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庾继萍，女，196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明，苏州市吴江区平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苏州市吴江区平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富成彩板组合活动房厂，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朱家浜村18组。投资人：李儒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儒启，男，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椿，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列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列两被上诉人。上诉人庾继萍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富成彩板组合活动房厂（以下简称富成厂）、李儒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2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庾继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严重违背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庾继萍自2014年2月8日起开始与李儒启发生业务往来，庾继萍一直按照李儒启的要求向其提供彩钢卷，并且按照李儒启的要求将其所需要的彩钢卷送至富成厂处。富成厂系李儒启个人独资的企业，故李儒启、富成厂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2016年11月30日，李儒启共结欠庾继萍货款593312元未付，经庾继萍无数次催讨，李儒启强制性将郑宝军结欠其的468295元债权以及郑文书结欠其的60000元债权转让给庾继萍，用于折抵结欠庾继萍的部分货款，李儒启强制性转让债权的行为并未经过庾继萍的同意。同时李儒启于2018年2月13日将郑宝军结欠其468295元的凭证原件取回，并签字确认原件领走，钱未付的事实，更能确认该468295元的货款李儒启并未以任何形式向庾继萍支付过。针对李儒启结欠庾继萍的593312元货款，李儒启除了以郑文书结欠其的60000元债权转让给庾继萍用于折抵60000元货款、还另行支付过5万元外，剩余483312元货款再没有以任何形式支付过。被上诉人富成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富成厂与庾继萍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庾继萍要求富成厂对李儒启应支付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李儒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彩板加工项目由李儒启、郑宝军、郑文书合伙经营。2017年11月庾继萍将郑宝军的“总结算单”原件取走，其负责与郑宝军讨要货款，说明其认可合伙项目的内部债务分担。2018年2月13日李儒启从庾继萍处将郑宝军出具的“总结算单”要回，是为了结算窗子款项，李儒启应庾继萍的要求签署“李儒启原件领走，钱未付”字样，并不能证明李儒启同意负担郑宝军的债务，且事后李儒启将原件归还给了庾继萍。退一步讲，即使李儒启未将原件归还给庾继萍，也不能证明郑宝军的债务由李儒启负担。2019年1月22日庾继萍、李儒启与郑文书就彩板加工项目的债务分担进行了明确，明确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0000元，李儒启欠65017元，李儒启与郑文书分别向庾继萍出具承诺书。因此，庾继萍、李儒启与郑文书就彩板加工项目的债务分担已达成合意，具有法律效力。李儒启仅欠庾继萍货款65017元（其中50000元已支付）。庾继萍要求李儒启支付货款483312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原告庾继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成厂给付货款48331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483312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李儒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由富成厂、李儒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4日，李儒启向庾继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由郑宝军、郑文书、李儒启等3人开彩板加工厂，现有李儒启把郑宝军欠条468295元，大写肆拾陆万捌仟贰佰玖拾伍元正欠条转给庾继萍，货款由庾继萍收回。再一张欠条郑文书欠条108774元，大写壹拾万捌仟柒佰柒拾肆元转给庾继萍，货款由庾继萍收回。如果欠条有假，李儒启负法律责任”。2018年2月13日，李儒启在内容为“2014年到2016年8月2号止：欠板子厂608069元+型材60176元-窗子199950元=欠468295元，经欠人郑宝军，2016年8月2日。注2013年窗子余款22293元加3388元未销”的总结算单复印件上书写“李儒启原件领走，钱未付”。2019年1月21日，李儒启向庾继萍出具承诺书一份，明确李儒启尚欠庾继萍货款65017元。李儒启并出具记账单一份，载明“2015年544264元，2016年49066元，合计593312元，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0000元，余李儒启65017元……”。一审庭审时，庾继萍陈述，李儒启向其出具的记账单确认富成厂结欠其2015年货款544264元、2016年货款49066元，总计货款593312元，李儒启将郑宝军出具的总结算单原件收回，债权转让失败，李儒启已支付货款5万元，尚余货款483312元。富成厂、李儒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富成厂工商登记的投资人系李儒启，但该厂系李儒启、郑宝军、郑文书三人合伙经营，总结算单为三人记账凭证，而非李儒启的债权，本案不存在李儒启将郑宝军的债权转让给庾继萍，记账单上写明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0000元、李儒启欠65017元系经过庾继萍同意的。