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1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9楼。负责人：陈志军,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王涵，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世纪华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工业园区西谷湖路。法定代表人：柯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宁波世纪华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进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2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浙民申93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信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王涵，被申请人华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保公司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华瑞公司的诉讼请求，由华瑞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华瑞公司主张的卖方宁波中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MOHD.RASOOLTRADINGEST（以下简称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贸易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的真实买方并非经中信保公司确认的限额买方ABDULRAHIM公司，中信保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适保范围的规定，销售合同须真实、合法、有效，对任一买方或者开证行，如被保险人未在出运前获得信用限额或信用额度，保险人对于相应出口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证据可证明案涉销售合同虚假，肖日红无权代表ABDULRAHIM公司签约，ABDULRAHIM公司也未参加涉案交易。1.涉案授权委托书及销售合同均为复印件，且华瑞公司无电子邮件或聊天记录等证明复印件的来源，且合同上加盖的ABDULRAHIM公司印章不真实。2.华瑞公司自认从未接触过ABDULRAHIM公司，只是与肖日红进行接洽，中信保公司委托的国际调查公司向肖日红本人调查，肖日红承认ABDULRAHIM公司未参与交易。3.华瑞公司提供的六笔买方汇款，无一笔来自ABDULRAHIM公司。4.编号13J17003－13J19009的7单销售合同签署于2013年，与其对应的提单记载的出运日期2014年相差一年，不符合常理及出口贸易时效性强的交易特征。5.一、二审法院以提单上的收货人为ABDULRAHIM公司，依据海关报关单、起运港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认定货物被ABDULRAHIM公司提走，缺乏依据。（二）证明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从而证明保险事故发生，是华瑞公司应尽的举证责任，一、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华瑞公司无法证明ABDULRAHIM公司曾经参与销售合同的洽谈、签署、货物运输交付、收款的任何一个环节，而其主张的限额买方联系人肖日红，也陈述涉案交易与ABDULRAHIM公司无关并以自己的个人名义签署书面认债声明，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债务加入，不能否定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该认定不能成立。2.对货代公司出具的关于收货人的证明未作详细分析予以采信，对中信保公司提交的《宣誓书》及附件以证明力较小，未予采信，有失偏颇。3.二审中，中信保公司委托的国际调查公司，取得了ABDULRAHIM公司的真实印章，调查人员出具了新的《声明》及附件，二审法院却以该等材料未经公证认证为由不予认定，显属不当。（三）按照《保险单续转明细表》《保险条款》中“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的约定，中信保公司有权要求华瑞公司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确立无争议的债权之后再进行定损核赔。一、二审法院认定“纠纷先决条款”对华瑞公司不产生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1.一、二审法院认定“纠纷先决条款”虽经加粗加黑，但《保险单续转明细表》中未对修改后的条款继续特别提示，该条款对被保险人不发生效力错误。（1）出口信用保险虽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但应当遵循“约定优先”之原则，中信保公司项下的出口信用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中已有明确规定，本案“纠纷先决条款”属于“约定优先”之范畴，依法应认定有效。（2）即便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纠纷先决条款”也不存在无效或者不产生效力之情形。（a）“纠纷先决条款”的内容，不存在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之情形。（b）《保险单续转明细表》虽未对修改后的“纠纷先决条款”进行特别提示，但修改后的内容明显更有利于被保险人。(3)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系从其他国家移植而来，“纠纷先决条款”本是出口信用保险制度项下国内外通行的行业惯例，中信保公司参照国际通行条款制定并修订的“纠纷先决条款”，并未不合理地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2.“纠纷先决条款”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保护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中遭受信用风险的被保险人。“纠纷先决条款”的功能在于确认涉案债权为无瑕疵债权，明确损失是否属于除外责任所引起，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和制度设立的初衷。3.从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及诚实信用原则看，都不应否定“纠纷先决条款”之效力。如否定其效力，等于将“除外责任”条款形同虚设，保险人将为被保险人不确定的“债权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还须承担难以代位追偿的风险，无疑是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和赔付压力。4.已有大量司法判例认可“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一、二审判决对于“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认定与当前司法实践相悖。