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68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明华，男，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耕读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河南埭路108号7幢（临平新天地5号楼105、106、107、108、109、110室）。 法定代表人：高玲英。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巴黎、沈赛楠，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春幸，男，197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万兵、张萍，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城路136号1幢D310室。 法定代表人：胡侯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成、李金燕，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凯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桃安路91号。 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中潘塘村。 法定代表人：周立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广华、陈腊英，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袁明华、杭州耕读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耕读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洪春幸、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橄榄树公司）、杭州凯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育公司）、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7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明华、耕读缘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洪春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洪春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耕读缘公司所持有的橄榄树公司15%股权（对应出资额2250万元）中的3.3333%股权（对应出资额500万元）的相应财产权利属洪春幸所有，事实认定错误。一、袁明华、耕读缘公司与洪春幸之间没有代持股的合意，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代持股协议。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洪春幸若要证明其隐名股东身份，形式上需提供与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且内容要体现隐名股东、显名股东的名称，或确定双方的代持比例、持股时间、股权分红、税费承担等委托持股事宜。但洪春幸提供的《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均未涉及由袁明华代持洪春幸的股权或袁明华的股权份额包含洪春幸的股权份额的内容。两份协议均是洪春幸以对公司出资直接成为公司股东的磋商，实际上也未得到履行。除此之外，洪春幸并未提交任何有关代持的协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洪春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袁明华之间存在代持股合意的情况下，认定袁明华代持洪春幸相关股权，事实认定错误。二、洪春幸从未以入股的意思对橄榄树公司进行过出资，不符合隐名股东的实质要件。首先，对合同履行期限、方式的改变，系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袁明华、洪春幸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约定洪春幸需要在2014年2月26日完成出资，出资款300万元，由袁明华认定为原始股。但是协议签订后，洪春幸并未在约定当日进行出资，而是在2014年2月28日，2014年4月8日，通过妻子薛丽前后向袁明华账户汇入200万元和100万元，备注为借款。袁明华收到第一笔备注为借款的200万元后，双方均默认款项性质已变更为借款，故薛丽在两个月之后又继续向袁明华汇入第二笔借款性质的款项。因此，该300万元并非是洪春幸基于投资协议的出资，而以其借款行为的履行及双方的默示同意，变更为对袁明华的个人借款，该变更行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该300万元均是发生在橄榄树公司设立前，如果该款项系洪春幸对橄榄树公司的出资，则应当在公司成立时由公司出具相关的出资证明。洪春幸仅通过汇款证明无法证明其作为隐名股东己履行出资行为。2015年3月12日，洪春幸又向袁明华汇入资金100万元，一方面该笔转账时间与第一笔转账时间间隔一年以上，且至此洪春幸共向袁明华转账400万元，与《原始股投资协议》约定的出资额300万元不符。故该些款项均为对袁明华的借款。其次，袁明华、耕读缘公司与洪春幸在2015年4月9日签订《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写明洪春幸己实际出资725.04万元。但洪春幸当时仅向袁明华转账400万元，并非协议认定的725.04万元。故该协议仅是一次磋商，实际未得到履行。且其中的25.04万元在一审中双方也认可是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根据洪春幸汇款时间及推算借款利息为年利率7,534%。