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478号 原告李黎虹，女，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原行政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殷兴山，行长。 委托代理人马维胜、温闻。 被告（复议机关）中国人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 法定代表人易纲，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羽涵、韩冰，该行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高强，行长。 委托代理人孔东方，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黎虹不服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的《答复书》及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浙江分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黎虹，被告人行杭州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马维胜、温闻，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王羽涵、韩冰，第三人建行浙江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孔东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于2019年3月20日向李黎虹作出《答复书》，内容如下：我中心支行于2019年3月5日收到你的来信，你提出建设银行有关你助学贷款情况所提供的征信信息与事实不符，后你要求书面答复。2019年3月13日，你来我中心支行通过征信系统递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该异议按照处理流程由系统转至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后，于2019年3月18日办结，并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附件)。我中心支行根据你的来信、回复函中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的答复内容，在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的配合下，开展了进一步调查核实。现就你的来信、你的异议，一并答复如下：一、对于你提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发放的15840元”金额的问题，我中心支行已于2017年8月5日作了答复，你本人已收悉。二、对于你提出的“22期，按季归还”的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实际还款的事实不符的诉求，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已将相关信息变更为“一次性归还”，目前数据正在更新中，后续请你关注数据更新情况。附件：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征信系统出具)，该回复函中载明的回复内容为：报送机构核查结果描述：经核查，发放金额展示正确，无需修改；还款频率改为“一次性归还”。原告李黎虹不服，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认为人行杭州支行未完全履行异议事项的法定职责，请求责令其依法履行。2019年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原告李黎虹诉称，2019年3月4日，原告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对第三人建行浙江分行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申请，异议一：“发放金额为15840元”错误，应更正为“发放金额3960元”或者“合同签订金额15840元”；异议二；还款方式为“22期，按季还款”错误，应更正为“于2009年5月20日予以一次性归还本金、利息和复利”。2019年3月20日，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答复书》，告知原告针对异议一“发放金额为15840元”错误的问题已于2017年8月5日予以答复，不予更正，针对异议二信息已变更为“一次性归还”。原告认为人行杭州支行未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有关规定依法全面履行原告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事项违法，理由有： 1.《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第十三条规定，征信服务中心经过核查，无法确认异议信息存在错误的，要在异议回复函中对核查结果进行说明，并附商业银行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但不得按照异议申请人要求更改相关个人信用信息。本案中，原告的第一项异议申请是对“发放金额15840元”要求更正，人行杭州支行经核查后决定不予更正，按照上述规定，人行杭州支行应当向原告提供商业银行已实际发放15840元助学贷款的证明。但是，人行杭州支行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事实上第三人向原告实际发放的助学贷款只有3960元，原告个人征信被记录发放金额15840元是错误的，人行杭州支行应当对原告的第一项异议申请予以更正，然而人行杭州支行未予以处理，当属未依法履行的违法行为。 如果人行杭州支行是借用2017年8月5日作出的回复拟证明现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数据采集规范信用报告上记载的“贷款发放金额”即为“贷款合同金额”，其应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第三人向原告签订合同的金额“15840元”与实际发放的金额相同。但事实上，第三人的高新支行于2003年和原告乃至浙江财经大学以及下沙各大高校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约定金额是大学4年共15840元，实际发放1年国家助学贷款3960元之后就不再向各大高校发放，学校另行组织学生向工商银行申请助学贷款。因此，第三人向原告发放的助学贷款金额是3960元，并非是合同金额15840元。因此第三人向原告发放的助学贷款的“贷款发放金额”不是“贷款合同金额”，人行杭州支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第三人上报的错误信息予以更正。 如果人行杭州支行认为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是签订过合同的，哪怕是签订过100万元的合同，实际只发放了1分钱，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数据采集规范中就视同“贷款发放金额”1分钱即为“贷款合同金额”100万元，就可以在征信中表述“发放金额100万元”，那么人行杭州支行也应提供相应的法律规定。 人行杭州支行作为履行征信服务的行政主体，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应依法履行，法有规定必须为，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有履行义务的必须履行，比如，人行杭州支行必须向原告提供“发放15840元”助学贷款的证据，其没有提供当属违法，应予以更正而未更正的，当属违法；相反，法无规定不可为，法律未授权、未规定事项不可随意曲解并违法行政，不能想当然的将“贷款发放金额”即视为“贷款合同金额”。 2.《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异议信息已得到更正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发出异议回复函的同时提供一份更正后的信用报告。本案中，人行杭州支行对原告的第二项异议申请已予以更正，应按照此项规定向原告提供一份更正后的信用报告。但是人行杭州支行并未向原告提供，属违法。针对上述问题，原告于2019年5月19日向复议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责令人行杭州支行依法履行，并表态绝不额外替第三人多挂名1分钱的贫困支助款。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认为行政机关已经根据第三人的核查结果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并答复原告，《答复书》内容并无不当，已履行法定职责。