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2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辉，女，194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代理人李文锐，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炳宁，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 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王培新，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艳辉与被上诉人李炳宁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6994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一、本案相关背景。浙江玺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杭州玺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夏根组织他人以投资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导致受害人李艳辉、李炳宁、何幼青等人“投资”至玺获公司的钱款无法追回，受害人为此建立了“玺获”及“玺获维权”两个微信群，两个微信群截止本案一审开庭仍为存续状态，成员存在高度重合的情形，各约100人。李艳辉、李炳宁均在上述两个微信群中，李艳辉因之前不会使用微信，于2019年左右才加入上述两个微信群。在事发之初，因周夏根对受害人称其在山东威海还有未收款项，可以有三个人一起去山东威海实地查看，后李艳辉、小孙及周夏根至山东威海。周夏根等人已被法院判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6年11月1日15:50，当时微信昵称为“ａ快乐”的微信用户在“玺获”微信群称：应众多难友的来电，经反复核实无误后，于开庭之前，向大家公布几件与维权息息相关的怪相，共全体受害人明辨判断。而初审之后维权之路何去何从，及如何正确有效地追讨赃款，不可再盲目跟从，费时费力导致无用之功。……在这里，我不得不点出几个人的名字！——维权先锋朱祖流（网名：奔流），一个口口声声维护老人权益，要和大家抗诉到底的人，通过原玺获业务员王文水，和周妻范峰萍私下交易已拿回8万元！我倒是想问一句：这么多老人，范峰萍为什么单单要给你钱？你为什么捂住消息不说？？为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了把范峰萍列为同案犯的“重大维权时机？”，你往口袋里装钱的时候，有想过其他难友的利益吗？！！馨蕊，说句良心话，我以前还是很赞赏你的能力的，随着大量事实的出现，我对你的看法完全改变！从玺获案发至今，一致与周妻及其同伙保持不断的联系，多次拉拢何幼青、章爱芳等四人参与私下分钱的交易，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王文水与范峰萍一直叫你们去遂昌拿钱，请问，你通知其他老人了吗？周妻答应给你们三七分、四六开，你为什么不向大家说明？我信任你，看重你，把你作为维权代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想共同为大家讨回血汗钱，而你这样当两面派，是为了什么？！（你向检察院提供的录音，就是王文水叫你们四个人私下拿钱的铁证，最终都会展现到大家眼前。包括此事暴露之后，范峰萍依旧叫你去遂昌拿钱的事情，请你自己向广发支持者做一个交代！）……时间匆忙，于开庭前委托他人发布消息实属无奈，望请见谅，更多维权事宜，我会在一审结束后陆续与大家商量，希望排除不坚定因素，共同群策群力，讨回咱们的血汗钱。当日15:55“ａ快乐”称：以上受李阿姨委托发布。当日16:03“ａ快乐”称：李阿姨答：找馨蕊（李炳宁）去，此情况她已经向法院检察院交代清楚了，包括那些人闷声不响拿到钱，全部都已经记录在案。二、本案事实。（一）李艳辉主张李炳宁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左右通过“玺获维权”及“玺获”微信群发布的侵权言论。李炳宁在“玺获维权”及“玺获”两个微信群中的微信昵称均为“馨蕊”。李炳宁使用上述微信昵称，在“玺获维权”微信群中发表了以下关于李艳辉的言论：1、“经过维权团队们的奋力据理力争！……可我们的艰辛万苦、真正真诚干净维护玺获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维权团队，遭受李阿姨他们残酷迫害无耻之徒的诬陷，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搞垮、加害真正真实真诚干净为玺获伸张正义的有能力维权的人！玺获受害人要团结一致……”2、“……李一伙不仅无中生有诬陷真正真实维权人，还将维权内部文截图送给公检法挑拨公检法与玺获维权对立，妄图致玺获维权失败，实则李一伙这种卑鄙做派伤害的是玺获所有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李一伙卑鄙无耻、道德品质败坏，手段极其歹毒，既伤害了玺获维权，也暴露李一伙丑陋嘴脸和真实目的，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为此，人品、人格无论在人生哪一步、哪一个环节均是重要的，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3、2017年2月10日称：“……我们尚未追究李艳辉白说成黑，对真正维权的受害人进行人身攻击、泼脏水，明目张胆地诬陷被列行为呢！李艳辉竟这般不知廉耻、不知悔改、灭绝人性，还会做出比这更恶劣行径还在等着我们……李炳宁同时将该言论发布至‘玺获’微信群。”李炳宁使用上述微信昵称，在“玺获”微信群中发布以下关于李艳辉的言论：1、“2017年5月28日发表：……李阿姨之流竟不知悔改，仍续做不耻之事，玺获所有受害人都不会答应，可想而知玺获有这样自居代表，欲毁本已理顺与公检法的关系，大家思考一下玺获如何维权……”；2、“11月1日李阿姨公布所谓重大内幕，大家心知肚明，认为荒唐。……真诚劝你们害人之心不可有！私心杂念、心胸狭小，无中生有的报复陷害只能害人又害己无意义！真怕还有什么坏作为坏水无端降临到我们头上，请你们再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公安机关介入处理的情况。