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传中，男，汉族，1962年12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居民身份号码：420************099。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桥，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保均玻璃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洲镇丰平乡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0。法定代表人：黎成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传中因与被上诉人惠州保均玻璃材料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剑桥，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传中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一、请求判令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所作的（2018）粤1322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一、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1,320,000元、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510,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0,000元，以上三项合计2,100,000元。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审判程序严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实体判决上，一审法院所作的（2018）粤1322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一部分一审法院超过审理期限审理本案，已属于严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于2018年4月26日在一审法院的园洲法庭立案的，当时法庭是以简易程序立案。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8年6月8日，开庭后数月未见判决，上诉人多次询问都未见何时判决的答复，直到2019年11月28日上诉人收到园洲法庭的通知，告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注意，此为通知书，而不是裁定书，一审法院又犯了一个程序错误！而后，本案才于2019年12月19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审限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从2018年4月26日按简易程序审理，按上述法律规定，本应在2018年7月26日前作出判决，但法庭是在2019年11月28日才作出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的决定，所以本案简易程序审理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一年七个月。对于本案这样一个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来说，即使一审法院要找到非常服人的理由来延长审限，即不管是由一审法院的院长批准延长审限，还是由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一个简易程序也绝对不会延长到一年七个月，所以本案的审理程序完全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一个程序完全是不合法的判决，其实体的判决结果，其公正性可想而知！第二部分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在东莞保均超硬材料厂（以下简称“东莞保均”）和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东莞保均就是被上诉人的前身。上诉人在东莞保均和被上诉人处的工作职务都是厂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2年4月2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后，黎成武就以他的名字登记，在东莞市东城区火炼树牛山外经工业园中丰园区F栋一楼1号开办了东莞保均，主要生产麿轮，上诉人与黎成武口头约定，东莞保均由上诉人负责生产，销售交给东莞保均，约定除按合作协议上诉人除享有49%的股份分红外，上诉人每月税后工资为3万元。为了更好的发展，上诉人与黎成武协商一致，双方决定在惠州成立被上诉人，于是在2013年9月9日，仍然以黎成武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惠州博罗县*洲镇丰平乡工业区登记成立被上诉人。然后被上诉人在此后的时间内，在被上诉人现地址陆续开始增建厂房。2015年6月，在被上诉人的厂房建设基本达到开工条件后，东莞保均就整体搬迁到被上诉人现在的工业园区，于是东莞保均就在2015年6月2日注销。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认为被上诉人在2015年11月17日举行开业庆典，所以就认为被上诉人就是此天开始正式生产，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和行业惯例，因为一般的公司开业庆典，都是在试生产或试营业比较顺利后才进行的，被上诉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全部的生产线整体从东莞搬到惠州，所有原材料的购买及所有设备的组装、调试，一直到能正常生产出符合规格的产品，是要在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综上，上诉人在东莞保均和被上诉人处的工作是连续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提出构成劳动关系的三个条件后，却不能以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来一一驳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这个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书在第11页写：“劳动关系的成立一般应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审法院的具体分析：1、对于形成劳动关系第一个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没有疑问的。2、对于形成劳动关系的第二个条件，上诉人尽管作为被上诉人的厂长，但上诉人事实上都遵守了被上诉人的所有劳动规章制度以及财务制度，并且上诉人的劳动是有劳动报酬的，每月税后工资3万元。一审判决认为3万元不是工资，却又不能认定是分红款（因为在两次开庭审理中，上诉人明确指出，对应上诉人49%的股权，每月的3万元绝对不可能只有区区3万元），那么这3万元到底是什么款项？工资和分红款两者之间必须认定一个才对，而一审判决最终仍是模模糊糊、装糊涂，没有作出任何认定。