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牧青，女，198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系高牧青之夫），男，198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继友，山东鼎元（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守震，男，198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明，山东太史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飞飞，女，198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方向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依泽，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依泽，男，1991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方向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高牧青因与上诉人姚守震、被上诉人王飞飞、王依泽、山东方向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向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牧青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五项，并依法改判王飞飞、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对一审判决的第四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请求判令本案的上诉费用由王飞飞、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构成消费欺诈，并判令撤销《车辆转让协议书》、姚守震赔偿三倍购车款612000元，对此高牧青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却驳回了高牧青对王飞飞、方向盘公司、王依泽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以姚守震经营所得收入并非“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原告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为由，判决王飞飞不承担赔偿责任，明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故在该案件中王飞飞应该承担夫妻共同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以高牧青举证不能为由，判决王飞飞不承担责任，显然系举证分配、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高牧青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方向盘公司为涉案二手车的实际所有人和出卖人”为由，判决方向盘公司和王依泽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方向盘公司作为在网络平台销售二手车的专业经营者，应该与姚守震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姚守震自2019年6月份以来，一直都以方向盘公司的名义在汽车之家网络销售平台上公开销售高档二手车，均在车前部的车牌位置明确标注“方向盘名车”，所有的车辆均放在方向盘公司的经营场地，市中区经十西路5800号济西二手车市场的展厅里展示。高牧青也是在该展厅内签约、购买、开走了涉案宝马X1车辆。且姚守震向高牧青出具的汽车销售发票栏中也标注为“方向盘公司”。姚守震与方向盘公司的二手车销售经营行为，足以使消费者认为姚守震系方向盘公司的职员或业务经理，或是合伙联合经营二手车的合伙关系。最少也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行为特征。同时，《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二手车的经营主体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从事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的企业”，个人是不允许从事二手车经营的。所以，方向盘公司即是涉案车辆的销售主体。尽管在庭审时，方向盘公司一直依据《车辆转让协议书》中仅有姚守震与高牧青的签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来否认方向盘公司的经营者地位进行抗辩，以摆脱其民事责任，是完全错误的。之所以由姚守震一个人在卖方处签字是因为该涉案车辆登记在姚守震的个人名下，作为行驶证登记的出卖人且还有车辆登记过户的需要，姚守震必须要签字。但是，在车辆的销售广告、展示、交付、付款等方面却都是与方向盘公司之间发生的。特别是法庭在询问姚守震，高牧青支付5万元使用POS机刷卡到谁的账户上时，作为方向盘公司负责人的王依泽偷偷的主动交头提示，明显足以看出姚守震与方向盘公司、王依泽之间的关联关系。同时，在整个法庭近三小时的庭审直播中，姚守震、方向盘公司的代理人、王依泽始终在窃窃私语，串通质证，交头接耳的私下交谈、商量。虽经高牧青多次向法官提出抗议，法官也多次予以训诫、制止，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也足以见得他们之间的关联关系。还有，作为高牧青之所以愿意花费20多万元购买高档宝马轿车，其完全是相信在汽车之间网站上发布销售广告的方向盘公司的企业品牌价值和诚信度的，单纯和一个从未谋面的自然人之间，高牧青是绝对不会购买该涉案车辆的。方向盘公司一直抗辩自然人之间也可以形成买卖二手车合同关系，这一点高牧青也不持反对意见。但是自然人之间的二手车交易买卖都是发生在同学、亲戚、朋友之间，他们彼此都对出卖人的二手车状况高度了解，且出卖人也都会事实求实的告诉买受人，该车没有大的事故，仅仅是车辆的刮碰、车门的划痕、补漆等情况。如果真是有像涉案车辆这么严重的事故的，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购买。且车辆的安全性关系到一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同时，根据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购买乘坐出过重大交通事故的车辆，心理都会有阴影障碍，感觉到不吉利、生活晦气，命运不好。结合该案件中方向盘公司、王依泽的销售行为、庭审表现，高牧青足以相信该涉案车辆的经营者即是方向盘公司。而一审法院仅以买卖合同个人签字的相对性来割裂否定本案的客观法律事实，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针对高牧青的上诉王飞飞、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均未答辩。针对高牧青的上诉姚守震述称，涉案车辆的事故是发生在姚守震购车之前，结合姚守震的购车价格及购车的过程可以证明姚守震对涉案车辆对发生事故的事实并不知情，不构成欺诈，不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王飞飞、王依泽以及方向盘公司并不是涉案交易的主体，不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姚守震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高牧青对姚守震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高牧青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姚守震在涉案二手车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判令姚守震向高牧青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高牧青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姚守震在涉案二手车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中，如果要认定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需首先证明姚守震在出售涉案车辆时明知车辆的事故信息，对此应当由高牧青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在一审诉讼中，高牧青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对涉案车辆进行了买卖交易，而且是在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下，才明确确定涉案车辆属于事故车辆。