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8909号原告：朱某某，女，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被告：某1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韬，某1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被告：某2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邹彩萍，某2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雪，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赢，江苏新天伦(常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朱某某与被告某1公司、某2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某、被告某1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被告某2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雪、王某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违法解约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10,6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后变更诉请，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损失60,000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0年8月入职某2公司，2014年5月退休后继续返聘工作，最后一份合同期限是2018年3月1日－2020年2月29日。2018年8月20日其被某2公司退回，8月29日某1公司突然对其作出解约，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被告某1公司辩称，原告与前景公司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双方的劳务合同于2018年8月29日解除，此举未给原告带来损失。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某2公司辩称，原告与某2公司没有合同相对关系，与原告建立劳务关系的是某1公司。原告要求某2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1日，原告与上海某3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3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6年3月31日止，约定由某3公司派遣原告至某2公司从事门店导购工作。2016年3月1日，原告与某1公司签订两年期的“劳务协议”，约定原告由某1公司外派至某2公司从事商场导购工作。合同期满后，原告(乙方)与某1公司(甲方)于2018年3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约定：乙方的用工单位为某2公司，工作岗位为导购；某2公司在本合同期限内将乙方退回甲方，乙方达到员工手册要求的旷工条件，或在甲方提供推荐上岗机会后乙方拒绝从事新岗位的，或乙方新上岗后不能胜任工作的，甲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甲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或由于甲方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给乙方造成损害，应赔偿乙方损失；本合同未尽事宜涉及甲方与乙方变更、解除、终止、续订劳动合同的，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2018年8月20日，某2公司向某1公司发出退回通知，将原告退回某1公司，退回理由为“原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2018年8月28日，某1公司通过快递向原告合同所载明的通讯地址及原告户籍所在地发出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通知书未写明解除理由，8月29日函件被签收。另查，2018年3月－7月期间，原告月均收入为3,633.41元。原告已于2014年5月退休。再查，原告于2018年9月25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与某2公司自2018年8月29日起恢复原告工作并按月工资7,400元支付2018年8月29日至裁决生效之日的工资，支付：1、2014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2014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30日每天少算0.5小时工资3、2014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30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2014年5月4日至2016年7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1,553.33元。该会于2018年9月28日以双方争议不属受理范围为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于2018年10月10日向本院递交诉状提起诉讼。本院审理后认为，某2公司未就其将原告退回某1公司的事实理由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某1公司在原告被退回后未说明任何理由即与原告解约，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解约情形，认定某1公司与原告的解约系属违法解约，但鉴于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内容，缺乏客观基础，于2019年3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2018)沪0101民初24288号]：某2公司支付朱某某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510.33元(税前)；驳回朱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中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同一审法院认定解约系违法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已无履行可能，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2019)沪02民终5739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某某(申请人)于2019年10月30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1公司、某2公司(均为被申请人)共同承担违法解约的违约责任，赔偿损失110,600元。该会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争议不属于受理范围为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黄劳人仲(2019)通字第233号。原告遂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劳务协议》、《劳动合同书》、仲裁委的《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沪02民终5739号判决书、经该案生效文书认定真实性的由某1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表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提供入职某1公司之前与某3公司、某2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示：1、原告与某3公司、某2公司(用工单位)签有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的“劳动合同”以及同期间内原告与某2公司签订的“劳务工上岗协议”；2、原告与某2公司签有2014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12日的“聘用特殊劳动关系人员协议书”；3、原告与某3公司签有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劳务协议”。原告称，尽管合同的名称以及签订合同的单位一直在变，但其于2014年5月退休后，实际一直在某2公司旗下的店铺中工作，直至2018年8月。上述合同均系某2公司为规避相关责任而安排签订的。审理中，就原告与某1公司在2018年3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节，某1公司称，此系工作人员错拿合同版本所致，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应该签署劳务协议，而不是劳动合同。本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原告已于2014年5月依法享受养老待遇，故自2016年3月1日起，原告与某1公司建立的用工关系，实则是劳务合同关系，为此，双方因用工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以双方签署的合同(或协议)的约定为准。某1公司称双方2018年3月签署的“劳动合同”，是工作人员错拿合同版本所致，原告无权基于劳务关系主张解约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尽管原告与某1公司的确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但合同双方对于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受合同版本(或合同名称)的限制，无论签署的合同(协议)冠以何种名称，合同的约定内容才是双方应当遵守、履行的。依照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某1公司于2018年8月对原告作出的解约行为系属违法。根据双方2018年3月签署的合同的约定，某1公司违法解约造成原告损失的，包括解约赔偿在内的涉及双方解约的合同未尽事宜，应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解约损失一节，可以参照劳动法律中有关解约赔偿金的标准，而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该“劳动合同”的起始日2018年3月1日至合同解除日2018年8月29日，即工作年限不足6个月，按半年计算，故某1公司应向原告赔偿一个月的工资。对于2016年3月－2018年2月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按双方2016年3月签署的“劳务协议”履行，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的工资金额，参照前案生效文书中认定的工资明细表予以确定。原告系与某1公司约定了企业违法解约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承担这一赔偿责任的主体是某1公司，而非某2公司。原告要求某2公司与某1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某1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某某赔偿违法解约损失人民币3,633.41元；二、驳回原告朱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50元由原告朱某某负担人民币625元，被告某1公司负担人民币25元。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靖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包 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