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2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伟，男，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芬，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法定代表人：林小雄。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凌，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达冰，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国伟因与被上诉人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国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吴国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路桥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认为从《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的时间起算，吴国伟的起诉时间已经超过了除斥期间，从而认定吴国伟已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事实上，吴国伟的主张撤销权并没有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且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吴国伟有权依法请求撤销案涉合同。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是《民法总则》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除斥期间并未超过。1.案涉合同订立于2007年7月12日，其成立的时间远远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的时间2017年10月1日。因此根据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2条：关于“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中“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可见，《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案涉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2.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吴国伟从2007年底至2008年初期间即开始实际占有使用安置房屋至今并没有任何单位向吴国伟收取过房租，更没有任何单位提出要与吴国伟签订公房租赁合同。因此吴国伟一直不知道安置房屋时不能办理产权的。吴国伟在得知安置房屋可以办理产权后，即于2019年3月26日上午吴国伟再次打电话跟叶开明确认安置房屋是否可以办理产权，叶开明表示让吴国伟拿拆迁协议到厦门市政服务中心即可办理。然而，2019年3月26日下午吴国伟前去办理安置房产权事宜时被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依案涉合同吴国伟是不能办理产权的。至此，吴国伟才知道根据案涉合同并不能办理产权，并且在跟路桥公司协商未果后，立即提起了诉讼。由此可见，除斥期间并未超过，吴国伟有权行使撤销权。二、本案中路桥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且因路桥公司的欺诈行为使吴国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诱使吴国伟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即签订了与其真实意思相悖的案涉合同，因此吴国伟有权依法请求撤销案涉合同。1.本案的欺诈行为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路桥公司向吴国伟做出。叶开明系签订合同时路桥公司公司负责拆迁的人，他不仅代表路桥公司跟吴国伟联系拆迁问题还代表路桥公司再案涉合同中签字，因此叶开明向吴国伟做出的承诺及行为均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应视为路桥公司所做出。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叶开明在双方签订案涉合同之前与吴国伟沟通时即多次向吴国伟表示案涉安置房屋是能办产权的，还表示因为吴国伟配合拆迁工作是第一批愿意签订安置协议的，吴国伟的安置条件不会比后面的差。在2007年7月12日即路桥公司与吴国伟前签订案涉合同的当天，吴国伟还向路桥公司确认安置房屋是否能取得产权，路桥公司依然向吴国伟确认是可以办理产权的。这点在吴国伟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叶开明也承认了。