原告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就人行杭州支行是否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未予审查，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未就第三人是否提供了原告第一项异议内容的证据、该证据是否能够证实“发放金额15840元”、异议显示内容是否与实际发放金额一致、人行杭州支行是否存在应当履行更正义务但未履行的情况、人行杭州支行是否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第十三条规定将上述证据提供给原告、人行杭州支行是否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第十一条相关规定向原告提供更正后的信用报告等事实进行查明，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中国人民银行在未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3.中国人民银行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原告向复议机关提供了第三人对原告的同一助学贷款借款事实，截止异议申请之日已上报过多次反复无常的征信记录，原告已保存并向各机关、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征信记录就有：（1）2016年3月22日《个人信用报告》：发放15840元，2009年6月15日到期，截止2008年3月，已变成呆账，金额为3960元；（2）2016年8月6日《个人信用报告》：发放15840元，2008年11月已结清；（3）2016年10月17日《个人信用报告》：发放15840元，2009年6月15日到期，截止2008年3月，已变成呆账，金额为0元；（4）2017年4月12日《个人信用报告》：发放15840元，2008年11月已结清；（5）2019年3月4日被异议信用内容：2003年12月15日商业银行“HY”发放的1584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业务号X，信用/免担保，22期，按季归还，截止2009年05月20日，账户状态为“结清”。第三人上报的上述5项反复无常，虚假不实的信用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支行不仅不引起重视，放任第三人对原告的同一助学贷款借款事实随意上报不实信用信息，不维护国家个人征信系统的真实、权威，反而帮助第三人遮掩不实信息，作出驳回原告复议申请，直接侵害了原告的人格信用权利。 综上，人行杭州支行对原告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事项应当予以更正而不予更正、应当提供更正后的信用报告而未提供的行为违法，复议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未对原告的复议申请进行实体的合法性审查、也未对案件全面审查，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的《答复书》，并责令人行杭州支行重新依法处理原告针对第三人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申请事宜。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2019年3月4日被异议信用内容，本案投诉的内容是贷款的第4项记录，证明第三人对原告上报的个人信用信息内容为：2003年12月15日商业银行“HY”发放的1584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业务号X，信用/免担保，22期，按季归还。截止2009年05月20日，账户状态为“结清”。 2.《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证明原告向第三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借款期限为2003年12月15日至2009年6月15日，并约定一次性归还等相关事实。 3.第三人的高新支行出具的“助学贷款结清证明”，证明第三人向原告发放的助学贷款金额为3960元，并于合同约定期限内一次性结清，征信记录为发放金额15840元是错误信息的事实。 4.第三人的高新支行出具的“内部账户明细查询”，证明原告于2009年5月20日向建设银行一次性归还“已核销助学贷款”本金、利息、复利共4679.5元的事实。 证据1—4共同证明第三人报送的“发放金额”“还款方式”等信息错误，人行杭州支行应当予以更正。 5.《答复书》； 6.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 证据5—6证明人行杭州支行未对原告的第一项异议申请予以依法更正、未提供第三人证据、未提供更正后的信用报告等违法事实。 7.行政复议决定书； 8.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 证据7—8证明中国人民银行未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合法性审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9.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信封； 10.送达凭证； 证据9—10证明原告在诉讼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 11.2017年8月5日人行杭州支行的回复； 12.2016年3月22日《个人信用报告》； 13.2016年8月6日《个人信用报告》； 14.2016年10月17日《个人信用报告》； 15.2017年4月12日《个人信用报告》； 证据11-15证明本案不同于第三人以往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是新的个人信用信息，是一次新的行为。原告曾根据2017年4月12日之前4次内容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征信记录要求被告查处、监督，而本案是对2017年4月14日之后新形成的个人信用报告要求被告履行更正的法定职责，是要求履行新职责。 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辩称：1.被告在法定时限内办结，程序合法。2019年3月5日，原告向被告以来信方式递交《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3月13日原告来被告处通过征信系统递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3月18日建设银行通过征信系统办结异议并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3月19日被告根据原告的来信以及建设银行异议回复函内容，赴建设银行开展现场调查核实，3月20日被告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制作书面《答复书》，并于3月21日交邮，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5条“……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的规定。2.被告在调查核实基础上作出处理，实体合法。被告在调查核实基础上作出答复，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对于原告在《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中提到的信用报告记载的发放的15840元金额与事实不符这一具体诉求，相关诉求已多次提出并得到回复，本次原告再次提出时并未提供新情况，被告经过现场调查核实，也未发现有新情况发生，因此本次该具体诉求属于重复提出，被告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这一重复的具体诉求告知其已于2017年8月5日作出了答复（当年该答复经过人民银行总行行政复议程序，（银）复决字[2017]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对于原告在《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中提到的“22期，按季还款”更正为“一次性归还”诉求，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已满足其要求，《答复书》已明确告知其办理结果，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5条“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等有关规定。3.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依据2005年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提出了要提供更正后的信用报告的主张，但2013年3月《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后，为配合条例实施新出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自2013年10月9日起执行至今，是现行的个人异议处理业务的操作规程。