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熊发阳，男，197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劲，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华泰亿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工业北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彭仲明，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四川华泰亿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权，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发阳与被上诉人四川华泰亿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亿红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1民初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发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熊发阳的诉讼请求，驳回华泰亿红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如果解除《租赁合同》，会导致熊发阳的损失过高。本案中，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所签《工业厂房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熊发阳在租赁合同签订以后，是按照15年的租赁期限来规划使用的，单是进行的固定设施的投入就近800万元。投入刚刚完成，未见收益。二、一审未审查管理人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性，存在事实认定有误和法律适用不当。从解除的必要性来看，本案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交纳方式为年交，且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递增。在厂房所有权的变更后，可以继续履行，新产权人能获得稳定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是：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这并不是必须要解除，得视情形而定。本案中管理人并非善意行使解除权。由于其不当行使解除权，导致熊发阳产生巨额损失。三、关于熊发阳知道解除的时间，2019年4月28日熊发阳与管理人进行过协商，内容为是否继续履行，充分说明双方并未达成解除共识的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最后作出有效解除意思表示的时间应为2019年4月28日。四、从破产债权人的债权性质来看，几乎均为民间借贷性质。管理人应当审查是否有虚假诉讼案件或其他非法债务的产生，应当有明确说明。 华泰亿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华泰亿红公司不认可熊发阳的请求、理由及偏离事实的陈述，请求二审依法驳回熊发阳的不当诉请。一、一审判决确认解除租赁合同有效，驳回熊华阳的诉请，法律依据充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还特别规定，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可见，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是合同解除的法定理由之一，决定解除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是管理人的法定权利。只要管理人在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未通知，或对相对方的催告不作答复的，合同视为解除。2018年3月6日，蒲江县人民法院做出（2018）川013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对华泰亿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管理人未在该期限内通知熊发阳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熊华阳也没有催告履行合同，故应依法符合事实地认定《工业厂房租赁合同》于2018年5月5日解除。况且，对于合同解除的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提起诉讼期间为三个月。不管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视为解除，还是依据管理人于2018年7月30日、8月1日，以邮政专递、在华泰亿红公司大门标墙处张贴通知方式，再次明确告知熊发阳，租赁合同已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解除起算，同样也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间三个月，故应予驳回。熊发阳称管理人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2019年4月28日，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尊重本案的基本证据和事实。二、关于合同解除的合理性问题，《破产企业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合同解除及视为解除没有除外规定，熊发阳以合同解除的合理性提出抗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时，该租赁合同租期长达15年，受理破产申请时履行期间不到两年，未完期限尚有十三年多，租金的标准远远低于全部资本投入到商业银行存贷款标准。不解除合同，无法处置变现，更无法实现最大价值，更不能使全部债权人依法、公平、及时受偿。总之，破产程序无法有序推进。解除合同，完全必要和合适。三、上诉状中关于熊华阳“单是固定设施的投入就近800万元”及“每天最高几百人在场内务工”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熊发阳租赁时，华泰亿红公司的全部建筑物、设施、设备均是全新的，无须添加任何设施、设备，同时按照《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乙方（即熊发阳）另需装修或增设附属设施和设备的，应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按规定须向有关部门审批的，由甲方（即华泰亿红公司）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至今，未发现依据合同约定的设施、设备投入存在。熊发阳称每天最高几百人在场内务工，均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华泰亿红公司不予认可。四、虽然租赁合同已解除，但熊发阳至今未交付给管理人，并且持续占有和实际使用了租赁标的物，一审判决关于支持租金支付的判决是正确的，同时关于腾退的判项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债权性质及债权审查，与熊发阳一、二审诉请、事实、理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与本案无关。 熊发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华泰亿红公司管理人解除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行为无效；2.诉讼费由华泰亿红公司承担。 华泰亿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解除华泰亿红公司与熊发阳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行为有效；2.判令熊发阳即时腾退，并向华泰亿红公司管理人移交全部租赁物；3.判令熊发阳从2019年2月7日起至移交全部租赁物之日止，按合同标准支付实际占用期间的未付租金；4.全部诉讼费由熊发阳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6日，华泰亿红公司与熊发阳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方（甲方）华泰亿红公司，承租方（乙方）熊发阳。一、出租厂房情况：租赁物业位置：成都市蒲江县工业集中开发区工业北路108号，其中产权明细如下（1.……略）；2.厂房内属于甲方的设施、装修、装置、物品、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厂内所有气调冷库工程设备，其中含30间气调保鲜库存保温系统、全自动控制系统、远程控制系统、电气控制柜等）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所列物品与厂房一并出租给乙方使用。二、工业厂房起付日期合同租赁期限：1.厂房租赁期自2017年2月6日起，至2032年2月7日止，租赁期十五年。付款方式：现金。2.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厂房，乙方应如期归还，乙方需继续租的，应于租赁期满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要求，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三、租金支付方式：1.该厂房年租金为50万元，先支付2年。2.第一年和第二年租金不变，第三年起递增率为3%。3、支付方式为现金或转账。”。当日，熊发阳向华泰亿红公司委托人胡学彬支付现金1000000元，胡学彬出具了收条，并加盖了华泰亿红公司印章。 一审另查明，2018年3月6日，一审法院受理申请人唐其碧、魏家辉对被申请人华泰亿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4月16日指定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华泰亿红公司管理人。 一审庭审中，管理人陈述：“2018年5月我们进场起我们一直给熊发阳说了合同应该解除，熊发阳自己是清楚的，（租赁）时间太长。后来我们说签订临时租赁合同，熊发阳请了律师与我们沟通，并非2019年3月7日协商时才通知他解除，是一直在通知他解除合同”。