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26民初407号 原告：李红琼，女，197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郑泽军，男，197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林，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理亚，男，197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云，四川洪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红琼与被告刘理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4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6月12日，本院依郑泽军申请依法追加其为本案共同原告。后该案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2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红琼、郑泽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二原告不当得利243752元；2.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郑泽军在2015年9月26日向被告出具借条，金额为30万元，2019年被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担保关系。2016年被告向原告要求还款，原告于2016年4月21日、4月25日分别通过银行向被告转款243752元。2019年被告诉讼要求归还借款，诉讼过程中变更为履行担保后的追偿权纠纷，拒不承认原告李红琼于2016年4月21日、4月25日通过银行向被告转款243752元为归还借款，明确表示是其他另一法律关系下所支付的货款，最终两级法院未认定是归还借款。原被告之间没有其他买卖合同关系，未欠有被告货款。原告认为，原告李红琼于2016年4月21日、4月25日通过银行向被告转款243752元，被告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合同约定是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故诉来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刘理亚辩称，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已经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建议将本案先行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根据法释(2018)17号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条之规定，被告认为原告方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犯罪；2.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承担上原告的起诉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其支付的243752元系不当得利不是事实，且没有尽到举证责任，没有证明被告取得利益无合法根据的要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认为，本案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应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规定不当得利适用举证倒置。本案中郑泽军让李红琼将钱款存入被告账户是明知且主动实施的，原告给付该款有一定原因，只不过原告在以提前支付原因抗辩前案30万元的追偿权纠纷后，遭被告否认，又未获法院裁判支持，遂就同一事实，变为以不当得利起诉，意图转移举证风险。3.本案原告的陈述存在诸多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一般逻辑即可判断其陈述与日常相悖，不能成立。首先，郑泽军一直主张30万元的瓷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在其出具的借条又未到期的情况下，主动分两次给付被告较大金额的财产，显然不合常理。其次，本案中郑泽军出具担保性质的借条时间是2015年9月26日，刘理亚出具给王院生的欠条时间是2015年10月16日，而根据答辩人提供的铁路运单，本案中的8个集装箱瓷砖交付郑泽军的时间是2016年4月，而本案案涉款项也是2016年4月。而郑泽军在《询间笔录》中称是因质量问题就不可能全款付，但根据货物运单载明，2016年4月22日托运的瓷砖是同月23日发站承运、4月27日到站，4月24日托运的瓷砖是4月29日发站承运、5月1日到站。当时，郑泽军根本没有收到这批货物，因此其陈述质量问题完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再次，原告两次打款有整有零，且在打款第二笔款注明“嘉乐芙款”金额为有零头的43752元，应属尾款性质，而李红琼当天的银行存款还有余额足以支付整数金额，其注明的货款性质能初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不符合提前支付一般按整数金额支付的日常生活经验。郑泽军有责任对为什么会出现零头金额、以及零头金额的构成进行合理解释。4.本案事实是，被告于2016年4月与郑泽军有瓷砖买卖交易，由被告向其出卖瓷砖。该出卖的瓷砖由被告委托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向武汉铁路局办理货物托运，交由郑泽军。本案中郑泽军通过李红琼账户主动于2016年4月21日支付的20万元，25日支付尾款支付了全部款项。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零头金额尾款进行最后结算的原因。故，在存在交易的情况下，郑泽军主动两次支付行为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同时，原告还对当时向郑泽军发货的情况进行了拍照，照片信息显示，照片生成时间为2016年5月14日。该照片能够进一步印证双方2016年4月存在交易的事实。5.单从诉讼时效角度考量，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出示了以下证据： 1.账户名为李红琼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4月25日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原告李红琼的账号为××××的银行卡于2016年4月21日、25日两次向刘理亚的×××的银行卡账号转账20万元和43752元人民币，其中43752元注明为嘉乐芙款； 2.（2019）川1126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原件、（2020）川11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原件，拟证明生效判决认定了原告向被告转款243752元，被告也收到了原告转款243752元的事实；其次原告主张243752元是支付2015年9月26日借条上的款项，但被告称该243752元是系原、被告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下所支付的货款，最终一、二审均未认定该243752元是支付2015年9月26日借条上的款项的事实。 