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向前，男，197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定光，男，197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润清，男，198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友明，男，197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金财，男，196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志敏，男，198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春林，男，195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金龙，男，195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龙印，男，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刚，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泉水，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福海，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印仔，男，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南丰县人，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文清，男，195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平，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明亮，男，197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应良，男，197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文明，男，195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清明，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桃芳，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利军，男，198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水泉，男，196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文虎，男，198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辉青，男，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志勇，男，198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水保，男，195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以上二十六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以上二十六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晓光，男，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平，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审第三人：江西宏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长城路恒盛科技园21栋40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7814704776。法定代表人：彭志刚，总经理。原审第三人：付兰芳，男，196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丰县，上诉人付向前、彭定光、彭润清、彭友明、谭金财、谭志敏、黄春林、谭金龙、谭龙印、陈志刚、彭泉水、曾福海、曾印仔、彭文清、黄志平、彭明亮、曾应良、彭文明、彭清明、万桃芳、万利军、彭水泉、付文虎、彭辉青、彭志勇、彭水保等人因与被上诉人曾晓光、原审第三人江西宏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鼎公司）、付兰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3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永明、彭明亮、彭清明、万利军、付文虎、彭辉青及本案26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赵琳，被上诉人曾晓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宏鼎公司、付兰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向前等二十六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曾晓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晓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混淆主体资格及相关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会议记录、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为市山镇梓和村彭家堡村小组，承包人为广昌县辉达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达公司，后更名为宏鼎公司），且在主管部门办理建设、施工、质量备案等。案涉工程从招标到中标以及相关合同签订、所涉工程款支收主体等整个过程均不是以我方26人名义。我方仅是合同建筑款资金实际支付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发包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方26人并非适格主体。同理，曾晓光亦主体不适格。本案承包人为辉达公司。曾晓光诉状中称其以程国辉名义挂靠辉达公司，但合同中明确项目经理为吴明泉。曾晓光没有提供与辉达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不能认定其为内部承包人、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认定唐文钧、官国辉、梅某与辉达公司不存在隶属管理关系，又认定“唐文钧与辉达公司签订的《对内建筑承包合同》实质为通过内部承包形式达到借用施工资质的目的，唐文钧等人与辉达公司的关系实为挂靠关系。”二者相互矛盾。曾晓光仅与唐文钧等人发生股权转让，其继承股权转让合同下的债权债务，而非直接获得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一审判决认定曾晓光是实际施工人，明显错误。若曾晓光为实际施工人，也应当起诉承包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将未质证的补充协议作为判决依据，导致其错误认定工程价款为585/平方米。