再次，洪春幸在2015年8月5日向袁明华打入最后一笔款项100万元，发生在袁明华认缴橄榄树公司股权份额的时间之后，该100万元并未构成对橄榄树公司的出资组成部分。同时也在袁明华将在橄榄树公司所占49%股权全部转让给兴源公司之后。若洪春幸实际出资，不会将个人出资款打给己不是公司股东的袁明华，这样向公司出资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故该100万元仍是对袁明华个人的出借款。洪春幸打入的款项均是对袁明华的借款，对橄榄树公司并没有进行出资，没有成为橄榄树公司的隐名股东。即使认定洪春幸是根据两份协议进行出资，最后一笔100万元的打款时间晚于袁明华股权转让时间，洪春幸的出资金额也只能认定为400万元，而非500万元。三、耕读缘公司尚未承诺并认可洪春幸享有橄榄树公司股权的财产权利。洪春幸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其真正含义是袁明华认可洪春幸向其出借了500万元，并对该500万元由袁明华个人还本付息，还是将洪春幸的500万元借款日后作为耕读缘公司对橄榄树公司出资的一部分，享受股权收益所进行的三方磋商。如果耕读缘公司最终同意洪春幸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橄榄树公司的隐名股东，享受500万元股权对应的财产权利，也应以协议形式确定下来，而不能仅在录音中直接确认涉及股权、分红等重大财产事宜。而一审法院认定在录音中，耕读缘公司己明确承诺及认可在袁明华转让洪春幸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后，洪春幸享有橄榄树公司股权的财产权利，这个认定与袁明华、耕读缘公司内心真意也是严重相悖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袁明华转让股权前，洪春幸己通过款项的支付取得实际出资金额（即500万元）所占股权份额相应的财产权利，无任何事实依据。 洪春幸、橄榄树公司、兴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凯育公司答辩称：一、洪春幸支付的500万元是否全部为投资款值得商榷。洪春幸无投资橄榄树公司的意思表示。2014年2月25日《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约定，洪春幸在土地摘牌前先投资300万元。但洪春幸提交的光大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妻子薛丽汇款的备注均为借款。显然双方签订2014年2月25日协议的初衷是共同投资建设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而从银行转账的凭证上看，洪春幸并无履行原始股投资协议的意思表示，通过其妻子薛丽转账汇款的实际行动显示，其交付的是借款而非投资款。该协议行未实际履行。2015年3月12日，洪春幸又汇款100万元给袁明华，但款项用途不明，且至2015年4月9日双方重新签订《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及《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洪春幸交付的400万元，与协议要求的500万元并不相符，且当事人之间并未就300万元借款转化为投资款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根据橄榄树公司的公司章程，从该公司成立至今，从未登记过张六松、洪春幸的股权，也未向其二人签发出资证明以及将其登记在公司内部股东名册，二人也未实际享受出资人权益或享受过分红。凯育公司有理由认为，各方均未实际履行该原始股的投资协议。袁明华、耕读缘公司在上诉状中也自认均未履行过原始股投资协议。二、除了证明出资外，洪春幸还应当证实投资款用于橄榄树公司。根据一审洪春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洪春幸向袁明华支付了500万元。如果该款项被认定为是对橄榄树公司的出资，洪春幸还需证明该款项由袁明华实际投资于橄榄树公司的实际运用。如果上述款项未被用于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的开发及经营，投资协议未履行，就无法形成收益权。洪春幸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义务，如不能证明，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洪春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耕读缘公司持有的橄榄树公司15%股权份额中4.8333%实际为洪春幸所有；二、橄榄树公司、耕读缘公司、凯育公司、兴源公司协助洪春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三、橄榄树公司、袁明华、耕读缘公司、凯育公司、兴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洪春幸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耕读缘公司持有的橄榄树公司15%股权份额中4.8333%即725万元出资相应的财产权利归洪春幸所有；二、橄榄树公司、袁明华、耕读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5日，洪春幸为甲方、袁明华为乙方，签订《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合作投资筹建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项目达成如下条约：一、以乙方为主投资筹建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于临平新城规划用地87.3亩，预计2014年3-5月份通过招拍挂摘牌落地。二、摘牌地价加上截至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引进投资伙伴成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日止的费用（包括建筑设计及相关程序报批支付政府实际费用）总和为原始股总额。原始股入伙者捆绑一起共同面对后续引进投资合作伙伴。原始股合伙人团体通过私募、信托或银行借贷等融资办法弥补该团体资金不足的，其风险与利益按出资比例共同承担。