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3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山中环广场3座1801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36168260Y。法定代表人：吴建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骏，广东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天安大厦（天安酒店塔楼）18楼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584116743R。负责人：李显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宏禄，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静，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曾某1，女，2003年9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曾某2，女，2005年5月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曾某3，女，2008年10月2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曾某4，男，2012年8月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曾华贵，男，1947年8月2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陈凤娇，女，1953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陈建芳，女，1981年2月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第三人：王有贵，男，1945年1月20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第三人：王秋玲，女，1998年8月2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第三人：王某，男，2005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第三人：杜元超，女，1971年4月30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上诉人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路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第三人曾某4、王有贵、曾华贵、王秋玲、曾某3、王某、陈建芳、曾某2、杜元超、陈凤娇、曾某1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交路桥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中交路桥公司关于曾台喜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赔偿请求权超出诉讼时效的认定，事实不清，于法不符，严重错误，应依法改判。2015年6月11日，中交路桥公司员工曾台喜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工地因发生安全事故死亡，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刑侦大队出具《死亡证明》，曾台喜死亡后，中交路桥公司积极与死亡家属协商死者的善后事宜，并于2015年7月8日从死者家属处取得保险金的权益受让权，死者家属出具了《保险金权益转让声明书》，保险事故报案后自2015年7月8日起，中交路桥公司一直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就身故保险金的赔偿事项进行协商，而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却以理赔资料不齐备等理由拖延办理，中交路桥公司提交的《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团体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申请书、人员变更申请等材料就是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要求完善相关资料及加盖印章的，足以证明中交路桥公司应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要求不断修改并提交相关资料的时间是在2015年7月8日之后，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二、中交路桥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一直在协商死者身故保险金的理赔问题，2017年7月6日只是中交路桥公司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提交按其要求准备好的理赔资料的时间，不能认定为中交路桥公司至2017年7月6日才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权利要求，而一审法院简单从死者身故之日到提交理赔资料的时间超过两年认定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在收到中交路桥公司的相关材料后，直至起诉也未向中交路桥公司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且说明理由，足以说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约定支付身故保险金。三、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的《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是格式文件，文件右上角有条码，条码有编号，两份文件具有唯一性，从发出时间可以判断中交路桥公司申请理赔是在保险时效内。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一、中交路桥公司主张从2015年7月8日起一直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协商保险赔偿事宜与事实不符。中交路桥公司自事故发生后一直未通知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勘验现场，查明事故原因，更未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协商理赔事宜，一审法院已查明中交路桥公司第一次提交理赔材料的时间是2017年7月6日。二、中交路桥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及团体意外险条款第5.4条，要求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团体意外险第5.4条规定，本公司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进行核实，但是本案中，中交路桥公司在第一次提交理赔申请时缺少保险合同约定的安监证明等材料，达不到审核条件，无法进行审核。2、一审法院已查明中交路桥公司第一次提交理赔资料时，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告知其缺少资料后，中交路桥公司收回全部资料，直至起诉时都未提交资料，其自行收回资料的行为，应视为其主动撤回理赔申请，故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无需作出拒赔通知。