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0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来关松，男，195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灿东，浙江臻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诗怡，女，199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南刃工具厂，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新达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97207674Q。 投资人：杨诗怡。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前进，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来关松为与被上诉人杨诗怡、杭州南刃工具厂（以下简称南刃工具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来关松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浙0108民初3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杨诗怡、南刃工具厂归还来关松借款30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诗怡、南刃工具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来关松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双方借款合意。一审法院对于来关松提供的两份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一）两份录音证据，一份为2019年11月23日来关松妻弟与杨诗怡表叔之间的录音。两人为来关松之子来臻琦与杨诗怡订婚时双方媒人。其时双方均已认可解除婚约，但是对于双方之间彩礼和借款还未达成一致，为避免双方本人及家长带有强烈情愫无法妥善解决此事，双方均通过两媒人进行沟通协商。在该录音中，来关松代表曾多次询问杨诗怡表叔能否“拍板”，如果不能将寻求杨诗怡父亲直接进行沟通。通观整个录音，杨诗怡表叔对于杨诗怡向来关松借款事实以及借款的金额30万元，均未表示异议，且表示同意归还。杨诗怡在一审质证时提出，媒人对于借款的陈述不是杨诗怡的意思表示。但是即使杨诗怡表叔未得到杨诗怡授权，但是其陈述已经明确体现出杨诗怡曾向来关松借款30万元的事实。作为杨诗怡自己的亲属，都已经认可该借款并表示同意偿还。因此，媒人系代表来关松来协商借款及彩礼事宜，其意思表示可以认为杨诗怡之意思表示。即使如杨诗怡所说未得到授权，媒人不能代表杨诗怡真实意思表示，那媒人作为杨诗怡这边的亲属，其陈述同样证明了杨诗怡借款30万元的事实。（二）另一个录音为2019年10月8日，来关松妻子与杨诗怡父亲之间的电话录音，主要对于彩礼和借款的问题进行协商沟通。该录音中第一次来关松妻子打过去未接通，后由杨诗怡父亲回电，进行沟通。来关松妻子“他们钞票你也有数的，这么些钞票。今年3月份我也有30万打给杨诗怡，你厂里要周转的。”杨诗怡父亲回答“是厂里要周转，嗯。”杨诗怡父亲对该借款未有异议。与此明显对比的是来关松妻子说“琦琦和我说的，垫付也有4万块钱垫付的。”杨诗怡父亲马上回答说“这个我要问杨诗怡下”。因此在该电话沟通过程中，杨诗怡父亲若认为该款项不属于借款也会有一个明确的异议。但是纵观本次通话，对于借款以及彩礼的返还，杨诗怡父亲在录音最后明确表示“亲母，钞票方面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该回答也并未就彩礼及借款的性质以及金额提出异议，而且表达立刻要归还的意思表示“如果你急的，我现在准备好，如果不急，让我掉个头。”。杨诗怡在一审中认为“杨诗怡父亲的回复，不能代表其对借款的认可”。虽然杨诗怡的父亲没有得到书面的授权委托，但是，杨诗怡为1996年出生的小姑娘，根据杭州本地的生活实践而言，由父母出面协商在子女交往及订婚后发生的彩礼返还以及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且之前协商解除婚约，返还彩礼和借款也由其父亲出面。杨诗怡父亲的意思表示能够代表杨诗怡。即使杨诗怡父亲不能代表杨诗怡做出意思表示，但是其父亲的陈述，同样证明了借款30万元事实的存在。综上所述，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真实性确认的两段录音，已经能够达到证明来关松与杨诗怡之间借款合意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来关松诉请，来关松认为该条规定不适用本案。（一）来关松一审中另提供录音2份、微信截图1份，共同证明该借款合意，不属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的前提。（二）一审中杨诗怡并未提出该笔款项属于债务，而辩称属于投资款。同时，对于投资款的说法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杨诗怡提供的证据恰好证明了录音内容，借款用于“厂里要周转的”。杨诗怡一审中提供的转账凭证、资产负债表、记账凭证、入账通知书，均不能够证明该转账凭证属于“杨诗怡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恰好仅能证明借款用于“厂里周转”，属于借款使用目的，而并不能够当然的推翻来关松与杨诗怡之间的借款合意。比较双方证据，事实上，杨诗怡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上述规定要求的“证明转账属于债务”的证明标准。而一审法院使用该条规定判决驳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杨诗怡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恰好证明了该点，杨诗怡收到30万元后，立刻打入南刃工具厂账户，并且财务入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错，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杨诗怡、南刃工具厂辩称：一、杨诗怡与来关松之间从未有任何借款的合意，也未向来关松出具任何形式口头承诺或借条。案涉款项是来关松的儿子来臻琦接受杨诗怡的委托将上述款项作为投资款投入到南刃工具厂，且上述款项于接收当日由杨诗怡转入南刃工具厂账户，公司明确标明上述款项的来源为投资款，故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关于案涉的两份录音。首先，对于和杨诗怡父亲的录音，可以看出，纵观整个录音，没有任何一处显示杨诗怡的父亲承诺上述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有关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全部都是由来关松的妻子自问自答。上述录音中有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已经经过诉讼了，但是本案来关松只提供了其中最新的一次录音，而后面双方在位于滨江区××大厦两岸咖啡进行协商的谈话内容没有提供，而在一审中，来关松也予以了认可。因此，该录音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是属于断章取义。有关来玉龙的录音证据，杨诗怡认为来玉龙既非争议双方案涉款项的当事人也不是现场的目击证人，也从未得到任何的授权，况且该录音是一个孤证，也与相关证据相违背。因此来关松提供上述证据以证实上述款项为借款，杨诗怡认为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关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诗怡、南刃工具厂立即归还借款30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杨诗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来关松之子来臻琦与杨诗怡原系情侣关系。2019年3月16日，来关松向杨诗怡转账300000元，同日杨诗怡转账300000元至南刃工具厂账户。另根据南刃工具厂资产负债表与记账凭证记载，该厂当月实收投资款3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及生效需双方具有借款合意及交付行为。本案争议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来关松主张其出借给杨诗怡30万元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而杨诗怡抗辩该30万元实际为案外人来臻琦对南刃工具厂的投资款并提供会计凭证和银行转账记录为证。现来关松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系借款，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对来关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来关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元，合计4920元，由来关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来关松主张与杨诗怡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举证证明与杨诗怡之间具有借贷合意以及借款已交付。现来关松提交的通话录音并非发生在本案当事人之间，结合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就案涉款项具有借贷合意。因此在来关松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况下，杨诗怡抗辩转账系来臻琦对南刃工具厂的投资，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资产负债表及记账凭证以支持其主张，而该些证据显示杨诗怡收到案涉30万元款项后即转入南刃工具厂账户，南刃工具厂当月实收投资款30万元；在此情况下，来关松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来关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诗怡就案涉款项已达成借贷合意，故其关于案涉款项系杨诗怡向其之借款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来关松要求杨诗怡、南刃工具厂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来关松负担（来关松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