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0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龙裕，男，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松，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彬，男，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志，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文，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龙裕因与被上诉人李福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5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龙裕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福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陆龙裕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关于“即便李福彬实际投资仅为100万，但陆龙裕同意作价300万元接受转让也是合法有效的”的观点是不严谨的，判断陆龙裕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效，不仅要考虑陆龙裕签订借款合同当时是否受到胁迫，也必须排除陆龙裕签订借款合同时是否因为重大误解作出的意思表示。事实上，陆龙裕不仅受到了催债人的胁迫，而且当时也想到除了自己收到李福彬支付的100万元，另外200万可能是因为侄子陆某曾经投资180万元在凌云公司，而陆某的投资有可能来源于李福彬。同时李福彬和自己相识多年，经济往来复杂，即使签了协议，之后也可以慢慢算账，完全想不到李福彬会用借款协议来起诉自己，所以签了字。二、一审法官未履行法官应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职责，在李福彬未提供转款300万证据的情况下，不当免除了李福彬的举证责任。法官解决纠纷的基础是事实的查明，在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是法官的法定职责。一审法官不当免除了李福彬的举证责任。未查清李福彬是否转款300万给陆龙裕。在自身审判经验、社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没有排除合理怀疑，不适当运用经验法则推定即便李福彬实际投资仅为100万，但陆龙裕同意作价300万元接受转让也是合法有效的。三、陆龙裕有新证据能够证明李福彬并未转款300万元转给陆龙裕。一审判决后，陆龙裕找到侄子陆某，询问其是否收到李福彬妻子转账的200万元。陆某表示从未收到李福彬妻子的转账，自己在凌云矿业投资的180万元来源于另一位股东骆耀明，并非李福彬。四、虽然陆龙裕主张的98万元还款和40万元还款发生在2015年3月1日之前。但借款协议中对于还款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并未提及这两笔款项。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还款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否认138万元的还款属性是错误的。客观分析，98万元转账和40万元转账存在二种可能性，一种是陆龙裕与李福彬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另一种是陆龙裕偿还本案所涉及的李福彬的投资款（借款）。李福彬在一审中认为属于前者，并且明确说出了资金性质。因此，陆龙裕只要证明李福彬抗辩理由不属实，就应该认定这两笔转账属于本案所涉及的还款。1.李福彬抗辩2010年5月17日98万元系案外人龙爱民购买李福彬在吉首福盛公司51%股权的转让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陆龙裕在一审中提供了《吉首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龙爱民并没有收购李福彬的股份，而是收购了陈福来的股份，故李福彬的抗辩不属实。但一审法院却未要求李福彬继续举证。目前，陆龙裕有新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境内汇款申请书》证明李福彬转让自己在吉首福盛公司51%的股权给龙祝安，龙祝安已经通过陆龙裕把股权转让款510万转给了李福彬。因此98万元与李福彬吉首福盛公司的股权转让无关，李福彬的抗辩不成立。请贵院查清事实，将98万元认定为还款，予以扣除。2.李福彬抗辩2011年1月28日的40万元系李福彬投资保靖齐兴化工厂的分红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陆龙裕有新的证据《退股声明》能够证明，李福彬在2011年1月28日前已经从保靖齐心化工厂退股，退股后不可能继续分红。综上，李福彬在一审中存在大量虚假陈述，不仅没有转给陆龙裕300万投资款，也对陆龙裕的主张的98万元和40万还款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只看到了一份借贷合同，却没有排除借贷合同存在陆龙裕受到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可能性，李福彬对于陆龙裕提供的抗辩主张和证据均不能提供除借贷合同之外的任何证据予以反驳。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李福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陆龙裕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一、案涉借贷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的情形，陆龙裕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陆龙裕在上诉状中称其在签订借贷合同时不仅受到胁迫，同时还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仅审查陆龙裕是否受胁迫，而未审查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因而一审法院对陆龙裕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效判断错误。对此，李福彬认为陆龙裕的该点上诉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具体理由如下：1.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论是胁迫，还是重大误解，都是属于可撤销合同的事由，而非无效合同的事由。在人民法院的审查问题上，对于合同是否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而可撤销合同人民法院只能针对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进行审查。而陆龙裕在一审的时候仅声称案涉借贷合同系被李福彬胁迫签订，而从未提出存在重大误解。