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绘某，女，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沐阳，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婷，河北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红某，女，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宪德，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绘某因与被上诉人王红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绘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年4月8日作出的（2020）冀0108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一）一审判决错误地支持了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定案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月17日的10万元欠条。2019年2月10日，被上诉人曾就同一纠纷凭欠条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17年5月1日上诉人因经营周转借原告现金100000元人民币”。对比上述两者，可以看出：1、从时间上看显而易见，诉状中的“2017年5月1日”，并非就一定期限内的借款往来的对账，因此欠条当然是被上诉人为了诉讼而让上诉人后补的欠条。2、根据双方的转账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实际借贷金额并非100000元，而是51000元；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应以实际借款金额确定。而实际借款金额与所谓的欠条相互矛盾，印证了欠条所称10万元的虚假。3、被上诉人在桥西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主张与在本案反诉主张互相矛盾。主要体现在，首先，时间上，在其桥西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被上诉人称2017年5月1日上诉人向其借款，而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称2017年2月上诉人向其借款；其次，借款方式上，在其桥西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被上诉人称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出借款项，而本案中，其称通过银行转账、信用卡套现、微信转账、现金交付等多种方式向上诉人提供借款；再次，借款金额上，其在桥西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被上诉人称借给上诉人现金100000元，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称截止到2019年1月17日，上诉人还拖欠其借款10万元整，对实际借款金额却无法说明。被上诉人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其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上诉人2019年1月17日出具的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到被上诉人的胁迫，因为上诉人对外借款的事情并未告知其丈夫，为防止被上诉人将借款一事泄露，影响家庭关系（见被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微信内容）上诉人无奈，出具欠条。但双方当时并未进行对账，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对账后确认拖欠10万元的情形。5、一审法院判决中“原告认可曾向被告借款10万元”（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2段第2—3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上诉人从未作出这种认可。上诉人认可的仅是与被上诉人曾存在借贷关系，而不是对金额的认可。综上，该欠条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借贷关系，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存在其他客观事实并具有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当庭陈述，无视其他法院存卷的案卷材料，在应查明而未查明真实账务往来的情况下“按照常理”认定欠条的真实性，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错误的认定双方交涉之中退款的情况。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曾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同意退给上诉人（上诉人丈夫霍军作为代表）2万元，上诉人没有同意。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为是上诉人要退给被上诉人2万元，上诉人不同意，一审判决明显曲解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为其错误裁判提供了条件。（三）、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上诉人款项的事实。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存在借贷关系，但是，经核查账目往来（按照被上诉人就同一纠纷在桥西××××时间段为基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金额远超其借款金额。一审判决认为“证据结合证人证言，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全部是偿还的被告借款”，又认为“原告给被告出具欠备，按照常理应该是双方对账的结果”，而没有具体审判到底谁欠谁款项，欠多少款项，就草率地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案卷材料证实，2017年2月23日、2017年2月24日，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借款10000元，2017年3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30000元，2017年3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000元，以上共计51000元。之后，上诉人于2017年4月17日开始陆续向被上诉人还款（具体账目往来详见《明细表》）。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利息，但被上诉人分别按照月息3%—6%收取利息。基于曾经的友好关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按照月利率3%，先扣除利息，再扣除本金来计算的。截至2017年8月2日，上诉人已经还清了被上诉人所有本息。 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不完整微信聊夫记录便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存在信用卡透支、现金支付的情况，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既不是原件，也没有显示时间，不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四）、一审法院无视本案证人刘某与上诉人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关系，证人宁某与被上诉人的密切关系，错误地采信其证言并作为定案依据。理由在于：1、被上诉人在开庭前一天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在开庭当日才知晓这一情况。证人刘某与上诉人曾经有其他经济纠纷，证人刘某曾向桥西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主张15万元，支持3.67万元），企图以诉讼手段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鉴于证人刘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无法确定，依法不能采信。