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522民初1874号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男，1952年1月2日出生，满族，系退休工人，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艳，女，195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系退休工人，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女，1951年8月15日出生，满族，系退休干部，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庆，男，195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系退休干部，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三人：孙福利，男，196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于2019年7月29日申请追加孙福利为第三人，本院于2019年8月2日通知孙福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艳，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庆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福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昌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根据事实依据判令原告因动迁归还在3组18栋1楼的1-1号的两个单元营业房55.11平方米的产权确认为原告王昌路所有；2、判令原告与被告共同均等出资购买的该楼一楼的一个单元34.89平方米和二楼的120平方米的产权（共154.89平方米)各占二分之一的77.445平方米份额归原告所有。原告应享有132.55平方米的产权份额，将被告侵占的25.81平方米的产权归还原告；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产权来源，1988年前后，被告孙玉凤将坐落在4组26号建筑面积64.59平方米的平房（注有产权人孙福田的名字）以二万五千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王昌路一家。成交后，原告王昌路一家取得居住权后即入住该房，入住后，原告又在原房址院内增建了23.1平方米的住宅一间，合计87.69平方米。动迁时又追加26平方米的补助，总计为113.69平方米。1996年5月，由于桓仁县政府对城区改造的需要，桓仁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征占。1997年坐落3组18栋1-1号楼址的楼房完工后，我们与开发公司以产权交换的方式被安排在该楼址一楼的两个单元合计55.11平方米（每平米2200元价格）。我们入住后，被告孙玉凤与孙福利和我们建议三家在此处利用原告王昌路在此动迁还面积的55.11平方米单元开一家饭店。当时开了一家名为天虹大酒楼的饭店。开饭店初始我们三家又均等各自出资11万元用于饭店的初始装修和三楼洗浴间的装修以及饭店的备用流动资金。在饭店开始营业后由于原告动迁在一楼的55.11平方米面积小不够用，又临时租用了诉争楼房的一楼另一个单元34.89平方米和二楼的120平方米用于扩大饭店运营。在营业过程中经过我们三家协商一致，由我们三家初始阶段各自均等投资的11万流动资金除装修外，剩余款项以每平方米1400元的价格将租用的一楼另一个单元34.89平方米和二楼的120平方米合计154.89平方米的租用房购买，三家各享有51.63平方米。2000年中期，孙福利退出饭店经营，将所取得的产权放弃退给饭店的原告与被告两家所有。经三家共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将孙福利初始投资的11万元退还于本人，并追加给孙福利当年红利2万元，合计13万元，由原告和被告共同经营饭店的债权7万元和饭店的流动资金4万元的方式返还给孙福利。2003年11月6日，被告孙玉凤在没有原告任何家人参与下私自到桓仁县和时任产权办书记张国庆(被告孙玉凤丈夫)合谋将我原来动迁还面积的55.11平方米的原告固有产权混同于后购买的面积154.89平方米一起被被告刮分，侵占了原告25.81平方米的产权份额。致使被告孙玉凤在2003年11月6日办理的（桓房产权）字第（06458)号房权证产权份额的错误（孙福田动迁还面积55.11平方米、王昌路49.88平方米、孙玉凤105平方米)。请求法院依据孙福田动迁退还面积和实际孙福利、孙玉凤、王昌路三家共同均等出资购买的单元重新确认产权，将被告侵占的25.81㎡的产权确认归还给原告。孙玉凤辩称，一、被反诉人主张（桓房产权）字第××号产权证房屋产权登记错误事实成立，这也是双方当事人共认的事实。其请求法院“重新确认”产权份额，合理合法，也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心愿。