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9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腾冲市中和石头山工业园区（古林木业公司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20615949652。法定代表人：沈建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冰一，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征宇，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贤，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松，云南辉进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和涛，云南辉进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中科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文贤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4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会见了上诉人庆中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征宇、被上诉人李文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松，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庆中科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426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庆中科技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文贤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中，一审原告（上诉人）为庆中科技公司，但一审法院却在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将本案原告认定为案外人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即一审法院将本案的原告都弄错了。本案中，一审原告是庆中科技公司，一审被告是庆中科技公司的创始股东李文贤。庆中科技公司因认为其创始股东李文贤抽逃其对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注册资本，故提起本案的股东抽逃注册资本纠纷诉讼。但一审法院在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中，却认为“2015年9月18日，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公司、包军、王庆中、李文贤将各自持有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原名为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名义上转让予原告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时，原告对注册资本额是否存在未进行审查核实，视为原告认可股权转让时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即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无实缴注册资金的事实，为此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由被告李文贤返还抽逃出资款4620020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见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10行起）。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中，一审原告（上诉人）是一审被告（被上诉人）李文贤在2013年3月12日投资设立的庆中科技公司，并非是一审被告李文贤在2015年9月18日将其持有的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股权受让方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也就是说，本案系庆中科技公司与其创始股东李文贤之间的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并非庆中科技公司的新股东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庆中科技公司的创始股东李文贤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的原告都搞错了，并据此做出判决。此外，一审法院在上述“本院认为”部分中，认定“2015年9月18日，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公司、包军、王庆中、李文贤将各自持有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即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原名）的股权名义上转让予原告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李文贤“名义上转让”庆中科技公司的股权予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不知道法律和事实依据在哪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发现其创始股东李文贤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后，对李文贤提起诉讼，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公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李文贤应当向庆中科技公司承担返还抽逃出资等相应法律责任。二、在一审判决中，一审被告李文贤都确认“注册资本到账后确实被转走”，以及确认证明李文贤未向庆中科技公司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且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也已认定李文贤虚假验资、抽逃出资及注销验资账户的具体行为；但一审法院在李文贤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一句“注册资本不是本案被告转走，是案外人包军转走的”，即驳回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一）一审判决中，一审被告李文贤也已经确认了抽逃注册资本及其实际未向庆中科技公司出资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6行起，一审被告李文贤的答辩意见确认“本案庆中科技公司注册资本到账后确实被转走”。此外，李文贤对于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Ａ17即2015年8月8日《成立上海庆中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Ａ18即2019年8月13日《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都是“三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但就是上述两份李文贤确认真实性的证据中，李文贤确认庆中科技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实被抽逃，以及李文贤当时实际未向庆中科技公司出资。只是李文贤称抽逃注册资本是庆中科技公司的另一名股东包军所为，其不知情，但李文贤又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具体而言，证据Ａ17即2015年8月8日《成立上海庆中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第八条明确约定：“公司成立前，王庆中先生、李文贤女士用《超低品位硅藻土纯物理选矿方法及设备》专利的使用权和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公司、包军先生，合作在腾冲成立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即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原名）”；证据Ａ18即2019年8月13日《询问笔录》第二页：“问（即管辖异议法官）：这笔钱是谁转出去的。被（即王庆中、李文贤）：这笔钱是包军让财务转出去，我们是不知道”。（二）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也已确认，一审被告李文贤虚假验资、抽逃出资及注销验资账户的具体行为在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即从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二段第4行起，一审法院认定“昆明市五华区分社于2019年12月13日向庆中科技公司回复查询一份，内容为：1、案外人刘婷通过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账户62×××78于2013年3月12日的11:37:31以及14:49：09向李文贤在马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62×××84汇入金额人民币1元和4620000元。2、李文贤于2013年3月12日15:45:57向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支付人民币4620000元。3、李文贤于2013年3月13日16:29:18将该账户余款1元转出，并对该账户进行注销。2013年3月13日11:24:27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向深圳市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账户14×××53转账30800000元”。