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27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书芬，女，1986年2月6日出生，现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配斌，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建玲，女，197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保文、袁野峰，河北时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蔺迎军，男，197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保文、袁野峰，河北时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文海，男，1983年5月9日出生，现住邯郸市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忠刚、张中阳，河北三和时代（邯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书芬因与被上诉人申建玲、蔺迎军、苗文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2民初3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书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02民初391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一、二审费用白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借款方是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本案被上诉人申建玲、蔺迎军与苗文海之间的借款发生在苗文海担任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上诉人在此期间担任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财务。上诉人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接受申建玲的转账是作为公司财务的职务行为，按照公司法人苗文海的要求接受被上诉人对公司的转账借款，上诉人收到对公司的借款后并未将上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消费，受苗文海要求主要用于公司对外贸易经营及对内员工工资发放。2012年6月13日至2014年6月30日形成的借款资金往来主要发生在被上诉人申建玲与苗文海、杨建峰、聂书芬、崔立红之间，而苗文海、杨建峰、聂书芬、崔立红在此期间内均在文海物资有限公司工作，职务分别为的法人、经理、财务，本案上诉人接受借款的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曾有多次发放工资的银行记录。既然资金的流向并不能代替借款的合意及借贷的相对方，那么上诉人聂书芬在一审中并不是的适格被告，上诉人应被一审法院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非被告。（二）、本案的贷款方是被上诉人蔺迎军。本案的被上诉人申建玲、蔺迎军提供了由苗文海担任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用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纸张向蔺迎军出具的“今借到蔺迎军现金”字样的借据。2012年6月3日、2012年6月26日、2012年9月7日，三张借条中明确收到的是现金，收条中“现金”的内容和申建玲“银行转账”的内容不一致，三张借据（共计500万）与本案所涉借款（1130万）无法完全对应，资金的流向并不能代替借款的合意及借贷的相对方，仅凭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本案的贷款方是申建玲。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法院没有调查核实本案借贷资金的用途。只有合法的借款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并未审查清楚资金的用途，本案的所涉借款资金用途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该借款是否用于公司经营、是否最终形成夫妻共同债务，借款资金的用途也能更直接的体现出，借贷关系是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还是苗文海个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清楚资金的用途所得出的判决结果侵害了上诉的合法权益。（二）、《对账确认函》的定性和效力认定不明确。按照被上诉人蔺迎军、申建玲的请求：2012年苗文海与聂书芬为借款方，双方是口头的借款合同关系，2019年苗文海与被上诉人蔺迎军、申建玲达成的《对账确认函》从时间上和内容上是对原口头借款合同的补充和变更，但是并没有经过聂书芬本人的签字确认其本人完全不知情，因此该份对账确认函对聂书芬并不产生法律效力。按照上诉人答辩：2012年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苗文海向蔺迎军出具借据证明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为借款方，借款是口头的借款合同关系，2019年苗文海与被上诉人蔺迎军、申建玲达成的《对账确认函》对原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及合同的主要内容的还款方式及利息均做了变更，因此该份对账确认函对聂书芬并不产生法律效力。2014年苗文海和聂书芬离婚时约定：邯郸文海物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和债务归苗文海拥有和承担，苗文海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苗文海和蔺迎军关系非常密切，申建玲、蔺迎军对苗文海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对苗文海和聂书芬在2014年10月份已经离婚的事实非常清楚。苗文海在明知不是其个人的债务而是文海公司的债务的情形下，通过与申建玲、蔺迎军恶意串通的方式来确认为其个人的欠款的行为，要求聂书芬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严重侵害了聂书芬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申建玲、蔺迎军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苗文海系夫妻关系，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基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苗文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答辩人提交的借据、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对账确认函》可以证明，案涉借款发生在2012年6月13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内，而上诉人与苗文海离婚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苗文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案涉借款属于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l)上诉人明知苗文海持有并使其银行卡。