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2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阳信县阳城四路667号。法定代表人：刘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志，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东，男，198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国，山东方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霞，女，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国，山东方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健，男，197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昌，山东君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荣，女，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昌，山东君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海彬，男，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新，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海燕，女，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上诉人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信农商行）、王东因与被上诉人张玉霞、董健、李玉荣、吕海彬、杨建新、吕海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64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东未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阳信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64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玉霞、吕海彬、吕海燕、杨建新、董健、李玉荣签订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张玉霞、吕海彬、吕海燕、杨建新、董健、李玉荣为被上诉人王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且上诉人可采取公告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催收借款；2.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两年，即至2016年9月19日。上诉人于2016年6月30日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公告向被上诉人张玉霞、王东、吕海彬、吕海燕、杨建新、董健、李玉荣催收借款，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张玉霞、吕海彬、吕海燕、杨建新、董健、李玉荣应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王东、张玉霞辩称，1.一审中，王东已经提交了吕海彬书写的书面证明，证明涉案借款实际使用人是吕海彬。同时，王东向阳信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吕海彬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罪提出控告，并申请调卷以证明。涉案借款在2013年9月30日存入尾号1861的银行卡内，并于当日被转走。王东并没有实际占有、支配。在不损害阳信农商行利益的情况下，吕海彬愿意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没有支持错误。退一步说，如果认定王东与阳信农商行之间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成立，阳信农商行也没有向王东履行交付涉案借款义务。2018年2月12日，王东签署的还款计划书是在阳信农商行非法组织讨债人员敲锣打鼓上门哄闹的情况下，无奈出具的，是一份计划书而不是各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还款内容无法履行，不是对原借款合同的重新安排。上诉人主张的公告催收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了这种送达方式的不合法性，则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判决王东承担还款责任。由于吕海彬涉嫌骗取贷款罪，阳信县公安局已受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中止审理本案；2.张玉霞不属于涉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一审判决送达后，王东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因无力缴纳上诉费而未果，但对一审判决不服。被上诉人董健辩称，1.涉案担保合同中公告催收的条款属格式条款，董健虽然在担保合同中签名按手印，但对该格式条款不知情，上诉人没有按法律规定事先履行提示告知和说明义务，因此，该格式条款存在减轻上诉人催收义务，加重董健保证人责任的情形，属无效约定；2.被上诉人董健一直在阳信县居住，保合同上预留住址、电话一直没变，不属于债务人下落不明的情形，上诉人在明知董健住所和联系方式的前提下，采用的公告催收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董健对该公告催收的报纸一直没有见到也不知情；3.涉案公告催收因形式违反且剥夺了董健的合法知情权，从法律上不产生担保催收和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约束效力，上诉人起诉时，涉案保证期限已届满，董健作为担保人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王东的还款协议是担保期限届满后出具，该协议仅对出具人产生法律约束效力，与董健无关。被上诉人李玉荣辩称，李玉荣对涉案担保不知情，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共同还款责任书中李玉荣的签名按手印是虚假的，我方可以配合法院进行字迹鉴定，基于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我方没有提出上诉。阳信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东、张玉霞偿还原告贷款本金1421512.61元及利息2845269.91元（利息截至2019年3月26日），合计4266782.52元，及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吕海彬、杨建新、吕海燕、董健、李玉荣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30日，原告阳信农商行与被告王东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与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王东向原告借款149万元，期限自2013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20日，采用非循环方式，借款在规定的金额、期限内一次性发放。利率为固定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借款基准利率上上浮130%。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折/卡号：62×××61），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自愿为被告王东在原告处149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013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王东指定的62×××61账户发放借款149万元，到期日为2014年9月20日，约定利率为月利率11.5‰。借款到期后，被告王东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3月26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421512.61元及利息2845269.91元，合计4266782.52元。被告张玉霞签订借款人财产共有人共同还款承诺书，被告吕海燕、李玉荣签订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担保人），承诺被告王东不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时，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6月30日，原告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公告向被告王东、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催收借款。2018年2月12日，被告王东向原告签署还款计划书，约定因被告王东暂时无一次性还清借款的能力，自愿作出如下承诺：2018年3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2018年6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2018年9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2018年12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另查明，2016年6月8日，阳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为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东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履行了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王东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被告王东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有违诚信，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被告王东主张本案已超诉讼时效，但被告王东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签署还款计划书，调整了还款计划，应视为被告王东对涉案借款的确认，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对被告王东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张玉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被告王东、张玉霞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支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张玉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王东在原告处借款149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两年，即2016年9月19日。原告于2016年6月30日在山东法制报刊登公告向被告王东、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催收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均按时出庭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并没有表现出下落不明的情形，另原告阳信农商行无证据证明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故原告阳信农商行通过山东法制报公告催收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已超保证期间。被告吕海燕、李玉荣向原告出具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担保人），承诺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被告吕海燕、李玉荣主张权利，被告吕海燕、李玉荣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被告王东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签署还款计划书，变更了还款的期限，原告作为证据提交应视为对还款计划书的认可，但原告未要求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吕海燕、李玉荣重新签订保证合同或保证承诺，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吕海燕、李玉荣仍应按照原保证合同或承诺书约定的保证期间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吕海燕、李玉荣已超保证期间。综上，对原告主张被告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吕海燕、李玉荣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421512.61元、利息2845269.91元，合计4266782.52元及2019年3月26日之后的再生逾期利息（利息计算至被告王东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934.2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934.26元，由被告王东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玉荣提交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共同还款责任人签章处“李玉荣”签字、按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提交鉴定后，上诉人阳信农商行于2020年7月21日提交补充质证意见书，放弃对被上诉人吕海燕、李玉荣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终止对李玉荣申请的鉴定程序。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与借款人王东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第6.9条约定“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未履行还款义务，贷款人有权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上诉人阳信农商行与被上诉人董健、吕海彬、杨建新签订的《保证合同》第5.5.6条约定“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约定或未履行担保责任，债权人有权就保证人的违约行为对外进行公开披露或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阳信农商行与被上诉人王东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与被上诉人董健、吕海彬、杨建新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王东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实际借款人，但上诉人阳信农商行提交合同、借据、银行流水能够证明涉案借款合同相对方系阳信农商行和王东，王东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王东主张案外人实际使用了涉案款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了出借人可以进行公告催收，2016年6月30日，上诉人阳信农商行在《山东法制报》向王东公告催收借款，符合合同约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尚未满两年，则根据上述规定，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至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3月26日，未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王东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上诉人诉求张玉霞应对涉案借款与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在张玉霞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其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张玉霞系涉案借款保证人，至本案起诉之前，上诉人未向张玉霞催收，已过保证期间，则张玉霞对涉案借款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根据涉案《保证合同》约定，出借人以公告方式向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催收借款，构成对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并自该日期计算诉讼时效，至本案起诉亦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吕海彬、杨建新、董健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期间，上诉人阳信农商行放弃对被上诉人吕海燕、李玉荣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属于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行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6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6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董健、吕海彬、杨建新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山东阳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934.2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934.26元，由上诉人王东和被上诉人董健、吕海彬、杨建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936.26元，由被上诉人董健、吕海彬、杨建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吴 琦审判员  邵佳宁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秀书记员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