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32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杜瑞庆，男，汉族，1948年11月21日生，住洛阳高新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忠，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良，河南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吕景峰，男，汉族，1992年10月14日生，住洛阳市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刚，河南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友松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宜阳县三乡镇东村。法定代表人：吕景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校玲，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蒙琳，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杜瑞庆、吕景峰因与被上诉人洛阳友松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391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瑞庆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后改判为：1、吕景峰给付、友松公司立即连带给付杜瑞庆股权转让款9759900元；2、吕景峰承担、友松公司连带承担违约金至法院判决之日止；3、吕景峰、友松公司连带支付律师费350000元、保全费27500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友松公司应当就涉案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向杜瑞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担保从合同的效力认定明显错误。首先，友松公司注册成立于2012年6月4日，股东为马友松与杜瑞庆。2014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杜瑞庆（持股比例22%）与吕景峰（持股比例78%）。2017年5月7日杜瑞庆与吕景峰、友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友松公司在该协议担保方处签章，并注明连带保证责任，也即友松公司为该股权转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当依法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该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其次，2017年5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友松公司的股东为杜瑞庆、吕景峰，此时李东民、周晓鸽并非友松公司股东即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已经得到了友松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认可，且友松公司也在该协议中签章自愿为股权转让行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而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该协议书需经案外人李东民、周晓鸽同意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2017年5月8日在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因2017年5月7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宜阳县工商局股权变更文书的格式版本要求，故在2017年5月8日杜瑞庆与吕景峰、吕景峰与案外人李东民、周晓鸽按照工商局提供的格式版本各签订一份《洛阳友松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洛阳友松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是因股权变更需要，李东民、周晓鸽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也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并且当日吕景峰、友松公司共同向杜瑞庆出具《承诺书》：承诺单位（洛阳友松老年发展有限公司）及承诺人（吕景峰）对洛阳友松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杜瑞庆承诺2017年5月8日在宜阳县工商局变更工商手续所填相关手续及数据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2017年5月7日承诺人与杜瑞庆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双方以2017年5月7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此外，案外人李东民、周晓鸽的股东身份也未进行工商登记确认。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涉案股权转让行为与李东民、周晓鸽无任何法律关系，友松公司的担保行为无需经过李东民、周晓鸽的同意，二被上诉人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吕景峰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1、杜瑞庆主张友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据我方在天眼查网站查询，杜瑞庆在友松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司法冻结，执行通知的文号为2019浙0783民初12591号。故本案的涉案股权无法进一步进行交易。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为工商变更登记不能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我方已经在一审及二审上诉过程中提出同时履行抗辩。3、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交易价格的组成不合理，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将违反我国民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原则。友松公司辩称：一、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且被担保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杜瑞庆和吕景峰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友松公司在担保方处签章，但该签章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违背了立法本意，并非友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严重侵害了友松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被认定为无效。吕景峰作为被担保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杜瑞庆是担保的受益方，吕景峰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掌握着公司的公章，在其作为股东不能参与表决的情况下，却和杜瑞庆相互串通，在明知其自己没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让公司为其担保，严重损害公司的利益。二、在杜瑞庆股权进行转让时候，吕景峰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李东民和周晓鸽，股权转让协议书足以说明股权转让行为的客观存在。一审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经过了受让公司股份的李东民和周晓鸽的同意。