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通安街东4666通安小区12栋301号房。法定代表人：张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周戬，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进，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489号新芙蓉之都商务大楼17层。负责人：傅卫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光，湖南五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都邦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9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庆辉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9619号民事判决，改判都邦保险公司立即向庆辉公司理赔货物损失919816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都邦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因履行《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下称协议）发生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为妥善处理本案纠纷应查清投保方式、协议有效期、承保期间、起运时间、报单时间、报单目的等关键事实，但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未查清相关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发车时间（即起运时间）为2017年9月3日凌晨1:30左右，不是2017年9月2日晚11点多。一审人民法院依据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事故的调查，认为本案发车时间是2017年9月2日晚11点多，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庆辉公司吉Ａ×××××-吉Ａ×××××“解放-梁山元田”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车载“北斗”轨迹记录，该车于2017年9月3日凌晨1点37分进入兴隆山收费站，而本案发车点长春亚风物流园距离兴隆山收费站仅4公里，车程约6分钟，据此可以确认本案发车时间为2017年9月3日凌晨1:30左右，而不是2017年9月2日晚11点多。庆辉公司是有监控的，保存时间是一个月。如果都邦保险公司认为发车时间对于是否理赔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那么，都邦保险公司在收到庆辉公司的报案后，在查勘的第一时间应当调查实际发车时间，并保留相关监控记录。但是都邦保险公司从未要求过庆辉公司提交实际发车时间证明，直至公估公司进行调查，仅根据张庆辉的陈述认定发车时间为2017年9月2日晚11点多。然而，张庆辉并非驾驶员，他只是当晚负责监督打包、装货，并将完成装车的时间进行记录后就离开了，实际发车时间是由司机依据自身情况而定。在物流行业，一直存在系统录入时间与实际发车时间的差异，录入时间通常是指该车装运完毕，具备发车条件，实际发车时间则由司机自行决定。公估调查的发车时间则是该车系统录入时间，张庆辉的工作也是负责至此，之后司机何时发车他是不清楚的。（二）公估机构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双方共同委托，而是都邦保险公司单方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估报告》没有双方委托人签字，且没有提供经双方授权的委托书，一审认定公估机构系双方共同委托与客观事实不符，庆辉公司不认可《公估报告》。（三）约定报单的实质目的是核算保费，并非协议生效条款。根据前述本案实际起运时间为2017年9月3日凌晨1:30左右，庆辉公司于2017年9月4日上午向都邦保险公司申报，完全符合协议约定。结合协议约定“缴费方式：1、在双方签订协议时,甲方先向乙方预缴保费人民币160000元整，后期保费按实际货运量补缴；2、上述最低预付保费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时缴纳，在本协议期满后，如果实际年保费总额大于最低预付保费，则被保险人应补付差额部分，如果实际年保费总额小于最低预付保费，则保险人不再退还给被保险人。投保方式：保险人不逐笔出单，但被保险人应当并保证无一例外地在每次货物起运当日或次日内向保险人如实申报运输货物清单明细表。以及都邦保险公司《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承保条件：“1、若申报保额或者年保额低于实际货运额，视作不足额投保，保险人按不足额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依据协议向保险人报单其目的是为最终核算保费，而非协议生效条款。关于协议生效条款协议已有明确约定“协议有效期：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协议解除或修改：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也就是说，即便被保险人未按约定及时向保险人报单亦不影响协议效力，保险人应当依据协议约定承保，如其对货运量有异议，可以随时核查被保险人的运输货物明细账册及相关资料进行核查。综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起运时间错误、对于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未能查明、条款理解存在错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内容明确具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是框架性协议明显错误。货物运输预约保险是货物运输保险中常用的投保方式之一（货物运输常用投保方式还有：散单投保、厂家／销售商投保）即预约保险，是保险双方约定总的保险范围并签订预约保险合同的长期保险。预约保险合同内载明承保货物范围、保险责任范围、每批货物的最高保险额、保险费率和保险费结算办法等。预约保险是投保人将一系列货物一次性投保的简便投保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投保人不必为每笔业务与保险人协商合同，简化了投保程序，对保险人而言，也可取得稳定的保险费收入。凡属预约保险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货物，一经起运即自动按预约保险合同中的承保条件生效，也就是说，在整个预约保险有效期内总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货物一经装运，保险责任自动启动。本案庆辉公司与都邦保险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该协议明确了适用《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投保险别为综合险《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附加盗窃险条款》《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附加抢劫险条款》、特别约定、免赔额／率、费率0.02%、保险总额为3.5亿、保费为7万元、协议有效期为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等，上述内容明确具体，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都邦保险公司依约应承担保险责任。