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顾鸣珠。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江苏漫修（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怡思，江苏漫修（昆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江苏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震川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峥，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念群，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顾鸣珠因与被上诉人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谷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震川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震川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4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鸣珠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顾鸣珠与恒谷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第三的利益，没有无效事由。《民法总则》已经就隐藏意思表示做了规定，《合同法》总则中相关条文已经不再适用。而且《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关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中要求合同行为后果要损害他人的利益。本案中恒谷公司取得首付款及银行贷款，获得了合同对价，农商行震川支行的贷款被按时偿还，没有损第三人利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合同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该法益系公共利益，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恒谷公司主张的合同无效事由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但恒谷公司始终未能确认所依据的具体强制性条款，一审法院径直改变恒谷公司的请求权依据，有违公正。2.恒谷公司在一审前递交的起诉状中明确认可收到首付款，一审法院作出相反认定不符合规定。一审依据恒谷公司的陈述认定黄龙否认代为支付首付款，又否认黄龙与恒谷公司人格混同，实际作出矛盾的认定。3.一审法院认为顾鸣珠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主张过户即不符合常理违背事实。顾鸣珠在一审法院涉及大量诉讼，截止合同约定期限无法办理过户手续。2018年5月为防止其他未交房的小业主前往恒谷公司闹，恒谷公司通知姚祖良去公司领取涉案12套房屋的钥匙，并承诺将与政府协商解决项目查封问题，办理不动产证。法院在审理反诉请求时未要求恒谷公司说明办证的问题，有违程序公正。且是否主张办理产权是买受人的处分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不主张即不符合常理没有法律依据。4.法院应考虑本案的特殊性。恒谷公司的两股东股权比例99：1，这不是一个正常企业的股权比例。两股东黄龙与翟小凤在昆山市人民法院涉及大量诉讼中皆是连带保证人，且二人平常以夫妻关系自称，可认定恒谷公司实际是一人公司，所有或绝大多数收益归黄龙。恒谷公司起诉主张合同无效是恶意逃债的行为。恒谷公司辩称，顾鸣珠从未支付首付款，未直接归还银行贷款，本案所涉银行卡在一审中已确认是由恒谷公司掌握。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系统关于贷款审批的规定，属骗取银行贷款，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从法律上应否定房屋买卖的效力。即使黄龙个人结欠姚祖良股权转让款，黄龙用恒谷公司的房屋支付股权转让款也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商行震川支行辩称，按照一审借款合同可看出现贷款正常归还，请求依法判决。恒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顾鸣珠支付恒谷公司购房首付款164325元及垫付银行贷款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2.请求判令顾鸣珠支付恒谷公司律师费6570元；3.本案诉讼费由顾鸣珠负担。庭审中，恒谷公司将诉请变更为：1.判令顾鸣珠、恒谷公司之前签订的1309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撤销双方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4051823）；2.本案诉讼费由顾鸣珠承担；3.撤回其他诉讼请求。顾鸣珠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恒谷公司履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证，并承担违约金(以324325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反诉费由恒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4日，恒谷公司（作为出卖人）与顾鸣珠（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2014015823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载明：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城北路北侧环庆路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城北湖商业中心，买受人购买上述项目中第1幢1单元1309号房，总价款为叁拾贰万肆仟叁佰贰拾伍元整（324325元）；买受人于2014年5月30日付款164325元，余款160000元于七日后办理完成银行按揭手续；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12月30日前将取得昆山市建设局核发的交付备案证书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合同并约定了其他事项。