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召青，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阳谷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玲，女，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 上诉人邱召青、上诉人张玉玲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邱召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玉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张玉玲利用虚假买卖合同主张权利时，邱召青主张对该买卖合同申请司法鉴定，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为：2、根据检测，检材指印的形成时间晚于样本指印1的形成时间，与样本指印2（2014年10月30日）的形成时间相当。一审法院作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及准予强制执行的两份判决书，张玉玲不服，上诉至聊城中院，聊城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邱召青认为，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一审法院应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依法判决张玉玲因此给我方造成所受到的损失。而一审法院利用审级优势胡乱引用法律规定，只判令张玉玲承担损失其中的一部分，驳回邱召青诉求的诉讼费、保险费、住宿费及车费的判项，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需要说明的是，该案诉求的保险费、住宿费及车费证据凭证在诉讼保全后，不慎丢失。邱召青于2019年12月6日申请一审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丢失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作出《不准许调取收集证据申请通知书》。邱召青不服，申请复议，当日一审法院在违背：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申请人申请调查的证据是关系到该诉讼关键证据，并非待证证据，也是人民法院判决中对该次诉讼的重要证据，所以人民法院应依法调查；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的书面告知驳回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导致该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在明知该重要证据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故意违背有关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驳回我方依法申请调查证据的请求，丧失了司法文书公平、公正裁决的含义，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术语，纵容了张玉玲目无法律的嚣张气焰。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该案的重要证据，依法改判或发还一审法院重审。三、张玉玲至今未提供该涉案房产支付房款的证据，并且涉案房产多次诉讼中，张玉玲对涉案房产支付的房款及支付房款的款项来源，出现多个版本，涉案房产所缴纳的税款都是经我方在聊城市地方税务局举报后，张玉玲及他人补缴。并且该房产现张玉玲也没有实际占有。实际涉案房产张玉玲是以办理房产证的形式，为张玉玲恶意逃避债务，虚假诉讼之行为，请二审法院依法查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全面支持我方的各项请求。 张玉玲针对邱召青的上诉请求辩称：一、鉴定赔偿无事实根据。1.在去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之前的2014年12月23日上诉，阳谷县人民法院的王宏伟、胥凤莲对我询问有关情况时，我已向他们告知，这个协议不是当时写的，是后来补的。并且明确如果鉴定结论与我说明的问题相符，鉴定费由对方承担。显然鉴定结论与我说的完全一致。（1）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2）房屋买卖协议指印形成的时间，晚于房屋买卖合同指印形成的时间，与2014年10月30日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的指印形成时间相当。可见，此鉴定费应由邱召青自己承担。但是，阳谷县人民法院明知鉴定结论与我说明的问题相符，鉴定费应由邱召青自己承担，却仍然接受邱召青对我进行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而且下达了违背事实与他们在笔录中所明确的鉴定费承担责任人，作出了由我承担鉴定费的错误判决。2.其次，邱召青在向法院提供的各种材料中，篡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5）文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表述为《房屋买卖合同》与2014年提供的《委托书》形成的时间相当，以迷惑法官，掩盖事实真相。实际鉴定结论为：2011年9月20日《协议书》上指印的形成时间晚于2011年9月《房屋买卖合同》上指印形成的时间，与2014年10月30日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的指印形成时间相当。