2018年7月31日，管理人通过邮政快递向熊发阳邮寄送达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熊发阳有关华泰亿红公司破产受理情况以及租赁合同已依法解除等事宜，但被拒收退回。2018年8月1日，管理人在位于华泰亿红公司出租厂房大门外墙显著位置张贴该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及时腾退，熊发阳至今仍未腾退交还租赁厂房及设备。2019年4月28日，管理人委托的代理律师与熊发阳的代理律师在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对是否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进行了沟通协商，因租金标准分歧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9年6月28日，一审法院对华泰亿红公司的案涉厂房及设施、设备、其他附着物予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本案系因破产程序引发的衍生诉讼，应当依照破产法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精神予以综合评判。由于华泰亿红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案涉租赁合同成立于破产申请受理前，且合同约定的租期尚未届满，故是否应当解除合同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之规定，管理人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从庭审中管理人陈述可知，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6日裁定受理华泰亿红公司债权人破产清算申请后，管理人在二个月内通知了熊发阳，故不适用本法中关于“未通知对方当事人”的规定。故对华泰亿红公司主张合同自2018年5月6日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从一审法院查明的关于管理人向熊发阳送达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的事实来看，即使熊发阳以邮件被拒收退回的理由抗辩未收到该《通知书》，也不能当然的就印证其主张的邮件内附文件并非《通知书》的理由成立，熊发阳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管理人主张解除合同通知书已于2018年7月31日送达对方的事实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况且，管理人还于次日即8月1日在案涉租赁厂房外显著位置张贴了该《通知书》，熊发阳辩称其于2019年3月7日才知晓解除合同的通知事宜，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案涉租赁合同于通知到达对方之日即2018年7月31日解除。对华泰亿红公司管理人主张确认解除合同行为有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熊发阳在解除合同通知书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请求确认解除合同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腾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熊发阳应当将租赁物交还华泰亿红公司管理人，以利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资产统一处置。对管理人要求熊发阳腾退并返还案涉租赁物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占有使用费问题，本案中，熊发阳在支付了2017年2月6日至2019年2月6日两年的租金共计1,000,000元后，未再继续支付租金，但仍继续占有使用至今，故熊发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第三年起递增率为3%”的租金标准，向管理人支付案涉租赁物实际占有使用期间的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第三年即2019年2月7日至2020年2月6日的占有使用费为515,000元；从2020年2月7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费用，应以上一年租金标准为基数，按照递增率3%的标准结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因合同解除致使本案所涉租赁合同不能履行，对熊发阳可能造成的损害，熊发阳只能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完毕而可能产生的损害主张赔偿，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综上所述，熊发阳的诉请不能成立，华泰亿红公司的反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于2017年2月6日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二、熊发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腾退位于蒲江县工业集中开发区，并返还该厂房内属于华泰亿红公司的设施、装修、装置、物品、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厂内所有气调冷库工程设备，其中含30间气调保鲜库存保温系统、全自动控制系统、远程控制系统、电气控制柜等）经双方共同清点的所列物品；三、熊发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泰亿红公司租赁厂房占有使用费，其中2019年2月7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间为515000元；从2020年2月7日起，以上一年度占有使用费为基数，按照每年递增率3%的标准支付至实际腾退之日止；四、驳回熊发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60元，合计2360元，由熊发阳负担。 二审中，熊发阳、华泰亿红公司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系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本院对此及其他争议论述如下： 关于案涉《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之规定，对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就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中，熊发阳与华泰亿红公司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在华泰亿红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仍未履行完毕，故管理人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 对案涉租赁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虽管理人向熊发阳发送的邮件邮单品名并未表明为解除合同的通知书，但是该通知书显示寄件时间为2018年7与30日，退回原因为“电话通知用户要求退回”，同时管理人于2018年8月1日到案涉厂房外显著位置张贴了该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加之熊发阳一审提交起诉状载明时间为2019年3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异议期，故一审法院认定管理人主张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已经于2018年7月31日送达熊发阳的事实成立，案涉租赁合同于该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熊发阳主张双方在2019年4月28日协商是否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故最后做出有效解除意思表示的时间应为2019年4月28日。本院认为，管理人发送的解除合同的《四川华泰亿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知书》除明确表达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外，还载明“为减少你方因租赁合同解除产生的损失，管理人拟请求蒲江县人民法院批准由管理人与你方另行签订短期临时租赁合同，”，而2019年4月28日一审会议记录同样载明“如果杨律师这一方面能够接受，可以新签合同，目前就是这个条件。”。根据上述证据，管理人并未收回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后续的协商系基于另行签订短期临时租赁合同进行，而非继续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故双方后续协商并不能阻却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的事实，本院对熊发阳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对熊发阳是否应当承担房屋占有使用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熊发阳应当及时腾退返还案涉厂房，其未腾退，应当基于占有支付相应对价，因其支付租金费用至2019年2月6日，其后未再支付。故一审基于此要求其参照合同约定支付2019年2月7日至2020年2月6日的占有使用费为515000元；从2020年2月7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费用，应以上一年租金标准为基数，按照递增率3%的标准结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熊发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50元，由熊发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 方 审 判 员  王 果 审 判 员  赵 韬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  郑 帅 书 记 员  丁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