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076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毕大昌，男，196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中山海关古镇办事处主任（副处级），曾任中山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事处主任，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因涉嫌诈骗罪于2018年7月13日被中山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辩护人廖莘、廖岳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毕大昌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粤20刑初2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毕大昌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4年下半年，上诉人毕大昌获悉中山市政府将出台政策对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便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时任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某宏（另案处理）职务上的行为，帮助同案人詹某鸿（另案处理）经营的广州市志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升公司”）获得在中山市开展出口业务的资格并帮助詹某鸿在中山市注册成立中山市银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易公司”）等多家企业。2014年至2017年，詹某鸿在广州等地向其他外贸公司购买通关单证后以银易公司等八家公司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口数据，据此向中山市商务局申请获得财政补贴计人民币（下同）47750000余元。2015年至2018年，毕大昌先后收受詹某鸿贿送的款项计2525352.18元，包括：（一）2015年7月，毕大昌在广州市韵泉一品饭店收受詹某鸿给予的现金200000元。（二）2015年至2016年，毕大昌收受詹某鸿留存在中山市云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易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计933322元。（三）2016年8月、2017年6月、2017年8月，毕大昌通过其妻梁某萍(另案处理)名下银行账户三次收受詹某鸿转账给予的款项计1000000元。（四）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毕大昌分次将财政补贴款392030.18元转账到梁某萍名下银行账户且詹某鸿确认该款系送给毕大昌。原判认为，被告人毕大昌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毕大昌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毕大昌违法所得财物应予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毕大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二）继续向被告人毕大昌追缴犯罪所得2525352.18元。上诉人毕大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毕大昌收取詹某鸿的250多万元中除20万元现金是毕大昌收受的贿赂之外，其他款项均用于詹某鸿实际控制的云易公司的日常经营支出，不是詹某鸿送给毕大昌的贿赂款。请求改判毕大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审理查明，2014年下半年，上诉人毕大昌与同案人詹某鸿（另案处理）密谋商定采取在中山市成立空壳公司并由詹某鸿操作提供虚假出口贸易数据的方式骗取中山市政府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对相关出口企业提供的财政补贴资金，毕大昌承诺利用其担任中山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古镇办事处主任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帮助詹某鸿协调处理中山市商务局的关系。此后，毕大昌介绍詹某鸿认识了时任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的同案人刘某宏（另案处理）并通过刘某宏的职务行为帮助詹某鸿经营的公司解决了在中山市开展出口贸易业务的资格及获取专项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等相关事宜。