高牧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姚守震在出售涉案车辆时明知该车辆曾发生过重大事故。一审法院认定姚守震有欺诈行为的第一点原因是姚守震应当知道通过何种方式了解二手车的相关情况，却没有进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因此认定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姚守震已通过第三方审查平台对涉案车辆进行了审查，结合姚守震自身对车辆的判断，并没有发现涉案车辆存在曾发生重大事故的可能。换言之，即使由于姚守震的疏忽大意导致其未能发现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但最终的结果也是姚守震不知晓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不符合明知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而将其出售给高牧青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姚守震有欺诈行为的第二点原因是姚守震由于未充分提交其购车的相关合同及转款凭证，便怀疑姚守震是以5万元的价格购车，再以20余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高牧青，因此推定姚守震在交易过程中知晓车辆的事故情况，存在欺诈。但本案的事实确是姚守震以181000元的价格购买的车辆，再以204000元的价格出售给高牧青。两次交易仅差两万余元，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不能由此推定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另外，如果姚守震明知涉案车辆曾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绝对不会以高达18余万元的价格购买。因此，在本案争议中，应当由高牧青承担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的举证责任，但高牧青并没有任何直接、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径自通过上述两点原因推定姚守震存在欺诈，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姚守震可以充分证明其在涉案车辆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1.姚守震现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以1810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车辆的事实，该证据在一审阶段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全部提交，在二审程序中姚守震将进行充分举证。2.姚守震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原车主及交易平台均对涉案车辆描述为“轻微刮蹭”，并未告知姚守震该车曾发生重大事故。而且在购买过程中，姚守震两次通过“查博士”平台对涉案车辆的事故信息进行查询，均未查到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记录。再结合其自身经验对涉案车辆的判断，姚守震确实未获取任何关于涉案车辆发生事故的信息。3.高牧青在向姚守震购买涉案车辆时，曾自行委托专业的鉴定人员在看车现场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测，亦未发现该车曾发生重大事故。由于高牧青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检测属于其双方发生的事实行为，姚守震无法与鉴定人员取得联系，更无法取得相关证据。在姚守震提出该事实后，一审法院未能进行核实，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如果专业的鉴定人员对涉案车辆检测后都不能发生涉案车辆曾发生过事故，姚守震作为非专业人员，更不可能发现相关的事故线索。4.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的证据系由一审法院调取取得，足以说明取得该线索和证据的困难性，姚守震未能及时发现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不具有明显的过错。5.高牧青作为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其应当更加了解如何查询车辆的事故情况，但事实却是直到涉案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时，高牧青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因此，姚守震在交易过程中未发现涉案车辆的事故信息实属正常，姚守震对此是善意、且不知情的。（三）姚守震作为一名自然人，并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不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赔偿责任。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自然人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本案中，与高牧青进行交易的主体是自然人，不能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内容要求姚守震承担赔偿责任。（四）本案姚守震确无欺诈行为，如判令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将严重损害姚守震的合法权益，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综览整个交易过程，姚守震在被高牧青告知车辆发生损坏时，没有强行推卸责任，而是积极主动的承担维修费用，在得知涉案车辆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亦对高牧青怀有深深地歉意，足以表明姚守震在诚实守信的履行合同约定，并非刻意欺骗高牧青。时至今日，姚守震仍自愿同意向高牧青退车还款，以此弥补给高牧青造成的损失。但如果法院最终错误地认定姚守震存在欺诈行为，姚守震则需额外承担60多万元的赔偿责任，将致使姚守震及其家人无法进行正常生活。针对姚守震的上诉高牧青辩称，姚守震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姚守震作为二手车的实际经营者首先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告知义务，应明确向消费者说明车辆的来源等真实信息。但姚守震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全部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并在一审庭审中欺骗了法庭，没有向法庭提交车辆的真实来源，完全是和王依泽串通进行了欺诈，欺诈行为的表现仅是主观行为，客观上只能进行推定。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退一赔三”的判决理由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姚守震的上诉。针对姚守震的上诉王飞飞、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均未陈述意见。