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0行终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盐帮人家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乐江西路281号厂区2楼。 法定代表人雷本洪，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敏，四川地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翔龙山报社路82号。 法定代表人陈昭学，局长。 出庭负责人田德强，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邓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饶红，内江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新华路20号。 法定代表人郑莉，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新，内江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荣贵，内江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李光先，女，193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第三人罗刚，男，199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第三人罗某，女，200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第三人罗教付暨第三人罗某的法定代理人，男，196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系第三人罗某之父。 以上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余中华，四川平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盐帮人家食品有限公司（简称盐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市人社局）、内江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第三人李光先、罗教付、罗刚、罗某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2019）川1002行初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日和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盐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本洪及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敏、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党组成员田德强及该局的委托代理人邓艳、饶红和第三人李光先、罗教付、罗刚、罗某四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余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李光先、罗教付、罗刚、罗某分别系死者范方秀之母、之夫、之子、之女。范方秀生前租住在临江九队易荣兰（案外人）所有的房屋内，其工作地址为原告公司住所地雨润集团内。范方秀自2016年2月起在原告处上班，从事挑鸡脚、砍鸡脚工作。 2018年9月15日6时20分许，范方秀在去原告处上班的途中，搭乘何远秀（案外人）驾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沿内椑北路由市中区东站转盘方向往乐贤镇方向（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100Ｍ处车辆摔倒，造成何远秀及范方秀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内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一、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6时20分许，发生事故后何远秀未及时报警，未保护现场，于当日20时55分许报警……四、本事故中乘车人范方秀无过错，,超标电动自行车摔倒的原因无法判定”。2018年9月15日，范方秀被送往内江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左额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左额颞叶脑挫裂伤伴出血、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弥漫性脑肿胀、脑疝晚期、右顶枕头皮血肿、误吸。 因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争议，范方秀向内江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内市区劳人仲案（2018）130号仲裁裁决书，确认范方秀与盐帮公司从2016年2月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川1002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范方秀与盐帮公司从2016年2月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范方秀提交的工作日记账本记载了范方秀从2016年2月至2018年9月14日的计件工资情况，同时证人到庭证实范方秀每天上班时间为早上6-7点，每月以完成的计件数量发放工资，以上证据证实范方秀从2016年2月起开始在盐帮人家食品公司工作直到2018年9月15日。一审法院认定范方秀与盐帮人家食品公司从2016年2月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盐帮人家食品公司与周某于2018年9月1日签订《劳务工作外包协议》，因周某系该公司员工，双方属于内部承包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盐帮人家食品公司与范方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民事判决书于2019年5月11日生效。 2019年1月16日，范方秀在家中死亡。次日，内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委托四川谨诚司法鉴定所就范方秀“交通事故与其死亡原因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鉴定”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3月13日，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范方秀符合生前遭受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呼吸循坏衰竭死亡。外伤为主要致死原因，参与度酌定为90％。 2019年5月22日，第三人罗教付向被告市人社局提起关于范方秀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5月24日，市人社局予以受理，后作出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分别送达给第三人和原告。原告盐帮公司收到上述文书后，在规定期限内举证。经审查，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内人社工决[2019]2-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范方秀所受伤害为工伤，并直接送达给第三人，于2019年7月29日以留置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送达回证显示“因单位负责人不在，现采取留置送达”。 原告不服，依法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于2019年9月18日予以受理，并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给市人社局。2019年9月29日，市政府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依法通知李光先、罗教付、罗刚、罗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经审查，市政府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内府复决［2019］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但文书送达程序轻微违法，故决定确认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内人社工决［2019］2-82号）程序违法，该决定书于10月29日、10月30日分别送达给第三人和市人社局，于10月30日向原告盐帮公司进行邮寄送达，该ＥＭＳ邮件单号“1114435611625”，收件人“雷本洪”，地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乐江西路281号厂区2楼（四川盐帮人家食品有限公司）”。10月31日，该邮件网络跟踪记录显示“已签收，他人代收”。11月13日，盐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市政府领取了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盐帮公司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4日向原告盐帮公司邮寄送达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EMS快递单号“1074460161229”，收件人“雷本洪”，单位名称“四川盐帮人家食品有限公司”，地址“内江市市中区乐江西路281号厂区2楼”。庭审中，原告盐帮公司表示收到上述文书。