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育民，男，195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慧斐，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泮志忠，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清，浙江泰杭（安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启学，男，195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丹，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育民、泮志忠与被上诉人梁启学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钱育民与上诉人泮志忠均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育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慧斐，上诉人泮志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清，被上诉人梁启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育民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52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钱育民一审的诉请；2.本案上诉费用由泮志忠、梁启学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梁启学和钱育民共同提供劳务，两者之间雇佣关系不成立”，该认定内容与事实不符。1.2019年1月20日，梅溪镇小溪口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清楚陈述了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的关系及事故发生的经过。当时的调解是在调解主任、二个村党委委员和村法律顾问组织下，在三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证明》就是根据各方当事人当时的陈述出具的。调解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二个月，各方当事人还都没有找律师咨询过，所作的陈述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梁启学、泮志忠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明》存在瑕疵，故法院对该证据应予以认定。2.证人连某的部分证言不符合常理。连某陈述事发当天上午挖树、背树的一共七个人，但是没有人指挥他们，都是自己去干的，显然不符合常理。按照正常的逻辑，去哪里挖树、挖什么树、挖多少树、树挖好后搬到哪个车上，最后运往哪里等等，必须有个人在现场指挥，否则工作无法正常开展。钱育民的陈述是事实，挖树等都是梁启学联系的，干活的时候也都是听他指挥。3.二证人都陈述，他们都是梁启学联系过来的，工钱300元一天也是梁启学给他们的。钱是买树的老板给梁启学的，但梁启学是否从中获利，他们并不清楚。即使梁启学没有获取利益，他和钱育民之间的关系也符合雇佣的定义。综上，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钱育民承担40%的责任比例过高。钱育民中午虽然是喝了酒，但其只是喝了少量。根据二个证人在庭上的证言，当天中午，钱育民并没有喝多，且喝酒是他们的习惯，一年多来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故本次事故的发生和中午喝酒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审法庭据此让钱育民承担40%的责任明显过高。 泮志忠辩称，梁启学与钱育民之间是否有雇佣关系请法院查明，但不论梁启学与钱育民是否有雇佣关系，泮志忠对钱育民的受伤都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没有查明雇佣方，但雇佣方在本案中是存在过错的。因为雇佣方没有尽到安全管理的责任，他既没有制止雇员中午喝酒，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安全工具以及进行安全提示等。一审判决全部损失由钱育民和泮志忠承担明显不当，等于免除了雇佣方的责任。责任比例应当由法院来定，钱育民自身存在过错是事实。 梁启学辩称，没有书面证据证明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梁启学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因为时间关系，法庭只让证人作了证明材料。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钱育民和梁启学都是砍树装树的工人，属于平等的法律关系。当地村民有共同砍树的习惯，由要树的老板联系一位砍树工人，再由该砍树工人联系其他砍树工人，然后一起劳作。带头牵线的砍树工人只是联系人，不是雇主。本案中，梁启学就是这样的联系人。只是要树的老板联系了梁启学，如果要树的老板联系了其他人，其他人联系了梁启学，那梁启学就跟钱育民一样了。在一审中梁启学已经举证证明他跟钱育民拿到的劳动报酬是一样的，现场劳动过程中，各砍树工人是分工合作的，不存在谁指挥谁的说法。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任何要素，不应当认定成立雇佣关系。钱育民中午时间喝了白酒，在没有午休的情况下立即投入干活过程中，所以钱育民存在疲劳工作，缺乏休息的状态，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其自身承担40%的责任没有问题。 泮志忠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泮志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钱育民、梁启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在装树、吊树过程中，绑带滑落，致钱育民摔落地面受伤”，但对于绑带滑落的原因并未查明。泮志忠认为，泮志忠作为吊车的操作人员，一直在车上控制吊车，对于绑带都是由其他人员进行捆绑及挂到吊车的吊钩上的，泮志忠从未接触过绑带及吊钩。而绑带既然是滑落，不是断落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捆绑不够紧，绑的结散开后滑落，要么就是从吊钩上滑落。