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2民终5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侨润办事处天润嘉苑。 法定代表人：武守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明，男，汉族，1961年11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阳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中亮，男，汉族，1984年8月24日出生，系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宁，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张金明因与被上诉人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月3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何宜瞳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恒公司与张金明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各项费用共计7,748,409.81元以及自2019年4月1日按3,369.3956元为标准计算的日租金。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两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涉案租赁关系如何发生做出说明：刘中亮与张金明于2012年12月8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存在租赁关系。2015年2月26日之后，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且在刘中亮提供的《证据明细表》关于租赁合同乙方是张金明还是昌恒公司的问题说明这一条，也表示了2015年之前涉案合同相对方是张金明，2015年之后，合同相对方是昌恒公司，其后在欠款明细中表明2015年2月26日之前的费用由张金明个人承担，2015年2月26日之后的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写明张金明个人承担费用数额为101,679.36元，其余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由此可看出，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之间的租赁是分开存续的，两上诉人之间无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且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各自承担责任，对租金没有要求连带责任，因此，两上诉人之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关于两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论述存在瑕疵，与事实不符，且超出被上诉人的诉求，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是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混同，而两次租赁不是混同，是可单独区分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结款方式是退货之日起每半年结款一次，根据被上诉人《证据明细表》中的表述，其与张金明的结算截止到2015年1月31日，自2015年1月31日计算6个月，张金明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是2015年7月31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日是2019年，超过时效，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其就欠款在时效内向张金明进行过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对张金明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三、原审法院对涉案建筑设备涉及买卖与租赁的部分未查清。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租赁关系，并表明在其提供的证据2-4、2-5中存在买卖关系，一审判决也写明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买卖合同款，由此可说明，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不论买卖、租赁，均书写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单”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单（包含提货单、退货单）体现的法律关系包含买卖、租赁，一审法院并未对买卖物与租赁物加以区分，未查清基本事实，影响到租赁费的金额以及返还租赁物的数量，足以影响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四、原审法院对涉案租赁物的数量未查清。除上述租赁物未查清的理由外，还包括：其一，原审法院认定返还数量及业务欠款依据的是青岛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而此份《审计报告》依据的则是刘中亮提供的证据，在刘中亮提供的证据2-3（12页租金结算清单）第1页中4.5米、4米架管以及第8页HG-90建材均存在没有出租而直接由被上诉人回收的情况，这代表被上诉人取走了建材，该部分建材不应作为租赁物计算，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部分建材区分，将此部分建材认定为被上诉人的租赁物，出现了其租赁自己物品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并将物品给被上诉人的错误，其二，被上诉人提供了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的单据，此单据体现的款项，刘中亮在本案中无权主张，应由中瑞公司作为主体主张，刘中亮解释称其本人是中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法律规定，法人的权利义务独立于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义务，因此，该部分款项应扣除，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未归还需要折价赔偿的物品为钢管、扣件、丝杠、碗扣，而在一审判决中却要求上诉人返还横杆、立杆等物品，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请求范围，此部分也应扣除。