摘牌前乙方为确保摘牌成功所开支费用约为150万元人民币，摘牌后由原始股合伙人共同承担，按出资比例支付给乙方个人。三、甲方于土地摘牌前先期投资人民币300万元，乙方认定其为原始股，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计算出资比例，如项目发生意外不能执行，由乙方负责退还，并追加其从投资日起到退还日止的银行利息（以存款利率核算），一并退还。四、如甲方同意乙方举荐并报校董事会批准出任中方校长的，乙方割让原始股人民币200万元，与甲方实际出资额一并计算所占原始股出资比例。五、甲方投资款出资日为2014年2月26日，由甲方汇入乙方账户：账号62×××10、户名袁明华、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余杭支行。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2014年2月28日、4月8日，洪春幸分别通过案外人薛丽账户向袁明华转账200万元、100万元，在汇款摘要处备注“借款”。2014年12月2日，橄榄树公司在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成立时的股东为耕读缘公司、袁明华，其中耕读缘公司认缴出资2550万元、持有51%股权；袁明华认缴出资2450万元、持有49%股权。2015年3月12日，洪春幸向袁明华转账100万元。2015年4月9日，耕读缘公司为甲方、袁明华为乙方、沈六松为丙方、洪春幸为丁方，签订《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就合作投资橄榄树公司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方向。1、橄榄树公司负责筹建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包括购地、土建、硬装修、景观及相关费用，总投资约3.6亿元人民币。2、原始股资金用于购地、市政建筑配套费及相关费用，总投资不足部分通过两个途径解决。主要途径为引资，通过协价释放股权，首轮释放初步考虑约33%，原始股团体控67%，引资后不足部分通过项目贷款等银行融资解决的，融资费用由原始股团体按股权比例承担。权衡利弊，也可考虑进一步扩大协价释放股权部分，届时由原始股全体股东协商定夺。3、原始股全体股东约定，待项目成熟后，可进行第二轮股权协价释放，第二轮协价释放股权税后所得全额按比例分配。4、原始股股东在第二轮股权释放前不得退股，若执意退股，一律按原出资额等值退回，不追加利息，之后，若有意退股的，同等条件下，必须出让给原始股内部股东。5、橄榄树公司拟聘请相关经营出任ＣＥＯ及财务总监，聘原始股东代表出任监事，严格按股份制公司制度执行，往上市公司方向发展。二、原始股股价认定。1、原始股总股价由购地款、市政建设配套费及前期无据支出费用三方面组成。2、购地款：87.3亩＊72万元＝6285.6万元。市政建设配套费：58200平方米＊140元＝814.8万元。前期无据支出费用：150万元。以上三项合计7250.40万元。前两项合计7100.40万元，为实际注入资本。第三项150万元乙方先已投入，由甲、丙、丁三方按比例现金支付给乙方。三、原始股股权认定。1、甲方：耕读缘公司51%，出资3621.204万元，实际出资3621.204＋76.5＝3697.704万元。2、乙方：袁明华29%，出资2059.116万元，实际出资2059.116＋43.5＝2102.616万元。3、丙方：沈六松10%，出710.04万元，实际出资710.04＋15＝725.04万元。4、丁方：洪春幸10%，出资710.04万元，实际出资710.04＋15＝725.04万元。5、原始股股本金按比例出资，资金来源及筹资费用由股东自行负责，橄榄树公司不承担任何源自股本金个体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6、之前乙方与丙方（2014年9月11日签订）、丁方（2014年2月25日签订）一对一的协议作废，当时认定的原始股总额中包含的建筑设计、筹备小组及政府报批费用转由投资管理公司负责。四、职务聘任及相关约定：1、甲方出任董事财务副总裁，并协助ＣＥＯ负责文化创意项目的招商工作。2、乙方出任董事长及教育总长。3、丙方出任董事、监事。4、丁方出任董事及中方校长。5、以上岗位职责权限及薪资待遇由橄榄树公司董事会和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董事会决定，董事长及董事职务不享受薪资待遇。6、以上四方作为原始股股东捆绑一起，在以后的引资、融资、股权释放过程中精诚合作，同进共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创建一所名校共同努力。五、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后期任何变化，以共同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遵守章程及公司制度，任何经济政策调整以会议纪要为准，杜绝口头承诺。”同日，洪春幸为甲方、袁明华为乙方签订《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一、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中明确洪春幸股权为原始股的10%，出资710.04万元，实际出资710.04＋15＝725.04万元。二、以上第一条甲方实际到位资金510.04万元，另200万元系乙方聘任甲方为国际学校中方校长而赠送给甲方的股本金，与甲方实际到位资金一并计算所占原始股出资比例，享受原始股同等待遇。三、如甲方因个人原因不能出任中方校长，则该200万元股本金将由甲方个人追加投入，或由乙方收回，重新按比例调整股权比例。四、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明确约定，在第二轮股权释放前不得退股，若执意退股，一律按原出资额等值退回，不追加利息。根据此条约定，在此进一步明确，甲方在第二轮股权释放前如要求退股，则视同主动放弃所赠送的200万元人民币额度，由乙方收回。五、未尽事宜，须再度以补充协议（二）的形式签订，杜绝口头承诺。”2015年7月7日，袁明华与兴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明华将其持有的橄榄树公司49%的2450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兴源公司，袁明华实际到位的950万元股权的转让价款为950万元，在2015年7月7日前交割，未到位的1500万元股权由兴源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前承担到位义务。