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玲，女，197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鹏飞，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伟英，女，198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档，浙江光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美玲因与被上诉人童伟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陈洁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美玲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童伟英归还原告孙美玲借款3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6月22日至全部款项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1日止的逾期利息4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童伟英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6月9日，原告孙美玲通过支付宝交付30000元给童伟英，转账备注“30000元钱没有写借条的，到了10天至12天你要还给我的”。随即童伟英将该笔款项通过支付宝转账交付给周坤威。原告庭审自认，款项交付时，其清楚童伟英系周坤威手下职员，当时系周坤威向原告孙美玲借款。孙美玲曾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周坤威等，案号分别为（2018）浙0111民初8371号和（2018）浙0111民初8370号。该两个案件，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孙美玲在（2018）浙0111民初83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与周坤威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6月20日晚上18:07聊天记录中孙美玲陈述：“凑个数一共50000元钱，叫小童来打张借条，上次的30000元钱也没有打借条的”。周坤威回答：“这个短期的话我们就不打条子了，好吗？”原告庭审自认，该笔30000元就是本案涉诉的3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被告童伟英收到了原告孙美玲交付的30000元事实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借款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庭审已经自认该笔借款系周坤威与原告孙美玲之间达成的借贷合意，同时孙美玲明知童伟英系周坤威手下职员，其收到孙美玲交付的款项后已经立即交付给了周坤威。故该院确定，原被告双方关于本案涉诉借款30000元，并未达成借贷合意，童伟英收付借款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陈述该笔款项原告已经在另案中获得支持，本案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可就本案涉诉案款，另行主张。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美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3元，减半收取331.5元，由原告孙美玲负担。 宣判后，孙美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对童伟英系周坤威的职工且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一）童伟英与周坤威之间的关系不适用自认规则。劳动合同关系并非简单的财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人身关系，不适用自认规则。更何况要让孙美玲回答童伟英与案外人的关系，孙美玲的回答只能是推测的，不足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二）这一认定有违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实际上，“童伟英系周坤威公司员工”这一说法孙美玲系听童伟英所说，但未经查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童伟英及其代理人的答辩意见一直集中于案涉款项已另案处理这一点上，而未提出“童伟英系周坤威职工，其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答辩，而孙美玲也认为童伟英与周坤威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否定不了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的借贷合意是清晰的这一事实，故认可了童伟英与周坤威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庭审未将其归纳为争点并安排双方进行辩论，却将其作为驳回孙美玲诉讼请求的重要理由，有违辩论原则。（三）即使童伟英是周坤威公司的职工，也无法进一步得出其代收款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结论。童伟英是否为周坤威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她只是帮周坤威拉借款的人之一。即使童伟英是公司工作人员，其职权并不明确，其应当对其在公司内的职权承担举证责任，如收款行为并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职务代理自然不能成立。童伟英收到款项后并未将款项转入公司的银行账户，而是转给了周坤威私人的支付宝账户，童伟英显然并未以周坤威的公司的名义代收款项。如果说是代收也是替周坤威个人代收而不是替公司代收。所以即使童伟英是周坤威公司的职工，其收款行为也并非职务行为。二、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孙美玲与童伟英系多年好友，周坤威系童伟英介绍给孙美玲认识，因周坤威之前还有欠款未归还，孙美玲为保障案涉30000元债权的实现，故将款项转给了童伟英并明确表示这30000元是借给童伟英的，再由童伟英转给了周坤威，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童伟英与周坤威之间分别存在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如果孙美玲从一开始就是要在自己和周坤威之间就这30000元建立起借贷合意，那么大可以直接将款项转给周坤威。