案涉工程有三份合同，即2008年12月29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审判决已确认中标合同）；2011年2月22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系从建设局调取，且辉达公司留存该合同才获得施工许可证、并申请质量监督，之后才开始施工，应当认定为备案合同；2011年2月22日《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审判决已确认无效）。曾晓光未提供证据证明中标、备案合同无效，也未举证证明所谓补充协议，更未提交法庭质证。故倘若曾晓光为实际施工人，发包人应当依据备案合同并参照中标合同计算工程款，即362.47元/平方米计价。一审判决提及的三份补充协议未质证，而且这三份补充协议与1041号判决书跟案涉工程无关，不能直接套用。彭友明在询问笔录中提及的工程价款为585元/平方米，并未得到我方追认，其陈述不代表我方意见。一审法院将上述未质证的证据作为结算工程款的意见，且将曾晓光负担的举证责任倒置给我方，违背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剥夺我方的诉权。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发包人使用未竣工房屋，导致其错误适用法律。案涉工程没有竣工验收，不应支付工程款。南丰县彭家堡地处低洼，泄洪能力差，原房屋经常因积水被淹，严重威胁村民人身、财产安全。因案涉工程施工方自身原因，一直未完工，村委会为保障村民安全，组织部分村民搬进返建房。一审判决确认第二层至第七层为住房共54套，谭印龙等8户的两套住房未装修入住，付向前等14户仅有一套住房装修入住，故仅是24套使用，还有30套住房未使用。在曾晓光未提供任何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报告、未使用的住房数量、人数比例更大情况下，草率认定案涉工程已交付，明显证据不足，自相矛盾。该判决漠视未入住的30套房屋的业主权利，显失公平，以偏概全。鉴定意见不符实际，鉴定程序违背法律规定。鉴定意见中的项目与当事人所确认的鉴定项目不一致，存在漏项。在鉴定中仅通知曾晓光一方参与，没有通知我方参加，在检材上存在污染，违背《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曾晓光没有提供任何施工凭证、竣工验收单等证据证明其完成的工程量为8500平方米。而且曾晓光申请对未完工程鉴定，鉴定意见没有涵盖我方代为完工以及所有未完工程，以及质量工程修复费用等，明显缺乏说服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案涉工程没有竣工验收手续，曾晓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完工程合格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既未要求曾晓光继续完工，也没有责令其修复质量缺陷，反而代为行使行政权，视工程合格，要求我方付款，越过建筑工程必经的竣工验收程序，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我方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并提交质量工程证据材料，但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该裁定明显违背相关规定，严重剥夺我方诉权，损害我方合法权益。按照中标合同约定，曾晓光依约应当承担工程产生的一切税费，并支付100万元工程质量保修金，而曾晓光或辉达公司并未履行上述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也未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费用由谁承担，无法得知。我方居住权利及合法权益无法保障，以致双方矛盾激化，增加诉累。曾晓光辩称，一审现有的证据（2011年2月22日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王海东、梅某出具的证明，曾晓光与官国辉的退股协议书，（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10民终1074号民事判决书等）能够证明曾晓光是实际施工人。曾晓光与其他五人挂靠辉达公司承建案涉工程，现其他五人均已退伙，曾晓光从而承接其他五人内部责任承包的实际施工人资格。案涉工程事实上是由曾晓光组织实施，这事实有《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其他五人的退伙协议佐证。曾晓光对案涉工程施工是一种借用资质的施工行为。曾晓光垫资才将案涉工程完工，付向前等人在施工时也将相应工程款支付给曾晓光。发包方明知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企业辉达公司资质签订施工合同、组织施工。这一事实从2010年10月彭家堡村小组村民代表会以招标方式，确定程光辉中标，继而由程光辉以辉达公司名义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足以证实。施工过程中，发包方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挂靠方，工程款从未进入辉达公司或宏鼎公司账户，最初直接支付给程光辉，之后转为支付给曾晓光。因此，5#楼村民与曾晓光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曾晓光作为实际施工人，无相应劳务资质，但工程已经交付并已实际使用，曾晓光请求支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付向前等人主体资格问题。付向前等人主张从招标到中标以及合同签订、工程款支付都不是以其名义。《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是以彭家堡小组名义签订，但彭家堡小组未实际出资。从合同约定工程为村民返建房和工程款由村民自筹来看，付向前等人为合同受益人及工程款支付义务人，且最终工程款也是从彭家堡小组代收变为由其直接付款。村小组将房屋分配给付向前等人，付向前等人之前也支付了相应工程款，且大部分人已经装修入住。付向前等人为实际发包方，其主体资格也是适格的。关于工程价款的认定问题。三份补充协议经过法庭质证，结合市山派出所对彭友明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5#楼工程款为585元/平方米。彭家堡返建房六个小组中的四个小组均对工程款进行了调整。《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是对整体承包。其他小组对工程款进行调整，5#楼没有调整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彭友明经5#村民认可，负责收取本楼村民工程款及承建方对接，其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述工程造价为585元/平方米。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发包人使用未竣工房屋，视为案涉工程已交付问题。首先，案涉工程大部分业主已经入住或已装修，属于发包人在未组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使用工程的情形，可视为对工程质量认可。若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亦可另行主张。而且付向前等人未能证实质量问题涉及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应予支付相应工程款。