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23民初2235号原告：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3309836105X，住所地：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文昌安置小区。（下称：“贵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邬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崇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6081998289Y，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前进大街72号。（下称：“兴业明珠”）法定代表人：奚兵，该公司经理。被告：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105009227824，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永泰庄北路9号院内东侧二层068室。（下称：“北京央教”）法定代表人：廖月琴，该公司经理。被告：杨德孝，男，生于1955年8月23日，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湖北省红安县，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三海，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文昌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773912677A，住所地：崇阳县天城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代俊辉，该公司经理。原告贵诚公司与被告兴业明珠、北京央教、杨德孝、第三人文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平、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三海、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代俊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贵诚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兴业明珠公司、杨德孝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7118600元，并按月利率3%支付同期利息；二、判令被告北京央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北京央教公司与湖北文昌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3年12月14日，北京央教公司与湖北文昌公司对2013年9月13日前的帐目进行核对，北京央教公司欠湖北文昌公司货款4655761.46元。2015年3月14日，北京央教公司与湖北文昌公司对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的帐目进行了核对，北京央教公司欠湖北文昌公司货款5181766.87元，另欠发票税款358479.83元。因北京央教公司长期拖欠湖北文昌公司货款，湖北文昌公司拒绝为北京央教公司印刷出版物，故北京央教公司请求原告为其代偿湖北文昌公司的货款，并以代偿款为基数，按月利率3%支付原告利息。2015年5月31日，原告为北京央教公司代偿货款1618600元；2015年7月20日，原告为北京央教公司代偿货款2000000元，该款北京央教公司出具了借据，并注明月利率3%；2016年11月7日，原告为北京央教公司代偿货款3500000元。2017年6月30日，兴业明珠公司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原告进入兴业明珠公司科技产业园投资办企业。经兴业明珠公司、北京央教公司、湖北贵诚公司三方结算，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原告共借给兴业明珠公司25359860元（其中包括原告代北京央教公司偿还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及同期利息，该款项转为兴业明珠公司向原告借款，由兴业明珠公司向原告偿还），兴业明珠公司出具《借条》。若原告不愿意购买楼盘，兴业明珠公司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所借资金一次性还本付息，不以任何理由拖欠不还。北京央教公司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尔后，兴业明珠公司既未通知原告购房，亦未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未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部分法院建议另行主张权利。为此，特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兴业明珠辩称：在本案中，我公司没有向原告借款。被告北京央教辩称：自2012年3月7日一直到2015年9月22日止，我公司已经向第三人文昌公司偿还了10270648.66元，已经还清了所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10015586.86元的应付款，而且还超额了25万多元。我公司根本不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货款，所以也就不存在被告兴业明珠要求原告代为偿还7118600元的货款。而且我公司没要求文昌公司代偿货款。被告杨德孝辩称：同意兴业明珠和北京央教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文昌公司述称：截止2017年11月7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1、2015年6月30日，文昌公司与北京央教、贵诚公司都有业务往来，经三方同意，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的货款由贵诚公司代偿1618600元；2、2015年7月20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200万元；3、2016年11月7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350万元，共计7118600元。这笔钱已经收到了。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营业执照、身份证。证明原、被告、第三人系适合诉讼主体；证据二、北京央教公司与湖北文昌公司对账单、发票。证明北京央教公司2013年9月13日前欠湖北文昌公司货款4655761.46元；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间，北京央教公司欠湖北文昌公司货款5181768.87元，另欠发票税款358479.83元；证据三、情况说明、收据、借条、结算清单。证明湖北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公司偿还文昌公司货款7118600元；证据四、《借款协议》、《借条》。证明2017年6月30日，被告兴业明珠与原告湖北贵诚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同日，兴业明珠公司出具“今借到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伍万玖仟捌佰陆拾元”的《借条》一张。被告北京央教公司在《借款协议》、《借条》上均盖章担保。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作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里面的北京央教公司与湖北文昌公司对账单证明截止从2009年7月29日至2013年9月13日，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的货款4655761.46元没有异议。北京央教公司与文昌公司货款总账，时间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的货款5181768.87元，而且这个数字跟前面不重复，真实性没有异议。