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7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马玉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虎波，男，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建，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曰静，女，198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承强，山东耕清读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超，女，199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曰静、高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125民初64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判令由崔曰静承担高超的车辆损失49,102元；2.崔曰静、高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判定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离开现场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11月9日16时58分，崔曰静以越野车驾驶人涉嫌酒驾逃逸。民警在出警后，询问鲁A2K2N6车辆驾驶员，但刘阳阳拒不说明具体驾驶人，且现场也无法找高超，刘阳阳只说和崔曰静私了。2019年11月13日，公安机关对崔曰静、高超等人进行询问。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调取事发当日的视频显示：高超乘坐白色轿车由东向西行使。由此高超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是明确的。高超离开事故事故现场，而且高超家属刘阳阳明知是高超将其喊到现场，但拒不说明该车的驾驶员是谁，致使现场的刘建青和高超都离开现场，造成交警部门无法查明驾驶员是否存在禁止驾驶的情形。其次，一审判决认为高超离开现场的行为对事故责任划分不存在影响，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其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由此高超离开现场不属于逃逸行为，但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因此一审判决并未确认高超的行为是否属于离开现场，导致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二、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针对保险条款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高超对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递交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高超的签字系高超完成的，且人脸识别系统也能够确定是高超操作下完成的投保，在投保过程中，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的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在投保中过程中展示，高超同意上述条款内容后才能进行签字，现高超已经签字，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在庭审中递交的保险条款（2014版）与电子投保过程中的内容一致，尤其是投保单中已确认了“针对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的内容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由此应当认定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针对保险条款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一审判决仅就投保人声明书进行论述否定投保单中记载的内容，缺乏事实依据。其次，高超已在投保声明书中签字，虽然手填写的相关内容为空白，但并不能否认高超对投保人声明中内容持有异议，尤其是在保高超本人已缴纳保费的情况下。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容与格式印刷的内容是一致的，高超有权和能力表明不认同格式条款内容，进而选择拒绝投保或变更保单，但高超选择签字，因此从缔约时的内心期望和意思表示进行判断，应当认定高超认可投保人声明中内容。最后，涉案保单项下保险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已通过电子交付完成，由此一审法院不应忽视该客观存在的事实，继而以传统的实物交付形态作为本案交付的判断标准。崔曰静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判决。高超辩称，一、高超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惊慌失措，于是给家人打电话要家人来处理事故，并和同乘人员一起与对方协商赔偿事宜，后高超在事故现场附近等待家人和交警。交警到达事故现场，高超和家人也一起来到事故现场。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上诉所称“高超乘坐白色轿车由东向西行驶”，实际是高超与家人一起去事故现场。在整个事故处理过程中，高超并未离开过事故现场。二、高超投保时是用手机投保，没有见过纸质的保单、保险合同或保险条款，所有的材料和条款都是在手机上显示的，一审中，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并没有按照保险法规定采用加黑、加粗等字体标识出免责条款，因此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并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其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崔曰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超、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支付崔曰静拖车费250元、车辆维修费35000元（暂定，待车辆损失鉴定后再行确定具体数额）、因车辆受损停止使用而产生的其他费用损失（待维修结束后再具体确定）；2.诉讼费用由高超、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争议的事实部分。2019年11月9日16时50分许，高超驾驶鲁A2Z2K6小型普通客车沿济阳纬二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杨寨路（小经五路）路口时，与由南向北行驶的崔曰静驾驶的鲁ANE606小型轿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损坏。2019年11月28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济阳区大队作出第3701251201900002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超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未让右方来车，潜逃藏匿，是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并据此认定高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崔曰静无责任。后高超于2019年11月28日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当日接受申请，并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济公交复字[2019]第000430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结论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及认定程序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决定维持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济阳区大队第3701251201900002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9年12月10日，崔曰静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文辉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鲁ANE606小型轿车的车辆损失进行评估。2020年1月10日，山东文辉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文鉴字（2020年）第1-1号鉴定评估意见书（以下简称车损评估意见书），鉴定评估意见为车辆损失51102元，崔曰静为鉴定支出鉴定费3400元。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车辆损失进行重新鉴定，视为放弃权利，一审法院对车损评估意见书予以采信。