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102民初2489号 原告刘某某。 委托代理人刘曙光、葛明月，河北昌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武义县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徐赟、梅美妃，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某与被告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之委托代理人刘曙光、葛明月，被告大宇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梅美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因侵权向原告支付车辆维修费、贬值损失、租车等费用共计990185.5元；2、本案诉讼费以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10日，原告从案外人吴飞洪名下购买车牌号为冀Ａ×××××号奥迪Ａ8汽车一辆。2015年3月13日，双方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变更车牌号为：冀Ａ×××××）。2015年3月14日，因被告与车辆所有权人有经济纠纷，被告恶意将原告的车辆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扣押并长期搁置。2019年8月8日，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将车辆返还，但该车因长期搁置，导致车辆价值严重贬值，如正常使用会产生高昂维修费用。另因该车辆系原告公司业务专用车辆，原告不得不重新租赁同等档次车辆使用，产生了大量的汽车租赁费用。综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公断。 被告大宇公司辩称，1、原告与吴飞洪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不真实，原告不是车辆合法所有人，不具有合法主体资格。吴飞洪拖欠我公司货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法院判决生效后，吴飞洪拒不履行，我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向武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武义县人民法院于当日立案受理。2015年3月12日，我公司员工发现吴飞洪驾驶涉案奥迪车，拦下商讨债权清偿事宜，后在派出所双方同意自行协商，吴飞洪将车开走。2015年3月13日吴飞洪为逃避债务，与原告恶意串通转移财产，将涉案奥迪车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明知吴飞洪欠我公司货款仍帮助其逃避债务，双方于当日以9万元价格将吴飞洪名下涉案奥迪Ａ8汽车非法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没有合法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不是适格原告。2、原告陈述被告恶意将原告车辆在石家庄长安区搁置的说法以及原告多次索要返还车辆的说法不属实。我公司发现吴飞洪涉案车辆后，将车辆已交执行法院处理（武义县人民法院委托长安区人民法院执行，长安法院于2015年4月14日立案执行）。后吴飞洪向长安法院执行局提出车辆已经转让给原告。我公司得知后，于2015年7月10日向长安区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长安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书面通知原告到法院执行局解决车辆相关事宜，并交付车钥匙及相关材料，原告于次日收到此通知但拒不到执行局处理。我公司起诉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经一审、二审，法院均对原告和吴飞洪的以物抵债协议不予采纳，认定吴飞洪以9万元价格转让涉案车辆给原告为不对等价格。二审法院认为吴飞洪的财产足以清偿我公司债权，未侵害债权人利益。二审判决生效后，长安法院执行法官通知原告来领车，原告拒不领车。我公司亦多次催促，原告仍然拒领。我公司为保管该车辆特意租赁场地，支付租赁费用。直到2019年8月8日吴飞洪才同意领回车辆。原告的行为给我公司造成极大经济损失。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以及与被告的因果关系。原告购买涉案车辆花费9万元，原告提交评估报告显示，现汽车评估价值为225000元，原告无任何损失。原告系河北晨凯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租车费用不真实。涉案车辆不是营运车，是吴飞洪的私人用车，原告即使有租车费用亦与本案无关，且租车费用并非直接损失。汽车维修费没有实际支出，不真实。原告购买的本身就是二手车，2015年3月13日到2019年8月8日期间，车辆必然存在自然损耗和贬值，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即使有损失，也是原告自己不领回车辆造成，应由原告自己负责。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2015年3月14日向公安报案时，被告扣押车辆构成侵权，如原告说法成立，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大宇公司与案外人吴飞洪因买卖合同纠纷、吴飞洪拖欠大宇公司货款一节向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2014）金武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判决吴飞洪向大宇公司支付货款9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吴飞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2014）浙金商终字第145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该判决生效后，2015年1月13日大宇公司向武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武义县人民法院于当日受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后武义县人民法院委托本院执行。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向吴飞洪作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于2015年5月5日作出执行裁定书，查封吴飞洪及其妻子名下相关财产。 二、2011年11月7日吴飞洪购买奥迪汽车1辆，车价款为96万元，车牌号为冀Ａ×××××号。同日，被告将该车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泰华街支行设立抵押登记，2015年3月13日解除该车辆的抵押。