四，涉案《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判决依据。涉案《审计报告》对违约金的计算，引用最高法（民）发【1991】21号通知的相关规定，而该规定现已废止，故此份《审计报告》存在错误，且根据上述论述，《审计报告》依据的证据等存在瑕疵，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应重新审计或不需审计。五、原审判决第四项涉及的15,200元，被上诉人在前次庭审中已明确放弃，但在后续庭审中又再次主张，属增加诉请，一审法院未给予上诉人答辩期，程序存在瑕疵，且该15,200元属代垫费用，本案是租赁纠纷，不应在本案中被支持，且无任何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裁判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六、涉案评估鉴定费、审计鉴定费不应由两上诉人承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第7条，租赁站维修费及赔偿标准为《租赁合同》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未提交赔偿标准，属举证不足，被上诉人为弥补证据缺陷，申请评估鉴定，该部分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根据双方的证据，完全可计算出审计涉及项目，审计不是本案必须采取的鉴定，且审计所涉项目是被上诉人为支持其一审请求所为，两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的审计鉴定申请，被上诉人执意鉴定，该费用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 刘中亮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张金明、昌恒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刘中亮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并未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要求两上诉人各自承担责任，且刘中亮在一审法院最后一次庭审中明确要求张金明、昌恒公司对刘中亮的诉讼请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并未超出刘中亮的诉讼请求。二，从涉案租赁合同看，抬头部分注明，合同主体出租方﹙甲方﹚“刘中亮”为打印体，承租方﹙乙方﹚“张金明”与“昌恒公司”并排注明，其中“张金明”为打印体，“昌恒公司”为手写且盖公司印章，合同落款处注明，甲方由刘中亮个人签名，乙方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由此可见，虽然张金明是昌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涉案租赁合同显示的承租方主体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按照日常逻辑和通常理解，若承租方仅是昌恒公司独自一方，则在租赁合同主体方仅注明公司名称即可，没有必要将张金明名称也予以并排注明，且租赁合同落款处分别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若承租方仅是张金明独自一方，更没必要注明公司名称，并由昌恒公司盖章确认。因此，从本案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就可确认本案双方均认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是共同承租方。三、从本案双方发生业务的实际过程看，刘中亮自2012年12月以来即与张金明和昌恒公司发生以建筑机具租赁为主的业务关系，虽然昌恒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登记成立，但在其成立之前，作为昌恒公司认可的武守才即于2012年12月10日向刘中亮提取建筑机具，作为公司股东的张保昌签字认可2014年10月1日以来的租赁物数量清单，并以个人名义自2015年2月17日向刘中亮付款；对建筑机具的提取、退货等业务结算，既有张金明签字经办，又有张金明亲属张钊、武伟经办，还有张保昌、武守才等人签字经办，对于向刘中亮付款，均是以个人名义给付，既有张金明个人名义办理，也有张保昌个人名义办理，因此，从本案双方发生业务的实际过程看，昌恒公司和张金明对刘中亮的诉讼请求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四、结合本案双方实际发生业务情况看，显然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双方的业务是连续性、混合型发展的，还有租赁、买卖、垫付审车手续等业务，昌恒公司和张金明未向刘中亮进行明确区分，但刘中亮在一审法院最后一次庭审中明确要求张金明、昌恒公司对刘中亮的诉讼请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张金明与昌恒公司应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外，与刘中亮形成并发展租赁、买卖等业务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昌恒公司的成立时间来划分，如此方更能符合本案事实和日常生活逻辑，也有利于本案解决。五、两上诉人对刘中亮的诉讼请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妨碍其对内进行自我责任划分，这是两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但对外不能排除对刘中亮的共同偿付责任。因此，两上诉人对刘中亮的诉讼请求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六、上诉人关于刘中亮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也不成立。首先，张金明以个人名义﹙张金明、张保昌﹚于2015年2月17日向刘中亮付款，应属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其次，在刘中亮提交的建筑设备器材租赁提货单中有两上诉人认可的武守才签字的提货单，此部分建筑机具上诉人尚未退还。最后，在刘中亮提交的张金明踏梯租费明细中同样有张保昌的签字，张金明同样尚有踏梯未退还。