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连芳，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飞，江苏九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府村路255号22幢2楼203室。负责人：邓浩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鼎，男，上海XX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佩萸，女，上海XX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沈连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6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连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沈连芳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出生日期为1968年10月10日，根据《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应于2018年10月11日年满50周岁，达到退休年龄，但是，被上诉人良友公司却在2018年10月9日已出具《退工证明》且确认当日劳动合同解除，而2018年10月9日上诉人仍未年满50周岁，显然良友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自始至终从未认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合同终止，且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超过15年，但社会保险缴纳未满15年，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更不可能主动要求法定退休年龄合同终止,良友公司在《退工证明》中明确为合同解除，其真实目的是将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解除转为劳务关系，以规避其法律责任。此外，一审法院以是否造成损害结果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违法解除的标准，毫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曲解、错误认定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良友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连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良友公司支付沈连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3,836.50元（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4,962.50元×15.5个月×2倍）。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沈连芳于2003年8月入职良友公司处。2018年9月28日，沈连芳以书面方式向良友公司表示同意“本人办理退休手续，自动终止合同”。同年10月8日，沈连芳、良友公司订立了自同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务协议。同月9日，良友公司解除与沈连芳的劳动合同并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良友公司在该证明上退工原因处勾选了“合同解除”。沈连芳实际在良友公司处工作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9年5月24日，沈连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令良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3,836.50元。经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7月22日作出终局裁决，对沈连芳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沈连芳不服该裁决，提起一审诉讼。一审审理中，虽然良友公司主张沈连芳的工资结算至2018年10月10日，而沈连芳认为只结算至2018年10月9日，但沈连芳、良友公司双方一致确认“沈连芳10月份的劳动报酬和劳务报酬是一并发放的，并没有区分，沈连芳10月份的收入与在职期间是一致的”，也一致确认良友公司为沈连芳缴纳了2018年10月份的社会保险费。良友公司还确认沈连芳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962.5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审争议主要集中于良友公司是否有权于沈连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解除”与沈连芳的劳动合同以及沈连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实施条例》为我国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故《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的情形应当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良友公司有权依照《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于沈连芳达到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与沈连芳的劳动合同。一审审理中，沈连芳认为其应于2018年10月1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良友公司则认为沈连芳于2018年10月1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在仲裁阶段主张“申请人于2018年10月9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百度汉语对于“周岁”的词条明确注称“每到公历生日的当天便增龄一岁。这种计龄方式是公认的传统，无需法律规定。在中国，出于减少纠纷的考虑，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相关法律（即指沈连芳用于支持其观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以推迟一天来计算周龄，这仅是特例而已”。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沈连芳于2018年10月10日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该日起沈连芳、良友公司不再具有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良友公司虽然提前一天为沈连芳开具了退工证明，但沈连芳也自认其劳动报酬结算至2018年10月9日，且良友公司也为其缴纳了当月的社会保险费，故沈连芳、良友公司双方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是自2018年10月10日起终止的，也即良友公司提前开具退工证明的行为并未损害沈连芳依法享有的相应的期限利益。至于，针对沈连芳提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应当是终止而非解除，故良友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于法无据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虽非同一概念，良友公司在《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上勾选“合同解除”确实有失严谨，但在双方对案涉劳动合同因沈连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结束方面并不存在争议的语境下（2018年9月28日，沈连芳以书面方式向良友公司表示同意“本人办理退休手续，自动终止合同”，证明其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合同结束是有心理预期的），勾选“合同解除”还是“合同终止”，其实质的含义并无二致。故沈连芳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良友公司案涉的终止与沈连芳劳动合同的行为，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沈连芳基于良友公司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沈连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10月9日、10日、11日均为法定计薪工作日；沈连芳和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8日、起止期限为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务协议》，《劳务协议》约定的劳务报酬标准与之前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标准是相同的；沈连芳一直在原工作场所（即上海XX有限公司通济店）从事相同工作直至2018年12月底通济店被关闭，其中2018年10月9日至11日三天也均出勤到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良友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首先，上诉人沈连芳的居民身份证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68年10月10日，沈连芳系女职工且累计工龄满十年，其于2018年10月10日年满50周岁，依法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次，虽然《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亦有相同约定，但是，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并未排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情形导致劳动合同终止，而《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显然，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或者《实施条例》的前述规定，均可以终止劳动合同。因此，被上诉人良友公司有权以沈连芳达到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再次，虽然良友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了《退工证明》，但是，在案证据即沈连芳2018年9月28日出具“本人办理退休手续，自动终止合同”的书面意见、沈连芳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8日、起止期限为2018年10月1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务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有关“沈连芳2018年10月份收入与在职期间是一致的”、“沈连芳2018年10月9日至11日三天仍继续在通济店工作且一直在通济店从事相同工作直至2018年12月底通济店被关闭”及“良友公司为沈连芳缴纳了2018年10月份社会保险费”的陈述和确认等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并确信，沈连芳对于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及劳动合同终止后即形成新的劳务关系是认可的，实际上沈连芳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至2018年10月10日，并自2018年10月11日起与上海XX有限公司建立劳务关系；换言之，从沈连芳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建立劳务关系来看，说明劳动合同系因沈连芳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虽然沈连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认为其出具书面意见和签订劳务协议的行为并不能认定为其同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合同终止，其真实意思并非要求法定退休年龄合同终止，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沈连芳先前曾对良友公司的相关行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过书面异议，且劳务协议也已实际得到履行；而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是法定事项，无需劳动者同意或要求。综上，良友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因沈连芳于2018年10月1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依法已经具备劳动合同合法终止的条件，良友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退工证明》以及在《退工证明》上勾选“合同解除”的行为只是在办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范围，不具备“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规定的适用前提；而且，良友公司在明知沈连芳于2018年10月1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依法终止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动机和原因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一天去实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不理性行为并承担支付赔偿金的不利益后果，这完全不符合一般常识且有违常理。综上，上诉人沈连芳以其未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未办理退休手续、不符合退休条件等为由主张被上诉人良友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沈连芳在二审审理中提出良友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足年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至今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况，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沈连芳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另行寻求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沈连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沈连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