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9600号原告：郭诚，男，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悦，北京市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秦威，男，1982年6月3日出生，回族，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亚男（系被告秦威之妻），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阴政宏，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诚与被告秦威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悦、被告秦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阴政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秦威向郭诚支付医疗费61775.19元；2.秦威向郭诚支付伙食费1840元；3.秦威向郭诚支付交通费184.80元；4.秦威向郭诚支付误工费114316.77元；5.秦威向郭诚支付护理费16000元；6.秦威向郭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7.秦威向郭诚支付残疾赔偿金84048元；8.秦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6日，郭诚与秦威因交通事故而发生纠纷；过程中，导致郭诚受伤，损伤程度是轻伤一级；此后，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故意伤害罪拘留秦威；郭诚认为，郭诚的伤害是秦威脚踢所致，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18年11月2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京大检公诉刑不诉﹝2018﹞108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郭诚受伤虽是秦威导致，然而并非脚踢所致，鉴定结论与郭诚询问笔录所述存在矛盾，决定“存疑不起诉”，对秦威造成郭诚损害，要求另行民事诉讼；另，在2018年11月29日至2018年12月7日，郭诚再次手术，进行固定物取出；综上，郭诚认为，由于秦威原因，导致郭诚受伤；郭诚对于秦威受伤存在过错，因此秦威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经郭诚核算，秦威给郭诚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77218.99元（按票据）、伙食费2300元（住院23日，每日100元）、交通费231元（按票据）、误工费142895.97元（按照2016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92477元的3倍计算，计算188日）、护理费20000元（按票据）、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残疾赔偿金105060元（按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530元计算，计算20年，乘以伤残赔偿指数10%），对上述损失，郭诚自担20%责任，秦威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郭诚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秦威辩称，不同意郭诚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秦威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郭诚诉请主张的身体伤害系因自身原因造成，郭诚的身体损伤与秦威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郭诚的诉讼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郭诚提交的不起诉决定书不仅不能证明其身体损伤与秦威具有关联，反而恰恰足以否认其身体损伤与秦威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就郭诚身体所受伤害是否与秦威具有关联性这一同一事实，刑事司法机关作出的最终认定具有当然的法律拘束力，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在案证据足以印证一致地证明，郭诚诉请主张的身体伤害系其因自身原因造成，与秦威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且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第四，郭诚关于案件基本事实的举证内容和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其应当就其诉讼主张承担法定举证义务，包括其身体所受损伤形成时间、形成过程等基础事实以及该等事实与秦威的关联性及因果关系承担法定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第五，郭诚诉请主张款项与秦威没有任何关联，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明显过高，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郭诚提交医疗费用票据诉请赔偿，客观上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任何关联性以及相关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在郭诚没有提交其完整病历和诊断证明等材料的基础上，其关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