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5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威，男，1958年7月5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明，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豪，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伟，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东盛大街333号。 法定代表人：韩敬芝，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明，系该中心党组书记。 上诉人王威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扶贫中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明、于豪，被上诉人李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雷，被上诉人扶贫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威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2、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提请的反诉请求即被上诉人李伟给付上诉人王威交纳的水费130,000.00元；3、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提请的反诉请求即被上诉人李伟给付上诉人王威垫付的水田设施维修款2,800.00元；4、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提请的反诉请求即被上诉人李伟给付上诉人未依约交纳第二次、第三次土地承包款的利息损失；5、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一审认定的诉讼费数额。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将涉案的土地及时返还，停止侵害，继续履行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错误。认定理由：一是2017年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伟发生了争议；二是2017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李伟给王威的短信欲协商解决该纠纷；三是被上诉人李伟因涉案土地面积问题于2018年3月14日向本院起诉，在该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及合同是否终止的问题，王威亦向李伟主张索要剩余的承包款；四是诉讼结束后，李伟欲向王威交纳后两期的承包款未果，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00元提存公证处；五是2018年、2019年涉案土地一直由李伟经营，如合同终止，案涉土地不应由李伟经营，收取承包费；六是李伟提高涉案土地承包费，有合同依据，没有侵害农民的利益；七是上诉人王威处存有其代李伟收取的承包款350,000.00元；八是二被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1、诉讼不是被上诉人李伟延迟交纳土地承包款的法定和约定理由。按照《补充协议》第五条“李伟应在2017年12月30日向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款600,000.00元；2018年6月30日向王威交纳欠土地流转款525,000.00元。如到期不能按时交纳，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王家泡基地的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省扶贫中心”。由于李伟没有交纳上述两笔水田流转款，直接导致了协议于2017年12月30日自行终止。尽管李伟曾与2018年4月以水田数量争议起诉王威，但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李伟提起诉讼就可以延迟给付土地流转款，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在合同已经终止的前提下，判决“继续履行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没有法律根据。2、双方当事人未在该诉讼中提及合同是否终止并不影响合同终止的事实状态，更不代表上诉人王威同意李伟延迟交付承包款。李伟曾于2018年4月以水田数量不符合同约定为由起诉王威，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李伟彻底败诉（详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吉民申352号判决书）。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承包地数量纠纷，而不是合同履行与否（终止）纠纷，案由完全不同，是两个独立的诉求和法律关系，因此，在承包地数量纠纷中没有提及合同终止问题，不仅符合“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而且恰恰符合诉讼规则。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决“继续履行合同”，不仅没有根据，而且十分荒唐。3、无论李伟2017年12月30日是否给王威短信欲协商解决该纠纷并不影响合同终止。首先，该短信的内容并未表达协商之意；其次，上诉人王威未收到该短信，没有证据证明该短信是否发出；再次，该短信在没有得到上诉人王威承诺的前提下，不会导致李伟延迟交付土地承包费的结果，一个短信复印件怎能改变或代替补充协议第五条。更不应认定上诉人王威默认合同继续履行。4、只要存在李伟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第五条交纳余下承包款的事实，无论上诉人王威是否在诉讼中向李伟索要承包款，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均不会因此改变。首先，上诉人王威主张或索要承包款有合同依据，这是李伟应尽的合同义务，在李伟违约行为发生后，上诉人的任何主张和维权行为都是正当的：其次，即便上诉人王威索要行为发生合同终止日2017年12月30日之后，只要李伟没有交纳余下承包款的事实存在，就不会因此改变合同终止的事实状态和合同终止的时间。再次，如果索要是一种要约，这也是附条件的，即“李伟立即交纳余下的承包款”，否则要约不会成立。一审法院以此“索要”为由，在故意忽视要约条件下，认定上诉人王威同意李伟在合同终止后继续履行合同，是对法律的亵渎和歪曲，更是断案不公的生动写照。5、诉讼结束后，李伟欲向王威交纳后两期的承包款未果，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00元提存公证处，无论这一情况是否真实，均不影响合同终止。首先，李伟交纳余下承包款的时间合同有明确的约定，并不受诉讼进程影响；其次，在李伟败诉且合同终止后，无论该款是否提存公证处，均不会改变合同终止的事实状态。