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6004号原告：邵珠山，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中和华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吴碧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娟，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邵珠山与被告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珠山，被告益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娟、张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珠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益都公司支付项目利润分成160000元；2.判令益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8日，邵珠山与益都公司就新疆麦盖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标段利润分成签署协议书，益都公司共应支付邵珠山利润分成720000元，其中500000元利润分成通过胡某账户支付，剩余220000元未支付款项根据项目后续回款按比例支付。截止目前，益都公司已陆续收到项目回款，而益都公司不讲诚信，拒不承认协议之规定，不执行协议条款。经邵珠山多次催要，益都公司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故邵珠山诉至法院。益都公司辩称，一、益都公司已按约向案外人胡某及邵珠山支付利润分成共计560000元。益都公司已于2019年3月22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案外人胡某支付2019年麦盖提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标段项目500000元的利润分成，并于2019年6月3日通过电子银行转账方式向邵珠山支付新疆项目60000元的利润分成。二、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明确约定，案涉220000元并非仅仅为邵珠山的利润分成，该部分费用同时包括案外人胡某、洪振兴、刘国军等人的销售提成及商务费用，且项目的商务费用应从双方利润中予以扣除。上述人员的销售提成及商务费用共计428761.8元，其中益都公司已支付项目商务费用232097.7元，应按《协议书》约定在案涉220000元销售提成中予以扣除，益都公司不存在任何欠付事实。根据益都公司《公司销售提成及费用管理办法》，洪振兴的销售提成为131109.4元，刘国军的销售提成为65554.7元，共计196664.1元。案外人洪振兴、刘国军、魏国华的项目商务费用分别为151319.5元、64605.9元、16172.3元，共计232097.7元，上述人员的商务费用益都公司通过上述人员凭票报销方式支付。因此益都公司不存在任何欠付事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邵珠山不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28日，益都公司与邵珠山、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友好协商，就新疆2019年麦盖提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第三标段项目（以下简称新疆项目）的费用和利润分成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如下：1、公司认可邵珠山就新疆项目的利润分成为税后720000元,(其中500000元公司通过胡某银行账户己经支付给邵珠山，余220000元未支付）邵珠山承担业务人员的销售提成（其中包括胡某、洪振兴、刘国军等人）和商务费用，公司不再承担新疆项目的任何薪资款项，公司只负责新疆项目的售后问题，邵珠山负责项目催回款问题，如回款过程中再产生商务费用，均由邵珠山个人承担支付。2、益都公司承诺邵珠山的利润分成按照新疆项目的实际回款进度给予支付，项目未回款8581468元对应应支付邵珠山利润分成220000元按回款比例支付（支付账户为邵珠山农行账号），如为了配合催回款产生的正常差旅费用和工作餐费（需益都公司认可），需从双方利润中扣除，如产生其它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3、此协议签订7日内，邵珠山和胡某配合益都公司在新疆分公司的工商税务变更手续，移交在新疆的一切客户和关系、移交分公司的办公场地、办公用品、办公文件（包括电子文件）银行账户、报税系统等一切与之相关的账号、密码、钥匙和实物（按照财务部的固定资产清单核查），确定益都公司的新疆分公司能正常运行。4、邵珠山和胡某就此协议签署之日起自愿离职，协议签署之日到益都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办理离职手续，二人与益都公司解除劳务合同,所有薪资和劳动报酬均已结清，不得以各种理由向益都公司索取任何费用，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和纠纷。5、本协议签署之日，邵珠山和胡某把新疆分公司的各种账务整理清楚，移交益都公司财务部门，进行销账……《协议书》盖有益都公司的公章，并有邵珠山和胡某的签名。