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林，男，197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刚，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涛，男，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四川泰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文怡，四川泰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林因与被上诉人陈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11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陈涛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陈涛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陈涛于2018年3月1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民终1031号民事判决后才知晓，2016年6月16日邹林、陈涛与于静、汪海丽、于婕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四川华业林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林志公司）收取的3000万元项目合作保证金转化为股权转让款，认定不实。华业林志公司于2011年9月1日收到四川天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公司）转入的项目合作保证金3000万元，陈涛作为当时的股东之一是明知的，该收款行为是公司行为，并非邹林、陈涛的个人行为。陈涛参加了将股权转让给于静、汪海丽、于婕的股东会，陈涛于2012年7月3日将持有的2%的股权转让给汪海丽，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登记，按照注册资本收取了26万元股权转让金，《股权转让协议》是履行《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陈涛亦知晓《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工商登记方便，等值转让而已。邹林、陈涛曾商议共同起诉于静、汪海丽、于婕，但陈涛因缴纳诉讼费与邹林发生纠纷，放弃共同起诉。在与于静、汪海丽、于婕签订协议过程中，陈涛都有参加。陈涛是明知《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及全部内容。陈涛在起诉状中也载明“原告与被告作为甲方，于2012年6月16日与乙方于静、汪海丽、于婕三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确认乙方于签订协议前已经向邹林支付了3000万元整”，证明陈涛明知该事实。陈涛陈述未在协议上签字，未参与该协议签订，实属谎言，陈涛在该协议上加盖了手印。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2年6月17日开始计算，陈涛起诉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华业林志公司收到天通公司3000万元，收款人系华业林志公司，并非邹林个人，一审法院认定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98%的股权，实际控制了公司，案涉3000万元由邹林掌握占有，认定不实。该款项用于公司业务开支，并非邹林个人占有，邹林在3000万元中仅占有98%，邹林并未占有陈涛的2%，邹林未得到3000万元无义务将自己98%的股权再支付2%给陈涛，邹林在起诉于静等人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也仅主张属于自己的98%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定邹林实际收取何占有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 陈涛辩称：1.陈涛在股东会上同意向于静、汪海丽、于婕转让2%的股权，但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备案的协议中，均未说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及支付时间。陈涛并不知晓股权受让方支付了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2.邹林在一审中主张陈涛系代邹林持股，但又陈述陈涛不愿意支付代理费，才没有参与邹林起诉于静、汪海丽、于婕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上述陈述互相矛盾。同时，邹林在该案中认可收到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3.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98%的股权，对公司具有完全的支付和控制的能力，邹林以个人名义在与庞波鸿签订的结算明细中也载明邹林收取了4020万元，其中包含了案涉3000万元。4.即使陈涛知晓案涉3000万元，但双方为约定股权转让款何时分割、如何分割，因此陈涛有权随时要求分割该3000万元。 陈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邹林向陈涛支付股权转让对价60万元（邹林已经收到的3000万股权转让款的百分之二）；2．判令邹林自2012年6月16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涛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103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4月22日，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作为甲方、天通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拥有彭州市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乙方拥有资金，双方合作开发该地块上暂定名称为“盛世倾城”项目。该协议甲方处加盖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印章，乙方处未加盖印章，在委托代理人处有“庞波鸿”字样的签名。 2011年6月10日，华业林志公司（原彭州市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作为甲方，天通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双方于2011年4月22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出现新情况，为确保原合同顺利履行，现将原合同部分条款作如下补充修改为：乙方应在2011年6月10日前将应付甲方的3000万元保证金全部支付到位，另外的3000万元乙方应确保在2011年7月30日前全部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有关双方合作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变规、变性手续由乙方负责解决，费用由乙方垫付，并在乙方应付甲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2011年9月1日，华业林志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天通公司分别由银行转入3000万元。 