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503民初390号 原告：张广育，男，195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代理人：王广乾，李克非，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立伟，男，198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襄都区。 委托代理人：翟记辉，张艳静，河北领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坤，男，198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代理人：甄一峰，陈建，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彬，男，198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代理人：李宁，河北章理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千福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街南小汪商业楼三层北侧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3MA09U3P9XJ。 法定代表人：宁立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江锋，部门经理。 第三人张宏斌，男，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代理人：吕骏，河北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广育诉被告宁立伟、高坤、李彬、河北千福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福山公司）、第三人张宏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广育的代理人王广乾、李克非；被告宁立伟及其委托代理人翟记辉、张艳静；被告高坤及其委托代理人甄一峰、陈建；被告李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宁；被告千福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江锋；第三人张宏斌及其委托代理人吕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广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8年6月20日被告宁立伟所持有的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系原告所有。2、确认2019年10月28日被告宁立伟私自将代为持有原告的千福山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被告高坤的行为无效。3、确认2019年10月28日被告宁立伟私自将代为持有原告的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被告李彬的行为无效。4、四被告到公司登记机关将被告宁立伟名下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被告李彬名下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以及高坤名下千福山公司80%的股份其中公司20%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9日，原告以被告宁立伟为名义股东，出资成立了千福山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公司性质为一人公司。原告作为实际股东、出资人，实际持有该公司100%股份，被告宁立伟为名义股东，代原告持有公司100%股份。公司成立后由原告委托其子张宏斌实际控制经营，被告宁立伟在公司任司机职务，被告李彬在公司负责协调关系。2018年6月20日，经原告与被告高坤协商一致，原告所有的公司100%股份中的60%股份，作价480万转让给被告高坤，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此原告实际占有公司40%的股份，由被告宁立伟作为名义股东代持股份，被告高坤享有公司60%的股份。后，在公司的具体经营过程中，被告为达到侵吞原告股份的不正当目的，2019年10月18日，被告高坤、宁立伟、李彬相互勾结、恶意串通将公司相关资料、部分印章等贵重物品抢走。后原告发现公司股权发生变动，经工商查询得知公司股权于2019年10月28日被告宁立伟未经原告同意，将其代持原告股份中公司20%股份转让给被告高坤、10%股份转让给了被告李彬。得知前述事实后，原告找被告宁立伟、高坤、李彬进行质问，三被告对私下未经原告同意而擅自转让股权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系千福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被告宁立伟仅系名义股东，公司成立时的公司100%股权以及2018年6月20日转让给高坤公司60%股权后所剩公司40%股权均归原告所有。被告宁立伟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登记在其名下股权以转让的方式进行处分，被告高坤、李彬明知前述股份属于原告而仍然受让，因此前述转让股权的行为依法无效，四被告应到公司登记机关协助原告办理将股权登记到原告名下之义务。 被告宁立伟辩称，宁立伟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及个人关系上的交集,原告的名字宁立伟都不知道,根本不认识,不知为何被起诉,直到宁立伟领取到本案的诉状后才知道。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实质是高坤投资的千福山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实际投资人高坤和经营过程中第三人张宏斌之间的矛盾所引起,也才知道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宁立伟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都不能成立,其诉状所列均不是事实,千福山公司和公司项目与原告没有关系。理由如下:一、原告起诉状所称均不是事实。（一）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自然段陈述不是事实。1、原告称,2018年3月9日原告以被告宁立伟为名义股东出资成立千福山公司。该陈述是错误的,千福山公司成立的过程是这样的,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宁立伟与第三人张宏斌、被告李彬去石家庄认识了高坤，得知在2016年的时候高坤就买下了内丘村民一片土地，计划用于墓地项目建设，项目的筹备需要本地的人员、关系等，张宏斌是民政系统的人，认识人多，高坤就让张宏斌协调项目筹建的关系，李彬做事精细高坤就让李彬跑各种手续，宁立伟比较厚道就让宁立伟当法定代表人，项目筹建是高坤出资其他三人出力，当时谈的是项目筹备、运作的好，高坤会分给张宏斌、宁立伟、李彬三人不超过40%的股份。在整个项目的筹备、运作过程中，方向性的事情都是听高坤指挥，因为高坤是项目的投资人。注册千福山公司时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100%股份，和后来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40%的股份实际股东都是高坤，2019年10月份张宏斌和高坤产生矛盾后，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10%的股份是高坤作为股权激励赠给宁立伟的股份。自2017年夏天至今，原告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千福山项目，宁立伟在千福山公司的股份前期都是帮高坤代持，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2、原告称，公司成立后原告委托其子张宏斌实际经营控制也不是事实。事实情况是张宏斌实际参与千福山公司经营是受高坤的委托实际经营，千福山公司的资金也是当时说好的由高坤投资，土地也是高坤的。3、原告称宁立伟在公司任司机职务是错误的。宁立伟受高坤委托在千福山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在千福山公司经营期间宁立伟处理各种对公业务，鉴于宁立伟在公司有实际职务且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高坤同意在千福山公司经营期间给宁立伟开工资，对于公司的其他事务，宁立伟也都是积极参与。（二）、原告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二自然段陈述不是事实。1、原告称2018年6月20日，经原告与高坤协商一致，原告将千福山公司100%股份中的60%股份，作价480万元转让给被告高坤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此原告实际占有公司40%股份，由宁立伟作为股东名义代持。该陈述与事实不符，2018年6月18日，高坤让宁立伟签署的股权变更手续，当时高坤说公司要开展业务了，需要往公司大量注资，所以通知宁立伟将其代持的60%股份变更到高坤自己名下，签署手续时没有与张宏斌协商，更没有与原告协商，因为原告与本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手续签好后李彬就去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原告称，其与高坤协商60%股份作价480万转让的事情。我没有听说，千福山公司注册资金是800万元，注册时是李彬垫钱找人代办的，股份是认缴，2018年6月18日时千福山公司的100%股份还是认缴，所以办理60%股份转让时，只是转让的股权认缴资格，因为当时千福山公司没有实际的资产，60%的认缴股份实际上是没有相应价值的，因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备案股权变更协议，所以为了办理行政变更手续，就按照认缴出资的800万元乘以60%得出480万元写在了工商局变更股权的协议上，股权变更备案的协议书不是实际履行的协议书，因为当时登记在我名下的100%股权本来就是宁立伟帮高坤代持的，所以高坤让怎么办手续宁立伟就怎么办。3、原告称，2018年6月20日后千福山公司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40%股份是宁立伟帮原告代持是错误的。以上答辩意见已经说的很清楚，不再赘述，2018年6月20日之后，登记在宁立伟名下千福山公司40%股份仍旧是宁立伟帮高坤代持的。4、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三段的陈述是错误的。2019年10月18日高坤决定变更股权登记，并非原告所述的高坤、宁立伟、李彬互相勾结、恶意串通。事实情况是：2019年10月份张宏斌和高坤就因为500多万的补偿款事宜产生矛盾，高坤当时的意思是把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40%股份收回，高坤自己支付村民的补偿款，当时高坤说宁立伟出力不小，如果宁立伟愿意当千福山公司法人代表继续合作这个项目，就分给宁立伟10%的股份，宁立伟同意后高坤就分给宁立伟10%的股份，李彬也愿意继续合作跑这个项目的手续，所以高坤也分给了李彬10%的股份，手续签好后李彬就去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这个过程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起诉状中该段的说法纯属原告自行杜撰。