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3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云勤，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敏，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少堃，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雷哲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中路89号。法定代表人：陈晖，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雷哲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松汇东路4号22幢A区158室。法定代表人：陈晖，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上海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云勤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雷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哲实业公司）、上海雷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哲置业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云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共同偿付江云勤补偿款4,166,667元。事实和理由：第一，雷哲实业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共同开发松江区松汇东路1号地块，后因A公司无力出资，由江云勤、官某1等继受A公司在《合作经营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与雷哲实业公司一同成立雷哲置业公司，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项目建设。根据《雷哲置业公司费用支出审计报告》显示，陈某1垫付资金15,844,000元，江云勤垫付资金5,455,000元，官某1垫付资金1,990,000元。因雷哲实业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合作经营合同书》，故雷哲实业公司向江云勤、官某1等出具金额为1,500万元的调解书，自愿对江云勤、官某1等损失作出补偿。第二，1500万元调解书中加盖有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公章以及两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晖的签字，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亦认可1,500万元调解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仅认为该调解书是做账所用，而非最终协商结果，但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基于调解书形成的财务账目记载，应作为补偿款项的有效证据。且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与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协商确定调解金额时间是2017年7月7日，而案涉1,500万元调解书形成时间系2017年9月，故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关于做账的说法缺乏依据，1,500万元调解书是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向江云勤、官某1等人补偿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江云勤的上诉请求。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辩称，其不同意江云勤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江云勤一审诉讼请求判决：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共同偿付江云勤补偿款500万元，且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500万元调解书因没有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晖签字而尚未生效，则江云勤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要求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共同偿付江云勤补偿款4,166,6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7日，雷哲实业公司（甲方）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记载“二、甲方目前已经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松江区松汇东路1号地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号项目，……。四、本合同签订生效后10天内，双方组建项目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上海B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甲方以所获得的土地开发权入股，占股30%，乙方负责各项资金投入，占股70%，……。”2011年6月22日，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共同成立雷哲置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注册资本800万元。审理中，江云勤称A公司实际并未履行《合作经营合同书》，实际由江云勤继受了《合作经营合同书》项下A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并由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共同成立了项目公司即雷哲置业公司，且其投入雷哲置业公司的款项中，部分来源于陈某1、官某1等。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证据交换中称：《合作经营合同书》项下A公司的权利义务都由江云勤承受，A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经营工作。