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4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红，女，197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襄城区港航管理处。法定代表人：朱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娟，襄阳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黄冈市沿江路11号。法定代表人：汪丛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雄斌，湖北文赤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襄阳地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小河镇杨河村3组。法定代表人：童仕波，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陈志红因与被上诉人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鼎公司）、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襄阳地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志红上诉请求：1.撤销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志红与被上诉人泰鼎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需方为宏鑫公司地辉项目部，加工方为泰鼎公司，而建设单位是地辉公司，并且陈志红的合同签字位置是在“法人或者代表人一栏”可以明确表明其身份为甲方代表人而不是甲方，甲方为宏鑫公司地辉项目部。本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是宏鑫公司盖好章子后交给泰鼎公司，根据合同签订和实际履约情况，泰鼎公司有权相信这是宏鑫公司的行为。其次，宏鑫公司辩称没有成立“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不应承担责任也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上诉人陈志红及泰鼎公司有理由相信这是宏鑫公司的法人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二、原审法院部分重要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显属错误。1.上诉人陈志红所签的收货确认书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陈志红签字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同时，陈志红本人未参与工程项目的供货和发货，并不是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陈志红在收货确认单上的签字行为应当属无效的代理行为。2.原审法院在合同主体不明的情况下，推定上诉人陈志红为合同缔约行为人且为合同相对人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泰鼎公司作为合同的乙方，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合同甲方为何人，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泰鼎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宏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泰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39794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3979.40元。3.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占用期间的利息（2015年12月16日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9日，为建设襄阳地辉农业肉牛养殖基地项目相应建筑群，第三人地辉公司作为发包人、被告宏鑫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关于建设农业肉牛养殖基地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标准样式为EF-2007-0203），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地辉农业肉牛养殖基地；工程地点位于湖北省××××杨河村；发包人全称载明为“襄阳地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承包人全称载明为“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约定的工程规模：建筑群总平方面积77500㎡，工程总造价约6000万元人民币，配套设施工程造价约720万元人民币；工程立项批准文号为：2013068401210006；资金来源为自筹。关于工程承包范围，《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第一部分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钢结构牛舍13栋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办公楼1栋4500平方米，科技综合楼4000平方米，有机肥生产车间8000平方米，配料库房4000平方米。食堂2000平方米。”关于合同工期，双方约定自2014年8月1日开工，至2015年5月30日竣工，工期为300天。合同尾部落款“发包人（公章）”处加盖第三人“襄阳地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处由第三人地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纪元加盖私人印章；“承包人（公章）”处加盖被告“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处签名者为“周烈生”。关于周烈生的身份，《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20条“承包人代表”中进行了明确，第20.1条确定“承包人任命的承包人代表是：周烈生，联络通讯地址与方式如下：通讯地址：武汉市江汉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四路新世界珠宝工业园10楼”。关于分包人，合同在第21.1条约定：“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将本工程消防工程部分分包。”亦即合同仅仅约定工程消防工程部分可以分包，其它工程全部由被告宏鑫公司完成。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2015年9月21日，以“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为甲方（需用方），以原告泰鼎公司为乙方（加工方），甲乙双方签订《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泰鼎公司自购砂石、水泥、粉煤灰等原材料，自行加工成符合施工要求的预拌混凝土，送赴需方“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指定地坪工地。合同约定预计所需混凝土总方量为20000方，主体完工时间为2016年1月7日。甲方确定张衡、景泰桥负责砼的验货签收，作为实际混凝土使用方量的确认依据。合同约定C20型号标准混凝土的每方单价240元，C25型号标准混凝土的每方单价250元，均不含税价。合同还约定了供货标准、价款结算方式、违约责任条款和其它事项。合同尾部落款“甲方（章）”处加盖“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印章，“法定或代表人”处由被告陈志红签名并按手印；“乙方（章）”处加盖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印章，乙方授权代表黎伟星在合同上签字。诉讼中，被告陈志红陈述，合同上“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的印章是由第三人地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纪元加盖的，其只是为双方介绍该笔混凝土业务，是牵线和中介人，其未从这笔业务中赚取差价，赢取利润，因此其不是该笔混凝土业务的买受人。