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4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住所地：昆明市江东华龙人家40幢3单元102室。负责人：李宁，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超，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2002年6月11日生，汉族，住寻甸县。法定代理人：李某2，男，1977年7月8日生，汉族，住寻甸县，系李某1之父。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80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址寻甸县，系李某1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祥，男，1974年5月10日生，汉族，住寻甸县，系寻甸县同盟慈善协会推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转某某，男，1987年8月30日生，汉族，住寻甸县。原审被告：马某，男，2003年3月21日生，回族，住寻甸县。原审被告：马某某，男，1974年6月24日生，回族，住寻甸县。系马某之父。原审被告：张某某，女，1976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寻甸县。系马某之母。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原审被告转某某、马某、马某某、张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财险城北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李某1误工费11921.4元，残疾赔偿金按农村标准承担19724元。事实和理由：1、李某1在一审提交的鉴定意见中以神经系统症状为十级伤残的主要依据，而在整个医疗病案中并未有该神经症状的病情记载，该鉴定意见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重新鉴定申请而直接采信该鉴定意见属于程序违法并认定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其在城镇居住生活、收入来源于城镇满1年的有效证件，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李某1残疾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计算李某1的误工费明显错误。李某1辩称：1、鉴定意见系有鉴定资质的鉴定中心和鉴定员出具，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科学，上诉人提出鉴定存在缺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李某1居住在寻甸县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属于社区，属于城镇，因此残疾赔偿金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正确。3、虽然合同法规定禁止招用未成年人，但是法律没有规定未成年人打工不支付生活费和住宿费等费用，这属于行政法调解的范畴。李某1受伤时16岁，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作为一名辍学的学生，学习汽修，从情理各方面都是合理的。转某某辩称：不发表答辩意见，由法院公正判决。马某、马某某、张某某辩称：对李某1的残疾判定有异议，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没有提出上诉。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医疗费51289.82元、残疾赔偿金7439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0元、营养费1950元、误工费29725.5元、护理费11992.2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后期治疗费25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800元、摩托车修理费、施救费1986.5元，合计209034.42元；2、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1时55分许，马某醉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摩托车（该车搭载李某1）行驶至寻甸县仁德镇民族广场红绿灯口路段时，所驾驶车辆与转某某驾驶的车牌号为云Ａ×××××的小型客车左后侧相撞，致摩托车驾驶员马某及乘客李某1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6月22日，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马某负此事故主要责任，转某某负次要责任，李某1无责任。原告受伤后被送到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住院治疗39天（以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出院证明记载：2018年5月21日入院，2018年6月29日出院，计39天。），诊断的伤情为：1、颅脑损伤；2、右额颞部硬膜外、硬膜下血肿；3、小脑挫裂伤；4、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5、左侧枕骨骨折；6、额颞部软化灶形成；7、右下肢损伤；8、右胫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9、右腓总神经损伤；10、右桡骨上段骨折。原告的伤经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为颅脑损伤达十级伤残，右下肢损伤达十级伤残，需后期治疗费25000元。原告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51289.82元，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先行垫付了其中的10000元，其余费用系原告自行支付。原告李某1的户口所在地为寻甸县，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该地位于寻甸县城乡结合部，属城镇一体化范围，原告长年生活居住于此。庭审中，另一受害人马某当庭陈述在事故发生前，原告李某1与其两人辍学后一起到寻甸城洗车店打工，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的事实，在此期间原告与马某居住于寻甸县城，原告的经济来源为城镇。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为案外人张艳英，驾驶员为转某某，两人为夫妻关系，该车在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并附不计免赔），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有效期内。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交警作出事故认定结论的证据效力问题。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作出划分，这是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作出的认定，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在庭审质证中，除非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一般应当作为据以定案的证据。庭审中，被告均未提出相反的证据或理由推翻其认定结论，故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应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第二、交通事故责任是否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原告李某1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过错？事故摩托车是否系李某1安排马某驾驶？马某在醉酒的情况下驾驶摩托车，李某1在明知的情况下乘坐该车的行为应怎么评价？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因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的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不同。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存在两种法律形态，一、马某驾驶摩托车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二、在明知的情况下乘坐醉酒人驾驶的机动车，其自身的行为是否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法院针对第一种形态进行评析，首先庭审中被告马某主张系李某1将摩托车交由其驾驶，李某1亦明知马某系醉酒的情况，但仍执意放纵其驾驶事故车辆。