首先，按照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自2012年6月13日答辩人汇款至上诉人账户，通过上诉人账户归还利息至2015年1月30日，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按照常理推断，上诉人对苗文海持有并使其银行卡的事实应当明知。其次，上诉人提交的上诉状称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担任公司财务期间”“上诉人银行卡接受借款是作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按照苗文海的要求接受借款”。上诉人该陈述属于自认，该自认的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明知苗文海持有并使用其银行卡的事实。再次，上诉人与苗文海协议离婚时间是2014年10月8日，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分割、各自存款的归属均作出明确约定。但是在上诉人离婚后，依然通过上诉人银行卡在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月30日日归还答辩人利息合计1170000元。上诉人在离婚后依然归还利息的行为，足以认定其对案涉借款的明知。(2)上诉人将其银行卡交给苗文海持有并使用，应认定为上诉人将该特定银行账户的支配权授权给苗文海，上诉人应当承担其授权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2018年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笫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有权知悉涉及婚姻家庭利益及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重要信息，在此前提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行使平等处理权，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双方地位平等、享有平等处理权的应有之义。如此规定有利于保障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及决定权，有利于保护“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除包括“共债共签”原则下的共同签字行为，还包括事后追认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虽未与其配偶苗文海在借条上共同签字，不属于“共债共签”的共同签字认可行为，但通过以其名义开通的银行账户收款，可以推定上诉人对该收款是明知的，对于该收款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在后期以其账户还款的事实可以推定上诉人知情。上诉人辩称该银行卡虽以其名义开通，但开通后就由其配偶苗文海持有和使用，自己并不知道该卡的具体用途，但对于上述事实上诉人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即便上诉人能够证明该卡实际由苗文海持有和使用，也应视为上诉人将该特定银行账户的支配权授权给苗文海，基于该授权行为，通过上诉人银行账户的收款及还款行为在授权范围内，也可以认定上诉人对该借款是知惰的也是同意的，符合司法解释法律规定的“其他共同意思表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507号民事裁定也确定了“夫妻一方是以其个人名义向债权人借款，但该笔借款经由夫妻另一方银行账户的，可认定该夫妻另一方对借款为明知并实际参与，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则。因此说，上诉人明知借款事实存在，并实际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案涉借款应当认定为上诉人与苗文海夫妻共同债务。二、上诉人系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下简称文海公司）股东，基于上诉人滥用股东地位、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事实，上诉人也依法应当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1、上诉人系文海公司股东，而不仅仅是会计。经查询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5日，股东发起人为上诉人与苗文海夫妻，该公司于2016年10月8日办理股东变更手续，上诉人与苗文海将股份转让予刘延元。作为原始股东的上诉人与苗文海是否出于逃避债务的目的从而转让股份，在此不予探究，也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但是文海公司工商登记可以确认，案涉借款发生期间，上诉人依然是该公司股东。2、如果上诉人与苗文海夫妻将借款用于文海公司经营，上诉人也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在上诉状陈述称，案涉借款“发生在上诉人担任公司财务期间”“上诉人银行卡接受借款是作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按照苗文海的要求接受借款”“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消费，主要用于公司经营”。首先，按照证据规则，上诉状对事实的陈述属于当事人自认，对于当事人自认行为，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其次，通过上诉人的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两点事实：(1)上诉人对苗文海借用其本人银行卡收到借款的事实认可；(2)上诉人对该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的事实认可。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按照上述(1)(2)项自认事实、结合上诉人系文海公司股东的客观事实，由于上诉人系公司股东，基于利用股东个人银行卡收款、用于公司经营的行为，属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依据 苗文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维持原判。 申建玲、蔺迎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苗文海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30万元，利息966.15万元（按照月息1.5%，从2015年1月30日暂算至2019年10月30日），合计2096.15万元；2.判令被告苗文海继续按月息1.5%，以113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还清本金止的利息；3.