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02民初2177号原告杨亚刚，男，汉族，1959年9月21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刘泉生，麒麟区众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段宏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0015149924E。地址：曲靖市。委托代理人周晓文，公职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潘正良，男，汉族，1967年3月7日生，住曲靖市发改委梅苑生活区。第三人徐旭红，女，汉族，1970年9月21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原告杨亚刚诉被告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三人潘正良、徐旭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亚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泉生，被告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周晓文，第三人潘正良、徐旭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3年1月1日起受聘在被告处担任机关人员住宅小区（南宁）门卫岗位职务。因该小区的门卫只有原告一人在岗，所以原告属于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一人承担了本应由三个人承担的早班、中班和晚班的劳动工作量。不仅如此，原告从2013年1月1日上班第一天起到2019年1月1日离岗日止，共6年整的期间内，既无双休天，更无法定节假日。原告的工作由被告单位的正式干部、副主任科员、本案第三人潘正良负责管理；每月工资也由潘正良从被告财务上领取后以现金方式再转发给原告。从2013年1月开始到2015年7月30日止的两年半时间里，原告每月从第三人潘正良处只能领取到一个班次的固定工资900元。2015年8月3日，本案第三人徐旭红和潘正良共同口头通知原告：从8月份起发改委就不再承担你的工资报酬了。此后，你的工资报酬即由小区物业委员会承担。之后，第三人潘正良从8月份起就没有向原告发放工资。在原告不间断的催促和讨要下，第三人徐旭红于2016年10月10日召开了所谓的梅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会议，会议是在南宁老年人活动中心（该中心是原来的车库改造而成）召开，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员一共九人。除徐旭红本人外，就还有潘正良、梁佩珍、秦忠护、刘中正、高曙光、刘进章、张容贵七名发改委干部参会（据徐旭红介绍：上述七人是梅苑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原告作为梅苑小区的门卫也列席会议。在会上，徐旭红宣布：“曲靖市发改委法制科出台了一个文件（具体是什么文件原告不知道），小区的物业管理要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小区的物管工作和门卫人员从此全部移交给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接受和负责，门卫人员的工资报酬由业主委员会负责发给。曲靖市发改委从此不再负责门卫人员的工资报酬”。但是，徐旭红宣布后，当天参加会议的七个所谓物业委员会委员都悄声哑气，没有任何人对会议内容作出任何回应和表态。本次会议后，不仅潘正良依然没有向原告发放过工资，而且所谓的业主委员会七名成员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原告发放过任何报酬，也未明确辞退原告。而是不伦不类、不明不白的继续、长期的使用原告。原告为了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几乎每月从未间断的向原来主管过自己的直接上级潘正良询问和索要工资报酬。但潘正良每次都是安慰原告要安心工作，工资的事发改委正在讨论研究协调和改革。等协调好后会一次性将拖欠的工资补发给原告。还说：不管最后工资由谁发，迟早都是属于原告的收入，就当是暂时由曲靖市发改委帮原告保存着一样。由于潘正良系被告机关的正式干部、国家和政府的公职人员，所以原告当时在生活处于万分囧迫的情形下，依然相信政府公职人员的解释与安抚。宁愿信其真，也决不疑其假。可是这一拖再拖就拖到2018年12月31日止。原告在长达四年半之久的期间内一直没有得到被告方支付的一分半厘工资报酬。2019年1月1日，被告在梅苑小区大门口安装了电子监控门禁锁并正式启用。出进人员和车辆均以刷卡方式出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潘正良即口头告知原告从2019年1月1日起小区不再需要门卫人员值守了。并于2019年1月1日上午责令原告搬走值班室内属于原告自己的生活物品和物件。当天下午，原告向潘正良移交了值班室钥匙。由此，被告在没有与原告达成一致、也没有与原告结清工资报酬、更未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强行将近五年之久未获得一分一厘劳动工资、两手空空的原告驱离梅苑小区的门卫岗位。从离职至今，原告多次到被告处请求解决遗留的劳动争议问题和要求补发被拖欠近五年的基本工资等系列待遇问题。可是，被告的领导调走的调走，升迁的升迁，根本无法寻找和见面。无奈之下，原告只得反复、多次的找到原来直接主管过自己和每月向自己发放工资的第三人潘正良请求解决。但第三人潘正良向原告解释：2015年7月之前的工资虽然是以曲靖市发改委的名义发给原告，但款项来源是从业主交纳的物管费中支出。从2015年8月以后，梅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原告的聘用关系已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管理和负责，原告的工资应由业主委员会负责发放。曲靖市发改委已不再负责原告的工资报酬。