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175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培宝，男，汉族，1965年9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肥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华，山东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培军，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山东省肥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臣，河北冀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临西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临西县龙兴西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刘培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良，山东瀛岱（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德超，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霞，女，汉族，1964年7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肥城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培宝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培军、原审被告临西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国泰公司）、原审第三人郭霞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35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培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华、被上诉人刘培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臣、原审被告国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良、冯德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郭霞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培宝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具体理由是：一、原审事实认定方面：1、2019年10月29日至12月30日期间的通话记录，已经能完整证实，第三人郭霞受托人王军通过电话方式将案涉三次股东会会议的情况进行了明确沟通，被上诉人刘培军对案涉股东会的召集及决议内容完全明知。王军系国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刘培军是明知的，该组电话录音证据表明案涉股东会召集程序合法，表决内容已完全告知刘培军；2、被告提交的2013年3月28日股东会决议也明确载明会议召集是经过电话通知方式发出，案涉三次会议同样是通过电话通知方式通知了刘培军。此方式符合国泰公司股东会召集的惯例。二、原审适用法律方面：1、国泰公司不应由刘培军代表公司参加诉讼；2、原审判决违反“不诉不理”原则。 刘培军辩称，刘培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本案中上诉人刘培宝和原审第三人郭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并未于2019年11月13日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前提前十五日通知答辩人，也未明确告知股东会会议时间、地点及内容。该二人于同年11月17日、11月29日形成的第二份、第三份股东会决议更是没有对答辩人进行任何通知，故该二人明显违反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所作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审认定股东会未依照法律、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具有严重程序瑕疵，不符合公司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涉案股东会决议未形成公司意志，不能产生公司决议的法律效力，亦未对被告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完全正确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在本案中不仅是占公司出资39%的股东，更是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因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不产生法律效力，故答辩人有权作为临西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三、原审判决并未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在对答辩人的一审诉求和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后，有权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判决，一审判决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务必对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原审两项判决内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如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错误，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刘培宝和原审第三人郭霞所作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亦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应予以撤销。 国泰公司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一、涉案三份决议的股东会召集人郭霞，已经服从原审判决，不再上诉。刘培宝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对股东刘培军进行任何通知，且表决比例严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及已经发生效力的2015年10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约定。三、民事诉讼，法官具有独立审判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对民事诉讼结果作出独立判决，判决结果正确。 刘培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及第三人于2019年11月13日、11月17日、11月29日分别作出的三份《临西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日原告刘培军、第三人郭霞、第三人刘培宝作为公司股东，共同签署《临西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确定公司股东为三人，原告刘培军出资额390万元，占总资本39%，第三人郭霞出资额360万元，占总资本36%，第三人刘培宝出资额250万元，占总资本25%。刘培军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第三人郭霞为公司监事。2019年11月12日，第三人郭霞在国泰公司的事务委托代理人王军手机联系刘培军，提议于次日在国泰公司开会。刘培军有事未参加，王军与刘培宝2019年11月13日在国泰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后郭霞与刘培宝未通知刘培军，又先后于2019年11月17日、11月29日作出涉案第二、三份股东会决议。涉案三次股东会对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监事、经理、公章、财务章等进行了变更，并委托财务负责人进行相关变更事项的工商申请及登记，决议对临西县政府即将支付给被告的1800万余元款项暂时冻结，决议股东“原在公司以暂借款方式形成的应收，应全部以分红方式进行处理”等。刘培军对涉案决议不予认可，2020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司决议纠纷诉讼。 原审认为，公司决议是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通过董事会形成的公司内部集体意思表示行为。公司决议来源于股东、董事的会议表决，该表决一旦形成公司决议，其结果即归属于公司本身，脱离于股东、董事个体意愿成为公司意志。因此，股东会是公司的意思形成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和变更与公司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成立的前提是，股东会的召开，决议的形成均应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具备会议召开的事实要件、会议召集的程序要件、决议形成的程序要件。如此，才能保证决议参与者平等、充分地表达意思，也才能发生公司决议的法律效力。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国泰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将会议日期、地点和内容通知全体股东”。第四十七条规定，“股东会的决议及公司规章制度均视为本章程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2015年10月9日国泰公司全体三位股东共同作出决议“公司所有股东书面文件、股东会决议，必须有全体股东签字，法人签字才能生效”。