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钦韬，男，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路9号。 法定代表人郑杭富，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宋一微，该大队民警。 上诉人胡钦韬因道路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行初1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以下简称“下城交警大队”）作出编号为330103145414537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认定：胡钦韬于2019年4月30日12时11分在凤起路延安路口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依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胡钦韬100元罚款并记3分的行政处罚。胡钦韬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下城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30103145414537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下城交警大队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0日12时11分，胡钦韬驾驶牌照为浙Ａ7××××号的二轮摩托车在凤起路延安路口西向东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下城交警大队民警查获。民警认定该二轮摩托车属于杭州市区禁止通行的车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给予胡钦韬罚款100元、记3分的行政处罚。胡钦韬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故下城交警大队对涉案行政案件具有管理职权，主体适格。《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根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除持有登记地址在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路线（区域）通行。禁止摩托车驶入的标志属于禁令标志，胡钦韬驾驶的牌照为浙Ａ7××××号的二轮摩托车登记地址为临安区，其驾驶该车进入上述区域，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故下城交警大队据此对胡钦韬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胡钦韬提出其未驾驶摩托车，但其庭审陈述的内容模糊，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对其诉讼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钦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胡钦韬负担。 上诉人胡钦韬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在原审开庭审理之前，曾多次向原审法院申请涉案执法民警出庭，并申请原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公开录音录像并在网上全程直播庭审实况。但原审法院不但没有对上诉人的申请作出回应，而且在案件公开开庭审理时将到庭旁听群众赶出法庭，严重违反了依法公开审理的基本要求。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损害了依法公开审理的基本要求，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明显违反了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却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以证明案涉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为单方制作，执行民警孙勇的情况报告也只能作为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违法的照片、视频、录音录像，全部凭一己之言就做出了处罚决定，在原审中，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上诉人违法的视频、录音录像或执法记录仪。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是在做出行政行为后和诉讼程序中收集的，违反行政诉讼举证的合法性。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期间也确认证据2中的《发生情况报告表》系报告人凭回忆撰写，据此上诉人认为证据2的内容无法证明2019年4月30日当时的事实经过，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证据2中的《发生情况报告表》所述内容是唯一真实的事情经过。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一审中的被诉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系同一人做出，其内容刻意的回避了部分的事实经过，从而使证据内容有利于被上诉人。但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确认，在未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就作出了错误认定。综上所述，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3行初138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的33010314541453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3、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下城交警大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上诉人主要依其向法院所作的当事人陈述来否定被上诉人所指认之违法行为的存在，被上诉人用以证明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是由当时执勤民警出具的发生情况报告表。本案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证明标准的问题。本案是适用简易行政程序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此类涉及案情较为简单，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影响较为轻微的行政行为，根据成本——效益的原理，宜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即证据足以使法院确信其主张的案件事实更具有真实存在的可能即可。关于本案证据证明力的问题。本院认为，人民警察作为公务员的一种，是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为了能充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为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能够担任公务员者均应具有较合理的知识结构、行政能力、管理技能以及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因此在公务员为公法上之行为时，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客观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公务员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应当推定其言辞、行为具有超过常人的公信力。本案中，上诉人提出其未驾驶摩托车，但其陈述内容模糊，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执勤交警与其有超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外的其他关系，故仅凭其在诉讼中的陈述，尚不足以对抗执勤民警所作报告表的证明力，即本案执勤民警所作报告表相对于上诉人所作的当事人陈述，可以达到优势证明标准。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交通民警维护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处理交通违章的过程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本案中，交通民警作出案涉处罚时已经通过执法记录仪记录了现场情况，但由于客观原因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难以提供，如果要求交通民警作出行政行为后均需长期或永久保留相关证据，势必使国家的交通管理成本激增，举步维艰。基于上述理由，本院确认被上诉人认定的事实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主要事实存在。 本院认为，在确认本案上诉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修订）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赋予的职权依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对案涉违法行为法律后果的规定，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对处罚程序的规定。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胡钦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钦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鲍常兰 审判员  李 洵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叶 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