同日，耕读缘公司分别与兴源公司、凯育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兴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耕读缘公司将橄榄树公司6%的300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300万元股权）转让给兴源公司；凯育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耕读缘公司将橄榄树公司20%的1000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凯育公司。同日，橄榄树公司增资3000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兴源公司认缴出资4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耕读缘公司认缴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凯育公司认缴出资1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2015年8月5日，洪春幸向袁明华转账100万元，在转账凭证上备注“划款”。2016年10月18日，橄榄树公司增资7000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兴源公司认缴出资9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耕读缘公司认缴出资2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凯育公司认缴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另认定，2019年9月4日，洪春幸、袁明华、高玲英进行了一次对话。洪春幸、袁明华首先进行如下对话：“洪春幸：今天主要是谈这个事情，就是我的股份怎么办？袁明华：那你说怎么办？洪春幸：我想实名化。……袁明华：实名化了，目前我跟你说，我跟你上一次，上一次年前还是年后啊？洪春幸：年前。袁明华：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好像说了不可能，目前这个状况下不可能。洪春幸：目前这个状况不可能，那么你说什么时候可能？袁明华：……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在我这的500万，想实名不可能，没这可能性。洪春幸：不是，他卖跟我要求实名有什么关系呢？袁明华：因为你这本身就是跟我捆绑的隐性股，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确了，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洪春幸：有几个事情要明确的，第一是我的股份在橄榄树公司有没有的。袁明华：你的股份就不在橄榄树公司，你的股份是在耕读缘名下的，因为你的钱是打给我的。洪春幸：我知道，就是相当于我的股份是在橄榄树公司的股东耕读缘的名下是不是？袁明华：对。……洪春幸：那么我的股份就是在耕读缘名下。袁明华：对。洪春幸：那么这点总要明确的。袁明华：这个本来就明确的，有什么不明确的，我们之间都有协议的啊。……袁明华：你想讲明确你尽管去讲，但在面上你洪春幸跟橄榄树公司没任何关系，因为你这个隐形股是隐在我的名下，你的钱是打给我的，我们的名头是耕读缘公司，就这么简单。洪春幸：就这句话，就你讲的这点能不能给我明确一下。”此时高玲英进入对话场合，洪春幸、袁明华、高玲英继续进行如下对话：“……袁明华：那个，我再跟你重复一遍，你本人与橄榄树公司没任何关系，只是跟我发生关系，跟耕读缘发生关系，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你在的东西永远是在的，……无论是卖也好不卖也好你的股权始终是在我名下的，这是事实，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这个不会错的。洪春幸：是在耕读缘名下是不是？袁明华：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只能是跟我发生关系的，跟那个东西发生不了关系的，他要卖你也跟他发生不了关系，只有我要卖才能发生关系。洪春幸：所以我来跟你提有没有可能实名化。袁明华：我跟你明确说了，不可能。洪春幸：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就是我现在的股份在橄榄树公司耕读缘名下，这个能不能明确？袁明华：这个我们本身就有协议在那里的啊，还有什么不明确。……洪春幸：那如果是银行方面的问题，客观的原因，我也理解的，但是有一点要给我明确的，就是我的股权是在耕读缘的名下，这点要明确的。高玲英：对啊，这个你跟袁明华有协议在，你担心什么呢？洪春幸：不是我担心什么，因为在橄榄树公司里面并没有袁明华的名字了。高玲英：谁说的？洪春幸：不是只有耕读缘了吗？高玲英：那他不是耕读缘的股东啊？袁明华：我是股东啊，三方股东又不是个人股东，一个是兴源控股，一个是耕读缘，一个是凯育投资。高玲英：你包括沈六松也没有的啊.洪春幸：对啊，所以这个要明确下的。高玲英：这个不是你们有协议在吗，还要怎么明确呢？洪春幸：我呢很简单，说实话，你给我写个东西，便条写一张，就是我的股份在橄榄树公司。袁明华：不需要写东西，我们有协议在要写什么东西。高玲英：你觉得那份协议没用是吧？洪春幸：也不是没用，……。袁明华：你没有股份在里面，橄榄树公司，你是在耕读缘名下。洪春幸：我知道。……高玲英：……你知道文创公司是谁的吗，是橄榄树公司的，你是不是股东，那等于这份钱你也没得赚啊。......洪春幸：你的态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银行贷款还完才能实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袁明华：现在情况是这么个情况，蛮简单的……你在我名下始终逃不掉的，我们有协议的是不是，我袁明华做人这一点我跟你天地良心，我不会少你一分钱的跟你说，该多少是多少。