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9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浙江新农都物流中心二区1幢137号3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113601266。 法定代表人：倪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明仁，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金沙大道201号30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3283014482。 法定代表人：林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晶。 上诉人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宓氏公司）为与上诉人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4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宓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明仁、被上诉人物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晶到庭参加调查。审理过程中，双方申请自行和解期间就开具红冲发票协商一致并处理完毕，但对其他争议协商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宓氏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将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物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宓氏公司4032081.9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4032081.9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11月5日为311181.53元）”，将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物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开具金额为2649722.11元红冲发票（红字发票），逾期不开具的支付宓氏公司税金459860.16元”。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物美公司负担，一审诉讼费用根据二审判决结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双方于2017年12月31日签署的《对账确认函》及双方庭审陈述作为依据，认定案涉六个厂编项下结欠货款的事实，宓氏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对于物美公司否认有合作的另外四个厂编项下货款，宓氏公司将另案起诉）。但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问题，一审法院调整为2019年11月5日缺乏依据；对于红冲发票事项，一审法院认为不宜在本案中处理，亦缺乏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利息起算问题。首先，根据双方签署的《商品合同（2017年度）》第二十条第1项所载，合同期至2017年11月30日终止。为此，双方随后于2017年12月31日签署《对账确认函》。因当时《商品合同（2017年度）》已期满终止，《对账确认函》作为结算协议具有更高的约束力，宓氏公司在结算之后给予1个月的履行期间，己足显宽容。其次，即便根据《商品合同（2017年度）》第十六条之规定，清户供应商货款的付款账期调整为90天，在双方己于2017年12月31日签署《对账确认函》，应视为完成清户手续，物美公司至迟应于2018年4月1日前付款。更何况，该等条款以办理所谓的清户手续（附随义务）为由，阻却物美公司主要义务的履行，有违《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再次，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11月5日为法院系统的立案日期，一个客观事实是宓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并不能当天立案，实际上宓氏公司已于2019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材料立案。以法院立案日期作为物美公司货款逾期给付之日，实际上是鼓励不诚信的拒付行为，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综上，宓氏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逾期利息的诉请主张进行调整确属错误，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纠正。二、关于红冲发票的问题。首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7号）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购买方可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在填开《信息表》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应暂依《信息表》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与《信息表》一并作为记账凭证。本案中，宓氏公司关于开具红字发票的诉请，核心指向正是所涉货款税金利益的退还问题。在宓氏公司已就该事项诉至法院时，物美公司并未如其所述履行相应行为。故一审法院以宓氏公司未开具红字退票单为由，不予支持，确属不当。其次，根据常识及发票所载，增值税属于典型的价外税，即案涉退货所涉款项2649722.11元包含货款和税金。现宓氏公司认可签收相应货物，在物美公司未依法开具相应发票退还所涉税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税金从物美公司的应付款中扣除，却对宓氏公司的相关开票及承担税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实属自相矛盾。再次，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宓氏公司关于开票的主张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基于诉讼公平原则，对于该部分主张所涉诉讼费用应予以核减，对相应诉请主张给予程序上的驳回。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于宓氏公司的相关诉请主张给予实体上的驳回处理，并课以宓氏公司承担相应诉讼费用，与其所谓的不宜处理又属于自相矛盾。原审法院以不宜处理为由不予支持宓氏公司的相关开票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物美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关于逾期利息起算问题。