被申请人华瑞公司答辩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华瑞公司主张的卖方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贸易关系正确。案涉货物的买方是经中信保公司批复确认的限额买方ABDULRAHIM公司。1.涉案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合同虽均为复印件，但符合外贸合同的交易特点和惯例。通过电邮、QQ甚至微信等工具传送合同系常见做法。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中信保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2.肖日红签署的《债务确认书》中仅确认由其承担债务，并未确认ABDULRAHIM公司未参与交易。3.从付款情况看，虽然付款人未显示为ABDULRAHIM公司，但通过第三方支付是外贸合同中的常见现象，符合商业交易惯例。4.7单销售合同上打印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系打印不仔细导致，中瑞公司已作了合理解释。5.基于记名提单、航运常识和海关放行原则等，可得出案涉货物已由提单记载的收货人ABDULRAHIM公司提取的结论。（二）对国际调查公司工作人员的声明和肖日红的相关确认书等证据不应予以采信。1.声明属于证人证言范畴，应出庭接受质询，否则不应采信。2.肖日红出具的确认书，因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较低，确认单中肖日红并未否认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的交易关系。（三）《保险条款》关于应先在买方所在国进行仲裁或者诉讼，否则保证人不予核赔的规定，明显属于保险人免除其主要责任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应属无效条款，在本案中不应适用。且该内容前后有较大修改，对相关已修改的内容，中信保公司并未按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就有关责任免除条款作特别提示和说明。（四）退一步，即使“纠纷先决条款”成立，中信保公司也不能依据该条款拒绝赔付。案涉《保险条款》明确在买方拖欠货款、拒绝接受货物等情形下，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无论从逻辑、还是从条款文义本身理解，均不能将买方拖欠货款、拒绝接受货物等同于存在贸易纠纷，本案不能认定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存在实质上的贸易纠纷。（五）中信保公司的拒赔行为发生在法定期限之后，依据保险法的规定，其已丧失拒赔权。请求驳回中信保公司的再审申请。华瑞公司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中信保公司支付华瑞公司保险赔偿金美元529773.3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人民币427053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0月3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3月23日，以后的利息损失继续计算至中信保公司履行上述付款义务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7日，华瑞公司向中信保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双方约定：被保险人为华瑞公司，被保险人的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为服装；保险范围为全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和部分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非信用证项下赔偿比例为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拖欠风险所致损失的赔偿比例为90%，但保单另有约定的除外；保单最高赔偿限额为美元500000元；申报方式为将符合保单适保范围或约定保险范围的全部出口在责任生效日后15个工作日内向保险人申报；限额闲置期为120天，但保单另有约定的除外。限额闲置期是指信用限额经保险人批复后，保单所允许的在该信用限额项下可以连续无申报出运的期限；保单有效期自2013年3月22日起至2014年3月21日止。保单到期时，如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均未提出变更或解除，则保单在每期有效期届满时自动续转一年，保单项下的批单有效期随保单续转而顺延等等。2013年7月4日，双方约定增加中瑞公司为被保险人，还约定由华瑞公司负责统一办理保单项下所有保险手续等等。2014年3月31日，双方约定上述保单有效期续转至2015年3月21日，保单最高赔偿限额为美元2680000元。华瑞公司按约向中信保公司支付了保险费。《保险条款》第一条载明：“本保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口贸易：（一）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主要内容；（二）以信用证或非信用证为支付方式，信用期限不超过三百六十天。”第二条载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本保单有效期内按销售合同或信用证约定出口货物后，因下列风险引起的直接损失，按本保单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商业风险。非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包括以下情形：1.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2.买方拖欠货款；3.买方拒绝接受货物……。”第三条（黑色字体）载明：“除非本保单另有规定，保险人对下列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三）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条款第二条项下约定风险已经发生，或者由于买方根本违反销售合同或预期违反销售合同，被保险人仍继续向买方出口所遭受的损失……。”第四条载明：“责任限额包括最高赔偿限额和信用限额。（一）最高赔偿限额是指在本保单年度有效期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按本保单规定申报的出口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累计最高赔偿额。该最高赔偿限额在《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二）信用限额是由保险人批复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向特定买方出口或在特定开证行开立的信用证项下的出口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具体赔偿限额按本保单约定的赔偿比例计算。1.被保险人应就本保单约定保险范围内的出口涉及的每一买方或每一开证行向保险人书面申请信用限额。2.批复的信用限额对其生效日后的出口有效。该限额在本保单有效期内除特别注明外均可循环使用。保险人有权根据被保险人限额的实际使用情况调整限额。