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3民初4836号 原告：项光国，男，汉族，1958年5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金紫英，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项有岳，男，汉族，1954年7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项武峰，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张崇伟，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永强大道1871号（沙城工业区七三段）。 法定代表人：项光国。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施明强，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项光国为与被告项有岳、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20年2月25日转入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3月27日、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项光国的委托代理人金紫英、被告项有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崇伟、项武峰、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城压延革公司”）委托代理人施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项光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被告项有岳名下的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份已经于2009年1月1日转让给原告；2.被告项有岳协助办理上述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份转让变更登记至原告项光国名下的相关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项有岳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系第三人沙城压延革公司创始人，原告于1999年筹备设立沙城压延革公司时，被告向原告提出要求参与投资。原告考虑到朋友情面，也为了帮助被告增加收入，原告同意由被告投资20万元，此后每年给予被告投资收益10万元。嗣后，被告实际交付11万元投资款给原告，原告考虑到被告的经济状况，出于帮助被告的目的，出具了2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给被告。而办理沙城压延革公司工商设立登记手续时，除了原告之外还需要登记其他股东，原告就随意将被告登记为股东，名下股份为23.96%。 自沙城压延革公司成立后直至2008年，原告每年给予被告投资收益10万元。同时，2007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因购买装修安置房需要，陆续向原告借款共40万元，并于2008年7月出具借款凭证确认借款金额。到2008年底，被告向原告提出其退出沙城压延革公司的投资，把登记在其名下的23.96%股份转让到原告名下，同时被告欠原告的上述40万元借款不再清偿，原告及沙城压延革公司亦不再支付任何款项给被告。为此，被告在借款凭证上写明以前账目已退清，同时出具证明确认自2009年1月1日起，被告在沙城压延革公司的股份已全部退清，即日起沙城压延革公司所产生的盈利，亏损均与被告无关。此后，被告未再享有任何投资收益或股权分红，被告未对此有过任何异议。原告念及被告年纪已大，还为其安排了工作，让其有工资收入。不料时隔近十年后，被告突然否认了上述退出沙城压延革公司的事实，还以沙城压延革公司股东名义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册资料，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无奈向贵院提起诉讼。 被告项有岳辩称：1.公司法并不允许股东退股，本案也不存在被告退股的行为，原告出具的证明系不真实，被告对该证明不认可，假设该证明是认可的，我国公司法并不允许股东退股，更何况原告不能证明《证明》的真实性。原告称2008年以前每年分红都是10万元，原始投资是20万元，回报率是50%，按照原告起诉，原告加上原始投资只退回40万元，如此报酬丰厚，与一般常识相违背，可以证明被告退股是不真实的。2000年12月份的时候第三人投资了浙江龙跃，有1000多万注册资本，第三人占公司股份70%，可以说公司资产增值数倍，相对于股东的权益也增至数倍，原始出自只退回40万元，一般人都不会同意的，故我方认为《证明》是虚假的；2.原告的诉讼请求1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国公司法规定转让公司股权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签订股东会决议，但本案没有股权转让协议书，如果2009年股份已经转了的话，但2010年召开股东会的时候，被告仍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过字，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明》，2010年2月9日第三人公司进行了公司变更登记，变更时间是在原告称被告已经转让了股权，如果已经转让了股权的话，为什么当时召开股东会的时候不一起变更呢？故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我方没有退股和转让股权；被告向公司借款40万元是真实的，该退款是要在以后公司分红里扣除，2009-2013年已将40万元的借款扣除了，才有被告的签字，意思是以前的借款已经还了。2014年被告和第三人恢复了对原告的分红，共13万多，如果股份已经转了的话，为什么2014年又给被告分红呢？故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外补充：1.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依据原告的诉请，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诉请应当是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协议并确定股份有效，缺乏前面必要的程序；2.我方要求审计第三人公司2009年以及2009年之前的财务、财产相关情况以证明被告所持23.96%是高于40万元且高于2000万元，要求审计股份的价值，被告不可能将价值数千万的股份以40万元转让给原告；3.