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802民初529号 原告：徐红兵，男，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明余，安徽宣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滨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构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南路200号和地蓝湾11幢2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TPMR8C。 法定代表人：黄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北京市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4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80770132R。 法定代表人：王松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宇，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继辉，男，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原告徐红兵与被告滨构公司、至高公司，第三人徐继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红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明余、被告滨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被告至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继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红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滨构公司、至高公司支付原告门窗工程款（人工费、材料款等）912098.14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7年初，被告至高公司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处承接了位于宣城市开发区建设项目工程。2017年5月，至高公司又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分包予被告滨构公司，随后被告滨构公司又将其分包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安装等业务工程转包予原告实际施工。原告在施工中，被告将办公楼、宿舍楼、门卫室、厂房（1＃、2＃）等建筑物的门窗业务以包工包料方式安排原告施工。2018年5月份，原告实际施工的工程全部结束。目前案涉工程已投入使用。2018年7月21日，被告滨构公司工程项目负责人与原告进行了工程决算，除对门窗项目材料款另行计算外，双方对原告工程人工费用的计价标准予以决算确认。后被告对除门窗工程款（含人工费及材料款）以外的其他工程款开始陆续支付，但门窗工程款也一直拖延结算。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滨构公司辩称：1、滨构公司与至高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第二条明确的约定了分包的范围为基础和主体结构等分项的工程劳务，即承包的范围并不包括门窗等主材的采购，徐继辉只能是在劳务的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徐继辉与原告签订的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决算协议及情况说明，均已超出了授权范围，且均未得到滨构公司的追认，对滨构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门窗款不应由滨构公司来承担；2、徐继辉在案涉工程中，系被告至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继辉和徐红兵签订的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代表的是至高公司而不是滨构公司。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时徐继辉作为至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所签订了众多的主材采购合同中的一份，在宣州区法院的生效判决中，也已经对徐继辉代表至高公司签订的其他主材采购合同进行了认定，并判决至高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本案门窗款应当由至高公司来承担，而非滨构公司；3、滨构公司给予徐继辉的授权范围，仅仅是以被告滨构公司的名义与至高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而并非授权徐继辉与徐红兵等其他的第三人签订任何文件，而该份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系徐继辉以个人名义与徐红兵签订的，而非以被告滨构公司的名义签订，且该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并非劳务合同，已超出了滨构公司的授权范围；4、至高公司支付给滨构公司的全部劳务款，滨构公司已足额支付给了徐红兵，滨构公司并未收到任何门窗款。滨构公司也无收取门窗款的合同依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案涉门窗款也应当由至高公司来承担；5、至高公司为合同的最终受益方，门窗款亦理应由其承担。 至高公司辩称：1、根据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是包括辅助材料的，包辅助材料中已经列举式的排除了，是指商品砼、钢筋、水泥等之外的所有实体性工程和措施性工程所需的材料，从列举的内容来看，门窗应该是属于包含在实体性工程的所需用的材料里面的；2、根据合同约定，我方仅支付给滨构公司380万元的款项，但是我方实际已经支付了508万元；3、徐红兵向我方出具的收条中也明确与我方的劳务款项已经结清，因此，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我方对原告的诉请都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三人徐继辉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 原告徐红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1份共19页，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案涉工程项目相关业务分包关系的事实，该合同第六页载明了本案第三人系被告滨构公司现场负责人的事实，合同尾页部分注明了附件三，结合原告的证据3，证明本案第三人徐继辉在从事本案相关业务时得到了滨构公司的相应授权； 3、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证明目的同证据2； 4、决算表及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共两页，证明原告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并完成的案涉工程项目包括瓦工工程、木工工程、钢筋工工程、零星点工工程业务以及包括本案门窗工程制作及安装工程，该决算表中除对本案门窗工程外其他5项工程由被告滨构公司指定的授权人与原告进行了相应的决算确认，现除门窗工程款外，其他五项工程的工程款，原告均已收到。