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负责人：彭才茂，该行行长。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郑海波，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丁瑜，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海燕，女，1970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志林，云南瀛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负责人：程虹霏，该行行长。住所：丽江市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郑海波，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丁瑜，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郑海燕、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以下简称招行丽江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郑海波与丁瑜、被上诉人郑海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请求确认“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根据《招商银行问责管理办法》以及《招商银行昆明分行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郑海燕的职位及级别属于招商银行昆明分行的党委管理干部。因此，针对郑海燕违法违规行为，应由昆明分行进行问责。2015年5月16日，招行昆明分行作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决定解除与郑海燕的劳动合同。根据《招商银行问责管理办法》以及《招商银行昆明分行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招行昆明分行应当将该问责决定向郑海燕进行直接告知，同时告知其具有申诉的权利。如果不进行告知，就剥夺了郑海燕对该问责决定进行申诉的权利，违背了招商银行内部规章制度。郑海燕正是基于该告知行为才向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提起了申诉，招行昆明分行经再次研究决定，最终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了《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维持＜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招银昆发【2019】160号）的决定》，至此招商银行内部对郑海燕的问责程序才最终结束，招行丽江分行亦将郑海燕的工资发放至2019年7月31日。因此，尽管招商银行昆明分行与郑海燕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作为郑海燕的有权管理机关，向郑海燕送达《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的行为，属于招商银行昆明分行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郑海燕进行问责的程序之一，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郑海燕无权请求人民法院对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确认违法，而该内部管理行为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畴，故郑海燕的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招行昆明分行向郑海燕送达《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的行为性质，错误确认该行为违法，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第一项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郑海燕的该项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郑海燕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劳动关系，没有书面合同，郑海燕是与招行丽江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上诉人根据内部问责机制已经做出了职务任免通知，免去了郑海燕的职务，又于2019年5月12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该决定下发给招行丽江分行，丽江分行是根据昆明分行的决定与郑海燕解除劳动合同的。上诉人根据内部规定有免职的权利，但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并未明确哪一条法律适用错误。原审被告招行丽江分行述称：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致，没有另外补充的意见。被上诉人郑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两被告违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并确认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2.请求判决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税后总计人民币429060元，按2018年丽江市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151元×3×10个月×2倍计算（该项诉讼请求，庭审中变更为由招商银行丽江分行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郑海燕于2010年1月1日入职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并担任批发部经理一职，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甲方处落款为招行昆明分行，但加盖了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公章），合同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2013年7月1日，原告郑海燕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签订固定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其被聘用担任对公客户经理（岗位）一职。2016年6月30日，原告郑海燕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起。此后，原告郑海燕先后担任招行丽江分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公司金融客户三部总经理、公司金融客户三部总经理兼福慧支行行长、公司金融客户二部总经理兼福支行行长职务。原告在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工作期间，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依法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原告工资报酬由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代为发放。2019年1月29日，招行审计工作组向原告下发了《关于招商银行内部审计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告知书》，原告郑海燕在该告知书上签字确认。经审计发现原告郑海燕存在多项违规违纪行为：1、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并参与企业经营；2、参与违规金融活动，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3、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操控他人银行账户，并多次发生资金往来；4、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原告郑海燕分别在《审计事实确认书》上签有“情况属实”字样。2019年4月3日，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以《关于和毓东等职务任免的通知》（招银昆任〔2019〕38号）文件免去原告郑海燕丽江分行公司金融客户二部总经理兼福慧支行行长职务。