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民特245号申请人：上海庆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南蕰藻路408号-23。法定代表人：徐勤岗，该公司执行董事。申请人：华信超越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8号院27号楼165室。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执行董事。申请人：天津福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海博道畅景公寓4号楼一层111（天津易诚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6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学芝。上述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华，上海市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江苏天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上六圩港。法定代表人：刘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群，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上海庆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言公司）、华信超越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天津福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熙企业）与被申请人江苏天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称，上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作出的（2019）沪仲案字第2421号裁决存在以下可撤销的情形：一、案涉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委对案涉纠纷无权仲裁。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以及案外人江苏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第四十七条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在上海仲裁。但上述各方于2018年7月4日签订的《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第十条又约定，“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应被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可见，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关于合伙纠纷先后约定了仲裁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各方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且后续各方对于将案涉纠纷提交仲裁委仲裁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案涉仲裁协议应属无效。仲裁委以《补充协议》为依据对案涉纠纷进行仲裁不当，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二、裁决的事项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补充协议》项下的差额补足义务是由有限合伙企业即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X中心）所获得的标的项目退出收益结果决定的，如东XX公司分配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则三申请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仲裁庭对三申请人应否承担差额补足责任的事项作出裁决，需要审查XX中心标的项目的退出时间、收益分配流程等，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仲裁裁决的范围仅限于《补充协议》即各合伙人之间的纠纷，不能扩张审查至XX中心标的项目的退出时间、流程、分配收益等其他事项。XX中心并非《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仲裁庭无权将XX中心的收益分配纳入仲裁裁决，或仅凭目前标的项目收益为零就确认差额补足款。仲裁庭对XX中心标的项目现有分配收益甚至后续收益的分配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各方关于差额补足责任的约定实际上是为天元公司提供了保本保收益安排，但2018年4月颁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禁止“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该《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或者股权类资产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回购等代为承担风险的承诺”；第二十一条规定：“分级资产管理产品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因此，仲裁庭裁决三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补足差额，甚至在XX中心尚未获得标的项目退出收益时即需承担补足义务，将助长“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之风，扰乱金融监管秩序，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据此，三申请人请求撤销（2019）沪仲案字第2421号裁决。被申请人天元公司称，1、三申请人在仲裁中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仲裁委对三申请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了驳回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仲裁委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申请人又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2、仲裁庭依据《补充协议》第三十五条的约定裁决三申请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该裁决事项在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之内，仲裁庭对标的项目是否退出、是否存在收益分配等事实进行审查具有合同依据，这也是仲裁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必然要求，仲裁裁决并未要求合同当事人以外的XX中心承担任何责任，故不存在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问题。3、《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仅涉及合同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三申请人援引的《指导意见》规范对象是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不适用于本案合伙纠纷，仲裁裁决未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经审查查明：2018年7月4日，庆言公司与天元公司、XX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签订《合伙协议》，上述五方作为XX中心的合伙人对各自的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及承担责任方式进行了确认。其中，庆言公司认缴2,925万元，实缴2,794万元，承担无限责任；天元公司认缴4,179万元，实缴3,000万元，承担有限责任；XX公司认缴15,321万元，实缴11,000万元，承担有限责任；华信公司认缴2,600万元，实缴2,400万元，承担有限责任;福熙企业认缴975万元，实缴806万元，承担有限责任。协议约定，除非各方另有书面约定，本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按照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比例予以确定。协议另约定，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在一方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在合理范围内详细说明争议事项的情况下，如果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争议应被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另，上述各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本协议为合伙企业在工商主管部门备案的《合伙协议》的补充协议；五方合伙人中，XX公司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庆言公司为普通合伙人，其余三方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合伙目的为通过合伙企业的全资子公司XX有限公司对ConfidexOY（系一家总部位于芬兰专门从事RFID非接触式感应产品设计和制造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本合伙企业获得标的项目退出收益后，应自收益到达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不含该日）起45个工作日内，将扣除全部应付合伙企业费用的剩余金额，按协议约定顺序进行分配；如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天元公司的分配金额（=E3+E6）低于预期收益{=3,000万元×[1+12%×(2+T2/365)]}，则差额部分由剩余劣后级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以出资款与分配金额为限补足；T2指2017年2月3日至本合伙企业对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完成分配之日（含该日）的实际天数，完成分配之日最晚不得迟于2019年2月3日，但全体合伙人另行商议一致同意续期除外；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当时现行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该份协议记载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2月1日。2019年7月8日，天元公司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称直至2019年2月3日，XX中心未能实现标的项目的退出，导致其未能获得约定的预期收益，其多次要求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对其预期收益的差额补足义务，但未果。故其请求裁决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1、在各自认缴出资额内补足其预期收益计4,440万元（其中：庆言公司在2,925万元限额内、华信公司在2,600万元限额内、福熙企业在975万元限额内承担补足责任）；2、赔偿其预期收益的利息损失（以4,44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赔偿其支出的律师费30万元；4、承担仲裁费、保全费5,000元等。2019年7月16日，仲裁委受理了该案。仲裁中，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向仲裁委提出管辖权异议。