判令被告聂书芬对本案本金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由二被告承担。在庭审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中的本金为871万元，利息1046.32万元，合计为1791.0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申建玲、蔺迎军系夫妻关系，苗文海、聂书芬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4年10月8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申建玲、蔺迎军与苗文海、聂书芬系朋友关系。2012年6月13、2012年6月26日、2012年9月7日，从申建玲6228481721462832916的账户分三笔向聂书芬62×××16的账户转款500万元，其中，2012年6月13日转款200万元，2012年6月26日转款100万元，2012年9月7日转款200万元，转款当日苗文海分别出具证明，2012年6月13日证明载明：“今借到蔺迎军现金贰佰万元整，月息1.5%。苗文海2012.6.13”。2012年6月26日证明载明：“今借到蔺迎军现金壹佰万元整。苗文海2012.6.26”。2012年9月7日证明载明：“今借到蔺迎军现金贰佰万元整。苗文海2012.9.7”。2012年11月8日，从申建玲6228481720486939210的账户向聂书芬62×××16的账户转账40万元。2012年12月14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杨建峰6228481721873939516的账户转账110万元。2013年2月19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聂书芬62×××16转账100万元。2013年5月10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苗文海62×××19账户转账200万元。2013年5月10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崔丽红62×××12账户转账200万元。2014年2月28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聂书芬62×××61账户转账300万元。2014年6月30日，从申建玲上述账户向聂书芬62×××61账户转账300万元。上述自2012年11月8日起的7笔转账无借据或其他说明。其中杨建峰、崔丽红系苗文海担任法定代表人邯郸文海物资有限公司员工，以上共计转账1750万元。从2012年7月16日至2015年1月30日从聂书芬银行卡向申建玲的银行卡转账31笔，其中2012年10月8日向申建玲转款200万元、2014年4月29日向申建玲转款140万元、2014年7月1日向申建玲转款60.6万元，系偿还的本金（对账函确认）外，其他28笔连同崔丽红向申建玲转账的四笔共计支付利息363.995万元。2019年7月29日，苗文海与申建玲、蔺迎军签订对账确认函一份，主要内容为：因借款人苗文海资金紧张，自2012年6月13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陆续向出借人申建玲、蔺迎军夫妻借款共计17500000元，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均为月息1.5%，上述借款均通过转账方式完成出借（分别转账至聂书芬、杨建峰、苗文海、崔丽红银行卡上）。一、从2012年10月8日到2019年7月22日止，借款人苗文海陆续偿还本金共计：6200000元，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尚欠借款本金11300000元，具体本金还款如下：1、2012年10月8日从聂书芬农行卡转账到申建玲农行卡2000000元；2、2012年11月23日从聂书芬农行卡转账给蔺喜军500000元；3.2014年4月29日从聂书芬农行卡转账到申建玲农行卡1400000元；4、2014年7月1日聂书芬向申建玲转账600000元；5、2017年1月27日还款现金400000元；6、2017年4月6日从郭佳佳农行卡（62×××71）转账到申建玲银行卡100000元；7、2017年10月10日从郭佳佳建行卡62×××86转账到申建玲银行卡100000元；8、2018年2月15日从李振强农行卡62×××74转账到申建玲银行卡100000元；9、2018年5月8日从郭佳佳建行卡向申建玲转账300000元；10、2018年6月25日从郭佳佳建行卡向申建玲转账200000元；11、2018年9月19日从郭佳佳建行卡向申建玲转账400000元；12、2018年11月22日从郭佳佳工行卡6222080405004388425向蔺迎军农行卡6228481722352568917转账100000元。二、本确认函双方签字、按手印之日起生效。三、本确认函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人：苗文海出借人蔺迎军、申建玲。之后，苗文海以单价每平方米1万元将本市中道大厦写字楼Ｂ座509号房产（167.37平方米）抵顶给原告，抵顶价款167.37万元，以单价每平方米0.8万元将魏县怡和花苑3-2-1号房产（114.5平方米）抵顶给原告，抵顶价款91.6万元。 另查明，苗文海与聂书芬于2014年10月8日协议离婚，存档于邯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离婚协议第三条）为：1.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无任何分歧；2.女方名下位于安居××楼××以及中××大厦××房地产所有权归女方所有，同时男方需支付二百万元给女方作为安居东城的装修金（2014年底前支付清）。另有白色卡宴车归女方所有。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明珠花园Ｄ区5-1-2号和位于中道大厦Ｂ座15层（150115021503）归男方所有。3.有夫妻双方共同成立的邯郸文海物资的所有股权和债务归男方拥有和承担。公司的车以及男方名下的车归男方所有。4.女方正常交接公司所有业务。债务的处理约定（离婚协议第四条）为：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 再查明，申建玲、蔺迎军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申请诉请保全，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2019）冀0402财保174号民事裁定书，对相关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申建玲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缴纳*保险服务*保费12169.81元，向本院缴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在履行了出借义务后，在借款人不按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情形下，有权要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偿还。本案中，申建玲、蔺迎军提交的向苗文海、聂书芬、崔丽红、杨建峰的转账凭证和苗文海出具的借款证明，足以证明申建玲、蔺迎军与苗文海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借款本金的具体数额问题，苗文海与申建玲、蔺迎军签订的对账确认函明确了截至2019年7月29日双方的借款履行情况，已偿还的本金620万元，尚欠本金1130万元，扣除中道大厦写字楼B座509号房产抵顶借款本金167.37万元，剩余借款本金为962.63万元（11300000-1673700=9626300元）。