还说原告与曲靖市发改委不存在劳动关系，是与梅苑小区业主委员会形成劳务关系。为了弄清楚原告与被告之间和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到底形成的是什么关系，原告多次到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市劳动仲裁院咨询，但得到的答复则与第三人潘正良的解释截然相反：曲靖市人社局的咨询意见为：一是曲靖市发改委是行政机关，无权私下成立业主委员会。二是小区用地是划拨形式，用地单位要进行自我管理；并非商业用地，不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也无权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用。三是曲靖市发改委法制科出台的将小区物业管理推向市场的文件是错误的。四是曲靖市发改委属于法定的用工主体，而业主委员会即使成立了也不具有经营效能和法人资质，不属于用工主体；物业委员会这一机构应视为行政机关自己设立的内部管理机构。之后，原告再次向潘正良索要工资的过程中，将自己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仲裁委咨询得到的信息和意见反馈给第三人潘正良。但潘正良对这些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给出任何评价和答复。后来，原告再次向第三人潘正良讨要报酬时，潘正良即借机反责原告：你不是说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是违法的吗？现在业主委员会也解散了，没有人来收取物管费了，所以更没有钱发你的工资了。曲靖市发改委是行政机关，也没有这项支出。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和能力处理这事。叫原告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2019年12月25日，原告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向曲靖市劳动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该院于2020年3月19日开庭审理，但被告不仅缺席，也未向仲裁委提供任何证据。2020年3月25日，曲靖市劳动仲裁院向原告送达了曲市劳人仲案字【2020】第06号裁决书，在用人单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毫无道理的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变相的维护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严重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自己是被告正式聘用的门卫人员；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但用工与被用工时间长达6年之久；所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均是被告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且自从原告入职以来，一直隶属于被告机关干部的管理之下；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管理与被管理、隶属与被隶属的劳动人事关系。更关键的是，原告与被告方违法成立的所谓业主委员会之间从始至终根本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连关系；不仅没有与所谓的业主委员会签订过任何书面的或者口头的用工合同或者劳务协议；而且自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31日止长达近五年之久的劳动工作期间，原告没有从业主委员会处得到一分一厘的报酬。其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存在与否从事实和法律的任何角度上看都不可能及于原告。更为特殊的是，原告工作吃住全天候驻守在值班室，一人承受和承担了应由三个劳动者承担的早、中、晚三个班次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量。但享受的待遇却不足支付一个劳动岗位和班次的最低劳动待遇和劳动报酬。即使在这种明显违法用工的情况下还依然被行政机关克扣和无理拖延，至今不给。被告在使用原告的过程中，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及劳动部门等行政机关出台的行政规章等相关规定。其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十分弱势的劳动者最起码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亵渎了政府公职人员和行政机关的崇高职权、职责和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以及行政为民的宗旨。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原告的劳动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客观、公正、公平的作出判决。维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极其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原告能够看到社会正义之光和最基本的生存之希望。