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85民初880号原告：冯素珍，女，汉族，1968年8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原告：徐大贤，女，汉族，1931年5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原告：王亚全，男，汉族，1989年5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原告：王亚州，男，汉族，1990年9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原告：王某。法定代理人：冯素珍，女，汉族，1968年8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系王某的母亲。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洪涛，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梦雨，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甲云，男，汉族，1968年5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昭敏，郑州市登封市天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乾峰，男，汉族，1982年6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被告：秦朝敏，女，汉族，1972年5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原告冯素珍、徐大贤、王亚全、王亚州、王某与被告刘甲云、王乾峰、秦朝敏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素珍、原告王亚州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洪涛，被告刘甲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昭敏，被告王乾峰，被告秦朝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素珍、徐大贤、王亚全、王亚州、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停尸费、运尸费、家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等共计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汉强任告成镇水峪村第八村民组组长，根据镇政府安排自2020年1月25日参与登封市××镇水峪村的疫情防控卡点值班工作。2020年2月2日下午13时左右，在同一个疫情防控点值班的工作人员秦朝敏联系到王汉强三弟王三团说一直找不到王汉强。随后王三团、秦朝敏及秦朝敏的老公根据电话铃声在下午13时10分左右于王汉强住宅后面路边的沟里发现王汉强的尸体。通知原告后，原告王亚州到场于下午14时08分报警。经刑警队调查了解，2020年2月1日晚上王汉强和刘甲云、王乾峰、秦朝敏共同在刘甲云家喝酒，喝完酒后22时30分离开刘甲云家，由王乾峰开车送王汉强、秦朝敏回家，导致王汉强在住宅后面路边的沟里死亡。在疫情防控期间，按上级政府要求不允许扎堆喝酒，三被告同属村干部并且属卡点管理人员，对上级的疫情防控政策完全了解，在值班期间脱岗喝酒。大量饮酒会损害身体健康，有导致生命危险的可能性。喝酒期间，王汉强饮酒量最多，三被告未尽到劝阻义务是导致王汉强醉酒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三被告与王汉强是邻村和同村，且非常熟悉，平时来往密切，对王汉强的家庭生活状况、居住情况非常了解。在明知王汉强及家人平时均在登封市内居住，老家长期无人居住的情况下，与王汉强一起饮酒，在明知其已喝醉的情况下将其送到无人居住的老宅房屋外且未通知家属，把王汉强送下车后就扬长而去，导致王汉强在醉酒后无人照看。该时间又是处于深夜22时30分以后，疫情期间不允许外出，街上无任何行人，该情形进一步导致王汉强长期处于失去外援的环境之中，最终导致王汉强掉入边沟死亡。基于以上原因，三被告没有尽到劝阻义务，在送人过程中没有尽到看管照顾义务，没有把王汉强处理至安全状态下即脱离看管，以上情形是导致王汉强死亡的重要原因。根据《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三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原、被告之间无法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无奈诉至贵院，望法院审理后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刘甲云辩称，原告家属王汉强任告成镇水峪村第八村民组组长，是答辩人的同学，关系一直所处甚好。王汉强于2020年2月1日下午19时31分，答辩人和王乾峰正在王爻村疫情防控卡点上查岗，王汉强给答辩人打电话说到答辩人家喝酒玩，因卡点上比较忙，答辩人于19时34分给王汉强回了个电话，想拒绝一起喝酒，王汉强未接通，答辩人又在19时35分再次给王汉强打通了电话，仍然想告知王汉强拒绝在一起喝酒，电话中谈了3分多钟，王汉强却坚持在一起喝酒玩。到晚上20时10分左右，王汉强开车拉着秦朝敏一起到防控卡点上，王乾峰、秦朝敏和我一起到我家谈了一会儿话，21时就开始喝起酒来。我们四人喝了一瓶半多点酒，到22时30分左右，答辩人指示王乾峰开着王汉强的车先将秦朝敏送回了家，然后将王汉强送回了家门口。王汉强让王乾峰开着自己的车回家，并约定2月2日上午王汉强再到王爻村的防控卡点上开车。王乾峰看了王汉强没有什么事了，又送到了家门口，就放心地开车回了王爻村。2月2日下午13时多，给王汉强打了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不幸的事情。