2012年6月16日，邹林、陈涛作为甲方，于静、汪海丽、于婕作为乙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华业林志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其前身为彭州市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目前注册资本1300万元，其中邹林出资1274万元，持有公司98%的股份，陈涛出资26万元，持有公司2%的股份。甲方愿意将其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以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价款受让。一、转让标的：双方约定本次转让的标的为华业林志公司100%的股权，其中包括的主要资产有：位于彭州市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别是：1．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35-××-1（Ａ），使用面积8957.18平方米；2．国有土地证号为35-××-1（Ｂ），使用面积4876.3平方米；3．国有土地证号为35-××-（2），使用面积10960平方米；4．国有土地证号为35-××-（3），使用面积7080平方米；以上四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约31873.48平方米（另包括未办证的整合土地合计约59亩）。二、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2亿元（减去本协议3.2.1条中所列的7000万元，实付1.5亿元）。付款方式为：在本次项目修建完毕后，乙方提供拆迁返还面积3.5万平方米给甲方，用于拆迁安置。若甲方需要的拆迁安置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则由安置户按市场价格补足差价。若安置完拆迁户后返还面积，则由乙方将剩余面积的产权办理至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上述拆迁返还面积折合价为700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前已向甲方支付的定金3000万元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乙方于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甲方支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在支付2000万元后次日起45天内准备3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作土地出让金以保证本项目正常开工运行，否则视为违约。余款1亿元以收取的销售款进行折抵。实际剩余金额扣除约定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拆迁费用后，自本次项目获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甲乙双方每月结算一次，甲方提取当月销售款的40%，乙方提取当月销售款的60%。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款1.5亿元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65天内支付完毕。在股权未转让完毕之前，在未征得对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本项目用于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抵押等对方认为需经甲方书面同意的事项。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3.2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天，以当期应付转让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012年6月16日，邹林、陈涛作为甲方，天通公司及庞波鸿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同日邹林、陈涛作为甲方，于静、汪海丽、于婕作为乙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一致。 2012年7月3日，陈涛与汪海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陈涛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份转让给汪海丽。 同日，邹林分别与汪海丽、于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邹林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8%的股份转让给汪海丽，将30%的股份转让给于婕。 2012年7月3日，华业林志公司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将其原股东邹林、陈涛变更登记为邹林、汪海丽、于婕。 2012年7月3日，华业林志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陈涛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汪海丽，邹林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8%的股份转让给汪海丽，30%的股份转让给于婕。本次转让后邹林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汪海丽占注册资本的10%，于婕占注册资本的30%。选举汪海丽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选举邹林为公司监事。 2012年7月11日，于婕向邹林银行账户转款390万元，并注明用途为付转让股权款。同日，邹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天通公司按双方所签合同乙方指定第三人股东于婕转账390万元。庞波鸿以天通公司认可人的身份在该收条上签名捺指印。 2012年7月13日，汪海丽向邹林银行账户转入130万元。 2012年10月19日，于静向邹林银行账户转款70万元，备注用途为个人转款，同日王小翔向邹林银行账户转款30万元，同年12月12日樊建成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40万元，12月13日王小翔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20万元、20万元，同年12月25日于静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500万元。