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梅，女，196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锦程，系公民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0JKN8L，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成名座1幢3单元1402室。 法定代表人：王红，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家家母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301731F，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子雄，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爱弥儿母婴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567283080，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山水苑43幢。 法定代表人：金晓华。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慧萍，浙江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红梅与被上诉人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母婴公司）、深圳家家母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家母婴公司）、杭州爱弥儿母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弥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3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3月16日，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5日，工作内容为副经理，每月工资1860元，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2018年5月10日，刘红梅再次与滴滴母婴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5日，试用期三个月，为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6月15日，工作内容为副总经理，每月工资12000元（其中试用期工资为10000元/月），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2018年7月，滴滴母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红告知刘红梅“你按照公司的流程办离职，没有必要做了”。2018年8月1日，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办理移交手续。同日，刘红梅签写收条，写明收到滴滴母婴公司6月份工资10999.9元，7月16.5天工资6980.77元，3月至7月共计5个月社保800元/月合计4000元，总计21980.67元，扣除营业收入15700元，以及备用金1090.9元，合计16790.9元，实际应付5198.77元，并交接所有工作和相关公司规定的事务，今后不再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后刘红梅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为滴滴母婴公司支付病假工资6000元、补缴养老保险、支付违法中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0元。2018年12月13日，该委以刘红梅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受理。后刘红梅于2019年8月5日再次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为要求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病假工资6000元、补缴养老保险、支付违法中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0元、补发加班工资15433.34元。该委于2019年8月8日以刘红梅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2019年8月22日，刘红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拖欠的病假工资6000元，医疗费416.65元，并支付赔偿金6416.65元，合计12833.3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二、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加班工资15433.34元，并支付赔偿金15433.34元，合计30866.68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后变更为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加班工资21045元，并支付赔偿金21045元，合计42090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三、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按约定没有足额发放的工资2400元，并支付赔偿金2400元；四、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的赔偿金12000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五、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刘红梅诉讼维权产生的交通费700元、误工费2800元；六、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补缴2018年3至8月的社保金22425元和住房公积金3450元，庭审中明确为要求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补缴2018年3至8月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七、本案诉讼费由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承担。后刘红梅增加诉讼请求：一、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装修期间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9250元，并支付赔偿金9250元，合计18500元；二、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130元。 另查明（依据银行流水及收条），滴滴母婴公司支付刘红梅2018年3月工资5866元，4月工资11699.9元，5月工资11599.89元，6月工资10999.9元，7月工资6980.77元。 原审法院认为，刘红梅虽已经超出法定退休年龄，然刘红梅称其并未享受退休养老待遇，滴滴母婴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应就刘红梅享受退休养老待遇负举证责任，滴滴母婴公司无证据证明刘红梅已经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故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应视为建立有劳动关系。 滴滴母婴公司辩称刘红梅的请求超出了仲裁时效，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1日解除，刘红梅于2019年7月2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后又补充进行仲裁申请，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发生中断，故刘红梅的请求未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滴滴母婴公司关于刘红梅请求超出仲裁时效的辩称法院不予采纳。