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2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菩堤寺2幢1-2层（岷山机电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MA658GPRXA。 法定代表人：陈卫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辰辰，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垚垚，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虹苑路56号泰和新城2幢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6897504XT。 法定代表人：潘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澍，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华，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潘伟，男，196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澍，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华，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反诉第三人）：贵州正和祥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东站路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50189914E。 法定代表人：陈卫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垚垚，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反诉第三人）：陈卫星，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上诉人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正和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以及原审第三人贵州正和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79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绵阳正和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辰辰、麦垚垚，被上诉人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澍、何金华，原审第三人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垚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绵阳正和祥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绵阳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79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改判绵阳众愈堂公司返还绵阳正和祥公司医疗保险基金返款（以下简称医保款）共计7139855.8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7139855.85元为本金计算基数，从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本息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改判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改判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一）一审法院超出了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当庭变更本案案由，确认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各方形成何种合同关系、合同权利义务如何约定，以及合同是否违约等争议与本案无关，属于另案解决的范畴。并且，根据《股权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的争议解决条款，与《框架协议》有关争议应当提交绵阳仲裁委进行裁决，不应由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本案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进行了大篇幅阐述与认定，明显超出审理范围。（二）庭审中，绵阳正和祥公司提出变更事实与理由，法院无正当理由未认定。在庭审中，绵阳正和祥公司当庭提出变更事实与理由，将起诉书中事实与理由第一段变更为“原告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潘伟实际控制的药店资产的所有权，并以原告的名义对外经营”。该变更已得到法院与原审被告、第三人的同意，然一审法院判决中仍未认可该变更主张，无端否认已在庭审中被各方共认之事实，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不应对《框架协议》内容进行审理与认定，且一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所指向的当事人为绵阳众愈堂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与事实不符。1.一审法院认为，因潘伟所签《框架协议》、《股权置换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会议纪要》均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而非代表本人所签订，且交易的药店全部为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故交易的主体、《框架协议》约束的是贵州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毫无事实依据。根据《框架协议》鉴于部分第一条“甲方（潘伟）希望以在绵阳市实际控制的零售药店45家参加乙方的股改”约定，及附件所列药店明细表中的45家案涉药店仅有部分为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其他药店受潘伟个人实际控制，绵阳众愈堂公司无权代表所有案涉药店签署协议，仅能由潘伟代表实际控制的绵阳众愈堂公司及其他药店签署《框架协议》。2.《框架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3）款约定认购贵州正和祥公司股份的主体为“甲方”，一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中潘伟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而非其个人，若依《框架协议》约定，则应由绵阳众愈堂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并认购贵州正和祥公司股份，但法院又同时认定潘伟个人间接持有贵州正和祥公司股权是依据《框架协议》约定而成，前后显然矛盾。且最终确由潘伟享有合伙企业广汉正和之景医药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正和之景）的份额，《众愈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净资产投入明细表》（以下简称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等移交资料也系潘伟个人签署，说明在案涉资产处分上潘伟、绵阳众愈堂公司存在混同，潘伟系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对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资产进行处分。即便认为绵阳众愈堂公司受《框架协议》约束，潘伟基于其混同的身份也应受《框架协议》约束。（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与事实严重不符。1.首先，《框架协议》系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潘伟于2017年1月13日签署，绵阳正和祥公司彼时并未成立，不可能签署该协议，当然地不受该协议约束。其次，《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模式从未实现，《框架协议》实质已无法履行。再次，《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前提未成就。《框架协议》第四条约定在满足所有前提条件后方能启动本次交易，其中包括需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药店的净资产和计算基准日进行审计，前提条件未满足；《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需要在合同签订后立即对标的药店进行尽职调查，实际也未进行尽职调查，故该协议实际未履行。2.陈卫星与潘伟、胡云、宋景利等人达成的《会谈纪要》，贵州正和祥公司并未盖章确认，该份文件仅能代表各方的磋商意向，并非与《框架协议》一脉相承，不能当然的视为在履行《框架协议》约定。退一步讲，即便与《框架协议》有密切联系，《会谈纪要》实际也没有履行，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会谈纪要》系潘伟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但事实上绵阳众愈堂公司从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贵州正和祥公司的股权，充分说明《会谈纪要》并未如约履行。（三）实际交易与《框架协议》明显不同，《框架协议》并未履行。实际交易系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向绵阳正和祥公司交付的标的资产，绵阳正和祥公司支付资产对价。根据《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第7项，已明确计算出了“资产投入总合计”，双方对资产对价已有约定，绵阳正和祥公司已按照《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约定支付了资产对价。绵阳正和祥公司帮缴了潘伟在正和之景合伙企业的出资、承继了绵阳众愈堂公司尚欠的第三方货款（合计19019016.77元），标的资产对价已足额支付。