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民终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君，男，199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燕，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亓静，女，199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奉天麟，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军，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亓静与原审被告李东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川2021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东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川20民终91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川202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李东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东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燕与被上诉人亓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奉天麟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东君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1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亓静的全部诉讼请求；2.裁定本案中止审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亓静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李东君被寻衅滋事一事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案对本案审理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查明后再恢复审理。本案并不仅有民事部分，兼具刑事部分，根据“先刑后民”的基本法律原则，本案应当待刑事案件审理完成后，再行恢复审理。对于2016年9月24日，因案外人原因导致亓静所购车辆被抢一事，李东君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团结派出所已受案，并且郫都区公安分局已立案侦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之规定，一案必须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本案必须以案外人寻衅滋事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请求裁定中止审理。二、一审经发回重审，仍对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亓静对李东君多次实施非法拘禁，并于非法拘禁期间胁迫李东君打下欠条。本案虽经发回重审，但一审法院仍未查清本案事实，对本案中重要证据“欠条”真实性、合法性认定错误。根据成都市郫都区团结派出所出具的询问笔录显示，李东君先后两次被非法拘禁，并且在此期间亓静对李东君进行多次殴打，在此情境下，李东君迫于无奈，被迫签订欠条。欠条是在被胁迫情况下作出的民事行为，因违反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当属无效，此欠条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两次认定本不具有合法性的欠条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李东君与亓静的委托合同中，李东君没有重大过失，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上的重大过失是指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了损害结果的发生但轻信能够避免。2016年9月24日19时，案外人强行劫取亓静所购车辆，当时，李东君已及时打电话通知亓静这一紧急情况，亓静赶到现场后放任车辆被他人开走，李东君已对亓静尽到了足够的提醒义务。并且，亓静车辆遗失是由于案外人强行劫取的，并非因李东君原因导致，因此李东君对此事无重大过失，不具有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的重大过失情形，不应赔偿亓静所主张的损失。四、即使认为李东君应当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李东君承担赔偿责任也过高，李东君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纵观亓静车辆被劫取过程，车辆遗失系由于案外人强行劫取，案外人已构成抢劫罪既遂。若认为李东君应赔偿损失，因案外人侵害了亓静对车辆的所有权，参照侵权责任法，李东君仅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李东君对亓静车辆被劫走仅具有些许过错，案发当日，经李东君向案外人解释案涉车辆并非其所有之后，案外人仍然强行劫走。因此，就过错层面而言，案外人具有重大过错，李东君具有轻微过错，请求法院酌情确定李东君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亓静答辩称：1.李东君请求裁定中止审理，不属于上诉请求的范围，不能对程序上诉，且提出的事由不符合中止审理的规定。2.一审判决对李东君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有明确的阐述。根据事实可以充分表明李东君在委托关系中没有对亓静的车辆履行基本保护义务。3.李东君在上诉状中阐明的事实与本案的事实不同。本案是委托合同关系，所以不应按照侵权责任法来分担责任。从结果上看车辆被盗抢、灭失以及车辆出售给亓静的行为来看，李东君存在大量的不诚信。本案中亓静不存在任何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亓静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东君返还亓静328,000元及其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亓静、李东君系朋友关系，李东君微信名“阿飞豪车行”。亓静欲购汽车，李东君将广东东莞卖车人出卖宾利ＧＴ蓝色跑车信息提供给亓静，双方遂一同前往广东东莞购车。2016年7月23日，亓静支付给李东君5000元。当月24日，亓静以328000元的价格从东莞卖车人处购得二手宾利ＧＴ蓝色跑车一辆，出卖人将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号牌号码渝Ｂ×××××，所有人王普，住址重庆市渝中区，车辆识别代码ＳＣＢＦＥ63Ｗ9ＣＣ077972,发动机号码ＣＫＨ012113）、机动车保险证复印件、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复印件移交给亓静。当月27日，亓静通过银行向出卖人指定账户转款315800元、向李东君账户转款10000元。车辆成交后，亓静将车交由其朋友开回四川成都。亓静驾驶后发现车辆存有问题需要维修，李东君提出到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找朋友维修价格便宜，亓静因车辆有问题欲出售后另买新车，遂托李东君联系买家，李东君通过中介联系买家。2016年9月24日17时许，李东君在团结镇三角轮胎店修理汽车轮胎后，于18时许从轮胎店将案涉车辆开出，当行至四川传媒学院外红绿灯路口时，拦车人以“李东君与刘茂均有经济纠纷为由”拦下涉案车辆后欲强行开走。李东君趁拦车人未注意，拔下车钥匙离开现场。民警到到达现场后，询问李东君为什么将车停在公路中间，李东君谎称车胎坏了。19时左右，李东君将涉案车钥匙交由其朋友，叫其到现场将涉案车辆开走，其朋友拿到车钥匙后到现场时，车钥匙被拦车人抢去并将涉案车辆开离现场。事后，亓静、李东君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予以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查终结。2016年10月1日，李东君因驾驶亓静车辆被他人开走造成损失一事向亓静出具欠条，表明其将亓静价值328000元的案涉车辆在维修期间擅自开出被他人劫走，其愿意承担损失328000元，并承诺在当月内归还170000元，另158000元在2017年10月1日前付清。