的诉讼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另外，郭诚未提交实际误工损失证明、护理费损失证明、护理期限的合理性必要性证明等以及相应的合法的完税凭证，其误工费、护理费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明显过高，不应予以支持，其诉请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亦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郭诚所提交医疗费票据中，包含了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的支出，更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及交通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误工费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郭诚应举证证明所遭受误工损失的具体数额并提交相应的完税凭证，否则误工损失不应高于每月3500元；关于护理费，与本案无关，郭诚应提交其所主张护理费的支出凭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秦威没有实施侵权行为，郭诚主张该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数额明显过高；关于残疾赔偿金，与本案纠纷无关，郭诚所受伤残与秦威无关；综上所述，秦威认为，郭诚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合法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郭诚酒后违法滋事，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破坏社会良好风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据“任何人不应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的基本法理，结合其已经被治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行政处罚的事实，其诉讼主张亦应予以驳回；秦威认为，对郭诚的“我伤我有理”“我闹我有理”无理的索赔请求应予驳回，恳请法院对本案依法裁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匡扶正义，引领诚信、友善、文明的社会新风尚的积极作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6日13时50分许，在北京市大兴区京开高速东辅路高米店收费站附近，郭诚乘坐的汽车与秦威驾驶的汽车发生剐蹭交通事故，双方发生口角后打架，双方均受伤；受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以下简称团河派出所）委托进行损伤程度鉴定，北京中正司法鉴定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认定被鉴定人秦威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郭诚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轻伤一级；受团河派出所委托“对郭诚右踝关节骨折伴脱位进行致伤方式推断（是否系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主任法医师为王某），认定被鉴定人郭诚右三踝骨折符合间接外力作用所致，不符合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郭诚申请王某到庭作证；证人王某作证称：“问：证人出庭作证内容？答：我是在大兴公安分局的委托下做的郭诚致伤方式的鉴定，当时的结果是间接暴力所致，当时也给公安分局出具了鉴定报告；骨折从技术角度，伤者的骨折是三踝骨折，就是咱们说的踝关节，属于关节类损伤，踝关节承担负重和平衡的的功能；骨折的常见原因一是直接外力，另一种是间接外力；直接外力常常伴随着表皮外伤，间接外力常见于人体失去平衡，在人体失去平衡之后，身体的力量集中踝关节处，当时做鉴定的时候我在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工作。问：郭诚的伤明确记载了不属于直接外力的打击，如果在外力的推倒倒地是否能够造成这样的伤情？答：可以形成。问：间接外力是什么样的形式？答：本案的踝关节骨折，多见于人身体失去平衡。问：受到外力推搡之后可以形成这样的伤情吗？答：是根据专业推断的。问：直接暴力可能会伴随有皮外伤？答：踝部骨折如果是直接暴力造成的，往往会伴随皮外伤，本案没有发现这样的病历记载。问：在鉴定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皮外伤？答：我做鉴定的时候（距离受伤）时间长了，是根据之前的病历记载，所以根据病历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问：你是否看到郭诚受伤经过？答：没有。问：郭诚申请你出庭作证的目的是证明因果关系，根据你作出的鉴定意见能否得出因果关系？答：不能。问：人受到外力（作用会）身体失去平衡，是否存在没有受到外力就失去平衡（的情况）？答：需要根据人的身体状况、年龄状况等情况，但是在正常走路过程中很难出现这样的骨折，很少见”。团河派出所在2017年7月7日对郭诚所制作询问笔录中载有：“问：讲一下具体经过？答：2017年7月6日14时许，我的同事孙艳茹开车……行驶至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高米店公交站进京方向附近，当时坐在车的后排座椅。郭刚坐在我的左手边上，有一辆红色轿车变线与我们的车发生了剐蹭，当时我们双方都停下了车，我就下了车，对方车上下来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我就对那名男子说‘你怎么开的车’，那男子说‘我就这么开，开坏了我给你修’，我们就互相靠近对方，吵了几句就互相推搡起来，我用手撕扯他的衣服，对方男子就用双手推我的上半身，我也用双手推他的上半身，后来他用脚踢了我右脚脚踝一下，然后我就倒在地下，我倒地时也顺势拉着对方男子，也将对方男子拉倒在地上，我倒地后感觉脚十分疼痛，于是我就停止了拉扯，坐在路边，后来孙艳茹就报警和打120，我先去医院看病，直到现在。