李某1当庭未认可该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相关规定，被告对其提出的法律事实应提出相关证据加以证实，举证责任在于被告，而被告马某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主张，故对其提出的该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结合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内容的记载，马某系醉酒后驾驶本案事故摩托车，酒后驾驶行为系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违法行为，马某明知自己醉酒后仍驾驶机动车辆，其主观具有重大过错，对本案的发生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再次，本案事故摩托车的驾驶人为马某，马某在事发之时为醉酒状态，李某1明知马某呈醉酒状态，仍然不顾其风险乘坐该车，对于自己乘坐该车由此而带来的危害及风险听之任之。基于上述分析，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一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及管理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1、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3、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本案中，被告马某未提出切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李某1将事故摩托车出借给马某驾驶的法律事实，故原告李某1对被告马某的驾驶行为不具有主观过错。针对第二种形态，庭审中查明事故发生前马某及李某1均在ＫＴＶ唱歌饮酒，在接朋友返程途中，事故摩托车由马某驾驶，此时李某1及马某明知自己已醉酒，马某仍然驾驶该车，李某1对马某驾驶该车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及风险持放任不管的态度，两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也未实施任何相互劝导阻止行为。而在李某1上车的过程中，应当预见马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会给自身及不特定的他人产生危害，但李某1仍然自愿乘坐马某驾驶的车辆，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并放任危险发生，故李某1的搭乘行为系自甘冒险行为，在主观上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放任态度，对损害发生存在一定的过失，依法应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第三、本次事故中李某1与转某某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问题。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到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马某与转某某由于共同过错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李某1受重伤，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系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法院认定马某承担70%的民事责任，转某某承担30%的民事责任。第四、被告马某、原告李某1之间在本案中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问题。通过上述分析，李某1因其搭乘醉酒驾驶人驾驶车辆的自甘风险行为，法院依法认定其自身承担20%的民事责任。被告马某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禁止酒后驾驶车辆的强制性规定，结合上述分析，法院依法认定其承担70%的民事责任中的50%。第五、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应由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在交强险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该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按照责任比例赔付，仍有不足部分，由转某某与马某、李某1按照民事责任比例承担。第六、对于原告到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评定的证据效力问题。首先，伤残等级鉴定意见，系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民事案件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所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在本案中，原告就其伤情是否达到伤残等级问题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未提出相反的有力证据推翻其鉴定意见，只向法院书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分析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8条对重新鉴定问题作出了明确的限定，该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准许。”可见被告提出重新鉴定的法定条件为提出有力证据足以反驳，而被告在庭审中未提出有力证据反驳原告作出的鉴定意见。其次，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在庭审中提出在鉴定意见中记载伤者的病情为颅脑损伤及小脑挫裂伤，而医学鉴定的病理分析部分记载有神经系统症状，鉴定依据明显不足的意见。法院认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系保险机构并非医疗机构，针对医学病理所提出的答辩意见不属于权威医学鉴定意见，保险公司无权就医学病理进行认定，且在庭审中也未提供相应证据推翻其医疗及鉴定机构所作病理认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综上，原告提交的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所做的关于原告李某1的伤残等级评估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结论客观真实，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第七、关于伤残赔偿金能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居民身份证，证实李某1户籍登记地址为户口所在地为寻甸县，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该地位于寻甸县城乡结合部，属城镇一体化范围，原告长年生活居住于此。庭审中，另一受害人马某当庭陈述在事故发生前，原告李某1与其两人辍学后一起到寻甸城洗车店打工，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的事实，在此期间原告与马某居住于寻甸县城，进一步主张其经济收入与支出来源于城镇。针对该主张并结合庭审质证情况，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原告出示的证据并结合寻甸县本地人员务工的实际情况，十四周岁以上的行为能力人因辍学离家后到私人企业或者经营场所务工的情况普遍发生（如到修理厂、理发店、酒店等当学徒工），为了生计不得已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收入已成为普遍的现实。结合上述两点分析原告李某1辍学后到城镇务工并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报酬的事实成立，故对原告要求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当庭提交的劳动合同、工资花名册等证据，经法院当庭向二被告释明并指示其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后经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调查核实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原告对调查核实的结果亦无异议，故法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争议证据不予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庭审中，被告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答辩主张，故法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采纳。第八、赔偿义务主体问题。