一审判决既然不认定上诉人遵守了被上诉人劳动规章制度，没有“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应该是被上诉人来提交此类证据反驳才对，而不是一审判决仅作这样空洞的口头分析。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证据规定，反驳对方的意见或观点，反驳方也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则反驳不成立。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劳动仲裁阶段及一审阶段仅提供了170多页伪造的，从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员工工资总表》，且一审判决最终也没有采纳该证据。既然没有采纳该证据，一审判决就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观点，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3、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整个公司的金刚石砂轮生产，而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上有“研发、生产、销售：金刚石砂轮、抛光轮”，事实上被上诉人的主营产品就是这些砂轮，所以上诉人的工作也完全符合上述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第三个条件。综上，一审判决从构成劳动关系三条件上，完全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来驳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三、上诉人一方面是上诉人的股东，享受公司的股东分红，一方面因参与公司的生产管理，与公司之间又形成了劳动关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判断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首先要考虑股东（劳动者）与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结合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公司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一方面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之一，其依法享有公司的资产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公司管理者等权利，但另一方面双方还存在另一层法律关系：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明确上诉人担任被申请人公司厂长的职务，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和重大决策及经营方向，使公司资产收益最大化，因此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费用报销明细表》的内容看，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负责公司的全盘生产，并接受公司监督，并遵守公司所有劳动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要件，即上诉人既是被申请人的股东，又与被申请人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除了享有股东权利，包括分红权外，也应该有拿工资报酬的权利。举例来说，华为公司始终坚持不作上市公司，而是把公司的股份全部分配给员工，所有员工既享受分红，每个月也都拿很高的工资，难道说华为的员工就与华为公司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吗？另外，如果参与生产管理的股东与公司不认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不给其发放工资，不给予“五险一金”待遇，那么相比于没有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的股东来说，对于这些参与公司管理的股东是完全不公平的。再作一假设，如果这样有参与公司生产管理的股东在工作中受伤了，难道也不能认定为工伤吗！四、上诉人的儿子陈超和女婿陈路多年来一直在上诉人的手下工作，一审判决认定陈超和陈路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并判决被上诉人共向陈超、陈路支付3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而对于一起工作的三人，一审判决竟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具有劳动关系，完全是自相矛盾。陈超、陈路是上诉人的儿子和女婿，多年来一直跟随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不管是在东莞保均还是被上诉现地址，他们三人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岗位均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上诉人与陈超、陈路每天上班都是穿着被上诉人的工衣（我方提供的三人工作相片可证明）他们三人的案件是同一法院、同一法庭、同一法官在同一天进行审理的，三个案件也是在同一天宣判的，一审判决认定陈超和陈路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具有劳动关系，并判决被上诉人向他们二人支付三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那么本案的一审判决也应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具有劳动关系才对，但事实上，一审判决却作出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认定，本案的一审判决与陈超、陈路的一审判决完全是自相矛盾。五、一审判决认为黎成武及其儿子向上诉人帐户多次转帐不是劳动报酬及认为“该期间长达40多个月，陈传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有催促被上诉人发放工资的义务，与常理不符”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及其儿子黎*谷多次以其私人帐户向上诉人帐户转帐，且每次均是3万元，一审判决认为此款不是工资，但在陈超和陈路的一审判决书中，同样是黎成武以其同一个私人帐户向陈超、陈路的帐户转帐，同样都是没有写明“劳动报酬”，但他们的一审判决却都认定是被上诉人向陈超、陈路所发的工资。可见，一审判决对于黎成武以其个人帐户分别向陈超、陈路的帐户转帐，和黎成武向上诉人帐户转帐的情形，又作出如此自相矛盾的认定，完全是罔顾客观事实。2、一审判决以“该期间（指未发工资）长达40多个月，陈传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有催促被告发放工资的义务，与常理不符”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三年的时间内曾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工资，但被上诉人以经济困难为由不给支付，上诉人因考虑到等公司好起来后有股东分红，并且被拖欠的工资被上诉人承诺到时会一并补齐，但中间也有小吵小闹要求发放工资，发生过不愉快，才这样拖了几年的时间，并没有一审判决认为“不符常理”的情况。