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6民终4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孟国，男，194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伯清，女，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阳芳，女，197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均发，男，住址四川省绵竹市，系社区推荐。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善红，女，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善俊（系罗善红兄弟），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毛宏，男，198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石斌，四川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彬，四川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因与被上诉人毛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3民初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均发，上诉人罗善红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善俊，被上诉人毛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苟石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3民初865号民事判决。2.判决租赁合同有效并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20万元（象征性主张部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和原告的认为如出一辙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最高法的规定，法院在组织司法拍卖过程中，必须查清标的的产权情况有无瑕疵并公示。此法拍房经历了三次拍卖、多次公告均注明“有租赁关系”并多次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标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然而，原告凭空怀疑《出租合同》不真实，质证说“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称“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认定《出租合同》为真实。”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根据陈述、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偏颇求疵、主观臆断，硬要判决“合同无效”。一审判决第13页第4行和第5行：“四被告称租金50万元系签订合同期间一次性支付。本院执行局法官审查后将罗善红列为优先竞买人。后罗善俊称该份《出租合同》遗失。”。四被告庭审中均称租金50万元分两次付给的。罗善俊称该份《出租合同》遗失是此次应诉庭审中说的，可是“优先竞买人”这句话夹在中间显然不协调，因为那是前年的事且与本案无关。一审“另查明”认定有问题，另查明事实表述证明了黄烧腊饭店确属老店，其中2016年暂停营业，而黄孟国之子黄伯均背地里与马莲签约名为5年实则只营业不足一年（因为二楼一直由黄伯均居住），2017年黄伯敏回来又伙同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重新装修继续开业了。直至2018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毛宏断电（上诉人报警〕停业至今。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表述内容，纯粹是主观臆断、妄为假想。一审法院称各被告的相关陈述自相矛盾、佐证相关陈述的关键证据缺失，上诉人不同意被告不能提供《出租合同》原件，且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之说法，因为，上诉人实在找不到合同原件才到法院提取盖了法院印章的合同和公告、判决书等资料，且认为法院确认了的合同和公告注“有租赁关系”和“特别提醒”应该没有问题，法院根据原件复印加盖公章就是原件，是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出租合同》应属无效，进而从维护原告毛宏的角度称“相应损失当不应由毛宏承担”。一审判决完全错误，完全置本院执行局所存合同系原件复制、经法院核对无异确认公示无误而不顾、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毛宏辩称，通过司法拍卖竞买成交案涉房屋，并于2018年6月28日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毛宏名下。至今上诉人以案涉房屋存在租赁关系不予腾退。上诉人主张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但没有提交《出租合同》原件、无租金支付证据，一审认定恶意串通，确认《出租合同》无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毛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黄孟国与被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的《出租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将占用原告所有的位于绵竹市的房屋腾退予原告；3.判令被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支付房屋占用费，计算方式为：从2018年3月6日起至三被告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按照房屋面积391.94平方米，以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进行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黄孟国与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的《出租合同》有效，租赁合同继续履行；2.判令反诉被告毛宏赔偿反诉原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营业利润损失200,000元；3.本案反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6日，黄孟国与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黄孟国将位于绵竹市（竹房权证监证字第××号）作为抵押物为其子黄伯均在2014年2月26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在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限额为900000元，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其中，合同第一条第七项抵押人陈述保证：抵押财产不存在任何未书面告知乙方的瑕疵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被出租......