以上建筑机具两上诉人均未退还，而未退还的建筑机具属于物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七、刘中亮认可与上诉人存在租赁、买卖关系，但并未认可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4、2–5中也属买卖关系，不存在上诉人所述其向刘中亮支付过买卖合同款，进而妄议推测刘中亮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不论买卖、租赁，均书写在“租赁单”中。事实是刘中亮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货款明细，刘中亮与两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关系体现在提货单、退货单，而买卖关系体现在货款明细中的送货单。八、为查明本案业务情况，根据刘中亮的申请，原审法院对于本案双方之间租赁、买卖和借款业务进行了委托审计，审计机构对租赁物、买卖物也进行了区分，一审法院根据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同样对买卖物与租赁物进行了区分，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是清楚正确的。九、涉案租赁合同载明碗口件饰物各规格横立杆按延长米计算租金，可认定横立杆属碗口件饰物，且均以米计算租金，综合全部一审庭审质证意见，审计机构做出的审计报告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因此，一审法院对审计报告予以采信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刘中亮对其提交的开头标有中瑞公司客户流水账租赁物数量清单的权利无权主张，但刘中亮认为应根据证据体现的内容主张权利，而不是根据形式，且该份证据有上诉人认可的张保昌签字确认。对上诉人关于返还横杆、立杆等物品，超出刘中亮请求范围应扣除的上诉意见，刘中亮已作答辩。横杆、立杆属碗口件饰物，并未超出刘中亮的诉讼请求，更谈不上应扣除。十、审计机构做出的审计报告对违约金给出了两个计算标准及数额，第一个计算标准是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提货单约定，违约金数额为31,074,446.20元，并不违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愿原则；第二个标准是根据最高院关于“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数额为2,018,690.27元，该计算标准及违约金数额同样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同时，刘中亮主张的违约金数额都未超过上面两个违约金数额，且审计报告依据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不存在瑕疵，不存在重新审计的必要。十一、刘中亮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第四项明确要求两上诉人给付各种费用15,200元，且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也明确重复要求主张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增加诉讼请求，不存在给与上诉人答辩期的问题。另外，一审法院认为该费用虽然不是租赁欠款，但此笔垫付费用是发生在双方租赁关系过程中，一并处理有利于减少诉累及双方当事人解决诉讼争议，因此，一审法院的做法是正确的。十二，刘中亮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更为了查明本案双方发生业务关系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根据刘中亮的申请，进行了司法评估及审计，以上是任何一个案件当事人为实现自己诉讼权利而可以采取的必要手段及方式，是刘中亮因此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且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并不是上诉人所说刘中亮提交的证据存在缺陷。同时，案件是否需要进行鉴定、评估、审计，不是以上诉人同意与否为依据，而是应根据案件需要。 刘中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刘中亮租赁费3,792,167.7元，且对2019年3月31日后的租金按每日3,402.58元计算至租赁物退清止；3.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返还刘中亮钢管45,294米、顶丝39,542根、碗扣64,104.2米、扣件101,200套、对拉丝1,300米、螺母25,000个、钢板4.5吨、丝杠6,000米、模板螺丝2,000套、两头丝70对，如不能退还，则折价赔偿3,376,265.6元；4.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其他费用15,200元；5.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违约金100万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昌恒公司、张金明承担。事实与理由：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签订《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租赁物的品种、日租金、赔偿标准及违约金等，刘中亮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截至2019年3月31日，昌恒公司、张金明虽支付了175万元，但仍未履行刘中亮诉求中的相关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中亮（甲方）与昌恒公司、张金明（乙方）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甲方根据乙方需要出租给乙方建筑施工用租赁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以在甲方办理的发货单、收货单为准；日租金架子管每米每天0.01元，碗扣架每米每天0.016元（碗口件饰物各规格横立杆按延长米计算租金），顶丝、上下托每根每天0.035元，扣件每套每天0.006元,0.3横立杆每根每天0.0048元，0.6横立杆每根每天0.0096元，0.9横立杆每根每天0.0144元；租金结算，自乙方从甲方库提出租赁物件之日起至退货之日止，每半年结清一次，租金结算以甲方发货单、收货单凭证进行租金结算；租赁货物的提运由甲方承担；租赁站维修费及赔偿标准和发货单、收货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材料退完、结清租费后废止。该合同由刘中亮和张金明签字、昌恒公司盖章。自2012年12月起，刘中亮即向昌恒公司、张金明提供建筑机具租赁，建筑设备器材租赁提货单由张保昌、武守才、张钊、姜枫、武伟等人签字，提货单记载：“此单据同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单位提货人、发货人签字生效。