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11行初20号原告：司秀英，女，汉族，1963年9月13日生，住贵州省盘县。原告：刘美付，男，汉族，1963年12月15日生，住贵州省盘县。原告：吴思丽，女，汉族，1969年10月20日生，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告：郑金琴，女，汉族，1990年8月22日生，住贵州省普安县。原告：刘某，女，汉族，2018年11月25日生，住贵州省普安县。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和向文，云南海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住所：昆明市国贸路85号政通大厦。法定代表人：叶健梅，局长。出庭负责人:潘华，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容华，云南欣宇多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司秀英、刘美付、吴思丽、郑金琴、刘某诉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行政给付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司秀英、刘美付、吴思丽、郑金琴、刘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和向文，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出庭负责人潘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容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1月2日07：49分左右，在威板高速（六盘水段）80ＫＭ＋0Ｍ（以倮田大桥）处，立于应急车道内正在对后方车辆进行警示的刘专（贵Ｅ×××××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被赵建州所驾驶的云Ｄ×××××号小型货车碰撞，造成刘专坠桥死亡。经六盘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达第5202901201900000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建州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9年3月6日，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5301112019000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专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40260.00元〈6710元／月×6月）；（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785020.00元（6710元／年×20年）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的云南省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核支付表(表十)中，注明了丧葬补助费40260.0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00元，但被告在扣减项目栏扣减丧葬补助费33139.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81600.00元。被告这种做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笫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的规定。后找被告协商处理，被告以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1】255号)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并自愿参加其他商业保险的，依法分别享受有关待遇。因用人单位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依法购买强制性保险或者被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在获得其保险或者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的待遇”为由扣减丧葬补助费33139.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81600.00元。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相关法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同时构成工伤的受害者既可以获得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也可以获得工伤赔偿。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是因民事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后者是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与工伤保险待遇形成的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责任主体不同，赔偿依据不同二者不存在竞合更不存在相互冲减赔偿义务的问题。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已做出明确规定，故原告有权同时主张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故提起诉讼要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一次性伤支付原告因刘专工亡而产生的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费40260元，共计82528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答辩称：一、答辩人是本案适格主体。二、答辩人关于审核支付刘专工伤保险待遇的行为合法，符合法律规定。三、答辩人已按规定计算的核发数额210540.5元，拨付至刘专原单位。被告举证如下：第一组：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02交通事故死亡人员初步核算赔偿费用，3、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4、认定工伤决定书，5、云南省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核支付表（表十），6、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19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的通知，7、关于2019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核定基数的通知，证明：1、2019年1月2日，刘专因不承担责任的交通事故死亡，其死亡因事故侵权方导致。2、2019年1月30日，刘专家属刘美付与事故侵权方签订《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明确获赔数额为：死亡赔偿费581600元、丧葬费33139.5元。3、2019年3月4日，刘专被认定为工亡。4、2018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710元，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第二组：1、拨款凭证（回单）2份，2、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银行付款凭证2份，证明：按规定核算出的刘专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与丧葬费，已拨付至刘专原单位。第三组：1、《社会保险费》第2条、第3条、第8条、第42条，2、《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39条，3、《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4条、第46条，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5、关于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赔偿关系问题处理意见的函（人社部函【2011】399号）证明：1、被告是实施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主体，2、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社会保险法是指导发生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属于上位法，其规定的原则是保障公民在发生工伤等困难情形下获得帮助而非取得利益的权利，另其规定的追偿原则倾向于因工伤导致伤害只能主张“单赔”。4、最高院做出的解释未对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实行“单赔”，“双赔”或是“补差”进行明确。5、负责全国社会保险工作的人社部对于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方式主导意见为“补差”。6、云南省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前提下作出了符合本地区现状的实施办法，规定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获得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工伤保险待遇。7、被告作出的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第四组：1、《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45条，2、《黑龙江省贯彻若干规定》第19条，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第10条，4、《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2条，证明：1、上海市对于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方式采取“单赔”模式，2、黑龙江省对于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方式采取“补差”模式，3、四川省对于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方式采取“补差”模式，4、2017年通过的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对于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赔偿方式采取“补差”模式。原告质证称：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都认可。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四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针对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身份证、户口册，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被告身份信息，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三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责任认定。第四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刘专确系工伤。第五组：死亡证明，证明：刘专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事实。第六组：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刘专死亡已注销户口。第七组：云南省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核支付表（表十），证明：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扣减丧葬补助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第八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证明：刘专家属与交通事故任人已达成调解。第九组：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速度。第十组：贵州省盘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书，证明：刘专死亡原因。第十一组：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肇事车辆性能鉴定。第十二组：六盘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书，证明：事故中死亡人员确有刘专。第十三组：证明书，证明：刘美付与刘专系父子关系。被告质证称：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只列了身份证复印件，看不出与死者刘专的亲属关系。第二组证据，三性认可，证明内容认可。第三组证据，三性认可。第四组证据，三性认可。第五组证据，三性认可，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第七组证据三性认可。第八组证据，三性认可，证明内容认可，但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当中，刘专的家属的签字就只有刘美付一个人。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组证据三性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并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9年1月2日07：49分左右，刘专在去往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上班途中，途径威板高速（六盘水段）Ｋ80ＫＭ＋0Ｍ时被赵建州所驾驶的云Ｄ×××××号小型轿车碰撞，造成当场死亡。经六盘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达第5202901201900000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建州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9年3月6日，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5301112019000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专同志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40260.00元（6710元／月×6月）；（二）一次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785020.00元（6710元／年×20年）。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的云南省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审核支付表（表十）中，注明了丧葬补助费40260.0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00元，但被告在扣减项目栏扣减丧葬补助费33139.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81600.00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是否应当全额支付原告因刘专工亡而产生的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费？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故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抗辩应采取“补差”方式支付原告工伤保险待遇，不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受害人刘专认定工亡后，原告是否获得第三人的侵权赔偿，并不影响其依法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因此，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八）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丧葬补助金为6710×6＝4026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39251×20＝785020元，共计825280元。被告已向刘专单位支付210540.50元。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八项、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向原告司秀英、刘美付、吴思丽、郑金琴、刘某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补助费40260元，以上共计825280元（已支付210540.5元，余614739.5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吴云益人民陪审员  尚炳昌人民陪审员  曹跃芝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温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