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9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桂，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开庆，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大街75号。 负责人：余武平，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洛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阳光水岸度假村23幢。 法定代表人：俞裕开。 诉讼代表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系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平、严棋慧，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锦桂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淳安支行）及原审第三人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7民初5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本案疑难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锦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对债权编号为19的债权人建行淳安支行核查确认的56141204.45元的债权不属于“优先债权”；2.诉讼费由建行淳安支行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6日，原审法院裁定受理淳安县国土资源局对巨龙公司的破产清算，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巨龙公司的管理人。2018年2月11日，建行淳安支行根据抵押借款合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177906944.92元、利息33492742.91元，合计211399688.83元。其中申报刑事退赔款本金67150770.36元、利息17889878.41元、本金罚息737091.50元、利息罚息1848644.72元，合计87626384.99元。管理人在收到建行淳安支行债权申报后发现，案涉债权已在（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书中予以退赔认定，该判决书第五项载明责令巨龙公司向建行淳安支行支付退赔贷款损失人民币56141204.45元，后本院作出了（2015）浙杭刑终字第275号刑事判决，维持了该项内容。据此，管理人核查确认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为56141204.45元，其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涉刑执行规定）第13条予以认定为优先债权。管理人在审查确认该笔债权金额和性质后，建行淳安支行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异议。2019年11月15日，管理人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并将该笔债权提交核查，陈锦桂于2019年11月24日对该笔债权的优先性及会议召开的有效性提出异议，管理人于2019年11月27日复函其异议不成立并告知救济途径，陈锦桂于2019年12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建行淳安支行对巨龙公司的债权是否可以优先受偿。该案中，巨龙公司通过94份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骗取贷款，因涉嫌违法犯罪，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基于此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也属无效合同，故建行淳安支行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案涉的债权进行申报缺乏法律依据，管理人依据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退赔金额确认债权并无不当。其次，退赔被害人的财产，系犯罪人违法所得，在法律评价上，因违法所得的财产并不被认为是犯罪人合法所有，因其特殊性即暂时依附于犯罪人的其他财产，使得该部分财产具有被执行财产的外观，但其权属仍应属于被害人，故这些财产不应当被列入破产财产范围。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清偿顺序，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由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对于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无法预测和避免，被害人对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主张权利只能通过追缴或者退赔的方式予以解决，在赃款赃物追缴不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被执行人的赃款赃物等值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该项赔偿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具有合理性。另，破产程序作为执行程序的延伸，在破产程序中处理债权债务仍应适用《企业破产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二者在位阶上并不矛盾。综上，该院认为，退赔被害人损失不应当列入到破产企业的财产范围，一并处置的，被害人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管理人将该案案涉债权列为优先债权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锦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陈锦桂负担。 上诉人陈锦桂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对债权编号为19的建行淳安支行申请确认的56141204.45元债权不属于优先债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刑执行规定不适用破产程序，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应列入普通债权。首先，从法律适用角度看：1.立法法规定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破产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专门适用于企业破产程序，而上述执行规定由最高院规定，适用于执行程序。相对于涉刑执行规定，破产法是上位法、特别法，应适用破产法。原审法院适用涉刑执行规定，违反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破产案件中破产法是清理债务的唯一依据。2.