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10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魏斌，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玉芳，湖北崇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湖北崇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红军，男，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铭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华烁路以北综合楼。法定代表人：汪耀琴，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午生，男，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洋洋，男，199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锦丰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同安家园一期20栋1层商1室。法定代表人：黄林林，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魏斌因与被申请人王红军、湖北铭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燊公司）、黄午生、黄洋洋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锦丰源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终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魏斌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魏斌与铭燊公司的关系仅限于运输合同关系，即魏斌根据铭燊公司的安排，利用其名下鄂Ａ×××××货车将指定货物(加气砖)由甲地运往乙地，货物的装卸由铭燊公司负责，魏斌不承担装卸义务。因此，魏斌无需雇佣装卸工。2、认定雇佣关系，首先应从形式上进行分析，即看双方是否存在书面或口头的雇佣合同。其次，在双方未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则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即要看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接受报酬;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监督。本案，由于王红军未与铭燊公司、魏斌及黄午生、黄洋洋签订书面或口头的雇佣合同，应从实质上进行分析。首先，王红军作为搬运工，其工资(即力资费)标准由铭燊公司制定，实际发放金额由铭燊公司确定，发放时间由铭燊公司决定。车主及司机无决定权。虽然铭燊公司为规避责任，要求各车司机代领力资费，但这不影响其与搬运工形成雇佣关系的事实。司机代领后，也是如数转交给搬运工。其次，铭桑公司针对搬运工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如要求每台车应配备两名搬运工，一名在车上卸货，一名在车下接送。而且铭燊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证人周某的证言，也确认装卸工由铭燊公司进行调度。搬运工的住宿也是由铭燊公司统一安排。故王红军由铭燊公司雇佣，与铭燊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与魏斌不存在雇佣关系。3、原二审判决认定搬运工是由司机在每次运货时聘请，并听从该车司机的管理。搬运工每次的工作量均由司机记账，力资费亦是与司机进行结算，与司机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搬运模式错误。首先，司机没有权利聘请搬运工。司机充其量只是个介绍人，将与其比较熟悉的老乡等介绍到铭燊公司从事搬运工作。其次，根据双方认可的力资费与运费记账单内容来看，运费与力资费是分别计算的，计算标准由铭燊公司统一制定。铭燊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也证实，力资费与运费是分开结算，运费月结，力资费半月结。最后，王红军、黄午生以及多位证人都证实，搬运工工资只是由司机代领。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王红军与魏斌存在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归责原则应为过错责任原则，而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原则。原一、二审判决依据过错原则，判决王红军承担20%的过错责任，又依据无过错原则，判决魏斌承担雇主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王红军的损失，应由各过错方按照过错程度分别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铭燊公司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王红军受雇在铭燊公司的场地上工作，为铭燊公司装卸加气砖，铭燊公司应履行人身保障义务，为王红军及其他搬运工提供必要的防护器具及防护用品。由于铭燊公司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导致损失的发生，铭燊公司对损失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黄午生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黄午生明知鄂Ａ×××××货车因故障暂停运货，在未通知车主魏斌并取得魏斌授权的情形下，擅自驾驶该货车运货，导致损害的发生，黄午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次，黄洋洋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魏斌购买鄂Ａ×××××货车，并雇请黄洋洋作为司机。黄洋洋应恪尽职守，全面、审慎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因鄂Ａ×××××货车故障，车主魏斌已通知黄洋洋暂停运货。事发之日，在魏斌未通知黄洋洋重新运货的前提下，黄洋洋擅自允许王红军装货，并将应由其本人驾驶的货车交给黄午生驾驶，黄洋洋主观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王红军对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王红军明知鄂Ａ×××××货车因故障暂停运货，在未得到车主魏斌及司机黄洋洋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往车上装货，并且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王红军对损失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原一审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原二审法院未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五项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受理业务，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不得违反规定受理与本所承办业务及其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业务。”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律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违法行为：（一）指派本所律师担任同一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代理人，或者同一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代理人的。”对于该行为，可由司法行政机关视其情节予以警告，停业整顿，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的处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五十一条也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不得与当事人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本所或其工作人员为一方当事人，本所其他律师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王红军与铭燊公司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双方在原一、二审期间委托同一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参与诉讼，违反了《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该律师事务所未向原一审法院出具豁免书，魏斌在原二审中指出了该项违法行为，原二审法院未依法纠正。而且王红军申请出庭的证人，作出了对铭燊公司有利的证言。因此，魏斌有合理的理由怀疑王红军与铭燊公司存在相互串通、虚假诉讼，损害魏斌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可能。综上，魏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原判决认定王红军与魏斌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为证人周某、骆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因魏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红军系铭燊公司雇请并具体安排到魏斌所有由黄午生、黄洋洋运营的涉案汽车上负责加气砖的卸货工作，原二审判决通过分析双方当事人认可的涉案运输费及搬运工力资费记账单及魏斌二审申请的证人、王红军一审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从而认定王红军与魏斌形成雇佣关系并无不当。魏斌有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原判决并非依据无过错原则认定魏斌承担雇主责任，而是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认定魏斌应当对其雇请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再根据雇员王红军与雇主魏斌对王红军损害的过错程度，认定魏斌承担80%的赔偿责任。在魏斌与王红军未能证明王红军系铭燊公司雇请，而黄洋洋系魏斌雇请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王红军又系黄洋洋雇请从事搬运工作的情况下，原二审判决只根据王红军与魏斌的过错程度确定王红军的损失分担比例并无不当。魏斌有关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原审是否存在严重程序瑕疵的问题。根据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律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违法行为：（一）指派本所律师担任同一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代理人，或者同一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代理人的”的规定，王红军和铭燊公司一审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中有系同一律师事务所的情形，确实违反了上述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只是规定对违反该条规定的情形的予以警告、罚款等处罚措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不包括上述情形。原二审法院未认定该情形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并无不当。魏斌该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魏斌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魏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潜勇审判员  兰 飞审判员  郭登友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虢 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