过商会关于筹集资金出借事项的通知或者公告，关天安也没有收到。对《确认函》阳江商会不知情，在上面签名的四人也不能代表阳江商会。（二）阳江商会没有委托或授权严君陵筹集资金出借。（三）阳江商会没有借用严君陵名下账户。从严君陵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可见大量款项转入佛山市慕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用于经营，也有转出用于其个人消费及炒股。（四）严君陵称《借款合同》存放在阳江商会处，与事实不符。对《借款合同》商会不知情，合同由严君陵本人持有。严君陵在起诉借款人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有提交给法院。（五）所有借款人均确认款项是严君陵出借。严君陵自行和借款人商谈借款条件并签订《借款合同》，与合同所附的《申请书》，均确认严君陵是出借人。（六）严君陵起诉借款人的行为表明其确认自己是债权人身份。三、阳江商会没有收取利息或息差。（一）民间借贷出借人的核心事务就是收取利息，若是商会出借，则商会必在每月与严君陵对账，核实出借本金和利息数额，并要求严君陵支付。事实上，严君陵收取多少利息、赚取多少息差，其从未与商会对账，也没有支付给商会。（二）473890元是捐助款、会费等，并非利息和息差。严君陵称其从2014年3月21日至2017年7月27日期间共向商会支付了473890元，其中包括借款会员支付利息的20%那部分。其实，上述款项是会费、捐助款、赞助费，以及商会的慈救会（慈善委）提供13万元资金给严君陵，严君陵支付的利息。商会财务账册中均有相关款项发生的原始单据。四、严君陵收回的款项没有支付给阳江商会。严君陵在起诉他人的民间借贷系列案中收回了663012.84元，在（2018）粤0605执12536号案中收回25万元，合共913012.84元，该款项严君陵也没有交给商会。若是商会出借，但严君陵却占有款项，自相矛盾。曾纪新二审期间未作陈述。关天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严君陵向关天安偿还借款本金16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1.6%计算，从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0日为61354.67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严君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6日，关天安向严君陵银行转账100000元。2015年5月7日，关天安向严君陵银行转账100000元。自2015年1月起，严君陵对上述款项按月息1.6%支付给关天安，直至2017年3月。2017年7月26日，严君陵向关天安银行转账40000元。另查明，严君陵原系阳江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同时任秘书长，2017年已卸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款项性质，关天安认为属于借款，严君陵认为系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严君陵应对此提供证据，但其所举证并无直接证据，其证据并无投资协议，亦无阳江商会的委托或授权或决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二，案涉款项进出均在关天安、严君陵之间的个人银行账户，且在第一笔借款发生后的第二个月，严君陵便按月息1.6%支付给关天安，直至2017年3月，该行为明显有悖于投资款的风险共担原则，纵观严君陵月月付息，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第三，阳江商会明确其未委托亦未授权严君陵，严君陵的行为与其无关。之后对相关款项的追债行为由严君陵个人名义，并未以阳江商会的名义追债，且实现债权的款项也未进入阳江商会。综上，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关天安已依约将借款本金交付给严君陵，严君陵未能归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故严君陵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扣减严君陵已经偿还的40000元，最终严君陵还应支付关天安本金160000元。关于借款利息的计算。关天安主张按月息1.6%。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严君陵向关天安支付的款项情况，关天安、严君陵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但实际上按月息1.6%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严君陵应支付关天安利息（从2017年4月1日起，以160000元为借款本金，按照月利率1.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严君陵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关天安清偿借款本金16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1日起，以160000元借款本金，按照月利率1.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普通程序收取4620.32元，财产保全费1627元，合计6247.32元，由严君陵负担。二审期间，关天安、阳江商会、曾纪新未提交新证据，严君陵提交阳江商会常务会长照片一份、阳江商会章程一份，拟共同证明虽然《确认函》没有加盖阳江商会的公章，但有阳江商会常务会长的签名，根据章程第24条的规定，应视为阳江商会的会议纪要。阳江商会确有借款融资项目，关天安主张的借款实际上是阳江商会的项目投资款。此外，严君陵申请本院向阳江商会调取商会成立至今的会议纪要。