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25民初1344号 原告：廖建英，女，1983年1月1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农，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辉，贵州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王文宏，女，1984年11月1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虓，贵州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廖建英与被告王文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辉、被告王文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建英向本院提出以下诉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现金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王文宏于2019年3月份向原告提出拟在贞丰县城投资“海底捞”的火锅经营活动，需投资200万元，并故意以其丈夫何凌原系贞丰县农商行者相支行担任行长，可以为原告在者相支行贷款50万元来与被告合伙经营“海底捞”火锅店（被告自己承诺出资150万元，要求原告出资50万元）。原告得知被告的贷款便利信息后，于同年4月份向原告提出贷款事宜，被告却以向者相支行贷款需要原告拿出部分资金去找丈夫何凌帮忙协调才能贷款为由要求原告先交付6万元的协调费。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于2019年4月份至5月份期间分三次即第一次15000元、第二次20000元、第三次15000元共计5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被告收到后又以原告交付的5万元不足为由向原告索要11000元，并要求将11000元转入账号为62×××77的银行账号内，原告于当天将该款项转入被告账户内。同年6月23日，王文宏又以丈夫何凌不准大额资金转账为由要求原告交付现金而将6月20日收到的11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还给原告，王文宏将该笔款项还给原告后还强调原告将微信所有聊天记录删除。原告将上述资金交付王文宏后，王文宏未向原告提供任何贷款便利，原告至今也未向者相支行借到任何款项。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交付的5万元协调费，但被告却以该协调费已经请人吃饭和包红包为由拒绝返还。为此，原告曾于2020年3月11日以被告涉嫌诈骗为由向贞丰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受理后于2020年4月10日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犯罪事实为由决定不予立案。综上，被告收取原告的5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王文宏辩称：原告诉状所述的均不是事实，被告并没有从原告处获取任何利益，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无异议。 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以其丈夫何凌在者相支行担任原行长，可以为原告贷款为由向原告索取50000元后，原告曾向被告要求返还，但被告回复原告钱已经拿请人吃饭和发红包，且被告已将50000元交给其丈夫。原告于2019年6月20日将资金转入到被告指定62×××77的银行账户上，6月23日被告的丈夫何凌说不能通过大额资金转账为由，要求被告将收到原告11000元的现金通过微信形式转还给原告。被告认为微信聊天记录部分是真实的，有部分不是被告王文宏所发，原告截图的部分，除了发账号和11000元的转账外，其余的不是王文宏本人发的，截图部分也没有原告证明的内容；且原告与被告聊天记录时间是2020年3月9日晚8点27分的信息，关于海底捞的不是原告所称的2019年的3月份，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建行个人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将卡号62×××77的账号发给了原告，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于同年6月21日将11000元汇入了被告的指定账户上的事实，该11000元已经返还了原告。被告对转账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转账原因不是原告所称的。 4、照片3张，拟证明被告向原告承诺提供贷款便利信息后，原告将15,000元的现金交付给被告的过程。被告认为3张照片不是原告所说，而是原告请被告帮忙保管10，000元，且当天已经将10，000元还给原告了。 5、贞丰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因被告向原告取得50,000元协调费之后未按照其承诺向原告提供贷款便利，原告多次要求其返还均遭到拒绝之后，原告于2020年3月11日向公安局提起控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原告和案外人袁平的谈话录音光盘1张，拟证明袁平自始至终不知道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信息，但是袁平到派出所去作证，派出所的唐杰给我讲有3个证人来某，讲有一个证人在浙江。被告认为听不清楚，不予质证。 7、原告和王艳的谈话录音光盘1张，拟证明袁平自始至终不知道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信息，但是我知道袁平到派出所去作证了，派出所的唐杰给我讲有3个证人来某，讲有一个证人在浙江。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 被告王文宏针对自己的辩解提交如下证据： 1、2019年5月14日-2019年9月28日被告通信记录一份（38页），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相处时间长，经常用电话联系，2019年9月11日1点45分50秒，双方通话1分钟11秒。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相互通电话的事实。 