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阳县双晟毛巾厂，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北圈头村东大街6胡同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628MA084C6D3B。 经营者：韩永进，男，198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卿，河北兴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招，男，198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进学，河北宇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阳县双晟毛巾厂因与被上诉人张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阳县双晟毛巾厂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冀0628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立即返还其代收上诉人的货款817412元，并判令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是依法设立的个体工商户，被上诉人系上诉人聘任的业务人员，被上诉人自2017年初受聘到上诉人处从事货物销售、代收货款、按指定收货等业务，2018年正月经双方核对，被上诉人共代收上诉人货款2395662元，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指派用代收货款向客户付款1578250元，被上诉人应返还代收的上诉人货款817412元。上述事实有上诉人营业执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录音、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支出清单一份、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受上诉人指派代收货物凭证等证据为证。上述证据录音证据和聊天记录中显示被上诉人认可系上诉人的业务员。代收货物凭证中被上诉人是作为上诉人业务员在名称为上诉人户名的发货单直接签字，这直接证明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业务员。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也直接证实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业务员。被上诉人代收货款的金额录音证据直接可以体现，转账凭证和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支出清单可以印证，客户也已经证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真实的。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违背事实和法律，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对于抗辩主张没有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营业执照，但是其根本就没有生产场地和设备，也没有从事任何实体经营，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核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等证据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结合本案上诉人提供的系列证据证明力明显远远高于被上诉人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的实际情况，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案案件情况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审判决在上诉人证据证明力明显远远高于被上诉人一方提供证据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主张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张招答辩称，高阳县双晟毛巾厂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阳县双晟毛巾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其代收原告的货款81741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永进系高阳县双晟毛巾厂经营者，于2017年1月5日办理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毛巾类制品生产销售。张招系高阳县国鼎毛巾厂经营者，于2017年1月5日办理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毛巾类制品生产销售，另张招于2017年5月27日登记注册了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毛巾类制品、床上用品、服装（不含军装）、婴童用纺织品、坯布、干发巾生产与销售等。韩永进与张招有业务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张招系其聘任的业务人员，并主张2018年正月经双方核对，被告共代收原告货款2395662元，原告提交录音证据及原告总结的明细一份，该录音证据的内容仅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并核对过业务，且录音证据中涉及的金额与原告总结的明细金额不一致，不能证实被告共代收原告货款2395662元，另原告提交的刘某转账手续一套及刘某出具的证言一份相矛盾，经核对9张转账手续所涉及转账金额为232822元，与刘某证明中所述“我把货款汇给张昭共计239715元”的金额不一致，且其中有两张金额无转款人信息，刘某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刘某证明不予采信，另原告申请证人臧某出庭作证，该证人虽称被告系原告的业务员，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原被告均与证人接触过，有过业务往来。另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原告指派用代收货款向客户付款1578250元，原告提交自己总结的张招代替韩永进厂内支出金额共计1578250元，还提交其称为被告所写支出清单复印件一份，金额共计1600164元，原告称1600164元其中一笔重复计算，主张实际支出金额为1578250元，两者金额不一致，原告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被告代替原告支出款项金额。被告提交被告及其妻子张丹身份证明及结婚证，高阳县国鼎毛巾厂、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发货单9张、春秋染厂出库单，购销合同证明原告诉称的期间内被告自己实际经营毛巾类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不可能在原告的同类企业打工。