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6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振魁，男，197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经商户，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云，江苏苏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义武，男，199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博尔斯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开发区海河路英伦花园1号商铺201-204号。 法定代表人：张义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山东德衡（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振魁因与被上诉人张义武、山东博尔斯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尔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9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于振魁上诉请求：1.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972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61.77万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过程中，于振魁将第二项上诉请求变更为：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892360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移交公安机关。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引发的被上诉人不当得利，而非被上诉人所编造的合作关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诉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采取事先计算高额利息并累加记入本金恶意增大出借本金，并叠加高额利息、违约金等方式，违法向上诉人多收取巨额“利息和违约金”，该多收取的违法巨额“资金”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为此提出诉请，并向法院提交了借条、还款记录等证据。而被上诉人抗辩其与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称其与上诉人所持股的山东闪电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电狗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向闪电狗公司账户汇入的资金系交纳的培训定金和合作保证金，其收取闪电狗公司和上诉人汇入的资金为退还的保证金和收取的供货款，被上诉人提供了两份《合作协议》作为证据。一审法院审理后最终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作协议》证据效力，采纳了被上诉人所称与闪电狗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及资金往来系保证金和货款的意见，并以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中没有被上诉人博尔公司盖章和张义武签字为由否定了“借条”的证明效力，进而以证据不足否定了上诉人主张的双方存在的借贷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依据如下：(1)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两份《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伪造；先看看几个重要信息：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一是2019年2月15日闪电狗公司与博尔公司《合作协议》，协议二是2019年3月20日闪电狗公司与山东冻鱼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鱼公司)《合作协议》；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义武于2019年2月20日经人介绍刚刚认识，有介绍人微信记录和张义武微信记录证明，且张义武与上诉人微信记录从头到尾谈到的都是有关高额利息出借资金相关内容，且与本案银行交易记录相符；第三、闪电狗公司股东于2019年6月11日由原股东上诉人于振魁、陈亚玲、徐妹芳变更为被上诉人张义武和程义博，张义武持股80%,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股权变更原因是因为张义武要求用闪电狗公司股份充抵部分借款及高额利息；第四、上诉人于2019年11月6日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张义武和博尔公司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上诉人认为这两份《合作协议》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一审起诉（2019年11月6日）之后伪造，把合作协议签署日期提前到2019年2月15日和3月20日;首先，两份《合作协议》中闪电狗公司加盖的公章和私章并非上诉人经营闪电狗公司期间使用印章，凭肉眼就可以分辨出印章不同，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中加盖的应该是张义武接手闪电狗公司之后重新刻制的或为了伪造《合作协议》专门刻制的公章和私章，故为辨别《合作协议》真伪上诉人申请进行印章真伪及协议、印章形成时间鉴定。其次，于振魁从来不认识也没见过冯位杰和程燕燕，且相信冯位杰、程燕燕也不认识和未见过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从未传冯位杰、程燕燕到庭说明情况，而一审判决第3页又凭何认定上诉人与冰鱼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位杰签订《合作协议》。第三，张义武称其2019年5月9日才成为博尔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第2页倒数第5-4行)，称闪电狗公司和博尔公司的业务关系及款项往来发生在其成为股东之前，与其个人无关。