武汉出版社增值税3张发票，郑州大学出版社增值税1张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这4份发票是北京央教委托武汉出版社和郑州大学出版社向文昌公司支付了货款，分别是：1、武汉出版社：867108.66元；2、武汉出版社：465412.08元；3、武汉出版社：100万元；4、郑州大学出版社：412127.92元，共计2744648.66元。这4张发票税费本身就应该由文昌公司支付，所以被告北京央教不承担增值税；对证据三，1、第一页第一份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身事实也不成立，我们被告北京央教也没签字，也没认可，这是贵诚公司自说自话，因为被告北京央教不欠文昌公司的货款，所以就不存在情况说明里面的关于贵诚公司代偿了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的7118600元的事实；2、1618600元的收据，交款单位是北京央教，收款单位是贵诚公司，交款事由是北京央教借款转贵诚公司，对这份证据我们认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我们并没有签字，也没有同意，这是文昌公司自己写的东西，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而且这个事情也没发生，我们更没有交现金；3、结算清单里面，当时写的时候没有认真对账，内容不真实的，这份往来结算清单没有任何地方写着要求原告贵诚公司来代付，这张单子对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的原告无关；4、200万元的货款收据由文昌公司收款，交款是北京央教，真实性有异议，并没有交款，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交款，更没有委托本案原告交款，交款事情也没有发生，由原告代付款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份收据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5、往来结算清单没有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面金额7670700元跟本案无关，本身无原件，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6、北京央教借了贵诚公司200万元，月息3分，借条是复印件，无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身也没发生这事情；7、文昌公司作为收款人，北京央教作为付款人，收到350万元的收据，虽然是原件，但是其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这份收据上我们并没有付350万元的事情，而且北京央教也没签字认可，这也是文昌公司自说自话开的收据，这更不能证明被告北京央教委托原告文昌公司帮忙代偿350万元，这件事情与本案无关；8、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货款结算清单，这份证据虽然是原件，但是其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既然是结算清单应由双方签字，被告北京央教没有任何人签字，这也是文昌公司自说自话，所以这份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我们也不认可；对证据四的借款协议、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借款没有发生，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是一个货款代付纠纷，这是一个借款协议，而且这个协议是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并没履行，包括这个借条也没履行，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的标的是北京央教欠付文昌公司的货款。北京央教本身就不欠货款，退一步说，假如就是欠货款，并没有委托原告代付，所以说我们认为起诉应该被驳回。第三人文昌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均无异议。原告对三被告的质证意见作如下质证：关于证据二，税由文昌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销售方是北京央教，是北京央教向武汉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销售的物，由文昌公司代开发票，实际上纳税人是北京央教，代开的发票由北京央教承担部分税金额为358479.83元，被告说的金额2744648.66元不是税金额，而是货款金额；关于证据三，1、1618600元的收据里面的附件，已经明确证明这个欠款转由北京央教借贵诚公司的借款，附件上面杨德孝已经签字，北京央教也已经盖章；2、欠款200万元由杨德孝、北京央教作为的借据，该借据因为双方对账后，原件已经退回杨德孝；3、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付文昌公司的货款350万元，虽然北京央教公司没签字，事实上在2017年6月30日三方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已经确认了；关于证据四，被告方提出该借款的真实性没有实际履行，事实上是被告的代理人对借款协议没有认真仔细观看，没有看清，协议的第一部分写的清楚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贵诚公司已经借给兴业明珠的金额25359860元，虽然是借款合同，事实上这是一个结算金额的确认，并不是要求贵诚公司在后面还要履行向兴业明珠公司借款25359860元，作为兴业明珠和北京央教的代理人杨德孝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代表兴业明珠公司以及北京央教公司与贵诚公司对前期的借款情况和账目进行结算，确认兴业明珠欠贵诚公司的借款25359860元是真实的，合法有效的，兴业明珠应承担偿还责任，北京央教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二，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三被告对2009年7月29日至2013年9月13日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4655761.46元无异议，第二部分，三被告对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5181768.87元无异议，故对第一、二部分予以采信。第三部分，三被告对另欠发票税款358479.83元提出异议，认为这4张发票是北京央教委托武汉出版社和郑州大学出版社向文昌公司支付货款共计2744648.66元，税款358479.83元本身应由文昌公司支付。而原告贵诚公司认为，销售方是北京央教，纳税人应是北京央教，文昌公司代开发票，垫付的税款358479.83元应由北京央教承担。因文昌公司已将该款作了已收货款进行了结算，故对第三部分证据，有或没有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关于证据三，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综合全案，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的业务结算凭证均有双方以对账单形式签字确认，北京央教对差欠文昌公司货款7318395元也认可，最终确认由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清偿（其中免除货款199795元）。贵诚公司代替北京央教清偿货款7118600元，其中，2015年6月30日，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货款1618600元。2015年7月20日，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200万元偿还文昌公司货款，并出具借条，约定月息三分。2016年11月7日，贵诚公司又代北京央教偿还货款350万元。故对证据三予以采信。关于证据四，“借款协议”和“借条”。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提出与本案无关，借款没有发生。首先，2017年6月30日“借款协议”，写明“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乙方（贵诚公司）已借给甲方（兴业明珠、杨德孝）应急资金人民币25359860元，最终以借条为准。甲方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所有资金一次性还本付息。”出借人为贵诚公司，借款人为兴业明珠、杨德孝，担保人为北京央教。