此鉴定证明2011年9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在买卖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法律文件。而《协议书》只是当时未按手印，也不是在房屋买卖中必不可缺的法律文件。并且晚、补签并不代表内容是虚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案例指出，倒签合同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所以《协议书》的签订是合法有效的。3.退一步讲，就算鉴定结论与我说明的问题不符，邱召青没有提供正式发票，仅凭自己一说和复印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口凭无据，什么样的复印件都可以伪造出来。因此，邱召青要求赔偿鉴定费没有事实根据。二、法院“合同无效”的判决是错误的判决。1.邱召青不是合法的放贷人，是利用“违约金”实施套路贷的诈骗行为。邱召青十余年来利用“违约金”进行长期放贷，以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属于“套路贷”的一种。而“套路贷”是变相进行高利放贷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1月下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打黑除恶”8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一项。2018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指出：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务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对“套路贷”的设局犯罪行为，如果诈骗者通过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法院不仅要审查交付凭证，比如借据、收据、欠条，还要审查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查明事实真相。对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犯罪的，人民法院如果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判决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从2013年到现在，邱召青从来没有说清楚借给徐德柱的钱是怎么给付的。是给的现金还是转账?多少本金多少利息？邱召青自己和主债务人徐德柱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证明清楚，有什么权利来确认我的合同无效，又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赔偿？关于邱召青借给徐德柱37.2万元款项的用途，他有多个版本说法不一。有时说用于夫妻生活、有时说做生意周转、有时说偿还房贷。徐德柱向邱召青借款时，与刘希娥已经协议离婚是怎么用于夫妻生活的？徐德柱做什么生意周转？有何凭据？该房产的贷款在徐德柱借款一年前的2010年6月7日已全部还清，所借款项不可能用于偿还房贷。最高人民法院对“套路贷”的司法解释为：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部分犯罪主体带有黑恶团伙性质。“套路贷”的名义有“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行业规矩”等。邱召青长期频繁利用“违约金”放贷，就最近几年法院审结在网上公布的就有十几起。迫于压力按“违约金”付高额利息的借贷人应更多。邱召青利用“违约金”放贷，披着合法放贷的外衣，采取胁迫的手段，使众多的借款人成为被告，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完全符合“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对邱召青利用“违约金”放贷的行为应进行制止和打击。2.刘希娥不是邱召青的债务人，邱召青不具备诉讼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指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法院应查清徐德柱向邱召青借款37.2万元的真实性以及借款后的用途去向。刘希娥一再向法院陈述，她根本不知情，邱召青和阳谷法院也一直没有提及该借款的去向，而且阳谷法院在2012年对该项债务进行了调解裁定，只有徐德柱是债务人。聊城水城华府的房子是刘希娥于2007年5月单独筹措资金购买的，所有人也是她本人，也是她自己用自己的工资按揭还贷的，与徐德柱的借款毫无关系。可见法院无视最高人民法院的作出法律规定，强行把刘希娥作为债务人，是错误的行为。3.法院不应继续充当邱召青长期利用“套路贷”获取高额利润的保护伞。（1）近几年来，我在与邱召青打官司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2016年6月22日，邱召青在聊城中院庭审后院内对我叫嚣说：别看我是一个农民，有18套房产，我在这里就能挣钱，做买卖也没有这么快。张玉玲你走着瞧，你这套房子早晚是我的。他经常对外借款。一方面，邱召青经常告别人打官司，另一方面他有巨额财产。邱召青2014年派多人多次到我家敲门，非法恐吓威胁我的家人并录像，对我家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最后打110报警，公安干警对邱召青派来的人进行了警告。在网上公布的所有案件的内容基本一个模式：借给被告人一笔钱，期限一个月或更短，借款人在借条上必须写上“到期未还款，自愿每一天按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付违约金”。这是什么概念呀，等于月息百分之一百五十，比高利贷的利息还要高。