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昌胜，男，198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彦姬，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金旭，男，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湖市嘉信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乍王线虹霓段88号内第3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0805815379。法定代表人：常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富建国、潘晓君，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昌胜、袁金旭因与被上诉人平湖市嘉信箱包有限公司(下称嘉信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平湖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2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昌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嘉信公司、袁金旭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唐昌胜支付396000元本意是代付行为，因在黄恒、刘琴一案中未被扣除而形成本案不当得利之诉，该认定正确，但一审未认定袁金旭系嘉信公司员工，代表嘉信公司办理与黄恒、刘琴之间买卖合同业务及诉讼纠纷错误。上述事实能够从（2019）浙04民终413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8日嘉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中得到证实。根据(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可知，与刘琴、黄恒进行买卖合同交易的另一方主体是嘉信公司，故唐昌胜代付货款行为的给付对象也是嘉信公司，嘉信公司是法人企业，本案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经办人都是袁金旭，袁金旭的行为是代表嘉信公司的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受益人是嘉信公司，责任承担方也应是嘉信公司。目前，嘉信公司已通过(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取得了对刘琴、黄恒的债权。唐昌胜在支付时当然认为袁金旭收取代付货款即代表嘉信公司收取了货款，其还款责任应由嘉信公司承担。任何思维正常的行为人都不可能把货款送给公司经办人个人。2.一审仅判决袁金旭返还的理由是袁金旭收了所有款项而未入嘉信公司账户，嘉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没有其他经办人员签字。上述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事实上，根据2018年12月28日的《情况说明》，嘉信公司与刘琴、黄恒的交易是由袁金旭一手经办，习四化负责送货，两人均有签名，嘉信公司也有盖章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情况说明》虽盖有嘉信公司公章，但没有其他经办人员签字，但并没有明确到底是需要何人签字。《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是否被认定，一审法院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一审法院还认为所有款项均未入嘉信公司账户，但嘉信公司即使收到袁金旭上交的款项，也是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成为对外逃避责任的理由。嘉信公司是唐昌胜支付396000元款项的给付对象，袁金旭只是经办人，嘉信公司和袁金旭都有返还款项的义务。袁金旭辩称，1.唐昌胜请求袁金旭返还396000元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在2017年4月8日至2017年8月28日期间，袁金旭与起帆箱包或义恩箱包（即黄恒、刘琴）做箱包板材生意。在2017年7月时，因起帆箱包不能正常按时支付货款，袁金旭停止生产起帆箱包的订单。唐昌胜是起帆箱包的经销商，袁金旭停止供货，唐昌胜便没有箱包可卖，故唐昌胜就找到袁金旭让其继续供货，起帆箱包所欠货款由唐昌胜来付或担保。在2017年7月25日，唐昌胜通过手机网银向袁金旭支付了4.2万元，代付起帆箱包2017年5月份货款，后唐昌胜又向胡某借款6万元让胡某汇入袁金旭银行账户。袁金旭在收到10.2万元后便购买原材料生产箱包板材，进而供货给起帆箱包，一直到2017年9月1日起帆箱包因经营困难倒闭。之后，袁金旭向唐昌胜讨要担保的货款，唐昌胜称正在和黄恒、刘琴打官司，没办法给钱，唐昌胜让袁金旭做假的证据来证明唐昌胜向起帆箱包的供应商付过担保的货款，让法院从唐昌胜欠付黄恒、刘琴的货款中扣除。案涉4张收款收据，袁金旭仅收到4.2万元，4张收款收据是是一次性写的，是唐昌胜在黄恒、刘琴一案中让袁金旭提供的一份假证明。黄恒、刘琴一案到了二审之后，唐昌胜又让袁金旭出具了1份假的《情况说明》。但法院最终没有扣除396000元，袁金旭也没有拿到唐昌胜担保的354000元货款。再后，唐昌胜帮助袁金旭起诉黄恒、刘琴催讨货款，经法院审理，黄恒、刘琴应付90多万货款。该案的律师及律师费均是唐昌胜找的及付的。判决生效之后，唐昌胜找到袁金旭协商黄恒、刘琴欠袁金旭的货款转让给唐昌胜来抵扣唐昌胜欠黄恒、刘琴的债务，后因分歧太大，协商无果，唐昌胜便拿其手中的假证据来起诉袁金旭。唐昌胜主张系现金支付，但唐昌胜是做淘宝网店的，用大额现金来交易不符合常理。至于袁金旭收到唐昌胜的4.2万元，可以从黄恒、刘琴欠袁金旭的货款中扣除。2.