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月芹，女，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丽，女，198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凯，男，199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宝，山东平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明波，男，196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秀晓，男，198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从泉，男，196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上诉人毛月芹、徐春丽、徐春凯因与被上诉人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3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毛月芹、徐春丽、徐春凯上诉请求：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依法赔偿三上诉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与三上诉人共同偷捕鱼证据不足，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判决认定“首先三被告与二死者共同到水库偷捕鱼事实应当认定………。”上诉人认为了除了法律规定的免证事实之外，对一切案件事实的认定，以证据为准，否则便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对于判决认定的受害人与三被上诉人到水库偷捕鱼，缺乏相应的证据证实。偷捕鱼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事实应当以行政机关的认定为准，民事判决不能界定行为在行政法上的性质，否则有越权之嫌。庭审中查明，受害人以及三被上诉人捕鱼的水库里的鱼，不属于受害人以及三被上诉人所有，属于第三人所有，三被上诉人辩称捕鱼没有经过所有权人同意。但是，二受害人是否与所有人联系过，所有人是否许可?此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在本案除了当事人陈述，无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受害人与三被上诉人是偷捕鱼。二、(2020)鲁0683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认定二死者溺水死亡的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释法说理不能令上诉人信服。1、一审判决认定：“各参与人有的提供渔网，有的提供船只，有的提供面包车，有的提供船只，有的提供面包车，并且共同抬船到水库，虽然参与的过程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被动说服，但最终达成了合意并实施了合意。”上诉人认为侵权责任领域过错同样区分为故意与过失。如果一审认定偷捕鱼的事实是成立的，三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明知偷捕鱼是违法行为，没有劝阻，反而陪同前往，三被上诉人的行为促成了本次偷捕鱼行为的实施，具有共同的过错。被上诉人叶秀晓在派出所陈述：“是毛从和、毛从泉先提出捕鱼。”被上诉人毛从泉的行为是这次违法捕鱼组织者，具有明显过错；被上诉人毛从泉打电话给毛从和，纠集其参与捕鱼；三被上诉人明知二死者亦未穿戴救生设备，反而穿着不利其逃生的“水叉裤”，驾驶船只为自制，没有相关检验、审批手续，在没有照明设备帮助下深入水位极深的水库捕鱼，是高度危险的行为，三被上诉人作为高度危险行为的共同实施者，对于二死者有安全保障义务，正是三被上诉人这种过失的行为，导致二死者不能及时得到救助，应当认定对二死者的死亡具有过错。2、一审判决认为“死者溺水死亡时在水库中，远离三被告，不是三被告行为造成，”否定《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对本案的适用，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一审判决仅仅把三被上诉人实施积极的身体举动理解为行为，仅仅是从自然、物理意义上理解行为，而不是从规范意义上理解行为的内涵。三被上诉人在负有救助和保护义务的情况下，没有实施积极的身体举动，也就是不作为的情况下，也是“行为人”，这种不作为与二死者的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在本案具有适用的余地。三、基于利益衡量原则，二死者的人身权应该得到保护，上诉人的请求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198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经营运输活动中，不慎被车挤死，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一审判决认为“死者与三被告共同捕鱼的行为不合法，其目标利益也是不合法的，对该财产的分配也是不合法的。援引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按照受益补偿的原则要求三被上诉人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当人身权和财产权产生冲突的时候，不但在行为人和财产所有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在行为人之间同样产生冲突，也就是二死者的人身权是否优先与三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应当保护。根据法律解释中的目的解释中的“法律不做区分，则解释不必区分的原则”，在上述司法解释中做出的“共同利益”没有区分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则此处所谓的共同利益包括了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此处的规定可以看出，非法权益是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内的，这是目的解释中的基本原则，这是二个司法解释的不同之处。本案二死者如果没有死亡，三被上诉人可以分配捕鱼利益，二死者溺水死亡，三被上诉人不承担风险，是不是造成风险和利益的严重失衡?四、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考虑法律适用的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无论是基于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公平责任原则，在排除存在法定的免责情形下，三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均负有赔偿或者补偿义务。补充：受害人徐丕民、毛从和与三被上诉人是在2019年12月7日晚5-7点钟下的渔网，在晚上11点收网的时候受害人徐丕民、毛从和出事故死亡。由于共同下网的先行行为引起了在收网的时候三被上诉人有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未尽到上述义务，是有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毛从泉答辩称，上诉人说的5-7点钟时间不对，去的时候是6点，回来的时候7点30左右。被上诉人毛明波答辩称，去的时候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都不会下网也不会划船。被上诉人叶秀晓答辩称，都是徐丕民与水利局看水库人员说好了，我们五个才去偷的船。原审原告毛月芹、徐春丽、徐春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30485.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27日晚，徐丕民（已故）、毛从和（已故）与被告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合意到水库捕鱼。徐丕民、毛从和划船到水库进行操作，三被告在岸边协助并等候，徐丕民、毛从和不幸落水，溺水死亡。原告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37562.5元，共计884142.5元。应当由三被告共同赔偿其中的60%即530485.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无争议的事实：2019年12月27日晚11时许，徐丕民（已故）、毛从和（已故）与被告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一起到水库偷捕鱼。