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5民终21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武芬，女，194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义，天津四方君汇（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武佩，男，194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家顺，男，1958年8月18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丽，女，1962年9月16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桂兰，女，1964年5月9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家友，男，1967年5月7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锐，男，1984年8月1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学昌，女，193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华，女，系袁学昌之女。上诉人张武芬、张武佩与被上诉人何家顺、何丽、何桂兰、何家友、何锐、袁学昌房屋纠纷一案（本案第一次一审时，当事人为原告雷培修、被告何朝文、第三人陈德林，该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已去世），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1984年11月7日作出（84）方法民字第4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何朝文不服，向本院（原名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本院于1985年12月25日作出（84）民上字第239号民事判决，后本院于1988年3月11日作出（1986）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对原一、二审的判决主文进行了调整。何朝文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1986年10月23日作出（86）民监字第2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再审后于1991年10月17日作出（1990）执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大方县人民法院（84）方法民字第40号民事判决和本院（84）民上字第239号民事判决、（86）民监字第25号民事裁定、（86）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二、此案由大方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中，于2001年8月30日以原告未到庭参加诉讼为由，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2017年4月11日，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1991）方民初字92号民事判决。各方均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黔05民终1105号民事裁定，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1991）方民初字9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黔0521民初1713号民事裁定，张武芬、张武佩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雷培修与何朝文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已购房屋的有效证据，其提供的所谓《证明》不具备真实性，无法证明所谓购买房屋的事实。（一）南街居委会盖章和几名案外人签字的《证明》经一审法院对签字的案外人的多个调查笔录记载，有诸多矛盾。首先，刘仁才在调查笔录里表示买不买，是否有字据其不知道，看其他人签字便签的；石连俊也在调查笔录中明确，看到他人签字，自己才签的；林全志没有见到过字据，也是见到他人签字才签的。梁明否认后又认可《证明》是其本人签字，但表示因别人签字才签的。关于《证明》盖章，何朝文陈述南街居委会的意见是刘仁才签的意见，刘应仙盖的章，城关镇革委会的意见是张海峰签的意见，林全志盖的章。而刘仁才和林全志的调查笔录前述已经提及，否认见过所谓字据。臧学实、姬成秀和彭世华的调查笔录，否定了《证明》中的所谓字据丢失的情况。二、何朝文所谓的购房过程及字据落款陈述前后矛盾，其与其他所谓见过该证据的人的表述相矛盾，更加证明其所谓购房与字据不具有真实性。