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轩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兴华大街中段北侧光大商务中心1-501房屋514室。法定代表人：李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视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开发区望海路175号。法定代表人：卢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华，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大用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万景山路213号E幢E206室。法定代表人：贾国栋，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天津轩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天津轩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简称辽宁绿地公司）、宁波大用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大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6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公开询问审理。上诉人天津轩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被上诉人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轩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6民初7号民事判决；2、驳回辽宁绿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辽宁绿地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宁波大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业经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并作出（2017）辽06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但是，天津轩煤公司认为该院支持辽宁绿地公司的诉讼请求存在错误，该案件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宁波大用公司系上述买卖合同的保证人，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案涉法律关系实质并非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而系在宁波大用公司及其关联方案外人宁波合晟物产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合晟公司）、辽宁绿地公司一手策划安排下形成的包括宁波大用公司、辽宁绿地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阳泉煤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上实公司）参与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本案一审中，根据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辽宁绿地公司与案外人上海上实公司、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大用公司签订的系列合同（详见辽宁绿地公司提交证据1、补充证据3、证据2）以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详见天津轩煤公司提交证据1）所载内容可知，通过合同安排，各方形成了：宁波合晟公司—天津轩煤公司—辽宁绿地公司—上海上实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的煤炭买卖链条，并同时形成了：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辽宁绿地公司—天津轩煤公司—宁波合晟公司的款项支付链条，而宁波大用公司表象上并非上述交易链条的参与方，却明确知晓整个交易安排，并就除天津轩煤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交易以外的整个链条中任一上下游之间的合同履行均向辽宁绿地公司提供保证，保证之细甚至涵盖了任一上下游之间的煤炭结算数量、发运数量、质量，并重点对天津轩煤公司的“回款时间”、案外人上海上实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现、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等货款支付及结算方式进行了保证。由此可知，上述包括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煤炭买卖合同》在内的一系列交易实际均由宁波大用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一手安排促成。除此之外，根据本案一审中辽宁绿地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合同（详见辽宁绿地公司提交补充证据3）及“东港市公安局证明、立案决定书”(详见辽宁绿地公司提交补充证据1)可知，辽宁绿地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之间本就存在煤炭买卖的直接贸易关系，辽宁绿地公司本案中所主张的用以向上海上实公司出售的煤炭本就有部分源于向宁波合晟公司的直接采购，却“舍近求远”、增加成本的将天津轩煤公司拉入贸易链条中，再同时通过天津轩煤公司间接向宁波合晟公司采购，严重有违常理及交易习惯。原因便在于上述交易链条根本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而系宁波大用公司、辽宁绿地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一手策划形成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2.案涉融资性贸易中，辽宁绿地公司系出借人，宁波大用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系借款人，案外人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系中间托盘方，天津轩煤公司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成为中间托盘方。根据一审在案证据可知，各方通过一系列合同安排，形成了：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辽宁绿地公司—天津轩煤公司—宁波合晟公司的款项支付链条，根据各自合同约定，上海上实公司以开具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辽宁绿地公司支付货款，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天津轩煤公司与宁波合晟公司之间约定的预付货款方式亦为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但上海上实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却约定阳泉煤业上海公司将在承兑汇票到期前7天回笼全部资金后再现汇方式付给上海上实公司，宁波大用公司亦就上海上实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到期兑现向辽宁绿地公司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宁波大用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系融资性贸易的借款方，辽宁绿地公司系出借方，因双方预定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同时辽宁绿地公司为保障出借款项得以收回，才采用由上海上实公司先行向辽宁绿地公司开具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在承兑期届满前，宁波合晟公司将还款支付于阳泉煤业上海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再支付于上海上实公司的方式预先设定“宁波合晟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辽宁绿地公司”的回款途径；而辽宁绿地公司—天津轩煤公司—宁波合晟公司则是双方预先设定的借款途径，鉴于宁波合晟公司的民企性质，双方为了顺利完成融资性贸易而诱骗不知情的天津轩煤公司加入上述链条中，被动成为中间托盘方，也正因如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辽宁绿地公司改用不同于合同约定且于己不利的现汇方式直接向天津轩煤公司预付款项，并通过天津轩煤公司足额转付宁波合晟公司以完成放款。