破产程序是综合了私法与公法、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特殊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执行程序。破产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对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已有明确规定，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破产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可看出，最高法院否认了执行规定第十三条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否则不会在该条作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的优先顺序。在破产法对清偿顺序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行规定无适用余地。3.根据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中止后，原先的执行债权全部列入破产债权，依照破产法的清偿顺序进行分配，原先适用于执行程序的相关执行规定在破产程序中不再适用。其次，从涉刑执行规定本身内容看，第13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1、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2、退赔被害人损失；3、其他民事债务；4、罚金；5、没收财产。通过分析这五种债务，可以得出该执行规定不能适用破产案件的清偿。1.该规定与破产法的规定相违背。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将劳动工资等债权列入第一顺序，优先于其他普通民事债权清偿。而执行规定却将退赔优先于劳动工资。2.对比涉刑执行规定和破产会议纪要，可得出以下结论：（1）本案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与陈锦桂的债权均属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补偿性债权，处于同一地位，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不是优先权；（2）破产会议纪要吸收了执行规定中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优先的规定，却未吸收退赔优先于普通债权的规定，也说明最高法院对破产程序中退赔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否定。（3）反过来说，如果涉刑执行规定可适用于破产案件，则最高院无需在此后的破产会议纪要中作人身损害赔偿优先的规定。3.涉刑执行规定未规定税款的清偿顺序，证明企业不适用该规定。4.执行规定中“没收财产”一项，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仅适用于个人，不适用于企业。该条规定将没收财产规定在清偿顺序中，可证明该条规定的被执行人不适用于企业，只适用于自然人。综上，涉刑执行规定第13条只适用于自然人而非公司，否则其中的退赔优先于劳动债务等其他民事债务，有违破产法等规定。第三、涉刑执行规定系最高法院针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刑罚执行的条文所作出的，并不是针对企业破产问题所作出的司法解释，执行规定并不适用于破产程序。（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不适用于刑事退赔。原审判决认为退赔被害人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管理人将案涉债权列为优先债权并无不当。陈锦桂认为，生效判决巨龙公司支付其建设工程款，但巨龙公司拒不支付，因违法所得的财产并不能认为是巨龙公司的合法所得，故陈锦桂的该部分财产暂时依附于巨龙公司的其他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按照原审法院的推论，陈锦桂的该些财产也应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同理，破产案件中的所有其他债权，权利标的货币均暂时依附于犯罪人的其他财产，但其权属仍应属于债权人，故其他债权也是优先权。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不应认定为债务人的财产属于破产企业基于特定的合同关系或者法律事实占有而非所有的财产，该财产属于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本案中，不论是陈锦桂还是建行淳安支行，均因合同关系被破产企业占有财产，均不是特定物，而属于货币属种类物，故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二、全国尚无退赔优先的判例，破产管理人也未提供相应判例，但管理人将建行淳安支行5600多万元普通债权列入优先债权，在未向广大普通债权人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拟通过非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分配方案，故破产管理人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三、建行淳安支行与巨龙公司串通虚假按揭，银行存在重大过错，不具备被害人身份，以退赔被害人损失为由取得优先债权，与情理不符。从刑事判决书可知，建行淳安支行个贷部总经理王爱平受贿后，随时按巨龙公司要求，专门安排客户经理去杭州、温州等地上门办理贷款，在银行对千岛湖的金色阳光、美都、翠湖春晓、新华苑、阳光水岸等多个楼盘有个贷业务的情况下，仅对阳光水岸楼盘特别提供方便，且找来的贷款人员多为农村人，年纪大、不会写字，明显没有购房能力，客户经理吴国真根据客户穿着等特征对贷款的真实性已产生怀疑，但银行仍予放贷，结合巨龙公司常务副总余进陈述，行长从巨龙公司取得了非法利益。假按揭是出于行长的授意，多达94笔，数额大，因此假按揭系银行内部员工与巨龙公司内外勾结产生，完全可以避免，故银行具有重大过错，而本案其他普通债权均属合法形成，债权人并无过错，违法犯罪形成的债权不应优先于合法形成的债权。四、管理人认定的优先债权已经被债权人会议否定，不应认定为优先债权。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解释规定“综合平衡破产程序中民间借贷债权与涉集资类犯罪被害人申报债权的数额，由管理人拟定申报方案，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如果债权人会议通过了优先债权，可作为分配依据，但本案没有有效的债权人会议。五、本案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因没有相关规定和判例，应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综上，陈锦桂作为债权人会议主席，应广大普通债权人的请求而起诉。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建行淳安支行答辩称：一、涉刑执行规定适用于破产程序。1.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清偿顺序，与涉刑执行规定并不矛盾，不存在适用冲突。