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水生，男，195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大道十号。法定代表人：范爱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领先，湖南耀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维龙队。法定代表人：钟明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强，广东天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水生因与被上诉人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清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清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6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水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长沙中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结合长沙中清公司未出资的事实，足以说明钟水生0元受让长沙中清公司股权的合理性，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款为450万元错误。（一）长沙中清公司用以出资的专利号为ＺＬ20091008××××.7，但该专利已于2013年7月16日失效，即长沙中清公司实际出资额为0元；（二）钟水生就长沙中清公司用失效专利出资、实际0元出资一事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钟水生不可能再以450万元的价格受让长沙中清公司的股权。二、即便转让款系450万元，但在长沙中清公司未履行先行义务，即未真实出资的情形下，钟水生亦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即无需支付转让款。（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特别约定“真实出资”是长沙中清公司应当履行的先义务。根据该合同第二条第1款“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的约定可知，450万元受让的是真实出资的股权，真实出资是长沙中清公司应当履行的先义务，支付450万元转让款是后义务；（二）在长沙中清公司未履行真实出资的先义务的情形下，钟水生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不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长沙中清公司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是合理合情合法的，在长沙中清公司将股份转让给钟水生并办理工商登记之后，钟水生就应当将转让款付给长沙中清公司。1、钟水生当时是不履行合作协议，要终止合作协议。2、长沙中清公司当时没有任何分红，也没有对广东中清公司进行清算，双方就达成了转让协议。3、长沙中清公司在与钟水生签订合作协议后，所有技术人员都抽调到了广东中清公司，长沙中清公司即停止了生产经营，厂房设备停业损失至少在五百万元以上。4、李光良是长沙中清公司的主要股东，其和妻子范爱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广东中清公司的建厂事情上，李光良为广东中清公司设计生产专利的厂房，铸造专利产品的炼钢炉，在此情况下得到钟水生的转让费是专利的收益，和夫妻二人的劳动付出。5、长沙中清公司敦促了钟水生协助办理专利许可备案的事情，但钟水生不予理睬。6、长沙中清公司之后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新专利，并向广东中清公司实施许可备案手续，专利代理机构也发函给了钟水生，但是钟水生不予理睬。二、关于钟水生提到的虚假出资问题。1、根据《合资经营框架协议》第八条，长沙中清公司以2015年的专利使用权和另一个专有技术使用权出资，该专有技术就是2015年专利权的一个发展，当时只有专利申请权，在2018年才取得专利权。2、2015年专利失效是因为专利权人谢新佑因为年老忘记交年费，对此钟水生是明知的，但该专利虽然失效了，其技术仍具有先进性。钟水生和长沙中清公司应新老专利技术申请了高新技术项目，在一审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该专有技术在双方合作期间因尚处于公告期，只有专利申请权，没有办法办理到专利申请的实施许可备案。上述情况钟水生都是明知的。3、钟水生因资金不足想终止合作协议，双方产生矛盾，后钟水生利用与公安的关系向公安局经侦大队控告李光良，但当时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双方在公安人员的劝说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4、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钟水生也未提出过办理专利实施许可备案的要求。5、新专利的专利权是在2018年取得的，长沙中清公司和股东李光良在2019年就敦促钟水生办理实施许可备案，而钟水生不予理睬。综上，长沙中清公司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都向钟水生做了技术交底，且投入了广东中清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办理专利许可备案确系客观情况，但钟水生对此是明知的，事后长沙中清公司又督促了钟水生。另钟水生在一审期间将因本案查封的房屋予以全部拆除属于犯罪行为。广东中清公司述称：广东中清公司对钟水生提起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予以认可。首先，原判决在形式上不像是一份正式的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而是一份带有明显个人主观倾向的办案笔记，在判决书中没有写明钟水生及广东中清公司的答辩意见、质证意见以及证据材料，还有向公安机关调取的案件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因此本案剥夺了广东中清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其次原判决在内容上包括法律关系、案件事实和基本证据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都完全背离了案件的真实情况，导致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错误。本案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判决认定和判决的依据是钟水生与长沙中清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该合同显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钟水生、广东中清公司相关联的合同。