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6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进军，男，汉族，1987年5月21日出生，住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代广，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国，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西社区清水路志敦巷5号。法定代表人：彭晋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娜，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艳玲，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进军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进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上诉人15天答辩期未届满时即开庭审理，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中载明的答辩期为15天，应当到2019年3月8日届满。但一审法院却在2019年3月5日即开庭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仍然享有15天答辩期。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中也载明了上诉人的答辩期为15天。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答辩期未届满时即开庭审理，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提供的5月26日、6月4日的两张送货单与双方确认的5月26日、6月4日的付款5500元、100000元的付款记录之间没有关联性，一审以2018年5月26日、2018年6月4日的送货单所载货款5500元、100000元能与双方确认的转账记录一致为由，认定被上诉人的《送货单》，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提供的5月26日、6月4日的送货单上有标明“金额”栏，均显示金额为0元，仅手写内容写明了转款的金额。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部分送货单中的“金额”栏有载明具体金额。足见，5月26日、6月4日的送货单所载货物很有可能是补货或配货或其他。并且，5月26日、6月4日的送货单或手写内容均无上诉人签字确认。2、该两张送货单的时间是5月26日、6月4日，双方确认的付款5000元、100000元的时间也是5月26日、6月4日。如果认定这两张送货单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那就说明双方是现金交易。但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双方交易开始是现金支付货款，后来双方口头约定货到20天结”。按被上诉人的该陈述，双方交易后期是货到20天付款，而6月4日又是被上诉人诉称的最后交易日。因此，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5月26日、6月4日交易，那付款时间也是货到后20天付款，而不是一审认定的同日付款。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5月26日、6月4日两张送货单与双方确认的5月26日、6月4日的付款5500元、100000元的付款记录之间没有关联性。3、即使2018年5月26日、6月4日这两天的送货单可以被认定，也不能代表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送货单也应当全部被认定。这两天的送货单与其他送货单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这两天的送货单的名字叫“深圳市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送货单”、客户名称显示“曾进军”（这仅是被上诉人标注上去的，不代表就一定是本案的上诉人）；而其他的送货单有些显示“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有些显示“送货单”、客户名称处是显示“曾总”（有一张显示为“普通客户”）。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对账单提出异议为由，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一定是完整的。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将其部分聊天记录删除后再截图。只要是被上诉人删除后截图的，该聊天记录就丧失了客观性。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一定客观真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举证义务转移至上诉人，显然是错误的。举证义务的转移，只能是在一方已经完成举证义务的时候，另一方不认可时才发生的。正因为被上诉人很有可能将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有部分删除，很有可能被上诉人删除了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内容。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对账单提出异议，进而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这属于默示推定。但默示推定应有法律规定。据上诉人所知，我国目前没有法律规定此种情形下应当适用默示推定。四、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既不合情理，且证据之间互相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向上诉人发出过《发货付款清单》，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并未显示有此《发货付款清单》。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所谓《汇总表》显然是不完整的。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汇总表》，2018年5月26日、6月4日的送货是现金交易，这与被上诉人陈述的“双方交易刚开始是现金支付货款，后来双方口头约定货到20天结”互相矛盾。从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双方之间存在欠款的情况下，一般是先付前面已经欠的款项，再付后面发生的款项。并且，在未付前面欠款的情形下，债权人不会与债务人发生新的交易。即使发生新的交易，也会对前期的欠款进行处理或约定才会发生。本案中，如果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则可以认定2018年5月22日、5月26日、6月4日送货单所载货物的款项已经全部付清。既然最后这几日交易的款项都已经付清了，何来前面的款项仍然未付呢，这显然不合情理。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拖欠其货款610372.28元。