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宇坤，男，198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现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济，浙江海贸（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嘉鼎盛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天津市明昊中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双港工业区丽港园11号1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5693230314。法定代表人：孙和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正芳，天津北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江，男，1975年8月9日出生，满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沐泽，女，197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上诉人陆宇坤、上诉人天津市嘉鼎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鼎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江、李沐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3民初7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给予2个月和解期限，本院予以准许。由于疫情影响，本案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宇坤上诉请求：改判由周江、李沐泽与嘉鼎盛公司共同向陆宇坤支付货款2240858元；二审诉讼费由周江、李沐泽、嘉鼎盛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其与对方商谈签约时曾反复多次强调“签个人的”、“不用公司”，双方明确约定该笔交易是发生在陆宇坤与周江、李沐泽之间。因为贸易公司没有资产，所以陆宇坤要求以个人名义签合同，如果该笔交易是与嘉鼎盛公司之间发生，陆宇坤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对方以一个员工的名义来代签合同。因此，陆宇坤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的本意是与周江、李沐泽发生交易，后续交易过程中嘉鼎盛公司与周江、李沐泽发生人格混同，故货款应当由周江、李沐泽与嘉鼎盛公司共同承担。周江、李沐泽、嘉鼎盛公司辩称，交易主体是嘉鼎盛公司，而不是周江、李沐泽个人。周江、李沐泽都是嘉鼎盛公司的员工，交易的整个过程都是公司在进行。且从情理上而言，个人也不会购买几千件服装。嘉鼎盛公司与电视台签订了合同，这批服装实际是为了履行公司的合同。其余答辩意见与嘉鼎盛公司的上诉意见相同。请求二审驳回陆宇坤的上诉请求。嘉鼎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陆宇坤的诉讼请求，嘉鼎盛公司无需支付货款；一、二审诉讼费由陆宇坤负担。事实和理由：周江、李沐泽与陆宇坤的微信联系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已经就退货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对退货的数量及金额是明确认可的。嘉鼎盛公司已经将货物退回，陆宇坤也已经收到退货。鉴于货物均已退回，则嘉鼎盛公司不再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陆宇坤辩称，对方要求退货，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不符合退货的条件。陆宇坤当时的陈述为，有问题的货可以退回，而不是说所有货物退回来。双方交易的服装是经过第三方检验的，在合理的期限内并没有提出质量异议。对方所说的退货也是退给第三方，陆宇坤没有拿到退货。一审法院对有关退货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嘉鼎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周江、李沐泽辩称，认同嘉鼎盛公司的上诉意见。陆宇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江、李沐泽、嘉鼎盛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江、李沐泽均系天津市明昊中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昊公司，即嘉鼎盛公司的前称）的工作人员。2017年7月21日，陆宇坤通过微信就服装买卖事宜询问李沐泽，货款是否都要对公，并且在李沐泽表示肯定后强调：“合同我们就签个人的。”同年8月16日，李沐泽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开票信息1份，其中载明了明昊公司的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账号等内容。同年8月21日，陆宇坤通过微信向李沐泽表示：“我这边开票可能会有三到四家公司。所以合同就签我们个人的吧。”同年8月23日，李沐泽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了周江的身份证照片后表示：“我们公司对外所有合同都他签”。同年8月30日，陆宇坤再次通过微信向李沐泽表示：“不用公司，个人签字”。