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17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金翠，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洛，甘肃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0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法定代理人：王某2（系上诉人王某1之父），男，197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春，男，汉族，1975年1月5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系王某1法定代表人王某2的弟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洛，甘肃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均家滩156号。法定代表人：徐建亮，系社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明，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系该社区工作人员，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复中，系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与被上诉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均家滩居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10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10287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1年至2017年股份红利17250元，逾期付款利息2000元，并要求被上诉人自2018年起按股份量化分配方案按期支付二上诉人的股份红利。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对上诉人明显不公。一审认为“2000年1月17日董金翠将户口迁入兰州市城关区均家滩村委会均家滩村362号，单独成户，户别:非农业家庭户，户号228004”。该认定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于1999年12月从会宁县头寨乡将户口迁移至被上诉人处时，被上诉人尚未进行“城中村改造”，该村集体成员的户籍信息均为农业户口。上诉人的户籍2000年落户被上诉人处时，当时就是农户并非一审认定的非农业家庭户。上诉人户籍变更为非农业家庭户系被上诉人“城中村改造”后，上诉人与全村的其它农业户一样均变更为非农业家庭户。一审认定上诉人董金翠户籍迁入均家滩村362号时为非农业家庭户属事实认定错误。另外，上诉人落户被上诉人户籍地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同意接收的介绍信后，上诉人不可能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形下将户籍迁入被上诉人处。根据当时的户籍迁移政策，被上诉人开具同意接收上诉人的介绍信，公安机关才能办理户籍转移手续。一审法院在未向公安机关落实户籍迁移政策或调取相关证据的情形下，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面否认同意上诉人迁移户口的说法，就认定上诉人不属于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毫无事实根据。况且，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购买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独生子女费的证据，均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为村集体组织成员的事实。一审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视若无睹，纯属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二、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分配权利。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以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为享受村集体权益分配的标准。公民是否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予以认定。形式上是否拥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户籍，实质上是否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本案中，上诉人于2000年落户被上诉人村集体组织后，上诉人形式上已经属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二上诉人落户后，长期在被上诉人处从事生产生活，被上诉人也为上诉人董金翠办理了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上诉人也一直参与被上诉人村委会成员的选举，享有被上诉人村集体的政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实质要件。尽管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务中结合户籍性质、是否与本集体组织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落户后，长期在该村落户生活至今，符合被上诉人村集体成员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特别是王某1的出生，其本人出生地就在被上诉人处，并非转入的户籍，被上诉人连在本村出生的人员都排除在村集体成员之外，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儿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3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因此，二上诉人有权依据被上诉人制定的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享有股利分红的权利。另外，改制方案中的股利分配资金来源实际上是因土地征用而产生的土地补偿费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王某1之父王某2招工后户口虽属于居民户口，但其仍然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被上诉人向王某2支付股利的事实也能证实王某2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被上诉人辩称王某2不属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而又否定二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既然王某2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被上诉人不能随意剥夺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且被上诉人村集体成员方子荣、刘玉芬的情形与上诉人相似，因男方招工女方也单列户口，方子荣、刘玉芬能够享受股利分红政策，在同等条件下二上诉人也应享受股份量化方案中的股利分红。三、一审曲解法律规定，将人民法院应判定的事项交由被上诉人认定，纯属对村民自治范围无限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了涉及村民利益的九种情形属于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事项，其中就包括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本案中，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分配方案属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形，一旦该方案制定，上诉人及村集体所有成员均应当服从，村集体成员均享有平等权利，村委会不得针对特定的个人实行差别对待或进行歧视性规定。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实行歧视性差别对待违反了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任何事由都由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人民法院将无权受理涉及村委会的任何案件，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案由也将荡然无存。