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323民初544号 原告：刘以珍，女，1968年8月6日生，汉族，云南省牟定县人，住牟定县。 委托代理人：普凯，云南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23200910455345，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何锡武，男，1981年2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牟定县人，住牟定县。 委托代理人：毕艳芬，云南馨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23201011535428，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牟定县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杨发喜，系村民小组长。 被告：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张国先，系村民小组长。 被告：牟定县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高永寿，系村民小组长。 原告刘以珍诉被告何锡武、牟定县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军屯一组）、牟定县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军屯二组）、牟定县江坡镇民乐村委会高军屯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军屯三组）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普凯、被告何锡武及其委托代理人毕艳芬、高军屯一组负责人杨发喜、高军屯二组负责任人张国先、高军屯三组负责人高永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以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5648.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1902×20×50%=119020元、丧葬费106514÷12×6×50%=26628.5元）；二、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5月19日，原告之子普幽岚到被告何锡武承包经营的江坡镇民乐村委会贵于冲坝鱼塘付费垂钓，约16时20分许，普幽岚因拖拽鱼竿滑落坝中溺水死亡。普幽岚落水时，同在鱼塘垂钓的一男子进行了施救，但未能奏效。后经报警，由牟定县公安局、牟定县消防队员合作将普幽岚打捞后送牟定县殡仪馆并于2020年5月27日火化。案发后，就普幽岚死亡的赔偿问题，经福龙村委会、郭普村民小组、江坡镇综治办主持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被告何锡武先行支付了原告赔偿金2万元，并言明，其余赔偿待通过司法途径确认后解决。原告认为，被告作为鱼塘的经营管理人，未在鱼塘周边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未配备安全救急设备，普幽岚落水时被告亦未在场、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被告对普幽岚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根据相关法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普幽岚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被告何锡武辩称：原告陈述的普幽岚的死亡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是鱼竿被鱼拖到坝中间以后，普幽岚自己下水捞鱼竿导致的，何锡武在坝边设立了明显的标志，不存在过错，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军屯一、二、三组辩称：已经将坝塘包给何锡武管理，不该承担责任。 根据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身份证、户口册，欲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死者的身份信息； 2、接处警登记记录，欲证明普幽岚在被告经营管理的鱼塘溺水死亡的事实； 3、火化证，欲证明死者普幽岚已火化的事实； 4、现场照片，欲证明整个案发现场属付费垂钓的经营场所和被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识的情况，被告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过错。 经质证，四被告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认为能证实普幽岚是到水中捞鱼竿导致溺水；对证据4认为无法证实原告欲证明的事实。 根据举证、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3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三性予以认定；证据4能证实案发现场状况，本院予以认定。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何锡武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身份证，欲证明何锡武的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 2、收条，欲证明被告垫付了2万元赔偿款给原告； 3、承包合同一份，欲证明被告承包管理的鱼塘所有人是高军屯一、二、三组。 经质证，被告何锡武提交的证据，原告及另外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本院依法向牟定县公安局江坡派出所调取了本案案件证据材料：1、张丕政询问笔录；2、杨孝君询问笔录；3、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现场示意图。 经质证，原告对张丕政的询问笔录认为，笔录中反映出贵于冲坝是何锡武承包经营付费的场所，案发时管理人不在场、无人施救、无救济设备、无警示标识；对杨孝君的询问笔录认为，杨孝君找棍子救普幽岚，棍子太短未能施救，是孤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现场示意图认为，客观反映了案发现场无警示标识，只有普幽岚的一只桶、鞋子、帽子、手机、车钥匙，有欢迎垂钓的字样，入口处的警示牌是三年前存在的字迹荡然无存。 经质证，四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证明了普幽岚钓鱼未告知管理人，入口有警示标识，普幽岚是自己下水捞鱼竿溺水死亡，当时情况紧急即便是在旁边的杨孝君救助都来不及。 根据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证据相互印证，能证实普幽岚发生事故的经过和案发现场的状况，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庭审和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2011年8月26日，被告何锡武与被告高军屯一、二、三组签订了承包合同，高军屯一、二、三组将其共同所有的贵于冲坝承包给何锡武养鱼，期限从2012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被告何锡武在承包的贵于冲坝养鱼过程中提供有偿垂钓，钓到鱼后按鱼的重量收费，未钓到鱼不付费。 2020年5月19日，原告刘以珍之子普幽岚到被告何锡武承包的贵于冲坝垂钓，何锡武雇请管理坝的人员张丕政看到了普幽岚钓鱼，双方未打招呼。到16时40左右，普幽岚钓鱼的一根鱼竿被鱼拉到了水里，他拿另一根鱼竿勾未勾到便脱了鞋子直接到坝中捞，在水里沉了下去。在一旁钓鱼的杨孝君赶紧跑过去找棍子施救，但棍子太短够不着。听到杨孝君的呼救后，张丕政赶到现场打电话报警。后公安机关和消防大队人员到现场打捞，普幽岚于19时许打捞上岸，已溺水身亡。 普幽岚发生事故时，被告贵于冲坝坝埂上有一块禁止游泳的告示牌，该告未牌为几年前制作，字迹模糊。事件发生后，经当地基层组织调解，被告何锡武支付了原告刘以珍家2万元。原告刘以珍系普幽岚的母亲，普幽岚尚未结婚无子女，其父多年前已去世。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性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何锡武在其承包的贵于冲坝养鱼过程中提供有偿垂钓，是钓到鱼后才付费，原告之子普幽岚到贵于冲坝钓鱼，在普幽岚钓鱼过程中被告何锡武雇请的管理人员并未阻止，视为对普幽岚到该坝中垂钓行为的许可。贵于冲坝用于提供有偿垂钓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提供的盈利性经营活动，被告何锡武作为经营者应当预见平时垂钓的人员可能有遇外滑落坝中等情况发生，须有一定的保证安全的设备、措施，针对坝水深等特点应有明确的警示，该坝虽然在坝埂边有禁止游泳的告示牌，但警示范围有限，且因时间久字迹模糊，不足以引起垂钓人员的注意，在没有明显警示的情况下，普幽岚下坝捞鱼竿发生溺水，旁边的人员发现后缺少救助工具无法及时救助最终身亡，经营者被告何锡武显然没有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普幽岚在钓鱼过程中发生溺水身亡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鱼竿被鱼拉下水后，普幽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下水捞鱼竿会出现危险，有对生命和鱼竿作出取舍的辨别能力，然而其主动下水捞鱼竿导致溺水身亡，存在明显过错。综合本案中原告之子普幽岚和被告何锡武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对普幽岚溺水身亡的民事责任由普幽岚承担主要责任80%，由被告何锡武承担次要责任20%。原告主张赔偿丧葬费和按农村居民计算的死亡赔偿金，其计算项目和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即死亡赔偿金为238040元（11902元×20年），丧葬费53257元（106514元÷2），两项合计291297元，由被告何锡武赔偿58259.4元（291297元×20%），被告何锡武已赔付的2万元，在履行赔偿义务时予以扣减。根据普幽岚在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以支持。 被告高军屯一、二、三组将贵于冲坝承包给了被告何锡武，承包期内坝的管理经营者为被告何锡武，被告高军屯一、二、三组不应对普幽岚溺水身亡承担责任，原告刘以珍及被告何锡武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请求和辩解不成立。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何锡武赔偿原告刘以珍经济损失58259.4元（扣减已赔偿的2万元后，实际还应赔偿38259.4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刘以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464元，由原告刘以珍承担300.81元（已付），由被告何锡武承担163.19元，限与赔偿款同期交付本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习在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杨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