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9民初4074号原告：沈红梅。原告：华和军。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明，苏州市吴江区平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苏州市吴江区平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高旭。被告：苏州合大众菜篮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城配快运分公司。负责人：孙峰。被告：苏州合大众菜篮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武华。被告：苏州都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刚，江苏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江苏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05号尼盛广场9层901、903、905-02室。负责人：柯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超，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硕，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红梅、华和军与被告刘高旭、苏州合大众菜篮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城配快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合大众分公司）、苏州合大众菜篮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大众公司）、苏州都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都好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苏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和军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被告刘高旭、被告合大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武华、被告都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刚、陈晨、被告天安苏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合大众分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红梅、华和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沈红梅、华和军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儿子沈昊东死亡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4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9870.5元、亲属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期间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10000元，合计1043870.5元，要求天安苏州公司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110000元，尚余933870.5元，根据事故责任刘高旭、合大众分公司、合大众公司、都好公司应共同承担损失的50%，即466935.25元，合计576935.25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高旭、合大众分公司、合大众公司、都好公司及天安苏州公司支付。庭审中，沈红梅、华和军变更诉请死亡赔偿金为1049203.2元[（23836+5636）*1.78*20]。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7日4时52分许，沈红梅、华和军的儿子沈昊东驾驶车牌号为苏Ｅ×××××的小型轿车（下称小轿车）搭载乘客潘朱枫沿江苏省S258省道由北向南行驶至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路口北侧时，撞击前方同方向行驶的刘高旭驾驶的苏Ｅ×××××中型厢式货车（下称厢式货车）车尾，造成双方车辆受损、沈昊东、潘朱枫受伤的交通事故。后沈昊东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沈昊东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刘高旭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潘朱枫无责任。另查厢式货车系合大众分公司所有，该车交强险及商业险均投保于天安苏州公司。现沈红梅、华和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刘高旭辩称，对事故的发生没有异议，对责任认定有异议，其是等红灯时被追尾的，没有违反交通法规，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另外其是都好公司的员工，事发时是职务行为。都好公司辩称，对事故的发生没有异议，但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责任划分有异议。事发时沈昊东存在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红灯路口实线变道、通过交通路口时红灯未减速停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遇紧急情况处理不当；且根据交警队的笔录显示沈昊东有酒驾行为，沈昊东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时刘高旭系职务行为，刘高旭所驾驶的厢式货车系其挂靠在合大众公司，该车在天安苏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应当先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之外的责任由其和挂靠公司共同承担。合大众分公司未作答辩。合大众公司辩称，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意见同都好公司意见。另厢式货车系挂靠在合大众分公司，合大众分公司是其下属分支机构，都好公司是实际车主，保险公司之外的赔偿责任应由都好公司承担。天安苏州公司辩称，厢式货车在其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对事故的发生没有异议，但对责任认定有异议。刘高旭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无责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刘高旭负有事故责任，因事发时厢式货车总质量为7.3吨，超4.5吨，刘高旭应当提交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及营运证等相应证件，否则依据商业险条款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拒赔。诉讼费其不承担。另事故还有另一伤者潘朱枫，交强险应为其预留相应份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7日4时52分许，沈昊东驾驶小轿车搭载乘客潘朱枫沿江苏省S258省道由北往南行驶至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路口北侧时，撞击前方同方向遇红灯减速准备停车的刘高旭驾驶的厢式货车车尾，造成双方车辆受损、沈昊东、潘朱枫受伤的交通事故。后沈昊东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9年5月20日，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复核后重新做出），载明事发现场位于江苏省258省道、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村道路口处北侧。258省道事发路段为南北走向，道路中心由绿化带分隔，同方向两条机动车道，道路两侧设有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漆划分道标线。丰民村村道为东西走向，与258省道呈十字形平面交叉，该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沥青路面平坦干燥，事发时为凌晨，有路灯照明。当事人沈昊东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疏于观察路面情况，操控车辆不当，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刘高旭驾驶制动灯光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原因；当事人潘朱枫不具有对本事故的形成起作用力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并认定沈昊东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刘高旭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潘朱枫无责任。另查明，都好公司与合大众分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都好公司将案涉厢式货车挂靠在合大众公司名下，挂靠期限自2013年10月18日起至2023年10月17日，挂靠费9000元/年；该车的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合大众分公司，总质量7300kg，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10月；厢式货车在天安苏州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10月18日0时起至2019年10月17日24时止。