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4刑终61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少庭，男，1967年7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泰，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丛文，男，1981年7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初中文化，经商，广东省五华县*******岭背人，住中山市*******************，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魏新民，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范育璇，广东世纪华人（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达明，男，1957年2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圩镇旺角半山苑A栋1002房，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梁英英,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远中，男，1970年8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系五华县潭下镇人大代表，住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梁远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郭龙军，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文波，男，1982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中专文化，经商，住广东省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黄长云，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静芬，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邱运良，男，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系五华县*******岭背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住广东省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许喜春，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田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伟科，男，1974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系广东省五华县*******岭背人，户籍所在地深圳市龙岗区******，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徐璐，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达良，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8月16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方辉，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汉明，男，1968年10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中山市**************，因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廖秀妮，广东诚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定良，男，1970年9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2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何诗，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远科，男，1976年7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柏工业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2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吴盛锋，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汉辉，男，1970年3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小学文化，住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派出所巡防宿舍，因本案于2019年7月2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杨维志，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伯生，男，1974年6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北台社区*******，因本案于2019年7月2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巫集德，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德明，男，1975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中山市***************，因本案于2019年7月2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转为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刘开柏，广东穗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展标，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小学文化，住广州市增城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张萍，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辩护人李佳玮，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赵波，曾用名丘超波，男，1983年12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陈思玮，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炎忠，男，1974年7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岭背，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黄璐婷,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汉中，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系中山市石岐区迎阳社区员工，住中山市石岐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刘惠君，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立科，男，1979年10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系深圳市东部公交公司工人，住深圳市龙岗区坪地山塘尾8巷12号302，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郑学敏,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云辉，男，1972年5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系深圳市盐田区普洛斯物流园区员工，住深圳市盐田区永安社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王令仪,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国辉，男，1976年3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在深圳市经营汽车修理，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3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栗丹丹,广东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胜标，男，1966年9月13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初中文化，住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8月15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郑誉，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玉灵，绰号“玉米”，男，1971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初中文化，住五华县*******岭背，因本案于2019年8月16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李旭强，广东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红波，曾用名丘云锋，男，1981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住五华县******，因本案于2019年8月6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郑茂宏，广东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雄辉，男，1972年8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五华县*******岭背，住东莞市*********瑞星运输有限公司，因本案于2019年8月7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决定，2019年12月26日由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广东省五华县看守所。辩护人黄思玲,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梅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锋，男，1976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汉族，中专文化，经商，住湖南省隆回县************，因本案于2019年6月17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2020年1月8日被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在家。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男，1961年8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住五华县******，因本案于2019年8月8日被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转为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在家。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丘少庭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被告人丘丛文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被告人丘达明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丘远中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被告人丘文波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邱运良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丘伟科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达良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汉明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定良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远科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汉辉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伯生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曾锋犯敲诈勒索罪、被告人丘德明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展标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赵波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炎忠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汉中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立科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云辉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国辉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胜标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玉灵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丘红波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丘雄辉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孔森尧犯非法采矿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粤1424刑初33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邱运良、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伯生、丘德明、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曾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了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邱运良、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伯生、丘德明、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曾锋，并听取各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5年2月8日、2015年4月27日五华县*************民小组与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鑫隆公司在大岭背片矿山进行开采瓷土，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0年，总山租款448万多元，两个合同均还约定每五年缴交一次山租款及由鑫隆公司捐款5万元用于公益事业、维修水泥路等事项。鑫隆公司按约定支付了两个合同首期山租款合计34.9万元。2015年10月，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借“维权”之名，非法成立了“大岭新村青年委员会”(又称“外出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委会”)，由被告人丘丛文担任会长，被告人丘德明、丘伟科(兼任出纳)等为副会长，被告人丘文波为秘书长，被告人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及丘远达(另案处理)等20多人为成员，建立了“青委会”微信群，并开设相关的账户作为经费保障。同时，为操控大岭背片的各项事务，达到脱离柏洋村管理的目的，2016年2月间，在“青委会”的操纵下非法成立先后由被告人丘远中、邱运良任村长，被告人丘胜标、丘玉灵、丘达良为委员的“大岭背村村委会”，建立了大岭背村务平台。以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犯罪集团，采取微信群商议和集中开会商议等方式，由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提议，被告人丘伟科、丘德明、丘文波、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等人积极参与商议和表决；被告人丘达明虽不是“青委会”的成员，但积极参加“青委会”组织的聚会，积极为“青委会”出谋划策并附和及拥护“青委会”的决定；被告人丘远中、邱运良、丘胜标、丘玉灵等人对“青委会”作出的决定积极配合执行，从而实施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非法采矿一系列的犯罪活动。2019年1月，“青委会”成员在惠州进行分赃，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以特别贡献奖为名分得9万元;被告人丘汉明以得力成员为名分得1万元;被告人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丘伯生以积极执行为名各分得8000元;被告人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以主要参与为名各分得6000元;被告人丘红波、丘汉中、丘展标和丘远达以参议成员为名各分得3000元。具体分述如下:一、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等人以大岭背片三个村民小组与鑫隆公司签订的两个山地租赁合同未经全体村民表决、山租太低等为由，经“青委会”全体成员的商议和决定，由被告人丘丛文负责起草《联络函》，要求鑫隆公司谈判。在鑫隆公司未予理会的情况下，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提议由时任“村长”的被告人丘远中组织大岭背村民到矿山采取拦路或种树等软暴力的方式对鑫隆公司多次进行阻挠施工，被告人丘伟科、丘德明、丘文波、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丘达明、丘达良、丘展标、丘胜标、丘玉灵都参与了决议或积极附和。鑫隆公司为了采矿作业正常进行，被迫在2016年5月3日与“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谈判并签订了《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定每五年交一次的山租款定为450万元，并在两年内分三期缴清;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约两公里的道路扩宽至6米，由被告人丘汉明回村参与监督;把第一期已支付的34.9万元作为对大岭背村的捐款。期间，被告人丘远中等人还在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的指挥下，多次以鑫隆公司未及时缴交山租款为由进行阻挠施工。鑫隆公司被迫履行了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后“青委会”从鑫隆公司缴交的山租款中，按大岭背人口计算每人分配得3800元的分红，并强行抽取90万元作为“青委会”的经费。经五华县******认定，金石村至柏洋村大岭背道路硬底化扩建、道路边坡挖土石方、挡土墙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人民币1626920元。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一：2017年11月间，“大岭背村”计划在圆栋山(地名)上建自来水蓄水池，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组织“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相关成员经微信群及开会商议，提出由鑫隆公司及辉煌木业公司出资兴建。在要求被拒后，“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以鑫隆公司施工破坏了两个祖坟的风水为由，采取阻挠施工的方式要求鑫隆公司支付每座30万元的迁坟费用，后因鑫隆公司资金困难，经“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再次商议，由时任“村长”的被告人邱运良负责跟进、被告人丘少庭负责监督，由鑫隆公司挖自来水池，抵对其中一座的迁坟费用。鑫隆公司为了正常运转，被迫将自来水池挖好。经五华县******认定，五华县*******岭背圆栋山的自来水蓄水池挖土方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人民币19115.91元。三、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二：2016年2月至4月间，鑫隆公司因经常被村民阻挠施工，被害人陈国根代表鑫隆公司找被告人丘少庭和丘丛文帮忙解决，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鑫隆公司索要保护费。为掩人耳目，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委托被告人曾锋出面收款。2016年4月17日，被告人曾锋在其惠州经营的茶庄，收取了陈国根交给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的30万元。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各分得15万元。案发后，被告人曾锋的家属代为退还了被敲诈勒索的30万元。四、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2019年4月间，“青委会”以被害人蓝某1经营的大岭背水电站长期霸占大岭背片水利资源、土地及近两年水电站未上交大岭背片电费为由，要求蓝某1给予大岭背经济补偿。在要求被拒后，被告人丘丛文编辑好攻击蓝某1的横幅内容后发送给被告人丘文波，由丘文波制作白底黑字的横幅共8条，由被告人丘玉灵、丘达明到大岭背村内悬挂，对蓝某1进行攻击和诋毁。同时被告人丘丛文在大岭背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多条污蔑、控告蓝某1是村霸的不实文章，并要求“青委会”成员及大岭背村民转发至朋友圈进行宣传，对蓝某1造成严重影响。后被告人丘少庭、邱运良还雇佣人员在水电站引水道上游砌墙拦截水道，影响电站的正常发电。五、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为控制大岭背的自然资源，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组织“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成员经开会商议，决定将潭下镇柏洋村潭下河支流柏洋水大岭背片的河砂资源进行对外承包，并发布了公告。被告人孔森尧得知后，于2017年6月11日以18000元每年的价格与时任“村长”的被告人丘远中等人签订了河砂开采承包合同。致使被告人孔森尧在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于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间，利用铲车进行非法采砂并将河砂运至其家附近的六个堆砂点堆放。经广东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检测，孔森尧家附近的六堆砂堆未筛选河砂量合计1463立方米，砂堆平均筛砂率为85.71%，经筛选后折合建设用砂1254立方米。经五华县******认定，孔森尧家附近的六堆砂堆未筛选河砂1463立方米本地市场价格为人民币140448元。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以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恶势力犯罪集团，借“维权”之名义，操纵非法成立“大岭背村村委会”，期间采用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采矿区、途经道路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方式迫使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改变合同履行方式等手段，造成该公司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又借机勒索该公司财物，数额巨大；还采用制作、悬挂横幅标语、网络攻击进行软暴力滋事和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进行非法采砂，其两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丘文波、丘达明、丘玉灵积极参与或附和强迫交易犯罪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和积极参与软暴力滋事犯罪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丘远中积极附和强迫交易犯罪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和积极参与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邱运良积极参与敲诈勒索鑫隆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又积极参与软暴力滋事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丘汉明积极参与强迫交易犯罪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及被告人丘伟科、丘达良、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伯生、丘德明、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红波、丘雄辉参与或附和强迫交易犯罪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曾锋协助他人收取勒索款项，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孔森尧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进行非法采砂，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公诉机关的以上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第一大项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犯罪事实中第1项事实，认为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追究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伯生、丘德明、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的刑事责任。从现有证据看，以上被告人的行为仅是通过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采矿区、途经道路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方式迫使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增加合同数额、改变合同履行方式等手段，造成该公司重大损失，应以强迫交易罪论处为宜，故对指控敲诈勒索罪不予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第一大项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事实中第3项事实，认为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追究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的刑事责任。从现有证据看，各被告人是借祖坟为由勒索财物目的明显，最终造成鑫隆公司挖水池抵偿的损失，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为宜，对指控强迫交易罪不予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丘远中犯寻衅滋事罪，从现有证据看，因被告人丘远中当时已退出“大岭背村委”，在该事件发生过程中未有具体违法行为，对该项指控罪名，不予支持。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属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丘文波、丘伟科、丘汉明、丘远中、邱运良、丘达明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丘德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达良、丘红波、丘雄辉、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在集团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但本案被告人曾锋、孔森尧不是该犯罪集团人员，只是被该集团人员临时纠集参与犯罪活动，应按照其分别参与的犯罪活动进行处罚；且被告人曾锋在与被告人丘少庭、丘丛文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达良、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孔森尧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丘丛文、丘文波、丘远中、丘伟科、丘汉明、邱运良、曾锋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丘达明能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丘德明、丘玉灵在公安机关侦查案件过程中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丘远中、丘德明、丘汉明、丘红波、丘达良、丘伟科、曾锋得到被害人鑫隆公司的刑事谅解书，被告人丘德明、丘玉灵、丘汉明得到被害人潭下镇柏洋村党支部、村委蓝某1的求情书；被告人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曾锋均能积极退赃，对以上情节均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丘少庭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70000元。二、被告人丘丛文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60000元。三、被告人丘文波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80000元。四、被告人丘达明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0元。五、被告人丘伟科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六、被告人丘远中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70000元。七、被告人丘汉明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八、被告人丘玉灵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九、被告人邱运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十、被告人丘达良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十一、被告人丘定良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十二、被告人丘远科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十三、被告人丘汉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四、被告人丘伯生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五、被告人丘展标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六、被告人丘赵波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七、被告人丘炎忠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八、被告人丘汉中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十九、被告人丘立科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被告人丘云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一、被告人丘国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二、被告人丘胜标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三、被告人丘红波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四、被告人丘雄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五、被告人丘德明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二十六、被告人曾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二十七、被告人孔森尧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二十八、被告人退赃款664000元及冻结款696058.03元合计1360058.03元，待本判决生效后由五华县公安局迳行发还被害单位鑫隆公司。二十九、随案移交的手机16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他物品随案佐证。上诉人丘少庭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敲诈勒索30万元不合理。相关证人证言及录音都没有证明其和其他当事人要30万元保护费的事实，也没有录音、录像证明其在场，收取30万元和分赃15万元的认定，没有交易流水记录，也没有收据、收条等证据证实；而丘丛文与其存在纠纷过节，丘丛文对其一直怀恨在心，遂借机和曾锋一起栽赃陷害其敲诈勒索15万元。故不能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2、对原判认定其犯强迫交易罪有异议。2015年2月8日签订的探矿合同系经过双方同意，村民也都同意；而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开采合同，系因鑫隆公司无证开采，存在非法采矿的情况，并严重污染环境、造成水土流失等，造成村民极大意见，故要求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履行义务，2016年5月3日，经双方多次平等、自愿协商签订了补充协议，并在2018年底履行完成了协议内容；鑫隆公司在第一份探矿合同的地方上进行开采，在未经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挖到村民的农田和祖坟，遂引发阻挠施工的事情，系事出有因，系村民正当、合理的维权行为，有合同在先不属于强迫交易，应该通过民事法律来解决纠纷，不应认定为强迫交易罪。3、所谓的“大岭背村委”、“青委会”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治机构，是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内设机构，对外仍是以大岭背村民小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故本案不应该定性为恶势力犯罪组织。上诉人丘少庭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丘少庭构成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为首要分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是维护当地村民合法权益和发展公益事业的组织，并非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恶势力集团，本案涉及的经济活动仍是以柏洋村委会或大岭背村民小组为主体进行。（2）上诉人丘少庭只是作为“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的普通成员，“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商讨的事务均是由当中成员商议投票通过，丘少庭从来没有操纵或控制。2、一审判决认定丘少庭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关于鑫隆公司付给曾锋的30万元一事中，并没有证据证实丘少庭有参与及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上述曾锋收取的30万款项属于鑫隆公司给丘丛文的“好处费”，并没有足够证据证实鑫隆公司是迫于暴力胁迫的压力下所支付该款项；本案中除口供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丘少庭有参与上述曾锋收取鑫隆公司的30万款项的事情。（2）关于鑫隆公司修建自来水池一事中，辩护人认为并不构成敲诈勒索行为，理由如下：鑫隆公司修建自来水池是基于未充分履行合同而对大岭背村集体作出的补偿行为；本案相关上诉人并没有对鑫隆公司实施暴力威胁等敲诈勒索行为，也不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不符合刑法上关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特征。3、一审判决认定丘少庭构成强迫交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村民要求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具有合法合理性。（2）一审法院未对鑫隆公司采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以此忽略本案村民维权的正当合法性是有失偏颇的。鑫隆公司存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已经提前开采的可能。鑫隆公司是否存在超范围采矿的行为，导致当地生态遭受破坏，影响村民生产生活。（3）上诉人丘少庭主观上不存在强迫交易的故意，客观上也并未实施任何强迫交易的行为。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和鑫隆公司合法协商的结果，并不存在暴力威胁阻扰等强迫手段。鑫隆公司对于签订协议是自愿、且积极主动的，本案并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特征。本案大岭背村集体与鑫隆公司之间是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且双方已经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订立书面协议，且相关《补充协议》签署后并履行的时间已经长达三年。4、一审判决认定丘少庭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丘少庭并未参与编辑、悬挂针对蓝某1的内容和横幅。（2）上诉人丘少庭帮忙在水电站上游砌墙是经过潭下镇政府相关指导指示后为保护水源和生态的合法行为，并未对水电站的经营造成影响。综上，上诉人丘少庭主观上不存在寻衅滋事的故意，客观上也并未实施寻衅滋事的行为，故上诉人丘少庭不构成寻衅滋事罪。5、一审判决认定丘少庭构成非法采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丘少庭并未参与本案所述的河沙承包一事，没有参与当中的商议、表决的过程。6、即使上诉人构成犯罪，一审判决量刑也明显过重。上诉人丘少庭是大岭背外出经商的乡贤，一直热心家乡建设等公益，也多次积极为村里公益事业捐款出力，在村里有一定威望，在当地乡亲之间有口皆碑。同时，丘少庭在本案所进行的事宜均是由村民们推选出来作为代表表达村民们意愿的，主观上从未存在违法犯罪的故意。并且，丘少庭本人此前表现一直良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奉公守法。即使上诉人丘少庭在本案中可能构成犯罪，但一审判决在未充分考虑村民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一阻却事由，在没有充足证据的基础下将村民维权等民事纠纷处于刑罚，且对上诉人丘少庭量刑过重，故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对上诉人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丘丛文上诉提出：1、一审将该案认定为“恶势力集团犯罪”属定性错误。首先，不具备组织特征。（1）“青委会”不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组织。“青委会”是为公益目的而设立，内部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2）村民小组是权利和利益主体，“村委会”和”青委会”都是为村民集体利益服务的。“村委会”和”青委会”的成立及后续相关行为都是服务并捍卫村集体合法权益的，并没有私利。（3）“青委会”系为公益而成立。（4）聚会并非为实施犯罪行为。（5）上诉人对“青委会”没有“恶势力”的认知，且并不知道相关行为系犯罪行为，一审查明的证据亦无法证明众上诉人的明知。其次，不具备行为特征。上诉人等在2015年10月至2019年6月间的相关行为，针对的只是五华县鑫隆矿业公司、大岭背水电站都是公司或单位之间经济纠纷，目的明确，对象单一，不是欺压普通的人民群众，且影响极小，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行为特征。最后，不具备危害性特征。本案中上诉人及众上诉人毫无暴力、威胁手段，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毁坏公私财物，在对方不愿意协商或是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村民采用文明的函件往来或是电话沟通的方式进行协商。2、认定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锗误。（1）不存在强迫行为。首先，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三个村民小组并未上山阻工，一审认定此时村民上山阻工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对于“青委会”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亦并非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2）协商的合理性。首先，双方经过多轮面谈及文书往来，最后鑫隆公司主动起草补充协议，自己确定时间后主动约三个村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其次，村民的担心有理有据。五华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17日给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公开出让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陶瓷土矿权的批复》，明确该矿出让年限为16年，村民担心提前将矿产资源采完不继续支付费用是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且前两份山地租赁合同未经村民讨论，显失公平。再次，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双方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权利。最后，补充协议有法律及合同依据。村民代表与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商谈补充协议一事，双方经多次谈判。3、将修水池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事出有因，阻却违法事由。因大岭背地下水水位下沉、水质下降，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村民饮水和灌溉出现严重问题，村民找鑫隆公司和辉煌木业两家公司希望能解决用水问题，此举符合情理。鑫隆公司在此时段开山扩路过程中破坏了两座祖坟的风水，一审过程中，多名上诉人明确讲到了破坏风水的具体情形。对于此笔交易，上诉人认为符合民事意思自治，及补充协议中约定条款，行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2）该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上诉人等并未实施敲诈行为，鑫隆公司并未交付何种财物，此事完全属于民事纠纷范围。4、按照存疑利益归被告的原则，基于证据不足不应将上诉人获得的15万元定为敲诈勒索罪。5、上诉人虽有参与拉横幅、发文章，但该两项均不符合寻衅滋事的犯罪构成，系法律适用错误。（1）因集体利益与蓝某1经营的大岭背水电站之间存在纠纷，阻却寻衅滋事犯罪的成立。（2）目的不是扰乱社会秩序。该事件针对的对象唯一，目标明确，目的清晰，只希望蓝某1书记能正视民意，坐下来和村民平等协商解决村民饮水、灌溉用水等民生问题，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目的，也不足以造成扰乱社会秩序，不构成犯罪。（3）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的行为致使蓝某1产生心理恐惧。（4）文章内容、转发量、阅读量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入罪构成。综上，本案既不符合寻衅滋事的犯罪构成要件，也未达到随意殴打他人的情节恶劣程度，属于民事侵权或行政违法范畴，行为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6、上诉人丘丛文没有参与采砂行为，不需要获取许可证，承包合同也不是丘丛文签订。与孔森尧亦不存在共同犯意，不符合非法采矿罪的犯罪构成。7、一审法院将“青委会”于2019年1月在惠州聚会奖励行为定性为分赃系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罪。