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81民初56号原告：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永济市舜都大道北路Ｙ－1号。法定代表人：闫青竹，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峰，该合作社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丽利，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荆兵，男，汉族，住永济市。被告：李淑琴，女，汉族，住永济市。原告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丰农合作社）与被告荆兵、李淑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农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峰与皇甫丽利、被告荆兵、被告李淑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丰农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农资款113778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2015年5月15日起计至款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09年起为被告提供种植葡萄的农资，包括葡萄苗、化肥等，由被告代为销售，被告每次从原告处购买农资，均在原告的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至今被告共欠原告农资款113778元。经原告多次催要均未果。该债务是在被告荆兵与李淑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被告荆兵与李淑琴辩称，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2013年原、被告合作，被告代销原告的农药产品，合作模式为被告代销原告的农药，原告指导农户使用，有问题全部负责，原告陆续送货，被告逐步清偿货款，每年年底将当年的农药费用进行结款（算）。2013年、2014年双方合作顺利，没有发生产品质量问题。2015年6月，原告给被告送来农药，被告按原告提供的短信指导农户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有农户反映使用原告的农药导致葡萄果面损伤，表面出现药物残留，致使葡萄无法销售，造成巨大损失。被告遂多次找原告协商解决此事，原告派人到现场看了农户的葡萄现状和损失等情况，后便派人将部分农药拉回，并答复被告会尽快解决此事，让被告安慰好农户。但经多次协商，原告没有给农户解决问题，亦未赔偿损失，致使受损的农户不仅不结算有问题的农药款，就连使用被告的其它农药款都不结算，且农户多次到被告家吵闹，致原、被告再无法合作。2015年11月，被告到原告处见了闫青竹，让其解决药残留问题，双方为此发生争执，被告明确告诉闫青竹药残留问题不解决便无法结算货款。2015年11月至2019年11月底，原告未曾与被告联系，直到2020年元月18日被告收到民事起诉状，才得知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的事情。2、原告在事发后，理应诚信为本，积极解决农户损失，但其却将剩余农药拉走，不闻不问，销毁证据，致使没有农药无法鉴定才将被告诉诸法律。被告要求反诉，由于当年葡萄果面受损严重，修剪葡萄过多，导致无法准确计算葡萄产量，农户受损葡萄亩数为91亩，损失的数额（按当时市场每亩葡萄产量3500～4000斤，市场价每斤5元左右计算，开庭审理中被告明确要求原告赔偿损失为180万元）远超过原告损失数额，故要求原告赔偿。3、该案已过诉讼时效。该案发生在2015年7月初，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未约定付款时间的，允许双方协商确定，如果不能协商的，则要根据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时同时支付。故原告应当在送到货后就主张货款，主张后就应起算诉讼时效。即使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每年年底结清当年货款，诉讼时效最晚的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被告在事发生后于2015年11月明确告知原告，不解决问题无法给付农药款。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1月起算，即使依双方交易习惯从年底（2015年）起算，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主张利息起算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按民法规定买卖合同并没有支持利息的规定，双方也未作约定，只有在被告拒绝履行或迟延履行时才可以计算利息，由此也能看出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5月15日起计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丰农公司的业务范围为葡萄种植、销售、技术咨询服务；为成员提供生产资料的购买和供应，水果的种植和销售；葡萄苗的种植及销售。2013年至2015年间，原告丰农公司持续指派员工给被告荆兵送葡萄苗及化肥、农药等，被告荆兵收到货物后在原告保存的销货清单上签名。原告提供销货清单35份，拟证明被告荆兵欠其货款111170元未付。被告荆兵对其中的11份销货清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1、原告提供的2015年4月10日的销货清单载明金额为1200元，有涂改现象，被告荆兵保存的购货单位收执一联记载的金额为1000元；2、2015年4月26日的740元、2015年5月23日的1910元销货清单不是荆兵本人签名；3、2015年4月30日的4550元、2015年5月2日的60元、2015年5月3日的280元、2015年5月23日的540元、2015年6月19日的1675元、2015年6月26日的2205元、2015年8月28日的1390元、2015年12月8日的-1304元销货清单上没有荆兵签名。对上述不是被告荆兵签名的两张销货清单，经本院释明，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原告提供的4月2日金额为1960元的销货清单记载的时间为2014年，经本院询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放弃该笔债权。被告荆兵提出2015年5月15日的5296元销货清单是两次书写形成的，一次是用碳素笔书写，一次是用圆珠笔书写，后部分货物（价值4296元）应是原告添加的，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每送一次货签一次票。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货是同一天送的，早上送货，下午也送货，被告手上有底联。庭审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与被告荆兵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荆兵认为双方之间是代销法律关系，同时陈述：“代销就是原告将货送到我家，让我将他的货卖了，价格也是原告定的，不是我定的。比如他送32元，让我卖35元，我挣的就是这中间的价格差。”原告申请的证人李晓明当庭作证陈述：“我是2014年在合作社给农户送药，2014年荆兵欠合作社43000元左右，结算时付了1万元，欠33000元左右。2015年一直在送，2015年年底荆兵欠8万多，和2014年共欠11万多。2015年年底、2016年向荆兵要了几次账，荆兵没有给”“2016年找荆兵两次，最后一次是4月份，荆兵没有给钱，说下面钱收不上来，葡萄卖的不好，钱要不回来”“公司和荆兵之间是代销关系，荆兵是片长，我们是合作社给他送药，销售价格是合作社定的，公司送给荆兵是一个价，荆兵卖给农户是另外一个价”“本人不知道代销的法律含义”。