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民终4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丰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人民西路西湖锦园二层198号。 破产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公用事业气象局综合楼202室。 诉讼代表人：林蓉，破产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峰、尤戈镭，浙江司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常锋，男，198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夏，上海兰迪（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九寿，男，195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芳，女，195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爱光，男，194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俊，男，197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温州丰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泰顺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9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丰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相关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丰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一审认定“泰顺县仁爱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爱医院）70%股权所负担的债务有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的7248.8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1.丰源公司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其中关于“85位债权人融资的7248.8万元”的表述为“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但仁爱医院成立于2011年9月15日，实缴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仁爱医院与泰顺县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4月4日和2014年10月27日签订的二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缴交土地出让金的时间在2014年的5月和11月；另朱常峰向一审提供的“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公函”等证据显示，仁爱医院于2014年12月开始主体建设施工至2017年9月停工，期间陆续支付承包单位工程款。因此，“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自2011年即开始的借款融资”与仁爱医院并无关联性。本案没有“85位债权人”的债权凭证，没有仁爱医院的财务帐薄，没有证据证明仁爱医院存在“7248.8万元债务”，一审径行认定违背事实。2.根据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的陈述，仁爱医院项目目前尚停留在建设施工阶段，账面资产清晰可鉴，支出包括：两宗土地出让金及土地整理费用约计1600万元，建设工程款约4000万元，合计约5600万元；而仁爱医院实缴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借款融资有丰源公司2440万元、邵九寿投入780万元、李小芳投入780万元，上述合计已达6000万元左右。仁爱医院的账面资产与负债大致相当。仁爱医院账面资金充裕，足以支付项目建设工程所需的各项规费合同价款，并不存在向社会借款融资“7248.8万元”的现实需求和正当理由。3.仁爱医院的财务帐薄应清清楚楚记载是否存在所谓“7248.8万元”债务，而财务帐薄均由朱常锋保管控制。正因如此，丰源公司请求一审依法分配举证责任，由朱常锋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提交财务帐薄，以查明所谓“7248.8万元债务”事实。但令人不解的是，一审既对丰源公司的申请不置可否，又没有认定“7248.8万元债务”事实的说理与依据。4.仁爱医院向丰源公司借款2440万元，仁爱医院原始股东夏爱光60%股权和吴俊10%股权为该债权担保而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这种特殊的股权质押方式，并未受法律所禁止，丰源公司依法享有对该70%股权的优先受偿权。该70%股权与丰源公司的债权能否实现息息相关，但与所谓的“7248.8万元债务”不具关联性。（二）一审认定“丰源公司在本案中选择债权转股权，丰源公司实际上接受了夏爱光、吴俊分别持有仁爱医院60%、10%股权，合计70%股权以抵偿丰源公司出借给仁爱医院所负债务2440万元和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的债务7248.8万元”、“夏爱光、吴俊以其原先质押的股权经债转股协议方式进行抵债，将质押的股权转让给丰源公司，属于夏爱光、吴俊处分其股权行为，丰源公司自愿接受，其意思表示真实”是错误的。1.毋庸置疑，涉案协议签署之前，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之间仍然存在244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夏爱光、吴俊将持有的仁爱医院股权过户至丰源公司名下，是在当事人之间成立股权质押关系。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夏爱光、吴俊明确对涉案协议中“自愿放弃其名下70%股权”的约定表示异议，并主张应恢复其股权登记。可见，涉案协议签订时，夏爱光、吴俊并没有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2.丰源公司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签订《债权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债权转股权。丰源公司和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同意仁爱医院作价1.6亿元为基础折算股权。涉案协议中约定的仁爱医院1.6亿元净资产构成包括：朱常锋出资5051.2万元，邵九寿780万元、李小芳780万元、丰源公司2140万元及7248.8万元的债权转股权。丰源公司基于上述认知而签署涉案协议，并以此作为办理债转股法律手续的基础文件。3.