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1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智红,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际华五三零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46号。法定代表人:斯琴巴特尔,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琴,内蒙古东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内蒙古东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智红因与被上诉人际华五三零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华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8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智红、被上诉人际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琴、张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智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查清事实后,改判任智红和际华公司劳动关系存在,维护任智红合法权益。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任智红自2014年8月开始以个体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缴纳社会保险,且根据呼和浩特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从社会保险查询系统查询的资料显示,原告任智红缴纳社会保险变更原因是辞职,故可以认为双方已于2014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任智红没有申请过主动离职,也没有领取过失业保险,自行缴纳社保是在际华公司的欺骗和安排下缴纳的,并不知晓是以个体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事实依据:1.任智红系1992年10月参加工作,在际华五三零三工厂(前身为武警五三零三被服厂)担任车间工人,工作期间表现良好,遵章守纪,工龄已达到27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任智红是际华公司的正式职工。2.任智红由于2014年10月家庭突发变故,其唯一的哥哥因车祸去世,母亲突发脑梗住院抢救,作为独女需要照顾母亲,故向车间主任请假一个月。2014年11月假期结束去上班,被告知因单位经营不景气,车间没有工序,让回家待岗,等通知。2014年11月末,单位负责职工养老金的专管人员(杨国良)通知任智红,称由于工人请假期间没有收入,导致应缴的职工养老金和医保金需要本人自行全部缴纳,包括单位应缴部分,等上岗后有了工资收入即可恢复,否则社保缴费期间中断的后果自负,所以任智红才在单位负责职工养老金的专管人员(杨国良)的安排下,自行缴纳了全部社保，在缴纳社保时,也没有告知任智红是按照辞职缴纳社保的,而是谎称工厂效益差,无力支付待岗职工的社保金,在岗职工的社保金也在拖欠,自行缴纳只是为了保证社保的延续性。出于对单位的极度信任,一直按单位安排自行缴纳,和任智红情况相似的工人陆续大约有四百多人。后续几年至今,任智红也曾多次联系单位要求上班,负责人均以单位没有订单、效益不好、车间合并、没有工序、停产改革、逐步买断补偿等为由,一直没有安排任智红上岗。每年均在单位负责职工养老金的专管人员(杨国良)的通知安排下,自行缴纳社保。根据《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只要存在劳动关系,企业就应该为职工办理社保。因此,际华公司社保管理人员的做法属于严重违法违规和欺骗员工的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未为员工缴纳社保费的，应支付补偿金。同时,根据《社会保险经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八十六条之规定予以责任处理,保障职工合法权益。3.经调查了解,导致劳动仲裁、一审采信的“社会保险查询系统查询的资料显示,任智红缴纳社会保险变更原因是辞职”的是负责社保管理人员(杨国良)提供给社保局的所谓《解除劳动合同书》,导致社保局在收缴任智红全额保费时变更原因为辞职而对待。而单位负责社保人员杨国良却自称该合同书只是用来让职工自行缴纳社保和医保金,不代表正式解除劳动关系，当时经办人员杨国良亲口承认是为了缴纳养老金而出具的,是假的,不代表正式解除劳动合同,有电话录音为证。且任智红调阅所谓《解除劳动合同书》法人代表签字是“刘来娥”,时间是2014年8月4日。实际情况是“刘来娥”系际华公司原法人,早已于2011年3月因涉及案件被判刑,在监狱服刑,服刑人员已被依法解除公职,不可能在2014年出具的合同书上签字。2014年际华公司的法人代表应该为“范延”,因此,该《解除劳动合同书》无任何法律效力,是际华公司负责社保管理人员违反《社会保险法》,不履行企业的应缴义务,要求本人全额缴社保而伪造的,应无任何法律效力。请予以核实。4.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应落实告知义务。但际华公司始终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通知,一直以企业改制后会有相关说法为由推诿,让任智红待岗等通知。期间,际华公司也没有及时为任智红出具任何失业证明等,导致任智红没有及时办理失业金的申领(仲裁书裁定“申请人已领取了失业保险”不符合事实)和再就业。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四十六及第五十条之规定,如果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失业前已全额缴纳失业保险金的,应按规定申领失业保险,但事实上任智红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也没有要求对二十多年工龄予以任何的补偿。只是等待,认为单位会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5.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五十条等制度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档案应及时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同时根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部门,”且对于档案的传递有着规范的要求。如果任智红于2014年就已离职,为何其劳动人事档案至今仍在际华公司,且有纸质档案留存,际华公司的办公人力系统中也有任智红相应的记录，请予以核实调查。二、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8月解除,任智红未在一年内提出劳动仲裁申请,且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任智红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这一认定错误。1.如果任智红获知自己是际华公司正式辞退的,一定会在劳动仲裁的有效期内,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申请劳动仲裁的,如果没有际华公司的承诺和保证,任智红不可能等到现在。2.际华公司利用任智红对其企业的信任,并利用部队改革、企业改制和监管空白的盲点,损害了任智红的合法权益。3.2019年7月19日,际华公司在全厂范围内公示了《致全体职工的公开信》,第一次正面通知落实员工买断和赔偿的解决办法。任智红在获悉后,第一时间联系单位进行商榷。当时,单位负责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任智红,说需要分批处理,让等待通知。后来,和任智红情况相似的一些工友陆续获得买断补偿,任智红再次到单位询问,际华公司却以任智红已经离职为理由,不予买断补偿。目前,际华公司一直回避将买断补偿名单公开化,际华公司对任智红及其他工人去厂里申请调阅档案、了解情况以及其他合理诉求均不予接待。任智红无力取证,请法庭予以核查取证。2014年至2018年任智红在际华公司社保管理人员杨国良的安排和授意下,缴纳了全部的社保和医保费用。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等规定,应对任智红此期间的社保单位部分予以补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际华公司辩称，应当驳回任智红的请求。一、任智红的请求已过时效，2014年8月任智红辞职，并开始自己缴纳社保，时效开始计算，2019年6月18日任智红申请仲裁，已过时效。二、任智红请求际华公司补偿未交社保损失不属于未经仲裁直接起诉的范围，应当予以驳回。三、本案际华公司向任智红支付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且际华公司为任智红缴纳了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故任智红主张2009年3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没有依据，应予驳回。