发生纠纷由供货方经办人户籍所在地法院协商解决，并按合同约定的日期结算租金，逾期未交，每拖欠一天按全部租金合计金额加收百分之一违约金，违约天数累计计算”。期间，张金明、张保昌、刘朝海、张钊等人对扣件、踏梯、叉车等建筑机具及其他业务分别对刘中亮有过某段期间的统计、结算。自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昌恒公司、张金明陆续向刘中亮退还部分建筑机具，退货单由张保昌、武守才等签字，还有无人签字的。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租赁关系，还存在货物买卖、代办机动车手续等业务关系。2015年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张保昌通过银行交易及微信转账方式向刘中亮付款2,631,740元，张金明于2016年11月6日向刘中亮付款16,000元，共计付款2,647,740元。昌恒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张金明，股东张金明、张保昌（兼任监事）。由于双方对发生的业务未最终结算，根据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自2012年12月1日发生业务关系以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发生的关于租赁、买卖、借款业务的审计鉴定结论，可以确认：1、张金明、昌恒公司欠刘中亮买卖货物款0元；2、张金明、昌恒公司欠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代垫费用4,124,042.04元（其中代垫费用15,200元）；3、张金明、昌恒公司欠付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违约金：（1）按“租赁合同”约定31,074,446.20元；（2）按最高院关于“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应计2,018,690.27元；4、张金明、昌恒公司尚未归还刘中亮建筑机具横杆、立杆、碗扣等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爬梯92米。上述未归还建筑机具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日租金横杆、立杆、碗扣为每米每天0.016元，应为1,014.5856元（63,411.60米×0.016元）；顶丝每天每根0.035元，应为1,355.97元（38,742根×0.035元）；扣件每天每套0.006元，应为570元（95,000套×0.006元）；钢管每天每米0.01元，应为428.94元（42,894米×0.01元），爬梯每天每米10元（根据张保昌签字确认的2018年1月1日提货单上注明的日租金单价），应为920元（92米×10元），合计日租金为4,289.4956元。根据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以基准日为2019年10月14日作出的建筑机具市场单价鉴定：碗扣（碗口）18.58元/米、顶丝（直径34MM）15元/根、扣件（转向扣件）6元/套、扣件（十字卡扣）5.5元/套、钢管10.57元/米。一审庭审中，昌恒公司、张金明称刘中亮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对此刘中亮不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发生业务的实际过程来看，刘中亮自2012年12月以来即与昌恒公司、张金明成立以建筑机具租赁为主的业务关系，虽然昌恒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登记成立，但在其成立之前，作为昌恒公司认可的武守才即于2012年12月10日向刘中亮提取建筑机具，作为昌恒公司股东的张保昌签字认可2014年10月1日以来的租赁结算明细并以个人名义自2015年2月17日向刘中亮付款；对涉案建筑机具的提取、退货等业务结算，既有张金明的签字经办，又有张金明亲属张钊、武伟的经办，还有张保昌、武守才等人的签字经办，对于向刘中亮付款，均是以个人名义给付，既有张金明个人名义办理，也有张保昌个人名义办理；从双方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来看，抬头部分注明，合同主体出租方（甲方）：“刘中亮”为打印字，承租方(乙方)：“张金明”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并排注明，其中“张金明”为打印字，“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为手写字且盖有其公司印章，合同落款处注明，甲方由刘中亮个人签名，乙方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由此可见虽然张金明是昌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涉案合同显示承租主体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按照日常逻辑和通常理解，若承租方仅是昌恒公司独自一方，则在合同主体方仅注明其名称即可，没有必要将张金明名称也予以并排注明，且合同落款分别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若承租方仅是张金明独自一方，更没必要注明昌恒公司名称，并由昌恒公司盖章确认，因此，从双方签订涉案合同时就可确认双方均认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是共同承租方，另外结合双方实际发生业务情况来看，显然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双方的业务是连续混合发展的，还有租赁、买卖、垫付审车手续等业务，昌恒公司、张金明未向刘中亮进行明确区分，刘中亮也未将昌恒公司、张金明进行明确区分，昌恒公司、张金明也未提交两者明确区分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昌恒公司、张金明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外，与刘中亮形成并发展租赁、买卖等业务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昌恒公司的成立时间来划分，如此方更符合本案事实和日常生活逻辑，当然，昌恒公司、张金明对内可进行自我责任划分，这是昌恒公司、张金明之间的关系，但对外不能排除对刘中亮的共同偿付责任，刘中亮要求昌恒公司、张金明一起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昌恒公司、张金明与刘中亮成立的租赁、买卖等业务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但昌恒公司、张金明无论是作为商业主体还是作为诉讼主体，均违背了诚实信用，其实际与刘中亮存在书面租赁合同却予以否认，只认可有事实的租赁关系，实际张金明本人在涉案租赁合同上签字，其却否认签字，实际昌恒公司在涉案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印章，却否认其公章的真实性，实际昌恒公司、张金明拖欠刘中亮高额租赁费且尚有未返还的租赁物，却一概予以否认；其向公安部门报案称刘中亮存在盗窃及诈骗行为，但直至一审庭审结束，其也未提交公安部门正式立案的证据，因此，昌恒公司、张金明违背了诚实信用，构成虚假陈述。