6、李伟没有经营2019年涉案土地，李伟收取农民2019年土地承包费完全是李伟单方违法行为。首先，李伟除了私自收取农民2019年土地流转款外，在2019年没有任何经营行为；其次，所谓的“2019年涉案土地一直由李伟经营”是法官臆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再次，一审法官自己设定一个“一直经营”的伪命题，然后再以“如果”做反向推理，得出了一个自己想要的与事实相悖的结论，这一低级错误严重地违背了法律规定。错误的前提必然推出错误的结论。最后，李伟收取农民2019年承包款是在王威不知情、不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是在合同已经终止、没有收款依据情况下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试图以李伟的单方违法行为，绑架王威的意志，进而推断出“王威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结论”，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充分暴露了一审法院枉法裁判的主观故意。7、李伟提高涉案土地承包费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合同约定。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李伟收取农民承包费不提价，稳定民心”，同时约定：由于村民不接受李伟收取2018年承包费，李伟收取农民上访。在此背景下，李伟请求王威、扶贫中心代收承包费。这不仅说明李伟“坑农害农”的秉性，也充分证明了李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良居心。更为重要的是争议土地的终极目的是让农民“扶贫攻坚”、“脱贫致富”，而不是让李伟从中盘剥和渔利。卷中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该土地的使命，但一审法院公然违抗党中央的精神，无视农民利益，将李伟提高地价定性为合法权利。这不仅违背了合同的本意，也与当前党中央指示背道而驰。8、上诉人王威处存的355,000.00元不是李伟按补充协议第五条交纳的余下承包费。355,000.00元是王威代李伟收取的、农民缴纳的土地流转款。其性质是农民缴纳的“土士地流转款”，是李伟同意留存王威处而已。但“留存”行为并不能改变该款的性质，更不能改变李伟没有交纳承包款的事实。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不可互相代替。一审法院试图以355,000.00元在王威处为由，进而认定王威收取了李伟部分承包款，并推出李伟交纳了承包款、进而认定合同没有终止的结论。但这一审判思维和推断不仅违背了现有证据和事实，同时，充分暴露一审法院不顾“李伟交纳了355,000.00元承包款”与“王威以行动同意延迟交纳”的矛盾而强行认定的不公之心。9、二被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纵观本案，上诉人提交多达上百份的证据（详见证据目录），甚至几倍于被上诉人李伟提交的证据，但判决书证据采信一节表明，凡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被采信，凡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未被采信。一审法院以“二被告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与卷中大量证据不符。综上，李伟提起诉讼不是延迟交付承包款的理由，并不影响合同的终止；李伟的短信因不真实、没收到、无认证不可采信；无论王威在诉讼中是否提及合同终止均不影响合同终止的自然状态；无论王威何时、是否索要余下承包款，只要李伟没有交纳，就不影响合同终止的自然发生和终止的时间；李伟收取2019年流转款是其单方违法行为，不代表王威同意其在合同终止后继续承包2019年的涉案土地，更不代表王威默认了变更合同的履行期限，当然不会改变合同终止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扶贫中心将涉案士地部分转包鲁庆，收取转包费31,302.00元，取得不当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受损失的李伟有权请求扶贫中心返还不当利益”错误。认定理由是：一是扶贫中心转包没有法律依据；二是收取鲁庆31,302.00元是“不当利益”；三是受损失的人李伟有权请求返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1、扶贫中心有权将涉案土地转包给鲁庆并收取31,302.00元流转款。按照《补充协议》第五条“如到期不能按时交纳，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王家泡基地的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省扶贫中心”。李伟到期未交承包款是不争事实，无条件交回承包地是其承诺，王威交还土地给扶贫中心是各方的共识，对照合同约定和本案事实，扶贫中心在合同终止后收回涉案承包地并转包鲁庆符合包括李伟在内的各方意愿和相关法律规定。2、李伟没有不当利益返还请求权。鲁庆与扶贫中心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交易的31,302.00元土地流转款与李伟没有任何关系。按照民法总则李伟不是“受损失的人”，其没有返还请求权。3、李伟与王威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终止。由于李伟与王威的承包合同已经终止，李伟丧失了基于涉案土地的承包权，自然无权对外发包，当然无权收取鲁庆的31,302.00元流转款。三、一审法院认定“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代为交纳的130,000.00元水费证据不足”。认定理由是：王威提供的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与本院调取的王威2017年12月25日、29日交纳的水费票据及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鲁铭出庭证言不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不能成立。理由是：1、王威提供的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加盖了管理所的公章，其证明效力在自然人鲁铭之上，同时，该证据时间也在鲁铭作证时间之后。2、法院调取的票据并未否定王威代李伟交纳了2018年的水费。3、李伟从未交纳水费。李伟承包2018年土地是事实，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2018年的水费，但李伟承认他没有缴纳2018年涉案土地水费，也未提交水费票据。四、一审法院认定“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垫付的水田设施维修款2,800.00元因李伟并未委托王威代为维修相关设施，本院不予支持”。认定理由一是李伟没有委托王威代为维修；二是王威仅提供票据；三是合同并未终止，李伟有权决定维修事宜；四是没有证据证明维修事实是否发生。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不能成立。