在上述交易链条中，根据合同约定，辽宁绿地公司利润按照总货款的10‰/30天与天津轩煤公司结算，亦符合融资性贸易的典型特征，即：辽宁绿地公司按照年利率12%收取借款利息。而天津轩煤公司在分别与辽宁绿地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签订合同时，仅赚取1元/吨的固定价差以覆盖财务成本，由此也足以说明，天津轩煤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并不知晓辽宁绿地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之间系融资性贸易的事实，而系以煤炭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加入上述交易之中。二、一审应追加而未追加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上海上实公司及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系一审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在案证据表明各方形成了：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辽宁绿地公司—天津轩煤公司—宁波合晟公司的款项支付链条，宁波合晟公司系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而案涉纠纷实质也系因作为还款主体的宁波大用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未能向辽宁绿地公司回款所致。为此,宁波合晟公司是造成本案纠纷的过错方及借贷关系的还款义务人,不追加宁波合晟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就无法查清本案事实，更无法确认责任承担主体或涉案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其次，天津轩煤公司对宁波大用公司、宁波合晟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之间整个融资性贸易安排事先并不知情,一审在案证据表明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亦为上述融资性贸易的参与方且为中间托盘方，为此,上海上实公司及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不参与本案诉讼，即无法查清上述融资性贸易的完整交易链条及各方在其中的地位。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56号民事裁定书（详见天津轩煤公司一审提交证据4）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举证通知书》、《法庭审理笔录》（详见天津轩煤公司二审提交证据1）可知，另外两起案件的交易结构与本案类似，因满足融资性贸易特征，为查明案件事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追加了贸易链条中的各参与方为第三人，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因一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宁波大用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而裁定发回重审。综上，为查清对确定本案各方民事权利义务等对裁判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本应追加宁波合晟公司及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忽略案件基本事实，对天津轩煤公司要求追加宁波合晟公司的申请予以拒绝，且未追加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上海上实公司作为第三人，遗漏了本案重要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情形如下：1.案涉交易系典型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本案应将多个合同构成的融资性贸易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借贷关系审理，一审判决仍按照买卖合同关系审理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案涉交易符合融资性贸易的典型特征，在整个交易链条上涉及多份买卖合同，各参与主体通过相应合同而建立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一个完整的交易流程,系以煤炭买卖的形式掩盖借贷目的的企业间借贷。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同时根据九民会议纪要“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的会议精神，审理本案时应突破单一合同的相对性，确定出借人和借款人并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确定各方责任。2.宁波大用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系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款方，一审判决宁波大用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判决既非资金使用方，亦不具备过错的天津轩煤公司承担巨额还款及违约金支付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且严重违反公平原则。案涉融资性贸易的实际借款人和用资人系宁波大用公司和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一审在认定责任主体时，本应突破单一合同的相对性限制而进行整体考虑，将实际借款人和用资人认定为还款义务人。但一审不仅未追加宁波合晟公司，且不顾宁波合晟公司和宁波大用公司系实际借款人和用资人的事实，仅依据天津轩煤公司为辽宁绿地公司的合同相对人及货款直接接收人的表面事实，就判令天津轩煤公司承担还款义务，违反了在借贷关系中应由借款人返还借款的法律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同时，在本案融资性贸易的整个流程中，天津轩煤公司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成为宁波大用公司、宁波合晟公司这两家民企及辽宁绿地公司操作的融资性贸易的托盘人，天津轩煤公司并没有使用资金也没有从中获利，不具备任何过错，现一审法院判决让天津轩煤公司承担巨额还款义务，而真正的用款人宁波大用公司却“免除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且严重违反公平原则。综上，天津轩煤公司认为，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有误，请二审法院支持天津轩煤公司的上诉请求，驳回辽宁绿地公司的无理诉求。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答辩称：根据天津轩煤公司的请求，辽宁绿地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一、涉案的全部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天津轩煤公司称为借贷、融资等法律关系，是天津轩煤公司自行分析推断所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天津轩煤公司在变更的上诉理由第一大项，最后表明天津轩煤公司并不知晓是融资贸易性的事实，而以煤炭买卖的真实意思加入上述交易之中，该上诉理由足以说明在双方合同签订的当时天津轩煤公司是明知为买卖合同而签订的，并非为融资借贷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二、关于辽宁绿地能源煤业有限公司所述的本案应当追加宁波合晟等公司为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当中其他所谓的第三人判决结果均无关联性，也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人。该单位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独立的请求权，故不应当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本案双方约定的合同目的事实非常清楚，并不涉及任何案外人，依照合同相对性的基本理论，本案双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均符合法律规定，无需追加其他当事人。