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2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林，男，汉族，1963年1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鲜连发，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穆超琴，女，汉族，1968年6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建梅，女，汉族，1967年8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宏，重庆中耀(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娟，重庆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林、穆超琴因与被申请人李建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2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8）渝民申2374号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鲜连发，再审申请人穆超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浪，被申请人李建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宏、高利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林、穆超琴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271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驳回李建梅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李建梅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认定杨林向李建梅借款200万元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是300万元系投资款而非借款。二是李建梅打款300万元是一个整体，根据常理及事实，同一笔款项应当系同一性质的款项，300万中王某胜的100万系投资款，另外200万也肯定是投资款，恳请李建梅出示杨林向其出具的投资款收据。三是因杨林在一审中充分举示了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了杨林与廖某、李建梅共同投资的事实，二审法院在双方无新证据的情况下，事实认定部分与一审认定一致，但二审法院在法律评价部分仅凭合作协议书、收条中无李建梅的签字就否定杨林代为投资持股的事实，出现了事实认定一致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2.李建梅没有证据证明300万元系借款。一是李建梅在原审中并未举示借条、借款合同或者转款备注等能证明300万元系借款的证据。二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李建梅以转账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杨林举示了《合作协议》等一系列证据证明案涉300万元不是借款的情况下，李建梅并未提供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有效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三是李建梅在另案中有关案涉款项的陈述与本案前后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李建梅在本案多次庭审中的陈述也前后不一致，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李建梅辩称：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杨林与李建梅之间是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杨林在一审、二审中均未提交能够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的证明，因此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是正确的。2.杨林与李建梅之间没有就利润分配等问题进行过交谈，由此也证明双方不是合伙关系。3.杨林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仍然不足以证明其与李建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李建梅没有去过宁夏石嘴山，未参与过杨林所说的煤矿项目，因此也更谈不上与杨林合伙。李建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杨林、穆超琴归还李建梅借款300万元，并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从2010年12月15日至本清时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杨林、穆超琴承担。一审审理查明：杨林与穆超琴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8年7月25日登记结婚。2010年12月14日，李建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杨林的账户转账300万元，李建梅以该笔转账系杨林向李建梅的借款为由，起诉要求杨林及其配偶还款。庭审中，杨林认为该笔转账并非借款，而系投资款，并举示了合作协议书一份(签订于2010年12月8日，甲方为冯某山，乙方为廖某、杨林)，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参股或控股的现有全部公司股份5%转让给乙方，甲方同意将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黏土矿的权益20%转让给乙方，甲方同意其投资的所有其他矿产业务所获的权益5%归乙方所有，乙方同意投资2000万元给甲方，先付1000万元获得上述权益的对价，余下1000万元视双方合作根据业务需要逐步投入。杨林还举示了收条一份（2010年12月23日出具，冯某山签字并加盖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载明：“收到杨林入股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正。”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3月21日，案外人王某胜以杨林为被告、李建梅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林归还其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该案中，王某胜称其委托李建梅于2010年12月14日向杨林的账户打了100万元的预投资款，李建梅一共转款3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其委托李建梅转的，其已通过重庆胜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将100万元归还李建梅。该案中，杨林申请证人廖某、廖世江出庭作证，证人廖某出庭作证称其与杨林、李建梅一起投资，李建梅出资300万元，李建梅的300万元是打给杨林的。证人廖世江出庭作证称当时李建梅转款300万元，转款后杨林向李建梅出具了一张条子，听李建梅说300万元是李建梅与王某胜两个人的出资。在该案中，李建梅向法院提交了《民事答辩状》及《情况说明》一份，其中《民事答辩状》载明：“2010年12月14日，答辩人与王某胜和杨林在建设银行渝北支行绿梦分理处，王某胜委托答辩人向杨林账户转款100万，答辩人当即向杨林转了300万，其中100万是代王某胜转的，另外200万属于答辩人和杨林的另一经济关系，答辩人会找杨林友好协商解决的。转款账号为：建设银行，账号：5522XXXXXXXX，转款人：李建梅，收款账号为：建设银行6222XXXXXXXX，收款人：杨林。”《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李建梅(身份证号：5102XXXXXXXX)于2010年12月14日转账支付叁佰万元整（小写：300万元）给杨林，其中的壹佰万元整（小写：100万元）系代王某胜（身份证号：5110XXXXXXXX）支付给杨林，王某胜于2010年12月17日通过重庆市胜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账户将本人垫付的壹佰万元整（小写：100万元）转账支付给本人。”该案在开庭审理后，王某胜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李建梅对上述《民事答辩状》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并非其签字和认可的事实；第二次庭审中李建梅认可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李建梅称除本案300万元之外，李建梅与杨林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第二次庭审中，李建梅称除本案300万元之外，双方之间还有其他小额的经济往来，临时的借款，且都已全部还清，无证据证明；第三次庭审中，李建梅又称除本案300万元之外，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李建梅以向杨林转账的转账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未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其他有效证据，杨林抗辩称诉争款项并非借款而系投资款举示了(2016)渝0112民初1305号案件庭审笔录、《民事答辩状》《情况说明》《民事裁定书》《合作协议书》《收条》等证据。