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7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世伦，男，197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乐，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顺明，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重庆锦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桓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青龙街道办事处红湖村红枫发电厂58栋1单元5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0590530439。法定代表人：王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柘智利，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胜，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上诉人肖世伦因与被上诉人黎顺明、贵州桓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1民初4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世伦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先乐，被上诉人黎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桓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柘智利、李国胜到庭参加调查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世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黎顺明对肖世伦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黎顺明、桓吉公司之间于2017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及委托付款均与肖世伦无任何关系，肖世伦诉桓吉公司及股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渝0151民初3233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3233号民事调解书）中，涉及的85万元“补偿金”与黎顺明、桓吉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的“补助款”没有关联性，肖世伦没有收到桓吉公司支付的85万元“补助款”，依法不应承担支付黎顺明任何款项。黎顺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桓吉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黎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桓吉公司、肖世伦支付补助款85万元给黎顺明，并从2019年6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桓吉公司和肖世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7月8日，桓吉公司（甲方）与黎顺明（乙方）签订了《协议》约定，王英、兰兴友、李宗鑫、柘智利、黎顺明、周玉平均系桓吉公司的合法股东，由于公司股东之间长期以来不能有效沟通和团结协作，导致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出现巨额亏损，据初步估计公司亏损目前已达6000余万元人民币。现公司股东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公司由大股东王英对公司进行全面管理，黎顺明自愿申请退出公司的管理，经多次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2、因公司出现严重亏损，黎顺明自愿无偿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公司授权柘智利无偿受让黎顺明拥有的25%公司股份（原黎顺明的投资总额为900万元人民币），并及时配合完善工商变更，完善手续并生效后黎顺明不再承担公司亏损，不再承担之前桓吉公司所有黎顺明签字的债权债务，包括所有的民事诉讼等之内的一切责任。3、黎顺明保证将公司与黎川、肖世伦、肖师位、张飞彦、刘保华、刘德君、赵勇、黄中群等人的借款合同、借款收据原件收回，黎顺明与上述借款债权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4、公司与黎顺明依据上述债权转让协议重新签订借款金额为855万元的借款合同。合同中明确所有借款按照原合同利息结算至2014年10月31日止，从2014年11月1日起所有借款均属无息借款……9、鉴于黎川、肖师位、肖世伦目前已经提起诉讼和冻结，黎顺明承诺督促其必须在2017年7月前撤销起诉和解冻。在撤诉和解冻并完善工商变更手续后，公司包干补助黎顺明（注：包括黎川、肖世伦、肖师位、张飞彦、刘保华、刘德君、赵勇、黄中群等人）人民币捌拾伍万元，该款在黎顺明完善上述所有债权债务转让和工商变更手续后支付，若乙方未及时达到前述全部条件，则乙方承担应付补助款总额双倍的违约金……2017年10月6日，黎顺明出具《委托书》给桓吉公司，载明“委托书按照2017年7月8日桓吉公司与黎顺明签订的协议第9条约定在黎川、肖师位、肖世伦撤销诉讼和解以及完善所有手续后包干补助黎顺明等人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正，现特委托桓吉公司直接支付给肖世伦850000元。特此委托委托人黎顺明身份证5102281963××××××××2017年10月6日”。2019年3月6日，桓吉公司向黎顺明出具了《说明》，载明“黎顺明2017年7月8日，你与我司签订《协议》，我司已按该《协议》第9条的约定将捌拾伍万元补助款，依照黎顺明的授权委托书，转账给了肖世伦。特此说明附：转款凭证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另查明，2017年7月7日，肖世伦因民间借贷将桓吉公司、兰兴友、周玉平、黎顺明、柘智利、王英诉至一审法院，肖世伦要求桓吉公司、兰兴友、周玉平、黎顺明、柘智利、王英偿还借款910万元及该款合法利息。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32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一、桓吉公司欠肖世伦借款本金780万元，补偿金85万元，共计865万元。