三、关于天津轩煤公司所述审判程序违法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该意见与上述两份意见是重复，那么辽宁绿地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非常清楚，所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至于各方当事人与谁交易，如何确定价款存在着当事人要维系客户、占领市场等诸多原因，不能认为有更多的交易方参与，即否定案件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涉案标的物为煤炭，那么依据客观事实可知该标的物并非是某一单位能够自行加工生产的煤炭的销售必然存在开采运输使用、买卖等流转方式，不能因一起交易涉及多个民事主体，就打破买卖合同相对性的基本理论，而无端的加入其他的当事人，辽宁绿地公司认为天津轩煤公司的行为是故意拖延诉讼。最后，天津轩煤公司提出的相似的判例等所谓的相关文书所记载的事实与本案均不一致。另外即使天津轩煤公司存在与其他单位以融资等方式进行虚假的交易，也不能否认本案当中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辽宁绿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天津轩煤公司返还辽宁绿地公司货款人民币2500万元；二、判令天津轩煤公司承担自2014年7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数额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5日为人民币3080万元）；三、判令宁波大用公司对上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9日，出卖人（甲方）天津轩煤公司与买受人（乙方）辽宁绿地公司签订编号为TJXM-LNLD-20140508《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辽宁绿地公司向天津轩煤公司购买混煤5.5万吨（左右）/45天，发货地为山西；二、双方在天津港金晶货场交货，货物货权交接清单以原件签字盖章后确认有效。合同有效期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三、合同生效后，辽宁绿地公司预付货款2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给天津轩煤公司，贴息费用由天津轩煤公司承担；四、合同执行期内以天津港挂牌价为参考，由辽宁绿地公司根据当期到货质量、数量加权平均计算，每45天结算一次，辽宁绿地公司利润按照总货款的每30天10‰与天津轩煤公司结算，合同到期前（6个月银行承兑到期兑现前）天津轩煤公司承诺提前结算，并保证辽宁绿地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编号为LNLN-SS-20140508HAO合同不违约；五、结算价格基数参照天津港5000大卡挂牌价暂定为一票平仓价445元/吨，天津港金晶货场场地及天津港港口装船平仓前的一切费用；六、天津轩煤公司每45天交货数量不低于合同约定数量的80%，天津轩煤公司应遵守本合同执行期并严格履行银行承兑到期兑现期限，不得违约，若发生违约，将承担法律责任，并按总货款（5000万元）的每天万分之七（现汇）赔偿辽宁绿地公司经济损失，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大用公司签订的《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NLD-NBDY-20140509）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应共同遵守。2014年6月10日，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大用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NLD-NBDY-20140509《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主要约定宁波大用公司为辽宁绿地公司和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TJXM-LNLD-20140508）中天津轩煤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以及辽宁绿地公司和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LNLD-SS-20140508）、上海上实公司与阳泉煤业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S-YMST-20140508）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有效期为自签订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但未约定保证期间。合同第四条货款支付及结算方式第3项约定：由于上海上实公司支付给辽宁绿地公司的货款是银行承兑，辽宁绿地公司贴现时天津轩煤公司承担了银行贴现贴息费用，上海上实公司与阳泉煤业上海公司的结算方式为现汇支付，所以辽宁绿地公司必须以现汇方式支付货款，辽宁绿地公司的代理费仍是30天10‰元/吨，至6个月承兑期结束。以上合同签订之后，辽宁绿地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26日向天津轩煤公司转账1000万元、于7月3日向天津轩煤公司汇款800万元、于7月14日向天津轩煤公司汇款700万元。天津轩煤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未向辽宁绿地公司交付煤炭，亦未返还煤款。另查明：辽宁绿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于2001年4月12日，经营范围包括：销售煤炭、建筑材料、钢材、针纺织品、塑料制品、土特产品、水产品、热泵、型煤加工、洗煤加工、增碳剂加工、电极糊加工、对朝边境小额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批发（无存储）易燃液体（苯、甲苯）；销售燃料油、沥青、化工用品；生产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生物质燃料炉具、燃煤炉具。天津轩煤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于2011年11月28日，经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经营；焦炭、金属材料、建材（不含砂石料）、钢材、塑料制品、氯化钙、棉短线、润滑油、通用机械、电气机械、纺织品及原料、服装鞋帽、碳酸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煤炭信息咨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煤炭销售，并且辽宁绿地公司提供了该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和辽宁绿地公司向天津轩煤公司的付款凭证，主张与天津轩煤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天津轩煤公司对《煤炭买卖合同》和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认定辽宁绿地公司已经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天津轩煤公司辩称涉案合同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辽宁绿地公司是出借人，宁波大用公司和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为借款人，天津轩煤公司仅为借款链条的中间托盘方。第一，天津轩煤公司提供了宁波合晟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天津轩煤公司向宁波合晟公司付款凭证、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受案回执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56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但上述证据既不能直接证明，也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辽宁绿地公司向天津轩煤公司支付的涉案2500万元实际是向宁波大用公司、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出借的款项。第二，天津轩煤公司抗辩对于宁波大用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签订《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约定由宁波大用公司为涉案《煤炭买卖合同》提供担保的事项不知的意见。因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第六条中已经明确约定“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大用公司签订的《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NLD-NBDY-20140509）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应共同遵守”，故对其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宁波大用公司为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中天津轩煤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保证，亦不违反常理。