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告市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执法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的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以单位负责人不在，留置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市政府在行政复议中对该程序问题予以纠正，并确认违法，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辩论意见中提出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第三人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本案中，盐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范方秀已经死亡，原审法院向原告盐帮公司释明后，盐帮公司将第三人项删去，但未列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李光先、罗教付、罗刚、罗某分别系死者范方秀之母、之夫、之子、之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原告公司未将上述人员列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依职权通知上述人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起诉时间的问题，本案经向立案庭了解并调取监控录像显示，2019年11月14日下午14时37分许，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本洪到该院诉讼服务大厅九号立案窗口提交该案的起诉立案资料，足以确定原告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4日，原审法院在行政起诉状中记载的收案时间11月25日有误，予以纠正。故无论原告公司是10月31日还是11月13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其不服于11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均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规定的起诉期限。 原告提出交警部门没有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出具的事故证明不具有法定效力，范方秀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依据上述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本案中，内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作为有权机关，依据其调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乘车人范方秀无过错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上述主张仅有抗辩意见，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范方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的情形。本案中，生效的（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交警部门对何远秀作的询问笔录、市人社局对何远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仲裁机构的庭审笔录等证据均可以证实范方秀每天上班时间为早上6时-7时，其从居住地出发，前往原告公司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间和路线均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和路线，被告市人社局依据其调查并依据上述规定认定范方秀所受伤害为工伤并无不当。原告虽然提供了员工手册（员工守则）、考勤表用于证明上班时间，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进行了公示、学习并具有约束力，对该手册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考勤表显示有些人员有打卡记录，有些没有记录，可以证明原告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范方秀等工友上班时间的依据。原告认为范方秀已经不在原告处上班、其受伤时不是上班途中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执法程序已经由被告市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纠正，予以确认。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盐帮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盐帮公司负担。 上诉人盐帮公司上诉称：1.原审判决依职权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未依法通知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相关诉讼权利，致使上诉人没有时间对被追加当事人信息真实性进行核实。2.范方秀在事发前已经未到上诉人单位上班。其在2018年7月初就告知工友只工作到7月底，且上诉人员工花名册登记显示范方秀在2018年7月31日离职，2018年其工资表上也没有范方秀的工资记录，生效的（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未认定范方秀事发前在上诉人处上班。3.没有证据证明范方秀在事发时是在来上诉人处上班的途中。事发时间是早上6时20分，不符合上班时间，不能推定范方秀是来上诉人处上班。4.无证据证明范方秀发生伤害是道路交通事故。事发时无报警记录，交警部门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证明不具有法定效力，且该事故证明正处于诉讼状态，并无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其效力，范方秀目前正在向事发时的责任主体提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的诉讼。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并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市政府辩称，其作出的复议决定主体合法，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李光先等四人述称：1.上诉人提出未核实第三人的身份真实性不属实，因为追加四个第三人已经是第六次核实身份。2.根据生效的（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范方秀在事发当天是在上班途中。事发后范方秀家属采用录音等方式对在上诉人处上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能够反映范方秀生前上班时间。3.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属于书证，虽然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足以还原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事故当事人情况，第三人另外起诉关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属于追究他方交通事故责任，不影响交通事故的性质。4.上诉人在劳动关系诉讼和本案诉讼中的陈述多有矛盾，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原审中的第三组第8项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补充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情况下才能出具交通事故证明，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说明事实无法查明，在事实无法查明情况下，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第四点认定范方秀无过错没有依据。同时范方秀事发时并未佩戴安全帽，属于非法搭乘电动车，亦未及时报警，构成逃逸，有过错。本院认为，原审中上诉人并未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提出异议，二审中提出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对该证据认证正确，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的理由部分阐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原审中提交的第三组第11项证据提出补充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证明范方秀上班时间是8时30分，因范方秀是去鸡脚的，6点过到单位鸡脚还未煮熟，不可能6点过上班，同时证明范方秀在2018年7月就离职了。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补充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对该证据认证正确。 上诉人对其原审中提交的第1项证据员工手册（员工守则）的证明目的进行补充，认为该员工手册进行了公示，员工都知晓该手册。上诉人对其原审中提交的第6项证据公司员工花名册及考勤表（员工刷卡记录表）的证明目的进行补充，认为这两个记录均没有范方秀的记载，证明事发时，范方秀未在单位上班。上诉人对其原审中提交第4项证据何远秀与雷本洪的短信记录的证明目的进行补充，认为该记录证明何远秀在事发前不是上班状态，属于请假状态，故范方秀更不可能上班。上诉人对其原审中申请证人李某、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的证明目的进行补充，认为范方秀的上班时间是8：30，同时证明2019年8月公司将劳务外包给周某，周某与工人签订的劳务合同。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认为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上述证据与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市政府认为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第1项、第6项证据属于上诉人单方制作，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且第1项证据员工手册，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上诉人进行了公示；认为第4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认为上诉人补充的原审中申请证人李某、周某出庭作证证言的证明目的与原审查明事实不符，不认可。