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8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蒯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法定代理人：张某（系蒯某1母亲），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蒯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银川市兴庆区红花乡光华门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纳某。 上诉人蒯某1因与被上诉人蒯某2、苏某、银川市兴庆区红花乡光华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9）宁0104民初15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蒯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蒯某2与被上诉人苏某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由被上诉人苏某协助被上诉人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将《银川市兴庆区光华门村综合市场股权证》（证书编号：300011）所载股权恢复登记至上诉人蒯某1名下；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蒯某1系涉案股权的所有人，蒯某2无权转让该股权。涉案股权原系张某与蒯某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3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双方于2013年就明确将该股权赠与给蒯某1，并在2014年10月26日将该股权办理至蒯某1名下。2017年11月23日蒯某2与苏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张某与蒯某2尚未办理离婚手续。蒯某2在张某和蒯某1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股权转让给苏某。蒯某2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中甲方处“蒯某2”“蒯某1”均系其一人所签。蒯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法定代理人追认，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蒯某1所为，也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张某同意。蒯某2的行为属于违法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行为，且并非是为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侵害了蒯某1的合法权益，故《股权转让协议》属无效协议。2.一审法院曲解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错误适用法律。蒯某2出卖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3.本案被上诉人苏某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苏某作为成年人，在与蒯某2商谈股权转让事宜时明知股权在蒯某1名下，在签订协议时明知“蒯某2”“蒯某1”均系蒯某2一人填写，且协议签订时苏某明知蒯某2、张某还没有离婚。因此，应认定苏某和蒯某2恶意串通，且股权转让款112000元明显低于股权的市场价值。同时，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违法将股权变更至苏某名下，同样侵害了蒯某1的合法权益。本案三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之规定。4.本案是因为原一、二审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审判监督程序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案件，并未涉及实体问题，更未否定原二审判决对本案实体裁判的正确性。本案上诉人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列明了苏某的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只是把苏某的名字写成了“苏建忠”，苏某在接到法院电话送达通知后，有意回避不到庭应诉。原一审法院作出（2018）宁0104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蒯某1的诉讼请求，蒯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银川中院。在原二审程序中，苏某同样采取刻意回避的方式不到庭应诉。在原二审法院作出（2018）宁01民终2177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8）宁0104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确认蒯某2与苏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后，苏某本人才出现，其不服该判决，以其名字错误以及一、二审法院送达程序错误为由向自治区高院申请再审。自治区高院以苏某未到庭，原一、二审在未核实苏某真实身份情形下径直判决为由，指令中院再审本案。后经银川中院再审，以“一、二审送达程序违法”为由，作出（2019）宁01民再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因此，本案实属针对送达程序不合法而发回重审的，不论是自治区高院的民事裁定还是银川中院的再审裁定，均不涉及实体问题的裁判。5.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属苏某与蒯某2恶意串通所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确认无效。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共有两份，内容均一致，但签订时间不一致，一份签订于2017年11月23日（该合同在本案再审程序中出现，系由苏某提交）；另一份签订于2017年12月26日，是由蒯某1提交，系真实的合同签订时间。而张某与蒯某2协议离婚的日期为2017年12月15日，也即苏某提交的合同系有意将时间提前到张某与蒯某2离婚之前，充分证实苏某与蒯某2刻意谋划、恶意串通。且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蒯某2多次自认：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蒯某2”、“蒯某1”均由蒯某2本人所签。因此，苏某明知股权归蒯某1所有、明知蒯某2无权转让股权、明知未征求过被监护人蒯某1的意见，更未取得另一监护人张某的同意，苏某还仍然与蒯某2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不仅侵害了蒯某1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侵犯了张某作为孩子母亲的监护权。蒯某2处分涉案股权和苏某购买股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6.就案涉股权情况，被上诉人蒯某2在一审中所述不属实。涉案股权（证号300011）系蒯某2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3年取得，属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于2013年就明确将该股权赠与给上诉人蒯某1，并在2014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直接将该股权办理到上诉人名下。因此，上诉人蒯某1系涉案股权（证号300011）的所有人。另外，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8月21日公布的《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107号(财税金融类018号)提案答复的函》（财税函〔2017〕197号）明确载明“我国目前并未开征遗产税，也从未发布遗产税相关条例或条例草案”。所以，被上诉人蒯某2所谓“2015年张某为了避免该股权以后转移时产生税费，建议蒯某2将股权登记到蒯某1名下”的辩称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7.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之法律规定，应确认无效。（1）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出于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同样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如重大疾病需要治疗、出国留学等，否则监护人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2）在张某与蒯某2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约定将涉案股权归儿子蒯某1所有，且在2014年10月26日直接将涉案股权登记在蒯某1名下。蒯某2对涉案股权已无处分权。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样享有财产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害，故蒯某2作为蒯某1的父亲不能擅自任意处置被监护人蒯某1名下的财产。