《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7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如果仁爱医院未增加注册资本金至1.6亿元，涉案协议约定的债转股目标就无法实现。换言之，若仁爱医院未增加注册资本金，涉案协议中所有的债权换算成股权的结果，都是错误的。4.在涉案协议作为债转股合同履行的情况下，丰源公司所持的13.375%股权价值等于2140万元。但若将涉案协议视为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在仁爱医院资不抵债情况下的履行结果，丰源公司所持的13.375%股权价值小于267.5万元。因此，涉案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合同而实际履行，违背合同的初衷。若涉案协议本来就不是以债转股为目的，那么，认知错误必然导致草率签约和股权价格约定的失真失衡。（三）一审认定“本案被告作为债务人的仁爱医院股东在后续订立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中也无优势利用，亦无隐瞒债权转股权的股权有负担之情形”是错误的。1.将“7248.8万元债务”作为仁爱医院1.6亿元资产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涉案协议的主要内容，并且冠以“关乎眼下地方金融风险的化解和社会稳定”之名，打着已经政府相关部门调解旗号，最终导致债转股的失真失实，这本来就是一种隐瞒和欺骗。一审不作查证却推定该7248.8万元债权系某股权之负担，完全背离事实。2.《债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丰源公司虽然作为仁爱医院的显名股东，名义上持有仁爱医院70%股权，但实际上并不了解仁爱医院的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仁爱医院控制权仍在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一方。毫无疑问，在涉案协议订立过程中，朱常锋、夏爱光等人利用资讯不对称和天然地域优势，拥有不容置疑的签约主动权、话语权。3.邵九寿、李小芳已经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分别持有仁爱医院股权4.875%。表明涉案协议完全按照股权转让方式履行，增资扩股已成为不可能。此后，即便朱常锋不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向仁爱医院出资5051.2万元，也毋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该涉案协议约定的朱常锋出资义务，仅仅只是债转股价格的虚设构成。4.诡异的是，原本属于夏爱光所有的60%和吴俊所有的10%股权，因涉案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最终归于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夏爱光和吴俊竟然称股权自愿归零而无须受让方支付任何对价，此与其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强烈主张还原股权的态度大相径庭，如此咄咄怪事，难以排除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之间相互串通，刻意隐瞒真相，进行私下暗黑交易之事实。（四）一审认定“本案实质上属朱常锋是否履行合同义务问题”是错误的。1.涉案协议第三条约定，“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由乙方（朱常锋）负责与债权人协商处理和承担偿还责任”。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如果存在朱常峰与“7248.8万元的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法律关系，转让合同主体就应包括“7248.8万元债权人”和仁爱医院。没有“7248.8万元的债权人”和仁爱医院加入协议，就不能成立债权的让渡和债务的移转。2.假如“7248.8万元债权”真实存在，债权人仍然只能向仁爱医院主张债权，而并无法律上或合同依据直接要求朱常锋偿还债务。“负责与债权人协商处理和承担偿还责任”是在丰源公司与朱常锋之间的约定，设定朱常锋向不确定的第三方履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如朱常锋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该约定义务，也无义务向仁爱医院和“7248.8万元债权人”承担责任。丰源公司和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也无权要求朱常锋向该不确定的“7248.8万元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3.涉案协议第十条约定“7248.8万元的债转股，委托朱常锋代为持股45.3%”，因此，不管朱常锋有否偿还“7248.8万元的债权”，均不影响涉案协议中约定的仁爱医院净资产1.6亿元构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签订涉案协议时设定的股权折算价格是否公平合理，在涉案协议已不能按照债转股协议履行情况下，朱常峰此后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有否偿还与“7248.8万元的债务”，对判断本案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没有任何意义。（五）一审认定“从丰源公司从事理财行业的实际经验看，其懂得让与担保规则。按日常生活逻辑推断，丰源公司在后续与朱常峰、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订立的债权转股权及股权转让时，主观上不具备无经验、轻率等而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情形”是错误的。1.一审庭审已经查明，仁爱医院通过p2p平台“中潮金服”向丰源公司借款2440万元，资金均来源于温州金管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管家公司）。金管家公司和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陈建东，金管家公司及陈建东于2018年11月6日被司法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18年12月11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金管家公司破产案；2019年8月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丰源公司破产案。2.2018年10月8日陈建东代表丰源公司与朱常峰、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签署涉案协议之时，丰源公司自身正处于内外交困状态。一方面，温州金融主管部门正全面启动网贷机构合规检查，包括金管家公司的p2p平台面临退市清盘；另一方面，由于p2p平台无法履约提现，代表约1.6亿元债权的1000余债权人成立“出借人委员会”，正通过各种剧烈手段向陈建东展开追讨债务活动，p2p平台亟需现金偿还债务。