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9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忠，男，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聿德，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希，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益泰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37号1幢218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忠。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聿德，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希，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丽君，女，1964年7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苏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苓，江苏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忠、苏州益泰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益泰元）因与被上诉人宋丽君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0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忠、苏州益泰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丽君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丽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投资回款分配条件认定错误。叶忠与宋丽君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须根据最终投资项目的经营情况及约定由双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根据该约定，叶忠与宋丽君对苏州益泰元对外投资项目的收益分享和亏损分担应当在投资完全结束后根据项目的最终经营状况及投资约定进行款项结算和分配，任何提前分配、分期分配均无合同依据和约定。由于两个投资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叶忠与宋丽君的最终收益和亏损情况无法确定，因此，宋丽君主张分配投资收益款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且苏州益泰元虽确实从两个投资项目中取得了一定收益，但两个项目尚未最终完结，苏州益泰元也并未向其合伙人周前和叶忠做出过任何利润分配，因此案涉收益款项还不具备分配条件，一审认定有误。二、一审对于苏州益泰元应承担投资回款付款义务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叶忠与宋丽君签订的协议中，苏州益泰元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故该协议的约定和效力不当然及于苏州益泰元，因此宋丽君主张苏州益泰元向其承担投资回款的付款义务没有法定或约定依据。其次，一审判令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投资回款的判决，实际上认定了宋丽君为苏州益泰元的隐名股东，而且该判决亦没有考虑苏州益泰元的经营成本、费用的分担。三、一审判决对于苏州益泰元为投资项目产生管理经营成本的事实未查明。苏州益泰元是为苏州高新百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百丰公司）和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发融富）两个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而专门设立的合伙企业，因此，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宋丽君对两个项目享受收益分配的同时，也应当对苏州益泰元因运营和管理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成本和开支进行分担。一审中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交了上述成本的明细，但一审法院未进行进一步的查明。四、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适用法律不当。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结算和支付投资项目收益的条件尚未成就，叶忠、苏州益泰元并不存在拖欠宋丽君任何款项的行为，因此无需支付任何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另外，即便叶忠、苏州益泰元构成逾期付款，宋丽君主张的6%逾期付款标准也无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宋丽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叶忠、苏州益泰元应当支付投资回款以及支付时间。1.宋丽君诉请的投资回款金额19516931元，包括两个部分，减资款14659375元，分红款4857556元。双方协议没有约定减资款的返还时间，因此叶忠、苏州益泰元应当在收到减资款后，将减资款的一半金额支付给宋丽君。2.双方协议约定，对外投资项目的重大事宜、信息及决策，双方均应告知对方。减资属于重大事项，叶忠却没有告知宋丽君，也没有在收到减资款后合理期间内向宋丽君支付一半的减资款，因此其应当返还该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3.苏州益泰元在案涉的两个投资企业中均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不存在投资款之外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存在苏州益泰元需要支出款项的可能。二、关于叶忠、苏州益泰元应当共同承担向宋丽君支付投资回款的责任。案涉两个股权投资，实际是挂靠在苏州益泰元名下，双方在协议书中亦明确苏州益泰元的有限合伙人周前对案涉两个项目的投资不拥有任何权益。叶忠在案涉协议中的签字既代表个人，也代表苏州益泰元。现宋丽君提供的证据证明苏州益泰元已收到两个投资项目的减资款以及分红款。三、按照叶忠、苏州益泰元的主张，案涉投资项目指向的两个企业如果永远不关闭清算，宋丽君便永远无法获得收益分配，显然与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不一致。