其次，从我方提交的南丰县建筑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梓和村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工程验收申请书的证据中可以看出案涉工程未验收的主要原因是对方自身原因，即其把消防通道作为车库分配，以及拖欠设计费。关于鉴定意见。双方对一致认可的未完工项目没有异议。对于其所述漏项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对案涉工程总面积为8500平方米，对方虽不认可，但其反诉状中诉称5#楼工程面积为8500平方米，其已自认。案涉工程大部分业主已经入住或已进行装修，属于发包人在未组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使用工程的情形，可视为其认可工程质量。若其认为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也可另行主张。其反诉将案外人列为反诉当事人，一审将其反诉驳回，没有剥夺其诉权。此外，案涉工程的实际履行合同不涉及100万元工程质量保修金。宏鼎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付兰芳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曾晓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付向前等26人向其支付工程款971300元，分别为付向前、谭金财、黄春林、谭金龙、陈志刚、彭泉水、彭文清、黄志平、万利军9人各在29249元范围内支付，彭润清、谭志敏、彭水泉3人各在39249元范围内支付，万桃芳、付文虎、彭辉青、彭友明4人各在44249元范围内支付，曾印仔、彭文明2人各在36749元范围内支付，谭龙印在31749元范围内支付，曾福海在27999元范围内支付，彭明亮在59953元范围内支付，曾应良在19249元范围内支付，彭志勇在49249元范围内支付，彭清明在46849元范围内支付，彭水保在56749元范围内支付，彭定光在18749元范围内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付向前等26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2日，南丰县市山镇梓和村彭家堡村小组（以下简称彭家堡村小组）的返建房5#楼工程由南丰县市山镇梓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梓和村委会）招标，辉达公司中标，双方于2008年12月29日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开工日期2008年12月29日，竣工日期2010年12月29日，资金来源为农民自筹，合同价款为每平方米362.47元。2010年10月10日，彭家堡村小组组织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内容为“关于彭家堡返建房屋对外招标公告”，所涉工程为彭家堡返建房1-9#楼，包含案涉5#楼。2010年10月20日，彭家堡村小组召开“公开开标会”，经过“现场议标形式”、“代表与老板分开报价”、“代表自定一个价”、“取低于代表低限价的最低价为中标者”，最后程光辉以548元/平方米的报价“中标”。就彭家堡返建房1-9#楼工程，曾晓光提交一份《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复印件，付向前等人提交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两份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11年2月22日，对工程资金来源均约定为“村民自筹”。《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将彭家堡村小组列为发包方，但没有加盖公章，只有彭家堡村小组干部赵子亮、彭国印和彭国清的签名，合同另一方为辉达公司，加盖公司公章，经办人为程光辉。2011年2月22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彭家堡村小组的经办人是赵子亮，辉达公司的经办人是吴明泉，加盖合同双方的公章。2011年5月9日，彭家堡返建房工程（含5#楼）获得南丰县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2年3月12日，辉达公司更名为宏鼎公司。5#楼有27户即付向前等26人和第三人付兰芳，27户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为：付向前150794元、彭定光161293元、彭润清140793元、彭友明164139元、谭金财150793元、谭志敏143293元、黄春林150793元、谭金龙150793元、谭龙印150793元、陈志刚150793元、彭泉水150793元、曾福海152043元、曾印仔143293元、彭文清152043元、黄志平150793元、彭明亮141339元、曾应良150793元、彭文明143293元、彭清明140793元、万桃芳140793元、万利军145793元、彭水泉140793元、付文虎135793元、彭辉青150793元、彭志勇150793元、彭水保146293元，第三人付兰芳已付清工程款。5#楼共7层，第一层为车库和店面，第二层至第七层为住房共54套，车库、店面和住房按各自的分配方案已分配完毕。54套住房入住情况：彭定光、彭文清、谭志敏、彭辉青、万桃芳5户各自的两套住房均已装修入住；付向前、谭金龙、陈志刚、彭清明、彭文明、曾福海、彭长根、付兰芳、谭金财、彭水保、万利军、彭友明、曾应良、曾印仔14户各有一套住房装修入住；谭龙印、付文虎、彭水泉、彭明亮、彭泉水、彭润清、黄春林、黄志平8户的两套住房均未装修入住。因彭家堡返建房工程款问题，曾晓光于2017年9月25日将4#楼和7#楼的村民和彭家堡村小组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部分村民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赣10民终1074号民事判决书。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结合举证、质证认定如下：一、曾晓光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及付向前等人是否为工程发包方。曾晓光为证明其主体资格，系实际施工人，提交以下证据：1.2011年2月22日的《建筑安装工程款承包合同》复印件；2.2016年12月13日辉达公司出具的证明（经办人肖业勋）、2018年5月22日王海东出具的证明、2018年5月20日梅某出具的证明、2016年10月曾晓光与官国辉的退股协议、曾晓光与吴明泉、胡堂忠的退伙协议书（以上均为复印件）；3.（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10民终1074号民事判决书；4.市山镇人民政府给黄福清的答复意见书，关于彭家堡返建房拖欠农民工工资信访事项的情况汇报，梅某诉曾晓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调解书，胡巴仂与曾晓光、吴明泉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书，黄福清、饶根龙、吴善亮承诺书，（2015）丰民初30号民事调解书；5.证人梅某当庭证言。付向前等人辩称，曾晓光和付向前等人都不是适格主体，并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彭家堡返建房屋对外招标公告”和“公开开标会”的会议记录、招投标归档文件资料、中标通知书、县政府抄告单复印件；2.