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通济镇妤杨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花溪村7组。 法定代表人：饶成华，职务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英，女，该合作社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发春，四川法翼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伦，男，1984年2月15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发才，男，1985年8月24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 上诉人彭州市通济镇妤杨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杨绍伦、孙发才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法院（2019）川3226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英、普发春，被上诉人杨绍伦、孙发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没有明确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价格合计85,020元的重楼种苗，后上诉人的相关人员按照合同约定对被上诉人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技术问题进行了解答，完全履行了合同相关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认为重楼出芽成活率低，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因此向一审法院主张损失赔偿，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证据主要为五段录音，拟以此来证明重楼出芽率的标准。该五段录音的内容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重楼种植的成活情况进行交涉的相关情况。其中2017年5月25日的录音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饶成华到种植现场查看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所录取。从该录音中显示，饶成华的确有说过“估计没有40%”的语言表述，但是该表述系推断性语言，不真实、不客观，且其查看的仅是一部分重楼的种植现场，并未查看案涉合同项下全部重楼的种植现场情况。因为被上诉人就案涉合同项下的重楼是否全部进行了种植，如进行了种植，种植数量是多少、种植了多少亩土地、栽种于何处，这些情况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不清楚，被上诉人也未告知；从录音中可明确确认，饶成华的上述推断性语言表述也仅仅是针对当时现场查看的那个地块的情况。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就推断认定案涉合同项下的价值85,020元的重楼成活率未达到50%错误，一审法院作出该事实认定无明确、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在合同项下所涉及重楼的种植数量及种植面积，均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仅依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凭肉眼查看后，片面不客观、不真实的推断性陈述作为认定依据，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杨绍伦、孙发才辩称，1.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与合同的约定不符。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所有栽种的重楼出苗率均不到40%，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种植现场已承认达不到40%，这是指所有的重楼都达不到40%，并没有说仅这块地达不到40%。被上诉人并没有出卖过所购买的重楼苗，上诉人的这一提法是无中生有。2.双方合同的约定是上诉人提供技术，遇到了技术问题进行解释和指导，并不是上诉状陈述的上诉人解答了问题就完成了义务，不仅仅是进行解答而包括指导，遇到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其目的是通过技术服务实现重楼种植成功并予以回收。上诉状中提到的仅仅是提供了解答，显然是未完全履行义务。3.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绍伦、孙发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赔付重楼经济损失费和各项施工费用共计231,640元，其中重楼经济损失费211,640元，施工费20,000元（围栏、遮阳网和冬季保暖费5,000元，人工费3人15,000元）；2.诉讼费由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2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与杨绍伦、孙发才签订《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1.甲方有偿提供重楼种苗。2.甲方提供种植技术，对乙方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技术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2016年4月22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将价值85,020元的重楼种苗交付给杨绍伦和孙发才，杨绍伦、孙发才以现金、转账方式分几次向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支付重楼种苗费共计85,020元。2017年5月25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饶成华应杨绍伦的要求到种植现场进行查看，认定出苗率只有40%。双方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的《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第七条第3项约定：“出芽率未达到50%，甲方自愿将种苗费退还乙方，另外支付种苗费同等金额的赔偿金给乙方（赔偿标准按当地种植成果最佳的种植户为准），甲方可将现有的种苗起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卖给杨绍伦、孙发才的重楼种苗出苗率是否达到50%;2.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卖给杨绍伦、孙发才的重楼出苗率未达到50%的责任在谁;3.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是否构成违约。1.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卖给杨绍伦、孙发才的重楼出苗率是否达到50%。在庭审中，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饶成华明确承认在2017年5月25日到种植现场进行查看时，重楼出苗率只有40%，但辩称这只是针对当时查看的那一块地，而且杨绍伦、孙发才在购买种苗后当场将种苗转卖给了第三人，杨绍伦、孙发才究竟种植了多少无法确定，就更无法确定出苗率。从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答辩意见看，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一边称杨绍伦、孙发才未将购买的种苗进行栽种，一边又称杨绍伦、孙发才栽种了但没有按照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告知的流程进行栽种，其自己的答辩意见之间相互矛盾，且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到种植现场进行了查看，认定出苗率只有40%，又无证据证明自己未对杨绍伦、孙发才种植的其他土地进行查看，并排除其他土地重楼出苗率也低的情况，在之后的通话录音中杨绍伦又告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饶成华重楼出苗率更低后，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并未对该情况予以否定，且向杨绍伦、孙发才问及另外多处种植地情况，可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对出苗情况及杨绍伦、孙发才种植地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同时对杨绍伦、孙发才把种苗进行转卖的情况也无证据加以证明，故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卖给杨绍伦、孙发才的重楼种苗出苗率未达到50%；2.