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1202行初38号原告王明峰，性别××年××月××日生，××族。被告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法定代表人钱锟，镇长。出庭负责人游余勤，副镇长。委托代理人陆年宝（特别授权），江苏丁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顾九X（特别授权），该单位工作人员。被告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泰州市姜官路251号。法定代表人王国斌，局长。出庭负责人季燚，分管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史秀华（特别授权），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金荣（特别授权），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芳，性别××年××月××日生，××族。第三人姚小兵，性别××年××月××日生，××族。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年胜（特别授权），泰州市姜堰区娄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明峰诉被告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人民政府、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农村局、第三人刘芳、姚小兵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刘芳、姚小兵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明峰，被告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蒋垛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游余勤及诉讼代理人陆年宝、顾九X，被告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局）的出庭负责人季燚及诉讼代理人史秀华，第三人刘芳、姚小兵的诉讼代理人陆年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明峰诉称，2018年5月15日原告租用第三人刘芳位于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邱刘村的养猪场用于生猪养殖，同年6月28日原告出资5000元以刘芳丈夫姚小兵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购买育肥猪险一份，总保险金额600300元。2018年6月至12月30日期间，原告饲养的生猪相继发生病情，原告根据相关动物防疫的相关规定，分别向农业农村局以及蒋垛镇政府下属部门蒋垛镇畜牧兽医站报告疫情，蒋垛镇畜牧兽医站派人来现场进行疫情检测和相关数据统计，被告农业农村局和蒋垛镇畜牧兽医站没有根据相关规定如实记录死亡生猪数量，没有进行疫情检测，没有通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派员来现场，同时也没有向保险公司提供生猪准确的死亡数字。2019年1月份，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赔偿，保险人向第三人姚小兵赔偿24000元保险费用，第三人刘芳和姚小兵在非法获得保险金的情况下，拒不归还原告应该获得的保险金，后经诉讼，第三人才归还了部分保险金15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农业农村局和蒋垛镇政府，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原告承包的养猪场临近水源地仅20米远，化粪池和水源地直接连通，养猪场和居民区距离不到100米，该养猪场的设置明显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被告农业农村局和蒋垛镇政府作为畜牧业的主管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原告养猪行为予以制止和取缔，属于明显的渎职行为。由于被告的渎职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相关规定，作为畜牧业疫情的主管单位，一旦发现疫情，农业农村局和蒋垛镇政府必须采样化验，统计相关生猪死亡病情，数量等相关数据，被告在原告饲养的生猪发生病情后，没有根据相关的检验检疫规定，进行病情检验检疫，同吋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数据记录，在2019年10原告要求查阅死猪数据，蒋垛镇畜牧兽医站称数据没有记录，部分记录找不到，蒋垛镇畜牧兽医站的行为，明显属于不履行法定职务的行政不作为行为。由于被告在处理死亡生猪时，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提供准确的死亡生猪数据，导致保险人仅赔偿24000元赔偿金，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6300元。第三人刘芳向原告出租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养猪场，存在欺骗故意，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第三人对原告的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第三人退还租金，赔偿损失。第三人姚小兵接受原告委托购买保险，故意隐瞒保险收入，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告险情，是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原因之一，第三人姚小兵的行为同样构成侵权，必须承担原告的部分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和第三人共同承担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蒋垛镇政府、农业农村局的下属部门蒋垛镇畜牧兽医站在处理原告生猪疫情时没有及时如实登记记录死亡生猪数量，没有进行疫情检疫，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死亡生猪的疫情进行上报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赔偿原告养猪保险损失5763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王明峰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租赁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姚小兵签订合同，约定双方责任义务；2、照片7张，证明系晚上拍摄的死猪画面，死猪的数量无法核实；3、保险单，证明保险公司赔偿太少，姚小兵只给了原告一万多，至今还有一万多未给；4、邓小根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抓猪的数量为450余头。被告蒋垛镇政府辩称，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以行政机关对其饲养生猪死亡的疫情处置行为违法影响其商业保险理赔为由提起诉讼，但原告仅是涉案养殖场的承租人，并非被保险人，其并不存在基于保险理赔事宜而对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法上诉讼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的规定，应驳回起诉。涉案处置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4日，原告起诉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乡级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群众协助做好本管辖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向村民、居民宣传动物疫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协助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各项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工作。《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根据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加强村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泰州市姜堰区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各镇政府是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人。故被告蒋垛镇政府承担属地管理责任。涉案疫情处置行为发生在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就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答问、以及泰州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泰州市姜堰区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2018年12月24日下午，第三人姚小兵向被告农业农村局报告发生大量生猪死亡情况，被告农业农村局电话通知被告蒋垛镇兽医站，并要求第三人姚小兵向兽医站报告情况。