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23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曾用名陈某），男，200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2（系何某1母亲），197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涛，福建世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财，男，195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君，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珺，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全和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工业园1号第3-6号02室、第7层。 法定代表人：林星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栋宇，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建财、厦门市全和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和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2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某1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陈建财提交给全和公司的拆迁安置资料中关于何某1的户籍资料系虚假的，其故意隐瞒了何某1已于2006年7月就随同母亲何某2前往何厝下何XX号（在征迁范围外）居住，并于2006年11月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前述住处的事实，明显存在欺诈。一审判决未对陈建财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进行审查，仅以全和公司不存在欺诈情形为由，继而认定本案不存在欺诈情形，显然对事实认定有误。（一）陈建财明知其儿子陈某与何某2已经离婚且何某1归何某2抚养。其在签订讼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当时提供了陈某与江某的结婚证等再婚资料给全和公司，明知何某1自2006年7月起就随同母亲何某2前往外祖父家中即何厝下何46号居住，并没有实际居住在岭兜新村18号，不符合安置的条件，为多骗取安置财产，故意隐瞒该事实，将何某1私自安置。（二）陈建财也明知何某2与陈某于2006年11月28日离婚后将其与何某1的户口移入何厝（不在征迁安置范围内），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户口证明欺骗全和公司，诱使全和公司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明显存在欺诈。（三）2008年4月30日，陈建财与全和公司签订讼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第八条第2项明确载明，若陈建财隐瞒住房情况，提供虚假证明，将由政府相关责权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理。而且，陈建财在庭审中也自认，从未告知何某1曾经被拆迁安置过，陈某也不知道这事，都是陈建财在办理，其故意隐瞒全和公司没有得到何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授权，进一步印证了陈建财欺诈全和公司的事实。陈建财欺诈全和公司签订安置合同，骗取何某1被安置后，私自取得属于何某1的安置财产，登记在自己和其母亲名下，没有通知和交付给何某1，进一步证明了陈建财的恶意欺诈行为。（四）一审判决认为，全和公司根据陈建财提供的户籍资料认定安置对象，全和公司现亦认为将何某1纳入安置对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何某1整个诉讼过程中也从未说明全和公司存在欺诈，而是始终主张陈建财以欺诈的方式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故合同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二、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案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如上所述，陈建财通过欺诈的方式获取拆迁安置补偿款，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未对陈建财是否存在欺诈进行认定，又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陈建财辩称，一、何某1作为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被安置补偿，是何某1的法定权利，也是全和公司的法定义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何某1原名陈某，系陈建财之子陈某与何某2的婚生子，何某2怀上他是在2005年7月，其出生于2006年5月17日。2004年7月1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府［2004］地301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基地（一期）开发用地的批复》，同意划拨位于吕岭路岭兜北侧的国有土地228105平方米作为全和公司的建设用地。2005年6月13号，原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发出厦国土房拆（2005）23号《关于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基地（一期）建设用地房屋拆迁通告》（下称“拆迁通告”），并载明拆迁人为全和公司，拆迁范围为岭兜新村1至50号（单双号），以用地红线图实地放样为准，拆迁期限自通告发生之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拆迁通告发布后的一个月即2005年7月，何某2怀胎，2006年5月何某1出生。根据《民法总则》等法律的规定，胎儿亦享有相应权益。何某1胎儿时期，处于案涉拆迁期限内，根据厦门市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依法应将何某1作为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因此，陈建财与全和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何某1仍是陈某的儿子，即使户口迁出岭兜新村18号，其仍能在岭兜新村18号居住、生活；在其长大成人后，无论是基于父子血缘关系，还是基于实际安置补偿的内容，何某1均有权居住使用安置房。 