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81民初1364号原告：牟修利，女，汉族，1974年12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被告：王娟，女，汉族，1988年10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杰，贵州多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牟修利与被告王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修利，被告王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牟修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王娟向牟修利支付欠款58226.00元；二、判令王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牟修利与王娟系亲戚关系，牟修利的外甥袁小军与王娟是夫妻关系。在王娟与袁小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袁小军去世前），王娟与袁小军于2017年5月1日对二人所欠牟修利的债务进行了结算，当场书写载明欠款性质和金额的凭证1份，王娟与袁小军自愿在结算凭证上签字确认所欠牟修利债务总额为58226.00元。2017年7月袁小军去世，而之后王娟至今未清偿所欠的债务。因案涉债务为王娟与袁小军生前共同所欠，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对该债务依法应当互为连带责任，现因袁小军已去世，故王娟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此，为维护牟修利的合法权益，现依法起诉，要求王娟支付所欠牟修利的债务58226.00元。被告王娟辩称：牟修利提供的所谓结算“凭证”，内容多处有涂改的痕迹，王娟与袁小军签字时，凭证上金额58226.00元前并未载明有“欠”字、王娟与袁小军的签名前并未载明“欠款人”三字，应是牟修利事后添加；王娟与袁小军在凭证上签字前，二人对所谓的结算过程和内容并不知晓。（一）本案合同关系不成立。本案双方无建立欠款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合同关系不成立。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牟修利所举的证据仅是一张无欠条或借条标明该页记录性质的凭证，从形式上并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从内容上看不成立欠款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凭证仅能表明双方对合伙事务账目的一些临时核对，其中就包括一笔7000.00元借款。该凭证共有5笔记录，第一笔写的是王娟丈夫袁小军欠牟修利41451.00元，该笔记录首先没有注明清楚欠款的性质和来源，其次已经很明确系袁小军所欠，故不管是从何种角度来看，牟修利无法举证证明该款真实存在，并且系袁小军与王娟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系王娟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不成立合同关系。第二笔预支欠3975.00元，从内容上看就可以看出袁小军与牟修利有个人合伙关系的事实，否则袁小军在牟修利处拿钱就应当是借款而不是预支。牟修利称袁小军自己经营种子生意，牟修利给袁小军做账，即便是给袁小军做账也不应当是预支，因为如果是袁小军自己经营，那么在自己的经营收入中拿钱不叫预支，与常理不符，该笔记录无法体现双方有欠款的意思表示。第三笔借款7000.00元加800.00元，属于借款性质，在庭审中王娟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袁小军在生前已经归还。第四笔宾馆25000.00元，无性质和来源说明。庭审中牟修利的主张王娟不予认可，牟修利也无合理解释，该笔记录无法体现双方有什么欠款的合同意思表示，反而是王娟主张的双方合伙经营宾馆的事实更为合理，且该事实牟修利也认可，但牟修利主张其退伙无任何证据佐证，故该笔记录只能认定为双方对合伙事务的临时核对。第五笔记录付种子工资20000.00元，单从内容上看无法明确是谁付给谁，但结合五笔记录来看，可以看出是牟修利付给袁小军，故结合第二、五笔记录来看，可以明确得出牟修利与袁小军合伙做种子生意的事实。既然双方系合伙关系，那么该凭证的记录在没有其他清算的证据证明已经清算的情况下，牟修利以该凭证主张欠款合同关系不成立。（二）牟修利证据中部分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定。庭审中，王娟对记录后面王娟、袁小军签字前面的“欠款人”三字在签字时不存在进行了合理说明。该凭证除开有多处划痕外，还有多种笔迹，除开王娟、袁小军签字外，均系牟修利和丈夫的笔迹，且该记录保存在牟修利处，故无法排除牟修利修改该记录的合理怀疑。综上，牟修利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有真实欠款的意思表示，那么该凭证只能视为双方对牟修利和袁小军合伙事务的临时核对，故合同关系不成立。而双方未经最终清算，该临时核对的记录不能证明就是双方合伙最终的利润情况，故不能依据该凭证主张合伙事务的分成。