第三，天津轩煤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东港市公安局（刑）立字（2015）025号案件项下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合晟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基于该合同辽宁绿地公司与下游采购商订立的向下游采购商销售煤炭的相应合同。因东港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已经载明辽宁绿地公司控告宁波合晟公司诈骗案与辽宁绿地公司控告天津轩煤公司诈骗案是两起独立的案件，且辽宁绿地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已经提供了该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代理合同》用以证明购买涉案煤炭的用途。故对于天津轩煤的该项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第四，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第四条中明确约定“合同到期前（6个月银行承兑到期兑现前）天津轩煤公司承诺提前结算，并保证辽宁绿地公司与上海上实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编号为LNLN-SS-20140508HAO合同不违约”，诉讼中，辽宁绿地公司提供了该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编号为LNLN-SS-20140508HAO《煤炭购销代理合同》，该合同能够证明辽宁绿地公司向天津轩煤公司购买涉案煤炭是用于销售给上海上实公司。因此，对于天津轩煤公司关于涉案《煤炭买卖合同》实际是辽宁绿地公司通过天津轩煤公司，向宁波大用公司和宁波合晟公司出借款项而签订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合同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天津轩煤公司请求追加宁波合晟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辽宁绿地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辽宁绿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天津轩煤公司支付了2500万元预付款。但天津轩煤公司收到款项后，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辽宁绿地公司交付煤炭，已经构成违约，辽宁绿地公司请求天津轩煤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2500万元，于法有据。关于违约金的计算问题。一、涉案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因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双方每45天结算一次，天津轩煤公司每45天的交货数量不低于合同约定数量的80%，即4.4万吨（5.5万吨×80%）左右，天津轩煤公司收到货款后从未发货，故辽宁绿地公司主张天津轩煤公司自2014年7月15日起给付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二、涉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虽然约定如天津轩煤公司违约，应按照总货款5000万元的每天万分之七赔偿辽宁绿地公司的损失。但因辽宁绿地公司实际支付2500万元的预付款，故违约金亦应以25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七计算。关于辽宁绿地公司主张宁波大用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宁波大用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签订《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约定宁波大用公司对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中天津轩煤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故本案保证期间为6个月。因辽宁绿地公司于2017年3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在辽宁绿地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宁波大用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下，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宁波大用公司免除保证责任。故对辽宁绿地公司要求宁波大用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辽宁绿地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成立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天津轩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辽宁绿地公司货款2500万元；二、天津轩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辽宁绿地公司违约金（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七计算）；三、驳回辽宁绿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800元，由辽宁绿地公司负担77000元，由天津轩煤公司负担243,800元；公告费560元，由辽宁绿地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天津轩煤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向法庭提交了一组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天津轩煤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一份、举证通知书一份、2020年5月20日的审理笔录一份。拟证明：除本案外，宁波大用公司及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还与本案交易链条所涉阳泉煤业上海公司的母公司以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类似交易结构因无法取得回款而发生纠纷。第二，结合一审中天津轩煤公司提交的其与吉林昊融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裁定书可知，另外两起案件的交易结构与本案类似，因满足融资性贸易为查明案件事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追加了贸易链条中的各参与方为第三人，而最高人民法院也因一审法院第三人宁波大用公司及宁波合晟公司而裁定发回重审。法院的传票和举证通知书有原件、法庭审理笔录是当时所拍照片的打印件。辽宁绿地公司质证意见:对于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为复印件不能作为对辽宁绿地公司不利的定案依据。另外，即使该庭审笔录是真实的，也是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提出的请求或答辩意见，并不能代表天津轩煤公司所要主张的事实。该庭审笔录对案件的审判无任何指导和参照的意义。天津轩煤公司同时提到了一审中已经提交到法庭的最高院裁判文书，该裁判文书的真实性辽宁绿地公司无法确定，但该裁判文书中所记载的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不一致，详细情况在法庭辩论阶段向法庭陈述。本院对天津轩煤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充分有效证明天津轩煤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之诉，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是否正确，是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未追加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上海上实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为第三人，是否属于漏列当事人及程序违法。