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千福山公司实际投资人是高坤，宁立伟本来就是代替高坤持股，高坤要求宁立伟将暂时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股份变更，宁立伟当然照办，根本不存在什么恶意串通，高坤、宁立伟、李彬是自愿合法履行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与第三人张宏斌没有关系，与原告更没有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被告高坤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原告与四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高坤、宁立伟、李彬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第四项诉求人民法院无法支持；原告属于虚假诉讼。1、原告主体不适格。我国《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本案中，原告张广育作为一名年近七旬的退休老人，既无项目土地，又无任何从商经验，其在诉状中却声称出资成立了千福山公司，是公司100%的所有人，完全不符合事实和社会常理，原告也没有拿出与宁立伟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及向千福山投资证明等关键证据，工商登记信息中始终没有显示张广育的存在，高坤等被告根本不认识原告，与其无任何交集，原告与千福山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见第一组证据）。原告未到庭接受人民法院和被告的质询是因原告对千福山公司事项毫不知情，与几名被告根本就不认识，担心在接受质询中露出破绽。事实上，原告与本案第三人之间是父子关系，原告之所以提起诉讼，完全是为了掩盖其子张宏斌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和刑事犯罪的事实，属于第三人张宏斌推出的顶名诉讼工具而已，根本不符合《民诉法》关于原告的主体规定，仅此一点，原告的诉讼就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2、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可见，本案中高坤、宁立伟、李彬应为第三人，而原告却直接将三人列为被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3、原告的第四项诉求人民法院根本无法支持。根据最高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公司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司属于人合与资合的统一体，实际出资人是否能够变更登记，必须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强行改变，而且工商登记属于对外公示的行政确认，股东内部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这种对外公示效力，因此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单从法律角度人民法院就无法支持，何况本案中，原告根本不是千福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4、原告属于虚假诉讼。根据2020年5月1日实施的最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当事人故意作虚假的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据《民诉法》第111条规定进行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张广育顶替其子张宏斌提起诉讼，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应当依法受到相应的处罚，其委托代理人若不明知则罢，若明知原告出于维护其子张宏斌公职人员身份而故意提起虚假诉讼，亦应受到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机关的处罚。二、原告张广育根本不是千福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更没有委托宁立伟代持股份，其与千福山公司自始至今从未有过任何法律关系。我国《公司法》第27条明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财产作价出资，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出资，必须是货币或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资产，禁止以所谓劳务、智力或社会关系出资。本案中，原告在诉状中声称，其为实际股东和出资人，拥有千福山公司100%股份，委托被告宁立伟代持股份，那么请原告拿出其向千福山公司以货币、土地或知识产权的出资证明，或其与宁立伟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只有向法院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才有可能推翻工商行政机关的工商登记，进而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确权是一种司法确权，是极其严肃的司法行为，特别是在需要改变行政确认的前提下，本案中，千福山公司股权已为工商行政机关行政确认并向社会公示，除非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否则人民法院根本无法支持。特别是本案中，原告是一个谁都不认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张广育，原告本身提供不出任何有效证据印证自己的主张，仅凭与其有利害关系亲生儿子的个人说辞和父子之间目的不明的资金往来，就试图利用人民法院去否定工商登记和公司成立前后大量的客观事实，这种虚假的诉求注定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三、本案中千福山公司自成立以来，高坤才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100%股份的实际所有人，原告张广育诉称完全不是事实。1、本案中，高坤早在2016年6月15日，便与内丘县郭家沟的村民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取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准备发展公墓项目（见第二组证据证1），而此时，高坤还根本不认识张宏彬、宁立伟和李彬，更加不认识所谓的原告张广育，千福山公司也根本未成立，千福山公司成立于高坤取得土地1年9个月之后的2018年3月9日，该公司自成立至今，唯一的经营项目，就是这块公墓土地，高坤也正是因为该土地，才成立了千福山公司，众所周知，殡葬服务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样，在没有土地和项目前提下，根本不可能有人去成立公司，本案中，高坤取得土地在先，千福山公司成立在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和后期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高坤才是千福山公司的唯一投资人和控制人。实际上，确定究竟谁是千福山公司真正的所有权人，只需查明三点事实即可，一是公司是由谁出资成立的？二是公司经营的土地和项目是谁的？三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公司账户中的资金是谁投入的？而本案中，第一个问题，千福山公司注册只花费了1950元，是李彬个人垫资找代办机构代办成立的，而李彬是接受高坤委托成立了千福山公司。第二个问题，千福山公司成立至今，唯一经营的项目只有内丘县这一处高坤所有的土地。第三个问题，自千福山公司成立至今，其公账户中共收到转入的资金625万元，全部都是高坤转入。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清楚，高坤均有充分的证据加以印证，请人民法院详查。2、本案的真实情况是，高坤早在2016年6月15日，便已经取得经营公墓的土地使用权，最早想用自己成立的石家庄梦安旅游开发公司的名义办理公墓报批手续，并于2017年3月2日，以该公司的名义向内丘县政府提交过可行性报告（见第二组证据证2），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千福山公司尚未成立，高坤也不认识宁立伟、张宏斌和李彬等人，但在2017年10月份左右，高坤经朋友介绍与张宏斌相识，后又与宁立伟、李彬相识，高坤得知张宏斌在桥西区民政局工作，便告诉张宏斌，其在内丘收购了一块土地，准备投资搞公墓建设，张宏斌听后表示，其在邢台市民政系统关系广，熟人多，可以给高坤提供帮助，高坤正好也想在邢台当地找几个个熟悉业务的人提供帮助，之后的时间里，高坤与张宏斌、宁立伟、李彬四人，多次就内丘项目进行沟通和协商，最终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四人商定在邢台成立千福山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向内丘县政府部门办理项目的报批手续，因张宏彬是公职人员，不能出面，决定公司由宁立伟担任名义法人，由高坤负责提供资金和土地项目，由张宏斌负责协调关系和日常管理，由李彬负责办理各类手续，在此期间，高坤向张宏斌、宁立伟和李彬承诺，公司成立以后，将根据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分别赠予一定的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40%，张宏彬、宁立伟、李彬接受高坤委托后，由李彬具体办理了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李彬通过微信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代办机构的刘慧垫付了公司注册费用共计1950元，由宁立伟提供身份证并签署各类注册手续，于2018年3月9日注册成立了千福山公司，3月10日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天，高坤便将成立公司和前期运作费用共计2万元，通过微信转账转给了李彬，公司开始经营后，高坤又先后转入公司账户625万元，转入张宏斌个人账户50.8万元，总金额高达677.8万元，除此之外，由于后来第三人张宏斌的犯罪行为，高坤后来又不得不支付了农民土地补偿款款383万元，并需要退还购墓人的预付款约400余万元，支付建筑款约115万元，除了因资金周转原因转出的140万元之外，高坤至今总投入已高达1400余万元，而原告对千福山公司既无投资，又没有承担任何债务的情况下，却声称千福山公司为其所有，显然是荒谬的。以上事实，有2016年6月15日高坤与村民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高坤向千福山公司账户的转款凭证、高坤向李彬的转款凭证、高坤向张宏斌的转账凭证、李彬向代办机构工作人员刘慧的转账记录等证据印证，充分证明千福山公司完全属于高坤实际投资，拥有100%股份的公司，与原告张广育毫无关系。（详见第二组证据）四、原告声称其将公司60%股份作价480万转让给了高坤，纯属捏造事实，完全是为了掩盖其子张宏斌的犯罪事实而刻意编造。1、原告张广育在诉状中称，2018年6月20日，经原告与高坤协商一致，原告将公司股份的60%，作价480万转让给被告高坤，这完全是编造，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基本的社会常理，其一高坤至今都不认识原告，从未见过或听说过原告，原告是如何与高坤人协商的呢？协商的时间和地点在哪里呢？显然是谎话连篇。其二、原告既然称是有偿转让，为何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注明转让价款呢，这符合股权交易商业常理吗，充分说明所谓480万元股权转让款，纯属子虚乌有。其三、既然原告是以480万元转让的股份，那么受让人高坤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张广育个人或宁立伟个人支付该笔转让款，但本案的事实恰恰相反，高坤从未向原告或宁立伟支付过任何款项，而是一直向公司账户和其他人转款，可见原告诉状中所谓的其将60%股份作价480万元转让给高坤的陈述，是根本不存在的谎言。