问：因何事发生打架？答：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来我和对方吵了起来，并动手打起来了……问：伤在哪？答：我的右脚脚踝错位骨折，右腿膝盖有皮外伤，左胳膊肘有皮外伤，右手大拇指附近有红肿；对方男子有皮外伤，具体伤在哪我记不清。问：如何造成？答：我的右脚脚踝是对方男子用脚踢的，皮外伤是对方男子推倒在地上蹭的，右手大拇指红肿是我摔倒在地上碰的；对方男子的皮外伤是我拉他倒在地上摔的”；在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30日、2017年11月4日，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3月28日，公安机关又多次对郭诚进行询问，郭诚对于受伤经过的陈述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大致经过基本一致；在2018年1月30日对郭诚进行询问时，其陈述称：“问：伤在哪？答：我的右脚脚踝骨折，身上有多处皮外伤，具体位置我忘记了，对方男子有皮外伤，具体位置不详。问：如何造成？答：我的右脚脚踝我不清楚是怎么造成的，对方男子踢完我我就倒地了，身上的皮外伤是我俩倒地后在地上蹭的；对方男子的皮外伤也是我俩倒地后在地上擦伤的。问：你被踢的具体位置？答：我的右小腿外侧，具体位置记不清。问：你被踢时所处于什么姿势？答：当时我用手拽着对方的衣领，双脚站立在地面上”；在2018年3月28日对郭诚进行询问时，其陈述称：“问：秦威踢了你右小腿什么位置？答：是右小腿内侧，比较靠下方的位置。答：为什么之前你称是小腿外侧？答：我当时没有记清，现在我确定是小腿内侧。问：秦威如何踢的你？答：我当时拽着他上身的衣领，没看到他是如何踢的，脚踝部位感受到外力，应该是秦威踢了一下”。在公安机关对郭诚所乘坐车辆驾驶员孙艳茹询问时，就郭诚受伤经过，孙艳茹陈述称：“……之后我们过去拉架的时候，郭诚把对方司机翻到在地上，双方又互相用拳头打对方，还用脚踹对方身体，对方司机有一脚踹到郭诚的腿部了，之后郭诚说腿疼起不来了，之后就没打了”；在2018年3月25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孙艳茹陈述称：“……郭诚下车找对方车主理论后两人打起来，两人滚在地上，互相撕扯，郭诚右脚脚踝的伤是当时对方男子踢踹脚踝部位造成”、“问：你为什么说郭诚右脚脚踝是对方男子踢踹造成？答：起冲突之前郭诚脚踝好好的，打架过后郭诚躺在地上脚踝就已经受伤了，我觉得是在打架过程中对方男子造成的”。团河派出所亦对秦威多次进行询问，就冲突经过，秦威前后陈述并不一致；在2017年7月6日公安机关对秦威进行询问时，秦威陈述称：“2017年7月6日14时许，我开车……和我妻子温亚男行驶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高米店公交站进京方向附近时，和一辆黑色轿车……发生了剐蹭，随后我就停下车，我也下了车，从奥迪车上也下来一名秃顶男子（50岁许），冲我走过来，嘴里一边说‘你他妈怎么开的车’，一边用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拳头打我的鼻梁，我的眼镜被打掉了，该男子又推了我一下，将我推倒在地上，我倒地以后该男子又用拳头打了我后背几下，这时从奥迪车上又下来一名较胖的男子（50岁左右）过来打了我胳膊两拳，当时我就躺在地上用拳头打了秃顶男子上身两三下，然后我就用双手推了他的上半身（具体位置不详）把他推开了，最后我妻子过来将我们分开了，当时我受伤先去了医院，后来派出所让我来反映当时的情况，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问：你如何动手？答：我用拳头打了秃顶男子上身（具体位置记不清）两三下，还用双手推了他的上半身（具体位置记不清），当时推没推倒对方我不清楚”；在公安机关于2017年7月18日对秦威进行询问时，就其是否殴打对方，其陈述称：“当时我一边档一边推搡他们，推搡时秃顶男子用嘴咬了我右侧大腿前侧一下”；但是在2017年11月4日的询问时，秦威陈述称：“问：你是否动手？答：没有，被打时我就用手抱着我的头”；并且对自身受伤经过亦作出不一致陈述（增加了对秦威进行殴打的人员），例如在2018年2月1日询问时，秦威陈述称：“郭诚先用手掐住了我的脖子，然后用拳头打在我的面部鼻梁骨附近，之后他还用嘴咬了我一口；另外一名胖男子和一名女子用脚踢我左胳膊和右侧肋部，踢了几脚记不清了”，并且再次否认曾殴打他人，即：“问：你是否进行殴打行为？答：我没有。问：是否与郭诚有拉扯、推搡等动作？答：没有。问：你是否用脚对郭诚进行踢、踹等动作？答：没有”；在之后所制作询问笔录中，秦威一直否认曾殴打郭诚或与郭诚存在推搡、拖拽等行为。就事发经过，秦威提交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该视频中，双方肢体冲突已经结束，郭诚坐在地上，手捂住脚踝，反复质疑秦威不会开车，并称：“你崴着我脚了”，秦威则反复称：“你干嘛打我呀”，双方情绪十分激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针对本次事故作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因秦威违章并线，认定秦威负全部责任，孙艳茹无责任。2018年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7年7月6日14时许，郭诚乘坐的汽车行驶至北京市大兴区京开高速东侧辅路高米店收费站附近时与秦威驾驶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郭诚对秦威进行殴打”，决定给予郭诚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对犯罪嫌疑人秦威执行拘留。2018年11月2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京大检公诉刑不诉﹝2018﹞108号不起诉决定书，确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移送审查起诉认定：2017年7月6日13时50分许，被不起诉人秦威在北京市大兴区京开高速东辅路高米店收费站附近，与被害人郭诚因车辆剐蹭问题发生口角后打架，造成郭诚受伤”，认定：“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秦威不起诉。