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新安东路22号。 负责人：陈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华，浙江远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建德市珍珍巾帼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白沙社区白沙村216幢303室。 法定代表人：范晓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忠勤、饶刚，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建德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建德市珍珍巾帼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洁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4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建德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保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保洁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垃圾清运作业人员在封闭空间内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不幸事件，死者身份为车上人员或者车辆作业人员，不符合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基本属性、特征，保险公司依法不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章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案发垃圾中转站一般仅供垃圾堆放、垃圾清运所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封闭性，在保洁公司提供的承包合同中也明确说明，垃圾中转站内不得堆放杂物、乱停车辆、乱放工具、通道堵塞等；且根据现场勘察的照片，该垃圾中转站既不用于车辆通行，也不用于车辆停放，不是一般人常识思维认识中的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垃圾中转站不属于道交法意义上的“道路”范畴，当地交警部门据此拒绝对本案作出交通事故的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交强险的宗旨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受偿，且仅仅在通行时发生事故才能依法受偿，本案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非交通事故，不具有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基本条件。《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三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死者系本车作业人员，依法属于“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的范畴，即使其短暂下车并不能改变其“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的身份，系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其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的最终主体是“被保险人”，不具有适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基本条件。二、受害人汪关水与保洁公司系雇佣关系，对于汪关水在作业过程中的意外死亡保洁公司作为雇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依法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证据汪关水的职工退休证，汪关水已超过劳动关系的法定年龄，其与保洁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保洁公司是汪关水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洁公司和驾驶员周培书属于劳动关系，周培书当时系履行工作职责，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事故是保洁公司对保洁公司（汪关水的雇主）的“侵权”，本案依法不存在雇主以外的第三人可以追偿。根据侵权法原理及我国侵权法相关规定，案涉意外死亡事件依法不构成侵权责任。《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由于本案的赔偿责任属于雇主责任，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归于同一，即保洁公司对保洁公司，法律上不存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依法不具有适用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基本条件。三、保洁公司在投保前加高货车后栏板，对被保险车辆实施加装、改装，但在投保时提交的车辆行驶证照片上未予显示，系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该事实与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法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保洁公司承认该车辆于2017年就垫高了后栏板”，而车辆投保的起保时间系2018年3月，可见被保险车辆在投保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加装、改装的事实，但投保人在投保时向保险人提供的行驶证上的车辆照片并未显示这一变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报案证明、110出警现场登记表均明确指出，受害人汪关水系未闭合的后栏板碰撞其头部死亡，可见这一加装、改装的事实与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对涉及加装、改装情形的责任免除事由通过字体加粗等方式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保洁公司至起诉时始终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加装、改装事宜向保险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无论保洁公司是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隐瞒车辆发生改装、加装这一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保险人依法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四、假设本案作为一起人身损害侵权责任纠纷成立，根据现有证据情况，保洁公司、受害人汪关水均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保洁车驾驶员的不当操作至多承担次要责任。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笔录，受害人汪关水在已询问驾驶员是否关上后栏板并且已示意驾驶员自己离开的情况下（周培书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5页记录），仍没有走到安全地带，将自己陷于一种危险境地。受害人汪关水明知货车后栏板未闭合容易出现危险情况，且自己处于货车后方属于驾驶员视野盲区位置，没有对自己的安全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自身负有较大的责任。对于本案的发生，保洁公司也存在严重的过错：一是车辆设备的安装、使用不规范，装载垃圾的货车后栏板加高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且该车辆并非规范的垃圾清运车辆；二是作业人员的选聘把关不严，本案受害人汪关水为退休人员，而垃圾清运作业对工作人员身体素质、操作技能的要求较高，本案意外的发生相当程度来自于人员选聘的不合格；三是安全生产操作技能培训教育不合格，员工周培书和汪关水在装运垃圾、操作车辆过程中极不规范，缺乏良好的安全操作技能培训教育，装卸和运输作业极不规范，作业过程中未能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可见，保洁公司的不规范做法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着重大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驾驶员周培书在发动车辆前与受害人汪关水进行乐对话确认，且在注意到汪关水离开后才启动车辆，但因车辆后方存在的视线盲点导致未能发现汪关水的存在导致不幸事件发生，对于事故的发生至多承担次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人保建德支公司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当庭补充如下：一、保洁公司未依法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基于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言词证据恣意认定案件事实，孤证定案，不符合证据采信、证明力审查的相关规定精神，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混淆了保洁公司的请求权基础，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法原则，系法律适用错误，保洁公司主张其请求权来源于受害人家属的转让，法律关系上应为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关系，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保洁公司的请求权来源于其被保险人的身份，法律关系上为保险合同关系。