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125行初2号 原告:刘焕华,男,196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原告:刘焕春,男,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原告:朱其兵,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以上三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泳艳，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训超,男,197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泳艳，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芹，女，197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定远县政务新区定城镇泉坞山大道1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13411250032184196。 法定代表人:许福祥，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李顶林，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富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安徽天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定远县城东新区政务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1250032181876。 法定代表人：邹军,该县县长。 出庭负责人：王少兵，该县副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向阳，定远县司法局（原县政府法制办）公职律师。 第三人:刘焕举,男,194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梅，北京恒德（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诉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定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定远县农村农业局、定远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因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刘焕举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泳艳、张慧，原告刘训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泳艳、刘训芹，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的的负责人李顶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富均、曹雷，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少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向阳，第三人刘焕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9月28日，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对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作出了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其中载明：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关政策精神,本机关作出以下处理决定:1、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组二轮土地承包关系应继续保持,刘焕举对其二轮承包土地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2、依法确权登记办证。由朱湾镇政府督促大户刘村委会,以1995年7月二轮土地承包事实为依据,为你们及刘焕举户认真调查摸底后,再按照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关程序,报县人民政府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不服，向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2月25日，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的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两被告重新对四原告要求的本属于自己的部分田块被标注为“争议田”事项重新确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21日原告通过信访形式向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要求对2016年土地重新确权中,对原告4户的土地确权登记中,误将第三人刘焕举在1996年放弃耕种后,经生产队重新发包给原告的12余亩田块被错误标注为“争议田”，原告提起信访要求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重新确权。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8月29日决定受理,并于2019年09月28日出具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原告的200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被注销及1996年重新发包行为仅为“代耕代种”为由,作出刘焕举对其二轮承包土地仍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并依法确权登记办证的行政决定。原告对上述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内容不服,依法向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28日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12月26日向原告送达了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行政决定内容。原告不服此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1条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予以受理,并作出公正评判。事实与理由如下:刘焕举户不愿继续耕种,自愿交回承包地,并由四原告耕种,缴纳相关税费,并办理了相关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原告依法对上述刘焕举已自愿交回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行政决定及复议认定基础事实错误。4名原告与第三人均是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村民组村民。在1995年7月二轮土地延包时,第三人刘焕举户在塘西村民组分得5个人承包土地,约14.3亩。1996年秋天后,因为刘焕举儿子媳妇外出务工,家庭无力耕种,而在当时,农户仍即使不耕种土地,仍需缴纳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费用等农民负担费用,刘焕举经与时任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刘焕芳协商,经全体村民代表见证,刘焕举户遂自愿放弃其中4人份的承包土地,收归集体,并重新发包给原告4户,每户分得1人份土地。在2008年二轮土地承包换证时,对于其中的大地块田块也由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时,从1996年起,由4户作为权利义务人，缴纳其增加承包的土地的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农民负担费用,而在2002年农村土地税费改革后缴纳的农业税、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等农民负担费用，自1996年至2019年长达20余年期间,均由原告4户对案涉土地进行纳税、耕种。因后期国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税等农民负担得到减轻,刘焕举户遂要求将其放弃的土地要求收回。原告认为,原行政决定错误,未能尊重历史,从实际出发认定基础事实。二、行政复议决定作出所依据的大户刘村村民委会所做确权《证明》等证明材料存在虚假,其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两被告未尽审查义务,且大户刘村村民委会并无土地权属确权的职权,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原行政决定确权适用的依据无效,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两被告认定案涉土地权利人为第三人刘焕举的依据为大户刘村村民委会于2015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及2016年2月6日出具的争议土地四至说明以及一份村委会代表的确权会议纪要。