定于2017年11月17日前归还200万元，2018年2月18日前归还78万元，2018年8月18日前归还117.4万元，2019年2月18日前归还117.4万元，2019年8月18日前归还117.4万元，2020年2月18日前归还117.4万元，2020年8月18日前归还117.4万元。若未按期足额偿还，则再向肖世伦支付利息（利息以应偿还而未偿还的金额为基数，从逾期后的第十六日开始计算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兰兴友、柘智利、王英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诉讼期间2017年8月18日，肖世伦（贷款人、甲方）与桓吉公司（借款人、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在贵州省开发建设“湖城枫景”项目。乙方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为了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于2013年9月2日向甲方借款230万元（后签续借合同一年），2014年7月3日向甲方借款350万元，2014年9月22日向甲方借款160万元，2014年10月27日向甲方借款70万元（其中：现金借入48.76万元，2014年10月利息转入21.24万元），2014年12月27日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其中：现金借入75.7万元，2014年11月利息转入24.3万元），以上借款共计五笔，总计借款金额为玖佰壹拾万元，甲乙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由乙方出具了借款收据。近几年由于房地产市场十分萧条，加上公司股东之间长期不能团结协作，导致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据初步估计亏损目前已达6000多万元。鉴于该情况，公司决定重新组建。经甲乙双方多次友好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商定原肖世伦借款合同及延期借款合同（注：原借款合同共计五笔，延期借款合同共计壹笔，共计借款金额为玖佰壹拾万元）作废，乙方收回原借款合同及延期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原借款按照原合同利息结算至2014年10月31日止并且已全部结清（注：包括曾经起诉到法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利息也同样结算至2014年10月31日止）。二、甲乙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计人民币柒佰捌拾万元（注：借款金额由财务审核后，经双方确认为准），合同注明从2014年11月1日起所有借款至还清之日止属无息借款即利息为零。三、乙方承诺：甲方在撤销诉讼和解除冻结后，并且经铜梁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及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后十日内，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2018年2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柒拾捌万元；2018年8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柒拾捌万元；2019年2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柒拾捌万元；2019年8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壹拾柒万元；2020年2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壹拾柒万元；2020年8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壹佰壹拾柒万元，2021年2月18日归还甲方借款共计人民币捌拾万元；至此，上述第二条约定的借款全部结清。四、若乙方有任意一期未按照上述第三条约定按时还款，且在到期后半个月仍未还款，甲方有权就逾期未付款项全部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逾期时间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计算，公司的股东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该案有名称为桓吉地产债权债务确认表（截至2017年7月8日止），该表中载明，肖世伦账面本金小计780万元，截至2014年10月31日利息已付清，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7月8日应付息为243000元，最终确认的借款金额780万元，该表中有肖世伦签字，桓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柘智利签字以及桓吉公司盖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是桓吉公司与黎顺明签订的《协议》中付款对象；二是桓吉公司是否已经将与黎顺明签订《协议》中约定的85万元已经支付给了肖世伦；三是黎顺明与肖世伦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收款关系。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作出如下评判。一、关于桓吉公司与黎顺明签订的《协议》中付款对象的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桓吉公司与黎顺明签订的《协议》只能约束桓吉公司与黎顺明，从协议内容来看，桓吉公司为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与黎顺明达成让黎顺明督促黎川、肖师位、肖世伦撤诉以及解除相应财产冻结、完善工商变更手续后，公司支付黎顺明补助款85万元。庭审中，桓吉公司也认可该补助款的支付对象为黎顺明，故一审法院确认《协议》中约定的85万元补助款的支付对象为黎顺明。二、桓吉公司是否已经将与黎顺明签订《协议》中约定的85万元已经支付给了肖世伦的问题。