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区桐乡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764759252Q（1-1）.法定代表人：吕文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宋辉，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环城南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2065352728L。法定代表人：辛清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清，男，汉族，1979年12月22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系被上诉人公司业务经理，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永，北京世纪（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审被告：廖中凯，男，汉族，1976年11月4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原审被告：刘蕾红，女，汉族，1983年1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李慧伟，男，汉族，1972年4月24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原审被告：吴超，男，汉族，1964年3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涡阳县。原审被告：桑金花，女，汉族，1981年1月12日出生，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原审被告：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经济开发区桐花路13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MA2NUBBX58（1-1）法定代表人：廖中凯，董事长。原审被告：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工业区桐乡路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689799712P（1-1）法定代表人：廖中凯，执行董事。上诉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下称强正公司）与被上诉人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信公司），原审被告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2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强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宋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清、杜圣永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强正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赣1002民初248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中信公司对强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强正公司从未对廖中凯、刘蕾红借款行为提供担保，更没有签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对强正公司没有成立。2、廖中凯使用伪造的印章签署保证合同，强正公司没有签署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对强正公司没有成立。3、保证合同出具的时间和内容均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相对人。4、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157-7号保证合同上强正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进行司法鉴定。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混淆了“合同未依法成立”与“合同生效”概念，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中信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强正公司是由纪淞堂公司更名而来，前后两个名称系同一法律主体，上诉人所称未对廖中凯、刘蕾红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系刻意规避该主体的民事担保责任，且与事实不符：2017年8月8日纪淞堂公司基于被上诉人签订了保字157-3号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了担保义务自然应由强正公司继续履行。2、更名后的同一主体即强正公司于同年12月1日又签了157-7号保证合同系更名后的同一主体，认可已有担保义务的明确意思表示，系双方对担保合同的进一步确认。3、在与强正公司签订2017年12月1日保证合同时被上诉人再次进行了工商登记查询，此时强正公司的唯一股东仍然为廖中凯，出资比例100%，被上诉人还收到了廖中凯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由此足以确信上诉人公司只是名称变更，两个名称为同一法律主体。4、至于上诉人如何报案，157-7号合同上的印章真伪与本案无关，在二审提出鉴定也毫无意义。原审被告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中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7年8月8日廖中凯、刘蕾红与我公司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如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就借款本金逾期部分和应付利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约定借款日利率4倍按日计收违约金，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当日，我公司将500万元款项按约汇入合同指定的廖中凯个人银行账户。另六名原审被告自愿为廖中凯、刘蕾红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借款到期后，催问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提出如下诉请：1、判决廖中凯、刘蕾红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利息、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090000元，此后的利息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借款日止）；2、判决其他原审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贷款逾期催收费用等其他相关费用均由各原审被告承担。一审庭审中，中信公司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并明确为：判决廖中凯、刘蕾红支付中信公司为本案支出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诉讼律师费150000元；其他原审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均由原审被告承担”调整为第四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8日廖中凯、刘蕾红作为借款人与中信公司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东方中信个借字第147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2月7日止，具体借款期限及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用途为厂房建设，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并约定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就借款本金逾期部分和应付利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日利息四倍按日计收违约金，直至清偿本息为止。为担保借款合同的履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廖中凯向中信公司出具了由股东廖中凯签字并加盖有“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本公司及股东个人向中信公司就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7年8月8日纪淞堂药业、凯利医药、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桑金花、吴超、李慧伟分别与中信公司各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157-1号、157-2号、157-3号、157-4号、157-5号、157-6号），上述六份保证合同均约定被保证担保的主债务为廖中凯与刘蕾红向中信公司的借款500万元，保证方式为全部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次日起两年止。