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朋，男，汉族，1970年9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丰，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道雄，男，汉族，1970年3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翁祎炜，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美娟，女，汉族，1978年8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观寿，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洪，男，汉族，1973年11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兴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万达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流塘村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7151096R。法定代表人：赖劲君。上诉人张新朋与上诉人林道雄、被上诉人史美娟、刘兴洪、深圳市万达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隆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7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新朋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77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史美娟对林道雄的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林道雄、史美娟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史美娟代偿款项并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为由认定涉案借款为林道雄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是明显与事实不符的。一审判决对于涉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改判由林道雄、史美娟共同向张新朋偿还借款本息。1、一审庭审过程中刘兴洪明确承认接受林道雄的指示接收到涉案借款，并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多次向史美娟支付相关款项。虽然涉案借款是以林道雄名义借到，但史美娟实际使用了借款，该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应为夫妻共同债务。2、一审时张新朋申请法院调取涉案借款时作为收款人的刘兴洪的银行流水，但法院未予调取。刘兴洪与史美娟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可清晰还原史美娟收取涉案借款流向的真实情况，以证明史美娟是实际借款人和借款使用人的事实。为了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再次请求法院调取林道雄借款支付至刘兴洪后，刘兴洪与史美娟之间的银行往来情况。3、张新朋多次电话、手机短信、EMS邮件给史美娟，要求其偿还与林道雄的共同借款，史美娟并没有任何否认表示。结合史美娟向张新朋归还借款的50万利息的行为，应视为对夫妻债务的默认。4、史美娟在林道雄被追究刑责后，向张新朋归还借款部分利息的行为，结合史美娟收取刘兴洪的收款、张新朋多次向其追索借款本息未予否认，涉案借款本息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5、史美娟在林道雄因涉黑刑事案被司法机关处罚后，林道雄、史美娟共谋实施恶意转移林道雄名下房产等财产以逃避还款责任，足以证明史美娟知晓并参与了借款的事实。借款后共同蓄谋实施恶意逃避债务的不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的合法权益，情节恶劣。综上，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林道雄答辩称：一、林道雄本人并没有收到过涉案款项，张新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关款项是由林道雄收取。本案所谓借款前三笔林道雄是知道和认可的；但后两笔，林道雄并不知晓，而且该两笔借款涉及的利息、借期、付款金额、收款人都违背了林道雄的平时习惯，特别是“万达隆公司”的借款，根本不是林道雄社团的借款。刘兴洪所谓的“受林道雄指示收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多次向史美娟支付款项”的说法，因刘兴洪作为本案的原审被告、利害关系人，该说辞是为了逃避债务、推卸责任的陈述，不具备任何证明力，不应被法院采信。事实上，本案部分借款是刘兴洪代表林道雄社团对外的借款，应用于刘兴洪在内（放贷主体）的高利放贷和开设赌场、酒店等业务。法院将该全部款项都直接判给林道雄支付承担，有违事实和法律。二、本案的部分款项是社团的筹措资金，与史美娟无关，由史美娟承担还款责任实为不公；而且史美娟与张新朋之间50万转账并非林道雄安排的所谓代为还款。因林道雄及刘兴洪、曾敬忠、宝湖酒店、利丰公司涉及犯罪活动，林道雄不否定本案的前三笔借款的存在，但这些款项均不是林道雄本人的个人借款，亦不是归林道雄个人调配使用，而是整个社团非法使用，这些可从多个涉及的刑事案件可以证实。张新朋上诉主张涉案借款由林道雄和史美娟个人使用，没有根据。三、张新朋称林道雄与史美娟共谋恶意转移本林道雄名下房产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完全是张新朋的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其由此再推论出所谓史美娟知晓案涉借款的结论，是逻辑混乱。史美娟的房产从始到终都是史美娟个人财产，经过公安部门的资金来源调查也已经查证前述事实，否则公安部门不可能不将其没收。