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益，北京风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198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豪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黄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2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某立即返还吴某借款本金43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为刘某与事实相违背，当时黄某与刘某虽已离婚但是没有告知吴某，属于欺诈行为。案涉借款应当认定为黄某本人借款，吴某因黄某有还款能力才出借案涉款项。至于黄某将借款什么时候适用、如何使用、给谁适用均与吴某无关。吴某系与黄某形成了借贷关系而非与刘某形成借贷关系。另，吕某还款时亦未表示系替刘某还款，而且明确了还款针对的是黄某的借款，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实际借款主体。黄某系真实借款主体，且由其本人签字，借款合同的签署为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行为，至于借款款项由谁使用并非本案审理的内容。要求出借人向实际使用款项的人追偿，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另外，一审法院在认定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时用到了黄某“未享受借款合同的利益”，而实际上黄某享受了借款利益。黄某用案涉借款偿还了对案外人的债务，减轻了其对案外人的债务。黄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具体理由如下：1.吴某主张其对黄某与刘某已经离婚不知情并非事实。2.吴某主动认可了黄某确实有报警的事实，即使警察做出了“不存在胁迫”的认定，也是刘某和吴某的表述使得警察作出的判断。3.实际用款人系刘某，黄某不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吴某应当向刘某追偿。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某立即返还吴某借款本金65万元；2.判令黄某立即支付吴某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9日开始直至上述全部本金和利息付清为止以年利率6%为标准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开始直至上述全部本金和利息付清为止以年利率24%为标准支付利息）；3.诉讼费用由黄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合同及款项支付2018年7月12日，黄某（借款人）与吴某（出借人）签订《借条》，约定：今黄某向吴某借款350000元，借款用途用于赎车。借款期限6天，如6天后没能偿还愿以昌平区XX家园X号楼X号做为抵押。2018年7月12日，吴某向黄某（账号×××）汇款350000元。同日，黄某（账号×××）又分别向孙某汇款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元、190000元，合计350000元，每笔交易摘要信息均显示“刘某”。黄某于一审庭审中称向刘伟转账系刘某操作。2018年8月30日，黄某（借款人）与刘某（借款人配偶）向吴某出具《借条》，载明：今本人黄某向吴某借款300000元，保证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还清欠款。如逾期未还本人愿意每日按总额的0.3%作为违约付给吴某。2018年8月30日，吴某委托刘凯芝向黄某（账号×××）汇款300000元。刘凯芝一审到庭作证表示认可吴某的说法。2018年8月30日，黄某（账号×××）向刘某汇款300000元。二、还款情况2018年7月17日，黄某（账号×××）向吴某转账50000元，摘要信息显示“刘某”。2018年11月2日，吴某在收到证人吕某付款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某还本金50000（伍万元整）”。2018年12月7日，吴某在收到证人吕某付款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某还本金20000（贰万元整）”。在黄某所提供的证人吕某向吴某付款时所录制的视频显示，吴某认可收到刘某还款。三、证人出庭作证情况。黄某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一审庭审中，吕某称：“我是在西单做买卖的。刘某2018年10月、11月左右找我，说他欠别人钱，向我借钱，我自己拿了一部分钱加上刘某拿了一部分钱，把这些钱分几次共计22万元都转给了吴某。2018年11月2日我给吴某5万，还有个10万和2万的，时间太长了，具体还了多少记不清了。我所有给吴某还的钱都录了视频和条。条有的没找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替刘某还钱了。我不是替黄某还的，我不认识黄某，是刘某去找的我。刘某找我，说催的太急，他也不想去见借钱给他的人，就让我替他还。具体刘某欠多少钱我不清楚。我跟刘某当时在一起做买卖。黄某和刘某原来是夫妻，后来离婚了，具体原因不清楚。我跟刘某认识三、四年，我跟吴某是通过我还给他钱的过程中认识的。刘某和吴某应该认识很久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俩因为平安银行借款的事情有一些经济上的纠纷。刘某欠我5万没有还。刘某现在在外地，我能找到他”。对证人证言，吴某称：“吕某一共还了17万，上次庭审说是黄某的闺蜜还的，分段算利息是因为两次打款期限不一样。我们把对方还的22万扣除在第二笔里了”。四、其他一审庭审中，黄某称：“我们申请追加被告，追加黄某的前夫刘某为共同被告，因为钱到黄某账户上马上就转给她前夫”。吴某称：“我们不同意追加被告，因为签字的借款人是黄某，而且借钱时对方已经离婚了，所以不应当追加。我们汇款也是汇到黄某本人账户上，具体她给谁使用这个钱就跟我们无关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借贷关系”。黄某称：“2018年8月30日签协议时我跟刘某已经离婚了”。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出借人出借资金予以借款人使用并收取资金成本，实际使用了借贷资金的借款人应承担相应的资金成本，而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认定涉案借贷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即实际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从资金出借链条看，2018年7月12日黄某（借款人）与吴某（出借人）签订《借条》，约定借款350000元，吴某亦向黄某汇款350000元；2018年8月30日，黄某（借款人）与刘某（借款人配偶）向吴某出具《借条》，约定借款300000元，吴某亦向黄某汇款300000元，黄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意思表示的情形，黄某与吴某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吴某以黄某作为被告，并无不当。但从现有证据看，黄某系名义借款人并非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系刘某，而吴某对此亦系知情，理由如下：首先，黄某收到吴某350000元借款当天，使用同一个收款账号又分别向孙某汇款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元、190000元，合计350000元，每笔交易摘要信息均显示“刘某”。黄某于庭审中称向刘伟转账系刘某操作。2018年8月30日，黄某收到吴某委托刘凯芝汇款300000元当天又向刘某汇款300000元。从中可见，黄某并未实际使用涉案借贷资金，也未享受借款活动的其他利益。第二，2018年7月17日，黄某向吴某转账50000元，摘要信息显示“刘某”，此次还款与吴某起诉时的自述“借35万时刘某偿还5万”相吻合。