等情形或者抵押财产已为第三人设定担保。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2月28日，黄伯均与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黄伯均向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900000元，借款期限为1年。合同签订后，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黄伯均发放了该笔贷款。 2016年8月16日，绵竹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683民初268号民事判决，判决黄伯均、李福丽向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偿还借款90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黄孟国提供的前述抵押物，即本案案涉租赁房屋变现之价款在约定之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权。后黄伯均、李福丽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绵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裁定拍卖、变卖前述抵押财产。期间，罗善俊（罗善俊系罗善红的兄弟，系黄孟国的女婿）向该院提供一份黄孟国与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黄伯清、刘阳芳系黄孟国女儿黄伯敏、女婿罗善俊的同学和好友）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28日的《出租合同》，载明：黄孟国将位于绵竹市的房屋，建筑面积391.94平方米（含1-2楼及后房）出租给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经营餐馆，租赁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月租金为8元／平方米／月。该合同中未记载租金支付方式。四被告称租金500000元系签订合同期间一次性支付。该院执行局法官审查后将罗善红列为优先竞买人。后罗善俊称该份《出租合同》遗失。该院分别于2017年9月26日、11月16日、12月12日先后三次在淘宝网发布拍卖公告，组织对上述房产进行竞拍。该院发布的拍卖公告上注明了拍卖房屋上存在租赁关系。前两次流拍后，第三次由原告毛宏以1002400元竞得（成交价高于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该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川0683执65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黄孟国名下位于绵竹市的房产（竹房权证监证字第××号、竹国用［2014］第00070号）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毛宏所有。上述财产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于2018年3月8日向毛宏送达成交裁定书。房产已于2018年6月28日变更登记至毛宏名下，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川（2018）绵竹市不动产权第××号，登记房屋坐落：绵竹市。 另查明，绵竹市孝德镇黄孟国烧腊饭店于2000年3月17日开业，最近一次核准注册在2015年1月12日，登记经营者为黄孟国。“黄烧腊饭店”在绵竹本地小有名气。该饭店于2015年停业，2017年重新开业。饭店停业期间，黄伯均于2016年6月4日与马莲签订《租房合同》，将上述房产出租予马莲开设绵竹市孝德镇华商汽车用品经营部，约定租期5年，即2016年6月4日至2021年6月3日，年租金20,000元。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主张其系“黄烧腊饭店”的实际经营人，其中刘阳芳参与了2017年饭店重新开业后的日常经营。毛宏于2018年3月竞得房产后与“黄烧腊饭店”经营人协商收回房屋未果，遂拒绝配合用所持房屋电卡为饭店充电。该饭店因断电于2018年12月底停业。 另，黄孟国称，三承租人承租房屋后没有使用二楼，二楼就一直由他们居住。房屋内断电后，已经无人居住，但因其仍有许多物品在房屋内，故房屋钥匙由其保管。对此，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四被告是否恶意串通虚构租赁关系，即双方签订的《出租合同》是否真实。恶意串通为主观因素，是指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可从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双方履行合同的客观行为等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到本案来看，关键在于四被告主张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出租合同》建立房屋租赁关系的事实是否成立。 本案中，根据各被告的陈述意见，双方建立租赁关系经过如下：2010年，黄伯均（借高利贷）出了事情，黄孟国急需资金代其还账，便由其女儿黄伯敏、女婿罗善俊夫妻二人出面，找到罗善俊的姐姐罗善红、夫妻二人的同学和好友黄伯清、刘阳芳借款。为保障三出借人出借款项的安全性，经双方协商，由黄孟国将经营的“黄烧腊饭店”出租予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并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出租合同》，约定租期15年，并将三人向黄孟国出借的款项500,000元（罗善红300,000元，黄伯清、刘阳芳各100,000元）抵作15年的房屋租金。三人承租饭店后，实际交由黄伯敏经营（但黄伯敏仅是挣工资的），三人则按比例（罗善红占70%，黄伯清、刘阳芳各占15%）按月在黄伯敏夫妻处领取分红款。该饭店于2017年6月装修后重新开张营业直至2018年12月底因房屋内断电停止营业。重新营业期间，刘阳芳参与了饭店的日常经营。对于2016年-2017年期间，房屋由马莲租用的事实，罗善红予以认可，但表示是事后才知道的，房屋是谁出租的则不清楚。黄伯清、刘阳芳则表示没有参与经营，不知情。 但仔细分析四被告陈述的建立租赁关系的经过，存在如下自相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第一，对于房屋的出租时间，黄孟国在庭审中回答法庭询问时陈述，房屋的出租时间“大概是地震前后就租给他们了。具体时间也记不到了”，而其在此前（2019年6月5日）本院对其进行询问制作的笔录中却明确表述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系在2010年，其前后陈述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第二，对于500,000元“租金”的交付细节，罗善红陈述，“租金”由其在签订《出租合同》之前（第一次300,000元，三承租人各出资100,000元）和之后（第二次200,000元，由罗善红筹集）前后相隔几天的时间内分两次交予黄孟国。