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8条“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该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但是，法律规定可以不经同意查询的除外。征信机构不得违反前款规定提供个人信息”以及第32条规定，在没有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下，现已无权查询，更不可能提供更正后的信用报告。4.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及的多次反复无常的征信记录等内容，与原告所提异议申请及后续处理无关，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国家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专业运行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现在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负责，这个中心具有一定的管理职权，如承担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有权制定征信系统的管理制度、技术标准，被告现在报送的技术规范都是由征信中心来负责制定的，支行和总行都无法改变，被告作为执行一方，符合这个规则所作所为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过错。在这个报送规则下按照合同金额报送15840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有权制定规则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它要负责全国统一的规则制定，要考虑多种情况，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借款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形式，自然人之间的约定除外，这就给这个标准提供了一个基础：借款都会产生一个合同，需要双方签字认同的。如果当事人真实履行合同，发放金额肯定是合同金额，如果真的出现了意外，正如原告所称的情形原告应当采取的是合同的变更，这样仍可以保证报送金额（发放金额）与合同金额保持一致。所以被告方认为，报送金额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原告方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约定，负有重大责任。综上，被告对原告的异议申请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由原告通过征信系统发起）； 2.赴建行调查核实材料； 3.答复书（附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来源于征信系统运作产生）及EMS邮寄凭证； 证据1-3证明被告已按规定程序受理异议申请，并在调查核实基础上书面进行回复，实体、程序合法。 4.对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等违法提供征信信息的投诉书、2017年8月5日回复、及后续行政复议相关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提到的信用报告记载的发放的15840元金额与事实不符这一具体诉求属于重复诉求，被告2017年8月5日已作回复，当年原告不服经过人民银行总行行政复议程序，（银）复决字[2017]第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该诉求已有结论。 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向本院提供的法律依据有：《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等。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被告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人行杭州支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2.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后，应当将异议申请转交征信服务中心，并应当自接到征信服务中心书面答复后转交异议申请人。2019年3月5日，人行杭州支行收到原告提交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后将异议申请转交征信服务中心。2019年3月13日，原告在人行杭州支行处通过征信中心系统正式递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该异议申请按照处理流程由征信中心系统将原告的异议申请转至建设银行核查，征信中心系统根据建设银行核查结果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人行杭州支行于2019年3月19日赴建设银行现场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及《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向原告作出《答复书》，并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作为《答复书》的附件转告原告，《答复书》内容并无不当，已履行《征信业管理条例》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的法定职责，不存在原告提出的“被申请人未完成履行申请人异议事项的法定职责”的情形。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驳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内容适当。3.2019年5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复议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于当日依法受理；2019年5月24日，被告发出（银）复答字[2019]第16号《答辩通知书》，要求人行杭州支行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及依据；2019年6月6日，人行杭州支行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相应证据；2019年7月11日，被告经审理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当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2019年7月14日进行了签收。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进行了邮寄送达，程序合法。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据清单及10份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官网打印），证明2019年5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2.《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银）复答字[2019]第16号，证明被告于2019年5月24日向被申请人发出答辩通知书，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及依据。 3.《行政复议答辩书》及4组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答辩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官网打印），证明人行杭州支行依法于2019年6月6日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应证据。 4.（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官网打印），证明被告于2019年7月11日经审理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7月11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2019年7月14日进行了签收。 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第三人建行浙江分行述称：1.第三人依规报送数据并无不当和过错。