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1民终2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灿，女，199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宁，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辛集市华峰制革机械厂，住所地辛集市田家庄工业区。 经营者：刘某，男，196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锦帅，河北一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灿因与被上诉人辛集市华峰制革机械厂（以下简称华峰制革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1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张某灿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上诉人的丈夫张某稠被老板刘某于2019年4月17日派去衡水市工作，4月20日下午发生事故。阜城县公安人员第一时间对与死者一起从辛集市来工作的三个人都做了询问笔录，每个人笔录中均一致说明是老板刘某派来干活的，工资由刘某发放。警方第一时间采集的证据是最有可信度的。警方确认方向后去辛集市对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对相关人员做了第二次笔录，并查询了刘某的银行账户情况，只可惜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警方联系被上诉人让其与张某稠家属谈工伤赔偿，可刘某表面答应，却从不露面，联系电话再也打不通了。死者是不能再自证的，死者张某稠与刘峰的聊天记录，很明确刘某让他再去衡水工作，而且交待工资报酬，别跟阜城那边的人说。被上诉人让他的员工做证人在仲裁阶段互相串供，歪曲事实，与公安笔录大相径庭，在仲裁庭上代理律师诱导证人作证。仲裁开庭时已是6月，距离事故发生已有两个月，他们的证词已在仲裁开庭前事先串好了。一审在审理过程中，不采信阜城公安局的证据，反而根据如下证据裁判。第一、死亡医学证明。死亡医学证明是事情发生后医院出具的，不能代表旭上明胶公司认可劳动关系，也不是张某稠本人认可的劳动关系，不能证明死者与旭上明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更不能做为裁判依据之一。二、刘某东转账结算3月26日到4月2日的工资。死者等四人是4月17日去阜城的，无论三月是谁雇佣的死者，都不能做为4月份劳动关系认定的依据，死者4月2日回辛集后就去刘某在辛集的工厂上班了，如果之前是谁发的工资，谁就是老板，那刘某也给张某稠发工资，那刘某自然也是张某稠的老板。因此，一审这个逻辑推理不能成立。三、4月20日，张某稠在从事刘某东安排工作时死亡。旭上明胶公司与刘某公司有一个加工合同，这个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是一个租用场地和设备的租用合同，工人和料都是刘某出，刘某派人到阜城旭上明胶公司干活，刘某东做为旭上明胶和刘某派来工人之间联系的一个中间人，仅是负责与李某沟通，提供厂房场地、设备和住的地方，并没有工作管理职责。因为他们自己上料出粉子，平时上工作完全与旭上明胶的人没有交叉和协作。他们四人吃住与旭上明胶的人都是分开的。他们住在楼上，走右侧的楼梯；旭上明胶的人走办公楼的门。吃的方面，死者四人先是出去吃，后来是用大门口的一个厨房，自己采买、做饭自己吃。他们租用的场地在厂区东侧（办公楼在西侧）。他们四人完全是自己管理并安排工作程序的，与旭上明胶完全是分开的。4月20日他们在清理场地，一是因为环保要来检查，二是要上料了，腾出空地来。这一点从监控上看的很清楚。死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说到他们这几天就是在做清理场地的工作，为上料做准备。被上诉人让李某等在仲裁阶段做假证词，说是刘某东安排工作，完全是捏造。因为另一个员工冯盼来没有出庭，李某和刘某就敢随便乱讲，完全不顾忌自己在警方录过的笔录，信口开河，无视国法。旭上明胶公司的老板是宋某杰，平时是由其弟宋某雷在公司处理事务。刘某东是个毛头小伙，相当于一个在两个公司间的联系人，处理一些杂事。因此，死者等四人是受刘某派遣到刘某租用的场地加工产品，并非是受刘某东的管理和安排。综上，一审认定死者与华峰制革厂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经不起推敲，阜城公安局侦查的方向是正确的。总裁阶段调取的阜城县公安局的案卷材料正是刘某与旭上明胶签订租用其工厂场地的合同，雇佣死者等四人去衡水阜城为其加工蛋白粉并让李某带班管理其他四人。 华峰制革厂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上诉事实中提到公安机关和死者的工友做的笔录，该份笔录的证据来源根本不明，该份笔录由上诉人出示过两次，一次是复印件，一次是申请仲裁委调取的原件，而该复印件和仲裁委调取的原件根本不一致，且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比如，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当中，李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的第一页，地点、询问人、记录人一栏均为空白，而仲裁委调取的笔录中，地点、询问人，询问地点是辛集市田家庄乡耿家庄村。李某的这次询问笔录是2019年的4月20日19:15到19:53，询问地点是辛集市田庄乡耿庄村，询问人是张某秀和张某峰。