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116行初34号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山美林小镇还房小区3栋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Y4PP75。法定代表人杨祖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郭福兰，原告公司总经理，一般代理。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6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1009320393R。法定代表人朱文良，局长。出庭负责人邱伟，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昌红，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行政强制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受理该案。立案后，于3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祖虎、委托代理人郑建伟、郭福兰，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的负责人邱伟、委托代理人杨昌红、龚鉴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称，2019年11月23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江津区滨江路通泰门路段，在没有职权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取上路拦截原告正常行驶车辆(渝A××1号)，并强行拆除、扣押原告案涉车辆标志灯箱，并且不开具任何扣押凭证，将我公司标志灯箱拆除、扣押，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强制拆除、扣押我公司车辆(渝A××1号)标志顶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光盘中第二、四段视频。其中第二段视频涉及车辆号牌为渝A××51、渝A××31、渝A××71、渝A××1车辆，视频可见2019年11月23日，在通泰门公路上，被告工作人员穿着制服拦截原告股东驾驶的车辆，原告股东质疑拆除标志顶灯的合法性，并要求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证明被告拆除原告案涉车辆标志顶灯的事实客观存在。从这个视频看，有同样的执法人员，拆除标志顶灯者是同一个人且没有穿制服，是被告委托他拆除的，因为在发生过的案例中，执法人员强制控制原告股东，如果原告股东稍有反抗，将会被加上妨碍公务罪的罪名。第四段视频证明执法人员野蛮执法，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录制该视频的是其他股东，而非驾驶车辆的股东，视频中，有一名治安警在场，证明原告股东人身受到限制，录制过程中警察要求录制人靠后，拒绝接受监督，如果原告股东不保持高度的配合，极有可能被诬陷为妨碍公务。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辩称，一、被告未实施对原告车辆上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的行为。2019年11月23日，被告依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在江津区滨江路通泰门路段检查运营车辆，同时，江津区交警也在路上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被告并未对原告诉称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二、原告应承担被告拆除标志顶灯行为的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21号)第一条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条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证明责任在于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证明责任而非对未作出的行为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未作出行政行为，此种证据的性质属于消极证据，不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同时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实施拆除案涉车辆标志顶灯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未对原告案涉车辆的标志顶灯进行拆除，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拆除涉案标志顶灯的行为并非被告作出，而系六家合法出租汽车公司自发组织人员进行拆除；2、重庆市江津区运管处收发文登记分发承办报告单××号及附件（关于帅民公司串联我市多个区县出租车承包人拟非法集资购车1000辆扩大非法营运规模将导致大面积不稳定的紧急报告）；重庆市江津区运管处收发文登记分发承办报告单××号及附件（区政府转举报信6封）；证明六家合法出租汽车公司向政府及相关单位反映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要求进行打击，对其作出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目的和动机做了合理的说明；3、被告申请调取的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诉刁x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卷材料，案号为（2020）渝0116民初1084号。证明原告知道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系刁x弟个人所为，并且提出赔偿，同时结合原告举示的视频资料，刁x弟拆除标志顶灯不止一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均不认可，六家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不知道是递交给法院还是给被告的，还是六家公司对社会的一个声明，同时情况说明的内容也不能证实其自发组织人员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与本案的关联性，由于拆除标志顶灯的人，系被告以外的不明身份的人员，从侧面反映被告在以行政检查的合法理由掩盖之下与不明身份人员共同实施了拆除标志顶灯行为，也证明这是一个委托行政强制，是一个不合法的行政强制，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所有报告单及附件中的时间均在拆除标志顶灯的行为和扣押车辆行为时间之后，最早的扣押车辆行为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最晚的为2019年11月23日，证据2中所有的数据报告均形成于2019年12月，明显与被告的拆除标志顶灯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具有关联性，这是原告在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后（车牌为渝A××7号），因没有人担责，其他股东识别了拆除人员身份为刁x弟，故原告以刁x弟侵犯公司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但该案尚无定论，该案的审理结果有可能是作为刑事案件，有可能作为民事案件，现无最终判决结果，被告举示的证据1.2.3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只是依据交通运输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上路检查运营车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是我单位的工作人员。但这个视频没有显示标志顶灯被拆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工作人员只是对涉案车辆安装标志顶灯的情况对原告股东进行法律宣讲，而非原告所理解的安装的标志顶灯系被告工作人员拆除。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是在行政行为发生后，作出的情况说明，且是否针对案涉车辆不明确，提交的2-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上述证据均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案涉车辆标志顶灯被拆除时的情况，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3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江津区滨江路通泰门路段检查运营车辆，拦停了原告单位行驶的渝A××1号车辆，在现场，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涉案车辆周围，由他人将案涉车辆的标志顶灯予以拆除。另查明，案涉车辆外观由原告进行了改变，现外观为:蓝色，贴有腰线和门徽，加装有江津帅民租赁的标志顶灯(在江津二字上面一弧形装饰)。江津区出租车外观:绿色(比案涉车辆颜色淡)，加装有标志顶灯，标志顶灯上有taxi的标志。原告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旅游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汽车租赁（以上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但直至涉案车辆被拆除标志顶灯时，原告均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或许可。庭审中，原告明确开车上街是去做免费送人的公益，被告认为原告开车上街是为了出租运营。案涉标志顶灯原、被告均表示去向不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即行政机关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对违法的行为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是否实施了拆除案涉车辆标志顶灯及扣押该标志顶灯的行政行为？2、如果实施了，是否合法？针对焦点1，首先，《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安装使用标志顶灯、计价器、空车标志。”。案涉车辆外观经过改装后加装了标志顶灯，且在我区主城区巡游，涉嫌非客运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至于原告称事发当日是驾驶案涉车辆在江津几江城内巡游，是为免费乘车做公益活动，一方面该理由不能否认存在涉嫌非客运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另一方面案涉车辆加装了门徽、腰线，与我区出租汽车外形极为相似，足以造成普通民众误认为该车系我区出租车的后果。被告作为我区的出租车的主管行政机关，应对这类车辆进行查处，在查处过程中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其次，拦停案涉车辆的行为是被告实施的。第三，在案涉车辆被被告拦停后，虽是他人实施了拆除案涉车辆标志顶灯的行为，但在他人实施标志顶灯拆除时，被告执法人员就在车辆周围，也未对他人的拆除行为予以阻止。综上，应认定是被告实施了案涉车辆标志顶灯拆除的行为。针对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被告虽可以按照《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涉案的车辆因涉嫌非客运出租汽车安装使用标志顶灯的行为进行查处，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但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执行，但被告在查处过程中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上述程序规定，虽然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案涉标志顶灯去向不明。但由于被告未提交案涉标志顶灯已毁损、处理或交还原告的证据，应认定案涉标志顶灯在被告处。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扣押其公司渝A××1号车辆标志顶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求，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2019年11月23日拆除、扣押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帅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A××1号)车辆标志顶灯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迎       春审 判 员 王              勇审 判 员 李       昱       娇人民陪审员 张       志       贵人民陪审员 周利容人民陪审员黎志碧人民陪审员 罗       永       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谢钦羽书记员何俊林书记员袁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