四、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协议约定，叶忠、苏州益泰元有义务及时告知宋丽君减资及分红的情形，但叶忠、苏州益泰元均未履行相应义务，现宋丽君给予一个月的合理期限，要求自合理期限届满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另外，宋丽君主张6%的年利率并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至1.5倍。宋丽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叶忠、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投资回款1870万元(暂定金额，以经最终调查核实的金额为准)；2.判令叶忠、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00万元(暂定金额，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苏州益泰元实际得款一个月后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请求按年利率6%的标准判决至叶忠、苏州益泰元付清款项时止)；3.叶忠、苏州益泰元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宋丽君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叶忠、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投资回款19516931元；2.判令叶忠、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苏州益泰元实际得款一个月后计算至叶忠、苏州益泰元付清款项时止，具体为起算点为：以218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1日起计算；以2563385.5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3日起计算；以23125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0日起计算；以223986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0日起计算；以623309.5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5日起计算；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以287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计算；以62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以937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3.叶忠、苏州益泰元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宋丽君与叶忠原均系开关二厂股东，开关二厂持有高新百丰公司、国发融富的股权。2015年7月27日，开关二厂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将公司对外投资于高新百丰公司、苏州国发融富的全部股权投资（到目前投资款金额为2995万元），以2995万元的金额全部转让给苏州益泰元（暂定），所有的公司对外投资的股东相应的权利义务须一并全部转移。2015年7月27日，叶忠（甲方）与宋丽君（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为苏州开关二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关二厂）的现股东，共同持有公司全部出资及对应的股东权益。双方均有意向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协商谈判出售公司的股权，并为此对公司现有的一些非经营资产拟进行处置。故此，双方平等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如下约定：1、甲乙双方均同意，如股权转让事宜与鑫龙公司达成一致的，双方同意将公司对外投资于高新百丰公司、国发融富的全部股权投资（到目前投资款金额为2995万元），以2995万元的金额全部转让给苏州益泰元，并同意对此签署股东会决议并配合办理全部手续；2、双方均特此确认，无论苏州益泰元实际登记合伙人情况，双方均认可上述苏州益泰元所受让的对外投资项目为甲方与乙方各占50%共有，该对外投资项目根据其最终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及约定，投资人所获取的收益及亏损，无论盈亏，均由甲方和乙方各持50%平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3、对外投资项目的重大事宜、信息及决策，甲乙双方均应告知对方，为投资者的共同利益而协商共同作出有关决策并配合相关事宜。2015年11月1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开关二厂的股东由叶忠、宋丽君变更为鑫龙公司、宋丽君。2015年7月27日，叶忠与案外人周前（叶忠与周前系夫妻关系）签订《苏州益泰元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名称为苏州益泰元，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实体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中小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中小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其他资本运作策划业务。合伙人共两个，普通合伙人叶忠，以货币出资800万元，总认缴出资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于2040年7月31日前一次性缴付；有限合伙人周前，以货币出资200万元，总认缴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于2040年7月31日前一次性缴付。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如下方式分配：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对单个股权投资项目产生的盈利，由实际参与投资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分担。同日，叶忠与案外人周前作为苏州益泰元合伙人确认委托叶忠为执行合伙人。2015年8月3日，苏州益泰元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2017年5月2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苏州益泰元合伙人出资额由叶忠2400万元、周前600万元变更为叶忠30万元、周前2970万元。2016年1月22日，苏州益泰元向开关二厂支付高新百丰公司、国发融富全部投资款2995万元；同日，开关二厂代宋丽君向苏州益泰元支付1497.5万元。