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3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小林，男，198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诗其，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重庆坤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剑，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重庆市浩渝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白公街道白公路23号附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34595968XM。法定代表人：韩远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强，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什邡市。上诉人薛小林因与被上诉人张剑、原审被告重庆市浩渝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8民初17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小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第三条，明确了未经变更登记对抗的对象范围，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65条的规定，即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已经修正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经变更登记的增资不仅不得对抗第三人，也不得对抗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股东。一审判决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张剑提出以“债转股”或“借款”方式，增加包括薛小林在内的其他股东的出资，应当进行股东实缴出资的变更登记。现张剑未进行变更登记，不仅对于第三人来说，不能认为薛小林等其他股东完成了股东出资；对于作为借款合同相对人的薛小林来说，也不应认为张剑已经为其完成了增资，不应认为其完成了出借款的交付。2.一审对张剑是否完成增资的事实认定不清，主要体现在仅凭浩渝公司出具的一张收据，在其他证据有明显瑕疵和互相冲突，且浩渝公司的印章由张剑控制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张剑已经为薛小林完成出资。（1）张剑以债转股增加薛小林注册资本金的形式，违反《公司章程》的约定。（2）张剑是否完成了增加薛小林注册资本金，所依据证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增资未按《公司章程》所约定的方式完成，也未经包括薛小林在内各股东的认可，仅凭被上诉人张剑自己盖章的一张《收款收据》，不能认为张剑将对浩渝公司的债权，转给了薛小林作为浩渝公司股东出资增资。3.一审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互相冲突，且张剑三次开庭逾期提交各种证据，全因借款并不真实，是张剑为了减少关联公司重庆江岸坊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岸坊公司）不良债务损失，将浩渝公司所欠债务强加给薛小林在内的其他股东，并以哄骗其他股东签下各种文件、伪造签名、事后补充证据所致。4.即便借贷关系成立，薛小林对外转让股权时的股权转让款，应当与张剑的出借款进行抵扣。2016年9月10日在各股东把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明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薛小林股权转让款为6万，在出售公司时约定了此转让款首先用于偿还股东个人债务，即薛小林的6万应当抵扣。同时约定了，应收净额用于抵偿原股东和公司应付江岸坊债务，也应予以抵扣。5.即便借贷关系成立，利息明显过分高于张剑的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调低。张剑二审答辩称，公司法规定非货币的有价的财产都可以出资，债权可以作为出资的资产，金额清晰不需评估。审计报告是浩渝公司委托第三方出具的，也是薛小林、胡俊在一审中提供的。无论是公司法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或是民法总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都是对抗条款而不是生效条款。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并无问题。张剑保管印章是薛小林的主观想法，并无证据。浩渝公司二审述称，认可一审判决，同意张剑的答辩意见。张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薛小林向张剑偿还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为计算标准，从2015年10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浩渝公司对薛小林的上述还款付息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薛小林、浩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尹晓芬与张剑系夫妻关系。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24日，江岸坊公司的股东为尹晓芬一人。2016年2月24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尹晓芬、张剑。后该工商信息经过多次变更，现股东为重庆天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雄。浩渝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7日。成立至今公司有11次股东变更、住所地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变更。2015年8月17日，该公司股东为胡俊、薛小林、张剑、廖强、尹钞。现该公司股东为韩远超、付国林。2015年4月29日、同年4月29日、同年4月29日，尹晓芬以其建设银行账户向江岸坊公司分别转账支付44万元、57万元、52万元，合计153万元。2015年4月30日，江岸坊公司向张剑出具《借条》，主要载明：今借到张剑借款153万元，此款由尹晓芬于2015年4月30日代张剑向江岸坊公司完成了153万元借款的支付到账。2015年8月1日，浩渝公司向江岸坊公司发出《关于请求恢复授信额度的函》，载明：“贵我之间一直存在供销合同关系，贵司之前向我司授信100万元，截止2015年7月30日，我司尚欠贵司货款1443250元。经贵我公司领导协商，贵司同意将我司对贵司的债务转移给张剑个人，债务转移后，我司就不再拖欠贵司货款。我司经经营需要，现请求贵司收到本函之日起恢复对我司的授信额度，恢复对我司供货。我司保证诚信经营，按时回款，确保贵司利益不受损害。”2015年8月10日，江岸坊公司向浩渝公司发出《对账函》，主要载明：截止2015年7月30日浩渝公司尚欠江岸坊公司货款1443250元。浩渝公司在该函件中盖财务章进行了确认。2015年9月25日，江岸坊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江岸坊公司将其对浩渝公司的应收账款1443250元转让给张剑，以冲抵偿付江岸坊公司欠张剑的借款153万元中的等额部分。