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6民初4608号原告：李某1，女，1942年7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告：李某2，男，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襄阳市襄州区财政局干部，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告：李某3，女，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襄阳市襄州区环保局干部，住襄阳市襄州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克学，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某4，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代理人：丁涛，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诉被告李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彭庆伟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程砚妮、陈小玲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克学，被告李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继承遗产分割款49612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某1与丈夫李忠英（逝世于2008年8月23日），生育长子李某2、次子李某4、女儿李某3。李忠英与李某1夫妇因政府分配住房，1996年将原建于埠口乡街道的三间两层房屋以5.8万元出售。李某4、葛庆华以其襄阳县棉花公司货场购买单位住房为由，找父母要钱，李某1和李忠英为儿子、儿媳提高生活居住条件，就给其讲明卖房的5.8万元开支了部分，给2万元买房后就不要再找父母要钱了。李某4和葛庆华都答应以后不再找父母要钱。李某1就将2万元交给葛庆华，买了棉花货场新建家属院的8楼。过了一段时间，李某4给父母讲同事吕素琴分配的房屋（7楼）对外转让，让父母买一套便于生活，李某1迟疑并要求与卖房人当面交款、签订协议，李某4辩称你还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你又不认得卖房子的人，并答应过户时将房产证写母亲名下。李某1便将航空路十一局建行存折拿去，由李某4取款3.3万元买房，并承诺将房子过户登记于李某1名下。但是，李某1催促几年要求办证过户，被告都没有办成。2005年11月26日，李某4亲笔出具“襄阳县棉花公司货场7楼是父母购买，价3.3万元，李某4用8楼交换，捌楼归父母所有”，以此证明李某1是实际房主即所有权人。被告李某4在2016年房屋被征收拆迁时，给李某1说拆迁补偿款到时候办下来了给母亲。然而，李某1到拆迁社区查询时，才知道李某4已将7、8楼补偿款57.3万元、56.7万全部领取。原告连续二年找被告要款，被告均以对母亲生养死葬为由拒付，索要无果后，李某1一直靠长子李某2生活照料。被告李某4自2018年5月14日将李某1接去共同生活，但多次赶母亲走，儿媳葛庆华当面直接辱骂，李某1不得已投靠亲朋居住生活。诉争继承房产补偿款应分割于李某1354375元，三个子女分别分得70875元，李某2和李某3应得部分自愿归母亲李某1所有。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某4辩称，一、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我妻子葛庆华从没收到过李某1所诉称的交给其现金2万元，用于购买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9幢1单元802号住房，我也没收到李某1所诉称的建行存折并取款3.3万元用于购买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职工吕素琴转让的9幢2单元702号住房。我购买上述两套房产均是作为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单位职工享受该单位房改优惠政策购买的房改房。其中9幢1单元802房产是我享受福利分房政策直接从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购得，9幢2单元702房产是1999年9月17日我与妻子共同从吕素琴处购得。李某1和李忠英均不是棉花公司职工，无购房资格。上述两套房产均是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单位福利分房，均是我与妻子葛庆华共同财产出资购得，与李某1无关。二、我购得上述两套房产后，一直有其夫妻二人占有、使用、收益，相关购房协议、房产证均由我保管。原告对此从没提出过异议。2015年、2016年因上述两套房产属于襄阳市樊城区清河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征收部门，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认定我为上述两套房产的所有权人，对我进行了拆迁征收补偿。在此过程中，原告也从没向房屋所在樊城区旭东路社区居委会、清河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等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过异议。上述两套房产无论从权属登记状态还是现实占有使用状况，均无法得出上述两套房产系李忠英遗产的结论。三、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根据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内容及我保管的吕素琴房产证、购房协议及事实占有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本案两处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我。2005年11月26日，我给李某1出具的证明，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该证明是我夫妻闹离婚时，李某1为了防止我妻子葛庆华多分财产，提议并授意我写的。因此仅凭该证明，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上述两套房产系李某1与李忠英出资购得。综上，诉争房产并非李忠英遗产，而是我与葛庆华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诉争房产因拆迁而产生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也与李某1无关，原告无权要求继承分割，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李某1与被继承人李忠英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大儿子李某2、二儿子李某4、女儿李某3。李忠英于2008年8月23日死亡，死亡时未留有遗嘱。另查明，××××年××月××日，李某4与葛庆华登记结婚。2006年12月12日，襄樊市房产管理局为李某4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阳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李某4，房屋坐落：襄阳市樊城区红光路1号9幢1单元8楼1802室）。2015年11月30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位于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2015年12月25日，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李某4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上述房屋进行征收并向所有权人发放补偿款，共计567188.15元。该款项由李某4领取。还查明，李某4与吕素琴系同事，二人同在襄阳县棉花总公司工作。1999年6月28日，襄阳县人民政府给吕素琴颁发襄阳县城镇成本价住房所有权证（所有权证号：襄阳房成证字第××号，房屋坐落:市红光路1号襄阳县棉花总公司九栋二单元七层十四号）。1999年9月17日，李某4与吕素琴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吕素琴转让给李某4本单位货场二单元××楼××一厅住房一套，价（3.3万元）一次性付清，（计叁万叁）。因此房是预交收30000元，未有最后定价，所以今后单位若多退少补有李某4负责”。权志成作为证明人在上述协议上签名，李某4将现金33000元交付给吕素琴，吕素琴将襄阳县城镇成本价住房所有权证交付给李某4。之后，双方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该房屋一直由李某4夫妻占有使用。2005年11月26日，李某4向李某1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襄阳县棉花公司货场七楼是父母购买，价3.3万元，李某4用八楼交换，捌楼归父母所有”。葛庆华未在该说明上签名确认。2015年11月30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位于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2016年3月16日，李某4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上述房屋进行征收并向所有权人发放补偿款，共计573018.15元。该款项由李某4领取。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等财产。本案原告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位于襄阳市××区××路××单元××楼××号房屋（房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阳区字第××号）拆迁款496125元。该房屋是否为李某1与被继承人李忠英共同所有。原告提供有李某4书写的说明“襄阳县棉花公司货场七楼是父母购买，价3.3万元，李某4用八楼交换，捌楼归父母所有”，李某4自认襄阳县棉花公司货场七楼是李某1、李忠英夫妻购买，本院予以确认。李某4主张该说明系李某1逼迫其写的，但并未举证证明，且其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说明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中“李某4用八楼交换，捌楼归父母所有”的说明系李某4对其与葛庆华夫妻共同财产位于襄阳市樊城区红光路1号9幢1单元8楼1802室房屋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且未得其配偶葛庆华的追认，故李某4的该处分行为为无权处分，应属无效。且李某4并未将该8楼房屋过户给李某1，故该房屋的物权未发生变动，李某1主张享有该房屋所有权没有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襄阳县棉花总公司9幢1单元8楼1802室房屋（房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阳区字第××号）为李某4所有，李某1、李某2、李某3以该房屋为李某1与被继承人李忠英共同所有，要求李某4返还遗产分割款496125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42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李某3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庆伟人民陪审员  陈小玲人民陪审员  程砚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