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552号原告：唐映林，男，汉族，1975年01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青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丽，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中新镇大田村风门坳（土名）。法定代表人：唐靖，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涛，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艺，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映林诉被告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映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丽、黄静，被告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映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补偿金295848元（按广州市2018年职工平均工资8218元的三倍计算，为24654元/月，计算12个月）；2、判令被告补发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两年来原告为完成其超过合理数量的劳动定额而加班工作的总工资报酬635924.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所作的穗劳人仲案[2019]1429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是错误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一、根据2012年7月颁发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视为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擅自调整其工作岗位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1）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需要；（2）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3）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4）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而被告在2019年5月16日召开事业部相关人员会议要求销售司机部门未来工作安排由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行政部安排。此工作调整是直接否认了被告的独立法人人格，将导致原告劳动关系和工作内容错位，会带来工作风险。因此原告当即提出要么将人事关系转回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听从慧谷化学公司的行政安排，要么就应当由被告明确原告的隶属部门和行政审批路线。但是被告在2019年5月27日再次下发书面通知，强制要求原告接受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忽略原告对书面通知所提异议，并以原告不服从公司安排为由作出警告处分。可见，被告是单方直接作出调整原告工作岗位的决定，完全忽视原告的合法利益的保障，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的违约行为。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此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并须按照法律规定补偿原告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关于加班费问题。根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管理办法》粵劳社发〔2009〕8号的第五条第3款规定：企业申请实行不定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名册及职工签名表。被告提供的证据仅是行政许可决定书的部分内容，并没有职工名册以明确说明原告是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度的人员，且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的时间为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而原告在2019年5月因工作岗位调整事宜与被告存在争议，并在2019年8月12日正式提出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被告主张原告是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度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须按照法律规定补偿原告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和补发拖欠的加班费。故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辩称：一、仲裁裁决认定事实准确，裁决合理，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原告称三家公司统一行政服务，否定了答辩人的法人人格，改变了答辩人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条款和劳动条件，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答辩人与慧谷化学公司是子母公司的关系，将三家公司的行政服务统一调配是基于原告所在的部门因为业绩下滑、出车量减少、工资收入下降，特改变为三家公司统一调配，可以增加原告的出车量，稳定其工资，原告仍是答辩人的员工，所驾驶的车辆也是答辩人的资产，支付工资的也是答辩人，答辩人对三家公司的统一调配做过书面确认，以上表明该统一调配并未改变劳动合同的条件，目的是为了稳定原告的工资收入；三、原告在慧谷化学公司适用的是不定时工作制，转到答辩人时明确原有劳动合同条件不变，答辩人也依法取得不定时工作制的审批，原告的司机岗位依法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因此，原告不存在加班费的问题，原告认为其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即为加班，是对不定时工作制缺乏了解；四、原告基于认知错误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五、原告歪曲事实，将工作报销费用混同成其工资总额，并据以主张高额经济补偿金，是有违诚信的做法；六、与原告同样情况的两位司机均在2019年下半年与公司达成了和解，答辩人按其年正常工资乘以年限，然后再打7折的方式妥善解决，体现了答辩人尊重劳动者，用工和谐，而原告为工业事业部总经理冯志德的专属司机，与冯志德保持一致行动，二人同样单方面解除合同，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聘请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冯志德的案件已被增城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答辩人今天提出和解仍然是希望妥善解决问题，不必要浪费司法资源。经审理查明：被告系由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5月28日，原告与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司机，合同期限从2003年5月28日至2006年5月28日止。2006年12月29日，原告与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司机，合同期限从2006年12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2011年12月31日，原告与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内容为职员类，按不定时工作制确定原告的工作时间，合同期限从2011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止。2013年10月30日，原告（员工）、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安排方）、被告（接收方）共同签订《行政安排通知书》，载明“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是由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分立出的公司，所经营的项目也属从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分出的项目。现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属地管辖的要求，分立出项目的员工劳动关系需由原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转移到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现各方确认，自2013年11月1日起需转移劳动关系员工的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除合同主体由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外，其他内容不做调整；员工此前工龄亦连续计算，不受影响。”2013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原告的工作内容为“销售类”，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原告的工作内容，应协商一致，按变更本合同办理，双方签字或盖章确认的协议书或依法变更通知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原告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按计时工资：基本工资1700元执行，并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及本单位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原告和被告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物价指数情况，经过双方协商或者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工资正常增长的办法；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9年5月27日，被告发布广慧工行[2019]第03号《通知》，载明：“工业事业部下属各部门、员工：因工业事业部业务运营需要，公司对以下人员的工作汇报关系进行调整：。2.工业事业部司机唐映林、曾得奎、陈世学，自即日起，直接上司变更为冀伟强，出车计划及工业事业部车辆（车牌号粤Ａ×××××、粤Ａ×××××、粤Ａ×××××）的管理和使用由公司行政部统一安排、调度。”