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5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勇，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焰，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健，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贵，贵州泰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付道远，男，197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张剑，男，1977年3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曾勇、沈焰因与被上诉人刘荣健及原审第三人付道远、张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4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焰、曾勇向本院上诉请求：2013年10月27日，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公司）的全体股东决出的《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由现有股东付道远对太和公司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生产经营实行内部承包。由于付道远的单方中止了对太和公司的承包经营导致未实现承诺在承包期届满时实现税后利润人民币480万。由此太和公司起诉付道远，其他股东在风险抵押金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1月11日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判决，该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在担保责任范围内承担了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刘荣健也在担保范围内承担了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担保人为被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担保人追偿，被上诉人应向付道远追偿，而不应当向上诉人追偿。另，就胡高平案，花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111民初3080号判决生效后，上诉人沈焰、曾勇分别于2019年1月18日、2019年5月16日与胡高平达成和解赔偿协议，履行了义务。上诉人均已经履行完两份判决的义务，被上诉人也并没有向上诉人承担代偿责任，上诉人也并没有给被上诉人造成银行利息损失。被上诉人刘荣健二审答辩称：对于担保问题，本案是合同纠纷不是担保纠纷，如对方认为是担保纠纷应另案起诉。本案被上诉人刘永健是依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的争议提起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共同为公司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本案是合伙人与担保人的关系，基础法律关系应是合伙纠纷。一审判决案由定性正确，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付道远二审陈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清楚，具体陈述理由与被上诉人刘荣健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张剑未作二审陈述。刘荣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曾勇偿还原告代偿款150304.62元；2、被告沈焰偿还原告代偿款338185.38元；3、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8512.50元（自2015年12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荣健、被告曾勇、沈焰以及第三人付道远、张剑均为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公司）的股东。2013年10月27日，太和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同意第三人付道远对太和公司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生产经营及销售进行内部承包，该第三人承诺在承包期届满后实现税后利润480万元，原告、二被告、第三人张剑以及案外人胡高平对该承诺税后利润480万元分别以其各自持有太和公司股权作价作为风险抵押金进行担保。其中，原告持有太和公司15%的股权作价150万元，被告曾勇持有1%股权作价10万元，被告沈焰持有4%股权作价40万元，第三人付道远持有12%股权作价120万元，第三人张剑持有12%股权作价120万元，案外人胡高平持有3%股权作价30万元。同日，原告、二被告及二第三人签订《内部承包合作协议》，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中约定的太和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共同经营管理，收益共享、共担风险，并对承包期限内的利润分配及亏损承担比例进行了约定，原告刘荣健、被告沈焰及二第三人均为22.5%，被告曾勇为10%。协议约定各协议人如有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2014年2月21日，原告、二被告、二第三人及案外人胡高平签订《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特别协议(声明）》（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声明》），约定胡高平对承包费480万元不足部分的风险不再承担责任，由其余承包股东共同承担，承包期限内超出480万元的收益胡高平完全放弃，由其余股东享受。2015年1月11日，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就太和公司诉刘荣健、曾勇、沈焰等企业经营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一、付道远向太和公司支付承包公司生产经营税后利润480万元；二、刘荣健、曾勇、沈焰、张剑、胡高平在其各自担保范围内分别承担150万元、10万元、40万元、120万元、30万元；三、驳回太和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8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南民商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6月22日，经该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作出(2017)黔27民再9号民事判决，维持上述判决。2015年12月20日，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惠执字第14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依据(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中对付道远、张剑、沈焰、刘荣健确定的义务部分执行终结。2015年12月3日《结案通知书》载明，原告作为被执行人应履行的内容执行完毕。2018年8月1日，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就胡高平诉刘荣健等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黔0111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一、刘荣健、曾勇、沈焰、付道远、张剑共同连带赔偿胡高平的经济损失304400元；二、驳回胡高平其余的诉讼请求。2018年12月27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民终813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案外人胡高平向本市花溪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黔0111执274号。执行中，胡高平与刘荣健于2019年3月6日达成《执行和（合）解协议》，刘荣健自愿支付68775元给胡高平，完成法院判决并应该履行的义务（注：还款从2019年3月15日支付第一笔3775元，下月15日起开始每月支付2000元，至2020年4月1日余额必须一次性结清，如不能按协议履行胡高平可以申请再执行）。刘荣健向胡高平共支付7775元，其中，2019年3月15日，3775元；4月15日，2000元；5月16日，2000元。2019年9月，原告以《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其仅需承担108万，但却实际承担了1568775元，二被告应按约定比例偿还其488490元(150万元+68490元-108万元)为由，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另查明，（2019）黔0102民初12643号张剑诉曾勇、沈焰、付道远、刘荣健合同纠纷案中，张剑以本案相同事实及理由提起诉讼，主张曾勇、沈焰按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比例偿还其超付费用。后张剑撤回该案起诉。