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5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娥，女，汉族，1971年1月14日出生，现住河北省新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星，河北友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士佳，河北友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惠敏，女，汉族，1971年9月23日出生，现住河北省新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卫杰，石家庄市新乐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韩玉娥因与被上诉人魏惠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4民初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玉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没有实施任何胁迫行为，也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二、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47万元欠款属实。47万元是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的合伙投资及利润，根据魏惠敏1月3日和中间人高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高丽的证明，魏惠敏自认需要支付韩玉娥27.5万元，高丽按魏惠敏提交的账目算得也是27.5万元，而不是一审所说的145182元，27.5万元再加上39万元合伙利润的一半，共计47万元，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欠款。合伙利润的计算方式：根据鸡的销售价格和数量，被上诉人魏惠敏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显示是44000只鸡、死亡数是14188只，而鸡的实际死亡数量不超过5000只，魏惠敏的管理人阿的母的视频证明一审已提交，魏惠敏所说的鸡平均每只是2.77公斤，销售价格是每公斤85磅，而魏惠敏和韩玉娥的翻译色拉哈可以证明帮他们所卖鸡肉的价格是每公斤95磅，平均每只3.25公斤。44000只鸡减去杀小鸡10000只，剩34000只鸡，减去死亡5000只鸡，等于29000只鸡，乘以每只3.2公斤，等于928000公斤，再加前期杀10000只小鸡出肉11000公斤，总共等于103800公斤。103800公斤×95磅=9861000磅，减去7061494磅，等于2799506磅，再乘以汇率0.155，等于433923元，再减去杀鸡费43500元（杀一只鸡大约人民币1.5元）等于390430，也就是韩玉娥所说的魏惠敏私匿的合伙利润，一半即为19.5万元，27.5万元加19.5万元等于47万元，是魏惠敏欠韩玉娥的款项。三、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47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四、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上诉人不存在胁迫，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47万元属实。从47万元转给上诉人的时间也可以证明，47万元是在被上诉人回国后经被上诉人同意，中间人才将钱款转给上诉人，转账时不存在胁迫，转给上诉人47万元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被上诉人还在现场要求上诉人在原来欠条支票复印件上写上作废，还要求上诉人出具了2019年1月21日前魏惠敏所欠韩玉娥账目全部结清的证明，以上证据均能看出在2019年1月21日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时没有被胁迫的情况。被上诉人所说的护照在上诉人儿子手里，变相扣押护照不给盖章签字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护照一直在机场管理人阮文贤手中，翻译色拉哈、祁立辉、鸡场老板都能证明。一审证据五和六，魏惠敏和阮燕萍和小马微信聊天记录都能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与出租方相关人员联系寻找看门人，当时鸡场要求必须是中国人看门，找到人之后他们才能回国，不是上诉人扣押被上诉人护照不让其回国；还有证据四，苏丹商会的证明，证明上诉人没有胁迫被上诉人，如果被上诉人的护照被扣押，完全可以向大使馆求助，也可以向商会求助，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求助记录，说明不存在护照被扣押的事实。另外被上诉人在法院申请保全时，实际被上诉人想要撤销的事实还未发生，是法院冻结账户后，被上诉人才把47万元转给上诉人，应该先有被迫转让的行为，然后再去法院要求解决，被上诉人还未将钱转到上诉人名下就申请保全，程序颠倒，事实错误。五、被上诉人的一审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请求法院依法裁决。 魏惠敏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或者争议的核心是，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胁迫情形，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47万元是否是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苏丹合伙养鸡一槽，之后被上诉人自己养了两槽鸡，三槽鸡所用的饲料都是上诉人供应的，按照惯例饲料款是在卖鸡之后再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养的一槽鸡各种费用都算上，被上诉人应当分给上诉人145182元，所涉及到的275847元的数额，是因148万元苏丹镑是支付了合伙养鸡款还是支付饲料款，时间节点不同导致苏丹磅汇率变化形成的。