绵阳正和祥公司与潘伟就资产买卖达成一致并签署资产交割文件、完成资产的交割，支付对价，双方通过事实行为已履行完毕资产买卖的事实合同。根据潘伟签署合伙协议、确认成为正和之景的合伙人、合伙企业出资实际由绵阳正和祥公司通过代缴合伙份额，绵阳众愈堂公司、绵阳正和祥公司签署承接债务的三方协议，充分说明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之间对资产交付、资产对价支付的合意表示。（四）绵阳正和祥公司享有案涉资产所有权，有权基于所有权要求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返还占有的医保款。根据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的事实，标的药店资产已于2017年6月30日交付给绵阳正和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23条之规定，标的资产所有权已转移。绵阳正和祥公司取得资产所有权后，经自主经营并新购药品等再行销售所得医保款当然属绵阳正和祥公司所有，潘伟、绵阳众愈堂公司占有的医保款理应返还。绵阳正和祥公司要求绵阳众愈堂公司返还医保款，并非根据《框架协议》、《会谈纪要》等文件，而是基于享有标的资产所有权。综上，关于《框架协议》内容与履行情况，一审法院无权进行审理，且一审法院对《框架协议》及交易事实的认定发生了严重错误。三、连带责任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会议纪要》中潘伟所作承诺已构成书面保证的形式。一审法院认为潘伟在《会议纪要》中所作保证并非书面约定，且潘伟系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签字，并非个人意思表示，因此不构成保证担保。绵阳正和祥公司认为，《会议纪要》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以书面形式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书面形式；且绵阳众愈堂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潘伟所签《会议纪要》并非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而是潘伟个人行为，因此，《会议纪要》中所作承诺系其个人意思表示，已构成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担保。再者，《会议纪要》第4点明确约定“绵阳百姓源、天天平价、众愈堂原股东保证将所有门店在绵阳正和祥经营期间原属绵阳正和祥的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而潘伟本就是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股东，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足以代表其知晓该保证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潘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不顾绵阳众愈堂公司自认之事实，执意认定潘伟签字行为只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不代表自身，进而否认潘伟的保证担保，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医保款的返款在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已发生混同，无法区分。根据各医保局所调取医保款返款明细可知，案涉医保款小部分由医保局返给绵阳众愈堂公司账户，大部分医保款则返还给潘伟个人账户，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收款已发生混同，故理应由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共同返还诉争医保款；此外，在已返还的医保款中，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亦均有返还，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潘伟所收医保款系代绵阳众愈堂公司接收，与事实不符。（三）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构成了人格混同。在绵阳正和祥公司支付资产收购对价时，既帮绵阳众愈堂公司支付应付货款，也帮潘伟个人代缴了合伙出资，绵阳众愈堂公司与潘伟均收取了资产收购款，无法进行区分；其次，在接收医保局的返款时，潘伟作为股东，收取了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的医保款；最后，在返还绵阳正和祥公司医保款时，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均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进行了转款，且无法区分返款明细。上述行为足以说明潘伟作为绵阳众愈堂公司股东，在财务上已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发生混同，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潘伟应当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在审理程序上，一审法院不当超越管辖范围审理，且无故不认可上诉人变更诉求；在事实认定上，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发生明显错误；在法律适用上，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担保法法律条文，并以错误法律事实为基础判断潘伟不负有连带责任，存在明显的错误。故绵阳正和祥公司依据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恳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 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辩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绵阳正和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当。（一）一审法院围绕双方诉讼请求、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未超出审理范围。本案诉争的医保返款系绵阳正和祥公司出售涉案资产即绵阳众愈堂公司所移交的药品等资产所获收益，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收益的所有权当属涉案资产所有权人。双方当事人对谁是涉案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人并进而合法获得诉争医保返款的权属产生争议。绵阳众愈堂公司认为绵阳正和祥公司未合法取得涉案资产的所有权，其依据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签订的《框架协议》、《会谈纪要》等文件取得涉案资产的权利仅仅是占有权。该等文件约定了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之间“资产置换股权并享有回购权”的交易模式，并约定资产交割采用“向第三人履行”的方式，即绵阳众愈堂公司按贵州正和祥公司指示向绵阳正和祥公司交付。绵阳众愈堂公司认为由于贵州正和祥公司违反《框架协议》等约定致绵阳正和祥公司没有进一步合法取得涉案资产所有权及其收益（即诉争医保返款）所有权，并在一审提起反诉。因此有关合同的争议直接与诉争医保返款的权属争议相关，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有直接影响，属于一审法院应当审理的范围。2.《框架协议》当事人是绵阳众愈堂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该协议的三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把有关合同关系的争议归纳为审理的争议焦点之一都没提出异议并对该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绵阳正和祥公司在一审中也未提出过异议。且一审法院仅在判决说理部分对涉案合同的效力及履行问题进行了阐述以解决涉案资产的所有权争议这个基础问题，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判项。3.绵阳正和祥公司在一审中举出《框架协议》以证明其对涉案资产的权利有合法来源，现在二审中又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对合同效力及履行问题进行认定，前后主张自相矛盾。如果一审法院不认定《框架协议》等合同有效，则绵阳正和祥公司依据《框架协议》取得涉案资产及其收益（即诉争医保返款）就失去合法性，那么绵阳正和祥公司还有什么权利要求绵阳众愈堂公司交付诉争医保返款？（二）一审法院未违反民诉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绵阳正和祥公司一审起诉状的变更内容进行了叙述，并未遗漏。绵阳众愈堂公司在一审中当庭作出反驳，不认可涉案资产所有权已发生转移，绵阳正和祥公司所谓变更主张并非各方共认之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证据充分。（一）一审法院对《框架协议》所指向当事人的认定与事实相符。1.绵阳众愈堂公司及潘伟均认可《框架协议》附件所列药店明细表中所有药店资产所有权在签订《框架协议》时已归属绵阳众愈堂公司，且在后续签署的《众愈堂连锁有限公司门店库存商品清单》（以下简称门店库存商品清单）、《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等文件名称上均显示是以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名义而非潘伟的名义记载，绵阳正和祥公司异议不成立。2.绵阳众愈堂公司接受贵州正和祥公司资产收购及置换股权，贵州正和祥公司拥有辅助其并购上市的专业团队，其在收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绵阳众愈堂公司及潘伟仅能被动地接受其安排的由潘伟代为间接持股方式以实现资产换股。绵阳众愈堂公司及潘伟均清晰认识交给贵州正和祥公司收购的资产属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均清晰认识换取的间接股权也属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不产生混同。(二）一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与事实相符。1.