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琴。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全明，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才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举，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金琴与被上诉人周才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0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才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金琴于2011年9月1日付至施某账户的60万元是王金琴向周才元出借的借款。1.周才元向他人借款，将借到的款项直接由第三方转账给施某是有惯例的。（2019）苏05民终3957号案件中即查明周才元向万晓宏借款两笔50万元均直接由万晓宏支付给施某。2.王金琴与施某事前完全不认识，不可能出借给施某60万元。施某的证言也认可其收到王金琴转账的60万元系其向周才元的借款。3.施某与王金琴本身无利害关系，双方之前也不认识，对施某的客观陈述应予采信。4.王金琴2011年出借该60万元周才元是出具了借据的，但周才元归还款项后王金琴已将借条归还债务人，这些操作与民间借贷的常态一致，不能奢求债权人还保存相关借款证据。一审法院要求王金琴举证与周才元之间借款关系成立的证据是强人所难。二、王金琴不存在不正当的获利。王金琴出借了60万元，收回本金60万元，无额外获利。施某认可该款是其向周才元的借款。即便退一步来讲，周才元对施某的债权还是存在的，双方的债务纠葛应自行理清。本案中认定不当得利的几项前提都不成立。三、一审法院未要求周才元承担举证责任。周才元仅凭转账凭证及其他债权人不认可其还款的说明即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市场交易的稳定性无法得到保证。周才元辩称，王金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才元向其借款，或者周才元指示其向施某的账户支付60万元。施某2011年11月11日通过施某2支付给周才元的60万元是用于归还2011年6月施某向周才元借款100万元其中的60万元，另外的40万元施某是在2011年10月20日支付给周才元。施某和万晓宏是认识的，王金琴和万晓宏是亲戚，王金琴称其不认识施某没有依据。施某结欠周才元100多万元，双方有很强的利害关系，施某为王金琴作证的证明力是非常弱的。周才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金琴返还不当得利款项6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不当得利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王金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案外人施某向周才元借款100万元，周才元手上没这么多钱，周才元出面向万晓宏借款100万元，并让万晓宏将100万元直接转账给施某。2011年6月2日、6月16日，万晓宏各转账给施某50万元，合计100万元，由施某向周才元出具借款100万元的借条。2011年9月1日，王金琴（系万晓宏小舅子的妻子）转账给施某60万元。2011年9月2日，施某转账给案外人施某2（系施某侄子）60万元（用途为还款）。2011年11月11日，施某2转账给周才元60万元（没注明用途）。11月12日，周才元转账给王金琴60万元（没注明用途）、转账给案外人万晓宏104500元。2016年5月9日，万晓宏起诉周才元、王光侠，要求周才元、王光侠归还借款8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在该案中，周才元辩称其已全部还清借款，包括2011年11月12日转账给王金琴的60万元，认为该60万元系根据万晓宏指示归还给万晓宏的借款，但万晓宏不予认可。诉讼中，一审法院向施某进行调查，施某陈述，2011年左右，其需要资金向周才元借款用于调头，借了两次，每次均是50万元，该100万元均是周才元让他人转至其银行卡的，其出具给周才元两张各50万元的借条，现在本息均已归还周才元，借条也已收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周才元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书载明“关于周才元转给王金琴的60万元的性质。周才元认为该款是归还给万晓宏的款项，但对此未能提供任何万晓宏指示其将款项直接归还至王金琴账户的证据。周才元主张该款是向万晓宏的还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才元可向王金琴另行主张。”2016年9月9日，周才元起诉刘建红、施某，要求刘建红、施某夫妇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支付利息。在该案中，周才元诉称：2012年刘建红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周才元借款，一直未能偿还。2014年7月26日，被告重新出具借据，确认其借到周才元50万元并承诺在2015年7月25日前还清，后以种种理由推脱不还。刘建红辩称：2014年7月26日刘建红并没有借到周才元的50万元。施某在2011年10月20日向周才元出借40万元，周才元在2012年1月9日向朱小北转账归还了这40万元，刘建红并不结欠周才元借款。针对刘建红的辩称周才元陈述，向刘建红出借的50万元，其中40万元系转账，10万元系现金交付。施某向周才元转账40万元系施某归还周才元的另外100万元。2016年11月，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周才元的诉讼请求。