陈建东迫切需要处置对外投资以兑取现金，涉案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的畸形产物。3.股权转让业务具有高度专业性，特别是债转股业务，更是涉及法律、财务、行业等专业领域的分析判断和风险评估，即使当事人“具有从事理财行业实际经验，懂得让与担保规则”，也不见得了解债转股法律关系，并非如一审所称的只需“按日常生活逻辑推断”。有关此类债转股业务，大都有法律财务专业人员参与协助处理。涉案协议签订过程中，没有法律和财务尽职调查，没有仁爱医院资产负债表可供分析，没有资产评估程序。由于陈建东求财求速心切，将尽快取得300万元现金作为签订涉案协议重要目的，加之对净资产和股权价格的关系以及债转股法律后果等缺乏判断能力，便轻率签订《债权股权转让协议》。4.一审认为签署涉案协议是“丰源公司自愿承担商业风险和处分其民事权利行为”，将因合同陷阱所产生的法律风险与正常的债权转股权商业风险混为一谈，对朱常锋未支付对价即受让持有仁爱医院76.875%股权，对丰源公司遭受的严重经济损失，统统归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如此违常悖理的认定让人匪夷所思。5.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法官应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良心自由判断证据，形成内心确信，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人情常理不是法官的个人体验，而是社会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多数人体验，不能随意定义和选择。纵观本案，一审明显滥用自由心证，只要心证而无需证据证明，只要结论而无需论证说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适用合同法第4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并以“合同双方当事人应遵循合同自由和合同严守原则，以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作为驳回丰源公司诉讼请求的裁判理据。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民事法律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但合同自由并非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也不意味着可以巧取豪夺，更不允许损害合同相对方合法权益。民法总则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要求在合同关系中要兼顾双方的利益，公平原则才是本案是否构成“显失公平”的判断基准。因此，本案适用“公平原则”才是正确的。（二）一审适用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但法律在要求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同时，也要求诚信履约。涉案协议的履行过程，未按约定的债转股方式，本来就已经违反“合同严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朱常锋违反合同的结果，不仅无需承担合同责任，反而因此获取巨大利益。“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是判断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而不能作为审视判断合同签订时是否显失公平的法理依据。法院裁判适用法律应当准确完整，本案一审适用合同法第8条规定违反了适法准确性原则。（三）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订立的使当事人之间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合同，标的物的价值和价款过于悬殊，或责任、风险承担明显不合理的，谓之显失公平合同。显失公平合同违反公平原则。一审适用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结果，应当是撤销涉案协议，而不是驳回丰源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以所谓85位“7248.8万元债权人”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作为主要考量因素，以政治正确替代法律判断。但本案涉及1000多位破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事关更广更大的社会维稳，一审漠视涉案协议签订履行造成的显失公平客观后果，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朱常峰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为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夏爱光、吴俊与丰源公司的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的部分债转股法律关系；朱常锋与夏爱光、吴俊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2018年10月8日各方主体签订涉案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让与担保双方当事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到朱常锋名下后，再要求朱常锋持有的股权恢复到丰源公司与夏爱光、吴俊的让与担保状态下，没有法律依据。二、程序上，丰源公司基于签订合同显失公平行使撤销权的只能针对丰源公司自己的2140万元债权转13.375%股权向夏爱光、吴俊主张，没有权利以合同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朱常锋与夏爱光、吴俊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三、实体上，涉案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主体真实意思表示，特别是作为专业金融服务保理公司的丰源公司，在本案中相较于其他各方主体，更具有专业优势，更懂得股权融资概念，也更懂得债转股的法律性质，更知道给仁爱医院融资后无法收回债权的不利后果，更明白仁爱医院负债严重，即便通过诉讼，让与担保的70%股权也无任何变现价值。仁爱医院还有其他民间巨额融资，从而在当地引起了社会维稳问题，出现政府各方主体多次协调，引进朱常锋投资重组，才有了涉案协议等一系列行为，这是丰源公司、朱常锋等人平衡商业利益后作出的选择，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等可撤销事由。四、朱常锋受让股权对价是支付300万元现金及后续工程建设复工投入及7000多万元债务和工程续建风险及将来仁爱医院能否正常运营风险，非丰源公司诉称无任何对价。即便无任何对价，那也是夏爱光、吴俊处置自己股权的行为，且该行为得到了股权让与担保权人即丰源公司认可，协助完成了股权变更行为。所以，不管是从合同法还是民法总则角度，丰源公司的主张均不能得以支持。五、丰源公司诉称的债务7248.8万元是否真实存在及资产作价1.6亿元是否准确，均不是本案审查的重点。这是各方主体当初作出的行为，是议价和妥协的结果，是对仁爱医院当下及未来商业风险预判的结果。