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渝东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云江大道1102号1幢5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709387492U。法定代表人:黄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智强，重庆名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孝伦，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昌毅，重庆洲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一清，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朗（叶一清之女），女，199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中存，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万，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重庆渝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东建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5民初1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渝东建司上诉请求：1.判决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连带赔偿渝东建司向云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云阳安监局）缴纳的行政罚款30万元；2.判决叶中存赔偿渝东建司向曾以琼家属支付的死亡补偿款42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负担。事实及理由:1.渝东建司与汪孝伦、叶一清形成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应由汪孝伦、叶一清承担行政罚款的全部责任。2.行政罚款产生的原因有汪孝伦、叶一清违约行为的因素，依据渝东建司与汪孝伦签订的《承包协议》以及叶一清的《承诺书》的约定，汪孝伦、叶一清应分摊行政罚款。3.人民法院不能因双方挂靠经营的违法性，而将全部违法后果归责于被挂靠企业。4.一审认定“渝东建司又将工程转包给汪孝伦，而汪孝伦又将工程转包给叶一清，是叶一清的工程管理人叶成联系叶中存铲车事宜才导致案涉事故的发生”，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叶一清、叶成才能起诉叶中存，而叶一清、叶成并未受到损害，不具有诉权，因此，一审认定的事实导致任何人都不能起诉铲车车主，一审的观点也会导致大量的“杀人铲车”存在；生效判决确认了叶一清、叶成租用叶中存铲车的事实，叶中存应承担铲车存在安全隐患的违约责任；本案中铲车存在安全隐患与事故发生有高度盖然性，应依法确认铲车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事故发生。汪孝伦辩称，1.渝东建司对本案不具有追偿权，因为追偿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人不能行使此项权利，渝东建司在本案中的追偿权没有法律依据；合法的追偿权是在追偿权利人无过错、无违法行为的条件下产生，本案中渝东建司因其自身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不符合追偿条件；追偿权利人实现追偿权并不损害终局责任人的合法权益；设立行政处罚制度的目的是教育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遵纪守法，以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被行政处罚后还可以追偿，则达不到处罚目的。2.渝东建司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没有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是行政处罚和行政管理对象，不能转移其违法后果。3.汪孝伦承包的工程已转让给叶一清，汪孝伦没有参与工程管理、施工，也没有收取任何工程款，不是合同相对人和违反安全管理的行为人，不应承担行政责任。4.汪孝伦与渝东建司签订的《承包协议》因违法而无效，其相应条款亦无效，渝东建司无权追偿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一清答辩称，1.渝东建司被行政机关处罚后，无权向叶一清进行民事追偿。首先，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中的追偿权没有法律上的任何联系，渝东建司被行政机关处罚的罚款，属于其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应承担的责任，无权向其他人追偿。本案中，云阳安监局对渝东建司作出行政处罚，是因渝东建司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该工地进行日常检查、没有安排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员实施现场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行政处罚是对渝东建司违法行为的具体惩戒和制裁，其目的是为了渝东建司在以后的生产作业中遵纪守法，如果30万元罚款能向他人追偿，则达不到行政处罚的目的，且该行政处罚已经过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渝东建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果云阳安监局认为叶一清等人应承担行政责任，则应由云阳安监局对叶一清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通过渝东建司追偿的形式来实现。其次，汪孝伦不具有建筑资质，渝东建司与汪孝伦签订的《承包协议》无效，因《承包协议》无效，其相应条款第八条约定的“罚金”亦无效；第五条虽然约定“造成的刑事、民事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但未约定行政责任由乙方承担；叶一清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行政罚款。2.叶一清出于人道主义，为了给政府减轻压力，在云阳县（以下简称养鹿镇政府）和云阳安监局的协调下，补偿受害者19万元，渝东建司书面承诺不再向叶一清主张任何权利，现渝东建司要求叶一清分摊罚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3.渝东建司在一审中明确选择合同之诉，一审法院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且叶一清与案涉工程无关，不需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中存答辩称，1.渝东建司将工程违法挂靠多层转包且管理不善，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云阳安监局对其作出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太轻，对渝东建司未起到教育作用，渝东建司对上述罚款不能向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追偿。2.渝东建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未经铲车车主和修理厂老板的同意，盗取正在维修尚未试车的铲车到其工地导致重大事故发生，曾以琼的死亡赔偿金应由渝东建司及其分包人承担，分包人汪孝伦、叶一清承担30余万元后，渝东建司承诺不再向分包人追偿，但渝东建司又向叶中存追偿的行为违背了道德伦理和公序良俗，应不予支持。3.