“借款协议”证明了所涉借款金额25359860元在2017年6月30日前贵诚公司已实际履行。其次，2017年6月30日的“借条”写明的内容与“借款协议”一致，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5359860元，出借人为贵诚公司，借款人为兴业明珠、杨德孝，担保人为北京央教。可以认定三方通过“借款协议”和“借条”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可以认定三方通过“借款协议”对借款利息有约定。北京央教差欠文昌公司的货款，贵诚公司代其偿还后，北京央教应将贵诚公司代其偿还的货款直接偿还给贵诚公司，北京央教通过三方协议将欠贵诚公司债务转移由兴业明珠、杨德孝偿还，贵诚公司为债权人，兴业明珠、杨德孝为债务人，北京央教为担保人。故对证据四予以采信。被告北京央教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明：自2009年7月27日至2015年5月15日止，被告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总额：10015586.86。（即：4655761.46元+5181768.87元+178056.53元=10015586.86元）证据1、《北京央教应付文昌印务公司货款汇总表》。证明:自2009年7月27日至2015年5月15日止，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总额：10015586.86元；证据2、崇阳文昌与北京央教对帐单。证明：2013年12月14日经双方对账，从2009年7月27日至2013年9月13日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对账金额为：4655761.46元；证据3、崇阳文昌与北京央教货款总帐。证明：2015年3月14日经双方对账，从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5月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对账金额为：5181768.87元；证据4、送货单（26份）。证明：自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5月15日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6份送货单合计应付货款178056.53元；第二组证据：证明：（1）自2012年3月7日至2015年9月22日止，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总额：10270648.66元，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不欠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既没有也不可能委托原告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代被告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过7118600元货款。证据5、《北京央教已付文昌印务公司货款汇总表》。证明:自2012年3月7日至2015年9月22日止，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付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总额：10270648.66元；证据6、工行电子银行电子回单。证明：2012年3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代付款30万元；证据7、工行电子银行电子回单。证明：2012年3月7日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代付款10万元；证据8、工行电子银行电子回单。证明：2012年3月8日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代付款32.6万元；证据9、代付款证明。证明：代付款人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分三次共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货款共计72.6万元；证据10、营业执照。证明：代付款人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的主体资格；证据11、工商银行流水。证明：2012年5月13（17）日，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付款130万元；证据12、代付款证明。证明：代付款人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分13笔每笔10万元共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货款共计130万元；证据13、营业执照。证明：代付款人新华聚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证据14、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3年12月28日代付款人武汉出版社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款：867,108.66元；证据15、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4年5月28日代付款人武汉出版社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款：465412.08元；证据16、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4（2015）年7月13日代付款人武汉出版社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款：1000000.00元；证据1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受托支付单。证明：2012年3月8日武汉市江岸区先进文化书社代付款32.6万元；证据18、代付款证明。证明：2014年10月17日代付款人武汉中南清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货款500万元；证据19、营业执照。证明：代付款人武汉中南清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证据20、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4年8月25日代付款人郑州大学出版社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款412127.92元；证据21、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证明：2015年9月16日，代付款人武汉鑫丰利实业有限公司受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向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款50万元；证据22、收条。证明：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3业务经理代定国2015年9月16日收到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票号：01330910），金额：50万元。