蒋垛镇兽医站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养猪场现场，并向被告蒋垛镇政府汇报，被告蒋垛镇政府分管负责人、所在村负责人均到现场。到现场后发现大量生猪死亡，其余20余头病猪倒地不起病危。经蒋垛镇兽医站现场调查，询问原告，其承认自行低价购买无检疫证明的苗猪，从而造成饲养生猪大面积死亡。蒋垛镇兽医站即向姜堰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汇报病死猪的所有情况，季所长指示养殖户无检疫证明，从外地购入病猪，致使养猪户饲养的生猪大面积死亡，对病死猪应作无害化处理。同时，要求对养猪户进行书面谈话记录。兽医站随后对现场的病、死猪进行清点，并指导村委会组织人员进行无害化处置，上述处置行为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至于原告所称通知保险公司一事，是被保险人的私权，被告蒋垛镇政府无此法律义务。但当时蒋垛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帮助其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待保险公司人员到场清点病死猪后进行无害化处理，进行深埋。原告主张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因行政行为违法导致其未能足额理赔保险，但其本人并非被保险人，也未提交因保险理赔向行政机关申请调取材料的证据，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保险公司理赔结果与行政行为存在关联性。原告所饲养生猪病死，是其自行购买无检疫证明病猪所致，上述病、死猪依法应予没收销毁，不存在可以通过保险理赔获取利益。原告所提交的购买生猪证据不真实，该养殖场的规模核定为最大存栏量300头，在谈话笔录中原告明确现有存栏130头，从外地购进生猪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原告无法提供上述证明材料，属于违规养殖。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蒋垛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主体责任告知书；2、谈话笔录；3、兽医站工作人员顾九X制作的工作笔录；4、照片；证据1-4证明涉案养猪场规模为存栏数300头，原告在非洲猪瘟疫情期间违规购买无检疫证明的病猪，导致其饲养的生猪病死，蒋垛镇兽医站对其进行调查，并指导进行无害化处理。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二款；2、《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三十七条；3、《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四条第五款；4、《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5、农业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0号）；7、农业农村部就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地能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答问；8、《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泰动防指[2018]3号）；9、《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泰姜动防指[2018]2号）的规定。被告农业农村局辩称，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以行政机关对其饲养生猪死亡的疫情处置行为违法影响其商业保险理赔为由提起诉讼，但原告仅是涉案养殖场的承租人，并非被保险人，其并不存在基于保险理赔事宜而对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法上诉讼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的规定，应驳回起诉。农业农村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涉案疫情处置行为发生在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泰姜动防指[2018]2号）的规定，各镇政府是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人，被告农业农村局仅负责全区疫情防控的牵头协调工作。另根据2012年姜堰市委办公室会议纪要安排，各镇区兽医站的业务由被告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人财物则由镇政府代管，故农业农村局未直接参与涉案疫情处置活动，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泰州市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规定，8月19日江苏省内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农业部已启动疫情Ⅱ级应急响应，各地对发现疑似疫情的，要第一时间调查处置，采取扑杀等处置措施。2018年12月24日，蒋垛镇兽医站接第三人姚小兵报告发生大量生猪死亡后，立即赴现场调查，经询问原告承认其自行购买无检疫证明的病猪，从而造成饲养生猪大面积死亡的事实。兽医站随后对现场的病、死猪进行清点，并指导村委会组织人员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置，上述处置行为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至于原告所称通知保险公司一事，是被保险人的私权，疫情处置机关无此法律义务。原告主张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因行政行为违法导致其未能足额理赔保险，但其本人并非被保险人，也未提交因保险理赔向行政机关申请调取材料的证据，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保险公司理赔结果与行政行为存在关联性。原告所饲养生猪病死，是其自行购买无检疫证明病猪所致，上述病、死猪依法应予没收销毁，不存在可以通过保险理赔获取利益。综上，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诉求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农业农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告知书；2、2018年12月24日的谈话记录；3、2018年12月24日的工作记录；证据1-3证明原告在非洲猪瘟疫情期间，购买了无检验证明的病猪，导致自家饲养生猪病死，蒋垛兽医站对其进行调查，并指导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具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1、《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泰姜动防指[2018]2号）；2、2012年9月10日第5期《姜堰市委办公会议纪要》；3、《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泰动防指[2018]3号）；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20年版）》的通知（农牧发[2020]10号）；5、《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刘芳、姚小兵述称，原告租赁第三人姚小兵生猪养殖场是其通过中间人介绍，具体租赁合同细节及租赁金额是原告、第三人姚小兵及两中间人协商达成，生猪养殖场户主是姚小兵。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由于姚小兵本人在山东打工，中间人及原告要求刘芳代签，刘芳在征得姚小兵同意后代为办理签名，故刘芳是作为姚小兵代理人，不是本案第三人。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原告及介绍人多次到生猪养殖场现场查看、询问，原告对养殖场场地情况、卫生环境等表示满意，故根本不存在所谓刘芳欺骗故意，要求刘芳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所谓姚小兵接受原告委托购买保险、故意隐瞒保险收入、没有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告险情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姚小兵主动帮助原告购买相关保险，并垫付保险费，该费用在投保过后原告分期返还姚小兵。由于原告系承租人、实际养殖人，发生猪病时姚小兵根本不可能第一时间知情。如对猪病情况有隐瞒，也只能是原告故意。据了解，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前原告曾自行在养殖场附近私下掩埋了若干头病死苗猪。可见损失扩大的后果是原告行为造成。2018年12月24日畜医站、村委会等部门得到病死猪消息后，即到养殖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原告电话告诉姚小兵病死猪情况，姚小兵也到现场协助原告对病死猪进行处理。同时保险公司也有工作人员到场进行清点，原告也在现场并做了调查笔录。