二、被反诉人主张其以25000元价款购买了反诉人64.59平方米平房事实不成立。91年反诉人搬入自建房屋，原住房闲置。被反诉人以孩子上学近为由，请求借住该闲置房屋，反诉人念及近亲属关系，同意将该64.59主房、23.10附属房计87.69平方米房屋借给被反诉人一家居住。期间，被反诉人曾请求以25000元价款购买该房屋，但至该房屋动迁，双方并没有达成转让协议，被反诉人即没给付房款，反诉人更没给其办理过户登记。虽其借住多年，但房屋产权始终控制在反诉人手中，并没有发生产权变动之事实。称其购买了该房屋，毫无事实根据。三、被反诉人主张其以动迁面积87.69平方米、动迁补助26平方米、计113.69平方米，同开发公司产权置换一楼55.11平方米事实不成立。1、动迁面积87.69平方米，动迁人是孙福田(实际所有人是孙玉凤)，该动迁面积与被反诉人没有任何关系。2、该26平方米房屋，是反诉人在自家楼头接建的，与主楼共用一墙一窗，反诉人公公婆婆开诊所住用多年，动迁计房款22880元，已计入总购房款320047.2元之内。被反诉人没有动迁一平方米房屋，何来“动迁补助”。3、诉争房屋210平方米、总价款318000元，售房公司原始记账凭证载明了这一事实，称“动迁还面积”毫无事实根椐。四、被反诉人主张以其动迁还面积55，11平方米为基础，三方又均等出资11万元，以1400元单价购买了154.89平方米房屋(一楼34.89、二楼120平方米)，各享有51.63平方米的事实不成立。1、反诉人没有出资11万元购房。2、售房公司并无此售房记载。五、被反诉人主张，孙福利退出饭店经营，将其51.63平方米房屋份额退给原、被告所有，三方达成一致，退还其初始出资11万元、并追加当年红利2万元，计13万元，由原、被告共同经营的饭店债权7万元、流动资金4万元退还事实不成立。1、孙福利没有51.63平方米房屋份额，更没有将该房屋份额退给原、被告所有。2、孙福利用大家210平方米房屋经营饭店，两年半没有分红引发矛盾，致使饭店结帐散伙，为什么再给他“追加当年红利2万元”？不符合情理。反诉人对此毫不知晓。3、原、被告共同经营的饭店并没有“债权7万元”、更没有“流动资金4万元”，如何退还孙福利初始出资11万元、“追加红利2万元”？本案“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产权证房屋份额登记错误，完全是被反诉人涂改购房交款收据、伪造“产权登记材料”所致。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将房屋总价款318000元，凭空改成294000元，将一楼单价2200元、二楼单价1000元，凭空设定为单价1400元后，以孙玉凤实际现金交款9万元为基数，无由添加57000元，使之成为出资147000元，以王昌路实际现金交款2万元为基数，无由添加24234.40元加上涂改孙福田45598.8元，使之成为出资69833.2元，之后除以1400元，结果是：孙玉凤享有房屋份额105平方米(147000元1400=105平方米)。2、王昌路享有房屋份额49.89平方米。69833.2÷1400=49.89平方米。王昌路该49833.2元来源于孙福利的7万元交款收据，即7万元减49833.2元余20166.8元，添加给孙玉凤17000元，余“定金”3166.8元。孙玉凤该57000元，来源于孙福利购房交款收据4万元及其7万元交款收据中17000元。以上事实证明，只须将孙玉凤、王昌路侵占的106833.2元退还给孙福利，即是三人实际现金交款数额：孙福利现金交款11万元(收据4万元、7万元)。孙玉凤现金交款9万元(收据3万元、6万元)。王昌路现金交款2万元(收据2万元)。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受益人是王昌路，其以现金交款2万元，获取了49.89平方米房屋份额，受害人是孙福利，如果我知道98年我有147000元、105平方米，我绝不会拿11万元买并不存在的房屋份额。伪造房产登记材料就是王昌路，2003年办理产权证时用的是98年王昌路涂改孙福田的45598.80元房款发票进行登记，导致登记错误，这应是本案的焦点。2000年孙玉凤返还孙福利的11万元房屋转让款与本案没有关系，王昌路也明确承认这一事实。本案“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证明：一、诉争房屋总价款318000元。诉争房屋面积为210平方米。其中一层90平方米，单价2200元，二层120平方米，单价1000元，总价款318000元。二、诉争房屋原始出资：孙玉凤现金交款9万元(收据3万元、6万元)，动迁面积26平方米、计房款22880元，合计出资112880元。孙福利现金交款11万元(收据：4万元、7万元)。王昌路现金交款2万元(收椐2万元)。孙福田动迁面积87.69平方米计房款77167.2元。以上：动迁计房款100047.2元、现金交款22万元，合计320047.2元。按房屋价款与实际出资额计算：孙福田出资77167.2元，应得一楼30平方米(30×2200=66000)，二楼应得11.167平方米(11.167×1000=11167)，王昌路实际出资2万元，应得二楼20平方米(20×1000=20000)，孙福利实际出资11万元，应得一楼30平方米(30×2200=66000)，二楼应得44平方米(44×1000=44000)，孙玉凤实际出资112880元，应得一楼30平方米(30×2200=66000)，二楼应得44.833(44.833×1000=44833)，余款2047元，付清防盗门款500元，余款1547.2元退回。