张新鹏上诉虚构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严格认定和裁判。史美娟答辩称：一、从张新朋提供的5张借据形式上看，张新朋主张向林道雄陆续出借多笔借款证据不足和相互矛盾，而且该些借款的时效均已超出诉讼时效，张新朋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1、从张新朋提供银行回单、借据形式上看，收款的对象已明确为“刘兴洪”和“深圳市万达隆实业有限公司”，而非林道雄。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安排，史美娟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仅是以“刘兴洪”、“曾敬忠”是林道雄的手下，就想当然推出“刘兴洪”和“万达隆公司”的借款就是林道雄借款，特别是在没有证据证实仅靠臆断的情况下，显然结论是有失客观的。而且，如果一审法院都已经认为林道雄、刘兴洪、曾敬忠是涉黑犯罪集团的成员，且该集团主要是从事高利贷、开设赌场、垄断经营、开设酒店等违法犯罪活动，其集团成员对外所借资金必然涉及违法犯罪，其本身就不存在依法保护的问题。一审法院只采信一方表述，未全面、公正核实案涉资金的性质，已有失偏颇。现张新朋上诉要史美娟承担如此的还款责任，于法不公。2、本案的5笔借款，张新朋均主张由刘兴洪和万达隆公司代收，再由林道雄与史美娟共同使用，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有违常理。因为如属于林道雄、史美娟借款，就算林道雄没有银行账号，但史美娟有银行账号，借款根本无须通过第三人代收，再所谓转给史美娟，其大可直接由张新朋转史美娟即可！张新朋通过拼凑证据，意图让史美娟承担还款责任，其实是因为林道雄身在监狱，张新朋反过来向事外的史美娟主张还款，极为不妥。另，张新朋作为专业的高利贷债主，其收割别人血汗钱的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移送刑事起诉）。如果史美娟是借款人，以其的专业，其不可能不要求史美娟签字确认。而且通过公布的涉及到张新朋的已决案件，可证明张新鹏就是在其他案件中涉嫌伪造债权文书，制造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的惯犯，其提出的债权主张应当依法从严审核和认定。再从其制造短信记录、发所谓追款通知等手法可见，如史美娟真是借款人，其不可能不采取要求史美娟进行确认的措施。3、史美娟于2013年3月6日通过农业银行帐号汇给张新朋50万元为史美娟出借给张新朋的款项，根本不是张新朋单方面所称的“还款”，其本来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张新朋提出该50万元是还款的主张，依法应当由张新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没有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定责任。因此，该50万元就不应成为史美娟所谓事后追认的证据，更不能成为所谓中断诉讼时效的事件。4、对于张新朋所称的给史美娟发去追款邮件的主张，史美娟从没收到张新朋所称的通知书，并已提供证据证实该送达地址已转让他人，不具备送达的可能。而且，该邮件的签收栏里，已经明确没有任何人签名签收，再加上该证据又没有原件核实，不能成为认定核心事实根据。没有证据证实，就应当严格按照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即无论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存在、是否真实，张新朋都失去了胜诉权。在上诉状中，张新朋诬陷史美娟为逃避债务而转让房产，更说房产属于林道雄的物业，这些均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史美娟房产是娘家为史美娟购买，而且是登记在史美娟名下的房产。史美娟对自己的房产处分根本不需要通知张新朋。而且如果该房产是林道雄的，公安机关怎么可能对该房产依法解封呢？二、即使林道雄集团存在所谓的借款，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1、林道雄从未跟史美娟说过其向张新朋借款，史美娟家庭收入稳定，根本不需要对外举债。本案为5笔不同的借款。时间跨度大，借款金额巨大。且在前一笔款项未清偿及回收前，又继续出借多笔借款，与日常生活经验明显不符，且该些借款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2、从张新朋提供的（2014）深宝法刑初字第4227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刘兴洪在涉黑刑事案件中的证词可见，史美娟与林道雄关系早已破裂。林道雄长期在外面与情人生活，并生育小孩，时间刚好发生在2011年，即涉案借款时间。两人长期分居，林道雄不可能为史美娟举债，史美娟更不可能为这样的丈夫还款。3、史美娟既然没有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更没有事后的追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应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新朋的不当诉求。被上诉人刘兴洪、万达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及答辩。林道雄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粵0304民初35721号民事判决。二、判决驳回张新朋的所有诉讼请求。三、由张新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改判。一、一审法院将5张借据与不相关的5笔银行交易记录混为一谈，有违事实和常理。案涉5张《借据》与5张《银行回单》记载的款项金额明显不同，并不存在一审所称的规律。各借据与各银行交易记录的金额差距分别是1.4万元、2.1万元、2.8万元、13.8万元、20万元，特别是后两笔金额差距比例竟达到16%及20%,可见其明显有违常理，明显与一审法院所称的“交易习惯”不符。另外，若论所谓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通常应该是借款人每月向出借人支付固定的利息，到期再归还全部的本金。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该5笔借款存在所谓的“砍头息”，那此后为何没任何一笔利息支付？且张新朋在长期收不到利息的情况，还会一直无动于衷？