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9民终2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桂英，女，汉族，居民，1955年11月8日出生，住东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生（系郑桂英之夫），住东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萍，东平县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东平县稻香街0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923004433233D。 负责人：宋衍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山东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923ME0478478L。 法定代表人：管庆海，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国，山东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桂英因与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平街道）、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焦村村委）房屋拆迁安置合同一案，不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0923民初248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桂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东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0923民初2487号民事裁定书，并改判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在焦村社区安置经营房1间(40平方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的裁定。本案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制定的《焦村新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和《关于焦村新社区建设有关问题的实施细则》起诉被上诉人按照“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上诉人安置经营房，并提供了上诉人之父的户口页，说明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的做法，而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之父是不是焦村户ロ及应该不应该安置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裁定程序违法。本案上诉人为了实现经营房的安置，曾于2019年4月份以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为被告、以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以不履行《焦村新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一案为由，向东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立案庭接受上诉人的立案材料后，将案件材料转到行政庭，经过行政庭审查后，认为该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立案庭告知上诉人，重新书写诉状，按民事案件立案。上诉人于2019年5月21日按民事案由重新立案，之后本案经过2019年8月12日证据交换、2019年8月20日及2019年11月7日两次开庭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围绕上诉人的父亲身份问题、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相关问题及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行调査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已经进行了实体审理，裁定书却表述为本院经“审査认为”显然与事实不符。2.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裁定书适用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第26条，该两条规定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订立补偿协议”，如在定“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就由拆迁人向县政府报告，“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予以公告。第26条第3款“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行政复议，也可以行政诉讼。其宗旨为“订立补偿协议”的主体是拆迁人，作出“补偿决定”的主体是县政府。具体到本案，作出“安置补偿协议”的主体是被告，如果没有补偿协议，作出“补偿决定”的主体应是东平县政府。那么举证责任的分配应是被告。而不是原告，所以该裁定适用这两个法条及其指导思想均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百零八条第3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而本案经过行政庭磋商、民事立案、送达、答辩、证据交换、开庭审理、法庭调查、依职权调査、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历时近六个月，如果经过上述程序，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不是适用该条款。4.本案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没有提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一审时陈述，搬迁户领取安置房时，将搬迁户手中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全部都收回。所以不仅上诉人手中没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他村民(搬迁户)手中也没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尽管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在东平县公证处没有找到上诉人父母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是并不代表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东平县东平街道焦村村民委员会没有与上诉人的父母签订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3日分配给上诉人的父母的住宅楼，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的父母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是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在拆除上诉人父母的房屋时，应当征得被拆迁人(上诉人父母)的同意并确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诉人的父母当时年龄都接近80岁，体弱多病，被上诉人做为拆迁人为什么在拆除上诉人父母时没有与其二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此，即使上诉人的父母没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过错在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不能以此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2号发布)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根据上述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案例((2018)最高法兴申2675号行政裁定书)，本案都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5.上诉人的父亲系户主，户口在，因此应当享受安置经营房(40平方米)的待遇。一审时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东平县公安局制作的郑因瑞的户口页证实了郑因瑞系户主，户口在，其户组成人员有其妻子王秀娟，该户共二人。按照被上诉人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发布的《焦村新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和被上诉人东平村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焦村新社区建设有关问题的实施细则》的规定上诉人的父母作为被拆迁人符合安置住宅楼及经营房的条件，应当安置住宅楼80平方米、经营房1间(40平方米)。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裁定，改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安置40平方米的经营房。 被上诉人东平街道辩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上诉人父亲郑因瑞生前并未与焦村村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村委会也从未同意向上诉人父亲安置经营房，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及焦村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约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上诉人的父亲也不符合安置经营房的条件，一审中已查明上诉人父亲生前系工业企业改制善后工作办公室退休职工，每月按时领取退休金，不符合焦村社区安置经营房的条件，因此上诉人无权就安置经营房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焦村村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郑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按照《焦村新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实办法》、《关于焦村新社区建设有关问题的实施细则》的规定为原告在焦村社区安置经营房1间（40平方米）。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无证据证实其父母与被告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焦村村委虽称是根据其与原告的哥哥郑勇签订的协议分配了原告住宅房屋，但原告对此不予以认可，故证实原告的父母与被告之间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证据不足。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郑桂英的起诉。 本院认为，上诉人郑桂英主张应按照其一审提交的《焦村新社区规范化建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焦村党支部村委会关于焦村新社区建设有关问题的实施细则》等给其安置经营房一间，但是依据其提交的《实施办法》第三条第3项规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本案中，上诉人郑桂英无充分证据证实其父母与被上诉人东平街道、焦村村委就安置经营房问题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上诉人郑桂英主张其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系199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复[1996]12号批复，依据法释[2019]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该批复自2019年7月20日起已不再适用。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鸿雷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