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是框架性协议，还需要投保人逐一向保险人进行申报才有效，实际就丧失了投保人购买预约保险的意义。投保人购买此险种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于自身全年承运的货物所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转移，而且，投保人依约报单，协议就有效，未依约报单，协议就无效，显然，一审判决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一）《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属格式合同，其中免除都邦保险公司责任、加重庆辉公司责任的条款无效。协议约定被保险人应当按时如实申报并在明细表上签章确认作为本保险生效的前提条件，与协议自签字之时生效有效期为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冲突，约定加重了被保险人责任亦没有对被保险人进行说明。都邦保险公司企图用一个格式合同条款的约定对于预约保险“自起运开始承保”这一本质进行变更，以免除自身的承保义务的行为是无效的。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把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中明确：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醒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都邦保险公司未依法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及说明义务，该条款对于庆辉公司不生效。此外，关于本案损失，公估机构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是都邦保险公司单方委托且评定损失与实际损失不符，故依法应重新核定损失。在物流行业中，购买了预约保险未按约定报单的情况经常性地发生，保险人在未出保险事故时均予以接受，一旦出现保险事故便作合同无效的抗辩。按照保险人的抗辩逻辑，未按约定报单则保险合同无效，那么，应该与投保人进行最终的保费清算，保险人只能收取生效保险相应保费，多收取部分应全部退还。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都邦保险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2、庆辉公司的上诉理由存在歪曲事实和偷换概念。庆辉公司将预约保险协议等同于保险合同，这是错误的。庆辉公司将理论性的推断来代替了本案的客观事实和证据证明的事实。庆辉公司将不承担责任规则为责任免除，是没有正确区分保险合同的成立。我们国家保险法中是没有预约保险险种，只有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预约协议，而不是具体的保单。3、本案的起运时间一审认定是正确的，庆辉公司所称的起运是其没有理解其概念，起运是指货物交付给起运人就是起运，不是上了高速才是起运。起运的时间是2017年9月2日的十一点，且是张庆辉亲笔陈述的，张庆辉也是该笔货物的随车人员，所以时间张庆辉是很清楚的。庆辉公司在上诉状的时间点是推测出来的，而庆辉公司两份上诉状之间的时间是不同的，可以看出庆辉公司自己都是不清楚具体的时间。在庆辉公司的上诉状中，在2017年9月2日已经具备了发车条件，且2017年9月2日就已经把车完整的交给了起运人。我们在一审、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合同是否成立，当时委托公估公司时我们已经告知过庆辉公司，且庆辉公司全程配合，并且盖章了，这应视为双方共同委托的公估公司。4、申报的目的是解决双方的投保行为而不是保费，双方的保险协议专门有一个投保方式，明确约定了每一笔出单但是要进行申报投保，申报投保作为生效的要件。本案所争议的是该一车货物的保单不成立，而不是庆辉公司所说的该份协议不成立。5、关于保险责任，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是签发保险凭证和达到收货地，没有约定过起货才有责任。6、关于运输保单条款的适用问题，保单是适用于具有明确标的物的保险合同，都邦保险公司没有给保险公司就该车货物没有签发具体的保单。7、关于法律适用，运输保险协议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保险合同，预约协议里没有明确的运输货物及时间和地点。预约险种是不存在的，只有预约协议，一审法律适用没有错误。我们所说的无效是该车货物的无效不是否认保险协议的无效。关于格式条款，庆辉公司所称格式条款是在偷换概念，但是在本案中是针对双方多次协商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不是格式条款。本案争议的是保险合同有没有进行有效的投保，在保险合同都不成立生效保险责任都不确认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责任。庆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都邦保险公司立即向庆辉公司理赔货物损失919816元；2．该案的诉讼费用由都邦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庆辉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向都邦保险公司投保国内运输保险，并签署一份《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运输方式为公路运输；运输工具为汽车；保险标的为日用百货、机器设备、化工产品、药品等；保险金额按该协议承保货物的发票金额或货物实际价值金额确定；预计年保险总额3.5亿元，费率0.02％，预计年保费总额7万元，最低预付保费为7万元；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庆辉公司先向都邦保险公司预缴保费7万元，后期保费按实际货运量补缴；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在协议期满后，如果实际保费总额大于最低预付保费，则庆辉公司应补付差额；投保方式：保险人不逐笔出单，但庆辉公司应当并保证无一例外地在每次货物起运当日或次日内向保险人如实申报运输货物清单明细表，内容包括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重量、保额、航程、运输工具车号、发票号、提单号、起运时间等信息，并在该明细表上签章确认，该明细表作为该保险生效的前提条件；保险人联系方式：ｗａｎ×××＠ｄｂｉｃ．ｃｏｍ．ｃｎ；庆辉公司应如实申报运输信息，不得瞒报，漏报或不报，都邦保险公司有权随时核查庆辉公司的运输货物明细帐册及相关资料。双方还对其他保险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庆辉公司向都邦保险公司支付了7万元保费，都邦保险公司向庆辉公司出具了八张保险总额共计3.5亿元的保险单，保单号“20202243019916000374”。