此后，毕大昌伙同詹某鸿先后在中山市注册成立了中山市银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易公司”）、中山市云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易公司”）、中山市易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宏公司”)、中山市裕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宏公司”）、中山市永源富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源富公司”）、中山市宏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祥公司”）、中山市弘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康公司”）、中山市聚阳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阳公司”）等多家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企业，之后詹某鸿通过其在广州经营的公司以“买单报关”的方式将报关出口货物的经营单位虚报为上述空壳企业并采取虚报货物、虚增数量、虚高价格等方法虚增出口贸易金额，之后根据上述空壳企业的虚假外贸出口金额向中山市商务局申请财政补贴资金。2015年至2018年，银易公司等涉案公司利用虚假外贸数据骗取中山市政府拨付的财政补贴资金计4775多万元。在此期间，毕大昌先后收受詹某鸿给予的款项计2525352.18元，具体事实包括：（一）2015年7月，毕大昌在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韵泉一品饭店收受詹某鸿给予的现金200000元。（二）2015年至2016年，毕大昌收受詹某鸿留存在云易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归其支配的财政补贴资金计933322元。（三）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毕大昌分三次通过其妻梁某萍(另案处理)名下银行账户收受詹某鸿转账给予的款项计1000000元。（四）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毕大昌将宏祥公司、永源富公司等涉案企业取得的财政补贴款392030.18元转账到梁某萍名下银行账户且詹某鸿事后确认该款送给毕大昌。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中山市监察委和中山市公安局出具的破案报告及提供的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证明：2018年6月，中山市公安局民众分局在工作中发现银易公司涉嫌以“旅游购物”出口方式骗取国家出口补贴，遂将该司经营人詹某鸿、梁某萍、刘某洋抓获归案。经审讯，詹某鸿、梁某萍、刘某洋供认了伙同毕大昌成立空壳公司骗取中山市政府出口贸易补贴款4700万元的涉案事实。同年7月13日，中山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对毕大昌采取指定居住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经审讯，毕大昌供认了伙同詹某鸿骗领中山市政府出口贸易补贴款并从中获利210多万元的事实。因毕大昌系公职人员，中山市公安局将其犯罪线索移交市监察委处理。同年8月16日，中山市监察委与中山海关协调确定由该委对毕大昌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同年8月29日，中山市监察委对毕大昌立案审查调查。审查调查期间，毕大昌如实交代了其收受詹某鸿贿赂的相关问题。同年9月11日，中山市监察委以毕大昌涉嫌受贿罪移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提供的涉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银易公司、云易公司及毕大昌、詹某鸿、尹某兰等人名下银行账户的开户及资金进出情况。（1）尹某兰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尾数9397）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7月15日现金存入20万元，于2016年3月25日以投资款的名义向广东天正科技有限公司汇款45万元。上诉人毕大昌签认2015年7月15日存入该账户的20万元系詹某鸿所送且由梁某萍存入。（2）梁某萍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尾号9751）和建设银行账户（尾号9757）的交易明细显示詹某鸿于2016年8月29日转账50万元到梁某萍上述工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6月7日转账10万元到梁某萍名下上述建设银行账户、于2017年8月28日转账40万元到梁某萍名下上述建设银行账户（毕大昌签认上述3笔计100万元的转账是他收取詹某鸿的好处费）；刘某洋于2017年12月18日转账194492.88元、于2018年1月9日转账143050.05元、于2018年2月26日转账54487.25元到梁某萍名下上述建设银行账户（毕大昌签认上述3笔计392030.18元是刘某洋转来的补贴款）。（3）詹某鸿名下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870）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7月14日支取现金50万元（詹某鸿签认他取现后将其中20万元送给毕大昌和梁某萍），于2016年8月29日向梁某萍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尾号2830）转账50万元（备注“投资款”），于2017年6月7日向梁某萍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9062）转账10万元（备注“转支”），于2017年8月28日向梁某萍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尾号9062）转账40万元（备注“转支”）。