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杨，男，1990年9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沐阳，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燕，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丽，女，1980年9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炳玉，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歆卓，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振杨因与被上诉人余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4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振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余丽负担。事实和理由：1、程序问题。本案应与4137号案件合并审理，因该案实质上是反诉，应与本诉合并审理。李开长与张佳丽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余丽、李开长及张佳丽均无设立诊所的资质，只能由余丽通过李开长与彭国玉签订合同借用资质取得诊所营业执照，再与张佳丽签订合作协议，该合同及合作协议均违反法律法规而无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关于转让费如何构成即使合理一审未予查实。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前述合同及合作协议违反的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规定属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及合作协议无效，王振杨因合伙协议书及欠条所受让的系无效合同的份额，同属无效。一审遗漏案涉合同是否因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四、五款规定而无效。综上，在王振杨入伙经营彭国玉诊所前，该诊所虽以彭国玉名义设立，但李开长以聘用为名实为变相租借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使余丽绕过合法程序成为该诊所实际负责人，违法开展医疗服务，该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案涉合同及欠条无效。余丽二审答辩称：1、一审程序适用无误。5371号案件的被告还有李开长、张佳丽，显然超过了本案的当事人范围，且王振杨并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2、一审认定事实准确无误，关于合伙协议书、欠条的效力、李开长为隐名合伙人及转让费构成的认定均有充分的事实依据。3、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合同、合伙协议书、欠条依法均不存在合同无效事由，均为有效。王振杨在订立合作协议书时已知晓我方与案外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期间其还出具欠条再次确认转让份额事宜，故王振杨上诉提出前述合作协议书及欠条无效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余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王振杨支付合伙份额转让款105万元，偿付以105万元为基数、按年息6%、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6日，作为甲方的王振杨与作为乙方的余丽及作为丙方的张佳丽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项目名称为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国玉诊所；经营地为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街道金珺花园126幢201室；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为诊疗服务；鉴于乙方与丙方于2016年7月25日签有“关于彭国玉诊所的合作协议”，双方共同经营彭国玉诊所至今，乙方与丙方的投资比例为各50%，三方共同确认，截止2017年7月16日彭国玉诊所的资产为240万元，甲方出资120万元从乙方和丙方处认购彭国玉诊所60%份额；协议生效后，甲方加入合伙经营，三方的出资比例为甲方60%、乙方20%、丙方20%；转让费支付方式为甲方应于2017年8月1日前向乙方支付转让费120万元，向丙方支付转让费0元；甲方对入伙前发生的合伙债务不承担责任；等等。2017年8月1日，王振杨通过建设银行向余丽支付50万元。事后，王振杨又出具“欠条”，明确：“鉴于2017年7月16日王振杨（甲方）、余丽（乙方）、张佳丽（丙方）三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共同经营《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国玉诊所》，后经协商乙方分别于2017年7月16日、2018年6月14日将乙方所有的诊所80%份额作价168万元转让给甲方，故目前乙方不再拥有该诊所份额，至此乙方不承担该诊所的任何义务和责任。甲方已于2017年8月2日支付给乙方伍拾万元人民币，尚结欠乙方余丽壹佰零伍万元人民币，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清！”2019年5月5日，余丽诉讼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请。一审另查明：1、余丽与李开长于2003年1月11日登记结婚。2、2016年4月20日，作为甲方的李开长与作为乙方的彭国玉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因工作需要聘用乙方为聘用合同制专业技术人员；乙方须出具齐全有效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职称证书），配合甲方办理诊所相关手续；甲方给乙方的聘用金暂定每年叁万元，首次聘用期为两年，自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聘用金共计人民币陆万元整；乙方仅提供医疗资格证，不参与诊所的医疗活动，诊所如果涉及医疗纠纷及所有涉及经营、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与乙方无关；等等。