该三份材料极有可能是第三人内侄武文以其个人的职务便利为第三人所出具的虚假材料。同时,依据《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对案涉纠纷具有裁判及认定权属的为县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在原行政复议中,定远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未对案件所涉具体实施进行调查的情形下,径自以定远县朱湾镇大户刘村民委会后补的虚假的权属确权《证明》作为依据,直接认定案涉土地权属为第三人刘焕举所有,并以此驳回原告所有信访请求,实属适用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综上,四原告认为原行政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基础事实不清、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且决定结果明显不当,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份、村名组代表书面证明、农村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证明:1、4名原告与第三人均是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村民组村民。在1995年7月二轮土地延包时,第三人刘焕举户在塘西村民组分得5个人承包土地,约14.3亩,1996年秋天后,因为刘焕举儿子媳妇外出务工,家庭无力耕种,遂将其中4份田块返还给生产队,并在村民代表的见证下,由生产队重新承包给四原告。2、在2008年二轮承包换证开始时,由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对案涉的大部分田块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对于刘焕春户从刘焕举放弃的田块中重新承包的其中1.15亩,在2012年起因作为公路旁土地强制种植绿化而被强制租赁,由大户刘村村民委员会给予其租赁费用。由此证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直受村委会的认可,村委会后期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 证据二、安徽省农业税纳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农业税完税证明、水稻良种补贴农户登记卡、税费缴纳及粮补发放记录，证明:1、1996年后的案涉地块的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费用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提留和五项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等农民负担费用均由原告负担;2、在2002年农村土地税费改革后缴纳的农业税、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等农民负担费用也均由原告负担;3、所有土地税费等均由原告负担,案涉争议土地在农民负担卡中也一直作为原告承包土地予以登记,后期发放粮补也由原告享受,以上针对土地承包所发生的权利义务一直由原告享有,完全印证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主体应为各原告。 证据三、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书快递面单及快递回执记录，证明:1、定远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未对案件所涉具体实施进行调查的情形下,径自以以定远县朱湾镇大户刘村民委会后补的虚假的权属确权《证明》作为依据,直接认定案涉土地权属为第三人刘焕举所有,并以此驳回原告所有信访请求,为认定基础事实不清、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且决定结果明显不当。2、四原告于2019年12月27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次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证据四、蒋其云、朱其永、刘训林、刘焕方、陈发根询问笔录。证明：该几份询问笔录针对的是在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所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个2017年4月21日的会议记录，是由蒋其云、陈发根、朱其勇、朱应芝等人签字的会议记录，被告是想证明对刘焕举户的确权是经过大户刘村认定的，但是上述村干部经过我们现场走访调查并制作了相应的询问笔录，其均表示对于当时确权的事情是不知晓的，对于该份会议记录中所记载的相关事实也并非当时村委会所做出的具体的处理决定，同时各位相应的人员也确认了负责会议记录的武文是村里的村支书并且负责保管公章，在该份记录中也并没有在相应的公章管理上面做过相应的记载或者任何的记录，同时有一份询问笔录是刘换方的，马上我们要申请刘换方出庭作证，其主要是证明在1996年分田时的相应情况，由此来证明刘焕举户将田亩转让给原告四户并非是双方私下的行为，而是经过当时生产大队同意并且由其他村民组村民放弃了这个权利，证明转让的事实并非私下的代耕代种行为。 证据五：刘焕方的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证明：1、当时刘焕方是任当时塘西组生产队队长，负责该组内村民田地的分配，刘焕举户在1996年是通过生产队负责人刘焕方确认后，将案涉田亩转让给了四原告，同时在当时也已经过生产队其他农户的意见；2、证明在当时在农村因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重新调整土地时，均未签订合同和转让协议，在当地存在多起这样的土地转让情况。3、案涉田亩在1996年后实际由四原告分得，应当确权至四原告名下。 证据六：刘焕学的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证明：1、证明刘焕举户是自愿放弃其四人份田亩并通过生产队确认后转让给原告四人的，在当时也是协助刘焕举户解决家庭劳动力少、税负高的家庭困难，应依照相关规定，确认由原告四户获得涉案田亩的经营权；2、证明双方早在2008年即已协商处理上述争议事实。 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辩称，一、关于原告12余亩错误标注“争议田”问题。我县自2015年4月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农业部农经发（2015）2号文件明确规定对于一些疑难问题，权属争议未解决的,不得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农业部农经发(2015]2号文件和安徽省皖办发[2014]2号文件明确规定2015年确权颁证工作是对二轮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完善,不是推到重来，是对原农民承包地块重新测量,重新确定地块四至,重新确定空间位置,按照本次实际测量面积重新为农民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关于刘焕举户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农村承包土地确权应当以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为准,从朱湾镇人民政府、大户刘村委会的证明材料和处理意见、农业农村局谈话材料来看足以证明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刘焕举在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组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5人土地。约1997年,因劳力不足,刘焕举将其中四人承包土地交给原告耕种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刘焕举自愿放弃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没有证据表明诉争土地是由发包方同意收回刘焕举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重新发包给原告,原告诉称“刘焕举家已经自愿放弃退还给塘西生产队,刘焕举和塘西生产队在这4人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没有事实依据,刘焕举对其二轮承包土地应当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据此其所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及运用法律适当。原告取得的只是代耕代种经营权。同时原告在2008年换补发所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二轮土地承包事实不符,且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发证机关依法注销。三、关于大户刘村民委员会所做《证明》存在虚假问题的。原告认为刘焕举提供的2015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及2016年2月6日出具的争议土地四至说明和村委会代表的确权会议纪要存在虚假行为。