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民终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光電匯龍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HUILONGELECTRICOPTICS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骆克道300号侨阜商业大厦12楼A室（FLAT/RMA12/F.，KIUFUCOMMERCIALBUILDING，300LOCKHARTROAD，WANCHAI，HONGKONG.）。法定代表人：张懿芬，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平，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辰瑜，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59893448T。法定代表人：刘毅，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嫒，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真，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北京光電匯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電匯龍公司）与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京东方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初75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于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光電匯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平、王辰瑜，重庆京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電匯龍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二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自2016年2月12日起，以921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2月11日止；自2018年2月12日起，以1842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改判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自2016年2月12日起，以921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2月11日止；以184200美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纠正分析评判部分中“前述判决书可以证明北京光电汇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龙公司）在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晟公司）签订、履行相关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的认定；3.判令由重庆京东方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是：一、中国银行并没有公开可参考的美元贷款利率，美元贷款利率根据不同公司、不同业务的情况以及贷款的规模而不同，定价方式一般是Libor加减点差来确定，Libor每天有数据公布。因此，中国银行的每笔美元贷款都是议价确定利率的，并不存在固定的“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该案将因无法确定相关利率而无法执行。二、本案应适用人民币贷款利率确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所作批复（法释[1999]8号）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12〕7号），并没有规定欠付的款项必须是人民币才能适用。理论上只要是逾期付款，不论该款是人民币还是外币，就应该适用。另外，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外币须兑换成人民币方可在我国流通，因此如中方当事人违约占有外币货款，其获得的利益应是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的贷款利息。由于人民币利率高于国际市场普遍外币利率，因此在发生中方当事人违约情形时若以外币利率计算违约金，则违约方会因利率差获得不当利益。任何人不得因违约获取利益。违约方获得的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的贷款利息理应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守约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以填补损失为原则，同时兼具惩罚功能，因此以人民币计算利息形式上超出了守约方实际的外币利息损失，但并不违背我国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基本原则和功能。三、一审判决认定北京汇龙公司行贿，超越了人民法院的职权，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与检察院的决定相悖。“北京汇龙公司”及“合肥鑫晟公司”非本案当事人，本案中所涉及的交易也与一审判决所述刑事判决中涉及“江亮”、“孙炜”的交易无任何关联。认定北京汇龙公司行贿与否，本属于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权限，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动认定案外法人构成行贿，显然超越了审理权限。况且，在本案一审审理的过程中，光電匯龍公司提交了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26日所作的瑶检刑不诉[2018]98号《不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认定被不起诉单位北京汇龙公司、张懿芬、郑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北京汇龙公司、张懿芬、郑新不起诉。因此，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早已对北京汇龙公司不构成行贿形成结论性意见。重庆京东方公司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理由相同。重庆京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光電匯龍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光電匯龍公司承担。其上诉理由是：一、双方签署的3100049111号订单约定最终验收后电汇支付10%、质保期满后电汇支付10%货款，而质保期则约定为验收后24个月。