邱召青就是利用这种手段获取暴利，给借款人造成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负担。邱召青的这一做法具有欺骗性、强制性。（2）聊城中级法院在进行二审的过程中，已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1月下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的“打黑除恶”期间，却仍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的法律解释不予理睬。反而对邱召青通过断章取义等非法手段得来的所谓证据不经调查予以采信。其中，在聊城中院（2018）鲁15民终1664判决书中第8页第3条所列的所谓证据反驳如下：2014年石福堂等多人到我家敲门恐吓袭扰，强行录音录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而且石福堂先是邱召青套路贷的受害者，后来被逼利用成为邱召青非法讨债的帮凶。在判决书所列邱召青的证据中，即使他们从录音中只择取了我丈夫说的半句话“我又没有经手买房子”，也是没有错的，房子是我自己筹款买的。当时他们几人在我家门口纠缠我丈夫一人20多分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也有录音，我丈夫说的是“买房子的事，我又没有经手，你们别来找我”。邱召青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敢写出来，可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2017年法院给刘希娥送传票，怎么去了水城华府我的住宅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刘希娥的住址吗？作为人民法官他们为何为邱召青做义务侦探？而且判决书中所列的证据更是断章取义选择拼接了邻居的一句话，之后该邻居写了证据材料，他说几个人与他问话，他回答的是“房子之前不是刘天英的，是他院里一个侄女的”，基本符合事实，此证随后送交给了法庭，但法庭并未采用。对这样一个编造出来所谓证据，法庭为何要使用，我提交的反驳证据法庭为何一字不提？可见本案是法院受内部当权者有意操纵所谓。（3）十几年来，邱召青在实施“违约金”套路贷，获取高额利润的过程中，披着合法的外衣，长期利用法院打官司，使借款人蒙受巨大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为了达到此目的，邱召青拉拢腐蚀部分司法人员，为其跑前忙后，甚至为其进行秘密调查“取证”，帮着准备诉讼材料，在法庭上压制被告人，对邱召青提供的一切“证据”，不经调查、不辨别真伪都予以相信采用。而对我提供的证据则根据需要有选择的采用。以上问题一是在庭审的过程中由邱召青亲口说出，二是在他提供的材料中。现举例如下：1.邱召青在2018年6月15日的民事答辩状提供：“2017年阳谷县城关法庭的张斌二人给刘希娥送达传票时，涉案房产的对门邻居说，这房子不是刘天英的，是刘天英他侄女刘希娥的”。该证据被法庭多次采用。该证据的产生有以下问题：一是法庭为何专门给刘希娥送传票，为何不邮寄？如果需要送达，为什么不去刘希娥提供的住址，而专门去了水城华府小区，找对门邻居对话？法庭为何要亲自为邱召青进行非常规的调查取证？二是在庭审后我知道此情况后，找到当事人杜英国对症，邱召青提供的录音为断章取义，他提供了原对话内容的证明，但法庭并没有采用。三是邱召青说对此证刘希娥当庭认可，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经常采用非法手段、惯于胡编乱造、断章取义得来录音片段，作为受害者谁都不会相信。2.邱召青在向法院提供的各种材料中，篡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内容，把《协议书》指印形成的时间晚于《房屋买卖合同》指印形成的时间，与2014年向法庭提供的《委托书》形成的时间相当。对于这一篡改具有法律效力证据的重要问题，我多次申明，法庭并没有进行纠正，而多次出现在各种法律文书中。3.邱召青提供：2014年10月14日，阳谷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学山亲自带领史言魁、马德彪到水城华府我的出租房内，对租房人张淑娟进行调查。法院的工作人员有义务为放高利贷者打官司进行调查，并由局长亲自出马吗？4.2014年11月，邱召青派多人到我家敲门，恐吓威胁我的家人并非法录像，我两次打110报警，公安干警对邱召青派来的人进行了警告。阳谷县法院却把这一采取强制违法手段和经过拼接断章取义得来的录像资料作为邱召青的证据。5.同样开庭到阳谷县法院，我必须交出手机等物品，层层检查把关，而邱召青则能进出自由，在法庭内用自己的手机接打电话，大喊大叫。在阳谷县法院2019年12月5日的庭审中，法庭允许邱召青两次中途离开法庭去院外车上取材料。在聊城中院尹继阳法官开庭，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2018）鲁15民终1664号）中，法官责问邱召青所提供的材料混乱不清，邱召青回答：“我所有的材料都是阳谷县法院给我整理的”。但邱召青说的话并未给他记录在案。6.我在阳谷县法院、法庭门前，多次看到邱召青与办案法官从同一辆车上下来。阳谷法院的法官就在我面前公开要求你邱召青请客吃饭。有一次我去阳谷法院取材料，中午一点多我就看到两个男法官脸通红从邱召青的车上下来。7.文书网上公开显示，在十余件邱召青状告借款人的案件中，借条的内容都是：期限一个月或更短，到期未还款，借款人自愿每一天按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付违约金。这种借贷关系，表面上看似合理，实际上是高利放贷，而且是高的惊人。比如借款10万，逾期一天付息5千元、10天5万元、一个月15万元。法庭一直当做合法借贷立案，最后判决按银行最高利率的四倍赔偿。有的借款人是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的，造成倾家荡产。更有甚者，2017年12月在与姜传书的借贷纠纷案中，只因李道法等4人对姜传书2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在借款本金已清偿完毕的情况下，阳谷县法院把李道法在聊城水城华府的住宅强行清房，市场价100万元以上，以63万元的低价直接抵给邱召青。