(桓房产权）字第××号产权证登记错误：1、孙福田登记为55.11平方米，侵占孙福利房屋份额13.943平方米。2、王昌路登记为49.89平方米，侵占孙福利房屋份额29.89平方米。3、孙玉凤登记为105平方米，侵占孙福利房屋份额30.167平方米。(13.943+29.89+30.167=74平方米，其中一楼30平方米、二楼44平方米)。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返还了其11万元购房款，孙福利明确承认这一事实，并证实：“钱是从大姐(孙玉凤)手里拿出来的”。孙福利的证实证明孙玉凤已履行了房屋份额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孙福利也“接受”了该“主要义务”。依椐《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该合同成立并生效。十几年来，转让双方诚实遵守该房屋份额转让协议，毫无争议。以上事实证明，按实际出资额：孙玉凤应得房屋一楼60平方米，二楼88.833平方米(孙福利30+44)+(孙玉凤30+44.833)。孙福田应得一楼30平方米、二楼11.167平方米。王昌路应得二楼20平方米。按购房人孙玉凤、孙福利、王昌路(孙福田)等额出资处理：孙玉凤应得一楼60平方米、二楼80平方米(孙玉凤70+孙福利70)。王昌路(孙福田)一楼30平方米，二楼40平方米。孙福田一楼30平方米、二楼20平方米+王昌路二楼20平方米。关于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返还给其的11万元购房款来源的合法性的说明。孙玉凤返还给孙福利的11万元购房款，由饭费条7万元、现金2万元、欠据2万元构成。以上事实证明，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返还给其的11万元购房款，来源合法使用合法，不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椐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证椐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证明：一、(桓房产权）字第××号产权证，产权份额(孙玉凤105平方米、王昌路49.89平方米、孙福田55.11平方米)登记错误，这是双方当事人共认的事实。二、反诉人对自己反诉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三、被反诉人诉状中的事实主张，毫无事实证据支持，其并不能对其主张的事实负起举证责任。孙玉凤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房屋总价款318000元；2、依法认定孙玉凤、孙福利、王昌路（孙福田）购房“基本均等出资”，将210平方米诉争房屋立体划分三等份，各享有三分之一房屋份额即70平方米，反诉请求合计200000元；3、依法认定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合同成立，将孙福利享有的70平方米房屋份额确认为孙玉凤所有，房屋总造价20000元；4、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桓房产权）字第××号产权证登记错误，这是被反诉人和反诉人共认的事实。该产权登记错误是将三人购买的210平方米房屋错误地登记在孙玉凤、王昌路（孙福田）名下，即各105平方米，没有孙福利的房屋份额。究其原因，完全是因被反诉人涂改购房交款收据、伪造产权登记材料所致。事实证据如下：孙福利购房现金交款11万元，收据4万元、7万元（孙玉凤代交），这是涉案人共认的事实。而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则显示：孙福利交“定金”3166.8元。孙福利其余106833.2元哪去了？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同时显示：一、孙玉凤实际交款9万元（收据3万元、6万元），侵占孙福利房款57000元（孙玉凤动迁面积26平方米、计房款22880元被丢掉）。二、王昌路（孙福田）出资147000.4元。王昌路（孙福田）实际出资97167.2元（动迁面积87.69平方米、计房款77167.2元），现金交款2万元（收据2万元），侵占孙福利房款49833.2元（3166.8+49833.2元+57000元=110000元）。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把房屋总价款凭空设定为294000元，以孙玉凤实际现金交款9万元为基数，无由添加57000元，使之成为二分之一房款147000元，以王昌路（孙福田）实际出资97167.2元为基数，无由添加49833.2元，使之成为另二分之一房款147000.4元（多出0.4元，疑是做假账所致）。该“产权登记材料”的基础是“王昌路”现金交款4万元、“孙福田”现金缴款7万元。谁把写有“孙福利”名头的4万元、7万元现金缴款收据涂改成“王昌路、孙福田”？