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8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日升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生，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琴文，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殷左光，女，195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玲，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静，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翟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祝，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翟震，男，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住济南市。上诉人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因与被上诉人殷左光、原审第三人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垠鹏律所）、翟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殷左光支付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售房款1053265元、赔偿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经济损失242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殷左光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律师谈话笔录》、《收房买房说明》、通话录音、并结合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可综合认定被上诉人以282万元出售房产系在告知并经翟震同意后进行。为此，上诉人认为，该项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该《律师谈话笔录》虽有卖房首先通知律师，并经律师同意后方可进行的记载，但被上诉人只是事后告知的翟震律师。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房买房说明》仅为复印件，而非原件，第三人翟震在其书面质证中已对该《说明》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称其上的“翟震”签名字迹系伪造，为此，上诉人及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但一审未准许。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在该《说明》中自称“张凯凯和吴红松多次催促其尽快卖掉房子，说卖250万元就可以，我将此情况如实向翟震律师反映，翟震律师回复卖房必须经深圳日升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昌基金公司）同意”，由此可见，卖房的动因和开价并非第三人翟震所提，况且，翟震也认为卖房之事其并没有最终决定权，而必须经日升昌基金公司明确同意后方可进行，故根据被上诉人的该项自认陈述证明，该卖房行为事前第三人并不知情，完全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擅权行为。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3月20日、4月7日与第三人翟震的电话通话录音未提供原始载体，且录音内容显示翟震并未明确认可被上诉人殷左光以288万元出售房屋系经过日升昌基金公司和其同意。被上诉人卖房时间为2016年，录音时间为2019年，没有证据证明其卖房前得到了日升昌基金公司和翟震的书面同意。第四，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是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垠鹏律所代理其他民事案件签订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况且，上诉人在该两份文书中均未授权第三人享有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权。综上，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出售房产系在告知并经翟震同意后进行的认定明显无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称并未授权翟震处理该项事务，但根据《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委托事项，受托人代为制定偿还债权人欠款的实施方案，代为发放债权人欠款等与实现债权债务相关的全部事项，结合被上诉人与翟震通话亦可证实，被上诉人以282万元出售涉案房产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翟震具有代理权，该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为此，上诉人认为，该项认定明显错误。首先，该《授权委托书》只适用于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垠鹏律所代理其与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代理权限仅限于与该案件债权实现有关的法律事务，并不牵涉他案他事，故与本案无关。其次，被上诉人也不属于该《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债权人范畴。被上诉人实属上诉人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其投入的100万元系合伙出资而非借款，双方之间依法构成合伙关系，关于这一点原审判决也已明确认可，因此，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无权在合伙企业清算前就要求分割其财产。被上诉人若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提前收回其财产份额，可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提出退伙申请，与其他合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并签订《退伙协议》，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可基于《退伙协议》所约定的退还财产份额对上诉人享有债权，但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依法履行退伙程序，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并不负有任何债务，故被上诉人并不属于该《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债权人范畴。据上述两点可知，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翟震具有相关代理权，况且，被上诉人对翟震的具体代理权限，以及是否属于债权人的事实客观上也应是明知的，若被上诉人自认属于上诉人债权人的话，绝不会在该《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一栏中予以签字认可。第三、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出售涉案房产时即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未经上诉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日升昌基金公司签章认可，显然，被上诉人在出售涉案房产时存在明显违法性，其行为结果当属无效，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售涉案房屋具有善意性是不能成立的。第四、被上诉人在出售涉案房产时按照青岛市当地不动产中介机构公布的同类型房产的市场价值为每平方32578元左右，而被上诉人出售的价格仅为每平方17093元，为此，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关于：“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规定，可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房产出售价格应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况且，被上诉人也明知该涉案房屋以530万元作价抵账而来，显然，被上诉人以如此低的282万元总价出售明显存在主观过错，故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出售涉案房屋无过失的认定与实相悖。