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宏伟，男，197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龙桥社区宗申·赛纳维54幢1单元1层2号。 主要负责人：郭庆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桦委，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洪，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实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天保大道85号新金晖汽车城307室。 法定代表人：宋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桦委，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洪，成都市双流区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北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陈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段45号。 主要负责人：张海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懿飙，男，银行员工。 上诉人蒲宏伟因与被上诉人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车驰分公司）、天津车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车驰公司）、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恒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6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宏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蒲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车驰分公司、车驰公司、昱恒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查明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约定贷款手续费5000元以及车驰分公司已收取5000元贷款手续费的事实；未查明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成都昱恒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个人汽车按揭担保协议书》（以下简称担保协议书）及《昱恒成客户还款信息确认单》（以下简称还款确认单）中没有约定担保手续费6.8%（44200元）以及担保协议书未履行的事实；未查明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车驰分公司签订的《垫款提车协议》没有履行的事实；未查明案涉650000元贷款专向用途为购车款而不是支付担保手续费的事实，昱恒成公司称其在650000元贷款中截留担保手续费44200元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庭审中，第三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陈述如果看到合同当事方是车驰公司和蒲宏伟就不会放款，其没有和车驰进行合作”的事实认定错误，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在庭审中的陈述并非如此；一审判决对“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昱恒成公司称其收取44200元担保手续费系因为其为蒲宏伟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昱恒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不应由蒲宏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车驰分公司、昱恒成公司在向蒲宏伟销售汽车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欺骗手段，先是故意告知整个贷款服务仅收取5000元手续费，诱使蒲宏伟选择贷款方式购车，后又隐瞒事实、制作虚假银行策划案，故意告知蒲宏伟虚假的银行手续费情况，以银行前置利息、前置手续费为名，误导蒲宏伟多支付44200元，同时车驰分公司、昱恒成公司虚构提供贷款担保事实、垫款提车事实，以混淆视听骗取蒲宏伟的款项，属于欺骗消费者的欺诈行为，应退还款项并支付三倍赔偿款。 车驰分公司、车驰公司共同辩称，车驰分公司未多收取购车款，只按合同约定收取了购车款933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蒲宏伟的上诉请求。 昱恒成公司辩称，昱恒成公司收取的44200元担保手续费符合昱恒成公司与蒲宏伟之间签订的担保协议书约定，昱恒成公司收取该费用经过蒲宏伟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蒲宏伟的上诉请求。 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述称，案涉贷款真实，银行对蒲宏伟进行了审查，也履行了贷款合同，进行了放款。 蒲宏伟于2019年8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车驰分公司、车驰公司、昱恒成公司共同退还蒲宏伟442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132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签订《成都车驰汽车订购协议》（以下简称订购协议），车驰分公司为甲方（销售方），蒲宏伟为乙方（购车方），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飞球牌商务车一辆，价格933000元，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50000元，乙方交款之日定金转为车款，余款883000元于提车前付清，双方特别约定车架号为WD3YE4A61JP568078，此车客户必须贷款，贷款7成，首付3成。 2019年3月4日，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昱恒成公司系甲方，蒲宏伟系乙方，双方约定乙方以银行汽车消费信贷方式购买甲方提供的奔驰斯宾特商务车一辆，车价为933000元，按揭成数7成，年限3年，贷款金额为650000元。同日，蒲宏伟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出具《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蒲宏伟办理了36期金额为650000元的中银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手续费为71500元，蒲宏伟全权委托受托人中国银行武侯支行代办无卡交易款项划转，将蒲宏伟的650000元刷卡划转到昱恒成公司指定账户，同时全权委托受托人扣划汽车分期业务手续费71500元到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指定账户。 