第一，从合同主体上来说该合同的相对方是钟水生，而钟水生又与长沙中清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订《合资经营框架协议》，约定由长沙中清公司以专利权作价450万元出资成立广东中清公司，根据广东中清公司的章程，长沙中清公司所认缴的出资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缴足，但至今长沙中清公司也没有完成出资义务。《股权转让合同》转让的股权正是长沙中清公司依据《合资经营框架协议》及公司章程取得的广东中清公司的45%的股权，由于长沙中清公司没有完成出资义务，所以在钟水生提出要求履行出资义务时，时任长沙中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光良逃避不见，钟水生通过商标登记机关查实长沙中清公司用于出资的专利权早已失效，因此钟水生先后向长沙中清公司发出两份书面催告函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但长沙中清公司不予回应，无奈之下钟水生才向当地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进行报案，在公安机关的传唤下李光良到案，在公安机关做了询问笔录和调查取证，证实了长沙中清公司出资行为虚假，李光良亦承认了相关事实，之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由长沙中清公司退还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权。所以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并不是一份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而是一份基于长沙中清公司无条件退还所骗取的广东中清公司45%股权的合同。第二，从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上看，该合同来源于工商机关提供的股权变更登记的格式合同，其用途就是用于股权变更登记，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的履行性。一审忽略长沙中清公司取得股权以及转让股权的过程，仅凭一份转让合同，判令钟水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是错误的。长沙中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钟水生向长沙中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并按年利率6%的标准承担自2016年8月4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5年4月3日，长沙中清公司与钟水生签订了《合资经营框架协议》，双方合意成立名为“广东中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耐磨钢产品，注册资本500万元，长沙中清公司以发明专利（专利号ＺＬ20091008××××.7）的独占拥有权的实施许可和增强奥氏体钢专有技术作价225万元出资，占合资公司45%的股权，钟水生以货币出资275万元，占股55%。项目计划投资约2000万元（包括注册资本、厂房建设、设备购置及生产流动资金等），该投资由钟水生以借款方式向合资公司提供，借款利息按月息1%计算。2015年5月22日，《合资经营框架协议》约定的合资公司以“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称注册成立，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钟水生以货币认缴出资550万元，长沙中清公司以专利技术认缴出资450万元，均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缴足，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钟水生。2017年5月2日，广东中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钟明友。2016年5月26日，钟水生以长沙中清公司专利过期为由，向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2016年7月20日，长沙中清公司（甲方）与钟水生（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第1条约定“1、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5%的股份，占公司45%出资额，共450万元出资额，现以4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45%股权。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权”；第2条第1款约定“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广东中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发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同日，广东中清公司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同意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人李光良）将占有公司注册资本45%的股权，共450万元以450万元转让给钟水生。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当日，长沙中清公司与钟水生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钟水生受让了长沙中清公司在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权，至今仍持有广东中清公司100%的股份。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450万元转让款的约定是否有效。钟水生主张，长沙中清公司未真实出资，450万元转让款明显不合理，450万元的合同系为了方便双方股权过户而由中介制作，真实价款为0，股权转让经过为：在经营广东中清公司过程中，钟水生发现长沙中清公司的专利已失效，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在公安机关的协调下，长沙中清公司同意以0元的价格将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钟水生，钟水生不再追究其隐瞒专利失效的责任。2016年7月20日，钟水生与长沙中清公司的李光良一同到惠东县工商局办理过户手续，起初签订了一份以1元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说，以1元或100元转让股权需将转让款支付到长沙中清公司账户由公司开具收据后，才能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以注册资金中载明的450万元转让，则会当场审批过户，办理过程更快捷，双方便另行签订了一份45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同》，李光良当时答应第二天到公安局签订调解协议，但办理完股权登记后李光良便借口有事离开惠东，再未到公安机关签署协议。