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7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泰普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28号1-607。 法定代表人：杨宝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智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严家桥街50号二层-19室。 法定代表人：叶文霞，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文霞，男，汉族，1972年3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玉萍，女，汉族，1986年9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萍、林丹艳，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泰普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普森控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智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瀚公司）、叶文霞、金玉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6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日，智瀚公司转账支付给泰普森控股公司1645万元。 2012年11月12日，泰普森控股公司（出让方、甲方）与智瀚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在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普森休闲公司）拥有合法的75%股权（出资额900万美元），…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在泰普森休闲公司拥有的部分股权转让事宜订立协议如下：第一条、股权转让标的与价款：甲方将其在泰普森休闲公司的5%股权，计60万美元的出资额转让给乙方。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22万元。…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条、股东权益交割日：股东权益交割日为2012年10月31日。第五条、股权交接责任：甲乙两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股权转让交接工作，并及时变更工商等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确认，公司登记机关合法有效的办理完结股权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交接完成之日。股权交接变更手续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办理。交接期间，甲方有责任将转让的股权最终完整地移交乙方，否则应承担经济法律责任。根据双方商议约定，乙方代表叶文霞有义务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至少服务到2014年10月2日，勤勉与合作共同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第六条、股权转让的违约责任：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应按如下方式向有关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因此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者，违约方应赔偿对方所有损失。上述规定并不影响守约方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协议其他条款之规定，就本条规定所不能补偿之损失，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第八条、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和解除：凡协议变更或解除，甲乙双方必须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变更或解除协议：…3、由于另一方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使协议的履行没有必要。4、由于协议中约定的变更或解除协议的情况出现。第九条、本协议甲乙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经审批机关批准生效。”2012年11月23日，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泰普森控股公司将其在泰普森休闲公司的5%股权计60万美元出资额转让给智瀚公司，转让价格522万人民币。2012年11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泰普森休闲公司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证书载明的投资者包括智瀚公司，出资额60万美元。双方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2月22日，泰普森控股公司退回智瀚公司1123万元。 泰普森休闲公司住所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2013年间，叶文霞离开德清县行政区域工作。 2018年2月27日，泰普森休闲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4月26日，浙江泰普森实业有限公司向叶文霞邮寄《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书》，通知其定于2018年5月12日召开浙江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通知了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题等事项。 另，智瀚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叶文霞。叶文霞与金玉萍于2017年5月23日登记结婚。 又，泰普森控股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85932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并经审批机关批准股权变更后，已经生效。智瀚公司已经按约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双方也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交接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双方商议约定，智瀚公司的代表叶文霞有义务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且至少需服务到2014年10月2日。因智瀚公司的性质为一人有限公司，且叶文霞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应认定前述条款约定内容系智瀚公司的合同义务。泰普森控股公司主张，叶文霞未到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据此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该院认为，从《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有关“叶文霞作为智瀚公司代表需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的表述来看，双方约定了叶文霞需到泰普森休闲公司处参与经营管理。