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枪堂村石田路里浜村。法定代表人：孙备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余芹，江苏优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绿色艳磊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司前街140号、160号101室。法定代表人：王艳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佩霞，江苏大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仟仟，江苏大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康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绿色艳磊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艳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5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康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绿色艳磊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由绿康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不认可一审法院仅依据2019年6月30日的对账单即认定欠款总额。绿康缘公司与绿色艳磊公司之间属于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法定代表人王艳磊和孙备备之间的许多合同约定孙首文是不知情的，例如每家客户如何分成，每种品类如何分成等等，所以一直以来所有的对账必须经过孙备备最终核实确认。绿康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备备在2019年5月13日的电话录音中明确告知绿色艳磊公司，所有对账孙首文签字后必须再由他签字。绿色艳磊公司明知这一情况，却一直没有提供2019年5月31日和2019年6月30日的对账单给孙备备核实。一审审理过程中，绿康缘公司多次要求绿色艳磊公司提供送货单对账，绿色艳磊公司仅仅提供了19张送货单复印件，总额约2万余无，而且2018年11月5日及2019年1月14日的送货单并没有标明单价。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总额中有98721元货款未到付款期限。绿色艳磊公司在起诉状中承认“客户将货款打入被告账户后，被告在两日内转交给原告”，可见双方对付款期限已作明确约定。2019年7月3日，绿康缘公司按照案外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向其开具了98721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将上述发票交给绿色艳磊公司，要求其交给江苏银行苏州分行以便回款。但绿色艳磊公司因担心诉讼中没有发票原件作证，至今未将发票交给江苏银行苏州分行，才导致江苏银行苏州分行一直未支付上述货款，并非绿康缘公司恶意拖欠货款。故在认定逾期利息的基数时应当也扣除该98721元货款。三、欠款总额中应当扣除2018年度10%的服务费用，共计196274.1元。绿康缘公司和绿色艳磊公司之间属于合作关系，客户是绿康缘公司开发并维护的，这其中的成本都是由绿康缘公司承担的。绿色艳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开始承认有约定10%的服务费，但由于2018年货物单价过低，所以双方约定2018年不需要支付服务费。然后又推翻之前的陈述，表示2018年根本没有约定服务费。根据绿色艳磊公司提供的对账明细可以看出，无论客户数量还是同一客户的销售总量，2018年均远高于2019年，所以不存在因销售单价低而减免服务费的情形，更不可能没有约定服务费。因此绿康缘公司认为欠款总额中应当扣除196274.1元的服务费。绿色艳磊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绿康缘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对欠款总额839717.63的认定是正确的。孙首文作为绿康缘公司负责对账的工作人员，与绿色艳磊公司签署了对账单，对金额做了明确的确认。2.绿康缘公司怠于开具发票，并且不向客户催讨货款，侵害了绿色艳磊公司的利益，绿色艳磊公司有权要求绿康缘公司尽快支付该货款。3.因为2018年蔬菜的价格较低，利润非常少，双方约定绿康缘公司不收取服务费，绿色艳磊公司承担了维护客户的成本，所以才没有约定10%的服务费。绿色艳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康缘公司支付绿色艳磊公司货款共计1218407.76元；2.判令绿康缘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绿色艳磊公司支付以1218407.76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绿康缘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因直接向绿色艳磊公司支付货款378690.13元，故绿色艳磊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839717.63元，并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为绿康缘公司支付以839717.63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中，绿色艳磊公司提供2019年6月30日《对账单》一份，载明：“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结欠苏州绿色艳磊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货款如下：1、2018年结欠：1262572.53元；2、2019年结欠：44164.77元。以上欠款已扣除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0%服务费，总计欠款：1218407.76元。”。该对账单下方确认人处由孙首文签字。同日，孙首文还在《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绿色艳磊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合作明细》确认人处签字，该明细载明2018年总合计为1962741.02元，总支付700168.49元，余欠货款为1262572.53元；2019年总合计522608.23元，总支付514513元，余欠货款为8095.23元减去52260元（10%服务费）等于负44164.77元。上述确认金额为“1262572.53-44164.77=1218407.76元”。绿色艳磊公司还提供：1.《2017年6月份对账单客户：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份，该对账单载明的总计金额为492916.22元，对账单下方确认人处由孙首文签字。2.《2017年11月份对账单客户：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份，该对账单载明的总计金额为474049.7元，对账单下方，确认金额写明为474000元，确认人处由孙首文及绿色艳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艳磊签字。该对账单的表格右下方空白处另手写：“2018.2.12付42400元，余：431600元未付孙首文”。3.《2018年孙备备欠款明细（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份，该明细载明2017年度余欠431600元，2018年3月至12月总合计1962741元，2019年1月至5月合计为471578.95元，该明细确认总金额为“1345936.65-163700=1182236.65元未付”。