2016年4月24日，李开长通过银行支付3万元至彭国玉名下。2016年6月3日，彭国玉作为个体工商户获得了字号为“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国玉诊所”的营业执照。2016年6月30日，苏州市吴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吴卫计医（2016）36号关于同意设立“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国玉诊所”的批复，同意彭国玉申请设立的“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国玉诊所”的报告。3、（2019）苏0506民初5371号王振杨诉余丽、李开长、张佳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的2019年9月4日质证笔录第2页王振杨诉讼代理人李沭阳、秦卓文称：“余丽和其夫李开长在拉王振杨入伙的时候，向王振杨出示李开长与彭国玉的合同及余丽和张佳丽的合作协议，让王振杨相信诊所是余丽、李开长、张佳丽共同经营的。”2019年12月20日询问笔录张佳丽代理人费万钧称：“其作为合伙一方与余丽、王振杨共同签订了涉案合伙协议书，因需补足其与余丽合伙期间应由其出资但实际已由余丽垫付的合伙出资款，故将涉案合伙协议书约定的由其出让给王振杨30%合伙份额的60万元转让款，让王振杨直接支付给余丽；事后，余丽再将剩余的属于余丽自己的20%合伙份额出让给王振杨，其不知情，但同意。”一审审理中，余丽称，欠条是在“合伙协议书”中由其与张佳丽各转让合伙份额30%给王振杨基础上的进一步转让及结算结果，最终变为余丽全部退出合伙，由王振杨占合伙份额的80%，张佳丽占合伙份额的20%；王振杨因此支付其总转让费168万元，扣除已付50万元和其又减免的13万元，因此形成105万元的欠条。一审法院认为，余丽提交的李开长与彭国玉签订的合同原件、“彭国玉诊所批复”及营业执照原件、合伙协议书原件、民生银行交易流水原件、欠条原件、（2019）苏0506民初5371号案件相关笔录，因王振杨未到庭质证，可视为王振杨未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该些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及余丽陈述，可以认为：1、李开长与彭国玉签订合同在性质上属有偿挂名合同，其目的是为取得开办“彭国玉诊所”的行政许可，事后涉案合伙人因此取得行政部门核发的“彭国玉诊所”的行政许可，该做法违反了相关规定，但这种违规属违反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对涉案合伙协议书本身未构成效力方面的影响，理由是：（1）彭国玉相关医师资格及医师执业资格不应是“彭国玉诊所”开办的不可替代的必备条件，因为开办者资格问题不会必然导致“彭国玉诊所”行医问题，开办者资格与具体行医人员资格可以分离；（2）“彭国玉诊所”实际经营中均是外聘有行医资格的人员；（3）余丽、王振杨签订“合伙协议书”时，应当知道彭国玉为非合伙人和挂名者，且也没有证据显示是否有彭国玉这个人将影响王振杨合伙意思表示；（4）李开长与彭国玉通过有偿挂名合同的方式取得开办“彭国玉诊所”的行政许可，涉嫌行政违法，权利人可另行处理。因此，“合伙协议书”应认定有效；2、实际参与涉案合伙事务并经营的李开长为隐名合伙人，其与显名合伙人亦即妻子余丽共同为一方合伙人，现余丽仅以其一人名义主张相关合伙利益，与显名合伙人法律原理并不违背，可以准许；3、根据合伙协议书，王振杨受让余丽与张佳丽的各30%合伙财产份额，事后亦参与了合伙经营，故认定王振杨取得了合伙人地位；4、王振杨向余丽出具的金额为105万元的欠条，是王振杨再受让余丽剩余的20%合伙财产份额应支付的48万元转让款，加上之前合伙协议书中的120万元转让款，合计168万元，扣除王振杨已付50万元转让款及余丽自愿减免的13万元而形成，此欠条内涉及相关合伙份额转让及退伙事宜已经另一合伙人张佳丽同意，应认定转让有效。欠款应当及时清结，王振杨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清但至今未履行，故余丽要求王振杨立即支付转让款105万元的请求应予以支持；王振杨逾期未支付，应当支付逾期支付利息损失，余丽要求王振杨偿付以1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可以支持，但利率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王振杨应支付余丽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105万元并偿付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利息29181.25元及以1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4486元、其他诉讼费（公告费）600元，合计15086元,由王振杨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王振杨一方称其曾经把彭国玉诊所的营业执照挂失又重新补办，以便办理医保支付手续。本院认为：王振杨于2017年7月16日与余丽、张佳丽签订合伙协议书认购余丽、张佳丽在彭国玉诊所60%的合伙份额，之后王振杨向余丽支付了50万元，又出具欠条明确增加受让份额及对价，并明确了结欠余丽未付转让款105万元，其应按约向余丽支付前述结欠的转让款。王振杨上诉提出前述合伙协议书及欠条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其实际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其二审关于重新申领营业执照的陈述也反映其已实际经营了该诊所，故其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张佳丽在另案中表示同意欠条内容，故王振杨关于一审程序提出的异议也缺乏相应依据。综上所述，王振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6元，由上诉人王振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管 丰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