一审时光電匯龍公司主张自支付80%的货款（2015年2月11日）起一年（2016年2月11日）时间足以完成货物验收，一审法院支持了光電匯龍公司的主张，认定2016年2月11日起支付第二笔款项的条件已成就、2018年2月11日支付第三笔款项的条件已成就。但是，从工厂的生产经营角度来讲，类似于本案订单项下的大型设备，从设备到厂、到安装调试、到设备试运行、再到最终验收，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所谓“一年时间足以完成验收”根本不可能实现。本案因光電匯龍公司交付的设备至今未通过最终验收，在付款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重庆京东方公司无义务支付10%设备验收后的款项，又因设备未验收，质保期也尚未起算，因此也无义务支付10%质保期满后的款项。另外，光電匯龍公司通过行贿手段获取与重庆京东方公司的交易机会，以远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价格向重庆京东方公司出售货物，违反了商事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且，其交付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设备交付后，又未向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供设备维护等技术服务，因此，本案剩余货款应当予以扣减不再支付。综上，光電匯龍公司关于货款的诉讼请求理应被驳回。二、重庆京东方公司不应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理由是：1.如前所述，重庆京东方公司不应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货款，当然也就不存在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2.光電匯龍公司在一审中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而一审判决认为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外币违约金的计算并无相关规定，光電匯龍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那么光電匯龍公司主张其存在损失，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损失的类型、损失大小、损失的计算方式及合法依据，否则其相关诉讼请求就应该被驳回。3.涉案交易发生后不久，光電匯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懿芬因行贿被其上级集团单位进行内部审计调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随后对张懿芬立案进行了刑事侦查。在本案一审首次开庭时，光電匯龍公司才告知重庆京东方公司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对张懿芬的行贿行为不予起诉。但是，由于此前光電匯龍公司的违法行为，使得重庆京东方公司不得不进行内部审计调查并等待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也使得本案原本正常的交易受到了不可避免的严重影响。因此，本案由光電匯龍公司的过错引起，光電匯龍公司应自行承担其过错导致的不利后果，而不应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三、一审法院判决重庆京东方公司承担本案全部翻译费、诉讼费有违公平原则。本案争议的发生，与光電匯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懿芬行贿事实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不应被忽视，如果光電匯龍公司秉着公平公正、廉洁自律的原则与重庆京东方公司进行交易，根本不会发生本案所涉争议，也不会发生诉讼，所以，一审判决书第三项也应被撤销。光電匯龍公司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理由相同。光電匯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重庆京东方公司支付3100049111的订单下拖欠的货款184200美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自2016年2月11日起，以921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8年2月10日止；自2018年2月11日起，以1842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重庆京东方公司支付翻译费人民币700元；3.判令重庆京东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16日，光電匯龍公司在一份重庆京东方公司发出的电子订购单上签章确认，订购单载明：1.订单编号3100049111，日期2014年11月27日，买方为重庆京东方公司，卖方为光電匯龍公司；2.商品名称为粒子在线监测系统（含34套歧管系统、4套minifms），单价921000美元，数量1套，价格条款为离岸价格（FOB）洛杉矶/釜山，发货地美国/韩国，交货期（预计发货日期）2015年2月5日，具体交付日期应参考卖方与重庆京东方技术部门协商的变动计划，运输方式为空运/海运/陆运/河运，质保期为验收后24个月，付款方式为货物装运后通过信用证支付80%的款项，验收后电汇支付10%的款项，质保后电汇支付10%的款项。前述事实，有光電匯龍公司提交的电子订购单打印件、翻译件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为证明本案应提交仲裁，重庆京东方公司另提交了两份合同，其中一个合同编号为CQ1411-SC-PUEQ-244，该合同载有仲裁条款。但重庆京东方公司另提交的这两份合同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同时，两份合同上均无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盖章或签字，光電匯龍公司对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光電匯龍公司为证明其收到重庆京东方公司通过信用证方式支付的736800美元，提交了一份花旗（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于2015年1月12日发给光電匯龍公司的出口通知面函及翻译件。该函件附有原始信用证，信用证载明的货物描述为：粒子在线监测系统1套，合同号CQ1411-SC-PUEO-244，发票总金额921000美元，离岸价（FOB）美国旧金山/韩国釜山。前述信用证要求提交的单据包括“受益人开具的装箱单/货运重量单两份正本和两份副本，注册提单号、合同号、订单号”。重庆京东方公司据此认为，前述信用证上注明的合同编号与前述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编号相同，故可以证明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的合同是真实的。光電匯龍公司解释称，信用证上的合同编号是应信用证要求填上的，光電匯龍公司交付的单据只需根据信用证要求注明合同号即可，无需要交付合同本身，事实上，该合同也不存在。