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5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仁勇，男，196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海清，女，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飞，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远（与毛国珍生前系夫妻关系），女，197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松，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瑞虎，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刘仁勇、程海清因与被上诉人邹远、樊瑞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5日作出（2017）鄂0606民初257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刘仁勇、程海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鄂06民终345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018年8月31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06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毛国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鄂06民终356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019年11月22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06民初825号民事判决，刘仁勇、程海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仁勇及其与程海清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飞，被上诉人邹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松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仁勇、程海清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6民初82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邹远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毛国珍提供的《借款承诺》复印件，真实性不能认定，且系樊瑞虎本人书写，借款人落款为樊瑞虎，表明借款人是樊瑞虎，复印件中的“本人”确定无疑是指樊瑞虎，樊瑞虎借款、还款的内容非常明确，没有任何歧义。因此，借贷双方的主体系毛国珍和樊瑞虎，与刘仁勇无任何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上诉人刘仁勇在《借款承诺》上的签字无论是否真实，连保证人都不能认定或推定，如何能认定为借款人呢？因此，以《借款承诺》复印件的名字认定刘仁勇系借款人和借款事实完全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认定毛国珍生前与刘仁勇的借款事实存在，借款关系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借款承诺》系复印件，无原件进行比对。该复印件上“刘仁勇”的签名以及落款时间是套复上的，刘仁勇在《借款承诺》原件上没有签名。其次，毛国珍起诉时虚构了有“刘仁勇”签名的《借款承诺》复印件，其庭审中多次提到出借对象是樊瑞虎，但对其与樊瑞虎之间的借款事实又拒绝如实陈述，其对还款的事实也有隐瞒。综合双方举证情况，结合被上诉人邹远一系列不合理的陈述、虚构事实、隐瞒关键证据、隐瞒借款人樊瑞虎还款的事实等情况，本案的借款人樊瑞虎已还清借款，收回借条、《借款合同》、《借款承诺》的情形是存在的，而且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比较双方举证、陈述，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所举证据比邹远所陈述的事实、证据更具有合理性、更符合客观事实，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更符合一般的社会交易规则。另外，邹远的举证并未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反，通过被上诉人的举证及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反而证实了借款人系樊瑞虎，并且樊瑞虎已还款，且毛国珍亦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严重错误。3.被上诉人邹远称其与樊瑞虎的转账有其他业务往来，所提交的李庆丰、王俊和樊瑞虎的欠条复印件完全与本案无关。证据和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根本不能证实任何事实。4.本案被上诉人邹远涉嫌虚假诉讼以谋取不当利益。通过上述分析，邹远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原件，提交的《借款承诺》复印件存在伪造的可能，庭审中对借款的事实不能正面、明确、如实的陈述，对借款人樊瑞虎的还款行为、还款金额刻意隐瞒、对持有的与樊瑞虎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条证据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案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高度可能性。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邹远并无证据证实其与刘仁勇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令二上诉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邹远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刘仁勇在《借款承诺书》上借款人处签字表明其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2.