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再87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范玉山，男，195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瑞，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叶金铬，男，197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名忠，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显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惠颖，女，195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瑞，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诉人范玉山、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惠颖因与被申诉人叶金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2）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028号民事判决后，范玉山、王惠颖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86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2）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028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在重审后作出（2014）深罗法民二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范玉山、王惠颖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后，范玉山不服，向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2018]44000000306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民抗2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范凌云、赵一一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范玉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被申诉人叶金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名忠、胡显键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惠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一、范玉山在申请监督期间提交了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以及银行进账单等，主张：1996年11月25日，中和达公司向泽盛达公司在深发展银行上步支行开户的帐号80×××52汇入6笔分别为250万元、共计1500万元的款项，进账单上备注“代柳玉滨”；1996年12月19日，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并附注资对照表、验资事项说明，证明泽盛达公司变更后股东之一柳玉滨（丁方）出资1500万元，实际出资情况为“截止96年12月19日止，甲乙丙丁四方分别以货币资金存入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80×××52内”。范玉山提交的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以及银行进账单，属于新的证据。虽然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以及中和达公司代柳玉滨汇入泽盛达公司帐号共计1500万元款项的银行进账单在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该证据掌握在泽盛达公司手中，范玉山并不直接知悉及取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之规定，可认定为新证据。二、范玉山提交的《验资报告书》及银行进账单，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深安会所验字（1996）第439号验资报告及银行进账单，证明截止1996年12月19日止，泽巍达公司变更为泽盛达公司，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不变，四名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将出资存入泽盛达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80×××52账号内，其中柳玉滨作为变更后公司股东之一，出资额为1500万元。结合范玉山、王枫文分别与柳玉滨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证明柳玉滨于1996年12月28日分别以800万元、700万元的价格从范玉山、王枫文处受让泽盛达公司股权，故柳玉滨将1500万元汇入泽盛达公司账户的行为，实际上已承担了范玉山出资不实而产生的向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可见，泽盛达公司在1996年12月19日时的注册资本金已全部出资到位，不存在因股东出资不实而影响公司经济能力，侵犯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二审法院判决范玉山在未出资8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泽盛达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在范玉山无需承担该补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则不存在王惠颖因夫妻共同债务与范玉山共担此责的基础，二审法院判决王惠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属不当。综上所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申诉人范玉山称，同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被申诉人叶金铬答辩称，抗诉书对事实的陈述及认定均是错误的。一、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工商注册及工商变更期间的《验资报告书》及基于验资行为所出具的银行转帐都是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不能证明注册资金是否实际到位，该所谓的进帐交易是不真实不客观的。如果提供了《验资报告书》就能证明所有的注资行为都是真实的，这显然与客观事实及法律不符。三、柳玉滨所谓的代范玉山注资的情况不存在，即便存在，从现有证据来看，该行为不足以认定是弥补注册资金的行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惠颖述称，同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叶金铬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范玉山在未出资8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深圳市海龙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龙王公司）拖欠叶金铬的借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王惠颖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泽巍达公司为1995年1月24日成立的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营业期限自1995年1月24日起至2010年1月23日止，认缴注册资本总额及认缴实收资本总额均为30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范玉山（出资额为800万元，股权比例为26.6666%）、海龙王公司（出资额为900万元，股权比例为30.0000%）、深圳春潮投资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春潮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股权比例为16.6666%）和王枫文（出资额为800万元，股权比例为26.6666%）。