2017年8月31日，陆宇坤与周江签订《销售合同》1份，并附《订货单》1份，其中约定：乙方即周江向甲方即陆宇坤购买总价1836500元的服装；乙方收货后须在收货单上签字回传或邮寄给甲方，不签字回传则视为默认甲方提供的送货单为无误的财务结算单据；甲方按乙方时间要求将货物运至乙方指定地点，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前支付货款510000元，于2017年10月30日前支付货款300000元，于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货款69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货款336500元；甲方按乙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于2017年9月18日前交付87001号、87002号货物，于2017年10月5日前交付87006号、87008号货物。2017年10月1日，陆宇坤与周江又签订《销售合同》1份，亦附《订货单》1份，其中约定：乙方即周江向甲方即陆宇坤购买总价915000元的服装；在乙方收货后24小时内，甲方若未收到乙方的收货回执（传真），则一律视为货物已如数送达，并默认甲方提供的送货单为无误的财务结算单据；甲方按乙方时间要求将货物运至乙方指定地点，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分别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货款450000元，于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货款465000元；甲方按乙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于2017年10月6日前交付87009号（大红）货物，于2017年10月18日前交付87009号（黑色）货物。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10月24日，陆宇坤陆续将总计2759327元的货物发送至买方指定的案外人处。2017年8月26日至2017年10月17日，明昊公司陆续将货款共计518469元付至陆宇坤指定的案外人处，案外人亦为明昊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4月17日，周江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了《陆经理账目》1份，其中载明收货总价款为2886500元（系笔误，实际为2751500元），退货总价款为2291034元（系笔误，实际为2181684元），已付总货款为518469元。同年7月4日，周江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货款分期计划》1份，其中载明：2017年和陆宇坤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尾款一共还有230万未付，经过协商剩下的货物折让到160万元，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12月23日止，分5期付清。陆宇坤对此表示要采用其提供的欠条格式。同年8月16日，李沐泽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退货表1份，但陆宇坤对此表示其中部分不是其曾发送的货物。同年9月28日后即陆宇坤提起本案诉讼后，周江、李沐泽在与陆宇坤等相关人员就案涉纠纷当面商谈时表示：230万元的退货已退至案外人处，实际退货金额应该是220余万元（即收货270余万元扣除已付货款51万余元）；其与案外人也有服装买卖生意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周江、李沐泽与明昊公司是否存在所谓的人格混同情况，二是陆宇坤发货的具体金额，三是买方退货是否符合双方之约定或法律规定，以及退货的具体金额。对此，具体分析如下：第一，认定公司的人格与股东或其他相关主体的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或其他相关主体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譬如是否存在股东、其他相关主体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或者是公司财务账册与股东、其他相关主体财务账册不分，致使公司的财产与股东、其他相关主体的财产无法区分，又或是股东、其他相关主体自身的收益与公司的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抑或是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其他相关主体名下，由股东、其他相关主体占有、使用等情形。而在本案中，一方面，陆宇坤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周江、李沐泽与明昊公司之间确有上述情况存在。另一方面，从陆宇坤与李沐泽就签约主体问题的商谈内容中可知，双方当事人都明白案涉《销售合同》中的购买方虽由周江个人签字，但实际系代表明昊公司，因为陆宇坤在签约前曾反复向李沐泽强调合同要“签个人的”、“不用公司”，若《销售合同》中的买卖双方均为个人，则陆宇坤显然无需多此一举，而陆宇坤之所以要求以周江个人名义签约，主要应出于开具相关发票之考虑；与之相应，李沐泽已向陆宇坤明确表示：“我们公司（即明昊公司）对外所有合同都他（即周江）签”，陆宇坤亦未提出过异议；同时，从案涉货款的支付主体来看，亦为明昊公司而非周江、李沐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前述情况。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案涉《销售合同》中的购买方应为明昊公司，相关权利义务均应由明昊公司承担，其与周江、李沐泽之间也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故陆宇坤诉请周江、李沐泽与明昊公司共同支付剩余货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周江、李沐泽的相应答辩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第二，关于陆宇坤发货的具体金额问题，虽然陆宇坤提供的送货单中没有购货方或其指定收货方的签章，但案涉两份《销售合同》第二条中均约定：供货方应将货物运至购货方指定地点，购货方收货后须向供货方提供收货回执，若供货方未收到购货方的回执，则默认供货方提供的送货单为无误的财务结算单据。