《框架协议》签订5个多月后，2017年6月30日贵州正和祥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陈卫星等人又签订了《会谈纪要》，约定绵阳众愈堂公司应先将资产移交给绵阳正和祥公司，当时绵阳正和祥公司已成立1个多月。绵阳正和祥公司取得涉案资产系依附于贵州正和祥公司而取得，故其对涉案资产的权利义务当然受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履约情况影响。2.《框架协议》约定的“资产换股”的交易模式已实现。绵阳众愈堂公司已按贵州正和祥公司指示将资产交付被贵州正和祥公司100%控股的绵阳正和祥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以股权上提方式已将其间接股权置放在潘伟名下代绵阳众愈堂公司持有，双方完成置换。3.贵州正和祥公司是并购上市的主导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由贵州正和祥公司持有，进行尽职调查也是贵州正和祥公司的权利，其可行使可放弃，但都不能改变“资产换股”交易已完成的既成事实。4.《会谈纪要》约定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与《框架协议》紧密衔接，并非仅仅是磋商意向。且各方当事人后续均是按《框架协议》及《会谈纪要》的约定履行，如：绵阳众愈堂公司将资产移交给绵阳正和祥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双方按《框架协议》及《会谈纪要》的约定确认计算基数（2016年第4季度月均销售额）、按《框架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确定持股比例；成立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企业，确认对应的合伙份额实现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按《框架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补足净资产等等。贵州正和祥公司是否在《会谈纪要》上签章不影响该文件中的公司意思表示有效，并且不能改变已经履行的既成事实。（三）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买卖关系”不能成立。1.《净资产投入明细表》中的“资产投入总合计”是对绵阳众愈堂公司按贵州正和祥公司指示已交付给上诉人的资产总额的统计，统计目的是为与《框架协议》第二条第（3）款中约定的应投入数额相比较后，确认还需绵阳众愈堂公司后续补齐多少或由绵阳正和祥公司退还多少，并非绵阳正和祥公司主张的所谓“资产对价”。绵阳众愈堂公司后续还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超额补充了货币资金并记载于后一份《净资产投入明细表》。如果绵阳众愈堂公司是出售资产，应是收钱方，为什么还会向绵阳正和祥公司倒付资金？且涉及上千万元的交易额，如果是买卖关系却没有任何关于标的物、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买卖合同基本要素的书面约定，严重不符合常理。2.绵阳正和祥公司所谓代潘伟缴付在持股平台出资款、承继绵阳众愈堂公司对外债务以抵资产转让款系单方说辞，也没有双方合意。持股平台的合伙份额是绵阳众愈堂公司用资产换来的，其在持股平台的出资款如何解决，是贵州正和祥公司的义务。贵州正和祥公司用什么方式实现绵阳众愈堂公司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的结果，未告知过绵阳众愈堂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也无需过问，只管结果。陈卫星是《框架协议》、《会谈纪要》的签署人之一，也是绵阳正和祥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充分知晓资产置换股权的交易模式。陈卫星的缴资行为，恰是贵州正和祥公司履行《框架协议》、《会谈纪要》的行为。《三方协议》是绵阳众愈堂公司履行资产移交义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文件，证实绵阳众愈堂公司因资产被贵州正和祥公司收购而退出与供应商尚未结清的买卖关系，绵阳正和祥公司因接收资产而与供应商之间重新建立了买卖关系。接收的资产中包括已付及未付货款的全部货物，并记载于《净资产投入明细表》中（全部货物记入“商品总额”项目，其中未付货款部分记入“应付货款”或“应付账款”，并备注由绵阳正和祥公司支付）。三、一审法院认定潘伟不承担连带责任，认定正确。（一）潘伟在《会议纪要》中的承诺不构成保证担保。1.根据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是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约定，并且要具备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合意。绵阳正和祥公司未参与《会议纪要》，与潘伟之间没有关于前述保证含义的约定。2.潘伟在《会议纪要》第4条中的“保证”体现的是承诺执行公司返款事宜的含义，该条中明确返款责任主体是绵阳众愈堂公司，见“在本会议纪要签订当日，……众愈堂先返还300万……”，并未记载当绵阳众愈堂公司不能返还时由潘伟返还的内容。3.绵阳众愈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不认可潘伟代表公司作返款承诺，不能改变潘伟是绵阳众愈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一审法院有权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二）绵阳众愈堂公司与潘伟不存在混同。1.医保局返款并非随意返还给哪个账户，是依据各医药企业事先向医保局申请提供并经医保局同意的备案账户。备案账户非医药企业名下账户时，则备案账户就具有委托收款账户的性质，医药企业与备案账户所有人是委托关系，不发生混同，由作为委托人的医药企业对外承担受托行为的法律后果。潘伟账户代收诉争医保返款是正当民事行为，绵阳正和祥公司混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委托与财务混同。2.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对人格混同应当审慎适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股东是否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要根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考察。不仅要考察股东主观上是否有明显过错，还要考察哪些情况才可以算得上“滥用”、债权人受到的损害是否已达严重程度、“滥用”行为与债权人债权无法实现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绵阳正和祥公司在一审起诉时未提出人格混同，二审中仅仅依据绵阳众愈堂公司与潘伟之间有部分委托收付款行为就随意主张构成混同，其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四、关于一审判决第一项判项金额的利息起算点，由于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未曾约定过支付期限，一审判决依据2018年5月30日《会议纪要》中潘伟代绵阳众愈堂公司所作“剩余医保款在一周内返还完毕”的支付期限承诺，确定从2018年6月7日起算，并无不当。 贵州正和祥公司述称，与上诉人上诉意见一致。 陈卫星未到庭陈述意见。 绵阳正和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连带返还绵阳正和祥公司医保款7251058.92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全部医保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承担。 绵阳众愈堂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绵阳正和祥公司立即向绵阳众愈堂公司返还已支付的医保款300万元；2.判令绵阳正和祥公司向绵阳众愈堂公司支付占用上述300万元期间的资金利息（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4日起至其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截止2019年5月6日利息约为12万元）；3.判令绵阳正和祥公司立即向绵阳众愈堂公司返还属于绵阳众愈堂公司经营期间的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医保款111203.07元；4.判令绵阳正和祥公司向绵阳众愈堂公司支付占用上述111203.07元期间的资金利息（以111203.07元为本金自绵阳正和祥公司从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处收到该款之日起至其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5.判令绵阳正和祥公司协助绵阳众愈堂公司对原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地质队店（现名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楠风苑店，以下简称绵阳正和祥楠风苑店）、原三台县北坝镇众愈堂众兴加盟药店（现名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三台北门口店，以下简称绵阳正和祥三台店）两店2017年5月至6月在绵阳众愈堂公司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医保划卡数据进行清算并提交绵阳市医疗保障局，并在收到绵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该两店的医保款后即支付给绵阳众愈堂公司，逾期支付的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年底，陈卫星作为贵州正和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潘伟以及胡云［系绵阳市天天平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天天平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景利［原系四川百信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百信源公司）的股东］针对以上市为目的并购绵阳众愈堂公司、绵阳天天平价公司以及四川百信源公司相应资产的事宜进行了洽谈。2017年1月13日，潘伟、贵州正和祥公司以及陈卫星共同签订了《框架协议》一份。该协议首部“甲方”以及尾部“甲方代表签字”处由潘伟签字确认，首部“乙方”载明为贵州正和祥公司，首部乙方“法定代表人”、“丙方”及尾部“乙方代表签字”、“丙方签字”处均由陈卫星签字确认，贵州正和祥公司亦在尾部“乙方代表签字”处盖章确认。