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81民初1612号 原告：王仁昌，男，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阳，浙江浙杭（余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楠，浙江浙杭（余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舜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阳明街道二高村长元路1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82BHH6G。 法定代表人：罗雯，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良，该公司员工。 被告：余姚市陆埠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姚市陆埠镇委（育才路南）。 法定代表人：龚共军，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良，该镇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曙光，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余姚市陆埠镇舜孙中路江南村落文化宫。 法定代表人：应慧波，该合作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宽宏，该合作社工作人员。 被告：李宽宏，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告王仁昌与被告余姚市舜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顺公司）、余姚市陆埠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陆埠镇政府）、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江南村合作社）、李宽宏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将本案案由由侵权责任纠纷变更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楠，被告舜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雯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良，被告陆埠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良、孙曙光，被告江南村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被告李宽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埠镇政府申请的证人章某到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仁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1.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拆迁补偿款8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3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7年3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07年4月2日，原告与王兴根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书》，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王兴根有生之年的生活扶养护理以及亡故丧葬之所有费用和相关义务，王兴根死后将其所有的、位于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下洋门朝南木结构三间平屋（地号0152501002、镇号07320、市号0219179311）（以下简称“涉案房产”）赠与给原告，该《遗赠扶养协议书》由余姚市众信法律服务所代书，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村民委员会见证并盖章确认。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王兴根去世后，原告依法成为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2016年，被告陆埠镇政府设立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拆迁指挥部，并委托被告舜顺公司处理拆迁工作。2017年3月1日，被告江南村合作社告知原告领取涉案房产“拆迁款项”，鉴于涉案房产已被拆迁成为既定事实，原告只能表示同意拆迁，但是对于涉案房产拆迁补偿金额持有异议，要求被告江南村合作社与拆迁指挥部等组织出具拆迁补偿文件及补偿金额清单等，但上述部门互相推脱，各执一词，拒绝提供相关材料。江南村合作社工作人员表示，原告应先领取拆迁款项，如有其它异议待日后商议；迫于上述部门压力，原告无奈从被告江南村合作社领取拆迁款220349.44元。领款后，原告仍多次向几被告反映诉求，但均遭到拒绝。 2019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陆埠镇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号：YY20191200311），要求被告陆埠镇政府向原告出具涉案房产全套拆迁安置补偿材料。2020年1月底，被告陆埠镇政府向原告寄送了涉案房产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材料。根据上述材料，原告认为涉案房产拆迁过程中存在如下违法行为：1.协议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但2016年12月21日及之前，原告并未接到任何单位或者部门通知签署拆迁协议；2.按照《余姚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余政发（2009）45号】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拆房屋旧料归拆迁人所有，但是原告不知房屋被“拆迁”的事实，无法及时回收房屋旧料进行再处置；3.按照《余姚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余政发（2009）45号】第六条规定，被拆迁人应为“被拆迁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但上述四被告明知原告是涉案房产所有权人，但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共同“签署”《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完成了涉案房产“拆迁行为”，致使原告无法参与涉案房产拆迁程序，无法提出合理拆迁诉求，无法确认拆迁程序中各项补偿金额，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起诉。 被告舜顺公司答辩称：答辩人是受被告陆埠镇政府委托实施拆迁工作，涉案房产的拆迁是上墙公示的，原告也曾到答辩人处就拆迁补偿的有关事宜进行过沟通。 