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1民终69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法定代表人：陈中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妮，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佼，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阎良区。法定代表人：郭丽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增华，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拥军，男，汉族，1980年1月20日出生，住西安市阎良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大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洋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妮、祝佼，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增华、王拥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百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73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根本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1000吨购销合同上诉人从未见过，上诉人提交的163.581吨及134.86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供货完成后经过统计、核对，按实际供货数量补签的合同，加盖有被上诉人公章，是实际履行的合同。2.上诉人的两份购销合同，与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送货单数量一致，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的，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报税抵扣的发票金额一致，三份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供货的事实，不容置疑。3.被上诉人提供的进货台账、收料员的证言以及上诉人司机的证言，均可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只是被上诉人对数量有异议，但其盖章确认的送货单及抵扣的发票均可证明其实际认可的供货数量与上诉人诉请一致；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收到发票且已用于抵扣就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所供应的货物。综上，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认定正确，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本案起诉状事实理由中的“根据原告与被告的口头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生物质颗粒燃料。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送货，金额为274565.72元。”之事实；二、案件的事实是，2018年3月12日早上，上诉人客户经理何某某电话告诉我公司生产部经理黄浩：上诉人将其2017年6月份同我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和西安喜洋洋公司出具的收货凭证丢失了，让我公司配合一下，在给上诉人公司来人赵继春、杨玉军持的空白购销合同、送货单上把我公司的公章盖上，上诉人公司财务上需要；三、上诉人发回重审案一、二审庭审中曾多次向法庭陈述：上诉人找不到收货入库凭证单资料（涉案购销合同已履行之“喜洋洋公司向其出具的收货入库凭证单”）。本案系虚假诉讼。综上，我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查明清楚，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对上诉人该案虚假诉讼依法予以处罚，追加上诉人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我公司为该案一、二审、发回重审、发回重审上诉案支付了54828元法律服务费，该案二审判决后，我公司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之规定，向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百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74565.72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占用资金利息（以274565.72元计，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百大公司原经理系何某某，现经理为赵继春。原告百大公司与被告喜洋洋公司自2016年8月起建立业务往来关系。2016年8月24日原、被告签订《生物质能源服务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原告）为乙方（被告）改造锅炉一台，改造费180000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三天付30%（54000元），完成施工后三天付40%（72000元），通过环保部门检测后付25%（45000元），剩余5%（9000元）为质保金，正产运转一年后一周内一次支付完毕。2016年10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一份，产品名称生物质颗粒燃料，单价850元，计量单位为吨，数量为据实结算。2017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1000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原告为供货方，被告为采购方，约定了标的名称、数量、价款、交（提）货时间、交（提）货物方式；地点和费用负担为原告送货到被告厂区内；并约定了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等。其中乙方（原告）一栏加盖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委托代理人:何某某，开户银行:陕西信合，开户名:杜海娟以及账号。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向被告供应生物质成型燃料。2017年9月6日，原告开具了编号为：03454763的100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增值税发票一张，价税合计92000元；2017年9月28日，原告开具了编号为：03454772的生物质能源设备改造的增值税发票一张，价税合计54000元；2017年11月2日，原告开具了编号为：03463385的70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增值税发票一张，价税合计64400元，同日，原告又开具编号为：03463386的64.86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59671.20元。被告接收四张增值税发票后，按2017年6月1日签订的1000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的约定，向户名为杜海娟在陕西信合账户汇款，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转款10万元，2017年12月1日转款5万元，2017年12月13日转款5万元，2018年1月1日转款4万元，合计24万元。2018年3月12日百大公司员工赵继春、杨玉军经何某某协调，持采购方为喜洋洋公司，供货方为百大公司，签订日期分别为“2017年6月1日”、“2017年7月1日”的两份制式购销合同及三张送货单前往喜洋洋公司并加盖了该公司合同专用章。其中，2017年6月1日的购销合同中，货物数量为163.581吨生物质成型燃料，合同约定了产品名称、数量、质量及数量、质量要求，溢装条款；并约定交（提）货期限，地点为：2017年12月31日前送货到采购方指定地点；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约定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原告方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2017年7月1日的购销合同中，货物数量为134.86吨生物质燃料，其余约定同2017年6月1日签订的163.581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一致。上述两份合同供货方百大公司一栏信息完备，采购方一栏仅印有单位名称“西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剩余栏：地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开户银行、账号、税号、邮政编码均为空白。另外，三张送货单分别为：2017年6月送货单一张，载明供货数量为90.07吨；2017年7月送货单一张，供货数量84.76吨；2017年8月送货单一张，供货数量125.26吨，合计300.09吨。