（4）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银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539）于2015年11月17日向云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682）转账68万元，于2015年12月10日向云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682）户转账69．5万元；云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682）于2015年12月30日向银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539）转账28万元，于2016年1月4日向银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539）转账25万元，于2016年4月29日收到中山市商务局稳增长专项资金88322元并留存在账户上。上述5次操作后留存在云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682）的资金计933322元。（5）银易公司名下农业银行账户（尾号4146）交易明细。詹某鸿签认该银行账户由他参股的广州公司控制，梁某萍在银易公司名下中行账户（尾号3539）收到中山政府补贴款后将绝大部分转到银易公司上述农行账户（尾号4146）并由他参股的广州公司支配。（6）云易公司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682）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11月17日收到从银易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539）转入的2015年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68万元、于2015年12月10日收到从银易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539）转入的2015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69．5万元；于2015年12月30日向银易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539）转去2015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28万元，于2016年1月4日向银易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539）转去2015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25万元;于2016年4月29日收到中山市商务局稳增长专项资金88322元并留存在账上。上诉人毕大昌签认上述差额933322元就是留存在云易公司账户上的补贴款。3.中山市商务局提供的相关专项资金审批文件，证明：银易公司等涉案企业申报骗取中山市外贸出口扶持资金的情况。其中，（1）中山市商务局于2014年11月27日向市政府请示报告，称志升公司决定在中山市民众镇成立云易公司和银易公司开展“旅游购物”出口业务，该局计划安排财政扶持资金进行财政资助。（2）中山市商务局于2014年11月28日发文认定云易公司、银易公司和中山市卓志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该市从事“旅游购物”贸易方式出口试点企业。（3）中山市商务局于2014年12月8日印发《2014年中山市外贸新业态出口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中山市对在该市备案登记并开展旅游购物外贸新业态出口业务试点企业给予资金扶持的标准及专项资金的管理、拨付、监督、检查等内容。（4）中山市商务局于2014年12月25日印发《中山市“旅游购物”出口试点方案》，规定了该市商务局、中山海关、市检验检疫局、市国税局、相关镇区推进“旅游购物”贸易方式出口的工作任务、分工及试点企业的申报条件等内容。（5）银易公司于2015年2月5日向中山市商务局书面报告该司2014年完成旅游采购560359834美元，申请按标准拨付外贸新业态出口专项资金14008995.85元；中山市商务局于2015年2月11日向市政府申请拨付给银易公司2014年外贸新业态出口专项资金14008996元且由市财政和相关镇区各承担一半，经审批后已拨付相应资金。（6）中山市商务局于2015年11月2日印发《2015年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使用方案》，规定2015年1-8月一般贸易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超2亿美元的企业可以获得专项扶持资金。（7）中山市商务局2015年11月5日报送市政府的《关于2015年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使用的请示》，认定银易公司于2015年1至8月一般贸易出口额869440045美元，是该市一般贸易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超2亿美元的唯一企业，可取得2015年外贸稳增长冲刺全省排位目标专项资金人民币17388800元。（8）中山市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2月18日向中山市商务局提供的《2015年小规模纳税人出口情况》，反映银易公司等小规模出口企业存在出口大幅增长且没向该局办理出口退税或免税申报手续、存在很大税收风险等情况，其中银易公司2015年出口额从2014年的88万美元增加到82270万美元，增幅达93160%。