叶开明作为路桥公司的拆迁负责人口头承诺吴国伟签订案涉协议安置房屋可以办理产权，并明知能办理产权和不能办理产权的拆迁协议格式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实际路桥公司提供给吴国伟的却是不能办理产权的格式合同，其利用了吴国伟不知道拆迁协议格式合同的区别这一信息不对称，可见具有明显的欺诈故意，意图通过其口头承诺的欺诈行为诱使吴国伟违背真实意思签订案涉合同，因此应认定为欺诈行为。 3.吴国伟就案涉合同的约定是无法办理产权这一事实并不知情，且无法从案涉合同里看出。首先，路桥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国伟对案涉合同的约定是无法办理产权这一事实是知情的。其次，从案涉合同的约定中，吴国伟并不能知道安置房屋无法办理产权。吴国伟是在2007年7月12日与叶开明、林艺明见面时，才看到案涉合同的，且在确认安置房屋能办理产权后应叶开明的要求当场签订了案涉合同。吴国伟作为一个之前没有任何拆迁房屋经验的人，对案涉合同中所列的拆迁规定并不熟悉，对拆迁合同的格式、表述及具体补偿和应支付的金额更不熟悉。案涉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安置房屋是不能办理产权的，相反的案涉合同中还有“实行房屋安置的补偿方式”、“标准房市场价为4210元/平方米”（案涉合同第一条）“经评估安置房单价4066元/平方米（案涉合同第二条）等约定，而不是租赁房屋的租金比较。这也让吴国伟更加确认安置房屋是可以办理产权的。路桥公司在一审中列举案涉合同中的种种拆迁专业名词，如:“安置分配费”“被拆迁人”等，这些专业名词对拆迁规定很陌生且完全没有拆迁经验的路桥公司而言，并不能通过字面就了解这些专业名词的实质意思。因为吴国伟在签订案涉合同之前看到拆迁公告并跟叶开明等人联系过几次，就认为吴国伟已经了解了拆迁规定，从而就认为吴国伟必须掌握了拆迁的专业名词，显然对吴国伟的要求过于苛刻。实际上路桥公司也正是利用了吴国伟对拆迁专业名词不了解这一信息不对称，实施了欺诈行为。至于吴国伟在案涉合同中以“房屋承租人”的地位签订的合同，并不能当然推导出吴国伟明知安置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这一认定。因为路桥公司的被拆迁房屋确实是承租的公房及无产权的自建房，因此吴国伟并不认为案涉合同将其表述为“房屋承租人”存在问题，更无从得知“房屋承租人”这一表述是安置房屋无法办理产权的关键。第三，依常理如果是安置无产权的房屋，拆迁人应告知吴国伟其安置房屋应与房屋产权人签订租赁协议，然而案涉合同对此完全没有提及。而且案涉拆迁的房屋不仅仅是公租房还包括吴国伟自建的房屋，作为普通老百姓，自建的房屋被拆除，更让吴国伟有充分理由相信安置房屋是能取得产权的。4.如果不是因为路桥公司的欺诈，吴国伟不会签订案涉合同。吴国伟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签订案涉合同，与路桥公司的欺诈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吴国伟在与路桥公司协商拆迁事宜及签订案涉合同当时均一再跟路桥公司确认安置房屋是否确定能办理产权，且吴国伟在路桥公司一再给出安置房屋能办理产权的确认后，才签订了案涉合同。如果吴国伟知道安置房屋是不能办理产权的，绝不可能在2007年就第一批且在路桥公司拿出案涉合同的当场就签订案涉合同。退一步讲，拆迁对老百姓来说是大事，如果得到的补偿方式不合理，那么任何人都不会作为第一批且积极配合拆迁工作当场签订拆迁协议的。综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据此，吴国伟与路桥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三、案外人邵明锡、陈配治两家的基本情况和条件与吴国伟一样，他们能取得安置房屋的产权，可见吴国伟也是可以取得安置房屋的产权。案外人邵明锡、陈配治两家跟吴国伟的条件一样，同样属于铁路职工家庭，同样的也是一套公租房一套自建房，这两家分别于2008、2009年签订的拆迁协议并都取得了安置房屋的产权，恰恰说明如果吴国伟没有在2007年被路桥公司欺诈而签订案涉合同，吴国伟就可以再2008、2009年时候取得安置房屋的产权。至于路桥公司如果协调各方最终给上述两家安置了有产权的房屋，这本就是拆迁人的工作范围，路桥公司称安置房屋与其无关是站不住脚的。 路桥公司辩称，一、吴国伟依法早已不享有撤销权。（一）吴国伟错误解释《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适用关系九民会议纪要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规定的是“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其仅规定“原则上”，而非禁止适用《民法总则》。此外，九民会议纪要【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规定，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故吴国伟主张不能使用《民法总则》与九民会议纪要不符。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吴国伟主张基于2006年11月起经与路桥公司多次协商得到确认其安置房可以办理产权，于2007年7月签署《安置协议》，显然吴国伟的撤销权行使期限最迟也应当于2007年7月签署《安置协议》之日起算。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认定吴国伟在2007年即签署的《安置协议》，早已超过5年除斥期间，已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权正确。