1、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没有上诉人或者上诉人委托的人签名确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上诉人。2、被上诉人提供的《汇总表》没有上诉人或者上诉人委托的人的签名确认，不能证明上诉人仍然拖欠其案涉货款。六、即使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上诉人也仅仅拖欠其货款176672.28元。1、被上诉人诉称：双方交易时间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4日，交易金额是1168486.6元。其自认的该事实应当予以认定。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转账费用明细》应当予以认定。该《转账费用明细》表中共20笔付款记录。其中，14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金额是743700元，该金额有银行记录可以查询，应当予以认定。其余6笔付款，被上诉人在其提供的《汇总表》中已经予以自认，分别是2018年2月1日的60000元、2018年5月15日的20000元、电汇方式40000元、银行承兑方式80021.73元、板材抵货款方式42592.59元、微信方式5500元。被上诉人自认的金额共248114.32元，该金额也应当予以认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转账费用明细》载明的上诉人已付款金额991814.32元应当予以认定。3、因此，如果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168486.6元的货物，那么，上诉人也仅仅欠其货款176672.28元。而并非是一审认定的610372.28元。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简易程序案件法律并没有规定要给予被告不少于15天的答辩期，上诉人以原审法院没有给予15天答辩为由要求发回重审，该主张不成立。二、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是610372.28元，原审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仅拖欠被上诉人176672.28元错误，不应采纳。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10372.28元及利息（利息以610372.2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6月4日的《出库单、送货单》共25张，合计金额1168486.6元，记载有签名“谢”，送货单上标注“提货”“滴滴车送货”“龙邦快递”“现金提货”等字样；另外，其中2017年12月25日1800元、2017年12月26日5250元、2018年1月7日1473.23元、2018年1月8日5500元、2018年1月18日20000元、2018年1月22日11000元、2018年2月5日5500元、2018年2月5日29000元、2018年3月27日92074.3元、2018年3月30日100205元、2018年5月26日5500元（手写备注“曾总采购、李某微信转入”“5月26日微信收入5500元”）、2018年6月4日100000元（手写备注“6月4日建行转入10万现金”“现金提货”）共十二张无签名；其中2017年12月29日5500元一张、2018年2月2日133000元两张的送货单上签名无法辨认。庭审中被告称送货单上客户名称为“曾总”，非本案被告曾进军，且送货单上均无被告签字确认，认为该送货单不能证明原告有向被告交付涉案货物。原告提交《彭晋禄与曾进军微信聊天记录》及《吴思娜与曾进军微信聊天记录》，时间自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2月10日，上述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于2018年9月12日-14日间向被告数次发送了发货付款清单，也在对话中明确“总共发货合计是1261186.6”“还有610372.28元未付”，向被告询问“曾总清单对了吧”，但被告一直未对该金额予以明确确认，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款并明确被告应付货款金额为610372.28元。2018年11月20日，原告又再次询问被告“现在那60多万你打算怎么处理”，被告回复“海波的账目给你，云星给我们平账”。但双方对债权债务转让事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称上述聊天记录确系原、被告间的聊天记录，但主张原告未提交完整的聊天记录内容，故不予认可。原告提交《汇总表》一份，系原告制作的原、被告间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货物交易对账单，载明原告发货明细及被告付款明细，货物总金额为1168486.6元，已付款金额为558114.32元，截止2018年6月10日未付款金额为610372.28元，上述《汇总表》记载的货物型号、送货时间、货款数额与原告提交的《出库单、送货单》基本一致。被告当庭提交《转账明细统计表》《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主张其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8月18日期间共向原告支付款项991814.32元。经核，被告上述银行卡交易明细中，有十三笔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彭晋禄转账的记录，转账金额共计743700元，其中有八笔转账与原告提交的《汇总表》中的被告已付款记录相对应，共计390000元；此外，原告于《汇总表》中自认有四笔款项被告通过电汇、银行承兑等方式支付，共计168114.32元；另，2018年1月11日54700元、2018年7月21日55000元、2018年7月30日55000元、2018年8月8日81000元、2018年8月18日108000元共五笔转账353700元，未在原告《汇总表》中体现；上述款项合计911814.32元，庭审中，原告称被告统计表中的558114.32元均有在原告的汇总表中有所体现并已经予以扣除，另外余下的转账353700元原告确认有收到，但该部分货款对应的货物原告已经向被告提供，未在本案原告诉请范围内。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自2017年12月起至2018年8月底期间向被告提供LED驱动电源，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交易均系由被告向原告打电话、发送微信或QQ消息下单，原告接单后制作货物，完成货物后通知被告交付，交付方式有被告到原告处提货，原告自行送货或通过滴滴车、快递送货至被告在龙岗区义乌小商品城的店内，以及通过龙邦快递将大批货物送至被告在广州的指定站点。被告共有谢先生、采购李小姐、吴小姐三位提货人。双方交易刚开始是现金支付货款，后来双方口头约定货到20天结。被告拖欠的货款系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6月4日原告提供的货物的货款。原告称于2018年9月14日向被告微信发送付款清单，且多次向被告催要61万余元，被告虽未明确确认欠款金额，但也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还主动提出进行债权债务转让。庭审中，到庭的被告代理人对于双方交易的货物名称、买卖关系存续时间、双方有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流程、约定付款时间以及被告是否收到原告诉请的所涉货物等问题均陈述其不清楚；被告称双方没有进行对账，其提交的转账记录系货款，但被告主张其所欠货款没有原告诉请的61万余元那么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是否存在拖欠原告货款的行为。