8.邱召青为掩盖高利放贷而获取的高额利润，在聊城育新苑小区公建A2幢318室自己的家中注册设立了文利建材公司，以欺骗法院他的巨额财产是经营建材所得。如果是真的进行了合法经营，就应该有销售记录清单、缴税凭证、付款情况等。9.邱召青在答辩材料中说我对涉案房产没有实际占有，是凭空捏造。前几年我对外出租，近几年我经常居住，正常交物业、水电费，不是实际占有吗？邱召青又说房内大部分财产是刘希娥的，难道家具不能随房子一起卖吗？10.邱召青让石福堂做证人是不可信的，石福堂原来是邱召青套路贷的受害人，被起诉。由于无力偿还借款成为邱召青的合伙人，帮其追债。11.关于房产税费缴纳问题，聊城市地税局东昌府区分居稽查局根据国家税务局有关法律规定，于2018年3月26日给我下发了3001号税务行政撤回决定书，指出：你取得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东昌地税稽罚高（2016）300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由于适用依据错误，根据《山东省地方税务局稽查案件复查暂行办法》鲁地税发（2004）104号第二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予以撤回并作废。并于2018年3月26日退回了全部罚款。所以，我是合法的纳税人。此房产税费是买卖双方按规定分别缴纳的，邱召青却在材料中谎称，说房产税费是由刘希娥一人单独所交。由此可见，法庭的判决完全是法院的个别当权者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向邱召青妥协所作出的错误判决。在打黑除恶的今天，司法腐败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邱召青长期采用“违约金”套路贷，并采用非法手段、断章取义、胡编乱造获取证据，并借用法院打官司，拉拢腐蚀司法人员，获取高额利润，使众多向邱召青借钱的人的利益收到了损害。本来法律是用来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而较多的人成了被告，甚至造成倾家荡产，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影响了社会稳定。希望司法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弄清事实真相，铲除以黑恶势力和打官司为依托，变相实施高利贷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断绝类似邱召青及团伙不劳而获、发不义之财的后路，还社会以公平和安宁。 张玉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邱召青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召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张玉玲支付邱召青鉴定费等损失于法无据。一、一审认定，张玉玲阻却执行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既然否定了该行为，为何鉴定费等损失由上诉人承担？该判决前后矛盾。二、张玉玲主观上无阻碍执行的过错，客观上未实施阻碍执行的行为，邱召青支出鉴定费8000元等损失与张玉玲没有任何关联。涉案房产为刘希娥单独所有，且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由其个人偿还工商银行的按揭贷款，2010年6月7日结清全部贷款。2011年8月20日（放贷偿还完一年多以后），刘希娥前夫徐德柱向邱召青借款37.2万元并在阳谷县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出具了调解书。后该案经院长发现进入再审，只判令徐德柱偿还邱召青37.2万元。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确认刘希娥是邱召青的债务人。张玉玲购买刘希娥单独所有的房屋，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张玉玲向法庭多次陈述购房时房管局备案的有一份合同，张玉玲和刘希娥后来补签过一份协议书，鉴定结论显示后来补签的协议晚于去房管局备案的合同，是因为当时实际交易的价格要高于房管局备案的价格，张玉玲怕有后遗症，就补签了一份协议。鉴定的协议时间晚于备案的合同，不代表协议的内容是虚假的。我支付了对价，办理了房产登记，是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三、涉案房屋，我支付了对价，办理了房产登记，是物权法上真正所有权人。（2018）鲁1521民初28号、（2018）鲁15民初1664号判决书判决，认定我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是民事审判权和行政权的较量，是民事审判权驾驭行政权，忽视了物权法的存在。因此，民事判决有待纠正。 邱召青针对张玉玲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鲁152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枉法裁判的思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1.改判一审法院违法漏判的住宿费、车费437元，及鉴定费8000元、保全费、车费共计8437元的利息（从2015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改判张玉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100元及因该纠纷引起的保险费500元。一审民事判决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一审民事判决书还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全部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人因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依据，予以全部赔偿。