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522民初747号 原告：赵正明，女，生于1940年5月22日，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令，四川荔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华成，男，生于1953年6月19日，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九仁，合江县光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赵心明，男，生于1952年2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锡云（系第三人近亲属），男，生于1971年6月15日，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告赵正明与被告刘华成、第三人赵心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30日、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正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令、被告刘华成均到庭参加诉讼；4月30日第三人赵心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被告刘华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九仁、第三人赵心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锡云于6月19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正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2.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果园林转让协议无效，并由被告与第三人共同返还原告建筑物和果园林。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本不认识。2017年6月，被告打听到原告系孤寡老人，便以欺骗的手段与原告攀亲。原告原承包了合江县甘雨镇油榨村三社集体林地11.5亩和农户承包地12.8亩，合计24.30亩，该承包地上有原告所有的建筑物即砖木结构的房屋11间，有成年的荔枝、桂圆、柚子等。2017年6月1日，在被告的欺骗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和果园林地《转让协议》，协议未约定转让金，只是附带约定由被告及其子女负责原告的生养死葬，若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则原告有权收回全部财物。协议签订后，被告经营果园一年多，收入全归被告所有。2018年8月14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果园林以48万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赵心明，被告只给付原告15万元，自己净得33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及其子女未尽赡养义务。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转让协议》将案涉房屋和果园转让给被告，此买卖行为系虚假意思表示应归于无效，隐藏的附义务赠与行为的效力，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故此，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间签订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未经原告及村社同意，故其转让协议无效，故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原告建筑物和果园林。 被告刘华成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已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通过其侄女介绍与被告认识，从此原告与被告及其子女便形成友好关系往来。2016年2月3日，原告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便与被告签订《转包协议》，将自己承包的果园林以20万元转包给被告。2017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正式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得到了原发包人和所在村委会的同意；3.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原告与被告及家人关系很好。被告除了每月支付原告1000元外被告还将大儿子刘玉平过继给原告，原告还赠送了刘玉平家具。被告及刘玉平每逢过节或吃好东西都要接原告到家中生活，并在原告生病时陪其就医。被告及其子女对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4.原告与被告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乙方有权处分上述转让物”，原告有权转包。况且，被告的转包是在原告多次授意的情况下转包的。转包费用36万元（余10万元未付），第三人已付的26万元中，原告已收入15万元。在被告与第三人转包中，因第三人为了赚取中间利益，要求被告将转让费写成48万元，因而引起了原告的误会和不满，从而形成诉讼。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赵心明述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转让费48万元已经支付了38万元，余款10万元在三年内付清（已出具欠条）。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与我无关，第三人与被告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如果原、被告的合同无效造成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终止则是被告的过错，被告应返还第三人已经支付了的承包费3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第三人出具给被告的10万元欠条退回作废；同时支付第三人这些年对果园的投入15万元；并赔偿第三人承包期未满的经营收益损失费用。 原告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自然状况； 2.赵正明与刘华成于2017年6月1日订立的《转让协议》（双方签名，村委会加盖公章），证明：①双方转让果园林，原告并未收取转让费，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因而该合同是无效合同；②按照协议第七条约定，如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有权解除协议并收回果园林；③被告负有与原告居住生活并负责原告的生养死葬。 3.刘华成出具的《承诺书》（村委会加盖公章），证明被告及其子女应负责原告的医疗、居住、生活、养老送终等，原告在被告不履行义务时可收回转让的财物。 4.刘华成与赵心明于2018年8月14日订立的《转让协议》，证明被告在未经原告知晓的前提下，擅自将果园林以48万元转让给第三人，是无效协议；同时，也未经村社和当地政府批准，再次转包的行为无效。 5.发包方甘雨镇张嘴村三社与承包方赵正明于2004年8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社长付正江盖私章，合作社及村委会、合江县福宝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证明了原告是通过当地村社批准合法进行的承包并开发种植荔枝林，期限是2005年10月1日至2053年止，承包期限48年。 