蒲宏伟还与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汽车专向分期付款合同》（以下简称分期付款合同），蒲宏伟系甲方，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系乙方，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授予分期付款于特约商户昱恒成公司购买奔驰牌斯宾特型号汽车的中国银行信用卡额度，汽车专向分期付款额度为650000元，分期期限为36个月，一期一个月，自甲方每次使用额度的实际交易日起算，甲方需支付乙方11%的手续费合计71500元，手续费扣账方式为分期扣账，甲方以车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120日内与乙方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蒲宏伟及案外人熊娜均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9年3月5日，甲方昱恒成公司与乙方蒲宏伟签订担保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因分期购车需要，申请甲方为乙方个人汽车按揭提供担保，乙方向中国银行申请个人汽车按揭贷款，请求甲方提供不可撤销担保；乙方所购买汽车为奔驰斯宾特汽车，车架号WD3YE4A61JP568078，发动机号272979H1011823；甲方依据乙方申请，为乙方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提供650000元不可撤销担保及乙方因违反贷款合同约定承担相关费用的不可撤销担保，担保手续费为6.8%。蒲宏伟及案外人熊娜均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9年3月5日，蒲宏伟、案外人熊娜共同与昱恒成公司签订还款确认单，约定蒲宏伟办理了奔驰斯宾特车辆专向分期贷款650000元，分期36期，手续费为6.8%，每月还款20042元（以银行短信为准）。 2019年3月14日，甲方昱恒成公司与乙方蒲宏伟、丙方车驰分公司签订《垫款提车协议》，三方约定乙方签订本协议时需向甲方或者丙方交付购车款首付和办理银行贷款的各项手续费，按贷款主办银行规定购买的足额车辆保险，同时缴纳上户保证金30,000元，甲方所垫款项只能用于乙方在丙方购买车辆的车款，提车当日乙方付清费用办理完投保后在分期提车贷款确认书上签字，甲方通过转账或者刷卡的方式直接将按揭车款转入丙方提供的账户后丙方将车辆交付乙方。该协议还约定，甲方为乙方垫付车款650000元，用于购买奔驰斯宾特汽车一辆，车辆成交价933000元，开票金额不能低于933000元，借款人首付款及贷款其他手续费357200元。 另查明，2019年3月3日蒲宏伟通过微信向车驰公司销售顾问万鹏飞转账50000元。2019年3月14日案外人汤宏通过成都银行向车驰分公司转账307200元，2019年8月8日汤宏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2019年3月14日转款307200元系代蒲宏伟支付的购车款。一审庭审中，车驰公司、车驰分公司认可其收到了上述50000元及307200元；中国银行武侯支行陈述“如果看到合同当事方是车驰公司和原告就不会放贷，其没和车驰进行合作”。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身份信息、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订购协议、分期付款合同、《购车合同》《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担保协议、还款确认单、《垫款提车协议》、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签订有订购协议、与昱恒成公司也签订有《购车合同》，但根据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垫款提车协议》中“甲方所垫款项只能用于乙方在丙方购买车辆的车款”的约定、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书、蒲宏伟与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签订的《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和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庭审中关于“如果看到合同相对方是车驰公司和原告就不会放贷，我们没和车驰进行合作”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实际是为了方便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贷款而签订的，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签订的订购协议具有蒲宏伟签字及合同相对方的盖章，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订购协议，双方约定蒲宏伟向车驰分公司购买飞球牌汽车，总价933000元，蒲宏伟虽主张购车时双方约定有5000元手续费包含在了合同中购车款933000元中，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蒲宏伟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书及还款确认单，上述两份文件中均对手续费为6.8%进行了约定，故可以认定蒲宏伟对支付6.8%（44200元）的手续费系知情的，昱恒成公司收取上述4420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蒲宏伟要求退还该款项没有相应依据，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述证据也可证明昱恒成公司、车驰分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蒲宏伟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向蒲宏伟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故昱恒成公司、车驰分公司不构成欺诈，对蒲宏伟要求被告车驰分公司、车驰公司、昱恒成公司共同向蒲宏伟支付三倍赔偿款1326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蒲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元，由蒲宏伟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在一审中，蒲宏伟提交了其与车驰分公司工作人员刘欢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审中刘欢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微信号是其微信号，故该微信聊天记录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 根据在一审中经质证的蒲宏伟与刘欢的微信聊天记录、担保协议书、还款确认单、银行交易记录及二审中当事人一致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2019年3月5日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书的第二条所约定的“担保手续费为6.8%”系手写在该条款的末尾。2.2019年3月5日，蒲宏伟及案外人熊娜与昱恒成公司签订的还款确认单载明“蒲宏伟先生/女士：您好，您于2019年3月5日在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了奔驰斯宾特车辆的专项分期贷款陆拾伍万元，分期期限为36期，手续费率为6.8%，还款卡号（贷记卡）为：（空白），每月还款月供（本金+手续费）约为20042元（请以银行短信为准）。每期（月）账单日为（空白）号，每期（月）最后扣款日为（空白）号，请于每期（月）（空白）号之前存入月供款，以便造成逾期”。3.2019年3月13日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发放案涉车辆的贷款650000元，该款项支付至昱恒成公司账户。