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82民初2953号原告：杨建义，男，1957年1月2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原告：石惠珍，女，1959年5月2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原告：郑某，女，1982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原告：杨某，女，2007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法定代理人：郑某（系杨某之母），女，198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受四原告的共同特别授权），无锡市惠山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杨晓东，男，1982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新进（受杨晓东的特别授权），江苏汇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建义、石惠珍、郑某、杨某与被告杨晓东义务帮工受害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建义及杨建义、石惠珍、郑某、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被告杨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新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义、石惠珍、郑某、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赔偿款584511.95元，并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应给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2日，杨晓东因到客户处考察而让杨悦艺为其驾驶车辆，同年2月23日下午杨悦艺驾驶万利达公司所有的苏Ｂ×××××小轿车返回无锡，当行驶至沪宜高速112.7公里处时，苏Ｂ×××××小轿车先撞击道路中央隔离护栏后失控后又与前方张为民驾驶的道路清扫车发生碰撞，发生致杨悦艺、杨晓东不同程度受伤,两车及路产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杨悦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曾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向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认定由杨悦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为民承担次要责任。嗣后，原告就杨悦艺死亡所造成损失未得赔偿部分与杨晓东协商，但杨晓东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其认为，杨悦艺在事故发生时是无偿为杨晓东驾驶车辆属义务帮工，因此杨晓东作为被帮工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支持诉请。被告杨晓东辩称，首先2017年2月23日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由生效判决确认由杨悦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杨悦艺直系亲属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应得的赔偿也已经诉讼由相对方赔偿完毕；其次原告称杨悦艺是为其义务帮工不符合事实，杨悦艺与其一起去南京的目的是因自己要开发客户去送礼而要求与其一同前往，路途中双方也是轮换开车，根本不存在要求杨悦艺帮开车的行为，杨悦艺开车是自己帮自己，何况也正由于杨悦艺开车时疏忽大意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该事故不仅致杨悦艺自己死亡，同时还造成了其受伤、车辆受损等损害后果，其本身也是事故的受害者。现原告无任何理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审理中，当事人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各自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质证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2017年2月23日，杨悦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杨晓东单位的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原告为证实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苏02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主要载明：“2017年2月23日16时10分许，杨悦艺驾驶号牌为苏Ｂ×××××号的小型轿车，搭乘杨晓东、沿沪宜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沪宜线112.7公里处时，发生该小型轿车从行驶的第二车道往左偏向撞击中央隔离护栏，后失控与前方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的有张为民驾驶的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发生碰撞，致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发生侧翻并撞击中央隔离护栏，造成杨悦艺、杨晓东不同程度受伤、两车及路产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杨悦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交警部门经调查对事故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经调查未发现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施工作业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安全作业标准的行为，因无法查实事发时杨悦艺的身体生理状态及其车辆安全性能，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上述事实。