一审法院仅是从5笔借款中筛选出3笔，拼凑出所谓的“交易习惯”，而对其余两笔以及整体5笔的不规律却视而不见。一审法院忽视相关疑点，强行得出“数额吻合”的结论，是罔顾事实。二、关于史美娟向张新朋转账50万元的性质以及万达隆公司77.2万元的银行转账性质，一审法院均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造成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错误认定。在一审中，张新朋主张史美娟的该笔50万元转账是代林道雄支付的“还款”。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最高院有关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精神，张新朋仍应就其主张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证明史美娟支付的50万元是其主张的代为还款，但其却举证不能，故此其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同样，对于张新朋转账给万达隆公司77.2万元款项，张新朋主张该款项属于借给林道雄的其中一笔借款，并提出万达隆公司是代为收款，但是也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特别是在万达隆公司已经明确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借款，且明确该款项属于张新朋的投资，但一审法院仅凭张新朋的一面之词，就将该毫不相干的款项认定为林道雄的借款，显然有违事实，有违证明规则。三、本案早己过了诉讼时效，张新朋已失去了胜诉权，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如第二点所述，史美娟50万元转账的性质根本无法被确认为“代为还款”，故也就不能以其作为一审法院所称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而且，本案所涉及的5张借据记载的时间，分属于2011年的5个不同时期，且都是各自独立，张新朋试图以一笔50万的转账记录，来打破哪笔借贷关系的时效？一审法院在处理该问题时，作出的认定显然有违常识。然后，原审法院提出的所谓“林道雄被羁押、服刑期间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这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规定，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仅有：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4、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可见，林道雄被羁押、处于服刑状态，并不是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事实上“林道雄被羁押”也并不影响或阻碍张新朋行使或主张权利，张新朋完全可以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提起诉讼。故此，一审法院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有违法律规定。实际上，本案所涉五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分别已于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1月9日，2014年2月10日，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6月8日截止，期间未发生任何中断事由。2016年2月26日，林道雄向法院主张本案债权时，早己超过诉讼时效，故依法丧失胜诉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张新朋答辩称：一、林道雄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除案涉借款是否为林道雄及史美娟共同借款之外，张新朋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借款的金额、时间的认定完全正确。涉案借款不仅应认定是林道雄借款，而且也因涉案款项实际上由史美娟收取和使用，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借款。二、刘兴洪作为林道雄的手下，负责林道雄以及林道雄所开设的万达隆公司等相关经济主体的财务，案涉款项由其收取、支配、管理，均是听从林道雄的指示而从事的。所以该收款行为并不是刘兴洪的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林道雄承担。案涉的借款虽然收款人并非借条上署名的借款人林道雄。但借条由林道雄亲笔署名，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存在无效的情形，是林道雄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条签署以后，张新朋也按照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向刘兴洪及万达隆公司转款。该款项虽然与借款金额有少许区别，但根据借款情况一览表中预扣的部分利息以外的金额吻合。故一审法院认定的案涉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合法有效，应予以维持。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涉案的借款发生在2011年4月21日至2011年12月8日期间。该款项由林道雄出具借据。借据出具以后，张新朋向林道雄指定的收款人的银行账户转账相应的借款。该款项由林道雄的员工刘兴洪及万达隆公司收款以后，又由林道雄指示刘兴洪向史美娟转账。史美娟收取款项以后使用，故该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为林道雄和史美娟两人。史美娟使用款项以后，于2013年3月6日还款50万元，构成了第一次诉讼时效的中断。2015年3月2日张新朋向史美娟及林道雄发出催款通知，该事实有张新朋提交的公证书予以证明。邮政部门出具的投递详情已证明该邮件由史美娟本人收取。林道雄及史美娟称该邮件没有签收，与事实不符。