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7条之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专业运行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运行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该中心是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该中心有权制定征信系统的管理制度、技术标准，负责征信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以及数据采集。而建设银行作为商业银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仅仅是按照该中心制定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报送数据。就本案而言，原告认为数据表述不当的部分，建行浙江省分行并无权修改，只是依据该中心的技术规范报送数据。建行只作为执行规则的一方，应该无过错。2.该征信系统所记载内容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8条之规定，该征信信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非公开的数据，并不会被上述之外的第三方获取，不会对原告本人名誉造成任何损害。另外，原告在上述信息记载之后仍然可以从银行贷款用于购车、购房等信用消费，足以说明该等征信记载并未对原告的金融活动产生不良影响。3.该征信系统记载内容是原告违约行为造成的。2003年12月15日，原告与建行高新支行签订《国家助学借款合同》约定向建行总计贷款15840元学费，用于支付大学期间学费。该学费分四年，分期直接发放至学校账户，利息按季支付。第一期贷款发放后，首季原告就未按时归还利息，导致该合同终止履行，建行未继续发放剩余贷款。经查，2003年12月15日，高新支行向原告发放第一学年贷款3960元。首笔贷款发放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按期归还利息，导致出现多次逾期情况，支行后续学年也即停止发放剩余贷款，故原告的助学贷款余额为3960元。按照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数据上报规范，贷款金额取贷款合同的授信额度值15840元，贷款余额取数据报送时点上的余额3960元，我行数据报送符合人行要求。4.原告的诉请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原告诉请是责令撤销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及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的答复书，并责令人行杭州支行重新依法处理原告针对第三人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申请事宜，即原告让人行杭州支行来处理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督促第三人来处理这个异议申请，但是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5条就明确规定了，有权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征信机构”依法是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而非本案第一被告人行杭州支行，那么同时按照《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第4条明确规定了，是向征信中心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处理异议的申请是在征信中心，该中心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与第一被告并不是同一主体，因此原告向第一被告提出异议，要求第一被告督促第三人进行异议更正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建行浙江分行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官网下载的征信中心的职责，证明征信中心是负责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系统的建设、运营、维护、管理及技术标准的制定，证明第三人是依据该征信中心的技术标准报送的相关数据所形成的原告的征信内容。 2.中国建设银行建办[2017]8号办公室文件，证明建行经过调查之后认为按照征信中心的合同上报的数据；同时证明原告违反了和第三人签署的协议所造成的这个数据形成的结果。 3.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证实了第三人是按照该合同上报，该数据采集是由征信中心完成的；同时证明原告违反了该合同的约定，这个不良数据最后的形成是原告自己的原因。 4—6.均是原告的账户信息，反映了原告违反借款合同的事实。 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经庭审，对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已根据法律规定全面、合法、有效的履行了原告的异议申请事项。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恰可以证明第三人向原告发放的贷款金额是3960元，而不是15840元，证明被告不予以更正信息的行为不符合事实情况，属违法。证据3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已根据法律规定合法、全面、有效地履行了原告的异议申请事项。证据4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事项已重复处理、并已生效结案的目的。相反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曾根据2017年4月12日之前的第三人上报的四次内容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征信记录要求两被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履行投资举报的查处监督职责，而非原告对第三人2017年4月14日之后新形成的个人信用报告要求中心支行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信息更正的法定职责。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对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3均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人行杭州支行质证如下：证据1存在严重的证据瑕疵。证据2在合同还息方式里面原告存在严重的违约情形。证据3-4真实性有异议。证据5-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证据7-8，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9-10没有异议。证据11—14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的回复没有问题。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及第三人同意上述质证意见。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征信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内设机构，征信中心所从事的所有相关事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作为行政主体对于机构之间的授权其不能代表其法定职责，如果要产生其法定职责，必须是法定依法授权。由此可见，征信中心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对公民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有处理权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同，关联性也不予认同，与本案无关。证据3—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和第三人之间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事项，与本案无关。同时，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合同规定的还款期限内偿还了本金、利息及复利。