2017年7月7日，肖世伦以桓吉公司、兰兴友、周玉平、黎顺明、柘智利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五人偿还借款910万元及利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2017年8月18日肖世伦与桓吉公司达成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80万元，明确从2014年11月1日起所有借款至还清之日止均属无息借款即利息为零，并且约定了还款期限和金额，还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2017年11月13日在一审法院组织下调解时，达成的调解意见为桓吉公司偿还肖世伦借款本金780万元以及补偿金85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和金额以及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2017年8月18日达成的《借款合同》与3233号调解书达成的调解主要内容，仅仅多出了补偿金85万元。庭审中，肖世伦对于借款本金780万元无异议，只是认为补偿金85万元是2014年至2021年期间的利息补偿，但庭审中肖世伦不能明确说明如何计算利息。从桓吉地产债权债务确认表中可以确认桓吉公司与肖世伦之间借款截至2014年10月31日的利息已付清，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7月8日期间的利息为243000元，但在2017年11月13日调解时就多出了补偿金85万元，调解时并未谈到为利息，并且按照肖世伦的意见，85万元为2014年至2021年期间的利息补偿，按照桓吉地产债权债务确认表中的计算方法到2021年肖世伦的利息也达不到8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桓吉公司作为一个商事趋利主体，作出的决定是有利于公司的，不可能在已经达成不计息的合同后，会同意多支付85万元利息的调解意见，黎顺明与柘智利的通话中，黎顺明也认可其委托桓吉公司支付的85万元，综合前面所述，一审法院认为（2017）渝0151民初3233号调解书中的补偿金85万元就是黎顺明让桓吉公司支付给肖世伦的85万元。故关于黎顺明要求桓吉公司支付补助款8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桓吉公司已根据黎顺明的委托书，将85万元支付给肖世伦，现黎顺明再让桓吉公司支付其补助款85万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三、肖世伦是否应当返还黎顺明85万元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多次向肖世伦询问3233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补偿金85万元的由来，肖世伦坚持为2014年至2021年期间的利息补偿。肖世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该85万元的法律根据，故法院采信黎顺明的陈述，黎顺明委托桓吉公司支付85万元给肖世伦，肖世伦应当返还黎顺明85万元。关于黎顺明要求支付从2019年6月25日起按连利率24%计算利息至付清时止的诉讼请求，在该段期间黎顺明确实存在资金占用损失，故法院支持肖世伦支付黎顺明以8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肖世伦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黎顺明85万元并以8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黎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肖世伦负担。二审审理中，肖世伦举示以下证据材料：1.铜梁法院（2017）渝0151民初3233号案调解笔录，拟证明肖世伦与贵桓吉公司的民间借贷达成调解协议，桓吉偿还肖世伦借款本金外，另外再补偿肖世伦85万，该款系另案民间借贷的产生，与本案无关；2.肖世伦的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查询，证明肖世伦和贵桓吉公司因民间借贷达成调解协议后，收到桓吉公司的相关还款情况，上面没有桓吉公司陈述的单独转款85给肖世伦；3.（2019）渝0151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9）渝01民终42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该案中黎顺明从未提及过委托桓吉公司转款85万给肖世伦。黎顺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黎顺明无关；桓吉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肖世伦的证明目的。对于肖世伦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黎顺明、桓吉公司均认可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且该案与本案处理结果直接相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信。黎顺明、桓吉公司在二审中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渝0151民初3233号案中，于2017年11月1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桓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英、总经理柘智利到庭参加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上签名。调解内容与该案民事调解书内容相同，约定了肖世伦的收款账户，调解笔录中各方当事人并未达成黎顺明委托桓吉公司支付85万元给肖世伦的协议或相关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达成之日，马远志、郭洪昌各向肖世伦转款100万元；2018年2月15日，马远志向肖世伦转款78万元；2018年8月16日，桓吉公司向肖世伦转款117.4万元；2019年2月3日，桓吉公司向肖世伦转款117.4万元；2019年8月20日，桓吉公司向肖世伦转款117.4万元；2020年3月3日，桓吉公司向肖世伦转款117.4万元。另查明，桓吉公司与黎顺明签订案涉《协议》时，王英、柘智利在该协议上签名。肖世伦与桓吉公司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王英、柘智利在该协议上签名。一审庭审中，桓吉公司陈述，针对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已经履行的问题，因肖世伦没有撤回对（2017）渝0151民初3233号案的起诉，所以之后法院组织调解出具调解书，我们是按调解书执行。对该《借款合同》，肖世伦在二审中陈述，该合同无法履行，调解笔录和调解书覆盖了借款协议。二审审理中，桓吉公司陈述，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肖世伦必须是撤诉才开始付款。