2016年2月26日，张新朋第一次向法院提起本案涉案借款的诉讼，后因故撤诉。2017年3月17日张新朋提起涉案借款的第二次起诉。从上述事件、期间来看，涉案借款完全在有效的诉讼时效之内，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期间。所以林道雄及史美娟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道雄的上诉请求。对史美娟的理由不予支持，依法在确认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的金额、时间的基础上，判令林道雄及史美娟共同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张新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道雄、史美娟、刘兴洪、万达隆公司向张新朋归还借款3,209,000元；2、林道雄、史美娟、刘兴洪、万达隆公司从2011年10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386,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1年11月8日起按4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579,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2年2月10日起按4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772,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2年2月27日起按4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672,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2年6月8日起按4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800,000元本金的利息，上述3,209,000元的利息均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利息为200,000元）；3、林道雄、史美娟、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查明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4月21日、5月9日、8月10日、8月27日、12月8日，林道雄向张新朋各出具一份《借据》（共5份），分别称向张新朋各借款：4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21日至2011年10月20日；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5月9日至2011年11月8日；8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10日至2012年2月9日；8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27日至2012年2月26日；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6月7日。后四份《借据》中均约定：逾期归还的，按四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011年4月21日、5月9日、8月29日、12月8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分别向刘兴洪转账支付386,000元、579,000元、672,000元、800,000元，共计2,437,000元。2011年8月10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万达隆公司转账支付772,000元。张新朋主张上述5笔款项即系5张《借据》项下的款项，林道雄指定刘兴洪、万达隆公司为收款人。林道雄否认张新朋向刘兴洪、万达隆公司转账支付的上述5笔款项为涉案5张《借据》项下的款项，称《借据》虽是林道雄本人所签，但林道雄实际未收取任何借款。《借据》产生的原因是林道雄曾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他人借款，刘兴洪称可以为其借到款项，故让林道雄签署了若干张《借据》，而林道雄实际并不清楚款项是否实际支付也不清楚刘兴洪对外向谁借款。此外，林道雄抗辩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刘兴洪确认收到张新朋转账支付的4笔款项共计2,437,000元，但主张其不认识张新朋，从未向张新朋借款，借款的主体是林道雄，系林道雄指定其收款。万达隆公司确认收到张新朋转账支付的772,000元，但主张该款项是张新朋对公司的投资款，与本案的借款无关，但万达隆公司对于投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林道雄、史美娟于2005年4月4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7月18日在法院调解离婚。2013年3月6日，史美娟向张新朋转账支付500,000元，张新朋主张该笔款项是史美娟代林道雄向其偿还的涉案5张《借据》项下的借款利息。史美娟主张该款项500,000元系其出借给张新朋的借款。张新朋主张2013年3月6日史美娟还款、林道雄于2013年12月25日被羁押直至到监狱服刑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粤高法刑一终字第443号刑事裁定书中查明以下事实：“林道雄于2013年12月2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林道雄的供述：我是1999年左右就开始带着几个马仔出来玩，当时有刘兴洪、刘会群……跟我一起做事的，有曾敬忠、许特猛等人……我主要是开赌场。曾敬忠主要是以生意为主，开了宝湖酒店；他还跟我一起开赌场，帮他做事的那帮人也有放高利贷的……刘兴洪也主要是在赌场里帮忙，他有时候当和手……”；“同案人刘兴洪的供述：……我1997年认识他（林道雄），认识几个月后，有两个麻布村的本地人叫我去跟林道雄，有一天在流塘路口一饭店里吃饭，向林道雄敬了一杯茶，林道雄就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他会帮我出头。