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21民初2682号 原告：秦幸福，男，汉族，1970年9月18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跃，金堂县广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斌，男，汉族，1979年4月19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嫔媛，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为，四川观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秦幸福与被告王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幸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跃、被告王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嫔媛、刘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秦幸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237608元，赔偿催收货款的损失2000元。事实和理由：从2020年2月27日起，被告王斌开始在原告处购买红薯，原告在金堂县转龙路口向当地农民收购，被告安排工人在原告收购现场装箱后发运到全国各地。原告每天将发货的数量和金额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被告也从未对货物数量和金额提出异议，并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到2020年5月30日，被告共计欠原告货款237608元。被告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要求原告赔偿184236.69元为由，拒绝支付所欠货款。 被告王斌辩称，被告王斌未与原告订立买卖合同，从未在原告处购买红薯，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王斌是为唐斌打工，被告王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单方记账计算的价款，且多页有对单价、件数、总价的修改，没有买卖双方签字，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初，原告秦幸福与被告王斌达成购红薯的口头协议。2020年2月27日起，原告秦幸福负责在金堂县收购红薯，被告王斌安排工人在原告收购现场装箱后交由快递公司运走，发给在拼多多平台购买红薯的各客户。原告将每天发货的数量和货款金额记入记账册，并于当日或次日通过微信将记账册发送给被告王斌。记账册共计13页，每页有本页金额统计，第一页价款金额210150元，第二页价款金额282220元，第三页价款金额222273元，第四页记载货款金额225619元有误，实际累加金额为236045元，第五页价款金额238656元，第六页价款金额216206元，第七页价款金额227379元，第八页价款金额241442元，第九页价款金额174747元，第十页价款金额156902元，第十一页价款金额170786元，第十二页价款金额151552元，第十三页记载货款金额64723元有误，实际累加金额为83455元。十三页账册价款合计为2611813元。从2020年2月29日起，唐斌按被告王斌的指示根据收货数量和价款逐步支付货款，直到2020年5月30日，共计向原告付款2384581元。其中2020年2月29日转款10376元，被告王斌在与原告的微信聊天中说：“26号的单子已经转款了哈”。在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交易过程中，原告一直与被告王斌就货物的单价、数量、货款支付等进行沟通联系。2020年5月30日之后，原告三次到四川省乐山市找到被告王斌催收货款，被告王斌还就红薯的单价和质量问题向原告主张过赔偿，双方进行过沟通协商，唐斌不在场。 经向唐斌核实，唐斌称，被告王斌帮唐斌收购过红薯，结算是与王斌结算，与秦幸福的红薯买卖、价格、交货是王斌与秦幸福谈好的，给秦幸福付款是根据发货情况和王斌的要求付的，唐斌与秦幸福不熟悉。王斌是代办，至于王斌向谁购买的红薯唐斌不清楚，只是按发货的数量付款。并向王斌支付了工资。 另查明，原告发给被告的记账册中货物单价包括每件的打包费和装车费共计0.45元。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3月15日的打包费和装车费由原告代付给工人。3月15日以后的打包费由被告直接付给工人，装车费由原告代付。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记账册，微信聊天截图，转款交易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与唐斌通话记录，原、被告身份信息，当事人当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王斌是否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二、欠付货款金额多少；三、原告主张的催收货款的损失2000元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被告王斌是否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问题，原告认为，交易一直与王斌联系的，交易过得中原告记账的数量和价款也是每天通过微信发给王斌的，并且大部分货款已经支付，交易结束后，原告三次到乐山找王斌收款，王斌从未提到过买红薯的人是唐斌。被告认为，被告是为唐斌打工，唐斌给被告发工资，与原告进行交易是受唐斌的委托，原告发货后，向原告支付了货款2384581元，均是唐斌直接支付给原告的，原告应当知道购货人是唐斌。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就红薯买卖达成了协议，交易过程中的沟通和联系也只在原告与被告之间，购买红薯是唐斌请被告帮其购买，唐斌与原告不熟悉，唐斌给秦幸福付款是根据发货情况和王斌的要求付的，关于红薯价款唐斌是与被告王斌结算的，至于王斌向谁购买的红薯唐斌不清楚，只是按发货的数量付款。因此，根据以上事实，认定原、被告及唐斌的关系是:被告王斌接受唐斌的委托购买红薯，被告王斌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达成购买红薯的口头协议，原告交付货物以后，唐斌根据交货的情况和被告的要求向原告陆续支付货款。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双方为货物单价和扣除赔偿款协商未果，被告王斌向原告告知了货物的实际购买人是唐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故，原告主张红薯的买受人是被告王斌，不认可唐斌是买受人，即原告选择受托人被告王斌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欠付货款金额的问题，原告认为，原告每天对被告装货的数量和价款进行了记账，并通过微信将记账册发送给被告王斌，记账册中红薯单价的变动是根据收购的单价变动而变动的，被告从未提出异议。被告认为，账册是原告单方记账计算的价款，多页有对单价、件数、总价的修改，且没有买卖双方签字，有的记账内容中同一天的单价有不同，因此不予认可。拼多多买家收到货后，发现红薯质量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安排工人在原告处装箱发货，原告将每天交货的数量和价款记账，并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虽然原告记账中单价有小浮变动，有对单价、件数、总价修改的情况，但被告未提出异议，并根据原告微信发送的货物量和价款金额支付了大部份货款，表明被告默认了原告计算的价款。因此，被告提出账册没有双方签字，不认可原告计算的价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主张红薯存在质量问题，因货物的交付地点在原告的收购现场，货物交付后的风险依法由买方承担，故被告主张扣减买家收到货后提出的质量问题的货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发给被告的记账统计，从2020年2月27日至5月30日，红薯价款合计2611813元。从2019年2月29日起至5月30日向原告支付货款2384581元。其中2020年2月29日向原告转款10376元，根据被告当日在微信中的陈述，该笔款是支付2月26日的货款，不是支付2020年2月27日至5月30日交易的货款。故认定被告支付货款的金额为2374205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发给被告的记账册中货物单价包括每件的打包费和装车费共计0.45元。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3月15日的打包费和装车费由原告代付给工人，按每件0.45元计算。3月15日以后的打包费由被告直接付给工人，装车费仍由原告代付。故，记入账册中的打包费应从价款中扣除。原告认为打包费和装车费共计0.45元，分开后打包费每件0.3元，装车费每件0.15元；被告认为打包费每件0.35元，装车费每件0.1元。被告提供了其自己支付打包费的凭据，按每件0.45元支付给工人。本院认为，原告未就支付的装车费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又认可原告代付装车费的事实，由于双方未就打包费和装车费分开支付后的装车费单价达成协议，本院酌定装车费按每件0.13元计算，打包费按每件0.32元扣除。根据记账册统计，2020年3月16日至5月30日的发货量为261135件，应扣除装车费83563.2元。被告欠付款金额为154044.8元（2611813元-2374205元-83563.2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催收货款的损失2000元的问题，因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为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费用要求被告承担，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秦幸福货款154044.8元； 二、驳回原告秦幸福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81元，诉讼保全费1336元，两项合计3117元，由原告秦幸福负担468元，由被告王斌负担264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 海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彭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