现因李东君未按欠条承诺付款，致形成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本案法律关系问题；二是涉案欠条的法律效力问题；三是李东君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亓静购买涉案车辆后，在驾驶过程中发现车辆有故障，李东君提出由其代找厂家维修，亓静便将车交给李东君找厂家维修。同时，亓静并委托李东君出售涉案车辆，因此在亓静、李东君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 二、关于涉案欠条的效力问题。李东君辩称欠条系在被亓静非法拘禁情形下书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李东君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存有前述抗辩事实，亦未在法律规定期间行使撤销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李东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出具欠条表明李东君的重大过失弄丢亓静车辆，其自愿按亓静购买价赔付经济损失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三、关于李东君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问题。根据李东君向公安机关的陈述，2016年9月24日17时许，李东君在团结镇三角轮胎店修理汽车轮胎后，于18时许从轮胎店将案涉车辆开出，当行至四川传媒学院外红绿灯路口时，被他人拦下欲强行开走。李东君趁拦车人未注意，拔下车钥匙离开现场。民警到到达现场后，询问李东君为什么将车停在公路中间，李东君谎称车胎坏了。19时左右，李东君将涉案车钥匙交由其朋友，叫其到现场将涉案车辆开走，其朋友拿到车钥匙后到现场时，车钥匙被拦车人抢去并将涉案车辆开离现场。涉案车辆被拦停后李东君未及时报警的行为，直接导致涉案车辆被他人开走，虽经公安机关侦查仍不能找回，因此给亓静造成了车辆损失，李东君具有重大过失。李东君提出不具有重大过失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李东君应当赔偿亓静因本案产生的损失。李东君未按约定期限支付亓静欠款，其行为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李东君应当支付欠款及其利息的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亓静要求李东君支付欠款及其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限李东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亓静欠款328,000元及其利息（170,000元自2016年10月31日起算，158,000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以328,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李东君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在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二审查明，因车辆被抢李东君曾于2016年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0月2日李东君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李东君在询问笔录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 2016年10月10日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港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人称2016年10月9日其朋友李东君失踪，疑是被人扣留。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1.李东君在接受委托的过程中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应当向亓静赔偿；2.如果应当赔偿，赔偿的金额如何确定（李东君出具的欠条是否合法有效）；3.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 本院认为，亓静将车交由李东君找修理厂维修，李东君接受委托并实际找到修理厂维修，双方之间由此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双方虽未约定相应费用，但李东君仍负有妥善保管车辆的义务。委托事务履行完毕后，李东君有义务将维修后的车辆交还亓静，而在此过程中，车辆遭受抢劫，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至今未能找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李东君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车辆被抢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分析车辆被抢的过程，首先，李东君在被人拦车时即明知拦车人系与自己有经济纠纷的人员指使，故对车辆可能被抢应当有所预见；其次，在自己被迫离开车辆，并有机会对外打电话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选择让朋友帮忙的私力救济；其后，在警察询问过程中未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致使车辆最终被他人开走。因此，李东君未在第一时间选择公力救济阻止车辆被抢的后果发生，而是过于自信采取私力救济最终导致车辆被抢，应当认定系上述法律规定的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东君认为车辆被抢系非法行为所致，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赔偿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李东君在2016年10月1日向亓静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因自己擅自将亓静车辆开出被人抢走，愿意承担328,000元损失的赔偿，该欠条表明对车辆被抢李东君自愿赔偿328,000元损失。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0月2日公安机关询问李东君，该笔录李东君签名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若该欠条系受威胁出具，则李东君在向公安机关作陈述时应当告知该情况；2016年10月10日的接处警记录中报案人所述纠纷时间发生在2016年10月9日，该时间晚于2016年10月1日欠条出具的时间，不能据此认定李东君出具欠条系受胁迫而为；而出具欠条后，李东君也未在除斥期间内申请撤销，因此对李东君主张该欠条系受亓静威胁出具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该欠条系李东君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对亓静车辆损失金额的自认，李东君应依约履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东君应向亓静赔偿的款项并支持亓静的利息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如前分析，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李东君对车辆被抢存有重大过失，亓静要求其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处理结果不以李东君驾车被抢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为前提；另外，李东君被寻衅滋事的立案告诉系复印件，且不能反映系亓静所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李东君请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东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上诉人李东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彤 审 判 员  梅 波 审 判 员  林用政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艳 书 记 员  卓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