徐丕民、毛从和划船到水库进行操作，三被告在岸边等候，徐丕民、毛从和在水库中溺水死亡。二人失联后，三被告回村里找人组织搜救，至第二天上午打捞上尸体。三原告分别是死者的妻、女、子。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徐丕民、毛从和与三被告到柞村镇林疃河水库捕鱼，是否是偷鱼。法院依法调取了派出所询问笔录一宗。其中三被告的笔录均载明，两名死者与三被告五人一起到柞村镇林疃河水库偷鱼。陶文鹏笔录载明：“我现在山东金海岸农业有限公司从事水库看守工作。我从4月份开始负责林疃河水库看守工作。山东金海岸农业有限公司在林疃河水库投放的鱼苗，安排我负责林疃河水库看守工作，防止有人偷鱼”。对于以上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根据派出所笔录中看守水库人员的陈述以及三被告的陈述，法院认定死者徐丕民系与死者毛从和以及三被告到事发林疃河水库偷鱼过程中溺水死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对徐丕民的死亡，三被告应否向原告（死者近亲属）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一、本案徐丕民的人身权是否应当保护的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将人身权利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其保护程度高于其他权利，人身权利是绝对权和对世权，非有法定情形不得侵犯，假设受害人与三被告是在从事违法捕鱼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违法捕鱼侵犯的是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当人身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和生命至上的原则，我们应当优先考虑保护人身权，受害人徐丕民的人身权应当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二、受害人徐丕民与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支持我们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在本案中我们是基于什么关系和法律基础请求三被告赔偿?从三被告在派出所的陈述，三被告认可五人共同捕鱼，有提供渔网的，共同抬船，捕鱼以后平分产品，从以上事实看，应当认定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系合伙法律关系。198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经营运输活动中，不慎被车挤死，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该批复中蕴含的法律基础，其实就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三被告基于该条规定对原告承担补偿责任，这是支持我们请求的法律基础。三、本案是否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法定的免责事由应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在法律规定之外人为添加的。《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至三十一条规定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二十六条是过失相抵原则，适用于过错责任案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排除受害人故意、第三人侵权、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法定免责事由。在没有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况下，三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毛明波主张，我们不是组织者，我们只是去帮忙，两死者都是自愿下去的，都是成年人，而且是组织者。并且我们也施救了，直到捞上人为止，所以说我们没责任赔偿。被告毛从泉主张，是徐丕民叫我去的，我没有责任，他自己在水库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出事了，我们已经尽到应尽的找人的责任了，没有责任了。被告叶秀晓主张，我觉得我没责任，是徐丕民和毛从和让我偷我哥哥的船去捕鱼，其他事情不用我做，说给我两条鱼我说不要，我就看着相好不错才去给你偷我哥哥的船。三被告均主张本次是去偷鱼，且是徐丕民、毛从和发起的，三被告均是去帮忙，捕鱼的网都是徐丕民、毛从和提供的。原告指出被告毛明波庭审中的主张跟在派出所的笔录不一致，在派出所笔录中毛明波陈述的是毛明波、徐丕民、毛从和、毛从泉提供的网。被告毛明波当庭解释，当时我是拿了个网，当时嫌弃我的网太旧了没下我的网，扔在我的面包车上，我一开始以为我的网下上了，所以在派出所我陈述的与当庭不一致，我是从派出所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网在面包车上。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三被告与二死者共同到水库偷捕鱼事实应当认定。各参与人有的提供渔网，有的提供船只，有的提供面包车，并且共同抬船到水库，虽然参与的过程中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被动说服，但最终达成合意并实施了行为。其二，三被告参与偷捕行为有共同过错，但是该过错行为侵犯的对象是鱼的所有人。即过错行为与结果（或目标结果）的对应关系是鱼的所有人的财产损失。二死者溺水死亡的结果，与三被告的过错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三，法律将人身权利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是在人身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保护人身权。本案诉讼不是与鱼的所有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不存在死者的人身权和鱼的所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该比较对本案没有实际意义。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也不适用于本案。该法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死者溺水时在水库中，远离三被告，不是三被告的行为造成，三被告不属该条所述的“行为人”，没有援引该条分担损失的事实基础。其五，死者与三被告共同偷捕鱼的行为不合法，其目标利益也是不合法的，对该财产的分配也是不合法的。援引个人合伙法律关系，按照受益人补偿的原则要求三被告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三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判决：驳回原告毛月芹、徐春丽、徐春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05元，减半收取4552.5元，诉讼保全费3172.43元，合计7724.93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2019年12月27日晚，徐丕民、毛从和与毛明波、叶秀晓、毛从泉共同到林疃河水库偷鱼，各自分别提供面包车、渔网、船只等，众人共同抬船到水库。徐丕民与毛从和划船捕鱼的过程中溺水死亡，该部分事实清楚。有三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足以证实。上诉人主张不是偷鱼，但未能举证证实，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对徐丕民的溺水死亡存在过错，亦未举证证实，其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的“合伙经营”，系指合法的经营活动，而本案死者与三被上诉人的共同捕鱼行为系非法偷鱼行为，因此，该批复不适用于本案情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关于二死者的人身权与三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之间的冲突、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等主张，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已依法作了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毛月芹、徐春丽、徐春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