其四、千福山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9日，本身就属于认缴资本的空壳公司，除了李彬垫付支出的1950元代办执照费用以外，没有任何支出，若按照原告诉状中的说法，公司刚成立三个月的时候，他就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坤60%的股份，成立一家空壳公司三个月就赚480万，这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和社会常理吗？事实上，从2018年6月18日的股东决定上的注明可见，原告声称的480万元，仅仅是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认缴比例，宁立伟对高坤转让的是一种认缴资格和股东资格，而不是什么股权转让款，股权完全属于零元转让，高坤根本无需向宁立伟支付任何转让款，这一点从后来的宁立伟向李彬转让10%股份，向高坤转让20%股份，完全可以印证，公司股权的变更，均属于认缴资格和股东身份的一种变更，是没有任何转让价款的零元空转，这些空转均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坤通知宁立伟后直接办理工商变更即可，根本无需经过包括原告和第三人在内的任何人同意，而高坤转入千福山公司账户的625万元，转给张宏斌50.8万元，这些款项均是高坤要求用于村民补偿、建筑商欠款和公司其他费用的，与原告声称的所谓480万元股权转让款毫无关联，这一点委会证明、高坤与张宏斌的微信记录、建筑商在内丘法院起诉的2019冀0523民初782号诉讼文书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综上可见，原告诉称的与高坤之间的480万元股权转让根本不是事实，纯属捏造。2、事实上，原告之所以炮制出480万元转让款的说辞，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子张宏斌的犯罪事实，本案中，高坤出资成立千福山公司前后，张宏彬、宁立伟、李彬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高坤确实想履行承诺，向三人赠予40%的公司股份，谁料后期发生的一系列情况，致使高坤根本不能再向张宏斌履行赠与义务，张宏斌被利欲冲混了头脑，利用高坤的信任和受托管理公司日常业务的的便利，将高坤转入公司账户625万元其中的的413万元，采用私刻公章、伪造收据等手段，分别通过李某、张珂青、王子国的账户转出，将公司财产侵占为已有（见第三组证据证1）。在政府批文尚未下达的情况下，擅自出售墓地，所得款项同样侵占为己有，用于购买奔驰轿车、偿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挥霍（见第三组证据证8），张宏斌的上述行为，直接导致转让土地的农民和购墓者围攻政府，建筑商起诉公司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致使高坤不得不又二次筹资，支付了农民土地款383万元，并需要退还购墓人的款项约400余万元，支付建筑款约115万元，以上事实，有千福山公司财务账簿、被伪造公章、收据的邢台源兴宏商贸公司及员工证明、被伪造公章的委会证明，高坤向村民付款的转账记录、建筑商的诉讼文书、购买墓地人员合同及收据等证据，予以充分证实（详见第三组证据）。张宏斌的上述行为，导致高坤不可能再履行向张宏斌赠予股份的承诺，高坤当初的承诺，本身就属于附条件的口头赠与合同，而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予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在履行之前高坤有权随时撤销，高坤发现张宏斌的犯罪行为后，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高坤不再履行向其赠与股份的承诺，要求其退还被其侵占的财物，而宁立伟和李彬二人，并没有参与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况，在办理公司业务中兢兢业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高坤便履行了赠与承诺，于2018年10月18日，分别签署协议，自愿赠予李彬和宁立伟各10%的公司股份，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这才是股权变动的前因后果，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谓恶意串通侵占其股份的事实，为此，张宏斌曾依仗关系，去桥西公安机关谎报高坤诈骗其股份，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张宏斌所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未予立案，但张宏斌仍不死心，又利用其父亲名义向贵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这才是本案真实情况的来龙去脉。3、根据我国《刑法》第271条和河北省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张宏斌的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其侵占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应在10年以上。张宏斌伪造委会、邢台源兴宏商贸公司的公章，已构成伪造印章罪，以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针对以上事实，高坤早已准备好了报案材料、财务资料、委会和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证明等证据充分印证（详见第四组证据），但张宏斌的一些朋友，多次恳请高坤给张宏斌留条活路，保住饭碗，高坤均留有相关人员的通话录音资料，出于治病救人和各方的情面考虑，高坤至今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张宏斌的刑事责任，谁知张宏斌不知感恩，不思悔改，竟然又推出其父张广育提起了虚假诉讼，高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中止审理本案，并将第三人张宏斌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即便人民法院未移送，但若张宏斌不悬崖勒马，诚恳道歉，则高坤必将追究张宏斌刑事责任到底。综上诉述，原告张广育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其出于维护张宏斌目的提起虚假诉讼，应依法受到惩处，第三人张宏斌侵吞公司巨额财产，伪造公司和村委会公章，已构成严重犯罪，又鼓动其父演双簧，借其父之名提起诉讼，妄图侵占高坤财产，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原告诉请，切实维护高坤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 被告李彬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李彬接到法院诉状后，很是诧异，才知道系第三人和高坤由千福山公司项目引起的矛盾。但是这并不影响原告与千福山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事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原告和千福山公司和李彬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在诉状中声称出资成立了千福山公司，是公司100%的股份所有人，完全不符合事实和社会常理.原告提交的证据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彬之间存有任何法律关系，也未显示其出资的相关证据.原告根本不符合《民诉法》第119条的原告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明确规定，原告起诉不符合法院受理案件起诉的条件，原告主体不适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李彬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法律程序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可见，本案中高坤、宁立伟、李彬应为第三人，而原告却直接将三人列为被告，是不符合法律程序性规定.三、本案中千福山公司自始至今，高坤才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100%股份的实际所有人，高坤将公司10%股权赠予李彬，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系高坤和李彬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协议有效，原告要求确认2019年10月28日被告宁立伟私自将代为持有原告的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李彬行为无效以及将李彬持有千福山公司名下10%登记在原告名下，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称2018年3月9日原告以被告宁立伟为名义股东出资成立千福山公司.其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为，千福山公司的准备成立是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李彬与张宏斌、宁立伟去石家庄认识了高坤，后与高坤策划、协商开发墓地项目.各方商定在邢台成立千福山公司，考虑到项目的筹备需要本地的人员、关系，由于张宏斌是民政系统的身份，人脉多，高坤就让张宏斌协调项目的关系，李彬做事利索高坤就让李彬跑各种手续，宁立伟老实、厚道就让其法定代表人，项目筹建是由高坤出资，高坤根据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分别赠予一定的公司股份，但不超过40%。张宏彬、宁立伟、李彬接受高坤委托后，由李彬具体办理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李彬和其对象在家起了好多名字，包括千福山公司、河北万福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千佛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等等，李彬将上述名称发给代办员刘慧，刘慧在办理过程中只有千福山公司通过核准，后于2018年3月2日将代办费300元支付给刘慧.后在办理过程中需要法人签字，李彬和宁立伟去邢台市桥西区审批大厅签字。2018年3月9日下发营业执照，李彬将刻章、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的1650元费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代办人员刘慧。高坤便将成立公司和前期各项运作审批过程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费、油费等费用共计20000元转给了李彬。在千福山公司整个注册成立过程中，均是高坤出资，宁立伟出名，李彬具体经办，与本案原告和第三人毫无关系。2、因李彬在办理公司成立前期的墓地手续和成立公司的相关手续，在该项目上有一定的贡献。由于千福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系高坤，高坤将宁立伟代持的10%的股权赠予李彬，属于有效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已经工商机关备案，已实际履行，具有一定的公示力.李彬已经取得股权，因此原告要求确认2019年10月28日宁立伟私自将代为持有原告的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李彬行为无效以及将李彬持有千福山公司名下10%登记在原告名下，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2019年10月份张宏斌和高坤因为500多万的补偿款事宜产生矛盾，高坤要求查账，张宏斌以各种理由不让高坤查账，高坤将账目取走后，发现账目存在虚假，高坤决定收回宁立伟代持高坤40%的股权，重新决定分配。