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04民再7号原审原告：林志添，男，198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成、何秋月（第一次开庭时为唐红宾、武勋），云南言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弥勒市老寨冲煤矿。住所地：云南省弥勒市弥阳镇瓦草村民委员会瓦草冲村民小组。代表人：张樊，系该煤矿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云南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樊建国，男，196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离石县。原审被告：张樊，男，1989年6月7日出生，汉族，系山西孝刘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华，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樊羊，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方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君，山西晋凯（临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严慧和，男，199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方山县。第三人：云南鑫通老寨冲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弥勒市弥阳镇瓦草村民委员会瓦草冲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张樊，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云南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第三人：蔚文雁，男，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市。原审原告林志添（以下简称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弥勒市老寨冲煤矿(以下简称老寨冲煤矿)、樊建国、张樊、樊羊、严慧和，第三人云南鑫通老寨冲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通公司）、蔚文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云2504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鑫通公司、蔚文雁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成、何秋月（第一次开庭时为唐红宾、武勋），原审被告老寨冲煤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原审被告张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华，原审被告樊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君，第三人鑫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樊建国、严慧和及第三人蔚文雁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称：弥勒市人民法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该调解书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五被告委托了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王袆、黄钰峰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向法院提交了《授权委托书》，经法庭核对身份及代理权限后全程参加了审理和调解，最终达成《民事调解书》。现张樊辩称其没有委托代理人，对案件起诉不知情，均没有证据证实。即使客观事实如此，张樊可以另案主张权利，不应当过错归责于原审原告。原审五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敢于对案件实体部分作出表态并签字认可，原审原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二、张樊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张樊称其对《合作意向书》《收条》不知情，本案与其没有法律关系，该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原告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中，多份《告知函》《回函》中均有张樊的印章，张樊提交的三份通话录音显示对《合作意向书》签订、款项支付、产生纠纷等事宜是知情的，且其一直强调的是要将自己从本案中“脱”出来，足以证实张樊对整个合作、打款、纠纷始末是清楚的。三、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监6号《民事裁定书》缺乏证据，且再审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剥夺了原审原告再审审查期间发表意见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应当再审。对调解书进行再审的法定情形是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本案中没有上述情形。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监6号《民事裁定书》的依据是本案的《民事调解书》，而法院认为本案调解书的错误是居于张樊的再审申请书辩称其对整个案件不知情，未委托代理人。原审原告于2020年3月4日收到弥勒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再审申请书，该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11月22日生效，张樊于2019年5月21日书写再审申请书，弥勒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弥勒市人民法院是何时收到张樊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若是2019年5月21日收到则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且没有民诉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不予受理。弥勒市人民法院程序违法。鉴于上述送达、接受程序的缺失，无论是申请或者依职权对本案决定再审，都必须以再审申请书为基础，否则，依职权审查也无法审查出调解书内容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对原审五被告出具给两位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作出笔迹鉴定的前提下，没有证据证实调解书确有错误。四、《民事调解书》载明的给付义务承担人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张樊辩称其自始自终不知情且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多份《告知函》《回函》中均有张樊、老寨冲煤矿的印章，煤矿也明确向原审原告发函沟通事宜，老寨冲煤矿、张樊对本案始末是一清二楚，且煤矿的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张樊系投资人，依法应当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调解书》没有错误。