275847元上诉人是认可的，但是被上诉人是不认可的，但无论是145182元还是275847元，都不是47万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苏丹算账时如果认可275847元，那么被上诉人就会同意履行275847元。本案所涉及到的47万元是上诉人单方所提出的数额，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275847元就不同意履行，更不会同意履行47万元。但是被上诉人当时没有其他办法，被上诉人的护照必须有上诉人公司的信纸盖章才能办理回国手续，另外上诉人控制着被上诉人的护照，被上诉人不答应向上诉人支付47万元，就不让被上诉人回国。如果被上诉人不答应上诉人的条件，上诉人就会让当地司法部门把被上诉人逮捕，还不清就不让回国，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被迫口头答应向上诉人支付47万元，但不是真心、自愿支付。本案的47万元是被上诉人的妹夫在2019年1月14日转到上诉人亲戚名下，被上诉人是1月21日回国，回国当天被上诉人就向法院申请了保全这47万元。上诉人称本案的47万元是被上诉人自愿支付给上诉人的欠款，不存在胁迫情形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魏惠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达成的口头协议，即原告向被告支付47万元的口头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47万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到苏丹合伙养鸡，合伙期间为2018年4月到当年的6底7月初，但是没有结算。之后，截止到2018年11月23日左右原告自己养了两批鸡，购买被告的饲料。2018年12月8日由原告签名的账单显示欠被告404328元。2018年12月份，原被告双方经过中间人结算，2018年12月28日被告书写“最后结算：275847元欠我。不包括上面小账”。庭审中，被告自认合计还欠被告145182元。2019年1月4日，原告的妹妹与被告韩玉娥的聊天记录显示：“你高抬贵手让他们回来吧……你要的27.5万元，该给你的我们一分也不少的会给你的。别再闹腾了，我姐明白过来了，毕竟有汇率产生出来的。”2019年1月13日，被告韩玉娥向苏丹当地警察局报案，警察局向苏丹法国银行查询魏惠敏的开户及资金状况显示原告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五张支票。2019年2月3日苏丹当地警察局向原告魏惠敏开具逮捕令。2019年1月14日，经中间人刘志军协调，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给付被告47万元；钱给了被告的亲戚田永强，待原告回国后，将款再转给被告。2019年1月14日，原告的亲戚案外人田志杰将47万元转给田永强；2019年1月21日，原告回到国内；同日，被告出具的证明：原被告双方之前所有的欠条，剩余的空白支票都作废，2019年1月21日前原告所欠账目全部结清。2019年1月21日16时45分，田永强将47万元转到被告中国银行的账户内。被告在庭审承认，原告的护照在苏丹的儿子手中，且如果账目没有结清不给原告出具信笺，原告便不能回国。2019年1月18日，原告魏惠敏与被告韩玉娥儿子阮圣诚通话记录显示：“阮：我该给你班的手续，我都给你办了，海关那边我都给你取消了。魏：你给我办是对着的，护照在你那，你不给我班，谁给我办…在你那放多长时间了，放了一个多月了，有一个多月吧。阮：反正该给你办的，所有文件手续都给你办了…”。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被告需要为其出具签字的公司信笺，原告才能办理回国手续。经被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原告中国银行60×××31账号2018年6月1日到同年7月31日账单，对于被告主张的原告在合伙养鸡之后通过他人将苏丹镑兑换成人民币转至银行账户至少39万元合伙收益的事实，原告认可转账的事实，但否认款项为合伙收益，转账为个人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韩玉娥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原告给付被告47万元是否系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12月28日，被告自己书写的结算清单显示原告欠其275847元（不包括一些小账），审理中，原告自认欠被告145182元。双方的书写的欠款数额差距在于苏丹镑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同，因此，双方没有就合伙及买卖的结算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署书面协议。这些事实，由被告提供的原告妹妹与其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被告怀疑原告在合伙后向其中国银行账户汇入39万元，是合伙利润，因此，再向原告主张20万元。原告否认转入账号的39万元是合伙利润，而且，被告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应当给付47万元，综上，可见无论是给付被告27.5万元，还是47万元，都不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原告魏惠敏与被告儿子的通话记录中显示被告儿子在原告回国前持有原告的护照。在庭审中，被告韩玉娥也承认原告必须有被告公司的信纸盖章才能办理回国手续。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表明原告妹妹哀求被告放原告回国，即因护照和信笺在被告的掌控之下，原告想回国并不自由。