由于行政处罚太轻，导致渝东建司恶意诉讼，根据诉讼费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渝东建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汪孝伦、叶一清和叶中存连带赔偿渝东建司交纳给云阳安监局的行政罚款30万元；2.判决叶中存赔偿渝东建司向曾以琼家属支付的死亡补偿款42万元；3.诉讼费用、保全费由汪孝伦、叶一清和叶中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6日，渝东建司与养鹿镇政府签订《云阳县养鹿镇2016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工程第八段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工程名称为养鹿镇2016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工程第八段；项目分类为田间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为云阳县养鹿镇宝寨村；工程内容为新建30立方米水池6口，2.5米宽耕作便道326米(C25砼18厘米厚，碎石垫层10厘米厚)，需要购买、填埋安装DN50管3500米以及施工设计要求完成的其他建设内容。合同价款231510.00元；承包方式为全额承包；合同开工日期为2017年6月6日，竣工日期为2017年8月6日。合同签订后，渝东建司将工程交由汪孝伦组织施工建设。2017年9月18日，渝东建司与汪孝伦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工程造价231510元；合同开工日期为2017年6月6日，竣工日期为2017年8月6日。......五、安全标准与安全责任：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出现大小安全事故，造成的刑事、民事责任全部由汪孝伦承担，渝东建司概不负责。六、费用收取：本工程管理费用按结算价2%收取。渝东建司将案涉工程交由汪孝伦组织施工建设后，汪孝伦又通过口头形式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叶一清具体实施，收取叶一清3万元（以沙石款抵除），后叶一清叫叶成负责工地管理。2017年12月初，叶成联系叶中存租赁其铲车事宜。同年12月13日，一直在叶中存处工作的铲车驾驶员曾以琼在作业过程中因发生铲车侧翻事故而死亡。此后渝东建司与死者曾以琼亲属于2017年12月19日达成赔偿协议，对曾以琼死亡事故参照工亡待遇的标准，由渝东建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合计72万。2017年12月20日渝东建司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汪孝伦支付的赔偿给曾以琼的赔偿款17万元，不再向汪孝伦主张权利。2017年12月20日渝东建司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叶一清支付的赔偿给曾以琼的赔偿款19万元（叶一清、叶成打入养鹿镇政府刘凯帐户），渝东公司不得再找叶一清主张权利。云阳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27日成立由云阳安监局、县纪委监委、公安局、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调查组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于2018年3月8日形成《“12.13”建设安全事故调查组关于养鹿镇建设安全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施工单位使用的铲车驻车制动不良，后轴制动效能不良；间接原因为渝东建司在建设施工现场没有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对临时租用的机械设备没有进行维护保养、检查，任其带病运行，对施工现场负责人经常不在岗的行为没有督促整改，致使施工现场违章冒险作业行为无人制止。认定本次事故是因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2018年5月9日，云阳县人民政府以云阳府〔2018〕77号《关于对养鹿镇“12.13”建设事故等四起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性质的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同年5月10日，云阳安监局对渝东建司涉嫌违法进行立案查处，依法向渝东建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召开了听证会，认定渝东建司在养鹿镇××村水池田间耕作便道工程施工中，没有安排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现场管理，致使工地使用临时租用的铲车没有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带病运行，违章冒险作业，从业人员在2017年12月13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铲车侧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决定给予渝东建司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6月20日，云阳安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渝东建司。渝东建司不服，向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同年9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渝东建司。渝东建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审理，法院判决驳回渝东建司的诉讼请求，渝东建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如果实际施工人与建筑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由实际施工人组织施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施工中发生的一切质量、安全、经济、法律责任与费用均由实际施工人承担；建筑公司只收取管理费，并不实际组织施工，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显然，此类约定属于上述规定中建筑公司“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确认渝东建司与汪孝伦签订的《承包协议》无效。渝东建司庭审中主张其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和追偿权主要是《承包协议》，本案中渝东建司是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产生的追偿权纠纷，故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渝东建司可否就行政机关对其处以的30万元罚款向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追偿？2.渝东建司是否有权向叶中存主张42万元赔偿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渝东建司的诉请是否有法律依据进行分析，也即是行政相对人（同时在本案中又是民事主体）在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后是否有权向另一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追偿的问题。对此认为，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以对违法行为人的惩戒为目的，同时也具有教育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遵纪守法的作用。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主体的处罚双方由此产生行政法律关系。