广东中清公司未投产，公司生产资金全部来源于钟水生的借款，股权对应的价值必然是负数，不可能有450万元的价值。钟水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专利法律状态检索报告》、2016年5月26日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报警回执和受案回执、惠阳区公安分局制作的四份询问笔录（李光良、钟水生、林桂华、黄丽青）等予以证明。长沙中清公司对《专利法律状态检索报告》无异议，认为专利号ＺＬ20091008××××.7的专利确实已经失效，但有以新专利（专利号ＺＬ20151019××××.8）出资，对四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制作，不符合民事证据的形式，证人也未到庭接受质询。广东中清公司对钟水生的证据及证明目的无异议。长沙中清公司认为，450万元转让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经过是：在成立广东中清公司时，长沙中清公司并不知晓旧专利（专利号ＺＬ20091008××××.7）因未缴纳年费而过期，但其向公司交付了更为先进的专利生产技术，新专利在2018年6月12日已经取得了专利号（专利号ＺＬ20151019××××.8），专利权的期限从申请日2015年4月24日起算，其已向广东中清公司进行了技术交底，广东中清公司也以新专利技术进行了立项，长沙中清公司有实际的出资。在股权转让时，广东中清公司已经与惠州市军达实业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产生了利润，接收了惠州市军达实业有限公司的两栋厂房，并自建了一栋厂房，厂房内购置了生产设备，有13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股权有相应的价值。长沙中清公司原本不愿意转让股权，但在钟水生报案后，长沙中清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与其达成了450万元转让股份的合意。李光良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签了两份合同”及“我不清楚，都是钟水生让中介去弄得，我只负责签名”的真实意思是合同有一式两份，达成条款后，合同由钟水生交中介去制作。450万元的合同原件在长沙中清公司手上，如合同仅用于过户，长沙中清公司不可能还持有原件。长沙中清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东会决议》的原件、专利号ＺＬ20091008××××.7、ＺＬ20151019××××.8的专利证书、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及惠东县工业项目投资申请表、合资经营框架协议、广东中清环评报告、广东中清公司与惠州市军达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协议书、品质控制确认表、厂房租赁合同、厂房图纸和生产工艺图纸、厂房、生产设备、生产线的视频资料予以证明，并申请证人邹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广东中清公司有生产利润，广东中清公司成立至今，长沙中清公司未参与公司分红及清算。钟水生认可《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东会决议》签名的真实性，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认为合同和决议系中介为了办理股权过户而制作，不能体现双方0元转让股权的真实合意；对专利号ＺＬ20151019××××.8的专利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专利在2018年才取得专利证书，也未以该专利向广东中清公司进行过出资；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原件进行佐证；对证人邹某的证人证言有意见，认为邹某不属于广东中清公司的财务人员，无法证实公司的运营情况。广东中清公司的质证意见与钟水生一致。广东中清公司主张，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义务没有履行，广东中清公司的投资全部来源于钟水生的借款，钟水生曾向长沙中清公司及李光良发出过要求积极协商出资问题的通知。广东中清公司对此提交了专利失效查询结果，2016年4月12日钟水生向李光良发出的通知以及2016年5月10日钟水生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李光良及长沙中清公司发出的律师函。长沙中清公司对于专利查询结果、通知及律师函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钟水生对于广东中清公司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审查，针对45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是否真实，长沙中清公司和钟水生主张了完全相反的待证事实，提出了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股权转让时，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份价值450万元是否合理？二是450万元转让对价的确立，是为了方便过户，还是真实的对价合意？双方对此均提交了各自的证据，本院按照法定程序，对此进行了审查，意见如下：第一，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分析。首先，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钟水生已认为长沙中清公司未实际出资，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在《股权转让合同》第2条第1款中，双方又为保证长沙中清公司出资的真实进行了约定，其条款的存在不符合逻辑，整个合同的订立过程不严谨。其次，股权转让对价的确立，系转让双方根据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运营情况综合得出的数额，其价格的高低，以公司的净资产数额为基本条件，再综合考虑公司的预期收益等未来发展因素，450万元股权转让款，数额较大，其订立必定有相应的要素。审查广东中清公司在股权转让时的资产及经营情况，该公司的生产资金以钟水生的借款作为主要投入，此在《合资经营框架协议》中有明确的约定，也与实际情况相符，钟水生的借款虽转化为了广东中清公司的资产，但其对应的也属于广东中清公司的负债；广东中清公司未实际投产原约定的专利产品，未曾从专利产品的生产中获取效益，没有获得公司成立时约定的主要营业收入；长沙中清公司主张广东中清公司曾与惠州市军达实业有限公司有合作经营利润，但对此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证人邹某自称属于公司的司机，其证言对于证明广东中清公司的运营状况不具有有效证明力；诉讼过程中，长沙中清公司主张广东中清公司至今未进行过分红和资产清算。从以上事实分析，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份是否价值450万元，是有合理怀疑的。