昱恒成公司收到650000元后将扣除44200元的剩余款项605800元支付给了车驰分公司。4.2019年3月14日9时45分，车驰分公司工作人员刘欢通过其微信向蒲宏伟发送了购车成交价为928000元的《申请人银行策划案》（以下简称银行策划案1），该策划案载明“购车成交价928000元，银行手续费（含三年利息）17.8%，贷款金额650000元，还款利息115700元，银行前置利息44200元，实际贷款本金605800元，三年（36期）还款利息71500元，应付首付款金额322200元，每月应还贷款金额18055.56元，每月应还利息金额1986.11元，每月还款金额20041.67元；其他应付款：上户保证金30000元，共计付款金额352200元”。同日10时08分，刘欢通过其微信向蒲宏伟发送了购车成交价为933000元的《申请人银行策划案》（以下简称银行策划案2），该策划案载明“购车成交价933000元，银行手续费（含三年利息）17.8%，贷款金额650000元，还款利息115700元，银行前置手续费（已包含在还款利息）44200元，实际贷款本金605800元，三年（36期）还款利息71500元，应付首付款金额327200元，每月应还贷款金额18055.56元，每月应还利息金额1986.11元，每月还款金额20041.67元；其他应付款：上户保证金30000元，共计付款金额357200元”。随后蒲宏伟委托案外人汤宏向车驰分公司支付车款307200元，至此蒲宏伟向车驰分公司共计支付款项357200元，其中含上户保证金30000元。之后，蒲宏伟在车驰分公司办理了案涉车辆的提车手续。5.2019年5月30日8时57分，刘欢在其微信语音中对蒲宏伟说“我们这边只收了你5000块钱的贷款手续费哈，其他的点数都是三年的利率17点几，这个我们没有多收你一分钱哈蒲总”。5.车驰分公司未在2019年3月14日的《垫款提车协议》上签字盖章。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一致，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问题。从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签订有订购协议、蒲宏伟向车驰分公司支付案涉车辆首付款和上户保证金、昱恒成公司将其收到案涉车辆贷款在扣除44200元后支付给车驰分公司以及蒲宏伟在车驰分公司提车的事实来看，案涉车辆的买卖交易整个过程均发生在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之间。虽然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有《购车合同》，但是该合同是从中国银行武侯支行的案涉车辆贷款档案中调取的，且中国银行武侯支行在二审中陈述“其只接受合作方推荐的客户，只做签订有合作协议的合作方与购车人的购车合同的贷款，不会就蒲宏伟与车驰分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发放贷款”，结合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签订有担保协议书的事实，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并未实质履行案涉车辆的买卖交易，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购车合同》实际是为了方便向中国银行武侯支行贷款而签订，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蒲宏伟就购买案涉车辆与车驰分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之间建立的是担保服务合同关系。 关于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就该公司收取争议款项44200元是否达成合意的问题。首先，蒲宏伟在案涉车辆的购车洽谈过程中对车驰分公司工作人员刘欢提出案涉车辆的“贷款利息”为17.8%不持异议，只是认为该17.8%的费用是银行贷款利息，可见在案涉车辆价款的协商过程中蒲宏伟知晓并认可在案涉车贷本金之外需要承担贷款金额17.8%的费用成本。从银行策划案1和银行策划案2中争议款项44200元被标为“银行前置利息”、“银行前置手续费”且包含在“银行手续费（含三年利息）17.8%”中，以及刘欢在微信聊天中所说的只收取5000元贷款手续费、其他的点数都是三年利率17点几的内容来看，争议款项44200元并不当然指向案涉车贷的银行贷款利息，因此以该内容不能认定刘欢在告知蒲宏伟车价款构成时将争议款项44200元虚构为银行贷款利息。其次，从蒲宏伟签署《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时间和内容来看，蒲宏伟在签订担保协议书和还款确认单之前已知晓其应向贷款银行偿还贷款本金650000元以及支付贷款银行收取的分期业务手续费71500元，且该分期业务手续费为贷款本金的11%。从蒲宏伟签订的还款确认单所载明的“手续费率6.8%”和“每月还款月供（本金+手续费）约为20042元（以银行短信为准）”来看，蒲宏伟在签订还款确认单时应当知道还款确认单中明确的应向贷款银行的还款总额（贷款本金和手续费）为721512元（20042元×36期），与其在此之前出具《无卡交易授权委托书》时知晓的应向贷款银行偿还的贷款本金和分期业务手续费之和721500元大体相当，因此蒲宏伟应当知道还款确认单中载明的“手续费率为6.8%”并非指向贷款银行所收取的手续费。无论是还款确认单中的“手续费率为6.8%”还是贷款银行收取的分期业务手续费（费率为11%），均属于案涉车贷本金之外的费用成本，结合蒲宏伟知晓并认可在案涉车贷本金之外需要承担贷款金额17.8%的费用成本这一事实，以及蒲宏伟在二审中陈述其知道有担保公司为案涉车贷提供担保，可以认定蒲宏伟在签订还款确认单时应当知道“手续费率为6.8%”是由昱恒成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即44200元（650000元×6.8%），且蒲宏伟对此未提出异议。因此蒲宏伟与昱恒成公司就该公司收取手续费44200元达成了合意，蒲宏伟向昱恒成公司支付44200元是蒲宏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昱恒成公司收取4420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正确，蒲宏伟要求昱恒成公司退还44200元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昱恒成公司是否按担保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提供担保的合同义务，属于担保协议书生效后的合同履行问题，不是本案中蒲宏伟作出向昱恒成公司支付44200元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考量因素。至于蒲宏伟是通过何种方式向昱恒成公司支付手续费44200元，与认定蒲宏伟作出向昱恒成公司支付44200元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无关。既然蒲宏伟向昱恒成公司支付44200元是蒲宏伟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蒲宏伟主张车驰分公司、昱恒成公司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蒲宏伟44200元，构成欺诈的理由不成立，故本院对蒲宏伟要求车驰分公司、车驰公司、昱恒成公司支付三倍赔偿款13200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蒲宏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3836元，由蒲宏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健 审判员 孙 睿 审判员 郭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曾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