上述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订立后的当日，廖中凯在中信公司处办理了借款凭证，中信公司即按约向廖中凯银行账户发放了贷款500万元。2017年12月1日中信公司又与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就案涉借款签订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157-7号），该份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前六份保证合同相同。此后，廖中凯与刘蕾红仅向中信公司支付了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利息，对借款本金及之后的利息分文未还，中信公司催问多次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庭审中，中信公司为证明其在与强正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过程中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6月26日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名称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股东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公司住所为安徽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园区桐乡路1号；2、2017年6月26日通过廖中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自主查询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该份征信报告中显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企业无不良负债；3、2017年9月1日由廖中凯出具的一份有吕文福签字并加盖强正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中记载以下内容：由于我长期不在亳州市居住，特委托廖中凯全权办理强正公司的一切事务，授权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4、2017年12月1日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到的强正公司企业信息登记资料，中信公司提供的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股东仍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一审另查明，2018年9月19日东方中信公司以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廖中凯与强正公司等担保而未归还借款本息为由，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正公司在该起案件中作为担保人辩称，强正公司没有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系廖中凯伪造强正公司印章订立的，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赣10民初104号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中信公司要求强正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请，并查明下列事实：1、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1000万元，同日强正公司等与东方中信公司订立了保证合同；2、强正公司的前身系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12日，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廖中凯占有公司100%股权；2017年5月3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廖中凯与强正公司、吕文福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廖中凯所有的土地、房产、股权、机器设备等资产及营业执照等证件文书转让给强正公司、吕文福，2017年7月11日经工商登记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中凯变更登记为吕文福，2018年3月9日，股东名录中廖中凯100%股权变更登记为吕文福100%股权。宣判后，东方中信公司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终59号终审判决，对原一审查明的前述事实予以确认，并对原一审判决内容进行了部分改判，改判强正公司对原一审判决的借款本息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强正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2199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强正公司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又查明，强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发现廖中凯在向中信公司贷款时涉嫌使用伪造的强正公司印章进行担保，遂向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报案，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于2019年3月12日对强正公司公章被伪造案予以立案，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立案后，对中信公司与强正公司签订的[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157-7号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强正公司印章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上的“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的。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与廖中凯、刘蕾红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药业、凯利医药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合同订立后，中信公司依约向廖中凯银行帐户发放了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廖中凯与刘蕾红作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理应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0‰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中信公司诉请的违约金，借款合同中约定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利息的四倍计算，但中信公司现仅主张按日利率标准一倍计收，主张的利息与违约金之和合计为月利率20‰，即月息2%,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对中信公司诉请的为本案支出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代理律师费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因廖中凯、刘蕾红违约引起本案诉讼，中信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损失部分，故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予以支持。对代理律师费，因聘请律师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药业、凯利医药为上述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且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保证方式及保证担保的范围，故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药业、凯利医药依法应按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担保范围对廖中凯与刘蕾红所欠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强正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在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对涉案借款进行担保前，已在工商部门进行了查询公司章程，并对该公司征信进行了查询，查询的公司章程及公司征信均表明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一人股东。虽然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公司名称已进行了变更且进行了工商登记，但签订保证合同的时间距离公司名称变更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信公司无法预见到在如此短时间内公司名称就进行了变更。