综上四点意见，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出售涉案房产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翟震具有代理权并符合表见代理的认定，不具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法不能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虽论述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但最终并没有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予以判决，显然，原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其合法性可想而知。3.原审判决关于根据律师谈话笔录和通话录音，证实被上诉人在售房款中优先扣除己方投资款和相关费用有合理依据的认定，上诉人认为也是明显错误的。因为，该律师谈话笔录只是针对被上诉人单方的谈话记录，翟震并没有签字认可，因而并非协议条款，对相关方不具有任何约束性。至于通话录音的关联性也值得商榷，虽然该通话中有涉案房产的出售内容，但翟震始终没有承认被上诉人的卖房行为经过其事前同意，更没有认可被上诉人优先扣除其投资款。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被上诉人违法占有的该1053265元是其利用代管合伙企业房产这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擅自将其变卖转让，并从获取的售房款中私自扣留的，当然，该款项的所有权应属上诉人所有，若被上诉人该私自扣款行为视为合法，将极大的损害上诉人和其他全体合伙人的财产利益，因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合伙人只有在退伙和合伙企业解散时才有权享有财产份额的退还或剩余财产的分配权，如果在上述两种法定情形均不存在的前提下，就直接将合伙企业的财产判归某一个人所有，等于是司法机关直接利用公权力强行分配合伙企业所属财产，显然，其违法性自不待言，且严重违反了民法所确立的公平和诚信原则，故在此基础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的有合理依据一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4.被上诉人从未提交2016年3月25日、2016年7月21日短信记录，其提交的是事后伪造的所谓“短信记录截屏”“微信聊天截图”，明显不是2016年3月25日、2016年7月21日形成。5.第三人翟震庭前委托刘庆祝律师一并代理两第三人参加诉讼，因第三人翟震身份系个人，法庭认为刘庆祝律师不宜以律所工作人员身份代理，故按缺席审理，但第三人翟震书面提交了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并未放弃对证据进行质证、答辩等诉讼权利。第三人翟震属于第三人垠鹏律所执业律师，且系该所负责人，垠鹏律所的质证意见和答辩意见能够代表翟震的意见。6.根据上诉人指示，案外人赵华将其所有的房产抵账，过户至被上诉人殷左光名下，由殷左光代管，就涉案房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因上诉人系合伙企业，被上诉人殷左光系合伙企业合伙人之一，被上诉人殷左光基于合伙企业合伙人之一的身份代管涉案房产，属于合伙企业纠纷。二、被上诉人违法占有的1053265元应如数返还给上诉人，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在上诉人委托其代管合伙企业所受让房产时，应当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积极勤勉的执行合伙事务，但被上诉人却擅自出售并私扣出资款，显然，被告的这一违法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合伙企业利益。因此，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将擅自据为己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予以全部退还，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认定证据违法，没有对认定的法律关系进行释明，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没有对被上诉人殷左光的虚假陈述进行法律制裁，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没有原始载体，《收房买房说明》没有提供原件，“短信聊天截屏”“微信聊天截屏”均不是原始的聊天记录，也不是原始图片的截屏，系事后伪造。上述材料均不不符合证据要求，不应采信。2.一审中，法院收到对《收房买房说明》“翟震”签名真伪的司法鉴定申请以及对涉案房屋价值的司法鉴定申请后，均未准许司法鉴定，对存在严重争议的关键事实直接听信被上诉人陈述，剥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更不可能作出公正判决。3.本案立案时暂按保管合同纠纷立案，在开庭时，上诉人对初步认定的案由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属于合伙企业纠纷，一直按合伙企业纠纷举证、辩论等，原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没有告知过上诉人双方之间的纠纷仍然属于保管合同纠纷，判决送达后才得知。4.被上诉人殷左光在开庭质证时，对法庭故意虚假陈述：《债务偿还证明》及收条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没参与，没签字。事后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在证据面前，被上诉人殷左光认可是其本人所签。前期，新闻报道历城区法院对虚假陈述的当事人罚款2万元，原审没有对被上诉人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处罚。根据被上诉人殷左光存在虚假陈述，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更不应当采信其提交的没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所谓证据。四、原审判决遗漏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审判决只认定了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两份证据，但上诉人一审中还提交了第3份证据，即被上诉人书写的卖房款明细证明，据该证据显示，被上诉人称其售房行为事前已经基金公司同意，但上诉人和基金公司事实上从未知晓其售房行为，更谈不上事前同意，但从侧面可证实一点的是，被上诉人的售房行为也未经翟震事前同意，否则的话，被上诉人肯定会在该证明中一并注明其售房行为亦经翟震事前同意认可。然而，不知何故原审判决未将该证据予以明确载明，显然，属于一审法院办案过失，在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五、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了被上诉人殷左光的合伙人身份，却只引用了与本案不相干的《合同法》第六十条。《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第三十一条（三）规定：处分合伙企业不动产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2.《最高院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原审法院对上述两条规定置之不理，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直接认定了被上诉人殷左光提供的复印件等非原件或非原始载体证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殷左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我方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谈话笔录以及翟震律师签字认可的收房买房说明及三份录音证据均证明翟震律师具有代理权限。垠鹏律所未发表答辩意见。翟震述称，翟震一审不是不出庭，已经委托代理人，但是法庭剥夺了对证据的质证权。一审判决第三页证据6收房买房说明未提供原件，系伪造。翟震与殷左光从没有聊天微信记录。本案殷左光提供电话录音里面有水分，最后收房过程翟震参与了，卖房过程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是事后知道的。合伙企业未授权翟震处理房产，只是授权翟震分配其中的债权债务。