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皖11行终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袁英良,男,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委托代理人雍嵘，安徽天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定远县公安局曲阳派出所，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定城镇竹园路1号。负责人范贵平，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杨波，该所民警。委托代理人杨建友，定远县公安局公职律师。一审第三人沈长林，男，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上诉人袁英良因与被上诉人定远县公安局曲阳派出所（以下简称曲阳派出所）、一审第三人沈长林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2020）皖1125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4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沈长林原系定远县定城镇东园康城（一期）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2019年10月19日17时许，在定远县定城镇东园康城小区12栋楼下，袁英良因不满自家所建的水泥地在创城活动中被挖在自家门口路边骂骂咧咧时，路过的沈长林与袁英良发生争吵，争吵中袁英良用膝盖往沈长林腹部顶了一下。曲阳派出所接警后，经调查询问并结合相关证据，于2019年12月18日以袁英良殴打他人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袁英良作出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的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袁英良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袁英良不服于2020年2月24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曲阳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9日以殴打他人为由对袁英良进行立案查处，2019年12月20日，向袁英良送达了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曲阳派出所根据袁英良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袁英良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关于本案处罚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曲阳派出所自2019年10月19日受理案件至2019年12月20日才送达对袁英良的行政处罚决定，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最长六十日期限，应属程序轻微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由于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袁英良实施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虽然超出法定办案期限，但对袁英良应在本起纠纷中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产生实际影响，亦未对袁英良权利产生实际影响，该行政处罚决定不应当被撤销。据此，袁英良要求撤销曲阳派出所作出的袁英良作出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曲阳派出所具有作出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应职权，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轻微违法，但对行政处罚结果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定远县公安局曲阳派出所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的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袁英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英良负担。上诉人袁英良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其殴打事实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应选择性信对其不利的证。朱某、杨某、管某三人的证言与同时是曲阳派出所提供的万保、李某、穆某、杨中元的证言证实相矛盾,一审法院并没有证据排除上述证言相互矛盾的事实和依据,选择性认定朱某、杨某、管某三人的证言,有违事实和法律的公平公正；二、朱某、杨某、管某二人的证言本身存在瑕疵。首先，朱某的证言记录的是“听”到吵架,说明其当时并不在现场,当时天已黑,且朱某是73岁的老人,假定其真用膝盖顶了沈长林一下,这一瞬间的动作朱某是如何讲得身临其境的,故该证言不可信。其次,该三人与沈长林均有利害关系,朱某系沈长林的堂婶,杨某是沈长林的临时雇员,在小区里临时做些杂活,管某与沈长林同在业主委员会工作系同事关系。该三人的证言可信度极低。再次,从万某的证言可见万某看见了从沈长林出现在其面前到双方发生争吵后其被人拉走的整个过程,没有看见其殴打沈长林。杨中云也是看到整个过程的目击证人也证实双方没有肢体接触,李某、穆某讲没看见打,一审法院对该四名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无任何说理就不予采信,实难让人信服；三、沈长林的住院病历表面上记载是“外伤”,但从病历的记录和其提供的杜永军的证明材料来看,沈长林并没有伤。首先沈长林的报警记录上称其是用脚打他的,并没有讲用膝盖顶,对沈长林自认的事实法院也没有采信;其次,整个住院病案除沈长林主诉腹痛外,检查结果都是其自身疾病与外伤无任何关系:再次,病案记录住院天数23天,但沈长林实际在医院住院仅间断的住院3天即10月19日、11月1日、11月6日,而10月19日事发当晚到11月1日时隔12天,沈长林到底为什么住院,是因为有伤还是别的原因,结合他在小区的所作所为一目了然。最后,沈长林如果真有外伤，拒绝做伤情鉴定也不合常理；四、一审时为查明案件事实,其申请法院要求朱正、杨某、管某三人出庭接受质询,法院没有同意其合理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曲阳派出所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完全不尊重事实的认定,从一审时其提供的证据同时证实沈长林品行不端,在小区胡作非为侵害包括其在内的业主权利,已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此次争端沈长林在医院住院23天,花去7000多元费用,如果此次不能公正判决。下一步势必对其造成更不公正的影响。