于静称上述共680万元款项即是邹林于2013年1月4日在其向于静出具的《收条》中确认的收到于静股份转让款680万元。 2012年11月29日，庞波鸿、天通公司向邹林、陈涛及华业林志公司出具《承诺》，载明：邹林、陈涛与于静、汪海丽、于婕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后，庞波鸿及天通公司与邹林、陈涛及华业林志公司所签订的一切协议全部作废，由于静、汪海丽、于婕承接全部协议的权利义务。本承诺在邹林将目前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6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于静及于静的指定人，办理完工商行政股份转让登记后生效。 2012年11月29日，于静出具《承诺》，载明：“基于邹林愿意将华业林志公司的60%股份全部转让给我，我承诺在工商局变更登记取得60%股份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款780万元（大写七百八十万元整）支付到邹林个人的银行卡上，卡号62×××16，农行成都金沙西园分理处。对于原2011年及2012年的协议中，邹林收取本次股份转让款后尚未得到的剩余款项约一亿元（大写壹亿元，具体金额待结算后多退少补），我承诺仍按照原协议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垫付的拆迁安置费用、过渡费用、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优先抵扣）。我承诺由于邹林尚未完全得到全部转让款，故我在公司经营期间对公司的重大融资、抵押、股权转让事项需与邹林协商，取得书面签字认可同意后方可办理。否则视为严重违约，邹林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我愿意将邹林转给我的60%股份作为对他的反担保。” 同日，华业林志公司在上述《承诺》下方出具《担保书》，载明：华业林志公司自愿对于静的上述承诺付款承担担保责任。本担保在邹林将60%股份转让给于静后生效。 2012年12月17日，邹林与于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邹林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于静。同日，华业林志公司股东会纪要载明：同意吸收于静为公司新股东，同意邹林将其持有的公司60%股份转让给于静。 2012年12月17日，华业林志公司申请工商机关将原登记股东邹林、于婕、汪海丽变更登记为于静60%、于婕30%、汪海丽10%。同日，华业林志公司工商备案的章程对此予以确认。 2013年1月4日，邹林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于静股份转让款680万元，未收到100万元，共计780万元。账号农行金沙西园支行卡号62×××16，户主邹林。2013年1月18日，于静向邹林62×××16的银行卡汇入100万元。 2013年6月13日，邹林与庞波鸿签署《邹林与庞波鸿结算明细情况（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31日）》，载明：“一、邹林收庞总和于总现金共计：5000万元，实收4020万元，欠邹林：980万元，庞总已代付拆迁款285万元，实欠邹林：695万元。二、2011年6月至12月由邹林垫付开发正常费用共计：1095445.38元，其中：1．工程成本支出：227876元……2．管理费用：867569.38元……三、2012年1月至12月由邹林垫付开发正常费用共计：7933878.57元。其中：1．工程成本支出：979753元……2．管理费用：2553925.57元……3．建工集团资金利息840000元；4．支庞总国土业务借支200000元；5．支詹总代庞总借国土业务借支50000元；6．保证金支出62200元；7．支郫县小额贷款公司1200万元借款利息3248000元。结算合计：15979323.95元，其中1．庞波鸿欠邹林6950000元；2．邹林代付开发正常费用共计9029323.95元。注：账以清，其中小贷公司1200万元利息324.8万元经双方协商，邹林认其中壹佰陆拾万元。共计9029323.95元减去160万元为准。”邹林、庞波鸿同意结算后转入华业林志公司清算执行。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6月16日，邹林、陈涛作为甲方，于静、汪海丽、于婕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中，甲方落款处有邹林的签名，华业林志公司盖章，陈涛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一审庭审中，陈涛陈述其事后才知道该《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并对该协议予以追认。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3000万元的性质。邹林辩称该30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但根据邹林、陈涛与于静、于婕、汪海丽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甲方系股权转让人邹林与陈涛，乙方系股权受让人于静、于婕与汪海丽，协议指向标的是邹林与陈涛所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的股权，协议内容是对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股权转让事项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故其虽名为《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前已向甲方支付的定金叁仟万元转化为股权转让款”，因此，案涉3000万元款项应当认定为于静、于婕与汪海丽向邹林、陈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二、关于邹林是否应当向陈涛返还对应的股权转让对价。邹林提出案涉3000万元款项由华业林志公司收取，并有华业林志公司出具的收据为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邹林作为华业林志公司持股98%的股东，对华业林志公司具有支配、控制的权力。首先，邹林于2013年6月13日与庞波鸿签署《邹林与庞波鸿结算明细情况（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31日）》，明确载明了邹林认可其实际收到庞总和于总支付的款项共计4020万元。该次结算实际是对华业林志公司与天通公司前期项目合作进行的结算，其中包括已转为股权转让款的3000万元项目合作定金，邹林以个人名义对上述金额予以了确认；其次，邹林对于静、于婕、汪海丽、华业林志公司提起的诉讼中，仅主张于静、于婕、汪海丽、华业林志公司向其支付剩余1.2亿元股权转让款中其对应的98%的份额，并自认天通公司支付给华业林志公司的3000万元相当于于静支付给邹林的3000万元，表明其已收到案涉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再次，2012年12月12日樊建成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40万元，同年12月13日王小翔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20万元、20万元，同年12月25日于静向华业林志公司转款500万元，2013年1月4日邹林向于静出具的《收条》中确认上述款项均由邹林个人收取。