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和《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复印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返建地所欠款和店面分配表、辉达公司收据复印件17张；4.2009年3月17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2008年12月29日的1-9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从“唐文钧涉嫌职务侵占案”刑事侦查证据材料卷和（2012）丰刑初字第14号唐文钧侵占案卷调取以下证据：1.2011年8月17日南丰县公安局对程光辉的询问笔录；2.2011年5月25日南丰县公安局对赖振鑫（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3.2011年5月9日南丰县公安局对梅某的询问笔录；4.2011年5月9日南丰县公安局对官国辉的询问笔录；5.2011年6月29日南丰县公安局对唐文钧的讯问笔录；6.2011年2月16日，程光辉与梅某、唐文钧、官国辉签订的《项目转让书》；7.2011年4月9日唐文钧与辉达公司签订的《对内建筑承包合同》；8.2012年3月28日，梅某、官国辉与唐文钧签订的退伙协议；9.王海东提供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10.2011年7月11日南丰县公安局对彭国清（彭家堡村小组出纳）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就相关证据及待证事实作出如下认定：（一）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复印件是真实的。因为在涉及彭家堡返建房4#和7#楼的（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案件中，彭家堡村小组及到庭的村民对该合同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该合同复印件与一审法院从“唐文钧涉嫌职务侵占案”刑事侦查卷宗调取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由王海东签字注明“复印属实，原件在我处”）一致，王海东提供的合同已由（2012）丰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作为有效证据，故本案亦予以采信，因此《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可予以采信。（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中唐文钧的讯问笔录、程光辉的询问笔录、《项目转让书》、对内建筑承包合同、退伙协议已由（2012）丰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做为有效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赖振鑫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公司同意唐文钧、官国辉、梅某三人共同负责该项目…为方便管理明确责任公司于2011年4月19日同唐文钧签订《对内建筑承包合同》”及“所有工程款不进公司账户，南丰项目部也不单独开户，项目款先由程光辉查收，再由程光辉账户直接打到唐文钧个人账户”，梅某和官国辉陈述，“2011年2月16日程光辉将该工程转包给梅某和官国辉、唐文钧共同施工”，彭国清陈述，“返建房的资金来源全部是本村村民集资款，村民把建房集资款交到村小组设在银行的统一账户上，然后村小组根据工程进度及施工合同约定分批支付工程款…，工程款转账到该项目总负责人程光辉的账户上”，与程光辉询问笔录中陈述“返建房是我以辉达公司的名义中标获得…公司同意将该项目转给唐文钧、官国辉、梅某三人…该项目实际上是唐文钧、官国辉、梅某三人在承建施工”及“公司同意彭家堡将工程款打到我个人账户”，唐文钧讯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初，我朋友程光辉挂靠辉达公司拿到彭家堡返建房项目，之后程光辉收取我、梅某、官国辉20万元保证金后将该项目转包给我们三人”相吻合，也与《项目转让书》和《对内建筑承包合同》等相互印证，故对赖振鑫、官国辉、梅某、彭国清询问笔录中的上述陈述内容予以采信。据此，确认以下事实，程光辉挂靠辉达公司承建彭家堡返建房工程，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经辉达公司同意，程光辉与梅某、官国辉、唐文钧签订《项目转让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2月16日。《项目转让书》约定，程光辉同意将彭家堡返建房项目转让给梅某、官国辉和唐文钧三人，程光辉与彭家堡村小组2011年2月22日所签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转让给梅某、官国辉和唐文钧履行。2011年4月19日，唐文钧代表三人与辉达公司签订《对内建筑承包合同》。在施工过程中，因涉嫌侵占罪，唐文钧要求退伙，于2012年3月28日与梅某、官国辉签订《退伙协议》。唐文钧退伙后，官国辉和梅某继续承建彭家堡返建房工程，此时被挂靠企业辉达公司已更名为宏鼎公司。彭家堡返建房工程款不进辉达公司账户，而是由村民将工程款交至彭家堡村小组设立的账户，再由村小组工作人员将工程款支付至程光辉设立的个人账户。之后的宏鼎公司，也没有提供公司账户收取工程款。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1.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为案涉工程实际履行合同。因为从《项目转让书》内容可以看出，获得彭家堡返建房工程的程光辉与彭家堡村小组签订的合同是《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之后转让给唐文钧等人施工建设的也是《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而且付向前等人虽否认《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却又以该合同有关约定主张程控门、车库安装下水管等事项。综上，《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为实际履行合同。2.唐文钧、官国辉、梅某与辉达公司的关系为挂靠关系与被挂靠关系。因唐文钧、梅某、官国辉与辉达公司不存在隶属管理关系，对承包的工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此唐文钧与辉达公司签订的《对内建筑承包合同》实质为通过内部承包形式达到借用施工资质的目的，唐文钧等人与辉达公司的关系实为挂靠关系。（三）曾晓光提交证据中的调解书、判决书为生效法律文书，予以采信；梅某的当庭证言，“原来是几人合伙，梅某与胡堂忠为一股，曾晓光和官国辉为一股，共三股，后来都给了曾晓光一个人”，曾晓光和官国辉的退股协议，曾晓光和吴明泉、胡堂忠的退伙协议书，（2017）赣1023民初1041号判决书中官国辉和吴明泉的当庭证言相互印证，一审法院采信梅某的当庭证言和上述两份退股协议；市山镇人民政府给黄福清的答复意见书和“关于彭家堡返建房拖欠农民工工资信访事项的情况汇报”系市山镇人民政府针对曾晓光拖欠二级承包商及农民工工资一事的信访问题，经调查形成的书面材料，其中“2011年，根据规划，共建返建房9栋，经村民自行招标，将其中8栋（除8号外）返建房的建设承包给曾晓光等6人”的内容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予以采信；王海东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其中的“工程未完工的由曾晓光一人做完”能与上述证据印证，予以采信；曾晓光提交的辉达公司证明，因出具时辉达公司已变更名称，不予采信；黄福清等人的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唐文钧退伙后，曾晓光加入官国辉、梅某等人的合伙，共同挂靠宏鼎公司承建彭家堡返建房工程。