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8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汉族，1944年9月27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根强，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生，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敦晓君，女，汉族，1971年10月13日出生，系杨某2妻子，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汉族，1999年9月20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惠贞，女，汉族，1974年6月8日出生，系杨某3母亲，住石家庄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女，汉族，1975年11月23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3、杨某2、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9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5民初942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房产分配协议书》签订时被继承人姚贵英在签订现场，对协议书的签订及内容知情，未提出异议……”与事实不符，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房产分配协议书》签订时，被继承人姚贵英未在签订现场，对协议的签订及内容不知情。被继承人姚贵英身体不好，协议书签订时恰逢其卧病在床期间，协议签订整个过程，姚贵英一直卧床，并未起床下地。协议签订整个过程并无人告之姚贵英协议的签订及内容等事宜，签订协议的房间与姚贵英卧床的房间并非同一间，且中间隔着客厅，一审法院认定签订协议时姚贵英在场，对协议书的签订及内容知情，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以公序良俗法律原则认定：“《房产分配协议书》合法有效，认定姚贵英生前已对案涉两处宅基地上的房产作出了分配，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属于适用法律不当。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四十四条，首先，《房产分配协议书》是将杨某1、姚贵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进行分配，属于赠与合同的性质，姚贵英不同意对房产进行分配，杨某1在姚贵英生病卧床期间，没有征得姚贵英同意的情况下，为平息家庭矛盾与子女签订了该协议，协议中的分配方案未争得姚贵英同意，而且受赠人均系无偿取得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次，该协议属于赠与性质的合同，姚贵英未在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亦未授权杨某1处理其财产，事后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该协议对姚贵英财产份额的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协议上还约定有“以上内容经协商几方均无异议，签字生效”，但该协议并无姚贵英签字。最后，上诉人签订《房产分配协议书》是基于家庭矛盾产生后，子女表示愿意尽赡养义务，上诉人为平息家庭矛盾在该协议上签字。但近十年时间，子女的各种行为让上诉人十分伤心、难过，特别是2019年姚贵英去世至今，上诉人一直独居、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势必会纵容子女，不利于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和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均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处理民事纠纷不依照具体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直接根据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对该协议书进行认定，属于法律适用不当。 杨某2答辩称，1、签订房产分配协议书时姚贵英一直在场，参与整个过程，只是没有和大辈家族成员一起去饭店吃饭。2、姚贵英、杨某1几次生病住院一直是由儿媳和女儿轮流照顾。3、姚贵英过丧事期间，经大辈家族成员协调，杨某1与儿子杨某2、二儿媳候惠贞已谈好赡养老人一切事宜。过完丧事一周左右，杨某1推翻商议好的赡养事宜、分家协议，不让儿子儿媳回家商谈，不给开大门，经大辈家族成员与杨某1商议无果。4、两处房产都是由杨某1占有居住，一处二层楼、一处老宅平房，两处房产儿子儿媳都没有钥匙，都被杨某1换锁不让回家。 杨某3答辩称，同杨某2意见。 杨某4答辩称，我母亲姚贵英丧事杨某2、杨某4不管过事，非逼着我爸要房产证，所以才闹得矛盾，我爸没办法才答应的。因为我姑姑的事情，也产生过矛盾，一步步才造成今天的事，在我母亲过世之前就有矛盾，主要就是照顾父母的问题，我大哥从来没有照顾过，因为我大哥自称身体不好，大嫂照顾过，照顾父母都是由两个嫂子和我，还有我老公。 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于康字第0798号宅基地上的房产（新宅）归原告所有；二、于康字第0444号宅基地上的房产（旧宅）由原告和三被告按份共有；三、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继承人姚贵英系原配夫妻，婚后共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儿子杨某2、儿子杨志平、女儿杨某4。被继承人姚贵英于2019年2月27日去世，姚贵英去世后杨某1未再婚，姚贵英的父母早于本人去世。杨志平于2011年4月13日去世，其配偶为侯惠贞，二人共生育一子杨某3。原告请求依法继承的遗产有：一、坐落于宅基地，证号为于康字第0444号宅基地证（旧宅）上的房屋，房屋在原旧宅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建，新建的房屋是北房主宅三间，西配房一大棚，门口大门一个。该房屋无门窗水电不具备居住条件。二、坐落于宅基地，证号为于康字第0798号宅基地证（新宅）上的房屋，房屋是北房二层每层三间，东边配房一间，西边大棚，门口大门一个。该房屋现由杨某1居住使用。原告提交宅基地证及照片证明上述事实。被告杨某2、杨某3称原告持有的宅基地证已经作废，1999年已重新制作并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并将新证提交至一审法院。原告主张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院落属于原告与姚贵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姚贵英的遗产范围是每处房产及院落50%的份额。