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申17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玉兰，女，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嵊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横路258号。 法定代表人骆卫星，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鑫江，嵊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吕坚，嵊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489号。 法定代表人俞流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小娟，绍兴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舒裕斌，绍兴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郑仲南，男，196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再审申请人王玉兰因与被申请人嵊州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行终1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玉兰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嵊州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局认定事实不清，对刑满释放未满五年的违法犯罪人员郑仲南故意多次利用瑕疵包庇，知法犯法。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嵊州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局明知郑仲南刑满释放未满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但是办案人员为了包庇郑仲南，故意出现瑕疵，在审批表的违法犯罪记录栏均填“无”。（二）为了包庇郑仲南，把用拳头、石头、砖头等砸破申请人出租房卫生间与不同方向主卧室的两扇玻璃窗及不锈钢窗框，变成砸破申请人出租房卫生间的两扇玻璃窗及不锈钢窗框，嵊州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局明知违法犯罪多处、多次与一次的恶劣性质不同，故意出现瑕疵，避重就轻，掩盖真相。（三）在出警民警在场时，郑仲南实施暴力对申请人腹部踢了一脚，并扬言再去信访不会给你好过，有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录像为证。嵊州市公安局明知郑仲南打人是因申请人在信访举报，存在主观故意及受人幕后指使，但是为了包庇郑仲南的暴力行为，嵊州市公安局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称郑仲南打人无主观故意，卫生间与卧室是一样的，同一人既砸玻璃又打人是一样的，只需要处罚一事，实属知法犯法。原一审判决已认定：“二被告在办案过程中，对郑仲南的前科情况、其使用的工具、窗户的位置等方面描述，存在一定的瑕疵”。二、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一审法院称：“……因郑仲南并无伤害原告身体的主观故意，故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这一判决，再审申请人认为，如果郑仲南有伤害原告身体的主观故意，就符合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了。再根据原二审判决，“原审法院认为郑仲南并无伤害上诉人身体主观故意措辞不妥，系瑕疵”，证明郑仲南有伤害原告身体的主观故意。通过原一、二审对郑仲南前科犯罪记录及当时违法犯罪行为主要证据的认定，二被申请人与原一审法院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并非行政行为可以用瑕疵作为证据，因此，原一审法院对瑕疵案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三、原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一审法院认定：“二被告在办案过程中，对郑仲南的前科情况、其使用的工具、窗户的位置等方面描述，存在一定的瑕疵”。二审法院认定，“原审法院认为郑仲南并无伤害上诉人身体主观故意措辞不妥，系瑕疵”。再审申请人认为，公安、法院认定郑仲南违法犯罪记录与违法证据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原二审法院已认定郑仲南伤害申请人存在主观故意，对砸窗户也认可原一审认定的公安瑕疵，在事实面前原二审法院自相矛盾地称，“上诉人主张郑仲南的上述行为属情节较重，应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寻衅滋事之规定、第四十三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之规定处罚，合并执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把上诉人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请求硬说成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实属枉法。本案公安、原一审法院在认定每一事实上都有瑕疵。原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立法目的，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综上所述，嵊州市公安、法院个别办案人员为了使郑仲南逃避刑法处罚，制造错案，使有前科犯罪记录的郑仲南夜间砸私人住房又当警察面暴力打人的刑事案件，变成最轻微的治安案件，促使一个月后被害人住宅的玻璃再次被砸破，公安至今称未查明，对再审申请人精神上、经济上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与损失，为此，瑕疵的工作人员及单位理应向再审申请人赔礼道歉，并承担一切费用与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本案中，郑仲南于2012年10月24日被嵊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未满五年，于2018年4月18日暴力砸申请人个人住宅、暴力在公安警察面前打申请人，其行为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从重处罚，但嵊州市公安局不但不按第二条规定办案，且用瑕疵当证据保护伞，对暴力行为的前科犯罪人员郑仲南只拘留九天，明显不当。嵊州市公安局办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的立法目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法律规定，用瑕疵包庇暴力犯罪，原一审法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二审法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规定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的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嵊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嵊公（鹿）行罚决字［2018］1096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绍兴市公安局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8］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嵊州市公安局对违法行为人依法重新作出处罚或刑罚，并向再审申请人及租住户赔礼道歉。 被申请人嵊州市公安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嵊公（鹿）行罚决字［2018］1096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8年04月18日20时许，郑仲南酒后使用拳头打和砖头砸的方式将王玉兰位于的两扇玻璃窗户及不锈钢窗框砸破，损失约600元。21时许，民警出警到现场，郑仲南又在现场对王玉兰腹部踢了一脚。以上事实有郑仲南的陈述和申辩、杨清峰证言、嵊州市人民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书、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郑仲南手部伤势照片、郑仲南用来砸玻璃的砖头照片、民警执法记录仪现场视频、人员信息等证据证实。