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191刑初245号 公诉机关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同江。2018年4月11日因犯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2019年7月6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兰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张袭飞，甘肃融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仁。2015年6月17日因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五日（未执行），罚款200元。2019年7月5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莹，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魁仁。2015年6月5日因故意伤害被兰州新区公安局西岔派出所罚款500元。2019年7月5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彤，甘肃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以兰新检一部刑诉〔2019〕1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同江、**仁、张魁仁犯寻衅滋事罪、诈骗罪，于2019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20年4月30日，以兰新检二部刑追诉〔2020〕2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被告人张同江犯贪污罪，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国鹏、吴增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同江及其辩护人张袭飞、被告人**仁及其辩护人李莹、被告人张魁仁及其辩护人张彤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 一、2003年5月，被告人张同江为了达到承包西岔镇山字墩村水管队收取水费牟利的目的，遭到时任山字墩村村主任张某4的反对，后又因要求报销私人吃喝400余元消费款时，遭张某4拒绝后，遂怀恨在心，对该张在其家中进行殴打。后又于次日纠集村民袁某1将山字墩村村委会大门用链条封锁长达7日，严重影响了山字墩村村委会的正常办公秩序，致使群众无法正常办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二、2007年11月，山字墩村村民王福达（已故）因浇地水费问题，与时任水管队队长张同江理论，遭到张同江的殴打，后王福达之子王本海质问张同江为何打人时，张同江又对该王进行语言威胁。 三、2011年11月，时任山字墩村村委会书记袁某1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山字墩村党员冬训大会，张同江纠集颜某1、**仁、张魁仁等人冲击党员大会，并以山字墩村村委会班子成员弄虚作假、虚报坟墓为由，辱骂参会人员，扰乱冬训会会场秩序，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迫使党员冬训会终止，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 四、2011年12月，时任村委会书记袁某1因罢免张同江水管队队长职务，张同江怀恨在心，伙同其子**仁以村委会班子成员弄虚作假、虚报坟墓尚未处理为由，将村委会大门用铁链锁住长达7天，导致村委会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办公，村民无法办事，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五、2014年4月，时任西岔镇副镇长的牟列周组织山字墩村村民在村委会召开大会时，受害人张某1因在会上反映张同江等人侵占40余亩集体土地时，张同江伙同其子**仁、张魁仁对其进行殴打，造成会场秩序混乱，致使会议无法进行，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 六、2014年7月25日，张同江到西岔镇司法所参与调解杨某1与李静芳土地纠纷一案时，张同江勾结其子**仁、张魁仁，以杨某1举报张同江相关事宜为由，伙同其子**仁将杨某1在西岔镇司法所进行殴打。杨某1摄于张同江的淫威未报案。 七、2015年2月28日，张同江以彭正辉、张某5在张明谦家组织村民签字揭发其侵占集体土地为由，张同江电话威胁恐吓张明谦，后**仁持事先准备好的洋镐把，勾结张魁仁窜至张明谦家门口，持洋镐把将彭正辉、张某5殴打致伤。经兰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彭正辉、张某5两人伤情均为轻微伤。 八、2015年3月，彭正辉、张某5被无故殴打后，甘肃经济频道记者一行4人前去采访时，遭到张同江的辱骂与阻挠，在拽拉记者时，致摄像机跌落，造成摄像机的零部件损坏。 九、2014年6月，西岔镇政府在山字墩村房屋征收中，**仁得知每人可享受安置套内面积40平方米房换房，互不结算差价，并每人享有10平方米商铺房的安置方案后，私欲膨胀，伙同其父张同江、其兄张魁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为已入职兰州铁路局的张如仁办理无工作证明及伪造的就业证，骗取国家房屋征收中心以房换房补偿安置房40平米和6万元。经兰州三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房屋价值为每平方米4340元，合计173600元，张同江家原有住房经甘肃华澳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为每平方米970元，40平米原有住房的价值为38800元，故张同江、张魁仁、**仁三人共计诈骗价值为（173600-38800+60000=194800）194800元。赃款60000元已被张魁仁、**仁挥霍。张同江家属自行将诈骗所得的部分赃款179200元退回。 十、2003年4月，西岔镇山字墩村村民张同江、袁某1向皋兰县土地管理局申请开发山字墩村八社40亩位于山字墩村柴家沟的荒滩（俗称：“乱坑子地”，下同），但未获批准。随后，张同江私自对该地块进行平整，并种植了树苗。2010年2月，张同江（时任山字墩村八社社长）在得知兰州新区开发建设的消息后，再次向皋兰县西岔镇山字墩村村委会书面申请为其与袁某1私自占用的山字墩村八社40亩“乱坑子地”办理承包手续，仍未获批准。张同江的两次土地承包申请，均未通过山字墩村八社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未经皋兰县国土资源局、西岔镇政府及山字墩村村委会批复或备案，未与山字墩村委会签订任何形式的土地承包合同或协议，也未向山字墩村委会交纳任何土地承包费。 2013年11月，兰州新区西岔镇政府对西岔镇山字墩村八社进行征用。期间，被告人张同江作为山字墩村八社社长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征地拆迁工作，主要职责是通知被征地村民在丈量土地时到征地现场，在征地时和被征地村民一起确认被征土地地界、权属，并以山字墩村八社社长名义在征收土地确认表上签字确认。2013年11月7日，征地组工作人员征收山字墩村八社40亩集体土地“乱坑子地”，张同江在明知自己没有合法承包手续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协助西岔镇政府征地拆迁的职务便利，分别将上述40亩（实际面积为39.82亩）集体“乱坑子地”确认登记在袁仁道（袁仁道为袁某1侄子，此时袁某1在监狱服刑）名下19.91亩、**仁名下7亩、张魁仁名下7亩、张同河名下5.91亩。 2014年8月21日，张魁仁获得7亩土地补偿款225582元、**仁获得7亩土地补偿款225582元、张同河获得5.91亩土地补偿款190455.66元、袁仁道获得19.91亩土地补偿款641619.66元。2016年袁仁道将存有上述641619.66元补偿款的农村信用联社银行卡交给袁某1，征地补偿款由袁某1消费使用；2016年11月，张同河将190455.66元补偿款通过银行转账至**仁（与张同江共同生活）浦发银行卡，征地补偿款由**仁消费使用；2015年4月，张魁仁获取的土地补偿款225582元、**仁获取的土地补偿款225582元，分别通过银行转账至张魁仁的农业银行卡，该银行卡由**仁保管，征地补偿款由**仁消费使用。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害人陈述、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张同江、**仁、张魁仁均构成寻衅滋事罪、诈骗罪，被告人张同江构成贪污罪。张同江及其子**仁、张魁仁长期在山字墩村利用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聚众闹事、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严重干扰村委会及其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群众利益，符合“村霸”、“恶势力犯罪团伙”特征。公诉人当庭说明，指控的第一、二、八起为恶势力违法事实，其他为犯罪事实。 被告人张同江、**仁、张魁仁均辩称不构成恶势力，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不符合恶势力的构成要件，请求对该项指控不予认定。 被告人张同江提出，其未去党员冬训会现场；未殴打张某1、杨某1；对**仁兄弟殴打彭正辉等人既不知情，也未指使；诈骗案中仅在事后得知有张如仁的补偿款；贪污案中对涉案“乱坑子地”申请办理了土地承包协议，故征地补偿款应归其与袁某1所有，且其当时已不担任八社社长，不应认定为贪污。辩护人提出，（1）张同江进入冬训会现场是为了举报袁某1虚报坟墓的违法违纪问题，且反映的是事实，也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认为不构成犯罪；（2）锁村委会大门系**仁与他人所为，认定张同江构成共同犯罪缺乏证据，且指控持续时长为7天证据不足；（3）被害人张某1未陈述张同江对其殴打，张同江当时虽在现场，但证人证言关于张同江是否参与殴打的情节相互矛盾；（4）杨某1案中司法所办公室不属于公共场所，该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5）彭正辉等人伤害案中，张同江是事后得知案情，事前并未指使**仁等人殴打彭、张二人；（6）诈骗案中张如仁符合安置条件，张同江并未虚构事实，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且其并未指使**仁出具虚假证明，二人没有共同故意；（7）贪污案中张同江主体不适格，其利用职务便利将集体财产占有系侵害了集体财产，不属于贪污，且张同江等人仅分得一半，不应对全部补偿款负责。 被告人**仁辩称，在指控的第三起中其当时没有去现场，第四起中其虽在场但未参与锁大门，第五起中其仅与张某1发生推搡，没有殴打，关于张如仁是否符合安置条件直到事后才知道，之前政府部门没有公示相关规定。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第三起中**仁未去现场，证人证言关于**仁是否在场等情节存在矛盾；第四起中，颜维勤、姚学江等人证言矛盾；第五起中未殴打张某1；第六起中证人证言关于**仁等人是否殴打杨某1存在矛盾，故该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七起中已对彭正辉、张某5进行赔偿，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第九起中按照当时的征收方案，张如仁可以进行安置，故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非法占有。 