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3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伟，男，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红，女，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系王洪伟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涿州市供电分公司（原涿州市电力管理局），住所地：涿州市朝阳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1MA07M6H59L。 负责人：甄盼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社，河北凯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保勇，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洪伟因与被上诉人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涿州市供电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洪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发回重审或者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被上诉人是招工单位不存在争议。上诉人于1987年12月在被上诉人组织的招工中通过笔试、面试，最终在被上诉人单位签署了招工表，随后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档案迁入了被上诉人处，直至今日档案仍旧由被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职工孙立民涂改了上诉人招工表封面上招工单位处：“涿州市电力管理局”的字和章，以此来掩盖上诉人被招工的真相。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没有招工单位，招工手续是不可能完成的，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主张疏忽而没有在招工单位处盖章，与事实不符，否则招工将会成为一场闹剧或者一场骗局。因此，被上诉人是招工单位不存在争议。 二、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一：工资表”不完整，故意隐瞒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放工资的情况。上诉人于1987年12月由被上诉人招工，此后由被上诉人管理并发放工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1988年1月工资表明显存在隐瞒证据，妨碍诉讼的情况。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了一份不完整的、经过变造的工资表：电力局1988年元月的奖金发放表，共计26个单位，总人数合计176人。月份工资表共计17页，合计221人。月份工资表比奖金发放表人数多了45人，由奖金发放表显示的职工总数，奖金发放表应该还有第二页没拿出来，被告故意隐瞒了职工总人数。付款凭证基本工资总额一栏19343.81元；月份工资表总计17页、基本工资累计共计：15578.9元，钱数相差3764.91元，说明月份工资表不全，被告故意隐藏了合计工资3764.91元的职工人数，大约隐藏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几十人。根据该工资表列出的人员名单及工资标准计算出的工资数额与工资发放数额相差几十个人的工资，被上诉人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由此可见，该工资表中列明的人员名单不是全部人员名单，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上诉人的工资信息，误导一审法院，妨害民事诉讼。被上诉人在劳动仲裁庭审中提供了经过涂改过的上诉人信息的招工表，又在一审法庭上提供一份不完整的、经过变造的工资表来隐瞒上诉人的工资信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 三、《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根据其内容是一份带附加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1989年6月2日被上诉人与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签署的《续租协议》第八条：被上诉人无偿接收了“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购置的土地及其房屋和建筑物。第一、二条：列车电站设备的产权仍归“中光公司”所有，被上诉人继续租用列车电站设备至1994年6月30日止。“中光公司”借给被上诉人电站生产周转资金，待租赁期结束后由被上诉人归还。第六条：租用期满如不继续租用由被上诉人将列车电站设备运送至铁路营运线。（特别说明：在1989年7月1日，“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第59列车电站”消亡，在这之后被上诉人继续租赁的列车电站指的只是设备。）《续租协议》第四条、《（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及《全民所有制单位录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这三份文件是一份带附加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也包含了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自1989年7月1日起“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第59列车电站”的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23名职工由被上诉人接收，人事档案、劳动工资计划等移交被上诉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4条规定，上诉人1988年8月与第59列车电站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由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并承继其权利和义务。 四、第59列车电站不是发电厂的前身，不存在更名的情况。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3行“1988年8月至今，工作单位为涿州市发电厂”，认定事实不清。“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第59列车电站”隶属于能源部机械局，并不是1990年4月30日电力局组建的“涿州市发电厂”的前身，二者更不存在更名的情况。被上诉人的证据二当年的考生登记表中第27页显示，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7年12月，一审法院却根据28页上诉人的笔误来认定1988年8月就存在发电厂，却不以工商注册文件中“发电厂在1990年3月1日申请开业登记”为依据，明显存在认为第59列车电站就是发电厂前身的错误认定。