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静，女，195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国，重庆渲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金国，男，195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国，重庆渲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世林，女，195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上诉人邓静、袁金国因与被上诉人邓世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5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静、袁金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本案一案、二审诉讼费用由邓世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主体资格不适格，苟大利应为本案当事人。邓静系向邓世林及苟大利两人共同借款，而非向邓世林一人借款，一审遗漏了当事人苟大利。2.一审认定邓静欠邓世林33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8月26日邓静所借邓世林、苟大利两人借款还剩312000元，应当包括苟大利所打借条10万元在内，即一审法院（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10万元，本案中应予抵扣。3.邓世林涉嫌虚假诉讼。2019年7月9日苟大利向一审法院起诉的（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案件，已经判决生效确认邓静、袁金国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从2016年12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本金为止。本案借据中的31.2万元应对10万元予以扣除，邓世林及苟大利不能重复主张权利，邓世林隐瞒部分债务已经提起诉讼的事实，再次要求履行涉嫌虚假诉讼。邓世林二审答辩称，1.邓世林与案外人苟大利于1997年5月13日离婚，是两个独立民事主体。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苟大利，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即使邓静、袁金国所借款项系邓世林、苟大利共同借款，苟大利也有权放弃不向邓静、袁金国主张。邓静、袁金国向邓世林借入的每一笔钱，都写明向“二姐（邓世林）”借入。现在邓静、袁金国声称是向邓世林、苟大利共同借款，系无视客观事实。对于收条载明邓静所借邓世林、苟大利两人借款还剩312000元未还，之所以写上苟大利的名字，毕竟邓世林是邓静的姐姐，邓世林不方便刻意催收。如果把案外人苟大利写上，可以借苟大利催得比较急为由，更方便追款。邓世林与邓静、袁金国之间形成的借款凭据中包括上述收条，都无苟大利签字，案涉借款与苟大利没有关系。2016年1月19日，邓静、袁金国承认分别向邓世林及案外人苟大利出具欠条，两欠条金额、还款日期均不同，足以说明邓静、袁金国系分别向邓世林、案外人苟大利借款。2.一审法院认定邓静、袁金国欠邓世林的借款数额无误。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对借款数额的来源、构成，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一审判决确认的借款数额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3.邓世林依法主张权利，不存在虚假诉讼。借款是同一天分别打的借条，邓静、袁金国在约定时间并未还款。邓世林与苟大利离婚时明确约定，财产分割全部给女方。邓静、袁金国欠邓世林的款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邓世林有权主张个人权利。邓静、袁金国提及案外人苟大利向邓静、袁金国诉讼主张10万元，与邓世林无关，也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邓静、袁金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邓静、袁金国的上诉请求。邓世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静、袁金国支付欠邓世林借款本息330000元，以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33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静、袁金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3月至2004年1月，袁金国先后4次向邓世林借款累计11万元。2004年1月28日，袁金国签署协议，载明：袁金国在邓世林处共借款11万元。注：利息4万，一年半后还清，合计15万元。2004年12月17日，邓世林通过中国银行向邓静转账19000元。2016年11年19日，邓静、袁金国向邓世林出具借条，载明：借邓世林33万元，归还日期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以前的借条作废，以本借条为准。2017年8月26日，邓世林及其女儿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邓静还款27000元，至此邓静所借邓世林和苟大利两人的借款尚欠31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静、袁金国出具的总欠条的金额是否包括利息以及邓静、袁金国的还款是否可以抵扣借款本息。关于邓静、袁金国借款总金额是否包括利息的问题。2016年1月19日，双方就之前的多个借条进行了整理，并出具了总借条一张，确认邓静、袁金国截止该日共欠邓世林借款33万元，之前签订的借条作废，以该借条为准。邓世林在庭审中陈述总借条的金额除了12.9万元的本金，其余的是利息。邓静辩称，该笔33万元的借款中有向邓世林借的23万和向邓世林前夫借的10万元，不应包括利息。但是根据2004年1月28日的“协议”，袁金国向邓世林借款的金额是11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半，借款利息共计4万元，由此推算借款借期内利率约为年利率24.24%。故以24%的年利率，以11万元为基数，从2004年1月29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9日，利息就已经达33万余元。庭审中，邓世林表示利息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计算的，且邓静、袁金国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抗辩的主张，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张借条上的33万元金额应包括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审理中，邓世林自述其中借款本金为12.9万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邓静、袁金国提出已经归还邓世林27000万元的辩称，邓世林及其女儿出具的收条上有两人的签字，应视为其已经收到了款项，邓世林在庭审中否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该收条的内容，邓静归还27000元后，其仍欠邓世林和苟大利借款金额312000元。邓静辩称其与苟大利之间还存在10万元的借贷关系，也未举示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推定此为邓静、袁金国欠邓世林的借款本息。邓静归还的此笔27000元应当抵扣33万元中的借款利息。袁金国辩称款项都是邓静借的，但邓世林举示的借条和协议上都有袁金国的签字，故袁金国的此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且邓静、袁金国双方系夫妻关系，故邓静、袁金国应共同对上述款项进行清偿。