3、法律规定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作出核定后3日内作出拒赔通知，但在资料不齐全的时候，未作出拒赔通知，要承担保险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交路桥公司第一次提交理赔申请时间是2017年7月6日，而死者死亡时间是2015年6月11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其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中交路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偿限额内赔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共计120万元；二、诉讼费用由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2日，中交路桥公司以其下设的贵黔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的名义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合同，险种名称包括“人保寿险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身故保险金”（以下简称意外身故保险）等三种，意外身故保险的被保险人人数为50人，保额为60万元／人。项目名称为贵阳至黔西××××合同段项目。保险期间为2014年4月22日零时至2016年6月30日24时。保险合同附《团体保险被保险人清单》，列明了各被保险人的姓名，但各被保险人的证件号码均显示为“11111”，出生日也是从1971年10月29日起逐日递增，受益人均显示为“法定继承人”。中交路桥公司足额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合同中的《人保寿险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板）条款》载明：“1.2投保范围：凡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均可作为被保险人，以团体为单位，由所在施工企业或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团体作为投保人，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向本公司投保保险。……2.3保险责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从事建筑施工及与建筑施工相关的工作，或在施工现场或施工期间指定的生活区域内遭受意外伤害，本公司承担如下责任：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5.3保险金申请：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身故保险金申请，在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1）投保人证明及保险合同或其他保险凭证；（2）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3）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4）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5）所能提供的用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2015年6月11日，曾台喜（中交路桥公司称其为涉案项目经理部员工）因故死亡。2015年6月17日，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刑侦大队出具《死亡证明》一份，载明“曾台喜，男，汉族，出生日期：1977年6月13日，身份证号：3501281977××××××××，户籍住址：福建省平潭县（现住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曾台喜于2015年6月11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工地因发生安全事故死亡。特此证明”。2015年11月13日，王文祥（中交路桥公司称其为涉案项目经理部员工）因故死亡。2015年11月24日，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大坝派出所出具《出警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5年11月13日13时许，我所接到报警称：在贵阳市白云区施工工地有工人受伤死亡。接到报警后我所立即与白云分局刑侦队立即驱车赶往了现场，到达现场后并没有见到死者，我们被告知死者已经送往白云区殡仪馆。之后通过了解，死者系王文祥（男，身份证号：5105221972××××××××，贵黔一标段施工工人）在施工现场因不慎跌倒，掉入打好的孔桩内摔死”。后中交路桥公司以其已从上述两名死者的继承人处受让了保险金请求权为由，要求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拒绝，中交路桥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曾华贵、陈凤娇系曾台喜父母，陈建芳系曾台喜之妻，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系曾台喜的子女。王有贵系王文祥之父，王文祥之母徐应祥于1980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杜元超是王文祥之妻，王秋玲和王某系王文祥的子女。庭审中，针对死者曾台喜，中交路桥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曾台喜、王文祥两名死者共用），其中载明了各项申请项目、资料内容等，勾选的申请项目为意外身故，勾选的资料内容有理赔申请书、被保险人身份证明、意外事故证明、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丧葬证明、受益人或继承人身份证明、受益人或继承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存折（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落款综合柜员签字处有“柳超”字样的签名，签收日期为2017年7月6日。2.劳动合同书复印件，显示中交路桥公司贵黔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甲方）与曾台喜（乙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甲方招用乙方在贵黔一标赫官隧道工程中担任调度岗位，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3.工资清册复印件，载明了2015年3月、4月、5月包括曾台喜在内的工人工资发放领取情况，加盖有项目经理部印章。4.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涉案项目经理部（甲方）与曾台喜的继承人陈建芳、曾华贵、陈凤娇以及曾台文、郑家华等人（乙方）于2015年6月17日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190万元另按照地方风俗以包礼形式另加38.5万元作为悼礼支付给乙方，合计支付228.5万元，作为乙方的一次性补偿款和人道主义救助，该笔资金包括一次性死亡补助，丧葬费用、亲属抚恤金、乙方及乙方亲属来回所有交通费用以及后续发生的各项费用。双方指定将款项支付至郑家华（曾台喜姨夫）的银行账户。在收到款项后，乙方自愿放弃向甲方或其他任何机构、单位主张其他权利。乙方全权委托甲方办理保险理赔事宜，并按照甲方要求提供保险理赔所需资料，保险理赔款与乙方无关。5.转款凭证、收条，显示涉案项目经理部委托的人向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指定的收款人郑家华支付了约定款项228.5万元，陈建芳、曾华贵出具了相应收条。6.保险金继承协议书复印件、保险金权益转让说明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曾华贵、陈建芳、陈凤娇自愿将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所有权转让给涉案项目经理部；7；公证书及委托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陈建芳、曾华贵、陈凤娇委托郑家华全权处理曾台喜意外死亡事故保险赔付事宜，包括领款、分配赔款、办理丧葬以及善后所有事宜。