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6民终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那曲市索县亚拉镇亚拉路1号。法定代表人：刘晓玲，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波，西藏易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法定代表人：KurtGodskAndersen，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明明，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军，男，汉族，1972年6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宁市，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原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索县人民法院（2019）藏0626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原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波、被上诉人济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军、解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原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是一审法院回避高原蓝公司对《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及安装合同设备追加协议》（以下简称《追加协议》）的真实性、生效条件的焦点问题，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进而作出悖于事实与法律的判决，失之公正。关于案涉《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供货及安装合同》问题，（以下简称安装合同），2017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安装合同》，合同的总价为1,396.214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高原蓝公司应按约按期支付价款，济宁公司应按约按期完成安装任务。高原蓝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支付定金418.8642万元，于当年12月15日支付合同第一笔进度款418.8642万元，济宁公司当时未按约安排施工，于2018年10月才进场安装。在设备为全部进场，且安装工期已超过120天的情况下，2019年7月16日，济宁公司以项目沟通函形式要求支付高原蓝公司支付货款，并强令工人撤离现场。后经高原蓝公司对此催促对方公司也未履行安装义务，2019年8月12日高原蓝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案涉合同，并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关于《追加协议》的真实性及是否生效，是否均有约束力问题，济宁公司在庭上提供了协议复印件，以证明该《追加协议》双方在2017年11月30日签订。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复印件应该对比原件才产生证据效力，仅有复印件，不能对该证据与创意彩信，对其证据的三性捷否认。济宁公司虽提出该证据的取自高原蓝公司财务负责人微信，但并未提供微信记录，以说明微信聊天的内容，以及取得《追加协议》的原因。法庭在未调查核实该来源的情况下，属于电子证据的《追加协议》予以确认，是违反证据规则和质证程序。假设《追加协议》存在，根据协议第五条约定，该协议生效的条件是需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而案涉的《追加协议》上有济宁公司的签字盖章，虽有高原蓝公司公章，但无签字，故该协议仅具有成立条件，并未生效。一审法院根据济宁公司说明的证据来源于微信聊天而直接认定《追加协议》复印件风筒与原件效力，该认定明显违反《证据规则》，且一审法院回避对《追加协议》的效力审查，请求二审法院对《追加协议》效力及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高原蓝公司发出的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律师函是否具有解除合同效力。高原蓝公司完全履行了《安装合同》的付款义务，济宁公司在未按期完成安装且高原蓝公司为后续生产销售的目的一再让步的情况下，其以自身行为、函件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时，高原蓝公司享有法定解除权，高原蓝公司发出的律师函具有解除《安装合同》的效力，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高原蓝公司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请求。济宁公司辩称，一是涉案的《追加协议》成立并生效，高原蓝公司拒不按照约定的付款义务支付款项，构成违约，济宁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暂停了设备的安装，济宁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高原蓝公司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寄送的律师函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高原蓝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支付相应的款项。2017年9月29日双方签订了《安装合同》，后高原蓝公司为了将手动设备改进为自动化设备，2017年11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追加协议》。济宁公司按约履行了相应供货及安装义务，安装合同就追加协议均已成立并生效。高原蓝公司未按照《追加协议》第二条约定支付款项，其构成违约，济宁公司无奈行使了先履行抗辩权，暂时停止了设备的安装，因此高原蓝公司作为违约方，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关于《追加协议》的效力问题，1.该协议虽为复印件，但济宁公司向一审法院出示了相应的手机原图，能够证实该复印件由高原蓝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陈兰发送给济宁公司工作人员，亦能够证明该协议的原件保留在高原蓝公司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济宁公司已举证证明该协议原件保存在高原蓝公司除，应当责任高原蓝公司提交相应的原件，而上诉人对客观事实予以否认且拒绝提交相应的原件，应视为其对证据的认可，一审法院在综合全案事实情况下依法认定该协议真实有效是符合法律规定。另外，高原蓝公司在一审中也从未否认该协议的存在，其以不清楚为由回避，在二审上诉状中对该事实也是既不承认又不否认的模糊态度，始终不能直面问题，充分反映出高原蓝公司对该事实知晓仍拒不承认的不诚实态度。2019年7月11日济宁公司向高原蓝公司邮寄的一份《催款沟通函》与微信照片相互印证，证实该协议是真实存在并成立生效的事实。2.该协议已由双方盖章确认且加盖了骑缝章，根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未签字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该协议自盖章时即成立。