第三人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上诉人称的公示仅凭一句话；第6项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第4项证据只能证明发短信时的上班情况，不能证明事发时的上班情况；对于证人证言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第4项证据不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当天何远秀请假未上班的事实，故不能达到上诉人一二审中主张的该短信记录的证明目的。对于申请证人李某、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增加了盐帮公司在8月将劳务外包给周某的事实，因生效（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已经证明范方秀与上诉人成立劳动关系，故上诉人二审增加的该证明目的不能否认上诉人与范方秀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事实。而上诉人对于其他原审中证据证明目的的补充未改变原证明目的，仅为证明目的的充实，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补充质证意见对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与原审意见基本保持一致。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原审中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2019）川10民终106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第三人已经从他方获得了赔偿，范方秀发生的事故不是交通事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工伤认定决定合法性无关。被上诉人市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人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获得的其他赔偿与本案是否获得工伤赔偿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工伤认定决定合法性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作出的关于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和市政府具有作出工伤认定主体和行政复议决定主体资格，以及工伤认定程序、复议程序的相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的问题，原审判决阐述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范方秀受伤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情形。 范方秀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情形。主要理由如下： 1.范方秀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的规定，生效的（2019）川10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主文中虽仅确认上诉人与范方秀从2016年2月起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判决中确认了范方秀从2016年2月开始在上诉人处工作至2018年9月15日的事实，上诉人在本案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应当以该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故上诉人诉称范方秀在事发前已经未在上诉人处上班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范方秀受伤属于交通事故，且其依法不应承担事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规定，范方秀于2018年9月15日6时20分许，在从其居住地出发后，搭乘何远秀的电动自行车前往上诉人公司的途中，发生车辆摔倒事件，造成范方秀和何远秀受伤，符合上述规定的“交通事故”情形。同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依据上述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发时无报警记录，交警部门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亦不影响交通事故成立的事实。故上诉人认为范方秀受伤不属于交通事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中虽交警部门并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但根据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关于“本事故中乘车人范方秀无过错，川Ｋ×××××号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摔倒原因无法确定”的叙述，以及内江市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特勤中队对何远秀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足以认定作为乘车人的范方秀对此次交通事故发生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关于范方秀未带头盔以及范方秀违规搭乘何远秀的电动车，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理由，本院认为，根据《四川省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六）项“驾驶非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六）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限载1名12周岁下的未成年人，12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的规定，电动自行车限载人员的规定仅针对机动车驾驶者，而非电动自行乘坐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规搭载人员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不应因此认定为对交通事故发生承担责任，同时范方秀未带头盔也不是造成事故发生原因，不应基于此两点认定范方秀应当对事故承担责任，故上诉人的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范方秀发生交通事故时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虽然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员工手册（员工守则）载明“公司实行的工作时间为：早上8:30----中午12:00”，但其提供的员工刷卡记录表（考勤表）中不仅仅有上午刷卡显示的工作时间，还有下午刷卡显示的工作时间，且上午刷卡显示的开始时间最早在7时28分，并非均在8时30分左右，而上诉人原审庭审中自认煮鸡爪的工人6点过就应上班，也与其员工手册不符，故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相互矛盾。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称员工手册进行了公示，工人都知晓，考勤表无范方秀名字，该陈述与盐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本洪在二审庭审中关于员工手册仅针对去鸡爪骨的工人，刷卡考勤仅针对管理人员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上诉人原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周某在原审庭审中陈述，范方秀是去鸡爪骨的，上班时间是8时30分，除了煮鸡爪的工人早到外，其他工人都是8时30分上班，根据生产情况，没做完下午也要工作。该陈述也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员工手册中载明的上班时间相互矛盾，且关于没有提前上班的情况的陈述，也与员工刷卡记录表（考勤表）中刷卡记录相互矛盾。故上诉人用以证明范方秀上班时间是8时30分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达到证明范方秀上班时间是8时30分的证明目的。根据市人社局对范方秀的工友何远秀的调查笔录以及内江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中记载作为证人出庭的何远秀、邹某的证言，可以证明范方秀每天上班时间是早上6时、7时，同时即使上班时间是8时30分，范方秀做的是去鸡爪骨工作，需要洗筐，为做准备工作提前去上班，也是为单位利益，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雷本洪自认从范方秀租住房屋地点骑车的路线可以从范方秀发生交通事故处经过，因此范方秀于2018年9月15日6时20分许，在其从居住地出发后，搭乘何远秀驾驶电动自行车前往上诉人公司途中车辆摔倒，造成范方秀受伤，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综上，上诉人盐帮人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市政府的辩称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的述称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四川盐帮人家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春 审判员 王 晶 审判员 蒋 靖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尹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