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1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雷彪，男，196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丹，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桂林，男，196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上诉人郭雷彪因与被上诉人周桂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0802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雷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丹、被上诉人周桂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雷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及案外人唐耕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但认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垫付了协议中的所有款项错误。（1）原、被告及案外人唐耕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明确载明：“由于甲、乙方目前资金尚未到位，丙方（郭雷彪）已代为出资陆佰叁拾万元，乙方（唐耕丰）尚未出资，甲方（周桂林）出资壹佰伍拾万元……”。（2）本院（2017）赣08民终730号民事判决认定郭雷彪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转账单、借条等证据足以证明合伙体向程前支付了上述款项，唐耕丰提出是购房款而不是借款，未得到支持。现一审法院认定郭雷彪提供转账凭证中的300万元系其购买案外人程前店铺的款项，并非代周桂林及案外人唐耕丰垫付的投资款，与生效判决矛盾。（3）《合作协议书》中已交付给黄涌500万元，郭雷彪提供了黄涌的借条、转账凭证，唐耕丰案生效判决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却认定郭雷彪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垫付了协议中的所有款项，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2、一审法院认定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存在重大出入。（1）一审认为《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出资额为780万元加20万元利润，与清算便条中载明的780万元不符，20万元的利润是三方在本案之前合作时尚未分配的利润，实际为287800元，三方签字的清算单、《合作协议书》中均可证实。800万元转账凭证恰恰说明郭雷彪已全部向黄涌、程前出借，实际垫付了所有款项。（2）一审指出根据庭审笔录，清算时双方约定郭雷彪需要出具授权委托书以便周桂林能够收回合伙清算时划分到他名下的债权，但郭雷彪并未履行该约定。因郭雷彪不出具授权委托书，周桂林无法向黄涌追偿。三方约定郭雷彪向周桂林出具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周桂林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上述周桂林的单方陈述，并没有得到郭雷彪、唐耕丰的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3）一审指出周桂林偿还的款项来源于其收回合伙体债权的说法未得到充分证实，以此否认郭雷彪垫付了款项，本末倒置。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周桂林应付330万元，郭雷彪认可周桂林归还了200万元，并提供相关的依据，虽然该证据未明确周桂林支付给郭雷彪的200万元是折抵垫资款，但郭雷彪予以认可。一审判决不认定200万元是折抵垫资款，只能表明周桂林应还330万元，不能以此推定郭雷彪未为周桂林垫资330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周桂林辩称，1、《合作协议书》是仿造的，上面的签字并不是其本人签的，有司法鉴定作证，该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2、780万元都是郭雷彪的钱与事实不符，其有150万元在里面。上诉人自己于2014年9月5日书写的清算便条中可知，被上诉人的股金为150万元，上诉人的股金为630万元，如果上诉人的股金如协议书中所述为482万元，则清算便条中应特别注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了股金330万元。3、卖别墅总共得了300多万元，郭雷彪抢了200多万元，其得了100多万元。4、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和二审上诉状中均陈述收回了200万元借款，该款应当按各自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依上诉人的为人，他不可能只作为被上诉人独自的回收款，因此将保留对上诉人的追诉权。5、《合作协议书》如果是真实的，上诉人起诉唐耕丰时就可以一并起诉被上诉人，无须等到若干年以后再起诉，只能说明协议书是假的，鉴定意见证明了这一点。6、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起诉唐耕丰一案中作为第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为：“当时原告（郭雷彪）邀请我就借钱给黄涌、程前的事宜进行清算，因原告不出具授权委托书，我无法向黄涌追偿，三方约定由原告向我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我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后原告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于是我就将协议撕毁。”