因泰普森休闲公司住所地在德清县，但叶文霞事实上在2013年间已经不在德清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故叶文霞显然在2013年间即已经不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至少服务到2014年10月2日”的约定，因此，应认定智瀚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条款约定，由于另一方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使协议的履行没有必要的，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虽然，智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但泰普森控股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违约行为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已无必要，事实上双方就股权转让款、股权变更登记等均已履行完毕，故尚不足以认定泰普森控股公司具有合同解除权。并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因此，即使泰普森控股公司具有合同解除权，因对该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双方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而泰普森控股公司主张的叶文霞未参与泰普森休闲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发生至今已约五年，泰普森控股公司现行使合同解除权也已超过合理期限，应认定该解除权已经消灭。综上，对泰普森控股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浙江泰普森实业有限公司5%股权的诉讼请求，该院难以支持。泰普森控股公司诉请智瀚公司承担以股权转让款52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损失的赔偿责任，因其为股权转让款的接收一方，不存在因支出款项而产生的利息损失，其以此方法计算损失的依据不足，且其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损失及该损失是由智瀚公司违约造成的，因此，其要求智瀚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亦难以支持。进而，其诉请叶文霞、金玉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泰普森控股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7月28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泰普森控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07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46071元，由泰普森控股公司负担。 泰普森控股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6594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泰普森控股公司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就本案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一）智瀚公司的履约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2012年1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股权交接有明确约定，且协议全文仅在第五条中做了约定：“甲方有责任将转让的股权最终完整地移交乙方”、“乙方代表叶文霞有义务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至少服务到2014年10月2日，勤勉与合作共同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这项约定是《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股权转让事项唯一约束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约定，不同于一般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支付与股权交付挂钩，本案智瀚公司履行服务年限完成经营目标是与泰普森控股公司股权交付的重要对等设置。这项约束不仅核心唯一，后续双方违约责任的承担也围绕此约束展开。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商事交易行为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尽管股权转让款与股权交接被通俗理解为转让双方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应否定本案双方是将履行服务年限完成经营目标与股权交付作为权利义务的对应，泰普森控股公司不交付股权或智瀚公司不履行服务年限完成经营目标均对本协议构成根本违约，这一节事实应予以确认。（二）泰普森控股公司的合同解除权成立且未丧失时效。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均可能成就合同解除权，本案就法定解除而言，智瀚公司履行服务年限完成经营目标是比交付股权转让款更为重要的协议义务，是泰普森控股公司转让股权的唯一合同目的。相对于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本案智瀚公司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只是实际股权价值中的一小部分，转让款交付与否以及股权登记与否，均不应用来否定泰普森控股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协议签订后智瀚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协议约定，泰普森控股公司至今未对此提出解除存在客观原因，协议履行中智瀚公司对于履职义务提出过延缓履行的要求和承诺，由于叶文霞作为泰普森控股公司创业发展的重要员工，泰普森控股公司无法回绝这一迟延履行的要求，泰普森控股公司也为挽留和促成智瀚公司继续履行协议义务，而作出在叶文霞不履职情况下继续支付1年工资以及续缴社保至今的决定，直至2018年叶文霞明确表示不再对公司履约以及对公司提出诉讼后，泰普森控股公司才停止社保缴纳行为并提起本案诉讼。《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在双方并未约定或法律规定解除期限的情况下，泰普森控股公司合同解除权存在客观延期因素，所提出的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诉求不应被径行剥夺。（三）智瀚公司对协议的违约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2年，此后的若干年正值标的企业快速发展期，泰普森控股公司以极低交易价格转让股权，是基于叶文霞继续在公司任职的利益让渡，叶文霞一直无法按约履职并最终彻底毁约，必然会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害和影响，也将使泰普森控股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的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既然已经查明并认定叶文霞未实施履职行为，智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泰普森控股公司的损害和损失存在，泰普森控股公司基于提交实际损失金额困难，以智瀚公司当年获得本案标的股权的转让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来主张权利，存在一定合理性，同时智瀚公司的违约事实导致泰普森控股公司提起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等维权成本，智瀚公司应予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维护泰普森控股公司合法权益。 