至于仁爱医院新股东加入是否必须要增加注册资本，这是公司治理行为，公司法未作强制性规定。本案债转股方式是股权转让，不存在增加资本情形，丰源公司此点理由，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应予维持。 邵九寿、李小芳、吴俊的答辩意见与朱常峰一致。 夏爱光在二审中未发表答辩意见。 丰源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丰源公司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2.撤销丰源公司与朱常锋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朱常锋将持有的仁爱医院56.625%的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丰源公司名下；4.本案诉讼费由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仁爱医院于2011年9月15日设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2017年5月3日，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签订了《抵押物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仁爱医院的厂房、设备作抵押向丰源公司借款4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7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3日止。2017年5月19日，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签订《股权抵押协议》约定：为确保借款合同的履行，仁爱医院愿意以夏爱光60%股权、吴俊10%股权作为借款抵押过户给甲方（丰源公司），抵押期限为一年，抵押期满，借款全部还清后，办理股权抵押解除手续，夏爱光收回55%股权、吴俊收回10%股权，另5%赠与丰源公司。夏爱光和吴俊在《股权抵押协议》上签名，并于2017年5月24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后，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12月14日，丰源公司陆续向仁爱医院交付借款共计2440万元（款项来源于金管家公司P2P平台）。借款期限届满后，仁爱医院未归还丰源公司上述借款。2018年10月8日，丰源公司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签订了《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载明：1.2016年5月起，仁爱医院原董事长夏爱光、法定代表人吴俊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甲方（丰源公司）融资债务2440万元并将其名下70%股权过户抵押给甲方；2.为化解社会融资风险，经协商约定甲方将持有仁爱医院70%股权，其中56.625%转让给乙方（朱常锋）或乙方指定人所有，由乙方或乙方指定人行使股东权利，并自愿协助乙方进行股权重组；3.乙方负责工商变更后15日内偿还甲方债务300万元，余留2140万元以核定仁爱医院总资产1.6亿元债权转股权，占13.375%股权；4.夏爱光、吴俊自愿完全放弃其名下70%股权的赎回权。该协议还约定：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85位债权人融资的7248.8万元由乙方（朱常锋）偿还。丰源公司与朱常锋于2018年10月1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10月19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丰源公司将其名下的仁爱医院56.625%股权转让给朱常锋。此后，由朱常锋经营仁爱医院。但朱常锋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向丰源公司支付300万元及偿还7248.8万元债务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的重大误解系一方利用其优势或利用对方无经验、轻率等而与对方订合同，使对方产生重大误解，从而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首先，本案丰源公司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在签订《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与朱常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丰源公司就与仁爱医院签订《股权抵押协议》，并对股权质押进行了变更登记，且出借了2440万元给仁爱医院。从丰源公司从事理财行业的实际经验看，其懂得让与担保规则。按日常生活逻辑推断，丰源公司在后续与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订立的债权转股权及股权转让时，主观上不具备无经验、轻率等而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情形。其次，本案被告作为债务人的仁爱医院股东在后续订立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中也无优势利用。在债权转股权协议中也披露了仁爱医院70%股权所负担的债务有其出借给仁爱医院的2440万元和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的7248.8万元。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亦无隐瞒债权转股权的股权有负担之情形。再则，丰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本案中选择债权转股权，丰源公司实际上接受了夏爱光、吴俊分别持有仁爱医院60%、10%股权，合计70%股权以抵偿丰源公司出借给仁爱医院所负债务2440万元和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的债务7248.8万元。即夏爱光、吴俊以其原先质押的股权经债转股协议方式进行抵债，将质押的股权转让给丰源公司，属于夏爱光、吴俊处分其股权行为，丰源公司自愿接受，其意思表示真实。之后，丰源公司自持仁爱医院13.375%股权（相当于其债权2140万元），再将其中56.625%股权转让给朱常锋，同时处分了其转股权所负担的债务300万元、7248.8万元给朱常锋。以上系丰源公司自愿承担商业风险和处分其民事权利行为，客观上不可归责于股权无对价的显失公平。此外，本案实质上属朱常锋是否履行合同义务问题。综上，本案不存在因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存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即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不存在致使丰源公司作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的事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应遵循合同自由和合同严守原则，以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丰源公司的诉讼主张不符合可撤销合同之要件，该院不予支持。