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是否正确，是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天津轩煤公司与辽宁绿地公司2014年5月9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辽宁绿地公司向天津轩煤公司购买混煤5.5万吨（左右）/45天，天津港金晶货场交货，有效期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辽宁绿地公司预付货款2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价格基数参照天津港5000大卡挂牌价暂定为一票平仓价445元/吨。若发生天津轩煤公司违约，将承担法律责任，并按总货款（5000万元）的每天万分之七（现汇）赔偿辽宁绿地公司经济损失。2014年6月10日，辽宁绿地公司与宁波大用公司签订《煤炭委托代理买卖保证合同》，约定宁波大用公司为辽宁绿地公司和天津轩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天津轩煤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以及辽宁绿地公司和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6月26日至7月14日，辽宁绿地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分三笔向天津轩煤公司预付货款2500万元，而天津轩煤公司未交付煤炭，亦未返还购煤款。该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关于买卖合同定义之基准。另查，为履行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供货义务，天津轩煤公司于2014年5月10日与宁波合晟公司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天津轩煤公司向宁波合晟公司购买煤炭5.5万吨（左右）/45天，天津港金晶货场交货，有效期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结算价格基数参照天津港5000大卡挂牌价暂定为一票平仓价444元/吨。基于此，天津轩煤公司在收到辽宁绿地公司2500万元预付货款后，即将全部款项转汇入宁波合晟公司账户，但宁波合晟公司并未向天津轩煤公司交货，导致天津轩煤公司无法按约定向辽宁绿地公司交货。另查，辽宁绿地公司于2014年5月8日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一份《煤炭购销代理合同》，约定辽宁绿地公司将购得的煤炭销售给上海上实公司。上述三份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表明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中卖方天津轩煤公司及买方辽宁绿地公司分别建立了向上采购，向下销售的购销渠道，只是由于天津轩煤公司向宁波合晟公司采购煤炭的合同没有得到履行交货，致使其与辽宁绿地公司签订的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也无法履行交货，导致产生本案诉讼。二审中，天津轩煤公司提交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审理上海上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起诉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追加其为第三人的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审理笔录各一份，拟证明本案与该案一样，同样属于名为买卖合同，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该案事实与本案事实完全相同，且该案事实亦未经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故不足以佐证本案亦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融资性贸易。天津轩煤公司还提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56号民事裁定，对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吉林昊融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吉林昊融公司）起诉其合同纠纷一案发回重审，已认定其与吉林昊融公司之间系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融资，实质为企业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在该案原一审、二审及重审中，吉林昊融公司与天津轩煤公司双方均承认系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融资，实质为企业间借贷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正是基于双方在原一审中均对一审法院原审理确认的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融资，实质为企业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未提出异议这一事实作出的，这与本案有显著不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该案件不能证实本案亦为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融资，实质为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双方各自提交的全部证据，判定本案为煤炭买卖合同纠纷，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天津轩煤公司上诉提出本案为以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融资，实质为企业间借贷案件，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判断，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未追加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上海上实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为第三人，是否属于漏列当事人及程序违法的问题。如上所述，依据现有证据，本案事实为辽宁绿地公司于2014年5月8日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煤炭购销代理合同，准备销售相应煤炭给上海上实公司后，于2014年5月9日与天津轩煤公司签订案涉煤炭买卖合同，决定向天津轩煤公司购买所要出售的煤炭，并依约向天津轩煤公司支付预付货款2500万元。天津轩煤公司为了采购向辽宁绿地公司出售的煤炭，于2014年5月10日与宁波合晟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确定向宁波合晟公司采购准备出售给辽宁绿地公司的煤炭。由于天津轩煤公司向宁波合晟公司采购煤炭的合同没有得到履行交货，致使其与辽宁绿地公司签订的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也无法履行交货，产生本案诉讼。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清晰，依据审理合同纠纷的相对性原则，本案纠纷只涉及买方辽宁绿地公司与卖方天津轩煤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涉及其他民事主体。至于天津轩煤公司与宁波合晟公司之间买卖合同、辽宁绿地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与本案纠纷属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并非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亦应另案解决。审理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只需列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和卖方即可，无需增列本案买卖合同的上游供货方宁波合晟公司与下游销售方上海上实公司为第三人，更无需增列与本案买卖合同无任何法律关系的案外人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为第三人。一审判决所列当事人适当，不存在漏列当事人及程序违法问题。天津轩煤公司上诉提出一审判决存在漏列当事人及程序违法问题，请求追加案外人宁波合晟公司、上海上实公司、阳泉煤业上海公司为第三人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天津轩煤公司所提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由天津轩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王军书记员李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