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725民初497号原告:周福梅，女，汉族，1976年2月19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霖，系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010288。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周福先，女，汉族，1966年3月5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告:陈永富，男，汉族，1965年5月7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第三人:周福碧，女，汉族，1954年10月8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湄潭县。第三人:周福芬，女，汉族，1957年10月13日生，贵州瓮安，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第三人:周福平，女，汉族，1962年5月6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湄潭县。第三人:周福琴，女，汉族，1973年11月8日生，贵州，住所地贵州省湄潭县。原告周福梅与被告周福先、陈永富及第三人周福碧、周福芬、周福平、周福琴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周福先、陈永富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周福碧、周福芬、周福平、周福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福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周福梅、被告周福先、陈永富及第三人于2014年1月签订《协议书》、2015年2月12日在瓮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均确认各方当事人之父周治伦（现已死亡）的赡养问题以及承包经营土地、山林问题。被告周福先、陈永富辩称，虽然各方签订《协议书》及《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事实，但陈永富作为入赘女婿，于1987年与周福先结婚，婚后至岳父周治伦住所与其长期共同生活成为共同家庭成员，陈永富是户主，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陈永富户家庭人口一共5人，包括岳父周治伦、妻子周福先，子女陈龙海、陈宇。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虽然以周治伦名义进行承包，但根据当时的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土地、山林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承包经营权归家庭成员5人共有，因此2015年2月12日周福先个人与各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关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山林处置未经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其他家庭成员知晓和同意，该调解协议侵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是无效的。该调解协议书虽曾由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瓮调确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但已由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725民特监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裁定撤销，说明《人民调解协议书》及（2015）瓮调确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经法院审查是存在侵害其他家庭成员承包经营权的重大错误。因此，被告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关于承包土地山林的条款无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周福碧、周福芬、周福平、周福琴未作陈述。原告与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两份协议涉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认为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本院对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存在证据合法性的争议问题，也是本案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问题，本院将在下文着重论述和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福梅与被告周福先、第三人周福碧、周福芬、周福平、周福琴系同胞姊妹，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前，第三人周福碧、周福芬结婚出嫁，其父周治伦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作为户主承包了11.65亩土地，其中水田3.01亩、旱地8.46亩，原告周福梅、第三人周福平、周福琴作为承包到户时周治伦的家庭成员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份额，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三人均外嫁，1987年被告周福先与入赘的被告陈永富结婚，陈永富成为周治伦户的家庭成员，并变更户主为陈永富。在1998年国家进行第二轮承包时，周治伦作为家庭成员代表继续延包了上述土地，二被告结婚生育了子女陈龙海、陈宇，陈永富户的家庭成员变化为：陈永富、周福先、周治伦、陈龙海、陈宇五人。该户因生产经营需要现全部成员搬离农村居住生活，土地以对外出租方式进行经营管理。2014年1月，因被告周福先、陈永富夫妇与原告周福梅及第三人为周治伦的赡养问题产生争议，经亲友调解，各方签订《协议书》，对周治伦的赡养、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其中对承包土地山林的约定：陈永富家庭户承包的土地山林除地名为胡家梁子的土地山林及相应粮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归陈永富、周福先享受外，其余承包地及山林和房屋归周治伦、周福梅接管并享受所有补贴。随后，周福梅将个人的户籍迁回周治伦住所，并将周治伦的户籍由陈永富户迁到周福梅户，周治伦自此跟随周福梅生活。2015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周福先及第三人、周治伦共七人在瓮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周治伦的赡养问题及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耕管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其中对土地山林的约定：周福先自行耕管原周治伦黄秧岩田1.5亩、胡家良子土2亩、黄秧岩林3.86亩及相应种粮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其余所有田、土和林地及相应各项补贴由周治伦自行耕管领取，周治伦死亡后由周福梅承担安葬。《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后，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司法确认，本院经审查后于2015年3月1日作出（2015）瓮调确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予以了确认。2018年1月17日，被告周福先、陈永富与其子女陈龙海、陈宇以《人民调解协议书》及法院的裁定侵害了其承包经营权为由向本院起诉周福梅，请求法院判决以周治伦为户主承包的耕地承包经营权及各项补贴归周福先等四人享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黔2725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周福先等四人的诉讼请求，周福梅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经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原判事实不清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后作出（2019）黔2725民初1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周福先等四人撤回起诉。2019年11月，被告陈永富与其子女陈龙海、陈宇向本院提出撤销（2015）瓮调确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经本院审查，裁定撤销了本院（2015）瓮调确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现原告周福梅以前述理由向本院起诉。另查明，周治伦已于2017年7月12日因病死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一、《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并结合《协议书》的内容分析，被告周福先、陈永富在《协议书》中签名捺印同意将其家庭承包的除地名为胡家梁子的土地山林交由周治伦、周福梅接管，该协议本质上属于原家庭成员间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山林进行新的划分，该协议牵涉到其余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问题，能否生效，还需要属于家庭成员的陈龙海、陈宇予以追认，因陈龙海、陈宇未予追认并就此曾向法院提起承包经营权纠纷，认为该协议侵害其承包经营权，故《协议书》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现原告请求确认《协议书》有效，本院不予支持。二、《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同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并结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分析，被告周福先作为合同当事人，在签订之前《协议书》的基础上继而与原告及第三人、周治伦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被告陈永富未签字确认，但《人民调解协议书》在《协议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属于二被告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范围，没有减损被告陈永富的承包经营权，但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仍然牵涉到其余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问题，未得到权利人陈龙海、陈宇的追认，也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综上所述，《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本质上属于原家庭成员因家庭分化和赡养问题需要在家庭成员之间对承包土地山林的划分，因权利人陈龙海、陈宇未追认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现因陈龙海、陈宇明确表示否认而不可能生效，现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有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经过本案的审理，本院需要指出的是：周治伦代表原家庭所承包的土地、林地，因家庭成员演变分化，由周治伦户演化为陈永富户，因周治伦的赡养问题继而分化为陈永富4人、周福梅户2人，双方因原家庭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林地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过程中产生争议，不能通过协商解决达成协议从而导致诉讼不断，其实质在于原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如何在新产生的两户家庭之间进行重新划分确权发生争议，属于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改）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双方应向有关人民政府申请处理，由有关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状况予以确权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福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邓安静人民陪审员  陈晓军人民陪审员  洪 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何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