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3073号原告：刘星辉，男，196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运，广东亲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北兴大道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5641710K。法定代表人：李卫忠，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灵，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翠妮，该公司人事经理。被告：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四联村5队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58354385B。法定代表人：陈鹏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光，该公司经理。原告刘星辉诉被告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璞公司）、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阅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星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运，被告拓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灵、苏翠妮，被告凌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星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自2003年2月17日至2020年1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与两被告的劳动关系应自被告一实际用工之日起至2020年1月19日。被告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于2000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被告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注册成立。原告于2003年2月17日入职被告一的配件分厂，工厂地址是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榴花路3号，工种为冲压机抛工，目前在职，中途未离职。工资发放通过银行转账，每月工资4500元左右。原告入职填写了入职登记资料、签订《劳动合同》。在被告一处工作期间签订过多次劳动合同。2015年7-8月期间，被告一为了应付客户验厂，要求原告填写离职申请单调到被告二处；同时承诺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原告的工作岗位、工资待遇不变，并当场办理到被告二入职手续。被告二出具了《工龄公示》（总共155名员工），注明“以上人员工龄按原榴花入职日期计算”，确认原告入职日期是2003年2月17日。之后被告一又出具《工龄公示》，确认56名员工工龄按被告二入职日期计算，被告一、被告二在仲裁庭审时己当庭确认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所以，原告与两被告的劳动关系应从被告一实际用工之日起就开始确定。二、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证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裁决。1.原告2003年2月17日入职被告一处后，被告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后来在原告的多次要求下才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16年7月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如果原告与被告一的劳动关系到2015年7-8月解除了，被告一到2016年3月还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另外，原告参加劳动仲裁开庭请假都是用被告一的《请假单》，这些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原告自2015年7-8月份被调到被告二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在2019年9月18日调回被告一处工作，且办理了厂牌，以上事实证明两被告混同用工。2.被告二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告二注册认缴资金总共是50万元，李卫忠占认缴23.5万元，占共股份的65%。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及征管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的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一）一方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另一方股份总和达25%以上，或者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的股份到达25%以上。根据以上事实和规定，可以认定被告一与被告二是关联公司，且混同用工，导致两被告“人格混同”，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第十条、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四款的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与两被告的劳动关系应该从原告与被告一开始建立劳动关系直到起诉时止一直存续，原告的入职日期应该自劳动关系存在时开始确认。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拓璞公司辩称，一、刘星辉于2003年2月17日入职拓璞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刘星辉于2015年7月16日主动离职并办理了离职手续。与刘星辉提出的2003年2月17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工作年限不符。二、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工龄公示与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无关。三、因受到环保、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的影响，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按我司的订单要求交货和满足我司客户的交期和产品要求，凌阅公司派人至我司处利用我司的设备和成熟的生产工艺生产加工产品，以满足我司客户的需求。为维护我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便凌阅公司人员进出门禁的方便需要，我司为其办理了临时厂牌并约定时效期限，确保正常有序的企业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四、我司和第二被告凌阅公司是商业合作关系，是两家独立的法人组织，各自有序开展法人组织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被告凌阅公司辩称，一、刘星辉于2015年8月1日入职凌阅公司，至2019年11月30日仍然在公司任职。与刘星辉提出的2003年2月17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工作年限不符。二、我司出示的工龄公示是夯实公司内部管理，对员工过去在同行业内五金工作能力水平的认可，工龄越长，说明其对产品的了解可能就会更深，在制作产品中出错的概率性就会下降，有利于降低生产损耗。公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员工看到业精于勤，荒于嬉，要有工匠精神，锲而不舍的在自己的岗位上突破。经过我司对员工实际生产产品产能的验证，是评优评先的参考依据和领取工龄奖励的条件之一。三、自2018年6月9日以来因环保局检查环保发现部分问题，很多生产工艺需要变更，我司高度重视并积极进行整改，2018年10月份又收到花环罚听告【2018】559号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我司随时面临被责令停业整顿的情况，为此我司一边接受检查，一边整改，一边生产，导致我司承接的订单经常延期，为将损失降到最低，我司函请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公司及其他公司协助支持生产。我司安排公司人员至其被告一处利用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技术协助生产加工产品，以满足客户对产品的生产需求。