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春贵，男，195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3号国艺大厦16层4号。法定代表人：杨建勋。委托诉讼代理人：娄祥，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贵州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春贵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之祥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春贵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黔0103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被上诉人出示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被上诉人应当指派专业的交通事故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都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且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虽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但实际上接受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不属实，上诉人一直都不知道被上诉人的存在，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到场时未表明身份，上诉人一直以为是自己儿子的朋友。另，上诉人认为，《委托代理协议》是在一方当事人不具备代理资格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没有效力，被上诉人没有代理资格。2、一审法院认定金额过高。本案中，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为其提供了服务，也未与其签订协议，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出示的《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法律服务费的计算为赔偿款总额的15%，应同时包含了委托执业律师参加整个诉讼过程的费用。也就是说按照15%计算的法律服务费中，有一部分应当支付到律师事务所，但在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委托过律师，都是其工作人员在处理。上诉人认为，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处理的事务不需要太大的技术难度，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被上诉人致之祥公司辩称：2017年10月12日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因伤情较重加上年龄较大，上诉人的相关事宜都是其儿子代为处理，同年10月17日上诉人的儿子余海亮代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签订了本案的《委托代理协议》，虽不是上诉人本人在代理协议上签字但是上诉人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在代理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从保险公司申请垫付费用，带上诉人到鉴定机构做鉴定，对接保险公司，准备赔偿材料，帮助上诉人拿到了交强险公司的赔偿。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一直都是知晓并且认可被上诉人的行为的，从双方的履行过程可以明确认定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供了法律服务，那么上诉人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代理费用。上诉人收到55000元交强险赔偿后没有支付相应部分的代理费，还违反协议约定另行委托他人代为起诉剩余的赔偿，在一审中上诉人认可其共收到10万元的赔偿。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以赔偿金额的15%计算代理费，上诉人收到了10万元的赔偿，被上诉人可获得的利益为1.5万元，被上诉人未进行后续的委托行为，是上诉人违约造成的，被上诉人已经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致之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春贵支付致之祥公司法律服务费16380.94元［（55000＋50872.91）×15％＋500］；2．余春贵支付违约金4914.28元（16380.94×30％）；3．本案诉讼费由余春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7日，致之祥公司（乙方）与署名余海亮（甲方）的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因2017年10月12日与贵Ａ×××××（陈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自愿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的战略合作律师事务所专业交通事故律师作为甲方上述一案的诉前和解、一审、二审代理人；乙方指派的专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立案、出庭，代为陈述事实，参加辩论和调解，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等；本案采用后付费方式，法律服务费为赔偿款总额的15％，该法律服务费在甲方收到赔偿款后三天内按照上述比例支付（此案不论是通过诉讼解决还是诉前和解解决，都是按上述约定支付法律服务费）；乙方收取差旅费500元；甲方应当根据前款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法律服务费等。2018年1月19日，致之祥公司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就余春贵因2017年10月12日与贵Ａ×××××（陈林）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所受伤情程度进行鉴定，并带余春贵到鉴定处进行鉴定。2018年2月7日，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就余春贵所受伤情作出了《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伤残程度属十级。另查明，2017年10月18日，开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向景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发出《交通事故抢救费支付（垫付）通知书》。庭审中，致之祥公司认可涉案协议系余春贵的儿子余海亮签署的，并确认签署时余海亮没有授权。庭审中，余春贵确认涉案交通事故其与保险公司已经达成调解，保险公司赔偿其10万元，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该笔赔偿款。庭审中，致之祥公司提供了《赔偿协议》及《赔偿计算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向余春贵支付赔偿款。《赔偿协议》上的当事人为余春贵和案外人陈林，协议约定陈林赔偿余春贵55000元，之后，余春贵放弃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权。《赔偿计算书》上载明的被保险人为陈林。余春贵认为上述证据不是原件，不予认可，并认为赔偿协议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协议，余春贵的赔偿中没有这笔钱，赔偿计算书中的赔偿对象不清楚，不清楚是否与余春贵有关，且余春贵的所有赔偿达不到12万元。