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0105民初918号 原告：高淑兰，女，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渤坤，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荔，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红学，男，196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被告：徐建红，女，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被告刘红学、徐建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飞，天山区旭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张桂兰，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负责人：宋大勇，该公司经理。被告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士东，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淑兰与被告刘红学、徐建红、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子午公司）、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子午新疆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渤坤、朱晓荔，被告刘红学、徐建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飞，被告子午公司、子午新疆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士东、张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淑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5万元；2．判令四被告偿付欠款利息损失195,000元（65万元×30%）；3．判令四被告继续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直至上述本金及利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本案庭审中，原告高淑兰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子午新疆分公司系被告子午公司的下属非法人组织机构，注册成立于2011年7月13日，被告刘红学自2011年7月13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担任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期间刘红学自2015年起从原告处购买钢材，共计欠原告货款95万元。截至2016年7月4日，刘红学向原告出具欠条，约定于2018年2月15日前向原告支付30万元货款，2018年7月20日前全部还清，如未还清，按国家银行利息30%计息。2017年9月20日，刘红学支付原告30万元转支一张，尚欠原告货款65万元。2018年11月29日，刘红学、被告徐建红（系刘红学之妻）连同欠货款65万元及借款30万元总计95万元共同向原告出具欠条，承诺2019年1月底前还30万元，剩余货款在2019年内还清。2019年2月2日，刘红学再次就上述95万元欠款出具《承诺书》。上述四被告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被告拖延至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提起诉讼。被告刘红学辩称，刘红学、徐建红没有与高淑兰签订买卖合同。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高淑兰提供的供货单上写的是“吉成”钢材，加盖的公章是新疆吉成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而不是高淑兰，高淑兰是否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无从得知，高淑兰以原告名义诉讼应当驳回。刘红学作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供给钢材的用户不是刘红学而是子午公司及子午新疆分公司，刘红学是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代表总公司与分公司施工，是职务行使人，而不是承担债权债务的责任人。2017年9月30日，子午公司免除了刘红学的公司职务，移交宋大勇继续负责施工与结算，刘红学被解职后明确告知高淑兰应当与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进行结算。高淑兰代表的吉成公司与刘红学代表的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未签订合同，但因发生过借高淑兰30万元款，因而约定使用吉成公司的钢材，当时口头约定：估计使用钢材货款为95万元，每吨按照3,200元计算。还约定了工程款施工完毕后按照刘红学批准的供货单进行结算给付钢材款，钢材款既不是95万元，更不是65万元。2018年11月29日的欠条明确载明货款65万元，其中30万元是借款，高淑兰涉案钢材款第一次起诉的诉状中载明钢材款为65万元，本次诉状中载明钢材款是95万元，两次诉状不一致，钢材款和借款不能混同，实际上30万元的借款已经偿还。刘红学未在货单上签字，也未同高淑兰所代表的吉成公司进行结算，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是否与高淑兰进行了结算刘红学不清楚，刘红学在职时代表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承建了6个工地，如果高淑兰把钢材供给了该六个工地应当举证证明。刘红学负责施工的这些工地均是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被告徐建红辩称，徐建红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没有参与借贷关系及钢材供应，对刘红学的借款及钢材款完全不清楚，2018年11月9日，高淑兰要求刘红学再次出具欠条时，刘红学因病卧床，不同意出具欠条，高淑兰要求徐建红在欠条上签字，徐建红当时说与她无关，签字是被逼无奈的，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子午公司、子午新疆分公司共同答辩称，本案是高淑兰与刘红学之间的纠纷，与子午公司、子午新疆分公司无关。应考察双方在交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刘红学当庭或事后声明是职务行为就以此认定交易时是职务行为，按照此逻辑任何公司职员都不能有个人行为。2017年刘红学被解职以后才告诉高淑兰是职务行为，而没有证据证明在交易当时是职务行为。（2019）新0105民初2306号案件中高淑兰明确是刘红学在其处购买的钢材，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也能证明与公司无关。欠条落款处均载明欠款人是刘红学，没有证据显示刘红学是职务行为。高淑兰提供的提货单及欠条均没有子午公司印章，提货单上的数额也与欠条不符，提货单不能证明高淑兰与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其中一张欠条上明确载明欠款人是刘红学、徐建红，是其夫妻二人的个人债务，虽刘红学是子午新疆分公司的前负责人，但不能否认刘红学以个人身份参与民事活动，不能将其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淆。承诺书中刘红学承诺以其家庭财产为欠款承担偿付责任，进一步证明该纠纷是刘红学与高淑兰个人的债务关系，与公司无关。高淑兰主张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对原告高淑兰提交的《欠条》、《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红学与徐建红系夫妻关系。子午新疆分公司系子午公司的下属非法人机构，于2011年7月13日注册登记，负责人为刘红学。