一审民事判决书还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附：[过错责任与推定过错责任]行为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张玉玲无论推翻与不推翻生效的（2018）鲁15民终1664号及（2019）鲁15民终528号民事判决，根据（2012）执异字第816-4-5号卷宗第105页、106页、109页、110页、2011年9月20日协议书（虚假协议）及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刘希娥与张玉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聊城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关于刘希娥、张玉玲案的结案情况》，因该房屋买卖合同系虚假合同，同时刘希娥与张玉玲也没有向税务局缴纳相关的税费，于2018年6月4日聊城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收取刘希娥与张玉玲税费128747.15元的事实（该证据一审已提交），张玉玲都应依法承担对邱召青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二、一审民事判决书：1.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阳谷法院认定了生效的法律文书及司法鉴定书。但是该院审判人员违背法律规定，漏掉了一审原告邱召青诉求的住宿费、车费437元及保全费、车费共计8437元的利息（从2015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另查明部分：本案诉讼期间诉讼费100元漏掉了，保全费500元也漏掉了。3.本院认为部分：因张玉玲阻却邱召青的执行，给邱召青造成了财产损失，应予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的规定作出公开、公平、公正的判决。而一审法院蔑视法律法规，对原告邱召青两次依据相关法律申请法院调查该案的相关证据予以驳回（邱召青提供线索为：地址、单位、几楼、科室等详细情况），显然是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宗旨。法院并没有考虑案件的特殊性，判断原告的申请请求是否正确，仅机械的按照偏项的裁判思路，照搬法条，实质上违反了法定程序、法律法规。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邱召青一审的各项诉求。 邱召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张玉玲偿还邱召青鉴定费、住宿费、车费共计8437元及利息，利息以8437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要求张玉玲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120元、保险费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阳谷县法院在执行邱召青与徐德柱、刘希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张玉玲不服阳谷县法院作出的（2012）阳执字第816-4、5号执行裁定书，向阳谷县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在审查该异议时，邱召青申请对刘希娥与张玉玲签订的《协议书》字迹及指印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鉴定意见：“1、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1-2的打印方式不同，不具备形成时间的比对条件。2、根据检测，检材指印形成时间晚于样本指纹形成时间，与样本指印2的形成时间相当”。（2017）鲁1521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玉玲与刘希娥关于房屋作价70万元的2011年9月20日《协议书》中，张玉玲指印的形成，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与2014年10月30日张玉玲申请执行异议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指印的形成时间相当，晚于房屋过户办理时间3年之久，故《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张玉玲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鲁15民终1664号判决书中认定：“张玉玲主张其已全额支付了购房款，用刘希娥所欠的49万元借款本息抵顶了部分房款，提供了与刘希娥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证明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晚于落款时间，与2014年10月30日张玉玲提出执行异议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的时间相当，显然是为执行异议而制作，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存在抵顶房款的事实。”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鲁15民终166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邱召青支出鉴定费8000元。