唐昌胜请求嘉信公司返还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袁金旭与嘉信公司没有业务或财务的往来，袁金旭仅是租赁嘉信公司的生产车间，对外称嘉信公司而已。《情况说明》是唐昌胜让袁金旭提供一份假的证明，是由其事先写好，再让袁金旭到嘉信公司盖取公章，实际上，袁金旭盖取公章并未经过嘉信公司的同意。再者，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黄恒、刘琴一案，是唐昌胜一手办理的，包括搜集证据、聘请律师，而袁金旭在该过程中也对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提出过异议。嘉信公司辩称，袁金旭不是嘉信公司的员工，也没有证据显示袁金旭是代嘉信公司而为。《情况说明》及（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民事判决均不能证明袁金旭是代表嘉信公司进行民事活动。嘉信公司在《情况说明》上盖章是袁金旭应唐昌胜的要求所为。当时，袁金旭盖章并未得到嘉信公司的同意。至于嘉信公司与黄恒、刘琴之间的诉讼，则是唐昌胜一手操办的，实际上适格的原告是袁金旭。至于袁金旭为何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嘉信公司无从知晓，但是嘉信公司对相关内容完全不知情。也就是说，嘉信公司与黄恒、刘琴没有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该该案中，律师是唐昌胜代为聘请的。因此，唐昌胜主张袁金旭是嘉信公司的员工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对于袁金旭与唐昌胜之间的资金往来，嘉信公司不知情，也从未收到过396000元。综上，唐昌胜对嘉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袁金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和理由：1.袁金旭并未收到唐昌胜所称的现金354000元。袁金旭虽然于2017年7月12日、7月18日、7月25日及8月9日出具4张收条，但其实际并没有收到现金354000元。袁金旭出具上述4张收条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债权能从黄恒、刘琴一案中获得清偿。在该案中，袁金旭所出具的所有收款收据均是按照唐昌胜的意思来制作的。另外，根据交易习惯，作为网点经营者，唐昌胜不可能采取现金交易的方式向袁金旭支付354000元款项。2.至于42000元的转账，该款系唐昌胜为刘琴、黄恒提供担保而提供的一个担保。在黄恒、刘琴一案审理过程中，袁金旭收到唐昌胜转账支付的42000元款项，该款项是双方协商之后，唐昌胜为黄恒、刘琴能够支付货款提供的保证金，其性质并非代收货款。且该款并不应当结算到本案中，应当在（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案件中从收到的货款中扣除。唐昌胜辩称，嘉信公司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袁金旭是其公司员工，该理由不能成立。（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案件就是嘉信公司起诉黄恒、刘琴的，嘉信公司是认可袁金旭的员工身份。关于《情况说明》，是嘉信公司为了证明袁金旭的身份才出具的情况说明，当时还有一个送货人出庭。嘉信公司主张该案都是唐昌胜办理的，与一审的陈述相反，也与事实不符。嘉信公司多次诉讼中多次盖章确认，不可能不知情。至于嘉信公司没有将收到的款项入账，是其内部管理问题。嘉信公司辩称，对袁金旭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嘉信公司实际对袁金旭与唐昌胜的交易情况不是很清楚。唐昌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嘉信公司、袁金旭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96000元及利息44089元（其中2017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4.75%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业拆借贷款年利率4.2%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8日计4408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2日、7月18日、7月25日及8月9日，袁金旭先后出具4份收款收据，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00000元、42000元和154000元，合计396000元，该4份收款收据原件由唐昌胜持有。2017年10月，案外人刘琴、黄恒曾起诉至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下称刘琴案)，要求唐昌胜支付货款25992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唐昌胜在该案中主张代刘琴、黄恒支付货款396000元，即涉案款项，袁金旭亦出庭作证确认收到396000元，该款系唐昌胜代刘琴、黄恒支付。该案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均认为，在刘琴、黄恒并未委托唐昌胜代付该款项的情况下，即便唐昌胜付款属实，亦无法在该案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唐昌胜有无支付396000元以及收款人是谁？2.涉案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袁金旭抗辩称仅收到转账支付的42000元，且该42000元系为刘琴、黄恒担保而支付，其余354000元未收到，该抗辩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唐昌胜主张已支付396000元并提供了收款收据及情况说明等证据，收款收据均由袁金旭签字确认，且袁金旭在刘琴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陈述已收取唐昌胜支付的396000元，在刘琴案二审中，袁金旭又出具情况说明再次确认收到涉案款项，故本院认定396000元唐昌胜实际已支付，袁金旭辩称其中42000元系唐昌胜为刘琴、黄恒提供担保而支付，亦无证据证实。