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殷左光支付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售房款1053265元；2.殷左光赔偿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经济损失242万元；3.诉讼费由殷左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6日，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与殷左光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各方根据《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共同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名称为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委托贷款形式定向对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债权投资，追求合伙人及各方利益最大化。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会议策划等，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经营期为5年，经营满1.5年合伙企业可以进行清算。基金的运营期限为1.5年，期限届满时基金清算，所有有限合伙人退伙。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等。该协议另约定了合伙企业收益及资产分配，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基金18个月运营期内每月向合伙人分配一次收益，18个月运营期满后向合伙人一次性分配投资本金及剩余收益，18个月到期分配收益时，首先向深圳市日升昌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外的有限合伙人分配投资本金及预期年化收益，剩余利润分配给深圳日升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预期税后年化收益：10%（100万小于等于实际出资额小于200万）、11%（200万小于等于实缴出资额小于300万）、12%（实缴出资额大于等于300万）。该协议另约定了合伙事务的执行、入伙退伙及合伙企业的结算与清算等其他条款，该协议后由普通合伙人深圳日升昌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合伙企业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加盖公章，并由有限合伙人殷左光签字。2013年4月26日，殷左光向日升昌盛合伙企业账户转款100万元。另查，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与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公司、赵华等人因借款合同产生纠纷，后达成一致意见，由赵华将其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壬1号楼1单元2804号房产抵偿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抵债金额530万元。根据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指示，2015年10月30日涉案房屋由赵华直接过户至殷左光名下。2015年10月28日，殷左光出具债务偿还证明，载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与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公司、赵华等人在滨州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4）滨中商初字第213号，赵华提供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壬1号楼1单元2804，产权证号为市200716948房产一套，顶抵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债务530万元，日升昌盛合伙企业要求将该房产过户至殷左光名下，委托殷左光代管该房产，殷左光无自行处理权。第三人翟振亦在该证明中签字确认。此后殷左光于2016年4月27日将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王春晖，双方签署了《青岛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取得房款282万元，殷左光分别于2016年5月6日、2016年6月1日分两次向翟震支付售房款1826735元，由翟震将款项打给了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主张殷左光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合伙财产，以288万元出售房产，低于房屋抵账价530万元，殷左光辩称其出售房产及优先抵扣己方投资款、相关费用的行为系征得翟震及原告同意下进行的。另查，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曾于2015年5月17日与第三人垠鹏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第三人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翟震、刘庆祝律师为原告与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公司、高寒、赵华、程建春、崔俊等借款纠纷的一二审及申请执行代理人，双方于2015年6月6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详细约定了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代为提起诉讼、申请执行、代为制定委托人偿还债权人欠款的实施方案、代为发放债权人欠款等与本实现债权债务相关的全部事项。殷左光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在第三人垠鹏律所所做的律师谈话笔录一份，该笔录载明记录时间2015年11月21日，地点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925办公室，谈话人翟震律师、记录人徐雅楠、当事人殷左光，该笔录中记载到“翟震：殷老师，虽然这套房产现在是你的名字，但涉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如果你想卖房子，应当首先通知我们律师，在我方律师同意后方可出售该房产，房款优先保证你的前期费用，即本金的完整性，在房款分配之前，应先偿付其他债权人的维权费用及律师代理费，余款按各债权人的出资比例分配。”第三人垠鹏律所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殷左光另提交2019年1月20日收房买房说明一份，载明“2016年3月底，翟震律师和我到青岛进行买房，最终达成282万元市场价卖出，除去买房费用和投资金153265.05元，剩余资金1826735元转给翟震律师，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壬1号楼1单元2804的房产过户和卖出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依据基金公司与律师事务所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合同进行的收房和买房”该文件落款处由殷左光及翟震签字确认。殷左光提交2019年3月20日、4月7日与翟震的电话通话录音各一份及2016年7月21日短信记录，2016年3月25日，其中录音中证实翟震认可殷左光以282万元出售房屋系经过基金公司和其同意。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翟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证据进行质证、答辩等诸项诉讼权利。本案中，合伙协议中对出资额、出资期限、利益分配、入伙及退伙、合伙企业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殷左光向合伙企业投入款项100万元，从而取得合伙人身份，双方构成合伙关系，殷左光辩称双方系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指示，案外人赵华将其所有的房产抵账，过户至殷左光名下，由殷左光代管，就涉案房产双方构成保管合同关系。