原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有转让股权给原告的意思表示并且双方达成合意的证据。 第三人沙城压延革公司述称：对原告的诉请没有意见，我方认为被告只是名义上工商登记的股东，被告在2009年之前之后都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也没有行使过任何股东权益，分红也不是第三人向其分配，被告只有此前行使了一次知情权，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同意。2010年的公司决议被告是没有参与并在决议上签字的，决议的签字实际上是项光国本人签的，因为当时被告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原告出于便利和简单思维进行了代签，股东决议都不是被告本人签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3原告身份证、被告户籍查询信息、第三人营业执照及工商业登记信息，被告提供的证据4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4的《领款凭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承认其系本人书写并签字，故依法予以确认；二、原告提供的证据4的《证明》，被告对其完整性、真实性存有异议，经被告申请，鉴定内容为：对《证明》上的字是否为同一次打印、身份证号码、“项有岳”的签字是否为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经委托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金天鉴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66-2号、（2019）痕鉴字第036-2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对笔迹鉴定的鉴定意见为：1、正文第一行有“2009年1月1日起的《证明》上的字的内容为同一次打印形成；2、正文第一行有“2009年1月1日起的《证明》上的手写字迹“×××2758”和“项有岳”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对指印痕迹的鉴定意见为：第一行打印有“2009年1月1日”字体的《证明》原件上，第二行身份证号码数字手写涂改处指印和落款“签名：项有岳”签名处指印均为样本捺印人项有岳右手食指所捺印。被告认为鉴定机构不具备文书鉴定、痕迹鉴定的资质及鉴定能力，且鉴定结论依据不足，存在错误为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等均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鉴定机构派员出庭，并出具书面答复。对该两份鉴定报告，本院认定如下：1.司法鉴定程序系法定程序，受委托鉴定机构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鉴定许可证》已经确认其具有文书鉴定、痕迹鉴定的鉴定资质，被告对其主体资质的异议不成立；2.通过对鉴定过程进行了详细审查，并不存在被告主张的程序违法情形，也无有效证据证明上述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或存在错误。据此，被告的相应异议主张不能成立，对上述（2019）文鉴字第166-2号、（2019）痕鉴字第03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依法予以采信。综上，结合被告在对《证明》上形成书写签名、身份证号码及捺指模的真实性接受询问时陈述反复、含糊不清的事实，且被告辩称在空白纸张处签字的陈述明显不符合《证明》上身份证、签名的书写间隔以及对错误号码修改后捺指模常理及习惯，故该《证明》的真实、合法，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三、被告提供的证据1温州沙城压延革公司1999年8月13日公司章程、2000年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8日的公司与股东会决议，其形式上均具有真实性，被告确认其2000年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8日的公司与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确非其本人书写，但称1999年8月13日公司章程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及捺指印，对此原告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鉴定内容为：对1999年8月13日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项有岳的签字和指纹是否为项有岳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经委托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金天鉴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6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落款“股东签名”处的“项有岳”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另在指纹鉴定过程中，由于2019年11月1日被告的采样样本不能满足比对要求，本院应鉴定机构要求，组织原被告于2020年1月2日重新采样被告的左右手拇指印样本捺印，但被告在经本院释明后仍未予配合采样，致使样本不能满足比对要求，故鉴定机构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作出金天鉴司鉴所（2019）痕鉴字第03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原件一份6页，第6页落款“股东签名：项有岳”签名处指印不能作出鉴定意见。对（2019）文鉴字第166-1号、（2019）痕鉴字第036-1号两份鉴定报告，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具有文书鉴定、痕迹鉴定的鉴定资质，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工作，最终作出鉴定结论，其鉴定程序及结论均合法有效，具有合理性，对上述（2019）文鉴字第166-2号、（2019）痕鉴字第03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依法予以采信。但由于被告拒绝配合鉴定机构采样，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依法认定，“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落款“股东签名”处的“项有岳”签名及指印均非其本人书写与捺印。