3.手机微信截图1页、账户名为郑泽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交易明细清单1份、账户名为李红琼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交易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二原告多次补货“嘉乐芙”瓷砖，并将其购买“嘉乐芙”瓷砖的货款转入案外人夏某指定的王雪花的账户，郑泽军分5次共计支付341625元，李红琼分5次共计支付129332元。除此之外，原告李红琼还根据夏某要求支付了备注有“嘉乐芙”字样的13000元至“余蓉”账户。 被告刘理亚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该三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刘理亚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出具了以下证据： 1.由被告刘理亚手写的一份成都打款20万装货明细照片一张、铁路运输货物运单原件4份、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证明》1份、货物运单中经办人王德江证人证言，拟证明二原告支付案涉款项系其与刘理亚有货物买卖交易的事实； 2.2015年9月26日原告郑泽军出具的借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郑泽军于2015年9月26日向被告刘理亚出具借条一张，约定2016年9月30日之前归还，二原告主张的还款是期限还没有到期的债务，不合常理。 3.李红琼于2018年7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该情况说明已在前案中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效力，拟证明李红琼自认所欠刘理亚的30万款项未支付，该情况说明原告已经把30万元排除在外，但现在仍坚称已经提前支付给了被告，其主张相互矛盾。 二原告质证意见为：对成都打款20万装货明细、货物运单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三性不予认可，提出其上没有法人代表的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求，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且提出因被告刘理亚和《证明》出具单位有业务往来，有利害关系。而对于王德江的证言，原告认为其仅以收了运费就应该将货送到了郑泽军处系推断得出的事实，不应予以采信；对情况说明手写部分认可确系李红琼书写，其余部分系被告刘理亚打印而形成，当时被告欺骗原告称山东那边会控告他挪用公款，原告在被欺骗下违心签了名，其来源不合法，其中内容30万元至今未付不真实，该情况说明是专用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能用作它途，该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联性，同时生效判决也据此未认定是支付2015年9月26日借条上的款项；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庭审中，本院对案外人夏某就案件相关事实进行了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交原、被告进行了质证。二原告认为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因夏某和刘理亚是上下级关系，关系很亲密，所以其证言可塑性较大。另，从夏某的证人证言可以反映出8个集装箱的货物并不属于刘理亚，要么属于王某要么属于河南英奇公司。被告认为虽然夏某曾经是刘理亚的业务员，但原、被告均确认二原告购买“嘉乐芙”瓷砖系由夏某联系的业务，其作为经办人，该证言应予采信。另夏某的证言和证据形成了链条，可以证明是由夏某指定二原告将货款转入被告刘理亚账户。 对当事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的账户名为李红琼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户名为郑泽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9）川1126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2020）川11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9月26日郑泽军出具的借条、原告提交的手机微信截图、本院对夏某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份一并论述。对当事人有异议的几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情况说明。对该证据，在生效文书中已明确载明，虽原告陈述其系原告李红琼在被欺骗时违心所写，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证据三性予以采信； 2.成都打款20万装货明细，该证据系被告刘理亚存于手机中照片的打印件，庭审中被告刘理亚提交了该证据照片的原始载体手机，手机照片信息记载拍摄时间为“2016年5月14日”，因此对该照片形成于2016年5月14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其记载的内容无制作人签名、无对方当事人签名，亦无制作时间，且被告陈述系其单方制作形成，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3.货物运单，该货物运单系原件且来源合法，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份一并论述； 4.货物运单上载明的托运人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公司经办人王德江的证人证言，该证明虽系原件，但在法定代表人处无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虽根据此规定该《证明》存在瑕疵，但其经办人王德江当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补强，故对该组证据中，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具体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9月，被告刘理亚时任河南英奇陶瓷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案外人夏某系该公司的业务员。2015年9月，夏某引荐原告郑泽军给被告刘理亚，再经由被告刘理亚联系，原告郑泽军决定经销案外人王院生委托河南英奇陶瓷有限公司生产的品牌为“嘉乐芙”的瓷砖。因当时原告郑泽军资金比较紧张，遂在王院生的要求下被告刘理亚为原告郑泽军欠款购砖提供了担保，其表现形式为由原告郑泽军向被告刘理亚于2015年9月26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理亚现金叁拾万元正，约定于2016年9月30日前归还”。