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84号原告：袁乐，男，197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谭林，男，196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媛，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乐与被告谭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公开开庭进行独任审理。原告袁乐，被告谭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结束。袁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谭林偿还袁乐317000元购车款；二、判令谭林偿还袁乐支出的维修保养费用40242.30元；三、判令谭林赔偿袁乐支出的居间费44636元；四、判令谭林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与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为：2019年7月22日，袁乐经居间人田志永介绍，与谭林签订车辆债权转让协议，转让车辆为紫红色保时捷帕纳美拉，车牌号为×××，车架号为CWF002069。袁乐当天支付谭林转让费317000元。袁乐在该车的维修、保养等事项也花费40242.30元，还支付给居间人田志永44636元。在车辆转让协议第五条中，谭林保证该车辆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质押、查封、锁定、诉讼、经济纠纷、权属争议或其他权利瑕疵和违法犯罪等情况，如果袁乐因上述情况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谭林赔偿袁乐全部损失。2019年10月22日，在天津市武清区该车辆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查封，此后袁乐与谭林协商赔偿，但未果。故袁乐起诉至法院。谭林答辩称，不同意袁乐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谭林起诉内容与实际不符，2019年7月22日经居间人介绍，袁乐与谭林签署的是《车辆及债权转押转让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谭林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现将原车主本人或间接抵押在谭林的车辆及债权转让给袁乐，因此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不是车辆买卖。第二，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谭林向袁乐出具了石慧作为抵押人的《抵押协议》、《还款计划》，同时还将涉诉车辆交给袁乐。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居间人在场进行见证。第三，根据约定，谭林收到袁乐的317000元是车辆转押金额，在谭林将车辆交给袁乐使用后，双方实际实现转押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袁乐无权要求谭林返还车辆转押金。第四，谭林与袁乐之间没有买卖关系，袁乐支付的款项也不是车辆的购车款。正常买卖该车的市场价格通常都在60多万元，并且，该车也没有办理车辆的正常过户手续，双方不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第五，涉诉车辆被东城法院查封是谭林无法预见的。涉诉车辆车主是石慧的事情已经由谭林向袁乐披露，本案中双方已经完成了车辆转押交易，袁乐要求谭林返还转押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六，袁乐提出其他各项维修、保养车费、购车居间费都不是谭林收取的，与谭林无关。袁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一，2019年7月22日车辆及债权转押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为车辆转让协议），袁乐据此证明袁乐与谭林签订车辆转让协议，转让车辆为紫红色保时捷帕纳美拉，车牌号为×××，车架号为CWF002069（以下简称为案涉车辆）。谭林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但表示该协议并非车辆买卖合同，谭林仅将案涉车辆的使用权转押给袁乐，交易已经完成。证据二，317000元转让款支付凭证与汇款人出具的证明，袁乐据此证明袁乐向谭林支付转让款317000元。谭林认可该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的真实性。谭林认可收到转让价款317000元。证据三，中信银行客户回单、维修明细与增值税发票，袁乐据此证明袁乐为案涉车辆维修和保养支出40242.30元。谭林不认可发票与维修明细的真实性，不认可客户回单的关联性。证据四，中信银行客户回单与转账记录，袁乐据此证明袁乐向居间人田志永支付居间费44646元。谭林不认可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并表示谭林也向居间人支付了4万元居间费。证据五，东城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袁乐据此证明案涉车辆已经被东城法院扣押。谭林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谭林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还款协议与抵押协议，谭林据此证明谭林与袁乐签署车辆转让协议时，谭林向袁乐出示了还款计划与抵押协议。袁乐对案涉车辆系石慧抵押给谭林的事情是知情的。谭林与袁乐交易车辆的真实意思是车辆和债权转押袁乐使用。因谭林未出具抵押协议的原件，谭林不认可抵押协议的真实性。证据二，二手车交易网站截屏，谭林据此证明案涉车辆正常二手车价在63万元左右。袁乐表示案涉车辆的二手车价在50万元左右，新车购置价超过100万元。证据三，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证人黄某（男，1990年4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东长安街绿苑二区5栋3单元308室）作证称，2019年7月22日袁乐与谭林交易时黄某作为谭林的朋友一起见证，黄某也是二手车商，认为案涉车辆二手价应在六七十万左右，但这辆车卖了二十多万。袁乐与谭林交易时都知道这辆车是抵押车。交易时，袁乐表示自己也是二手车商，车辆转让协议也是袁乐准备的。