天安苏州公司提供合大众分公司在该公司购买保险时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内容载明：“本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对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内容均属事实。”上述内容以黑体加粗形式记载，合大众分公司在投保人签名处盖章。天安苏州公司提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以下简称《商业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以下简称《免责事项说明书》），其中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上述内容在《商业保险条款》中以黑体加粗形式记载。审理中，潘朱枫表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伤势并不严重，放弃在交强险内向对方主张赔偿的权利。另查，沈红梅、华和军曾就本案所涉纠纷于2019年7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案号(2019)苏0509民初10410号并历经两次庭审，沈红梅、华和军于2020年1月20日申请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形成本案。在上一案件中经各被告共同申请，本院曾前往交警队调取事故发生时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图、现场勘验照片及以下证据：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载明：查验时小轿车转向、前大灯、前保险杠、引擎盖、前挡风玻璃、左侧车门、车壳等撞坏，尾灯有效，行车制动有效。厢式货车后防护栏、右后尾灯、后因轴、车厢等撞坏，左后制动灯无效，其他灯光有效，反光标识有效，转向灵活，行车制动有效。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日期2019年3月18日，鉴定材料沈昊东血液，鉴定日期2019年3月18日，经检验，委托单位送检的沈昊东血液中乙醇浓度为0mg/100ml。交警部门对周斌豪、李想、倪江威的询问笔录，三人分别陈述到事发前一晚与沈昊东、潘朱枫等几人一起前往酒吧，期间沈昊东出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看到他，但没看到他喝酒。潘朱枫在2019年3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沈昊东自称“喝得不多，人还比较清醒”，在3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又陈述“我以为他去了酒吧就肯定会喝酒，其实我没看到他饮酒，也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喝，只是一起约了去酒吧玩”。监控视频显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夜间，十字路口，有路灯照明。事发时厢式货车行驶至该路口遇红灯减速准备停车，小轿车从厢式货车后方以较快速度驶来并撞击厢式货车右后尾部，转了一圈后车头再次撞到右侧护栏后停下。以上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监控视频、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明、投保单、交强险、商业险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手册》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车辆挂靠合同、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沈红梅、华和军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该事故认定书系经复核后做出，用以证明双方的事故责任。都好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认为，1、撞击时间发生于凌晨4时52分左右，而沈昊东一夜未休息，系疲劳驾驶；沈昊东存在超速行驶、路口实线变道、通过交通路口时遇红灯未减速停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遇紧急情况处理不当的行为，而事故认定书中均未载明；沈昊东明知前方是红灯也没有进行任何减速，且左打方向越过实线撞击刘高旭的厢式货车，原因只可能是睡着了或故意撞击；2、事故认定书并未载明对沈昊东、刘高旭进行血液检测，而潘朱枫的询问笔录中显示沈昊东存在饮酒行为；3、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现场的描述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发时刘高旭系在路口等待红灯放行，而沈昊东驾驶小轿车越过实线撞击相邻车道内刘高旭驾驶的厢式货车，事故认定书中对此未作描述；4、刘高旭驾驶的厢式货车制动灯光不符合标准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厢式货车已经检验合格并通过年检，该制动灯光不符合标准系沈昊东撞击所致，故刘高旭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沈昊东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高旭、合大众公司、天安苏州公司均同意都好公司的意见。都好公司还提交事故现场照片及高德测距照片，认为沈昊东在133米路程中仅用了5秒，时速高达95.76公里/小时，而该路段限速80，沈昊东存在超速行为。沈红梅、华和军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刘高旭、合大众公司、天安苏州公司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都好公司主张的沈昊东超速行驶的意见，其提交的照片及自主测距均非专业机构作出，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其认为沈昊东睡着了或者故意撞击也仅是自行推测，无证据证实。其主张沈昊东系饮酒后驾车，但潘朱枫在2019年3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沈昊东自称“喝得不多”，在3月26日的笔录中又陈述自己其实没看到沈昊东饮酒，两次陈述存在前后矛盾；而周斌豪、李想、倪江威均表述未看到沈昊东喝酒，故仅凭潘朱枫关于沈昊东自称“喝得不多”的陈述，在无其他证据相结合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认定沈昊东系酒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公文书证，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详细勘察后，对事故成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专业性，证明力较高，无相反证据推翻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应采信作为定案依据。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载明刘高旭驾驶的厢式货车左后制动灯无效，而本次事故的撞击部位为厢式货车右后侧，都好公司认为左后制动灯无效系沈昊东撞击所致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厢式货车通过年检也仅表明在检验检测时的车辆符合相关标准，不能证明车辆事发时的状况。事发时厢式货车正处于遇红灯减速准备停车，沈昊东驾驶的小轿车从其后方驶来，事发时又正值凌晨，路面虽有路灯照明，但相较于白天视野仍有不足，厢式货车的左后制动灯无效则不能给后车以足够警示，导致后车无法及时作出判断，交警部门据此认定刘高旭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涉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系经复核后重新做出，都好公司提出的沈昊东疲劳驾驶、越实线变道、遇紧急情况处理不当的情况在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时已存在，无证据证明不在考量范围内，对其以此为由主张刘高旭无责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二、天安苏州公司主张商业险范围内拒赔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天安苏州公司认为，厢式货车总质量为7.3吨，已经超过4.5吨，故刘高旭应当提交道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证，否则依据《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且上述保险条款加粗加黑，合大众分公司也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且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对于已经在同一保险公司投保两次以上的，保险公司仅需对免责条款进行相应的提示即可。合大众分公司认为，其为厢式货车在被告天安苏州公司投保了商业险，应当由天安苏州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公司共有406辆车且连续投保，都是先将行驶证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进行报价，其将钱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业务员把保单送过去，其盖好章后再还给业务员，天安苏州公司并未在投保时交付《商业保险条款》和《免责事项说明书》。都好公司认为，1、上述条款在《免责事项说明书》中并未加粗加黑，且该条款也未明确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就是从业资格证；2、该资格证也并未纳入2017年9月1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职业资格证的目录中；3、刘高旭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并不明显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4、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该条款不能认定天安苏州公司已对投保人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进行了说明告知，该免责条款无效。