因此，经一审法院审查，陆龙裕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存在胁迫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认定借贷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正确并无不当。2.陆龙裕为逃避债务，一审中声称被胁迫，在上诉状中又称存在重大误解，违反了“禁反言”规则。“胁迫”与“重大误解”虽都是可撤销合同的事由，但二者内涵完全不一致，陆龙裕不可能又是被胁迫，又是重大误解。如果有任何一项事由存在，陆龙裕完全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立即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但是自2015年合同签订之日至李福彬2019年起诉要求还款之日，这么长的时间内，陆龙裕既没有以“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合同，也未以“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合同，足以说明陆龙裕根本不存在被“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且其撤销权也早已归于消灭。3.案涉借贷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陆龙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借贷合同载明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具有充分的认识能力。况且陆龙裕在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9年1月期间都还陆续归还部分借款利息，这也充分表明了陆龙裕对借贷合同的内容是承认，且没有任何重大误解的。而陆龙裕为了逃避债务，一味否认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称“被胁迫”，而“被胁迫”的说辞不被一审法院采纳后，又声称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但其在签订合同后上诉前又从未就重大误解提出任何异议，根本不符合常理，陆龙裕的各项说辞处处充满矛盾，没有任何诚信可言。二、根据借贷合同的约定，双方是将矿山资产转让的对价300万元转为借款，陆龙裕也在一审中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金额为300万元正确，并无不当。1.案涉借贷合同明确约定：“甲方于2008年4月份将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的矿山资产作价人民币三百万元转让给乙方，由于资金周转问题，乙方无法立即将受让款项支付给甲方，因此向甲方出具借款字据……”而陆龙裕也在一审中确认李福彬有向凌云公司的“矿山资产”进行投资的事实，因此无论李福彬投资矿山资产的金额是100万元还是300万元，均不影响陆龙裕自愿以300万元受让相关资产的行为效力。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依据双方借贷合同，李福彬与陆龙裕约定的提供借款的方式是矿山资产转让的对价转化为借款，而陆龙裕已确认李福彬有对矿山进行投资的事实，实际上自认了李福彬已经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提供了借款，因此李福彬无需就陆龙裕自认的事实进行举证。3.陆龙裕称李福彬实际没有转款300万元，因此否认双方借贷合同的合法有效性，依据是其在一审判决后询问侄子陆某，陆某称没有收到转账的200万元。且不说陆某与陆龙裕之间存在亲属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有多少？另外，如果陆龙裕对借贷合同上300万金额本来就存在疑问，那签订借贷合同时为何不向陆某求证？为何陆龙裕早不问晚不问，偏偏在一审判决陆龙裕败诉之后才询问陆某？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是30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此巨额的款项，陆龙裕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专业的管理人员，居然会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就签订借贷合同？这很明显是不可能，因此无论陆龙裕如何狡辩，都不能否认陆龙裕对借贷合同载明的内容是明确知悉，并在上面签字确认的事实。三、对于98万元和40万元两笔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准确，陆龙裕主张系还款属性根本不能成立。1.陆龙裕主张2010年5月17日的98万元和2011年1月28日的40万元系归还李福彬的借款，但从时间上看，案涉借贷合同签订时间在2015年3月1日，如果真如陆龙裕所说的，上述两笔款项是归还借款，那为何陆龙裕不在借贷合同中予以明确？相反，借贷合同明确载明了300万元系矿山资产作价款并确认已偿还了40万元，根本没有任何关于上述两笔款项的任何说明，足以证明双方在签署借贷合同进行对账和结算时，根本不包括这两笔款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发生于合同签订时间2015年3月1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均无法对抗合同的书面确认内容。2.陆龙裕在上诉状中，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98万元和40万元存在二种可能性，一种是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另一种是陆龙裕偿还李福彬的借款。然后，陆龙裕试图通过所谓新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境内汇款申请书》、《退股声明》来证明98万元与吉首福盛公司股权转让无关，以及40万元与保靖齐心化工厂分红款无关，进而论证陆龙裕是还借款。但是，陆龙裕的这部分推论很明显存在问题，首先陆龙裕预设的前提能否成立？98万元和40万元是其他业务往来，还是归还借款是属于非此即彼的关系？难道只要98万元和40万元不属于双方业务往来就是陆龙裕还借款？其次，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难道只包括了吉首福盛公司股权转让款和保靖齐心化工厂分红款，就没有其他业务往来？98万元与吉首福盛公司股权转让无关，以及40万元与保靖齐心化工厂分红款无关，难道就是归还借款而不是其他业务往来？很显然，只要陆龙裕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98万元和40万元是归还借款，就无法排除上述合理怀疑，陆龙裕不能通过自己预设一个前提进行推论来证明98万元和40万元的性质是属于还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98万元和40万元是不属于还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陆龙裕认为是属于还款属性的主张不能成立。