原告对被告北京央教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北京央教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两组证据，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也有异议，本案审理的是贵诚公司跟兴业明珠的借贷关系，北京央教担保的关系，而被告北京央教公司应向法庭提交自己是否承担担保的责任的证据，而不是在本案当中提供上述证据来证明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的业务往来的结算，这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本案主要的是证明贵诚公司是否向文昌公司代偿了北京央教债务，而这三笔债务刚才原告已向法庭提交证据，而且在2017年6月30日签订了协议，三方已确认了，只要被告兴业明珠没有证据能推翻借款合同结算的事实，本案就应该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兴业明珠对被告北京央教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质证意见：对北京央教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杨德孝对被告北京央教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质证意见：对北京央教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文昌公司对被告北京央教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质证意见：1、第1页的货款汇总表没有任何人签字，也没有原件，与本案无关，不认可；2、第2-29页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3、第30-33页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4、第34页与本案无关；5、第35页与本案无关；6、第36-45页与本案无关；7、第46-47页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北京央教对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质证意见作如下质证：1、我们不欠文昌公司的货款；2、北京央教也没委托过原告代为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付过款；3、原告从来没有举过银行转账凭证的证据向文昌公司付过711.86万元的款项；4、借款协议的借条在法院的上个案件里面已作出判决，与本案无关。而且原告证据4的借条和借款协议的担保人是北京央教，从这一事实证明，北京央教不可能是借款人，更不可能是将欠文昌公司的货款变更成借贵诚公司的钱。被告兴业明珠、杨德孝均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本院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证据2与贵诚公司证据二的第一部分相同，证据3与贵诚公司证据二的第二部分相同。贵诚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兴业明珠和杨德孝无异议，文昌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综合本案，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第二组证据，4张发票涉及的货款2744648.66元与贵诚公司的证据二第三部分相同，已进行了分析认定。2014年10月17日，北京央教向文昌公司支付500万元是偿还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的借款，双方已对账签字确认，与本案无关联。2015年9月16日，北京央教支付给文昌公司的由代定国出具收条的50万元，收条注明“此款以支票抵付支票”，与本案无关联。综合全案，北京央教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不足以证明不欠文昌公司的货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第二组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庭审采信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认定事实如下：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有业务往来。2013年12月14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进行账目核对，2009年7月27日至2013年9月13日间，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4655761.46元。2015年3月14日，北京央教与文昌公司又进行账目核对，2013年11月22日至2015年3月13日间，北京央教欠文昌公司货款5181768.87元。北京央教偿还文昌公司部分货款，其中部分货款7118600元由贵诚公司代北京央教偿还（包含北京央教向贵诚公司借200万元偿还文昌公司货款）。2017年6月30日，贵诚公司、兴业明珠、杨德孝、北京央教共同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乙方（贵诚公司）已借给甲方（兴业明珠、杨德孝）应急资金人民币25359860元，最终以借条为准。此借款甲方以新建部分楼盘作抵押，所抵押的楼盘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出售、出租或抵押他人。抵押楼盘如乙方愿意购买，甲方必须按抵押楼盘的栋号、面积及每平米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如乙方不愿意购买，甲方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所借资金一次性还本付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不还。”当日，兴业明珠、杨德孝向贵诚公司出具一份“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5359860元，出借人为贵诚公司，借款人为兴业明珠、杨德孝，担保人为北京央教。借款金额25359860元包含7118600元。贵诚公司催讨无果，便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原告贵诚公司向第三人文昌公司代偿被告北京央教差欠的货款共计7118600元，第三人文昌公司享有被告北京央教债权7118600元转让由原告贵诚公司享有。2017年6月30日的“借款协议”是原告贵诚公司、被告兴业明珠、杨德孝，被告北京央教共同签订，签订“借款协议”时，确认被告北京央教将上述债务7118600元转移由被告兴业明珠偿还，并由被告杨德孝代表被告兴业明珠与原告贵诚公司之间签订“借款协议”，并同时向贵诚公司出具借给被告兴业明珠应急资金25359860元的“借条”，该“借条”载明的金额25359860元中包含7118600元。“借款协议”和“借条”的签订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借款协议”和“借条”均为有效。原告贵诚公司是出借人，被告兴业明珠、杨德孝是借款人，被告北京央教是担保人。被告北京央教提供担保时未约定保证方式，《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北京央教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原、被告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公司经营是以营利为目的，双方之间的借贷有利息约定为不争事实。从双方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可认定借款月利率为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故原、被告约定的年利率36%过高，超出部分无效，应按年利率24%计算。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贵诚公司与被告兴业明珠、杨德孝发生借贷关系，被告北京央教提供担保，原告贵诚公司主张由被告兴业明珠、杨德孝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由被告北京央教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以没有向原告贵诚公司借款和不欠第三人文昌公司的货款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杨德孝偿还原告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118600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30日起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湖北贵诚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630元，由被告武汉兴业明珠科技有限公司、杨德孝、北京央教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章文良人民陪审员  雷四华人民陪审员  黄旭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饶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