高牧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高牧青与姚守震于2019年8月21日签订的第1801066号《车辆转让协议书》；2.请求判令姚守震、王飞飞、王依泽、方向盘公司连带返还购车款204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9年8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姚守震、王飞飞、王依泽、方向盘公司共同赔偿612000元；4.请求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姚守震、王飞飞、王依泽、方向盘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1日，高牧青作为乙方（买方）与姚守震作为甲方（卖方）签订编号为1801066的《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一、甲方姚守震将一辆红色宝马卖与乙方，车牌号为鲁A1P6Q9，发动机号A207P598，车架号为LBVHZ1104KML85259，现转让给乙方，车价总价格￥：204000……三、甲方保证此车来源正当，手续真实有效，无偷、抢及经济纠纷与违章事故等，保证此车能正常过户，甲方要积极协助乙方进行车辆的过户并且提供过户手续及有效证件，过户费由乙方负责近期过户。2019年8月9日，高牧青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姚守震支付购车定金8000元。2019年8月21日，高牧青通过手机银行向姚守震转款150000元，通过POS机刷卡支付50000元，POS机的商户名称显示为“山东金天雪莲生态保养有限公司”，姚守震解释称当时没有POS机，借的POS机，姚守震在收到全部车款后退回高牧青4000元。同日，济南鼎硕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向高牧青开具5000元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发票显示卖方单位/个人为姚守震，买方单位/个人为高牧青，车牌照号为鲁A1P6Q9，车架号/车辆识别代码为LBVHZ1104KML85259。高牧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涉案车辆系由案外人吴鑫第一手购得，于2018年12月26日登记车牌号为鲁J600H6，后转让给姚守震，于2019年5月29日转移登记车牌号为鲁A1P6Q9，最后由高牧青购买于2019年8月21日转移登记车牌号为鲁Q8X88G。姚守震主张涉案车辆是2019年5月28日在优信二手车交易平台以181000元的价格购买的，其中50000元支付给优信二手车交易平台，剩余尾款支付给了周丽，没有签买卖合同，直接从泰安提档到济南办理过户手续。为证明其主张，姚守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车辆详情、交易明细、订单详情、我的订单等复印件共13张，车辆详情显示“售车意向价18.80万签约日期2019-05-28（查看合同）车款：5.00万（已支付）首款：5.00万（已支付）尾款：0.00万车主描述：轻微碰撞，剐蹭/划伤已修复，无水泡/无火烧历史”；姚守震称“我的订单”是其购车时在查博士查询事故的记录，当时未查询到相关事故，买车时没有商业保险，只有交强险。对此，高牧青认为在“车辆详情”中可以看出姚守震与优信平台之间存在所谓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姚守震未提供买卖合同，不能证明销售主体为姚守震与优信；查询记录不能证实姚守震委托查博士对涉案车辆保险信息的查询。高牧青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及保险理赔的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泰安市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370983420190000172号），前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调取了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2份、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事故车辆一次性定损协议书、事故照片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370983420190000172号）显示：“2019年2月1日15时50分许，明月驾驶鲁J600H6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泰东路由南向北行至事故地点，因操作不当，碰撞路边树木单方肇事，致树木、车辆损坏，无人员受伤。当事人明月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显示：“被保险人：吴鑫，车架号：LBVHZ1104KML85259，保险期限：由2019-01-01零时起到2019-12-31二十四时止，承保险种：机动车损失保险_2015新保险金额/责任限额：230000.00出险时间2019-02-01，赔偿金额：139280.00;保险期限：由2019-01-02零时起到2020-01-01二十四时止，承保险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金额/责任限额：122000.00出险时间2019-02-01，赔偿金额：1000.00”。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显示：“总计工料费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柒佰捌拾（￥135780.0）”。高牧青为证明涉案车辆为姚守震以方向盘公司名义进行售卖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姚守震微信朋友圈截图3张、方向盘公司在汽车之家的注册认证信息及店铺内部页面照片一宗，在方向盘公司店铺店面“全部车源”部分显示本案涉案车辆图片，姚守震发布的微信朋友圈显示方向盘名车。姚守震解释称想用其朋友王依泽的公司平台把车卖掉，车其不想要了，其卖本案车辆之前不是经营二手车的，之后注册公司经营二手车，因当时没有销售途径，其朋友是专业做二手车的，他的交易流量大，更容易出手。方向盘公司称现行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要求销售方不能销售第三人的车辆，认定二手车销售主体应当依据车辆所有权人登记信息、交易主体双方交易款项收取等。王依泽辩称该车辆放在其公司展厅里，谁都可以卖这个车，这个车是姚守震自己买的，其公司销售量大，市场规定个人私家车不可以放在展位上，所以有车牌的话必须遮挡（指用“方向盘名车”字样），涉案车辆与其公司无关，其公司的车辆都是落在其个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高牧青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书》、购车款支付情况、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的过户登记双方，可以认定高牧青与姚守震之间建立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高牧青主张方向盘公司为涉案二手车实际卖家，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姚守震承诺所出卖车辆无事故，但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显示该车发生过较严重车损事故。根据姚守震发布的微信朋友圈中大量的二手车售车信息，能够认定其是一个二手车经营者，故其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和二手车经营人员，其在出售涉案车辆时应当负有更严格的责任，其应当对涉案车辆是否发生过事故是知情的，其却承诺无事故，则构成欺诈。姚守震虽辩称其对事故不知情，但是首先，姚守震在查博士平台进行过信息查询，说明姚守震知道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查询何种信息来了解二手车相关情况，但本案中姚守震所提交的查询记录仅为4S店系统的维修保养记录且距本案交易长达3月之久，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其次，姚守震并未提交他的购车合同及购车款交付情况，仅根据“车辆详情”及“明细”并不能确定其购车款实际为181000元还是50000元，若姚守震仅支付50000元购得涉案车辆，则姚守震构成欺诈更加明确。