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民终9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建（又名任健），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强，贵州宜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分公司，住所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津街道西环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5709538449F。 负责人：朱江海，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鑫，贵州公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建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5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5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从200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07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书面通知2008年不再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之后。要求上诉人改为签订其提供的“委托代办办议”（系格式合同）。但是上诉人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资发放没有变，遵守被上诉人的劳动规章制度没有变，遵守被告的工作纪律没有变，并接受被诉人的工作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等管理和工作安排，有员工工作卡、工作服，被上诉人按月以工资的形式发放薪酬。事实上除了工资数额每年有增加的变化外，其他与2008年以前相比较，什么都没有变化。工作地点、工作实施设备均由被告提供，原告所从事的邮政营业、邮政投递的工作属于被告的业务范围，劳动报酬被告仍然是以月工资的形式发放，被告只是以所谓的代办协议取代劳动合同。目的是企图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但事实上还是劳动关系。因此，应当认定从2008年1月1曰至2019年3月22曰，原告与被告系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二）被上诉人故意曲解和滥用《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协议的规定，恶意规避劳动法。1986年12月份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即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代办人员办理邮政业务时适用本法关于邮政工作人员的规定。原邮电部1990年11月I2曰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也规定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本案《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不能被随意曲解，更不能被赋予高于《劳动法》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以此当作规避其与员工之间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手段。其次，被上诉人在同上诉人从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为订立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时，必须征求上诉人的同意，并且对符合应该订立劳动合同而不符合与其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条件的上诉人，不应当订立委托代办性质的协议。被上诉人便有欺诈或胁迫之行为，这样订立的协议自然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当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再次，从《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立法本意讲，委托代办邮政业务是为了发展邮政业务的需要，而不是任何邮政业务都可需要代办的硬性规定或用于企业甩包袱等其他目的之需要。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委托方和受托方订立委托代办的书面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2、代办业务或事项应当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且是企业员工无法完成或没有必要由企业员工专门负责完成的事项，如邮政企业委托偏远地区某企业向其员工送信、征订报刊等。3、代办方应当是邮政企业外单位或个人，同时代办业务不属于代办方的经营业务范围或专门工作职责事项。4、代办方如是个人，其工作地点不能与邮政企业内部员工设在一处，即其不受邮政企业领导管理和企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其获取的酬金代办费数额必须在委托代办协议中明确约定等。只有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委、代双方才可构成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法律关系。最后，判断或认定双方形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履行状况来判定，而不能仅凭各方订立的合同或协议的名称来认定。本案上诉人虽被迫同被上诉人订立过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协议，但从协议的实际内容和各方实际义务履行情况来看，明显不符合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条件、法律性质或特征。1、上诉人所从事的劳动是被上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各项考勤、工作技能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管理和工作安排等各项劳动用工制度的约束。3、从形式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正式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一样，并且一样拥有员工上岗证、工作卡、工作服，从单位领取报酬。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显然符合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情形，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动法律关系。二、原告的申请事项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如前所述。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2日止，原告与被告系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19年3月22日被告派员口头通知原告“你已被公司解聘了，不再去公司上班了”。并停发当月工资。即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9年3月22曰。之后，原告多次请求被告按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解除劳动关系事宜。2019年8月1日，被告以印邮（2019)48号文件告知原告，不再受理该事项。2019年10月10曰，原告向印江自治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印江县劳动争议件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认为超过申请时限，于2019年10月14曰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此外，从1992年3月至今被告没有依法给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印江自治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认定超过申请时效是错误的，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法第1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曰起计算”。被告是2019年3月22曰通知原告不去公司上班了，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因此应从2019年3月22曰起计算原告申请仲裁的时间。原告的劳动仲裁申请没有超过申请时效期限。一审法院认为从2008年双方签订委托代办协议时，劳动法律关系终止，2014年双方又达成和解协议，以此认定上诉人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这是错误的。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的各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1、被告应当赔偿申请人养老保险损失255696元。