2015年10月7日，浩渝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参与人员有公司股东廖强、尹钞、张剑、胡俊、薛小林。决议内容为：1.全体股东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原来的200万元增加到400万元，各股东按照所持本公司股份比例增加注册资本金。2.同意本次增加的资本金在决议签字后1周内到位，只能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使用。3.全体股东同意本次增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直接注入或减少股东在本公司的债权等方式注入股本金的方式进行。4.同意张剑在股东缴纳本次增资困难时可以用股东在本公司的股份质押向其借货币资金或减少张剑在本公司的债权等方式解决本次应注入资本金，由借款股东向其出具借条并约定利率，借款利息由股东自行承担。全体股东同意本公司为本公司股东间的本次借款（仅限于股东为本次增资而形成的股东间借款）进行担保。5.同意增资后对公司的运行状态设立三个月的观察期，观察期满后公司仍不能正常运行，则进行清算，本由本公司偿还股东在本公司的现有和因增资减少的债权。6.股东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后为本公司正常供货，并给予一定的资信期，股东同意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本公司回复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持。2015年10月10日，薛小林向张剑出具《借条》，主要载明：借到张剑20万元，该借款用于本人投入浩渝公司增资款，月利率1%，按月支付，以本人持有的浩渝公司的股权作为质押。浩渝公司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人进行了盖章确认。2015年10月18日，浩渝公司向薛小林出具《收款收据》，主要载明：收到薛小林的投资款20万元，收款方式为货物。证据《确认书》显示有：张剑（甲方）、薛小林、廖强、胡俊（以上三人均为乙方）、江岸坊公司（丙方）、浩渝公司（丁方）于2015年签订了《确认书》，约定：1.丁方在2015年7月前已欠丙方药品款未付，甲方和乙方均为丁方股东。2.丁方各股东一致同意欲在2015年8月对丁方进行增资扩股，将丁方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加至400万元。3.为化解债务，同时落实丁方公司增资资金来源，各方于2015年8月形成了如下合意：各方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7月，丁方共计欠丙方药品货款1443250.66元未付。各方一致同意在2015年10月1日丙方将此债权转让给甲方所有，并就甲方对丁方享有的债权以债转股的方式调账进行增资扩股，具体方式甲方将其对丁方享有的相应债权额度转让乙方三人作为乙方三人的出资份额，同时以转让后的债权余额中120万元对丁方进行债转股增资。其中，薛小林向甲方借款债权额度为20万元，廖强向甲方借款额度为50万元，胡俊向甲方借款额度50万元。为此，乙方三人于2015年10月10日各自向甲方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了各自的借款金额，并按月利率1%计息，并承诺以三人在丁方持有的股份担保，丁方在三份借条上均为担保人身份签章。丁方于2015年10月18日分别给乙方三人出具了股权投资款到位收据。现乙方三人和丁方向甲方确认上述事实，并确认上述款项并未向甲方归还。在该《确认书》末尾，张剑、廖强进行了签字确认。江岸坊公司、浩渝公司、廖强进行了盖章和签字确认。该证据显示有胡俊、薛小林的签字。庭审中，胡俊、薛小林陈述并未签字确认，所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张剑予以认可。一审庭审中，张剑举示了江岸坊公司企业台账，该台账记录有：应收抵投资款薛小林20万、廖强50万、胡俊50万。张剑举示的《确认书》，因无薛小林、胡俊的本人签字，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庭审中，薛小林举示了证据1《审计报告》，拟证明：《审计报告》显示，出资方式并非从张剑处借得货款，故并不能体现江岸坊公司对浩渝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张剑。《审计报告》显示，各股东出资情况表上载明的借货款单位江岸坊公司，且截至2015年10月，向江岸坊公司借货款合计金额为290万，远高于《对账单》所述的1443250元，审计报告显示的借货款金额与对账单对账显示金额不符。《审计报告》，显示所有股东实际出资到位情况没有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及有关部门审验，无法核实是否真实增资。根据《审计报告》，至2016年10月末，浩渝公司对江岸坊公司应收账款为432769.35元，应付账款为211846.65元，抵消后，江岸坊公司尚欠浩渝公司220922.7元未付，而非浩渝公司欠付江岸坊款项。因此仅在江岸坊原债务未予抵消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还要支付江岸坊债务，可见债权并未减少。2.浩渝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包括公司章程（2015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2016年9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拟证明：注册资本为500万，首次出资薛小林为20万元、首次出资胡俊为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第二次出资期限为2025年12月1日，薛小林需出资30万元、胡俊需出资75万元。因此，公司无“增资”到400万元的必要和记录。材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印证2016年9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薛小林以6万元价格、胡俊以15万元价格将股权转让给李明刚，但并未实际收取相应款项，通过股权变更李明刚取得了相应股权，其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抵偿。胡俊、薛小林转让给李明刚股权并未依照股权转让协议收取转让款。3.公司章程（2016年9月20日），拟证明李明刚通过受让胡俊、薛小林的股权成为股东后，出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31日，而该公司章程形成时间是2016年9月20日，可见胡俊、薛小林转让的股权仍未完成实缴出资。故张剑所称用来出借的债权用于了薛小林、浩渝公司的股权增资，没有事实依据。对上述证据，张剑质证认为：对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有异议。理由：因为该审计报告是浩渝公司提供的，存在不全面性。从我方举示的证据看，截止2015年7月30日江岸坊公司对浩渝公司的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张剑。对被告陈述的截至2015年10月浩渝公司向江岸坊公司借货款合计金额为290万元，远高于《对账单》所述的1443250元，是因为在后期浩渝公司又与江岸坊公司产生了债权债务。审计报告中的借货款单位应是张剑，不是江岸坊公司。本案货款截止时间是2015年7月30日，且被告主张的浩渝公司与江岸坊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对公司章程（2015年7月1日）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胡俊、薛小林应对浩渝公司实缴的出资应以实际缴纳的出资为准，不应以章程为准。