我司目前仍然依法为原告安排工作和办理相关的社保缴纳和依法缴税等工作。我司是独立的法人组织，目前正在有序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第一被告是我司的客户，我司和第一被告是商业合作关系，我司为其加工生产五金配件产品。经审理查明：拓璞公司于2000年12月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李卫忠，经营范围包括家电厨房电器具制造、五金配件制造、模具制造等，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配件分厂系拓璞公司的分公司。凌阅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成立，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4月6日由李卫忠变更为陈鹏辉，李卫忠是股东之一，投资比例为65%，经营范围包括金属日用杂品制造、模具制造等。刘星辉于2003年2月17日入职拓璞公司，工作岗位是冲压机抛工，刘星辉与拓璞公司签订了多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2013年2月28日至2019年6月30日。2015年7月16日，刘星辉在拓璞集团离职申请单上签名，该申请单上离职原因填写为“个人原因”，刘星辉否认该字样为本人填写。2015年7月13日，刘星辉在凌阅公司求职履历表上签名，2015年8月1日，刘星辉与凌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合同中填写的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字是李卫忠。刘星辉的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当月发放上月工资，2015年7月、8月的工资正常发放，2015年9月开始，工资由凌阅公司的账户发放。拓璞公司为刘星辉缴纳了2007年9月至2016年3月的工伤保险，自2019年6月起由凌阅公司为刘星辉缴纳社会保险。刘星辉主张拓璞公司与凌阅公司是关联企业且混同用工，其在入职拓璞公司后，于2015年7月被拓璞公司强迫填写了离职申请单，并被调至凌阅公司工作，在2019年9月18日又被调回至拓璞公司工作，调回拓璞公司工作后工资是由拓璞公司现金发放，领取工资时需要签名，至今仍在职。刘星辉称自入职拓璞公司后，工作年限是连续的，工作岗位、工种也是一样的，整个部门的人员都被调入凌阅公司，虽然工作地点变化了，但部门的管理人员没有变化，拓璞公司、凌阅公司也承诺工龄连续计算，并做了工龄公示，2019年被调回拓璞公司的原因是凌阅公司将所有的机器都搬到了拓璞公司。刘星辉提供了厂牌、劳动合同、工龄公示（无盖章）、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作为证据。拓璞公司、凌阅公司对工龄公示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一张拓璞公司的临时厂牌显示刘星辉的单位是五金分厂，有效期是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一张凌阅公司的厂牌显示刘星辉的入职时间是2003年2月17日。拓璞公司、凌阅公司辩称两家公司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二者是商业合作关系，凌阅公司是拓璞公司的下游供应商，由于两家公司生产同类型产品，员工具有从事同一工作的经验和技能，故存在商业往来的支持行为，2015年7月由于拓璞公司的厂房是国有资产被收回，故在征询员工本人同意后分流了部分员工到凌阅公司，刘星辉当时提出离职到凌阅公司工作，是其自主择业行为；2019年6、7月时凌阅公司受环保查处，无法正常生产，且租赁合同即将到期，故拓璞公司出租了一个车间给凌阅公司放置机器，并由凌阅公司委派刘星辉等员工到该车间从事生产经营，但员工仍由凌阅公司自行管理，又因为凌阅公司的账户被冻结，故从2019年12月开始委托拓璞公司核算并以现金形式发放刘星辉等人的工资。凌阅公司主张刘星辉于2015年8月1日入职该公司，至今仍在职。凌阅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致拓璞公司的联络函、致全体员工的通知、工资批量代发明细（2019年9月-11月）、凌阅公司2020年3月份工资签收表、求职人员履历表、2018年11月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2019年5月21日的关于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催告书复印件、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复印件。刘星辉对联络函、通知、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不予确认，对求职人员履历表只确认签名属实，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拓璞公司对凌阅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2019年11月27日，陈志成、周贵、胡伍龙、刘星辉、吕乔英、康爱荣、刘星明、陈桂妹、邓红妹共九人到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20年1月6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9861-98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胡伍龙与拓璞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刘星明与拓璞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陈志成、周贵、刘星辉、吕乔英、康爱荣、陈桂妹、邓红妹的全部仲裁请求；四、驳回胡伍龙、刘星明的其他仲裁请求。陈志成等9人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裁决书，于2020年1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拓璞公司、凌阅公司是否存在混同用工。首先，根据拓璞公司、凌阅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在2017年4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前，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李卫忠，李卫忠一直是凌阅公司占股权比例较大的股东。其次，刘星辉与拓璞公司、凌阅公司分别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凌阅公司发放的厂牌上确认刘星辉的入职时间为其入职拓璞公司的时间，且在刘星辉与凌阅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限内，有拓璞公司为刘星辉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的情形；在2015年7月，刘星辉虽然填写了离职申请单，但工资依然正常、连续发放。第三，结合双方的陈述可知，在2019年9月凌阅公司已将机器运至拓璞公司，刘星辉亦随之到拓璞公司生产，自2019年12月起工资由拓璞公司核算并现金发放。综上，本院认为拓璞公司与凌阅公司是关联企业，在用工、财务、管理等方面均存在混同，刘星辉在拓璞公司、凌阅公司的工作年限属于持续、未间断的状态，刘星辉于2019年11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拓璞公司、凌阅公司的劳动关系，未超过仲裁时效。根据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及用工情况，又由于凌阅公司确认刘星辉至今仍在该公司工作，本院认定刘星辉自2003年2月17日至2015年7月31日与拓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星辉自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1月19日与凌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星辉与被告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在2003年2月17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刘星辉与被告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在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1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原告刘星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凌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萍人民陪审员  张小文人民陪审员  曾蔚如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冯洁文陈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