六、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1,320,000元工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510,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金270,000元完全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从2013年9月9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均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被上诉从开始就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每月税后工资是30000元，但在这几年中被上诉人只支付了2017年4月到8月的工资（部分是从黎成武的农业银行个人帐户发放工资的，部分是从黎成武的儿子黎*谷帐户上发放），并在2017年9月在未付清工资的情况下，将上诉人赶走，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1、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2013年9月到12月的工资、2014年到2016年三年的工资、2017年1月到3月的工资和2017年9月的工资，即共拖欠44个月工资1,320,000元（30000×44＝1,320,000）；2、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应支付双倍工资，其差额部分为510,000元（30000×2×11-30000×5＝510000）；3、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以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270,000元（30000×4.5×2＝270000），以上三项合计：2,100,000元。七、被上诉人在陈传中、陈超、陈路的三个案件中，从劳动仲裁一直到一审诉讼，为证明陈传中、陈超、陈路与被上诉人没有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竟然把170多页（三个案件共510多页）的伪造证据《员工工资总表》向仲裁庭和一审法院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对被上诉人予以罚款或相关人员进行拘留。陈传中、陈超、陈路三个案件中，被上诉人为证明他们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劳动关系，胆大妄为，竟然伪造170多页的《员工工资总表》（三个案件共510多页），并且这些伪造的证据，被上诉人犯了一个低级可笑的错误，全公司七八十名员工的签名竟然由四五个人来冒充签字！更为可笑的是，在工资表中那些后面不同的年份或月份，同一员工的签名竟然又由不同的人来冒充签字。例如：1、2015年11月份的工资表中“杨军”的签名就与后面2016年1月之后的工资表中“杨军”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2、2015年11月工资表中“廖庆铭”的签名与2016年11月工资表中“廖庆铭”的笔迹完全不一样；3、2015年11月工资表中“龙有停”的签名与2016年2015年12月后的工资表中“龙有停”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4、2015年11月工资表中“熊卫东”的签名与2016年12月工资表中“熊卫东”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5、2015年11月工资表中“熊巍”的签名与2016年12月工资表中“熊巍”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6、2015年11月工资表中“杨鹏飞”的签名与2016年6月工资表中“杨鹏飞”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以上情况在工资总表随处可见，不再一一列举。更为明显的是，在这些工资表中，很多签名是由一人来冒充多名员工的签名，例如：1、在2015年11月的工资表中，“廖庆铭”与“龙有停”是同一个人签名的；2、在2015年11月的工资表中，“熊卫东”与“王金平”是同一个人签名的；3、在2015年11月的工资表中，“杨军”与“熊巍”是同一个人签名的；4、在2015年11月的工资表中，“杨鹏飞”与“廖媛”、“庞健”是同一个人签名的；……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从2015年11月份到2017年9月份的每月工资表中，均是上述一模一样的情况。上诉人在2018年6月8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要求对上述人员冒充签名的情况进行笔迹鉴定，被上诉人竟然当庭要求法庭拒绝上诉人要求鉴定的申请，完全令人匪夷所思！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是上诉人的权利，而被上诉人这一异常行为，完全是被上诉人对大量伪造证据而心虚的反映。第一次开庭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要求笔迹鉴定的申请书，但直到2019年12月19日第二次开庭前，法庭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就是否进行笔迹鉴定进行任何书面的答复，既不决定要进行鉴定，也不决定不同意进行鉴定及说明不同意鉴定的理由。但最后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以“因本院已对其中签名的员工廖庆铭、熊卫东、龙有停、熊巍进行调查，该员工均确认《员工工资总表》上对应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作。另外，因其他员工未作核实”，从而认定《员工工资总表》中签名是真实的。这些被调查的员工都是被上诉人的在职员工，如果他们不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作证，他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些被调查的员工均没有按客观事实而作了假证。退一步说，不管这些被调查的员工作证的情况如何，因为他们是被上诉人的在职员工，应该是无证明力的证据。但一审判决竟然认可了这些被调查人员所作的证言。而在本案中，为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厂长，因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陈超、陈路、胡先云的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与他们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而不采纳，而被上诉人的在职员工所作的证言一审法院却完全就采纳了，这样明显的区别对待，对上诉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对被上诉人更是严重的偏袒行为。鉴于被上诉人有上述严重的、大量的伪造证据行为，上诉人在两次的开庭审理中，都要求法庭对上诉人的造假行为进行惩处，但法庭完全置之不理。对被上诉人如此触目惊心的伪造证据行为，一审判决竟然以“本院对该《员工工资总表》并未采信”而不进行笔迹鉴定，完全是与被上诉人要求法庭拒绝对《员工工资总表》笔迹鉴定的要求一一呼应！