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行申17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国祥，男，196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寻乌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寻乌县东江源大道1号行政中心一楼。法定代表人谢小菁，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仁飞，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明斌，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黄国祥诉被申请人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房屋限期拆除决定一案，龙南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赣0727行初20号行政判决,驳回黄国祥的诉讼请求。黄国祥不服提起上诉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赣07行终47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国祥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黄国祥请求本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及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的寻规建责拆决字[2018]WF－6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诉讼费用由寻乌县自然资源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可，是罔顾再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证据的质证意见，二审法院未经依法审查认可一审法院的观点，亦是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寻乌县人民政府仅仅是编制单位，寻乌县人大常委会也仅仅是审查单位，真正的审批单位是赣州市人民政府或者江西省人民政府，但被申请人未提供赣州市或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申请人在一审提供的《江西省寻乌县县城总体规划》（2006-2020）仅仅是报批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房屋在所谓城市规划区内。被申请人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在再审申请人房屋建设时间前变更规划的证据，且再审申请人已经在二审提交了被申请人直到2018年8月15日才变更规划的证据。二、有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房屋建筑性质认定书》中可以认定寻乌县乡村规划部门2013年还向长举村村民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寻乡村建规字(2013)37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这足以证明长举村2013年还属于乡村庄规划区，而并不是2006年就列入城市规划区。由此可见所谓的《江西省寻乌县县城总体规划》（2006-2020）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新证据还可以证明认定房屋建筑性质随意性大，相同区域、同等时间建设或同等性质，结果认定却是违法建筑和合法建筑两种截然不同情形。因此，被申请人不具有对再审申请人在乡村庄规划区内建设的行政处理权，此新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三、案涉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属于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再审申请人房屋所涉土地系农村集体土地，不需也无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涉房屋在本村规划建成区内，不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范围，其行为已经超越职权。四、案涉建筑属于再审申请人的合法财产。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并非所谓抢建、违建，而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的房屋，并进行了翻建，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繁衍和生活水平需要，也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要求。再审申请人也曾就案涉房屋向村组等管理部门提交了建房申请，但是由于行政原因导致再审申请人无法办理相关证件，过错不在于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是再审申请人及家人的唯一住宅，再审申请人拥有案涉土地及房屋的合法使用权证，不属于违章违法建筑。被申请人再次认定案涉房屋属于违法建设不仅有推卸、规避责任的嫌疑，也是为了盲目配合寻乌县人民政府等拆迁活动。五、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被申请人在征收决定公告后，因再审申请人未与其签订补偿协议而下发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显然是以拆违促拆迁的违法行为。一、二审法院未依法对该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寻乌县自然资源局提交意见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提交的《寻乌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寻乌县城总体规划（2004－2020）及县城近期建设规划（2004－2010）的决议》（寻常发[2006]30号）、江西省建设厅《关于对寻乌、宁都县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的批复》（赣建规[2006]23号）。以及寻乌县人民政府编制的《江西省寻乌县县城总体规划》（2006-2020）等证据均可证实，寻乌县城总体规划已获得上级政府的批准，一、二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且再审申请人的案涉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寻乌县城市规划区。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在建设时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未取得任何合法批建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三条等相关规定，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建法[2012]99号）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建设的案涉房屋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拆除。虽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所在地被纳入征地拆迁范围，但该处涉及征地拆迁与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并进行处置无必然联系，且无法律明确规定列入征收范围内的违法建筑不得对其进行认定并处罚，征地拆迁与违法建筑处置并不矛盾。再审申请人所谓“以拆违为名实施拆迁”的说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具有法定职权，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有对在规划区内违法建设房屋的行为作出处罚的法定职权。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在作出案涉处罚前，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和现场勘查，作出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听证告知书》，并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了送达、组织了听证，履行了处罚之前的告知程序，保证了再审申请人的陈述、申辩的权利，程序合法，亦未违反合法行政、合理行政原则。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有作出案涉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的职权。黄国祥案涉房屋位于寻乌县文峰乡长举村，该区域在2006年就列入了寻乌县城市规划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黄国祥所建房屋应办理相关建房审批手续，需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黄国祥的房屋是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进行开工建设的，且在房屋建成后也未补办相关审批手续，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建设行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已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后能够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第七条规定，第四条规定以外的违法建设行为，均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本案中，黄国祥房屋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对黄国祥作出责令期限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寻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在履行了立案审批、现场勘验检查、调查约见、告知陈述申辩的权利、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组织了听证等相关法定程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黄国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二审判决驳回黄国祥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再审申请人黄国祥称其提交的《2018年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房屋建筑性质认定书》系“新证据”的问题。黄国祥提交的该房屋建筑性质认定书载明认定时间为“2018年11月9日”，这表明在一审开庭审理前（一审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该房屋建筑性质认定书就已经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关于“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的规定，黄国祥如需提交该证据，应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或者一审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而黄国祥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故其在申请再审时提交该证据，无法律依据。因此，再审申请人黄国祥提交的该份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综上，黄国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国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郑红葛审判员  章 华审判员  彭彩玲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涂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