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2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住所地湖南省临湘市长塘镇工农村（柳厂村内头组）。负责人：梁亿源。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亿源（又名梁益源），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艳，湖南湘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保华，男，197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珞瑜，湖南永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哲，湖南金州（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枢昌，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新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龙，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社区推荐。原审被告：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住所地湖南省临湘市长塘镇柳厂村地头组。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枢昌。原审第三人：吴际永，男，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德良，湖南湘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因与被上诉人王保华，孙枢昌，原审被告临湘市柳昌采石场，原审第三人吴际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2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王保华与吴际永2013年11月16日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协议》无效，王保华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吴际永代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于2013年11月16日与王保华签订《采石场承包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该合同实际系吴际永个人与王保华签订，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无关，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梁亿源都不应成为本案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王保华的诉讼请求不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印章下面“孙枢昌”并非孙枢昌所书，显然盖章行为也不是孙枢昌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枢昌所签“同意”不是作为发包方的意思表示。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没有收到王保华分文承包费，也没有证据证明吴际永转交或支付了承包费，《采石场承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二、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为个人投资企业，孙枢昌不是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无权擅自或授权任何第三人代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2011年股东会议纪要确定孙枢昌负责管理采石场的期限为六个月。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原公章因采石场于2011年2月23日重新刻制了新公章并在公安机关备案而自动作废，2013年11月16日《采石场承包合同》、2013年8月2日授权委托书加盖的是无效公章，不是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三、王保华明知吴际永无权转包仍与其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论合同效力任何，根据（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本案纠纷应由吴际永承担责任。四、《采石场承包合同》因涉及采石场整体经营权承包而违法，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判决将采石场经营权交给没有资质的自然人继续经营，违反了《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法保障采石场安全生产、国家矿产资源合法开采。五、《采石场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涉嫌因诉讼需要而假造。1、王保华提供的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6年12月13日证明涉嫌伪造；2、王保华提供的2013年11月16日与吴际永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合同》没有提供原件；3、王保华提供的2013年8月2日授权委托书形成时间存疑。六、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系两个独立存续的企业，法律上没有联系，王保华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建立了承包关系。七、孙枢昌已将采石场股权转让给梁亿源且应付款项已经支付到位，孙枢昌无权代表临湘市柳昌采石场参加本案诉讼。王保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孙枢昌辩称，梁亿源自2010年9月份通告以后长达三年没有来长塘采石场，孙枢昌系经股东会决议负责长塘采石场所有事务处理，为了采石场利益授权吴际永处理采石场事务并将采石场承包给王保华，采石场的安全问题一直由孙枢昌管理，并没有向王保华转让采矿权。临湘市柳昌采石场未提供答辩意见。吴际永述称，因长塘采石场合伙人发生矛盾经营困难，梁亿源2010年不再负责采石场经营，2014年又起诉解散长塘采石场，吴际永对长塘采石场走出困境及目前市场价值付出了努力。王保华是知道吴际永有权代理长塘采石场签订承包合同的，长塘采石场股东矛盾及股权变化不应影响承包合同的效力。王保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采石场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王保华依法享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的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王保华提交的《合伙经营长塘采石场协议书》、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发布的《通告》、临湘市长塘采石证件原件交接签名保管表及临湘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关于对梁亿源《关于停止审批使用炸药的报告》调查情况的回复，该组证据显示，2009年3月6日，梁益源、孙枢昌、陈绪国签订协议，合伙经营长塘采石场。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记载，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成立日期为2009年1月15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梁益源。2010年9月11日，长塘采石场发布通告，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决定：1.公司同意董事梁益源辞去执行董事职务，并不负责场内外事务。2.从2010年9月12日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内外一切事务由孙枢昌负责，庄锦标协助负责。以上请各位员工知悉，特此通告，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印），2010年9月11日”。2010年10月6日，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梁益源将长塘采石场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公章等等证件原件移交给了孙枢昌。该证据显示，2014年7月10日，临湘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对梁亿源提交的《关于停止审批使用炸药的报告》作出回复，认可孙枢昌用于申请购买炸药的申请表上所加盖的公章属合法有效的公章。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自2010年9月12日起，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事务由孙枢昌负责，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2、王保华提交的由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采石场承包合同》、由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组证据显示，2013年8月2日，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向吴际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为“1.受托人有权代为管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生产经营、销售；2.受托人有权代为相关单位协调；3.受托人有权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经营权承包和处置，并签订相关转承包协议。本人认可吴际永就委托事项作出的签字表态，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孙枢昌，2013年8月2日，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印）”。2013年11月16日，吴际永与王保华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将采石场承包给王保华经营，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合同后面添加手写内容“由于各种原因，双方同意将承包期限改为201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止”，合同尾部盖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印章，合同后面有两处孙枢昌的签名，一处签名为“法人代表：孙枢昌”，与印章重叠，另一处签名为“同意：孙枢昌”，靠近印章左侧。