本案出借款项由刘仁勇收取且其有还款20000元的事实。3.对本案借款程海清知晓，且通过程海清账户实际还款20000元，足以说明本案属于刘仁勇与程海清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被上诉人邹远与刘仁勇和程海清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樊瑞虎未提交答辩意见。邹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仁勇、程海清、樊瑞虎立即清偿借款人民币500000元整及利息（以500000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5月30日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及违约金150000元；2.诉讼费用由刘仁勇、程海清、樊瑞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30日，刘仁勇、樊瑞虎出具借款承诺1份（提供的复印件），载明“今借到毛国珍人民币现金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此借款约定于一年内还清此款（即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5月29日止。如有违约逾期未还，本人自愿为出借人毛国珍支付日2%及借款总额60%的违约金。借款人樊瑞虎420600197211200014、（下行）刘仁勇签名（下行）2014年5月30日”。当日毛国珍通过工商银行向刘仁勇账户汇入人民币500000元。2014年5月31日，刘仁勇通过银行转帐樊瑞虎480000元；2014年7月5日，刘仁勇之妻程海清向毛国珍银行转帐20000元。后毛国珍找刘仁勇索要借款，刘仁勇以借款与己无关及樊瑞虎无法联系为由否认借款，双方产生纠纷并导致诉讼。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1.刘仁勇与毛国珍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2.樊瑞虎是否已向毛国珍还利息120000元。针对第一个焦点，邹远虽没能提交《借款承诺》原件，但提交了毛国珍于2014年5月30日通过工商银行向刘仁勇账户汇入人民币500000元的凭据。2014年7月5日程海清通过建设银行给毛国珍转款20000元的凭据。刘仁勇主张其仅为毛国珍和樊瑞虎借款的中间人，否认本人借款事实，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综合两份转款凭据、《借款承诺》上“刘仁勇”签字的真实性，以及双方当事人因此事发生打斗并报警等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对毛国珍与刘仁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成立予以认定。对刘仁勇主张的借款中间人的事实，认定为该事实不存在。针对第二个焦点，刘仁勇主张樊瑞虎已向毛国珍支付120000元利息的事实，提交2015年9月23日录音资料，并申请法院调取了2014年7月5日至2015年9月21日期间樊瑞虎向毛国珍转款银行记录共计410500元。对录音资料，邹远认可其真实性。对银行转款邹远对此证据称是其中有其他他业务往来帐，并提交了李庆丰、王俊的证人证言、樊瑞虎欠条（复印件）为据。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银行转帐记录存在樊瑞虎的还款，亦有樊瑞虎与毛国珍的其他业务往来，但对于其他业务往来的具体金额，邹远的证据不足以明确，再结合双方对录音资料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樊瑞虎已按月息4分的标准向毛国珍支付借款利息共计120000元。结合上述争议焦点的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樊瑞虎、刘仁勇共同向毛国珍借款事实成立。邹远作为毛国珍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要求樊瑞虎、刘仁勇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理由成立，且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在《还款承诺》中没有书面约定借期内利息，但经查明，借期内樊瑞虎、刘仁勇均实际支付了利息，视为双方对借期内有利息约定，但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由于樊瑞虎、刘仁勇支付利息的时间与金额无规律可循，一审法院根据银行流水中显示的刘仁勇、樊瑞虎与毛国珍的转帐往来时间段，按年利率36%核算，自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利息为90000元，超出的50000元应冲抵本金。故刘仁勇、樊瑞虎尚欠邹远本金450000元。剩余借期内的利息，应以本金4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邹远另要求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及违约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邹远选择一并主张，对于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涉诉借款发生在刘仁勇与程海清婚姻存续期间，且程海清对该借款及双方的纠纷均知晓，故邹远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程海清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刘仁勇辩称其与毛国珍不存在借贷关系，与查明事实不符，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事由，不予采纳；其他抗辩事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樊瑞虎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刘仁勇、樊瑞虎、程海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邹远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00元，并以本金人民币4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二、驳回邹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5元，由刘仁勇、程海清、樊瑞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有如下争议：毛国珍与樊瑞虎之间是否签订有书面的《借款合同》；《借款承诺》原件上是否有刘仁勇的签名，该原件是出借人拒不提供还是无法提供；案涉借款的还款情况。