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希望以在绵阳市实际控制的零售药店45家（以下简称标的药店）参加乙方的股改，实现上市目标，乙方有意收购标的药店并进行股权置换（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第一条）拟收购标的资产范围为甲方实际控制的位于绵阳市家药店（包括低值易耗品、门店装修、电脑、货架、设施设备等）；（收购方式）（1）乙方采用现金方式先收购甲方本协议第一条标的范围的资产，然后甲方按照双方约定的计算方式和价格认购乙方的股份，成为乙方的股东。（2）具体操作方式为：由乙方设立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绵阳正和祥公司”），并将标的药店资产注入绵阳正和祥公司，乙方以现金方式收购甲方门店净资产（包括进价商品、房租、医保金），甲方确保被乙方收购的连锁公司注册资金（净资产）＝拟注入药店2016年10至12月月均销售额＊12＊15%。（3）将标的药店注入连锁公司后，乙方以“股权置换＋现金收购”方式收购连锁公司100%股权，股权置换后连锁公司成为乙方的全资子公司，甲方成为乙方的股东。乙方以现金方式收购甲方新设连锁公司的全部资产，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后60日内完成正式资产收购协议的签署，于2017年7月30日前完成资产收购交割手续。收购价格＝甲方所属药店2016年10至12月月均销售额＊12＊60%（同时甲方应匹配所属药店2016年10至12月月均销售额＊12＊15%的净资产）。甲乙双方签署正式资产收购协议后于2017年9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以约定价格实施增资扩股。甲方认购（置换）乙方股本份额为：以标的药店2016年10至12月月均销售额＊12＊60%占乙方及其子公司基准期销售总额的比例＋标的药店2016年10至12月月均销售额＊12＊60%，作为甲方在乙方增资扩股的持股比例。（4）置换股权比例由双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确定，正式投资协议应在2017年9月30日内完成签署。……（6）未注入连锁公司的门店，注入连锁公司之前的门店经营利润由甲方自主分配归甲方所有，在乙方股权置换或现金收购没有付清甲方之前，甲方已注入连锁公司的门店经营利润归属甲方；如甲方在乙方股改前要退出，甲方愿意以现金出售，乙方收购价格＝（标的药店经审计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营业总额／3＊12）＊60%并匹配15%的净资产；（第四条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各方启动本次交易：……标的药店的净资产和计算基准日，需要经甲、乙双方认可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交易方案与最终协议）双方同意如果标的药店的尽职调查情况符合“第四条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则双方按照以下交易方案完成本次交易：（1）甲方将于2017年3月31日前完成连锁公司的设立并完成标的药店的注入，同日双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2）双方同意，双方将于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股权置换、现金收购（如有）的交割手续；甲方为标的药店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标的药店；（特别约定）（1）如乙方在2020年12月31日前未能在Ａ股上市，则甲方在该时间之后的任意时间均可以提出由乙方以现金回购甲方在乙方所持股份，乙方应无条件回购，回购金额为（标的药店经审计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营业总额／3＊12）＊115%，回购现金支付完成时间为甲方书面提出回购要求后的30天以内。并将乙方收购后到退股时该期间新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一并分配给甲方，此条款应在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时写入正式投资协议。（2）2019年12月31日之前，甲方有意出让股权，甲方所属药店的年度销售总额的增长超过20%以上，乙方应按甲方（标的药店经审计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营业总额／3＊12）＊80%作价进行股权回购。若甲方所属药店的年度销售总额的增长未超过20%以上，乙方应按甲方（标的药店经审计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营业总额／3＊12）＊60%作价进行股权回购。（3）本协议的履行应满足下列条件，否则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或解除本合同。Ａ.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5日内应向甲方提供乙方有能力履约的所有相关信息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等），并且保证该等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都是真实、正确和准确且不具有误导性。Ｂ.乙方企业及乙方收购企业的净资产投入比例与计算方式应与本协议中对甲方企业的计算方式一致。（4）本协议签署后在2017年9月30日以前双方应签署正式的股权置换协议或者增股认购协议。（5）丙方对乙方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违约责任）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同意一旦发生重大违约行为（包括因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保证和承诺导致无法实现本次交易等），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万元；（争议解决条款）因本协议的效力、签订或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力争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在争议发生后30日内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适用《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裁决。该协议附件注明为绵阳众愈堂45家门店清单。 2017年6月30日，陈卫星与潘伟、胡云、宋景利针对药店移交以及净资产投入相关事宜共同签订了《会谈纪要》一份。该纪要首部“甲方”处载明为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乙方”载明为四川百信源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绵阳天天平价公司，尾部“甲方签（章）字：贵州正和祥药业有限公司，陈卫星”处由陈卫星签字确认，“乙方签（章）字：四川百信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绵阳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绵阳市天天平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处由宋景利、潘伟、胡云签字确认。该纪要主要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已签订框架协议、甲方拟以股权置换的方式收购乙方，乙方在甲方给乙方签订正式资产收购协议、明确乙方股权份额之前，需要将乙方资产提前变更给甲方所有的绵阳正和祥公司；甲方给乙方计算股份份额时按框架协议内的计算公式计算；甲方给乙方计算股份份额时按框架协议内的销售额计算时间段计算，即以乙方2016年10-12月的销售额打6折对应甲方及甲方收购企业2016年10-12月的销售；甲方在2017年6月30日前锁定贵州正和祥公司及陈卫星本人所收购的公司的数量，作为给乙方计算股份份额的总股份，并在2017年9月30日前计算出乙方股份份额并签署资产收购协议；甲方给乙方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或股份协议必须保留以下回购条款：即甲方在2020年12月31日前未能上市，或是甲方上市后的6个月内如乙方需要出售股份，甲方应按照乙方在2016年10-12月销售额/3*12*1.15得出的金额回购乙方所持股份，甲方在乙方提出回购要求1个月内以现金回购乙方所持股份；由于甲方要求乙方自2017年6月30日后就将乙方所有资产移交给了（甲方）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子公司绵阳正和祥公司，甲方应支付收购乙方的收购款4000万元，但实际甲方并未向乙方支付该款项，如甲乙双方在签订收购协议明确股权份额时，甲方未能完全履行本会谈纪要约定条款，乙方将以4000万元收回绵阳正和祥公司股权，因实际甲方收购乙方资产时并未向乙方支付4000万元收购款，所以乙方收回绵阳正和祥公司股权时也不用向甲方支付4000万元，二者款项相抵，甲方应无条件将绵阳正和祥公司股权变更给乙方并补偿乙方经济损失500万元。同日，绵阳众愈堂公司向绵阳正和祥公司移交了案涉药店等相应资产。根据绵阳正和祥公司提交的潘伟、匡志斌、胡云等人签字确认的《（众愈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租房情况及押金明细》（以下简称租房及押金明）、《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门店备用清单》（以下简称门店备用金清单）、《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经营性费用预交清单》（截止6.30日后）（以下简称经营性费用清单）、《门店库存商品清单》以及《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等移交资料显示：预付房租4071539.69元、门面押金699979.60元、门店备用金88600元、预交经营性费用111356.54元、商品总额（含税）12908347.38元、应付货款1000万元（备注：2017年8月11日确定由正和祥支付应付货款），资产投入总合计7879823.21元（未包含“货币资金”项目）。2017年7月，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以及118家供应商分别签订了《三方协议（对账函）》，确认事项为：因公司整合，绵阳众愈堂公司与供应商的账务往来委托绵阳正和祥公司在后期进行支付。根据绵阳正和祥公司提供的《众愈堂三方协议统计表》显示共计应付账款金额为8750991.36元。截止2018年3月底，绵阳众愈堂公司原所属45家药店名称以及相关证照相应变更至绵阳正和祥公司名下。 绵阳众愈堂公司因《框架协议》以及《会谈纪要》中关于正式资产收购协议的签订及回购条款的落实相关事宜与贵州正和祥公司进行了进一步协商，期间暂停移交医保款。