关于涉案订单的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重庆京东方公司通过即期信用证的方式于2015年2月11日、4月8日分两笔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了80%的货款736800美元，且重庆京东方公司已收到涉案货物。但对货物的具体交付日期，双方存在争议。光電匯龍公司主张，其已按期交付了货物，但由于相关交付单据已用于信用证支付，故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以确定具体的交付日期。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由于光電匯龍公司不能证明具体的交付日期，故应当以涉案货物的进口报关单载明的进口日期为交付日。为此，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了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江北机场海关验讫章的报关单，该报关单载明进口货物的合同协议号为3100049111，进口日期为2015年3月11日。重庆京东方公司据此主张，涉案订购单约定的交货期为2015年2月5日，光電匯龍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才交货，应当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光電匯龍公司对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光電匯龍公司同时主张，根据FOB规则，光電匯龍公司只需将货物交至船上就应视为交付，故该日期肯定早于进口日期。此外，根据涉案订单约定，重庆京东方公司应在货物装运后通过信用证支付80%的款项，光電匯龍公司在2015年2月11日即收到重庆京东方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据此推断，光電匯龍公司交付货物的时间至少在2015年2月11日前。至于重庆京东方公司提到的约定交付日期为2015年2月5日的问题，根据订单约定，该日期为预计发货日期，故光電匯龍公司交货时间并未逾期。关于货物验收和质保期。光電匯龍公司主张，重庆京东方公司无正当理由怠于验货，故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其货物验收的时间。就涉案货物而言，自光電匯龍公司收到第一笔款项（2015年2月11日）起一年（2016年2月10日），重庆京东方公司足以完成货物验收，故确定2016年2月10日为验收合格日期、2018年2月10日为质保到期日是合理的。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光電匯龍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有质量问题，故至今未完成货物验收，但同时承认，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存在何种质量问题。关于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情况。一审庭审中，重庆京东方公司陈述：重庆京东方公司与合肥鑫晟公司同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集团）的下属子公司。2013年至2015年期间，北京汇龙公司与光電匯龍公司同为张懿芬、郑新夫妇实际控制，光電匯龍公司负责与京东方集团子公司进行美元交易，北京汇龙公司负责与京东方集团子公司进行人民币交易，多次向合肥鑫晟公司质保部副部长江亮、测试科副科长孙炜行贿，为此，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以（2018）皖0102刑214号、2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江亮、孙炜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重庆京东方公司与合肥鑫晟公司同为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可以合理推断涉案订单也系光電匯龍公司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光電匯龍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光電匯龍公司在签订和履行涉案订单的过程中有行贿行为。光電匯龍公司为证明其为本案诉讼支付了700元翻译费，提交了北京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代付证明及两张增值税发票（编号分别为382105511100182130和378908361100182130，金额分别为人民币700元和2100元）。光電匯龍公司解释称，其起诉重庆京东方公司共四件案件，前述2800元翻译费为四案所支出，故在本案中主张700元。重庆京东方公司质证后不认可其真实性。另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本案适用内地法律，相关国际贸易术语的解释适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本案光電匯龍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故本案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大陆法律，故本案应当适用大陆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属于法院主管；2.涉案订单是否有效；3.涉案货物的发货期、实际发货日、验收期、验收结果、质保期如何认定；4.责任如何承担。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属于法院主管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其与光電匯龍公司就本案订单另行签订过设备采购合同，且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故本案不应由法院主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本案而言，重庆京东方公司对其与光電匯龍公司之间订有仲裁条款的事实主张负举证责任。尽管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了合同编号为CQ1411-SC-PUEQ-244的《设备采购合同》，且该合同中载有仲裁条款，但该合同并无光電匯龍公司签章，且光電匯龍公司否认其真实性。尤其是，重庆京东方公司先后提供的相同编号的合同，其版本和内容均不相同且重庆京东方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重庆京东方公司亦未能说明并证明其签订过程。故一审法院对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的前述合同不予采信。至于重庆京东方公司提到的涉案信用证上载有合同编号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信用证系委托行根据重庆京东方公司的委托所开，根据该信用证载明的要求，光電匯龍公司只需按照相关通知（该通知已载明合同号）要求在相关单据上注明合同编号即可，并不需要提交合同本身，故光電匯龍公司关于“根据通知要求注明合同编号”的解释具有合理性。