破产法系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第一百一十三条并未将优先债权的全部清偿顺序规定在内，而且也仅针对破产财产，因此必须结合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适用。例如破产实践中支持的消费者购房优先权，其法源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2.陈锦桂提出的破产审判会议纪要第28条，实际是总结归纳了破产实践中的经验，即在普通债权中根据债权性质的不同再次分出优先、劣后，无法看出最高院否认了涉刑执行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也与陈锦桂主张的法律位阶论矛盾。因此，该规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涉刑执行规定是针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而不是仅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因此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执行程序中止并不意味着涉刑执行规定不能适用。4.陈锦桂认为涉刑执行规定第十三条不能适用于破产案件，但其理由系循环论证或以偏概全，人身损害既可能涉刑也可能不涉刑，财产刑既可以针对自然人也可针对法人，因此都不能成立。5.无论涉刑执行规定是否专门为破产程序制定，其第十三条明确适用于“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情形，可以也应当适用于破产程序。6.除涉刑执行规定外，《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根据有关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该规定也明确了刑事退赔款的优先性。二、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适用于刑事退赔。1.本案中的涉刑财产，并非是基于合同关系而被破产企业占有，而是基于犯罪手段，陈锦桂的理解错误，其对于任何普通债权都具有优先性的主张，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2.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债务人财产是指债务人合法取得的财产，故破产企业通过犯罪手段从被害人处取得的财产，即犯罪违法所得，仅是暂时依附于破产企业，实质上仍应属于被害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处理涉集资类犯罪刑民交叉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七条规定：“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后，应与侦查、审判机关沟通协商，研究解决解除不属于刑事案件处理的破产企业财产的刑事查封、冻结措施等相关问题，由管理人在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监督下做好解除查封、冻结措施后破产财产的接收、管理和处分事务”，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案件和相关集资类犯罪刑事案件的情况，拟定针对以下财产的附条件的分配方案：（1）解除刑事查封、冻结措施后交由企业破产程序分配的财产；（2）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追回的财产；（3）不属于涉集资类犯罪赃款赃物，依法发还的债务人企业合法财产。”该规定明确了不涉刑的财产方能解除查封、冻结措施交由管理人接收、管理、处分和执行分配方案。纪要第十条规定：“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过程中，因债务人的犯罪行为而非法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由受害人以财产权利人的名义通过管理人取回。”该规定明确了涉刑财产不属于破产企业所有，受害人可以优先取回。因此，原审法院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并无不当。三、建行淳安支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没有过错，员工个人的犯罪行为与本案债权性质的认定无关。在本案发放贷款过程中，建行淳安支行在受理客户的贷款申请后，按照规定审查客户及共同购房人的身份信息、信用记录，评价和判断客户家庭的还款能力，见证客户在相关资料上签字，录入系统，由专职贷款审批人审批，在确定办理抵押完毕、取得预抵押登记证书后放款。陈锦桂提出的购房人年纪大、不会写字并不属实。经核实，购房人年纪最长者出生于1962年，当时48岁。同时，淳安公证处也上门为购房人办理了抵押登记的公证，也并无发现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情况。银行的操作符合信贷规定，无违规、无过错。关于王爱平的犯罪事实，在（2013）杭淳刑初第238号案中已经查明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2013）杭淳刑初546号案（及其二审）也均认定建行淳安支行为被害人。陈锦桂对刑事判决进行片面摘取，认为银行与破产企业内外勾结、假按揭出于行长授意等观点，损害了建行淳安支行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名誉。四、原审中陈锦桂缴纳的诉讼费是40元，按件收取。根据省高院意见，应按照财产标的缴纳诉讼费，故陈锦桂如果没有缴足上诉费，应予以补足，否则应当视为其撤回上诉。综上所述，陈锦桂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巨龙公司陈述意见称：一、原审判决书和上诉状提到的94套房子，与本案诉争有关的是90套，其中的4套是涉及农业银行的。二、（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书中，巨龙公司是实施犯罪的被告单位。附件三所涉及到的骗取贷款的94套房子，其中4套涉及农业银行，刑事判决书判决巨龙公司退赔农业银行损失68万余元，巨龙公司于2015年8月全额退还给了农业银行。三、本案诉争的90套房产，系巨龙公司在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以后，管理人经调查按照刑事生效裁判文书的规定，于2018年4月10日向法院提交了申请，要求办理预告登记和网签注销手续。法院于2018年4月，出具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交付给相关部门以后，淳安县国土局根据相关规定，在淳安日报刊登了预告登记证作废的公告，此后办理了合同网签和预告登记的注销手续。四、案涉90套房产，网签全部注销解除后返还给管理人，由管理人按照巨龙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财产管理和变价方案进行公开拍卖。截止目前，90套房产已拍卖64套，拍卖所得价款达4677万余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建行淳安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申报表；2.巨龙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3.微信聊天记录；4.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异议函及管理人的债权异议复核答复函。上述证据欲共同证明建行淳安支行一直在主张申报债权的优先性。