原审认为，本案系原告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责任、连带赔偿（部分）责任后，基于《内部承包合作协议》在各当事人之间进行追偿而引发的纠纷，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二、原告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关于《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原审认为，该协议系第三人付道远基于太和公司全体股东一致通过股东会决议取得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销售进行内部承包的基础上，原告、二被告被告及二第三人就该承包事宜再进行内部承包合作的协议，前者承包关系发生在太和公司与第三人付道远之间，后者的承包合作关系发生在原告与二被告、二第三人之间，该《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业经法院生效判决查明并确认，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与《内部承包声明》内容不相互冲突，故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在太和公司诉曾勇、沈焰等企业经营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原告作为按份担保人，按其责任份额承担了第三人付道远对太和公司生产经营税后利润480万元中的150万元。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可向债务人即第三人付道远进行追偿。即包括原告在内的按份担保人只能向债务人追偿，无权向其余担保人主张权利。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太和公司的债务人付道远与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张剑等担保人（案外人胡高平除外）之间就太和公司的生产经营形成了内部承包合作关系，各担保人向太和公司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责任后，如果均向债务人付道远进行追偿，付道远在承担了各担保人的追偿责任后，再依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就其多余承担的部分在各协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再追偿，即公司债权人→担保人→债务人→内承包合作协议当事人（担保人），该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追偿，必然增加诉讼成本。现原告依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经行主张权利，能有效避免重复诉讼，有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故原审宜予支持。前述生效判决中，原告履行担保责任承担费用超过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比例，相反，二被告履行担保责任费用低于协议约定比例，根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承担的超过部分，应由二被告予以偿还。经原审法院核算，被告曾勇应支付129230.77元[（150万元-108万元）×10%/（10%+22.5%）]，被告沈焰应支付290769.23元[（150万元-108万元）×22.5%/（10%+22.5%）]。二被告上述抗辩，有违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原审不予采纳。（二）在胡高平诉曾勇、沈焰等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刘荣健、曾勇、沈焰、付道远、张剑连带赔偿胡高平的经济损失304400元。基于连带责任法理，原告可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依法向其余连带责任人单独或共同主张追偿。该案执行中，原告与胡高平达成《执行和（合）解协议》，原告承诺对上述经济损失承担68775元，与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的盈亏比例相当，胡高平亦表示如原告履行承诺则放弃向其余共同连带责任人追偿该损失，该和解协议对胡高平与原告具有约束力，原告就其承诺的损失部分，无权再向其余连带责任人主张，故原告该部分主张，原审不予支持。（三）关于经济损失。根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二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全面承担上述生产经营承包损失，已构成违约，故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损失，原审予以支持。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6日起计算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曾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荣健129230.77元并赔偿损失(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129230.77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6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沈焰于上项同时偿还刘荣健290769.23元并赔偿损失(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以290769.23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6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荣健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5元，由刘荣健负担1152元，曾勇负担1087元，沈焰负担2466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沈焰、曾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补充说明。2、执行案件履行完毕证明书。3、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4、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裁决书（2015）惠执字第144号。5、内部承包合作协议。6、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企业信息。7、2015年9月29日贵州惠水太和公司全体股东会议记录。8、贵州惠水太和建材有限公司在工商局的档案。证明胡高平与我方已经执行完毕，履行完相关义务，并且在承包期间对债务做出约定。被上诉人刘荣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执行案件履行完毕证明书与本案无关，且不属于新证据。经审查，胡高平与沈焰于2019年3月6日达成《执行和（合）解协议》，沈焰自愿支付68775元给胡高平，履行完毕(2018)黔0111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刘荣健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责任后，基于《内部承包合作协议》而提出的追偿权纠纷。首先，(2014)惠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确认：刘荣健、沈焰、曾勇分别以各自持有的太和公司的股权作价对主债务人付道远所欠太和公司480万元经营利润承担担保责任。该案中各担保人的担保方式并非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此，刘荣健履行担保义务后无权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只能向主债务人追偿。而事实上刘荣健在该案执行中以其持有的公司15%股份作价150万元履行其担保责任，并未超出其担保范围。其次，刘荣健基于《内部承包合作协议》而主张权利，但上述150万元债务并非履行该内部合作协议而形成的，且内部承包协议的履行情况并未进行结算审核，不能确定内部承包期间的债务状况，故刘荣健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请求权的事实基础。关于刘荣健本案中另又主张的68775元款项问题。经审查，胡高平与刘荣健于2019年3月6日就(2018)黔0111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达成《执行和（合）解协议》，刘荣健自愿支付68775元给胡高平，胡高平亦表示放弃向其余共同连带责任人追偿该损失。因该和解协议对胡高平与刘荣健具有约束力，刘荣健就其支付的68775元款项，无权再向其余连带责任人主张，也不能依据《内部承包合作协议》要求沈焰、曾勇承担责任，原审对此项诉请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刘荣健要求沈焰、曾勇偿还其履行担保责任的150万元债务中42万元及依据《执行和（合）解协议》所支付的68775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驳回刘荣健的诉讼请求。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45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荣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06元，均由刘荣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颜 云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徐贞兰书记员尹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