为此，恒谷公司于2014年5月15日向顾鸣珠开具发票，载明收取预收购房款164325元。为此，顾明珠(作为合同乙方）、第三人农商行震川支行（作为合同甲方）、恒谷公司（作为合同丙方）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贷款壹佰玖拾伍万元整用于购买城北湖商业中心1幢1301号-1312号的房屋；借款期限为长期贷款，从2014年6月6日起至2024年6月6日止。此后，恒谷公司主张上述合同系因恒谷公司资金紧张，为借用顾鸣珠的名义去银行贷款而订立，且上述贷款均由恒谷公司自行归还，遂主张合同无效。双方协商未果，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而引起纠纷。另查明，2010年4月8日，黄龙、姚祖良、翁建明作为参加股东，形成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确认黄龙占公司股权总额的60%；姚祖良占公司股权总额的20%；翁建明占公司股权总额的20%；昆山市金龙达铜业有限公司代全体股东支付股权转让金，三位股东应当按照股权比例向昆山金龙达铜业有限公司支付其代付的股权转让金。2013年5月6日，案外人姚祖良（作为协议甲方）与黄龙（作为协议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在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现决定全部转让给公司另一股东即乙方黄龙，转让日期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股权转让价格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股本金1600万元，加上从甲方的股本金投入日全收到乙方股权转让金时、按照年息15%计算所得的利息，按实结算；双方确定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已经支付400万元；2013年7月起到2013年12月共六个月，乙方每月支付200万元(两佰万元)，合计1200万元；先支付1600万元股本金，支付完毕后结算利息。再查明，依据恒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股东于2017年6月27日由黄龙、马战育变更为黄龙、翟小凤；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6月27日由马战育变更为翟小凤，后又于2019年5月28日由翟小凤变更为黄龙。庭审经询问，恒谷公司解释称，恒谷公司缺少资金，就与顾鸣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银行贷款，贷款实际是到恒谷公司账户，还款也是恒谷公司在还款，双方没有购房款的往来，系骗取贷款，应认定为无效；房屋登记于恒谷公司名下，一直租给他人使用；顾鸣珠提交的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刷卡凭证并非其支付的，是为骗取贷款，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来抵。顾鸣珠解释称，该房屋系替案外人姚祖良代为持有的，首付款是由案外人黄龙代为支付的，系抵偿姚祖良股权转让欠款；上述款项支付于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5月15日期间，金额合计1950000元，系12套房屋的合计付款，上述款项均不是顾鸣珠支付的，系黄龙安排支付的，付款方身份顾鸣珠不清楚，首付款付款时间为何与合同签订时间存在差异，顾鸣珠也不清楚；此后贷款顾鸣珠未予归还，也是由黄龙代为还款；因姚祖良系其他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公司与本案的贷款行有很长时间的业务往来，当时由于担心黄龙是否能按时归还贷款，如果涉案房屋由姚祖良签订，一旦黄龙逾期还款，那么将会产生不良记录，从而使得企业贷款业务无法通过，因此由其外甥女顾鸣珠代持；该案中并非黄龙以公司资产抵偿个人债务，公司已经取得相应的对价，且该公司股份构成中黄龙持有99%，翟小凤持有1%，两人系同居关系，以夫妻共称，顾鸣珠认为恒谷公司与黄龙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第三人解释称，顾鸣珠名下涉案贷款，均按时归还，还剩6个月还清，还款是从顾鸣珠卡上直接归还的，至于资金来源，第三人无法核实。上述事实，由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银行业务凭条回单、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信息登记、银行贷款协议、发票、刷卡单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付款情况。顾鸣珠主张首付款及贷款均由案外人黄龙代为支付，用以冲抵案外人黄龙结欠案外人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恒谷公司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黄龙结欠姚祖良股权转让款，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顾鸣珠主张首付款及贷款均系黄龙代付，但就本案现有证据，无法体现上述款项系由黄龙支付，亦无法证明顾鸣珠与黄龙之间存在代付合意；且顾鸣珠对其陈述的首付款的支付人身份并不知情，金额亦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无法与顾鸣珠自认的12套房产总价3954231元及贷款金额1950000元相互印证，对于首付款支付时间为何早于合同订立时间，顾鸣珠亦无法作出合理陈述；同时，顾鸣珠亦明确贷款并非由其偿还。综上，顾鸣珠主张实际已支付购房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外人黄龙与姚祖良之间的股权转账纠纷，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顾鸣珠主张恒谷公司与黄龙存在人格混同，但就本案现有证据，顾鸣珠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效力问题。