二、何某2作为何某1的母亲，为了私利，以何某1的名义滥用诉权。何某1无论是在岭兜新村18号予以安置，或是在何厝进行安置，都不会损害他的实际利益，都能在安置中得到其应得的安置份额。陈某作为何某1的父亲、监护人，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的儿子何某1争取拆迁安置的利益，以便他长大后居有定所。实际上，何某2认为如果何某1可在何厝进行安置，可多安置20平方米。然而，何某1在岭兜新村18号拆迁中已经得到安置，无法再被安置。根据现行的拆迁安置政策，依法可获得人均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而案涉岭兜新村18号在拆迁安置时，适用的《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第八条规定：“被拆迁人住宅房屋人均合法批建面积小于30平方米的，对人均不足30平方米的部分，已建成的，可直接认定产权”，人均安置面积为30平方米。何某2滥用监护权提起诉讼，损害了何某1与陈某的父子关系、与陈建财的爷孙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进而损害何某1的继承利益。如果因为现行政策或者其他村的户口可以多安置，就任意提起诉讼，否定原有的安置，势必破坏拆迁安置秩序。因此，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上诉，并对滥用诉权者予以严重谴责。 三、陈建财不存在欺诈全和公司的行为，全和公司亦以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安置协议，且安置协议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一）陈建财不存在欺诈全和公司的故意也未实施欺诈行为。陈建财在向全和公司提交材料时，何某1作为陈建财儿子陈某的婚生子，仍属于陈建财一家的户内人口；而何某2虽户籍还未移出，但其已与陈某经法院调解离婚，因此，未申报何某2为户内人口合情合理。陈建财系依据事实向全和公司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未提交虚假的材料、未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也没有实施欺诈的行为。（二）全和公司系以真实意思表示与陈建财签订安置协议，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形。全和公司根据陈建财提供的户内人口信息进行核实。在公告期后，也对何乘融户籍人口资料进行查验,在2007年11月12日又通过派出所查询常住人口登记信息进行再次核实,确认其享有相应的权益，属于岭兜新村18号户内安置人口,在此基础上全和公司与陈建财于2008年4月了签订安置协议。全和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审查义务。全和公司系以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安置协议，将何某1列为被安置人口，符合事实和法律。全和公司没有被欺诈，亦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案涉安置协议是陈建财和全和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已实际履行。（三）案涉安置协议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情况。何某1作为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被补偿安置，其依法享有相应的安置权益，该权益是法定的，其取得的方式是合法的，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之说。再者，根据厦门市相关政策的精神，已经享受过拆迁政策进行补偿安置的人口，不再进行安置。包括何某1在内的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已被补偿安置，依法不能再进行安置，因此，案涉安置协议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陈建财是为何某1获得拆迁安置权益，没有处分何某1的权益。（一）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而本案，陈建财是帮助何某1获得财产权益。2008年4月30日，陈建财代表陈某3与全和公司，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的通知》及有关办法，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一、产权认定：因人均产权面积不足30平方米，可直接认定产权面积为240平方米”，“二、1.乙方实行产权调换的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450.2平方米”，“八、补充条款4.本协议安置人口为陈建财，黄某1、陈某1、陈某，陈某2，黄某2、江某，另根据医院证明黄某2怀有身孕，预产期为拆迁公告期内，现暂计入拆迁安置人口”。由此可知，拆迁安置补偿的内容是法定的，安置协议将何某1列为安置人口予以安置，何某1获得了产权调换等相应的补偿，取得了安置利益，属于获利行为，而不是所谓的处分行为。（二）何某1作为被安置人口，其享有应有的份额，其权利没有被处分。根据前面的陈述可知，何某1作为户内人口，安置协议将其列为安置对象。现安置协议已根据安置人口数给予了安置权益，何某1依法对安置权益享有其应有的份额，其权利没有被处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全和公司辩称，一、全和公司与陈建财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相关规定，全和公司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已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在拆迁公告期内确认何某1户籍证明属于安置人口，并予以安置补偿，何某1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何某1被纳入拆迁安置人口时符合法律及政策规定，案涉地块相关房屋的拆迁期限已延至2008年10月31日。在该地块拆迁范围及期限内的符合安置条件的均可得到安置补偿。全和公司在事实拆迁过程中，陈建财提供了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信息。拆迁相关单位以及居委会等也进行核实，全和公司也对何某1户籍人口资料进行查验，在2007年11月12日又通过派出所查询常住人口登记信息进行再次核实，表明何某1在该地块拆迁范围及期限内符合安置人口的，确认其享有相应的权益；再者，何某1于2007年11月13日迁出户籍，并不代表其不是实际生活居住于岭兜新村18号，因其父亲陈某仍居于该地址，何况，陈某也参与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其也知晓何某1的安置补偿，其亦未提出异议或不接受安置。