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2018年7月病假工资及赔偿金、利息。2018年8月1日刘红梅签字的收条中，确认滴滴母婴公司支付2018年7月16.5天工资6980.77元，刘红梅承认2018年7月请病假半个月，然刘红梅未提供请假批准的证据，故滴滴母婴公司未支付其余半个月病假工资合理。关于赔偿金及利息的请求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费及其赔偿金、利息的主张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工资的赔偿金、利息损失的请求亦不予支持。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工资及赔偿金，上述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000元及利息。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情形，经查，滴滴母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红曾通过微信方式告知刘红梅“你按照公司的流程办离职，没有必要做了”，后刘红梅于2018年8月1日办理离职手续。基于上述证据，本案应属于滴滴母婴公司主动与刘红梅解除劳动关系，而滴滴母婴公司又未举证证明其解除行为合法有据，故应视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虽刘红梅于2018年8月1日出具的收条中写有“今后不再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内容，然该表述也并不能视为刘红梅作出了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故滴滴母婴公司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支付刘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关于刘红梅的工资标准，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至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于2018年5月10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12000元，其中试用期工资为10000元/月，试用期三个月，为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6月15日，刘红梅实收2018年3月工资5866元，4月工资11699.9元，5月工资11599.89元，6月工资10999.9元，7月工资6980.77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依法按约定的应发工资标准计算，实发工资超出约定工资标准的，按实发工资计算。经计算，刘红梅解除劳动关系前月平均工资为10476.99元〔（5866元＋11699.9元＋11599.89元＋10999.9元＋6980.77元）÷4.5个月〕。故滴滴母婴公司应支付刘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476.99元（10476.99元×0.5个月×2）。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利息，法律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交通费、误工费，上述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且上述请求的法律依据不足。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为其补缴2018年3月至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虽刘红梅于仲裁阶段提出的申请为要求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然社会保险费可视为与养老保险费具有不可分性，故法院一并予以审查。经查，2018年3月至7月期间双方确存在劳动关系，而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系法定责任。而刘红梅已经超出法定退休年龄，基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行政性，刘红梅的社会保险费是否可以补缴及可以补缴的险种、时段、金额均应由社保机构依据现有政策确定。2018年8月1日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滴滴母婴公司无需缴纳该月社会保险费。关于公积金的缴纳，该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且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法院不予处理。 刘红梅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130元，该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 刘红梅要求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与滴滴母婴公司一并承担责任，法律依据不足，刘红梅系与滴滴母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与滴滴母婴公司系独立主体，即使涉及股东补充连带责任问题，滴滴母婴公司股东的认缴出资期也未达到，故刘红梅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爱弥儿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476.99元；二、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刘红梅缴纳2018年3月至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险种、补缴时段、金额由社保机构依据政策确定），其中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三、驳回刘红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杭州滴滴母婴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刘红梅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滴滴母婴公司2018年1月完成注册，2018年3月开始筹建、租房、装修，5月开始对外接收客户；该公司人事方面的操作很多不合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不交给员工、劳动工资不按双方约定金额签订、不给职工交五险一金、拖欠工资、不发加班费、病假不发工资、辞退员工不发补偿费等等。滴滴母婴公司聘请刘红梅为副总经理，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3年（2018年3月16日--2021年3月15日），2018年7月，该公司因投资双方内部矛盾（主要是大股东注册资金没有及时足额到位，滴滴母婴公司租用二股东的房子大股东不同意及时支付租金等经济原因）和二股东与公司总经理意见不一，二股东却怪罪于刘红梅维护大股东利益，用不正当手段非法逼迫刘红梅离职；事情发生后，大股东在刘红梅与二股东之间，还是选择了维护二股东利益而牺牲了刘红梅，滴滴母婴公司非法解除了与刘红梅签订的劳动合同，滴滴母婴公司也不按国家规定发辞退补偿费；之后投资双方矛盾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停止了经营，员工被全部遣散，当时连收取的客户和月嫂保证金都没有退还，月嫂也正在讨公道，至刘红梅交班时公司帐户上还是有十多万资金的，解决这些遗留问题不是没有钱，是投资双方老板无道，不肯解决，刘红梅作为公司高管，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不要说下面员工了，投资方以各种理由、方式逼迫员工离职，目的是想按本人辞职计算，以逃避赔偿责任。