现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由被告按曲靖市2018年度月最低工资1400元的标准补发原告自2013年1月起至2015年7月止共31个月的正常早班岗位工资的不足部份工资15500元〔（1400-900）×31个月〕；3、依法判决被告按曲靖市2018年度月最低工资1400元的标准向原告补发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41个月的正常早班岗位工资57400元（1400元×41个月）；4、依法判决被告按曲靖市2018年度最低工资1400元的标准向原告补发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72个月的正常中班岗位工资100800元（1400×72个月）；5、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补发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止（共六年312周624天）双休日百分之二百加班费58240元〔6年×52周×2天×（1400÷30）×2倍〕；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240.00元〔6年×11天×（1400÷30）×3倍〕，合计加班费67480元；6、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六年劳动时间的经济补偿金8400元（1400×6个月）；7、依法判决由被告按最低工资标准赔偿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双倍工资100800元（1400×72个月）；8、依法判决被告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赔偿金16800元（8400×2）；9、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未为原告办理五项社会保险而给原告造成养老、医疗的个人社保帐户金额损失30000元（6年×5000元）；上述九项共计397180元。被告辩称，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所列被告错误。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劳务关系。被告于2011年10月已将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苑生活区物业管理相关职责移交给了业主委员会。自2011年10月起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苑生活区业主委员会负责收取物业管理费、聘用物业管理人员、支付物业管理人员报酬等事项。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苑生活区业主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运行正常。这有潘正良、尹文光两位业主的证人证言为证。另原告与被告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由业主委员会委员潘正良安排和管理，被告的报酬由潘正良收取物业管理费后直接发放。这有在业主委员会委员潘正良处提取的物业管理费收据和被告领取报酬领条为证。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潘正良辩称：一、市发改委梅苑生活区（原地区物价局生活区）管理情况。原曲靖地区物价局生活区于2012年12月更名为曲靖市发改委梅苑生活区，本住宿生活区位于麒麟××××小区内，共使用土地6亩，由原曲靖地区行政公署物价局于1992年建成一幢5层职工住宿楼，共30套住房，房屋大多为原地区物价局职工所有。2001年年底曲靖市物价局并入曲靖市计划发展委员会，生活区一并划归曲靖市计划发展委员会管理。2011年实施了水、电户表改造，实现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抄表到户。2012年12月，为响应国家关于积极推进党政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曲靖市发改委决定将原曲靖地区物价局生活区的日常管理交由业主（及业主委员会）自行管理。2012年12月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由高曙光（任负责人）、梁培珍、刘进章（两位原地区物价局局长）、秦仲护、张荣贵、刘中正、潘正良（负贵业主委员会交办的具体事务，如:管理人员劳动报酬的发放等）组成。2015年因高曙光调市邮政管理局任职，张荣贵身体健康欠佳，业主委员会作了相应调整:由潘正良（负责人）、梁佩珍（现已病故）、刘进章、秦仲护、刘中正、田登贤组成。业主委员会代表生活区全体业主（包括原告本人）负责维护和管理生活区的安全、环境卫生、处理与梅苑小区和周边的关系，办理社区安排各种工作。业主委员会是一个纯粹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任何权力，只有责任、只有服务。业主委员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全体业主共同筹措，而且每一分钱只能用在需要业主共同支付地方。二、生活区日常安全和环境卫生管理人员安排和报酬情况。生活区多年来（1996年至2012年12月）都由单位（原物价局或市发改委）安排照顾本生活区职工家属（或亲属）负责生活区的日常环境卫生及管理工作（先后共安排过4人），聘用人员劳动报酬由原物价局或市发改委负责支付，每月的劳动报酬由200元／月逐步提高到600元／月。2013年1月起生活区日常安全环境卫生管理人员的安排及其劳动报酬由业主（或其业主委员会）负责，劳动报酬所需经费用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解决，物管费标准按以支定收原则确定。经业主委员会研究，并征求多数业主意见后，决定将生活区环境卫生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提高到900元／月，据此按每月30元标准收取物管费。该生活区交由住户自行管理之初，业主委员会聘请了刘其方担任生活区安全卫生管理员。但因刘其方在值守中坚守各项管理规定，与梅苑小区一“酒疯子”住户经常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刘其方提出辞去本生活区管理岗位。为维护生活区和刘其方安全，业主委员会同意刘其方的辞请。此时，原告从曲靖机械厂退养住其母亲荀存芬（原曲靖地区物价局离休干部）房屋，部分业主（原物价局老同志）出于原告母亲生前很受大家敬重，看到原告一个人整天闲在家里，提出照顾安排原告来做生活区的安全和卫生工作。