2017年7月3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向李艳辉出具《受案回执》一份，载明：李艳辉于2017年7月3日报称的杭州市西湖区李艳辉被诽谤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杭西公（古）受案字［2017］10892号）。2017年9月1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出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杭西公（古）不罚决字［2017］10048号）一份，主要内容有：行为人李炳宁；现查明：2017年公安机关接李艳辉报案称，一名叫李炳宁的女子（微信名称馨蕊）在名叫“玺获”的微信群内发布信息，虚构事实，造谣诽谤，对其人格、精神造成极大影响。经过调查取证，公安机关发现李炳宁的违法事实不成立，不构成诽谤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李炳宁的陈述和申辩、李艳辉的陈述、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因李艳辉不服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的上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11月15日向李艳辉出具《杭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2018年2月8日，杭州市公安局向李艳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出具《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一份，主要内容有：2018年2月7日，双方申请行政调解，经征得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同意，本局同意组织开展调解，故根据法律规定，本局决定中止对本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8年5月24日，在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及古荡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李艳辉与李炳宁自愿接受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调解主持人宣告查证认定的案件事实：2017年公安机关接李艳辉报案称，一名叫李炳宁的女子（微信名称馨蕊），在名叫“玺获”的微信群内发布信息，虚构事实，造谣诽谤，对其人格、精神造成极大影响。经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或达成的协议：1、李炳宁在微信群“玺获”和“玺获维权”群内发布：李炳宁（馨蕊）在维权过程中发帖，有的言语不当，对李艳辉名誉有影响，在此表示歉意，并消除对李艳辉造成的影响。2、李艳辉撤回不服西湖分局对李炳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向市公安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协议履行期限和方式：当场履行。李艳辉及李炳宁均在上述调解协议上签字同意，并签名捺印。调解主持人又以手写的形式“当场履行”记录调解协议履行情况。2018年5月24日下午15:38，李炳宁在微信群中履行了上述《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李艳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李炳宁立即停止侵犯李艳辉名誉权的行为；2、李炳宁对李艳辉书面赔礼道歉，并在“玺获维权”及“玺获”两个微信群里澄清事实，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李炳宁赔偿李艳辉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4、李炳宁赔偿李艳辉为本案支付的交通费等合理开支1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李炳宁承担。庭审中，李艳辉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澄清事实”就是指“赔礼道歉”；第4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开支就是指交通费。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自然人享有名誉权。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在认定名誉权侵权中，需要尤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毁损名誉的行为；2、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3、行为人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并造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本案中，关于李炳宁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1、侵权行为及主观过错的问题：李炳宁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底，通过“玺获”及“玺获”微信群多次发表有关李艳辉的言论，且称其“卑鄙无耻”、“无耻之徒”，“手段极其歹毒”、“不知廉耻”、“灭绝人性”、“做不耻之事”等明显具有侮辱李艳辉人格的言论，且上述言论结合上下文能够使微信群中的普通用户将之与李艳辉对号入座，李炳宁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在公共场合发表上述侮辱言论并未尽到相应的审慎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认定构成侵权。