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庭审中称：雷哲实业公司与A公司间的协议与江云勤、陈某1、Z公司、官某1等均无关，A公司没有履行《合作经营合同书》，雷哲实业公司与江云勤在成立雷哲置业公司之前没有签订出资协议。2017年7月7日，B公司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签订《关于松汇东路1号地块开发项目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记载“……，B公司承担资金占用费32,748,246.27元（含税），需报上海铁路局批准后方可实施。B公司承担资金占用费因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无法提供合法依据，需通过诉讼由法院以调解书的方式结案……”。2017年9月14日，江云勤通过微信向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晖发送“有关松汇路1号调解.doc”。陈晖回复“可以的”。江云勤（乙方）与雷哲实业公司（甲方）、雷哲置业公司（项目公司）曾签订《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调解书》（以下简称1,500万元调解书），记载“现由于上海铁路分局整体经营方向改变而终止该项目，并对项目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做出赔偿，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有关项目终结达成协议如下：……，2.雷哲实业公司同意乙方作为投资者，根据其与雷哲实业公司成立时签订协议，并按照上海铁路分局给予雷哲置业公司项目的补偿，由雷哲置业公司给予乙方项目违约金1,500万元补偿；3.乙方同意在收到雷哲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后，终止与雷哲实业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4.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雷哲实业公司执1份。5.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落款打印日期记载为“2017年8月20日”。落款甲方处、项目公司处分别加盖了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印章且陈晖签名确认，乙方处由江云勤签名确认。该1,500万元调解书，江云勤目前并不持有原件，相应原件系在公安机关就涉嫌刑事犯罪事宜侦查过程中由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提交。江云勤在起诉及第一次开庭过程中，均未提及有1,500万元调解书事宜。江云勤亦提交《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调解书》（以下简称500万元调解书），相关内容除金额记载为500万元及落款没有陈晖签名外，其他内容与1,500万元调解书均一致。公安机关曾就该份调解书上加盖的雷哲实业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调解书上加盖的印章与比对样本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2017年11月8日，B公司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签订《松汇东路1号房屋遗留问题调解方案》（以下简称“调解方案”），记载“一、B公司同意一次性支付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补偿费3,274万元（含税）……，1.调解书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雷哲置业公司向B公司出具金额为700万元的发票，江云勤自收到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先行支付700万元整……。”2017年11月22日，静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B公司起诉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06民初45874号】。该院于当日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B公司支付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补偿款合计32,740,000元，并对于每笔付款条件等进行了确认，其中载明“一、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应于2017年12月5日前向B公司出具数额为7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B公司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三个工作日内向雷哲置业公司、雷哲实业公司支付补偿款700万元……。”2017年11月27日，雷哲实业公司（甲方）与雷哲置业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记载“甲乙双方因松汇东路1号项目解除合作，并根据上海铁路局补偿款共计3,274万元，双方协议按照以下方式处理：一、根据法院调解书裁定并经双方协商，由乙方先开具700万元补偿款，作为项目解除后上海铁路局直接弥补乙方因此造成投资损失的补偿。二、其余补偿款均用于支付承租户因解除租赁合同的违约金，因此该部分费用是否可以开具发票，应有税务部门予以确认”。落款甲方处加盖了雷哲实业公司印章且陈晖签名确认，乙方处加盖了雷哲置业公司印章且江云勤签名确认。2018年2月2日，B公司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签订协议书，记载“（2017）沪0106民初45874号案件，现有未履行部分补偿款2,574万元。……。为了符合税法规定，该笔费用2,574万元税务发票，B公司、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均一致确认为资金占用补偿款，故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应开具相应的发票。”审理中，江云勤对于500万元调解书的形成过程先是称：“签订时间是2017年8月20日，文本是江云勤打印的，当时江云勤、陈某1、官某1及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晖一起在松汇东路1号雷哲置业公司办公室签订。之前与B公司谈好补偿款3,274万元，协商好三案江云勤拿1,800万元，剩下的补偿客户，支付税款及陈晖的收益。