截止到2019年3月31日，昌恒公司、张金明尚欠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4,108,842.04元、代垫费用15,200元，现刘中亮对租赁费仅主张偿付3,792,167.7元，系刘中亮对其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昌恒公司、张金明尚未归还刘中亮的建筑机具为横杆、立杆、碗扣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爬梯92米。刘中亮诉请昌恒公司、张金明返还钢管、顶丝、碗扣、扣件、对拉丝、螺母、钢板、丝杠、模板螺丝、两头丝，如不能返还，则折价赔偿3,376,265.6元，因昌恒公司、张金明对货物拉丝、螺母、钢板、丝杠、模板螺丝、两头丝等不存在未归还的情形，经审计属双方货物买卖范畴，对该部分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92米爬梯虽然昌恒公司、张金明实际未归还，但因刘中亮未主张，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未归还建筑机具的日租金应为4,289.4956元，因刘中亮仅主张钢管、扣件、顶丝、碗扣该4样物品的日租金为3,402.58元，则爬梯日租金920元不应计算在内，即昌恒公司、张金明在本案中应支付刘中亮未归还物品的日租金为3,369.4956元，且应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租赁物退清时止；如不能退还，则应折价赔偿。根据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作出的建筑机具市场单价鉴定，昌恒公司、张金明未退还的横杆、立杆、碗扣价值为1,178,187.528元（63,411.60米×18.58元），顶丝581,130元（38,742根×15元），扣件546,250元（95,000套×（6元+5.5元）/2），钢管453,389.58元（42,894米×10.57元），共计为2,758,957.11元，刘中亮主张的赔偿额为3,376,265.6元，对过高部分因缺乏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中亮主张的代垫费用15,200元，虽然不是昌恒公司、张金明租赁欠款，但为减少讼累和诉讼经济及便利双方当事人考虑，原审法院决定合并处理并予以支持。因昌恒公司、张金明违背诚实信用，未依约及时结算偿付刘中亮租赁费并返还相关建筑机具，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刘中亮主张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应予支持。关于刘中亮主张的违约金，根据涉案租赁合同和提货单约定为31,074,446.20元，因数额过高，应参照最高院关于“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为2,018,690.27元，现刘中亮仅主张100万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昌恒公司、张金明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从昌恒公司、张金明认可的刘中亮提交的退货单可证实，最晚的退货单是2019年1月8日，由武守才签字办理两张，退还的是钢管、横杆、立杆。因此，本案明显不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对昌恒公司、张金明的此项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刘中亮与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建筑机具租赁费3,792,167.7元并给付后续租金，以日租金3,369.4956元为标准，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租赁物退清之日止。三、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返还刘中亮建筑机具横杆、立杆、碗扣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如不能退还，则应赔偿刘中亮损失2,758,957.11元，如部分退还，则可按下列标准计算赔偿刘中亮损失【横杆、立杆、碗扣（碗口）18.58元/米、顶丝（直径34MM）15元/根、扣件（转向扣件）6元/套、扣件（十字卡扣）5.5元/套、钢管10.57元/米】。四、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代垫费用15,200元。五、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违约金100万元。六、驳回刘中亮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二、三、四、五项，由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履行，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金钱债务利息或依法支付非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69,08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评估鉴定费8,000元，审计鉴定费10万元，合计182,085元，由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刘中亮在二审中称其系于2015年同上诉人签订的涉案租赁合同，但其在一审中称其系于2016年1月份左右与上诉人签订涉案租赁合同。刘中亮还确认其在一审中提交的6页标题为“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的明细表记载的租赁物就是其在本案中据之诉请两上诉人支付租赁费和返还租赁物的全部建筑器材。上述“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记载的起止日期为2014年10月1日-2018年10月27日。 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就本案进行开庭审理时，上诉人明确主张本案起诉主体应为中瑞公司。