依据南街居委会王润芝调查笔录及张道珍的调查笔录，何朝文当时称其亲自去贵阳找张武新买房，而依据何朝文在原审及其弟弟的笔录记载，均称是其弟弟代何朝文与张武新接触并办了买房手续。何朝文提供的《证明》关于落款的描述是雷培修签字手印，有张武新签字和盖章，但何朝文弟弟笔录中陈述因雷培修不会写字，是张武新签字盖章的，就是石连俊和龙辉文的调查笔录称见过所谓字据，但落款是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个私章；以上同样矛盾。三、房屋代管人兰文珍不知所谓何朝文买房情况，并且未见过任何证据，其他邻居及租户未见过何朝文买房证据，代管人、邻居及租户陈述均证明何朝文购买房屋的事实不存在。四、张武新明确所谓的收据是租金收据，而且是100元。五、关于张武佩在1993年10月5日开庭时见过字据，张武佩的表述很明确是“何朝文将条子晃了一下，其瞟了一眼”，就这一下不可能看清楚上面是什么内容。六、一审认定何朝文支付的150元或100元应属购房款更为合乎情理的认定是简单粗暴的认定，该笔款项就为预交房屋租金，而且完全合乎情理。何朝文自1961年便占用了全部三间六空房屋，租金至少40元每年，预交100元即2、3年房屋租金完全符合情理。即便被上诉人一方曾经拿到收据，作为经手人出具收据系租金收据，被上诉人认为收据是买卖收据，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何家顺、何丽、何桂兰、何家友、何锐答辩的主要理由是：一、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足以认定。有《证明》证实，一审法院对石连俊、林全志、梁明调查时，该3名被调查人确认自己在前述《证明》上的签名属实，石连俊、梁明证明自己亲自看过何朝文买房字据的《调查笔录》。原大方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关于大方县检察院在1961年或1962年时拟向雷培修购买案涉房屋，但雷培修要价在200元，其代表检察院还价100元而买房屋未成的《调查笔录》；兰文珍关于其向“四清”工作组反映何朝文买卖案涉房屋是投机倒把的《调查笔录》；张武佩在1993年10月5日的《庭审笔录》。另外，一审法院还考虑了答辩人一家长期居住、拆建案涉房屋，并于1963年出卖了部分房屋给陈德林，陈德林家长期居住，以及案涉房屋当时破损情况和当时房屋租赁、买卖的市场价格等情况。一审证据充分，合乎常理。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仁才并非原“四清”工作人员，其原本不知道何朝文有无买房字据是正常的；林全志并非“四清”工作组唯一人员，其说没有见到何朝文的字据，并不是说否定其他人员看到过何朝文买房的字据，其签字说明是对石连俊、梁明、严国华看到过何朝文买房的字据的事实持认可态度。臧学富、姬成秀、彭世华称没有从城关镇拿走材料，根本不能排除何朝文曾持有买房依据以及这些材料被毁或丢失的可能性。经查阅卷宗材料，何朝文的陈述不存在互相矛盾。兰文珍不知何朝文买房，其何以向“四清”工作组举报何朝文卖房投机倒把？同时兰文珍作为代管人，若何朝文没有买房，其他租户何以搬走让房给何朝文而不加阻止，可见，兰文珍对房屋买卖是知晓的，其设局举报何朝文投机倒把，在接受法院调查时说假话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其他邻居、租户，并不是该房屋买卖当事人，没有见过何朝文的买房依据实属正常。查1993年的庭审笔录，张武佩说得很清楚，其看到上面大约是“出卖房子一幢，价150元”，且其是看过条子后才去找相关人员反映，有关人员让其喊张武新到场来处理，但回到贵阳后，因张武新没在，才没有回大方处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考虑房屋当时残破坍塌必须拆建才能居住及当时买卖、租赁市场等情况。至于上诉人认为何朝文预交2、3年租金更是不合情理。据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被上诉人何家顺单独补充答辩称，陈德林63年已经是县领导，是当时县里的精英，做事不可能草率到一般人都不可能发生的事。买房款不是100元而是150元。当时大方县检察院只愿意出100元买案涉房屋，未成交。何朝文家因无房居住，多出50元购买案涉房屋。150元是买房款不是租金，何朝文从1958年通过兰文珍佃租一空，年租金7元，3年也不过21元，但从61年之后就预交10多年的租金，明显不符常理。再者当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闲钱预交10多年的租金，况且上诉人一方也拿不出十多年的租金依据。被上诉人袁学昌答辩称，我们买的房屋是1963年从何朝文家手中买过来，如果何朝文家不买该房屋我们也不敢购买这个房屋。一审原告张武芬、张武佩于2017年11月10日庭审过程中，将诉讼请求明确为返还非法占有的房屋，支付欠付的房屋租金，就房屋的使用费和损失赔偿以及神龛的损失其另案主张。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房屋原为四列三间六空木架结构草房，属雷培修一家所有，1957年雷培修搬迁到贵阳居住后，委托兰文珍代管。在兰文珍代管期间，先后有陈德林、何朝文、代正华、李辉章等租住，其中何朝文家租住的一空租金每年7元。1961年，何朝文通过其弟何应举与雷培修之女张武新达成协议，张武新将该房屋以150元的价格出卖给何朝文，张武新收款后，向何应举出具了收据。何朝文购买得该房时，因北面一间仅剩下木架，何朝文遂将木架拆除，用于修缮另外的两间房屋。