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路锦云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郑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超，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孝成，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仕福，男，汉族，1981年9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成，四川旺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新，四川旺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泳君，男，汉族，1976年3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萍，四川嘉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元金，男，汉族，1969年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原审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阳春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陈多平，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叶兵，四川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仕福、刘泳君、郑元金以及原审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坪区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4民初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被上诉人杨仕福对正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正大公司向郑元金出具《聘任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正大公司未向被上诉人郑元金出具过任何聘任书，其次，被上诉人杨仕福出示的聘任书系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聘任书复印件认定正大公司向郑元金出具了聘任书，属于违法认定事实。最后，聘任书复印件上加盖的是刘泳君组建的项目部印章。即使聘任书真实，聘任人也是刘泳君而不是正大公司。二、一审认定“双方同意以正大公司的名义设立第一项目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案涉《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中从未有双方同意以正大公司的名义设立第一项目部的表述。《协议书》明确载明“甲方正大公司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刘泳君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以下简称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可分析得出：1.正大公司只决定“采取内部承包的方式”，也就是决定将案涉工程分包，并没有决定或同意由刘泳君设立项目部。2.《内部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由刘泳君组建项目部。由此可见，项目部是刘泳君单方设立，正大公司并没有同意刘泳君设立项目部的意思表示。3.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正大公司同意刘泳君以正大公司名义设立项目部。4.现有多份生效判决已认定，项目部是刘泳君个人为了完成分包工程自行设立，并非基于正大公司授权或同意才设立。因此，一审法院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正大公司同意刘泳君以正大公司名义设立项目部，缺乏证据支持。三、一审认定“郑元金购买多管联件等行为属于履行项目部职务，系有权代理，后果应由正大公司承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郑元金系刘泳君项目部聘请，其行为只能代表项目部，对正大公司不能构成有权代理。首先，郑元金不是正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肯定能排除法定代理。其次，正大公司与刘泳君之间没有《授权委托书》，与刘泳君聘请的郑元金之间更没有《授权委托书》，《内部承包合同》的条款，也没有授权刘泳君或者刘泳君聘请人员代表正大公司对外采购材料的授权条款，因此郑元金不构成委托代理。再次，正大公司已提交郑元金在另案中的《调查笔录》证实，郑元金承认其是刘泳君聘请，项目部由刘泳君组建，故郑元金的行为对正大公司不构成履职行为。因此，一审认定郑元金属于有权代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2.项目部设立人刘泳君应对项目部债务承担责任。案涉《内部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项目部的责任由正大公司承担，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承担责任。案涉项目部属于非法人组织，其民事责任应当由设立人刘泳君承担。依据该规定，郑元金代表刘泳君负责项目部生产管理，项目部的责任应由设立人刘泳君承担，而不是正大公司承担。一审判决正大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四、一审以“杨仕福提供的多联管件已物化为建筑成果”，判定正大公司担责，缺乏法律依据。郑元金代表刘泳君与杨仕福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同于正大公司与刘泳君基于《内部承包合同》形成的工程分包关系。正大公司、刘泳君、杨仕福三方当事人分别设立了不同的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据各自的合同，向其相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履行义务。虽然本案材料已用于正大公司总承包的工程中，但本案是买卖合同之债，并非物上请求权，不具有追及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以材料使用到正大公司项目，判定正大公司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杨仕福辩称，一、案涉项目部是以正大公司的名义设立，其对外代表正大公司。正大公司虽未直接向郑元金出具聘书，但正大公司项目部向郑元金出具了聘书。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虽有偏差，但不影响最终责任的承担。二、一审认定双方以正大公司名义设立项目部准确无误。案涉项目部是基于正大公司与刘泳君的内部合同约定而设立，是双方的合意表示。因项目部名称中冠有正大公司，故项目部不是刘泳君个人设立，而是以正大公司名义设立，对外代表正大公司。三、郑元金对外构成有权代理或者职务行为。案涉项目部是以正大公司对外开展业务。郑元金在向杨仕福购买多联管件时称，其是正大公司派的项目经理，并交付了《聘任书》复印件。双方约定现款现货，银行转账钱货两清。杨仕福在供货单载明，收货人正大公司项目部。所有供货单原件在高坪区政府于2015年2月16日主持和南充正大公司总经理郑强、工程部经理漆伦明与正大公司项目负责人郑元金、财务负责人丁生汉参与下并形成《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的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时，被郑元金收回。再则，杨仕福在签订和履行案涉合同中，并不知晓正大公司与刘泳君之间签订有内部承包合同。杨仕福虽先是基于对正大公司项目部的信赖，但后因项目部代表正大公司，故其实质是对正大公司的信赖。郑元金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正大公司承担。