当时高坤觉得李彬与宁立伟踏实、厚道，和张宏斌作假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高坤说：如果宁立伟愿意当千福山公司法人代表继续合作这个项目，就分给宁立伟10%的股份，李彬也愿意继续合作跑这个项目的手续，高坤也分给李彬10%的股份，手续签好后李彬就去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为当初协商成立公司是由高坤出资成立，高坤将股权赠予李彬和宁立伟，系高坤对其财产处分，并非原告所述的高坤、宁立伟、李彬互相勾结、恶意串通.综上诉述，原告张广育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原告要求确认2019年10月28日被告宁立伟私自将代为持有原告的千福山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李彬行为无效以及将李彬持有千福山公司名下10%登记在原告名下，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还原事实真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原告诉请，切实维护李彬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 被告千福山公司辩称：一、关于千福山公司成立的前因后果。原告所诉并不是事实，高坤、宁立伟、李彬的陈述是本案的真实情况，千福山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成立的目的和主要经营项目是位于山坡的公墓。该项目是2016年7月，高坤与内丘签订购地协议后取得的经营权，有《农村土地转让协议》为证。千福山公司成立的发起人和项目所有启动资金都是高坤支付，以上事实有高坤向千福山公司对公账户转款625万元、郭沟村民补偿款384万元，对张宏斌个人账户转款50.2万元，向李彬微信转账2万元用于办理工商登记费用等记录为证。高坤安排宁立伟出面担任公司法人，李彬主要负责项目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张宏斌负责协调。公司从买地到成立，与原告张广育没有任何关系，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和千福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原告未向千福山公司实际出资，没有公司的出资证明，也没有在公司章程上记载为股东，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也不显示原告为股东，从股东的资格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及表象特征均不能认定原告是千福山公司的股东，以上有千福山公司章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为证，并且原告主张的代其持股的主张也没有代持股协议等予以证明，故原告的主张没有证据，应予以驳回。三、本案第三人张宏斌在管理公司事务期间侵占公司财物，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构成刑事犯罪。原告追加其儿子张宏斌为本案第三人，称张宏斌代其负责千福山公司的设立、经营、运转和管理，以上说法并不是事实真相。1、千福山公司成立后，由宁立伟100%持股，高坤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出资人，该事实宁立伟、李彬都予以认可。2018年6月18日，通过工商变更高坤受让60%股份，预留40%的股份仍由宁立伟代持，该预留股份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和对公司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但是没有说该40%的股份归张宏斌所有；2、宁立伟、李彬在公司工作期间能够勤勤恳恳，各司其职，两人共分得10%的股份，但是张宏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伙同原财务人员侵吞公司财产，指使公司财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达400万之多，而且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伪造千福山公司凭证、伪造邢台源兴宏商贸公司公章开具虚假收款收据骗取工程款，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出售墓地并将销售款据为己有。从公司支取工程款后拒不向建筑商支付，导致公司成为被告，对公司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事实有公司财务资料和邢台源兴宏商贸公司提供的材料为证。张宏斌的行为侵害了千福山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张宏斌不但无权分得公司股份，还应当被依法追究侵占公司财物和私刻公章的罪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原告与本案毫无关联，因张宏斌侵吞公司巨额资产，又想侵吞千福山公司的股份，但是自己是国家公职人员，不便以自己的名义争夺股份，所以借其父亲之名提起诉讼，妄图侵占公司股份。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维护千福山公司的合法利益，驳回原告诉请，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三人辩称：对于以上4个被告的答辩张宏斌不认可，因为答辩中很多都是虚假的。2016年初，清明节前，张宏斌与其父亲张广育同住，在祭祀的时候说起公墓的事情，张广育让在民政系统工作的张宏斌咨询一下公墓是否可以办理，去市和省里咨询政策，张宏斌跟高坤在四月相识，通过中间人认识的，想共同开发这个项目，张宏斌与张广育沟通以后，张广育同意和高坤共同开发公墓项目。在2016年10月，因为高坤那边的失误导致项目暂时停止，2017年初内丘县政府换届，高坤觉得项目可能性不大就暂时放弃了，张广育觉得项目还可以愿意继续试一试。2018年初张广育委托宁立伟成立了公司，宁立伟口述与原告不认识是虚假的，宁立伟从小和张宏斌家相处，张广育对宁立伟很信任，所以委托宁立伟成立该公司，2018年6月初内丘县政府批示开发公墓项目，张广育与县民政系统签订了合同书后，高坤想通过中间人跟进这个项目，后张广育同意将60%股份480万元转让给高坤。2019年公司正式运作转之后，在2019年4月至2019年7月高坤以其他手段从公司弄走300多万，张广育因这件事与高坤产生矛盾，要求共同注资，要么一方减持股份，作为注资一方的补偿，2019年10月18日，高坤与宁立伟，李彬相互勾结，到公司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将公章抢走，当时公司有人打电话报警，然后在10月28日得知宁立伟在张宏斌和张广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股份分别转给高坤20%，李彬10%，而且在张广育手里持公章、法人手章、营业执照正本的情况下转走股份。 原告张广育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工行取款单，主要证明：原告通过2017年3月、9月、10月份，原告通过支取现金、转账等方式交付第三人公司项目筹备的资金（部分）。 证据2：2018年3月2日千福山公司章程一份，主要证明：2018年3月2日千福山公司注册成立，原告为公司实际股东，公司名义股东为被告宁立伟，认缴出资800万元，2045年12月31日前缴付。公司住所地原为邢台市桥西区富水B区物业楼101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9年6月30日变更为：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公园东街南小汪商业楼三层北侧8号。 证据3：2018年6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决议一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及公司章程一份，主要证明：2018年6月18日，原告同意并授意被告宁立伟将其代持公司注册资本100%股权其中的48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6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高坤，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投资或控股）。股东会继续选举宁立伟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经理职务。并变更公司章程“宁立伟认缴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高坤认缴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受让），出资缴付期限为2045年12月31日前，受让时间为2018年6月18日。 证据4：2019年10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公司章程一份。主要证明：2019年10月24日宁立伟未经原告同意，将其代原告持有的在公司40%股权中20%股权转让给高坤，同日宁立伟又将其代原告持有的在公司40%股权中10%股权转让给李彬。并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为：“宁立伟认缴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李彬认缴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受让）；高坤认缴6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受让）；出资缴付期限为2045年12月31日前，受让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另，因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股东会决议一份中千福山公司公章没有编码为被告伪造。 证据5：千福山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主要证明：该公章与证据二三中所加盖公章一致，为公司真实印章，在原告手中保管。证据四中所加盖的公章与该公章不一致，证明证据四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公章为被告伪造，其目的就是为了侵占、侵吞原告股权。 证据6：2019年11月25日被告宁立伟在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询问笔录一份。主要证明：宁立伟在笔录中认可1、在公司成立之前是第三人张宏斌找到我说他想成立个公司，然后在桥西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千福山公司，公司成立时我占100%的股份，之后高坤分走了60%，我就占了40%股份（询问笔录第三页倒数第7行至倒数）。2、“因为第三人张宏斌参与筹建公司的事了，就分给他40%股份，由我替他占有这部分股权。”（询问笔录第四页第1至2行）3、“公司是2018年3月9日在邢台市桥西区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询问笔录第二页第5行）“我（宁立伟）是2019年3月份开始在公司上班，我在公司领了5个月的工资，每个月3000元”（询问笔录第三页第13至14行）；4、“因为高坤与张宏斌因为500多万元补偿款的事产生了矛盾，后来高坤不给张宏斌联系了，张宏斌派李彬去找高坤，然后高坤也通过李彬找到了我，高坤当时的意思是要把我占的40%股权收回，高坤自己支付内丘村民的补偿款，他当时问我如果我想要继续当千福山公司法人代表的话他可以分给我10%的股份，我同意后他就分给我10%的股份。