被告人张魁仁辩称，在指控的第三、五起中其没有去现场，第六起中其去司法所四楼调解室与**仁换了车钥匙，对指控殴打杨某1的事实不知情，第九起中未与**仁等人商议，也没有制作虚假证明材料，仅在事后将银行卡交给**仁，没有使用补偿款。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第五、六起中张魁仁均未参与，第九起诈骗案中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第七起中已对彭正辉、张某5进行赔偿，且属于治安案件，不构成犯罪。据此，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张同江伙同其子被告人张魁仁、**仁在兰州新区通过逞强耍横，暴力、威胁等手段，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以张同江为纠集者，张魁仁、**仁为团伙成员的恶势力。张同江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具体如下： 一、恶势力犯罪事实 （一）被告人张同江担任水管队长期间提出抬高水价，被时任山字墩村党支部书记袁某1、村委会主任颜维勤拒绝，后免去其水管队长职务，张同江为此怀恨在心，寻机闹事和报复。2011年11月，袁某1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山字墩村党员冬训大会，张同江纠集**仁、张魁仁及颜某1等人冲击党员大会，并以山字墩村村委会班子成员弄虚作假、虚报坟墓为由，辱骂参会人员，扰乱冬训会会场秩序，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迫使党员冬训会终止，社会影响恶劣。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西岔镇党委关于冬训实施方案证明，镇党委安排在2011年冬季由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进行“冬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2）山字墩村党支部、村委会《证明》，该村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进行党员“冬训”，传达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本村重大事务。 2.证人证言 （1）颜维勤（原村主任）证明，张同江是水管队长，杨某2是副队长。张同江提出提高水价，我和某1组织村民商议后认为不同意涨价，但他坚持要涨价，袁某1就把他免职了，为此袁、张二人发生争吵，随后张同江就开始到村委会闹事。2011年11月，袁某1组织党员进行冬训学习会，张同江带领**仁、张魁仁及张同湖、张同河、姚学江、姚长厚、王永强冲进会场，张同江破口大骂说移民的事不解决就不能开会，然后把参会人员赶走了。张同江几次带人锁村委会大门，实际原因是因袁某1免去水管队长的职务，直接影响了他的经济利益，所以想借征地的事煽动村民闹事。 （2）袁某1证明，张同江担任水管队长期间私自要求涨价，我就决定不再由他担任水管队长。2011年11月，我组织全村党员集中学习时，他带着儿子**仁、张魁仁及颜某1等人来到会场，他边拍桌子边辱骂在场的党员，并由颜某1当众宣读所谓“迁坟名单”，以此闹事，把参加学习的党员赶走，我当时就报警了，派出所民警赶来将他带走。 （3）张某6（原文书）证明，张同江想当水管队长，但袁某1不同意，二人以此产生矛盾。2011年底，党支部召开党员冬训大会时，我作为文书做会议记录。会议举行一半时，张同江带着儿子**仁、张魁仁及张同湖、张同河（张同江胞弟）进入会场，张同江拍着桌子辱骂袁某1及其他党员，张同湖等人也跟着说“散会、散会”，会议因此被迫停止。张同江所说的名单是几天前从我办公室复印的山字墩村村委会领导班子虚报的坟墓搬迁花名册。 （4）袁某2（村支委委员）证明，当时，袁某1书记正在组织学习，张同江及张魁仁、颜某1等人进入会场，张同江辱骂袁某1，并拿出一张纸让颜某1读，大概是有关坟的事，吵吵闹闹的会议没法继续进行就离开了。 （5）牛有维证明，当时袁某1正在主持召开党员冬训会，对党员进行培训学习、宣传政策、交纳党费等事项，张同江带领颜某1及二儿子和小儿子（即**仁、张魁仁）进入会场，拍着桌子对参会党员进行辱骂，会议被迫停止，我就提前离开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袁某1把张同江水管队长职务免了，张同江为此怀恨在心，就以袁某1虚报坟墓为借口冲击会场。事后听其他党员说，张同江还让颜某1读了虚报坟墓的名单，这是2011年四社因为坟墓搬迁的事，与张同江没有关系。 （6）颜某1证实，我听说张同江带人去冬训大会现场，我和姚学江、颜革鲁也跟着去了。当时正在开会，张同江“说”袁某1，还拿出“坟墓搬迁表”让我宣读，他的两个兄弟、两个儿子也在场，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散会”，在场的党员都离开了。姚某证明，因为袁某1虚报坟墓骗取补偿款的事，张同江带着儿子闹过冬训会，对在场的党员一顿乱骂。 （7）贾怀香（妇联主任）证明，当时正在传达学习资料时，冲进来几个人与袁某1吵起来，我赶忙躲起来了。 （8）文某（一社党小组长）证明，其于2011至2012年在新疆务工，没有参加冬训会，事后听说张同江扰乱会场秩序。同时证实，张同江提出上涨水费后村委会不同，但其坚持要涨价，袁某1就免了其水管队长的职务。 （9）张某4（原村委会主任）证明，事后听说，张同江带领几个兄弟等人在冬训会上大闹了一场。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1年12月，时任山字墩村委会书记袁某1罢免张同江水管队队长职务，张同江为此怀恨在心，伙同其子**仁以村委会班子成员弄虚作假、虚报坟墓尚未处理为由，将村委会大门用铁链锁住数日，导致村委会无法正常办公，村民无法办事，社会影响恶劣。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证言 （1）颜维勤（原村主任）证明，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去村委会办公时，张同江带着两个儿子及颜某1等人拦住不让进村委会，**仁还把大门锁了。这件事持续一周没人过问，我就把锁子剪断了，姚学江见状就问谁把门打开的，我便让他转告张同江，门是我打开的，他想干什么就过来，随后张同江的两个儿子跑来看，但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2）袁某1证明，张同江担任水管队长期间私自要求涨价，我就决定不再由他担任水管队长。颜维勤说村委会大门被人锁住了，我在网上也看到锁大门的图片，现场有张同江、**仁以及颜某1、颜革鲁等人，具体是由**仁和颜革鲁的儿子锁的，他们在网上还给村委会列了几条罪名，具体记不清了，就这样把村委会大门锁了十天左右，我便与颜维勤把锁剪断了。 （3）魏孔明证明，2011年12月28日10时许，我听说村委会很热闹就赶过去，见村委会门口围了很多人，颜维升和**仁正在拿铁链锁村委会大门，张同江、颜某1、颜革鲁站在旁边，大概有百十号人围观，我便拍了几张照片后离开。事后发布在微博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删除了。大概二三天后，颜维勤把锁砸开了。在此之前，张同江和颜某1牵头借村委会虚报坟墓的事向政府反映问题，为了得到村民的支持，谎称可以分得集体土地的补偿款，想借此机会罢免原村主任颜维勤。张同江脾气暴躁，比较霸道，稍有不合意的地方就“收拾”人。 （4）姚某证明，书记袁某1不同意张同江所提涨水价的意见，并免去张同江水管队长的职务，二人为此产生很深的怨恨。恰好在征地期间，袁某1虚报了坟墓骗取补偿款，张同江借此将村委会的大门锁了好几天。 （5）赖焕章证明，袁某1不同意张同江关于涨价的意见，还把张同江的水管队长免了，为此张同江怀恨在心，还把村委会大门锁了六七天。 （6）颜某1证明，当时村委会门口围了很多人，走近发现大门被锁住了，张同江等人站在门口，听说第二天被颜维勤用斧子砸开了。之前张同江要涨水价，村委会不同意，而且被书记袁某1和主任颜维勤免去水管队长职务，为此他怀恨在心。 （7）张某5证明，袁某1担任书记后想收回灌溉管理权，改为由村里管理，为此与张同江发生矛盾。后张同江把村委会大门锁住，还要我盯着村委会大门看看有没有人开，我对他比较反感，并没有理会。 （8）张某1证明，由于袁某1不想让张同江继续担任水管队长，二人为此发生矛盾，张同江就把村委会大门锁了十几天，直到镇上和派出所出面剪断了。 （9）张某6证明，听村民说张同江带领张同湖、张同河及**仁、张魁仁用铁链将村委会大门锁住，持续两三天后，袁某1将锁砸开了。 （10）牛有维证明，事后听村民说张同江和颜某1组织人员将村委会大门锁了，事情起因是虚报坟墓的事，张同江为了将影响做大才这样做。群众普遍对此认为张同江太霸道了，村委会是村民们办事的地方，他把大门锁了，给群众办事带来诸多不便，对此反响很大，但由于他做事蛮横霸道，大家也就是私下议论。 （11）杨某2（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证明，2007年3月，我和张同江合作承包了水管队，我是副队长。2011年袁某1担任书记后不想让我们继续承包，我便主动退出了，但张同江为此与袁某1争吵，二人结下很深的矛盾，后来村里收回了水管队的承包权,此后村委会大门被人锁了。 （12）颜维升、牛有林证明，听说张同江带人将村委会大门锁了。 （13）颜革鲁证明村委会大门被锁，众多村民围观等情节。 2.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张同江供述，2011年11月，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党支部书记袁某1虚报冒领以及水秦路四社渠道补偿款未向村民发放，并去村委会闹事，下午我再次路过村委会时发现大门被锁住了。 （2）被告人**仁供述，2011年底，因为书记袁某1乱报坟墓数量，加之村干部决定把水渠、机耕道等公用地划为集体土地，村民认为应按照就近原则划给各家所有，涉及的4社和8社村民围堵在村委会大门外，当时我和父亲也在场。不知是谁从村委会旁边的张同生开的合作社买了一条铁链和锁子放在大门口，我和颜维升一起用铁链将大门缠住并锁住，大家就都散了。几天后被人砸开了。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三）2014年4月，时任西岔镇副镇长牟列周接到村民举报反映“乱坑子地”补偿款问题后，主持召开山字墩村八社村民会议。会议期间，张某1提出40亩“乱坑子地”是集体土地，应将补偿款分配给八社全体村民，不应由张同江等人占有，张同江便纠集其子**仁、张魁仁殴打张某1，造成会场秩序混乱，致使会议无法进行，严重影响公共秩序。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张某1陈述称，山字墩村有40亩集体土地，属于旱沙地，由于坑坑洼洼种不了庄稼，都称为“乱坑子地”。2013年初，新区开发建设时将这块地纳入征收范围，八社社长张同江和某1就将地块据为己有，以获取补偿款。我与张某5、张明谦、彭正辉商议发动其他村民联合向镇政府反映问题，希望将补偿款由全体村民平分。2014年3、4月，副镇长牟列周在山字墩村召开八社大会讨论征地事宜，牟列周还没到场，张同河就站出来骂骂咧咧骂脏话，意思是我们不该去镇上反映问题。牟列周到场后，我提出“乱坑子地”的补偿款不应由张同江占有，这时他的两个儿子张魁仁、**仁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威胁我“把你组死哩”，同时将我按倒在地打了几拳后走了。我的胸口被抓破，浑身是土。当时身边还有很多村民，但都因为害怕张同江没人敢劝阻。 2.证人证言 （1）张某5证明，当日早上，我向副镇长牟列周反映张同江私自占用40亩“乱坑子地”以及与袁某1私分补偿款的问题，为此还准备了联名书，牟列周让我回去召集村民开会商量。下午开会时，张某1表态认为40亩地是集体土地，应将补偿款分给村民，这时张同江与**仁、张魁仁、张同河上前将他打倒在地，朝身上乱踏，张同江的媳妇继续反映问题，还扬言“我们用钱墩子砸都把你砸死呢！”，会议因此被搅乱，没法继续进行。 （2）牟列周证明，2014年担任西岔镇党委副书记。2014年4、5月，张同江和某1称“乱坑子地”是他俩承包的，就将补偿款发给他们，但八社村民认为是集体土地，补偿款应由大家平分，为此部分村民向我反映，请求协调解决。我主持召开八社村民大会对该问题进行协调解决，刚开会不久，张某1站出来说那块地是集体土地，补偿款不应该归张同江个人所有，张同江冲过去朝他打了几拳，周围村民拉开了，其他人是否参与没注意，会议也就没有开成。 （3）杨某2（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证明，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发现八社的40亩“乱坑子地”集体土地于2011年被张同江和某1私自占用，后来在征地时将补偿款私分。为此，八社村民闹过好几次。张某5、彭正辉、张某1组织社员签名告到镇里，要求社员平分补偿款。当时征地过程中的问题由各社自己解决，而且我上任在后，所以对之前的情况不了解。2014年5、6月，张某5组织八社村民在村委会召开全社大会，邀请镇长牟列周主持会议。张某1提出40亩“乱坑子地”属于集体土地，补偿款应该平分，张同江便开始骂他，张魁仁、**仁上前将他打倒在地。 （4）姚某证明，张同江以前为人还可以，自从当社长后，尤其是新区开始征地以来变得霸道了，为了让群众服他，经常带着两个儿子以及兄弟耍威风，所作所为让群众极为反感，民愤极大。村委会召开大会时，村民提出40亩“乱坑子地”的补偿款分配问题，他称是他承包的，但对村民提出的如何承包以及通过什么渠道承包等问题无法正面回答，只是霸道地说就是他承包的。后来村民联名反映问题，他和媳妇、儿子、兄弟对村民辱骂，群众看到这个阵势就不敢说话了。后来镇政府牟列周镇长主持召开八社村民会议，张同江父子在会场里把张某1打了一顿，会议也就没开成。 （5）赵才富证明，当时牟列周副镇长因村民反映张同江侵占集体土地的事召开八社社员大会，张同江带着两个儿子张魁仁、**仁进入会场质问“是谁召开的大会？”，张同河开始辱骂向政府反映问题的村民。张某1说“乱坑子地”是集体土地，被张同江侵占了，张同江上前朝他胸部打了一拳，踏了一脚，将他打倒在地，张同江的两个儿子上前朝身上一顿乱踏，村民们都不敢劝阻，先后离开。 （6）赖焕章证明,当时，牟列周镇长主持召开村民大会解决“乱坑子地”的事问题，张某1表态说土地是集体土地，应归八社集体所有，张同江见状就骂他，张同江媳妇还扬言“我用钱沓子都能砸死你们”，张同江首先将他打了一拳，接着两个儿子扑过去将他打倒在地。 （7）赖某证明，当时牟列周镇长主持会议，张某1表明态度认为“乱坑子地”属于集体土地，补偿款也应归集体所有，遭到张同江父子殴打。由于我在社里是独姓，不敢招惹他们。 （8）张同红证明，张某1举报张同江独占“乱坑子地”后，听说张同江带着两个儿子在社员大会上把张某1打了一顿；牛有维事后听村民说张同江与两个儿子把张某1打了一顿；颜某1、苗仲堂事后听村民说张同江把张某1打了一顿。 3.被告人供述 （1）张同江供述，当时，八社召开社员大会，我正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某2办公室与副镇长牟列周谈论40亩“乱坑子”的事。这时村民们陆续进入会场，张某1又提起“乱坑子”的事，为此与**仁吵起来，我赶到会场去劝，反被他骂了一顿，他俩相互推搡起来，张某1就倒在地上，张同河朝他踢了一脚，与姚春贵将两个人劝开，村民们见状也就各自离开。早在2003年，我与袁某1一起承包了位于柴家沟“乱坑子”的40亩集体土地，当时没有召开社员会议，但我俩一起承包土地。后来该地块被征收，我俩各分得一半补偿款。 （2）**仁供述，当天，张某5召集八社村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场上与张某1因为40亩“乱坑子”地吵起来了，我说是我家的，他说的集体的，我一拳打在脸上将他打倒在地，接着朝腿部踏了两脚。当时父亲也在场，因为非常生气，没注意旁边还有谁。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四）2015年2月28日，山字墩村八社村民张明谦置办喜事，村民张某5、彭正辉便利用该社村民在此聚集的机会，提前准备了揭发社长张同江等人侵占40亩“乱坑子”集体土地补偿款的材料，张贴于张明谦家外围墙上，号召前来贺喜的村民签字。张同江闻讯后打电话威胁恐吓张明谦，随后，**仁与张魁仁赶到张明谦家门口，持洋镐把先后殴打彭正辉、张某5。经鉴定，彭正辉、张某5二人所受损伤均为轻微伤。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接处警登记表记载，2015年2月28日15时15分，彭正辉报警称，在山字墩村有人打架，请求查处。 （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西岔派出所于2015年6月5日、24日决定对**仁行政拘留5日并罚款200元，对张魁仁、张同河分别罚款500元，拘留所以不适宜拘留为由不予收拘。 （3）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等民事诉讼相关文书，2016年2月26日，彭正辉、张某5分别向我院起诉张同河、张魁仁、**仁，认为张同河等人持械将其二人殴打致伤，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我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6）甘0191民初203、204号民事判决，判决：张同河、张魁仁、**仁连带赔偿彭正辉医疗费等经济损失11671.68元，赔偿张某5经济损失12238.35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证明，根据病历记载彭正辉腰部8ｃｍ×6ｃｍ、10ｃｍ×8ｃｍ青紫斑，明显肿胀；张某5左枕部有大小3ｃｍ×4ｃｍ皮下血肿，左腰部10ｃｍ×15ｃｍ皮肤青紫，部分皮肤条索状擦伤渗血，膝关节后外侧有5ｃｍ×8ｃｍ皮肤青紫。二人所受损伤均属轻微伤。 3.被害人陈述 （1）张某5陈述称，当日张明谦家办喜事，我想正好可以趁村民都来参加的机会让大家签字要回补偿款，村民推选我和彭正辉具体办理这件事，为此提前准备了《山字墩村八社全体社员土地维权通知书》，主要内容是要求社长张同江及原西岔镇副镇长牟列周等人归还40亩“乱坑子地”集体土地补偿款，并发给村民，将通知书张贴在张明谦家对面的墙上号召村民签字。当时，我正在组织村民签字听到彭正辉在院外被打，我刚赶到大门口时，**仁、张魁仁与张同河各拿一根洋镐把将我打倒在地，接着又朝我颈部、腰部、腿部等处一顿乱打。事后，张明谦说打架之前张同江给其打电话说“你还办喜事呢，我让你喜事办成丧事”。在此之前，张同江担任社长期间，与袁某1从40亩“乱坑子地”集体土地上获取退耕还林补偿款，当时我曾提出意见要求分给村民，后来不了了之。新区开发建设期间征收土地，我发现工作人员在丈量“乱坑子地”集体土地，便向镇长牟列周反映问题，后我经过查资料才发现记录该地块为近40亩，登记在张魁仁、**仁、张同河及袁仁道（袁某1之子）名下，便召集村民签字证实地块是集体土地，要求镇政府不向上述人员发放补偿款，但直到2015年我和彭正辉被打后，才发现已经发了。 （2）彭正辉陈述称，早在2012年张同河担任社长时，张某5对张同江占用40亩集体土地就提出异议，张同江表示不让出来。后来张某5得知40亩地已经征过了，便召集村民去质问，遭到张同江及其家人的辱骂。之后，张某5写了材料交给镇政府，但始终没有回复，直到后来补偿款发放给张同江后，村民找到镇长牟列周和土地所长肖克鲁，才知道已发给张魁仁等人。为此，我们联名去镇政府反映问题。2月28日，张某5起草了一张要求要回集体土地补偿款的文字材料，恰好当日张明谦家举办婚礼，所以张明谦就安排村民签字，在此期间，张同江给张明谦打电话威胁“喜事变丧事”之类的话，之后张魁仁与**仁手拿洋镐把冲过来将我打昏，事后听张某1说张同河打了我。后我们向法院起诉，这才得到赔偿。 4.证人证言 （1）张明谦（张同江小叔）证明，由于张同江占用40亩集体土地，我和其他村民曾向镇政府反映问题。当天我家置办喜事，张某5等人准备了联名书贴在我家对面的墙上，村民在上面签字表态。这时，我接到张同江电话威胁说：“你是过喜事还是过丧事呢”，之后看见张魁仁、**仁手拿洋镐把殴打张某5，还将一根打断了。在此之前，张同江担任社长期间与袁某1曾从40亩“乱坑子地”集体土地上获取退耕还林补偿款。 （2）柴世花（张明谦妻子）证明，当时，我在家门口遇见张同河，询问我家院墙上张贴的维权书是谁贴的，我便过去撕下来了。这时看见张魁仁、**仁手拿洋镐把朝张某5身上打。 （3）王禄位（五金店业主）证明，**仁于事前在其五金店购买三四根洋镐把的事实。 （4）张某1证明，当时，张某5、彭正辉准备在婚礼现场告诉前来参加婚礼的村民，第二天要去西岔镇继续反映问题。这时，张同江给张明谦打电话说：“你还在婚事上搞事情呢，我让你的喜事办成丧事呢”，过了一会儿，张魁仁、**仁和某2开车过来，每人拿了一根洋镐把，他们三人朝彭正辉乱打将彭打倒在地，紧接着张某5从室内出来，他们将张某5也打倒在地后离开。我见彭、张二人不能动，便拨打110、120。 （5）赖焕章证明，当时，在张明谦家喜事上，张某5和彭正辉出面组织村民签字准备上交镇政府，被张同江的两个儿子手拿洋镐把一顿乱打，**仁将洋镐把打断后，还从车内拿出一把继续追打张某5，张同江也在旁边挥拳打。 （6）张同河证明，当天张明谦家办喜事，我在他家帮忙时见张某5与彭正辉牵头组织村民在纸张上签字，大致内容是张同江侵占土地的事，并将纸张贴在张明谦家门对面的墙上。我听到外面吵得很凶便出门查看，见**仁与张某5撕扯在一起，张魁仁站在旁边，我将双方劝开，这才知道是为张贴纸张的事。听说彭正辉也被两个侄子打伤了。 （7）张某4（原村委会主任）证明，当天张明谦为女儿举办婚礼，八社很多村民都参加，张某5就借着村民都在场的机会张罗着向镇政府写村民的签名信，大家都希望镇政府把公用地要回来。我签名后就离开了，后来听彭正辉说张同江带人拿着洋镐把把他和张某5打了，把洋镐把都打断了。这件事情闹的比较大，电视台都来采访，张同江把记者的摄像机打在地上了。同时证实，张同江占用公用地开办沙场，大家都想把地要回来，为此还上访过好几次，村民就选出张某5、彭正辉等5名代表，在选代表时，张同江带着兄弟几人到村委会大闹了一场，把村民们骂散了。 （8）张玉太证明，当时听到救护车的响声，得知张某5和彭正辉被张同江家的人打了。据说是因为张某5与彭正辉号召村民从张同江那里把“乱坑子地”补偿款要回来。同时证实，自从村里土地开始被征收，张同江好像变了个人，做事霸道，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不听也不行。 （9）张同湖证明，待我赶到时得知张魁仁、**仁兄弟打了张某5，二人已经离开。 （10）姚某证明，在张明谦家喜事上，张某5和彭正辉出面组织村民签字，结果遭到张同江毒打，张同江为了40亩地的补偿款可谓不择手段。 （11）张同红、赖某、张同军、杨某2均证明，事后听说**仁、张魁仁殴打张某5、彭正辉二人；姚富岳、牛有维、颜某1均证明，事后听说张同江殴打彭正辉、张某5。 5.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张同江供述，当天，张明谦家办喜事，张魁仁说要去张明谦家帮忙，说完就与**仁一起离开。下午6点多，张魁仁、**仁回来说，彭正辉和张某5在张明谦的喜事上将写有辱骂我的大字报贴在张明谦家门口的墙上，他俩就把彭正辉、张某5打了一顿，张某5为此住院治疗，当时派出所都出警了。当天我整天待在家里，两个儿子又没和我一起住。在法庭审理中又称，当天其在家中没有出门，**仁、张魁仁不在其家里。 （2）**仁供述，当天，我正陪父亲张同江在舅舅家串门时接到张同军电话称，张某5和彭正辉为了40亩地的事写了个“东西”，因为当天张明谦家办喜事，来的村民比较多，准备借此让大家签字。我给父亲说要出去办事就离开，便叫上张魁仁，在五金铺买了两根洋镐把后赶到张明谦家。我拿洋镐把冲上去打在彭正辉后背将其打倒在地，这时张某5迎面走过来，张魁仁上前抓住衣领朝他打了两拳，我也拿洋镐把乱打，洋镐把断了后又从车上取出另一根，继续朝张的腰背部打，直到听到有人喊“报案了”，我们才驾车离开。 （3）张魁仁供述，我与**仁从舅舅家出来，**仁说张某5和彭正辉在张明谦家门口写了大字报让村民签字，接着他开车过来带我一起赶到张明谦家。当时彭正辉正在门前的空地与别人聊天，我上前朝他胸口打了两拳，朝腿部踢了两脚，将他打倒在地，**仁手拿棒子朝身上打了几下。这时张某5走出来，我上前撕住衣领质问，并朝脸上打了一拳，**仁朝腿上打了一棒子，将其打倒在地，我又在身上踏了两脚，**仁继续用木棒打，这时二叔张同河赶来将我俩劝开。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五）2014年6月，西岔镇政府组织对山字墩村等地进行土地及房屋征收。按照当时兰州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政策，每人可享受安置套内面积40平方米房换房，且每人享有10平方米商铺房的安置，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不予安置房屋。