……”再认定，2018年7月31日，耕读缘公司为出质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余杭支行）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耕读缘公司将其名下橄榄树公司15%股权为光大银行余杭支行、橄榄树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2016063Ｄ573《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中的主债权人民币45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双方对该质押在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另查明，耕读缘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6月1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玲英，股东为高玲英、袁明华，各持有50%股权。诉讼期间，凯育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向兴源公司转让其名下的橄榄树公司20%股权。至此，橄榄树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为耕读缘公司、兴源公司，其中耕读缘公司认缴出资额2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兴源公司认缴出资额1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5%。 一审法院认为：洪春幸与袁明华签订的《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与橄榄树公司、袁明华、案外人沈六松签订的《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院确认合法有效。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洪春幸、袁明华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的《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中约定洪春幸对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筹建出资300万元并据此计算出资比例，2014年12月2日橄榄树公司设立登记时登记股东为耕读缘公司、袁明华，分别持有51%、49%股权，橄榄树公司、袁明华、洪春幸在2015年4月9日签订的《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中约定耕读缘公司、袁明华、沈六松、洪春幸分别享有的股权份额为51%、29%、10%、10%，结合洪春幸向袁明华支付500万元这一事实，该院认定在袁明华对外转让股权前洪春幸已通过上述协议的签订及款项的支付取得实际出资金额所占股权份额相应的财产权利，亦即袁明华向兴源公司转让的橄榄树公司49%股权中包含了洪春幸出资金额所占股权份额。袁明华抗辩其与洪春幸之间无股权代持合意，洪春幸并非橄榄树公司隐名股东，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袁明华抗辩其与洪春幸之间仅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但对借贷合意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而案涉《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约定内容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2014年2月28日、4月8日转账凭证虽备注“借款”，但实际系履行《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所支付款项，并不改变款项的真实用途，且袁明华主张该款项为借款但时隔多年未予还本付息亦与常理不符，故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袁明华将其为洪春幸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兴源公司后，未将对应的股权对价支付洪春幸，在现有证据不能表明该转让系经洪春幸同意的情况下，袁明华亦未及时将造成洪春幸的损失向洪春幸进行赔付。相反，在2019年9月4目录音中，耕读缘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玲英及股东袁明华均多次陈述并确认洪春幸享有的橄榄树公司股权代持在耕读缘公司名下及洪春幸为隐名股东，该意思表示系耕读缘公司在袁明华转让其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后对洪春幸享有橄榄树公司股权财产权利承诺及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因此，该院认定耕读缘公司关于其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中的洪春幸出资金额所占股权份额的相应财产权利属洪春幸所有的承诺在耕读缘公司、洪春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耕读缘公司应依约予以履行。耕读缘公司抗辩洪春幸从未将所谓的出资款汇入耕读缘公司名下，如上所述，洪春幸是否向耕读缘公司直接支付出资款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耕读缘公司抗辩其与洪春幸之间从未有任何代持股的合意，因2019年9月4目录音对话中耕读缘公司意思表示明确，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关于洪春幸对耕读缘公司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享有财产权利的股权份额，其一，洪春幸主张其与袁明华在《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袁明华聘任洪春幸为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中方校长后向洪春幸赠送橄榄树公司200万元股本金，因2019年9月4目录音的开始阶段袁明华陈述“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在我这的500万，想实名不可能”，故该段录音仅系对500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份额进行沟通，不能证明耕读缘公司系对200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份额进行承诺，故洪春幸诉请要求确认耕读缘公司持有的橄榄树公司股权份额中的200万元出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如洪春幸认为袁明华未履行向其赠与200万元出资，可另行主张，该院对袁明华在本案中关于其赠与洪春幸200万元股本金的条件从未达成的抗辩意见不予评判。