2019年1月24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就现有检材与样本进行检验，倾向性认定：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3年11月16日’的《采石场承包合同》上‘同意’处‘孙枢昌’的签名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上‘孙枢昌’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就现有检材与样本进行检验，倾向性认定: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3年11月16日’的《采石场承包合同》上‘法人代表’处‘孙枢昌’的签名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上‘孙枢昌’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3、王保华提交的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和解协议》及（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申请书》及由梁亿源出具的《关于梁亿源执行案件意见书》，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记载，临湘市柳昌采石场成立日期为2015年7月14日，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孙枢昌。《证明》的内容为“兹证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营业执照》于2015年7月14日变更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特此证明，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印），二Ο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2014年1月10日，梁亿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解散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判决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孙枢昌不服该判决，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案件事实“2009年10月，长塘采石场正式生产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因各合伙人的经营意见不一，导致长塘采石场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2010年9月11日，合伙人召开股东会议，主要决议为：1.改个人独资企业为公司运行模式，由孙枢昌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管理负责人，梁亿源在交接后不再负责场内外事务，孙枢昌在接手后半年内未改善经营状况，应自动辞职；2.在采石场不能运作下去需要转让时，股东在同等条件有优先购买权；3.公章由孙枢昌保管，账务章和合同章由庄锦标保管。当日，长塘采石场对外发布通告称梁亿源辞去负责人职务，由孙枢昌负责，庄锦标协助负责。2010年10月6日晚，全体股东到场，梁亿源将长塘采石场的全部证照原件及全部印章均交由孙枢昌保管……因出让未成功，在经营管理中，各股东之间纠纷仍未解决，2011年2月28日,梁亿源以投资人名义在《长江信息报》登载遗失声明，声明长塘采石场遗失公章、账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并声明作废……2012年4月16日，陈绪国、孙枢昌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梁亿源除名退伙，确认陈绪国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对合伙人投资的长塘采石场进行退伙清算……2013年1月9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岳中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该三人为个人合伙，并确认了各人的合伙份额，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仍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梁亿源为负责人，但安全生产许可证上的负责人已经变更为孙枢昌。长塘采石场自成立至今从未分配利润，生产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实际管理人和负责人孙枢昌于本案审理期间（2014年4月）将长塘采石场整体承包给案外人吴际永经营……”。2015年11月19日，孙枢昌、梁亿源、吴际永三人在一审法院达成《和解协议》。2016年1月6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孙枢昌将其在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现更名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的股份[共60%，其中含陈绪国转让给甲方（孙枢昌）的40%股份]全部给梁亿源，转让价100万元，自2015年11月19日起，孙枢昌对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一切权利不再享有，对采石场的一切债务及义务不再承担，梁亿源享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全部股份；二、吴际永作为承包经营人自愿为梁亿源垫付股份转让款100万元给孙枢昌，于协议签字之日起一星期内全部付清；三、吴际永已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周边的一切纠纷及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并对2010年10月6日起至2015年11月19日止的所有对外债务及纠纷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供货合同），梁亿源向吴际永支付费用100万元，自此所有涉及釆石场周边的纠纷、矛盾均由吴际永负责解决；四、上述二、三项共计200万元，梁亿源应在两年内向吴际永清偿完毕，在清偿之前，采石场由吴际永经营和管理，享有全部权利和收益，并对经营和管理期间的一切费用、债务、民事纠纷及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乙方（梁亿源）可提前清偿，清偿之日吴际永须无条件撤场，并妥善处理好所有遗留问题，将采石场交由梁亿源，孙枢昌与吴际永有义务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所有证照变更至梁亿源名下，若梁亿源两年期间未支付200万元给吴际永（截止日为2017年11月18日），则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归吴际永所有；五、自2015年10月19日起，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林业证、水土证、环保证照及山林租金等费用由梁亿源负责，所有证照印章在吴际永撤场前由吴际永保管，撒场后全部交由梁亿源”。2017年8月7日，梁亿源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义务，请求事项：1.由被执行人吴际永将其承包经营的临湘长塘采石场（柳昌采石场）交还给申请执行人梁亿源；2.由被执行人吴际永、孙枢昌协助变更所有证照至梁亿源名下,吴际永交付所有证照印章给梁亿源。2018年8月6日，梁亿源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梁亿源执行案件意见书》，其于2017年8月31日已向吴际永付清200万元。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4、王保华提交的执行笔录及对孙枢昌、吴际永、邓小新、汤超文的调查笔录，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梁亿源自2010年10月6日之后未参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实际经营管理，但不能证明梁亿源认可吴际永与王保华签订的承包合同，对该部分证明目的，不予采信；5、王保华提交的《爆破技术服务协议》及孙枢昌、王保华的安全资格证书，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一定时期内爆破相关的生产管理行为及孙枢昌、王保华系具备安全资格的管理员，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6、王保华提交的由临湘市长塘镇石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收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王保华、吴际永承包采石场后，把所有村组应上缴款及外债还清，以及向村组支付了2018年、2019年山地租金，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7、梁亿源提交的《长塘采石场承包合同》，该合同显示，2013年11月16日，孙枢昌代表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吴际永签订承包合同，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承包给吴际永经营，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8、梁亿源提交的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营业执照，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9、梁亿源提交的印章遗失登报声明、印章信息系统平台印章详细信息，该证据显示，2011年2月23日，梁亿源在岳阳市万吉印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制作重新制作“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印章，并经岳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特种行业管理大队备案。2011年2月28日，梁亿源在《长江信息报》登载声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遗失，并声明作废。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10、梁亿源提交的由临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临湘市采矿权有偿出让确认书》，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梁亿源为临湘市长塘采石场采矿权证采矿权人，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11、梁亿源提交的（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及（2017）湘0682执8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该组证据显示，申请执行人梁亿源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9月1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8日作出执行裁定，内容为“一、依法将临湘市柳昌采石场孙枢昌6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梁亿源名下；二、依法办理相关证照变更登记”，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12、梁亿源提交的由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与王保华提交的一致，予以采信；13、孙枢昌提交的通告、移交公章证明，该证据与王保华提交的一致，予以采信；14、吴际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采石场承包合同》，该证据与王保华提交的一致，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孙枢昌代表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向吴际永出具授权委托书，王保华与吴际永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时对授权委托书是知情的，《采石场承包合同》上亦有孙枢昌的签名及盖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印章，该合同应直接约束长塘采石场与王保华。