对抵顶的魏县怡和花苑3-2-1号的房屋，虽苗文海同意抵顶，但聂书芬提出异议，申建玲、蔺迎军主张已抵顶借款本金91.6万元的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故认定苗文海尚欠申建玲、蔺迎军借款本金为962.63万元；关于申建玲、蔺迎军主张的利息问题，自2015年1月30日苗文海最后一次偿还利息至2019年7月29日双方签订对账确认函期间，苗文海又通过本人及其他人的银行卡向申建玲、蔺迎军进行了多达8次的还款，对这些还款申建玲、蔺迎军均认可是偿还本金而不是利息，在对账函中虽有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均为月息1.5%的表述，但在主（正）文部分又表述了尚欠借款本金：“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尚欠借款本金11300000元，具体本金还款如下”，无利息约定。可视为对账确认函对尚欠借款本金没有约定利息。故对申建玲、蔺迎军主张支付利息的约定，不予支持；关于聂书芬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原审认为，首先，申建玲、蔺迎军与苗文海的借款发生在苗文海与聂书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聂书芬的银行卡多次接收申建玲的转账及从聂书芬的银行卡中多次向申建玲支付了利息，聂书芬仅以孩子尚幼、银行卡由苗文海支配并使用，自己不知情的辩解，没有证据证明对上述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辩解和举证达不到其对借款不知情的证明标准；再次，从签订的离婚协议可以看出，聂书芬分割了数额较大的财产，这些财产的取得难与苗文海的借款或经营相分离；最后，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该约定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故聂书芬辩称该借款系苗文海的个人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聂书芬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对申建玲、蔺迎军合法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一、苗文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申建玲、蔺迎军借款本金9626300元；二、聂书芬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申建玲、蔺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608元，由申建玲、蔺迎军负担67424元，由苗文海、聂书芬负担7918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苗文海、聂书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聂书芬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至2014年期间聂书芬用其银行卡向文海公司员工郭佳佳等人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12份。证明目的是上诉人聂书芬在文海公司担任财务，银行卡是公司的财务卡，用该卡其接受借款是职务行为；2、崔利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视频。证明2013年10月9日申建玲向崔利红的转账是与文海公司的借款，申建玲接受借款是职务行为，聂书芬接受被上诉人的转账也是文海公司的借款。经质证，申建玲、蔺迎军称不属于新证据，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也不能证明相关资金往来的用途，反而能够证明上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崔利红的证词不符合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要求，其证词内容不能否认本案的客观事实。苗文海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崔利红是否为公司财务应提交劳务合同，是否代发工资也应该提交其他人的合同。 案件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苗文海向申建玲、蔺迎军借款的事实，由苗文海出具的借条、对账确认函以及相关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予以认定。聂书芬称借款方应是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显示是以苗文海的名义借款，并未显示本案借款系经过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的确认，且申建玲和蔺迎军也并未向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虽然聂书芬在二审提交有银行流水12份和崔利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视频，但也不足以证明借款方应为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故聂书芬认为借款方应是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贷款方主体的问题，虽然苗文海出具的借条中仅显示向蔺迎军借款，但申建玲和蔺迎军系夫妻关系，所借款项也是从申建玲银行账户中支出。同时，“对账确认函”中也明确写明了是向申建玲、蔺迎军借款，故聂书芬认为申建玲不是贷款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账确认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对账确认函是苗文海与申建玲和蔺迎军之间对借款本金数额的确认，并未改变原有的借贷关系，且经本院审查也并未影响和加重聂书芬应承担的债务，故原审对“对账确认函”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聂书芬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本案借款系发生于苗文海、聂书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根据聂书芬的上诉陈述可表明其对该借款的事实是明知的，借款也用于了其二人共同经营的邯郸市文海物资有限公司。同时，苗文海和聂书芬虽在离婚时对债权债务有约定，但仅系其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原审认定聂书芬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聂书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185元，由上诉人聂书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志明 审判员  冯 雪 审判员  霍金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郝瑞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