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2民初7805号 原告：苏友进，男，汉族，1969年5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15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74854488。 法定代表人：郑先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树生，重庆典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峰，男，汉族，1975年3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系被告公司员工。 原告苏友进与被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友进、被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树生和潘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友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自2003年2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2月1日外招进入原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2003年3月31日成立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变更为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到2007年8月31日一直从事872线路驾驶员工作。原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702线路变更为现在的872线路，2003年2月1日到2004年3月是承包制，2004年3月公司改制由承包制改为责任制，原告还是从事驾驶员工作，驾驶路线还是872线路，直到2007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有以下证据可以证明：1.原告与被告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车辆风险经营协议书》;2.证人**萍、胡建芳，二人系巴士公交退休员工，退休前为872路线调度，可证明原告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在该线路从事驾驶员工作；3.原告存有的两份《驾驶员安全学习培训签到表》；4.交通事故认定书；5.售票员证和服务证。 被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确认从2003年2月1日起至2007年8月31日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1.原告诉称其于2003年2月1日起进入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702线路公交车，2003年3月31日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3年2月1日至2004年3月为承包制，2004年3月为责任制。首先，原告于2003年2月1日进入的是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而不是被告公司，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至今还存在，因此原告从2003年2月1日起系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并非与被告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其次，原告称2003年2月1日至2004年3月为承包制，2004年3月为责任制，其并未说明与哪个公司形成承包制和责任制，结合原告的陈述，系原告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之间系承包或责任制的合同关系，因此原被告之间没有关系。2.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劳动关系的确认需要原告自己承担举证责任，从原告之前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原告于2003年2月起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与被告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二、原告的仲裁申请，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申请确认从2003年2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的劳动关系，则仲裁时效应从2007年9月1日起计算。原告在十余年之后才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无论是适用2008年之前的60日的仲裁时效，还是适用现在的1年仲裁时效，均已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3年1月21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作出《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并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同意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自愿协商，并经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职代会通过，该司成建制并入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并入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后，作为公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行政隶属于公交集团。鉴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债权、债务关系不变，员工劳动关系不变，现有经营方式、分配方式暂不改变。 2003年2月1日，原告（乙方）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甲方）签订一份《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车辆风险经营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重庆牌大客车一辆，交乙方从事定线客运经营，定线在702线路（即南坪至大石坝）营运，车辆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享有按协议规定的经营权；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须一次性向甲方缴纳经营底金25000元并且缴纳财产保证金5000元才能取得该车经营资格；本协议经营期从2003年2月1日起至2006年1月31日止；经营期内，乙方每月须按时向甲方缴纳定额营运款7300元；经营期内，甲方每月支付乙方基本工资300元以及医疗保险费20元（仅限经营责任人1人），乙方应自行参加医疗保险。经营期内，乙方及乙方自聘驾售人员的门诊、住院等医疗费用及其他福利（费用），甲方不予承担。若遇调资，如乙方系甲方在册正式职工，可按甲方有关规定考核升级，但属空调；甲方有责任对乙方及乙方聘用的驾售人员进行安全、业务培训和管理，对培训合格者发给驾驶员《安全准驾证》和售票员《服务证》准予上岗服务。 2003年4月2日，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办单位的报告》，内容载明：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文件（渝交委企[2003]3号）《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并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已并入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在是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办单位。 2011年12月22日，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更名为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3月31日，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12年12月27日，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5日，原告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原告与被告从2003年2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20年4月3日，该委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胡建芳（于2011年6月从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萍（于2011年8月从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退休）出庭作证，证人胡建芳在庭审中陈述：我是调度，原告是驾驶员。我原来是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的员工，于1992年进入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后来是调到巴士公司（全称记不清楚了），我是2009年4月份退休的，在巴士公司退休的。原告和我原来都是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的员工，原告后来也是和我一起到巴士公司的，原告后来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不清楚了，我退休的时候，原告还是在巴士公司工作。我是2003年到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上班的，我上班时，原告就已经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上班了。苏有进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的702路，具体开到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后来巴士公司来管理之后，苏有进就开872线路。原告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先是承包，承包制就是承包经营，向公司缴纳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后，剩余的由承包人享有，后来是转成责任制，责任制就是拿固定工资，是巴士公司发工资，什么时候转成责任制记不清楚了。 证人**萍在庭审中陈述：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始我就和原告是同事关系，后2003年公司变更为重庆市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我和原告依然在重庆市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做同事。原告是驾驶员，我是调度。我在重庆市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上班一直到2008年2月内退，内退后没去上班了，2011年正式退休。