可见，一审判决对是否进行笔迹鉴定上，也完全是在偏袒被上诉人，就是怕被上诉人承担造假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对于被上诉人的严重造假行为，一审判决完全可以根据此规定对被上诉人进行罚款或对相关人员进行拘留，并且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表示，将保留追究、控告被上诉人涉嫌伪造证据罪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320000元工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510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金270000元也是错误的。故为维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如下：陈传中被逼离开惠州保均公司时，只是向黎成武交了厂房的钥匙，如果按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不是劳动关系，是合伙关系或合作，陈传中绝对不会就这样一走了之。因为如果按合伙关系或合作关系的话，黎成武与陈传中双方之间首先应进行清算，公司的利润、厂房、机器、办公设备等等应该进行分割或补偿。但事实上，黎成武与陈传中并没有作出上述清算行为，如果陈传中认为他与黎成武之间是真正的合伙或合作关系，他也绝对不会放弃应归属于他的那一份合伙财产。故从这一方面来说，陈传中与惠州保均公司之间是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被上诉人惠州保均玻璃材料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并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陈传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132万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万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万元，合计21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劳动关系认定问题。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陈传中主张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于2013年9月9日成立，原告自被告成立之日起就在该处工作，任厂长一职，期间主要负责生产管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每月税后工资为3万元，但被告仅支付了2017年4月至8月的工资，支付方式均是通过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在农业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支付，部分是通过黎成武的儿子“黎某谷”个人账户支付；被告在未付清工资的情况下于2017年9月19日将原告赶走，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惠州保均公司公示信息。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与其前身东莞市东城保均超硬材料制品厂（下称“东莞保均厂”）经营范围一致，在被告经营场所内部存在所谓的磨轮厂，只存在一个经营主体即被告。2.收条。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原告交付的二楼钥匙由被告签收，并非所谓的磨轮厂签收；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逼迫原告离开。3.陈传中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的工资为每月3万元，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及其儿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发放，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4.陈传中、胡先云、陈超、陈路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任厂长一职，负责全盘运营生产，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证明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5.陈传中的工作照片。证明原告在被告厂长办公室工作的场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6.广州保均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广州保均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4日，不是中国玻璃网报道中所称的1999年；且广州保均公司仍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经营，并未搬迁到惠州市博罗县*洲镇工业区，说明中国玻璃网的报道不实，报道的应是被告前身东莞保均厂搬迁至被告的现住所地进行的开业庆典。7.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193、194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劳动仲裁机构在裁决书中认定陈超、陈路在被告前身东莞保均厂和被告处连续工作，黎成武以其个人账户向陈超、陈路支付的款项是被告支付的工资的事实，而陈超、陈路是原告从老家带过来一起工作，既然认定陈超、陈路是被告的员工，那么原告也应认定是被告的员工。被告惠州保均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东莞保均厂与被告存在任何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收条是原告离开其与黎成武合作经营磨轮厂时，将磨轮厂占用的被告其中一栋厂房二楼的钥匙交还而出具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银行流水并不完整，缺少了6页，应是原告故意隐瞒而不提交。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到至少有2017年2月18日、3月1日两项进账是原告收取磨轮销售款，其他个人转账和委托快递公司收款，被告认为是原告收取的磨轮销售款，因原告一直声称其除了与黎成武合伙之外没有其他工作收入，经济十分困难。该陈述在仲裁庭审笔录有明确记录。因此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黎成武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明由陈传中、胡先云、陈超、陈路共同出具，而陈传中与陈超是父子关系，陈路是陈传中的女婿，胡先云是陈传中的妻子，四人均有利害关系，该证据是原告伪造的。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确认，被告请求法院到被告处查勘陈传中的实际工作场所。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论广州保均公司何时成立，均不影响惠州保均公司是从广州保均公司搬迁过来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证明广州保均公司在2013年6月19日向园洲镇人民政府购买了现厂房用地。