对张樊的答辩的意见，我们认为在张樊没有证据证明印章是假的前提下都是真实的。对于张樊说他对本案不知情的话，结合张樊的答辩，以及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已经通过电话取得他的同意，然后给他签的名，包括在后期的往来的文件，以及其他的沟通的函件当中，也有他的印章。因此我们认为在张樊无法证明印章是虚假的情况下，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是真实的。对老寨冲煤矿的答辩的意见，首先老寨冲煤矿变成不是合作意向书的当事人，但是从后来的一些往来的函件当中，明显的记载，他是追认了这个行为，在沟通或者协商的过程当中都有出现。至于辩称印章是假的，印章有唯一性，在其他的文书中，也有他的印章。如果认为与张樊的私人印章一样，以及老寨冲煤矿公章的印鉴认为是虚假的，究竟是谁私刻的，如果有谁私刻可以追究这个责任，有处罚的前提，本案可以推翻，但是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其辩解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的。针对老寨冲煤矿及其他的被告没有违约行为的问题，原审原告在原审中提交的多份证据均显示，包括后续的具体的合作事项的相关的文书以及原审五被告和鑫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之类的文书，原审原告均已经进行草拟，并多次发给被告进行审核修改，原审原告已经在通过第三方购买相应的产能，全部工作都已经在正常开展，当时被告方拒绝继续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书，因此造成本案诉讼，所以原审原告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原审被告方构成违约，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被告不能以该合作意向书上记载的165万作为标的，本案的标的其实是4000万元左右，违约金并不高出法律的规定。我方认可樊羊的答辩意见第一点，关于《合作意向书》《收条》真实性、有效性，确实是当时客观情况。答辩意见就可以证实当时合作意向书、收条是经张樊的确认后，证明合作意向书的真实性。张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再审申请书所述的都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辩驳，这部分事实陈述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方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在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之后，原审原告已根据合作意向书约定，积极地开展了相应的工作。购买产能合同明确是甲方即煤矿以及几个被告，需要积极协调煤矿，配合乙方进行产能置换，产能置换主要工作是原审原告进行主导，被告要相应配合。但提到4000万元，被告就提出必须要由被告进行产权置换的工作，根据原审原告了解只需要3000万元就可以拿到产能，原审原告一再的要求，必须要按照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办理产能置换，要求对方配合提供公章等办理产权置换，但是对方拒绝，原审原告再让步，提出可以共管公章，被告不同意，根本不可能达到签订合作意向书根本目的，根本违约在于被告，最终我方无奈才选择诉讼，要求归还我方支付的费用，对方的意见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关于转款5万元给蔚文雁的问题，案件一审时已很明确，因老寨冲煤矿涉案股权被查封，樊建国提出来需要5万元，转给蔚文雁去处理股权查封的事情。5万元就是蔚文雁替老寨冲煤矿所履行职务行为。所有支出的费用在合作不成时应当予以返还，应当是由老寨冲煤矿、张樊、樊羊返还。原审被告老寨冲煤矿辩称，对原审起诉答辩意见如下，1.答辩人并非本案《合作意向书》中的合同当事人，且本案案款也未支付到答辩人的账户中，故要求答辩人承担本案案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审原告对该部分的诉讼请求；2.原审被告并无违约行为，是因双方在协商后续具体合作事项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最终无法继续合作，所以原审五被告均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事实与理由，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而答辩人并非合同当事人，涉案案款也未支付给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案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法律规范来看，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原审原告要求原审五被告对涉案案款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原审被告张樊辩称：一、答辩人对原审诉讼请求答辩，1.需要原告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具体请求与哪些被告解除《合作意向书》；2.原告要求返还合作意向金160万及其他费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4.本案诉讼费不应由答辩人承担。二、答辩人对事实部分认为，1.本案关键证据《合作意向书》《收条》中“张樊”的签名、捺印均非答辩人本人所为，且《合作意向书》中所涉事宜在该意向书签订及之后该意向书各参与方协商沟通的过程从未有人告知答辩人，答辩人对《合作意向书》的内容及申请再审前的事项既不知晓，也从未参与；2.本案中，收取涉案款项的账户既非答辩人所有也非答辩人提供，且答辩人从未收取任何涉案款项。原告在诉状中认可了樊建国才是老寨冲煤矿的实际投资人，答辩人只是登记投资人，本案与答辩人无关；3.在原审案件中，与案情有关的所有涉及到答辩人的书面材料中均无答辩人的签名或捺印，部分材料中虽加盖“张樊”字样的私人印章，但也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日常交易中自然人的私章不具有个人身份的特性，识别身份的办法是签名，签名具有唯一性，能反映个人特征，且不易伪造，即使伪造，亦可通过鉴定辨别。而私章通常仅能反映与盖章人姓名一致，并不能确定盖章人的真实身份，同时还存在同名印章或他人私刻印章的情形，现同名率较高，私章没有备案的要求，私刻印章的可能性较大，本案及原审案件出现“张樊”字样的私人印章从形式上看也没有相应的印章备案号或其他特征，可复制性较大，缺乏唯一性，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且所加盖“张樊”字样私章内容的相对方都有能力通过与答辩人沟通来验证印章的真实性与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可能，但至《合作意向书》签订前各参与方协商沟通开始直至答辩人申请再审前，从未有人以任何方式与答辩人沟通，《合作意向书》中各参与方或知情人也从未有人告知过答辩人相关事项，故若以加盖“张樊”字样的私章来确定答辩人对本案及原审案件承担责任，将会给答辩人带来极大的危险性及不确定性。答辩人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樊建国与答辩人系舅甥关系。因樊建国是公务员身份，2013年左右答辩人代樊建国购买了老寨冲煤矿并出任负责人，平时煤矿日常经营项目有具体实施执行都是由樊建国做主。在原审案件中，在法院送达应诉文书时，是由严慧和代答辩人签收法律文书，严慧和没有代答辩人签收法律的资格和权利，其代签收后，也没有向答辩人转交法律文书，也没有向答辩人告知任何诉讼情况，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参与原审诉讼。