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6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九天国际服装城女王服装商行，住所地杭州九天国际服装城D129号。 经营者：储江明，男，1970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增冬，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玲，女，1975年9月8日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国文，男，1985年8月5日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平、朱志华，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九天国际服装城女王服装商行（以下简称女王商行）、叶玲因与被上诉人梅国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6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袁正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女王商行、叶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梅国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梅国文承担两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女王商行与梅国文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1、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书面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买卖货物的口头合意。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是，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很清楚，当梅国文向叶玲介绍自己产品，说很好销时，叶玲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好卖就行。此后双方又有一些联系，但叶玲始终没去看梅国文的货，也没指定某人购买，所有的话都是带有推诿意思的客气话，从来没有直接购买的意思表示。黄英梅离职后，梅国文突然说：“目前货款都快200万了，英梅说要和你说下”，叶玲当即回复“她都没给我说，而且你一整个的货都卖了，它都是账，都是欠出去的都没有收钱，然后你这里一下子五十万一百万，这种货卖不起，肯定不能这么干，如果是卖你的货也得给账期的，你没给账期，我不可能这么垫资去做的，我都没看到它卖钱呢，一下子200万的货在瞎搞”。说明叶玲本人从未想深入了解梅国文的销售模式，更从未指示黄英梅以女王商行的名义向其要货，因此才会完全不知情。故双方从未形成买卖的合意。2、女王商行、叶玲未签收过货物。所有的货物基本上都是黄英梅签收的，仅有个别几张不是黄英梅签收，但梅国文也未能证明签收人与女王商行、叶玲有关。3、黄英梅离职前，梅国文从未与女王商行或叶玲进行过货物清单核对和结算款项，也未进行过催款。双方之前并未存在货物核对、金额确认、催款等行为。综上，从梅国文提供的证据看，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除了黄英梅离职后，其持黄英梅签字的结算单向叶玲催讨货款外，在黄英梅离职前，梅国文从未向女王商行或叶玲要求过收货、确认金额、支付货款等。二、梅国文与黄英梅之间存在买卖关系。1、黄英梅个人与梅国文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有个微信群，在这个微信群里，黄英梅向梅国文要求提供各种款项的衣服，双方之间有明确的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这个群里没有女王商行的任何工作人员。2、梅国文所发货物基本都是黄英梅本人签收的。微信记录里销售给刘强的货物还是黄英梅要求梅国文直接发货并要求其直接收款。并且，2019年10月22日，黄英梅离职同时，也将自己收到的梅国文的货物作为自己的库存直接带走了。3、梅国文直接与黄英梅进行货物清单核对和结算款项。所有的货物核对都由黄英梅签署，梅国文从未要求女王商行盖章或确认。4、梅国文也是知晓自己是直接和黄英梅进行货物交易的。2019年10月22日黄英梅擅自离职并带走所有梅国文给她的货物，梅国文于2019年10月30日告诉叶玲：“店的确是英梅开的，钱是她打给我的，她库存那么多，要卖很合理，她说退货给我是不要的。”这里说的“库存”、“货”就是本案案涉货物，如果英梅此前仅是店长，那么自己不可能有库存，更不可能有那么多库存。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英梅一边做店长，一边自己进货卖货，而梅国文就是英梅的进货方，其确认货是卖给英梅的，钱（货款）是英梅打给梅国文的，所以才能知道“她库存那么多，要卖很合理”，才有资格说“退货给我是不要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证明梅国文是明知与黄英梅发生货物买卖关系的。三、梅国文与案外人黄英梅利益密切相关，恶意串通明显，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1、黄英梅2019年10月22日擅自离职，同日，黄英梅就立刻在梅国文的对账单上签字，这是要抓住当天还是女王商行店长这一时间点，这显然符合梅国文的利益需求，但不符合生活常理。况且，黄英梅所签的对账单与供货交易单相矛盾，供货交易单有2019年9月的单子，而对账单则均为10月份的日期，并无9月份的日期。但是，在结尾的时候，又出现了9月份的货款金额。以上的自相矛盾能说明，黄英梅与梅国文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形下制作了这份对账单，从而也能说明两人恶意串通动机和行为十分明显。2、货物其实是卖给黄英梅的，最后货物也是由黄英梅实际掌握。而利用黄英梅签字的证据让女王商行、叶玲再付一次钱，就达到了梅国文与黄英梅双倍获得货物（货款）的目的。3、梅国文与黄英梅隐瞒女王商行与叶玲，利用黄英梅店长的便利及女王商行的信息谋取两方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直接的例子就是黄英梅帮助梅国文与女王商行的客户刘强直接发生交易，充分反映了黄英梅与梅国文串通，利用女王商行的客户名单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事实。四、梅国文庭审中前后陈述矛盾，供货的数量和金额不真实，至少应当扣除黄英梅已退的货物。根据梅国文的举证，其在2019年10月17日聊天记录中提到已经有接近200万的货款了，根据10月17日之后的素文贸易销售单统计，远远没有达到100万的供货。这期间，黄英梅还退了一批货物，如果要认定黄英梅的行为是女王商行授权的，那么其退货金额（约50多万）也应当扣除。