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7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双桥路30号3#2单元1层。 法定代表人：王晓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泰宇，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堂，男，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潞村街288号3号楼2单元102室居民，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男，195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田庄村周庄88号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江，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11号院1号楼2单元2203室居民，系被告周运有之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振江，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11号院1号楼2单元2203室居民。 上诉人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碧源农林公司）与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碧源农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泰宇、王国堂。上诉人周运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江、上诉人周振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绿碧源农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2、依法改判周振江对判决第一项与周运有共同承担货款支付及赔偿责任；3、改判支持上诉人原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将周振江排除在合同相对人之外错误，周振江与周运有二人共同组成了合同的一方主体。周振江当庭确认与周运有所掌管的所有家族企业生意由二人共同负责。理应对欠付货款承担共同履行义务。周振江与周运有在反诉状中均为原告，并以我方来描述二人关系，足以证明二人组成了合同一方主体。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145586.63元损失未提交证据，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本案合同双方并未对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或计算方法明确约定，合同就是上诉人主张损失的直接证据，上诉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计算损失，于法有据。即便按照原审判决最终认定的欠付货款为基数来算，也应支持上诉人的损失赔偿请求。 周运有、周振江答辩称，我父亲签订合同，应该是合同的相对人，周振江不是合同相对人。一审判决的欠货款数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扣除我们入股金，对方主张的损失与事实不符。2018年的苗不符合合同约定的90%成活率，当时对于苗木的死亡对方的法人派人去看过。我们已经多付了71万，我方不欠公司的钱。 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上诉请求：1、改判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及有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我方与绿碧源农林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不是我方真实意思，订立协议的基础是经济价值，我方订购种苗种植后却没有任何收益。2、2017年供应的种苗没有成活全部死亡，绿碧源农林公司到现场认定过，在庭审中绿碧源农林公司没有否认和提出相反意见，其对产品成活率承诺反悔，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3、被上诉人方对于我方提出的欺诈未提出反对意见，对于我方提出的产量和产值问题回避，足以证明其对自己的欺诈行为心知肚明。4、关于除斥期，原审认定错误。我方只有等到种植第二年才能确认产量，原审判定超过除斥期间不符合常识。5、原审确定性质不当。应适用种子法、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相关规定对上诉人的损失予以认定和赔偿。 绿碧源农林公司辩称，我方是案涉苗木的专利权人，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不存在欺诈行为。我方并未对种苗夸大宣传，对方说辞毫无依据。种子法并不适用种苗，对方以种子法误导法庭。对方将我方产品更名肥肥草宣传，侵犯我方专利。 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欠付的苗木款2206545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自2018年8月9日至起诉之日的损失共计145586.63元；3、依法判令二被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罚息的计算标准共同赔偿原告自2019年7月13日至实际清偿欠款之日的损失；4、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周运有、周振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撤销总金额为5862515元的苗木买卖合同；2、判令反诉被告退回已付货款3655970元；3、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2363489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7日，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签订了《河南真的好菌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绿洲一号种苗采购协议》，约定原告（反诉被告）从2017年3月20日起至6月20日前向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绿洲一号苗木120万株，单价1.65元，种苗总价款198万元，预付订金为总价款的25%，计49.5万元，从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供应苗木起，每次款到付货。苗木预付款最后一次付货时抵扣结清。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20%的种苗投资39.6万元从总金额中扣除，原告（反诉被告）股金从种苗预付款时计算投入。另查明，从2017年4月27日至2018年7月23日，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共向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提供绿洲一号小根苗2483100株、大根苗57460株、苗芽9吨。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分别通过被告（反诉原告）周振江、案外人王先锋的账户陆续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共计3555970元。再查明，《绿洲一号种苗采购协议》上签名“周运友”与被告“周运有”系同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签订的《河南真的好菌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绿洲一号种苗采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所涉协议系原告（反诉被告）绿碧源农林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签订，被告（反诉原告）周振江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承担偿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诉部分，原告绿碧源农林公司自2017年4月27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共向被告周运有提供绿洲一号小根苗2483100株、大根苗57460株、苗芽9吨，有出库单为证。被告周运有辩称其中2018年拉走的小根苗334000株、大根苗54800株、苗芽9吨均系原告同意因2017年苗木死亡原告赔偿给被告的，对此原告方予以否认，且被告也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被告此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2017年的小根苗单价为每株1.65元，现原告主张2017年与2018年的大根苗单价均为每株25元，2018年的小根苗单价为每株2.5元，庭审中被告仅对协议中约定的2017年小根苗单价为每株1.65元及2017年的大根苗单价每株25元予以认可，原告称除协议约定外，其余每株价格是双方口头约定按照当时的市价计算，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2018年的小根苗单价仍应按每株1.65元、2018年的大根苗单价按每株25元计算为宜。