1963年8月15日，何朝文将该房屋堂屋的一间二空以130元的价格出卖给陈德林。1982年，陈德林与何朝文共同出资，在已拆除的北面宅基地上修建了一间二空砖木结构房屋，何朝文一家居住该房屋的前面一空，陈德林家居住后面一空。“四清运动”期间，兰文珍向“四清”工作组反映何朝文买卖案涉房屋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工作组在调查时，张武佩到大方就该房屋问题与何朝文家发生纠纷，经当时南街居委会和“四清”工作组等相关人员调解，未调解成功。1972年左右，雷培修到大方找当时南街居委会调解，未调解成功后，南街居委会将双方的纠纷转当时的城关区法庭处理。1975年，雷培修向原城关区法庭反映何朝文租其房屋居住不付租金，法庭在调解过程中，由于双方各执己见，未调解成功，城关区法庭未立案处理。现案涉房屋南面一间二空和北面一间二空中的前面一空由何朝文的继承人管理出租，堂屋一间二空和北面一间二空中的后面一空由陈德林的继承人管理出租。一审法院认为，雷培修于1984年以何朝文租其房屋居住，未支付租金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何朝文支付租金，返还房屋，经一、二审判决后，何朝文对该案一、二审判决不服申诉，经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1991年10月17日以（1990）执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撤销1991年10月17日以前该案的所有判决和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于2001年8月30日作出（1991）方民初字第92号裁定，以原告雷培修以及第三人张武新、张武佩、张武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为由，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裁定作出时，雷培修、何朝文已经死亡，一审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向雷培修送达裁定书，何朝文的裁定书由其子何家顺代收，对原、被告送达裁定书的方式均不合法，其余第三人未送达裁定书，该案并未审结，一审法院现对该案继续审理，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主张1961年张武新收取何应举支付的现金金额为100元，性质为房屋租金。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张武新认可在收到何应举支付的现金后曾向何应举出具过收据。“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以群众反映何朝文购买案涉房屋后将其中堂屋一间二空出卖给陈德林属于投机倒把，准备对该房屋进行没收时，张武佩以与何朝文就案涉房屋发生纠纷找“四清”工作组处理。调解过程中，何朝文为了证实该房屋的买卖关系，向工作组提供了张武新出具的收款收据，由于调解未果，工作组要求张武佩回贵阳让出具收据的人到大方当面解决，何朝文提供的依据交由工作组保管。但直到1972年，雷培修才到大方找当时的南街居委会调解，1975年以何朝文租其房屋居住未付租金为由向原城关区人民法庭反映。何朝文交给“四清”工作组作为买卖房屋证明的收据未退还何朝文。1993年10月5日，本案开庭审理时，张武佩作为雷培修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辩称：“1963年其开车到大方找到兰文珍，问房租为何这么久没有得，兰文珍说何朝文家讲这房子其姐张武新卖给他家了，其就去找何朝文，何朝文就说是他弟在贵阳读书时向其姐买的，何朝文将条子晃了一下，其瞟了一眼，纸条上只有几个字，大约是出卖房子一幢，价150元，这条子是其来找何朝文的第二天何朝文拿给其看的。正因为其看了条子，才去找有关人员反映，他们叫喊其姐来，其回去后，因其姐去昆明学习不在，所以没转来。”1961年，我国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收入和物价均处于低水平，何朝文租赁案涉房屋一空一年的租金为7元，如果按照原告方主张的何朝文通过其弟何应举支付的100元属于房屋租金，即相当于何朝文一次性支付14年的房租，该主张不符合情理。因此，根据何朝文、张武新、张武佩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向石连俊等人的调查，案涉房屋由张武新以150元的价格出卖给何朝文的证据的可信度大于原告方主张的何应举转交给张武新的现金金额为100元以及该款属于预交房租的证据。因此，应当认定案涉房屋由张武新以150元的价格出卖给何朝文的事实,故原、被告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起诉的是租赁合同纠纷，其诉讼请求也是要求归还房屋及偿还租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向原告释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由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0元，退回原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经本院询问，上诉人张武佩陈述，雷培修的子女有张武佩、张武芬、张武新、张武荣、张武信、张武俊6人，现只有张武佩与张武芬二人，其余4人均已去世，张武新的配偶名叫王华林，子女有王健、王晖、王媛。