对于被保险人超出《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限额闲置期”仍未申报出运的，保险人有权撤销相应限额。3.新的信用限额生效后，被保险人针对同一买方或开证行的原信用限额自动失效。该失效的信用限额内的保险责任余额自动归于新批复的信用限额内。4.自被保险人针对任一买方或开证行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之日起，保险人对该买方或该开证行批复的信用限额自动被撤销；当风险发生重大变化时，保险人有权调整或撤销信用限额，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被保险人。5.信用限额的调整或撤销适用于调整日或撤销日之后的出口，不影响此前保险人已承担的保险责任。6.对于任一买方或开证行，如果被保险人未在出运前获得信用限额或信用限额已失效或被撤销，保险人对相应出口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九条（第一句为正常字体，后三句是黑色字体）载明：“被保险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本保单条款第二条项下拖欠风险发生之日起30天内，或其他风险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是索赔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未能在本保单规定期限内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如果被保险人在规定期限后六个月内仍未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第十三条（黑色字体）载明：“对有付款担保或贸易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保险人定损核赔的原则是：……。（二）对存在贸易纠纷的案件，被保险人可先自行与买方协商解决争议。买卖双方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的，保险人对买卖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调查核实，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被保险人无法与买方通过方式解决纠纷，保险人以销售合同约定为依据，结合调查协商审理结果，综合判定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既无法与买方达成和解协议，又不认同保险人的责任判定结果，则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第十八条载明：“在保险人赔付后，被保险人应将赔偿所涉及的销售合同、信用证项下的权益转让给保险人，同时，被保险人仍有义务协助保险人向买方或开证行追偿……。”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载明：“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包括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和赊账（OA）等支付方式。其中……赊账（OA）：指买方在未付款或者未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取得货物或货运单据的销售合同的支付方式，包括付款交单和承兑交单支付方式下的货物空运、陆运、部分货物单据直接寄至买方以及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形式……。”该条第（十一）项载明：“拖欠：指买方收到货物后，违反销售合同的约定，超过应付款日30天仍未支付货款……。”肖日红持授权人为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向华瑞公司采购水壶、节能灯、厨房用品等商品。2013年9月4日，华瑞公司向中信保公司申请信用限额，申请限额为美元1500000元，信用期限90天，买方为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合同支付方式为ＯＡ，出口商品名称为陶瓷、日用陶瓷产品。2013年10月18日，中信保公司向华瑞公司出具《信用限额审批单》，载明：买方名称为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支付方式为ＯＡ，信用限额为90天，金额为美元800000元，生效日期为2013年9月4日，可以循环使用，限额闲置期为120天。中瑞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13日、同年1月19日、同年1月20日、同年1月20日、同年1月20日、同年1月20日、同年2月12日、同年4月20日、同年4月20日与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订立销售合同九份，向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出售铝合金锅、煎锅、电热水壶、节能灯等能商品，价款分别为美元66696元、美元69464元、美元41400元、美元59422.40元、美元78675.20元、美元49276.80元、美元49276.80元、美元108675元、美元108675元，合计美元631561.20元，付款方式均为ＯＡ（赊销）90天，收汇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13日、同年4月22日、同年4月25日、同年4月25日、同年4月27日、同年4月29日、同年5月17日、同年7月26日、同年7月26日。上述货物分别于2014年1月13日、同年1月22日、同年1月27日、同年1月27日、同年1月27日、同年1月29日、同年2月16日、同年4月27日、同年4月27日报关出运，承运人签发提单的收货人均为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后涉案货物均被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提取。华瑞公司就上述交易按约向中信保公司进行了申报。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向中瑞公司支付了货款美元42924.20元，拖欠美元588637元未付。因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华瑞公司向中信保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载明可能损失金额为美元588637元。中信保公司于2014年6月17日收到上述《可能损失美元通知书》。华瑞公司向中信保公司申请索赔，中信保公司于2015年8月4日通知华瑞公司：根据保单约定，中信保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为，被保险人须与限额买方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销售合同关系。但现有调查结果显示，华瑞公司无法向限额买方确立并主张涉案项下无争议的应收账款债权（债务人否认下过本案项下的合同订单；债务人否认收到案件项下货物；债务人否认案件项下的具体债务金额）。故在华瑞公司对限额买方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等方式确立无争议的销售合同债权之前，中信保公司无法定损核赔。