而吊钩上有防滑落装置，除非是在挂东西的时候钩子没有扣好，不然不可能滑落。而本案中，无论是绑带的捆绑还是吊钩的挂扣都是由其他人员完成的，泮志忠一直在车内，并未参与该项工作，所以，绑带滑落与泮志忠无关。2.一审判决认定泮志忠“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过错”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事实不符。本案中，泮志忠一直在车内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指示，吊起或放下吊钩，除此外没有其他操作。案涉事故发生时，泮志忠在地面作业的人捆绑好绑带，并将绑带挂到吊钩上后，根据地面作业人员的指示将绑好的树吊起，整个操作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泮志忠“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过错”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事实不符。此外，一审判决认定梁启学垫付医疗费的事实及梁启学与钱育民雇佣关系不成立的事实都存在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事实上，前期垫付的27000元医疗费并非梁启学一人垫付，而是由包括泮志忠在内的一起干活的人凑出来的。对于梁启学与钱育民是否为雇佣关系，泮志忠认为仅仅凭梁启学本人也参加劳动即否认双方雇佣关系是不严谨的。并且，如果梁启学不是雇佣人的话，那就应查明雇佣人是谁，并由其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钱育民受伤是由泮志忠造成的，泮志忠对绑带滑落没有任何关联，操作吊机的过程也没有任何过错，其对钱育民的受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判决泮志忠承担60%责任是完全错误的。泮志忠本身也是受雇佣来干活的雇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即使因为泮志忠过错造成钱育民受伤的，相关赔偿也应当由雇主承担。 钱育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泮志忠在装树吊树过程中操作有一定过错的事实清楚。一、本案中，绑带滑落是因泮志忠操作不当引起的，故泮志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次事故是由于绑带滑落而非断落和散落所致，如果是断落，那是绑带存在质量问题所引起；如果是散落，那是捆绑人员没有把绑带系好所引起。而绑带滑落有两种原因导致，要么是吊车操作员在操作斜拉或者斜吊物品，要么是吊钩防脱装置未装或者失效。这两种情况下，吊车驾驶员都要承担责任。泮志忠作为吊车驾驶员，应当知道吊车的操作规则，吊重下是不能站人的。事发时，钱育民就站在吊重下来的大货车上。泮志忠应当预见装卸树木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并应当提醒现场的人员远离，但泮志忠应提醒却没有提醒，违反了吊车的操作规则，故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泮志忠由于操作不当，造成钱育民受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妥。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泮志忠在一审中从来没提到过他本身也是受雇佣来干活的雇员，故一审法院认定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存在过错，造成雇佣人员损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一条并无不妥。 梁启学辩称，一、绑带滑落与梁启学无关，梁启学既不是捆绑绑带的人员，也没有安排其他人员去捆绑绑带。当时梁启学与钱育民一样都是站在吊机下方装树接树，梁启学是站在树的中间，钱育民站在树的后侧，所以树掉下来的时候，梁启学本人也存在一定危险。梁启学在绑带滑落的问题上没有责任。二、关于前期垫付的27000元医疗费，并非是梁启学一人垫付，而是由包括泮志忠在内的一起干活的人凑出来的，这恰恰能够证明一起干活的人员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大家是出于人道主义对钱育民的受伤作出一定的补偿。如果梁启学是雇主的话，就不需要大家一起凑钱来承担钱育民的医药费了，其他砍树工人肯定会要求梁启学一人来承担他所有的医药费。一审判决并不是依据梁启学本人也参加劳动来否认双方的劳动雇佣关系，而是综合全案的经过来判断梁启学和钱育民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钱育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启学、泮志忠赔偿钱育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共计175180元；2.本案诉讼费由梁启学、泮志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1日，梁启学联系钱育民挖树装车。钱育民在安吉县梅溪镇小溪口把挖好的树搬到泮志忠的吊车上，然后跟着泮志忠一起去长兴县和平镇狮子山，把装去的树再吊到另一辆大货车上。在吊树的过程中，吊车上的绑带滑落，连同树一起掉下来，导致钱育民被掉下的树砸到，从大货车上摔落到地面。钱育民受伤后，先后被送往长兴县××人民医院、湖州九八医院和上海长征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颈椎骨折、额骨骨折、右锁骨远端骨折等，住院两次，共住院25天。事故发生后，钱育民、梁启学以及案外人连某接受了长兴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的询问调查。安吉县梅溪镇小溪口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曾就钱育民受伤的事故组织钱育民、梁启学调解，但未果。现钱育民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准所请。另查明，该起事故发生之后，梁启学已垫付钱育民医药费27000元。钱育民的各项损失核定为1.医疗费16391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5日×30元／日＝750元；3.救护车费用6160元；4.住所费1976元；5.