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珍，女，192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更新，男，194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彩玲，女，194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瑶琪（ＹａｏＱｉＣＨｅｎ），女，1957年9月23日出生，住美国。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葆玫（ＢａｏｍｅｉＬｉｕ），女，1961年6月1日出生，住美国。 上述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葆真，女，195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葆真，女，195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式祝，男，195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京铭、蔡明钦，福建合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与被上诉人陈式祝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2民初3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同时作为刘玉珍、陈瑶琪、刘葆玫、陈更新、陈彩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式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京铭、蔡明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上诉请求：撤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2民初3685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厦门市同安区整栋楼房的产权归属始终是陈英元。1、1953年11月同安县人民政法颁发的“典草契纸”确定陈英元是唯一产权人，该证书具有法律效力。2、2012年6月拆迁办审核了房产材料后确认产权归属于陈英元，陈式祝仅是部分房产的使用人，《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载明“维持原权属关系不变”，即陈英元是该房产的唯一产权人，双方均签字确认，具有法律效力。3、2014年的民事判决书再次确认陈英元是该房产的唯一产权人。二、一审判决以1968年居委会的合约为依据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该合约手抄本内容严重违背和篡改事实，讼争房产不是祖遗房产，与陈氏家族无关，陈式祝一家无权利和资格分得房产。该合同是针对揖仔亭陈氏祖遗房产卖出款项的分配，于讼争房产无关，并非分家析产。1、典权人为陈英元，系其用420元银元还清典债讨回房产，是讼争房产唯一业主。2、合约中从头到尾及签名落款都出自一个人手笔，不是陈英元本人亲笔签字，没有署名及盖章，有欺诈造假的嫌疑。3、合约上居委会的盖章日期早于立字日期，存在造假可能性。4、签订合约需要所有当事人到场签名，陈德胜已故，签约的为其儿子，但陈英元的妻子和子女都未到场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罔顾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的民事裁定书，错误地对已经拆迁灭失的标的物作出确认，即便1968年合约有效，但合约上未提及的房产都是陈英元所有。合约未确定借给陈式祝的部分有：1号店面楼上和楼下四分之一以及原始还有的住房面积；临街前门约有十几平米的长廊通道；长廊通道连接中庭大厅的一半深井；（4）中庭大厅的长过道和大型楼梯的位置，约有十几平米。四、陈式祝为达到霸占房产目的，几十年来对陈英元一家多次欺凌和侮辱。 陈式祝辩称，1、叶雪娇的合约书客观真实，虽然日期是倒签的，但是合约书存于档案馆，是1976年陈英元作为证据提交的。2、刘玉珍曾经把店面四分之一赠与给陈式祝，2012年经过公证才撤回了赠与。如果不存在合约，不会将四分之一店面赠与陈式祝。很明显，刘玉珍知道1968年房屋分割的情况。再者，房子分割后，被上诉人一家居住到2012年被政府征迁。上诉人说向陈式祝收取租金，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二、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现房屋使用人是陈式祝，房子一直没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拆迁只能按照原有产权人是谁就写在谁的名下。因为确实出现登记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房屋到底该归属谁由法院确认。综上，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陈式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因拆迁厦门市同安区中店面部分的楼上楼下、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的房产而安置的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住宅）3号楼XX室和XX室及“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属于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厦门市同安区（历史上曾被编为76号、××）的房产系原告与被告祖辈遗留产业。