敬茶是规矩……林道雄和曾敬忠、吴总三人是万达隆公司的股东，但由曾敬忠和吴总负责经营。公司的人一般叫林道雄为林董，宝湖酒店的人也叫他林董……”；“证人刘某的证言：……曾敬忠是林道雄最得力的马仔，林道雄所有东西都是曾敬忠打理，宝湖酒店和万达隆都是曾敬忠在打理……”。曾敬忠原系万达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林道雄向张新朋出具的5份《借据》，系双方建立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收取的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涉案《借据》项下的款项；二、本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史美娟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第一，法院认为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收取的款项应认定为涉案5份《借据》项下的款项，理由如下：1、张新朋向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支付款项的时间有4笔款项均是在林道雄出具《借据》当日，另有1笔款项亦是在出具《借据》后2日，因此，款项支付的时间与出具《借据》的时间吻合；2、林道雄2011年4月21日、5月9日、8月10日出具借据称借款400,000元、600,000元、800,000元，张新朋同日支付刘兴洪、万达隆公司的数额为386,000元、579,000元、772,000元，支付的实际金额数均是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数额按月利率3.5%预先扣除一个月利息后的数额，该操作方式符合当前民间借贷预先扣除利息的交易习惯，故实际支付数额与借据中记载的数额吻合。另外两笔款项实际支付的数额虽不是扣除利息后的数额,但刘兴洪确认其收取的所有款项均是受林道雄委托收取；3、万达隆公司否认受林道雄委托收取款项，抗辩主张收取772,000款项的原因是张新朋对公司的投资款，但却未对投资事实作合理说明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4、（2015）粤高法刑一终字第443号刑事裁定书中已查明林道雄自认刘兴洪系其马仔，而刘兴洪的供述、刘某的证言中均提到林道雄当时实际控制万达隆公司；第二，关于本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金额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张新朋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史美娟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对张新朋关于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张新朋对史美娟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史美娟向张新朋支付的500,000元，史美娟主张该款项系其出借给张新朋的借款，但史美娟对于借款发生经过未作合理说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史美娟的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张新朋主张该款项系史美娟代林道雄偿还涉案借款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但在林道雄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史美娟代偿款项并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第三，对于诉讼时效问题，5笔款项的还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1月8日、2012年2月9日、2012年2月26日、2012年6月7日，故诉讼时效应从约定还款时间的次日开始计算两年，分别应至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1月9日、2014年2月10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6月8日。史美娟2013年3月6日代林道雄还款、林道雄于2013年12月25日被羁押、服刑期间（至今仍在服刑），均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债权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林道雄收到借款本金3,209,000元（386,000元+579,000元+672,000元+800,000元+772,000）。2011年4月21日的《借据》中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和逾期利息，林道雄应从逾期之日（2011年10月21日）开始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另4张《借据》中约定了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故林道雄应从逾期之日（579,000元从2011年11月9日开始计算；672,000元从2012年2月27日开始计算；800,000元从2012年6月8日开始计算，772,000元从2012年2月10日开始计算）开始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高于年利率24%的按年利率24%计算）。由于史美娟已偿还500,000元,故林道雄应返还张新朋借款本金3,209,000元及逾期利息（其中386,000元2011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其中579,000元从2011年11月9日开始计算，672,000元从2012年2月27日开始计算，800,000元从2012年6月8日开始计算，772,000从2012年2月10日开始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高于年利率24%，按年利率24%计算；按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扣减已偿还的500,000元）。