2016年9月12日，周才元起诉吴江市横扇镇菀坪名湖山庄饭店、施某、刘建红，要求三被告支付货款314702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判决支持周才元的诉讼请求。庭审中，王金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施某陈述，其开一灯具照明店，与周才元熟悉，与王金琴不熟悉。半个月前王金琴手持60万元的转账单找到施某，问施某这笔钱是向谁借的，施某查阅后，发现是施某向周才元借的60万元。2011年9月1日，施某银行卡到账60万元，其不知道是谁转来的，直到王金琴找到施某才知道是王金琴按周才元指示转给其的，其并不认识王金琴。该60万元是施某向周才元借的，施某出具借条给周才元，其出具借条时，周才元说钱已汇至其银行卡，其不知道汇款人是谁。借款2个月后施某把钱还给周才元，借条收回并撕掉了，该60万元是其让侄子施某2转账给周才元的。施某与万晓宏没有经济往来，万晓宏曾受周才元指示将钱转给施某。周才元与刘建红都做资金生意的，有时资金周转需要，双方互相借款。证人施某2陈述，其从事项目管理。其起初不认识周才元、王金琴，只听说过周才元名字，但没有接触过，最近两年因其出庭作证，才认识周才元。其和王金琴完全不认识。其在姑姑施某店里帮忙，很多款项都是根据其姑姑指示转的，因为笔数太多，其也不记得何时转账的。对以上证人证言，周才元持有异议，认为周才元和施某不止这一笔往来，60万元系周才元与施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与王金琴无关。王金琴转账给施某60万元，应由施某归还王金琴60万元。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施某归还周才元107万元，现施某想将应当归还王金琴的债务推给周才元，证人与王金琴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真实。周才元与王金琴除了本案的60万元外，没有其他任何往来，只是为了归还王金琴亲戚万晓宏的债务，才将60万元转账给王金琴。庭审中，王金琴陈述，其与周才元原先在同一单位上班。周才元是做资金生意的，在周才元店里，周才元向王金琴借钱，王金琴不好问周才元派什么用场。当时口头约定利率3分。周才元带王金琴去的银行，给王金琴一个账号，让王金琴转账给施某。转账后周才元在店里向王金琴出具了借条。后来周才元本息付清后，王金琴把借条还给了周才元。其与施某就本案转账的60万元外双方没有其他往来。施某向周才元借款60万元，后施某2转账给周才元60万元，施某与周才元账目已结清。该60万元系亲戚万晓宏介绍，不然不会借给周才元。其通过万晓宏找到施某，让施某出庭作证。周才元陈述，施某开饭店期间，其供应酒水。其和施某夫妇有很多资金往来。周才元未曾要求王金琴转账给施某60万元。周才元转账给王金琴的60万元系归还万晓宏的60万元借款，并非归还王金琴的借款。其和王金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万晓宏都借不到王金琴家的钱，周才元怎么会借到，周才元开一小酒行，怎么会借到王金琴60万元。其与王金琴系普通同事关系，并无长期或多次资金往来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周才元让王金琴打给一个她不认识的人60万元，她就去银行打款，这不符合情理。施某通过施某2向周才元的还款，是周才元与施某之间另外的借贷关系，与王金琴转给施某的款项没有关系，施某2当时说60万元是替施某归还周才元借款的。其与王金琴并没有其他资金往来，之所以周才元转账给王金琴，在于王金琴是万晓宏亲戚，周才元是为了归还万晓宏的借款，才经过万晓宏指示转账给王金琴。万晓宏说借款本来就是向小舅子借的，让周才元直接还给他小舅子就行了，省的转来转去麻烦，王金琴的卡号也是万晓宏提供的。起初万晓宏与施某不认识，后来他们认识了，可能有直接的经济往来。不排除王金琴与施某之间有其他往来。以上事实，有周才元提供的银行分户账明细对账单、进账单、个人业务凭证、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王金琴提供的银行个人业务回单、进账单、个人业务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金琴转账给施某的60万元的性质。王金琴认为是出借给周才元的款项，但对此未能提供任何周才元指示其将款项直接交付给施某的证据。庭审中王金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施某虽称涉案60万元是施某向周才元借的，是王金琴按周才元指示转给施某的，但对此施某未能举证该60万元与本案有关，且周才元起诉施某，周才元与证人施某具有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证明王金琴转账给施某的60万元是受周才元的指示而交付。王金琴主张涉案款项是周才元向其的借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周才元与施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王金琴可向施某另行主张。本案中王金琴收取周才元款项60万元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该不当得益王金琴应返还给周才元，故对周才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金琴辩称本案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因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才作出二审判决，认定周才元主张涉案60万元是向万晓宏的还款依据不足，周才元至此才知道不当得利事实，该时间节点距本次诉讼未满一年，故对王金琴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王金琴应返还周才元款项600000元、支付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两项合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3320元，由王金琴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王金琴提交如下证据：1.