三、本案系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保洁公司，杨村桥镇政府以及受害人本人的过错责任，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法院直接采信保洁公司执行董事的言词证据，认定涉案车辆系投保前加装、改装，不符合证据采信和证明力审查的相关规定。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责任免除系法定责任免除事项，保险人依法不承担适用于意定责任免除事项的明确说明义务。六、本案保险赔偿请求权，依法由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享有。作为驾驶员雇主的保洁公司，在本案保险合同纠纷中不享有保险赔偿请求权。一审法院认定保洁公司的被保险人身份，系法律适用错误。 保洁公司答辩称：一、现有证据已经明确，死者汪关水在事故发生时在车外，并非车上人员。车上人员或是非车上人员的判定，应当以事故发生时点受害人的位置来确定。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处于行驶过程之中，且汪关水在车辆之外，该情况在驾驶员周培书所有笔录及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中都是明确的。人保公司上诉称汪关水短暂下车，其身份仍属于车上人员此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二、事故发生区域是否为道路并不影响人保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不说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案涉区域是与道路开放相连非封闭的区域，可以认定为道路。即便该区域不是道路，那么人保公司同样需要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上述法律规范均规定在道路之外的发生的机动车事故和道路上事故并无二致，两者适用的保险赔偿是一致的，且人保公司的保险条款也没有将事故发生在道路之外作为免责的事由。三、保洁公司依法享有向人保公司理赔，要求人保公司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之规定可以明确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也是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同样的，商业三者险在确定保险金请求权人的法理基础与此一致。本案中，案涉车辆由杨村桥镇人民政府交由保洁公司使用，保洁公司员工周培书在工作期间驾驶车辆为被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因此，在发生事故后保洁公司享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请求权。（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车辆保险中，因挂靠等原因导致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相分离，车辆实际所有人在侵权案件中被法院或交通事故处理机关确定为赔偿义务人的，车辆实际所有人提出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应予支持。”该规定实际上已经确立在车辆保险中实际使用车辆的赔偿义务人具有保险请求权。本案中，保洁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事故的赔偿义务人，在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与受害人汪关水家属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了赔偿义务，那么也享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请求权。（三）人保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人保公司一审证据中国人保商业保险条款第5页）对于商业三者险也规定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从该条款也可以明确，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和“允许的驾驶人”在保险赔付时是一致的，已将其视为一体，都享有保险索赔权。（四）本案系由车辆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事件，保洁公司为事故责任人，且已支付赔偿款；杨村桥镇政府为购买保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但杨村桥镇政府即非事故的责任人也未承担事故责任；受害人汪关水家属也因保洁公司履行赔偿行为而得到了相应的损失弥补，并且书面确认保险权益属于保洁公司。因此，本案中保洁公司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四、人保公司无权以车辆存在加高情况而拒绝给付保险金。对于交强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除受害人故意、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外，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都需要不区分责任比例地承担赔付责任（注：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对于商业三者险。首先，人保公司称案涉车辆有过改装，但是改装与事故发生也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人保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车险案件拒赔审批表》也承认根本未就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告知或解释说明，因此不适用于免责。复次，车辆在投保前就已经加高，车辆保险系按现状投保，人保公司同意承保。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但该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双方保险合同在2018年3月10日已经生效，至今已经超过二年期限。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保险公司也不得以此拒绝赔偿。五、本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受害人存在过错，因此应由机动车方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且保洁公司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的金额也在法定范围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需要减轻机动车方的责任，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非机动车方存有过错。本案中根据事故发生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确认（1）驾驶员存在有严重的过错：明知后挡板未固定驾驶车辆会导致后栏板甩出，仍然驾驶车辆前移；未确认汪关水的位置是否安全；错误踩急刹车导致后栏板甩出更加猛烈。（2）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受害人汪关水存在过错。那么，一正一反都说明，机动车方对事故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因此保洁公司基于本案事故而赔偿受害人家属的赔偿款并无不妥。在建德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调解，保洁公司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由保洁公司赔付受害人家属57万元。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死亡赔偿标准计算，因汪关水有职工退休证且生前从事非农工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那么，丧葬费（2017年浙江省在工职工6个月平均工资：61099/12*6=30549.5元）、死亡赔偿金（浙江省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12年：51261*12=615132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仅三项就达到了695681.5元。