1968年4月25日，陈英元（系刘玉珍之夫，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之父）与原告及其胞兄陈式志就共同居住房产的分割问题，在当时“同安县卫东人民公社卫东居民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并订立“合约”。根据“合约”，陈英元分得部分为：楼上后房一间、厅一间，楼下后房一间、深井一半、店面四分之一；陈式志分得部分为：楼上前房一间，楼下大厅一间、深井一半；原告分得部分为：店面楼上及楼下（其中抽出四分之一归陈英元所有）。1983年1月28日，陈式志将其分得的房产转让给原告所有，另到城外建住宅。1987年12月12日，为方便起居和使用，原告与刘玉珍商量，刘玉珍将其房产中楼下店面的四分之一赠送给原告。2012年6月27日，由于同安区“南北通道”建设工程需要，同安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与被告（作为陈英元的合法继承人）及原告（作为房屋使用人）签订了《“南北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将原告实际使用的房屋（测绘面积156.7㎡）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安置在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住宅）3号楼XX室和XX室及“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被告对房屋所有权归属提出异议，致使拆迁部门至今无法向原告交付上述拆迁安置房屋。原告认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原告与家人居住在上述房产中，1968年订立“合约”之后，该房产也一直由原告及家人居住使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权属登记，但也从未与他人发生过任何权属争议。因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3年11月20日，福建省原同安县人民政府核发了一份公定典草契纸，其上记载：座落在，东至曾六使、南至溪、西至曾耀坤、北至街路，面积为零亩叁分零厘玖毫的瓦木楼房的原所有人为廖淼婶，承受人为陈英元，典价银元肆佰贰拾元，缴纳税额壹拾贰元六角，上手原契立契日期为民国陆年三月。该契纸上的契文记载“立典契字人廖淼婶承先夫遗下店屋壹座址在门牌号柒拾陆号，贰月典给陈英元掌管，典银元肆佰贰拾元正。” 1968年4月25日，陈英元与其同父异母兄弟陈德胜的两个儿子即陈式志、被告陈式祝签订一份《合约》。该合约由他人代笔，廖淼婶的养女叶雪娇作为知见和同意人。合约内容记载：“立合约契字人陈英元、陈德胜（陈式祝、陈式志代）有承祖上遗下向廖秀典入楼房壹座，址在门牌柒拾陆号，典价肆佰贰拾元。因典期已久而原业主亦已亡故，现经与其养女叶雪娇协商，同意将该屋前半座（自后深井起至街路人行道为止）归于典权人承管永为己业，并由英元、德胜（其子式志、式祝代）双方洽商后将该业分居如下：英元分得部分：楼上后房壹间厅壹间，楼下后房壹间深井壹半店面肆分之壹（靠六使之一旁）。德胜之子式志及式祝分得部分：式志分得楼上前房壹间楼下大厅壹间深井一半。式祝分店面楼上及楼下（其中抽出肆分之壹归英元所有）。另有揖仔亭祖遗房产所卖出之代价人民币壹仟零伍拾元正，英元应得陆佰叁拾元，剩下肆佰贰拾元即归德胜之子式志、式祝各分对半。以上所列事项均经双方面商同意。所分产业及款项应按上列各自取得，决无异议亦各无反悔。恐口说无凭，合立合约契字肆纸各执壹纸为据。”该合约上盖有陈英元、陈式志、陈式祝、叶雪娇印章。卫东居委会亦盖有印章，并注明“以上情况是经过调解后共同协商同意以后应照此办理”。合约签订后，陈英元、陈式志、陈式祝依照合约载明的房屋分割情况居住使用。 1976年7月19日，陈英元与叶雪娇签订一份《合约字》，记载如下：“叶雪娇继承母亲廖秀遗下产业贰层楼房壹座，现于同安区城关公社卫东街松柏林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陈英元（廖秀的外孙）与其侄陈式志、陈式祝订立合约字壹纸，其中载明该楼房自后深井起至街路人行道为止，应为典权人陈英元所有，并征求叶雪娇意见。当时叶雪娇因考虑从小曾经与养母亲及陈英元生活在一起，关系良好，对该房屋的典契的来因是非就不加计较（情况已向卫东街、城关人民公社、人民法院负责调解的同志说明清楚），表示同意，并经卫东街革命领导小组签字盖章。后陈英元又提出叶雪娇将居住的地方，应再腾出部分给他使用。陈英元本无权再提出任何要求，但为了照顾过去关系，进一步搞好团结，经卫东街、城关人民公社、人民法院负责调解的同志对叶雪娇的动员说服，为尊重上级的意见，乃同意将贰楼靠深井的大厅及楼下厅各横切一半和楼下后宅临溪的空地（现养猪处）拨给陈英元使用。深井向东自上而下（靠近曾六使住屋）一半给陈英元，向西自上而下（靠近王守珊寓所）一半仍属叶雪娇所有。除上述部分，其余仍永为叶雪娇产业。兹陈英元所持典契，自订合约字之日起应作废。日后发现有任何字据、契约与该房屋牵连等均属无效。以上所述均经双方同意，日后决无异议。因恐口无凭，特立合约字贰纸，双方各执壹纸为据。”之后，陈英元与叶雪娇就《合约字》涉及房产发生争议，陈英元为原告人向原同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人叶雪娇。同安县人民法院经调解，于1976年8月16日作出同法（76）民字第01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记载如下：“原、被告人承祖辈遗产楼房一座，址于卫东街松柏林门牌××，东至曾六使，西至杨宝治，南至溪，北至街路，店面楼上楼下，前落楼上二房一厅，楼下一房一厅一深井，已于一九六八年四月由卫东街居委会参于调解清楚，按合约契字为据不变，剩下中落楼上一房一厅，楼下一房一厅一深井，后落一厅一凉亭和三块无屋盖空地，双方为继承权发生纠纷，经街道、公社和本院调解，达成如下协议：将中落楼上半间厅（即从被告新隔房间外壁起至栏杆止），楼下半间厅（即楼井向后第二根圆柱起至厅前止），深井东半边，及靠溪空地一块，归原告人所有；深井西半边（若今后被告人从后面发展楼梯，西边深井应归原告人使用，贴补多少双方面议决定）和其他部分及空地二块归被告人所有。双方均留通巷共同通行，要和睦相处，共同遵守卫生，属这座房屋的原契约仅作为参考，所有权应按本调解为准。” 1983年1月28日，陈式志将其在上述合约中所分得的房产赠予陈式祝，并出具凭证：“今有祖上遗下所分得房屋部分：楼上前房壹间楼下大厅一间深井壹半等。