上述《采石场承包合同》系长塘采石场与王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王保华要求确认其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采矿企业经营权的承包，并不等于转让采矿权。2010年9月11日，经股东会决定，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对外发布《通告》，从2010年9月12日开始，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内外一切事务由孙枢昌负责，即孙枢昌能够代表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王保华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梁亿源虽重新制作了企业公章，亦未书面认可上述合同，但此系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内部管理问题，对外不影响上述合同的效力，梁亿源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王保华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后修改为自201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王保华主张自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享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承包经营权，与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保华享有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应为自201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对王保华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梁亿源对修改的承包期限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工商登记部门的记载，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目前系登记存续的两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但企业登记系工商部门行政管理事项，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2016年12月13日，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营业执照》于2015年7月14日变更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根据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各股东均认可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系同一主体。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系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变更而来，应承继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的权利义务。综上，对王保华主张对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确认王保华与吴际永代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于2013年11月16日签订的《采石场承包合同》有效；二、确认王保华自201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止享有对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的承包经营权；三、驳回王保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0元，由梁亿源、孙枢昌负担。二审中，王保华提供了2010年9月11日《关于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股东会议纪要》复印件，拟证明孙枢昌系经“股东会议决议”负责管理长塘采石场。梁亿源质证称有这么一个会议纪要，但王保华没有提供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讨论过程中梁亿源提出了以半年为限，孙枢昌不能扭转局面应退出管理。孙枢昌质证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系由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变更而来。梁亿源移交给孙枢昌的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公章是经过备案的印章。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的工商登记至今没有办理变更手续。孙枢昌陈述称，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下部左边“同意孙枢昌”字样系其本人在合同签订约一周后，根据王保华的要求在合同复印件上补签。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是否有效？能否约束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王保华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的性质为承包合同。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擅自转让矿业权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但相关行政法规并未规定采矿企业承包他人经营无效。故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交易场所违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上诉称《采石场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虽登记为个人投资企业，但已生效的本院（2012)岳中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确认梁亿源、孙枢昌、陈绪国三人为个人合伙。临湘市长塘采石场“经股东会决定”从2010年9月12日开始由孙枢昌负责采石场内外一切事务，并于2010年9月11日对外发布有梁亿源（梁益源）签字的《通告》，故孙枢昌有权代表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于2013年8月2日授权吴际永对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进行经营管理、承包处置，有权于2013年11月16日与吴际永签订《长塘采石场承包合同》，并有权对吴际永与王保华于2013年11月16日签订《采石场承包合同》将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承包给王保华进行追认。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所称“股东”会议纪要对授权孙枢昌负责时间的限制，梁亿源在“经股东会决定”由孙枢昌保管公章、负责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内外一切事务后重新制作公章并在公安机关备案，均不足以否定孙枢昌在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上签字、加盖采石场原公章所代表采石场作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的效力。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既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能够约束临湘市长塘采石场，并无不当。根据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约定，王保华自201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对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享有承包经营权。临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称临湘市长塘采石场《营业执照》于2015年7月14日变更为临湘市柳昌采石场；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梁亿源、孙枢昌等均认可临湘市长塘采石场与临湘市柳昌采石场系同一主体。梁亿源依据本院（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8日作出执行裁定，将临湘市柳昌采石场孙枢昌6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梁亿源名下，并依法办理相关证照变更登记后，梁亿源即对临湘市柳昌采石场享有全部合伙份额。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在二审中称王保华于本院（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74号案件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在场，孙枢昌在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上的签字是签署上述调解协议书后所签，孙枢昌与吴际永、王保华恶意串通损害梁亿源利益，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如果当事人就案涉《采石场承包合同》的履行等还有其他纠纷，可以另循法律途径救济。综上，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临湘市长塘采石场、梁亿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甘春汉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周闻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夏 琦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