事故发生后，郭诚于当日在北京市仁和医院急诊治疗，经诊断为右踝骨折伴有脱位、右膝部皮肤挫伤擦破伤；郭诚于2017年7月6日至2017年7月10日在北京市仁和医院住院治疗4日（住院病历所载明住院时间，下同），其伤情经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伴脱位，住院病历载明的“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为扭伤；出院医嘱为建议住院手术。之后，郭诚于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8日，其伤情经诊断为踝关节骨折、高血压，并接受右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住院病历载明的“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为“在同一平面上绊倒”，现病史一栏载明：“患者2017-07-06与人发生冲突后扭伤右踝……”；出院医嘱为：“1.全休壹月，石膏固定6周，患肢功能锻炼；2.定期换药，术后18天拆线；3.定期门诊复诊”；2017年7月10日的CT检查报告单显示：“右侧内、外、后踝多发骨质连续性中断，断端局部错位改变，周围可见多发游离的碎骨头。周围软组织局部肿胀改变”；为接受右踝关节骨折内固定取出术，郭诚于2018年11月29日至2018年12月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住院治疗8日，其伤情经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术后骨性愈合等，住院病历载明的“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为摔伤；出院医嘱为：“1.建议继续休息1月，扶拐助行，右下肢免负重1月；2.保持伤口干燥清洁，每2-3天换药，术后2周酌情拆线；3.逐步进行右踝关节功能锻炼，避免剧烈活动及外伤；4.适当加强营养；5.继续口服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心内科门诊随诊复查；6.门诊复查……7.不适随诊”。受本院委托，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5月8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郭诚外伤致右侧踝关节骨折等，目前其右踝关节功能丧失55%，符合10级伤残，人体致残率10%，建议被鉴定人郭诚误工期共165日，营养期共98日；郭诚支出鉴定费4550元。就交通费主张，郭诚提交1张80元的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1张120元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4张总额为31元的北京市停车收费定额专用发票，金额合计231元；对上述证据材料中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因其收费项目为一般诊疗费，并非交通费支出，故本院不予采信；但考虑到郭诚多次住院治疗，其主张产生交通费损失23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经核算郭诚所提交医疗费票据，其在急诊、住院及复查过程中，向医疗机构交纳各项医疗费（扣除医保实时结算后的个人自付部分）合计77241.96元。为聘请护工对郭诚进行护理，由郭诚之妻皮士茹与北京航天长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护工服务协议，约定服务费为每日200元；就护理费支出，郭诚提交1张20000元的护理费收据，该收据加盖上述单位的财务专用章，载明在2017年10月14日收到郭诚交来的7月6日至10月14日期间护理费20000元（100日，每日200元）。郭诚系个体工商户北京西红门志达建筑工具租赁站的经营者；该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日期为2002年7月19日，经营范围为建筑工具租赁（起重设备除外）；就上述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情况，郭诚提交大量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项目为租赁费），并主张郭诚的收入已超过北京市人均工资的3倍。秦威未对郭诚垫付医疗费等赔偿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在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属例外情形）采取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据此，虽然对秦威涉嫌“故意伤害罪”（存在主观故意，且受害人伤情构成轻伤及以上），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因犯罪事实存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但不意味着按照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秦威就不需要因存在过错（故意或严重过失、一般轻过失）而承担民事侵权责任；需指出，同理，如果在本案中本院认定秦威因存在民事过错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也不意味着郭诚可依据本案审理结果另行要求秦威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就秦威对过程所受伤害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整个事件的起因看，本案系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所发生