刘中亮则称其之所以提交“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作为其诉讼证据系因其为中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称中瑞公司尚在注册中，不影响其所提交涉案租赁合同的证明效力。但刘中亮在此后庭审中提交的中瑞公司营业执照却载明中瑞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3年3月4日，经营范围为建筑器材租赁销售。中瑞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刘中亮系其控股股东，持有中瑞公司80%的股份；中瑞公司的另一股东是付瑞，其与刘中亮均称其二人是夫妻关系。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青岛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业务进行审计时并未审核昌恒公司的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且均确认其两方未曾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本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要求刘中亮提交中瑞公司的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以供核查本案事实，刘中亮却称中瑞公司未建立账册因而未向本院提交。中瑞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其自成立至今每年均编制年度报告。 本案各方在一审中均确认上诉人已向刘中亮累计汇款2,647,740元。刘中亮称上述付款包括张金明归还其借款204,500元、建筑器材买卖货款850,152元、建筑器材租赁费1,593,088元。而上诉人则对此不予认可。除上述付款外，刘中亮在一审中还确认张金明曾通过ATM向其账户转存过8.5万元。而在一审庭审中刘中亮曾自认上诉人已向其支付租赁费175万元。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中亮是否系本案适格起诉主体。二、涉案审计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因刘中亮确认其在一审中提交的6页标题为“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的明细表所载租赁物就是其在本案中据之诉请两上诉人支付租赁费和返还租赁物的全部建筑器材，且此份明细表末页由上诉人昌恒公司的股东兼监事张保昌签字确认，而在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就本案开庭审理时，上诉人也曾明确抗辩主张本案适格起诉主体应为中瑞公司，故据此份刘中亮自己所举证据已可得出涉案合同实际履行出租义务方或为中瑞公司的初步结论。鉴于刘中亮系中瑞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行为与履行中瑞公司的职务行为有时难以分辨，且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现象屡见不鲜，故本案须结合查明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对适格起诉主体作出认定。本院对此具体分析评判如下： 首先，刘中亮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租赁合同虽记载出租方为其本人且由其本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字，但据之仅可得出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系刘中亮的结论，却不能据之确定涉案合同的履行主体必然是刘中亮，也不能据之认定涉案合同履行的利益必然归属于刘中亮，否则日常交易中经常存在且受法律保护的职务代表行为和隐名代理行为将被完全否定。与此同理，刘中亮在一审中提交的提货单、退货单、入库单、送货单显示刘中亮在经办人、制单人、仓库负责人、发货人处签字，与常见的货品流转凭单在形式上几乎无差异，而绝大多数企业在实际交易中也均指派其业务人员甚至临时雇工在相关货单上随机签字，故根据上述凭单也不能认定刘中亮就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至于刘中亮以其个人账户向上诉人收取租赁费和货款，也不足以说明其就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目前许多企业对外收款也常常让付款人将款项汇至其法定代表人或其财务人员甚至第三人的账户，据此并不能认定收款人就是真正的受益人或履约人。 其次，刘中亮在一审中称其之所以提交“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作为其诉讼证据系因其为中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称中瑞公司尚在注册中，不影响其所提交涉案租赁合同的证明效力。通过推敲刘中亮的上述言辞，其所作陈述恰符合其系代表中瑞公司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逻辑。姑且不论刘中亮关于其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中瑞公司尚未注册成立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若刘中亮与上诉人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确系其个人行为，则无论中瑞公司是否已注册成立，其完全可坦然表述此系其个人业务而与中瑞公司不相干，但其却强调中瑞公司彼时尚在注册中，则从逻辑上不难推理得出若中瑞公司当时已注册成立其便系代表中瑞公司与上诉人签约的结论。何况中瑞公司于2013年3月4日即已成立，则尽管刘中亮关于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日期的表述前后不一，也完全可认定涉案租赁合同系在2014年之后签订，刘中亮在中瑞公司成立之后以其个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却在一审庭审中隐瞒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时中瑞公司已成立的事实，此举与其关于其系个人同上诉人建立租赁关系的主张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再次，刘中亮身为中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其不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还属常年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人，其制作“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客户流水账”让昌恒公司的股东兼监事张保昌签字确认，其应十分清楚其此项行为表达的确切意思表示。