施某的银行分户账明细对帐单；2.施某2的银行分户账明细对帐单、施某2付款给周才元的个人业务回单。证据1、证据2证明对2011年6月2日、6月16日施某向周才元所借的100万元，施某已通过3笔归还，分别为2011年6月10日归还50万元，直接转账至万晓宏的银行卡；同年7月5日、7月29日通过施某2归还20万元、30万元，分别转入万晓宏的小姨子张瑞芳的银行卡。2011年11月11日通过施某2归还给周才元的60万元与周才元通过万晓宏借给施某的100万元无关。3.张瑞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张瑞芳与施某2之间无直接借贷往来。情况说明中载明张瑞芳在2011年7月5日、2011年7月29日收到施某2转入总计50万元是万晓宏还给其的款，其与施某2、施某从不认识，也无任何经济往来。周才元质证认为，对证据1和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施某向周才元借款应向周才元归还，施某向万晓宏及张瑞芳付款100万元与周才元无关。施某向周才元的还款是2011年10月20日施某支付的40万元及11月11日通过施某2支付的60万元。证据2的款项往来中，除了施某2转给张瑞芳的50万元，其余均是施某归还之前向周才元借款的本息，与施某在6月向周才元借的100万元无关。施某在周才元与施某、刘建红的（2017）苏05民终3366号案件中还曾主张其在2011年6月10日付给王某的50万元及2011年8月8日施某付给胡某的50万元是用于归还其2011年6月向周才元借的100万元，但其主张被该案判决否认。施某在本案中又提出新的说法，其陈述前后矛盾、反复多变，反映了其虚假陈述的事实。施某与周才元的债权债务已通过之前双方的多起诉讼案件解决，不应由其再不断提交材料混淆已被法院查明的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周才元主张其原为了归还万晓宏的借款而应万晓宏指示于2011年11月12日将60万元支付给王金琴，但万晓宏在另案中对此不予认可，法院对此也未认定，故周才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金琴归还该60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王金琴2011年11月12日收取周才元60万元是否有法律根据，是否获得不当利益。周才元为证明其主张已提交了其向王金琴支付款项的凭证，并对于其认为的付款原因进行了说明，在万晓宏起诉周才元、王光侠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法院也明确周才元可向王金琴另行主张。在此情况下，王金琴主张其收取该60万元有法律根据，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金琴和周才元对于款项性质的主张及抗辩意见为：1.王金琴主张周才元于2011年11月12日向其转账的60万元系归还王金琴于2016年9月1日出借给周才元的60万元借款，借款已按周才元要求转至施某的账户，作为周才元出借给施某的借款。王金琴为此提交施某的证人证言及转账凭证。证人施某认可其从王金琴处收到的60万元系周才元向施某出借的借款，并表示其已于2011年11月11日通过施某2转账给周才元的方式归还该借款。2.周才元否认其与施某之间存在上述借款关系以及其曾指示王金琴将60万元支付给施某，并认为施某2于2011年11月11日向其支付的60万元系用于归还施某2011年6月向周才元借的100万元。3.王金琴进一步主张施某2011年6月向周才元借的100万元已经以其他方式归还，即按周才元要求于2011年6月10日转给万晓宏50万元，同年7月5日、7月29日转给张瑞芳共50万元。4.周才元否认施某向万晓宏及张瑞芳付款100万元与周才元存在关联。本院就此认为，其一，王金琴未提供周才元指示施某将款项直接归还至万晓宏、张瑞芳账户的证据。在万晓宏起诉周才元、王光侠要求归还借款的案件中，万晓宏与周才元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借款和还款进行了确认，周才元没有主张、万晓宏也未确认过周才元向万晓宏的还款中包括施某2011年6月10日转给万晓宏的50万元。因此王金琴主张施某2011年6月向周才元借的100万元是通过转账给万晓宏、张瑞芳的方式归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在施某所称的关于上述100万元借款的还款事实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应推定周才元所称的关于该100万元的还款事实成立，即该100万元中的60万系通过施某2于2011年11月11日转账给周才元60万元归还，则施某2转账的该60万元不可能用于归还周才元2011年9月1日向施某出借的60万元。因此王金琴认为周才元与施某之间存在该60万元的借款关系依据不足。其三，因王金琴未能提供周才元指示其将60万元直接支付至施某账户的证据，其称付给施某60万元是周才元给施某的借款也依据不足，故王金琴主张其与周才元之间存在60万元借款关系并已按周才元要求给付借款亦没有依据。因此王金琴认为其周才元向其转账60万元系周才元向其归还借款的抗辩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王金琴收取周才元的6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王金琴应将该款返还给周才元。综上，周才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王金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军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