2017年9月7日，ＡｈｍｅｄＭａｄｋｏｕｒ出具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ＡｈｍｅｄＭａｄｋｏｕｒ，任职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成立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Ｂ.Ｖ.（ＤｕｂａｉＢｒａｎｃｈ），在此郑重并真诚声明：1.本人确认本人任职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Ｂ.Ｖ.（ＤｕｂａｉＢｒａｎｃｈ），公司位于1104ＢｕｒｊＡｌＳａｌａｍ，1ＳｈｅｉｋｈＺｅｙｅｄＲｄ.,Ｔｒａ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Ｄｕｂａｉ，ＵＡＥ。2.本人熟知英语和阿拉伯语。3.2014年8月8日，本人通过所任职位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委托通过附件Ａ所示文件代表其为保险客户华瑞公司收回贸易应收款项。4.根据中信保公司向我方提供的文件，依其申述，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从华瑞公司进口了商品，其中仍有货款未付。5.通过调查交易和试图联系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以询问未付款的原因，我方通过拨打就本次索赔所收到的售货确认书、商业发票和提货单上所载明的手机号＋971529833909，以联系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肖日红先生，中国护照号：Ｇ42××××，接了电话并说明就索赔提供的提单上提供的号码是其手机号。6.肖日红先生在电话中指出，Ｍ.Ｈ.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公司应负责上述交易而非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据肖日红所说，他是Ｍ.Ｈ.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公司的合伙人。7.肖日红先生于2014年10月14日到我方位于迪拜的办事处，并声明，其个人全权负责上述交易，因为Ｍ.Ｈ.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公司那时拒绝承担责任。因此肖日红先生就债务确认做出了声明，指出其个人全权负责上述交易，且其以合伙人身份加入的，Ｍ.Ｈ.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相关声明文件复件见附件Ｂ。肖日红先生进一步告诉我说，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其并未实际参与该等交易。8.我的同事ＧｈａｚａｎｆｅｒＨａｓｓａｎ先生联系了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的独资所有人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ｅｉｍＭｏｈａｍｅｄＲａｓｏｕｌＡｌａｗａｄｈｉ先生。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ｅｉｍＭｏｈａｍｅｄＲａｓｏｕｌＡｌａｗａｄｈｉ先生于2017年5月22日到我的办公室并确认说，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未参与该等交易，且交易文件所载印章并非公司印章同时肖先生未收到授权委托书或授权书。9.本人一直试图获得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ＩＭ公司的真实印章样本，但始终未成功。10.对于本文件的公证和认证，因为本文件不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使用，且这一合法化是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认证本文件前提条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拒绝认证此文件，所以本人无法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证并认证此文件。由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Ｂ.Ｖ.的总部位于荷兰且本人为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Ｂ.Ｖ.的一名员工，因此，本人可在荷兰公证并认证本声明及其附件。该声明文件，经荷兰外交部公证，并经我国驻荷兰大使馆认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案件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华瑞公司对案件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其是否有权向中信保公司主张权利；二、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三、中信保公司应否按保险合同约定向华瑞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一、关于华瑞公司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其是否有权向中信保公司主张权利问题。双方约定，增加中瑞公司为被保险人，还约定由华瑞公司负责统一办理保单项下所有保险手续。华瑞公司主张的出口业务的销售方是中瑞公司，故华瑞公司对案件保险具有保险利益，其有权向中信保公司主张权利。中信保公司关于“华瑞公司无权向中信保公司主张赔偿权利，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辩解意见，因缺乏依据，不予采纳；二、关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问题。华瑞公司主张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信保公司则认为ABDULRAHIM公司不是案件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实际买受方是肖日红。然根据案件证据可以认定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从交易的发生来看，交易是由肖日红代理ABDULRAHIM公司向华瑞公司采购商品，肖日红向华瑞公司出具了ABDULRAHIM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且以ABDULRAHIM公司名义与中瑞公司订立了销售合同。虽然上述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合同均系复印件，但因为肖日红以ABDULRAHIM公司名义与中瑞公司订立买卖合同是事实，且无证据证明上述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合同上ABDULRAHIM公司的印章不真实，故上述证据证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可能性较大；第二，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华瑞公司提供的海关报关单、提单、货代公司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中瑞公司向ABDULRAHIM公司出口了相应商品，且出口的商品已被ABDULRAHIM公司提取。