该明细表确认人处同样由孙首文签字，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一审又查明，2019年5月31日，绿康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备备向绿色艳磊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发送了一份中国民生银行开户帐号信息的截屏，该截屏显示单位名称为绿康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为孙备备及其手机号码，非法人联系人显示为孙首文，其下并有孙首文手机号码。一审审理中，绿色艳磊公司、绿康缘公司一致确认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案外人直接向绿色艳磊公司支付了包含在本案诉讼金额内的378690.13元。一审再查明，本案案件审理过程中，绿康缘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交延长举证申请书一份，载明绿色艳磊公司与其公司无任何合同，对于绿色艳磊公司提出的自2018年3月至今的货款纠纷，绿康缘公司需要大量取证如绿康缘公司当时负责实际采购的工作人员孙首文（残障人士）进行每日配送清单核实，孙首文现已离开苏州，需要与他取得联系，并邀请他与公司财务相关人员进行每日配送清单信息核对，需要大量时间。据此申请延长举证期限至2019年8月18日。绿康缘公司还曾在一审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孙首文，是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兼职采购人员，负责接收甲方下单给我司的配送采购订单，同时由我下单给苏州市绿色艳磊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公司至今未正式授权我负责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对账相关工作。王艳磊及其家属6月底与我核对配送清单，明确表示需要与我公司法人进行账目核对，本人签字不作为最后凭证。”该说明下方由孙首文签名并书写其身份证号码，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1日。一审庭审中，绿色艳磊公司陈述双方自2017年开始有业务往来，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之前的款项绿康缘公司已支付四十余万，剩余三万余元不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每天都由绿色艳磊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绿康缘公司财务的孙首文就菜品种类、数量、金额等进行对账，且每个月都有相应的对账记录。2019年6月30日，因详细的每天的对账单都在孙首文电脑里，故双方在绿康缘公司的办公室经对账后，由孙首文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对绿康缘公司提出的10%的服务费用，绿色艳磊公司认为2019年的六个月已经扣除了10%的服务费，而2018年因产品单价特别低，故双方没有约定服务费。绿色艳磊公司并另提供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孙首文之间2019年3月至7月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欲证明绿色艳磊公司几乎每天都与绿康缘公司的孙首文进行微信对账，且每个月都有相应的对账记录。绿康缘公司经质证，对上述微信截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孙首文在聊天记录中给王艳磊发送的相应订单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对账行为。孙首文下单数量、绿色艳磊公司实际送货数量以及绿康缘公司客户接收的数量三者是不一致的，可能存在货物短缺，送货不全或绿色艳磊公司送的货物不符合客户要求而被退回的情况，故不能凭借下单记录就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对账行为，应当根据绿康缘公司相应客户的签收送货单进行对账，且孙首文向王艳磊发送的相应对账表格系用作确认客户开票金额，其中并未扣除服务费。同时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孙首文与绿康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备备的聊天截图可看出孙首文单方面告知孙备备欠款总额，但并未告知2018年未扣服务费事宜，也未将签字的明细发给孙备备查看，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孙备备认可欠款总额。就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绿康缘公司陈述双方自2017年开始业务往来，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合作期间（大概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孙首文出于对绿色艳磊公司的信任，曾将绿康缘公司的网银及公司业务直接交给绿色艳磊公司，该期间所有的下单、送货及客户对接全部由绿色艳磊公司处理，故上述期间的送货情况、支付情况等孙首文实际并不了解。双方在对账时并未根据实际的送货单一一进行结算，相关汇总单上的数额均是绿色艳磊公司每个月总结出来后告诉孙首文，故根据该月度的汇总单所得出的对账数据是不准确的。同时，孙首文下单数量、绿色艳磊公司实际送货数量以及绿康缘公司客户的收货数量实际是不一致的，可能存在货物短缺，送货不全或被退货等情况，故仅凭总汇单和下单记录的对账也是不准确的，应以实际送货单为准。2019年6月30日的对账单实际是在孙首文家中签字，孙首文签字前双方未进行对账。同时，绿康缘公司财务是外包的，孙首文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将此前长达两年的账目核对清楚。针对服务费，绿色艳磊公司认可2019年度存在10%的服务费，故2018年也应当予以扣除该10%的服务费用。另外，就相应的货款支付绿色艳磊公司应当向绿康缘公司开具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绿色艳磊公司提供的《对账单》、部分送货单等证据并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可认定绿色艳磊公司、绿康缘公司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虽绿康缘公司抗辩不予认可2019年6月30日由孙首文签字确认的对账明细清单，并要求就每笔送货单进行一一核对，但根据双方之间往来长期由孙首文与绿色艳磊公司进行发货、对账确认等，并结合双方在2017年6月、2019年5月两次对账亦由孙首文代表绿康缘公司进行，且相应对账单数额均可与2019年6月30日对账单相对应，以及绿康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延长举证申请书中均明确孙首文系绿康缘公司负责采购，并进行每日配送清单核实人员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孙首文有权代表绿康缘公司与绿色艳磊公司之间进行货款对账确认，并据以采纳2019年6月30日对账单所体现的相应未付货款金额。扣除双方一致认可绿色艳磊公司自案外人处取得的货款378690.13元，故绿康缘公司尚欠绿色艳磊公司货款数额为839717.63元。关于绿康缘公司主张部分客户处尚有10万元货款未付，故未到支付时间的抗辩。因绿康缘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且如绿康缘公司怠于向其客户催款，则绿色艳磊公司的付款条件始终不能成就，对绿色艳磊公司显然不公，对绿康缘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绿康缘公司主张所有未付款均应扣除10%服务费的抗辩，因绿康缘公司未就双方之间就2018年货款存在扣除服务费的约定进行举证，对该抗辩亦不予采信。