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3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福生，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俊龙，福建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秋霞，福建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添虹，男，197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胜财，男，196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辉，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子腾，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福生因与被上诉人郑添虹、郑胜财确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福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添虹、郑胜财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本案实际是一个个人合伙开展租赁土地的经营活动，沈福生作为合伙负责人对外签订协议。无论该协议如何，法律后果应由个人合伙的全体参与人共同承担。但是一审认定案涉合同全部无效，进而否认个人合伙，要求沈福生独立承担该协议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未同意沈福生在一审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违法。一审中，沈福生申请证人郭某、杨某、邱某1、余某、童某、邱某2出庭作证，一审人民法院未予准许。这些证人可以证明郑添虹、郑胜财有参与前期管理、桩基建设。其中部分证人如余某、童某等还可以证明郑添虹是策划阶段就已经参与土地租赁事宜，证明郑添虹与沈福生一样是《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的乙方，属于个人合伙中的一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因一审未同意证人出庭作证而致沈福生的举证能力受限、诉讼权利受损，进而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作出的判决损害了沈福生的合法权益。2、《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除了合伙股份比例约定外还涉及到租赁土地的效力问题，审理该部分内容的效力实质是审查《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审未追加邱某属于遗漏当事人。《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还涉及到郑添虹、郑胜财增加《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乙方的16.08%的“股份”及郑添虹、郑胜财同意共建桩基平摊前期费用的内容。而郑添虹、郑胜财增加《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乙方的16.08%的“股份”，承第一大点所述，该增缴行为仍属于合伙人出资的行为，因此该16.09%股份的效力与沈福生持有股份的效力是同一法律地位，邱某才是真正的合同相对方。一审未同意追加邱某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必然导致以本案判决结果为证据与邱某发生诉讼的情况，届时有在先生效法律文书为证，明显让邱某未诉先败，侵害了邱某的诉讼权利。因此，本案若认定《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的效力，必须同时审理《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属于个人合伙，都是《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的乙方。郑添虹等人与沈福生合伙，合伙的经营活动就是去租赁土地，只是让沈福生作为签约代表及郑添虹出资部分的名义出资人。而并非一审认定为沈福生个人去租赁土地后再将其中部分转让给郑添虹、郑胜财。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1、《股份确认书》非常明确的载明“沈福生名下占股80%，其中有15%股份是郑添虹的。”，无论是文件名还是文件内容，都非常明确的体现了2014年9月12日的《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有15%的股份系郑添虹所有，该15%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是郑添虹，沈福生只是名义出资人。证明郑添虹与沈福生是个人合伙关系。关于案涉两份协议中的“股份”一词，实为全部合伙人的出资份额。《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中写的“股份”，其表述意思应该是一致的，但一审认定两份协议中“股份”的意思不一致。该“股份”的意思实际上是：按共同租赁土地面积所需的资金为总数，各出资人／合伙人（包括隐名股东）按出资的金额算的出资份额。在全部出资人按《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的付款周期内，郑添虹、郑胜财看到有利可图，三番五次向沈福生主动提出增加出资份额，想要凑足《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乙方33.33%的出资份额，相对应的是租赁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并独立经营。其它出资人也意识到未来可能的巨大利益而不愿让出“股份”，后经过多方磋商，在部分出资人退出自行投资的情况下郑添虹、郑胜财才多拿到16.08%的“股份”。这时才出现《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也是《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中16.08%的“股份”比郑添虹原15%股份多出费用的原因。这一事实从合同签订顺序、付款时间都可说明。实际上从郑添虹、郑胜财已经独立使用、地梁及地面以下施工图修改及施工过程（钢筋、模板都是郑添虹、郑胜财自己安排）也可以证明。证人也可以作证（一审未安排证人出庭）。2、在2014年12月16日，沈福生仍未向邱某履行完付款义务，并未获得转让的资格，仍属于认股阶段。从《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可知，到2014年12月16日，郑胜虹、郑添财想增加认缴的16.08%的“股份”只缴纳了一半的费用。所以这时候出资人吴福文退出，实际上是将吴福文的“股份”另行募集。所谓“股份转让”实际上是转让付款买东西的资格，而并不是已经实际到手的某项物品、权利的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因此，郑添虹、郑胜财签订《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按协议增加16.08%出资额的行为，仍应被视为合伙人的参与行为。3、郑添虹、郑胜财所支付款项的真正收款人并不是沈福生，沈福生只是起到中转作用。