后来肖世伦坚持要将包括黎顺明、肖世伦、肖师位等人在内的补偿款85万直接支付给他，他才愿意调解撤诉，我方在收到黎顺明的书面委托支付承诺后，才于2017年11月13日将款项分两笔各100万打给肖世伦，调解书同日就出来了。2017年11月13日转款200万元中有85万是受黎顺明委托支付给肖世伦的，肖世伦收到85万元款项后才签的调解协议。调解笔录上没有体现85万元系受黎顺明委托支付给肖世伦，这是一个疏漏，但从《借款合同》可以看出这一点。二审审理中，桓吉公司、黎顺明确认，双方于2017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第9条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付款义务主体如何确定；2.案涉付款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黎顺明主张权利的基础事实为其与桓吉公司签订的《协议》。《协议》加盖了桓吉公司印章，有黎顺明签字，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该协议第9条约定了桓吉公司包干补助黎顺明85万元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中确认该条件已经成就，结合桓吉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关于已经支付该款的抗辩意见，本院确认桓吉公司向黎顺明支付85万元包干补助款的条件至迟于本案一审起诉时已经成就。黎顺明依据该协议第9条的约定起诉主张权利，合同的义务主体只能限于合同相对方即桓吉公司，故本案的义务主体应当是桓吉公司。肖世伦并非案涉《协议》履行主体，一审判决肖世伦承担案涉合同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桓吉公司基于《协议》第9条约定的支付义务是否已经履行完毕。桓吉公司认为其已将《协议》第9条约定并受黎顺明的委托，将85万元转账给肖世伦，该款就是3233号民事调解书达成调解协议中的85万元补偿金。本院认为，桓吉公司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3233号民事调解书系生效法律文书，该调解书未被撤销之前具有法律效力，对桓吉公司和肖世伦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民事调解书已载明，桓吉公司支付肖世伦85万元补偿金系基于双方民间借贷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之一。无论是该民事调解书还是该案调解笔录，均没有桓吉公司主张的该85万元系其受黎顺明委托支付给肖世伦的内容。一审判决认定3233号民事调解书的补偿金85万元就是黎顺明委托桓吉公司支付给肖世伦的85万元，否认了上述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其次，从桓吉公司履行3233号民事调解书的情况来看，桓吉公司的还款均是按照调解书约定的期限和数额履行，桓吉公司并未在履行调解书内容之外多向肖世伦付款。故其主张的首期付款200万元中有85万元是受黎顺明的委托支付《协议》第9条约定的款项，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桓吉公司关于肖世伦收到85万元款项后才签调解协议的辩解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桓吉公司主张《借款合同》中只确认了桓吉公司欠肖世伦780万元，由此认为3233号民事调解书中超过780万元的补偿金85万元就是支付黎顺明的包干补助款。本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3233号民事调解协议对桓吉公司与肖世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调解协议制作的民事调解书系生效法律文书，该调解书中并无桓吉公司主张的上述内容；2.桓吉公司在一审中陈述针对《借款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其陈述因肖世伦没有撤诉，所以法院组织调解出具调解书，桓吉公司是按调解书执行，肖世伦也认为3233号民事调解书对《借款合同》进行了覆盖，即桓吉公司、肖世伦均确认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2017）渝0151民初3233号案进行了处理，《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3.桓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英、总经理柘智利在案涉《协议》《借款合同》、民事调解协议上均有签名，其对桓吉公司与黎顺明、桓吉公司与肖世伦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是清楚明确的，故桓吉公司辩称调解笔录上没有体现85万元系受黎顺明委托支付给肖世伦的内容系该公司疏漏，与常理不符。因此，本院认为，桓吉公司根向肖世伦支付的款项系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非受黎顺明委托支付的《协议》第9条约定的包干补助款。现桓吉公司、黎顺明均确认《协议》第9条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黎顺明基于该约定请求支付补助款85万元，而桓吉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支付此款，其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向黎顺明支付。《协议》中并未约定桓吉公司迟延支付款项将承担年利率24%的利息，故黎顺明主张桓吉公司承担年利率24%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但桓吉公司延迟支付存在违约，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的标准参照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本院根据新查明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1民初4086号民事判决；二、贵州桓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黎顺明85万元并以8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黎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均由被上诉人贵州桓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彦龙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