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7民终9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彬，男，住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东，黑龙江付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传林，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贵东，内蒙古诺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柱，男，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群，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怀喜，男，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炳印，男，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嫩江县。上诉人张彬因与被上诉人唐传林、王立柱、李怀喜、乔炳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2018）内0722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东，被上诉人唐传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贵东，被上诉人王立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群，被上诉人李怀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乔炳印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起诉；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唐传林、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唐传林的大豆秧苗呈现规律性受灾，其特征符合喷洒操作不当的后果。鉴定意见书认为大豆植株受害表现特征与无人机作业线路具有明显关联性。……以上大豆受害表现特征说明被鉴定大豆田喷洒施苗后除草剂时，有重喷或漏喷的迹象。结合鉴定意见书内容以及农业生产作业常识，可确定唐传林大豆田秧株受药害是张彬无人机喷洒不当造成的，因此，应当由张彬对唐传林承担赔偿责任”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审法院论述没有相应事实依据，张彬作为专业飞手（有证还有实践经验）更懂得天气原因及其他还是比较专业的，司法鉴定书委托鉴定事项缺少因果关系鉴定，故鉴定意见为被鉴定大豆受到喷施苗后除草剂药害的结论，该鉴定书论述部分属于移花接木，没有相应依据，张彬认为应以鉴定意见（结论）作为依据，故本案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确定与张彬承担责任依据，退一万步说鉴定书论述部分“有明显关联性”来看，只能说张彬是有一定责任也不是本案全部责任。二、张彬是最终实施干活的人，从联系到收款都不是张彬，如要承担责任的话其他被上诉人乔炳印、王立柱、李怀喜也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望二审一并纠正。唐传林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原审法院认定唐传林大豆秧苗呈现规律性受灾，其特征符合喷洒操作不当的后果，鉴定意见书认为“大豆植株受害表现特征说明被鉴定大豆田喷洒施苗后除草剂时，有重喷或漏喷迹象”。结合鉴定意见书内容以及农业生产作业常识，原审法院认定唐传林大豆秧苗受药害是张彬无人机喷洒不当造成的。鉴定书中出具的“受害表现特征与无人机作业路线具有明显关联性”认定，就是因果关系鉴定。张彬在一审中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也没有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因此对于张彬主张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鉴定意见书缺少因果关系鉴定的论述与事情的真相不相符。二、唐传林同意张彬主张的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张彬共同经营小型飞机喷洒农药业务，李怀喜与唐传林联系喷洒农药的相关事宜，作业费唐传林也是直接交给李怀喜，一审中唐传林也提供了妻子刘云艳和王立柱的谈话录音，证明了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存在共同利益，同时也证明了王立柱承认愿意承担给唐传林造成的损失。因此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张彬应连带赔偿大豆经济损失、除草人工费、鉴定费、交通费。王立柱辩称，一审诉讼中所涉及的司法鉴定意见是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一部分，与基本案情、分析说明、检验过程等共同组成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来认定因果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其他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也符合客观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由实际侵权人张彬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李怀喜辩称，对本案没有意见。乔炳印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未发表答辩意见或提交书面意见。唐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彬、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连带赔偿大豆经济损失53231.53元、除草人工费4000元、鉴定费25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83231.5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传林系莫旗巴彦农场种植大豆的村民，2018年6月，巴彦当地雨水较大，不便于农机具进田地喷洒农药。王立柱在巴彦农场经营玉柱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处，见当地村民有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需求，便搜集无人机喷药队的信息，乔炳印在网上看到无人机喷洒队的联系方式，于是联系了飞机喷洒队，随后，王立柱的员工李怀喜在“玉柱种子农药化肥经销处微信群”里发布了“老乔无人机团队”喷洒农药的广告，唐传林于是与李怀喜取得联系，由李怀喜领着张彬到唐传林种植的大豆亩里，对唐传林117亩大豆田喷洒了除草农药。农药是由唐传林提供，张彬负责喷洒。喷药后，唐传林将930元喷洒费交给李怀喜，由李怀喜将喷洒费交给张彬的工作人员徐永海。李怀喜在每亩8元的喷洒费中留0.5-1元钱作为劳务费用，王立柱不留取费用。唐传林的土地在使用无人机喷洒过农药之后，出现受药不均现象，每隔四根垄受药害秧苗枯萎，另四根垄秧苗长出荒草，无喷药效果。唐传林找到李怀喜，李怀喜称是其老板王立柱安排其实施的行为，在王立柱、乔炳印的协助下，唐传林与张彬取得了联系，双方对赔偿问题协商几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唐传林雇佣人员对长草部分的田地进行了人工除草，到秋收后，土地出现明显减产，经唐传林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大豆田受到喷施苗后除草剂药害，……减产损失为80kg/亩。”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张彬出示飞行路线图等证据证明无人机的飞行一切正常，但是无人机飞行正常不能等同于喷洒作业正常，无人机是载体，飞行正常为合格喷洒提供前提条件，飞行正常结合喷洒正常，才能合格完成农药喷洒作业。在相同飞行状态下，受风向、风力、出药口角度等因素影响，所产生的喷洒效果必然有所不同。