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该两份仲裁裁决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答辩意见及证据：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主张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因陈传中掌握金刚磨轮的生产加工技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与陈传中于2012年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由黎成武出资、陈传中出技术，合伙经营金刚磨轮的生产，并在东莞市租赁厂房宿舍开办了东莞保均厂，黎成武为登记经营者。二人合伙期间先后聘请陈传中之子陈超、陈传中侄子陈路到东莞保均厂工作，工资由黎成武或陈传中发放。2015年11月，黎成武投资的惠州保均公司厂房落成，为方便管理和节约成本，黎成武与陈传中决定将东莞保均厂搬迁至被告其中一幢厂房的二楼继续合伙经营磨轮厂，但陈传中与黎成武仅是合伙，被告的生产经营与磨轮厂没有任何人财物关系，相互独立。被告现用于经营的厂房宿舍的用地是于2013年6月份向园洲镇人民政府购买所得，厂房宿舍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加上装修、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和招聘工人等，需开业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因此原告称于2013年9月9日在被告处工作根本不可能，其时被告尚未开业，甚至厂房尚未建成。事实上，被告的厂房宿舍主体工程直至2015年6月才完工，在完善配套设施、设备安装调试、招聘工人等事项后，被告于2015年11月17日举办了开业典礼，为此中国玻璃网在其官网上进行了报道。另外，原告称其自2013年9月入职，直至2017年3月长达数年被告均未发放过工资，根本不符合常理，也不是事实。从其银行流水来看经常有大额的款项入账。至于为何黎成武在2017年4月至8月期间向陈传中每月支付3万元，首先，这是黎成武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其次，在合伙期间，黎成武发现陈传中经常私自卖磨轮而不入账（合伙的磨轮厂大部分工人是陈传中的亲属），双方就此发生争议。经协商，黎成武同意每月支付陈传中3万元，但生产的磨轮必须由黎成武销售，并自负盈亏。2017年9月，黎成武发现陈传中仍有偷卖磨轮的行为，两人发生激烈争议，陈传中遂带同陈超、陈路、胡先云离开磨轮厂，并交还了其单独持有的二楼磨轮厂的钥匙。如确如陈传中所言在被告处任职厂长，离职时需办理一系列手续，不可能仅交还一把钥匙了结。综上，原告仅与黎成武存在合伙关系，但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项目合作协议书。证明2012年4月21日，陈传中与黎成武签订协议，约定合作经营磨轮厂。2.房产租赁合同书、收款收据。证明2012年8月1日，黎成武以个人名义租赁位于东莞市东城区********龙圣园区的厂房宿舍，用于开办与陈传中合伙经营的磨轮厂，并交纳了押金。3.东莞保均厂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租赁厂房后，陈传中与黎成武合伙经营东莞保均厂。4.记账凭证、出库单、物流单。证明陈传中与黎成武在合伙经营东莞保均厂期间，陈传中以老板身份对外购买原材料用于合伙经营。5.记账凭证、发货单、物流单。证明陈传中之子陈超在东莞保均厂工作期间出售货物。6.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统一收据。证明2013年6月19日，广州保均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广州保均公司”）向博罗县*洲镇人民政府购买土地用于开办企业，与陈传中和东莞保均厂无关。7.证明、陈秋华身份证。证明被告厂房主体建筑工程于2013年8月30日动工，于2015年6月30日完工，陈传中称于2013年9月9日在被告处工作不是事实。8.乘客电梯购销合同书。证明被告于2014年11月2日向惠州富士电梯有限公司购买电梯用于厂房配套建设。9.合同书。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向惠州市耐迪工业地板工程有限公司发包地板硬化工程，对厂房进行装修。10.弱电集成系统工程合同。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19日对外发包厂房的弱电集成系统工程，建设厂房的配套设施。11.互联网接入业务协议。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19日对外发包工厂的互联网接入业务，对厂房的配套设施进行完善。12.博罗县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证明被告厂房完工后申请消防部门进行消防验收，博罗县消防大队于2015年7月12日对厂房消防验收合格，依法可以投入使用。13.中国玻璃网官网资料。证明被告于2015年11月17日开业，中国玻璃网对此曾进行报道。14.被告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工资表。证明被告的工资表中没有陈传中工资发放记录。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原告关于2013年9月9日入职被告处的主张不是事实，陈传中从未在被告处工作过，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陈传中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陈传中与黎成武合伙成立并经营被告的前身东莞保均厂。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恰好证明陈传中及陈超均有发货和代收货款的事实。对证据2、证据6至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正好证明了被告将东莞保均厂搬迁至其现在所在地，买地建厂房的事实，说明惠州保均公司与东莞保均厂是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对证据13的三性均不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广州保均公司并没有搬迁至被告所在地，且广州保均公司成立于2002年，而不是网页报道所称的1999年，所以中国玻璃网对被告乔迁报道是不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14工资表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170多页的工资表全部是伪造的，工资表上显示四五个人的笔迹冒签了88个人的名字，如第一页“廖庆铭”、“龙有停”是同一人所签，“黎成茂”、“熊卫东”及“王金平”是同一人所签，“王小忠”、“胡小成”是同一人所签，“杨军”、“熊巍”是同一人所签，“杨鹏飞”及“廖媛”是同一人所签。被告为了证明原告不是其员工如此大量伪造证据，藐视法院、藐视法律，原告将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法院认定及理由：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相关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陈传中与黎成武于2012年4月21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作磨轮项目，生产玻璃金刚轮和钻头、树脂轮，黎成武占股51%，陈传中占股49%。