2、关于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上述侵权言论系在“玺获”及“玺获维权”微信群中发布，且在案证据显示李炳宁发布上述言论时，上述两个微信群大约各有100余人，而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特性，上述言论不可撤回，明显已为微信群中的用户所知晓，必然造成微信群内成员对李艳辉社会评价一定程度的降低。李炳宁虽称大部分玺获公司受害人对李艳辉评价不高系因没有为受害人的权利做贡献，而且在受害人维权中破坏团结，诬陷李炳宁、朱祖流等维权代表私分周夏根妻子给予的钱财。诚然，李艳辉在玺获公司受害人心中的总体社会评价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因李炳宁的侵权行为给李艳辉社会评价带来的负面影响。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李炳宁发布的上述明显具有侮辱性质的言论构成名誉权侵权。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李炳宁在上述两个微信群中指出李艳辉自称维权代表、破坏维权团队团结等言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李炳宁指出李艳辉自称维权代表等言论，是因为李艳辉在本案起诉时的确自称“李艳辉作为玺获维权代表”，且李艳辉最初确实作为玺获公司受害人代表随原玺获公司法定代表人至山东威海查看玺获公司的财务状况，虽然李艳辉在李炳宁案中又称自己没有说过自己是受害人维权代表，但上述事实说明玺获受害人包括李炳宁称“李艳辉自称维权代表”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不应认定为侵权；关于李炳宁发布的李艳辉在破坏维权团队团结的问题，系基于李艳辉将受害人后期维权核心人物李炳宁告至公安机关的事实所作出的评价，上述评价虽有不当，但从李炳宁的角度，并非空穴来风，尚未构成名誉权侵权。关于李炳宁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就李炳宁的上述侵权行为，李艳辉、李炳宁双方已经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书》，且李炳宁也已经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当场履行《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在案涉两个微信群，向李艳辉发布了道歉声明，表达歉意，并以此消除对李艳辉造成的影响。因微信聊天具有言论一旦发布，一般二分钟之后就不可撤回的特殊性，客观上无法删除，且经公安机关组织双方调解以后，李炳宁并没有再次发布侵害李艳辉名誉权的言论。另外，因案涉微信群中的道歉声明持续了一年多，且仍在持续状态。故李艳辉现起诉要求李炳宁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无必要。虽然李艳辉主张称，案涉《调解协议书》是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公安机关是拿了空白的纸给其先签字捺印，里面的内容是公安机关后填的，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且该《调解协议书》系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力和效力要高于一般的协议。李艳辉另主张其并没有看到李炳宁发布的致歉声明，但微信聊天记录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结合上述两个微信群成员约100人，群成员发言活跃，致歉声明至今已一年有余，致歉声明被上述微信群中后面的言论迅速覆盖是情理之中，且李艳辉自认其系2019年左右才加入上述两个微信群，其看不到上述致歉声明更是自然，但其并不能以此否认李炳宁确实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发表了致歉声明，也不能以此否认上述致歉声明在客观上目前仍留存在上述两个微信群中，只不过已经被后来的言论覆盖。关于李艳辉以在此之后仍有人在上述两个微信群发布对其不利的言论主张李炳宁并没有为其侵权行为消除影响，但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有多方面的因素，案涉微信群中部分人对其不满主要是认为，微信昵称为“a快乐”的用户在案涉微信群中发布李炳宁、朱祖流等人私分周夏根之妻给予的钱款的“谣言”系由李艳辉发布或由李艳辉委托发布，且李艳辉将李炳宁告至公安局等“破坏维权团结”所致，李艳辉并不能将微信群中所有指向其的负面评价均系李炳宁的案涉言论所致，其以案涉两个微信群中仍有人在发布关于其的负面评价为由主张李炳宁继续消除影响，依据不足。关于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李艳辉并未举证证实李炳宁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结合本案侵权的范围限于两个微信群，并非完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两个微信群成员均一百人左右，且两个微信群成员存在重合现象，因李炳宁侵权给李艳辉造成的名誉损失影响有限；李艳辉虽称群成员对其负面评价很多，但其并未举证证实群成员对其的负面评价完全应归咎于李炳宁的侵权行为。故，李艳辉要求李炳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合理费用开支的问题。李艳辉虽称其为本案诉讼支出交通费1000元，但其提交的所谓的“交通费票据”并不能指向系因本案维权产生，故李艳辉要求李炳宁支付交通费合理开支1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纠纷发生的起因是李炳宁、李艳辉作为玺获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受害人共同维权，二人同病相怜，值得同情和理解；“玺获”及“玺获维权”两个微信群也系受害人以维权为目的而建立，双方具有追回受害人“血汗钱”、“养老钱”的共同目标。双方应利用好上述微信群用于联合维权的目的，齐心协力，维权具体意见不同也在所难免，但希望双方能够尽量保持克制，维持微信群和而不同的良好氛围。双方在享受互联网的便利性的同时，不可避免需要忍受互联网言论随意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容忍互联网上的不理智言论。