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民终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世超，男，1987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博，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舒，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关宝中，男，196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显廷，黑龙江鸿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世超因与被上诉人关宝中合伙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3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世超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2019）黑0223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驳回关宝中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关宝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未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关宝中与谭世超及王某、胡俊海、刘某达成口头协议，将5人所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同意以关宝中的名义与讷河市鑫喜粮粮库（以下简称鑫喜粮粮库）签订种植回收合同，并领取投资款，但5人对内各自经营、管理，卖粮时统一以关宝中的名义卖给鑫喜粮粮库（各自卖粮分别持有卖粮票据）·····”。首先，关宝中并未提供其所陈述的与鑫喜粮粮库签订种植回收合同，无法证实其合同是否真实存在及合同中是否存在证明本案情况的相应内容，对本案的结果是否存在影响，而合同关宝中自认在其手中，但庭审时其却无法出示。其次，关宝中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既然一审认定各自卖粮分别持有卖粮票，在卖粮总数一致的情况下，关宝中及所谓的证人拿出自己的卖粮票，双方谁在说谎便显而易见，案件事实即可真相大白，而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关宝中在庭审中也不敢出示相应的卖粮票，其主张亦是无法成立。再次，一审认定谭世超私自将部分玉米卖给克山当地的收购点，只卖给鑫喜粮粮库9车玉米的事实不能成立，只有关宝中陈述该事实，并未有克山当地收购点的证实，也没有鑫喜粮粮库的证实，一审认定鑫喜粮粮库统一扣留关宝中等人70万元的事实，既没有客观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鑫喜粮粮库的证明，而且谭世超对此予以否认。故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没有客观证据，在没有证据予以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的陈述，不应当认定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二、关宝中出示的“结算单”不属于书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宝中提交的清单当中并没有谭世超的签字，谭世超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在一审庭审中也已经查明，结账清单也并非谭世超书写，对此也不知情。清单中的所列项目合计共计206,228.00元，但关宝中并未对其所列项目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其真实性根本无法核实。关宝中应当对所谓的结账单中的每一项费用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关宝中通过自行书写的结账清单来向谭世超主张权利，是不能支持的，其性质相当于债权人自行书写欠条然后向他人主张权利，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现关宝中的主张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那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效仿的趋势，即非权利人假装权利人通过自己书写证据，再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两个证人，便可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若谭世超自行书写一份结账清单，然后找到若干证人作证要求关宝中偿还欠款，那么法律将被视为儿戏，法律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关宝中提供的自己书写的一张纸，也就是所谓的结账清单不属于证据，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将其定性为书证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中，关宝中提供的根据自己想法书写的一张纸并不属于证据种类中的任何一类证据。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也就是说本案所能运用的所有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是什么，裁判就怎么认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作出裁判。这一规定也明确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而本案中关宝中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本案谭世超欠其206,228.00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应支持关宝中的主张。三、本案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本案中的证人均是与本案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本案的审理结果直接影响证人的利益。在一审判决书中也认定了：“因鑫喜粮粮库统一扣留关宝中名下的卖粮款（包括刘某、王某、张某）70余万元，刘某、王某、张某均同意以关宝中名义起诉谭世超。”一审法院已经认可了本案中的三位证人均是事实上的原告，仍支持了关宝中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的所谓的证人对关宝中诉讼请求的标的可以分别的分割占有。