故姚守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不积极全面举证，尤其是对其自己购车过程（即车辆真实来源状况）的举证，通过以上分析能够认定姚守震在本案二手车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对于高牧青要求撤销其与姚守震于2019年8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1801066的《车辆转让协议书》，返还购车款204000元，三倍赔偿612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损失，因与三倍赔偿重复，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王飞飞与姚守震虽系夫妻关系，但上述债务首先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高牧青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故对于高牧青要求王飞飞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关于方向盘公司、王依泽的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高牧青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方向盘公司为涉案二手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和出卖人，故对于高牧青要求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高牧青与姚守震于2019年8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1801066的《车辆转让协议书》；二、姚守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高牧青购车款204000元；三、高牧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买涉案车辆返还给姚守震；四、姚守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牧青三倍购车款612000元；五、驳回高牧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60元，减半收取5980元，财产保全费4770元，均由姚守震负担。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姚守震从案外人吴鑫处购买涉案车辆的价格为181000元。（二）高牧青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姚守震向其出售涉案车辆时故意隐瞒了曾经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牧青与姚守震之间就涉案车辆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姚守震向高牧青出售涉案车辆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据此需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相关惩罚性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欺诈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歪曲真实情况，或者故意隐匿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即我国民法中的欺诈必然是指存在欺诈的故意，而非过失欺诈。就二手车买卖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二手车的卖方必须通过何种途径、方式查询其出卖车辆的车况视为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姚守震在购进涉案车辆时已通过第三方平台查询了涉案车辆的车况，可以认定其尽到了一定的审查义务。高牧青亦是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通过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取证的方式，在泰安市交通警察大队才获知本案所涉车辆曾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高牧青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姚守震向其出卖涉案车辆时故意隐瞒了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事实。而且，姚守震从案外人吴鑫处购买涉案车辆的价格为181000元，其销售给高牧青仅赚取了23000元差价，并非获取高额差价。综上，姚守震的出卖行为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欺诈，故高牧青要求撤销涉案购车合同，并要求姚守震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因姚守震未能向高牧青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车辆，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高牧青明确表示要退还车辆，姚守震应当退还相应的购车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王飞飞与姚守震虽系夫妻关系，但上述债务首先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高牧青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故对于高牧青要求王飞飞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方向盘公司、王依泽并非本案《车辆转让协议书》的相对方，高牧青要求方向盘公司、王依泽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守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高牧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即“二、被告姚守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高牧青购车款204000元”、“三、原告高牧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买涉案车辆返还给被告姚守震”；二、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即“一、撤销原告高牧青与被告姚守震于2019年8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1801066的《车辆转让协议书》”、“四、被告姚守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牧青三倍购车款612000元”、“五、驳回原告高牧青的其他诉讼请求”；三、上诉人姚守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高牧青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04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上诉人高牧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80元（已减半），由上诉人姚守震负担1495元，由高牧青负担44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60元，由上诉人姚守震负担2990元，由上诉人高牧青负担89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魏希贵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