**仁得知方案后，明知胞兄张如仁于200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兰州铁路局陇西车务段工作，利用张如仁在土地征收工作启动前将户口迁至原籍山字墩村的条件，产生伪造相关手续，继而骗取补偿款的想法。嗣后，**仁骗取村委会文书杨某4等人的信任后开具了张如仁的“无工作证明”，并伪造就业证，张同江明知长子张如仁不符合补偿方案要求，仍将张如仁纳入补偿范围，并在安置协议签字，张魁仁则积极配合，并与**仁共同办理收取补偿款的银行卡激活等手续，部分款项用于其经营活动。张同江、**仁、张魁仁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为已入职兰州铁路局的张如仁办理无工作证明及伪造的就业证，骗取西岔镇政府以房换房补偿安置房40平米和6万元补偿款，共计价值179200元。经评估，该房屋价值为每平方米4340元，违法所得的孳息为15600元。案发后，张同江家属已退赃1792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受案登记表证明，2019年6月12日，在侦查张同江案时发现**仁为张如仁办理虚假的无工作证明后获得补偿款的线索，遂立案侦查。 （2）兰州新区土地征收管理中心文件证明，2014年1月20日该中心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征收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严格审查被征收人户口，对原籍在新区户籍已外迁，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非农业人口一律不予安置房屋。 （3）《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农户人口认定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证明，2010年8月15日以前将户籍落入新区的未就业大学生，凭人社部门出具的失业证明，并且只安置其本人。 （4）兰州新区自然资源局证明，2011年9月下发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方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对国家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予安置。 （5）《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方案》《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农户人口认定办法》证明，兰州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于2016年4月5日下发通知，规定户籍在新区的农业人口或非农人口在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有工作的人员一律不纳入货币补偿。 （6）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方案、土地征收补偿、房屋重置价格等安置规定、实施方案证明，被征收人为3人以上的，按照套内面积40平米/人的标准安置房屋。 （7）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安置房屋分配协议、奖励非住宅商业经营性场地资金发放表及身份证、户口簿，2014年6月2日，张同江与西岔镇政府签订安置协议，主要内容为家庭成员每人奖励非住宅商业经营性场地10平米，其家庭成员常住人口统计表内登记有张同江、**仁、张如仁等5人，均已完成补偿。 （8）西岔镇第四期安置房屋分配协议证明，2017年9月21日，张同江与西岔镇政府签订，约定补偿张同江一家三套住房，每人40平米，共计200平米。 （9）分房征收农户奖励性经营场地资金发放表证明，已向张同江一户5人按照每人6万元标准，共计发放30万元。 （10）户籍证明、无工作证明，2014年11月18日山字墩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张如仁大学毕业后至今无工作，镇政府及兰州新区社会保障局加盖公章。 （11）《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兰州交通大学《证明》、兰州新区社会保障局《情况说明》，该局经社保信息系统查询张如仁无参保信息，结合其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报到证后加盖公章；兰州交通大学证明已通过省人社厅将张如仁派遣至兰州铁路局，经核对确定上述派遣张如仁至兰州市人社局报到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不是该校所发；甘肃省教育厅证明张如仁的报到证无须加盖调配专用章；兰州铁路局人事处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与社保局留存的报到证有明显差异。 （12）兰州铁路局、陇西车务段《通知》证明，2009年9月1日，兰州铁路局陇西车务段将张如仁分配至陇西车站工作，2010年8月1日见习期满，聘任为助理工程师，后调整为调度员。 （13）《申请》、补偿安置变更协议、转账凭证证明，陈志莲（张同江妻子）表示因隐瞒张如仁工作状况，自愿申请镇政府变更安置协议，安置人口由原来的5人变更为4人，安置面积由200平米变更为160平米，奖励经营场所面积由50平米变更为40平米。据此，张同江应退回补偿款共计179200元。陈志莲将上述款项已交至镇政府账户。 （1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公安机关将缴纳至西岔镇政府的179200元扣押。 2.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补偿给张同江的位于兰州新区价值为4340元／平米，共计26.35万元。 3.证人证言 （1）王晓芳（征地负责人）证明，当时我们持表入户检查是否有遗漏，发现张同江大儿子张如仁是集体户，但缺少无工作证明，**仁问我怎么办，我便告诉他们还需要到村里开无工作证明并由镇里和社保局盖章才可以得到补偿。后来，**仁拿来村委会的介绍信，证明张如仁没有工作，我便签字确认。根据当时的征地拆迁安置政策，必须同时符合本地户口以及无业状态才可以享受每人40平米房屋补偿和10平米商铺补偿，后来10平米商铺补偿改为现金。即使是本地户口，但有正式工作的不能享受该政策。 （2）杨某4（文书）证明，当时张同江的二儿子或小儿子拿着张如仁的户口本和报到证说张如仁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要求开无工作证明。我核实户口本为农业户口，服务处所为“待业”，报到证的上下两联都在，如果学生分配了工作，就将会撕下其中的一半，证明该学生已经有工作，便为他开了无工作证明。 （3）杨某2（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证明，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担任副书记，2014年12月至2017年担任书记。2014年，张如仁的弟弟（具体哪一个记不清）拿着文书杨某4开好的关于张如仁的无工作证明要求我签字，称可以以此得到安置补偿款，经向杨某4核实，我签了“情况属实”。按照规定，开具无工作证明需要提供非农户口簿和择业证，但当时没有见到上述资料。 （4）张如仁证明，2009年其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兰州铁路局陇西车务段工作。按照单位规定应将户口迁至陇西，但其打算今后还要回兰州，所以让其父张同江把户口迁至原籍山字墩村。山字墩村征地期间其不在村里，对情况不了解，也没有参与家里征地的事，直到公安机关调查时才得知三弟**仁为其办理了无工作证明。 （5）陈志莲（张同江妻子）证明，由于征地时隐瞒了张如仁已经工作的事实，分得40平米住房和6万元商铺款。2019年8月将40平米房产折算后与6万元商铺款共计十余万元，通过张同湖退回了镇政府。 （6）席学功、肖成斌（镇政府工作人员）证明，陈志莲等人于2019年8月13日来镇政府退回179200元，签订了补偿安置变更协议。按照“经转商”房产3950元/平米计算，40平米共计158000元，剔除政府退还砖混结构房屋重置款38800元后，与6万元商铺款合计，共计应退回179200元。 4.被告人供述 （1）张同江供述，长子张如仁于2005年在兰州交通大学上学，2009年毕业后分配在铁路局陇西机务段工作，户口也迁移至陇西县。后张如仁与其他两个兄弟商量把户口迁入山字墩村的集体户。在征地拆迁时，由小儿子**仁具体谈拆迁方案，张如仁享受了40平米住房和6万元现金的拆迁安置补偿。**仁为张如仁办理了“无工作证明”，房产登记在我名下，6万元转到我的银行账户，后来张魁仁、**仁带我激活银行卡后将钱取出来，用在土方工程上了。我曾担任过征地拆迁小组组长，知道张如仁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 （2）**仁供述，2014年，政府征收山字墩村的土地，要求本地户口并且无业人员才能享受40平米住房和10平米商铺的征地补偿政策。大哥张如仁于2009年大学毕业后，将户口迁至村里，我想占用补偿款，便找到文书杨某4开了《无业证明》，又托人开具《无业证明》，以此上报后收到了补偿款。当时6万元补偿款打给了父亲，张魁仁拿着银行卡，是否取用不知道，补偿的房产登记在我名下。 （3）张魁仁供述，按照土地征收政策，没有工作且非农户的可以补偿40平米的安置房和10平米商铺，因没有商铺就折算为6万元，但需要开具“无工作证明”。当时大哥张如仁在铁路局工作，为了拿到补偿款，**仁就从村上开了张如仁的“无工作证明”，父亲也同意这样做，并在安置协议签字。因为张如仁登记在我父亲的家庭成员内，补偿款就打给父亲的账户，我和**仁将款项转到我的账户，用于我公司的经营。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六）2003年4月，张同江、袁某1向山字墩村申请开发位于该村柴家沟的40亩集体土地（又称：“乱坑子地”，实为39.82亩），时任村委会主任张某4和社长张同义先后签注“情况属实”“同意开发”，颜宁东等5名村民签字同意。2010年2月，张同江得知兰州新区开发建设的消息后，再次提交申请，时任村委会主任姚义贵在所提交的《申请开发承包柴家沟荒滩的协议书》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述申请均未涉及承包费，均未通过山字墩村八社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未经皋兰县国土资源局、西岔镇政府及山字墩村村委会批复或备案，未与山字墩村委会签订任何形式的土地承包合同或协议，也未交纳任何承包费。2013年11月，兰州新区西岔镇政府对山字墩村八社进行土地征收，在征收八社土地期间，被告人张同江作为八社社长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工作，主要职责是通知被征地村民在丈量土地时在场，与被征收村民共同确认被征土地的权属和地界，并以社长名义在征收土地确认表上签字确认。同年11月7日，开始征收“乱坑子地”。张同江明知自己无合法承包手续的情况下，利用协助镇政府征地拆迁的职务便利，分别将“乱坑子地”确认登记在其及袁某1亲属名下，其中袁某1侄子袁仁道19.91亩、张同河5.91亩、**仁和张魁仁各7亩。2014年8月21日，张魁仁、**仁分别获得7亩土地补偿款225582元、张同河获得5.91亩土地补偿款190455.66元、袁仁道获得19.91亩土地补偿款641619.66元，上述款项共计1283239.32元。2016年袁某1刑满释放后，袁仁道将其名下款项交给袁某1。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张同河将收到的补偿款转给**仁，**仁、张魁仁二人名下补偿款分别通过银行转账至张魁仁银行账户，事后该款项均由**仁实际使用。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移交线索的函、线索分办批示单、立案决定书证明，2019年10月，兰州新区纪工委监工委收到反映张同江等人贪污的线索后于2019年12月12日对张同江涉嫌贪污一案立案调查。 （2）西岔镇政府《证明》，证实张同江于2011年至2016年担任山字墩村八社社长。 （3）村干部生活补助表、社干部各自发放表证明，张同江作为八社社长领取2013年1-12月生活补助和2014年1-6月工资。 （4）申请开发荒滩的报告，2003年4月30日，张同江、袁某1申请开发柴家沟40亩地，用于种植和养殖。时任村委会主任张某4签注“情况属实”，时任社长张同义签注“同意开发”，村民颜宁东、牛有维、高玉花、姚富泰、张仁千等5名村民签字同意。 （5）申请开发承包柴家沟荒滩的协议书，2010年2月26日，张同江、袁某1向皋兰县国土资源局、山字墩村委会提交申请，请求承包柴家沟4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时任村委会主任姚义贵签字，加盖了公章。 （6）山字墩村委会《证明》《情况说明》，证实2003年至2013年，山字墩村没有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情况，各社的分配方案都是按农户实际承包的土地征收，如果承包土地旁有道路、沙坝等就一并登记在该农户名下，没有分配给农户的各社的集体土地，在征收后由各社分配给全社农户。2003年至今山字墩村从未召开过村“两委”及村民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讨论过张同江、袁某1承包经营管理八社柴家沟40亩“乱坑子”集体土地的相关事宜。张同江、袁某1二人未向西岔镇政府备案，未向村委会交纳任何费用。 （7）《征收土地登记确认表》、《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款发放汇总表》、《补偿款发放表》证明，2013年12月12日，兰州新区土地征收中心与西岔镇政府、山字墩村委会及八社签订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39.82亩“乱坑子地”及91.06亩旱砂地补偿款发至镇政府后再兑付到具体村社。同年11月7日，张同江作为社代表在《征收土地登记确认表》签字确认39.82亩集体土地登记在张魁仁、**仁、张同河、袁仁道名下，后在发放表签字确认，上述四人已于2014年7月收到征地补偿款。 （8）征地分配方案证明，2012年12月20日，山字墩村八社召开会议讨论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记载“谁管理谁受益，一怔（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117户村民在方案后的加页签名捺印。 （9）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张魁仁、**仁、张同河、袁仁道四人已收到征地补偿款，其中张同河转账56万元至**仁。 （10）西岔镇司法所《情况说明》，该所自2013年至2015年未收到八社村民反映张同江侵占集体土地的上访材料。 2.证人证言 第一组：有关办理土地“承包”事项 （1）张同义（原社长）证明，2003年间，张同江提出想与袁某1承包40亩“乱坑子地”，我表示同意并要求其写承包申请，并告诉他承包土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几位村民代表签字同意，二是必须在西岔镇土地管理所办理审批手续，之后还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征得全体社员同意，确定承包费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才可以承包集体土地。之后他拿着报告找到我，我签注“同意开发”。此后再没有找我办理手续，直到当年年底我不再担任八社社长，后续怎么发展的就不知道了。 （2）张某4（原村委会主任）证明，山字墩村有40亩集体土地，属于旱沙地，由于坑坑洼洼种不了庄稼，都称为“乱坑子地”。2002年，魏存发迁移至八社落户，当时的社长张同义在地块内划出8亩给魏存发，却被张同江强行占用。2003年初，张同江与袁某1申请承包“乱坑子地”，由于没有村民签字确认，我就没有同意。几天后他俩又拿来申请开发荒滩的报告，有几名村民的签字，加之张同江为人很霸道，我惹不起他，所以在没有经村委会研究、没有签订承包协议的情况下就签字盖章。张同江组织社员大会，会上只是说“谁的土地征给谁”，没听说也没见过所谓“谁管谁受益，一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的分配方案。 （3）颜宁东、牛有维（十户代表）均证明，当时签字只代表个人意见，同时牛有维证明之后在该地块划出一部分给移民魏存发种植，魏对土地进行了平整，由于部分村民不同意，张同江就在那里种树。 （4）姚义贵（五社村民，原村委会主任）证明，2007年12月-2010年12月担任村委会主任,2017年1月至今担任党支部书记。2010年2月，张同江称要承包“乱坑子地”，我觉得那是撂荒地，他们要开发经营也没啥问题，再说还应在镇上办理承包手续才算合法，便在申请上签了字。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拿来一份协议，我没有仔细看就签字了。之后没有召开村委会会议研究承包的事。如果当时我不签字，张同江肯定不会饶过我，肯定会与我吵架，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才签字的。他之所以找我签协议，并在协议内列明“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所有补偿款包括土地补偿款归乙方所有作为投资补偿”，是听到新区开发建设的消息后来办理承包手续。关于撂荒地的补偿款问题，新区的指导意见规定，撂荒地的附着物补偿款归开发者所有，土地补偿款由本村民小组召开社员大会决定分配方案。由于没有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所谓承包协议不合法。 （5）周某（时任党支部书记）证明，2004年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期间，张同江和某1从村委会领取了40亩地的树苗，在检查落实情况时才发现他俩“承包”了“乱坑子地”，而且已经整为水地了。 （6）王锡义（原党支部书记）证明，2007年1月-2010年11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期间，给村民发放退耕还林补偿款时，张同江和某1申请领取8000余元，经其实地调查发现二人各占了20亩“乱坑子地”，并在地里种了树苗，至于土地是如何到他俩手里的不清楚，听村民说是“抢过去的”。在其担任书记期间，村委会没有和张同江与袁某1签过任何土地承包协议，没有召开过村两委会，也没有召开八社村民代表大会。 （7）魏存发证明，我于2000年迁移至八社后，社里安排我将“乱坑子地”平整后种植（实际没有种植），由于我不住八社，对社里情况不熟悉，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种植树木，村里又给我划了块地，我也就没有管这回事。 （8）张如仁证明，张同江、袁某1承包40亩“乱坑子”地后，袁某1没有经营，张同江平整后种了树，并领取了3、4年的退耕还林补助。 第二组：有关土地征收事项 （1）魏凌清（征地工作人员）证明，2012年10月开始,我参与西岔镇山字墩等村社征地工作,征地组组长是牟列周,成员还有肖克鲁、徐文剑、方立顺、胡贵山。具体分工是由方立顺和胡贵山丈量土地，由我登记姓名、面积，再由村民签字，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丈量、登记完成后，由社长、村主任、征地组领导及成员签字。在征收山字墩村八社时，我们提前通知社长张同江，他负责带领征地组到承包地里，指定和确认土地权属，我们在承包人在场的情况下在丈量土地，由承包人在确认表签字确认，再由社长、村主任、征地组领导和成员签字。在征收“乱坑子地”时，按照张同江的要求登记在张魁仁、**仁、张同河及袁仁道名下，并按其要求标注为“两家地平分亩数”。之后，再按照上述面积结合补偿标准计算补偿款数额，签订安置协议。 牟列周、方立顺、胡贵山（征地工作人员）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证实，所证情节一致，均证实张同江当时担任八社社长。胡贵山证实当时其请假，没有实际去现场丈量，事后补签名字。胡贵山于2018年12月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牟列周证实，由于农户的承包权证只有总数，没有记载具体位置和面积，而且登记的亩数也不准确，所以当时征地以实际丈量为准。征收“乱坑子地”当天，其因开会没有实际参加征地，事后土地所长肖克鲁说该地块是张同江、袁某1承包，其便在确认表签字。当时土地权属由社长确认，我是事后才知道土地权属有争议。 （2）杨某2（原村党支部副书记）证明，2013年征地期间，村党支部书记袁某1、主任颜维勤及文书张某6均因涉嫌贪污被抓或取保候审，村干部只有我和妇女主任贾怀香。在征地时都由各社社长负责配合征地组进行征地丈量登记，我是事后作为村里的代表签字。“乱坑子地”是八社的集体土地，后来听说张同江和某1承包了，具体情况不清楚,认为集体土地的补偿款不应该给张同江等人。 （3）姚春贵证明，2013年间八社的公道组成员为我和社长张同江、**仁、姚富岳、陈旭堂、王永江等人。一般征收村民土地前，张同江都会提前通知户主在现场，由社长、公道组成员及户主共同确定土地权属。在征收“乱坑子地”时我没有参加，记不清具体原因。2012年底，张同江组织社员讨论分配方案时，只是说“谁的土地征给谁”，并没说“谁管谁受益，一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所以我才签字的。王永江证实在征收“乱坑子地”时没有参加。 （4）张玉太证明，2019年11月至今担任八社社长。当时张同江组织社员大会，会上只是说“谁的土地征给谁”，并没说“谁管理谁受益，一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记载该内容的“分配方案”与实际不符，张同江这样做是为了获取“乱坑子地”的补偿款。 张同和、张和谦、陈旭华、张某4、袁重才、谢有元、贾怀珠、王振忠、王永忠、朱富祖、赖某、彭正辉、张同名、张怀谦、赖兴香、张礼谦、王永江、姚春贵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证实，所证情节一致。同时，王振忠证实其代胞兄王振西、侄子王永国代签，王永忠证实其代胞兄王永军签字，朱富祖证实其代父亲朱某、胞弟朱强祖代签，赖某证实其代儿子赖兴宏签字，张某4证实其与大哥张玉才、四弟张玉君都由张玉太代签，袁重才证实其代袁重理、袁德盛签字，张同名证实代胞兄张同生、弟弟张同武签字，贾怀珠证实其代贾怀林签字，赖兴香证实代丈夫张新谦、姐姐张习谦签字。谢有元证实，其代大哥谢有明、二哥谢有才签字捺印。 （5）彭正辉证明，2012年上半年，八社曾召开征地会议，张某5提出“乱坑子地”是集体土地，问张同江征给谁，张同江说是他的地，应该征给他，就这样会议被迫结束了。征地结束后，张某5牵头组织社员开会，由于张同江的阻挠没有开成。之后，张某5又写了文字性材料，大致意思是“乱坑子地”是集体土地，补偿款应该分给大家，为此我和张某5以及谢有元、张明谦、张某1挨家挨户签字，大概有70多户签字。我们找到杨某2，杨某2答复村里无法解决，我们又向西岔镇政府反映情况，但此后不了了之。 （6）魏巍（西岔镇财政所工作人员）证明，在发放征地补偿款过程中，财政所不与村社对接，财政所根据征地组工作人员提供的发放表安排放款。 （7）杨重涛（原西岔镇纪委副书记）证明，其没有收到张同江所谓关于“乱坑子地”的情况说明，也没有就此进行答复。 （8）袁某1证明，2003年4月，我和张同江起草了承包“乱坑子地”的申请，他拿着协议去找村民签字，后来领取了退耕还林的补助。2010年，他拿出《申请开发承包山字墩八社柴家沟荒滩荒坑五十年协议书》说与村里又签了一份协议，但事前没有与我商量。在“承包”期间,始终没有交过承包费。2013年征地期间我还在服刑，便委托哥哥处理，也没有特别嘱咐这个地块。我刑满释放后，袁重才将银行卡给了我，当时不清楚是哪些土地的补偿款。 （9）袁重才（袁某1胞兄）证明，由于征地期间袁某1正在服刑，我便受托处理征地事宜。当时征地组有徐文剑、魏凌清等人，张同江与儿子张魁仁、**仁及兄弟张同河都在场，公道组及其他社员都没有参加。我担心登记在我名下后与自己的补偿款混淆，就登记在儿子袁仁道名下。在退耕还林期间，张同江和某1领取了树苗种在“乱坑子地”。村上没有为二人承包“乱坑子地”的事开过社员大会。张同江在征地期间组织社员大会说“谁的土地征给谁”，所以我才签字摁印，根本没有说“谁管谁受益，一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袁重理、袁德胜也由我代签。 袁仁道也对上述事实予以证实，所证情节一致。