所以，人民法院应当坚守法律的底线，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我国现有的任何一部法律均未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权交由村委会予以确认。司法实务中大量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均由法院根据事实依法予以认定。如果任由村委会认定，法院将不会受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并不属于村民大会决议的事项，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由被上诉人认定纯属曲解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剥夺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分配的权利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即便该决定是经过村名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也属无效决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是经村民联户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但该方案中并未针对特定的个人做出任何决定，方案也没有将上诉人排除在股份量化分配方案的范围之外。被上诉人股份量化分配方案确定享受股利分红的基准日为2006年4月20日之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册人员。根据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实二上诉人均符合分配方案确定的时间（2006年4月20日前均属于被上诉人集体成员）条件。事实上，2007年3月22日村民联户代表大会讨论股份量化方案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人数统计表，人数统计表应该是2011年左右发放股利时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人数统计表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该案的审理期间，被上诉人2018年年底都在另行公布遗漏人员名单。因此，被上诉人辩称2007年3月22日确认二上诉人不能享受股利分红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被上诉人第一次开庭陈述均家滩村委会的公司董事会有针对上诉人不能享受股利的决议，但被上诉人第二次开庭时并未向法庭提交上述证据。即便被上诉人有公司董事会的决议，但均家滩村委会成立兰州均家滩工贸有限公司的时间是2008年1月5日，公司成立以后董事会针对二上诉人作出不能享受股利的决定，这与被上诉人自述的2007年3月22日经村民联户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人数统计表又自相矛盾。这也恰恰能够证明2007年3月22日村民联户代表大会并没有针对二上诉人是否享受股利分红作出决议，即便兰州均家滩工贸有限公司董事会针对二上诉人作出了相关决议也属于无效决定，因为公司董事会无权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作出任何解释。另根据被上诉人代理人当庭的陈述，股份量化分配方案主要以户籍为准，被上诉人另一代理人又追加以承包地为准。但被上诉人提交的享受股利的人员统计表中大部分均没有承包地。因此分配方案确定的依据主要以户籍为准，而二上诉人的户籍符合参与股份量化分配方案的标准。被上诉人一审称参与股利分配的人数统计表未包括二上诉人仅仅系其单方面的说法，不应当予以采信。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经过民主评议程序否认上诉人的分配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上述做法因违反《妇女权益保障法》《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均家滩居委会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首先，根据相关政策，答辩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人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成员应当是长期在该组织内生产、生活并与该组织建立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村民，农村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活的生产资料，经一二轮土地承包，己归一部分人的承包经营权，根据《土地承包法》第23条规定的三十年不变的原则，处于长期不变的固有状态。涉及本案，由于被答辩人2000年将户口转入答辩人辖区，期间没有分配生产资料的事实和对集体资产积累做出贡献事实存在，其要求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首要主体资格不具备，随之被答辩人没有与该组织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由此答辩人认为，即便户籍在本辖区内，但不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条件，不能以户口转入就认为天然的取得了该组织成员资格。为此，原审法院对被答辩人不能仅凭户籍信息来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是清楚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据上所述，答辩人遵照城关区和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安排，按照《兰州市农牧局关于城中村改造中农村集体经济改制的实施方案》第三条第三款第三项：“对集体资产股份设置进行折股量化，确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总量，然后将股份一次性分配给具有资格的股民，确认每个股民应持有的股份数量。股份量化时将股份分配到人，不是将集体资产分到户，分到人。”的明确规定，答辩人依据规定以股份形式量化生产资料，配置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下，使其变为股民，成立股份公司，按股份制经济运行的工作有章可循。由于被答辩人未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继而没有股民身份，其诉求支付股份分红没有法律事实，原审判决驳回诉请，并无不当。三、原审判决认定《均家滩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合法有效是正确的。根据《兰州I市农牧局关于城中村改造中农村集体经济改制的实施方案》第二条第三款：“一村一案”的原则。各村的经济发展不尽相同，集体资产累积方式和形成过程千差万别，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因村制宜，制定出既符合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又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集体经济改制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记名表决通过后，由乡镇(街道)审核，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不搞“一刀切。"的规定。答辩人于2006年ll月12日制定《均家滩集体经济改制专项实施方案》，2007年3月22日村民代表会议通过《股份量化方案》，4月3日对占87.3％村民同意该方案的意见，及股份量化和股民名单进行了公示，4月17日村民代表会议对公示后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会议表决，其中对因征地招工农转非的，其亲属户籍己转入社区的问题，实到21名代表不同意分配股份，9月21日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和农村工作局下发的兰高新社农字(2007)15号《关于批准实施和的通知》文件同意实施。据上，答辩人改制量化股份工作程序有章可循，并充分体现了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治原则，该方案应当合法有效。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全面客观，判决事项适用法律正确，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为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董金翠、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1年至2017年股份红利17250元，逾期利息2000元，并要求被告自2018年起按股份量化分配方案按期支付二原告的股权红利；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8年7月29日，王某2与原告董金翠在甘肃省会宁县自愿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98字第56号。