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公旭宇，男，1989年8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河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筑，云南启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建东，男，1977年7月5日生，回族，户籍住址为云南省建水县，现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有，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杰，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陈公旭宇因与被上诉人许建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532民初32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公旭宇上诉请求：1.撤销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532民初32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许建东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建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认定前后分别签订《承诺书》《协议书》效力的基础上，以及同时认定在后签订《协议书》所约定事项系对在前签订《承诺书》具体落实和履行，却依然认定其未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应当按照之前承诺书55%、45%笼统的继续履行属于明显的逻辑混乱。首先，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多次强调：“2013年3月17日双方签订的《承诺书》因出现案外人执行异议阻却承诺事由，承诺条款归于无效”。一审法院亦认定再次签订《协议书》书的理由之一便是“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双方为解决上述问题，于是签订该协议”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之后《协议书》未做根本性改变，且《协议书》无明确否定《承诺书》意思表示。这是明显错误的，因为该《承诺书》属于所谓附条件的合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作为合同生效或者不生效的限制条件的合同。考虑到案外人介入导致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履行和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才达成之后《协议书》！还有，之前的《承诺书》和之后的《协议书》虽然分配比例一致，但落实到最终具体分配金额上、具体参与分配人员数量上、分配时间上，最后肯定会有大相径庭有明显差距，因阻却事由的出现原签订的《承诺书》至少两个要件已经发生了变更，属于实质性变更，若仍然按照之前《承诺书》继续履行，其出具《承诺书》时希望执行金额不打折、无其他案外人再行加入分配、尽快进行执行分配完毕的初始缔约目的将无从谈起。民事交易活动中，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基本的价值标准，本案在《承诺书》签订后即出现阻却事由导致合同履行目的无法实现，完全符合合同作废约定。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双方于在后达成的《协议书》中未明确对于此前《承诺书》效力性问题，但考虑在后的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参与人员、履行金额全都不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仅分配比例与之前《承诺书》一致，失去按照原协议履行的基础。此外，《承诺书》《协议书》存在明显不同的利益追求（一份追求两人独占、一份主张多人分配）、分配满意程度不同，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也明显不同。其次，即便不考虑双方2013年3月17日签订《承诺书》效力问题，即便认定其有效，2013年4月12日双方在后签订的《协议书》之于《承诺书》是一份基于新情况、新事由、新变化而经双方另行达成的新民事行为，是对双方权利义务做出更为细致、系统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在不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后民事法律行为为准。其于《协议书》签订当天依据该履行535,230元的款项支付行为，许建东接受该履行，也进一步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协议书上的内容。若同时确认《承诺书》《协议书》效力的逻辑前提下，那两份文书应互为补充的法律关系，而《协议书》权利义务内容的安排上更确定、具体履行金额上更具体、分配人员更详细，更重要的是所制定的新分配方案是更符合执行实际情况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或者变更，一般要明确约定，如果补充协议条款与原合同不一致或发生冲突时，应当以补充协议为准，但原合同明示不得变更的条款，补充协议中对该条款发生的变更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的补充是以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的，如果欠缺合内同成立的必备条件和必要条款，或者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自然就没有合同补充的必要了，在充分认定《承诺书》《协议书》效力的前提下，对合同进行补充的方法应该按照顺序进行，首先应由当事人进行协议补充，在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只有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当事人经协商但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应按照原合同有关条款继续理解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的法律事实，可以概况为：2013年3月17日双方达成《承诺书》→出现新情况、新事由→2013年4月12日双方达成《协议书》→其于4月12日履行535,230元付款义务→许建东于银行收款方式接受履行，自此其付款义务宣告全部履行完毕。