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仕福向正大公司主张案涉货款及其利息于法有据。四、一审法院并不仅因案涉工程系正大公司承包而判决正大公司承担责任，这仅是理由之一，最重要的判决依据还是前述几点理由。刘泳君和正大公司签订的内部合同有两点决定：1.决定内部承包合同；2.决定由刘泳君组建项目部，项目部需要冠以正大公司名字。如果没有此决定，刘泳君是不能以正大公司的名义组建项目部。案涉委托书是刘泳君和正大公司内部结算的依据，说明正大公司对刘泳君的行为予以认可。且刘泳君在指挥部的组织下承认案涉方案的真实性，郑元金是以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确认了该方案，并加盖了高坪区政府设立的指挥部印章。后正大公司向杨仕福出具了70,000元的转账支票，并转账付款20,000元，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与本案类似的多起案件，均判决正大公司承担责任，且判决均已生效。 刘泳君辩称，一、刘泳君与正大公司是分包关系。刘泳君不是正大公司员工。本案实际就是正大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刘泳君。刘泳君与正大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属于工程分包分同。二、刘泳君个人设立案涉项目部。刘泳君在分包案涉工程后，为便于组织施工，完成分包工程，个人设立案涉项目部。即案涉项目部就代表刘泳君本人。三、正大公司未授权或者委托刘泳君设立项目部。刘泳君没有以正大公司或者正大公司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正大公司与刘泳君之间不是代理与被代理关系或者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四、郑元金是刘泳君聘请的分包项目负责人，不是正大公司项目部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刘泳君为分包项目还聘请了丁生汉、杨才华、付良辉等工作人员。郑元金等人的工资均由刘泳君发放，他们以项目部名义的签字行为均代表刘泳君，责任均由刘泳君承担。五、郑元金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已告知购买主体。郑元金在与杨仕福签订合同时就已明确向其告知上述情况，杨仕福知晓后才同意签订的本案合同。 郑元金未作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高坪区政府述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现无任何证据证明高坪区政府在中途或事后加入了案涉买卖，高坪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承担本案的连带支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高坪区政府不承担本案责任正确。高坪区政府之所以参与本案，是因为高坪区政府下设的临时指挥部基于维稳，对案涉买卖纠纷予以了协调处理，该行为不是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债务的加入。 杨仕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正大公司立即支付杨仕福货款本金70,810.72元，并从2016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3倍计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先息后本；2.高坪区政府对前述第一项正大公司应给付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正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坪区政府因南充市高坪区青莲统筹城乡发展实验区建设成立了临时机构指挥部，统一协调、处理南充市高坪区青莲统筹城乡发展实验有关事宜。2012年2月25日，甲方高坪区政府（BT回购方或BT业主方）与乙方正大公司（BT投资建设方）签订《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协议书》（下称《协议书》），约定“……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2.工程地点：南充市高坪区青莲镇；3.工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2）3个安置小区工程（包含还房工程、统筹城乡聚居点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4.资金来源：由中标人负责融资。……五、合同价款即支付5.1合同价款的计算：合同价款由建安总工程费、投资回报和利息等组成。5.1.1建安总工程费和其他费用：暂定人民币贰拾亿元整”。 2012年9月30日，甲方正大公司与乙方刘泳君签订《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实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农民聚居点二）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双方在第一部分协议书中约定：“为加快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甲方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负责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后刘泳君组建了项目部并进行施工。因工程需要，在杨仕福处购买钢材。因货款支付问题，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2月16日，经指挥部协调，签订了《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内容为“因诸多原因，在2015年春节前不能及时支付还房建设中的部分材料款，为妥善解决此问题，经研究决定：一、由各还房建设的承建方与材料供应商准确核实应付金额，并签字认可。二、从2015年2月20日起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息。预计结算时间在2015年4月至6月前结清材料款及息金。三、由指挥部协调解决息金问题”，同时确认杨仕福的钢材款为114,200.00元，杨仕福在材料供应商处签字，丁生汉在该方案上备注“大写壹拾壹万肆仟贰佰元整，属实，丁生汉16/2”。郑元金以及指挥部在方案尾部签字或盖章。 同时查明，2014年5月26日，正大公司向杨仕福出具70,000元支票；于2015年12月3日向杨仕福转账支付了20,000元；于2016年6月7日向杨仕福转账支付了20,000元。同日，丁生汉向杨仕福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多联管件杨仕福下欠总货款45,570元，大写：肆万伍仟伍佰柒拾元整。证明人正大集团还房点二的丁生汉”。诉讼中，杨仕福认可截止2016年8月31日，其共计收到货款68,630元。 再查明，2013年12月10日，正大公司向郑元金出具《聘任书》，内容为“经公司研究决定，聘任郑元金出任正大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充青莲统筹城乡发展实验区农村综合体（二）项目经理职务。负责该综合体（二）目前的工程移交事宜”。2014年8月20日，刘泳君向正大公司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本人刘泳君全权委托项目经理郑元金与贵公司接洽安置二所有业务，所有责任由本人承担。特此委托。委托人：刘泳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现有证据能够证实案涉工程系正大公司总承包。正大公司与刘泳君签订《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双方同意以正大公司名义设立并由刘泳君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刘泳君向正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郑元金作为项目经理与正大公司接洽，聘任郑元金作为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项目经理，负责工程移交事宜。