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建辉，女，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住湖南省醴陵市江源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若，湖南华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俊余（曾用名吴兴富），男，196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住湖南省醴陵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艳辉，女，1970年7月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住湖南省醴陵市。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水生，醴陵市渌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郭建辉与被上诉人吴俊余、凌艳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2020）湘02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建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连带偿还借款152,000元，并赔偿损失11,000元，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借款事实客观存在，借款关系依法成立。152000元的借条来源：2018年投资演唱会，吴俊余和阚世昌初步商议各需要投资100万元，吴俊余向刘淑媛借100万元，刘淑媛把钱打到了郭建辉的账上，郭建辉收到款后把100万元都转给了吴俊余和他指定的其他账上，后吴俊余通过自己的账户和其他的账户只返还60万元到演唱会的账上，因此，演唱会资金缺口40万元。为了演唱会顺利进行，吴俊余向郭建辉借款35万元，演唱会吴俊余共出资95万元，演唱会结束后，经过结算，演唱会共支出2,151,970元，吴俊余和阚世昌平均每人应投资1,075,985元，共收入256,785元演唱会票款，其中票款50,700元被阚世昌保管并截留，剩余的206,085元在郭建辉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上，被郭建辉截留，作为吴俊余归还的借款，所以吴俊余还欠郭建辉143,915元，加上10,621.93元利息，最后郭建辉和吴俊余协商以152,000元的金额为最终的欠款数额，吴俊余在2019年1月5日出具了借条。对本案借款，有借条，郭建辉的邮政银行、农业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可以证实借款关系依法成立。二、将借款关系扯入合伙关系纯属混淆是非。上诉人是吴俊余与阚世昌等人举办明星演唱会聘请的会计和出纳，并非股东，也不是合伙人。吴俊余出具借条是在双方通过核算后出具的，一审法院强行将本案扯入到演唱会合伙关系中，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两个不同的一审判决结果凸显本案第二次判决严重错误。本案已经一审三次，二审一次，总是被被上诉人误导，一会说是“盛源链”，一会又说是演唱会合伙关系。原一审法院的（2019）湘0281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是正确的，而一审法院的（2020）湘02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又混淆到合伙关系中来，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吴俊余答辩称，本案借条的来源，我当时因为资金周转不足，想向郭建辉借款，她说她向银行借款了20万元，自己用完后还剩152,000元，就让我先把借条写好给她，第二天就会把款转给我。但实际上第二天她并没有把款打给我，后来我找她要把借条拿回来，她说找不到了，并且她说，只有借条，没有银行流水也没有用，所以我就没有再问她要借条了，没想到她现在又拿来打官司。我没有收到上诉人的借款，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凌艳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郭建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共同偿还借款152,000元，并赔偿损失11,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5日，被告吴俊余向原告郭建辉出具借条一张，上载明：“今借到郭建辉现金152,000元整”。被告吴俊余出具借条时，原告郭建辉未通过转账或支付现金的形式向被告吴俊余提供借款152,000元。庭审过程中，原告郭建辉主张被告吴俊余欠付的152,000元系在2018年10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330,000元给两被告，然后通过举办大美醴陵2018经典歌曲群星演唱会结算后确认被告吴俊余尚欠付的款项，为此，原告郭建辉提交了演唱会最终结算依据的复印件，但该份最终结算依据上无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且被告不予认可。另查明，被告吴俊余与被告凌艳辉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7月27日登记离婚。2019年7月9日，原告郭建辉曾以吴俊余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9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准许了原告郭建辉的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并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原告郭建辉虽提供了被告吴俊余所出具的借条，但被告吴俊余出具借条时，并未实际收到该笔借款。原告提供的演唱会结算依据系复印件，无各方当事人的签名，且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凌艳辉更未在该借条上签字，亦与原告无借款事实的发生。