根据续租协议第四、八条内容“1989年7月1日，被上诉人吸收合并了第59列车电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23名职工，以及土地、房屋和建筑物”，由被上诉人继续履行上诉人1988年8月的劳动合同并承继其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由发电厂承继，因为发电厂还没有建立，直接导致一审法院误判，否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是承继第59列车电站全部权利和义务的唯一合法主体，被上诉人故意误导一审法院发电厂是由第59列车电站更名而来，目的是把其在1989年7月1日以后，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23名职工实际已履行了的劳动管理和工资的发放事实故意转嫁给由被上诉人建立的发电厂，被上诉人以此来掩盖事实真相。 五、被上诉人根据续租协议书、并经过三级劳动部门及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接收了上诉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至今没有解除。上诉人于1987年12月由被上诉人招工，此后一直由被上诉人管理，在1988年8月，被上诉人因租赁经营59列车电站需要，将上诉人派往59列车电站工作。1989年6月2日，被上诉人与产权方（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签署《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并经多个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同意，明确自1989年7月开始接收上诉人在内的123人回到被上诉人处工作。自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进一步得到书面确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被上诉人与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签署《续租协议》，被上诉人吸收合并了“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第59列车电站”的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23名职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4条规定，上诉人1988年8月与第59列车电站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由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并承继其权利和义务。 六、上诉人与发电厂在1995年签署劳动合同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解除原有的劳动关系，上诉人属于双重劳动关系。从1989年7月上诉人回到被上诉人处工作开始，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管理，工资由被上诉人发放。在发电厂筹建期间，被上诉人安排上诉人到其“筹建组”工作，受被上诉人管理，由被上诉人发放工资及福利（筹建组换休票证明）。根据工商备案文件，被上诉人提供土地、房屋、建筑物使用权，并出资325万元组建的发电厂于1990年4月30日开业。根据《涿州市发电厂经济责任书》签署被上诉人内部承包协议，实行厂长负责制，发电厂的各项制度都是由被上诉人制定，第七条：“电厂人员的调入调出和厂主要领导的任免必须经电力局领导审批”。因此发电厂实际不具备独立主体资格，不自主经营、不独立核算，属于被上诉人内部部门。被上诉人安排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一部分职工到发电厂工作（特别说明：并不是调出，仍是被上诉人在册职工），被上诉人继续租赁列车电站（在1989年7月1日以后，列车电站指的是设备）经营生产，至1994年6月30日（续租协议）。期间均由被上诉人管理并发放工资及福利。根据《续租协议》第六条，被上诉人和产权方的约定，能证明1994年6月30日之后被上诉人仍继续租赁列车电站进行生产，被上诉人仍然需要上诉人在此为其工作，并接受其管理。上诉人在1990年4月30日至1995年8月25日期间并没有与发电厂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此外，被上诉人在1992年给上诉人颁发了1991年度荣誉证书，认定上诉人为先进工作者，确认了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在册职工的身份。1995年全国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被上诉人要求其全体职工都要签署劳动合同，并承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职工人事档案和劳资关系都不会转交到发电厂，并不改变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的身份。《劳动合同书》只是一个形式。1997年在被上诉人、列电厂、职工三方共同约定下，被上诉人在征得市政府同意并在市政府见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下发了《涿电（97）第8号》文件，要继续执行1989年《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中带附加条件的有关条款，确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册职工。被上诉人在（1997年度）1998年、（1999年度》2000年评定上诉人为先进工作者，并颁发荣誉证书。2007年8月被上诉人任命上诉人担任发电厂的厂长，按照其指示工作，并接受其管理，上诉人存在双重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判决书中第6页第10行“涿州市发电厂破产还债”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在发电厂破产安置职工名册中，上诉人签名处标明的是“不发”二字，由此可见，上诉人不属于发电厂职工。 七、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与发电厂签署了95年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1989年6月2日被上诉人与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签署《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被上诉人向对方承诺认可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的职工，并且被上诉人将该文件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公示登记。《（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及《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经过了三级劳动部门备案，均已表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经划入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作出上述确认行为后，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主张过上述文件是违心作出的。被上诉人提供了土地、房屋及建筑物的使用权至1994年6月30日，并继续租赁中光公司的列车电站设备，于1990年4月30日被上诉人组建了发电厂，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上诉人去发电厂工作（不是调动）。被上诉人在1992年给上诉人颁发了1991年度荣誉证书，认定上诉人为先进工作者。