合同中对货款结算有约定，由于宓氏公司一直未办理清户手续，物美公司冻结货款合法合约，不需要支付逾期利息的责任，但物美公司仍尊重一审法院对逾期利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宓氏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二、关于红冲发票的问题。物美公司经过财务最新数据核实，需开具退票的金额是2607264.26元。一审法院对开具红字发票这一诉讼请求的处理没有问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宓氏公司该项上诉请求。物美公司可以在宓氏公司开具红字退票单的情况下配合开具红字发票，物美公司一直是持配合态度。 上诉人物美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货款金额为2085747.50元。二、诉讼费用由宓氏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己开票未结货款5918690.55元、未开票货款68090.97元、退货2649722.11元的事实认定无误。但关于应扣费用仅认定为30000元与事实不符；另外，一审判决直接将2017年4月之前退货不足金额725022.57元扣除也与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如下：一、物美公司应付金额中不应该加上725022.57元退货返还款，相应金额应从判决金额中扣除。关于退货差异问题，物美公司确实收到了宓氏公司在2017年4月15日盖章的《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但宓氏公司盖章确认的是对退货双方无异议，不再追索，而不是要求物美公司另行支付725022.57元退货返还款。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事实上，也是因为该份函件的存在，物美公司不再单独保管数千份的退货单原件，从而无法提交3年之前的退货凭证。当时正因为宓氏公司针对2017年4月之前的退货有异议，双方才组织退货核对，由宓氏公司代表王前利和物美公司李勇、配送中心陈中于2017年3月25日进行过退货以及退货核对，并约定剩余退货在2017年4月11日当面处理完毕，双方也约定了“如因一方原因无法核对账面，则视为妨碍追溯，前期双方所产生的差异，另一方面有权拒绝处理”。之后才有了4月15日宓氏公司处理退货差异，又向物美公司出具盖章函件。物美公司在一审案件庭审结束后，配送中心进行了搬迁，大量物品、资料搬移过程中，发现了双方2017年3月25日签署的《宓氏物美退货明细》，足以对上述事实进行佐证。物美公司已将2017年4月之前的退货处理完毕，宓氏公司也承诺不再追索。而且，根据宓氏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说法，宓氏公司起诉前没有查到相应商品的退货单，对接物美公司业务的业务员、财务、主要负责人也均己离职，无法对退货问题核对清楚，宓氏公司人员交接导致的责任应由宓氏公司自己承担，而不应将账务问题转嫁给物美公司。二、应扣除的费用应为1251311.91元而不是30000元。（一）宓氏公司参加物美公司2018年度特殊陈列位（广告位）招商，竞得2018年1月、2月促销堆头的特殊陈列位置，并与物美公司签署PCD促销服务协议书，物美公司根据协议收取2018年1-2月份PCD促销服务费50976.64元。以上事实己由物美公司一审提交宓氏公司盖章、物美公司陈列执行人签字的PCD促销服务协议书，应予以认定。（二）双方虽有部分厂编未签署2018年度合同，但双方合作一直实际进行，宓氏公司不仅参与了年度特殊陈列位招商，其主要经营的保健品、茶饮更是参与了2018年春节档期的大量海报促销活动。物美公司在一审时提供了系统扣费明细以及相应的海报，根据双方对账系统显示，宓氏公司应支付2018年1-2月海报促销服务费1200335.27元。物美公司海报促销资源有限，如非与宓氏公司就促销商品以及促销费用协商一致，不会花大篇幅为宓氏公司商品进行宣传。物美公司实际已提供了海报促销服务，海报促销服务费己按当时协商数据实时进入双方对账结算系统，根据双方约定的对账原则，费用结算数据应以对账平台数据为准。 宓氏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关于退货货款问题。首先，物美公司以双方签署《宓氏物美退货明细》和《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作为认定案涉725022.57元退货双方已无争议或不再追索的依据不能成立。比较一下前述退货明细和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所载退货单号、金额等与案涉725022.57元退货完全不同。恰恰能够说明该725022.57元退货并不包含在双方已经确认无异议或不再追索的退货范畴。其次，在一审庭审陈述中，物美公司已认可725022.57元退货部分全额扣款，对该项事实宓氏公司也不持异议。双方在此基础上就所涉六个厂编签订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对账确认函。然而，物美公司对退货部分做了扣款，却未依约退回货物，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货物损失赔偿责任或按货值支付货款。对账确认函是双方对货款、费用的结算确认，并不能据此否定宓氏公司就已结算未实际退货部分货物进一步追索的权利。在物美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将725022.57元货物退回宓氏公司的情况下，宓氏公司有权要求物美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次，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宓氏公司否认收到物美公司相应退货的情况下，应该由物美公司就退货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且根据《商品合同》第八条第2项约定，物美公司应凭《商品退货申请单》、《授权委托书》、本身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宓氏公司店铺或配送中心办理退换货。宓氏公司领取退货的，应在《商品退货交接单》上签字。根据退换货流程，物美公司应保留相应退货凭证。现物美公司不能提供相应凭证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结合案涉事实及证据材料，物美公司对风险控制和合同管理非常严格，物美公司能够提供相关的凭证，其在不能提供相关凭证的基础上作出已退货的抗辩，显然不符合事实。二、关于促销服务费问题。首先，物美公司主张1251311.91元促销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促销扣费凭证系其单方制作，并未经宓氏公司确认。而且双方在2018年并未签订合同，也未实际开展合作（仅在2018年1月初有零星供货），物美公司所主张的促销服务费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次，根据物美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2018年未清账费用明细”所载，所谓的促销服务费包含促销服务费、交货违约金、定额配送费。其中促销服务费、交货违约金均按额计取。根据双方在一审中确认的事实，2018年宓氏公司供货只有68090.27元且后来基本退货了，物美公司在2018年所主张的费用有100多万元，完全不符合常理。