理由是：1、李伟是否委托应从本案的综合证据认定。王威提供了维修票据、合同、照片以及相关证明，并非没有证据证明维修事宜是否发生。此外，大量证据表明：李伟委托王威收取农民2018年土地流转款和水费，按照此委托王威直接与农民协调和沟通有关土地流转的相关事宜，面对农民王威是李伟事实上的“代言人”。“委托”是李伟所签全部合同应有之意，无需所谓的独立委托书。2、维修是维护农民利益的需要。农民种地离不开设施的完好与维修，在有照片和有关部门文件证明设施存在损坏和隐患的前提下，王威按照农民的要求实施了维修，并发生了维修费，应由李伟支付。3、无论李伟与王威合同是否终止，只要是李伟的义务，且王威代为履行，李伟就应当给付维修费。五、一审法院认定“李伟确实未及时交纳案涉土地第二次、第三次承包费，虽然发生了诉讼，但延迟交纳案涉土地承包费应给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李伟给付利息损失的期间应按合同未终止前提计算，王威可另行主张权利”。认定理由是：一是虽然发生诉讼，但李伟应按期给付承包款；二是因合同并未终止，故给付利息损失期间应当调整；三是王威可另行主张。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不能成立。理由是：1、诉讼不是李伟不交纳余下承包款的理由，若没有交纳就应当以合同终止为前提或节点计算利息损失，而不是按合同未终止前提计算。2、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李伟应当给付利息损失，在上诉人提出反诉且开庭审理完毕的前提下，做出“另行主张”违背诉讼法的规定，同时也证明了一审法院对待正诉和反诉的不公平。六、一审法院违法收取诉讼费。一审法院共收取了诉讼费五万多元，其中李伟的正诉“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按照合同标的额收取了本案的诉讼费，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应按争议额收取的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违法，适用法律不当，特此提出上诉。 李伟辩称，一是涉案耕地是扶贫中心开发享有经营权至2026年。扶贫中心先后授权张大志、王威承包耕地是内部管理性质。王威是扶贫中心副主任，属在职公职人员。扶贫中心对外通过招标形式以王威名义将土地承包给李伟，发包主体仍是扶贫中心。二是2017年12月形成的《补充协议》是“求助王威背景下”不得已形成的。不是对通过投标程序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实质条款的补充、更正。三是李伟没有违约。王威收承包费不交给李伟的行为违规；被答辩人在2020年初继续以“合同终止”为由干扰李伟履行合同，收取承包费；王威不应干涉答辩人经营自主权。四是，1、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未经法律授权的执法机关的仲裁、诉讼程序，任何一方无权单方终止或解除合同。2、本案所涉《基地指标管理责任书》是意向性协议。3、王威出示扶贫中心的招标通知及明细，虽是内部文件，但招标文件具有证据关联性、客观性、真实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4、王威未提出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是否符合终止条件。在一审反诉及本次上诉中，均以自己是裁判者身份自行裁决合同已终止，并要求法庭接受其裁判结果。本案根本没有出现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不符合终止条件。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判。 扶贫中心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王威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停止对李伟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土地（位于大安市××镇境内）的侵害，将该土地交还给李伟”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李伟对承包的王家泡3,533亩水田，在2017年12月30日不再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于李伟违约欠钱不还在先，至使合同在2017年12月30日已经自行终止。李伟不再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我中心依约将案涉水田收回，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3、我中心依法依约将案涉水田收回，并流转给村民耕种，是正当行驶我中心的权利。二、一审法院判决“李伟与王威继续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是错误的。1、李伟违约，致使《种植水稻承包合同》自行终止。2、案涉水田现实际经营权人为省扶贫服务中心。3、一审法院以李伟短信截图复印件、公证书认定合同的终止状态已经改变即违背了证据规则，也与事实不符。4、李伟将王威的承包款提存到公证处是不对的，李伟完全可以将钱转入王威专用账户。5、李伟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该地118户村民是不同意的。李伟擅自提高承包费，引起民愤。 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停止侵害，返还由二被告收取的2020年水田承包费31,302.00元，继续履行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了《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提供位于大安市××镇境内由扶贫中心在王家泡开发的7,000亩水田，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总价款为5,625,000.00元。合同签订后，李伟支付4,500,000.00元承包费给王威，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2018年6月30日前向王威交纳土地承包费1,125,000.00元承包费，在此期间李伟与王威因水田面积及代为收取承包费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法院，至2019年10月白城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909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返还李伟多交的承包费1,605,376.45元，维持了将王威代收取的土地承包费355,000.00元给付李伟。该判决生效后，李伟与王威联系交纳后期1,125,000.00元承包费问题，王威置之不理，李伟无奈之下在扣除款项355,000.00元将剩余承包费770,000.00元提存至公证处，交付给王威。至2019年11月14日，李伟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全部义务。现得知二被告正将属于李伟承包的水田又对外发包，并未经李伟许可擅自向种植户鲁庆收取2020年水田承包费31,302。00元。