答辩人就王汉强发生的不幸事情，表示深切地歉意。答辩人先行支付了2万元表示对其家属的慰问。现在，原告诉讼答辩人赔偿一事，是原告的权利，答辩人答辩是为配合法院查清事实。赔偿很重要，事故责任的划分和承担也很重要。答辩人认为，2月1日王汉强电话联系喝酒的事实，可以认定是发起人和组织者，执意主张饮酒和意外死亡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喝酒前答辩人拒绝喝酒，喝酒期间交代明天还要值班查岗减少喝酒，并不存在故意劝酒的事实。喝酒后指派了王乾峰开车送其二人安全到家，避免其他事故发生，且并非醉酒不省人事，所饮酒量并不及原酒量。原告认为答辩人没有尽到劝阻、照看，失去外援环境不实，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安全注意和合理照顾的义务。答辩人是王爻村村长，王乾峰是流动查岗工作。答辩人的工作只是各个路口实施查岗工作，并不是脱岗。原告诉讼要求赔偿60万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事实，答辩人已在共饮前后尽到了合理的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注意义务，答辩人不存在客观上的过失责任，其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当予以免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约酒人身伤亡的二十条裁判规则，共饮参与人对其共饮者的责任，明确规定赔偿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共饮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够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答辩人是否构成侵权，应当根据是否确有损害事实、行为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张上有过错来确定。王汉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状况有正确的判断，明知饮酒后可能发生控制能力降低，却放任发生，是王汉强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王乾峰辩称，一、在这个案件中，我没有过错。当天晚上喝酒的过程是最开始的时候，王汉强给刘甲云打电话说晚上喝一点酒。当时正是疫情，王汉强和刘甲云都在不同地点值班。我和刘甲云在一个值班点值班，我和王汉强也不认识，并且我本人对喝酒也不感兴趣。但由于刘甲云和我在一块值班，刘甲云对我说，你去服务一下吧。我碍于朋友的面子，就和刘甲云一块到刘甲云的家中，弄了两个菜。喝酒的整个过程大约有两个小时，在这中间，王汉强和刘甲云也劝我喝酒，但是我没有喝，只是到最后出于礼貌，我把酒杯端起来碰了一下，趁他们不注意都把酒倒了。整个过程刘甲云也看见了。他们喝酒结束的时候，刘甲云对我说，你没有喝酒，他喝酒了，你给他送回去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答应。王汉强把他的车钥匙给我，我开王汉强的车把王汉强送到家中。到王汉强家门口时，我给他钥匙，他对我说：“你把车开走吧，我明天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将车开走了。整个过程，我一直没有过错，而是尽义务把他送到了他家门口。到他家门口时，他也是非常清醒地对我说：“你把车开走吧，我明天去开”。二、按照法律规定，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承担责任的原则有三个，一是过错责任，二是公平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本案适用的是过错责任，赔偿原则是有过错进行赔偿。在这个案件中，我开车送人的行为没有过错。王汉强本人没有喝醉，我开车将王汉强送到大门口的时候，明明白白地看到王汉强没有任何事。我把车钥匙给他，他还让我把车开走。他说他第二天把车开走。然而，却发生了死亡这件事，实在想不通。另外，死亡的地点是在他家屋后的边沟里，这一点证明他是有很大过错的。从死亡的地点到我送他下车的地点不一样来看，他本人是回到家休息以后，又出来了，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又喝酒不知道，随后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他的死亡。整个过程由于当地没有摄像头，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确实是把他送到了他家门口了，他回家以后又去什么地方不清楚，他去屋后或者去其他地方造成他的死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在侵权责任来看，本质是民事违法行为依照法律规定产生的民事责任，侵害的是民事主体的法定权利或者绝对权利，是由侵害人实施的不法行为造成的，这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能够引起侵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产生法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法律事实。我送人回家的行为没有过错，我不是责任主体。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是统一的，行为人只对因自己的过错而实施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责任主体对他人实施的行为负责。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被告秦朝敏辩称，我感觉我太冤枉了，既然到了这一步了。我和王汉强是同一个村的村民，都是八组的，本来在这次疫情期间，我是平民，也不会去卡点值班。