再次，促销服务费的用意在于促销，需要为销售提供相应的服务。双方在2018年并未开展合作，宓氏公司没有促销需求，物美公司也没有促销必要。在合同期满没有签订新的合同，也没有大额货物往来的情况下，只要物美公司一直拒绝办理清户手续，便可引用合同条款持续以促销费之名义吞噬应付货款，显然违背公平原则，更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和商业逻辑。最后，根据宓氏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早于2018年1月8日，宓氏公司已致函物美公司停止供应森山等货品。物美公司已经收悉该函件，还对该产品大力进行“促销”，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和常识。综上，请求驳回物美公司的上诉请求。 宓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物美公司支付宓氏公司货款14028613.51元，并支付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4.35%计算，暂计算自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利息为1484750.14元；二、物美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0元；三、物美公司向宓氏公司返还价值725022.57元的货物或支付相应的赔偿款；四、物美公司向宓氏公司开具金额为2649722.11元的红冲发票或退回对应的税金459860.16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物美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5月25日，宓氏公司（乙方）与物美公司（甲方）签订《商品合同》，就商品、价格、订货、交货、清户、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首部以粗体字标注：双方对本合同条款已经尽到了互相说明的义务，并对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均已充分注意并详细了解了双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对甲方免责、乙方放弃权利主张、乙方对违约责任的承担等条款内容，乙方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2015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5年12月31日终止。 2016年3月10日，宓氏公司（乙方）与物美公司（甲方）再次签订《商品合同》，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6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主要条款与2015年的商品合同基本一致。合同附件六《自营供应商服务协议书》约定了协议期内，乙方按每月甲方净进货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支付进价折扣，支付方式为票折。配送服务费，若乙方送货到甲方配送中心，甲方配送中心负责把乙方供应商品送货到甲方各门店，则乙方按照每月配送金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支付物流配送服务费。促销服务费：1.协议合作门店促销服务费预算金额不同种类商品不同的金额（不含税），实际收取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若甲方给予乙方的商品进入甲方新开门店或增加销售门店，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月度进价折扣及补偿的基础上，对新开门店或新增的销售门店增加一定金额/店/月向甲方支付月度特别进价折扣，由甲方按月在应付乙方货款中扣收，无需乙方另行确认。2.若乙方的商品进入甲方新开门店或增加销售门店，在销售的第一个月内，乙方须在甲方门店对乙方的商品进行厂商周促销活动推广，甲方应提供活动场地、电源、人力、资讯系统等相关支持，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厂商周促销服务费，实际收取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3.若甲方门店翻新，翻新后的第一个月内，乙方须在甲方门店对乙方的商品进行厂商周促销活动推广，甲方应当给予支持并提供配合及服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一定金额/店（不含税）的厂商周促销服务费，实际收取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4.乙方新商品进入甲方门店销售的第一个月内，乙方须在甲方门店对乙方的新商品进行促销推荐，甲方应当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一定金额/品/店（不含税）的新产品促销服务费，实际收取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5.若甲方为乙方的商品进行海报促销服务，乙方愿向甲方支付一定金额/品/档/店（不含税）的海报促销服务费，实际收取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6.若甲方为乙方的商品进行促销位促销服务，乙方愿向甲方支付端架促销服务费一定金额/档/店（不含税）、堆头促销服务费一定金额/平方/档/店（不含税）的促销服务费，实际金额、时间以双方确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为准。降价（毛利）补偿：当乙方供应的商品供价下调时，乙方同意对甲方进货未销的库存商品给予甲方降价补偿。降价补偿金额=进货未销的库存商品数×（下调前单价-下调后单价）。 2017年3月1日，宓氏公司（乙方）与物美公司（甲方）第三次签订《商品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 在上述协议期限内，宓氏公司向物美公司送货，物美公司向宓氏公司支付货款。2016年，宓氏公司、物美公司签订《对账确认函（2015年度）》，确认物美公司已向宓氏公司支付了所有厂编2015年10月31日以前的全部应付款项，双方在此以前的业务往来中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算清楚，支付完毕，所有厂编下不存在任何应付款项。有关2015年10月31日前的退货、返利、折扣、费用、违约金等业务往来项目再无任何争议或纠纷。2017年，双方签订《对账确认函（2016年度）》，除截止日期为2016年10月31日之外，其余内容与《对账确认函（2015年度）》基本一致。2017年4月15日，双方签订《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确认宓氏公司下辖5个供应商厂编（513681、513791、513799、514330、514660）在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15日期间，有关于附件中所列退货单号明细表中的各退货单号里对应的退货双方确认无异议，不再追索，即日生效。