在此种情况下证人已经无法保证自己陈述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证据规则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而本案的三位证人，名为证人实为原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三位实为原告的证人其自身本就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关宝中通过将原告变为证人的方式，从而达到不法目的，关宝中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为人民法院所支持，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在本案证人张某、王某、刘某出庭作证过程中，其作证的过程并不是由证人客观陈述，而是关宝中与证人之间相互研究、讨论以及证人在关宝中的提醒下，作出有利于关宝中的证言，而且在庭审过程中，所谓的证人也对本案的谭世超予以了负面评价。无法想象在此种情况下的证人证言还具有客观真实性。3.本案中的三位证人不具有证人资格。首先，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成为证人，而是当事人，这是证人与当事人的区别所在，在诉讼案件当中，多数当事人之间不能相互佐证，因为他们的诉讼立场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方当事人，不能给自己作证。而本案当中，所有的证人与关宝中之间存在明显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支持关宝中的诉讼请求，所有证人都某受益，在此种情况下证人证言是不应当采纳的。在庭审时，证人就如同坐在原告席上的诉讼当事人一样，与关宝中互为证人，相当于自我作证，其是否有证人的资格，请二审法院予以慎重考虑。其次，如果认可了本案中的证人地位，如此循环作证，势必会得出“原告的陈述就是证人证言”的结论，而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证据种类，“原告的陈述就是证人证言”这一结论明显与立法本意相矛盾。四、本案关键事实并未查清。1.关宝中在庭审时陈述鑫喜粮粮库扣了他们73万元的卖粮款。首先，鑫喜粮粮库是否扣留了70余万元的粮款并未查清，其真实性并未予以核对，仅凭关宝中的陈述，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其次，如鑫喜粮粮库是否扣留了70余万元的款项，该笔扣留款项数额是否准确，该款项是否与谭世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关宝中均没有举证证明。2.关宝中主张谭世超欠其206,228.00元，但在其所谓的“结算单”中，并未列明该数额的来源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206,228.00元的真实性并未予以审查。3.在一审庭审时，关宝中一审庭审时的自认及证人证言，证实关宝中和胡俊海也欠投资款，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其二人是否欠投资款及欠款数额。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关宝中的诉讼请求。1.关宝中在起诉状中自认：“2015年11月，被告私自将玉米卖给他人，导致还不上鑫喜粮粮库出资款，于是鑫喜粮粮库从原告卖粮款中抵扣被告欠其出资款206,228.00元。2016年4月，原、被告一起算账，经核算，被告欠原告206,228.00元，被告一直未予给付，给原告造成经济困难”,首先谭世超并没有私卖玉米给他人的行为。其次，据关宝中自认，其权利已经在2015年11月受到侵犯，最晚在2016年4月便明知谭世超欠其206,228.00元，而其在2019年7月5日才起诉至法院，且当庭法官对其询问时，其也明确表示，这么多年来一直未向谭世超主张过权利。无论关宝中在起诉状中的自认，还是在庭审时的自认，均可以认定关宝中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关宝中的权利无论是在2015年11月还是在2016年4月受到侵犯，至2019年7月5日，已经超过三年，关宝中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时谭世超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关宝中已经丧失了胜诉权。而关宝中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四种情况。故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支持关宝中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2.谭世超2017年离开居住地并非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直至2019年春季原告才与被告通过电话取得联系，被告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谭世超并未对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该事实仅是关宝中自己的陈述，在庭审中谭世超明确表示关宝中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而是通过起诉才知道的。谭世超的回答已经记录在笔录当中，笔录当中陈述的内容与判决书中书写内容不一致，且法律从未规定诉讼时效应从当事人主张权利之日计算，如果诉讼时效从主张权利之日开始计算，那么诉讼时效制度就形同虚设了，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错误，首先，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债权的真实存在以及债权数额。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保证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此关系既无约定也无法定。其次，本条法律规定的前提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本案中各当事人对此并未有约定，而本条法律规定系单独引用，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适用本条法律规定的前提并不存在。再次，关宝中也没有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债务以及履行债务的相应情况。2.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应当是驳回关宝中的诉讼请求，而不应当是支持关宝中的诉讼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予以纠正。