谁伪造了该“产权登记材料”？孙福利绝不会在其11万元购房款被返还三年之前将自己的购房缴款收据涂改成王昌路、孙福田，孙玉凤也绝不会把自己的动迁款22880元丢掉、把孙福利的房屋份额改没，三年后再返还孙福利11万元购房款，受让其并不存在的房屋份额，这违背常理。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唯一受益人是王昌路（孙福田），其以97167.2元这不足于房屋三分之一的资金（相差8833元）取得了房屋二分之一的房屋份额，该伪造的“产权登记材料”的受害人是孙福利，其11万元购房资金，只剩“定金”3166.8元，没有一平方米房屋份额。但因孙玉凤受让其房屋份额、返还了其11万元购房款，因而代其成为了受害人。否则原告席上站着的应该是孙福利，并义正言辞地讨要其11万元房屋份额。以上事实证明，孙玉凤、王昌路（孙福田）购买实际出资并无改动，只须将两人侵占孙福利的房款106833.2元返还给孙福利，把孙玉凤的动迁款22880元找回，即可还原三人购房实际出资真相。被反诉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明其49833.2元的来源合法性。以上事实证明，被反诉人无论如何狡辩，都不能改变其非法占有为目的，涂改购房缴款收据，伪造“产权登记材料”，致使产权登记错误这一事实。本案“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是：一、诉争房屋总价款318000元。诉争房屋面积为210平方米，其中一层90平方米，单价2200元，二层120平方米，单价1000元，总价款318000元。购房款构成：1、动迁面积113.69平方米（87.89＋26），每平方米880元，计房款100047.2元。2、现金交款22万元，收据2、3、4、6、7万元款项合计320047.2元，给清房款318000元、防盗门500元，余款1547.2元退回。售房公司原始财务凭证载明了这一事实。二、孙玉凤、王昌路（孙福田）、孙福利购房“基本均等出资”这是被反诉人与反诉人共认的事实。法律规定：不动产不能确认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请求法庭按三人等额出资处理本案，把210平方米房屋立体划分三等份，每人享有三分之一房屋份额即70平方米。三、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返还了其11万元购房款。孙福利明确承认这一事实，并证明：“钱是从大姐（孙玉凤）手里拿出来的”。孙福利的证实证明，孙玉凤已履行了房屋份额转让协议“主要义务”、孙福利也“接受”了该“主要义务”，依据《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该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十多年来双方当事人诚实遵守，毫无争议，孙福利从未对该房屋份额主张权力。关于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资金来源的合法性的说明。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资金，由7万元饭费条、2万元现金、2万元欠据组成，计11万元。关于7万元的饭费条来源的合法性：该7万元饭费条，是合伙饭店偿还孙玉凤出资的装修款，孙玉凤出资了合伙饭店装修款，这是涉案人共认的事实，孙福利证实：“我饭店装修花费多少钱，就由孙玉凤向我支出”、“装修大约花费了7-8万元以上”。孙玉凤“支出”合伙饭店装修款7-8万元以上，合伙饭店用7万元饭费条偿还，合情合理合法，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孙福利的证实，证明了孙玉凤该7万元饭费条来源的合法性。关于2万元现金、2万元欠据来源的合法性：2万元现金是孙玉凤的工资款，该2万欠据从2000年拖欠至2006年，孙玉凤用住宅三年租金与孙福利抵顶，孙福利明确承认这一事实。请求法庭依法认定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合同成立，将孙福利转让给孙玉凤的70平方米房屋份额确认为孙玉凤所有。被反诉人的事实主张纯属虚构，毫无事实根据，被反诉人企图用涂改购房交款收据、伪造产权登记材料霸占别人房屋产权失败以后，仍不死心，又企图用编造谎言来混淆事实以便浑水摸鱼，谋取非法利益。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只有口头陈述而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不予支持。反诉人对自己反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已完全了举证责任。被反诉人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并不能负起举证责任。请求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作出明冤白谤、定纷止争、公平正义之判决。王昌路对反诉请求辩称，一、反驳反诉人孙玉凤第一项关于依法确认诉争房屋总价为318000元的诉讼请求。被反诉方王昌路认为诉争房屋总价款为294000元。