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对账确认函》，宓氏公司确认：厂编514660项下未付款132501.33元；厂编513791项下未付款4933578.93元；厂编513799项下未付款747066.30元；厂编517739项下未付款-2450.52元；厂编516759项下未付款-142414.83元；厂编517738项下未付款250409.34元。同时载明，宓氏公司已支付的及物美公司从货款中扣除的款项已经由物美公司提供了全部相关服务。除上述未结款外，双方在2017年12月31日以前的往来中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付清。上述未付款金额共计5918690.55元。 宓氏公司主张2018年送货68090.97元、物美公司2018年退货2649722.11元，物美公司予以认可。物美公司主张未清账费用2304632.30元，宓氏公司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宓氏公司、物美公司签订的《商品合同》及合同附件六《自营供应商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物美公司尚应支付宓氏公司的货款金额。宓氏公司主张货款金额为14028613.51元，期间为自双方2015年合作起至2018年终止合作为止，物美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双方2017年确认的金额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数次确认结清年度货款，且双方对账确认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货款金额，故应当以确认过的货款金额为结算依据。经核算，截至2017年12月31日，物美公司尚欠宓氏公司货款共计5918690.55元。宓氏公司主张2018年送货金额68090.97元、退货2649722.11元，物美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物美公司主张未清账费用2304632.30元，根据物美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应扣除费用金额为30000元，其余费用均无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宓氏公司主张物美公司已扣货款但未实际退货金额725022.57元，物美公司认为双方已经盘点、对账，已经退货，物美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货物退还给宓氏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物美公司应向宓氏公司退还货物，因物美公司不能退还货物，应将该费用支付给宓氏公司。综上，双方结算货款金额5986781.52元（5918690.55元+68090.97元），减去退货金额2649722.11元，扣除服务费用30000元，加上未实际退货金额725022.57元，物美公司尚应支付宓氏公司4032081.98元。关于货款利息，宓氏公司主张自2018年2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35%计算，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自宓氏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5日起至款清之日按照年利率4.35%予以计算。宓氏公司要求物美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0元，物美公司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宓氏公司要求物美公司开具金额2649722.11元的红冲发票或退回对应的税金，物美公司认为宓氏公司尚未开具红字退票单，如果宓氏公司开具了红字退票单，物美公司愿意开具红字退货发票。一审法院认为宓氏公司开具红字退票单后可与物美公司协商开具红字发票事宜，现因宓氏公司尚未开具红字退票单，该项诉请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宓氏公司主张双方对账了六个厂编的货款，另外四个厂编未结算，物美公司认为继续合作的只有六个厂编。一审法院认为宓氏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另外四个厂编的合作期间和未付货款金额，一审法院对宓氏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物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宓氏公司4032081.9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032081.98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物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宓氏公司保证金10000元；三、驳回宓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案件受理费12204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27049元，由宓氏公司负担92523元，由物美公司负担34526元。 宓氏公司向本院提交商函（复印件）及签收单各1份。拟证明：宓氏公司已于2018年1月8日告知终止“森山产品”供货的事实。 物美公司质证认为：商函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商函落款并没有具体年份，并不清楚是2018年还是2019年。其次，停止供货不影响之前已经供货形成囤货的销售。即使宓氏公司发了该函，春节档期促销方案已经完成，并不仅因为一个函件而停止。最后，签收单也无签收日期，也不能确认签名人，无法达到宓氏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发函及签收的落款时间均不明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物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20170325宓氏物美退货明细》1份。 拟证明：结合证据二中的23份退货单，物美公司已将2017年4月11日之前的所有退货全部退给宓氏公司。 二、《未收到退货的退货单明细》1份、退货单90份（2017年4月11日之前23份、之后67份）。 拟证明：已查找到的退货单中（退货金额共计153151.81元），实退数量与宓氏公司主张未收到的退货数量一致，说明宓氏公司已核对并收到了全部退货。 三、系统截图打印件。 拟证明：物美公司目前需要开给对方的红字发票金额为2607264.26元。 宓氏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一审已举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次，该退货明细系物美公司制作，未经双方清点和退货，物美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已退至宓氏公司。再次，争议的未收到退货是否包含在2017年4月15日《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附件列表，只需逐一核对退货单号是否重复即可，显然并无重复单号。即物美公司主张退货已于2017年4月15日结算处理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不予认可。