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2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光河，男，1975年1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江和，广西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艳梅，女，1978年10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兴友，广西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光河与被上诉人唐艳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5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光河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5民初2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是“恋爱”关系，但俩人之间仅为普通男女朋友关系，未共同生活。虽然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或微信红包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一些诸如“168”、“520”“1314”之类的钱款以表达爱恋之意，但也有200元、500元、1500元等这些整数且相对大额的转账记录。根据日常经验，对于连手都未牵过的男女朋友，这些款项的支付应认定为上诉人借予被上诉人的借款。二、被上诉人通过支付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有关款项，在转入上诉人账上后，很快返还给被上诉人，符合被上诉人在一审陈述：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刷银行流水。被上诉人的做法符合其所说的“参与传销”的特点。三、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邮政储蓄对账中，2018年5月13日从ATM机上取出的4次5000元共2万元，及2018年5月15日从ATM机上分两次转出两笔2万元共4万元，虽无法显示该款项是何人所取或转入了哪个账户，但上诉人银行卡的这6万元从ATM机上被取出或转至其他账户，确为被上诉人所为。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不存在恋爱关系，被上诉人本人亦答应将部分借款偿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依法应将自上诉人处支取及借到的款项予以偿还。 唐艳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实体判决正确。一、被上诉人也有转钱给上诉人，且数额多于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钱是刷流水不合常理。三、上诉人把钱转给别人后，说是借钱给被上诉人，实则谎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韦光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12347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至还清借款时止，按年利息6%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韦光河与被告唐艳梅系朋友关系，韦光河通过微信多次转账到“唐慧玲”账户如下：2018年5月9日转账2000元、2018年5月19日转账520元、2018年10月10日转账500元、2018年11月1日转账201.3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300元，2019年1月15日转账500元，2019年2月2日转账491元，韦光河通过支付宝多次转账“唐艳梅”账户如下：2018年9月8日转账168元，2018年9月29日转账1314元，2018年10月2日转账1500元，2018年11月8日转账200元，2019年3月4日转账518元。上述微信及支付宝转账共计12笔，总金额8212.3元。被告唐艳梅通过支付宝转账“韦光河”账户如下：2018年5月23日转账1583元，2018年6月1日转账1688元，2018年6月17日转账1888元，2018年7月10转账2000元，2018年7月15日转账1.5元，2018年7月25日转账500元，2018年8月5日转账1000元，2018年8月11日转账1000元，2018年8月18日转账1000元，2018年9月8日转账50元，2019年1月20日转账2000元，2018年9月12日唐艳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ATM转账给韦光河1700元，上述支付宝及银行转账共12笔，总金额14410.5元。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诉至该院,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韦光河提出从2018年5月起至12月左右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委托他人转账等方式，一共借给被告唐艳梅共计112347元，其中原告主张的于5月3日转账借款10450元给原告，未提供任何转账凭证或借条，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通过银行转账6万元借款，原告向法院的提交银行账户对账单上仅有两笔2万元共计4万元的ATM转账，且没有显示原告向谁转款,被告亦不认可收到原告的转账金额，因此对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剩余借款系通过微信、支付宝借款，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红包账单及支付宝账单，未注明具体给付红包的对象，该院在庭审中经查询原告手机亦无法查明微信红包及支付宝转账是否系原告发给被告的，但被告认可其收到原告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给“唐慧玲”、“唐艳梅”两个账户的金额，该院经核对，上述款项共计12笔，金额总计8212.3元，其中包含有“520”元、“1314”、“168”元等表达心意的转账数额，该院认为，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数额大部分并不是一般借款习惯上的整数,而且这些数字都代表一定祝福或者情侣间相互爱慕、赠与含义的祝福红包,明显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特征,根据生活经验和借贷习惯,可以推知原告上述转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祝福或者爱慕或赠与性质而非朋友间借款。故仅凭转账凭证、微信账单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辩称其与原告是恋爱关系,两人在交往中,具体转账金额原告也没有算清楚，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和红包是双方交往中的经济来往而不是借贷。被告唐艳梅亦提供了部分转账给原告的账单截图共计12笔合计14410.5元，虽然原告认为被告是为刷流水而转账，但原告理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原告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该院对原告韦光河的诉请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韦光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547元，减半收取1274元，由原告韦光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争议焦点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诉人韦光河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多次提出借款请求，被上诉人亦答应偿还4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唐艳梅质证意见，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聊天记录第9页第6行中有“没有打钱过来，我干嘛要还”、“没有欠，不叫我还钱”的记录，该记录不能证明欠上诉人钱。本院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没有明确承认欠款事实及数额，无法确认二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韦光河主张与被上诉人唐艳梅存在借贷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给被上诉人的钱款中，除了“168”、“520”、“1314”之类的钱款以表达爱恋之意的数额外，还有200元、500元、1500元等这些整数且相对大额的转账，金额总计8212.3元；被上诉人还存在利用上诉人刷银行流水的行为；因二人为普通男女朋友关系，未共同生活，这些款项的支付应认定为上诉人借予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二人曾经存在男女朋友关系均予以认可，本案的部分转账金额具有表达心意的特征，在男女朋友关系存续期间互有转款行为符合常理；从转账记录显示，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数额多于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数额；对于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刷银行流水的观点，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为仅凭借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记录，不能证明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由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取现、转账的形式从上诉人银行卡支取6万元，且被上诉人自认要归还部分借款，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予归还相应款项。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无法证实是何人取现2万元、何人利用上诉人的银行卡将4万元转出；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实该6万元系由被上诉人支取，故本院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该部分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由于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院对于上诉人关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韦光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47元，由上诉人韦光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秀文 审 判 员 陈海涛 审 判 员 王治斌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郑 欣 书 记 员 申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