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1民初4912号原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558号第2幢101－108室。法定代表人：陈炬，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建超，男，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欢，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济民，男，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被告：张小磊，男，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告：王俊，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华君，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松，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苟光茂，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原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与被告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同纠纷（审理中变更为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无法直接向被告张小磊、苟光茂送达有关法律文书，本案转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王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王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王俊不服民事裁定，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20）浙06民辖终26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诉讼过程中，原告红阳公司明确本案请求权基础为行使追偿权，并变更本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红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建超、王和欢，被告陈济民，被告王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华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小磊、苟光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2015）青执字第7838号案件的执行款项508875.76元、（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的上诉费8747.20元，合计517622.96元，并赔偿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红阳公司与案外人郭某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ＨＹ-2011-ＮＢ-153），红阳公司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委托给郭某组织施工，合同所涉工程项目实行全额包干，自负盈亏。郭某同时向红阳公司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陈济民作为其代理人负责办理涉案项目的工作，并签署涉案项目的一切合同和文件。后涉案项目实际上由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共同施工，四被告系合伙关系，均为涉案工程项目的共同实际施工人。四被告在合伙经营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期间，产生许多外债，至今红阳公司已为四被告垫付7000余万元。其中，因被告拖欠上海鸿然贸易商行材料款，导致红阳公司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案号（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因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要求红阳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故红阳公司代被告缴纳了8747.20元上诉费，并最终于2016年1月20日为被告垫付了508875.76元执行款【执行案号：（2015）青执字第7838号】。被告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多次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上述案件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综上，原告认为四被告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在合伙经营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期间产生了许多外债，致红阳公司已为四被告垫付了上述款项，故红阳公司有权向四被告追偿。考虑到实际情况，原告先就涉案中的垫付款进行追偿，并保留对其余部分垫付款另行追索的权利。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陈济民辩称，红阳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0日，此时工程刚开始，郭某无先见之明会授权委托给答辩人。答辩人在受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该授权委托书；答辩人至今未与红阳公司结算账目，红阳公司还有工程款未付清，涉案款项已在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不同意红阳公司提出的返还垫付款的诉讼请求。王俊辩称，1、本案有遗漏当事人，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红阳公司之间具有合同关系的是郭某，而非本案四被告，无论从合同相对性还是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郭某是本案当然的被告，而红阳公司无视案件事实，勾结郭某损害四被告合法权益，答辩人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应当追加郭某为本案的被告。涉案工程先由郭某承建，郭某与红阳公司是内部分包还是转包？工程给四被告，究竟是分包，还是郭某与四被告是合伙关系？这些重要的法律关系，是决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关键点，通过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本案应该是郭某承包了红阳公司的项目，之后把涉案工程项目转包给本案四被告还有其他当事人。另外，答辩人于2015年将涉案工程项目合伙份额转让给朱震，答辩人不再享有权利义务，不应作为被告；2、请求驳回红阳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双方之间没有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因涉案工程款除房屋抵偿部分外，建设方都汇入红阳公司，陈济民涉及刑事诉讼过程中，涉案的账册由红阳公司取走至今没有返还，也没有结算，更未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结算，双方权利义务存在不确定状态。同时，除了运河文化城项目外，红阳公司与陈济民或郭某之间还有云南项目、南通项目、运河春天项目等。答辩人认为红阳公司存在恶意诉讼的意图，请求查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资金的结算及哪些当事人参与工程项目等。张小磊、苟光茂未作出答辩。红阳公司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到庭当事人陈济民、王俊质证如下：1、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各一份，用以证明2011年10月10日，红阳公司与案外人郭某签订《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约定红阳公司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委托郭某施工，合同所涉工程项目实行全额包干、自负盈亏。同日，郭某向红阳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陈济民作为其代理人负责办理涉案项目的工作，并签署涉案项目的一切合同和文件。陈济民经质证，对郭某签订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之事不清楚，对授权委托书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不是2011年。