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泰鼎公司将加工好的混凝土送至合同指定地坪工地，自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2月16日，原告泰鼎公司共计送货3155方（其中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18日送货2945方。2015年12月11日、12月16日两次分别补送货138方和72方）。诉讼中，原告泰鼎公司出具38份供货单，收货经手人分别是杨帮洪、廖明华、郑敏洪、童明霞等。2015年10月21日，被告陈志红在原告泰鼎公司出具的带有结算性质的《收货确认书》上签字，认可其共计收货2945方，价款为706800元。2015年12月11日、12月16日两次分别补送货138方和72方，货款为52500元。上述合计货款为739300元。被告陈志红于2015年11月24日和2016年2月1日分两次支付货款合计219506元，余款539794元经索要无果，故原告泰鼎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分别分析判定如下：其一，关于涉案合同性质。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9月21日签订的涉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名义上是委托加工合同，实际系由原告泰鼎公司在自购砂石、水泥、粉煤灰等原材料，并自行加工成符合施工要求的预拌混凝土后，送赴指定工地，以获取转让加工后的混凝土的交易价值。从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看，案涉《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对此，到案的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二，关于混凝土买卖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对此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泰鼎公司提出其与被告宏鑫公司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原告泰鼎公司提交了2015年9月21日加盖有“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印章的《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由杨帮洪、廖明华、郑敏洪、童明霞等签字的38份供货单、运送混凝土赴工地的司机证人邓某、高某的证言以及2015年10月21日原告泰鼎公司出具并由被告陈志红签字的《收货确认书》作为证据。对上述证据，综合到案当事人对证据所发表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宏鑫公司称其没有成立或授权成立所谓“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宏鑫公司成立过“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或授权成立该项目部以及刻制或授权刻制“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印章。一审法院查实，在2015年2月5日之前，被告宏鑫公司曾发现有人刻制“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宜城地辉项目部”印章（与本案“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相比，多出“宜城”二字），该印章已经在2015年2月6日由被告宏鑫公司收回并声明作废。原告泰鼎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加盖在《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上的“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印章与被告宏鑫公司有关；另外，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宏鑫公司授权被告陈志红签订涉案的《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在2015年9月21日涉案的《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签订时，《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由被告宏鑫公司承建的位于湖北省××××杨河村的地辉农业肉牛养殖基地，由于发包方地辉公司与承建方宏鑫公司两方因建设工程施工发生纠纷，基地施工业已停歇。其次，原告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只证明了将混凝土送到工地，不能证实混凝土确凿的交易对象；再则，原告提交38份供货单，载明收货经手人杨帮洪、廖明华、郑敏洪、童明霞等，原告未提交确凿证据证实收货经手人杨帮洪、廖明华、郑敏洪、童明霞系被告宏鑫公司工作人员或授权收货人员，亦即，在既有证据条件下，一审法院无法确切锁定案涉混凝土交易对象系被告宏鑫公司。因此，原告泰鼎公司提出其与被告宏鑫公司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宏鑫公司主张基于混凝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和履行而发生的债权，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在剔除被告宏鑫公司作为混凝土交易对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陈志红系2015年9月21日涉案的《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的具体缔约的行为人，其在合同甲方“法定或代表人”处签名并按手印，该合同虽加盖“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但前已阐明，无证据证实该印章的刻制与加盖与被告宏鑫公司有关，在此情况下，作为合同缔约人的被告陈志红，在签订合同之时，理应向原告泰鼎公司披露其究竟代表谁与原告泰鼎公司订立合同，亦即其应当及时披露其受谁委托来与原告泰鼎公司订立合同，否则，其行为只能认定为未得到授权，是其自己的行为，责任应该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中，陈志红既是合同缔结行为人、签字人，其在诉讼中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其只是受托签订合同，其在订立合同后，又指示原告方司乘工作人员将混凝土货物送赴“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工地，在没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足以证实“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究竟是被告宏鑫公司设立还是第三人地辉公司设立，且被告宏鑫公司或第三人地辉公司也没有追认“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的设立及其合同行为效力的情形下，陈志红的行为对被告宏鑫公司或第三人地辉公司不发生效力，不能视为代表或代理被告宏鑫公司抑或第三人地辉公司。作为《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缔约人的被告陈志红，应该确认为涉案交易相对人，承担基于《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成立并履行而发生的民事责任。况且，被告陈志红在2015年10月21日的具有结算性质的《收货确认书》上认可原告泰鼎公司的货款结算金额，并于2015年11月24日和2016年2月1日分两次支付混凝土货款合计219506元，虽然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志阳作证称，该货款系由张志阳交给陈本人，然后由陈志红交付原告泰鼎公司的，但结算货款的资金具体来源并不影响对陈志红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认定。被告陈志红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支付部分货款的义务，其行为表征更加印证其系合同相对人。陈志红抗辩其只是中介人和牵线者，与本案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其系涉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的相对人。