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浦头村。 法定代表人：卓士豪，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凌超，福建自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诗斌，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住湖北省广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升，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诗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1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刘诗斌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重要事实，认定事实有误。1.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刘诗斌与湖北永阳光明电力有限公司有频繁的交易往来，湖北永阳光明电力有限公司主营电力工程项目，很明显上述交易往来正是一些工程项目的报销款。而且，一新公司提供的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鄂09民终121号判决书显示，刘诗斌系湖北永阳光明电力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并代表该公司出庭参加诉讼。该时间段正是刘诗斌与湖北永阳光明电力有限公司有频繁的报销费用往来的时间，与一新公司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超过了仲裁时效。2.从刘诗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自认系一新公司的业务经理。而一新的“业务经理”实际上是对代理经销商的称呼，一新公司已提供陈志育、王书伟的公证声明予以证明。且刘诗斌的证据可以看出，刘诗斌尚欠一新公司61042元的货款，与其在仲裁庭的陈述一致。从邮件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这是一新公司发给代理经销商有关产品促销方案的信息。这些都足以证明，刘诗斌实际上曾是一新公司的代理经销商。3.刘诗斌提交的聊天记录和照片亦能显示，刘诗斌曾系一新公司的代理经销商。刘诗斌与卓士杰的合照显示，刘诗斌是湖北代理。聊天记录显示，刘诗斌对卓士杰说“我先让他买我手中的货”。聊天记录显示，卓士杰称呼刘诗斌为“刘先生”，这不符合公司老板对员工的称谓。以上均能证实，刘诗斌与一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4.一新公司委托刘诗斌办理营业执照，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不当。5.刘诗斌仲裁时陈述，其2015年进入市场后离开公司，不需要固定时间上班，不需要打卡，每年回来3、4次。但其在一审时陈述，其工作地点在漳州和厦门，每年公司让他回来几次就回来几次，该陈述前后矛盾，且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上，刘诗斌2017年-2019年并不经常在福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按照法律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特点是，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系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且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日常管理，与用人单位形成较为固定的身份依附或从属关系。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刘诗斌从事的与一新公司有关的事务仅两项，一项是代为办理营业执照，一项是代理经销产品。但该两项事务均非刘诗斌为一新公司所提供的劳动，更不是一新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且根据刘诗斌在仲裁庭的陈述，其上班无固定时间，无需参加一新公司的考勤，每年仅需到一新公司三、四次的陈述，很明显刘诗斌并未受到一新公司的日常管理，更没有与一新公司形成身份依附或从属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不当。2.根据《社会保险法》、《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1]31号）答复》的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理应对刘诗斌有关补交社保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但一审仍径行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刘诗斌辩称：从2010-2018年，刘诗斌在一新公司从事的工作繁杂。从公司车辆违章处理到国务院港澳台办公室投诉寻求解决企业生产许可问题的文件下面有刘诗斌签字，一新公司盖章。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刘诗斌在一新公司的工作内容。李怡静的身份，一审一新公司也已经确认有处理财务工作。至于打卡记录，刘诗斌被派驻至湖北管理市场后，驻外人员的上下班打卡制度肯定有所不同，一新公司的要求不符合现实。一新公司认为是双方是委托关系，但并未提交委托合同，也未提交支付劳动费用的证据。 刘诗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一新公司向刘诗斌支付拖欠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工资72000元；2.一新公司向社保机构为刘诗斌补缴或赔偿社会养老保险费271200元、医疗保险费108480元；3.一新公司向刘诗斌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一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3月11日，刘诗斌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以一新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一新公司补缴2010年1月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2.一新公司支付2010年1月至2018年9月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52000元；3.一新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72000元；4.一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96000元。2019年4月19日，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同劳仲案［2019］265号裁决，驳回刘诗斌全部仲裁请求事项。裁决作出后，刘诗斌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中，刘诗斌确认，提起仲裁后便未到一新公司继续工作。刘诗斌举示的证据及证明内容如下：1.