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交通事故系因秦威违章变更车道所引起，秦威负事故全部责任，郭诚所乘坐车辆一方无责任；第二，从双方冲突的起因看，本案先是双方发生口角继而引起肢体冲突，而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郭诚先是出言不逊，对秦威进行辱骂，造成了冲突的发生，具有过错，但秦威对其造成本次交通事故并未向对方作出应有的歉意，而是表现出其就是这么开车的，造成损害该赔偿就赔偿的态度，以致矛盾激化，换言之，从弘扬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考虑，双方之处理事故态度均显不符合；第三，对郭诚所受伤害，从郭诚角度分析，其主张系秦威之踢打行为造成其右踝关节骨折，但其在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时就受伤具体细节存在出入，且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之结论及证人证言，其三踝骨折符合间接外力作用所致，不符合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故对因秦威故意踢打郭诚小腿以致郭诚之踝关节骨折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但郭诚在事故发生前并未有踝关节骨折的陈旧伤，系在肢体冲突中受伤，从当时冲突过程看，不存在郭诚故意造成自身踝关节骨折的情况，应认定该伤情系在双方肢体接触过程中所造成，双方对此均具有过错（过失）；第四，对郭诚所受伤害，从秦威角度分析，秦威在公安机关第一次对其询问时承认打了郭诚，之后变成承认遮挡及推搡了郭诚，再之后完全否认殴打或推搡郭诚，仅是被动挨打，现没有证据证明（秦威亦未主张）公安机关曾对秦威进行刑讯逼供，秦威之陈述变化应属为减轻自身责任所作出，故本院认定秦威亦对郭诚实施殴打行为，双方系互殴，对郭诚所受伤害，双方对此均具有过错（过失）。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整个冲突经过，对郭诚所受伤害，秦威具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因郭诚亦有过错，故应减轻秦威的侵权责任；本院酌情确定对于郭诚的合理损失，秦威承担50%的赔偿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经审核，郭诚因此次事件遭受的合理损失中医疗费为77218.99元（按票据金额等核算，各项医疗费金额为77241.96元，故郭诚所主张金额并无不当；通观整个治疗过程，主要系治疗踝关节骨折，故为了治疗该主要病情而控制高血压病等支出属合理支出，不应剔除），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000元（郭诚先后住院4日、8日、8日，合计20日；参照北京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郭诚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每日100元并无不当），交通费为231元（前文已述，不再赘述），误工费为42383元（根据鉴定意见，误工期共165日，郭诚要求额外计算住院时间无事实依据；郭诚系个体工商户，根据其所提交票据，其所经营个体工商户收入较高，但考虑到无证据证明该个体工商户仅系郭诚一人在经营，因其误工会导致工作完全停摆，故其要求按照2016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92477元的3倍计算无事实依据，本院酌情确定按该年92477元（即每月7706元）的标准计算；计算公式为165÷30×7706=42383元），护理费为20000元（郭诚之踝骨骨折，石膏固定，且接受二次手术治疗，长期需要他人照顾的事实明确，综合考虑其伤情及医嘱、本地护工平均收费水平等情况，郭诚所主张聘请护工护理100日及每日护理费为200元，产生护理费支出20000元的意见合理，且有证据佐证），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郭诚之伤情构成10级伤残，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明确，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残疾赔偿金为105060元（郭诚长期从事个体经营，其要求按照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530元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意见并无不当，至定残时其未满60周岁，应计算20年；计算公式为52530×20×10%=105060元），合计251892.99元。综上所述，对郭诚的合理损失合计251892.99元，秦威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25946.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秦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郭诚医疗费38609.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115.50元、误工费21191.50元、护理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残疾赔偿金52530元，合计125946.50元二、驳回郭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72元，由郭诚负担3668元（已交纳），由秦威负担240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4550元，由郭诚负担2275元（已交纳），由秦威负担22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审 判 员  吴 晶审 判 员  李新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