刘兴洪、万达隆公司仅是代林道雄收取款项，张新朋主张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林道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张新朋借款本金3,209,000元及逾期利息（其中386,000元2011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其中579,000元从2011年11月9日开始计算，672,000元从2012年2月27日开始计算，800,000元从2012年6月8日开始计算，772,000从2012年2月10日开始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高于年利率24%的，按年利率24%计算；按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扣减已偿还的500,000元）；二、驳回张新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72元，由张新朋负担4,000元，林道雄负担30,07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根据张新朋的申请，向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查取了史美娟的账户（卡号62×××15）,2011年4月21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没有刘兴洪、万达隆公司向史美娟转账的记录。再查明，史美娟提交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83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粤03民终20865号民事裁定书和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深宝检刑诉【2019】1982号起诉书，证明张新朋长期从事高利放贷业务，除了向林道雄放贷外，还向庄少伟、庄鑫发、陈能、黄进兰等人放贷，并且在追收放贷款过程中涉嫌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于2018年7月17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立案侦查，于2019年5月17日被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又查明，张新朋于2015年3月2日向史美娟、林道雄寄送了内容为《还款通知书》催收邮件，邮政查询记录显示史美娟于2015年3月3日签收了该邮件。张新朋于2016年2月26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林道雄、史美娟偿还涉案借款，该案张新朋于2016年5月18日申请撤诉，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准许张新朋撤诉的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张新朋与林道雄的上诉请求及争议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张新朋是否将涉案5份《借据》约定的借款支付给林道雄。本院认为，林道雄向张新朋各出具5份《借据》，分别是2011年4月21日《借据》向张新朋借款400,000元、5月9日《借据》向张新朋借款600,000元、8月10日《借据》向张新朋借款800,000元、8月27日《借据》向张新朋借款800,000元、12月8日《借据》向张新朋借款1，000,000元。2011年4月21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刘兴洪转账支付386,000元；2011年5月9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刘兴洪转账支付579,000元；2011年8月10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万达隆公司转账支付772,000元；2011年8月29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分别向刘兴洪转账支付672,000元；2011年12月8日，张新朋通过本人银行账户向刘兴洪转账支付800,000元。张新朋主张上述5笔转账款项系5张《借据》项下的款项，林道雄指定刘兴洪、万达隆公司为收款人。本院认为张新朋向刘兴洪、万达隆公司转账支付款项的时间有4笔款项是在林道雄出具《借据》的当日，另1笔2011年8月29日转账支付的672,000元款项亦是在林道雄出具《借据》后2日，款项转账支付的时间与出具《借据》的时间吻合。刘兴洪确认其收取的所有款项均是受林道雄委托收取。万达隆公司否认受林道雄委托收取款项，抗辩收取的772,000元款项是张新朋对公司的投资款，但却未对投资事实作合理说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刑一终字第443号刑事裁定书中已查明林道雄自认刘兴洪系其马仔，而刘兴洪的供述、刘某的证言中均提到林道雄当时实际控制万达隆公司。因此，本院认定刘兴洪、万达隆公司收取的款项为涉案5份《借据》项下的款项，共计3,209,000元。本院确认林道雄先后收到张新朋支付的5笔借款本金共计3,209,000元。林道雄上诉主张没有收到涉案5份《借据》的借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林道雄上诉主张涉案5份《借据》的部分借款是刘兴洪代表林道雄社团对外的借款，应用于刘兴洪在内（放贷主体）的高利放贷和开设赌场、酒店等业务，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本案林道雄的涉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金额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经张新朋申请，本院对史美娟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进行调查取证,史美娟账户2011年4月21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没有刘兴洪、万达隆公司向史美娟转账的记录，故张新朋上诉主张涉案借款由刘兴洪转入史美娟账户并由史美娟使用，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林道雄经营的公司或团队，因涉嫌犯罪，包括林道雄、刘兴洪在内的核心经营人员于2013年12月25日被羁押直至判刑，但在当时史美娟与林道雄夫妻关系仍存续的期间，公安机关未对史美娟有任何处理且对史美娟名下的房产解封，由此可以说明史美娟没有参与林道雄公司或团队的经营。