再由被告刘理亚向王院生于2015年10月16日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王院生货款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正（成都：郑泽军）”。 在原告郑泽军向被告刘理亚出具30万元《借条》并另行支付10万元后，经夏某经办，王院生采用铁路运输的方式向郑泽军供货。原、被告及证人夏某均认可该40万元货物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发货完成。后原告郑泽军、李红琼多次通过联系夏某进行补货，补货均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进行。具体款项支付对象，二原告当庭确认其系根据夏某的要求进行支付,这与证人夏某的陈述一致。 2016年4月1日和4月25日，原告李红琼通过银行向被告刘理亚分别转款200000元和43752元。 2017年6月23日，案外人王院生向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理亚支付货款30万元。2017年12月7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302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判决刘理亚支付王院生货款30万元及逾期损失。刘理亚不服并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8）鲁03民审1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刘理亚申请再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6日作出（2018）鲁03民终427号民事裁定，驳回刘理亚再审申请。后该案经强制执行，刘理亚共计向王院生支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共计350322.52元。 在前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红琼于2018年7月11日，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李红琼）与郑泽军是夫妻关系，共同在成都经营瓷砖生意。因业务需要，郑泽军于2015年9月经业务员夏某介绍，购买王院生的嘉乐芙品牌瓷砖（800×800地砖），因当时资金情况紧张，郑泽军要求刘理亚向王院生担保货款叁拾万元。郑泽军于2015年9月26日给刘理亚出具借条（实际为欠条）一张，金额为叁拾万元整。然后将价值叁拾万元的瓷砖在刘理亚向王院生担保的情况下，全部发回了成都，约定2016年9月30日前还清欠款。自2015年9月到2016年6月期间共发货多批次，在销售过程中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多次通知业务员夏某和王院生，要求及时处理，业务员和王院生却一直未做出处理意见。我们两夫妻为了不影响生意，就与多个质量投诉人协商做了赔付处理（处理记录附复印件），故所欠刘理亚货款叁拾万元到期后至今未付。李红琼在说明人栏和本人栏签名捺印，身份证号码：××××××××。 2019年10月15日，刘理亚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郑泽军、李红琼支付刘理亚代其支付的货款30万元。2019年12月19日，本院作出（2019）川1126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判决郑泽军、李红琼支付刘理亚代付货款30万元。在该判决中载明“另查明，郑泽军与李红琼系夫妻。2013年3月，因郑泽军因涉嫌交通肇事被判刑和郑泽军身患高血压等病，李红琼才参与瓷砖销售”。郑泽军、李红琼不服并提起上诉，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20）川11民终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郑泽军根据生效判决向刘理亚支付代付货款3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的243752元是否系被告不当得利所得。 关于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为不当得利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知道”是指权利人主观上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应当知道”是指基于客观情况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知悉但因自身过失而未知情。在本案中，二原告在被告依据《借条》起诉其追偿权纠纷一案中亦认为其在原告的要求下通过银行向其转款，在该案二审中也提出如法院认为追偿权成立，应将243752元进行抵扣。二原告在主观认识上始终认为该243752元系支付了嘉乐芙货款。而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因，是其二人在刘理亚提起的追偿权纠纷中败诉，从而主张本案中其所认为的不当得利。因此，二原告知道其二人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送达之日起计算。该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二原告于2020年5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告刘理亚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原告向被告刘理亚转账支付的243752元是否系被告刘理亚不当得利所得的问题。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有四个:一方获利;另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原告李红琼于2016年4月1日和4月25日，通过银行向被告刘理亚分别转款20万和43752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刘理亚收取李红琼转款支付的243752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而就该问题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原被告持不同意见。二原告主张由于被告刘理亚拒绝承认其收款系收取借条中的款项，认为系另一买卖合同关系项下的货款，故被告刘理亚有责任证明存在另一买卖合同关系，应由被告刘理亚举证证明其取得款项有合法根据。