之后，官国辉、梅某等其他合伙人退伙，曾晓光一人继续承建，对彭家堡返建房工程投入了资金、材料等。另外，结合付向前等人当庭陈述的工程款支付方式，可认定，在施工过程中，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发生变化，最初是由村小组代收代付工程款，后来彭家堡返建房分六个小组，5#楼是一个小组，该栋楼的工程款由付向前向本组村民收取，再支付给承建方，后来换成彭友明收款，彭友明收到工程款后一般是支付给曾晓光。（四）付向前等人是否为发包人。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安装工程款承包合同》是由村小组工作人员赵子亮等人以彭家堡村小组名义签订的，从合同约定工程为村民返建房和工程款由村民自筹来看，村民为合同的受益人及工程款支付义务人，且最终工程款也从彭家堡村小组代收代付变为村民直接付款给承建方，因此彭家堡村小组只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村民签订合同，彭家堡村小组不是实际发包人，在本案中代表的是5#楼的村民，付向前等人系5#楼实际发包方。（五）曾晓光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曾晓光与5#楼实际发包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首先，发包方明知工程存在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企业辉达公司的资质签订施工合同、组织施工，这一事实从2010年10月彭家堡村小组村民代表会以“招标”方式，确定程光辉“中标”，继而由程光辉以辉达公司名义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款承包合同》足以证实；其次，施工过程中，发包方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挂靠方，明知挂靠人发生变化，并认可这一变化，这从工程款从未进入辉达公司或宏鼎公司的账户，最初直接支付给程光辉，之后转为支付给曾晓光可以得到证实。因此5#楼村民与曾晓光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产生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曾晓光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权直接向实际发包人5#楼村民主张工程款。（六）付向前等人提交证据，拟证明双方都不是适格主体，通过上述（一）至（五）项的分析，这些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另外，付向前等人提交的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是备案的中标合同。因为，1.中标合同是2008年12月29日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2008年《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投标归档文件资料、中标通知书相吻合，故该合同是梓和村委会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的中标合同。而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梓和村委会依法招标的时间相去甚远，且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包含返建房1-9号楼，建设面积约60100平方米，约定的工程价款为3288万元，则每平方米价款约为547元，与中标通知书确定的362.47元/平方米不相同，因此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2008年12月份的招投标无关。2.2010年12月20日，彭家堡村小组的“对外招标公告”和“公开开标会”是彭家堡村小组村民自行组织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招标投标程序，即使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依此次自行“招标”而签订的，也不属于中标合同。另外，付向前等人未能证实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由于2011年2月22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是备案的中标合同，也不是实际履行合同，付向前等人要求以此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依据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系程光辉借用辉达公司资质承揽工程，最终由曾晓光挂靠宏鼎公司履行该合同承建5#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三、工程价款和工程面积曾晓光主张，2012年8月4日，合伙人官国辉、王海东、胡堂忠与5#楼村民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工程价款每平方米548元调整为585元，并提交市山派出所对彭友明的询问笔录和补充协议三份。一审法院认为，付向前等人对三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却没提供证据证实，而三份补充协议有协议双方签字，故一审法院采信其真实性。对于彭友明询问笔录，付向前等人未证实公安机关在对彭友明询问时有违法违规情形，故询问笔录的合法性予以采信。询问笔录中彭友明有如下陈述，“当时双方谈好的建筑工程造价为585元每平方米，我们五号楼总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整栋楼总造价4972500元，折算到每户村民的建筑造价为184166元”，这段陈述中的几个数字相互吻合，且彭友明是经5#楼村民认可，负责收取本楼村民的工程款及与承建方对接，显然清楚工程价款，何况585元/平方米的陈述也得到三份补充协议和（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的印证，三份补充协议和（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共涉及彭家堡返建房六个小组中的四个小组，这四个小组均对工程价款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价格分别为585元/平方米、630元/平方米。综上，曾晓光提交的上述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可以认定5#楼工程在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之后，价款调整为585元/平方米。对于曾晓光主张的工程面积为8500平方米，付向前等人不认可，但在其提交的反诉状中，又诉称5#楼工程面积为8500平方米，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曾晓光的主张。四、付向前等人是否应支付工程款付向前等人提交（2019）赣1023民初77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本案应驳回曾晓光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该民事裁定书没有生效，不予采信。