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5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道军，男，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龙，四川蜀之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宝坤，男，195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玉，女，198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兴平，男，196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福波，男，198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汪道军因与被上诉人熊宝坤、熊玉、刘兴平、刘福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因被上诉人熊玉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向其送达开庭传票，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道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龙，被上诉人刘兴平、刘福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熊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被上诉人熊宝坤在四川省监狱服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未到庭应诉不属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道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1.撤销刘福波与熊玉关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的买卖行为；2.判令熊玉向汪道军交付成都市成华区的房屋，并由熊玉配合汪道军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3.判令熊宝坤向汪道军承担违约金133500元及赔偿损失（律师费26700元、前期诉讼费9041元、保全费5000元、保单费3000元；4.判令熊玉对第三项诉请中熊宝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均由熊宝坤、熊玉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熊宝坤不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各主体的关系是：汪道军是买方；熊宝坤是被代理人（因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熊玉，故熊宝坤属于无权处分人）；熊玉是代理人（因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熊玉，故熊玉同时属于权利人）；刘兴平、刘福波是第二手买受人。2008年，熊宝坤在《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签字，后依据成都市成华区圣灯街道办事处项目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选房结果确认单》，安置给熊宝坤的房屋为案涉房屋。根据成都市房地产信息档案中心出具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2018年11月19日，熊玉取得房屋产权，熊宝坤取得房屋产权。而自2015年5月8日起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熊玉作为熊宝坤的委托代理人分别与汪道军签订了一系列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该系列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产权实际办理登记至熊宝坤、熊玉名下之前，因此只能依据《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及《选房结果确认单》载明的内容确定房屋所有权人是熊宝坤，而不能预见到最终产权登记的权利人。在此情况下，熊宝坤作为被代理人委托熊玉作为代理人，处分了熊宝坤并不具有处分权的房屋，熊宝坤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一审法院基于熊玉是前述合同的签约主体以及实际的收款主体这一事实，认定合同直接约束熊玉与汪道军，进而对汪道军向熊宝坤提出的主张不予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该错误认定，免除了合同相对方、被代理人、无权处分人熊宝坤的责任。汪道军认为，2015年5月8日至2017年6月23日期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相对方是熊宝坤与汪道军，且合同合法有效；若因熊宝坤无权处分行为致使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至汪道军名下，则汪道军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熊宝坤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由于熊玉同时具有代理人及权利人的身份，而熊玉已实际收取了汪道军就905号、1004号房屋的房款并出具收条，且至今未向汪道军退还任何购房款，足以表明熊玉对熊宝坤的无权处分行为予以追认，在此情况下，应将无权处分人熊宝坤、权利人熊玉共同列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出卖方，承担违约责任。2.《选房结果确认单》中房屋亦安置给熊宝坤，一审法院漏查该事实；且，本案中汪道军主张的损失赔偿责任中，保全费、保单费均系因本案的诉前保全行为产生的相应费用，并非是因（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案件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将保全费5000元、保单费3000元认定为汪道军在2113号案件中支付的费用，是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中，汪道军以刘福波不符合善意取得为由诉请要求撤销刘福波与熊玉之间就905号房屋的买卖行为，后汪道军以书面方式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解除汪道军与熊宝坤、熊玉之间就905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熊玉、熊宝坤向汪道军退还购房款353380元，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纳。请求二审法院对汪道军是否应当就解除与熊宝坤、熊玉之间905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另案处理予以释明。 熊玉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熊宝坤现于四川省监狱服刑，其未到庭应诉，表示以其一审辩称意见为准，即：熊宝坤于2011年进入看守所，并不知晓案涉房屋的安置情况；2016年、2017年熊宝坤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女儿熊玉对熊宝坤的安置房屋进行处置；不认可汪道军主张的违约金，且违约金过高，愿意在其能承受的范围内承担。 刘兴平、刘福波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道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宝坤、熊玉立即履行《房屋买卖协议》及《房屋买卖协议补充协议书》，配合汪道军办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2.撤销刘福波与熊玉关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的买卖行为；3.判令熊宝坤、熊玉交付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并配合汪道军办理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4.判令熊宝坤承担违约金133500元以及维权费用（律师费26700元、前期诉讼费9041元、保全费5000元、保单费3000元）；5.