以上事实均表明华业林志公司实际由邹林控制，案涉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由邹林收取和掌握。该款项作为股权受让方受让华业林志公司100%股权的部分转让款，包含陈涛所持有股权的相应对价，且其已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汪海丽，故陈涛有权依据《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取得案涉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对应的部分，即3000万×2%=60万元，邹林应当将其占有的上述款项支付给陈涛，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邹林提出陈涛系代持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华业林志公司于2011年9月1日出具收据，证实其收到天通公司转入的3000万元。但根据2011年6月10日，华业林志公司与天通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该30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项目合作保证金。2012年6月16日，邹林、陈涛作为甲方与于静、汪海丽、于婕作为乙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前已向甲方支付的定金叁仟万元转化为股权转让款”，故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华业林志公司收取的3000万元项目合作保证金转化为双方的股权转让款，至此，陈涛作为华业林志公司持股2%的股东，方有权取得相应股权对应的转让款。但陈涛作为前述《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且陈涛当庭陈述其并未参与签订该协议，故其无法得知作为股权受让方的于静、汪海丽、于婕已实际支付了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虽然华业林志公司于2012年7月3日召开股东会，决定陈涛将其持有的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汪海丽并于同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但《股东会决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中均未提及股权转让的对价及付款期限，且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于静、汪海丽、于婕也并未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不能仅凭《股东会决议》及《股份转让协议》推断陈涛应当知道于静、汪海丽、于婕已支付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综上，现有证据既不能认定陈涛知道华业林志公司收取了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不能推定其应当知道上述事实，而陈涛当庭陈述于2018年3月1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民终1037号民事判决后其才知晓上述事实，因而诉讼时效期间并未经过。故对于邹林提出本案已经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邹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涛股权转让款6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2年6月16日起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92元，由邹林负担。 二审期间，邹林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5月22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2015年5月22日，邹林、陈涛共同委托万刚作为（2015）成民初字第2025号案件诉讼代理人，陈涛当时是知晓协议内容。2.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225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陈涛自始至终知晓《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以自己持有2%股权，对方为支付2%股权转让款为由提起诉讼。3.《补充协议》，拟证明华业林志公司与天通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签订协议，案涉3000万元系天通公司划入华业林志公司，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4.华业林志公司工商档案一套（共计31页）、承诺书、《补充协议（一）》、股份的说明、关于委托管理人员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合同文件的函，拟证明华业林志公司的演变过程，成都马兴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兴公司）、成都泽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恩公司）与成都新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盛公司）进行合作，将彭州市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新百盛公司，新百盛公司指定邹林、陈涛、詹宇凯代表新百盛公司受让股权，后来詹宇凯退出。新百盛公司2010年1月16日承诺书说明股权转让款系邹林全额承担，陈涛系代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股权。5.2010年1月19日《解除协议》，拟证明邹林与廖红清签订协议，廖红清在收到邹林退还的投资款741万元后，将华业林志公司51%股权转让给邹林或邹林指定的人。6.2010年2月1日《借款协议》，拟证明支付廖红清51%股权转让款系邹林向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成贵）借款。7.2010年2月3日《协议书》，拟证明双方不再执行《解除协议》，廖红清将51%股权转让给邹林及陈涛的对价变更为500万元。8.2010年2月5日《协议书》，拟证明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就500万元在公证处办理了提存公证，廖红清收到了该500万元。9.2010年2月8日《公证书》，拟证明邹林借款用于支付廖红清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在公证处办理《还款协议》公证。10.