根据《续租协议》第六条，被上诉人和产权方的约定，能证明1994年6月30日之后被上诉人仍继续租赁列车电站（在1989年7月1日以后，列车电站指的是设备）进行生产，上诉人继续在被上诉人安排的岗位进行工作，并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开始在全国施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被上诉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其全体职工都要签署《劳动合同书》。承诺这只是一个形式，被上诉人不但认可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也接受其管理，而且呈现给大家的表象发电厂就是被上诉人的内部部门，在这种情况下8月25日被上诉人安排发电厂与上诉人代签了劳动合同。根据劳动部、国家档案局关于颁发《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十八条的通知：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被上诉人也并未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的人事档案、劳资关系仍在被上诉人处未转出，发电厂合同仅是形式。1997年9月1日被上诉人再次签发的《涿电（97）第8号》文件，再次认可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在册职工，并报批市政府主管部门同意，继续履行1989年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签署《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此文件是在被上诉人与职工共同约定下，被上诉人在征得市政府同意并在市政府见证的情况下，要继续执行《续租协议》确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册职工。这是被上诉人、职工达成的共识，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明确。此后，被上诉人也未表示过上述文件是其违心作出的。被上诉人在（1997年度》1998年、（1999年度》2000年评定上诉人为先进工作者，并颁发荣誉证书。2007年8月被上诉人任命上诉人担任发电厂的厂长，按照其指示工作，并接受其管理。【调查令】：2019年9月3日，经法院审查核实决定开出调查令，委托上诉人律师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1989年7月1日王洪伟的劳动工资指标从能源部电力机械局划入涿州市电力管理局后，劳动工资指标是否划出的相关材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核查，没有原告划出的手续。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过于片面，还应根据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只有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才能显示法律的公平公正。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解除过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也未出示任何与上诉人解除过劳动关系的证据。时隔20多年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述文件是由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职工多次上访要求被上诉人明确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心作出的，这种主张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根据。同时，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与发电厂签署95年劳动合同时是受到被上诉人的欺诈才签署，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本合同应视为无效。应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八、养老保险手册登记信息存在欺诈行为。根据《续租协议》，被上诉人继续租赁列车电站至1994年6月30日，并于90年4月30日组建了发电厂进行生产，由于工作需要安排上诉人去发电厂工作，上诉人的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一直在被上诉人处未转出。根据“招工表”信息，上诉人是1987年12月10日经被上诉人招工入职的，而社保本登记信息是：“参加工作时间是1988年8月、工作单位是涿州市发电厂。”根据《工商备案文件》能证明是90年4月30日由被上诉人组建的发电厂开业，并安排上诉人去发电厂工作。88年何来的发电厂？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了上诉人的招工入职时间。另外，在养老保险手册上既没有“经手人”签字，也没有让上诉人在“职工核查盖章”处签字。被上诉人一直承认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但是却用“涿州市发电厂”的名义为上诉人做养老保险手册，还故意隐瞒了上诉人的招工入职时间。被上诉人违反了劳动部关于使用《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的通知第五条、第六条第10款之规定。从未让上诉人对《手册》记载的各项内容核查盖章（或签字），明显存在着欺骗行为！ 庭审时王洪伟对上诉状内容作了补充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双重劳动关系，1995年全国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被上诉人要求发电厂代替其与上诉人代签《劳动合同书》，承诺这只是一个形式，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职工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都不会转移到发电厂，并不改变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和身份。并在《涿电（97）条8号文件》中被上诉人承诺继续执行《续租协议》有关条款，确认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招工表》、《续租协议》的联合文件、《涿电（97）条8号文件》、《任命书》、以及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颁发的三个“荣誉证书”，能证明被上诉人从未否认过上诉人是其在册职工，从未解除过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上诉人也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款规定的给被上诉人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拒不改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上诉人主张的双重劳动关系成立。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涿州市供电分公司答辩称，王洪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答辩人与上诉人王洪伟之间从未订立过任何劳动合同，双方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答辩人从未与王洪伟签订过劳动合同，王洪伟本人也未递交任何能够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证据；答辩人从未与王洪伟建立过劳动关系，被答辩人从未在答辩人处付出过任何劳动，也从未领取过工资，其本人亦未递交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2、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答辩人提供的1987年12月《招收新工人审批表》中，涿州市电力管理局盖章的位置是“招工单位主管部门”，而不是招工单位。