如果是农药调兑问题或者是重复喷洒药量过大问题，后果应当是普遍受灾，但唐传林的大豆秧苗呈现规律性受灾，其特征符合喷洒操作不当的后果。鉴定意见书认为“大豆植株受害表现特征与无人机作业线路具有明显关联性。……以上大豆受害表现特征说明被鉴定大豆田喷施苗后除草剂时，有重喷或漏喷的迹象。”结合鉴定意见书内容以及农业生产作业常识，可确定唐传林大豆田秧株受药害是张彬无人机喷洒不当造成的，因此，应当由张彬对唐传林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李怀喜、王立柱、乔炳印等人均在联系农药喷洒业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李怀喜还赚取了劳务费，但唐传林选择以财产损害赔偿作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侵权赔偿的法律规定，对于损害后果，应当由侵权行为实施人承担赔偿责任。张彬作为无人机的所有人，侵害行为是其实施的，因此应当由张彬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唐传林主张李怀喜、乔炳印、王立柱与张彬之间是合作关系，对此四名被告均予以否认，唐传林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唐传林主张的四名被告系合伙关系及要求四名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经鉴定，唐传林因农药喷洒不当行为造成的减产为每亩80公斤，受灾面积96亩，减产合计7680公斤，双方对于大豆价格意见不一致，唐传林主张每公斤3.7元，王立柱认为每公斤3.2元，张彬认为每公斤3.0元，一审法院结合莫旗市场价格以及中储粮收购价格，综合市场浮动等因素后，酌情认定大豆价格为每公斤3.5元。唐传林大豆减产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6880元。因大豆田存在漏喷，唐传林因此而支出除草人工费4000元，此经济支出系张彬的行为造成，应由张彬予以承担。唐传林以上经济损失合计30880元。唐传林另有25亩大豆绝产，因该片大豆地为普遍受药害，未呈现规律性受害迹象，无法认定是喷洒原因造成，故对于唐传林要求被告就此片土地大豆绝产损失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因张彬对于农药喷洒行为与大豆秧株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认可，从而启动的鉴定程序，在鉴定结论证实了唐传林的主张成立情况下，应当由张彬承担鉴定费用2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唐传林经济损失30880元，给付原告唐传林垫付的鉴定费25000元；二、驳回原告唐传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后收取525元，由原告唐传林负担239元，被告张彬负担28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李怀喜是否在每亩8元的喷洒费中留0.5-1元钱作为劳务费用，王立柱不留取费用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唐传林称其将喷洒费930元给了李怀喜，李怀喜二审称自己只是替王立柱干活，收到唐传林的钱后就直接把钱给张彬了，没有在中间挣钱。而一审时李怀喜称将钱给了张彬方的工作人员徐永海，张彬称其只收到徐永海交的800元钱，每亩1元左右的中间费属于谁，双方均没有确切的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相关当事人自认，“李怀喜在每亩8元的喷洒费中留0.5-1元钱作为劳务费用，王立柱不留取费用”事实不应作为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审对此予以更正。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证据如一审判决所列，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是唐传林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三是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是否恰当。第一，本案中唐传林的大豆田发生药害后，唐传林在一审中委托司法鉴定，要求对大豆地因喷洒农药的药害和受损害地块损害程度、面积、对农作物的影响范围进行鉴定并对实际产量进行测量。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分析说明”的第（二）项“对被鉴定大豆受无人机喷施苗后除草剂药害的分析说明”中载明：“经现场调查、勘验，被鉴定大豆处于收获期，大豆在生长期进行过无人机喷施苗后除草剂作业。大豆植株受害表现特征与无人机作业路线具有明显关联性。……以上大豆受害表现特征说明被鉴定大豆受到无人机喷施苗后除草剂药害。”第（三）项“对被鉴定大豆是否受药害情况的分析说明”中也载明：“经过现场勘查与调查，大豆受害情况与肥水、病害、天气因素无关，被鉴定大豆受害的原因可以排除大豆病害、肥害和自然灾害等因素。被鉴定大豆受害特点符合药害发生的特点，具有普遍性，无人机作业的区域被鉴定大豆植株普遍受害。”并且在本部分最后阐明：“综合以上分析，被鉴定大豆受到无人机喷施苗后除草剂药害。”第（五）项中“大豆田间表现情况”部分亦载明“大豆受害表现特征说明被鉴定大豆田喷施苗后除草剂时，有重喷或漏喷迹象”。综合以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能够认定唐传林大豆田受药害是由于无人机作业喷施除草剂重喷或漏喷所导致，无人机作业喷施除草剂重喷或漏喷与大豆田受药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最后的鉴定意见（结论）的内容是对整个鉴定过程的核心信息提炼与汇总，是整个司法鉴定意见书比较重要的部分，但是其不能与其他部分割裂开，不能否定其他部分对整个鉴定的补充与细化作用，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应当全面认定，综合审查，同时，张彬于一审时既不要求对上述鉴定意见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也不申请重新鉴定，应视为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因此，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张彬关于仅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结论）为依据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维护。第二，张彬作为无人机喷施除草剂的实际操作人，因喷施除草剂出现重喷或漏喷，造成唐传林的大豆田受到药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十五条第一款“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的规定，张彬在操作无人机喷施除草剂的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当对唐传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王立柱、李怀喜、乔炳印在本案中仅为发布消息及联系双方业务，对唐传林的大豆田发生药害损失不存在过错，因此王立柱、李怀喜、乔炳印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审理，而一审判决依据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本案一审的判决结果正确，只是法律适用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并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7元，由张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克平审判员  张赫男审判员  山 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毅茹罕附：本案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第一款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