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终204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恒正，男，1952年2月6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华，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郭沙沙（GUOSHASHA），女，1977年10月6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美国纽约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平，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润，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呈秀，女，1955年9月1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华，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正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89号“天伦华苑”13楼E号。法定代表人：周蓉，董事长。上诉人邓恒正因与被上诉人郭沙沙、原审被告赵呈秀、原审第三人重庆正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信公司）损害股东利益纠纷一案，邓恒正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恒正、赵呈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华、张玲，郭沙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平、周润到庭参加诉讼。正信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恒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郭沙沙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邓恒正已通过易国英向正信公司、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洁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正信公司在转让其持有的金洁公司股权前，邓恒正已通过借款方式，分5次向金洁公司共计支付了340万元，金洁公司的财务主管易国英出具了盖章和签字的收条5张。因当时金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蓉和郭莎莎将相关款项挪作他用，后无法还款时，提出以转让正信公司持有的金洁公司股权，该部分金额用于冲抵。另外，邓恒正还通过现金方式向周蓉、郭莎莎支付了60万元，后周蓉作为正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正是在邓恒正向金洁公司支付了出资款后，金洁公司和周蓉共同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收到了转让款。正信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转让，法定代表人周蓉也配合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正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蓉和郭莎莎，周蓉和正信公司在配合办理了股权登记后，时隔多年，从未有催过款。2.原告郭沙沙与正信公司股东郭莎莎身份信息、出生日期等并非同一人，在郭沙沙没有出庭接受质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采用重庆高院（2018）渝民终22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同一人，属于事实不清。3.向第三人发送的函告，并非股东郭莎莎发送，且发出的时间2017年2月17日系在本案起诉之后，由于第三人已于2016年6月30日被吊销，董事会和监事会已无实际运作，不可能授权“单位收发室”收取相关函件。因此，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郭沙沙的诉请应予驳回。郭沙沙答辩称：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22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郭沙沙与正信公司的股东郭莎莎为同一人，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并且郭沙沙作为股东已履行了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对于郭沙沙的正信公司股东身份以及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郭沙沙无须举证证明，除非邓恒正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生效裁定书中的事实认定。2.邓恒正作为股权受让方，其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并对其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邓恒正所主张的5张收据并非正信公司出具，而是由金洁公司出具，在每张收据的收款事由处也未记载“股权转让款”，故邓恒正一审所举示的5张收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其有向正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这些收据上所记载的款项是用于冲抵股权转让款。正信公司与邓恒正所签订的《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正信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邓恒正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郭沙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恒正立即向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2.判令赵呈秀对邓恒正的上述债务向第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邓恒正和赵呈秀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5月6日，邓恒正与正信公司签订《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正信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洁公司30%的股权（即认缴出资额240万元）转让给邓恒正，转让价格为240万元。2008年5月6日，金洁公司的“股东会决定”同意正信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洁公司30%的股份即认缴出资额240万元转让给邓恒正，并同意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正，参加人周蓉、邓恒正在决定上签名，正信公司加盖公司章。2008年5月28日，金洁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将股东由正信公司变更为正信公司持股70%、邓恒正持股30%。2017年2月17日，郭沙沙用ESM邮政特快分别向正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发出《关于请求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邓恒正支付80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款的函》，次日该函由单位收发章签收。正信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14日，在其工商档案《重庆正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表》中，郭沙沙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姓名为郭莎莎，出生日期为1976年4月22日，从2006年11月起，郭沙沙在正信公司持股比例为1%。2016年6月30日，正信公司被吊销，吊销理由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金洁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5日，成立时正信公司是金洁公司的唯一股东，周蓉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金洁公司工商档案《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表》中，郭莎莎出生日期为1976年4月22日。2008年7月14日，金洁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邓恒正。郭沙沙于2017年以与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渝05民初149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郭沙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正信公司股东郭莎莎系同一人，即使为同一人也未依法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故裁定驳回郭沙沙的起诉。郭沙沙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并在二审中举示了新的证据。