因此，57万元并未超过法定赔偿金额，亦属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人保建德支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保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建德支公司向保洁公司支付保险金5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建德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案涉浙Ａ3××××号自卸货车车辆所有人为杨村桥镇政府。保洁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起向杨村桥镇政府承包杨村桥镇辖区内的卫生保洁及垃圾清运工作，承包期限为三年，合同每年签一次。承包合同订立后，杨村桥镇政府将该车辆交由保洁公司使用。杨村桥镇政府为该车辆在人保建德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均为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9日止。2018年12月1日13时许，保洁公司指派驾驶员周培书和员工汪关水到建德市××村××镇××村××号垃圾收集站（房）清运垃圾，在该站（房）装运垃圾时，周培书驾驶车辆在移动过程中因操作过失，造成车辆后栏板甩开，撞击处于车身外面的汪关水身体，致使汪关水死亡。次日11时50分，保洁公司员工冯正星向人保建德支公司报案，人保建德支公司随即开展了事故现场查勘、调查询问等核查工作。2018年12月1日，建德市公安局决定对周培书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立案侦查；当日21时建德市公安局对周培书执行刑事拘留，并依法提请建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周培书；建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周培书。建德市公安局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指派法医对汪关水进行尸体检验，鉴定意见是：汪关水系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心脏和主动脉破裂，急性心包填塞死亡。2019年3月29日，建德市公安局以周培书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为由决定撤销案件。2018年12月13日，经建德市杨村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保洁公司与受害人汪关水近亲属汪义川、洪水仙、汪慧芳达成协议，由保洁公司一次性赔偿汪关水亲属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57万元；该款由保洁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3月11日分别向受害人家属支付了37万元、20万元。此后，保洁公司向人保建德支公司申请理赔，但人保建德支公司拒绝赔付。案涉事故虽然未经交警部门进行责任认定，但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认定受害人汪关水在事故中没有过错，保洁公司驾驶员周培书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明，受害人汪关水近亲属因案涉事故致使死亡所遭受的损失，本院审核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的规定，受害人汪关水出生于1950年10月1日，生前受雇于保洁公司从事保洁工作，身亡时已年满六十八岁，按上一年度浙江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261元的标准，计算十二年，即：51261元／年×12年＝615132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按上一年度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的标准计算为30549.5元，即：61099元／年÷2＝30549.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695681.5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村桥镇政府与人保建德支公司就浙Ａ3××××号车辆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受害人汪关水在案涉事故中死亡，是否属于死亡不明的情形；二、本案受害人的损失是否属于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范围；三、保洁公司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四、人保建德支公司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已经产生效力；五、案涉车辆增高后栏板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针对以上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裁判说理：一、受害人汪关水死因明确。建德市公安局指派法医对汪关水的尸体进行检验鉴定，其鉴定意见为“汪关水系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心脏和主动脉破裂，急性心包填塞死亡”，该鉴定意见与周培书的供述及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等有效证据所反映的案涉事故发生经过情况相吻合，据此，一审法院可以确认驾驶员周培书驾驶车辆在移动过程中因操作过失，造成车辆后栏板甩开撞击处于车身外面的汪关水身体，致使汪关水死亡的事实。人保建德支公司以“杨村桥派出所工作存在缺陷，导致相关证据收集不完整，造成周培书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抗辩称受害人汪关水死因不明，该意见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二、本案受害人的损失属于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范围。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属于责任保险合同，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所订立的保险合同，不论企业、团体、家庭或个人，在进行各项业务活动或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对他人的损害，根据法律或契约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以在投保有关责任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虽然案涉事故并非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的道路上发生，不属于交通事故，但是仍属于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之内的保险事故；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案涉车辆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财产、人身损害，人保建德支公司应按照双方合同中的约定，及时承担赔偿责任或给付保险金。三、保洁公司是适格的原告，可以向人保建德支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其理由是：首先，第三者责任保险对象是车辆，保险标的为不特定第三者损失，投保人为车辆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目的为保险人承担保险事故中不特定第三者损失。如第三者责任保险适用范围仅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则会导致部分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该规定赋予了投保人及保险合同其他关系人保险赔偿金请求权，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更是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虽然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适用该条例，但两者在确定赔偿请求权人方面的法理基础并无二致。杨村桥镇政府将案涉车辆交由保洁公司使用，而周培书系保洁公司聘用的合法驾驶人，在驾驶案涉车辆从事垃圾清运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损失。周培书是直接侵权人，即为被保险人。保洁公司基于对投保车辆占有使用的事实，对投保车辆享有保险利益，且已为周培书向受害人近亲属承担了赔偿责任，其赔偿数额并未超过一审法院认定的受害人近亲属所遭受的合理损失，保洁公司依法享有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保险金的同等权利，即保洁公司具备提起保险金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四、人保建德支公司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建德支公司在其提供的自己制作的《车险案件拒赔审批表》上填写了“承保时我司对责任免除条款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容，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相关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由此证明人保建德支公司并没有履行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进行明确说明的义务，故人保建德支公司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效力。