李伟认为，其是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基地水田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二被告无权将上述水田对外发包，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李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维护李伟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王威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要求李伟给付王威代缴的130,000.00元水费；2、要求李伟给付王威垫付的维修款2,800.00元；3、要求李伟完成在承包期间对设施的维修和维护；4、判令李伟赔偿因其不履行合同给王威造成的损失33,606.79元；5、判令李伟偿还王威为其垫付的土地承包款70，677.00元；6、要求李伟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8日、2017年12月1日，王威与李伟先后签订水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承包期限为9年（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按照协议约定李伟承担并负责交纳水费，但李伟委托王威收取了农民的水费的同时，还委托王威交纳水费。王威受季伟的委托，代李伟交纳了2018年的水费130,000.00元，该费用应由李伟承担，负责返还给王威。在李伟承包期间，王威还按照李伟的意见对设施进行了维修，发生维修款2,800.00元，该款李伟应该返还王威。按照2017年6月8日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在承包期间“水田水利工程由乙方（李伟）维护维修”，但李伟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维护维修义务，造成了水道堵塞和设施损坏，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李伟应当履行该义务。按照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第三条和《补充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李伟应当于2017年12月30日交纳第二笔土地承包费600,000.00元，于2018年6月30日交纳第三笔土地承包费525,000.00元。但李伟违反约定未履行上述义务，在造成合同自行终止的同时也造成了王威不能按期收取该款的后果，至少产生了该款银行利息的损失。该损失计算期间应该是自李伟应交后两期承包费起，截止王威收回水田日（2018年11月30日）止，即第二笔流转款600,000.00元的利息损失24,026.30元（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银行利率）与第三笔流转款525,000.00元的利息损失9,580.49元（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之和，合计33,606.7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将其承包的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境内的水田，转包给李伟经营，约定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费为5,625,000.00元，承包费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承包费4,500,000.00元，李伟已经交纳，第二次承包费600,0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交纳，第三笔承包费525,000.00元于2018年5月30日前交纳。双方当事人因案涉土地的面积争议，李伟未交纳第二次、第三次的承包费，但李伟于案涉土地的诉讼结束后，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00元提存于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王威处有其代李伟收取的承包费355,000.00元，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6月8日，李伟与王威签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将其承包自扶贫中心的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境内的水田，转包给李伟经营，约定承包期限为9年，自2017年9月至2026年9月，承包费为5,625,000.00元，承包费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承包费4,500,000.00元，李伟已经交纳，第二次承包费600,000.00元于2017年12月30日前交纳，第三笔承包费525,000.00元于2018年5月30日前交纳。虽然二被告认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李伟未交纳第二次、第三次的承包费，并擅自提高案涉土地承包费，侵害农户的利益，违反约定，导致李伟与王威达成的关于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已经终止，案涉土地已经由扶贫中心收回。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确实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于2017末发生争议，李伟于2017年12月30日发送给王威的短信息欲协商解决该纠纷。李伟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于2018年3月14日向本院起诉，案涉土地的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及合同是否终止的问题，王威亦向李伟主张索要剩余承包款。诉讼结束后，李伟欲向王威交纳第二次、第三次承包费未果，李伟于2019年11月15日将应交纳的承包费770,000.00元提存于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同时，2018年、2019年案涉土地一直由李伟在经营，如合同已经终止，案涉土地不应再由李伟经营，收取承包费。同时，二被告认为李伟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提高承包费，侵害农户的主张，但李伟与王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李伟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合理提高案涉土地的租金。且二被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二被告应将案涉土地及时返还，停止侵害，继续履行李伟与王威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扶贫中心已经将案涉土地转包给他人，现又于2019年11月14日将部分案涉土地对外转包给鲁庆，收取承包费31,302.00元。