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君，男，汉族，1948年10月6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丹佳，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桂芳，女，汉族，1949年8月8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翼涵，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曼，男，汉族，1969年4月7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翼涵，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缔，男，汉族，1971年1月17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翼涵，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与上诉人刘国君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刘国君的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判决刘国君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1、《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望房权坪字第16号）及《望城县房屋所有权证换证申请、审批表》、《危险房屋鉴定检测报告》均证明案涉长沙市岳麓区（原望城县）坪塘镇观音××号的房屋系土木结构，原审判决却根据《房屋产权产籍卡》认定上述房屋系砖木结构，拆迁补偿协议中被征拆的房屋亦包含于建设于1949年部分砖木结构的原房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即便拆迁补偿协议中包含了1949年部分砖木结构的原房屋，那么砖木部分其补偿费仅为100549元，该一审判决支持刘国君300000元，利益分配不公；二、1、刘国君应就其遭受侵害的事实及导致损失的数额进行举证，刘国君未举证，原审判决以拆迁补偿协议的内容来酌情认定赔偿的金额，属于超范围审判；2、本案的审理结果应当以刘国君与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及朱桂芳、刘曼、刘缔的行政诉讼结果为依据，一审判决先于行政诉讼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刘国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关于房屋是属于土木结构还是砖木结构，应当以房产部门的登记为准，一审认定是正确的。涉案房屋本来为刘国君与刘国安共同共有，故刘国君享有该房屋的土地拆迁补偿款一半份额。上诉人刘国君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一审判决，改判朱桂芳、刘曼、刘缔连带向刘国君支付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014932元；2、改判朱桂芳、刘曼、刘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连带向刘国君赔偿上述款项利息损失144534.36元（时间从2016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赔偿全部款项之日止，利息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25日）；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桂芳、刘曼、刘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酌定认定朱桂芳、刘曼、刘缔从继承的房屋征收补偿款范围内赔偿上诉人刘国君30万元损失有失公允，结果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辩称：刘国君与刘国安原共有房屋已经于2010年被拆除，本次房屋拆迁补偿的对象是朱桂芳、刘曼、刘缔重建的房屋，而不是之前双方共有的房屋。朱桂芳、刘曼、刘缔只需要对之前的侵权行为进行补偿，但是刘国君也未对此进行主张，亦未对补偿数额进行举证。故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混同处理。刘国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桂芳、刘曼、刘缔连带向刘国君赔偿房屋征收各项补偿款损失共计1014932元；2.判令朱桂芳、刘曼、刘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连带向刘国君赔偿上述款项利息损失（利息从2016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朱桂芳、刘曼、刘缔实际偿还刘国君款项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4月25日为144534.36元）；3.判令该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朱桂芳、刘曼、刘缔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国君（曾用名“刘国军”）与案外人刘国安（已故）系兄弟关系。朱桂芳系刘国安之妻，刘曼、刘缔系刘国安之子。根据望房权坪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记载，刘国君、刘国安通过土改分配的方式获得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原望城县）坪塘镇观音××号的房屋的所有权，产权来源为土改分配，建筑面积为140.62㎡，间数为9间，建筑结构为土木，建筑时间为解放前。后刘国君因服兵役及工作离开原住址，涉案房屋由刘国安及其家人居住使用。2000年8月，刘国安向望城县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所申请将前述房屋所有权变更为刘国安个人单独所有，其签字确认的《望城县房屋所有权证换证申请、审批表》载明的初审意见为“该房屋坐落于坪塘观音港，原房产权为刘国安、刘国军所有，刘国军于九四年死亡，由其兄拥有此房产”等。2000年9月8日，前述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刘国安，所有权证号为望房权证坪塘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附件的房屋结构图载明的房屋占地面积为14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40.62平方米，制图日期为1993年11月2日，《房屋产权产籍卡》记载的房屋建成年代为1949年，房屋结构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140.62平方米。2004年8月26日，刘国安死亡。2010年7月2日，刘缔以刘国安的名义向长沙高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申请对位于坪塘镇观音××房屋产权证书编号为××号的房屋进行危险性鉴定。2010年7月6日，前述质量检测站出具《危险房屋鉴定检测报告》，报告的检测结论为“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ＪＧＪ125-99）中的5.3节和5.4.14条之规定，该房屋的隶属度判定为该房屋为Ｄ级（整栋危房）”，处理意见为“由于该栋房屋的危险度为Ｄ级，建议对该栋房屋进行拆除”等。2010年9月9日，刘缔填写《长沙市岳麓区村（居）民住宅建设用地申请表》申请拆除危房，在原有房屋地基建新房，该申请表仅加盖了观音港社区居委会公章，街道及其他审批部门未盖章。朱桂芳、刘曼、刘缔在坪塘镇观音××号原有房屋地基上对房屋进行了建设。后因岳麓区观音港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11月25日，长沙市岳麓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与朱桂芳、刘曼、刘缔签订《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方式）》，该协议载明的被征收人为刘国安（已故，继承人朱桂芳、刘曼、刘缔）。同时，该协议载明：房屋建成时间为2000年、1949年，系钢混砖混结构、砖木结构；房屋产权证书编号为00006451号，被征收房屋计合法建筑面积287.21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287.21平方米；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为1370372元，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304512元，各项奖励等金额为354980元，以上共应支付总补偿金额为2029864元。该协议附件一《被征收房屋补偿费计算表》中载明钢混结构房屋为120.91平方米，评估价为609628元；砖混结构面积为141.43平方米，评估价为660195元；砖木结构为24.87平方米，评估价为100549元。