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再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敬宇，男，197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广法，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广伟，男，1961年1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燕，山东金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敬宇因与被上诉人倪广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4日作出（2011）薛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敬宇不服该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5）薛民申字第11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敬宇的再审申请。薛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鲁0403民监字第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鲁0403民再6号民事判决。李敬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敬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广法，被上诉人倪广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敬宇上诉请求：驳回倪广伟的起诉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李敬宇和倪广伟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正确，买卖合同当事人系倪广伟和李传奎，李敬宇仅仅是介绍人，对此李敬宇没有意见。既然是买卖合同纠纷，义务人只能是李传奎。二、一审认定李敬宇系债务加入，没有法律依据。1.债务加入理论没有法律规定，如何认定没有具体操作依据，所以本案单纯依据债务加入理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收到条没有李敬宇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收到条的出具仅仅是在倪广伟让李敬宇出具证明的情况下书写，仅是证明作用。因为倪广伟和李传奎不熟悉，还没到可以信任的程度，因为其没有转款给李传奎，所以需要李敬宇写证明，以便于证明其支付购车款，否则其不好向李传奎说话，所以打这张条子的初衷是证明作用，而不是债务加入凭证。3.从内容看，没有明确的债务承担内容。收取的款项都明确是购车预付款。尤其是备注，是因为李敬宇得到李传奎的承诺，所以只是写个证明。不提车支付利息，也没有要承担本金的含义，所以一审判决把备注作为债务加入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就算有意思也只能是利息部分。三、购买车辆时，是倪广伟先和李传奎联系，先期已支付15万预付款给李传奎，在李传奎说不够的前提下，倪广伟又让李敬宇转款38万，后期直接转给李传奎25万元，而自己转款40万元就不是。四、在李传奎诈骗案中，虽然李敬宇报案，部分购车人的款项作为损失数额，但是倪广伟本身也是受害人，法院也明确了损失数额，并不包含在李敬宇的数额内，就算是包含，也不是债务加入的原因。本案的事实是李敬宇作为介绍人替倪广伟转部分款项，倪广伟怕李传奎不认可才让李敬宇写证明。因为自己转款有汇款手续，李敬宇转款没有凭据，当时就是这个背景下书写的收到条，一审认定属于债务加入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倪广伟辩称，一、从倪广伟主观动机和目的来看，倪广伟与李敬宇系同事关系，倪广伟将38万元转给李敬宇，是因为李敬宇承诺能买到便宜车，倪广伟才于2011年8月19日、2011年10月29日分别向李敬宇汇款15万元、23万元，共计38万元，从转款的设立动机及目的来看，倪广伟需要买车，李敬宇能弄到便宜车要卖，李敬宇与倪广伟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从李敬宇出具收到条的内容上看，2011年8月1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15万元，这是购买途安车的预付款；2011年10月2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23万元，这是购买宝马车的预付款，备注：至2011年12月10日不提车，应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返还，倪广伟转款构成要约，李敬宇接受款项，且用书面形式向倪广伟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综上，李敬宇与倪广伟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原审判决认为倪广伟与李传奎系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枣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认定，李传奎犯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被害人的款项，李敬宇是被害人，根据合同相对性，李敬宇与李传奎系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因李传奎而导致无效，李敬宇才是合同的相对人，成为被害人，而倪广伟不是被害人。三、倪广伟未对原审判决上诉，是因为该判决与（2011）薛民初字第1736号判决结果一致，且判决载明，李敬宇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李传奎主张权利。所以倪广伟没有上诉，并不认可判决确定的事实，而是认可判决结果。至于判决认定李敬宇债务加入，倪广伟不认可，按照倪广伟所说的，因为基于同事信任，将款项转给李敬宇，没有打条，后李敬宇在2011年11月26日向倪广伟出具收到条，更是对债务的认可，愿意以自己的行为，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足以说明李于敬宇是明知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倪广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敬宇立即返还购车款38万元及利息；2.诉讼保全费、案件受理费均由李敬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6日，被告李敬宇向原告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一、2011年8月1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150000元整（拾伍万元整），为购买途安轿车的预付款。二、2011年10月2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230000元整（贰拾叁万元整）为购买宝马车预付款。备注：至2011年12月10日不提车应按同期银行利息4倍返还”。被告李敬宇在该收条上签字确认。2011年12月10日到期后至今被告李敬宇未能交付给原告车辆，亦未按照约定返还购车款。一审法院原审认为，被告李敬宇虽然辩称自己只是中间人并非卖车人，但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李敬宇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车辆，其行为显然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判决：被告李敬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倪广伟购车款38万元及利息（从2011年12月1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00元，保全费2500元，共计7500元，由被告李敬宇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1年8月19日，倪广伟通过中国银行向李敬宇转账15万元，同日，李敬宇通过中国银行向孙启伟转账15万元；2011年10月29日，倪广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李敬宇汇款23万元，同日，李敬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银转账23万元。2015年4月27日，峄城区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中，倪广伟陈述“由于汇款以后我经常打电话问李敬宇什么时候提车，也慢慢认识了和李敬宇一起的李传奎，中间我就给李传奎联系了，后来李传奎说提车的钱不够，在2011年的9、10月份，我没有通过李敬宇，直接把一个15万汇给李传奎给我的他的账户上。后来和李传奎联系多了，他说钱别汇给他了，他又给我一个孙启伟的账户让我把钱直接汇给孙启伟，在后来的10月份左右我分三四次给孙启伟汇了25万元”。询问笔录有倪广伟的签字捺印。2011年11月26日，李敬宇向倪广伟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一、2011年8月1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15万元整，拾伍万元整，15万元为购买途安车的预付款。