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08行终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林，男，1926年3月26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委托代理人郎子君，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洪双，男，1965年9月2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榆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王瑞群，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车俊明，通榆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志宇，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振兴，县长。 委托代理人段清泉，通榆县司法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李兵，通榆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忠林因与被上诉人通榆县人民政府、通榆县民政局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2019）吉0822行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忠林的委托代理人郎子君、李洪双，被上诉人通榆县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车俊明、王志宇以及通榆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段清泉、李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忠林，1926年3月26日出生，1949年入伍，属于解放时期复员军人，户籍地为吉林省××县，现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儿子李洪双一起生活。李忠林于1991年1月1日被通榆县民政局批准享受在乡复员军人（解放时期）优抚对象待遇。通榆县民政局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自1991起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金。2012年以前，该优抚金由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拨款到乡镇民政办账户后，由乡镇民政办负责发放；2013年1月后，该优抚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按季度拨款到原告李忠林的农村信用联社账户中。1991-2017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共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优抚金106515元。 2016-2018年，原告李忠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补偿式救助”方式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低保金，2016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580元，2017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638元，2018年发放的低保金为1798.98元，李忠林收款卡号为×××。 2017-2018年，原告李忠林享受高龄补贴待遇，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于2018年2月5日向原告李忠林发放了2017年度的高龄津贴1200元，于2018年12月18日发放了2018年度的高龄津贴1200元。 原告李忠林属于1949年入伍的解放时期复员军人，解放时期复员军人优抚金高于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原告李忠林不符合参战、参试人员条件。 2019年4月26日，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被告通榆县民政局依法为其发放2007-2018年的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42770元，补齐2017-2018年的高龄津贴2400元，补齐低保金6957元；2019年5月15日，被告通榆县民政局向原告李忠林作出李忠林低保金及高龄津贴发放的情况说明，对参战、参试待遇问题、高龄津贴及低保金发放情况作出了说明，后原告李忠林向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原告李忠林的行政复议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民发［2000］133号）规定：“对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其抚恤或补助金，按标准最高的一种发给。”《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民发［2007］99号）规定：“参战人员为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为抵御外来侵略、完成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武力打击或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从军队退役的人员。”原告李忠林作为1949年入伍的解放时期复员军人，其优抚金高于文件规定的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且其不符合文件规定的参战、参试人员条件，故通榆县民政局未向其发放参战、参试人员优抚金的行为合法，原审法院应予支持。《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差式救助的意见》（吉民发［2015］26号）、《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吉民发［2016］19号）中明确规定“补差式救助”方式（农村低保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收入），2016-2018年通榆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2400元／人／年、3200元／人／年、3600元／人／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原告李忠林应获取的赡养费等相关因素，酌定2016-2018年分别向其发放1580元、1638元、1798.98元低保金的行为，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017-2018年的高龄津贴发放情况，原告李忠林存在自认情形，故原告李忠林关于高龄津贴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李忠林1991年被通榆县民政局批准享受在乡复员军人（解放时期）优抚对象待遇，1991-2017年，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根据相关文件标准，已如数发放。原告李忠林认为被告通榆县民政局未足额发放该项优抚金，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原告李忠林关于优抚金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通榆县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应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原告李忠林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忠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忠林负担。 李忠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的判决，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违背最低限度的公序良俗，通榆县民政局克扣上诉人李忠林老人的农村低保金应按国家标准，给予上诉人足额发放。1.于理，基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基础事实，一审裁判有违最基本的公序良俗。通榆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6年2400元、2017年3200元、2018年3600元，而通榆县民政局给上诉人发改为2016年1580元、2017年1638元、2018年1798.38元。2016年上诉人已是91岁高龄，每增长一岁医疗支出都将成倍增长。2017年，为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了600元，但上诉人所领取仅增长了58元！2018年，较2016年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已增长了1200元时，上诉人所领取仅增长了218.98元，仅是已实施法定增长的零头。且不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仅是基于人性最起码的良知和温情，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上述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在国家法定增长1200元，一位93岁高龄的老红军，仅拿到218.98元时，面对通榆县民政局的“酌定”,一审法院认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这份冷漠到丧失人性最基本温度的判决，应予撤销。