交通费1500元，扣除梁启学之前垫付的27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47296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钱育民在搬运苗木过程受伤之事实属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二是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关于焦点一，钱育民与梁启学之间是否存在着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就本案而言，结合庭审中证人证言，钱育民系由梁启学电话联系，梁启学在装树过程中本身也提供劳务，不存在授权或发出指令，其和钱育民共同提供劳务，两者之间雇佣关系不成立；关于焦点二，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责任。泮志忠作为吊车司机，在装树、吊树过程中，绑带滑落，致钱育民摔落到地面受伤，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另，钱育民从事苗木装运工作应具备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钱育民在苗木搬运前的中午有饮酒，搬运过程中也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对自己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具有一定过错。现钱育民的总损失为147296元，结合钱育民和泮志忠的过错程度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钱育民自负责任比例为40%，泮志忠负责60%，即承担88378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梁启学表示其与钱育民系同村村民，对该起事故表示同情，愿意基于人道主义对梁启学补偿20000元，一审法院对梁启学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努力予以肯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泮志忠赔偿钱育民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88378元，限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梁启学支付钱育民20000元，限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钱育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5元（已减半），由钱育民负担315元，泮志忠负担320元，限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审中，钱育民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泮志忠向本院提交了挂钩照片一张，证明有挂钩的情况下，绑带滑落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绳子没绑紧，要么是扣子没扣好，但是绳子打结和扣保险扣的工作都不是泮志忠做的。 梁启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情况说明两份，证明2018年3月挖的一百棵树的所有人系三户农户以及当地村民中有共同挖树的习惯，要树的老板会联系某位工人，再由这位挖树工人牵头联系其他工人，但牵头联系的人并非是雇主，收入是平分的，大家都是一起干活的，梁启学和钱育民不存在雇佣关系； 2.证人连某、周某的证言，证明梁启学与钱育民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对泮志忠提交的证据，钱育民质证认为，对该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个照片无法证明是涉案吊车上的挂钩，照片拍摄时间是在2019年11月，事故发生是在2018年3月，吊车经常使用的话，零件是需要经常维修和更换的，如果事发时，挂钩防脱装置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扣上去的话，是不可能掉下来的，所以当时要么挂钩的防脱装置没有装，要么就是防脱装置已经坏掉了。梁启学质证认为，自己记不清挂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对梁启学提交的证据，钱育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第一份情况说明，钱育民只是一个雇员，不知道这一百棵树到底是哪几户人家的，情况说明是证人证言，应该由证人出庭作证，对于第二份情况说明，其内容不属实，钱育民跟着梁启学干活已经有一年多了，都是梁启学叫他去挖树的，并没有其他的牵头联系人，庭前梁启学一直要求村委会出具梁启学与钱育民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但村委会没有开具该证明，钱育民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就是认为双方之间是一个雇佣关系，这些人平时都是跟着梁启学干活的，他们之间有利益关系，他们签字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泮志忠质证认为，对第一份证明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从内容上看，如果三户农户要求工人来挖树装树卖树的话，那这三户农户也可能就是雇主，作为雇主，他们在管理上有一定的责任，无论最终法院认定雇主是谁，雇主都应该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泮志忠承担责任明显不当，对于第二份证明，对梁启学、钱育民以及其他挖树工人之间是不是也会出现找人挖树装树的事情并不清楚，本案中，泮志忠也是梁启学叫去装树的，而且雇佣关系并不是长期的固定性的劳动关系，而是具有临时性的特性，本案中梁启学就是组织者。 对证人连某、周某的证言，梁启学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均认可。钱育民质证认为连某、周某的证言证明他们都是跟着梁启学干活的，如果没有拿到钱，他们也是去找梁启学拿的，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是雇佣关系，周某说照片上的吊钩是泮志忠车上的，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本案发生的时候，周某没有去现场，根本就没看到泮志忠吊机上吊钩的状况。泮志忠质证认为两个证人证言中关于雇佣关系的陈述，请法院根据事实情况来确定，两个证人都明确确认了泮志忠提供的吊钩照片就是事发时吊车上面的吊钩，泮志忠在事发前，就经常跟他们一起干活的，所以他们的证言是真实的。 