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1103民初2136号 原告：王某1，男，1996年2月27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彬，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某，女，1999年9月22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被告：杜某1，女，1979年1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现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强，江西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1与被告陆某、杜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两被告及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聘金100000元、金戒指3800元、礼金红包37980元等，合计人民币1417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正月，原告和被告陆某经媒人介绍相识，并确立婚约关系，原告当场给付被告陆某见面礼1680元，交给被告陆某的母亲即被告杜某1聘金10万元。2017年2月至11月原告和被告陆某一起到上海打工，同年11月底被告陆某与原告分开，被告陆某独自一人去义乌，到被告杜某1打工地方游玩。2018年正月被告陆某回到原告家，2018年农历正月初十原告和被告陆某按照地方风俗举行订婚仪式，并宴请亲朋好友。当日原告交付被告陆某订婚红包18600元，双方还一同到金店，由原告花30000元购买金器交付给被告陆某。几天之后，原告又为被告陆某举办20岁生日酒，花费2300元。2018年正月原告到被告家拜年，给被告杜某1拜年红包4320元。2018年3月原告和被告陆某一起到上海打工，2018年5月底被告陆某回贵州省桐梓县办理身份证，之后未返回上海。被告陆某要到厦门其父亲打工处游玩，原告给付了被告陆某2000元路费。2019年正月被告陆某又回到原告家中，原告给被告杜某1拜年红包2380元。2019年3月原告发现被告陆某与另一男孩有暧昧关系，而被告陆某故意找借口与原告闹事，被告杜某1还说原告对被告陆某不好，要求原告写保证书。不久被告陆某提出悔婚，并拒绝返还彩礼、金戒指等。原告与被告陆某认识的2年期间，另给被告杜某1过节日的红包9000元。至此，原告为与被告陆某结婚，给两被告及其亲属彩礼、红包，办理订婚酒席，为被告陆某办理生日酒席等合计花费203578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2、订婚彩礼、红包等记账簿复印件，香港万家福珠宝票据原件1张，证明原告被索取彩礼总计203,578元，其中两被告索取聘金100,000元，金戒指3,800元，礼金37,980元； 3、证人吴某的当庭证人证言。证人和原告系邻居，证人的公公和被告杜某1姐姐的丈夫是同胞兄弟。证人证实曾看到原告交给两被告100000元聘金，收到聘金后，听说原告和被告陆某同居了，之后有没有同居证人不太清楚，证人一直呆在家里，对原告和被告陆某的事情不太清楚。正月初十办的定亲宴，被告陆某20岁生日还煮了一餐饭； 4、证人王某2的当庭证人证言。证人王某2是原告的父亲，证人认为被告陆某既然不能继续和原告在一起，不能和原告结婚，那么原来所花费的金钱应该返还原告。记账单上所有的字都是证人书写的，原告和被告陆某恋爱期间的每一笔支出，证人都某在一两天之内记在账簿上，这份记账单就是一个多月前证人从账簿中誊抄的。其中，“定亲红包18600元”，是拿给被告陆某的亲戚每个红包560元左右合计算出来的，被告陆某的父母是另外包红包的。“拜年红包4320元”和“拜年红包2380元”，是正月、中秋、端午这些节日的过节红包，证人当时将这笔钱交给原告，由原告转交。“见面礼1680元”，证人、证人的妻子、证人的母亲一人包了一个见面红包给被告陆某，合计1680元。“路费2000元”，是被告陆某要去其亲生父亲处，证人家庭给她的路费。“丈母娘送礼两年9000元”，可能是这几年的人情往来，比如生日之类的。 两被告辩称：1、原告与被告陆某未能结婚的过错在原告。庭审查明被告陆某与原告共同生活两年之久而未怀孕，原告及其家人向被告陆某及其家人提出2019年必须要有个小孩。原告与被告陆某同居2年未怀孕，结合原告及其家人急切生子的愿望，按常理原告应该会主动提议双方共同去医院查明未能怀孕的原因。然而原告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去上饶九龙医院和曙光医院手术治疗，同时一直服用中药。可见，原告对于被告陆某两年未能怀孕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故没有提出让女方去做妇科检查，而是自己“静悄悄”的吃药治疗。原告因自己的身体原因，导致与被告陆某生活不和谐，两年未能怀孕。原告及其家人急于生子，给被告陆某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扰。被告陆某作为单亲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深知对女人而言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故其在与原告共同生活中对双方的感情应该是倍加珍惜的。被告杜某1作为一个遭遇过不幸婚姻的母亲感同身受，希望女儿的婚姻幸福美满，故其在女儿与原告的关系中应该是起积极的作用的。原告作为一个男人在与被告陆某有矛盾时，竟迁怒于“未来的丈母娘”，对被告杜某1称“有其母必有其女”。说出如此刻薄、诅咒的话，可见其为人刻薄、寡恩。无论原告是在什么情形下说的这番话，都极大地伤害了两被告的感情。原告当庭也自认脾气不好，平时常骂被告陆某，可见造成感情不和的原因在于原告。综上，正是由于原告的病情及脾气，造成原告与被告陆某生活不和谐、感情不和，导致原告与被告陆某未能结婚过错在原告；2、原告与被告陆某共同生活时间应认定为自2017年2月至2019年7、8月份，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已超过两年。