6.2006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补充合同》（社长付正江签名，合作社加盖公章，社员王洪荣、胡昭文、王福乾、王某2、王福兴、穆世章、王六荣、王福荣盖私章、王某1、熊正章、胡德银签名），证明目的与《土地承包合同》证明目的一致。 7.2003年9月24日，转包方王六荣、周希明、王某2（2份）、王六清、王福全（乾）、王洪荣、张廷白、胡召文、王福兴分别与赵正明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社长付正江盖私章，合作社及村委会、合江县福宝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及转包方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上述农户向原告转包了承包土地。 8.合江县中医院证明书、医疗发票、放射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证明了原告患有高血压、心功能减低、高尿酸血症、腰椎病变等疾病，且从2019年3月至今均是原告自行到医院治疗，被告并未负责并照管原告。 9.合江县甘雨镇油榨村第三村民小组《证明》，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医疗、居住、生活等未尽赡养义务。 10.（2020）川0522民初3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在2019年11月曾向法院起诉。 11.证人王某1、王某2、陈某1、吴某、冯某证言，证明：①被告在转包给第三人时，原告不知道；②2018年腊月被告收到转包费后不给原告而产生矛盾；③原告于2018年、2019年生病腿摔伤等，被告未照料原告；④2019年3月后，原告一直居住在果园林内，被告及其子女从未去看望原告，证明在最近一年内被告及其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因此诉讼时效未超过。 对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1-7组、10组证据无意见；对第8组证据认为对票据不清楚，原告生病并没有告知被告；对第9组证据认为生产队不清楚我们的情况，证明内容不真实客观；认为第11组证据证人证言全都不实，原告摔伤时我们不认识，并不是2019年。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刘华成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出具的收条2张（一张是2018年8月15日6万元、一张是2019年1月22日9万元，合计15万元），证明果园转让给第三人后，被告支付了15万元给原告。 2.原告出具的收到刘华成每月1000元的收条共12张（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金额共计12000元），证明被告每月给付原告1000元利息。 3.管理费用清单（农药、肥料、人工工资等合计228320元），证明被告接手果园后已投入了228320元。 4.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转包协议》，证明原告将其承包的荔枝林以20万元的价格转包给被告，双方是转包关系而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关系。 5.证人赵某、张某、施某、陈某2、王某3、邓某、刘某1、陈某3、曾某、王某4证言及证人刘某2提供的记账明细单，证明：①赵某介绍原、被告认识，争执的荔枝林是原告卖给被告的，因生产队不同意卖才用赠送的形式，实质不是赠与；②“收到赵心明48万元”是赵心明要求这样写的；③施某帮被告嫁接了2年荔枝，收费1.5-1.6万元；④陈某2、邓某、刘某1、陈某3、王某3帮被告管理过果园；⑤被告为果园施肥购耗资10多万元。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收到15万元荔枝树转让款和每月1000元是事实。被告投入管理费用228320元不是事实，与原告无关，被告管理期间的收入已全部归被告；《转让协议》已经推翻了《转包协议》，并且被告并没有履行《转包协议》，也未支付过转包费，事后所支付的款项都是以《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再次转让给第三人获得的款项；同时，《转包协议》并未通过当地村社签字盖章，故该《转包协议》是无效协议。对证人赵某的证言，除赵某介绍原告认识被告是真实的外，其余内容均不实；证人刘某2证明被告在他处购买肥料10多万元是不合常理；王某4的证言，证明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后才认识被告，社长盖章的那份协议是赠与协议，其余内容不真实；证人证言，只是证明荔枝林的好坏和被告的投入，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投入和当年的收入是自身经营，与原告无关。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我们经营2年的管理费才15万元，而被告一年的肥料、药费、管理费就22万元不真实；《转包协议》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2018年接手经营时没有看到《转包协议》。 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8年8月14日被告收到其现金3万元的收条； 2.2018年8月15日被告收到其转让费定金6万元，以及《代2018年8月15日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收条； 3.2018年12月30日被告收到第三人现金17万元的收条，及第三人向被告支付现金时的照片2张。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三人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意见，但收条的“补充协议”上并没有明确说被告出让该荔枝林是36万元，而原有协议的金额是非常明确的48万元；至于部分支付款项的收条的真实性是无意见的，但是对第三人所支付的是26万元或者是36万元，不能直接证明。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是：收6万元、17万元的条子是我出具的，收3万元的条子是我女儿出具的；转让费是36万元，不是48万元。 综合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及各自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被告间实际履行的是《转包协议》（2016年2月3日）还是《转让协议》（2017年6月1日）？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原告是否知晓并认可？三、被告与第三人间的转让费是36万元还是48万元？ 本院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各自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对本案争议焦点作如下评述： 一、原、被告间实际履行的是《转包协议》（2016年2月3日）还是《转让协议》（2017年6月1日）？本院认为，在庭审中，被告认可其与原告实际履行的是2016年2月3日签订的《转包协议》。被告认为签订《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是为了获得村社的同意，实际行的是《转包协议》之实。从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每月1000元是支付的《转包协议》约定的转包费20万元的利息，后支付了15万元是支付的转包费。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与被告签订的《转包协议》村、社不同意，于是才签订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此附义务赠与合同都是原告在多次向村、社求情的情况下村、社才同意的。