原告认为与春秋染厂的业务系被告代表原告具体经办的业务，高阳县大西南四达转运站是被告代为原告发货，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己说，出库单及货票凭证上仅能显示张招的名字。综上所述，被告注册的国鼎毛巾厂与原告的经营范围一致，且注册时间相同，同时被告有一家经营业务更为广泛的公司，并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经营自己的业务，原告称被告系其聘用的业务人员不符合常理。原告提交证据仅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对双方业务往来进行过核对，无法证明被告代收原告货款2395662元，亦无法证明被告按照原告指派用代收货款向客户付款1578250元。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阳县双晟毛巾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87元，由高阳县双晟毛巾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高阳县双晟毛巾厂提交了十四组证据：证据一，高阳县春秋纺织品印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2017年9月19日和2018年5月13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在春秋印染公司设立的户名为张招的业务实际是韩永进的双晟毛巾厂的业务，拉布也是在双晟毛巾厂内拉的。证据二，照片4张，拟证明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高阳县国鼎毛巾厂注册地址无实体经营。证据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6份，拟证明自2017年初至2018年双方对账时，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工作，张招在机器设备发生故障后、给客户转款、报价等许多事务都是请示韩永进的，从未提到张招自己的国鼎毛巾厂、博荣公司的经营，说明张招在双晟毛巾厂从事业务员，其没有自己的经营主体。证据四，张招与双晟毛巾厂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二份，韩永进与双晟毛巾厂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张招2017年3月、10月给会计报账，说好的叫张招一起对账。证据五，高阳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张招与韩永进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招与凯鑫化纤朱建彬转的款项，就是韩永进的业务。证据六，高阳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张招与韩永进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招转给福利达魏学文的款项，就是韩永进的业务。以上六组证据，拟证明张招在双晟毛巾厂从事业务，按照韩永进的指派销售货物、发货、代收货款、代支原材料款及日常支出、代收货物及管理厂子的生产事务。证据七，双方对账的两份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1、2（一审中已提交）、另对账录音1份及书面整理材料3、张招代收双晟毛巾厂货款及收入明细一份，拟证明双方对账，张招认可从客户吴楠收款302970元，从客户魏虎收款125641元，从客户黄海收款53447元，380ｇ收款7358元，台州回款80000元，450ｇ货物（晟宏染厂加工的）的回款1091671元，总计1661087元。证据八，微信转账截图1张、支付宝转账截图2张、韩永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自20170101至20190101），拟证明韩永进给张招转款共178600元用于双晟毛巾厂对外支出。证据九，刘某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单7张（一审中已提交）、支付宝转账截图2张、刘某出具的更正证明，拟证明客户刘某，将双晟毛巾厂的货款转给业务张招232822元。证据十，高阳县春秋纺织品印染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一份、录音一段及录音书面整理材料4、微信聊天记录2页，拟证明双晟毛巾厂在春秋印染公司染的450ｇ的坯布，由张招销售并掌握回款，有475匹，合12530公斤，按每克0.0268元计算（录音中张招认可的标准），总计335804元。证据十一，张招本人书写的支出清单复印件一份（一审中已提交），该支出单系双方对账时张招所写，韩永进拍照进行核对，拟证明张招认可支出了1600164元。经上诉人核对，其中除日常支出实际为163157元、春秋染厂实际为56086元、交韩永进实际回货款354480元、24000元不应计算，剩余部分全部属实，经核对实际支出为1578250元。证据十二，微信转账截图10张、支付宝转账截图2张、结合第八组证据的韩永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自20170101至20190101），拟证明张招交给韩永进货款353230元。证据十三，国家税务总局高阳县税务局出具证明一份，拟证明张招注册的高阳县国鼎毛巾厂、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做税务登记，未实际经营。证据十四，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给双晟毛巾厂打过二十三万多元的货款，打给了张招，张招是双晟毛巾厂的业务员。被上诉人张招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第一组证据春秋公司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也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的实际经营情况；2、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3、对第三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在一审也提及双方系同学关系，在被上诉人也同样经营与上诉人相同的业务甚至比上诉人经营的业务范围更广，在双方联系过程中有对上诉人的帮忙行为，双方也有部分业务的合作行为；4、对第四组至第十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第三组的质证意见一致；5、对第十三组证据高阳县税务局的证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6、对证据十四证人证言，该证人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到底是合作关系还是聘用关系，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张招提交证据如下：1、高阳县博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保定盛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的网上运营合同一份、于2018年3月5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有实体公司并且进行线上运营一段时间后进行实际线下运营；2、张招与盛捷公司业务人员的聊天记录3页，拟证明被上诉人有实体运营商；3、张丹发货票据3张、张招染费收据1张，拟证明张招有实体运营。