因此，在购货方未提供收货回执以及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陆宇坤出具的送货单即为合法有效的发货凭证。陆宇坤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2017年10月24日止，共将2759327元的货物发送至购货方指定的收货人处，该金额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订货总金额以及周江向陆宇坤发送的《陆经理账目》中所载商品总价款基本相符，亦能与李沐泽在和陆宇坤等人就案涉纠纷当面商谈时提及的收货总额互相印证。鉴于此，确定陆宇坤实际发货总额为2759327元。第三，关于购货方退货是否符合双方之约定或法律规定以及退货的具体金额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在《销售合同》中并未就退货事宜进行过约定，且购货方亦无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其与陆宇坤曾就退货事宜另有明确约定；其次，购货方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案涉货物的确存在何种依法应当退回的质量问题以及确有质量问题的货物的具体种类、价格等情况，所以，即使陆宇坤曾同意退回有质量问题的货物，但在对方进一步提供其所退货物有哪些质量问题，且相关质量问题系陆宇坤所致等证据前，陆宇坤当然有权拒绝对方擅自退货；再次，根据已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购货方并未将其自认为有质量问题的货物直接退给陆宇坤，而是发送至案外人处，并且周江于2018年4月17日向陆宇坤发送的《陆经理账目》和李沐泽于同年8月16日向陆宇坤发送退货表中列明的退货数量、总价不一致，同时，购货方亦无法提供其退货的原始有效单据相互印证，陆宇坤也否认已收到对方所称退货以及对方发送至案外人处的货物系陆宇坤生产，故一审法院认定购货方退货并无合同或法律依据，其发送至案外人处的所谓退货的具体数量及金额等也无法认定。综上，本案陆宇坤与明昊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现陆宇坤已向明昊公司发送货物共计2759327元，明昊公司则已支付货款合计518469元，故明昊公司尚应支付陆宇坤剩余货款2240858元；其余部分，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而结合上述论证意见，明昊公司虽辩称陆宇坤所发货物质量有问题且其已将相应货物全部退回，但却没有充分证据足以佐证，相反，周江于2018年4月17日向陆宇坤发送的《陆经理账目》及其于同年7月4日向陆宇坤发送《货款分期计划》以及同年9月28日后，周江、李沐泽与陆宇坤等人当面商谈时所涉及的内容均能体现出明昊公司尚欠陆宇坤约230万元货款未付，且前后内容具有持续性、稳定性，故明昊公司的相关答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明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陆宇坤货款2240858元；二、驳回陆宇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00元，由陆宇坤负担780元，明昊公司负担29420元。嘉鼎盛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一份周江与案外人徐玉芬的通话录音，证明1298件羊绒外套和1285件内搭均由陆宇坤运走了。周江、李沐泽质证认为，无异议。陆宇坤质证认为，该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内容上无法明确系哪一批货，也不能证明是陆宇坤拿走的。本院认证认为，通话录音中谈及几个批次的服装，是否对应本案中争议的服装，尚无法判断；是谁运走了服装，前后表述不一致。况且案外人徐玉芬也没有到庭作证，上述问题的具体细节无法核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另，嘉鼎盛公司申请本院调取案外人手机号的通讯记录，不予准许。陆宇坤、周江、李沐泽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周江、李沐泽系夫妻关系，经营明昊公司，现更名为嘉鼎盛公司。2017年7月，陆宇坤与李沐泽磋商服装交易。双方的微信联系记录如下：2017年7月21日，陆宇坤“货款都要对公的吗”；李沐泽“是的”；陆宇坤“到时候可能会分开两个公司开票哦”；李沐泽“没有关系”；陆宇坤“合同我们就签个人的”；李沐泽“行，就是一个信任的保障”。2017年8月16日，李沐泽通过微信向陆宇坤发送了明昊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开票信息。2017年8月21日，陆宇坤“我这边开票可能会有三到四家公司，所以合同就签我们个人的吧”。2017年8月23日，李沐泽发送周江的身份证照片，并称“我们公司对外所有合同都他签”；陆宇坤回复“是您爱人，一样的”。2017年8月30日，李沐泽“我发给周江让他在公司打印盖章带回来,点错了发您那去了”；陆宇坤“签个人的，不用公司，个人签字”；李沐泽“我知道，他在公司还没有下班，我在家”。2017年8月31日，陆宇坤与周江签订销售合同和订货单各一份，供货方：陆宇坤（甲方），订货方：周江（乙方），乙方向甲方购买羊绒衫、羊毛衫共计8000件，货款1836500元。2017年10月1日，陆宇坤与周江签订销售合同和订货单各一份，供货方：陆宇坤（甲方），订货方：周江（乙方），乙方向甲方购买羊绒衫3000件，货款915000元。以上两份合同均约定：按乙方时间要求运送到乙方指定的地点，甲方按照乙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陆宇坤陆续将服装发送至订货方指定的案外人处。