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关于本案合同不符合撤销之情形的抗辩主张，符合案件实情，该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判决如下：驳回丰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800元，由丰源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 本案二审期间，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均未提交新证据，丰源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年11月6日瑞安市公安局对金管家公司的立案决定书，拟证明金管家公司被刑事立案，陈建东签订涉案协议时正是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时。2.2019年8月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破申4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丰源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3.2018年12月11日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1破申33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金管家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朱常锋、邵九寿、李小芳、夏爱光、吴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都是关于主体的经营状态，与本案要处理的基础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所以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没有证据价值。本院认证如下：1.瑞安市公安局对金管家公司刑事立案的事实尚不足以支持丰源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的诉讼主张与二审中的上诉主张，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具体理由在以下的本院认为部分详细予以阐述），故本院对丰源公司证据1不予认定。2.本院已经根据丰源公司破产程序的相关材料确定丰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等当事人基本情况，丰源公司、金管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与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丰源公司证据2、3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载明：……4.夏爱光、吴俊自愿完全放弃其名下70%股权的赎回权”以及“该协议还约定：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85位债权人融资的7248.8万元由乙方（朱常锋）偿还”，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认定为“《泰顺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债权、股权转让协议》，载明：……4.夏爱光、吴俊自愿完全放弃其名下70%股权的赎回权。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其名下70%的股权全部转让到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名下所有”以及“该协议还载明：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现有债权人共有85人；由乙方（朱常峰）负责与债权人协商处理和承担偿还责任，应包括但不限于对仁爱医院项目审计报告以外的债务；如夏爱光、吴俊等人存在私自挪用上述款项或公司其他资金等非法、违规行为的，乙方永久性享有对原责任人夏爱光、吴俊追偿权。仁爱医院一期需投资约6000万元，亦由乙方负责筹资建设至开业投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并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补充认定：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仁爱医院2000万元注册资本中包含邵九寿、李小芳各300万元出资额（各占15%股权）；涉案协议在首段与第二段表述了缔约原因，首段载明“鉴于……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现有债权人共有85人；由于负债累累……导致无法完成项目建设投运及归还债务的严重后果”，第二段载明“为避免企业破产引发的债权人的资金损失，化解社会融资风险，经五方友好平等协商，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协议的最后一条载明“债转股完成股权重组公司框架，如下图（见本判决以下部分的附图）”；在该图下面手写载明了“注：经各方股东友好协商决定，通过综合验收开业投运，经审计核算后，按照仁爱医院一期总投资额重新调整股份比例”。 附图： 二审中，邵九寿、李小芳陈述，邵九寿、李小芳各780万元（如以上附图中所示）包括两人各300万元出资款在内，剩余各480万元才是借款，朱常锋、夏爱光、吴俊对此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相关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因丰源公司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均以其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撤销涉案协议）为基础，需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才有成立的可能，故本院首先对其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能否成立进行阐述。 丰源公司在一审中以其签订涉案协议时没有财务经验，缺乏判断力，该协议约定明显违反公平、等价原则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提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涉案协议成立于2018年10月8日，属于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关于显失公平问题，合同法总则中分别在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与第二款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则将二者合并为一类可撤销合同事由，两个法律规定不一致，故本案中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来判断丰源公司关于显失公平的撤销合同事由是否成立。