首先，相关单据由第三方签署，并未取得宓氏公司授权也未退至宓氏公司仓库。其次，基于宓氏公司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宓氏公司愿意据实扣除并自行与第三方处理。再次，经与第三方核实，有两张单号为4801438270、4801430698的签字人并非本人所签，但宓氏公司仍愿意确认物美公司提供的全部单据，并同意扣除相应退货金额153151.81元。最后，其余57万余元退货，第三方并未签收。物美公司仅以15万余元的单据作证全部72万余元退货已全部退还，并无事实依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中双方已根据物美公司提出的数额确认退货开票数额，现物美公司又据此较少开票数额，不能接受。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一虽真实、合法，但宓氏公司签字代表仅在明细表格下方签字对退货明细进行确认，下方“退货差异在2017年4月11日当面处理完毕放弃追溯”等内容仅有物美配送中心人员签字，未经宓氏公司人员确认，不能认定相关内容属于双方合意，物美公司主张2017年4月11日前已完成退货无法据此成立。证据二因宓氏公司不持异议并明确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涉及开具红字发票金额的争议，由于双方在二审自行和解期间已就争议范围内的数额达成一致并实际履行完毕，故对该证据本院不再认证。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就宓氏公司主张未收到的退货（价值725022.57元），2017年4月11日之前，物美公司已实际退回部分货物价值87928.06元，2017年4月11日之后，物美公司已实际退货部分货物价值65223.75元。合计退回货物价值153151.81元。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对宓氏公司、物美公司各自的上诉意见审理后分述如下。 一、关于宓氏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宓氏公司主张开具红字发票的问题，由于双方在二审期间已就此达成和解并实际履行，宓氏公司亦已向本院确认其上诉涉及开票事项已由双方自行处理完毕，故本院不再判处。宓氏公司认为仍有其他退货涉及退票未处理，可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解决。（二）关于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点的问题。双方长期合作存在大量业务，虽然逐年结算数据，但合作期间内双方均逐步支付延续合作。当决定不再合作后，双方就应付款、应退货款、应收费用、已退货款长期未能结算达成一致形成诉讼。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核对数额、调整费用的基础上清算应付款数额，并以案件受理之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物美公司的上诉请求。物美公司要求在一审法院确定的数额中再行扣除已实际退货725022.57元，并将应扣除的促销服务费用从30000元增至1251311.91元。（一）关于宓氏公司主张未收到的退货。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双方已就合作期间全部退货确认无争议。如前所述，《20170325宓氏物美退货明细》中手写内容不足以认定为双方合意，而根据2017年4月15日《退货差异对账协议书》的内容，也仅为涉及5个厂编的附件所列明细表对应退货确认无异议不再追索，但两处明细中的物品编号等与宓氏公司主张未收到退货的清单无法确认存在重合。另外，根据物美公司提供的与宓氏公司主张有关的部分退货单，2017年4月15日之后仍存在大量退货单，说明物美公司主张2017年4月11日或2017年4月15日之前已退货完毕不再追索的说法难以成立。在此基础上，作为履行退货义务的物美公司应就其已退货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其次，物美公司就该部分退货一审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二审期间也仅提交90份单据价值153151.81元，宓氏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就该部分退货物美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但仍不能达到推定其他退货全部交付给宓氏公司的程度。故本院对物美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在一审法院确定的金额中再行抵扣153151.81元，对物美公司要求抵扣全部退货价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促销服务费。物美公司提交的促销服务协议书，一部分无促销服务期间记载，一部分属于2018年之前难以确定此前年度结算未作处分。物美公司提交的宣传海报品类繁多，系为全部供应商所进行的统一宣传，难以确定为宓氏公司产品宣传的范围及宓氏公司应承担的费用。促销服务费应以提供实际服务为基础，结合双方在2018年几乎没有开展供销合作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结合物美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酌情认定并扣除促销服务费用3000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对物美公司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应维持，但由于物美公司二审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部分实际退货的事实，宓氏公司对此亦予以确认，故本院对物美公司应付货款作相应调整并变更相应判决内容，一审判决不属于瑕疵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浙0191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3878930.1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878930.17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12204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27049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88638元；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负担38411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8285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9331元，由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负担18954元。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物美亿商超市有限公司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