那么在前后不差20分钟的时间之内，该2人又分别在衡水市阜城县旭上明胶公司询问了冯某来和宋某杰，在时间跨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且前后相差20分钟，这种笔录是人为后期加工并操作的询问笔录，严禁作为证据使用，是非法证据。从李某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正数第七行，李某说我是2016年4月17日才认识的张某稠，这句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李某和张某稠在2019年4月1日一起到旭上明胶公司，他们在当时就认识，这也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认可。为什么公安机关在多份笔录当中从来没有提过说3月份辛集去的人在旭上明胶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一事，我方只能怀疑是当地公安机关在询问时有意偏袒明胶公司或引诱被询问人宋某杰的询问笔录，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正数第八行，他说2019年4月12日上午刘某带着四名工人三男一女来到我公司，很显然宋某杰所作的笔录与事实根本不符。因为经过庭审，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确认在2019年4月17日这三男一女才到旭上明胶公司上班，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其中的内容与事实存在明显不一致，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因为不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出的结论意见，充其量是证人证言的一种。我们申请仲裁委调取事故发生后公安的决定记录，要求它是完整的，比如案件受理通知书，还有一些报警材料、电话、处理意见，但仲裁委调取的这些证据是辛集仲裁委通过阜城县仲裁委代为调取，而且调取的这些笔录是上诉人在仲裁委提供的复印件，很显然仲裁委在替上诉人举证，所以，公安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死亡医学证明是死者妻子在事故发生后亲自填写，是最真实性的还原，且公安笔录证人证言均显示在死亡当日是为旭上明胶公司在工作，旭上明胶公司曾经结算过死者从3月26日到4月2日的工资报酬，死者和旭上明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张某稠与被上诉人华峰制革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无书面劳动合同而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客观状态。确立事实劳动关系时，除了具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外，还应当具备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等条件。首先，张某稠的工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9年3月26日至4月2日；第二阶段：2019年4月8日至4月10日；第三阶段：2019年4月17日至4月20日。每个阶段都有工作地点、同期工友以及带班负责人或联系人。张某稠的工资报酬涉及到数额商谈、是否预支、实际发放，应当逐一查实，进而对张某稠发生事故时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是否存在关联，即是同一工作主体之间在不同阶段的前后承继，还是不同工作主体之间在不同阶段的独立存在，作出客观研判，以确定实际或者应当向张根稠支付工资报酬的主体；其次，现有书面证据中，还有多组微信聊天记录及音频资料，均系在认定张某稠与被上诉人华峰制革厂、刘峰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方面的证据，应当依法作出认证，以确定在本次事故中张某稠系为谁在工作。再者，本案中，双方对《加工合同》的性质存在争议。张某稠从事的工作属于《加工合同》中被上诉人华峰制革厂还是阜城县旭上明胶有限公司的义务，应予查证。如有必要，可依职权对阜城县旭上明胶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还有，阜城县旭上明胶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能否对阜城县旭上明胶有限公司与张根稠之间的用工为劳动关系做认定，请予斟酌。另，张某稠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是否有意愿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亦可释明。综上所述，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1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张丽灿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史兆宏 审 判 员 李荣水 审 判 员 孟志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吕鹏飞 书 记 员 史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