业主委员会将此事与原告进行了沟通，将生活区安全卫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要求和劳动报酬等事项明确告知了原告。得知此事，原告十分高兴、非常愿意接收这项工作，对工作职责和劳动报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被告居住在本生活区的时间已不短，深知每天的工作量只有多少也知道在2013年之前每月的劳动报酬是多少）。出于怜悯和关心，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包括原告本人）聘用了原告，并于2013年2月2日上岗。由于是照顾安排职工家（亲）属的工作，且原告没有提出过需要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又因原告是机械厂退养职工，有关保险金均由原告原工作单位负责缴纳，特别是请原告来担任本生活区安全卫生管理员完全是出于照顾安排给生活困难的业主考虑，因此，当时与原告没有签书面合同。但是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全面履行了与原告的事先约定义务。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生活区安全卫生管理工作（量）内容和要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生活区大门的定时开关（早上7点开门，晚上11点半关门）；维护院内环境卫生，不定期地清扫院内（球场、道路总共不到120平方米）垃圾；防范外来人员进入生活区搞破坏、偷盗、张贴广告等。我们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历来都是比较松散的，没有提出（制定）严格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要求，从来没有要求过24小时值班也没有任何人（包括原告）真正值过8小时的班，更别说24小时了；业主委员会从来没有组织过检查考核，也没有对任何个管理人员追究过失责任。与工作量相对应的劳动报酬标准是公平合理的，本生活区大门属于二道门，总出口由梅苑小区值班室24小时值守。在杨亚刚之前的各位管理员对于单位所付劳动报酬不论是每月200元、500元还是600元都未提出过异议。在聘用之时，原告完全同意约定劳动职责和劳动报酬标准（900元／月）的，原告在整个聘用期间（2013年2月1日至2015年8月3日）没有以任何方式向业主（业主委员）提出过或反映过其劳动报酬的问题。在原告工作期间，时有业主对原告的工作和行为表示不满，如:常常不在岗、不履职，上班时间揽活做，破坏公物，利用公共场所谋取私利等等，并向业主委员提出换人。但居住在生活区的原物价局退休的几位老领导考虑原告单身一人，身有残疾，靠领取企业的生活补助度日，很艰难，建议对原告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指正，并进一步明确其工作职责，特别强调原告不要自作主张，要按规则办事，让其再工作一段时间，以观后效。到2014年11月，原告没有听取劝告，仍然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好像就是生活区的唯一主人，生活区的公共资源全由他做主。下面略举几项说明:一是明是本生活区的安全卫生值班人员，实际为垃圾收购、倒卖人员，每天的主要精力是用在淘垃圾上，并不是在值班室值守，值班室及其住所、柴炭房均是堆放场所，根本没有履行岗位职责；二是为了让住梅苑小区一住户的宝马车能够畅快的停到本生活区内，其擅自将大门口的安全减速带（兼污水防挡）铲除掉，造成车辆进出危险，下雨时梅苑小区的污水直接冲入我们的生活区；三是为了让一租住户在花台里种菜，原告就将花台里的桂花树移栽到草坪里，结果全部移载死了，造成不小的损失，当这住户的摩托车电瓶被盗了，找原告询间时原告却认为是住户坚守自盗的，故意诬陷他，并产生矛盾，随后原告不想让住户种菜了又将花台里的土全部铲掉，这样一个好好的花台变成了污水池；四是作为生活区的安全卫生管理人员，对生活区的安全和环境卫生不是去防范、不是去维护，外边的人稍施予好处（给包烟，一点吃的或是用的）便往里引，不给好处的百般刁难，动不动把发改委搬出来，说是单位让他这样干，给单位造成恶劣影响；五是绿化树上凉满衣物，外面小区的孩子坐到迎春树上玩耍不作制止；六是在贴了瓷砖的值班室外墙、大门墩子上面涂抹一层仿瓷涂料，非常难看，一看便觉不是正常人所为；七是住户向其反应出现有人欲入室情况时，原告却做出百般抵赖，称根本不可能；八是不爱护环境卫生，到处乱停乱放随意占用公共场所（在院内停放了数张摩托车自行车、手推车、三轮车）；九是…。假如这样的人员聘在你们生活的小区值班，你们敢要吗？为此，业主委员会决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当面口头通知了原告，从2014年12月份停发其劳动报酬，腾让出值班室。但原告一直赖着不走，拒接交出值班室钥匙，经多次交涉无果。为彻底解决与原告劳动关系争议问题，2015年8月3日，再次召开业主委员会全体会议，并邀请市发改委稽察特派员曹聚德和时任市发改委办公室主任徐旭红作为见证人列席会议。会议再次做出彻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依据为: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第三款）。会上当面支付给原告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共8个月的报酬7200元，出具了经原告签字的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说明。原告当众同意会议决定事项，不再履行安全卫生管理员岗位职责，并答应用1-2天时间腾让出值班室。谁知过后原告再次使出老伎俩，口头答应，就是不行动，我一次又一次地与他沟通过，每一次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好了第二天又变卦。就这样又拖了1个多月，几位老同志见这样一直拖着也不好，便建议拟定一份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双方的行为和违约责任，如果原告愿意需在2015年10月2日前签订合同，可继续聘用，结果原告拒接与业主委员会签订劳务合同。