保险公司赔偿款到账后，姚小兵及时通知原告，但由于原告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后并未提出终止租赁合同，称想将生猪养殖场改成肉狗养殖场，一直未提出不再租赁问题，也未交还养殖场。故姚小兵将保险赔偿款24000元作为第二年度租金部分，原告未提出异议，直到2019年8月6日，原告突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经调解刘芳当庭给付原告15000元解决纠纷。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已经法院审结，原告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要求系重复主张。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发生猪病及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原告自行私下购买未经检疫的苗猪所致。原告提供的邓小根证明，称其与原告购买苗猪450余头，而养殖场规模核定只是最大存栏量300头。根据被告提供的工作笔录载明，现场查看合计97头，已死亡66头，其余都发病中。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原告陈述，现在存栏130头，而根据第三人回忆，当时存栏大约100头。在调查笔录中原告承认其在一个多月前从大泗购买300元/头苗猪后出现猪病死情况，并因此将经纪人骗来报警。根据第三人了解，原告说过经纪人后来赔偿了几万块。综上，原告损失系自身过错造成，且已得到弥补。原告在猪病发生初期，故意隐瞒事实，在本案中提供不实证据，夸大损失，系恶意诉讼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芳、姚小兵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王明峰诉刘芳租赁合同纠纷民事诉状；2、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4民初5929号民事调解书；证据1-2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已在姜堰法院诉讼，原告在本案中向第三人提出赔偿属重复主张。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蒋垛镇政府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部分照片拍摄时间有异议，认为并非2018年12月24日拍摄，而是之前原告购买病猪导致发病死亡，当日拍摄的照片能够证明无害化处理时相关部门及保险公司进行了清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相关理赔事项已处理结案；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出庭。被告农业农村局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蒋垛镇政府一致；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原告并非保险单当事人，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有未能获得理赔的损失，更不能证明损失与涉案行政行为存在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内容与原告事发当日笔录不一致。第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蒋垛镇政府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理赔款已由原告拿走；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蒋垛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其签字时是空白的，未填写任何内容；对证据2认为系其签名，但当时时间很晚；对证据3不予认可；对证据4无异议；对其他文件均无异议。被告农业农村局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均无异议，但认为农业农村局监管不到位；被告蒋垛镇政府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均无异议，但提出关于介绍人1万元事宜第三人答应提供帮助但未完成；被告蒋垛镇政府及农业农村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3，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证据2中显示时间的照片，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未标注时间的照片，无法判断拍摄时间和对象，其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依法不予认定；证据4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依法不予认定。被告蒋垛镇政府、被告农业农村局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依法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0日，农业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农医发[2017]28号），明确目的系及时扑灭突发非洲猪瘟疫情，保障生猪养殖业健康发展；工作原则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切实落实防控工作责任制，联防联控，形成防控合力；适用于我国突发非洲猪瘟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管理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非洲猪瘟疫情应急管理工作，并根据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需要，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地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应急响应建议。2018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0号）明确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逐级压实动物防疫责任；一旦发现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务必坚决，行动务必迅速，措施务必全面到位，切实抓好封锁、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2018年8月22日，泰州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泰动防指[2018]3号），明确农业农村部已启动疫情Ⅱ级应急响应，各地动防指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全面开展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对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要第一时间处置，采取隔离、扑杀、消毒等处置措施，并逐级快报到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9月13日泰州市姜堰区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泰姜动防指[2018]2号），明确要采取重大突发动物疫情Ⅰ级应急响应的相关措施，按照Ⅰ级应急响应的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到位。2018年5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刘芳签订养殖场租赁合同，租赁第三人位于邱刘村20组的猪场用于生猪养殖。2018年6月28日第三人姚小兵作为投保人购买育肥猪养殖保险。2018年11月16日蒋垛镇畜牧兽医站作出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告知书，明确引进的畜禽必须附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遵守疫情报告相关规定，一旦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动物疫情，不得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动物疫情，不得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不得发布动物疫情；动物饲养兴办者是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无害化处理第一责任人，对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必须坚持“五不一处理”原则：即不宰杀、不运输、不买卖、不丢弃、不食用，一律采取送至当地病死动物收集点或采取深埋或焚烧等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记入档案。2018年11月20日，原告代第三人姚小兵作为养殖场负责人在上述告知书附件的畜禽养殖场主体责任承诺书上签名。2018年12月24日，蒋垛镇兽医站了解到第三人养殖场发生大量生猪死亡后，立即前往调查。