谭林根据上述证言，认为能够证明袁乐也是二手车商，对车辆存在抵押的事实是知情的。谭林表示所谓抵押是转让车辆使用权的含义。袁乐不认可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6）京0101民初616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案涉车辆的抵押与锁定信息。根据上述证据材料、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本院按事件发生时间顺序，对以下事实作出确认：2014年1月2日，案外人石慧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以下简称为中信银行）签订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石慧向中信银行借款70万元用于购买案涉车辆。2014年1月20日，石慧以案涉车辆为抵押物，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为中信银行设立抵押登记，中信银行取得案涉车辆的抵押权。谭林主张谭林在2015年5月4日从案外人王洪溪、石慧处取得还款计划，王洪溪作为承诺人，石慧作为担保人，二人确认王洪溪累计应向谭林偿还320万元，石慧同时表示愿意将名下案涉车辆抵押给谭林作为还款抵押，并且如二人未按时还款，谭林有权处置案涉车辆。但谭林未提交还款计划与抵押协议的原件。2016年3月28日，中信银行起诉石慧并要求石慧清偿剩余借款本金412723.64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并要求对案涉车辆行使抵押权。东城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8月19日判令石慧向中信银行清偿借款本金412723.64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并判令中信银行有权对案涉车辆行使抵押权。现该判决已经生效。2017年8月28日，案涉车辆被东城法院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为交管局）予以查封，但实物未被扣押。2019年7月22日，袁乐与谭林签署案涉车辆转让协议，谭林表示因生意需资金周转，将原车主本人或间接抵押在谭林的车辆及债权转让给袁乐。车辆情况为保时捷品牌，帕纳美拉型号，发动机号CWF002069。该协议第二条车辆转押金额处金额为空白，借款利息与转押期限等均为空白；谭林允许在转押后袁乐可随意无偿使用该车辆；谭林允许在转押后，若袁乐需资金周转时，袁乐也可随时将该车辆及债权再次转押或转让或出租给其他人，若日后谭林再想赎回该担保车辆时，袁乐尽力配合协助寻找赎回，所花费用全部由谭林承担，若袁乐找不回该担保车辆，谭林免除袁乐责任；谭林保证案涉车辆是车辆所有人知情并质押给第一债权人或谭林的，谭林享有合法的质押权及转押权利，保证在签署本协议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质押、查封、锁定、诉讼、经济纠纷、权属争议或其他权利瑕疵和违法犯罪等情况。若因谭林有上述情况造成该担保车辆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谭林赔偿袁乐全部损失和承担法律责任。同时，由原告袁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科道中创（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科道汽车公司）向谭林转账317000元，谭林确认收到该笔款项。2019年8月9日，科道汽车公司向案外人田志永转账39536元，转账摘要备注为报销，袁乐主张该笔款项为袁乐向居间人田志永支付的一部分居间费，其余居间费5100元由袁乐通过微信向田志永支付。同日，科道汽车公司向案外人王洪亮转账21160元，转账摘要为维修费，天津百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另于2019年9月1日向天津原根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服务名称为劳务*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价税合计为19082元，备注为702574×××。袁乐主张上述两笔费用均为自己为案涉车辆支出的维修费与保养费。其中，喷漆花了一万余元，修空调通气口与其他配件花费10320元，空调加氟花费60元，修理前杠花费680元。2019年10月22日，案涉车辆被东城法院实物扣押，又于2019年11月6日再次被东城法院在交管局进行查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袁乐就案涉车辆转让协议效力进行释明，并询问袁乐是否变更请求权基础与诉讼请求，袁乐坚持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诉讼请求不变，但表示如果法院确认车辆转让协议无效，谭林也应当就全部赔偿袁乐损失；谭林则表示如果法院确认车辆转让协议无效，袁乐对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全部损失。此外，关于案涉车辆在2019年的二手车转让均价，谭林表示应当在60万元左右；袁乐则表示应当在50万元左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确认为：一、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应当如何确定；二、案涉车辆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当如何确定。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应当从双方的缔约目的与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履行障碍出发作出认定。首先，关于缔约目的，原告袁乐起诉时确认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且在起诉书所载诉讼请求中明确317000元款项性质为购车款，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袁乐订立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目的是“购买”案涉车辆。而被告谭林则主张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在于“转押”案涉车辆，谭林受让317000元转让款的对价是向袁乐转让案涉车辆的使用权。据此，在签订案涉车辆转让协议后，双方对缔约目的存在争议。因此本院需要对该协议的缔约目的从客观角度做出解释。