《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3行明确记载“另一半的土地款按原合同要求2015年1月底乙方交给甲方后一起支付给邱某”。所以郑添虹、郑胜财也非常清楚，土地款只是通过名义出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沈福生转交而已，沈福生只是起个中转作用，并不是真正的收款人。而事实上，郑添虹、郑胜财应交给邱某的钱，沈福生转交了；邱某提供的土地中属于郑添虹、郑胜财的部分，沈福生也移交给郑添虹、郑胜财自行管理了。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股份确认书》属于合伙中股份约定的合同。《股份确认书》正文中没有任何交易内容，就是陈述郑添虹占合伙15%“股份”的事实，而郑添虹、郑胜财的合伙股份中，郑胜财占5%“股份”的事实。并非一审认定的该《股份确认书》为郑添虹与沈福生发生了15%“股份”的交易行为。《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四、一审判决将沈福生与郑添虹、郑胜财之间的合伙纠纷与沈福生、郑添虹、郑胜财等人合伙与邱某购买土地的合同二者性质混淆。1、《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是沈福生、郑添虹、郑胜财等人合伙与邱某购买土地的合同，该合同的效力不能等同于沈福生、郑添虹、郑胜财等内部合伙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郑添虹、郑胜财从向新垵村租赁土地的项目发起阶段就参与其中，到经历前期工作，做好桩基，历经五年才提起诉讼。即使案涉合同都无效，郑添虹、郑胜财也存在巨大过错，应对其行为导致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2、沈福生、郑添虹、郑胜财等人合伙的事实不受《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让沈福生承担还款责任有违法律原则。如果案涉合同有效，那就是认定沈福生与郑添虹、郑胜财等人组成的临时合伙组织向邱某租赁土地，沈福生只是签约代表，若合同无效则后果也不应由沈福生一人承担。3、再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在刑法中，类似规定在所多有。既然共同决定去做某事，就要共同承担责任。可是本案中，在沈福生明显还没有向邱某付完土地租赁款的时候，郑添虹、郑胜财积极筹措支付给邱某的资金，且15%不够，还要追加16.08%。郑添虹、郑胜财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同意、愿意、乐意向邱某租赁土地。在向邱某租赁土地方面，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是具备共同的意思表示的，付款的时间节点也是吻合的。如果这时，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向邱某租赁土地的行为构成犯罪，郑添虹、郑胜财基本上要与沈福生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面临更轻微的民事责任上，郑添虹、郑胜财却不需要承担责任了，可以将其损失转嫁给沈福生？这不符合举重以明轻的逻辑。综上，一审将《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归之于签约代表沈福生，让沈福生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后果明显不公。共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共同违法行为人承担，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应该是同风险、共受益的关系。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郑添虹、郑胜财共同辩称，一、本案不必追加邱某为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追加邱某是正确的。首先，郑添虹、郑胜财不认识邱某，与邱某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郑添虹、郑胜财不是发起人，依据《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中注明“2014年9月12日沈福生、童某、李某与邱某签订的《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沈福生名下占80%、童某占股10%、李某占股10%”，可见发起人系沈福生、童某以及李某，而沈福生受让80%后，再将其份额中的31.08%在转卖给郑添虹、郑胜财；再者，讼争合同的签订时间以及郑添虹、郑胜财的付款时间均在沈福生与邱某签订《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的2014年9月12日之后；最后，沈福生转让案涉土地给郑添虹、郑胜财相较其与邱某的合同约定有加价牟利309400元，因此，郑添虹、郑胜财只与沈福生之间发生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必追加邱某作为当事人。二、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为“股份转让”实为“土地转让”，讼争合同违反了土地流转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双方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确认书》、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实为“土地转让”，违反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属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合同。首先，沈福生在原审中当庭自认讼争合同中的股份实质是土地使用权的面积占有的份额，可见双方不是共同经营关系；双方未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有任何书面约定，因此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沈福生上诉称双方是合伙关系，依据不足；其次，依据《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必须按原买地转让合同、设计方案、与原卖地房东以及周围邻居的要求和约定建设。”，可见，双方认可《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性质是“买地转让合同”。再者，沈福生在上诉状中提到双方经营活动是去租赁土地，但讼争合同并无约定有租赁期限、每年应缴的租金等条款，而《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从合同标题的字面上注明“使用权转让”字样，显然，讼争合同名为“股份转让”实为“土地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故讼争合同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再者，沈福生始终无法提供案涉土地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相关手续，无法证明沈福生出让案涉土地有合法的权利来源，也没有案涉土地流转经过发包人同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表决的相关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因此，讼争合同不符合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郑添虹、郑胜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确认书》无效、确认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无效；2.