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育林，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白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东升，男，196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志红，女，1962年4月27日出生，满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开发区。文育林诉郑东升、孙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4日作出（2018）云2901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孙志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云29民终1039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重审。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云290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文育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9日会见了上诉人文育林、被上诉人郑东升、孙志红，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育林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文育林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郑东升、孙志红承担。事实及理由：文育林诉郑东升、孙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4日作出判决，孙志红不服提出上诉。孙志红在二审中向法院提出对文育林的借条进行鉴定，二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云29民终1039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过程中，因本案一审法官曾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774号民事判决，乱判文育林之兄文斌的轿车不存在，后经二审改判，为此文育林和其发生过争吵，但文育林认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法官应有宽大的胸怀，就没有申请回避，经鉴定后证明孙志红、郑东升说假话，但一审法官有意打击报复文育林，做出违背事实的判决。文育林个人经营十多个建筑企业，所有债务不得影响公司，都以文育林个人进行合法诉讼，但文育林遵纪守法，法官不能以此对文育林做出不公正判决，文育林相信法律是公平的，这个官司请二审法院给文育林一个公正的判决，即使上诉到高院、检察院。郑东升认为一审证据A1是文育林造假，但是经司法鉴定是真实的，而且孙志红和郑东升均为成年人，不可能才拿到10万元却出具50万元的借条。郑东升对于利息单子也是认可的，但是郑东升又说这些利息单子是十万元本金利滚利滚出来的，请郑东升详细说明是如何滚出来的。郑东升辩称，文育林的陈述是虚假的，本案第一次一审的时候郑东升缺席，就是因为抗拒文育林的虚假诉讼。本案发回重审后进行了司法鉴定，但鉴定结果让郑东升很震惊。请求法院认真甄别，文育林的种种行为都是符合虚假诉讼。郑东升与文育林之间只发生过10万元的民间借贷，而且还扣除了1万元的砍头息，郑东升实际上只拿到9万元，其余的都是虚假的。文育林说借给了郑东升这么多钱，应当详细陈述交付的细节。孙志红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郑东升与孙志红的丈夫是朋友，当时郑东升找到孙志红说让孙志红做担保人，孙志红就答应了。郑东升写了一个10万元的借条，孙志红在借条上签字，之后的事情孙志红就不清楚了。孙志红只在10万元的借条上签过字，不可能签50万元的条子。因为孙志红也只是工薪阶层，没有能力做50万元的担保。本案鉴定机构不正规，鉴定结果与事实完全不符，建议送公安机关侦查。文育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郑东升归还借款人民币50万元，由孙志红承担担保责任；二、由郑东升、孙志红承担2013年6月3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郑东升、孙志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育林与郑东升在工作中认识。郑东升与孙志红系同事关系。2013年6月3日，郑东升向文育林借款，孙志红担保。文育林书写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现金支付！”，郑东升在“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孙志红在“担保人”处签字按手印。借款后郑东升、孙志红未偿还借款。庭审中郑东升自认借款期限为一个月。2013年10月3日，郑东升向文育林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140000元），约定2013年1月3日归还借款”，“借款人”处有郑东升签名。文育林在庭审中陈述，该《借条》载明的借款14万元为第一次借款50万元的利息12万元，加上当天出借现金2万元。郑东升陈述该借条载明的金额为借款10万元结算利息后的借款本息。2015年4月28日，郑东升向文育林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同志人民币捌拾贰万元整￥820000元，此款于2015年5月15日归还”，“借款人”处有郑东升签名捺印。庭审中文育林陈述该《借条》载明的借款82万元系借款本金50万元以及该本金以月息3分计算的20个月的借款利息30万元，以及2013年10月3日的借款本金2万元。郑东升陈述82万元系借款本金10万元利滚利所得。2016年5月16日郑东升向文育林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5月25日前偿还借款4万元。本案诉讼中郑东升自认借款后未偿还过任何借款本息。另鉴于文育林作为出借人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涉及多年多次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诉讼的事实，通过法院综合信息门户平台查询，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文育林作为出借人，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已涉及有40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依据以上法律、法规规定，本案文育林向郑东升、孙志红等人发放贷款并获取相应的利息，从事向不特定对象进行贷款业务的活动，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故本案文育林与郑东升之间的借贷合同已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郑东升因合同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予以返还。庭审中郑东升自认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且未按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息，郑东升实际使用了文育林提供的款项，文育林客观上具有利息损失，故郑东升、孙志红应向文育林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关于双方争议的借款本金金额，文育林主张借款本金为50万元，其中2012年初出借现金20万元，2013年初出借现金20万元，2013年6月3日出借现金10万元。郑东升认可2013年6月3日借款现金10万元，对文育林其他主张不予认可；孙志红认可仅对2013年6月3日的借款10万元提供了担保。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的实际交付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对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及出借人是否已经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文育林主张与郑东升之间有50万元的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本案中文育林应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这两个要素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承担举证责任，文育林提交的郑东升签字的《借条》能够证实双方的借贷合意，但文育林并未向本院提交款项支付凭证及款项来源的相关证据。关于郑东升不予认可的40万元借款，文育林在（2018）云2901民初1018号案件二审过程中陈述：2012年“三月街”出借了一次、2012年“中秋节”出借了一次，就同一借款事实，文育林自己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文育林主张的4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因此，文育林仅完成了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但不能举证证明其确已经将款项40万元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郑东升明确承认的10万元借款，文育林无需举证证明。综上，对于本案的借款本金确认为10万元。关于孙志红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文育林主张孙志红承担担保责任，郑东升、孙志红辩称孙志红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且本案借贷合同系因文育林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孙志红对担保合同无效的后果并无过错，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文育林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郑东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文育林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文育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文育林承担7040元，由郑东升承担176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文育林有以下异议：1.对“通过法院综合信息门户平台查询，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文育林作为出借人，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已涉及有40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异议，认为文育林名下有多家公司，公司不方便出面诉讼，否则会影响征信，所以都以文育林个人名义进行；2.文育林出借的本金是50万元。郑东升有以下异议：1.2013年6月3日的50万元借条其没有写过；2.一审认定的2013年10月3日的借条上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3年1月3日系笔误。孙志红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针对文育林的异议1，该数据系从法院综合信息门户平台查询提取，二审经本院核对无误，故其异议不能成立；针对文育林的异议2，文育林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实际向郑东升交付借款50万元，故其异议不能成立；针对郑东升的异议1，该异议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相悖，故该异议不能成立；针对郑东升的异议2，二审中经双方核对确认，2013年10月3日的借条的还款时间应为2013年11月3日，一审存在笔误，二审予以纠正。除此之外，当事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其余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的本金应如何确认，孙志红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借款的本金应如何确认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不仅要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还要举证证实借款已实际交付。在本案中，文育林主张其向郑东升出借款项50万元，但仅能提交借条，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实际向郑东升交付借款本金50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郑东升自认收到文育林的借款10万元，对此不需文育林举证证实，一审据此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10万元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关于孙志红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主合同即文育林与郑东升之间的借款合同因文育林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担保合同随之无效，孙志红对担保合同无效的后果并无过错，其不需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文育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文育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周琴书记员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