有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开发公司1998年5月10日出具的关于孙福田动迁安置情况说明为证。桓仁满族自治县城建商品房开发公司1998年5月13日出具的购买商品房入户通知单证明购买该诉争房屋全部付清房款294000元为证，购楼款总价差2万4千元。二、反诉人孙玉凤请求依法认定孙玉凤、孙福利、王昌路(孙福田)、购房“基本均等出资，将诉争房屋立体划分三等份，各享有三分之一房屋份额为70平方米”，被反诉人王昌路认为孙福利与2000年退出原由孙玉凤、王昌路、孙福利三家合伙经营饭店的行为和放弃在此期间合伙均等投资的购房行为，放弃购房份额。将应得的产权份额退还给王昌路、孙玉凤两家合伙开的饭店所有，并由三家协商一致，将原饭店三家经营时所取得的债权(饭费签单)7万元和饭店的存留的4万元现金一并返还给孙福利作为偿还孙福利初始阶段投资开饭店和后期购房款的投资费用11万元。三、反诉人要求依法认定孙玉凤授让孙福利房屋份额合同成立，将孙福利享有的70平方米的房屋份额确认为孙玉凤所有。被反诉人王昌路认为孙福利并没有将共同投资应取得所谓70平方米的份额授让给孙玉凤本人。因为返还给孙福利的11万元投资款包括购房资金在内，并且是从合伙经营饭店共同资金中支付，并非是孙玉凤本人支付给孙福利的购房款。无证据证明返还给孙福利7万元饭费签单(债权)和4万元流动资金属孙玉凤个人所有。四、反诉人孙玉凤反诉称：该产权登记错误是将三人购买的210平方米房屋，错误登记在孙玉凤、王昌路(孙福田)名下即各105平方米，没有孙福利的房屋份额，究其原因完全是因被反诉人涂改购房交款收据伪造产权登记材料所致。被反诉人王昌路要说的是：1988年前后，反诉人孙玉凤将坐落在4组26号64.59平方米所有权(孙福田)的一处平房以2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反诉人王昌路一家所有。由此王昌路一家从此居住至1996年。1997年6月10日被桓仁县商品房开发公司征占。在被征占动迁期间，由于反诉人孙玉凤与当时的开发公司人员较熟，主动与我们提出一切动迁事宜，由孙玉凤本人一手办理。其他人员没有参与其中。包括后期王昌路、孙福利、孙玉凤三家合伙开饭店，在开饭店期间，我们三家又合伙购买诉争楼房等事宜都是由反诉人一手承办与操作。直至2003年11月6日也是由反诉人孙玉凤一家在被反诉人没有任何成员的参与下，私自去产权管理部门与丈夫张国庆(时任产权办书记)合谋办理了(桓房产权)字第(06458)号房权证。即(孙福田)动迁还面积55.11平方米，自购157.89平方米。王昌路49.89平方米、孙玉凤105平方米产权。导致(孙福田)王昌路因动迁还面积的55.11平方米的产权错误的与后购154.89平方米的产权混同在一起。被反诉人孙玉凤瓜分。侵占被反诉人王昌路25.81平方米的产权。五、由于反诉人孙玉凤在给被反诉人王昌路办理动迁过程和三家合伙投资开饭店以及在购买诉争房屋过程中被反诉人王昌路在诉讼中发现反诉人孙玉凤存在多处弄虚作假之事实，涉嫌欺诈骗取等违法行为：1.1988年前后，王昌路以25000元的价格从孙玉凤手中购买的产权证为孙福田名字的产权房一处。该房产权来路不明，涉嫌欺诈或贪占公产之嫌。2.三家合伙购买的诉争房屋中的购房款票据有多处涂改、换据，用已经作废的票据虚构他人交款凭证，而且数额较大。涉嫌欺诈犯罪。3.反诉人孙玉凤涉嫌故意陷害他人之嫌，上述两项明明是反诉人孙玉凤所为，却嫁祸被反诉人所为。请求法院对涉嫌票据进行鉴定甄别是否由王昌路所为。孙福利笔录述称，我们是亲兄弟姐妹，孙玉凤是我大姐，孙玉艳是二姐。多年以前，孙玉凤卖给孙玉艳一个平房，价格2、3万左右，位于县政府旁边，房照是孙福田的名，加上后期建的一共80多平都有房照，后来动迁了，孙玉艳去签的字给的位于也就是诉争的房子，还了两个一楼门市面积一共55平左右。我提出我和孙玉凤、孙玉艳（王昌路）三家一起开饭店，利用孙玉艳这个房子格外在旁边和楼上又买了门市一共210平。当时孙玉凤管账，买什么拿多少钱。加上买房子、开业及后期装修等一共大家均等，我拿出现金10万元左右。我们经营饭店和宾馆，我参与经营三年后退出，房照是后期他们办的，酒店剩孙玉凤和孙玉艳经营，她俩也就是酒店给我返的4万元现金和7、8万元的饭条子，房子我也不要，我们都没有争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与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的妻子孙玉艳系姐妹关系。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孙玉艳与第三人孙福利系姐弟关系。坐落于建筑面积64.59平方米砖木结构平房的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孙福田，1990年在原房址自建建筑面积23.1平方米砖木结构平房一间，房产登记所有权人为孙福田。该两处房产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1996年5月，由于桓仁县政府城区改造需要，该两处平房被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征占。1997年6月10日，孙玉艳以孙福田名义与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签订《动迁协议书》，载明：“中心街中心小区建商品楼，需动迁孙福田产权房屋87.69㎡,还孙福田87.69×880元=77167.20商品房，孙福田同意；办理一切手续由乙方承担”。