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18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艳平，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宇民（又名余宇明），男，196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上诉人陈艳平因与被上诉人余宇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2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艳平与被上诉人余宇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艳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门面租金费用50万元；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房屋所有权登记号为10680的房产证与00××80号的房产证有区别，原审判决予以混淆，遗漏上诉人第二、四、五层房屋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以（2019）湘06民终27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严重错误。1、本案系被上诉人骗取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房屋所有权登记。2、上诉人出资购买土地并出资建房款。3、该案中房屋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三、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证第××号，推定系该五层房屋所有权人错误。被上诉人的不动产权证书真伪不明。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侵害合法权益的证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五、原审适用简易程序，未调查取证，程序违法。余宇民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陈艳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坐落于临湘市开发区10××80号房屋为陈艳平所有，余宇民立即从房屋内搬出；2、请求判令余宇民赔偿侵占陈艳平房屋、门面侵权给陈艳平造成的损失1200000元（其中门面损失为760000元、房屋宾馆损失为440000元）；余宇民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艳平系余宇民妻弟，1995年间，因临湘市金桥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金桥路，余宇民夫妇经与原告家庭协商合伙购买宅基地，余宇民及陈艳平的父母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临湘市临街北侧土地，1995年11月6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2000年开始建房，陈艳平的父母出资65000元，共建楼房五层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临房权证五里区字第××号），登记所有人为余宇明，共有权人为陈艳平，并附记写明陈艳平拥有房屋第三层及第一层一半门面。2014年2月，余宇民想购买陈艳平名下的第一层一半门面及第三层房屋，当时陈艳平不在家，由陈艳平的妹妹陈未兰联系陈艳平买卖房屋事宜，陈艳平邮寄一份委托书给陈未兰，后陈未兰对陈艳平买卖房屋的事宜委托其父亲陈某办理，陈某与余宇民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协议内容：“陈艳平在金桥有屋半层门面和三层套间一层，陈艳平卖给余宇明价值共45万，行主拿去15万，其余30万给艳平个人所用，陈艳平与余宇明没有什么往来了，由余宇明给陈艳平30万钱定在12月1号还清，欠条在行主手中（注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提前付出部分）。”在《买卖房屋协议书》上由陈某签名，陈某并在“卖方”处写了陈艳平的姓名，余宇民在“买方”签名，当时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时陈未兰不在场，事后由陈未兰以卖方委托人名义补签名。协议签订后，余宇民向陈某支付了150000元，向陈未兰支付300000元，陈某将登记在陈艳平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交付给余宇民，后余宇民拿着房产证要求陈艳平协助其过户，陈艳平以对买卖协议不知情为由拒不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余宇民便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买卖合同的效力及要求陈艳平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判决由陈艳平将房屋的第三层及第一层一个门面协助余宇民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陈艳平因不服判决上诉至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湘06民终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因陈艳平仍拒不配合协助余宇民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余宇民便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2019）湘06民终27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在受理该案后，依法要求房屋登记部门协助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该房屋现已经登记为余宇民与其妻子陈爱华共同共有，产权证号为湘（2019）临湘市不动产权第××号，房屋登记位于临湘市，房屋面积共计572.43平方米，所在层数为1-5。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艳平、余宇民提供的证据可以查明，陈艳平、余宇民曾共同共有位于临湘市（产权证号：临房权证五里区字第××号）房屋，该房屋第三层及第一层的一个门面为陈艳平所有，其余房屋及门面归属于余宇民，后陈艳平将其第三层与第一层的门面出卖给余宇民，因产生纠纷，余宇民起诉至一审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效力，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陈艳平、余宇民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余宇民依据生效判决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现房屋登记在余宇民与其妻子名下，虽余宇民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权证号以及房屋坐落位置与原不动产证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但现有不动产权证书上记载的房屋面积、层数内容与原登记内容一致，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陈艳平主张的位于临湘市房屋与余宇民现在名下的位于临湘市房屋。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余宇民经法定程序办理了诉争房屋第三层与第一层一半门面的变更登记手续，现登记在余宇民余宇民与其妻子陈爱华名下，如无其他证据证明，则应推定余宇民与陈爱华系房屋的所有权人，陈艳平主张诉争房屋由其所有，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为房屋实际所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以侵害民事权益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为前提。本案陈艳平主张余宇民侵占其房屋及门面，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余宇民有侵害其合法权益事实的存在，故陈艳平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陈艳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陈艳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证人证言两份及照片，欲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占用上诉人的房屋未支付租金给上诉人的母亲。证据2、村民宅基地使用证（1992年9月5日发证，位于原临湘县），欲证明陈艳平系户主为陈某的家庭成员之一。证据3、房屋实物图一张，证明被上诉人一直侵占上诉人房屋的事实。证据4、本院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双方口头约定各出资17000元购地合伙建房的事实。证据5、异议登记申请书及邮件两份，欲证明上诉人对房屋登记错误已申请过异议登记。证据6、手机短信，欲证明上诉人在一审时书面提交了租金评估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作出是否鉴定决定。证据7、临湘市城镇房屋查丈报告书一份，欲证明工作人员未告知上诉人房屋登记信息，以及被上诉人登记的房产证上诉人不知情。证据8、报警案件登记表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证据9、司法鉴定委托书、岳阳市湘北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欲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涉案房屋发生纠纷后被打。