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民终32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增阳，男，汉族，1971年10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西峡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天曼产业园。法定代表人：胡运青，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文生，河南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增阳与被上诉人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曼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1323民初4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增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曼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是天曼公司与灵宝市旭光农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光公司）签订林权转让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已将天曼公司支付的30万元转款转给了旭光公司的股东，完成了代理义务，因代理产生的后果应由天曼公司承担。事情的经过为2015年12月30日天曼公司与旭光公司签订林权转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天曼公司应向旭光公司交20万元的合同定金。天曼公司通过上诉人转账20万元，上诉人将该20万元转给旭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宗珍，刘宗珍给上诉人出具有20万元的收款收据。10万元是旭光公司的股东刘天珍对转让合同付款方式不同意，经协商支付给刘天珍的协调费。天曼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林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天曼公司和旭光公司，该合同由答辩人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胡运青签名。上诉人仅仅是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并未在合同落款处签字。且该合同未委托上诉人代付合同定金。合同签订后，答辩人未按时支付合同款，转让合同未得到实际履行。答辩人转给上诉人的30万元，是明确委托上诉人代为支付评估费用的，该事实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认为该款系支付林权转让合同定金，这是上诉人与旭光公司之间的事情，是无权代理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一审认定该20万元系评估费，并判令上诉人返还正确。另外10万元的转款系转让林权的活动费用，但上诉人在另案中认可该10万元为支付评估费的定金，存在超越委托代理权限的情形，答辩人有权要求返还。天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樊增阳返还天曼公司支付的资产评估费3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运青与樊增阳因做木材生意认识。2015年天曼公司因经营资金困难，需要筹措资金，为此经樊增阳介绍拟用旭光公司的林权证进行抵押融资。因需对该林权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方可办理抵押，天曼公司委托樊增阳代为办理评估事宜。后樊增阳联系西峡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西峡县宏洋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公司），并经了解评估费大约需要40万元。因当时急用评估报告，而天曼公司资金困难，经协商由樊增阳先行垫支评估费用，胡运青将樊增阳垫支的评估费以借款方式给樊增阳出具借条，故此2015年12月30日胡运青向樊增阳出具了总款为40万元的两支借条。2017年4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樊增阳诉胡运青和天曼公司（2017）豫1323民初112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该案的庭审中，樊增阳称在宏洋公司进行森林资产核查勘测之前，宏洋公司要求先交10万元定金才同意开始做外业调查。为此，樊增阳于2015年11月17日替天曼公司交纳了10万元定金。对该10万元定金的性质，宏洋公司的工作人员周书会当庭作证称“该10万元为评估定金，不能冲抵评估费。待报告做出后，如果天曼公司将评估核查勘测费打入宏洋公司账户上，宏洋公司将该10万元退还给樊增阳，否则不予退还”，樊增阳对周书会的陈述无异议。后宏洋公司依据天曼公司的要求，对相关林业项目做了评估，出具并交付了西宏林核字【2015】013号灵宝市旭光农林有限公司森林资源资产核查报告以及宛博大评字【2015】33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书，并向天曼公司开出了35万元的费用发票。在上述（2017）豫1323民初112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樊增阳作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天曼公司和胡运青立即偿还其借款40万元及利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樊增阳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天曼公司和胡运青立即支付为其垫支的评估定金10万元。该案件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胡运青因公司经营所需拟用旭光公司的林权证进行融资，委托原告樊增阳办理评估等相关事宜属实。但本案原告诉请的10万元，发生在原告与案外人宏洋公司之间，且原告自认其交纳给宏洋公司的10万元是宏洋公司收取的定金，与35万元评估核查勘测费无关，宏洋公司亦称双方当时已经明确约定该10万元不能抵扣35万元评估核查勘测费，待天曼公司将评估核查勘测费全额交给宏洋公司后，宏洋公司将该10万元退回给原告樊增阳，原告对此亦认可。故原告诉请本案被告支付其10万元无相关法律依据。”