再次，其在《承诺书》中放弃的“所得价款55%的债权”，何为所得？即其实际获得的价款。事实上，在双方签订《承诺书》时，双方对于具体能够获得多少、能够执行到位多少是不得而知的，还考虑到当时许建东起诉案外人潘发香的起诉未能受理，其是唯一具有生效判决书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申请人。执行工作的开展依据是生效法律文书而不是其他文书，也就是说许建东参与分配和请求支付获得款项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双方之间的《承诺书》，那许建东实际获得执行款项的多少也成为了许建东的唯一主张依据和前提。许建东所获得款项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其实际获得款项部分。一审法院在不考虑实际执行情况的同时支持按照之前承诺分配方案金额进行是完全忽视客观事实和显失公平的做法。一审判决认定“此后，在许建东见证下...得款1,316,997.5元”，换而言之许建东不仅对于《协议书》内容以及金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整个涉案标的处理、拍卖、所得价款事宜也是全程参与。二、一审判决认定许建东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评判逻辑混乱，缺层次、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双方在河口县法院履行完毕《协议书》是2013年4月12日，许建东正式起诉时间是2020年1月9日，许建东联系其时间是2019年5月至12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许建东有受胁迫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许建东权利侵害也不可能是一直持续6年之久，本案不存在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诉讼时效的启动仅理解为某一事实状态的发生。在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时，往往把侵权事实发生之日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它至少包括二层含义：一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何时受到侵害；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的侵权人。所谓知道，是指权利人切实地感受和认识到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乃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即不管当事人实际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着知道的条件和可能，即推定其应当知道。本案中，许建东全程参与整个执行分配活动并最终获得执行分配款项的，推定其于收到款项当天（2013年4月12日）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其若确实存在诉求不满，完全就可以即行提出其他方式解决或者不同意按照《协议书》分配方式进行，但其不仅签字确认还实际收取了履行款项，接受上诉人按照《协议书》的履行。时隔多年旧事重提不仅没有起码的契约精神，也失去了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许建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建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344,770元，并支付从2013年4月12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44,7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85%计算，暂计至2020年1月3日），暂计112,456.76元，以上两项合计为457,226.7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5日，案外人潘发香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本案被告陈公旭宇借款1530000元，双方约定了3个月的借期和月息为2%。期限到后，潘发香未能偿还借款，陈公旭宇遂于2013年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潘发香承诺于同年3月10日前偿还，如到期未偿还，则按2%月利率支付2012年8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为此制作了（2013）河民二初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还款期限到后，潘发香未能偿还借款。2013年3月15日，陈公旭宇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2年10月，案外人潘发香以做生意缺乏周转资金为由向本案原告许建东借款。同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期间，许建东分10次分别向潘发香转款共计6268000元。后经双方确认，扣除已偿还的部分，潘发香向许建东出具了3张合计5070000元的借条，但仅有其中一笔1070000元借条约定于2013年3月1日前归还，其他两笔借条未约定还款时间。