中信保公司认为提单上的货物也可能由其他原因放货，提货人不一定是ABDULRAHIM公司，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华瑞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可以证明肖日红仍以ABDULRAHIM公司名义与其进行对账，肖日红认可ABDULRAHIM公司已向华瑞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从交易的发生和合同的履行两个方面分析，华瑞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对该事实应予以认定；第三，中信保公司提供的AhmedMadkour出具的声明虽形成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但由于受该国法律限制无法取得该国公证、认证，现该声明由AhmedMadkour所在单位RecoveryAdvisersB.V.的总部所在地荷兰外交部公证，并经我国驻荷兰大使馆认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声明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AhmedMadkour出具的声明属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小。从该声明的内容分析，该声明载明ABDULRAHIM公司的独资所有人陈述ABDULRAHIM公司未与华瑞公司发生交易，且交易文件所载印章并非公司印章，同时肖日红未收到授权委托书或授权书，该内容仅系有利害关系一方当事人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且AhmedMadkour陈述其未获得ABDULRAHIM公司的真实印章样本，故上述相关内容不能证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该声明还载明肖日红陈述ABDULRAHIM公司未与华瑞公司发生交易，肖日红认可并承担对华瑞公司的债务，该内容仍系有利害关系一方当事人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肖日红自愿承担债务只能认定为债务加入，但不能否定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结合本案事实，中信保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或者真伪不明，故对中信保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中信保公司应否按保险合同约定向华瑞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问题。中信保公司辩称，ABDULRAHIM公司根本不承认与中瑞公司发生过涉案贸易，不承认该债务，双方构成贸易纠纷，根据《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家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中信保公司有权不予定损核赔。由于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ABDULRAHIM公司已拖欠中瑞公司货款，根据上述条款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中信保公司应向华瑞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而且由于涉案贸易具有跨国性，要求被保险人先与买家进行国际诉讼或仲裁，再由中信保公司理赔，并不现实，也缺乏公平，更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故对中信保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中信保公司辩称被保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其有权根据上述条款第九条的规定降低赔偿比例。因上述条款第九条的规定系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但其中第一句关于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期限的规定是普通字体，中信保公司对该内容未以加粗加黑字体等方式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而中信保公司却以此为由主张降低赔偿比例，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中瑞公司出口的九单货物，华瑞公司向中信保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时，只有其中关于收汇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的最早的一单货物超过了双方约定的应当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的期限，且仅超过了五天时间，双方未约定如何降低赔偿比例，且中信保公司未举证证明华瑞公司逾期五天向其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增加了其理赔风险，故对中信保公司关于降低赔偿比例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中信保公司辩称中瑞公司在已知风险或买方已根本性违约情况下仍于2014年4月27日出运的两单货物属于除外责任不应赔偿，因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对中信保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中信保公司应向华瑞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美元529773.30元。华瑞公司要求中信保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一、限中信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华瑞公司保险赔偿金美元529773.30元；二、驳回华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9375元，由华瑞公司负担4130元，中信保公司负担35245元。中信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华瑞公司要求中信保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美元529773.3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属事实认定错误。华瑞公司一审提供的外贸销售合同均为复印件。合同上的印章被ABDULRAHIM公司否认，中信保公司委托的调查公司经调查，该公司表示没有收到涉案货物，也没有授权案外人肖日红签订涉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已被ABDULRAHIM公司提走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华瑞公司已收款项与ABDULRAHIM公司有关，华瑞公司称已收部分货款，但向中信保公司提交相应资料的金额与起诉金额不一致，款项无一笔从ABDULRAHIM公司账户汇出，华瑞公司称已收款项均由他人代付，也只有一笔有代付备注。