七、关宝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此，不利的诉讼后果应当由关宝中承担，而不能由谭世超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关宝中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证据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形式，关宝中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谭世超的上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谭世超在调查中又提出补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而本案通过关宝中提供的证据可以明显看出，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争议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本案涉案金额较大，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不一致，而且关宝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本案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定条件，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另，通过关宝中于2019年7月5日立案，一审法院2019年8月5日开庭审理，审理期限近6月的时间，足以看出本案较为复杂，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2.本案已超过审理期限，本案于2019年7月5日立案，于2020年1月4日送达谭世超，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超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而本案双方当事人既未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延长审理期限，也未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故本案已经超过审理期限。3.本案证人出庭作证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本案中关宝中并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关宝中申请证人出庭的申请，且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故一审庭审时证人出庭作证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关宝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一起农民合伙种植粮食，然后双方达成卖粮协议产生的纠纷案件。以这种合伙形式种粮，再分别向鑫喜粮粮库卖粮，且种地时从鑫喜粮粮库领取了货币和物资作为种植补助，应当按约定向鑫喜粮粮库足额出卖粮食。而谭世超在领取货币和物资补助后，将产出的粮食私自出售给第三人，违反合同约定，这一事实有其舅舅等证人出庭作证，应当予以认定。另外，关宝中在结算时，谭世超在场并参与了结算。事实上，谭世超与关宝中等人不是合伙，他们是共同经营，但并不共担风险，不符合合伙法律关系的要件。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还款的时间，关宝中随时有权主张权利，所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谭世超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则说明谭世超承认案件的全部事实，只是债权失去了法律保护，变为一种自然债权。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是正确的。故谭世超的上诉理由没有根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宝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世超支付欠关宝中经济往来款206,228.00元；2.判令谭世超从2016年4月30日按照月利率1分给付关宝中欠款利息至还款日；3.诉讼费用由谭世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宝中与谭世超及王某、胡俊海、刘某于2015年分别在克山农场承包土地种植玉米，因种植面积达到9000亩鑫喜粮粮库可以为种植户出资用于支付种子、化肥及部分土地承包费，但种植户应保证将收获的玉米卖与鑫喜粮粮库。为了获得鑫喜粮粮库的投资款，关宝中与谭世超及王某、胡俊海、刘某达成口头协议，将5人所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同意以关宝中的名义与鑫喜粮粮库签订种植回收合同，并领取投资款，但5人对内各自经营、管理，卖粮时统一以关宝中的名义卖给鑫喜粮粮库（各自卖粮分别持有卖粮票据），关宝中、谭世超等5人按照各自种地亩数获得了种子、化肥及土地承包费，后关宝中和胡俊海将其承包的部分土地转包给张某经营。秋收后，谭世超私自将部分玉米卖给克山当地的收购点，只卖给鑫喜粮粮库9车玉米，共计369,879.00元，卖粮后，鑫喜粮粮库统一扣留关宝中等人卖粮款70余万元未给付。2016年4月，关宝中、谭世超等6人共同在关宝中家结算，每户按各自卖粮的数额和种地亩数，经结算，扣除鑫喜粮粮库投资款等相关费用谭世超应欠投资款206,228.00元，当时关宝中、谭世超等6人未对鑫喜粮粮库的扣款和卖粮款不足投资款的部分如何处理进行协商。后谭世超、胡俊海从原居住地离开，与关宝中等人失去联系，直至2019年春季谭世超给关宝中打电话要求其倒出房屋，双方因为欠款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关宝中诉至法院，要求其给付经算账后欠的投资款206,228.00元。因鑫喜粮粮库统一扣留关宝中名下的卖粮款（包括刘某、王某、张某）70余万元，刘某、王某及张某均同意以关宝中名义起诉谭世超。一审法院认为，关宝中与谭世超等5人为了获得鑫喜粮粮库的投资款口头达成协议，将5人所承包的土地整合在一起，以关宝中的名义与鑫喜粮粮库签订合同，对内按各自种地亩数分别领取出资款，在种植玉米的过程中，5人各自经营、管理，卖粮后由鑫喜粮粮库统一扣除相关的投资款，现关宝中要求谭世超给付结算单中所欠的投资款206,228.00元，并申请证人刘某、王某、张某出庭证实卖粮后6人一起结算的过程。谭世超对关宝中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关宝中没有证据证明谭世超欠款，结算单中没有本人签字确认，证人是合伙人，属于利害关系人，不能作为证人。