智瀚公司、叶文霞、金玉萍一并答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一审判决认定智瀚公司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并无不当。泰普森控股公司故意对《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款金额、支付方式、交割、交接等约定双方主要权利义务的条款视而不见，仅仅拿出第五条中一个非重要的部分（即叶文霞有义务参与泰普森休闲公司经营管理），称其是“作为协议唯一的权利义务约束”、甚至是“泰普森控股公司转让股权的唯一目的”。上述说法与事实完全相背，更无任何证据支持。其一，本案协议签约背景是：2012年前后，泰普森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宝庆因利益原因通过各种方法对叶文霞进行排挤、边缘化。其中包括要求叶文霞退出在泰普森控股公司持有的5%股权，仅安排叶文霞通过智瀚公司间接持有泰普森控股公司下属泰普森休闲公司5%股权，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叶文霞在无奈妥协后配合杨宝庆上述意图所签订的，叶文霞受让本案争议的泰普森休闲公司5%股权至多只是其放弃巨大利益的一部分补偿，也恰如泰普森控股公司一审中所举《高速公路通行记录》显示，自2012年8月开始，即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叶文霞乘坐泰普森控股公司所派车辆往返杭州和德清的记录就已经明显较少，证实在股权转让前叶文霞就已被排挤和边缘化的事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将这一状态继续，直至让叶文霞彻底退出。所以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仅约定叶文霞以顾问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如果公司或董事会需要协助时可与其商议、听取其建议，如果无需求时，叶文霞实际也无法参与。因此，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叶文霞从泰普森控股公司及其控股的泰普森休闲公司退出的过渡性安排，明显属于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附随性义务，根本谈不上重要条款，更说不上是合同唯一目的。其二，泰普森控股公司既然强行将《股权转让协议》的“唯一目的”解释为叶文霞“履行服务年限完成经营目标”而非股权转让和受让，那么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事实上，泰普森控股公司却只有口头的任意性解释，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双方同意或共识，泰普森控股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智瀚公司同意这些凭空制造的解释。因此，智瀚公司已经依约向泰普森控股公司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对应股权也实际登记至智瀚公司名下，双方对该事实并无争议。该协议的根本目的已经实现，不存在解除之说。二、一审判决认定泰普森控股公司要求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超过合理期限”并无不当。其一，争议股权转让协议在2012年签署，泰普森控股公司在一审及上诉中均称叶文霞一直未能履行协议约定，根据这一说法，从合同签署时泰普森控股公司就已经知道叶文霞所谓的违约事实，至其起诉日已过6年，但泰普森控股公司却未曾催告，相反还继续为叶文霞发放工资、交纳社保，2018年4月还通知叶文霞参加公司股东会，足以证明其对叶文霞参与经营管理是满意、认可的。退一步讲，即便假设智瀚公司存在违约，诉讼时效也早已经过。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泰普森控股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超过合理期限、解除权消灭于法、于理均正确无误。其二，泰普森控股公司所谓至今未对此提出解除存在客观原因，无证据证明。三、泰普森控股公司损失赔偿的主张既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当。其一，泰普森控股公司所称“以极低交易价格转让股权，是基于叶文霞继续在公司任职诉求的利益让渡体现，叶文霞一直无法按约履职…必然给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害…”绝非事实，泰普森控股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任职”是股权转让的对价。其二，即便假设叶文霞确实存在泰普森控股公司所称“未依约履职”的情形，泰普森控股公司也应当对因此遭受的具体损失内容及损失计算方法承担举证责任，而无论是以股权转让款为基准、笼统以年利率24%主张损失、还是泰普森控股公司认为由法院酌情判决都没有法律依据。退一步讲，该损失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已经过，泰普森控股公司丧失胜诉权。至于泰普森控股公司支付的律师费等更没有理由和依据要求智瀚公司承担。四、一审判决认定智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一节与事实不符，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为（第11页第1行）：“双方约定叶文霞需到泰普森休闲公司处参与经营管理。因泰普森休闲公司住所地在德清县，但叶文霞事实上在2013年间已经不在德清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故叶文霞显然在2013年间即已经不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该段认定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参与经营管理并不意味着必须待在泰普森休闲公司德清办公室中。一审法院认为叶文霞必须到泰普森休闲公司德清住所地参与经营管理错误。另外，政协德清县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也只是证明叶文霞2013年12月调离德清县行政区域工作，不能证明其并未履行参与泰普森休闲公司经营管理的义务。叶文霞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就较少去泰普森休闲公司的德清办公室，协议签订后也是继续这种状态，泰普森控股公司从未提出过疑义，其继续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的行为就是对叶文霞参与经营管理行为事实上的认可。况且，一审中泰普森控股公司的司机等证人当庭陈述和高某记录等证据都证明叶文霞至少在2013年4月前仍多次前往泰普森休闲公司德清办公室（有时也到通益路68号杭州参与经营管理，故一审法院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767号案件中确立的裁判原则，即针对一审裁判文书的上诉是指裁判文书处理结果存在错误，不包括裁判文书在认定相关事实或论述法律意见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因此，智瀚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并未上诉，但鉴于二审审理范围包括对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全面审查，故望二审法院能改正一审判决中关于对叶文霞未参与泰普森休闲公司经营管理以及智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错误认定。综上所述，除一审判决中关于智瀚公司违约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泰普森控股公司的上诉请求并无任何证据支持，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泰普森控股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2011年4月22日，叶文霞与杨宝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叶文霞将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份转让给杨宝庆，杨宝庆支付3125万元及2.5%泰普森休闲公司的股份。