从字面上就能理解，二者不是一个单位。在1987年，涿州电力局属于政府下属的行政管理部门，并不是企业！列电厂来到涿州后，涿州市政府指定涿州市电力局作为主管部门，参与列电厂的管理工作。被答辩人提交的《租用协议》、《能源部（89）19号文件》、《涿电（97）8号文件》中涉及到的123名职工的归属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被答辩人不管在不在123名职工之列，我方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王洪伟自1988年就已经在发电厂工作，一直到发电厂破产。 二、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能证实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与发电厂存在劳动关系。1、从营业执照及破产程序可以明晰体现：涿州市供电分公司与涿州市发电厂均属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相互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原涿州市电力局是政府的下属部门，电力局被政府指定为发电厂的主管单位，电力局改制成为企业后，与发电厂是行业管理关系。发电厂是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两个单位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是完全独立的，根本不存在隶属关系。单位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发电厂的职工就更不可能与电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答辩人提交的上诉人与列车电站和发电厂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全员劳动合同书、养老保险手册、破产程序相关档案，证明了上诉人与发电厂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一直给发电厂提供劳动，在发电厂支取工资，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发电厂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其劳动关系的存在，直观明晰。3、涿州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发电厂需安置职工名册中，已经载明了上诉人系发电厂职工，而该破产程序是涿州市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答辩人对于作为主管部门盖章的说明。1、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用人制度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所有国营(后改为国有）用人单位招工，必须经过当时的主管部门审批，才能完成招收新工人的审批流程，劳动人事管理部门才会盖章备案。2、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以后，企业拥有了自主用人权。独立的法人单位用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聘人员，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就会招聘什么样的人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就能确立劳动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任何人无权强行要求到某单位工作，任何单位也无权强行要求某人来单位工作。因此，根本不存在用张三就得用李四的逻辑推理。 四、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涉及内容。1、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就招工单位和招工单位主管部门的区别作出了说明。答辩人一直强调，答辩人不是招工单位而是招工单位的主管部门。2、工资表和奖金发放表都是历史形成的证据，其内容均是完整的，上诉人所述的隐藏纯属个人臆测。3、上诉人自述的所谓双重劳动关系，也是其自己的一厢情愿，答辩人从未与其建立过劳动关系。4、上诉人的养老保险手册是涿州市劳动人事局核发的。 五、王洪伟的诉求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9年发电厂破产，破产组对发电厂的112名职工进行了安置，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终止了劳动关系。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应该在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但是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诉讼材料中证实，被答辩人是从2018年才开始提出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仲裁时效。 王洪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1987年12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2、被告支付2009年8月至今拖欠的工资259900元（暂定至2018年12月，2300元/月，计113月）；3、被告为原告补缴2009年8月至今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12月10日，原告通过招工形式参加工作，招收新工人（全民合同制）审批表中招工单位意见处无相关单位盖章签字，被告在招工单位主管部门意见处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1988年8月12日原告与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第五十九列车电站签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合同期限为1988年8月12日至1993年8月12日止。1995年8月25日原告与涿州市发电厂签订全员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五年，自1995年8月25日至2000年8月25日止。以上三份合同均经涿州市劳动人事局（现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1997年3月15日河北省各类成人高、中等学校统一招生考生登记表记载，原告工作单位为涿州市发电厂，本人简历处记载为：“1988年8月至今，工作单位为涿州市发电厂”，考生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处，单位意见为同意，涿州市发电厂在单位意见处盖章。1990年3月1日涿州市发电厂申请开业登记，经济性质为全民企业。原告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8年8月，工作单位为涿州市发电厂，该单位一直为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至2009年7月。2009年7月10日，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09）涿民破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涿州市发电厂破产还债，原告离开涿州市发电厂。