1996年10月14日，泽巍达公司名称变更为泽盛达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1月19日，泽盛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柳玉滨（出资额为1500万元，股权比例为50.0000%）、深圳市君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股权比例为16.6666%）、深圳市中和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股权比例为16.6666%）和春潮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股权比例为16.6666%）。2003年9月6日，因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宝安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宝安支行）诉海龙王公司、双龙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龙公司）和泽盛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海龙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850万元及利息（合同期内的利息2002年9月25日至2003年7月25日按照合同约定利率年息6.372%计算，自2003年7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息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海龙王公司不履行义务时，交行宝安支行有权在双龙公司在其提供的布吉镇坂田村双龙荔枝花园1栋、2栋（深房地字第1001485、1001483号）财产价值内申请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不足部分，由双龙公司及泽盛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案受理费105407.93元、保全费95920元，由海龙王公司承担，双龙公司及泽盛达公司连带承担。此后，因海龙王公司、双龙公司及泽盛达公司未主动履行前述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交行宝安支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述判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深中法执字第621号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交行宝安支行将其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6日作出（2004）深中法执字第621号之一民事裁定，变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为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后该执行案件依法中止执行。2005年12月2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深中法执字第132号立案受理。2006年8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粤高法执指字第550号指定执行决定书，指定该执行案件由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负责执行，该院以（2006）东法执字第323号立案受理。在该院执行过程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将其债权转让给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5日作出（2006）东法执字第323号民事裁定，变更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2008年5月，高士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债权转让给叶金铬，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1日作出（2006）东法执字第323号之二民事裁定，变更叶金铬为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后叶金铬向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提出追加春潮公司、王枫文、范玉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该院经审查，于2010年7月17日作出（2009）东法民执加字第18号执行裁定，裁定追加春潮公司、王枫文、范玉山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后该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叶金铬提出的关于追加春潮公司、王枫文、范玉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立案审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2012）深中法执追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叶金铬追加春潮公司、王枫文、范玉山为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叶金铬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2012）深中法执异字第8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异议人叶金铬的异议请求。后异议人、被申请追加人和被执行人均未在该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复议申请书，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前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份民事裁定均查明如下法律事实：1、1995年1月9日，深圳南方审计事务所为拟成立的泽巍达公司出具了南验字（1995）第034号验资报告书，该验资报告书所附的出资验证明细表载明，春潮公司出资形式为货币资金，开户银行及账号为中信银行上步支行82879384，实收资本金额500万元；王枫文、范玉山出资形式亦为货币资金，开户银行及账号为中国银行长城办019001473211，实收资本金额各为800万元。2、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日期为“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落款转让方签名处有“范玉山”签名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以及落款日期为“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落款股东签章处有“范玉山”签名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司法鉴定，鉴定“范玉山”签名笔迹与范玉山签名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该中心鉴定意见为：检材《股权转让合同书》上“范玉山”签名笔迹与范玉山提交的样本“范玉山”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不能确定《股东会决议》落款股东签章处的“范玉山”签名笔迹与样本“范玉山”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3、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致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查询泽巍达公司设立时有关出资账号的明细，该行复函称，范玉山在该行无开户记录，019001473211非该行账号。根据前述法律事实，前述两份民事裁定书均认定范玉山为泽盛达公司股东；但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范玉山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争议较大，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在程序上应当谨慎处理，法院不宜直接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处理，故裁定驳回了叶金铬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及异议请求，并提示叶金铬可另循途径解决。叶金铬由此提起本案诉讼。另查，2005年3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深中法执字第621号结案通知书，载明：法院已经处分了判决书所涉抵押房产，并处分所得执行款2617471元划转给了变更后的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被执行人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次执行予以结案处理。此外，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所涉债权人受清偿的其他情况。