经向萧山区人杜局投诉，因单位人去楼空，拖了很久也没有得到解决，后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得到公平解决，但是一审法院最后只判决滴滴母婴公司赔偿非法辞退员工的赔偿金和要求滴滴母婴公司为刘红梅补缴社会保险，剥回了刘红梅的其它诉讼请求。刘红梅提供的人证、物证足以证明原告的加班事实和因职业生病事实，所以觉得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有失公平，所以提请上级法院重审。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理由：1、关于病假工资。滴滴母婴公司的办公室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设施，装修期和重新装修完成后没有间隔等待期而直接搬进去办公、住宿，环境恶劣导致刘红梅生病，有装修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了装修材料对身体是有害的，证明了装修期间是整幢大楼都在装修，还曾建议装修期间不要住在公司里，还有三甲医院出具的病历和病假证明，但滴滴母婴公司还是不同意给病假工资，利益为重，没有一点人情味，扣发了刘红梅半月病假工资。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给劳动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单位还是要发工资和解决医疗费的。并且《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劳部发〔1994〕479号）等有关规定，任何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企业应该根据职工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一定的医疗期（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时，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也就是患病或非因工负伤职工的病假假期，该规章对医疗期的期限作了具体规定）；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1953年原劳动部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支付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本案职工是因工作环境恶劣而生病，属于职业病范畴，不要说工资应该给，医疗期还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呢，一审法院以请假未取得单位同意为由（而实际公司法人代表是同意刘红梅休病假的，只不过法人在深圳上班，不方便签书面假条，刘红梅与法人代表并没有矛盾，当时是电话沟通请假的，没有想那么复杂，没有留下凭据），而不给病假工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一审法院认可了装修公司作证的有效性，却对证词证言中证实的对人身有损害问题却只字不提；并且病假虽然没有单位出具的病休假条，但是有三甲医院的病休证明，法理上效力高于单位的病假条，难道员工生病了，只要单位不同意就不能看病休息了吗？不要说还是工作环境致病，即使是职工个人身体原因生病，单位也得给病假工资，所以要求补发病假工资的要求合理，刘红梅认为给不给病假工资不存在争议，毕竟没有上班给多少是可以商议的。对滴滴母婴公司不肯补发病假工资的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款，要求支付赔偿金6416.65元。2、关于加班工资。2018年3-8月上班期间每个周六都在上班，3月后半月和7月前半月的4个星期天也在工作，共加班20天（其中12天在试用内，8天在试用期后），依法是双倍工资；清明节、端午节、五一节3个法定假日加班，依法应支付3倍工资。全年平均每月实际工作时间是21工作日，所以计算加班工资应该是：11000/21*12*2+12000/21*8*2+11000/21*3*3=26428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3款，对应该支付而未支付加班工资的行为，要求支付赔偿金26428元，两项合计52856元。这里需要说明二点：一是加班时间是根据滴滴母婴公司申报的工资审批单中的时间确定的，当时报审批的工资单中不仅有当事员工本人亲笔签字，并且这些工资单和审批单都是走了钉钉审批流程的，刘红梅是无法伪造的，刘红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工资表和审批通过的凭据截图，法院也可以向钉钉平台公司了解证实，被上诉人如果有异议，得由被上诉人提供推翻证据。二是三月份的加班时间还有装修公司作了加班情况证明的，七月的工作时间认定时是有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委托代理人牛猛的亲笔签字的，这份工作时间和结算金额认定单中体现了加班时间。这二项证据足以证明加班时间，所以说一审法院以工资表没有被告单位盖章为理由不给原告加班工资是一点没有道理的，一审法院认可了装修公司作证的有效性，却对证词证言中证实的加班时间问题置若罔闻。3、关于装修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问题。每天配合陪同并监督装修队，因公司定的工期紧，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工作至晚上8点左右才停止，每天多工作4小时以上，按4小时计算，装修18天，共延长工作时间折合成工作日为多工作了9天，其中8天在正常工作日，按劳动合同法为150%计算加班工资，其中1天是在周末假日，并且3月25日、4月1日这2天的8小时内工作时间属周日加班〔3月24日、3月31日加班已经纳入诉讼请求第二条中，不再计算〕共3天，按劳动合同法为200%计算加班工资；这些加班时间是得到装修公司证实和三月份工资表时间体现证明的。所以要求补发加班工资11000/21*8*150%十11000/21*3*200%=9428.57元，并按《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3款支付赔偿金9428.57元。4、公司法人代表王红与刘红梅商定好的工资是三个月试用期为10000元，试用期后是12000元，2018年5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因刘红梅工作很负责，王红第二个月开始就按11000元发给了，但三个月后没有按12000足额发放，6、7月各少发1000元，8月1日上班的工资没有发[七月份实际工作了16.5天，请病假半月，8月1、2日还在病假时间内，属于在劳动合同期内，一审法院也认定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补发2400元合理范围内。应该补发而没有发给，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款，所以要求支付赔偿金2400元。5、滴滴母婴公司合同期内非法辞退员工无正当理由、也未与劳动者协商沟通，当众宣布免去刘红梅副总经理职务，并在二周后要求解除合同、交接工作、结清工资；交接时发生矛盾，刘红梅打110报了警，警察到现场进行调解未果，转交给了萧山人社局，都是有据可查的，滴滴母婴公司又未按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7、89条规定，按正常辞退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计11525.78元[（5866+11000+11000+12000+12000）/4.5]。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依法得按约定的应发工资标准计算，实发工资超出约定工资的按实发工资计算，一审法院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把其他人的工资计入了刘红梅工资中，并且七月份只计入了16.5天的工资，却计算了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平均工资数值就有点差异了，要求纠正错误。6、2018年3—8月没有交社会保险金，滴滴母婴公司以各种理由迫使刘红梅离职时，最后在刘红梅的一再坚持下，滴滴母婴公司只同意按最低标准800元月补偿，没有缴纳也没有足额支付，要求补缴；如果无法补缴则要求现金补偿。刘红梅的病假医疗期是至8月1日，而刘红梅8月1日还去上班并办理移交手续至17点；除按《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劳动者在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满为止。