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益新，男，196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斌、帅青云，湖北大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追加被告）：黄玉兵，男，196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少俊，湖北天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高耀，男，196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游，湖北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益新、黄玉兵与被上诉人张高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9)鄂132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益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肖益新不超过10%的责任；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黄玉兵虽然按照工作成果计算劳务报酬，但参加劳务的人数由张高耀控制。事发当天超重的木材正常情况下的确需要四个人操作，但张高耀在没有安排足够人员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与黄玉兵冒险作业，具有较大过错的是张高耀，而不是上诉人自己，原判确定上诉人自负40%责任，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上诉人母亲年满76周岁，生活费应计算5年，原判计算4年错误。上诉人黄玉兵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黄玉兵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对事发经过认定错误。事实是肖益新与黄玉兵已经合力将整根树木抬抱到电锯工作台上，并将整根树木已经切割成两半，然后对其中一个半边树木进行切割，上诉人站在电锯工作台的一边抬抱着半边树木的一头，半边树木的另一头放在电锯工作台上，被上诉人肖益新是站在电锯工作台的另一边推移木头，并没有抬抱半边树木的另一头，被上诉人肖益新是在推移木头的过程中被电锯锯伤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肖益新整个受伤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损害行为。2、本案事故的发生是被上诉人张高耀没有配备足够的工人造成的，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肖益新冒险开始抬抱树木，但该冒险抬抱树木行为并没有造成被上诉人肖益新受伤，被上诉人肖益新是站在电锯工作台的另一边推移木头的过程中被电锯锯伤的，在上诉人黄玉兵没有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判决承担40%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过。此外，原判不是将肖益新误工费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错误。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张高耀辩称：1、对肖益新上诉答辩意见为，肖益新自身有明显过错，原判对其过错程度及责任比例，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其上诉。2、对黄玉兵上诉答辩意见为，黄玉兵一审期间对事发经过于己不利的自认应予以确认。黄玉兵作为工头，工资比例按照4：6分配，而且又存在重大过失，黄玉兵应承担更大责任，请求驳回其上诉。原审原告肖益新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85902.13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后变更请求数额为637832.5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被告张高耀雇请原告在其开设的随县唐县镇锯木机厂从事锯木工作。6月23日下午三时许，原告在与被告黄玉兵一起抬木头锯的过程中，因木头过重，移动过程中，原告左手被锯伤。原告伤后住院治疗34天，共支出医疗费90574.77元。损伤后经鉴定为六级伤残，伤后误工180日、一人护理90日。原告鉴定需装配残疾辅助器具，装配费用为35000元，使用年限为三年，期间维修保养费用为装配费用的10%。原告鉴定费合计2850元。原告因事故所致损失为：医疗费90574.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残疾赔偿金149780元、护理费12400元、误工费25165.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662.2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08000元、交通费及食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2850元，合计637832.5元。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张高耀开设锯木厂长期从事木材加工经营，未办理工商登记。2018年,被告张高耀先后请被告黄玉兵、原告肖益新到锯木厂工作，对木料进行切割并装钉成木架，设备工具由被告张高耀提供，被告张高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按照一个木架两元的标准计付报酬。2018年6月23日下午，原告肖益新与被告黄玉兵合力抬抱木材进行切割，因木材过重，超出二人负荷范围，原告肖益新在木材移动过程中失去控制，左手被电锯锯伤。原告伤后被送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伤情诊断为“左手掌离断伤”，共计住院34天，期间于2018年6月23日行“左手掌清创术＋再植术＋神经吻合术＋肌腱修复术＋血管吻合术＋血管移植术＋骨折内外固定术”，病理描述为“左手掌腕部离断，1-5掌骨基底部骨质粉碎并缺损，1-5指屈、伸指肌腱近端回缩，尺动脉、桡动脉近端血栓栓塞，离断肢体苍白、冰凉、干瘪，创面存在大量碎木屑”；于2018年6月30日行“左手清创术＋截肢术”，病理描述为“左手掌自掌骨基底部以远及拇趾、示中环小指缺血坏死、伤口渗液、手背静脉及尺动脉、桡动脉栓塞”；于2018年7月13日行“左前臂残端修整术”，病理描述为“左手掌自腕关节平面离断，创面肉芽新鲜，腕骨外露，少量渗出”。原告共支出医疗费90574.77元。2018年11月1日，随州市中心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经原告委托对其损伤出具鉴定意见如下：左前臂腕关节以上缺失为六级伤残，伤后误工180日，一人护理90日。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1300元。2019年6月28日，经原告申请和本院委托，武汉艾格美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对原告残疾辅助器具费出具鉴定意见如下：被鉴定人需装配国产普及型前臂双自由度肌电手假肢，代偿部分功能，装配价格为35000元，正常使用年限为3年，期间需维修保养费用为装配价格的10%，初次装配和康复训练时间为10日左右，后期每次更换假肢功能训练时间为7天左右，假肢更换次数参照被鉴定人所在地人均寿命。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1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张高耀对原告伤残程度、残疾辅助器具费提出异议，申请以原发性损伤为基础对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另申请对原告装配残疾辅助器具的必要性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为原告伤残程度出具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主要损伤为左手掌离断伤（近腕关节处），经再植术后未能成活，行残端修复术后尺桡骨远端及腕骨缺失，按照目前左腕关节以上缺失，构成六级伤残；按照原发左手掌掌骨基底部（近左腕关节）完全离断，左手功能丧失90%以上，构成六级伤残。