综上，原告自2017年4月27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共向被告周运有提供苗木金额为：2483100株×1.65元/株＋57460株×25元/株＋9吨×5000元/吨=5578615元，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3655970元，但其中通过乔万春账户转给原告的100000元系双方签订另一合同的定金款，将此款扣除后被告周运有尚欠原告货款2022645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8年8月9日至起诉之日共计145586.63元损失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对逾期付款损失做出约定，现原告主张逾期付款损失从2019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罚息标准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但根据规定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反诉部分，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周运有称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存在欺诈行为，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涉案合同是2017年12月7日签订，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周运有称其是在2018年12月份知道撤销事由的，但无证据佐证，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故对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周运有、周振江提出撤销苗木买卖合同、退回已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运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苗木款202264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7月13日起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周运有、周振江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25617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2696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58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周运有承担4051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周振江承担13484元。 二审中，上诉人绿碧源农林公司提供一审庭审笔录一份，该笔录第11页倒数第三行陈述，拟证明周运有和周振江一起对家族生意负责。上诉人周振江、周振有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是我说的话，我们是父子关系，但不能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周振江、周振有提供绿洲一号实物一份（本院责令其庭后提供实物照片），拟证明对方的产量和产值都存在虚假宣传。上诉人绿碧源农林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死体植物是否是我方产品没法确定，不能证明我方存在欺诈。同时上诉人绿碧源农林公司提供河南肥肥草科技有限公司的宣传册一份予以反驳该主张。二审同时查明，合同签订后，分别由周振江账户和案外人王先锋账户向绿碧源农林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其中周振江账户付款情况如下：2016年12月3日通过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打款两次共计99万；2017年4月28日通过开户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打款136950元；2017年5月11日通过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两次共计15万元；2017年5月12日通过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29020元；2017年5月26日通过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50万元；2018年4月4日通过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50万元；2018年8月8日通过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四次共计20万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争议焦点：周运有和周振江主张撤销合同、退回货款及赔偿损失应否支持？双方签订的《河南真的好菌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绿洲一号种苗采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周运有主张签订合同时绿碧源农林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可在一年法定期限内依法行使撤销权，但周运有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行使过该权利。涉案合同是2017年12月7日签订，周运有称其是在2018年12月份知道撤销事由的，但无证据佐证，故其撤销合同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综上，周运有、周振江主张撤销苗木买卖合同、退回已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个争议焦点：绿碧源农林公司主张145586.63元损失应否支持？本案合同双方并未对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或计算方法明确约定，绿碧源农林公司要求赔偿自2018年8月9日至起诉之日共计145586.63元损失的诉请没有依据。上诉人主张其依据法律规定计算损失，但在一、二审中并未提供其计算依据和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对其该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第三个争议焦点：周振江应否与周运有共同承担本案合同责任？本院认为，一方当事人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应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签订人周运有的合同义务是支付货款，但周运有签订合同后，并未以其名义支付分文货款，其所支付的货款主要由周振江的两个账户和案外人王先锋的账户支付，合同相对人绿碧源农林公司接受并认可了该履行，故本案中周振江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该履行行为构成了债的加入。同时，周运有与周振江系父子关系，周振江在一审庭审中关于与其父亲共同负责生意的自认性陈述，以及在本案应诉和答辩中的表述，也可以看出周振江与周运有系共同经营，存在一种利益共同关系。综上，周振江与周运有是合同的共同履行人和共同利益方，故绿碧源农林公司请求二人共同承担本案合同责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周运有和周振江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绿碧源农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并改判，部分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的上诉，维持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第三条； 二、驳回上诉人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损失的上诉请求，维持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4969号民事判决第二条； 三、变更原判第一条为：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支付上诉人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苗木款202264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7月13日起算至款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受理费25617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26968元，由上诉人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587元，由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共同承担529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80129元，由上诉人周运有、周振江共同承担79700元，由上诉人运城市绿碧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承担42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任志敏 审判员  李满良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