（二）即使依照吴国伟所援引的《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吴国伟的请求同样早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首先，《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房屋承租人对交纳安置分配费的住宅房屋仅拥有承租权，并按政府的有关规定缴交房租。即吴国伟对安置房仅有承租权是厦门市地方法规明确规定的，且缴交房租是吴国伟的法定义务。吴国伟不应以不知法或不履行法定义务获得利益。其次，吴国伟声称于2019年3月才得知安置房屋可以办理产权过户，从而再次联系办理产权过户事宜，在客观事实上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安置协议》的签署时间是2007年7月12日，如吴国伟一审起诉状所述，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才签订该协议。因此，吴国伟对讼争安置房屋的性质以及能否办理产权是完全明知的，其对协议内容和签订后果是明确知晓的,如果吴国伟享有合同撤销权，那么此时合同撤销权已经产生，一年除斥期间应从2007年7月起算。且在此后十几年时间里吴国伟并未向路桥公司及任何部门主张过任何权利，足以证明吴国伟以自己的行为默示放弃撤销权。二、路桥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吴国伟的主张实质上是谋取不法利益，该违法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吴国伟依法不具备取得讼争安置房产权的权利。吴国伟原占有并使用位于巡司顶巷8座10号的房屋，总建筑面积123.79平方米，其中面积56.36平方米系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思明房屋管理所承租，另外自建面积67.43平方米，属无建设工程许可证、无国有土地使用证、无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三无”自建房。因此，该房屋无论承租部分或“三无”自建部分，吴国伟均无所有权。《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被拆除房屋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等资料，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被拆除房屋的产权注销登记，并为被拆迁人申请办理所调换房屋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因此，在吴国伟被拆除的房屋没有权属证书的情况下，路桥公司没有权利和义务为吴国伟办理安置房产权。（二）吴国伟依合同不具备取得讼争安置房产权的权利。1.路桥公司作为“成功大道一期工程”拆迁人，2006年11月向拆迁范围内的住户包括吴国伟等发出拆迁通知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多次协商后，双方于2007年7月12日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安置协议》。吴国伟起诉状中对此也明确认可。《安置协议》必须符合且事实上也符合厦门市的征地拆迁政策。2.《安置协议》正文开头便引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等规定及计价标准作为协议签订的依据，《安置协议》明确吴国伟的身份是“房屋承租人”，而非“被拆迁人”。3.《安置协议》第三条明确载明吴国伟缴纳的是“安置分配费”，而非“安置房购房款”。4.《安置协议》第三条引用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拆迁直管公有住宅房屋，房屋承租人实行房屋安置方式安置的，对房屋承租人可就近上靠安置房的实际建筑面积安置。房屋承租人要求增加租住面积的，在具有安置房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安置房屋建筑面积超出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在十五平方米以内的，房屋承租人按安置房价格的百分之二十缴纳安置分配费；在十五平方米以上的，按安置房价格的百分之四十缴纳安置分配费。安置分配费不得抵扣房改的购房款。拆迁直管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承租人实行房屋安置的，拆迁人应当将安置房屋按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偿还被拆迁人。该规定明确了“安置分配费”与“安置房购房款”的区别，即“租赁”与“购买”之间存在的价差，安置房承租人应根据安置房屋面积超出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安置房价格”为基数，按一定比例缴纳“安置分配费”，故“安置房购房款”是全额的“安置房价格”，而“安置分配费”仅是一定比例的“安置房价格”，且“安置分配费”不可用于抵扣购房款，此外，安置房屋是偿还被拆迁人，而非承租人。据此，《安置协议》中并无任何路桥公司需要为吴国伟办理安置房产权的约定。相反，《安置协议》的具体条款、法规政策引用等均明确证明双方的合同不存在办理安置房产权的约定。