第三，证人吕某出庭作证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替刘某还钱了，我不是替黄某还的，我不认识黄某，是刘某去找的我”。吴某对于该证人证言称“吕某一共还了17万，上次庭审说是黄某的闺蜜还的”。吴某收到证人吕某还款时所出具的《收条》系以刘某为交易对手方，并未向黄某出具收款收条，而证人吕某所录制的视频又能与《收条》内容相印证。可见，吴某在出借涉案借款及收取还款时已经知晓涉案借款实际借款人系刘某，黄某作为名义借款人虽然是合同一方，但并未实际使用涉案借贷资金，也未享受借款活动的其他利益，实质重于形式，收益与责任对等，涉案借款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现吴某坚持起诉名义借款人黄某，本案亦非必要共同诉讼，故，一审法院对吴某要求黄某偿还涉案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某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离婚证，用以证明黄某与刘某于2018年6月7日离婚。吴某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案涉借款发生时，黄某告知吴某，其与刘某的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且借条中也写明了配偶身份。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黄某与刘某于2018年6月7日离婚。另，吴某认可黄某已偿还借款本金22万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包括以下两点：一是黄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二是黄某尚欠本金数额。一、关于黄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一项。吴某主张，《借条》系黄某本人出具，吴某实际向黄某转账，且吴某信赖黄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因此，黄某应当承担还款义务。黄某不予认可，其称实际借款人为刘某，黄某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吴某应当向刘某主张权利。第一，关于借款关系的合意。案涉两张《借条》中均载明黄某为借款人，且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借款的必要事项，即双方就案涉借款达成了合意。黄某虽主张系吴某强迫其签订《借条》，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7月12日，黄某（借款人）与吴某（出借人）签订《借条》，约定：今黄某向吴某借款350000元，借款用途用于赎车。借款期限6天，如6天后没能偿还愿以昌平区XX家园X号楼X号做为抵押。2018年8月30日，黄某（借款人）与刘某（借款人配偶）向吴某出具《借条》，载明：今本人黄某向吴某借款300000元，保证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还清欠款。如逾期未还本人愿意每日按总额的0.3%作为违约付给吴某。第二，关于借款的履行情况。首先，吴某按照《借条》约定，按期向黄某转账出借了案涉款项，吴某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其次，案涉款项实际进入黄某银行账户内而后再行转出。再则，2018年7月17日，黄某向吴某转账50000元，为偿还案涉借款，虽转账摘要中显示“刘某”且黄某主张该还款行为实际由刘某操作，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关于实际借款人对借款关系成立的影响力。黄某主张其并非实际用款人，实际借款人系刘某，其与刘某在借款时已经离婚，不应由其承担还款义务。对此，黄某收到第一笔借款35万元后转给了孙某，备注显示“刘某”；黄某收到第二笔30万元借款后转给了刘某。首先，黄某与刘某虽于2018年6月7日离婚，但第一张《借条》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第二章《借条》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第二张《借条》中“刘某”在“借款人配偶”处签字。黄某虽主张其在案涉《借条》签订时已告知吴某，其与刘某已经离婚，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由此，在无反证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吴某在案涉两笔借款发生时对于刘某与黄某已离婚并不知情。因此，虽然还款行为均显示与刘某具有一定关联性，但基于吴某相信黄某与刘某的配偶关系，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某系偿还案涉款项。其次，对于借款主体的判断，应当依据借款关系建立时对借款主体的合意，借款实际由谁使用以及借款用途并不必然影响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就借款关系达成的合意。本案中，黄某虽主张其并非实际用款人，应当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还款义务，但案涉《借条》中黄某均在“借款人”处签字，且吴某系将案涉款项支付至黄某账户，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吴某与黄某之间就借款关系的产生达成了合意。再则，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吴某对于刘某与黄某已离婚并不知情，那么，即使刘某是实际用款人，对第三人吴某而言，黄某作为刘某的配偶向吴某借款再由刘某实际支配借款款项，亦符合常理。因此，即使刘某系实际款项使用人且吴某知情，也不必然因此而否定黄某作为借款人偿还案涉款项的义务。综上，黄某应当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义务，若黄某与刘某之间就款项实际使用等存在争议，可另行解决。二、关于黄某尚欠本金数额一项。第一，案涉两张《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本金数额为65万元，吴某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黄某账号实际收到65万元。第二，经询，吴某认可已收到还款22万元。第三，黄某主张其本人实际不清楚还款情况。首先，2018年7月17日，黄某（账号×××）向吴某转账50000元，摘要信息显示“刘某”。2018年11月2日，吴某在收到吕某付款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某还本金50000（伍万元整）”。2018年12月7日，吴某在收到吕某付款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某还本金20000（贰万元整）”。其次，一审中，黄某提交的吕某的证人证言中载明“一共还22万元钱，我帮他垫付了5万元整，有视频为证。”最后，除上述还款情况外，黄某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还款行为。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案涉借款总额为65万元，已偿还本金数额为22万元，因此，黄某尚欠本金数额为43万元。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2034号民事判决；二、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吴某返还借款本金43万元；三、驳回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吴某负担1743元（已交纳），由黄某负担340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黄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茜倩法官助理  张倩倩书 记 员  赵婷婷-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