对此，黄伯清、刘阳芳陈述，其各自出资确实是交给罗善红，由罗善红一并交付。对资金交付时间，黄伯清未作表述，但刘阳芳明确陈述，其出资的100,000元是在签订合同时交给罗善红的，此显然与罗善红陈述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先行向黄孟国交付了包括刘阳芳100,000元出资在内的300,000元租金的说法存在矛盾。第三，据三承租人陈述，黄伯清自始即未参与饭店的经营，刘阳芳系2017年6月饭店重开后参与经营，罗善红则在2015年停业前偶尔到店参与饭店经营，饭店实际系由黄伯敏在经营，包括账务处理、利润分配等。三人则各自按月按比例在黄伯敏处领取分红款，领款依据则是黄伯敏制作的经营账目表。而实际上，按三承租人陈述，享有如此重大经营权利的黄伯敏仅是为其打工的而已。或许，三承租人赋予黄伯敏如此重大经营权，是基于对黄伯敏的信任，但三被告作为房屋承租人，“黄烧腊饭店”的老板，却不清楚用于经营饭店的房屋何时被何人另行出租给了案外人马莲，且该段时间长达近一年，实难以让人置信。三被告如此淡然之态度，实让人产生其是否是房屋承租人的疑惑。被告的相应陈述，显然不符合常理。第四，被告不能提供《出租合同》原件，且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法庭向被告代理人询问《出租合同》原件在何处，（在法庭要求其向当事人核实后）其坚称合同原件由罗善俊交到了一审法院执行局，其提交的《出租合同》也是复印自执行案件卷宗。后经调查，该院执行局办案人员并未收取被告《出租合同》原件，执行卷宗中也仅有《出租合同》复印件。为查明这一情况，该院对罗善俊进行了调查询问。罗善俊称，其从罗善红处拿到合同原件后就交给了执行局工作人员，并表示“原件退没有退我记不清楚了”。在该院向其告知，经核实执行局工作人员没有收取《出租合同》原件后，罗善俊称，合同可能放到车上了，车子后来又卖了，合同就不见了。对于如此重要的合同为何没有及时退还给罗善红，罗善俊表示，当时事情太多，把合同的事情给忘了。从以上当事人陈述的《出租合同》遗失的经过来看，甚不合情理。而《出租合同》的遗失，致使原告希冀通过对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确定被告是否存在倒签合同签署时间进而以佐证其关于被告虚构房屋租赁关系的诉讼目的落空。第五，从被告的相关陈述来看，承租人之一罗善红系出租人黄孟国女婿罗善俊之姐，另两位承租人也系饭店实际经营者黄伯敏，罗善俊夫妻的同学和好友。从表面上看，虽然签订《出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是近亲属关系，但鉴于各被告的相关陈述自相矛盾、佐证相关陈述的关键证据缺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得不予以考虑。 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三）》第3条就执行中存在的虚假租赁的认定要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虚假租赁：（1）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将执行标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租的；（2）承租人或者被执行人伪造、变造租赁合同的；（3）承租人或者被执行人倒签租赁合同签署时间的；（4）承租人或者被执行人伪造租金交付或收取证据的；（5）承租人与被执行人伪造其实际占有使用执行标的证据的；（6）承租人系被执行人近亲属或关联企业，该租赁关系与案件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矛盾的”，本案中四被告主张其于2010年6月即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但实际上除一份《出租合同》（且被告不能提交合同原件，还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和被告的个人陈述以外（且被告的相应陈述还存在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并无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据查明的事实，案涉租赁房屋上开设的“黄烧腊饭店”一直是由黄佰敏一家在经营，实际上租赁房屋多年以来（至少在2017年饭店重新开业前）并未转移予三承租人占有使用（房屋在2016年-2017年停业期间由黄伯均出租给案外人马莲也可以对此事实予以印证），根据前述对执行中虚假租赁关系的认定标准，四被告主张双方于2010年6月起即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应为虚假。四被告签订《出租合同》虚构双方于2010年即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行为，损害了案涉房屋竞拍人这一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已经可以认定原告毛宏主张四被告恶意串通签订《出租合同》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已经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四被告为妨碍执行恶意串通签订《出租合同》损害房屋竞拍人的合法权益，双方签订的《出租合同》应属无效。 关于原告请求返还房屋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据查明的事实，刘阳芳参与了“黄烧腊饭店”2017年重新开业后的经营，而三承租人也主张其系合伙经营该饭店，并以此为由提起反诉请求赔偿营业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三承租人与黄孟国于2017年起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因双方建立的该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时间发生在房屋设立抵押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案涉租赁房屋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原告毛宏作为受让人，不受原租赁合同的约束，在将成交裁定书送达原告后，原告即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此时，三承租人丧失继续占用房屋的法律依据。现三承租人继续占用房屋构成侵权，应将占用的房屋返还予原告并依法赔偿原告合理损失。对于原告的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按四被告签订的《出租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8元/平方米/月，按房屋面积391.94平方米计算其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出租合同》被该院依法认定为虚假，原告据之主张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的房屋占用损失可根据黄伯均于2016年6月4日将案涉房屋出租予案外人马莲签订的《租房合同》中约定的年租金20,000元的标准予以确定。则原告的损失可表述为：从2018年3月8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以20,000元/年的标准进行计算。