2、证人宁某曾系被上诉人介绍到上诉人米店的员工，后因宁某经常无故迟到早退、擅自脱岗等原因，被上诉人辞退，宁某产生了怨恨心理，且该证人与被上诉人关系密切，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也不能确定，依法不能采信。3、证人宁某与证人刘某之间的证人证言存在相互矛盾，比如打牌输赢的金额，宁某称在几百到两千之间，而刘某称在一两千到四五千之间，两个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足以说明其证言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不能确定，依法不能采信。4、两个证人均承认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实际借贷行为不知情，其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以上种种，均足以说明，本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不能认定，而且上诉人正规经营米店，并未经营棋牌室，因身体原因无法打牌,因此，上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体现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就反诉主张，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不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上诉人出于无奈后补的不能反映真实借贷关系的欠条，以及依法不能采信的证人证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反诉主张明显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并采信证人证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主要体现在，被上诉人未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庭依法不能支持其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而庭审中法庭准许其证人出庭作证，明显不符合程序规定，属于程序违法。案卷材料证实，被上诉人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11天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7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故，一审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违反了上述规定，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纠正。为维护司法公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述请求，望予以支持。 王红某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具体分析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具有时间跨度久，款项出借笔数多，出借方式多样化特征。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的途径包括现金交付、银行转账、信用卡套现、微信转账等多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总计出借款项达到三十万元左右，以上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认可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现在上诉人能够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暂时能找到的借款记录就有：2018年1月1日前现金1万、2018年1月5日现金4.3万、2018年11月28日信用卡套现4万；另外，上诉人自认的通过微信转账有：2017年2月23日1万元；2017年2月24日1万元；2017年3月7日3万元；2017年3月10日1000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有记录在微信中能显示的就有14.4万元，远远超过上诉状人叙述的5.1万元。当然，这还没有包括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的2017年5月1日的以现金方式出借的10万元。因为双方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打牌娱乐，肯定还有一些上诉人通过电话、面谈等这些没有在微信中体现的借款记录，基于信任，被上诉人没有一一让其打欠条，一直由上诉人自己记账。上诉人在2019年1月17日对账时承认还有10万元欠款未还清，只是因为双方进入诉讼程序，关系破裂就虚假陈述，自己推翻自己出具的欠条。另外，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明确显示了双方资金往来包括不限于微信转账，银行可套现，现金等方式。上诉人在认可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的同时，却只承认通过微信转账收取被上诉人51000元借款，否认其他借款方式，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与客观证据相矛盾的。上诉人在一审质证阶段时上诉人是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是认可的，在二审上诉状中又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明显属于虚假陈述妨碍法院公正审理。所以从微信聊天记录这一证据上，就能看出究竟是谁在出尔反尔，是谁在虚假陈述，不言自明。二、关于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该欠条是由上诉人本人出具的，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双方最后一笔转账记录为2018年12月7日，一审庭审中双方也均认可双方经济往来止于2018年底，而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月，也就是说双方结束经济往来在先，上诉人出具欠条在后。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出具了欠条，就足以说明当时上诉人对拖欠被上诉人10万元欠款的事实是认可的。上诉人受到胁迫补签欠条之说纯属无稽之谈。第一，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胁迫其出具，所以其主张无证据支持。第二，其主张受胁迫的理由是怕影响家庭关系，证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请大家注意，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的时间是在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上诉人后，上诉人以怕影响家庭关系为由苦苦恳求被上诉人撤诉。而非上诉人所述是怕影响家庭关系，才被迫出具欠条。上诉人明显属于张冠李戴，恶意曲解。并且，在该记录中，上诉人有“红芳姐，你们撤诉吧，给我一些时间，我慢慢就还清了”、“我不欠别人的，就你们几个的”的表述。既然上诉人认为自己不欠被上诉人钱，并且多还了十几万，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表述呢。三、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证人证言等因素，综合判断査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方式包括不限于微信转账、现金、信用卡套现等，已经达到证明标准，而上诉人仅仅以微信转账流水作为借款是否发生来主张权利，显然没有认可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应当采信被上诉人的主张，对上诉人陈述不予采信。四、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做简单说明。首先，被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已经向法院出申请，由于新冠疫情原因，一审法院不能确定是线下开庭还是网上开庭，一直没有接受被上诉人的申请，在确定线下开庭日期后，被上诉人才向人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所以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落款时间才会滞后。其次，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主要有三，一、上诉人是否打麻将；二、打麻将的数额以及规则。