三、吕景峰给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仅能证明吕景峰和杜瑞庆2017年5月8日签订相关手续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并不能以此说明吕景峰和李东民、周晓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吕景峰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杜瑞庆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吕景峰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提出涉案合同同时履行抗辩，一审法院对吕景峰的答辩未予理睬。吕景峰与杜瑞庆在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四条明确约定：在杜瑞庆收到吕景峰支付的100元股权转让款后，应当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剩余款项在180天后一个月内付清。由此可以看出，合同履行的顺序应当是双方先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然后再由吕景峰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费用。该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表示：第一、本合同的履行需完成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是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的合同应履约内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基于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本案的合同义务除了股东权利的转移外，合同还约定了双方需要到工商局变更股权登记。第二、本案合同履行是有先后顺序的，在吕景峰已经支付100元首次付款后，应付剩的余付款是在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以后。因案涉股权暂时无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吕景峰有权利按照合同约定要求杜瑞庆同时履行合同义务。因案涉股权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吕景峰有权利拒绝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其次，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案涉股权交易价格的组成是否合理，合同继续履行是否会违反我国民法规定的显失公平原则。在一审庭审中，双方明确了一个事实，即杜瑞庆并无进行直接的股权投资，仅有260万的土地转让款的出资被公司认定为股权投资。也就是说杜瑞庆进行的股权投资仅为260万元。结合一审庭审中友松公司出示的证据：洛阳明鉴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洛明会事审字（2017）第156号《专项审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洛阳友松公司净资产为1652.087491万元，依照杜瑞庆在公司所拥有的股份。按照杜瑞庆的实际出资额和认缴出资额的比例，其实缴出资额按照比例计算，股权价格为143.18万元。杜瑞庆的投资明显是失败的。故而双方在案涉股权价格的组成部分中才没有说明股权的实际价值为本案股权价格的组成部分，而是以杜瑞庆的股权投资作为股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260万元。即便是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洛明诚评报字（2017）第050号评估报告书中载明：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5月31日，评估后总资产为25336.78万元，负债为22586.12万元，净资产为2750.66万元。杜瑞庆的股权价格也仅仅是238.39万元，其价格也远远没有达到杜瑞庆被友松公司认可的实际出资额度。由此来看，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杜瑞庆的股权的价值也就是其被认定的实际出资额，即260万元。关于股权价格组成部分中的利息及所有借款，本案应当由杜瑞庆来举证证明本案股权价格的组成由哪些利息跟借款组成。但结合一审庭审中杜瑞庆提交的证据来看，杜瑞庆既不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价格有哪些利息组成，也不能证明吕景峰与杜瑞庆之间存在有哪些借款，杜瑞庆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案涉股权换让协议是两个股东之间签订的，能组成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的借款也只应是两个股东之间发生的借款。综上，杜瑞庆起诉股权价格的组成仅有其实际出资的260万元是明确的，而股权转让价格却是976万。股权的转让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差距巨大，显失公平。再次，一审法院做出的案涉股权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因为吕景峰个人的原因，该事实认定错误。本案造成吕景峰名下的股份被质押的原因系吕景峰与杜瑞庆共同决定以公司的名义向案外人徐聪的借款进行担保，徐聪系友松公司项目的承建方负责人，徐聪为建设友松公司的项目垫付了大量的资金，而本次担保所牵涉的借款也是用于公司的建设项目的投资，本次质押担保也完全是因为公司行为所产生，并非吕景峰的个人原因。本次股权质押也经过了杜瑞庆的同意，故而不能将股权不能进行变更的原因归结到吕景峰的个人原因上去。杜瑞庆辩称：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吕景峰应当向杜瑞庆支付976万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5月7日，杜瑞庆与吕景峰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杜瑞庆将22%的股权出让给吕景峰，价格为976万元，包括：1、杜瑞庆在友松公司22%的股权投资；2、利息；3、所有借款。协议生效后1日内吕景峰应支付转让款100元，剩佘9759900元在180天后一个月内付清。2017年5月8日，各方到工商部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得知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就按照工商机关要求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友松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吕景峰、李东民和周晓鸽。杜瑞庆不同意这样变更。为此，吕景峰和友松公司还向杜瑞庆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2017年5月8日在宜阳县工商局变更工商手续所填的相关手续及数据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2017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并以此为准。2017年5月18日，友松公司再次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但又因吕景峰所持78%股权中的20%的股权为案外人徐聪借款提供担保，于2016年6月23日被质押给案外人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因质押未解除，无法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吕景峰没有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杜瑞庆与吕景峰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均是友松公司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相互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无需经他人同意。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系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并无强制性法律规定。决定股权转让价格的因素，不仅有公司资产状况、经营现状、负债情况等，实际还包含对公司今后发展前景的考量。因此，对股权转让所涉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并非股权转让的法定必要条件，故不能作为判断股权转让是否显失公平的标准。吕景峰将友松公司与杜瑞庆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借款，计入股权转让总价款中，系对第三方债务的自愿承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答辩人杜瑞庆所转让的股权已实际交付给吕景峰，公司也由吕景峰实际控制。