2000年1月17日，董金翠将户口迁入兰州市城关区均家滩村委会均家滩村362号，单独成户，户别:非农业家庭户，户号：228004。2006年2月7日，王某2与原告董金翠之子王某1出生，同年3月23日，王某1在其母董金翠户下注册登记户籍信息。另查，2007年3月22日，经召开村民联户代表大会，均家滩村委会制定了《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方案细化规定了股权设置、股份量化及享受分配人员、不能享受分配的人员、股份量化的处置方法等具体问题。2007年4月3日，均家滩村委会作出公示：《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符合法定程序，予以通过实施；同日，均家滩村委会作出并公示了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及股民认定名单表，原告董金翠、王某1未被认定为均家滩村集体股民。2007年4月7日，均家滩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均家滩村首届股东代表选举办法》，并报请高新区城改办备案。另查，本案中，被告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前身系兰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村民委员会，在兰州市协调部署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更名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整合全村经济资源成立了均家滩集体资产股份公司。该公司未在工商机关登记注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村民委员会是为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本村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本案中，被告前身系兰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村民委员会，在兰州市协调部署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更名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整合全村经济资源成立了均家滩集体资产股份公司。因此，被告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仍系村民委员会性质，均家滩集体资产股份公司系被告管理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经均家滩村民会议讨论的方可办理均家滩集体资产股份公司的相关事务，被告仅对均家滩集体资产股份公司的日常事务负有管理职责。其次，村民会议有权决定本村重大事务，村民委员会应当执行村民会议的决定。本案中，经均家滩村村民会议决定，通过了《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均家滩村首届股东代表选举办法》，二套方案（办法）均符合本村经济发展需求，合法有效，被告依会议决定履行相关管理自治职责，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二原告要求被告向二原告支付2011年至2017年股份红利17250元，逾期利息2000元，并要求被告自2018年起按股份量化分配方案按期支付二原告的股权红利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首先要提供是否属于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能享有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该享有的股份及分红。二原告在诉讼期间，只提供了户籍证明，确认其落户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不能提供二原告确实属于被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据。本院不能仅凭户籍信息来确认二原告是否属于被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均家滩村委会公示了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及股民认定名单表，原告董金翠、王某1未被认定为均家滩村集体股民。二原告是否属于被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或相关的部门予以确认。故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金翠、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1元，由董金翠、王某1负担。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本案部分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是否具有被上诉人均家滩居委会的前身兰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村民委员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关乎公民基本权利，关乎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不宜完全由村民自治组织决定。本院认定董金翠系均家滩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理由如下：1、本案中董金翠在2000年因婚嫁将户籍迁入均家滩村，后因为该村进行城中村改造遂与全村人一起将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均家滩居委会在其制定的《均家滩村集体经济改制股份量化方案》（简称《量化方案》）中设定的限制条件为2006年4月20日之前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册人员，董金翠的条件符合该条规定；2、其丈夫王某2虽然因招工脱离了农民身份，但仍然在均家滩居委会进行案涉具体财产分配时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分得财产；3、均家滩居委会辩称董金翠在该村没有分得土地，且符合《量化方案》中规定的“户口随农户挂靠在本村人员”不能享受分配，但董金翠提供了基本养老缴费卡显示其工作单位为“高新区完全失地农民均家滩社区”，均家滩居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董金翠存在“户口挂靠”事实，且依据我国法律及以户为单位土地分配历史情况，均家滩居委会的该反驳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均家滩居委会否认董金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据不足，其子王某1出生后亦落户该村，亦应随其具有该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依据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要求被上诉人就集体财产即集体经济股份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要求被上诉人参照董金翠的丈夫王某22011年至2017年的股份分红分别支付的二人共计15股的分红，于法有据，但计算错误，应为17205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要求对方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董金翠、王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10287号民事判决，改判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董金翠、王某1均家滩村集体经济股份红利分别为11470元和5735元，共计17205元。二、驳回董金翠、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元（已减半收取），由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100元，董金翠、王某1负担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元，由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家滩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100元，董金翠、王某1负担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瑞芹审判员  冯 诚审判员  邵云翮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卢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