但是，根据于振魁与张义武之间自2019年2月20日认识以来所有微信对话记录内容，能够清晰看出双方实际发生收取高额利息的借贷关系，张义武实际控制和使用博尔公司账户与上诉人之间进行放贷和还款使用，微信记录还大量反映借贷及高额利息计算相关内容，其时间都是在2019年5月9日之前，可见张义武在庭审中故意撒谎。第四、两份协议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2019年2月15日《合作协议》第5条称博尔公司向闪电狗公司交纳380000元培训定金，请问如此巨额的培训定金所指的培训内容是什么？市场上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天价的行业培训价格；该协议第7条称只要闪电狗公司报采购计划，博尔公司就要向闪电狗公司先存入不低于采购总金额3倍的保证金，并在一审中称其汇入闪电狗公司账户的464万元资金就是保证金。听到这已经感觉故事编的离谱了，按常理如果闪电狗公司采购物品本应该闪电狗公司先向博尔公司支付或预付货款，怎么可能变成本该收取货款的售货方先汇入采购量3倍资金数额的保证金给购货方呢？这个世上也不可能有如此离奇之事，更不符合商业惯例;再换个角度思考被上诉人所编造的这个故事，按照被上诉人所述向闪电狗公司汇入了数百万元资金全部为培训定金和3倍采购量的保证金，那么博尔公司至少应该持有闪电狗公司提交的采购清单用于证明采购品种、采购量、采购金额，其与谁联系确认？但是并未看到。第五、博尔公司称最后冰鱼公司向闪电狗公司进行了供货，所以后来闪电狗公司退还了保证金并支付了货款，也就是上诉人所诉称归还的借款及支付的高额利息、违约金等资金，那请问被上诉人供了什么货？如何运输和送货、收货地点在哪儿？其所供货物来源？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并需传冯位杰和程燕燕到庭接受调查。通过以上论证可见，被上诉人伪造的两份《合作协议》根本经不起审查和推敲，一审法院明显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借条”，即一审判决所称的“借贷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具有证明效力，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借贷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借条”中没有博尔公司盖章和张义武的签字为由否认借条的证明效力，而恰恰同样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9年9月9日张义武作为原告起诉杭州叩叩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胡福忠民间借贷纠纷的另案中（案号：（2019）鲁1502民初8240号），张义武以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相同格式的“借条”作为证据证明之间借贷事实，可见此借条版本是被上诉人张义武对外放贷所使用的格式版本，并且张义武长期从事放贷业务或借名放贷业务。另外，上诉人提供的与张义武自2019年2月20日刚认识之后所有的微信记录亦与上诉人主张事实相互印证，清晰的证明双方存在被上诉人收取高额利息的非法借贷关系。故一审判决未认定双方的借贷事实属于观点错误。二、被上诉人张义武涉嫌高利转贷行为，同时属于职业放贷人，双方借贷合同应属无效，实际借出资金最多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故即使按照年利率6%计算，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还应返还多收资金1963310元，即使按年利率36%计算，被上诉人仍应返还多收资金1892360元;2018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201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均对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借贷事实、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当事人关系、利率标准，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套路贷、高利转贷等均提出严格审查要求，但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本案中被上诉人张义武使用格式借条、反复多次为收取高额利息出借资金，利息转移支付，并且还有向其他社会不特定对象高息出借资金的非法借贷行为，上诉人相信在贵院系统内一定能够查询到被上诉人其他非法借贷案件。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属于职业放贷人且涉嫌高利转贷，借贷合同无效，实际出借资金只能按照银行一般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即使借贷合同有效依照规定所收取利息也不得超过年利率36%,故被上诉人依法应当退还多收费用。三、被上诉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应当被追究刑事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111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本案一审中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明显属于伪造的虚假证据，并且被上诉人凭该伪造证据恶意编造虚假事实，并非法获取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骗取胜诉结果，情节特别恶劣、性质严重、后果造成上诉人损失巨大，是对当前公正、公平司法环境的挑衅和挑战，依法应当予以严惩，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四、本案被上诉人张义武已涉嫌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应当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调查并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按照规定，民间借贷必须使用自有资金，且不得违法，而被上诉人张义武明显属于现行法律规定打击对象的“职业放贷人”，并涉嫌实施非法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牟利，其行为己涉嫌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故不仅借贷合同属无效利息约定不受保护，被上诉人应当退还多收资金外，被上诉人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应当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不公，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张义武、博尔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于振魁并非适格的起诉主体。