明昊公司已付货款518469元，货款付至陆宇坤指定的案外人处，案外人亦为明昊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4月12日，陆宇坤向周江催讨货款，周江向陆宇坤发送一份“陆经理账目”，记载有服装类型、数量、单价及退货数量等，陆宇坤表示“我这边的数字不是这样的”，“这样不行的，风险全我们承担，我们只能法院见”。2018年7月4日，陆宇坤又向周江催讨“您这样拖着没用的，即使您做好了钱没动，我们还是要打官司的，晚打还不如早点，你说呢”。周江向陆宇坤发送一份“货款分期计划”，内容如下：“2017年和陆宇坤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尾款一共还有230万未付，经过协商剩下的货物折让到160万元整，按如下日期分期付款：2018年8月23日付款5万元，2018年9月23日35万元，2018年10月23日35万元，2018年11月23日35万元，2018年12月23日50万元。”陆宇坤回复“得按照我的格式”，并发送一份“欠条”的格式。之后，李沐泽称其按照案外人孙凯情提供的地址退货，周江在一审中提供两份退货物流单，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6日、2018年8月8日。物流单显示,收货地址为桐乡濮院工贸大道1998号，收货人为周江。二审中，李沐泽表示，退货服装是发送至案外人徐玉芬处，徐玉芬是彩羊公司在桐乡的负责人。2018年8月16日，李沐泽在微信上告知陆宇坤发回的总数，陆宇坤表示发回的服装大部分不是其生产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合同主体的认定，买方为公司还是个人；二是货款的结算，涉及买方所称的退货事实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合同主体的认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案涉交易起初由李沐泽与陆宇坤进行磋商，陆宇坤多次强调合同以个人名义来签，李沐泽表示同意。事实上，两份销售合同均由陆宇坤与李沐泽的丈夫周江签订，合同上明确订货方（乙方）是周江，合同成立并生效。在案证据明确显示，案涉销售合同的双方主体均为个人，而非公司。这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在此应当按照当事人协商的结果来确定合同主体。故本案的买方主体为周江，李沐泽与周江系夫妻关系，李沐泽参与案涉交易的全过程，系夫妻共同经营，应当与周江共同承担合同义务。一审对合同内容作逆向解释，认为买方为明昊公司，认定事实有误。关于争议焦点二，陆宇坤催讨货款，周江、李沐泽称其未出售的服装均已退回，货款仅欠7万余元；陆宇坤则表示，有问题的货可以退回，而非所有的货可以退回。对此，本院认为，买方主张退货，首先应当具备退货的事实和理由。双方签订销售合同，陆宇坤将服装交付后，服装的所有权转移给买方，买方未能将服装销售出去，并不构成退货的正当理由。即便存在退货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上，买方也应当证明所退货物就是交易的标的物以及退货的数量、卖方接收的事实等。本案中，周江、李沐泽所称已经退回的服装，其称退货地址是案外人孙凯情提供的，货物发送至案外人徐玉芬处。但是，周江、李沐泽没有证据证明孙凯情、徐玉芬具有代理陆宇坤处理案涉交易退货事宜的权限，孙凯情与李沐泽的沟通内容对陆宇坤没有法律约束力。更何况，周江、李沐泽的服装并没有发送给陆宇坤，而是发送给案外人徐玉芬，物流单上的收货人还是周江本人。发送至徐玉芬处的服装，陆宇坤否认系其生产。周江、李沐泽对其主张的退货，无法证明所退服装与陆宇坤交付的一致，无法明确退货的具体数量，亦无法证明陆宇坤已经接收退货，故周江、李沐泽主张的剩余服装均已退回的事实不成立。综上，陆宇坤与周江、李沐泽发生服装买卖交易，周江、李沐泽应当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至于陆宇坤要求嘉鼎盛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主张，因公司人格混同是在公司为交易主体的情况下才需要审查的问题，而本案的交易主体为个人，嘉鼎盛公司接收发票、支付货款系代个人所为，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嘉鼎盛公司本身不属于合同主体，也不构成债务加入，故嘉鼎盛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关于欠付货款的金额，2018年7月4日，陆宇坤向周江催讨货款，周江向陆宇坤发送的“货款分期计划”记载“2017年和陆宇坤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尾款一共还有230万未付，经过协商剩下的货物折让到160万元整”。陆宇坤回复“得按照我的格式”，并发送一份“欠条”的格式。据此判断，陆宇坤对于160万元的结算金额未提出异议，且要求对方以“欠条”形式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160万元为双方结算确定的剩余货款金额，周江、李沐泽应当支付该欠款。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3民初7950号民事判决；二、周江、李沐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宇坤支付货款1600000元；三、驳回陆宇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00元，由陆宇坤负担9192元，周江、李沐泽负担210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727元，由陆宇坤负担7526元，周江、李沐泽负担172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蕾审 判 员  褚 翔审 判 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冯 静书 记 员  沈 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