关于李彬的10%是李彬继续跑动内丘的业务的话，高坤也能分给他10%的股份。”（询问笔录第四页第4至10行）5、“张宏斌在公司没有职位，但这个公司其实是他跟高坤合作的，高坤出钱，然后张宏斌负责公司的运作、管理，我只是公司名义之上的法人。” 证据7：证人吴某、高某、翟某、宋某、贾某、李某等证人证言。主要证明：张宏斌为千福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被告宁立伟为名义法人，在公司任经理职务，其所持股份实际为张宏斌所有。证人李某的证言还证实其任千福山公司会计期间用宁立伟的身份证到工商银行办理对公账户的费用，购买别克轿车费用、租用南小汪商业楼的租金，以及被告宁立伟、李彬的财务支出费用资金都由张宏斌提供。 证据8：被告宁立伟2019年度工资领取表以及借款单，主要证明：被告宁立伟在千福山公司领取了2019年2月份至2019年8月份的工资，基本上每月工资为3000元。其身份为千福山公司的员工。 证据9：原告张广育女儿、千福山公司的张珂青与被告宁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千福山工作组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证明：张珂青通过微信支付被告宁立伟2019年2月份至2019年8月份的工资，支付洗车卡费用、汽油费等车辆使用费用等，以及宁立伟通过微信向张珂青多次请假的事实，证明宁立伟为公司职工，职务为司机，其并非公司股东。 证据10：被告高坤的微信登记信息（昵称仁者无敌，电话号码为187××××8888），及被告高坤与第三人张宏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证明：2019年7月25日被告高坤向第三人张宏斌发的微信信息中认可第三人张宏斌占有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该40%股份实际为原告所有。 证据11：千福山公司会计李某等人自2017年4月22日至2019年6月6日通过微信红包、银行转账等形式向被告李彬多次转账协调关系费用、房租等费用的事实。主要证明：通过微信聊天记录中李彬向千福山公司索要公关费用等费用均需张宏斌同意的事实可知，张宏斌系千福山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者，李彬并非股东，只是帮助公司处理协调关系。第三人实际代原告控制经营公司。 证据12：原告张广育及张珂靑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向宁立伟的银行卡转款约200万元，证明原告出资，宁立伟银行卡是为了公司的财务支出，现在这个卡被注销。（原告提交的宁立伟兴业银行卡一直在第三人手中，用于公司） 被告宁立伟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证据1、原告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工行取款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原告未提交该证据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账，与本案股权纠纷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转账时间为2017年3月份、9月份、10月份，这个时间与公司注册时间差距太长，所以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为本案实际出资人；证据2、2018年3月2日千福山公司章程一份。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千福山公司章程是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材料，该材料只显示登记备案的实际情况，并不能证明千福山公司的股权与原告有任何关系；证据3、2018年6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决议一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及公司章程一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在答辩时对股份转让也做了相应的陈述，原告提交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项，也不能证明本案中原告与千福山公司有任何关系，而且宁立伟也明确表明是代高坤代持的股份。证据4、2019年10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股东会决议一份、公司章程一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是在高坤与张宏斌因财务问题产生矛盾后，第三人张宏斌携公章及其他手续失联，所以高坤安排李彬登报将公章及营业执照挂失，重新办理了公章、营业执照等手续，在高坤的安排下对千福山公司的股份进行了变更，这些决议和股东会会议，是高坤安排的宁立伟和李彬签署的并且办理了工商登记，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证据5、千福山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对其真实性暂不发表意见，原告提交的公章、营业执照是在高坤与第三人张宏斌因财务问题产生矛盾后，第三人携公章、营业执照失联，所以高坤又安排李彬重新补办的营业执照。原告持有的公章、营业执照并不代表原告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原告为公司实际股东；证据6、2019年11月25日被告宁立伟在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区分局询问笔录一份。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内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询问笔录的产生背景是这样的：在张宏斌与高坤因千福山公司财务问题产生争议后，高坤发现了张宏斌的犯罪证据，张宏斌见自己不能再获得股份，便跑到刑警队诬告高坤、宁立伟诈骗；桥西刑警二中队在张宏斌控告后先入为主，2019年11月25日宁立伟在桥西刑警队被询问时，问到案情的时候，警官就一边问一边看他的小黑日记本，日记本上写的什么宁立伟也不知道。对于有些问题他问的挺含糊，宁立伟回答后，警官就帮宁立伟理顺措辞，然后就记录，有时候宁立伟说警官理顺的不对，警官说理的是不是这个理，是不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宁立伟文化不高，对如何措辞也不太专业，快问完宁立伟材料时他们让宁立伟出去在楼道里呆了两根烟的时间，然后就叫宁立伟进去，拿出询问笔录让宁立伟签字，宁立伟看笔录的一些记录和自己说的不太一样的，宁立伟说不是这个意思，公安说就是这个意思，签字就可以回家了，说有事再给我联系，所以这份笔录的个别地方不是宁立伟的原话。对这份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有异议，刑事案件控告人认为有犯罪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这份询问笔录做完后诈骗案件没有立案侦查，所以该份询问笔录并不是刑事案件的有效证据，对于该笔录侦查机关应该严格保密，侦查机关无权将尚未形成案件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提供给任何人，所以该询问笔录形式并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该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异议，宁立伟当时回答公安的问题按时间顺序理顺是这样的：2017年夏天，张宏斌带着宁立伟和李彬多次往石家庄去，宁立伟就认识了高坤；他们三个人和高坤主要谈的是关于内丘的一片土地开发殡葬项目的事；2016年高坤就和内丘村民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2017年年底的时候，高坤、张宏斌、李彬和宁立伟就基本协商确定了这个项目的大概合作计划：高坤出地，出项目的费用；张宏斌跑各方面关系，公司的管理；李彬负责跑内丘县的各种手续；宁立伟担任法定代表人处理公司官方事宜。当时高坤口头说如果项目进展的好，分给他们三个40%的股份；新成立公司的股份暂时都登记在宁立伟名下，宁立伟担心公司经营有问题牵连我个人，不太愿意当法人，高坤让张宏斌给宁立伟做思想工作，说如果公司有啥事他负责协调公司与高坤的关系（笔录第三页第四个问题第一项）。2018年3月份李彬把公司成立手续跑好了，李彬带着宁立伟去工商局签字成立了千福山公司，公司股份100%登记在宁立伟名下，宁立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笔录第三页第四个问题第二项）。2018年6月份，高坤准备往千福山公司大量注资时，高坤让宁立伟把登记在其名下60%股份变更到高坤名下，高坤和宁立伟签的手续，李彬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当时高坤说剩下的40%的股份先登记在宁立伟名下，待项目做成后可能分给张宏斌等三人作为股权激励（笔录第四页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份千福山公司在南小汪商业楼三层找了个地方准备办公开业。2019年2月20日千福山公司开业，公司开业后由于宁立伟是千福山公司法人代表，官方的事比较多了，高坤让张宏斌给宁立伟发3000元的工资，作为宁立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一份补贴。2019年10月份张宏斌和高坤就因为500多万的补偿款事宜产生矛盾，后来高坤就不给张宏斌联系了，张宏斌派李彬去找高坤，然后高坤通过李彬找到了宁立伟，高坤当时的意思是把登记在宁立伟名下的40%股份收回，高坤自己支付村民的补偿款，当时高坤说如果宁立伟愿意当千福山公司法人代表继续合作这个项目，就分给宁立伟10%的股份，宁立伟同意后高坤就分给宁立伟10%的股份，李彬也愿意继续合作跑这个项目的手续，高坤也分给李彬10%的股份（笔录第四页第二个问题），手续签好后李彬就去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9年10月份高坤说公司都是他投资，原来张宏斌给我说他在公司投资10万到20万是张宏斌自己说的，估计不是这么回事（笔录第三页第二个问题的第一项）。桥西刑警队民警由于问话时不时的看自己的黑色日记本，以及问完后让宁立伟去楼道里呆了会，在回去签笔录，才形成了笔录内容与宁立伟当时说的不一致。宁立伟当时在公安的陈述以本案当庭陈述为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原告主张宁立伟代其持有千福山公司股份，但是在该询问笔录中没有任何宁立伟帮其代持股份的表述。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以此证据证明宁立伟帮其代持千福山公司股份证明目的不能实现；证据7、证人吴某、高某、翟某、宋某、贾某、李某等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应该出庭接受法庭质询，才能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以上证人都是千福山公司经营期间，本案第三人张宏斌招募的朋友和亲戚，他们在公司经营期间各司其职。而且，这些人只看到了张宏斌主管千福山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对于公司的真实股权归属，对于宁立伟帮助高坤代持千福山公司股份的情况，这些证人是不知情的，而且上述证人证言没有提到原告与宁立伟之间是否有代持股关系，他只说明了本案第三人实际经营过该公司，不能证明宁立伟是帮原告代持公司股份；证据8、被告宁立伟2019年度工资领取表以及借款单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宁立伟领取的工资表及借款单是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正常领取的工资及公司正常业务，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原告让宁立伟帮其代持股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原告张广育女儿、千福山公司的张珂青与被告宁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千福山工作组的微信聊天记录，因其没有提供原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宁立伟在公司实际工作期间会产生各项费用，宁立伟既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员工，所以员工在履行职务期间，各项费用都属于正常开支，与原告主张股权代持没有任何关系。