被告对于证据1.4.5未提出异议，对证据2.3.6.7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且坚持认为原告主张曾台喜的保险金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针对死者王文祥，中交路桥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曾台喜、王文祥两名死者共用）；2.劳动合同书复印件，显示中交路桥公司贵黔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甲方）与王文祥（乙方）于2015年8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甲方招用乙方在贵黔一标工程中担任人工挖孔岗位，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3.工资清册复印件，载明了2015年8月、9月、10月包括王文祥在内的工人工资发放领取情况，加盖有项目经理部印章。4.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涉案项目经理部（甲方）与王文祥的继承人王秋玲、杜元超、王友贵等人（乙方）于2015年11月16日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92万元，作为乙方的一次性补偿款和人道主义救助，该笔资金包括一次性死亡补助，丧葬费用、亲属抚恤金、乙方及乙方亲属来回所有交通费用以及后续发生的各项费用。付款方式为，火化后当日内支付864000元，乙方办理完相关手续，提供完相关资料后，甲方以转账方式支付全部尾款50000元。双方指定将款项支付至王秋玲的银行账户。在收款款项后，乙方自愿放弃向甲方或其他任何机构、单位主张其他权利。该协议中描述，王文祥发生意外后被送往贵阳市白云区白云殡仪馆。乙方全权委托甲方办理保险理赔事宜，并按照甲方要求提供保险理赔所需资料，保险理赔款与乙方无关。5.转款凭证、收据，显示涉案项目经理部向王秋玲支付了约定款项914000元，王秋玲出具了相应收据。6.王文祥的火化证明，其中载明的殡仪馆名称为“景云山殡仪馆”。被告对证据1.5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证据4和证据6中描述的殡仪馆不是同一个殡仪馆，存在矛盾。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诉讼中，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部理赔岗工作人员柳超到庭证实：中交路桥公司提供的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中的签名是其所签。确认书中已经勾选的部分是中交路桥公司已经提交了的，通常情况下是收原件。两个死者劳动关系的材料中交路桥公司已经提供了的，工资清册我也收了的，记不清具体是提供的原件还是复印件，但曾台喜的公证书我记得是提交的原件，即便是交复印件，都加盖了中交路桥公司的印章的。由于没有安监部门的证明，所以我事后打电话告知中交路桥公司交资料的人缺少材料的情况，后该经办人过了很久才过来取资料，且没有再向我提交任何资料。针对两名死者死亡，都没有人向我们报过案，否则我们一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该份保险是针对不特定的人的，我们只确定承保的人数。一审法院认为，中交路桥公司下设的项目经理部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约定了保险范围、保险责任等，《团体保险被保险人清单》虽然列明了一些被保险人的姓名，但从其证件号码和出生年月日来看，这些被保险人并非指向具体特定的人员，结合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柳超的陈述，被保险人应当为不特定的50人。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凡在涉案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中交路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均可作为被保险人。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保险事故为被保险人因从事建筑施工及与建筑施工相关的工作，或在施工现场或施工期间指定的生活区域内遭受意外伤害。故应当判断本案死者是否与中交路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在施工现场从事管理或作业工作，再判断死者是否确实在约定的区域内因从事相应工作遭受了意外伤害。关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即便曾台喜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其也确实因从事建筑施工或相关的工作在施工现场遭受意外而死亡。其近亲属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保险事故发生时即曾台喜死亡时（2015年6月11日）起算，而有证据体现的中交路桥公司首次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相关理赔资料索赔的时间是2017年7月6日，此时距离曾台喜的死亡已经超过两年，且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故诉讼时效已经届满。需要说明的是，中交路桥公司的主张是基于曾台喜近亲属对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即便中交路桥公司受让了该保险金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也并不会发生变化。故人民人寿保险公司针对曾台喜死亡的相关保险金向中交路桥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成立，中交路桥公司主张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向其支付相应保险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文祥的死亡是否属于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范围的问题。首先，针对劳动关系，中交路桥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和工资清册虽然均为复印件，但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质证时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而且根据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柳超的陈述，中交路桥公司工作人员确已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提供了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以及工资清册，只是记不清提交的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但通常情况下是收取原件。第三人对该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中交路桥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清册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足以证明中交路桥公司与王文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文祥系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次，针对死亡原因的认定，虽然保险条款约定了索赔时需提供包括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在内的一系列材料，但保险合同并未将未能提供相关材料作为保险人的责任免除的条款，而且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遭受意外伤害”本身含义较为宽泛，并非专指某一类事故，也并未指向某一特定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故保险条款约定索赔时提交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在内的一系列材料，只是为了形式审查所需。