同时证实，“乱坑子”地属于八社集体土地，此前由张同江和某1共同经营管理。其收到补偿款后给了袁某1。针对该地块没有提出分配方案，之后有社员提出异议，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10）张同河证明，“乱坑子”地属于八社集体土地，后来由张同江、袁某1承包，该地块征收时其不在场，确认表也不是本人签字，直到领取补偿款时才知道这回事，便将补偿款全部给了张同江。在此期间，有社员提出异议认为“乱坑子地”是集体土地，后来也不了了之。 （11）张如仁证明，父亲张同江与袁某1提交了承包的申请，而且此后进行了平整及种树，认为具有合法的承包权。 （12）同案人员**仁证明，登记表的签名除了张同河当时不在场，其他都是本人签的。40亩“乱坑子”地中，袁仁道19.91亩、张魁仁7亩、**仁7亩，父亲说张同河曾帮忙经营，故登记张同河名下5.91亩，最终这19.91亩地的补偿款都转到我的银行卡上，用于日常消费。早在征地之前，张某5等人就提出异议，要求大家平分补偿款。 （13）同案人员张魁仁证明，父亲和某1承包了柴家沟40亩“乱坑子”地，征地时我与**仁、袁重才等人参加，没有通知其他社员，父亲和某2都不在场。父亲之前安排我俩照看，把土地登记合适，并在补签名字时做了分配。**仁和袁仁道提出“两家地平分”，各登记19.91亩，**仁向征地组提出我家的地分别登记在他和我、张同河名下。登记在我名下的补偿款由父亲领取，上述三笔补偿款最终由**仁使用。早在征地前，张某5等村民就提出异议，要求大家平分补偿款。 3.被告人张同江供述，2003年，我起草了与袁某1一起承包“乱坑子地”的申请，村委会主任姚义贵签字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2010年再次申请，虽然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办理承包手续，但应该属于其他方式，所以我和某1有承包手续，而且在两次申请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要办理承包手续。2013年征收该地块时我在市区，没有实际参加征地，但事前安排**仁、张魁仁照看着把该地块征收合适，包括登记在谁名下以及面积。我在征地之后找到魏凌清，将土地分别登记在**仁、张魁仁和某2名下。我领取了张魁仁名下补偿款，**仁和某2都领取各自名下的补偿款。该地块是我和某1承包的,所以没有分配方案，我也不愿意退回。在此之前，张某5提出过异议，认为他也可以分得补偿款。我曾在2014年社员大会上表态，给西岔镇政府提交了情况说明，如果政府认为我承包该地块合适的话就发放补偿款，如果认为不合适就不给我发，由政府收回给八社，我还将材料交给西岔镇纪委书记杨重涛。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恶势力违法事实 （一）2014年7月25日，西岔镇司法所调解杨某1与李静芳土地纠纷一案，同时通知社长张同江参与。张同江得知情况后纠集其子**仁、张魁仁来到司法所办公室，以杨某1恶意举报为由，对杨某1拳打脚踢，后被司法所工作人员劝开。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害人杨某1陈述；2.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等民事诉讼相关文书；3.证人魏某、王某（司法所干部）、杨某2（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证言；4.被告人供述。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5年3月，彭正辉、张某5被无故殴打后，甘肃经济频道记者一行4人前去张同江家采访，遭到张同江的辱骂与阻挠，在拽拉记者时致摄像机跌落，造成摄像机的零部件损坏。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1.接处警登记表；2.处警说明；3.证人张某2（张某5之子）、张某3（记者）、杨某3证言；4.辨认笔录及照片；5.被告人张同江供述。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告人张同江实施的违法事实如下： 1.2003年5月，被告人张同江为了达到承包西岔镇山字墩村水管队收取水费牟利的目的，遭到时任山字墩村村主任张某4的反对，后又因要求报销个人吃喝400余元消费款，遭张某4拒绝后怀恨在心，后在张某4家中对张殴打。后又纠集村民袁某1将山字墩村村委会大门用链条封锁长达数日，严重影响了山字墩村村委会的正常办公秩序，致使群众无法正常办事，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牟某（原党支部书记）、证人张某4（原村委会主任）、周某、袁某1、张某5、袁某2（村支委委员）、姚某、文某、张某6、颜某2、赖某等人证言；2.被告人张同江供述。 2.2007年11月，山字墩村村民王福达（已故）因浇地水费问题，与时任水管队队长张同江理论，遭到张同江的殴打，后王福达之子王本海质问张同江时，遭到张同江威胁。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质证、辩论的下列证据证实： 1.王本海（王福达之子）、牛有仁（王福达妻子）、牟某（原党支部书记）、姚富岳、袁某1、姚某、张同连等人证言；2.被告人张同江供述。 全案综合证据如下： 1.书证 （1）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明，2019年6月11日，兰州高新区公安局根据兰州市公安局《关于对重点举报线索进行专案侦办的指令》，对袁某1举报张同江案立案侦查，于7月4日、5日张魁仁、**仁、张同江接到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归案。 （2）房屋交易与权属登记信息查、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2017年12月，**仁以2295296元购买兰州新区区商业综合体配套一期7号楼3套铺面（1-109,1-110,1-122），袁某1、常进花夫妇有绿地智慧金融城住房1套、万嘉和物流园铺面1间。 （3）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回执证明，兰州新区监工委已于2020年3月16日冻结上述房产、铺面。 （4）刑事判决书一，（2013）皋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皋兰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以贪污罪判处袁某1有期徒刑五年、颜维勤有期徒刑五年，张某6、颜某1均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颜某1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5）刑事判决书二，（2018）甘0103刑初69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11月29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决牟列周、肖克鲁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魏凌清、胡贵山、保林免予刑事处罚。 （6）刑事判决书三，（2018）甘0103刑初9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4月11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张同江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已缴清）。 2.证人证言 （1）颜维勤证明，2011年1月，在水秦路征地期间，四社部分村民提出将水渠和道路划给村民，我们不同意，回到村委会发现大门被锁了，牛有林等人说是张同江带人锁的。同年4月，水秦路征地期间，张同江提出把未列入征地计划的八社部分土地也征收了，为此带领村民阻拦施工，最后经协调同意征收。同年10月，我和某1及副镇长牟列周正在配合土地所工作人员测量时，张同江带着两个儿子及部分村民赶来闹着不让测量，他两个儿子还把工作人员手里的尺子夺下扔掉。 （2）杨某2证明,张同江为人霸道，尤其在征地期间，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两个儿子，有时张同湖、张同河也跟着，群众对他很反感，反映很大，用老百姓的话说“谁家没有个儿子兄弟，你做事不要把儿子带进去”。认为即使张同江签订了承包协议，也应该与家庭承包有所区别，土地补偿款不应由其二人全部领取。七社也存在集体荒地由村民种植的情况，被征收后向实际种植农户发放附着物补偿款，但土地补偿款仍归社里，按七社的实际人口发放。 （3）张同红证明，自从开始征地后，张同江变得霸道，仗着家里兄弟多、儿子多，在村里比较霸道，牵扯到有利益的事，不是打就是骂，尤其在征地过程中，更是他说了算，他走到哪儿，两个儿子就跟到哪儿，有时两个兄弟也跟着，稍有不对就或打或骂，群众因此不敢吭声。张同江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村民才敢说实话、做证明。 （4）赖焕章证明，张同江行事霸道，在征地期间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去哪儿，儿子、兄弟就跟着去哪儿，仗势欺人，根本不把镇政府和村委会放在眼里，谁要是触及他的利益，就会遭到毒打，是个地地道道的恶霸。 （5）苗仲堂证明，我常年在外打工，与村里人往来很少，在征地期间才来村里，对张同江父子所作所为有所了解。张同江在征地期间压制村民，两个儿子时常跟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们一起出面，如何丈量土地等事都是由他说了算，导致村民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村民没有发言权，即便有人站出来，最后也会遭到他们辱骂和殴打。张某5和彭正辉就是因为反映他们的问题被殴打。 （6）袁某2（村支委委员）证明，张同江为人比较霸道，平时爱耍横，没人敢惹，在征地期间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别人有什么意见也不敢说话。 （7）颜维升证明，张同江很有钱，而且霸道得很，在村民的喜事、丧事上都打过人。 （8）赵才富（下墩沟村民）证明，2011年2月，水秦路建设时，张同江把我和王永忠、姚富岳、朱延洪、邓有权、张厚谦等下墩沟的六户人家叫到一起提出去索要补偿款，为此带领我们三次阻拦施工，目的在于迫使政府征收原本不需要征收的土地，前后至少阻拦了10天。项目部领导赶来协商时，他出面与对方协商，之后项目部同意征收我们的地。在发放补偿款期间，村委会准备发至农户的银行账户，但张同江不同意，辱骂村委会主任袁某1，并通知我们去村委会闹事，由于他在我们村是大户，儿子多，人也比较厉害，村民都害怕他，他说的事我们一般不敢反对，所以就按照他的要求去闹事。袁某1没办法便将补偿款转至张同江名下。事后，张同江分给我56000元补偿款。有村民说我分的补偿款比别人少，我去银行查询才知道转至我账户的补偿款为110500元，便去村委会找调解员于兴佳帮忙向张同江打问。几天后，于兴佳回话说，张同江称如果我再胡乱说话的话，他就卸我的胳膊和腿，我就再不敢问了。起初以为张同江是为了村民多拿点补偿款在操心，后来才发现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9）王永忠（下墩沟村民）证明，由于下墩沟的土地距离水秦路还有1公里，所以修建初期没有征收我们的地。在施工期间，张同江要求下墩沟的村民每家出一个人去阻拦施工，我们6户的地因此才被征收。事后，张同江将6户人家的补偿款全部领取，之后再由他发放。 李孝梅（王永忠妻子）证明，其与朱延洪、赵才富等人围堵工地等情节；朱延洪（下墩沟村民）证明张同江要求其与其他村民堵路等情节。 3.被告人张同江供述，2011年修建水秦路要征收八社下墩沟的土地，镇政府丈量土地后，由于六户村民对面积有异议，我和六户村民又进行了丈量。我没有在发放补偿款环节为个人捞取好处。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所提辩解理由及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张同江、**仁、张魁仁是否构成恶势力的问题。