尽管谭林主张仅转让车辆使用权不代表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本院仍然认定双方订立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转让案涉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因此构成对车辆所有权的转让。理由包括：第一，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价款为317000元，明显超出租赁费用标准，因此排除租赁车辆的可能性，且经双方共同确认，案涉车辆的二手市场价格在50万元至60万元之间浮动，该价款与二手车辆转让价格相近；第二，谭林实际向袁乐交付了案涉车辆，据此袁乐得以实际占有、使用案涉车辆，在使用案涉车辆的过程中，袁乐自然从中获得收益；第三，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袁乐可以随时将车辆“再次转押或转让或出租”案涉车辆，并且在车辆无法找回的情况下免除责任。结合上述事实认定，这种转押、转让或出租且免除灭失责任的权利本质上属于仅从属于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综上，本院采纳原告袁乐的主张，进而认定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实质目的在于转让案涉车辆的所有权，而非谭林所称仅转让使用权。在此基础上，本院尚需认定转让案涉车辆所有权的缔约目的能否实现，或者说是否存在导致目的落空的履行障碍事由。根据查明事实，在2019年7月22日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签订之时，案涉车辆已经设有以中信银行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并且已被东城法院在交管局完成查封。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信银行同意，车辆所有权人石慧不得转让案涉车辆所有权，除非案涉车辆所担保债权得到实现，而案涉车辆被司法机关作出查封更是足以否定其所有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案涉车辆属于抵押物的事实已经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该生效裁判文书也已经公开，结合抵押登记属于公示事项的客观事实，谭林在签订案涉车辆转让协议之时完全有能力知晓案涉车辆已经为他人设立抵押登记，据此也应当能够预见到案涉车辆被查封或扣押的高度盖然性可能。而作为受让方，加之袁乐身为科道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业身份，袁乐亦应对案涉车辆的抵押与查封情况负有主动查明的附随义务，不应仅凭谭林陈述便轻信案涉车辆不存在抵押或查封事宜。综上，本院认为能够推定谭林与袁乐在签订案涉车辆转让协议之时应当对该车辆设有抵押登记与查封的事实知情，因此双方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不应，也不可能被转让的情况同样知情，但在此情况下，双方仍然一手交钱，一手交车，导致案涉车辆占有人改变，客观上增加了司法机关执行案涉车辆的难度。从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合法性、可履行性以及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要求的角度而言，若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势必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有权机关所作出的强制执行措施相悖。因此在案涉车辆设有抵押登记与查封，且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对此知情的前提下，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注定不能实现，其履行内容亦有违公序良俗所规定社会妥当性的底线要求，据此，本院确认案涉车辆转让协议整体无效。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案涉车辆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因此双方本应各负返还义务。谭林应当向袁乐返还317000元转让款项，袁乐应当向谭林返还案涉车辆的占有权。但因案涉车辆已经被东城法院扣押，并用于清偿机动车所有权人石慧对中信银行所负债务。所以案涉车辆已经不具备可返还性，同时，即使谭林所提出抵押协议为真，谭林对该机动车也并无所有权，不涉及袁乐向谭林赔偿的可能性。考虑到谭林若未交付案涉车辆则可能享有占有权益，袁乐本应对此权益作出适当补偿，但是谭林在此期间甚至之后同样占有了袁乐支出的317000元转让价款，同样获得了相应收益，本院酌定双方损益相抵，仅由谭林向袁乐返还317000元转让价款。关于袁乐所主张车辆维修、保养费用与居间费用，因居间费并非谭林收取，袁乐应当向实际收取该费用的案外人主张返还；维修与保养费用如实际发生，亦属于对案涉车辆的增值措施，袁乐可以基于无因管理对因增值措施而实际获益的车辆所有权人主张补偿。袁乐虽主张根据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约定，谭林应赔偿袁乐全部损失，但因该协议已被确认整体无效，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认定，且对于履行无效合同而自行扩大的损失，亦应由对此负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因此本院对袁乐此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谭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袁乐转让款317000元；二、驳回原告袁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8元，由被告谭林负担302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余款4330元由原告袁乐负担（已交纳）。保全费2529元，由被告谭林负担10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余款1476元原告袁乐负担（已交纳）如果被告谭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宋 健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龚 星书 记 员  赵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