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民终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通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04040174F。 法定代表人：周建诚，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768267167X。 法定代表人：周建诚，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512063Y。 法定代表人：姚新义，该公司董事长。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新，男，汉族，1970年12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星红，女，汉族，1972年8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明清，男，汉族，1957年11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晓云，女，汉族，1963年3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国萍，女，汉族，1961年11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廉洁，女，汉族，1957年12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明，男，汉族，1954年4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建，男，汉族，1962年10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上述八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大通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富公司）、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立新、吴星红、凌明清、郑晓云、严国萍、周廉洁、朱金明、朱金建（以下简称张立新等八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被上诉人张立新等八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立新等八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由张立新等八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不了解大通公司、宝富公司与盾安公司商业交易背景，对交易事实缺乏充分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大通公司与盾安公司的担保协议内容、大通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及宝富公司财务亏损等片面证据，即认为董事会决议系盾安公司滥用其控股股东权利，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进而认定盾安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判决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属于枉判。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庭审过程中，大通公司及宝富公司多次提请法庭注意担保协议系大通公司为了宝富公司得以继续正常运作而采取的合理商业安排，非但没有损害大通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反而是有利于公司继续经营进而惠及小股东利益。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庭仅就宝富公司与盾安公司的借款情况以及大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情况做了问询，并未就担保协议的签署背景及具体内容进行调查。其次，一审法院刻意忽略张立新等八人提起本案诉讼存在主观恶意的事实。事实上，张立新等八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从不过问大通公司经营状况，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而其在听闻大通公司和宝富公司部分所属厂房可能被政府征用面临拆迁的消息后，就径自认为大通公司必定在拆迁中得到巨额补贴，进而作为大通公司股东即可当然获取不菲的利益。张立新等八人基于这种错误且不切实际的理解，在向大通公司董事会提出以极不合理的价格回购股权无果的情况下，向公司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恶意扰乱大通公司正常经营，给本已岌岌可危的公司经营状况雪上加霜。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案涉董事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其背后的裁判逻辑可推断为董事会决议（侵权行为）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侵权结果）所以无效（侵权责任）。其裁判逻辑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之处：其一，损害公司利益并不必然导致小股东利益受损，因此即使关联交易损害了公司利益也并不能当然损及小股东利益；其二，《公司法》第二十一条适用的前提是禁止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而公司利益受损应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结果，而非一种可能发生的预期。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应理解为是一种对侵权损害行为的纠正，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同时满足：发生损害行为、产生损害结果以及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联系。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审查侵权损害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就引用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实属对该法条理解的偏差。3．案涉董事会决议之交易背景补充。大通公司董事会之所以做出案涉决议，其商业背景及原委如下：（1）宝富公司系大通公司与德国PollrichVentilatorenGMBH公司于2004年合资成立。宝富公司成立之后，大通公司将其全部主营业务转入宝富公司，并由宝富公司继续经营，大通公司则成为投资控股型企业。故，宝富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大通公司的盈利情况乃至生存状况。（2）2010年盾安公司投资入股大通公司，其初衷是基于通过持有大通公司67%的股权而间接取得宝富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主导宝富公司风机业务的经营，进而有效实施盾安公司核电事业发展战略。而盾安公司得以投资入股大通公司，正是从张立新处受让了大通公司相应股权。在当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盾安公司入股后，大通公司董事会成员由盾安公司推荐4名，张立新推荐1名，由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成员由盾安公司推荐2名，由股东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1名。