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1行终2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永，男，汉族，1984年6月15日生，住河北省遵化市。 委托代理人宫浩波、董为德，河北天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109号。 负责人陈建华，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东海，河北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斌。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117号。 负责人周振海，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兆东。 委托代理人杨思琦。 原审第三人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HERMANNHAUSER，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敬石，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志永、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以下简称石家庄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分行）因金融监管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行初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张志永于2016年8月9日向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投诉事项：第三人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违法（以下简称东风日产公司）查询其个人征信。2016年8月18日，原告张志永与第三人东风日产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张志永撤销对第三人东风日产公司的投诉。2019年1月7日，原告张志永再次向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受理后，根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将投诉材料转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以下简称上海总部），由上海总部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2019年1月31日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上海总部调查结果作出了《关于张志永投诉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决定），处理意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金融服务二部调查，东风日产未提交获取客户张志永征信授权的相关材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于2014年10月9日以‘贷款审批’名义查询客户信用报告的行为，违反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从东风日产2014年10月9日违规查询张志永信用报告之日起算，已超过二年时限。因此，上海总部金融服务二部决定不再对东风日产给予行政处罚。关于张志永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属于民事赔偿，非人民银行行政监管职责范围，上海总部金融服务二部建议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张志永不服，向被告天津分行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1日被告天津分行作出了（津银）复决字[2019]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作出的《关于张志永投诉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处理决定》。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被告天津分行是石家庄中心支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有权受理原告张志永对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提出的行政复议。本案中，原告张志永因自身的信用信息受到侵害而向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之规定：“投诉人所在地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不一致的，投诉人可以向任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接到投诉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与相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处理该投诉。”因此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具有受理原告张志永的投诉，并与上海总部协商依法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由于原告张志永系投诉案件的被侵害人，因此与投诉案件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有权对处理结果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在接到原告张志永的投诉后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即上海总部协商，确定案件由谁处理。如协商由上海总部处理，则将情况告知投诉人；如协商由石家庄中心支行处理，则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收到原告张志永的投诉后，将投诉事项移交上海总部处理，应当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张志永而非将上海总部的处理结果再次以处理决定的形式作出并送达原告张志永。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属于程序违法，如撤销该处理决定，责令被告石家庄市中心支行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即将上海总部的处理意见告知原告张志永已无实际意义，故对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应确认为违法。被告银行天津分行在行政复议中未注意到上述问题，便作出维持复议决定，亦属不当；另被告天津分行作出的复议决定所表述的理由与适用法律条文不相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被告天津分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天津分行作出的（津银）复决字[2019]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二、确认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违法。诉讼费50元由被告石家庄中心支行负担。 上诉人张志永上诉称，一、原审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石家庄中心支行做出的处理决定是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投诉，并依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出具了受理通知书，后应当由其书面明确告知投诉人处理结果。上海总部金融二部不是单独的行政主体，不能对外做出处理决定，其做出处理意见移交被上诉人石家庄中心支行，被上诉人据此向上诉人作出处理决定是其职权。后上诉人不服该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仅是是否应对第三人东风日产进行处罚的问题，而原审直接从程序上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而又不提供其他救济途径。因此，应由石家庄中心支行重新做出处理决定。二、法院撤销该复议决定和确认中心支行做出的处理决定违法，致使投诉人的投诉没有任何答复，必然导致投诉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也没有任何其他渠道救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谁做出处理决定认可一致，均认为被上诉人具有出具处理决定的权力，因此被上诉人出具处理决定是有依据的，而原审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又认为所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和上诉人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么原审确认违法，必然使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综上，原审法院应责令石家庄中心支行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石家庄中心支行上诉称，一、2016年8月9日，张志永第一次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称东风日产公司违规查询其本人信用报告。我中心支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银办发(2014)73号印发）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受理了张志永的征信投诉申请。因东风日产公司为上海总部辖内接入机构，其违法查询行为发生在上海，不属于我支行管辖范围。依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将投诉材料转至上海总部，委托上海总部对东风日产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调查。2016年8月17日，东风日产公司与张志永就补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2016年8月18日，张志永本人自愿撤销对东风日产公司的投诉。按照《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九条规定，我支行终止了该笔征信投诉处理。2019年1月7日，张志永就原事实再次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提起征信投诉。我支行再次受理其投诉，并根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于当日将投诉材料转至上海总部，委托上海总部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2019年1月11日我支行将投诉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上海总部认为，东风日产公司未提交获取张志永征信授权的相关材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于2014年10月9日以“贷款审批”名义查询张志永信用报告的行为，违反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从东风日产公司2014年10月9日违规查询张志永信用报告之日起算，已超过二年时限。因此，上海总部认为不应再对东风日产给予行政处罚。依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9年1月31日，我支行依据上海总部调查处理结果，按照《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相关规定，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并予以送达。所作《投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在接到投诉后，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与上海总部协商，委托上海总部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再由我支行以处理决定的形式将调查结果答复张志永。而原审认定我支行收到张志永的投诉后，将投诉事项移交上海总部处理，应当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张志永而非将上海总部的处理结果再次以处理决定的形式作出并送达原告张志永。