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24民初283号 原告：谭俊峰，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飞奇，男，197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经玉，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金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衡东县城关镇南正街。 法定代表人：李水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向姣丽，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衡阳市金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虎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同年7月6日被告刘飞奇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湘0424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被告刘飞奇不服，上诉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湘04民终299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湘0424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2日重新立案，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2020）湘0424民初283号民事裁定，驳回反诉原告刘飞奇的反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俊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被告刘飞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经玉，金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向姣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俊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12月14日,原告获悉湖南省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挂牌出让城关镇鲤鱼塘片（编号为［2007］挂字114号）,其按照竞投规则,以汇款方式向该交易中心缴纳了保证金1200万元,但因交易中心未通知原告参加上述地块的竞拍活动,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为解决上述问题,县纪委等领导组成专责工作小组,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由受让方金虎公司在竞得地块即西边交通北路临街路段红线图内划土地一宗（面积约346.9平方米）,按协商价20万元转让给原告。2008年1月13日,原告与被告金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被告金虎公司的位于城关镇××村鲤鱼××花园西边交通北路临街面一宗国有土地转让给原告,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已经按协议约定支付转让金额人民币20万元,并取得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此外,原告已依法取得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依法享有对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但原告获悉,二被告就案涉土地另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及签订日期与上述协议完全一致（除乙方为被告刘飞奇外）。此外,被告金虎公司还向被告刘飞奇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使得被告刘飞奇得以凭借前述协议及发票纳税并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的相关手续,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就案涉土地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协议无效。原告诉诸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衡东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国土告字〔2007〕第22号）。 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 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原告参加了衡东县国土资源局委托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的城关镇鲤鱼塘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竞拍，并支付了竞买保证金1200万元。 证据3、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 证据4、请求对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在挂牌出让竞买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处理的报告。 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并导致原告未能参加上述地块的竞拍活动。 证据5、原告与被告金虎公司于2008年1月1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拟证明原告依约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 证据6、汇款凭证。 证据7、周艳平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8、金虎公司出具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证据9、衡东县政务服务中心出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上述五份证据拟证明原告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土地转让金额20万元，并缴付案涉土地转让的相关费用，原告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 证据10、衡东县城乡规划局发给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原告依法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 证据11、衡东县城乡规则局作出的《关于刘飞奇建房变更户主为谭俊峰和实际建筑面积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建房户主为原告，被告刘飞奇只是建筑承包方，原告依法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证据12、两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证据13、衡东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161）湘地证00900015号税收完税证明、东地已税证〔2017〕№0006026号房地产交易税收已税证明单。 证据14、（衡东）税务2019年5月（05034）号涉税事项流转单。 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二被告恶意串通，另行签订一份与原协议内容一致的协议，被告刘飞奇凭借该协议及发票办理了相关税务手续，导致原告无法办理税务及产权手续，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证据15、衡东县公安局分别对谭俊峰、刘飞奇、赵自清的询问笔录，拟证明：1、二被告承认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非真实，被告刘飞奇未向被告金虎公司支付任何土地转让款，二被告存在串通，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行为。2、二被告承认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3、赵自清一直为金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证据16、湖南省宏尚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拟证明房子是谭俊峰的自建房。 2019年7月8日，谭俊峰向本院申请向国家税务总局衡东县税务局调取相关证据，国家税务总局衡东县税务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7、金虎公司与刘飞奇于2016年6月28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 证据18、金虎公司2016年6月30日开具的购货单位名称为刘飞奇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00169562）。 