祝因人口增加居住不足，本人和兄弟及母亲共同协商作出决定，我自愿让归小弟陈式祝所有。今后任何人和子孙不得干涉。” 1987年12月12日，刘玉珍在知见人黄联树见证下，向陈式祝出具《赠送书》，载明：“本人愿意将同安县××店面楼下四分之一赠送给侄儿陈式祝作为己业。”刘玉珍在《赠送书》上有签名、盖印。《赠送书》出具后，案涉房的店面楼下部分全部归由陈式祝居住使用。 2011年，上述房屋（后门牌号码变更为82号）因同安区“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用地项目需要被列入征收范围。2012年6月27日，征收部门厦门市同安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与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及陈式祝签订《“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被载明为“被征收人陈英元（已故）之合法继承人”；陈式祝被载明为“现房屋使用人”，并共同简称为乙方。征收部门简称为甲方。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征收乙方房屋现测绘面积156.7㎡，（其中住改非面积42.487㎡，住宅面积114.213㎡）……。协议第二条约定，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1）被征收房屋总价值1322894元；（2）安置房地点、楼号、房号、建筑面积为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3号楼XX室和XX室，建筑面积各约76.03平方米,……安置房总价值777787元（人民币，如无标注币种下同）；住改非安置房位于“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建筑面积约44.45平方米，店面安置总价值720340元。（3）水、电表增容费2000元。（4）安置房总价合计1500127元。（5）产权调换后，乙方按规定应补交给甲方差价177232元。三、甲方补偿（补助）给乙方各项费用355314元……。四、乙方在签约期限2012年8月31日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于2012年-月-日前搬迁完毕，将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物完整交给甲方拆除的，甲方按以下方式给予奖励……。五、乙方自愿同意将各项补偿、补助费及奖励金等应缴交的安置房款进行对抵……对抵后，甲方应付给乙方452200元……。该协议第七条补充条款还载明：旧契纸原件存于同安区权属登记中心；因该房屋产权人陈英元（已故），其继承人尚未重新办理相关权属证明，故证据保全后由已查明的继承人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及现房屋使用人陈式祝以产权调换方式签订三方协议，并负责代办房屋征收安置手续，维持原权属关系不变。待今后之合法继承人和使用人内部自行协商或以司法程序确定该房屋权属关系后，再自行与被征收房屋实际产权人结算；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房屋征收补偿资料真实有效……；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可以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葆真、陈式祝在该协议乙方签名处分别有签名捺印。 2012年11月8日，刘玉珍经公证作出如下《声明书》：“本人刘玉珍系陈英元（已故）的妻子，在此郑重声明：一、坐落于厦门市同安区房屋只是给陈式祝借用，本人曾多次要求陈式祝返还房屋均无果。二、本人在今日之前签署的与该房屋有关的委托、协议等本人均不予承认，如有赠与，本人声明予以撤销。三、上述房屋现需拆迁，请求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将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钱物归还本人及陈英元其它的继承人。”之后，陈式祝因上述案涉房的权属问题与陈英元的继承人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等人产生纠纷，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被拆迁的82号房屋与上述公定典草契纸、1968年的合约、1976年的合约字、陈式志于1983年出具的合约与凭证、刘玉珍出具的赠送书中所指的房屋是同一处房屋不持异议。双方当事人还确认，上述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中载明的156.7㎡被拆迁房屋面积不包括1968年合约中陈英元名下的房屋面积，以及本案案涉安置房及补偿款等尚未向本案当事人交付。经一审法院询问，刘玉珍等陈述廖淼婶也叫廖秀。陈式祝还陈述其父亲陈德胜于1957年或1958年去世，其母亲已于1998年去世。刘葆真提交的公安机关的证明记载，陈英元出生于1919年，于1982年去世。 以上事实，有1953年的公定典草契纸、1968年的合约契字、1976年的合约字、陈式志于1983年出具的合约与凭证、刘玉珍出具的赠送书、同安区门牌号码××民字第011号民事调解书、（2012）厦思证内字第5176号公证书、《“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2015）厦民终字第1059号民事裁定书、（2017）闽02民终137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1953年公定典草契纸的效力，以及该公定典草契纸载明的76号房屋就是后来门牌号码××、松柏林路××、82号的房屋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82号房屋已被拆迁，其中2012年6月27日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与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