2、被告王文宏开办的《炫依家客栈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廖建英2019年9月11日6点15分入住炫依家客栈，原、被告在一起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二人在一起，从原告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时间段二人并没有一直在一起，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2019年9月11日下午。 3、被告王文宏与其丈夫何凌9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9月11日凌晨2点2分时王文宏人在外未回家，同时证明2019年9月11日凌晨2点到第二天中午，原、被告一直在一起的事实。原告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并不能说明他们二人在一起，从原告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时间段二人并没有一直在一起，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2019年9月11日下午。 4、被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共计33张），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有经济来往，且基本上是通过微信转账的事实，其中微信名为“患难见真情小建英”是原告的微信名。原告认为这些是在打麻将时候的交易，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5、光碟1张（3段视频），拟证明2019年7月30日19时35分-20时18分原、被告在一起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2019年7月30日晚19点15分原告向被告发出的信息，有一份是2019年19时15分，信息是“我们多年的朋友…”前提是在问何凌能不能贷款的情况，距离被告提供视频载明的时间19时35分有20分钟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原告发信息给被告的这段时间，他们二人并不在一起。 6、证人王某的证言：2019年暑假期间，我和原告、被告在一起吃饭，大约7月底时，廖建英借王文宏的手机打过电话，还有去年热天的时候我们在三岔河一起玩，廖建英又借王文宏的手机打电话。原告认为其从未借过王文宏的手机打过电话，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返还其所得到的协调费的时间是9月11日，而证人王某的证言只提到在暑假时大约7月底廖建英借王文宏的手机打电话，这与本案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索要协调费的时间不一致，王某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7、证人袁某的证言：2019年9月份，我和原告、被告一起打麻将，她们二人一起打麻将，她们二人是凑钱一起打的，原告打的时候，被告带孩子，被告打的时候，原告带孩子，被告的手机一直在她孩子的手上，原告是否使用我不知道。原告认为证人袁某作证之前一直在门口听取庭审过程，对证人的真实性有异议，袁某在到庭作证时都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在一起，是在被告代理人的有意提醒将时间固定在9月份期间下而做出的证言，且原告是否使用被告的手机，证人袁某并不知道，且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 本案审理中，被告申请我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如下证据： 1、廖建英询问笔录，2020年3月11日的询问笔录载明：2019年3月20日左右，我在贞丰县大自然醉鹅被王文宏骗了50,000元人民币，当时她说叫我和她合伙做生意，叫我投资50万元，我说没得钱，她说可以找她老公何凌帮忙，但是需要花费6万元走关系。之后我就在贞丰县大自然醉鹅二楼包间拿了15,000元现金给她；到五月份的时候我又找我妹廖琴借了12000元，加上我自己的8000元，一共20,000元拿给王文宏；过了十多天，我又找我妹廖琴借了10，000元，加上我自己的5000元，一共15,000元拿给王文宏；过几天我又通过微信转账11,000元给王文宏，但这11,000元过几天后她又转还我了，说是她老公何凌不给她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收钱，还叫我把谈贷款的聊天记录删除。之后我说贷不了款的话叫她把钱还我，但是她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和王文宏是打麻将认识的，我拿钱给她没有写书面收条和其他证明材料。我没有借王文宏的手机使用过。2020年3月17日的询问笔录载明：我交付给王文宏的50,000元是分三次，第一次在大自然醉鹅楼上支付了15,000元，时间是2019年4月份，我儿子洪伟在场；15,000元的来源是我自己的存款取的10，000元加上现金5000元。第二次交付的20,000元是在2019年5月份，这20,000元中有8000元是我自己的，12000元是向我妹廖琴借的。第三次交付的15,000元是2019年五月份的一天下午，和第二次交付现金时间间隔10多天，这15,000元中有8000元是向我妹廖琴借的，有7000元是我自己有一些以及我老公给我一些。我交付给王文宏50,000元是想请她帮忙贷款50万元的手续费。我没有借过王文宏的手机，我将50,000元现金交付给王文宏只有我和她的聊天记录，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了。原告廖建英无异议；被告对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真实性有异议。 2、王文宏的询问笔录，2020年3月11日的询问笔录载明：我和廖建英大概是在2016年下半年认识的，但是在2017年关系就不好，我就把她联系方式删了。2019年3月20日左右廖建英从浙江回来，到我之前开的炫依家客栈住，之后我们才慢慢联系的，后来我们就在一起打麻将。熟悉后没多久她又去浙江了，过段时间又回来，回来又联系我，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好几次，我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她也不和我说去做什么。2019年7月份左右，她又从浙江回来，约我去柴火小苑吃饭，吃饭过后大概19时左右，廖建英说借我手机去打电话，她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后来因为打麻将借钱的事把关系闹僵了，我没有收取廖建英的50,000元钱，我发卡号给廖建英是因为她说茶林堡小区有个男的欠她30000元钱，那个男的用信合卡，她没得，就发信息给我借用我的信合卡，之后我卡里面就收到11,000元，我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把钱还她了，但是我不确定这笔钱是不是那个男的转的。