付向前等人还辩称，5#楼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曾晓光提交的2016年11月16日工程验收申请书、建筑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梓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建筑工程无损检测方案、实体检测报告、结构实体检测方案备案表等，不能证明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付向前等人已装修入住部分住房，部分车库在使用，店面也在2018年6月4日分配完毕，属于发包人未组织竣工验收开始使用工程的情形，可视为案涉工程已交付，而且付向前等人未能证实，其辩称的质量问题涉及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其应支付相应工程款，由于《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无效，曾晓光可参照该合同及585元/平方米的约定，要求其支付工程款。五、未完工工程项目（含已由村民自行完成的）曾晓光于2019年4月12日对工程未完项目申请司法鉴定。付向前等人对曾晓光所主张的未完项目有异议，按其反诉状中载明内容陈述了其对未完项目及造价的主张。最后双方一致认可的未完工项目有：1.铝合金窗户内扇54套、2.每层楼梯窗户内扇共30个；3.百叶窗54套108个；4.第一层外墙漆；5.第一层2字线粉刷；6.车库下水道设施；7.第一层裙楼屋面防水设施、天沟防水设施；8.第一层裙楼、车库内顶纸脚灰；9.消防栓2个；10.程控大门5扇（含程控锁）；11.车库卷拉门11个；12.卫生间下水道及防水打孔；13.裙楼店面水表9个；14.裙楼店面隔断。对于付向前等人主张的屋面防水、第一层裙楼天沟抹水泥灰和花圃未完工，因曾晓光不认可，加之付向前等人擅自使用致工程视为已交付，则付向前等人对其主张的未完工程负有举证责任，其未能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确认的未完工项目，曾晓光申请对其中几项进行造价鉴定，具体为：1.铝合金窗户54套；2.每层楼梯窗户30个；3.百叶窗54套；4.第一层房屋外墙漆及2字线粉刷；5.车库卷拉门11个。抚州大地建设监理造价有限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司法技术鉴定书》，结论为上述工程造价为122267.42元。付向前等人以遗漏鉴定项目和未通知其进行勘查为由，对该鉴定书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鉴定书由具备鉴定资格的机构作出，虽鉴定内容没有包括全部的未完工项目，但所鉴定的项目也是经双方确认的未完工部分，且付向前等人亦未证明其未到场导致鉴定结论依据不足，因此对该鉴定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不过，对于未完工的车库卷拉门数量，曾晓光最初认可14个，后又反悔，但曾晓光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反悔的合理性，故一审法院对其反悔后的意见不予采信，对未列入鉴定范围内的3个车库卷拉门，曾晓光未能证实造价，一审法院参照付向前等人主张的造价，酌定每个1000元，共计3000元。双方确认的未完工项目，其中部分曾晓光认可付向前等人主张的造价，具体有：1.第一层裙楼、车库内顶纸脚灰8340元；2.程控大门5扇（含程控锁）11000元；3.裙楼店面水表9个9900元，1至3项共计29240元。双方确认的未完工项目，还有部分，曾晓光不认可对方主张的造价，但又未能证实其主张的不合理，故一审法院采信付向前等人主张的造价，确认：1.消防栓2000元；2.裙楼店面隔断16000元；3.车库下水道设施28800元；4.卫生间下水道及防水打孔64800元；5.第一层裙楼屋面防水设施、天沟防水设施，因付向前等人主张的10150元，包含天沟抹水泥灰，该项目未能证实为未完工项目，参照曾晓光对该项目造价的意见，酌定扣减400元，则第一层裙楼屋面防水设施、天沟防水设施为9750元。1至5项合计121350元。除双方确认的未完工项目外，曾晓光自认水管石棉塞缝800元，及认可付向前等人的水道管疏通费3000元。综上所述，上述工程项目造价共计279657.42元。六、已支付工程款金额除付向前等人各自交纳的工程款外，付向前等人主张还有5万元应扣减，依据是《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中“甲方（发包方）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前期垫付的110万元，经双方协商决定，乙方（承包方）负责其中的80万元，30万元由甲方负责，此款在工程款中逐步扣除”的约定，返建房六个组，5#楼作为一组可摊到5万元。曾晓光认可承包方负责的80万元还剩30万元，需从1-9#楼工程款中扣除，但辩称，因8#楼没有由其施工，所以要据实结算。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工程款为参照该合同约定计算，因此参照相关合同条款约定，30万元需从工程款中扣减，付向前等人主张六组平均分配，亦属合理，故一审法院采纳其主张，该5万元应从5#楼工程总造价中扣除。七、付向前等人应付金额曾晓光还主张，有部分开支需要摊派给付向前等人承担，这些开支是彭友明从曾晓光收到的工程款中拿去支付的。付向前等人不认可，曾晓光未能证实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5#楼工程面积为8500平方米，工程价款为585元/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为4972500元，扣除分配到5#楼可从工程款中减除的50000元及未完工等项目造价279657.42元，剩余工程款4642842.58元，由27户平均分担，每户应承担的工程款为171957.14元，与付向前等人各自已支付金额充抵后，余款为付向前等人各自应支付金额，具体为：付向前21163.14元（171957.14元-150794元）、彭定光10664.14元（171957.14元-161293元）、彭润清31164.14元（171957.14元-140793元）、彭友明7818.14元（171957.14元-164139元）、谭金财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谭志敏28664.14元（171957.14元-143293元）、黄春林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谭金龙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谭龙印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陈志刚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彭泉水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曾福海19914.14元（171957.14元-152043元）、曾印仔28664.14元（171957.14元-143293元）、彭文清19914.14元（171957.14元-152043元）、黄志平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彭明亮30618.14元（171957.14元-141339元）、曾应良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彭文明28664.14元（171957.14元-143293元）、彭清明31164.14元（171957.14元-140793元）、万桃芳31164.14元（171957.14元-140793元）、万利军26164.14元（171957.14元-145793元）、彭水泉31164.14元（171957.14元-140793元）、付文虎36164.14元（171957.14元-135793元）、彭辉青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彭志勇21164.14元（171957.14元-150793元）、彭水保25664.14元（171957.14元-146293元）。