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琼，女，汉族。委托代理人周晓会，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文峰，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吉，镇长。诉讼负责人许伟浩，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许敏，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建琼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行初48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10月18日，案外人叶*生、叶*庭、罗*国、叶*民（乙方）与原惠阳市镇隆镇黄洞管理区**村（甲方）签订《种养承包合同》，约定“甲方经村委研究群众讨论，一致同意将本镇黄洞**村所属荒山、荒地发包给乙方本镇大光下仓村村民叶*生等人进行养鱼种植果树，承包地点位于本镇黄洞**村浓窝子（东面为坑口、南面为大昴基山、西面为管理区林场，北面为榕树叉，按四周水流内为界线）荒山面积壹佰亩”。2018年4月19日，被告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人民政府发现上述案涉土地上的违法搭建建筑物(一间木架棚屋），遂向叶*生发出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的通知，并于当日下午实施了拆除。2019年5月17日，被告再次向叶*生发出限期自行拆除活动板房的通知，但未实施拆除行为。2019年11月11日，原告李建琼诉至原审法院成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的规定，原告李建琼提供的谈话视频系传来证据，证明效力不具有排他性，缺乏其他证据佐证形成证据链闭环；而原告李建琼提供的《种养承包合同》系原始证据，证明效力具有排他性，能与被告提供的拆除时叶*生在场照片相互印证，从而证实案涉原惠阳市镇隆镇黄洞管理区**村浓窝子荒山上被拆建筑物系与叶*生等4位承包人而非李建琼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原告李建琼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建琼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原审法院予以退回。上诉人李建琼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人在惠阳区镇隆镇黄洞管理区**村浓窝子土地(东面为坑口、南面为大昂基山、西面为管理区林场、北面为榕树叉按四周水流内为界线)修建养殖场从事养殖活动，合法取得所涉土地使用权。2019年5月17日，被上诉人向本人送达了《通知》，认定本人从事养殖活动的简易铁皮棚影响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属违章建筑，并责令本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否则被上诉人近期将强制拆除。2019年6月，被上诉人在未通知本人的前提下，组织人员、设备对本人的养殖场实施了强制拆除，总计拆除养殖棚300平方米、住房70平方米，损坏大量养殖设施。本人为此提起诉讼，2019年12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粤1322行初48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本人认为原审法院裁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涉养殖场属本人所有且为合法建筑，该养殖场目前已被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1.1995年10月18日，叶*生、叶*庭、罗*燕、叶*民与惠阳市镇隆镇黄洞管理区**村签订《种养承包合同》，依法取得案涉养殖场所在位置在内的100亩荒山和12亩荒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9年，本人与叶*生口头约定，以2000元/年的价格承包黄洞管理区**村浓窝子的土地(东面为坑口、南面为大昂基山、西面为管理区林场、北面为榕树叉按四周水流内为界线)从事养殖活动，租期为2009年底至2020年初。随后，本人便修建简易棚、活动板房等设施开展养殖。2014年至2015年，为拓展养殖规模、改善养殖环境，本人曾多次雇佣蔡*金等人对养殖场进行翻新。现被上诉人及原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叶*生等四人与镇隆镇黄洞管理区**村签订的《种养承包合同》便认定叶*生为案涉养殖场的所有权人，属事实认定不清。2.案涉养殖场本人自2010年开始修建，历经几个月建成并投产使用，因为当时农村发展程度及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农村开办养殖场普遍存在着只有部分建设手续或者完全缺乏建设手续的情况，这种客观现实不是农村村民能够克服和解决的。因此，本人养殖场缺乏规划、建设手续属历史遗留问题，且主要过错并不在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原则意见》[(88)城房字第]的精神，对因历史和规划等原因建设使用至今的养殖场，没有审批手续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并非均属违法建筑。被上诉人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人养殖场在村庄规划区内，也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的情况下，便以案涉养殖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为由将其认定为违法建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时也未对该部分进行充分的调查和认证便认定案涉养殖场为违法建筑，属事实认定不清。3.2019年5月l7日，被上诉人在没有查清建筑物的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便向非所有权人叶*生送达期限拆除活动板房的《通知》，此时，前述活动板房仍存在。2019年6月中旬，本人外出办事归来后发现前述活动板房被强制拆除，原活动板房所在位置仅剩废墟残骸。现本人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向本人养殖场的活动板房下达过限拆通知、前述活动板房也确被强制拆除，本人收到被上诉人作出的期限拆除活动板房的《通知》后，本人建筑物遭受的强制拆除，若被上诉人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是由他人实施的则本人有理由相信是由被上诉人实施的。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法院应当认定是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除本人活动板房的行为。但原审法院在裁定书中却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拆除行为，属事实认定不清。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以及行政案卷排除规则，行政机关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能以其行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行政案卷作为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绿叶家庭农场简易棚拆除的情况说明，时间是20l9年12月2日，属于在诉讼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的的依据，但原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仍将其作为证据使用，违反法律规定。此外，原审法院在判断“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时，仅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而没有采纳本人提交的证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证据不足，案涉养殖场属本人所有且为合法建筑，该养殖场目前已被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综上所述，本人在一审中主张的诉讼请求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养殖场为违法建筑且非本人所有与实际情况不符。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9）粤1322行初480号《行政裁定书》。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人民政府答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案件的起诉人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中，本府系向案外人叶*生发出责令限期拆除的通知，并非本府，本府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涉案铁皮棚有利害关系。其提供的证据(种养承包合同)与本府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叶*生在内的4人才是涉案铁皮棚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其应当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因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故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故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作出的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李建琼认为被上诉人强制拆除其养殖场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故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注意到，上诉人李建琼为证明其是此次拆除行为的被侵害人，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种养承包合同》、《惠州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材料》用于证明其是被侵害方，但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诉人李建琼是承包人或是申报的申请人。再结合此次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行为，其在前期发出的《通知》中所载主体为“叶*生”，而非上诉人李建琼。因此，对于上诉人李建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拆除其养殖场行为违法的主张，因无证据予以证明其是被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权利人，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覃毅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