这三份材料核心内容就是刘焕举在1995年获得大户刘村塘西组5口人承包土地事实,且2015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中有朱湾镇人民政府公章,大户刘村作为承包土地发包方,出具的证明其予以采信合理合法。四、关于刘焕举应履行相应补偿义务问题。从本案看,刘焕举在收回承包土地,应予补偿原告,补偿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协调处理,双方不愿协商、协调或协商、协调不成的,应依法向县仲裁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及相关政策精神,原告要求撤销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不成立。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向本院提交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如下： 证据一：农业部农经发〔2015〕2号文件、《定远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证明：开展土地承办经营权确权登记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调整或回收农户承包地。对于一些疑难问题，权属争议未解决的，不得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刘焕华等4人未能提供给县农业农村局就有争议土地确权颁证依据。县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操作流程开展，不存在阻碍其确权登记颁证。 证据二、定远县信访信息登记表、县农业农村局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送达回执、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处理决定书回执，证明：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符合法定程序。 证据三、1、朱湾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摸底调查表，朱湾镇人民政府和大户刘村委会证明刘焕举1995年在塘西组拥有5个人承包土地证明；2、群众刘步林、刘焕贵、刘克先调解书；3、大户刘村委会处理意见书；4、朱湾镇人民政府调查情况书，朱湾镇人民政府调查处理书；6、刘焕学、刘焕华、朱其兵谈话材料；7、刘焕举、武孝芬谈话材料；8、《农村土地承包法》，证明：刘焕举在大户刘村塘西组拥有5个人1995年二轮承包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相关规定，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 证据四、2017年8月16日《定远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关事项的通告》，证明：刘焕华等4人在2008年所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依法注销，直至如今刘焕华等主张对该案土地享有承包权无任何事实依据。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辩称，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正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超训的诉讼请求。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份，证明目：证明其主体身份情况。 证据二、行政复议卷宗复印件一份，证明：1、证明县农业局〔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处理情况；2、证明行政复议案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办理程序合法性情况。 第三人刘焕举述称，同意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定远县人民政府答辩意见；另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及定远县人民政府认定其将4人承包土地交给4原告耕种属代耕代种行为,其对二轮承包土地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告关于其交由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刘焕举自愿放弃,收归村集体后,重新发包给原告4户的陈述是4原告的主观臆断,没有事实根据,原行政决定及复议认定事实正确。首先,刘焕举从未向大户刘村民委员会书面申请放弃过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是和刘焕学口头协商将田地将由其代耕代种。其次,刘焕举将承包土地交由刘焕学等耕种时,约定田由刘焕学耕种,农业负税由刘焕学承担。四原告耕种答辩人土地,享有土地收益,承担相关的农业税费属合情合理,也不可能四原告仅享有土地收益,而由其承担相关税费。四原告以他们曾交纳过案涉承包土地相关税费为由认为他们取代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再次,2008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原告取得的包括案涉的大田块在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于错误已经由发证机关注销。因此,原告该项诉讼理由不成立。二、关于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是否有权对案涉土地处理决定,以及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的依据是否合法问题。(一)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有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之规定,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有权就本案争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进行处理。其次,原告认为依据《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规定,本案争议土地问题应由县政府或乡(镇)政府处理属对法律适用认识错误。《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于1994年2月26日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8月29日通过,2003年3月1日起实行,且经2009年、2018年两次修正的国家法律。无论是新法优于旧法,还是国家法律效力高于地方法规的法律适用原则,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均有权对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问题作出处理决定。(二)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其在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五口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97年答辩人将。其中四人田交由四原告耕种,该事实系原告方与其无争议的事实。大户刘村民委员会作为争议土地的发包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时有义务向镇政府及县农业农村局提供材料证明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虚假问题。其次,因其从未书面放弃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定远县人民政府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认定其享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焕举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证明》二份及《大户间村塘西组刘焕举1995年二轮分田时实分五口人的承包》表1份,证明:1、第三人在1995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五口人的承包田14.3亩,以及承包地的空间位置分布情况。2、2008年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由于原告方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部分大快田地申请登记在原告名下,第三人知晓后即向村委会、镇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将案涉土地证颁发给第三人。由于原告不同意,问题未解决。之后第三人为此不断地向村委会、镇政府以及县农业农村局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承包地确权问题，并非四原告所说的第三人未主张过权利。 对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所举证据，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对三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基于该三份证在2017年8月16日已经注销，而早已丧失法律效力，所以在本次开庭中不具有合法性。