首先，关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提交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及汇总单为证，并陈述双方的交易流程，被告亦提交双方买卖货款的银行转账记录，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的当庭陈述，认定原被告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照执行。其次，关于所欠货款金额及利息。原告提交了《送货单》《汇总表》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欠付货款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称原告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所称被告欠款数额，且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送货单》虽然许多收货单位仅有一个“谢”字，部分送货单没有收货单位签字，但法院注意到，2018年5月26日、2018年6月4日的送货单所载明货款5500元、100000元能与双方确认的被告同日的转账记录相一致，故在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认可上述两张送货单反映了双方的真实交易关系，对此真实性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确实存在被告未在收货单上完整签字而予以结清货款的情况，对原告的《送货单》均予以认可；其次，原告提交的原、被告间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虽主张该聊天记录不完整，仅系双方间部分聊天记录，但并未指出具体不完整部分，亦未就其主张提交其所称的完整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聊天记录，原告已于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2月10日多次通过微信发送对账单要求被告对双方货款进行对账且多次催促被告偿还610372.28元，被告虽未予以明确认可上述金额，但其亦未提出异议，且在原告多次催促下，被告提出债权债务转让方案偿还货款；如被告对数额有异议，其提出债权债务转让方案明显不合常理；且被告主张的最后一次转账发生于2018年8月18日，而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于2018年9月13日以后，根据常理推断，双方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账情况亦包含了原告2018年7月21日至2018年8月18日期间的货物交付及货款支付情况；再次，原告于庭审中对双方交易持续时间、方式、交付方式均作出较为明确的合理的说明，对部分送货单为何无收货单位签字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其所述内容与部分《送货单》中的备注一致，但被告作为买方，前后共向被告支付了911814.32元货款，其在庭审中对上述问题均称“代理人不清楚”，不符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有理由对其诉讼诚信产生合理怀疑。综上，结合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原告主张的被告尚欠其货款610372.28元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主张的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8年6月4日，其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曾进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圳正芯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610372.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610372.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2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本案受理费9902元，减半收取4951（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欠其货款未支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汇总表》《出库单、送货单》等证据为证，并对双方的交易过程、交易习惯、付款方式均作出了说明，而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也证明了曾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货款，上述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的金额，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9月13日至12月10日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发送对账单，要求上诉人对账并多次催促上诉人偿还610372.28元。上诉人主张该聊天记录“不一定”完整，仅系双方间部分聊天记录，但并未指出哪些部分不完整，使用的也是“不一定”“可能”等模棱两可的措辞，亦未提交其自己的手机中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依常理而言，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送的对账单和货款金额有异议，会立即向对方提出，但上诉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而是提出以债权债务转让的方式偿还货款，因此，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610372.28元。正如一审法院分析的，上诉人作为买方，在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90余万元货款的情况下，其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双方交易的货物名称、买卖关系存续时间、双方有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流程、约定付款时间等问题均陈述不清楚，其消极应诉的态度令人有理由对其诉讼诚信情况产生怀疑，其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推翻一审法院的分析、论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程序问题，原审法院未征得上诉人同意即在答辩期未届满时开庭审理本案，程序存在瑕疵，但鉴于上诉人已完整行使其答辩权利，原审法院该程序瑕疵未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2元，由上诉人曾进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何明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