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起诉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主要证据为：“借条”（并未盖被上诉人的章，也没有张义武的签字）和转账记录，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又重申该借条证明了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在补充上诉状的第3页中陈述其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法律意义上讲，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显然是一份没有成立的借款合同。虽合同不成立，但上诉人自认“借条”的内容，“借条”中显示：借款公司为闪电狗公司，并盖有公司印章和财务专用章，同时加盖“闪电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振魁的个人印章。显然即便依该“证据”于振魁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也是闪电狗公司与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事实，而于振魁本人与被上诉人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于振魁作为自然人显然也没有起诉的基础，不是适格的起诉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建议二审法院可以直接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系基于合同的正常民事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向法庭提交闪电狗公司与冰鱼公司的合作协议以及闪电狗公司与博尔公司的合作协议。上述两份合作协议的公司均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公章，形式要件齐备，印章代表公司的整体意志，公司在合同上进行签章的行为将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做出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会对合同成立的时间、成立的地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确起到决定作用，就本案来说，“合作协议”均为双方自愿签订，协议内容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依据两份生效的《合作协议》内容，博尔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与闪电狗公司或其原法定代表人产生了经济往来。三、合作协议内容客观、真实，系电商销售常见的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博尔公司欲投资宠物商品销售领域，而宠物商品销售，淘宝上的销售模式优势明显，阿里巴巴集团对入驻天猫进行产品销售有严格要求，并且线上销售还需要培训大量的售前、售后、技术等人员，博尔公司所以选择了和已经入驻天猫的闪电狗公司进行合作。合作中，闪电狗公司主要做线上销售工作，博尔公司成立冰鱼公司主要负责产品采购和代发货物工作，在谈判中，闪电狗公司提出博尔公司系新入行的公司，产品质量、合作信誉不能保障，所以必须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才能合作，如果出现诸如产品质量的问题，可以扣除保证金。博尔公司虽然觉得增加了资金成本压力，但鉴于于振魁当时称，这种保证金模式是电商合作的普遍做法，而且天猫上也有保证金，所以博尔公司最终就同意了。被上诉人整理了一份与上诉人的经济往来说明，印证了双方的合作协议真实性。四、上诉人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上诉人在补充上诉状第2页至第3页中提到几点双方合作协议内容不符合商业惯例，但却没有支撑事实的任何证据。反而在二审法官第一次法庭调查时询问上诉人为何借钱？为何借如此高额的利息等问题时，上诉人回答含糊其辞，答案让人啼笑皆非。比如：1.上诉人称往来款为借贷，如此大额资金，却说不清楚具体利率，也提供不出有效的借款合同，作为一个常年从商的成年人，如果真有如此多笔的借贷事实发生，不可能出现上述现象。2.上诉人称借款为了引进上海风投，10%的闪电狗公司股份引入风投资金1000万元，这个理由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公司对外负债不仅对引入风投没有帮助，反而不利于引入风投。且经查询该时间段（两年）的闪电狗公司纳税额仅为2000佘元，试问借款如何能帮助企业引入风投呢？3.上诉人诉称的民间借贷及高额利息违背生活常识和逻辑，按照上诉人提交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表，最多的年息达到3706%，而且每次借款利率也都不相同。试问，作为一个正常人，有谁能不惜支付上述巨额利息而对外借款？本案原告作为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而且还担任闪电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请问何种业务能负担如此巨额的利息？编造的这个理由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4.上诉人称合作协议的闪电狗公司印章系张义武伪造，肉眼即可看出是假的，而我方找到了2018年1月17日带有闪电狗公司印章和于振魁个人签字的合同一份，相反的是，肉眼即可分辨合作协议与闪电狗公司印章系同一印章。5.上诉人称没有见过冯位杰和程燕燕，试问闪电狗公司入驻“天猫”也是有合同的，于振魁见过“天猫”的法定代表人吗？种种理由无非是于振魁想借讨论电商合作模式合理性等去转移法庭的视线，拖延法庭审理过程，以达到让一个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长时间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妥协给其利益的不法目的。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是原件，并且大部分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了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有于振魁与“王总”的，还有于振魁和张义武的聊天记录。