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92民初429号 原告：余波，男，198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文，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汽车博览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5864870030。 法定代表人：周洪，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四川法奥（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四川法奥（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00003205F。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俪璟，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马波，男，197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告余波与被告绵阳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以及第三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奔驰公司）、马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文，被告绵阳华星锦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杨凡，第三人北京奔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一、王俪璟，第三人马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436800元、购置税37333.33元、保险费17523.45元、其他经济损失9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310400元；3.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三日内开走案涉车辆，逾期按2000元/天支付原告保管费和场地占用费；4.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车辆订购合同》，车辆型号为E200L奔驰牌运动轿车一辆，价款为436800元。2017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交付梅赛德斯-奔驰E200L运动轿车一辆，生产号0688762204，发动机号27492010648547，VSB标识号3161，底盘号LE4ZG4CB5HL079225,颜色为2197油漆，曜岩黑。2018年5月，原告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行李箱盖存在质量问题，通过观察发现车门、发动机舱盖等的识别代码（LE4ZG4CB5HL079225）与行李箱盖识别代码（LE4ZG4CB1HL089850）不一致，即该行李箱盖与整车不配套，系在交付前更换过，违反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经查，第三人北京奔驰公司为案涉车辆的实际生产厂商，与案涉车辆不匹配的识别代码（LE4ZG4CB1HL089850）系第三人马波在被告处所购车辆的识别代码。被告和第三人北京奔驰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所提诉讼请求。 被告绵阳华星锦业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车辆系合格产品，并已履行了经营者义务，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对车辆进行了验收，并在车管所经过了新车检测，完成了全套新车上户手续，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质量问题。二、原告系于2017年5月25日提车，却在2019年5月提出发现了所谓的质量问题，其没有证据排除其所述问题系其占有期间发生。本案从交付车辆至今也远超过6个月时间（达到三年），因此关于案涉车辆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根据。即使按原告主张的案涉车辆车尾箱识别号有误，但完全不影响车辆的使用和寿命，只要案涉车辆的车尾箱质量合格，就不影响双方间买卖合同目的的实现。四、被告也并不知道车辆识别号有问题的事实，也就根本无法告知原告，被告在销售案涉车辆时不存在隐匿真实事实、捏造虚伪事实的欺诈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不应当承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原告购车款三倍损失的责任。五、原告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且检测机构并无相关资质，检测结论也不能证明车尾箱是在被告交付车前就存在维修更换等事实。六、原告诉请不明确，是否诉请要求解除《车辆订购合同》，也请原告当庭明确。综上，原告在使用案涉车辆近三年后，要求解除合同，把使用近三年的车辆返还，并要求全额退还全部车款，赔偿其三倍损失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北京奔驰公司述称，一、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第三人北京奔驰公司为案涉车辆的生产者，不是案涉合同主体，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具体而言：一方面，原告依据与被告签订的《车辆定购合同》，提起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对北京奔驰公司无法律约束力，因此，北京奔驰公司本身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本案争议事实为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向原告销售了与原车不匹配的行李箱盖。北京奔驰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生产商，并不清楚案涉车辆的后续销售行为。人民法院也无法通过追加北京奔驰公司作为第三人的方式，查明本案前述争议事实。另如前所述，原告明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北京奔驰公司无需在本案中对原告承担任何合同责任。因此，北京奔驰公司亦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二、案涉车辆经出厂检验合格并办理了机动车登记，系合格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缺陷。原告称其购买的案涉车辆行李箱盖与整车不配套，存在质量问题;但案涉车辆在出厂时经过严格的质量测试，通过了整车检测后取得了《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案涉车辆亦在经PDI检测且由原告完成新车验收后，据此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并由原告领取了机动车行驶证。因此，案涉车辆在最初出厂时是合格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或他人财产的不合理风险，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质量缺陷”或“使用性能的瑕疵”。对于原告认为的案涉车辆行李箱盖识别码（LE4ZG4CB1HL089850）与整车车辆识别码（LE4ZG4CB5HL079225）不一致的问题。首先，案涉车辆的制造时间为2017年4月8日，而识别代码尾号为9850的车辆的制造时间为2017年5月15日。