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1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娟，女，1969年7月11日生，汉族，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军，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盈，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睢宁县睢城镇元府路3号。法定代表人：许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东，江苏行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睢宁县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睢宁县城中山南路26号。法定代表人：卢国权，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洪波，男，1962年9月19日生，汉族，住睢宁县。上诉人刘文娟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睢宁县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大公司）、夏洪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5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文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盈，被上诉人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文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东升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东升公司系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之一，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010年底，夏洪波委托案外人夏春山作为中间人，以东升公司购买步行街三期用地急需用钱为由，欲向上诉人借款150万元。上诉人基于对步行街三期用地工程运作计划的信任，将150万元借给东升公司、夏洪波、舜大公司使用，并约定由上述三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夏春山为保证人。涉案款项由上诉人直接交付给夏洪波，被夏洪波转入舜大公司账户，并不影响东升公司作为借款人之一，实际使用了涉案借款的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举证的舜大公司和东升公司的会计凭证能够证明，涉案借款被夏洪波登记在舜大公司的会计账簿中，后由舜大公司和东升公司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其中由东升公司通过公司账户以转账的方式于2012年1月21日支付2万元；2015年1月15日支付10万元；从2016年2月5日起，均是由东升公司股东郭刚通过个人账户转账的方式支付上诉人利息。2.即使东升公司在借条中加盖公章的行为不被认定为共同借款人，也应当认定东升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东升公司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在加盖东升公司的公章时，夏洪波是舜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向上诉人说明自己同时也是东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郭刚及夏洪波在场承诺，上诉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二人有权代表东升公司和舜大公司订立协议书及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因此，东升公司在协议书及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均合法有效。二、签订还款协议并在借条上加盖公章时，时任东升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郭刚就在现场，郭刚签订、盖章的行为依法可以代表东升公司。即便认为郭刚的行为超出了代表权限，涉案债权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东升公司答辩称：首先，夏洪波在借条上加盖东升公司公章的行为，没有经过东升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东升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夏洪波加盖公章的行为对东升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主张东升公司与舜大公司是关联公司，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即使东升公司与舜大公司有关联，同样也需要东升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文娟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夏洪波、舜大公司、东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417万元；2.因本案产生的诉讼、保全等费用由夏洪波、舜大公司、东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夏洪波系舜大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因经营需要，夏洪波向刘文娟借款150万元，并于2011年1月9日、2011年2月20日分别出具借条2张。载明按月息30‰计算，并在2011年1月9日出具的借条中约定以步行街未售出门面房作抵押，如到期不还，房价按市价50%下浮。夏洪波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东升公司公章。2016年3月5日，舜大公司、东升公司作为甲方与刘文娟、案外人樊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因甲方于2010年至2011年借乙方现金贰佰伍拾伍万元整（未含利息）至今未还（本金+利息）；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愿意以中央步行街二期中央商厦一楼西北角三间门面房（约200多平米）抵押给乙方，协议约定了抵押期间及抵押方式。舜大公司、东升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刘文娟、案外人樊菊在乙方处签名确认。在协议书下方由夏洪波手写“此抵押如在该房验收前不归还，签订买卖合同，以会计原出具借款凭条结算本息抵房款”，并签字确认。东升公司否认向刘文娟借款，称出具借条时东升公司的公章尚不存在，该公章在2015年1月4日才在公安机关备案。对于在协议书上加盖的东升公司公章应是他人私自加盖，未经过公司法人及股东大会的批准，应当是无效的，2011年1月9日出具的借条及协议书上用于抵押担保的房产东升公司不是权利人。根据东升公司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东升公司在2018年4月12日才取得协议书上被抵押的步行街门面房的土地使用权。一审庭审中，刘文娟认可借条上东升公司的公章是夏洪波于2016年签订上述协议书时在原借条上加盖的，东升公司以其所有的房产为舜大公司向刘文娟提供抵押担保，已经构成债务加入。夏洪波称其向刘文娟所借的涉案150万元全部入了舜大公司的账户，用于舜大公司开发步行街工程，涉案两张借条出具时并未加盖东升公司公章，因夏洪波曾任职东升公司的监事，由其保管的东升公司公章尚未归还，遂于2016年3月5日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加盖了东升公司公章，并在2011年1月9日、2011年2月20日出具的两张借条上一并加盖了东升公司的公章，加盖该公司公章并未经过东升公司法人和股东的同意。一审庭审中，舜大公司称其共向刘文娟支付利息300300元，归还本金540000元，并提供相应的刘文娟出具的收据或转账凭证。对于舜大公司主张的支付利息的部分，刘文娟均予以认可；对于其主张的归还本金的部分，刘文娟认可收到其中的290000元系支付的借款利息。刘文娟不认可收到几笔款项如下：1.2012年7月11日，经案外人卓晖账户转给刘文娟账户50000元，刘文娟称此50000元还款系夏洪波偿还其以往借刘文娟的债务，与本案无关；2.2013年2月5日，经案外人魏佰堂偿还刘文娟的借款200000元，刘文娟称从证据形式上看，该证据仅为一张白条，没有刘文娟的签名，也没有相应的汇款记录。经一审法庭询问，刘文娟认可收到了上述案外人魏佰堂交付给其的200000元，称偿还的是其和夏洪波2011年以前的债务，与本案无关。