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欲证明2011年10月12日，叶文霞和杨宝庆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叶文霞所持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份由杨宝庆以支付3125万元及5%泰普森休闲公司股份作为对价；约定叶文霞具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即担任泰普森控股公司的副总，泰普森休闲公司的董事；双方认可叶文霞可选择自然人或公司持股，此后，实际由智瀚公司代叶文霞持股；补充协议特别约定若协议签订后3年内（即到2014年10月13日），叶文霞自动要求离开公司，则所支付的泰普森休闲公司股权比例仍然为2.5%。 3.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欲证明杨宝庆按照协议约定通过四个第三人账户支付3125万元。 4.承诺书，欲证明智瀚公司替叶文霞持股，叶文霞再次以书面形式确认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工作职责至2014年9月22日。 以上四份证据欲共同证明杨宝庆用股权激励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和叶文霞达成继续履行勤勉服务公司的目的，2012年1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妥善履行完成之前两份协议的目的而签订，最后双方实际按三份股权协议的约定，由杨宝庆收回叶文霞在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叶文霞获得3125万元以及以智瀚公司名义持有的泰普森休闲公司2.5%股权，其余2.5%股权是由叶文霞对公司履行工作服务期限完成情况下的约定激励。 5.浙江泰普森恒丰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2010年8月6日）、李晖账户明细、业务委托书回执、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证明，欲共同证明泰普森控股公司于2007年12月5日修改章程，内容是袁利平根据杨宝庆的委托将所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转让给叶文霞；2010年8月6日，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晖等5人各交付出借款100万元，合计500万元；8月10日，由李晖账户集合江琴霞账户100万元、蔡林松账户50万元，向柯登响打款250万元；同日，从叶文霞、柯登响账户各自向袁利平账户交付250万元股权转让款；8月12日，袁利平向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交付500万元用于归还李晖等5人各100万元的借款；以上共同证明2007年，杨宝庆将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给予叶文霞，是以叶文霞为企业服务为基础的无偿股权激励的事实。 6.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收款回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股权变更登记情况、打款凭证，欲证明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1日向甘金红等4人出借款项合计3125万元；甘金红等4人于同日向叶文霞交付3125万元；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同日向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归还出借款3125万元；泰普森控股公司于2012年7月25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叶文霞将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按杨宝庆的要求转给袁利平；7月6日袁利平打款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叶文霞；同日叶文霞把500万元打给赖晓煊，7月9日，赖晓煊把500万元打回给袁利平；以上共同证明根据2011年4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9月叶文霞的承诺函，以及10月两人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叶文霞作出到2014年9月22日前不主动离职，尽力完成本职工作的承诺，并将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转回给杨宝庆的义务，杨宝庆履行了支付叶文霞3125万元的义务。 7.付款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款回单、证明，欲证明2011年10月16日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叶文霞交付用于智瀚公司投资款550万元，同日，叶文霞交付智瀚公司股权投资款55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泰普森控股公司向盛明祥交付550万元，袁利平向盛明祥交付600万元，用于同日盛明祥向智瀚公司交付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11月22日，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交付叶文霞1100万元，用于同日叶文霞向盛明祥支付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日，按杨宝庆的要求从盛明祥账户中支付泰普森控股公司500万元，支付袁利平50万元，用于泰普森控股公司于同日向盛明祥支付550万元，同日，按杨宝庆的要求从盛明祥账户支付叶文霞550万元，叶文霞收到后交付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对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10月16日向叶文霞交付550万元的平账；以上共同证明根据2011年4月《股权转让协议》、9月叶文霞的承诺函、10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及2010年11月泰普森控股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宝庆履行了文件中把股权从2.5%提高到5%并无对价交付给叶文霞的约定，叶文霞也应履行文件中对企业服务至2014年的承诺，否则其无权获得股权、资金的奖励，最起码应返还2.5%的股权。 8.交易回单、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收款回单，欲共同证明在以叶文霞、盛明祥名义向智瀚公司注资1650万元后，泰普森控股公司于2012年11月2日抽回1645万元；因需要实施叶文霞对智瀚公司的减资，泰普森控股公司受杨宝庆的委托于2013年2月22日向智瀚公司打款500万元及625万元，同时完成5%股权522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智瀚公司减资1100万元后，于3月12日将1100万元打入叶文霞账户；同日安排叶文霞账户向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打款1100万元，用于对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2日向叶文霞交付受让盛明祥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平账；以上共同证明在叶文霞的配合下，通过杨宝庆对各种资金调拨，叶文霞名下持有5%股权的无偿性质，也证明双方对2011年《股权转让协议》、叶文霞承诺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2年《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 智瀚公司、叶文霞、金玉萍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协议签订后，杨宝庆拒不履行支付现金义务，双方也没有在2011年5月22日前进行变更登记，该协议实际并未生效，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双方重新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新的协议，明确约定叶文霞将持有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份转让给杨宝庆，对价是3125万元及5%泰普森休闲公司股份，不存在泰普森休闲公司2.5%股份是激励的意思表示，且泰普森控股公司、泰普森休闲公司实践中给员工股权激励的协议内容非常复杂，不可能如案涉协议中的表述。