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685民初368号 原告：王世彬，男，汉族，住招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波，招远温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烟台中晟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天府路南首路东。 法定代表人赵永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世彬诉被告烟台中晟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世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波、被告烟台中晟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世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210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定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2566元；三、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3480.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是被告处职工。2018年1月，被告招用原告从事钢结构工作，负责电焊。双方未签定劳动合同，被告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12月底，因被告拖欠工资原告提出辞职。被告尚欠原告工资19500元，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决。 被告烟台中晟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原告是王某甲的雇佣人员，而不是被告处的工作人员，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查，2017年至2018年，原告王世彬由案外人王某甲（亦作为原告另案起诉被告追要工资）招用到被告的工地工作。王某甲称其2017年之前与被告系工程承包关系，2018年1月起其成为被告的职工。2018年7月13日，王某甲与被告签订了《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王某甲承包被告发包的“双塔煤棚加工及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工程款按30元/平方米结算，并对付款方式、安全规定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为制式合同，合同式样与王某甲在2017年与被告签定的《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是一致的。2018年7月王某甲还以人工费9000元的方式自被告处承包“电厂煤棚拆板（双塔）”工程，上述工程均由王某甲组织原告等工人施工完成。原告等工人在王某甲组织下还为被告从事过其他一些零工工程。2019年，原告以被告未与原告签定书面劳动合同及欠付工资为由向招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资19500.00元、未签定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7235.00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4137元。2019年12月10日，招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招劳人仲案字[2019]第0465号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的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审理中，原、被告有争议的主要事实是：2018年原告是否是被告的职工。原告称其2018年1月由王某甲介绍到被告处工作。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与原告一起从事钢结构工作的吕某某、王某乙、魏某某、蒋某某证明各一份，上述人员均证明：2018年上述人员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电焊工工作。证据2、原告及王某甲、蒋某某在劳动监察大队追要要工资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因被告拖欠工资，到劳动监察大队维护过自己的权利，证明被告拖欠工资。证据3、介绍原告到被告处工作的王某甲与被告单位李会计的微信截图9张，其中2018年5月王某甲向李会计报送的需交保险人员名单中有原告的名字，证明：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工人。证据4、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9年1月史某某以工作中受伤为由起诉本院被告及王某甲要求赔偿，招远市人民法院在（2019）鲁0685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被告主张涉案工程已经发包给王某甲，史某某系王某甲雇佣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招远市人民法院未予认定被告的该主张，该判决证明：王某甲不是承包人。证据5、2018年10月、11月被告公司考勤表复印件2张及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记录的在执法局工作的工日及部分零工明细及部分工资款明细等单据共8张，考勤表上面载明了王某甲及原告等所有由王某甲帮被告招用的工人的名字，证明：原告是由被告公司考勤、发放工资。