李建梅主张该笔转账300万元系杨林向其借款，但在之前王某胜起诉杨林、李建梅一案中，王某胜称该30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其委托李建梅向杨林打的预投资款，其已将100万元归还李建梅，李建梅作为该案第三人，其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及《情况说明》均明确表明该30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代王某胜向杨林支付的款项，且王某胜已将其垫付的100万元归还，而本案中，李建梅又称该300万元均为杨林向其的借款，对于该笔转账事实，李建梅在两个案件中作出两种不同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关于双方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李建梅的陈述亦前后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出借人交付借款即建立并生效的，借款金额以及借款的交付应当是明确的，关于一笔借款不应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陈述，结合杨林的辩称意见、举示的另案庭审记录的内容、合作协议书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梅向杨林出借款项的事实真伪不明，李建梅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证明，现李建梅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诉争款项是杨林向其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李建梅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定，对李建梅要求杨林及其配偶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李建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80元，由李建梅负担。李建梅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的(2016)渝0112民初20344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林、穆超琴承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建梅以转账凭证为依据主张其与杨林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6)渝0112民初1305号案件相关法律文书所涉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李建梅主张的300万元借款中有100万元系受案外人王某胜委托向杨林支付的投资款，且王某胜已将其垫付的100万元予以归还的事实已经各方确认，应予以认定。在此前提下，李建梅二审中虽然主张其在另案中所作有关受委托代为支付的陈述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经案外人要求作出，但未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与另案、本案庭审中已查确认的事实不符，属于对同一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形，存在明显瑕疵，故二审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同时，李建梅依据前述另案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内容主张杨林于另案认可案涉300万元款项系借款，既不符合庭审笔录中实际载明的内容，在杨林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其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举示相应证据，故二审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亦不予采信。在此基础上，根据前述有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李建梅已举示转账凭证主张其与杨林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明确杨林未出具任何借条、收条等材料的情况下，杨林虽抗辩称诉争款项并非借款而系投资款，并举示了（2016）渝0112民初1305号案件庭审笔录、《民事答辩状》《情况说明》《民事裁定书》《合作协议书》《收条》等证据，但根据二审法院审查的情况，一方面，前述《合作协议书》《收条》中并无李建梅的签字予以确认，无法证实本案存在代为投资、持股的事实，从而进一步证实案涉款项性质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虽然李建梅就案涉转账事实在另案和本案中作出不同的陈述，对本案双方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陈述前后不一致，但其有关300万元转账当中除代案外人支付的100万元的余下200万元款项性质的主张，在两案当中并未作出矛盾的陈述，其陈述均符合其在本案当中就案涉款项所涉法律关系的诉讼主张。据此，本案杨林、穆超琴有关案涉转账系基于双方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未能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应由其自身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根据在案证据及现查明的事实，李建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有关杨林应向其归还借款300万元的主张，二审法院对其中的200万元依法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李建梅二审中有关借款期限及利息约定的陈述，二审法院对李建梅有关借款利息的主张，依法确认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6年10月17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本息清偿时止。关于穆超琴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款由李建梅直接支付给杨林，李建梅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了杨林和穆超琴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也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属于杨林和穆超琴两人共同借款，即穆超琴既未作出过向李建梅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于借款发生后作出事后追认，故李建梅要求穆超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20344号民事判决；二、杨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建梅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0月17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本息清偿时止）；三、驳回李建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80元，由李建梅负担11959元，由杨林负担239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80元，由李建梅负担10292元，由杨林负担20588元。再审中，杨林、穆超琴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存档于(2016)渝0112民初1305号案卷中的《收据》，载明：“今收到王某胜壹佰万元整（1000000.00）投资款费用。收款人：杨林。此据。2010年12月14日。”2.2018年8月20日，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0年12月8日廖某、杨林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山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杨林、廖某共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到该公司，其中初始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取得该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和王泉沟粘土矿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余下1000万元人民币根据业务需要逐步投资。