……原一审法院认为，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作为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的专项作业车，应当严格按照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措施，而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仅是开启了向右箭头闪光灯，可能对后方车辆产生误导，致使其认为前方清扫车是要向右变道，基于误判改变驾驶轨迹，故其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杨悦艺在事发时驾驶苏Ｂ×××××号小轿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车距、未注意避让前方道路养护车辆、临时变道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综上本次事故中，杨悦艺负担事故主要责任，张为民负担事故次要责任”。关于赔偿标准及金额，原审法院确认原告损失合计为973588.50元，由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按30%责任赔偿259076.55元，合计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369076.55元。原一审判决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对本起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妥。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7年2月24日、2017年3月29日无锡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对被告杨晓东作的询问笔录。其中2017年2月24日笔录中杨晓东对公安民警提问所作的陈述主要载明：“我是无锡市万利达冷弯型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我与交通事故中的驾驶员杨悦艺系高中同学及朋友关系，也是事故中宝马车的车主和乘座人，2017年2月22日，我驾驶公司车号为苏Ｂ×××××号的宝马Ｘ1型轿车搭乘杨悦艺从无锡出发，先到常州市夏墅我的一个合作单位办事，然后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出发到南京白下高新区南京车立方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到南京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当天晚上对方邀请我们吃晚饭，两人都喝了点酒，我喝了大半瓶啤酒、杨悦艺喝了约2两白酒，之后又到ＫＴＶ唱歌、两人唱歌时也喝了点啤酒，唱歌一直到2月23日凌晨二点左右结束，三点左右到酒店休息。次日于九点半左右起床，早餐后就打的到对方公司去开车，至该公司下属的浦口区工厂考察（途中先是杨悦艺开车、后杨悦艺说肚子痛由我开了约20分钟），中午12点在浦口厂里吃的便饭，下午一点多返回白下高新区对方公司，准备接他们公司负责人一起回无锡，后他们因有客户来了我们就先回来了，2点半左右从南京返回时是杨悦艺开的车，我一直坐在副驾驶位置。我们从沪宁高速转到无锡北互通、再转到锡宜高速准备从无锡西出口下，当杨悦艺行驶到临近无锡西还有一公里多时，我看快到家了就放松了警惕，等我反映过来只看见我们车正往清扫车后尾撞上去，……我们的车是公司的公车，是2012年4月购买的。而杨悦艺以前和我南京的客户在无锡会过面，这次杨悦艺想跟我到南京与这个客户拉拉关系、送点礼品，想做点生意，杨悦艺的母亲是开羊绒衫店的，杨悦艺此行还带了一件羊绒衫去，但看见那个负责人穿着太高档就没送”等内容。2017年3月29日笔录中，杨晓东对公安民警提问所作的陈述主要载明：“这次外出本来是星期四自己准备单独去南京考察，后杨悦艺知道我要去南京，就在2月20日星期一晚上8时多次打电话问我2月22日星期三去不去，我就说问问南京公司老板有没空，后打电话与南京老板约好，准备2月22日星期三下午去他公司。22日那天上午8时多，我开车到杨悦艺家接他，由我开车在无锡西上高速公路，先到常州我客户处，到时是9时多，我去开会，他在车内休息，中午12点一起吃午饭，午饭后约在13时多由杨悦艺开车从常州出发去南京。…….2月22日晚上约3时到酒店后，杨悦艺先洗澡就睡觉打呼噜，我受影响没休息好，2月23日上午9时半左右起床是我喊他起床的，起床后他的身体生理、精神状态各方面还可以，至于到对方公司后去开车至浦口区工厂考察时是杨悦艺开的车，…….2月23日那天杨悦艺驾驶时间加起来大约有3个半小时。”等内容。被告杨晓东则向本院提供以下反驳证据：1、2017年2月17日被告与其南京客户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载明：金某是客户的昵称，微信号是×××,杨晓东的微信号是×××，其中左侧头像是金某，右侧头像是杨晓东。其内容主要涉及2017年2月17日杨晓东与南京客户金某在微信中约定在无锡白金汉爵ＫＴＶ约会等内容。以用于证明杨晓东与客户金某早在2017年2月17日就见过面，当时是金某来无锡，由杨晓东接待、杨悦艺也在此次会面中见过了金某，证实杨晓东在事故发生前后确实要去南京考察项目。用于证实这次见面时在送走南京客户的前一天，杨晓东的客户有对杨晓东及杨悦艺发出邀请去南京。2、杨晓东和杨悦艺2017年2月22日早上7时25分的短信聊天记录，主要载明“杨悦艺回复：不急、定定心心”等内容。称短信前杨悦艺曾主动打电话给杨晓东，催杨晓东何时出发，因为当时正是早上的时候，杨晓东出于小孩在身边睡觉不方便接电话，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杨晓东发短信给杨悦艺，说马上过来，杨悦艺回复“不急、定定心心”，用于证明是死者本人主动要求与被告一同前往南京。3、视频两段，该视频主要记录有：有人在事故后曾至事故车辆停车场，在苏Ｂ×××××号的宝马Ｘ1型轿车事故车辆的后排座位脚垫处找到了有透明包装的羊绒衫一件的过程。