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8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从礼，男，1951年1月18日生，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农民，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与被告系父子关系），男，1983年8月13日生，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新时代汽车修配厂工人，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明，辽宁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秀环，女，1950年4月16日生，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农民，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祥，盘锦市大洼区大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谭从礼因与被上诉人史秀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锦市兴隆台人民法院（2020）辽1103民初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从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明、谭永，被上诉人史秀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从礼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20)辽1103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涉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将转让合同认定为租赁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被上诉人的10.63亩土地转让给上诉人耕种，2008年2月22日前若是重新划分土地，被上诉人返还4200元，在此期间未重新分配土地，上诉人将转让费5000元一次性付清，该10.63亩土地则一直由上诉人耕种。签订协议时不仅有双方事人在场，还有见证人刘某，都可以证实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转让而不是租赁。该份协议能够明确的表达双方对这10.63亩土地的处置意愿，就是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转租。虽然双方约定了每年800元租金，但是也不能忽视5000元这一款项。双方并不是持续的按照年800元计算，而是将重新分配土地前的土地使用权都转让给了上诉人，一次性付清5000元，证明双方并未约定年限，而800元仅仅是为了防止2008年2月22日前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情形的出现。这也就证明了双方很明确的选择了该10.63亩土地是转让而不是转包。基于上述对基础事实的论述，可以直接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就是转让协议。二、原审适用法律有误，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被上诉人己经明确知道自己的承包期限，而是否重新分地虽然不可控制，但是双方在约定时，被上诉人肯定考虑过该问题，否则不会签订转让协议。双方当时签订协议时是平等自由的，并且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其他人的见证，刘某可以证实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是转让而不是租赁，所以协议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并成立。现在合同解除的条件尚未达到，不应解除合同。若是在2008年3月份分地，则被上诉人可以重新收回土地并获得5000元的转让费用，那么上诉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吗？当然不可以，这显然是有悖于民法原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双方在彼此都不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时选择了转让方式以及价钱，就是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任何事的认可。国家并未出台政策规定土地不再分配，双方这种情况只是未达成条件，而不是重大变化，所以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律是不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是转让协议，不满足解除条件，应继续履行，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请求。 史秀环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依据生效（2017）辽1103民初26号判决确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土地转让行为，实际为土地经营权转包。故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准确。2、土地经营权应依法取得，上诉人坚持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为转让协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均明确规定土地转让及流转需经乡一级政府备案确认，上诉人的上述观点均违反了上述规定，故此上诉人上诉观点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3、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护一审法院的判决。 史秀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被告将承租的土地交还原告；二、被告承担本案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07年2月，原、被告签订《土地转让（转包）》协议，约定被告承租原告所有的土地10.63亩，租赁期至分地为止，租赁为5000元，被告承租土地后，所有土地费用均由原告支付。双方为此发生过争议，因为土地直补款等问题诉争至法院。因合同约定过于简单，被告支付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导致原告经济利益受损，转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起诉至贵院，望支持原告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2月22日，原告史秀环及其子武占国、被告谭从礼在中间人刘某家商议土地转让事宜，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将其承包的10.63亩土地转让给被告，转让费用为5000元整，如在2008年2月22日前村内重新分配土地，则按800元/年租金支付。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清5000元整。如在此期间分地，则原告需退回被告4200.00元，如不重新分配土地，则一次付清5000.00元，该耕地由被告种到分地为止。协议落款处由原告之子武占国作为转让人、被告谭从礼作为收地人、刘某作为中间人签字并捺印。2017年1月5日，谭从礼因史秀玲将2016年直补款自行领取，遂将其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2017）辽1103民初26号判决，该判决中明确原、被告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实际为“土地经营权转包”，本案原告史秀环与前胡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未解除，其仍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人，本院判令史秀环返还谭从礼2016年土地直补款1063.00元。2019年6月3日，国营兴隆农场前胡分场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原告史秀环系该农场农工，其承包前胡分场土地（合同面积10.63亩）。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虽名为转让，但其性质为转包，即原告将其享有的承包地经营权转包给被告，现原告主张该协议性质为租赁，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应具备租赁期限及租金等基本约定，案涉协议中并未对此进行约定，且双方明确约定如在2008年2月22日前重新分配承包地，则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转为租赁并且要求被告按照800元/年向原告支付租金，原告将承包地收回，如未重新分配土地，则由被告耕种至土地分配时止，该协议附有转为租赁合同时的特殊条件即2008年2月22日前重新分配土地，但该条件并未成就，故该协议符合承包地经营权转包的性质，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现原告欲解除该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耕地承包期为三十年，结合证人陈述，该农场下一轮土地分配期限、是否重新分配均无法确定，原、被告在2007年约定转包价格为包干价5000元，此价格在签订合同时相对公平，但至今已履行了十三年，近些年情势发生变更，农业不断发展，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价格已远远超过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费用，在此情况下如继续履行该合同直至重新分地，会导致原告产生较大损失、双方利益失衡，故对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虽解除双方之间的转包合同，但2020年春耕季已经开始，原告应给予被告一定合理期限，待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将承包地收回，酌定为2020年12月31日前收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史秀环与被告谭从礼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二、被告谭从礼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将原告史秀环名下位于国营兴隆农村前胡分场的10.63亩耕地交还给原告史秀环。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被告谭从礼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谭从礼提交了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6）辽1103民初634号民事卷宗的起诉状、两次庭审笔录、法院调取两份询问笔录（高阳、王长灵）及该案民事裁定书（撤诉裁定）证明：1、被上诉人在该诉讼中明确自认双方的协议是转让协议，其请求为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始终坚持其转让协议无效，因为没有经过被上诉人签字，刘某出庭证实转让的经过，价格的确定，转让费的给付，带领双方去找分场的经过。3、（高阳是16年11月时任前胡分场场长）证明：双方所争议的土地实际使用人是上诉人谭从礼。（王长灵是2007年前胡分场场长）证明：2007年初史秀环将承包土地转让给谭从礼村里都知道。刘某找过村委会让村委会在转让协议上盖公章，王长灵没有同意盖章。村里知道这个事不干涉不管。地一直由谭从礼种，费用由谭从礼交。被上诉人史秀环质证认为：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均是2016年撤诉案件，该案件未经判决，其结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7）辽1103民初26号民事生效判决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为土地经营权转包，且该组证据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经营权转包活动未经乡一级政府进行备案。至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经营权转包不应受法律保护。 本案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人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据此，采取转让方式来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要发包方的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发包方是否同意应当通过双方转让合同书上是否有发包方签字盖章明示批准同意转让或有无报备案来进行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内容看，双方当事人虽然将协议的名称注明为“土地转让”，但协议中约定“地种到分地为止”，可见双方已经对上诉人使用诉争土地的期限进行了约定，并且双方并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合同的性质认定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符合法律规定。且本案中只有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签字，并没有发包方的同意及备案。因此本案中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谭从礼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不利的后果。故对上诉人谭从礼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谭从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审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谭从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 旭 审判员 孙继晨 审判员 温 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