同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言论一般具有易扩散性和不可撤销性，因此双方今后通过网络发布言论均应当慎思明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艳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李艳辉负担。 宣判后，李艳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玺获公司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一案中的受害人，在维权过程中，被上诉人在“玺获维权”及“玺获”微信群里多次提及“其遭受上诉人等残酷迫害无耻之徒的诬陷，其目的是为搞垮、加害真正为玺获伸张正义的人”、“公安、检察院意向以及法院判玺获公司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受李阿姨(李艳辉)强迫”、“李阿姨(李艳辉)的维权行为是为个人私欲，且私下获得玺获公司给予的好处”、“李阿姨(李艳辉)是坏人当道、无法无天、丧尽天良、丧尽人性、道德败坏”等。为此上诉人向西湖区古荡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上诉人李炳宁向上诉人表示歉意，并承诺消除对上诉人造成的影响，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协议履行，至今仍未在两个微信群里向上诉人书面道歉并消除影响，以致现在群里还有大部分人对上诉人多次谩骂，对上诉人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对上诉人的精神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但认为被上诉人已经按双方达成的协议履行了道歉及消除影响的义务，这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庭审过程已经提出该协议并非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被上诉人亦未当场履行，甚至事后还一直在群里继续侵权。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炳宁在“玺获维权”微信群公开向上诉人道歉，并支付被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及交通费用等合理开支1000元。 被上诉人李炳宁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在微信群中致歉的聊天记录、调解协议。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调解协议的约定，公安机关也对调解协议的履行作了监督，并在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一栏中以手写的方式填写“当场履行”4个字以记录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中予以了认可，现其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与其一审认可的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经履行了调解协议。上诉人认为其未看到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调解协议，对此一审法院已经做出详细说明，上诉人未看到致歉声明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已经在群内履行调解协议，且该声明一直留存在微信群中的事实。二、上诉人称调解协议并非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并非事实。案涉调解协议为2018年5月24日在杭州市及古荡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签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就调解内容达成一致。上诉人主张案涉调解协议是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空白纸上签字捺印，具体内容是公安机关后填的，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现上诉人又主张协议签署时双方均未同时在场，前后说法明显矛盾。退一步讲，就算上诉人在签署协议时并未在场，只要调解协议中的内容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上诉人在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反复变更其对于本案的案件事实的陈述，法庭不应该采纳其陈述。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直在群里继续侵权的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双方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被上诉人已当场履行。因微信聊天记录具有发出后2分钟就不可撤回的特性，客观上无法删除，因此案涉微信群中的致歉声明一直处于维持的状态。被上诉人在履行调解协议后也一直未发表类似言论。针对这一事实，一审中法官已向上诉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也予以了认可，因此上诉人主张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已无相应的事实依据。至于上诉人认为其在微信群中的评价降低，被上诉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案涉微信群中部分人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在群内发布了被上诉人拿钱的谣言，且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矛盾向古荡派出所报案，破坏了维权群内的内部团结，影响了维权的正常进行。对此，被上诉人已在一审时申请同在微信群中的罗平儿、吴邦荣、张剑雄三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实上诉人在线上、线下散布被上诉人拿到钱的言论，还在微信群中陈述被上诉人与玺获公司进行勾结的情况。