首先，长期居住、生活在山字墩村八社的村民杨某2、张同红、赖焕章、袁某2、颜维升等人证明,张同江为人霸道，“自从开始征地后，张同江变得霸道，仗着家里兄弟多、儿子多，在村里比较霸道，牵扯到有利益的事，不是打就是骂，尤其在征地过程中，更是他说了算，他走到哪儿，两个儿子就跟到哪儿，稍有不对就或打或骂，群众因此不敢吭声”“张同江行事霸道，仗势欺人，根本不把镇政府和村委会放在眼里，是个地地道道的恶霸”；村民苗仲堂常年在外打工，与村里人往来很少，仅征地期间才来村里，即使这样，也对张同江父子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认为“张同江在征地期间压制村民，两个儿子时常跟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们一起出面，如何丈量土地等事都是由他说了算，导致村民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村民没有发言权，即便有人站出来，最后也会遭到他们辱骂和殴打”；颜维勤证明，除了指控的违法犯罪事实外，张同江早在2011年1月水秦路征地期间锁住村委会大门，后要求把未列入征地计划的土地征收，为此带领村民阻拦施工，在工作人员测量土地时闹事；赵才富（下墩沟村民）证明，水秦路建设期间，张同江带领村民三次阻拦施工，最终迫使政府征收原本不需要征收的土地，在发放补偿款期间，张同江不同意村委会将补偿款发至农户的银行账户，为此组织村民去村委会闹事，当其发现被张同江截留部分补偿款后，张同江便对其威胁“如果再胡乱说话的话，就卸胳膊和腿”。上述证据证实张同江依仗儿子多、兄弟多，骄横跋扈、横行乡里、欺压群众的事实，群众对此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大。同时，张同江为了获取补偿范围、标准以外的补偿款，纠集人员闹事、迫使相关部门按其意图征收土地，具有恶势力危害性特征。其次，冲击、扰乱基层党组织会议秩序，干扰村委会工作，在司法机关公然殴打群众，在群众聚集区域持械殴打村民，张同江等人的上述行为扰乱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第三，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符合恶势力认定标准。张同江纠集**仁、张魁仁在2011年至2015年间，在实施寻衅滋事犯罪四次、违法活动二次，且上述行为系持续进行，符合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等基本要求，且组织、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行为属于恶势力实施的主要违法犯罪活动。综上，张同江、**仁、张魁仁在兰州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且纠集者相对固定、2名成员较为固定，共同参与寻衅滋事犯罪3起以上，符合恶势力的构成要件，构成恶势力，故所提张同江等人不构成恶势力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2.关于指控的第一、二起是否构成恶势力违法事实的问题。经查，指控的上述两起违法事实分别案发于2003年、2007年，上述违法事实发生时，尚未形成恶势力，故不能作为恶势力的违法事实予以认定，但该情节可在对张同江量刑时予以考量。 3.关于指控的第三、四事实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及参与人员、持续时长等问题。首先，关于冲击会场和锁村委会大门的背景和动机。颜维勤（原村主任）证明，张同江担任水管队长期间提出提高水价，其与袁某1组织村民商议后不同意涨价，由于张坚持要涨价，被袁某1免职，此举直接影响了张的经济利益，袁、张二人因此产生矛盾，张同江到村委会闹事、带人锁村委会大门，实际原因是因袁某1免去水管队长的职务，以此借征地的事煽动村民闹事。同时证实，早在2011年1月，张同江就曾因对村委会不满而锁村委会大门。袁某1、张某6、袁某2（村支委委员）、颜某1、赖焕章、牛有维、魏孔明、姚某、张某1等多人均证实上述情节，且魏孔明明确证实，为了得到村民支持，张同江谎称可以分得补偿款，想借此免去颜维勤等人职务；牛有维证实，张同江因为被免去水管队长职务，对袁某1怀恨在心，恰好发现虚报坟墓补偿款的事，为了将影响做大，便借此锁住村委会大门，群众反响很大，但由于其做事蛮横霸道，村民并没有公开反对。上述大量村干部及村民证言能够相互映证，足以认定。第二，关于证据裁判方面的分析、评判。（1）由于袁某1与张同江有矛盾纠纷，故对袁某1的证言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只有袁某1证言，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事实，在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时应慎重。本案中，袁某1所称扰乱会场及锁大门的前因、时间、参与人员、具体行为等情节均与颜维勤、张某6、牛有维、姚某、袁某2、颜某1、赖焕章、魏孔明等人证明情节基本一致，且袁某1所称曾在网络上看到锁大门的图片与魏孔明所证其拍照后发布在网上，之后被删除的情节吻合，故袁某1等人在主要情节方面与众多村民证言能够相互映证，可以排除陈述虚假证言的可能性，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综上，张同江扰乱会场秩序、锁村委会大门，表面上打着揭发袁某1等人违法犯罪，其实质系出于其个人矛盾，动机在于宣泄个人情绪。（2）关于锁大门持续时长问题。证人关于锁大门后持续的时间陈述不同，颜某1称第二天就砸开，张某6、魏孔明称持续2、3天，赖焕章称6、7天，颜维勤称一周，**仁称“几天”，袁某1、张某1称10天甚至更长。由于案发后时间久远，不同的证人对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参与人员、锁大门持续的时长等事实的陈述有所出入，符合审判实践中言词证据的特点。由于上述言词证据对于持续时长的说法不一，且差距较大，均不具有明显的证明力优势，故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采纳**仁的供述，应认定为持续“数日”，起诉书指控持续时长为7天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其次，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事处罚性看。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的组织，是本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建设新农村的战斗堡垒，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进行“冬训”，是按照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进行党员培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本村重大事务，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式。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宣传贯彻法律、管理村务、调解纠纷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事务职能。张同江等人漠视基层党组织权威，肆意冲击会场，辱骂、驱逐在场党员，致使会议被迫停止，用铁链锁住村委会大门，且持续数日，给群众办事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普遍认为其做事霸道，但又敢怒不敢言。上述行为严重侵害基层党组织权威，阻碍基层组织履行职责，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当进行刑事处罚。综上，张同江为泄一己之愤，以反对和举报相关人员套取补偿款为由，纠集其子及多名村民扰乱会场秩序、锁村委会大门，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第三，关于**仁、张魁仁是否参与的问题。如上所述，袁某1、颜维勤、张某6、牛有维等多人证实二被告人跟随张同江参与扰乱会场秩序的行为，虽在部分情节上有一定出入，但基本事实能够相互映证，且袁某1以外的人员与张同江等人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予采信，**仁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称记不清是否去过现场，在法庭审理中又称没有去过，陈述前后矛盾，且没有合理解释，故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提指控的第三、四起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及**仁、张魁仁没有参与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4.关于指控的第五起殴打张某1案中三被告人是否参与的问题。经查，张某1陈述其在会上表示“乱坑子地”补偿款不应由张同江占有后，**仁、张魁仁冲上前对其拳打脚踢，围观村民均因害怕张同江而不敢劝阻，结合杨某2、张某5等人证明张同江与**仁、张魁仁将其打倒在地后拳打脚踢的情节，可以证实**仁兄弟殴打张某1是在张同江的授意或默认下进行，此节与杨某2、张同红、赖焕章、袁某2、颜维升等村民证明的张同江为人霸道，“走到哪儿，两个儿子就跟到哪儿，稍有不对或打或骂”的行为方式相符，在此情况下，张同江是否实际动手，不影响对罪名的认定。综上，张同江等三被告人殴打被害人张某1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5.关于指控的第六起殴打杨某1案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经查，起哄闹事类型的寻衅滋事罪，除了要求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外，还要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对此应以行为时的具体状态为依据，综合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场所活动的重要程度、进入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持续时长、公共活动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分析。从公共场所的性质看，现场位于西岔镇政府一楼103室，兼具办公和住宿，魏某反映调解纠纷大多在村社，有时在办公室进行，需要接待群众、调解纠纷时打开，不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处所，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故现场“公共场所”的特征不够明显；从公共场所活动的重要程度看，案发时司法所准备对村民之间关于承包费的纠纷进行调解，属于一般性的基层民事纠纷；从进入公共场所的人数看，室内有司法所干部魏某、王某及杨某1等人，范围限于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内，且人数较为有限；从殴打行为持续的时间看，前后仅几分钟时间，很快就被魏某等人劝开；从公共活动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看，根据庭后向魏某、王某再次核实的情况，案发当时镇政府的干部大多下乡工作，楼层及过道内人员较少，虽发生在镇政府办公大楼内，无证据证实被告人的行为影响了他人的正常工作，故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单纯影响局部活动的行为，不具有煽动性、蔓延性和扩展性。综上，**仁等人辱骂、殴打杨某1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该项指控不能成立，辩护人所提该起事实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该起事实应认定为恶势力的违法事实。 