案涉车辆制造完成时间早于识别码尾号为9850的车辆的制造完成时间长达一个月有余。两车在生产车间无交叉时间，且生产间隔时间超过1个月，北京奔驰公司不可能在识别码尾号为9850的车辆尚未制造时，就提前一个月有余将其行李箱盖安装在案涉车辆上。其次，根据案涉车辆生产流程，行李箱盖早在装焊车间就已装配在车身上，并随车身共同进入喷漆车间进行全车喷漆过程；喷漆完成后，漆后车身（包含已装配完成的行李箱盖）将进入总装生产线，经过多道总装装配流程后，最后进入底盘三线整车标签粘贴（包含发动机、后备箱等位置）。车辆生产流程的整体性导致北京奔驰公司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动机在数十万辆车中单单选出案涉车辆对其尾箱进行差异化安装操作，进而实现尾箱的置换。所以，案涉车辆行李箱盖与原车生产出厂时必然匹配一致，系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原告自2017年6月20日对案涉车辆验收合格后，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并正常持续使用近3年。而因原告自行提交的《检测报告》显示“案涉车辆行李箱盖固定螺丝拆卸过”，故结合前述检测报告及原告正常使用案涉车辆近3年的事实，北京奔驰公司反而认为存在着余波曾自行拆卸案涉车辆行李箱盖或更换行李箱盖识别码，导致现有行李箱盖识别码与案涉车辆识别码不一致的极大可能。最后，根据案涉同型号车辆标签张贴流程，产品车整车标签在总装车间装配过程最后一条生产线（底盘三线）打印，全车标签集成在一张A4尺寸的不干胶上（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全车标签编号不一致的情况），打印完成后粘贴至车身上规定位置。基于不干胶的特性，如对标签表面进行烘烤或加热，则标签可以轻易撕掉。因此，不能排除原告加热处理后更改案涉车辆行李箱盖标签导致标签不一致的问题。原告应承担举证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责任，但其未能就此举证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理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依照《GB16735-2014道路车辆识别代号（VIN）》的规定，车辆识别代号系识别某一辆车而由车辆制造商为该车指定的一组编码。车辆识别代号与车辆质量无关，是易于看到的车辆身份标示。故单就行驶证车辆识别代号与行李箱盖车辆识别代号不符，根本无法认定案涉车辆存在瑕疵，更遑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因此，案涉车辆系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三、余波诉称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故其关于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在本案中，即便假设存在欺诈的事实，按原告诉称其自2018年5月即已发现案涉车辆行李箱盖的问题，却迟至2020年才向人民法院提起欺诈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撤销权除斥期间，因此其诉讼请求亦因超过除斥期间而不应获得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申请追加北京奔驰公司作为第三人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告亦不能证明案涉车辆行李箱盖识别码与整车识别码不匹配系产品质量原因所引起，且其提起欺诈纠纷诉讼早已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故其诉讼请求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及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马波述称，第三人马波并非车辆识别代码为LE4ZG4CB1HL089850的车辆的登记车主，该车辆登记车主为徐飏。本案处理结果与第三人马波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1日，余波因家庭生活需要至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处购买车辆，并为此签订了《车辆定购合同》（合同编号2017-05-64），合同主要约定：（一）乙方（余波）向甲方（绵阳华星锦业公司）订购车辆一台，车辆型号为Ｅ200Ｌ运动轿车，颜色149／114,产地中国，车价人民币436800元；乙方应在2017年5月21日前预付甲方定金5000元。车到指定交货地点后甲方即通知乙方，乙方在提车前付清余款431800元，甲方确认其账户收到车价的全部金额后，应依据合同第四条的规定交付车辆；（四、交货地点、方式和时间）交货地点为绵阳市甲方所在展厅。甲方和乙方或其委托人应当依照本合同第一条有关车辆规格的规定共同对车辆进行逐项检验，车辆规格与合同规定一致的情况下，乙方或其委托人应当签署提车单，双方完成车辆及有关文件的交付。乙方提车后，该车安全及车辆文件的完整性由乙方负责；（车辆质量）国产车以北京奔驰整车出厂合格证为准；乙方付款方式为奔驰金融。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同日，余波向绵阳华星锦业公司支付了定金5000元。根据运输单号为Ｂ20170000026229的《奔驰轿车运输通知单》显示，案涉车辆于2017年5月19日由北京奔驰公司交由中都物流有限公司承运。2017年5月22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为案涉车辆进行了ＰＤＩ检测（即新车移交前检查），检测结果均为合格，里程数显示为8公里。2017年6月20日，余波与绵阳华星锦业公司经协商变更付款方式为全款，为此双方重新签订了《车辆定购合同》，该合同还明确了车架号为ＬＥ4ＺＧ4ＣＢ5ＨＬ079225，发动机号为10648547，其余内容与前述《车辆定购合同》一致。同日，余波向绵阳华星锦业公司支付了剩余购车价款431800元。双方还于同日签订了《车辆定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由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为余波提供上户服务并加装电动尾门以及内饰贴膜，余波为此支付上户费1200元以及加装费用7800元。根据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于同日填发并由余波签字确认的《新车交车单》显示：车辆梅赛德斯-奔驰Ｅ200Ｌ运动轿车，颜色／内饰2197油漆、曜岩黑、金属漆／4114ＡＲＴＩＣＯ皮革、咖啡棕色，生产号0688762204，ＶＳＢ标识号3161，底盘号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发动机号27492010648547，车辆状态（车身、面漆、玻璃、内饰、电器、轮胎）完好，随车附件为中／英文使用手册壹本、中／英文维修手册壹本、钥匙贰把、点烟器壹个、急救包壹个、警示牌壹个、保修服务手册壹本，随车文档为发票原件（编号03196426）、合格证原件（编号ＷＡＡ025000519058）、三包凭证原件（车辆的底盘号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演示检查点（按键开关操作、车辆显示提示信息、车辆保养知识、交车时提供至少1／4箱汽油、紧急情况处置、保修保养条款、保险知识、介绍售后部门、三包条款和三包免责）。该《新车交车单》特别注明：“我已与贵公司代表一起检视过车辆。此车设备齐全，内饰及外观完整，车况良好，已完成上述所有交车程序并收到上述物品及文件，同意接车。”同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为余波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载明余波所购案涉车辆合格证号为ＷＡＨ25000519058，发动机号码为10648547，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价税合计436800元。