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5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明亮，男，198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文彪，男，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浩，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羽，男，198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霞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旭丝，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汤开扬，男，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鸣，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罗威，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明亮因与被上诉人余文彪、原审被告王羽、汤开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明亮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被上诉人余文彪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原审被告汤开扬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成鸣，原审被告王羽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明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余文彪全部诉讼请求；2.余文彪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名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实为房屋转租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签订合同目的确为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使用涉案场地的目的情况下还仍然认定双方为股权转让合同显然错误。（一）本案名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实为房屋转租合同纠纷。1、在签订《广州市龙雀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前，余文彪谎称案涉经营场地是基于其军事背景而低价承租的，场地禁止转租。王羽和汤开扬、冯明亮等正是基于余文彪谎称不可以签订场地转租合同，才同意以签订股权转让的名义来承租案涉经营场地。2、根据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期数及金额与广州市龙雀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雀公司”）和出租人广州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博公司”）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付款方式、租期等几乎完全一致，显然《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房屋使用权的转租赁合同。“股权转让款”跟涉案场地的租期一致，唯一的解释就是所谓股权转让就是转租，“股权转让款”就是转租赁的租金溢价款。3、在（2017）01民终17540、1754号案《民事判决书》第16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认定，冯明亮与余文彪签订合同的目的即为获得涉案场地的使用权，因此本案就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而应认定为转租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有关股权转让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因各方签订合同的原因而发生改变”，明显就是没有查清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因是余文彪谎称涉案场地为军产而禁止签订转租合同，余文彪硬将一份“转租赁”合同，诱使王羽、汤开扬、冯明亮与其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本案应当以隐藏的转租行为认定案件事实和处理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签订合同目的确为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使用涉案场地的目的清下还仍然认定双方为股权转让合同显然是错的。（二）余文彪等人与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规避余文彪与广州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中禁止转租的约定，依法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不顾本案实际为转租的事实而认定涉案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且合法有效，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1、既然生效判决及一审法院判决均认定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签订合同目的确为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使用涉案场地的目的，本案的实际合同标的就不是股权，而是涉案场地的经营使用权，因此所谓股权转让就属于虚假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虚假行为无效之规定，因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是无效的。2、余文彪既无涉案场地的经营使用权又未征得锦博公司及部队的同意，根其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涉案场地转租给冯明亮等属于无权处分，属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即为冯明亮与余文彪为规避与锦博公司及部队不得转租的约定而签订了本合同，损害了锦博公司及部队的利益，本案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显然是错误的。二、退一步来讲，即便涉《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在签订时也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王羽、汤开扬、冯明亮与余文彪洽谈转租事宜时，一直要求余文彪签订转租合同。当时，余文彪谎称案涉经营场地是其基于军事背景而低价承租的，只有龙雀公司才享有该低价，但因场地为军产禁止签订转租合同。双方签订协议时，龙雀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且无任何资产，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净利润为-48000元，但其所谓77%的“股权转让价款”却高达5208330元，股权转让价款与净资产相比悬殊过大，根本不符合正常的股权转让行情。再者，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健身房，而龙雀公司的经营范围却并无健身房，甚至可以说只是个麻将馆，取得龙雀公司的股权对王羽、汤开扬、冯明亮来说毫无任何意义。龙雀公司除案涉经营场地余下的九年承租权（注：仅为合同权益，需按期向业主支付租金）外，并无任何资产。余文彪利用冯明亮等人急切想要承租涉案场地，而哄骗、要求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等人假借股权转让形式承租。从冯明亮提交的第二份租赁合同可以看出，锦博公司将案涉经营场地出租给了案外人张伟，与余文彪等当时承租涉案经营场地的价格相同，证明余文彪在与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所称涉案经营场地是其基于军事背景而低价承租、只有龙雀公司才享有该低价的陈述是虚假的。