（9）中山市商务局于2016年7月14日报送市政府的《关于拨付2015年度中山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专项资金的请示》，准备给予175家出口增长企业扶持资金人民币875万多元，其中银易公司可获扶持资金人民币159247元。4.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山市中心支局出具的《关于协查部分公司违法违规情况的复函》，证明：云易公司于2016年12月在该局登记名录，但该局系统数据显示该公司截止2018年10月11日未发生贸易跨境收支业务；银易公司、裕宏公司、易宏公司、弘康公司、宏祥公司、聚阳公司、永源富公司未在该局办理名录登记，该局无相关业务数据和资料。5.中山海关日出具的《关于反馈市监察委协查企业有关情况的函》，证明：该关于2018年10月通过海关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银易公司已注销，云易公司、裕宏公司、弘康公司、聚阳公司、宏祥公司、永源富公司、锐鑫达公司等20家企业已被列为失信企业且存在多次违法违规情况。6.中山市国税局出具的《关于查询银易公司等24户企业涉税情况的回复》，证明：该局于2018年11月核实了相关企业的涉税情况，云易公司的税务登记状态为正常户，银易公司、裕宏公司、易宏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等多家企业为非正常户，且均未申报过出口退税。7.黄埔老港海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银易公司、易宏公司、裕宏公司、永源富公司在申报出口货物时多次因多报少出、实际出口货物与申报不符被该关予以行政处罚，其中银易公司被处罚55次、易宏公司被处罚18次、裕宏公司被处罚10次、永源富公司被处罚2次。8.中山市工商局提供的企业登记资料，证明：云易公司、银易公司、立德诚公司、广东天正科技有限公司、易宏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宏祥公司、裕宏公司等涉案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9.中山市商务局提供的机构设立、职能设置相关文件及干部任免审批表、任职及分工文件，证明：刘某宏于2012年2月至2017年12月担任中山市外经贸局（商务局）副局长，长期分管对外贸易促进科等科室。11.中山海关提供的任职文件，证明：上诉人毕大昌于2005年8月至2012年6月任中山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2012年6月起任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古镇办事处主任（副处级）。12.公安机关提供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明：上诉人毕大昌的出生日期等个人身体信息。13.证人詹某鸿的证言，证明：我在广州经营云仓双边贸易公司、广东普跳科技公司等公司。2013年我到古镇采购灯饰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毕大昌并成为朋友。2014年下半年，我和毕大昌聊天说起我在广州做的外贸出口代理生意，毕大昌说中山今年出口形势不乐观，外贸出口数据不理想，他在中山市商务局工作的朋友刘某宏急需完成当年外贸出口任务，问我有无办法帮到他。我说没问题，我可以将我掌握的部分外贸出口货物量分些给中山市做，但为了把出口量归口在中山，需要在中山市成立公司。毕大昌说他负责与中山市商务局沟通。几天后，毕大昌打电话叫我到中山市商务局开会，期间我认识了该局副局长刘某宏等人，毕大昌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可以采用国家鼓励的旅游购物方式业务出口。经几次讨论论证之后，中山市商务局向市政府申请在中山市采用旅游购物方式业务出口。市政府批准后，刘某宏又通知我到该局开会讨论旅游购物方式出口的具体运作方式，我提出必须由中山方面提供注册地在中山的公司，刘某宏说目前中山市没有相应公司，但可想办法成立。几天后刘某宏又打电话通知我到该局开会讨论最终是否在中山开展旅游购物方式业务出口事宜，我告知让毕大昌也参加会议。开会时毕大昌之妻梁某萍也参加。我在会上提出商务局必须向我提供注册地在中山的公司用于做旅游购物方式出口业务，毕大昌提出可由梁某萍提供公司。接下来梁某萍在中山成立了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毕大昌提出通过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出口货物拿到的政府补贴他要按1美元0.002元人民币的标准收取费用，我考虑到梁某萍和毕大昌协调申领政府补贴，而我对中山情况不太熟悉，也担心将数据拿过来之后拿不到政府补贴，毕大昌可以保证拿到补贴，我就同意了。中山市将银易公司定为旅游购物出口试点企业，要求全部都做旅游购物出口业务，政府给予的补贴标准是1美元补贴0.025元。银易公司成立时已是2014年11月底，距2014年结束只有1个月时间，刘某宏找我说现在还做旅游购物出口业务，到年底肯定不能完成提高中山出口数据的任务，让我改做一般贸易，还要求在12月25日之前完成2亿美元的数据。我同意了。之后银易公司在2014年没做旅游购物出口业务，全做一般贸易出口业务。我和刘某宏说好做一般贸易的补贴是1美元补贴人民币0.025-0.03元。我们先在广州的口岸大量收集出口货物，然后利用多个报关公司把收集来的货物用银易公司等公司的法人卡进行备案做码头贸易公司，随后进行货物登记，打仓单后报关出口，这样大量的外贸出口数据就汇集到银易公司等公司名下，也就形成了中山市一般贸易方式的外贸出口数据。我们做贸易出口业务时一般按照海关全国平均价格1-5倍进行申报。银易公司到2014年底做了5.6亿美元的一般贸易出口业务。毕大昌和我说因为2014年政府对旅游购物的补贴有文件和预算，但没有对一般贸易出口方式的补贴文件和额度，且银易公司是旅游购物试点单位，只能把一般贸易的数据当成旅游购物的数据申报拿补贴，我说我提供了数据就要拿到补贴，申领补贴的事情应该由他解决。梁某萍等人除了用银易公司等公司向中山市商务局申领外贸出口补贴外，没有开展实际业务。