根据《江西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9条规定:“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年，因感情破裂提出分手或离婚的，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陆某共同生活时间的认定是个焦点问题。关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含义，法律没有对此阐明，学理上也很少对其进行解释，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婚姻法》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的理解，同时结合我们的传统观念来明确其含义。夫妻“共同生活”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相互扶持，共担生活压力，共创美好生活的持续、稳定的状态。主观上，男女双方具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客观上，男女双方能相互扶持，共同履行夫妻义务和家庭义务，共同承担生活的压力和风险，共同创造并享受美好生活。庭审中原告与被告陆某均陈述双方是从2017年2月开始同居的，但对分开时间，说法不一，原告当庭陈述“2019年2月份到5月份双方又在义乌同居了，之后就分开了”。被告陆某当庭陈述“2019年2月底两人去了义乌，一直同居直至7、8月份吵架分开”。关于分开的时间原告陈述是2019年5月，被告陆某陈述是2019年7、8月份，结合本案庭审中查明的原告2019年8月买了660元钱的化妆品给被告陆某，被告陆某收下后于8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给了他660元钱这一事实，被告陆某陈述的两人2019年7、8月份分开的可信度更高，应予采信。退一步来说，即便认定两人于2019年5月分开，从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止，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也已超过两年。原告与被告陆某自2017年2月至2019年7、8月份两年多的时间中，关系处于持续、稳定状态。在此期间被告陆某，只是离开原告去其母被告杜某1打工的义乌玩了3天，去其生父打工的厦门玩了5天。2018年5月被告陆某由于身份证到期，回上饶办理，办理完身份证本打算回原告打工的上海处，但由于原告要求让被告陆某在老家陪其母亲，故其一直与原告家人生活在一起，作为原告家庭的成员侍奉公婆、尽家庭义务，直至年底原告打工春节放假回家。过完春节，2019年2月被告陆某又和原告一同前往义乌打工。“共同生活”时间不能等同于“同居时间”，“共同生活”时间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相互扶持，共担生活压力，共创美好生活的持续、稳定的状态时间。被告陆某自双方确定婚约关系与原告同居后，就将自己视为原告家庭的成员，不是陪同原告在外一起打工，就是在老家陪同原告父母家人，侍奉公婆、尽家庭义务。故被告陆某短暂的离开原告，外出探视父母，及陪同原告父母及家人的时间，不能因为没有同原告同居，从而从共同生活时间里割裂出来。双方非因闹矛盾分手而分居，仅是由于工作和学习等原因而暂时分居的，只是共同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真正的夫妻也不可能一年365天在一起，难道能说这段时间就不能算在夫妻共同生活时间里吗？综上，原告与被告陆某共同生活时间应认定为自2017年2月至2019年7、8月份止。即便认定两人于2019年5月分开，从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止，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也已超过两年；3、本案彩礼范围的认定。婚约财产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予另一方的财产，其范围只包含另一方实际收到的财产。原告按当地农村风俗包给被告其他亲属的红包，两被告并未因此受益，故对该类红包不应认定为彩礼范畴。而因操办“婚约”等仪式的花费，亲属收取的礼包，过节贺礼及双方家庭亲友往来的花销，均系因订婚消耗的费用，亦不属于彩礼范畴。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订婚红包18600元，原告当庭陈述“是生日加订婚，包给两被告亲戚的红包8600元，双方亲属给的礼金合计10000元，收到后交给了被告陆某。”该费用应属操办“婚约”亲属收取的礼包，及双方家庭亲友贺婚、过生日礼金往来，均系因订婚、过生日消耗的费用，及收取亲友的礼金而不是原告给付的礼金。故不属于彩礼范畴。本案中原告主张的2018年拜年红包4320元，2019年拜年红包2380元，给被告杜某1的过节红包9000元，原告和两被告对于数额各执一词，说法不一，原告的证人原告父亲与原告说辞亦有诸多不一和矛盾之处，退一步说，假设被告如数收到，上述费用均为“拜年费”和“过节费”，亦不属于彩礼范畴，被告亦无需返还。本案中原告订婚购买金器约3万元。自认约2.6万元的金器在自己处，没有证据证明价值3800元的金戒指在被告陆某处。订婚戒指是双方定情信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感情不在，一方要求返还，对方一般都某返还，本案中被告陆某当庭承认收到十万聘金，而对收到一枚价值数千的戒指而不承认，于情不符，故被告陆某陈述的交还给原告保管的可信度较高，应予采信。原告只是由于保管不善没有找到戒指而怀疑是被告陆某拿走了。综上，本案中彩礼的认定范围应为聘金100000元加上见面礼1680元。实际上聘金100000元中的部分金额，在双方共同生活的两年当中也已花费了部分；4、关于本案法律的适用。