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7行初3号原告王春红，女，汉族，1964年11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康市。委托代理人冷国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晓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金城路25号。法定代表人张群环，市长。委托代理人周云广。委托代理人楼建航，浙江航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春红诉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春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冷国明、马晓雅，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云广、楼建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4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春红诉称：2000年永康市公路稽征所返还给永康市古丽镇大花园村建设用地2000平方米，原告从永康市古丽镇大花园村委会出让取得259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支付价款。原告使用过程中，其中面积86平方米因建有房屋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剩余173平方米未给原告办理土地使用权证。2007年原告所有的房屋因征地被拆迁。2014年原告房屋的8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给予了补偿，但对原告剩余173平方米未给予相应补偿。原告于2015年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5）浙金行初字第225号行政判决，责令永康市人民政府履行对王春红建设用地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补偿职责。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的（2016）浙行终1040号行政判决驳回。2018年4月被告做出永政补（2018）1号补偿决定，决定对原告剩余173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按受让价补偿。2018年9月4日原告不服行政决定提起诉讼，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浙07行初270号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永政补（2018）1号补偿决定，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浙行终58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于2019年9月26日再次作出永政补（2019）1号行政补偿决定，决定：“给予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补偿217486元（根据王春红从大花园村转让的用地单价测算）及利息损失。”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与二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决定相同，所确定补偿价格未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原告购买土地时地价为基准确定补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之规定，请求：1、撤销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永政补（2019）1号行政补偿决定；2、请求对原告未补偿土地按照“拆一还一”的原则置换173平方米等值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赔偿原告损失；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25号判决书；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1040号判决书；证明被告需对原告土地使用权行使补偿职责。第二组证据：1、永政补（2018）1号决定书；2、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行初270号判决书；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581号判决书；证明被告对原告土地使用权做出了补偿决定，该补偿决定不合理，经二级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做。第三组证据：永政补（2019）1号决定书，证明被告重新做出了补偿决定，该补偿决定与法院撤销的永政补（2018）1号补偿决定事实理由相同，该补偿决定不合理。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已履行补偿义务。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行初字第225号行政判决，责令永康市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后六十日内履行对原告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的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职责。永康市人民政府不服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浙行终1040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永康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再审。在此期间，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要求永康市人民政府履行判决。永康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永政补（2018）1号《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补偿决定书》，给予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补偿21748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07年10月26日起算至本决定送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王春红不服提起诉讼，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浙07行初270号行政判决，以补偿决定的主要依据不足为由，要求查明后重新作出补偿决定。永康市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浙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根据生效判决，永康市人民政府依法查明事实，同时考虑王春红在与大花园村签订《建设用地转让契约》时支付了325600元的款项，并在2007年10月26日房屋拆除，交出土地等实际情况，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永政补〔2019〕1号行政补偿决定书，给予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的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补偿217486元（根据王春红从大花园村转让的用地单价测算）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07年10月26日起算至本决定送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原告起诉陈述其从大花园村出让取得259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不符合事实。