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青28行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兰，女，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格尔木市。   委托代理人苏合群，青海彰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格尔木市机场路12号。   法定代表人祝元甲，该镇镇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达来，男，1975年6月28日出生，蒙古族，该镇干部，住格尔木市。   委托代理人李子豪，青海盐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桂兰，女，194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格尔木市。   上诉人张玉兰与被上诉人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第三人李桂兰其他行政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2020）青2802行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合群，被上诉人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达来及委托代理人李子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桂兰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张玉兰与第三人李桂兰之子熊增能曾系夫妻关系，第三人与原告曾系婆媳关系，原告张玉兰在服刑期间与熊增能尚存在夫妻关系，其名下的宅基地位于政府拆迁范围，熊增能以拆迁时原告尚在服刑期间为由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其注明拆迁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委托其母亲（第三人）李桂兰办理原告名下宅基地拆迁的事宜。第三人称因原告在服刑期间，身份证在第三人家中，故由第三人持原告身份证及熊增能出具的委托书办理了拆迁事宜，并与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被拆迁人为张玉兰，第三人李桂兰系委托代理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被告补偿了房屋，第三人将房屋进行了置换，将原本补偿给原告的房屋调换给了案外人王赟玺，并由第三人领取了拆迁安置中发放的款项。另查明，案涉房屋拆迁之前由第三人李桂兰、熊增能及原告的两个孩子居住，原告出狱后与熊增能等一起居住在别处，第三人李桂兰告知原告其服刑期间房屋已被拆迁，安置房为出狱后原告居住的房屋，发了补偿款1万元。再查明，原告认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平合理，但认为该拆迁房屋属于原告个人，原告未授权第三人办理拆迁事宜，认为被告未尽到审查义务，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征收行政协议纠纷。关于本案时效问题，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青2802行初2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张玉兰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张玉兰上诉至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中院认为张玉兰于2018年3月15日向法院申请调取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乡）中村六社房屋买卖合同，拆迁材料及安置房和补偿款等全部档案材料，在法院调取的材料上标注日期为2018年4月4日，故原告张玉兰知晓协议内容的时间应是2018年4月4日，认定原告张玉兰的起诉期限未超过，本案不宜重复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李桂兰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问题。被告因建设需要，经协商与原告代理人即第三人李桂兰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的一方签订人即第三人李桂兰虽不是该被征收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但属于该被征收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家庭成员，即与该房屋登记产权人原告张玉兰系婆媳关系，且在原告张玉兰服刑、其丈夫外出务工期间为该房屋实际居住和使用人，以上所有情况足以使拆迁人在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且拆迁人在与第三人李桂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不存在恶意，签订协议遵守了城市房屋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损害房屋所有权人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原告亦认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公平合理，现协议已履行完毕。2011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2015年原告张玉兰出狱，原告虽不知协议的具体内容，但对安置房、补偿款以及家人代自己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知晓的，直到2016年原告与熊增能离婚后，至2018年双方才因该协议发生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第三人李桂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为签署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有效。第三人李桂兰提供的《委托书》无原告签字，被告未将《委托书》、原告身份信息与原告本人核实属程序瑕疵，但并不足以认定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张玉兰作为涉案房屋所有人认为第三人李桂兰在没有房屋所有权人书面同意或授权情况下擅自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进而要求确认被告的拆迁安置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张玉兰的诉讼请求。   张玉兰上诉称：一、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二、请求依法确认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据此拆除郭勒木德镇中村六社上诉人自建住房（宅基地使用权证号：郭宅集用2005第6-270号）及向第三人支付被拆迁房屋补偿款、过渡安置费、一次性安置费、提供郭勒木德镇印象小区2栋4单元101室安置房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三、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拆迁房屋补偿款23304.8元，过渡安置费7000元、一次性安置费20000元，合计50304.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1年6月1日计至2020年1月16日为28661元，此后每日按9.096元计算至付清上述款项之日）。四、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交付郭勒木德镇印象小区建筑面积90.05平方米楼房住宅一套。五、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赔偿房屋租金损失（自2011年12月7日计算至2020年1月16日为59240元，此后按每日20元计算至交付第三项诉讼请求所述房屋之日）。六、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李桂兰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李桂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合同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统一，它既是一种合同，又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就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事项，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设立、变更和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行政合同是对公共事务的约定。所以行政合同的签订必须本人签字确认，除非有书面授权，否则第三人不应视为其代理人。行政合同的违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行政合同中的公共利益受法律保护。在本案中第三人使用了冒用的张玉兰的身份证，该身份证除了名字与上诉人相同，其他的信息均不相符，属典型的合同欺诈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属无效合同。且被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签订审核不严，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理应赔偿上诉人由此产生的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驳回其上诉请求。1.上诉人称2016年5月，其与第三人之子离婚，第三人以房屋是她的为由将上诉人赶出房屋。答辩人已按照法律规定将置换房屋及补偿价款等全部交付，但婚内财产分割问题不属于行政纠纷，应由上诉人与第三人之子自行解决，如无法解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故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起诉。3.如果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系行政法律关系，且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之诉亦不能成立，第三人的行为完全构成表见代理，故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李桂兰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第三人李桂兰与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能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因当时上诉人张玉兰正在服刑，其与第三人李桂兰之子系夫妻关系，故第三人李桂兰以2011年5月8日由其子出具的委托书代为办理签订安置协议事宜，且委托书注明宅基证地号46--270,土地使用权人张玉兰（集体土地不进行评估），建筑面积27.58平方米等附属物，评估价为23304.8元，属夫妻共同财产。对被上诉人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而言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李桂兰是在代表家庭成员签署安置协议事宜，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上诉人张玉兰提出第三人李桂兰冒用其身份证，该身份证除了名字与上诉人相同，其他的信息均不相符，属合同欺诈行为，为无效合同的问题。经庭审核实，第三人当时是以1970年出生人的身份证信息与郭勒木德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上诉人本人的身份证，且上诉人亦未提交第三人李桂兰冒用他人身份证签署安置协议的证据，故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玉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连明   审判员 吴培青   审判员 邢 昌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梁琰韫   书记员 马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