事实上，只要仔细看下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经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的昆明市五华区分社的回复查询，即可发现如下事实：1、2013年3月12日11:35:52,案外人刘婷至马村信用社网点向另案被告王庆中账户62×××18转入人民币1元，操作柜员为“98800502”；同日11:37:31，案外人刘婷向一审被告李文贤账户62×××84转入人民币1元，操作柜员为“98800502”：同日11:35:05,案外人刘婷又向案外人包军账户62×××41转入人民币1元，操作柜员为“98800502”；2、2013年3月12日14:48:31和14:48:31，案外人刘婷至马村信用社向另案被告王庆中账户62×××18分别转入人民币4000000元和2160000元，操作柜员为“98800502”：同日14:49:09,案外人刘婷又向一审被告李文贤账户62×××84转入人民币4620000元，操作柜员为“98800502”；同日14:45:49至14:48:04期间，案外人刘婷分别向案外人包军账户62×××41转入人民币4900000元、4800000元、4700000元、3000000元和2520000元，操作柜员均为“98800502”；3、2013年3月12日15:49:05,另案被告王庆中至马村信用社网点向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账户01×××12转入人民币6160000元，操作柜员为“312212”：同日15:45:57,一审被告李文贤至马村信用社向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账户01×××12转入人民币4620000元，操作柜员为“312212”：同日15:47:49，案外人包军向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账户01×××12转入人民币20020000元，操作柜员为“312212”；4、2013年3月13日11:24:27,庆中科技公司在马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01×××12中的注册出资30800000元（包括一审被告李文贤的出资4620000元）被抽逃至与庆中科技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的“走逃企业”深圳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操作柜员为“50228”：5、2013年3月13日16:28:42,另案被告王庆中至马村信用社网点注销其账户62×××18,操作柜员为“50228”:同日16:29:18,一审被告李文贤至马村信用社注销其账户62×××84，操作柜员为“50228”;同日16:29:00,案外人包军至马村信用社注销其账户62×××41，操作柜员“50228”。通过上述资金流水不难发现，一审被告李文贤、另案被告王庆中以及案外人包军均在同日所进行的转账、账户注销行为时间间隔极短，且转账、注销的操作柜员均为同一人，显然，三人对于资金流向以及划款操作具有高度一致性，验资款项来源也完全一致。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亦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释明，不论是账户的注销，或是本案中的大额资金划账，马村信用社均要求账户持有人本人至现场核验。显然，在2013年3月12日以及2013年3月13日，一审被告李文贤、另案被告王庆中以及案外人包军三人均在马村信用社网点现场，并利用非自有资金进行验资。而即便退一万步而言，就算如一审被告李文贤在一审庭审所述，其办理相关资金划转，都是让他人拿着她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其并不在现场。那么，李文贤将身份证原件交予他人，委托他人办理相关转账事宜，显然系一种委托代理行为，受李文贤委托的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当然应当由委托人李文贤承担。（三）在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一审被告李文贤虚假验资及抽逃出资下，一审法院在李文贤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一句“注册资本不是本案被告转走，是案外人包军转走的”，即驳回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明显违反了《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举证责任规定。如上所述，本案的一审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一审被告李文贤的虚假验资及抽逃出资行为。但一审法院却在一审被告李文贤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一句“注册资本不是本案被告转走，是案外人包军转走的”抗辩，即认定“本案抽逃出资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被告李文贤本人所实施”（见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9行起）并据此驳回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严重悖离《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上述规定，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只需要举证达到足以合理怀疑一审被告李文贤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后，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就转移至一审被告李文贤。而事实上，一审原告庆中科技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一审被告李文贤的虚假验资及抽逃出资行为，即庆中科技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本案项下的举证义务，且对证明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且已远远超出《公司法解释三》中所规定的“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此前提下，应当由一审被告李文贤承担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然而，一审被告李文贤在本案中并未提交任何可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其在庭审中仅口头抗辩“注册资本不是本案被告转走，是案外人包军转走的”，甚至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抗辩意见，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当由一审被告李文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李文贤应当向上诉人返还抽逃出资本息。三、一审判决书中的其他错误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谬误外，一审判决中还存在其他法律和事实上的错误，例如：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8行“本院认为”部分中称“现在公司法在修改后对注册资金已经不作限制，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已从实缴资本制改革为认缴资本制，不再要求股东必须实际出资。”该等认定显然存在错误，公司法修改后的注册资本认缴制仅是允许股东可以按照章程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出资，并不意味着股东无须实缴出资，更不是允许股东进行虚假出资或是在出资后进行抽逃。一审法院的上述观点系对公司法的明显误读。李文贤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庆中科技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文贤实施了抽逃资金的行为。庆中科技公司一审中共向法院提交19组证据，但其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实是李文贤转走了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事实上，李文贤没有抽逃资金，也不可能抽逃资金。李文贤既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财务负责人，既不掌管公司印章和财务专用章，也不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李文贤根本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转走公司的3080万元资金。二、庆中科技公司起诉李文贤抽逃资金，而非起诉李文贤未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并不适用于本案。庆中科技公司起诉李文贤抽逃资金，但是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以及上诉状中却多次提到李文贤虚假出资和虚假验资。抽逃资金和虚假出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庆中科技公司逻辑混乱，完全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案中，庆中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李文贤抽逃资金，反而能证实李文贤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李文贤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争议，对于李文贤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证明责任在于庆中科技公司。