上述《协议书》签订后，邵珠山与胡某从益都公司离职。益都公司主张邵珠山与胡某离职后，由洪振兴接替他们负责新疆项目。邵珠山则称其与胡某离职后，没有任何人接替，因为新疆项目已经完成，只差回款。对此，益都公司解释称洪振兴是主要负责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签订协议时邵珠山作为益都公司的总经理牵头促成了新疆项目，而胡某作为益都公司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对接新疆项目，洪振兴负责跟进。关于新疆项目的参与人员，邵珠山称其当时担任益都公司的总经理，胡某是益都公司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对接新疆项目，其和胡某当时是同事关系，现在没有关系。邵珠山还称洪振兴是洪志强的儿子，除了新疆项目外，益都公司在新疆还有其他项目。对此，益都公司称虽然其在新疆还有其他项目，但在麦盖提只有涉案项目，且刘国军和洪振兴只参与了这个项目，益都公司在新疆的其他项目二人并未参与。关于涉案项目的情况，邵珠山称益都公司为涉案项目提供水表并负责安装，签订《协议书》时已经供货完毕，只差回款了。邵珠山还称涉案项目属于专项扶贫资金拨款，所以根本不需要催款。对此，益都公司称其负责向涉案项目提供水表，并负责安装及后续验收，双方约定了付款节点，需要洪振兴、魏国华等人跟进项目，由此会产生相应的差旅费用。益都公司还称签订《协议书》时，并未供完货，此时货款也没有支付完毕。益都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欲证明新疆项目的合同价款包括质量保证金在内共计13110939元已全部回款。《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显示在2019年3月25日益都公司收到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1254500元、2040500元、382772元；在2019年5月7日益都公司收到款项2449728元；在2019年7月29日益都公司收到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976500元、2700000元；在2019年10月18日益都公司收到款项3306939元。邵珠山认可《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的真实性，但称益都公司收到的款项高于合同约定的金额，两者差额为851699元，邵珠山认为该差额的利润分成也应有其的一半，其将另案主张相关权利。庭审中，益都公司主张已向邵珠山支付利润分成560000元，具体为：于2019年3月22日通过胡某账户支付500000元、于2019年6月30日向邵珠山账户支付60000元。对此，邵珠山认可已收到560000元利润分成，称益都公司现还欠其利润分成160000元。关于销售提成，邵珠山称洪振兴、刘国军在涉案项目中没有销售提成，刘国军有5000元奖金，胡某有98200元销售提成。费用方面，邵珠山称其为刘国军、洪振兴列支了10个月费用，《协议书》所载220000元利润分成是在扣除人员工资、销售提成、费用、税费基础上的纯利润。为证明其主张，邵珠山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胡某陈述：其曾是益都公司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兼负责人，邵珠山当时是其直接领导，2019年4月其从益都公司离职，胡某现与邵珠山和益都公司均无关系。胡某认可《协议书》上是其本人签名，并确认《协议书》上的利润分成720000元全部是益都公司给邵珠山的，其中包括了胡某的98200元销售提成，所以胡某在《协议书》上签名。胡某还称其的98200元销售提成，应该是邵珠山自益都公司取得720000元利润分成后，由邵珠山向胡某支付，目前益都公司尚未给付邵珠山全部的利润分成，邵珠山目前也没有向胡某支付98200元销售提成，所以胡某经常催促邵珠山。关于涉案项目的情况，胡某称除了其和邵珠山外，其他人没有参与，洪振兴是洪志强的儿子，涉案项目中标后他是为了躲避高利贷才跑到了新疆，刘国军只是送标书的人，在高管会上明确给其5000元的奖金，洪振兴和刘国军不存在销售提成。胡某还称签订《协议书》时，涉案项目的全部流程已经结束，大部分货物也已经供应完毕，尚欠货款也已经确认，因涉案项目是由专项扶贫资金拨款，故不存在后续催回款的问题，只需按流程付款。经询，胡某认可其曾替邵珠山收到益都公司支付的利润分成500000元并已支付给了邵珠山，对《协议书》上未付的220000元利润分成，胡某表示益都公司应当支付给邵珠山，其保证不会就《协议书》上的利润分成向益都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其的销售提成应由邵珠山从利润分成中支付。益都公司主张其已依照约定支付《协议书》中所涉案外人洪振兴、刘国军、魏国华三人的项目报销款，并支付了洪振兴、刘国华销售提成，现益都公司不欠邵珠山任何款项。为证明上述主张，益都公司提交了差旅费报销单、报销凭证及报销费用支付凭证、《客户服务委派单》等证据。此外，益都公司还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的回款回单、支出凭证及2019年上半年提成汇总，欲证明其已向刘国军支付了部分销售提成10579.53元；益都公司提交了京开劳人仲字[2020]第1455号调解书（日期为2020年4月29日），欲证明洪振兴在新疆项目中的提成为131109.4元。邵珠山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邵珠山对此不知情，也不同意。经询，益都公司称其向洪振兴、刘国军、魏国华支付的项目报销款、销售提成都发生于签订《协议书》之后，并未经过邵珠山的知情和同意。