之后我也曾找原告沟通商量，均无效果。也有业主建议换掉值班室门锁，将其堆放在值班室的东西扔了，我没有这样做，凭他去吧!之后，原告仍然是我行我素的从各处搜集着各种废旧物品、为业主张罗着住房出租、引导着外边（略施好处）车辆和废品收购人员进出生活区，偶尔也会在人前装装样子，到球场上捡捡垃圾，时间过得飞快，很快近3年时间就过去了。2018年8月，曲靖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正式开始，市发改委梅苑生活区被列为方家园社区创建文明的重点之一，对各项创文工程提出要求。看到值班室堆满了废旧物品，提出了限时整改要求，生活区的全部整改必须在2018年11月20日前达标，迎接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终于11月初腾退出值班室，就这样值班室被原告用来废物堆放3年多时间，但生活区的公共卫生间至今还被原告占用堆放废品。三、对原告诉状中有关内容的陈述答辩。以上是本生活区的运行管理和有关人员的管理及劳动报酬支付的真实情况。原告诉状中情况严重失实:1.原告称其工作由我管理且每月的工资是由我从被告的财务上领取再转发给原告的，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原告是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聘用管理的，其每月900元工资（劳务报酬）是由我按照业主委员会的要求从收取的物业管理中支付的，这可以查看被告和业主委员会的记账。2.原告称“2015年8月3日，本案第三人徐旭红和潘正良共同口头通知原告:从8月份起发改委就不在承担你的工作报酬了…”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2015年8月3日，为解决原告一直不执行业主委员的辞退决定，不腾退办公室等问题召开了业主委员会全体议（此次业主委员会会议的具体情况全面已作陈述）。在会上当着原告和与会人员的面补发结清原告劳务报酬，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并经原告签字认可。3.原告诉:2016年10月10日召开梅苑小区业主委员会议的全部内容完全是原告编造出来的。原告所诉称的情况可以向原告所列出的每位人员求证。我可以肯定自已从未参加过梅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会议，因为自己不是梅苑小区的业主（或业主委员会成员）。同时在此向各位法官郑重申明，从2015年8月3日之后，自己再没有组织召开过（或参加过）发改委梅苑生活区业主委员会会议研究解决与原告劳动争议问题。4.原告称:“本次会议后，不仅潘正良…。可一拖再拖就拖到2018年12月31日止”，原告的这整段诉讼陈述全是编造出来的，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本生活区业主委员会已明确，自2015年8月3日起辞退原告（辞退的原因和过程上面已作陈述）。5.原告称:“2019年1月1日，…原告驱离梅苑小区的门卫岗位”。事实上，2018年8月曲靖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正式实施，为实现社区下达的创文要求，被原告长期占用的堆满了废品的值班室是必须进行修整，并且要将监控设备、道闸控制系统安装在值班室，在我和社区创文网格员的督促下，原告于2018年11月上旬将其堆放在值班室的各种物件清除，交还了值班室的钥匙。并不是原告所说的2019年1月1日被驱离。6.原告诉说:“从离职至今，……与梅苑小区形成劳务关系”原告称其多次找到我请求解决，天地可以作证，原告从来不会主动找我反映解决任何问题，我也没有向他作过如他所诉的解释，我本人总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后勤管理社会化是党和国家推进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于原告所诉劳动保障部门的意见，是否真实，表示怀疑，这从曲靖市劳动仲裁院的仲裁决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被告在向市劳动仲裁院提交仲裁申请之前曾找过我复印其领取劳务报酬的收据，我毫无保留地复印好后提供给他。诉状中的许多“事实”细节和过程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或许是原告与诉状起草代理人苦思冥想臆造出来的，请法庭核实。第三人徐旭红辩称，一、2011年10月曲靖市发改委已将梅苑小区职工生活区的管理推向市场化运作，并由住户推荐成立业主委员会自行管理，市发改委不再参与小区事物的管理，因此，2015年8月辞退原告属于业主委员会的决定；二、2016年10月10日在梅苑小区职工生活区离退休老干部活动室开会，是因为老干部反映：“梅苑小区职工生活区离退休老干部活动室年久失修漏雨，存在安全隐患。”后经报告市发改委领导研究，将老干部活动室调整安排到原曲靖市粮食局5楼小会议室。但自己作为发改委办公室主任，与业主委员会开会，只是通知业主委员会市发改委不再使用梅苑小区职工生活区离退休老干部活动室，作为危房，业主委员会或住户也不得再使用，而不是研究与杨亚刚有关问题。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裁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本案前置程序已完成；3、送达回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本案起诉时在时效之内；4、工资领条复印件十二份，用于证明事实劳动关系成立的事实和时间，月工资900元的事实，拖欠工资的起始时间；5、工资领条复印件十二份（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公章），用于证明领条上印章系提起仲裁后才由第三人潘正良加盖的，印章载明的组织与产生领条时的实际用工主体严重不符的事实。6、原告申请证人何某、代某所出庭作证。证人何某证实：杨亚刚在曲靖市生活区系门卫值班兼打扫卫生。听说杨亚刚是从2013年开始在此工作，大概2018年年底结束，具体时间不清楚。证人代某所证实：杨亚刚在2001年3月在物价局小区做保安工作，当时我在梅苑巷做装修，就认识了杨亚刚。后来在2019年元旦的时候因为物价局不要杨亚刚上班了，我就来帮杨亚刚搬书柜。