但由于交易行为其实是发生在黄英梅与梅国文之间，才导致女王商行、叶玲无法确认一共退了多少货物，货款多少。 被上诉人梅国文答辩称：一、女王商行与梅国文存在服装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案外人黄英梅系女王商行的店长，从叶玲与梅国文聊天记录可知，黄英梅与梅国文直接对接是由叶玲授权，其在微信群里下单及签收货物均系职务行为，依法应当由女王商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2、梅国文所交付的货物除黄英梅签收外，部分货物由女王商行的其他工作人员签收，而且梅国文也与女王商行财务胡源、叶玲进行对账结算，叶玲也予以回复确认。3、叶玲作为女王商行的共同经营者，也并未否认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在叶玲通过微信回复梅国文“我等英梅把卖出去的钱收回来，账一清就给你，英梅你抓紧时间对账，抓紧结账，还有100多万，你在一万两万的”，叶玲是知悉并认可案涉服装服饰供货合同的。所谓叶玲对双方合作毫不知情，明显是违背事实。女王商行通过微信向梅国文下单，梅国文依约向其供货，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已达成服装服饰供货合意，女王商行与梅国文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在全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认女王商行与梅国文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二、女王商行、叶玲称梅国文与黄英梅存在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1、黄英梅通过微信群向梅国文下单订货，是基于其店长身份及叶玲的授权，相关货物也是交付女王商行，并在女王商行处售卖，相关转卖款项也由女王商行收取，以上均足以证明女王商行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2、女王商行与叶玲诉称梅国文直接和黄英梅进行货物清单核对和结算款项，未要求女王商行确认也不符合事实。黄英梅作为女王商行的店长和业务直接对接人，梅国文与其核对款项符合常理和一般交易惯例。除此之外，梅国文也通过微信与女王商行财务胡源及叶玲进行了财务对账。3、在合作期间，梅国文向女王商行供货共计300多万，因部分货物出现库存，女王商行、叶玲要求对该部分进行退货，梅国文不同意，双方就退货及货款结算出现争议。黄英梅为缓和各方争议，提议由其本人在离职后，对库存部分货物进行销售。双方按照退货后的货款据实结算。基于此，梅国文同意扣除部分货款，在与女王商行财务和叶玲的对账中亦能体现该情形，但并不改变梅国文向女王商行供货的事实。同时，梅国文起诉的款项也是在扣除退货金额以后剩余的款项。4、女王商行、叶玲诉称梅国文与黄英梅恶意串通骗取其货款系主观臆造，无事实和法律基础，梅国文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即便有一笔刘强的款项是直接支付给梅国文的，那也仅仅只有1万多元，而且是黄英梅好心帮忙而已，与案涉货款无关。 梅国文一审诉讼请求：1.女王商行向梅国文支付货款1312992元；2.女王商行向梅国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31299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自2019年11月1日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7日的逾期利息损失，此后按照229.77元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叶玲对女王商行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女王商行、叶玲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案外人黄英梅系女王商行的店长。2019年10月22日离职。2019年10月17日，梅国文和叶玲微信聊天，梅国文陈述：玲姐，英梅这边我网络的爆款都提供给她，这个月出货快，卖的还可以，比去年卖的好，我都给她专门下了几批单子，出货都是很快很快。叶玲回复：我不知道啊，我没看那，好卖就行，你俩直接对接好了，没关系的，你给她多提供点爆款给她。梅国文又陈述：目前货款都快200万了，英梅说要和你说下。叶玲回复：她都没给我说，就跟我说一下。而且你这个一整的货卖了，它就是账，都是欠出去的都没有收钱，然后你这里一下子五十万一百万，这种货卖不起，肯定不能这么干，如果是卖你的货也给账期的，你没给账期，我不可能拿这么垫资去做的，我都没看到它卖钱呢，一下子200万的货在瞎搞。2019年10月26日，梅国文向叶玲通过微信发送了对账单，对账单合计金额为1312992元，并陈述：叶玲姐，这是跟你们财务对的总数，也是全部卖出去的货款，然后跟你们财务都对过的。叶玲回复：我等英梅把卖出去的钱收回来，账一清就给你结。在梅国文和叶玲、案外人黄英梅的微信聊天群（群名为梅梅、女王、厂家对账）中，案外人黄英梅将多张POS收款小票在群里展示时，梅国文陈述：目前你们收了多少，也要付我一部分，因为我目前也需要钱；收了大部分，也要先给我部分起哦。叶玲陈述：英梅你抓抓紧对账，抓紧结账了，还100多万呢，你再一万两万的。2019年10月30日，梅国文向叶玲发送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店的确是英梅开的，钱是她打给我的。她库存那么多，要卖很合理，她说退货给我，我是不要的。 再查明：叶玲和女王商行的经营者储江明系夫妻关系。 又查明：案外人杭州素文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梅国文诉女王商行、叶玲买卖合同一案中，杭州素文贸易有限公司虽于2019年4月16日登记成立，但一直没有开立银行账户，也从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梅国文提交的销售单等证据材料中涉及到“素文贸易”等字样系使用销售软件开单所致，杭州素文贸易有限公司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出卖人，而是梅国文以个人名义开展的服装服饰的供货合作。 本案争议焦点及一审法院认定： 一、梅国文和案外人黄英梅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女王商行、叶玲认为梅国文和案外人黄英梅存在恶意串通，故案涉买卖系梅国文和案外人黄英梅发生，和女王商行、叶玲都没有关系。女王商行提供了案外人刘强和女王商行的微信的聊天记录，证明案外人黄英梅私自帮梅国文卖货给他人。 梅国文对案外人刘强的事情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陈述卖的货是梅国文的库存，英梅是做好事帮梅国文卖库存，和女王商行这里的货无关的。2019年10月30日梅国文微信里面说的：英梅货这么多她要卖很正常是指梅国文一共向女王商行发了三百多万的货，但是女王商行要退货，梅国文不同意退货，后来黄英梅就收下这些货，放在她自己的店里面卖。