及陈式祝签订的《“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载明的156.7平方米被拆迁的房屋面积只是陈式祝使用的房屋面积，不包括1968年合约契字中陈英元那一部分房屋面积亦无异议，且庭审中被告方确认上述合约契字中关于陈英元那一部分被拆迁房屋已由陈英元的后人另外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据此一审法院结合1968年合约契字及上述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的内容，认定上述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载明的156.7平方米被拆迁房屋面积即是原告诉称的其与家人一直使用的82号房产的店面部分楼上楼下、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面积，以及该部分房产被拆后的安置房就是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3号楼XX室和XX室、“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由于原告称其对上述156.7平方米被拆迁房屋享有所有权，并以1968年合约契字、陈式志于1983年出具的合约与凭证、刘玉珍出具的赠送书作为其主要凭据，而被告则认为刘玉珍已撤销其赠与，以及1968年合约契字只载明相关房屋归陈式祝、陈式志使用，并未载明归其所有，且该合约契字存在欺诈行为而无效，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上述1968年4月25日的《合约》、陈式志于1983年出具的合约与凭证、以及刘玉珍赠与行为和撤销赠与行为的效力；二、1968年4月25日《合约》对房屋分割的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 关于1968年合约契字的效力问题。首先，该合约契字是陈英元作为76号房屋的典权人，在该房屋原所有权人廖淼婶已去世，自己的祖上及同父异母的哥哥陈德胜已去世的情况下，由廖淼婶的继承人叶雪娇见证，与陈德胜的两个儿子即陈式祝、陈式志就上述房屋进行分割的一份协议。该协议有双方当事人盖印，亦在一审法院已生效的同法（76）民字第011号民事调解书中有提及，且协议签订后双方长时间均按分割的房产分别居住使用，陈英元至去世前亦未提出异议，故签订该合约契字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合约契字是在原所有人对出典的房屋没有回赎，典权人在原所有人的继承人的见证下依法对该房屋进行处分，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亦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或违反公序良俗，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合约契字有效。被告方称该合约契字存在欺诈，系无效的合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陈式志于1983年出具的合约与凭证的效力，以及刘玉珍赠与行为和撤销赠与行为的效力问题。经查，双方当事人对陈式志于1983年将其在1968年合约契字分得的房产即“楼上前房壹间楼下大厅一间深井壹半”让与陈式祝的事实，以及对刘玉珍于1987年出具《赠送书》将案涉房店面的四分之一赠送陈式祝，后又于2012年经公证撤销上述赠送行为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同时，上述陈式志让与行为及刘玉珍的赠送行为本质上都属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关系。故只要赠与人作出无偿赠与自己财产的表示，受赠人表示接受相关财产的，该赠与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亦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刘玉珍的赠送行为虽然有效，但其赠与行为不属于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该赠与亦未经过公证，且赠与的店面属于不动产，权利转移依法需要登记，故刘玉珍在该店面四分之一的产权过户登记至受赠人陈式祝之前，于2012年11月8日经公证撤销赠与符合法律规定，之前的赠送行为的效力只持续至2012年11月8日。撤销赠与之后，陈式祝对该赠与的四分之一店面并不享有相关权利。陈式志未撤销赠与，其赠送行为对陈式祝依然有效。 关于1968年合约契字分割的是房屋使用权还是所有权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刘玉珍等被告辩称合约契字记载的文字表述为“该业分居如下”，因此该协议系分割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该合约契字通篇均未明确所分房产是分配使用权还是分割所有权，仅从行文表述“该业分居如下”并不能得出该协议只是分割使用权的结论。由于该合约除了明确各当事人分得的房间、店面、深井等份额，还对揖仔亭祖遗房产所卖出之代价作了分割；同时，该合约契字将深井各分一半，将店面分成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显然也不方便各方使用；此外，该合约契字明确表述“因典期已久而原业主亦已亡故，现经与其养女叶雪娇协商，同意将该屋前半座（自后深井起至街路人行道为止）归于典权人承管永为己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合约契字分割的是房屋所有权而非使用权。 关于刘玉珍等被告另辩称1953年的典草契纸，2012年的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2014年11月19日的一审法院判决书，一致确认陈英元是厦门市同安区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1953年的公定典草契纸只能证明陈英元是76号（后变更为82号）房产的典权人，原房屋所有人是廖淼婶。