对原告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原告的损失请求。本案中，反诉原告主张因反诉被告恶意断电给其造成如下损失：8个月纯利润112,322元（案发前）；停电后直接损失30,000余元；务工人员工资6人计144,000元；装修费100,000元折旧1年多约50,000元，以上仅主张200,000元。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基于《出租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而提出的。然而，反诉原告主张损失的基础——《出租合同》，因系其与出租人恶意串通订立而被认定无效，反诉原告据之请求反诉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另，反诉原告与出租人于2017年后建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应予认定。但该租赁关系的成立时间发生在房屋抵押设立之后，本案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反诉原告与原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对反诉被告毛宏不具有约束力，毛宏没有为被告经营“黄烧腊饭店”向房屋提供电源的义务，且在毛宏不同意继续履行原合同的情形下反诉原告继续占用房屋经营饭店已构成侵权，反诉原告主张的相应损失当不应由毛宏承担。 综上所述，据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四被告签订的《出租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为妨碍执行而订立的事实成立，该合同损害了房屋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合同。原告据之请求确认《出租合同》无效，并请求返还房屋及赔偿损失的相应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请求确认《出租合同》有效，并请求赔偿相应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黄孟国与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28日的《出租合同》无效；二、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其占用的位于绵竹市的房屋［不动产权证编号：川（2018）绵竹市不动产权第0005XXX号］予以腾空并返还予毛宏；三、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毛宏支付房屋占用费，计算方式为：从2018年3月8日起至房屋返还之日止，以20000元／年为标准进行计算；四、驳回毛宏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3元，由原告毛宏负担383元，由被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负担4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反诉原告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负担。 二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0年6月28日《出租合同》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出租合同》无效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确认黄孟国与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双方是否具有真实房屋租赁合同目的、行为是否符合租赁合同法律特征是本案的关键所在。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规定，租赁关系成立要具备出租人交付租赁物以及承租人支付租金两项要素。出租方的合同目的在于获取租金，承租方的合同目的在于取得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具体到本案，案涉《出租合同》原件缺失，虽然《出租合同》载明黄孟国将案涉房屋出租给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但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双方是否按约支付租金以及交付房屋，还需上诉人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审理期间，上诉人未能举证租金交付等其他客观证据印证《出租合同》。案涉房屋未实际交付转移三承租人占有使用，房屋二楼仍由黄孟国一家一直居住，“黄烧腊饭店”仍由黄孟国之女黄伯敏实际经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承租人取得房屋使用权，必须以向出租人支付租金为代价。但本案上诉人述称已支付租金500000元，但无租金交付证据、且罗善红、黄伯清一审庭审中述称通过分红已将投入租金大概都收回来了。故，上诉人主张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租赁合同成立的要件。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具体到本案，根据上诉人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一审庭审中述称签订《出租合同》背景、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考查，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借500000元给黄孟国一家应急，为保障出借款安全，双方签订案涉《出租合同》。案涉《出租合同》仅仅是外观形式，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借款500000元债权设立担保，并非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可以认定双方构成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房屋租赁行为作为虚伪行为无效。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出租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出租合同》有效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20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足以证明实际损失存在，且2018年6月28日案涉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出租合同》无效，该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黄孟国、黄伯清、刘阳芳、罗善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元汉 审判员  秦 欣 审判员  李 庆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邹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