答辩人及樊羊并未委托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的王袆、黄钰峰作为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也未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授权委托书系樊建国伪造授权委托手续，委托书上“张樊”“樊羊”的签名是樊建国伪造的，原审《民事调解书》违反了当事人自愿原则；而且原审案件调解笔录中反映单独代理答辩人出庭进行调解的黄钰峰当时只是一名实习律师，不具备相应的资格单独出庭，更没有以律师身份代理答辩人调解的权利和资格。所以要求对原审《民事调解书》撤销。对蔚文雁的答辩有意见。首先原审原告在第一庭审中举的第四组证据中证明目的，就是自认了原审原告于2018年9月2日应樊建国要求转款5万元给蔚文雁，用于解除老寨冲煤矿股权保全事宜。在其中蔚文雁的开户行账户还有户名等信息均非张樊本人提供，且解除老寨冲煤矿股权保全事宜和蔚文雁在答辩状中所述的这些情况，张樊并不知晓。在合作意向书签订的8月到9月期间，涉案的各个当事人也从未告知张樊，5万元款项张樊也未收到过。原审被告樊羊辩称，一、关于《合作意向书》《收条》的答辩意见。2018年8月31日由甲方张樊、樊羊与乙方原审原告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收条》是事实、有效的。关于签字捺印，在场的答辩人签字捺印，经电话请示张樊后，由答辩人代为张樊签字和捺印，当时原审原告一方由高峰代签字捺印，答辩人亦均认可。而对答辩人当场电话请示张樊的情节，高峰也可以证实。二、《合作意向书》无法履行主要系原告方的原因所致。《合作意向书》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老寨冲煤矿100%股权转让、受让及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另是对老寨冲煤矿后续产能置换的约定。原告作为股权的购买方、产能受让方的身份向甲方支付了意向金160万元及其他费5万元，其行为均表明了对老寨冲煤矿作为股权购买方和产能置换升级后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景。答辩人也作为甲方尽到配合原告进行产能置换等工作的义务，反倒是原告未按照约定履行的义务，最终由于原告方的原因，导致产能置换工作未能进行，后续煤矿正常经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工作也被迫停滞无法办理，故双方《合作意向书》无法履行。三、原告诉状中所称部分与事实不符。1.原告诉称“被告一方以产能必须由其购买、并要求原告支付4000万元给其购买产能为由拒绝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事实不存在。由于原告不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反倒是答辩人多次向原告发《告知函》要求积极履行《合作意向书》第二条第5项的义务，并要求原告尽快签订合作协议。原告向被告方回函，在合作条件未谈好的情况下，强迫与答辩人及被告方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否则将向公安局报案，答辩人及被告方认为原告涉嫌强买强卖、强取豪夺，当时针对原告的回函又发出一份回函，称原谈判条件被告方要进行调整以增加自保条款，双方另定时间商谈后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答辩人及被告方提出的仅是要求原告购买41万吨产能，这一要求完全符合《合作意向书》第二条第5项的约定，这请求合理合法，至于说产能价格4000万元是否高或低，可以进行谈判，也完全符合市场经营活动行为，不能以此作为原告拒绝履行《合作意向书》的理由。关于购买产能价格的分歧，没有在《合作意向书》中体现相应的条款。原告单方撕毁《合作意向书》已属于违约行为，即“由于乙方原因，导致后续事宜无法开展的，乙方支付给甲方160万元意向金即由甲方所有”。2.原告诉称“且经过磋商，被告仍拒绝按照双方已经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履行相关事项，并拒绝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160万元款项”。《合作意向书》针对答辩人的义务只有两项，同时也是意向书核心内容，即“煤矿股权转让义务配合”“产能置换升级义务配合”，除此之外，答辩人没有其他义务。作为股权转让的意向，答辩人作为转让方没有不配合的理由，作为产能置换的意向，原告作为产能置换升级的最终受益方，同时原告也是将来老寨冲煤矿的股东，在互利共赢的情况下，答辩人也没有理由不配合。至于答辩人拒绝退还160万元意向金，乃是由于《合作意向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的违约责任，而且由于原告的原因未能完成产能置换，且由于原告的原因造成时间上的耽搁，导致老寨冲煤矿被关停，给双方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答辩人扣留原告的16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主张要求返还160万元意向金及其他费用5万元的请求。对蔚文雁的答辩转款是个人行为，与煤矿和公司没有关联，更不是履行职务行为，该5万元属于劳务费，不应当返还，樊羊也不存在替蔚文雁返还，对于是谁提议向蔚文雁转款，和转款目的没有关系。本案的实质争议是160万元，不是蔚文雁5万元转款问题。第三人鑫通公司述称，公司的由来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等事项，目的就是为证实鑫通公司实际上没有资产。2019年1月份变更后到张樊名下时是莫名其妙的，在2019年之前有樊羊和严慧和等好几个股东。鑫通公司在该案中不应该承担责任。老寨冲煤矿也不应当承担责任，老寨冲煤矿及法定代表人张樊在签订转让意向书上并没有实际张樊的签字和公司签章。煤矿转让其实张樊也没有获益，那么转让的款项也没有转到老寨冲煤矿，或者鑫通公司，或者个人，老寨冲煤矿以及鑫通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和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第三人蔚文雁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原一审已查明，原审原告经樊建国、樊羊、严慧和等人同意，给答辩人转账5万元，用于支付答辩人代理老寨冲煤矿办理因2017年至2018年期间王永胜诉该煤矿原股东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煤矿采矿权被查封后的解封及执行，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事宜的相关费用，本案再审与答辩人无任何利害关系。原审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2.请求判令各被告返还原告合作意向本金160万元及支付其他费用5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6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四被告系亲属关系。2018年8月31日，原被告双方协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签订协议之日支付给被告方合作意向金160万元，被告方配合原告进行煤矿产能置换工作。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了被告方160万元，但被告方不守承诺，不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书，期间原告又支付给被告方5万元。因被告方违约，导致无法履行合作意向书，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老寨冲煤矿、张樊、樊羊认可收取原告合作意向金及其他费用5万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林志添与被告张樊、樊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终止履行。