村民组代表证明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农村土地租赁合同因为未提供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有原件，也不能够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另外，对原告出示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中确认第三人在1995年二轮土地发包之时，已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予以认可，对除此之外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证据二：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不具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只能够证明原告在此之前耕种过土地，完全不能证明原告对所耕种的土地直接享有承包经营权。 对证据三：对三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举证目的。 对证据四：对三性均不予认可。 对证据五：基于证人与原告是亲兄弟，所以证人关于刘焕举在此之前多次表示要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对于证人陈述刘焕举在1995年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陈述认可，其证言可证实村委会不知道原告耕种涉案土地的事实，不能作为刘焕举放弃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依据。对原告申请该证人出庭的证明不予认可。 对证据六：三性不予认可，更不认可原告举证目的，原告与本案争议土地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形同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不利的证言，如无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则不予认可。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 同意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质证意见，补充第三组证据质证意见： 一、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调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同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核实证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以书面审查为原则。二、认定的基础事实除了来自农业农村局、第三人的材料，还有原告自认，其中四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当中陈述，被标注为争议田的四人份土地，实际上是刘焕举家已经自愿放弃，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但可以反证该四人份土地原属于刘焕举家，而且当事人在提交的村民组代表书面证明和在诉讼阶段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也提到了村民组代表书面证明，在其证明目的中有陈述，在1995年7月二轮土地延包时，第三人刘焕举户塘西村民组分得五个人承包土地，对该证明目的以外的事实不认可，对该事实陈述是刘焕举对该四人份土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基本事实。三、四原告的其他请求，比如信访请求、补偿请求等应该不适用行政复议法，各自依照相应的途径依法解决。所以县政府是依法审查，且事实清楚。 对证据五：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意见。 对证据六：刘焕学认可该五人地是刘焕举自己承包的田，其他不予认可。 第三人刘焕举的质证意见为：同两被告质证意见。 对证据五：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该证人的证言也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关于刘焕举在1995年承包了5人田地，把其中四人田地丢给了本案四原告耕种这一事实。2、四原告接受刘焕举承包地的时候，双方未签订协议，也未经过村民组及村民委员会会议讨论。 对证据六：同意两被告质证意见。1、原告在接受第三人田地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刘焕举也未向村委会递交过书面的申请；2、2008年开始第三人已向原告要回土地原告未予返还的事实。 对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所举证据，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对《定远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被告为原告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依据承包合同内容颁发的,四原告对刘焕举自愿交回田块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此次农业农村局也并未依照该实施方案对涉诉土地进行调查了解,而仅是凭村委会提交的并不具备事实基础和未通过民主程序的证明,将土地确权给了第三人。在各方对土地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并未依照方案交由人民法院确权。 对证据二：1、行政复议决定作出所依据的大户刘村村民委员会所做确权《处理意见》等证明材料存在虚假,其所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两被告未尽审查义务；2、且大户刘村村民委员会没有土地权属确权的职权,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原行政决定确权适用的依据无效,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针对原告的信访,依照程序在进行调解无效,应当向各方告知,向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确权,而不应当依照其获得的片面材料,直接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决定中,直接将涉诉土地确权给对并未提出确权要求的第三人。此处行为违反行政处理规定,属于越权行为。 对证据三中的摸底调查表、土地证明，质证意见为:均为双方涉诉争议未解决的情形下,不符合真实情况所出具,同时,“分田时实分五口人的承包”文件中,记载的并非事实,同时,在该材料中记载的1995年时的分田人与记账员都是错误的,并未进行实地调查。对证据三中的调解书，质证意见为：对于调解书所称刘焕方同意将一个人的承包地全部给刘焕举确权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但刘焕方本人表示朱湾镇及调解人刘步松、刘克先从未找其商量过这事,故调解书存在虚假陈述。对证据三中的地块四至说明，质证意见为: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由村委会在双方存在争议未经过人民法院依法确权的情形下出具,并无事实依据。对证据三中的大户刘村民委员会《证明》，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如该证明是大户刘村两委会经现场调查和会议表决形成的应当附件调查笔录和会议表决结果,同时由时任村委会书记的领导人签字,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该份处理意见中,无相关材料佐证亦无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证明效力存疑。对证据三中的大户刘村两委会《处理意见》，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如处理意见是大户刘村两委会经现场调查和会议表决形成的应当附件调查笔录和会议表决结果,同时由时任村委会书记的领导人签字,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该份处理意见中,无相关材料佐证亦无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证明效力存疑。对证据三中的调查情况，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被调查人刘训祥在接受调查时所作描述并不属实,对于其中很多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对实际分田人陈焕方,调查组并未进行询问具体情况；2、被调查人刘长永所作调查并不符。 对证据四中通告，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有异议。1、定远县人民政府给四原告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是经过村委会、朱湾镇镇政府审查，审核盖章后依法颁发，其颁证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土地经营权证书是国家依法赋予农民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四原告该证记载的土地面积与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一致，被告不能因为重新换证而注销四原告合法的土地经营权证。