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221民初1875号原告：陈保川，男，196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原告：赵美玲，女，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防，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迪，安徽安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贾玉龙，男，1973年9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安徽文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光辉，安徽文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保川、赵美玲与被告贾玉龙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保川，原告陈保川、赵美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防、马迪，被告贾玉龙，被告贾玉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保川、赵美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77504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邻村关系，被告以前常年在外玩杂技。1998年被告将原告年仅8岁的女儿桃花带出去玩杂技，当年回来时并未将原告女儿桃花带回来交给原告。被告给出的解释是原告女儿桃花走失，之后，原告虽然多方寻找但都杳无音信。后便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最终都未能找到。因原告女儿桃花失踪时间至今已有二十余年，2018年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宣某桃花死亡，2019年临泉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宣某桃花死亡。原告认为申请宣某死亡与自然死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被告未尽到监护职责，造成原告女儿桃花失踪并死亡，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贾玉龙辩称：1、原告诉称的部分不是事实，当年桃花是玩杂技，并不是被告带走，而是跟随被告的妻子张青云，当时被告并不在从事该行业，而是在杭州开饭店，故被告不是适格主体；2、基于桃花的走失，被告也深表遗憾，为了弥补妻子的过错也竭尽全力四处打听以及报警处理；3、当时原被告双方已经形成了调解协议，并由单桥派出所调解结案处理，调解结果是被告家向原告赔偿31000元，此事不再追究，双方再无任何纠纷，于是当时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其中一份是16000元，另一份收条是15000元，15000元的收条被妻子保管，由于张青云现在已不在人世，但是当时处理此事还有其他经手人；4、本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当时事发是1998年，原告已经知道而且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的发生，一直持续到2020年才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5、受害人桃花是被临泉县人民法院宣某死亡，是一种法律拟制死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权死亡，宣某死亡是一种保护被宣某死亡人员的财产以及财产如何处分的制度，但不是赔偿的依据，因此没有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陈保川、赵美玲夫妇1990年8月16日生育一女儿，取名“桃花”。1998年原告为了“想让小孩出去挣点钱”将刚报过名没来及上学的桃花交给邻村的被告贾玉龙，让被告带桃花出去“玩杂技”，年底春节时被告回到家乡告知原告桃花走失。2018年4月23日原告陈保川向临泉县人民法院申请宣某桃花死亡。2019年5月6日，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221民特13号民事判决书，宣某桃花死亡。该判决已经生效。被告举证收条一份，该收条全部系时任单桥派出所所长赵彬书写，载明“今收到‘付’付人民币壹万陆仟元（16000.00元），陈宝川，2000年7月18日”，“16000.00元”及“陈宝川”上面按有红色指纹。原告陈保川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指纹并非其本人所按，并申请对陈保川指纹和涉案收条上的指纹是否为同一人进行鉴定。我院依法委托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给予鉴定，由于原告陈保川“未能按时缴费，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致函我院“终止此次鉴定工作”。桃花的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陈保川系桃花父亲，原告赵美玲系桃花母亲。书写涉案收条的时任单桥派出所所长赵彬已经去世。被告贾玉龙乳名富。本院认为：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接受委托的人应当对被监护人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桃花的父母将未成年人桃花交与被告带到外地“玩杂技”，被告接收了桃花并带到外地脱离了父母的监护，桃花的监护职责自然由桃花父母临时转移给了被告，在此期间被告应当尽到对桃花的监护义务。被告没有很好地尽到监护义务是导致桃花走失直至被宣某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对此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桃花父母以挣钱为目的将8周岁的女儿交给他人带到外地，脱离父母监护，是对未成年子女严重不负责任的见利忘义的行为，作为桃花父母的原告对桃花的宣某死亡应当承担仅次于被告的责任。虽然我国法律关于侵权造成的死亡一般是指侵权行为致人身伤害的实际死亡即生理死亡，但不能因此把宣某死亡排除在人身损害诉讼之外，因为宣某死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虽为推定死亡，但其法律后果与实际生理死亡基本相同。同时宣某死亡造成近亲属的伤害往往不亚于实际死亡，有的甚至伤害更深。如果对被告放任、不予追究法律责任，势必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势必对托管未成年人的人没有法律约束，使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流于形式。所以被告关于宣某死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权死亡不是赔偿的依据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致桃花死亡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而人民法院宣某桃花死亡的判决生效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桃花“死亡”、权利受到侵害不超过一年，因此本案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自从桃花走失之后，桃花或生或死或失而复得，原告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哪种权利受到侵害处于不定状态，只有人民法院宣某死亡才确定了原告权利受到了侵害。况且有证据证明原告多年来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当庭提举的所谓文学忠视听资料，却没有提举文学忠的身份证明，不能证明视听资料中的述说人为文学忠。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文学忠系原被告纠纷的调解人，以及文学忠为何不能出庭作证。本院对于视听资料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其他抗辩主张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宣某死亡毕竟不是人的生理死亡，只是推定死亡，丧葬费无需开支也无处开支，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安徽省2020年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原告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50800元，由于原告存在过错且过错责任较大，依法减轻被告的侵权责任，被告贾玉龙承担主要责任赔偿原告损失60%，即450480。另外被告贾玉龙还应承担原告精神抚慰金36000元。由于原告未能按时缴费，致使涉案收条指纹是否原告陈保川指纹的鉴定工作无法进行，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于2000年7月18日收到被告16000元。该16000元应当从原告应得赔偿款中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贾玉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保川、赵美玲人民币470480元；二、驳回原告陈保川、赵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8元，由被告贾玉龙负担1267元，原告陈保川、赵美玲负担8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余文凤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