《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投诉人所在地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不一致的，投诉人可以向任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接到投诉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与相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处理该投诉”，我支行接到张志永投诉后，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上海总部协商，由上诉人受理投诉，上海总部协助调查投诉事项，因此由我支行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处理结果，该程序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因此所作《投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三、所作决定在形式上虽为《处理决定》，但实质为关于投诉结果的告知，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其权益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张志永对投诉处理告知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所作《投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张志永的起诉。 上诉人天津分行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1月7日，张志永就东风日产于2014年10月9日违规查询其本人信用报告，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提起征信投诉，2019年1月11日正式受理张志永的征信查询投诉事项。因东风日产为上海总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其查询行为发生地为上海，于当日向上海总部发送《关于商请协查张志永征信投诉的函》，由上海总部对本投诉所涉事项进行调查。2019年1月24日上海总部向石家庄中心支行反馈其核查结果，2019年1月31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因此，石家庄中心支行收到张志永的投诉后，并未将投诉事项移交至上海总部处理，而是由石家庄中心支行直接受理，负责处理上述投诉事项，上海总部负责协助调查，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协查情况作出征信投诉处理决定。据此原审认为石家庄中心支行收到原告张志永的投诉后，将投诉事项移交上海总部处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规定，投诉人所在地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形下，接到投诉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与有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处理该投诉，但并未规定应当将协商情况告知投诉人。因此，原审认为将协商情况告知投诉人的情形，不属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法定义务，在办理征信投诉事项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三、石家庄中心支行于2019年1月7日收到张志永提交的征信投诉申请，并于2019年1月11日受理该投诉申请。因被投诉机构为上海总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于2019年1月7日向上海总部发出《关于商请协查张志永征信投诉的函》，2019年1月24日，上海总部将投诉事项调查结果进行了反馈，2019年1月31日根据上海总部调查结果作出了《投诉处理决定》并送达张志永。该《处理决定》符合《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四、张志永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东风日产存在违规查询信用报告的行为，要求石家庄中心支行对东风日产的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并进行处罚。鉴于被投诉机构东风日产注册地为上海，且违法行为发生地为上海，依据《行政处罚法》、《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被投诉机构不属于石家庄中心支行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石家庄中心支行因对其不具有监督管理权，所以对被投诉机构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具有行政处罚权，其处理意见内容适当。据此，我分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上述《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原审第三人东风日产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结合本案所涉及的《投诉处理决定》，仅仅是对征信投诉处理情况的说明性告知行为，既未增加原告的义务，也未减损原告的权利。为此，该处理决定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即使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投诉办法规程》相关规定以及结合本案该答复意见认定事实清楚，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法》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上诉人张志永于2016年8月9日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东风日产公司违规查询其个人征信”。同月18日，张志永与东风日产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东风日产免除张志永所欠剩余贷款本息共计人民币56511.13元，并另行向张志永给付5000元的加油卡，约定就征信查询事项双方不再有任何纷争，同意放弃向东风日产提出索赔、赔偿等任何权利，并且放弃向任何政府机构进行再次投诉的权利，不再就征信事宜进行追究。张志永自愿撤回对东风日产公司的查询记录投诉。2019年1月7日张志永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向石家庄中心支行进行投诉，因被投诉机构为上海总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石家庄中心支行发出《关于商请协查张志永征信投诉的函》，请求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并将处理意见进行函复，上海总部于2019年1月24日将调查结果进行了反馈，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核查结果作出征信投诉处理意见，并送达给投诉人张志永。 本院认为，《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1号）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一条规定：“投诉人所在地与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不一致的，投诉人可以向任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接到投诉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与相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处理该投诉。”本案中，石家庄中心支行具有受理张志永的投诉，并与上海总部协商依法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的职责。张志永就东风日产公司违规查询其本人信用报告，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提起征信投诉，因东风日产公司为上海总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石家庄中心支行向上海总部发送《关于商请协查张志永征信投诉的函》，由上海总部对本投诉所涉事项进行调查，将其投诉调查处理意见函复石家庄中心支行，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的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查处辖区内的下列金融违法行为：（一）所监管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本案中，张志永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提交的征信投诉申请，要求对东风日产的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并进行处罚。鉴于被投诉机构东风日产公司注册地为上海，且违法行为发生地为上海。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被投诉机构属于上海总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石家庄中心支行不具有监督管理权，所以对被投诉机构的违法行为不具有行政处罚权。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异地管理流程，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不得将加盖被投诉机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印章的书面核查结果直接转交投诉人，石家庄中心支行须以本单位的名义答复投诉人。据此，石家庄中心支行向上海总部发出《关于商请协查张志永征信投诉的函》，2019年1月24日，上海总部作出了《关于答复张志永征信投诉事项的函》，该函认为“东风日产未提交获取客户张志永征信授权的相关材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于2014年10月9日以贷款审批名义查询客户信用报告的行为，违反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从东风日产公司2014年10月9日违法行为起算，已超过二年时限，决定不再对东风日产给予行政处罚”。因此，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上海总部的调查结果作出投诉处理意见，并告知投诉人，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诉人张志永曾于2016年8月9日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东风日产公司违规查询其个人征信事宜。同月18日，张志永与东风日产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东风日产免除张志永所欠剩余贷款本息共计56511.13元，并另行向张志永给付5000元的加油卡。约定就征信查询事项双方不再有任何纷争，放弃向政府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进行再次投诉的权利，不再就征信事宜进行追究，张志永自愿撤回对东风日产公司的查询记录的投诉，据此，上诉人张志永的权利得到了保障。2019年1月7日张志永又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向石家庄中心支行投诉，构成重复投诉、重复受理。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石家庄中心支行不应当再次受理投诉人张志永的投诉申请，考虑到石家庄中心支行对再次投诉行为已经受理，并根据上海总部的调查结果作出投诉处理意见并告知投诉人张志永，其行为并无不妥，张志永请求撤销上述《投诉处理决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石家庄中心支行受理张志永的投诉申请后，与上海总部协商调查处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石家庄中心支行根据上海总部的调查结果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天津分行在收到张志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依法作出（津银）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石家庄中心支行作出的上述《投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纠正。原审原告张志永的诉讼请求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行初52号行政判决。 驳回原审原告张志永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费150元，由上诉人张志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高彬审判员李文华 审判员 徐   进   富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李   凯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