另查明，1989年6月2日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记载，被告继续租用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列车电站，租用期延至1994年6月30日止，自1989年7月起电站职工123名（包括三名集体制工人），由被告接收，北京中光电力设备联合公司将电站职工人事档案、劳动工资计划等移交被告。1989年6月16日能源部司局（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记载，第59列车电站职工自1989年7月1日起由被告接收，该站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划拨给被告，职工123人，年工资总额22万元。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记载，划出部门为能源部电力机械局，划入部门为涿州市电力局。1997年9月1日涿州市电力管理局涿电（97）第8号文件记载，列电厂现有职工为电力局在册职工。1992年、1998年、2000年被告为原告颁发荣誉证书，认定原告为先进工作者及年度文明职工。又查明，原告庭前申请对招收新工人（全民合同制）审批表首页中下部分是否存在公章印文，如存在公章印文与字迹，对公章印文和字迹进行恢复，后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该项鉴定困难，超出我中心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 以上事实，有招收新工人（全民合同制）审批表、劳动合同协议书、全员劳动合同书、考生登记表、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09）涿民破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能源部司局（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涿州市电力管理局涿电（97）第8号文件、荣誉证书、鉴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涿州市发电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涿州市发电厂系独立法人单位，具备独立用工资格，原告工作地点在涿州市发电厂，为该单位提供劳动，接受其管理，涿州市发电厂为原告发放工资，为原告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招收新工人（全民合同制）审批表、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能源部司局（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及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涿电(97)第8号文件、荣誉证书等佐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虽显示第59列车电站职工由被告接收，该站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划拨给被告，列电厂现有职工为电力局在册职工，但原告与涿州市发电厂并未解除劳动关系，其工资仍由涿州市发电厂发放，其职工养老保险仍由涿州市发电厂缴纳，其工作地点仍为涿州市发电厂，仍受涿州市发电厂管理。原被告之间亦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未给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原告提交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被告处工作，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要求被告支付2009年8月至今拖欠的工资259900元（暂定至2018年12月，2300元/月，计113月）、要求被告为原告补缴2009年8月至今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2019年11月20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涿州市电力局1990年4月24日致涿州市工商局的函，拟证明发电厂是经电力局决定建立的，当时其在筹建组工作。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所体现的内容实际上在发电厂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已经就发电厂的企业性质有了明确的体现，该文件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发电厂本身就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不是电力局的一部分，本案上诉人就在这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工作，不是其要证明的筹建组或电力局的职工。上诉人申请法庭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以下资料：1、1989年7月1日—1990年4月30日期间的涿州市电力管理局工资台账；2、接收的59列车电站123名员工名单；3、王洪伟调入发电厂的审批手续。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应法庭要求被上诉人提交了资料1和未能提交资料2、3的情况说明。工资台账显示，涿州市电力管理局并无上诉人王洪伟的工资发放记录，涿州市发电厂有王洪伟的工资发放记录。关于123名员工名单问题，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中已经明确，划入单位为涿州市发电厂，划入单位主管部门是涿州市电力管理局，涿州市发电厂提交该划转单盖章时，并未附123名职工名单，因此，涿州市电力管理局并不掌握123名职工名单。关于王洪伟调入发电厂的审批手续问题，从一审中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已经明确体现，上诉人一开始工作就在59列车电站，而涿州市发电厂就是在59列车电站为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的基础上成立的，涿州市发电厂成立后，59电站的职工就成为了发电厂职工，王洪伟就和发电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上诉人实际上是从59电站直接进入的发电厂工作，并无调入发电厂的审批手续。上诉人对资料1工资台账发表质证意见称，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台账不完整，其中缺少银行付款凭证，奖金发放表没有原件，奖金发放表中包含电力局所有的内部部门，其中就有“发电厂”一栏，发电厂是电力局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有100多名职工，所以发电厂的工资表是单做的一册，但是它属于电力局总工资名册的一部分，只是单独装订罢了。工资表中领取人签字栏不是本人支取（签的是王洪伟之父、兄之名），从字体看也不是他们签的。对被上诉人未能提供123名员工名单的情况说明，上诉人质证称本人是其中一员，被上诉人应该掌握，拒不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对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王洪伟调入发电厂的审批手续的情况说明，上诉人质证称自己虽被派到发电厂工作，但并未经过劳动局办理划拨到发电厂的手续，上诉人也从未与被上诉人解除过劳动关系。