综上所述，付向前等人与曾晓光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曾晓光可以直接向其主张权利。案涉工程未竣工验收，但因实际发包人擅自使用，视为工程已交付，付向前等人应支付剩余工程款。曾晓光主张的工程款超出付向前等人应承担的，其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曾晓光未对第三人宏鼎公司提出具体诉讼请求，此系其对自身民事权益处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谭金财、黄春林、谭金龙、谭龙印、陈志刚、彭泉水、黄志平、曾应良、彭辉青、彭志勇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21164.14元；二、彭润清、彭清明、万桃芳、彭水泉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31164.14元；三、谭志敏、曾印仔、彭文明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28664.14元；四、曾福海、彭文清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19914.14元；五、付向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21163.14元；六、彭定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10664.14元；七、彭友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7818.14元；八、彭明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30618.14元；九、万利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26164.14元；十、付文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36164.14元；十一、彭水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晓光工程款25664.14元；十二、驳回曾晓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13元，由曾晓光负担4882元，谭金财、黄春林、谭金龙、谭龙印、陈志刚、彭泉水、黄志平、曾应良、彭辉青、彭志勇各负担295元，彭润清、彭清明、万桃芳、彭水泉各负担433元，谭志敏、曾印仔、彭文明各负担398元，曾福海、彭文清各负担277元，付向前负担294元，彭定光负担148元，彭友明负担109元，彭明亮负担426元，万利军负担364元，付文虎负担503元，彭水保负担357元。本院二审期间，付向前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照片打印件八张及梓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彭家堡老村地处低洼，一到雨季房屋就会出现浸没情况，造成安全隐患，故村委会组织部分村民入住案涉房屋，并非村民擅自使用；证据二、2013年9月18日辉达公司、曾晓光等人出具的收据复印件一张，以及吴明泉、官国辉的证明复印件一张，证明彭家堡村小组另支付地梁工程款20万元，该款项应当按6组平均分配，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证据三、曾晓光出具给6#返建房的决算单复印件，证明案涉工程未经验收合格，应当扣减32万元工程款；证据四、2013年4月21日彭家堡返建房3#及9#楼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工程存在顶柱偏差移位、主体钢筋变更规格等严重质量问题，参照该补充协议，曾晓光也应当赔偿36万元损失。曾晓光质证认为，以上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关于证据一，对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所反映的情况不构成不可抗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村委会和付向前等人有利害关系，对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证据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地梁工程款20万元已经在工程款中扣除。关于证据三，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是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每个楼情况都不一样，不能参照3号楼及9号楼的处理结果。就付向前等人提交的证据二，曾晓光庭后补充提交2012年7月16日5#楼业主交地梁工程款的收据一张，金额为397000元，并注明以前21万元在内。曾晓光还述称，2013年9月18日的收据是为应付调查后补的。付向前等人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收据涉及2012年7月16日以前收到的款项，与2013年9月18日这笔20万元地梁款没有关系。对付向前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可以证明案涉返建房已被接收使用的事实。所谓擅自使用系指未经竣工验收而使用，与是否由村委会组织无关，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付向前等人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二，双方存在争议。但根据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5日对彭友明询问笔录，彭友明述称前期由村小组针对业主收取建房款，共计收到21万元，此后由理事会成员付向前、彭友明等人收取，有详细的款项明细。其证言与曾晓光庭后补充提交的地梁工程款收据能够相互印证。此外，证据二并非新证据。故付向前等人据此主张在2013年9月18日另支付地梁工程款2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证据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付向前等人对一审认定程光辉以548元/平方米的报价“中标”有异议。经查，一审期间付向前等人提交的“关于彭家堡返建房屋对外招标公告”和“公开开标会”会议记录，对以上事实有相应记载，一审判决据此作出认定，并无不当。对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付向前等人还认为根据一审法院的审理及查明事实以及做出的（2020）赣1023司惩1号决定书，可以表明曾晓光一审期间提交的调解书及判决书中所提及的证据与客观及法律事实相矛盾，本案不应以存在瑕疵的调解书及判决书作为依据。经查，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20）赣1023司惩1号决定书，认为曾晓光在本案和（2017）赣1023民初1041号案两案中提交辉达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出具的证明（辉达公司此时已更名为宏鼎公司），其行为妨碍民事诉讼。但该决定书同时指出该证明的内容没有被证实存在捏造，仅是未依法加盖单位公章。