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认为，全和公司根据陈建财提供的户籍资料认定安置对象，全和公司亦认为将何某1纳入安置对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存在欺诈情形。全和公司不存在欺诈，且只有当欺诈行为使他人陷入错误，而他人由于此错误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而与之签订了合同，才能构成欺诈的合同。全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符合安置条件、安置对象的何某1安置补偿利益，从始至终没有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故何某1主张与事实不符。 二、全和公司与陈建财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何某1请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无法律上的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而不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权益。本案中何某1认为陈建财无权处分其合法权益，然无权处分的对象是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有形财产，即动产或不动产。该表述所谓处分，并不是所谓处分行为，而是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中的处分权能，亦即出卖和赠与。因此，陈建财为何某1取得的合法权益不属于何某1所述的无权处分。陈建财是何某1爷爷，其代表原房屋权利人陈某3方，陈建财有权与全和公司签订相应的安置补偿协议。陈建财申请对岭兜新村18号内人口拆迁安置，该户的户内人口均应享受拆迁安置，何某1户籍显示，其居于被拆迁的岭兜新村18号户内，属于被安置人口。协议将何某1列为安置对象并给予安置利益，陈建财不仅没有处分何某1的财产，反而为其取得相应的安置补偿利益。何某1现在以陈建财无权处分何某1的权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建财与全和公司于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协议》（厦福安置房（私）ＮＯ：45号）中第八条第4项中关于陈某2的安置补偿条款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某1于2006年11月28日出生，原名为陈某，系何某2与陈建财之子陈某的婚生子。2006年11月28日，何某2和陈某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何某1由何某2抚养。2007年11月13日，何某2及何某1户籍从思明区岭兜新村18号迁入思明区何厝下何46号。 2004年7月1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府﹝2004﹞地301号文件，同意拨化位于吕岭路岭兜段北侧的国有土地228105.402平方米作为厦门市全和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厦门市全和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发高科技研发与产业基地（一期）的建设用地。2005年6月13日，原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发出厦国土房拆[2005]23号拆迁公告，载明根据厦府﹝2004﹞地301号建设用地批文，位于吕岭路岭兜段北侧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需要拆迁，作为“高科技研发与产业基地（一期）”建设用地，依照《厦门市诚实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和《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等有关规定发布房屋拆迁通知，拆迁人为全和公司，拆迁范围为岭兜新村1至50号（单双号），以用地红线图实地放样为准，拆迁期限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 2008年4月30日，陈建财代表陈某3（被拆迁人、乙方）和全和公司（拆迁人、甲方）与签订一份厦福安置房（私）045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根据厦府﹝2004﹞地301号建设用地批文、厦国土房拆［2005］23号拆迁公告，乙方位于岭兜新村18号房屋因“高科技研发与产业基地”地块“厦福安置房”项目建设需要应予以拆除。双方依照《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及有关办法、计价标准进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二、拆迁安置补偿：1.乙方实行产权调换的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450.2平方米，安置房户型为三房二厅二卫壹套，二房二厅一卫贰套……八、补充条款：4.本协议安置人口为：陈建财、黄某1、陈某1、陈某、陈某2、黄某2、江某，另根据医院证明黄某2怀有身孕，预产期为拆迁公告期内，现暂计入应安置人口中，乙方应在黄某2分娩后向甲方提供婴儿出生证明并在户口落户后提供户籍证明……”。 另查明，陈某3已经去世，陈建财系其儿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讼争协议将何某1约定为拆迁安置对象是否存在无效之情形。何某1主张该约定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据不足。 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本案中，全和公司根据陈建财提供的户籍资料认定安置对象，全和公司现亦认为将何某1纳入安置对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欺诈情形。 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陈建财与全和公司约定将何某1列入被安置对象时，存在非法勾结损害何某1利益的情形。讼争协议是否损害何某1利益应以签订协议时的情形进行判断，该协议将何某1列为安置对象并给予安置利益，并未损害其利益。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何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2元，由何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何某1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何某1是2006年5月17日出生;2.