2015年5到7月，银易公司向中山市商务局申领了2014年“新业态”方式出口补贴人民币14008996元。2015年1至8月，我的广州公司用银易公司的名义以一般贸易方式完成出口业务8.6亿美元。因银易公司被海关标注为异常，已经不能再开展业务，所以2015年10月后梁某萍又先后成立了易宏公司、裕宏公司、永源富公司、宏祥公司、弘康公司、聚阳公司提供给我广州公司开展一般贸易方式出口。2015年11至12月，银易公司申领了2015年1至8月外贸稳增长补贴17388800元人民币。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易宏公司等上述6家公司向中山市商务局申领了2015年11月、12月及2016年外贸出口补贴计16000000元人民币。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银易公司等7家企业向中山市商务局申领外贸出口补贴计约4700多万元，绝大部分汇到我参与经营管理的广州志升供高链有限公司和广州达隆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账户，除部分给了梁某萍公司之外，绝大部分作为物流海运费用给了货运代理公司和客户。我先后给予毕大昌和梁某萍夫妇计2525300元：第一种方式是现金。2015年7月，毕大昌约我到中山和刘某宏吃饭，当天我有事没参加饭局，但当天下午我约毕大昌、刘某宏、梁某萍在中山市东区一个广场见面，我将一个装有现金20万元的红色礼物袋给了梁某萍。第二种方式是将补贴款人民币933322元留存在梁某萍和毕大昌掌握的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账户上，由毕大昌实际支配。第三种方式是转账到梁某萍个人账户。2016年8月到2017年8月，我分三次向梁某萍银行账户转账计100万元。四是毕大昌转走其他公司账上的政府专项资金392000元，但即使毕大昌不转走这些钱，我公司也会给他，因为给他的钱还没有超过预期。我给毕大昌好处是因为在中山申领专项补贴资金是他介绍的，且他用他家人的名义注册银易公司等公司，为我在中山做出口数据统计提供了载体；他在商检局工作，在工作职务上有便利条件知道信息，且与中山市商务局的人沟通较多，他介绍刘某宏给我认识并始终协调刘某宏的关系，比如在旅游购物出口业务不能时做改做一般贸易出口、被国税局查处及申请补贴资金时他都会与刘某宏沟通，刘某宏都会出面解决问题。我和毕大昌没有合作经商。云易公司不做出口业务数据之后，毕大昌就用云易公司开展LED平台业务，因为他是公务员，所以对外宣称是我投资的，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出钱投入，也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纯粹是毕大昌自己在经营。14.证人梁某萍的证言，证明：2014年11月，我丈夫毕大昌说中山市政府为增加外贸出口量，会给予相关出口企业专项补贴，相关事宜由市商务局牵头，他因此把在广州做进出口生意的詹某鸿介绍给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某宏认识，他们三人商定将詹某鸿在广州做的进出口业务数据拉到中山以提高中山进出口业务数据，这样需要在中山注册成立两家公司以申请政府补贴。因詹某鸿在中山没有公司，毕大昌让我成立两家公司（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过几天，毕大昌安排了兴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刘某洋带我办理了成立两家公司的手续。2014年11月24日，云易公司成立。2014年11月25日，银易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后不久，毕大昌又说帮政府完成出口任务的事不做了，我没问原因。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成立后没有购置办公设备，没有办公人员，没有开展过业务，账上也没有任何资金往来，账户唯一的用途就是用于接收政府补贴款项。2015年1月，我按照毕大昌的要求到中山海关打印银易公司的出口数据证明，我到海关后工作人员将已打印好的证明材料交给我，我放到家里由毕大昌去处理。不久毕大昌叫我把银易公司的公章快递给詹某鸿，我开车到广州将公章交给詹某鸿广州公司的员工凌某飞。2015年4月，凌某飞把公章从广州快递过来给我。2015年5月，毕大昌要我去东区、三乡镇等政府提交补贴款的收据并说是詹某鸿通知他的，我带着公章和收据去镇区政府并按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数额填写、盖好章交给工作人员，詹某鸿也打电话催我尽快办理并告知我大概的补贴数额。不久银易公司在中山中国银行的对公账户就陆续收到出口贸易专项配套资金，期间詹某鸿经常打电话问我是否到账。银易公司在2015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领取的补贴共有3100多万元人民币，我按詹某鸿的要求将绝大部分补贴款转到詹某鸿控制的银易公司广州农业银行对公账户（我从未使用过），其中80多万元转入毕大昌掌控的云易公司中国银行账户，还有部分用于我的工资、汽油费。从毕大昌、詹某鸿安排我的工作看，应该是詹某鸿负责提供外贸进出口数据，毕大昌负责成立公司和申报补贴相关工作，刘某宏负责向市政府申请拨款。2016年，凌某飞通过快递寄给我4张身份证并让我交给刘某洋，我告诉毕大昌后毕说詹某鸿还要在中山成立公司领取补贴，我就把4张身份证转交给刘某洋，后来我听刘某洋说起易宏公司和裕宏公司。易宏公司有领取补贴，因为毕大昌曾安排刘某洋将易宏公司的银行U盾交给我，由我将易宏公司的600万元补贴转到广州某家货运公司，我转账后就将银行U盾交给刘某洋保管。2015年9月左右，毕大昌拿了20万元现金回家，告诉我是詹某鸿给小孩的奶粉钱，后该款存入我家婆尹某兰的银行账户并以尹某兰的名义投资入股广东天正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底，詹某鸿通过银易公司账户转入云易公司账户845000元。