对此，益都公司的解释是邵珠山已不在其处任职，故支出这些费用时没有办法让邵珠山签字确认。关于是否具备了支付160000元利润分成的条件，益都公司称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除了项目回款是支付利润分成的条件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产生的正常商务费用和差旅费用应当从利润分成中扣除，扣除后如有剩余再向邵珠山支付。而且，益都公司还称利润分成中还应包括洪振兴、刘国华、魏国华三人的销售提成，经扣减益都公司认为其实际支付的金额已远远大于邵珠山主张的160000元，其保留向邵珠山追偿的权利。对于益都公司的上述意见，邵珠山不予认可，其称涉案项目是在其亲自指挥，由胡某现场运作下才成功中标，与洪振兴、刘国军没有任何关系，这二人也未参与新疆项目的前期商务运作和中标。洪振兴到新疆是为了躲避债务，而益都公司给他支出费用和提成，是没有道理的，且与涉案项目无关。刘国军只是将标书送到投标现场，根本不是营销人员，不能享受项目提成。而就胡某的销售提成98200元，邵珠山认为包括在《协议书》220000元利润分成中，并同意在收到220000元利润分成后由其向胡某支付销售提成98200元。本院认为，邵珠山、胡某与益都公司所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切实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益都公司是否应当向邵珠山支付利润分成160000元。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第一，根据《协议书》约定，就新疆项目邵珠山应得利润分成为720000元。签订《协议书》时，邵珠山已实际收到益都公司支付的利润分成500000元，剩余220000元尚未支付。从《协议书》第2条可见，项目未回款8581468元对应应支付邵珠山利润分成220000元，益都公司承诺按照新疆项目的回款比例向邵珠山支付相应利润分成。该项约定属于双方当事人就邵珠山取得剩余利润分成所附条件，在所附条件未成就时，邵珠山无权要求益都公司支付利润分成。因此，益都公司是否应当向邵珠山支付剩余利润分成，关键是看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根据查明的事实，益都公司已收到涉案项目的全部货款，即《协议书》所载明的未回款8581468元现益都公司已全部收到，所附条件现已成就，益都公司应向邵珠山支付利润分成。第二，关于益都公司提出的其已替邵珠山向案外人洪振兴、刘国军、魏国华支付项目报销费用及向洪振兴、刘国华支付销售提成，且支付数额已经超过邵珠山主张的利润分成，根据《协议书》约定，益都公司认为已不欠邵珠山新疆项目款项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协议书》第1条约定：“邵珠山承担业务人员的销售提成（其中包括胡某、洪振兴、刘国军等人）和商务费用，公司不再承担新疆项目的任何薪资款项，公司只负责新疆项目的售后问题，邵珠山负责项目催回款问题，如回款过程中再产生商务费用，均由邵珠山个人支付。”和第2条约定：“如为了配合催回款产生的正常差旅费用和工作餐费（需益都认可），需从双方利润中扣除，如产生其它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系由邵珠山负责新疆项目催回款问题，如回款过程中再产生商务费用，均由邵珠山个人承担支付。由此可见，益都公司只负责售后，并不负责催回款，也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如确如益都公司所述，其替邵珠山向洪振兴、刘国军、魏国华支付了上述费用，那益都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所支付的费用与催回款有关，且经过了邵珠山的知情并同意。而益都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与催回款有关，且邵珠山对此并不知情，在庭审中邵珠山亦未对此予以追认，不利后果应当由益都公司自行承担。而且，根据益都公司提交的收取货款凭据可见，其在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已经收到涉案项目的全部款项，但其提交的差旅费报销单、报销凭证及报销费用支付凭证中，有大量凭证的日期发生于2019年10月18日之后，明显与催回款无关，故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对益都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三，如上所述，既然《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胡某、洪振兴、刘国军等人的销售提成由邵珠山承担，如益都公司向上述人员支付提成，必然涉及到邵珠山的切身利益，当然需要经过邵珠山的知情和同意，而益都公司在未经邵珠山知情并确认的情况下，即使确实已向相关人员支付了款项，但不足以证明与本案有关，相应不利后果应由益都公司自行承担。故本院对益都公司关于其支付的销售提成应从邵珠山的利润分成中扣减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珠山利润分成1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珊珊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 冉书 记 员 苏 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