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由该法条规定的内容可知，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诉争合同的一方，需要同时证明（包括举证证明与合理说明）以下三点：1.合同对方当事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使其接受诉争合同条件；2.诉争合同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3.上述第1点与第2点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述三点中有任何一点不能得到证明的，其撤销诉争合同的请求即不能成立。下面本院根据本案相关证据与事实来分析丰源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其证明责任。（一）虽然丰源公司二审中提供了瑞安市公安局对金管家公司的立案决定书来证明，金管家公司与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建东签订涉案协议时正是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时，并主张陈建东迫切需要处置对外投资以兑取现金，涉案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的畸形产物，但这仅仅只是试图证明“其处于危困状态”的事实，并没有说明对方当事人“利用”的事实。丰源公司一审中提出其签订涉案协议时没有财务经验、缺乏判断力；二审中则在其第一之（五）之3点上诉理由中对其主张的缺乏判断能力、处于弱势地位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同样地，也仅仅只是试图证明“其缺乏判断能力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并没有说明对方当事人“利用”的事实。并且，涉案协议有五方（其中夏爱光、吴俊两人共同作为一方）合同当事人，丰源公司既没有举证也没有明确指出是其中哪一方或哪几方合同当事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其危困或弱势地位使其接受涉案协议条件，其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本身不明；如果是主张其他四方合同当事人共同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其危困或弱势地位使其接受涉案协议条件，其又没有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其他四方合同当事人具有利益一致性，根据涉案协议的内容该种主张缺乏合理性；如果是主张得到了仁爱医院股权的朱常峰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其危困或弱势地位使其接受涉案协议条件，因涉案协议还涉及其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且其他合同当事人或者其股权被清零，或者以与丰源公司相同的计算标准来确定其持股比例，故并非朱常峰利用丰源公司的危困或弱势地位就能达成协议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综上，丰源公司没有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对其危困或弱势地位“利用”的事实。（二）就撤销合同而言，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所述的“危困状态”并非泛指普通的困境，而是指请求撤销合同的一方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迫切需要通过签订该合同来解决（包括延缓其影响发生，以下同）的危难或严重急迫的困境。具体到本案，据丰源公司所称金管家公司的p2p平台债务高达1.6亿元，就这一债务整体而言，并非300万元可以解决的事项，丰源公司还需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陈建东迫切需要取得涉案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代偿款用于解决具体何种危难或严重急迫的困境，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在此情况下，如果说其为了300万元款项就被迫接受显失公平的合同条件，可信度不高。（三）就撤销商事合同而言，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所述的“判断能力”，是指一般商事主体通常具有的对合同标的等缔约内容的判断能力，并非指对缔约相关的风险、利益计算与法律关系、法律后果都完全清楚明了，一审法院认为从丰源公司从事理财行业的实际经验看，其懂得让与担保规则，并无不当，应当认为丰源公司具有一般商事主体通常具有的对缔约内容的判断能力。涉案协议在表述缔约原因的首段中载明的“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现有债权人共有85人”文义清楚，并无歧义，并且也没有附加说明这仅系一方或几方当事人所称的事实，以一般商事主体通常具有的对缔约内容的判断能力，完全可以理解其含义，即合同各方当事人以合意的形式确认该事实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来商定协议条款。即使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社会融资，也不属于因“缺乏判断能力”而缔约的问题，至多涉及是否因“处于危困状态”而被迫缔约的争议（对该争议已于以上部分进行分析，本点中不再赘述）。故丰源公司关于其“缺乏判断能力”的主张亦缺乏依据。（四）关于涉案协议是否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涉案协议在表述缔约原因的第一段中载明的“由于负债累累……导致无法完成项目建设投运及归还债务的严重后果”与第二段中载明的“为避免企业破产引发的债权人的资金损失”来看，缔约当时仁爱医院已陷入困境，丰源公司作为债权人已经具有不能收回借款的现实风险，在评价涉案协议是否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时，并不能将丰源公司的债权价值当然地视为其借款金额，实际上应该是小于其借款金额的。其次，一个企业的股权价值也不能简单地以注册资本来衡量，不能认为股权价值就是注册资本乘以股权比例，相对来说，以净资产乘以股权比例来衡量会准确一些（当然，更准确的衡量还涉及无形资产价值、企业发展前景等商业上的考量），故丰源公司以仁爱医院未增加注册资本作为其得到的股权价值小于对应的债权价值之理由，依据不足。还有，关于涉案协议中记载的“核定仁爱医院总资产1.6亿元”的含义，结合该协议载明的其他内容包括“债转股完成股权重组公司框架，如下图（见本判决以上部分的附图）”来看，并不是指仁爱医院当时的总资产价值1.6亿元，也不是如丰源公司上诉所称的“涉案协议中约定的仁爱医院1.6亿元净资产”，而是将仁爱医院除夏爱光、吴俊之外的股东股本金投入（夏爱光、吴俊投入的股本金视为清零，这并没有不利于丰源公司）与仁爱医院对外借款（包括夏爱光等人以仁爱医院名义对外借款）合计核定为1.6亿元，并以之作为计算相关方持股比例时的分母来明确计算标准。