2016年上半年，云易公司收到财政专项补贴88000元。2016年下半年，詹某鸿以个人名义转入我工商银行账户50万元。2017年上半年，詹某鸿以个人名义转入我建设银行账户10万元。2017年下半年，詹某鸿以个人名义转入我建设银行账户40万元。2018年初，刘某洋告诉我毕大昌安排他把补贴款转到我的账户，刘某洋先后分三笔转入39万多元到我的建设银行账户，之后毕大昌也说是补贴款。上述款项应该是詹某鸿为了感谢毕大昌对他的帮助和支持而送给毕大昌的，因为如果没有毕大昌的牵线搭桥，詹某鸿不会用他广州公司的数据到中山领取政府补贴，毕大昌与相关部门沟通并多次找刘某宏协调拨付补贴款，银易公司迅速成立并顺利领取政府补贴。云易公司由我担任法定代表人，实际上由毕大昌掌控，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运作LED产业链平台，没有开展过出口业务，运作资金是詹某鸿送给毕大昌的资金中的170多万元，整个公司的运作和资金使用都由毕大昌说了算，詹某鸿没有过问款项的支出也没有过问LED产业链平台的相关事情，该公司的中国银行账户一直由我管理，成立时公章由我掌管，2016年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公章由刘某洋保管。2017年10月，毕大昌成立了广东立德诚产业链平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德诚公司）并将云易公司运作的LED产业链平台整体转到该公司。14.证人刘某洋的证言，证明：我原在兴中会计师事务所务工，2017年4月后在立德诚公司务工。2014年底，兴中会计师事务所老板（毕大昌的老乡）安排我帮梁某萍等人注册了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两家公司实际只有梁某萍一个人。2016年底，我们在做这两家公司的账目时，中山市国税局打电话说银易公司有出口数据但没有报税，兴中会计师事务所老板娘告诉我这两家公司主要帮政府做进出口数据，没有实际业务。后来银易公司被国税局列入非正常户。2015年至2016年，毕大昌又让我帮他注册了易宏公司、裕宏公司、永源富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宏祥公司，这些公司都是用于申请出口政府补贴的空壳公司，只是租了办公地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业务。我注册好后就把这些公司的法人卡和操作卡寄给詹某鸿。我们给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等公司做标准式的虚构台账和程序性的报税，但基本上都是零报税。詹某鸿跟中山市商务局沟通好后就让我去商务局提交申请补贴的资料，商务局审批后补贴就转账到公司的账户，梁某萍就将补贴转到詹某鸿提供的银行账户，梁某萍也会叫我将补贴转账到詹某鸿指定的银行账户。我曾将易宏公司收到200万多元补贴款转账到好像是志升公司账户，转账用途写海运费。永源富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宏祥公司收到补贴款后，我按照詹某鸿的要求并得到毕大昌的同意后全部转给詹某鸿。2017年3、4月，我按毕大昌的要求到云易公司做专职会计。毕大昌和梁某萍告诉我詹某鸿是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的投资人，詹某鸿还带我去过商务局，詹某鸿和刘某宏副局长谈事情。我在云易公司成立后帮毕大昌和梁某萍处理财务事宜，还按照毕大昌的指示成立了立德诚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他的意思是想把云易公司的LED平台转至立德诚公司。毕大昌、梁某萍操作云易公司做LED电子商务平台，资金主要用于商标注册、购买服务器及工资、租金、电脑耗材等日常支出。2017年底，毕大昌说詹某鸿不愿意投资云易公司了，大意是说詹某鸿这么些年在中山捞了很多钱，在云易公司才投了100万多元就不愿意给钱了，做人不地道，让我把LED电子商务平台的投入和业务逐步转去立德诚公司，要和詹某鸿撇清关系。2017年12月，宏祥公司、永源富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收到中山市南区、港口、古镇的出口贸易财政补贴款后我向毕大昌汇报，毕大昌指示我把补贴款转给梁某萍，梁某萍把她建设银行的账户给了我，我先后于2017年12月18日转入194492.88元、于2018年1月9日转入143050.05元、于2018年2月26日转入54487.25元，共计转入392030.18元到梁某萍的建设银行账户。银易公司的账我基本没经手。2018年凌某飞问我云易公司是否拿过旅游购物的补贴，我问梁某萍后梁告诉我有8万多元补贴，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裕宏公司拿过补贴但我不知多少。易宏公司2016年3月拿过900多万元补贴，2016年7月也领了配套补贴。永源富公司、聚阳公司、弘康公司、宏祥公司在2017年6、7月拿了240多万元补贴。15.证人凌某飞的证言，证明：我从2011年开始在詹某鸿设立的公司工作。2014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出口补贴政策。2014下半年，詹某鸿的报关公司开始按詹某鸿的指示开展买单报关业务，用于骗取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专项补贴。买单报关就是报关公司通过货代公司买入出口贸易公司的提运单、装箱单和柜号进行报关，报关公司在收取货代公司服务费的同时按报关单总金额以出口1美元补贴1分至1分半的标准补贴给货代公司。首先，詹某鸿会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谈妥出口贸易补贴后在当地成立空壳公司，然后詹某鸿通过自己掌控的报关公司向货代公司发出补贴邀请，报关公司在报关单的经营单位栏中将货代公司提供的货柜全部写成空壳公司名称并按詹某鸿的指示采取虚报货物、虚增数量、虚高价格等虚假方法最大限度提高出口贸易金额，以最大程度骗取地方政府出口贸易财政补贴。