但专利出资有其特殊性，在广东中清公司是否实际取得了长沙中清公司的专利出资及出资数额大小等事实确定之前，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份价值450万元是低于或高于合理的市场价格，尚难以进行准确的认定，且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事实，不影响其股东身份的认定，也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因此，从生活经验判断，450万元《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其合同形式不严谨，但450万元转让款是否合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进行认定，钟水生本案提出的450万元价款不合理的观点，不予支持。第二，从证据的证明效力分析。长沙中清公司提交了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东会决议》，合同和决议的原件均由长沙中清公司持有，长沙中清公司已尽到了证明450万元股权转让款法律事实成立的举证责任。钟水生对此有异议，负有举证责任，钟水生所提交的四份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在形式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范畴，本案无法院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情形，钟水生有必要到庭陈述事实，有义务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但经释明后，钟水生、黄丽青、林桂华均未到庭，经拨打黄丽青、林桂华在询问笔录中记载的手机号码，接通人表示系黄丽青、林桂华本人，但黄丽青表示不愿意到庭，林桂华笔录中表示钟水生系其老板，与钟水生存在利害关系，故两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在形式上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在证据证明效力上，对于待证事实来说，长沙中清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属于优势证据，可认定钟水生承诺以450万元受让长沙中清公司享有的广东中清公司45%股权的事实。对钟水生主张存在一先一后两份合同，第一份合同属于真实合同，转让价款为0元，第二份450万元的合同仅为了过户方便的观点，不予认可。综上，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450万元转让款不合理，在证明待证事实上，长沙中清公司提出的证据属于优势证据，按照举证规则，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认定450万元转让款具有约束力。另，钟水生陈述，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本意是要长沙中清公司将持有的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份无偿转让给钟水生，钟水生不再追究长沙中清公司出资不实的责任，如按其观点，则当时各方实际是就股东出资纠纷达成了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仅为钟水生、长沙中清公司和广东中清公司处理股东出资纠纷的一部分内容，协议的后果是钟水生无需实际支付转让款，长沙中清公司无需再就出资问题承担责任，要达到该合同目的，意味着钟水生支付给长沙中清公司的转让款需与长沙中清公司应支付给广东中清公司的出资款数额保持一致。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广东中清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000万元，45%的股份对应的出资额为450万元，钟水生和广东中清公司一直主张长沙中清公司出资为0元，故保持股份转让款与钟水生、广东中清公司主张的长沙中清公司应出资款数额的一致性，方能实现钟水生所主张的原始合同目的。（二）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情况是否属于钟水生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钟水生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长沙中清公司必须保证对广东中清公司真实出资，在其未真实出资的情况下，钟水生有权拒绝支付转让款。长沙中清公司认为，已对广东中清公司真实出资，且股东出资问题不影响其对外转让股份。经审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是否到位，不影响其股东身份的认定，也不影响其对外转让股份。第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已经对股东未真实出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真实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按照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真实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有权要求其实缴到位，公司的债权人也有权要求其在未出资的数额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公司有权要求转让人与受让人共同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股东存在出资瑕疵不能转让股权，而是规定其另行履行出资义务，故从法律规定来说，股权转让时，受让方无权以转让方是否真实出资作为支付转让款的条件。第二，《股权转让合同》第2条第1款并未约定，如长沙中清公司未真实出资，则钟水生有权拒绝支付转让款，而是仅笼统的约定了“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故从合同约定来说，钟水生也无权以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情况作为合同履行的抗辩权。综上，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或符合合同双方的约定，法律没有规定受让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出让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也没有将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情况作为钟水生支付转让款的条件，长沙中清公司的出资情况不属于钟水生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一审法院认为：一、法律应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无证据证明《股份转让合同》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当事人未提出撤销或变更合同的诉求，法院无权主动审理价款合理性，长沙中清公司享有的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份已转让登记至钟水生名下，长沙中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钟水生无权以股东出资条件作为合同先履行抗辩权，钟水生未向长沙中清公司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以其他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并行使抵销权，长沙中清公司要求钟水生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予以支持。