如果法院认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虚假的行为，那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予撤销。余文彪故意使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等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误以为双方只能借《股权转让协议》的名义来承租案涉经营场地而签订了该协议，余文彪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与房屋转租合同的性质、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如果在冯明亮等人不再租赁涉案物业时，签订转租合同损失的只是相当于两个月租金的押金，但余文彪等现要求王羽、汤开扬、冯明亮支付全额的租金溢价款即“股权转让款”，是极其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冯明亮认为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存在欺诈、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当事人一方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也应当撤销。三、涉案场地为军产，且因国家政策于2017年被部队相关部门收回，涉案合同即便正常履行，2017年后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故冯明亮无需支付2017年军队收回涉案场地后的转租的租金及租金溢价。2016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所有单位一律不得新上项目、新签合同开展对外有偿服务活动，凡已到期的对外有偿服务合同不得再续签，能够协商解除军地合同协议的项目立即停止。本案中，涉案场地已经于2017年被军队收回，军队收回涉案场地属于不可抗力。“一审法院认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目的，就是取得九年的房屋使用权，合同目的已经达到”该表述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涉案场地被军队收回，王羽、汤开扬和冯明亮等人使用案涉经营场地的目的必然无法实现。冯明亮等人为了取得九年的场地使用权而签订了涉案协议，但使用期限不足两年，涉案经营场地于2017年就被军队收回。根据一审法院的统计，一审被告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应计付余文彪相当于九年租金及租金溢价，因冯明亮使用涉案产地不足两年，那即使需要支付所谓“股权转让款”的费用也不应该超过两年场地使用的费用。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即使《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也应当基于不可抗力之事实解除合同。因此，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应当基于2017年军队收回涉案场地这一不可抗力而解除，王羽、汤开扬、冯明亮无需向余文彪支付2017年军队收回场地后的转租租金溢价，或者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四、余文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有损失，其主张的逾期利息过高。余文彪经营龙雀公司时，龙雀公司已经经营不善，涉案经营场地面临拖欠租金而被出租方锦博公司追究违约责任的风险。余文彪等利用王羽、汤开扬、冯明亮不明事实真相，将场地以40元每平方米加价转租给了冯明亮等人，由此其不但成功收回了租赁案涉场地的押金、避免了违约责任，还从王羽、汤开扬、冯明亮处收取了几十万的租金差价。因此，余文彪不仅不存在任何损失，还是“空手套白狼”的受益方。余文彪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其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违约金标准至高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此外，冯明亮已提交银行流水账单等证据证明冯明亮已支付余文彪方550196元的合同价款，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对此不予确认明显是偏袒余文彪，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余文彪要求冯明亮继续接受龙雀公司的股权及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及冯明亮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余文彪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余文彪与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面，从签订的内容上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包含了受让股权的比例与相应转让价款、目标公司龙雀公司基本情况（包括资产及负债情况）、股权交割期限及方式、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要件，体现的均为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约定。冯明亮、王羽、汤开扬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应为转租协议，但是从协议的内容上来看，并没有关于租赁的权利义务约定，没有约定租赁期限，亦没有约定租赁期限到期后租赁场地通过股权回购的方式返还。另一方面，从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行为来看，各方均将其作为股权转让协议来履行，而非作为转租协议来履行。第一，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余文彪即向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移交了公司的经营场地、印章、证照、票据、财务报表及场地租赁合同（出租人为锦博公司，承租人为龙雀公司），这并不是转租协议会涉及到的移交义务；第二，在2015年7月3日，冯明亮、王羽、汤开扬与余文彪作出股东会决议，表示各股东同意以龙雀公司来经营健身房，这表明各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取得龙雀公司的股权后经营健身房，且其已经开始行使龙雀公司股东的权利，参与股东会，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第三，2015年7月14日，龙雀公司去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完成了股东变更登记，汤开扬、冯明亮、王羽均被变更为股东，并且变更了龙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监事，这都是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在行使龙雀公司股东权利的体现；第四，汤开扬代表龙雀公司向出租人锦博公司缴纳场地租金，而不是向余文彪缴纳租金。以上种种行为，都表明余文彪与冯明亮、王羽、汤开扬之间是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非场地转租的法律关系，且案涉经营场地的租赁关系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前后一直是存在于锦博公司与龙雀公司之间，余文彪也不是转租的适格主体。综上，从合同的签订内容及各方的履行行为来看，都可以判断涉案合同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性质，并且合同各方对该性质是明知并认可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冯明亮、王羽、汤开扬所称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股权转让协议体现了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3款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在各方签字之日起已成立并生效。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称涉案场地是军方产业，未经军方许可，其转租属于无效处分，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理由不成立。