我也没有和廖建英说过贷款的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我得了她50,000元钱。原告对被告王文宏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王文宏无异议。 3、何凌（王文宏丈夫）询问笔录，载明：2020年3月9日11时左右，廖建英打电话给我说王文宏得她50,000元钱，说是分几次拿的现金，我问王文宏，王文宏说没有得廖建英的钱。还说有一次在军港酒店附近的鹅肉馆吃饭，看到廖建英裤包里揣了10，000元现金要掉了，就提醒廖建英，廖建英说没有背包包，让王文宏帮她揣，之后她们两个去街上给廖建英儿子买衣服，就从10，000元现金中拿了部分出来，剩下的在什么地方还给廖建英的王文宏记不清了。王文宏没有向我提过要帮廖建英贷款50万元的事，王文宏在家带孩子没有上班，平时都是我拿钱给她用，或者向我小舅子要房租，王文宏除了带孩子外还会去街上打麻将。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产生交易后，被告是否将交易的事实告知何凌，原告并不知道；被告无异议。 4、洪伟（廖建英之子）的询问笔录，载明：我和我母亲廖建英去贞丰吃饭，吃的是鹅肉，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有我和我母亲以及一个女的，当时我在餐桌旁玩手机，我母亲和那个嬢嬢坐在我对面，具体他们说什么我没有听清，只是听到我母亲对那个嬢嬢说“我先拿15,000元给你”，那个嬢嬢说可以，我抬头就看到我母亲拿了一些现金给那个嬢嬢，具体多少我不清楚，之后我们就去街上买衣服，然后就回家了。原告无异议，且恰好印证了原告举证的3张照片的真实性；被告对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 5、原、被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在公安机关还原被告王文宏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9月11日的几条微信聊天记录与庭审中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的是一致的，被告王文宏也于2019年6月23日通过微信的形式叫原告将她们之间的记录删除的事实。被告对部分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廖建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曾拿过王文宏的手机，但辩解用的时候王文宏在场，删除与王文宏有经济往来的部分聊天记录；在王文宏的聊天记录中，并无关于50,000元协调费纠纷的聊天记录，结合证人陈述廖建英多次使用王文宏手机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微信聊天中王文宏所发出关于50,000元协调费纠纷部分的聊天为廖建英自己编写的。 以上原告提交的证据，1号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号证据与本院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3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4号证据虽能证实廖建英将款项交付给王文宏的过程，但不能证明将钱交付给被告的原因，本院不予采信；5号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6、7号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1-6号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7号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申请调取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廖建英与王文宏原系朋友关系。原告廖建英认为其在2019年4月至5月期间，分三次向被告王文宏交付50,000元“协调费”用于贷款，被告未为其办理贷款提供便利条件，故向被告主张返还50,000元协调费，与被告协商未果后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 另查明，2020年3月11日，原告廖建英向贞丰县公安局者相派出所报案，称被王文宏诈骗，者相派出所经过侦查，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不予立案。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故构成不当得利需同时满足如下要件：一、得利人受有利益；二、损害人受有损害；三、得利人之得利与损害人之损害有因果关系；四、得利人的得利无法定的或约定原因。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满足上述要件，理由如下：一、从得利人受有利益方面看。原告认为其分三次向被告交付50,000元，其中两次为现金交付，无其他人在场，仅有其中一次有原告儿子洪伟在场以及现场照片三张，洪伟的笔录以及现场照片三张不能证实原告向被告交付的金额以及交付款项的原因是收取贷款“协调费”。从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被告王文宏提交的证据虽不能证实系廖建英用王文宏的手机发送的关于“协调费”的文字内容，但原告作为举证方，仅凭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向被告交付50,000元的贷款“协调费”，不能证实被告得到50,000元利益。二、从因果关系以及得利原因方面看。原告陈述交付给被告的款项是用于为贷款提供便利的“协调费”，但仅有原告单方面陈述，双方未对协调费事项达成书面协议，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原告向被告交付50,000元的原因和理由，亦仅有原告单方面的陈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来支撑，原告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诉请被告返还50,000元不当得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廖建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廖建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何 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林青霞 书 记 员  张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