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重庆京东方公司不能证明与重庆京东方公司之间存在仲裁条款，其关于本案不属于法院主管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涉案订单是否有效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光電匯龍公司通过向重庆京东方公司工作人员行贿的方式签订了涉案合同，故该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重庆京东方公司举示的两份刑事判决书尽管是复印件，但其可以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故其真实性可以确认。前述判决书证明北京汇龙公司在与合肥鑫晟公司签订、履行相关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亦可以认定光電匯龍公司和北京汇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且重庆京东方公司和合肥鑫晟公司同属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但前述事实并不足以推定光電匯龍公司在签订涉案订单的过程也存在行贿行为。尽管光電匯龍公司和北京汇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但不能仅凭北京汇龙公司在经营中有行贿行为就推定光電匯龍公司在经营中也存在行贿行为。同理，尽管重庆京东方公司和合肥鑫晟公司同属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但不能仅凭合肥鑫晟公司的工作人员有受贿行为就推定重庆京东方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存在受贿行为。事实上，重庆京东方公司甚至无法指出何人行贿、何人受贿。其有关推定光電匯龍公司通过行贿手段获得涉案订单、涉案订单无效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涉案货物的发货期、实际发货日、验收期、验收结果、质保期如何认定关于实际发货日期。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重庆京东方公司以信用证的方式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了80%的货款。根据信用证的交易规则，光電匯龍公司要获得货款，必须按信用证要求交付发货单据，即光電匯龍公司的发货日期必定早于收款日。光電匯龍公司在2015年2月11日收到第一笔货款，据此可以认定光電匯龍公司的发货日期必定早于2015年2月11日。至于重庆京东方公司提到合同约定的发货日期为2015年2月5日、光電匯龍公司逾期发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订单约定的2015年2月5日是预计发货日期，并非不可变动，且订单同时注明了“具体交付日期应参考卖方与重庆京东方技术部门协商的变动计划”，故光電匯龍公司在2015年2月11日前发货符合订单约定，重庆京东方公司关于光電匯龍公司逾期发货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验收期、质保期以及货物验收情况。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光電匯龍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至今未完成涉案货物的验收。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即便按照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的涉案货物的进口日（2015年3月11日），距本案立案日（2018年12月12日）也有3年有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京东方公司曾在前述时间段向光電匯龍公司提出过质量问题，若涉案货物真存在质量问题，前述情形不合常理；其次，涉案货物一直在重庆京东方公司处，但重庆京东方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交任何可以证明其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重庆京东方公司甚至无法指出质量问题的具体内容。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重庆京东方公司关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进而导致其未能完成验收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该法第一百五十八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就本案而言，尽管涉案订单并未约定具体的验收期间，但不意味着重庆京东方公司可以无限期验收。根据前述规定，重庆京东方公司仍应在合理的期间内完成验收。至于合理验收期间的确定，光電匯龍公司主张验收期为一年（即2016年2月10日前）而重庆京东方公司主张一年的验收期不够。一审法院认为，光電匯龍公司主张的验收期限已足够长，在重庆京东方公司未举示反证以证明需要更长验收期的情况下，对光電匯龍公司的前述主张予以支持。基于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已于2016年2月10日验收合格；第四，订单约定质保期为验收后24个月，故涉案货物的质保期为2016年2月11日至2018年2月10日。四、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订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订单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涉案订单的约定，重庆京东方公司应在验收后支付10%的款项、质保后再支付10%的款项。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货物已于2016年2月10日验收合格，故重庆京东方公司应按订单约定于2016年2月11日支付10%的货款即92100美元、于质保期届满（即验收合格后24个月）后即2018年2月11日再支付货款92100美元。重庆京东方公司至今未支付前述款项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光電匯龍公司要求重庆京东方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84200美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关于重庆京东方公司逾期付款应当承担的违约金问题。涉案订单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光電匯龍公司据此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要求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本案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货款系以美元计算而非以人民币计算，故本案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无法适用前述规定，光電匯龍公司的前述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外币违约金的计算并无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酌情参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本案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翻译费问题。