又查，范玉山与王惠颖于1980年期间登记结婚，至今一直处于婚姻持续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有三：一、范玉山是否为泽盛达公司设立时股东；二、范玉山对泽盛达公司是否出资不实；三、王惠颖是否应对范玉山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范玉山是否为泽盛达公司设立时股东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执追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范玉山是泽盛达公司的股东”。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执异字第8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经本院委托鉴定，可以确定范玉山的股东身份”。因此范玉山是泽盛达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是经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范玉山对上述两份生效裁定并未依法提出异议，也未能在执行追加案件以外提出新的证据证明其并非泽盛达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故对于范玉山是泽盛达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焦点，范玉山对泽盛达公司是否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深圳南方审计事务所虽出具了验资报告书，证实范玉山已对泽盛达公司实际出资货币资金800万元；但是，该验资报告书仅应作为工商部门审查泽盛达公司是否符合设立条件的依据，仅是范玉山通过其中国银行长城办019001473211账户出资800万元的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现叶金铬提供证据证实中国银行长城办没有019001473211账号，范玉山并未在涉案验资报告书载明的验资银行办理开户并存入出资款项，范玉山无法提交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原始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范玉山在设立泽盛达公司时并未履行出资800万元的义务。范玉山称验资报告书及工商登记资料均已载明其已实际出资，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理由不足，一审法院对该抗辩内容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叶金铬作为泽盛达公司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该公司的股东即范玉山在未出资8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泽盛达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即（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经强制执行后未受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第三个焦点，王惠颖是否应当对范玉山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本案中范玉山参与设立泽盛达公司时处于与王惠颖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范玉山、王惠颖既没有举证证明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也没有举证证明债权人与范玉山曾对涉案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故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范玉山因出资不实而应对泽盛达公司债权人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惠颖应对范玉山所负的前述补充赔偿民事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范玉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未出资8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就泽盛达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即（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经强制执行后未受清偿的部分］向叶金铬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王惠颖对范玉山所负的第一判项所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范玉山、王惠颖共同负担。范玉山、王惠颖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叶金铬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落款日期为1996年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泽盛达公司系于1995年1月24日成立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由范玉山、王枫文、春潮公司、海龙王公司合资经营，范玉山将其所持泽盛达公司全部股权（占泽盛达公司注册资本27%）转让给柳玉滨。本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该《股权转让合同书》上落款转让方签名处“范玉山”签名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范玉山”签名与范玉山提交的样本“范玉山”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也即《股权转让合同书》上的转让方签名是范玉山本人所写。虽然《股权转让合同书》上打印的范玉山身份证号码为“231022730824511”，与范玉山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不符，但这并不否定范玉山签名的真实性。范玉山提出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并非其本人所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范玉山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中作为出让方签名，表明范玉山知晓并认可其曾是泽盛达公司股东。范玉山提出的其一直不知被他人冒名成立泽巍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1995年1月9日深圳南方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南验字（1995）第034号验资报告书所附的出资验证明细表载明，王枫文、范玉山对泽巍达公司出资的形式为货币资金，开户银行及账号为中国银行长城办019001473211，实收资本金额各为800万元。本院于2012年3月20日致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查询相关账号情况，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复函称查询结果为019001473211非该行账号，王枫文于1996年11月20日、1998年1月22日在该行开立活期账户，范玉山在该行无开户记录。关于客户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开立账户的情况，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的查询结果具有直接的证明效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复函表明该行无019001473211账号，王枫文直至1996年11月20日才在该行开立账户。虽然验资报告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的文件，但在诉讼中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验资报告的，则不应采信验资报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复函足以证明深圳南方审计事务所验资报告书中记载的泽巍达公司股东出资情况是虚假的。一审判决认定范玉山在设立泽盛达公司时并未履行出资800万元的义务是恰当的。范玉山、王惠颖于1980年结婚，泽盛达公司于1995年1月成立，范玉山取得泽盛达公司股权发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玉山因虚假出资所应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范玉山、王惠颖提出的本案中范玉山所负责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范玉山、王惠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范玉山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范玉山负担。