2013年2月1日，潘发香与许建东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潘发香用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宇精米厂”内的“一切软硬件设施及所有陈列样品”作为向许建东上述借款部分数额的抵押担保。约定的还款期限到后，潘发香并未按期偿还。一审法院针对陈公旭宇的申请，依据生效的（2013）河民二初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在对潘发香进行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建东也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对潘发香主张偿还上述借款的请求，但当时非因许建东自身原因未能将案件予以受理。此期间，许建东与陈公旭宇相识。双方为兼顾都能从潘发香现有财产中实现自己的部分债权，2013年3月17日，陈公旭宇的母亲杨志兰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向许建东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为：“我（陈公旭宇）与潘发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于2013年3月15日向河口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3年3月16日，河口县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潘发香所有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宇精米厂内的一切大米及其加工设备。被查封的大米约500吨，价值约150万元。我自愿承诺：以上被河口县人民法院查封的大米及设备，经依法处理后。我放弃所得价款55%的债权，该放弃部分用于支付给潘发香欠许建东的债务。查封期间，许建东负责对被查封的大米及其生产加工设备进行看管，并自付看管过程中的费用。许建东看管过程中与他人发生打架斗殴的行为与我无关。在查封期间，如有潘发香的其他债权人介入要求分配查封财物的，我的承诺作废。以上承诺有我（陈公旭宇）与许建东共同签字认可，双方各自履行权利义务。”2013年3月25日，案外人付真保以存放于潘发香上述米厂内的66吨大米系其从瑞丽运来交给潘发香加工，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同年3月29日，案外人杜猛以潘发香及其丈夫汪生龙以周转资金所需向其借款2500000元，并用上述米厂内的500吨大米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其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付真保的异议申请被一审法院以（2013）河法执字第30-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见（2013）河法执字第30号执行卷宗］。2013年3月31日，经征询潘发香及陈公旭宇委托代理人杨志兰意见后，一审法院作出（2013）河法执字第30-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潘发香用其所有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宇精米厂内的所有粮食及大米加工设备等所有物资作价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抵给陈公旭宇用于抵偿潘发香欠陈公旭宇的债务壹佰陆拾万元。二、本裁定送达后，陈公旭宇可自行处理抵债标的。”2013年4月1日，陈公旭宇的委托代理人杨志兰与案外人张正云签订一份《大米买卖合同》，陈公旭宇将上述米厂内的8种类型合计485.225吨的大米，以总价人民币1316997.50元的价格卖给了张正云，双方还列出了一份买卖清单，许建东作为见证方在该清单上签名。同年同月12日，陈公旭宇、许建东与杜猛签订一份《协议书》，三人经协商，同意将出售上述大米所得款分配给杜猛91000元。同日，陈公旭宇、许建东二人又另签了一份《协议书》，针对上述出售大米所得款作出分配协议，二人约定，除了分配给杜猛的91000元外，还保留给案外人付真保款项230000元，另扣除申请执行费22850元，剩余的973147.50元，按45%、55%的比例进行分配，陈公旭宇分得437916元，许建东分得535231.5元。同日，案外人杜猛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书》，同时表示：“同意案件执行款由陈公旭宇自行处置”。同日，陈公旭宇通过在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口营业部开设的账号39×××89进行转账，向许建东在该行开设的账户卡号62×××45支付了535230元。随即，该款又被转到案外人马跃超在该行马关农村商业银行骏城支行开设的62×××67账户内。2013年4月16日、5月2日，陈公旭宇分别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收到“潘发香大宇精米厂内抵债的大米处理款”973147.5元、91000元、230000元的收据各一份。同年4月16日，案外人杜猛向陈公旭宇出具收到大米分配款91000元的收据一份。2019年5月16日、8月15日、12月1日，许建东分别打电话联系陈公旭宇，追问原存放于昆明市官渡区大宇精米厂内的大米加工设备处置情况。起初，陈公旭宇一直回复：记不得了，你去找法院。后面就挂断电话，不予接听。后许建东到一审法院找执行局案件承办人了解情况未果。为此，其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在（2013）河法执字第30号执行卷宗的《执行案件结案审批表》中载明：“本案执行标的153万元，执行过程中查封并将被执行人潘发香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宇精米厂内的大米及物资设备以160万元抵债给申请人陈公旭宇，其中多余的7万元用于抵作我院受理的陈公旭宇申请执行潘发香民间借贷纠纷（2013）河法执字第17号另一执行案件。