2019年5月16日，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党委以招银昆党发〔2019〕19号文件给予原告郑海燕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日，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以《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招银昆发〔2019〕160号文件）解除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招银昆发〔2019〕160号文件载明：“根据总行审计发现并核查，郑海燕在丽江分行任职期间存在以下违纪违规问题：（一）挪用我行消费贷款资金与其侄子合伙投资酒店，并参与酒店的经营管理。（二）参与违规金融活动，与本人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三）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一是使用我行信用卡进行套现。二是使用本人及其配偶他行信用卡在我行商户进行套现。郑海燕违反了《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第二条、第五条相关规定，根据《招商银行员工违规处理行为规定》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违规经商办企业’、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参与各类违规金融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参与非法集资、非法中介、地下钱庄、高利贷等活动，与本人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客户或关联方发生大额资金往来的，与被我行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发生不正当业务往来的’、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或套取积分等’等相关处理规定。经分行研究决定，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原告郑海燕不服招银昆发〔2019〕160号文件，向被告招行昆明分行提出申诉，后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维持（招银昆发〔2019〕160号）的决定》（招银昆发〔2019〕202号）。针对原告郑海燕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2019年5月16日经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工会讨论决定，同意解除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与原告郑海燕之间的劳动合同。2019年7月11日，招行丽江分行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形式经丽江雪山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9）云丽雪山证字第1427号《公证书》。原告郑海燕不服被告招行丽江分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为此，原告于2019年9月向丽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其仲裁请求为：1、请求裁决确认两被申请人违法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确认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关于给予郑海燕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不合法；2、请求裁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或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税后总计人民币2202076.92元（115898.785×9.5个月×2倍）。丽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9年10月26日以丽劳人仲裁案字[2019]第3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郑海燕的所有仲裁请求。原告郑海燕不服丽劳人仲裁案字[2019]第31号仲裁裁决书，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系招商银行总行在云南省设立的一级分行，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系招行昆明分行的下属分行，属二级分行。原告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不存在劳动关系，仅原告党员身份及职务级别属被告招行昆明分行党委管理。原告郑海燕通过以签署责任书、自查、默写、书面承诺等多种方式学习过中国银监会的相关文件及招商银行内部的《招商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禁令》《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原告郑海燕的工资报酬由被告发放至2019年7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是否具有事实上依据，亦即原告郑海燕是否存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和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等情况。2、被告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的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2019年1月29日，在原告郑海燕签字确认“情况属实”的9份《审计事实确认书》分别载明的“1、郑海燕于2013年2月向招行丽江分行申请消费贷款100万元，连同自有资金200万元，合计300万元用于其侄子文栋材在宁蒗县泸沽湖的半山精品酒店的投资入股，现由郑海燕本人每月还款。其在2014年至2017年实际参与了半山精品酒店（即丽歌假日酒店分店）的经营管理。2、2017年2月13日至2018年6月8日，招商银行13名客户与郑海燕三个行外账户发生63笔3418452.26元，其中郑海燕向招商银行7名客户转账35笔，交易摘要多为‘托管费’、‘半山分红’、‘还款等风备用金’等。招商银行6名客户向郑海燕转账28笔共计2881677.62元，上述交易摘要主要为‘等风入股泸沽湖半山湖’等。3、2014年1月24日，招行丽江分行私钻客户保晓芬向郑海燕农业银行账户转入261万元，转账摘要为‘借款’；2014年12月22日，私钻客户倪尔姜向郑海燕行内账户转入10万元，交易摘要为‘退认筹金’；2015年9月30日，私钻客户倪尔姜向郑海燕农业银行账户转入100万元，转账摘要为‘借款’。4、2014年至2017年末，郑海燕持有招商银行客户刘晓红的专业版网银UKey，与刘晓红的账户累计发生资金交易499笔，合计金额948.06万元等。5、2016年10月27日、11月29日及2017年5月26日，郑海燕使用招商银行信用卡在‘丽江游乐多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套现3笔，合计金额116468元；2016年5月25日至2017年5月3日，郑海燕使用招商银行信用卡在‘丽江市古城区滇行户外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关联人皮向阳支付宝收款套现8笔，合计金额137400元。”的情况来看，原告郑海燕确实存在以下违规情形：（1）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并参与企业经营；（2）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3）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操控他人银行账户，并多次发生资金往来；（4）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的情形。