上诉人丘丛文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认定上诉人丘丛文系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中无论是“青委会”还是“大岭背村委会”其都是服务于大岭背的村民，其从未摆脱柏样村委的管理，在对外事务的处理本质上还是代表柏洋村委会或大岭背村民小组。故“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2）上诉人丘丛文本人也从没有操控“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的行为。“青委会”委员来自不同家庭且接近有20多个家庭，影响及辐射人员可以超过村民总数二分之一，上诉人丘丛文也是代表村民表达合法意愿，并没有享有决定权。2、一审认定丘丛文构成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关于本案中鑫隆公司给付的30万元，上诉人丘丛文在交付时并不在场，并且没有证据证明鑫隆公司是在迫于暴力胁迫的压力下支付该款项。（2）本案中鑫隆公司支付的34.9万元属于是合同义务方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事实证明在签订、履行《山林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过程，鑫隆公司是非常主动积极的，不存在被胁迫的状态。（3）关于鑫隆公司修建自来水池是基于未充分履行合同而对大岭背村集体作出的补偿行为。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显示，鑫隆公司在大岭背村的开发行为破坏了当地生态坏境，造成村民生活生产用水困难；同时，根据本案相关收款收据等物证显示，鑫隆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后怠于履行其支付山地租赁款项的义务，大岭背当地村民和村集体要求鑫隆公司对其不完全履行合同的行为做出补救措施，故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鑫隆公司帮助大岭背当地修建自来水池。因此，上述行为属于民事自治的合法协商行为，且已经履行完毕。属于双方民事行为，并不存在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3、一审认定丘丛文构成强迫交易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签订《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商的过程双方当事人均在场，并且鑫隆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与了签订补充协议的整个过程，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鑫隆公司的合法权益。《补充协议》除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名外，当时柏洋村委分管大背村干部李秋兰、柏洋村委会也有进行签名或盖章。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村民是没有任何阻工的行为，由此可说明，《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的，村委以及丘丛文均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2）鑫隆公司存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已经提前开采的情况，但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证据调查不清，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上述事实。4、一审认定丘丛文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是事出有因，原因是大岭背村民集体利益遭到损害，蓝某1作为大岭背党支部书记及大岭背水电站老板，擅自取消对村民原有的优惠，不按时向村民小组支付相关费用，在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村民多次与其沟通无果，村民被迫无奈拉横幅和发文章，关于此事蓝某1有去报案，村民也有到部门反映情况。事发后，村民代表、村委会理事会长及村干部都共同到综治信访进行协商，多方已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该事件随后很快就得到解决，不存在寻衅滋事的事实。（2）本案并不是无事生非，而是村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整个过程大都是以协商为主，协商解决村民生产、生活用水的问题，目的并不是扰乱社会秩序，本案也不足以扰乱社会秩序。5、一审认定丘丛文构成非法采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河沙承包是由孔森尧与村民小组达成的协议，本案中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没有采砂意愿也没有采砂行为，无需取得采砂证，法律亦没有规定出租方具有审核对方有无资质的特殊义务。上诉人丘丛文在本案中从未与孔森尧有犯罪沟通和意思联络，丘丛文也不存在采砂行为，也没有谋取非法利益，故丘丛文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犯。综上，丘丛文其主观上不存在违法犯罪的故意，即使认为上诉人丘丛文构成犯罪，但一审判决在未充分考虑村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一阻却事由，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就将村民维权等民事纠纷处于刑罚，且对丘丛文判处了明显过重的刑罚，是与罪行相适应、疑罪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则相悖论的，故恳请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从轻、减轻处罚，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纠正。上诉人丘达明上诉提出：其不是村委也不是“青委会”的成员，也没有得到奖金，其去开会只是到场，走个形式，并无发言权。其没有挂横幅，没有参与寻衅滋事。上诉人丘达明的辩护人提出：1、对原判认定上诉人丘达明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的定性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丘达明是主犯的证据不充分，应认定其为从犯。理由如下：（1）上诉人丘达明不是“青委会”、“大岭背村委”的成员，也未在上述“两委”中担任任何职务，其对参加“青委会”组织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事件的刑事违法性不具备基本的认知。（2）认定上诉人积极为“青委会”出谋划策并附和及拥护“青委会”的决定的犯罪事实过于笼统且含糊，远未达到定罪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上诉人丘达明在指控的强迫交易和寻衅滋事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辅助的。上诉人丘达明没有参与对鑫隆公司进行阻挠施工的活动，也没有参与与鑫隆公司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的事。大岭背“两委”对维护村集体利益重大贡献有功青委人员奖励名单中也无上诉人丘达明，可见，上诉人丘达明在强迫交易犯罪事实中并非是组织、领导作用，也未起主要作用。上诉人丘达明的行为在强迫交易犯罪事件中所起的是次要、辅助行为，起的作用很小，其行为也不能单独、直接地引起犯罪结果。2、在指控上诉人犯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中，上诉人悬挂横幅标语是事出有因，源于大岭背水电站影响到村民饮用水和灌溉用水，其在该事件中是受人安排，不是发起攻击蓝某1的组织策划者，且该事件最终也在潭下镇综治办及司法所等部门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上诉人的行为虽然存在违法性，但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3、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1）上诉人丘达明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2）在侦查机关抓获的过程中，没有反抗、逃跑等行为。（3）在一审当庭自愿认罪且真诚悔罪。（4）上诉人丘达明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其犯罪行为并非处心积虑或预谋己久，其犯罪行为的出发点也非为谋取个人私立，只是因为自己比较热心村内公益事业发展；上诉人丘达明己主动将赃款全额退还，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请求对上诉人丘达明酌情从轻或减轻刑罚。上诉人丘远中上诉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依法不应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首先，本案的事实是孔森尧意图到柏洋村大岭背村小溪中采砂即从事非法采矿行为找到“大岭背村委”人员协商、签约再由大岭背村委发布公告，上诉人丘远中没有教唆或挑起孔森尧从事非法采矿的犯罪故意，本身也没有非法采矿的犯罪故意。其次，本案涉及的河道内河砂属于国家资源，不属于大岭背村所有，更不属于丘远中及其村委委员所有，丘远中的合同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不属于非法采砂。再次，本案中丘远中没有亲自参与采挖河砂，携带采挖和运输工具亲自采挖河砂的是孔森尧。最后，孔森尧涉嫌非法采矿罪，经五华县******认定孔森尧家附近的六堆河砂的本地市场价格为人民币140448元。孔森尧当庭供述因为所采挖的大岭背小溪中的河砂质量很差，这六堆砂中还有其以往从别处购买的200多方砂，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丘远中涉嫌非法采矿罪的涉案金额亦有错误。如果上诉人认定为非法采矿，那么参与“青委会”决议的相关成员也应该成立非法采矿罪。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量刑过重，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主犯，应依法认定为从犯。3、本案中上诉人丘远中不属于恶势力集团成员，更不是主犯，一审法院不应对上诉人从重处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丘远中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丘远中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1）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村小溪中的河砂属于国家资源，所谓的“大岭背村村委会”及时任“村长”的丘远中及其他村委与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签订承包采砂合同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上诉人丘远中参与的签订合同行为充其量是无权处分的民事合同行为，不应当受到刑事处罚。（2）非法采砂是实行犯，而事实上，上诉人丘远中根本没有从事非法采砂行为。（3）上诉人丘远中对于孔森尧的非法采砂行为既不是策划组织者，也不是教唆人，更不是帮助犯，从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理论上看并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共同犯罪。（4）孔森尧当庭供述因为所采挖的大岭背小溪中的河砂质量很差，这六堆砂中还有其以往从别处购买的200多方砂。这200多方的价值应当予以剔除，一审法院认定丘远中涉嫌非法采矿罪的涉案金额很不准确。另外，五华县******的价格鉴定报告中有大量关于采砂数量与价格的鉴定是以估算的形式进行的，极不规范，鉴定过程不规范，鉴定结果不可靠；另外，价格鉴定报告没有具体鉴定人签名。（5）上诉人丘远中没有非法获利的动机，实际中也没有从孔森尧的非法采矿行为获取任何个人私利，即使二审法院对其认定为非法采矿罪，量刑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且不应当并处罚金刑。2、对上诉人丘远中涉嫌强迫交易罪的量刑应予以从轻处罚。（1）本案中上诉人丘远中并非是把鑫隆公司列为强迫交易对象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与鑫隆公司在大岭背小学进行磋商并签订相关协议有历史原因，上诉人丘远中并非有开启谈判进行强迫交易的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2）从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丘远中并没有带人上山阻工；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及谈判过程中，上诉人丘远中并不是协议草案的拟定者和积极发言磋商的人；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上诉人丘远中没有自己实施也没有指使他人实施常见强迫交易行为中的挟持、威逼等强迫行为，不存在对前来谈判的鑫隆公司代表造成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压力。（3）一审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亦供述对于鑫隆公司修建的大岭背到金石村的2.5公里道路，鑫隆公司从事矿山开采与运输本身也是这条道路的共同使用者，鑫隆公司修建这条道路也符合其自身利益；同时鑫隆公司的肆意开挖矿山行为实际上确实破坏了大岭背的土壤与林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鑫隆公司修建这条道路亦是为了讨好与巴结本地村民，并不能说鑫隆公司是完全被强迫的，尤其指出签订的协议是由鑫隆公司自己起草拟定的。（4）上诉人丘远中并非强迫交易行为的始作俑者与积极参与者，即使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丘远中以强迫交易罪论处，量刑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因其没有获取私利，应当免于罚金刑。3、本案中上诉人丘远中不属于恶势力集团成员，更不是犯罪集团主犯，量刑时不应对上诉人丘远中从重处罚。上诉人丘远中从始至终都不是“青委会”的成员，不存在与他人纠结成为恶势力的主观故意和谋利思想。从全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不存在与他人经常纠集，成员固定，也没有实施三次以上惯常犯罪活动仅仅参与了本案中大岭背村委会设立之初与鑫隆公司的谈判和签订协议行为。上诉人作为大岭背村委所谓村长，其有权决定的事项也非常局限，基本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无权发起并决定重大事项，日常绝大多数时间还是管理村中公共卫生和慈善等事务。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上诉人丘远中减轻处罚。上诉人丘文波上诉提出：1、“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是为了家乡公益而成立的。且“青委会”不具备恶势力认定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特征，即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2、对原判认定其为主犯有异议。其任所谓的秘书长是在补充协议签订半年后，案发时间一直是丘龙担任秘书长，其当时没有任何职务，即便担任了秘书长后，也无实权。其没有参与过和鑫隆公司签订协议的事，也没有组织、领导过任何会议及阻碍施工的行为。其在“青委会”的微信群里及整个事件中，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一审法院把“青委会”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并以其是“青委会”秘书长职务的身份，认定其是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其对原判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有异议。在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经过多次协商，且鑫隆公司的老板及法律顾问带着合同来到现场，在全体村民见证下签约；他们在签约前没有任何阻碍施工的行为，道路拓宽的工程也是刘思考承包和在做的工程。而鑫隆公司在协议签订3年的时间内没有报案，也没有到相关部门反映，因当时鑫隆公司系非法采矿，故自愿和他们达成协议，不想受村民影响。故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且其未参与《补充协议》的决议、谈判等事项，没有组织村民去阻扰施工，更没有亲自去阻扰施工，而认定其是强迫交易罪的主犯明显不当。4、关于寻衅滋事一案，系事出有因，其只是受他人安排去办事，其所起的作用小，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其作出公正判决。上诉人丘文波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定性错误，认定上诉人丘文波为主犯的证据不足。（1）恶势力的本质特征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犯罪集团是以犯罪为目的而设立的。本案中，案涉行为的指向具有特定性，并未达到不特定“百姓”的广度。“青委会”、“大岭背村委”虽未经行政审批，但不能否定其属村民小组内部的自治性组织，该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为特定的村民小组公益目的，非以犯罪为目的而设立。故“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不宜认定为犯罪集团。一审认定本案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定性错误。（2）一审认定上诉人丘文波为主犯，明显不当。首先，上诉人丘文波是在《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之后才被动担任秘书长一职的，上诉人未参与本案2016年5月3日补充协议的策划、谈判和签订。上诉人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前，虽然是青年委员会群的成员，但很少关注群动向。2016年11月份左右，上诉人虽然担任了秘书长职务，但从未有组织或号召过人参加会议和实施阻碍施工的行为。其次，一审采信五华县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2019年7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不是上诉人丘文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予以排除。再次，一审认定上诉人所得8000元奖励金，并作为认定上诉人为该集团的主犯的证据之一，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获得8000元应该定性为“青委会”对其工作的补助款，该补助款不能反映各个同案一审被告人，包括上诉人丘文波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3）比照本案的其他同案一审被告人，有的一审被告人既参与了《补充协议》的谈判、签订，又参与了阻止施工的行为，却被认定为从犯，判处比较轻的刑罚。一审的做法严重违反公平、公正原则。2、一审认定上诉人丘文波构成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1）本案补充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刑法上的“强迫”，鑫隆公司是自愿与“青委会”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并非阻挠施工的行为致使协议签署（2）签订《补充协议》前，“青委会”并未组织、指挥村民上山阻扰施工。（3）协议履行中，因履行合同事项争议，即使存在手段过激的行为事实，基于其目的正当性，应进行其他法律评价，而不应该是强迫交易。（4）挖自来水蓄水池一事，如构成强迫交易，则属于刑法上“强迫他人提供服务”的情形，但该情形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上诉人丘文波直接参与了“强迫”手段的商议和决策或组织和指挥阻挠施工，其即使参与了部分事项，也属于一般性的“跟风”行为，只起次要、辅助作用，不应认定为主犯。3、一审认定上诉人丘文波构成寻衅滋事罪，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丘文波参与横幅制作、转发微信文章，但该行为系事出有因，且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村集体与被害人蓝某1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上诉人丘文波等参与了横幅制作、转发了微信文章行为是因为被害人蓝某1自身确实存在拖欠村民网改后农用加工电费5年的情况。该民事争议经综治部门调解达成了协议，这一事实也能证明事出有因。其次，若挂横幅和转发微信文章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的行为，该行为也尚未达到寻衅滋事罪的危害后果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丘文波不构成犯罪。上诉人邱运良上诉提出：1、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1）村民从来没有因修建水池而阻工，更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或违法的手段强迫要求修建。后因鑫隆公司进行破坏性开采，破坏祖坟侵权在先，经鑫隆公司同意后才协助修建。（2）其没有参与被指控的敲诈勒索罪的相关行为。其也未组织村民阻止施工。2、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1）关于蓝某1水电站一事，其仅参加了司法所、综治办组织的司法调解。蓝某1未依据约定上交大岭背村电费属实，且电站确实影响大岭背村民的饮水基本问题，其作为大岭背党支部副书记及理事会会长参与调解，合理合法。（2）其没有参与被指控的寻衅滋事罪的行为：首先，其没有雇佣李怀远在水电站砌墙拦截水道。其次，其在2019年年初就将代理村长的所有事务移交给丘远中，且由于其身体健康问题，基本未再涉足村内事务。最后，其根本未参与制作、悬挂横幅标语和网络攻击。3、一审法院认定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其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是主犯，系认定错误。（1）本案所涉“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虽未经备案批准，但也没有任何证据或依据认定其为非法组织。首先，“青委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依托网络微信平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集体，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或规章制度，没有层级管理，没有任何服成与被服成的关系；其次，“青委会”也不是一个非法组织或犯罪集团，其是以从事村里公益事业为目的而设立，从未实施过有组织有目的的犯罪。（2）其并未加入“青委会”，且大岭背村委会由来已久，并非如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由“青委会”操控成立，其并未正式担任村长。同时，其是大岭背党支部副书记及理事会会长，党支部和理事会均是经过相关部门备案的合法组织，其有职责和职权处理大岭背村内事务，在本案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均不涉及违法犯罪。（3）一审法院认定其积极参与集团犯罪，仅是以“积极参与”一句带过而对于具体是如何参与，除口供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是孤证。4、退一步讲，即使其被认定为有罪，一审法院对其的量刑明显过重，对其按照主犯量刑，明显偏重，且没有考量其相应的罪轻情节和相关事实，与罪责罚相适应原则严重不符。（1）其并未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参与时间短，也并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主犯，应在一审判决基于主犯判处现有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2）其积极协助其他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做慈善事业。一审法院未考虑其年老体弱、患有重大疾病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等事实，判处并处罚金10000元，量刑畸重。（3）其已年过六十，身患严重疾病，且其系党员干部，一向表现良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小，依法应减轻或免予处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并认定其为犯罪集团的主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对其量刑过重，其判决显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邱运良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邱运良未参与集团犯罪活动、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是主犯，按照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以及认定上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其认定错误，事实与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虽未经备案批准，但也没有任何证据或依据认定其为非法组织。且邱运良并未加入“青委会”，同时邱运良是大岭背党支部副书记及理事会会长，党支部和理事会均是经过相关部门备案的合法组织，其有职责和职权处理大岭背村内事务。2、本案涉及的圆栋山自来水蓄水池修建事件事出有因，且上诉人既未提出借由祖坟敲诈勒索财物，也从未参与协商修建水池事宜，更未从中获取个人利益。一审法院以本案被告借祖坟为由勒索财物目的明显，最终造成鑫隆公司挖水池抵偿损失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并认定上诉人积极参与敲诈勒索鑫隆公司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其认定是错误的。3、上诉人因作为大岭背党支部副书记及理事会会长参与了蓝某1水电站司法调解事宜，合理合法，其并没有雇佣人员在水电站砌墙，也根本未参与制作、悬挂横幅标语和网络攻击事宜。一审法院以本案被告采用制作、悬挂横幅标语、网络攻击进行软暴力滋事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上诉人积极参与软暴力滋事构成寻衅滋事罪，其认定是错误的。4、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被认定为有罪，一审法院对其上诉人的量刑明显过重，对其按照主犯量刑，明显偏重，且没有考量其相应的罪轻情节和相关事实，与罪责罚相适应原则严重不符。（1）上诉人并未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参与时间短，也并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主犯，应在一审判决基于主犯判处现有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2）上诉人积极协助其他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做慈善事业。一审法院未考虑上诉人年老体弱、患有重大疾病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等事实，判处并处罚金10000元，量刑畸重。（3）邱运良已年过六十，身患严重疾病，且邱运良系党员干部，一向表现良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小，依法应减轻或免予处罚。上诉人丘伟科上诉提出：在和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后，其没有和鑫隆公司的人员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威胁、阻工行为促成补充协议签订。其是被村民推选为“青委会”副会长及会计，但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是犯罪的提起者和组织者，其主观恶性小，不是主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丘伟科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丘伟科犯强迫交易罪有异议。1、形式上“青委会”虽然未经过合法备案登记，但起本身并不是犯罪团体。首先，“青委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岭背村片的村集体公益；其次，“青委会”的成员均是该村村民，且均无前科，平时都有固定工作，仅仅是村中有事时在一起商讨，并无主观恶意；并且“青委会”实施的行为，均通过书面文书邀约鑫隆公司进行协商洽谈，在鑫隆公司复函同意租金以及捐助扩路等内容后，多方见证下签订了涉案补充协议，均是民事行为。虽然，“青委会”在其过程中，因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等组织村民维权的方式较为激进，包括用摩托车拦路、种树等侵犯治安管理法的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因此，不应认定“青委会”为恶势力犯罪团体。2、主观上丘伟科亦无犯罪恶意。首先，丘伟科是被村民推选为“青委会”副会长和出纳人员的，丘伟科虽然在“青委会”讨论时加入了决议，但其并没有决定权。其次，丘伟科虽然在“青委会”担任出纳，账户也是其个人账户，但是其并无实权操控“青委会”资金。丘伟科在本案中根据丘少庭的分配，取得8000元，只是因为他设立账户管账和比较积极商讨村中事宜。3、本案未认定邱运良构成强迫交易罪，那么丘伟科更不应当构成该罪。4、丘少庭、丘丛文利用“青委会”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超出了成员们加入“青委会”的目的范畴，不应当认定为丘伟科有拥护、支持实施犯罪的行为和恶意，事实上，丘少庭、丘丛文多数私下商量好方案，并且以维护村中合法权益的名头，借助“青委会”讨论、决议等形式，来达到其个人的非法目的，成员们多数想着为村中多谋福利，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并没有反对，且鑫隆公司又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和签合同，包括租金分红、扩宽道路等又是为村集体谋利益，主观上并不具有犯罪故意。综上，上诉人丘伟科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即便认定上诉人丘伟科构成强迫交易罪，丘伟科也有如下从轻量刑情节：（1）上诉人丘伟科主观恶性小，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恶意，且到案后其与家属积极配合退还款项，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丘伟科本人社会危害性小，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上诉人丘伟科是初犯、偶犯，平时在外有固定职业，此前一直安守法纪，其出发点是为村里谋福利，做公益事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丘伟科作出公正判决。上诉人丘达良上诉提出：其在本案中，是“大岭背村委会”成员，但不是“青委会”成员，没有参与“青委会”的任何犯罪活动，在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事情上，其因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随大众行为，其没有领取“青委会”的任何奖励。其在本案中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系从犯，且在从犯中作用更小，并取得被害方的谅解。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丘达良的辩护人提出：1、上诉人丘达良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上诉人丘达良长期在外务工，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其并没有积极参加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没有加入“青委会”的微信群，在案件中所起作用比较小。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法庭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在对上诉人定罪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丘汉明上诉提出：其对原判认定其犯强迫交易罪有异议。2016年4月17日，鑫隆公司负责人用30万元收买丘少庭、丘丛文，丘少庭、丘丛文为了个人利益，在欺骗大家并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和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鑫隆公司和大岭背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系大岭背村用使用权交换扩路工程，该道路设施也是国家设施，不是私有财产及设施。如认为补充协议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也应该通过民事手段予以撤销等，而不应当作为强迫交易罪处理。鉴于其家庭情况，确实没有能力缴交罚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丘汉明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丘汉明在本案的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1、公诉机关指控丘汉明涉嫌强迫交易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威胁”必须发生在交易进行中，交易发生之前和交易之后都不构成强迫交易罪。本案无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鑫隆公司在2016年5月3日签订涉案补充协议时，有受到任何“威胁”。（1）涉案补充协议的内容是鑫隆公司起草的。（2）“青委会”的重大决策会议及协议签订，丘汉明基本上都没有参加。（3）丘丛文陈述证实补充协议的具体条款并没有在相关的微信群或其他途径告知所有青委会成员。（4）补充协议中有三个村民小组长、12个村代表、柏洋村委驻大岭背片干部、柏洋村村委会的签名和盖公章。（5）上诉人丘汉明没有参加任何现场阻挠鑫隆公司施工的行为，也没有参加或附和任何有关阻挠鑫隆公司施工的决议。（6）丘少庭、丘丛文将山租款抽20%作为青委会的经费，上诉人丘汉明提出反对意见。（7）上诉人丘汉明没有参加2019年1月在惠州的分发奖金会议。（8）上诉人丘汉明当初加入“青委会”是为了公益事业，且未担任“青委会”任何职务，只是普通会员，且上诉人丘汉明后来主动退出“青委会”。（9）该扩宽的路是鑫隆公司和大岭背村民均可用到的。采矿的鑫隆公司有义务对该道路进行维护和保养。（10）鑫隆公司于2016年5月3日签订涉案补充协议的内容履行完毕协议之后的三年内都没提出过提出异议，足可证明鑫隆公司是自愿签订。2、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丘汉明负责监督大岭背的道路扩宽工程。3、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丘汉明有罪的话，在作出判决时请考虑到丘汉明以下几点从轻、减轻情节。（1）上诉人丘汉明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2）上诉人丘汉明如实供述，坦白、认罪、悔罪，应当减轻处罚。（3）上诉人丘汉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应当减轻处罚。（4）上诉人丘汉明家属己退赃13000元，应当减轻处罚。（5）本案受害人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已出具书面刑事谅解书，鑫隆公司及全体股东均愿意谅解丘汉明，鑫隆公司希望法院对丘汉明从轻、减轻处罚。（6）柏洋村委和柏洋村党委出具了求情书，希望法院对丘汉明从轻、减轻处罚。（7）丘汉明后来主动退出“青委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4、本案各上诉人没有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1）本案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没有充分事实及证据加以体现和证明己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2）本案一审被告人没有形成犯罪集团。从组织特征上看，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特征，本案一审被告人之间并未形成一个犯罪团伙。上诉人加入“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都是为了公益事业。从危害性特征上看，本案并未达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5、一审判决罚金50000元偏重，请二审法院进行纠正，依法从轻、减轻罚金。上诉人丘定良上诉提出：原审判决以其在“青委会”微信群内便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而没有考量其是否实际参与了涉案行为，明显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犯罪客观方面。在认定事实方面，遗漏了其已背井离乡定居在外近20年，并不在村落生活，所起作用微乎其微的事实。在量刑方面，虽认定了其具有自首情节，但并未依法对其进行从轻处罚，也没有考虑其家属已代其退还6000元的事实，反而与同案人相比明显刑罚过重。上诉人丘定良的辩护人提出：1、就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来说，上诉人丘定良的供述及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诉人丘定良除了在“青委会”微信群内及参加过部分内部会议外，未参加过任何外部“谈判、阻扰”等行为。2、2019年9月9日，上诉人丘定良的家属通过侦查机关代为退赔了8450元，原判未认定上诉人丘定良有积极退赃的情节，未对其从轻处罚，应予以纠正。3、在分得6000元的8名上诉人中，原判对上诉人丘定良的量刑明显过高，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符。“青委会”进行奖励是根据各人作用大小进行分配的，上诉人丘定良与其他7人分得6000元，属于较低档，且作用相当，但上诉人丘定良的量刑却比其他人重，在同样作用、情节的情况下，量刑明显过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丘定良有期徒刑二年为宜。上诉人丘远科上诉提出：其被拉入“青委会”群，并非加入非法组织，只是为宗族做公益事业才建立的群，其一直在外务工，因工作忙很少在群里说话，也很少留意聊天的内容。村民维权时其一直在外上班，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事，更没有参与到矿山拦路、种树等行为，也没有参加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谈判，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其所收的钱系他们主动发放，说是村里的山租、福利和分红。综上，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丘远科的辩护人提出：1、上诉人丘远科在本案中有自首情节，恳请法庭综合考虑其认罪情况，酌情对其减轻处罚。2、上诉人丘远科在归案后，认罪态度积极，并能够如实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3、上诉人丘远科系初犯、偶犯，故对其可酌情从宽处罚。4、上诉人丘远科有悔罪表现，因此上诉人丘远科的主观恶意性、社会危害性较小，再犯的可能性也不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丘远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丘汉辉上诉提出：其于2016年被人拉入青委群而加入“青委会”，目的是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后来村里和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事，其并不了解情况，没有参与商量和谈判，其没有权利过问所以并不知道是违法行为。原判对其的量刑太重，罚金太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对其减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并减少罚金。上诉人丘汉辉的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上诉人丘汉辉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定性无异议，但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极其微小，请求法庭在一审量刑的基础上酌情从轻判决。1、上诉人丘汉辉是在2016年5、6月份的时候，被人拉入微信群，当时的微信群尚未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加入微信群没有主观方面的不良故意。2、上诉人丘汉辉在2016年11月第一次参加了惠州仲恺的会议，其会议内容是：青委会的成员来庆祝一下，理由是已经使鑫隆矿业公司正式启动金石村到大岭背的道路扩宽工程，证明上诉人丘汉辉并未参与该次活动的谋划和行动，其仅仅是一名微信群普通成员。3、上诉人丘汉辉属于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上诉人丘汉辉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上诉人丘汉辉在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具有自首情节。5、上诉人丘汉辉属于初犯、偶犯、应该从宽处理。综上，希望法庭能充分考虑上述量刑的情节，在对上诉人丘汉辉定罪量刑时依法对其一审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丘伯生上诉提出：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他们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并没有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的采矿区、途经道路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方式迫使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之前的合同已经约定如果有不宜之处可以继续签订补充协议，且该补充协议经过村委盖章，鑫隆公司也已经履行该补充协议，故补充协议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已履行有效的，故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本案人员占本村户数三分之一，系公平、公正维护村中利益，“大岭背村委”、“青委会”均是特殊经济组织，不属于涉恶违法组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减轻其处罚。上诉人丘伯生的辩护人提出：1、上诉人丘伯生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强迫交易罪，理由如下：（1）《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在补充协议上已经明确记录，且双方签订认可。（2）从文义上理解，补充协议的内容即是对原山地租赁合同部分内容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并没有完全否定原来山地租赁合同，原来的山地租赁合同依然有效和履行，可以印证补充协议签订的自愿性。（3）补充协议的签订属于民事活动的范畴，如果确实不是出于自愿签订，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或变更。（4）上诉人作为村民，系为了整个村集体的利益，并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继而最终通过协商，在自愿基础上与租赁方达成的补充协议。2、上诉人如果依然被认定为有罪，那也具有如下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存在自首情节。（2）此前没有犯罪前科。（3）上诉人丘伯生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不是组织者，也不是策划者。（4）上诉人丘伯生主要根据其他上诉人的安排参与了一些协助工作，情节轻微，个人社会危害较小。上诉人丘德明上诉提出：2015年其村成立村委会、“青委会”的目的是协助村中建设公益事业，并非有其他目的。2016年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只有村里的负责人有决定权，其没有参与商讨，也没有决定权，也没有拥护他们的做法。其认为他们的做法都是为村中维权，不属于涉恶，就算有些强迫性交易，也量刑过重。其于2019年7月25日被刑事拘留至8月16日，共羁押23天转为取保候审，是否可以折抵刑期，请法院查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认真调查本人的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及减少罚金。上诉人丘德明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上诉人丘德明犯强迫交易罪不当。（1）原审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依据不足。从涉案行为主观方面看，丘德明虽然是“青委会”副会长，但“青委会”成立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鼓励和动员外出乡贤，为自己家乡的公益事业多作贡献性质的乡贤微信群，并没有证据显示是专门成立这个群来作违法犯罪使用的证据。丘德明参与“青委会”群并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丘德明在群里也是很少发言或者表态。故丘德明主观上并没有强迫交易的犯罪故意。（2）从丘德明整个涉案行为情节上看，原审认定其强迫交易行为仅是其回家乡参与了一次上山准备种树的行动，但他没有动手。拓宽道路也有利于被害公司车辆运输。丘德明虽然是收取了6000元补助款，但没有证据证实是因强迫交易所得的补助。2、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丘德明立功有误。侦查机关五华县公安局潭下派出所、潭下镇柏洋村民委员会分别出具了《关于李球兰、丘玉灵、丘德明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情况说明》、《关于丘德明协助潭下镇柏洋村委会和潭下派出所破案的情况说明》，这两份证明材料均明确证实了丘德明利用其在“青委会”成员期间所掌握的以丘少庭为首的“青委会”成员人员信息和运作情况、“青委会”非法奖励有功人员、“青委会”骨干成员商讨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的情报、重要涉案成员详细情况等重要线索信息，为破案和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具有重大的立功表现。