强正公司在公司名称进行变更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应在公司名称变更的同时就及时收缴原公司印章，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此后，中信公司在与强正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再次在工商部门对强正公司的企业信息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为廖中凯在当时仍为强正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且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廖中凯出资比例为100%，中信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已尽到了审查义务，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强正公司与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同一公司，只不过是名称变更而已，也有理由相信作为强正公司与其签订保证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故强正公司是对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变更而来的，仅仅是企业名称进行了变更，而不属于原有企业法人的消灭以及新的企业法人成立，新旧企业名称指向的均是同一法人主体。虽然企业名称进行了变更，但企业以变更前名称实施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仍应由该企业法人承担。本案中，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就已变更为强正公司，强正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强正公司印章虽涉嫌被伪造，但并不影响强正公司对公司名称变更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强正公司对以原公司名称进行担保之债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向债务人廖中凯与刘蕾红进行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廖中凯与刘蕾红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与违约金之和自2018年6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还清款时止）；二、廖中凯与刘蕾红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本案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人民币7003.5元；三、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廖中凯与刘蕾红追偿；五、驳回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59430元，由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300元，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负担56130元。二审中，对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异议。上诉人有如下异议：2017年8月8日廖中凯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以及签订的157-3号保证合同、2017年9月1日廖中凯提供的委托书、2017年12月1日157-7号保证合同，上诉人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二审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情况说明1份和鉴定意见通知书3份。上诉人认可3份鉴定意见通知书中第12号对157-7号保证合同印章鉴定与本案有关。另外263-4号与本案无关。鉴定意见通知书8号检材上的印章正是加盖在2017年9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和2017年12月1日的保证合同以及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的印章。鉴定意见通知书9号跟本案没有关联。证明：廖中凯、李慧伟涉嫌骗取贷款一案，涉案印章已经鉴定为伪造的，我单位于2020年3月23日移送至谯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第二组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2017年8月8日送达地址确认协议1份。证明：在2017年8月8日强正公司已经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盖章，说明在此日即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已经知晓强正公司的存在，仍然与纪淞堂中药饮片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显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同时，该地址确认书也没有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文福的签字和印章。所以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审慎核查义务。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对3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和情况说明形式要件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组四份证据与上诉人跟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没有关联。2、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两个法人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构成了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基础。廖中凯是否涉嫌刑事案件，不影响本案的二审审理，也不影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认定。第二组证据：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不是新的证据，上诉人的举证只是说明了他对这份证据的认识与解释而已。该送达地址确认协议是一审法院（2019）赣1002民初2479号案件的，同时（2019）赣1002民初2480号案件（即本案一审案号）也签订了一份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书，协议印章形成时间是2017年12月，当时日期是空白的。被上诉人业务人员在整理归档时误操作补填为2017年8月8日。在补签时发现了日期的错误，所以（2019）赣1002民初2480号案件的协议日期一直空着。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后文分析。第二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送达地址确认协议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被上诉人二审提交如下证据：两张打印的照片以及关于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的说明、公证书一份、2017年8月18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支付21666.7元利息的银行综合凭证一份。证明目的：1、电子照片证明案涉送达地址确认协议并非形成于2017年8月，双方加盖印章行为形成于2017年12月。2、银行流水记录证明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账户一直在强正公司的控制之下，作为同一的法律主体当然应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质证意见：1、照片、公证书三性均有异议。该图片不能证明图中人物身份、拍摄地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银行综合凭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仅凭该凭证不能证明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2017年7月11日以后仍然存续，该账户强正公司从未使用控制，至今仍未注销。因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通过该银行账户在徽商银行有贷款未结清，在吕文福购买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时因该笔贷款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并未结清，所以账户在2018年3月3日贷款还清以前并未注销。为反驳被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又提交如下反驳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年3月13日的徽商银行借款凭证、徽商银行记账凭证。