证据6、王某甲、蒋某某及原告记工本各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实际工作的天数、日期。证据8、2018年7月13日，王某甲与被告签订的安装合同一份，证明：王某甲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内部承包了被告公司的工程。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证人均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因为审判结果直接关系到其每个人的利益；上述证人均系王某甲雇佣的，现均作为原告起诉被告，不排除王某甲将钱挪用后，没有钱支付工资，工人为了要工资，所以作出该证明的可能。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其撤销立案的原因，更证明不了被告拖欠工资。对证据3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刚开始是王某甲借用被告资质缴纳保险，费用由王某甲自己承担。后因王某甲称利润低，要求投保费用由被告承担，所以被告给王某甲及其雇佣的工人缴纳了相关保险，但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对证据4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判决书并没有认定被告与王某甲及史某某是劳动关系，只是认定被告主张涉案工程承包给王某甲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未予认定。在该案中，被告只提交了三份王某甲签名的收款凭证，分别是两个3000元和一个5000元，且凭证分别记载事由是安装费，如果是工资的话，那么直接载明工资即可。王某甲当时已经认可记载事由是安装费，其虽然称这是工资，但也相互矛盾。2018年、2019年被告打给王某甲本人的款项合计为568900元，如果王某甲及原告等其他工人是被告处的工人，被告不可能将款项都打给王某甲，同时在除了王某甲之外的其他起诉被告公司的工人（包括本案原告）在被告处支取现金时90%以上是王某甲和工人本人签名的，甚至有的在打给工人的银行付款凭证上王某甲也签字确认了。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些工人是王某甲雇佣的，否则被告支付工资不需要其签名。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过有时如果被告处人手不够，王某甲会安排人员到被告处帮忙，由被告考勤，但工资结算仍然是被告与王某甲结算。对原告提交的两张考勤表被告不认可。这两张考勤表均不是被告处的，也不是为被告所考，被告公司的考勤表右上角注有“烟台中晟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字样，在每个职工的姓名下面都有“加班”一栏，公司的考勤表在2019年12月份已经被招远市劳动监察大队拍摄备案；关于原告提交的栾某某为其出具的“7月1日至9月23日的工日”的说明，这份统计时间跨度两个多月，却只有68个工日，没有出现一个工人的名字，更没有写某某工人某月某日上班，这恰恰能够说明并不是被告为其考勤，若是被告处的职工，考勤的形式应为某某人从每月1号至月底的详细出勤情况，由此来看，王某甲处的工人不是由被告来管理，被告与王某甲是承包关系；关于原告提交的2018年3月28日－4月1日由被告处职工李吉星出具的“双塔仓库零工”记录，该记录上明确注明“原为包工，后改零工”，这份记录，并不能说明是被告为其考勤，更不能说明本次起诉的9名工人是被告处职工，若是被告处的职工，考勤的形式应为某某人从每月1号至月底的详细出勤情况，而该记录里面并没有1号至3月27日的出工出勤情况，记录的形式为某日某某、某某某等人出勤，也不符合常规的考勤记录；原告提交的被告处职工李路、李爱计算的数额是根据王某甲处的工人合计零工计算的数额，而不是某个工人的零工计算数额，因而也不能证明原、被告间是劳动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清楚，因为不是被告的工人，但是从该记录里能够看出这些工人几天换一次地方，干的地方很多，并且有的工资结算是一天200元，包括王世彬的也是如此，这与其出具的证言相矛盾。证据8该份合同上被告没有进行盖章确认，但是原告所提供的合同中所列的安装及单价等事宜确实存在，合同内容被告认可，但是该合同证明不了是内部承包合同。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7年、2018年王某甲与被告承包合同两份，2020年3月7日王某甲与被告施工队长栾某某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证明：被告与王某甲之间或采取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是一种承包关系。证据2，被告于2017年、2018年、2019年给王某甲打款的凭证及代理人汇总明细一份、王某甲雇佣的工人王世彬、魏某某、吕某某、王某乙、王某、孟某某、宋某某在被告处支款凭证各一份，其工作人员在付款凭证上领取工资时都有王某甲的签名，如果上述人员是被告工作人员根本就不需要王某甲签名，被告在2018年期间一次也没有给蒋某某发放工资。证明：被告与王某甲之间是承包关系。证据3，证人宋某某书面材料一份，证实其系王某甲雇佣，受王某甲管理以及工资的发放形式。证据4、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栾某某2020年3月9日的通话录音，证明：王某甲给付原告的工资是每天200元，而被告付给王某甲是每名工人每天210元或者220元，以证明被告与王某甲之间是承包关系，原告系王某甲雇佣人员。同时也可以证实原告出具的每天210元的书面材料是错误的。证据5、被告处的考勤表，证明：通过考勤表可以看出被告考勤表与原告提交的两个月份的考勤表明显不一样，并且王某甲等人均不是被告处的职工。