高新百丰公司于2009年5月14日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玉根，叶忠为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8月18日，高新百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做出如下决议：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公司股东开关二厂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000万元股权(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20%)全部转让给苏州益泰元；2、本公司其他股东放弃对开关二厂向苏州益泰元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3、同意修改本公司章程，并由本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5月3日，高新百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就王玉南将其持有的高新百丰公司2300万元的出资股权中的375万元股权转让给高新百丰公司现有股东之外的人黄平一事，经全体股东讨论，一致同意王玉南将该股权转让给黄平，无论其转让条件如何，其他所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高新百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1、经王玉南将其持有的高新百丰公司2300万元的出资股权中的375万元股权转让给黄平、王玉南将其余1925万元高新百丰公司股权分别按各股东持股比例(股东原出资额/7700万)转让给高新百丰公司其他股东(不含黄平)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如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0元，其中苏州益泰元出资2500万元，占比25%；邵建军出资2500万元，占比25%；高玉根出资2500万元，占比25%；王泳出资500万元，占比5%；胡卫林出资375万元，占比3.75%；孙建强出资250万元，占比2.5%；顾坤楠出资250万元，占比2.5%；龚涛华出资250万元，占比2.5%；许伟明出资250万元，占比2.5%；苏州市山花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出资250万元，占比2.5%；黄平出资375万元，占比3.75%。2、通过修改后的章程修正案。2016年5月2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高新百丰公司的股东由王玉南、高玉根、邵建军、开关二厂、王泳、胡卫林、孙建强、顾坤楠、龚涛华、许伟明、苏州市山花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变更为：高玉根、邵建军、苏州益泰元、王泳、胡卫林、孙建强、顾坤楠、龚涛华、许伟明、苏州市山花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黄平。2016年9月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高新百丰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3600万元。据此，宋丽君按照苏州益泰元的持股比例，推算出苏州益泰元于2016年9月收取减资款1600万元。2017年7月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高新百丰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变更为1300万元。据此，宋丽君按照苏州益泰元的持股比例，推算出苏州益泰元于2017年7月收取减资款575万元。2017年3月，高新百丰公司个人股东收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孙建强、顾坤楠、龚涛华、许伟明均为25万，胡卫林、黄平均为37.5万元，王泳为50万元，高玉根、邵建军均为250万元。2017年9月，高新百丰公司个人股东收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孙建强、顾坤楠、龚涛华、许伟明均为12.5万，胡卫林、黄平均为18.75万元，王泳为25万元，高玉根、邵建军均为125万元。2018年3月，高新百丰公司个人股东收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孙建强、顾坤楠、龚涛华、许伟明均为18.75万，胡卫林、黄平均为28.125万元，王泳为37.5万元，高玉根、邵建军均为187.5万元。据此，宋丽君按照苏州益泰元的持股比例，推算出苏州益泰元于2017年3月收取分红款250万元，于2017年9月收取分红款125万元，于2018年3月收取分红款187.5万元。宋丽君所推算的上述高新百丰公司向苏州益泰元支付的减资款和分红款合计2737.5万元。其中被告对2016年9月的减资款1600万元有异议，认为该笔减资款应为1330万元，并提交相应的银行回单和高新百丰公司出具的减资明细表，该银行回单显示2016年7月28日，高新百丰公司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1330万元，减资明细表载明实际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1330万元。叶忠、苏州益泰元对苏州益泰元收取高新百丰公司减资款及分红款的时间、金额、合计金额1137.5万元不持异议。国发融富于2010年1月20日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2015年8月12日，国发融富作出变更决定书，一、根据《国发融富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同意原有限合伙人姚良荣将持有的国发融富9.375%的财产份额(即1762.5万元出资)以1762.5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傅行宏。其他合伙人放弃优先受让权；二、根据《国发融富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同意原有限合伙人开关二厂将持有的国发融富6.25%的财产份额(即1175万元出资)以1175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苏州益泰元。其他合伙人放弃优先受让权；三、同意原合伙人姚良荣退伙，其财产份额已经转让给新合伙人傅行宏；四、同意原合伙人开关二厂退伙，其财产份额已经转让给新合伙人苏州益泰元。