成都农商银行回单、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收据，拟证明2010年5月17日邹林通过银行转账，归还了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借款。 陈涛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陈涛知晓《补充协议》的内容。3.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不能达到邹林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4中的工商档案、股份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承诺书、《补充协议（一）》、关于委托管理人员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合同文件的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陈涛系代持股。5.证据5并无陈涛签字，对该协议陈涛不清楚。6.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7.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8.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9.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10.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但陈涛不清楚这个情况。 陈涛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彭州民初字第1874号、（2015）成民初字第224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上述两份判决书均载明陈涛、邹林是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的出资人。2.2010年2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联营股东会会议纪要，拟证明陈涛从廖红清楚重新受让了自己2%的股份，陈涛是实际股东。 邹林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陈涛的证明目的，工商登记中陈涛是作为股东，但陈涛是显名股东，且在（2014）彭州民初字第1874号民事判决书中对邹林出示的证据予以确认，根据邹林出示的证据，陈涛系受邹林委托代为持股。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文件是用于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陈涛系代邹林持股，不能证明陈涛的股东身份。 本院经审查，（一）对邹林提交的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就其证明目的，本院将进行综合评判。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陈涛于2018年以于静等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不能证明陈涛在《项目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时签订即知晓协议内容，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4.陈涛对华业林志公司工商档案一套（共计31页）、股份的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补充协议（一）》、关于委托管理人员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合同文件的函，在（2014）彭州民初字第1847号案件中予以出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5.承诺书系原件，且至今新百盛公司未对华业林志公司股权提起主张，（2014）彭州民初字第1847号案件中，新百盛公司对邹林向泽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进行综合评判。6.对证据6、7、8、9、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进行综合评判。（二）对陈涛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进行综合评判。因一审中邹林已提交了2010年7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陈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不再罗列。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09年4月3日，转让方马兴公司（甲方）、泽恩公司（乙方）与新百盛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三方就2009年2月10日签订的《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进行再次磋商，约定：丙方在未支付完转让费180万元之前，丙方不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置换甲、乙方所登记的股权。 2009年4月8日，新百盛公司向马兴公司、泽恩公司出具了《关于委托管理人员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合同、文件的函》，载明：“2009年2月10日，我公司同贵公司签订了《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合同》及相关补充文件后，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所需，我公司经研究决定：由我公司管理人员邹林、詹宇凯、陈涛以自然人的身份同贵公司再次签订受让其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全部股份的合同、文件，其中：邹林受让96%股份，詹宇凯受让2%股份，陈涛受让2%股份，我公司三个管理人员以自然人身份受让贵公司的股份，其经济和法律责任由我公司全部承担”。同日，邹林、詹宇凯、陈涛、新百盛公司向马兴公司、泽恩公司出具《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载明：“由自然人邹林、詹宇凯、陈涛出面代表新百盛公司同贵公司签订的关于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的全部发了文件、合同产生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属于新百盛公司，三自然人承认新百盛公司同贵公司签订的关于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的合同、协议、纪要、文件有法律效力”。 2009年4月8日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出资人由泽恩公司、马兴公司变更为邹林、陈涛、詹宇凯，2009年9月29日变更为邹林、廖红清。