事故发生时马某年满15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庭审中查明马某的监护人为马某某、张某某，两人应承担对李某1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九、原告诉请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1）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1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第2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伤情结果系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通过科学的诊疗方法确诊得出，法院审查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及单据，其产生的有效医疗费为51289.82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经审核确认该医疗费为原告实际产生的费用，故法院予以认定。后期治疗费25000元，两项共计76289.82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1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予以确定”。第2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100元计算，即原告住院39天×100元＝3900元，法院予以认定。（3）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该费用应由医院出具意见或者在受害人的《出院证明》上予以说明，原告出示了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已明确建议原告需加强营养，故对于该项请求，法院酌情认定每天30元，原告住院39天，即：39天×30元＝1170元，法院予以认定。（4）残疾赔偿金，庭审中根据原告出示的证据能充分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该项费用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2款“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25条第1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在事故发生时年龄为16岁，赔偿年限为20年，每年30996元，赔偿系数为0.12（两个十级），即30996元×20年×0.12＝74390.4元，法院予以认定。（5）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1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2款“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根据庭审中原告提交的病情证明书证实，原告在住院期间需专人护理属客观事实，故法院认定护理人数为一人，根据2017年度云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460元，每天173.8元，原告住院39天，即39天×173.8元＝6778.2元，法院予以认定。（6）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20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结合上述分析，原告李某1在城镇务工的事实成立，法院结合寻甸实际情况，每月以2000元标准计算，每天66.6元，原告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从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0日止，计179天，即66.6元×179天＝11921.4元，法院予以认定。（7）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之规定，原告因本次事故为医疗及鉴定支出一定的交通费属客观事实，法院酌情认定1000元。（8）鉴定费1800元予以认定。（9）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1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确定的参考因素，本次事故给原告的身心及精神在今后一定时期造成无法弥补的痛苦，结合本案实际，法院认定3000元。（10）摩托车修理费、施救费1986.5元，系原告为修理受损车辆的客观支出，法院予认定。原告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认定范围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以上（1）－（10）项费用合计人民币180249.82元，先扣除鉴定费1800元（该项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承担），剩余178449.82元，此次事故造成李某1、马某受伤的损害后果，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马某也向法院提起诉讼，各个案件的伤残医疗项目保险分配可以计算如下：李某1案的伤残部分为97090元（包含：残疾赔偿金74390.4元、护理费6778.2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1921.4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马某案的伤残部分为12299元（包含：护理费8168.8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3130.2元），两案总数为109389元未超出交强险伤残限额110000元，各案应分别获得赔付。李某1案的医疗部分为81359.82元（包含：医疗费51289.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0元、后期治疗费25000元、营养费1170元），马某案的医疗部分为87615.41元（包含：医疗费73915.4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后期治疗费9000元）鉴于两人有效赔偿数额相近，法院对两人在交强险保险限额10000元之内的赔偿作平均分配，每人5000元，两案医疗费用部分剩余为：李某1剩余76359.82元，马某剩余82615.41元，本次事故马某承担70%的民事责任，转某某承担30%的民事责任，因云Ａ×××××号车在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并附不计免赔），李某1剩余76359.82元×30%＝22907.9元，马某剩余82615.41元×30%＝24784.6元，由太平财险城北公司赔偿。李某1案还剩余76359.82元-22907.9元＝53451.92元，由李某1自行承担20%，即53451.92元×20%＝10690.38元，马某承担50%，即53451.92元×50%＝26725.96元。马某案还剩余82615.41元-24784.6元＝57830.81元，该项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两案鉴定费1800元及800元，由马某承担70%，即：1260元及560元。由转某某承担30%，即540元及24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项目下的费用5000元，伤残项目下的费用97090元，合计102090元，扣除已先行垫付的1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92090元。二、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2907.9元。三、由被告马某某、张某某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7985.96元。四、由被告转某某赔偿原告李某1鉴定费540元。五、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提交了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案件编号为ＭＴＡ（Ｃ）０１２０１９００４７３的调查报告、寻甸览众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陈老贵的工作证明及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工资花名册。欲证明经公估机构调查后李某1居住证明办理途径异常，证明内容失真；李某1提供寻甸众览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花名册中有陈老贵一人，其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在该公司领取工资，但公估公司对陈老贵进行了询问，明确陈老贵于2017年4月10日已发生车祸，其并未在该公司工作过的工作证明，印证李某1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花名册为虚假材料；鉴定李某1为两处十级伤残的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李某1质证认为公估报告没有效力，需要副经理以上职位的人签字，但该报告没有，上述签字公估报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花名册并没有采纳。选择鉴定中心是其享有的自由选择权。原审被告马某、马某某、张某某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原审被告转某某对上述证据无意见。被上诉方李某1提交寻甸县和平社区出具的证明、李某1工作的照片及（2018）云0129民初3748号民事判决一份，证明李某1的户籍所在地系仁德街道和平社区及其打工的情况，另案的判决中确认了马某陈述其与李某1一起到洗车店打工，一审支持了马某的误工费赔偿，本案上诉人未对马某所判误工费提出上诉，故本案支持误工费是正确的。