原告称，2014年6月10日，其与吴飞洪签订《以车抵债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吴飞洪以该车抵消借款59万元。2015年3月12日，被告公司员工常永山发现吴飞洪驾驶涉案车辆并予以扣留，后经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复康路派出所调解，吴飞洪将该车从派出所开走。2015年3月13日，吴飞洪与原告签订《石家庄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将涉案奥迪车辆卖给原告，发票显示车价款为9万元，同日办理了该车的过户登记手续，车牌号变更为冀Ａ×××××号，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 三、2015年3月14日，原告向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刑警大队桃园中队报警称该车在钻石ＫＴＶ后院被盗。刑警中队的询问笔录显示，原告自称其为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司机，2015年3月14日9时30分发现汽车不见了，于是原告与吴飞洪联系，吴飞洪称因我们公司欠大宇公司经理何增茂80万元钱，车被对方拖走了。公安干警询问该奥迪Ａ8汽车的特征，原告回答汽车是奥迪Ａ8，香槟色，车牌号：冀Ａ×××××,2011年购买的，当时价值人民币120万元，车主是吴飞洪。 2015年4月7日，刑警中队再次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在本次询问中自称为石家庄晨凯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并称对吴飞洪不了解，对吴飞洪是做什么工作的不知情，吴飞洪将车辆过户给原告是因抵顶吴飞洪曾向原告借款的50万元。此次询问中，询问人员询问原告此次所述与2015年3月14日所述不一样的地方，以哪次说为准。原告称这次头脑清楚，以这次说的为准。后公安机关又分别于2015年4月10日、2015年6月30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对其与吴飞洪办理二手车过户登记的具体地点及交易大厅均表示记不清楚了。 2015年6月30日，刑警中队对原告的询问过程中，刑警中队明确告知原告：“刘某某，你开的这辆奥迪Ａ8汽车已经被浙江大宇公司拖走，浙江大宇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将吴飞洪的公司起诉，长安区人民法院已经询问了吴飞洪，是否存在非法转移财产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可以向长安区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索要你的车辆，我们可以将长安区人民法院王大虎的电话（185××××5020）告诉你，你清楚吗？”原告答：“清楚。” 2015年10月19日，本院执行局向刘某某发出书面通知书：“刘某某：现通知你3日内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解决奥迪A8轿车的相关事宜，并将车钥匙及该车相关材料交付我院，否则，后果自负。”原告于2015年10月20日收到本院寄送的上述通知书。在此之前，本院执行局王大虎法官曾电话通知原告将车辆开走，后又传唤原告到法院，当面告知原告将上述车辆开走，且明确说明如不把车开回，损失由原告自负，但原告仍拒绝开回。上述事实有本院执行局所录视频光盘为证。 另查，河北晨凯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为该公司股东，并担任监事职务。 四、就吴飞洪与原告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及过户行为，大宇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二人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长民二初字第11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吴飞洪与刘某某相识，在大宇公司对吴飞洪的债权未实现时，吴飞洪将自有车辆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刘某某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债权实现，故对大宇公司请求撤销二人车辆买卖协议请求予以支持。后吴飞洪不服，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4日作出（2016）冀01民四终1936号民事判决，认定“……针对涉案奥迪车是否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的问题。石家庄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移登记联均记载，吴飞洪的奥迪车辆以9万元的价格转让，该价格为转让车辆的不对等价格；刘某某称本案奥迪车转让款中另还有吴飞洪向刘某某的借款50万元，9万元转让款为刘某某给吴飞洪的超出借款部分的现金，但吴飞洪与刘某某之间的以车抵债协议中载明吴飞洪以自有冀Ａ×××××车辆‘抵借款59万元’，刘某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转付吴飞洪的款项即借款是48万元，三个数额自相矛盾；且刘某某未提交以车抵债协议原件，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对复印件不予认可，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刘某某主张涉案奥迪车是以合理价格转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已查封吴飞洪妻子名下桥东区胜利北街178号神州嘉园27-5-206号、2-4-201号房产……故上述被查封的两套房产可实现的债权远高于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主张的债权，吴飞洪及刘某某的转让行为未侵犯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的利益……判决：1、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1180号民事判决；2、驳回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2016年4月22日，大宇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因吴飞洪拖欠我公司货款，判决生效后仍不自动履行，我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吴飞洪强制执行。执行阶段，我公司发现吴飞洪驾驶其名下的冀Ａ×××××号奥迪车，遂扣车，该扣车系我公司行为，与长安区人民法院无关。” 2019年8月8日原告提车，被告的经办人常永山同意将涉案车辆拖到4Ｓ店维修评估。2019年8月27日，河北定盘星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载明冀Ａ×××××号车评估价值为225000元。