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21民初1457号原告：尹升社，男，195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寿桥，邵东县精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德新，男，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市。被告：彭楚香，女，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市。原告尹升社与被告李德新、彭楚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4日、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升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寿桥，被告李德新、彭楚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升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21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李德新是承包工程的包头，与原告系亲戚关系。2016年3月，被告因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从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4月24日止，被告先后多次向原告借款累计捌拾贰万壹仟伍佰元（821500元）。2020年4月5日，被告李德新、彭楚香出具了借条：“借条今借到尹升社人民币捌拾贰万壹仟伍佰元（821500元），所借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3月1日-2019年4月24日（有原始复件），其中不含利息，借款人李德新彭楚香，并书写了二被告身份证号码。2020年4月5日”。此后，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分文未还，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彭楚香辩称，被告李德新与被告彭楚香系夫妻关系。原告尹升社系被告彭楚香的亲姐夫，姐姐叫彭冬娥。大约从2012年起，二被告经过被告彭楚香的手，向原告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一则陆续向原告本人借了款；二则委托原告陆续帮被告向他人借钱，先由原告打条子给他人，被告彭楚香从原告处拿到借款后，再由被告彭楚香打条子给原告；上述借款利息已付至2016年，后来的利息未付。到目前为止，结合上述两种方式，二被告向原告共借821500元属实。被告李德新辩称，被告李德新曾用名李小新，对外也用过“李晓新”。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借款是经被告彭楚香之手所借，但被告李德新对案涉债务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和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德新与被告彭楚香系夫妻关系，被告李德新曾用名李小新、李晓新。原告尹升社系被告彭楚香的姐姐彭冬娥的丈夫。二被告因为投资需要资金，曾向原告尹升社，以及经原告介绍向他人有过借款。自2012年3月起至2013年间，二被告继续向原告借款，且委托原告帮二被告向其他人进行借款。另查明，原告全家现有原告尹升社、原告母亲、妻子、大儿子、女儿五口人（其父亲去世20年了）。大儿子现已32岁，因残疾无劳动能力。女儿现已19岁，已务工三年。全家主要依靠原告本人先后挖煤、做小工养家。且妻子、女儿也曾因病做过手术，花费过六万多元的开销。又查明，被告李德新和被告彭楚香作为被执行人，有执行案件在本院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之间系近亲属关系。原告尹升社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821500元，二被告对借款事实、借款总金额予以认可，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双方均认为：1、821500元借款主要由两大块构成，一是二被告向原告本人所借的借款，计377500元。二是由原告帮二被告向其他人所借的借款，这一部分借款2012年－2013年期间，彭楚香出具借条时，债权人写的是实际出借人的名字；后在2014年－2015年则改为，由原告以自己名义向其他实际出借人出具借条，再由被告彭楚香向原告出具相应金额的借条，计444000元。2、所有的借款本金，均通过原告尹升社向被告彭楚香交付现金的方式完成出借。3、被告彭楚香按月息1.5%的标准向其他实际出借人支付利息，双方约定按月息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但未向原告实际支付。被告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向原告尹升社交付利息，其他实际出借人的利息由原告代为转交，利息已付至2016年。虽然原、被告双方对证据以及借款事实均无异议，但本案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原告诉请的821,500元的诉讼标的中，对于第一部分的借款，原告尹升社在庭审中对最初借款金额、发生了几次借款、每次的借款时间以及借款金额等主要事实，均不能清楚陈述，仅笼统表示：最初是在2012年借款，后每年加上未付利息又加点钱再出借给被告，数年来累积，共欠原告本人37万多。被告彭楚香陈述，2012年3月1日向原告本人借款是7万，对后来每次的具体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也不记得了。因此，借款双方对这一部分借款金额的来源，均不能详细说明其金额构成。原告尹升社向本院提交了原告数年来亲笔记录的一个原始账本。对于原告本人借给二被告的借款，从原告提交的账本第19页的记载显示（账本上记载“李晓新：借：170000元2012年3月1日”）：2012年3月1日，含原告以及其他5位实际出借人（小春两笔、玉兰、有华、止钦、如孟）在内，被告李晓新（即李德新）共借款17万元。除去其他人的借款14.5万元，被告借原告尹升社本人的借款仅2.5万元。该账本第19页接着记载“加利息3万共20万2013.3.1号”，也与账本第23页记载“升社借给楚香（20万元）2013.3.1”后修改为“291000元2015.3.1”相印证。从上可以看出：1、被告2012年3月1日共借17万的借款中，借原告尹升社本人的借款仅2.5万元。2、2013年3月1日，原告尹升社本人并未单笔再向被告出借20万元，账本上记载的2013年3月1日的20万元，按账本的逻辑来看，系2012年3月1日的17万加利息所得。3、2015年3月1日，原告尹升社本人同样并未单笔再向被告出借29.1万元。关于2015年3月1日被告彭楚香向原告出具的“李24”号借据，即29.1万元借款的金额来源问题，虽然原、被告双方均认为29.1万元系原告本人的所有债权加利息累积所得，但该部分债权在2012年3月1日时，原告本人的债权仅为2.5万元。