故此该案件一审法院驳回了樊增阳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2018年1月8日，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受理宏洋公司诉胡运青与天曼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并作出（2018）豫1325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原告宏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天曼公司和胡运青支付资产评估核查勘测费3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二被告因业务需要，委托中间人樊增阳与宏洋公司对接，在支付10万元定金后，依据二被告要求，对其相关林业项目做了评估，出具并交付了西宏林核字【2015】013号森林资源资产核查报告以及宛博大评字【2015】第33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书，并向天曼公司开出了35万元的费用发票。但时至今日，二被告并未支付该费用，为此依法起诉。被告胡运青在本院调查时辩称，原告所说属实，但是胡运青没有直接和原告宏洋公司接触，这个费用胡运青已经给付中间人樊增阳，一共给他30万元，他有没有给原告宏洋公司，胡运青不清楚，也不管，原告可以找樊增阳去要。对于给付樊增阳的30万元，他曾经在西峡法院以此起诉过，但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原告起诉要求二被告向其支付服务合同价款款额35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胡运青辩称已经给付中间人樊增阳30万元，原告应自行找中间人索要的主张，因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实，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此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被告胡运青、天曼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宏洋公司服务费35万元”。胡运青和天曼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依法提起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豫13民终2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内乡县人民法院（2018）豫1325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天曼公司支付宏洋公司服务费35万元；三、驳回宏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天曼公司、胡运青的其他上诉请求。”判决生效后，宏洋公司向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已执结。2015年12月29日，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账1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账20万元。天曼公司诉称该30万元用以支付宏洋公司的评估费，但樊增阳并没有将该款支付给宏洋公司，并导致上述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的诉讼，故要求其返还。樊增阳对天曼公司转款一事及数额无异议，但辩称并不是非法占有。诉讼中，为支持其辩称樊增阳提供如下证据：1.旭光公司和天曼公司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复印件），上面约定有20万元定金；2.旭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宗珍和公司合伙人李天珍收到10万元的收据；3.旭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宗珍和公司合伙人李天珍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两人出具的证明。天曼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理由：1.这份证据上面甲方旭光公司和乙方天曼公司印章是黑白的，这是复印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假设合同真实性没有问题，从合同上看，这份合同是由天曼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胡运青亲自和旭光公司所签订的，天曼公司没有委托樊增阳和旭光公司签订合同，合同中也没有委托和授权樊增阳向旭光公司支付任何费用；3.这份合同签订以后，因为天曼公司没有及时支付定金，该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理由：1.因刘宗珍没有到庭，无法证实该票据系刘宗珍亲笔书写，其不具备证明效力；2.从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上看，天曼公司没有委托樊增阳向旭光公司支付购买林权证的定金，假设说天曼公司当时同意支付定金，也是由天曼公司直接支付给旭光公司，不可能是由天曼公司支付给樊增阳，由樊增阳支付给旭光公司，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说假设这份票据是刘宗珍出具的，不能排除刘宗珍和樊增阳串通损害天曼公司的权利，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方向不应当予以认定。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定该票据系李天珍本人所出具。同时，天曼公司和李天珍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天曼公司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委托樊增阳向李天珍支付购买林权证的定金，假设说樊增阳向李天珍转的10万元属实，也是樊增阳和李天珍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刘宗珍和李天珍出具的证明，1.真实性有异议，这份证明从形式上看，实际上是一份证人证言，依据证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未经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据的效力；2.依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单独对其所知的事实进行陈述及证明，但是这份证明内容是机打的，签名是两个证人同时签名的，不符合证言的形式要件，不具备证据效力。