《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载明案涉车辆制造日期为2017年4月8日,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同日，余波为案涉车辆在中国人寿财险绵阳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机动车商业保险，为此支出保险费17313.45元（即950元＋16363.45元）以及车船税210元。2017年6月23日，余波为案涉车辆向绵阳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缴纳了车辆购置税37333.33元，该局核发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载明案涉车辆车架号（车辆识别号）为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同日，案涉车辆在绵阳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该所向余波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号牌号码为川Ｂ×××××、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Ｅ4ＧＺ4ＣＢ5ＨＬ079225。 2017年10月18日、12月6日以及2018年6月1日，余波将案涉车辆送至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处进行维修保养（截止2018年6月1日车辆行驶里程数为19785公里）。2018年6月17日，余波将案涉车辆交由辽宁嘀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检测，该公司为此出具了《检车无忧检测报告》（报告编码1032135），车辆基本信息载明VIN码为LE4GZ4CB5HL079225，表征里程21052公里，行李箱盖问题描述为固定螺丝拆卸过、此部件有喷漆或钣金。2019年2月15日，余波将案涉车辆送至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处进行维修保养，行驶里程为31855公里。前述维修保养均未涉及余波所称的行李箱盖质量问题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不一致的问题。2019年4月28日至4月29日期间，余波向绵阳华星锦业公司投诉反映其所称的案涉车辆前述问题，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为此与余波进行了沟通协商。2019年5月14日，绵阳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针对余波投诉的其与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之间就案涉车辆产生的消费争议进行了调解，但未果。 2019年7月23日，余波以本案相同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曾诉至本院。2019年10月24日，余波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2020年5月9日，余波再次诉至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庭审中，余波明确如下内容：要求撤销案涉《车辆定购合同》；所提行李箱盖质量问题为盖体塌陷，轻按有明显的异响和凹陷，该行李箱盖强度明显与案涉车辆的其他部位不一致，影响车辆年检，并导致案涉车辆在二手车交易时被认定为拼装车，造成车辆贬值；所提鉴定费用系指其委托辽宁嘀车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检测产生的鉴定费用700元。另余波在庭审中称其发现行李箱盖上所粘贴标签显示的车辆识别代码与整车识别代码不一致的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北京奔驰公司对余波当庭所提上述内容不予认可。 另查明：1.2017年4月22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与案外人徐飏签订《车辆定购合同》，约定徐飏在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处购买车辆识别代码为LE4ZG4CB1HL089850的车辆。根据运输单号为B20170000027837的《奔驰轿车运输通知单》显示，该车辆于2017年5月27日由北京奔驰公司交由中都物流有限公司承运。2017年6月7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为该车辆进行了PDI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2017年6月8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将该车辆交付给徐飏。该车辆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载明制造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该车辆现实际使用人为马波； 2.根据绵阳华星锦业公司提供的《奔驰E电动尾门安装流程》书面资料及视频显示，电动尾门安装并不涉及拆卸行李箱盖的环节； 3.本案诉讼期间，本院对案涉车辆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为LE4ZG4CB1HL089850的车辆进行了现场查验，其中案涉车辆行李箱盖上粘贴的标签上的车辆识别代码显示为LE4ZG4CB1HL089850（该处标签经肉眼目测不属于可永久保持的标签），而车辆识别代码为LE4ZG4CB1HL089850的车辆的行李箱盖上因维修喷漆等原因已未粘贴有标明车辆识别代码的标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在案涉车 辆销售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本案中，余波在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处购买案涉车辆属于生活消费，其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依法受到该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规定中经营者是否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要有欺诈的行为，并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被欺诈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主观上并无存在欺诈的故意。根据案涉车辆所对应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奔驰轿车运输通知单》以及PDI检测清单等证据显示，案涉车辆在交付给余波之前系完好的无质量瑕疵的新车。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向余波交付案涉车辆时，余波对案涉车辆的外观进行了验收，其在交接车辆时对包括行李箱盖在内的部件进行了具体检验，亦签署了《新车交车单》，并无证据显示案涉车辆行李箱盖在交付时就已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不一致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余波于2020年5月9日向本院起诉时已超出“自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期限；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余波应提供证据证明在提车时案涉车辆已经存在其诉称的行李箱盖质量问题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不一致的情况。