综上，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上诉人丘德明免于刑事处罚。上诉人丘展标上诉提出：他们和鑫隆公司签订合同前和签订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阻碍对方施工及其他强迫行为，本村扩路也是鑫隆公司需要使用，他们并没有强迫鑫隆公司。村集体成立的“青委会”微信群，主要是为村中办好事，并非恶势力组织。其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其只是一个会员，没有话语权，其也很少在群里发言或回村中，一直在外打工。其认为存在量刑不均衡的情况，对其量刑和罚金都过重。其是初犯，又有自首情节，并退清了全部赃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其适当的减轻处罚。上诉人丘展标的辩护人提出：对上诉人丘展标的罪名和定性均无异议但原判量刑偏重，上诉人丘展标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建议适用缓刑。1、上诉人丘展标系主动投案，投案后亦如实供述配合调查，属于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上诉人丘展标在本案中是从犯，因其只是“青委会”的普通成员，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决策，也不清楚谈判过程，对于补充协议内容也不清楚，只是听从丘丛文指挥在上面签名，故并不是充当重要角色和起关键作用。上诉人丘展标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3、上诉人丘展标在归案后已将获利的3000元退赃，认识到了加入的组织所做之事是违法的，积极配合调查，表现出积极的悔罪态度；且上诉人丘展标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自身主观恶性小，因长期在外打工，很少参与“青委会”工作，对其适用缓刑不会有再犯罪的危险，亦不会对所居住社区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综上所述，望合议庭对上诉人丘展标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丘赵波上诉提出：其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罪名不当，其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他们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并没有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的采矿区、途经道路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方式迫使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大岭背村委”、“青委会”均是特殊经济组织，公平、公正维护村中利益，不属于涉恶违法组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对其减轻处罚。上诉人丘赵波的辩护人提出：1、对上诉人丘赵波的罪名及定性无异议。2、上诉人丘赵波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1）上诉人丘赵波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2）丘赵波是在丘少庭、丘丛文等的领导下，在外围旁观，虽有参与微信群讨论，但并未有实质上的“强迫”行为，其犯罪情节较轻。（3）在投案自首后，丘赵波也有深刻的认罪悔罪态度及积极配合调查的悔罪表现等。（4）丘赵波是初犯、偶犯，对于参与本次案件，主要系因其法律认识的不足，其本身实无违法之意，对其适用缓刑也不会发生再犯罪的可能。（5）丘赵波参与本次案件的主要意图系为家乡、集体做贡献，对其适用缓刑也不至于对其居住地产生不良影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丘赵波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丘炎忠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没有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没有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其本人因相信会长、村长会带好头为村集体争取利益，成立“青委会”是为村中做公益事业，他们的行为系正当合法的维权行为。与鑫隆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探矿合同，但鑫隆公司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第二份采矿合同，所以才要求进行补偿协议，故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上诉人丘炎忠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判决上诉人丘炎忠犯强迫交易罪的定性无异议。上诉人丘炎忠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适用缓刑。丘炎忠于2005年起在深圳务工，一直热心家乡公益事业，2015年10月，丘炎忠经大岭背村民的推选，进入“青委会”微信群，但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因“青委会”成立初衷是为了大岭背的公益事业，丘炎忠才愿意进入“青委会”微信群。可见，丘炎忠没有实施犯罪的故意。“青委会”开会，丘炎忠主要是旁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青委会”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丘炎忠未到场，亦未实施任何阻止鑫隆矿业公司施工的行为。本案中，丘炎忠是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对犯罪情节有深刻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较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对上诉人丘炎忠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丘汉中上诉提出：其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不认可。其系丘丛文拉其进入“青委会”微信群，其没有在群里发表过意见；其对青委会的如何成立不知情；对大岭背村委的成立亦不知情；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其不在场，并不知道内容；做水池、迁坟的事其没有参与表决，也没有阻挠过鑫隆公司的施工；河沙如何承包给他人其不知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丘汉中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法院定罪准确，但对本案部分客观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大岭背村村民组织的“青委会”系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有违客观事实的。成立“青委会”是村中老者提出本村年青有为的青年应该团结为村中的公益事业作贡献，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为非作恶，欺压人民群众，而是处处为村中村民着想做善事做公益事业。之所以发生本案，系因为首次与鑫隆矿业签署的合同系部分村民代表签署，而且该合同内容非常不公平不合理，价值差不多1亿的矿源，不到两百万的租金，而且采矿真的导致水土流失，村民饮水耕田用水都受影响，而且越来越多村民患重病患癌症，导致村民维权。刘思考系鑫隆矿业股东之一，也是潭下镇南华村村书记，也是签定协议的中间人，蓝某1系柏洋村书记，其二人亦没有在双方当中调解好本该的民事经济矛盾，导致村民自己想办法维权才组织“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自己解决问题。2、在量刑上一审法院未准确认定上诉人丘汉中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对其量刑畸重。（1）一审认定上诉人丘汉中是从犯、自首、积极退赃、初犯、认罪态度好，但实际量刑上并没有体现。（2）辩护人认为一审有部分事实未查清，导致量刑过重。上诉人丘汉中并不是自己主动加入“青委会”，且在微信群里没有发表过任何决议；上诉人是在“青委会”微信群公告知道“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事，其并没有回来参与谈判；在“青委会”多次开会、聚会、组织会议中，上诉人只参与了无关要紧的三次；对于“青委会”的奖励并不知情，没有参与奖励有功人员的会议。自己所得的3000元是丘伟科微信转账的，案后也主动退了赃。综上，上诉人丘汉中主观恶性比较小，犯罪情节、作用和地位与其他上诉人差别甚小，请求二审法院结合全案案情及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上诉人丘汉中的犯罪情节、所起作用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对上诉人丘汉中改判缓刑。上诉人丘立科上诉提出：原判对其的行为定性错误，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1、补充协议的经过双方多次谈判、协商而签订，签订协议时柏洋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鑫隆公司的律师均在场，在签订协议前也不存在阻工的事实。2、其在主客观上均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强迫的行为。3、其在“青委会”里只是一般成员，没有实质的权利；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等。综上，原判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丘立科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丘立科犯强迫交易罪的定性持有异议，理由如下：1、上诉人丘立科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故意。上诉人丘立科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活动，主要是为了商讨各项村内事务，维护其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从未有预谋地与他人去故意实施强迫交易这一共同犯罪行为，故对于强迫交易的事实上诉人没有直接的主观故意。2、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丘立科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3、上诉人丘立科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非法牟利性”。根据上诉人丘立科在本案的供述，丘立科之所以获利是因为参与了“青委会”的活动后获取的误工费、路费等费用以及其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对鑫隆公司的承包款获得分红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予以考虑，不应就此认定上诉人丘立科构成强迫交易罪。如果人民法院经审理仍然认为上诉人有罪并应判处刑法处罚，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在上诉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过重，恳请合议庭在对上诉人量刑时考虑以下从轻、减轻情节：（1）上诉人丘立科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刑事处罚。（2）上诉人丘立科自愿认罪认罚，认罪态度良好，具有悔罪表现，可以依法从宽处罚。（3）在本案中，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地位，所起作用较小。（4）上诉人系初犯、偶犯。（5）上诉人在案发后积极退赃。恳请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对上诉人丘立科从轻处罚。上诉人丘云辉上诉提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理由如下：1、其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有被害人亲自出具的谅解书，应从轻处罚。2、其有自首情节，应当减轻处罚。3、其参与的犯罪行为有限，在整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小，属于从犯，应当减轻处罚。4、其积极退赃，在涉案中获取的收益6000元，在公安侦查阶段已经全数退回，故应当减轻处罚。5、其一直在外打工，刚开始他并不知道有“青委会”这个组织存在，是后来村民跟他说所有外出打工青年都要进“青委会”微信群，为家乡建设出力做事，他才被动被拉入这个微信群的，故其主观恶性小，应当对其从轻处罚。6、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归案后如实供述。7、其是初犯、偶犯。加之因其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淡薄才走上犯罪道路，其主观恶性不大，应当酌情给予从轻处罚。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其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适用缓刑。上诉人丘云辉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丘云辉犯强迫交易罪的定性无异议，但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上诉人丘云辉的量刑过重，理由如下：1、上诉人系中途加入，且系被动加入。上诉人是在2016年5月份才加入“青委会”，距离“青委会”成立已一年之久。同时，上诉人是由于丘伟科和其说村内每个房头都要有人加入“青委会”做代表，才加入该组织，而且只是作为普通成员，并无任何职务和权利。2、上诉人本身系出于维护村内集体利益的目的，其主观恶性较小。3、上诉人在本次案件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属于从犯。上诉人虽然加入了“青委会”，但并没有任何职务，只参加过两次现场会议，其余时间均是通过微信发表意见，并未现场参与过谈判，或实施过诸如组织及参与上山阻止鑫隆矿业公司施工、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强迫交易行为。且上诉人在会议参加上述会议时，只是附和了丘丛文等人提出的提议，并未就会议召开的内容提出任何建设性内容，或者就本次开会目的提出建议。其本身对于涉案人员所召开会议的内容，实际并非发起人，亦无决定权。且就本案涉案人员多次召开会议的形式及流程来看，上诉人参加会议与否，对于最终会议通过的决定并无影响。4、上诉人丘云辉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且有悔罪表现。5、上诉人能在案发后主动退回非法所得，具有积极退赃的情节。综上，请求二审法庭基于上述的情节和理由，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减轻对上诉人的刑罚。上诉人丘国辉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其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积极参与青委会的商议和表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青委会成立之初系以为家乡做公益事业谋发展为名，邀请其加入该会，并未表现出恶势力性质组织的特征。在涉案组织与被害人鑫隆公司的谈判活动中，其也仅是帮忙布置会场、打扫卫生等，正式签订协议时，其也并未在谈判桌上就座，其在教室外自行活动；在青委会的微信群中，其也未如判决书所述积极附和青委会决议，其在微信群上甚少发言，且因其的地位属于层级最低的，微信群上发言完全不影响青委会的领导层做出相关决议。其系因受蒙蔽为涉案组织提供了帮助，主观方面不明知其加入的组织有一定规模且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应按照一般的犯罪处理，而不应被认定为参加恶势力性质组织。（2）其在涉恶组织青委会中并未任职，且无其他异常收入，涉案组织并未与其约定参与活动能从中获取“好处费”。对于在2019年1月青委会在惠州的会议奖励了其6000元，在会议前，其完全不知情，也未到场参加会议，在丘伟科微信转账给其时，其还向丘伟科求证，丘伟科表示仅是补贴路费。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青委会的活动，但主观上并无参与的故意，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恶势力性质组织的存在。（3）上诉人长期居住在深圳市龙岗，其长期活动范围并不在涉恶团伙的势力范围，在涉案组织青委会的时间较短，参与的活动少量，且积极性较低、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并没有主管青委会的财务、人员管理等核心工作。因此不应认定其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积极参与青委会决议或积极附和。2、其具有诸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1）其在青委会中并非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青委会及其运行、活动并没有起到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从参与程度看，主观上并不是有预谋、积极、主动地故意去犯罪，系因受蒙蔽为涉案组织青委会提供了作用不大的帮助，没有积极参与决议或附和，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涉案恶势力性质组织青委会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其可获从轻处罚。青委会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非特别凶残、没有欺压百姓，影响范围也非广泛的，对相应的参加者可以从轻处罚。（3）其系初犯、偶犯。（4）其主动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另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并对破案、定案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使依法不能认定为立功，一般也应在量刑时酌情从轻。（5）其真诚悔过获得被害人鑫隆公司及刘思考谅解的，可以从宽处罚。（6）其获利极小且积极退赃，可以从宽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全案情况及其实际情况，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并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对罚金予以减免。上诉人丘国辉的辩护人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丘国辉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积极参与青委会的商议和表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青委会成立之初系以为家乡做公益事业谋发展为名，邀请上诉人丘国辉加入该会，并未表现出恶势力性质组织的特征。在涉案组织与被害人鑫隆公司的谈判活动中，上诉人丘国辉也仅是帮忙布置会场、打扫卫生等，正式签订协议时，上诉人丘国辉也并未在谈判桌上就座，其在教室外自行活动；在青委会的微信群中，上诉人丘国辉也未积极附和青委会决议，上诉人丘国辉在微信群上甚少发言，且因上诉人丘国辉的地位属于层级最低的，微信群上发言完全不影响青委会的领导层做出相关决议，青委会领导层在微信群发布相关决议仅仅是个形式。上诉人丘国辉系因受蒙蔽为涉案组织提供了帮助，主观方面不明知其加入的组织有一定规模且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应按照一般的犯罪处理，而不应被认定为参加恶势力性质组织。（2）上诉人丘国辉在涉恶组织青委会中并未任职，也无收入。对于在2019年1月青委会在惠州的会议奖励了上诉人丘国辉6000元，在会议前，上诉人丘国辉完全不知情，也未到场参加会议，丘伟科向其表示仅是补贴路费。上诉人丘国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青委会的活动，但主观上并无参与的故意，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恶势力性质组织的存在。（3）上诉人丘国辉长期居住在深圳市龙岗，其长期活动范围并不在涉恶团伙的势力范围，在涉案组织青委会的时间较短，参与的活动少量，且积极性较低、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并没有主管青委会的财务、人员管理等核心工作。因此不应认定丘国辉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积极参与青委会决议或积极附和。2、纵观全案证据及上诉人丘国辉在本案的行为、所处的地位作用，上诉人丘国辉具有诸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1）上诉人丘国辉在青委会中并非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青委会及其运行、活动并没有起到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从参与程度看，主观上并不是有预谋、积极、主动地故意去犯罪，系因受蒙蔽为涉案组织青委会提供了作用不大的帮助，没有积极参与决议或附和，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涉案恶势力性质组织青委会的危害性相对较小，可对上诉人丘国辉从轻处罚。青委会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非特别凶残、没有欺压百姓，影响范围也非广泛的，对相应的参加者可以从轻处罚。（3）上诉人丘国辉系初犯、偶犯，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符合缓刑条件，可以适用缓刑。（4）上诉人丘国辉主动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另上诉人丘国辉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并对破案、定案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使依法不能认定为立功，一般也应在量刑时酌情从轻。（5）上诉人丘国辉真诚悔过获得被害人鑫隆公司及刘思考谅解的，可以从宽处罚。（6）上诉人丘国辉获利极小且积极退赃，可以从宽处理。3、上诉人丘国辉无其他异常收入，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奖励了6000元，该6000元己全额退赃，一审判处上诉人丘国辉罚金三万元明显过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全案情况及上诉人丘国辉的实际情况，在对上诉人定罪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罚金予以减免，给丘国辉一个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上诉人丘胜标上诉提出：其是在2016年2月被村民选举为大岭背村委会计，在职期间参加过山地补充协议的三次会议，其他会议没有参加，也没有得到过其他奖励。其身体多病，需要药物治疗，且其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愿意改正。鉴于上述情况，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减少罚金。上诉人丘胜标的辩护人提出：对上诉人丘胜标的罪名及定性无异议，但上诉人丘胜标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1、上诉人丘胜标在本案中是在丘少庭、丘丛文等的领导下，担任的是合法的财务工作，完全受主犯支配，虽有参与讨论，但并未有实质上的“强迫”行为。2、上诉人丘胜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3、上诉人丘胜标是初犯、偶犯，对于参与本次案件，主要系因其法律认识的不足，其本身实无违法之意，对其适用缓刑也不会发生再犯罪的可能。4、丘胜标参与本次案件的主要意图系为家乡、集体做贡献，对其适用缓刑也不至于对其居住地产生不良影响。综合以上因素，望合议庭充分考虑，给被告人丘胜标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量刑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丘玉灵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其犯强迫交易罪有误。签订补充协议是在鑫隆公司手续存在问题及强行破坏未征收土地等与村民发生争议的情况下，鑫隆公司主动、自愿签订补充协议，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村里水资源被鑫隆公司污染及鑫隆公司强行破坏村中祖坟才导致本案，村民有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综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丘玉灵的辩护人提出：对上诉人丘玉灵行为的定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就本案的事实及与同案其他上诉人相比较，其量刑显得偏重，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丘玉灵在整个犯罪团伙中的地位及作用是属次要和辅助作用。首先，从涉案成员利用在非法组织“青委会”及“大岭背村委”名义下实施的各具体犯罪活动中，上诉人丘玉灵均不是起决定或者是主要作用的角色。其次，上诉人丘玉灵被指控构成相应的犯罪，无非就是其作为涉案非法组织“大岭背村委”的委员之一，参与了个别的犯罪活动，涉案的两个非法组织（即“青委会”及“大岭背村委”）比较，起主要作用的是“青委会”，而非“大岭背村委”，上诉人丘玉灵又仅为“大岭背村委”委员之一，而非主任之类的主要成员。2、上诉人丘玉灵具有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3、上诉人丘玉灵是初犯，认罪态度良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上诉人丘玉灵本身犯罪情节很轻，主观恶性也不大，可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综上所述，上诉人丘玉灵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建议二审法院对其进一步减轻处罚，同时鉴于上诉人丘玉灵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从目前情况来看，没有再犯可能性，对其适用缓刑对其居住地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建议二审法院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丘红波上诉提出：其只是无奈牵扯到本案中，其没有实际附和、拥护决议，其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没有参与强迫鑫隆公司的实际动机和行为。在微信群领的三四千元，系对方一再催促下、怕被议论才领取，事后其积极退清，被害公司股东刘思考书记也出具了谅解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丘红波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丘红波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主动认罪和积极退赃，根据相关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丘红波系从犯、初犯、偶犯，同时结合其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请求二审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丘雄辉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其犯强迫交易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具体理由如下：1、其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故意。其虽加入“青委会”成为“青委会”的成员，但上诉人加入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外出青年，建设家乡。其在“青委会”没有实际的决定权，且平时都不在村里，并没有参与与鑫隆公司的谈判，更未曾一起预谋如何逼迫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其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3、其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非法牟利性”。综上，上诉人既没有强迫交易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强迫交易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更没有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丘雄辉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丘雄辉强迫交易罪无异议，希望法庭在量刑方面从轻或减轻处罚。1、案发后，上诉人丘雄辉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配合公安机关查清事实，有自首情节。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2、上诉人丘雄辉主观恶性小，且属于初犯、从犯，希望法庭酌情减轻处罚。上诉人丘雄辉是初犯，态度良好。上诉人丘雄辉由于法律意识薄弱，且他常年在外务工，本着“为家乡建设做贡献”的热心，被哄骗加入至“青委会”，其在“青委会”没有任职，基本上没有参与实际行动。根据上诉人丘雄辉的供述以及同案犯的供述中，在强迫交易罪中，上诉人丘雄辉处于从犯，仅仅在“青委会”的微信群中偶尔发表言论，基本上未参加“青委会”的线下行动，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不大。综上，上诉人丘雄辉主动投案并坦白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为初犯、从犯，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丘雄辉从轻处罚。上诉人曾锋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有误。其没有与丘少庭、丘丛文敲诈勒索的共同故意。其除了丘丛文外，其他同案人均不认识，他们与鑫隆公司的矛盾及实施的其他行为，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理应将其从他们的团伙犯罪中区分、剥离出来。其作为丘丛文的朋友，系基于朋友互助的目的，帮忙代收30万元，其没有参与双方的谈判、讨价还价，更没有伙同丘少庭、丘丛文强迫陈国根给付30万元的行为，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最后按照要求分别交给丘少庭、丘丛文各15万元。案发后，其亲属代其退给陈国根30万元的行为不等于其因构成犯罪后的退赃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其无罪。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8日及4月27日，五华县*************民小组与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鑫隆公司在大岭背片矿山进行开采瓷土，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0年，总山租款448万多元，两个合同均还约定每五年缴交一次山租款及由鑫隆公司捐款5万元用于公益事业、维修水泥路等事项。鑫隆公司按约定支付了两个合同首期山租款合计34.9万元。2015年10月，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借“维权”之名，非法成立了“大岭新村青年委员会”(又称“外出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委会”)，由上诉人丘丛文担任会长，上诉人丘德明、丘伟科(兼任出纳)等为副会长，上诉人丘文波为秘书长，上诉人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及丘远达(另案处理)等20多人为成员，建立了“青委会”微信群，并开设相关的账户作为经费保障。同时，为操控大岭背片的各项事务，达到脱离柏洋村管理的目的，2016年2月间，在“青委会”的操纵下，非法成立先后由上诉人丘远中、邱运良任村长，上诉人丘胜标、丘玉灵、丘达良为委员的“大岭背村村委会”，建立了大岭背村务平台。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微信群商议和集中开会商议的方式，由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提议，上诉人丘伟科、丘德明、丘文波、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等人积极参与商议和表决，上诉人丘达明虽不是“青委会”的成员，但积极参加“青委会”组织的聚会，积极为“青委会”出谋划策并附和和拥护“青委会”的决定。上诉人丘远中、邱运良、丘胜标、丘玉灵等对“青委会”作出的决定积极配合执行，从而实施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非法采矿一系列的犯罪活动。2019年1月，“青委会”成员在惠州进行分赃，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特别贡献奖为名分得9万元;上诉人丘汉明以得力成员为名分得1万元;上诉人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丘伯生以积极执行为名各分得8000元;上诉人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以主要参与为名各分得6000元;上诉人丘红波、丘汉中、丘展标和丘远达以参议成员为名各分得3000元。具体分述如下:一、强迫交易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大岭背片三个村民小组与鑫隆公司签订的两个山地租赁合同未经全体村民表决，山租太低等为由，经“青委会”全体成员的商议和决定，由上诉人丘丛文负责起草《联络函》，要求鑫隆公司谈判。在鑫隆公司未予理会的情况下，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提议由时任“村长”的上诉人丘远中组织大岭背村民到矿山采取拦路或种树等软暴力的方式对鑫隆公司多次进行阻挠施工，上诉人丘伟科、丘德明、丘文波、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红波、丘伯生、丘汉中、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丘达明、丘达良、丘展标、丘胜标、丘玉灵都参与了决议或积极附和。鑫隆公司为了采矿作业正常进行，被迫在2016年5月3日与“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谈判并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1）将原定每五年交一次的山租款定为450万元，在两年内分三期缴清；（2）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约两公里的道路扩宽至6米，由上诉人丘汉明回村参与监督;（3）把第一期已支付的34.9万元作为对大岭背村的捐款。期间，上诉人丘远中等人还在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的指挥下，多次以鑫隆公司未及时缴交山租款为由进行阻挠施工。鑫隆公司被迫履行补充协议的相关义务。后“青委会”从鑫隆公司缴交的山租款中，按大岭背人口计算每人分配得3800元的分红，并强行抽取90万元作为“青委会”的经费。经鉴定，金石村至柏洋村大岭背道路硬底化扩建、道路边坡挖土石方、挡土墙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1626920元。二、敲诈勒索1、2016年2月至4月间，鑫隆公司因经常被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组织的村民阻挠施工，被害人陈国根代表鑫隆公司找上诉人丘少庭和丘丛文帮忙解决，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鑫隆公司索要财物。为掩人耳目，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委托上诉人曾锋出面收款。2016年4月17日，上诉人曾锋在其惠州经营的茶庄，收取了陈国根交给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的30万元。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各分得15万元。案发后，上诉人曾锋的家属代为退还了被敲诈勒索的30万元。2、2017年11月间，“大岭背村”计划在圆栋山(地名)上建自来水蓄水池，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组织“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相关成员经微信群及开会商议，提出由鑫隆公司及辉煌木业公司出资兴建。在要求被拒后，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的名义提出以鑫隆公司施工破坏了两个祖坟的风水为由，采取阻挠施工的方式要求鑫隆公司支付每座30万元的迁坟费用，后因鑫隆公司资金困难，经“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再次商议，由时任“村长”的上诉人邱运良负责跟进、上诉人丘少庭负责监督，由鑫隆公司挖自来水池，抵对其中一座的迁坟费用。鑫隆公司为了正常运转，被迫将自来水池挖好。经五华县******认定，五华县*******岭背圆栋山的自来水蓄水池挖土方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19115.91元。上述针对鑫隆公司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的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供，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本院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报警登记表等，证实本案的来源及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具体过程。2、被害人刘思考（鑫隆公司股东，潭下镇南华村书记）的陈述，证实2015年“青委会”成立后，通过其身边的人告诉其，“青委会”将组织村民到各级政府反映矿业公司在他们村里损坏农田、山租租赁不合理等事情，如果不跟他们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将会组织村民到现场阻工，不让矿场继续做下去。其听到后就跟公司反映，之后真的有村民来阻止，接着“青委会”以红头文件发函给公司到小学商谈。他们到场的有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文波、丘达明等人。丘少庭说他们签的合同不平等，山租太低，要求一次性付款1300万元。第一次未谈成，过后他们组织村民到矿区阻工。为了村民不要去闹事，经过多次商谈都没有谈成统一意见，丘添华就让其到惠州找“青委会”的人谈谈。其和练孙珠到惠州找到丘少庭，丘少庭说早就该找他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接着丘少庭就带他们到曾锋茶庄聊天，还说曾锋代表其与丘丛文跟他们谈判。几天后，其与陈国根等人跟曾锋谈，曾锋转达要求说给100万元就可以正常开采了。后来谈好给50万元，先交30万元。后来陈国根将30万交给曾锋，当时陈国根还打了其电话，让他跟曾锋讲电话。2016年5月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公司付200万元后就进行前期建设工程。其主要负责帮他们扩村道，涉及征地问题，进度比较缓慢，“青委会”又多次组织村民上山阻挠公司建设，还说扩宽工程做不到公司也别继续经营。他们又找出很多借口要他们公司出钱去解决，比如做水池、迁坟等。公司并不自愿签订补充协议。因为对方多次阻挠公司的生产建设，扬言到各级政府上访，他们还通过“青委会”的丘少庭协商，交了30万元给曾锋去帮他们跟“青委会”协调。交30万元也不是自愿的，因为不找“青委会”的人协商，就无法开工。道路扩宽工程约花费450万元，加上已付山租款，公司没有资金继续运转下去，2018年9月被迫停产。其到现场处理过三次村民阻工事件：2015年12月，“青委会”借口开采造成水土流失、破坏山林地貌等理由，要跟他们签订补充协议，组织村民到矿工制止施工车辆上下山，不让机械施工，还要他们撤走机械，还说要上访。2017年上半年，村民借矿区主道路建设破坏祖坟风水，到现场用摩托车拦路，不让载泥车走，阻止施工，要在现场种树苗。2017年5月左右，“青委会”组织村民，借口他们没有付清山租款，买了树苗要到矿区种，其听到后到大岭背协商，后来其补回他们买树苗的钱、人工费共2万多元，他们就不去种了。另外，2017年10月左右，有村民借老虎坑的开采影响风水，到现场制止施工，要求公司出60万元迁坟，他们还在现场种了树苗，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建设。还有很多次村民到现场阻工。2018年10月，公司找了李靖达想继续共同开发，公司重新运转，村民又上山阻挠，并发了联络函给他们，要求停止施工并撤走一切生产设备。这样他们就被迫停产了。公司跟李靖达解除合约还损失了20万元的违约金。3、被害人陈国根（系鑫隆公司执行董事长）的陈述，证实鑫隆公司在五华县国土资源局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公司与大岭前村民小组签订合同后，陆续共投资6000多万元搭建厂房，开路、架桥、平地等基础建设。鑫隆矿业施工过程中，丘少庭、丘丛文等人以“青委会”名义，推翻此前的合同，强迫他们签订不合理的补充合同。丘少庭还逼迫其交100万的保护费，后来经协商交50万元。交30万元后，大岭背的村民老人还以各种理由到公司阻挠正常施工。其公司于2015年12月开始进场施工，2016年春节后不久，大岭背的村民、老人约10来个人，多次到矿山阻挠，强迫停工。然后以“青委会”的名义发函给公司要求在未协商处理好之前，暂停矿山一切开采行为。公司收到函后，由黄仲辉、刘思考找到村民代表丘远中、丘达宏商谈。村民代表让他们找“青委会”的丘少庭、丘丛文。2016年5月3日，其公司被迫签订了不合理的补充协议。后其公司2016年5月10日付款200万元；2016年12月28日付款50万；2017年6月29日付款50万。第四、五次共付款90万元。2018年12月24日付款60万元。共支付了30年的山租款450万元。平时与公司联系的是邱运良，阻止施工也是邱运良带着村里老人来。2017年11月，“青委会”、村委召集其公司和辉煌木业公司开会，要求木业公司出资80万、其公司出资50万。他们都不同意，后来丘丛文来电，说他们破坏了祖坟的风水，让他们每个祖坟赔偿30万元，让他们出资挖水池，抵其中的30万，另给30万现金用来迁坟，然后才可以施工。他们被迫答应挖建水池，挖了3天后，村民又来阻拦施工。把水池挖好，共花费20多万，但他们还是不让他们施工，又提出要他们出60万迁祖坟，具体赵尚华较清楚。2018年9月停产后，公司于2018年10月3日找到李靖达合作共同开发，重新运转时，村民又以各种理由多次阻挠施工。2018年10月11日，大岭背又发联络函，要求其公司停止施工并撤走一切生产设备，否则要交违约保证金1000万元，使得其公司被迫停业。他们没有及时报警是知道大岭背村民都被“青委会”控制，动不动就叫村民上山恐吓、阻止施工。他们怕得罪他们被报复，也担心影响公司的发展。4、证人邓万强（系陈国根司机）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17日，陈国根让其把30万元现金用鞋盒装好，说是要把30万元拿给丘少庭做保护费。后来去到惠州一个店里和丘少庭委托的人见面，并交了30万元。当时陈国根还交代其一起用手机录音，怕对方不认账，其就打开了录音。其手里拿着装着30万元的鞋盒，上到店里的二楼办公室，去到的时候那个男人还不在办公室，当时还有个女孩子（约20多岁）在办公室，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去叫那个男人，在此期间其就把装钱鞋盒打开放到茶桌上，能看到现金，陈国根还拍了几张照片，过一会那个男人就来到办公室，他们三个人就坐在其办公室里，陈国根就打开装着30万元的鞋盒，露出现金对着那个男人说：“这里是30万元，麻烦你转交给丘少庭”。那个男人就假装说：“不关丘少庭的事，如果这样说，丘少庭会有个把柄留在这里，叫他们不要去说，说出去生意、朋友都没得做了”。陈国根说：“其也没有见过丘少庭”，那个男人说要与刘书记（刘思考）通个电话，然后陈国根打通了刘思考的电话，陈国根就把手机递给曾总与刘思考讲电话。等他们讲完电话，陈国根当着那个男人的面，把30万元现金点清交给那个男人。然后就在谈矿山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在谈事情中，那个男人察觉到陈国根在录音。那个男人就说把刚才录音删掉，很生气的样子，如果被丘少庭知道了，事情就难办了。然后陈国根当着那个男人的面把录音跟刚才现场拍的照片全部删除掉了，那个男人还拿陈国根的手机来检查，然后陈国根叫其先离开，到下面等他。其离开后，陈国根还和那个男人继续聊，其在车上等了一会，陈国根就上到车上来了。他们返回的过程中，其就打开刚才的手机录音来听，陈国根送钱给那个男人及交谈的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现在其已经把录音拷贝成光盘，交给了公安机关。5、证人张玲（曾锋店员工）的证言，证实2016年期间，其老板曾锋拿了15万元现金给其，说这钱是向丘丛文借来的，其拿到钱后就存入了公司的账户（账户名是其个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后来其记得是分三次把钱通过银行转给丘丛文的，每次都是5万元。最后一次转账给丘从文的时间是2017年1月分左右。丘丛文跟其老板曾锋和其都很熟悉，2007年左右，他们公司在惠州做物流，丘丛文做顺风快递，有很多业务上往来，后来丘丛文到中山做生意去了，平常就比较少见面。6、证人曾辉（系曾锋之胞妹）的证言，证实其听张玲说曾锋敲诈他人30万元，其自愿带该30万元来退赃的事实。7、证人黄仲辉（系鑫隆公司法律顾问）的证言，证实“大岭背村委”、“大岭背青委会”是不合法的组织。“青委会”有指使村委的村长邱运良到矿山阻工。并证实鑫隆矿业被迫签订补充协议，扩路等。2017年，公司收到“青委会”的函，要求公司和张国辉共同出资为大岭背修自来水厂。2017年11月左右，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召集公司代表张国辉到学校开会，当场遭到张国辉的反对，丘少庭就要求公司无偿用公司机械挖水池，为了能正常施工，公司被迫挖水池。挖完水池开始生产、施工三天左右，公司又来电说邱运良带着30多名村民阻挠，要求公司出钱迁祖坟。虽说是协商，但都要听“大岭背村委”、“青委会”，其帮公司拟好的协议、合同也没有用，他们会拿出他们拟好的协议来，没有达到他们的意愿，就不准开工。8、证人赵尚华（原系鑫隆公司厂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至2017年9月，其负责鑫隆公司产品销售，但主要在矿山协助公司处理日常事务，后被聘为厂长直至2018年3月。因公司被村民搞得没法生产，其就离开了鑫隆矿业。2017年10月收到村两委红头文件，要求他们找张国辉一起出钱建自来水厂，叫他们先停止施工。收到文件后，其找邱运良了解发函的情况，邱运良说你们去找丘少庭。其和黄仲辉找到丘少庭，丘少庭说要其公司和张国辉出钱建自来水厂，他们没有答应，回到公司叫工人施工，邱运良就带着30多个村民到矿山阻工。村民用两辆三轮车和摩托车拦在路上，把机械都赶下来，在路上、山上都种上树苗。