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6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山，男，197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秀林，男，195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东升，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农安县。上诉人刘金山因与被上诉人周东升、赵秀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农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122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金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农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吉0122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2.要求周东升、赵秀林返还刘金山的收粮款3,000.00元人民币；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周东升、赵秀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刘金山于2020年3月30日到周东升、赵秀林家中收玉米，由于赵秀林家的玉米不足一车，伙同本屯周东升家的玉米一起卖给刘金山。刘金山装完周东升、赵秀林家里的玉米检斤后得知，该玉米净重67360斤×0.82元=55,235元，另外加300元，总计55,535元打入赵秀林九台商行账户中，本案赵秀林所说刘金山算差了3700多斤，是空车重量算差了，还是粮食斤数算差了，赵秀林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刘金山证据不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赵秀林在一审法院称当时不知道刘金山记载的票据，那么赵秀林是怎么知道粮食重量差3700多斤的，赵秀林又称当时没有票据，既然没有票据怎么知道自己的粮食差了3700多斤，赵秀林也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却认定刘金山证据不足，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据此不难看出赵秀林为了占有刘金山多打给周东升的3,000元钱，捏造了刘金山收粮斤数算错帐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理应将该款返还刘金山。现在刘金山所收的玉米是周东升和赵秀林两家的，在农村由于收粮的车装的多，又因为种地农户一家的粮食不能满足收粮车所装载的数量，所以要几家人家凑合到一起，装满车，本案就是这种现象。刘金山所装车的粮食是赵秀林和周东升的，收粮的过程是这样的，收粮的和卖粮的首先讲好每斤玉米多少钱，然后收粮的和卖粮的一起去称空车（车皮）重量，把空车重量记下来，然后再把收购的玉米装上车，再去称整车重量，用整车重量减去空车重量，就是收购玉米的净重量。不论称空车重量还是称装完玉米后的整车重量卖粮的都跟着去看，目的就是怕差称，在此过程中，刘金山是收粮的，周东升、赵秀林是卖粮的，刘金山收粮的时候和赵秀林约定了每斤玉米0.82元，格外多给300元，空车重量13800公斤即27600斤，装完玉米后整车重量47480公斤即94960斤，用装完玉米整车重量减去空车重量（94960斤-27600斤=67360斤），然后刘金山将67360斤×O.82=55,325元+300元（格外加的）=55,525元打入赵秀林的九台商行的账户中。赵秀林卖玉米的账结清后，刘金山继续装周东升家的玉米，价格是每斤0.83元，装完周东升家玉米后，周东升跟车检斤，整车重量60380公斤×2=120760斤-空车重量13800公斤×2即27600斤-赵秀林卖玉米的斤数36680公斤×2即67360斤，最终周东升家的玉米斤数（12900公斤×2=25800斤，25800斤×0.83元=21,414元。）14元给现金，又因为周东升的银行卡没有激活，经赵秀林、刘金山、周东升协商一致同意，将周东升的卖粮款打入赵秀林的九台商行账户中，打款金额24,400元多打了3,000元，周东升领取应得的21,400元，剩下的3,000元，赵秀林以差粮食斤数为由据拒绝返还。现在根据刘金山在粮库卖粮的票据记载的玉米净重-赵秀林卖粮斤数-周东升卖粮斤数，是否差称，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卖粮票据净重46580公斤×2=93160斤-周东升玉米重量25800斤-赵秀林玉米重量67360斤=0，不存在卖粮斤数差账的现象，刘金山记载的买粮斤数账单和卖粮票据高度吻合，故刘金山记载的账单具有真实性、与刘金山的卖粮票据具有关联性，卖粮票据具有合法性，故刘金山收粮账单具备真实性、合法性。赵秀林称账单不是票据，纯属耍赖，检斤又不是卖粮，哪来的票据，就是在刘金山和周东升、赵秀林都认可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赵秀林又称卖粮账单他不知道，请问赵秀林你跟车检斤的目的是什么，卖你家的粮食你说不知道多少斤，不认可刘金山记载的账单，那你又怎么知道的差称3700斤，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证据呢，纯属为了占有刘金山3,000元钱，捏造了差称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行为要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赵秀林理应把自己的行为规范纳入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向刘金山说一声对不起。本案焦点：周东升、赵秀林卖给刘金山的粮食是否差称3700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条的规定，周东升、赵秀林应当对差称3700斤粮食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周东升、赵秀林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金山承担不利后果系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吉0122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支持刘金山的上诉请求。赵秀林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刘金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周东升、赵秀林立即返还给刘金山多付玉米款3,000元。2.诉讼费、邮寄费由周东升、赵秀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30日，刘金山从周东升、赵秀林处收购玉米，结算时刘金山将周东升、赵秀林的卖粮款均打入赵秀林的银行卡中，其中周东升应得卖粮款21,414.00元，刘金山称实际给周东升打款24,400.00元，另付给周东升现金14.00元，多付到赵秀林卡中3,000.00元；而赵秀林称多付的3,000.00元是刘金山给自己补的卖粮款；周东升称，自己的粮没有差称，不差钱，至于当时赵秀林卖了多少粮自己不清楚。针对此事，刘金山与赵秀林双方纷争未果，刘金山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对于诉争的3,000.00元，刘金山称该款系打款时误打入赵秀林银行卡中的，而赵秀林则称，自己卖给刘金山的粮开始算差账了，少给打了3,000元，该款是刘金山补给自己的卖粮款，因刘金山既收了赵秀林的粮，又收了周东升的粮，刘金山与赵秀林就诉争3,000元各执一词，关联人周东升亦不能说明该诉争3000系刘金山误打给赵秀林，还是刘金山给赵秀林的粮款。综上所述，刘金山就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刘金山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金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刘金山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金山在上诉状中就打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该论述系对其一审提交的“收赵秀林毛豆票据”及“2020年4月1日票据”的解释说明，该两份票据均为刘金山自行制作，赵秀林不予认可，故仅凭该两份票据及刘金山的陈述，不能认定刘金山主张多支付3,000元售粮款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金山主张多支付赵秀林3,000元购粮款，要求赵秀林予以返还，刘金山应对该不当得利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3700斤粮食差额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该不利后果应由刘金山承担，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驳回刘金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金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金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 瑶审 判 员  高云燕审 判 员  吕玉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月书 记 员  李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