王俊经质证，对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明涉案项目第一分包人是郭某，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郭某是委托人，陈济民为代理人，代理人的行为应当由委托人承担，陈济民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如果该证据于2017年形成，证实本案责任主体是郭某而不是陈济民，责任应当由郭某承担；2、（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判决书、红阳公司对陈济民的谈话笔录、申请调取并出示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对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的讯问、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承包、共同施工涉案工程项目，四被告系合伙关系，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的事实。陈济民经质证无异议。王俊经质证，对（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向各个当事人所作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他们作出的证词不是完全一致，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出入，红阳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是不全面的，希望法庭调取全部刑事卷宗，或出具调查令进行调取；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还谈到最开始的合伙是郭某、陈济民等，后来才演变成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后来王俊退出，朱震参加；红阳公司支付了多少款项是不确定的状态，各个当事人之间有不同的合作项目，本案不是简单的追偿问题；3、（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书、（2015）青执字第7838号执行通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代收诉讼费收据等，用以证明被告方拖欠案外人上海鸿然贸易商行材料款，红阳公司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并最终为被告方垫付了508875.76元。另，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要求红阳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红阳公司代缴了上诉费8747.20元。陈济民经质证无异议。王俊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认可，青浦区法院认定陈济民与红阳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是挂靠关系，两者法律后果不同，涉及到当事人责任的承担，也涉及到本案的责任主体；4、陈济民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6日、2015年10月27日分别向红阳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三份，用以证明陈济民自愿承担（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民事判决、（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诉讼案件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的事实。陈济民质证无异议，认可承诺书由其本人出具。王俊质证认为，这是陈济民单方作出的承诺，并没有得到王俊的认可。陈济民为证实其辩述意见，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红阳公司、王俊质证如下：5、红阳公司于2019年8月4日向陈济民发送的催款函一份，陈济民回复函一份，用以证明陈济民没有欠红阳公司债务，陈济民要求重新结账，红阳公司没有同意，双方之间没有进行过结算。红阳公司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催款函、回复函恰恰能够证明包括陈济民在内的四被告是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红阳公司实际为被告方垫付了大量资金，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不存在与被告方工程结算的问题，红阳公司为被告方垫付应由被告方承担的债务，理应有权向被告方追偿。王俊经质证，对催款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催款函接收的主体是陈济民、郭某，基于该催款函，基本事实、主体和法律关系已明确。而回复函是陈济民的个人意思表示，财务账册在红阳公司，工程款也是汇到红阳公司，红阳公司是否抵扣上述费用，证据在红阳公司，应当进行结算，究竟欠多少，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出明确的诉请，否则请求依法不能成立。王俊为证实其辩述意见，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红阳公司、陈济民质证如下：6、退股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王俊的合伙份额已转让的事实。红阳公司经质证，认为系王俊与案外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且系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恰恰可以反映王俊是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之一，也是合伙人之一。陈济民质证无异议。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宣读并质证，本院认证如下：红阳公司提供的证据1，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系红阳公司与案外人郭某签订，结合（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可予确认。授权委托书反映的陈济民为郭某代理人的事实与红阳公司、陈济民的庭审陈述及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的事实不一致，对本案各方当事人就涉案工程项目建立的法律关系，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2，（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判决书系生效法律文书，到庭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红阳公司对陈济民的谈话笔录及上海市闵行区公安分局对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的笔录，到庭当事人红阳公司、陈济民、王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就涉案工程项目建立的法律关系，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3，到庭当事人陈济民、王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4，系陈济民向红阳公司出具的承诺书，陈济民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陈济民提供的证据5，系红阳公司与陈济民之间的往来函件，红阳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陈济民发送给红阳公司的回复函，系陈济民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王俊提供的证据6，系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9月，案外人郭某（红阳公司确认郭某为工程承接人，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王俊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项目承接人还包括陈济民、张小磊）从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工程（又称克拉嗨谷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工程项目）。红阳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了《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施工合同》。同年10月10日，红阳公司与郭某签订《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任命郭某为项目负责人，合同对双方职责、经济结算、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作出约定，郭某负责项目的出资及各种规费、税费，红阳公司按工程结算总造价收取2%的管理费，工程款由红阳公司收拨。几个月后，陈济民接手涉案工程项目，并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经营，共同出资进行施工建设。2013年7月该工程竣工。2015年6月9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起诉红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起诉要求红阳公司支付木材、板材货款3177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红阳公司答辩称，江苏省宿迁市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由红阳公司以及红阳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包，其负责土建与安装。