证明目的：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13日从徽商银行借款180万元。第二组证据：2018年3月13日徽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2018年3月13日的徽商银行记账凭证、徽商银行进账单（收账通知）、徽商银行进账单（回单），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从2011年至2018年从徽商银行贷款还款情况统计表。证明目的：1、2018年3月13日廖中凯通过使用转账支票的方式还徽商银行1806525元。2、徽商银行于2018年3月13日收到还款本息共计1806525元，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13日的180万元借款结清。3、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从2011年以来一直陆续从徽商银行贷款，累计贷款数额达1400多万元。4、因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存在借款没有结清（账号为27×××96），因此在2017年7月份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时无法变更该银行账户名称。第三组证据：开户许可证。证明目的：强正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亳州中心支行批准设立的基本户开户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谯城区支行。第四组证据：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2017年7月份到12月份，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廖中凯多次向江西省抚州市东方中信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共计2000万时，为了取得上述借款，廖中凯自己或指使其办公室主任李慧伟到亳州市谯城区联宇印章社找到廖中凯同学被告人张振虎多次伪造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章，盖在借款合同等文书上为其提供担保，给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张振虎犯伪造印章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第五组证明：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区分局情况说明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一份，证明：2017年7月13日对强正公司法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吕文福法人名章在公安印章信息系统中备案；2017年8月17日对强正公司法人银行账户进行了变更申请。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反驳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两组证据恰恰证明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账户一直在强正公司的控制和了解之下，作为同一法律主体对借款当然承担还款责任。证明强正公司对该银行账户清楚了解，而且更名后一直在使用该银行账户对徽商银行的贷款进行还款。第三组证据：强正公司是另行开户的，而不是从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演变过来的。强正公司是否另行开设或者从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继承下来均不影响纪淞堂在被上诉人处贷款账户没有变更名称的事实，这是他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从来没有某个账号有借款就无法注销和变更的规定。对方对账户状况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不了解纪淞堂中药饮片账户的情况，在催贷的时候才发现账户有借款与自认的变更名称之时就知道账户有借款所以才保留基本账号的说法自相矛盾。这组证据不仅不能否定被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反过来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前后股东以公司名义完成借款后又以不能成立的理由来恶意逃避债务。第四组证据：1、来源不明无法确认真实性。2、这份判决根本不能证明中信公司对公章真伪知情，更不能证明与廖中凯串通中信公司。3、判决书内容上存在诸多与事实不符的重大瑕疵或问题。4、判决书已经载明张振虎以往伪造的印章已经灭失，实物已经不存在，公安机关鉴定的检材并非合同上加盖的强正公司印章。5、已经鉴定的印文明确说明是张振虎后来伪造的印章，那么这个判决书就否定了上诉人所举的公安机关鉴定的证明作用。6、上诉人举出所有的证据退一万步说都是公司内部的问题，即便现在或将来有人被认定刑事责任，均不能排除纪淞堂中药饮片公司对外债务。第五组证据，对该组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关于申请书，强正公司按照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办理；该账户和另案案涉借款合同汇入借款账户并非同一银行账户，与本案无关联，强正公司在2017年7月11日进行工商名称变更，但申请中的农行尾号7813基本账户在2017年8月22日才办理名称变更，而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8日另案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就已经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名下的徽商银行尾号2196银行账户，该徽商银行2196银行账户强正公司认可直至2018年仍未变更，名称仍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并在强正公司控制下。故强正公司在2017年8月8日使用原旧称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章签订合同并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对外收款，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同一法律主体即强正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基于该财务账户信息显示的“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名称及实际完成履行汇款的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关于情况说明，该证明仅说明印章信息系统备案情况，无法反应印章使用情况。也无法推翻或改变“廖中凯当时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合同加盖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真实印章，另案500万款项汇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履行完毕”这三项事实。原公司印章如何销毁、收缴，新印章如何刻制、新旧印章如何交接、管理等问题，均属于名称由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同一法律主体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外部合同效力。本院认证意见：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公证书不能证明图中人物身份、拍摄地点，与本案关联性存疑。银行综合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上诉人的反驳证据第一、二、三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第四组证据盖有谯城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能否依据两份保证合同主张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存在过错，强正公司据此可以不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的主要理由为：1、2017年8月8日签订157-3号保证合同时，上诉人的名称已经变更为强正公司，但被上诉人仍然与原名称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2017年12月1日被上诉人与强正公司签订的157-7号保证合同上强正公司的印章是假的。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具有过错的理由难以成立。一、关于157-3号保证合同。第一，一审已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2017年6月26日，被上诉人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名称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股东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公司住所为安徽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园区桐乡路1号；通过廖中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该份征信报告中显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企业无不良负债。