被迫停工后，其通过电话与丘少庭进行沟通，丘少庭要说其去找张国辉，叫他出钱建自来水厂，还说过几天会召集他们到村里开会。2017年11月初，邱运良送函给他们，通知他们派人到小学开会，对方参会的有丘少庭、邱运良、丘丛文等6人。丘少庭表达要求后，张国辉当场拍桌子，说“你这不是明抢吗”，随后离开。他们也拒绝了对方的要求，然后离开。会后，丘丛文给陈国根打电话要求帮忙挖水池，清理泥土。陈国根跟其说如果接到丘少庭电话就跟他谈下。约会后5天左右，丘少庭来电叫其去村里，当时邱运良也在场。丘少庭说公司没钱但有机械设备，让他们帮忙挖水池三天就让他们动工。其为了公司能正常施工，被迫答应丘少庭的要求。挖了3天后，第4天上午其公司还在帮挖水池，同时矿山开始施工，但到下午，邱运良带着30来个村民来阻挠施工，公司又被迫停工。邱运良说水池还没挖好，矿山不能施工。其跟丘少庭沟通，丘少庭叫他们继续帮他们多挖点，体现出诚意来，他才好和村民交待。其公司又继续为其挖了10天。水池挖好后，矿山正常施工了三天，邱运良又带着村民来阻挠，并在路上、山上种上树苗，其对邱运良说水池都挖好了，怎么还不能施工，邱运良又提出60万元迁坟的要求，其打电话给丘少庭，丘少庭说没办法，这是村民的祖坟。村民来阻工后，“青委会”发函说，两个祖坟需要60万元的迁坟费，在事情没有处理好时，要停止一切施工。挖水池、清理土方，机械都是请来的，公司支付了22多万元费用。邱运良三次带领村民来阻工，村民还威胁说如果继续施工就砸机械。其还证实在2017年11月份左右和陈国根一起去到惠州找到曾锋，曾锋替丘少庭收了30万元保护费的事实。9、证人林汉明（原鑫隆公司厂长）的证言，证实其在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在鑫隆公司任厂长。鑫隆矿业在五华县国土局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公司于2015年9月开始筹备开采工作，其做厂长时，村民来阻工三次。第一次是2015年12月初，20多个村民到矿山道路上，阻止车辆出入，制止机械采矿，说是公司在破坏性开山劈路，造成水土流失。2015年12月18日接到“青委会”的函，以同样的理由要求公司暂停施工。2016年1月左右（春节前），20多个村民不让车辆出入，制止施工，要求把机械从山上撤下来。2016年2月27日，“青委会”来函说“换了新一届村委班子，否决了公司之前与大岭背村民小组所签的合同，在没有协商好以前，不得施工”。2016年3月初，又有20多个村民前来阻工。每次村民到矿山阻工，都要公司出误工费，有时每人200元，有时150元，如果公司不出钱给他们，村民不肯离开。谁组织村民上来阻挠矿山施工其不清楚。第一次拿了8000多元，第二次拿了6000多元，第三次记不清了。当时想着出点小钱能继续施工，不想激化与村民的矛盾，所以未报警。2016年5月3日，其公司被迫签订补充协议，会议由“青委会”会长丘丛文主持。补充协议至2016年8月其离开公司时，村民没有到矿山阻止施工。村民代表、“青委会”要求变更合同，没有什么理由，主要是为了钱的事，有人在幕后操纵，强迫其公司接受条件，如果不愿意就会搞到公司停止生产。其公司先期投资了那么多资金，如果不接受可能损失更大，也就无奈接受了。10、证人闵光头（原鑫隆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2015年10月左右，陈国根聘请其去工作。进场施工期间，遇到大岭背村民的阻挠，叫他们先停止施工。后来遇到村民反复阻挠，阻工原因其不知道。2017年11月，赵尚华让其去挖水池3天，回到矿山施工时村民又来阻工，赵尚华又让其安排机械去挖水池，挖了10多天。挖水池的工钱1天1万元，公司共支付给其20多万元。挖完水池后，村民继续来阻挠施工，其见情况不对，就不干了。其进场施工到做水池期间，村民来阻工5、6次，每次有20多个村民。11、证人廖祖城（原鑫隆公司厂区保安）的证言，证实2015年以来，村民共到他们厂阻止施工7、8次，其在现场的有3次，都在2018年期间，三次情况都差不多。矿长李凤青或施工人员来电说厂区有人闹事，其到现场看到有20多个人手持锄头棒、镰刀之类站在那里拦住车辆机械，用二轮或三轮摩托车拦住道路，使厂区无法生产运转，后经公司领导协商后，闹事的人才离开。都是大岭背村长邱运良伙同几个“青委会”的人带领一些老人来的。12、证人蓝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开始，鑫隆矿业到大岭背开采瓷土。“青委会”成立后，丘少庭等人要胁一次性上交山租款450万元。后“青委会”抽取了10万元作为费用，每户分得3800元的山租分红。其曾经看到二十多人前往矿区，其中有人手持镰刀、锄头，其认识的还有邱运良（负责指挥），张兰香、庄奎兰、吴惠香、唐惠兰、丘天泗、彭有群。据其所知，是因为矿业公司未支付租金，造成“青委会”的人组织村民前去阻挠生产。阻挠施工后，会向鑫隆公司要求支付误工费，到场人员得100元至200元。13、证人李球兰的证言，证实其自2008年开始就在柏洋村任计育专干，2017年因丘丛文等人不满其老公丘文彬作出纳，就重新换成其来做出纳。虽然其任“青委会”的出纳，但其纯粹属于有职无权的。2006年左右，有个潮汕老板的木业公司承租了他们大岭背片的一座山，用来种植桉树，木业公司与他们大岭背片签订了承租30年的合同，每年交租金给他们大岭背片，第一年交了1万9千多元，逐年按照市场价进行递增。当时他们大岭背片的所有村民共同推选其老公丘文彬作为出纳，丘文彬去潭下镇农村合作信用社开了一个账户，用来保管这笔租金，所以当时租金是转入其老公的个人账户，丘添华作为会计，保管账户密码，账单就交到丘达宏手里。2015年年初，大岭背几个村民小组还与鑫隆公司签订了30年的合同，允许鑫隆公司开采他们大岭背片一面山的瓷泥，鑫隆公司每年也要交租金给大岭背片，他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也是每五年交一次租，每五年上涨一次租金的价格，到合同到期，鑫隆公司要支付给大岭背片区总计450万元。第一期五年租金34.9万元鑫隆公司拿给丘添华手里，后存到其老公丘文彬信用社账户上。2015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等人发起成立“青委会”，要求整个大岭背片的大小事务都要经过他们那些人的研究决定才能实行。“青委会”有20人左右，丘丛文作为“青委会”的会长，其他主要成员有丘少庭、邱运良、丘文波、丘远中、丘汉明、丘伯生等人，具体还有谁其记不清楚。“青委会”成立以后，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远中、丘伯生、丘定良几个人就来到其家中，强迫其老公丘文彬将他暂为保管的大岭背公款交出给他们“青委会”保管，但是仍然可以作为出纳。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其老公只好把剩余的34.9万中30万公款移交到“青委会”的公账里，具体是谁的账户其也不清楚。剩余的4.9万元作为村委的公共开支经费。后来“青委会”要插手大岭背片事务时，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带领“青委会”一帮人就去找到鑫隆公司的老板，要求鑫隆公司将剩余的租金450万元一次性付清。当时鑫隆公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先付了200万元，转账到“青委会”的公账里去了。“青委会”的人就将那200万元当中先抽了10万元，称这钱要奖励他们的成员，剩下的190万元再拿出来，按人口平分，分给每个大岭背片的村民，每人分得3800元。都是他们擅自做出的决定。后来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又分别去了几次鑫隆公司要钱，直到2018年过年才把鑫隆公司所有的山租款收齐。后“青委会”以其老公脾气不好要求换出纳，但是由于其儿子当时得了重病，其不同意，丘丛文等人就叫其作为大岭背的出纳。虽然其作为大岭背的出纳，但是他们几人开会商量的时候从来不通知其，大岭背的公款他们“青委会”用了多少钱也从来不告诉其，叫其签名出单据就好了，还说不管其同意不同意都好，都要将公款里的钱拿出来给他们。其看到有很多不合理的支出，其就没有签名，所以现在其自己也不知道大岭背的那笔公款还有多少钱。后来有村民听到“青委会”的几个人拿了大岭背公款30多万元进行分发，其中丘丛文分得9万元，丘少庭分得9万元，邱运良分得3万5千元、丘汉明分得1万元，丘远中分得1万元，还有分得8千元、6千元到3千元不等的，都是他们“青委会”的20多个成员内部进行划分。2015年10月1日上午，“青委会”的成员丘少庭、丘丛文、丘伯生、丘定良、丘达良、丘远科、丘文波、丘国辉、丘炎忠等人，就把其与丘添华、丘远中、丘日良、丘胜添、丘超恒、丘达宏、丘锡连、丘文彬等人叫到大岭背小学开会，会上丘丛文就对其和以上八个长期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说：你们这些老班子岁数大了，办事不力了，大岭背的村务应该由他们这些年轻人来管理了，你们不要再管事了。当时丘丛文也指着对其说：“以后大岭背的一切事务，你不可以再过问，也不用你管，你领的是共产党的钱，就做共产党的活。”当时开会开了一整天。第二天，“青委会”的那几个人商量成立“大岭背村委会”，选举丘远中为村长，委员有丘达良、丘玉灵、丘达才，丘胜标为大岭背村的会计。2017年8月份左右，丘远中就退出“大岭背村委会”村长的位置，由邱运良顶替大岭背村长的位置；丘达良也退出委员的位置，由丘文波顶替“大岭背村”委员的位置。2017年冬，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丘伯生、丘玉灵、丘汉辉等人来到其家，要求其老公丘文彬将大岭背村出纳的位置让出来，并且第二次对其说：“以后大岭背的一切事务，你不可以再过问，也不用你管，你领的是共产党的钱，就做共产党的活。”其老公不同意，丘丛文等人就安排其作为大岭背的出纳，还安排刘裕红作为大岭背的会计，他们两人每个月领取100元的劳务费，但是大岭背的山租等公款全部都是由“青委会”掌控，他们“青委会”的出纳、会计是谁其也不清楚。如果大岭背需要收垃圾费、路灯费等，就由邱运良与刘裕红去取出来，需要多少就取出多少来，然后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其，其就凭单付钱。但是“青委会”的其他一切开支都是“青委会”成员开会决定的，具体情况其不知道。2016年5月2日晚，丘添华打电话告诉其“青委会”次日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当时其还在犹豫要不要去。5月3日上午，丘达宏打电话给其，问其有没有收到通知去大岭背小学参加补充协议的签订仪式，其当时和他约好一起去。下午，鑫隆公司代表刘思考、陈国根在大岭背小学一教室内与“青委会”代表成员签订补充协议，其他“青委会”成员在教室外等候。教室内用课桌拼成两排对立，“青委会”、村委会成员代表坐一边，对面则坐着鑫隆公司代表，当时有“青委会”成员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丘国辉、丘展标、丘立科作为代表，“大岭背村委会”代表有其、丘达良、丘胜标、丘达才、丘玉灵，还有村民小组长丘达宏、丘远中、丘添华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丘少庭也在现场，但他没有签字。该补充协议约定此前支付给村委的34.9万元租金作为捐款给大岭背村，并提前支付30年的山租450万元（分三次付清），同时将金石村至大岭背的村道扩宽。“青委会”全体成员丘丛文、丘德明、丘伟科、丘宗良、丘文波、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立科、丘雄辉、丘汉中、丘展标、丘伯生等人（除丘远达）全部及村委会其他成员、许多村民都来了。没进教室的人则都在教室外等候，还有人负责维持秩序。其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参加过“青委会”的各种会议。其听说大岭背村民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总共有四次，具体什么时候其记不清楚。其记得有一次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邱运良打电话给其，要其带3000元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当时大岭背村民在阻工）发误工费给阻工的村民。其去到现场后就对参与阻工的村民每人发放100元，当时发放了2000元，领了钱就签名，其当时也领得100元。其总共参与上山阻扰鑫隆公司阻工2次，领了200元。14、证人丘达宏的证言，证实其在2013年左右任大岭背第一村民小组组长至今。2015年2月8日和2015年4月27日与五华县鑫隆矿业公司在柏洋村委的监证下签订了为期30年的山地租赁合同，其在合同书上签了名，当时在场签名的都有三个村民小组的组长、村民代表、柏洋村的村委干部及鑫隆矿业公司的代表，合同是合法签订的。2015年10月，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的部分人自行成立了一个以丘丛文为会长的“青年委员会”组织，在2016年初左右推选出成立“大岭村委会”，日常事务要经过“青委会”同意才能处理。“青委会”和大岭村委都是不合法的。“青委会”多次要求“大岭村委会”的成员召集村民到鑫隆公司矿区进行阻挠施工，强行要矿业公司停工。在2016年的5月3日，“青年委员会”的成员以山租太低为由要推翻原签订的二份为期30年的山地租赁合同，强迫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第三份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鑫隆矿业公司被“青委会”强迫签订的不平等合同，其村的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也是迫于无奈下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名，合同的内容都是“青委会”一手操办的，大致内容就是要求鑫隆公司把30年的山租450万元在二年内分三次付清，这450万并不包括鑫隆公司在前期在第一、第二份合同签订后所交第一期山租款30多万元，第一期的30多万作为赞助大岭背村的公益费用，并要求鑫隆公司无偿把大岭背到金石村的道路约2公里在原有的路面上扩宽至6米，包括征地等费用由鑫隆公司负责。后来，“青委会”还对相关的账务进行了操控，强行把钱转入“青委会”的账户，其认为有些单据是不合理的，所以其拒绝签名。另外，在签订补充协议前，其也参加了2次不成功的谈判，是“青委会”要求他们村民小组长到场的。鑫隆公司是被逼无奈才与“青委会”签订补充协议，“青委会”、村委会以各种手段逼迫鑫隆公司同意谈判，如果鑫隆公司不同意签订协议，难以正常经营生产。以丘从文、丘少庭为首的“青委会”一直在控制、组织村委会和村民与鑫隆公司对抗，最终逼迫鑫隆公司同意签订补充协议，其认为是不合理不合法的。15、证人丘锡连的证言，证实2011年，张培杰发现大岭背狗颈凹有瓷土资源，后通过柏洋村委召集大岭背村民代表、小组长，约定每年18000元租30年，每五年租钱上调30%。后在村委主持下，双方签了协议。张培杰后来虽未开工，但每年支付山租。2015年，鑫隆矿业准备进场开采，重新和大岭背村民代表签订了山地租赁合同。2月签订了一份，后来又做修改，4月重新签订了合同。鑫隆矿业开始生产时，丘丛文、丘少庭等人成立了“青委会”。他们几十人回到大岭背撇开他们老的村民代表，自行成立“大岭背村委会”，并宣布他们之前与鑫隆矿业签订的合同无效，签订了一份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实际上就把他们签的那份合同全部推翻了。2011年、2015年签合同的村民代表有其与丘日良、丘胜添、丘超桓、丘达宏、丘远中、丘添华、丘文彬、李球兰，合同经过村民讨论同意，是真实意思表示。成立村委会未经村民代表同意，也未知会老村民代表，他们本来很期待有企业进村发展，结果全被丘丛文、丘少庭等人的“青委会”赶走了，他们觉得很可惜。16、证人丘日良的证言，证实鑫隆矿业签订合同的经过与丘锡连、张培杰基本一致。鑫隆矿业开始生产时，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在外成立了“青委会”，他们几十人回大岭背撇开他们老村民代表，自行成立了村委会，并宣布他们与鑫隆矿业签订的合同无效，他们强行与鑫隆矿业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2011年、2015年合同经村民讨论同意，参与签合同的村民代表有其与丘锡连、丘达宏、丘远中、丘添华、丘文彬、李球兰、丘胜添、丘超桓。17、证人丘胜添的证言，证实与鑫隆矿业签订协议一事，鑫隆矿业做了一个方案给他们，大岭背召开了村民家长会，参与人员有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代表，很多村民也参与了，当时大家都同意将山地租赁给鑫隆矿业。2015年底，“青委会”重新推选人员担任村民代表，补充协议的事不清楚。“青委会”是大岭背一部分人自行成立的组织，具体怎样成员、组成人员其都不清楚。18、证人丘文彬（系村民小组出纳、村委出纳）的证言，证实其在2007年起通过选举任三个村民小组的出纳，2016年2月起任“大岭背村委”出纳，2018年1月起由其妻子李球兰接任。原来与鑫隆矿业签订协议，协议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有会议记录，由丘添华保管。两个协议签订后，矿业公司支付了第一个五年的山租34.9万元（含现金8000元）。后丘丛文、丘少庭威迫其交出账目和钱，其就把30万转到“青委会”的出纳丘伟科的账户上了。后来“青委会”一帮人怀着私心，借“为民办事”煸动村民搞事，否定前面的两个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第一期的200万元也是付到其账上，其中190万按“青委会”、村委会要求以分红形式发给村民，10万作为提成交给“青委会”，后来实际发放给村民共200万左右，现金不够时其又从账户取出10万左右给村民分红。2016年10月，丘丛文、丘少庭逼其交账后，其就未再收取款项。后来是会计丘胜标、刘裕红收取山租款和其他款项。使用的账户其不清楚，其只是被迫根据他们的要求做收支单据。2017年，丘丛文拿了10万元现金给其，要求报销，其中5万元自称选举费用，2.5万元是矿业公司山租款50万元的提成，2.5万元用于支付挖自来水池的费用，其中水池费用由其付给挖机老板。19、证人唐惠兰的证言，证实经村民（家长）代表大会讨论后在2015年2月8日、4月27日与鑫隆公司签订两份租赁合同。2015年底部分村民成立“青委会”，会长是丘丛文。2016年春节期间，“青委会”推选出村委会，村长是丘远中。“青委会”成立后多次要求村委会召集村民到矿区阻挠施工，强行要求停止施工，具体参与人员其不清楚。2016年5月3日，“青委会”操办下，强迫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迫于无奈下也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其到矿业公司阻止施工两次。2017年11月左右，邱运良召集村民到矿区阻挠施工。到场村民发误工费100元，有20多村民到现场。邱运良说公司还有钱没有交，先不要施工。有一次村民在道路上种树，不让施工车辆通行。另一次村民到矿区叫施工人员停工，然后由邱运良协商。此前，山租款主要为了大岭背的公益事业，“青委会”成立后，“青委会”操纵三个村民小组的大小事务，强行把经济转入“青委会”名下由“青委会”安排。其家7口人共分得26600元。20、证人丘惠雄的证言，证实经村民代表会议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了协议。后来部分青年人为更改该协议成立“青委会”，会长丘丛文，幕后指挥丘少庭、丘达明，财务是丘伟科。2016年初，“青委会”组织下，选举出村委会，丘远中为村长，委员有丘玉灵，会计丘胜标、出纳丘文彬。丘丛文、丘少庭和矿业公司人员谈判、协商，最后签订了补充协议。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要求丘文彬把大岭背的公款移交30万至“青委会”财务丘伟科账户上，他们还说，钱放在丘文彬手里，说不定哪天被人绑架了。当时很多村民都叫丘文彬不要把钱转给丘伟科，最后，丘文彬还是转了。另大岭背收到第一款山租200万元后，“青委会”要提成10万元作经费，其一家9口共收到34200元的分红款。其还拿过两次上山的误工费，合计200元，都是从邱运良手里拿的。21、证人张爱国的证言，证实经村民代表会议与鑫隆公司签订有租赁合同。2017年其参与3次阻工、2018年1次参与阻工。其是和邱运良、丘添兴、丘新良、庄奎兰、卢碧云、黄天娇、李兰香、吴会香、张菊香、林清娣、唐会兰、徐金珍、田桂芳、王金凤等人去的。开采区内有一个祖坟，每次上山的是逼鑫隆矿业公司赔更多的钱，迁一个坟30万元，还有就是说水土流失。在山上训斥工人停工，安排村民站在挖掘机下阻碍施工。丘运祥还开三轮车阻拦载瓷泥的车辆通行。其上山都是邱运良打电话让其去的，他还说以后看到有村民去阻工就跟着去。其领取了四次钱，三次是在刘裕红处领取的，还有一次是邱运良现场发放的。事后在丘文波车行签了授权书。除了坟地的事，很多事情其都不是很清楚。也没有认真核实村委、“青委会”说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心里也想着争取些利益，又受到邱运良等人的唆使，才做出一些阻挠施工行为。22、证人刘裕红的证言，证实其对“大岭背村委会”、“青委会”成立的情况不知情。证实邱运良在大岭背微信总群或口头通知大家去维权。其共2次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维权。第一次在2018年1月，邱运良通知大家上山鑫隆公司施工点种植树苗，其负责统计人数，每人发误工费100元；第二次在2018年11月，到鑫隆公司的施工点没有发现有人施工，后经李球兰统计，发了误工费100元。其从丘胜标手中从2017年12月26日手中接过来做会计的。是邱运良以每个月100元的补助叫其做大岭背村的会计。在2018年12月24日，邱运良叫其开60万元的收据给鑫隆公司，从丘丛文处确认到了大岭背村的公账后开了收据；2018年5月30日至31日，邱运良带了鑫隆公司有关人员来到学校找其，在确认收款后开了2笔共70万元关于山租的收据给鑫隆公司。“大岭背村委会”公账的户名是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2018年4月左右，丘丛文还将大岭村委会的公章寄回给其保管。每次取钱是邱运良在微信群公示，然后和邱运良、丘文波等人一起去。2018年间，其跟邱运良、丘文波等人两次到潭下信用社转账到“青委会”账下，一次40多万元，另外一次记不清金额。其在2019年3、4月看到“大岭背村委”奖励丘少庭10万、丘丛文3万、邱运良3.5万、丘远中1万元，后其向丘丛文要辛苦费，丘丛文私人给了其5000元的事实。23、证人丘锡胜的证言，证实“青委会”逼使鑫隆公司交山租等事，后要求其签授权书，其拒绝签名的事实。24、证人丘达雄的证言，证实刘裕红在大岭背担任会计，丘丛文曾给刘裕红转账5000元，现其给予退赃的事实。25、证人徐金珍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至11月参与阻工两次，2018年10月阻工一次。听说阻工是为了祖坟，具体细节不清楚。一次是在老虎坑和棉地坑路过时，见村民在训斥工人停工，期间刘裕红说来了的村民要签名，其停留了约15分钟。第二次听丘运财说很多村民为了祖坟的事上山，其到山上时看到很多村民准备回家了。李兰香还在自言自语说“就骂工人为什么要来这里打工”之类的话。还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拦着路，阻碍施工车辆通行。第三次是2018年10月左右一天下午，其在小店时有村民说上山维权，其到时，工人坐在路边，待了约5分钟，他们就离开了。邱运良在半路上要村民签名领钱，后李球兰送来100元。其7口人共分红26600元。2019年5月，丘远中、丘达明、丘文波拿授权书要求其老公丘德强签名。26、证人林清娣的证言，证实本人参与阻工三次。第一次是在分红前，是丘运祥叫其去的，与蓝谷娣等人，其当时见村民挑着树苗上山，也锄了龙眼树苗、桉树苗跟着上山。村民在老虎坑矿业公司开的道路上种植了树苗，从山脚到山上都种了，在路上也种了，目的是阻拦矿业公司的车辆通行。当时有人要求先不要施工，先解决村民提出的要求。丘运祥给其100元补贴。第二次上山是丘运祥说祖坟被挖坏了，其和丘运祥的女朋友一起坐丘运祥的摩托车上山，当时见员工在老虎坑挖泥，施工的地方离祖坟约几百米，村民要求停工，把祖坟搞好来。事后丘运祥拿给其100元补贴。第三次听说矿业公司在山上洗泥，会影响村民耕作，也跟着前往，看到矿业公司在做硬底化工程，村民说不可以在山上洗泥，会污染环境，村民阻拦的方式是种树或言语威胁。其家8人共分得分红30400元。27、证人张兰香的证言，证实2018年下半年共2次上山阻工。第一次因为施工把他们的水圳毁掉了，村民无水耕种，所以要阻拦施工。是丘运墙骑三轮车载其及一个疯女子一起上山，当时有几十个村民在现场，他们要求先停工，赔偿他们的庄稼，他们在山上停留二、三个小时。几天后，丘运祥拿了100元给其说是上山村民的人工费，约一个月后一天下午，很多村民又到山上，村民用摩托车和三轮车拦住施工人员。后来也得了100元。还有张葵兰、丘新良、丘添兴、张爱国、唐会兰等人参与了。邱运良也上山阻工几次，具体什么时候其不清楚。鑫隆公司没有帮他们解决耕种用水，他们村民肯定要求公司解决。其领了3800元分红。丘文波、丘达明、丘远中拿了授权书让其签名。28、证人庄奎兰的证言，证实其3次参与阻工，其中2次从李球兰领取100元误工费。2016年冬，矿业公司施工过程中挖到了祖坟，就与大岭背人发生了纠纷。2017年农历3月一天，其路过矿业公司挖土点时，发现有十多个村民在现场站着，有几个村内女子叫其前往，其就过去了。到现场后，有村民说祖坟都被刨了，员工仍在施工，双方未发生争执，其看了不久就离开了。2017年10月一天下午，其路过挖土点时发现有10多个村民到现场，李球兰叫其停下来说祖坟被挖坏了，一起去要求做好复绿和赔钱工作，去的人都有钱发。其跟着到了现场，有村民叫员工停工，大岭背的祖坟被挖，要给个说法。其中一个男性经理说不关他的事，有事向董事长反映，然后继续施工。不久其离开了现场，当晚，李球兰叫丘运祥拿了100元给其。2017年11月一天，有10多个村民到挖泥点，丘运祥说为祖坟被挖的事讨说法，好让矿业公司做好复绿和修祖坟，否则不给鑫隆公司做。李球兰、吴惠香也说一起去。到半山腰时遇到前面的村民返回，说没有开工。李球兰发了100元误工费给其。参与的村民还有邱运良、李球兰、丘文彬、罗远红、叶秋莲、丘运祥、吴惠香、彭友莲等人。其一家4口共分得15200元分红款。29、证人丘星良的证言，证实其共6次参与阻工。第一次是鑫隆公司开路时，影响多家的祖坟，其中有其家的。其与丘定华、丘添兴等5、6人索要了修坟款。第二次是2017年下半年，有村民说租金没交又开工了，就跟着上山去了。到场的还有邱运良、丘福田、王金凤、李兰香、唐惠兰等20多个村民。其见施工过程中破坏了其的梯田，就要求解决好再施工。回来的路上，得100元误工费。第三次是几天后，村民又说去维权。王金凤、唐惠兰、李兰香、庄奎兰、黄天娇、卢碧云、吴会香、张菊香、张爱国、林清娣、徐金珍等人都到现场。其还是要求解决好其的梯田问题后再施工，其他村民要求付山租后才可以施工。回家路上得100元误工费。第四次是几天后，邱运良来电叫其一起去维权，与王金凤、唐惠兰、李兰香、庄奎兰、黄天娇、卢碧云、吴会香、张菊香、张爱国、林清娣、徐金珍等20多人到山上。其还是要求解决梯田问题，其他村民要求付租金，也有村民说再施工拿汽油把挖掘机烧了。得100元误工费。第五次，2018年10月，有人说矿业公司在山上洗泥，其和丘伟良、丘平中、张爱国等人到现场，其看到有员工在勾沙，旁边还有洗沙的机械，但没有洗沙。还有一次记不清谁叫其去干什么了。其家共12人分得45600元分红。2019年4月，丘远中、丘达明、丘文波拿授权书叫其签名。2015年底，上山阻工后，矿业公司的员工拿了钱让其发给村民，说是村民的资金，每个村民250元。具体情况记不清了。30、证人丘添兴的证言，其证实因老祖地被挖与村民前往阻止施工，是邱运良负责协商。一个星期后，听说又叫施工了，又前往制止施工。制止后是邱运良在协商。二次共从邱运良处领到200元。大岭背人的老祖地没有被破坏。其家7口人共分得26600元。31、证人李兰香的证言（系丘文波母亲），其证实共三次去制止施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因为农田被矿业公司填埋毁坏了。丘新良、丘添兴、卢碧云、黄天娇、吴会香、张菊香、张爱国、林清娣、唐会兰、徐金珍、庄奎兰等人都去过。其中一次带了树苗。阻工的目的就是想公司给其补偿或恢复原貌，还有就是提高山租，把事情解决好。前两次都是丘会珍来电叫其去，第三次是自行跟村民去的。他们到现场后站在挖掘机前让工人停工，站在路中间不让载泥土的车通行，有人把摩托车、拖拉机停在路中间。上山阻工后，工作人员离开现场。他们离开后，工人又继续开工，他们知道后又上山阻工。不清楚阻工后谁负责谈判。32、证人田桂芳的证言，证实本人三次上山阻工。2017年10月一天，邱运良说鑫隆公司没有按照协议付山租款，要他们去阻止施工。后其与吴会香、庄奎兰、丘玉灵、丘新良、丘添兴、邱运良等人去阻止施工。有人大声叫工人停工，有人站在挖机前阻止施工，丘运祥把三轮摩托车拦在路中间，有人把摩托车拦在路上，还有人站在路中间不让载泥土的车上下山。其站在路边没说什么。他们跟工人说打山租款过来才可以继续施工，工人停工后他们就陆续回家。路上，邱运良给每人发了100元现金。2017年11月一天下午，吴会香来电说到山上种树苗，因为矿业公司还未付清山租款，要其拔点树苗去种不让他们施工。后其拔了十几棵树苗与吴会香两人一起上山，见林清娣、庄奎兰、张菊香、丘玉灵、邱运良都在路面上种树苗，现场没有工人，其也在路中间种了树苗。这次未发补助。2018年10月，丘远中和邱运良说矿业公司在山上搭建厂房洗瓷土污染水土，搞下去没有干净的水喝了。其跟黄天娇、庄奎兰、唐会兰、李球兰、林清娣一起到山上，见丘远中、邱运良等十几人已经在了，工人在铺水泥坪。他们跟工人说不可以继续做下去了，要停工。工人就离开现场。后丘远中、邱运良叫李球兰给他们每人发了100元。上山阻工后，工人离开现场。等他们离开后，工人又继续施工，他们知道后又去阻工，现场鑫隆公司没有工人和机械在山上了，听说已经破产了。只参与三次，其他人在2015年至2018年间还多次阻工，具体情况其不清楚。后邱运良的弟弟邱伟良找其说，到潭下派出所做材料的话，就说上山阻工是因为鑫隆公司在山上开采瓷土破坏水土，也把祖坟搞水浸了，不要说因为其他事情。其分到了3800元。丘文波、丘远中、丘达明拿了授权书给其签名。33、证人黄天娇的证言，证实其三次上山阻工。2017年期间，邱运良说矿业公司施工造成耕作没水用，而且把祖坟挖掉了，叫他们去阻工。2017年10月一天，邱运良带他们四十多人上山阻工。邱运良要挖机师傅停工，挖机不停，村民就用摩托车和三轮车拦住挖机，接着村民站在挖机上，不让他们施工。他们停留了约两、三个小时。工人离开后，邱运良对他们说，下次听到挖机声就上来阻工。然后他们下山。有村民提出在山上种树苗阻工，邱运良听后要求各村民去挖树苗来种。当天中午一点多，他们就来种树苗，一直种到四点多。李球兰拿了100元说是补助款。2018年10月一天下午，邱运良要求大家上山阻止矿业公司洗泥，还说太远，老人家不要去了，并要李球兰带钱到山上发。接着邱运良带着十多人上山。见几个工人在搭棚。邱运良对工人说不可以洗泥。工人听到就走了。5点多钟时，他们就回家了。李球兰给每人发了100元。补助款是村里先拿出来，后来就要鑫隆公司赔回来，但赔了多少其不清楚。参与阻工的还有丘新良、张葵兰、丘添兴、张爱国、唐会兰、张兰香、李兰香。2015年至2018年，共阻工7、8次，每次都是邱运良带去的。阻工后是丘丛文、丘少庭、丘达明和村民邱运良去谈判的。邱伟良对其说公安问话时，不要说是谁组织去阻工的，直接说村民要上山维权。今天早上9点钟，他们从大岭背包一辆中巴车出发，在车上讨论了丘伟良对他们讲的这些话。其分了3800元的现金，签了授权书。34、证人吴惠香的证言，其证实2次上山阻工。2017年冬季一天，丘运祥载其到施工现场，当时庄奎兰、蓝谷娣、张菊香等7、8人已经在现场。有村民说挖祖坟的事未处理好，不能开工。工人与村民吵几句继续施工，有村民就用拦车、拦路的方式阻拦施工。后其准备回家，丘运祥拿了本子让其签名，当天中午，邱运祥拿了100元给其。2017年冬季一天，村民又因祖坟被挖的事上山阻工。丘运祥、唐会兰、蓝谷娣、张菊香、张爱国等人都在场。未见争吵，也未拦车、拦路。不久村民就离开。当天中午，村长邱运良拿了100元给其。其家4口人分得15200元。不清楚串供的事情。35、证人蓝谷娣的证言，证实2015年开始，共参与上山阻工4、5次。其记得一次是2017年底，邱运良叫他们去阻止施工，到山上时发现鑫隆公司的车辆已经走了，邱运良叫他们下午去种树苗。当天下午去种了树苗。2018年年底，邱运良又带领村民上山阻工。因为其人多，他们让施工队停工他们就停工，后由邱运良与矿业公司交涉，内容其不清楚。四、五次阻工只分得300元，因为有时发钱。邱运良、李球兰、刘裕红各发给其一次，钱从哪来不清楚。其家11口人共分得41800元。其老公签了丘文波、丘远中、丘达明拿的授权书。邱运良是村长，丘丛文是“青委会”会长，丘少庭是话事人，因为大岭背的事都是丘少庭在处理。36、证人丘福全、卢碧云的证言，证实其有与丘运祥、丘添兴等人到矿业公司进行阻挠施工的事实。37、证人丘会珍、田桂芳、叶秋连、丘定华、丘伟良、彭有群、黄金凤、罗远红的证言，与证人李兰香、王天娇等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均证实有上山阻挠施工的事实。38、鑫隆公司执行董事长陈国根提交的相关书证：（1）联络函，证实大岭背村民小组、大岭背青年委员于2016年元月11日向鑫隆矿业发函，要求补偿12705008元，并要求在回复诉求前，停止一切生产作业行为。（2）收据，证实2015年4月14日支付山租款24.9万元，2016年5月10日支付200万元，2016年12月28日支付50万元，2017年6月29日支付50万元，2017年10月31日支付20万元，2017年7月2日支付延期付款补偿款3.6万元，2018年5月30日支付45万元，2018年5月31日支付25万元，2018年12月24日支付60万元；2016年12月20日支付扩路放泥征地款4万元，2017年6月30日支付扩路填土款11.2万元；2016支付土地补偿款10万元。（3）林权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陈国根提交的银行流水等。39、从五华县自然资源局调取鑫隆矿业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成交确认书、县政府关于公开出证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陶瓷土矿采矿权的批复，证实鑫隆矿业经营方面的资料。40、公告、联络函、通知等，证实2015年12月18日，“青委会”与三个村民小组发函给鑫隆公司，以破坏性开山劈路、8万元赔偿金额不成比例为由，要求鑫隆公司暂停开路重新谈判。2016年2月27日，“青委会”发函要求暂停任何施工行为。2016年6月7日，村两委以道路迟迟未能动工为由，要求鑫隆公司于6月8日起暂停开采。2017年9月21日，村两委、党小组发函，要求鑫隆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支付违约金20万元，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山租协议权利。2018年10月11日，以涉嫌清洗稀土为由，限期3天搬离一切清洗稀土设备，超期撤离引发村民集体上山维权的费用由鑫隆公司承担。2018年10月16日日，再次发函要求鑫隆公司股东参会。该联络函显示村民于10月13日曾上山阻止施工。2016年6月11日，大岭村两委（村民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发联合函，要求鑫隆公司履行扩宽道路的合同，并要求鑫隆公司暂停开采。2016年6月13日，“青委会”对回乡村民进行人工、车费补偿。2017年2月13日，“青委会”对2016年底对丘丛文、丘少庭等60多人的奖励及油路费进行公示。2019年1月19日，大岭村发布公告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其中突出贡献：丘丛文、丘少庭各9万元；得力成员丘汉明10000元；积极执行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丘伯生各8000元；主要参与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运辉、丘立科、丘雄辉各6000元；参议成员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各3000元。41、查询复函与情况说明，证实经五华县民政局查询，未查到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村委会”、“柏洋村大岭背青年委员会”、“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信息。中共潭下镇委员会证实大岭背一、二、三村民小组属自然村，没有其他组织。42、山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证实（1）2015年2月8日，柏洋村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与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大岭背上村棉地坑至狗颈凹山地范围959.5亩租给鑫隆公司30年，并约定每5年交租金一次，其中第一个五年每年补偿款为20000元；第二个五年每年补偿款为26000元；第三个五年每年补偿款为33800元；第四个五年每年补偿款59622元；每五个五每年补偿款为77509元。捐款5万元做公益等事项。（2）2015年4月27日，柏洋村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与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大岭背从狗颈凹到猫头伯公至湖洋头与冷水坑山地交界约900亩租给鑫隆公司使用，期限30年，双方约定每5年交租一次。每一个五年交租，第一期24.9万元；第二期323700元；第三期420810元，第四期547053元，第五期711169元；第六期924520元。30年山租补偿为3176252元。有捐款5万元做公益等事项。（3）2016年3月27日，签订补偿协议，证实有要求一、于2017年农历六月前分三期支付山租450万元。即协议签订后5日内100万，2016年农历12月前100万，2017年农历六月底150万元；二、捐助扩路等内容。43、村务平台发布的有关文章及部分照片，证实涉案的2017年6月5日发布两委深圳年中会议决议公告，要求鑫隆矿业于6月6日前付款；于6月16日动工扩路，“青委会”及“大岭背村委会”聚会等情况。44、发放山租人员表，证实各户人口分配山租的情况。45、鑫隆公司的回复函，证实2016年1月27日，鑫隆公司复函商谈山租及保证金的事项；2016年4月9日，鑫隆公司发出《预约协调函》，邀请大岭背村相关人员协商村道扩宽、山租费缴纳等问题；2016年4月24日，鑫隆矿业复函，同意山租及补偿费等合计480万元分三期付清；同意捐助扩路。46、丘伟科微信转账截图，证实给上诉人丘文波、邱运良、丘少庭、丘伯生等人转账的情况。47、大岭背费用报单及相关名单，证实2018年8月至10月上山维权的人员领取费用情况。48、现场勘查笔录，证实相关涉案现场概况。49、辨认笔录,证实通过相片辩认，闵光头辨认出邱运良就是带人上山阻扰施工的老村长；林汉明辨认出邱运良、丘少庭、丘丛文；缪祖城辨认出邱运良就是每次带领大岭背村民到矿场阻扰施工的人并辨认出丘少庭、丘远中、丘丛文；赵尚华辨认出丘丛文、邱运良、丘远中；丘丛文辨认出刘裕红、丘伟科、丘文波、丘汉明、丘少庭、丘远中、邱远良、丘达明、丘玉灵；丘玉灵辨认出丘文波、丘远中、丘少庭、丘伟科、丘丛文、邱运良、丘汉明、丘达明、刘裕红；蓝某1辨认出丘天泗、邱运良、彭有群、唐惠兰、吴惠番、张兰番、庄奎兰、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邱运良、丘达明；孔礼华辨认出丘少庭、丘远中；李远华辨认出丘少庭、邱运良；丘国辉辨认出丘立科、丘云辉、丘定良、丘德明、丘远科、丘佰生、丘汉辉；蓝仲辉辨认出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丘云辉辨认出丘立科、丘国辉、丘定良、丘德明、丘远科、丘佰生、丘汉辉；丘立科辨认出丘云辉、丘国辉、丘少庭、丘丛文；丘汉辉辨认出丘远科、丘佰生、丘德明、丘定良；丘远科辨认出丘汉辉、丘佰生、丘德明、丘定良；丘佰生辨认出丘汉辉、丘远科、丘德明、丘定良；丘德明辨认出丘汉辉、丘远科、丘佰生、丘定良；丘汉明辨认出丘远中、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伟科、丘文波、刘裕红、林耀锋；邱运良辨认出丘文波、丘远中、丘少庭、丘伟科、丘丛文、丘玉灵、刘裕红；丘文波辨认出丘伟科、丘丛文、丘汉明、丘少庭、丘远中、邱运良、丘达明刘裕红、丘玉灵；丘少庭辨认出丘丛文、丘汉明、丘远中、邱运良、丘伟科；刘裕红辨认出丘玉灵、丘文波、邱运良、丘丛文、丘远中。50、上诉人丘丛文账户流水，证实有3次收到曾锋通过张玲账户的转账合计15万元交易流水。51、现场勘查笔录及辨认笔录，证实案发现场情况及刘思考辨认出曾锋、丘丛文、丘少庭；陈国根、邓万强分别辨认出曾锋；丘丛文辨认出曾锋；张玲辨认出丘丛文；赵尚华辨认出曾锋、丘丛文。52、电话录音、讯问视频、抓捕视频、录音音频等，均证实本案依法办理的过程及丘少庭、丘丛文敲诈勒索30万元等事实。53、接受证据、扣押、移送清单，证实（1）上诉人曾锋家属代为退赃30万元的情况。（2）上诉人丘赵波等人合计退赃364700元的情况。54、手机130*****860、134*****513、137*****874（丘伟科）、133*****682、181*****198、153*****606、189*****308、138*****466、1343010206等号码的通话清单，证实相关通话情况。55、银行流水清单，证实（1）陈国根流水清单证实有2018年12月24日支付尖栋山农业合作社60万元、2017年1月25日支付丘胜标大岭背山租15万元、2017年6月30日支付尖栋山农业合作社10.2万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尖栋山农业合作社20万元、2018年5月30日支付尖栋山农业合作社45万元、2018年5月31日支付尖栋山农业合作社25万等交易流水。（2）丘文彬账户证实有2015年4月28日收到30.1万元、2016年5月10日收到2笔合计200万元转账等交易流水。（3）丘胜标账户流水，证实相关交易流水。（4）尖栋山账户证实收到陈国根、刘思考（60万元）的转账，与陈国根的账户流水能相印证。（5）冻结通知书，证实五华县公安局已冻结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户下(卡号:80020000010242687)的670797.57元,冻结丘丛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22022008008840036)的存款25260.46元。56、梅州市*********出具的电子资料鉴定书14份，证实丘远中、刘裕红、邱运良、丘丛文、丘伟科、丘达明、丘汉明、丘文波、丘伯生、丘德明、丘汉辉、丘定良、丘远科持有的手机均有登录微信的记录；丘少庭手机无法解锁，未对数据进行恢复。57、五华县******出具的华价认定字（2019）20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五华县建设工程造价站出具的工程预算书，证实五华县***************硬底化扩建、道路边坡挖土石方、挡土墙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1626920元。58、五华县******出具的华价认定字（2019）203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五华县建设工程造价站出具的工程预算书，证实五华县*******岭背圆栋山的自来水蓄水池挖土方工程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工程造价为人民币19115.91元。59、上诉人丘丛文的供述，证实2015年10月份大岭背的村民微信群里商量成立一个青年委员会（“青委会”），村民选其当“青委会”会长，“青委会”另外设立了一个微信群叫大岭背村青委群（期间也有过大岭背村或大岭新村“青委会”的群名），其从2015年当选会长至今。副会长有丘德明、丘伟科、丘宗良（已故），秘书长丘龙（后由丘文波接任），成员有丘汉明、丘立科、丘远科、丘定良、丘少庭、丘云峰、丘云辉、丘雄辉、丘展标、丘汉中、丘伯生、丘汉辉、丘赵波、丘远达。“青委会”微信群里只有他们21人，后来除丘宗良、丘龙外还有19人。“青委会”没有制定专门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但微信群里有讨论相关事务。“青委会”没有通过合法手续成立，也没有在相关部门备案。2016年2月14日，他们“青委会”组织大岭背村民进行选举，设立“大岭背村委会”，选举了第一任村长、村干部，丘远中（忠）是第一任村长，丘达财、丘玉灵、丘达良为委员，丘胜标任会计，丘文彬任出纳，其和丘德明、丘宗良、丘达良为“青委会”监督员。后于2016年2月16日以大岭新村村民委员会、大岭新村青年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大岭新村村委成员及监督员职责》的公告文件，并在大岭背小学附近的小店张贴公布。因为大岭背村民小组的公账由个人保管，所以他们“青委会”认为有必要重新找人保管公账，在2017年大年初一，“大岭背村委”的村长丘远中主持召开会议，决议设立了“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公账，由其担任法人代表。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和柏洋村大岭背第一、二、三村民小组在农历2014年12月20日、2015年3月9日（公历分别是2015年2月8日、2015年4月27日）先后签订了《山地租赁合同》，当时是柏洋村委会做见证。后来他们“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认为之前的协议无效，所以召集村民代表决定重新签订补充协议。2016年初，丘少庭在“青委会”微信群提出要鑫隆矿业再补偿1300万元，底线500万元，所有成员都同意、支持。2016年5月3日，五华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和柏洋村大岭背第一、二、三村民小组签订了“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当时柏洋村委会做监证单位盖章了。2015年2月8日、2015年4月27日分别签订的《山地租赁合同》均已生效履行，鑫隆矿业公司已将第一期五年的租金349000元付给大岭背丘文彬的个人账户保管。2015年10月14日（其记得的时间）他们大岭背成立了“青委会”（全称是外出青年委员会），因为丘文彬处已经保管了有50多万元的山租款，丘少庭就提出大岭背的山租全部给丘文彬保管不可靠，要分一部分给他们外出青年保管，然后“青委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拿出30万元交给丘伟科个人账户保管。会议结束后二、三天左右，丘文彬（单独保管其银行卡，不知密码）、丘达财（已去世，掌握丘文彬银行卡的密码）一起去银行转了30万元到丘伟科的个人账户。2017年3月30日，把这30万元转到“大岭背村委”的公账户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里。这30万元一直没有使用。2016年5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鑫隆矿业公司在2年内支付30年的山租总共450万元（分三次付清），加上第一、二次协议中已付的34.9万元，总共是484.9万元的山租。2016年5月3日签订补充协议后的二、三天后，鑫隆矿业公司将200万元转账到丘文彬的个人账户，到账后，丘少庭要求丘文彬拿出5%（即10万元）作为“青委会”的劳务费。由丘文彬、丘达财通过银行转账到丘伟科的个人账户，这10万元减去“青委会”工作人员的油路费、人工补助约5万元，剩下部分的劳务费就由“青委会”奖励“青委会”的所有成员，油路费、人工补助和奖励都是由丘伟科用微信转账给他们的。其中其总共分得约10000元，丘少庭总共分得8000多元，其他人分得几千元不等。剩下的190万元分给全体大岭背村民（500多人），每人分红3800元，不足部分由丘文彬账户里的山租中支出。剩下的250万元鑫隆矿业公司没有按合同履行支付，大岭背村民多次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地点阻扰施工的情况下，鑫隆矿业公司答应继续支付山租。之后“大岭背村委”、“青委会”经决议成立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公账户。2016年6月30日鑫隆矿业公司转账了100万元到这个公账户。剩下的150万元是分多次转账到这个公账户，都是大岭背村民每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地点阻扰一下就支付一部分山租。一开始的200万元是按照5%的劳务费补偿给“青委会”，后来丘少庭提出5%的劳务费太少需要提高到20%，“青委会”的成员一致同意按照450万元的20%作为劳务费补偿给“青委会”，总共就是90万元的劳务费，除了第一次的10万元，剩下的80万元劳务费是分多次转账到丘伟科的个人的账户（即“青委会”的公账户），用于“青委会”的日常支出。2019年1月19日“青委会”拿出29万元（“青委会”90万元的劳务费中的29万元）奖励“青委会”的成员，是根据各自的作用分别奖励，其中其和丘少庭是特别贡献奖各9万元，得力成员的丘汉明奖1万元，积极执行的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丘伯生各奖8000元，主要参与的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各奖6000元，参议成员的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各奖3000元，以上奖励都是丘伟科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特别贡献、得力成员是巧立名目对所有成员进行奖励补偿。后其又供述：起初是丘少庭提出拿出山租钱的二三十万来奖励“青委会”的成员，当时他和其商量了一下，定了初步方案，发到群里大家看，后来又经过“青委会”全体成员的讨论，根据“青委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实际参与付出行动的积极程度进行奖励。奖励名单中的都参与了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后的商量讨论、全村道路扩宽畅通全面扩宽硬底化、自来水项目土方工程、要求蓝某1赔偿村民水土损失等，基本上村里大小事情都经过“青委会”全体成员讨论，大家都在群里发言献策，按照每个人的参与程度、积极程度进行奖励。2016年5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写明鑫隆矿业公司给大岭背村道约二公里长的路面扩宽至6米宽，另外预留30厘米的水沟。这约二公里的原路面是4米宽的，扩宽路面要使用到的地方，是由鑫隆矿业公司出面处理，包括购买、征收他人的地方、金石村的地方，其中修路若占用到大岭背集体地方时是大岭背集体无偿服从的。当时是丘远忠（同音丘远中）做“大岭背村委”的村长，是丘远忠负责和鑫隆矿业公司进行具体实施的。其也不知道鑫隆矿业公司用于购买、征收地方的钱是多少。后补充供述：在与鑫隆公司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前后，曾多次开会、聚会讨论，一般开会前是由其和丘少庭在“青委会”群里召集，一般是由村长丘远中或者丘少庭来主持会议，大家经过讨论后，由其汇总意见，形成会议决定，起草发函内容，再在“青委会”、村委微信群里发布同意，再向外界公开。