造成工商登记不能变更的原因是吕景峰的部分股权被质押，系其个人原因，吕景峰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剩余价款，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时间为协议生效180天后的1个月内，即2017年12月3日前。吕景峰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属于违约。友松公司辩称：二上诉人恶意串通，违反法律程序，该担保行为应为无效行为。至于合同的效力以及能否履行，依据杜瑞庆的答辩，其认为是吕景峰羞辱和逼迫所签订，该合同应不是杜瑞庆真实意思表示，应由人民法院公正裁决。杜瑞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给付股权转让款9759900元；2.被告连带支付违约金至判决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为732000元）；3.被告连带支付律师费350000元、保费27500元及全部诉讼费。吕景峰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2017年5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原告退还股权转让款100元；3.由原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真实性有争议的2014年4月9日公司办公会会议纪要，认定该会议纪要没有原告的签名，且有关股东出资、及为股东设立债务等问题，依法均属于股东会表决处理的事项，故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被告友松公司于2012年6月4日注册成立，股东为马友松和原告。2014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原告（股权占比22%）和被告吕景峰（股权占比78%），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吕景峰。2017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吕景峰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原告将22%的股权出让给被告吕景峰，价格为976万元，包括：1.在被告友松公司22%的股权投资；2.利息；3.所有借款。协议生效后1日内支付转让款100元，剩余9759900元在180天后一个月内付清。原告在收到首付款后，配合被告吕景峰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变更股权事宜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被告吕景峰承担。如被告吕景峰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逾期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每天0.5‰，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因讨要此转让款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都由被告吕景峰承担。协议后部除有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名外，还有一个担保方签名处。注明连带保证责任，没有其他内容。被告吕景峰在担保方处签名，并加盖了被告友松公司的公章。协议签订后，被告吕景峰当即支付了100元的股权转让款。同时，被告吕景峰还与案外人李东民和周晓鸽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转让给两人5%的股权。2017年5月8日，各方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得知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就按照工商机关要求又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原告和被告吕景峰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98万元。同时，原告、被告吕景峰及李东民、周晓鸽又共同签订一份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1.股东变更为被告吕景峰，以及李东民和周晓鸽。2.原告将22%的股权，共计660万元认缴出资额以19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吕景峰；被告吕景峰分别转让给李东民和周晓鸽各5%的股权，原告退出股东会，由被告吕景峰与李东民和周晓鸽组成新的股东会。3.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万元，承诺于2032年6月3日前足额缴纳完毕。被告吕景峰与李东民、周晓鸽又共同签订一份公司新章程，确认公司股东为被告吕景峰（股权占比90%），李东民（股权占比5%）和周晓鸽（股权占比5%）。为此，被告吕景峰和友松公司还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2017年5月8日在宜阳县工商局变更工商手续所填的相关手续及数据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2017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并以此为准。2017年5月18日，被告友松公司再次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又因被告吕景峰所持78%股权中的20%的股权为案外人徐聪借款提供担保，于2016年6月23日被质押给案外人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因质押未解除，无法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2018年4月25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为本案诉讼，原告支出律师费35万元，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支出担保费27500元。另查明，案外人北京益达鸿宝灯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达鸿宝公司）于2014年8月4日向被告友松公司转款260万元（收据备注为土地款），于2014年8月6日向被告友松公司转款50万元（收据未备注性质）。案外人河南鸿宝弘华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宝弘华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向被告友松公司转款50万元（收据未注明款项性质）。但原告提供了一份当日与被告友松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出借方是原告，借款方是被告友松公司，金额为50万元。2015年9月17日，案外人洛阳弘义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义公司）向益达鸿宝公司和原告分别出具收据，载明收到130万元和50万元，均备注代被告友松公司付担保利息款。原告与益达鸿宝公司和鸿宝弘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弘义公司无关联关系。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为其对被告友松公司的出资款和借款，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吕景峰提交了一份转账凭证，系被告友松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向鸿宝弘华公司转款，金额为2479725元。转款凭证未备注款项性质，两被告主张系偿还借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又查明，2017年7月28日，洛阳明诚资产评估事务所曾受被告友松公司及案外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和弘义公司的共同委托，对被告友松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作出洛明诚评报字（2017）第050号评估报告，结论是：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5月31日，评估后总资产为25336.78万元，负债为22586.12万元，净资产为2750.6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5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被告吕景峰之间的股权转让，系主合同；二是被告友松公司与原告、被告吕景峰之间的担保，系从合同。