三张送货单上送货人均为“72300邢”。庭审中，百大公司变更诉状中“根据原告与被告的口头约定”为“书面约定”。诉讼过程中，2019年8月6日喜洋洋公司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认为本案原告涉嫌虚假诉讼，其已向检察机关递交涉案材料，故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2019年8月12日本院出具（2019）陕0115民初735号裁定书，依法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9年10月28日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送达临检民（行）监（2019）61011500005号接收案件通知书及受理案件登记表；2019年12月30日临潼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送达临检民（行）监（2019）61011500005号终结审查决定书，认为该案本院正在审理中，故决定终结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原告称涉案两份合同已经履行，并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有被告合同专用章的两份合同、三张送货单及四张增值税发票。首先，关于原告提交的163.581吨及134.86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供货方百大公司一栏信息完备并加盖公司印章，采购方喜洋洋公司一栏除印有公司名称并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外，地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开户银行、账号、税号、邮政编码栏均为空白，与常理不符。另外，原告提交三张送货单，送货人邢某某对该三张送货单上自己的签名予以否认，该单据亦无被告收货工作人员签名，且送货单加盖被告公司合同专用章，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对原告提交的四张增值税发票，经查虽已经抵扣，但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交易，原告无确切证据证明已经抵扣的税票就是涉案两份合同所供货物；且其中一张为生物质能源设备改造款54000元，与原告主张两份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无任何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接收的四张增值税发票金额与两份合同所供生物质燃料价款相当，显然不能成立。其次，传统市场交易习惯为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双方应各持一份，结合本案，原告在将其所持的合同丢失后，理应到被告公司复印被告所持的该份合同，而不是在其另行准备的合同上让被告补盖印章，故原告所述，明显与市场交易习惯不符。另外，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涉案货物由司机邢某某拉运，运费却由何某某向邢某某支付，对此，原告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再次，被告辩称，双方实际履行的是1000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并提交了履行该合同由双方工作人员签名的入库单31张，上述入库单均有送货司机邢某某及被告公司库管刘庚寅签名，该证据与何某某、邢某某、刘庚寅证言能够互相印证，故对被告的辩称，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在与被告签订的1000吨生物质燃料购销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又与被告补签两份数量不等的购销合同，有违市场交易习惯，且原告未能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货款274566.72元及其占用资金利息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9元，由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上诉人百大公司起诉的2018年3月12日合同与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抗辩的2017年6月1日合同实际为同一批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均同意以上诉人百大公司举证的四张票号为03454763、03454764、03463385、03463385的增值税发票且已由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抵扣税款的增值税数额274565.72元，作为审查和认定本案争议货款的价值。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称已向上诉人百大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杜海娟支付了案涉的货款24万元，付款凭证分别为2017年9月25日支付10万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5万元；2017年12月13日支付5万元；2018年1月4日支付4万元，且其中的前三笔20万元付款是以其公司财务人员康丹个人的名义支付的。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认可在此笔案涉货款之前买卖合同的付款均是将货款打入上诉人百大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再查，证人何某某称收款人杜海娟是其生意上的合伙人，之所以要求将货款打入杜海娟账户，是因为案涉的货物实际是其个人向上诉人百大公司购买后，又以其个人的名义出售给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的，并由上诉人百大公司代其向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开具了四张增值税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是否拖欠上诉人百大公司的货款。何某某作为上诉人百大公司的代理人，曾与被上诉人签订多份购销合同。本案案涉的2017年6月1日合同也是何某某代表上诉人百大公司签订的。该合同部分履行后，上诉人百大公司向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先行开具了面额为274565.72元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已被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用于抵扣税款。因何某某未将该合同移交上诉人百大公司，上诉人百大公司以用于审计为由请求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在其提供的2018年3月12日的两份合同及供货单上盖章确认，该合同不能作为双方履行合同及结算的依据。根据双方当事人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双方约定的收款人及账户虽非上诉人百大公司，而是自然人杜海娟，这是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四次支付的货款中，只有2018年1月4日支付的4万元是以其公司名义支付的，其余三笔共计20万元的付款人为康丹。审理中，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辩称康丹是其公司的财务人员，代表其公司向上诉人百大公司支付货款，但在本案的一、二审程序中并未举证证明康丹的身份及付款的性质。综上。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应向上诉人百大公司付款274565.72元，已付款4万元。尚欠234565.72元未付构成违约，应限期支付尚欠的货款及占用期间的利息。上诉人喜洋洋公司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735号民事判决；二、西安喜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货款234565.7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并支付以234565.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确认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陕西百大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5419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5419元共计10838元，已由上诉人百大公司预交，由其负担1838元，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负担9000元。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于上述判决给付期内一并给付上诉人百大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西  平审 判 员  孙      鹏审 判 员  何 育 凯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埔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