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依据为：对证据1，因证人陈某未出庭作证，且陈某系陈艳平的父亲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也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5、9，因该证据均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7、8，因该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4、该证据系法院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行政判决书，系为解决行政而非民事纠纷，且证明目的涉及的事实并非该案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6，因一审并未认定侵权事实存在，故是否对租金进行评估并不影响一审对本案的处理，且对侵权结果认定也并非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就本院（2019）湘06民终273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后被驳回。上诉人认为驳回申请属实，但还有别的救济途径。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法院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对于不动产物权的确认，其基本原则是，在发生权属争议的情况下，首先推定该不动产为登记名义人所有，除非其他人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否则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确认权属。本案余宇民提交了湘（2019）临湘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该证书记载：“房屋坐落于临湘市，宗地面积1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72.43平方米。房屋总层数5层。竣工日期：2000年，登记原因：法院判决。”该证书记载的房屋位置与办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临国用95字第1030102393号）上记载的方位一致，与双方所争议房屋楼层、地点、面积、竣工日期均相符，该不动产权证系因一审法院要求房屋登记部门根据本院（2019）湘06民终273号生效民事判决变更登记后重新办理，故可确定该登记房屋即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涉案房屋，双方所争议涉案房屋具体明确，不存争议。因该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案涉房屋的权属人是余宇民和陈爱华共同共有，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余宇民是登记的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除非有证据证明该权属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本案陈艳平主张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本院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后认为余宇民和陈爱华现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首先，涉案房屋系通过合法建造而来。从双方建房过程来看，涉案房屋的购地建房事项均系余宇民与陈艳平的父母参与，陈艳平只是陈述其将购地建房款交给了其母亲，然后由其母亲转交给余宇民。陈艳平自认其在外地并未参与购地建房过程，即未直接参与购地建房的出资、办证等过程，故其对余宇民如何购地建房、是否出资、最终房屋如何办理相关权证等事项，陈艳平并不必然知晓，陈艳平认为余宇民并未出资参与购地建房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从与建房的相关合同签订与相关证件办理的人员来看，购地及建房过程中办理的《土地登记报批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地出让合同）》《临湘市城镇房屋登记核发权证申请表》均由余宇民签字办理或登记为余宇民，后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也有余宇民的名字，涉案房屋的原所有权证书余宇民也持有。可见余宇民自始至终参与了涉案房屋的购地、建房过程，并负责签订了相关合同、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办理有关权属证书。若余宇民未出资购地建房，则陈艳平及其父母让余宇民去办理相关证件、并参与整个购地、建房过程，并最终让余宇民成为涉案房屋的部分所有权人，显然不符合常理。再次，本案双方当时约定合伙建房，是先购地后建房而非单纯只购地。即双方目的系建房，而非仅购地。基于双方购地建房的合意分析，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于1995年登记在余宇民名下，建房系2000年开始。在长达五年间隔期间，陈艳平及其父母未主张过土地使用权且后同意合伙建房，可见当时陈艳平家庭对土地证登记在余宇民名下是明知且默认的。故陈艳平认为余宇民系欺骗获取国土使用证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另陈艳平主张余宇民未出资购地，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如陈艳平所说，假定余宇民当时未出资购地，因当时双方约定合伙建房是先购地后建房，目的在于建房而非购地，故购地与建房系一个整体行为，只要之后余宇民在建房中出资，亦不影响房屋建成后双方对房屋权属的约定及余宇民对涉案房屋权属的享有，亦即本案余宇民是否出资购地均不影响双方对房屋权属的约定与分配。故陈艳平的该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对此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涉案房屋自2001年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后至双方产生纠纷，在案涉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多年之后，陈艳平才起诉主张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也有悖常理。综上分析可知，余宇民系通过合法建造涉案房屋后取得了涉案房屋当时的部分权属，并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应当认定该房屋为登记名义人所有。陈艳平主张余宇民系骗取相关国有土地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涉案房屋中陈艳平原本拥有该房屋第三层及第一层一个门面，本院（2019）湘06民终273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陈艳平将其所有的该部分房屋出卖给了余宇民，该部分房屋现已变更登记为余宇民与陈爱华夫妻共同共有，故余宇民已通过买卖行为获得了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虽然陈艳平称其2019年10月18日查询的房屋产权信息显示10××80号房产证登记余宇民与陈艳平为房屋所有权人（共有权人），因陈艳平原本拥有涉案房屋的第三层及第一层一个门面，故该10××80号房产证登记陈艳平为房屋所有权人（共有权人），但如前文所述，陈艳平已将其拥有的该部分房屋出卖给了余宇民且现已变更登记并办理了新的不动产权证，故陈艳平不能再以该房产查询信息中的10××80号房产证作为依据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本案余宇民系通过合法建造、购买房屋获得了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余宇民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其依法可对案涉房屋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故一审法院认定余宇民、陈爱华为涉案房屋现在的所有权人，并认定本案没有侵权事实的存在，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陈艳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陈艳平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现系余宇民与陈爱华所有，该房屋包含了余宇民原来所有的房屋部分和原陈艳平所有的房屋第三层和第一层门面1/2部分，原审判决系对陈艳平要求确认的房屋权属诉求予以全部驳回，并未遗漏诉讼请求，并无程序违法之处，对陈艳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因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是否决定调查取证亦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对陈艳平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艳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本院收取4400元，由上诉人陈艳平负担，其余部份本院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鹏审判员 李明霞审判员 王欣辉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刘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