二、2011年10月29日收到倪广伟现金23万元整，贰拾叁万元整，23万元为购买宝马车预付款。备注：至2011年12月10日不提车应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返还”。李敬宇在该收条上签字捺印。2015年9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审理被告人刘桂珍、李传奎等人犯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第二次审理笔录中，李传奎陈述：“倪广伟通过李敬宇知道找我买车能便宜，后来谈买车的事情通过电话与我联系的，其中38万元通过李敬宇转到我卡上，在我与倪广伟买车的过程，李敬宇只是介绍我与倪广伟认识”。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枣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李敬宇，2011年3月至11月，李敬宇向李传奎账户汇款162.5万元，其中有帮同事向李传奎买28辆车的124.5万元，有帮倪广伟买2辆车的38万元。证人鲁某、沈某证明李敬宇在其买车过程中，仅是其与李传奎的介绍人，没有获取利益。对双方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倪广伟与李敬宇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本案，倪广伟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系购车人向李敬宇已支付购车款，李敬宇应系售车人；李敬宇辩称其系中间人、介绍人，其收到倪广伟交付的购车预付款后已转给实际售车人李传奎，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枣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李敬宇，2011年3月至11月，李敬宇向李传奎账户汇款162.5万元，其中有帮同事向李传奎买28辆车的124.5万元，有帮倪广伟买2辆车的38万元。因此，该院认为倪广伟与李传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倪广伟系购车人，李传奎系售车人，李敬宇系介绍人或中间人，倪广伟已将购车预付款支付给李传奎，但李传奎未按照约定出售给倪广伟车辆。二、李敬宇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李敬宇作为介绍人收取了倪广伟的购车预付款后，并将购车预付款已支付给李传奎，理应已完成介绍事项，但其向倪广伟出具的收条并备注“至2011年12月10日不提车应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返还”，其辩称该“备注”部分系卖车人李传奎应支付利息的约定，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且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已认定其为“受害人”，其收取倪广伟的38万元作为李传奎骗取李敬宇162.5万元的一部分，也是李传奎因此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备注”应视为其对收到购车预付款及不能提车的债务加入，即如不能提车其愿意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因此该约定对李敬宇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倪广伟起诉李敬宇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李敬宇作为债务加入的被告应返还倪广伟购车预付款38万元并支付利息。综上，倪广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敬宇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李传奎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维持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1）薛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李敬宇的上诉请求与倪广伟的答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敬宇与倪广伟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李敬宇收到倪广伟38万元款项是何种性质，原审判决李敬宇偿还倪广伟38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李敬宇与倪广伟并未签订书面的车辆买卖合同，但通过李敬宇向倪广伟出具的收到条内容来看，载明了合同当事人为李敬宇与倪广伟，标的物为宝马车和途安车，数量为两辆车，收到的15万元和23万元分别为购买途安车和宝马车的预付款。通过收到条及倪广伟向李敬宇两次银行转款凭证，可以认定李敬宇与倪广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敬宇上诉称，只是倪广伟与李传奎买卖合同的介绍人，虽然一审再审时申请证人鲁某、沈某出庭作证，但该两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本案书证的证明力，李敬宇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至于李传奎与倪广伟之间并无相关证据证明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原审认定李传奎与倪广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确定倪广伟与李敬宇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则李敬宇分别收到的15万元和23万元，共计38万元，该款项为购买途安车和宝马车的预付款。涉案收到条中载明“至2011年12月10日不提车，应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李敬宇承诺的2011年12月10日为车辆交付日期，因李传奎的原因未能在2011年12月10日向倪广伟交付车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李敬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倪广伟主张李敬宇返还购车款38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至于利息损失，虽然李敬宇承诺如不按期交付车辆，应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返还，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因此不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对于利息损失，本院酌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2014）枣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中认定李敬宇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李敬宇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向（2014）枣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中的被告人主张损失。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第二款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该司法解释从2012年7月1日起施行。一审诉讼时间为2011年12月7日至2012年2月2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的四十六条的规定，再审适用该解释第一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同样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综上，李敬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欠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3民再6号民事判决和（2011）薛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李敬宇返还给被上诉人倪广伟购车款3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8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倪广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李敬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高春燕审判员 李 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高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