二、钟水生未向长沙中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长沙中清公司主张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予以支持。利息的计算标准，根据相应的贷款利率酌情调整为年利率4.5%，因本案各方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存在实质争议，钟水生的付款义务来源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利息的起算点，宜从判决认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三、另，根据钟水生的陈述意见，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属于各方处理股东出资纠纷的一个步奏，但长沙中清公司、钟水生与广东中清公司的出资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各方可就股东出资纠纷未完成的事项继续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另行途径解决争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钟水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二、如钟水生未在判决认定的履行期限内给付股权转让款，则应向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4.5%的标准从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完毕时止）；三、驳回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70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2080元，由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280元，由钟水生负担47800元。二审中，长沙中清公司提交了新证据，钟水生、广东中清公司进行了质证，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审查明，2018年11月13日公安机关对李光良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问：当初你转让广东中清公司45%股权所签订的合同是否只是用于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用的？答：是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钟水生应否向长沙中清公司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经审查，根据长沙中清公司与钟水生于2015年4月3日签订的《合资经营框架协议》，长沙中清公司以发明专利（专利号ＺＬ20091008××××.7）的独占拥有权的实施许可和增强奥氏体钢专有技术出资，占合资公司45%的股权，钟水生以货币出资，占股55%。但长沙中清公司签订该框架协议时，其用以出资的发明专利（专利号ＺＬ20091008××××.7）因专利权人未按缴费通知书中的规定缴纳或者缴足第5年度年费和滞纳金，专利权已于2013年7月16日终止。长沙中清公司主张其向广东中清公司交付了更为先进的专利生产技术（专利号ＺＬ20151019××××.8），但未有证据证明长沙中清公司就该专利生产技术（专利号ＺＬ20151019××××.8）替代发明专利（专利号ＺＬ20091008××××.7）作为向广东中清公司的出资与钟水生达成了一致意见，亦未有证据证明长沙中清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法办理了该专利生产技术的转移手续，也未有证据证明长沙中清公司的股权有相应价值。故此，应认定长沙中清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虽《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中载明长沙中清公司占有的广东中清公司45%的股权，以450万元转让给钟水生，但根据长沙中清公司未履行向广东中清公司的出资义务，以及钟水生以长沙中清公司专利过期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结合时任长沙中清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良于2018年11月13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钟水生、黄丽青、林桂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确系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作出，钟水生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此，在长沙中清公司未向广东中清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系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作出的情况下，长沙中清公司要求钟水生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长沙中清公司亦无需再履行出资义务。故钟水生主张无需向长沙中清公司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钟水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67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0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080元，以上共计99160元，由长沙中清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兰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陈 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龙韦钰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