从该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并未签订所谓的《合作协议书》。郭雷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为其垫付投资款1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9月3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6月20日为28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1日，原告与案外人程前及周晚霞签订《店面买卖合同》一份并约定：后二者将联泰景岗佳园13#、14#楼104号商铺以300万元出售给原告。合同签订后，2014年4月23日，原告郭雷彪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红谷滩支行向程前转账100万元；2014年4月26日，原告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万达信用社向程前转账50万元；2014年4月30日，原告在中信银行南昌红谷滩运行向程前转账150万元，三笔共向程前转账300万元。程前于2014年4月23日向原告女儿郭婷婷出具《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程前委托郭婷婷代为办理包括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联泰景岗佳园13#、14#楼104号店面等房产的买卖、过户、领证、拆迁及收取房款等一切手续；代为协助购房方办理银行按揭及其相关事宜；代开、代领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代为办理上述店面的土地证领证、过户等相关事宜。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公证处亦于次日出具（2014）赣洪东证内字第3492号公证书一份，对程前在该《委托书》中的签名进行了公证。同日，原告通过尾号2936卡号向朱满琴尾号2464卡号转账汇款500万元。2014年9月5日，原告书写清算便条并载明：股金周桂林150万、郭雷彪630万，借出800万，其中包括利润20万在里面。原、被告、案外人唐耕丰在该清算便条上签字认可。此后，甲方（第三人）周桂林、乙方（被告）唐耕丰、丙方（原告）郭雷彪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并约定：“一、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柒佰捌拾万元。其中甲方出资肆佰捌拾万元；乙方出资壹佰伍拾万元；丙方出资壹佰伍拾万元。二、由于甲、乙方目前资金尚未到位，现丙方已代为出资陆佰叁拾万元，乙方尚未出资，甲方出资壹佰伍拾万元。甲方、乙方承诺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甲方出资叁佰叁拾万元、乙方出资壹佰伍拾万元，用以归还丙方垫付的出资。三、以上出资三方同意委托丙方借贷给黄涌伍佰万元；借贷给程前叁佰万元。其中20万元为利润。四、以上投资三方按投资额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如果有后期费用（其中包括利息、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等费用），三方也按投资比例承担。”2016年12月16日，郭雷彪以唐耕丰为被告、以周桂林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在2017年1月20日的法庭笔录中，周桂林对郭雷彪提交的协议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当时原告（郭雷彪）邀请我就借钱给黄涌、程前的事宜进行清算，因原告不出具授权委托书，我无法向黄涌追偿，三方约定由原告向我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我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后原告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于是我就将该协议撕毁。”案外人唐耕丰陈述：“合作协议书上乙方的签名是由我签署的，但未实际履行。因为案外人黄涌、程前共计800万借款系公司行为，其次，我的出资款也是由周桂林垫付的，需要维权，应由周桂林向本人主张，与原告无关。”2018年8月24日，被告向本院提出申请对协议中两处甲方签名“周桂林”是否系周桂林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同年12月19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二〇一四年月日的《合作协议书》原件中第一行甲方处的“周桂林”署名手写字迹不是周桂林本人书写形成；倾向认为落款甲方处的“周桂林”署名手写字迹不是周桂林本人书写形成。被告周桂林支付鉴定费8000元整。原告陈述被告已归还其垫付款200万元尚欠130万元未还。以上事实由（2016）赣080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转账凭证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可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合作协议书》是否为被告周桂林本人所签，被告周桂林提供了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倾向认为该协议的落款甲方处的‘周桂林’署名手写字迹不是周桂林本人书写形成”来证实其并未签署该协议，原告提供被告周桂林于2017年1月20日在郭雷彪诉唐耕丰相关案件的法庭笔录及2014年9月5日原、被告及唐耕丰签名的清算单来证实被告签署了该协议，综合双方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要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认为该协议系原、被告及案外人唐耕丰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采信，故被告要求原告承担鉴定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