但扶贫中心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李伟有权请求扶贫中心返还不当利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扶贫中心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31,302.00元返还给李伟。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代为交纳的130,000.00元水费，并提供了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证实自己的主张，但该份证据本院并未采纳，且该份证据与本院依法调取的王威于2017年12月25日、29日交纳的水费票据及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鲁铭出庭作证的内容不符，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王威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垫付的水田设施维修款2,800.00元，但李伟并不同意给付，认为其并没有委托王威代为维修案涉土地的相关设施。本院认为，因李伟并未委托王威代为维修相关设施，且王威仅提供票据，无法证实其是否进行了维修，故本院对王威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因李伟与王威承包合同并未终止，尚在履行期内，李伟是否维修相关设施，如何维修，应由其自行决定，同时，并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案涉土地的水田确实发生了损坏。但如案涉水田的相关设施确实发生损坏，李伟应及时维修和维护，以保障承包户能更好的耕种水田，保障承包户的利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因案涉土地的面积问题发生争议后，李伟确实未及时交纳案涉土地的第二次、第三次承包费，虽然发生了诉讼，但延迟交纳案涉土地承包费，应给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可得利益作为一种可期待利益，在合同成立后即依法产生并受法律的保护。本案王威在该案中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已经终止，其索要的是李伟应给付承包费至其主张合同终止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但因合同并未终止，故李伟给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提存至公证处之日）。故李伟在给付王威剩余土地承包款时，应给付相应的利息，其中600,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525,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王威可另行主张权利。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其代垫付的租金70,677.00元，并提供交款票据证实其主张，虽然李伟不同意给付，并认为其并没有委托其代为交纳该笔款项，但王威交付该款170,000.00元(2017年至2020年）是事实，且李伟与王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款项由李伟承担。现王威要求李伟给付增加的租金款70,677.00元，对王威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王威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停止对李伟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土地（位于大安市××镇境内）的侵害，将该土地交还给李伟；二、李伟与王威继续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三、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其收取的案涉土地承包费31,302.00元返还给李伟；四、李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王威代为交纳的租金70,677.00元；五、驳回王威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1,394.00元，由王威、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28.00元，由李伟负担783.00元，由王威负担1,64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王威提交了2020年6月3日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开具的王威交纳稻田水费130,000.00元票据两张、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补充证明一份，证明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在经过对2014年至2019年水费交纳情况进行核查后确定，王威在2017年12月交纳的130,000.00元水费是替李伟交纳的2018年水费。扶贫中心质证后无异议，李伟质证后有异议，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属于新的证据，于本案无因果关系。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王威与李伟于2017年6月8日签订《种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王威将其承包的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王家泡境内的水田，转包给李伟经营。后双方又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其中《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李伟同意，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李伟应在2017年12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土地承包费600,000.00元；2018年6月30日向甲方王威交纳欠土地承包费525,000.00元。如到期不能按时交纳。李伟同意双方签订的合同自行终止；李伟同意无条件将甲方流转给自己的王家泡基地的全部水田，由王威自行全部收回，归还给省扶贫服务中心；李伟同意，由于自己原因，造成了一切损失，由李伟自行承担，与王威无关。2、王威、李伟在2018年、2019年因案涉土地面积等问题诉争至法院。其中生效判决确定王威应给付李伟收取的土地承包费355,000.00元，王威至今未给付给李伟。3、李伟未能如期向王威交纳第二笔、第三笔承包费。李伟于2019年11月15日向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提存土地承包费770,000.00元。