五、案涉车辆垫高车身栏板不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杨村桥镇政府将案涉车辆交由保洁公司作为垃圾清运作业工具使用，并为该车辆在人保建德支公司处投保之后，该车辆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及使用人或管理人等因素均未发生改变，保洁公司承认该车辆于2017年就垫高了后栏板，但人保建德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车辆后栏板系保洁公司在保险期间垫高的抗辩主张，因此，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人保建德支公司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故保洁公司在车辆投保前垫高车辆后栏板，并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综上所述，保洁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人保建德支公司所提的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人保建德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保洁公司保险金人民币570000元。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750元，由人保建德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事故责任性质。杨村桥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证明》载明，本案事故系保洁公司员工周培书、汪关水在上山村装运垃圾时，周培书在驾驶案涉车辆过程中因操作过失，造成车辆后栏板意外碰撞汪关水头部，导致汪关水死亡。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亦载明，据送检人（建德市公安局民警）介绍，周培书驾驶垃圾车在杨村桥镇上山村垃圾房内清运垃圾，在驾车向前移动过程中车辆后栏板打到同事汪关水等。上述书面材料系杨村桥派出所民警经现场了解，并对周培书进行多次讯问后作出，虽然在刑事案件中不足以作为认定周培书具有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事实依据，但考虑到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审查重点及证明标准不同，且周培书作为唯一在场人员，其在多次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均作出相对一致的陈述，该陈述具备当时情形下发生案涉事故的较大可能性和合理性，亦符合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情况及汪关水尸检报告载明其系遭钝性外力作用致死的结论，故根据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本案系由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员在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通行时发生的意外事故，且事故发生瞬间，汪关水并不处于机动车车体内/上或上下车过程中。人保建德支公司虽主张案涉事故与车辆通行无关以及汪关水并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意义上的第三者等，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反驳前述公安机关作出的相关认定，或者就汪关水的人身伤亡原因提出其他合理解释，故本院难以采信。（二）关于案涉事故责任是否属于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因承包而导致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的情形，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保建德支公司应当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其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本案属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对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而上述条款并未明确将此情形排除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况且，实践中被保险人与车辆驾驶人分离现象普遍，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设立初衷在于分散投保车辆的使用风险，同时保护因机动车事故而遭受人身损害的第三者。如果只有在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保险人才负责赔偿，则在实质上限制了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范围，势必造成大量交通事故中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情形得不到理赔，不符合责任保险的功能定位和机动车合法使用人的合理期待。因此，本案中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在车辆事故中需对外承担的责任，亦应属于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三）关于保洁公司是否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案涉事故发生于保洁公司员工周培书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故事故责任应由保洁公司承担。同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精神，保洁公司虽然并非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但其作为法律规定的赔偿责任人，且已实际承担赔偿责任，故其有权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保洁公司系以保险纠纷提起诉讼，要求人保建德支公司支付保险金，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未有不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保洁公司与受害人汪关水之间也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向汪关水家属进行的赔偿属于工伤赔偿与侵权赔偿的竞合。而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并非终局性责任，其可以在实际侵权人或法定赔偿责任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其追偿，故保洁公司与汪关水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不影响保洁公司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人保建德支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应当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情形。人保建德支公司主张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对被保险机动车实施了加装、改装，且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应当尽到提示义务。本案中，人保建德支公司出具的《车险案件拒赔审批表》明确载明其未就责任免除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人保建德支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曾就此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在本案中主张被保险人未尽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而免责，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鉴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汪关水对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且保洁公司与汪关水的亲属之间虽采取调解方式确定赔偿金额，但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就相关赔偿事实进行必要审核，并查明保洁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未超出其法定责任范围，故人保建德支公司要求降低赔偿责任比例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人保建德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