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的借贷合意是明确的。2017年6月9日，孙美玲通过支付宝转账30000元给被童伟英，转账备注“30000元钱没有写借条的，到了10至12天你要还给我的”，这里说得很清楚，这30000元钱就是借给童伟英的，是要童伟英归还的，债务人是童伟英。而在2017年6月20日晚上18：07孙美玲与周坤威的聊天记录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孙美玲对周坤威说：“凑个数一共50000元钱，叫小童来打张借条，上次的30000元钱也没有打借条的”。周坤威回答：“这个短期的话我们就不打条子了，好吗?”这一对话和前面的转账备注是一脉相承、前后呼应的，进一步明确了该30000元周坤威不出借条，而由童伟英出具借条。如果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就这30000元借款不存在借贷合意，孙美玲是不可能要求童伟英出具借条的。而孙美玲拿到借条后，也只可能起诉童伟英要求承担还款责任，是不可能以周坤威为被告要求承担还款责任的。因此，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就这30000元借款有着非常明确的借贷合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改判：童伟英归还孙美玲借款3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6月22日至全部款项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1日止的逾期利息为4500元。 针对孙美玲的上诉，童伟英答辩称：因周坤威与孙美玲及孙美玲的父亲孙樟法不直接相识，故周坤威、孙美玲、孙樟法、童伟英四人协商一致，借款通过童伟英过账的方式，交付给周坤威，2017年4月17日，孙樟法通过孙美玲将50000元借款交付给童伟英，童伟英也于当日转账给周坤威，童伟英向孙樟法出具了50000元的借条一张。2017年6月6日，周坤威直接向孙美玲提出临时短期借款5万元，孙美玲在6月7日提出3万元150元一天的利息。2017年6月9日，孙美玲支付宝转账给童伟英30000元，童伟英立即支付宝转账给了周坤威，童伟英拒绝向孙美玲出具借条。因周坤威只偿还了15000元，剩余款项没有及时支付，孙美玲在2017年8月2日找到周坤威要求还款，并要求周坤威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周坤威因资金周转向孙美玲借款人民币10万元”，但是孙美玲没有另行交付过10万元借款，该借条记载的10万元就是包括上述的5万元和3万元借款。孙美玲已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周坤威归还10万元。周坤威与孙美玲达成调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孙美玲又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孙樟法要求归还5万元借款，并提起本案诉讼。孙美玲明知其出借的款项已在周坤威案件中得到完全受偿，又向童伟英另行提起诉讼的行为，显然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请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进行虚假诉讼侦查。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孙美玲与周坤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6月6日下午14:00，周坤威陈述：“我现在差5万，你能不能帮忙调个头，过一个星期我就有，你要我再给你。我给你按临时算利息。”孙美玲问：“临时算利息多少？”周坤威回答：“就按50一天，可以吗？”2017年6月7日14:28，孙美玲陈述：“50元一天一万。”周坤威回答：“对。这个只有短期。”孙美玲陈述：“3万150元一天，我对弟兄商量叫他先帮帮我的忙。”周坤威回答：“好。”2017年6月20日晚上18:07，孙美玲陈述：“周总，你好，你明天3万块钱不要还给我了，我已经向人家哪里借来还给他了。”2017年6月21日下午14:39，周坤威陈述：“恩，上次利息是1500，扣一下。”孙美玲回复：“对方说到今天12天，1800对吗？”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在于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意。原审中，孙美玲认可案涉3万元系孙美玲和周坤威聊天记录中涉及的3万元。而根据孙美玲和周坤威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6月6日，周坤威向孙美玲提出借款5万元，孙美玲询问借款利息，周坤威表示按1万元1天50元支付利息；2017年6月7日，孙美玲表示3万元1天150元，周坤威表示同意；2017年6月20日，孙美玲向周坤威表示3万元不用在第二天归还；2017年6月21日，孙美玲与周坤威沟通利息支付问题。可见，无论是借款、还款以及利息支付，均由孙美玲和周坤威直接商议，应认为相关借贷合意发生于孙美玲和周坤威之间。孙美玲通过支付宝将案涉款项转账给童伟英时虽然备注“30000元钱没有写借条的，到了10天至12天你要还给我的”但童伟英并未作出自己向孙美玲借款或自己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而是直接将款项转账给周坤威，因此，不能认定童伟英与孙美玲之间存在借款合意。虽然孙美玲曾向周坤威发微信要求：“叫小童来打张借条，上次的3万块钱也没有打借条的。”但这仅是孙美玲单方的要求，周坤威并未同意，童伟英更没有同意以其名义出具借条。在此情况下，亦无法认定童伟英与孙美玲之间存在借款合意，而仅能认定童伟英系代周坤威收取借款。原审认为童伟英收付借款系履行职务行为，依据确有不足。但原审认为孙美玲与童伟英之间并未达成借贷合意，并无不当。原审据此认为孙美玲要求童伟英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了孙美玲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正确。综上，孙美玲主张其与童伟英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3元，由孙美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洁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胡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