故，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董事兼任的前提下，由盾安公司高管出任大通公司董事、监事完全符合商业惯例，且张立新等八人系明知且认可。（3）自2010年6月1日起，宝富公司与盾安公司每年会签订统借统还借款协议书，并约定按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借款利息。此后数年内，为支持宝富公司经营发展，盾安公司多次向宝富公司出借款项。截至2018年9月30日，宝富公司积欠盾安公司的款项已达54107.85万元。面对宝富公司的欠款，盾安公司长期以来面临两难的抉择：一方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司账面常年存在巨额应收借款（即使债务人为集团内部的孙公司）而放任不采取追偿措施实难向广大股民交代；但另一方面作为宝富公司实际控股股东，盾安公司亦十分清楚宝富公司艰难的经营状况，如向宝富公司催讨借款无异于直接宣告其破产。（4）大通公司由成立于1966年的前国营南通风机厂转制而来，已有长达50多年的风机生产历史，是南通市当地老牌企业之一。大通公司超过7成的员工均是南通市本地居民，部分职工甚至两代人都在大通公司及后来的宝富公司工作。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外，大通公司的正常经营承载了公司职工对大通公司浓厚的情感依托，也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民生责任。但因为近几年来风机行业整体市场环境不佳、宝富公司对外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等综合原因，尽管盾安公司每年向宝富公司提供借款，但宝富公司的经营状况依旧没有本质上的改善，甚至出现了连年亏损的情况。作为宝富公司的控股公司，大通公司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经营困境。此外，盾安公司自2018年起已开始转型聚焦制冷业务战略，大通公司（含宝富公司）的主营方向显然偏离了盾安公司的战略重心，后续经营恐再难得到盾安公司的倾力资助。再者，宝富公司如持续经营不善，还可能面临被盾安集团整体剥离甚至清算的不利局面。对大通公司而言，维系宝富公司的正常经营，努力实现扭亏为盈对大通公司自身的生死存亡亦至关重要。故，大通公司董事会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5）盾安公司同意接受大通公司的担保，实际是对宝富公司到期应履行债务的宽赦。 张立新等八人答辩称：1．《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盾安公司利用控股优势，强行通过案涉董事会决议，导致大通公司凭空承担了巨额的担保责任而使自己受益，这明显损害了大通公司及张立新等八人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适用法律正确。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认为，要待大通公司实际承担了担保责任才属损害公司利益，明显属其单方错误理解，不能成立。2．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称是“为了宝富公司得以继续正常运作而采取的合理商业安排，非但没有损害大通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反而是有利于公司继续经营进而惠及小股东利益”，这一辩解荒唐至极。（1）案涉担保的宝富公司债务系多年形成已存在的债务，且债权人是盾安公司，有没有大通公司的担保，与宝富公司的经营没有必然的联系。（2）担保形成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导致大通公司承担巨额的担保责任，一旦盾安公司主张权利，大通公司的所有财产将被执行而一无所有，这直接损害了大通公司及张立新等八人的利益。（3）盾安公司作为大通公司的大股东，从来就没有顾及小股东的利益。自其入股大通公司，从未按章程规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大通公司厂区现已被夷为平地，小股东对拆迁情况毫不知情，询问也不告知，逼着小股东诉讼行使知情权。（4）自宝富公司成立后，大通公司仅作为投资主体存在，本身不生产经营，并且有独立资产存在，宝富公司的经营状况如何，与大通公司自身存亡没有关联。当初引入盾安公司入股，是期望使子公司宝富公司的经营更上一层楼，大家受益。而客观现实是原本在行业内靠前的宝富公司不仅亏损且资产为负数，对张立新等八人而言，可期待的利益仅为大通公司一点点资产。盾安公司利用控股优势，强行通过案涉董事会决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企图以合法形式达到掏空、占有大通公司资产，减少自己的损失。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称是“合理商业安排”完全是在愚弄张立新等八人和法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张立新等八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大通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同意为宝富公司债务向盾安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董事会决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大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1月12日，大通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内容为审议为宝富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载明：截至2018年9月30日，盾安公司对宝富公司享有54107.85万元的本金和利息的债权。宝富公司2017年底净资产为－12749.12万元，2017年的净利润为－1637.03万元；2018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为－16046.06万元；2018上半年的净利润为－3296.93万元。案涉董事会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宝富公司为大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宝富公司为日常运营需要，自2010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与盾安公司签订了九份《借款合同》。截至2018年9月30日，盾安公司对宝富公司拥有54107.85万元本金和利息债权。为了宝富公司的正常运营，大通公司愿意为宝富公司应承担的债务向盾安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合计不超过7亿元的债权。 2018年11月，大通公司（保证人、甲方）和盾安公司（债权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宝富公司履行主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为宝富公司依主合同约定应承担的债务向乙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大通公司的股东情况为：盾安公司（67%）、张立新（31.4722%）、孟德一（1.1111%）、吴星红（0.0463%）、严国萍（0.0463%）、凌明清（0.0463%）、李丽华（0.0463%）、郑晓云（0.0463%）、周廉洁（0.0463%）、朱继华（0.0463%）、朱金明（0.0463%）、朱金建（0.0463%）。大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冯忠波、江挺候、何晓梅、周建诚、张立新。以上决议以冯忠波、江挺候、何晓梅和周建诚四票赞成，张立新一票反对通过。宝富公司的股东情况为：大通公司、德国宝富风机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为：江挺候、何晓梅、周建诚、冯忠波、弗兰克－马丁－巴普。