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浩，男，198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媛，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秀春，女，197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雄伟，系宋秀春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立峰，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浩因与被上诉人宋秀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媛，被上诉人宋秀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雄伟、虞立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秀春的诉讼请求；2.宋秀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中宋秀春从未向朱浩出借款项，朱浩亦未从宋秀春处收取过借款。宋秀春利用其与朱浩岳母汤冬英之间的其他钱款往来，在汤冬英早已与其结清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在汤冬英自杀后仍利用朱浩签署的尚未生效的借条、收条，再次向朱浩主张还款责任，提起虚假诉讼。1.宋秀春向汤冬英转款金额并非朱浩出具借条项下款项。宋秀春称将借款支付至朱浩指定的汤冬英账户，但是就该笔46.3万元款项，宋秀春在本案中从未提供任何朱浩指示付款的证据。朱浩签署借条、收条时并不知晓宋秀春是否已经向汤冬英支付了借条项下款项，其签署借条、收条后也不知晓宋秀春是否按照借条约定向汤冬英支付了50万元。朱浩作为借条、收条的签署人，从未收到过借条项下款项，其也未向宋秀春提供过任何指示付款的说明，指示交付不成立。此外，借条、收条未约定利息，宋秀春却声称与朱浩约定所谓年利率6%并提前收取了所谓利息，即“砍头息”3.7万元，但其所称年利率6%的利息按照本金50万元计算，应为3万元，而非3.7万元，可见其陈述不实。该笔46.3万元的款项系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众多往来款项的其中一笔，并非朱浩出具借条、收条项下借款。22014年11月17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宋秀春共向汤冬英转账1398100元，汤冬英共向宋秀春转账1490400元。汤冬英向宋秀春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超出宋秀春向汤冬英支付的款项。如果将46.3万元认定为借款，则应当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查明实际用款人汤冬英已经将款项清偿完毕。宋秀春无法解释为何汤冬英向宋秀春支付金额已经远超宋秀春向汤冬英支付金额的事实，也没有说明双方借款的具体本金、利息是多少，应对其作出不利认定。3.汤冬英系因不堪向宋秀春支付高额利息而自杀身亡，一审法院仅从关联案件进行查询从而认定宋秀春不是职业放贷人，系认定事实不清。宋秀春辩称：1.朱浩与宋秀春达成借款协议，朱浩向宋秀春出具了亲笔书写的借条，并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复印件，之后宋秀春按照朱浩的指示将款项打入其指定的岳母汤冬英的银行卡账户，朱浩随即又出具了收条，认可宋秀春提供了借款，双方的借款合同已经合法成立并生效。宋秀春与朱浩之前是熟识的，因为孩子在朱浩所管理的人杰文化艺术培训公司学习朱浩以自己未收到借款为理由主张自己不是借款人，这种观点无法成立，朱浩已经以收条认可收到该款项。至于借条与收条上载明50万元，而宋秀春提供款项数额为46.3万元，实际上是双方在达成合同时口头约定借款46.3万元，还款时偿还50万元，多出的3.7万元算作利息。2.朱浩未依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朱浩称其岳母汤冬英是实际用款人，在2016年11月28日之后汤冬英汇入宋秀春账户中的款项是对案涉借款的清偿，但朱浩对自己的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汤冬英也并非涉案借款合同当事人，并无约定还款义务。且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也有过经济往来，汤冬英从未声明任何一笔汇款是对案涉借款的清偿，宋秀春也从未认可此种汇款任何一笔为对涉案借款的清偿。3.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本案涉案借款借条出具人、借款接收人都是朱浩本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朱浩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而汤冬英并非涉案借款合同当事人。4.朱浩声称汤冬英因无法清偿宋秀春的高额利息而自杀身亡，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与宋秀春及本案借款合同毫无关系。朱浩指称宋秀春存在职业放贷人嫌疑和套路贷行为则更是无稽之谈，一审法院已经作出否定性结论。宋秀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浩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计50万元；2.朱浩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自2016年11月17日至实际清偿日止；3.朱浩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7日，朱浩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宋秀春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期限壹年（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11月16日止）。该份借条下方，朱浩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宋秀春转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同日，宋秀春通过招商银行账号62×××93向汤冬英汇款46.3万元。2014年11月17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宋秀春共向汤冬英转账1398100元，汤冬英共向宋秀春转账1490400元。一审另查明，汤冬英系朱浩岳母，汤冬英于2017年12月去世。一审审理中，朱浩陈述其出具借条的过程为：汤冬英电话联系朱浩，称其向宋秀春借了一笔钱，宋秀春要求找本地人写借条比较放心，故朱浩就到汤冬英当时开办的培训学校，根据宋秀春的口述出具了借条、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朱浩向宋秀春出具了借条，双方之间即形成借贷合意。从朱浩陈述出具借条的过程看，朱浩明知宋秀春将款项汇给汤冬英，其仍作为借款人向宋秀春出具了借条，朱浩作为完全作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承担出具借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宋秀春向汤冬英付款，朱浩明知此情况仍出具借条，应认定为宋秀春履行了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宋秀春向汤冬英转账46.3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借款本金为46.3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朱浩未还款，构成违约，故朱浩应归还宋秀春借款本金46.3万元。借条未约定利息，宋秀春要求朱浩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宋秀春主张逾期之日即2016年11月17日起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朱浩主张其出具借条、收条系宋秀春与汤冬英通谋的虚伪行为，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朱浩主张即便其为担保人也超过保证期间应免除保证责任，朱浩系借款人非担保人，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朱浩认为汤冬英已还款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汤冬英与宋秀春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汤冬英还款时亦未明确是归还案涉借款，故不能推定汤冬英向宋秀春转账即为归还本案借款。