对天曼公司的异议，樊增阳解释称“我不会拿我的30万元给原告交定金，让原告去融资”。对樊增阳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而樊增阳提供的旭光公司的转让合同系复印件，天曼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即便该合同属实，樊增阳未提供天曼公司委托其与旭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关证据，天曼公司亦不追认，故该合同对天曼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樊增阳提供的第2、3组证据，从证据形式上看，属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证言的内容上看，均发生于樊增阳与旭光公司及刘宗珍、李天珍之间，因天曼公司仅认可委托樊增阳办理评估事宜，而未书面或者口头委托樊增阳向李天珍支付购买林权证的定金，故该组证据与天曼公司主张的返还评估费无关联。另查，（2017）豫1323民初112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樊增阳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载明：“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一被告胡运青因做木材生意相识，2015年二被告（即胡运青和天曼公司）因企业融资需要对部分林权评估，委托原告代为办理。原告联系西峡县宏洋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但二被告为了支付评估费而从原告处拆借资金40万元，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示了2份借条。原告后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拒不偿还，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天曼公司诉称向樊增阳转账的30万元系用以支付评估费，而樊增阳并没有将该款支付给评估公司，故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樊增阳辩称收到30万元属实，但其中20万元用于交纳天曼公司和旭光公司所签合同的定金，10万元作为好处费支付给了旭光公司的合伙人李天珍。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樊增阳收取天曼公司的30万元有无法律根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20万元是否应当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2017年3月31日樊增阳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载明“被告胡运青和天曼公司为了支付评估费而从樊增阳处拆借资金40万元，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示了2份借条”，并据此在该案中要求天曼公司和胡运青立即偿还其借款40万元及利息。天曼公司为融资需要委托樊增阳代为办理评估事宜的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本案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账20万元时间上发生在打借条之后，结合樊增阳在起诉状中的自认，可以推断出天曼公司打款的目的应当是为支付评估费用，而樊增阳并没有将20万元支付给评估公司，故樊增阳取得上述20万元无合同及其他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樊增阳辩称20万元用于支付旭光公司的合同定金，因樊增阳未提供天曼公司委托其与旭光公司签订合同或者支付款项的委托手续，天曼公司对此既不认可又不追认，故樊增阳的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10万元是否应当返还？其一，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账10万元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而上述“天曼公司为了支付评估费而从樊增阳处拆借资金40万元，并于2015年12月30日出示了2份借条”，从日期上可见，10万元应当与支付评估费无关。其二，对该10万元的性质或用途双方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在办理评估事宜过程中，按照樊增阳的自认其代天曼公司向宏洋公司交纳10万元评估定金发生在2015年11月17日，假如10万元与评估费有关联，可以推定为天曼公司向樊增阳偿还垫支的评估定金，根据生效裁判查明的事实，樊增阳在向评估公司交款时约定得很明确“10万元不抵扣35万元的评估核查勘测费，该款只有在天曼公司将评估核查勘测费全额交给宏洋公司后，宏洋公司才能退还给樊增阳，否则不予退还”，事实上10万元没有抵扣35万元的评估核查勘测费，35万元的评估核查勘测费天曼公司也没有如期交纳给评估机构而是经法院强制执行，故按照约定，该10万元应不予退还。且樊增阳系受天曼公司的委托办理评估事宜，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委托人天曼公司承担，而不应当由樊增阳承担。综合以上两点，天曼公司以樊增阳未将转账所得的10万元用以支付评估费为由主张返还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樊增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20万元。二、驳回原告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承担1933元，被告樊增阳承担386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的。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中除证据认定外的其他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12月30日，旭光公司（甲方）与天曼公司（乙方）签订《灵宝市旭光农林有限公司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2.现有灵宝市旭光农林有限公司所有的壹万零柒拾捌亩（10078亩）连翘经济山坡及林权证号（），经甲乙双方协商价为伍佰万元整转让给乙方（500万元）经办责任和过户一切手续全由甲方出面办理，有乙方配合，过户经费由乙方承担。……5.本合同生效后，由乙方当天在甲方指定账户转入定金贰拾万元整，作为合同生效支付定金……。”