2015年10月26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国发融富的合伙人由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恒润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中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陆建新、姚良荣、沈宇超、陆祥元、许学雷、苏州新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关二厂，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恒润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中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陆建新、傅行宏、沈宇超、陆祥元、许学雷、苏州新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益泰元，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6月20日，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4375000元；2017年5月12日，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2812500元、分红款2314271.71元；2017年12月19日，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分红款462500元；2018年2月9日，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206250元、分红款241722.99元；2018年5月4日，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减资款175000元、分红款1071619.96元。上述款项合计11658862元。叶忠、苏州益泰元对上述苏州益泰元从国发融富处收取的减资款及分红款的时间及金额不持异议。叶忠、苏州益泰元对宋丽君享有苏州益泰元从高新百丰公司、国发融富收取的减资款、分红款50%的收益权无异议，但认为收益尚不具备分配和结算条件，为此发生争议。另，宋丽君提交（2018）苏0505民初398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高新百丰公司确认4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玉南已经通过股权相抵的方式履行完毕。宋丽君认为苏州益泰元在高新百丰公司享有2000万元股份，增加的500万元股权是由原2000万元股权通过股权置换得来。宋丽君提交（2016）苏0505民初4049号案件庭审笔录，载明苏州益泰元确认2016年5月3日，王玉南将500万元股份转让给苏州益泰元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9月7日高新百丰公司注册资本从1亿元减资为3600万元，减资后高新百丰公司的出资额为900万元，股权比例为25%。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交苏州益泰元2019年度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苏州益泰元所取得的投资项目收益仍在账户内，尚未对合伙人进行分配。宋丽君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叶忠、苏州益泰元未提供全部的银行流水明细，且其中50%的回款叶忠、苏州益泰元也无权分配。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交其自行制作的2015年至2018年度苏州益泰元管理费用汇总，费用和成本支出共计3569698.08元。宋丽君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叶忠、苏州益泰元应提供原始凭证及交易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宋丽君所主张的投资收益金额以及是否符合分配和结算条件。对此，宋丽君认为，在苏州益泰元收到减资及分红款后，在合理期间内即应向宋丽君分配收益，但叶忠、苏州益泰元认为，应在项目结算时分配收益，现项目尚未结算，分配收益的条件未成就，同时运营项目的成本也应由宋丽君承担50%。一审法院认为，宋丽君与叶忠协商订立的协议书依法成立有效。宋丽君、叶忠、苏州益泰元均确认苏州益泰元投资高新百丰公司及国发融富的收益应由叶忠、宋丽君各享有50%。关于苏州益泰元已获投资回款收益金额，宋丽君主张的苏州益泰元从国发融富处取得收益及减资款的金额及时间，提供了国发融富确认的银行流水复印件，且叶忠、苏州益泰元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收款时间及合计金额11658862元予以确认。宋丽君主张的苏州益泰元从高新百丰公司取得收益款的金额及时间，系通过推算得出，叶忠、苏州益泰元抗辩对其中2016年9月的减资款1600万元不予认可，且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供了其收款的银行回单及高新百丰公司出具的减资明细表均显示减资款金额为1330万元，宋丽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州益泰元该笔实际收益金额，故被告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笔减资款为1330万元，收款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另，叶忠、苏州益泰元对宋丽君主张的苏州益泰元从高新百丰公司取得其他收益款的金额及时间均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他收益款的时间及合计金额1137.5万元予以确认。关于投资回款分配与条件，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仅约定“根据最终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及约定”，同时也约定“投资人所获取的收益及亏损”均由宋丽君与叶忠各半平分，而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关于收益分配条件的约定理解方面存在分歧。对合同约定的解读应遵循平等保护与诚实信用原则，应保护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对于自己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与信赖权利。苏州益泰元在高新百丰公司与国发融富的股权来源于开关二厂的转让，来源于开关二厂当时的股东宋丽君与叶忠之间的协议约定，故苏州益泰元系合同中约定的“投资人”。根据叶忠、苏州益泰元陈述，项目最终完成应以苏州益泰元资金完全退出高新百丰公司及国发融富为准，但对于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与实际进展情况，叶忠系高新百丰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州益泰元作为两家股东，两者均有更为便利的条件予以举证说明，但叶忠与苏州益泰元均未对此尽到举证说明的义务，结合庭审查明苏州益泰元收到减资款与分红的客观情况，可合理推断宋丽君与叶忠通过苏州益泰元投资于高新百丰公司与国发融富，高新百丰公司与国发融富逐步减资让股东逐步收回出资成本，并分配利润使股东获取项目红利的投资收益方式。