四、被告提供的证据2-3银行交易明细，具有真实性，但其银行交易明细交易对象为刘阿眉等，而刘阿眉为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由于被告未提供劳动合同，本院依法调取社保记录显示，其1997年至2014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均由浙江龙跃科技公司缴纳，因此可以认定其系与浙江龙跃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第三人沙城压延革公司，因此被告证明被原告逐年扣除工资用于偿还原告个人的借款40万元的证明目的，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具体在判决说理部分再予以阐述。五、被告申请出庭的王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对公司设立时股东签署章程、决议以及被告参与经营的事实等，与被告陈述及鉴定结论均存在诸多矛盾，并且其所称公司分红亦未有相应证据印证，故证人证言对被告辩称主张仍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司法会计鉴定申请书，申请对2009年1月1日被申请人沙城压延革公司的财产（含财务账簿、账册、记账凭证、权利凭证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就被告的鉴定申请，原告与第三人发表相应意见认为：本案没有对第三人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必要性，法院应当不予准许被告的该项申请。对该鉴定申请是否准许，本院将在本判决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评析。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于1999年9月10日登记成立，原名称为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1日更名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288万元，均为现金出资，登记股东为项光国、项有岳、王某（又名王炳彧），登记股权比例分别为52.08%、23.96%、23.96%，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69万元、69万元。公司设立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了1999年8月13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但该章程“项有岳”的签名及2000年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8日的公司与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项有岳”的签名均非被告项有岳本人所签。2000年12月25日，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与香港国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第三人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出资额为54.6万美元，占股70%。 被告项有岳当庭承认当时仅给付过原告现金20万元，原告则称被告仅陆续给付现金11万元但出具了20万元的凭证给被告。此后，原告项光国根据20万元的投资金额每年给付被告收益10万元，被告均未有异议。2007年至2008年期间，由于被告因家庭所需于2007年向原告借款28万元，并于2008年又向原告借款12万元。2008年7月10日，被告项有岳向原告项光国出具一份金额为40万元的《领款凭证》，载明：“领款部门名称：项有岳，领款原因：暂借现金2007年28万元，2008年12万元，本主人以前帐目全部清退清，金额肆拾万元（￥400000元）”。被告确认同时已交还原告20万元投资款凭证。此后，被告项有岳交原告一份签字确认的《证明》，其内容为：兹证明由2009年1月1日起，项有岳（男，身份证号码：×××2758）在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从即日起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盈利或者亏损与项有岳无关，同时项有岳不再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被告项有岳在签字处签字及横线处填写身份证号码，并在签名处与身份证号码中2758的“7”书写错误修改处捺指印。2009年起，原告即未再支付被告每年10万元的款项。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函调查沙城压延革公司自2010年以前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及其违章案件信息，经查明，2010年前沙城压延革公司申报计税金额仅为375257.2元，且自2008年6月5日前均为零申报。另经查询被告项有岳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其1997年至2014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均由浙江龙跃科技公司缴纳。 本院认为，本案中，沙城压延革公司登记股东为项光国、项有岳、王某，股权比例分别为52.08%、23.96%、23.96%，股东出资额分别为150万元、69万元、69万元，并在公司设立时经过验资确认。除王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出资为69万元外，被告项有岳确认仅直接向原告给付现金20万元且未有其他任何出资，与其登记出资69万元及股权比例并不相符，显而易见，本案被告项有岳投资20万元与登记在名下的出资69万元之间存在矛盾。庭审中，被告确认除其20万元外的剩余49万元是代持关系，经本院释明后，仍拒绝披露代持关系的主体，后经本院传唤亦未到庭说明上述陈述理由，被告经本院释明后无法就全部出资69万元作出合理解释的，亦未提供相应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由于双方无投资协议或入股协议约定，结合经确认公司成立时1999年8月13日的《温州压延革有限公司章程》上被告的签名均非被告项有岳本人所签的事实，被告亦无法提供或确认其在公司设立时办理相关手续有其本人签名的事实，可以明确，被告投资时并不知道其投资所占的股权比例。在登记股东外在无其他投资人的前提下，故应当认为，被告系借名给原告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即实际被告作为名义股东为原告代持股权。 