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上诉人蒯某1刚满13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正上初中一年级，不需要大额资金支出，根本没有出售股权的必要。本案庭审中，蒯某2陈述其转让股权的目的是用于其自己生活开支，不是出于对蒯某1的利益。同时，蒯某2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转让股权的用途是用作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生活等未成年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处分未成年人股权的行为无疑已经触犯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原二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五项作出（2018）宁01民终2177民事判决“确认蒯某2与苏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蒯某2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苏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体理由如下：一、程序合法是保障实体公正的必要前提，本案再审期间发现原审存在重大的程序瑕疵，符合再审的条件，故而没有必要对原审的实体问题再加以评价，原审判决也因此被撤销，对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二、造成原审程序瑕疵是因本案的上诉人有意编造了虚假的苏某送达地址所致，对此再审期间，上诉人也予以认可，其存在恶意诉讼的故意。三、关于上诉人所称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在本案一审期间也已经查明，上诉人所谓的12月23日的协议是其将蒯某2留存的上诉人签署的空白协议自行添附日期后，在原审苏某无法到庭的情况下作为虚假证据所提交的，而本案真实交易的协议为11月23日签署，其协议上有第三方见证人见证，于村委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蒯某2收取股权价款的转让时间一致。四、苏某作为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取得涉案股权，且涉案股权交易行为未损害蒯某1的利益。本案中，与苏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蒯某2是上诉人的父亲，即上诉人的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而所转让的股权，是基于原光华门村集体土地产生的投资权益，该投资权益全部由光华门村的原始村民享有，蒯某2即属于原始村民之一。只是在办理股权登记时，当时部分村民将股权登记在了子女名下，但对股权进行处置时，都是与其父亲或母亲进行交易。这也是村内约定俗成的一种交易习惯。苏某与蒯某2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无论是从其作为蒯某1父亲的身份还是其原始村民的身份，苏某都有理由相信蒯某2有权处分涉案股权，且苏某支付的交易对价也与同类股权的市场交易价格一致，不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损害蒯某1利益的行为。因此，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苏某作为善意第三人在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已依法取得了涉案股权的所有权。五、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首先，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虽然做出了“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强制性规定，但该法律条文本身并未规定违反其强制性内容的后果。而依据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后果（即违反三十五条的后果）仅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二是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上述条文中并未规定监护人违反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结合民法总则三十四、三十六条的规定来看，违反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法律后果就是由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而并不产生对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后果。因此，通过法律条文的整体理解及前后逻辑表明，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一观点，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判决可以印证。其次，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从该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实施的民事行为只要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或同意即可产生效力。该条文中并未规定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或同意应以符合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为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内容作为确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实施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因此，通过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内容能够进一步体现，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再次，如果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在日常生活中，监护人为了防止被监护人名下的资产贬值、基于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对市场情况的判断（如货币贬值、房价上涨、投资前景等）做出购买或处置相关资产的交易行为。相应的，也普遍存在因监护人对市场的误判或发生无法预见的市场风险因素等，导致其实施的资产交易行为不但没有使被监护人名下资产保值、增值，反而有可能发生贬损，客观结果上也同样产生了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但众所周知，这种交易亏损（或不利后果）属于正常的市场风险、亦符合市场交易规律。而如果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那么不论监护人的出发点如何，只要监护人以被监护人之名对外投资、处分或购置资产时受市场影响发生亏损，那么监护人就可以借助该规定诉请人民法院确认交易行为无效，进而取回财产，规避本应由其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显而易见，这种处理结果违背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且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因此，对于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名下财产的行为，应当结合其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或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等因素，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以及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等规定认定交易行为的效力及物权变动的效力。从维护交易稳定、公平交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不应简单的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作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适用。综上，苏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辩称，第一，从1982年开始光华门村分产到户，蒯某2是三组的村民，分得了一亩左右的土地。2004年国家统一征收，赔偿标准每亩19万元，当时政府文件有规定，不能吃干分净，给村民每人分配了11.5万元，后来又在光华家园每人分配34平米的房屋，每人每平米又补偿了200元，每人下剩6.5万元左右。我们村1500人，将下剩的款项投资盖了一个商场，商场是2009年建成的，建成后就出租了。2014年，村上给1500人办理了股权证，每人47平米，蒯某2的47平米就是这么来的。股权证是村委会制作的，上报过兴庆区，兴庆区同意后由银古路街道办事处监制，并且加盖有街道办事处的章和钢印。