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8民初1651号 原告：王某，男，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告：杜某，女，197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原告王某与被告杜某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某，被告杜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腾空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花园××幢××单元××室房屋，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出租手续。2.被告赔偿因拒不配合出租而导致中介房屋托管合同解约的租金损失：从约定腾房之日即2019年10月10日至今，每月1.1万元，直到被告履约腾房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出租手续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杜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夫妻关系，案涉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双方结婚后，在原告家人安排下落实了工作，拥有较高及稳定的收入。但被告在家庭共同生活方面却从不付出，哪怕原告陷入经济困境，也一直袖手旁观。2016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夫妻财产协议》，约定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各项财产归原告所有，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后因家庭矛盾，被告将原告及其母亲赶出家门，无理占据原告所有的房屋，并邀其父母共同居住，且阻止原告及家人探望孩子。因原告经济拮据，暂时无力负担购房按揭，虽然被告拥有可观稳定高收入且实际居住在该房屋内，但基于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实，被告心安理得的分文不出，坐视原告陷入困境。原告多次找被告沟通协商，要求出租房屋保按揭，并也为被告和孩子们安排了另一处三室二厅130平的居所，但被告置之不理。因被告拒不配合，造成签订租金合同机会的损失。最后，原告将房屋委托给了中介托管，月租金1.1万元，但最终还是因被告拒不配合而导致解约。就这样抱着拖死你的心态，完全不顾断供后银行去拍房产，最终还是要搬出房子并且还失去了房子的最坏结果发生，害人害己害孩子。在最后一次因被告的阻挠致租房解约后，矛盾激化，闹到了派出所。后经派出所老娘舅办公室调解，在派出所民警见证下，于2019年9月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于2019年10月10日，带领两个孩子及其父母共五人，搬离目前居住的涉案房屋，该房屋用于出租保按揭。出租过程由原被告共同参与。协议签订后，因被告悔约成讼。原告认为，双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主体，就涉案房屋出租保按揭事宜经第三方调解达成协议，完全出于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因原告无力支付房屋按揭贷款，而被告拥有稳定高收入且实际居住该房屋内，其既不补偿房租，也不配合出租，导致房屋目前已断供数月。被告的行为显然已构成严重违约，同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双方矛盾极深，沟通协商不成，故而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协议白纸黑字，事实清楚，希望法官当庭判决，因为按揭已断供，急于出租保供，拖不起。 被告杜某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提起诉讼的证据之一，是在派出所签订的协议，但事实上，该份协议的签订实属无奈。原告王某利用离婚案终审判决书下达前的间隙，为了拖延离婚案的时间，并且给被告杜某施加压力，重复利用离婚案当中房产焦点起诉。原告曾经发信息告知被告，如同意不离婚，就马上撤诉。2019年7月8日，双方离婚案一审开庭以后，被告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居住在江滨花园房产，8月上旬，被告带孩子去外地期间，原告托亲戚转告被告，房屋已经腾空并且出租。8月10日晚10点左右，被告带孩子和父母从外地返杭，发现原告加了门锁又从里面插死反锁，导致被告和老人、孩子在台风雨夜无法进入家门。原告还阻拦被告请开锁人员开门，被告打110报警，双方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在派出所等候期间，原告要抱走被告母亲怀里的小儿子，被告母亲愤怒于原告在台风夜，不让亲生孩子进家门而到派出所遭罪的行径，冲动之下造成原告脸部轻伤。之后，原告动手殴打了被告的父亲。被告考虑到母亲年老体弱，辛苦协助被告抚养两个孩子，却还要因为原被告离婚纠纷而被拖累，不忍心母亲因此受到治安处罚，无奈之下，与原告就治安案件和解。9月初，派出所请双方到所里面谈和解，同时也请了社区的老娘舅调解离婚纠纷。被告认为，离婚案已经开庭，房产的分割应该由法院来判决，但因为之前多次遭到原告的上门驱赶、威胁，多次骚扰被告及老人，又牵扯到治安案件，故无奈同意搬离房产，大儿子暂时由原告带走生活，出租房产需要被告全程参与。事实上，协议并非被告的真实、自愿意思表示；第二，即使该份协议有效，原告也没有真正的履行。被告多次表示解除该协议，签完以后，原告没有按照约定立刻带走大儿子，而是狡辩称要在10月10号被告搬走，才来带走孩子，或者他可以先带走小儿子。原告也多次表露出嫌弃大儿子的念头。事实上，原告并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思，只不过是原告为了达到赶走被告以便出租房子的目的，而其也并未履行抚养大儿子的义务。