需要指出的是，安置协议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协议内容应包含完整的拆迁标的、面积、补助费、过渡费等条款约定，但协议具体条款需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与相对方协商确定后才签订，并非格式合同，更不能背离法律规定。路桥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拆迁人，并非政府部门，需遵照政府规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履行法定义务，其无权超过政府规定或直接代表政府给予办理安置房产权的承诺。吴国伟以其不懂拆迁政策试图谋取额外利益不能成立。（三）吴国伟依常理也清楚其不具备取得讼争安置房产权的权利。1.吴国伟主张其“之前没有任何拆迁房屋经验，对案涉合同中所列的拆迁规定并不熟悉”，“是在2007年7月12日与叶开明、林艺明见面时，才看到案涉合同的”，“当场签订了案涉合同”，该等主张显然只是吴国伟单方陈述，明显与事实和常理不符。吴国伟明确确认双方2006-2007年经过将近一年的多次协商、确认，而后才于2007年7月签订《安置协议》。因此，吴国伟足以充分了解拆迁安置补偿规定及协议的内容。正如吴国伟所言“拆迁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大事”，《安置协议》涉及吴国伟的切身利益，若合同中各条款、各项费用、讼争安置房的性质、能不能办理产权等没有与吴国伟协商一致，吴国伟怎么可能会在合同上签字？2.吴国伟清楚知悉其被拆迁房屋包含承租的公房及无任何手续的自建房二部分，吴国伟作为一个具有基本生活常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毫无疑问能够判断不享有所有权的承租房屋以及违建房屋何以获得有产权的安置房？因此，吴国伟的说法有悖一般认知。3.比较讼争的《安置协议》和吴国伟一审举证的证据6可清楚得出，吴国伟所主张的邵明锡、邵主军安置房可办产权是支付了安置房购房款20多万元，而讼争的《安置协议》没有约定吴国伟支付购房款。吴国伟试图凭没有产权的被拆迁房屋，不需要支付对价的情况下，获取可以办理产权的安置房，这种主张完全背离了任何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验和理性。（四）吴国伟没有证据证明路桥公司向其承诺讼争安置房可以办理产权。吴国伟一再主张路桥公司向其承诺讼争安置房可以办理产权的唯一证据是其提供的一段身份不明、通话背景不明、真实意思不明的电话录音，但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也根本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1.根据吴国伟的主张，该录音发生于2019年9月10日，并非与2006-2007年期间案件事实“同步”发生。因此，该电话录音充其量是以视听资料作为表现形式的证人证言，该“证人”甚至不能确认是否叶开明本人，同时，庭审中该证人并未到庭接受质询，违反证据规则，证言不具备证明力。2.即便通话录音另一方的确是路桥公司原来的职工叶开明本人，但叶开明于2007年11月受刑事处罚后早已离开路桥公司，其2019年9月的陈述根本不能代表路桥公司。3.吴国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签订《安置协议》前，叶开明曾向吴国伟作出“案涉安置房屋能够办理产权，且因为吴国伟配合拆迁工作是第一批愿意签订安置协议的，吴国伟的安置条件不会比后面的差”的承诺。4.路桥公司需遵照政府规定的拆迁安置政策开展拆迁安置工作，无权也无义务给予吴国伟办理讼争安置房产权的承诺，也从未授权叶开明做出类似承诺。加盖路桥公司公章的《安置协议》才代表路桥公司的真实意思。综上，《安置协议》是在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安置协议》具体条款清楚明了，未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路桥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相反，吴国伟试图以不了解、不清楚拆迁政策等为由，主张撤销已履行完毕十余年的合同以获取不法利益。三、吴国伟与案外人邵明锡、陈配治的基本情况和条件截然不同，不可类比。吴国伟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是在相关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对房屋拆迁及安置补偿达成的合意,约束吴国伟与路桥公司双方,与其他第三方无关。其中安置补偿条款等更是基于吴国伟原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情况,包括房屋的性质、面积及搬迁情况等所作的约定,安置补偿条件完全符合当时的拆迁规定及标准。吴国伟主张其与案外人邵明锡、陈配治同属铁路职工家庭，回避案外人的特殊情况，要求获得同等的安置补偿条件不能成立。吴国伟一审举证的会议纪要等证据表明邵明锡等人安置房的具体事宜是由政府部门安排解决的，属于政府基于特殊情况所作的特殊考虑，并非路桥公司的职能或义务范围。且邵明锡等人的安置协议中明确表明一房一厅安置房是邵主军以评估价购得，其缴交的是“安置房购房款”,同时约定该安置房办理土地房屋权证所需税费由邵主军自主支付。另，二房一厅安置房系南昌铁路局厦门工务段从其已购安置房中解决，该房屋由南昌铁路局厦门工务段提供，与路桥公司无关。