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小龙，男，198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辉，龙岩市连城县朋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雄光，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英，女，196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春明，男，196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东，男，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燕红，福建九鼎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小龙因与被上诉人刘雄光、张秋英、叶春明、陈思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3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小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刘雄光、张秋英、叶春明、陈思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刘雄光、张秋英、叶春明、陈思东（以下简称刘雄光等四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在审理、认定事实及判决中存在诸多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以致做出了江小龙是买受人（债务人）的错误判决，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刘雄光等四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可以确认三个事实，即：1、收货（经手）人是江小龙；2、结欠货款金额为107422元；3、欠款人是黄锋。因为该收据同时注明了“经手人、收货人江小龙，欠款人：黄峰”，足以认定买受人就是黄锋。江小龙受黄锋雇佣与江小龙收取货物、出具收据及支付部分货款并不矛盾。货物系江小龙经手，自然要由江小龙出具收据。支付的货款除一笔20073元是因江小龙帮刘雄光等四人处理积压鸭蛋，由江小龙转账给刘雄光等四人外，其余均是黄锋叫案外人广西买鸭蛋老板罗辉先付款到江小龙账户，再让江小龙转付给刘雄光等四人，此有2019年7月29日黄锋与罗辉的聊天记录为证。原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及江小龙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做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认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做出审核认定，公开判断理由和结果，但原审法院未对刘雄光等四人一审提供的证据进行独立审核即对证据全部接受，违反了上述规定。2、原审法院未对江小龙一审提供的反驳证据进行审核判断，也未根据反驳证据对刘雄光等四人的证据进行核验，甚至未提及江小龙提供了哪些证据，遑论阐述江小龙证据是否被采纳的理由，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之规定。3、在2019年11月26日第一次庭审中，江小龙提供了六组证据，其中黄锋与张秋英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黄锋是买受人，但对方认为该聊天记录不是张秋英的微信，因此法庭要求张秋英三天内将手机提供给法庭，以查证张秋英的微信号。但在2019年12月5日的第二次庭审时，原审法院却对是否做了调查，是否张秋英的微信号等只字不提，江小龙在签笔录的时候才看到法庭对张秋英做的调查笔录，笔录中张秋英承认是其本人的微信号。原审法院故意不出示有利于江小龙的证据，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依法撤销原判，驳回刘雄光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雄光等四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江小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审庭审过程中，江小龙对于刘雄光等四人提供的两份结算凭证的真实性已经予以认可，并且明确货物是由其拉走，从银行流水来看，款也是江小龙所付，可以证明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全部由江小龙一手完成。即使江小龙在结算凭证上书写其是收货人、欠款人是黄锋，也不能否认其是合同相对人的事实。更何况，“欠款人黄峰”也是江小龙自己书写，他可以写任意人。江小龙主张其是被黄锋雇佣去收买鸭蛋，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所谓的可以证明黄锋是实际欠款人的证据，均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做出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和证据规则相关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判决书里是否阐明证据采纳与否的理由，并不是审理案件的法定程序，原审判决书中虽未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一一说明，但在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认定，并未违反相关程序法的规定。对于张秋英的调查笔录，江小龙在上诉状里也陈述其已经看到，却又说原审法院故意不出示该有利于他的证据，明显互相矛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江小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刘雄光等四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江小龙归还货款107422元及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罚息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江小龙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雄光等四人合伙共同投资鸭场，但合伙体未起字号，也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合伙协议约定刘雄光、张秋英负责管理鸭蛋场。 江小龙向张秋英、刘雄光等收取鸭蛋后于2019年9月18日向张秋英出具收据确认结欠货款人民币76872元；于2019年9月21日向刘雄光出具收据确认结欠货款人民币50623元。后江小龙于2019年9月22日通过银行汇款20073元给刘雄光。 江小龙从201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陆续通过银行向叶春明和刘雄光支付款项，包含双方确认的2019年9月22日支付的2007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因此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结算凭证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认定。