王汉强每天上班从俺家门口经过，他看我在家没事，就打电话让我去村委，我去后他就告诉我让我跟着值班，当时有好几个村干部在一起，有李学亮、秦周营等，我当时就说让我来干啥，王汉强就说让我一起值班。我是去年九月份接住了××人统计工作，我不想值班，王汉强要求我值班。当天我们一起回村委吃饭，饭后我又去了卡点。后王汉强给别人联系喝酒，刚开始是给我们村的人联系，联系了一个王建岳，但是人家没有接电话，随后人家老婆说他不在家。之后他又给刘甲云联系去人家家中喝酒，电话中我听到刘甲云说家里没有酒，卡点值班不让去家里，王汉强说没有酒你想办法，非去不可。期间就起身开始走出帐篷，我也在卡点，他走出帐篷时还往我肩膀打了一拳，当时我也比较疼，我说不去，他强拉着把我带去了。接着就去了刘甲云的卡点，刘甲云和王乾峰也在卡点值班，我没有下车，当时可能是刘甲云不出来，我还说人家不去咱走吧，王汉强说不让我管。之后刘甲云出来了，我们一起去了刘甲云的家。因为刘甲云俺俩是老表关系，他们说没有菜，只有蒜苗和焖子，我进厨房炒了一盘焖子菜。接着刘甲云和王汉强就开始喝酒，还让我喝酒，给我倒了一杯酒，我给他们分了一些，剩余了一点儿我喝了，然后又去厨房清理厨房。之后我到屋叫王汉强走，他不走，非还要喝酒，刘甲云说另外的屋里还有一瓶酒，我没有找到，最后刘甲云进去找了一瓶酒。王汉强、刘甲云、王乾峰他们几个又将这瓶酒分喝了。随后我又炒了一盘焖子，这之后没有酒了，就没有再喝。这时候王汉强非要刘甲云再拿酒，刘甲云也说了没有了。我对王汉强说俺家有酒，等疫情过后，到俺家喝，接着我们就出门开始走，王乾峰开车送我们两个，先把我送回家了，接着王乾峰拉着王汉强回他家去了。期间我没有看到王汉强有喝醉之意，王汉强还给我开玩笑说让我给他些山药。之后怎么送王汉强了我就不清楚了。至于原告说没有劝阻我不同意，一直我们几个都说没有酒，不让再喝了。第二天我到卡点，看到王汉强的车在卡点，没有见到他人，我心里就开始有些紧张，因为头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了，心里想着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一看他车上有他的电话号，我就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上去找找王三团，看看王汉强什么原因。王三团是王汉强的弟弟。期间我也见到了王三团，王三团还说让喊喊王汉强。我到门口看到大门锁着，我告诉王三团说他哥家没有人，王三团给我说是不是谁又叫他喝酒去了吧，接着我值班去了。之后我和我老公、王三团，还有本村的王根现一起去把王汉强的家门撬开，屋里屋外都没有人，王三团说听到电话响，出来后我顺着他房到了后面，发现王汉强在房后沟里已经不行了。我就联系了村干部李学亮，之后就派人上去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登封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登封市告成镇水峪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户口本、照片、搬迁安置协议、租房合同、从登封市公安局调取的询问笔录，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刘甲云提交的通话记录，无法证明被告刘甲云的证据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汉强原任水峪村第八村民组组长，被告刘甲云原任王爻村村长。2020年2月1日晚上，王汉强和被告刘甲云、被告王乾峰、被告秦朝敏在被告刘甲云家中聚餐饮酒。四人共喝了两斤左右的白酒，其中被告秦朝敏喝了约1两，被告王乾峰喝了约3两，被告刘甲云喝了约8两，王汉强喝了约9两。结束后，被告刘甲云让被告王乾峰开王汉强的车送王汉强及被告秦朝敏回家。送完二人后，被告王乾峰将王汉强的车开到王爻村。次日，王汉强被发现在其房屋后面的沟里，已经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刘甲云向原告赔偿了20000元。原告与三被告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起诉至本院。另查明：1.王汉强是原告冯素珍的丈夫，二人共有三子，分别是王亚全、王亚州、王某；2.原告徐大贤是王汉强的母亲，户籍地在登封市××镇水峪村，王汉强的父亲已去世，原告徐大贤共有三子，分别是王汉营、王汉强、王三团；3.王汉强生前居住在登封市；4.2019年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4148元/年，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971.57元/年，201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545.99元/年，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00.97元/年。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一、三被告作为参与聚餐饮酒的当事人对王汉强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责任如何划分；二、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数额是否合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醉酒者损害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因共同饮酒或因组织饮酒而对饮酒人产生的先救助义务，该救助义务包含共饮人相互之间具有合理的照顾、保护、通知等义务。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参与聚餐的三被告对死者王汉强在饮酒过程中灌酒、劝酒、斗酒等故意行为,但与王汉强一同就餐饮酒的参与人均产生了一种在后的合理的注意义务,这种义务既包括在饮酒过程中的提醒、劝告,也包括酒后照料、护送、通知等。