确实垫付了协议中的所有款项，因为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中的300万元系其购买案外人程前店铺的款项，并非本案中代被告周桂林及案外人唐耕丰垫付的投资款；且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加起来总金额系800万元，《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是出资780万元加20万元利润，该800万元也与清算便条中所载明的780万元不符；如果清算便条所载明的股金金额仅仅表明两个人的实际出资情况，则根据庭审笔录，清算时双方约定原告需要出具授权委托书以便被告周桂林能够收回合伙清算时划分到他名下的债权，但原告并未履行该约定，现在被告无法收回合伙清算时划分的债权却要承担支付垫付款的义务显失公平；最后，原告关于被告周桂林偿还的款项来源于其收回的合伙体债权的说法并未得到充分证实，双方确认周桂林的还款来源于卖别墅的房款，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笔款项与合伙体债权存在关联性。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雷彪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周桂林提交录音证据一份，以证明借给黄涌的500万元，郭雷彪说都是他的钱，周桂林没有钱在里面，而且关于别墅买卖的款项，郭雷彪也否认其得了钱，这充分说明郭雷彪并不诚信。郭雷彪质证提出，录音电话中郭雷彪并未说都是郭雷彪的钱，而是说公司周桂林占大股，但是他的钱没有在里面，都是郭雷彪垫出来给他的，郭雷彪要求黄涌将钱打入郭雷彪的账户，是基于以郭雷彪的名义借款，怕黄涌直接将钱打入周桂林的账户，郭雷彪收不到周桂林的出资，且强调了自己是垫资。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涌和郭雷彪的通话可以反映，一是以郭雷彪的名义出借给黄涌500万元；二是出借500万元的借款时，周桂林的钱不在里面。另查明，2014年6月28日，程前、周晚霞向郭雷彪出具载明金额为300万元，借期两个月的借条。2014年3月15日，黄涌向郭雷彪出具载明金额为500万元，借期三个月的借条。同日，郭雷彪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黄涌指定账户朱满琴账号汇款500万元。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经审核，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0802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赣08民终730号民事判决均已明确郭雷彪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本案一审判决亦认定该协议系上诉人郭雷彪、周桂林与案外人唐耕丰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周桂林对此并未提出上诉，虽辩称该协议系郭雷彪仿造，并提交了鉴定意见予以佐证，但该鉴定意见仅提出倾向性意见，并未给出明确的鉴定意见，结合周桂林在郭雷彪与唐耕丰民间借贷案中的庭审陈述可以证实，周桂林自认其在《合作协议书》上是签了字的，只是因为郭雷彪拒绝出具授权委托书，即委托周桂林向黄涌主张权利，周桂林才将该协议撕毁了。因该协议并非仅周桂林处这一份，因此，周桂林的撕毁行为并不代表《合作协议书》失效。本案中，郭雷彪、周桂林和唐耕丰三人之间系对外出借款项，并以郭雷彪的名义对外出借，故郭雷彪借款给程前和黄涌，都是代表合伙体即郭雷彪、周桂林和唐耕丰三方对外投资。现郭雷彪、周桂林等合伙人因垫付投资款产生争议，属合伙体内部争议，依法应按合伙协议约定以及各自出资、垫付事实进行处理。本案中，根据郭雷彪、周桂林与案外人唐耕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780万元，其中，周桂林出资480万元；唐耕丰出资150万元；郭雷彪出资150万元。周桂林已出资150万元，尚欠330万元，唐耕丰未出资，郭雷彪代为出资630万元，其中代唐耕丰垫付出资款150万元，代周桂林垫付出资款330万元。另，郭雷彪事实上已按约向程前、黄涌分别出借款项，故周桂林依法理应按约向郭雷彪偿还垫付款。《合作协议书》中虽然约定周桂林在2014年9月30日前归还郭雷彪的出资，但郭雷彪自认周桂林已归还200万元垫付款，故周桂林尚欠郭雷彪垫付款130万元。关于利息支付问题，因郭雷彪在起诉唐耕丰垫付款150万元时，并未向周桂林提出诉讼主张，且基于郭雷彪长期怠于积极主张债权的实际情况，视为其同意周桂林延期支付，故郭雷彪主张的该130万元垫付款的逾期利息应当从郭雷彪起诉周桂林之日即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郭雷彪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则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于合伙体对外出借款项的追收以及合伙体亏损问题，不属本案审理之范畴。综上，郭雷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0802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周桂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上诉人郭雷彪垫付投资款13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至该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则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郭雷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038元，鉴定费8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038元，合计46076元，由周桂林负担40000元，郭雷彪负担60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素梅审判员  涂 强审判员  赖苏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