证据10、被告高坤的微信登记信息（昵称仁者无敌，电话号码为187××××8888）及被告高坤与第三人张宏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因其没有提供原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宁立伟帮原告代持千福山公司股份。证据11、千福山公司会计李某等人自2017年4月22日至2019年6月6日通过微信红包、银行转账等形式向被告李彬多次转账协调关系费用、房租等费用的事实。因其没有提供原件，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系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产生的正常业务，该证据不能证明宁立伟帮原告代持千福山公司股份。对证据12、该卡是第三人持有，卡内的资金往来与宁立伟没有关系，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时间是在2019年5月份到7月份，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目的，该资金往来，是否与公司有关，应由公司进行解释。 被告高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第1份证据，张广育个人银行账户转款记录：1、证据中的转账发生在2017年9月，而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转账和公司成立时间跨度较大，时间上两者明显矛盾，不符合常理。2、本身张广育和张宏斌就是父子关系，两人之间有资金往来很正常，并不能说明这种资金往来和整个千福山公司有关。3、原告和张宏斌也根本无法证明这两笔转款的目的和用途是否与千福山公司有关。二、第2、3、4、5份证据，原告提供的千福山公司章程、股权变更协议、税务登记变更手续等证据。以上工商登记手续中并没有体现出千福山公司和原告张广育之间有任何关系。股东会决议中也只是认缴480万，而非实缴。因为张宏斌失联，高坤让李彬将公章挂失后重新刻制的公章，该公章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公司的公章无论是丢失、被盗或者是不想继续使用，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依照审批程序进行重新刻制，千福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宁立伟，即便按照工商登记该公司大股东是高坤，所以宁立伟和高坤都有权依法挂失和刻制新的公章，不能因为某些人擅自带走了公章而致使公司瘫痪，或者说公司的一些经营和变更行为就是违法的或无效的。三、第6份证据，关于宁立伟在桥西公安分局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该笔录的性质仅仅是当事人陈述，而非书证，其证明效力和当事人当庭陈述毫无差距，人民法院依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案件事实及经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笔录应当经过刑事判决明确认定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否则法院不应当采信。其中会涉及到该询问笔录提取方法是否合法？该笔录的提取过程是否是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如果是非法取得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获取的非法证据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应予以排除，同样在民事诉讼中也不能得到适用。3、该笔录仅是被询问人的个人的认为，而且宁立伟也已明确向法庭阐明，其有些陈述在笔录中并没有记载，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笔录中宁立伟说张宏斌出资十几万，只是听张宏斌说，与事实不符；宁立伟陈述了是高坤、张宏斌、李彬和他要合作成立公司，由宁立伟顶高坤的名出任法人，李彬具体办注册登记手续，张宏斌负责管理，但这些话公安在询问笔录中都没有记录。四、第7份证据，吴某等证人出具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我们认为不应予以采纳，原因如下：1、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予以采纳。2、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以上证人翟某和宋某都喊张宏斌舅舅、贾某是张宏斌的同事，李某高某不但和张宏斌关系密切而且都是和其共同侵占公司财物的同谋，有做伪证之嫌，不足采信。3、千福山公司成立与2018年3月，而以上证人除了李某是2018年6月到公司的，其他人都是2019年以前到公司，到达公司的时候都远远晚于千福山公司成立时间，其对公司当初成立之时的情况并不了解，很多事只是听人说或者是个人认为，千福山公司到底是谁的，并不知道。道听途说的事实，不足为信。五、第8、9、11份证据，关于宁立伟工资领取表、借款单、微信截屏和李彬转账记录明细、支付洗车卡、油费等证据。事实上，张宏斌只是代替高坤管理公司，所有费用都是高坤支付给张宏斌，由张宏斌再转账到公司账户或者支付给李彬等人，无论是张宏斌还是李彬，即便有时偶尔垫付，最终的承担人都是高坤，高坤向张宏斌50.8万元的转账、向李彬的2万元转账就是最好的证明，庭审中原告代理人和第三人对该转款的性质始终没有提出异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六、第10份证据，原告提供的张宏斌与高坤的微信截屏，我国《公司法》第27条明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财产作价出资”，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出资，必须是货币或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资产，禁止以所谓劳务、智力或社会关系出资，而本案中，通过第三人提供的微信截屏可见，即便是第三人，也仅仅证明其曾经与高坤协商过，以协调关系作为其占有公司股份的依据，而不是以货币或资产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第三人也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投资，何况是原告呢，可见原告的诉请明显与法不符，人民法院无法支持。七、第12份证据，宁立伟的兴业银行卡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并不能说明转款是张广育对公司的出资，因为：原告代理人和第三人张宏斌，均当庭认可这张卡自开卡到注销，一直是张宏斌持有和使用，与宁立伟没有任何关联，且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只是部分摘录。其一、既然原告张广育声称公司是自己的，为什么要将投资款转到宁立伟的个人账户？而不是直接转入公司的对公账户呢？而且只有银行卡上的交易记录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二、宁立伟的银行卡从开卡到注销完全是张宏斌持有并使用，宁立伟对该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并不知情，该卡上有多少资金，资金往来也和宁立伟没有任何关系。其三、本身张广育和张宏斌就是父子关系，两人之间有资金往来很正常，并不能说明这种资金往来和整个千福山公司有关。其四、原告和张宏斌也根本无法证明这两笔转款的目的和用途是否与千福山公司有关；这两笔转款一笔是在2019年6月5日张广育转款95万、贾某转款50万、张珂青转款125万共计270万元，在当天一次性转给了赵振雄。第二笔2019年7月11日赵振雄转款29.1万元，7月12日贾某转款60万元，张广育转款10.9万元，共计100万元，在当天便转给了韩洪玲。赵振雄和韩洪玲跟千福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可见张广育的两笔转款并没有转入千福山公司的对公账户，可见该转款和千福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李彬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关于上述证据宁立伟工资领取表、借款单、微信截屏和李彬转账记录明细证据。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无法达到。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股份的权属问题，也根本不影响宁立伟和李彬接受高坤赠与，成为合法股东的事实。自2017年3月15日左右开始，被告李彬开始为张宏斌经营的饭店进行装修、采购包括但不限于字画、桌椅板凳、厨具等饭店所需用品。后在2017年4月10日开始营业，李彬和其家属在饭店工作，第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自2017年4月22至2018年9月16日期间的转账，是其饭店经营，李彬进行采购所垫付后报销的费用以及李彬和其家属的工资。自2018年9月17日至今是张宏斌作为千福山经营管理人员给付被告部分报销费用，其中一些红包是李彬过生日2018年7月11日200元，还有2019年其朋友洗衣服用我的洗衣卡，还被告李彬的红包。其他同宁立伟、高坤意见。证据12并不能证明张广育出资。 被告千福山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认为转账记录断章取义，怀疑原告提供的公章是假的，其他同高坤一样。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高坤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千福山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于2020年1月11日生成的千福山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千福山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3份，股权转让协议2份。4、千福山公司变更税务登记表。5、内丘千福山公墓项目审批手续1套。第二组证据：6、《农村土地转让协议》1份，转让金收条1张，转账客户回单7张。7、石家庄梦安旅游开发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梦安园公墓项目可行性报告。8、千福山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共7页。9、高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和微信转账记录。10、高坤向李彬的微信转账记录。第三组证据：11、千福山有限公司账号为04×××30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12、千福山公司记账凭证2张（假账）。13、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收款收据2张（虚假收据）。14、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工程款结清证明（虚假证明）。15、千福山公司资金收支明细表（虚假账目）。16、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真实公章、财务章样章。