2010年2月5日，廖红清将其持有的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2%股份（出资额26万元）转让给陈涛，49%的股份转让给邹林。 2010年1月16日，新百盛公司向泽恩公司、马兴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二、因经营管理需要，我公司受让贵方股份的价款全部由邹林个人出资并直接向贵方支付，在邹林个人全部履行支付义务后，邹林享有所受让贵方100%股份的所有权利；我公司原来安排公司管理人员詹宇凯、陈涛代公司持有的股份（其中：詹宇凯2%，陈涛2%）的权利及义务转由邹林享受及承担，并由邹林继续指定詹宇凯、陈涛代持股份并签订受让合同，价款也由邹林出资并直接向贵方支付。因此，我公司不再享受相关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 2010年2月1日，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贷款方）、邹林（借款方）、陈涛（保证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方在贷款方处借款500万元，保证方为借款方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等债务向贷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2010年2月3日，邹林（甲方）、廖红清（乙方）、陈涛（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经三方协商一致，依法订立协议如下：1.甲乙双方不再按原2010年1月19日签订的《解除协议》转让股权，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前所签署的任何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乙方自愿将所持有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49%的股份（出资额637万元）全部转让给甲方，乙方自愿将所持有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2%的股份（出资额26万元）全部转让给丙方。2.经三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应退还乙方的金额变更为人民币5000000元，作为乙方转让名下股份予甲方及丙方的对价…”。 2010年2月5日，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与邹林、陈涛签订《协议书》载明，在2010年2月9日届满后，若廖红清未能按照2010年2月3日《协议书》约定，凭工商变更登记后领取的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营业执照在四川省郫县公证处领取提存款500万元，则四川省郫县公证处将邹林、陈涛提存的500万元回拨到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账户。 2010年2月7日，杨成贵（甲方）、邹林（乙方）、陈涛（乙方）到四川省郫县公证处，对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进行公证。还款协议约定，乙方欠甲方借款本金500万元，乙方应于2010年6月1日前一次性归还甲方欠款500万元及利息。 2010年5月17日，邹林通过成都农商银行向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转款500万元。 二审中，对于《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中陈涛的签字情况，陈涛先是陈述其在签字时没有看该说明的具体内容；后又陈述陈涛认为是授权其负责与马兴公司、泽恩公司签订有关的股权转让合同，由于新百盛公司放弃受让股权，陈涛就以自己的名义受让股权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邹林；之后又陈述，在签字时没有理解是代持股。 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陈涛先是陈述，买成180万元，首付40万元，40万中有陈涛2%的股权转让款，陈涛先后向邹林支付现金7、8万元，向华业林志公司员工发工资的钱也作为之后的股权转让款；后又陈述，首付40万元中，有陈涛的2万元。 就其如何取得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陈涛陈述，由于陈涛妻子的舅舅是马兴公司的前老总，华业林志公司项目是陈涛介绍的，邹林说要送给其15%股份，但是只给了2%。 就陈涛与廖红清之间的股权转让，陈涛先是陈述廖红清要进来合作，陈涛把股权转让给了廖红清，股权转让金额很小，是现金支付，后没有达成合作，又将股权转让回来。后陈涛陈述，其将股权转让给廖红清时，股权转让价款是2万元，廖红清将股权转回给陈涛时，陈涛向廖红清支付了2万元。 就《还款协议》中所涉500万元，陈涛是否履行过还款义务，陈涛先是陈述其还了对应的2%，即2万元；后又陈述，还的款项就是汪海丽对应的价款；后又陈述在与汪海丽合作前，还有一个合作人，是邹林打的500万元还的钱；后又陈述，其与邹林2010年从杨友清（音）处借款500万元，后来找到另一老板黄学至（音），把黄学至打的钱还给了杨友清，之后黄学至进入项目，再后来其离开了公司。 就陈涛与汪海丽之间的股权转让，陈涛陈述，其根本不认识汪海丽，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也未与汪海丽进行过协商，也不知晓股权转让价格。陈涛2012年7月3日将其股权变更登记至汪海丽名下，到其知晓（2017）川民终10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结果期间，陈涛对于股权转让价格以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均没有过问。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陈涛是否系代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2.邹林是否应当支付陈涛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陈涛是否系代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的问题 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新百盛公司与马兴公司、泽恩公司签订《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由新百盛公司受让马兴公司、泽恩公司持有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共计100%的股权，邹林、陈涛、詹宇凯作为新百盛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新百盛公司与马兴公司、泽恩公司签订协议。同日，邹林、陈涛、詹宇凯、新百盛公司共同向马兴公司、泽恩公司出具《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明确载明关于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转让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属于新百盛公司。