2019年1月21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显示之前所有的欠条、支票和剩余空白支票作废。实际上，截止到2018年11月28日,被告书写原告欠其275847元，原被告已经结算完毕，之后要求原告再给付20万元是被告怀疑原告隐匿的合伙收入，与之前的欠条、支票无关，那么，被告向苏丹当地警察局报案所持的证据，即原告开具的5张支票到2018年12月28日或已经清偿或包含在上述欠款中已经实际结算。而此时原告账户内是否有可支付上述支票的资金对被告已经没有意义。但是，被告已于2019年1月13日到苏丹当地报案，最终于2019年2月3日苏丹当地警察局向原告魏惠敏开出逮捕令。由于苏丹镑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导致原被告双方计算的欠款数额产生较大差异，虽找中间人协调清算，但没有达成协议。原告身处异国，能否办理回国签证在被告的控制之下，且被告已经按照当地法律以原告开具空头支票进行报案，原告存在可能被捕入狱的可能。在此情形下，被告以自己单方的计算结果，加上怀疑原告转回国内的39万元是隐瞒合伙收益，在国内中间人的协调下，以原告回国为前提条件，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给付被告47万元的口头协议，应认定存在胁迫情形。 按照存在中间人合同的一般交易习惯，中间人对合同双方的履约行为是保证或担保的作用，具体到本案，原告支付给中间人47万元视为已经向被告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中间人收到47万元后只要原告回到国内必然支付给被告。原告即使回到国内也失去对此笔款项的实际控制。47万元不是原告回国自由后直接支付给被告的，而是原告提前支付给中间人后才获得回国签证的，不提前支付47万元根本无法获得回国签证且原告还有被逮捕的可能性，因此，被告提出给付47万元是在原告回国完全自由后再支付的不存在胁迫情形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因此，原告主张撤销原被告达成的给付被告韩玉娥47万元的口头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支持。因原告诉请中要求被告返还的47万元中包括原告自认的欠被告的145182元，那么，被胁迫多付的金额实际为324818元，为减少讼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324818元。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如果原被告双方认为仍存在合伙纠纷或买卖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被告达成的原告魏惠敏给付被告韩玉娥47万元的口头协议；二、被告韩玉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魏惠敏32481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0元，减半收取计4175元，保全费2870元，合计7045元，由被告韩玉娥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韩玉娥提交如下证据：1、魏惠敏和高丽的微信聊天记录，高丽护照及其证言视频，用于证实被上诉人魏惠敏承认须支付上诉人275000元人民币，而不是145182元；2、阮燕萍证言视频，证明魏惠敏在合同未到期时，魏惠敏不能回国，护照在阮文贤手中，韩玉娥没有扣押护照；3、祁立辉证言视频，证明饲料厂积极配合魏惠敏办理手续，未扣押其护照；4、色拉哈证言视频，用于证实魏惠敏和韩玉娥他们合伙养鸡所卖鸡肉价格，魏惠敏承认欠韩玉娥人民币47万元，有魏惠敏签字，内容和大写金额由色拉哈填写的支票为证，护照在阮文贤手中，韩玉娥没有扣押护照；5、兽医阿的母和翻译视频内容，证明魏惠敏、韩玉娥合伙养鸡时鸡的数量及鸡的重量等。经魏惠敏质证，对于证据1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对高丽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对其他证据的三性都不认可。本院查明其他事实同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韩玉娥原审提供的其与魏惠敏妹妹的聊天记录、韩玉娥认可的其儿子与魏惠敏的通话记录等证据，原审认定案涉口头协议违背魏惠敏真实意思表示，存在胁迫情形，并据此判令撤销该口头协议，并无不当。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魏惠敏自认欠韩玉娥145182元，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原审将该欠款从47万元中扣除，认定韩玉娥应返还魏惠敏324818元，亦无不当。韩玉娥诉称案涉47万元是魏惠敏欠付的合伙投资及利润，给付47万元亦是魏惠敏的真实意思表示，主张应驳回魏惠敏原审诉讼请求。因魏惠敏不认可47万元系欠付的合伙投资及利润，否认给付47万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韩玉娥二审虽提供了多份证人证言但相关证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出庭作证，其未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故韩玉娥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若韩玉娥认为双方仍存在合伙纠纷或买卖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韩玉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上诉人韩玉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清振 审判员  常晓丰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田家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