证据19、衡东县地方税务局2017年6月7日开具的（161）湘地证009000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证据20、衡东县地方税务局东地已税证〔2017〕№0006026号房地产交易税收已税证明单。 证据21、（衡东）税务2019年5月（05034）号涉税事项流转单。 被告刘飞奇辩称，一、原告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尚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不具有以使用人身份排除他人的权利。二、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签订是三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不存在任何的恶意串通行为，协议合法有效。1、被告刘飞奇与谭俊峰系合伙关系，向谭俊峰支付了8万元的土地转让金作为入伙资金，被告刘飞奇拥有涉案土地使用权；2、涉案《土地转让协议》不存在任何的无效事由，原告主张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本案必须以双方的合伙关系为基础来认定涉案合同的效力，否则有违公平原则。 被告刘飞奇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22、中国建设银行2011年5月1日转账凭条、微信聊天记录、对证人罗某、陈某1的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刘飞奇与原告合伙开发涉案土地，刘飞奇通过资金入伙，双方对合伙份额进行了明确，且双方已经开始进行合伙财产分配。 证据23、证人刘某、曹某的证言，拟证实刘飞奇与谭俊峰的合伙关系形成后，开始执行合伙事务，处理土地开发前期协调补偿事宜。 证据24、《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以及证人陈某2的证言，拟证实刘飞奇作为发包人将案涉项目发包给承包人施工，并进行了工程款的结算、支付，刘飞奇是合伙事务的主要执行人。 证据25、衡东县规划设计院出具的《洣水镇刘飞奇建房勘测定界图》、《衡东县地方税务局房地产交易税收已税证明单》，拟证明刘飞奇作为合伙事务的主要执行人委托衡东县规划设计院对涉案土地进行了规划设计，并缴纳了土地转让相关税收，刘飞奇对案涉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 被告金虎公司辩称，刘飞奇与原告是合伙关系，金虎公司是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自清与谭俊峰电话联系后，应两位合伙人的要求委托刘飞奇来办理相关证件才与刘飞奇重新签订合同。金虎公司没有收取刘飞奇任何费用，该协议也没有其他用途。 被告金虎公司没有提交证据。 在庭审质证中，被告刘飞奇对原告谭俊峰提交的证据1、2、3、4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土地转让协议已经被两被告重新签订的协议所替代，该协议已经失效，而且物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该协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对证据6、7、8、9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支付了20万元土地转让金，又收取了被告刘飞奇8万元土地转让金，原告实际支付的是12万元，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享有土地使用权。对证据10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不是不动产权证，不能证实原告享有土地使用权。对证据1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为一个说明，不具有确权的效力。对证据12、13、14的三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能证明刘飞奇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办理了相关税务手续，该土地属于合伙财产。对证据15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对证据16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报告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刘飞奇的合伙关系。 被告金虎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刘飞奇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谭俊峰对被告刘飞奇提交的证据中银行转账凭证的三性有异议。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应当以签订书面合同为准。对证人罗某、陈某1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三个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三个证人没有一人证明原告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谭俊峰不在衡东，是委托刘飞奇施工，工程的所有款项都是谭俊峰转账支付。对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规划设计院出具的勘测定界图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税务局的完税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金虎公司对被告刘飞奇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谭俊峰、被告刘飞奇、金虎公司对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18、19、20、2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谭俊峰对证据17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刘飞奇、金虎公司对证据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谭俊峰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与证据15中衡东县公安局对刘飞奇的询问笔录内容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可以证实原告谭俊峰与金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由来。原告提供的证据5、6、7、8、9，被告虽提出异议，但被告刘飞奇与金虎公司对金虎公司与谭俊峰先行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并支付20万元转让金的事实予以认可，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0为职能部门颁发的规划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与被告刘飞奇提供的衡东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前后互相印证，能证实因原被告之间的纠纷，相关职能部门对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作出谨慎判断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2、13、14，被告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5的三性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该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对被告刘飞奇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条的三性有异议，但并未否认刘飞奇转账支付8万元给原告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对刘飞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人罗某、陈某1未出庭作证，仅以书面方式提供证言，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人刘某、曹某、陈某2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询问，原告对证人证实的事实不能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刘飞奇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证人陈某2的证言能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已税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依原告申请向税务局调取的证据，来源合法，与待证事实相关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依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的认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07年12月14日，衡东县土地矿产交易中心挂牌出让鲤鱼塘片地块的土地53.775亩，原告谭俊峰向该中心缴纳了1200万元竞买保证金，但因故未获通知参加该土地的竞拍活动。