2018年5月30日，陈卫星与潘伟、胡云、魏永明、赵信、宋景利、唐爱民等人共同签订了《会议纪要》一份（会议地点为四川正和祥公司会议室），载明该次会议形成决议事项为：1.同意绵阳天天平价、众愈堂原创始股东享有回购权，其行使回购权的期限确定为2020年7月1日后，并以绵阳正和祥公司股权和潘伟、胡云、魏永明、杨东在正和之景的股权作为双方同等质押，质押事项以律师后续沟通为准。上述质押日期到期后，因原始股东放弃回购或未主动提出回购申请，则质押解除。2.潘伟代表原众愈堂员工在公司并购之后所开的16家门店（含未开业的2家）的处理采用如下2种方式由绵阳正和祥予以收购，并且全体股东承诺不再新开门店或借款、投资给他人开店。（1）不同意以销售额计算收购价款的门店，以门店实际投入款确定收购价款。（2）如同意以销售额计算的门店，收购价格以2018年1月-2018年5月期间任意同一个月的销售额*12个月=合计金额*6折计算收购价款（含货架、电脑、装修、低值易耗品等），售卖方不承担净资产配置义务，药品按进价计算。3.潘伟代表原众愈堂员工所开门店保证自本会议纪要签订后的15天内配合正和祥完成原众愈堂及潘伟代表原众愈堂员工所开的16家门店在内的全部门店的经营证照、房租合同的移交，并在一个月内协助正和祥完成全部证照、房租合同的改签，并于三日内将绵阳正和祥的相关证照移交给绵阳正和祥并配合办理变更。4.绵阳百姓（应为信）源、天天平价、众愈堂原股东保证将所有门店在绵阳正和祥经营期间原属绵阳正和祥的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在本会议纪要签订的当日，天天平价先返还20万，百姓（应为信）源先返还500万，众愈堂先返还300万，剩余医保款在一周内返还完毕；5.天天平价与正和祥原收购协议体外交易的一个门店，同意弥补15万元给原股东，须提供费用报销票据在绵阳正和祥报销。 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期间，相关医疗保障局向绵阳众愈堂公司所属的包括以潘伟名义开立的医保款账户转款汇入医保款金额共计21824217.58元。绵阳众愈堂公司先后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转账支付医保款金额共计14573158.66元（即2017年9月1日3154099.24元、9月21日100721.41元、10月17日753010.5元、10月13日217902.3元、11月3日500万元、11月27日、622566.72元、12月1日1724858.43元以及2018年6月4日300万元），尚有7251058.92元的医保款未支付给绵阳正和祥公司。一审庭审中，绵阳正和祥公司自愿同意绵阳众愈堂公司主张的医保款金额111203.07元在该款项中予以扣减。 另查明：1.绵阳正和祥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股东为贵州正和祥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贵州正和祥公司的股东为四川正和祥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正和祥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卫星），持股比例为100%。赵信系贵州正和祥公司以及四川正和祥公司的股东及高管人员，唐爱民系四川正和祥公司的高管人员。四川百信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匡志斌，股东为匡志斌、宋景利，该公司已于2019年1月30日办理注销登记。匡志斌现为四川正和祥公司的股东，宋景利现为四川正和祥公司的高管人员； 2.正和之景于2017年10月23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卫星。根据绵阳正和祥公司提供的《正和之景合伙协议》载明：正和之景由32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1人、有限合伙人31人；正和之景的出资合计人民币6575.3481万元，由全体合伙人缴付，出资方式为现金，合伙人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缴付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00%；正和之景只有1名普通合伙人，该名普通合伙人为当然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鉴于合伙人缴付的全部出资均用于认购被投资企业的出资，因此正和之景设立费用及前期运营费用及各项开支由普通合伙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主体先行垫付，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承担，待企业成立后由全体合伙人缴付并偿还给代垫人；合伙人退伙时享有出资退回权利，出资退回的金额=退伙时被投资企业每股净资产×1.2×合伙人间接持有被投资企业股份数。该协议附件“合伙人基本情况”中载明陈卫星认缴出资额为242434元、潘伟认缴出资额为7372048元（出资比例为11.2115%）、胡云认缴出资额为1515652元（出资比例为2.3051%）、杨东认缴出资额为1486949元（出资比例为2.2612%）、魏永明认缴出资额为1279066元(出资比例为1.9453%)。该协议尾页为“全体合伙人签字”页，有陈卫星、潘伟、胡云、杨东、魏永明等32人的签名捺印。2017年11月14日，案外人柳莉红通过现金存款方式向正和之景的银行账户转款1798937元（银行业务凭证“摘要”栏备注为出资款）。柳莉红出具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载明该笔款项系为陈卫星代缴潘伟在正和之景的应交出资款。2018年6月28日，陈卫星向正和之景的银行账户转款1000万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备注为增资款）。陈卫星出具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29日）载明该1000万元出资款中包括代潘伟缴纳出资款5573111元；正和之景盖章确认的《投资确认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22日）显示潘伟的出资额已实缴完毕。正和之景曾为贵州正和祥公司的股东，现为四川正和祥公司的股东； 3.广汉正和昌盛医药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正和昌盛）于2017年9月29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卫星。《正和昌盛合伙协议》内容除附件合伙人基本情况中一名合伙人发生变更(正和昌盛中该股东为刘亚蜀，正和之景中该股东变更为赵信)之外，其余内容与前述《正和之景合伙协议》的内容一致。正和昌盛已于2018年12月7日办理注销登记； 4.根据贵州正和祥公司盖章确认的《天天平价公司胡云股东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天天平价公司杨东股东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天天平价公司魏永明股东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2017年9月15日）显示，绵阳天天平价公司的股东胡云、杨东、魏永明等人系以持有正和昌盛的合伙份额（胡云占2.3051%、杨东占2.2612%、魏永明占1.9453%）、正和昌盛持有贵州正和祥公司股权比例的方式经按照前述所约定计算公式计算出上提股权后间接持有贵州正和祥公司股权，即以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身份持有上提股权。前述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的附件《股权上提销售月均基数》表格中载明绵阳众愈堂公司股权上提销售月均基数为7690026元（2016年四季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是否应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连带返还医保款7251058.92元及相应利息？绵阳正和祥公司是否应向绵阳众愈堂公司返还医保款3111203.07元及相应利息？要回答上述焦点问题，就需要通过分析各方当事人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效力及案涉资产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绵阳众愈堂公司提出的先履行抗辩权等诉辩主张是否成立来作出评判。对此，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绵阳正和祥公司主张《框架协议》虽约定股权置换的交易模式但并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框架协议》关于连锁公司由谁设立的约定前后多处不一致，但结合《会谈纪要》所载明的内容，已清楚表明各方当事人知晓连锁公司即是指绵阳正和祥公司且该公司已由贵州正和祥公司设立的事实，且再次明确股权置换的计算方式及回购条款的内容应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履行，即《会谈纪要》与《框架协议》一脉相承，贵州正和祥公司在签订《会谈纪要》时已设立起绵阳正和祥公司，且自愿在该纪要中再次确认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履行，故《框架协议》并未因绵阳正和祥公司不是绵阳众愈堂公司所设立而未履行；且结合《净资产投入明细表》、《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后续履行行为仍然是围绕《框架协议》所约定的资产置换股权的交易模式进行的，少部分变更细节并未对该协议性质、效力、履行方式、履行顺序等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绵阳正和祥公司取得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资产仍是基于该协议约定的向第三人履行方式而取得，亦即绵阳众愈堂公司依据与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协议约定将案涉药店资产移交给绵阳正和祥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四条所指的“向第三人履行”。进一步而言，围绕案涉药店资产，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之间成立资产置换股权的法律关系，陈卫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成立保证法律关系，上述法律关系依据《框架协议》以及《会谈纪要》而成立，合法有效。 