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1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玉龙，男，198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盛玉，女，198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成建，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付法，男，196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燕，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镭，男，197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龚玉龙、叶盛玉因与被上诉人施付法、袁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5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玉龙、叶盛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驳回施付法对龚玉龙和叶盛玉的诉讼请求；2.施付法和袁镭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5月，原告从被告处拉回部分羽绒服以折抵欠款”有误。本案庭审过程，施付法从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龚玉龙和叶盛玉对该事实也未予以确认。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相关规定，因施付法未提供该证据，一审法院不应当认定该部分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龚玉龙和叶盛玉对袁镭出具的欠条承担付款义务”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仅认定袁镭向施付法出具欠条，但主文中未认定该欠条对龚玉龙和叶盛玉的法律效力。3.一审判决认定“袁镭出具欠条对合伙债务进行结算，系执行合伙事务的经营行为”错误。首先，袁镭不是合伙事务执行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相关规定，施付法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袁镭系合伙事务执行人。其次，袁镭出具欠条的行为并不是履行合伙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施付法仅提供袁镭出具的欠条，但未提供该欠条系合伙人共同决定的相关证据。袁镭系多起执行案件的失信被执行人，结合施付法在要求袁镭出具欠条的时候未通知龚玉龙和叶盛玉、从未向龚玉龙和叶盛玉进行过催讨、施付法提供的证据系袁镭持有、袁镭本人未出庭等相关事实，本案系袁镭串通施付法损害龚玉龙和叶盛玉的权利。4.一审法院对龚玉龙和叶盛玉与施付法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以及货款的具体数额未认定。一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施付法未能说明该5428760元货款的组成情况，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仅凭袁镭个人出具的欠条，要求龚玉龙和叶盛玉承担付款义务不符合常理。本案无法排除袁镭在合伙期间与施付法还存在个人业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施付法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说理明确，请求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 袁镭辩称，本案债务确实是三人合伙期间所欠。 施付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龚玉龙、叶盛玉、袁镭立即支付施付法货款2142340元，并自施付法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龚玉龙、叶盛玉、袁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龚玉龙、叶盛玉、袁镭三人合伙经营服装业务，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龚玉龙、叶盛玉、袁镭向施付法购买羽绒服。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龚玉龙陆续支付施付法货款合计2450000元。2018年5月，施付法从龚玉龙、叶盛玉、袁镭处拉回部分羽绒服以折抵欠款。2018年6月10日，袁镭向施付法出具欠条一份，载明：龚玉龙、袁镭、叶盛玉三人在2017年9月14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因经营需要向施付法购买羽绒服，至今尚结欠货款2142340元。龚玉龙、叶盛玉、袁镭至今未将该款支付给施付法，故施付法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龚玉龙、叶盛玉、袁镭合伙经营服装业务的事实无争议，袁镭作为合伙人之一向施付法出具欠条，确认龚玉龙、叶盛玉、袁镭结欠合伙债务2142340元，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予以采信。龚玉龙、叶盛玉提出双方业务量仅为2450000元，货款已结清，结合退货抵款及合伙人出具欠条的事实，龚玉龙、叶盛玉的该项抗辩理由，明显与常理不符，不予采纳。龚玉龙、叶盛玉提出欠条未经其签字确认，对欠条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袁镭出具欠条对合伙债务进行结算，系执行合伙事务的经营行为，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如合伙人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关于施付法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依照公平原则予以调整。袁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有关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龚玉龙、叶盛玉、袁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施付法货款214234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14234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施付法本案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39元，减半收取11969.50元，由龚玉龙、叶盛玉、袁镭共同负担。 二审中，龚玉龙和叶盛玉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 1.2017年冬装合作往来明细表原件一份，证明叶盛玉、龚玉龙、袁镭经结算确认三人对外尚欠1120824元，袁镭、叶盛玉、龚玉龙按照40%、30%、30%的比例进行相关的合作。 2.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页截图复印件一组共计7页，证明袁镭因多个诉讼案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被限制高消费。 3.龚玉龙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及龚玉龙和施付法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龚玉龙在2018年10月8日向施付法支付100000元，其中有72250元系支付三人共同的债务。 4.意法轻纺城购房资格审验表、服装采购合同、贵州联营合作合同原件各一份，证明意法轻纺城档口是叶盛玉个人经营，与袁镭、龚玉龙无关。叶盛玉、龚玉龙、袁镭三人合作期间均有自己的业务，三人仅就部分款式进行合作。 施付法向本院提交其分别与袁镭、龚玉龙、叶盛玉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组，证明以下事实：施付法每次发货会将汇总清单以微信图片的方式发给袁镭确认，汇总清单包括每次发货的服装货号、数量、单价及总价。如果收到龚玉龙的付款，施付法也会及时从欠款的总金额中扣除后再累计计算，最后的总欠款金额也发给了袁镭由其确认。施付法向袁镭催款及龚玉龙向施付法付款后，袁镭也会在微信上向施付法发送龚玉龙付款的截图。在2018年3月3日到2018年4月4日期间，施付法与袁镭在协商退货的事宜，袁镭也发送了制作清单，表述他下的2款服装不含在内，这2款服装是袁镭代表三人合伙向施付法下单的，下单时双方约定不退不换的，故不包含在退货清单中。龚玉龙、叶盛玉对欠款事实是明确知晓的，施付法也在微信中向两人催讨过。龚玉龙在2018年5月31日明确回复自认了欠款事实，叶盛玉也没有否认欠款事实，只是说要和袁镭、龚玉龙商量。