郑元金因工程需要向杨仕福购买多管联件，参与解决纠纷形成《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属于履行项目部职务行为，属于有权代理。项目部对外产生的行为结果应由正大公司承担，且杨仕福提供的多联管件已物化为了正大公司获得案涉工程的建筑成果，故对杨仕福主张正大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未付货款的金额及利息的问题。《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第二条的约定“从2015年2月20日起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因正大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2016年6月7日分别向杨仕福支付了20,000元，杨仕福自认截止2016年8月31日其共收到货款68,630元，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顺序，故应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扣款，截止2015年12月2日，正大公司应支付的逾期利息为13,245.57元，截止2015年12月3日剩余未付货款为107,445.57元（114,200元+13,245.57元-20,000元=107,445.57元）。截止2016年6月6日正大公司应支付的逾期利息为7,166.62元，故截止2016年6月7日，正大公司应支付的剩余未付货款为94,612.19元（107,445.57元+7,166.62元-20,000元=94,612.19元）。截止2016年8月30日，正大公司应支付的逾期利息为2,881.02元，故截止2016年8月31日应付剩余货款为68,863.21元（94,612.19元+2,881.02元-28,630.00元=68,863.21元），故正大公司应向杨仕福支付剩余货款68,863.21元，并从2016年8月31日起以68,863.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利息至该款付清为止。本案中，刘泳君对杨仕福诉称的买卖合同关系及欠付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自认承建了正大公司部分工程，并要求判令其承担偿还责任，属于债的加入，系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对于杨仕福主张高坪区政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因《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并没有确定指挥部对货款承担支付责任，故对杨仕福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仕福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正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仕福支付货款68,863.21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8月31日起以68,863.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至该款付清为止）；二、刘泳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仕福连带支付货款45,57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8月31日起以45,5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至该款付清为止）；三、驳回杨仕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杨仕福承担48元，正大公司负担1,522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正大公司应否承担本案责任。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系正大公司与高坪区政府签定《协议书》而获得。后正大公司与刘泳君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正大公司决定由刘泳君负责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据此，案涉项目部是以正大公司对外开展业务。郑元金被聘为该工程项目经理。虽然郑元金在向杨仕福购买多联管件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之规定，可口头订立合同，且本案已实际履行。正大公司虽主张案涉工程项目部由刘泳君设立，但项目经理郑元金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首先，杨仕福在本案中主张：1.郑元金在向杨仕福购买多联管件时称，其是正大公司派的项目经理，并向杨仕福出具了正大公司聘请郑元金的《聘任书》复印件；2.杨仕福在供货单载明，收货人正大公司项目部，所有供货单原件在形成《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的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时，被郑元金收回；3.案涉货物提供至正大公司项目工地，是基于对正大公司的信赖；4.杨仕福在交易时不知晓正大公司与刘泳君之间签订有内部承包合同。其次，案涉项目部冠有正大公司名称，杨仕福将所供建筑材料送往案涉施工现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郑元金购买建筑材料的行为系正大公司的意思表示；再次，杨仕福提供的建筑材料也已物化为了正大公司获得的案涉工程的建筑成果；最后，不论刘泳君与正大公司是挂靠关系还是分包关系，郑元金作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在向杨仕福购买建筑材料后，为解决本案纠纷，参与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建设指挥部组织的协调工作，并在形成的《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中签名，郑元金购买材料及结算的系列行为，对外构成表见代理。故郑元金的行为后果应由正大公司承担。 正大公司关于“正大公司未与刘泳君共同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该项目部系刘泳君个人设立，郑元金系刘泳君聘请的项目经理，且《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未经正大公司认可，对正大公司不具约束力，正大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上诉意见，从案涉《内部承包合同》来看，该内部承包合同仅是对其内部关系的约定，是其公司内部的一种经营模式，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因案涉工程对外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内部承包合同》关于“由刘泳君负责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的约定，认定正大公司同意刘泳君组建“正大公司第一项目部”，并无不当。且正大公司在案涉《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形成后，向杨仕福出具70,000元支票和转款20,000元的行为表明，其系本案给付主体。故正大公司对《关于解决各还房建设项目部分材料款的初步方案》未经其认可，对其不具约束力，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正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罗晓翠 审判员 肖 逍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汤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