订婚、举行婚礼、男方给付女方ー定钱物作为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一种婚约习俗，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该条实际指的是一方按照习俗收取了彩礼而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在一起同居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本案中由于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已达两年之久，依据《江西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9条规定：“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年，因感情破裂提出分手或离婚的，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 两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4张、支付宝转账记录1张。证明原告曾经辱骂被告杜某1，原告和被告陆某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原告。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和被告陆某共同生活，被告陆某支付了生活费； 2、证人杜某2的当庭证人证言。证人是被告陆某的姨妈，被告杜某1的同胞妹妹。证人证明收到原告十万元聘金属实。2017年经人介绍，被告陆某就住到原告家中，当时原告家给了10万元聘金，之后被告陆某和原告一起外出打工。2018年正月，分两次煮了20桌酒席，聘请证人做厨师掌勺，目的是双方的亲人认识一下。2019年5、6月份，原告告知证人必须要被告陆某生一个孩子，当时两人还在义乌同居，证人也不清楚原告为什么会跟她说一定要被告陆某生一个孩子，因为证人不清楚原告和被告陆某之间的事。有一次，被告陆某回娘家，原告打电话给证人，埋怨被告陆某擅自离开没有告诉他，所以他不同意被告陆某离开。证人电话询问被告陆某，被告陆某说跟原告说过的，但原告没有回复。××××年××月，原告的母亲和证人一起在武夷山采茶，原告的母亲说之前曾和原告相亲的女孩子，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这个女孩子命真好。证人认为这是在给被告陆某施加压力，证人辩解了几句，原告的母亲便和证人争吵起来。 原告王某1补充诉称：1、原告请求返还彩礼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至今原告未与被告陆某结婚，但给两被告及其亲属彩礼、红包、办理订婚酒席、为被告陆某办理生日酒席等合计花费数额高达203578元。其中给两被告的聘金、金戒指、礼金红包等，合计人民币141780元，两被告未退还。双方因各种生活琐事导致深厚矛盾，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按照法律规定，被告按习俗取得的彩礼应当返还原告。另外，依照《江西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9条：“双方已一起共同生活或已生有子女，因感情破裂而提出分手的，可否要求返还彩礼？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年或已生育子女，因感情破裂提出分手或离婚的。一方要求对方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而原告与被告陆某自2017年正月经媒人介绍相识，并确立婚约关系，至双方感情彻底破裂止，双方断断续续共同生活大概只有13个月。按照该解答，两被告也应当按习俗返还取得的彩礼；2、被告应当返还全部彩礼数额。最终哪方的过错导致双方婚姻未能缔结成功的，法律并未将过错因素考量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只要符合法定的应当还的情形的，接受彩礼方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返还。过错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被告提出的要认定原告的过错来让原告承担责任，不予返还彩礼，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与本诉的婚约财产纠纷并无牵连，非与本诉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即使要参考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在被告，两被告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原告在上饶曙光医院做包皮手术，并不会影响夫妻生活，过错责任怎么归于原告呢？原告与被告陆某于2019年3月去义乌打工，被告陆某自同年5月开始经常夜不归宿，与其他男人有暧昧关系，而被告杜某1非但不制止，还怂恿被告陆某与原告分开，最终导致同年7月被告陆某搬到厂内居住，与原告分居，双方感情彻底破裂。这原告的过错何在？3、两被告向原告索取彩礼已经给原告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原告家为了原告能与被告陆某结婚，被迫给付两被告及其亲属彩礼、红包，办理订婚酒席，为被告陆某理生日酒席等合计花费数额高达20多万元，其中不得不按农村习俗给付两被告彩礼超141780元。这笔费用需要原告一家多年才能积攒下来，并且这笔费用大部分都是原告向亲戚所借，现在原告为了要求两被告返还彩礼而起诉，原告的律师代理费至今还拖欠着，诉讼费还是由代理律师垫付，造成原告现在的家庭特别困难。综上所述，彩礼实质就是借婚姻索取财物，是一种封建陋习，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婚姻自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还导致了原告家庭经济条件极其困难。