2018年4月3日施付法向袁镭催款的时候，袁镭也回复一直在催龚玉龙和叶盛玉。 对于龚玉龙和叶盛玉提交的证据，施付法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此明细表载明的是对2017年的结算，但施付法在2018年仍在向龚玉龙、袁镭、叶盛玉供应服装，并未在2017年明确结算过，欠条也是由袁镭在2018年出具的。龚玉龙、袁镭、叶盛玉三人之间的合作比例与施付法没有关系，是他们内部的分配问题。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施付法在本案买卖合同发生期间并不知晓袁镭是失信人员，失信人员并不代表不能与其进行交易，若龚玉龙和叶盛玉明知袁镭是失信人员的情况下仍然让其出面向施付法购买服装，其赖债意图明。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龚玉龙要买其他的货才付的100000元，还有72250元的货物没有交付，同意该72250元在本案债务中抵扣。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都是和龚玉龙、袁镭、叶盛玉的合伙发生的。 对龚玉龙和叶盛玉提交的证据，袁镭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除了欠施付法的货款，三个人的合伙还有应收账款，2017年冬装合作往来明细表是合伙期间对外应收应付款总的结算。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也同意72250元在本案债务中抵扣。对于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是施付法和三个人的合伙发生的。 对于施付法提交的证据，龚玉龙和叶盛玉共同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是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都进行了截图，比如2017年10月4日、8日施付法告诉袁镭已经发货了，10月13日发的是1813款这些内容都没有提供截图，无法区分这些货是发给袁镭的还是发给上诉人的。从微信聊天内容看单价都是袁镭要求施付法按照这个单价，与商业习惯是不符合的，按照正常来说都是卖家提供价格，从他们的聊天记录看恰恰相反，是买家定价。且袁镭和施付法之间的价格的协定袁镭也没有和龚玉龙和叶盛玉进行协商，最后结算也没有按照这个价格进行结算。从微信聊天中看出最后一次发货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差异。关于退货，一审法院认定是在2018年5月份，但从施付法和袁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施付法在2018年4月10日已经发给袁镭说退货的款项总共有80多万。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施付法与袁镭的个人业务往来，袁镭在和龚玉龙、叶盛玉合作期间又单独跟施付法存在业务往来，其和施付法的交易金额以及单独和施付法进行的结算金额均不能代表龚玉龙和叶盛玉，即使是真实的也包括了袁镭的个人业务。从施付法和袁镭之间的送货单来看，客户抬头都是袁镭，微信聊天中也都是袁镭和施付法两个人之间的对账，施付法也没有提及要求龚玉龙、叶盛玉进行对账。微信聊天记录存在着施付法向袁镭转账的情况，施付法在2017年11月9日向袁镭转账1万元，在2018年2月15日向袁镭转账5000元，从正常的买卖关系中卖方怎么可能把钱转给买方，施付法和袁镭之间应存在个人协议，他们的对账金额不能代表叶盛玉和龚玉龙。 对施付法提交的证据，袁镭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施付法的采购业务是袁镭联系的，所以所有的发货单抬头都是袁镭。施付法之所以在2018年汇款给袁镭，是因为袁镭代施付法采购部分样衣，和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对于龚玉龙和叶盛玉提交的证据1，和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具体理由在判决说理部分阐述。对于证据2和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均同意72250元在本案债务中抵扣，本院予以认定。对施付法提交的证据，龚玉龙、叶盛玉和袁镭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能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虽然龚玉龙和叶盛玉提出施付法和袁镭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并不影响该证据反映出的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予以认定。 龚玉龙和叶盛玉另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袁镭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的《欠条》中袁镭的签字及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签字。本院认为，行为人袁镭自认于2018年6月10日签署上述《欠条》，鉴于该欠条形成时间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也无实质性影响，本院认为该鉴定并无必要，故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龚玉龙在2018年10月8日向施付法支付100000元，对于其中的72250元，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确认可在本案债务中抵扣。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龚玉龙和叶盛玉是否应向施付法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龚玉龙、叶盛玉和袁镭对三个人合伙的事实并无异议，有争议的是龚玉龙和叶盛玉对袁镭不经其两人同意擅自和施付法结算的事实，即袁镭是否有权代表三人合伙签订《欠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施付法在和三人合伙期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期间，有关发货、货款结算及催款事宜，均是和袁镭联系。实际上，前期的货款支付也都是在施付法催讨后，由袁镭联系龚玉龙付款。在此情形下，施付法有理由相信袁镭对账的行为系代表三个人的合伙，《欠条》对三个合伙人均有效力，三人均应按照欠条的约定向施付法支付货款2142340元及逾期利息。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龚玉龙于2018年10月8日向施付法支付的100000元中的72250元可以在本案债务中抵扣，故三人均应向施付法支付货款2070090元及逾期利息。 龚玉龙和叶盛玉上诉称《欠条》中有部分货物是袁镭的个人业务，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即便该事实为真，对于施付法而言，前期货款一直是龚玉龙支付，其一直自认为和三人合伙发生交易，施付法无法区分哪些是个人业务哪些是合伙业务，如龚玉龙和叶盛玉因此遭受损失，应另行向袁镭主张。至于退货的具体时间的认定，并不影响《欠条》的效力。 至于龚玉龙、叶盛玉和袁镭的内部结算协议以及有无将本案债务结算在内，是其三人合伙内部的结算争议，对施付法不产生效力，不影响本案中该三人欠付施付法货款的认定。 综上，龚玉龙和叶盛玉的上诉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本案应作改判，但改判系因新证据，原审裁判不属于裁判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53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龚玉龙、叶盛玉、袁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施付法货款207009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07009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53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施付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39元，减半收取11969.50元，由龚玉龙、叶盛玉、袁镭共同负担11680元，由施付法负担28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39元，由上诉人龚玉龙和叶盛玉共同负担23361元，由施付法负担5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建龙 审判员  王 浩 审判员  黄 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 宵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