首先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十五条：“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所以我们不认可打印出来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在假设聊天内容均为真实情况下，被上诉人与“王总”并不认识，无法控制一个陌生人说什么，也不清楚聊天内容说的什么意思，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没有任何证明效力。第三，闪电狗公司与博尔斯曼合作过程中，于振魁与张义武大部分是见面的形式聊的合作事宜。于振魁与张义武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在假设聊天内容均为真实情况下，片段式的文字中可以证明双方聊过合作事宜（如上诉人提供的3月1日后的聊天记录，于振魁在向张义武咨询项目问题；4月7日聊天记录上方于振魁称“合作意义不能互补优势”），片段式的文字证明博尔公司与闪电狗公司有过经济往来，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合作协议》的真实。双方聊天记录措辞中的诸如“还款”，也是指的“合作协议”中归还保证金的意思。还有一些片段式的文字，因为时隔1年多，现在根本无法还原双方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认为聊天记录不仅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反而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六、上诉人缺少契约精神，做事不诚信，不尊重法庭，为了实现不法目的使用各种手段。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合作时，信誓旦旦称自己重视合同，有契约精神，但是合作中，了解到被上诉人经营的空气压缩机销量不错，账户流水不少，竟然动了获取不义之财的歪心思。在二审开庭调查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先是出示了补充上诉状和此前没出示过的聊天记录，“补充上诉状”与“上诉状”比较，并没有实质性新理由，用了大量诸如：“百分之百”、“坚信”等掺杂主观推测的字眼，将一审的败诉归结于“一审法院未严格审查”，在总共5页的补充上诉状中用了近3页完全写被上诉人构成妨害作证、高利转贷等不属于中院民庭管辖的内容，拖延了案件审理时间。另外，上诉人称此前一直有聊天记录，但是从未出示,等到二审庭审调查出示，这显然也是不正常的。上诉人这样做，一方面不尊重法庭，浪费诉讼资源，让被上诉人无法开展正常商业活动；另一方面，我想上诉人的目的，还有通过借本来很严肃的法庭进行“表演”，宣读这些来恐吓、威胁被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振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共计161.77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振魁原系闪电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有陈亚玲、于振魁、徐妹芳三人。2019年3月20日，闪电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振魁与冰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位杰就宠物食品、用品经营等事项签订了合作协议。2019年6月5日，闪电狗公司的股东于振魁等三人将其享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义武和程义博二人，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原告主张其经营的闪电狗公司，在转让前与被告博尔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闪电狗公司向博尔公司借款共计464万元，并提供借款合同等作为证据证明，但该借款合同书上未有被告博尔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义武的签名或者盖章。 被告博尔公司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辩称涉案的464万元是答辩人支付的保证金；涉案的600余万元，系闪电狗公司返还给博尔公司的保证金，以及给付的货款，不是原告主张的借款。被告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供了合作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告关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于振魁关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应将多收取的利息予以返还的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振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79.5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于振魁负担。 二审中，于振魁提交证据五组。证据一、于振魁与王雅琳微信聊天记录、于振魁与张义武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于振魁在2019年2月20日通过朋友王雅琳介绍并提供张义武手机号码，于振魁与张义武于当日联系并添加了微信，微信记录了于振魁与张义武自2019年2月20日认识之后的所有联系内容，内容均是与借款、高额利息、还款有关，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义武收取高额利息，涉嫌高利转贷。证据二、（2019）鲁1502民初8240号案诉状、借条等卷宗资料。证明：该案属于张义武另行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该案中张义武提供的证据借条与本案中于振魁提供的证据借条格式相同，均是张义武对外放贷设计的格式版本借条，一审判决以借条中无博尔公司盖章和张义武签字否认借条效力的观点错误，同时证明张义武长期以格式版本借条收取高额利息放贷，属于职业放贷人，并且其涉嫌非法获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和套路贷。证据三、闪电狗公司真实印章使用资料。证明：博尔公司、张义武一审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中的印章与真实印章不符，该印章及《合作协议》均系博尔公司、张义武伪造和倒签，博尔公司、张义武伪造证据编造事实，涉嫌犯罪。