合同的生效条款只有在约定了特殊生效要件时才有实际意义，而签字或盖章是法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无需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在没有特殊生效要件情况下，仅仅约定合同自“双方前期并盖章后生效”属于无效约定，案涉合同自盖章后即成立并生效。若法院认为签字是《追加协议》生效条件，因合同掌握在高原蓝公司处，其故意不签字，意图以此为由阻止合同生效，拒绝支付应付款项，其目的不正当，合同未签字的责任应规则于高原蓝公司，根据《合同法》45条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再者，根据《追加协议》的约定，2018年11月份开始济宁公司已履行相应的供货、安装义务，（生产计划通知单及现场安装的视频、图片为证）。3.高原蓝公司委托律师向济宁公司邮寄律师函要求解除《安装合同》，但对《追加协议》只字未提，而济宁公司撤出现场的根本原因是高原蓝公司未按照《追加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所以违约方实为高原蓝公司，其要求解除合同无任何事实依据，该律师函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二是济宁公司要求支付622,800元定金及进场款双方签订的《追加协议》约定，依法应得到支持。综上，双方签订的安装合同及追加协议真实有效，济宁公司依法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高原蓝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济宁公司行驶抗辩权并无不当，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故高原蓝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济宁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高原蓝公司委托律师向济宁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2.由高原蓝公司继续履行《安装合同》和《追加协议》，并支付到期欠付工程款622,800元。3.由高原蓝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9日，福瑞珂公司与高原蓝公司签订了《安装合同》以及2017年11月30日就《安装合同》又续签了《追加协议》。上述两合同签订后，福瑞珂公司按照《安装合同》约定组织供货和安装，履行了合同义务，高原蓝公司按照《安装合同》约定支付定金人民币4,188,642元、支付进场合同价款4,188,642元后，对《追加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应付款项（包括定金及后续节点应付款）至今未支付。2019年7月11日，经福瑞珂公司向高原蓝公司发出催款沟通函催要上述《追加协议》约定的定金和进场工程款，高原蓝公司未支付。2019年8月16日，高原蓝公司以向福瑞珂公司寄送《律师函》的形式，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安装合同》，福瑞珂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委托律师以律师函予以回复，认为被告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2018年10月，福瑞珂公司安排工作人员进入高原蓝公司的场地进行安装设备，2018年12月，由于西藏当地气候客观原因，福瑞珂公司施工人员无法安装设备，随后撤出安装人员。另查明，主合同即2017年9月29日双方签订的《安装合同》中的第八条第二项约定，安装调试工期为90天完成，意味着供方福瑞珂公司应在2018年12月30日前完成主合同的安装调试工作。但在主合同《安装合同》的附加合同即2017年11月30日签订的《追加协议》，因高原蓝公司未依照此《追加协议》的约定七日内支付定金1038000×30%＝311,400元。高原蓝公司已构成对附加合同《追加协议》履行的违约，导致福瑞珂公司才未按主合同《安装合同》履行安装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济宁公司与高原蓝公司签订的《安装合同》以及2017年11月30日就《安装合同》续签的《追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双方均应恪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关于高原蓝公司寄送给济宁公司的《律师函》以及济宁公司回复的《律师函》中明确确定了2018年10月济宁公司安排安装工作人员进入高原蓝公司的场地进行安装设备，2018年12月由于西藏当地气候客观原因，济宁公司施工人员无法安装设备，随后撤出安装人员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对于高原蓝公司向济宁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该院认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在高原蓝公司未履行《追加协议》，由高原蓝公司的律师函中已对济宁公司已于2018年10月进场安装设备的事实予以认定，高原蓝公司已在违约的情况下，济宁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先向高原蓝公司发出催款沟通函，催要上述《追加协议》的定金和进场款，高原蓝公司不支付《追加协议》约定款项在前的情况下，于2019年8月16日以寄送《律师函》的形式，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安装合同》，该院认为高原蓝公司不应以寄送的《律师函》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于法无据。关于济宁公司履行合同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从《安装合同》约定来看，高原蓝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定金人民币4,188,642元、支付进场合同价款4,188,642元。后由于高原蓝公司在履行《追加协议》中未按照约定支付定金1038000×30%＝311,400元，进场款1038000×30%＝311,400元，共计622,800元，已构成违约，济宁公司未违约。被告在诉讼中的陈述的理由为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即因原告未依约履行交付安装货物的义务，故而其有权拒付货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履行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先履行抗辩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双务合同当事人之间所负义务的履行存在先后的约定。本案双方在履行主《安装合同》过程中就附加的《追加协议》中支付货款与交货安装的义务履行顺序有约定，被告在履行《追加协议》过程中未履行付款义务而导致违约，在此情况下，被告要求解除《安装合同》，应当认定被告行使抗辩权不当。