2、于法，中共通榆县委通榆县人民政府2019-03-27发布的《通榆县城乡贫困家庭收入评估测算办法》解读，第六条第三项属于“支出型”贫困家庭（指因病导致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较大，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的，不计算赡养费。上诉人的四个子女均已70岁高龄，不仅再无工作能力，自身均承担着大额的医疗支出，通榆县民政局在向一位已经95岁高龄的老人发放低保金的时候，还要扣除这位95岁老红军的家庭收入，且不说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该“支出型”贫困家庭不应计算赡养费。即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作为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百姓父母官，在法律明确给出“酌定”情形的时候，不仅不就客观情形给百姓以温情行政，反而在国家已经给予1200元增长的时候克扣千元，让依靠低保金才得以生存的95岁老人仅得到218.98元。作为本应依法行政、体察民生疾苦的基层民政部门，在95岁高龄老人的低保金发放中有如此赤裸的违法克扣行为。一审法院在充分确实上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仍认定通榆县民政局违法、冷漠、残暴行政的行为合理合法，既是有违居中裁判的法定职责，也有违法律应保障最低线道德的基本职业素养，据此所作判决应予撤销。二、通榆县人民政府与2019年10月30日作出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诉人李忠林不符合参战人员补助金发放对象条件且低保金及高龄津贴通榆县民政局已足额发放为由，驳回了上诉人李忠林的复议申请。在通榆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6年2400元，通榆县民政局仅给上诉人发放1580元、2017年为3200元上诉人仅领取1638元、2018年为3600元上诉人仅领取1798.98元。2016年上诉人已是91岁高龄，每增长一岁医疗支出都将成倍增长。其子女也均是高龄老人，每增长一岁赡养能力也更下降很多。可就在这样的基础事实面前，上诉人所领取的保证金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至2018年，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金已增长了1200元时，上诉人所领取到的却仅增长了218.98元。通榆县人民政府一边发布各类政策解读，以体恤民生为名，一边又视下属执行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于不顾。通榆县民政局违法克扣一位93岁高龄老红军的低保金事实如此清楚，通榆县人民政府不仅不予惩治不当到近似残暴的行政行为，反而视百姓疾苦于不顾。一审法院应判定其未尽合法义务而做出的通政复决字（20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应予撤销。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证据均不予认定，仅依据被告主张作出判决，有违居中裁判原则，所做判决应予撤销。在上诉人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领取2007年至2018年的参战、参试人员补助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对上诉人所领取高额津贴应以2400元标准发放，而非1200元的证据，以所示文件无官方文号为由不予认定。上诉人作为寻常百姓，对于政府及行政部门发布文件确没有能力提供完整官方版本，但在其已经提供充分依据，理应由被上诉人提供其合法行政依据，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举证不利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显示有违行政诉讼案件中的举证原则。通榆县民政局未依法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致使上诉人1991年至2017年没能足额领取的优抚待遇，一审法院既未对其法律依据给予审查，也未就其算法予以核实，致使上诉人合法权益未能得到保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既未对全案事实予以查实，也未对上诉人所提供证据予以审查，基于已经查明的部分事实，仍作出有违公序良俗，有违法律规定的不当判决。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让一位曾为民主、公平、公正浴血奋战的退伍军人感受到已迎来了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也让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能在历经饥寒交迫才迎来的太平盛世里，依靠国家的政策，政府的体恤，民政的守护而温饱其已不再长久的余生。 通榆县民政局辩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如下，我局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建议二审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关于上诉人上诉状陈述未足额发放低保金的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陈述未足额发放低保金，我局认为系上诉人误解文件未充分解读低保政策。根据《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文件要求低保金属于差额式救助非全额发放。另据《通榆县城乡贫困家庭收入评估测算办法（暂行）》第六条、七条规定了家庭收入组成及测算，本案中上诉人有四个子女，最大的63岁，最小的58岁，且上诉人子女赡养义务人不存在重大疾病残疾及低保特困家庭的情形，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赡养义务并支付赡养费。上诉有四个子女，2016-2018年赡养费应收入2400元/年，扣除赡养费后，我局已经足额发放，不存在发放不足情况。第二，未发参战人员补助问题。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规定，“对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其抚恤或补助金按标准最高的一种发给。”李忠林是解放时期复员军人，自1991年起已享受在乡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现标准为15382元每/年，参战退役人员现标准为7200元每/年，且民发〔2009〕99号文件明确规定参加人员为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为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统一参战人员，享受待遇认定的优抚对象中不包括解放时期的复员军人。第三，关于高龄津贴问题，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放高龄老人生活津贴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10〕148号文件规定，发放标准，“90至99周岁的城乡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少于100元的生活津贴。”且上诉人在原审诉状的陈述已经自认收到了2017年2018年高龄津贴共计2400元，同时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银行账户流水，也可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全额发放高龄津贴。第四，关于优抚金问题，通过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说明已经能够证实上诉人的1991年至2017年优抚金发放到位。同时原告关于确认1991年至2017年发放优抚金违法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后，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行政行为违法，但开庭至今，上诉人没有就自己的各项诉求出示确凿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而我局针对原告的诉求已经出示完整的证据文件来证明行政行为合法，且经过一审庭审质证，在此希望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代理人能够仔细研读国家政策文件，不要在未理解国家政策情况下盲目的浪费国家宝贵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综上，我局在给上诉人发放各种补贴过程中依法依规，不存在违法行为，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通榆县人民政府辩称，同原审一致。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所要求被上诉人履行的义务，被上诉人已经按相关文件及政策发放到位，不仅有相关证据，同时也有上诉人的自认，到目前为止，上诉人的优抚金、低保金、高龄津贴均已足额发放。特别是优抚金，经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证实，2012年前，由民政部门直接拨款到乡镇民政账户，由乡镇民政办负责发放，自2013年至今，以按季度拨款到农村信用社，再由信用社拨款到本人账户。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李忠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莹 审判员 王天立 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