庭审中，致之祥公司提供了其工作人员与余春贵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余春贵儿子的微信朋友圈、致之祥公司为余春贵书写的民事诉状（附赔偿明细）、开庭传票各一份，拟证明余春贵用致之祥公司为其准备好的材料自己去起诉，致之祥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余春贵称开庭传票上的案件系案外人蒋?英起诉本案余春贵及保险公司的案件，并提供了该案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系涉案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庭审中双方的举证质证查明，涉案协议并非余春贵本人所签，致之祥公司亦认可签署人余海亮在签署协议时未得到余春贵的授权，致之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春贵在事后对协议进行追认或默认，故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不能约束余春贵。但本案中，致之祥公司在余春贵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服务，双方之间虽未签署协议，但余春贵在致之祥公司为其提供服务时并未表示拒绝，且接受了致之祥公司提供的服务，故法院认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关系，余春贵应对此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庭审中余春贵自认其已与保险公司达成保险公司向其赔偿10万元的调解协议，虽该10万元目前尚未收到，但是未来确定要支付的，故综合全案，法院对致之祥公司主张的服务费酌情按赔偿款的15％予以支持，即10万元×15％＝1.5万元。关于致之祥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余春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律师服务费15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元，减半收取166元，由原告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49元，被告余春贵负担117元。二审中，被上诉人致之祥公司经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新证据后，向本院提交第一组证据：赔偿协议两份（余春贵与陈林的一份，蒋禄英与陈林的一份）、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一张、赔偿通知书，拟证明上诉人余春贵与陈林达成赔偿协议并约定赔偿金额55000元，委托书载明上诉人余春贵同意将该款项支付到女儿余海荣的账户，平安保险贵州分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已支付两个赔偿协议一并支付了11000元；上诉人余春贵经质证认为：两份赔偿协议是真实的，确实是一个赔偿协议赔偿55000元，是陈林的交强险的赔偿，总共打了11万元到其女儿余海荣的账上，认可收到该11万元。被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锦泰财险资金支付电子凭证、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抄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余春贵2019年8月1日收到锦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赔偿款94348.17元；陈林于2017年9月2日至2018年9月2日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在锦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上诉人余春贵经质证认为陈林是否投保险，投多少保险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投了保险的，电子凭证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94348.17元确实是其收到的。另，上诉人余春贵在庭审中自认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系基于调解，最后向其支付的款项共计是10万元。经本院二审查明，余春贵在与陈林的交通事故中收到的款项如下：1、与陈林达成的赔偿协议，款项金额为55000元，2017年12月8日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2、与锦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达成调解，于2019年8月1日收到10万元；3、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间为2019年5月4日。除此之外，经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的代理权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而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本案中，约定余春贵与致之祥公司权利义务的《委托代理协议》并非余春贵签订，系余春贵的儿子代签且并未经过余春贵委托授权，事后余春贵亦并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故该协议对余春贵不产生法律效力。由于致之祥公司在处理余春贵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件中，确实带余春贵做了伤残鉴定的工作，基于委托协议中约定了致之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含诉前工作，且余春贵亦认可致之祥公司在诉前带其做的鉴定工作。参照《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若致之祥公司完成全部委托事务，其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根据致之祥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本案的举证情况，致之祥公司可以按照余春贵已实际收到的赔偿款55000元的金额，向余春贵主张已获赔偿款总额的15％，即55000×15%=8250元作为法律服务费。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就致之祥公司带余春贵到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事实，本院酌情认定致之祥公司已经事实上完成了涉案委托代理事务10%的工作量，据此判决余春贵向致之祥公司支付8250元的10%的作为法律服务费，即825元。对于致之祥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未查明余春贵已经收到的赔偿款金额，反而依据余春贵尚未收到的调解款项10万元进行判决，与致之祥公司诉讼主张的事实不一致，本院对此予纠正。综上，上诉人余春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311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余春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律服务费825元；三、驳回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6元，由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50元，余春贵负担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2元，由贵州致之祥法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300元，余春贵负担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杨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彭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