正如前文所述，涉案合同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性质，并非转租性质。锦博公司与龙雀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该场地的取得亦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发生转租的效力，租赁关系仍然存在于锦博公司与龙雀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效力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第二，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称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逃避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而签订的虚假合同，该合同违反了国家的税收法规，侵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是无效合同，该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了。冯明亮、王羽、汤开扬这是基本的常识错误。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根本不存在违反国家税收法规的情形，且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也不是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的情形。冯明亮、王羽、汤开扬一方面说余文彪告知其涉案经营场地不能转租是欺诈，另一方面自己又主张涉案场地是军产不能转租，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完全自相矛盾。锦博公司与龙雀公司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第八条5款约定：“乙方（即龙雀公司）在租赁期内，如需将该单元（即涉讼经营场地）转租、外借的，必须经甲方（即锦博公司）书面同意，……”因此，龙雀公司在没有锦博公司的书面同意下，是不能擅自将该经营场地转租的，龙雀公司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取得锦博公司关于转租的书面同意并将场地转租给冯明亮、王羽、汤开扬，这是商业常识。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非常明确其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经营场地用以经营健身房，至于龙雀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健生房，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在取得龙雀公司股权后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即可，根本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称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亦不成立，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便明知公司的资产及其价值，也明知涉案经营场地的租金优势，涉案场地的租金为人民币70元/平方米，而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2015年的房屋租金参考价，涉案场地所在的富海商业中心的租金参考价为100元/平方米，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对该经营场所的潜在价值及租金优势是清楚的。双方以略高于原承租价的价格来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正如已生效（2017）粤01民终17540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汤开扬等作为商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其自愿与关永基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以略高于原承租价的价格受让股权以获取经营场所并未违反法律规定……退而言之，即便业主现出租场地的价格低于原租赁价格，或者低于本案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亦是市场行为。租赁价格是因市场行情波动而浮动的，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转让价格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自愿确定”。（三）、涉案经营场地至今仍能正常经营使用，且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冯明亮、王羽、汤开扬称经营场地已被军方收回，合同已无履行可能性，该抗辩亦不成立。首先，如前文所述，案涉合同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性质，经营场地是否被收回，均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可能性，龙雀公司依然是合法存续的；其次，根据（2017）粤01民终1754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的事实，涉案经营场地是因为冯明亮、王羽、汤开扬自己经营不善导致被出租人锦博公司收回并于2016年1月重新租给了第三方；再次，经营场地被军方于2017年7月收回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事实上，时至今日，经营场地所在的富海商业中心仍有上百家企业在承租正常使用。冯明亮、王羽、汤开扬因自身原因丧失了对案涉场地的使用经营权，该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其完全不能以场地被军方收回作为合同无履行可能性的借口。（四）、余文彪主张的逾期利息有合同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4款约定“受让方逾期支付有关股权转让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之四倍按日计付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30日或以上的，则出让方有权要求该受让方立即支付全部未付之股权转让款余款（包括所有到期或未到期款项），并以该欠款总额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之四倍按日计付违约金”，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余文彪亦无需证明其损失。原审被告王羽、汤开扬陈述称,同意冯明亮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余文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明亮向余文彪支付股权转让款198537.56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2.判令王羽、汤开扬对冯明亮的上述全部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冯明亮、王羽、汤开扬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龙雀公司系于2011年1月4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关永基（出资比例35%）、莫嵘（出资比例35%）、丘思学（出资比例20%）、余文彪（出资比例10%），原法定代表人为余文彪。2011年1月26日，龙雀公司与锦博公司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锦博公司同意将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53号锦博国际商务港第6层全层房屋出租给龙雀公司作商业用途使用，租赁期限约为十五年，自2010年9月1日至2024年10月13日。2015年6月28日，关永基、王羽、汤开扬、冯明亮四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四人共同发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健身会所。