（一）原告虽有与大花园村签订《建设用地转让契约》，但未有依法办理涉案地块土地出让手续。一方面，永康市政府于2000年11月同意返还大花园村2000平方米用地用于出让。而大花园村是在2000年6月8日，将该地块按总用地面积（毛地）转让给王春红（259平方米）、胡苏园（130平方米）、胡苏春（130平方米）、李惠杰（264平方米）、应天行（389平方米）和卢静波（652平方米），合计1824平方米。另一方面，该地块西面临330国道，地块南北长约50米，东西长约36米（其中20米为330国道建筑控制区，根据公路法等规定，国道沿线两侧20米建筑控制范围内，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止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2001年4月，根据该地块的规划，永康市国土局按建筑占地面积，将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以上6户，共出让建筑占地604.8平方米（地块南北长50.4米，东西长12米，离330国道21.5米），其中王春红建筑占地86平方米（南北长7.16米，东西长12米），建筑面积548.16平方米。（二）被告已依法给予原告拆迁安置补偿，已充分保障其补偿和居住条件的权利。2007年10月，因海关商检大楼建设需要对该6户进行拆迁。按照“拆一还一、地块价格按市场评估价进行找差、凑间面积部分以市场评估价交纳土地出让金”的原则，2009年王春红被安置到龙川东路东区9#楼地块，建筑占地106.4平方米（其中拆一还一部分86平方米，凑间面积20.4平方米，凑间部分实质上已包含政策优惠），建筑面积837.56平方米。安置时，已考虑了拆迁地块特殊性质、拆迁地块和安置地块的规划建筑密度、土地价差等因素，并没有减损原告的权利和利益，安置已经到位。综上，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行政补偿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起诉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金华市建设用地呈报表；2、双股金钗检查站征地协议；3、关于双股金钗检查站征地补充协议、税证、票据；4、关于重建双股金钗检查站计划的批复；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6、征地红线定位图；证据1-6证明涉案地块于1996年和1998年征用土地用于双股金钗检查站建设，返还约定的事实。7、永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永政办抄（2000）329号）；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呈报表；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0、规划用地红线；11、土地估价结果确认书（永土估复[2001]135号）、土地估价报告、估价技术报告；12、收费统一票据；13、建设用地转让契约、统一收款凭证、证明；14、建设工程规划审批表；1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6、王春红户建设用地红线图；17、国有土地使用证【永国用（2001）字0985号】；证据7-17证明2001年4月，根据规划设计条件，原告与永康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并办理86平方米的土地出让手续的事实。18、永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永政办抄[2008]91号）；19、永康市海关商检大楼建设区域房屋拆迁协议书；20、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方案”、拆迁安置建设用地呈报表；21、永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转出让公示；22、说明、土地估价结果确认书、东城街道卢静波等六户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报告书；23、土地估价结果确认书、龙川东路东区9#楼商住楼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报告书；2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专用票据、契证、缴款书；2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表；2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7、龙川东路东区改建规划9#、10#楼规划设计条件图、定位平面图；2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永国用（2010）第1893号）；29、王春红用地范围图；30、照片；证据18-30证明依法征收土地并已按照规定给予充分安置补偿的事实。31、（2018）浙07行初270号行政判决书；32、（2019）浙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33、永政补（2019）1号行政补偿决定书；证据31-33证明被告依据生效判决履行给予补偿决定的事实。被告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用以证明其答辩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6仅能证明涉案地块于1996年和1998年征用土地用于双股金钗检查站建设，返还约定的事实。但是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也不再进行质证。证据7-17，对被告证明的根据规划设计条件，原告与永康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并办理86平方米土地出让手续的事实认可。但是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从被告提供证据7、8、9，已证明原告的土地性质是出让所得，且部分未办理出让手续的原因是被告导致的。证据18-30，被告证明的是依法征收土地，并已按照规定给予充分安置补偿的事实，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已经办理手续的这一部分是给予了充分安置，对于剩余的部分没有安置。证据31-33，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行政判决责令重新作出补偿决定。重新作出的补偿决定补偿的内容与撤销的补偿决定内容相同，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所作的补偿决定主要依据不足，补偿的内容也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被告认为判决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已经申请再审。对第二组证据，被告已依判决履职。对第三组证据，重作的补偿决定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虽然结果与之前的基本一致的，但是事实、理由已经做了补充，根据土地性质情况而给予了补偿，补偿是合理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17、31-33内容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8-30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案涉土地的补偿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在建设330国道期间，永康市人民政府向古丽镇大花园村征用土地。