6.关于指控的第七起殴打彭正辉、张某5案中张同江是否参与的问题。**仁、张魁仁均承认持洋镐把击打二被害人的事实，但均否认与其父张同江有关。案发当天，张某5等人利用村民张明谦家操办喜事的机会，草拟关于要求张同江退回集体土地补偿款的文字材料，张贴在张明谦家外的墙上，张明谦证实在此期间接到张同江电话威胁“你是过喜事还是过丧事呢”，之后看见张魁仁、**仁二人追打张某5、彭正辉，证实文字材料直接针对张同江，张同江打电话威胁也是因此而起，**仁等人前来殴打张某5系为维护张同江的利益，上述情节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张同江辩称当天待在家里，没有看见**仁，而**仁却称当时与张同江等人在亲戚家串门，得到消息后才离开，被告人的供述相互矛盾，且无合理解释。综上，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张同江等人一贯的行事方式，可以认定**仁兄弟是在张同江的授意下，为维护张同江利益殴打被害人，故所提张同江未参与该起事实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7.关于诈骗案事实认定及数额认定等问题。（1）关于张如仁是否应获得补偿的问题。根据兰州新区土地征收管理中心文件证明，2014年1月20日该中心下发意见，要求“对原籍在新区户籍已外迁，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非农业人口一律不予安置房屋”，兰州新区自然资源局证明，2011年9月下发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方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对国家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予安置，征地负责人王晓芳在入户调查时也已明确告知张如仁“缺少无工作证明”，张同江供述其担任过征地拆迁小组组长，知道张如仁不符合安置补偿要求，故张同江等人对张如仁不符合当时的安置政策系明知，上述工作程序中的瑕疵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2）关于张魁仁是否参与的问题。根据三被告人供述结合证人杨某4证人证言，**仁通过杨某4开具了无工作证明，党支部书记杨某2签字后盖章，以此上报后获批补偿款；张同江在明知张如仁不符合安置条件的情况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张魁仁积极协助张同江等人，帮助张同江、**仁激活账户、转账至自己名下，并实际使用补偿款，属帮助犯。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较低，属从犯，依法可从轻处罚。故所提张魁仁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3）关于退赃数额认定问题。西岔镇政府按照签订协议时的价格3950元／平米计算，剔除退还砖混结构重置款38800元后与6万元铺面款合计为179200元，系诈骗的犯罪数额。由于诈骗所得房产升值，其溢价部分15600元（390元／平米×40平米）属于犯罪所得的孳息，依法应予一并追缴。故辩护人所提补偿款已全部退回的辩护意见成立，但应继续追缴孳息部分。 8.关于贪污案中犯罪主体及犯罪数额等问题。（1）关于犯罪主体问题。西岔镇政府《证明》证实张同江于2011年至2016年担任山字墩村八社社长，村干部生活补助表、社干部工资发放表证明，张同江作为八社社长领取2013年1-12月生活补助和2014年1-6月工资，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其为社长，众多村民证实其在土地征收期间担任社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立法解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适用刑法关于贪污罪的规定，故张同江作为八社社长在协助西岔镇政府工作人员确认、丈量、登记土地期间，将本社集体土地登记在其亲属名下，并最终为家庭使用，构成贪污罪，所提其已不担任社长，不构成贪污罪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2）关于张同江等人所谓承包协议、报告的效力问题。张同江持有的《申请开发荒滩的报告》由时任村委会主任张某4签注“情况属实”，时任社长张同义签注“同意开发”，颜宁东等5名村民签字同意，《申请开发承包柴家沟荒滩的协议书》由时任村委会主任姚义贵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貌似履行了一定程序，张同江及其辩护人也以协议属于有瑕疵的协议进行抗辩。首先，上述报告、协议均无承包费等项目的约定，实际情况是自2003年至今，张同江等人从未向八社或村委会交纳任何费用，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协议”其实质是只收益、不付出，更何况众多村民并不认可其有承包权，村委会明确证实2003年至2013年间山字墩村没有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情况。第二，协议、报告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村民签字，不具有代表性，且协议明确记载“请村委会办理有关合法手续”，但实际情况是村委会并未进一步办理相关手续，张同江对此明知，故该协议并没有发生效力，由于缺乏必要的要件，事实上也无法发生效力，故张同江等人从未取得承包权。第三，关于集体土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一方面集体土地补偿款归集体所有，附着物补偿款归实际承包或管理人员所有是长期以来社会公认的一种补偿款分配方案；另一方面村委会及众多村民对所谓“谁管理谁受益，一怔（征）到底，集体不留一分公地”的分配方案持反对意见，村委会证实各社的分配方案都是按农户实际承包的土地征收，村委会从未召开会议讨论“乱坑子”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事项。所谓村社讨论集体土地补偿款归实际管理人所有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关于犯罪数额问题。张同江为非法占有补偿款，将部分土地登记在袁某1名下，属于在其控制下对款项的处置，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故指控贪污数额为1283239.32元并无不妥，所提在该犯罪数额中剔除袁某1收取641619.66元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此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同江纠集其子被告人**仁、张魁仁逞强耍横、随意殴打他人，在基层党组织会议、基层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以及村委会多次起哄闹事，致二人轻微伤，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影响恶劣，其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国家安置补偿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张同江利用其作为社长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工作的职务便利，将集体土地登记在个人名下，以此获取征地补偿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唯指控的第六起寻衅滋事案由于犯罪后果及社会危害性等均达不到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故对该项犯罪指控不予认定，应作为恶势力违法事实予以客观认定；第一、二起寻衅滋事案由于发生时尚未形成恶势力，且案发时间较早，故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的违法事实，但应认定为被告人张同江的违法事实予以认定。三被告人在兰州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害基层政权，欺压当地人民群众，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的构成要件，形成恶势力。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同江纠集、指使**仁、张魁仁参与作案，起主要作用，被告人**仁、张魁仁虽系受纠集，但积极参与，具体实施锁门、殴打村民等行为，起重要作用，均系主犯，应依法处罚，其中张同江地位、作用最为突出，**仁次之，张魁仁相对较轻；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同江、**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依法处罚，张魁仁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三被告人系主动投案，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同江因犯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且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原判，与新发现的罪数罪并罚。张同江亲属主动退赔诈骗犯罪所得，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对于安置房产生的孳息应继续追缴；对于张同江贪污所得，主要由被告人**仁使用，故应向张同江、**仁追缴，因641619.66元补偿款实际由袁某1使用，该部分款项应向袁某1追缴。综上，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刑初98号刑事判决对张同江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已缴清）的缓刑部分； 二、被告人张同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与前罪所判有期徒刑三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罚金五十四万元（十万元已缴清）。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6日起至2036年7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 被告人**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5日起至2026年7月4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 被告人张魁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5日起至2023年7月4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 三、向被告人张同江、**仁追缴贪污案犯罪所得641619.66元，向袁某1追缴641619.66元，发还西岔镇政府，由镇政府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四、向被告人张同江、**仁、张魁仁追缴诈骗案犯罪所得孳息15600元，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韩 彪 审 判 员  薛国锋 审 判 员  基 琨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彦娉 书 记 员  吴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