2015年7月1日，关永基（甲方1）、莫嵘（甲方2）、丘思学（甲方3）、余文彪（甲方4）（以下合称“出让方”）与王羽（乙方1）、汤开扬（乙方2）、冯明亮（乙方3）（以下合称“受让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就龙雀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约定：第一条转让标的及价格：1.甲方1同意将其持有公司的12%股权转让给乙方1，股权转让款合计为811688元；甲方2同意将其持有公司的35%股权分别转让给乙方1和乙方2，其中乙方1受让19%股权，乙方2受让16%股权，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285172元和1082250元；甲方3同意将其持有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3，股权转让款合计为1352813元；甲方4同意将其持有公司的1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2和乙方3，其中乙方2受让公司7%股权，乙方3受让公司3%股权，股权转让款分别为473485元和202922元。2.转让后，甲方1占公司出资的11.5万元，持有公司23%股权；乙方1占公司出资的15.5万元，持有公司31%股权；乙方2占公司出资的11.5万元，持有公司23%股权；乙方3占公司出资的11.5万元，持有公司23%股权。3.出让方和受让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另行签订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转让协议，如转让协议与本协议有抵触，按本协议执行。第二条陈述和保证1.出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全面中止公司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一切经营活动，不得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进行借贷、担保、抵押、质押、签署合同等一切活动……4.公司于2011年1月26日与锦博公司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由公司承租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53号锦博国际商务港第6层全层房屋单元作商业用途，出让方及受让方均清晰了解前述合同的具体内容及权利义务；5.受让方已取得并审阅公司全部财务资料，对公司目前之全部资产及负债情况清晰了解，属于出让方所有但存放于公司的资产，由出让方在交割前自行处置完毕……第三条交割期限及方式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出让方应将公司全部经营场地、印章、证照、票据、财务报表及所有材料和文件，全部移交受让方，移交之后视为交割完毕。第四条其他事项1.出让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并交割之日起，前述合同的权利义务由交割后的公司股东及公司享有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已经支付的租金、管理费、水电费、物业费、押金及权益，受让方在签署本协议后三天内另行向出让方支付该物业相应的押金款项；2.各方同意，受让方之股权转让款按如下方式支付：（1）合同签订之日由受让方支付出让方履约保证金10万元，并在最后两期股权收购款中等比例抵扣，其余支付方式按下表执行。（2）以下为各期每月股权收购款支付清单：            年度              支付期              当期每月股权收购款（按100%股权计算）              当期月份数              当期100%股权收购款小计              当期77%的股权收购款小计                  1              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7月31日              49945              0.5              24973              19229                  1              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49945              11              549395              423034                  2              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42560              12              510720              393254                  3              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49160              12              589920              454238                  4              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56090              12              673080              518272                  5              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63367              2              126733              97584                  5              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55317              10              553165              425937                  6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62957              12              755482              581721                  7              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70979              12              851750              655847                  8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79403              2              158805              122280                  8              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70629              10              706290              543843                  9                    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79413              12              952956              733776                  9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0月13日              88800              3.5              310800              239316                                合计                                          6764065              5208330      3.出让方授权丘燕娜代表全体出让方将股权（77%）转让款合计收取及分配给予原股东补偿。4.受让方逾期支付有关股权转让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之四倍按日计付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30日或以上的，则出让方有权要求该受让方立即支付全部未付之股权转让款余款（包括所有到期或未到期款项），并以该欠款总额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之四倍按日计付违约金……第五条违约责任……出让方及受让方中任何一方行为违反关于该方在本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约定，均视为该方共同违约，且该方中的各方均不可撤销地就该方的违约后果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7月14日，龙雀公司召开股东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作出《股东会决议》。