则邹林、陈涛、詹宇凯均是代新百盛公司持有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就《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中陈涛的签字情况，陈涛先是陈述其在签字时没有看该说明的具体内容；后又陈述陈涛认为是授权其负责与马兴公司、泽恩公司签订有关的股权转让合同，由于新百盛公司放弃受让股权，陈涛就以自己的名义受让股权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邹林；之后又陈述，在签字时没有理解是代持股。陈涛上述陈述与《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载明的内容明显不符，且互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2010年1月16日，新百盛公司向泽恩公司、马兴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由邹林享有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100%股份的所有权利，詹宇凯、陈涛代新百盛公司持有的股份的权利义务转由邹林享受及承担。则邹林成为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100%股份实际出资人。即使邹林未与陈涛就股权代持另行签订协议，但陈涛并不能基于此就当然享有该股份的实际权利。陈涛主张，新百盛公司出具该承诺书说明新百盛公司不愿意再代持股份，陈涛为案涉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虽然2009年9月29日陈涛所持华业林志公司2%股份转让给廖红清，廖红清又于2010年2月5日将股权转让至陈涛名下。但根据廖红清、邹林、陈涛签订《协议书》明确载明，由邹林向廖红清退还500万元，用于支付廖红清转让给邹林、陈涛股权的对价。根据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杨成贵与邹林、陈涛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书》《还款协议》以及邹林向成都金洋木业有限公司转款500万元，可以确认就廖红清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邹林支付，故就廖红清转让给陈涛的股权，邹林系该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同时，根据2010年2月3日《协议书》约定，由邹林个人向廖红清支付股权转让款，表明陈涛亦知晓新百盛公司将100%股权转给邹林个人持有。虽然陈涛在《借款协议》中作为保证人，《还款协议》中作为债务人，但陈涛并未举证证明其就所涉500万元支付过部分款项及金额。同时，就陈涛与廖红清之间的股权转让，陈涛先是陈述廖红清要进来合作，陈涛把股权转让给了廖红清，股权转让金额很小，是现金支付，后没有达成合作，又将股权转让回来。后陈涛又陈述，其将股权转让给廖红清时，股权转让价款是2万元，廖红清将股权转回给陈涛时，陈涛向廖红清支付了2万元。陈涛的上述陈述与2010年2月3日《协议书》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对应金额、支付方明显不一致，对陈涛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就《还款协议》中所涉500万元，陈涛是否履行过还款义务，陈涛先是陈述其还了对应的2%，即2万元；后又陈述，还的款项就是汪海丽对应的价款；再后又陈述在与汪海丽合作前，还有一个合作人，是邹林打的500万元还的钱；后又陈述，其与邹林2010年从杨友清（音）处借款500万元，后来找到另一老板黄学至（音），把黄学至打的钱还给了杨友清，之后黄学至进入项目，再后来其离开了公司。陈涛上述陈述，无证据支持，亦互相矛盾，所述金额与其所主张持有2%股份所对应的金额亦不一致。因此，对于陈涛的上述陈述，本院亦不予采信。 最后，就其如何取得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陈涛陈述，由于陈涛妻子的舅舅是马兴公司的前老总，华业林志公司项目是陈涛介绍的，邹林说要送给其15%股份，但是只给了2%。陈涛的上述陈述，与其主张由于新百盛公司放弃受让股权，陈涛就以自己的名义受让股权，互相矛盾，且与其签署的《关于受让彭州综合批发市场开发公司股份的说明》的内容明显不一致。同时，陈涛主张因其系项目介绍人，邹林赠送其股份，与其主张其向邹林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亦互相矛盾。因陈涛就其如何取得华业林志公司2%的股权，以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多次陈述不一，且互相矛盾，故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已无出庭作证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另外，就陈涛与汪海丽之间的股权转让，陈涛陈述，其根本不认识汪海丽，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也未与汪海丽进行过协商，也不知晓股权转让价格。陈涛2012年7月3日将其股权变更登记至汪海丽名下，到其主张知晓（2017）川民终10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结果期间，陈涛对于股权转让价格以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均没有过问。陈涛主张其系股权实际出资人，但就转让股权其未参与协商，不知晓股权转让价格，在股权变更登记在汪海丽名下后在长达近6年的时间里，未过问股权转让价款以及支付情况，明显与常理不符。 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陈涛先是代新百盛公司持有股份，后代邹林持有股份，从廖红清处受让股权，亦由邹林支付股权转让款，虽双方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根据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以及陈涛未参与股权转让过程等情况，足以认定邹林系股权实际出资人，陈涛系代邹林持有华业林志公司股权。 二、关于邹林是否应当支付陈涛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陈涛系代邹林持有股权，邹林作为股权实际出资人，享有出资人权益，有权收取于静、于婕、汪海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陈涛要求邹林向其支付已收取股权转让款的2%，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邹林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113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陈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92元，由陈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583元，由陈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兵 审判员 罗晓都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