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恩施州天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草子坝社区朝阳大道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2343380981M。法定代表人：黄大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安徽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政委，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小艳，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恩施州天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政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7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天娇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谭政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天娇公司主张的借款关系成立。1.借据不是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唯一证据。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天娇公司向谭政委转款的事实，鉴于谭政委在当地良好的口碑和人际交往，天娇公司事后要求谭政委补充出具借条也没有遭到拒绝，只是谭政委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且天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大新亲自出庭阐述了借款事实和经过，但谭政委一直没有出庭。天娇公司的举证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谭政委未提交答辩状中所述货款的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天娇公司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借贷关系成立。2.天娇公司转款备注为货款是为了方便融资，增加银行流水，除正常业务外，大部分转账都是备注为货款，天娇公司转账给法定代表人黄大新的款项也是备注为货款。债发生的原因有四种，本案可排除侵权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若一审判决认定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合同之债，那么则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无论是何种债，谭政委都应当向天娇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不会影响任何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为避免当事人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也可以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处理。3.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谭政委主张转款的性质是货款，则应当就货物的名称、种类、价格、交货方式承担举证义务。现谭政委未举示货款方面的任何证据，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谭政委应承担不利后果。谭政委辩称，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天娇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1.借贷关系的成立至少包含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关于借款的合意，二是出借人已经将出借款项交付借款人。本案中，天娇公司仅提供了转账给谭政委100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其法定代表人黄大新的陈述。黄大新作为天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娇公司与谭政委的经济往来实为黄大新与谭政委的经济往来，因此黄大新的陈述应当不予采信。天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相反，谭政委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2.天娇公司以方便融资为借口主张备注的货款即为借款，缺乏证据支持，且在没有出具借条的情况下还将转账备注为货款，不合常理。另，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也不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天娇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天娇公司与谭政委的经济往来实为黄大新与谭政委的经济往来，再次印证了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3.谭政委从未陈述过与天娇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一审中谭政委已对双方的经济往来作出了明确陈述。2017年2月28日，谭政委向天娇公司转款4万元，同日委托陈天坪、吴兴伦分别向天娇公司转款19万、27万元，共计50万元；2017年3月3日，天娇公司向谭政委转款50万元；2017年3月6日，谭政委向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转款50万元；2017年3月13日，天娇公司向谭政委转款50万元。从以上转账记录可以看出谭政委给天娇公司转款在前，而且转款金额为100万元，由此不存在谭政委向天娇公司借款的可能性。另，天娇公司在提交对公账户流水清单时，涂抹覆盖了2017年2月28日转款19万元和27万元的对方账户名称，该两笔转款就是谭政委在一审中陈述的陈天坪和吴兴伦向天娇公司的转款；天娇公司还涂抹覆盖了2017年3月13日转款200万元的对方账户名称，该笔转款就是谭政委在一审中陈述的吴兴伦向黄大新支付的施工责任管理费。天娇公司恶意涂抹覆盖的行为充分证明谭政委陈述的真实性。天娇公司在起诉时称谭政委是向天娇公司借款100万元，一审庭审中又陈述谭政委是向天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大新借款100万元，其陈述前后矛盾。如果谭政委尚欠天娇公司或者黄大新100万元，那么黄大新被他人催债时应当向谭政委主张归还借款，而非请求谭政委帮忙借款，帮助其渡过难关，黄大新的行为明显不合常理，也足以说明谭政委与天娇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天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政委偿还借款100万元整及利息（自天娇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按年利率6%计至款清息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谭政委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娇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3日、2017年3月13日通过账号为XXXXXX的账户向谭政委账号为XXXXXX的账户转款，两次转款金额均为50万元，合计100万元。天娇公司提供的对公账户流水清单中，两次转款的用途均备注为“货款”。现天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谭政委偿还借款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天娇公司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谭政委偿还借款。