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11行初47号原告徐振频，男，1969年5月9日，汉族，身份证住址昆明市官渡区。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关平路15号。法定代表人徐文祺，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陈程，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法制中队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张映红，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三大队民警。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徐振频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三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振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交警三大队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及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以2020年6月1日以徐振频于2020年6月1日10:02:27在二环东路与东风东路交叉口处实施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项，决定处200元罚款，并向徐振频送达第53013319113814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徐振频诉称：2020年6月1日10时左右，原告驾驶车牌为云Ａ×××××力帆牌普通两轮摩托车在二环东路至东风东路交叉口方向等待交通信号灯时，被一名身着看似交警服装的人员拦下，要求原告出示车辆驾驶证、行驶证，并将骑行至岗亭边等待对方处罚。该交警人员检查后拿到原告摩托车行驶证、驾驶证检查后又将两证交给另外一名看似警察的人让原告等候处理，几分钟后该人对原告做出了在二环东路与东风东路交叉口处实施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九条、《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九）项决定处200元罚款。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如下问题：1、执法行为不规范；2、适用法律错误；3、选择性执法。（1）、执法行为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按照规定缀钉、佩戴警衔、警号、胸徽、帽徽、领花等标志，系扎制式腰带，不同制式警用标志不得混戴。不得佩戴、系挂与公安民警身份或者执行公务无关的标志、物品。第十一条公安民警着装时，应当随身携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第十五条对违反本规定的公安民警，由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依照《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规定进行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在本案中，执法过程中有多名在场着警服的人员，均未佩戴警衔、警号、胸徽等标准，不能证明是否为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未出示证件，执法过程中亦未口头告知，也未全程录音录像，执法行为不规范。（2）、适用法律错误。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错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原告驾驶合法购买的摩托车，并按时缴纳了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路上行驶，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九条甚至整部《条例》中都没有任何章节描述过摩托车的具体禁行时间和禁行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此条法令的司法解除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情况，对道路交通采取限制通行是临时性管制措施，而被告告知原告从2007年开始事发地段就是24小时禁摩，那么这样的管制措施就不是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不管被告是引用的任何地方规定，都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原告在案发当时当地并没有任何临时性交通管制事件提前公告过，也没有任何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标志的标牌，所以原告并不存在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性的道路上行驶的问题；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错误。第五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三）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根据事实和本法的有关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原告案发当时在事发地点驾驶证照齐全的合法车辆，佩戴头盔，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上，并没有影响道路通行，因此被告只应对原告进行口头警告后放行。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内容相违背，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依法执行上位法，因此，对原告的200元处罚应视为无效；罚单上的处罚依据不充分不具备可操作性。被告所开具的罚单上所引用的《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只是赋予了被告有对相应违法情况出现时的处罚权，但此条例并没有明确原告事发地为禁行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被告所开具的罚单由于法律引用不充分，不具备可执行性。另根据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例不成熟的，在行政管理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制定规章，但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制定法规。《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是2007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方性规定，此法规在实施2年后就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订案的要求进行立法，如未立法则为无效规章。（3）、选择性执法。被告所管理的辖区只对烧油的摩托车实施违反禁行规定给予的相关处罚，而对辖区内大量的无牌无证的电动计程车视而不见，对电动摩托车违反禁行规定行驶的情况进行过任何的管理和处罚。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2010年实施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第4条关于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由电力驱动的最高设计车速大于20ｋｍ／ｈ或整车质量大于40ｋｇ的两轮车辆被称为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也属于摩托车范畴，应该参照摩托车的相关管理法规进行一视同仁的管理，原告发现，被告对辖区内大量的无牌无证的电动摩托车视而不见，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管理和处罚。原告曾于2007年5月16日购买一辆轻骑牌两轮摩托车，车牌号云Ａ×××××，正常落户至国家规定的报废时间，于2020年4月交报废公司正规报废，上网了解了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并未发现禁止摩托车在中国道路上通行的规定，才决定再次购买。而案发当时，只有在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显示为红灯的时候，被告一行人才去检查，绿灯亮时就算是有大量的摩托车通过，或者其他各种车辆有违章行为，被告也视而不见，而只对原告的汽油摩托车进行执法，事实上已经构成选择性执法。综上所述，2020年6月1日被告交警三大队开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车牌号为云Ａ×××××普通二轮摩托车作出的处罚，执法过程不规范（未出示相关证件，未按规定着装），执法依据不合法（引用相关法律条文与事实不符），并存在选择性执行而导致的玩忽职守行为。诉请撤销昆明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做出的编号为5301321910431358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归还原告的罚款并承担原告的诉讼费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1元。被告交警三大队答辩称：2020年6月1日，我大队民警在昆明市交叉口处查获原告徐振频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在依法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后，民警制作编号53013319113814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由徐振频签名送达。需要说明的是，《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昆明市人民政府第74号令）第十二条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本市新办理注册登记的摩托车以及外辖区摩托车，不得在我市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个区以及呈贡新区城市道路上通行。我大队作出的编号5301331911381406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法规、规章：一、证据材料：《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民警查获经过，欲证实被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1、执法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2、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条；3、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经质证，原告徐振频对被告提交的查获经过有异议，认为原告系于2020年6月15日起诉，而查获经过是6月1日形成的。对《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有异议，认为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原告徐振频针对本案提交的证据5301331911381406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合法，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和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徐振频于2020年6月1日10时02分左右，在昆明市交叉口方向处驾驶云Ａ×××××号二轮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被告民警以原告徐振频的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八条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四第（三）项，对原告徐振频决定处200元罚款，并向原告徐振频送达了第53013319113814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徐振频领取了该份处罚决定书。现原告徐振频不服该行政处罚，诉至本院主张相应诉请。庭审过程中，原告徐振频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执法权源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作为执法主体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本院认为：对于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如何认定事实清楚？应当是违法行为人在某个时间、场所确实具有某个违法行为的事实，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是应当依法被行政机关予以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行政机关在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应当证实行为人具有实施了违反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具有符合违法行为的情形，只有证据充足、完整且无矛盾才能认定事实清楚；如何认定程序合法？就是经过授权的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时，应当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程序性规定，在进行行政处罚时程序无违法及瑕疵，并且保障当事人享有法定的陈述及申辩的权利，原告徐振频于2020年6月1日10时02分左右，驾驶云Ａ×××××号二轮摩托车在昆明市交叉口方向处行驶，具有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在我市范围内均具有法律效力，公民不能以不知道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而不去遵守相应的规定，被告对原告徐振频进行处罚的依据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项，适用依据合法，且对原告徐振频进行处罚的事实清楚，对原告徐振频开具单据实施处罚是由被告民警依法完成，被告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的规定对原告徐振频的交通违法行为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之处，故被告的处罚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原告徐振频认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为无效规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法院只对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故《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不在法院审查的范围之内。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徐振频作出编号为第53013319113814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徐振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振频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作出的编号为第53013319113814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及归还罚款、赔偿误工费及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振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蓉人民陪审员  施云芬人民陪审员  杨丽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