本案诉讼期间，邱召青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交纳申请费120元，法院依法作出（2019）鲁1521民初3511号民事裁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邱召青因张玉玲阻却执行支出鉴定费8000元，张玉玲阻却执行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张玉玲赔偿。保全申请费系邱召青合理必要的支出费用，依法应由张玉玲负担。邱召青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因其未提交证据，法院不予认定，可待证据确凿后另行主张权利。邱召青主张的保险费500元，系其够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作为财产保全担保时支出的费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保全时担保方式有多种，购买保险产品进行担保并非必须，故其要求张玉玲支付该项费用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玉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邱召青鉴定费8000元；二、被告张玉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邱召青财产保全申请费120元；三、驳回原告邱召青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张玉玲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玉玲提交：一、2014年12月23日上午8点30分阳谷法院王宏伟、胥凤莲到张玉玲小区门口对张玉玲作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张玉玲不应承担涉案鉴定费，因为鉴定意见和张玉玲说的相符；二、税务行政撤回决定书一份，拟证明税务局对张玉玲的罚款决定撤回了，对张玉玲没有罚款；三、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税务局向张玉玲退回了对张玉玲的罚款；四、聊城市房地产管理局档案馆出具的证明二份，拟证明张玉玲和其爱人刘天英仅有涉案房屋这一套房子；五、杜英国出具的证言一份，拟证明涉案房产是张玉玲的房子。上诉人邱召青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2012）阳执异字第816-4、5卷中，2014年11月25日听证笔录第105页张玉玲已将2011年9月20日与刘希娥签订的协议书提交阳谷法院作为证据使用，在106页开庭中邱召青申请了对该协议书的鉴定后，于2014年4月23日阳谷法院对张玉玲询问笔录时作出了对协议书前后不一致的2种说法，请法院查明后作出处理；对证据二、三，虽然根据现行法律已将张玉玲向税务局缴纳的罚款退回，但是于2018年6月24日张玉玲与刘希娥已向聊城市税务局补交了相关税费128747.15元的事实存在（退还张玉玲罚款的理由为已过时效）；对证据四，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杜英国和水城华府涉案房产为对门，于2015年该证人已经陈述涉案房产为刘天英侄女刘希娥所有，该证据已在他案中提交（该证据为视频）。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玉玲阻却执行的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上诉人邱召青因张玉玲阻却执行支出鉴定费8000元，该损失应由张玉玲赔偿。张玉玲二审中提交的一审法院法官王宏伟、胥凤莲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对2011年9月20日签订的协议有要说的吗？答：这个协议书是我和刘希娥签订的，这个协议不是当时写的，是后来补得，……应该是当年补的，具体什么时候补的记不清了。……”。张玉玲主张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与其说的相符，不应承担涉案鉴定费。但鉴定意见书显示：张玉玲与刘希娥关于房屋作价70万元的2011年9月20日《协议书》中，张玉玲指印的形成时间与2014年10月30日张玉玲申请执行异议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指印的形成时间相当，晚于房屋过户办理时间3年之久。张玉玲提交的该笔录不足以证实鉴定意见与其说法相符，对其不应承担鉴定费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保全申请费系邱召青合理必要的支出费用，依法亦应由张玉玲负担。 上诉人邱召青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因其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其可待证据确凿后另行主张权利。邱召青主张的保险费500元，系其够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作为财产保全担保时支出的费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时提供担保方式有多种，购买保险产品进行担保并非必须，故其要求张玉玲支付该项费用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邱召青、张玉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邱召青负担50元、由张玉玲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鑫 审判员 孙久强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马征 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