2017年10月21日，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由刘红学变更为宋大勇。2015年至2017年期间，高淑兰向刘红学供应钢材，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6年7月4日，刘红学向高淑兰出具《欠条》，载明：“今欠高淑兰钢材货款玖拾伍万元整，950,000元，此货款2015年到2017年止，还款计划2018年2月15日前付30万元，总还款日期是2018年7月20日前清，如未清按国家银行利息30%。欠款人：刘红学。”2018年1月5日，刘红学在该《欠条》上再次签署“欠款人：刘红学”并捺印手印确认。2018年11月29日，刘红学向高淑兰出具《欠条》，载明：“今欠高淑兰钢材货款货款玖拾伍万元整，950,000元，剩余数额是货款。首先给高淑兰还叁拾万元整，还款日期在2019年1月底前清，剩余部分在2019年内清。欠款人：刘红学。夫人：徐建红。”刘红学和徐建红在该《欠条》上签名并捺印手印确认。2019年2月2日，刘红学向高淑兰出具《承诺书》，载明“我本人承诺欠高淑兰玖拾伍万元整，950,000元，在2019年5月1日前必须还叁拾万元整，如违约，请高淑兰任意采取任何办法，我同意包括家具等物，我本人绝不反悔。”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2．高淑兰主张的货款及违约金数额如何确定；3．高淑兰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买卖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的问题。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高淑兰提交的《欠条》和《承诺书》中均显示债权人为高淑兰，且刘红学也将部分货款支付至高淑兰的个人账户中，可以认定涉案钢材的出卖方为高淑兰，高淑兰依据刘红学向其出具《欠条》和《承诺书》提起本案诉讼，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于买受方的确认，高淑兰认可是刘红学向其订购货物，合同履行期间内刘红学系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但刘红学并未以子午新疆分公司的名义与高淑兰签订买卖合同及对账结算，刘红学在任职期间和离职后均是以其个人名义向高淑兰出具《欠条》和《承诺书》，无法认定刘红学系履行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职务行为。高淑兰提交的《提货单》中载明的购货单位为陕西子午和田工地和华域龙湾工地，但该提货款中购货单位的内容系高淑兰自行填写，《提货单》未经子午新疆分公司和刘红学的确认，而刘红学出具的《欠条》和《承诺书》中所列欠款人均显示为刘红学，也未标注子午新疆分公司负责人身份，其内容也无法认定刘红学向高淑兰购货的行为是履行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职务行为。此外，高淑兰针对本案诉争的货款曾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撤诉，其在该案诉状中陈述与刘红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高淑兰称与陕西子午公司没有直接往来，都是与刘红学个人进行交易的，说明高淑兰在买卖合同履行期间认为与其交易的相对方是刘红学。刘红学和徐建红在本案中提交了5份裁判文书用以证明刘红学在任职期间所欠付的材料款是职务行为，5份裁判文书中所涉及的合同履行情况与本案并不相同，其中（2017）粤0305民初19213号、19215号及（2019）兵06民终63号民事判决所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子午新疆分公司与出卖人均签订书面合同并对账结算；（2019）新01民终4648号民事判决所涉合同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子午新疆分公司两次向出卖方支付材料费并以子午新疆分公司的转账支票进行质押；（2018）钦仲案字第51号仲裁裁决所涉合同子午新疆分公司也与出卖方进行对账结算。而本案中，子午新疆分公司既未与高淑兰签订合同、对账结算，也未向高淑兰支付过货款，与5份裁判文书所涉合同的履行情况并不一致，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刘红学系履行子午新疆分公司职务行为的依据。综上，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认定为高淑兰和刘红学。二、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高淑兰主张的货款及违约金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刘红学于2016年7月4日向高淑兰出具的《欠条》中确认的欠付货款数额为95万元，2017年9月27日通过案外人向高淑兰支付30万元，2018年11月29日向高淑兰出具的《欠条》中确认欠付货款的数额为65万元，并承诺在2019年内还清，刘红学未在承诺的期限前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应当向高淑兰支付货款65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高淑兰在本案中要求按照欠付货款总额的30%主张违约金，依据为2016年7月4日《欠条》中刘红学“如未清按国家银行利息30%”的承诺，高淑兰认为当时双方的合意是按照欠款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刘红学认为就是国家银行利息的30%计算违约金，刘红学自2016年起拖欠货款至今，而以该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不能弥补高淑兰的损失，高淑兰可以要求提高违约金的数额，但其按照欠款总额的30%主张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金。刘红学在欠条中承诺的还款期限为2019年内，故本院自2020年1月1日起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适用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刘红学应当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向高淑兰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三、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高淑兰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高淑兰和刘红学，故高淑兰要求子午公司和子午新疆分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2018年11月29日的《欠条》中，徐建红在《欠条》中签字确认，依照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高淑兰要求徐建红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红学、徐建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淑兰支付货款65万元；二、被告刘红学、徐建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须以货款本金6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向原告高淑兰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原告高淑兰对被告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子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50元（原告已预交6,125元），减半收取6,125元，由原告高淑兰负担1,413.46元，由被告刘红学、徐建红负担4,711.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彩虹二 Ｏ 二 Ｏ 年 七 月 十 四 日书  记  员   潘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