1999年6月，为划定地界长短，永康市交通运输管理所与大花园村签订协议书，退还大花园村原征地3.6亩。2000年11月2日，古丽镇政府向永康市人民政府请示，称在建设330国道期间，为解决市交通运输管理所被拆迁后的用地问题，市政府向我镇大花园村征用了土地6550平方米，因征地价格较低，双方签订协议返还给大花园村土地2000平方米，用以弥补征地价格低的不足。要求市政府能批准同意大花园村办理2000平方米返还土地的出让手续，并将土地出让后的全部出让金返还给大花园村。2000年11月21日，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办抄（2000）329号抄告单，内容为：“因征用330国道边市交通运输管理所用地，返还你镇大花园村用地项目2000平方米用于出让，并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给大花园村用于弥补征地价格低的不足。城市配套费等按规定收取。”该土地为国有建设土地。2000年6月8日，大花园村与原告签订《建设用地转让契约》，内容为：“330国道期间，县稽征所向我村（三队）征用土地，因价格较低，返还建设用地2000平方米。我村经济困难，不能建设使用，经村民讨论同意将此地转让。经协商讨论，决定转让给王春红建设用地一块，地址座××道东侧。其四至：东至下柳湖，南至王春红地基，西至330国道预留地，北至应天行地基。长36米，宽7.2米，计259平方米。转让款325600元，款已经交清，这块建设用地归王春红长期使用。”除王春红外，从大花园村购买土地的还有李惠杰、应天行、卢静波、王春红、胡苏春等五户。2001年，原告以出让方式取得上述259平方米土地中8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永国用（2001）字第0985号，2002年在该土地上建造了房屋。其余173平方米土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也未建造房屋。2007年，因永康市城市建设，原告上述土地和房屋被纳入征迁范围。2009年4月20日，原告与永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永康市人民政府对原告8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屋进行补偿，其余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后永康市人民政府支付了拆迁补偿款，并收回了永国用（2001）字第0985号土地使用权证。因对其余173平方米土地未予补偿。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永康市人民政府履行征收该17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职责。本院经审理，认为永康市人民政府征收涉案的173平方米土地，依法应当履行补偿义务，故作出（2015）浙金行初字第225号行政判决，责令永康市人民政府限期履行对原告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职责。永康市人民政府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浙行终104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本院申请执行。2018年4月18日，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补（2018）1号《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补偿决定书》，以原告作为涉案补偿对象，作出如下补偿决定：给予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21748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07年10月26日起算至本决定书送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浙07行初270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补（2018）1号《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补偿决定书》并责令重作。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浙行终58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26日，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补（2019）1号《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补偿决定书》，再次对原告作出如下补偿决定：给予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217486元（根据王春红从大花园村转让的用地单价测算）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07年10月26日起算至本决定书送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此前向原告王春红作出补偿217486元及利息损失的决定，已被生效判决以“未考量该房屋实际享有权利的土地面积与新安置房屋实际限购权利的土地面积之差异，径行以王春红购买时之土地价款为基准确定补偿数额，缺乏事实依据”为由判决撤销并要求重作。被告此后重新向原告作出了与原先补偿数额一致的补偿决定，其理由是“原拆迁的建筑占地86平方米部分，其对应安置的建筑面积比原拆迁建筑面积多。安置时已考虑了拆迁地块的特殊性质、拆迁地块和安置地块的规划建筑密度、土地价差等因素”。然而，本案的补偿对象系原告王春红受让的未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被告对原告建筑占地86平方米部分的补偿，在原补偿协议中没有明确已包含了对上述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补偿权益的情况下，不宜作为本案补偿的计算依据。至于被告所谓已考虑了拆迁地块的特殊性质、拆迁地块和安置地块的规划建筑密度、土地价差等因素，只是笼统的表述，并没有明确其具体的计算标准和依据。基于此，被告对原告作出与原先被撤销的补偿决定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一致的补偿决定，仍属于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后续被告应当在确保事实依据充分的情况下，再重新对原告作出合法、合理的补偿决定，以避免不必要的反复诉讼。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决定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但对置换等值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补（2019）1号《永康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补偿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二、责令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王春红2000年6月8日《建设用地转让契约》项下1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重新作出补偿决定。三、驳回原告王春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永康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单晓剑审 判 员 虞 行审 判 员 徐青雅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杜 娟?*ArabicDash?-14-??*ArabicDash?-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