开会时，“青委会”的成员丘汉辉、丘远科、丘伯生、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丘展标都比较积极参与，献言献策。丘远达人在荷兰，主要在微信群内附和。丘云锋、丘汉中因在外经商，比较少参会。2017年10月份，根据丘少庭提议，“青委会”成员一致通过后，“青委会”发函给鑫隆矿业公司和种桉树的老板张国辉，要求共同出资为大岭背村建自来水厂，要求张国辉出80万元、鑫隆矿业公司出50万元。2017年11月初左右，“青委会”丘少庭带其和邱运良召集鑫隆矿业公司的代表（不记得是谁了）和张国辉到大岭背小学协商，丘少庭提出鑫隆矿业公司和张国辉为大岭背村新建自来水厂，遭到反对后，丘少庭又提出鑫隆矿业公司无偿挖自来水水池并平土方三天否则就不可以施工，鑫隆矿业公司迫于无奈只好答应。鑫隆矿业公司挖了三天后，鑫隆矿业公司就开始生产施工，邱运良带村民去阻扰鑫隆矿业公司生产施工，鑫隆矿业公司停止生产施工并继续挖水池，又挖了十多天，水池挖了20米深、18米宽。挖好水池后，邱运良又带村民去阻扰鑫隆矿业公司生产施工，提出矿山上有两个祖坟，按照以往的价钱（以前鑫隆矿业公司迁走了一个他人私人的坟地用了30万元）就要60万元的迁坟费用，鑫隆矿业公司没有答应。其没有到场参与阻扰鑫隆矿业公司生产施工。其知道邱运良又是以迁祖坟为由再次去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的，关键还是每次去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后都能有利益。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大岭背村委会”和“青委会”同意讨论，从大岭背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公账上支出了一笔钱奖励给他们“青委会”和村委会的主要成员，其中丘少庭奖励了10万元，其奖励了3万元，邱运良奖励了3.6万元，丘远中奖励了1万元，后来其拿了4000元给刘裕红，邱运良拿了1000元给刘裕红。因为其挂名了会长，丘少庭是其亲阿叔，他认为其也要分多一点，还有其负责发函等其他事情。丘远中、邱运良在阻挠施工中，比较积极，所以也奖励。丘达明不是“青委会”成员，丘达明只是作为村中老者，比较支持“青委会”的工作，每次会议丘达明都有参加。2019年5月份的时候，是丘文波通过微信发给其的，其知道公安机关对他们进行调查，内容大概是针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问话提纲，具体是谁提供给丘文波的就不清楚了。后来大家都不再在“青委会”微信群发言了，然后就把“青委会”微信群解散了，他们各自三三两两进行商量，后来就商量从“青委会”公账上拿出30万元来聘请律师。其还证实2016年初的时候，他们大岭背“青委会”、村委会、片干部李球兰和村民代表在大岭背小学商议，因为大家觉得他们大岭背的山地租给鑫隆公司价钱太低，一开始通过他们的商议，要求鑫隆公司付1300万山租款给他们，后来再次通过商议，最低要求就是付给他们500万山租款，另外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的村道扩宽。因为在他们“青委会”成立之后，虽然其作为“青委会”的会长，但是丘少庭在他们“青委会”里面辈分比较高，加上丘少庭比较能说会道，所以“青委会”的主要说话权都在丘少庭那里。在他们和鑫隆公司签补充协议前，丘少庭就提出来说要求鑫隆公司付100万元好处费给他们，当时其就想着这笔钱该怎么收比较好，后来其想到在惠州市其有一个朋友曾锋在开茶庄，其就提议去曾锋那里，后来其还打电话给曾锋说了此事，并且告诉他具体事情会由丘少庭去跟他沟通，他帮他们收这笔钱可以得到5%的好处费。后来具体的事情就是丘少庭、曾锋和刘思考（鑫隆公司与他们之间的中间人）在商量。其知道在鑫隆公司付钱之前，曾锋、丘少庭和刘思考在曾锋的茶庄有见面协商，具体他们是如何协商的其没有参与。后来通过协商，鑫隆公司答应给50万元好处费给他们，先期付了30万元给曾锋，是鑫隆公司拿现金到曾锋的茶庄交给曾锋的，并且鑫隆公司答应剩下的20万元在2016年底付清。在曾锋收到这笔钱后，丘少庭就跟其提出来说这笔钱除了曾锋的5%提成外，其和他一人一半分了。后来其听说丘少庭去曾锋那里先拿了15万元现金，剩下的15万元钱因为曾锋那段时间经济比较紧张，就是他自己先在使用，直到2017年的时候，曾锋才陆陆续续将这笔钱通过张玲（曾锋店里的员工）的微信分三次转账（每次5万元）给其，曾锋说原来答应支付给他的5%好处费就算了，相当于这15万元周转的利息。因为当时他们一开始要求鑫隆公司付500万，另外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的道路扩宽，丘少庭就提出来说鑫隆公司给他们一点好处费，那山租款少付点也可以，加上丘少庭作为“青委会”的主要话事人，今后的很多事情都要他出面解决，所以鑫隆公司也想收买丘少庭的。所以后来才有鑫隆公司才答应付450万元山租款，另外答应支付50万元给他们做好处费。当时他们想着这笔钱自己亲自去领的话可能会被对方抓到把柄，所以就提出由中间人曾锋去领这笔钱。鑫隆矿业公司会答应他们的条件，是因为如果鑫隆矿业公司不答应的话，那他们村民就不让他们开采；加上其知道的是鑫隆矿业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没有把相关证件办下来，涉嫌非法开采，鑫隆公司也害怕他们村民去告他们，所以他们才肯答应他们的条件的。60、上诉人丘少庭的供述，证实其对“青委会”成员有说明，但其只供认其是“青委会”成员。对村里的矿业公司，供认有村民到鑫隆矿业公司阻止生产，有过谈判，签订有新合同，并供认“青委会”是委派其去协助村委谈判，当时村委是丘远中带联络函到鑫隆公司约代表到小学协商的。最后签订的协议内容主要是鑫隆公司分三期缴纳山租款450万，还有扩宽金石村至大岭背的道路。450万鑫隆公司已交付，第一次收到200万有190万用于分红，还有10万作为“青委会”的活动经费。剩下的250万中，20%作为“青委会”支配的经费，其他的用于公益事业。大岭背还有一个叫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是为了账目更加公开化。“青委会”决定后奖励给其的9万元来源于大岭背集体收益的20%，是因为“青委会”信任其做事。对大岭背自来水池的事，其供认在选位置时参加了，后来是大岭背和鑫隆公司一起挖好的，鑫隆公司是自愿帮挖水池的。2019年3、4月份时“大岭背村委”账户奖励转给其10万元（辛苦费），转给丘丛文3万元，转给邱运良3.5万元，转给丘远中1万元。“大岭背村委”干部提出大岭背村民每人分红3800元是“大岭背村委”干部发放的。其认为“青委会”给其19万元是给其辛苦人工费及奖励。61、上诉人丘文波的供述，证实在“青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其就加入了，任秘书长的职务。是丘丛文提出组织并成立“青委会”的，“青委会”由丘丛文、丘少庭管事。“青委会”没有在相关部门备案，也没有通过任何合法手续成立。大岭背所有收入（包括山租款等）的20%作为“青委会”的经费，其中山租款中就有90万元经费是属于“青委会”。在“青委会”的促进下，成立了“大岭背村委会”，负责三个小组的具体村务事情，主要的事情还是听从“青委会”的安排。他们上山进行维权（鑫隆矿业公司的开采破坏了生态，开挖的泥土填埋了农田和祖坟，要求鑫隆矿业公司进行赔偿）共有三次，都是邱运良组织的（主要就是组织村民在鑫隆公司的施工工地种树苗，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生产），到场的人能得到“大岭背村委”的补贴。“青委会”为奖励成员在跟鑫隆矿业谈判和维权中及村里日常事务中作的贡献，从鑫隆矿业拿到的钱中拿了29万元出来奖励，丘丛文得到90000元，丘少庭得到90000元左右，丘德明得到6000元，丘伟科得到8000元，“青委会”的其他成员也得到了奖励，当时也奖励给其8000元。2019年1月20日其收到丘伟科用微信转账给其的8000元。丘丛文、丘少庭作为突出贡献各奖励9万元，是因为丘丛文和丘少庭两人在他们“青委会”所做的所有事件中都起主导作用，很多想法思路都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俩是决策者。丘汉明作为得力成员奖励1万元，一方面，丘汉明在村中的威望比较高，他在“青委会”中提出的很多想法建议大家都比较认可；另一方面，他和丘丛文都在中山市，可能丘丛文有什么想法先和丘汉明商量决定的，所以丘丛文认为丘汉明在“青委会”中比较得力。其和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伯生作为积极执行者各奖励8000元，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各房中比较有威望的，在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决议相关事情后，他们都积极拥护，并且积极参与相关的决议讨论等。其本人在2018年6月份参与理事会成员后积极参与讨论大岭背修建自来水池的事情。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作为参与者各奖励6000元，是因为他们在丘丛文号召下会经常回家参与村中的事情，经常参与会议和微信中发表意见建议等，拥护丘丛文和丘少庭的提议等。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作为参议成员各奖励3000元，因为他们比较少回家参与村中的事情，但是在微信群中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等，拥护丘丛文和丘少庭的提议等。其知道他们跟鑫隆矿业公司签订了两次合同。第一份合同是2015年的，还有一份就是补充合同2016年6月份左右签订的。其知道的就是丘丛文、丘少庭、丘远中、丘玉灵、邱运良去找的鑫隆矿业公司。具体怎么谈的其不知道，但其知道鑫隆矿业公司在两年内分三次付了450万山租款和把大岭背至金石村的道路扩宽至6米。鑫隆公司拖欠山租款或“青委会”提出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时，经“青委会”授意，由村长丘远中带领村中老人到鑫隆公司工地种树苗、由邱运良带领村中老人骑摩托车到公司拦路等形式阻挠其施工。每次到场的人都会有“青委会”给予奖励。大岭背“青委会”多次授意“村委会”成员组织村民上山阻碍鑫隆公司正常采矿，以此胁迫鑫隆公司跟大岭背“青委会”重新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的提出和讨论、到大岭小学跟鑫隆公司开会、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这些事情其都没有参与，其只是在微信群上看他们讨论过这些事情，具体很多内幕其都没有去过问。2017年的下半年（具体时间其不记得了），其在大岭背微信群看到了丘丛文发出来的“青委会”发给鑫隆矿业公司的函件（这函好像是丘远中送去的），大致内容就是鑫隆矿业公司和种桉树的老板，要求对方支持大岭背村修建自来水池，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丘远中、其等人去大岭背村小学约谈了种桉树的老板张国辉，让他出资修建自来水池。当时其记得种桉树的老板张国辉就说几万块他肯出，当作做公益事业，但多了就不肯出。后面约谈鑫隆公司的人其就没参加，具体怎样谈的其不知道。其知道协商不成功后，经“青委会”授意，借坟地风水被破坏为由，由村长丘远中带领村中老人到鑫隆公司阻挠其施工，要求鑫隆公司赔偿60万的两座迁坟费用，后丘丛文跟鑫隆公司说提出让其帮忙挖自来水池三天，抵其中的30万元（一座迁坟的费用），另外再给他们30万元现金用来迁移坟地，鑫隆公司被逼答应帮挖自来水池。邱运良组织人员上山维权。丘丛文组织“青委会”开会，发函。丘少庭跟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维权。丘玉灵、丘达明挂横幅（对蓝某1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丘伟科负责管账。丘德明参与与鑫隆矿业公司的谈判（后更正不清楚其具体做了什么）。丘达明和丘丛文、丘少庭比较亲，虽然他不是“青委会”、“村委会”成员，但他对“青委会”、“村委会”做的事都有出谋献策，是属幕后军师的那种角色，“青委会”聚会的时候，他也会到场，比较爱发表讲话。丘少庭在2019年3月份以其回家处理大岭背至金石村道路扩宽工程，从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账号里拿了130000元，这笔钱是刘裕红划账给他的，丘丛文拿了30000元，邱运良补助工时50000元。在2019年3、4月份期间，邱运良通过微信转账了5千元给其，说是其多次跟他一起去帮村上谈山界的人工钱和油钱。他们商议事情，是通过开会和微信商量。在商议相关事情时，丘丛文主要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在会议上提议和最终决定相关事情，如果决定要发函给大岭背的企业进行座谈，是由丘丛文革拟函件的，如果需要在“大岭背村务平台”或“大岭背微信总群”公布相关决议，也是由丘丛文写好发布的：丘少庭在开会时就不会提出什么，在开会之前他会与丘丛文提前商议；他们其他成员在开会时就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般情况下都是支持丘丛文的提议的，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在2019年5月3日的时候，丘丛文通过微信转了5、6份文件给其，文件内容有：“青委会”的成立是全体村民同意的、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公账是全体村民同意成立的、“青委会”成员分钱（两次）也是全体村民同意的、聘请律师是全体村民同意的。丘丛文说他咨询了律师，说要求补签这些授权书才合法，而其参与了这些事，于是他要求其将文件打印出来，然后在2019年5月4日其就跟丘远中、丘达明、丘玉灵四人一起去村上每家每户要求村民签名。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前知道公安机关在对他们进行调查，是其姐丘秀容的女婿朱华在潭下派出所做辅警，他用微信给其发了一份其家中的位置图和丘丛文家的位置图，还问其怎么村里的事情搞到那么大。后来其把情况也告诉了丘丛文、丘远中。62、上诉人丘伟科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青委会”成立时就加入了，其任副会长一职，负责出纳工作。（关于“青委会”的架构有详细供述，与丘丛文供述同）“青委会”是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自行组织的，主要职责是为了尊老互助做公益事业为名，与柏洋村委各自为政，柏洋村大岭背“青委会”由村民和成员将柏洋村大岭背片的大小事情都由“青委会”和村民自行处理。自他们“大岭背村委”成立后柏洋村委选出的大岭背片的村干部李球兰就没有实际的村干部权力，他们村民也只听“大岭背村委”和“青委会”的安排。“青委会”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只是在“青委会”微信群上讲过，“青委会”成员从外面回家解决村中的事情，都有相应误工费、路费、伙食补助，具体费用先由大家表决，会长丘丛文决定，由其发放；“青委会”要吸收新成员，需要村民推荐，然后他们“青委会”再集体讨论同意才可以加入“青委会”的。“青委会”的账户是其开的，户名是其的，是在2015年10月深圳市龙岗区中国民生银行龙城支行开户的。“青委会”的账户共有120多万元。自“青委会”成立以后，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为了要求鑫隆矿业公司跟他们大岭背签订补充协议，利用鑫隆矿业公司在他们村里山上施工破坏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等借口，“青委会”多次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其记得是丘远中、丘丛文提出去阻挠施工的，安排丘远中组织），采取拦截鑫隆矿业公司载泥土的车不能上下山、不让他们的挖掘机等机械施工，要在他们的矿区种回树苗去等方式让鑫隆矿业公司停产，胁迫鑫隆矿业公司在2016年5月3日跟他们“大岭背村委”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大致内容：1、要求鑫隆矿业公司缴交450万元的山租款，其中第一期的200万元汇入“大岭背村委”丘文彬的账户，后来的250万元“青委会”发函给鑫隆公司将钱汇入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账户；2、要求鑫隆矿业公司扩宽金石村至他们大岭背的村道，相关的征地工作、征地费用、道路建设工程费用都由鑫隆矿业公司负责；3、先期已交的34.9万元山租款作为捐款。每次参与和鑫隆公司谈判的人都有10多人，为丘定华、丘道仁、李球兰、丘丛文、丘少庭、丘添兴、丘添华、丘远中、丘达才等人，谈判的时候其每次都在外面旁听。在其任“青委会”出纳期间，“青委会”账户收支情况是这样的：在2015年10月份“大岭背村委”出纳丘文彬账户内的30万元转入“青委会”账户，这可能是从鑫隆矿业公司交来的山租款34.9万元当中的30万元；2016年5月份由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村委”丘文彬账入“青委会”账户的10万人民币是鑫隆矿业公司第一期交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村委”200万元中以提成百分之五作为“青委会”劳务会的钱，还有“大岭背村委”190万元就由大岭背村民每人分红3800元分了，当时约有400多人分红。2017年2月份村委人员（具体是谁其记不清楚了）拿到给其75000元存入账户的钱中2.5万元是鑫隆矿业公司交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村委”50万元中以提成百分之五作为“青委会”劳务会的钱，另外5万元是“大岭背村委”来的钱，具体怎样来的其就清楚；2017年12月份邱运良转入打路款13478元到账户就是讲“大岭背村委”不好拿出来，让“青委会”先拿出来，后筹到款后邱运良将“青委会”先拿出打路的款转还“青委会”账户内的钱；2018年1月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尖栋山丘德明账户转入“青委会”账户435000元的钱是鑫隆矿业公司交“大岭背村委”后给“青委会”的收益款；2019年1月份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尖栋山丘德明账户转入“青委会”账户一笔是260000元和一笔是190000元的钱也是鑫隆矿业公司交给“大岭背村委”后给“青委会”的收益款。主要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和个人村民分红，分红是分作用大小分的钱也不一样，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就分给了丘丛文、丘少庭各9万元；丘汉明1万元，其和丘少波、丘远科、丘伯生、丘汉辉就分到8000元，丘国辉、丘炎忠、丘德明、丘定良、丘赵波、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分到6000元，丘云锋、丘展标、丘汉中、丘远达就分到3000元，还有从“大岭背村委”账户支出的有给第一任村长丘远中1万元，第二任村长邱运良3.6万元；还有就是村民参与“大岭背村委”的人工费、上山种树费、每人150元（人员时多时少），外出人员回家参与村利益维权费（包括误工费、路费、伙食补助），400元到5000元不等，村中白事开支约3000元到5000元不等和小学校服日用品、村内灯光费用等都有开支，最后还剩余30多万元在2019年5月6日支出给丘文波、丘德明、丘伯生各10万元用于聘请律师，后丘德明的10万元转给丘丛文了，是请律师对潭下镇柏洋村委书记蓝某1打官司的费用，其自己也从中付了28000元给律师事务所用于聘请律师，因为当时他们都听到公安部门在调查他们了。当时“青委会”成员及奖励标准是按照“青委会”成员在大岭背公益事业中作出的贡献大小来奖励的，奖励标准是“青委会”成员、村委成员讨论出来，当时其奖励8000元，因为丘丛文和丘少庭在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大岭背村道扩宽中等事情中，出力较多，奉献最大，所以丘丛文和丘少庭分得9万元。这些奖励都是其在负责发放，其是通过手机银行和微信转账结合的方式。63、上诉人丘远中的供述，证实2015年设立大岭新村青年委员会（简称“青委会”），目的是操控柏洋村大岭背的大小事务。成员有丘少庭、丘丛文、丘伟科、丘云辉、丘定良、丘立科、丘远达、丘炎中、丘伯生、丘文波、丘云波、丘德明、丘汉明、丘远科等20多人。“青委会”的会长是丘丛文，但主要管事的是丘少庭，出纳是丘伟科，其余人员担任什么职务其不清楚。“青委会”有规章制度，写有具体谁人负责什么事情，还规定了维权补助的内容。“青委会”没有通过合法手续设立，也没有在相关部门报备。2016年2月15日在“青委会”的操纵组织下成立“大岭新村村委会”。丘少庭、丘丛文操纵推选其担任村长，委员有丘达财、丘玉灵、丘达良，会计丘胜标，出纳丘文彬，监督员丘丛文。成立村委会的目的是管理大岭背村的大小事务。而实际上村委会是一个空壳子，“青委会”要求村中的一切大小事务必须经过其同意才能处理。其做村长是可以决定1000元以内的村务支出，1000元以上至3000元支出要“大岭背村委”集体讨论通过，3000元以上的支出要“大岭背村委”向“青委会”汇报经同意后才可以支出。第二任的村长是邱运良。2015年2月8日和2015年4月27日柏洋村大岭背第一、第二、第三村民小组和鑫隆矿业公司分别签订了一份山地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三个村民小组代表都签了名，柏洋村委会书记蓝某1也签了名，并盖了柏洋村民委员会的印章，还有部分代表在合同上签了名。2016年5月3日柏洋村大岭背第一、第二、第三村民小组和鑫隆矿业公司签订了一个“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该份协议中三个村民小组都签了名，柏洋村委分管大岭背村干部代表、大岭背成员代表和“青委会”代表都签了名，并盖了柏洋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前两份合同都是30年的山地租赁期限，都是分六期进行支付，每一期为5年。合同签订后鑫隆矿业公司先支付了第一期5年的山租款共30多万元。后丘少庭、丘丛文等人组织“青委会”成员和大岭背村民和其等人采取种树苗、摩托车堵路等方式阻挠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其共参与了2次的阻挠施工。分别是2017年上半年和2018年8月份左右，2017年上半年去的那次是丘少庭、丘丛文牵头组织的，2018年8月左右是邱运良牵头组织的。去阻挠施工都有发放100元的误工费，到场的村民都有领取。后来柏洋村大岭背村民丘少庭、丘丛文等人以“青委会”名义推翻之前签订的两份合同，要求鑫隆矿业公司提高山租款的3倍，开价向鑫隆矿业公司要1300万。他们去阻挠施工前先在微信群“大岭背人微信总群”进行商量讨论鑫隆矿业公司的山租到期了为什么大家不去拿，后来就在该微信群约定了去的时间。发生阻挠事情后，都是“青委会”的成员丘少庭、丘丛文等人和鑫隆矿业公司进行协商、谈判。其两次在大岭小学的其中一间课室参与了协商、谈判。协商、谈判丘丛文、丘少庭指定丘道仁、丘定华共四人在谈判会上发言，谈判的内容是要求鑫隆公司按合同准时付款。与鑫隆公司谈判是通过“五华县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大岭新村两委联合发布”的联络函的方式来通知的。两次联络函是其本人专程送到刘思考手中通知的。联络函是丘丛文制作的。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是“青委会”担心鑫隆矿业公司开采了几年后或因矿产资源缺乏等原因不再继续开采而撤出大岭背，导致剩余的山租款无法兑现、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在两年内分三次付清30年的山租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第一份和第二份签订合同后鑫隆矿业公司把第一期5年的山租款共计人民币34.9万元汇入村民小组出纳丘文彬的账户（具体账号是什么其不清楚）内，“青委会”成立后签订“两个《山地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之后鑫隆矿业公司把三十年的山租款共计人民币450万元分多次汇入“青委会”指定的账户（具体账号是什么其不清楚）内。其知道“青委会”在第一笔200万元山租款到丘文彬账后强行抽了10万元作为“青委会”成员的奖金，190万元作为村民福利分红，每个村民分得3800元。后来在其没有做村长时一次性抽了90万元作经费。2019年4月18日邱运良拿给其现金人民币1万元，邱运良称该1万元是补助其从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油路费。此外，补充协议还要求鑫隆公司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的道路扩宽至6米并把第一期交的山租款作为捐款捐给大岭背。大岭背和鑫隆公司前两次签订的合同其认为是合法的。第三份补充签订的合同要鑫隆公司把道路扩宽2米是丘少庭、丘丛文等人强迫的。签订第三份合同鑫隆公司也不是自愿的。2019年5月上旬的一天“青委会”的人员听讲公安机关在调查水电站及矿山的事情，为了自保“青委会”的丘文波要求其和丘达明陪同拿着集体资产分红和水电站的补偿款等授权书共七张要求村民自愿签名，证明村民是自愿的，其也在所有的授权书上都签了名。丘达明主要听丘少庭、丘丛文的指使做事，在“青委会”起参谋作用，积极为丘少庭、丘丛文等人出谋划策。在每次“青委会”开会时，只要丘丛文、丘少庭提出的各种建议，丘达明会积极附和，并鼓励村民事情合法，大胆干。丘达明还经常跟邱运良带人到鑫隆公司阻挠施工，丘汉明经常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具体做什么其不清楚。丘丛文是“青委会”的会长，丘丛文主要参与成立“青委会”；召集“青委会”成员开会；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起草并签订补充协议书：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制作函文及公告。丘少庭是“青委会”的幕后操纵者，丘少庭主要参与成立“青委会”、召集“青委会”成员开会、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暗中指挥邱运良、丘远中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指使丘丛文制作函文及公告。丘德明是“青委会”的副会长，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伟科是“青委会”的副会长，丘伟科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伟科同时也是“青委会”的出纳，负责管理“青委会”的账目，发放奖励金和油路费补助也是丘伟科发放。丘文波是“青委会”秘书长及“大岭村委”委员，丘文波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汉明是“青委会”成员，丘汉明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丘汉辉、丘远科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丘国辉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定良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丘赵波（丘赵波）、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丘云锋、丘展标、丘汉中、丘伯生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丘远达是“青委会”成员，现在荷兰务工，其不清楚他具体他做了什么。邱运良是“大岭村委”村长，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邱运良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拦截蓝某1电站水源等；丘玉灵是“大岭村委”委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达明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丘达明在“青委会”当中充当军师、参谋的角色。64、上诉人邱运良的供述，证实其是在2017年底开始任大岭新村村长，接替丘远中的村长职务。在其做村长之前大岭背就有大岭背“青委会”这个组织。“大岭背村委会”（现在叫做大岭背理事会，这两个组织是一样的，负责的内容也是一样）是由其任村长，丘文波任副村长，丘玉灵为成员；“青委会”的组织架构其不太清楚，其知道丘丛文是会长，丘德明好像是副会长，另外还有丘汉明、丘立科、丘汉辉等人。其中，他们村上所有的收入其中20%要上交给“青委会”，剩下的就用作村里的公益事业，大岭背的村委会是要听“青委会”，主要事情都是在“青委会”的安排下他们才做的。其觉得“青委会”和大岭新村村委会都是不合法的组织，因为成立一个组织应该向相关单位申报审批，“青委会”和大岭新村村委会都是没有申报审批的，而其之所以担任村长是因为其当时的出发点是想为村里做点公益事业的，所以就也没想那么多。在2015年至2016年间，其和其老婆两个人共分得村里发的7600元，当时其估计这钱就是村里找鑫隆公司要的山租钱。在2017年其接任村长一职后，丘远中就交给其两样东西，一样是“大岭背村委会”和“青委会”与鑫隆矿业签订的补充协议，另外一样是鑫隆公司写给大岭背的欠条（140万山租款）。在2018年的时候，因鑫隆公司没有按时交山租款，“青委会”的丘丛文就要求他们村委带村民出面去阻拦施工，于是其、丘玉灵、李球兰、刘裕红带领村上的老人家一起去鑫隆公司工地阻拦施工，要求他们停工，又因鑫隆公司之前在施工的时候将其村上一个祖坟淹没，他们要求其赔偿，故这次他们要求鑫隆公司支付完他们的山租款和祖坟淹没的赔偿款后才可以施工。在阻拦施工过程中，首先是刘裕红在村中小店（村民相对聚集的地方）叫村民一起去的，村民先用摩托车拦在路上，不让公司车辆通行，然后用言语制止施工，在阻拦的两三个小时就回家了，下午的时候村民发现鑫隆公司又在施工，村民们便又再次过去用言语制止其施工。在阻拦施工后的第二天，鑫隆公司的人找到其，拿了5000元红包给其，让其出面让村民不要再阻拦了，后其将这5000元交给刘裕红用于村上开支，另外村民去阻拦施工的在李球兰处领100元误工费。在其没有参与的阻拦施工的行为中，其听说每次村民有去阻拦施工、鑫隆公司与村民协商事情，鑫隆公司都会给村民发1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红包。在他们制止鑫隆公司施工之后，“青委会”的丘少庭出面与鑫隆公司代表谈判，一方面要求鑫隆公司要按时支付山租款，另一方面要求鑫隆公司支付60万元的迁坟费（两座祖坟），并且要求鑫隆公司帮村上挖土做水池，后来鑫隆公司不同意，丘少庭就要求鑫隆公司支付30万元迁坟费，另外帮村里挖一座水池，这样鑫隆公司才同意了。另供述：2017年10月，当时自来水池是“大岭背村委”丘远中叫工人机械来施工建设的，后来其代理“大岭背村”村长一职后就与“青委会”的人商量叫村里的两个企业（一个是辉煌木业，另一个是鑫隆矿业公司）出钱赞助，2017年11月由“青委会”起草函件并由其送联络函给相应的两家公司来大岭背小学谈判，告知其在没有谈判好前不能开工，但是两家公司都没有答应出钱，后来由“青委会”的丘少庭跟鑫隆矿业公司交涉，具体交涉内容其不清楚，后丘少庭告诉其村里的自来水池由鑫隆矿业公司的机械来帮忙施工三天，叫其到现场监工看鑫隆矿业公司施工三天后，自来水池也还没有挖好，鑫隆矿业公司开始施工了，于是村民去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继续帮忙把自来水池挖好，后来又由“青委会”的丘少庭跟鑫隆矿业公司交涉，但交涉内容其不清楚，鑫隆矿业公司又花十天左右时间便帮其村里把自来水池挖好。其还记得在2018年底，因鑫隆公司答应给他们大岭背至金石村的道路扩宽工程一事一直没有完善好，其就向“青委会”汇报，后来“青委会”派丘少庭回家出面解决。在其担任“大岭背村委”村长一职期间，在2019年初的时候他们村委成员有拿到3.6万元奖励，其中丘远中获得1万元，丘文波获得6千元，丘玉灵获得5千元，刘裕红获得1千元，剩下的1.4万元就属于其。还有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其外出深圳去跟“青委会”成员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青委会”会长丘丛文就说他们“青委会”的成员辛苦了这么久要分钱，其中丘丛文和丘少庭每人分10万元，其听到后就说他们“青委会”的辛苦，他们村委的也辛苦，他们有钱分，他们就没钱分，所以当场就不同意，如果要分钱就需要在村微信群公布，但是之后具体他们怎么分的其就不清楚了。还有在2018年的时候听说鑫隆公司的人有带几十万现金专程前往惠州找“青委会”的丘少庭，另外平时其在和鑫隆公司代表协商村中事宜时，鑫隆公司的代表也有说他们公司拿了很多钱给大岭背的“青委会”和其他村民，但是对方没有具体说谁。65、上诉人丘汉明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10月“青委会”成立时就加入的，没有具体职务，只是协助“青委会”处理村中的事情。2019年2月18日退出。有“大岭背村委”，具体何时成立不清楚。（“青委会”的成员与其他人员代述同）。“青委会”成立的目的是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对柏洋村委书记蓝某1所领导的村委不满，尤其是对柏洋村委会与鑫隆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满所以才成立大岭背“青委会”，后通过大岭背“青委会”施压发函给鑫隆公司签了一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大概是山租期为30年，租金合计450万元（两年内分三次把全部山租450万元付清），是2016年（具体不清楚）签的，具体谁人签的就不清楚。鑫隆公司第一期（2016年5月份左右）分两次将200万人民币汇入丘文彬的五华县信用合作社账户，2016年下半年至2018年底分多次将210多万元汇入五华县尖栋山农业合作社的账户。汇入丘文彬账户的200万元由全村人瓜分（每人3800元），陆续汇入五华县尖栋山农业合作社的账户的钱抽出90万元（按照450万元的百分之二十）给“青委会”，然后“青委会”拿出29万元来奖励“青委会”的成员。丘丛文和丘少庭各分得9万元（后更正丘少庭得到19万元、丘丛文得到12万元）；其分得1万元（协助督促扩宽大岭前至金石村的村道征地及施工进程）；其他各分得多少就不记得了。奖励1万元给其是因为其为“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作出了贡献，贡献越大，奖励就越多。其还领取了2次回家的补助款2000元，准备种桉树的误工费100元，其共得到12100元左右。其还知道大概在2017年邱运良等人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阻工，但其没有参与。2017年10月份左右，其大岭背村为了使村民能够正常饮水的问题决定在村里一小地名叫“圆山栋”的山上建设自来水池，建设自来水池的经费是从“大岭背村”的公账中支出，当时牵头人负责施工的是时任“大岭背村”的村长丘远中，“青委会”的丘少庭就代表“青委会”负责监督实施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当时其还从“大岭背村”跟“青委会”微信群看到丘少庭、丘远中、邱运良、丘汉辉等人在“圆山栋”山上选址开工建设自来水池的图片，但在开工建设不久负责牵头施工的“大岭背村”村长丘远中以要出外务工为由不再担任“大岭背村”村长和建设自来水池的相关事宜。后来经过“大岭背村委”跟“青委会”决定由邱运良代理“大岭背村”村长跟进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其知道当时在丘远中跟邱运良交接工作时，建设自来水池的费用大概用了五万多元，是从当时“大岭背村”村账支出的，在丘远中跟邱运良交接完后不知什么原因，建设自来水池的工作停了下来。过了不久，村民发现鑫隆矿业公司在正常施工挖山泥时挖到了他们的一处老祖坟旁边，并把挖出来的山泥堆在了另一处老祖坟旁边，于是以鑫隆矿业公司破坏了他们老祖坟的风水，由邱运良组织村民上山去阻止鑫隆矿业公司的正常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如果要继续施工就必须把他们老祖坟迁移，并按迁移一处老祖坟要三十万，二处共六十万的要求处理，当时鑫隆矿业公司是不同意出钱迁坟的，后来不知道是谁跟鑫隆矿业公司交涉出由鑫隆矿业公司帮他们把自来水池挖好来抵对其中一处迁坟的费用三十万，鑫隆矿业公司为了能正常施工也就答应了并帮他们村把自来水池挖好了。看账目就知道是丘丛文和丘少庭借成立“青委会”来把持村内政权及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达到个人利益，所以现在其认为“青委会”不合法。“青委会”刚成立不久，因为丘丛文、丘少庭和其等人以“丘文彬一个老人账上有那么多钱，万一因为钱的事情被人绑架了就麻烦了”为由逼丘文彬“大岭背村委”的钱转到丘伟科账上，最后丘文彬被丘丛文、丘少庭和其等人逼得没办法了，就把30万元转到丘伟科的账上（丘伟科是“青委会”财务管理人员）。期间，丘丛文还派其以“青委会”成员的身份回家跟进鑫隆公司将路面扩宽至6米的事，该件事是补充协议的内容。补充协议讲山租是不止450万元的，后来就要求鑫隆公司扩宽路面的前提下再付450万元山租的。补充协议还有把先前交的30多万元作为对大岭背捐款的内容。201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丘少庭、丘丛文等人邀请鑫隆公司的代表到丘达明家吃饭，在吃饭过程中丘少庭、丘丛文等人提出“大岭背村委”要和鑫隆公司签补充协议，当时其也在场；2017年底（具体什么时记不清楚）“青委会”组织村里面的人在大岭背小学开会，在开会过程中提到要发函给张国辉出资410万元给“大岭背村委”，会议由丘丛文主持并叫邱运良送达函件，当时其也参加了会议。自成立“青委会”后，虽然不是丘少庭当会长，但有关于“大岭背村”跟“青委会”的大小事情都是丘少庭点头后才算，这个可以问所有“青委会”成员，还有就是从那个“青委会”奖励其九万元跟“大岭背村村委”奖励其十万元可以证实。丘达明其实就是丘丛文、丘少庭积极附和者和跟随者，只要是丘丛文、丘少庭提出的事情，丘达明就会在“大岭背”微信群上煽动村民要积极配合“青委会”会长丘丛文、丘少庭的工作。其中一次，丘达明在微信群上说丘丛文、丘少庭为了大岭背村民做了那么多事情、争取了那么多利益，建议拿出十几万元奖励丘丛文、丘少庭。66、上诉人丘达明的供述，证实丘远中在村中村民称为“村长”，负责管理大岭背片的事务。村中成立了一个理事会机构，没有“青委会”，并证实其妻领过一次每人3000多元钱公山租金分红。对其他事情均表示不清楚。另外，其供述其曾协助丘丛文成立尖栋山合作社，丘丛文奖励给其8000元，帮助丘少庭出面协调解决钉子户问题奖励4000元。还有其儿子丘赵波代领了1000元奖励。67、上诉人丘德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2015年“青委会”成立时加入，任副会长职务。2016年年初七的时候，其因在做公益事业过程中与丘丛文发生争吵，其当着丘丛文的面说明其退出“青委会”和退出“青委会”群。3个多月后丘伟科又拉其进入“青委会”微信群，但从此其便没有实际职务，“青委会”的活动其也没有再关注和参加。成立“青委会”，后来就成了丘少庭、丘丛文等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青委会”成员平时都是在微信群中进行商议的，有时也会组织现场聚会讨论事情。其加入“青委会”后有参加“青委会”组织的会议。其记得2017年6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当时丘丛文叫其到深圳南山区丘达明住家附近（具体位置记不清）一家饭店聚餐，当时参与聚餐的有丘达良、丘玉灵、丘远中，还有丘丛文、丘伯生、丘汉辉、丘宁波、丘赵波、丘达明、丘伟科、丘炎中和其等10多个人，过程中丘丛文和丘远中、丘达明讨论督促、跟进鑫隆矿业公司付给大岭背的山租款逾期未交一事，村内河砂资源不要浪费可以承包给他人一事，还有保留大岭背小学一事，其他人则在场旁听并均表示同意。2018年2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当时丘定良在淡水乔迁新居，丘定良邀请“青委会”、“村委”等人员到场聚餐。在丘定良乔迁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丘定良妻子上班的一家旅馆内坐聊讨论，在场的人有其、邱运良、丘文波、丘玉灵、丘立科、丘汉明、丘丛文、丘伯生、丘汉辉、丘国辉、丘伟科、丘少庭、丘赵波、丘文生、丘保生等10多个人。坐聊中丘丛文、丘少庭发表讲话，提出丘远中不再做“大岭背村委”村长，村委事务没有人牵头，以后由邱运良做代村长，继续从事村委事业，问大家是否同意。在场的其他人则均表示支持，会议还决定要求鑫隆公司完成金石村至大岭背扩宽至6米的工程，要求鑫隆公司做自来水工程一事。2019年1月，丘丛文叫其凑几个人一起到惠州市龙门泡温泉，没有告诉其具体还和多少人参与，也没有告诉其还有其他聚会目的。其去到惠州市龙门泡温泉后，才知道参与的人有：其、丘丛文、丘伯生、丘展标、邱运良、丘玉灵、丘文波、丘少庭、丘汉辉、丘定良、丘赵波、丘炎中、丘立科、丘远科等10多个人。他们吃完饭泡完温泉后回到酒店住处坐聊，丘丛文拿出几张A4纸（具体内容其不知道）对他们说，现在宣布一件事情，近年来大家为了村内事业都辛苦了，现在针对“青委会”、村委等人员的贡献进行奖励，其中丘丛文、丘少庭各奖励9万元，丘汉明奖励1万元，丘伯生、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各奖励8000元，其、丘炎中，丘立科、丘赵波、丘云辉、丘雄辉、丘国辉、丘定良等人各奖励6000元，丘展标、丘远达、丘汉中、丘云锋等人各奖励3000元。然后丘少庭也发表讲话，说明他对村内贡献较大，所以奖励较多。丘丛文、丘少庭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奖励是如何根据贡献进行奖励的，也没有跟他们进行讨论商议。其记得当时丘赵波有对参会人员进行拍照。其他参会人员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丘丛文宣布的事情就通过了，会后其回到中山，丘伟科微信转账了6000元给其作为奖励。据其了解，丘丛文、丘少庭作为核心人员，为“青委会”尽心尽力，所以奖励较多，其哥哥丘汉明因鑫隆公司扩路期间，在村口道路上第一个弯处征地时起到调解作用，所以丘丛文对他奖励较多。丘伯生、丘汉辉等人和丘丛文、丘少庭关系要好，所以奖励了8000元，其和丘炎中等人和丘丛文、丘少庭关系一般，所以奖励6000元，丘展标、丘远达等人则很少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活动，所以奖励3000元。另外，其参加了2017年7月期间在中山古镇吃饭、开会，会上丘丛文、丘少庭发表意见，讲了村中道路硬底化落实和自来水建设的事，丘达明、丘远中积极拥护，其他成员最终附和通过决议。丘少庭、丘丛文交待丘远中落实敦促村中道路建设情况。2015年12月左右的一天，丘少庭、丘丛文和他们安排的其他几个人在大岭背小学教室里与鑫隆公司的代表谈判讲签订补充协议的事情，其和“青委会”的其他成员等几十人在大岭背小学门口等，当时没有谈判成功。过后不久，其听说鑫隆公司的代表还到中山去找丘丛文、丘伯生、丘志文、丘天成等人讲补充协议的事情。2016年6月10日上午，丘少庭、丘丛文、丘达明带其和丘远中及“青委会”的成员丘定良、丘文波、丘志文、丘天成、丘宗南、丘云辉、丘雄辉等十多个人到鑫隆公司的施工现场看并拍照当时丘少庭还跟他们说拍照的相片不要乱发到其他地方。目的就催促鑫隆公司尽快落实扩宽村道的事情。2016年5月份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其没有回五华参与会议，所以具体情况其不清楚，但事后其看了那份补充协议，知道当时参加签订协议的有村小组长：丘达宏、丘远中、丘添华，片干部：李球兰，村委成员：丘达才、丘达良、丘玉灵，“青委会”成员：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丘伯生、丘国辉等人。当时主要是丘丛文、丘少庭在与对方进行谈判的。丘丛文、丘少庭曾在“青委会”微信群中发表过如何向鑫隆公司提要求，微信群中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反对意见，另外丘丛文、丘少庭也没有就签订补充协议一事征询过其的意见和看法。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丘丛文有起草函件要求鑫隆公司进行谈判，但具体是谁负责发函至鑫隆公司其就不清楚。在整个事件中，其有领取每人3800元的分红，领取了丘丛文6000元的奖励，2016年领取分红后获得1000元油钱补助，2016年6月中旬领了100元油钱，其他记不清楚。2017年7月份，因为鑫隆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如期交山租，丘丛文和丘伯生在中山市树苗场买了万多元的树苗并雇佣货车将树苗载到大岭背小学，扬言要种在鑫隆公司的矿区内。丘丛文召集“青委会”成员及其他外出青年回到大岭背，鑫隆公司听到后，就派刘思考前来协商并赔了钱，最后那些买回来的树苗种在村口的空地上。“青委会”、村委内部听到风声说公安机关在调查，邱运良、丘丛文就提出要出钱请律师应对。补签授权书一事是因“青委会”、村委听到鑫隆公司要起诉大岭背的“青委会”、村委，丘丛文便提出要补签授权书，并安排丘文波、丘伟科到各地寻找“青委会”成员补签授权书，丘远中则负责到村中动员村民补签授权书。补签授权书的目的是假如被起诉的话，证明“青委会”、村委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是代表村民的集体意愿。得知公安机关在调查“青委会”的时候，丘伟科取出35万，其中5万给丘少庭，其和丘伯生、丘文波各10万元作为日后聘请律师的费用，过后几天其将其手中的10万元（现金）拿给丘丛文了。丘达明是丘少庭、丘丛文的“军师”，丘达明积极为丘少庭、丘丛文在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和关于蓝某1电站的事情上出谋划策，凡是“青委会”成员开会，丘达明都积极参加并在会上积极发言，煽动他们“青委会”成员要积极响应配合丘丛文、丘少庭的相关提议。丘达明和丘玉灵在村里面悬挂横幅攻击蓝某1，丘达明还将悬挂好的横幅拍照并上传到“大岭背村”微信群。鑫隆公司与“青委会”、“大岭背村委”签订补充协议、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都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因为鑫隆公司不同意，丘丛文、丘少庭就会通过组织他们“青委会”的成员要求鑫隆公司停工、派人发联络函给鑫隆公司、指派“大岭背”村委村长邱运良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开采。据其所知邱运良总共组织了两次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开采，一次是2017年底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是因为迁祖坟的事情而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开采，后来其就听说出现了相抵30万元替大岭背挖自来水池的事。过后不久，邱运良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种植树苗阻拦鑫隆公司施工开采。邱运良等人上山阻工时，有人拍了视频上传到“大岭背”村群。68、上诉人丘玉灵的供述，证实大岭背村在2015年自行成立了一个“青年委员会”，会长丘丛文（架构略，与其他人员供述同），“青委会”是不合法的组织。“青委会”有经济来源，就是从鑫隆公司交来的450万元中抽取20%，即90万元。2016年2月左右成立“大岭背村委”，其任“大岭背村委”委员，“大岭背村委”是不合法的，是“青委会”成员组织村民私自选举成立的，没有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大岭背只是潭下镇柏洋村的一个片区。“大岭背村委”是听从“青委会”指挥安排工作。大岭背村在2015年2月及4月与五华县鑫隆矿业公司签订了两份山地开发瓷土的合同。“大岭背村委”成立后不久，丘丛文和丘少庭组织“青委会”成员（丘伟科、丘德明、丘文波、丘炎忠、丘立科、丘远科、丘伯生、丘汉中、丘雄辉、丘云辉、丘国辉、丘展标、丘赵波等人）和“大岭背村委”干部（丘远中、丘达良、丘达才、丘玉灵、丘胜标、丘文彬）及丘达明在大岭背小学开会，丘丛文和丘少庭在会议上提出大概意思是：先前签的租山合同租期太长且租金太低，如果鑫隆公司开采几年后因其他原因不开采的话，他们村民就得不到30年的山租，他们要通过“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出面和鑫隆公司再签补充协议（山租分三年付清及提高山租。参会人员经过讨论后，一致通过并决定以“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出面和鑫隆公司再签补充协议（山租分三年付清及提高山租）。参会人员经过讨论后，一致通过并决定以“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两委的名义发函给鑫隆公司前来协商。在鑫隆公司接到函并没有理睬后，丘丛文和丘少庭就组织“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的成员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去并叫施工人员停止施工，要协商好才可以开工。鑫隆公司过后就派人来谈判，丘丛文在谈判的时候提出要鑫隆公司交山租1300万元，鑫隆公司的人就不接受，谈判失败。接着“青委会”和“岭背村委”两委的名义再次发函给鑫隆公司前来协商，谈判失败，谈判失败后丘少庭、丘丛文再次组织村民去鑫隆公司施工现场去并叫施工人员停止施工；第三次，在大岭背小学双方围绕矿业公司出租500万及扩宽村道的条件继续协商，最终谈成矿业公司支付450万山租款、扩宽金石村至大岭背的村道、矿业公司先前合同交付的30多万元山租款也赞助给大岭背的结果。经过三次谈判后，2016年5月初，大岭背“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就和鑫隆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鑫隆公司是被逼和大岭背“青委会”，“大岭背村委”签订补充协议书的，如果不签订补充协议书，大岭背“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就会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造成其公司无法正常开采。