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民终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经营者：王东升，男，1988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北山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英，北京盈科（库尔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州东旭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法定代表人：王东旭，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巴州东旭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东旭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20）新2801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租赁站的经营者王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英，被上诉人东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东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租赁站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虽不认可与上诉人签订的《挂靠公司协议书》，但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挂靠协议的主要义务，即为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和将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打到被上诉人账户的租赁款转给上诉人，只是被上诉人私自扣留了上诉人的61,058元的款项而导致诉讼，一审法院仅凭挂靠协议上没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否定该挂靠协议，从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是枉法裁判。2．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银行转账票据、银行明细、发票四组证据证实了被上诉人还欠上诉人设备租赁款61,058元、逾期利息损失4369元和律师代理费3000元。3．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亲笔书写的证明和保证书各一份，也足以证实租赁给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的5台塔吊是上诉人的。因为被上诉人不给上诉人开具给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的212,500元增值税发票，上诉人无法拿到剩余的212,500元的租赁款将被上诉人起诉到法院，被上诉人为了让上诉人撤诉，就让亲戚说和，并给上诉人出具了证明和保证书，上诉人拿到证明和保证书后才到法院撤诉，谁知被上诉人又扣留了上诉人12,500元租赁款不给，故上诉人才将被上诉人前面欠的租赁款48,558元及利息和律师代理费又起诉到法院。一审法官也无视该组证据，故作出的判决是于法无据的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该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东旭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本案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本案的上诉人为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并不是法律规定的适格的诉讼主体，其不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单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的名字为“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与其名字“库尔勒市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不一致，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上诉人，库尔勒市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购买了塔吊，上诉人作为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无证据证实其拥有塔吊所有权，还是王东升拥有塔吊所有权，而塔吊作为工地高空作业机械，上诉人应提交其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安全质量监督局的登记备案材料才能够证明其购买并拥有5台塔吊，才有权主张本案的相关费用。２．即使上诉人主体适格，本案被上诉人与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在且末县再就业培训中心的塔吊租赁业务被上诉人自行揽到，与上诉人无关，并不是上诉人的业务。３．本案中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审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证实，其中购买于巴州韬盛商贸有限公司的万丰牌两台塔吊是王东升、被上诉人合伙购买，王东升支付的8万元系通过被上诉人账户转出给上诉人后，王东升支付给巴州韬盛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兴祯，剩余2万元由被上诉人账户直接转给高兴祯。４．即使上诉人主体适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且末的塔吊租赁业务应认定为合伙关系，在合伙的债权债务未结算清楚前，上诉人无权要求分配合伙利润、主张损失、律师费；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挂靠公司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系上诉人制作、签订的格式合同，本案上诉人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挂靠公司协议书》、《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均系上诉人长期私自持有被上诉人公司印章至今拒不归还，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私自制作、盖章上述协议，且也不符合被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处法定代表人名字的手写的交易习惯，均应认定为无效。５．上诉人提交《挂靠公司协议书》不符合挂靠合同通用的应有内容和交易习惯。假如挂靠协议书真实，应写明一式两份，但该协议上并未见到相关陈述，证明该《挂靠公司协议书》只有一份，且被上诉人从未见到过；挂靠公司协议书应包含的内容有：挂靠管理费，按照行业管理，挂靠借用资质都收取相关管理费用，以保证出现风险时被挂靠方的权益保障，但该协议中没有体现；本协议全文内容都是有利于上诉人的条款，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53条情况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该合同被上诉人从未见到过，第三条第5款不应适用被上诉人，即应认定为上诉人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王东升以虚假的“代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业务”意思表示，隐藏其以自己的名义成立的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挂靠公司协议书》，该《挂靠公司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６．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保证书》系在王东升偷盗被上诉人的一台塔吊，使得被上诉人无法开展租赁业务时，被上诉人被迫写的证明和保证书，该证明和保证书内容不认可，应予以撤销。７．本案的性质实际为合伙关系，应依法认定为双方系合伙关系，本案双方合伙时约定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收益分担亏损，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上诉人无权在合伙债权债务未结清楚的情况下要求相关费用。 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退还欠原告设备租赁款61,058.00元、逾期利息损失4369元和律师代理费3000元，合计68,42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升以被告公司名义与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租赁被告公司部分机械设备，用于且末县再就业培训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租赁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9月30日，租赁费为456,000元。2018年5月7日，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给被告转账支付201,000元；2018年6月21日，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给被告转账支付42,500元；2019年8月29日，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给被告转账212,500元，共计付款456,000元。 2018年5月9日，被告给原告转账50,000元，2018年5月12日被告给原告转账130,000，2019年9月7日被告给原告转账200,000元，共计380,000元。 另查，被告公司为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开具发票支出税款合计14,942元。 