因此，希望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诉请清单和当庭自认，票据中的首饰除了3800元的戒指，其余均不在两被告处。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票据无法证明3800元的戒指在被告处保管，因为金戒指是活口的，佩戴不舒适，2017年同居期间，被告陆某将金戒指摘下返还给原告保管。之后金戒指一直在原告处保管。记账单是复印件，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且记账单上的金额是20多万元，原告的诉讼标的额是14多万，记账单是原告方单方书写，被告方并未签字确认。两被告对收到聘金1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当时10万元聘金是交到被告杜某1手中的，见面礼1680元是交到被告陆某手中的。两被告对订婚红包合计186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订婚当天被告杜某1夫妇各收到一个1260元的红包，也向原告回礼1260元，之后与亲属核实，得知被告陆某的姐姐和弟弟各收到一个660元的红包，其余亲属合计收到15个红包，每个红包360元，系原告亲自交到各个亲属手中的，没有经两被告之手。2018年和2019年，被告杜某1均收到拜年红包880元，各回礼360元。两被告认为过节贺礼、亲属红包等，由于接收人数众多，两被告未经手也未实际受益，不应认定属于彩礼范围。本院认为订婚彩礼、红包等记账簿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予认可，香港万家福珠宝票据原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无异议，认可2018年正月初十举办了订婚宴席，宴请了20桌左右的客人，被告杜某1收到原告的聘金10万元，但是原告和被告陆某同居期间，被告杜某1将聘金拿给原告和被告陆某日常开销使用了。本院对原告和被告陆某于2018年正月初十举办订婚宴席，并交付10万元聘金的事实予以认可；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有异议，只认可收到见面礼1680元、路费2000元。本院对两被告收到见面礼1680元、路费2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之所以在聊天记录中说出“有其母必有其女”，是因为被告陆某在2019年6月左右经常夜不归宿，与其他异性外出游玩，不接原告的电话，甚至将原告的微信拉黑。原告给被告杜某1打十几个电话，被告杜某1均不接，微信也不回复，原告生气才在微信中说出那番话。转账记录中转给原告的钱，是原告转款给被告陆某，被告陆某又把钱转还给原告。转账记录中转给原告姐姐的钱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2有异议，认为自己对被告陆某要去其母亲家中的事，原告根本不知情，原告也没有要求被告陆某生孩子。本院对两被告收到10万元聘金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某1与被告陆某于2017年元月经人介绍相识，2017年2月起断断续续同居生活，期间共赴上海、义乌等地务工。同居后，原告逢年过节依习俗给被告陆某的双亲送了“过节礼”。2018年正月初十，原告和被告陆某办理订婚宴席，原告家将10万元聘金交给被告杜某1，为被告陆某购买了“三金”，向被告陆某的亲朋好友分发了订婚红包。2019年7、8月期间，原告和被告陆某发生争吵继而分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主张结婚以自愿为原则，以感情为基础，禁止借婚约索取财物。原告与被告相识、相恋并同居生活，原告的家庭因订婚向被告杜某1给付了10万元聘金，为被告陆某购买了“三金”，向两被告的亲属分发了订婚红包，逢年过节亦依习俗向被告陆某的双亲送了“过节礼”。广义上的“彩礼”，应包括男方为实现与女方结婚为目的所给付的金钱和贵重物品。本案原告家给被告杜某1的10万元聘金和为被告陆某购买的“三金”，均属于结婚为目的所给付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应视为彩礼。原告和被告陆某对“三金”中的手镯、项链、吊坠均已经返还给原告的事实并无异议，被告陆某抗辩称价值3800元的金戒指在同居期间亦返还给原告保管，但未向本庭提交返还金戒指的证据予以佐证，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家庭依习俗分发给两被告亲属的定亲红包、逢年过节给被告陆某双亲的“过节礼”、给被告陆某的2000元路费，以及同居期间彼此负担的开销等，应属于赠与和生活消费范畴，不宜认定为彩礼。故本案的彩礼范围是10万元聘金和3800元金戒指，合计金额103800元。原告和被告陆某虽未登记结婚，但二人确实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双方家庭均为两人孕育爱情的结晶做出了努力，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一些生活开支，故不宜要求两被告全额返还10万元聘金和3800元戒指。结合原告和被告陆某的同居的事实、同居的时长等因素，酌定两被告返还20%的彩礼，即20760元为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某、杜某1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王某1彩礼人民币20760元； 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34元，减半收取1567元，由原告王某1承担1337元，由被告陆某、杜某1承担2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