后两人承租位于东莞市东城区火炼树牛山外经工业园中丰园区一处厂房开始生产经营，黎成武于2013年4月23日在该址设立了个体工商户东莞保均厂（登记经营范围为产销、加工：金刚石制品、五金制品；该个体户于2015年6月2日经核准注销登记）。2.2013年6月19日，在博罗县*洲镇人民政府的见证下，广州保均公司与博罗县*洲镇实业发展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书》，约定广州保均公司受让位于博罗县***********面积约8939.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投资建设环保塑胶制品工业项目，转让价为3450492.6元。该地块于2013年8月30日动工建设厂房，于2015年6月30日竣工，期间厂房配套设施陆续投入建成。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于2013年9月9日在该址登记成立，股东为黎成武、黎芷良；法定代表人为黎成武；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塑料感光材料、五金工具、玻璃工艺品、塑料制品（不含废塑胶）、机械设备、金刚石砂轮、抛光轮、高分子功能材料（以上项目不含电镀、铸造工序），玻璃深加工及技术服务咨询（不含商场、仓库），房屋租赁。后被告于2015年11月17日举行开业庆典，正式开始生产经营。3.东莞保均厂注销工商登记后，黎成武与陈传中合伙经营的磨轮厂搬迁至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一幢厂房二楼继续经营。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黎成武从其个人账户分别于2017年6月14日、7月6日、8月5日向陈传中各转账3万元；黎成武之子从其个人账户分别于2017年4月21日、5月18日向陈传中各转账3万元。原告主张口头约定每月工资数额为税后3万元，被告未支付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工资。被告称合作经营磨轮厂期间，黎成武发现陈传中有私卖磨轮不入账的行为，经协商由黎成武负责销售，并从2017年4月起固定向陈传中支付分红款3万元，因此上述转账支付的款项并非工资，而是每月固定分红，后黎成武发现陈传中仍有私卖磨轮的行为，两人发生争执后陈传中于2017年9月离开工厂；且银行流水显示陈传中有多次收取磨轮款，因此陈传中仅与黎成武存在个人合伙关系，与被告惠州保均公司并无建立劳动关系。黎成武出具的收条显示陈传中已于2017年9月19日将二楼车间钥匙交还。4.2018年1月19日，陈传中、胡先云（系陈传中配偶）、陈超（系陈传中之子）、陈路（系陈传中女婿）共同出具一份《证明》，称陈传中、胡先云、陈超在被告惠州保均公司成立时（即2013年9月9日）就在公司工作，陈传中任厂长，胡先云负责模具的清洁卫生和食堂做饭，陈超负责成型、开模具设计；陈路在2015年3月入职公司，负责压轮烧结；在未结清工资的情况下，四人于2017年9月19日被惠州保均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5.被告提交其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员工工资总表》，称被告的工资表中并无关于陈传中的工资发放记录，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为该证据涉嫌伪造，工资总表显示的四五个人的笔迹签了88个人的姓名。庭审后，原告递交笔迹鉴定申请书，请求对被告提交的2015年11月份的《员工工资总表》中“廖庆铭”与“龙有停”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熊卫东”与“王金平”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军”与“熊巍”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鹏飞”与“廖媛”、“庞健”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被告是否伪造证据。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到被告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并拟对《员工工资总表》上签名的员工进行询问。当日在岗的员工有廖庆铭、熊卫东、龙有停、熊巍等人，其他人不在岗，或已经离职。本院对上述四人分别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四人均表示被告提交的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员工工资总表》上对应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并无委托他人代签，至于其他人的签名情况不清楚。询问结束后经查看原告工作的二楼车间，发现现场已空置，大门关闭，无其他人员在此工作。本院认为，陈传中此前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黎成武在东莞市合伙经营东莞保均厂，后该厂注销登记并搬迁至被告惠州保均公司一幢厂房二楼车间继续生产经营。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惠州保均公司成立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成立一般应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被告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陈传中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收条》仅能证明已交还二楼车间钥匙给黎成武，关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系陈传中等4人共同出具，陈传中为本案当事人，其他3人均与陈传中有亲属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该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银行流水显示黎成武2017年6月至8月期间有支付三笔款项的行为，但鉴于两人有个人合伙关系，结合黎成武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该付款行为也不能直接认定为被告发放工资的情形。另外，陈传中主张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期间均无领取工资，该期间长达40多个月，陈传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有催促被告履行发放工资的义务，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陈传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被告的员工，不能证明其受被告的管理且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与被告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陈传中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笔迹鉴定问题。