王惠颖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王惠颖负担。范玉山于再审庭审前提交了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以及银行进账单等，欲证明柳玉滨于1996年11月25日通过中和达公司转账六笔共计1500万元给泽盛达公司，据此主张范玉山无需再因出资不实对泽盛达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庭审后，范玉山又提交了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于2019年7月4日及2019年12月6日出具的相关材料，以证明其再审提交的六张进账单属实。经本院至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核实，该行称未找到深圳市中和达投资有限公司于1996年11月25日向深圳市泽盛达公司的80×××52账户转账的相关凭证，且1996年柜面原始凭证已销毁；对范玉山提交的2019年7月4日及2019年12月6日的材料，该行核查盖章记录后发现无上述日期内在上述材料上盖章的记录。叶金铬对本院调查核实的情况予以认可。范玉山对上述调查核实的情况回应如下：从调取的证据上看银行没有否认公章的真实性，只是说盖章没有记录或公章保管人回忆没有盖过章，可能存在管理问题。经与银行确认，银行称原始存根是放在仓库中保管的，并且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帮忙查阅，银行的系统上是有显示这几笔转账的，但对原始存根的查找确实非常困难，仍需要一定时间。因范玉山再次申请调查，本院前往平安银行深圳福虹支行，调取到深圳发展银行账号为80×××52账户的分户帐两张，平安银行深圳福虹支行在该证据上加盖柜面业务专用章。该证据显示，1996年11月25日该账户先进账一笔250万元，后出账一笔250万元，又再进账一笔250万元，立即又出账一笔250万元，经如此进账出账反复六次，共计进账1500万元，出账1500万元，当日余额没有变化。叶金铬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来源不清，并非直接证据及原始证据，与检察院、法院调查的结果不一致，且经多次相同操作后该账户余额并没有变化，即所谓中和达公司转账给泽盛达公司1500万元是虚假的，无法认定为是补交注册资金的行为。范玉山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实本案银行进账单以及银行之前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也证实涉案款项1500万元已经进入涉案公司的账户。柳玉滨应范玉山的要求通过六次转账将款项转入涉案公司账户，至此范玉山的出资义务已通过此六次进账得以弥补，柳玉滨亦将相关的进账单在转账后出示给了范玉山，将验资报告等相关凭证也告知了范玉山，至于上述款项进账后是否转出，范玉山并不知情，且该账户在转入后，其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柳玉滨，范玉山对此无法了解。该转出的情况具体是用于什么情形亦或是抽逃出资，范玉山无从得知，也不排除有其他交易情形。即使是抽逃出资，也是柳玉滨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柳玉滨承担。关于形式上的问题，该证据是法院调取的，是原始证据，与范玉山之前提交的银行进账单等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一、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2月1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书》显示，泽盛达公司注册资本在变更前范玉山的出资额为800万元，持股比例为26.7%；变更后已无范玉山的股份，而变更后的新股东柳玉滨出资额为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49%。截止1996年12月19日止，变更后的各股东均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存入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80×××52账户内。二、范玉山提交的日期均为1996年11月25日的六张银行进账单显示，每笔款项进账金额均为250万元，收款人均为泽盛达公司深圳发展银行80×××52账户，开户银行均为“上步深发行”，付款人均为中和达公司，在“收款人开户行盖章”处均有手写“代柳玉滨”字样。其中一张银行进账单的票据种类为“支票”，另五张银行进账单的票据种类为“投资”。根据本院调取的深圳发展银行分户帐，1996年11月25日上述账户进账八笔，每笔均为250万元，当日亦出账八笔，每笔亦均为250万元，当日账户余额无变化。三、根据泽盛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柳玉滨于1999年1月变更为泽盛达公司的股东。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2月1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书》已将柳玉滨列为股东。王惠颖再审庭审中对此解释为股权转让需要经过交易所进行审批，所以时间拖到1999年，具体情况因并非其本人操作故不清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生效的本院（2012）深中法执追字第7号民事裁定及本院（2012）深中法执异字第80号民事裁定均已认定范玉山系泽盛达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且范玉山在泽盛达公司设立时未履行出资800万元的义务。范玉山在民事检察监督申请书中对此虽未予以确认，但称柳玉滨将800万元全部支付到了公司账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柳玉滨已弥补了公司在注册成立时注册资本不到位的问题，即间接承认了其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并未出资。再审中，范玉山根据其提交的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书》及六张进账单，结合本院调取到的银行分户帐，主张柳玉滨已通过中和达公司实际出资1500万元，足以弥补范玉山未出资的问题，应免除范玉山的补充赔偿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范玉山的出资义务是否已通过股权转让后的新股东柳玉滨得以弥补，即范玉山是否仍需就涉案债务向叶金铬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范玉山提交的六张进账单及本院调取的两张分户帐，叶金铬认为来源存疑，理由是抗诉机关提起抗诉时已向平安银行深圳福虹支行调取过上述证据，当时该行的复函称“未查询到相关交易的电子信息，因已过档案保管有效期，也查询不到相关交易的纸质资料信息”，且再审法院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核查，该行亦回复并未找到与上述六张进账单相对应的记录，现范玉山再次申请再审法院调取的两张分户帐，与上述调查情况不符。本院再审认为，虽然上述两张分户帐历经多次调取并未成功，但范玉山已对此进行了解释，考虑到调取多年前的证据确实存在困难，叶金铬的此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述两张分户帐显示，1996年11月25日有多达八笔款项于当日进出，但当日账户余额不变，故该款项作为柳玉滨的出资是否真实发生系本案的关键之处，双方对此争议也较大。虽然有深圳市安迪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的记载，但该款项是总共出资1500万元，还是同一笔250万元的款项经多次转入转出而造成1500万元的流水，目前尚无法确认。另外，当日账户在注入上述资金后，余额并未发生变化，尚不能认定资本已注入泽盛达公司账户而起到补充注册资本的作用。对于泽盛达公司账户中六笔转入后立即转出的250万元是否为真实出资，范玉山对此应作进一步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范玉山对此解释为可能存在其他交易或抽逃出资的行为、其并非亲历者无法作出回答等，不能消除叶金铬提出的异议。综合本案证据，叶金铬比范玉山具有更大的证据优势，结合范玉山在一、二审均否认股权转让的事实，本院再审对范玉山就案涉债务免责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王惠颖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抗诉书认为因范玉山无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王惠颖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因本院再审认定范玉山应承担责任，故对王惠颖应承担的相应责任无需变更。综上所述，范玉山的再审请求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连 塘审判员 蔡 劲 峰审判员 乐   丹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杨松（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