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24民初1183号原告：王国军，男，汉族，1952年7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告：周建辉，男，汉族，1963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两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彭利平（特别授权）、戴伯军（一般代理），湘阴县新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戴继元，男，汉族，1976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木良（一般代理），湖南金球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曾光良，男，汉族，1965年1月4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告王国军、周建辉与被告戴继元、第三人曾光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军、两原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彭利平和戴伯军、被告戴继元及其诉讼代理人冯木良、第三人曾光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军、周建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和合作运营管理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在任期间私自收取的前任合伙人房款127万元；3.判令被告返还佳缘三期销售的房屋档案；4.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协议名称明确为：《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和《项目运营账户协议书》。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原告王国军、周建辉共同出资竞买湘阴县国土资源局出让土地，其地址位于湘阴县西侧，用地面积为4563.33平方米，与第三人共同开发佳缘小区三期工程并签订了三人合伙开发协议。共同建设Ａ、Ｂ、Ｃ、Ｄ四栋房子，Ｂ、Ｃ两栋于2014年1月16日开工，2014年9月26日只完成了主体工程竣工验收。至今未通过综合验收，房屋建筑可对外销售。2017年3月份，原告王国军、周建辉与曾光良继续合伙开发Ａ、Ｄ两栋，因工程资金受阻，引进其他老板合股经营。被告戴继元同意出资合作开发Ａ、Ｄ两栋的施工建设，两原告、第三人及戴继元于2017年3月14日签订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项目合伙协议和运营管控协议书，明确了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投入600万元用于佳缘三期续建工程的施工建设，如600万元资金不够的话，需按银行利息再追加投资，直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且双方约定当项目开发建设的房屋销售获得收益时，先由乙方收回前期投入资金600万元，同时约定乙方的经营活动及费用必须由所有股东签字认可方可生效。2017年10月10日，双方又签订项目运营账户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账户使用管理。然后，被告于2017年10月14日汇入140万元到被告指定的账户里，于2017年11月14日又汇入了160万元，未按约定投入600万元。况且，这笔款项全部由被告个人控制，用于何处原告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工程建设，导致工程项目无法施工，形成瘫痪状态。被告不依照约定再投资，造成了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强取与其无关的房款127万元（该房款属于原告、第三人所有）。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其他合伙人及原告的权益。戴继元辩称，一、两原告无权单独起诉解除《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二、两原告不是《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无权行使该合同的解除权。三、戴继元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没有私自收取127万元房款，在此期间的收入均有合理支出相对应。四、售房款系通过通达公司收入，只有通达公司才有权支配，两原告不具备要求“返还”该售房款的主体资格。五、戴继元没有占有佳缘三期项目的售房档案，不存在返还，且两原告不具有主张所谓“返还”档案的主体资格。曾光良述称，他是前期的法人代表，诉状中说2011年10月由原告竞买土地不属实，土地是以通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义竞买的，登记在通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下，他出资了50%。