判令沈福生立即向郑添虹、郑胜财返还土地款1895550元及利息（以18955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添虹、郑胜财的户籍地均为福建省龙岩永定。郑添虹、郑胜财提交《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签订时间显示为2014年9月12日，签订各方记载为邱某（转让方、甲方）与沈福生、李某、童某（受让方、乙方）签订，载明：“一、甲方同意将位于厦门市海沧区片的杂地（以下简称“地块”）。范围：南宽82.2米，靠邱某；北宽约85.5米，靠大厝；东长约17米；西边约17米，靠邱某1。地块合计面积1480平方米（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之永久租赁给乙方使用。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永久租赁费（使用权转让款）按每平方2700元，人民币共叁佰玖拾玖点陆万元（399.6万），该转让款分3次支付完成，具体如下：1.第一次付定金壹拾万元人民币。2.第二次付壹佰玖拾万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当日内付清）。3.第三次付壹佰玖拾玖点陆万元人民币（盖好一层且无土地纠纷前提下，5日内付清）。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与该地块有关的一切权益均归乙方所有，若该地块被拆迁征用，则所有拆迁补偿均归乙方所有，甲方及其家属无权参与分配，……。五、甲方应负责处理与该地块有关的一切纠纷（包含家属内部的纠纷），保证乙方对该地块之建设开发不存在任何有关于该地块的纠纷……。”《协议》下方有甲方家属“邱小华、邱志坚”签字并盖手印。 2014年10月10日，沈福生与郑添虹共同达成《股份确认书》一份，载明：“2014年9月12日沈福生、童某、李某与邱某签订的《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沈福生名下占股80%，其中有15%股份是郑添虹的。特此确认。附：《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2014年10月11日，郑添虹与郑胜财在《股份确认书》下方手写备注：“根据郑添虹、郑胜财双方协商，郑添虹持有15%股份中，其中5%归郑胜财持有。”2014年12月16日，沈福生（甲方）与郑添虹、郑胜财（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载明：“2014年9月12日沈福生、童某、李某与邱某签订的厦门海沧新阳新垵村《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沈福生名下占股80%，童某占股10%，李某占股10%。其中沈福生名下80%股份中有15%是郑添虹的。为更好的经营发展，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前期费用按土地面积平均分摊结算。桩基做好后再按实结算。一、甲方将自有股份的一部分即16.08%（折合土地238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乙方股份变为31.08%。转让时乙方须付给甲方原来已付的238平方米一半的土地款200万＊16.08%＝321600元（另一半的土地款按原合同要求2015年1月底乙方交给甲方后一起支付给邱某，以及乙方补偿甲方叁拾万玖仟肆佰元（¥309400），合计陆拾叁万壹仟元整（¥631000）；二、股份转让后乙方按股份分割一块土地独立经营。总土地面积1480平方米，乙方股份31.08%，即460平方米。第一块与邱某隔壁地块长27.05米、宽17米、面积460平方米；三、乙方必须按原买地转让合同、设计方案、与原卖地方房东以及周围邻居的要求和约定建设。……。” 郑添虹、郑胜财提交《结婚证》、《情况说明》及银行转账明细，拟证明郑添虹、郑胜财委托郑添虹之妻黄某陆续向沈福生支付土地款共计1895550元。《情况说明》载明：“兹本人黄某证明本人于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通过本人兴业银行账户62×××18、农商银行账户62×××04向沈福生永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信账户62×××68转账合计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伍仟伍佰伍拾元（¥1895550），该款项系为郑添虹、郑胜财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项下的土地购置款。”黄某给沈福生的银行转账明细如下：                            序号                       转账日期                       金额                               1                       2014年10月1日                       50000                               2                       2014年10月1日                       250000                               3                       2014年10月15日                       100000                               4                       2015年1月6日                       311600                               5                       2015年1月27日                       350000                               6                       2015年1月30日                       300000                               7                       2015年2月2日                       129800                               8                       2015年2月3日                       50000                               9                       2015年4月28日                       100000                               10                       2015年6月13日                       20000                               11                       2015年6月16日                       30000                               12                       2015年6月17日                       20000                               