经质证，上诉人陈锦桂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债权申报表中“有无财产担保”处建行淳安支行未填写，从债权形成过程以及债权基本描述来看，建行淳安支行并没有该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财产担保债权。证据2，不能证明建行淳安支行主张优先权。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说明预告登记房产的处置问题，没有说明涉案债权为优先权。证据4，建行淳安支行只是对债权数额提出异议，没有对优先权提出异议。经质证，原审第三人巨龙公司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建行淳安支行申报债权时并未主张优先性。证据2，管理人对债权作了暂缓认定的处理，依据是抵押登记未解除。证据3，管理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明确予以答复。证据4，债权人异议只是针对利息的金额，并没有针对性质。经审查，本院认为：陈锦桂、巨龙公司对建行淳安支行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陈锦桂、原审第三人巨龙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书第7页“管理人在审查确认该笔债权金额和性质后，建行淳安支行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异议”的认定有误，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认同。 本院另查明：2018年2月11日，建行淳安支行向巨龙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表载明，根据法院判决书所附涉案房屋清单，涉及该行个人住房贷款90户，涉案90笔债权清单显示，2017年11月6日本金余额为67150770.36元，本息合计为87626384.99元。其中，债权申报表中“有无财产担保”一栏处，建行淳安支行在有财产担保和无财产担保项中均未选择。 2018年4月3日，巨龙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中的债权表载明，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为暂缓确认债权，申报金额为211399688.83元，建议临时表决额为179914508.29元（有财产担保/其他优先债权表决额），类型为按揭贷款担保。 2018年5月12日，建行淳安支行代理人在与巨龙公司管理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我们关心的主要是我们的担保物权，你们是不是把我们预登记都注销了”；“不是说需要您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次会议要解决房子的处置，其中不少是我们的抵押物。所以在卖我们的抵押物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由我们与管理人签订一个处置协议”。 2019年11月24日，针对巨龙公司管理人对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审查结果，建行淳安支行向管理人寄送了债权异议函。债权异议函载明的事实和理由主要为：经（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2015）浙杭刑终字第275号刑事判决确认，巨龙公司应退赔建行淳安支行5614.120445万元，该判决在2015年6月10日生效；巨龙公司在2015年6月11日至2017年11月6日期间，并未进行任何退赔，应支付迟延履行利息859.662193万元；据此，建行淳安支行的优先债权数额应为6473.782638万元；请管理人依法调整。 2019年11月27日，针对建行淳安支行于2019年11月24日提出的债权异议，巨龙公司管理人经过复核后予以答复。答复的主要内容为：（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书第五项判定“责令巨龙公司向建行淳安支行退赔贷款损失人民币5614.120445万元”，管理人据此审查确认建行淳安支行的该笔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异议不成立。 再查明：2013年7月26日，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杭淳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王爱平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的合同制工人。2009年至2011年，时任该行个人金融部个贷区负责人的被告人王爱平，利用贷款审核及发放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时任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余进、副总经理谢冰如给予的人民币110000元，为该公司在阳光水岸度假村项目贷款上提供便利”；“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爱平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其在金融活动中，非法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15年1月19日，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五、骗取贷款。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被告单位东方巨龙杭州公司在阳光水岸房产销售期间，该公司副总经理余进、谢冰如为取得银行贷款，分别有偿委托黄某乙、叶会平等中间人，并通过中间人介绍，有偿委托林双玉、陈海丹等94人与东方巨龙杭州公司签订94份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以虚假合同等资料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从建设银行淳安支行、农业银行淳安支行骗取个人住房贷款金额7276.4万元（其中，建行7075.8万元、农行200.6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止，东方巨龙杭州公司先后向建设银行淳安支行支付本息1461.679554万元，向农业银行淳安支行支付本息132.268856万元。造成建设银行贷款损失5614.120445万元，农业银行贷款损失68.331144万元。”该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单位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决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80万元”；“五、责令被告单位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淳安支行退赔贷款损失人民币5614.120445万元，向农业银行淳安支行退赔贷款损失人民币68.331144万元”。 2015年6月10日，本院作出（2015）浙杭刑终字第275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33页关于骗取贷款事实一节载明，“经查：1.余进在侦查阶段曾多次供述，因为银行贷款难办、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其想到了委托他人买房、通过假按揭融资的办法。