恒谷公司自认《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系因恒谷公司资金不足，为取得银行贷款而签订，且就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顾鸣珠已经实际支付过购房款；此外，涉案合同签订于2014年，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12月30日前交付房屋，但涉案房屋至今仍未交付顾鸣珠，且顾鸣珠亦未提出异议，亦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并不能体现恒谷公司与顾鸣珠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合意。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仅为形式，实则为恒谷公司获取银行贷款，此行为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恒谷公司与顾鸣珠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顾鸣珠据该合同提出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顾鸣珠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15823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二、驳回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顾鸣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164元，由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082元，由顾鸣珠负担308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82元，由顾鸣珠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顾鸣珠提交涉案房屋的钥匙、水费发票及QQ聊天记录公证书，主张恒谷公司已在2018年5月左右将房屋交付给顾鸣珠，证明顾鸣珠与恒谷公司之间不仅有房屋买卖合意，还有交房、办理自来水入户手续、催办不动产权证等事实。恒谷公司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本案是审查合同的真实合意，而非审查在后的行为，且房屋至今在恒谷公司控制下，用于出租使用。二审另查明，姚祖良与恒谷公司工作人员周玲菲2018年6月29日的QQ聊天记录显示“姚祖良：小周，皇驾码头的酒店公寓能领证了吗？周玲菲：还不行呢，都没交房呢，现在只是验收结束了。姚祖良：估计什么时候可以交房？……周玲菲：具体时间我也回答不了，你还是问我舅吧。”2018年7月20日聊天记录显示“周玲菲：你那些公寓要不要租掉？现在要租公寓的人好多。姚祖良：没产证能租吗？周玲菲：可以的，现在只差交付，验收全部结束了，其他小业主基本都租掉了。姚祖良：大该（概）什么价？周玲菲：毛坯的话11001200一套。”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顾鸣珠与恒谷公司之间是否有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双方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顾鸣珠主张恒谷公司的控股股东黄龙与案外人姚祖良有债权债务关系，黄龙提出由姚祖良购买恒谷公司开发的12套商品房，黄龙支付首付款及按揭贷款本息以偿付姚祖良3594231元款项，姚祖良就指定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案涉合同，且恒谷公司已交付房屋钥匙并办理房屋水电入户手续，还通知姚祖良可将房屋出租，顾鸣珠不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和行为。恒谷公司主张其系借用顾鸣珠名义去银行贷款，顾鸣珠没有支付首付款及贷款，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顾鸣珠为证明其与恒谷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在二审中提交了房屋钥匙、水费发票及聊天记录为证。恒谷公司质证表示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未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在为获取贷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恒谷公司没有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必要。而从聊天记录内容看，姚祖良与恒谷公司工作人员周玲菲已就交房和租房事宜进行协商。恒谷公司解释称工作人员只是基于网签合同存在而与买方进行交流，不清楚真实的法律关系。但网签合同主体为顾鸣珠而非姚祖良，工作人员与姚祖良进行沟通恰说明其知晓姚祖良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并在此情况下商谈交房和租房事宜。结合顾鸣珠持有钥匙的情况，足以认定恒谷公司有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意思表示。因此恒谷公司主张其系为获取贷款而签订《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不能成立，顾鸣珠主张的姚祖良与恒谷公司约定以恒谷公司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黄龙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存在有高度可能性，即恒谷公司有将房屋出卖给顾珠鸣的真实意思。但是上述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应属无效。为实现双方以房抵债的目的，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涉案《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该合同实际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顾鸣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顾鸣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基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一审判决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64元，由上诉人顾鸣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