13                       2015年6月20日                       30000                               14                       2015年6月21日                       80000                               15                       2015年6月26日                       5000                               16                       2015年7月22日                       4000                               17                       2015年7月31日                       3150                               18                       2015年9月2日                       4000                               19                       2015年9月19日                       4000                               20                       2015年10月21日                       4000                               21                       2015年11月28日                       25000                               22                       2016年2月6日                       20000                               23                       2016年3月16日                       5000                                                     合计                       1895550                沈福生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质证认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2月3日的大笔款项是郑添虹、郑胜财支付认缴股份对应的土地租赁款。2015年4月28日起支付的款项则是用于《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约定的桩基工程等原共同规划设计的工程费用。 沈福生提交：一、案涉土地现场照片，拟证明郑添虹、郑胜财所占的土地经独立分割，由其二人独立使用。郑添虹、郑胜财质证认为沈福生至今未提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承包证，导致郑添虹、郑胜财无法开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照片可看出，目前土地还是处于荒废状态。沈福生之前将案涉土地出租给收破烂的，租金没有支付给郑添虹、郑胜财，其二人并未实际拥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二、银行流水，拟证明沈福生作为股东中选出的代表，除了向邱某支付土地租金外，还要支付建设案涉土地的款项，郑添虹、郑胜财支付给沈福生的费用中只有1541400元是土地租金，其余是建设所需费用。郑添虹、郑胜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质证认为该转账无法看出沈福生是支付土地款还是支付什么费用，无法证明1541400元是土地租金。庭审中，沈福生称：《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项下指向的土地是邱某的，无任何的政府文件，未与邱某约定土地用途，最初全部发起人是有意向建立建筑物，至于建筑物是租是卖尚未确定。沈福生与郑添虹、郑胜财签订《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没有拿出承包证、土地使用权证等材料，因大家都知道土地情况。按照沈福生与邱某签订的《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中的399.6万计算，15%的股份加上16.08%的股份是1240092元，再加上补偿款309400元，应付的土地租金共计1549492元。其中，支付补偿款的原因是劝退了部分隐名股东，隐名股东要求加价导致。郑添虹、郑胜财支付的1895550元款项均已收到，郑添虹、郑胜财实际支付的土地租金是1541400元，比应付的土地租金少。除了1541400元以外，其他款项是支付协调管理费，如在新垵村铺设水电、通车、桩基施工、材料款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首先，诉讼时效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起诉讼时效抗辩,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郑添虹、郑胜财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债权请求权,故一审法院对沈福生辩称诉讼时效已过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审查邱某与沈福生之间的合同效力是否是认定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效力的前提。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上的合同相对方均是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邱某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根据《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可知，《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签订时间、支付土地租金的时间均在《杂地永久租用（使用权转让）协议》之后，且郑添虹、郑胜财购买的31.08%土地份额系来源于沈福生80%的土地份额。因郑添虹、郑胜财与邱某之间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故本案诉讼协议效力无须以邱某与沈福生之间的合同效力问题为前提。再次，认定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效力的问题。一、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项下的标的为农村土地，农村土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具有福利性与保障性功能。郑添虹、郑胜财户籍地均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并非新垵村集体组织成员，不享有购置案涉土地使用权资格。郑添虹、郑胜财作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案涉土地，违反了农村土地使用权基本属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无效。