关于股权转让主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与被告吕景峰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均是被告友松公司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相互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无需经他人同意。其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系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并无强制性法律规定。决定股权转让价格的因素，不仅有公司资产状况、经营现状、负债情况等，实际还包含对公司今后发展前景的考量。因此，对股权转让所涉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并非股权转让的法定必要条件，故不能作为判断股权转让是否显示公平的标准。第三，被告吕景峰将被告友松公司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借款，计入股权转让总价款中，系对第三方债务的自愿承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股权转让主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被告吕景峰反诉所称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股权转让主合同成立有效。被告吕景峰有关撤销该协议，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担保从合同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且被担保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在原告的股权转让时，被告吕景峰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李东民和周晓鸽。被告友松公司并未就担保问题召开股东会，李东民和周晓鸽也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担保方处签名，故作为从合同的担保无效，被告友松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友松公司对担保合同的无效，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合同无效，不影响股权转让主合同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姓名、住所、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的编号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应当以股东名册变更作为股权转移的标志，而不是工商登记是否变更。虽然被告友松公司并无股东名册，但鉴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新章程已确认原告不是股东，据此可认定原告所转让的股权已交付给被告吕景峰。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作为支付剩余价款的条件，且造成工商登记不能变更的原因是被告吕景峰的部分股权被质押，系其个人原因，被告吕景峰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剩余价款。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时间为协议生效180天后的1个月内，即2017年12月3日前。被告吕景峰逾期付款属于违约，依法应当支付剩余款项及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约定的日0.5‰的标准，自2017年12月4日开始计算。原告诉求违约金计算到判决之日止，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律师费和保全费，原告诉求的律师费不超过标准，应予支持。但原告诉求为诉讼保全担保而支出的担保费，与协议约定不一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吕景峰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杜瑞庆支付股权转让款97599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9759900元为基准，按日0.5‰从2017年12月4日计算到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反诉原告）吕景峰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杜瑞庆支付律师费3500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杜瑞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吕景峰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87016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92016元，由被告吕景峰承担82815元，原告承担9201元。反诉受理费75元，由被告吕景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吕景峰提交友松公司司法协助详情打印件一张以证明杜瑞庆所拥有的660万元股权（友松公司22%的股权）被浙江法院查封冻结。杜瑞庆、友松公司均称杜瑞庆在友松公司的股权被查封冻结属实。前述司法协助详情显示执行通知文号为（2019）浙0783民初12591号，被执行人为杜瑞庆，股权数额为660万元。本案原一审中吕景峰提交了2016年6月22日股东会决议及2016年6月23日股权出质登记以证明杜瑞庆、吕景峰明知吕景峰的股权于2016年6元22日对外提供质押担保，杜瑞庆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反诉原告（吕景峰）提出因为股权质押没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是质押的股权是吕景峰的股权，不是杜瑞庆的股权，所以原告的股权转让没有限制，不能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是因为吕景峰，不是因为我们。”前述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友松公司股东会同意以吕景峰拥有公司股份中的20%股份为徐聪向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壹仟万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借款用于中国汉山老年安阳基地项目建设，该决议由股东吕景峰、杜瑞庆签字。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案涉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生效后1日内吕景峰向杜瑞庆支付首次转让款100元，杜瑞庆收到首次付款后配合吕景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一审庭审中吕景峰称协议签订当日即支付了100元转让款，杜瑞庆未表示异议。但至今仍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目前杜瑞庆的股权已被司法冻结，不具备转让条件，故杜瑞庆主张吕景峰向其支付9759900元股权转让款，本院无法支持，杜瑞庆上诉要求友松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亦无法支持，待杜瑞庆的股权具备转让条件时其可再行处理。综上所述，吕景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391民初92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391民初9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杜瑞庆的诉讼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87016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92016元，由杜瑞庆负担,反诉受理费75元，由吕景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459元，由杜瑞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牛永爱审判员  陈加胜审判员  王茂兵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