上诉人对该事实并无异议。另案生效判决查明，2017年7月11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中凯变更登记为吕文福。该变更登记发生于被上诉人放贷尽职调查之后，故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对变更名称已经明知。157-3号保证合同2017年8月8日签订，距尽职调查不到2个月，距上诉人名称变更不到1个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无法预见到如此短时间内上诉人公司名称发生变更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第二，签订合同的当日2017年8月8日，廖中凯向中信公司出具了由股东廖中凯签字并加盖有“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本公司及股东个人向中信公司就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股东会决议与被上诉人尽职调查所获悉的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相吻合。第三，该保证合同及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公章，没有证据证明该公章为假公章。因此，截止157-3号保证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应认定有效。二、关于157-7号保证合同。第一，2017年8月18日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银行综合凭证载明付款人名称仍然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另从二审上诉人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看，上诉人在2017年8月17日才申请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变更，8月22日人民银行签章审核并发放开户许可证，以上事实可印证，至少截止该付款日，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仍然存在。上诉人主张该账户强正公司从未使用控制至今仍未注销的事实即便成立，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基于该银行凭证对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存在的信赖。且上诉人称徽商银行2018年3月份向原纪淞堂公司催收贷款时强正公司发现该账户存在，找到廖中凯要求将原始凭证提供给强正公司。既说明徽商银行对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存在有同样的信赖，也说明上诉人直到2018年3月才在徽商银行催款时发现该账户存在，上诉人接手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未进行账册的全面移交自身存在过错。第二，2017年9月1日，由廖中凯出具的一份有吕文福签字并加盖强正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中记载以下内容：由于我长期不在亳州市居住，特委托廖中凯全权办理强正公司的一切事务，授权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主张该委托书是假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当时有怀疑委托书的理由。第三，2017年12月1日，被上诉人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到的强正公司企业信息登记资料显示，强正公司的股东仍为廖中凯一人，出资比例为100%。事实上，股东名录中廖中凯100%股权变更登记为吕文福发生于2018年3月9日，晚于157-7号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2017年12月1日。被上诉人签订该保证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廖中凯是全资股东。第四，157-7号保证合同上强正公司的公章被鉴定为与样本印文不同，是事后的鉴定，不能据此推定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就应当预见到该公章可能是假的。从上诉人陈述来看，廖中凯、李慧伟涉嫌骗取贷款一案已由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并无证据显示公安、检察机关把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作为共犯处理。综上，依据目前的证据难以认定被上诉人签订157-7号保证合同时明知公章是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与廖中凯、李慧伟涉嫌的骗贷行为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如上诉人日后有证据证明，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对157-7号保证合同上强正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因上诉人未在一审申请鉴定，且该鉴定不论结果如何均不影响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对公章的信赖，故本院未予准许。四、关于送达地址确认协议问题。上诉人主张（2020）赣10民终369号案件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盖有强正公司公章，而落款时间是2017年8月8日。被上诉人主张两案的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诉人公章都不是2017年8月8日盖的，实际时间是2017年12月，当时只盖章但日期留空，后被上诉人经办人员整理归档时按照借款合同日期补填为2017年8月8日，补填后发现错误，故本案送达地址确认协议日期仍然空白。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存有诸多疑点，难以采信。第一，上诉人2020年6月8日庭审中陈述：鉴定意见通知书8号检材上的印章正是加盖在本案2017年9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和2017年12月1日的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以及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亳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亳公文鉴字（2019）8号鉴定书检材（1）从嫌疑人廖中凯处提取的印章一枚，在（2020）赣10民终369号案件中使用在2017年12月1日的承诺书以及二审提交的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2020年7月8日质证中陈述不清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公章是假章还是真章，与157-7合同中是否是同一枚也不清楚，157-7号的假章是什么时候刊刻的不清楚。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不能互相吻合。第二，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亳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亳公文鉴字（2019）8号鉴定书检材使用在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但经查该地址确认协议，公章尾号为7059，而鉴定书载明该检材印文中没有数字内容。第三，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9年3月份，因找不到私刻的强正公司印章，廖中凯让张振虎伪造一枚强正公司的印章并上交公安机关。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陈述该印章使用在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则盖章日期应在2019年3月份之后。第四，上诉人2020年7月8日质证中又陈述不清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公章是假章还是真章。如果该公章为真章，则加盖该公章的行为可以推定强正公司对送达地址确认协议所载明的合同予以确认，可进一步印证借款合同有效。如果是假章，则在2017年8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在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已在借款合同盖章基础上，再在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盖假的强正公司公章与常理不符。第五，本案送达地址确认协议虽盖有强正公司公章，但落款时间空白，这与被上诉人主张事后归档整理补填时间能够吻合。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17.04元，由上诉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一敏审判员  万燕飞审判员  黎 璆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鄢 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