而陈配治的情况与邵主军类似，均是通过“购买”取得，不同于吴国伟仅仅只是缴纳安置房分配费“承租”安置房屋的情况，因此，吴国伟与邵明锡等案外人显然不具备可比性。 吴国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吴国伟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判令路桥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7月12日，路桥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吴国伟（房屋承租人，乙方）签订《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吴国伟）》（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安置协议》内容如下:一、甲方拆除乙方房屋总面积123.79平方米，其中承租的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思明房屋管理所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56.36平方米，实行房屋安置的补偿方式。……。二、因实行房屋安置，根据乙方实际家庭成员结构及实际情况，安置二房一厅一套、一房一厅一套，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128.2平方米。安置房地点是金秋花园伍幢1102室（48.2平方米）、1103室（80平方米）……。三、按《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安置分配费计人民币壹拾壹万壹仟伍佰玖拾壹元整（111591元）。四、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补偿、补助费共计人民币壹拾壹万零捌佰柒拾陆元整（110876元）。5.因安置房原因需过渡，乙方选择自行过渡方式，过渡期限为24个月，甲方应按《规定》第49-51条规定预付给乙方24月过渡安置费，计人民币56182元。根据乙方与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思明房屋管理所签订的《住宅租赁合同》，乙方须支付承租房屋租金132.2元/月，本协议对乙方的自行过渡期限为24个月，即应从本协议补偿、补偿费用中扣除乙方应缴纳的租金132.2元/月*24个月=3173元，即实际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自行过渡安置费为53009元。……。 《安置协议》后附有《成功大道一期铁路用地征地拆迁补偿（补助）安置费用表》，载明：房屋承租人吴国伟，建筑面积56.36（承租面积）+67.43（自建），安置房面积128.2㎡，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费用=安置房分配费111591元-各项补助费用110876元=715元，……。 为证明叶开明向其承诺拆迁安置房可以办理产权的事实，吴国伟提交电话录音，电话录音部分内容如下：“你当时在拆迁时有答应这个是可以办产权证的，你3月份叫我去土管所去办，对不对？”“是”“是啊是啊，但现在要去办，就是总志这边叫我要过会，过会我也给他手续了，但是可能还欠你这个说法吧”“这个所发，当时都在办，是这个林艺明办的，但是林艺明现在在轨道了”“但这件事情当时你是老总嘛，然后我们和林艺明三个有谈过嘛”“我已经没在了”“当时上面签的是你的字呀”“那时候是呀”“然后叶总可不可以麻烦你写个证明？经过的证明？”“我跟你说，我要写100份都没用，我也没在单位了，都没用，倒不如不写，这个要公章的”。路桥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未收到通话录音，且吴国伟的举证不符合证据规则，故不予质证。 为证明与其拆迁情况相同的案外人邵明锡、邵主军、陈配治拆迁后得以办理产权的事实，吴国伟还提交《厦门市重点项目办公室会议纪要（2008）17号、（2008）42号》、《成功大道巡司顶铁路房屋拆迁住户补偿安置协议书确认表》及《成功大道一期铁路用地房屋使用人征地拆迁补偿（补助）明细表》。对此，路桥公司质证认为：案外人邵明锡、邵主军、陈配治与吴国伟的实际情况不同，邵明锡、邵主军安置房的具体事宜由政府部门安排解决，属于政府基于特殊情况所作的特殊考虑，非路桥公司的职能或义务范围。给邵主军安置的一房一厅房屋系其按评估价购买的，其缴交的是“安置房购房款”，安置房办理土地房屋权证所需税费亦由邵主军自主支付。另一套二房一厅安置房系南昌铁路局厦门工务段从其已购安置房中解决，房屋由南昌铁路局厦门工务段提供，与路桥公司无关。陈配治确有办理安置房产权，其安置房情况与邵主军类似，是通过“购买”所得，而非类似吴国伟仅仅只缴纳安置房分配费。上述证据形成于2008年、2009年，吴国伟于2007年签署案涉《安置协议》，显然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吴国伟签署《安置协议》的依据。 一审庭审中，吴国伟述称：从交房开始两套拆迁安置房都有在住。因不知道拆迁有自建的和承租的区别，故没有写入《安置协议》。原来的自建房没有产权证是因为历史原因，另一套是公租房。案外人邵明锡、邵主军也是一套自建房、一套公租房，都是无产权的，但拆迁后却办理了产权证。还有个叫陈佩治的邻居，也是相同情况，亦都取得了产权证。 路桥公司则称：叶开明是路桥公司的职工，案涉《安置协议》由其经手，《安置协议》是一个格式文本。产权置换的情形下，是以注销旧的产权登记为前提，办理新的权属登记。自建无产权的房屋在评估时与有产权的房屋价格不一样，承租的房屋与有产权的房屋安置价格也不一样。