此后，股权交易双方办理了场地交接手续。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于2015年7月20日核准了龙雀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龙雀公司股东由关永基、莫嵘、丘思学、余文彪变更为冯明亮、关永基、汤开扬、王羽；法定代表人由余文彪变更为王羽。由于龙雀公司经营不善，锦博公司于2016年将锦博国际商务港第6层全层房屋收回另行出租。2016年3月18日，余文彪委托律师分别向王羽、汤开扬、冯明亮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2016年5月30日，汤开扬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或撤销其与关永基、莫嵘、丘思学、余文彪、王羽、冯明亮于2015年7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案号：（2016）粤0106民初9823号】，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汤开扬的诉讼请求。关永基、莫嵘、丘思学、余文彪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75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撤销一审法院（2016）粤0106民初9823号民事判决，驳回汤开扬的全部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中查明，汤开扬、王羽、冯明亮在经营龙雀公司过程中，因经营不善，锦博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将经营场地收回另作他用；汤开扬亦在二审庭审中称其经营到2015年10月，因各方原因故转给另外一家健身俱乐部经营，2015年该健身俱乐部便与业主锦博公司签订合同，从2015年11月经营到2016年11月左右，后经营不善。该判决认定，该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汤开扬等在订立合同时清楚龙雀公司的股权价值，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场地的使用权，亦实现了合同目的，不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应当按约支付相应的价款，汤开扬等经营数月后将场地转租给他人，他人经营不善导致场地被业主收回是汤开扬等应承担的商业风险，没有理由归责于转让方；汤开扬等作为商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其自愿与关永基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略高于原承租价的价格受让股权以获取涉案经营场所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出租人收回场地后对外租赁价格低于之前的价格也不能否定协议的效力；故汤开扬主张行使撤销权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案庭审中，王羽、汤开扬、冯明亮虽然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是转租合同，但确认股权转让双方并未约定租期届满后的股权回购问题，称当时评估过，公司就是空壳公司，余文彪等人不需要该公司，租期届满后公司仍旧挂在汤开扬等人名下。冯明亮亦确认龙雀公司是因拖欠锦博公司租金被锦博公司赶出涉案场地的，最终部队是从锦博公司处收回场地。对于已付的股权转让款，余文彪提供了一份银行流水，确认共收到汤开扬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12534元，其中，2015年7月23日支付12644元、2015年9月3日支付49945元、于2015年9月29日支付49945元，该款项由莫嵘、关永基、丘思学、余文彪四人根据原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王羽、汤开扬、冯明亮对于余文彪等四人按比例分配的意见无异议，但称汤开扬已向丘燕娜支付租金差价550196元，该金额是根据其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累加计算的，但并未明确具体明细。而在本案纠纷原一审【（2016）粤0106民初10148号案】的庭审中，汤开扬称除上述三笔款项外，其于2015年7月6日支付给丘燕娜保证金244110元（其中水电周转金88000元、2个月押金156110元）、于2015年8月7日支付了7月的部分租金28141元，合计支付384785元。对于汤开扬所述的该两笔款项，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并未反映出收款人信息及款项性质，但王羽在该次庭审中亦确认244110元系支付给余文彪等人向锦博公司交纳的押金。对于汤开扬所述的该两笔款项，余文彪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永基、莫嵘、丘思学、余文彪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自愿签订，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王羽、汤开扬、冯明亮虽主张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转租合同，但从该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在签约时均已明确系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其使用涉案场地的目的，有关股权转让合同性质的认定不因各方签订合同的原因而发生改变。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完全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故本案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对该协议的定性及效力问题，本院在生效的（2017）粤01民终1754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有详细论述，一审法院在此不再赘述。该《股权转让协议》对签署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恪守履行。因《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各受让方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及期限，现股权变更登记早已完成，王羽、汤开扬、冯明亮作为受让方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已逾30日，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余文彪依约有权要求其股权受让方立即清偿全部款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余文彪现确认出让方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112534元，该款项由其与关永基、丘思学、余文彪按原出资比例分摊。王羽、汤开扬、冯明亮虽主张已付款项为550196元，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与其在原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不符。结合王羽、汤开扬、冯明亮的自认，一审法院对王羽、汤开扬、冯明亮主张的2015年7月6日的244110元及2015年8月7日的28141元不予认定为系《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根据莫嵘、关永基、丘思学、余文彪各自出让股权的比例计算，一审法院对余文彪主张已收到4384.44元（112534元÷77%×3%）的陈述予以采信。