虽然原告在此前为了解决门窗安装工人的工资问题，在对其他5项工程决算时一并对涉及本案的门窗工程中的安装劳务工资费用提出决算申请并列举了劳务单价，但在与滨构公司的代理人徐继辉进行决算确认后，该部分的劳务工资至今亦未支付，门窗制作的材料工程款即未决算亦未支付。 5、现场照片打印件1份共16页，证明原告实际施工的门窗及相应的扶手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现已交付使用的事实； 6、门窗材料采购单据复印件1份共14页，证明原告为了履行门窗工程的相关业务和自行采购的材料成本支出； 7、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复印件1份，该份证据来源于本案被告至高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实际施工完成的案涉门窗工程业务，其中塑钢窗等六项工程项双方约定了施工单价，故该约定的单价应当作为本案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8、审核报告1份，系皖通结字20201008号结算审核报告，该报告第一页中载明了案涉工程全部竣工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3日的事实，审核报告的第三页所载内容证明了该审核报告已经得到建设方和至高公司的最终确认，且该审核报告中分项计算表中已经清楚的表明审核报告的结算中包含了案涉门窗工程的工程量确认和相应价款的结算； 9、出庭证人郑某和袁某的出庭证言，证明原告系案涉门窗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整个案涉工程中门窗业务以及扶手、钢构的玻璃雨棚、空调的护栏、屋面上人孔、伸缩缝、和百叶窗的设施除原告外，并无他人参与任何施工并承揽施工的事实。 被告滨构公司对原告徐红兵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3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与至高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分包合同，不包括门窗等主材，且徐继辉的授权委托书仅仅是授权徐继辉以滨构公司的名义与至高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并不包括徐继辉与他人签订任何协议，否则属于超越代理权限；对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且不予认可，徐继辉无权代理滨构公司；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单方制作；对证据7滨构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三性无法核实，但是该证据系至高公司提交，其原件被至高公司持有，故徐继辉在本案中系至高公司的代理人，案涉义务应由至高公司承担，并且门窗安装及制作合同上约定的综合单价按照平方计算，也就是说门窗部分的材料款与人工费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劳务款未支付是错误的；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门窗款应当以审计报告为准，合同外的门窗款应当提供签证单；对证据9的证人证言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至高公司对原告徐红兵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该合同约定分包方式是包人工包辅助材料的，因此门窗类系包含在劳务分包里面的，徐继辉是现场负责人，他需要全面负责履行本合同相关事项，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他与项目工人去签署相关协议，不存在超越职权的行为；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有异议，里面标注了门窗安装费用206040元，即使按照这个费用，至高公司也远远付超了；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三性有异议；对证据7三性无异议，但是门窗的安装不仅包含了劳务也包含了材料，两者不可分割，故其包含在劳务分包内容当中，应属正常范畴；对证据8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 滨构公司围绕其辩解，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徐红兵、吴兴才的承诺书复印件1份、徐继辉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4份、张俊的情况说明复印件4份、徽商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13页，证明滨构公司已向徐红兵足额支付劳务款的事实，滨构公司并未收到至高公司支付的门窗款，原告徐红兵与滨构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无权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向滨构公司主张权利，徐红兵应向其合同相对方至高公司主张门窗款。 2、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18）皖1802民初6676号民事判决书和芜湖县（2018）皖0221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徐继辉在案涉工程中作为至高公司的代理人签订的混凝土采购合同和红砖采购合同均是案涉工程主材，门窗作为其主材之一，故其系至高公司的代理人，门窗款应由至高公司支付，与滨构公司无关。 徐红兵对滨构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2019年元月2日的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承诺书恰恰印证了原告的瓦工、木工等业务与滨构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的事实，该承诺书内容也间接印证了原告系包括门窗在内六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承诺书也明确注明了滨构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并不包括本案诉争的工程款，并且该承诺书中的手写内容也和原告的证据4能相互印证；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原告不清楚，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2中宣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和客观事实相符，原告不清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芜湖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三性均无异议，经原告了解，徐继辉在整个工程的业务开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与至高公司之间形成代理关系的事实。 