被告刘理亚则主张，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原告应对其主张不当得利的“得利无合法根据”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应分步分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一方应首先就他方获利、己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第四个事实要件“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初步分配至获利一方更为合理，因为对于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一方而言其主张本就是获利一方无依据，对于无依据的事实苛求其承担举证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作为获利一方若抗辩称其获利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则其应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为维护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不能过于苛求获利一方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故该举证责任应为有限的举证责任。即在获利一方能够提出初步证据证实获利有理由后，提起诉讼一方若否认获利一方的主张，则其应就否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综上，本案中在二原告已经就他方获利、己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予以证明后，获利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初步证明责任应在被告方。本案中，被告刘理亚主张该243752元系二原告与被告之间因瓷砖买卖而产生的应付货款而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的不当得利。为证明其该项主张，被告提交了4份货物运单、1份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物流公司当时的经办人王德江的证人证言以及拍摄于2016年5月14日的一份刘理亚自行制作的打款明细。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案涉款项系双方买卖合同关系项下的货款这一事实存在高度概然性。理由如下： 1.4份货物运单能够证实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在2016年4月22日、2016年4月24日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自河南古城站发往四川城厢站共计8个集装箱的瓷砖。而内乡县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与当时的经办人王德江的证言一致，而该证明和证言的内容与本院对夏某进行调查询问时夏某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庭审中，二原告亦认可其购买品牌为“嘉乐芙”的瓷砖除了出具30万借条那次之外，其后补货时的款项交易方式均为先款后货、物流运输方式均为铁路运输。而本案案涉款项的转款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4月25日，这与被告提交的货物运单托运时间相契合，也与双方均认可的先款后货的交易方式相契合。 2.案涉款项两次转款均备注有“嘉乐芙”字样，而从原告提交的郑泽军银行交易流水、李红琼银行交易流水以及夏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除40万的交易外，二原告多次通过夏某联系补货，凡是从李红琼账户支出的补货款均会备注“嘉乐芙”。 3.关于货款收款人，二原告陈述其系根据夏某的要求进行款项支付，收款人主要为王院生指定的王雪花的账户，但确实也有并非王雪花收款的情形，其该陈述与其提交的李红琼转账交易流水中存在收款人为“余蓉”，交易备注为“嘉乐芙”的事实相吻合。而夏某接受询问时亦陈述，大概在2016年4、5、6月期间，给郑泽军发了最后一次货，是8个集装箱的货，货款大概是24万多不到25万，该批货仍然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但因为当时公司里有点乱了，为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其要求郑泽军将该批货款直接打入刘理亚账户。结合二原告认可其系根据夏某要求进行转款的陈述，那么二原告基于夏某的要求将货款转入被告刘理亚账户亦存在较大可能性。 综上，在被告刘理亚主张案涉款项系被告刘理亚向二原告供货后二原告支付的货款存在高度概然性的情况下，本院多次询问二原告是否在2016年4月底至2016年5月上旬期间收到8个集装箱的瓷砖时，二原告亦未做明确表示，在本院说明了未做明确表示可能带来的风险后，并给予其时间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原告郑泽军亦未做明确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的规定，应视为原告郑泽军对被告刘理亚主张的该项事实的承认。 另，因案涉243752元系原告李红琼主动转账支付给被告刘理亚的,即二原告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故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二原告系提起本案诉讼之人，在被告刘理亚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实存在其他买卖关系的情况之下，二原告应举证证明最初给付的原因及该给付基础不成立、无效、可撤销或者给付基础丧失。庭审中，二原告坚持主张该243752元系其支付给被告刘理亚借条载明的30万元，只是因所供瓷砖存在质量问题，故有相应扣减。但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基于原告李红琼于2018年7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在无其他证据证明243752元转款金额与该案有关联的情况下，不应进行抵扣。而本案中，二原告主张该《情况说明》并非李红琼真实意思表示，但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在本案庭审中，基于二原告主张的该事实，本院多次询问二原告该243752元具体是如何计算得出，有无证据予以证实时，二原告陈述“记不清了，时间太长”，在本院再次给予举证期限的情况下，二原告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综上，本院认为,二原告在追偿权纠纷案件中的抵扣主张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提起本案诉讼，在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生效判决未支持其抵扣主张的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又对被告刘理亚主张存在另外的瓷砖买卖关系含糊其辞,应由二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该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红琼、郑泽军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478元，由原告李红琼、郑泽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丽萍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该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