判令熊玉对前述违约金及维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熊宝坤（被拆迁人、乙方）与成华区圣灯街道办事处（拆迁单位、甲方）签订《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对乙方实行现（建）房安置，拆迁安置房位于圣灯街道关家堰社区集体征地范围内，乙方应安置人数3人，安置房套型及数量为套一房屋2套，套二房屋1套。熊宝坤在该《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签字，成华区圣灯街道办事处在该《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加盖有“圣灯街道办事处普洛斯项目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后依据成都市成华区圣灯街道办事处项目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选房结果确认单》，熊宝坤安置房屋分别位于人民塘5组民兴苑4幢1单元904号和905号。 2017年3月9日，熊宝坤出具《委托书》，载明其因在四川省监狱服刑，故委托女儿熊玉全权代表其出售其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两套房产。熊宝坤并于2017年3月27日为前述委托事项办理了公证。 2017年4月1日，熊玉（卖方、甲方）与汪道军（买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坐落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84平方米）、904号房屋（70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屋属于拆迁安置房，签订本合同时状态为签约备案，现登记所有权人为熊宝坤；房屋转让价款为445000元，乙方于2017年4月2日支付155000元，剩余尾款应在2018年12月内全部支付，现金交易；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及其委托人于2017年6月30日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乙方须在支付全部转让款后，甲方才将房屋交付给乙方；该买卖协议一经签订，买卖双方均不得违反，甲方如果不按照合同约定将上述房屋出售给乙方，需支付乙方房屋总价款30%的违约金；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的，违约方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支付守约方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律师费按照双方争议金额的6%收取）。 2017年6月23日，熊玉作为熊宝坤授权代理人与汪道军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2017年4月1日，熊玉（代熊宝坤）与汪道军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双方补充约定，交易房屋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84平方米）、904号房屋（70平方米），双方将房屋更换为房屋，建筑面积52.18平方米，熊宝坤以235000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卖给汪道军，以445000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卖给汪道军；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条件成就后15日内，熊宝坤应无条件协助汪道军办理过户手续，如果熊宝坤不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则向汪道军承担总房款30%的违约金，并承担汪道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产生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该《房屋买卖协议补充协议书》甲方签字处载明“熊宝坤（代熊玉）”。 一审另查明，2015年5月8日，熊玉作为熊宝坤的代理人与汪道军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熊宝坤将位于成华区军，成交价格为235000元。2016年4月5日，熊玉向汪道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汪道军购买坐落于成华区房屋（房主熊宝坤），总价235000元于今日全款付清。《收条》落款处载明“收款人：熊玉（代收）”。汪道军主张该235000元购房款系其自2015年开始陆续通过现金方式向熊玉支付，熊玉于2016年4月5日出具《收条》汇总金额后，将先前出具的零星收条全部收回。对该事实，汪道军主张熊玉已在一审法院受理的（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案件的庭审中予以了确认。汪道军同时确认案涉1004号房屋已于2016年底2017年初交付。 自2017年2月23日开始，熊玉多次以收款人名义向汪道军出具收条。汪道军主张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12月3日期间，其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共计向熊玉支付353380元。该353380元，汪道军同时主张系其支付的案涉905号房屋的购房款。一审审理中，汪道军确认熊玉未向其交付案涉905号房屋。 2017年12月29日，熊玉（卖方、甲方）与刘兴平（买方、乙方）就案涉905号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房屋转让价款为650000元，本协议签订后，刘兴平一次性支付熊玉购房款400000元（含定金50000元），由刘兴平通过转账方式支付350000元，购房尾款250000元在熊玉取得该房不动产权证及国家政策允许过户，熊玉在一个月内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一次性付清；在签订本协议后的2017年12月30日前，熊玉将该房屋的钥匙及配件全部交给刘兴平。 同日，刘兴平向熊玉转账350000元。汪道军确认其于2018年4、5月至案涉905号房屋勘查时，发现案涉905号房屋由刘兴平一家占有使用。2018年11月19日，熊玉取得案涉905号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2018年11月22日，刘兴平向熊玉转账120000元。同日，熊玉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刘兴平案涉905号房屋购房款650000元，总房款付清，之前所有票据作废。同日，刘福波补交了案涉905号房屋出让金后，通过存量房买卖方式取得了案涉905号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权登记。 一审再查明，2016年1月7日，熊玉就申请继承谢直清的遗产向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公证处作出（2016）成华民证字第75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谢直清于2011年6月21日死亡时遗留熊宝坤（离异）与其女熊玉三人共有财产中包括本案案涉的905号房屋、904号房屋、1004号房屋，上述财产中属于谢直清所占份额为谢直清的个人合法遗产，上述遗产应由其女熊玉继承。 2017年12月12日，熊宝坤再次出具《委托书》，载明：其与谢直清、熊玉为成都市成华区的被拆迁安置人，拆迁单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圣灯街道办事处安置其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现需办理上述安置房屋的分户不动产权证，因其本人不能亲自到场，特委托熊玉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征地拆迁安置房产权办理补充协议》、《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分割协议》等上签字，并表示认可；委托熊玉代为办理上述安置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权登记手续等。熊宝坤并于2017年12月13日为前述委托事项办理了公证。 后依据2019年2月18日查询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案涉905号房屋、1004号房屋于2018年11月19日登记至熊玉名下，案涉904号房屋于2018年11月19日登记至熊宝坤名下，取得方式均为互换。 