厦门一新业务经理通讯录、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往来邮件截图、《交通技术监控驾驶员身份确认证明》、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Ａ（群成员包括卓士豪、刘诗斌等人，内容系指派刘诗斌到南靖县为新厂办理营业执照等）、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Ｂ（内容系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员工陈明珍等人在工作群内针对公司产品质量及价格变化进行讨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质检）未许字［2013］第0208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授权委托书》《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创业历程》《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请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投诉协调局帮助解决厦门市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困惑》、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通知书》《关于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生产和经营情况的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Ｃ（聊天主体为刘诗斌与卓士豪）。证明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诗斌接受卓士豪和总经理兼监事卓士杰指派，以员工身份至交警部门为一新公司所有的车辆处理交通违章，至南靖县为一新公司新厂办理营业执照，至国家质检总局为一新公司办理行政复议申请，至国台办寻求协调解决一新公司生产许可问题，至厦门市质监局接受一新公司涉嫌生产无证砂轮片案件处理。刘诗斌上述工作，都是一新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诗斌提起劳动仲裁后卓士豪仍承认刘诗斌是一新公司的员工，并与刘诗斌进行协商。其中，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Ａ显示：2017年8月24日10:59，“哈哈火星人小卓”邀请你和“何主任”加入了群聊；“哈哈火星人小卓”陈述“小何，刘先生说办一新时所有资料已全部移交回公司了，接收人是谁？办证的事在这个群说好了，你一句他一句，听似都有理，根本没解决”，刘诗斌于11:16回复“营业执照我已取得并已交回公司，目前缺少的是发改局的产业政策，其他的我们都不缺”，何主任随后说“我那天问你资料有没留存，你说有，厦门一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Ｃ显示：2019年3月12日11:02，“哈哈火星人小卓”问刘诗斌“在吗”，刘诗斌回复“在，卓老板你好”，“哈哈火星人小卓”说“你可否直接告诉我您的诉求是多少行吗？我们公司目前状况您也了解，这样简单，好的坏的不多说伤感情”。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打印时间分别为2019年2月27日、2020年1月9日，为区分，分别以①和②指代）、企业信用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Ｄ（聊天主体为刘诗斌与卓士杰），证明一新公司的主体信息以及自刘诗斌入职直至2018年8月，一新公司通过员工李怡静的账户每月定期向刘诗斌发放工资12000元。其中，企业信用信息显示一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卓士豪系执行董事，卓士杰系监事；变更信息之“变更后内容”显示，2014年5月23日新增工商登记联络人李怡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Ｄ显示：卓士杰告知刘诗斌“发薪日期改了，好像每次过农历年后都会改，4号以后吧，全部回去扫墓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②（起止时间为2009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30日，账号62×××62的流水起止时间为2011年6月16日至2017年12月30日）显示，账号62×××98于2011年7月25日第一次向刘诗斌转账，此后至2017年12月8日，账号62×××98陆续向刘诗斌转账，2015年5月9日起，账号62×××98对方户名显示“李怡静”。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①（账号62×××62的流水起止时间为2013年1月4日至2018年8月12日）显示，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账号62×××98按月向刘诗斌转账，月转账金额介于10000元至25000元间，月转账金额12000元的交易记录逾五十笔；2015年5月开始，账号62×××98对应的对方户名显示为李＊静。3.证人罗某的书面证言。证人罗某迫于一新公司压力无法到庭，但证人证言证明李怡静是公司的财务总监，是卓士豪和卓士杰的表妹，刘诗斌在2010到2019年先后担任行政经理和销售经理的职务。 一新公司质证认为，1.厦门一新业务经理通讯录、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往来邮件截图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一新公司的业务经理是代理经销商，邮件体现的内容是发给一新公司业务经理的产品促销方案，但发件人“业务小周”的身份无法确认。该组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刘诗斌与一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诗斌是在代理销售一新公司的产品，尚欠一新公司货款61042元。2.《交通技术监控驾驶员身份确认证明》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刘诗斌以一新公司员工身份处理违章。3.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任意删减，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Ａ内容不完整；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Ｂ体现的是通知业务经理的信息，业务经理是代理经销商而非员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Ｃ的聊天主体一方确实是卓士豪，但无法体现双方协商的内容。刘诗斌在原证据目录中载明双方就劳务补偿进行协商，说明刘诗斌亦认可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Ｄ的聊天主体一方确实是卓士杰，但卓士杰称呼刘诗斌为“刘先生”，不符合用人单位领导对员工的称呼。编号13的照片中下方照片确实是刘诗斌和卓士杰的合影，整组照片体现的是卓士杰和各经销商的合影，刘诗斌自行标注的也是与各代理的合影，可以证明刘诗斌不是一新公司的员工。聊天记录的内容不连贯，无法看出“催发工资”，刘诗斌还提及“我让他先买我手上的货”，再次印证刘诗斌并非一新公司员工。4.对《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授权委托书》《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创业历程》《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请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投诉协调局帮助解决厦门市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生产局可证的困惑》、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通知书》《关于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生产和经营情况的说明》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一新公司确实曾委托刘诗斌办理生产许可证，但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委托关系，委托事项完成后，委托关系就终止了。