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彦斌，男，1988年5月14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柱，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丹，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锋，男，1983年9月8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高，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华剑波，男，1992年8月14日生，白族，云南省祥云县人，住云南省祥云县。原审第三人：王雨昕，男，1990年9月19日生，汉族，云南省祥云县人，住云南省祥云县。原审第三人：李成，男，1991年5月21日生，汉族，云南省祥云县人，住云南省祥云县。原审第三人：何斌，男，1985年7月26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原审第三人：陈东，男，1988年2月9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上诉人杨彦斌因与被上诉人黄锋、原审第三人华剑波、王雨昕、李成、何斌、陈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3民初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彦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彦斌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锋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杨彦斌并未向公司支付出资款，向黄锋个人支付的款项不应认定为向公司支付的出资款；2.证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公司没有增加注册资本，杨彦斌也没有成为公司的股东，一审判决依据杨彦斌办理过公司的贵宾卡、参加过开业仪式认定杨彦斌成为公司的股东错误，没有法律依据。黄锋口头预约转让部分股权给杨彦斌，杨彦斌向黄锋预付了56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黄锋一直不与杨彦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来黄锋就将其全部股权转让案外人，导致双方不能实际转让股权，黄锋应当返还杨彦斌的款项；本案公司没有委托黄锋代收款，也没有公司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文件，不能认定股权转让成立；3.黄锋一审时提交的合伙协议书中显示公司原注册资本700万元增加到900万元，在原注册成立时的股东黄锋、华剑波、王雨昕三人基础上再增加李成和杨彦斌，要履行这一合伙协议，必须是公司增资扩股和原股东出让部分股权给李成和杨彦斌，但在案证据证明公司从未增加注册资本，杨彦斌转账支付的56万元，可以排除是向公司出资，完全是双方个人之间的交易资金，即是预约股权转让的预付款。黄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彦斌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与认定杨彦斌支付给黄锋的款项性质为出资款并不矛盾，认定杨彦斌向黄锋支付的款项性质为出资款，符合本案事实，合伙协议书实质上是含有增资扩股内容的公司章程，其中没有任何关于黄锋和其他股东要向杨彦斌和李成转让或预约转让部分股权的内容，杨彦斌支付给黄锋的款项为出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杨彦斌与原始股东之间签署的合伙协议书真实有效，杨彦斌已经实际出资，各股东均承认杨彦斌享有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给杨彦斌办理了会员卡，该事实可证明杨彦斌认可其享有公司股东身份；我国法律对股东资格及其出资的认定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但在内部、各股东之间，股东的约定对股东和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何斌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东述称，不认可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杨彦斌向黄锋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黄锋个人把股权转让给杨彦斌，但杨彦斌没有拿到股权转让协议。华剑波、王雨昕、李成未陈述意见。杨彦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锋返还预收的股权转让款56万元；2.赔偿该款自2017年2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由黄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日，华剑波、王雨昕、杨彦斌、黄锋、李成签订《合伙协议书》，合同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万元，其中黄锋出资351万元，出资比例39%，杨彦斌出资90万元，出资比例10%；各方按照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华剑波为公司的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黄锋任监事，李成任总经理，具体负责检查公司财务，监督执行董事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等职责；按实际出资额比例分配利润和承担亏损；未尽事宜可以由股东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杨彦斌先后四次向黄锋转账共计56万元。2017年1月16日，王雨昕、华剑波、黄锋、杨彦斌、李成、何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祥云县澜景湾酒店有限公司的五名股东一致协商同意股东王雨昕出让股份5%给何斌，王雨昕的出资由原来的171万元变更为126万元，出资比例由原来的19%变更为14%，新增股东何斌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比例占5%，现祥云县澜景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6人，增加何斌为公司股东，以上补充协议经六名股东签字后正式生效，补充协议与原合伙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王雨昕、华剑波、黄锋、杨彦斌、李成、何斌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捺印。2017年1月22日，王雨昕、华剑波、黄锋、陈东、杨彦斌、李成、何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祥云县澜景湾酒店有限公司的原六名股东一致协商同意股东黄锋出让股份4%给陈东，黄锋的出资由他原来的351万元，变更为315万元，出资比例由原来的39%变更为35%，新增股东陈东出资额为36万元，出资比例占4%，现祥云县澜景湾酒店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七人，增加陈东为公司股东，以上补充协议经七名股东签字后正式生效，补充协议与原合伙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王雨昕、华剑波、黄锋、杨彦斌、李成、何斌、陈东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捺印。2017年3月至7月，祥云澜景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对杨彦斌的会员卡进行充值合计10900元，2017年3月至8月，杨彦斌持会员卡在祥云澜景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消费，2017年2月28日，华剑波、杨彦斌、陈东、何斌、李成、黄锋等人参加酒店的开业典礼。祥云澜景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6日成立，2018年12月20日变更为祥云景然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6月20日法定代表人由华剑波变更为杨启富。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的问题：2016年12月1日，杨彦斌、黄锋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了各方出资额及所占比例等内容，协议签订后杨彦斌便向黄锋转账56万元，该款应属于出资款，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合伙协议书，但该协议书载明了公司名称、增资方式、股东权利义务、公司管理及职能分工、并对转股及退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故本案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关于杨彦斌转账给黄锋的56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出资款的问题：协议书签订后杨彦斌便向黄锋先后转账56万元，杨彦斌的行为系履行出资款的行为，杨彦斌认为转款属于预付股权转让款，其并非祥云澜景湾酒店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登记中也没有股东登记，故黄锋应予返还该款，合伙协议书中对股东权利义务、利润分配及亏损承担、转股及退股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7年1月16日王雨昕出让部分股权给何斌，增加何斌为公司股东，以及2017年1月22日黄锋出让部分股份给陈东，增加陈东为公司股东，杨彦斌作为公司股东在补充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公司开业时杨彦斌参加了开业仪式，在公司经营期间持有公司充值的贵宾卡在酒店进行了消费，一审庭审中杨彦斌认可其余公司的其他人员说过酒店的经营情况，综上，杨彦斌向黄锋转账56万元属于向公司的出资款项，在案无有效证据证实原、被告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协议，杨彦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彦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45元，由原告杨彦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王雨昕向何斌转让股份，以及黄锋向陈东转让股份过程中，杨彦斌均以股东身份签字认可，并以股东身份参加了酒店的开业典礼，实际上已经履行了股东的权利义务，其他股东皆认可杨彦斌的股东身份，杨彦斌已实际成为公司股东。股东登记对外具有对抗效力，但未进行股东登记不代表不能成为公司股东，因此杨彦斌主张的其并未成为公司股东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杨彦斌主张其与黄锋是股权转让关系，本院认为杨彦斌是通过增资扩股成为公司股东，与黄锋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具体理由：第一，2016年12月1日，杨彦斌与华剑波、王雨昕、黄锋、李成签订《合伙协议书》，其中约定了各自的出资额以及相应的出资占比，也约定了成为股东后的权利义务，但没有关于出让人、受让人、转让份额、价款等证明股权转让事实的约定；第二，《合伙协议书》与在案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同，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第三，杨彦斌对其主张股权转让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杨彦斌主张其与黄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该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杨彦斌向黄锋转账的56万元，应认定为杨彦斌按照《合伙协议书》履行的出资义务，其主张由黄锋返还的，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杨彦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45元，由上诉人杨彦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涛审判员 杨 宏审判员 杨剑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国放书记员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