一审法院也认定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8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依照劳动合同法，应该补缴3至8月，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7、应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没有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国务院350号令发布的法规，第17条规定：新参加工作员工从第二个月开始缴纳公积金；第20条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纳和少缴；第3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单位不办理公积金缴存或者不为职工办理帐户设立，由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依据本条例处罚1--5万元罚款。说明公积金缴纳也是强制性的，平时执行还没有做到这么严肃，但是上了法院就得依法来判，所以要求补缴单位承担部分3450元，如果无法补缴则现金补偿。既然缴纳公积金是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一审法院以公积金不是劳动争议范围和劳动仲裁时未经前置而不予处理是不对的，法院开庭后还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呢，已经进行了劳动仲裁，难道仲裁申请中写得不完善就不能加吗？一审法院认为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仲裁的范围，那刘红梅就没有办法申请仲裁，法院更应该依法判决，不应该推却，所以要求纠错。8、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2018年3月16日签订劳动合同，签的月工资是1860元，这是杭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约定的工资不是这个数目，该单位要求所有的劳动合同都这样签订，是用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法理上这份合同是无效合同。刘红梅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征得法人代表同意，根据双方的实际约定数，于2018年5月10日另外签订了一份合同，试用期3个月，工资10000元/月，试用期后12000元/月，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在前一份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10日期间的加倍工资20533元，就成了合法要求了，希望法院支持。9、对两个股东也作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二个股东的注册资金没有到位，要求赔偿的金额在责任范围内。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以下赔偿项目：1、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病假工资6000元，医疗费416.65元，并支付赔偿金6416.65元，合计：12833.30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2、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周末加班工资26428元，并按《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3款支付赔偿金26428元，合计52856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此请求金额是写入一审第二份变更诉讼请求中的，一审法院按第一份变更请求金额21045记入了判决书，是错误的，刘红梅一再向法官表示过要求按后一份变更诉讼请求为准。3、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装修期间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9428.57元，并按《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3款支付赔偿金9428.57元，二项合计18857.14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4、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按约定没有足额发放的工资2400元，支付赔偿金2400元。5、要求被上诉人增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的赔偿金1048.79元（一审时主张12000元，判决支付10476.99元，依法应该支付11525.78元，差额1048.79元）及2018年8月3日起至履行日止的按同期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的利息。6、要求被上诉人增加补缴2018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一审判决要求被上诉人补缴2018年3—7月的社保金；7、要求被上诉人补缴单位承担部分的住房公积金3450元。8、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3月16日-5月10日加倍部分工资20533元。9、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面认定上诉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入职，但由于未享受退休养老待遇，因此与滴滴母婴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在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系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补充。结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理解为当满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退休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中的任何一种情形时，劳动合同均终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已经不是劳动合同的适格主体。因此，不论其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均为劳务关系。2、关于上诉人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病假工资医疗费及补偿赔偿金的请求，以及周末加班工资及赔偿金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及赔偿金，属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病假的事实以及滴滴母婴公司批准病假的事实。同时，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滴滴母婴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病假工资、医疗费、加班工资的义务及相应的赔偿责任。3、关于违法解除赔偿金的问题。滴滴母婴公司认为根据上诉人2018年8月1日办理了交接手续，支付剩余工资，承诺于滴滴母婴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可以看出，双方对于聘用关系的终止达成了一致，解除了双方的聘用关系。