绵阳正和祥公司主张其通过代为支付合伙企业出资及第三方货款、借支货款等形式已足额支付标的药店资产的对价而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形成资产买卖事实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框架协议》明确约定贵州正和祥公司因上市目标收购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药店资产，并将标的药店资产注入绵阳正和祥公司，且贵州正和祥公司用其股权置换使绵阳众愈堂公司成为其股东，绵阳众愈堂公司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回购权；《会谈纪要》则对《框架协议》中资产移交、股权份额的计算、回购条款等约定内容进行了重申、细化及补充，并未改变《框架协议》约定的由贵州正和祥公司收购绵阳众愈堂公司资产（不支付收购款而用其股权置换）并指示绵阳众愈堂公司移交资产给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绵阳正和祥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获得贵州正和祥公司股权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回购权的交易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框架协议》中甲方虽记载为潘伟,但因交易的标的药店为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有，且潘伟自认其是以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名义签字，绵阳众愈堂公司对此亦予认可，另结合《会谈纪要》中签约乙方之一已明确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客观事实，《框架协议》所指向的当事人为绵阳众愈堂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其次，根据《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正和昌盛工商登记信息、正和之景合伙协议及工商登记信息、贵州正和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四川正和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亦足以证明贵州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同意通过持股平台（即有限合伙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来实现资产换股。因此，绵阳正和祥公司及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所述《框架协议》未实际履行，与本案证据能证明的绵阳众愈堂公司已将标的药店资产全部交付贵州正和祥公司指定的资产接收人即绵阳正和祥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已让潘伟间接持其股权及持股比例依据《框架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确认的销售月均基数计算得出的客观事实不符。再次，《净资产投入明细表》中所记载应投入金额与约定的匹配净资产投入数额计算公式，该公式中的“甲方所属药店2016年10-12月月均销售额”系贵州正和祥公司在《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附表中确认的数据。绵阳众愈堂公司向绵阳正和祥公司实际投入资产，也是依据其与贵州正和祥公司达成的《框架协议》中的约定而为，而非其与绵阳正和祥公司之间有买卖标的药店资产的约定。且绵阳正和祥公司对其所提出的资产买卖关系之主张，并无证据证明其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存在对收购款金额、支付方式等内容的明确约定。进一步而言，本案中如绵阳正和祥公司所称其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之间成立的是资产买卖关系，但对如此上千万元的交易金额却未签订有包括标的物、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买卖合同基本要素在内的书面合同，显然不符合常理和日常交易惯例。绵阳正和祥公司虽举出关于正和之景合伙出资款的支付以及其依据三方协议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以及借支货款等相关证据，用以证明其已向绵阳众愈堂公司、潘伟履行资产收购款的支付义务，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以代付出资款及以货款抵收购款这种支付方式的合意表示，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三方协议涉及的已接收药品（已列明在资产交接清单上并已由绵阳众愈堂公司移交给绵阳正和祥公司）与未结货款系绵阳众愈堂公司概括转让给绵阳正和祥公司后，由绵阳正和祥公司与供应商继续履行，并非是绵阳正和祥公司代绵阳众愈堂公司向供货商支付货款。 绵阳众愈堂公司辩称因贵州正和祥公司一直未签订正式资产收购协议致资产收购关系并未确定，故案涉标的药店资产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净资产投入明细表》、《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正和之景合伙协议、四川正和祥公司及贵州正和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结合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关于资产已实际交付的一致陈述以及潘伟名下已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客观事实，能够证实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已在按《框架协议》及《会谈纪要》约定的资产换股模式实际履行。《框架协议》、《会谈纪要》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明确，已具有本约的属性，虽双方未签订正式资产收购协议，但结合各方当事人已实际发生的履行行为，依照《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之间的资产置换股权的合同关系已成立，资产收购关系已确定，绵阳众愈堂公司所涉的标的药店资产自交付绵阳正和祥公司后其所有权已转移给绵阳正和祥公司。 依照《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要素包括交付的意思表示和转移占有。本案中，《框架协议》明确约定由绵阳众愈堂公司向绵阳正和祥公司移交标的药店资产；且事实上，绵阳众愈堂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向绵阳正和祥公司移交了标的药店资产，并由潘伟作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门店库存商品清单》、《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等移交资料进行了签字确认。故绵阳正和祥公司已实际取得了标的药店的资产所有权，而医保款属于药店经营期间所获得的经营收入，据此其经营该资产而产生的医保款当然属于其所有，绵阳众愈堂公司应将绵阳正和祥公司经营期间属绵阳正和祥公司的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公司。至于承担返还责任的主体问题。案涉《会议纪要》系本案相关当事人就回购期提前、为股权回购设立质押及标的药店资产所涉及的医保款返还等事项作出的合意性文件，其中由潘伟作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签字确认，绵阳众愈堂公司对潘伟的签字行为亦未提出异议，该签字行为系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利益而作出的职务代表行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该《会议纪要》中约定明确的部分对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结合《会议纪要》所作“众愈堂先返还300万，剩余医保款在一周内返还完毕”的约定，绵阳正和祥公司所提要求绵阳众愈堂公司向其返还医保款的合理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实，绵阳众愈堂公司尚有7251058.92元的医保款未支付给绵阳正和祥公司，在品迭绵阳正和祥公司自愿同意扣减的111203.07元款项之后，绵阳众愈堂公司实际还应向绵阳正和祥公司返还的医保款金额为7139855.85元。 至于利息的问题。按照前述约定，绵阳众愈堂公司最迟应于2018年6月6日返还剩余医保款，但其至今未予返还，的确会给绵阳正和祥公司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依法酌情确定以7139855.85元为本金计算基数，从2018年6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 对于潘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问题。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案涉《会议纪要》虽表述“众愈堂公司原股东保证将所有门店在绵阳正和祥经营期间原属于绵阳正和祥的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但绵阳正和祥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潘伟之间有连带保证责任的书面约定，潘伟也并未以自然人身份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即潘伟在《会议纪要》上的签字行为，仅能认定为是在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不符合上述法律条款所规定的保证成立的要件。绵阳正和祥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本案中存在潘伟个人对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前述债务负有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连带责任情形。故绵阳正和祥公司要求潘伟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绵阳众愈堂公司反诉要求绵阳正和祥公司返还医保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绵阳众愈堂公司所称的其于2017年5月至6月经营原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地质队店、原三台县北坝镇众愈堂众兴加盟药店期间所涉及的医保款，绵阳市医疗保障局因绵阳正和祥公司未予清算的原因而不予核算，故其要求在本案中判处绵阳正和祥公司履行协助清算义务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可以另案起诉。 