被告在事后，已经立即通知原告以及派出所参与调解的民警，该协议解除；第三，原告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恳请法庭审核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原告提交的另一份房产租赁协议，是原告私自找房产中介所签。被告事先从未见过，是被冒名签字，所谓的每个月房租的赔偿，根本不成立。因此，恳请法庭审查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请贵院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切实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夫妻关系，杭州市滨江区××花园××幢××单元××室房屋登记为双方共同共有。因感情不和，杜某此前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作出（2019）浙0108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书，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就案涉房屋，在本院离婚诉讼过程中，杜某认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变卖该房屋并分割价款等诉求，王某则认为房屋已由《婚内财产约定》确定归其所有，并要求房屋出租后以租金还贷。此后，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并进而发生打架纠纷。2019年9月6日，王某与杜某达成协议一份，载明：一、两个小孩，一人带一个，各自承担抚养费用；二、乙方（杜某）于2019年10月10日前带领二个孩子及乙方父母共五人，搬离目前居住的位于江滨花园4幢2单元502室的房屋；三、江滨花园4幢2单元502室房屋用于出租保按揭。出租过程，甲乙双方共同参与。在法院终审判决后，房东有权终止合同；四、甲乙双方由家庭矛盾引起的打架纠纷，相互谅解，互不追究；五、两个孩子因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大儿子跟父亲的话由父亲负责，小儿子跟母亲的话由母亲负责。协议签订后，杜某未搬离，王某遂诉至本院。庭审中，杜某陈述向派出所民警发送短信，并出示9月6日的短信，内容主要为，“今天在派出所说好，周末我父母就离开，大儿子同时他也要来接走，我又要上班又要租房子又要带孩子，根本不可能这期间带两个。在众人面前亲口答应，表示两个孩子都可以带没问题，现在他连一个都不带走，说要10月10号才开始。也就是说今天他签协议只为了达到10月10日前让我们都离开的目的，既然一离开派出所即推翻承诺，这协议也无效”。另9月8日，杜某在给王某的短信中也提及了上述相关内容。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协议书》、《婚内财产约定》，被告提交的短信截图，本院（2019）浙0108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王某与杜某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两个孩子，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就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及其他生活安排，在发生分歧时，应当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妥善化解矛盾。夫妻等家庭成员之间达成的对共同财产管理及其他相关生活安排等协议，依家庭生活伦理，并不等同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而受合同法等法律调整。在协议不受法律调整的情形下，协议的履行，也仅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而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当事人违反此种协议，不会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如：“夫妻一方承诺在国庆期间，带另一方外出旅游或者给对方买一车辆”。若一方未履行承诺，另一方也无权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又如：“父母承诺每月给大学期间就读的孩子生活费3000元”，设若父母未能以此金额给付，子女并无权据此诉至法庭，要求父母承担违约责任。人们在家庭、友情和社交领域出现的约定，对此种行为是否认定为法律行为，应保持审慎，如依其内容，并不具有法律行为性质的，则不产生法律效力。法律超过合理边界，对家庭生活进行不适当的过度干预，无疑将给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带来困扰。例如，夫妻在家庭生活过程中，一方提出购置房屋的要求，另一方虽内心不同意，但为避免当下矛盾的激化，并拟于在合适时机另行协商的考虑，可能会作出妥协予以同意。法律对此种协议的履行，不应进行干预。否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法律后果时，夫妻的家庭生活将变得小心翼翼、举步维艰，并因缺少弹性而变得僵化，家庭生活的情感、温暖也会荡然无存。 本案中，王某与杜某就登记在双方名下的住房之管理事宜发生纠纷后转为治安事件，杜某为避免矛盾激化，并顾及父母治安案件处理结果等情感因素，与王某达成协议，事后又因小孩抚养等问题反悔。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该等协议，据上述理由，并不构成民事法律行为，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无法律约束力。故王某据上述协议要求杜某腾房并赔偿租金损失等诉请，无请求权基础，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朱王飞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罗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