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8月27日。 原告就其主张的损失提供以下证据：1、汽车转移过户手续，证明原告为车辆的合法所有人；2、汽车租赁合同及银行转账流水8份，证明原告因车辆被被告扣押所产生的直接损失（车辆使用费）；3、河北晨凯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每天的车辆租金为3000元，包含司机的费用、油费和保养费，空车的使用费为每天1500元，故原告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自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5月所花费租赁费用为39万元；4、网上打印的租车费用及二手车市场交易价格，证明原告主张的租车费用合理，购买吴飞洪车辆的价格符合市场交易价格；5、河北德联开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估算单，证明原告因车辆被被告扣押应该产生的维修费235185.5元；2015年3月13日交易过户车辆时交易价格为59万元，鉴定评估的价值为22.5万元，故贬值损失为36.5万元，要求被告赔偿贬值损失36.5万元、维修费235185.5元、租赁费39万元，共计990185.5元。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有异议，称查验结论这两个栏目是空白的，没有机动车的照片，查验人没有签名，没有填写日期，是不正常的，转移登记的时候用于拍照的车辆不是涉案车辆，是其他的奥迪A8车，当时车辆开进车管所用于拍照的车辆是有视频监控的，长安区桃园刑警中队有调取，拍照的车前挡玻璃上粘贴的单子是很明显看出不是涉案车辆；该车新车购买的价格是96万元，但2015年3月13日，原告过户的时发票上显示的购买价格是9万元，是明显低价转让，不是正常交易，原告没有提供二手车买卖合同，按正常情况车辆合法过户是要有二手车买卖合同的，但是本案没有，所以车辆过户给原告是没有合法依据的，而且3月13日是在被告申请执行吴飞洪案件期间，是吴飞洪和原告串通非法转移财产阻碍法院执行；原告最早报案时称车是吴飞洪的，又说车是吴飞洪公司的车，称自己是司机，笔录中显示吴飞洪欠被告的钱在法院执行，原告说车被被告开走了，所以原告是明知的，去报案说被偷了，所以是报假警；两份判决书证实两级法院均认定9万元的价格转让涉案车辆是明显低价转让；执行局的执行法官在得知该车辆过户给原告后，曾多次当面及口头通知原告，甚至书面通知原告将车开走，刑警中队也通知了原告，但原告拒不开走，2015年12月24日执行笔录中王大虎法官通知被告把车开走，妥善保管，所以被告才把车从法院开走，被告此行为不构成侵权，反而多付出了保管和租赁费用；对汽车租赁合同、银行转账流水、晨凯公司出具的证明有异议，原告是晨凯公司股东，原告与自己的公司签订合同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日租金过高不正常，租赁合同未写明租赁车辆牌照及租赁终止日期，涉案车辆在扣车之前都是吴飞洪在开，是吴飞洪的私人用车，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车辆用于工作，退一步讲，哪怕原告有租车也和被告无关，和本案无关，车辆扣押后移交法院，是为了案件执行，后面被告保管是根据法院的通知，所以车辆的扣押都是合法的，租赁合同上写的租金包括司机的工资、司机的保险、车辆的保险和维修费以及车辆超过额定公里数要加收的费用均与本案无关，且租金和以上费用在法律上都属于间接损失；原告的租赁期间是在撤销权纠纷处理期间，是原告拒不领回车辆，租车与被告无关；对网上打印的租车费用及二手车交易价格不予认可，网上下载的只是要约，不是实际的成交价格，而且由于车况市场行情不同，奥迪A8车辆租赁和购买的价格也都不同，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参考价值；河北德联开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估算单不能证明原告实际的维修花费，且与本案无关；被告代表与吴飞洪共同出具的声明能够证明该车实际车主是吴飞洪，并非原告；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委托方是吴飞洪，证明涉案奥迪车实际车主为吴飞洪，该鉴定报告是吴飞洪单方委托，不是和被告共同委托，也没有提供鉴定人资格证明，不能采信，且该报告鉴定结果显示除了全车漆面及玻璃需要处理外，其余均正常，没有严重贬值；原告于2015年3月13日以9万元购买涉案车辆，该报告显示现车辆评估价为22.5万元，证明原告没有任何损失；原告所讲车辆交易价格为59万元，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明显显示没有认可原告所讲的以车抵债的协议，所谓的以车抵债的协议没有原件，也没有在车管所的档案里，在公安阶段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对吴飞洪向其借款50万元的说法不能陈述款项来源和借款经过，而且之前第一份笔录原告没有讲到过以车抵债和车辆属于原告，且一审判决书中原告讲到借款数额是48万元，以车抵债是50万，明显自相矛盾，所以本案原告以不合理价格9万元转让车辆，不具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 就原告在公安部门对涉案车辆的询问笔录中所做陈述前后不一的问题，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原告本人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称2015年3月14日车辆被盗时，因车辆挂有原车主的车牌号，新的车牌还没有出来，公安建议原告以登记车主的车辆进行陈述，在后续的笔录中原告始终陈述车辆为原告所有。 本院认为：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4日作出的（2016）冀01民四终19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了刘某某与吴飞洪就涉案奥迪车并非以合理价格转让，且从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刑警大队桃园中队对刘某某的多次询问笔录显示，刘某某就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及其本人的身份情况陈述不一致，前后矛盾，另外，就刘某某与吴飞洪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车辆过户的过程，刘某某均无法明确详细的进行陈述，结合上述过户行为发生在大宇公司就（2014）金武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后，故涉案车辆登记在刘某某名下并非基于合法的合同法律关系，即不能因涉案车辆现登记在刘某某名下，就认定刘某某为涉案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故刘某某非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某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苏亚萍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