第二，村上类似于本案中父母将股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后又出售的情况也有，只要老人在必须老人写东西同意卖才行，即便子女成年也不行，村上主要是考虑老人的养老问题。如果老人去世，所有的子女协商一致签字。之前卖的股权最高也就10.5万-11万之间，今年也就10万元。村上有规定，股权不外流，只限于在本村村民之间进行买卖，老人在世的情况下孩子没有处分权，如果处分必须老人签字，即由分到田地的本人签字，村上只认老人，如果老人去世没有明确子女之间如何分配的，由子女自行商量形成一致意见，村上再给办理，蒯某2在处分的时候村上有备案，也盖了章。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 原审原告蒯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蒯某2与苏某于2017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苏某协助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将《银川市兴庆区光华门村综合市场股权证》（证书编号300011）所载股权恢复登记至蒯某1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蒯某1系蒯某2与张某之子。蒯某2与张某于2017年12月15日协议离婚，蒯某1由张某抚养。2017年11月23日，蒯某2以蒯某2、蒯某1作为甲方与苏某（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甲方合法持有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颁发的《银川市兴庆区光华门村综合市场股权证》，经协商，由甲方以112000元的价格将该股权转让给乙方，办理变更手续后，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转让款。凌建军在该协议“鉴证方”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当日，苏某向蒯某2现金支付股权转让款112000元。现苏某持有《银川市兴庆区光华门村综合市场股权证》（证书编号：300011），发证单位为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该股权证载明原持股人为蒯某2，现持股人为蒯某1，队别为三队，发证日期为2014年10月26日；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在该证书备注栏注明：蒯某1市场股权证2017年11月23日出售给苏某。庭审中，蒯某1提交一份蒯某2以蒯某2、蒯某1作为甲方与苏某（乙方）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该协议约定内容与上述2017年1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致，“鉴证方”处空白。蒯某2称2017年12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后来补签的，股权转让实际发生时间是2017年11月23日，应以2017年11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蒯某2”、“蒯某1”均由蒯某2本人所签。就案涉股权的情况，蒯某2称：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1982年向蒯某2划分了一亩左右的土地，2004年政府征收该土地，蒯某2应得补偿款190000余元，但实际获得115000元，村委会将80000元作为建设综合市场的投资款，后向蒯某2颁发了股权证，股权证上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6日；2015年，张某为了避免该股权以后转移时产生税费，建议蒯某2将股权登记到蒯某1名下；蒯某2同意后张某持该股权证在村委会做了变更登记，但时间仍为2014年10月26日。张某称：当时蒯某2说可以办理股权证时，张某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遗产税，要求直接办理至蒯某1名下，蒯某2同意后，就将股权直接登记在了蒯某1名下，并非从蒯某2名下变更至蒯某1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蒯某1要求确认蒯某2与苏某于2017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虽然原告及苏某各持有一份签订时间不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但两份协议约定内容均是由蒯某2将登记在蒯某1名下的股权转让于苏某，故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蒯某2与苏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该规定第（一）至第（四）项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认为蒯某2转让股权时未经蒯某1同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关于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之规定，但蒯某2与苏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蒯某1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蒯某2作为蒯某1的监护人，苏某有理由相信蒯某2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同时苏某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在股权登记至苏某名下后，苏某已取得股权所有权。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即使蒯某2的行为损害了蒯某1的利益，蒯某1也不能据此否定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故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请不能成立，对原告主张将股权恢复登记至蒯某1名下的诉请，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蒯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蒯某1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蒯某1的上诉理由，其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蒯某1系涉案股权的所有人，蒯某2转让该股权时未经张某和蒯某1同意，属于无权处分；第二，蒯某2出卖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第三，苏某和蒯某2恶意串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股权，损害了蒯某1的合法权益。 首先，涉案股权虽登记在蒯某1名下，但蒯某1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蒯某2系蒯某1的监护人，对蒯某1的财产有处分权。退一步讲，即便蒯某2出卖股权时未征得张某和蒯某1的同意，属于无权处分，《股权转让协议》也不应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无权处分行为并非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上诉人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并未规定监护人的行为损害被监护人利益时，要否定监护人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是规定应由监护人来承担法律责任，故不能依据该规定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再次，关于苏某和蒯某2是否恶意串通的问题。苏某与蒯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蒯某1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蒯某2系蒯某1的监护人，苏某有理由相信蒯某2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同时苏某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12000元，并到红花乡光华门村委会办理了手续，现股权登记至苏某名下。根据村委会的陈述，之前转让的类似股权价格在10.5万-11万之间，蒯某2不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上诉人关于苏某和蒯某2恶意串通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蒯某1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相应的关于将股权恢复登记至蒯某1名下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蒯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蒯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和平 审判员  杨璐璐 审判员  马 云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 鑫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