盾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为：姚新义（董事长）、冯忠波（副董事长）、金晓峰、马永义、彭颖红、江挺候、李建军、王新、江冰。 一审法院认为，张立新等八人作为大通公司的股东，有权就案涉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提起诉讼。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董事会决议是否存在无效之情形。对此，该院分析如下：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本案中，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为关联公司，大通公司为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系关联交易。盾安公司为大通公司的控股股东（占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大通公司董事长冯忠波和董事江挺候又系盾安公司高管。宝富公司与盾安公司的债务在案涉董事会决议作出前已存在，该董事会决议使大通公司承担了巨额的担保责任，却使盾安公司受益。同时投赞成票的董事均明知宝富公司2017年底和2018年6月30日的净资产均为负数，且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履行主债务的可能性极低，却作出明显不符合大通公司商业利益的决策。因此该院有理由认为案涉董事会决议系盾安公司滥用其控股股东权利，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现张立新等八人诉请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大通公司及宝富公司抗辩称案涉董事会决议作出的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属有效。该院认为，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和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法院对关联交易审查不应局限于是否履行了法律和章程规定的程序。本案所涉交易实质损害大通公司小股东的利益而使控股股东得益。在案涉董事会决议作出之前，盾安公司已对宝富公司享有5亿余元的债权，且明知宝富公司的净资产为负数，财务状况一直恶化。如仅凭履行了程序义务而认可明显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不符合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大通公司及宝富公司的该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立新等八人的起诉理由成立，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大通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大通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盾安公司关于收购大通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拟证明：盾安公司入股大通公司的交易背景及入股后大通公司董事/监事会人员产生的程序。2．盾安公司与宝富公司统借统还借款协议书。3．盾安公司年报摘录。证据2、3拟共同证明：宝富公司向盾安公司借款的事实以及大通公司（含宝富公司）已出现连年亏损的情况，经营压力大。张立新等八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盾安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无可厚非，但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依法履职，不得违法任行；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更不能成为让大通公司提供担保的理由。在宝富公司亏损的情形下，董事会决议同意大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使盾安公司受益，明显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3的形式真实性即便可以确认，亦无法证明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董事会决议应否确认无效。 本院认为，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并无不当。理由如下： 根据案涉大通公司董事会为宝富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内容反映，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的负债超过5.4亿元，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明显缺乏偿债能力。在此情况下，大通公司为宝富公司提供担保，案涉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的债务显然将由大通公司承担。案涉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的债务系多年累积形成已存在的债务，虽然宝富公司系大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但是鉴于宝富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案涉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债务的形成历史，大通公司此时为宝富公司债务提供担保，难谓合理的商业安排。大通公司为宝富公司既存且明显无清偿能力的债务提供担保，将使大通公司承担巨额的担保责任，除了作为债权人的盾安公司因此获益外，作为担保人的大通公司及其小股东的利益都将受损，因此，该董事会决议损害大通公司小股东利益。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为关联公司，大通公司为宝富公司对盾安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关联交易。盾安公司为宝富公司的债权人，同时又系大通公司的控股股东。大通公司董事长冯忠波和董事江挺候同时又系盾安公司高管。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董事会决议系盾安公司滥用其控股股东权利，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具有事实依据。大通公司虽为宝富公司的控股股东，但二者为独立法人，利益并非完全等同。宝富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大通公司自身存亡没有必然联系。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所谓大通公司为宝富公司提供担保，系为大通公司利益且能惠及小股东利益之主张，无法采信。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案涉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一审判决支持张立新等八人提出的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请，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主张，《公司法》第二十一条适用的前提必须是公司利益已经实际受损，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大通公司、宝富公司及盾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江苏大通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健芳 审判员  骆苏英 审判员  陈洪理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