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622,8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追加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综合全案证据，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定金1038000×30%＝311,400元，进场款项1038000×30%＝311,400元，共计622,8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寄送给原告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的《律师函》不产生解除《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及安装合同》的效力；二、被告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支付《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及安装合同设备追加协议》定金和进场款共计622,800元；三、原告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与被告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及安装合同》以及《牦牛屠宰分割成套设备及安装合同设备追加协议》继续履行。本案的受理费10,028元，由被告西藏那曲索县高原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济宁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短信、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组（图片21张、陈兰语音聊天录音1份、曾韬视频1份），拟证明曾韬聊天的对象为高原蓝公司财物负责人陈兰，陈兰向曾韬拍照发送《追加协议》两张，可证实高原蓝公司处留存有《追加协议》的原件，高原蓝公司拒不提交该《追加协议》，可依法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济宁公司表示陈兰确为高原蓝公司财务负责人，但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双方之间的短信、微信聊天作为电子证据应向法庭提交原始载体，但济宁未提交原始载体，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高原蓝公司财物负责人陈兰通过微信向济宁公司工作人员发送过《追加协议》，对于其他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西藏当雄牛项目生产计划通知单》一份、西藏当雄现场调试运行证据一组（视频1份、图片4张），拟证明济宁公司针对《追加协议》的相关设备进行了生产并发货到施工现场，济宁公司已履行了《追加协议》，发送的有关设备也已在当雄屠宰场进行了安装调试，可表示高原蓝公司也已接受了所发送的设备，该协议已生效，而高原蓝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构成了违约，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济宁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并无不当。同时该组证据与第一组证据相印证，证实《追加协议》的真实存在。高原蓝公司对图片与视频的三性均有异议，对于《西藏当雄牛项目生产计划通知单》，认为供货清单无高原蓝公司接收人员的签字，且属济宁公司单方制作。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履行了《追加协议》以及《追加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9月，济宁公司与高原蓝公司签订了《安装合同》，济宁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组织供货，高原蓝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定金4,188,642元和进场合同价款4,188,642元。2018年10月，济宁公司安排工作人员进入高原蓝公司的场地进行安装设备，2018年12月，由于西藏当地气候客观原因，无法安装设备，济宁公司施工人员随后撤出。后在2019年4月18日济宁公司安排人员对设备进行安装和调试。2019年7月11日，济宁公司向高原蓝公司发出《催款沟通函》，要求支付《追加协议》部分材料款和费用。高原蓝公司未支付此款，后济宁公司的安装人员撤离施工现场。2019年8月16日，高原蓝公司向济宁公司寄送《律师函》的形式，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安装合同》，济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委托律师以律师函予以回复，认为被告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现案涉的牦牛屠宰场已投入使用。另查明，原济宁兴隆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现变更为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的《追加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据济宁公司陈述其将《追加协议》发送给高原蓝公司后，高原蓝公司未将该协议再发送给济宁公司，从而导致济宁公司处无协议原件，而案涉的《追加协议》是2019年5月31日经高原蓝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兰通过微信发送给济宁公司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案涉的《追加协议》虽盖有双方当事人的公章，但该《追加协议》属复印件，结合2019年7月11日济宁公司发往高原蓝公司的《催款沟通函》中载明的“关于设备追加协议，……现贵公司对此设备追加协议有异议，为了……”内容，可认定高原蓝公司对追加协议有异议，双方就《追加协议》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且济宁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经履行了《追加协议》，故作为主张协议生效并履行一方的济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案涉《追加协议》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案涉的《追加协议》未生效，故作为原审原告的济宁公司要求高原蓝公司继续履行《追加协议》，并要求支付定金及进场款622,800元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安装合同》，案涉的牦牛屠宰场现已投入使用，《安装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故本院对原审原告济宁公司要求高原蓝公司继续履行《安装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原蓝公司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索县人民法院（2019）藏0626民初2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二审诉讼费10,028元，由被上诉人福瑞珂食品设备（济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次仁永西审 判 员  吉罗嘎姆审 判 员  王 冬 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洛桑措姆书 记 员  索朗旦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