仁爱医院的总资产是由其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等实际资产的价值决定的，并不因核定的股权计算标准而变化。该协议载明了“自2011年起，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由朱常峰负责与债权人协商处理和承担偿还责任”，在这种朱常峰承诺兜底承担上述债务的情况下，无论是上述债权人以后自愿同意债转股，还是由朱常峰实际履行了偿还责任并因此获得相应股权，都是以与丰源公司相同的计算标准来计算相应的持股比例。最后，虽然“原董事长夏爱光等人先后又以仁爱医院名义向社会融资7248.8万元”只是各方合意确认的结果，“由朱常峰负责与债权人协商处理和承担偿还责任”也不代表朱常峰实际偿还了这些债务，以及在朱常峰尚未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就将其投入视为5051.2万元并相应确定持股比例为31.575%，但是，一方面，这是各方基于重组的风险、利益等商业考量的结果，另一方面，该协议最后手写载明了“注：经各方股东友好协商决定，通过综合验收开业投运，经审计核算后，按照仁爱医院一期总投资额重新调整股份比例”，根据该特别约定，不存在朱常峰或其他合同当事人可以无对价获得股权的问题。综上，丰源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还需要说明的是，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方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承担义务，是法律所允许的，也是有约定效力和约定价值的，当一方没有履行该义务时，虽然是要区分合同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但其他合同当事人依法是有救济手段的，并非如丰源公司在其第一之（四）之2点上诉理由中隐约表达的没有救济手段。 综上所述，丰源公司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涉案协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重大误解问题，合同法总则中在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将重大误解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则将重大误解作为行为人的可撤销合同事由，两个法律规定不一致，故本案中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来判断丰源公司关于重大误解的撤销合同事由是否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因本案中是丰源公司请求撤销，对该问题的判定而言，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没有实质性区别，无论适用哪一个法律规定，结论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丰源公司在本案中仅仅提出了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的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对什么问题产生了重大误解，目前也没有发现其有何重大误解之处，故其依据因重大误解撤销合同的法律规定请求撤销涉案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的规定，应由主张撤销合同的一方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故丰源公司作为对撤销合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其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因丰源公司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均以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基础，需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才有成立的可能，故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其要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另外，本案并无需要发回重审的事由，丰源公司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还需要说明的是，丰源公司关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主张，实质上均是针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的说理理由，因本院已经在以上部分阐述了丰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及二审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的理由，故其关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主张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关于丰源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首先，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驳回丰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外，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规定说理，确属不必要，以及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进行说理判定丰源公司撤销涉案协议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的，也的确无需将该实体法法条列举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但这两个问题均不属于能够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问题；综上，丰源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至于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的问题，并非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能够解决，丰源公司可以其他救济途径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800元，由丰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王 俊 审 判 员 谢 斌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杨焰杰 ?*ArabicDash??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