其二，洪春幸主张享有25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份额的财产权利，但其对该25万元并未实际出资，2014年2月28日转账200万元、4月8日转账100万元系履行《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项下付款义务，2015年3月12日转账100万元亦在《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确认为出资金额，故对该些款项计算利息并无依据，该院对洪春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此，该院认定洪春幸对耕读缘公司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中500万元出资所占的股权份额享有财产权利。袁明华抗辩洪春幸对其向兴源公司转让股权知情且未有异议，洪春幸对此予以否认，该院认为洪春幸在股权转让时是否认可不影响本案审理，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耕读缘公司抗辩洪春幸要求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未得到橄榄树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因本案审理过程中洪春幸对诉讼请求予以变更，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评判。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现耕读缘公司以其名下橄榄树公司15%股权为橄榄树公司与光大银行余杭支行之间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了质押担保，且不能排除耕读缘公司是否存在对外债务，因此，洪春幸对耕读缘公司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中500万元出资所占股权份额相应的财产权利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该股权而享有的权利。综上，该院对洪春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杭州耕读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5%股权(对应出资额2250万元)中的杭州橄榄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3333%股权(对应出资额500万元)的相应财产权利属洪春幸所有。二、驳回洪春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洪春幸负担25元，杭州耕读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55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橄榄树公司成立之前，洪春幸已依照案涉《杭州橄榄树(国际)学校原始股投资协议》的约定向袁明华交付款项300万元，300万元汇款备注虽为“借款”，但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的明确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在此后的《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橄榄树公司原始股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以及案涉录音证据中的陈述，应认定包括该300万元款项在内的案涉500万元款项系洪春幸作为橄榄树公司的“原始股股东”履行与袁明华、耕读缘公司的前述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而交付的款项。袁明华、耕读缘公司关于该款已默认转变性质为借款的主张，与其在前述书面协议以及案涉录音证据中的意思表示相悖，亦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橄榄树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耕读缘公司、袁明华，各持股51%、49%。而耕读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高玲英，股东为高玲英、袁明华，各持有50%股权。除前述书面协议以外，案涉录音资料中，高玲英、袁明华均明确洪春幸对耕读缘公司在橄榄树公司的对应股权享有相应权益。且本案二审中，橄榄树公司以及橄榄树公司除耕读缘公司以外的另一股东兴源公司均对原审判决明确表示认可，故应认定橄榄树公司以及其股东对洪春幸就耕读缘公司名下橄榄树公司股权中500万元出资所占股权份额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均无异议。洪春幸在本案中所提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袁明华、耕读缘公司所提上诉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袁明华、耕读缘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袁明华、杭州耕读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