期间廖某和杨林按照法定代表人冯某山的指示，向指定账户支付投资款，并足额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杨林给该公司说过1000万元中有李建梅、王某胜的不显名投资，其中李建梅200万元，王某胜100万元。2010年12月23日，该公司和冯某山共同向杨林出具了1000万元人民币收条一张，确认收到投资款的事实。后该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修改章程确定了廖某、杨林的股东身份。2011年10月底，杨林带领李建梅、张某(李建梅的配偶)、王某胜及杨某鹂（王某胜的配偶）等到该公司经营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山水大道北侧（二水厂旁边）实地视察，杨林向该公司及在场的法定代表人冯某山及其股东谭某玉等人，介绍了李建梅、王某胜系投资人，并说明杨林、廖某初期投资的1000万元中廖某出资550万元，杨林出资150万元，李建梅出资200万元，王某胜出资100万元，李建梅、王某胜当即点头并应声确认。鉴于王某胜、李建梅系隐名投资人股东身份，当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山、股东兼财务总监谭某玉向来访的李建梅、王某胜详细介绍了公司股权结构、财务情况及经营情况。当日下午该公司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杨林、李建梅、张某、王某胜及杨某鹂到王泉沟矿区实地视察矿区建设情况、经营情况。3.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兼财务总监谭某玉、股东兼总经理侯某、出纳周某竹等三人作出的证人证言，并且在再审审查时，三人均到庭参加听证接受询问。证人谭某玉陈述：谭某玉是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财务总监，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山于2018年死亡后，公司业务已经停滞，前述《证明》是其出具的，其中李建梅和王某胜的情形大致记得，李建梅有点胖。证人周某竹陈述：周某竹在2011年任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出纳，当年在会议室接待李建梅、王某胜，在场的还有杨林、冯某山，及李建梅和王某胜各自的配偶，杨林介绍李建梅和王某胜投资人身份时，两人并没有反对，上午接待后就吃饭，下午就去煤矿上考察。证人侯某陈述：侯某是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因为负责公司外部经营事务，故没有参加对李建梅、王某胜的接待工作，但当天晚上因在公司食堂一起吃饭，其与廖某相熟就到廖某桌，廖某介绍说李建梅、王某胜两人是隐名股东，其还跟李建梅、王某胜敬酒。杨林提交的前述新证据共同证明：李建梅是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曾到该公司考察，其向杨林转账的300万元(含王某胜的100万元)系投资该公司的投资款。李建梅质证称：证据1不是新证据，因在一、二审中出现过，故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证明》没有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办人签字，不具有真实性，且杨林入股该公司与杨林有利害关系，证明力不强。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谭某玉与杨林都是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两人有利害关系；且谭某玉也是听杨林说李建梅是股东，只见过李建梅和王某胜以此就记得他们配偶的名字不符合常理；谭某玉本可以在一、二审法院出庭，不属于新的证据；周某竹本可以在一、二审法院出庭，故不是新的证据。杨林于2018年9月15日调查侯某，侯某直到2018年9月18日才签字，故侯某没有真实反映情况，且侯某本可以在一、二审法院作证，故不属于新的证据。再审查明：2010年12月14日，收到李建梅转账300万元后，因300万元中包含李建梅向杨林转账的200万元和王某胜向杨林转账的100万元，杨林向王某胜出具了收到王某胜10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相同。本院认为，虽然李建梅在一审起诉请求的金额是300万元，但在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其中100万元是李建梅代王某胜向杨林转账的投资款。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建梅向杨林转账300万元中的200万元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现评议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建梅在起诉时，以其于2010年12月14日向杨林转账300万元的交易明细为证据，主张其与杨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林抗辩称该款项系李建梅的投资款，而不是借款，并举示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例如2010年12月14日杨林向王某胜出具的100万元投资款《收据》，证明既然30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投资款，同一笔转款中的其余200万元亦是投资款。再如冯某山与廖某、杨林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冯某山向杨林出具的1000万元《收条》，证明杨林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案涉300万元作为投资款向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支付。以及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人谭某玉、侯某、周某竹等出具的证人证言，均证明李建梅曾到宁夏石嘴山市天得工贸有限公司进行考察，系该公司的隐名股东。按照前述规定，杨林已经对其主张事实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此基础上，李建梅应对其主张的案涉款项200万元属于借款性质的事实继续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李建梅不但未能继续举证证明案涉款项200万元系借款性质，而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其陈述多处存在前后矛盾。例如李建梅在一审起诉时主张借款本金为300万元，而在另案中，李建梅在《民事答辩状》和《情况说明》中却陈述，其向杨林转账的300万元中有100万元系代王某胜转账；在再审中，李建梅又提出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主张。再如，李建梅在起诉时称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利率为3%，后又将起诉请求变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从2010年12月15日至本清时止的利息”，而在二审和再审中，李建梅又称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以及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李建梅称除该300万元外，其与杨林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李建梅又称双方此前有一些小额经济往来；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李建梅再次改称除该300万元外，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根据李建梅的这些表象，结合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以及李建梅在长达近6年的时间里未向杨林主张还本付息的事实，本院对其有关案涉款项性质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建梅对其提出的案涉款项属于借款性质的事实主张缺乏基本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不符，杨林在再审中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杨林在再审中举示的新的证据，二审认定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271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20344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0880元，由李建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超审 判 员  谭继权审 判 员  熊攀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胡军政书 记 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