因书证和证人证言均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三位证人虽然名义上与关宝中、谭世超是合伙种地，对外是合作关系，但是在实际种地过程中关宝中、谭世超等人各自经营管理，不存在共同承担盈亏风险的问题，内部成员之间不属于合伙关系，谭世超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正因为6人共同在克山农场种地，才能清楚地了解谭世超种地、卖粮及盈亏的情况，故刘某等三人作为证人出庭并无不当。虽然结算单中没有谭世超签字确认，但三位证人均证实谭世超私自卖粮，结算后欠投资款的事实，该结算单与关宝中陈述及证人证言相互认证，谭世超主张其另有结算单，其卖粮后应在鑫喜粮粮库存有2万多元，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故谭世超该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结算单中的“负206,228.00元”应为谭世超卖粮后欠鑫喜粮粮库的投资款。关于关宝中是否享有对谭世超的追偿权问题，纵观庭审过程，双方对于卖粮给鑫喜粮粮库时统一扣除相关的投资款，后内部成员根据各自经营情况结算个人盈亏，并计算各自所欠投资款的事实均无异议，故该投资款应系内部成员5人共同负担的债务，对外虽表现为合作关系，但内部成员之间对该投资款的给付承担担保责任，在其他成员为谭世超垫付投资款后，依法享有追偿权。谭世超主张关宝中诉讼请求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因关宝中、谭世超等6人在2016年结算后，对于谭世超及胡俊海所欠的投资款并未约定如何处理，而且鑫喜粮粮库统一扣留关宝中名下的70余万元至今也没有给付，谭世超自认其2017年春季从原居住地离开去山东打工，直至2019年春季关宝中才与谭世超通过电话取得联系，谭世超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关宝中在2019年春季向谭世超催要欠款未果的情况下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应从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故谭世超关于关宝中诉讼请求超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信。因谭世超欠鑫喜粮粮库投资款已从关宝中等人卖粮款中统一扣除，相当于关宝中等人已经为其垫付该笔投资款，现刘某等人同意以关宝中名义起诉，故关宝中要求谭世超给付欠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关宝中要求谭世超给付利息的请求，因双方结算时没有约定，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谭世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关宝中206,228.00元；二、驳回原告关宝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4.00元，减半收取2,197.00元，由被告谭世超负担。二审中，谭世超、关宝中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关宝中、谭世超、张某、王某、刘某、胡俊海等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口头约定以各自承包的土地合伙经营，以期达到鑫喜粮粮库给予投资的合作目的。尽管在种植土地时，关宝中、谭世超等人均各自经营、独自管理，但各方约定必须以关宝中的名义向鑫喜粮粮库出卖各自应当承担的卖粮任务。由于秋收卖粮时，部分合伙人没有完成卖粮任务，鑫喜粮粮库按照约定以关宝中的名义扣除上述合伙人共同的卖粮款。经合伙人进行清算，谭世超共少出卖粮食折合人民币206,228.00元。因谭世超没有证据证明向鑫喜粮粮库出卖了全部粮食任务,应认定其违约，由于其未能足额完成自己应当出卖的粮食份额，导致其他合伙人被鑫喜粮粮库扣除了粮食款，遭受财产损失，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谭世超应返还该款，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谭世超主张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关宝中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问题。虽然关宝中提供的结算单未经双方签字，但在一审法院庭审调查中，谭世超已明确表示：“大家坐在一起，自己算自己的账，总账是关宝中算的，谁写的我不知道，……”、“当时算账时我在场，有结算单，但不是原告出示的”，通过上述陈述结合谭世超的庭审答辩，可以证明谭世超对合伙经营土地、收取鑫喜粮粮库投资、应当按约定出卖粮食以及卖粮之后合伙人进行结算，出具结算单的事实是认可的，而其没有提交本人认可的结算单或交粮证据，不能证明向鑫喜粮粮库交足了应当完成的卖粮任务；另外，尽管本案的证人王某、张某、刘某也是合伙人之一，但三人在一审庭审时的客观陈述，尤其是刘某作为谭世超的亲属所做的事实陈述，可以证明谭世超没有向鑫喜粮粮库出卖全部合同约定的粮食任务，并亏欠其他完成卖粮人的款项。上述三名合伙人出庭证实相关的案件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之一。因此，通过谭世超的自认、其他合伙人的客观证实以及关宝中提交的结算单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具有高度盖然性优势，可以证明关宝中的诉讼主张。故一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和采信，并无不当，谭世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在合伙清算后，各方没有约定亏欠卖粮款的合伙人如何偿还欠款，也未约定何时偿还欠款，也就是说并未明确约定谭世超何时返还亏欠的卖粮款，因此，应认定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且事实上，由于谭世超亏欠其他合伙人卖粮款，关宝中曾向谭世超主张了还款权利，并占有和使用了谭世超的房屋至2019年。所以，谭世超提出关宝中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谭世超提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一审超审限审理等问题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谭世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94.00元，由谭世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铁滨审判员  李颖莉审判员  刘 雪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王万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