5.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明细清单与仲裁阶段刘诗斌提供的不一致，诉讼阶段提供的不完整，缺少的交易正是刘诗斌与湖北某公司的账户往来记录。刘诗斌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与湖北某公司账户往来频繁，该明细清单证明刘诗斌隐瞒了其与湖北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企业信用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刘诗斌是一新公司的员工。李怡静确实是卓士豪、卓士杰的表妹，代为处理部分事务，但其并非一新公司员工。6.证人罗某的书面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法律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新公司举示了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记录、薪资发放记录、仲裁庭审笔录、刘诗斌名下借记卡账户（卡号为62×××62）历史明细清单、（2019）厦鹭证内字第40823号《公证书》，拟证明刘诗斌经销一新公司产品，不受一新公司管理，其自述既是一新公司代理经销商，又是一新公司法律顾问，还任职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同时处理几家公司事务，陈述自相矛盾。一新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发放员工工资，未向刘诗斌发放过薪资，从刘诗斌仲裁阶段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也可以看出，刘诗斌与湖北某公司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1月存在频繁的交易记录，足以证实刘诗斌在其他公司任职，与一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刘诗斌质证认为，一新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刘诗斌并非一新公司员工。刘诗斌对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全面体现出在职员工的名单和参保情况，卓士杰和李怡静是一新公司员工，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记录却未体现；对薪资发放记录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卓士杰和李怡静的工资也不是通过对公账户转账；对仲裁庭审笔录的来源无异议，但刘诗斌并未陈述过自己是经销商、代理商，不受一新公司管理；对刘诗斌名下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刘诗斌此期间并未在其他公司任职，而是受一新公司委派管理湖北市场；对《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不能以证言公证形式作证，证人证言应分开陈述，证人不是一新公司员工，也不能直接推论出刘诗斌不是一新公司员工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诗斌与一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特点是，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系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且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日常管理，与用人单位形成较为固定的身份依附或从属关系。对刘诗斌举示的用以主张其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1.一新公司对《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授权委托书》《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创业历程》《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请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投诉协调局帮助解决厦门市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生产局可证的困惑》、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通知书》《关于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生产和经营情况的说明》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刘诗斌接受一新公司指派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理一新公司行政许可复议申请，就一新公司涉嫌生产无证砂轮片至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受调查的事实。2.一新公司对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Ａ（包含卓士豪、刘诗斌、小何的微信群）所涉主体的身份并无异议，仅认为内容不完整，却始终未提供其认为完整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作为反驳证据。反观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Ａ所显示的“刘先生说办一新时所有资料已全部移交回公司了，办证的事在这个群说好了”、“营业执照我已取得并已交回公司，目前缺少的是发改局的产业政策，其他的我们都不缺”，已经足以体现刘诗斌受一新公司指派办理营业执照。3.两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所涉均为刘诗斌名下账号为62×××62的账户，且存在重合期间（2013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0日）。由此，可以确认李怡静最早于2011年7月25日通过账号为62×××98的账户向刘诗斌转账；此后至2012年12月，李怡静通过该账户不间断向刘诗斌转账；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李怡静通过该账户按月向刘诗斌转账，月转账金额12000元的交易记录逾五十笔。4.一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李怡静系一新公司工商登记联络人，一新公司确认李怡静系卓士豪、卓士杰表妹，代为处理部分公司事务。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Ｄ显示，卓士杰通过微信告知刘诗斌发薪日期有所更改，并向其承诺发薪时间。综上，刘诗斌举示的数组证据内容相互印证，逻辑紧密，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刘诗斌所从事的劳动系一新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李怡静代表一新公司按月向刘诗斌发放劳动报酬，双方已然形成固定的依附和从属关系。卓士豪知晓刘诗斌申请劳动仲裁后并未否认其与一新公司的关系，而是直截了当与刘诗斌就诉求进行协商，亦再次印证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诗斌主张其与一新公司的劳动关系始于2009年11月，该主张除其个人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结合李怡静首次向刘诗斌转账的时间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始于2011年6月。