被告张高耀为此支出鉴定费3000元。对于原告装配残疾辅助器具必要性，经我院组织当事人选定鉴定机构，相关机构告知无相应鉴定资质，另经咨询，无相对应鉴定资质单位。原告肖益新父亲肖长明出生于1944年11月23日，原告肖益新母亲鲁丙英出生于1941年11月30日，二人育有子女四人。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在事故发生前均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事故发生后，被告张高耀为原告肖益新垫付费用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原告损失认定。关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由被告张高耀雇请，根据被告张高耀的指示，在其开设的锯木厂内，运用其提供的设备工具，对木材进行切割并装钉成木架，被告张高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计发报酬，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系通过提供劳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与被告张高耀之间符合劳务关系法律特征。被告张高耀辩称与被告黄玉兵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原告肖益新由被告黄玉兵雇请提供劳务，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与被告张高耀之间为劳务关系。关于责任主体和责任承担。原告肖益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一定从业经验的成年人，应当能够预见到木材切割作业的危险性，但在意识到木材过重超出二人负荷和控制范围后，仍选择在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贸然作业，导致因木材移动失去控制而受伤，对事故发生具有较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及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应自负与其过错相应的损失。根据原告过错程度，确定其责任比例为40%。被告黄玉兵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即具有一定的木工经验，理应较之一般人更能够预见到木材切割作业中的危险性及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其关于原告肖益新受伤经过及原因的陈述“木头很重，本来需要四个人操作，但是就我和原告两人，木头太重了，我们俩控制不了”，表明其在事故发生前已充分认识到木材过重、其与原告二人无法控制的情况，但仍冒险与原告抬抱木材进行切割，对事故发生和原告受伤具有重大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之规定，原告肖益新请求被告黄玉兵及其劳务接受者张高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高耀作为接受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劳务的一方，是二人劳务的受益者，对劳务过程负有监督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其明知木材切割作业存在较大风险，但未尽到必要的安全警示义务，未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危险，且对作业现场疏于监督管理，在原告肖益新、被告黄玉兵操作失当时未能及时制止，对事故的发生和原告受伤具有过错。根据被告张高耀、黄玉兵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其内部责任比例分别为60%、40%。关于原告损失认定。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医疗费发票、病历相互印证，证实支出医疗费90574.77元。原告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3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计为3400元（本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市外出差补助标准100元/天×34天）。（2）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伤残程度鉴定意见经法院委托，由具有资质的机构出具，依据明确，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49780元（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4978元×20年×50%），予以认定。原告误工时间、护理时间依据充分，予以采信。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事故发生前一年持续稳定地从事制造业及有固定收入，其主张按照制造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不予支持。原告为农村居民，按照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认定误工费16905.21元（34280元÷365天×180天）。原告护理时间鉴定意见为90天，护理费按照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为9591.04元（38897元÷365天×90天），原告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伤残程度重新鉴定意见与首次鉴定意见一致，其被扶养人肖长明、鲁丙英在原告首次定残之日分别年满73周岁、76周岁，各被扶养人有扶养人四人，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为19175.75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13946÷4×50%×（7年＋4年）]。（3）残疾辅助器具费。被告张高耀辩称根据原告第三次手术同意书，截肢是其与家属自愿放弃保肢治疗的结果，配置残疾辅助器具与事故不具有必要性，不应支持。原告因事故致左手掌离断伤，左手功能丧失90%以上，装配残疾辅助器具代偿其部分功能确属必要。原告住院病历证实其首次手术进行了再植术，第二次手术进行了截肢术，其术前病理描述能够印证鉴定意见中“经再植术后未能成活”的说明，原告第三次系行“左前臂残端修整术”，原告的手术方案系医师基于原告病情判断作出建议并告知手术风险后，征得原告同意而作出的专业治疗，并非原告自行扩大损失。被告张高耀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湖北“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就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湖北省人均期望寿命76.5岁，原告自愿主张按照76周岁计算残疾辅助器具更换次数，属对其民事权利自由处分，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其残疾辅助器具费用鉴定之日（2019年6月28日）首次装配至76周岁期间残疾辅助器具装配费用280000元（35000元×8次）、期间维修保养费用28000元，予以支持，该项合计308000元。（4）交通费、食宿费。根据原告伤后住院及鉴定往返地点、必要陪护人员等因素酌情认定2000元。（5）鉴定费。伤残鉴定、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用根据票据合计2800元。被告张高耀主张其重新鉴定支出的费用3000元应计入损失后按照比例分担，重新鉴定意见未改变首次鉴定意见，被告张高耀的主张，不予支持。（6）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损伤程度、当时过错，酌情认定15000元。原告以上损失合计617226.77元其中经济损失602226.77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综上，被告张高耀、黄玉兵应连带赔偿原告肖益新经济损失361336.06元（602226.77元×60%）、精神抚慰金15000元，合计376336.06元。