原、被告均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多组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1年10月8日，原告王国军、周建辉（共同作为合同乙方）与第三人曾光良（作为合同甲方）共同签订了《合伙协议书》，约定：甲方作为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占99%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意乙方与甲方共同以通达公司的名义合伙经营房地产项目，乙方不作为通达公司的股东，原通达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均不变更；三人合伙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财务收支独立核算，另行开立银行账户，通达公司的其他经营活动以及债权债务与甲、乙双方无关，与三人合伙经营的项目无关；由乙方筹措资金竞买湘阴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位于湘阴县西侧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成功后土地使用权登记到通达公司名下，以通达公司的名义办理各项手续、进行开发建设和销售；甲乙双方三人分别占合伙经营房地产项目股份的33.3%，合伙经营的收入在扣除成本缴纳税费偿还债务后的利润按股份比例分配；合伙开发房地产项目，主要由乙方负责实施，甲方将通达公司的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交乙方保管，但重大事项乙方应与甲方协商再做决定并实施，周建辉不参与经营管理。该协议还约定了账户管理、确定施工单位等其他内容。签订该协议后，双方均投入了资金，且按协议竞得了位于湘阴县西侧的一块地，并在该地块上以通达公司名义进行开发建设，工程项目名称为佳缘小区续建工程。在完工了B、C两栋楼的建设后，因欠缺资金进行后续建设，两原告及第三人合意引入被告戴继元投资。2017年4月13日，两原告及第三人曾光良（共同作为合同甲方）与被告戴继元（作为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主要约定：通达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吸收乙方戴继元成为该公司股东，并一致同意公司曾光良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戴继元成为新的法定代表人，并办理好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三人同意乙方参加通达公司名下佳缘小区第三期的房地产开发，成为合伙人，共同参与开发，并一致同意推举乙方戴继元成为该合伙项目的总负责人，听从戴继元的管理和工作安排；乙方应积极筹措资金投入合作项目的开发和利用，资金投入金额的多少以合伙财务开出的会计凭证为准；乙方的合伙投入利益，按“投入多少、除去投入成本外获利多少”的原则执行，原甲方三人在合伙期间的所负债务，由原合伙人在该合伙项目完成后，从获得利益中自行承担清偿归还，乙方戴继元不承担责任。该协议还约定了财务管理、房屋销售等方面的内容。签订该协议后，通达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和股东变更，将戴继元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同时，新增戴继元为公司股东（原股东为曾光良、刘勇）。之后，通达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戴继元（作为合同乙方）又签订了一份《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主要约定：以甲方为运营主体，利用其开发建设的资源、资质，及满足符合开发建设的相关条件，承担开发运营的所有成本、税费，以及盈亏的风险和责任，由乙方投入限额的资金，收回全部投入资金并获得固定收益的方式进行合作；甲乙双方合作的项目范围为：佳缘小区续建项目（三期：A、B、C、D、E、F栋）；合作期限自协议生效至乙方收回全部投入资金及固定收益以及佳缘三期总工程项目验收完工后方可终止；乙方投入资金600万元用于项目开发建设，甲方同意给予乙方固定收益600万元；为保障乙方投入资金及收益及时收回，通达公司同意股东曾光良的股权由乙方代持，且由乙方担任甲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使管理控制权；甲方现有资产均归属甲方所有，在合作期间，乙方协助甲方就可利用的资产或实现可得的收益均用于项目运作；项目开发建设发生的所有成本和费用均由甲方承担，计入甲方公司财务账目，项目合作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以及以前甲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项目合作期间，除乙方对甲方享有收回投入资金及固定利益外，项目的其他利益均归属于甲方；公司企业法人印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代表个人印鉴归乙方管理；乙方投入的资金存入甲、乙双方共同开设的银行账户，由甲方向乙方出具收款收据；项目的运营管理由乙方统一管控、安排，甲乙双方相互协助、配合。在该协议的甲方代表人落款位置，有曾光良、王国军两人的签名、捺印。该合同末尾载明一式五份，但戴继元手中的合同甲方落款位置有通达公司印章，而王国军手中的合同甲方落款位置无通达公司印章。同时，该协议落款的时间并非协议签订当天的时间，而是倒签至了2017年3月14日。2.2017年10月10日，通达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戴继元（作为合同乙方）签订了《项目运营账户协议书》，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借用殷卫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项目资金收付管理，该账户中资金存入、转付、支付、支取的权利均归属项目运营的主体公司，账户存折由乙方指派的人保存使用，账户的初始密码已由甲方代表设定，发生项目资金支付、支取时由甲、乙方各自指派的人共同办理有关手续。该协议甲方落款处未加盖通达公司公章，曾光良、王国军均在甲方代表人落款位置签名、捺印。2017年10月18日，被告戴继元向该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了160万元，同年11月23日，被告再次转账140万元，共计300万元。后因案涉地块被法院冻结，原、被告及第三人未能按照《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的约定进行项目开发建设。3.2017年11月20日，王国军、曾光良、戴继元合意将原签订的《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作废，三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名作废，但同为协议甲方成员的周建辉未签名。