而叶忠关于以资金完全退出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作为项目完成并作为最终结算的条件的陈述，并据此抗辩拒绝就苏州益泰元已获得的收益及减资款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有违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共享收益的目的。叶忠以未收到苏州益泰元分配的款项为由拒绝向宋丽君支付，但苏州益泰元对外投资股份均来源于叶忠和宋丽君，叶忠与周前系夫妻关系，工商登记的合伙份额是为设立合伙企业的需要，叶忠为苏州益泰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忠实际控制苏州益泰元，具备支配苏州益泰元向宋丽君支付的能力与条件。且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了关于对外投资项目重大事宜、信息、决策的报告义务，在苏州益泰元已收取减资款和分红的情况下叶忠未按约定向宋丽君进行报告，且不在合理期限内向宋丽君进行分配，未尽到诚实守信的义务。综上，宋丽君主张就苏州益泰元所获得的减资款和分红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根据合同法约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宋丽君主张被告应在收款后一个月合理期限内付款，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叶忠、苏州益泰元应向宋丽君支付投资回款18166931元[（11375000+11658862+1330000）×50%]，且苏州益泰元、叶忠在收款后未在合理期限内向宋丽君履行付款义务，违反合同目的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宋丽君主张被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核算为截至2019年3月31日为2243451.83元，之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8166931元未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叶忠、苏州益泰元实际付清之日止。逾期利息具体计算方式见下表：            收益金额              应分配金额              应分配时间              逾期天数（截至2019年3月31日）              逾期利息损失                  4375000              2187500              2016年7月21日              983               353476.03                   2812500              1406250              2017年6月13日              656               151643.84                   2314271              1157135.5              2017年6月13日              656               124780.42                   462500              231250              2018年1月20日              435               16535.96                   206250              103125              2018年3月10日              386               6543.49                   241722              120861              2018年3月10日              386               7668.88                   175000              87500              2018年6月5日              299               4300.68                   1071619              535809.5              2018年6月5日              299               26335.40                   13300000              6650000              2016年8月29日              944               1031934.25                   5750000              2875000              2017年9月1日              576               272219.18                   2500000              1250000              2017年5月1日              699               143630.14                   1250000              625000              2017年11月1日              515               52910.96                   1875000              937500              2018年5月1日              334               51472.60                                                                               2243451.83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及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供的合伙企业运营成本是否成立，应否从宋丽君主张的投资回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宋丽君与叶忠签订协议从而设立苏州益泰元，苏州益泰元持有高新百丰公司及国发融富的股权系来源于宋丽君与叶忠共同投资的开关二厂的转让，苏州益泰元系双方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人”，其后叶忠与其妻子周前登记为苏州益泰元的合伙人，叶忠为苏州益泰元的执行合伙人，且叶忠、苏州益泰元确认宋丽君享有苏州益泰元获取收益的50%，实际上即确认了宋丽君享有从苏州益泰元获取收益的权利。