原告虽提交了《租地合同》《入股合作协议书》《泸沽湖半山湖精品客栈经营管理合同》以及证人证言证明原告不存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和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等情况，但原告郑海燕在9份《审计事实确认书》上对上述事实写下了“情况属实”并签字予以确认，至于原告郑海燕认为其在《审计事实确认书》签字非其自愿签字确认，因其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郑海燕认为“其不存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从事金融活动，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和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等情况”的陈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的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该争议焦点又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否合法合规；二是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自2015年开始至2019年期间，原告郑海燕以签署责任书、自查、默写、书面承诺等多种形式承诺遵守外部监管规定、遵守招商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1、根据被告提交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银监办发〔2012〕160号文件）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依法合规经营开展业务活动，不得从事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五是不得利用银行员工或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他人过渡资金，不得借用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银行员工过渡资金……”本案中，原告郑海燕于2017年2月13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其利用行外账户与行内13名客户共发生63笔转账资金3418452.26元，并多次与招行丽江分行私钻客户保晓芬、倪尔姜等人行内账户或者行外账户转账3710000元，其行为违反了上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精神。2、本案中，2015年3月，郑海燕签署了《各岗位人员2015年廉洁从业安全保卫及案件防范责任书》，该责任书第十三条规定：自觉遵守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招商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禁令》和《十项铁律》等，严禁与客户发生资金往来……2015年8月12日，郑海燕签署了《招商银行干部员工遵规守纪情况自查表》，明确否认“违规投资人股、经商办企业”“与客户或利益关联方发生不正当交易或资金往来”，但同时承诺如未如实反映的，愿意按照本行相关规定接受处理。2015年10月，郑海燕默写了《招商银行于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郑海燕明确知晓“违反上述规定的，对直接责任人成主要责任人一律解除劳动合同或给予开除处分。”2016年12月13日，郑海燕签署《合规展职廉洁从业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招商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禁令》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同时，郑海燕亦分别于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多次默写《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含新版），并多次通过自查和做出书面承诺的方式，承诺如本人存在或未如实履行《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所列违规违纪情形应予问责的，愿意接受组织按照《招商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禁令》《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之规定，本案中，招商银行的相关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制定程序合法，原告也悉知上述内容，且原告在质证时，对上述规章制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故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合法合规的。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之规定，本案中，原告郑海燕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1、原告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在内部自查时未如实上报；2、与履职存在利益冲突的相关人员发生大额资金往来，转账63笔共计资金3418452.26元，与私钻客户发生交易3笔金额3710000元；3、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郑海燕持有招商银行客户刘晓红的专业版网银UKey，与刘晓红的账户累计发生资金交易499笔，合计金额948.06万元。4、违规使用招商银行信用卡套现的情况。众所周知，违规使用信用卡套现，情节严重的可涉嫌犯罪。本案中，原告郑海燕使用招商银行信用卡多次套现，合计金额253868元。据此，原告郑海燕上述多种违规行为屡见叠出，积羽沉舟，达到了“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况，故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依据合法合规。关于被告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原告郑海燕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招商银行员工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招行昆明分行系招商银行总行在云南省设立的一级分行，被告招行丽江分行系招行昆明分行的下属分行，属二级分行。原告郑海燕与被告招行丽江分行签订了《招商银行员工劳动合同》，双方之间构成了劳动关系，其与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按招商银行内部的干部管理权限规定，原告的党员身份及职务级别由被告招行昆明分行党委管理。2019年5月16日，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以《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招银昆发〔2019〕160号）文件解除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虽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为招行丽江分行的上级机构，但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与原告郑海燕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招行昆明分行无权直接解除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与原告郑海燕之间的劳动合同，《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文件虽下发给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但该决定直接向原告郑海燕进行了宣读并送达，故解除程序不合法，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招行昆明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之规定，本案中，被告招行丽江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向该行工会征求了意见，在《工会关于对丽江分行郑海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的意见》中“工会意见”一栏中载明“经丽江分行工会委员讨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5月16日”，同日，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向工会下发了《解除劳动合同工会备案通知》，工会于2019年5月17日在《回执单》上签字。2019年7月11日，招行丽江分行通过EMS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丽字第NO.003号），丽江雪山公证处对送达方式进行了公证，该公证处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云丽雪山证字第1427号《公证书》，且原告郑海燕的薪酬也由被告支付至2019年7月31日，故被告招行丽江分行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程序合法。关于原告认为被告收集原告行内、行外账户及案外人银行流水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被告提交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务和员工行为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57号〕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商业银行可探索建立员工账户监测系统，按照员工协议，对本行员工账户的异常交易进行监测。