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08民初1712号 原告：于保生，男，1955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代理人：于淑江（系于保生侄子），男，197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代理人：何东，唐山市丰润区燕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豆天高，男，195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代理人：王立春、张中秋，河北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秀英（系豆天高妻子）,女，195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丰润区。 被告：王秀军，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丰润区。 原告于保生与被告豆天高、王秀英、王秀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刚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保生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淑江、何东，被告豆天高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立春、张中秋，被告王秀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秀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保生诉称，2019年10月17日原告在地里干活，被告豆天高（本村村民）找到原告，说过几天给本村王秀军的养猪场拆猪圈，还说给别人多少钱就给原告多少钱，按天算钱，原告应承下来。2019年10月20日被告豆天高让同村的于书光通知原告22日到被告王秀军的养猪场干活。2019年10月25日下午4时许，原告在拆墙过程中，猪圈围墙突然倒塌，将原告的左腿砸伤，造成左小腿毁损伤。经在唐山市二院治疗，将原告的左腿膝盖下10公分以下截肢，使原告落下终身残疾，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未果。被告豆天高雇佣原告到被告王秀军养猪场进行施工，依法应对原告从事雇佣工作中所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秀军将拆养猪场围墙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豆天高，应依法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要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及后续治疗费共计614071.86元。2、三被告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被告豆天高辩称，我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一、我并非原告诉称的包工头，而是与原告一样，同为受被告王秀军雇佣的提供劳务者，本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接受劳务方即雇主王秀军。其一，我与马广才、于书光等人均系受雇于王秀军，为王秀军提供劳务的人员，与王秀军之间存在口头协议。我与马广才、于书光等人年岁已高，在本村平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计，由于年龄大也干不了包活，都是由雇主直接给我们按天开支。王秀军养猪场的零活有时候也叫我们干，这次王秀军养猪场拆猪圈就是这样。王秀军找到我，跟我说好让我找四五个人为他养猪场拆猪圈，按天给钱。当时我只找到马广才、于书光，王秀军觉得人少，让我再叫俩人，并让我找原告来一起拆猪圈（原告与王秀军系表兄弟）。这样，我就按王秀军要求叫上了原告，另外于二双也在下班以后来一起干活，给王秀军拆猪圈的一共五个人。由此可知，叫原告来一起拆猪圈是雇主王秀军的意志，我仅负责传达，我和原告等人一样直接受雇于王秀军，为其提供拆猪圈的劳务工作。其二，我和原告等人一样，均直接受雇主王秀军的控制、指挥和监督，为其提供劳务工作。我们在为王秀军提供拆猪圈劳务工作期间，工作内容与分工安排均由王秀军负责，提供劳务过程中我与原告等人也完全听从王秀军的安排指挥，我并不负担领导指挥职责。我们干活所用大锤、撬棍等劳动工具均由王秀军直接提供。我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和隶属关系，我和原告等人是否参加拆猪圈的劳务作业，均由本人自主决定，工作中也只是搭帮干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我在其中仅仅是大工身份。其三，提供拆猪圈劳务时，我与原告的工作报酬由雇主王秀军支付，且至今尚未支付。我与原告均为按日按工作内容取得劳务报酬，因我与原告工种不同，日工资标准有所区别，我是大工，日工资150元。原告是小工，日工资100元，于书光、于二双日工资120元，马广才日工资100元。我们的劳动报酬均由雇主王秀军负责记工和支付。以上充分说明我不是包工头，也未承揽该劳务工作，我同原告地位一样，均是直接受雇于王秀军，为王秀军提供劳务的人员，不存在原告受雇于我的情况。二、我对原告所受伤害事故无任何过错，不应对原告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我和原告等人为王秀军拆除猪圈劳务过程中，我们曾向雇主王秀军提出使用钩机拆除墙体，但王秀军为了有效回收利用拆除下来的砖石，并将其用到别处，为我们提供大锤、撬棍等工具，要求我们进行人工拆除，这才导致原告受伤的事故。