被告陆埠镇政府答辩称：2016年，答辩人对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下洋门地块进行拆迁时，王兴根已经去世，随着应家闸下洋门其他村民房屋的拆迁工作陆续完成，由于在短时间内无法确定王兴根的房屋有无继承人的情况下，为了顺利推进房屋拆迁工作，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拆迁指挥部经与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村民委员会商议，由被告江南村合作社代为签署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补偿款300349.44元全额汇入被告江南村合作社账户，补偿款项的分配事宜待日后视具体情形另行处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答辩人了解到原告与王兴根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内容，被告江南村合作社找到原告，原告也通过中间人章某多次与被告江南村合作社、李宽宏协商，考虑到原告并非本村村民，只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所有权，不享有宅基地权益等因素，在兼顾村集体利益和原告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原告与被告江南村合作社在2017年3月1日达成共识，即对于上述安置补偿款300349.44元，原告分得220349.44元，被告江南村合作社分得80000元，当日，原告在领（付）款凭证上签字捺印，该领（付）款凭证上写明“下洋门拆迁补偿款300349.44元，扣除土地款80000元”，原告当天收到了协商的款项220349.44元，这说明原告当时对领取的款项中扣除了土地款是明知的，也是同意的。因此，答辩人包括其他被告在拆迁过程中并未侵害原告合法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原告的利益。另，由于原告领取涉案房产拆迁款是2017年3月1日，现在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江南村合作社答辩称：就拆迁补偿款的事情，当初答辩人的意见是，因为拆迁补偿款中涉及宅基地因素，原告不是本村村民，只对地上建筑物的补偿享有权利，因此只能领取一半的拆迁补偿款，原告以及原告的中间人章某到村里来协商过好几次，后来在2017年3月1日达成了一致意见，扣除土地款80000元，其余款项归原告，原告也在领（付）款凭证上签字捺印，答辩人认为事情已经就此了结，原告的起诉，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被告李宽宏答辩称：答辩人作为被告江南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参与本案所涉拆迁补偿款的处理，只是履行工作职责，原告起诉答辩人，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与四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2007年4月2日，原告与王兴根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负责王兴根有生之年的生活扶养护理以及亡故丧葬的所有费用和相关义务，王兴根死后将其所有的、位于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下洋门朝南木结构三间平屋（地号0152501002、镇号07320、市号0219179311）（以下简称“涉案房产”）赠与给原告，该《遗赠扶养协议书》由余姚市众信法律服务所代书，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村民委员会见证并盖章确认，该协议书上写明“老房拆除的地基归集体所有”。2016年，被告陆埠镇政府设立陆埠镇江南村应家闸拆迁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并委托被告舜顺公司处理江南村应家闸地块的拆迁工作。此时王兴根已去世，被告江南村合作社作为被拆迁人就涉案房产与拆迁指挥部、被告舜顺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上写明，房屋拆迁补偿费共计300349.44元，其中被拆房屋旧房款22438.46元，搬迁补助费8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3789.12元，货币安置补偿款249639.86元，提前评估、签约、搬迁奖23682元。2017年2月17日，被告陆埠镇政府委托余姚市陆埠镇城镇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将上述房屋拆迁补偿费300349.44元支付给被告江南村合作社，2017年3月1日，被告江南村合作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原告涉案房产拆迁补偿款220349.44元，另外80000元未支付给原告。当日，原告还就该笔款项向被告江南村合作社出具了领（付）款凭证。 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集体土地）》、银行对账单、2017年3月1日的领（付）款凭证予以佐证。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陆埠镇政府申请证人章某出庭陈述【具体陈述内容为：他与原告有亲戚关系，在涉案房产拆迁过程中，原告就房屋拆迁面积、拆迁补偿金额的事情找过他，因为他是村里人，希望通过他协调好说话，对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当时被告江南村合作社表示由于拆迁款包括了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原告不是本村人，不能享受宅基地的补偿款，所以只能将拆迁补偿款的一半付给原告，他带着原告一起到村里去协商，谈了好几次，最终确定村里扣80000元，其他的给原告，原告签领（付）款凭证的那天，他也陪着一起去的，至于签字的过程和领（付）款凭证的内容其并未注意】还提供了2017年3月1日的领（付）款凭证来证明经协商，原告同意领款220349.44元，剩余80000元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款，归村所有。原告对这两份证据提出异议，对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认为只有一个证人的陈述，证明力不够，再就是证人年纪较大，有些表述并不清楚，而且从证人的陈述来看，其只知道原告最终领了22万元左右的钱，至于事情已经了结，是证人自己的推测，而非原告的意思；至于2017年3月1日的领（付）款凭证，虽然该凭证中原告的签名是真实的，但“摘要”中的内容是后补的，其签名的时候并无这些内容。对于这两组证据，本院将另作说明。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上述80000元应归谁所有。由于涉案房产是采取货币安置，依据余政发（2009）45号文件第二十四条，“采取货币补偿安置的，按被拆房屋的确权建筑面积计算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被拆住宅确权建筑面积在250平方米以内的，按拆迁公告上月被拆住宅房屋同级区片与安置用房同类房屋等级的商品住宅平均价格，扣除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基本造价，乘以被拆房屋确权建筑面积，再增加18%的拆迁补偿金给予自选安置资金补偿”，从当前商品住宅定价规则来看，商品住宅价格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费和住宅开发成本等，而且商品住宅价格中，土地使用权取得费不会低于住宅开发成本，因此，被告江南村合作社主张货币安置补偿款249639.86元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本院予以采纳。同时，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有该组织成员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原告并非被拆迁地块的村民，因宅基地使用权而产生的拆迁利益，原告因资格不具备而无权享有。因此被告江南村主张80000元是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补偿款，原告无权享有，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被告陆埠镇政府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院已经可以做出裁判意见，故对于章某的证言以及2017年3月1日的领（付）款凭证中的内容，本院在此不再进行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仁昌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925元，减半收取962.50元，由原告王仁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裴 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史钟林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