另外，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叶文霞的职务就是泰普森控股公司的副总、泰普森休闲公司的董事，“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年内自动要求离开公司，则以股权支付部分的比例仍为原转让协议约定的2.5%”仅仅是类似违约责任的条款，事实上，叶文霞一步步被排挤、被罢免副总和董事职务，直到连公司邮箱、ERP账户都被封停，但叶文霞也从未自动要求离开公司，2.5%股权系给叶文霞的激励是泰普森控股公司单方面的解释，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承诺书仍然强调的是不主动离职，尽力完成本职工作，事实上叶文霞也从未主动要求离职，而是杨宝庆不让叶文霞继续服务。本案中无论哪份协议均未有用股权激励及现金支付方式和叶文霞达成继续履行参与经营管理的目的的条款，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于叶文霞不主动要求离职的约定，但相对于价值巨大的股权转让安排而言，这一约定也并非是实质性条款，退一步讲，即便叶文霞违反了约定，也达不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泰普森控股公司无权据此解除协议，更何况也超过了合理期限。泰普森控股公司一直认为泰普森休闲公司5%股权的对价是叶文霞继续参与经营管理，现又变成是泰普森休闲公司2.5%的股权加上现金，明显前后矛盾，且故意忽略叶文霞将持有价值更高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转让给杨宝庆这一前提，所谓的激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对证据5-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打款、资金往来情况与被上诉人无关，不清楚这些款项的性质、安排，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合法性有异议，杭州市拱墅区泰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浙江乐富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均是泰普森控股公司集团成员，袁利平是杨宝庆妻子，倪飞飞是泰普森控股公司财务，均与泰普森控股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些证明均不应被采信，对关联性有异议，即便假设这些证据均真实，至多只是证明资金款项往来的事实，叶文霞如何取得泰普森控股公司股权、如何取得智瀚公司股权等均与本案无关，实际上，这些资金往来证据均与泰普森控股公司所主张的叶文霞继续参与经营管理是股权转让的对价无关，不能证明叶文霞继续参与经营管理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根本目的，故这些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不应被采信。 本院认证如下：泰普森控股公司提交的证据1-4真实，对其证明目的将综合予以认定。证据5、7-8与本案无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6可以证明叶文霞向袁利平转让所持有的5%泰普森控股公司的股权，收到3125万元对价款的事实，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定。 智瀚公司、叶文霞、金玉萍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1年4月22日，叶文霞（甲方）与杨宝庆（乙方）就叶文霞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宝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受让甲方5%的股权的转让款用现金和泰普森休闲公司2.5%股权两种方式支付，其中税后现金3125万元；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完成变更登记后生效，双方应于2011年5月22日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10月12日，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能按期履行，叶文霞（甲方）、杨宝庆（乙方）又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两者有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乙方受让甲方5%股权的转让款用现金和泰普森休闲公司5%股权两种方式支付，其中税后现金3125万元；乙方于2011年10月22日前支付转让款3125万元；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股权支付登记；甲方将来的职务为泰普森控股公司的副总，泰普森休闲公司的董事；甲方可选择自然人和持股公司持股；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年内自动要求离开公司，则股权支付部分的比例仍为原转让协议约定的2.5%；补充协议和转让协议均在本补充协议签字之日生效。10月21日，叶文霞收到转让款3125万元。 2012年6月13日，叶文霞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利平名下。 2012年9月20日，叶文霞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完成我对泰普森的持股注册后，我持续按原股权转让协议在公司内至2014年9月22日前不主动离职，尽力完成本职工作。 本院认为：根据叶文霞、杨宝庆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双方就叶文霞向杨宝庆转让其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杨宝庆以现金3125万元及泰普森休闲公司5%股权作为对价达成一致意见，后叶文霞选择由智瀚公司持有泰普森休闲公司股份，故为履行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完成泰普森休闲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泰普森控股公司、智瀚公司于2012年11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系为履行整体交易中的部分内容而订立的从合同。泰普森控股公司认为叶文霞从未在泰普森休闲公司任职参与经营管理，构成根本性违约，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但叶文霞已履行了转让其持有的泰普森控股公司5%股权的主要合同义务，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并不存在法定的解除事由，且无论是基础合同还是2012年11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明确约定泰普森控股公司主张的违约事实构成协议的解除事由。故本案泰普森控股公司主张解除2012年11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进而要求叶文霞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泰普森控股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071元，由上诉人浙江泰普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文杰 审 判 员 魏之薏 审 判 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谢思一 书 记 员 张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