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连带共同偿还152,000元借款并承担借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建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原告郭建辉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62×××74）、建设银行（账户62×××91）和邮政银行（贷款账户62×××86和工资账户60×××37）流水，拟证明下列事实：1．案外人刘淑媛100万元的资金去向，郭建辉的借款35万元不在该100万元之内：2018年7月15日建行分别转30万元给吴俊余，建行转10万元给张小兰，7月15日建行转3万元给凌艳辉，7月15日农行转17万元给凌艳辉，7月16日农行转李果20万元，7月16日农行转张小兰20万元。2．郭建辉在农行的演唱会账户只收到吴俊余返回60万元的事实，具体为：2018年8月2日收凌艳辉13.3万元，8月2日收陈立云6.7万，8月5收李果135459元，8月6日收凌艳辉64541元，8月8日收陈立云20万元。3．吴俊余演唱会缺乏40万元资金，郭建辉向吴俊余提供35万元借款用于演唱会的事实，该35万元的银行流水组成：2018年9月22日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给吴俊余转了3万元；9月26日邮政银行工资账户转到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30万元，9月27日演唱会账户转回到邮政工资账户10万元，所以实际转了20万到农业银行；10月16日通过邮政银行贷款账户转119000元到农业银行演唱会账号；10月16日刘淑媛夫妻到醴陵来，请吃饭和买干鱼花了1000元。证据二，贷款还款记录，拟证明郭建辉的邮政银行贷款119000元打到了演唱会账户上用于办演唱会，该贷款都借给了吴俊余。证据三，吴俊余、凌艳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欠款是事实，吴俊余、凌艳辉在微信里都认可。证据四，光盘（原一审法官宋子阳用郭建辉手机拨打阚世昌电话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演唱会已经结算的事实。被上诉人吴俊余质证认为：对证据一，1．刘淑媛100万元的资金去向的质证意见，转给我的30万元，转给凌艳辉的20万元，转给张小兰（盛源链收款员）的30万元，转李果（盛源链收款员）的20万元，转了钱我都认可，但具体是什么钱我不清楚。2．对返回60万元的组成我没有异议，是事实。3．对35万元的银行流水组成的质证意见：2018年10月19日以我侄女吴可名义通过华夏银行转了3万元给郭建辉，所以这3万元已经归还，119,000元和20万元这两笔转账有银行记录属实，但为什么会转和资金去向，我搞不清，也不是因为我办演唱会缺钱找郭建辉借的，因为她既是演唱会的会计又是出纳。对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我与郭建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达到郭建辉的证明目的，多数是打152,000元借条之前的聊天记录。对凌艳辉与郭建辉的聊天记录，借钱的是吴俊余，与凌艳辉没有关联，凌艳辉与她的聊天内容都是其他事情的内容，与152,000元的借条没有关联。对证据三，这是郭建辉自己的贷款和还款，我都不清楚。对证据四，宋子阳法官与阚世昌的通话，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这个录音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内容也不应当采信。被上诉人凌艳辉质证认为：凌艳辉与吴俊余已经离婚，本案的借款与凌艳辉无关，对于借款的情况凌艳辉不清楚。被上诉人吴俊余、凌艳辉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而对郭建辉是否垫付了35万元的演唱会资金双方争议较大。郭建辉主张：其收到刘淑媛100万元都转给了吴俊余和其指定的帐户上，之后吴俊余又通过自己的账户和其他账户共返还了60万元到郭建辉演唱会的账上，有40万元的资金缺口，出于举办演唱会的需要，其替吴俊余垫付了35万元的演唱会资金。而吴俊余对郭建辉主张垫付了35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经查，其中涉及2018年10月16日通过邮政银行119,000元的贷款，郭建辉（微信名为回忆人生）和吴俊余（微信名为财富）在2018年11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体现。郭建辉微信：“信用卡要还，贷款也要分期还，每月10,621.39元不能少的”、“当初为了演唱会顺利进行我只能贷款，每个月15号还贷款10621.39，信用卡55,000元必须15号先还一下，没办法的，这个你理解”、“只有明天一天了，你得有效果啊，当初你说贷款你会还，我早向你说明了呀，一点诚意都没有”。吴俊余回复：“我只能还利息啊，目前姐姐，难受死了”。郭建辉又回复：“这是本息一起还的”、“信用贷款快，只能本息按月还的”。因此，根据贷款还款记录、银行流水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郭建辉主张贷款119,000元转入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系为吴俊余垫资用于演唱会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四，被上诉人吴俊余对原一审法官宋子阳与阚世昌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只是对证据的形式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该通话录音中阚世昌陈述的存在演唱会算账这一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10月，吴俊余和阚世昌一起组织举办大美醴陵2018经典歌曲群星演唱会，吴俊余和阚世昌各计划出资100万元。郭建辉参与了演唱会的筹备，并担任演唱会的会计和出纳，把郭建辉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号62×××74作为演唱会的资金往来账户。