杨亚刚是2003年上班，2019年离岗。经质证，被告、第三人潘正良、徐旭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人证言均认为部分真实，部分不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其欲证目的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证人证言能部分反映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被告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询问笔录两份，用于证明梅苑生活区业主委员会是2011年10月成立，成立后一直在正常运行；2、物业管理费收据复印件三份，用于证明业主委员会正常收取物业管理费；3、原告的工资领条复印件两份、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的工资是从业主委员会领取的。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作为证人在诉讼中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三份领条的内容恰恰证明了原告受被告生活小区聘用，且领条上显示的是领取发改委梅苑小区值班工资并没有显示是领取物业管理费劳务报酬。另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有前置程序，在仲裁程序中被告不仅缺席且未向仲裁庭提交任何证据，进入诉讼程序后被告所举证据应当不予采纳。第三人潘正良、徐旭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不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潘正良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自2015年8月2日起业主委员会就与原告解除了劳务关系；2、收条（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2013年1月之前是由刘其芳值班，而不是原告值班；3、领条（加盖公章）复印件十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在2015年8月2日之前的劳务报酬已经全部结清。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潘正良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签的时候是一张白纸条，上面的内容和公章都是后来补上去的；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潘正良提交的证据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徐旭红对第三人潘正良提交的证据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潘正良提交的证据1、2、3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徐旭红针对其辩解意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过庭审和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杨亚刚于2012年12月由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苑生活区业主委员会委员梁佩珍招录担任该小区门卫一职，由业主委员会委员潘正良对其进行工作管理和安排。2013年2月1日至2015年8月2日原告提供劳动，由潘正良收取物业费后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报酬，金额为900元/月。原告与被告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即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标准进行认定：一、双方是否具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双方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三、双方是否具有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即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具体内容、方式、劳动时间等过程均服从和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四、双方是否存在经济依附性，即是否发生劳务的提供和对价的支付。本案中，首先原告与被告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杨亚刚亦认可其是经案外人梁佩珍招录到曲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梅苑生活区从事门卫工作，接受第三人潘正良工作安排和管理，故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及人身依附性。其次，原告报酬由第三人潘正良收取物业费后直接发放，故原告与被告不存在经济依附性。综合全案证据，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事实劳动关系及要求被告支付其相应待遇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亚刚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许丽萍人民陪审员  张云全人民陪审员  方秀娥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文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