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渝0116行赔初16号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山美林小镇还房小区3栋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Y4PP75。 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福兰，原告公司总经理，一般代理。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6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1009320393R。 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 出庭负责人邱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昌红，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唐彦洪，男，汉族，1975年10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分别立案。于2020年4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唐彦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委托代理人郭福兰，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负责人邱伟、委托代理人杨昌红、龚鉴波，第三人唐彦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江津区依法注册登记的出租汽车公司，涉案车辆属于原告所有。2019年11月5日，在原告和第三人无任何违法事实的情形下，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程序，从第三人处将原告所有的涉案车辆强制扣押，2019年12月20日，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陪同另一辆车的第三人取另一辆被扣车辆时，发现渝A××号等三辆被扣车辆的标志顶灯被拆除，直到12月27日原告和第三人取车时，被告仍没有归还，也未出具任何凭证，原告认为:涉案车辆上的标志顶灯属于原告所有，被告强制扣押原告财物期限届满后应完整归还原告，被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条，以及交通部2019年第9号令规定的程序，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了原告财产权益。故诉请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所有的车牌号为渝A××号车辆的标志顶灯，并恢复原状。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扣押我公司车辆时有标志顶灯，主要是上面理由上说清楚的，是根据非出租汽车客运安装标志性顶灯而扣押的。 2、行驶证；证明涉案车辆情况。 3、案涉车辆照片一张；证明涉案车辆在扣押到期放车时，标志顶灯没有了。（但是车号牌不是案涉车辆的车号牌）。 4、取车现场照片一张；证明时间、地点和取车情况。 5、不予立案通知书；（当事人为何灼深）证明当时接警人员到现场，经过调查口头告知原告工作人员标志顶灯是被告拆除的，他们与被告是平级单位，让我们直接去找被告，当时定价三个标志顶灯价值是三千元。 6、接报回执（当事人是何灼深）；证明报警事实。 7、三张六个出租汽车与租赁车对比图，上次诉讼时被告说的出租汽车有腰条，但是出租汽车没有腰条，两者颜色大不相同，车型被告是长安启悦，我司车辆是上海大众，出租汽车标志顶灯必须有中英文“出租”字样，我司顶灯上写的是帅民租赁，不存在相似，希望以法律的角度实事求是看这个事情。 8、道路运输许可证；原告一直在诉讼中，被告始终称原告没有道路运输许可证，原告也一直答复在申请，2020年4月13日原告通过多次申请，拿到了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是小型客车租赁经营，说明原告获得了合法的租赁经营项目，悬挂我公司的租赁标志是没有法律禁止的，包括重庆市租赁汽车管理办法，没有明确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 9、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在答辩中称原告在接车时未将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扣押的情况告知被告，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才知道涉案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扣押，光盘上的录音证实了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经办人员李茂平作了标志顶灯被拆除的汇报，上面有李茂平的回答是要逐级上报，这一点证明被告说不知情的情况不是事实，光盘上的视频证明民警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对现场进行了勘测，并进行了口头答复，光盘上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了停车场的老板，向老板请示后当场就告知原告工作人员，是运管处拆除扣押，两段录音和三个视频时间是连贯性的，充分能证明被告拆除扣押了原告的标志顶灯。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被告未实施对原告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扣押的行为。由于原告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款:“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三)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一款，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二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驾驶的车辆采取了扣押的强制措施。后交由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停放。行政强制期限届满被告依法解除了行政强制措施并通知原告。原告在接车时未将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扣押的情况告知被告，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才知道涉案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该涉案车辆顶灯被拆除并非被告所为。其理由是:1、车辆系被告委托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管，该公司停车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被告无法完全对车辆状态进行掌控。2、被告仅负有保管义务，但这与原告所诉的行政行为无关，这只涉及民事赔偿责任。二、原告应承担被告拆除扣押标志顶灯行为的证明责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21号)第一条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证明责任在于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而非对未作出的行为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未作出行政行为，此种证据的性质属于消极证据，不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同时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拆除扣押标志顶灯的行为。我们认为原告所述的是一个事实行为，不是一个行政强制行为。综上所述，被告未对原告案涉车辆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扣押，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扣押车辆放行单；证明被告委托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管，标志顶灯不见了承担的是保管责任。 第三人唐彦洪陈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通过核对行驶证原件，发现与原告提供的行驶证复印件不一致，颜色虽然是蓝色，但没有安装标志顶灯，与原告当庭举示的照片不一致，我们认为原告安装标志顶灯的行为是非法行为，与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登记的行驶证不一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一项的规定；对证据3是复印件，且车牌号与本案讼争的车牌号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系复印件，且该照片不能辨识现场情况，不能客观反映讼争车辆的状态，对该照片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证据6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由于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是该证据在本案发生以后2020年4月13日才取得，且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9光盘的原始载体由原告补充提交法庭后，由法院审查，对光盘的内容仅反映涉案车辆的现场状态，不能反映被拆除扣押的过程，原告仅是推定系被告拆除扣押，而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于录音文件，也不能客观反映出讼争车辆的标志顶灯系被告拆除扣押，且该录音文件无法核实通话人员的身份，即使如原告所称系被告工作人员，该证据也不能认定讼争车辆的标志顶灯系被告拆除扣押。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没有意见。 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只能证明涉案车辆可以放行，原告与停车场没有直接关系，原告与被告是产生直接行为后果的双方，被告扣押原告的车辆及标志顶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应予妥善保管，如有损毁要照价赔偿，因此与停车场没有关系。扣车单的时间不对，正确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0日取的。 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原告提交的3、5、6号证据均不属本案所属车辆及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提交的8号证据系原告从2020年4月13日至2024年4月13日可以经营小型客车租赁经营获得了许可，与本案无关联。以上证据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涉案车辆被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采取了扣押30日的行政强制措施，2号证据证明案涉车辆行驶证的情况，4号及9号证据证明原告取涉案车辆情况及发现案涉车辆标志顶灯不存在后的处理情况。7号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与我区出租车的外观形状。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开出扣押车辆放行单，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5日，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津交执强（2019）140203××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唐彦洪......理由于2019年11月5日17时30分，在江津区滨江路东段津都海岸（重庆火锅）驾驶渝A××号实施的一、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空车灯；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种类扣押渝A××大众牌小型轿车，期限30日，自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2月4日......”。原告系渝A××号大众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向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出第30196号《扣押车辆放行单》，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6日。但原告实际在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取车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原告在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领取汽车时因发现案涉车辆标志顶灯不见，及时询问了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知该标志顶灯系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拆除扣押，原告领车当日，有公安执法人员在重庆祥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现场，案涉车辆无标志顶灯。 另查明，案涉车辆外观由原告进行了改变，现外观为:蓝色，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江津帅民租赁的顶灯(在江津二字上面一弧形装饰)。江津区出租车外观:绿色(比案涉车辆颜色稍淡)，加装有顶灯，顶灯上有taxi的标志。原告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以上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但直至涉案车辆被原告领回日，原告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或许可。 再查明，原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的职权现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使。案涉车辆在被被告查处时，在我区滨江路东段巡游。 庭审中，原、被告均明确不知案涉车辆标志顶灯去向，被告认可在扣押案涉车辆时，案涉车辆有标志顶灯。 另，《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已被本院（2020）渝0116行初84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为由，驳回起诉，本案系（2020）渝0116行初84号案件的附带赔偿案件。 本院认为，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已被本院（2020）渝0116行初84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系（2020）渝0116行初84号案件的附带赔偿案件，原告起诉也无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迎春 人民陪审员  刘建英 人民陪审员  宾远芳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陶小明 书记员何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