此举完全可视为其代表中瑞公司对其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所产生法律后果之义务承担主体和权利承受主体的确认。况且本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曾要求刘中亮提交中瑞公司的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以供核查，刘中亮却称中瑞公司未建立账册故而未向本院提交，而其此项辩解理由明显不成立。中瑞公司并非家庭作坊而是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公示信息显示其自成立至今每年均编制年度报告，而年度会计报表是其年度报告的一项主要内容，编制年度会计报表离不开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因此，本院对刘中亮关于中瑞公司未建立账册的陈述不予采信，应视为其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却拒绝提交。 最后，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利用其掌控公司的便利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将公司收益化为其自身收益，却将债务留给公司承担的现象层出不穷，此不仅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也严重侵蚀社会诚信基石，故对公司控制人交易行为的认定不应简单化和表面化，特别是对其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完全一致的交易行为更应谨慎评判。具体到本案，刘中亮系与上诉人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且其也明确主张其同上诉人还存在建筑器材买卖合同关系，而中瑞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就是建筑器材的租赁和销售，刘中亮即使果真系其个人对外出租和销售建筑器材，其作为中瑞公司的股东兼高管，在中瑞公司已成立之时仍从事建筑器材的租赁和销售，也显著有违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的竞业禁止条款，此举不仅直接损害中瑞公司的利益，也间接损害中瑞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何况在刘中亮自己所举证据指向涉案租赁合同实际出租义务履行者是中瑞公司，且上诉人也明确抗辩主张中瑞公司应为本案适格起诉主体，而刘中亮在诉讼中又隐瞒中瑞公司的成立时间，还拒不提交中瑞公司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的情形下，应认定刘中亮以其个人名义与上诉人订立涉案租赁合同实际系履行中瑞公司的职务行为。若刘中亮将本应归属中瑞公司的收益转为己有，不仅会损害中瑞公司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也会使国家税收利益受损。综上，刘中亮作为本案起诉主体并不适格，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因本案各方均确认青岛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业务进行审计时并未审核昌恒公司的财务账册和会计凭证，而原审法院出具的（2019）即法委字第369号司法鉴定委托书明确要求对涉案业务的财务账目和凭证进行审计，但涉案审计报告不仅对注册会计师采用何审计程序、遵循何审计准则只字未提，其披露的审计基础资料也仅是本案各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故据此可认定涉案审计并非专业化审计，而仅是对涉案证据材料的分析统计。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对特定事项有时需由专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意见作为参考或认定依据，是因企业财务数据之间的勾稽关系繁杂且数据统计量庞大，加之对财务凭证的审核也往往会耗时费力，审判人员缺乏精力、时间和专业知识对财务数据作出准确判断，故需专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意见以作裁判辅助。但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并非可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仅关注审计结果而忽视审计报告中对审计程序、审计范围、假定条件和披露事项的表述，难免会偏离客观公正。具体到本案，涉案审计报告依据的基础资料均为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而对这些基础证据的分析认证属法院的审判工作职责范围，若通过对本案各方所举证据分析认证仍难以查清案件客观事实，可在依法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上确认法律事实。审计机构依据同样的证据作出的分析统计结论并不必然比法院根据举证规则作出的分析评判更具权威性。若仅是对现有证据进行分析统计，本案无须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意见，此项工作完全可由审判人员完成。尤其是在涉案审计报告所具审计意见与刘中亮所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主张相冲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依据民事举证规则作出评判，而不宜将涉案审计报告奉为圭臬一味予以采信。因此，上诉人关于涉案审计报告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中亮的起诉。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9,085元，由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退还被上诉人刘中亮；本案一审诉讼保全费5,000元、评估鉴定费8,000元、审计鉴定费10万元，合计113,000元，由被上诉人刘中亮负担；文印鉴定费35,200元，由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和上诉人张金明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9,085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和上诉人张金明。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何宜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