但一审法院认为是滴滴母婴公司违法解除，判决滴滴母婴公司支付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关于一审法院判决滴滴母婴公司补交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入职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入职当时社保部门的政策，被上诉人根本无法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且已经通过补贴的形式补贴给了上诉人相应的社保费用，且上诉人已自行缴纳了社保，被上诉人不应当再承担补交社会保险的责任。另也无事实证明，上诉人在2018年8月份提供了劳务或者劳动，双方关系也于2018年的8月1日解除，因此无需为上诉人补交8月份的社会保险。5、上诉人要求补交公积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6、上诉人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加倍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正式签订的劳动合同从时间是2018年3月16日，该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情形，而由于上诉人掌控了滴滴母婴公司的工资公章，擅自起草并签订了2018年5月10日的劳动合同，不排除存在上诉人伪造合同、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从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双倍工资的行为，被上诉人认为如果该事实成立，上诉人的行为是一种诈骗行为，被上诉人保留向公安机关举报的权利。因此，相应的请求也不应当被支持。7、上诉人要求滴滴母婴公司两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8、2400元的工资以及赔偿金一审判决正确，双方工资已经结清了。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然适用法律存在部分错误，但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滴滴母婴公司承担的责任尚在承受范围之内。故并未提起上诉，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红梅提交劳动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各一份，原件，证明一审判决之后，刘红梅就一审法院判决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而不予处理的内容，申请仲裁。（原件已取回） 被上诉人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刘红梅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属于二审法院受理范围，该仲裁申请的内容没有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 上诉人刘红梅提交的证据，经被上诉人滴滴母婴公司、家家母婴公司、爱弥儿公司质证后，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刘红梅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刘红梅针对一审时其未主张的诉请再次申请劳动仲裁，而该申请必须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后本院才能审理，因此刘红梅应另案主张而非在本案中要求本院进行审理。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本院依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滴滴母婴公司与刘红梅签订劳动合同时，刘红梅已经超出法定退休年龄。滴滴母婴公司无证据证明刘红梅已经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故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应视为建立有劳动关系。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上诉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2018年7月病假工资、医疗费及赔偿金、利息主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刘红梅并没有提交请病假并已经过滴滴母婴公司批准的证据，故刘红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红梅主张的医疗费及其赔偿金、利息的主张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上诉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认为，刘红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佐证其主张的加班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刘红梅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同时原审法院对刘红梅主张的加班工资的赔偿金、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工资及赔偿金的请求，本院认为，刘红梅该项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48.79元及2018年8月3日起的利息问题。上诉人刘红梅对一审法院判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476.99元的数额有异议，认为少计算了1048.79元，认为一审法院计算刘红梅的平均工资错误，故少计算赔偿金1048.79元。本院认为，刘红梅对该主张认为其2018年4、5月份的工资是对，但其中699.9元和599.89元系其他人的工资；6、7月份的工资应按12000元计算。现刘红梅并没有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的该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经计算，刘红梅解除劳动关系前月平均工资为10476.99元〔（5866元＋11699.9元＋11599.89元＋10999.9元＋6980.77元）÷4.5个月〕，并判决滴滴母婴公司应支付刘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476.99元（10476.99元×0.5个月×2）并无不当。刘红梅上诉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利息，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刘红梅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交通费、误工费，上述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且上述请求的法律依据不足。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上诉要求滴滴母婴公司为其补缴2018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本院认为，2018年8月1日，刘红梅与滴滴母婴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滴滴母婴公司无需为刘红梅缴纳该月社会保险费，本院对刘红梅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上诉要求滴滴母婴公司补缴公积金的请求。本院认为，刘红梅该请求未申请劳动仲裁，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且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刘红梅上诉主张要求滴滴母婴公司支付2018年3月16日—5月1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部分工资20533元的请求，本院认为，刘红梅该项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刘红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