本案中，刘培军作为国泰公司的股东，未能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收到召开2019年11月13日、11月17日、11月29日股东会的通知，无法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且后两次会议未在国泰公司召开、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本案股东会，未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具有严重程序瑕疵，不符合公司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涉案股东会决议未形成公司意志，不能产生公司决议的法律效力，亦未对原告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原告主张的公司决议不成立。原告刘培军诉求撤销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17日、2019年11月29日，第三人郭霞、刘培宝作出的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驳回原告刘培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培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另查明，2019年11月13日上午，在国泰公司会议室召开国泰公司2019年度临时股东会会议，与会人员为股东郭霞的委托代理人王军、股东刘培宝，列席人员为公司经理王广慧、财务负责人王庆栓、出纳张全志。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分别是：1、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决定其报酬事项；2、选举和更换监事；3、聘任或解聘经理；4、决议临西县政府即将支付的欠付款（约1600万元）如何分配或使用；5、其他依法可以由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有关事项。股东会选举郭霞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确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届满可以连选连任，决定其报酬为月薪1500元。选举刘培宝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届满可以连选连任。聘任王广慧任公司经理。决议临西县政府即将支付的欠付款（约1600万元）暂时冻结。确定变更登记进行备案有关事项，一致同意委托公司财务负责人王庆栓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会会议签署页显示主持人签字王军、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字为王军、刘培宝、与会监事签字为刘培宝、记录人签字为贾存恩、马继业，会后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上显示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字为王军、刘培宝，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上的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11月13日。 2019年11月17日下午、2019年11月29日，原审第三人郭霞召集，上诉人刘培宝参加，分别召开2019年度国泰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其中，2019年11月17日下午的会议决定申请重新刻制国泰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郭霞）章依法备案，由财务负责人王庆栓完成上述工作；2019年11月29日会议的决议为：1、股东按照注册比例进行分红；2、原2015年10月9日股东会决议的分配方案607.3万元，公司应从应收类科目调整为权益类科目，按照分红进行处理；3、原在公司以暂借款方式形成的应收，应全部以分红方式进行处理；4、委托王广慧经理安排公司进行此项工作。两次股东会会议记录的会议地点、列席人员及记录人项空缺，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字为：郭霞、刘培宝，2019年11月17日下午的会议记录的记录人签字项为王军，两次会议记录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9年11月17日、2019年11月29日。 国泰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将会议日期、地点和内容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议事薄上签名”。第四十七条规定：“股东会的决议及公司规章制度均视为本章程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2015年10月9日国泰公司全体三位股东共同作出决议“公司所有股东书面文件、股东会决议，必须有全体股东签字，法人签字才能生效”。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三次股东会决议是否违反公司章程、相关法律规定及原审判决是否违反“不诉不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依据上述规定，结合国泰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规定及2015年10月9日国泰公司全体三位股东共同作出的决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应认定国泰公司2019年11月13日作出的决议不生效。对于不生效的股东会决议，自始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原审认定该协议不成立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予以更正。 对于国泰公司2019年11月17日、2019年11月29日作出的两次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刘培军作为该公司的股东，未能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收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无法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在被上诉人刘培军原审庭审过程中对上述两次股东会会议没有电话通知、没有说明股东会决议的具体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在未提供证据证明两次股东会召开且两次股东会会议记录为填充式且在会议地点、记录人不明确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原审认定的国泰公司2019年11月17日、2019年11月29日作出的两次股东会未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具有严重程序瑕疵，不符合公司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涉案股东会决议未形成公司意志，不能产生公司决议的法律效力，亦未对被上诉人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无不妥。对于上诉人刘培宝提出的案涉三次股东会召集程序合法、表决有效，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原审是否违反“不诉不理”原则。“不诉不理”原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原告的起诉，人民法院不得启动审判程序；二是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与原告起诉的范围相一致，人民法院不得对原告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被上诉人原审诉请撤销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原审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民事判决。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具有依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民事诉讼结果作出独立判决的权利。从辩证的角度讲，撤销股东会决议与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系变更之诉，后者为确认之诉。只有在确认之诉成立的基础上，才能够存在是否被撤销的情形。被上诉人刘培军原审诉讼请求为撤销涉案三份股东会决议，原审经过审理认定其不符合股东会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则从根本上判定了相关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不成立的股东会决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结合二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刘培军对原审判决结果无异议，坚持三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实际情况，认定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对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违反“不诉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培军的诉讼请求”表述不当，应为“驳回原告刘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该表述虽有轻微瑕疵，但不影响其他主文的效力，鉴于该表述不当的条文不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设定，也不影响其他主文的效力，该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故对刘培宝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培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明达 审判员  张 杰 审判员  刘登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赵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