三、庆中科技公司明知是包军转走了公司3080万元资金，却恶意起诉李文贤抽逃资金，并恶意申请法院查封了李文贤夫妇的公司股权和多处房产，李文贤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庆中科技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进行调查。能够调查到转款给李文贤的人是刘婷，却不能调查到从公司账户转走3080万元的人是谁，这完全解释不通。包军曾经向王庆中承认是其转走了3080万元资金，而事实上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负责人，也只有包军才有条件转走3080万元资金，对此庆中科技公司是明知的，但庆中科技公司不起诉包军，却起诉李文贤夫妇，完全是因为其法定代表人沈建林与李文贤夫妇之间在之前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恩怨，因此而采取的报复行为。因此，庆中科技公司实际是恶意诉讼，其恶意诉讼给李文贤造成的损失，李文贤将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书中的瑕疵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文贤是否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关于李文贤的出资来源，这个本不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但由于庆中科技公司一再质疑李文贤的出资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此特别说明，李文贤夫妇和包军在2013年设立公司的时候，签署了两份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双方约定李文贤夫妇持股比例百分之三十五，同时也约定，新成立的公司使用王庆中的专利技术，由包军一次性支付王庆中专利使用费1078万元，王庆中夫妇用该1078万元作为公司的出资。其后包军转走了3080万元，王庆中夫妇在时隔六个月后被政府约谈时才知晓此事，王庆中夫妇本也是受害者。该1078万元是包军本该支付给王庆中夫妇的专利使用费，这笔钱本是属于王庆中夫妇的，庆中科技公司起诉王庆中夫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庆中科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文贤向庆中科技公司补足抽逃出资款4,620,000元；2、判令李文贤向庆中科技公司支付抽逃出资所造成的利息损失1,358,280元(以4,6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五年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4.9%计算，从2013年3月14日开始计至2019年3月13日时止，继续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判令李文贤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庆中科技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成立时的名称为“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0800000元人民币，庆中科技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1.股东包军，认缴出资额2002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65%、实缴出资额20020000元、出资时间2013年3月12日；2.股东王庆中，认缴出资额616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20%、实缴出资额6160000元、出资时间2013年3月12日；3.股东李文贤，认缴出资额462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15%、实缴出资额4620000元、出资时间2013年3月12日。该公司执行董事及经理为包军，王庆中为公司监事。2013年12月16日、17日的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包军将其持有的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15708000元转让予腾冲恒益矿产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由“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腾冲恒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2月1日的腾冲恒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腾冲恒益矿产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腾冲恒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15708000元转让予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由“腾冲恒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9月18日，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51%股权以14741815.94元转让给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王庆中将其持有公司20%的股权以6160000元转让给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李文贤将其持有公司15％股权以4620000元转让给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包军将其持有公司14％股权以4312000元转让给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由“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800000元，公司股东为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出资额为认缴出资308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缴付时间2015年9月18日前。2013年3月12日，云南群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云群设验字［2013］第Ｂ247号”验资报告，称“根据协议、章程规定，贵公司（筹）（注：即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零捌拾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3年3月12日之前一次缴足”；其中“李文贤实际缴纳出资人民币4620000元。于2013年3月12日缴存入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昆明市五华区分社开立验资专用人民币账户01×××12账号内”。就上述资金的流转过程，庆中科技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申请调查令进行调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就相关事项向昆明市五华区分社开具调查令。昆明市五华区分社于2019年12月13日向庆中科技公司回复查询一份，内容为：1、案外人刘婷通过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账户62×××78于2013年3月12日的11:37:31以及14:49：09向李文贤在马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62×××84汇入金额人民币1元和4620000元。2、李文贤于2013年3月12日15:45:57向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支付人民币4620000元。3、李文贤于2013年3月13日16:29:18将该账户余款1元转出，并对该账户进行注销。2013年3月13日11:24:27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向深圳市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账户14×××53转账308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文贤是否构成了抽逃出资、庆中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股东按其认缴的注册资金并不得任意抽回是股东向公司负有的基本义务，也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内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构成抽逃出资罪的前提必须是违反了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的规定。现在公司法在修改后对注册资金已经不作限制，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已从实缴资本制改革为认缴资本制，不再要求股东必须实际出资。这一修改令抽逃出资罪失去了法律基础。因此，李文贤对于抽逃注册资本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应该是按照追究刑事犯罪处理，不能要求民事赔偿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不应予以采纳。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文贤实际缴纳出资人民币4620000元于2013年3月12日缴存入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昆明市五华区分社开立验资专用人民币账户01×××12。此后，2013年3月13日11:24:27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向深圳市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账户14×××53转账30800000元。