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和《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规定，被告给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是其法定义务，可被告从1992年3月起至今就没有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原告属于工人身份，年满55周岁就应该退作，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现原告已年满57周岁，根据黔人社发（2018)7号文件“从2018年10月1日起，全省釆取一次性缴费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的相关文件终止执行的规定，原告已不能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了，即不能补交养老保险费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的损失，损失从2019年3月，申请人57岁起计算至2039年申请人77周岁止，为255696元；2、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从2002年3月至2019年3月的二倍工资622708元。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及第二十条第二款“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规定和《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第二款的规定，因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连续工作了10年，被上诉人应当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上诉人不同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自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上诉人支付的2倍工资；3、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八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3848元。 任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任健与邮政印江分公司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系劳动关系；2、邮政印江分公司支付从2002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双倍工资627708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73848元；4、赔偿任健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损失255696元，以上损失共计952252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建于1980年到原印江县邮电局所属的刀坝邮政所工作，1989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任建在服刑期间被原印江县邮电局开除工作。任建刑满出狱后，于1993年3月通过监狱的推荐继续到原印江县邮电局局所属的板溪、天堂邮政所先后从事话务员、营业员、投递员等工作。2007年11月27日，原印江县邮政局向任建下发书面通知，内容为：“由于邮政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省、地局用工体制的不断完善，根据你与我局于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2007年12月31日止）。根据我局研究决，决定于2008年不再与你续签劳务工劳动合同。特此通知。”自2008年开始，任建便与印江县邮政局签订《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约定：印江县邮政局委托任建出售邮票、邮资信封、明信片、收寄国内平常、挂号邮件、收寄国内、过激特快专递邮件、收寄、投递包裹等邮政业务，同时明确约定“本协议是民事委托代理关系，甲、乙双方不存在法定劳动关系。”协议采取一年一签，每一次协议期限为一年，酬金采取基本酬金加业务提成。任建按约到印江县邮政局下辖乡营业所的邮政储蓄岗位从事代办邮政业务。此间，印江县邮政局为任建配备了工作服、工作包、交通工具、工号牌，并在银行为任建开设了工资账号。后因任建向印江县邮政局反映未给其交纳养老保险，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印江县邮政局）与乙方（任建）不存在劳动关系，属委托代办民事关系；二、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养老保险缴纳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三、在乙方自愿的情况下，甲方优先将天堂邮政投递工作继续委托给乙方办理，继续签订委代办协议，按月足额支付酬金；四、今后乙方在不能继续代办甲方业务时，终止委代办关系后，甲方根据乙方代办业务年限，一次性给予一定标准酬金的经济补偿；五、乙方子女达到工作年龄后，如能达到甲方招聘劳务工的条件，甲方给予优先考虑招聘录用；六、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权利，甲、乙双方之间只存在民事委托代办关系……。2019年3月22日，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口头通知任建解除委代办协议。2019年10月10日，任建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4日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任建因不服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故诉至法院。 同时查明，1998年10月，邮电局分立为邮政局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印江县邮电局更名为印江县邮政局。2015年5月，印江县邮政局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分公司”。另查，任建又名“任健”，身份证上的名字系“任建”，平时日常生活常用“任健”，二者系同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0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存在与否，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相应的事实和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任建并未提交与原印江县邮政局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也未有原印江县邮政局的招工用工手续，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原印江县邮政局直接管理。任建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文件）］的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向法庭提供了工作照、公示栏照片、上岗证、工作服、工作包、摩托车自行车照片、工资流水及短信、证人证言等方面的证据，证明双方200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该院认为，首先，上岗证、专用工作用品用具虽然可以作为确认劳动关系的参考凭证，但不能直接证明劳动关系存在，因为委托代理或者雇佣关系中上岗证、摩托车、自行车以及工作服等工作用品用具同样可以向代理人或雇员发放，并非劳动关系所特有；其次，原印江县邮政局在银行为任建设立工资账户，发放工资卡，也非劳动合同特有的报酬支付方式，在委托代理或雇佣关系中，该支付方式也可以被采用，以便于任建领取报酬。再次，从证人王某的证言内容来看，只是说明任建所从事工作的情况，并不能证明任建与原印江县邮政局的劳动关系的存在。同时，任建也未向法庭提供其接受原印江县邮政局考勤、考核的相应证据。从另一方面分析，双方自2008年开始签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不仅合同名称具有“委托”字样，而且从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来看，委托任建代办的邮政业务范围、支付报酬方式等具体明确，双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不存在主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双方之间不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实为一种委托合同关系。综上，任建无法证明200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其受原印江县邮政局管理存在人身隶属关系，任建主张该期间其与印江县邮政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任建同样未提交能够直接证明1993年至2007年期间其与原印江邮政局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因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所以任建要求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支付从2002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双倍工资62770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73848元、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损失255696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任建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任建诉称从2008年开始印江县邮政局便改成与其签订《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该合同系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任建在庭审中虽称其是受胁迫才签订，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任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故对其该理由，该院不予采信。自2008年双方签订委代办协议时，之前的法律关系已终止，双方在2014年已曾达成和解协议。