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据认定标准上存在不公平的严重差异，华瑞公司应对其与ABDULRAHIM公司存在真实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要求也没有平等对待当事人。2014年4月27日华瑞公司最后出运两票货物明显属于保险除外责任或拒绝赔偿范围，涉案销售合同约定付款期为90天，2014年1月13日、1月22日、1月25日出运的货物在同年4月13日、4月22日、4月25日仍未收到货款即为已知风险，但中瑞公司仍于2014年4月27日出运价值美元217350元的两票货物，属于不顾风险而出口的自危行为，属于出口信用保险除外责任范围，一审判决中信保公司赔偿却说理不清，仅笼统表述与合同约定不符。另外，分摊诉讼或维权成本的“纠纷先决条款”是公平、合理的意思自治约定，一审法院认为缺乏公平和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初衷错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明确约定优先原则。华瑞公司辩称：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确实存在真实交易，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关于外贸合同问题，在外贸合同中，通过电邮等即时聊天工具传送合同、不寄送合同原件系常见做法。更何况，这些合同与国内海关出口申报时的合同一致，对于合同真实性中信保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从未提出异议，拒赔理由只是ABDULRAHIM公司出资人不承认有交易。中信保公司提出印章为假，但至今没有提供ABDULRAHIM公司印章样本。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被ABDULRAHIM公司提取正确。涉案9份提单均为记名提单，提单上托运人为中瑞公司，收货人为ABDULRAHIM公司。依据航运常识，在记名提单项下，承运人只能将货物交给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而船公司情况说明则明确指出提单上收货人从未被更改过，且强调提单项下货物已经被提单上的收货人ABDULRAHIM公司提取。货物进口要向海关进行申报和支付关税，都需要ABDULRAHIM公司出具的手续和文件。根据以上事实完全可得出货物被ABDULRAHIM公司提取的结论。中瑞公司对已收款项的陈述是清楚和一贯的，无矛盾之处。一审法院对国际调查公司的声明和肖日红相关确认书等证据不予采信正确。该调查公司对于ABDULRAHIM公司印章使用情况调查也竟然没有信息反馈，只用一句无法获得印章样本作为回答，结论不能让人信服，也回避了许多关键信息。肖日红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效力本来就极低。2014年4月27日最后出运的两票货物未构成已知风险出运，更不属于保险赔偿的除外责任或拒绝赔偿范围。中瑞公司最早一票货物出运是2014年1月13日，账期90天，即2014年4月13日为应付款日，但根据保险条款关于拖欠的说明，指的是过应付款30天仍未支付货款，已知风险日应为2014年5月13日，中瑞公司最后一票货物是2014年4月27日，不存在已知风险出运。理赔过程中，中信保公司从未就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定要求华瑞公司先与买家进行国际诉讼或仲裁，再由中信保公司理赔并不现实，缺乏公平和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初衷正确。中信保公司拒赔行为发生在法定期限之后，依法规定，其丧失拒赔权，不管基于何种拒赔理由均不能拒赔。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华瑞公司、中信保公司签订的《保险条款》《保险单续转明细单》、信用限额审批单合法有效。华瑞公司就买家为ABDULRAHIM公司取得信用限额，且支付了保险费，中瑞公司系增加的被保险人，作为华瑞公司主张的货物销售方与ABDULRAHIM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在中信保公司的承保范围之内。关于中信保公司上诉中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无真实贸易关系的问题，现有证据证实涉案提单记载收货人为ABDULRAHIM公司，华瑞公司提交的海关报关单、货代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也佐证中瑞公司出口涉案货物被ABDULRAHIM公司提取。中信保公司提出提单上的提货人并非ABDULRAHIM公司，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此外，肖日红以ABDULRAHIM公司名义与中瑞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华瑞公司提交的上述授权委托书和销售合同虽系复印件，但中信保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认此上所盖ABDULRAHIM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故中信保公司认为涉案贸易不具真实性，依据并不充分，难以采纳。关于中信保公司上诉提出中瑞公司于2014年4月27日最后出运的两票货物损失是否属于中信保公司除外责任的问题。根据涉案销售合同约定付款期是90天，涉案货物最早一批货物出运时间是2014年1月13日，故最后付款日应是2014年4月13日。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中信保公司除外责任关于买方拖欠货款中的拖欠解释，拖欠是指“买方收到货物后，违反销售合同的约定，超过应付款日30天仍未支付货款”，华瑞公司据此认为2014年5月13日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已知风险日，而最后两票货物未构成风险出运，更不属于中信保公司除外责任，理由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中信保公司称系中瑞公司不顾风险而出口的自危行为属于中信保公司除外责任对此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不符合合同约定，并无不当。《保险条款》虽约定了其中“......在被保险人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的“纠纷先决条款”并进行了加黑加粗，但中信保公司在《保险单续转明细表》中对该条款进行多处批注修改，修改后更为细化的“纠纷先决条款”并未以加黑加粗等形式作出足以引人注意的特别提示，故该免责条款对华瑞公司不产生效力。同时亦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中信保公司上诉，依据尚不充分，并不足以改判，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中信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45元，由中信保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期间，中信保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大使馆认证的《声明》及附件，证明ABDULRAHIM公司的真实印章与华瑞公司提交的案涉授权委托书、销售合同等复印件上的印章不一，ABDULRAHIM公司未参与案涉交易的事实；2.中信保公司与华瑞公司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明中信保公司接受华瑞公司的委托向债务人追偿，对追偿费用依约按双方各自权益进行分配，故案涉“纠纷先决条款”并不存在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之情形。