事实上，曾晓光提供的该份证据虽有问题，但相关事实尚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对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付向前等人还对一审判决认定王海东出具的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又对其中“工程未完工的由曾晓光一人做完”的内容予以采信有异议。经查，一审判决对该证言内容予以采信，系因其他证据能与之相互印证，对此一审判决已有详细阐明，本院予以认可。对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付向前等人还对本案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其参与鉴定，并且在鉴定前确认的未完成工程有14项，认定工程量为8500平方米亦无依据。经查，付向前等人在其提交的反诉状中自认5#楼面积为8500平方米。鉴定前双方已对未完成工程进行确认。付向前等人对已予鉴定的部分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至于未予鉴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亦已根据双方主张进行认定，并无不当。对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付向前等人还述称，一审判决虽然载明曾晓光主张合伙人官国辉、王海东、胡堂忠与5#楼村民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但该补充协议并未提交及质证，另外三份补充协议也未提交质证。经查，一审期间曾晓光当庭述称目前没有找到案涉5#楼的单价调整补充协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曾晓光当庭提交其他三份补充协议，付向前等人发表了质证意见。付向前等人关于其他三份补充协议未提交质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期间，付向前等人以曾晓光、宏鼎公司为反诉被告、彭家堡村小组为反诉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对其反诉不予受理。另查明，2020年1月20日一审庭审期间，付向前等人当庭述称其提交的2011年2月22日合同是实际履行合同，结算以该份合同为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工程价款的计算标准如何确认？三、案涉工程款是否应予支付？四、案涉鉴定意见应否采信？五、一审裁定不予受理反诉是否错误？六、案涉工程税费及工程质量保证金等问题如何处理？关于本案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案涉返建房工程曾于2008年经招投标程序，由梓和村委会与辉达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开工日期2008年12月29日，竣工日期2010年12月29日。但该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与付向前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11年2月22日。两份合同主体一致，即发包人为彭家堡村小组，承包人为辉达公司。彭家堡村小组虽为名义上的发包人，其实并未出资建设，本案工程款实际由付向前等人支付，付向前等人才是实际发包人。而辉达公司亦仅为名义上的承包人。案涉返建房工程实际先由程光辉“中标”，之后程光辉将该项目转给梅某、官国辉、唐文钧等三人。此后曾晓光加入合伙，其他合伙人中途相继退出，最终由曾晓光将该项目全部承接。以上事实有充分证据在卷证实，一审判决对此已予详细阐明，本院不再赘述。虽然在此期间唐文钧曾与辉达公司签订对内建筑承包合同，但唐文钧等人与辉达公司并不存在隶属管理关系，签订对内建筑承包合同不过是其借以实现挂靠的一种手段。而从程光辉“中标”、以及工程款支付等事实来看，付向前等人对程光辉、曾晓光等人借用辉达公司资质是明知的。故付向前等5#楼村民与曾晓光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工程价款的计算标准如何确认问题。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由程光辉经手签订。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报价与程光辉的“中标”报价一致，为每平方米548元，并对水电部分、附属工程、实体检测、门窗部分以及前期垫付费用分担等都有详细约定，部分内容还可与前述付向前等人提交的“关于彭家堡返建房屋对外招标公告”会议记录内容相对应。而付向前等人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形式上更为规范，篇幅也更长，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更少。付向前等人对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虽不予认可，但其主张相关权利实际上亦以之为依据。故曾晓光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应为实际履行合同。关于工程价款每平方米548元调整为每平方米585元的事实，现仅有公安机关对彭友明的询问笔录佐证，但考虑到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涉及到的其他村小组同时期对工程价款亦有相应调整，一审判决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虽然合同无效，但曾晓光可以参照相关约定，要求付向前等人支付相应工程款。关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应予支付问题。虽然案涉工程未经竣工验收，但付向前等人已将建成的住房、车库、店面等分配完毕，且部分住房已装修入住。因付向前等人擅自使用案涉工程，其对尚欠工程款依法应予支付。关于案涉鉴定意见应否采信问题，付向前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前文已予阐述。故一审判决认定工程总造价为4972500元，扣除应予减除的50000元及未完工等项目造价279657.42元，以及付向前等人已支付金额后，确定其各自应支付金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一审裁定不予受理反诉是否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因付向前等人将案外人列为反诉的当事人，一审裁定对付向前等人的反诉不予受理，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虽然一审法院对其反诉不予受理，付向前等人仍可另行主张权利。至于付向前等人就案涉工程税费及工程质量保证金提出的权利主张，系以所谓中标合同为依据，且其一审期间并未就此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处理。宏鼎公司、付兰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缺席审理。综上所述，付向前等26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87.44元，由付向前、彭定光、彭润清、彭友明、谭金财、谭志敏、黄春林、谭金龙、谭龙印、陈志刚、彭泉水、曾福海、曾印仔、彭文清、黄志平、彭明亮、曾应良、彭文明、彭清明、万桃芳、万利军、彭水泉、付文虎、彭辉青、彭志勇、彭水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珺审判员 范 宣审判员 邹志伟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周超书记员戢亚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