二、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对郑仲南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法可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因此，答辩人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4月18日受案，并出具受案回执，随即开展调查，于2018年4月19日对郑仲南作出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同日送郑仲南到嵊州市拘留所执行拘留，执行期间为2018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8日，现已执行完毕，整个办案程序合法。四、针对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答复如下。1.关于郑仲南的前科情况，郑仲南刑满释放已超过三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2019年1月1日之前规定，新的程序规定对应条款为第一百六十条第五项），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违反治安管理需要从重处理的规定，郑仲南无需从重处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无刑满释放未满五年，发生该案情形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审批表为内部文书，不对外发生效力，审批表的前科描述在该案中不影响事实认定和处罚结果。2.关于答辩人决定书中认定损坏中央宅村93号一楼二扇玻璃窗和一扇防盗窗窗框有相关证据证明，也符合申请人关于财物被损毁情况的陈述，财物损坏后果的主要因素为财物价值600元，当事人双方均认可，且有证据证明，故答辩人关于该节事实认定清楚，不存在避重就轻、掩盖真相的情况，人身伤害的损失不应当认定到随意损毁财物的后果中来。3.关于郑仲南酒后砸毁玻璃窗并随意殴打申请人的行为，答辩人认为该行为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寻衅滋事行为。郑仲南殴打申请人的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里的随意殴打行为，砸毁玻璃窗及防盗窗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里的任意损毁公私财物行为，两行为系寻衅滋事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情形，且对郑仲南处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也已充分考虑到其实施行为的情节。综上，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玉兰的再审申请。 被申请人绍兴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申请人王玉兰系嵊州市鹿山街道中央宅村93号房东，2018年4月18日20时许，郑仲南酒后用拳头打、砖头砸等方式将申请人房屋一楼卫生间的两扇玻璃窗户及不锈钢窗框砸破，后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郑仲南又在申请人腹部踢了一脚。以上事实有再审申请人的陈述，郑仲南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医疗诊断证明书，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郑仲南手部伤势照片，砖头照片，执法记录仪现场视频及人员信息等证据证实。二、答辩人复议程序合法。2018年6月5日，答辩人收到王玉兰行政复议申请。当日即受理并寄发通知，要求嵊州市公安局提交书面答复及案件材料（绍市公行复答字［2018］第31号）。同年6月13日，收到嵊州市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案卷材料。2018年7月19日，答辩人审查后依法作出绍市公行复决字［2018］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于当日邮寄王玉兰。综上，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驳回王玉兰的再审申请。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郑仲南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再审申请人王玉兰不服被申请人嵊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嵊公（鹿）行罚决字［2018］1096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被申请人绍兴市公安局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8］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故本案的审查事项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针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关于郑仲南的违法犯罪经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修订）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五）刑罚执行完毕、劳动教养解除三年内，或者在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本案中，郑仲南实施案涉违法行为时距其刑罚执行完毕已满三年，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予以从重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载明的郑仲南刑满释放日期有误，鉴于该节事实不影响量罚，本院予以指正。其次，关于郑仲南实施案涉违法行为的具体经过。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4月18日17时至2018年4月18日20时58分许，郑仲南酒后使用拳头和砖头砸的方式将王玉兰位于的两扇玻璃窗户及不锈钢窗框砸破。2018年4月18日21时许，郑仲南又在中央宅村93号门口附近无故对王玉兰腹部踢了一脚”，该事实与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郑仲南“用拳头、石头、砖头等砸破再审申请人出租房卫生间与不同方向主卧室的两扇玻璃窗及不锈钢窗框”之事实并不矛盾，且有郑仲南、杨清峰、王玉兰的询问笔录，王玉兰原始伤情记录表、伤势照片及病历资料，现场勘查记录、郑仲南伤势及石头照片，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频等在案证据予以证实。据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最后，关于郑仲南踢再审申请人腹部一脚的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之规定，还是该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之规定进行处罚的问题。寻衅滋事行为中的随意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行为中的殴打他人虽然都表现为以殴打方式伤害他人身体，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侵犯的客体并不完全相同。寻衅滋事行为中的随意殴打他人虽然也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但更多的是“无事生非”，通过逞强斗狠、耍威风、取乐等行为来破坏社会秩序，寻求精神刺激，行为人对公共秩序的侵犯往往超过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虽主张郑仲南实施案涉违法行为事出有因，系有针对性地伤害再审申请人身体，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从在案证据看，郑仲南的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的特征。据此，再审申请人关于郑仲南的行为应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寻衅滋事之规定和第四十三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之规定进行处罚，合并执行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郑仲南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明显不当。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亦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玉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勤 审判员  惠忆 审判员  黄寒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