2019年5月29日，被告员工董宏韬向原告发送邮件告知：“。依据附件2019年5月27日的通知，行政部安排车辆调度人员为覃翠，手机号码189××××0***，公司分机号6667，请联系添加微信，以便派车工作安排。”原告确认收到上述邮件并在2019年5月28日、6月12日、6月13日就工业事业部司机安排问题向被告的管理人员发送邮件，提出异议。2019年6月14日，被告的人力行政部作出广慧工行[2019]第7号《处分通报》，通报原告于2019年5月31日和6月10日两次拒绝执行公司安排的正常工作任务，根据公司相关制度，对原告不服从正常工作安排的行为给予警告处分；2019年6月28日，被告作出广慧工行[2019]第9号《处分通报》，通报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不服从正常工作安排的警告处分后仍不改正，于2019年6月17日再次拒绝执行公司安排的正常工作任务，根据公司相关制度，对申请人不服从正常工作安排的行为给予警告处分，前述处分公告已在被告的公告栏中公布。2019年8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函件中载明，被告未经协商任意变更原告工作岗位，对此原告提出异议，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正式提出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要求被告依法给予经济补偿金。另查明：2019年8月2日，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增人社决[2019]2号《关于广州慧谷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许可决定书》，许可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限副总经理以上)、外勤销售人员、顾问、司机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实施时间：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03年5月28日，离职时间为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23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一、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95848元（按广州市2018年职工平均工资8218元的三倍计算，为24654元每月，计算12个月）；二、被申请人补发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两年来申请人为了完成其超过合理数量的劳动定额而加班工作的总工资报酬635924.8元。2020年1月10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4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遂于法定起诉期限内诉至本院。原告主张其工作岗位为司机兼销售，其名下中国银行账号63×××94在每月15日前后收到的被告附言为“工资”的转账及其名下招商银行账号62×××51收到的被告转账均为其工资收入，并提交了盖有江门百得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和盖有江门市德佑金属材料实业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及证人张某的书面证言用以证明其兼任销售。被告抗辩主张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司机，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内容为“销售类”，是指原告归属于销售部，作为司机服务于销售部，而非是销售岗位人员；被告向原告名下中国银行账号63×××94的转账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并反映了每年的年终奖情况；被告向原告名下招商银行账号62×××51的转账为原告先行垫付的招待费、差旅费、车辆费等报销费用，而非工资；对盖有江门百得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和盖有江门市德佑金属材料实业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及证人张某的书面证言质证认为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上述公司没有资质和能力来判断原告在被告处的具体工作，而证人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并提交了工业事业部组织架构图、销售工程师（专员）岗位说明书、司机岗位说明书、广慧行通知字（2009）第72号通知、原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工资单（工资单上载明原告所在部门为“工业事业部销售”，每月工资单上的实发金额均与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账号63×××94流水中被告下一个月15日前后附言为“工资”的转账金额一一对应），用以证实原告的岗位仅为司机；提交了对应原告名下招商银行账号部分流水的报销发票、付款凭证、报销单和2019年6月1日签批的《财务报销与支付管理制度》，用以证实被告向原告名下招商银行账号62×××51的转账实为原告的报销费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用以证实原告工作岗位为司机的证据质证认为均为被告单方制作，三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用以证实招商银行的转账为报销费用的证据质证认为报销凭证的指向不明，大部分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仅有电话费报销单有原告签名，而《财务报销与支付管理制度》是2019年6月1日签批的，该制度与报销费用的时间不一致，且其中第5.2.条款规定“报销款实行统一支付结算，统一发放至员工中行储蓄卡”，而非招商银行储蓄卡，故被告转入原告招商银行的资金是作为原告的销售提成，但原告称其不清楚销售提成的核算方法。原告主张其在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均存在超过合理数量的劳动定额而加班，故被告应支付其超时加班费635924.8元，并明确加班工资635924.8元计算依据为：被告转账至原告名下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款项合计得出原告的月平均工资是39427.96元，除以每月的工作日天数21.75，再除以法定的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出原告的每小时工资为226.59元，乘以原告加班的1871小时，再乘以1.5倍计算得出。同时原告提交了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派车单用以证实其超时加班的事实。对此，被告质证认为派车单的真实性部分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因为派车单上没有用车人的签名，对关联性不认可，因为派车单上每天的行车里程一般在200公里左右，且大部分是广东省内行车，根据广东省的路况，200公里的驾驶时间基本在4个小时以内，也即原告每天的驾驶工作时间是低于8个小时的，且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约定原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且已获得审批许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单方变更员工的工作汇报关系是否属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及被告是否要向原告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超时加班工资。对于争点一，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如下：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派车单、原告名下中国银行流水、广慧工行[2019]第03号《通知》、双方的邮件往来和被告提交的工业事业部组织架构图、销售工程师（专员）岗位说明书、司机岗位说明书、原告工资单、处分通报等证据可知，原告一直从事司机岗位，在被告单方变更原告的工作汇报关系后，原告的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更，仍从事司机岗位；原告虽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是相互印证的，如工资单与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流水一一对应，司机岗位说明书与原告提交的派车单能相印证，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其次，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而调整人事组织架构，变更原告的直属上司，属于被告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再次，在被告发出通知变更原告的工作汇报关系后到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仍继续安排原告工作，但原告拒绝接受，被告并不存在故意不提供劳动条件及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等违法情形。综上，原告拒不配合变更工作汇报关系并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争点二，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如下：首先，原告主张其工作岗位为司机兼销售，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明显看出原告仅是从事司机岗位，故对原告称其同时兼销售岗位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尽管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但被告对司机实施不定时工作制直至2019年8月2日才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故该约定对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不发生效力。再次，根据原告提交的派车单显示，原告日行车里程一般在100-500公里以内且均为省内行驶，结合原告的出发地、目的地，综合考量原告的司机岗位性质以及工作要求，可估算出原告每日的工作时间并未超过8小时。因此，原告主张其工作日延长加班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映林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唐映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侯宇得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黄小敏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