四、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通过陆龙裕向陆某询问情况，以及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境内汇款申请书》《退股声明》等证据的行为来看，更加印证了李福彬在一审中陈述的事实，即陆龙裕作为李福彬聘请的管理人员，经手和管理李福彬大量的投资、收益等款项，对各项资金往来非常清楚，而在陆龙裕如此清楚李福彬各项资金往来的情况下，陆龙裕不可能未经确认或结算就与李福彬签订借贷合同，也不可能会对借贷合同签订存在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更是一名专业的管理人员，其自愿以300万元的价格受让相关资产，并签署相关书面协议，则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陆龙裕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陆龙裕的上诉请求。 李福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陆龙裕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60万元及利息（以260万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扣除已还利息107万元）；2.判令陆龙裕支付李福彬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3.判令陆龙裕承担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29日，李福彬向陆龙裕转账100万元。 2007年5月17日，《湘西自治州凌云矿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确认经全体股东会议一致通过，陆龙裕成为该公司股东，出资35万元占股70%。 2010年5月17日，陆龙裕向李福彬转账98万元。 2011年1月28日，陆龙裕向李福彬信用卡账户存入现金40万元。 2011年9月21日，福盛公司发生股权变更记录，由陈福来出资490万元、李福彬出资510万元变更为龙爱民出资490万元、李福彬出资510万元。 2014年12月31日与2015年2月16日，陆龙裕分别向李福彬转账两笔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 2015年3月1日，李福彬与陆龙裕共同签署一份《借贷合同》，第一条约定：李福彬于2008年4月将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的矿山资产作价300万元转让给陆龙裕，陆龙裕因无法立即付款，向李福彬出具借款字据。后陆龙裕支付40万元，尚欠260万元未支付。现将还款时间延期至2015年4月30日止，若未按时还款，则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利息应于每月5号前支付。第三条约定：李福彬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陆龙裕承担。 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陆龙裕陆续向李福彬转账合计35万元。 2017年2月16日，陆龙裕单方签署一份《借款补充协议书》，重述了《借贷合同》的约定内容，并增加约定：确认截至2017年1月31日，陆龙裕所欠借款本金260万元未还，应付利息109万元已支付35万元，未付利息74.2万元；偿还本息的最后期限为2017年5月31日，逾期应按借款本金支付日千分之一违约金。陆龙裕另于落款处手写备注“还款日期延至2017年12月31日，其中本金部分需再核对后扣减收回周小华欠款”字样。 2017年4月至今，陆龙裕陆续向李福彬转账合计72万元。 2019年2月22日，李福彬提起本案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出律师费8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 以上事实，有李福彬提交的《借贷合同》、银行账单明细、诉讼代理合同、发票、陆龙裕提供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借款补充协议书、转账凭证、银行卡事故查询清单、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取款存款凭证及本案庭审笔录、民事裁定书（保全）为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李福彬与陆龙裕签订的《借贷合同》表明双方之间的股权投资转让关系已经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依法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陆龙裕辩称《借贷合同》系被迫签署，应对该事实主张承担证明责任，但陆龙裕不但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反而时隔两年再次确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的事实不予采信，认定《借贷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共同遵守。《借贷合同》明确载明300万元系矿山资产作价款并确认已偿还40万元，证明双方对该笔债务的形成并无异议且在签署合同时进行了对账和结算，故双方之间发生于合同签订时间2015年3月1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均无法对抗合同的书面确认内容。陆龙裕确认其曾经受雇于李福彬且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多项合作及债权债务关系，故陆龙裕应对其以发生于该日期之前的付款作为偿还该合同项下债务的抗辩意见承担证明责任。陆龙裕拟推翻双方共同签署的《借贷合同》所载明的事实，但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其答辩意见所主张的事实亦与常理相悖，故一审法院认为陆龙裕未能尽到证明责任，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福彬在反驳意见中主张的事实，虽然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但更加符合逻辑和在案证据所反映的基础事实，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在陆龙裕未能就答辩事实完成证明责任的情况下，李福彬依法不必就其反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陆龙裕另辩称李福彬并非凌云公司股东，无权转让矿山资产，但又确认李福彬仅于2007年5月17日向其转账100万元用于投资凌云公司，转让的资产价值不足《借贷合同》所载的300万元。李福彬主张其向凌云公司投资300万元后成为隐名股东，除陆龙裕确认收到的100万元以外，虽然双方对剩余200万元是否有支付以及如何支付存在争议，但陆龙裕同时参与经营李福彬的多家企业，即便李福彬入股时仅投资100万元，但时隔多年，在股权转让时陆龙裕完全有可能愿意以300万元作价受让该股权。