詹某鸿没有担任空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有的是合作伙伴的亲属，有的是公司同事，还有的是出卖身份证的陌生人。詹某鸿成立的空壳公司没有实际开展出口贸易，没有实际开展出口业务，不用收汇、结汇。我们在中山市成立的专门用于骗取出口补贴的空壳公司包括银易公司、云易公司、裕宏公司、易宏公司、永源富公司、聚阳公司、宏祥公司、弘康公司等10家公司，这些公司都是詹某鸿和毕大昌合作成立的，詹某鸿负责提供虚假出口贸易金额，毕大昌负责申请补贴。我听詹某鸿说过要将收到的补贴金额的20%分给毕大昌。银易公司曾因申报不实被海关查处并处罚。上述公司均做一般贸易出口数据，其中，2014年底至2015年我按詹某鸿指示安排报关公司工作人员以银易公司名义向海关虚报出口贸易计14亿多美元、以易宏公司名义做了2亿多美元、以裕宏公司名义做了2亿多美元、以云易公司名义做了14万多美元，剩余6家公司共做了5.7亿美元出口贸易额。期间我也按詹某鸿的指示将出口贸易数据报给中山市商务局并向商务局催收补贴款。银易公司的补贴标准是出口1美元补贴2.5分，其他公司是出口1美元2分。银易公司共收到地方财政补贴2500多万元，其他9家空壳公司也有收到补贴。收取的财政补贴款用于发放工资奖金、支付房租、缴海关罚款、支付补贴给货代、支付“船东费”等。16.证人刘某宏的证言，证明：我长期担任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我于2005年毕大昌担任中山市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时和他认识，一直保持良好沟通。2014年全国出口形势不乐观，国家鼓励采用旅游购物方式提高出口贸易额。2014年10月前后，毕大昌带詹某鸿到我办公室给我和业务科室人员认识。詹某鸿是志升公司负责人，该公司是广州开展旅游购物出口业务的试点企业，詹希望来中山做旅游购物业务并领取相关财政补贴。当时中山尚未开展旅游购物业务，商务局也没有相关政策规定，是个空白领域。2014年10月，我与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伍某莹到志升公司实地考察，回来后我与伍某莹一起向欧阳某局长汇报志升公司具备开展旅游购物的试点企业资格，而且中山市也具备条件开展旅游购物业务以提高中山出口贸易额。2014年11月初，欧阳某向杨某龙副市长提出中山具备条件开展旅游购物业务并经考察确定志升公司等公司作为中山市开展旅游购物业务的试点企业。杨某龙副市长口头同意欧阳某的汇报内容。2014年11月，市商务局讨论决定将志升公司等公司确定为中山市开展旅游购物业务的试点企业。2014年12月，商务局针对旅游购物出口贸易提供了外贸新业态专项扶持资金并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获得外贸新业态专项扶持资金的企业必须是在中山市注册成立的公司并确定开展旅游购物出口贸易业务。2014年11月底，詹某鸿在中山市成立了云易公司和银易公司开展旅游购物出口业务及领取相关补贴。2015年，市商务局在发放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前按流程函询中山海关、中山检验检疫局、中山国税局、中山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意见，市国税局提出该局征税系统显示银易公司业务存在异常，其他3个部门没有意见。市商务局收到市国税局的意见后由对外贸易促进科与市国税局进行沟通了解，该局反映银易公司存在应缴税款未缴的情况，但尚未认定和处罚。市商务局认为既然没有认定和处罚，就可继续按流程逐级上报走审批发放资金流程。2015年詹某鸿通过银易公司领取了2014年度外贸新业态专项扶持资金1400多万元和2015年1-8月外贸稳增长专项扶持资金1700多万元。市商务局补贴银易公司的专项资金由我分管，资金使用方案由对外贸易科制定。期间毕大昌向我询问资金发放的具体时间，我告诉他在走程序，等一等。2015年某一天，毕大昌带他妻子找到我说国税局民众分局追缴他妻子担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由詹某鸿控制的银易公司的税收，让我去国税局了解情况并找解决方法。我就和贸易管理促进科副科长蔡某钊找到市国税局袁某志副局长了解情况，袁某志说银易公司到了纳税期未纳税。我告诉他银易公司是商务局引进的企业，为了不影响该公司业务开展，有没有解决办法。袁某志说可以分期纳税，我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毕大昌。17.上诉人毕大昌的供述和辩解，供称：我于1999年因工作关系认识刘某宏，他从2011年底2012年初起担任市商务局分管对外贸易的副局长，中山市的外贸企业申请政府补贴都要经过刘某宏的审核批准。2013年，詹某鸿到古镇采购灯饰时和我认识。2014年下半年，中山市政府出台文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外贸稳定增长，詹某鸿说他在广州和东莞都在帮政府提高外贸出口数据，因此拿了很多补贴，他有办法帮助中山市提高外贸出口数据，希望我介绍认识中山市商务局主管外贸业务的领导，还明确表示拿到中山政府补贴后会送些好处给我。我就将他介绍给刘某宏认识。经过詹某鸿与刘某宏多次商谈，刘某宏确定让詹某鸿做出口数据并积极出面协调了工商、国税、地税、银行、海关等部门，银易公司、云易公司在刘某宏的帮助下注册成立，均是詹某鸿授意成立的空壳公司，用于做虚假出口贸易数据，由我妻梁某萍担任法定代表人。刘某宏以商务局名义召开会议并确定由银易公司和云易公司以旅游购物方式开展进出口贸易，政府承诺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詹某鸿利用自己的资源并聘请凌某飞以“买单出口”等方式专门弄假数据做贸易出口数据，刘某宏知道这些公司的出口数据都是虚假的，但最后还是给詹某鸿补贴。2014年底，刘某宏说要大量数据才能提升中山的出口任务，詹某鸿说做旅游购物无法做到，刘某宏说会协调关系做一般贸易领取补贴。