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行再3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述其，男，195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大通湖区。委托代理人：卜雪辉，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李松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海鸿，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利发，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应波，男，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大通湖区。原审原告王述其诉原审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原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大通湖自然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刘应波土地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湘0981行初39号行政裁定书，王述其不服，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湘09行终9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述其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湘行申698号行政裁定，决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沅江市人民法院查明：1992年8月25日，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王述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注明了土地使用者为王述其、地址为国营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用途为居住、批准使用期限为长期、“四至”及面积为227.33平方米。王述其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土地上建筑了房屋，并于1999年外出谋生。自1999年开始刘应波居住在该房屋中。1999年12月21日，刘应波在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办理了变更土地登记，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向刘应波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注明了土地使用者为刘应波、地址为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用途为居住、“四至”及面积为227.33平方米，并在变更记事项上载明“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2013年5月20日刘应波将上述房屋拆除并在原址上建筑了新的房屋，并于2013年8月16日建设完成。王述其于2014年外出回来后知晓了第三人建筑新房屋的事实。2017年11月6日，王述其以刘应波、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要求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为由诉至湖南省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应波提交了记载有“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王述其认为该记载事项“原证作废”系注销登记行政行为，对该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大通湖自然资源局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原王述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行政行为违法，并按2018年益阳市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标准赔偿王述其的房屋财产等各项损失30万元。另查明，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已撤销，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的职能由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行使。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于1992年8月25日向王述其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直在王述其手中。沅江市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因被撤销，其职能由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继续行使，故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的涉案行政行为发生在1999年12月21日，依法应适用1995年修订的《土地登记规则》。《土地登记规则》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土地登记分为初始土地登记和变更土地登记。初始土地登记又称总登记，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对辖区全部土地或者特定区域的土地进行的普遍登记；变更土地登记，是指初始土地登记以外的土地登记，包括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设立登记，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变更登记，名称、地址和土地用途变更登记，注销土地登记等。本案中，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刘应波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系名称、地址和土地用途变更登记中名称变更登记，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中记载的“原证作废”是名称变更登记的一个过程性行为，并非《土地登记规则》第五十三条至五十八条规定的注销土地登记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王述其在庭审中陈述其在2014年就知晓了刘应波于2013年在旧房原址上新建房屋的事实，根据“地随房走”原则，王述其于2014年就应当知道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刘应波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故王述其于2018年7月3日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对王述其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被诉的变更登记的事项上载明“原证作废”是办理案涉房屋登记的过程性行为，且王述其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二款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王述其的起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已更名为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王述其从2014年就已知道刘应波于2013年在旧房原址上新建房屋的事实，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王述其于2014年就应当知道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刘应波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王述其于2018年7月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本案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刘应波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系名称变更登记，该证记载的“原证作废”是名称变更登记的一个过程性行为，并非《土地登记规则》规定的注销土地登记行为，依法不具有可诉性。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二审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王述其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为大通湖自然资源局将王述其的土地使用证作废，只是土地登记的过程性行为，不是注销登记的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系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大通湖自然资源局这一行为消灭了王述其对北农国有（1992）字第010445号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导致刘应波取得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侵害了王述其的合法权益，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二、大通湖自然资源局和刘应波的违法行为致使王述其的私有财产灭失，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应当由二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在与刘应波的民事诉讼开庭审理时，王述其才知道大通湖自然资源局将原证作废为刘应波颁证的行政行为，故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大通湖自然资源局注销王述其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刘应波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3.判决大通湖自然资源局与刘应波赔偿王述其经济损失30万元。被申请人大通湖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王述其在原审并未提起要求撤销刘应波的土地使用权证的诉讼请求，其再审中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再审不应予以审理。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六）项规定，在刘应波的土地使用权证中记载涉案内容的行为是过程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三、王述其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四、王述其要求赔偿30万元，既无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五、对刘应波颁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以维持。综上，请求驳回王述其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刘应波述称：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时，经过了王述其本人的同意。实际是刘应波花钱买了王述其的危房。双方当事人原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再审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原审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再审调查询问中的陈述查明：王述其因欠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的承包费9655.84元，该队于1999年12月20日，从刘应波账上转款3800元，抵扣王述其的欠费。次日，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代刘应波向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提出申请，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王述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办理变更登记时，王述其并未在场，其原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被收回也未加盖“注销”印章。2017年，王述其以刘应波及益阳北洲子镇向东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两被告返还房屋并赔偿损失，该案经湖南省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3日作出（2017）湘0991民初256号生效判决，以刘应波已通过登记，合法取得涉案房屋为由，驳回王述其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本案中，王述其因对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为刘应波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原王述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该行政行为明确将王述其的土地使用权证作废，致使王述其丧失争议土地使用权，对于王述其而言，属于注销登记行为，对其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原审以该行政行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系对法律规定的片面、错误理解。另，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处置和注销王述其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未告知王述其。原审以王述其从知道刘应波在其旧址上拆旧建新房的时间作为推定王述其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证据不足。而根据现有证据来看，王述其称其于2017年11月，在与刘应波的民事诉讼中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成立。故现有证据表明王述其于2018年4月9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9行终91号行政裁定和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8）湘0981行初39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判长  周婷婷审判员  余旭东审判员  向黎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雅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立案或者继续审理。……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