由此可知，此次事故的发生，雇主王秀军未能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也未能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措施，造成原告受伤的后果王秀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案应当由原告与雇主王秀军按照双方在该事故中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我对此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我的妻子王秀英并未实施本案侵权行为，主观上对原告受伤后果不存在过错，不符合侵权要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请驳回原告对被告豆天高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王秀英未出庭亦为提交答辩意见。 被告王秀军辩称，我的猪场之前有活也是找豆天高干，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只对准豆天高结账，不对准工人，一切由豆天高分配活，我不懂建筑。2019年10月20日我找到豆天高让他帮我拆猪圈，豆天高说工资150元一天。10月22日豆天高和于书光、于保生、马广才、于保双到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在我们村是一个小建筑队，豆天高是工头，这次也是对准豆天高，他给工人开支，150元一天。这次是拆猪圈，猪圈位于，猪圈50米长，8米宽，一面坡，高处2.4米，低处2.1米。这次是让豆天高他们将整个猪圈拆除，10月22号到场后，我告诉豆天高看着干，安全第一。25日上午我的一个合伙人找我出去买材料，下午回来。我告诉豆天高这个拆完在西面再盖一个猪圈，说完话3点多我就走了。不长时间我的合伙人叫我说原告被砸了，之后我们跟家属和医院联系，叫120将原告送到医院。我是猪场老板，我有责任。但我不是主要责任，我不是直接找的原告，我将活交给建筑队了，建筑队找的原告，至于安全措施我只能做到告诉他们安全第一，至于提供工具，不是我的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保生与被告豆天高、王秀英、王秀军系同村村民，被告豆天高与王秀英系夫妻。豆天高牵头与于书光、马广才等人经常在村里干零活，偶尔也叫原告去干活，原告按天得工钱。被告王秀军经营养猪场，之前有活就联系豆天高，豆天高组织人员给王秀军干活，王秀军根据工期按人头给工钱，工钱交给豆天高，豆天高将工钱给原告等人。 2019年10月20日王秀军找到豆天高，让豆天高找人给他拆猪圈，按天给工钱，干活的大锤、撬棍用猪场的。被告王秀军称：自己只是对准豆天高，由豆天高记账给工人开支。豆天高说工钱涨了，大小工都是150元一天。豆天高在里面挣钱，他给小工100元，剩下的钱是他的。被告豆天高对此不予认可，称：自己是大工150元一天，别的大工120元一天，原告是小工100元一天，由王秀军记工。王秀军把钱给自己，自己该给他们多少钱给多少钱，自己在里面不挣钱。王秀军认可此次干活与豆天高之间没有协议。 原告受伤当天被送到唐山市第二医院治疗24天，诊断为：左小腿毁损伤、失血性休克、低钙血症、低蛋白血症、双侧胸腔积液、心律失常-窦缓，窦性停播。后采取截肢手术，住院开支费用49385.66元，购买人血白蛋白开支3600元。原告住院期间需要护理，护理人员费用主张按居民服务业标准。原告于2020年1月4日到唐山市福爱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检查，经现场实际查体、结合截肢患者于保生所提供病例以及影像资料：患者于保生行左小腿截肢；小腿残肢无浮肿，硬度柔软；自述（有）幻肢痛感；骨端无明显骨突、肌肉收缩明显、残肢长约13厘米，残肢颜色正常、温度正常。通过康复可以安装假肢；其他身体状况良好…根据患者于保生自身身体及残肢状况、及假肢安装后生活环境以及适用性方面等综合因素考虑，评估鉴定意见如下：适合配置普通适用性组件式小腿假肢，小腿假肢硅胶套，以代偿遗失功能。小腿假肢价格为：18000元整（壹万捌仟元整）。硅胶套价格给：7000元整（柒仟元整）。硅胶套锁具价格为：3000元整（叁仟元整）。以小腿假肢辅助器具正常穿戴情况下使用寿命约为叁年；硅胶套使用寿命约为贰年，硅胶套锁具使用寿命约为贰年。假肢每年维修保养费用为假肢价值的5%；首次安装假肢康复训练时间需30天，安装及康复期间需陪护人员至少一人，后期每次更换假肢康复时间需10天，需陪护人员一人；每人每天食宿费用100元。鉴于患者截肢后肢体无法再行生长，截肢患者需终身佩戴假肢以代偿其遗失功能。原告于保生在2020年1月4日在该单位购买假肢，开支28000元（原告主张开支44000元，票据金额28000元）。2020年5月6日唐山证源司法鉴定所作出冀唐证源法鉴(2020)临鉴字3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于保生左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评定为七级伤残。于保生自受伤之日起，评定误工期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90日，开支鉴定费1600元。原告于保生有父亲于及弟需与其妹妹共同赡养，于及弟现年92岁。原告于保生有一子于淑兴，1989年7月5日出生，原告自述于淑兴智力低下，残疾等级贰级。被告王秀军对此不予认可，称于淑兴在唐山当保安，生活能自理。原告当庭认可于淑兴现在唐山万达当保安，生活能自理，行动不受限。 另，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未提交相应票据。主张后续伤情如发生变化需要治疗费10万元，对此没有相应证据。