从原告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每月收到被告1000元向被告出具的收条来看，虽然收条上并未载明款项的性质，但2017年8月7日和2017年9月7日的两张“收条”上明确注明是“息钱”。如果是赡养费则不会注明是“息钱”，且《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没有约定支付价款，只是约定了生养死葬义务，《转包协议》才约定了支付20万元的转包费（没有约定支付期限）。被告分两次支付原告15万元，原告均出具的是收到“荔枝树钱”。因此，被告支付15万元给原告，实际就是对《转包协议》中所约定的20万元转包费的履行。证人赵某证实原告向其谈及过原告将果园林以20万元转包给被告，被告已经支付了原告15万元，尚欠5万元的事实。因此，综合表明，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获取村社同意其转包行为而采取的虚假行为,签订、履行《转包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原告是否知晓并认可？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听说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转包协议后获得转包费48万元，自己才得到15万元，“给我拿少了，我就冒火”，因而产生诉讼。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2018年8月14日）后的第二天（8月15日），被告支付了原告6万元，于2019年1月22日支付被告9万元，原告均无异议，视为原告对被告将果园林转让给第三人的默许，只是后来对自己所得金额有异议。证人赵某证实原告曾高兴地告诉过证人被告将果园林转让给第三人，将收到的钱给了自己15万元，尚欠自己5万元的事实，也可以表明原告知道且同意被告将果园林转让给第三人。并且，原、被告在《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中第四条也明确约定“乙方（刘华成）接受让与后或取得房屋使用权后，乙方有权处分上述转让物，甲方（赵正明）无条件干预。” 三、被告与第三人的转让费是36万元还是48万元？从第三人提交的《代2018年8月15日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收条》的内容“收到定金6万元，在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20万元，余款10万元在三年内付清，转让协议与此补充协议有出入的地方以此补充协议为准，此补充协议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力”，可以推断总价款为36万元，这36万元与《转让协议》上约定的48万元不符，则应以此补充协议为准。另外，第三人提交的2018年8月14日被告收到其现金3万元；2018年8月15日被告收到其转让费定金6万元，以及2018年12月30日被告收到第三人现金17万元，及第三人支付被告现金时的照片2张（2018年12月30日），也可以推断出在2018年12月31日前，第三人已经支付了被告26万元，尚欠款10万元，与补充协议的内容正好相互印证。故，本院采信被告主张与第三人的转让费为36万元，已经支付26万元，尚欠10万元的事实。 综合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第三人的陈述，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争议焦点的评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04年8月6日，原告赵正明与合江县甘雨镇张咀村三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该社11.5亩林地，期限从2005年10月1日至2053年9月30日止，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同时原告与三社部分社员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合计转包面积12.8亩，均得到了三社和村委会的同意，该承包地上有原告所有的建筑物即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成年的荔枝、桂圆、柚子等。2016年初，原、被告经人介绍认识。2月3日，原、被告签订《转包协议》，原告将自己承包经营的果园以20万元转包给被告，无付款期限约定，转包期及面积等与原告和发包人及转包的社员所签订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原、被告签订了《转包协议》后，被告开始实际经营果园林，为了获得原发包人及村委会的同意，原、被告串通签订以原告将果园林及房屋赠与被告，被告与其子女对原告进行生养死葬义务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经原告多次求情，原发包人及村委会对二人后签订的《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签字盖章表示同意。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被告每月支付《转包协议》约定的转让费20万元的利息1000元给原告。2018年8月14日，被告将果园林及房屋以36万元转让给第三人赵心明。第三人于当日、次日和12月30日分别支付被告3万元、6万元和17万元；余额10万元约定三年内付清。2018年8月15日和2019年1月22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承包费6万元和9万元，共计15万元，原告两次均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后因原告误解被告转让给第三人获款48万元而产生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为了获得原发包人及村委会的同意，串通以签订、履行《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为名，实际履行《转包协议》之实，其行为系虚假的意思表示，该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而在此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转包协议》系原告将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被告，其中原告直接承包的林地11.5亩的经营权流转给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只是向发包方备案的是《转让协议》（附义务赠与合同），此《转包协议》涉及原告自己承包的11.5亩林地流转给被告是有效的；另外原告从部分社员流转得来的12.8亩土地经营权，原告再次流转给被告，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经营权”，原告将该部分土地再次流转给被告时，未经作为承包方的社员书面同意，故该12.8亩土地经营权的再次流转无效。原告诉请的第一项是请求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即附义务赠与合同）。审理中，原告表示对其诉讼请求不作变更。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转让协议》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建立在第一项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基础上的，且第二项诉讼请求的相对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正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赵正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绍波 审 判 员  杨世容 人民陪审员  牟 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袁 林 书 记 员  熊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