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苏01行终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庭，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一擎，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张建庭（系杨一擎之夫），自然情况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33号-29。 法定代表人王军，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志刚，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铭，江苏焯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一擎、张建庭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秦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城建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初10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一擎、张建庭在秦淮区××号建有多个建筑物。2017年8月11日，原南京市秦淮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秦淮区城管执法局）作出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77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杨一擎、张建庭在秦淮区冬瓜匙107号的424.32㎡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限其自行拆除。同日，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作出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7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杨一擎、张建庭在秦淮区冬瓜匙107号的25.31㎡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限其自行拆除。2017年8月17日，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作出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86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杨一擎、张建庭在秦淮区冬瓜匙107号的114.99㎡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限其自行拆除。 2017年12月8日，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对杨一擎、张建庭是否自行拆除进行核查，发现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77号限期拆除决定书涉及建筑物中的111.51㎡、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7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涉及建筑物中的3.2㎡、宁城法秦限拆字（2017）第375286号限期拆除决定书涉及建筑物中的4.97㎡已被拆除，包括一处111.51㎡砖木结构一层建筑和三处简易结构一层建筑（面积分别为3.2㎡、2.16㎡、2.81㎡）。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制作核查情况登记表记载了上述情况，并在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决定对东瓜匙107号剩余建筑履行强制拆除程序。2018年2月28日，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向杨一擎、张建庭作出宁城法秦强拆字〔2017〕375277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宁城法秦强拆字〔2017〕375275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宁城法秦强拆字〔2017〕375286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对东瓜匙107号尚未拆除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杨一擎、张建庭称其于2018年春节后发现冬瓜匙107号部分建筑（以下简称涉案建筑）被拆除。2018年4月11日，冬瓜匙107号其余建筑被拆除。杨一擎、张建庭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秦淮区综合执法局2017年11月10日前后强制拆除涉案建筑及强行拖走室内物资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承担。秦淮区综合执法局认可实施了2018年4月11日的拆除行为，否认此前实施过拆除行为。 杨一擎、张建庭为证明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实施了被诉拆除行为，向原审法院提交录音证据一份。杨一擎、张建庭称通话对象是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红花街道办）市场部负责人芮刚，其陈述“一个是时间问题，一个是披棚问题，街道拆除披棚这一块，就告诉你，然后拆除”“你看开出给你的违建里面还包不包含披棚，披棚就是街道这一块，告诉你然后拆除”“根据指挥部的要求”等。 原审法院另查明，因机构改革，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职能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承继。 原审法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杨一擎、张建庭据以主张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拆除涉案建筑的证据主要有两组：一是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等文书；二是录音证据。首先，虽然原秦淮区城管执法局曾就包括涉案建筑在内的位于东瓜匙107号若干建筑物作出过限期拆除决定，但其在2017年12月8日核查时发现涉案建筑已被拆除，后续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等行政行为已将涉案建筑面积扣除。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提供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核查记录、审批记录、强制拆除决定书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证明力优于仅以限期拆除决定推定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实施，原审法院对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所述未拆除涉案建筑予以采信；其次，关于杨一擎、张建庭提交的录音证据，杨一擎、张建庭自认是与红花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通话。红花街道办与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是相互独立的行政主体，即使录音内容属实也不能直接认定应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实施了拆除涉案建筑的行为，杨一擎、张建庭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杨一擎、张建庭的起诉。 上诉人杨一擎、张建庭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核查记录、审批记录、强制拆除决定书等证据做出涉案拆除行为不是被上诉人实施的推定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才提交证据，且原审裁定未对双方证据作出审查结论，因此，原审法院不应用被上诉人不合法的证据进行推定。原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11月10日，“红花中队”根据“指挥部”安排拆除涉案建筑，原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与“指挥部”的关系，不能排除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二、2017年11月10日，拆除涉案建筑是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负责行政执法的红花中队，有新证据证明，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红花中队是被上诉人的派出单位，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庭审中，芮刚的同事在旁听庭审中陈述其与芮刚都是红花街道办工作人员，2017年11月10日，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接到“指挥部”通知对涉案建筑物以环境整治的名义进行拆除，但红花街道办不是拆除主体。2019年11月29日，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在《关于杨一擎、张建庭要求信息公开的回复》中称，“红花执法中队全名应为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红花中队，2019年5月前中队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派驻到红花街道进行城市管理执法工作。2019年5月后执法力量下沉中队为双重管理。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指导督查执法业务，红花街道具体布置日常工作任务。”由此可知，在2017年11月10日红花街道红花中队工作任务由被上诉人布置，且根据南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的相关规定，红花街道办并没有拆除违法建设的相关职权。三、涉案建筑与公墓相邻，远离居民区和商业区，上诉人在此地居住了近30年，从未发生过洪流，也从未有任何部门进行过环境整治。如果被上诉人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合法，其可以在2018年4月11日强拆时一并拆除涉案建筑，就不会于2017年11月10日对涉案建筑进行强拆。四、2017年11月10日拆除行动的执行负责人是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负责人芮刚，其日常工作由被上诉人布置，为澄清事实，本案应发回重审，追加红花街道办为第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审理中辩称：1．消极事实无法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并没有实施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因此无法提供证据，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2．原审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并未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事实作出认定。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杨一擎、张建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上诉人根据原审庭审录像整理的庭审记录；2．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作出的《关于杨一擎、张建庭要求信息公开的回复》，两份证据共同证明涉案房屋是由红花街道办执法中队按照“指挥部”的通知实施拆除的，红花街道办执法中队是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其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经质证认为：证据1如与原审的庭审状况一致，对于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芮刚作为证人应出庭，但其并未到庭，法律也没有规定“证人代表”，该旁听王姓人员并不是诉讼参加人，原审法院为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而对其进行了询问，从该份记录来看，并未提到红花中队实施了拆除行为，且芮刚及该旁听人员都是红花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表明在机构改革时间节点行政机关所应当承担的法定职责，不能证明是红花中队实施的拆除行为，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中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且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庭审中，一位“王”姓旁听人员陈述，“我们是街道的”；“我当时不在，但据了解也不是街道是拆除主体，我们当时是接到指挥部的通知，进行环境整治……”。2019年11月29日，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作出《关于杨一擎、张建庭要求信息公开的回复》称：“据查，红花执法中队全名应为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红花中队，2019年5月前中队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下属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派驻到红花街道进行城市管理执法工作。2019年5月后执法力量下沉中队为双重管理。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指导督查执法业务，红花街道具体布置日常工作任务。”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杨一擎、张建庭称秦淮区综合执法局于2017年11月10日实施了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的行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予以否认，杨一擎、张建庭应提供涉案房屋系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拆除的证据。杨一擎、张建庭在原审中提交了录音资料，并认可该录音通话对方为红花街道办工作人员。红花街道办与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属不同主体，即使录音内容属实，也不能认定系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实施了涉案建筑的拆除行为。杨一擎、张建庭在二审中提交了由其整理的原审庭审记录，该“王”姓人员系原审庭审中的旁听人员，其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红花街道办城市管理部作出的《关于杨一擎、张建庭要求信息公开的回复》系对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红花中队的行政隶属关系进行的说明，亦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系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拆除。鉴于上诉人杨一擎、张建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实施了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 因本案仅对杨一擎、张建庭认为秦淮区综合执法局于2017年11月10日实施了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的行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上诉人就秦淮区综合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所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路 兴 审判员 付 双 审判员 王玉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