同年，由第三人孙福利提出，第三人孙福利、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三家共同协商合伙经营饭店。饭店经营场所位于，建筑面积210平方米，即本案诉争房屋，房屋结构为二层，一层为门市建筑面积90平方米，二层为住宅建筑面积120平方米，饭店营业后将一层与二层打通。饭店于1997年年末开业，至1998年由三家共同出资购买了诉争房屋。合伙经营期间，饭店由第三人孙福利及妻子主要经营，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主管财务，孙玉艳负责跑外零杂。三家关于入伙出资、利润分配等等均没有明确约定，亦没有书面协议。第三人孙福利称其拿出现金10万元左右交给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管理主要用于装修，由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一手办理买房事宜。2000年6月，第三人孙福利退出饭店经营，未对退伙进行清算，房屋份额未作明确约定。第三人孙福利称其退伙时候没要房子，是退给饭店而不是退给某一个人的。经三家共同协商同意，返给第三人孙福利现金4万元及饭费条子7万元，饭店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孙玉艳）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继续经营。2003年11月6日，诉争房屋在桓仁满族自治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孙玉凤，所在层数1、2，建筑面积210平方米，共有人王昌路等2人，产权来源动迁还面积55.11平方米，自购154.89平方米，共有份额王昌录49.88平方米、孙福田55.11平方米”。该房屋所有权登记由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到桓仁满族自治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申请办理并领取。2006年，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退出饭店经营，该房屋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使用。后双方就各自享有的房屋份额未协商一致，发生争议。现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诉至本院，要求因动迁归还在3组18栋1楼的1-1号的两个单元营业房55.11平方米的产权确认为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所有，原告与被告共同均等出资购买的该楼一楼的一个单元34.89平方米和二楼的120平方米的产权各占二分之一的77.445平方米份额归原告所有，原告应享有132.55平方米的产权份额，将被告侵占的25.81平方米的产权归还。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房屋总价款318000元，认定孙玉凤、孙福利、王昌路（孙福田）购房“基本均等出资”，将210平方米诉争房屋立体划分三等份各享有三分之一房屋份额即70平方米，认定孙玉凤受让孙福利房屋份额合同成立并将孙福利享有的70平方米房屋份额确认为孙玉凤所有。另查明，中心小区97-2号楼当年销售时的分配方案表显示一楼价格为每平方米2200元，二楼价格每平方米1000元。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财务记录该房屋售楼款构成：“1、动迁面积113.69平方米(87.69平方米+26平方米)，每平方米880元，计房款100047.20元；2、现金购房220000元”。1998年5月10日，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开发公司为桓仁满族自治县产权管理办公室出具《关于孙福田通知动迁安置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孙福田同志系我公司九六年动迁户，原动迁面积87.69㎡，现安置门市及住宅合计210㎡。原综合售价为（2200+1000）÷2即每平方米1600元，因门市及住宅布局不合理，两面无条件采光，光照时间不达标，经研究以每平方米1400元优惠价安置，原面每平方米880元，差价每平米520元，增加面1400元，总计216833.20元（人民币贰拾壹万陆仟捌佰叁拾叁元贰角）。特此说明”。