博尔公司、张义武质证称，关于证据一，对上诉人与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记录中可以看到该王总仅是发送了张义武的电话，如果是从该时间后张义武和上诉人才认识，那么张义武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出借大额资金。对上诉人与张义武的聊天记录在一审中上诉人并未出示手机审查证据记载载体，通过该手机查看其微信记录可以看到其提交的截屏打印件并非全部的聊天记录，比如，2019年4月3日张义武发送信息“于总，笼子图片给我”然后上诉人随即发送了多张宠物与笼子的图片，可以印证双方关于宠物用品合作协议的相关事宜，4月4日上诉人又发送两张图片均是关于宠物食品的图片，然后还有双方的微信转账记录，由此可看出上诉人与张义武个人之间可能存在资金的来往。因此该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关于利息还款等的文字有可能与该微信转账有关，但并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大额资金来往的款项性质。对于该微信记录请上诉人提交完整的截屏。其原来提交的打印件为选择性截取了片段，因此所反映的信息也不可能是双方交流的全部信息。关于证据二，对（2019）鲁1502民初8240号案件的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与本案无关联性，也无法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特别强调该案件中的借条为杭州叩叩公司所出具，而于振魁原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借条上也有三人的签字，既然该版本在叩叩公司借款时上诉人就已经使用过，那么其也可在其他场合使用该版本，比如在本案中制作的借条，因此该版本更可能是上诉人使用的，而不是其诉称的被上诉人的格式版本。关于证据三、对委托加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协议书加盖的闪电狗公司的公章，可以清晰地看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中的加盖的闪电狗的公司公章完全一致，稍后被上诉人也将提交加盖闪电狗公司公章以及法人章的其他资料进一步印证。 博尔公司、张义武提交证据两组。证据一、2018年2月8日变更银行账户申请书原件一份。该证据上加盖有闪电狗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以及招商银行振兴路支行的柜面业务专用章和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账户管理专用章。证据二、2018年5月9日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该证据上也加盖了闪电狗公司的公章。通过将上述两份证据、于振魁提交的委托加工协议书，以及博尔公司、张义武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中加盖的公章进行对比即可判断出公章的一致性，合作协议并非伪造，而且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张义武和于振魁聊天记录中关于宠物用品的聊天记录、图片相互印证，以上足以说明两公司之间资金来往的性质并非借贷。于振魁称庭后提交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但其庭后并未提交。 于振魁提交了鉴定申请书一份，申请对《合作协议》的印章真伪、印章和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以便查清事实。同时提交了传唤冯位杰、程燕燕到庭接受调查申请书一份，申请冯位杰、程燕燕到庭接受调查。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于振魁在一审中诉求的金额为1617700元，在上诉状中诉求的金额为1617700元，后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又将诉求的金额改为1892360元。在该种情况下，本案未能调解成功，对于振魁新增加的274660元，本院不予审查，于振魁可就该部分数额另行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本案中，案涉款项是自愿支付的，事后于振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被上诉人通过民间借贷收取了超过法定上限的利息、构成不当得利，应由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交的借条系复印件，由其单方制作，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其与张义武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实提到了类似用钱、还钱、利息的内容，但也存在有关公司业务的聊天内容；双方资金往来账户既有博尔公司、闪电狗公司账户，也有于振魁、张成武个人账户，现在闪电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于振魁变更成了张成武，资金用途不明。据此，本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于振魁现在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关于于振魁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及申请冯位杰、程燕燕到庭接受调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在本案中，于振魁申请冯位杰、程燕燕到庭接受调查，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准许。于振魁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与其要证明的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无关联、无意义，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于振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359.3元，由于振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召勇 审判员  孔繁奎 审判员  孙久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刘豪 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