至于谁是收款人，涉案款项中42000元直接转入袁金旭个人账户，其余354000元均由唐昌胜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袁金旭，虽然情况说明盖有嘉信公司公章，但没有其他经办人员签字，况且所有款项均未入嘉信公司账户，故一审法院认定收款人系袁金旭。其次，不当得利的构成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益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唐昌胜支付396000元的本意是代刘琴、黄恒支付袁金旭货款，但在刘琴案中，该笔款项最终未被扣除，故袁金旭取得该396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应返还唐昌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袁金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唐昌胜39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96000元为基数，其中2017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唐昌胜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51元、财产保全费2720元，合计诉讼费6671元，由袁金旭负担。二审中，唐昌胜提供其与袁金旭于2019年12月20日的电话录音1份，证明袁金旭自认确已收到唐昌胜支付的396000元款项。袁金旭的质证意见：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后又表示该录音是唐昌胜在其因耳聋住院时所录制，对其真实性不能确定。嘉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对其合法性与关联性也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嘉信公司收到了诉争款项。袁金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借条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各1份，证明：在2017年7月，因黄恒、刘琴拖欠袁金旭货款，在袁金旭计划不再予以供货的情况下，唐昌胜找到了袁金旭，要求袁金旭继续供货，后在唐昌胜保证替黄恒、刘琴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袁金旭继续向黄恒、刘琴供货。该6万元是唐昌胜代黄恒、刘琴支付的货款，实际是由唐昌胜从胡某处借了6万元而由胡某直接支付给袁金旭的。之后胡某又要求袁金旭归还该6万元，故感觉被唐昌胜欺骗。唐昌胜的质证意见：该借条上的签名并非其所签，其也没有向胡某借过钱。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嘉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事情不清楚。证据2，袁金旭与唐昌胜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据：1.在2017年7月13日之前，唐昌胜没有来过嘉信公司，其与唐昌胜之间没有业务往来。2.在2017年7月24日，袁金旭将银行卡拍照给唐昌胜，在唐昌胜保证替黄恒、刘琴代付货款的情况下，袁金旭继续将黄恒、刘琴供货。3.在2018年12月27日，唐昌胜与黄恒、刘琴一案中的《情况说明》是唐昌胜草拟好的，其目的是为了证明4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在袁金旭收到该《情况说明》后，袁金旭便去嘉信公司偷盖了公章。为此，嘉信公司还曾报过案，但没有立案。进一步证明对4份收款收据所涉款项，袁金旭并没有收到，是为了配合唐昌胜诉讼而出具。4.在2019年4月1日袁金旭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黄恒、刘琴一案中，起诉状是唐昌胜帮助草拟的，律师是唐昌胜帮助聘请的，律师费也是其垫付的，其在收到起诉状之后表示原告的名字应该是袁金旭，后在律师的建议下还是以嘉信公司的名义进行起诉。唐昌胜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没有意见。该微信记录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在一审组织质证，该部分记录不是新证据。从微信记录中可看出，在唐昌胜替黄恒支付款项后，袁金旭收到货款后仍推迟供货，黄恒要求唐昌胜催促一下，故唐昌胜是代替黄恒催货。唐昌胜本身希望嘉信公司去起诉，债务才能得到相抵。嘉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以证实唐昌胜对嘉信公司是不了解的，其要求袁金旭出具《情况说明》及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都是为了实现唐昌胜的个人债权，均不能证明唐昌胜与嘉信公司之间有实际的业务和款项往来。关于偷盖公章一事，当时已向平湖市当湖街道派出所报案，后派出所以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为由未予立案处理。证据3，收款收据2本，证明：案涉4份收款收据是同一天写的，大概在刘琴、黄恒起诉唐昌胜之后，尚未开庭之前。唐昌胜的质证意见：不能证明4份收款收据是一次形成的，该些收据本身是袁金旭提供的。嘉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来龙去脉不清楚，无论是否真实，嘉信公司均未收到过该些款项。嘉信公司提供嘉信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1份及增值税发票开具情况9份，证明：2017年4月10日嘉信公司发生股权变更之后一直没有实际营业，进而证明嘉信公司不可能与唐昌胜和黄恒、刘琴发生过业务往来，袁金旭在2017年的对外交易只是代表其个人，与嘉信公司无关。