调解书由江云勤打印，并经陈晖同意后，江云勤让张某（管理公章的人员）加盖了雷哲实业公司公章，雷哲置业公司公章由江云勤加盖”。后，江云勤改变意见称：“1,800万元调解书（含有本案500万元调解书、24号案1,000万元调解书、54号案300万元调解书）大概是在1,500万元调解书十天后形成，也是在松汇路1号江云勤的办公室里当场谈的、当场签订的，当时陈晖在场，谈的时候只有江云勤和陈晖两个人在场，谈好后因为陈晖有事走了，由江云勤将调解书交给张某加盖雷哲实业公司印章，且张某加盖印章时没有向陈晖就前述事宜进行核实。因为1,500万元太少了，所以跟陈晖协商后形成了合计1,800万元的三份调解书”。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晖称：未就三份合计1,800万元调解书与江云勤等人进行过洽谈，也未在1,800万元调解书上盖章、签名确认；签订1,500万元调解书是因为江云勤称B公司需要相关凭证，为了获得B公司的补偿而形成的该份调解书，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另查明，公安机关就江云勤等人涉虚假诉讼案侦查过程中，对江云勤多次进行讯问，其中2019年4月28日讯问笔录记载：“……。问500万元调解书是怎么回事？1,500万元调解书是怎么回事？答：2017年8月20日，当时我、陈某1、官某1、陈晖、张某在上海市松江区松汇东路1号我办公室商量这个赔偿金的问题。当时我们协商了一个方案，方案是赔偿款我拿500万元、陈某1拿1,000万元、官某1拿300万元。我们三个人一共拿1,800万元。然后我就负责拟这个调解书，当时第一张调解书上写了我拿赔偿金1,500万元。我和陈晖都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了。问：当时你们做这个协商、签调解书都是在什么时候、哪里做的？答：就是调解书上的日期，2017年8月20日下午，在上海市松江区松汇东路1号我的办公室里面。问：都有哪些人在场？答：我、陈某1、官某1、陈晖、张某，五个人在场。……。问：这张1,500万元调解书，你为何不提供给法院？答：当时我和陈晖都签字盖章后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写错了，应该是写500万元的。然后我就将这个写错的还给了陈晖，重新写了一张500万元的调解书。……。问：既然发现错误了，为何不当场撕毁？答：就是没有撕毁，我当时将调解书（一式叁份）都给了张某。……。问：500万元、1,000万元、300万元的调解书上雷哲实业公司的公章到底是谁盖的？答：就是张某盖的，就是当天协议的时候，我、陈某1、官某1、陈晖、张某，我们五个人都在场的时候盖的。……。”2019年5月9日，公安机关审理中心对江云勤的询问/讯问笔录记载：“……。问：你和陈某1、官某1、陈晖是怎么商量赔偿款分配的？答：2017年7月7日的时候，铁路方已经和雷哲置业公司、雷哲实业公司协商好了赔偿3,274万元，我和陈晖达成初步协议，我和陈某1、官某1三人能拿到赔偿款中的1,800万元，后来我和陈晖在2017年8月20日签署一份调解书，证明我和他之间的债务关系，签署一份调解书是我和陈晖、张某三人在场，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这份调解书当时陈晖和我签字敲章的，写的是1,500万元，我敲了雷哲置业公司的章，张某敲了雷哲实业公司的章。问：调解书实际签署时间？答：应该不是8月20日，签署时间应该是事后在9月份签字的，具体时间就不清楚了。问：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调解书具体怎么约定？答：我和陈晖达成协议赔偿款总计1,500万元给乙方就是我。这里面没有写陈某1、官某1的赔偿。最后，我们三个还有陈晖一起签署了三份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调解书。问：提供给法院的三份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调解书是怎么回事？答：这三份调解书是在我和陈晖签1,500万元调解书后的十天，我起草和经手补了三份调解书，协议赔偿款总计1,800万元。我500万元、陈某11,000万元、官某1300万元。当时补三份是雷哲置业公司的财务做账用，补三份协议的时候，我和陈晖协商过，由1,5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陈晖同意了，后来我就直接起草了三份调解书，我敲了雷哲置业公司的章，张某敲了雷哲实业公司的章。问：三份调解书在何处、何人敲章签字的？答：2017年10月之前，在我办公室松汇东路1号，我和张某两个人在场，陈晖不在场，我敲了雷哲置业公司的章，张某敲了雷哲实业公司的章。并且我把第一次陈晖签字的1,500万元调解书还给张某。敲章前陈晖没签字，我签字了，陈某1、官某1当时不在场，也没有签字，我时候大概2017年10月左右找官某1签了字，2018年8月左右我才给了陈某1签字。”2019年5月20日，检察院对江云勤的讯问笔录记载：“……。问：你和陈某1、官某1，索要1,800万元赔偿款，依据是什么？答：2017年7月7日我和陈晖在B公司就谈好了，3,274万元赔偿款，我、陈某1和官某1只拿1,800万元，剩下用于交税收、还给客户，陈晖兜底。当时就我和陈晖口头谈的，当时没有书面的东西，也没有微信、短信或录音。我和陈晖达成这个口头说法之后，就回去和财务张斌、陈卫新说，当时陈卫新说这样1,000多万元没有出项，税收会非常高，所以需要退补偿款形式的材料。之后我就写了1,500万元的退补偿款的协议，交给陈晖看了，张某也在我办公室，当时陈晖签字、张某盖雷哲实业公司章，我签字和盖的雷哲置业公司的章，这就是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20日的那张。问：既然你和陈晖谈了1,800万元，你自己写为何只写1,500万元？答：这个是做账用的，和陈晖给我钱没有多少关系的。问：既然没有关系，你直接写1,800万元不是更合适？答：我当时想1,500万元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覆盖税收，可以供做账用。问：继续？答：我们把这个1,500万元退补偿款的材料拿给财务看，是张斌和陈卫新，我忘记了，财务说这个不行，具体是财务先说的还是我先提出的我记不清了，因为从雷哲置业公司账上看，我的实际出资没有1,500万元，因为之前陈某1、官某1转账把他们出资款给我，我都让雷哲置业公司的财务给他们两个收据，敲雷哲置业公司的章和财务章的收据。这个1,500万元的调解书一式三份，开始我拿了两份，是我和雷哲置业公司的，另外一份放在张某那边。既然这个不能用，我把我这里的两份都还给了张某，当时就我和张某在。问：继续？答：另外我又开了三份退补偿款的调解书，分别是陈某1的1,000万元、官某1300万元、我500万元，这个数额是依据2016年的关于出资的审计报告。写好之后我拿了这三份调解书在我办公室给陈晖看，陈晖认可的，当时张某没在。当时我把1,800万元的这三份调解书摊在桌上，把原来1,500万元的也放在桌上，跟陈晖就是财务做账用。之后我就叫张某过来敲雷哲实业公司的章，张某就过来敲章了，当时陈晖不在我办公室了。当时三份调解书都是一式三份的，敲章后都放我这儿，还需要让陈某1和官某1签字。问：张某敲雷哲实业公司的章，有无跟陈晖核实？答：张某没有核实。问：张某为什么不跟陈晖核实？答：因为我不清楚。因为是我叫张某过来，说了是替换的，是内部做账用的。