二、由被告弥勒市老寨冲煤矿于2019年4月22日前返还原告林志添合作意向金等费用165万元及支付给原告林志添垫付的案件受理费16400元，合计166.64万元。三、由被告张樊、樊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案件受理费32800元，减半收取计16400元。由原告林志添负担。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审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告的自然情况。2.《合作意向书》1份，欲证明该意向书由张樊、樊羊签字按手印，并由樊建国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意向书约定：协议签订之日原告支付160万元合作意向金给被告，被告随即配合原告进行产能置换等工作，并且双方合作事项按照进展签订具体协议书，张樊的名字是樊羊代签的，手印也是樊羊按的。3.《收条》、原审原告授权委托书、原审原告受托人高峰与樊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业务转账凭证、鑫通公司授权委托书等，欲证明合作意向书签订之后，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指定收款人严慧和（账号为62×××71）的账户转账160万元给被告，并由樊羊、张樊出具收条交樊建国签字认可后交给原告置存，高峰系原审原告的受托人，同时证明严慧和系云南鑫通公司工作人员。4.原审原告受托人高峰与樊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等，欲证明樊建国系鑫通公司和老寨冲煤矿的实际投资人，原审原告于2018年9月2日应樊建国要求转账5万元给蔚文雁用于解除老寨冲煤矿股权保全事宜。5．煤矿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复印件1份，欲证明在签订合作意向书后，原审原告随即按照协议约定向第三方进行产能置换工作，要求支付4000万元的产能置换费用远远高于市场价格1000余万元，因此没有履行这份协议。6.股权合作协议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在与原审原告签订合作意向书之前，被告方已经与赵吉峰签订股权合作协议书。7.录音材料1份，欲证明樊建国要以4000万元购买产权置换，远远高于市场价格1000余万元，且原审原告要求其退还160万元合作意向金，但樊建国拒绝退还的事实。8.樊建国与李高成（原告代理人）短信复印件1份、李高成邮箱记录复印件1份、樊建国拟定的协议稿1份、修改稿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审原告与被告欲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经双方多次协议沟通，并最终确定了协议内容。9.原被告双方依据合作意向书需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书（合作经营协议书1份、鑫通公司股东会决定1份、樊羊股权转让协议1份、蔚文雁股权转让协议1份、鑫通公司临时股东协议决议1份、鑫通公司章程修正案1份），欲证明在经原被告多次协商沟通后，双方就后续须签订的法律文书已由原告方按照双方约定拟定。10.樊建国与原审原告的所有短信记录复印件1份，欲证明在此合作事宜中，被告以高峰系犯罪分子为由明确拒绝高峰谈判及办理后续事宜的事实。11.高峰与樊建国的聊天记录1份，欲证明应被告要求，2018年9月15日高峰及律师携带合作经营协议到被告处签订协议，但被告却无任何人在办公室，最终没有签订协议的事实。12.老寨冲煤矿的几点意见复印件1份、告知函复印件2份、回函复印件4份、老寨冲煤矿的原则1份、张樊樊羊蔚文雁的基本要求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在此合作过程中自2018年9月18日期间，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原审原告的要求，并暴露其真实目的就是想通过欺骗的形式骗取原审原告款项的事实。13.2018年9月11日双方谈判过程的录音材料1份，欲证明原审原告于2018年9月11日再次到被告办公室进行商谈，但被告以各种理由一直拖延，拒绝与原审原告签订后续协议并拒绝退还165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张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址和身份证的身份信息，不能证明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樊羊对证据1没有异议；老寨冲煤矿不发表质证意见。张樊对证据2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中张樊的签名捺印不是张樊本人所为，该合同和内容张樊均不知晓，其已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申请法院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了，现原审原告的代理人明确张樊的名字是樊羊代签的，手印也是樊羊按的，就不需要进行笔迹鉴定了。至于刚才原审原告说的樊羊通过电话，征得张樊同意了，这还需要用证据来证实，三性均不予认可；樊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意见，另外，原审原告名字也不是本人签字，是高峰代签的；老寨冲煤矿对证据2认为其不是该合作意向书的当事人，故对该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张樊是该合作意向书的当事人，以张樊的质证意见为准。张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中张樊的签名捺印也不是张樊本人所为，该收条具体内容张樊也并不知晓，原审原告说当场经过了通过电话跟张樊核实，原审原告必须出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的开户行、账号及户名等信息均非张樊提供，与张樊无关，张樊也未收到过该笔款项，但如果该证据属实，这恰好能够证明老寨冲煤矿的实际投资人、控制人是樊建国，张樊全程并未参与，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对款项也从不知情。建设银行凭证付款人和收款人均系案外人与本案无关。鑫通公司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无关；老寨冲煤矿对证据3中认为收条上老寨冲煤矿并未在该收条上签字盖章，故对该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该收条中有张樊的字样，故以张樊的质证意见为准；樊羊对证据3认为转款没有向张樊说过。张樊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开户行账号、户名，都不是张樊提供的，与张樊无关，张樊也未收到过该笔款项，是建设银行的支付的电子回单，付款人、收款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老寨冲煤矿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证据如果属实，收款人是案外人蔚文雁，与本案无关联性；樊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是实际控制人。