从双方确认的事实可认定江小龙出具收款收据给刘雄光和张秋英确认收取货物及结欠货款金额的事实，且江小龙多次从其个人银行账户出账向叶春明和刘雄光付款，因此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认定出卖方为刘雄光等四人，买受人为江小龙。江小龙辩解本案实际欠款人为黄锋，其受黄锋雇佣，与其收取货物并出具收款收据以及支付货款的事实相矛盾，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受黄锋雇佣的事实。因此，江小龙的辩解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刘雄光等四人与江小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实际履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刘雄光等四人主张江小龙支付尚欠货款107422元及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罚息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可予支持，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江小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雄光、张秋英、叶春明、陈思东货款107422元及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60.7元，减半收取计1230.35元，保全费1057.1元，均由江小龙负担。 二审中，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江小龙认为：1、对“于2019年9月21日……确认结欠货款人民币50623元”有异议，该笔欠款应该是30550元。因为黄锋是2019年9月19日被逮捕，而30550元是黄锋的欠款，黄锋被逮捕之后的鸭蛋款项均已处理清楚；2、黄锋被逮捕后，均由江小龙处理鸭蛋，转账支付20073元的事实客观存在，但这笔款是江小龙帮刘雄光等四人处理积压鸭蛋，是江小龙直接与刘雄光等四人发生关系，所以江小龙很快就付清；3、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刘雄光等四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部分本院在下文中结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 二审期间，截至2020年6月18日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调查，刘雄光等四人没有新的证据提供；江小龙提供了其与刘雄光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证明鸭蛋是刘雄光等四人卖给黄锋，江小龙只是黄锋雇佣的员工。刘雄光等四人质证认为，上述材料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如下：对于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聊天记录内容也不能证明黄锋就是江小龙的雇主，也看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即使第一个语音聊天记录里面刘雄光有提及要卖鸭蛋给黄锋，但也不能说明黄锋与江小龙本案所欠两笔货款的关系，后面两个语音聊天记录连买卖的内容都没有，故该证据无法证明黄锋就是买货人，也不能证明江小龙是黄锋雇佣的员工。 本院认为，江小龙提供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在一审庭审前即已存在，也不存在一审时无法提供的客观情况，刘雄光等四人并不予认可，且本院注意到，江小龙所截取其与刘雄光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江小龙均有予以微信语音回复，但江小龙并未将其语音回复内容全部予以提供，故本院不予采纳，退一步说，即便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从刘雄光所发微信语音整体内容来看，虽刘雄光提及找黄锋催讨欠款，但也体现对江小龙进行催讨，故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刘雄光所追讨的欠款仅为黄锋所欠。 二审另查明，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江小龙本人陈述“关于收款收据签字的问题，是因为10月10日我报警了3次，110过来处理我才补签收货人。不是我再三确认金额没错才签字”。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雄光等四人主张与江小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刘雄光等四人主张与江小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江小龙应支付案涉货款，并提供江小龙出具的收款收据及江小龙转账付款的存款明细账，足以证明江小龙经手货物买卖、认可部分欠款并实际支付部分货款以及经催讨后在收款收据中签名的事实，刘雄光等四人的主张可以成立。而江小龙关于其与黄锋是雇佣关系、本案买卖合同主体为黄锋、不应由其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主张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江小龙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与黄锋存在雇佣关系，且刘雄光等四人并不认可其二人存在雇佣关系；2、江小龙主张其中一份收款收据上有“欠款人黄峰”的内容便可以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为黄锋，但经查，“欠款人黄峰”为江小龙书写，而非黄锋本人认欠，不足以认定是黄锋所欠的货款。况且刘雄光等四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仅有9月18日的收款收据有江小龙书写“欠款人黄峰”，9月21日的收款收据并未记载相同内容，由此辅证江小龙主张其均受黄锋雇佣购买货物不能成立；3、江小龙所提供的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账户对账单等均不是直接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黄锋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唯一主体。4、江小龙主张系受黄锋指示转账支付部分货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据不足。据此，本案江小龙经手货物买卖、认可部分欠款并实际支付部分货款以及经催讨后于2019年10月10日在收款收据中签名的行为，足以认定其对案涉欠款负有还款责任，至于其所主张与黄锋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应由其与黄锋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江小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7元，由江小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小红 审 判 员 戴 旭 审 判 员 康少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施清杭 书 记 员 薛怡婷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