再查，2018年3月10日，被告向案外人高兴祯购买二手塔吊两台，出具承诺书约定，支付高兴祯押金叁万，货款壹拾万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如汇票到期不能兑现，愿以货款金额及货款金额银行利息的三倍赔偿给高兴祯，定金不退。2018年7月19日，案外人高兴祯以其名下巴州韬盛商贸有限公司名义，给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被告质押给该公司“一张面额为十万元的电子承兑汇票，现金已付汇票无法退还，只能等汇票到期后再行退还给巴州东旭建筑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4月2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给原告出具证明、保证书各一份，证实租赁给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的五台塔吊归原告所有，保证给原告支付租赁费212,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挂靠经营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出示的《挂靠公司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全文均为打印文字，落款处法定代表人签章处亦是打印体“王东旭”、“王东升”，仅加盖原被告双方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或业务经办人签字，且被告对该合同不予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本案《挂靠公司协议书》仅加盖了公司公章，但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在仅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不能单凭加盖公章事实就认定为签订该合同是被告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另，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原、被告出示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被告虽否认授权原告代为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但实际上接收了案外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租赁费456,000元。结合原、被告对购买、租赁案涉五台塔吊经过的陈述及举证，故原、被告之间挂靠经营关系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遂判决：驳回原告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王东旭在写证明、保证书的录像一份，拟证实：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了让上诉人撤诉在家人的调解下写的证明和保证书，不是胁迫被上诉人所写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视频中王东旭所写就是本案中的证明及承诺书，视频是偷拍偷录，且王东旭因受到胁迫写保证书进行了报警。本院认证意见：该录像资料作为孤证，无法单独证实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出具证明和保证书时是否受到了胁迫，同时证明和保证书也不能单独证实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存在真实有效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 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三份、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庭审中提交的买一台塔吊和租一台塔吊出卖人和出租人出具的4张收条金额有银行流水明细记载。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除一条明细注明购买塔吊外其他明细都不能证明用于购买塔吊，且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系复印件，证据形式不合法，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富民村镇银行业务凭证和转账凭证两张。拟证实：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东旭给上诉人的经营者王东升转账7万元。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问题不予认可，转账没有说明用于购买塔吊。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并未否认转账7万元的事实，对于转账7万元是否用于购买塔吊，缺乏相关有效证据证实，对此事实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租赁站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一审中上诉人租赁站提供的起诉状上载明为“原告库尔勒市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但一审判决认定的是“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二审中上诉人也是以“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提出上诉，故被上诉人东旭公司提出上诉人租赁站的名称中多了一个“市”字，故上诉人租赁站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不再作为二审审理范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上诉人租赁站的上诉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首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东旭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其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虽然上诉人租赁站提供的《挂靠公司协议书》落款处加盖了被上诉人东旭公司的印章，但是协议上所有内容均为打印体，经一、二审庭审查证，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东旭亦否认其公司与上诉人租赁站建立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其次，挂靠经营合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了获得较好的经营资格、凭证、信誉或国家优惠政策等便利条件，与另一方主体（挂靠单位）达成协议，以该主体的经营资格、凭证或名义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该主体支付一定报酬或“管理费”。本案中，从协议书的通篇内容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两个不同的经营主体，却并未约定收取挂靠费的标准及支付方式，这显然与常理不符，上诉人租赁站也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再者，建筑塔吊的出租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从《挂靠公司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挂靠被上诉人是基于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租赁5台塔吊，即便是上诉人为了借用被上诉人的资质向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出租塔吊，上诉人至少应当拥有五台塔吊的所有权，然后才会借用资质从而去出租。虽然上诉人租赁站提供了被上诉人东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供的证明，但如果上诉人实际拥有上述五台塔吊的所有权，还让被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再出具这种证明，显然也违背了常理。在出具证明的当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东旭还出具了《保证书》，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真实有效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再出具此《保证书》亦与常理不符。再结合上诉人租赁站一、二审提供的其它在卷证据，也并不能证实出租给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的塔吊全部是由上诉人租赁站实际所购买。纵观全案，根据现有在卷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东旭公司作出了与上诉人租赁站建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租赁站亦不能证实双方实际履行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故原审不予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真实有效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 因上诉人租赁站是基于双方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才向被上诉人东旭公司主张租赁费、利息损失以及律师代理费，如前所述，上诉人租赁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故其要求被上诉人东旭公司承担上述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无法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68元，由上诉人库尔勒新中联机械租赁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建忠 审判员  刘 燕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沛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