现余波仅以其诉称在2018年5月发现案涉车辆存在前述问题来证明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交付案涉车辆时即存在上述问题，对此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退一步讲，即便余波诉称的前述问题在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交车时已经存在，其仍应提供证据证明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在介绍、查验车辆时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综合本案审理情况，未有证据显示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在出售车辆时已知晓行李箱盖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不一致且故意隐瞒该情况。况且，余波自提车至今一直实际使用案涉车辆，结合其提供的《检车无忧检测报告》对案涉车辆行李箱盖的问题描述，不排除其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出现维修更换行李箱盖及更换粘贴的车辆识别代码的可能性。 其次，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客观上并未实施欺诈行为。消费交易中的商品欺诈是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时有欺诈行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是假冒伪劣的商品，包括假货、冒牌货、伪装真货的商品以及质量低劣的商品。本案中，余波接收案涉车辆后为案涉车辆先后办理了保险、纳税、挂牌等相关手续，若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向余波提供的案涉车辆存在假冒伪劣的欺诈情形，客观上是无法办理前述相关手续的。余波虽诉称案涉车辆行李箱盖存在质量问题，但对此并未举证证明。经本院现场查验，该车辆所装置的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位于副驾驶车门立柱位置）上、标签（位于前挡风玻璃内侧,在仪表板上靠近风窗立柱的位置）上以及打刻在底盘及车架上的车辆识别代码与对应的《车辆定购合同》、《新车交车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以及《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文件资料所记载的车辆识别代码均为LE4GZ4CB5HL079225，该代码系案涉车辆的唯一车辆识别代码。上述客观事实足以确认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交付给余波的车辆系经过检验合格的产品，符合合同约定。本案中，余波亦未举证证明存在案涉车辆行李箱盖与马波所使用车辆行李箱盖被绵阳华星锦业公司调换或者北京奔驰公司将车辆识别代码贴粘贴错误等情形。 第三，即使余波诉称绵阳华星锦业公司未予告知余波案涉车辆在交付前存在前述问题的事实成立，也并不会导致余波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车辆定购合同》中对案涉车辆的基本情况如厂商、车辆型号、颜色、车价、交付方式、质量标准、付款方式等作了约定；从合同内容来看，《车辆定购合同》并未对与行李箱盖相关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进行约定。因此，与行李箱盖相关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并不构成余波缔约的根本目的。在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交付前即已被他人办理过车辆注册登记，或虽未办理过车辆注册登记但被他人实质使用过的情况下，绵阳华星锦业公司交付的车辆属于合同所约定的新车。即使存在余波诉称的前述问题，不涉及车辆的动力系统如发动机和变速器等，不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不涉及前后桥的主要零件及全车的主线束，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相应修复措施轻微，花费时间较短，与此相关的信息并不属于影响余波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该类轻微问题也并不属于明显超过一般消费者心理所能承受之特殊事件。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前述问题及其修复给余波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甚至造成实质损害。事实上，余波并未以其人身健康、安全受损或受威胁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至本案庭审时，案涉车辆实际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三年，行驶里程超过3万公里，且余波称案涉车辆常用于日常生活需要，无证据证明其所称前述问题对其日常使用造成了不利影响。余波也并未就其所称的前述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问题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从合同约定的内容、问题及处理措施的轻微程度及给余波造成的影响来看，本案并不存在余波的缔约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 综上，因无充分证据证明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在案涉车辆的销售过程中构成欺诈，余波所提要求撤销《车辆定购合同》、绵阳华星锦业公司向其折价退赔购车款并以车辆购置价格为基础承担三倍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波系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而北京奔驰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且如前所述余波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在交付前即存在其所称的前述问题，故余波所提北京奔驰公司对其存在欺诈行为的诉讼主张亦不成立。 至于北京奔驰公司所提的余波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的抗辩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就有关此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则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余波诉称其最早于2018年5月即发现案涉车辆行李箱盖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车辆识别代码不一致的问题，但其于2020年5月才诉至本院请求撤销案涉《车辆定购合同》，已明显超过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故北京奔驰公司所提该项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波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1100元，减半收取为10550元，由原告余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美俊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