且根据章程规定，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股东可以提前出资。在2015年7月至10月的增资因为公司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为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各股东协议后决议提前实缴注册资本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司章程（2016年9月20日）与本案无关。股东会决议（2016年9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关于证据1，《审计报告》是否客观真实有赖于所依据的财务资料，但该《审计报告》中载有“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高达7页，可见浩渝公司财务管理较为混乱。该报告载明的浩渝公司尚欠290万元，是截止到2015年10月，并非本案货款截止时间2015年7月30日。对证据2、3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胡俊、薛小林未得到股权转让款，有权向李明刚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未经工商登记公司股权增资，是否有效。二、张剑与薛小林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条所载金额是否应该偿还。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估价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在本案中，股东可以将货款债权作为股东出资。薛小林的股权出资额经过本案增资出现变化，未经工商登记，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并不构成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将买受人所欠货款转为借款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买卖法律关系转换为借款法律关系。本案中，江岸坊公司将对浩渝公司拥有的1443250元货款债权转让给张剑。张剑将对浩渝公司上述债权转为薛小林、胡俊、廖强三人作为浩渝公司股东出资增资，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薛小林、胡俊、廖强向张剑出具《借条》，由此差欠了张剑的个人借款。上述一系列转换，使得江岸坊公司对浩渝公司的货款债权得以抵扣。现出借人张剑据此约定向薛小林、胡俊、廖强借款人请求归还借款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证据《借条》约定借款月利率1%并未超过法定利息最高标准，一审法院对张剑利息主张予以支持。《借条》并未载明还款期限，张剑有权随时向薛小林、浩渝公司主张权利，浩渝公司连带保证期限未过，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薛小林向张剑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为计算标准，从2015年10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重庆市浩渝医药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4300元，由薛小林、重庆市浩渝医药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1.案涉增资扩股协议是否属于债权转让及履行；2.案涉增资扩股后未变更登记的是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3.案涉借款利息应否予以调低。本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争议焦点之一，案涉增资扩股协议是否属于债权转让及履行。薛小林上诉称借条签字属实，但未实际收到该50万元，并称实为张剑将其个人债权转为股东投资，但其债权金额不足以履盖包括张剑个人增资，故否认存在债权转让并实际履行。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浩渝公司于2015年10月7日《股东会决议》系该公司股东廖强、尹钞、张剑、胡俊、薛小林共同决议，该决议的内容实为增资扩股，增资出资方式包括货币资金直接注入或减少股东在本公司的债权等方式注入股本金。一审法院认定江岸坊公司将对浩渝公司拥有的1443250元货款债权转让给张剑，张剑将对浩渝公司上述债权转为薛小林、胡俊、廖强三人作为浩渝公司股东出资增资，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薛小林、胡俊、廖强向张剑出具《借条》，由此差欠了张剑的个人借款，使得江岸坊公司对浩渝公司的货款债权得以抵扣。经审查，浩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实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该增资扩股实为张剑债权转为股东增资个人借款。故案涉增资扩股协议属于债权转让并得以实际履行。出借人张剑依约定向薛小林、胡俊、廖强请求归还借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张剑的增资是否属实不是本案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浩渝公司委托廖强收取应收货款交给了张剑，应收款应否抵扣增资款，以及薛小林对外转让股权时的股权转让款，应当与张剑的出借款进行抵扣等诉求，均系其他法律关系，当事人有权另诉解决。薛小林上诉称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不属于债权转让及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争议焦点之二，案涉增资扩股后未变更登记的是否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薛小林上诉称，公司增资扩股后并未出具出资证明，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故案涉增资扩股后未变更登记的对当事人无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股东将货款债权作为股东出资，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为公司法所认可。薛小林的股权出资额经过本案增资出现变化，未经工商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属实，但并非案涉增资扩股无效。薛小林上诉称公司增资扩股后并未出具出资证明，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争议焦点之三，案涉借款利息应否予以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薛小林上诉称即使案涉借贷关系成立，利息明显过分高于张剑的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调低。一审法院以《借条》约定借款月利率1%，认为并未超过法定利息最高标准，故对张剑利息主张予以支持，经本院审查并无不当。小林上诉称案涉借款利息应予调低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薛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薛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郝绍彬审 判 员 杨 瑾审 判 员 夏东鹏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