该合同旭光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刘宗珍签字；天曼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胡运青在“法人委托人”处签名，合同首部天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处注明内容为：“胡运青委托人”，樊增阳在“委托人”后签名。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天曼公司与樊增阳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2.天曼公司向樊增阳支付的30万元应如何定性？对上述争议问题，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天曼公司与樊增阳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天曼公司以其委托樊增阳代为办理林权评估鉴定事宜，并向樊增阳转账30万元用以支付评估服务费，但樊增阳未向评估机构宏洋公司支付，导致法院判决天曼公司向宏洋公司支付服务费35万元，其利益受到损失，樊增阳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收到的涉案30万元。天曼公司以上述理由提起本案诉讼，除应举证证明其向樊增阳支付30万元外，还应证明其支付30万元目的是用于支付评估服务费，同时还需证明因樊增阳未按照约定支付该项费用导致其利益受到损失。本案中，樊增阳对双方存在委托办理林权评估事项、收到天曼公司的30万元转款及法院判决天曼公司向宏洋公司支付评估服务费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否定涉案的30万元转款系用于支付宏洋公司的评估服务费。因此，天曼公司仍需就该转款系用于支付宏洋公司的评估服务费进行举证，因涉案30万元转款没有注明款项用途，在天曼公司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真实用途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应认定天曼公司主张与樊增阳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二、关于天曼公司向樊增阳支付30万元的性质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天曼公司与樊增阳之间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可以认定的至少有三重，其一为天曼公司委托樊增阳与旭光公司联系林权转让事宜，其二为委托樊增阳与宏洋公司联系林权评估事宜，其三为委托樊增阳代为垫付评估定金及服务费事宜。樊增阳主张天曼公司另委托其向旭光公司支付林权转让合同定金及协调费，天曼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也主要针对此展开，该争议问题也即天曼公司向樊增阳支付的30万元到底是支付林权转让合同的定金与协调费还是支付评估机构的服务费？和本案存在关联的樊增阳起诉的民间借贷案和宏洋公司起诉的服务合同案中，各方当事人也曾围绕此问题进行抗辩，且两起案件对该问题均未明确认定。本案相关证据显示，2015年12月29日-30日，天曼公司、胡运青与樊增阳之间共产生四笔经济往来，即29日的一笔10万元转账，30日的一笔20万元转账和两张各20万元的借条。双方对评估服务费数额是40万元及两张各20万元的借条系用于宏洋公司的评估服务费不持异议。假设天曼公司关于两笔共计30万元的转账系用于宏洋公司的评估服务费成立，则其在已向樊增阳出具40万元借条的情况下无需再向樊增阳转账30万元，相反亦成立即如果天曼公司已向樊增阳支付了30万元的评估服务费则其已没必要再向樊增阳出具数额为40万元的借条。天曼公司辩解称，29日的10万元系用于评估过程的协调费，30日的20万元发生在40万元借条之后。该辩解意见与之前两起案件中天曼公司关于已向樊增阳支付30万元评估费的陈述前后矛盾，而且与其本次起诉对该10万元一并提起主张的行为也存在矛盾。同时，天曼公司向樊增阳出具的借条数额为两张各20万元，如果借条出具后又在同一天转账支付了20万元，其完全可以索回其中的一张借条，但直至2017年樊增阳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天曼公司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未索要该借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采取了其他补救措施，相关行为足以让常人对其前述辩解意见产生合理怀疑。相反，根据天曼公司与旭光公司的林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生效后由天曼公司当天向旭光公司支付定金20万元，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该时间与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款20万元的时间吻合，樊增阳还持有同一天向旭光公司股东刘天珍账户存入10万元及第二天向刘天珍账户转入6万元的银行客户回单，刘宗珍向樊增阳出具了收到20万元定金的收据及说明，刘天珍向樊增阳也出具了收到10万元协调费的证明，上述证据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已达到了民事证据证明事实盖然性的要求，可以印证樊增阳关于涉案30万元转款系支付与旭光公司的林权转让合同定金及协调费的抗辩意见。综上，本案在现有证据下宜认定天曼公司向樊增阳转款30万元应系用于支付旭光公司林权合同定金及协调费。天曼公司答辩称其未委托樊增阳向旭光公司支付合同定金及协调费，樊增阳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林权转让合同因其未付款，没有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如果天曼公司认为樊增阳超越代理权侵害其利益，其应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向樊增阳主张权利，如果其认为不应当向旭光公司支付合同定金及协调费，其应依据双方之间的林权转让合同关系向旭光公司主张权利，其相关答辩意见均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应处理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樊增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2019）豫1323民初49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为10100元由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彬审判员 李郧钦审判员 李晓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