一审还查明，2018年，一审法院受理了（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汪道军起诉熊宝坤、熊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审理过程中，汪道军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为此支付了保全费5000元、保单费3000元。2018年11月21日，汪道军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许汪道军撤诉，该案诉讼费9041元由汪道军自行承担。本案审理中，汪道军确认其基于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10000元。 一审庭审中，汪道军主张因刘兴平、刘福波在知晓案涉905号房屋涉诉后还进行买卖，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故主张要求撤销案涉905号房屋的买卖行为。汪道军同时表示，即使认定其无权主张撤销，也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选房结果确认单、公证书、委托书、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协议补充协议书、收条、房屋信息查询记录、中国农业银行超级柜台客户回执、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划拨住宅用地转让补办出让缴费通知单、税收完税证明、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不动产权证书等、（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房屋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时，案涉1004号房屋、905号房屋仅确定属于成华区圣灯街道办事处应安置给熊宝坤一户三人的房屋，尚未确定具体的产权归属，此时，熊玉基于熊宝坤系《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确定的合同主体，而以熊宝坤的名义与汪道军就该两套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鉴于该两套房屋最终登记于熊玉名下，熊玉对该两套房屋本身即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再结合《房屋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订立及订立后的履行情况，熊玉本身即是作为签约主体和收款主体，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应直接约束熊玉与汪道军，汪道军应直接向熊玉主张权利，对汪道军向熊宝坤的相应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汪道军已按约向熊玉付清了案涉1004号房屋的购房款，熊玉并出具《收条》予以确认，故熊玉除应向汪道军交付该房屋外，还应协助汪道军办理案涉1004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汪道军该项主张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汪道军主张撤销熊玉与刘兴平、刘福波之间就案涉905号房屋的买卖行为，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熊玉与刘兴平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17年12月29日，系在汪道军第一次起诉之前，刘兴平提交的转账凭证及熊玉出具《收条》证明其已按约支付了相应购房款，且经汪道军确认，该房屋在其进行现场勘查时已实际交由刘兴平等占有使用，同时该房屋也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故汪道军主张撤销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汪道军主张要求交付案涉905号房屋并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因熊玉已将该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且该房屋已转移交付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同时一审法院已认定汪道军无权撤销熊玉前述出卖该房屋的行为，故汪道军该项主张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熊玉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汪道军交付房屋和办理过户手续，且最终导致案涉905号房屋无法向汪道军交付和过户，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在《房屋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已就违约金的标准进行了约定，汪道军主张要求熊玉支付违约金133500元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汪道军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6700元，因双方已约定该项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且汪道军当庭确认实际只产生1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产生的10000元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依法不予支持。针对汪道军主张的其因第一次诉讼产生诉讼费、保全费、保单费，因前述费用系基于汪道军自愿撤诉后由法院确定汪道军自行承担，不能归责于熊玉，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熊玉、刘兴平、刘福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依法作出认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熊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汪道军办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二、熊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汪道军律师代理费损失10000元；三、熊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汪道军违约金133500元；四、驳回汪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46元、公告费300元（此款已由汪道军预交），由熊玉承担。 二审中，汪道军提交一份《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向行政管理部门调取案涉904、905、1004号房屋的产权办理登记全部档案信息，拟证明：《选房结果确认单》确认的上述三套房屋均安置给熊宝坤，但实际办证时，仅有904号房屋产权登记在熊宝坤名下，而905号、1004号房屋产权登记在熊玉名下，由于产权办理过程中，熊宝坤处于服刑状态，产权办理事宜是由熊玉处理，故请求查明案涉三套房屋的产权办理是否合法。刘兴平、刘福波对汪道军提出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无异议。针对汪道军的该项申请是否准予的问题，本院在其后结合争议焦点予以阐述。 各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民事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2018年6月15日的庭审笔录载明： “审：被告根据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起的请求进行答辩。 被1（即熊宝坤）：我是1997年出事，至今没有回家，房子什么时候拆迁的，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给我女儿写过委托书办房产证，关于卖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 被2（即熊玉）：买卖房子的是我姑爷去办的。当时我生病了，我家有3套房子，具体是。1004号房子的钱我收到了，但是该房屋我舅舅有继承权，我认为有争议。我卖905号的房子是给原告说了的；卖了60万。原告和我约定的是44万元。我（和）案外人签合同是在2017年12月底，面积84平米（905号），清水房，当时房屋是出租给别人的。 