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3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璐，女，汉族，1980年11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铭，南岸区南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志，南岸区南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福泉路龙湖源著天街20栋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5001200930573334。负责人：陈鹏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以先，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定勇，男，197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杨璐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炜林律所）、聂定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17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进行了公开审理调查。上诉人杨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铭、黄玉志，被上诉人炜林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以先，被上诉人聂定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炜林律所、聂定勇承担。事实和理由：1.聂定勇系上诉人前夫吴超的朋友，杨璐与其并不熟悉，其并未与杨璐见面即让吴超持只有“特别授权”选项的委托书，要求杨璐签字，双方并未就委托事宜进行协商。聂定勇在两个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均没有与杨璐进行任何沟通，而是直接以调解书的形式替代杨璐承诺负担债务，不仅剥夺了杨璐的知情权，更是剥夺了杨璐的诉讼权利；2.杨璐因聂定勇的代理行为而承担巨额债务，其唯一住房被拍卖，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还面临巨额债务索赔，上诉人杨璐的损失客观存在，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炜林律所辩称，1.我所没有与杨璐签订服务合同，没有收取代理费，没有建立法律服务合同关系；2.上诉人所称的损失是依据当时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调解没有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上诉人的财产被执行也并非其遭受的损失；3.上诉人于2016年6月14日签收房屋评估报告，其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聂定勇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2.我没有故意欺骗上诉人，我的代理行为属于上诉人合法授权之下的依法履行职责行为；3.在我接受委托之前，上诉人的房产已被法院查封直至被法院执行；4.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所涉债务系吴超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使签订了调解书，其内容也没有加大上诉人的负担，反而减少了其经济损失。杨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炜林律所、聂定勇共同赔偿财产损失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3日，徐荣燕因与诚全公司、吴成全、吴超民间借贷纠纷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诚全公司、吴成全、吴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3年11月15日的利息82.9万元，2013年11月16日至本清时止的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11月20日，徐荣燕申请追加郭世英、杨璐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为债务为杨璐与吴超夫妻共同存续期间的债务。同年11月23日，徐荣燕申请对杨璐名下的房屋进行财产保全。同年12月3日，杨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炜林律所的聂定勇担任第一审程序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承认诉讼请求、和解等。同年12月25日，炜林律所出具所函，接受杨璐委托指派聂定勇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2016年11月3日，徐荣燕与诚全公司、吴成全、吴超、郭世英、杨璐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诚全公司、吴成全、吴超、郭世英、杨璐于2016年1月24日共同返还徐荣燕借款120万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13年11月15日的利息40万元，2013年11月16日至本清时止的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徐荣燕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共计18820元由诚全公司、吴成全、吴超、郭世英、杨璐共同负担。同年3月1日，徐荣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6月14日，该院向杨璐送达房屋评估报告。2019年6月12日，杨璐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相对方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杨璐基于委托合同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杨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炜林律所出具的所函、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上可以表明杨璐委托炜林律所，炜林律所指派聂定勇为杨璐提供法律服务，杨璐与炜林律所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即使存在聂定勇私自填写所函等情形，亦属于聂定勇构成表见代理，炜林律所内部管理不善并不能否认其与杨璐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炜林律所对所函仅以不知情为由进行辩解，不予采纳。关于赔偿责任的问题。杨璐与炜林律所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亦未约定委托费用，双方属于无偿的委托合同。经杨璐委托，炜林律所指派聂定勇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可以承认诉讼请求、和解的特别授权。徐荣燕起诉的民间借贷债务为杨璐与吴超夫妻共同存续期间，聂定勇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并未超过徐荣燕的诉讼请求。杨璐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表明炜林律所、聂定勇在履行委托合同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杨璐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亦未举证证明聂定勇的职务行为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杨璐的房屋被拍卖系法院依职权对民事调解书进行的依法执行行为，其仅以其房屋被司法拍卖为由要求炜林律所赔偿80万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杨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杨璐举示其与聂定勇于2019年6月22日的通话录音，聂定勇在通话中承认其在签署调解协议前没有与杨璐沟通。二审中，经本院询问，杨璐陈述其系本科文化程度，在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前认识聂定勇。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杨璐与炜林律所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亦未约定委托费用，双方属于无偿的委托合同。结合前述法律规定，杨璐要求炜林律所赔偿其损失，应举证证明聂定勇在履行代理职责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且该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其造成了损失。经查，杨璐与聂定勇在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前相识，该授权委托书在其签署时已载明聂定勇为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范围包括提出、变更、承认、放弃诉讼请求、提出反诉、参加和解、提起上诉等，杨璐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有大学本科文化，其理应知道特别授权的法律后果，聂定勇代理杨璐签署调解协议系依法履行授权行为，虽然聂定勇在签署调解协议时与杨璐缺乏沟通，存在一定过错，但在履行代理职责并无损害杨璐利益的主观故意及重大过失。关于杨璐是否遭受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杨璐所称导致其房屋被处置的债务纠纷产生于其与吴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聂定勇接受其委托之前，该房屋已被案外人徐荣燕申请法院予以保全，该房屋亦系被法院依法拍卖，其仅以房屋被司法处置为由要求确认其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充分说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杨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杨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兵审 判 员  张 薇审 判 员  张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张天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