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6273号原告：涂志刚，男，1973年3月2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永生，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妲，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建军，男，1978年1月2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徽，上海同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杨，上海同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海琴，女，1977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徽，上海同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杨，上海同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赵秀华，女，1958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川，男，1983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原告涂志刚诉被告曾建军、杨海琴、赵秀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6月29日进行公开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永生，被告曾建军、杨海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徽，被告赵秀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涂志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三被告于2019年4月21日签订的《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曾建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和曾建军共同经营上海至南昌往返线路，曾建军占该条路线营收的51%，原告占该条路线营收的49%；任何一方退出，需以书面的形式提前三个月提出。曾建军在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于2019年4月21日与杨海琴、赵秀华签订《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其公司名下业务包括上海往返南昌线路一并转让给赵秀华。曾建军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三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故《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应为无效。被告曾建军和杨海琴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合同无效并无法律依据。赵秀华曾以欺诈为由起诉要求撤销《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但法院认为《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曾以合作协议为基础主张与上海以恒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恒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提起劳动仲裁，现又提起本案诉讼相互矛盾。被告赵秀华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转让股权过程中，曾建军告知赵秀华原告拥有上海至南昌往返线路49%的份额，曾建军还说原告是知情并同意股权转让的，赵秀华相信了曾建军并同意按照原分配份额继续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故与两被告签订《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但事实上曾建军并未告知原告。在原告和以恒公司之间的劳动仲裁案件中，曾建军和杨海琴明确表示与原告之间系合作关系。赵秀华的诉讼与本案无关。庭审后，赵秀华又向本院提交《关于我与曾建军杨海琴串通损害涂志刚的事实说明》，记载：赵秀华于2019年7月得知曾建军未告知原告股权转让事宜，为了保住上海至南昌线路，赵秀华和曾建军、杨海琴商量后决定一口咬死已经提前三个月通知原告。因此，赵秀华与曾建军、杨海琴确实存在串通并损害了原告的利益。经审理查明：以恒公司注册设立于2014年5月，登记的股东为杨海琴(享有80%股份)、曾建军(享有2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杨海琴。2018年7月17日，原告和被告曾建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上海至南昌往返线路，曾建军占这条线路营收的51%，原告占这条线路营收的49%，双方按投资比例共同投资，共负盈亏；为保证线路的正常经营，树立良好的行业口碑，任何一方若确定退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前三个月提出。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与曾建军均确认，双方合作的上海至南昌往返线路系以以恒公司的名义经营，经营期间曾按上述比例进行分红。2019年4月21日，曾建军和杨海琴作为甲方(出让方)、赵秀华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以恒公司100%股权作价145万元转让给赵秀华，以恒公司经营范围为上海至南昌、上海至武汉、上海至长沙三条往返专线及相关业务。合同并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债权债务处理、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其中合同备注二为：转让前，上海至长沙往返专线和上海至武汉往返专线为甲方独自经营，上海至南昌往返专线为甲方和涂志刚合伙运营，甲方收益占51%，涂总收益占49%(涂志刚在以恒公司不占股份)。上述《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赵秀华儿子王佳川接手以恒公司经营，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审理过程中，赵秀华确认，《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曾建军告知其原告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赵秀华也同意仍按照原形式与原告进行上海至南昌往返专线的合作。2019年7月9日，原告向曾建军发微信称：“曾总，现5月份的工人工资到现在还没发，王佳川答应的日期老是不兑现，你真的要好好跟他聊一下了，这样做下去大家心里都没底”。2019年8月16日，王佳川在名为“以恒管理群”的微信群中称：“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再继续经营下去，感谢大家这4个月来的付出”等等。2019年8月20日，原告发微信向曾建军提出索赔。2019年9月，赵秀华以曾建军、杨海琴在签订《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为由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返还已付的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曾建军和杨海琴不存在欺诈行为，《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可撤销事由，故判决驳回赵秀华的诉讼请求。赵秀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述，现该案正在二审过程中。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被告曾建军、杨海琴提供的(2019)沪0116民初12145号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等，被告赵秀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以恒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拖欠工资社保明细、转账记录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曾建军、杨海琴提供的裁决书亦与本案无涉，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以三被告签订的《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为由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为三被告合伙串通订立，是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曾建军签订的《合作协议》可知，原告与曾建军合作以以恒公司的名义经营上海至南昌往返线路。在三被告签订的《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合作事宜及合作份额等均予以了明确的披露，赵秀华亦认可对于两人的合作事宜是知悉的，且也愿意以该种形式继续与原告的合作。因此，在三被告签订《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曾建军并未隐瞒其与原告合作的事实，也未隐瞒原告享有的合作份额，三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且从原告与曾建军的聊天记录看，原告在得知曾建军将股权转让给赵秀华后，未向原告主张合同无效，反而是与赵秀华(由王佳川代表)合作了一段时间，后期才向曾建军提出索赔。关于原告提及的曾建军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提前三个月通知退出合作，并不构成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如原告认为曾建军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涂志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涂志刚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慧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