另关于绿康缘公司要求绿色艳磊公司向其开具发票的抗辩，因双方就此未有约定，且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对此不予理涉。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就付款时间进行明确，故对于绿色艳磊公司主张自2018年3月开始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欠付货款839717.63元为基数，按绿色艳磊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之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即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3855.7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绿康缘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绿康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绿色艳磊公司货款839717.63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839717.63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3855.7元；以839717.6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2235.7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35.73元，由绿康缘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一审审理过程中绿色艳磊公司提交的2019年5月13日通话录音中，王艳磊和孙备备沟通如下：“……王艳磊：你跟我对好账啊。孙备备：我给你对什么账，让孙首文跟你对。王艳磊：你让孙首文跟我对？孙备备：他是负责所有进出账都在他那里，他不跟你对谁跟你对？他对完的时候我签字就完了。王艳磊：他签字管用吗？孙备备：他怎么不管用？孙首文：他签字你承认吗？孙备备：他对完以后先签字就行了，好吧。……”。一审庭审过程中，绿康缘公司对上述录音资料进行了质证，未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绿康缘公司在上诉状中也主张该段录音中孙备备陈述话语中的其中一句“他（指孙首文）对完的时候我（指孙备备）签字就完了”即可证明案涉对账单须经绿康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备备最终签字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绿康缘公司与绿色艳磊公司之间成立口头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孙首文是否有权代表绿康缘公司与绿色艳磊公司进行对账，争议焦点二是《对账单》中所涉其中一笔终端客户为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的98721元货款的付款期限是否已届满，争议焦点三是欠款总额中是否应当扣除2018年度10%的服务费用。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绿康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延长举证申请书，孙首文系绿康缘公司兼职采购人员，有权对外代表绿康缘公司向绿色艳磊公司下达订单进行农副产品采购，即孙首文是绿康缘公司和绿色艳磊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的经办人。根据绿色艳磊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双方之间的历史对账单据，2017年6月的对账单、2017年11月的对账单、2018年孙备备欠款明细均由孙首文签字确认，均无孙备备签字确认。同时，根据2019年5月13日王艳磊和孙备备的整段通话录音的内容，可知王艳磊曾就对账事宜征求过孙备备的意见，孙备备在电话中明确授权孙首文代表绿康缘公司与王艳磊进行对账，同时孙备备确提出对完账后由其本人签字，但后续王艳磊要求孙备备对账确认时，孙备备又明确由孙首文对账完毕后签字即可。因此，从双方交易习惯及对账过程中王艳磊与孙备备的沟通来看，孙首文在2019年6月30日《对账单》上的签字对绿康缘公司具有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二，绿康缘公司主张欠款总额中有一笔98721元货款未到付款期限，理由是绿色艳磊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述“客户将货款打入被告账户后，被告在两日内转交给原告”。而上述货款因绿康缘公司的客户未收到发票尚未向绿康缘公司支付货款，故绿康缘公司未将货款转交给绿色艳磊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绿康缘公司和绿色艳磊公司，绿康缘公司与江苏银行苏州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非同一法律关系，尽管绿色艳磊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双方之间的款项支付情况是终端客户将货款打入绿康缘公司账户后，绿康缘公司在两日内转交给给绿色艳磊公司，但该陈述仅是对历史交易流程的描述，不构成对付款期限或条件的约定。绿康缘公司的客户是否及时向绿康缘公司支付货款并不能免除绿康缘公司作为买方向卖方绿色艳磊公司及时支付货款的义务。另，关于发票开具问题绿康缘公司与绿色艳磊公司未进行具体约定。现绿色艳磊公司已经根据绿康缘公司的指令向案外人交付货物，尽管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但绿康缘公司最迟也应在绿色艳磊公司催告付款的合理期间内支付98721元货款。因此，对绿康缘公司98721元货款的付款期限未到期抗辩不予认可。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2019年6月30日的合作明细，该份合作明细记录了2018年、2019年的结欠货款，但本案当事人仅对2019年的货款应当扣减10%的服务费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未记录2018年的货款应当扣减10%的服务费，且绿康缘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双方曾就2018年度的服务费进行过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绿康缘公司欠款总额中应当扣除2018年度10%的服务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绿康缘公司结欠绿色艳磊公司的货款应当根据《对账单》记载的金额确定为1218407.76元，因一审过程过程中，案外人直接向绿色艳磊公司支付货款378690.13元，故绿康缘公司尚结欠绿色艳磊公司货款839717.63元。一审法院以欠付货款839717.63元为基数，自绿色艳磊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之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即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3855.7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绿康缘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绿康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35.73元，由苏州绿康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小安审 判 员 冯月青审 判 员 李晓琼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许嘉云书 记 员 王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