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81民初5340号原告：扬州市明盛化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仪征市马集镇大泗路88-1号院内。法定代表人：杨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志华，江苏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军，江苏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州凯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泰州市寺巷小王村七组。法定代表人：孙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根，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扬州市明盛化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盛公司）与被告泰州凯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涛、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军、被告凯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钰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明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志华、被告凯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根在第一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明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共计人民币61607.43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一直作为被告的材料供应商。前期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很好，但自2015年起被告开始拖欠原告的货款。经统计，原告共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2829596.37元，被告通过对公转账付款2410121.44元、银行承兑付款256688元，对私转账付款101179.5元，尚欠原告货款61607.43元。被告凯鸿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的确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被告所欠原告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12月26日付款12211.14元、2016年12月31日付款2790.5元、2017年1月22日付款3615.2元、2017年5月17日付款1612.82元、2017年10月30日付款10113.41元、2018年4月17日付款7739.3元、2018年11月3日付款1490.35元的付款性质有异议，上述款项均系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而非原告主张的被告代替孙钰父亲孙凤鸣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泰州市劝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劝益公司）支付劝益公司所欠原告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了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原告应提供送货单予以核对。经统计，被告只收到2701596元的货物，被告已向原告对公转账付款2857491.5元，孙钰向杨涛个人账户转账79929.84元，合计2937421.34元。多付的款项是被告代劝益公司偿还劝益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目前劝益公司尚欠原告货款6万多元。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2015年-2018年财务账页1份；2、增值税发票53份；3、微信聊天记录1份。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有异议，其中2016年12月26日付款的12211.14元、2016年12月31日付款的2790.5元、2017年1月22日付款的3615.2元、2017年5月17日付款的1612.82元、2017年10月30日付款的10113.41元、2018年4月17日付款的7739.3元、2018年11月3日付款的1490.35元均是被告付给原告的货款，而不是原告主张的被告代劝益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对证据2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无异议，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发票金额相对应的货物。对证据3，双方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法定代表人孙钰明确回复被告不会欠原告货款，而其父亲曾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劝益公司大概欠付原告货款6万多元。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孙钰的交通银行网银转账凭证2份；2、孙钰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1份；3、孙钰的微信转账凭证1份；4、微信聊天记录1份。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3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上述款项系孙钰代其父亲孙凤鸣的劝益公司偿还原告公司货款，不应算在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内。对证据4无异议，证实了孙钰代其父亲的劝益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增值税发票、孙钰交通银行网银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转账凭证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当庭一致的陈述可以证实：原告明盛公司与被告凯鸿公司自2015年发生业务往来。截至2018年11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2829596.37元的增值税发票。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凯鸿公司是否还欠原告明盛公司货款61607.43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财务账页，被告对其中的7笔金额无异议，但认为系被告支付所欠原告的货款，并非如原告备注的系被告代劝益公司支付劝益公司所欠原告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财务账页系原告单方制作，在被告提出反驳意见的情形下，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被告支付的7笔金额系被告代劝益公司支付劝益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2、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涛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孙钰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聊天中明确原、被告之间的欠付货款金额及劝益公司欠付原告货款的具体数额，故该聊天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被告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于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以履行主要义务的方式产生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为证实被告欠付其61607.43元的货款，仅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和单方制作的财务账页，被告作为买受人不认可，根据相关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原告未能提供送货单等其他证据证实货款总额，但其提供的杨涛与孙钰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欠付货款金额及劝益公司欠付原告货款的具体数额。虽然孙钰在微信聊天中承诺分期帮劝益公司归还所欠原告的货款（2016年2月26日下午2点07分，孙钰说“我父亲那边的账我会慢慢结算清楚”；下午2点11分，孙钰说“我这边不会欠账，就是我父亲那边，我每个月会帮他把之前的账付一点”），但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无论是被告对公转账付款还是孙钰直接向杨涛付款，支付被告所欠原告的货款相比较于代为支付劝益公司所欠原告的货款具有优先性，且双方未就被告及孙钰向原告及杨涛每笔付款的性质进行明确约定。此外，孙钰于2017年1月24日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问“劝益那边还差多少”，杨涛回复“还欠六万左右，本来六万多，您去年就给过两次三千”，杨涛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其回复与原告主张上述7笔金额系被告代替劝益公司支付所欠原告货款的意见严重不相符，因为上述7笔金额中有1笔即2016年12月26日付款的12211.14元未予计算，显然与事实不符。结合上述事实及孙钰、杨涛在2017年5月17日下午1点57分-2点07分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孙钰问“凯鸿那边还差你多少货款”，杨涛回复“凯鸿不差”、“劝益缝纫线那边，我朋友那个还欠61607.43元”，原告主张前述7笔金额为被告代替劝益公司支付权益公司所欠原告的货款，缺乏合意，前后矛盾，依据不足。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原告货款61607.43元，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扬州市明盛化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元，由原告扬州市明盛化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欣人民陪审员  王谷兵人民陪审员  李成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陈 恺书 记 员  吴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