四、任智红在职期间未提供正常劳动，无权要求请假期间的工资均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五、任智红主张赔偿社保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任智红主张社保损失，应当举证证明，因其无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其主张已过时效，不应支持。六、任智红系主动离职，无权要求际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任智红与际华公司于2014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任智红缴纳社保变更原因为“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系任智红主动辞职，际华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七、任智红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基数和年限错误。任智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未达到2740元/月，其按照公司2018年的厂平均工资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八、任智红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领取失业保险金。际华公司为任智红缴纳了在职期间的各项保险费用，但是2014年8月之后，际华公司无义务再为任智红缴纳社会保险，且任智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失业保险损失金额，其请求不应支持。任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际华公司支付未足额支付工资差额15639.9元(自2009年3月1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二、判令际华公司补偿社保差额的损失,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30995.23元、基本医疗保险10683.07元、大病医疗保险200元(自2014年8月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判令际华公司赔偿未缴社保的损失,即基本养老保险6405.34元、基本医疗保险1789.68元(1998年10月至2002年12月);四、判令际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72610元(2740元/月×26年的工资);五、判令际华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1680元;以上五项合计:170003.2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智红于1998年入职际华公司,在缝纫车间从事当付工工作。2014年10月1日,任智红向际华公司请假后再未上班。任智红于2014年8月开始以个体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缴纳社会保险,且经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社会保险查询系统中调取的资料显示,任智红缴纳社会保险变更原因为辞职。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任智红向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际华公司支付未足额支付工资差额15639.9元(自2009年3月1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2、请求裁决际华公司补偿社会保险差额的损失,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30995.23元、基本医疗保险10683.07元、大病医疗保险200元(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31日止);3、请求裁决际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72610元(2740元×26年);4、请求裁决际华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1680元。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呼劳人仲字【2019】第27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任智红的全部仲裁请求。任智红不服该裁决,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任智红自2014年8月开始以个体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缴纳社会保险,且根据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从社会保险查询系统中查询的资料显示,任智红缴纳社会保险变更原因为辞职,故可以认定双方已于2014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因际华公司提出原告的仲裁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故该案针对任智红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时效问题进行审查。对于任智红请求际华公司支付自2009年3月11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8月解除,任智红未在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且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任智红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过仲裁时效,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任智红要求际华公司补偿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31日的社保差额的损失、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金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任智红请求判令际华公司赔偿1998年至2002年未缴社保损失的诉讼请求,由于该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任智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任智红承担。二审中，围绕争议焦点，任智红提交一份新证据“电话录音”，拟证明任智红与际华公司未解除劳动合同，任智红无法享受失业金、四零五零政策、单位开的养老的单子是虚假的。经质证，际华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际华公司以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向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的“社会保险查询系统”缴纳社会保险变更原因为“其他”，且任智红以“个体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社保，以此证明任智红与际华公司从2014年8月即不存在劳动关系。任智红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际华公司仍然存在劳动关系。际华公司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任智红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际华公司的证据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任智红与际华公司从2014年8月起不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任智红于2019年6月18日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其未举证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或者中止的情形，故其所请求支付未足额支付工资差额、补偿社保差额损失、经济补偿金和支付失业保证金损失均已经超出仲裁时效，应当予以驳回。任智红在申请仲裁时并未主张赔偿社保差额损失，而在诉讼中径行主张未经仲裁裁决的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任智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任智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学英审判员 徐晓凡审判员 王 璐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韩 晶书记员 白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