由于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案涉房产经陈英元于1968年与陈式祝、陈式志达成合约后，陈英元并非82号房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一审法院2014年11月19日的民事判决书经上级法院裁定撤销，并不具有生效法律文书的证明效力。2012年的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虽然注明刘玉珍等6被告是被征收人及陈英元的合法继承人，陈式祝是房屋使用人，但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只有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可以设立不动产物权，即认定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在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情况下，并不能起到相应的认定作用。 综上所述，陈式祝在厦门市同安区被拆迁前，对该房产店面部分楼上及楼下四分之三、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享有所有权，对该房产的其他部分不享有所有权。陈式祝因其享有所有权的房产被拆迁，其主张相应的安置房即本案2012年6月27日《“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项下的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3号楼XX室和XX室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因陈式祝对原被拆迁店面只享有四分之三的所有权，故相对应而安置的该“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陈式祝亦只能享有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另四分之一的所有权由陈英元的继承人即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共有。2012年6月27日《“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项下的补偿款452200元，因双方均未在本案中提出主张，依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2年6月27日厦门市同安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与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及陈式祝签订的《“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项下的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3号楼XX室和XX室安置房归陈式祝所有；二、上述第一判项所载的《“南北大通道Ｂ段（一期）”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项下的“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由陈式祝与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共同所有。其中，陈式祝享有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共同享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三、驳回陈式祝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与陈式祝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陈式祝于二审庭审中举证一份备案于厦门档案馆由陈英元于1974年12月16日出具的《报告》，载明如下内容：“事由：要求解决陈英元与叶雪娇在同安34号后深井至溪边的房屋继承权纠纷问题。34号（北至公路南至溪边）的全座楼房系我外祖母庄门廖秀的业产，于六十多年前外祖父庄淼水向同安祥路宗亲庄和借出银元四百二十元，就该座楼房的厝契典押给庄和，后由我的父亲陈专（廖秀的女婿）拿出银元四百二十元向庄和讨回该座楼房的厝契。外祖母廖秀于民国六年就将该座楼方转典给陈专（因陈专尚有前妻的儿子）。我的外祖母于1963年病故，而该座楼房典期已久，就于1968年经双方有关后代协商，将该楼房前半段（前至街后至后深井）划归典权人陈专的子孙承管永为己业，于是典权问题就取得一致解决了（双方有关人已立下合同为据）。……”拟证明案涉房屋是陈专出具420元银元从廖秀处典得的。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报告》是陈英元为了和叶雪娇打官司而出具的虚假陈述。对此，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存档于厦门档案馆，系陈英元为请求解决其与叶雪娇之间的房屋继承权纠纷而向同安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该份《报告》系陈英元的虚假陈述，并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另查明，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的（2017）闽02民终137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认为，陈式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的厦门市同安区中店面部分楼上楼下、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的房产因建设需要被拆迁，该标的物已灭失，陈式祝仍主张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且作出确认，存在执行障碍，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厦门市同安区（2015）同民初字第15××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本院认为，关于1968年合约契字效力的认定，上诉人以立约时原业主陈英元尚健在、陈英元妻子及儿女未签字、居委会盖章及签字时间不一致、合约行文及签名并非陈英元本人笔迹等为由，主张合约契字涉嫌欺诈造假、应属无效。