二、案涉《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必须按原买地转让合同、设计方案、与原卖地房东……”，加之案涉协议并无约定租赁期间、承包期限、每年应缴租金等条款，显然上述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则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以“股权转让”合法形式掩盖“土地转让”目的，违反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合同。三、直至庭审结束，沈福生仍无法提供案涉土地经相关行政主管部分审批、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手续，无法证明其出让的案涉土地有合法权利来源，及案涉土地流转已经过发包人同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表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具有认定合同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为无效。最后，明确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被认定无效，沈福生应向郑添虹、郑胜财返还已付购地款。双方对购地款数额存在争议，郑添虹、郑胜财主张已支付款项1895550元（其中包括15%购地款599400元、16.08%购地款6425563.8元、沈福生倒卖利润309400元、桩基施工及人工材料费344193.2元），沈福生则主张1895550元中土地租金1541400元（按399.6万元为基数计，15%的股份加上16.08%的股份，再加上补偿费309400元），除此之外其余款项系协调管理费。一审法院认为，从郑添虹、郑胜财、沈福生提供的土地款计算方式可知，各方均系以土地总价款399.6万元作为基数，根据持有股份计算土地款。因沈福生无证据证明309400元补偿款的合理用途去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购地款的一部分。经核算，一审法院认定购地款总额为1551356.8元（399.6万*15%+399.6万*16.08%+309400元）。至于购地款之外的款项，双方均确认系为案涉地块支出的桩基、水电、人工、材料等费用，该部分款项发生于土地购置后，是各方为使用案涉地块进行的后期基础建设投入，不属于应返还的购地款范围，因郑添虹、郑胜财、沈福生明知案涉土地系集体土地，受让人不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仍进行土地买卖,郑添虹、郑胜财对合同无效的结果自身也存在过错，此部分损失应由郑添虹、郑胜财自行承担。郑添虹、郑胜财还主张沈福生支付占用购地款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郑添虹与沈福生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确认书》无效；二、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无效；三、沈福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添虹、郑胜财返还土地款1551356.8元；四、驳回郑添虹、郑胜财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60元，减半收取10930元，由郑添虹、郑胜财负担1549元，由沈福生负担9381元。 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沈福生认为遗漏查明沈福生签订案涉土地的转让协议前，郑添虹有查看讼争土地，后分割土地后自行投入桩基施工等建设外，对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沈福生提交一组证据：1.标准层平面图3张，拟证明Ａ、Ｂ栋平面图与Ｃ栋平面图不一致，Ｃ栋即郑添虹、郑胜财独立分割使用的土地平面图；2.相片8张，拟证明郑添虹、郑胜财已对分割的土地进行施工；3.书面证明3张及邱志坚的身份证，拟证明郑添虹有查看讼争土地，后分割土地后自行投入建设。郑添虹、郑胜财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沈福生还申请证人童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与沈福生合伙购买案涉土地前，郑添虹有查看讼争土地，后分割土地后自行投入建设。郑添虹、郑胜财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证人对于其与沈福生的转让协议并不清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围绕沈福生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三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三人签订的《股权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 关于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三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首先，三人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人之间存在口头的合伙协议。证人证言只涉及郑添虹对案涉土地的占有建设情况，并未涉及三人存在合伙的事实。事前郑添红是否查看案涉土地并不能作为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其次，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均只对沈福生所受让的土地中部分权利进行转让确认。两份协议中没有关于合伙的相关规定，并未体现法律规定的合伙应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特征。故沈福生主张三人系合伙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郑添虹、郑胜财与沈福生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的效力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则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郑添虹、郑胜财并非案涉土地所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不享有受让案涉农村土地的权利。且讼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故案涉《股份确认书》、《股份转让及土地分割经营协议书》以“股权转让”形式进行土地转让，并用于非农业建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 因郑添虹、郑胜财与邱某之间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且案涉协议效力已依法认定无效，故无须追加邱某，对于邱某与沈福生之间的合同效力问题本案不作审理。 综上所述，沈福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62元，由沈福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肖子发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