在《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中第一条约定：“甲方提供种植技术，对乙方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技术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杨绍伦、孙发才在按照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所教的方法进行栽种后一年发现出苗情况不好，遂将情况告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饶成华，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并未及时到现场进行指导或作相应处理，在杨绍伦、孙发才的多次电话要求下才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在查看过程中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自己评定出苗率只有40%，并提出种植地有地老鼠对种苗进行破坏，同时表态可以补种或者赔偿经济损失，但作为专业种植人员在发现问题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在庭审中抗辩称是杨绍伦、孙发才没有按照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指导的技术方法进行栽种，对此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也无证据加以证明，故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其在明知出苗率低的情况下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和处理，也未进行补种，给杨绍伦、孙发才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行为给杨绍伦、孙发才造成了损失，损失的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当时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能够预见到的市场利润是高于合同约定的赔偿金的，故杨绍伦、孙发才主张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重楼种苗款同等金额的赔偿款在损失范围内，予以支持；3.经庭审查明，双方签订的《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约定的价格为85,020元，2016年4月22日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按照约定向杨绍伦、孙发才交付了价值85,020元的重楼种苗，杨绍伦、孙发才按照约定向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支付了85,020元的种苗款，至此双方都已将《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的交付义务履行完毕，另在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看了孙发才的另一块地后，于2016年5月8日孙发才与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又重新达成的口头购买协议，买卖双方为孙发才和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与杨绍伦并无关系，与本案涉及的《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也无关系，分属不同的合同关系，故杨绍伦、孙发才方主张的2016年5月8日的20,800元重楼款与本案无关，不予支持，若孙发才需主张该笔款项应另案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应按照《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第七条第三款的约定向杨绍伦、孙发才退还85,020元的重楼种苗款，并支付种苗费同等金额的赔偿金给杨绍伦、孙发才。关于杨绍伦、孙发才主张的围栏、遮阳网和冬季保暖费5,000元及人工费15,000元，从杨绍伦、孙发才提交的证据分析，仅能证明杨绍伦、孙发才确实在栽种过程中搭建了遮阳网，但具体花费多少钱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杨绍伦、孙发才也无证据证明是否在栽种过程中做了围栏、实施了冬季保暖措施，是否实际产生了人工费1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杨绍伦、孙发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于杨绍伦、孙发才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绍伦、孙发才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诉讼请求，请求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按照每亩地每年2,000元的标准支付6亩地4年的经济损失48,000元。但杨绍伦、孙发才并无证据证明其价值85,020元的重楼种苗实际栽种了多少亩地，是否造成了该笔损失，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杨绍伦、孙发才证据不足，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一、彭州市通济镇妤杨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绍伦、孙发才赔付重楼经济损失费170,040元（其中重楼种苗款85,020元，赔偿金85,020元）；二、驳回杨绍伦、孙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彭州市通济镇妤杨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绍伦、孙发才提交证据两组，第一组被上诉人所在村委会的证明，拟证明确实种植了重楼，三年无出苗；第二组证据是重楼种植情况说明，拟证明被上诉人栽种了六亩左右的重楼及出苗率低的事实。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质证：对两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一组证据，不符合规范，根据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据其负责人应该签字，但该证明上并无任何人签字，仅加盖了村委会的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点。第二组证据，因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类证据，相关人员应该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且从证据说明的情况来看，内容的真实性存有异议。本院认证，第一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没有单位负责人及证明制作人签章，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实质为证人证言，杨绍伦、孙发才没有申请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该说明本院不予采信。 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没有新证据提交。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的重楼出苗率是否达到了50%，如果没有达到应承担怎样的责任”。1.杨绍伦、孙发才种植重楼后发现出苗率存在问题就联系了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现场查看陈述出苗率只有40%，并且事后也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最终杨绍伦、孙发才种植的重楼没有收成，因此一审认定出苗率未达到50%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40%仅是针对某一块地的表述，不能成立。2.按照《中药材种植回收合同》第七条成活率及纯度：第3项约定，“出芽率未达到50%，甲方自愿将种苗费退还乙方，另外支付种苗费同等金额的赔偿金给乙方（赔偿标准按当地种植成果最佳的种植户为准），甲方可将现有的种苗起走”的约定，一审判决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退还重楼种苗款85,020元，赔偿金85,020元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妤杨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彭州市通济镇妤杨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琦娟 审判员  杨君志 审判员  陈卉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