原告为此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挂牌出让过程有违规行为。经相关部门协调，该土地受让方金虎公司于2008年1月13日与原告谭俊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金虎公司将位于鲤鱼塘片地块办理了东国用（2008）预地000037号《国有土使用证》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位于丽都××西边交通北路临街面地段，面积为346.9平方米）转让给谭俊峰，转让金额20万元，转让款在签订协议日起30天内一次性支付，并约定过户手续由谭俊峰办理，税费由谭俊峰负责，矛盾由谭俊峰自行处理。金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自清和谭俊峰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金虎公司公章。2011年1月20日，谭俊峰通过周艳平向金虎公司丽都花园项目部支付转让款20万元。因该地块位于刘家湾地界，被告刘飞奇系刘家湾本地人。谭俊峰提出与刘飞奇合作。2011年5月1日，刘飞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8万元至谭俊峰个人账户。之后，刘飞奇参与该土地上现有构建物的拆除以及与周边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关系的协调。2012年10月，刘飞奇作为甲方，与承包方陈从桂、刘启湘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将该地块总建筑面积为3700平方米的建筑工程按照每平方米860元的单价承包给陈从桂、刘启湘。其中刘启湘系刘飞奇的父亲。该工程于2014年竣工，主体工程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底框结构。工程款由刘飞奇支付给承建方。因承建方没有建筑资质，该房屋没有经过建设管理部门验收。2017年12月，谭俊峰委托湖南省宏尚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该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检测鉴定，结论为谭俊峰自建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2016年，刘飞奇以金虎公司与谭俊峰签订的协议丢失，为方便办证为由，找金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自清，要求重新签订一份协议。原告谭俊峰也在电话中与赵自清有过沟通，请求金虎公司协助办理好相关证件，但并没有要求金虎公司补签协议，更没有要求金虎公司另行与刘飞奇签订协议。之后，刘飞奇与金虎公司重新签订了两份土地转让协议，两份协议中乙方由谭俊峰变更为刘飞奇，其余事项与2008年1月13日与原告谭俊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一致。其中一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仍为2008年1月13日，一份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28日。2016年6月30日，金虎公司在刘飞奇没有给付款项的情况下，重新出具了一张购货单位为刘飞奇，金额为20万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增值税发票。2017年6月7日，刘飞奇持落款为2016年6月28日的该份土地转让协议和增值税发票向衡东县地方税务局申请缴纳印花税和契税，共缴纳税款26777.38元。同日，衡东县地方税务局出具房地产交易税收已税证明单，证明转让方金虎公司将所属房地产转让给受让方刘飞奇，应纳地方各税210986.48元，该纳税人已于2017年6月7日将上述税款足额缴纳入库。2018年6月7日，谭俊峰以刘飞奇、赵自清涉嫌合同诈骗罪向衡东县公安局报案。衡东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9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原告与被告刘飞奇就该土地开发所发生的矛盾经多次调解未果。2019年5月，谭俊峰向国家税务总局衡东县分局申请办理该块土地转让税务手续，被告知该块土地交易已于2017年6月7日开具了完税证，不得再次办理。原告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对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一、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在涉案房地产的建设中是委托建房关系还是合伙关系。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刘飞奇系委托建房关系，双方约定按780元每平方承包给刘飞建。被告刘飞奇主张其与谭俊峰为合伙关系，双方约定按照4：6的比例合伙开发该地块。 本院认为，合伙，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群体，发挥各自优势，一同去做一些可以给其带来经济利益的事情，其主要特征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被告刘飞奇主张与原告系合伙，未能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但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有口头合伙协议。本院通过对被告刘飞奇提供的证据分析认为，1、被告刘飞奇于2011年5月1日向谭俊峰转账支付8万元,该金额与刘飞奇陈述其与谭俊峰约定按照4:6的比例入伙相互对应。原告谭俊峰对该8万元属于刘飞奇向其缴纳的承建保证金的解释不符合通常做法。故，可以认定被告刘飞奇与原告谭俊峰共同出资。2、证人刘某、曹某证实刘飞奇参与了土地建设之前的旧构建物拆除的补偿协调，与周边建筑物通风、采光关系的协调，可以看出刘飞奇与谭俊峰不仅仅是承建关系，如果双方仅为承建关系，刘飞奇没有义务参与建筑工程开工之前的协调工作。故，可以认定刘飞奇与谭俊峰共同经营。3、谭俊峰在2017年6月3日发给刘飞奇的短信中提到“双方共同开发该项目合作前提是：你40%，我60%”，该短信内容与被告刘飞奇陈述双方按4：6比例合伙的内容一致，可以认定原告谭俊峰在双方没有发生矛盾之前对双方合伙关系予以认可。而且该短信中谭俊峰提出“承建商的应付、已付？承建商是否按照合同完成了该房屋的全部施工？我俩怎么验收？”。从该内容中可以看出被告刘飞奇并非承建商，谭俊峰在法庭陈述双方系承建关系不成立。故，本院认定，在涉案房地产的建设中，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系合伙关系，而非承建关系。 二、被告刘飞奇与金虎公司再次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法上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构成恶意串通确需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判定。本案原告谭俊峰与被告刘飞奇在涉案房的产的建设中系口头约定的合伙关系，被告刘飞奇作为合伙人之一，对涉案不动产依照双方约定享有权利。原告谭俊峰长期在广东，对合伙事务执行较少。被告刘飞奇在衡东，对合伙事务执行较多。被告刘飞奇以原先所签订的协议丢失为由，在未与其他合伙人商议一致的情况下，重新以自己为受让方与土地转让方金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该行为确有不妥，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被告刘飞奇实施该行为，并没有与金虎公司串通损害合伙人即原告谭俊峰利益的主观恶意。而金虎公司根据刘飞奇的陈述，误认为原先签订的协议已经丢失，为方便办证，需要重新签订协议，误认为刘飞奇的合伙人也是该意见的情况下，才与刘飞奇重新签订合同，也没有与刘飞奇串通来损害谭俊峰利益的主观恶意。被告刘飞奇并不能因该重新签订的合同在合伙事务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谭俊峰也并未因该合同的签订而利益受损。刘飞奇与金虎公司再次签订合同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双方的合伙事务即土地使用权等证件的办理无法进行。双方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另案提起合伙清算之诉予以解决。故，本院认为，刘飞奇与金虎公司之后重新签订两个转让合同的行为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谭俊峰以二被告重新签订的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俊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谭俊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志华 人民陪审员  彭新兰 人民陪审员  赵德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谢玲丽 书记员胡文军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