本院审理后认为，郭沙沙与正信公司股东郭莎莎系同一人，其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郭沙沙作为股东已履行了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并以（2018）渝民终2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渝05民初1491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郭沙沙作为正信公司的股东已履行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并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所以，对邓恒正关于郭沙沙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股东未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正信公司与邓恒正签订的《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见表示，内容合法，系有效协议，缔约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认真履行。邓恒正已依该股权转让协议成为金洁公司的股东，其理应按协议约定向正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邓恒正辩称正信公司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及邓恒正补充了金洁公司注册资本金免除了正信公司应当承担的出资责任，其受让股权的行为并未导致正信公司利益受损。由于邓恒正成为金洁公司股东后补充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与邓恒正受让正信公司在金洁公司的股权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邓恒正补充金洁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行为并不能免除其按《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向正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庭审中，邓恒正举示了37份收据，并主张收据载明的款项可以覆盖涉案股权转让款。经查，该37份收据中有10份出具时间在涉案股份转让之前，且所有收据并非正信公司出具，也没有股权转让款的事由记载，故邓恒正举示的收据不能证明其有向正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由于邓恒正未向正信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郭沙沙履行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后，提起本案诉讼，理由正当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郭沙沙要求判令邓恒正立即向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信公司与邓恒正签订的《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正信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邓恒正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郭沙沙作为正信公司的股东，在明确要求正信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起诉要求邓恒正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正信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怠于起诉后，郭沙沙为维护正信公司及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该诉讼并不违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对邓恒正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系因股权转让合同引起的合同纠纷，而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合同缔约各方，赵呈秀虽与邓恒正系夫妻，但其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对郭沙沙关于赵呈秀应对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沙沙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邓恒正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第三人重庆正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二、驳回郭沙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邓恒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民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已明确表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邓恒正的三个上诉理由中，郭沙沙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郭沙沙是否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两个问题，已为本院生效裁判文书（2018）渝民终229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邓恒正如有新的事实足以推翻该民事裁定书的事实认定，可以向本院或上级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否则，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定邓恒正的两个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邓恒正是否已经向正信公司支付了24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本院二审庭审中，邓恒正本人陈述，已经以正信公司认可的方式向正信公司支付了对应50%股权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别为本案30%股权对应的240万元以及关联案件2019渝民终2046号中20%股权对应的160万元。邓恒正用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有：1.盖有金洁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5张，分别为2008年4月25日40万元、4月28日150万元、5月15日20万元、5月23日10万元和6月5日120万元，共计340万元，均有易国英在经办人处签名；另有邓恒正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对账单若干张。邓恒正陈述，已向周蓉指定的金洁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5次转款340万元，金洁公司分别出具了对应金额的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易国英为金洁公司财务人员；另外取现60万元交给周蓉和郭沙沙，未出具收条；银行对账单用以证明5次转款和60万元取现。经当庭核对，该银行对账单上没有任何一笔转账给金洁公司或正信公司指定人员的记录。邓恒正承诺庭后再到银行调取其他转账记录提交给法庭，但在本院下判之前没有提交。2.落款为金洁公司的“出资证明书”两张，出具时间为2008年5月6日，盖有金洁公司公章，其中240万元那张有周蓉的签名。出资证明书的内容为“兹证明我公司收到邓恒正先生缴来股本金240万元（另一份为160万元）人民币，所缴股本金占我公司总股本的30%股份”。邓恒正以此证明已经以正信公司认可的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否则周蓉控制的金洁公司不可能给其出具出资证明，也不可能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二审庭审中，郭沙沙对邓恒正的陈述均不予认可。但双方都确认2008年7月金洁公司股权转让完毕后进行了交接，金洁公司的资料和印章移交给邓恒正控制。邓恒正声称此后启用了新印章，并承诺庭后提交给本院，但在本院下判之前没有提交。本院认为，邓恒正应该为其已经向正信公司支付了24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邓恒正已经通过银行向正信公司或其指定的金洁公司转款340万元；在没有收条以及郭沙沙否认的情况下，也不能证明向周蓉和郭沙沙交付现金60万元。5张盖有金洁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和2张盖有金洁公司公章的出资证明书，在金洁公司的印章在2008年7月已经移交给邓恒正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是周蓉控制的金洁公司所出具。周蓉的签名在郭沙沙否认以及邓恒正没有申请鉴定为真实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是周蓉本人签署。邓恒正在一、二审均未申请易国英出庭作证，无法通过易国英调查其在收据上签名的相关情况，邓恒正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易国英的签名也并不能改变邓恒正并未举证证明5张收据上的金额已经实际支付的事实。至于邓恒正已经接手金洁公司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证明邓恒正已经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在直接付款证据欠缺的情况下，股权变更登记无法进行辅助证明。综上所述，邓恒正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向正信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邓恒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佳审 判 员 周敏审 判 员 付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阳路书 记 员 陈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