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1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达，男，199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冲，天津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佩莹，女，197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北京商会会长，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梁，天津同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达因与被上诉人孙佩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4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冲、被上诉人孙佩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史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追加被上诉人孙佩莹为（2018）津0104执376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盛京泰腾（天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公司”）所欠上诉人史达债务11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孙佩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案件事实。1、孙佩莹利用大股东和监事的独立地位将盛京公司账户内的资金合计2.08亿元，分416笔转移至其个人招商银行账户进行个人盈利理财、高档清费和挥霍行为，属于股东与公司财务混同，应当对盛京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验资报告不能证实孙佩莹实缴出资额，孙佩莹应当对盛京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判决没有对孙佩莹转移公司两亿余元到其个人账户等侵占行为进行任何法律评价，反而认定孙佩莹不应对盛京公司债务担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孙佩莹提供的证据显示，盛京公司的资金都用于孙佩莹个人的奢侈消费，属于孙佩莹利用股东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地位，侵占公司财产进行个人巨额挥霍，损害了盛京公司债权人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应当对盛京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孙佩莹提供的验资报告内没有体现其汇入盛京公司账户款项的银行凭证，亦未提供孙佩莹出资的入账凭证，仅凭验资报告不足以证实孙佩莹履行了出资义务；即使孙佩莹补缴了出资，也应说明出资的具体去向。因其未说明出资以及数亿元资金的合理去向，应认定孙佩莹未实缴出资和抽逃出资成立，其应当对史达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孙佩莹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史达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理由：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申请执行人仅限于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范围，而孙佩莹已实际履行足额缴纳出资比例的义务，并没有转移抽逃出资比例的情形。二、孙佩莹加速实缴了盛京公司的注册资金，全部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股东全额出资完毕且没有偷逃注册资金。三、孙佩莹遵守法律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没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史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追加孙佩莹为（2018）津0104执376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判令孙佩莹在其抽逃、未足额出资的4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2018）津0104民初37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盛京公司所欠史达的债务承担责任；2.诉讼费用由孙佩莹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盛京公司与史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8）津0104民初373号民事调解书。盛京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史达于2018年8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盛京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津0104执376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史达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异议，申请追加孙佩莹为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津0104执异2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史达的该项请求。对于是否应追加孙佩莹为被执行人的问题，一审法院查询盛京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档案载明：盛京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王秀霞、孙佩莹，认缴出资分别为10万元（持股2%）、490万元（持股98%）。另，天津正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10日、16日出具津正泰验字（2018）第00024/00027号《报告书》载明，截至2018年4月16日止，孙佩莹分两期以货币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8%，王秀霞于2018年4月9日以货币出资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盛京公司的实收资本为5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孙佩莹已实际履行足额缴纳出资比例的义务，且孙佩莹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并未有转移、抽逃出资比例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于史达要求追加孙佩莹为被执行人一节，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孙佩莹举证证明了其已经实际缴纳出资，故对史达提出的追加被申请人孙佩莹为被执行人之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史达追加被告孙佩莹为被执行人的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史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达未提交新证据。孙佩莹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津正泰验字（2018）第00024号验资报告、津正泰验字（2018）第00027号验资报告、招商银行转账记录、盛京公司记账凭证，证明：盛京公司股东孙佩莹于2018年4月加速实缴了注册资本。证据二、盛京公司在宁夏银行转账明细、客户回单凭证、一审法院相关39件案件的民事调解书，证明：孙佩莹没有抽逃注册资金，所有注册资金均为盛京公司债权人还债。证据三、孙佩莹为盛京公司还款的银行对账单，证明：孙佩莹为盛京公司还款和付款。证据四、盛京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证明：孙佩莹是盛京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史达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孙佩莹已经加速投资完毕。对证据二中盛京公司在宁夏银行转账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实5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对证据二中客户回单凭证及民事调解书，都是案外人与盛京公司之间发生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只能证实孙佩莹与公司之间财务混同，孙佩莹所谓替公司还款的款项来源都是盛京公司收的购房款，以及用购房款理财的分红，钱的来源并不是孙佩莹本人所有，都是公司的钱。对证据四是盛京公司替孙佩莹出具的证明，不认可真实性，孙佩莹是盛京公司的大股东，孙佩莹母亲是盛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证明孙佩莹的证明目的。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孙佩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一”能够证实，孙佩莹分别于2018年4月9日、2018年4月16日出资190万元、300万元缴存至盛京公司在宁夏银行天津分行开立的账户内，孙佩莹对盛京公司按出资比例98%，共计490万元的出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对于孙佩莹二审提交的其他证据，虽史达质证认为证明孙佩莹与盛京公司之间财务混同，因这些证据与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案经本院调解未果，诉讼当事人各持己见。本院认为，根据史达的诉讼请求，本院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孙佩莹作为盛京公司股东是否已履行了对公司应缴的出资义务；孙佩莹作为盛京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孙佩莹已举证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对盛京公司应缴的出资义务，故不属于该条款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史达两审期间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孙佩莹缴纳应缴出资后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故不符合该条款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条件。故此，史达提出追加孙佩莹为其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盛京公司所欠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史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史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武强审判员  魏晓川审判员  杨燕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淑霞书记员李霞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