在签订补充协议前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的主要有丘丛文、丘少庭、丘伯生、丘远中、丘达明等人及他们“大岭背村委”的丘远中、丘达良、丘达才及其。补充协议书的大概内容是三十年的租期租金总共为450万元，分两年三次付清，第一次200万元，第二次100万元、第三次150万元；先前付的30多万作捐赠给大岭背；鑫隆公司出资将金石村至大岭背的道路在原有基础上扩宽至6米。参与会议的有丘丛文、丘少庭、丘远中、李球兰、丘达宏、丘添华、丘达良、丘达才、丘玉灵、丘文彬、丘立科、丘伯生、丘伟科、丘国辉、丘展标，签订补充协议的人员主要是“村委”成员、“青委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中老者等。其记得签名的时候还没有盖柏洋村委的印章，鑫隆矿业公司说过要盖上柏洋村委的印章，后面是如何盖的其就不清楚了。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第一份、第二份合同是合理合法签订的，第三份合同是“青委会”成员强迫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的，如果鑫隆矿业公司不签订第三份合同内容，“青委会”就组织村民阻挠鑫隆矿业公司正常生产。“青委会”强迫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第三份合同的时候，其和“大岭背村委”成员都陪同参与了，但具体合同内容都是“青委会”在操控。2017年10月份左右，其“大岭背村”为了使村民能够正常饮水的问题决定在村里一小地名叫“圆山栋”的山上建设自来水池，建设自来水池的经费是从“大岭背村”的公账支出，当时牵头人负责施工的是时任“大岭背村”的村长丘远中，“青委会”的丘少庭就代表“青委会”负责监督实施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当时其还从“大岭背村”微信群看到丘少庭、丘远中、邱运良、丘汉辉等人在“圆山栋”山上选址开工建设自来水池的图片，但在开工建设不久，负责牵头施工的“大岭背村“村长丘远中以要出外务工为由不再担任“大岭背村”村长和跟建设自泉水池的相关事宜，后来经过“大岭背村委”跟“青委会”决定由邱运良代理“大岭背村”村长跟进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在丘远中跟邱运良交接完后因资金不足，建设自来水池的工作停了下来，过了不久，村民发现鑫隆矿业公司在正常施工挖山泥时挖到了他们的一处老祖坟旁边，并把挖出来的山泥堆在了另一处老祖坟旁边，于是以鑫隆矿业公司破坏了他们老祖坟的风水为由，就由邱运良两次组织其和村民上山去种树苗的方式去阻止鑫隆矿业公司的正常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如果要继续施工就必须把他们老祖坟迁移，并按迁移一处老祖坟要三十万，二处共六十万的要求处理，当时鑫隆矿业公司是不同意出钱迁坟的，后来不知道是谁跟鑫隆矿业公司交涉出由鑫隆矿业公司帮他们把自来水池挖好来抵对其中一处迁坟的费用三十万，鑫隆矿业公司为了能正常施工就答应了并帮他们村把自来水池挖好了。他们的祖坟并没有被鑫隆公司毁坏，他们是以此为借口让鑫隆公司为他们挖水池。2017年底，鑫隆矿业公司迟迟没有按照协议内容的时间交付山租款，“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发函给鑫隆矿业要求其按时交付山租款，要不然他们就上山种树，不再租山给它使用的方式要求鑫隆矿业停工，丘丛文、丘伯生还从中山购买树苗回村里放在大岭背小学，后来鑫隆矿业公司派刘思考等人与他们协商好以后就让鑫隆矿业公司继续施工，从中山购买回来的树苗也种到大岭背村口处，鑫隆公司补偿了3万元左右的树苗钱。当时村里好多人都参加了。其参加了“青委会”组织的两次会议。一次是2017年6月份左右在深圳市南山区丘达明家附近，另外一次是2017年12月左右因丘定良迁新居在深圳市龙岗一酒店开会。深圳市南山区的会议内容是：一、丘远中提议把对大岭背村村内河道沙进行公开承包，承包费18000元一年，把承包河道沙的费用用于保障大岭小学的正常开支；二、是鑫隆矿业公司未及时付山租款到大岭背公账户及矿业公司未对金石村到大岭背道路扩宽工程动工。深圳市龙岗的会议内容是：一是要在大岭背村建自来水，要鑫隆矿业公司出钱挖自来水池，由丘少庭和邱运良具体落实要求鑫隆矿业公司需要暂停作业，挖好自来水池后才可以恢复作业这件事情；二是丘远中辞去村长职务，在会议上表决由邱运良担任“大岭背村委”代理村长；三是金石村入大岭背路口的道路没有建好，要求鑫隆公司抓紧完成好。邱运良是“大岭背村委会”的第二任村长，邱运良以“大岭背村委会”的村长的身份曾经多次带领村民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挠施工；并受“青委会”成员丘丛文、丘少庭等人的指派找建筑师傅用水泥沙石堵塞大岭背小地名“长坑里”的水源及和丘丛文、丘少庭等人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要求鑫隆公司对迁祖坟赔偿钱的事情。丘丛文是“青委会”的会长，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主要工作，丘少庭虽然在“青委会”没有任何职务，但“青委会”的主要工作是丘丛文和丘少庭说了算的，都是丘丛文和丘少庭经手参与或者幕后指挥“大岭背村干部”带领村民进行各种“维权”的。丘文波是“青委会”的成员，其只知道“青委会”所组织会议，丘文波经常都在参加，丘文波在2019年4、5月间，制作了关于大岭背水电站的横幅、标语：拿着授权书和丘达明、丘远中一起要求村民签名；但丘文波具体在“青委会”成员中起到什么作用其不清楚。丘汉明是“青委会”的成员，“青委会”所组织会议，他经常都在参加，但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其不清楚。丘伟科是“青委会”的成员，“青委会”所组织会议，他经常都在参加，但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其不清楚。丘远中是“大岭背村委会”的第一任村长，参与了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和丘丛文、丘少庭等人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拿着授权书和丘文波、丘达明一起要求村民签名。刘裕红是“大岭背村委会”的财务会计人员，参与了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负责上山阻挠的村民登记并发放误工费等。丘达明是“青委会”的成员，参与了挂横幅标语、拦水电站水圳水源、拿着授权书和丘文波、丘远中一起要求村民签名。201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大岭背村委”的代村长丘远中和“青委会”的成员丘文波、丘汉明到五华县*******岭背大岭电站找其。丘远中、丘文波、丘汉明和其在闲聊的时候均质问其说“你是不是接受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关于“大岭背村委”和鑫隆公司的事情，有两个内鬼已经查出是谁了，你是不是内鬼？。其就老实跟他们说：前几天其确实配合了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其跟公安机关的民警如实讲了其所知的事情，而且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所以其不得不向公安机关的民警老实交代。“大岭背村委”的代村长丘远中和“青委会”的成员丘文波、丘汉明就问其是不是得了蓝某1的什么好处？其就跟他们说最近，其确实拿了蓝某1的烟和酒，但那是蓝某1以老板的身份（其上班的电站就是蓝某1的）拿给其的，跟公安机关配合调查的事情无关。丘远中、丘文波、丘汉明等人还对其说，现在他们都知道你向公安机关反映了事情，如果你不把你向公安机关反映的情况讲出来，以后你被人打了或发生什么其它事情，就不要怨他们。其没办法就向他们说了。69、上诉人丘伯生的供述，证实其在“青委会”成立时就加入了，没有担任职务，有时间就参与“青委会”一些会议及商讨村中的事务。其共参加了三次会议。分别是：一、2016年10月份在惠州陈江开会商讨的内容是由他们“大岭背村”与鑫隆矿业签订的补充协议里其中有一条关于扩宽金石村至他们“大岭背村”路段，当时由于扩路工程开工，在扩路过程中挖掘出来的泥土没有地方堆放，其记得当时有其跟丘少庭、丘丛文、丘国辉、丘云辉，丘德明、丘宗良、丘伟科，丘定良、丘炎忠、丘汉辉、丘立科等十几人左右参加（至于其他人其就回忆不起来具体是谁），共同商讨泥土堆放问题的方案，大家都有发表意见，最后大家讨论在一个地名叫宫王角的地方来堆放泥土，由丘远中负责测量需要堆放泥土的土地范围，按照当时土地价格租给鑫隆矿业公司堆放泥土，最后决定派丘少庭回“大岭背村”去协助解决泥土堆放问题；二、2017年12月份在深圳龙岗，借丘定良新居入伙之机，当时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原“大岭背村”的村长丘远中辞职后由邱运良担任村长一职的事情，还有就是讨论他们“大岭背村”建设自来水池要求鑫隆矿业帮忙的事情。当时参加的人员除一个远在荷兰的丘远达没有参加外，其他“青委会”的成员及邱运良都参加了，当时形成的决议是由邱运良接替丘远中的村长职务，当时还讨论了自来水池的进展情况，还提出想让鑫隆矿业公司跟辉煌木业公司一起出钱赞助，后来就委派邱运良回去监工。三、2019年1月份在惠州龙门开会内容是成立了“青委会”后，经过大家多年的努力，鑫隆矿业按照补充协议内容（鑫隆矿业的山租款已缴清，帮忙扩宽的道路也已完工）已经完成，当时成立“青委会”来维护村集体利益的功能作用就可能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就从鑫隆矿业缴交的山租款里拿出一部分来奖励“青委会”成员，当时除丘远达、丘云锋、丘云辉、丘国辉、丘雄辉、丘汉中没有参加外，其他“青委会”的成员跟邱运良都参与了，最后形成了奖励标准。奖励的经费是从鑫隆矿业公司交来的山租款的百分之二十中的一部份款项，因为丘丛文多年来都是由他起草发布公告，发给鑫隆矿业公司的联络函等、积极参与村中事务，丘少庭就是“青委会”经常委派其回村处理村中的一切事务且又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谈判，两人的贡献都比较突出，所以他们两人奖励各9万元，丘汉明在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谈判时比较大胆，讲话较流利，也为村中处理事情出力较大，所以奖励其1万元，其与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都比较拥护，他们也比较愿意从外面回村里帮忙，所以其与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各奖励8000元，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也比较拥护，但没有他们从外面回村里处理那么多次，所以他们就各奖励6000元，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就对“青委会”群发出的决策内容有进行讨论并拥护，但没有实际回村处理事情，所以他们就各奖励3000元。在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青委会”成员之间都有参与商量讨论，其记得当时是丘少庭在微信群上提出让鑫隆矿业交付山租款1300万元，如果鑫隆矿业公司认为山租款1300万元太多时，就让鑫隆矿业帮忙扩宽金石村到他们大岭背村道路至六米宽，至于山租款交多少还可以再协商，当时还讨论将上述内容发函给鑫隆矿业公司，看鑫隆矿业如何回复，等鑫隆矿业公司回复后，再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其当时也只是在微信群上参与讨论，最后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让鑫隆矿业公司分两年内交付山租款450万元，另帮他们扩宽金石村到他们大岭背村道路至6米宽。他们“青委会”的成员都还把他们讨论的内容及形成的补充协议转发到他们“大岭背村群”去。丘丛文按照他们讨论的结果形成决议起草函件，交由当时的村长丘远中送给鑫隆矿业公司。补充协议的内容是让鑫隆矿业公司分两年内交付山租款450万元，另帮他们扩宽金石村到他们大岭背村的原道路至六米，时至今日，鑫隆矿业公司已经履行了协议内容。其在补充协议上签了名，但其没有参加具体谈判，其是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参与签订补充协议的。其知道并参与的就有在2017年底，鑫隆矿业公司迟迟没有按照协议内容的时间交付山租款，他们就发函给鑫隆矿业要求其按时交付山租款，要不然他们就上山种树，不再租山给其使用的方式要求鑫隆矿业停工，其与丘丛文、丘德明、丘汉明还从中山购买树苗回村里，后来鑫隆矿业公司派人与他们协商好以后就让鑫隆矿业公司继续施工，他们从中山购买回来的树苗也种到其它地方去了。2017年10月份左右，“大岭背村”为了使村民能够正常饮水的问题决定在村里一小地名叫“圆山栋”的山上建设自来水池，建设自来水池的经费是从“大岭背村”的公账中支出，当时牵头人负责施工的是时任“大岭背村”的村长丘远中，“青委会”的丘少庭就代表“青委会”负责监督实施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当时其还从“大岭背村”跟“青委会”微信群看到丘少庭、丘远中、邱运良、丘汉辉等人在“圆山栋”山上选址开工建设自来水池的图片，但在开工建设不久，负责牵头施工的“大岭背村”村长丘远中以要出外务工为由不再担任“大岭背村”村长和负责建设自来水池的相关事宜，后来经过“大岭背村委”跟“青委会”决定由邱运良代理“大岭背村”村长跟进建设自来水池的事情。在丘远中跟邱运良交接完后不知什么原因，建设自来水池的工作停了下来，过了不久，村民发现鑫隆矿业公司在正常施工挖山泥时挖到了他们的一处老祖坟旁边，并把挖出来的山泥堆在了另一处老祖坟旁边，于是以鑫隆矿业公司破坏了他们老祖坟的风水便由邱运良组织村民上山去阻止鑫隆矿业公司的正常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如果要继续施工就必须把他们老祖坟迁移，并按迁移一处老祖坟要三十万，二处共六十万的要求处理，当时鑫隆矿业公司是不同意出钱迁坟的，后来不知道是谁跟鑫隆矿业公司交涉出由鑫隆矿业公司帮他们把自来水池挖好来抵对其中一处迁坟的费用三十万，鑫隆矿业公司为了能正常施工也就答应了并帮他们村把自来水池挖好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在修建自来水池时，“青委会”成员都是在微信群里讨论，开工选点建设时还制作有横幅并拍照留念。丘德明名义上是“青委会”的副会长，在会议中形成了什么决定，他都是表现为默认、支持，但话就很少讲。至于丘汉辉、丘定良、丘远科就是“青委会”的成员，一般在会议中对提出的建议及决定都表示支持，其实在会议中如果个人没有太好的建议，也就服从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和决定。丘丛文是“青委会”的会长，丘丛文主要参与成立“青委会”；召集“青委会”成员开会；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起草并签订补充协议书；暗中指挥邱运良、丘远中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制作函文及公告，撰写文章攻击蓝某1；指挥他人悬挂横幅、拦截蓝某1电站水源、将村内的河砂外包给丘远中（后来就包给一个姓孔的人）等。丘少庭是“青委会”的幕后操纵者，丘少庭主要参与成立“青委会”、召集“青委会”成员开会、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暗中指挥邱运良、丘远中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指使丘丛文制作函文及公告、撰写文章攻击蓝某1；指挥他人悬挂横幅、拦截蓝某1电站水源等。丘伟科是“青委会”的副会长，丘伟科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伟科同时也是“青委会”的出纳，负责管理“青委会”的账目，发放奖励金和油路费补助；丘文波是“青委会”秘书长及“大岭村委”委员，丘文波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制作、悬挂横幅、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汉明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汉辉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远科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经常在微信群里面献言献策。丘国辉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定良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赵波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2019年年1月在惠州开会负责会场拍照。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丘远达是“青委会”成员，现在荷兰务工，主要在微信群讨论议事。丘云锋、丘展标是“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邱运良是“大岭村委”村长，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邱运良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拦截蓝某1电站水源等。丘远中是“大岭村委”村长，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丘远中组织村民阻扰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等。丘玉灵是“大岭村委”委员，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和鑫隆矿业公司谈判、签订补充协议书；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悬挂横幅、拦截蓝某1电站水源等。丘达明主要参与“青委会”的会议、迫使、督促鑫隆公司为大岭背村扩宽村道、挖自来水池，丘达明与丘丛文关系比较好，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丘达明都积极附和丘丛文提出的事情，是丘丛文的积极追随者。其本人就参与了“青委会”成员的三场会议，转发了文章攻击蓝某1及响应丘丛文等人的号召领取树苗，催促鑫隆矿业公司缴交山租款。参加“青委会”后，当时按每人3800元的山租款，其家共四个人，共分15200元，还有其从“青委会”获得奖励8000元，其他获得的补助其记不清楚了。2019年4月份左右丘伟科拿来10万元现金给其，并告诉其这10万元放在其这里，以后聘请律师要用。其知道的丘伟科还拿了钱给丘文波和丘德明，每人各10万元。后来丘德明的10万元交给丘丛文了。这些共30万元是从“青委会”支出的，另外丘少庭也从丘伟科那里支出过聘请律师的费用。这10万元仍在其处保管，其也愿意退出来。70、上诉人丘定良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10月加入“青委会”，没有担任职务。“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成立后，做了以下事：2015年2月和4月，鑫隆矿业公司与大岭背第一、二、三村民小组在柏洋村委会的见证下签订了两份山地租赁合同进行采矿（租期30年，每5年向大岭背交一次山租款，逐期递增，30年山租总金额约450万元，第一期山租款34.9万元已在签订合同后支付给大岭背指定的账户丘文彬内）。2016年初，丘丛文、丘少庭等人为首的“青委会”以鑫隆矿业公司租用大岭背的山地租金太低为由，多次以大岭背“青委会”和“村委会”的名义发《联络函》给鑫隆矿业公司要求鑫隆矿业公司限期到大岭背小学与“青委会”、“村委会”协商，如鑫隆矿业公司在期限内未到，村民将以矿业公司损坏农田等为由前往政府相关部门上访及前往工地阻工。鑫隆公司代表刘思考等人只能与大岭背“青委会”和村委会的丘丛文、丘少庭、丘远中、邱运良、丘文波、丘达明等人及村民代表参与第一次座谈。在座谈会中，丘少庭等人要求将租金提高至1300万元，但对方不同意。因协商不成功，经“青委会”讨论同意，大岭背“村委会”丘远中等人多次组织20余名村民上山以摩托车拦路、种树等方式阻拦鑫隆矿业公司进行施工。至2016年5月，双方再次座谈达成协议，大岭背“青委会”和“村委会”要求鑫隆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要求鑫隆公司将第一期34.9万元山租款作为捐款外，并提前支付450万元山租款（要求在两年内分三次付清，因鑫隆公司经济困难，遂分为6期支付，至2018年已将山租款付清）及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约2.5公里道路扩宽。大岭背共收到鑫隆矿业公司交的山租款484.9万元。山租款中约120万元（包括第一期支付到丘文彬账户上的34.9万元中的30万元转到“青委会”丘伟科账户内，以及后期山租款450万元中的20%共计90万元）作为“青委会”日常活动开支，当中有29万被用于奖励“青委会”成员，其他钱被用于“青委会”成员平时聚会、回家处理事情的补助等；山租款中的约190万元用于发放给大岭背全体村民，每人发3800元；山租款中的约18万元用于补助给大岭背突出贡献人员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和丘远中等人；其他山租款用于处理大岭背的公益事业等；现大岭背“尖栋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公账内仍剩余60多万元。2017年11月份，大岭背“青委会”和“村委会”发“联络函”给鑫隆矿业公司和辉煌木业公司参与座谈，大岭背参与座谈人员有丘少庭、丘丛文和邱运良等人，在座谈中丘少庭要求两间公司共同出资修建自来水池，两间公司当场都不同意。后“青委会”说鑫隆公司施工破坏了村民们两个祖坟的风水，让公司每个祖坟赔偿30万元（合计60万元）。当时丘丛文就提议说让鑫隆公司出资挖自来水池，抵其中的30万元，另外再给他们30万元现金用来迁移祖坟。另外，邱运良等人组织村民上山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在这样的情况下，鑫隆公司只好帮大岭背挖建水池，但另外30万元迁坟费暂时无钱支付。一开始丘少庭等人要求先挖三天水池然后就可以让矿山施工。但是挖了三天后鑫隆公司在矿山上施工后村民又来阻拦施工，要求他们把水池全部挖好才可以施工，鑫隆公司没有办法只能把水池挖好。因鑫隆矿业公司后期资金紧张，迁坟费就没有支付。2017年6月，大岭背“青委会”和“村委会”以“村两委”的名义发布公告，称将大岭背村中的河砂资源以每年1.8万元的起价公开对外承包给潭下镇人孔森尧（起初决定由丘远中承包，后来丘远中因设备资金不足，遂引进孔森尧进行承包开采）。“青委会”成员之间有时通过微信群联系，有时在深圳、惠州等地开会、聚会，有时在老家大岭背小学开会、聚会。在微信群里经常会讨论一些事情，这些具体内容就比较多了。其参与的现场会中，其印象中有：2015年10月（具体日期记不清），“青委会”成立后，其在大岭背小学内参与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他们确定了“青委会”的基本组织架构，并明确要推翻此前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此前签订的协议，要以“青委会”名义重新签订协议提高山租款。其和在场的全体人员都同意此事。后来，“青委会”的成员在群内讨论决定，安排了丘远中、邱运良带村中老人去阻止鑫隆公司施工。2016年2月14日（年初七），“青委会”召开“大岭背村委”选举，推选出村长丘远中及村委成员。2017年6月1日晚，大岭背村两委在深圳南山召开年中会议，当时参会人员中除了“青委会”的丘汉中、丘远达（在荷兰务工）外，全部到场参与，会议上主要提出：1、关于鑫隆公司未按合同时间付款，责令公司在6月6日前付款，同时要求公司务必在6月16日前再次对村外金石村段进行动工，如不履行按违约处理，正式要求公司撤离设备，大岭背正式封山；2、讨论通过村内河沙发包开采，每年承包费18000元起，该款项将用于大岭背小学的教育经费（初步决定由丘远中承包，后来丘远中因设备资金不足，引进孔森尧进行承包开采）；3、账务管理。会议内容都得到全体参会人员的一致同意，参会人员均在会中献言献策。当时由丘伟科负责后勤保障。2019年1月19日，“青委会”组织了全体人员在惠州博罗开会。当时到会人员除了丘雄辉、丘云锋、丘汉中、丘远达四人以外，全部“青委会”成员都到场参会。当时“青委会”提出用山租款中的29万来奖励在保护集体利益中积极参与、贡献突出的人员。当时分为突出贡献（丘丛文、丘少庭各9万元），得力成员、积极执行等档次。这些奖励村中都有公告的。其中其分得6000元，当时是丘伟科负责后勤保障。其在上述会议中，主要是附和他们的提议，他们提出意见后，其就举手同意或者言语上附和他们。其在微信群中也主要是附和他们的提议，主要是附和丘丛文、丘少庭的提议。因其在“青委会”、村委各项会议、讨论中，积极参与、附和，还曾经做过一次村中敬老节的晚会主持人，所以“青委会”才会奖励其。每次开会是丘赵波负责拍照，一般是丘伟科负责后勤保障，丘丛文主持和起草联络函等。71、上诉人丘达良的供述，证实2015年10月，部分外出青年认为鑫隆公司租金太低，自行成立青年委员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成员合计21人。“青委会”成立后，两次发函给鑫隆公司，要求停止施工，重新签订协议，但鑫隆公司没有回应，“青委会”成立后全体人员上山阻止鑫隆公司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6年2月，“青委会”组织村民选举成立“大岭背村委会”，其中丘远中任村长，其与丘达财、丘玉灵任委员；丘胜标是会计，丘文彬是出纳，此外还安排丘丛文、丘德明、丘宗良作为“青委会”监督员。村委会主要工作是根据“青委会”的安排，负责处理村中大小事务。村委会成立后，由“青委会”授意，丘远中等人带着村中老人到工地阻工几次。其也参与过其中一次。2016年4月，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告知其，他们已经跟鑫隆公司达成一致协议，准备于5月3日在大岭小学签订补充协议，叫其到时参会。因当时是五一，“青委会”成员基本全部回到家，包括丘丛文、丘德明、丘伟科、丘宗良、丘文波、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丘伯生等人。丘丛文在大岭背村务平台发布了公告，安排参加人员、后勤人员、外围工作人员。5月3日，其作为代表之一，与鑫隆公司的代表刘思考、陈国根签订了补充协议。在协议签订之后，由于鑫隆公司款项未到位，其还参与过两次“青委会”组织的在大岭背小学的两委会议，主要内容是认为鑫隆公司未按协议支付山租，要安排村民到山上阻工，鑫隆公司才会及时支付。会上丘丛文、丘少庭作主要发言，其他与会人员都支持阻工的决定。两次会议参会的有：丘丛文、丘德明、丘伟科、丘宗良、丘文波、丘少庭，还有一些记不太清楚，村委会的全体成员（其与李球兰、丘胜标、丘达才、丘玉灵）都参会。两次会后，都由“青委会”安排、丘远中负责组织村中老人到山阻工。其跟丘远中参与其中一次。2017年5月，其辞去村委职务到惠州照顾小孩。其参与的阻工为：2016年3月，由“青委会”安排授意，丘远中组织20多名老人到工地阻工。他们到工地大声呼喊不可以施工。工人见到那么多老人就停止生产了。2016年下半年，因鑫隆公司未按期交山租，两委会后，丘远中组织20多名村中老人到工地阻工。阻工未带工具。其中一次得款200元，一次得款100元，合计300元。2017年春节，“青委会”通过丘远中发奖励。其与丘胜标、丘达才、丘玉灵各1000元，丘远中5000元。2017年一天，孔森尧找到丘胜标想承包村里的河砂。后来丘远中就跟“青委会”会长商量并得到同意。后来，其和丘远中、丘文彬、丘玉灵一起到丘胜标家里与孔森尧签订承包开采合同，由孔森尧以每年18000元承包大岭背河砂开采。签订合同后，孔森尧将18000元交到丘文彬手里。72、上诉人丘远科的供述，证实其在2016年初加入“青委会”，没有职务，只是成员。“青委会”是不合法的。在“青委会”成立以后，成立了“大岭背村委”，受“青委会”指挥。其加入“青委会”后，参与了以下事情：2016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青委会”召集“大岭背村委”成员丘远中、丘玉灵和“青委会”成员（主要有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丘德明等），会议是丘丛文在开会前的几日在大岭村“青委会”微信群通知他们在什么时什么地点开会，会议由丘丛文、丘少庭主持，主要讨论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将金石村至大岭背的路扩宽至6米（原有路面为4米，长约2千米）即落实2016年5月3日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里面的内容及要求鑫隆矿业公司自2016年6月10日开始暂停开采施工，大家参会人员（丘远中、丘玉灵、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丘德明、丘达明等）一致举手表决通过。“青委会”后来在微信群讨论通过，安排丘汉明回大岭背村里去监督鑫隆公司扩宽道路施工。这次开会是因为“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发现鑫隆矿业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扩宽路面的施工，所以才召集开会的。开会的目的是统一“青委会”成员意见，如果鑫隆公司不履行先前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就要阻止鑫隆公司开采施工，迫使鑫隆公司为他们扩宽村道。2017底（具体月日记不清楚），“青委会”召集“大岭背村委”成员邱运良、丘玉灵和“青委会”成员（主要有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等，会议是由丘丛文、丘少庭主持，会议上丘丛文、丘少庭等人提出以鑫隆矿业公司在开采瓷泥过程中影响他们祖坟的风水为由（没有毁坏祖坟），要求其公司赔偿30万元迁坟，在开会的时候邱运良、丘玉灵和其和丘文波等人就讲如果鑫隆公司不同意就可以将补偿钱额降低一点，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并叫由邱运良去和鑫隆矿业公司去交涉相关事宜。2017年底，他们“青委会”和村委还在丘定良迁新居时在深圳龙岗开会，会议推荐邱运良担任村长（因为邱运良比较听丘丛文的话）。2019年初丘丛文在“青委会”微信群召集“青委会”成员到惠州市博罗泡温泉，其接到通知后就到中山丘德明处，其和丘德明、丘展标、丘丛文一起到惠州，吃完晚饭后就到惠州博罗聚美贤山庄开年终总结会（参会人员有：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丘德明、丘展标、丘伟科、丘定良、丘赵波、丘伯生等），会议上丘丛文当着大家的面念先前制作好的奖励方案，大家听后就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其奖励了8000元，是因为只要其有时间，凡是“青委会”安排的工作和召集开会其都会积极去参加，如开会讨论关于鑫隆公司的的事情，要求鑫隆公司将村道扩宽至6米等；迁祖坟的事情。用于奖励的钱是“青委会”从鑫隆公司交的450万元山租款中按20%抽取的。鑫隆公司不是自愿和他们签订补充协议及扩宽路面的，是被迫无奈才签订补充协议，他们开会讨论过如果不同意，就组织村民前去阻碍鑫隆公司开采施工。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前，“青委会”成员与“大岭村委”成员其记得就没有开会讨论，即使有可能是在微信上商量过。其记得在2017年间，因鑫隆公司未及时交付山租款和未对金石村到大岭背村道扩宽工程动工，丘丛文提议到鑫隆矿业公司租赁的山上进行种树复绿，丘丛文从中山买回了树苗，一开始是准备上山去鑫隆矿业公司施工现场进行种树复绿，后来鑫隆公司知道后，经过鑫隆公司和丘少庭、丘丛文的谈判，就没有上山种树，而把树种到村口。另外，其还转发了一篇攻击蓝某1的文章。73、上诉人丘汉辉的供述，证实其是在2016年5月加入“青委会”的，没有担任职务。其加入“青委会”后参加了“青委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具体是：2016年11月，丘丛文、丘少庭召集“青委会”成员到惠州聚会，参加会议的有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丘达明、丘立科、丘宗良、丘文波、丘云辉、丘炎忠、丘国辉、丘伯生、丘赵波，主要讨论了鑫隆矿业公司正式启动金石村到大岭背的道路扩宽工程，并且会上肯定了丘文波、丘宗良作为“青委会”专员回村协助解决道路扩宽工程所作出的贡献。主要就是丘文波、丘宗良在潭下家中居住，他们经常代表“青委会”去监督、督促鑫隆公司进行金石村到大岭背的道路扩宽工程。2017年6月份，具体时间其记不清楚，丘丛文召集“青委会”成员到深圳聚会，其参加了在深圳南山区的聚会，参加的有“青委会”的丘展标、丘丛文、丘赵波、丘定良、丘少庭、丘伟科、丘伯生、村委的丘玉灵、丘达良、丘远中，及大岭背村民丘宁波、丘达明。主要讨论：一、把对大岭背村村内河道沙进行公开承包，承包费18000元一年，把承包河道沙的费用用于保障大岭小学的正常开支；二、是鑫隆矿业公司未及时付山租款到大岭背公账户及矿业公司未对金石村到大岭背道路扩宽工程动工。其中把村内河沙卖掉，来保障大岭小学的开支是丘远中提议的，鑫隆矿业公司的事项是丘丛文提议的，大家都一致举手表决同意。会后是丘伟科负责结账、丘赵波负责现场拍照工作。其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进行了表决。会议上有商量对策并一致同意说是如果鑫隆公司不付钱就组织村民种树阻挠鑫隆公司施工（丘伯生提出），后因鑫隆公司先妥协支付了山租并补偿了3万多元树苗款给他们，所以他们最后把树种在了村口而没有种在山上。在深圳南山开会后不久，具体时间其记不清楚，丘丛文召集大家到中山市古镇聚会，其就坐丘赵波的车去到古镇的，参加会议的有其和丘远中、丘达良、丘达明、丘赵波、丘伟科、丘伯生、丘少庭、丘定良、丘文波、丘德明。丘丛文提出是否要保大岭小学，通过大家的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保大岭小学，安排由时任村长丘远中去落实具体事项。2017年12月份，丘定良在深圳市龙岗区**落成典礼其也参加了，当时参加的“青委会”的有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丘伯生、丘展标、丘汉中、丘炎忠、丘国辉、丘云辉、丘赵波、丘立科、丘文波、丘德明、丘汉明“村委”的有邱运良、丘玉灵，村民丘达明。主要讨论要在大岭背村建自来水，还有要求鑫隆矿业公司需要暂停作业，需要经过沟通、协调后才可以恢复作业。后来其在“青委会”的微信上看到让丘少庭协助邱运良去落实在大岭背建自来水，丘汉明回去和鑫隆矿业公司协调及时付山租款问题。2019年1月份，丘丛文叫“青委会”成员到惠州去泡温泉，丘赵波开车载其过去的，去到惠州的“青委会”成员有其和丘赵波、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定良、丘远科、丘德明、丘伯生、丘伟科，村委的邱运良、丘玉灵，丘丛文拿出已经定好稿的本子，说大家在“青委会”那么多年了，补点人工辛苦费给大家，然后丘丛文念了“青委会”成员的奖励名单，其中其记得的有丘丛文、丘少庭各九万、丘汉明一万，其和丘文波、丘伟科、丘伯生、丘远科各八千元，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立科各六千，丘远达、丘展标各三千。通过“青委会”成员举手表决，其看到大家都举手同意，其也就举手同意了。丘丛文和丘少庭还说，他们两个的功劳比较大，出力较多，所以得九万元。会上决定由“青委会”的财务丘伟科去负责发放。大家一致同意奖励的人员和奖励的金额，邱运良还在帮腔说丘丛文、丘少庭为大岭背村做了最多的贡献，理应得到那么多钱。2017年，其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有看到有村民到鑫隆矿业公司要求矿业公司停止施工。微信群上说因为鑫隆矿业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挖坏了村民的祖坟，所以村民在过去阻拦矿业公司施工。其记得的有黄天娇、田桂芳、张菊香、吴会香、张爱国、唐惠兰参与了阻工。其认为“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这两个组织是不合法的组织，是借着为村民办事的名义，谋取少数人利益，对鑫隆公司、蓝某1等所做的事情也是违法的，其是被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等人的表象迷惑，成为了丘丛文、丘少庭等人的帮凶，后期其发觉后，想退出但又怕出来反对受到他们的打击和排斥，以后在村中无法立足，所以在各项事情中都是表态同意的。74、上诉人丘立科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下半年加入“青委会”，其加入“青委会”总共参加的会议和活动主要有：第一次是在2015年10月，会议内容是确立“青委会”的成立；第二次是在2017年6月1日在深圳南山，会议内容讨论了要求鑫隆公司尽快付款和讨论了村内河砂由孔森尧进行开采，每年承包费为18000元，参加会议的人有：丘丛文、丘德明、丘伟科、丘宗良、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远科、丘国辉、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立科、丘云锋、丘展标、丘伯生、丘玉灵、丘达良、丘远中，丘达明等人；第三次是在2018年初在深圳龙福酒店，会议讨论了建好的自来水池如何引水和修建祠堂的问题；第四次是在2018年6月间在深圳，会议讨论了要求鑫隆公司尽快对扩路工程尽快恢复施工；第五次是在2019年1月在惠州博罗，会议讨论如何分取奖励的事情。当时丘丛文在会上说，这么几年来都是由他起草发布公告，发给鑫隆矿业公司的联络函等、积极参与村中事务，丘少庭则是“青委会”经常委派其回村处理村中的一切事务及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谈判，两人的贡献都比较突出，所以他们两人奖励9万元。丘汉明在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谈判时比较大胆，讲话较流利，也为村中处理事情出力较大，所以奖励其1万元，丘伯生、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都比较拥护，也比较愿意从外面回村里帮忙，所以奖励8000元。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和其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也比较拥护，但相对没有从外面回村里处理事情那么多就奖励6000元。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对“青委会”群发出的决策内容有进行讨论并拥护，但没有实际回村处理事情，所以奖励3000元。会议一般由丘丛文主持，会中由丘丛文、丘少庭作主要发言，丘伟科负责后勤保障，其他成员主要是献言献策，积极支持、附和。其在上述会议中主要是附和丘丛文、丘少庭的提议，他们提出意见后其就举手同意或者言语上附和他们。其在“青委会”期间总共领取了11650元，其中6000元的奖励（是因为其在“青委会”、村委各项会议、讨论中，积极参与、支持各项决议），全体村民都领取了的3800元，还有油路费补助1850元。其他关于“青委会”、村委会成立及补充协议的由来、签订（其参与了补充协议的签订）、让鑫隆公司挖水池及对蓝某1经营电站进行攻击，与其他人的供述基本一致。75、上诉人丘赵波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下半年“青委会”成立时就加入了，其是成员之一，没有职务。其总共参加过4次“青委会”组织召开的会议，一次是在2015年，会议讨论如何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如果鑫隆公司不来谈判就去阻工等内容；第二次是在2017年10月份在深圳龙岗，会议讨论了挖水池的事情，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丘丛文、丘少庭、其、丘汉辉、丘伟科、丘达明、，丘云辉、丘雄辉、丘展标、丘国辉、丘玉灵、丘定良、邱运良、丘展标、丘德明、丘伯生、丘文波，当时选出了丘少庭、邱运良两人为挖水池的总监和总指挥；第三次也是在2017年在深圳南头，讨论了村里河沙承包给孔森尧的事情，这次其父亲丘达明也参加了；第四次是在2019年1月份，会议讨论了对“青委会”成员发放奖金的事情，其中突出贡献：丘少庭、丘丛文9万元，得力成员：丘汉明1万元，积极执行：丘汉辉、丘伟科、丘远科、丘文波、丘伯生各奖8000元；主要参与：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各奖6000元，参与成员：丘远达、丘云锋、丘汉中、丘展标各奖3000元。其记得丘云锋、丘远达、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没有参加会议。突出贡献就是总指挥的意思和出主意的人，得力成员就是经常回来处理事情的人员，积极执行就是到主要现场或者会议的人员，主要参与是有时候回来的人员，参与成员是比较少回来的人员。其知道丘丛文、丘少庭有要求邱运良带领村民去制止鑫隆公司施工，每人每去一次就补偿100元。而丘丛文、丘少庭之所以要组织村民去阻止施工，是因为要胁迫鑫隆公司答应“青委会”提出的要求，如：签订补充协议、帮挖水池等。丘丛文会长就是起草文件、通知成员开会，丘少庭是幕后的主使人，副会长丘伟科负责管“青委会”的钱。副会长丘德明平时在会长讲完后也有时候在发表意见。其就在会长讲完后鼓掌或者微信上点赞。丘汉辉、丘伯生、丘雄辉、丘远科、丘远达、丘云锋都经常在微信上发言讨论的。其在“青委会”还负责帮他们开会时照相，其在“青委会”总共得到奖励是6800元。其父亲丘达明不是“青委会”成员，也不是“村委”成员，经常参与“青委会”、“村委”组织的会议、聚餐等活动，一是其父亲丘达明本身比较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二是丘丛文经常拉其父亲丘达明参与活动，因为其父亲作为长辈回家跟村中的其他长辈比较好沟通，可以帮忙丘丛文、丘少庭做村民的工作，让村民支持丘丛文、丘少庭等人为首的“青委会”的工作。2019年1月他们“青委会”在惠州市龙门开完表彰会以后，丘丛文奖励8000元、丘少庭奖励4000元（另外在2016年5月左右“青委会”奖励了1000元）给丘达明，是因为丘达明积极配合及协助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的工作，为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做工作，所以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要奖励钱给丘达明。丘丛文主要叫其父亲丘达明去游说柏洋村大岭背的老人长辈要支持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并听从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指挥；虽然丘达明不是“青委会”的成员，但丘丛文还多次叫丘达明参加“青委会”会议。丘达明听从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的安排到鑫隆公司施工现场阻工及丘达明在“青委会”敲诈勒索“鑫隆公司”时积极为丘丛文和丘少庭及“青委会”献言献策。其他供述的有关补充协议的事项与其他人员的供述能相互印证。76、上诉人丘胜标的供述，证实“青委会”成立之后，在2016年2月选举了“大岭背村委会”，选举出村长丘远中，村委委员丘达才、丘达良、丘玉灵，由其任会计，丘文彬任出纳。“青委会”监督员丘丛文、丘德明、丘宗良。主要负责管理大岭背片的大小事务。其在2016年2月份至2017年10月份担任“大岭背村委会”的会计。从2017年10月份至今，由大岭背村民刘裕红接着做大岭背“村委会”的会计。“大岭背村委”实质上是受到“青委会”的控制，“村委”的各项工作要经过“青委会”同意才可以开展，“青委会”安排的工作村委就要立即执行。“青委会”成立后，叫原三个生产小组把合同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丘丛文提出山地租金太少，还担心鑫隆矿业公司开采山地会导致水土流失及矿业公司开采几年后不开采租金无法收取等原因，原来签订的合同不行，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和大岭背片重新签订补充协议。2016年2、3月份，“青委会”丘丛文召集大家在大岭小学与鑫隆公司开会讨论关于补签山地租赁合同，其记得召开了两三次会议，大岭背参与过会议的有丘丛文、丘少庭、丘汉明、丘德明、丘宗良、丘伯生、丘炎忠、丘汉辉、丘赵波、丘国辉，丘远中、丘达良、丘达才、丘文彬、丘玉灵、李球兰等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远中就每次会议都有参加，其他人员有时候才参与会议的，基本上是丘少庭、丘丛文和鑫隆公司在谈判，丘远中偶尔也会发言。第一次会议上，“青委会”丘少庭、丘丛文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出山租款1300万，鑫隆矿业公司不同意，所以没有谈妥。第二次，“青委会”发联络函给矿业公司，要求矿业公司前来开会，丘少庭、丘丛文依旧向矿业公司开价1300万的山租款，认为矿业公司愿意回价支付900万左右的山租款就可以成交，但是矿业公司还是不同意1300万方案，也没有回价，这次也是没有谈成功。第三次，双方围绕矿业公司出租500万及扩宽村道的条件继续协商，最终谈成矿业公司支付450万山租款、扩宽金石村至大岭背的村道、矿业公司先前合同支付的30多万元山租款也赞助给大岭背的结果。鑫隆公司愿意到大岭小学进行重新谈判是因为“青委会”成立后不久，“青委会”丘丛文要求村民到山上阻止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先停止施工，待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后，才可以开采。其记得丘兰汀、丘星良、丘福全、丘添兴等人上山阻止过施工。另外，其还知道在2017年6月份左右有采用上山种树的方式阻止施工，后因鑫隆公司补偿了3.6万元树苗款，答应了及时付山租款，所以树苗种在村口。其有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其记得签名的时候还没有盖柏洋村委的印章，鑫隆矿业公司说过要盖上柏洋村委的印章，后面是如何盖的其就不清楚了。在2017年10月份左右，具体时间其记不清楚，“青委会”以鑫隆矿业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影响了大岭背村民祖坟的风水，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出迁坟费，邱运良组织村民到鑫隆矿业公司的工地上阻止施工，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帮忙在圆山栋挖自来水池折抵30万的迁坟费。其在担任大岭背会计一职过程中，曾收到过鑫隆矿业公司支付给你们的50万元山租款。具体过程是：2016年5月份，在签订补充协议后的几天，鑫隆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转了第一期的200万元山租款到“村委会”出纳丘文彬银行卡上（信用社），之后鑫隆公司说转不到丘文彬的信用社银行卡上了，之后就由其、丘远中、丘达良三个人去到华城镇农业银行，当时就其带了身份证，所以就用其的身份证开了一个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到了2017年1月23日，鑫隆公司分两次转了35万山租款到其的农业银行（华城开的，卡号：622*************373，其记不清楚分别是多少了，的卡上，到了2017年1月25日，鑫隆公司又转了15万山租款到其的农业银行（卡号622*************373），当天下午其就跟丘远中、丘达良三个人去到华城镇农业银行在其的那个账户上取出了40万元的现金，回到村里后交给丘文彬入账；剩余的10万元其从其的那张农业银行的账户上通过转入QQ钱包上，再从QQ钱包上转到其在潭下镇中国邮政银行开的账户上，其从家里来到潭下圩镇邮政银行，从其的那个账户上取出大概7万元，其记不太清楚具体取出了多少钱，因为其手头上还有自己的现金，所以取出来合计10万元交给丘文彬。其参与了和鑫隆公司补签协议的三次谈判，和参与了与鑫隆公司正式签订补充协议。参与了一场“大岭背新村村委会”召开的商谈关于要求蓝某1补偿电费的家长会。其在2017年春节期间，领了“大岭背新村村委会”发放的2016年年终奖励1000元。丘远中得到5000元奖励，丘达良和丘玉灵也各领到1000元奖励，原来的“老干部”李球兰、丘达宏、丘添华、丘胜添、丘日良、丘文斌、丘锡连就各领了200元的奖励。77、上诉人丘展标的供述，证实其在2016年5月加入“青委会”，没有职务。其在村委会主要参与了“青委会”组织召开的三次会议，一次是在2017年6月份，丘丛文在“青委会”的微信群上要求大家到深圳南山区参加2017年的年中会议，参加会议的“青委会”成员有其和丘丛文、丘定良、丘德明、丘伟科、丘汉辉、丘伯生、丘炎忠、丘赵波，“村委”成员有丘玉灵、丘远中、邱运良、丘达良，村民丘达明、丘宁波。主要讨论一、逼使鑫隆矿业公司及时付山租款到大岭背公账户及要对金石村到大岭背道路扩宽工程动工，否则就要求矿业撤离设备，大岭背正式封山；二、要求村内道路出现质量问题的重打；三、对村委的财务进行全面梳理，确保村集体资金安全运作；四、对村内河道沙进行公开承包，起价是18000元／年承包费，合同期三年承包期，费用纳入村集体公账户统一管理；五、确保大岭背教学稳定；六、对大岭背集体公账户的资金由合作社法人丘丛文保管，及公账户资金管理使用方法。会议内容是丘丛文已经拟好的，念给到场的成员听，让大家举手表决通过，在场的人员都同意。第二次是2017年12月份，丘定良在深圳龙岗新居落成典礼，邀请大岭背村民参与，其也过去了。当时有其和邱运良、丘远中、丘文科、丘赵波、丘玉灵、丘汉中、丘国雄、丘远科、丘汉辉、丘丛文、丘伯生、丘伟科、丘少庭、丘汉明、丘汉辉、丘德明、丘文波、丘立科、丘国辉、丘云辉、丘炎忠、丘达明、丘定良。当时“青委会”讨论了要逼使鑫隆矿业公司给大岭背扩宽金石村至大岭背村道的工程尽快完成，还通过表决任免邱运良为村长。第三次在2019年1月，他们到惠州博罗泡温泉，“青委会”的其和丘丛文、丘伯生、丘德明、丘伟科、丘远科、丘少庭、丘定良、丘汉辉、丘文波、丘赵波、丘云辉，“村委”的邱运良、丘远中，村民丘达明。这次聚会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丘丛文拿出已经制定好了的奖励方案，念给在场的“青委会”成员听，表示第二天才会发奖励金，丘远科、丘达明、丘赵波就表态丘丛丈和丘少庭比较辛苦，应该得九万元的奖励，其中其是3000元的奖励；二是丘丛文和大家说大岭背做修建自来水池的事情。参会的人员都同意分配方案。