叶忠与宋丽君签订协议书，应根据协议向宋丽君承担付款义务，同时苏州益泰元作为投资收益的实际获得者与持有者，亦应向宋丽君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叶忠、苏州益泰元抗辩称苏州益泰元的管理经营成本应由宋丽君承担50%，并在收益中予以扣除，叶忠、苏州益泰元仅提交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格，未提交明确证据证明管理经营成本的发生及金额，故对叶忠、苏州益泰元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碍难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叶忠、苏州益泰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宋丽君投资回款1816693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为2243451.83元，自2019年4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8166931元未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叶忠、苏州益泰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51406元，由叶忠、苏州益泰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叶忠、苏州益泰元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2015-2018年度苏州益泰元的管理费用汇总及相应票据凭证复印件，拟证明2015-2018年度因涉案两个投资项目已产生费用和成本共计人民币2144838.28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丽君质证意见：1、对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形成时间在一审庭审前，均不属于新证据；2、对发票显示的费用发生与否、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苏州益泰元没有任何关联，与案涉项目也无关，但费用发票中出现了“苏州工业园区银瑞资产管理公司”的“物业管理费”等项目的发票，苏州益泰元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任何与场地租赁使用有关的费用。另外，费用发票中存在大量的个人发生费用的发票，这些费用均与苏州益泰元的经营没有任何关联。苏州益泰元仅作为案涉投资项目公司的股东，不会发生经营成本和经营费用。双方约定的“共担风险”是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共担，不是对苏州益泰元的风险共担。3、叶忠、苏州益泰元应当提供对应的财务账册和财务报表，现其在宋丽君要求下仍未提供，故上述证据不应被采信。4、叶忠、苏州益泰元提供上述证据的目的在于抵销，应当提起反诉，故不应在本案中予以理涉。本院根据各方举证质证，并经核对证据原件，当事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叶忠与宋丽君系对案涉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共担责任，上述证据并不能明确系为投资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支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的股东出资情况中显示，苏州益泰元享有的股权均在2011年5月5日前完成了出资。苏州益泰元系2015年7月27日设立，与双方签订协议为同一日。二审又查明，苏州益泰元设立时，叶忠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周前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叶忠与宋丽君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有义务按约履行。现双方对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已向苏州益泰元支付了36333862元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叶忠、苏州益泰元是否应当支付宋丽君投资回款；二、叶忠、苏州益泰元是否应当支付相应逾期利息；三、叶忠、苏州益泰元主张宋丽君应当承担苏州益泰元的经营成本能否成立，是否可以从应付投资回款中扣除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叶忠、苏州益泰元主张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一方面应当在投资完全结束后才可以分配，另一方面苏州益泰元对叶忠和周前作出利润分配后才可以分配。但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情况，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向苏州益泰元支付了减资款和分红，而上述款项已经属于确定可以分配的收益，且该收益的分配不影响苏州益泰元继续承担投资高新百丰公司和国发融富需要承担的风险，故叶忠、苏州益泰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应当及时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将其中的50%支付给宋丽君；苏州益泰元系在案涉协议同一日设立，且是由叶忠作为执行事务和合伙人的合伙企业，结合双方协议约定，叶忠可以代表苏州益泰元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且苏州益泰元此后收取了宋丽君支付的投资款，亦应知晓宋丽君实际享有的投资项目收益比例，故其内部是否进行分配或如何分配不影响宋丽君享有的份额，现其已收到相应款项，应当及时支付给宋丽君。综上，一审法院判令叶忠、苏州益泰元共同返还上述款项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协议明确约定“对外投资项目的重大事宜、信息及决策，甲乙双方均应告知对方，为投资者的共同利益而协商共同作出有关决策并配合相关事宜。”叶忠在苏州益泰元收到两个投资项目的减资款、分红款后，未按照约定及时告知宋丽君相应事项，致使宋丽君通过诉讼才获悉其享有的具体金额，叶忠的行为构成违约。一审以苏州益泰元收到款项后一个月确定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妥。由于叶忠、苏州益泰元构成违约，宋丽君有权主张逾期利息，现宋丽君主张6%的年利率并未过高，一审予以支持亦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为取得两个投资项目收益付出的成本才属于双方应当分担的部分，上述投资项目的成本投入在苏州益泰元设立之前便已完成，现无证据证明苏州益泰元为获得本案诉争减资款、分红款进一步向两个投资项目付出了相关费用，且苏州益泰元的经营成本应从企业资产中列支，故叶忠要求将苏州益泰元的经营成本直接从宋丽君享有的减资款、分红款中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叶忠、苏州益泰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406元，由上诉人叶忠、苏州益泰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小安审 判 员 冯月青审 判 员 李晓琼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泽玮书 记 员 张嘉旻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