2019年3月11日，刘诗斌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刘诗斌亦确认之后未再到一新公司继续工作，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一新公司在2018年8月10日后未再向刘诗斌支付劳动报酬，刘诗斌诉求一新公司按12000元／月的标准支付未付工资，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诗斌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计为64000元［（5＋1／3）月×12000元／月］，其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社会保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缴交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共同义务，用人单位依法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一新公司应当依法为刘诗斌办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11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的社会保险登记。征缴社会保险费用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基于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缴纳产生的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应由劳动行政部门主管，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于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一新公司未与刘诗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刘诗斌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且拖欠刘诗斌工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向刘诗斌支付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刘诗斌自2011年6月1日入职，至2019年3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止，工作年限7年9个月又10日，刘诗斌的经济补偿金计为96000元（12000元／月×8个月），其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诗斌与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1日解除；二、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诗斌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64000元；三、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刘诗斌经济补偿金96000元；四、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刘诗斌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11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的社会保险登记，双方当事人应依法向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应缴部分由刘诗斌自行承担，用人单位应缴部分由厦门一新砂轮有限公司承担；五、驳回刘诗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一新公司当庭提交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9民终121号判决书，欲证明：刘诗斌系湖北永阳光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阳公司）的副总经理，并于2018年1月10日至2018年3月16日作为永阳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刘诗斌质证认为，一新公司提交的证据与事实不符，永阳公司是一新公司的客户，当时是因为一新公司的砂轮产品而被提起诉讼，永阳公司要求一新公司承担责任。刘诗斌接受一新公司的指派参加诉讼。不能证明刘诗斌是永阳公司副总的事实。一新公司认为，永阳公司并非一新公司的客户，且刘诗斌参加诉讼的案件，实际和一新公司的产品并无关系。刘诗斌庭后提交一份永阳公司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其作为永阳公司副总经理出庭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9民终121号案件诉讼代理人仅为帮忙，且永阳公司系刘诗斌在湖北发展的客户。刘诗斌还提交其与一新公司每月对账单的QQ信箱邮件，欲证明一新公司和永阳公司为了避税以工程款名义将货款打入刘诗斌个人卡上。一新公司对《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并提出刘诗斌在2019年1月7日设立了广水市诗斌工程部，经营机械电气维修服务等，经营场所与永阳公司相同，经营范围相似，且相关诉讼代理人的规定可以认可刘诗斌与永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邮件及聊天记录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反而证明刘诗斌是一新公司的代理经销商，将货款备注成工程款并不能避税，且没有证据表明刘诗斌有将款项支付卓士杰和李怡静。刘诗斌质证认为，成立个体经营部是一新公司要求市场销售人员必备的，也是避税要求，一新公司的客户要求账款越来越规范，成立经营部的目的是合法买卖和结账；永阳公司是知名企业，管理规范，经营生产箱式配电，须用100的砂轮切割片。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以刘诗斌提交两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确认李怡静最早于2011年7月25日向刘诗斌月转账金额12000元的交易记录逾五十笔以及一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李怡静系一新公司工商登记联络人等事实，认定刘诗斌与一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一新公司虽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但仍不足于证明刘诗斌与永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一新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已作必要的分析和说理，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一新公司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综上所述，一新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一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陈丽端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 艳 书 记 员 陈荔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