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住院病历、出院证、诊断证明、住院票据、药费明细、伤残鉴定书、假肢辅助器具安装维保费用及使用周期评估意见书、购买假肢票据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受伤后住院24天，开支医疗费等共计52985.66元；住院期间每天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40元，合计960元；原告住院期间及出院后需要护理，经鉴定护理期为60日，护理人员按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产生护理费6922.8元（115.38元／天×60天）；原告因伤误工，经鉴定误工期180日，其误工标准应按居民服务业计算，即20768.4元（115.38元/天×180天）；原告经鉴定为七级伤残，残疾赔偿金92238元（15373元/年×15年×40%）；原告有父亲于及弟需与其妹共同赡养，发生被扶养人生活费30930元（12372元/年×5年÷2）。原告主张儿子于淑兴重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但庭审时表示于淑兴现在从事保安，生活能够自理。原告的主张前后矛盾，亦未能证明于淑兴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因住院、出院、鉴定、安装假肢开支了交通费，虽未提交票据，结合实际需要，本院酌定为2000元；鉴定开支费用1600元；原告因伤致七级伤残，精神上遭受了较大痛苦，其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根据原告的伤残程度，本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数额以20000元为宜；原告左小腿截肢，需配置假肢、硅胶套及锁具，并定期维修、更换。硅胶套价格为7000元，使用寿命约2年。硅胶套锁具价格为3000元，使用寿命约2年。小腿假肢价格为18000元，每年维修费为假肢价值的5%，每3年更换一次。前述费用客观合理，应予支持。被告豆天高和王秀军主张该项费用过高，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亦未要求进行鉴定，对其此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伤情需要，结合我国男性平均年龄约75岁，原告残疾辅助器具费应为131000元【28000元（首次假肢加硅胶套和锁具）＋18000元×5%（修理费）×10年＋18000元（假肢）×3次+7000元（硅胶套）×4次＋3000元（硅胶套锁具）×4次）；原告经鉴定营养期90天，主张营养费9000元过高，营养费合理金额为3600元；原告安装假肢，首次康复训练时间需30天，需1人陪护。后期每次更换假肢康复时间需10天，需陪护人员一人，每人每天食宿费用100元。经计算首次安装及后期更换假肢食宿费用为12000元。综上，原告因事故发生如下损失：医疗费52985.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60元、安装更换假肢食宿费12000元、护理费6922.8元、误工费20768.4元、残疾赔偿金9223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093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31000元、营养费3600元，合计375004.86元。 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被告王秀军联系被告豆天高，让豆天高叫人（包括原告）为其拆猪圈。原告跟随豆天高去王秀军的养猪场干活，工钱实际由王秀军支付，原告于保生与被告王秀军形成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于保生与豆天高之间不成立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王秀军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对原告于保生在为其提供劳务时造成自身受到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于保生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在拆猪圈过程中没有安全意识，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导致事故发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减轻被告王秀军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应由被告王秀军承担原告损失70%的赔偿责任，即262503.4元，原告的其余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被告王秀军主张自己将活包给豆天高，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豆天高对此予以否认，王秀军对自己的该项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后期治疗费10万元，此费用并未实际发生，可在费用实际产生后，另案解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秀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于保生各项赔偿款共计262503.4元。 二、驳回原告于保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72元，由原告于保生负担502元，由被告王秀军负担11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