诉讼请求中的金额已经扣除了退货的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女王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梅国文和案外人黄英梅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梅国文对上述微信聊天内容的解释也属合理，对女王商行、叶玲的主张不予确认。 二、案涉服装交易的买卖双方。 叶玲确认其经营女王商行，从叶玲和梅国文的聊天记录可知，黄英梅和梅国文直接对接是由叶玲授权的，且当梅国文将账单发送给叶玲时，叶玲并未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也未对未支付的金额提出异议，而是陈述账一清就给你结，说明叶玲对女王商行和梅国文之间有交易及交易的大致金额是明知的。另，即使女王商行和叶玲不清楚具体的数量和金额，因叶玲对黄英梅的授权，梅国文有理由相信黄英梅的行为系代表女王商行，故其行为的后果应由女王商行承担。根据黄英梅签字确认的九天女王9-10月账单以及梅国文发送给叶玲的账单，确认女王商行尚拖欠货款1312992元。虽叶玲在聊天记录中说到：这种货卖不起，肯定不能这么干，但结合前、后文可知叶玲此时应该是对进货的金额、付款账期有疑问，而不是尚未确认是否进货。女王商行、叶玲根据梅国文提供的进货单的抬头抗辩的梅国文非适格主体，但案外人也即进货单抬头的杭州素文贸易有限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认可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案涉货物系梅国文出卖，故对女王商行、叶玲上述抗辩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梅国文和女王商行之间的买卖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梅国文送货后，女王商行应按时支付货款，虽梅国文陈述付款期限是当月支付上月的货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从现有证据无法得知双方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对付款期限约定不明，根据法律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交付货款，对梅国文要求女王商行支付货款131299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梅国文自认系当月付上月的款项，该陈述对梅国文不利，故确认自2019年12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梅国文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上浮30%。叶玲实际经营女王商行，应属于家庭经营女王商行，梅国文要求叶玲对女王商行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女王商行、叶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梅国文支付货款1312992元；二、女王商行、叶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梅国文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未支付的货款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的1.3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梅国文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12元，减半收取计8356元，由女王商行、叶玲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女王商行、叶玲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9年10月21日至23日出库记录以及采购单，用以证明：黄英梅离职前后将梅国文剩余的货物全部取走，累计货值为348947元；梅国文的货物实际采购人是黄英梅。2、方宇所作的说明、胡源所作的说明，用以证明：黄英梅在离职前指示女王商行的员工将属于梅国文的剩余货物全部打包，并于2019年10月23日18点指派人员取走属于梅国文的剩余货物。3、营业房转租申请表，用以证明：黄英梅离职后，梅国文开设了一家店铺，该店铺是黄英梅在具体经营，证明梅国文与黄英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女王商行、叶玲利益的行为。梅国文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出库记录及采购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出库记录是一组打印件，证明不了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人是黄英梅，采购单上明确标注为女王商行采购单，落款的地址为女王商行的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反而能证明本案的购货方为女王商行，且胡源是女王商行的工作人员；证据2的形式要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需要当庭接受法庭的质问，方宇是否与女王商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梅国文提出的异议成立，女王商行、叶玲提交的上述证据缺乏证明效力。 梅国文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梅国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叶玲认可由黄英梅直接与梅国文业务对接，且在梅国文向其发送对账单时并未对买卖主体和货款金额提出异议，反而表示“我等英梅把卖出去的钱收回来，账一清就给你结”；黄英梅对外催收的货款是由女王商行财务胡源确认收取，胡源在微信中也与梅国文进行过对账。故，梅国文主张其与女王商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据充分。黄英梅系女王商行的店长，叶玲亦授权黄英梅与梅国文直接对接，黄英梅收取货物以及和梅国文进行对账的行为并未超过其职责范围，且在案证据尚不能证实黄英梅与梅国文存在恶意串通之事实。梅国文认可有部分退货，但其主张退货价款已经在结算时扣除，而女王商行、叶玲未能就退货情况进行有效举证，其认为应在梅国文诉请中扣除退货款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女王商行、叶玲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12元，由上诉人杭州九天国际服装城女王服装商行、叶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袁正茂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