2020年2月14日，仲裁委作出决定，驳回了上述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2020年4月27日，仲裁委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在仲裁中答辩称，1、根据《补充协议》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约定，其承担差额补足付款义务的条件是：合伙企业获得标的项目的退出收益；合伙企业按顺序进行了分配；天元公司分配金额低于预期收益。但实际上，合伙企业的项目并未退出，是否存在差额及差额的具体金额均无法确定，故差额补足付款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2、其已按《合伙协议》附件的约定将出资款实缴至合伙企业，该出资款已转化为合伙企业财产，且其尚未取得分配金额，故无从承担付款义务。《补充协议》第三十五条中“最晚不得迟于2019年2月3日”约束的并不是差额补足付款时间，而是合伙企业分配的时间，合伙企业违反该约定时间，不应导致其直接承担付款义务。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1、虽然合伙企业的标的项目还未结束，实际分配收益未能确定，但《补充协议》第三十五条对于分配之日特别约定了2019年2月3日的最晚期限，即无论标的项目结束与否，依据该条款约定的计算方式，分配金额与预期收益的差额部分至该最晚期限日是一个可确定的金额，并不具有射幸合同的性质。若合伙企业后续实际获得项目退出收益，则仍可对应分配给天元公司的收益金额就其已收到的差额补足部分进行调整。故在目前标的项目分配收益为零的前提下，仲裁庭对天元公司要求庆言公司等承担该部分差额补足义务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2、《补充协议》第三十五条的约定是合伙企业内部各合伙人之间对责任的分配，而非对外的责任承担，庆言公司等提出的应以其实际投入合伙企业的出资款为限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3、天元公司要求庆言公司等补足预期收益的金额中包含了3,000万元实缴出资款的部分，而《补充协议》中仅约定剩余劣后级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对天元公司分配金额与预期收益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该3,000万元的实缴出资目前因标的项目尚未清算，并不具备约定的返还条件；同时，庆言公司等亦不应是该3,000万元出资款的返还或分配承担主体，故该笔钱款应待标的项目清算完毕后各方再行结算。4、按《补充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该差额部分为1,440万元，庆言公司等应以各自认缴出资额的数额标准为限，对1,440万元向天元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仲裁庭对天元公司主张于最晚分配之日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以及从最晚分配日之次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天元公司主张的金额与得到仲裁支持的金额比例，仲裁庭对天元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总额中的10万元予以支持。仲裁费由各方当事人按比例承担。仲裁委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19）沪仲案字第2421号裁决：一、庆言公司以2,925万元为限，华信公司以2,600万元为限，福熙企业以975万元为限，于裁决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补足天元公司1,440万元的预期收益差额。二、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于裁决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天元公司利息损失（以1,44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金履行完毕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天元公司律师费10万元、保全费5,000元。四、仲裁费326,305元，由天元公司承担217,537元，由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共同承担108,768元；庆言公司、华信公司、福熙企业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天元公司支付108,768元。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就案涉纠纷双方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二、裁决的事项是否已经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三、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一、就案涉纠纷双方是否存在仲裁协议首先，关于三申请人以案涉仲裁协议无效为由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主张应否予以受理的问题。被申请人主张，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仲裁委已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的情况下，三申请人不得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对此，本院认为，《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情形，上述情形中当事人申请撤销的是仲裁机构针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的决定，而非对案涉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亦属两个不同的程序，故被申请人引用该条规定不当。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此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经审查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三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此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的，未违反仲裁法的规定，本院应当予以受理并进行审查。其次，关于三申请人提出的该项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和《补充协议》对仲裁机构作出了不同的约定，本院认为，虽然《补充协议》记载的签订时间早于《合伙协议》的签订时间，但依照该两份协议签订的惯常顺序，并结合《补充协议》中“本协议为工商主管部门备案的《合伙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表述，可以认定《合伙协议》签订并备案在先，而《补充协议》签订在后，故不存在《补充协议》被《合伙协议》取代的问题。相反，从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补充协议》的内容更为详尽、完善，各方实质上以《补充协议》的内容覆盖了《合伙协议》。同时，从案涉争议与两份协议的关系审查，被申请人在仲裁中要求庆言公司等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其履行预期收益的差额补足义务，而关于差额补足责任的承担仅在《补充协议》中有所约定，故案涉争议属于各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各方当事人选择将该争议事项提交仲裁委仲裁的意思表示是明确且唯一的，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形，故在确定本仲裁案的管辖时应以《补充协议》为准，仲裁委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受理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并无不当，三申请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不能成立。二、裁决的事项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三申请人主张，仲裁庭对XX中心标的项目现有分配收益甚至后续收益的分配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本院认为，被申请人要求三申请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的依据为各合伙人在《补充协议》中就合伙企业即XX中心在标的项目中获得的退出收益进行分配所作的约定，该项责任承担的基础事实是XX中心的标的项目是否已经结束以及有无实际收益分配，仲裁庭依据各方在《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对该节事实进行审查，并无不当。从最终裁决结果来看，仲裁庭仅裁决三申请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并未裁决系争协议当事人之外的主体承担责任，仲裁裁决的事项既未超出被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也未超出《补充协议》约定的范围，三申请人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其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从本案系争协议的内容来看，系争协议仅涉及特定主体即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以及案外人XX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合意的内容并未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依现有法律无法得出本案各合伙人之间关于差额补足责任的约定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被规制的结论，三申请人援引的《指导意见》所规范的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而本案为各合伙人之间的合伙纠纷，与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无关，三申请人以该《指导意见》作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依据不当。从仲裁裁决的结果来看，裁决仅对三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产生影响，三申请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并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亦不会对金融监管秩序造成影响。诚然，每一具体法律关系背后都体现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并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性，但前述秩序与价值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生活中既存的公共利益，三申请人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上海庆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信超越控股有限公司、天津福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上海庆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信超越控股有限公司、天津福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审判长 施 杨审判员 成 阳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贺贤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