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曲阳派出所作出的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曲阳派出所辩称，一、朱某、杨某、管某的证言足以认定事实，李某称听说双方发生撕扯，侧面证明有肢体接触，万某称没有看到，穆某称与人聊天没有看到，以上证人与朱某、杨某、管某的证言并不矛盾。朱某在笔录中将双方发生冲突时语言描述的非常清楚，能够证实发生了殴打行为；二、殴打他人行为，公安机关处理的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沈长林伤情与案件处罚的幅度与性质有关系，但是住院时间和花费与案件本身无太大关联性，只是作为日后民事诉讼的依据，只要袁英良有殴打他人的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三、关于证人出庭问题。证人到公安机关作证，本应当保密，三名主要证人及其他证人有公安机关笔录就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无需到庭接受质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沈长林未作陈述。曲阳派出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袁英良的询问笔录，证明袁英良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二、受害人沈长林的询问笔录，证明沈长林被袁英良殴打的事实；证据三、朱某、杨某、万某、李某、管某、穆某、杨中云证人证言，证明沈长林被袁英良殴打的事实；证据四、现场勘验笔录、照片、现场图，证明事发现场情况；证据五、沈长林的病历、用药清单，证明沈长林受伤住院情况；证据六、东园康城业主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证明沈长林是业主委员会主任；证据七、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陈述申辩复核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履行了相关法律手续，办案程序合法。袁英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袁英良身份证，证明其身份情况；2、沈长林住院病历，证明除沈长林主诉腹痛外，其他检查均系正常，病历第一页现病史：记录均是正常的；体格检查可见全身皮肤正常，腹部正常；触诊腹部无压痛，专科情况，左下腹压痛阳性与全身多处软组织压痛阳性说明正常的，全身软组织没有受伤。各项检查单除沈长林的左肾结晶、肠息肉、直肠炎等自身疾病外无其他任何外伤疾病。长期医嘱单显示沈长林仅住院3天，各项检查均非因为外伤，治疗也是治疗其自身疾病，并非外伤性疾病，该病历及所支出的费用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3、杜永军的证明材料，证明沈长林于10月20日、21日、22日带人拆除雨棚，进一步证明沈长林并无外伤；4、关于对东园康城业主委员会有关事项公告，证明沈长林作为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违规行为严重侵害了业主权益的事实。沈长林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上述证据均随卷宗移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九条的规定，曲阳派出所作为报案所指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派出所，对案件展开调查及作出处理决定系履行法定职责。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曲阳派出所对袁英良作出的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即本案中袁英良有无殴打他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三)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对于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本案中，曲阳派出所洪武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了案件当事人袁英良、沈长林，询问了相关证人。通过对受害人陈述、违法嫌疑人辩解及证人证言的审查，足以认定沈长林与袁英良发生争吵，争吵中袁英良用膝盖往沈长林腹部顶了一下的事实。袁英良称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且朱某、杨某及管某的证言存在瑕疵，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关于此点，对于证人朱某在曲阳派出所办案中心中陈述“那个男的就对着沈长林讲就是骂你的，讲过之后那个男的就走到沈长林跟前用膝盖顶沈长林小腹部位置”、杨某在接受曲阳派出所民警的讯问中陈述“那个男的骂完就上来用膝盖王沈长林肚子上顶了一膝盖”及管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内容为“袁英良走到沈长林面前，用双手扶着沈长林肩膀，用膝盖磕了沈长林小腹位置一下”能够印证袁英良用膝盖往沈长林腹部顶了一下的事实。而对于双方是否存在打架的行为，证人穆某陈述为“我没看到，我在跟旁边人聊天”，证人李某陈述为“当时我不在场，后来我回去听住户讲的”，证人万某陈述“他们在路边，我当时在我家门口站着”，“我没有看到他们发生肢体冲突”，仅有杨中云陈述“没有动手”。故朱某、杨某及管某的证言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之间并不矛盾，因此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袁英良陈述沈长林仅在住院病历表明上记载“外伤”，但住院病案中的治疗与“外伤”无任何关系，故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及无法律依据，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案件是公安机关对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损害后果仅是处罚轻重的衡量要素。故其要求撤销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曲阳派出所根据袁英良违法行为的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袁英良作出定公(曲阳)行罚决字[2019]4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对于其办案超期问题一审判决已经予以指出及处理。综上，袁英良的上诉主张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确认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适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英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珺梅审判员  王忠良审判员  苏春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俊计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