用于证明事故发生后杨晓东与其妻子及另一驾驶员等曾在事故车辆内找到杨悦艺生前带去准备送给杨晓东客户的羊绒衫礼品一件，证实杨悦艺此次去南京是为了自己目的、即为开发客户弄点生意做做的，这也与杨晓东事后在交警队两次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一致。4、证人金某的证言一份（并附南京车立方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证实金某系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及金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主要载明：“2017年2月17日晚，我应我公司供应商杨晓东邀请至无锡，杨晓东在ＫＴＶ招待的，杨晓东带杨悦艺与我一直唱歌，结束时出于对杨晓东的热情招待，我表示下周有空一起来南京玩，杨晓东与杨悦艺也表示有机会会来南京看我”。用于证明金某曾发出下周有空一起来南京玩的邀请，而杨晓东与杨悦艺也表示有机会会来南京看金某。5、庭审中，杨晓东还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吕某作证称：“我原是南京人，出嫁到了无锡，杨晓东和我老公同学都是朋友，会经常到我所在办公室喝茶聊天，杨晓东在出事前几天曾到过我所工作的办公室，说要去南京出差拜访客户，曾向我问起杨晓东想去南京客户的地方坐高铁方不方便，根据当时杨晓东告诉我地址后，我告诉杨晓东去南京南站，因杨晓东要去的地方离火车站不是太远，可以打车过去。之后没有几天就听杨晓春（是我老公同学）说杨晓东出事了。杨晓东询问时只是询问我是开车方便还是坐车方便，我回答杨晓东坐火车是方便的，杨晓东并未提起是一个人去还是几个人去。至于我与杨悦艺仅是见过一次面，曾有一年冬天去他母亲经营的羊绒衫店里买过羊毛衫成品，是直接向杨悦艺购买的，钱也是直接付给杨悦艺的，与杨悦艺相互间平时并不很熟悉。至于杨晓东、杨悦艺是因什么原因去的南京我并不知道。”等内容。6、杨晓东本起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理赔的单据、杨晓东本人医疗费理赔的单据、路产赔偿款支付收据及杨晓东已支付原告杨建义20000元的收条。称该组依据尚不包括其已支付的拖车费、救护车费在内，用于证明本次交通事故同时给其造成了具大损失。以上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经质证。被告杨晓东对原告所提供的（2018）苏02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2月24日和同年3月29日无锡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对杨晓东所作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强调杨悦艺的开车行为不属于义务帮工。其理由是：首先从主观上说，是杨悦艺为达自己目的主动要求与其一同前往南京，并非基于其要求帮开车外出，且其曾明确拒绝一同前往，这从双方的短信可以证明是案发前杨悦艺多次电话要求，其迫于二人多年的朋友关系，无奈才答应与杨悦艺同往南京；其次从客观上看，其并未获得杨悦艺的帮工，更没有因杨悦艺同去南京而获益，相反由于杨悦艺的疏忽大意造成了交通事故，该过失同时给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我方权衡双方的损失，虽表示不再追究杨悦艺过失行为所造成我方的损失，但这并不是意味杨悦艺亲属就可依此获得要求承担所谓侵权责任的理由；第三，杨悦艺死亡的原因在于其自身过错，与其同往南京考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从涉案交通事故的判决书可印证，退一步讲杨悦艺的过失行为即使在无锡本地、或者是独自一人开车情况下也不排除发生，因此其在杨悦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没有任何过失、更无故意，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第四，本次行程中其仅是应杨悦艺要求一同前往南京，如原告所述是帮工则应是全程的帮工（即从无锡去南京的往返过程中均应由死者来开车，在此情况下被告也应该给死者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是报酬），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相反其是在帮杨悦艺（被告住在钱桥，与死者一同前往南京的话还必须绕道去接他），而且在从无锡去南京的过程中，事实上二人是轮换着开车的，杨悦艺回无锡开车的行为属于单方强行参与；第五，从举证责任角度来说，原告方主张属于义务帮工性质，而义务帮工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对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其与杨悦艺间不存在义务帮工，而应当是同车前往，其属于施惠方，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杨晓东所提供2017年2月17日与南京客户金某的微信记录（截屏）、证人金某所出具证言等证据，以金某未到庭接受质询、且杨晓东与金某间的聊天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两人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并无关联为由，对此不予认可；对2017年2月22日杨晓东和杨悦艺的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虽无异议，但其认为被告未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不能排除被告有删除对其不利信息的可能；对杨晓东所提供从事故车辆中翻找羊绒衫的视频，则认为不能排除视频是有意制作，即使视频是真实的，也无法印证车上的羊绒衫就是杨悦艺母亲店里的，同时也不排除是杨晓东为向客户送礼而向杨悦艺要的羊绒衫；至于对证人吕某的证言，则认为吕某所作证言并未证实事发前被告与杨悦艺因相约同往才决定不乘火车去南京的事实，且吕某也自述与死者并不熟悉，仅有去死者母亲店里购买过羊绒衫的一面之交；至于对杨晓东所提供受损车辆理赔单据、杨晓东本人医疗费理赔单据、支付的路产赔偿款及杨晓东已支付安葬费20000元等证据的真实性则无异议。