至高公司对滨构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中承诺书内容已明确，与滨构公司之间的劳务款已经全部结清，本项目门窗工程除外。从语义角度理解，劳务工程应当包括门窗工程。关于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情况说明并未附相关的领款凭证或是转款凭证，张俊系滨构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徽商银行的电子回单只能证明款项汇至张俊账户，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给实际施工的工人；对证据2是三性不持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中的法院认定部分，宣州区法院认定徐继辉是分包部分工程，芜湖县法院认定徐继辉系至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这就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本案的证据反映徐继辉系代表滨构公司，而非代表至高公司。 被告至高公司围绕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4份，证明至高公司在2017年7月至9月陆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安徽滨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款268.53万元的事实； 2、滨构公司承诺书复印件1份，证明至高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滨构公司转款后，其将劳务款及辅助材料款挪作他用，未如实支付劳务款及材料款的事实； 3、领款单复印件9份，班组承诺书复印件9份，身份证复印件9份及转款凭证复印件，证明至高公司在滨构公司出现将款项挪作他用后，至高公司将劳务款及辅助材料款直接发放给班组及总共自此发放240万元的事实，徐红兵在我公司写了班组长的承诺书，明确该次付款后上述所有未结清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 4、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复印件1份，系本次诉讼发生之后，我公司通过一些手段从徐继辉手上拿到的，证明门窗制作及安装过程中，徐继辉代表的是滨构公司与至高公司无关。 原告徐红兵对以上至高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原告不清楚，系两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转款凭证不能证明其所载的款项已经用于支付本案的门窗工程款，原告也从未收到过本案诉争的工程款；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的领款凭证，原告不清楚，同时其他人的领款与原告和本案诉争的工程款没有关联性，并且领款中均注明了领款事由，明确与本案的诉争无关，其中关于徐红兵的班组章承诺书，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持有异议，因为徐红兵承揽的业务不仅限于门窗工程，还包含原告证据4中载明的其他五项工程业务，该承诺书系其他五项工程款（门窗工程除外）在原告得到清结后基于被告的要求，所出具的一份表明其他五项工程款结清的意思表示，原告提交的证据亦已表明案争工程款未支付；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原件在至高公司处持有，表明至高公司与原告之间就案涉门窗工程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合同关系是与滨构公司共同形成了合同相对方。 滨构公司对至高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滨构公司共收到至高公司劳务款268.53万元，该四份转账凭证均备注为劳务款而不包括案涉的门窗款，也就是说滨构公司未收到案涉门窗款；对证据2承诺书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承诺书的出具日期是2018年2月9日，而我公司提交的徐红兵的承诺书，出具时间是2019年的元月2日，也就是说我公司在这期间又足额支付了案涉劳务款，且徐红兵也出具承诺函，承诺案涉劳务款已经全部收到；对证据3均与滨构公司无关，我公司无法核实；对证据4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该原件由至高公司持有也充分证明了徐继辉系至高公司的代理人，该合同的相对方系徐红兵和至高公司，案涉门窗款应由至高公司支付。 经庭审质证，原告徐红兵所提交的证据1、2、3、4、5、6、7、8、9，滨构公司提交的证据1、2，至高公司提交的证据1、2、3、4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初，被告至高公司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处承接了位于宣城市开发区建设项目工程。之后，至高公司又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被告滨构公司，两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一份，分包范围为基础、主体结构、装修及安装等分项工程劳务，分包方式为包人工、包辅助材料、包中小型机具、包主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滨构公司委托第三人徐继辉作为现场负责人，全面负责合同要求的各项工作。滨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哲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明确徐继辉系滨构公司的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其名义签署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墩山路以北创新路以西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代理人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其均予以承认。之后徐继辉代理滨构公司将其分包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安装等业务工程转包给徐红兵实际施工。 