我内退时，记不清楚原告是否还在上班。在2003年的时候把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公交车702、703线路的车辆和工作人员划到了巴士公司。原告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工作时实行的是承包制，后到巴士公司后实行的责任制。承包制和责任制都是规定有任务，在任务内的经营额就给公司，超出的就是自己的。责任制好像是拿工资。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清楚。 原告陈述以下事实：原告刚到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时实行承包制，于2003年3月31日转入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转入时也是实行承包制，在2004年3月（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时双方才由承包制改为责任制。承包制期间多劳多得，每个月承包人向公司交承包费，剩余的由承包人享有，转为责任制之后是每个月按时固定发工资，责任制是由公司根据员工运营的班次、运营的金额向员工发放工资，运营收益由公司享有，实行责任制之后双方之间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确认从2004年4月1日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一直到2007年8月31日。当时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只有701（朝天门—新桥）、702（南坪—大石坝）、703（南坪省运—石桥铺）三条大车线路，2003年后由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来接管该三条线路，包括车辆和员工，线路进行了调整，701变为871线路，702变为872线路，703变为873线路。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 被告陈述以下事实：承包制和责任制只是名称不一样，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承包经营的形式。871、872、873都是我公司运营线路，具体从什么时候由我公司运营现在记不清了。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2003年3月31日，被告公司有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转入线路车辆及人员，转入了871、872、873线路，以前是701、702、703线路。 另庭审中，原告曾陈述2003年3月到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时，是由该公司发放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签字领取，工资按月发放，当月工资当月月底发放。本院就此询问被告有无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或其他款项，被告表示记不清楚，无法核实。本院向被告说明款项发放系本案关键事实，请被告再明确有无给原告发放过工资或其他款项。被告对此回答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了，无法核实。 庭后，被告提供情况说明载明：原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的701、702、703线路的经营权于2003年12月24日转让给了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3月11日起701、702、703线路变更为871、872、873线路。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人员变动大，2008年之前的有关具体资料已难以核实，从现有资料看，未发现871、872、873线路有原告的相关资料。承包制是承包人承包经营的模式，承包人与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由承包人自行聘请驾驶员及售票员，驾驶员、售票员等的工资由承包人自行负责，承包人每月只需向公司上交一定金额承包费用后，余下部分归自己所有。责任制是责任人与公司签订租车协议，由责任人自行聘请驾驶员及售票员，驾驶员、售票员等工资发放由责任人自行负责，营收收入每日上交公司，每月完成任务后由公司扣除一定费用后，将余款返还给责任人。承包制和责任制实质是一样的，区别是承包制只需每月上交一定的金额，余款归自己所有，而责任制是将收入全部上交公司，公司扣除一定的金额后，将余款返回给责任人。由于时间久远，承包制该责任制的具体时间已无法查证。 上述事实，有《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车辆风险经营协议书》、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并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开办单位的报告》、工商资料、退休证、证人证言、情况说明、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从2003年2月1日起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经综合分析判断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以及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一、原告于2003年2月1日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签订一份《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车辆风险经营协议书》，约定由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向原告提供一辆大客车，交原告从事定线客运经营，定线在702线路（即南坪至大石坝）营运，据此可知，原告系在702线路从事驾驶员工作。本院在庭审中曾询问被告公司在2003年3月31日有无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转入线路车辆及人员，被告确认其有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转入线路车辆及人员，转入线路包括701、702、703，后于2004年3月11日，701、702、703线路分别变更为871、872、873线路，但被告并未提供具体转入人员名单，且被告在庭后提供的情况说明中也表示对于2008年之前的有关具体资料已难以核实，据此，因被告公司确实有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接收原告所驾驶的702线路车辆及人员的情况，而被告对于相关转入人员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在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转入702线路的车辆和人员时接收了原告，原告在被接收后系为被告驾驶车辆并提供劳动，双方建立有劳动关系；二、原告在庭审中曾确认2003年3月到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即被告）工作时，是由该公司发放工资，以现金形式按月发放，签字领取，当月工资当月月底发放。本院在庭审中曾询问被告有无向原告发放工资或其他款项，被告当庭表示记不清楚，无法核实。本院向被告说明款项发放系本案关键事实，要求被告再次明确有无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或其他款项。被告依旧表示时间久远记不清楚，无法核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据此，本院认定被告曾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或其他款项，由此可印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胡建芳、**萍出庭作证，而根据两位证人的退休证可证明两位证人系被告公司员工，两位证人在庭审中陈述原告系为被告公司提供劳动，被告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其他劳动者的证言可以作为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证，故通过胡建芳、**萍的证言可以印证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工作年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虽要求确认从2003年2月1日起即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但根据原告举示的《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车辆风险经营协议书》，原告在2003年2月1日系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建立承包经营关系，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更名为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并存续至今，其与被告公司各为独立法人，故本院对于原告提出的自2003年2月1日起即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31日（原名为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主张自2003年3月31日即在被告公司驾驶车辆，被告公司在庭审中接受本院询问时也曾确认在2003年3月31日有从重庆市出租汽车总公司转入702线路车辆和人员，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03年3月31日开始即为被告公司驾驶车辆。原告主张刚进入被告公司依旧延续承包制，在2004年3月（具体哪天不清楚）双方才由承包制改为责任制，由被告按月定期发放工资，实行责任制之后双方之间才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从2004年4月1日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一直到2007年8月31日。而被告对于承包制该责任制的具体时间明确表示无法查证，据此，本院采信原告的前述主张，认定原告与被告系于2004年4月1日起正式建立劳动关系。原告诉请主张确认的劳动关系截止时间为2007年8月31日，作为用人单位，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07年8月31日之前与原告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确认原告自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被告在庭审中提出的时效抗辩，因本案诉请系确认劳动关系，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苏友进自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期间与被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驳回原告苏友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苏友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庆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粟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