对于存在与客户进行资金往来、账户交易频繁或者转账金额较大等异常情况，要深入了解交易背景……”再结合招行审计工作组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下发的《关于招商银行内部审计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告知书》中已明确告知审计事项中包含本行账户交易信息等情况，因其与案外人刘晓红、保晓芬等交易频繁、金额较大，故被告调取相关银行流水符合相关规定。按上所述，虽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解除原告郑海燕劳动合同的程序不合法，但不影响被告招行丽江分行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的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招行丽江分行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判决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税后总计人民币429060元，因该项诉讼请求与劳动仲裁时的仲裁请求不一致，且仲裁时的仲裁请求具有选择性，在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明确其该项诉讼请求为由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由于原告郑海燕违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招行丽江分行解除其与原告郑海燕劳动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2906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二、驳回原告郑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郑海燕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问责管理办法》（摘录）；2、申诉书；3、查证谈话笔录；4、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维持《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招银昆发【2019】160号）的决定。以上证据拟证明：郑海燕属于上诉人权限范围内的管理干部，根据《问责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对郑海燕做出问责决定后，需要向郑海燕进行送达签收，以确保其申诉的权利；郑海燕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后，依法提出申诉，上诉人经审查，维持了原解除决定。经质证，被上诉人郑海燕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问责管理办法》并未涉及对方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原审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因被上诉人郑海燕与原审被告招行丽江分行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予以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被上诉人郑海燕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无异议，但其合法性不认可，本院将综合本案予以评判。被上诉人郑海燕与原审被告招商银行丽江分行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有权对被上诉人郑海燕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郑海燕送达《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的行为是否违法？本院认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分行党委管理干部，是指辖属二级分行、经营机构、经营团队、以及分行各部门主管级以上的干部。《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规定：“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违规违纪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责任人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免职、行内待聘行政处理，降级至留行察看行政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行政处理或开除行政处分：（一）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诉与复审被问责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问责处理决定告知之日起15日内向同级或上级纪律检查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在复审作出改变原问责处理的决定前，仍按原问责处理决定执行。”本案中，被上诉人郑海燕属于上诉人的党委管理干部，上诉人有权根据《招商银行昆明分行问责管理实施细则》对被上诉人郑海燕进行问责，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经庭审查明，被上诉人郑海燕隐瞒违规行为从2015年延续至2019年，依据《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隐瞒违规事实的情形应当从重或加重处理，该办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情节特别严重，是指隐瞒事实或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郑海燕隐瞒违规行为定性为“情节特别严重”符合规定。上诉人依据《招商银行正风肃纪十项铁律》第二条、第五条、《招商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对被上诉人郑海燕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符合《招行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六条“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类型（四）行政处理：包括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免职、行内待聘、解除劳动合同；以上处理类型可独立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以及第七条“...责任人是党员的，在给予行政处分的同时，一般同步给予党纪处分”的规定。就被上诉人郑海燕的违规行为，上诉人作出免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均在规章制度范围内作出的，并不属于冲突、重复处理。被上诉人郑海燕对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服，向招行昆明分行提起申诉，2019年7月24日上诉人已作出维持原决定的申诉决定，该决定未违反法律规定，现原决定已生效。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海燕之间虽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郑海燕的有权管理机关，根据前述有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同时，上诉人将处理决定——《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向被上诉人郑海燕送达的行为，属于上诉人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被上诉人郑海燕进行问责的程序之一，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该送达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郑海燕提出要求“确认被申请人招行昆明分行作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上诉人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于解除郑海燕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合法不当，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2019）云0702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郑海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郑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强胜审判员  高精红审判员  谢旭东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陈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