光電匯龍公司提交了相关翻译件及翻译费发票，该证据足以证明光電匯龍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了翻译费人民币700元。该费用系因重庆京东方公司违约所引起，理应由重庆京东方公司承担。光電匯龍公司要求重庆京东方公司支付翻译费人民币7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至于重庆京东方公司抗辩光電匯龍公司延期发货应当承担违约金且该违约金应从货款中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重庆京东方公司关于光電匯龍公司延期发货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重庆京东方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重庆京东方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货款184200美元；二、重庆京东方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自2016年2月12日起，以921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2月11日止；自2018年2月12日起，以18420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重庆京东方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翻译费人民币700元；四、驳回光電匯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246.98元，由重庆京东方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重庆京东方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M20181810仲裁案证据目录二》、编号为3100060974的《采购订单》、编号为HBW20150521的《订货合同》。证明目的：在贸仲受理的M20181810号案中，光電滙龍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3100060974号订单下，光電滙龍公司以5万元美元购入的设备，以6.85万美元的价格销售给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售价高于市场价的37%。《M20192278仲裁案证据目录》、编号为3100025834的《采购订单》、《销售合同》。证明目的：在贸仲受理的M20192278号案中，光電滙龍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3100025834号订单下，光電滙龍公司以49万美元购入的设备，以65万美元的价格销售给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售价高于市场价的32.65%。根据上述证据，有理由认为，光電滙龍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交易机会后，以高价将设备销售给京东方集团的子公司，获取高额利润，给京东方集团及其子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第二组证据：《证据目录》、编号为CQ1411-SC-PUEQ-245的《设备采购合同》。证明目的：在贸仲受理的M20181837号案中，光電滙龍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光電滙龍公司与重庆京东方所签的CQ1411-SC-PUEQ-245号合同中，约定了设备尾款的付款条件为“买方授权代表出具并签署最终验收证明”。而出具最终验收条件证明的前提条件是“系统自安装调试完成之日起连续、稳定运行至少6个月以上的，卖方可以通知买方系统设备已经做好了最终验收测试的准备”。从该案证据目录可看出，重庆京东方与光電滙龍公司签署过大量合同。双方签署的每一份合同中，均约定了上述条款，上述条款的约定早已成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本案光電滙龍公司在付款条件不成就的前提下，无权向重庆京东方主张货款及违约金。光電滙龍公司主张的“设备自支付首款后一年内足以完成最终验收”，有违双方交易习惯，且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该主张不应被支持。第三组证据：无编号《采购订单》及其翻译件、编号为3100049004的《采购订单》及其翻译件、《最终验收证明》及其翻译件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证明提供翻译文件的翻译机构具有合法资质。证明目的：在重庆京东方与其他供应商签署的订单下，重庆京东方所采购的设备验收期一般长达三年左右。光電滙龍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设备自支付首款后一年的时间内足以完成验收”，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本案光電滙龍公司的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该主张不应被支持。光電滙龍公司经质证，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当事人双方就设备采购每一笔交易均有独立的订单或合同。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无关联性，不能以对方与案外人的合同来证明所谓最终验收的交易惯例。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内地法律，故本案适用内地法律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焦点问题是：1.重庆京东方公司是否应支付剩余货款？2.重庆京东方公司是否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如何确定？重庆京东方公司是否应支付剩余货款？重庆京东方公司上诉认为涉案货物在一年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验收，故付款条件没有成就，不应支付剩余货款。本院认为，我国关于买卖合同中货物验收期限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至二十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综合考虑交易目的、方式、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性质、货物所处环境、安装和使用情况、货物瑕疵情况、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的自身技能等因素确定合理验收期间。买受人如欲要求更长的验收期间，则应当对上述列举的因素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在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酌情确定验收期为一年并无不妥之处。