第二天，丘伟科通过微信转账给了其3000元，后其通过丘雄辉知道分红的钱是“青委会”通过鑫隆矿业公司交给大岭背山租款中提成20%来的。其知道“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对鑫隆矿业公司：一是逼使鑫隆矿业公司及时支付租金；二是逼使鑫隆矿业公司要把金石村路口的道路扩宽；三是逼使鑫隆矿业公司出迁坟费的事；四是逼使鑫隆矿业公司挖自来水池。如果鑫隆矿业公司不同意，就会有村民上山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有上山种植树苗等方式。2016年5月，其参与了补充协议的签订，是丘丛文叫其签名的，但内容其没有看。签名的时候柏洋村委的印章是没有盖上的。其知道的村民去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有几次，是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因为鑫隆矿业公司在大岭背祖坟附近施工“青委会”委派了丘丛文、丘汉明、丘少庭回村协助谈判要鑫隆矿业公司出迁坟费，其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看到有村民上山去阻拦鑫隆矿业公司施工，要求矿业公司先解决祖坟的问题。其记得看到过两次。另外，其还知道在签订补充协议期间，丘丛文有叫丘远中带村民上山阻止鑫隆公司施工。丘达明不是“青委会”成员，但他是“青委会”的积极拥护者，积极为“青委会”出谋划策，所以“青委会”的会议，丘达明都有参加。丘文波、丘伟科还来广州找到其，叫其补签了“授权书”。其认为“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这两个组织是借着为村民办事的名义，实际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所做的事情也是违法的，其内心是不认可的，但又怕出来反对受到他们的打击和排斥，以后在村中无法立足，所以在各项事情中都是表态同意的。78、上诉人丘汉中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上加入“青委会”，没有职务。关于“青委会”的架构，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同，“青委会”成员之间主要是在微信群中进行商议，有时也会组织现场聚会讨论事情，但实际上都是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商量好事情后，才在微信群中通知其他人要做什么，然后其他成员进行附议。他们大岭背村在没有成立“青委会”前，丘少庭跟丘丛文等人就在他们大岭背村群发表过，他们大岭背村把村集体的山租给鑫隆矿业公司进行开采，山租款太低且交山租的周期太长，丘少庭还在大岭背村群发表说不要把村里的黄金当白菜卖了，所以后来成立了他们这个以外出青年为组织的“青委会”来跟鑫隆矿业公司进行谈判。2016年，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在“青委会”群召集他们会员要在指定时间回大岭背小学参与与鑫隆矿业公司的谈判，当时其没有回去，其后来在微信群通过现场参会的图片就知道有丘丛文、丘少庭、丘汉明、丘德明、丘汉辉、丘定良、丘伟科、丘伯生、丘远中等人参加与鑫隆公司的谈判，还有其他参加的人其就不知道具体有谁，一开始与鑫隆矿业公司谈判就没有谈判成功，其后来听说当时丘少庭表示，现在鑫隆矿业公司不同意签订补充协议，现在他们就要派人上山去阻止鑫隆矿业施工，直到鑫隆矿业公司同意与他们签订补充协议才可以让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后来其听说由当时的村长丘远中组织村里的老人、妇女上山去阻止鑫隆矿业公司施工，具体组织了多少次上山阻工其就不清楚，其没有参加过，再后来又发函给鑫隆矿业公司来谈判就谈判成功了（参与谈判的人与第一次谈判人员同），并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与鑫隆矿业公司重新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是让鑫隆矿业公司把三十年的山租款提高到450万（两年内分期付清），另帮其大岭背村扩宽大岭背至金石段的道路（在原有基础扩宽至六米），第一期交的山租款34.9万元作为捐款。当时是丘丛文负责起草的函件内容，由当时的村长丘远中送给鑫隆矿业公司的。其在加入“青委会”后，共参与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在2017年10月2日，当时开会的内容是商讨鑫隆矿业公司在扩宽道路时挖出的泥堆放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其、丘丛文、丘少庭、丘汉明、丘德明、丘伯生、丘汉辉、丘文波、丘远中、丘达明、丘国辉、丘伟科等人，会议决定了由丘少庭协助村里跟进落实泥土堆放的问题；第二次是在2017年12月在深圳，借丘定良迁新机之机开会，会议内容是商讨如何发函给辉煌木业跟鑫隆公司出钱帮忙修建自来水池的事情及由邱运良担任村长的事，会议决定由邱运良全程跟进自来水池的修建情况。此次会议除了丘远达在荷兰和丘雄辉没有参加外，其他“青委会”成员都参加了；第三次是在2017年上半年，鑫隆公司未按时支付山租款，丘丛文等人从中山购买到树苗，由丘伯生载回，组织他们回去到鑫隆公司施工的山上种树复绿，以此阻扰其施工的，待他们回去后鑫隆公司与丘少庭等人经商量答应再通融期限，并表示会按时支付山租款后，他们就把买回去的树苗拿到村口去种了。其没有参与但知道的还有在惠州聚会过两次，商讨奖励事项，其奖励了3000元，是丘伟科通过微信转给其的，奖励的钱是山租款中由“青委会”支配的20%中来的，当时丘丛文在微信群中讲过功劳大的就可以分多一点钱。除几次现场开会商讨事情外，多数商讨事情都是在“青委会”微信群里商讨，都是由丘丛文在微信群提议，其他成员都积极参与讨论，最后都附和支持丘丛文发出的提议，其在微信群上也是附和支持所有的提议。鑫隆矿业公司最终有履行协议内容，在鑫隆矿业公司没有按时支付山租款、没有按时动工扩宽道路时，丘丛文就会叫时任村长丘远中或邱运良先去跟鑫隆矿业公司沟通，有时也还会发函过去进行催收，如果鑫隆矿业公司都还不按时支付山租款或不按时动工扩宽道路，就指挥时任村长丘远中或邱运良组织村民上山去阻工。2017年，丘丛文在微信群提出关于大岭背村人的饮水问题被种桉树的破坏了，现在要在圆山栋重新修建一个自来水池，问大家意见如何，大家听了都表示支持，所以前期工作都是由村里跟丘丛文、丘少庭等在积极参与，后来由于修建自来水池所需资金较大，丘丛文就在微信群发公告称要发函给村里的鑫隆矿业公司跟辉煌木业公司，要求他们两家公司帮忙出钱修建自来水池，大家听了也表示赞同，后来丘丛文就起草函件由当时的代理村长邱运良送给上述两家公司，后来其听说辉煌木业公司认为要出的钱太多没有理会，而鑫隆矿业公司也表示没有钱，后来村民以鑫隆矿业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破坏了两处他们老祖坟的风水为由，由邱运良组织村民上山阻工，并提出要鑫隆矿业公司出六十万来迁坟（一处三十万），鑫隆矿业公司表示没有那么多钱，后来“青委会”派出丘少庭回去与鑫隆矿业公司沟通协调，最后鑫隆矿业公司答应出动机械帮他们挖自来水池来抵兑其中一处迁坟的三十万元。其从“青委会”获得的奖励有3750元，其中3000元是“青委会”的奖励，750元是当时其回家种树给的油费补贴。对各人的作用，有与丘远中、丘伯生一致的供述。79、上诉人丘云辉的供述，证实其在2016年5月加入“青委会”，是丘伟科让其加入的，没有职务。其参加“青委会”来共参与了2次会议：第一次是在2017年深圳，会议内容是因木业公司在大岭背上种植了桉树，导致水源不能饮用，要求木业公司出资兴建自来水的事项，并且安排丘少庭、邱运良负责落实建自来水的具体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其和丘丛文、丘少庭、丘展标、丘国辉、丘立科、丘远科、丘伟科、丘伯生、丘文波、丘汉中、丘汉明、丘赵波、丘汉辉、邱运良、丘达明；第二次是在惠州，会议讨论了鑫隆公司正式启动金石村到大岭背的道路扩宽工程，并且会上肯定了丘少庭为“青委会”专员协助解决道路扩宽工程作出的贡献。其参加的“青委会”组织在大岭背的相关活动有2次，第一次是在2016年5月份，丘丛文通过微信叫其回来看看村里山的情况，其回来后，丘丛文就组织村民去看山，并说矿业公司在这里开路挖泥，而且规模这么大，他们要去找矿业公司老板给予大岭背村民资源补偿，后经谈判后签订了协议；第二次是在因鑫隆公司损坏了其村祖坟，丘丛文要求他们到山上种植树苗阻止公司继续施工，后经谈判后，丘丛文等人就叫他们把树苗种植到大岭背村口处。其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看到过两次大岭背村民上山阻拦鑫隆公司施工。第一次是因为祖坟的事情，丘惠雄、丘志成、丘德强三个人在现场；第二次是2018年，村民说不可以矿业公司在山上洗泥，会污染环境，其看到是邱运良发在微信群上的图片，应该是邱运良自己拍的，图片上没有矿业公司人员在施工，只看到矿业公司的机械设备。是丘丛文安排村长邱运良组织村民去阻挠施工的。丘丛文作为会长，基本上都是他在微信群中提出意见供“青委会”成员讨论，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建议，然后安排“青委会”的成员或者是“大岭背村委会”的成员进行具体操作落实。“青委会”成员和“大岭背村委会”成员都是听从丘丛文的指示做事，他是所有事情的主要组织者。丘丛文在很多事情上是听从丘少庭的意见的，丘少庭参与了谈判，是主要的谈判代表，还有成为“专员”专门监督落实鑫隆公司扩宽道路的事情，监督落实鑫隆公司修建水池的事情，丘少庭和丘丛文一样是所有事情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丘伟科主要负责“青委会”的财务，参与了“青委会”的讨论和表决，参与了和鑫隆公司签订新协议的谈判，后来还和丘文波拿着“授权书”去给村民签名；丘文波也参与了“青委会”的讨论和表决，他们还有无做过其他事情其不知道。丘德明具体做过什么事情其就不知道。丘汉中、丘云锋、丘远达、丘展标、丘定良、丘伯生、丘远科、丘汉辉、丘国辉、丘立科、丘赵波、丘汉明，丘雄辉、丘炎忠都有在微信群中进行讨论和表决，其能记起来的就是丘展标、丘国辉、丘立科、丘远科、丘伯生、丘汉中、丘汉明、丘赵波、丘汉辉参加了2017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丘定良新居落成典礼前一晚的聚会和表决，丘国辉、丘伯生、丘立科、丘汉辉、丘炎忠、丘赵波，丘宗良参与了“青委会”惠州的聚会。他们还有无参与其他事情其不清楚。丘远中和邱运良都担任过“村长”，丘远中、邱运良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和表决，并听从丘丛文和丘少庭的安排组织村民对鑫隆公司进行阻挠施工。丘达明具体做过什么事情其不太清楚。其从“青委会”总共获得的奖励有6600元钱，其中6000元是丘伟科通过微信转给其的，说是“青委会”成员这几年的辛苦费，500元是2016年5月份补给其的油路费，100元是2016年6月份的回村补助。80、上诉人丘国辉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青委会”成立时就加入了，只是一般成员，没有职务。有时“青委会”在微信群里发表、讨论事情时，其会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表决。其认为“青委会”后来被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利用，变质为少数人谋私利。“青委会”从大岭背收入的山租款中抽取20%作为经费，包括一开始威胁丘文彬交出的30万元，共有120万元，由丘伟科负责保管。后在“青委会”的推举下，选出了“大岭背村委会”，听从“青委会”的安排。签订补充协议前，“青委会”多次授意“村委会”成员组织村民上山阻碍鑫隆公司正常采矿，以此胁迫鑫隆公司跟大岭背“青委会”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其知道的就有三次：（1）2015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青委会”刚成立十几天，丘丛文、丘少庭就在“青委会”微信群提出，大家一起回去大岭背跟矿业老板谈判，他们还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上号召不是“青委会”成员的其他村里外出青年也回家，当时丘丛文还从中山买了树苗载回到大岭小学放着，计划如果鑫隆公司不来谈判，就准备去矿区种树苗。“青委会”微信群大家都表示同意，拥护，过了二、三天时间。“青委会”成员中除了丘远达在荷兰没有回来之外，剩下的全部成员大家都回家了，村里其他外出青年也回来了十几二十个人，丘达明也回来了，回去的当天晚上，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就在微信群上号召大家明天早上上山，去看看鑫隆公司在怎样开采，还在施工的话就要他们停工，第二天的早上，在丘丛丈、丘少庭等人的带领下，他们总共有三四十个人一起上山了，当时没有带什么工具，去到山上后，就看见鑫隆公司有工人在对工地施工，丘丛丈、丘少庭等人就去鑫隆公司的板房办公室叫公司的人出来，当时鑫隆公司有一个人出来了，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就跟那个人说要通知公司从现在开始要停工，下午要跟他们在大岭小学谈判，重新签订协议后才能继续开采，如果公司老板下午不来大岭小学谈判的话，他们就会组织人员上矿区种树苗。他们还在谈的时候，其跟几个人就继续在山上其他地方看，等他们下山的时候就发现鑫隆公司的工人都没有在施工了。（2）2016年1月份的时候（春节前）一天上午，其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上看到有人在该微信群上发了视频和照片，内容都是在鑫隆公司矿区道路上种树苗，其看到有邱运良在用锄头种树苗、还有丘新良、林清娣、庄奎兰等十几个老人妇女也在种树苗。（3）第三次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开采其只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其他细节上的都记不清楚了。第一次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是在他们“青委会”成员的带领下，之后的两次都是经“青委会”会长丘丛文、丘少庭等人的授意下，由丘远中、邱运良带领村中老人到鑫隆公司工地种树苗、骑摩托车到公司拦路等形式阻挠其施工。都是为了迫使鑫隆公司坐下来重新跟他们签订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在2015年11月曾谈判过一次，其记得当时一项内容是要求鑫隆公司支付1300万元的山租款。后来在2016年5月3日正式签订了补充协议，后丘丛文把补充协议的内容拍照后上传至“青委会”微信群，其才知道补充协议的内容。因为鑫隆公司前期投资巨大，他们又威胁公司如果不重新签订过补充协议书，就会去相关政府反映上访该公司非法采矿的事情，加上之前三次去上山阻扰该公司正常采矿，搞到该公司不能正常运转，迫于无奈鑫隆公司才会答应签订该补充协议的。其在补充协议上签了名。补充协议鑫隆公司已于2017年底前履行了。山租款中第一笔200万元提成了10万元给“青委会”作劳务费，剩余的190万元全村人平均分了3800元，之后的250万元提成了大概80万元给“青委会”作劳务费。2017年11月份的时候，丘少庭在“青委会”微信群上说准备召集鑫隆矿业公司和辉煌木业公司代表到大岭小学商讨出钱帮忙建自来水池，希望有时间的成员都回家一起参与，然后其就跟丘立科一起从深圳回到大岭背。第二天早上，其、丘立科、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邱运良、丘达明等人就去到大岭小学，鑫隆公司和辉煌木业公司代表来到之后，邱运良、丘丛文发了言，大概内容就是鑫隆公司出资50万，辉煌木业公司出资80万元给大岭背建水池，两家公司均没有答应，协商没有成功。后经“青委会”丘丛文、丘少庭等人的授意下，借坟地风水被破坏为由，由“代理村长”邱运良带领村中老人到鑫隆公司阻挠其施工，要求鑫隆公司赔偿60万的两座迁坟费用，后丘丛丈跟鑫隆公司说提出让其帮忙挖自来水池三天，抵其中的30万元（一座迁坟的费用），另外再给他们30万元现金用来迁移坟地，鑫隆公司被逼答应帮挖自来水池。鑫隆公司起初先挖了几天就继续施工，结果又被“青委会”安排邱运良组织村民到其工地阻挠施工，逼鑫隆公司按要求挖一座完整的水池。另外，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等人组织村民采取挂横幅攻击蓝某1、在蓝某1水电站上游拦水源等方式，逼迫蓝某1谈判。（具体过程与其他同案人供述同）其和丘丛文、丘少庭、邱运良、丘立科、丘达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伟科、丘文波、丘远中、丘玉灵等人参与了谈判。在加入“青委会”期间共参与“青委会”的会议有：1、2015年11月份与鑫隆公司谈判的会议；当时除了丘远达在荷兰外其余“青委会”成员都有参加；2、2017年11月份，在大岭小学与鑫隆公司和辉煌木业公司代表到大岭小学商讨出钱帮忙建自来水池的事；3、2019年4月跟蓝某1商谈；还有很多次的会议，但都不是很正式，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家的“青委会”成员。“村委”的成员、丘达明等人坐在一起开会，会议内容郝是针对当时所遇到的问题等，一般也是丘丛文负责主持会议，主要也是丘少庭、邱运良、丘达明等人发表讲话，剩余的都比较少发表意见。召开会议的地点也不定，基本上在大岭小学，有时会去丘丛文家里。其作为“青委会”成员主要参与：1、大岭小学的三次谈判，帮忙布置会场，在外面维持秩序，列席会议但没有发表讲话；2、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一次；3.之后组织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种树苗、补充协议内容的提出和讨论决定，并在“青委会”微信群上附和表态同意了。“会长”丘丛文，主要负责“青委会”的大小事务，文书、联络函的起草书写，主持谈判会议、发言，起草书写相关的补充协议书等工作，是他们“青委会”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主使人之一；丘少庭是幕后的“青委会”话事人，会将丘丛文写的文书、联络函、协议书等审核提意见，谈判的时候也是他负责跟对方谈判，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副会长”丘德明只是一个挂名的副会长，很少提要求，参与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一次，平时都是在微信群上附和表态同意下丘丛文、丘少庭提出的事情，“青委会”在外面召开的会议基本上会参加，在大岭背召开的会议、谈判会议很少参加；“副会长”丘伟科负责管理他们“青委会”的经费，负责发放他们成员的误工费、油路费、奖励等工作，在外跟在家召开的会议、谈判会议都会参加，平时在微信群上积极附和表态同意丘丛文、丘少庭提出的事情；剩下的其他成员除了远在荷兰的丘远达之外，都是平时在微信群上附和表态同意丘丛文、丘少庭提出的事情，有时候参加“青委会”组织的会议、聚餐等活动，也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一次，有些谈判会也会参加，帮忙布置会场，维持秩序。丘达明经常参加他们“青委会”、“村委”组织的会议、聚餐，也比较爱发言献策，是很支持他们“青委会”、“村委”工作的村民。邱运良、丘远中作为“村委”的成员，很多事情都要听“青委会”丘丛文、丘少庭的安排，也会落实“青委会”交代给他们的工作，组织好村民上山阻扰鑫隆公司施工、种树苗等事情，也会参与会议、谈判会议，也作为“村委”列席发表讲话，有时也负责送联络函。突出贡献就是总指挥的意思和出主意的人，得力成员就是经常回来处理事情的人员，积极执行就是到主要现场或者会议的人员，主要参与是有时候回来的人员，参与成员是比较少回来的人员。奖励丘汉明1万元是因为丘汉明参与了签订补充协议的谈判，还在道路扩宽工程过程中积极参与了，他做的事情比较多比较辛苦。其从“青委会”得到的奖励及补助共6600元，其中6000元是奖励，600元是补助费。81、上诉人丘红波（丘云锋）的供述，证实其是“青委会”成员之一，没有担任职务。“青委会”成立后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与鑫隆公司补签了山地租赁补充协议，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将租金提至450万元，且在两年内分三次付清，先期交的山租款34.9万元作为鑫隆矿业公司捐款给大岭背村。同时要求鑫隆矿业公司将大岭背至金石村的道路扩宽至6米。鑫隆公司之所以会与他们补签协议是因为2015年底，在与鑫隆公司谈判未果后，丘丛文、丘少庭组织了三、四十人上到鑫隆矿业开采的山上阻止了工人施工，后来其知道在与鑫隆公司谈判失败后，丘丛文就交代丘远中，如果鑫隆公司没有签订他们的补充协议前施工的，就组织村民去阻止其施工。后来鑫隆公司迫于无奈在2016年5月与他们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这些事情都是其在“大岭背人微信总群”上看到的。补充协议的内容是丘丛文在微信群里提出来的，经过所有成员讨论后表示赞同后决定的。其没有参与谈判。其还知道2017年底，鑫隆公司未按时交山租，他们还打算上山种树阻工，后经协商后把树种至村口。关于帮他们修建自来水池的事情是因为鑫隆公司在施工时破坏了其村的两座祖坟，于是他们村民就上山去阻止其施工，要求其如果要继续施工必须要把这两座祖坟迁移，迁移一处30万，两处共60万，鑫隆公司一开始不同意，后经交涉，由鑫隆公司为其村修建自来水池来抵对一处迁坟的费用30万，鑫隆公司为了能正常施工也就帮他们把自来水池挖好了。其在“青委会”中只是一个普通成员，其主要在微信群上参与讨论丘丛文等人发布的有关村里的提议和决议，其表示支持附和，其还参加一次因催收山租款说去山上种树苗的事情。其在“青委会”获得的奖励有在参与回来催收山租款种树苗时得到油路补助200元，还有就在2019午春节前，丘伟科从微信转账给其3000元，说是“青委会”发放的奖励。这些奖励的经费是鑫隆矿业公司交来的山租款的百分之二十中的一部份款项，因为丘丛文多年来都是由他起草发布公告，发给鑫隆矿业公司的联络函等、积极参与村中事务，丘少庭就是“青委会”经常委派其回村处理村中的一切事务及与鑫隆矿业公司协商谈判，两人的贡献都比较突出，所以他们两人奖励九万元，丘汉明在为村中处理事情出力较大，所以奖励其一万元，丘伯生与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都比较拥护，他们也比较愿意从外面回村里帮忙，所以丘伯生与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奖励8000元，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云辉、丘立科、丘雄辉对“青委会”形成的决议也比较拥护，但没有经常从外面回村里处理事情，所以他们就奖励6000元，其与丘远达、丘汉、丘展标就对“青委会”群发出的决策内容有进行讨论并拥护，但没有实际回村处理事情，所以他们就奖励3000元。82、上诉人丘炎忠的供述，证实其是在“青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批加入的，其只是成员，没有职务。“青委会”成员之间主要是在微信群中进行商议，有时也会组织现场聚会讨论事情，但实际上都是丘丛文、丘少庭商量好事情后，才在微信群中通知其他人要做什么，然后其他成员进行附议。其加入“青委会”后参加“青委会”召开的会议有：（1）2017年6月份左右，当时丘丛文叫其到深圳市南山区丘达明住家附近一家饭店聚餐，当时参与聚餐的有丘丛文、丘伯生、丘文波、丘赵波、丘汉辉、丘德明、丘达明、丘宁波、丘伟科、丘玉灵、丘远中、丘达良等10多个人。吃完饭后，丘丛文向他们讲了要敦促鑫隆公司交山租，要求鑫隆公司落实扩路工程，否则就叫鑫隆公司撤出大岭背，还有讲了大岭背的河砂外包，每年收取租金18000元。丘文波也发表意见，说参与人员要大力协作，敦促鑫隆公司交山租款和扩路。丘远中发表意见称敦促鑫隆公司交山租款一事，他会在村中进行积极协调。丘伟科发表意见称大家要齐心协力做好扩路的事，其和另外几人主要是旁听，最后附和表示支持。（2）2017年12月份左右，当时丘定良在惠州市淡水搬新屋，丘定良邀请“青委会”、村委等人员到场聚餐。在丘定良乔迁新屋的前一天晚上，丘丛文说趁人齐，组织到丘定良的妻子上班的龙福酒店（在深圳市龙岗区）内坐聊讨论，在场的人有其、丘丛文、丘少庭等“青委会”成员（“青委会”成员基本都有到场），还有村委的邱运良。会议中丘丛文先发表意见，说明村中挖好自来水池后做自来水一事，还有丘远中不再做村长，任命邱运良做村长一事。丘少庭发表意见说自来水池一事要继续推进，木业公司如果不交钱，木业公司砍树后载着树木离开时就组织村民去阻拦。其他参会人员主要是旁听没有发表意见，最后附和表示支持。（3）2019年1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丘丛文叫其一起到惠州市龙门泡温泉。当时是其和丘立科一起去到现场，参与泡温泉的人有：丘丛文、丘少庭、丘伯生、丘文波、丘伟科、丘定良、丘德明、丘立科、邱运良、丘汉辉、丘展标、丘远科等10多个人。他们吃完饭泡完温泉后回到酒店住处坐聊，当时其提出要先回去上班，丘丛文叫其不要走，拿出几张A4纸（具体内容丘丛文没有拿给他们看）对他们说2016年—2019年3年以来，对“青委会”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补助。其中丘丛文、丘少庭各奖励9万元，丘汉明奖励1万元，丘伯生、丘汉辉、丘远科、丘伟科、丘文波各奖励8000元。其、丘德明、丘国辉、丘雄辉、丘立科、丘定良等人各奖励6000元，丘展标、丘云锋、丘汉中、丘远达等人各奖励3000元。丘少庭发表意见说他是有功人员，拿这个奖励不过分。不久其便离开回家，丘丛文、丘少庭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奖励是如何根据贡献进行奖励的，也没有跟他们进行讨论商议、征询他们其他成员的意见。当时是丘丛文叫丘赵波拿他的手机对现场进行拍照。其他参会人员主要是旁听没有发表意见，最后附和表示支持。会后其回到深圳市，丘伟科微信转账了6000元给其。（4）2016年8月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当时丘丛文通知其，并组织“青委会”成员回到大岭背小学开会，讨论鑫隆公司扩路一事，参会的有：丘丛文、丘少庭、丘伟科、丘文波、丘汉辉、丘定良、丘伯生、丘远中等人。丘丛文先发表意见，主要说鑫隆公司交的山租款没有准时到账，还有敦促鑫隆公司扩路一事。丘少庭发表意见，主要讲想办法叫鑫隆公司交山租款。丘远中发表意见，说会协助“青委会”，争取早日追回鑫隆公司的山租钱。其他参会人员主要是旁听没有发表意见，最后附和表示支持。5、另外其还有参加过丘丛文组织的在大岭背开的2、3次会议，但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其已经记不清。2016年5月份与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其没有到场，但当时丘丛丈有在“青委会”群中发布关于签订协议的情况，参与的人有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丘伟科等人。主要就是由丘丛文、丘少庭在与鑫隆公司进行谈判。丘丛文、丘少庭曾在“青委会”微信群中说要逼迫鑫隆公司交山租款，签订补充协议后丘丛文、丘少庭在“青委会”微信群中说鑫隆公司的山租款没有按时到账和扩路工程缓慢。丘文波、丘伟科、丘远科都在群中积极赞同，拥护丘丛文、丘少庭的决议。其他人都主要是附和。另外对修建自来水池、要求蓝某1经营的大岭电站给大岭背村民经济补偿的事情及村中河砂外包的事情，与其他同案人供述基本一致。对各人的作用，有与丘远中、丘伯生、丘汉中一致的供述。83、上诉人丘雄辉的供述，证实其是在2015年“青委会”成立时第一批加入的，当时是丘丛文拉其进“青委会”群的，其没有在“青委会”担任职务。其加入“青委会”参加的会议、活动主要有如下几次：（1）2015年底，在“青委会”成立之前，丘丛文、丘少庭等人提出，要大家外出青年团结一致，形成合力来去与鑫隆公司谈判，利用“青委会”的组织施压鑫隆矿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参会人员：其和丘少庭、丘丛文、丘远科、丘伯生、丘展标、丘炎忠、丘远中、丘德明等人。（2）2015年底在“青委会”成立后不久，丘丛文、丘少庭召集他们“青委会”成员回村并在大岭背小学召开会议，会上，丘丛文、丘少庭提出明天“青委会”成员的人上山去看现场，要求鑫隆公司补签协议。第二天丘丛文、丘少庭组织“青委会”成员到鑫隆公司的施工现场进行查看，并口头组织了在场施工人员的施工。在他们看了现场后不久就通过选举成立“大岭背村委”，成立村委不久后丘丛文即以村委会和“青委会”的名义发函给鑫隆公司要求谈判，但鑫隆公司没有理会，后来便发生丘远中带队上山阻工一事。但当时其已经出门，阻工的事情其不清楚了。此次会议主要达成“青委会”成员一致意见要求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如果不前来协商就要停止施工，会议内容是丘丛文和丘少庭提出来的。参加会议人员有：丘丛文，丘德明、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炎忠、丘汉辉、丘展标、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立科、丘赵波、丘达明等人。（3）2016年3、4月份，当时丘丛文在“青委会”群中叫大家回大岭背商议和鑫隆公司谈判一事。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鑫隆公司要支付1300万元的山租给大岭背，如果鑫隆公司不同意条件，便决定由“大岭背村委”安排村民上山阻工，以逼迫鑫隆公司重新回到谈判桌。会议是由丘丛文主持的，主要是丘丛文、丘少庭在发言。参加会议人员有：丘丛文，丘德明、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炎忠、丘汉辉、丘展丛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立科、赵波、丘达明、丘汉明、丘远中等。（4）2016年5月初，丘丛文先通知他们外出的“青委会”成员回家参加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事情，丘丛文还在微信群中发布公告，说“青委会”与鑫隆公司的谈判已经谈妥并准备正式签订协议，要求外出的“青委会”成员回家及一些签订协议会场的相关工作安排。签补充协议的前一天晚上丘丛文和丘少庭在会上要求他们继续提出意见建议，并说只叫鑫隆公司出450万元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敢说之前签订的协议无效，但他们有权要求鑫隆公司签补充协议。第二天安排在大岭背小学教室里签补充协议，但这次其没有进去教室。这次参加会议的有：丘丛文，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炎忠、丘汉辉、丘展标、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立科、丘赵波、丘达明、丘德明、丘远中等。（5）2016年6月初，丘丛文又在微信群众召集他们回来，协助村委敦促鑫隆公司落实道路扩宽尽快动工等补充协议的内容。然后他们就去鑫隆公司找鑫隆公司的老板未果，丘丛文就让挖掘机师傅停止施工，再过后丘丛文也就带他们离开了，第二天其也就出了东莞，那时候丘伟科还发了300元给其做油路钱补助。此次他们回来开会的会议内容主要是落实协助村委敦促鑫隆公司落实道路扩宽尽快动工等补充协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人有丘丛文，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炎忠、丘汉辉、丘展标、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立科、丘赵波、丘达明、丘德明、丘文生、丘君辉、丘宗南、丘天成等人。（6）2019年1月1日（农历），丘少庭、丘丛文召集他们“青委会”成员在大岭背小学开会，此次会议主要是丘少庭在会上讲其在争取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和挖自来水吃的“贡献”有多大及丘丛文为以前和以后发钱讲道理给他们听。此次参加会议的人有和丘丛文、丘少庭、丘展标、丘远科、丘炎忠、丘云辉、丘国辉、丘达明、丘伟科、丘赵波、丘汉辉、丘文波、丘伯生。其参加“青委会”来共获得6800元。其中6000元是2019年初发的，是“青委会”对“青委会”成员进行论功行赏的奖励。300元是回乡协助敦促鑫隆公司扩管村道开工的补助，500元是参加“青委会”于鑫隆公司补签协议的工作补助。鑫隆公司之所以会和他们补签协议，是因为鑫隆公司如果不同意不签协议，丘丛文、丘少庭就会叫人去阻止施工。第一次是在2015年底，丘丛文、丘少庭带其和丘德明、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炎忠、丘汉辉、丘展标、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科、丘赵波、丘达明去的：第二次是2016年6月，丘远中、丘丛文带着其和丘宗良（现已去世）、丘文波、丘伟科、丘少庭、丘炎忠、丘汉辉、丘展标、丘国辉、丘云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立科、丘赵波、丘达明、丘德明，丘文生、丘君辉、丘宗南、丘天成等人去阻工的。两次都是口头制止鑫隆公司的施工人员停止施工。村民阻碍鑫隆公司施工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鑫隆公司答应“青委会”、村委会的谈判要求。丘达明是“青委会”的成员，凡是“青委会”、村委开会时，丘达明都会积极符合并要求他们要积极配合听从会长丘丛文和丘少庭的安排，如果会议上有人提出异议，丘达明就会批评提出异议的人。而丘汉明，据其所知其曾经妻受“青委会”会长丘丛文的指派和少庭一起回村督促鑫隆公司扩宽村道的事情及参与与鑫坠公司谈判的事情，所以丘汉明还奖励了1万元。除了以上事情之外其还知道其村中河沙每年是以18000元承包给孔森尧开采，当时“青委会”和村委会有开会讨论、决议的，但其没有参加。84、上诉人曾锋的供述，证实其和丘丛文在2008年、2009年就认识了，当时其在惠州做物流，丘丛文在惠州做快递，当时他们之间有业务往来，后丘丛文也带其去了五华县他老家一次。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丘丛文打电话跟其说，他现在在老家做个“青委会”的会长，要其帮他跟老家一个矿场公司收个30万块钱，这个公司要找他帮个忙。他还说让一个叫丘少庭的叔叔过来找其，交代其一些事情。接下来，丘少庭来到其的茶庄（惠城区菊花二路），跟其见面后，丘少庭再三叮嘱其，将来跟矿场公司拿钱的时候，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证据，不能给对方录音录像，不能说这个钱是给丘少庭、丘丛文的。后来，其总共与矿产公司的人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认识丘少庭之后的一段时间，丘少庭带着两个矿场公司的人来到其茶庄，介绍了双方，并告诉对方，其将来就代表丘少庭来与矿场公司来谈。丘少庭跟对方在谈判，起初要求矿场公司给100万，接着对方说实在没那么多钱，只能给50万，丘少庭同意了。接着对方又提出先支付30万，剩下的20万下次支付，丘少庭也同意了。第二次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矿业公司的几个人来到其茶庄，矿场公司的人说他们现在在丘少庭的村里投了好多钱，现在却不能生产，想快点解决问题恢复生产，聊了几下他们就离开了。第三次也是在过了段时间后，矿场公司来了两个人到其茶庄，当时他们拿了30万现金装在一个纸盒子里，现场清点了之后，对方还提到了丘少庭的名字，其还跟他们说提了丘少庭的名字其就不要这个钱，后来其还把对方的一段手机录音删除了。当时其就把钱先收下了。在其收下矿场公司30万现金的第二天，丘少庭就到茶庄里要钱，其当时拿了30万给丘少庭，丘少庭当场清点了15万，取出了其中的一万元，说给其好处费，其当时说不要，丘少庭说剩下的15万是给丘丛文的。丘少庭拿钱走了之后，其打电话给丘丛文，告诉丘丛文，丘少庭说给其一万做好处费，其不要，丘少庭已经把15万拿走了。丘丛文说他的15万先放在其这里，改天请其吃饭。剩下的15万元，其让财务张玲存进公司账户了，并跟张玲说借的。后来分了三次，前后共一年半的时间，才把15万全部转给丘丛文。至于对方还差的20万，不知道是丘丛文还是丘少庭打电话给其说让其帮他催一下让对方将20万元拿过来，其记得当时其有打电话给“刘书记”催收，其打了一次给“刘书记”，后来“刘书记”（不知道叫什么名）来了其茶庄门口一次，说30万元已经给了，让其转告丘少庭帮忙把事情处理一下，其就说你自己去找丘少庭、丘丛文，以后不用找其了。不过对方一直没有拿那20万元给其。三、寻衅滋事2019年4月间，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青委会”的名义，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被害人蓝某1经营的大岭背水电站长期霸占大岭背片水利资源、土地及近两年水电站未上交大岭背片电费为由，要求蓝某1给予大岭背经济补偿。在要求被拒后，上诉人丘丛文编辑好未经核实的蓝某1的负面信息发送给上诉人丘文波，要求上诉人丘文波制作白底黑字的横幅共8条，由上诉人丘玉灵、丘达明到大岭背村内悬挂，对蓝某1进行攻击和诋毁。同时上诉人丘丛文在大岭背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多条污蔑、控告蓝某1是村霸的不实文章，并要求“青委会”成员及大岭背村民转发至朋友圈进行宣传，对蓝某1造成严重影响。后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指使上诉人邱运良雇佣人员在水电站引水道上游砌墙拦截水道，影响电站的正常发电。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供，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本院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报警登记表等，证实本案的来源及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具体过程。2、被害人蓝某1的陈述，证实2019年4月30日，其看到丘文波（华顺汽贸）转发攻击其的文章。2019年5月1日，其在大岭背村务平台看到攻击其的文章。主要是因为大岭背的事情。大岭背村民说其霸占电站，并称其利用书记身份擅自未上交资源管理费5000元，擅自上山开挖，造成集体山林损失严重。此前丘文波还在其朋友圈转发过6次类似文章诽谤其，诽谤其主要原因：1、要求丘少庭的嫂子张丽霞当村干部；2、干扰柏洋村委工作，要求村干部李球兰不可参与大岭背自然村的事务；3、要挟电站赔偿130多万给大岭背，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文波四人得50%的费用；4、干扰水电厂的正常生产，扬言要把水电厂搞垮，要弄死其；5、丘文波因申请入党被推迟，对其个人不满。还有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多次在微信上转发文章对其进行诽谤。2017年选举过程中，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邱运良四人自行组织选举，选出张丽霞作为大岭背片的干部。丘丛文、丘少庭到其家中要求一定要张丽霞当干部，否则要找其报复。后来村内选举中，李球兰当选。但后来大岭背的事务都由“青委会”说了算。其2005年从朱雄辉处买下电站。2019年4月4日，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邱运良等人未与其商量，直接在其电站四周挂横幅。之后他们又要求其参会，丘少庭当众说电站长期霸占了大岭背的水利资源和土地，要求其上交发电以来的总电费。4月中旬，在司法所调解中，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邱运良都在场，丘少庭要挟其拿出180万多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其未理会。接着他们又要其补交近二年的电费补偿费7000元，丘少庭还要其另拿4000元给他们四人当天的人工费。当时其共拿了11000给邱运良。丘丛文、丘少庭等人采用挂横幅、截水道、毁圳道，并扬言要搞到其电站不能生产。3、证人丘干恒的证言，证实蓝某1在镇政府工作人员主持下与大岭背村民代表丘少庭、邱运良、丘远中、丘达明进行协商，后赔偿给大岭背1万1千多元的事实。实际上蓝某1的电站对大岭背村民的耕种和饮水均没有影响。其也证实有村民挂白底黑字的横幅对蓝某1进行攻击的事实。4、证人游展涛、林文浩、孔礼华（系司法所工作人员）、张新强（系综治办主任）的证言，分别证实有见过攻击蓝某1的白底黑字的横幅，后双方在司法所的主持下进行调解的事实。5、证人张锐权、徐荣华的证言，证实大岭背电站上游被村民筑陂引水，影响了电站发电，其还现场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给当事人，施工人李远怀称受丘少庭雇佣，经电话询问丘少庭，丘少庭称是为了维护村民合法利益。并证实其曾看到过白底黑字的横幅，后还有村民发布了攻击、诽谤蓝某1的文章。6、证人李远怀的证言，证实其受邱运良、丘少庭的雇佣在“长坑里”施工拦截水源，该行为会影响蓝某1电站发电的事实。7、证人丘文彬证言，证实蓝某1的水电站对村民日常并无影响，是“青委会”的丘丛文、丘少庭等人为迫蓝惠良出资修建自来水池，蓝某1未答应而捏造的借口。丘丛文、丘少庭等人还叫人挂诬蔑标语攻击蓝某1。8、证人李球兰证言，证实蓝某1在2017年底和2019年1月27日都有交1000元的资源费到其手上，其跟邱运良汇报后、邱运良都叫其将这1000元退回给蓝某1。2019年4月19日，蓝某1又交了10962元过来。其知道因针对蓝某1而在其村中悬挂横幅的事，但具体是谁挂的其不清楚，当时总共挂有6条横幅，横幅主要内容是讲蓝某1侵占村民的水力资源等。2019年4月份的一天，蓝某1电站的水源被人用水泥沙石堵塞，当时是其和一位镇干部去现场查看的，去到现场还有工人在施工，工头是李远怀。其还听好多村民说蓝某1有在网络上被人攻击，说他是恶霸、村霸、一手遮天等，这些都是不实的事，是污蔑蓝某1的。9、证人唐惠兰的证言，证实2019年4月间，有村民在大岭背片挂横幅、标语。10、证人丘惠雄的证言，证实“青委会”的丘丛文、丘少庭以蓝某1的水电站没有给大岭背上交电费为由，要求蓝某1到小学开会，没有谈妥。后来“青委会”在大岭背长坑堵水、在大岭背悬挂横幅标语，后在镇政府牵头下，双方协调好了，蓝某1付给丘丛文等人1.6万元，但是入账才8000元。另丘远中、丘达明、丘文波事后拿着授权书要求其签名。11、证人丘锡胜的证言，证实“青委会”欲霸占蓝某1电站的事情，后要求其签授权书，其拒绝签名的事实。12、证人丘伟科的证言，证实在2019年4月份丘少庭、邱运良、丘文波、邱运良等“青委会”的人对蓝某1的大岭背水电站长期霸占大岭背片水利资源及土地及近二年水电站未上交大岭背片电费，要求蓝某1来座谈，蓝某1来了一会没讲二句就走了，后来还到镇政府去了调解，好像还补偿到有钱，具体怎样协商的和结果其就不清楚；当时在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片村门口和蓝某1所经营的水电站门口及大岭小学门口、会议室还挂了6条白底黑字的对蓝某1要求的横幅。其当时是看到大岭背村务微信群上说的和图片。其在朋友圈看到过丘文波在其微信上朋友圈还发出过举报柏洋村村委书记蓝某1语言文字，具体文字其就没有认真看，到现在也没记到。2019年5月还在大岭背村务微信群发了举报蓝某1的文章，当时丘丛文、丘文波、邱运良等人还进行了转发。13、证人丘德明的证言，证实“青委会”有在村内挂横幅攻击蓝某1，发表、转发文章攻击蓝某1，在大岭电站上游水源地筑陂拦水。据其了解是丘少庭、丘丛文想收回大岭电站的权属，想占为已有。悬挂横幅内容是丘丛文编辑起草的，内容说蓝某1是“村霸”等，具体谁制作其不知道，丘达明、丘玉灵负责挂横幅（丘达明挂好横幅后有拍照发大岭背村民微信群），总共有7、8条，挂横幅的地址有电厂、碾米厂、大岭背小学，村口大树上等。网上发布文章攻击蓝某1的也是丘丛文写的，并发布到大岭背村务公众号上，很多村民都有转发，其没有转发。筑陂拦水一事是丘少庭在安排指挥的，邱运良负责监督施工。丘少庭、邱运良叫来李远怀负责施工，其他情况其就不清楚。14、证人丘伯生的证言，证实针对蓝某1经营的大岭电站，当时悬挂的是“白布黑字”的横幅，对蓝某1造成压力，在大岭背村民中也造成舆论声势。在达成协议之后，丘丛文等人还在网上发布攻击蓝某1的文章，大岭背很多年轻人都有在网上转发，其也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过。文章是丘丛文写的。内容大致是蓝某1是村霸等等。15、证人丘定良的证言，证实2019年4月份，“青委会”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文波等人以蓝某1的大岭背水电站长期霸占大岭背片水利资源、土地及近两年水电站未上交大岭背片电费为由，要求蓝某1上交183万元给大岭背。蓝某1不同意的情况下，丘丛文发送制作横幅内容让丘文波制作，后丘玉灵、丘达明在大岭背村内多处悬挂印有人身攻击内容的八条横幅，之后由邱运良带着师傅在水电站引水道上游用水泥、混凝土进行拦截水道，并且由丘丛文在大岭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多条污蔑、控告蓝某1的文章，大岭背村民迅速转发至朋友圈进行宣传。后蓝某1前往派出所报案，并且找到潭下镇政府协调。丘少庭、丘丛文等人知道蓝某1报警后怕被查处，答应参与协商，当时参与协商的有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和丘文波等人。在协商过程中，丘少庭提出协商的前提是要去公安机关撤案。之后通过潭下镇政府的协调，蓝某1交了大岭背片村民电费补偿款7000元。16、证人丘展标的证言，证实关于蓝某1的事情，其知道的就有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实际想把蓝某1赶出大岭背水电站，从而占有大岭背水电站，“青委会”也和蓝某1多次在大岭小学进行开会谈判，均未谈判成功，“青委会”就采取了挖水渠引走电站水源，并在村内悬挂白底黑字的横幅、在朋友圈发布“蓝某1是村霸”的文章等。至于挖水渠是丘丛文、丘少庭在落实组织，邱运良具体叫人去施工的。17、证人丘汉辉的证言，证实2019年4月份，其休假回到了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丘丛文召集大家到大岭小学参加和大岭水电站的业主蓝某1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丘丛文、丘少庭、丘文波、丘道仁、丘达明、丘伯生、丘伟科、丘兰汀、邱运良，开会时候丘丛文和丘少庭要求蓝某1对于大岭背被损坏的山坡、植被和田地等给予一定补偿，蓝某1就不同意，蓝某1不久后就走了，丘丛文就让其和丘少庭、丘文波等五、六个人去参加潭下镇政府牵头的大岭背和蓝某1之间的谈判，然后就散会了，最后谈了哪些内容其就不清楚了。18、证人丘汉中的证言，证实其在微信群上看到丘文波发出的照片，照片内容是一条条针对蓝某1的横幅，至于是谁人制作出来其不知道，至于是谁人挂上去其就通过照片看到丘文波在现场。其知道是丘丛文、丘少庭组织安排筑陂拦水，影响蓝某1电站的正常发电，以此逼迫蓝某1进行谈判。在与蓝某1达成协议之后，丘丛文在微信上发布攻击蓝某1的相关文章，并发动村民转发，其也转发了一次，主要内容说蓝某1是村霸恶霸。19、证人丘云辉的证言，证实2019年4、5月份其在“大岭背微信总群”看到有人在群里发送了有关针对大岭背水电站的白底黑字的横幅，具体内容记不清楚。20、证人丘红波的证言，证实关于要求蓝某1经营的大岭电站给大岭背村民经济补偿的事情其记得当时是丘丛文在“青委会”微信上提出的，为了给蓝某1造成压力，他们还在村中悬挂“白布黑字”的横幅，还有在网上发布攻击蓝某1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丘丛文写的，内容大致是蓝某1是村霸等。21、营业执照、取水许可证、合同书等村料，证实蓝某1对潭下镇大岭电站有合法经营权。22、联络函、补充协议、收条2张，证实大岭背党支部、村民小组、村民理事会等于2019年3月25日发函蓝某1要求协商解决电站占用大岭背水资源的问题。2019年4月11日，达成补充协议，蓝某1支付补助4000元，还支付7963元。23、微信截图2张，证实微信华顺汽贸（丘文波）转发用于攻击蓝某1的文章。24、责令违法通知书、现场照片，证实2019年4月8日，因李远怀擅自筑陂引水，妨碍正常取水，潭下镇政府向其发出责令违法行为通知书。镇府工作人员提交制止施工时拍摄的照片2张。25、李球兰提交收据1张，证实蓝某1于2019年4月19日上交水利款10962元。26、潭下综治办提交调解资料，证实处理情况。27、微信截图，证实转发攻击文章的情况。28、公开信、大岭背提出的电站赔偿方案，证实被告人要挟内容。29、横幅照片，证实污蔑被害人情况。30、现场照片指认，证实李远怀指认图中的水泥墙是邱运良、丘少庭叫其建的。31、五华县******出具的通知书及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函，证实无法对“长坑里”筑陂引水对大岭电站的损失价值进行鉴定。32、上诉人丘从文的供述，证实大约2003年，蓝某1从周雄辉处购买了水电站，该水电站的位置是在大岭背。2019年4月份，“青委会”认为蓝某1的水电站没有给大岭背村民进行用电优惠，“青委会”就在村里挂了攻击蓝某1的横幅（是丘文波去制作的横幅），后来通过潭下镇政府的调解，丘远忠、丘少庭、邱运良、丘达明和丘干恒作为大岭背村代表和蓝某1达成协议（其中丘少庭未签名），蓝某1赔偿了11000元，包括大岭背村民电费的补偿款7000元，另外4000元作为人工费。其未参与后面的调解，也没有去领人工费。2019年3月底的时候其发联络函给蓝某1，目的是想让蓝某1以大岭电站老板的身份过来座谈，跟他协商大岭背村民饮水问题，要求他上交水资源费给大岭背村民。是以大岭背党支部、大岭背村民理事会和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的名义发给蓝某1的。是邱运良、丘少庭、丘文波、丘汉明、丘远中和其几个人商量决定的，然后其根据大家商量的意思后由其拟定“联络函”的文件，写好之后再给他们审核，顺便会发给党支部和村民小组长看，让他们提意见，但是他们都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他们审核无误后由邱运良打印出来送过去的。其和邱运良、丘少庭、丘文波、丘汉明、丘远中等人商量决定在村中悬挂针对蓝某1经营的大岭电站侵犯大岭背村民权益的横幅。其中主要由丘少庭、丘文波、丘汉明等人在讨论横幅内容的，并且商量好要用“白布黑字”打出来，之后由丘文波负责去打印。总共在村中悬挂了8条横幅。他们听邱运良说蓝某1不愿意来参与座谈，就想通过悬挂横幅的方式给点压力给蓝某1。后他们还在2019年4月5日去蓝某1电站筑陂拦水，主要是由在家的邱运良、丘少庭、丘远中、丘达明等人商量决定的，拦截水源对大岭电站的发电有一点影响，但影响很小。在2017年底和2018年底，蓝某1分别向大岭背村民上交1000元费用的事其不清楚。2019年4月30日和5月1日，大岭背理事会商量决定，由其草拟两篇文章，然后交理事会审议决定后，再由其在“大岭背村务平台”公众号发布控告蓝某1的文章，后来大岭背村民就将这两篇文章发布到各自的微信朋友圈转发。