本案牟修利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王娟与袁小军是夫妻关系，牟修利是袁小军的舅妈。2017年5月1日，王娟与袁小军在牟修利与前夫谢学林书写好的凭证上签字，该凭证载明“1、袁小军欠款牟修利41451元；2、预支欠3975.00元；3、借7000+800元；4、宾馆25000元，共计78226.00元。5、付种子工资20000元。欠58226.00元。欠款人：袁小军2017、5、1，王娟2017、5、1”。牟修利曾于2020年4月23日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起诉王娟，后于2020年5月26日撤诉获准。诉讼过程中，王娟口头申请对案涉凭证进行笔迹书写者及形成时间的鉴定，随即撤回鉴定的申请。牟修利在2020年5月13日的庭审中，对凭证载明的款项说明如下：（1）第一笔欠款来源是，袁小军和王娟此前多次向牟修利借款，有时出具借条，有时未出具，在该日结算时己将所有的凭证销毁；（2）自愿放弃第二笔款项，即预支款3975.00元；（3）第三笔中，7000.00元系袁小军生病时需送去医院检查治疗，由牟修利亲自借给王娟7000.00元，该款系微信向王娟转账。另800.00元是袁小军在官渡李兴平处借款，由牟修利替袁小军向李兴平偿还的；（4）第四笔，宾馆（习水县建材城广源商务宾馆）费25000.00元，是此前牟修利与王娟夫妇合伙经营宾馆，在牟修利退伙时宾馆由王娟夫妇单独经营，王娟夫妇应付给牟修利的转让费25000.00元；（5）第五笔，种子工资20000.00元，是袁小军帮牟修利经营种子生意，口头约定每年支付工资30000.00元（每年仅经营半年左右），而该20000.00元未实际支付现金，与前述债务进行减扣。王娟在2020年5月13日的庭审中，对于凭证载明的款项，当庭答辩如下：（1）牟修利结算单上第一笔款项，载明的是欠款，与本案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不同，且王娟对该债务并不知晓；（2）结算单上载明的预支款3975.00元，不应支持，因该款性质足以说明牟修利另欠袁小军的款项，比如工资;（3）结算单载明的借款7000+800元，其中7000.00元极有可能是2000.00元，两个数字相似，且王娟对该借款并不知晓；（4）宾馆转让费25000.00元不是事实，因宾馆系王娟一人独自经营，牟修利并未参与经营或合伙；（5）既然牟修利付袁小军种子工资20000.00元，足以说明牟修利另有工资尚未向袁小军支付;（6）事实上牟修利与袁小军是合伙经营种子生意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5月1日结算单上，欠款人后面的“袁小军”、“王娟”确系袁小军和王娟本人亲笔书写。综上，王娟现外债较多，根本无力偿还债务，且牟修利所诉的案涉债务根本不存在，故请求依法驳回牟修利的诉讼请求。牟修利在本次庭审中，对凭证载明的款项说明如下：（1）第一笔欠款来源是，袁小军和王娟此前多次向牟修利借款，当时在习水广源商务宾馆炉子桌子写的41451.00元，袁小军、王娟夫妇向牟修利借款，有时出具借条，有时未出具，在该日结算时己将所有的凭证销毁（此项内容系牟修利亲笔书写的）；（2）第二笔款项预支款3975.00元，款项性质是保养车辆和油费的（此项内容谢学林亲笔书写的），车辆车主系牟修利；（3）第三笔中，7000.00元系袁小军生病时需送去医院检查治疗，2017年3月27日，由牟修利亲自借给王娟7000.00元，该款系微信向王娟转账。另800.00元，是袁小军在官渡李兴平处借款，由牟修利替袁小军向李兴平偿还的（此项内容谢学林亲笔书写的）；（4）第四笔宾馆（习水县建材城广源商务宾馆）费25000.00元，是此前牟修利与王娟夫妇合伙经营宾馆，在牟修利退伙后，宾馆由王娟夫妇单独经营，王娟夫妇应付给牟修利的转让费25000.00元（此项内容谢学林亲笔书写的）；（5）第五笔种子工资20000.00元，是袁小军经营种子生意，牟修利帮袁小军做账，牟修利支持袁小军，借给袁小军的钱，首先要还牟修利的本金，口头约定如果有利润，要保足袁小军每年30000.00元，然后余的有，就算牟修利的报酬（此项内容谢学林亲笔书写的）；庭审中，牟修利接受王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杰的发问，回答称种子工资20000.00元，是袁小军生病前，牟修利应付给袁小军的工资。另需要说明的是，该结算凭证除第一项牟修利书写，袁小军和王娟签名外，其余均系牟修利前夫谢学林亲笔书写。王娟在本次庭审中，对于凭证载明的款项，当庭答辩如下：（1）第一笔，王娟从未向牟修利借过钱，至于袁小军是否向牟修利借过钱，王娟不清楚；（2）第二笔预支款3975.00元，证号印证袁小军与牟修利是合伙关系，双方最终未结算，该预支款不能作为王娟、袁小军向牟修利所欠的债务；（3）第三笔借款中的7000.00元，确系王娟向牟修利所借，但事后已由袁小军向牟修利偿还。对于牟修利替袁小军向李兴平还款800.00元，王娟不清楚，也不认识李兴平，只是听说过李兴平这个人；（4）第四笔，之前经营习水广源商务宾馆是否是合伙关系，王娟不清楚，广源商务宾馆25000.00元是牟修利要出25000.00元的房租，王娟确实不清楚，如果牟修利主张合伙关系，应由牟修利举证；（5）第五笔，既然牟修利付袁小军种子工资20000.00元，足以说明牟修利另有工资尚未向袁小军支付；种子生意实际系袁小军与牟修利合伙经营，至今未对经营种子的利润进行结算、分配。另，庭审中，牟修利对凭证的书写者、划痕、涂改等说明如下：第一项是牟修利书写，除袁小军、王娟的签名外，都是谢学林（牟修利前夫）书写。第一处划痕的原因是，牟修利本意写第一项内容“袁小军欠牟修利”，但书写为“袁欠415”；第二处划痕，本意写“元”，但写来清楚，将就“元”字修改；第三处划痕，本意写“元”，但写来清楚，将就“元”字修改。