张樊对证据5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协议上未加盖老寨冲煤矿的任何印章，也未见老寨冲煤矿授权私人签署该协议的有效授权，属于无效合同，无任何法律效力和证明力；老寨冲煤矿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樊羊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张樊对证据6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协议并未履行，且从证据形式上来看，协议属于一份作废协议，并没有生效；老寨冲煤矿对证据6认为系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原告并非该协议书中的任何一方，如果该证据属实，也不应当在原审原告处，对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樊羊对证据6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张樊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认为如果该录音属实的话，从中可得知一直是樊建国与原审原告在沟通，张樊并未参与也并不知晓，与张樊没有任何关系，张樊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老寨冲煤矿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认为樊建国是老寨冲煤矿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而且从通话内容可以看出，原审原告所支付的165万元全部是由樊建国支配，如果需要返还涉案的165万元款项，也应由樊建国偿付。不是樊建国单方违约，而是双方对后续的合作未达成，所以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樊羊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张樊对证据8中樊建国与李高成的短信、邮箱记录，客观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如果该组证据属实的话，从中可知一直是樊建国在与原审原告沟通，张樊并未参与，也不知晓，与张樊无任何关系，张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后面的樊建国拟定的协议稿和修改稿，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中未见任何当事人签名、捺印或盖章；老寨冲煤矿对证据8认为要求李高成与樊建国当庭提交手机予以核实，否则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认为如果该证据属实的话，可以从短信内容看出，樊建国是老寨冲煤矿的实际出资人。针对邮箱截图，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属于无法与原件核实的打印件；樊羊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只能证明协商经过。张樊对该证据9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证据是原审原告律师单方拟定提供的，未经双方确认，也无法显示，经原被告多次协商沟通未达成一致协议，无任何法律效力；老寨冲煤矿对证据9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股东决议未经股东签字确认，无任何法律效力，该证据系原审原告单方提供，无法得知其来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针对鑫通公司章程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章程未经股东签字确认，也未加盖公司公章，无任何法律效力，该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无法得知其来源。针对鑫通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股东决议未经股东签字确认，无任何法律效力，该证据系原审原告单方提供，无法得知其来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针对鑫通公司章程修正案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股东决议未经股东签字确认，无任何法律效力，该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无法得知其来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樊羊认可证据9。张樊对证据10的客观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如果属实的话，从该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审原告一直是在与樊建国沟通协商，张樊并未参与，所以张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老寨冲煤矿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否认，认为需要樊建国本人确认；樊羊认可证据10。张樊对证据11、12的客观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如果属实的话，也是可以从这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审原告全程都是在和樊建国沟通协商，张樊自始至终都未曾参与，所以张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老寨冲煤矿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需要樊建国和原审原告本人拿出手核对才能确认，如果内容属实，本案全程都是樊建国在和原审原告协商沟通；樊羊认可证据11。樊羊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明目的有意见。张樊对证据13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与张樊无关，证据中从未出现过张樊本人的签名捺印，虽然在告知函、回函、万分紧急函中出现张樊字样的私章，但应自然人的私章不具有确定个人身份的特性，日常交易惯例中识别身份的办法是签名，因为签名具有唯一能反映个人的书写特征且不易伪造，即便伪造亦可通过鉴定辨别，而私章仅能反映与盖章人姓名一致，并不能确定盖章人的真实身份，且存在同一印章或他人私刻印章的情形，现在重名率较高，不同人可能出现同名印章，而且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私刻印章可能性极大。上述证据中加盖张樊字样的印章均有印章、备案号等特征，但加盖樊羊字样的印章并没有相应的备案号，可复制性极大，缺乏唯一性，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此外张樊对该组证据涉及事项也不知情，从未授权过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参与上述情形；老寨冲煤矿对证据13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樊羊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告知函能证明其按照合同履行。原审被告张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张樊的通话记录1份（带封面总共180页），欲证明在本案合作意向书签订后各参与方协商沟通相关事宜的整个过程中，原审原告及其他被告均未与张樊进行通话，均未告知过张樊相关事宜，张樊也从未参与其中，且对该合作意向书之后各参与方协商沟通事宜直至申请再审前张樊均不知晓的事实。2.张樊与樊羊于2020年3月11日的通话录音1份、张樊与严慧和于2020年3月10日的通话录音1份、张樊与案外人樊根元于2020年3月11日的通话录音1份，欲证明本案的关键证据合作意向书及收条中“张樊”的签名、按印均非张樊本人所为，在合作意向书签订的过程中，张樊并未参与，也未签署过相关文件，张樊更未收取过合作意向书中任何所涉款项，此外，樊建国才是老寨冲煤矿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故本案与张樊无关，张樊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事实。