我担心做一般贸易领取补贴有风险，刘某宏打电话给我说一般贸易取代旅游购物出现问题由他协调。2015年中秋前后，国税局查询到银易公司做一般贸易但没有征税退税的异常情况，詹某鸿跟刘某宏反映问题，后刘某宏带我去找市国税局分管副局长，经协调国税局只让银易公司补缴了大约20万元费用，没有处罚。2014年12月，詹某鸿以银易公司的名义做了出口业务5.6亿美元并领到政府专项资金补贴约1400万元。2015年1月至8月，詹某鸿以银易公司名义做了出口业务9.1亿美元并领到政府专项资金补贴约1700万元。2016年后，詹某鸿又安排刘某洋成立多家公司以同样方式领取了外贸专项资金补贴约1600万元。综上，詹某鸿领取政府专项资金总计约4700万元。所有政府补贴资金均由詹某鸿控制并统一支配，他说补贴资金大多用在购买出口数据。詹某鸿领取的政府专项资金补贴都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山市政府部门安排的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补贴应该是补贴给有真实外贸进出口业务的公司，而詹某鸿控制的进出口贸易公司都是空壳公司，由始至终没有真实的外贸业务发生，这些公司的进出口贸易数据都是詹某鸿花钱买来的。詹某鸿知道我在口岸工作，在海关部门有人脉，跟刘某宏有工作联系，他想要拿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补贴，很多事情需要我出面找刘某宏协调解决，因此在收到政府补贴资金后给了我好处费250多万元，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一、现金方式。2015年7月，银易公司收到了2014年度补贴，詹某鸿约我和刘某宏到广州天河员村的韵泉一品饭店吃饭，饭后他把酒、茶叶及其他礼品放到我汽车后尾箱，我回家后查看有现金20万元。后我让梁某萍陪我母亲尹某兰把该款现存入尹某兰的工商银行账户，之后以尹某兰的名义转账到广东天正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用作投资款。二、公司账户留存。2015年至2016年，詹某鸿将补贴款90多万元留存在云易公司账户内由我实际支配。三、转账方式。2016年8月，詹某鸿向梁某萍名下工行账户转账50万元；2017年6月，詹某鸿向梁某萍建行账户转账10万元；2017年8月，詹某鸿向梁某萍建行账户转账40万元。四、截留补贴。2017年底，我因自己投资的LED产业链国际采购平台项目资金短缺而找詹某鸿要钱，詹说他没钱，我有点生气，就通知刘某洋在收到镇政府的配套补贴资金后转给梁某萍且不要告诉詹某鸿，刘某洋按我要求转账39万多元到梁某萍的银行账户。我收取上述款项大部分用于投资建设我主导投资的“LED产业链国际采购平台”，我在2016年初打算投资该平台时曾找詹某鸿谈过，因为我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平台的事情由他出面，我也希望他在中山拿到政府补贴后给我钱用于平台建设，詹某鸿答应帮忙，我在对外宣传时也说该平台是詹某鸿投资的，实际上该平台由我控制，詹某鸿只是在帮我，没有投资平台的意思。2018年初，詹某鸿找我帮忙申请2017年度外贸补贴，我跟他提出今后按补贴数额的20%收取好处费，詹某鸿同意以后按补贴数额的10%给我好处费。关于上诉人詹某鸿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首先，根据证人詹某鸿、梁某萍、刘某洋、凌某飞、刘某宏的证言，上诉人毕大昌在监察调查阶段的认罪供述及涉案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等书证，可以证明云易公司系詹某鸿与毕大昌密谋骗取中山市政府出口补贴后由毕大昌负责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没有经营任何出口贸易业务，毕大昌安排梁某萍担任云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掌握云易公司的印章并安排刘某洋处理云易公司的虚假记账和税务申报等事宜，实际掌控云易公司在中山设立的银行账户并支配安排该账户收到的出口补贴资金的使用，可以认定毕大昌是云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毕大昌及其辩护人辩称云易公司系詹某鸿而非毕大昌实际控制、否认云易公司银行账户上留存的出口补贴款933322元不是詹某鸿给予的贿赂款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其次，在案证据证明詹某鸿于2016年至2017年从其名下农行账户分次转款计人民币100万元至梁某萍名下建行账户归毕大昌支配使用，刘某洋于2017年至2018年按毕大昌指使从宏祥公司、永源富公司等空壳公司收到的出口补贴款中分次转账计人民币392030．18元至梁某萍名下建行账户归毕大昌支配使用且詹某鸿事后确认该款送给毕大昌。因此，原判认定上述款项系詹某鸿给予毕大昌的贿赂款理据充分，应予支持；毕大昌及其辩护人辩称上述款项均用于詹某鸿实际控制的云易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是詹某鸿送给毕大昌的贿赂款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毕大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毕大昌受贿所得的财物，依法应予追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毕大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请求改判毕大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铭泽审判员  王晓文审判员  刘晓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谢瑞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