“2005年6月13日,原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发出厦国土房拆［2005］23号拆迁公告……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有异议，该事实没有证据，全和公司一审提供的是复印件，何某1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陈建财、全和公司认可何某12006年5月17日出生，对一审认定的其它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何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何厝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19日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何某1与何某2自2006年7月起没有实际居住在岭兜新村18号（征迁范围内），而是居住在何厝下何46号（征迁范围外）。证据2.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用于证明何某1的户口早在2007年11月13日就迁移至何厝村××号（征迁范围外）。陈建财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居住证明应由派出所开具，居委会无权出具居住证明，居委会的证明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其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何某1在其父母亲离婚后未生活在岭兜新村18号，而根据拆迁通告，拆迁期限自2005年6月13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何某1于2006年5月17日出生，在拆迁期限内为胎儿状态，根据《民法总则》等法律的规定以及厦门市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胎儿亦享有相应权益，依法应将作为岭兜新村18号户内人口予以安置补偿。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证明内容，何某1是2006年8月8日出生，在其胎儿时期处于案涉拆迁期限内，依法应被列入拆迁安置人口。全和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2020年出具的，无法证明2006到2007年的居住情况；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只能表明何某1在2007年迁移了户口。 全和公司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证据1.厦府［2003］173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的通知》复印件，用于证明根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全和公司对拆迁房屋以有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的家庭成员为依据，对何某1纳入协议安置人口进行了补偿。证据2.《房屋拆迁许可证》复印件，用于证明案涉地块拆迁许可证，拆迁期限延至2008年10月31日，在该地块拆迁范围及期限内的符合安置认可均可得到补偿安置。证据3.《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用于证明陈建财房屋拆迁涉及人口安置事宜，思明区征地拆迁指挥部专门作认定，何某1符合补偿安置人口。证据4.《厦门日报》复印件，用于证明厦门市国土房产管理局对案涉地块拆迁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延期在厦门日报上公告。何某1质证认为，证据1是规范性文件不是证据，第八条第二款明确了两个条件，要常住户口和实际居住，只要一个条件不满足就不是案件对象，何某1两个条件都不满足。证据2、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内容上无法看出何某1符合安置条件，即使认定何某1符合安置条件，也是错误的。陈建财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何某1在拆迁安置期限内享有相应权利，其出生后与陈某同户，全和公司将何某1列为被拆迁人口合法有效。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何某1在本案之前没有享受过其他拆迁补偿。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本案中，何某1主张陈建财与全和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故何某1应提供证据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查明事实，何某1于2006年5月17日出生并落户于厦门市思明区岭兜新村18号，系何某2与陈建财之子陈某的婚生子。2005年6月13日，原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发出厦国土房拆［2005］23号拆迁公告，拆迁人为全和公司，拆迁范围为岭兜新村1至50号（单双号），拆迁期限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止。后何某2和陈某离婚，何某2及何某1户籍于2007年11月13日从思明区岭兜新村18号迁入思明区何厝下何46号。2008年4月30日，陈建财代表陈某3（被拆迁人、乙方）与全和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协议安置人口包括何某1。各方当事人确认何某1在本案之前没有享受过其他拆迁补偿。从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分析，不足以证实陈建财与全和公司签订案涉拆迁协议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何某1以案涉协议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何某1、全和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已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评判。 综上所述，何某1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4元，由何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柯艳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林加仁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下列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一）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 （二）不服民事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