2017年9月4日，庆辉公司的吉Ａ×××××-吉Ａ×××××“解放-梁山元田”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在运输货物途中，在邯郸绕城高速公路郑州方向31ＫＭ＋630Ｍ处与他车刮擦相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且有货物损失、路产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吉Ａ×××××-吉Ａ×××××重型半挂车的驾驶员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庆辉公司向都邦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经双方共同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庆辉公司所运货物损失的公估事宜。在公估公司对事故调查过程中，庆辉公司总经理张庆辉述称该车货物于2017年9月2日晚装货完毕，当晚11点多发车。2017年9月4日上午，庆辉公司工作人员通过ＱＱ邮箱向ｗａｎ×××＠ｄｂｉｃ．ｃｏｍ．ｃｎ邮箱发送名称为“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2017.9.4”的附件。2018年8月7日，都邦保险公司向庆辉公司发出《理赔通知书》，载明庆辉公司于2017年9月4日发生的交通事故，货物起运后庆辉公司未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向都邦保险公司申报，因此该车货物保险不生效。2018年8月21日，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公估报告》，公估结论：事故原因：货物受损；保单责任：不属于“20202243019916000374”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险保险责任；核损金额：699653元；理算金额503750.16元；最终赔付金额0元；该次事故该车货物保险不生效，保险人无需赔付。庆辉公司遂于2019年8月2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是双方就货物运输保险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保险人即庆辉公司应当并保证无一例外地在每次货物起运当日或次日向保险人即都邦保险公司如实申报运输货物清单明细，该明细表作为保险生效的前提条件，明细表发送至保险人指定邮箱ｗａｎ×××＠ｄｂｉｃ．ｃｏｍ．ｃｎ，按实际货运量计算年度保费。根据都邦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案所涉货物起运时间为2017年9月2日，按照约定庆辉公司应至迟于2017年9月3日向都邦保险公司指定的邮箱发送申报该批货物清单明细表，但庆辉公司并未依约向都邦保险公司申报，故该车货物保险不生效，都邦保险公司无需赔付庆辉公司损失。庆辉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庆辉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1299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499元，由庆辉公司负担。二审中，庆辉公司提供了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公证处出具的（2020）湘长麓证民字第111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上显示“出兴隆山收费站、进五里坡收费站，时间9月3日01:37，过路费295元”，经查明，该公证书公证的截屏是在车载“北斗”软件在安卓系统手机上的显示，而由于车载“北斗”系统本身的原因，该系统在安卓手机的显示收费站进出方向与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该系统原因不影响公证书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另查明，车牌号为吉Ａ×××××的涉案车辆于2017年9月3日凌晨1点37分进兴隆山收费站出五里坡收费站。再查明，该车辆运货起运点为长春市宽城区兴隆山镇亚风物流一园院内的庆辉物流，距离京哈高速兴隆收费站4公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货损事故是否属于都邦财险的赔偿范围。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投保方式”条款中约定“保险人不逐笔出单，但庆辉公司应当并保证无一例外地在每次货物起运当日或次日内向保险人如实申报运输货物清单明细表，该明细表作为保险生效的前提条件”，根据本院二审查明，车牌号为吉Ａ×××××的涉案车辆于2017年9月3日凌晨1点37分进兴隆山收费站出五里坡收费站，但结合货车辆运货起运点为长春市宽城区兴隆山镇亚风物流一园院内的庆辉物流，距离京哈高速兴隆收费站4公里的客观事实，该段车程正常情况下仅为10分钟左右，故涉案车辆离开物流园的时间应在当日1点27分左右，从民事诉讼举证盖然性的角度而言，庆辉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涉案车辆是于2017年9月3日起运的盖然性，而庆辉公司工作人员已于2017年9月4日上午通过ＱＱ邮箱向ｗａｎ×××＠ｄｂｉｃ．ｃｏｍ．ｃｎ邮箱发送名称为“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2017.9.4”的附件，向都邦保险公司申报货物清单明细表，符合《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中约定的“庆辉公司应当并保证无一例外地在每次货物起运当日或次日内向保险人如实申报运输货物清单明细表”的保险生效条件，故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保险合同已经生效，都邦保险公司应赔付庆辉公司损失。2、关于理赔金额的认定，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的意见为保险人无需赔付，但其关于核损金额为699653元，理算金额为503750.16元的结论，仍可作为认定本案理赔金额的依据，故都邦保险公司应向庆辉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503750.16元。综上所述，庆辉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9619号民事判决；二、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503750.16元；三、驳回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4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98元，共计19497元；由上诉人长春市庆辉运输有限公司负担7798元，由被上诉人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116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祥伟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熊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钟宇卓书记员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