该协议附件三《各项奖励等计算表》中，砖木结构的24.87平方米的房屋的成新奖励为4551元，上浮奖励为15765元；提前搬迁奖励为57442元（200元／㎡×287.21㎡）。同日，朱桂芳、刘曼、刘缔向观音港棚改及周边国有土地征收指挥部提交《房屋征收补偿款分配报告》以刘国安法定继承人的名义申请领取征收补偿款。后因朱桂芳、刘曼、刘缔在领取补偿款项后拒不支付给刘国君，刘国君在2019年经查询房屋档案得知涉案房屋已在2000年经刘国安申请变更为刘国安单独所有。刘国君遂诉至该院。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国君以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以朱桂芳、刘曼、刘缔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赔偿并撤销原房屋登记。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望房权坪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记载，刘国君系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原房屋共有人，其与刘国安共有该房屋。第二，刘国安将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原房屋变更为刘国安个人单独所有，且朱桂芳、刘曼、刘缔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国君同意刘国安将对前述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变更，刘国安已实际侵犯了刘国君对原有房屋的所有权。第三，根据涉案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可知，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原房屋系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朱桂芳、刘曼、刘缔对位于坪塘镇观音××房屋××改建××农村村民宅基地建房，不产生导致该土地上原房屋所有权灭失的后果。另，拆迁补偿协议中被征拆的房屋亦包含了建设于1949年的部分砖木结构的原房屋。第四、朱桂芳、刘曼、刘缔作为刘国安的继承人，已实际领取了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房屋的征地补偿款。故朱桂芳、刘曼、刘缔应在继承的房屋征地补偿款的范围向刘国君赔偿因刘国安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刘国君的损失。朱桂芳、刘曼、刘缔辩称“该案拆迁补偿的房屋系朱桂芳、刘曼、刘缔2010年新修建，刘国君所称其具有产权的房屋因系危房进行了拆除，朱桂芳、刘曼、刘缔系该案新修建房屋的所有权人”，该院认为，根据《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被征收的房屋包含了1949年建设的砖木部分，并非全部由朱桂芳、刘曼、刘缔重建，且征收补偿中朱桂芳、刘曼、刘缔系以刘国安继承人而非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取得征收补偿款，故对朱桂芳、刘曼、刘缔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朱桂芳、刘曼、刘缔辩称“原有房屋在2010年进行了拆除，刘国君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并未提出异议，已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原有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为刘国君和刘国安，后刘国君在2019年经查询才得知房屋被刘国安变更为刘国安个人单独所有，故该案诉讼时效应从刘国君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即2019年开始计算，该案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对朱桂芳、刘曼、刘缔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关于赔偿金额的认定，因位于坪塘镇观音××号的房屋在征地拆迁中包含了原有房屋的砖木部分，且涉案房屋建设在原房屋所在的土地上，结合征收补偿协议中载明的原有部分的面积、征收补偿项目及金额、原有房屋的占地面积以及朱桂芳、刘曼、刘缔对原房屋的修葺改建的情况，该院酌情认定朱桂芳、刘曼、刘缔应从继承的刘国安的房屋征地补偿款的范围内赔偿刘国君300000元。因该案系损害赔偿，刘国君诉请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故对刘国君主张朱桂芳、刘曼、刘缔支付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另，朱桂芳、刘曼、刘缔主张因刘国君以长沙市望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及朱桂芳、刘曼、刘缔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审理结果的依据应当以行政案件审理的结果为准，应暂时中止该案的审理。该院认为，刘国君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主张损失赔偿等，其结果不影响该案审理，故对朱桂芳、刘曼、刘缔该主张，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一、朱桂芳、刘曼、刘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刘国君支付损失赔偿款300000元；二、驳回刘国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1523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618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10638元,刘国君负担7886元，朱桂芳、刘曼、刘缔负担2752元。此款项已由刘国君垫付，朱桂芳、刘曼、刘缔在支付该判决指定款项时上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一并支付给刘国君。本院二审过程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原长沙市岳麓区房屋的所有权系刘国君与刘国安共有，虽刘国安将其与刘国君共有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其个人所有，但不影响刘国君对原长沙市岳麓区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享有的权利。朱桂芳、刘曼、刘缔称其对原有房屋进行了拆除重建，但根据《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方式）》的附件一可以看出，朱桂芳、刘曼、刘缔系对原房屋进行了部分重建及修整，且房屋拆迁款项内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益的部分，同时，考虑刘国君从未对房屋进行维修、管理，故本院认为原一审判决结合征收补偿协议中载明的原有部分的面积、征收补偿项目及金额、原有房屋的占地面积以及朱桂芳、刘曼、刘缔对原房屋的修葺改建的情况，酌定朱桂芳、刘曼、刘缔赔偿刘国君30万元并无明显不当或显失公平，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行政诉讼是否优先的问题。本案中有证据证明原长沙市岳麓区房屋的所有权系刘国君与刘国安共有，且刘国安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国君与刘国安存在法定或约定的权利转让情形，故刘国安变更该房屋为其个人所有的登记行为是否应被撤销并不影响本案侵权事实的认定，朱桂芳、刘曼、刘缔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刘国君对基于房屋所有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十年，不受一般诉讼时效三年的调整。同时，刘国君在2019年查询房屋产权情况时才得知刘国安的变更登记的侵权行为，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刘国君得知其权利受到侵害即2019年开始计算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国君与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5235元，由上诉人刘国君和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共同负担，上诉人刘国君负担9435元，上诉人朱桂芳、刘曼、刘缔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易伟玲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毛 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