但谭政委并未给天娇公司出具借据等相应的债权凭证，且天娇公司所出示的银行账户流水载明的转款用途均备注为“货款”。故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天娇公司要求谭政委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天娇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8万元，减半收取0.69万元，由天娇公司负担。二审中，天娇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天娇公司会计王艳、向友运出具的《关于谭政委2017年借款的说明》及其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天娇公司转账给谭政委的款项备注为货款是为了给天娇公司在以后的融资及贷款中提供方便，而非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谭政委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王艳和向友运是否是天娇公司的会计无法查明，即使其二人是天娇公司的会计，也因与天娇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不能采信其二人的证言；其次，王艳和向友运均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仅凭其二人出具的说明不能证明谭政委与天娇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2月28日，谭政委向天娇公司转款4万元；2017年3月6日，谭政委向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转款50万元。2019年9月22日，黄大新向谭政委发短信称“关于吴兴伦的事情马上十月份就要到了……麻烦委哥十月份帮忙想下办法，要还五十万……”；2019年10月14日，黄大新向谭政委发微信称“……现在吴兴伦找到执行局了，法院也一直打电话……帮忙想下办法，当时也是你介绍的，你也知道我有多大损失，就算是借你的好不好……”；2019年10月17日，谭政委向黄大新发微信称“另外你说事情是我介绍的，是你请我帮忙给你找一个人……让吴兴伦不得不找你……如果外面能够借得到我就会帮你，望理解”。本院认为，针对天娇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双方的诉辩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综合评析如下：天娇公司仅持银行转账记录主张与谭政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谭政委对天娇公司向其转账100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抗辩主张转款系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与谭政委之间的其他往来款项。因此，案涉争议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分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谭政委应当对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首先，谭政委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能够证明谭政委在2017年2月28日向天娇公司转款4万元，在2017年3月6日向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转款50万元，即除天娇公司主张的案涉两笔转款外，谭政委与天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大新之间还存在其他的款项往来。天娇公司虽然解释称该4万元系黄大新向谭政委的借款，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天娇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谭政委偿还借款100万元，在本案二审中针对谭政委向黄大新转款50万元的事实，又辩称忘记谭政委还款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若谭政委向黄大新转款系偿还借款，因50万元的金额较大，黄大新辩称忘记还款的可能性不大，且谭政委向黄大新转款50万元发生在天娇公司向谭政委分两次转款50万元的中间，借款后三日内即全额还款且不扣除之前对方的借款，间隔七日再行借款可能性也不大。其次，天娇公司在其提供的对公账户流水清单中涂抹覆盖了三笔款项的对方账户名称，其中两笔款项19万元、27万元与谭政委陈述的陈天坪和吴兴伦向天娇公司转款的日期和金额完全一致，且该两笔款项与谭政委向天娇公司转款4万元发生在同一日，合计金额也为50万元。天娇公司涂抹覆盖的另一笔款项200万元，与谭政委陈述的吴兴伦向天娇公司支付施工责任管理费的时间和金额完全一致，也与谭政委提供的吴兴伦起诉黄大新的民事起诉状、谭政委与黄大新的短信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即黄大新与吴兴伦等人存在工程承包关系，而谭政委是介绍人身份。因此，从天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大新的账户前后进出100万元的事实来看，谭政委主张黄大新通过其账户发生款项往来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天娇公司虽然辩称其涂抹覆盖对公账户流水清单的对方账户名称系为保护商业秘密，但其仅仅涂抹覆盖了谭政委所陈述的有关本案的三笔款项，故其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再次，谭政委所提供的其与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的短信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黄大新因吴兴伦的案件被催收债务时，从未向谭政委提出过偿还借款的要求，而是请求谭政委帮忙筹借资金，也能印证天娇公司与谭政委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综合谭政委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陈述，足以动摇本院对天娇公司所主张借贷事实的确信，谭政委关于其与天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大新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抗辩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在谭政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天娇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与谭政委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天娇公司在二审中虽然提供了王艳、向友运出具的《关于谭政委2017年借款的说明》，拟证明将案涉款项备注为货款是为了天娇公司融资方便，但本院无法核实王艳、向友运的身份，且即使该二人是天娇公司的会计，因该二人与天娇公司本身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二人出具的说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天娇公司主张与谭政委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天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30元，由上诉人恩施州天娇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玉婷审 判 员 李 斌审 判 员 柯 言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行 璐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