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11民初1439号原告：宋慧平，男，196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228号。法定代表人：杨北平，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平，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告宋慧平（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与原告家庭补签原告家庭实际事实占有承包的26.84亩耕种土地面积的书面合同及颁发《权证》或者判决被告按照1981年人均分得7亩耕种土地面积、自留地0.25亩耕种土地面积，独生子女分双份，合计29亩耕种土地面积的书面合同及颁发《权证》；2.被告返还13.2亩被江汉油田征用的补偿费；3.被告侵害原告长达14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费及14年的精神伤害费；4.被告将原告所得的土地承包面积恢复原状能耕种；5.原告14年来所有的诉求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祖籍、出生地都在××、本村，除当兵几年外，包括1986年结婚和1988年生子，都靠1989年开垦的底凹地13.2亩耕种土地面积和在1987年村委会发包的13.64亩（含自留地和开垦的荒地）耕种土地面积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2006年，复兴村委会开始开展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被告非法剥夺原告家庭依法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份额的权利，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诉请如前。被告辩称：原告及其家人已就案涉诉请提起十余次行政或民事诉讼，原告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应当予以驳回原告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宋慧平、鄂望珍均系武汉市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村民，两人生育一子宋通。2008年6月30日，鄂望珍曾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确认复兴村委会与刘山、曾庆涛、王友梅签订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刘山、曾庆涛、王友梅限期将因上述无效合同所占用的21亩土地返还给鄂望珍，复兴村委会负连带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复兴村委会负担。宋慧平作为鄂望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院作出（2008）洪和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鄂望珍的全部诉讼请求。鄂望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民终字第53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鄂望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2月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鄂民申字第00957号民事裁定，载明：本院审查查明，1981年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刘山、曾庆涛、王友梅作为村民均按户分有承包地。后刘山、曾庆涛、王友梅放弃耕种承包的部分土地，1989年由鄂望珍开始耕种刘山、曾庆涛、王友梅放弃耕种的部分承包土地并承担了相应的农业税费。2005年洪山区天兴乡复兴村根据鄂办发65号文件，开展了完善二轮延包工作，将鄂望珍耕种的上述土地收回，并发包给刘山、曾庆涛、王友梅。鄂望珍认为，复兴村委会违反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约定，收回鄂望珍已耕种和承包多年的土地并发包给他人，侵犯了鄂望珍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复兴村委会与刘山、曾庆涛、王友梅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刘山、曾庆涛、王友梅取得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原承包人无论其弃耕、撂荒后土地是否另包给他人，都有权要求返还原承包地。复兴村委会依据相关政策法规，以一轮承包为基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同刘山、曾庆涛、王友梅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刘山、曾庆涛、王友梅自合同生效之日取得该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刘山、曾庆涛、王友梅就包含诉争土地签订了“二轮”延包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该证是刘山、曾庆涛、王友梅合法承包经营包含诉争土地的依据。复兴村委会在刘山、曾庆涛、王友梅弃耕撂荒期间同意鄂望珍耕种，并未剥夺其他农户的承包权益，鄂望珍不能因为耕种撂荒地并交纳了农业税费就获得了诉争土地的土地承包权。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鄂望珍的再审申请。2017年7月12日，宋慧平、鄂望珍、宋通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于2006年3月开始开展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以1981年分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进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行为违法无效，依法变更为按照1998年本集体的户口簿人口或者按照2005年本集体的户口簿人口进行确权、确地；2.被告返还2006年至2007年的武汉江汉油田征用三原告开垦出的低凹地13.2亩土地全部补偿费330000元(25000元/每亩×13.2亩)；3.被告赔偿原告十二年来直接经济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及相关费用，其中经济损失费720000元(60000元/年×12年)、精神损失费300000元，以及12年维权费33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7）鄂0111民初5546号民事裁定，驳回宋慧平、鄂望珍、宋通的起诉。裁定载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宋慧平、鄂望珍、宋通认为被告非法剥夺了其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导致其至今未承包土地。宋慧平、鄂望珍、宋通据此向本院提出要求确认被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方案无效，并要求按1998年或2005年本村户口登记情况进行确权、确地，同时基于此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共计13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的范围。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公民应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取得物权，并非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物权则当事人一定实际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农民要通过订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订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村民才能取得承包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侵害了村民已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村民有权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如果村民还没有通过订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而合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可见，只有当民事主体依法取得民事权利，形成特定法律关系后，民法才对该民事权利予以保护；反之，如果当事人还没有依法实际取得民事权利，该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人民法院不能判决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为缔约是不能以强制力强迫进行的。本案中，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提出，原告应就此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而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鄂0111民初5546号民事裁定现已生效。现宋慧平以其多次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后，相关裁判文书未判定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权益为由，再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补签耕种土地面积书面合同、颁发《权证》、返还征用补偿费、恢复耕种以及赔偿经济损失费、精神伤害费等。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宋慧平此次提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基于同一个事实理由而否认此前已生效裁判文书的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院认定宋慧平的上述诉请构成重复诉讼，理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宋慧平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周萍书记员徐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