所以上诉人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陈述，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王洪伟从1987年12月开始就在59列车电站工作，涿州市发电厂是在59列车电站为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1日申请开业，59电站的职工就成为了发电厂职工，1990年6月份《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关系变动劳动工资计划划转单》中载明，填表单位处盖涿州市发电厂章，划入单位主管部门处盖涿州市电力管理局章。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的审理，应整体理解和把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四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还应充分掌握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的相关要求和导向，历史地整体地分析问题，保护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依法均衡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片面追求单方利益，有意割裂某一部分，截取某一历史时间段，或者断章取义地摘取某一段文字来曲解事实。劳动关系之判断，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寻求统一。依形式之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可为判断劳动关系成立与否的基本依据。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依实质之判断，即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之事实。一般认为，应该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是否向劳动者支付报酬，是否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等因素综合认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王洪伟到底与谁建立了劳动关系，是涿州市发电厂，还是涿州市电力管理局。从形式上来看，上诉人王洪伟与涿州市发电厂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与涿州市电力管理局之间无劳动合同，涿州市发电厂具备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从实质上来看，上诉人自1987年12月参加工作起就在第59列车电站工作，1989年6月涿州市电力局与北京中光公司签订了《关于继续租用列车电站协议书》，将第59列车电站的土地、房屋和建筑物无偿移交给涿州市电力局，并根据（89）机人字第19号文件将123名电站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划拨给涿州市电力局。1990年3月1日涿州市发电厂在以第59列车电站为主要人员、设备和服务设施的基础上成立，上诉人在发电厂工作，接受其管理，为其提供劳动，涿州市发电厂给上诉人发放工资，为上诉人缴纳职工养老保险。2007年上诉人被任命为发电厂厂长，履行厂长职责，同时也受到发电厂管理制度的管理，其仍为发电厂的一员，直到2009年发电厂破产，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职工参加了破产安置。可见，在涿州市发电厂成立之前，第59列车电站受涿州市电力局管理。涿州市发电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系独立的法人单位。从1990年3月成为独立法人之日起直到2009年企业破产，涿州市发电厂具备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涿州市发电厂成立时，涿州市电力局是组建单位，进行了投资（划拨），发电厂章程规定涿州市发电厂直属于涿州市电力局。自1995年1月起涿州市电力局变更为对涿州市发电厂施行行业管理，发电厂不再向电力局缴纳利润，发电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负责。当事人双方提供的《涿州市发电厂经济责任书》、涿电(97)第8号文件、荣誉证书等中，虽有“电厂人员的调入调出必须经局领导审批”、“列电厂现有职工为电力局在册职工”等文字表述，还有涿州市电力局对上诉人颁发荣誉证书进行表彰，《关于任命王洪伟同志发电厂厂长职务的通知》中虽然落款盖章是涿州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但文件中表述是“经涿州市政府发电厂改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而且落款处署名为“涿州市政府发电厂改制领导小组”。综上可见，涿州市电力局系涿州市发电厂的主管部门，涿州市电力局对发电厂行使的是行业管理权，即使1998年3月变更为涿州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后，仍受政府授权行使部分政府管电职能，对发电厂进行管理，其并非上诉人的直接管理单位，涿州市电力局不具备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涿州市供电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存在双重劳动关系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说明法律承认存在双重劳动关系的现象。但是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八条列举的是“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等几种情况，而《劳动法》第九十九条、《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都对后一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作了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了劳动者违约时用人单位的救济权，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见法律对双重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和后一用人单位都有相应的约束。除以上几种情形下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外，还存在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用工、业余时间兼职等条件下，劳动者与不同的用人单位建立多个劳动关系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王洪伟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显然不属于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形，上诉人十几年来全日制在发电厂上班，其再与其他单位存在另一份劳动关系既不现实亦不符合常理，其双重劳动关系之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王洪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洪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克伟 审 判 员 王明生 审 判 员 万丙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续婉君 书 记 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