重庆京东方公司在二审审理中虽然举示了其与其他供应商订立的订单，其中有的约定以买方出具验收证明作为支付尾款的条件，有的约定重庆京东方公司所采购的设备验收期为三年，但是重庆京东方公司并没有进一步证明涉案订单与其所举示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或标的物的类似性，没有进一步证明在其他合同中的约定构成交易双方的交易惯例，并普遍适用于双方之间的多数交易。而且，在其他合同中所约定的以买方出具验收证明作为支付尾款的条件，与本案所要审理的内容也并不矛盾，买方何时应该出具验收证明正是人民法院需要裁决的内容。由于重庆京东方公司在二审举示的证据仍然无法证明涉案货物需要比一年时间更长的验收期，故本院对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一年验收期不作变动。重庆京东方公司还认为，涉案合同系光電滙龍公司通过行贿手段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导致向重庆京东方公司出售的商品价格远高于光電滙龍公司的进价，损害了重庆京东方公司的利益，以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光電滙龍公司未提供设备维护，上述诸因素均构成扣减剩余货款的理由。本院认为，涉案交易机会是否系光電滙龍公司通过行贿手段获取需要有司法机关的刑事认定，而非主观推测。而光電滙龍公司所赚取的差价是通过双方自愿交易获得，在有证据证明光電滙龍公司存在不法行为或违约行为之前，本院无法认定该价格过高应予扣减。至于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且光電滙龍公司是否应提供设备维护，重庆京东方公司亦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上，重庆京东方公司认为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重庆京东方公司应按约支付剩余货款。重庆京东方公司是否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重庆京东方公司就其不应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提出了三个理由：因不应付尾款，故不应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法律对外币违约金的计算无规定，故光電匯龍公司应举证证明其损失；光電匯龍公司在他案中的违法行为，使得本案正常的交易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不应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重庆京东方在付款条件已成就的情形下，未按约支付剩余货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违约责任。光電匯龍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在本质上属于利息损失，故依法应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证明问题，逾期付款事实本身即可直接证明利息损失的存在，故光電匯龍公司勿需另行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至于光電匯龍公司在他案中的违法行为如何使得本案正常的交易受到了严重影响，重庆京东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因此不得作为本案中主张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翻译费的理由。综上，重庆京东方公司针对其不应向光電匯龍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三个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如何确定？光電匯龍公司上诉请求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由一审法院所确定的“以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变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前款规定的确并未明确排除对以外币进行交易的买卖合同的适用。但本院认为，买卖合同逾期付款违约金在本质上属于经济损失范畴，其主要功能在于填平守约方的经济损失。故在确定计算方法时，应充分考虑逾期付款货币的实际市场贷款利率，以确保逾期付款违约金与守约方的实际利息损失大致相当。就现实情况而言，不同外币之间以及外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实际贷款利率差别巨大，在此情形下，不区分币种一律以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基础计算利息损失未必公平。本案中，逾期货款为美元，且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市场贷款利率差别巨大，故本案不宜直接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至于具体如何确定买卖合同中外币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认为，既然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亦无统一的裁判规则，那么，具体采纳何种方法，应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本案中，涉案订单系以美元进行结算，一审法院确定酌情参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妥之处，没有调整之必要。光電匯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光電匯龍公司请求纠正一审判决书中“前述判决书可以证明北京汇龙公司在与合肥鑫晟公司签订、履行相关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的事实认定。本院经审查，在案的两份生效刑事判决书中确有刑事被告人合肥鑫晟公司的江亮、孙炜收受北京汇龙公司钱款的表述，二人也因此被判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因此，虽然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北京汇龙公司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对北京汇龙公司不起诉，但是一审判决如此认定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认定不做纠正。综上所述，重庆京东方公司与光電匯龍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826.84元，由重庆京东方公司负担17006.06元、光電匯龍公司负担1820.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佳审 判 员  付 莎审 判 员  王 乐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戈光应书 记 员  陈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