相应转让行为属于双方的意思自治，也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认为，陆龙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借贷合同》载明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能力，理应清楚签署债务确认文件的法律后果。鉴于双方均确认李福彬向凌云公司投资100万元的事实，在没有其他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该《借贷合同》作为对凌云公司所涉“矿山资产”进行后续处置的书面约定，应视为双方对事实的共同确认。无论李福彬投资凌云公司投入的金额是100万元还是300万元，均不影响陆龙裕自愿以300万元的价格受让相关资产的行为效力。陆龙裕虽然辩称李福彬委托案外人张国明对其实施违法催债行为并强迫其签署《借款补充协议书》，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福彬亦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借贷合同》应视为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且意思表示真实。陆龙裕提供《借款补充协议书》拟证明260万元本金存在争议，但该补充协议未经李福彬签字确认，备注的内容是陆龙裕自行书写，李福彬亦不认可，故无法证明本金部分“需再核对后扣减收回周小华欠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履行。陆龙裕欠李福彬借款本金260万元且已届履行期限，应立即偿还本金并自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应扣除已还利息107万元）。双方确认2015年5月1日之后陆龙裕陆续付款107万元，在没有约定还款性质的情况下，应按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抵扣。按照每月5.2万元利息的标准，104万元可抵扣20.5769个月（约等于20个月又17.3天，一审法院按20个月又18天计）的利息，扣除后陆龙裕应自2017年1月19日起继续支付利息。《借贷合同》约定了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应由陆龙裕承担，现因陆龙裕逾期还款，致李福彬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应由陆龙裕向李福彬偿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陆龙裕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福彬支付借款本金260万元，并自2017年1月19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二、陆龙裕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福彬偿付律师费8000元、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2427.38元。 本院二审期间，陆龙裕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申请传唤证人陆某到庭作证，并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一份凌云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拟证明2007年3月16日凌云矿业股东会议上各股东确认原告侄子陆某投资180万入股凌云矿业。2.一份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及银行流水，拟证明本案证人陆某查询其名下银行卡于2007年期间的银行流水，其中并无李福彬所陈述的200万元的转款。3.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个人账号交易查询、境内汇款申请书，拟证明李福彬转让自己在吉首福盛公司51%的股权给龙祝安，龙祝安已经通过陆龙裕把股权转让款510万转给了李福彬。4.一份收据及转账凭条，拟证明2010年8月10日李复彬已经从保靖齐兴化工厂退股，陆龙裕不可能在2011年1月28日再给李福彬转分红。李福彬在2011年1月28日前已经从保靖齐兴化工厂退股，退股后不可能继续分红。5.一份《证人证言》及陆某身份信息，拟证明2019年10月18日陆某明确2007年投资凌云矿业的180万资金系来自另一位股东骆耀明，陆某从未收取过李福彬支付的投资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前述补充证据从一侧面反映了本案争议产生的背景及相关情况，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在本判决争议焦点分析中对各方主张进行综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前述上诉意见中提出的异议及有一处遗漏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当事人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陆龙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讼争款项性质。李福彬与陆龙裕签订的《借贷合同》内容非常明确，即双方对其股权投资转让进行结算，对未支付的款项转化为民间借贷，故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依法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的认定并无不当。相应的，因讼争款项系结算，具有基础法律关系的支撑，陆龙裕关于李福彬必须证明300万元如何支付的主张，本院难以采纳。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该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守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其二，关于2010年5月17日和2011年1月28日，陆龙裕向李福彬支付98万元、40万元是否应认定系还款的问题。该款项支付时间在《借贷合同》与《借款补充协议书》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存在将此两笔款项作为讼争借款的还款之约定，故一审法院关于陆龙裕拟推翻双方共同签署的《借贷合同》所载明的事实，但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其答辩意见所主张的事实亦与常理相悖，未能尽到证明责任，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的认定合法合理，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陆龙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440元，由陆龙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周宗良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姚 洁 代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