对究竟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应当进行实质判断。关于王文祥的死亡原因，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大坝派出所出具《出警情况说明》，该《出警情况说明》属于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说明中描述了公安机关依职权了解到的王文祥的死亡经过，即“在施工现场因不慎跌倒，掉入打好的孔桩内摔死”，与火化证明相吻合，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虽然对该《出警情况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对王文祥的户口注销证明和火化证明中的死亡日期存在的偏差以及对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和火化证明载明的殡仪馆不一致提出质疑，但这些偏差和不一致完全存在是笔误的可能性，这些质疑并不影响对王文祥的死亡原因的判断和认定。综上，王文祥的死亡属于涉案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关于中交路桥公司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系人身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属于商业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商业险保险金请求权属于纯财产性质的债权，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可以自由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即在被保险人死亡且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便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遗产作为纯财产性权益，当然可以自由转让。本案中，死者继承人与中交路桥公司签订的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实为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纯财产性质的债权转让，未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应予确认。中交路桥公司因此从死者亲属处获得保险金理赔请求权。需要说明的是，王文祥次子王某系未成年人，在中交路桥公司支付了相关赔偿款的情况下，由其母杜元超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作出转让保险金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并未损害其合法权益，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另外，王文祥之母徐应祥早在1980年9月就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中交路桥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第一顺序继承人（王有贵、杜元超、王秋玲、王某）有权代理王文祥的全体第一顺序继承人作出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再有，一次性补偿和解协议书先约定总的款项为92万元，但在其后付款方式的约定中，又显示总的款项为864000元＋50000元＝914000元，中交路桥公司解释称剩余的6000元已经以现金方式先行支付，但未提供证据。即便不采信该6000元已支付的事实，在合同上下文不一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在后的约定更能反映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也未对此提出异议。故虽然中交路桥公司只提供了总金额为914000元的转款凭证和相应收据，原审法院认定中交路桥公司已经向王有贵、杜元超、王秋玲、王某足额支付了协议约定的款项。该款项远高于涉案保险限额，中交路桥公司主张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向其支付60万元的保险金，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60万元；二、驳回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16000元，由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负担8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交路桥公司主张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支付曾台喜身故保险金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届满产生胜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判断中交路桥公司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曾台喜身故保险金时诉讼时效是否届满，应当根据诉讼时效期间、中交路桥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系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诉讼时效已届满的，不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中交路桥公司项目部工人曾台喜系于2015年6月11日发生安全事故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中交路桥公司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曾台喜身故保险金的诉讼时效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即诉讼时效期间为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7年6月10日。而中交路桥公司提交《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申请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间为2017年7月6日，其诉讼时效已届满，故对中交路桥公司要求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支付曾台喜身故保险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中交路桥公司提出其向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间早于2017年6月10日的上诉意见，因中交路桥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中交路桥公司提交的《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申请书》中明确载明申请理赔的时间系2017年7月6日，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中交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0元，由上诉人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鸿雁书记员蓝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