被告提交其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员工工资总表》，原告认为该证据涉嫌伪造，工资总表显示的四五个人的笔迹签了88个人的姓名，申请对被告提交的2015年11月份的《员工工资总表》中“廖庆铭”与“龙有停”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熊卫东”与“王金平”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军”与“熊巍”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鹏飞”与“廖媛”、“庞健”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因本院已对其中签名的员工廖庆铭、熊卫东、龙有停、熊巍进行调查，该些员工均确认《员工工资总表》上对应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作。另外，因其他员工未作核实，且本院对该《员工工资总表》并未予以采信，因此原告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并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准许。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均系基于存在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上述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二、仲裁请求：惠州保均公司向陈传中支付拖欠的工资132万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1万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万元。三、仲裁结果：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192号：驳回陈传中的仲裁请求。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传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为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民终330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粤13民终3306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与上诉人一起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陈超、陈路被法院判决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因此上诉人也应被认定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解决本案焦点问题需厘清上诉人是否受被上诉人劳动管理，并从事被上诉人安排有报酬的劳动。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黎成武于2012年4月21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作磨轮项目，黎成武占股51%，陈传中占股49%。后两人承租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一处厂房开始生产经营，黎成武于2013年4月23日在该址设立了个体工商户东莞保均厂（于2015年6月2日经核准注销登记）。后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9日登记成立，股东为黎成武、黎芷良，法定代表人为黎成武。现上诉人主张其与黎成武口头约定，上诉人除按合作协议享有49%的股份分红外，还有每月税后工资3万元，并提供银行个人明细，据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本院查看该证据，确认该明细显示黎成武2017年6月至8月期间有支付三笔款项的行为。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主张由公司2013年成立至2017年，公司仅支付了2017年4月、5月、6月、7月、8月的工资；而针对另外长达40多个月的工资未支付情况，上诉人称因与儿子陈超、女婿陈路均在被上诉人工作，其有催促被上诉人履行发放工资义务不成，为了一家生计只能作罢，但未提交证据佐证。从本案情况来看，被上诉人的公司运营状态正常；且已生效的（2020）粤13民终330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粤13民终3306民事判决书认定案外人陈路、陈超于2015年6月入职被上诉人处，黎成武均存在定期稳定向该二人发放工资的事实，与本案情况相悖。结合日常情理判断，上诉人解释的合理性较低。而被上诉人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相关转账款项均为分红款。鉴于上诉人与黎成武有合伙关系，且黎成武可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不予认可上述款项为工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上诉人如请假是否需经过公司审批，上诉人回复需要，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三、上诉人的代理人依据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时只交付厂房钥匙而没有取得其它财产认为双方不是合伙关系，因没有逻辑性，本院不予采纳该主张。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不能证明其受被上诉人的劳动管理，并从事被上诉人安排有报酬的劳动，与被上诉人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且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主张。另，关于笔迹鉴定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员工工资总表》涉嫌伪造，申请该证据中“廖庆铭”与“龙有停”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熊卫东”与“王金平”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军”与“熊巍”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杨鹏飞”与“廖媛”、“庞健”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因原审法院已对其中签名的员工廖庆铭、熊卫东、龙有停、熊巍进行调查，该些员工均确认《员工工资总表》上对应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作。且原审法院并未采信《员工工资总表》，即对笔迹进行鉴定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不予准许，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二审免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震强审 判 员 丁晓鹏审 判 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佳汝书 记 员 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