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03民初52号 原告：何清美，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310294257。 被告：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街14号3栋2单元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110521606042。 负责人：晋雪梅，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235号1幢5楼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72286M。 法定代表人：晋波，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乐，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211893747。 被告：李美琴，女，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被告：谢亚飞，男，196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原告何清美与被告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以下简称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惠公司）、李美琴、谢亚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8）川0403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通惠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4民终13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川0403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进行审理。分别于2020年4月17日、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何清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和通惠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乐、被告李美琴、谢亚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何清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和通惠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乐、被告谢亚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美琴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清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李美琴、通惠攀枝花分公司、通惠公司连带支付借款本金18万元;2.判决四被告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8日起按年息24%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本金止，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9日起按年息24%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止，以8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21日起按年息24%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本金止；3.判决担保人谢亚飞对上述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负责人李美琴，因支付公司员工工资需要，先后于2015年5月27日、2015年7月8日两次向原告借款50000元、50000元，并口头约定月息6分，李美琴向原告出具了2张5万元的借条。2016年10月20日，李美琴将之前2张借条收回后向重新原告出具了借款10万元的借条，经结算10万元借款利息累计为8万元，李美琴又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8万元的借条。谢亚飞是三笔借款的担保人，借款发生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本息，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通惠公司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辩称，通惠公司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不应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李美琴在2016年7月21日就已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印章、财务章、合同章、负责人章移交，案涉借条形成时间是2016年10月20日，借条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通惠公司及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对借款不知情，案涉借款未用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生产经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李美琴、谢亚飞对借条款项的性质以及借款的支付问题前后陈述不一致，不排除三人捏造借贷事实，损害通惠公司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利益，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若法院审理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也应以实际转款的金额为准，因借条上未约定利息，原告的利息主张应当被驳回。 被告李美琴辩称，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负责人曾是李美琴，李美琴与公司实际是挂靠关系，合同以公司名义签订，李美琴是实际施工人，工程由李美琴自负盈亏，工程款由通惠公司收取，其扣除管理费后再将工程款转给李美琴。李美琴于2015年5月28日、7月8日向原告将借了2笔5万元的款，并口头约定了利息，其中第一笔扣除利息后李美琴实际收到47000元，第二笔扣除利息后李美琴实际收到45500元。谢亚飞是2笔借款的担保人，借条上未加盖公司印章，借款用于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工程，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财务凭证中有李美琴向原告借款、付款的凭证。2016年10月20日，因前述两笔5万元借款未归还，李美琴向原告出具了案涉的两张借条，其中10万元的借条是前述两笔5万元借款本金，8万元是利息，这两张借条上加盖的印章系李美琴伪造。李美琴认可10万元本金的借条，不认可8万元的借条。李美琴已向原告支付了约8万元，应予以扣除。 被告谢亚飞辩称，李美琴曾是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负责人，谢亚飞是该公司第二工程队的队长，李美琴通过谢亚飞认识了原告,其向原告借了2笔5万元的款并出具了借条，借款时约定了利息，李美琴是同意支付利息的，其中第一笔借款，原告将47000元转给谢亚飞，谢亚飞再将该款转交给李美琴，其中9000元是转交的现金，第二笔借款是原告直接转给李美琴的，记不清借条上是否加盖了公司印章，李美琴将借款用于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案涉10万元借条是之前借款本金、8万元借条是之前借款利息。李美琴挂靠在通惠公司，所有的工程是李美琴在做，钱是总公司在收，其分公司负责人的职务被取消后，仍在分公司履行负责人的职务。谢亚飞是两笔借款本金的担保人，担保时间止于2017年3月20日，故谢亚飞不应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通惠攀枝花分公司于2012年8月7日成立，李美琴是负责人。2017年7月18日，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负责人由李美琴变更为晋雪梅。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系通惠公司的分公司。原告与谢亚飞系朋友关系，与周思宇系母女关系。原告于2015年5月27日用周思宇的银行账户（卡号为：62×××15）向谢亚飞转款47000元，谢亚飞于当日收到该款后向李美琴转款38000元。原告于2015年7月8日用周思宇的上述银行账户向李美琴转款45500元。李美琴于2015年8月21日支付原告6000元，于2015年12月31日支付原告5000元，于2016年6月24日支付原告3000元。2016年7月21日，李美琴与袁晓签订了印章移交手续证明，其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负责人章移交给了袁晓。2016年10月20日，李美琴向原告出具内容分别为“今向何清美借到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用于支付工人工资，限于2017年3月20日之前归还，借款人：李美琴”和“今向何清美借到人民币捌万元正（80000），用于支付工人工资，限2017年10月20日之前归还，借款人：李美琴”的2张借条，其在借条上加盖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印章，谢亚飞在10万元的借条上担保人栏签名、捺印并注明“止于2017年3月20日期满”。在（2018）川0403民初1823号案件审理中，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2016年10月20日李美琴向何清美出具的两张借条上的印章与通惠公司提供的样本印章是否同属一枚印章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成联［2019］文鉴字第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标期“2016.10.20”、金额壹拾万元的《借条》落款借款人处留有的“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2.标期“2016.10.20”、金额捌万元的《借条》落款借款人处留有的“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原告的借款至今未获清偿。