原告提供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峰与被告李淑琴2019年12月27日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催要货款的事实。录音中闫峰问：“我姐这两年还给你打电话还要钱了，去年还见过你和你说过。”李淑琴答：“哦，对。”被告李淑琴的质证意见是电话录音事实上有参假，原告方并未如（实）电话录音，没见（过）本人沟通货款事宜。另外，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开庭审理中，被告明确损失总数额为180万元。经查，被告2020年3月9日向本院递交答辩状时，未向工作人员说明要提出反诉，亦未办理反诉立案交费手续。其同时陈述是原告2015年提供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自己受损的葡萄面积是10亩，剩余81亩是其他农户的，被告没有赔偿过其他农户的葡萄损失。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的性质，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整体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的性质进行判定，而不能只审查合同名称，不应受个别条款的影响，亦不能仅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进行确定。原告主张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则主张双方之间是代销合同法律关系，那么本案当事人之间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呢？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标的物能否销售出去，出卖人不承担风险，出卖人收取的是买受人支付的价款。代销合同属于无名合同，通常可以表述为：受托方接受委托方的委托，为其代为销售产品货物等，其本质是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代销人对代销货物是否销得出去，不承担风险责任，代销人收取的是代销手续费。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代销合同中，货物卖出去了，有钱在；没有卖下钱，有货在。本案中，原告虽在起诉状中写明双方之间是代销法律关系，其申请的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晓明亦陈述原、被告之间是代销法律关系，但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有货物的名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符合买卖合同的内容。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4日的销货清单记明拖欠货款数额为33611元，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该事实亦可以证明被告欠原告的是货款。另被告在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第3页第2自然段倒数第4行写明“被答辩人应当在送到货后就主张货款，主张后就应起算诉讼时效。即便按照我们的交易习惯，每年年底结清当年货款，那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最晚应为2015年12月31日。”该事实也可以说明原告应向被告主张的是货款。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荆兵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是当事人各自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应恪守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提供的35张销货清单金额共计为111170元；其中2015年4月2日的1200元清单有涂改，按被告荆兵持有的底联计算应为1000元；2015年5月15日的5296元销货清单是两次书写形成的，一次是用碳素笔书写，一次是用圆珠笔书写，后部分货物（价值4296元）应是原告添加的，应认定为1000元；扣除原告放弃的日期为2014年4月2日的1960元；扣除不是被告荆兵本人签名的740元、1910元；扣除被告荆兵未签名的4550元、60元、280元、540元、1675元、2250元、1390元、﹣1304元；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为92668元。原告将货物交付给被告荆兵后，被告荆兵理应及时支付货款，被告荆兵在销货清单上签字时未写明付款时间，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荆兵履行付款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期限以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为宜。原告要求被告荆兵承担货款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同时考虑到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被告荆兵应以92668元为基数，支付自判决生效后第31日至款付清之日的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关于两被告提出该案已超诉讼时效期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被告荆兵未在销售清单上写明付款时间，原告的权利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同时原告提供的其工作人员闫峰2019年12月27日与李淑琴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原告近两年向两被告催要过货款，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其债权应予保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淑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被告荆兵与被告李淑琴系夫妻关系，该笔债务数额较大，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被告李淑琴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两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的因农药残留问题要求原告赔偿18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属反诉，两被告在向本院提交答辩状时未告知工作人员要求反诉，亦未办理反诉立案交费手续，且该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对该纠纷本案不予处理，两被告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荆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货款92668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判决生效后第31日起计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7元，由原告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228元，由被告荆兵负担105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宏学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