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认可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举证材料。 第三人刘焕举的质证意见为：对四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说明一下：朱湾镇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摸底调查表，该组证据只是对原告和第三人无争议的事实，也就是原告耕种第三人十二余亩土地进行核实。 对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所举证据，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超训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的质证意见同定远县农村农业局的质证意见。同时补充如下：1、定远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未对案件所涉情况进行具体调查的情形下，径自以定远县朱湾镇大户刘村民委员会后补的虚假的权属确权《证明》作为依据，直接认定案涉土地权属为第三人刘焕举所有，并以此驳回原告所有信访请求，为认定基础事实不清、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且决定结果明显不当。2、案涉所有土地税费等均由原告负担，案涉争议土地在农民负担卡中也一直作为原告承包土地予以登记，后期发放粮补也由原告享受，土地承包所发生的权利义务一直由原告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主体应为各原告而非刘焕举。 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的质证意见为：对三性没有意见，同意定远县人民政府举证意见。 第三人刘焕举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对第三人刘焕举的所举证据，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超训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五人份承包地证明，之前两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中没有出现，因此不能作为两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对证据二：同证据1质证意见。 对证据三：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质证意见。 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的质证意见为：认同第三人意见。 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第三人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但被告的举证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与第三人刘焕举均系定远县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组村民。1995年7月二轮土地延包时，刘焕举户在该村民组分得5个人承包土地约14.3亩。1997年秋因刘焕举家中缺乏劳力，遂将其中4人承包土地转由本组村民刘焕学耕种，后刘焕学将该4人承包土地分别交由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四人耕种至今。2008年间刘焕华、刘焕春及刘训超分别将取得的案涉承包土地登记在自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2017年8月16日，定远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关事项的通告》，其中载明：县政府决定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对2008年换补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予以注销，2014年起重新确权登记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生效。因矛盾纠纷暂未确权登记颁证的，待矛盾纠纷化解后，予以确权颁证。2008年起刘焕举多次到村、镇等反映，要求收回案涉承包土地。2019年8月21日，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以信访方式向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反映其4户的土地确权登记有误，本属于自己的部分田块被标注为“争议田”等，要求对案涉争议田块进行核实重新确权。2019年8月29日，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作出定农（2019）129号《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2019年9月28日，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作出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其中载明：。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关政策精神,本机关作出以下处理决定:1、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朱湾镇大户刘村塘西组二轮土地承包关系应继续保持,刘焕举对其二轮承包土地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2、依法确权登记办证。由朱湾镇政府督促大户刘村委会,以1995年7月二轮土地承包事实为依据,为你们及刘焕举户认真调查摸底后,再按照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关程序,报县人民政府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不服，向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20日，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的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不服于2020年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因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三人刘焕举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故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不具有原告申请事项中的“争议田”事项重新确权的职责和权力，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的关于“刘焕举对其二轮承包土地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应当予以确权登记颁证”的行政处理决定，属于超越职权情形，且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在作出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时，虽然说明了该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法律名称，但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故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受理原告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等，其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但决定予以维持不当。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另原告要求责令两被告重新对四原告要求的本属于自己的部分田块被标注为“争议田”事项重新确权一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的定农[2019]1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定远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的定复字[2019]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原告刘焕华、刘焕春、朱其兵、刘训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定远县农业农村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高恒星 审 判 员  吴少杰 人民陪审员  单正兰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 员代  永 金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