经质证，原审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通话记录显示内容是可以修改的；老寨冲煤矿及樊羊对证据1、2没有异议。原审原告对证据2认为在没有相应证据相应印证的情况下，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蔚文雁为支持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份、民事判决书1份，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经质证，原审原告对以上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认为因这些裁定在当时谈合作的时，全部都已经看过了，已经核实清楚，确实有这些案件的存在，所以才会发生转款5万元事实。原审被告老寨冲煤矿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支付的费用不应该返还。原审被告张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张樊无关。原审被告樊羊对以上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鑫通公司对以上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张樊一致。原审被告老寨冲煤矿、樊羊、第三人鑫通公司无证据提交。原审被告樊建国、严慧和未到庭进行质证、亦未发表质证意见，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第三人蔚文雁未到庭进行质证、亦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核后认为，原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证明其欲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经张樊质证后认为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和捺印，该签字和捺印系樊羊代签代捺，该合同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原审原告欲证明的事实，对张樊签字和捺印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张樊的名字与指印均系樊羊代签代捺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采信原审原告欲证明的转账及高峰系其委托代理人的事实，其余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目的，对其他欲证明的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采信原审原告欲证明的转账5万元给蔚文雁用于解除老寨冲煤矿股权保全事宜，不能证明其他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5系案外人高峰与他人签订的合同，高峰无权代理老寨冲煤矿签订合同，且该合同未经追认，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予采信；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7、8、10、11、12、13能够证明樊建国与原审原告方协商合作事宜过程，且未达成协议的事实，对此予以采信，其余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目的，对其他欲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9系原审原告单方制作的文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认定。原审被告张樊所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各组证据相互印证，除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樊建国是老寨冲煤矿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外，其余共同证明了其欲证明的其他事实，予以采信。第三人蔚文雁所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均予以采信。经本院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确定如下法律事实：原审被告樊羊、樊建国与原审被告张樊系舅舅与外甥关系；原审被告老寨冲煤矿（原弥勒县老寨冲煤矿）于2005年3月30日成立，投资人原为案外人管华，该煤矿自成立至今，投资人经多次变更，并经过工商变更登记，现投资人为原审被告张樊，经营范围为原煤开采，经济类型为个人（私营）独资企业，生产规模为每年3万吨，矿区面积为0.0926平方公里，依法办理了《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弥勒县老寨冲煤矿”，该煤矿登记状态为存续，经本院现场查看该煤矿现已关闭（弥勒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该矿关闭退出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第三人鑫通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原为樊羊，于2019年1月16日变更为原审被告张樊，股东情况为变更前张樊出资人民币675万元、蔚文雁出资人民币900万元，变更后张樊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市场主体类型变更前自然人投资，变更后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张樊，持股比例为100%，高管包括蔚文雁，经营范围为煤炭的销售，经营状态为存续。案外人高峰与原审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签订了《授权委托书》，约定原审原告委托高峰代为办理其与鑫通公司和老寨冲煤矿投资人谈判处理鑫通公司股权收购及老寨冲煤矿收购事宜。具体权限为代为签订、接收受委托事项需要签订的协议，文件等所有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文书，若合作协议签成，则由高峰全权负责处理煤矿及公司的全部事宜。2018年8月31日，经高峰为原审原告的代理人与樊建国、樊羊协商，将张樊、樊羊列为甲方，将原审原告列为乙方，在云南省弥勒市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约定，张樊持有老寨冲煤矿100%股权且为鑫通公司登记股东，樊羊为老寨冲煤矿实际投资人且为鑫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原审原告对老寨冲煤矿扩建升级，需以鑫通公司名义进行，双方对相关合作事宜自愿协商达成合作意向：一、1.甲方需就鑫通公司股权转让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转让公司60%股权转给乙方的决议，且认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乙方指定；2.甲方保证煤矿股权明晰；3.甲方需召开第二次股东会议，形成购买煤矿100%股权的股东会决议；4.双方需积极配合煤矿、公司股权转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二、1.双方在签订意向书时，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160万元合作意向金，由樊羊出具收条交乙方置存；2.意向书签订且乙方付款后，甲方必须就双方合作需后续事项无条件配合；3.涉及所有部门应当办理变更手续，甲方需无条件提供全部材料；4.乙方付款后，甲需保证煤矿、公司活动正常进行，若有人员干涉，甲方需积极协调处理，保证相关事项正常开展；5.