1998年5月13日，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购买商品房入户通知单》记载：“孙福田同志，您购买我单位在中心街商品房建筑面积为210㎡，单价为1400元，全部付清房款294000元，其中现金220000元，动迁77167.20元，现同意交付使用，望接到通知后乔迁，并在一个月内持本通知单和商品房销售合同到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申报所有权登记，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1998年5月14日，桓仁满族自治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出具《桓仁满族自治县房改办通知书》：“孙福田通知原住64.59㎡平房，属桓仁市政，按房改精神办理手续，为75.00元，合计金额4844.25元，请予办理私房照”。房屋出售交款收据显示：“1998年5月14日，姓名孙福田，产权单位市政，缴纳二次房改款4844.25元”。辽宁省契税交款收据显示：“1998年5月14日，纳税人孙玉凤，产价216833.20元，税率5%，合计契税金额10842.10元”。又查明，现金交款收据显示诉争房屋交房款共5笔，其中：1996年7月16日40000元，1997年6月27日30000元，1997年10月26日60000元，1997年10月28日20000元，1998年3月30日70000元，总计金额220000元。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发票0020128号及桓仁满族自治县产权管理办公室午饭档案发票0020128号均注明换据三张220000元，出据四张，票号及金额分别为：票号0020128，金额147000元，该票购房单位名称为孙玉凤（该票中注明105㎡×1400元）;票号0020130，金额24234.40元，购票单位名称为王昌路（该票中注明17.31㎡×1400）；票号0020129，金额45598.80元（该票中注明87.69㎡），购票单位名称为孙福田；票号0020131，金额3166.80元（有“定金”字样），购房单位名称孙福利。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现已破产，上述该企业现有财务帐记录的孙福田、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及第三人孙福利交购房款收据多次换据并有更改记录。1998年11月26日原告王昌录所在的单位出具了证明、1988年12月1日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所在的单位开具了介绍信，均证明其购买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购房发票丢失。再查明，孙玉凤于2012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据实际出资额确定产权，要求王昌路、孙福田返还侵占的43.82平方米房产，本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2）桓民二初字第00267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王昌路提起上诉，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本民三终字第000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桓民二初字第00267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重审后，本院作出（2015）桓民一初字第00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玉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孙玉凤不服提起上诉，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5）本民三终字第00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陈述、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答辩、第三人孙福利陈述、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财务账、桓仁满族自治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房屋档案材料、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房权证复印件、动迁协议书、情况说明、判决书等证实材料在卷佐证，经当庭质证及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第三人孙福利合伙经营饭店并共同出资购买本案诉争房屋，诉争房屋应属于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第三人孙福利的合伙资产。