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件事在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中均能显示，证人只是证据链中的一个，法院采信与否，程序是否得当并不影响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具体分析如下：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流中有多笔100元的流水，交易对象为固定的几个人，与证人陈述上诉人经营棋牌室收每人100元台费相印证；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上诉人说“都转给我了，我转不出了，明天再说”与证人关于上诉人统一收钱再分发给牌友的表述相印证。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昨天打麻将你给我转的700,我没收到”“我这回不打牌了”与证人关于上诉人也打麻将的证言相印证。所以，上诉人关于证人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相反，上诉人关于其经营米店，生病不能打麻将，没有和证人以及被上诉人一起打麻将的陈述显然也是虚假陈述，以上种种足以说明其在本案中具有虚假陈述、谎话连篇的情形。五、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本人出具的欠条一份，被上诉人认可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若干、申请证人出庭证人两名。以上证据以及证言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相反，上诉人只提交了一沓干巴巴的微信流水，除了说明双方存在过经济往来，除此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诉讼过程中陈述也是似是而非，前后矛盾，其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依法驳回的必然的。六、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査询，上诉人在外拖欠大量债务，其名下有多个执行案件，且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以及限制高消费人员。其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为有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如此失信之人，其在诉讼中虚假陈述也是正常。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在双方结束经济往来后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的行为说明其对欠款数额予以认可，应当按照欠条所记载数额承担偿还义务。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正确，判决合理合法，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 王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47566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从2018年1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截止到起诉之日为8746元，计付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王红某反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本诉请求，并判令原告偿还被告欠款10万元。二、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均由原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绘某自2017年开始向被告王红某借款。2019年1月1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王绘某欠王红某10万元整”。2019年2月，被告以欠条为证据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偿还借款10万元；后撤回起诉。原告以向被告多偿还借款为由按照不当得利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多支付款项147566元，并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对微信转账记录无异议，但认为其中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中从转账时间点看包含双方在一起打麻将的输赢的钱，并非都是偿还的借款，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欠条；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另查明，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截止到2018年12月。庭审中，原告认可曾向被告借款10万元，但被告给付的数额不足10万元，且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当庭又陈述，原告在偿还借款时是先按照月息3分偿还利息，后偿还的本金。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提交的聊天记录不全面，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向原告出借款项存在信用卡透支、现金支付的情况，因此对原告仅提交微信转账证明收到被告借款不足10万元，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30日转账数额与被告提交同一时间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的转款数额一致，但是双方聊天中对转款的性质陈述为分红，并非还款，上述证据结合证人证言，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全部是偿还的被告借款，因此对原告主张多支付借款，被告应予返还，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经济来往时间截止到2018年12月，在2019年1月17日，原告给被告出具欠条，按照常理应该是双方对账的结果；且聊天记录中，原告认可欠被告款项，对被告撤回起诉双方进行过协商；原告主张是补签之前欠条，未提交有效证据，因此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应按照欠条载明的欠款数额10万元偿还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本诉原告王绘某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王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反诉原告王红某欠款10万元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13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均由王绘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双方均认可。双方资金往来包括不限于微信转账，银行套现，现金等方式，对于双方欠账及还款的数额和方式双方意见不一，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双方最后一笔转账记录为2018年12月7日，一审庭审中双方也均认可双方经济往来止于2018年底，而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月，也就是说双方结束经济往来在先，上诉人出具欠条在后。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出具了欠条，就足以说明当时上诉人对拖欠被上诉人10万元欠款的事实是认可的。上诉人称受到胁迫补签欠条，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胁迫其出具，所以其主张无证据支持，其主张受胁迫的理由是怕影响家庭关系，不是法定免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26.0元由王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志刚 审判员  李荣水 审判员  史兆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田家鑫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