上述被转账的30800000元中包含李文贤的出资款4620000元，该行为明显损害了腾冲庆中科技公司的权益，属于抽逃出资款行为，本应由抽逃出资款股东按照其抽逃金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案抽逃出资行为庆中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李文贤本人所实施。并且，本案各股东出资款30800000元，于2013年3月13日已从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验资专用账户01×××12转至深圳市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14×××53账户。2015年9月18日，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公司、包军、王庆中、李文贤将各自持有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名义上转让予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时，原告对注册资本额是否存在未进行审查核实，视为原告认可股权转让时腾冲县古林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实缴注册资金的事实，为此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庆中科技公司提出由李文贤返还抽逃出资款4620000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庆中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648元，由庆中科技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庆中科技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Ａ1.《任职证明》一份，用于证实王庆中为公司监事，公司注册资本金被转走，王庆中应予以监管。经质证，李文贤对证据Ａ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实王庆中担任监事，不能证明王庆中对于转走3080万元存在责任，也不能证实是王庆中和李文贤转走的3080万元。该任职证明的时间是3月12日，次日资金即被转走，即使王庆中担任监事，在履职方面也是没有责任的。李文贤向本院提交证据Ｂ1.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2份、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1份，用于证实庆中科技公司向昆明市五华区分社申请开立基本户，账号为01×××12，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填写的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均为包军；Ｂ2.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结算业务申请书、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各1份，用于证明2013年3月13日，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户01×××12向深圳市万顺和贸易有限公司账户14×××53转账3080万元，同日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销该基本户。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上盖有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印章。Ｂ3.《合资经营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书》《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各1份，用于证实包军与王庆中、李文贤签订合同，约定成立腾冲庆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由包军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1078万元。经质证，庆中科技公司对证据Ｂ1、Ｂ2认为系复印件，故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件应当在银行，即便是真实的，也仅能证实公司开立了基本户，而且李文贤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证据Ｂ3认为庆中科技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Ａ1、Ｂ1、Ｂ2、Ｂ3均符合证据三性，均做有效证据采信。双方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文贤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本院认为，股东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加资本时，按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股东出资纠纷，是指股东因出资而产生的纠纷，主要包括因虚假出资、出资不足、逾期出资、抽逃出资等引发的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无“股东抽逃出资纠纷”这一案由，一审将案由定为“股东抽逃出资纠纷”没有法律依据，二审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为“股东出资纠纷”。公司法将实缴资本制改革为认缴资本制只是把股东缴纳出资的期限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变为按照章程的约定，并未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也未允许股东抽逃出资，更未否定抽逃出资罪，一审对此认定错误，二审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可知，要证明股东抽逃出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A.出资未经法定程序被抽回；B.该行为由相关的股东实施。主张股东抽逃出资的一方，应提交证据对上述两个条件予以证实。在本案中，双方对条件A即公司注册资本金未经法定程序从公司账户转出均无异议，庆中科技公司应举证证实条件B即李文贤实施了该转出行为，但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是李文贤实施或指使他人实施了该行为，即不足以认定李文贤抽回了其出资。庆中科技公司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庆中科技公司认为“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庆中科技公司只需要举证达到足以合理怀疑一审被告李文贤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后，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就转移至一审被告李文贤”的上诉主张。未履行出资义务是指股东自始未将出资缴纳至公司，抽逃出资即股东将已缴纳的出资抽回，即股东抽逃出资的前提是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未缴纳出资义务是股东自始未履行义务，二者在逻辑上有明显的先后，完全不能等同。故怀疑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不会导致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转移，上诉人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庆中科技公司认为“三名自然人股东（王庆中、李文贤、包军）的出资行为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三名自然人股东对外抽逃资金的时间、地点、操作柜员相吻合，即该抽逃资金的行为属于三名自然人股东合意的一致行为”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股东可委托他人代办缴纳出资的事宜，在本案中，王庆中、李文贤委托包军代办缴纳出资，故三个自然人股东的出资时间及账户注销时间具有一致性。但出资进入公司账户后即成为公司财产，已脱离王庆中、李文贤的账户，在案证据不能证实王庆中、李文贤委托或与包军合谋将该资金从公司账户中抽逃，故庆中科技公司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庆中科技公司认为“即使如王庆中、李文贤所述，其将身份证原件交予包军代办银行账户的相关操作，已构成民事代理关系，行为及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王庆中、李文贤）承担”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缴纳出资时资金从李文贤账户转入公司账户，此时需要账户持有人李文贤的授权或到场，但股东的出资进入公司账户后即成为公司财产，已脱离李文贤的账户，资金从公司账户转出时并不需要李文贤的准许或委托，李文贤即使将身份证交予经办人，也不能证实其委托经办人从公司账户中抽回出资。综合以上情况，李文贤将身份证交予经办人，可以视为其委托经办人代理缴纳出资事宜，但不能证实其委托经办人将出资抽回，故庆中科技公司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第12页倒数第七行中将庆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表述为原告，系笔误，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庆中科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书中存在部分法律认识不当及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妥，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648元，由上诉人腾冲庆中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周琴书记员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