陈济民为红阳公司系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与红阳公司为内部承包关系。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项目部未经工商登记，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未经红阳公司授权下，无权对外签订相应的合同，故系争合同为陈济民个人所签订，而非红阳公司。该案经审理查明，木材买卖合同于2012年8月22日签订，买受人处由经办人苏然茂签字，并盖有红阳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工程项目部章。陈济民于2013年7月29日向上海鸿然贸易商行出具确认书，确认欠款金额及还款计划；苏然茂向上海鸿然贸易商行出具对账单。本案庭审中，陈济民陈述苏然茂系苟光茂招用。该案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判决，判决红阳公司支付上海鸿然贸易商行货款297700元，并支付以297700元为本金自2013年2月1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的违约金。红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此红阳公司支出二审诉讼费8447.20元。2015年12月28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向红阳公司发出（2015）青执字第7838号执行通知，以红阳公司未履行（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责令其在2016年1月11日履行：1、向权利人支付497362.90元；2、交纳案件受理费4098.25元、申请执行费7414.61元，共计508875.76元。红阳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缴纳款项508875.76元。2015年7月1日，陈济民向红阳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本人陈济民因（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诉讼之需要，本人陈济民请求红阳公司委派公司职员参加诉讼，特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予以盖章。本人陈济民自愿承担上述行为及因上述案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与红阳公司无涉，系我本人陈济民的真实意思表示，特此承诺！”。因案件上诉需要，陈济民分别于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承诺书二份，再次承诺自愿承担上述行为及因上述案件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陈济民作出承诺后未向红阳公司支付款项。2017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经侦支队对陈济民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进行侦查，对陈济民进行了讯问，对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等进行了询问。本院根据红阳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的讯问、询问笔录。2017年12月19日陈济民被讯问时陈述：“2011年8月左右，红阳公司另一个项目经理郭某从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项目。2011年10月10日，郭某委托我来负责此项目，这份授权委托书签订后，郭某不负责此项目，而是由我牵头负责这个项目，由于此项目是带资施工的，所以让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与我合作，四人达成合作意向后，此项目就开始施工，2013年7月，此项目全部完工。王俊占项目股份35%、张小磊占项目股份30%、我占项目股份20%、苟光茂占项目股份15%；2011年10月至2013年7月，四人合伙期间没有别的股份进来入股，但2015年下半年，朱震对我讲王俊的股份已经转让给朱震了，但这件事王俊没有对我讲过，我也没有问过王俊；关于结算工程款，根据江苏运河公司与红阳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到一定程度，支付相应的工程款，每次到需要支付工程款时，我到江苏运河公司协商支付工程款之事，江苏运河公司同意支付工程款时，我则去红阳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拿到江苏运河公司，江苏运河公司收到发票后，将工程款打到红阳公司的账户上，红阳公司收到工程款后，扣掉相关的费用，将工程款转到我的个人卡，我再把工程款付给相关的供应商及支付员工费用；此项目的总费用是4亿6仟8佰万元（根据陈济民自己的预算），目前，江苏运河公司已支付的费用2亿5仟8佰万元”。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28日陈济民被讯问时陈述：“2011年4月左右，我、郭某、张小磊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克拉嗨谷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的。2011年10月，郭某退出来，后来由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一起合作。郭某退出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但郭某给我出具了一张“授权委托书”。克拉嗨谷项目是我们四人垫资施工，红阳公司不出资金，但收取工程总价2%的管理费”。2018年1月15日，张小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与陈济民合作项目有二个，一个是他挂靠在红阳公司名下承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另一个是以宿迁市忠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接的运河春天项目。2011年9月左右，我、郭某、陈济民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的，几个月后，郭某退出来，所以我与陈济民把王俊、苟光茂一起叫来合作，一直到2013年5月左右这个项目完成；苟光茂负责现场工人，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王俊负责资金的调度，我负责配合他们三人的工作。王俊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朱震这个事不清楚”。2018年3月2日苟光茂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通过郭某认识陈济民、张小磊、王俊。2011年，陈济民通过张小磊的关系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后来这个项目由郭某、陈济民以红阳公司名义与开发商江苏中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2011年9月，这个项目正式施工。2012年5月，郭某由于资金上的问题退出了此项目，由陈济民、张小磊、王俊、我合伙。项目部管理层最多的时候有50人左右，但实际的控制人还是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我负责现场工人及施工，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王俊负责资金的调度，张小磊负责配合我们三人对外协调工作”。2018年6月19日王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与陈济民有一个合作项目，具体是陈济民挂靠在红阳公司名下承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是江苏中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面的子公司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9月左右，张小磊、郭某、陈济民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了‘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施工合同是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几个月后，郭某退出来，后来由我、张小磊、陈济民、苟光茂一起合作。一直到2013年5月左右这个项目完成。我负责资金的调度，苟光茂负责现场工人，陈济民负责整个现场的管理，张小磊负责配合我们三人的工作”。2019年7月1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济民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授权委托书》、《法人委托书》、《用章申请书》、缴纳社保记录、《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等证实，陈济民接替郭某成为涉案项目负责人，对外以红阳公司名义开展项目活动，红阳公司为陈济民代缴社保；证人郭某、黄某、顾某证言证实，红阳公司结算工程款的流程和方式及所需资料，涉案项目约定由陈济民自负盈亏，但因系内部承包故资金结算均由红阳公司出面，后在对账结算中发现陈济民使用虚假印章擅自将应抵作工程款的房产出售获利；证人张小磊、苟光茂、王俊证言证实，2011年9月左右，涉案项目由郭某、陈济民、张小磊合作从江苏运河公司承接，施工合同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几个月后，郭某退出，陈济民与张小磊等人合作投资，2013年5月左右工程完工。