协议签订后，甲方需积极协调煤矿、公司进行产能置换工作，乙方积极主动进行煤矿产能置换工作，共同维护煤矿、公司的生产经营；6.意向书签订后需签订的法律文书和工商登记变更所需材料，双方配合共同全部完成；7.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完毕之日止，该笔意向金由樊羊所有。三、1.协议自签订之日生效，至协议约定事项全部完毕之日自行终止；2.若因行政部门原因、出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约定事项无法进行，协议自行终止，意向金退还乙方，损失各自承担。四、违约责任。1.意向书签订后，若甲方违约，除退还160万元，还需向乙方支付160万元违约金；2.若甲方原因导致煤矿、公司相关事项无法开展的，除以上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需向乙方承担产能置换所产生的全部费；3.若因乙方原因后续事宜无法开展，160万元由甲方所有；4.若乙方未按照约定履行，除承担以上约定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甲方因时间耽搁导致煤矿灭失的全部损失，意向书同时还对其他事项及纠纷管辖解决作了相应约定。樊羊作为甲方在该意向书签字及捺指印，并代张樊作为甲方签字及捺指印，高峰代原审原告作为乙方在该意向书签字及捺指印，樊建国作为见证人在意向书上签字及捺指印。2018年8月31日15时54分48秒原审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路第一支行以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出账号62×××12），向樊羊指定的原审被告严慧和账号（62×××711）转款160万元。2016年7月6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榆中法执字第0018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续行查封被执行人赵鹏参股的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市）老寨冲煤矿采矿权（证号为C5300002009021120004340）。二、查封期限为三年。老寨冲煤矿对该院续行查封其煤矿采矿权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4月25日该院以（2017）陕08执异2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云南省弥勒市老寨冲煤矿的异议请求。老寨冲煤矿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异议之诉，该院于2017年12月22日以（2017）陕08民初3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停止对登记在弥勒县老寨冲煤矿名下登记证号为C5300002009021120004340采矿权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对方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高院于2018年6月19日以（2018）陕民终2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20日老寨冲煤矿向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解除查封申请书，请求解除登记在其名下采矿权的查封执行措施。2018年9月7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陕08执恢20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登记在云南省弥勒县（市）老寨冲煤矿名下证号为C5300002009021120004340采矿权的查封措施。2018年9月2日，原审原告安排姓名为陶克地作为付款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第三人蔚文雁转款5万元。2018年9月12日原审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以老寨冲煤矿、樊建国、张樊、樊羊、严慧和为被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2.请法判令各被告返还原告合作意向本金160万元及支付其他费用5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6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院以（2018）云2504民初2939号于2018年9月12日立案。诉讼中，樊建国与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6日签订了《授权委托书》，聘请该所王祎律师、黄钰峰实习律师在合同纠纷一案中担任老寨冲、张樊、樊羊、樊建国、严慧和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樊建国在委托书上加盖了张樊、樊羊的私章，加盖了老寨冲煤矿的公章，代签了“严慧和”和代捺严慧和指印，签了本人（樊建国）的名字并捺了指印。之后王祎、黄钰峰参加了该案的诉讼。2018年11月22日15时0分至15时34分，经本院主持，原审原告、罗俊刚（原审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黄钰峰（实习律师）三人参与下对该案进行调解，达成“一、原告林志添与被告张樊、樊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终止履行。二、由被告弥勒市老寨冲煤矿于2019年4月22日前返还原告林志添合作意向金等费用165万元及支付给原告林志添垫付的案件受理费16400元，合计166.64万元。三、由被告张樊、樊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案件受理费32800元，减半收取计16400元。由原告林志添负担”协议，该民事调解书已生效。本院再审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本院院长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发现了确有错误，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了本院（2019）云2504民监6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案件再审符合法律的规定。再审中，原审原告提出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再审的案件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剥夺原审原告再审审查期间发表意见的权利主张于法无据，其主张不予支持。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案件立案后在送达被告相关应诉法律文书时，未直接送达除被告严慧和之外的其他被告，无证据证实严慧和属于张樊等其他被告的指定法律文书代收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的规定，此案送达程序违法；原审被告樊建国与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6日签订《授权委托书》，没有原审被告张樊本人自愿签字或捺指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签订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规定，违反张樊自愿签订合同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无权指派律师代理张樊进行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案件诉讼；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案件在调解过程中，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仅指派实习律师黄钰峰参加调解，其单独签字不能确认本院调解协议法律效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实习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及实习指导律师不得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有下列行为:（一）独自承办律师业务；……（三）以律师名义在法庭、仲裁庭上发表辩护或者代理意见”的规定。