一审诉讼中，舜大公司、夏洪波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2011年1月19日、2011年2月20日出具的借条书写时间进行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夏洪波认可向刘文娟借款用于舜大公司经营开支，舜大公司亦认可收到该笔借款，故刘文娟要求夏洪波、舜大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东升公司是否构成债务加入，是否应当偿还涉案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东升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夏洪波向刘文娟所借的涉案1500000元均入了舜大公司的账户，借条上东升公司的公章系夏洪波于2016年3月5日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加盖，签订该抵押协议书时东升公司尚未取得抵押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的精神，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本案中，刘文娟与夏洪波订立涉案协议书时，夏洪波已经不是东升公司的监事，仍以东升公司的名义签订抵押协议并在借条上加盖东升公司公章，显然已经超越其自身权限。刘文娟自认与夏洪波系朋友关系，应当对夏洪波的职权有所知情，在订立协议及在借条上加盖公章时并非善意，为保护东升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东升公司不构成债务加入，对涉案借款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舜大公司、夏洪波还应偿还刘文娟借款本息数额的问题。刘文娟仅认可收到利息590300元，认为2012年7月11日及2013年2月5日的两笔还款系夏洪波归还其2011年以前的债务，但上述两笔借款的还款时间系在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间，刘文娟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夏洪波之间还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应认定夏洪波、舜大公司合计向刘文娟偿还840300元。双方均认可其中300300元系偿还借款利息，对于另外540000元并未约定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涉案借条上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0‰，该840300元还款远不够支付借款利息，根据还款的先息后本原则，该840300元应为支付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利息约定超过年利率24%未超过36%的，对于已偿还的部分按约定利息计算，未偿还部分利息不得超过年利率24%。2011年4月23日前，夏洪波、舜大公司已按约定的年利率36%向刘文娟付清利息110000元，至2011年8月23日，夏洪波、舜大公司应给付刘文娟约定的利息为180000元，2011年8月16日，夏洪波、舜大公司给付刘文娟利息135000元，该利息超过年利率24%但未超过36%。故至2011年8月16日前，已支付利息245000元（110000元+135000元）。此后，夏洪波、舜大公司未能按约定的利息给付刘文娟，仅陆续支付利息595300元（840300元-245000元），故刘文娟主张的利息应从2011年8月1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刘文娟主张的2670000元（原告主张本息合计4170000元-1500000元本金）利息为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夏洪波、舜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文娟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1年8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670000元利息数额为限，夏洪波、舜大公司已付利息595300元）；二、驳回刘文娟对东升公司诉讼请求；三、驳回刘文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1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160元，由夏洪波、睢宁县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1000元，刘文娟负担416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从睢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东升公司的企业登记材料。拟证明在2011年夏洪波向上诉人借款时，其是东升公司的唯一股东，夏洪波向上诉人借款系用于东升公司开发工程，且在2016年夏洪波代表东升公司在借条及协议书中加盖公章时，其任东升公司监事；证据二、民事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书各一份，拟证明中央步行街一期工程是由余姚市金铆五交化有限公司投资的舜大公司开发，其后东升公司通过产权转让取得对舜大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开始对中央步行街项目进行开发；证据三，东升公司与惠而美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拟证明东升公司作为发包方，将中央步行街二期工程承包给惠而美公司施工，在协议书中有夏洪波及郭刚的签字；证据四，东升公司、周保元及屹盛公司签订的《中央商厦基础工程结算及说明》，拟证明中央步行街工程是由东升公司实际开发，夏洪波虽在2015年12月25日之后不再是东升公司的股东，只担任监事，但其多次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夏洪波一直都是东升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五，舜大公司的企业网络查询信息一份，拟证明舜大公司涉诉案件达164件，多次被列为失信执行人，夏洪波想借舜大公司逃避还款义务。被上诉人经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夏洪波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因为在2016年3月5日时,东升公司的股东为郭刚和周保元,夏洪波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舜大公司的股东为卢国先和余姚市金铆五交化有限公司,东升公司与舜大公司无论是股东还是法定代表人均没有相同之处,上诉人认为东升公司与舜大公司系关联公司依据不足;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也恰恰能够证明东升公司与舜大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将在裁判说理中予以阐述。本院二审查明案件事实除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2015年12月23日，夏洪波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郭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夏洪波将其持有的东升公司800万元股权，转让给郭刚。同日，东升公司决定吸收周保元为公司股东。至此，东升公司的股东为郭刚和周保元。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东升公司系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其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判断东升公司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关键在于夏洪波于2016年3月5日在借条及协议书中加盖东升公司公章的行为是否对东升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上诉人虽称东升公司实际系由夏洪波控制，故东升公司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但根据东升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夏洪波于2015年12月23日已不再是东升公司的股东，亦非法定代表人。在未取得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夏洪波无权代表该公司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而在2016年3月5日，夏洪波在涉案借条及协议书中加盖东升公司公章时，其并未向上诉人出示东升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或股东会决议等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东升公司亦否认授权夏洪波在涉案借条及协议书中加盖其公司公章。且上诉人在夏洪波加盖公章时未对夏洪波有无权利来源进行审查，亦存在过失。因此，对上诉人关于夏洪波加盖公章的行为对东升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东升公司应对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刘文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建民审 判 员 徐 峰审 判 员 张演亮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楚鹏飞书 记 员 李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