但其认为：从其已提供证据所反映杨晓东与杨悦艺一同前往南京的整个行程来看，杨晓东拜访的相关客户不止一个，在回程途中由杨悦艺为杨晓东驾驶车辆时，杨晓东未予以拒绝，而双方间又未约定劳动报酬，故就应认定杨晓东是接受了杨悦艺的义务帮工；其次，由于整个过程均是为杨晓东拜访客户所形成，如杨晓东认为双方之间不是义务帮工、而是其他法律关系，则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其所提供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及交警的笔录所确认内容，已能证明因交通事故致原告直系亲属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所造成损害后果未得赔偿的损失金额，及事发时系杨悦艺为杨晓东开车而发生的事故，而杨晓东又是在明知事发前一天晚上和凌晨杨悦艺存在大量饮酒、未获得充足休息的情况下任由杨悦艺为其驾驶车辆，因此杨晓东在该起事故中存在主要责任，而杨晓东一方的损失及已付款依据，除安葬费外其余也与本案的义务帮工无关，故坚持要求支持诉请。综上，经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各自发表的质证意见进行综合分析，因双方均未能提供显而易见能证实杨悦艺与杨晓东间是否确存在义务帮工行为的直接证据，此时，就应以现有双方各自所提供的证据以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来予以综合衡量。本案中，双方对（2018）苏02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书、公安交警对杨晓东所作询问笔录、及原告对杨晓东与杨悦艺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根据询问笔录中杨晓东的陈述、杨晓东与杨悦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载明内容，首先对杨晓东与杨悦艺往返南京的过程应确认为：2月22日早晨杨悦艺微信回复杨晓东“不急、定定心心”后，杨晓东开车先至杨悦艺住所接杨悦艺、再由杨晓东开车至其常州客户处办事，杨晓东处理完常州客户事务并吃完中午饭后就由杨悦艺开车至杨晓东在南京白下高新区南京车立方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处考察，第二天两人打的至该公司取车后由杨悦艺开车至该公司浦口区工厂考察（其中后半路程由杨晓东开了约20分种），中午吃完便饭后，杨悦艺开车回到该公司，再从该公司开车返回无锡,在到达无锡北高速互通转锡宜高速后当行驶至沪宜线112.7公里处时（即接近无锡西高速出口约1公里左右时），发生案涉交通事故，这就印证了杨晓东与杨悦艺相约驾车从无锡至南京往返、且往返途中大部分时间由杨悦艺驾驶事发车辆的事实；其次对于杨晓东与杨悦艺往返南京过程中杨悦艺是否是义务帮工，则应当依据无锡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对杨晓东所作询问笔录、杨晓东与杨悦艺间的微信、事发后查找物品的视频、证人的证言等证据加以综合判断，本院认为：公安交警的询问笔录特别是事发第二天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从人的本能意识反映而言相对采信度较高，而该询问笔录中杨晓东所反映杨悦艺与其同往南京的事由、事发前天晚上两人饮酒和休息的情况、车辆行驶的过程及驾驶车辆人员等内容，与杨悦艺回复杨晓东“不急、定定心心”的微信、事故车辆中事后又确找到羊绒衫1件的视频以及未到庭证人金某和到庭证人吕某的证言已基本能相互印证，因此在原告不能明确举证证实存在义务帮工的情形下，杨晓东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原告方所提供证据需待证事实的证明力，在此情形下，应当确认杨悦艺与杨晓东无锡至南京往返的行为为相约同行的情谊行为即好意施惠行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无过错责任的适用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从法理上讲，情谊行为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帮助他人或者增强当事人之间的情谊所实施的意图给他人带来某种便利或者实惠，而且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从这方面来说情谊行为具有利他性、无偿性不产生法律上履行义务等特征，因此对情谊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本案中，由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悦艺驾车行为系义务帮工，相反现有证据所反映的表象相对而言构成情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案理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杨晓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涉案交通事故经生效判决确认由杨悦艺自身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杨晓东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又无过错，加之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杨晓东已于案外补偿原告20000元、且杨晓东对事故所给其造成车辆等损失也明确表示不再追究。据此，经综合衡量上述因素，对原告基于存在义务帮工为由要求对交通事故中未得赔偿部分由杨晓东予以赔付的诉讼请求，因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中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建义、石惠珍、郑某、杨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28元（已减半收取），由杨建义、石惠珍、郑某、杨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656元。审判员  王卫成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张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