庭审中，王娟接受法庭的询问陈述如下：王娟与袁小军在案涉凭证上签字时确系夫妻关系，签字是二人自愿的行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但当时袁小军患病身体状况差，其思维不清晰。牟修利叫二人签字时，牟修利和袁小军都对王娟讲，该凭证只是对他们双方以前合伙经营种子及以前的账务进行临时性的算账。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凭证、转账凭证、房屋租赁合同、借条、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牟修利与王娟、袁小军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若成立，凭证上载明款项性质、金额的认定。二、案涉债务是否系王娟与袁小军的夫妻共同债务，王娟应否对案涉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王娟、袁小军于2017年5月1日在牟修利提供的凭证上签字，对所载明的款项予以确认，签字是二人的自愿行为，且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凭证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凭证虽无欠条或借条标明该页记录的性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和第一百三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之规定，案涉凭证的格式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定为有效，即双方具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成立。本院认为，王娟、袁小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其自身签名确认账目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已具备充分的认知能力，其应当亦完全能够清楚认知案涉凭证所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二人在凭证上签名确认账目核对无误的行为，表明二人对凭证载明的相关内容清楚并予以认可。对于王娟提出诸如案涉凭证因形式上并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从内容上看不成立欠款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双方不成立合同关系等辩称理由；王娟所谓因自身疏忽而签字，凭证在王娟、袁小军签字时并未书写有“欠”、“欠款人”字样，凭证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等抗辩理由。王娟均未推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于案涉凭证载明的款项性质及金额的认定，五笔款项均记载有名称及金额，牟修利虽对第五笔“付种子工资20000元”存在不同的陈述，但综合凭证记载的款项，与最后的欠款金额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同时对欠额58226.00元予以确认。王娟为此向本院提供的借条、房屋租赁合同、转账凭证，不足以推翻案涉凭证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记载内容，王娟亦未提供王娟或者袁小军与牟修利存在合伙纠纷的证据，故王娟主张王娟或者袁小军与牟修利之间存在合伙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王娟与袁小军在案涉凭证载明的款项共同签字时系夫妻关系，二人对该款项未约定份额，同时王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凭证载明的款项系王娟或者袁小军一方的个人债务、亦或者由牟修利与王娟或者袁小军明确约定为王娟或者袁小军的个人债务，本院认定案涉债务为王娟与袁小军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规定，王娟应对案涉债务向牟修利负连带清偿责任。综上，牟修利与王娟、袁小军通过案涉凭证的设立、确认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三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牟修利享有对王娟、袁小军的债权，王娟、袁小军负有向牟修利履行债务的义务，因袁小军已去世，故王娟应负独自向牟修利履行债务的义务。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牟修利给付人民币5822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8.00元，由被告王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袁成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汪 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