路桥公司并未向吴国伟承诺可以办理产权，因这不符合当时厦门拆迁管理规定。吴国伟所举证的邵明锡、邵主军，情况特殊不可比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吴国伟以路桥公司存在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双方于2007年签订的《安置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依据上述规定,吴国伟在2007年即签署的《安置协议》，早已超过5年除斥期间，吴国伟已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权，故吴国伟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国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152减半收取4076元，由吴国伟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路桥公司认为在一审中对其主张归纳存在瑕疵，叶开明在签订案涉协议不久即离开公司。案涉协议也经双方协商，并非格式合同。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路桥公司提交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海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叶开明已经75岁高龄，早在2007年11月被刑事拘留，后被追究刑事责任。假如吴国伟在一审举证的录音系路桥公司与叶开明的通话，通话中叶开明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更不能代表路桥公司。吴国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刑事判决书认定叶开明的职务是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双方签订拆迁补充协议时，职务是副总经理是具有代表路桥公司的资格。因此他作的洽谈和签署的协议，最终代表的是上诉人。2.刑事判决书的罪名和事实与本案无关。3.路桥公司陈述叶开明之后离开路桥公司，吴国伟是不清楚的，且吴国伟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叶开明陈述的事实是2007年7月签订案涉合同当时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经分析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吴国伟上诉主张其受到欺诈才签署的案涉安置协议，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吴国伟的签约身份为“房屋承租人”，该协议第三条明确载明吴国伟缴纳的是“安置分配费”，而非“安置房购房款”。同时该条引用的为《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针对承租人安置租赁房屋的规定。该协议第五条又约定吴国伟在收取过渡安置费的同时，还要扣除其应支付租金，亦再次明确吴国伟安置的租赁房屋。同时，综观整个案涉补偿协议，均未涉及将安置租赁房产的所有权登记至吴国伟名下的事宜。吴国伟对其安置为租赁房产的事宜，应是清楚明确的，故其以受到欺诈而诉求撤销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其次，吴国伟据以主张受到欺诈的证据仅是案涉拆迁协议经办人叶开明在2019年的电话录音资料。该录音形成的时间距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已经长达十余年，通话人是否为叶开明；叶开明是在何种情况下作出的陈述；叶开明的陈述真实与否，均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案涉拆迁协议的约定明显相悖。同时，该录音系对事实情况的陈述，通话人应当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吴国伟提交的证据形式亦不符合证据形式，故对该录音及其内容不予采信。叶开明亦无其他相关充分证据佐证其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受到欺诈，吴国伟主张受到欺诈缺乏证据支持，应予以驳回。再次，吴国伟被拆迁的房产，原就属承租的房产。其自建部分属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筑，依法应当受到查处。其以承租房产和违法建筑要求获得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合法建筑，显然超过合理、合法主张权利的范畴。吴国伟以案外人邵明锡、陈配治的情况作为比较，但根据吴国伟提交的会议纪要，系存在特殊情况，由政府予以处理。吴国伟以此作为支持其诉求的依据，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152元，由上诉人吴国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章 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朱巧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