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原告主张借款本金为18万元，其提供了借条和银行交易明细单，四被告均不认可。审理中，原告、李美琴、谢亚飞均认可李美琴曾2次向原告借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5万元，共计10万元，案涉10万元的借条是之前2次借款的本金、8万元是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以贷款人提供借款的时间为准，借款本金以实际出借的金额进行认定。据查，原告于2015年5月27日用周思宇的银行账户向谢亚飞转款47000元，于2015年7月8日向李美琴转款45500元，谢亚飞于2015年5月27日向李美琴转款38000元。谢亚飞陈述已将原告支付的47000元转交给李美琴，其中9000元是现金给付，审理中李美琴认可收到了原告支付的47000元。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等证据，本院认可原告与李美琴的借款合同分别于2015年5月27日、2015年7月8日生效，对应的借款金额为47000元、45500元。 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原告要求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认为利息未约定不应支付。审理中原告、李美琴、谢亚飞均陈述借款时约定了利息，根据三人对案涉8万元借条性质的陈述可知，原告与李美琴对2016年10月20日之前的借款利息进行了约定，故李美琴应支付原告该日之前的借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约定的利息已超过了法律保护上限24%，故本院对2016年10月20日前的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予以支持。对于2016年10月20日之后的利息，因双方在2016年10月20日对借款进行结算并达成新的协议时，未对之后的利息进行约定，故视为没有约定。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10万的借条中约定了还款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前，该借条是本金结算协议，李美琴未举证证明已于该日前付清了借款，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李美琴应从逾期之日即2017年3月21日起，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李美琴辩称已归还原告约8万元，原告仅认可其举证证明的14000元，对于其余金额不予认可。因李美琴未举证证明已向原告归还14000元以外的款项，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李美琴向原告支付的款项，首先抵扣利息，有余部分冲抵借款本金。从2015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8月2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4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息24%计算为2657.75元，从2015年7月9日起至2015年8月2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45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为1316.38元，利息总计为3974.13元。李美琴于2015年8月21日向原告转款6000元，该款抵扣3974.13元利息还余2025.87元，该余款应抵扣本金，故截止2015年8月21日借款本金余额为90474.13元。从2015年8月22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余额90474.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为7852.66元。李美琴于2015年12月31日向原告转款5000元，该款抵扣利息7852.66元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借款本金余额为90474.13元、利息为2852.66元。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6月24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余额90474.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为10470.21元，截止2016年6月24日利息为13322.87元。李美琴于2016年6月24日向原告转款3000元，抵扣13322.87元利息后，截止当日借款本金余额为90474.13元、利息为10322.87元。2016年6月25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余额90474.1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为7019.80元，截止2016年10月20日，借款本金余额为90474.13元，利息余额为17342.67元。 关于谢亚飞的责任问题，谢亚飞辩称担保期限已于2017年3月20日期满，其担保责任已免除。谢亚飞在案涉10万元借条中承诺担保期限于2017年3月20日届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规定，10万元借条约定的保证期间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相同，故保证期限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和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谢亚飞的保证方式视为连带责任保证，何清美有权在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谢亚飞承担保证责任。主债务于2017年3月20日届满，何清美于2018年9月25日才向本院起诉，故谢亚飞的保证人责任已免除。 关于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责任问题，原告、谢亚飞、李美琴均陈述借款用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经营，李美琴还陈述其移交给通惠公司的财务资料中有向原告借款的凭证，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认为本案系李美琴个人借款，借款未用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经营。审理中，本院要求通惠公司配合李美琴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但李美琴未提交。案涉10万元的借条中载明了借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内容，该借条是李美琴出具的并加盖了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印章，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认为该借条加盖的印章系伪造应无效。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美琴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是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在借条上加盖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通惠攀枝花分公司名义签订借条，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未举证证明李美琴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特别规定的情形，其以加盖的是假章为由否定借条的效力，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生效的(2017)川04民终138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川0411民初75号民事调解书记载，李美琴在担任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负责人期间，曾因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经营需要向他人借款，再结合本案借款形成时间以及借条出具的时间，本院认为李美琴将案涉借款用于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对于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辩称其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通惠攀枝花分公司是通惠公司的分公司，通惠攀枝花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通惠公司承担，故本院对原告要求通惠公司与李美琴连带支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通惠公司和通惠攀枝花分公司辩称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的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李美琴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何清美借款本金90474.13元及利息（以本金90474.13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李美琴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何清美2016年10月20日前的利息17342.67元； 三、驳回原告何清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00元，鉴定费4800元，共计8700元，由原告何清美负担1564元，由被告李美琴、四川省通惠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13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发彬 审判员  张度波 审判员  蒋春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邓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