2017年8月9日，徐继辉和徐红兵签订《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将案涉工程的门窗制作及安装项目交给徐红兵施工，约定：“付款方式：1、门窗安装及制作塑钢窗265元/㎡，钢质防护保温门2400/个，成品套装门1100元/个，塑钢门310元/㎡，防火门650元/㎡，金属百叶窗180元/㎡（以上价格不含税率）；2、门窗安装完成经甲方竣工验收合格后付总造价的50%，审计结束后付至总造价的80%，剩余款项待质保期后一次性付清。（质保为12个月，若甲方通知乙方需进行维修，乙方不服从安排，甲方有权直接使用质保金）；3、甲方提供门窗检测费用。” 2018年2月13日，徐红兵在收到至高公司60万元工资款后，向至高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该次付款后所有未结清的工资已全部结清。 徐红兵完成全部施工业务后，徐继辉于2018年7月21日与徐红兵进行结算，内容分为六项，其中第四项为办公楼、宿舍楼、厂房的门窗安装费用为206040元，并出具说明该项仅是对安装劳务费进行决算，未包括门窗材料工程款，并明确办公楼、宿舍楼、门卫室厂房（1#、2#）以及配属附属等门窗材料均是由徐红兵提供，该材料应按市场价另行计算，该款未付。 2019年1月2日，徐红兵向滨构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已收到全部劳务款，本项目门窗工程除外，并在承诺书上备注：“一、主体（瓦工、木工、钢筋工）总计3286177.3元；二、项目部安装等项目200000元；三、零时点工217620元；四、直罗纹与直径人费56000元；五、高温补助与抢工期补助80000元。以收到已上工程款合计3839797.3元整。以转账记录为准”。其中并不包含其于徐继辉进行结算的门窗安装费用206040元。 庭审中，滨构公司和至高公司均对证人所述的案涉工程扶手、钢构的玻璃雨棚、空调的护栏、屋面上人孔、变形缝、和百叶窗等设施系徐红兵施工予以认可。 2020年1月18日，安徽通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审计，出具皖通结自〔2020〕1008号《关于宣城开发区项目工程结算审核报告》，该报告载明，案涉工程于2018年11月13日竣工，审定总造价为24999803.11元。根据该审计报告塑钢窗面积为2005.7平米；钢质防护保温门一樘；塑钢门面积242.31平米；成品套装门135樘；金属百叶窗为161平米；塑钢窗、钢质防护保温门、塑钢门、成品套装门、金属百叶窗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经计算合计786506.6元。防火门共18樘，审定金额为28807.54元；金属格栅窗为33831.89元，办公楼扶手、栏杆、玻璃雨棚、上人孔共计27133.25元；宿舍楼玻璃雨棚、上人孔、变形缝以及扶手及栏杆共计32217.4元。 另查，芜湖县人民法院（2018）皖0221民初860号生效判决中载明：“宣城恒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位于宣城开发区项目厂房，由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订制，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经办人为徐继辉。徐继辉在涉案工程建设中，系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诉讼中，本院根据徐红兵的申请，裁定查封安徽滨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100万元，查封期限为三年。 本院认为，被告至高公司系宣城市开发区建设项目工程的承包人，徐红兵系该工程中的劳务部分及门窗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虽然至高公司未在与徐红兵签订的协议上盖章，但是《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原件由代理人徐继辉交至高公司收执。至高公司辩称案涉工程包含在其和滨构公司的劳务合同中，滨构公司不予认可，认为门窗系主材，并非辅助材料，徐继辉在案涉工程中系作为至高公司代理人去采购主材，本案合同交由至高公司保管，故在本案中，徐继辉系作为至高公司的代理人。徐继辉虽然以滨构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和徐红兵确认了门窗安装的工程量，但是对门窗材料金额并未以滨构公司代理人的名义与徐红兵进行结算。辅助材料系在工程实体中运用但不反映在工程量上的材料，本案徐红兵所完成的门窗及附属工程的材料显然不属于辅助材料，而系主材。至高公司和滨构公司均认为，门窗主材和门窗安装的工程量系不可分割的部分，该意见本院亦予以采纳。故徐继辉与徐红兵所签订的《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合同内容超过了两被告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且徐继辉在他案中作为至高公司的代理人为案涉工程采购过其他主材，《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原件亦由至高公司收执，之后滨构公司在与徐红兵结算工程款时，亦明确除门窗工程款，其他徐继辉与徐红兵确认的劳务款均予以认可，滨构公司已明确表示对徐继辉与原告所签合同不予认可，故对滨构公司辩解徐继辉在案争工程中非滨构公司代理人而系至高公司的代理人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至高公司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徐红兵称扶手、雨棚、变形缝等项目系门窗工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项目在《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并未体现，但至高公司并未否认该项目系原告所包工包料完成，作为实际受益人，至高公司应对此承担给付责任。因为审计报告并未载明防火门的面积，故防火门的金额应该按照审定价格计算。案涉工程于2018年11月13日竣工，质保期为一年，故本案工程的质保期已于2019年11月13日届满。至高公司应全额支付徐红兵案涉工程价款。据此，本院对原告徐红兵要求至高公司给付908496.68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第三人徐继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徐红兵工程款908496.68元； 二、驳回原告徐红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2884元（原告已预交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884元，由被告至高公司负担17850元，原告徐红兵负担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卫 青 人民陪审员  陶兵忠 人民陪审员  赵春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方 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发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