综上所述，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再审中，原审原告提出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维持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案件中老寨冲煤矿及张樊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经审理查明，老寨冲煤矿系原审被告张樊作为投资人的个人独资企业；鑫通公司系原审被告张樊作为投资人的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张樊享有100%的公司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的规定，作为个人独资老寨冲煤矿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性质为非法人企业，企业全部财产的实际所有权人系投资人，即老寨冲煤矿全部财产属于张樊个人所有，并依法可以转让或继承。老寨冲煤矿财产包括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30000200902112000434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老寨冲煤矿采矿权许可证物权属于张樊享有，依法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鑫通公司属于张樊一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享有100%的股权受法律的保护。依照以上法律规定，老寨冲煤矿的财产及鑫通公司的股份均可以依法转让，本案中，原审被告樊建国、樊羊冒用作为老寨冲煤矿的投资人和鑫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樊的名义与原审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约定合作经营煤矿和公司，以及转让煤矿财产和公司股份。樊建国、樊羊所实施的冒名行为虽属于代理的构成要件，但由于樊建国、樊羊所实施的冒名行为的转让目的并非为了张樊的利益，而是完全为了樊建国、樊羊本己利益，其行为并非属于代理行为，即樊建国、樊羊的冒名行为不能认定为代理行为。在签订意向书过程中，原审原告明知樊建国、樊羊的冒名行为，但仍然愿意履行合同，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成立；同时樊建国、樊羊在与原审原告以“发函”和“回函”的方式协商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冒用“老寨冲煤矿”和“鑫通公司”的名义进行，其性质仍不能认定为代理行为。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存在樊建国、樊羊以张樊的名义签订合作协议及履行协议内容被张樊追认的事实，故该《合作意向书》未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被代理人追认，对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因签订涉案《合作意向书》虽成立但未生效的所有后果均由樊建国、樊羊承担，与老寨冲煤矿及张樊无关，老寨冲煤矿和张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本案中依法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1.针对原审原告主张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樊建国、樊羊与原审原告签订合作意向书后，双方均按照意向书的约定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但因双方针对置换煤矿产能的问题未协商一致，不能实现《合作意向书》约定双方共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的目的，现原审原告提出解除《合作意向书》，樊建国和樊羊均同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院依法支持原审原告主张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的请求；2.针对原审原告主张判令各被告返还原告合作意向本金160万元及支付其他费用5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的合同性质，当事人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的规定，本案原审原告在签订《合作意向书》按照约定支付了樊建国和樊羊意向金160万元，并按照双方之后的口头补充约定履行了支付蔚文雁其他费用5万元，现因不可归责的原因导致意向书的解除，原审原告要求合同相对方返还意向金160万元及其他费用5万元，其请求依法应予支持；3.针对原审原告主张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60万元。如前所述，导致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无过错，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原告主张合同相对方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被告樊建国、严慧和，第三人蔚文雁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视其自动放弃在一审诉讼的所有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对樊建国、严慧和、蔚文雁缺席判决。严慧和、蔚文雁未到庭说明其收到原审原告转来款项的具体去向及金额具体的用途，在本案中应当分别承担其收到款项金额的连带偿付责任。第三人鑫通公司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云2504民初2939号民事调解书。二、解除原审原告林志添与原审被告樊建国、樊羊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三、由原审被告樊建国、樊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审原告林志添合作意向金160万元及其他费用5万元。四、由原审被告严慧和对以上债务中160万元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第三人蔚文雁对以上债务中5万元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五、驳回原审原告林志添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32800元，由原审原告林志添负担16000元，由原审被告樊建国、樊羊负担16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 曦审 判 员 朱 玉人民陪审员 陈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饶云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