绵阳众愈堂公司另辩称，如要认为《会议纪要》对其产生合同拘束力，则也应对贵州正和祥公司与四川正和祥公司产生同等的合同拘束力，即二者应按《框架协议》的约定及《会议纪要》的记载落实绵阳众愈堂公司应享有的股权与回购权，而绵阳众愈堂公司正是因为轻信了对方会按承诺及时落实回购权，所以移交了部分医保款，后发现对方并未积极推进落实回购，故暂停移交，之后绵阳众愈堂公司对贵州正和祥公司按股权上提方式履行换股义务提出异议，认为其未落实股权与回购权，故提出先履行抗辩权而不予移交医保款。一审法院认为，其该项抗辩理由也不成立。根据《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可以看出，上提是将被收购一方通过资产置换应享有的该公司股权置放于该公司的上一级的对该公司持股的主体中去持股，形成被收购一方间接持股该公司的持股方式。根据本案证据，潘伟通过持股平台正和之景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股权，系以《框架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为基础计算，潘伟又是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以股权上提方式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系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之间达成的合意，未改变双方约定的资产置换股权交易模式的实质，贵州正和祥公司已落实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股权。同时，从《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形成时间晚于《会谈纪要》这一事实来看，也能反映出《框架协议》以及《会谈纪要》实际上一直处于履行状态。如前所述，《框架协议》中的回购条款约定明确，权利义务内容清晰，其后《会谈纪要》又重申此条款；在潘伟名下取得贵州正和祥公司间接股权后，《会议纪要》再次确认绵阳众愈堂公司创始股东享有回购权，陈卫星、潘伟等人作为相关方代表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会议纪要》中关于办理同等质押的合意是回购权利义务双方对于保障回购权而设立担保的进一步意向，质押具体细节虽未落实但并不影响回购权的成立与效力，且绵阳众愈堂公司无证据证明回购义务方有不履行回购约定的倾向或行为。因此，绵阳众愈堂公司关于回购权未得到落实故有权不移交医保款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返还医疗保险基金返款共计人民币7139855.85元以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7139855.85元为本金计算基数，从2018年6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3848元，由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1778元，由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620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760元，由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1132元，由绵阳市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30628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审理中，绵阳正和祥公司撤回了其所提“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变更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未认定”的上诉理由。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的审理是否超出审理范围；二、《框架协议》所指向的当事人应如何认定；三、案涉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模式应如何认定以及《框架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四、潘伟是否应对医保款的返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案涉医保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应如何认定。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是否超出范围的问题。首先，从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来看，绵阳正和祥公司最初在一审起诉状中诉称其根据《框架协议》取得案涉资产所有权并进而有权获得经营案涉资产所获收益，并将《框架协议》作为证据提交，后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变更陈述为系依据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案涉资产所有权及其收益；而绵阳众愈堂公司抗辩及反诉认为绵阳正和祥公司取得案涉资产是源于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之间签订的《框架协议》等合同建立的资产置换股权合同关系，绵阳众愈堂公司是根据贵州正和祥公司的指示向绵阳正和祥公司移交的案涉资产，因贵州正和祥公司的违约行为故案涉资产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而绵阳正和祥公司关于案涉资产的权利义务又依附于贵州正和祥公司，故绵阳众愈堂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效力及于绵阳正和祥公司从而有权不向其移交案涉资产的收益即诉争医保款。双方当事人首先在绵阳正和祥公司是否系依据《框架协议》还是其他法律关系占有案涉资产并能否取得所有权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争议，因此，要审查案涉资产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绵阳众愈堂公司提出的先履行抗辩权是否成立，必然涉及对双方当事人各自赖以主张所有权的合同关系的性质、效力、履行情况等问题的审查，合同争议与本案直接相关；其次，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作为《框架协议》的当事人以及绵阳正和祥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一审法院把有关合同关系的争议归纳为审理的争议焦点之一提出异议，并对该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故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关系的争议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不存在超出审理范围的问题；再次，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绵阳众愈堂公司移交案涉资产系依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作出的履行行为，并认定《框架协议》合法有效以确认绵阳正和祥公司取得案涉资产的合法性，且认为绵阳众愈堂公司所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并判决支持诉争医保款的权属归属于绵阳正和祥公司，在实体上维护了绵阳正和祥公司的权益。即正是在对《框架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情况予以查明的基础上，一审法院最终支持了绵阳正和祥公司的相关主张、驳回了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反诉请求，故绵阳正和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超出了审理范围，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当事人认定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对《框架协议》中的“乙方”指贵州正和祥公司、“丙方”指陈卫星均无异议，对“甲方”（即被收购方）是指潘伟还是指绵阳众愈堂公司产生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全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甲方”应当指绵阳众愈堂公司。首先，潘伟是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伟在诉讼中认可其在“甲方”处签字系代表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绵阳众愈堂公司及潘伟在诉讼中均认可《框架协议》附件二约定的属于交易范围内的所有标的药店的资产所有权在签约当时均属于或已处分给绵阳众愈堂公司，且该附件二的名称明确表述为《绵阳众愈堂45家门店清单》，表明了45家门店归属于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含义。绵阳正和祥公司认为45家门店中有部分药店由潘伟个人实际控制，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无论45家门店中是否包含受潘伟个人实际控制的门店，在签订《框架协议》时已剥离于潘伟全部作为绵阳众愈堂公司名下资产拟注入绵阳正和祥公司，事实上在之后资产移交过程中潘伟亦未以门店由其个人控制为由阻碍协议履行；其次，在《框架协议》之后为履行《框架协议》签订的系列交易文件体现的被收购方主体均是绵阳众愈堂公司而非潘伟。（一)《会谈纪要》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对于资产移交、股份计算等内容作了进一步约定，其首部将签约主体中的“乙方”（即被收购方）之一明确记载为绵阳众愈堂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和潘伟在案涉资产所有权归属上的认知相符。《会谈纪要》首部的签约主体中的“甲方”记载为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陈卫星是贵州正和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卫星亦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确认，说明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对于交易对象的认知也是绵阳众愈堂公司而非潘伟。