被上诉人何家顺陈述，其父亲（何朝文）和母亲已去世多年，何朝文有子女何爱华（已去世）、何家顺、何丽、何桂兰、何家友。何锐陈述何爱华的配偶刘映，子女何锐。被上诉人袁学昌之女陈新华陈述，其父陈德林，其母袁学昌，陈德林有子女陈新华、陈祖华、陈桂华、陈祖贵（已去世）、陈新建、陈新敏、陈祖贤。陈祖贵的配偶熊英，女儿陈茜。陈新华二审中表示要参加本案诉讼，何锐表示其母刘映要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何朝文与张武新之间是买卖关系还是租赁关系；二、本案是否应作实体处理。围绕前述两个争议焦点，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评判如下：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于1984年5月21日对石连俊进行了调查，石连俊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到，在处理没收何朝文案涉房屋的过程中，张武佩就案涉房屋纠纷找到工作组处理，石连俊所在工作组在参与处理过程中，要何朝文拿出字据，何朝文拿出了字据，内容为“出卖房子一向，人民币150元”，后面落了卖房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人的名字，还盖了一私章，字据是石连俊亲自过目的，由于这一字据，双方相持不下，不能下结论，工作组叫张武佩回贵阳把写字据的人喊来当面解决，张武佩一回去就未再回来找工作组处理。字据当时未退还给何朝文。一审法院于1984年5月23日对梁明的调查笔录，梁明陈述工作组准备没收案涉房屋，何朝文说是他向张武新家买的，有卖房的字据，工作组叫何朝文拿字据来，何朝文确实拿字据来了，上面写“卖房子一向，人民币150元”，出卖房的人名字记不清了。石连俊、梁明的前述陈述内容与《证明》的主要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证明》应予采信，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石连俊和梁明的陈述、《证明》能够证明字据的存在，以及字据内容为出卖房屋1幢，价款150元的事实。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何朝文的陈述前后确有矛盾，但张武新的陈述亦前后矛盾，其在1984年5月17日在一审法院《调解笔录》中否认写过收条，在1984年7月10日又承认出具过收条但又否认盖章。故据此不足以否定一审法院对相关知情人的调查笔录，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当结合在案证据综合判断。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的理由三，同本院对上诉人上诉理由一的意见，不再赘述，另外，兰文珍作为雷培修一方委托的房屋佃租管理人，如何朝文仅是租住房屋，在何朝文拆除部分破旧房屋时其竟然未制止，明显有违常理，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四，张武新认可其出具过收条（其主张是租金），石连俊过目过何朝文提交的卖房字据，一审法院于1984年5月21日对石连俊的调查笔录表明张武佩在向石连俊所在工作组反映要求处理案涉房屋时就知道字据的存在，工作组要求张武佩回去将出具字据的人找来当面解决。张武佩有便利的条件与张武新核实何朝文所持字据是否是张武新所出，并有充分的时间返回大方县处理，如何朝文的字据确属虚假，如此重大之事，其没有理由不返回大方县找当时的工作组处理。据此，可以认定何朝文交与当时石连俊所在工作组的字据属实，故对上诉人该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五，不管上诉人张武佩是否看清字据，从石连俊、梁明在一审法院对其二人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均能证实字据的存在，故本院对该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六，从一审法院于1984年5月19日对当时佃租案涉房屋的代正华的调查笔录以及于1984年9月14日向兰文珍做的调查笔录，证实何朝文租住的为一空。在无证据证明谁将三间六空全部佃租给何朝文以及三间六空租金几何的情况下，何朝文主动交150元或者100元租金极其不符常理。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结果恰当，对一审裁定应予维持。但本案由于上诉人未按照一审法院的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导致本案一、二审仅就程序问题作出处理，对实体问题未作判决，不存在损害权利人相关权利的问题。权利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法院另案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