余文彪要求冯明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98537.56元（202922元-4384.44元）及自发函之日（2016年3月18日）起计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至付清之日止）符合合同约定，该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受让方中任何一方行为违约，视为该方共同违约，且该方中的各方均不可撤销地就该方的违约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现余文彪在冯明亮已违约的情况下，要求汤开扬、王羽对冯明亮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冯明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文彪支付股权转让款198537.56元及违约金（以所欠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16年3月1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汤开扬、王羽对冯明亮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70元，由王羽、汤开扬、冯明亮共同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在（2016）粤0106民初10148号民事案件中，余文彪起诉要求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以（2016）粤0106民初9823号民事判决作为该案判决的依据，在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的情况下，驳回余文彪全部诉讼请求。后本院以（2017）粤01民终17540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一审法院（2016）粤0106民初9823号民事判决，即（2016）粤0106民初10148号判决的基础和依据已经不复存在。一审法院将尚未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该案判决的依据，程序及实体处理上均明显不当。故本院以（2018）粤01民再2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粤0106民初10148号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三：其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如何确定？其二，冯明亮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向余文彪支付的款项金额如何认定？其三，冯明亮逾期支付款项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以及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如何认定？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在内容上，包含各转让方拟转让股权份额、对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目标公司交割、目标公司交割前后债权债务承担等所有股权转让合同的一般要素。且从冯明亮、汤开扬、王羽等人的约定来看，其也是拟以龙雀公司作为经营健身房业务的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第二，涉案场地并非绝对禁止转租，而是可以在取得出租方即锦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转租。因此，冯明亮、汤开扬、王羽并不存在必须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获得涉案场地承租权的唯一途径。龙雀公司在有效的租赁期限内，对涉案场地享有租赁权益，该权益属于龙雀公司的资产价值范畴。龙雀公司股东基于其投资人身份而对涉案场地享有的权益，只能通过龙雀公司来行使。在此意义上，龙雀公司股东人员的变更，势必带来对该场地间接享有权益的主体人员身份变动，但不能以此来反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直接和唯一目的，是进行涉案场地承租人身份的调整。第三，各方均认可股权转让金额的确定，与涉案场地的租赁费用存在联系。但该种定价方式，也仅是各方在协商股权变更时，对于龙雀公司资产价值评估的依据之一。冯明亮、汤开扬、王羽在成为龙雀公司新股东后，不但须以龙雀公司名义继续向锦博公司交纳租金，且仍需向各股权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系基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应当分别承担的付款义务。因此，股权转让金额确定方式本身，也不足以认定各方签订涉案协议的直接且唯一目的，是进行场地租赁权的变更。此外，在（2017）粤01民终17540号案件生效判决中，已对于涉案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作出了认定，并无证据证明生效判决对协议性质的认定存在错误。综上，本院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就龙雀公司股权变更而达成的一致意见，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冯明亮关于涉案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冯明亮所称《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因（2017）粤01民终17540号生效判决已对该问题做了充分论述，且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关于第二、三争议焦点。第一，龙雀公司与锦博公司签订的涉案《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因龙雀公司违约行为而被锦博公司收回场地承租权。之后，锦博公司已将该场地转租给案外人租赁经营。且从冯明亮、汤开扬、王羽二审陈述意见来看，锦博公司在收回场地后，龙雀公司并无就租赁合同后续问题与锦博公司付诸任何积极努力。也即，涉案《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已因锦博公司收回涉案场地的事实行为，已在法律上终止。且上述行为均发生在关于军产问题的政策方案出台前，换句话讲，龙雀公司失去对案涉场地的承租权，系因其单方违约行为造成，与涉案场地性质而引起的后续收回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冯明亮、汤开扬、王羽以其无法继续经营涉案场地系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进而主张减免股权转让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冯明亮、汤开扬、王羽称其除各转让方已确认收款的112534元外，还另行向《股权转让协议》指定的收款人丘燕娜支付了550196元。但是，冯明亮、汤开扬、王羽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看出收款人信息，也无法反映其所称的上述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因此，冯明亮主张在其已付款项金额中另外扣减该550196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冯明亮应付转让款金额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股权转让协议》对涉案款项支付时间和逾期付款违约标准有明确约定。冯明亮逾期付款行为显然构成违约，且从双方讼争时间来看，其欠付款项时间已长达五年。余文彪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主动下调违约金标准，该调整后的违约金标准并无过高。冯明亮主张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违约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冯明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相应的利率标准应当予以调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8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8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冯明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余文彪支付股权转让款198537.56元及违约金（以198537.5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自2016年3月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8537.56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270元，由上诉人冯明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