刘高旭同意都好公司的意见。沈红梅、华和军要求由法院依法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合大众分公司为厢式货车在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处投保了商业险，该保险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天安苏州公司依据的保险条款系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是指保险人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主管部门核发的具体证书的种类和名称并经投保人确认，不能以有关部门核发的必备证书、资格证书、相关证书等不明确的表述替代。而上述条款中约定的“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系何种证书以及证书名称并不明确，故该保险合同条款不发生效力，天安苏州公司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三、本案具体的赔偿数额。对于沈红梅、华和军因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本院审核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沈红梅、华和军主张1049203.2元，提交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明。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具体金额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上一年度全省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上一年度全省平均负担系数*20年予以计算，故意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沈红梅、华和军主张39870.5元，根据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9741元/年计算6个月。天安苏州公司无异议；刘高旭、合大众公司、都好公司均请求法院依法认定。本院根据沈红梅、华和军主张的2017年统计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确定丧葬费为39870.5元。3、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误工费。沈红梅、华和军主张合计10000元，未提交任何证据。天安苏州公司认为死者是本地户口，交通事故也发生在本地，处理丧葬事宜不会产生过高的交通费；误工费也未提交有误工损失的证据，故仅认可按2020元/月的标准计算3人7天。刘高旭、合大众公司、都好公司均请求法院依法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沈红梅、华和军的该项主张具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标准，考虑到沈昊东、沈红梅、华和军均系吴江区户籍，事故发生地亦在吴江，故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000元。关于误工费，沈红梅、华和军未提供相应证据，因天安苏州公司认可按2020元/月的标准计算3人7天，表明认可存在误工损失，故本院酌情按2020元/月支持3人7天，为1414元。故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合计为2414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沈红梅、华和军主张50000元，要求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天安苏州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有异议，且即使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沈昊东也是负主要责任，应当减轻被告方的责任，承担15000元；刘高旭、合大众公司请求法院依法认定，都好公司同天安苏州公司意见。本院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受害人的受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责任等因素确定。沈昊东因事故死亡，其家人精神上受到伤害，赔偿义务人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之间，刘高旭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为次要责任，故应按比例计算。结合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本院依法认定沈红梅、华和军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据上，沈红梅、华和军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39870.5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误工费24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小计1106487.7元。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对于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发生时，厢式货车在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且在上述保险期间内发生了交通事故，天安苏州公司应依法对受害人予以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及保监会制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规定及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的事实，每份交强险赔偿分为：医疗费用赔偿包括医药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理的后续治疗费、营养费等，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因事故另一伤者潘朱枫已明确放弃交强险赔偿份额，故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沈红梅、华和军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其次，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996487.7元应由交通事故的责任人按照交通事故责任分担。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为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被告刘高旭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因被告刘高旭系职务行为，应由雇主都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又因都好公司与合大众分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将厢式货车挂靠于合大众分公司，合大众公司收取管理费。当挂靠人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予支持，故应由被告合大众分公司与被告都好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30%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合大众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对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应由设立该分公司的总公司即合大众公司承担。又因被告合大众分公司为厢式货车在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处投保了商业险，故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对原告沈红梅、华和军的损失依法承担298946.31元（996487.7*0.3）的赔偿责任。综上，故被告天安苏州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总计408946.31元。被告合大众分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本案被告天安苏州公司仅因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保险责任，诉讼费应由侵权人即被告都好公司共同负担。原告沈红梅、华和军对自身应承担的部分损失扣减不当而支出的诉讼费用应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沈红梅、华和军各项损失共计408946.3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的账户；或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江支行营业部，账号：62×××61）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42元，由原告沈红梅、华和军负担420元，被告苏州都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222元并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至本院（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江支行营业部，账号：62×××68）。原告沈红梅、华和军已经预交的诉讼费用中的1222元，本院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审 判 员  程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赵丽丽书 记 员  陈 洁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