被告张高耀、黄玉兵内部责任份额分别为225801.64元（376336.06元×60%）、150534.42元（376336.06元×40%），被告张高耀已支付100000元，其内部责任份额下余125801.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高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肖益新赔偿各项损失125801.64元；二、被告黄玉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肖益新赔偿各项损失150534.42元；三、被告张高耀、黄玉兵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赔偿义务向原告肖益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肖益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90元，减半收取计1645元，由原告肖益新负担545元，被告张高耀负担600元，被告黄玉兵负担5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黄玉兵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一、上诉人黄玉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人李树林、黄某的调查笔录。拟证明，肖益新是因推失手而受伤的。证据二、电锯机操作照片6张。拟证明，切割树木时，一人站在电锯机工作台的一边抬抱着树木的一头，树木的另一头是放在电锯机工作台上。上诉人肖益新对证据一中李树林笔录有异议，调查笔录只有一人进行调查，也没有交代作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不符合形式要件；其证明不客观不真实，与肖益新、黄玉兵一审陈述相矛盾。对黄某笔录，认为除形式要件不合法外，其陈述是真实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照片可以看出另一边也需要有人扶着。被上诉人张高耀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两份调查笔录不符合形式要件，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接受质询；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反映切割树木时需要二人配合完成。经质证，当事人对证据一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的两份调查笔录不符合形式要件，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证明目的，应结合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3日下午，肖益新与黄玉兵先合力将直径约40公分，约2米长的白杨树桐抬抱到电锯工作台上，并将整根树木已经切割成两半，然后对其中一个半边树木进行切割，上诉人黄玉兵站在电锯工作台的一边抬抱着半边树木的一头，半边树木的另一头放在电锯工作台上，上诉人肖益新站在电锯工作台的另一边推移木头，加之木材过重，肖益新在木材移动过程中失去控制，左手被电锯锯伤。被扶养人肖长明、鲁丙英在肖益新受伤之日分别年满73周岁、76周岁，各被扶养人有扶养人四人，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为20919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13946÷4×50%×（7年＋5年）]，原判少计算1743.25元。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当事人对本案事故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首先，原判认定肖益新、黄玉兵由张高耀雇请，根据张高耀的指示，在其开设的锯木厂内，运用其提供的设备工具，对木材进行切割并装钉成木架，张高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计发报酬，肖益新、黄玉兵系通过提供劳力获得相应的报酬，肖益新、黄玉兵与张高耀之间为劳务关系，肖益新、黄玉兵对此认可，张高耀也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亦予以认定肖益新、黄玉兵与张高耀之间为劳务关系。其次，上诉人肖益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一定从业经验的成年人，应当能够预见到木材切割作业的危险性，但在意识到木材过重，仍贸然作业，导致因木材移动失去控制而受伤，对事故发生具有较大过错，应自负与其过错相应的损失。原判根据其过错程度，确定肖益新责任比例为40%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肖益新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事故发生前，肖益新与黄玉兵已合力将树桐抬抱到电锯工作台上，并将整根树木已经切割成两半，然后对其中一个半边树木继续进行切割，上诉人黄玉兵虽然在事故发生前已感觉到木材较重，却仍放任地与肖益新继续操作木材进行切割，其行为是肖益新受伤原因之一，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对事故发生和肖益新受伤具有重大过失，原审据此判决黄玉兵承担余下部分的60%责任并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上诉人黄玉兵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张高耀作为接受肖益新、黄玉兵劳务的一方，对劳务过程负有监督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其对于本次树木又长又重，本应安排四个人操作，却安排肖益新、黄玉兵二人进行操作锯木，又未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危险，对事故的发生和肖益新受伤具有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由于肖益新伤情经过两次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时间不同，原判认定误工时间180天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黄玉兵认为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肖益新经济损失合计618970.02元，其中经济损失603970.02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张高耀应赔偿肖益新经济损失362382.01元（603970.02元×60%）、精神抚慰金15000元，合计377382.01元。张高耀已支付100000元，其下欠277382.01元。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上诉人黄玉兵主要上诉理由成立，上诉人肖益新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9)鄂132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二、张高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肖益新赔偿各项损失277382.01元；三、驳回肖益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90元，减半收取计1645元，由肖益新负担545元，张高耀负担1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86元，由肖益新负担1204元，张高耀负担16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莉审判员 姚仁友审判员 吕丹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夏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