审：现在向你释明，905号房屋可能是由他人善意取得，你是否变更诉讼请求？ 原代：我希望如果有担保物可以分期退款。 审：钱去哪里了？ 被2：钱用了，我妈当时也有官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现评判如下： 一、汪道军要求撤销刘福波与熊玉之间就905号房屋建立的买卖合同这一主张能否成立，进而汪道军要求熊玉交付905号房屋以及协助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案中，汪道军明确表示其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主张撤销刘福波与熊玉之间就905号房屋建立的买卖合同，并认为欺诈行为具体表现为熊玉受熊宝坤的委托先将905号房屋出售给汪道军后，又另行出售给刘福波。对此，本院认为，前述法律规定系针对合同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签订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但在熊玉与刘福波就905号房屋建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汪道军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是案外人，且，汪道军签订合同在前，刘福波签订合同在后，故，熊玉在向汪道军出卖905号房屋时，并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告知虚假情况的事实。汪道军以熊玉“一房二卖”为由主张熊玉、刘福波构成欺诈，该主张与前述法律规定并不相符，故，本院对汪道军要求撤销熊玉与刘福波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熊玉与刘兴平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刘兴平于同日向熊玉转款350000元，另于2018年11月22日向熊玉转款120000元，熊玉在2018年11月22日出具《收条》，确认刘兴平已付清905号房屋的房款650000元，之前所有票据作废；刘福波在2018年11月22日补交了905号房屋的出让金，并取得905号房屋的不动产权所有权。一审中，汪道军亦陈述其于2018年4、5月前往905号房屋查看时，该房屋已由刘兴平实际占有使用。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刘兴平与熊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事实，发生于汪道军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川0108民初2113号民事案件之前，且刘兴平已于签约当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部分购房款，因此，即便刘兴平在汪道军查看905号房屋时已被告知该房屋上存在纠纷，也不能由此推定刘兴平在与熊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之时存在主观恶意，再结合刘兴平在汪道军告知案涉纠纷时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汪道军主张刘兴平、刘福波并非善意取得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并无不当。905号房屋已交付刘兴平且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至刘福波名下，在此情况下，汪道军基于2017年4月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2017年6月23日的《补充协议》要求熊玉交付905号房屋以及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主张，已缺乏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基础，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汪道军在二审中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其陈述的待证目的是查明熊玉取得905、1004号房屋所有权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认为，2008年的《征地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熊宝坤虽是在“乙方（被拆迁人）”处签名，但该协议书明确载明“乙方应安置人数3人，安置房套型及数量为套一房屋2套，套二房屋1套。”故，熊宝坤、熊玉以及案外人谢直清（系熊宝坤之妻、熊玉之母）均系被拆迁人，而拆迁安置的三套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以房管行政部门确认的登记信息为准。本案中，汪道军申请调取该三套房屋产权办理全部档案资料的请求，仅是基于其对熊玉为何取得905、1004号两套房屋所有权而熊宝坤仅取得904号房屋所有权存在疑虑，并不能当然证明905、1004号房屋所有权不是熊玉合法取得。加之本案中汪道军的诉请之一正是基于熊玉是905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主张房屋交付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而汪道军提出熊玉是否合法取得905号房屋所有权存疑的意见，与该项诉请的请求权基础相互矛盾。基于此，本院认为，汪道军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中认定汪道军要求熊玉承担905号房屋交付及协助办证义务的主张是否成立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准许。 二、汪道军要求熊宝坤作为905号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以及汪道军要求熊玉对熊宝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 汪道军上诉认为，2017年4月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及2017年6月23日的《补充协议》中，熊宝坤是出卖人，而熊玉是作为熊宝坤的代理人签订合同及收取房款，故，熊宝坤是与汪道军就905号房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但鉴于熊玉才是905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因此熊宝坤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汪道军有权要求熊宝坤承担违约金和赔偿损失。 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是针对无权处分情形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违约救济的规定。但本案中，汪道军请求办理905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主张未得到支持的原因，前已述及系因该房屋已由刘兴平善意取得，而非因熊宝坤未取得905号房屋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故，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条款所规定的“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这一情形；同时，汪道军在本案中并未依法提出解除2017年4月1日《房屋买卖协议》及2017年6月23日《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中亦不适用“买受人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情形。故，汪道军在本案中要求熊宝坤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汪道军要求熊玉对熊宝坤关于违约金及损失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汪道军要求熊宝坤承担责任的主张不成立，故该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汪道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46元，由上诉人汪道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耘 审判员 白福群 审判员 冯 璐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