唐昌胜的质证意见：对变更登记情况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发票的开具情况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不是新的证据，不能作为新的证据使用。对于发票问题，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企业没有缴纳税收，不能证明没有营业。实际上，（2019）浙0482民初1910号案件中已经认定嘉信公司在2017年4月至8月期间是与黄恒、刘琴有业务往来。袁金旭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中，袁金旭申请胡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1.2017年7月开始，袁金旭继续供货，唐昌胜则承诺货款由其支付担保。后本院准许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人胡某陈述：黄恒的起帆工厂原来是其和唐昌胜共同持有，后转给了黄恒。由于黄恒没有资源，90%的供应商是其与唐昌胜担保的。由于黄恒在接手工厂之后，供应商不肯供货，黄恒就让其与唐昌胜担保。但是后来黄恒出现了问题，导致出现现在局面。在业务上，对于款项结算往来，其与黄恒都是有签字的，但唐昌胜这边，其不清楚。关于借条。该借条是真实的，当时唐昌胜答应在2017年8月9号时归还。但在2017年8月31日起帆工厂关掉之后，其找唐昌胜索要欠条，但唐昌胜不承认。之后，其将唐昌胜、袁金旭叫到一起，三方写下了该份借条。袁金旭的质证意见：认可证人胡某的陈述。唐昌胜的质证意见：该借条不是唐昌胜所签，不知晓借条上的事情。嘉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借条一事不清楚。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唐昌胜提供的电话录音，该电话录音的对话当事人是唐昌胜和袁金旭，现袁金旭对该录音的真实予以认可，且与本案相关，予以认定。虽袁金旭之后又以该录音是在其耳聋住院时所录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在录音中并没有迹象显示因袁金旭的听力问题导致双方存在沟通障碍，故对袁金旭的该意见，不予采信。对袁金旭提供的证据1及证人胡某证言，唐昌胜对该借条及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没有书面协议等情况下，仅凭该份借条及胡某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唐昌胜与袁金旭之间存在担保等法律关系。对袁金旭提供的证据2，唐昌胜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认定。对袁金旭提供的证据3，其该项举证旨在证明4份收款收据系同一天形成，进而证明其是应唐昌胜要求为了诉讼需要而出具，其实际没有收到该354000元款项，但袁金旭是否实际收到354000元，本案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予以判断。对嘉信公司提供的证据，对其中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表予以认定，对其增值税开具情况表的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不予认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袁金旭在其与唐昌胜的电话录音中讲到“我听我表姐夫说你要起诉那个嘉信，……那四十万要拿回去啊”、“那个三十几万四十万你确实你给我钱了，是不是啊”、“确实是给了对吧，那么你告我也好，你不告我也好，这个钱也是要给你的”、“我是收到钱了，没有说不给，我没有说不认”等。本院认为，关于袁金旭是否收到唐昌胜支付的396000元及是否应予返还问题。本案中，唐昌胜持有袁金旭出具的4份收款收据，袁金旭在相关案件中也出庭作证表示其已经收到唐昌胜代黄恒、刘琴支付的396000元货款。同时，根据唐昌胜二审中提供的其与袁金旭的电话录音，足以认定袁金旭已经收到唐昌胜支付的396000元款项。袁金旭有关4份收款收据是为唐昌胜应诉需要而出具，其只收到42000元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当时袁金旭取得396000元款项的依据是唐昌胜代黄恒、刘琴向其支付货款，但根据生效判决，该笔款项最终未被扣除，而袁金旭也未提供充分证明其与唐昌胜之间还存在可以取得案涉款项的其他法律关系，故袁金旭取得该396000元已经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唐昌胜。关于嘉信公司是否应与袁金旭共同承担返还责任问题。唐昌胜主张嘉信公司也负有返还责任的主要理由是袁金旭的行为是代表嘉信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主要依据的是嘉信公司在《情况说明》中表示袁金旭是其员工、起诉黄恒、刘琴主张货款的是嘉信公司而非袁金旭等事实。对此，根据二审中袁金旭提供的微信记录，《情况说明》及嘉信公司起诉黄恒、刘琴的诉状均是由唐昌胜事先拟制，况且对于以嘉信公司名义起诉黄恒、刘琴一事，袁金旭在微信中也向唐昌胜提出了异议，故上述证据及事实不能作为处理其与袁金旭、嘉信公司之间纠纷的当然依据。实际上，根据微信记录、双方之间电话录音及是袁金旭而非嘉信公司收到396000元的事实可知，袁金旭才是相关供货业务的实际权利人，唐昌胜对此也属明知，故唐昌胜替黄恒、刘琴代付货款的对象是袁金旭而非嘉信公司，因此，唐昌胜要求嘉信公司共同与袁金旭承担返还责任，没有依据。综上，唐昌胜、袁金旭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0元，由上诉人唐昌胜负担7240元，上诉人袁金旭负担72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家慧?*MERGEFORMAT?6??*MERGEFORMA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