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其中的2017年承包合同无异议，当时王某甲和被告确实是承包关系，王某甲还没到被告处工作，王某甲是2018年1月份到被告处正式入职，根据被告的安排进行工作，工资按一天220元结算，每天工作8小时。在2018年时，王某甲从被告处内部承包了双塔电厂的煤棚屋顶加工安装工程，每平方米按30元结算，另外还承包了一个拆板工程，人工费共计9000元。工作内容与被告提供的2018年的承包合同一致，但是该合同王某甲没有签字。被告提供的合同上的签名不是王某甲签的。对王某甲与栾某某的录音无异议，双塔的活是王某甲从内部承包的，公司让王某甲领几个人一块干，王某甲就找了几个工人一起把活干了。对证据2打款数额无异议，2018年5月17号之前的打款是支付的2017年的工资，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4月4日的付款是被告支付王某甲班组工人2018年1-12月所欠工资，因为王某甲及原告等所有经王某甲介绍入职的人员都是2018年12月30号之前就不在被告处工作了。工人缺钱了就到单位去支款由王某甲签字确认这是事实。因为工人当时是王某甲介绍去的，所以工人都向王某甲要钱，因此公司结算时，将钱打给王某甲；有工人去公司支款时，公司都告诉王某甲，让王某甲在工人的支款单上签字。对证据3宋某某并不是王某甲雇佣的，王某甲2018年年底离开被告处之后宋某某还在被告处工作，都是公司考勤、安排工作。证据4、原告与栾某某的通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在车间干一天工资210元，在工地一天工资220元。单位给原告等工人多少钱，王某甲就按多少钱结算给原告等工人。原告所称的每天200元是2017年的事，并且当时王某甲还没有正式入职。2018年每天210元和220元与2017年没有任何关系。对于证据5的考勤表是被告单方面制作，至于其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也不认可。 庭审中，王某甲称，因为被告需要工人，所以王某甲帮着找了原告等工人，工资都是由单位直接支付。但因为工人认为活是王某甲介绍过去干的，因此，必须由王某甲负责要工资并支付给工人，因此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告将工资核出总数之后打到王某甲的卡上，由王某甲发放给工人。也有工人自己直接去公司支取的情况，支取的时候工人和单位都需要告诉王某甲一声，因为钱打到了王某甲的卡上，王某甲需要知道工人支取了多少钱，支取的时候需要王某甲签名。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其前提条件是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提交的王某甲与被告承包合同、给王某甲打款的凭证及需由王某甲签字确认的支款凭证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被告将工程或零工发包、交由给王某甲施工，王某甲自主招用工人完成，并为工人发放工资，王某甲所招用的工人工资均由其与被告直接一并结算，被告不单独核算每名职工的应得工资数额，工人也未与被告直接协商过工资标准。同时，原告也自认系由王某甲找其到被告工地工作，根据王某甲的安排从事相应工作，工资与王某甲直接进行结算，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原、被告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虽然，原告提交了王某甲与被告单位会计的微信截图证明由被告为其缴纳保险，但该微信内容同时也能体现出王某甲所招用人员的变动情况均由王某甲掌握，而非被告，且包工头所招用人员统一以有资质的公司的名义投保也是近年来建筑行业的普遍现象，因此，原告据此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交的2018年7月13日王某甲与被告签定的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从承包方式、施工内容、付款方式、安全规定等方面均符合平等主体之间的工程承包方式，而并无制定岗位目标任务及根据完成情况进行奖惩等内部承包责任制合同的特征，且该合同制式与2017年双方签定的承包合同是一致的，而王某甲认可其在2017年与被告之间是合同承包关系，只是主张2018年1月之后其才成为被告职工，因此，原告提供的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不足以证明王某甲是被告的职工，王某甲招用其从事电焊工作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因此也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原告另提交了本院（2019）鲁0685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王某甲不是承包人，但该案所涉及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方面也有所区别，且该案中本院仅因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未采纳其已将工程发包给王某甲的主张，但同时也没有按劳动关系和适用工伤赔偿相关原则认定处理史某某与被告的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被告又重新提交与王某甲的承包合同、通话录音、支款凭据等新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提交的判决书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应由被告为其支付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世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晓慧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徐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