陈济民与红阳公司签订过数个《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在昆明官渡、盐城射阳等地承接工程，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基本同文化创意园工程。该案对红阳公司与陈济民身份关系，结合双方对涉案项目责、权、利的约定，项目的来源、实际出资、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予以综合考虑，认为双方实际上属于挂靠关系，即陈济民借红阳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工程项目，并自负盈亏，红阳公司收取管理费用。2019年8月4日，红阳公司向郭某、陈济民发送了催款函，其中载明：“由你方承包经营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发展有限公司的江苏运河文化创意园配套用房、设备基础项目，因你方原因，导致我司大量涉诉，…我司垫付金额约达798.05万元，…我司特发函给贵方，要求贵方在接函后速妥善解决上述欠款的支付事宜…”。陈济民于2019年10月11日进行回复，认为双方未对账，要求进行账目清算。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一、红阳公司因垫付涉案工程项目材料款能否向陈济民等四被告追偿；二、红阳公司在双方未结算的情况下能否主张追偿权。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红阳公司主张涉案工程项目由郭某承包，后转包给陈济民，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出资，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红阳公司垫付的款项应向四被告追偿。陈济民则陈述其与郭某合伙承接涉案工程项目，后郭某退出，陈济民与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出资实际施工完成涉案工程项目。王俊认为根据授权委托书，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郭某，而非四被告。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涉案工程项目并非红阳公司直接从建设方承接，系郭某等人承接后借用红阳公司的资质承包施工，红阳公司系被挂靠单位。陈济民、张小磊、王俊在公安机关讯问、询问时陈述，郭某以红阳公司名义与江苏运河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几个月后退出；苟光茂陈述郭某于2012年5月退出。之后，红阳公司与陈济民等人之间就涉案工程项目虽未签订协议，但实际履行方式是陈济民与合伙人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共同出资、组织人力进行施工，自负盈亏；红阳公司收到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等之后支付到陈济民账户，符合工程挂靠的实质要件，该事实亦在（2019）沪0112刑初1233号刑事案件中查明；红阳公司提供的郭某与陈济民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红阳公司庭审中陈述是郭某于2017年提交，故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期间，红阳公司并非基于该授权委托书向陈济民过付工程款，该授权委托书反映的实质内容与红阳公司、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等当事人陈述的涉案工程项目投资、收益情况也不一致，陈济民等人与郭某之间不能认定为代理、被代理关系。故王俊要求追加郭某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红阳公司不同意追加，本院亦不予准许。（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件所涉的材料买卖合同由苟光茂聘用的苏然茂签订并出具对账单，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22日，供货时间为2012年8月22日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陈济民个人亦出具过分期付款承诺。因该买卖合同发生在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合伙施工涉案工程项目期间，用于该工程项目的材料，购买主体和材料款支付主体应为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陈济民等合伙人对其施工期间所欠付他人材料款的债务应承担偿还责任，而红阳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因债权人直接向其主张，又基于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行为而实际发生垫付，现就垫付款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提出追偿，追偿对象适格。王俊认为涉案工程项目遗漏了其他合伙人，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庭审中要求调取（2019）沪0112刑初1233号案件卷宗。本院认为，关于合伙事宜及涉案工程项目的来源、运营情况，王俊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作明确陈述，其陈述的内容与陈济民、张小磊、苟光茂的陈述基本一致，即使有遗漏合伙人，红阳公司未进行主张亦在其诉讼权利处分范围内；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在（2019）沪0112刑初1233号生效刑事判决中已查明，本院对王俊提出的调卷申请不予准许。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陈济民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7日出具三份承诺书，承诺自愿承担（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165号案件及上诉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从张小磊、苟光茂、王俊的陈述来看，陈济民负责整个（工程）现场管理，陈济民因合伙事务作出的承诺，效力及于其他合伙人。故根据陈济民出具的承诺，本案追偿不以项目结算为前提。陈济民等实际施工人，与红阳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权利。陈济民辩称，涉案垫付款已在建设单位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但对该辩称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陈济民、王俊提出的工程项目未结算，垫付款已在工程款中扣除的辩述意见不予采信。另，王俊主张其合伙份额已转让给案外人朱震，本案中仅提交了协议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因转让合伙份额涉及到受让人的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本案中亦无证据证实该事实，对王俊的辩述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以红阳公司运河文化创意园项目部名义合伙施工期间，购买工程所需木材所欠他人的材料款应由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承担，现由红阳公司垫付，红阳公司诉请要求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返还并主张逾期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中货款、逾期违约金、诉讼费应纳入追偿范围，申请执行费7414.61元系红阳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产生的费用，不应向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追偿。故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应返还的款项金额为510208.35元。张小磊、苟光茂未到庭参加诉讼，但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应返还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垫付款510208.35元，并赔偿以510208.35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赔偿以510208.3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76元，由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9元，陈济民、张小磊、王俊、苟光茂共同负担88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晓华审 判 员  王 玲人民陪审员  何 侠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徐春燕?????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