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蓝某1去派出所报案了，他们村民代表认为他是诬告他们村民代表，所以才在微信上发布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重磅！村霸书记要挟村民代表签村霸协议还诬告”、“滴血！被村霸书记迫害的青年代表呼唤正义的来临！”，因为里面的具体内容比较多，其记不清楚具体内容。除了其和邱运良、丘远中、丘少庭、丘文波、丘汉明、丘达明、丘德明等人外，还有“青委会”的成员、“理事会”的成员和一些村民都有转发。33、上诉人丘文波的供述，证实2019年4月份，他们大岭背想要安装自来水，但柏洋村委会书记蓝某1不肯。因为蓝某1有电站在大岭背里面。其、邱运良、丘少庭、丘展标、丘定良以及村里的长者丘道仁等在大岭背小学跟蓝某1见面商量，但商量没有结果。丘丛文和丘少庭见蓝某1不支持安装自来水，就提出来拉横幅。丘丛文写好了内容，其在梅县打印了以后带上来。横幅的内容大致就是“蓝某1是村霸，不作为”。“爱耕作，爱饮用水”等。具体哪天其就记不清楚，丘达明和丘玉灵将其带上来的八条横幅分别挂在柏洋村大岭片入口处大榕树上（一条）、教室内（一条）、学校门口（三条）、蓝某1所经营的水电站门口（两条），碾米场（一条）对蓝某1进行诽谤。后来他们把这八条横幅撤了，当时就烧毁了。2019年4月底，其在其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丘丛文在大岭背微信群里对柏洋村书记蓝某1的相关内容，大致内容是蓝某1是村霸，蛮横，要挟村民代表签村霸协议等，具体内容就其微信朋友圈内有。2019年5月初，其在微信号为“大岭背村务平台”里看到了丘丛文发的一篇标题为“滴血，被村霸书记迫害的青年代表呼唤正义来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对柏洋村书记蓝某1进行人身攻击。其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但在一个小时后就将这篇文章删除了。后来为了达到让蓝某1回到谈判桌，还对水源进行了拦截。经过潭下镇政府的牵头，双方在再次在潭下镇政府综治办进行调解，并签订了调解协议，蓝某1赔偿了7000多元给大岭背村民，因为当时其没有在场，所以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不清楚。34、上诉人邱运良的供述，证实因蓝某1经营的大岭电站与大岭背有合同，规定每年足上交资源费给大岭背村民，但蓝某1几年都没有上交（其记得2018年底的时候李球兰有打电话给其说蓝某1有交1000元资源费过来，问其怎么处理，其听到后就说需要蓝某1亲自将钱交到刘裕红处，然后开单给蓝某1走正常的手续。但后来蓝某1具体有没有交其就不清楚了），然后丘丛文、丘少庭等人在“青委会”里面先商量讨论要控告蓝某1之后再跟他们村委和理事会成员通报，由丘丛文草拟了一份联络函并让其送“联络函”给蓝某1，其也看到其村上挂着很多“白底黑字”的有关于大岭电站侵犯大岭背村民权益的横幅。后来丘少庭找到其说要去筑陂拦截蓝某1电站的水源，其就提议说去找李远怀（金石村人）去施工，然后丘少庭就支付了2500元工资给李远怀。当时他们去筑陂拦水是没有经过蓝某1同意的，因为当时为了处理蓝某1的事很多外出青年回家了，所以丘少庭等人就提出要务工补偿，一开始要1万元，后来经过商议就补偿了4千元的误工费，最后蓝某1总共补偿了12000元给他们，当时蓝某1是把钱交到其手中，当天其就把钱交给了刘裕红。在达成协议之后丘丛文等人还在网上发布攻击蓝某1的文章，大岭背很多年轻人都有在网上转发。35、上诉人丘玉灵的供述，证实2019年4月份期间，丘文波叫丘达明和其到大岭背小学教室处拿了8条横幅标语到村中显眼的地方悬挂。主要目的是煽动村民对大岭电站老板（即蓝某1）的不满。横幅标语是白色布条，黑色字体，约4米长，分别在大岭电站门口的墙上、大岭小学门口球场边和村口等显眼的地方悬挂。丘达明在他们悬挂好横幅后，用他的手机对悬挂好的横幅进行拍照并将相片发到“大岭背”微信群里去，主要意思向丘少庭、丘丛文等人称功讨劳，说明他们完成任务了。此外，“青委会”成员丘丛文和丘少庭叫其和丘达明一起到水电站引水渠上游察看如何截流，选好截流地段后“青委会”的丘少庭就叫邱运良找泥水师傅李远怀用水泥沙石进行堵截，从而达到阻碍水电站正常发电。拦截水电站水源及悬挂横幅是以蓝某1没有交水资源费为由，其实就是想逼蓝某1再提高水资源费或将大岭电站权属交还给大岭背。据其所知2018年度蓝某1交了1000元给李球兰处，李球兰叫其跟邱运良汇报，邱运良就说将钱退还给蓝某1，不要收蓝某1的钱。36、上诉人丘远中的供述，证实其知道2019年4月在柏洋村大岭片村口、大岭背水电站门口、大岭小学悬挂横幅对柏洋村书记蓝某1进行了诽谤，丘少庭还指挥村民去拦截水电站上游的水源，后来蓝某1补交了电费补偿款共1万多元后才解决这件事。四、非法采矿为控制大岭背的自然资源，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青委会”和“大岭背村委会”的名义，决定将潭下镇柏洋村潭下河支流柏洋水大岭背片的河砂资源进行对外承包，并发布了公告。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得知后，于2017年6月11日以1.8万元每年的价格与时任“大岭背村委会”村长的上诉人丘远中等人签订了河砂开采承包合同。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在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于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间，利用铲车进行非法采砂并将河砂运至其家附近的六个堆砂点堆放。经广东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检测，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家附近的六堆砂堆未筛选河砂量合计1463立方米，砂堆平均筛砂率为85.71%，经筛选后折合建设用砂1254立方米。经五华县******认定，孔森尧家附近的六堆砂堆未筛选河砂1463立方米本地市场价格为140448元。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供，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本院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五华县县水务局调查材料，案件移送书，证实五华县县水务局于2019年7月6日对该案非法采矿进行立案调查，于8月7日将案件移送五华县公安局。扣押龙马车、铲车各一辆，龙马车（粤M*****）现存放于潭下镇公共服务中心。2、证人孔荣华的证言，证实其父亲孔森尧在2017年从“大岭背村委”承包到大岭背河砂开采，并签订了承包合同，后在每次大雨后，孔森尧开铲车去铲砂，其受雇于孔森尧用农用车运输河砂并在其家附近堆放的事实。3、证人丘胜标的证言，证实孔森尧以1.8万元每年的价格承包了村中河砂开采的事实。4、证人张付清、张韶东的证言，证实孔森尧有出卖过河砂的事实。5、证人孔水源的证言，证实孔森尧有在大岭背一条河内挖河砂，其还帮助孔森尧以一车100元的价格运输过八车河砂的事实。6、证人丘德明证言，将大岭背的河砂资源承包给他人是在深圳南山丘达明家附近饭店开会时提出的。当时会议上丘丛文、丘远中、丘达明及“青委会”成员讨论督促、跟进鑫隆公司山租款逾期未交一事，村里河砂可以承包给他人一事，大家在场旁听并表示同意。当时是丘远中提出将河砂承包给他人的。7、证人邱运良证言，其知道大岭背河砂承包以每年1.8万元给孔森尧开采。8、证人丘玉灵证言，其知道大岭背河砂承包以每年1.8万元给孔森尧开采。9、合同书及辨认笔录，证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上诉人丘玉灵、丘胜标、丘文彬均对该合同进行辨认。10、指认现场照片，证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对采用使用的铲车、堆砂点、采砂点均进行指认。11、微信截图，证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指认其卖沙的转账记录。12、五华县水务局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非法采砂的地点位于柏洋水（河流名）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片支流，属河道管理范围。13、合同、收据（从孔森尧住处扣押），证实大岭村与孔森尧于2019年6月11日签订三年合同，由孔森尧开采大岭村的河砂，每年交租金1.8万元。（丘远中、丘文彬、丘玉灵、丘达良、丘胜标在合同上签名）；收据证实孔森尧交2017年度租金9000元，另依合同交押金3000元。14、村务平台发布的有关文章及部分照片，证实“青委会”及“大岭背村委会”决议以1.8万元每年的价格发包河砂的公告等内容。15、广东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出具的建设用河砂资源量检测报告，证实潭下镇新田村潭下河支流大岭背段非法采砂堆放砂堆6堆未筛选河砂量合计1463立方米，砂堆平均筛砂率为85.71%，经筛选后折合建设用砂1254立方米。16、五华县******出具的华价认定字（2019）19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孔森尧非法采砂堆放砂堆河砂量1463立方米本地市场中间价格于2019年7月6日的价格为人民币140448元。17、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的供述，证实2017年上半年其在大岭背干活时看到只要下雨，大岭背一小溪处都会有砂流下来，也听帮忙做的村民说过那小溪的砂也可以捞上来用，其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后来其听帮其做工的村民说他们大岭背村发公告称大岭背小溪里的砂可承包给别人开采，一年承包的费用一万八千元，其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其找到“大岭背村委”的丘胜标、丘远中等人进行商量承包事宜，后在大岭背小学与“大岭背村委”签订了承包合同，具体承包时间是从农历2017年6月11日开始，当时因为还剩半年时间、所以其就交了9千元承包费，另外丘远中怕其下一年不承包，就要求其交3千元押金给他们。后来到了2018年过完年其就交1.8万元给丘胜标手中，2019年过完年其就交了1.8万元给邱运良手中。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其就会开其的铲车下去小溪里面，用铲车将里面从上面流下来停在那潭中的沙子铲到岸边，等堆到有装够一车时就由其的儿子孔荣华驾驶龙马车将沙子载到其的堆沙点，其按一车100元的工资结算给他。采砂持续到今年6月。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采了约40车沙子，每车沙子约有5方，总共有约200方沙子；在2018年的时候采了约50车沙子，每车砂子约有5方，总共有约250方沙子；在2019年开始至今采了200多车沙子，每车沙子约有5方，总共约有1200多方砂（具体记不清楚）。从2017年开始至今共采砂有1600多方。在2017年的时候所采的沙子全部都被其用于自己承包的工程打路了；2018年的时候所采的部分沙子被其用于自己承包的工程打路了；2019年所采的沙子都堆放在其的堆沙，至今没有使用，但现在堆放在堆砂点的砂还有其从其他砂场购买约有200方左右。总共有6个堆沙点，分别是：其家旁边有一个堆沙点、其家后面有两个堆沙点、其老屋门坪处（公路边）有一个堆沙点、其家对面河边有一个堆沙点、大岭背采砂点附近有一个堆沙点。除在其它砂场购买过来的200多方左右的砂外，其它的砂都是从大岭背那里挖来堆放在那里的，现在堆砂点还剩约有1200多方。平时有附近的村民需要，有售卖过，但不多，比较多的一次还是今年6月份，以100元每方的价钱卖了约70方（总价值约7000元）给在模石村做工程的张晓东，其它还是被其用来其自已承包的工程上去了。从2017年至今采砂总价值有16万元左右，盈利在7万元左右（包括现在还堆放在堆砂点的砂）。之前一直没有谁制止过其的采砂行为，在2019年6月下旬的时候，具体时间其记不清楚了，潭下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有去其的采砂点口头通知其停止采砂行为，后来工作人员有发《责任停止通知书》到其家中叫其停止去那里采砂。18、上诉人丘丛文的供述，证实2017年6月的时候，他们村两委（指“大岭背村委”与大岭背“青委会”）在深圳市龙岗区一饭店内召开年中会，会中由“青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大岭背村委”的丘远中提出的对村内的一个河道河砂进行公开承包，承包人与村委签订合同后允许进行采沙的决议，起价1.8万元／年承包费。后来其听说是一个叫“先尧”的外村人承包了，当时在“大岭背村委”的村群中有公示，具体签订的协议承包价其记不清。19、上诉人丘远中的供述，证实2017年6月1日，“青委会”召集成员在深圳开会，研究通过了村内河道资源每年1.8万元进行招标承包，后被孔森尧承包。当时是“青委会”的丘丛文委托他们“村委会”成员（其、丘玉灵、丘达良、丘胜标和丘文彬）与孔森尧签订了一份协议。还有原公诉机关提供，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本院查证属实的综合证据：1、搜查、扣押清单、移交物品清单，证实扣押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手机、银行卡等物品的情况，随案移送。2、归案经过，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文波、丘伟科、丘达明、丘远中、丘汉明于2019年6月13日被抓获归案；上诉人曾锋于2019年6月17日被抓获归案。上诉人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于2019年7月25日接到侦查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上诉人丘红波于2019年8月6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上诉人丘雄辉于2019年8月7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上诉人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于2019年8月12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上诉人丘云辉、丘国辉于2019年8月13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上诉人丘胜标于2019年8月15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上诉人丘玉灵、丘达良于2019年8月16日到五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原审被告人孔森尧于2019年8月8日投案自首。3、户籍证明、嫌疑人情况数据查询登记表，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邱运良、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伯生、曾锋、丘德明、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的基本情况，及作案时已达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均无犯罪前科。4、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讯问视频、抓捕视频、录音音频、情况说明等，均证实本案依法办理的过程等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上诉人丘文波、丘伟科、丘汉明、丘德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红波、丘雄辉、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成立“青委会”、纠集上诉人丘远中、邱运良、丘达良、丘玉灵、丘胜标非法成立“大岭背村委会”及纠集上诉人丘达明，形成了有明确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的、具有较为严密组织性的、通过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把持基层政权，侵占国有资源，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上诉人丘文波、丘达明、丘伟科、丘汉明、丘远中、丘德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红波、丘雄辉、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丘达良、丘玉灵、丘胜标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共同商谋并实施，采用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采矿区、途经道路拦截车辆、驱赶员工等方式迫使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改变合同履行方式等非法手段，造成该公司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谋取非法利益，以其组织、领导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所采取的上述非法手段相威胁，伙同上诉人曾锋，借机收取鑫隆公司30万元“协调费”以及纠集上诉人邱运良以迁坟费抵挖蓄水池的名义勒索鑫隆公司，造成该公司损失19115.91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纠集丘文波、丘达明、邱运良、丘玉灵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采用制作、悬挂横幅标语、网络攻击及实施破坏行为等方式进行软暴力滋事，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纠集丘远中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在没有开采许可及无权处分国有资源的情况下，让没有开采许可的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开采河砂，价值140448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应以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进行数罪并罚；上诉人丘文波、丘达明、丘玉灵应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进行数罪并罚；上诉人丘远中应以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进行数罪并罚；上诉人邱运良应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进行数罪并罚。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属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上诉人丘文波、丘伟科、丘汉明、丘远中、邱运良、丘达明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丘德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达良、丘红波、丘雄辉、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在集团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上诉人曾锋、原审被告人孔森尧不是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仅是被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临时纠集参与犯罪活动，应按照其分别参与的犯罪活动进行处罚，且上诉人曾锋在敲诈勒索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上诉人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达良、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胜标、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原审被告人孔森尧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上诉人丘丛文、丘文波、丘远中、丘伟科、丘汉明、邱运良、曾锋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上诉人丘德明、丘玉灵在侦查阶段积极配合侦查工作，悔罪态度较好；上诉人丘达明能在原审庭审中自愿认罪；上诉人丘远中、丘德明、丘汉明、丘红波、丘达良、丘伟科、原审被告人曾锋取得被害方鑫隆公司的谅解；上诉人丘德明、丘玉灵、丘汉明得到潭下镇柏洋村党支部及村委蓝某1的求情书；上诉人丘达明、丘远中、丘文波、丘伟科、丘达良、丘汉明、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汉辉、丘展标、丘赵波、丘炎忠、丘汉中、丘立科、丘云辉、丘国辉、丘玉灵、丘红波、丘雄辉、原审被告人曾锋均能积极退赃，对以上情节均酌情从轻处罚。一、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有误的意见。经查，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借维权名义成立“青委会”，实则是通过有组织化的方式纠集人员，扩大影响，非法介入大岭背片三个村民小组的集体事务，还非法成立了“大岭背村委会”，作为“青委会”直接干预村中事务的工具。他们无端否定有采矿许可等合法资质的鑫隆公司与该三个村民小组签订的合法有效的租山协议，并采取发函及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的矿山采取拦路或种树等软暴力的方式多次阻挠鑫隆公司施工，向鑫隆公司施压，强迫其重新签订协议，造成该公司重大损失。同时，在签订补充协议后，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又以“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的名义多次组织村民阻扰鑫隆公司的施工和正常生产经营，并以此敲诈勒索鑫隆公司30万元及以破坏祖坟风水等事由敲诈勒索鑫隆公司为他们挖水池，造成该公司重大损失。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还以“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聚集起的人员和影响力，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悬挂横幅、在公共平台发布污蔑、控告被害人的不实信息并拦截被害人水电站引水道等行为，以及非法处分国有资源，承包给没有采矿许可的人员进行开采。以上事实，均体现出：一方面，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经常纠集在一起，聚集人员，把持大岭背片基层政权，在该区域形成较大影响力，打着为村民维权、谋利的幌子，以金钱、利益诱惑、发动群众，通过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以此谋取非法利益（包括非法的物质利益及非法权力），并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根据职位分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成员等，根据在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突出贡献者、得力成员、积极执行者、主要参与者、参与成员等，并据此从高到低进行分赃；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还非法成立“大岭背村委会”，私设村长、委员、会计等，负责执行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及“青委会”的决议，从而形成了有明确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的、具有较为严密组织性的、通过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以上两方面的事实，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综上，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二、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不存在强迫交易的事实及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意见。经查，综合全案相关证据，尤其是山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联络函、公告、通知、查询复函与情况说明、村务平台上的文章及照片、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被害人刘思考、陈国根的陈述、证人黄仲辉、赵尚华、林汉明、闵光头、廖祖城、蓝某1、李球兰、丘达宏、丘锡连、丘日良、丘胜添、丘文彬、唐惠兰、丘惠雄、张爱国、刘裕红、丘锡胜、徐金珍、林清娣、张兰香、庄奎兰、丘星良、丘添兴、李兰香、田桂芳、黄天娇、吴惠香、蓝谷娣、丘福全、卢碧云、丘会珍、田桂芳、叶秋连、丘定华、丘伟良、彭有群、黄金凤、罗远红等人的证言，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判认定的强迫交易的事实。分析以上证据和事实：1、大岭背三个村民小组和鑫隆公司签订的两个租山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2、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成立“青委会”的目的系迫使鑫隆公司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实际上就是推翻上述两个协议。至于“青委会”及其成员是否还从事了公益事业等，与本案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影响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3、2016年5月3日，与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已经以阻工相威胁及以组织村民到鑫隆公司矿区阻止施工等非法方式向鑫隆公司施压，达到强迫其重新签订协议的目的。4、强迫鑫隆公司签订协议后，为强迫鑫隆公司履行协议，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又多次组织村民滋扰、阻止鑫隆公司施工，导致该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5、相关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以阻工等方式施压及鑫隆公司是迫于压力才答应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6、在签订协议现场的村民代表均证实签订补充协议的事情系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主导及参与，他们认为原与鑫隆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成员为谋取非法利益，强迫鑫隆公司重新签订协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综上，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三、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不存在敲诈勒索事实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经查，（一）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等人以破坏村民祖坟风水为由，以组织村民阻止施工的非法手段，迫使鑫隆公司无偿为他们挖蓄水池的事实。1、破坏村民祖坟风水的事实现难以认定，只能认定存在纠纷。2、如果存在纠纷，认为利益受损，也应该通过相关部门或其他第三方协商，甚至可以诉讼等合法方式处理，但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等人却以组织村民阻止施工的非法方式，胁迫鑫隆公司。上诉人在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采取非法方式达到自身目的的做法已经具有刑事违法性。3、在一座坟的损失没有相关权威认定的情况下，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等人单方面认定为30万元，明显有悖常理且超出合理赔偿范围。4、鑫隆公司按照上诉人的要求，被迫以挖蓄水池的方式抵对30万元的“迁坟费”，其劳务本身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关于财物的认定范畴。（二）综合本案证据，证人邓万强提交的陈国根将30万元交给上诉人曾锋时的录音，客观地证实了上诉人曾锋明知该鑫隆公司被勒索的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仍接受上诉人丘少庭的委托，代为接收30万元。与被害人刘思考、陈国根的陈述、证人邓万强、赵尚华、张玲的证言、辨认笔录、转账记录、流水以及上诉人丘丛文的供述等，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以阻止鑫隆公司施工相威胁，强迫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过程中，敲诈勒索鑫隆公司30万元的事实。且该事实发生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更加印证了鑫隆公司被迫签订协议的事实。综上，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四、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的事实及罪名提出的意见。经查，微信截图、责令违法通知书、现场照片、公开信、大岭背提出的电站赔偿方案、横幅照片、现场照片指认、被害人蓝某1的陈述、证人丘干恒、游展涛、林文浩、孔礼华、张新强、张锐权、徐荣华、李远怀、丘文彬、李球兰、唐惠兰、丘惠雄、丘锡胜、丘伟科、丘德明、丘伯生、丘定良、丘展标、丘汉辉、丘汉中、丘云辉、丘红波的证言、上诉人丘从文、丘文波、邱运良、丘玉灵、丘远中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悬挂横幅、在大岭背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污蔑、控告被害人蓝某1是村霸等内容的不实信息，并要求“青委会”成员及大岭背村民转发至朋友圈进行宣传，对蓝某1造成严重影响，并拦截被害人水电站引水道等事实。上述证据和事实表明：1、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以被害人蓝某1经营的大岭背水电站长期霸占大岭背片水利资源、土地及近两年水电站未上交大岭背片电费为理由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而营业执照、取水许可证、合同书等村料及相关证据，证实蓝某1对潭下镇大岭电站有合法经营权。相关证据亦证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具有谋取不法利益的事实。2、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即便认为存在纠纷，也应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但却选择通过组织邱运良、丘文波、丘达明、丘玉灵等“青委会”成员，通过悬挂横幅、在大岭背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污蔑、控告被害人蓝某1是村霸等内容的不实信息，并要求“青委会”成员及大岭背村民转发至朋友圈进行宣传，对蓝某1造成严重影响，并拦截被害人水电站引水道等方式滋扰、污蔑、造势，足以造成被害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危及财产安全，影响被害人正常生活、生产、经营的后果，据此达到其非法目的。故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邱运良、丘文波、丘达明、丘玉灵的行为符合关于恶势力通过滋扰等软暴力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活动的相关规定。综上，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五、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非法采矿的事实、罪名提出的意见。经查，作为本案证据的合同、收据及辨认笔录、指认现场照片、村务平台发布的有关文章及部分照片、五华县县水务局调查材料、证人丘德明、孔荣华、丘胜标、孔水源、邱运良、丘玉灵、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的供述、上诉人丘丛文、丘远中的供述等，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丘丛文等人以“青委会”的决议，通过以丘远中为村长的“大岭背村委”将柏洋水（河流名）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片支流的河砂承包给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开采的事实，该事实具有以下情况：1、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及控制的“大岭背村委”均系非法组织，非合法的基层组织，并不能代表村集体及村民。2、河砂系国有资源，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丘远中并非水务等职能部门的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亦未依法取得水务等职能部门的许可，无权处分作为国有资源的河砂。3、五华县水务局出具的证明，已经证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非法采砂的地点位于柏洋水（河流名）潭下镇柏洋村大岭背片支流，属河道管理范围，不允许开采河砂。4、无证据证实上诉人丘丛文、丘远中或者“青委会”、“大岭背村委”有去水务等职能部门申请河砂开采许可或者核实原审被告人孔森尧河砂开采资格的事实。5、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及控制下的以丘远中为村长的“大岭背村委”作为无权无资质的主体，非法将河砂开采承包给无开采许可的原审被告人孔森尧进行开采。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丘丛文、丘远中明知无权处分国有资源及无河砂开采许可（也不可能取得河砂开采许可）的情况下，将河砂开采承包给没有河砂开采许可的原审被告人孔森尧，实质上是通过非法贩卖国有资源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符合非法采矿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将河砂开采承包给原审被告人孔森尧系以“青委会”的决议作出，作为负责具体决议及实施的上诉人丘丛文、丘远中，以及直接实施非法采矿的原审被告人孔森尧构成非法采矿罪外，上诉人丘少庭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对其组织、领导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非法转让、开采河砂的行为均是明知且认同的，不存在超过其认知和控制之外的行为，应对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该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就河砂计算及价格鉴定问题。经查，广东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出具的建设用河砂资源量检测报告、五华县******出具的华价认定字（2019）19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均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的鉴定，鉴定程序、材料、方式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综上，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六、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各上诉人的地位、作用的意见。经查，根据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采矿的证据及据此认定的犯罪事实中，体现出各上诉人的地位、作用大小，再结合2019年1月19日，大岭村发布奖励公告的相关证据，以及各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对此的供述、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各成员的地位、作用大小，可以认定：1、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作为“青委会”的控制者和会长，系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指挥者、犯意提起者，掌控并决定该组织的人员及实施的犯罪，系首要分子，对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所有罪行承担刑事责任。2、上诉人丘文波作为管理具体事务的秘书长，监督“大岭背村委会”对“青委会”强迫交易的相关决议的执行，还积极参与了寻衅滋事的犯罪活动；上诉人丘达明虽不是“青委会”成员，但积极为“青委会”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出谋划策和积极拥护、执行“青委会”决议等，还积极参与了寻衅滋事的犯罪活动；上诉人丘伟科作为管理“青委会”账务的副会长，管理“青委会”犯罪所得的收支，积极参与强迫交易的决议及犯罪活动；上诉人丘远中作为“大岭背村委会”首任“村长”，积极拥护并具体执行“青委会”决议，多次组织村民阻扰鑫隆公司施工及正常生产，以及参与强迫鑫隆公司签订协议的犯罪活动；上诉人邱运良作为“大岭背村委会”第二任“村长”，积极拥护并具体执行“青委会”决议，多次组织村民阻扰鑫隆公司施工及正常生产，以此达到敲诈勒索鑫隆公司财物的目的，并参与了寻衅滋事的犯罪活动；上诉丘汉明作为“青委会”的得力成员，积极拥护“青委会”的决议，积极出谋划策并参与强迫交易的谈判等犯罪活动。上述6名上诉人职务、地位、在实施的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系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犯，应当按照他们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3、上诉人丘德明、丘汉辉、丘伯生、丘定良、丘远科、丘红波、丘雄辉、丘展标、丘立科、丘炎忠、丘赵波、丘汉中、丘云辉、丘国辉作为“青委会”的成员，均参与了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但根据他们各自参与决议及具体实施强迫交易的情况，以及他们对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贡献及分得的赃款（上诉人丘汉辉、丘远科、丘文波、丘伯生系积极执行者，各分得8000元；上诉人丘德明、丘定良、丘炎忠、丘赵波、丘国辉、丘运辉、丘立科、丘雄辉系主要参与者，各分得赃款6000元；上诉人丘汉中、丘展标系参议人员，各分得赃款3000元），以此综合认定各上诉人地位及作用；而上诉人丘达良、丘胜标、丘玉灵作为“大岭背村委会”的委员、会计，具体执行“青委会”的决议，参与实施了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上述17名上诉人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积极参加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七、其他意见及问题。1、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系因鑫隆公司开采、施工的行为存在违法或侵害村民权益的事实，导致村民“维权”。经查：首先，鑫隆公司开采的瓷土系国有资源，并非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等大岭背村民的集体财产，故如果上诉人认为鑫隆公司开采瓷土存在违法事实，应通过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处理；且如果认为鑫隆公司造成本地环境污染、造成村民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也应通过相关部门予以认定、处理，或者通过调解、诉讼等合法方式处理。以上辩解不是上诉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事由，亦不能因此免除他们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均非经过合法选举程序产生的基层组织，不能代表全体村民，更不能代表村民进行所谓的“维权”行为。且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会”各项活动的提出、讨论、决议均是其内部成员作出，各项违法犯罪活动的实施也是其成员主导，不能因为受他们组织、蒙蔽、利诱的村民参与其中而认定为他们代表村民而进行的集体行为。2、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实际参与了强迫交易的行为等意见。经查：首先，本案众多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多次、稳定供述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以上诉人丘少庭、丘丛文为首的“青委会”对强迫鑫隆公司重新签订协议的提出、讨论、决议均是其全体成员共同作出，并受到“大岭背村委会”的相关上诉人及上诉人丘达明积极拥护及具有参与实施强迫交易的犯罪活动。上述人员通过意思联络、行为表意形成共谋，强化犯意，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的共同犯罪。其次，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上述所有上诉人都具体参与了阻工行为或与鑫隆公司谈判、签协议等系列行为，但在本案的共同犯罪中，各上诉人形成犯罪合意后，存在不同分工及参与不同阶段、不同行为，包括参与会议、发言献策、商量讨论、附和拥护、调集资金、组织村民、阻碍施工、与被害公司谈判、签协议等，均参与到强迫交易的犯罪活动中来，成为实现犯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奖励名单、公告等客观证据及相关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对该奖励名单的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了该奖励名单（包括所有“青委会”成员）是对“青委会”内参与了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出谋划策、商量讨论及决议的成员、并按照每个人的参与程度、积极程度进行的奖励。该事实亦印证了上述各上诉人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参与到该强迫交易的共同犯罪中的事实。3、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治机构，对外仍是以大岭背村民小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等意见。经查，“青委会”、“大岭背村委”均非经过大岭背村民小组、村民通过法定选举程序选举产生，也无相关记录、申请、备案等证实其系大岭背村民小组的内部自治机构。且“青委会”、“大岭背村委”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性质的认定，是依据其实施犯罪行为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危害特征等综合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4、关于上诉人丘德明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丘德明具有立功情节的意见。经查，侦查机关五华县公安局潭下派出所、潭下镇柏洋村民委员会分别出具了两份证明材料，证实上诉人丘德明与丘玉灵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相关案件线索信息，但没有协助抓捕同案犯等其他可认定为立功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故不能认定立功，但该情节在量刑时可予以考量。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该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5、上诉人丘定良的辩护人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上诉人丘定良的居住证以及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证明上诉人丘定良一直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情况。但该情况与证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青委会”本来就是大岭背外出人员成立的，相关涉案人员在外地生活工作很正常，并不妨碍他们预谋、协商、组织、实施在大岭背发生的犯罪活动。本案证据也证实因为“青委会”成员通过“青委会”微信群线上开会和去其他地方线下开会的组织、商谋犯罪的模式，以及存在因回乡参与活动而有“车油费”之类的补助的事实。故并不能因为上诉人丘定良在外地生活、工作而认定上诉人丘定良没有犯罪时间和行为。故对该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6、关于上诉人邱运良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的问题，经查，上诉人邱运良非“青委会”成员，且系2017年底接替丘远中担任“大岭背村委会”的“村长”，系在强迫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后，现无充分证据证实上诉人邱运良组织、领导或者参与了强迫鑫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事情，故原判未认定其构成强迫交易罪并无不当。7、相关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各上诉人存在的量刑情节及提出量刑过重或不均衡的意见。经查，原判已经依法对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所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作出认定（包括认定上诉人丘定良积极退赃的情节），并据此对他们从轻或减轻处罚，再以此为由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判根据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各上诉人的犯罪性质、情节、危害结果、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在法定刑幅度内对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作出合理量刑，本院予以维持。8、关于上诉人丘德明刑期计算的问题。经查，原判对上诉人丘德明的刑期计算有误，应予纠正。应扣除其于2019年7月25日被刑事拘留至同年8月16日转为取保候审期间被羁押的23天，上诉人丘德明的刑期执行起止自2019年12月26日起至2021年8月2日止。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上诉人丘德明的刑期计算有误，应予以纠正。上诉人丘德明的刑期执行起止自2019年12月26日起至2021年8月2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黄碧辉审 判 员 刘庆新审 判 员 巫光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华志斌书 记 员 侯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