被告人行杭州支行均无异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质证如下：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6与被告2没有关联性，不发表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证据1—3，原告提供的证据9-10，各方均无异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被告人行杭州支行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赴第三人处调查核实的情况，予以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被诉答复书的内容及送达情况，予以采信；证据4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证据4能够证明被诉复议决定的内容及送达情况，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虽在证据形式上有瑕疵，但该证据载明的异议内容与《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中载明的异议内容保持一致，故予以采信；证据2-4能够证明原告助学贷款及还款相关事宜，予以采信；证据5-6能够证明原告提出异议及收到答复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7-8能够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及收到复议决定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11-15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4日，李黎虹向人行杭州支行邮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对其个人信用报告中记载的内容“2003年12月15日商业银行‘HY’发放的1584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业务号X，信用/免担保，22期，按季归还，截止2009年05月20日，账户状态为‘结清’”提出异议，要求人行杭州支行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对错误、不实的信息予以更正。异议一：“发放的15840元”金额与事实不符。应更正为“发放金额3960元”或者“合同金额15840元，实际发放金额3960元”；异议二：“22期，按季归还”的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实际还款事实亦不符。应更正为“一次性归还”。次日，人行杭州支行收到了该异议申请。2019年3月13日，在人行杭州支行引导下，李黎虹以现场方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递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表中所填内容与上述异议申请书大致相同，还明确了信息更新日期为2017年7月19日。2019年3月18日，征信中心办结该异议，并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2019年3月19日，人行杭州支行赴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进行调查，并制作《现场调查笔录》。2019年3月20日，人行杭州支行向李黎虹作出《答复书》，就李黎虹的异议答复如下：一、对于你提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发放的15840元”金额的问题，我中心支行已于2017年8月5日作了答复，你本人已收悉。二、对于你提出的“22期，按季归还”的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实际还款的事实不符的诉求，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已将相关信息变更为“一次性归还”，目前数据正在更新中，后续请你关注数据更新情况。并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作为附件一并提供。李黎虹不服该答复，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李黎虹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国务院令第631号《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经核查仍不能确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第二十六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专业运行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运行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第三十二条规定，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适用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商业银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个人信用数据库），并负责设立征信服务中心，承担个人信用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据此，信息主体（个人）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其提出异议要求更正的对象应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而不是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对信息主体提出的异议进行核查、处理、答复的主体亦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而不是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也就是说，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并不具有对信息主体信用信息异议申请进行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而仅具有对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投诉进行受理、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李黎虹提出的是一个信用信息异议，并不是一个投诉，在其《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中明确，其提出异议申请的法律依据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但其在庭审中陈述，银发[2005]393号《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相关规定亦是其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该文件已被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2号《关于废止和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决定》列入废止目录，故该文件不能作为其提出异议申请的依据。另外，李黎虹虽然直接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但其亦填写了《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以现场方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个人征信异议申请，征信中心经过核查、处理，亦形成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在征信中心已经作出回复的情况下，人行杭州支行仍然向建行浙江分行进行调查核实，并对李黎虹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作出实质性的答复意见，明显超越了其法定职权，而且对李黎虹后续可能采取的投诉或直接起诉等救济手段亦产生障碍，故依法应予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经复议，以人行杭州支行已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决定驳回李黎虹的复议申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一并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于2019年3月20日向李黎虹作出的《答复书》。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宇龙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