原告在笔录中陈述：“现在存栏130头”；“一个多月前开始发病，从大泗购回当天就死亡1头，第三天全部发病，并且把我场原有的猪也感染上了，至今已死亡80多头”；“一个多月前从大泗经纪人手中购回32头，我场死亡较多就把经纪人骗来发生纠纷后，派出所处理”；“买的这32头猪无检疫证明”……现场执法人员随即对现场的病、死猪进行清点，记录为现场97头，已死亡66头，并组织人员对现场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置。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亦在场进行了拍摄。2019年8月26日原告以刘芳为被告向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因养猪出现非洲猪瘟重大疫情失去养殖能力，要求刘芳归还违约金1万元及猪的保险赔偿金24000元，合计34000元。2019年10月10日，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204民初5929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刘芳于2019年10月10日前一次性给付原告15000元，双方以此结清本案纠纷，且已履行。另查，原告于2019年12月1日将蒋垛镇畜牧兽医站列为被告，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释明要求原告核实被告主体资格后完善诉状。2019年12月5日原告再次邮寄起诉材料，但仍然未变更被告，法院建议其将蒋垛镇政府列为被告，此后法院又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多次指导，直至2020年1月11日原告再次提交起诉材料，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是认为两被告对其饲养的生猪死亡疫情的处置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保险损失576300元。同时陈述，涉案的处置行为违法是指2018年12月24日，兽医站工作人员、乡政府工作人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场，对死亡的生猪没有经过检测，也没有查明死亡原因，对生猪的数量及重量都没有进行核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出法定期限；2、被告农业农村局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3、蒋垛镇兽医站在处置原告的生猪疫情过程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4、原告主张的保险损失是否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告主张的生猪死亡疫情处置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4日，也就是原告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虽然本案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但事实上，原告已于2019年12月1日将蒋垛镇畜牧兽医站列为被告，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后因多次补正起诉材料导致立案时间延后，故不应当认定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关于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乡级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群众协助做好本管辖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向村民、居民宣传动物疫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协助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各项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工作。《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四条第五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根据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加强村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结合2012年9月10日第5期《姜堰市委办公会议纪要》，镇区兽医站业务由市农委负责指导，人财物由镇人民政府代管以及2018年9月13日泰州市姜堰区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的《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泰姜动防指[2018]2号），明确各镇政府系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人。故被告蒋垛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动物疫情处理工作，作为涉案蒋垛镇兽医站的管理部门，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农业农村局作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但其作为业务指导部门，在本案中并未实施具体处置工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处置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情，是我国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疫区范围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对疫区实行封锁。必要时，上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下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三）在封锁期间，禁止染疫、疑似染疫和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流出疫区，禁止非疫区的易感染动物进入疫区，并根据扑灭动物疫病的需要对出入疫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一旦发现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务必坚决，行动务必迅速，措施务必全面到位，切实抓好封锁、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泰州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也明确对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的，要第一时间处置，采取隔离、扑杀、消毒等处置措施，并逐级快报到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泰州市姜堰区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作出的《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采取重大突发动物疫情Ⅰ级应急响应的相关措施，按照Ⅰ级应急响应的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到位。本案中，原告所租赁经营的养猪场因其购进无检疫证明的生猪，而发生大量病、死猪的情况，其在（2019）苏1204民初5929号案件中也明确系因养猪出现非洲猪瘟重大疫情失去养殖能力。故在农业农村部已启动疫情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立即采取相关强制措施，扑灭疫情。2018年12月24日，蒋垛镇兽医站的执法人员在调查原告所租赁经营的养殖场生猪发生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后，根据现行情况，未经检测以及调查死亡原因等，立即对病死猪作无害化处理，符合上述规定的精神。关于原告对生猪的数量及重量都没有进行核实的异议，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已对病、死猪数量分别进行了核实，保险公司的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了拍摄。且事实上涉案病、死猪采取无害化处理，数量及重量的统计并无实际意义。同时，根据现有证据，原告主张的保险赔偿问题已通过民事诉讼予以处理，并已实际履行。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赔偿保险损失5763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明峰对被告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人民政府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明峰对泰州市姜堰区农业农村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明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具体账户待递交上诉状后本院另行通知）。审 判 长  王 玮人民陪审员  王凤林人民陪审员  梁文有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窦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