而任建迟至2019年才申请仲裁，且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不可抗力或其它正当理由，故任建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 综上，本案中任建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任建负担。 四、二审查明事实及证据分析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有当事人当庭陈述，任建提供的工作照、公示栏照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工作服、工作包、交通工具(摩托车、自行车各一辆)照片、通讯录、工资流水及短信、受理告知书、印江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劳人仲案字［2019］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提供的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1989)刑诉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农村投递委代办费、速递邮件投递代办费清单、《和解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二审中，任健提交的证据有：1997年使用的印模和1998年和1999年使用的印模，证明其在原印江邮政局工作期间任乡村投递员的事实。 经二审质证，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任健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任健在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工作，且从时间看系2007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前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2008年之后仍存在劳动关系。对该证据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08年至2019年3月期间，任健与被上诉人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业务委托代理关系；任健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对任健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 任健以被上诉人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2007年11月27日书面通知其2008年之后不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9年3月22日，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口头通知解聘自己等事实，认为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违法，要求确认任健与该公司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系劳动关系；该公司支付从2002年3月至2019年3月的双倍工资627708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73848元；赔偿任健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损失255696元。根据任健提出的主张和请求，双方之间的争议属劳动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以及《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任健对于其与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之间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等争议,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劳动合同被解除之日起60日内申请仲裁。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劳动合同到期后，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已于2007年11月27日书面通知其不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双方未在签订劳动合同，任健应当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其直到2019年10月10日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此时已经超过了60日的仲裁申请期限。印江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仲裁申请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提起其不予受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在任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形下,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任健上诉提出从2019年3月22曰起计算申请仲裁的时间。但其主张支付从2002年3月起的双倍工资，且2007年12月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故其该上诉理由与其诉讼请求及事实不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都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主要区分两种情形:1.对于已经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劳动者对缴费年限、缴费基数有异议等发生的争议,因为《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等行政法规赋予了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专属管理权、监察权和处罚权,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会保险机构就欠费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因此,此类纠纷应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2.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社会保险争议即是上述第二种情形,该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任健诉请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赔偿因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损失，虽属于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情形，但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劳动关系解除时均未申请仲裁，现其要求赔偿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同意在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后给予其一定经济补偿，属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协商处理。 邮政公司印江分公司辩称自2008年起双方之间签订《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任健称其系受胁迫签订《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不予采信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达成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有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行为。本案所涉《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不仅已得到实际履行,而且任健的劳动报酬也系按协议约定支付。2014年12月1日，任健又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进一步确认其与印江邮政局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委托代办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在履行协议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因此,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订立过程看,并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从《协议书》内容看,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任健未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内容与形式存在违法情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受到欺诈、胁迫。任健称其系受胁迫签订《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任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任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全 审判员 张金勇 审判员 芦化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翁寿炳 书记员石偲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