被告刘甲云原任王爻村村长，在疫情防控期间在家中聚餐饮酒，在饮酒后又让同样饮酒的被告王乾峰开车送王汉强，被告刘甲云对王汉强未尽到合理的照顾、护送和通知家人等注意义务，其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王乾峰在疫情防控期间参与聚餐饮酒，又在饮酒后开车送王汉强，但其仅将王汉强送至家门口附近，亦未通知王汉强家人，故被告王乾峰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秦朝敏在疫情防控期间参与聚餐饮酒，其虽未全程参与饮酒，但也有少量饮酒，也是同餐共饮的参与人，对王汉强也有照料、护送、通知家人等注意义务，并且被告秦朝敏在四人中最为清醒，但被告秦朝敏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汉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认知和控制能力，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后果，但其仍放任自己过量饮酒，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根据各方当事人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王汉强自行承担70%的责任，被告刘甲云承担15%的责任，被告王乾峰承担10%的责任，被告秦朝敏承担5%的责任。二、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下：1.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为32074元（64148元／年÷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王汉强生前经常居住地在登封市，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84019.4元（34200.97元／年×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徐大贤在王汉强事故发生时是88周岁，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徐大贤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居住地在登封市，故其生活费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按照5年计算，原告徐大贤共有3个扶养人，因此，原告徐大贤的生活费为19243.32元（11545.99元／年×5年÷3）；原告王某在王汉强事故发生时是14周岁，在登封市居住，其生活费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至十八周岁，原告王某的生活费为43943.14元（21971.57元／年×4年÷2）；4.交通费：原告虽未能提供交通费用的凭证，但考虑其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支出，本院酌定为300元；5.误工费、住宿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了误工费和住宿费，本院对此不予支持；6.精神抚慰金：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本地的经济生活水平等各种因素，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酌定为10000元，按照三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被告刘甲云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元，由被告王乾峰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3500元，由被告秦朝敏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500元。综上，除精神抚慰金外，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779579.86元（32074元+684019.4元+19243.32元+43943.14元+300元）。被告刘甲云应赔偿121936.98元（779579.86元×15%+5000元），被告刘甲云已赔偿20000元，还应赔偿101936.98元；被告王乾峰应赔偿81457.99元（779579.86元×10%+3500元）；被告秦朝敏应赔偿40478.99元（779579.86元×5%+1500元）。对于原告诉请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甲云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冯素珍、原告徐大贤、原告王亚全、原告王亚州、原告王某各项损失共计101936.98元；二、被告王乾峰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冯素珍、原告徐大贤、原告王亚全、原告王亚州、原告王某各项损失共计81457.99元；三、被告秦朝敏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冯素珍、原告徐大贤、原告王亚全、原告王亚州、原告王某各项损失共计40478.99元；四、驳回原告冯素珍、原告徐大贤、原告王亚全、原告王亚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原告冯素珍、原告徐大贤、原告王亚全、原告王亚州、原告王某负担3070元，由被告刘甲云负担915元，由被告王乾峰负担610元，由被告秦朝敏负担3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吴 莹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王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