邓世林要求邓静、袁金国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根据2016年的协议以及邓世林在庭审中陈述，该笔款项的借款本金应为12.9万元，且未约定利率，出借人要求按6%的年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应当以借款本金12.9万元为计算基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邓静、袁金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邓世林借款本息303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从2017年1月1日起，以未还本金129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日止）；二、驳回邓世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84元，保全费2520元，共计6004元，由邓静、袁金国共同负担。邓静、袁金国在二审中为支付其上诉主张，申请证人邓世元、邓世宏、邓世平出庭出证。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称系邓静、邓世林的同胞哥妹，均称邓静向苟大利借款10万元属实，2017年8月26日邓静向邓世林及其女儿打借条时在场，收到27000元系其母亲遗产，借条还剩的312000元包括苟大利的10万元在内，不包括利息，这是因为其母亲在世时要求邓世林提携其他姊妹，该借款金额不应再收利息。邓世元称2002年向邓世林借过5万元，两三年后还清了，没有付过利息；邓世宏称向邓世林借过15万元，2003年还钱时没有付利息。邓世林对证人证言质证称，三位证人与邓静、袁金国是亲属关系，证方可信度低，不应采信。邓世林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证据一：离婚证，拟证明目苟大利、邓世林是不同的主体，证明女方是拥有全部的债权，包括对33万元完全的债权；证据二：两张于2016年1月19日由邓静、袁金国出具的借条，拟证明10万元不可能与邓世林的33万元进行混同，10万元在另案中收了原件。邓静、袁金国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离婚证上面“男方放弃分割，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的书写，请法院依法审查真实性。对证据二的三性不予认可，且不可能在同一天出具两张不一样的借条，不符合常理。一审时邓世林没有出具33万元支付依据。经审查，证人邓世元、邓世宏、邓世平出庭出证的证人证言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邓世林举示的离婚证及2016年1月19日由邓静、袁金国出具的两张借条，结合一审法院（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5月13日邓世林与案外人苟大利离婚，离婚证约定“男方放弃分割，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2016年1月19日邓静、袁金国出具两张借条，向邓世林所借款33万元打了一张借条，归还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以前的借条作废。同日，邓静、袁金国向苟大利出具一张借款10万元的借条，载明2016年12月12日之前归还，以前的借条作废。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的（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确认2008年7月7日案外人苟大利向邓静转款10万元，2016年1月19日邓静、袁金国向苟大利出具一张借款10万元的借条，载明2016年12月12日之前归还，以前的借条作废，邓静、袁金国应向苟大利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从2016年12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本金为止。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案涉借款是否应当扣除一审法院（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10万元借款。本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首先，邓静、袁金国于2016年1月19日分别向邓世林、案外人苟大利出具了33万元、10万元的借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两张借条的归还日期分别为向苟大利的借款约定于2016年12月12日之前归还，向邓世林的借款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且向苟大利的借款系直接转账形成，向邓世林的借款系12.9万元本金及其后的利息形成。2016年1月19日邓静、袁金国向案外人苟大利出具借条的时间，系邓世林、苟大利离婚时间1997年5月13日之后，并不能当然认为该10万元借款属邓世林所有，并有处分权。如果苟大利认同该笔10万元借款归邓世林所有，则完全有必要在结算借条中加以载明。故两张借条并非同一事实，案外人苟大利依据2016年1月19日邓静、袁金国出具的10万元借条，向一审法院起诉维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查明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邓世林，没有追加苟大利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邓世林依据33万元借条及其后的31.2万元借条，向一审法院要求邓静、袁金国归还案涉借款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邓静、袁金国上诉称一审遗漏了当事人苟大利及本案系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邓世林对于收条上加上苟大利名字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案涉收条的尚欠借款是否包括案外人苟大利的10万元，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运用体系解释规则和诚信原则加以解释。本案中，邓世林陈述的借款本金129000元及利息形成的借条33万元，一审认定已经返还的27000元作为利息加以扣除，符合本案实际。邓世林称收条上出借人加上前夫苟大利的名字，主要是方便以案外人名义催款为由，较以直接亲属索债更为方便，符合生活常情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第三，案涉借款不应当扣除一审法院（2019）渝0107民初1595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10万元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邓世林、苟渝路母女于2017年8月26日出具的系收条，足以证实收到邓静还款27000元的事实。邓静、袁金国依据2017年8月26日邓世林及其女儿出具收条上记载，主张邓静所借邓世林、苟大利两人借款尚欠312000元，称该312000元包括向苟大利借款10万元在内，并应当从案涉借款中加以抵扣，实质系邓世林、苟大利女儿苟渝路对苟大利财产所作的处分，即苟大利放弃该10万元债权。本院审查认为，案涉2017年8月26日收条系邓世林、苟渝路母女收到邓静返还借款27000元的直接证据，邓世林、案外人苟渝路处分苟大利财产并未得到明确书面授权或追认，并不能认定为邓静、袁金国欠邓世林、苟大利的借款合计为312000元。邓静、袁金国主张312000元借款包括苟大利10万元借款在内，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邓静、袁金国并未提供出邓世林、案外人苟渝路得到权利人苟大利处分财产的书面授权，且苟大利已于2019年7月9日以向法院起诉方式，要求邓静、袁金国归还10万元借款本息，即案外人对此并无追认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截至2017年8月26日邓静、袁金国欠邓世林、苟大利的借款合计为312000元，邓静、袁金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邓静、袁金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68元，由上诉人邓静、袁金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成 瑛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秦书 记 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