各方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因三人之间系亲属信任程度较高，合伙投资资金由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管理，未订立书面协议，又未协商一致，原、被告双方以产权登记有误为由要求确认各自产权份额，各方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诉争房屋原始出资，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在产权调换过程中以动迁房屋面积87.69平方米房屋动迁款77167.20元及现金2万元出资的部分，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从购买诉争房屋现金交款5笔总计金额22万元的收据内容显示，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现有财务帐记录的孙福田、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及第三人孙福利交购房款收据发生过多次换据，存在票据名头不一致或空白、涂改，复写联未复写，相同票号出票日期不同问题，原告王昌路及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所属单位均证明二人购房发票丢失，未提供原始票据，无法作为认定依据。故对双方要求以各自名头交款收据为依据确认原始出资数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营期间，第三人孙福利称分几次共投资10万多元左右交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管理用于买房子、饭店开业及后期装修，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陈述的代第三人孙福利交款11万元房款不符，无法有效认定三人原始出资；（二）关于房屋总价款，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作为房屋出卖方，其财务记载的房屋价款318000元系单方记载的内部财务记录，不具有约束力，而桓仁满族自治县商品房综合开发公司盖有公章的《购买商品房入户通知单》显示：“全部付清房款294000元，其中现金220000元，动迁77167.20元”其中现金与动迁款加和又与294000元不符，现有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一致，无法认定房屋总价款。对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要求确认房屋总价款为318000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第三人孙福利退伙时收到的7万元饭条是饭店在经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债权凭证，应为三人合伙资产。第三人孙福利亦明确表示退出时房子退给饭店而不是给某一个人，是孙玉凤和孙玉艳给返的7万元饭条和4万元现金，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情况下，对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称该7万元饭条及4万元现金为其个人支出并因此受让取得第三人孙福利房屋份额70平方米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以上关于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提出的请求事实，已由（2015）桓民一初字第00196号民事判决及（2015）本民三终字第00403号民事判决处理，在双方无新证据予以补充情况下，对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处理。诉争房屋在桓仁满族自治县房屋产权管理办公室登记记载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105.01平方米、原告（反诉被告）王昌路49.88平方米、孙福田动迁还55.11平方米，该房屋所有权登记由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本人申请办理并领取，被告（反诉原告）孙玉凤丈夫张国庆时任产权办书记，在双方均无证据证明登记错误情况下，对双方要求对方返还房屋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昌路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孙玉凤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原告王昌路预交)，由原告王昌路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反诉原告孙玉凤预交)，由反诉原告孙玉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 帆人民陪审员  芦杰玲人民陪审员  赵 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赵 鹤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