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被上诉人与保定盛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服务合同及解除合同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该托管服务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7年10月28日，但解除合同中却写明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托管服务合同，签订时间不一致；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履行托管服务合同支付费用的票据，无法证实该合同实际履行了；且事实上张招的博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仅是办理了工商登记，并未实际经营，故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显示对方相关信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对于其提供的发货票据并未显示与张招登记的国鼎毛巾厂及博荣纺织品有限公司有关，也不能证实该两个工商主体有实际经营。对其提供的2019年的染费票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我方已经提交了春秋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张招户头的业务均是双晟毛巾厂的业务，且该收据没有加盖公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从时间来看也与本案无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高阳县双晟毛巾厂的经营者为韩永进，于2017年1月5日办理了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记，经营范围为毛巾类制品生产销售。自2017年初至2018年初，被上诉人张招受雇于双晟毛巾厂，按照韩永进的指派从事双晟毛巾厂的业务，主要从事对外销售货物、代收货款、代支付原材料款及工厂的日常支出、代收货物等业务。2018年5月份韩永进与张招进行了对账。被上诉人张招于2017年1月5日办理了高阳县国鼎毛巾厂的工商注册登记，经营范围为毛巾类制品生产销售，另于2017年5月27日登记注册了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毛巾类制品、床上用品、服装（不含军装）、婴童用纺织品、坯布、干发巾生产与销售等。高阳县国鼎毛巾厂及高阳县博荣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的纳税人未在国家税务总局高阳县税务局的税收管理系统中做税务登记。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经韩永进与张招对账，综合录音资料、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及银行交易明细，对双方无争议的款项金额确认如下：张招代收双晟毛巾厂货款，从客户吴楠收款302970元，从客户魏虎收款125641元，从客户黄海收款53447元，380ｇ收款7358元，台州回款80000元，450ｇ货物（晟宏染厂加工的）的回款1091671元，小计1661087元；韩永进给张招转款178600元。关于收刘某货款金额，对账录音中张招自称收款239715元，但从刘某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单7张（一审中已提交）、支付宝转账截图2张显示，客户刘某将双晟毛巾厂的货款转给张招232822元，应认定为232822元。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在高阳县春秋纺织品印染有限公司印染的一批450ｇ规格的货物的货款问题，根据上诉人二审中所提交的第十组证据结合第一组证据，可以认定该批货物的货款由张招掌握，通过对账单累计总数为12.53吨，结合录音资料中张招认可的每克0.0268元，总价值为335804元，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该数额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被上诉人张招总计代收双晟毛巾厂货款及收入为302970元＋125641元＋53447元＋7358元＋80000元＋1091671元＋178600元＋232822元＋335804元＝2408313元。关于张招所支出款项金额问题，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张招所书写的支出清单，并在庭审中说明了该支出清单的形成过程，是在双方对账时，张招所写，韩永进拍照打印出来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该清单的形成过程和内容未提出异议，其辩称系自己的实体经营系自己的业务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支持，亦与全案证据相悖，不能成立。但就其中几笔款项的数额，上诉人提出经核对，其中日常支出项应为163157元，少于清单所列183157元；春秋染厂项应为56086元，少于清单所列74500元；清单所列17.5.24项24000元支出不存在；交韩永进货款项实际为354480元，多于清单所列313980元。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第十二组证据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张招交韩永进货款累计为353230元，应以该数额为准。上诉人所提其他几笔异议均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应以清单为准。张招所列清单总支出为1600164元，经上诉人核对，本院认定，张招实际支出金额应为1600164元＋（353230元－313980元）＝1639414元。综上，被上诉人张招仍持有代收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为2408313元－1639414元＝768899元，应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高阳县双晟毛巾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90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张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高阳县双晟毛巾厂货款76889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9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74元，由被上诉人张招负担16895元，由上诉人高阳县双晟毛巾厂负担10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克伟 审 判 员 王明生 审 判 员 万丙申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续婉君 书 记 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