期间，余进虽然还曾辩称该融资办法系陈建榜或者谢冰如提出，但从未提出系出于建行或者农行行长的授意。此外，证人葛某的证言及房产销售代理合同、关于房屋销售介绍费分成的协议等证明，为了应对建设银行核查购房款首付及按揭的异常情况，余进、谢冰如曾安排葛某与东方巨龙杭州公司签订虚假的房产销售代理合同、房屋销售介绍费分成协议，该事实也能印证东方巨龙杭州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事实。余进对于其推翻原有供述并提出新的辩解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辩解内容得不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不予采纳。银行工作人员获得个人非法利益后未正当履行职责，为东方巨龙杭州公司骗取贷款客观上创造了便利条件，但不影响东方巨龙杭州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性质。余进及其辩护人关于余进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建行淳安支行向巨龙公司管理人申报90套房产的债权性质是否具有优先性。就此争议，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3）杭淳刑初字第54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巨龙公司在阳光水岸房产销售期间，该公司副总经理余进、谢冰如为取得银行贷款，分别有偿委托中间人，并通过中间人介绍，有偿委托94人与巨龙公司签订94份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以虚假合同等资料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从银行骗取个人住房贷款金额7276.4万元（其中建行淳安支行为7075.8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止，巨龙公司造成建行淳安支行贷款损失5614.12余万元，并判决巨龙公司犯骗取贷款罪，责令巨龙公司向建行淳安支行退赔贷款损失5614.12余万元。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巨龙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建行淳安支行为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该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建行淳安支行与巨龙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亦无法得出骗取贷款过程中建行淳安支行存在过错。且从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来看，虽然巨龙公司案涉骗取贷款的行为已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但骗取银行贷款仅是巨龙公司一方的目的，无有效证据证明建行淳安支行存在参与骗取贷款的行为；从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建行淳安支行依约发放了合同项下的贷款，贷款本息未按约获得清偿。结合贷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及履行，建行淳安支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建行淳安支行对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其并未主张撤销合同，故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并不当然认定无效。本院注意到，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3）杭淳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王爱平原系建行淳安支行的合同制工人，其于2009年至2011年任建行淳安支行个人金融部个贷区负责人期间，利用贷款审核及发放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时任巨龙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进、谢冰如给予的110000元，为巨龙公司在阳光水岸度假村项目贷款上提供便利。该刑事判决书认定王爱平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其在金融活动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通过该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可知，王爱平所犯罪名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仅认定其为贷款提供便利，并未涉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无法据此认定建行淳安支行与巨龙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虚假按揭的行为。本院亦注意到本院（2015）浙杭刑终字第275号刑事判决书第33页关于骗取贷款事实中有“银行工作人员获得个人非法利益后未正当履行职责，为东方巨龙杭州公司骗取贷款客观上创造了便利条件”的表述内容，该内容指向的建行淳安支行内部管理上的问题，尚不足以支持陈锦桂关于“建行淳安支行个贷部经理王爱平收受贿赂后为贷款提供便利，银行行长也从巨龙公司获取非法利益并授意办理假按揭，建行淳安支行与巨龙公司串通虚假按揭，其存在重大过错不具备被害人身份”的上诉理由。其次，建行淳安支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行为，按照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真实有效。建行淳安支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虽然未对债权是否有财产担保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但结合其申报债权时90套房产存在抵押预告登记的客观事实，其申报债权的事实内容和其与管理人的后续沟通，以及债权异议函均有提及担保物权、优先债权等内容，可以认定其未放弃过债权的优先性。第三，管理人基于房地产企业破产的特殊性，为整体处置资产需要，申请法院裁定注销抵押预告登记的行为，不能推导出建行淳安支行抵押预告登记对应的债权丧失优先性。第四，原审法院对破产程序中刑事受害人的债权具有优先性的认定不符合企业破产法对各类债权性质的分类认定，本院对此不予认同。原审法院认定的建行淳安支行的优先债权金额范围未超过抵押担保债权额的范围，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管理人审查确认建行淳安支行的债权56141204.45元，应属抵押担保债权，具有优先受偿性。 综上，陈锦桂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锦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魏之薏 审 判 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丁希军 书 记 员 王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