至于汤冬英与宋秀春之间的往来，因汤冬英已去世，如其继承人有异议，应另行主张权利。朱浩辩称宋秀春系职业放贷人，但通过一审法院关联案件查询，并未发现宋秀春有其他诉讼案件，朱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宋秀春以放贷为职业赚取高额利息，故对朱浩的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朱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宋秀春借款本金46.3万元及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7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宋秀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宋秀春负担555元，朱浩负担8245元。朱浩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宋秀春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2017）苏0106民初11867号王坚诉汤冬英、南京人杰文化艺术培训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开庭公告、冻结汤冬英股权信息，拟证明汤冬英有其他案件作为被告欠债。2.（2017）苏0106民初11867号王坚诉汤冬英、南京人杰文化艺术培训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裁定书、（2018）苏0106执1920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另案王坚与汤冬英的继承人达成调解，汤冬英的继承人放弃了对汤冬英财产的继承。朱浩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以上证据不能表明与本案诉争事项的关联性，对此不予确认。本院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朱浩陈述关于当时签署收条的过程，2015年11月17日下午5点左右接到汤冬英的电话，喊其到培训学校去一趟，其到学校以后汤冬英跟说她向一家长借了50万元，让朱浩签下借条和收条，朱浩问她为什么，她讲借这50万，学生家长对她是外地人的身份表示担心，让朱浩以南京本地人的身份签署其比较放心。在此情况下朱浩就签署了收条，在宋秀春的口述下签写的。写完以后就回去了，当时就宋秀春、汤冬英、朱浩三人在场。宋秀春陈述当时过程，是朱浩要向宋秀春的丈夫张雄伟借款，理由是要买迈皋桥的房子，签署条据时张雄伟也在场，是四个人，朱浩要借50万元，但当时能动用的钱款就是46万多，就实际交付46.3万元，多写的3.7万元口头约定为利息。朱浩对此否认案涉46.3万元是用于自己买房。二审经查询，案涉款项往来发生当天宋秀春账户向汤冬英转账46.3万元后，账户余额为4.5万元，对此宋秀春解释，因为还要给孩子学习留一些钱，不能全部转给对方。关于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的往来款性质，宋秀春陈述，汤冬英经营人杰文化艺术培训公司，每个月向老师发工资就向宋秀春借钱，汤冬英向宋秀春账户的转款有还款，也有人杰文化艺术培训公司交了学费以后返还学时学费的钱，还有汤冬英口头承诺部分利息，具体没有算，也无法计算清楚；宋秀春总共向汤冬英出借了多少钱没有仔细算，有转账也有现金，具体情况都四五年了，记不清；宋秀春手上没有其他汤冬英或其家人出具的借条、收条了；汤冬英现在已经不欠宋秀春钱款，时间大约是2017年夏天。另根据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案涉46.3万元发生之后，宋秀春向汤冬英转账45.11万元，汤冬英向宋秀春转账130.39万元。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朱浩向宋秀春出具的50万元借条项下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2.如借款已实际发生，则朱浩是否尚欠宋秀春款项未予归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本案朱浩向宋秀春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收条，但宋秀春并未向朱浩交付款项，而是在当天向汤冬英转款46.3万元，款项交付的对象、金额均与借条、收条所载的内容不符。在此情形下，宋秀春主张朱浩就是借款人，其是按照朱浩的指示将46.3万元款项交付给汤冬英，则宋秀春对于其所主张的指示交付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宋秀春仅以朱浩当天出具50万元借条、收条为由就认为宋秀春向汤冬英转账46.3万元是按朱浩的指示付款，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理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如宋秀春所述，其向汤冬英交付了案涉借款。但从宋秀春与朱浩、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款项往来的实际情况看，宋秀春与朱浩之间并无往来，而相反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有长期、大量的款项往来。宋秀春陈述朱浩系为个人买房向其借款，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无证据证明，而且朱浩自己要买房急需资金却不以自己的账户收款，反而要转账给汤冬英，亦有违常理。结合当事人陈述、朱浩与汤冬英之间的关系等在案证据，朱浩所称其是为汤冬英与宋秀春之间的款项往来以自己名义出具凭据，而汤冬英为该凭据项下借款的实际用款人且宋秀春对此明知，更为合理可信。宋秀春认为本案款项与汤冬英无关，与在案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不足采信。汤冬英作为接受46.3万元借款的实际用款人，可直接向宋秀春还款，故不能将其向宋秀春转款的事实排除在本案借贷纠纷之外。从宋秀春与汤冬英之间的款项往来数据看，整体上宋秀春向汤冬英的转款数额，少于汤冬英向宋秀春的转款数额；在案涉46.3万元款项往来发生后，亦是汤冬英向宋秀春的转款大于宋秀春向汤冬英的转款（包括案涉46.3万元），且宋秀春自认其与汤冬英之间的债务已经还清。如前所述，汤冬英作为案涉46.3万元实际用款人可以直接还款，故在汤冬英向宋秀春的转账数额已涵盖了本案46.3万元款项数额的情形下，应由宋秀春就本案借款并未由汤冬英偿还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而宋秀春在本案审理中没有说清其与汤冬英之间款项往来的具体情况，就此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朱浩认为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此外，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宋秀春系职业放贷人，对朱浩的该项上诉意见，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浩的上诉请求可以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以致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宋秀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宋秀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宋秀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戎审 判 员  夏奇海审 判 员  朱永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健琳书 记 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