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0983行初8号原告郝德玉，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委托代理人张琼予，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玉丰，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肥城市汶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肥城市汶阳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姬建芳，镇长。委托代理人李文东，肥城汶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法定代表人郝早慧，主任。原告郝德玉因认为被告肥城市汶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汶阳镇政府）强推其渔业设施及砍伐其合法所有树木的行为违法，于2020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第三人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高淤村委）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德玉及委托代理人张琼予、魏玉丰，被告汶阳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钱基进、委托代理人李文东，第三人西高淤村委的法定代表人郝早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郝德玉诉称，原告系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村民，2015年4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书》，在该村合法拥有鱼塘，2019年以来，因“泉河治理”工作计划需要而面临强拆。原告从未见过相关公告及补偿方案，相关政府部门一直未与原告针对赔偿问题达成一致。2019年11月20日，被告根据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11月16日下发给第三人并特别指出是针对村民郝德玉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合法所有的渔业设施进行强推、破坏、掩埋，并对原告所有的树木进行砍伐并变卖。在该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原告并未收到任何关于催告或是听证等相关的程序性通知文件，亦未收到涉及能够保证原告诉权的相关文件或通知。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经济上以及法律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于2019年11月20日强推原告渔业设施及砍伐原告合法所有树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11月20日强推原告渔业设施及砍伐原告合法所有树木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郝德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鱼塘合同承包书2.相关视频光盘（包括强推现场及照片）3.相关渔业设施及树木被强推后的照片4.肥城市水利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泰安市水利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5.2019年11月17日原告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文东的电话录音光盘一份。证据1-5拟综合证实原告主体资格及被告主体适格，同时证实被告“泉河治理”项目所涉及强制行为未经合法审批，被告的强推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告汶阳镇政府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与第三人在未经河道主管机关许可的前提下，于2015年4月7日签订了在泉河内的鱼塘承包合同，合同履行至2019年11月14日时被泰安市河长制办公室通过遥感卫星发现原告违法在泉河内建鱼塘后，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11月16日向第三人下达了于11月17日前拆除所有养殖设施的通知书。此间，第三人已向原告送达了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的责令整改决定书，是原告在拒不履行清障义务的情况下，第三人于11月20日具体实施的清除鱼塘等措施。综上，我单位并未对原告在泉河内的鱼塘设施、树木进行过清理，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被告汶阳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第三人与耿业兵签订的汶阳镇西高淤村清理鱼塘承包协议书2.清鱼塘支出凭证一宗。证据1-2拟综合证实第三人将清理鱼塘设施的工作承包给耿业兵并支付了5万元的费用，第三人系强拆行为的实施主体。第三人西高淤村委述称，我方系依据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于2019年11月20日组织实施了拆除原告所有养殖设施的行为。第三人西高淤村委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鱼塘承包合同2.2019年2月28日第三人给原告下发的整改通知及会议照片3.肥城市农业农村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及第三人给原告下达通知的送达照片4.2019年11月18日第三人给原告下发的整改通知及送达照片5.清理鱼塘承包协议书。证据1-5拟综合证实涉案清理行为系由西高淤村委组织实施。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原告在与李文东通话时，李文东并未与被告办理相关委托代理手续；对证据2有异议，主张被告未组织人员强推原告的鱼塘设施等；对证据3主张不知情；对证据4有异议，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主张第三人曾委托李文东与原告进行协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主张协议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原告鱼塘，被告主导实施了强拆行为。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5，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客观，与本案相关，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村民，2015年4月7日，原告与西高淤村民委员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承包该村以小桥为界向东约500米、宽约40米以及以小桥为界向西约170米、宽约35米，共计39.45亩的鱼塘；并约定在承包期间，若遇政府征用或泉河治理，村委会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原告要积极主动处置承包范围内的养殖物，把损失降到最低，不得影响政府征用或泉河治理的顺利实施……否则村委会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村委会概不负责。2019年2月28日，第三人向原告送达通知书一份，告知其按照“泉河治理”工作计划要求清理鱼塘内的建筑物、养殖物及周边栽植的树木，原告未予清理。11月16日，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向第三人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村民郝德玉在泉河内养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要求第三人于11月17日前拆除所有养殖设施，第三人将该通知书送达原告。11月18日，第三人再次向原告送达通知一份，载明依据肥城市农业农村局下发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及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要求原告于11月19日前将涉及鱼塘内外设施、养殖物、树株全部清除，解除合同，逾期后果自负。11月20日，原告鱼塘内相关设施被拆除，拆除当天，被告副镇长钱基进到场。另查明，2019年11月19日，第三人与济南锦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肥城分公司经理耿业兵签订《汶阳镇西高淤村清理鱼塘承包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将西高淤村鱼塘清理承包给耿业兵，鱼塘范围及内容为：1.河内养殖设施清理。电缆、增氧机、饲料台、船只等养殖设施拆除运至村委院内2.沿河树木清理。杨树（小杨树）全部杀除，运离原地（由村里统一处理），北沿法桐、国槐用挖掘机从根部挖出，尽量不要损坏3.土坝整理。用挖掘机铲平，两端坝头挖通，且确保两个鱼塘相通；双方约定合同总价为5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1月21日，第三人向耿业兵转账50000元，耿业兵出具收到条。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对耿业兵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耿业兵证实，系第三人与其联系清理鱼塘事宜，鱼塘清理过程前后没有被告工作人员与其联系；清除当天，原告在场未进行阻拦，拆除过程中未发生争执；被告的分管镇长亦到现场，查看清除是否依据合同约定进行、有无超越合同范围，未参与组织实施。本院对被告是否实施了原告所诉的强制拆除行为进行了审查。原告主张，原告和李文东的通话记录载明，李文东说“这是政府行为”、“不要和政府对抗”，故李文东系代表政府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并代表镇政府通知原告即将组织拆除鱼塘；同时被告的常务副镇长在现场指挥施工，足以证明系被告组织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被告主张，李文东在与原告通话时，并未与被告办理委托代理手续，第三人曾委托李文东与原告商讨调解方案；被告副镇长钱基进系接到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的通知后，应第三人要求，到清除现场查看清除情况是否符合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整改要求；被告无其他人员出现在现场，拆除行为系第三人实施，被告并未组织实施。第三人主张，其接到上级通知后，多次向原告送达拆除通知，在原告未自行拆除的情况下依据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整改通知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清除了原告的鱼塘及相关设施，并支付了清除鱼塘所需的费用。本院认为，依据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因“泉河治理”工作，第三人依据肥城市农业农村局的责令改正通知及与原告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将鱼塘清除业务承包给了耿业兵并支付相关费用，耿业兵组织人员对原告的鱼塘及相关设施实施了拆除，耿业兵的陈述与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第三人系被诉拆除行为的组织者、实施者，第三人对此亦予以认可。李文东虽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但李文东不是被告工作人员，亦无证据证实李文东系受被告委托告知原告将对其鱼塘予以清除，不能证实被告系拆除行为的组织者、实施者；被告在拆除当天虽派工作人员到场，但仅依据该行为不能证实被告具体组织并实施了涉案鱼塘及相关设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因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诉拆除行为系被告组织实施，原告起诉被告无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郝德玉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婧人民陪审员  杨玉人民陪审员  李燕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