本案现已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合同当事人应当严格遵照诚实信用原则，忠实的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就本案而言，原告许建东和被告陈公旭宇最初并无民事法律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因二人分别作为本案案外人潘发香的债权人，在陈公旭宇起诉潘发香民间借贷纠纷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恰逢许建东也向一审法院欲提出对潘发香的起诉，虽然许建东的起诉未能予以受理，但其二人得以相识，并建立了联系，在潘发香的财产不足以分别清偿二人债务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各自利益能最大化，双方进行了理智的平等协商和沟通，为此双方对潘发香所有的位于昆明大宇精米厂内的大米和加工设备如何分配进行了约定，并签订了《承诺书》。在该《承诺书》中，陈公旭宇承诺：对被查封的潘发香的大米及设备经依法处理后，其放弃所得价款55%的债权，其放弃部分作为支付给潘发香欠许建东的债务。据此，双方形成了具有法律性质的合同关系，该行为对解决双方共同向潘发香追讨借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实现利益均衡具有积极意义，且不违反法律和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此举值得肯定，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潘发香和陈公旭宇意见统一后，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将潘发香所有的位于大宇精米厂内的大米和加工设备作价1,600,000元抵偿给了陈公旭宇，并由其自行处理。此后，陈公旭宇在许建东的见证下，将大米卖给了张正云，得款1,316,997.50元。此期间，因案外人付真保、杜猛提出执行异议，在一审法院执行部门的主持下，许建东、陈公旭宇、杜猛三人达成共识，形成书面协议，许建东与陈公旭宇又另行达成了一份协议，约定除了保留给付真保的款项，以及分配给杜猛的款项和扣除执行案件受理费外，确定了按陈公旭宇初期承诺的55%比例，许建东对大米出售所得款分得535,231.50元。协议签订当天，陈公旭宇便按约定将款项通过银行转到了许建东账户内。当月16日，杜猛也向陈公旭宇出具了收到款项的收据。纵观整个事件发展过程，后期原、被告二人再次签订协议的原由，一是因为查封的潘发香的大米经一审法院裁定确认由陈公旭宇自行处理，已经出售并获得了款项；二是案外人付真保、杜猛以潘发香债权人的身份对查封的潘发香的大米提出执行异议。为解决以上问题，顺利的实现原、被告二人的部分债权权益，双方于是签订了该《协议书》。从查明的事实能证实，双方签订该协议的行为仅是对最初签订的《承诺书》所约定事项的具体落实，也是对之前所签订承诺书履行过程行为上的延续。虽然之前的承诺书载明有“如果出现潘发香的其他债权人介入要求分配的情形，被告的承诺便作废”的内容，但在双方后来签订协议书时，因为将大米出售所得款分给了案外人杜猛、还为付真保的保留份额作了约定，双方为此在分享的总款额度上有所减少，但对之前承诺书承诺的55%、45%比例进行分配方面并未作根本性的改变，且协议书中也无明确否定《承诺书》的意思表示，故被告认为由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对潘发香大米主张权利的情形出现，实际上导致《承诺书》约定情形作废，双方达成新的协议，确定了新的分配方案的意见，不予采信。对被告辩称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意见，依照我国现行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从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4月12日分配出售潘发香大米所得款之日起算，到原告许建东于2019年5月16日打电话追问被告陈公旭宇昆明大宇精米厂内的加工设备处置情况之日，时间已长达6年时间。许建东述称，是因为马跃超其系债权人，2013年4月12日，被告陈公旭宇与马跃超在河口农村商业银行（原农信社）强行用其身份证办理了一张卡，陈公旭宇将535,230元款项转到该卡上，随后又转给了马跃超，当天马跃超将其挟持到了马关县。之前同年3月18日，马跃超也曾将其拉到砚山县关了几天，脱身后其到砚山县公安局报案。因马跃超采用非法手段逼迫其偿还债务，其不得已跑到甘肃躲避，后面是因为其女儿出车祸其才返回。对于许建东的该陈述意见，在其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作肯定与否定意见。但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双方的约定，双方按比例分配，不仅包含债务人潘发香原有的大米，还包含加工设备。在许建东追问陈公旭宇机器加工设备是否出售，款项是否由马跃超领取时，陈公旭宇回避该问题，并且叫许建东“去问法院”。而在许建东问本院执行办案人员时，也未能得到答案。直到许建东针对本案向本院起诉并予以立案后，其从（2013）河法执字第30号执行卷宗中调取了相关材料，才得知潘发香原所有的昆明市大宇精米厂内的大米和加工设备以1,600,000元作价抵给了陈公旭宇。故许建东实际上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真正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作为合同当事人双方，人人都应当秉持公道公平，合情、合理、合法的理念，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兑现自己作出的承诺，这对整个社会、国家的持续、稳定、健康、文明发展都意义重大。而针对本案，许建东有按合同约定追问潘发香财产处置情况的权利，反之陈公旭宇也有主动向许建东告知潘发香财产处置情况的义务。事实上，在许建东向陈公旭宇追问时，陈公旭宇不作正面回复，不予告知。故对陈公旭宇辩称许建东的诉讼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支持失信失约行为的角度，本院不予支持。对陈公旭宇辩称许建东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反复主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许建东提出的（2019）云2532民初668号起诉潘发香的案件与本案的被告身份不同。