吴俊余因缺乏演唱会资金，从案外人刘淑媛处引进100万元，刘淑媛基于对郭建辉的信任，将该100万元款项打入郭建辉账户上，2018年7月，郭建辉收到刘淑媛100万元后将款项分别转入吴俊余和其指定的帐户上。2018年8月，吴俊余通过自己的账户和其他账户向郭建辉的农行演唱会账上共返还60万元。此时，演唱会资金出现40万元的缺口，出于举办演唱会的需要，郭建辉为吴俊余垫付一部分演唱会资金。演唱会结束后，郭建辉与吴俊余、阚世昌在郭建辉家中对演唱会账目进行结算。2019年1月5日，吴俊余向郭建辉出具一张借条，双方都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且都认可出具借条当天未付现金或转账，但对借条中152,000元款项的来源争议较大。郭建辉主张该款系吴俊余演唱会缺乏资金，其向吴俊余垫付35万元，然后通过演唱会结算抵了一部分演唱会门票款后的剩余欠款。吴俊余主张打借条是想向郭建辉借款152,000元，但并没有收到郭建辉的借款，其曾向郭建辉要求过收回借条，对吴俊余所称向郭建辉收回过借条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借条出具后，郭建辉多次通过微信向吴俊余催款，其中2019年4月13日晚上22：36其中催款微信信息：“吴总！今天我实在没搞到钱还贷款，急得要死，一旦拉入黑名单的话，我的诚信度就有麻烦，吴总请想想办法先弄几万元钱给我好吗？儿子又马上要过礼了，我的日子好难啊”，2019年4月14日凌晨00：05，吴俊余回复：“郭姐，收到你的信息哦，你评估一下我的我这个人为人啊，看总借我100万，已经几年了，我从来没有逼过他，我现在是，确实没钱啊，我不可逼我去借高利贷还你吧，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微信头像都出来了，我准（备）大干事业了，我不会躲避谁的，我一定是要静下心来去赚钱，才是硬道理”。郭建辉还多次通过微信向凌艳辉（微信名为笑看人生凌艳辉）催款，其中催款微信信息：“嫂子，吴总不接我电话，请帮忙转告下，请在4月份无论如何将钱还给我，我儿子结婚等着要用，请尽快想办法，今天19号了，我心急如焚，这些天我人都瘦了，但凡有点办法我也不会问你们，其实我也知道他的心思，我对你们的信用是百分之百，更是真诚的。”2019年3月19日晚上21：50凌艳辉回复：“您好！现在不是我们不还您的钱。而是根本就没有钱。外面的问不到。自己生活过日子都成问题。不过还是在想办法挣钱哦！只要我们没有死！一定会想尽办法还债的！”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郭建辉与吴俊余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吴俊余是否应当偿还郭建辉152,000元并承担损失11,000元？被上诉人凌艳辉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借条中152000元款项的来源，双方都认可出具借条当天未付现金或转账152000元，但对是否欠付152000元双方争议较大。郭建辉为了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其邮政银行的两个账户62×××86、60×××37分别向其农业银行演唱会账户转账的银行流水，其中涉及邮政银行119000元的贷款，吴俊余在2018年11月13日与郭建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予以了认可，因此，可以认定郭建辉的该贷款转到演唱会账户是帮吴俊余垫付演唱会资金。根据郭建辉提交的结算单，虽各方当事人未签字，吴俊余也不予认可，但从原一审法官宋子阳与阚世昌的通话录音来看，可以佐证双方存在演唱会结算的事实。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郭建辉在向吴俊余和凌艳辉催收欠款时，吴俊余和凌艳辉均表示不是不愿意还钱、只是确实没钱还的事实。综合本案银行流水、结算单、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原一审法官宋子阳与阚世昌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以认定郭建辉与吴俊余通过结算，以借条的形式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因此，吴俊余存在欠付郭建辉152000元款项的事实，应当向郭建辉承担偿还责任。另郭建辉要求吴俊余赔偿损失11000元，吴俊余向其出具的借条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吴俊余辩称向郭建辉打借条是事实，但没有收到借款，曾向郭建辉要求收回借条，但吴俊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郭建辉收回过借条的事实，且与自己的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款项的产生并未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凌艳辉也未在借条上进行签字，故郭建辉要求凌艳辉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处不当，应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2020）湘028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吴俊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郭建辉152,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郭建辉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郭建辉负担220元，由吴俊余负担3,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上诉人郭建辉负担220元，由被上诉人吴俊余负担3,3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阳桂凤审判员  梁雄文审判员  李小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愉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