问：这个1,800万元你说陈晖是同意的，陈晖为什么不签字？答：陈晖是同意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陈某1、官某1没在，我认为内部做账用的，我就没有让陈晖签字。问：这么大的金额，为什么不让陈晖签字？答：我想以后陈某1和官某1签字后，再拿给陈晖也来得及的。问：你之后陈某1、官某1签字后，有没有拿给陈晖签字？答：没有。因为我但是也没这么想，就是想纯粹内部做账用。……。问：为什么开始供述，说签这个三份调解书时你和官某1、陈某1，还有陈晖、张某都在场？答：当时因为圆这个谎，因为调解书是这么签的。实际情况是我今天说的。问：你既然说是内部做账用的，为什么2018年12月28日用这几份调解书去起诉雷哲实业公司？答：因为当时跟陈晖没有约定，陈晖私自把钱转给雷哲实业公司，我们也没辙了，担心陈晖把钱弄走，就只有用这个办法。况且1,500万元调解书我也有复印件的，现在应该在丁律师手里。……。”2019年5月10日，公安机关审理中心对陈晖的询问/讯问笔录记载：“……。问：你和江云勤是怎么商量赔偿款分配的？答：雷哲和铁路方面的赔偿官司在静安法院还没裁定之前，2017年8月20日，我和江云勤签订的1,500万元调解书，这个调解书我已经提供了，在这份调解书之后，我和松汇路1号江云勤两人之前也协商过分配赔偿款，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协议。问：和江云勤签订的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一份调解书后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协商分配赔偿款？答：当时是在静安法院裁决前，我和江云勤签的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一份调解书用于和铁路谈判，作为一个补偿金额的基础，当时是谈判用的。铁路的赔偿款还没有支付，所以事后我们还在协商如何分配赔偿款。问：有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的一份调解书签订的情况？答：这份调解书是2017年8月20日当天签订的，在场有4人，我、张某、陈某2和江云勤，当时我们签字后，江云勤敲了雷哲置业公司的章，张某敲了雷哲实业公司的章。问：在松江法院，江云勤等人诉讼你，你是否出庭过？答：……，我发现江云勤等三人提供给法院的三份调解书是伪造的，我本人没有签过上述三份调解书，我和三人没有达成过分别赔偿1,0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协议，合同上没有我签字，三份雷哲实业公司的章怎么敲的，我不清楚，我询问过公司管理公章的张某，他也不清楚这件事。……。”2019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对张某的询问/讯问笔录记载：“……。问：2017年8月20日，你公司有无签订相关松汇路1号铁路配套项目调解书？答：签订过的，当时还是我盖的雷哲实业公司公章。问：这份调解书的落款日期是2017年8月20日，是否是当日签订盖章的？答：是的。问：是谁让你盖的？答：是陈晖让我盖的。问：当时在什么地方盖的，还有谁在场？答：在松汇东路1号江云勤的办公室。当时就只有陈晖和江云勤在场。……。问：具体签订了什么内容？答：按照调解书上写的甲方支付给乙方江云勤1,500万元补偿款。问：双方是否签字？答：是的，陈晖签好字我才盖的章。江云勤也是自己签字的。……。问：现向你出示三份调解书，上面有雷哲实业公司盖章，并无陈晖签字，你作何解释？答：我肯定没有盖过这些文书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是500万元调解书是否系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生效；二是，如果一审法院对于500万元调解书不予认定，则1,500万元调解书是否系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间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江云勤对于500万元调解书签订过程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虽然江云勤称该调解书已经得到了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晖的同意，但陈晖对此予以否认，且调解书第5条约定“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生效”，但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晖并未在该份调解书上签名确认，加之江云勤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江云勤承担。综上，仅凭现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于江云勤所述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就该份调解书已经达成合意的意见难以采信，且该调解书尚不具备签字生效的形式要件，故江云勤依据该份调解书主张相应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对于1,500万元调解书上盖章、签名的真实性以及该份调解书的原件在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处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注意到，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对江云勤制作的讯问笔录中，江云勤对于1,500万元调解书的签订背景及目的等陈述存在不一致。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辩称该份调解书的目的系用于做账以获得B公司的补偿款，且调解书中记载的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支付江云勤补偿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江云勤的讯问笔录中，虽然江云勤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但其中亦曾提及1,500万元调解书系用于做账。另外，1,500万元调解书形成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与B公司形成会议纪要之后，以及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与B公司形成调解方案并由静安法院出具调解书之前，结合会议纪要、调解方案等内容来看，且调解书原件均在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处等，一审法院认为，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辩称该份调解书系用于做账以获得B公司补偿款的意见，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江云勤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江云勤承担。