诉讼标的有重叠部分，但也并等同；另外，两案诉讼请求、法律关系均不相同，一个是民间借贷，一个是合同纠纷，未满足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故对陈公旭宇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原告许建东请求按1,600,000元的55%分配比例，扣除已支付的535,230元，还应支付344,770元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对潘发香原有的大米和加工设备，是以整体作价1,600,000元的形式抵偿给了陈公旭宇，在原、被告事先有约定的前提下，许建东对该作价是有权利分享的。而且，在作价抵偿后，无证据证实当时许建东是对此知情，所以在将大米出售并将款项进行分配时，双方未对余额部分或是加工设备如何处置予以约定。而双方对出售大米所得款1,316,997.50元，通过平等自愿协商，已分配完毕，对双方同意保留付真保的部分，只能由付真保来主张权利，不能由双方来分享。故对该款项在确定总额度时，应予以扣除。对许建东的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155,651元[（1,600,000元－1,316,997.50元）×55%]。对许建东主张支付2013年4月12日至2020年1月3日利息112,456.76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对大米出售款分配时，对加工设备的处理和余额问题未及时对接和沟通，双方对此都有一定的责任，该请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陈公旭宇支付原告款项人民币155,651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许建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79元，由原告许建东负担2,690元，由被告陈公旭宇负担1,389元。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所谓附条件，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作为合同生效或者不生效的限制条件。其中在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中则表现为条件出现后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本案中，陈公旭宇与许建东于2013年3月17日签署的《承诺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虽然陈公旭宇明确承诺其申请法院查封的潘发香存放于昆明的“大米及加工设备经依法处理后”放弃55%债权用于支付给潘发香欠许建东的债务，但该《承诺书》还明确载明：“在查封期间，如有潘发香的其他债权人介入要求分配被查封财物的，我的承诺作废”，也即陈公旭宇的承诺是附条件的，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在上述承诺履行过程中，2013年3月25日，案外人付真保以存放于潘发香上述米厂内的66吨大米系其从瑞丽运来交给潘发香加工、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同年3月29日，案外人杜猛以潘发香及其丈夫汪生龙以周转资金所需向其借款2,500,000元，并用上述米厂内的500吨大米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其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至此，双方在《承诺书》中约定的承诺作废的情况出现，也即合同解除条件出现，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2013年4月12日，陈公旭宇、许建东与案外人杜猛签订一份《协议书》，三人经协商，同意将出售上述大米所得款分配给杜猛91,000元。同日，陈公旭宇、许建东二人又另签了一份《协议书》，针对上述出售大米所得款作出分配协议，二人约定，除了分配给杜猛的91,000元外，还保留给案外人付真保款项230,000元，另扣除申请执行费22,850元，剩余的973,147.50元，按45%、55%的比例进行分配，陈公旭宇分得437,916元，许建东分得535,230元。同日，陈公旭宇向许建东银行账户支付了535,230元。陈公旭宇分别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收到“潘发香大宇精米厂内抵债的大米处理款”973,147.5元、91,000元、230,000元的收据各一份。同月16日，杜猛也向陈公旭宇出具了收到款项的收据。本院认为，在陈公旭宇、许建东签订的《承诺书》效力归于消灭后，无论是陈公旭宇、许建东与案外人杜猛签订的《协议书》，还是陈公旭宇、许建东签订的《协议书》，都属于新的合同，两份新合同均仅对大米出售款项分配事宜进行约定，并未涉及加工设备，且该两份新合同中关于许建东权利部分已全部履行完毕。故对许建东请求陈公旭宇按照《承认书》的约定支付尚欠款项34477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许建东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上述两份《协议书》中涉及许建东权利部分已全部履行完毕后，至2019年5月许建东才向陈公旭宇询问加工设备处理事宜并于2020年1月9日起诉，时隔6年多，许建东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陈公旭宇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陈公旭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532民初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建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79元，由许建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13元，由许建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正平审判员  李云辉审判员  甘 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