上诉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质证认为《证明》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上没有经办人签字，存在瑕疵，无法看出李某1居住的村属于城镇；证明内容中显示李某1常年在外打工，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不认可《证明》的证明目的；对于照片认为不是新证据，不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对于生效判决没有意见。原审被告马某质证认可《证明》内容，认为李某1在城镇生活，并认为照片显示是李某1打工的地点。原审被告马某某、张某某对李某1是否住在仁德社区，在何处打工均表示不知晓。原审被告转某某对上述证据无意见。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在案件评析部分作出论述。庭审中,上诉人认为一审中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以神经系统症状为构成十级伤残的主要依据，但病案中没有其神经系统症状的病情记载，故李某1颅脑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鉴定依据不足，由此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依法同意鉴定人员出庭对此作出解释。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国家司法鉴定人刘杰出庭，证明对于颅脑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的主要依据，系脑软化灶形成，伴神经症状或体征这一条，而症状主要是病人自述“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反应迟缓……”。对于李某1右下肢损伤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在鉴定时，对踝关节活动度进行了实际测量，两项评定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对于脑部十级伤残的认定，在客观证据当中，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但证据中病历记载有脑软化灶形成，而没有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的病历记载，鉴定人陈述其认定神经症状的依据仅系李某1的自述，故认定依据不足；对于右踝关节的活动度的情况，公估人员对李某1的背曲度也进行了测量，从照片上显示明显不是零。即便是，四个月之后，其症状有所缓解，但不至于从肉眼可以见到明显的差异。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有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和司法鉴定人员作出，鉴定认为李某1颅脑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依据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10.1.2的规定，从病历记载内容看，李某1颞部软化灶形成，系认定为其脑软化灶形成的病理依据，虽鉴定中记载李某1自述“头晕、头疼”等症状没有病历记载，但其左侧小脑脑挫裂伤，右侧额颞部硬膜外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的伤情造成有上述症状的出现符合人的正常病理反应和自然规律，故鉴定人陈述具有客观性，以此为依据对李某1颅脑损伤伤残作出的鉴定结论真实客观。对于李某1右下肢损伤伤残上诉人并未在上诉理由中提及，上诉人提交的公估报告当中涉及公估人员对李某1右踝关节的活动度进行测量，鉴定人对此也作出说明，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长，恢复的大概率恢复会越来越好，但小概率会恢复得越来越差，故公估人员去看望李某1的时候，有可能一些情况在好转。本院认为，鉴定时点和公估时间相距四个月，公估人员并不具有医师资格和鉴定资格，对李某1右踝关节伤情的描述，缺乏专业性和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宏病情好转符合客观规律，但不能由此否定鉴定机构在鉴定时点作出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综上，上诉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推翻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围绕鉴定意见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李某1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及误工费是否应予判赔提出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所提上诉理由，本院已经结合鉴定人员出庭及公估报告的内容作出评析，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所提鉴定意见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二审中提出新证据证明李某1一审中所提劳动合同、工资花名册不具有真实性，对此，被上诉人李某1一审时未对上诉人所作调查证明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也未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中的新证据系对一审其调查结果的补强，本院亦认为李某1一审所提劳动合同、花名册不具有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于李某1的残疾赔偿金赔偿标准，一审系依据李某1户籍为城乡结合部，其长期生活于此，并结合原审被告马某的陈述、寻甸本地人员的务工实际情况作出的综合分析认定，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有一定依据，具体理由已作出了详尽阐述，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所提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误工费是否应支持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李某1在本次事故发生时未满十六周岁，属于用人单位禁止招用人员，不应计算其误工费。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属实，李某1确系未成年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禁止招用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亦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用人单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招用未成年人，虽其在本案发生之前有工作的事实，但不能以此为由违反法律规定主张其之后的误工费用，故对原审原告李某1提出的误工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项请求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所提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则李某1伤残部分的损失为残疾赔偿金74390.4元、护理费6778.2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共计85168.6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平财险城北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二、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2907.9元”、“三、由被告马某某、张某某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费、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27985.96元”、“四、由被告转某某赔偿原告李某1鉴定费540元”；二、撤销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五、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由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某1医疗项目下的费用5000元，伤残项目下的费用85168.6元，合计90168.6元，扣除已先行垫付的1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80168.6元”；四、驳回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减半收取1225元，由转某某负担367.5元，由马某负担85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明市城北支公司负担1960元，由李某1负担4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敏审判员 李城橙审判员 饶丽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罗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