故仅凭现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于江云勤主张1,500万元调解书系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间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难以采信。退一步讲，即使江云勤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曾就1,500万元调解书达成合意，但签订在后的2017年11月27日由雷哲置业公司与雷哲实业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亦约定了“其余补偿款均用于支付承租户因解除租赁合同的违约金”，同时，1,500万元调解书及合计1,800万元调解书（即本案500万元调解书、24号案1,000万元调解书、54号案300万元调解书）均明确乙方即投资主体在收到标的公司违约金补偿后终止与另一投资主体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双方欲终止合作的意图明确。在标的公司未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履行包括清偿欠付承租户的债务、欠税、劳动债权等义务之前，江云勤、雷哲实业公司作为雷哲置业公司的股东签订1,500万元调解书约定将B公司支付的补偿款中的1,500万元支付给江云勤，明显存有损害标的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故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调解书效力亦无法予以认定。综上，江云勤依据该份调解书主张相应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江云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51,800元，由江云勤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500万元调解书是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是否应支付江云勤诉请的4,166,667元。江云勤主张1,500万元调解书是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向江云勤、官某2、陈某1与Z公司补偿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江云勤理应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获得诉请金额。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共涉及2组不同金额的调解书，分别是1,500万元调解书以及合计金额为1,800万元调解书，现江云勤已明确其二审诉请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的真实性，该调解书的签订主体系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与江云勤，江云勤就该调解书的形成过程存在前后不一的陈述。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首先，2019年4月28日公安机关讯问时江云勤陈述1,500万元调解书是书写错误，讯问笔录记载“方案是赔偿款我拿500万元、陈某1拿1,000万元、官某1拿300万元……当时第一张调解书上写了我拿赔偿金1,500万元……我和陈晖都签字盖章后，我才发现这个写错了，应该是写500万元，重新写了一张500万元调解书”。其次，2019年5月9日公安机关讯问时江云勤陈述经与陈晖协商将1,500万补偿增加至1,800万，讯问笔录记载“江云勤和陈晖达成协议赔偿款总计1,500万元给江云勤……在江云勤和陈晖签1,500万元调解书后的十天，起草和经手补了三份调解书，协议赔偿款总计1,800万元……当时补三份是雷哲置业公司的财务做账用，补三份协议的时候，江云勤和陈晖协商过，由1,5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再次，2019年5月20日检察院询问时江云勤陈述1,500万元调解书是做账用，补偿款是1,800万元，检察院询问笔录记载“江云勤、陈某1和官某1只拿1,800万元……税收会非常高，所以需要退补偿款形式的材料……1,500万元是做账用的，和陈晖给我钱没有多少关系……我当时想1,500万元应该是覆盖税收，可以供做账用”。由此可见，江云勤对于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是否应向江云勤、官某1、陈某1与Z公司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是1,500万元或合计1,800万元、1,500万元调解书是否用于公司做账均有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故而本院难以采信各方当事人就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补偿江云勤、官某1、陈某1与Z公司1,500万元达成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来说，即便1,500万元调解书系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补偿江云勤等1,500万元的真实意思，但上述1,500万元是B公司基于松汇东路1号地块开发项目给予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的部分补偿款，该补偿款理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清偿公司对外债务等后进行分配，而不应直接以调解书的形式向江云勤等进行支付，此举有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故本院难以基于1,500万元调解书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江云勤以1,500万元调解书为依据主张雷哲实业公司、雷哲置业公司支付其4,166,667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因此，江云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33元，由上诉人江云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长鹏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