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群内对于上诉人评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了维权团队的分裂，严重影响了维权的正常进行。现上诉人简单地认为微信群中涉及上诉人的所有负面言论均为被上诉人的言论所致，缺乏事实依据，否认了微信群内的其他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可以依据自由意志对一个人进行客观评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诉请。 二审中，上诉人李艳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群人员信息，证明“玺获维权”及“玺获”微信群只有34个成员相同，占总体人数的比例很小，一审法院认定两个微信群人员高度重合有误。2、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玺获维权”微信群中至今仍有人在发表侮辱上诉人的言论，被上诉人的不当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仍然存在。 经质证，被上诉人李炳宁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产生的时间早于一审时间不属于新证据，其真实性无法判断，上述成员信息均是截图，无法看出来源哪个微信群，且被上诉人已经退出这两个群，即使是真实的，该证据也无法显示截图的时间，无法看出上述人员是何时在群内的。即使是现在截图的，也只能反映现在群内的情况，无法看出当时的群内人员是否高度统一。且一审中双方均认可两个群内的成员高度统一，故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该证据属于“玺获维权”聊天内容，但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可以证明群内成员对上诉人评价不好的原因是上诉人在群内搞分裂导致维权难以进行，群内成员利益受损。被上诉人李炳宁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未体现截图时间，无法客观反映案涉事件发生时上述两微信群中成员的身份情况，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所涉评价系因李炳宁的不当言论所致，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上诉人李艳辉另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一份，要求向古荡派出所调取“玺获维权群”于2018年5月24日前后一周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李艳辉主张李炳宁未在“玺获维权群”进行赔礼道歉，但并未就该主张提供初步证据，在案涉《调解协议书》已经确认李炳宁当场履行该调解协议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对李艳辉的该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炳宁的案涉言论构成对上诉人李艳辉名誉权的侵害，双方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现李艳辉主张李炳宁未依据双方签署的案涉《调解协议书》在“玺获维权”微信群中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致使其社会评价持续降低，故要求李炳宁在该微信群中进行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支出。本院认为，案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签署，李艳辉关于其当时并不在场，系在公安机关提供的空白纸张上签名的说法不符合常理且无有效证据加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该《调解协议书》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并经双方签字认可，具备强于一般协议的证明效力。根据该《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李炳宁应在“玺获”和“玺获维权”群内发布道歉声明，执行方式为当场履行，公安机关在该《调解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一栏明确记载“当场履行”，应视为就李炳宁在上述两群中发表道歉声明一事进行了见证并予以确认。李艳辉主张李炳宁未在“玺获维权”群内发表道歉声明，但并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其要求李炳宁在该群中赔礼道歉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艳辉主张李炳宁言论所致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本院认为，李炳宁已就其侵权言论在案涉微信群中作出赔礼道歉，在案无证据显示在此之后李炳宁在上述微信群中仍继续发布针对李艳辉的侵权言论。而就李艳辉所指的群内负面评价，亦无法证明系李炳宁言论所致，故李艳辉关于李炳宁继续侵权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原审法院结合两微信群群内成员人数、证人证言等反映的群成员身份重合情况及微信群非完全开放互联网环境的特征，认定李炳宁的案涉侵权言论未对李艳辉造成严重后果，对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未予支持，就交通费等维权支出在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的情况下亦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李艳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李艳辉负担。李艳辉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