对于泮志忠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照片的拍摄时间并不是事发当时，而且照片仅显示了一个吊钩，未能显示该吊钩装于何处，且证人周某事发当时未在现场，故该照片无法证明事发时吊车上所装吊钩的情况，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对于梁启学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中农户出具的情况说明，因三位农户未出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其不予采信，对于挖树工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因挖树工人对雇佣的法律关系理解不会很精确，故对该证明中钱育民和梁启学并非雇佣关系，梁启学并非雇主的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中，连某、周某都为挖树工人，周某在本案发生时并未到现场，故对周某证言中关于其未在现场时发生事实的证言部分不予采信，对连某证言中梁启学并非雇主部分的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梁启学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比例问题；二、泮志忠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比例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钱育民在一审中提交的梅溪镇小溪口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钱育民受梁启学雇佣挖树，但该证明内容系对2018年11月16日的调解情况进行描述，而调解中确认的事项不能直接作为判决的依据，在调解未成的情况下，也不能免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对钱育民提出的该证明可以证明梁启学与钱育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合证人证言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钱育民是梁启学叫去挖树的，钱育民等挖树工人的工资也是梁启学支付的，故梁启学系挖树工人的组织者。但挖树工人的组织者并非一定是雇主。钱育民在一审时提交的其于2018年10月31日在长兴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其明确陈述“2018年3月31日早上的时候，我和我们村上的梁启学、连某、周灵华、周进和五个人一起到和平镇和平村狮子山一个做水泥砖的场地上帮一个老板把苗木装车”“当时是梁启学带着我们几个人帮别人把苗木装车，我当时就是站在一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负责把吊车吊装上来的树木扶正位置，和我一起在车斗里面的还有梁启学和连某”“当时我是在帮老板装树的，发生事故之后，所有的治疗费用已经花了16万多元了，现在这些费用全部是我自己支付的，我希望对方老板能出来解决这个事情”。故钱育民在干活时并不认为梁启学是老板，且其在做笔录时也不认为梁启学是老板。钱育民、泮志忠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梁启学系雇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综合考虑梁启学在本案中的作用，认定梁启学与钱育民之间不成立雇佣关系并无不当。对钱育民、泮志忠提出的梁启学系雇主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钱育民、泮志忠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梁启学对钱育民遭受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钱育民、泮志忠提出梁启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泮志忠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吊钩有防脱装置，自己一直在吊车上未出来，吊臂有人的状态是无法避免的。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发当天吊钩的状态，泮志忠在一、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证明案发时吊钩上的防脱装置能正常使用，且其教导过挖树工人如何使用，并且在吊起树木前确认防脱装置已经使用，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泮志忠认为只有特种设备起重机的吊臂下不能站人，并非所有吊钩下面都不能站人，但综合考虑本案中吊起物品，即树木的危险性，本案的吊钩下不应站人。泮志忠操作吊机时，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以保障吊臂下无人，故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泮志忠提出的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钱育民在苗木搬运前饮酒，搬运过程中也未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故对自己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具有一定过错，一审认定钱育民自负40%的比例以及泮志忠承担60%的比例并无不当，对钱育民提出的自负比例过高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梁启学为钱育民垫付的27000元，泮志忠在二审中认为系自己与挖树工人共同垫付，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如泮志忠对该笔款项有异议，可另行处理。 综上，钱育民、泮志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7元，由钱育民负担568元，由泮志忠负担5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晶 审判员 黄丽琴 审判员 沈筱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进方 ·1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