《会谈纪要》正文第一句即表述为“鉴于甲乙双方已签订股权投资框架协议”，更直接表达了这其中的“乙方”即绵阳众愈堂公司才是《框架协议》的签约一方的含义。（二）在履行移交资产过程中产生的交接文件如《众愈堂连锁有限公司门店库存商品清单》、《（众愈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租房情况及押金明细》、《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门店备用金清单》、《众愈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经营性费用预交清单》、《三方协议（对账函）》（“甲方”记载为绵阳众愈堂公司）以及结算文件如《众愈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净资产投入明细表》等文件名称或对签约主体的记载上，均体现的是绵阳众愈堂公司而非潘伟，所记载的药店均在《框架协议》附件二《绵阳众愈堂45家门店清单》范围内，进一步说明相关当事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认知绵阳众愈堂公司是履行约定的资产移交义务的主体，绵阳众愈堂公司才是《框架协议》的“甲方”；再次，虽然持股平台正和之景的合伙份额置放于潘伟名下，也不能证明潘伟是《框架协议》的当事人。《会谈纪要》载明贵州正和祥公司计算股权是给绵阳众愈堂公司等被并购方（即该纪要中的“乙方”）计算，不是给潘伟等被并购方的股东个人计算，表明贵州正和祥确认置换股权归属于绵阳众愈堂公司等被并购方而非潘伟等被并购方的股东个人。绵阳众愈堂公司已认可由其股东潘伟代为在持股平台即正和之景持有合伙份额并间接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的股权置换方式，且潘伟亦陈述系受贵州正和祥公司的安排采取该种方式，并认可系代绵阳众愈堂公司持有，因此绵阳众愈堂公司与潘伟之间在该合伙份额归属于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认知上是清晰的，不存在混同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的当事人为绵阳众愈堂公司、贵州正和祥公司、陈卫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模式如何认定以及《框架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首先，在《框架协议》的“鉴于”部分，开宗明义载明了乙方（即收购方）收购甲方（即被收购方）的标的药店并用股权置换；在《框架协议》的第二条“收购方式”部分，明确约定了新设一家接收标的药店资产的公司（也即甲方的资产并不交给乙方），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使该公司成为乙方的全资子公司，甲方成为乙方股东，并约定了甲方持有乙方股权份额的计算公式；在《框架协议》的第十一条“特别约定”部分，约定了有关股权回购的内容；在《会谈纪要》的文件名称及内容上也体现了收购方以股权置换被收购方资产及被收购方一定条件下有权要求收购方回购股权的意思表示。上述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易模式就是“资产置换股权”的模式且被收购方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回购权；其次，《框架协议》约定新设用于接收资产的公司是《框架协议》外的第三人，结合在之后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会谈纪要》在“鉴于”部分中“……需要将乙方（指绵阳众愈堂公司等3家公司）资产提前变更给甲方（指贵州正和祥公司）所有的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记载，以及第5条中“由于甲方要求乙方自2017年6月30日后就将乙方公司所有资产移交给了（甲方）贵州正和祥药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记载，以及在该会谈纪要签订前绵阳正和祥公司已经由贵州正和祥公司设立并100%持股的事实，表明即使《框架协议》中前后文对于由哪一方新设接收资产的公司有不同记载，但协议当事人在实际履行中已用履行行为确定为是由收购方贵州正和祥公司设立新公司（即绵阳正和祥公司）并指示被收购方将资产移交给新公司，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的方式。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在《会谈纪要》签订当日即作了资产移交，结合贵州正和祥公司在其后的2017年9月与被收购方代持股东签订的《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正和之景合伙协议、出资证明书、证明正和之景持股贵州正和祥公司的信用报告等证据，显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资产已交付给贵州正和祥公司指定的绵阳正和祥公司，绵阳众愈堂公司也取得了贵州正和祥公司以股权上提方式交付的由潘伟代持的间接股权，足以证明《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再次，本案《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置换股份数计算公式及净资产投入数计算公式、《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确认的被收购方月均销售额数据及被收购方代持股东的代持份额（包括在合伙企业的份额及在贵州正和祥公司的间接股权比例）、正和之景合伙协议记载的潘伟名下合伙份额等数据之间关系吻合，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能进一步印证绵阳众愈堂公司与贵州正和祥公司约定的是“资产置换股权”的交易模式，且也是按照该模式实际履行；最后，绵阳正和祥公司主张的事实买卖关系因缺乏证据支持，也不能成立。根据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关于药品、门店等资产的交接清单等证据，绵阳正和祥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所举出的《净资产投入明细表》中“资产投入总合计”的记载系根据前述交接情况所作的统计确认，并无证据佐证是绵阳正和祥公司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对资产对价的约定。绵阳正和祥公司无证据证明事前与潘伟就代缴出资款、承继支付绵阳众愈堂公司欠第三方货款以抵销资产收购款达成过合意，且在事后也未得到绵阳众愈堂公司以及潘伟的认可。结合《股权上提计算确认书》，潘伟签署合伙协议并获得合伙份额系相关当事人落实贵州正和祥公司交付上提股权的必经步骤，本质上仍是属于根据“资产置换股权”的交易模式而设立的民事行为，至于合伙企业的出资款通过何种方式缴付以实现潘伟名下代持的合伙份额，不影响从整体上对实际交易模式的认定。案涉交易资产价值上千万元，如果是资产买卖关系，买卖双方却没有签订包含标的物、价款、履行方式等买卖合同基本要素的书面合同，有悖常理，绵阳正和祥公司也没有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且双方已完成资产置换股权的交割，与查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潘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依照担保法第六条对保证的定义，要构成保证，一是要由保证人和债权人对保证责任进行约定，二是要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本案中，首先绵阳正和祥公司未参与《会议纪要》的签署，潘伟和绵阳正和祥公司之间并无关于保证责任的约定；其次《会议纪要》中关于具体返款金额的记载内容为“……众愈堂原股东保证将……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在本会议纪要签订的当日，……众愈堂先返还300万……”，明确了返款责任主体是绵阳众愈堂公司，但并无关于当绵阳众愈堂公司不能返还时由潘伟返还的内容。因此，《会议纪要》中“……众愈堂原股东保证将……医保款返还给绵阳正和祥”的表述，是公司股东对于其执行公司事务的一种承诺，非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故绵阳正和祥公司以《会议纪要》中提及了“保证”二字即主张潘伟承担保证责任，因缺乏前述两个要素而不能成立。绵阳正和祥公司另主张因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构成财务混同故应对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构成混同。首先，相关医保局支付给绵阳众愈堂公司的医保款虽部分返还至潘伟名下的账户，但该账户是绵阳众愈堂公司向医保局申请报备的接收医保款的备案账户并获得医保局认可，绵阳众愈堂公司与潘伟在该账户接收的医保款归属于公司的认知上并无分歧；其次，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股东与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要满足主客观构成要件。当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有限责任情形、债权人受到的损害已达严重程度、股东滥用行为与债权人债权无法实现之间有因果关系时，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仅凭潘伟名下账户有代收代付部分医保款的事实，不足以认定潘伟与绵阳众愈堂公司之间构成人格混同。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潘伟不应对案涉医保款的返还事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诉争医保款的利息起算点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由于绵阳正和祥公司和绵阳众愈堂公司未约定诉争款项的支付期限，一审法院根据2018年5月30日《会议纪要》中潘伟作为绵阳众愈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作“剩余医保款在一周内返还完毕”的支付期限意思表示，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确定从2018年6月7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绵阳正和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779元，由上诉人绵阳正和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维 审判员 田 苑 审判员 于红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龚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