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买卖合同交易相对方是富成厂还是李儒启；二是案涉货款未付金额是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庾继萍主张其与富成厂发生交易往来，并陈述系李儒启打电话联系后送货至富成厂的厂房；富成厂辩称，其与庾继萍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庾继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富成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李儒启结欠庾继萍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交易相对方为李儒启，庾继萍要求富成厂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从李儒启向庾继萍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证明系债权转让协议，李儒启将郑宝军结欠其的货款转让给庾继萍，债权转让已经在李儒启与庾继萍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即使李儒启将转让的债务凭证原件取回，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庾继萍与李儒启就债权转让协议达成解除合意，庾继萍要求李儒启支付债权转让前的货款，没有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债权转让协议已经约定解除或者依法定解除，庾继萍向李儒启主张买卖合同关系项下的货款，应提交证据证明货款结欠金额，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对价并不等同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之间结欠的货款金额。现庾继萍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货款结欠金额，但李儒启出具承诺书确认除作为债权转让支付对价的货款之外尚结欠庾继萍货款65017元，且庾继萍自认李儒启已经支付50000元，故李儒启尚应向庾继萍支付货款15017元。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就付款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李儒启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李儒启逾期未付，庾继萍有权要求李儒启支付剩余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庾继萍要求李儒启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逾期利息损失应以15017元为基数，自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19年10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儒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庾继萍货款1501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017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庾继萍对苏州富成彩板组合活动房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75元，由庾继萍负担4187元，由李儒启负担88元。二审中，庾继萍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发票复印件，用于证明庾继萍与富成厂之间有业务往来；证据二、李儒启汇款给庾继萍的汇款凭证两张，用于证明李儒启与富成厂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李儒启、富成厂质证认为：一、关于发票，因为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就合法性、关联性，庾继萍称发票是开给富成厂的，款项是李儒启支付的，发票是否对应双方之间的业务无法确认。二、关于汇款凭证，该项目为李儒启、郑宝君、郑文书三人合伙，李儒启支付给庾继萍的货款仅是其向庾继萍购买的部分，不足以证明为富成厂支付的款项。二审中，李儒启陈述，2014年起李儒启、郑宝军、郑文书三人合伙经营彩板加工项目，郑宝军、郑文书与富成厂没有关系。三人共投入190万元，其中李儒启投了110万元，郑宝军、郑文书两人合计投了80万元。这个项目的操作是他们三个人分别联系卖家供货，庾继萍是其中一个供货人，他们三个人分别与庾继萍联系，然后庾继萍再把货送到他们租的位于兴华村的厂房。货款的结算不是按月，也不是立即结算，而是谁有钱谁支付。他们三个人约定，任何一个人从厂房拖走货物的货值超过投入项目的本金时就应该出具欠条，他们据此来分担债务。2015年10月郑宝军退出这个项目，他们三人进行了总结算。2016年8月2日郑宝军出具了总结算单，确认欠彩板加工项目468295元。因为庾继萍对三人内部债务分担是认可的，所以将总结算单原件拿走，凭这个结算单拿钱。2018年2月13日李儒启为了向下家结窗子款，将总结算单原件拿走了，后来又还给了庾继萍。2019年1月21日李儒启、郑文书、庾继萍及其配偶四人在湖州南浔超乐宾馆就彩板加工项目债务进行协商。四人就这个项目欠庾继萍的货款达成了合意，庾继萍认可三人合伙项目内部债务的分担，明确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万元，李儒启欠65017元。同日李儒启、郑文书就各自应承担的债务向庾继萍出具了承诺书。庾继萍陈述，其和富成厂之间没有合同，一直都是李儒启联系庾继萍送货，庾继萍把货送到李儒启租的厂里，地址在兴华村。2017年11月庾继萍向李儒启讨债的时候，李儒启写了一个证明，这个证明没有得到庾继萍的同意。后来李儒启又给了庾继萍一份经欠人为郑宝军的总结算单，但是庾继萍根本不认识郑宝军，庾继萍不同意向郑宝军要钱，庾继萍让李儒启把原件拿回去，李儒启就拿回去了。2019年1月李儒启又写了一个清单给庾继萍，上面写“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0000元，余李儒启65017元”，庾继萍也不认可。当天，李儒启还给了庾继萍一份承诺书，金额为65017元，郑文书也给了庾继萍一份承诺书，金额是6万元。因为郑文书本人出具了承诺书，所以庾继萍认可扣掉郑文书的6万元。以上事实，由本院调查笔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庾继萍与富成厂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李儒启以富成厂的名义与庾继萍发生买卖关系。庾继萍提交的李儒启出具的证明、记账单、承诺书等证据，均系李儒启以个人名义出具，并未涉及富成厂，故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李儒启，庾继萍要求富成厂给付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儒启结欠货款的金额，本院认为，2017年11月4日李儒启出具证明一份，载明郑宝军欠条468295元、郑文书欠条108774元所涉货款由庾继萍收回，该份证明原件由庾继萍持有，郑宝军出具的结欠468295元的“总结算单”原件也曾由庾继萍持有，证明当时庾继萍认可郑宝军、郑文书欠条所涉货款由其进行主张；2019年1月21日李儒启又出具记账单一份，载明“郑宝军欠468295元、郑文书欠60000元、余李儒启65017元”；同时，李儒启出具承诺书一份，明确欠庾继萍65017元，郑文书也出具承诺书一份，明确欠庾继萍60000元，上述记账单和承诺书原件均由庾继萍持有，且庾继萍对郑文书结欠6万元予以认可，故李儒启结欠庾继萍的货款金额应以最后形成的承诺书为准。综上，庾继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50元，由上诉人庾继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 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张颖彤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