中瑞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信用限额申请表》《信用限额审批单》《公证书》、海外资信翻译件，证明中信保公司在信用限额申请时向中信保公司提交的申请表填写的买方为ABDULRAHIM公司，中信保公司对该企业名称予以认可，并给予信用限额。2.中信保公司的《上诉状》，证明中信保公司向二审法院上诉时，未将“纠纷先决条款”作为上诉理由。对中信保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瑞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均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中信保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中瑞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信保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新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外，还查明，《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三）项载明：上述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和律师费由被保险人先行支付，在被保险人胜诉且损失属本保单项下责任时，该费用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按权益比例分摊，否则，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双方于2013年3月27日、2014年3月31日签订的《保险单明细表》《保险单续转明细表》对“保单条款第十三条(二)项批改为：对存在贸易纠纷的案件，被保险人可先自行与买方协商解决争议。买卖双方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的，保险人对买卖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调查核实，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被保险人无法与买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纠纷，保险人以销售合同约定为依据，结合调查审理结果，综合判定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既无法与买方达成和解协议，又不认同保险人的责任判定结果，则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首先在于对“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二）项对案涉“纠纷先决条款”作了记载，后双方签订的《保险单明细表》《保险单续转明细表》中又对该“纠纷先决条款”作了修改，“纠纷先决条款”系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特殊条款，应予认定。理由是：（1）该条款不存在《合同法》及《保险法》规定的应属无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基于该批复规定，“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仍须参照保险法的规定进行审查。《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从双方对保险条款中“纠纷先决条款”的批改内容看，该条款强调了被保险人可先行与买方协商争议，协商不成，则先由被保险人先行进行仲裁或诉讼，在获得已生效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损。该条款既未排除被保险人索赔等依法享有的权利，亦未排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赔付义务。如被保险人通过诉讼或仲裁确定了对境外买方享有的债权，保险人即应向被保险人赔付，投保人的投保目的并未落空。且《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三）项载明，诉讼、仲裁等产生的费用，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按权益进行分摊，说明“纠纷先决条款”，并未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2）该条款不违背公平原则。“纠纷先决条款”并非使保险人“终局免责”，而只是暂不定损核赔，一旦被保险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在获得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后，无论执行是否到位，保险人都仍需按照约定进行赔付，故该条款并未免除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不违背公平原则。如果被保险人未通过诉讼或仲裁确定债权，保险人对不确定的债权承担保险责任，承担难以代位追偿的风险，无疑加重保险人的责任，造成不公平的结果。（3）该条款无需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二）项中的“纠纷先决条款”作了加黑，但明细表中的批改内容未作加黑，明细单批注栏中记载被保险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明细表所列明的内容和条件，被保险人在明细表上的签字属于确认行为。对该条款是否需要提示和说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由于“纠纷先决条款”并未免除中信保公司的理赔责任，该条款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存在未作提示和明确说明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的情形。由于“纠纷先决条款”的效力系审理本案的前提条件，在认定该条款效力的前提下，对双方争议的华瑞公司与ABDULRAHIM公司是否存在真实贸易关系，证明销售合同已合法履行，保险事故已发生的举证责任应由何方承担，已无意义，故本院不作审查。综上，中信保公司申请再审的部分理由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纠纷先决条款”对华瑞公司不发生效力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2153号民事判决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26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宁波世纪华瑞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245元，均由宁波世纪华瑞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忠良审判员  李建宏审判员  陈洪理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韧竹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