17、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对公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出具的2017年8月23日至2019年11月25日之间的《企业活期交易明细》。18、千福山墓地认购合同、购买墓地人员名单、交款确认单、返还明细、退还购买墓地人员钱款。19、建筑商河北江亦土木工程有限公司起诉状、公司支付50万工程款转账记录。第四组证据：20、2019年12月1日千福山公司向高某、李某、张珂青、王子国发的4份告知函。21、千福山公司拟向邢台市公安局提交的报案材料。22、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案号为庄铭法（2019）意字092号法律意见书。23、会计高某出具的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的账目清单明细、明细分类帐、科目余额表。24、邢台源兴宏商贸有限公司证明。25、委会证明。第五组证据：26、证人出具的证明2份。27、抵押借款协议1份。 原告对被告高坤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第一组证据1、2、营业执照、国家企业信息公示没有异议。对证据3、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协议，对2019年10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有异议。协议是在原告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代持人私自将股权分别转让给李彬和高坤，该转让协议无效，违反了合同法52条。对证据5、手续无异议。第一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应有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与高坤和第三人张宏斌的聊天记录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证明宁立伟代持40%股份的内容相矛盾。对第二组证据，1、3、无异议。该组证据需要向法院阐明了股东资格，土地以及出资没有影响。证据2、4、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里面的微信，向李彬转账的（转给初心）并不是李彬的微信号。一会原告有证据出示，以证明张宏斌安排李彬进行工商注册和出资1万元。对第三组、四组证据，对该证据不再质证，无关联。 被告宁立伟对高坤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高坤委托被告李彬进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将高坤便将成立公司和前期各项运作审批过程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费、油费等费用共计20000元转给了被告李彬，被告高坤是实际出资人。根据被告提交证据第三人做假账，导致被告高坤将宁立伟代持高坤的股份收回，进行重新分配，高坤将己有股份赠予被告李彬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工商登记进行登记，具有一定的公示力，原告起诉被告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李彬、千福山公司对高坤提供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 被告李彬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彬通过其配偶向代办公司的转账、李彬和代办员刘慧的录音、高坤向李彬的转账。证明：成立公司前李彬受高坤委托，由李彬负责成立公司手续，李彬找代办人进行代办，费用也是由李彬先行垫付，成立公司后，高坤将各种支付费用进行报销，也可以证明高坤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高坤进行出资。2、微信记录、证人证言。证明：自2017年3月15日左右开始，被告李彬开始为张宏斌经营的饭店进行装修、采购，包括但不限于字画、桌椅板凳、厨具等饭店所需用品。后在2017年4月10日开始营业，李彬和其家属在饭店工作，第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自2017年4月22日至2018年9月16日期间的转账，是其饭店经营，李彬进行采购所垫付后报销的费用以及李彬和其家属的工资，自2018年9月17日至今是张宏斌作为千福山经营管理人员给付被告部分报销费用。3，登报声明，证明：李彬接受高坤委托对公章进行挂失。 原告对李彬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公司是我们委托李彬办理的，微信身份无法查实。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系。张宏斌和李彬的聊天记录，和张珂青微信聊天记录。明确写明是千福山经营申请款项。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登报不合法，公章并未丢失，是三被告恶意串通，为侵占原告的股权而作的登报。2019年10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章和登报以后办理的章是不一样的，2019年10月24日股权转让的章是假的。目前有三个章。登报时间是2019年10月31日。 第三人对李彬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原告的意见。千福山公司的章是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的，按照正常程序需要向公安机关报告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而且如原告代理人所述，千福山公司的章以及法人章一直并未丢失。关于章的合法性，法庭可以依法核实。 被告宁立伟对李彬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李彬提供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都没有异议。重点说公章问题，在2019.9月份之前，张宏斌受高坤委托持有公司的公章，9月份高坤与张宏斌因财务问题产生矛盾后，张宏斌带着公章不再来公司，高坤及宁立伟担心第三人带着公章再出现其他问题，宁立伟找到张宏斌将公司的公章要回，后经高坤决议，公司要重新制作相关的印章，再登报依法制作印章后，公司有了新的公章，按照规定宁立伟将张宏斌在9月份给的公章按照规定进行销毁。通过本案中，各方的陈述，可以明确原告手中持有的公章有可能是公司开始时最早时真实的公章，现在公司持有的公章是依法补办的真实的公章，而在2019年9月份，张宏斌给宁立伟的公章现在已经依规销毁，那个公章应该是假的公章。 被告高坤对李彬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公章问题，公司的公章是不管是丢失还是被盗，还是不想用了，那么都是公司股东及领导随时可以补办或者说重新刻制的，本案中千福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宁立伟，即便按照工商登记，他的大股东也是高坤，所以高坤和宁立伟他们有权依法挂失并刻制新的印章，不受公章被盗或公章被别人强行带走等等一系列情况，不能说由于某些人擅自带走了公章，那么就瘫痪了公司的经营，或者说公司的一些经营就是不合法的就是无效的，这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对李彬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李彬的证据充分的印证了答辩人高坤的答辩时真实的，千福山公司是由李彬去注册成立的，那么他是替谁去成立的，用的是谁的钱，只有了，李彬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任何人不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李彬，何况在证据2中，相关的微信记录和证人证言明确的证明，第三人张宏斌在开饭店时，就与李彬相互熟悉，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千福山公司并无关联，相反的是李彬于2018年3月9日成立了公司，那么2018年3月10日高坤变将1万元的垫付费用转给了李彬，李彬的证据以及当庭陈述对此予以了明确的确认。充分证明千福山公司完全属于高坤出资并实际控制。 被告千福山对李彬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公章的丢失不用向公安报案。 第三人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微信录屏，这是张宏斌与李彬之间办理工商登记的时候，2018年2月份。证明李彬办理工商登记所需的费用是由张宏斌替张广育支付，而且李彬也是由张宏斌委托办理工商登记的。三张截图和光盘还包括与宁立伟之间的对话。 被告高坤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这是2018年2月26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6月18日，我们对第三人提供的三份微信录屏，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答辩时已经明确向法庭阐明三位被告高坤、宁立伟、李彬，以及第三人张宏斌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千福山公司成立前以及成立后的角色定位与分工。本案中，千福山公司是由高坤提供土地和项目的，提供成立公司运营公司等所有的费用，李彬就是负责跑手续，宁立伟就是名义持股人和法定代表人，张宏斌就是负责日常管理和协调的人员，所以公司注册和经营过程当中，李彬与张宏斌之间相互协商以及相应的款项往来都是正常的，但是前提是，上述三人之所以这么办均是按照高坤的委托和指令在进行办理，否则，没有土地没有项目没有资金这三个人成立公司干什么，另外，本案中法庭两次开庭可见，原告张广育至今未出庭，充分印证所有的纠纷及法律关系与原告张广育毫无关联，证明了原告紧紧是第三人的定名诉讼工具，综上第三人提供的李彬之间的微信记录并不能证明千福山公司就是原告所有的公司，同样也不能证明千福山公司是第三人所有的公司。第三人出示的6月18日的录屏，显示其向李彬转款300元，该款项来源于高坤，如前所述，高坤与2018年向张宏斌累计转款共计50.8万元，其中就包括协调各种关系，租房、交通费、餐饮费等等公司开支，如果说千福山公司与高坤无关，那么请第三人解释，高坤向第三人的转款以及向李彬的转款，他的目的用途是什么，因此第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千福山公司属其所有，更不能证明千福山公司属张广育所有。张宏斌、宁立伟、李彬均是受高坤委托办理公司事务的合作伙伴，分工协作，张宏斌本就是负责日常管理，双方之间的的资金往来及对公司事宜的商议，均是受高坤委托，所有花费均是由高坤转给张宏斌让其用于公司支出的，即便张宏斌、李彬等人某些时候可能会预先垫付，但最终其实都需要用高坤的钱报销，高坤向法庭提交的向张宏斌转款50.8万元的转账记录、向李彬转账2万元的转账记录充分印证了该事实，庭审中第三人和其诉讼代理人对该转款的性质也始终没有提出异议，充分证明千福山公司的一切支出，都是高坤的投入，根本与原告无关。其次，通过法庭调查可知，第三人张宏斌和李彬早就相识，早在第三人开饭店时，两人就经常有账务往来，两人之间存在很多转账往来，李彬也当庭证实，很多都是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其他用途的账务往来，与千福山公司毫无关系。 被告宁立伟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三人提供的微信录屏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微信录屏的内容显示第三人确实参与了本项目，而且参与了公司注册的相关事宜，这与宁立伟答辩时和高坤答辩时是相吻合的，但是微信录屏的内容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是没有关系的，第三人以该证据证明是第三人替原告出资注册公司，在微信录屏内容上根本没有显示，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据目的。 