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质证。本院认为，《确认函》没有加盖阳江商会的公章，时任阳江商会常务副会长也没有全部在该《确认函》上签名，故上述证据不能反映严君陵主张的证明内容。鉴于严君陵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确认函》上所载的会议纪要确实存在，故对其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严君陵陈述借款会员由其选定，其在融资帮扶项目里只是提供个人账户，以及追收借款和利息给投资会员和商会，其对投资款是否能够顺利收回不承担责任。因为投资项目出现坏账，基于面子原因，其与他人（在《确认函》上签名的其他三个人）共同主动出具了《确认函》，阳江商会和投资会员并未提出由其承担责任的要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关天安与严君陵就案涉款项是否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属于没有借条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严君陵上诉主张案涉款项为关天安向阳江商会的融资帮扶项目投入的投资款，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严君陵应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围绕严君陵的举证，本院分析如下：一、从融资帮扶项目的运作过程方面进行分析严君陵陈述阳江商会融资帮扶项目成立的初衷是解决会员融资困难问题，流程是：有投资意愿的会员将款项转入严君陵账户，商会秘书处向投资会员出具收到某会员投资款的收据，再由严君陵作为出借人与需融资会员（即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然后严君陵将筹集到的款项汇入借款人的账户。借款会员由严君陵进行筛选，要获得借款资格，借款会员要先将借款金额的10%转入严君陵账户，作为商会融资帮扶项目启动资金。据此，作为投资会员的关天安仅是将款项汇入严君陵账户，投资项目的所有事务包括款项投向哪一个借款会员，关天安并未涉足，该情形与投资人一般会对投资对象、项目进行了解的做法是相悖的。反观严君陵，其既负责选定借款会员，并对借款会员提出了出借的前提条件（将借款金额的10%转入严君陵账户），还以自己名义与借款会员签订借款协议。根据各方确认的事实，严君陵是以自己名义向没有还款的借款会员追讨借款。上述事实反映严君陵参与的程度超过其所称的仅代阳江商会收取投资款以及支付利息给投资会员，其行为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中的出借人无异。二、从关天安按月收取固定利息方面进行分析严君陵陈述借款会员所支付每月2%的利息中，其中80%即月息1.6%作为投资收益给投资会员，20%留作商会管理费，其中管理费用的25%作为严君陵负责商会日常招待费用。由此可见，投资会员的收益是固定不变的月息1.6%。按期收取固定数额作为利息是借款的特征，反而投资的特征是收益浮动，与本案的情形并不相符，并且从严君陵将使用款项的会员亦称之为借款会员看，可知关天安是以出借为目的将款项转给严君陵。三、从《确认函》的内容方面进行分析虽然《确认函》有提到阳江商会2017年7月18日的常务会长会议纪要、严君陵主导了商会帮扶会员借款融资项目。但是，该《确认函》并未加盖阳江商会印章而阳江商会对该《确认函》又不予确认。《确认函》载明部分会员不还款产生坏账，评估坏账损失封顶为300万元，严君陵承担33.3%坏账损失即100万元。严君陵称该《确认函》系其主动出具的，投资会员并未向其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其本来亦无需对投资款的收回与否负责。若严君陵仅是担任代交款项的职责，则其没有必要对款项无法收回所产生的坏账损失承担100万元的垫付责任，何况出资人并未向严君陵提出该垫付要求。四、从与曾纪新有关的证据方面进行分析严君陵提交了据其称是曾纪新代表阳江商会向其发送《收到商会会员投资款名单》的邮件，以及曾纪新出具的记录为收到严君陵利息的收据。该部分证据即便属实，但没有证据证明出资者关天安也收到上述名单并认可其款项为投资款，严君陵收到款项后如何操作与关天安无关。曾纪新后来在20561号案中出具的证言，提到有资金的会员提供资金给严君陵出借给有需求的会员。该证言显示，对于借款会员而言，严君陵是出借人的角色。曾纪新并未提及阳江商会有实施融资帮扶项目，以及资金出借与阳江商会有关。五、从严君陵向阳江商会转账方面进行分析严君陵确认部分会员的会费、捐赠款也是由其转给商会，因此，严君陵向商会转账不能仅理解为支付利息，况且从严君陵向商会转账款项的数额、时间看，其并非有规律地向阳江商会转入固定数额的款项，无法看出如严君陵所称，其将借款会员所付利息其中的20%转给商会作为管理费用。在严君陵一直控制融资帮扶项目银行账户并且该账户也同时用于严君陵个人事务的情况下，主导项目的阳江商会从未与严君陵进行对账，与常理不符，加之严君陵亦无证据证明阳江商会授权其负责商会融资帮扶项目的相关事项。六、从阳江商会以前的借款方面进行分析据严君陵所述，阳江商会曾于2013年以商会名义出借100万元给案外人，可见商会能够以己方名义出借，不存在严君陵所称的不便之处。严君陵解释称因为该100万元是商会自有款项，故可以如此操作，其该解释并不合理。综合上述分析意见，严君陵的举证不能证明本案款项为投资款性质，一审判决认定关天安与严君陵就案涉款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事实依据较为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严君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20.32元，由上诉人严君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红审 判 员  周 珊审 判 员  吴绮擎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车 驰书 记 员  张晓敏书 记 员  麦换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