现综合当事人举证以及询问情况，逐一评判如下：关于毛国珍与樊瑞虎之间是否签订有书面的《借款合同》。刘仁勇主张毛国珍生前与樊瑞虎之间签订有书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上其署名为“中间人刘仁勇”，《借款合同》一式两份，毛国珍和樊瑞虎各自持有一份。该证据因对毛国珍不利，所以毛国珍拒不提供。毛国珍生前以及邹远均不认可该说法。本院认为，2015年9月23日，在政协有关领导主持下，刘仁勇与毛国珍曾就本案进行过一次调解，刘仁勇将调解内容录音后作为证据提交。在该录音中，刘仁勇一直要求毛国珍将《借款合同》原件拿出来，毛国珍说“你要说有合同，你把合同拿出来，我这是没有合同，就是口头协议（利息为月息四分）”。从该证据可以反映毛国珍生前否认签订有书面《借款合同》的事实，况且樊瑞虎现又下落不明，樊瑞虎手中是否有《借款合同》原件也不清楚。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刘仁勇主张存在《借款合同》原件，无法认定。关于《借款承诺》原件上是否有刘仁勇的签名，该原件是出借人拒不提供还是无法提供。刘仁勇主张《借款承诺》原件上仅有樊瑞虎一人签名，自己没有签名。毛国珍现提供的复印件是将《借款合同》原件上“刘仁勇”的签名和时间套复上去的。毛国珍持有的《借款承诺》原件没有丢失，只是对其不利，所以其不提交。毛国珍生前以及邹远则称：2015年9月23日，刘仁勇和毛国珍调解当天，毛国珍被他人殴打，当场昏迷，过几天发现当时携带的《借款承诺》原件不见了。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本案时，毛国珍当庭提交了该《借款承诺》复印件，当时的庭审记录如下：“审：老刘，这下面“刘仁勇”的签字是你签的吧？刘：是我签的，作为中间人签的。”该笔录经刘仁勇签字确认。通过该庭审笔录，可以认定刘仁勇最初对《借款承诺》复印件上自己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只是对自己是作为中间人还是借款人的身份签名有异议，而且当初刘仁勇也没有主张自己签名和时间是套复上去的。既然刘仁勇对该复印件的内容、签名以及落款时间均没有异议，所以该复印件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刘仁勇现提出其签名和时间系从《借款合同》原件上套复上去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毛国珍无法提供证据原件的原因，现双方各执一词。关于毛国珍为何不提供证据原件，刘仁勇有不同说法，有称原件有部分是套复的，对毛国珍不利；有称借款不排除已还清，原件被樊瑞虎收回等等。其前一种说法本院已作了评析，不予采信，后一种说法本院结合稍后所查证的还款事实综合分析认定。关于案涉借款的还款情况。刘仁勇主张樊瑞虎共计还款460500元，其中包括毛国珍在录音中自认的樊瑞虎还利息120000元；通过程海清还的20000元利息，法院调取的从樊瑞虎账户转至毛国珍账户的320500元。毛国珍生前只认可还利息20000元，主张樊瑞虎在案涉借款外还曾向其两次借款250000元，还欠自己148000元的窗帘款，自己账户收到的款项是偿还上述款项，与本案还款无关。本院认为，首先，毛国珍与刘仁勇自2015年6月以来就多次因案涉借款发生冲突，2015年6月，毛国珍因借款追索无果扣押了刘仁勇的车辆。2015年9月，双方经他人主持调解，当时双方还曾就还款数额和还款方式在进行协商，由此也间接说明了当时借款尚没有还清。2017年3月13日，毛国珍再次与刘仁勇协商，毛国珍提交一份双方的通话录音，刘仁勇对该录音质证意见为：“话是我说的，但我的话还没说完，是原告约我去调解，但我并没有承认借款。”录音内容显示刘仁勇同意还500000元，让毛国珍放弃利息。综合以上双方多次协商调解情况来看，案涉款项没有还清的事实可以确认。其次，毛国珍以及邹远诉讼中主张其账户收到的款项，不是还案涉借款。对此，其也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转款凭证以及其持有的欠条复印件等，上述证据表明樊瑞虎和毛国珍生前确实也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在樊瑞虎本人未到庭的情况下，不宜将毛国珍账户内收到的款项认定为本案的还款。一审法院根据刘仁勇提交的通话录音，以毛国珍的自认以及程海清偿还的20000元，认定樊瑞虎共还款140000元，邹远也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通过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邹远主张樊瑞虎和刘仁勇共同向其借款，现双方对樊瑞虎系借款人的事实不持异议，有争议的是刘仁勇是否是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即毛国珍生前与刘仁勇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关系。通过庭审查证，樊瑞虎和刘仁勇共同出具了《借款承诺》，虽系复印件，在排除借款还清，原件被收回的可能性后，该复印件等同于原件。《借款承诺》系樊瑞虎本人书写，樊瑞虎本人作为借款人署名，刘仁勇在樊瑞虎名字下方署名，未具名其身份。毛国珍出借款项时，不认识樊瑞虎，通过刘仁勇介绍，出于对刘仁勇的信任其才出借。毛国珍交付借款，也不是直接转至樊瑞虎账户，而是直接转至刘仁勇账户，后来程海清还按约定的月息4分支付了20000元的利息。在双方数次调解过程中，刘仁勇也屡次作出了还款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事实，即使《借款承诺》不能直接认定刘仁勇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刘仁勇对于案涉款项转至自己账户、通过程海清账户转20000元利息以及调解时同意还款的原因，无法作出让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此，综合比较各方所举证据，毛国珍的举证具有证据优势。一审法院认定毛国珍与刘仁勇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令刘仁勇、程海清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仁勇、程海清上诉称刘仁勇与毛国珍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本案涉嫌虚假诉讼，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仁勇、程海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45元，由刘仁勇、程海清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