由于双方均未能提供投资20万元的凭证，虽然原告认可被告陆续给付11万元，但其确认按20万元投资款计算，因此本院确认第三人沙城压延革公司成立时，被告向原告投资了20万元。该事实与原告个人按照每年给予被告10万元的收益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即被告实际向原告投资20万元。至于该20万元是否经原告投入第三人公司，由于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认定被告投资的20万元经原告已经在公司设立时投入公司作为其出资。综合上述事实，因双方未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兼顾公平及合理性，应当认定公司设立时登记被告名下的出资69万元所占23.96%股份系为原告代持，其中20万元所占股权因被告的投资而归被告所享有，另出资49万元所占股权归原告所享有。 关于2008年7月10日的《领款凭证》及《证明》的性质如何认定。被告投资20万元后，原告按照每年给予被告10万元的收益，由于被告于2007年至2008年期间向原告借款40万元，因此，被告于2008年7月10日向原告出具《领款凭证》，其内容上看，被告明确注明以前帐目全部退清，因此可以认定系其对于投资原告处20万元所作的结算，并且被告已承认已经将20万元投资款凭证交还给原告。嗣后，被告又自愿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声明其在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应当认定为双方确认以原告给付借款40万元作为对价，原告已经向被告全部退回投资款，据此有《领款凭证》、《证明》及被告确认交还原告20万元投资款凭证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上述原告向被告退股事实与被告向原告个人给付投资款20万元及原告按年给予被告固定收益的事实相互对应一致，原告向被告退清投资款行为，亦可以认为系双方股权转让的行为。由于被告为原告代持股份，结合双方对投资时亦缺乏明确约定的事实，因此经过原告向被告退清投资款后，与双方投资形式同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将原20万元投资及相应股份归还于原告，2008年7月10日双方结算，实际系投资款对应股权的转让，通过该结算及被告声明其在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由于双方之间股权代持关系仍然存在，实际经原被告确认，被告为原告代持股份仍为出资69万元所占23.96%股权。被告项有岳名下的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份实际归原告项光国所享有。 被告称其2009年以后已经通过被扣除工资及分红的形式已经偿清40万元的抗辩，本院认为，由于借款人系原告个人，但被告所称被公司扣工资，两者主体不符，亦不能证明应发工资数额及所扣工资数额，即便扣除偿清后亦未向原告收回《领款凭证》与《证明》，显然不符合逻辑及日常习惯，因此被告的该抗辩存在诸多矛盾，缺乏真实性，不予支持。关于对价是否公平合理。由于公司股权价值或投资价值的不确定性，亦存在风险，被告投资20万元后，亦未有过增资，原告每年固定给予被告10万元的收益事实表明，被告并不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结合从沙城压延革公司设立时间看，其在1999年登记成立，即于2000年与香港国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浙江龙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的事实，以及税务查询回函确认2008年6月5日前税务申报均为零申报事实表明，沙城压延革公司自身并无实际进行生产经营，亦无自有房产等财产，这与证人王某的证言相互一致,结合公司相关章程变更及股东会决议等签字均非被告所签的事实，表明公司经营重大事项被告并未参与，被告未能举证其实际参与第三人公司经营的事实，被告所称公司经营情况与其至今参与第三人公司经营的陈述与上述事实明显不符，故对被告该抗辩不予确认。考虑被告不承担经营风险及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事实，由于原被告本身的代持关系，被告自愿于2008年7月10日以40万元的对价向原告退清投资款或转让所享有的股权，系真实意思表示，且具有合理性，依法予以确认。至于被告要求对2009年1月1日被申请人沙城压延革公司的财产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申请，因未提供相应财务账册等资料，结合第三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税务查询回函确认的事实，其财产审计缺乏必要性，故不予准许。案件审理中，被告向本院申请将本案原告涉嫌虚假诉讼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经本院查明事实后，未发现原告就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故对被告上述申请不予采纳。被告的上述不当抗辩，本院均不予支持。 至于是否应当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本案中，2008年7月10日双方结算退股行为，应当认定为被告20万元出资对应股权比例的股权转让原告，在原被告之间的代持关系未变化的前提下，双方代持股权比例23.96%应当自双方结算时全部确认。退一步讲，即便根据股权转让事实，亦仍然应当办理该部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作为名义股东为原告代持股权，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且系公司另两名登记股东之一，股权比例亦占比52.08%，现原告要求作为名义股东的被告将为其代持的全部股权，并包括转让股权在内，一并登记给原告，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登记在被告项有岳名下的温州沙城压延革有限公司23.96%股权归原告项光国所享有； 二、被告项有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项光国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案诉讼费80元，由被告项有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武 审 判 员  诸朝臻 人民陪审员  王春竹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韩苗河 附文：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附文2：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二、执行风险告知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