而且，根据被告提交的2015年度的票据“李27”号证据背面标有“升社18,000元”字样，“李20”号证据（系3万元借据）背面标有“再1升1胜英1”字样，“李17”号证据（系7.8万元借据）背面标有“升社”字样，“李19”号证据（系7万元领据）背面标有被涂划遮盖的“玉兰2升社5”字样，“李26”号证据（系7万元借据）背面标有“升社5玉兰2万”字样，可以推出这些债权凭证中也含有原告尹升社本人的其他一些出借款。这与原、被告的陈述相矛盾。此外，由于原、被告双方均未对2012年3月1日17万元的借款，如何从含原告尹升社在内的六位实际出借人转变为，到2015年3月1日仅有原告尹升社一人为债权人，且金额突然变更为29.1万元的过程举证证明。因此，涉及291,000元的相关账本和票据的真实性不能得以证实。结合原告提交的账本、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共计23张票据以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查明，原告尹升社本人自2012年至2016年并未单笔向二被告出借大额借款。被告提供的“李23”号证据，即被告彭楚香2013年10月3日出具的30万元借据，实际为原告账本第23页记载的“黄利君借给楚香30万元”，已由被告向实际出借人黄利君另行出具借条，不在案涉借款内。原、被告双方对29.1万元借款的真实性未能举证证明，且对于2015年3月1日的291000元如何变更为2016年3月1日的377500元，原、被告双方同样未能举证证明，故2016年3月1日被告彭楚香向原告出具的“李14”号领据，即377500元借款的真实性亦不能得以证明。第二，对于第二部分的借款，原告尹升社对究竟帮被告向哪些人借了款，每个人的具体金额是多少，哪些人的钱已经偿还，是原告代为偿还、还是被告实际出资偿还，没记在账本上的人以及相应借款金额是多少等等方面的问题，同样不能详细说明其金额构成。原告仅当庭陈述，帮被告向他人的借款一般都记在账本上，但也有一部分没记在账本上。且原告在两次庭审中，对于上述问题的口头陈述，存在着大量前后回答不一致的情形。被告同样亦不能清楚陈述。因此，对于第二部分的借款金额的来源，借款双方同样也不能明确作出说明。而且，即使是由原告尹升社向他人出具的借条，也存在着由被告彭楚香实际出资已经偿还的情形。如被告提交的证据“李1”、“李2”、“李3”号借据，是原告尹升社出具给实际出借人彭再云的两张借条和彭贵泉的一张借条，原、被告均认可上述三笔借款均由被告出资已经偿还，故由被告将借条收回。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大约还了一、二十万元给原告，再由原告转还其他实际出借人。被告彭楚香也在第一次庭审中也陈述，被告已向实际出借人偿还了十几万元；在第二次庭审列举，向实际出借人朱仲平连本带息偿还了8.5万元。此外，原告申请了证人王某、李某、彭某出庭作证，三位证人均陈述借款本息已经偿还，但究竟是原告出资，还是被告实际出资偿还，双方未能详细说明。因此，可以看出，即便是由原告出具给实际出借人的借条，并不能全部列为二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范畴，因为存在着这部分的借款也可能由被告已实际偿还的情形。原、被告双方未能详细举证证明，已经向哪些实际出借人偿还完毕，究竟是由原告出资偿还，还是由二被告出资偿还，金额多少以及具体的还款日期。因此，对这部分应当剔除的借款金额，借款双方仍不能详细说明其构成。第三，原、被告双方对于债权凭证的出具具有随意性。原、被告双方陈述，二被告在2020年4月期间曾向原告出具了三张金额为821500元的总借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20年4月5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总借条复印件，却在庭审中声称，借条原件已经丢失。二被告在庭审中提交了2020年4月3日向原告出具的总借条原件。由此可见，双方在借款金额的两部分来源不能明确的前提下，却对出具总借条具有随意性。其次，在2020年4月的总借条出具之前，留存在原告手中，用以主张债权的，却是由被告彭楚香于2016年出具的9张领据。用领据主张债权，显然与常识不符。第四，原告尹升社向二被告主张821500元的债权，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原告本人的出借款为377500元，原告已向实际出借人出具了30多万元的欠条，且原告已代替被告还款将近三十万，仍有十几万未还。但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全家现有五口人，大儿子已32岁，因残疾无劳动能力。女儿现年19岁，已打工三年。全家主要依靠原告本人挖煤、做小工养家。且妻子、女儿也曾因病做过手术，花费过六万多元的开销。因此，原告在养家糊口的基础上，主张对外再出借821500元，且没有提供相关银行转账记录，显然与原告本人以及家庭的经济能力不相符合。综上所述，原告尹升社要求被告李德新、彭楚香偿还借款本金821500元，双方提交了借据、领据、总借条、账本、证人出庭作证等证据，但没有提交任何银行转账记录，原、被告双方均不能对借款金额的来源构成详细地、完整地陈述。故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在对于原告曾向二被告出借借款，也曾受被告委托向其他实际出借人进行借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原、被告拟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尹升社借款的金额为821500元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尹升社与被告李德新、彭楚香系近亲属，原告尹升社向二被告主张债权高达821500元，但无任何银行转账流水，也明显与本人及家庭的经济能力不相符合。同时，双方因近亲属关系，在借款金额的两部分来源不能明确的前提下，却对出具债权凭证具有随意性。原、被告双方虽然对证据和借款事实均予认可，但对数次借款的时间、金额，原告向哪些实际出借人出具了借条，共偿还了多少，是谁实际出资偿还等主要事实，双方均不能详细完整陈述和举证证明。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但却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向原告的借款金额为821500元，对此原告尹升社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尹升社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821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尹升社要求被告李德新、彭楚香偿还借款本金8215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15元，减半收取计6,008元，由原告尹升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利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周毓鹏书记员姜文英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