张新朋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有效证明涉案借款用于林道雄、史美娟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涉案借款发生时，没有证据证明史美娟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张新朋上诉主张林道雄的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举证责任的归责原则，张新朋应举证证明史美娟有对林道雄涉案借款进行事后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2013年3月6日，史美娟向张新朋转账500,000元。史美娟向张新朋的转账行为是否能被认定为追认林道雄涉案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涉案借款能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焦点。本院认为，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个人债务的追认，一般应以明示的方式确认。史美娟主张该款项系其出借给张新朋的借款，张新朋主张该款项系史美娟代林道雄偿还涉案部分借款。在双方都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史美娟向张新朋的转账行为是对林道雄涉案全部借款追认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新朋虽有向史美娟追讨欠款，但史美娟并未明确表示其同意偿还涉案借款。因此，张新朋追讨欠款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史美娟对涉案借款的追认。本院对张新朋关于林道雄的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予采信。张新朋上诉主张史美娟对林道雄的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史美娟对于借款发生经过未作合理说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史美娟的借款给张新朋的主张不予采信。因当时史美娟与林道雄夫妻关系仍存续，本院对史美娟向张新朋转账的500,000元视为史美娟、林道雄夫妻共同财产抵扣林道雄的涉案借款。第三，张新朋的涉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涉案《借据》约定的5笔款项的还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1月8日、2012年2月9日、2012年2月26日、2012年6月7日，故诉讼时效应从约定还款时间的次日开始计算两年，分别应至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1月9日、2014年2月10日、2014年2月27日、2014年6月8日。如上所述，2013年3月6日，史美娟向张新朋转账的500,000元视为史美娟、林道雄夫妻共同财产抵扣林道雄的涉案借款，该行为导致时效中断，故涉案借款债权的时效延至2015年3月7日到期。2015年3月2日，张新朋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史美娟催收涉案借款，邮政部门出具底单显示该邮件由史美娟本人于2015年3月3日签收。在涉案借款被确认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之前，且林道雄于2013年12月25日起被羁押、服刑至本案二审期间，张新朋向林道雄的妻子史美娟催收涉案借款，虽不能证明史美娟追认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可导致时效中断，故涉案借款债权的时效延至2017年3月4日到期。张新朋于2016年2月26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林道雄、史美娟偿还涉案借款，该案张新朋于2016年5月18日申请撤诉被准许。本案张新朋于2017年3月17日向一审法院再次起诉，因此，本院确认涉案借款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林道雄上诉主张涉案借款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林道雄收到借款本金3,209,000元，根据《借据》中约定的逾期还款利息标准，判令林道雄应返还张新朋借款本金3,209,000元及逾期利息（其中386,000元2011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其中579,000元从2011年11月9日开始计算，672,000元从2012年2月27日开始计算，800,000元从2012年6月8日开始计算，772,000从2012年2月10日开始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高于年利率24%，按年利率24%计算；按先息后本的原则计算，扣减已偿还的5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和裁判规则，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张新朋与上诉人林道雄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4944元，由上诉人张新朋负担32472元，上诉人林道雄负担324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彭  建  钦审判员 蔡  雪  燕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温岛(兼)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