但鉴于：1、该房屋所有权人廖淼婶立约时已去世，结合此前公定典草契纸合约所载“原所有人为廖淼婶”，合约中“因典期已久原业主已亡故”指的应是廖淼婶而非陈英元，该处表述与事实相符。2、陈式祝举证的备案于厦门市档案馆的《报告》系陈英元本人向原同安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视为陈英元的真实意思表示。《报告》对案涉房屋的典押过程以及陈专付出420元银元拿回厝契等进行了完整的描述，确认了案涉房屋划归“陈专子孙承管永为己业”，从而对合约契字订立的由来作出了合理解释。此外，《报告》中也明确提到案涉房产的典权问题取得一致解决（双方有关人已立下合同为据）。因此，上述相关内容与1968年合约契字中将案涉房屋分割给陈专的后代陈英元、陈德胜（陈式祝、陈式志）的约定可相互予以印证，佐证了合约契字的真实性。上诉人主张该《报告》是陈英元为解决与叶雪娇的房屋继承权纠纷而作出的虚假陈述，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3、1968年合约契字订立后，双方当事人长期按分割的房产分别居住使用，未有证据表明陈英元生前曾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方式对合约效力以及居住现状提出过异议。4、陈英元配偶刘玉珍曾自愿将案涉房店面的四分之一赠与陈式祝，结合陈式志将其分得的房产让与陈式祝后其占有案涉房产四分之三的事实，可推断出刘玉珍实际知晓合约契字中关于案涉房产分割的约定。5、合约契字上盖有陈英元、陈式志、陈式祝、叶雪娇印章。卫东街居委会不仅盖有印章，并注明“以上情况是经过调解后共同协商同意以后应照此办理”。因此，在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合约内容情形下，上诉人仅以居委会盖章日期与当事人签字日期相差一日为由主张该合约契字系伪造的，于法无据，应予驳回。6、原同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同法（76）民字第011号民事调解书中提及“承祖辈遗产楼房一座……已于一九六八年四月由卫东街居委会参与调解清楚，按合约契字为据不变”，再次印证了该合约契字系在卫东街居委会调解下签订的，签约各方对案涉房产的分割已达成合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合约契字合法有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9日民事判决书，由于该份民事判决书已被本院裁定撤销，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应以该份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及裁判的依据。而2012年的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载明“待今后之合法继承人和使用人内部自行协商或以司法程序确定该房屋权属关系后，再自行与被征收房屋实际产权人结算”，表明该协议书并未对房屋权属关系进行最终认定，由此产生的争议仍需以司法途径解决。且该协议书并非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不产生物权设立、变更的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房屋产权的依据。此外，陈式祝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因拆迁安置的同安区“三秀制面厂安置房”（住宅）3号楼XX室和XX室及“卫校安置房”1号楼1号店面属于其所有，而非请求确认已被拆迁的厦门市同安区中店面部分的楼上楼下、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的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不存在（2017）闽02民终137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应发回重审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应以案涉房产已经灭失、存在执行障碍为由驳回陈式祝的一审诉求，不具事实与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结构无法界定、确权不清的问题，各方当事人一审中已确认房屋征收搬迁协议书中被拆迁房屋面积不包括1968年合约中陈英元名下房屋面积，但二审中又主张合约中未界定给陈式祝的房产部分应归属于陈英元，且包含于被拆迁房屋面积中，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陈式祝无权占有而被纳入拆迁范围内的房产部分包含哪些以及具体面积是多少，在陈式祝主张房屋拆迁时已经过现场勘察及测量，否认其占用了应属于陈英元部分房产情况下，上诉人应就其举证不能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式祝在厦门市同安区被拆迁前，对该房产店面部分楼上及楼下四分之三、前落的楼上前房及楼下大厅、半个深井享有所有权，对该房产的其他部分不享有所有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玉珍、陈更新、陈彩玲、刘葆真、陈瑶琪、刘葆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黄 琳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