另查明，鲁A2Z2K6小型普通客车登记在高超名下，该车在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均投保有不计免赔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高超及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未向崔曰静进行赔偿。有争议的事实部分：1.关于高超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为逃逸。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认为，高超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且在第3701251201900002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潜逃藏匿，应认定为逃逸。高超认为，其离开现场后在旁边的白色轿车内，并未离开现场。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事故卷宗材料，事故发生后，高超与同乘人并未直接离开现场，而是与崔曰静协商私了，后于当日16时58分，崔曰静车内的安吉星系统报案后，离开现场，交警部门于当日17时08分到达现场。2019年11月13日，高超主动到济南市济阳区公安分局交通大队交通肇事处理中队接受询问。结合济公交复字[2019]第000430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可以认定高超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但其离开的行为并不影响其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的结果。一审法院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本案中，高超在事故发生后并未直接离开现场，其离开现场并未造成事故责任无法查明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其离开现场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其离开现场的行为为逃逸。2.关于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提供高超手机投保的材料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各一份，证明高超经手机在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已尽明确告知义务，高超的行为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条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应予免赔。高超认为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提供的免责条款未与投保单附在一起，且高超仅在投保人处签名，并没有通过书写收到免责条款的方式，无法证实高超已收到并知晓了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的免责条款。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未尽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根据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提供的高超手机投保的材料，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与其他条款无形式差别，且投保人声明处仅有高超签字，无高超书写的确认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字样，不能认定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已就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3.关于租车损失。崔曰静提供其作为乙方于2019年11月10日与济南惠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证明其车辆因事故受损后，其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0年2月10日期间租用该公司出租的鲁EF6288号北京现代牌黑色索纳塔轿车，支出租车费18000元。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认为崔曰静租车期限不合理，其未提供所租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及出租公司的营业执照，无法证明租车行为的真实性。高超认为，崔曰静应提供证据证明其租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崔曰静主张其车辆受损期间其因租车产生租车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仅提供汽车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无法证明其实际租用了济南惠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租的车辆，并实际支出了费用，且其无证据证明鲁ANE606小型轿车维修结束的时间，无法证明其租用车辆期限的合理性，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租车费18000元不予认定。4.关于拖车费。崔曰静主张其车辆因事故产生拖车救援费1250元，并提供济南车佣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予以佐证。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对崔曰静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事故救援、车辆停放现均由政府买单，是免费的，且出具发票的公司系网络公司，并非吊装公司，不能证明系真实拖车费用。高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票据出具的时间为2020年3月24日，距事故发生时间较长，不能证明与本次事故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票据出具时间距事故发生时间较长，崔曰静应提供证据证明其票据载明的费用支出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拖车费用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崔曰静驾驶机动车与高超驾驶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高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对崔曰静因事故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作为鲁A2Z2K6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承保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高超予以赔偿。崔曰静因鉴定产生鉴定费3400元，其仅主张30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崔曰静车辆损失2000元；二、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崔曰静车辆损失49102元；三、高超在事故责任范围内赔偿崔曰静鉴定费3000元；四、驳回崔曰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偿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4元，减半收取计817元，由崔曰静负担214元，由高超负担603元。诉前保全费520元，由高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保险责任应否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依据该规定，为确保查清事故真相和及时认定保险责任，车辆驾驶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应保护现场，采取措施的法定义务。本案中，高超在事故发生后虽离开现场，但依据交警部门复核结论，高超并非故意逃避责任，其行为亦不影响本案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故一审判决认定高超不构成逃逸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高超系以电子方式投保，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未以加粗加黑等形式于其他条款相区别，其提交的材料中，投保人声明处无高超书写的确认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字样，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其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依法该免责条款不生效。故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关于应免除其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平安财险济南第二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磊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