陈志红又称，其是在受到胁迫时才在2015年10月21日的《收货确认书》上签字认可原告泰鼎公司的货款结算金额的，因其未举证证实其受胁迫签字之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在既有证据条件无法证实陈志红系有权代理、且陈志红无法确切披露其委托人的情形之下，被告陈志红应向本案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即原告泰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如陈志红有新的证据，足以证实和锁定其系受某一委托人委托与原告泰鼎公司缔约以及履行合同时，可以在其承担本案责任之后，再行向委托人主张相应民事责任。其三，关于第三人地辉公司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原、被告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的标的物混凝土交付对象系第三人地辉公司，故本案中当事人提出应由第三人地辉公司承担涉案《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的缔约以及履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志红自本判决生效后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货款539794元，并自起诉之日起即从2018年9月10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53979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被告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第三人襄阳地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驳回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74元，由原告襄阳泰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担1574元，被告陈志红承担9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地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纪元、公司员工付雷主动向本院陈述了相关案件事实。杨、付二人称：1.地辉公司将工程项目发包给宏鑫公司，目前双方因纠纷正在诉讼中；2.地辉公司未从泰鼎公司购买过混凝土；3.地辉公司没有成立过任何项目部，也没有项目部公章；4.二人均不认识陈志红，地辉公司也没有项目部公章。陈志红对二人证言提出异议：1.杨纪元、付雷的陈述表现为主观上摆脱地辉公司在该案中的责任，陈志红与杨纪元认识；2.《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中的收货人张衡、景泰桥均是襄阳地辉公司的职工；3.从其二人陈述来看，地辉项目全部发包给了宏鑫公司，并且成立了宏鑫公司地辉项目部，故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泰鼎公司与宏鑫公司，陈志红只是以地辉项目部的代表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名。宏鑫公司对杨、付证言不予认可，同时强调，其公司一直是与陈志红对接，与陈对账结账。经本院询问张衡，张称其系地辉公司聘请的监理公司员工，对签订合同的事情不清楚，其也没有资格签收货物。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陈志红是否应视为案涉《商品混凝土委托加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并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本院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陈志红系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并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处理并无不当。现分析如下：一、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宏鑫公司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宏鑫公司辩称其没有成立或授权成立所谓“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也未刻制过该项目部的印章。而泰鼎公司与陈志红也均未能够提供出证据证实“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与宏鑫公司具有关联性。同时，案涉合同中没有宏鑫公司人员签名。因此，从合同本身记载的内容来看，无法证实该份合同系宏鑫公司所签或委托陈志红所签。从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在该合同签订时，宏鑫公司所承建的地辉农业肉牛养殖基地，因与地辉公司的纠纷，施工已经停止。泰鼎公司虽然将混凝土送到工地，亦有人签收，但其不能证实混凝土送给了宏鑫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收货人系宏鑫公司的员工。综合上述事实，泰鼎公司主张与宏鑫公司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处理适当。二、陈志红主张其只是中介方和牵线方，不应承担责任。首先，陈志红作为案涉合同的具体经办人，其无法陈述清楚合同中“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地辉项目部”的来源。本院二审时通过对陈志红的询问，其称是泰鼎公司拿着合同找地辉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杨纪元盖得项目部印章，而且其并不认识杨纪元。在陈志红向本院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其又称认识杨纪元。在二审审理中，陈志红的代理人又陈述合同是陈志红签完字交给杨纪元盖章。显然，上述陈述相互矛盾，且杨纪元本人否认签订合同、加盖印章的行为。故本院对陈志红的陈述无法予以采信。综上，在陈志红无证据证实合同印章的来源，也无法证实其系受第三方委托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其系案涉合同相对人，处理并无不当。三、陈志红支付了泰鼎公司部分货款。虽然陈志红辩称该款系地辉公司股东张志阳交给其本人，其再交给泰鼎公司，但是货款的来源并不影响陈志红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认定。而且，从上诉状内容显示，陈志红主张合同相对方是宏鑫公司，那么，陈志红也没有理由从与宏鑫公司无关的张志阳手中转付货款。显然，陈志红的主张与其行为之间也存在矛盾。四、陈志红以个人名义签字认可泰鼎公司的货款结算金额。虽然，陈志红称系受到胁迫所签，但其并未举出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辩称的理由，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四点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陈志红系合同相对人，应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一审判决陈志红承担本案纠纷的责任，但这是陈志红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行为过失，诉讼中举证不力等所致，其在有新的证据证实受第三方授权签订合同、第三方履行该合同的相关证据后，可再行主张权利。鉴于泰鼎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未认真审查合同印章的来源，对本案纠纷产生有一定的责任，故本院决定由泰鼎公司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综上所述，陈志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574元，由泰鼎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4元，由陈志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严庭东审判员 刘丹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梅若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