4、2019年11月14日扶贫中心将部分案涉土地对外转包给鲁庆，收取承包费31,302.00元。4、王威曾在2017年12月25日、2017年12月29日向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交纳水费130,000.00元。 一、关于王威主张李伟延迟交纳承包费，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双方协议自行终止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会自行终止，只有符合上述七种情形之一，合同权利义务才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的内容，应确定为双方约定的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在李伟未按约定的时间及时交纳承包费时，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王威可以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王威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经审理查明，在解除条件成就后，王威并未通知李伟解除合同，并在2018年1月6日仍代李伟向农民收取承包费，亦在得知李伟收取了2019年（2018年收取）农户承包费时，未主张任何民事权利，故王威主张在2017年12月30日双方合同自行终止，本院不予支持。李伟与王威之间合同并未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亦未终止，双方签订的《种植水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仍然有效，李伟仍对案涉土地享有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王威、李伟应继续履行合同。 依照生效判决王威应给付李伟收取的土地承包费355,000.00元，而李伟尚欠王威1,125,000.00元土地承包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王威、李伟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李伟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王威主张355,000.00元不是李伟按《补充协议》交纳的承包费，本院认为金钱为种类物，双方并未对该笔款项进行约定，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为专款专用。故李伟主张与王威之间在355,000.00元范围内债务相互抵销，本院予以支持。李伟提交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公证书》一份，证明已将剩余承包费770,000.00元进行提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二）债权人下落不明；（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规定，李伟自此完成了交纳承包费的全部义务。基于王威与李伟、王威与扶贫中心的合同合法有效的基础上，扶贫中心2020年将案涉土地流转给他人并收取承包费的行为依法无据，则收取的31,302.00元应予返还给李伟。 二、关于王威反诉请求李伟返还130,000.00元水费，本院认为，王威在此次审理中提交了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补充证明》，以及大安市月亮泡东灌区管理所补开的发票，充分证明王威在2017年12月交纳的是2018年水费。李伟自认（2018年10月30日大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882民初523号案件庭审笔录）王威代其收取的355,000.00元承包费中包含了130,000.00元的水费，现李伟主张355,000.00元在其应支付的1,125,000.00元承包费中抵销，那么在王威已代李伟交纳了2018年水费的情况下，李伟应当予以返还。 三、关于王威反诉请求李伟返还垫付的水田设施维修款2,800.00元，本院认为，王威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该款项的支出是否应用于李伟承包的地块，亦无法证明水田设施是否存在损坏、损坏程度、是否需要维修、是否进行了维修等，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王威反诉请求李伟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纳承包费产生了银行利息的损失，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李伟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在履行义务后，仍应就占用应付承包费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李伟给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提存至公证处之日），其中600,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525,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 关于王威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法收取诉讼费，本院认为，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的规定，不在本案中处理。 综上所述，王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撤销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李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王威代为交纳的2018年水费130,000.00元。 四、李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王威利息损失，其中600,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525,000.00元承包款的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2019年11月15日止； 五、驳回王威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1,394.00元，由王威、吉林省扶贫服务中心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428.00元，由李伟负担2,378.00由李伟负担元，王威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394.00元，由王威负担47,822.00元，由李伟负担3,57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刘 昕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