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1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家发，男，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现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星，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世存，男，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舒城县，现住安徽省合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东，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家发因与被上诉人蔡世存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家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首先，上诉人于2014年9月12日在舒城县人民法院立案，2015年2月13日开庭审理。但其后，该法院一直没有裁判，2019年却以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为由，将案件移送至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但上诉人从没有收到所谓的管辖权异议书，庭前庭后也没有听说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更没有收到移送的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庭审结束后将移送至其他法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案件即使移送也应当在2015年2月份左右移送，拖延至2019年才进行移送，且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仍然由舒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充分说明一审法院移送不符合法律规定。再次，一审法院长期拖延，直到2020年1月才判决，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理期间的规定。其四，上诉人案件是2014年立案，理应是2014年案号，而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案号处理，也是违法的。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部分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错误之处。其一，上诉人于2010年9月18日与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合肥市东怡金融广场项目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承建合肥市东怡金融广场8座模板、交叉、配合工程劳务作业。上诉人虽以个人名义签订并承接了该项目的劳务作业部分，但同时上诉人也是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事建设工程劳务业务多年，具有相应的经验，完全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二，2016年《安徽省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取消了取消建筑施工劳务资质，大力扶持以作业为主的专业企业发展。其三，2010年9月20日，上诉人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被上诉人并签订了《分包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最后一笔余款二十万元在工程封顶后付清，经一审法院调查并认定，合肥市东怡金融广场项目工程于2012年7月17日封顶。《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第七条中规定：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以转包建设工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因而，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其四，在《分包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己经向第三人履行了二十万元的费用，而之后拒不履行合同，己经背弃承诺，违背诚实信用的精神和原则。 蔡世存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第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审查一审法院的程序是否有违法之处，我方认为法院内部在案件的移送各个方面都是有严格的程序，一审法院的程序没有违法之处。第二，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部分，一审法院在开庭的情况下，查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分包协议，以及上诉人与浙江宝业集团有限公司就东怡广场项目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此两份合同中都是以汪家发个人的名义签订，只有在本次上诉中，汪家发才提出其虽以个人名义签订，但是其是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方认为应当以书面的合同为准，而书面合同记载的就是汪家发个人的名义承接了与浙江宝业公司之间的涉案的工程。所以上诉人此段陈述没有事实依据，且一审中并没有提出其是以劳务公司的名义进行劳务分包，而且上诉人的此段理由与其上诉状上所称的2016年的《安徽省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取消劳务资质相矛盾。在本案的二审中，上诉人也没有向法院提交其在与浙江宝业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是以其所在的公司的名义进行签订的证据。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安徽省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取消了建筑施工劳务资质的问题，我方认为该试点方案不得与《建筑法》强制性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相违背，按照《建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承建单位应当持有取得的资质证书，在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之内承建工程。从本案的工程的施工和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的时间来看，均发生在2010年，上诉人所指出的关于用工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是2016年的，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是没有溯及力的，即使他的级别能达到和基本法相媲美的程度，也没有溯及力，在本案中不得加以引用。第三，关于转包是合法有效的说法，于法无据。按照司法解释关于转包的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没有资质的施工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分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方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分包合同是一份无效的协议，上诉人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合同依据来获得所谓的诉请的20万元及其利息。合肥市建筑领域维护农民工权益办公室协调处理的时候，多次打电话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从未出现，从未配合过处理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更加无权获得案涉的20万元所谓的转包的款项。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汪家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转让款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8000元（自2014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9月18日，原告汪家发与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怡金融广场项目部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怡金融广场项目部将其承建的合肥东怡金融广场B座工程的模板工程、交叉及配合工程分包给汪家发施工，承包方式为清包劳务。2010年9月20日，汪家发（甲方）与原告蔡世存（乙方）签订《分包合同》，汪家发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世存施工，约定“标准层至封顶乙方付给甲方转让费肆拾万元，分二次付款：2011年端午节付二十万元，余额二十万元在封顶付清。”合同签订后蔡世存即向汪家发支付20万元。合肥东怡金融广场工程于2012年7月17日封顶并于2012年8月14日完成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 2014年9月12日，汪家发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蔡世存支付工程转让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在案件审理中，蔡世存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将该案移送至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2019年10月2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由于原告与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怡金融广场项目部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系被告个人承包工程，显然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而原、被告签订《分包合同》，实际是转包工程，系非法，当然无效。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明确是20万元工程转让费，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投入，故原告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家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0元，由原告汪家发负担。 二审期间，汪家发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舒城县人民法院（2014）舒民二初字第01263号案件受理费发票、传票、举证通知书、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送达回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辖13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程序存在严重违法。第二组证据是汇润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叫合肥家发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资料，证明上诉人是上述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事建筑劳务多年，具有相应的经验。第三组证据：《安徽省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工程建设管理改革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7】97号），证明现有规定已经取消了建筑劳务资质，因此一审判决以违法分包和转包导致两份合同无效是错误的。第四组证据：《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证明：1、上述工程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承包负责、带人施工、资金投入；2、上诉人需对涉案工程的质量安全、用工安全等其他民事、刑事责任承担责任。 蔡世存质证认为上诉人当庭举证违反举证规则，上述几组证据都是在一审中存在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鉴于为查明事实需要我方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是关于案件审理程序的证据，是否能证明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由二审法院认定。我方认为一审程序没有违法。第二组证据是安徽徽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方认为从证明目的上来看对本案的审理没有影响，上诉人只是说他是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从事劳务的相应的经验，但根据工商登记变更信息，即使汪家发曾经是某个建筑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证明汪家发以个人的名义与浙江宝业公司东营项目部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主体就变成了汪家发所在的公司，仍然是汪家发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承包的，在劳务分包合同上面，明确记载汪家发的名字和汪家发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做任何的备注说他是某某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后面合同的落款处也仅签有汪家发个人的名字，也没有所谓的劳务公司的印章，所以我方认为这一组证据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我方认为，现有建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允许由没有资质的人进行承包工程，该方案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第四组证据，劳务分包合同及其附件，该劳务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只有汪家发一个人。这个工程实际上就是汪家发和宝业公司进行承包劳务分包，并非像上诉人举证所说是共同承包、带人施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也不符。如果说是共同承包的，上诉人为什么还要向被上诉人要求支付40万的转包费？这一份证据也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的合肥东怡广场B座木工劳务合同补充协议书相矛盾，2011年的12月5日，汪家发拿到了被上诉人给的20万元以后，再也不接被上诉人以及宝业公司的电话，之后由于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该工程的相关事项问题，宝业公司就直接和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说明这个工程是蔡世存后续才接手的。本院认证：对第一组证据，本案一审是2019年11月28日立案，2020年1月2日蔡世存收到一审判决书，审理期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程序并没有违法之处。对其他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在论理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汪家发要求蔡世存支付剩余的工程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汪家发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在2010年9月18日，其与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怡金融广场项目部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在2010年9月20日，其与蔡世存（乙方）签订《分包合同》，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世存施工。汪家发在二审中辩称其是代表安徽汇润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蔡世存签订的合同以及其与蔡世存之间是合伙关系，其与蔡世存共同承包并进行了资金投入和项目管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汪家发与蔡世存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案涉工程转包给蔡世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汪家发依据合同的约定诉请蔡世存支付转让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汪家发、蔡世存签订《分包合同》，实际系非法转包工程，判决驳回汪家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汪家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0元，由上诉人汪家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魏晶晶 审判员 王 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陈坤柱 书记员熊贤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