本案中，关于殷左光以282万元价格出售房产是否经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或第三人翟震同意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殷左光提交的《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谈话笔录》、翟震签字的《收房买房说明》、及该两人的通话录音，并结合翟震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签定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可以综合认定殷左光以282万元出售房产系在告知并经翟震同意后进行，虽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称并未授权翟震处理该项事务，但根据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委托事项，受托人代为制定偿还债权人欠款的实施方案、代为发放债权人欠款等与实现债权债务相关的全部事项，结合殷左光与翟震的通话亦可证实，涉案房屋自赵华过户至殷左光，殷左光再次出售，该段期间翟震均知晓并直接参与处理，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及各方陈述，认为殷左光以282万元出售涉案房产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翟震具有代理权的情况下进行的，该行为符合表见代理情形，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主张殷左光系无权处分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242万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主张殷左光支付售房款105326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殷左光提交的翟震与殷左光的律师谈话记录及通话录音，证实所售房款应当优先保证殷左光的前期费用，即本金的完整性，殷左光在售房款中优先扣除了己方投资本金及相关费用，有合理依据，日升昌盛合伙企业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590元，由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二审期间，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提交如下证据：1.（2020）鲁01民终33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翟震未取得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授权，将案外房产处分给刘红梅所有，并代表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签订协议，这些行为都认定无效，说明本案中翟震没有取得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授权处分涉案房产。2.青岛崂山区法院拍卖公告一份，证明与涉案房产同在一小区相邻的山东路10号壬1号楼2单元903户住宅，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32578元，被上诉人单方处分案涉房产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属于恶意处分，不能适用表见代理。经质证，殷左光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涉案房产出售时间为2016年4月底，而证据2拍卖时间为2019年6月22日至23日，时间上没有可比性，从房屋位置以及户型、小区功能性均没有可比性。垠鹏律所与翟震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并非同一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中的房产拍卖时间晚于本案案涉房产出售时间超过3年，两者没有可比性，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纳。另，二审期间，翟震对殷左光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录音、短信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微信证据，翟震称记不清楚是否发过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与殷左光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首先，《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第四十三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从案涉《合伙协议》看，系日升昌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与殷左光作为有限合伙人发起设立了目标合伙企业即本案上诉人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根据查明事实，日升昌盛合伙企业除殷左光外，尚有其他合伙人。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全体合伙人共同签名盖章的合伙协议。其次，案涉《合伙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而日升昌盛合伙企业成立时间为2013年1月18日。即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目标合伙企业已经成立。第三，《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但是案涉《合伙协议》第六条分配方式与保障条款约定：殷左光享受固定收益分配。第十条合伙企业解散与清算约定：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而且《合伙协议》约定殷左光不得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及业务。第四，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工商登记中，殷左光并没有被登记为合伙人。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殷左光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之间，系名为合伙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关于翟震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根据殷左光提交的《律师谈话笔录》、翟震的通话录音、微信短信记录、翟震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认定殷左光出售案涉房产系在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翟震具有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代理权情况下进行的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另外，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2020）鲁01民终338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案涉房产出售前后，翟震曾持有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的公章，并为案外人在有关材料上加盖过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的公章，日升昌盛合伙企业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翟震作为负责人的垠鹏律所的律师，由此足见翟震与日升昌盛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殷左光提交的翟震与殷左光的《律师谈话笔录》及通话录音，认定殷左光在售房款中优先扣除己方投资本金及相关费用有合理依据，并对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日升昌盛合伙企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对法律关系认定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59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日升昌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耀勇审判员  王京波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