被告李彬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提交微信录屏上转账是其经营饭店期间给付李彬的垫付费用，2018年2月8日微信转账与本案无关。李彬是受高坤委托，与第三人商量，因为第三人是负责日常和管理协调关系，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不能证明原告是千福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以及千福山系原告所有。 被告千福山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三人微信录屏或者所谓的证明提出异议，是无效的，是标准的断章取义，首先分清三人主体分工，李彬跑手续，宁立伟负责法人和对外事务，张宏斌负责协调和管理，因为邢台公司由三人负责，有事情得三人商量，所有三人以微信的方式对话进行碰头会，并不能证明张宏斌交代，在这里大家都不能忘了主体人是谁，主体人是出资人高坤。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是第三人安排李彬进行千福山公司注册，并有第三人支付相关费用，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体现出高坤的只言片语，各被告主张，与李彬、宁立伟、张宏斌相互配合，高坤是幕后老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恰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李彬是和第三人负责，另外对于出资，包括公司成立2018年2月以及2018年6月18日转让给高坤60%股权的费用，能够证明是第三人支付的，根据高坤提供的银行流水和转账给张宏斌的记录，最早在2018年7月份，因此被告主张费用是高坤所出，没有证据。各被告人相互的陈述出奇的一致，目的是作为现有股权利益既的者要侵占原告的股权，不具备真实性。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原告张广育与第三人系父子关系。2017年3月28日张广育取款20000元，2017年9月1日张广育向第三人张宏斌账户转款50000元，2017年10月6日原告张广育取款114974.31元。 2、高坤对李彬、张宏斌、千福山公司的转账记录。2018年3月10日高坤转给李彬2万元，高坤转入公司账户625万元，高坤转给张宏斌个人账户50.8万元。 3、2018年3月12日，千福山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被告宁立伟认缴资本80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100%股份。宁立伟担任法定代表人，李彬负责办理各种手续，第三人张宏斌协调公司的经营运转。 4、2018年6月18日被告宁立伟与被告高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宁立伟同意在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的8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0%的股权将其中的4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6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高坤，高坤同意接受。股权转让后，高坤成为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并承担公司的义务。同日，千福山公司做了股东决定，载明2018年6月18日，千福山公司，股东宁立伟在公司住所做出如下决定：一、同意吸收高坤为公司新的股东。二、同意宁立伟在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的8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0%的股权将其中的4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6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高坤，高坤同意接受。股权转让后，高坤成为公司新股东，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三、股权转让后的股东自主约定的出资情况如下：宁立伟认缴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高坤认缴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受让)，岀资缴付期限为2045年12月31日前，受让时间为2018年6月18日。 5、2019年10月24日，被告宁立伟作为转让方与被告李彬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宁立伟同意在千福山公司以货币出资的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股权将其中的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的股权一次性让给李彬，李彬同意接受，股权转让后，李彬成为公司股东，享有相应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义务。2019年10月24日，被告宁立伟作为转让方与被告高坤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宁立伟同意在千福山公司以货币出资的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0%的股权将其中的1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高坤，高坤同意接受，股权转让后，高坤成为公司股东，享有相应的权利及承担相应的义务。10月24日当天，千福山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吸纳李彬为公司新的股东，同意宁立伟在公司以货币出资的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高坤，高坤同意接受，同意宁立伟在公司以货币出资的3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0%的股权将其中的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李彬，李彬同意接受。股权转让后，李彬成为公司新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并承担公司的义务。股权转让后的股东自主约定的出资情况如下：宁立伟认缴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李彬认缴80万元，占注册资本10%（受让），高坤认缴6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以上均为货币出资。出资缴付期限为2045年12月31日前，受让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 对前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原告认为是四被告恶意串通、未经其同意私自转让其股权的行为，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为此诉至法院。 另查明，前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所加盖的千福山公司公章没有编码，与2018年6月18日股东会决定、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中的公章不一致，被告对此的说明是，因为公章被张宏斌等人带走，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经营，为此，经过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依法经过审批程序后重新刻制了新的公章。 6、2019年11月25日，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对被告宁立伟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在该询问笔录中其认可在河北千福山公司成立之前是第三人张宏斌找其说想成立个公司，然后在桥西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千福山公司，公司成立时其占100%的股份，之后高坤分走了60%，其就占了40%股份。因为第三人张宏斌参与筹建公司的事了，就分给第三人40%股份，由其替第三人占有这部分股权。但宁立伟当庭辩称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不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予以采纳。 7、2016年6月15日，被告高坤与内丘县郭家沟的村民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取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用于经营公墓项目，涉及本案股权纠纷的河北千福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9日，主要销售内丘县的公墓。 8、2019年7月25日被告高坤与第三人张宏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第三人张宏斌占有河北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高坤当庭辩称其向张宏斌赠与股份的前提是协调好各方面关系，但张宏斌不但协调不了各方关系，还涉嫌侵占公司巨额财产，涉嫌私刻公章等刑事犯罪，高坤便撤回了对张宏斌的股份赠与。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首先应举证证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原告始终未出示与被告宁立伟的代持股协议，且根据原告张广育提交的转账记录及取款记录不能证明其向千福山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各被告也并不认可其股东身份，原告无法证明其为实际股份持有人的身份。从被告宁立伟在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所做《询问笔录》中认可其所持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系代第三人张宏斌持有以及高坤在与第三人张宏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本案第三人张宏斌持有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争议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本案的股权纠纷实际上是被告和本案第三人张宏斌之间关于股权问题的纠纷。现第三人张宏斌主张股份系其代原告持有，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第三人张宏斌也没有向各被告履行披露义务，原告及第三人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能支持。故原告张广育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本案中2018年6月20日被告宁立伟所持有的千福山公司40%的股份存在利害关系，张广育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广育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丽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