2018年2月11日，戴继元（作为合同甲方）与通达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了《解除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解除《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甲方已投入资金300万元，乙方应于2018年2月28日前一次性全部退付给甲方，乙方同意以实际收到甲方的资金额按2.4%每月的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在该协议书的末尾，曾光良作为乙方代表人签名、捺印。在签订该协议的同一天，双方达成合意由戴继元以高伟东的名义出借600万元给通达公司，通达公司与高伟东签订了《资金融通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曾光良与高伟东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曾光良将其持有的通达公司97%的股权质押给高伟东。同时，曾光良与戴继元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曾光良将其在通达公司2%的股权由戴继元代持，通达公司与戴继元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通达公司聘用戴继元为公司总经理兼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11日订立的上述协议，原告王国军、周建辉均未参与。2018年5月31日，通达公司将戴继元投入的300万元退付给了戴继元。4.在戴继元管理项目期间，原已建好的B、C两栋有部分购房户补交了房屋差价款，该款共计1271488元。同时，戴继元协助完成了B、C栋的部分扫尾工程，并以通达公司的名义支付了工程项目款（1594700元）、开发成本（1473885元，含工地用零星材料、临时用工、临时机械作业、水电费、临时工程、办公费用）、管理费用（1622075.5元，含工资、福利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办公室门面租金等）等。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是否已经作废，是否需要解除；二、两原告是不是《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和《项目运营账户协议书》的相对方，能否请求解除该两份协议；三、127万元房款是否系被告个人收取，应否由被告退还。本院认为，一、《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系两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签订，虽然2017年11月20日王国军、曾光良、戴继元曾在该协议上签字作废，但该次合意作废（即解除合同）欠缺周建辉的签名，说明协议各方尚未达成了一致意见，故该协议并未作废。同时，基于王国军、曾光良、戴继元都曾同意解除该协议，而本案两原告（含周建辉在内）也诉请解除该协议，可视为协议各方已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对原告诉请解除该协议的主张予以支持。二、《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和《项目运营账户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合同甲方均是通达公司，合同涉及的权利义务主体也均是通达公司和戴继元，协议中关于公司账目、公司印章、公司证照、人员指派等均体现是合同条款是约束通达公司与戴继元，而非王国军、曾光良个人与戴继元。虽然王国军个人也在两份协议的甲方落款处签名，但此系基于王国军是借用通达公司名义开发案涉房地产，其对案涉房地产项目享有实际利益，故参与订立该协议，这只能说明以通达公司名义与戴继元签订该两份协议取得了项目实际利益人的认可，并不能因此认定王国军就是协议的相对方。周建辉在两份协议上均未签字，协议内容也不涉及周建辉个人的权利义务，周建辉同样也不属于协议相对方。因此，两原告诉请解除该两份协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戴继元管控项目期间所收取的房款。《湘阴县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佳缘小区续建项目合作与运营管控协议书》已约定“在合作期间，乙方协助甲方就可利用的资产或实现可得的收益均用于项目运作”、“项目的运营管理由乙方统一管控、安排”，因此，戴继元作为该协议乙方可依据约定将所收取的房款用于项目运作。已查明戴继元在管控案涉项目期间支付了工程项目款、开发成本等。因此，两原告诉请戴继元退还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两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资金后支出不合法，可另行主张。至于两原告诉请返还佳缘三期销售的房屋档案的问题，因两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占有该档案，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王国军、周建辉、曾光良与戴继元于2017年4月13日签订的《湘阴县佳缘小区第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伙人协议》；二、驳回王国军、周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王国军、周建辉负担12000元，由戴继元负担42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拥军代理审判员  孟桂芝人民陪审员  杨 放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 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