杨志平先于姚贵英去世其份额依法应由其子杨某3代位继承，本案中姚贵英的法定继承人为原、被告共四人，每人应分得其遗产份额的25%即每处房产的12.5%，原告近80高龄为保障其老有所居，可将其在两处房产的继承份额进行折抵，新宅归原告所有，所有的继承人对旧宅进行依法分割。被告杨某2、杨某3对原告诉求不认可，认为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在姚贵英在世前已经分配，不再属于姚贵英的遗产范围，两个老人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被告提交2011年8月6日签订的《房产分配协议书》一份，要求按照协议书处理。该协议书写明：“立协议人：母亲姚贵英父亲杨某1大儿子杨某2二儿子杨志平（已故）长孙子杨乐雨二孙子杨某3，经几方协商同意，现将姚贵英、杨某1所有的宅基地做如下分配：现状：两处宅基地：本村4队老宅一处、西南放盖二层楼一处。杨乐雨分到本村西南放盖二层楼一处（从北往南第5排西邻丁德群东邻丁德学）。杨某3分到本村4队老宅一处（老宅北邻杨某6、西邻杨文义、东邻街道、南邻杨志合）。杨乐雨、杨某3允许姚贵英、杨某1住至百年。杨乐雨未成年名下财产由监护人杨某2监管。由于杨志平病故、杨某3未成年名下财产由监护人侯惠贞监管。以上内容经协商几方均无异议，签字生效。协议共三份，姚贵英、杨某1执一份，杨乐雨一份，杨某3一份”。立协议人杨某1、杨乐雨、杨某3、杨卫平、侯惠贞签字确认。鉴证人杨某5、杨某6等签字确认。庭审中各方均认可协议签订时被继承人姚贵英也在现场，未在协议签订过程中提出异议。原告质证认为房产分配协议书分配的是姚贵英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协议书并没有姚贵英的签字，也没有写明姚贵英授权杨某1代为处理其份额，该协议书对姚贵英及其财产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杨某4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当时说分好了，现在又有新意见，被告杨某4尊重原告的意见，同意按照遗产继承。另查，被继承人姚贵英生前未留下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原告杨某1及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均认可案涉房地产并未拆迁，也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宅基地证、照片、集体土地使用证、《房产分配协议书》等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杨某3于2011年8月6日签订的《房产分配协议书》是全体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现原告主张该协议书未经被继承人姚贵英签字确认，也未写明姚贵英授权杨某1代为处理其份额，故对姚贵英及其财产不产生法律效力，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50%的产权份额应按照姚贵英遗产依法予以分割的意见。姚贵英虽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但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均认可该协议书签订时姚贵英在场，其对该协议书的签订及内容知情，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姚贵英对此提出过异议，故可以认定姚贵英对该分家方案是认可的。另订立分家析产协议书时一家一个代表签字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和本地的民间习俗。综上，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杨某3之间签订的《房产分配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已经在姚贵英生前对案涉两处宅基地上的房产做出了分配，故姚贵英身故后不再作为其遗产进行分割，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原告杨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某1提交二份接处警登记表，证明杨某1与杨某2分别在2011年和2020年因分家、房产等问题产生纠纷。2011年7月31日的报警记录与2011年8月6日签订房产分配协议间隔仅为一周，充分说明杨某1是为平息家庭矛盾在协议上签字，并非完全自愿。经杨某2、杨某3、杨某4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查明其他事实同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政策，宅基地应为家庭户成员共有，杨某2、杨某3、杨艳玲二审均称各自名下无宅基地，杨某1亦认可该事实，故原审认定案涉《房产分配协议书》系全体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处理，并无不当。杨某1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房产分配协议书》所指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系其与姚贵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2、杨某3、杨艳玲亦未认可接受赠与的事实，故杨某1诉称案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上述协议书应属赠与合同之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房产分配协议书》虽无姚贵英签字，但杨某1原审承认签订协议时姚贵英在场并由杨某1代表签了字，杨某2、杨某3、杨艳玲亦认可该事实，杨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姚贵英不认可该协议书，故原审认定姚贵英对《房产分配协议书》是认可的，并无不当。杨某1二审诉称姚贵英未在签订《房产分配协议书》的现场，对协议签订内容也不知情，因与其原审陈述不一致，且未提供合理解释和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杨某1诉称签订《房产分配协议书》系因平息家庭矛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且杨某1从未申请过解除或撤销该协议书，故《房产分配协议书》应系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有效，原审据此驳回杨某1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清振 审判员  常晓丰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赵浩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