而民事诉讼中的追偿权，是民事法律赋予付出一定义务的民事主体一种经济上的请求补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行使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只有在专属于有追偿权的民事主体主张的时候才产生实体的法律意义，这种权利基于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通过对前述两个概念进行解读，可见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中的追偿权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被相关行政机关处罚的罚款，只属于其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应承担的责任，行政相对人不能基于行政主体的处罚而向与其有民事法律关系但没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主张追偿权。根据行政法律规定，如果违法行为人认为行政处罚不当，也仅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本案中，云阳安监局作出30万元行政处罚的相对人系渝东建司，处罚原因系渝东建司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没有安排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现场管理，致使工地使用的铲车没有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带病运行，违章冒险作业，致使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该行政处罚是对渝东建司违法行为的具体惩戒和制裁，是云阳安监局对渝东建司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使渝东建司在以后的生产作业中遵纪守法，如若渝东建司能够向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进行追偿，不能达到行政处罚的目的。何况，渝东建司被行政处罚后，也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使了其相应的救济权利。因此，渝东建司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从渝东建司的诉请是否有事实依据进行分析，渝东建司虽主张其与汪孝伦签订的《承包协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出现大小安全事故，造成的刑事、民事责任全部由汪孝伦承担，渝东建司概不负责，因此渝东建司受到30万元行政罚款后可以向汪孝伦追偿。但该合同并没有约定行政责任由汪孝伦承担，因此渝东建司关于汪孝伦应承担30万行政罚款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同时，结合查明的事实，渝东建司仅与汪孝伦签订《承包协议》并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汪孝伦，其与叶一清、叶中存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在渝东建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叶一清、叶中存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渝东建司要求叶一清、叶中存应承担30万行政罚款的主张，同样没有事实依据。基于前述分析，渝东建司主张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应连带赔偿渝东建司交纳给云阳安监局的行政罚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渝东建司认为其可就已支付的42万元赔偿款向叶中存追偿的的理由是，叶中存与渝东建司建立了事实上的租赁使用铲车的合同关系，由于叶中存提供的铲车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叶中存应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养鹿镇政府作为业主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渝东建司后，渝东建司又将工程转包给汪孝伦，而汪孝伦又将工程转包给叶一清，是叶一清的工程管理人叶成联系叶中存铲车事宜才导致案涉事故的发生。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可以就合同起诉和被诉，因合同产生的债务能够且只能对合同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产生拘束力。而本案的层层转包关系中，渝东建司作为承包人仅与转包人汪孝伦产生合同关系，渝东建司与叶中存并未产生任何合同关系，因此，渝东建司与叶中存之间不产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基于此，渝东建司要求叶中存赔偿渝东建司向曾以琼支付的死亡赔偿款42万元的诉讼请求，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渝东建司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产生的追偿权纠纷，必须要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但渝东建司不具备追偿权纠纷的构成要件，且提供的证据也不能支持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故对其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渝东建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叶中存当庭提交了其代理人与修车厂老板的通话记录，用于证实铲车从修理厂开走时未经过车主和修车厂老板的同意。因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采信。渝东建司、汪孝伦、叶一清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争议焦点相同，本院对双方争议焦点分别评析如下：关于行政罚款是否可以追偿的问题。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性质是以惩戒违法为目的，具有制裁性。本案中，渝东建司作为生经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安排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现场管理，致使工地使用临时租用的铲车没有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带病运行，违章冒险作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生一人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渝东建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云阳安监局对其作出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渝东建司违法行为的具体惩戒和制裁，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处罚人渝东建司自行承担，不属于民事追偿范围。渝东建司请求由汪孝伦、叶一清、叶中存分摊上述罚款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关于伤亡赔偿款是否可以在本案中向叶中存追偿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有层层转包的情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可以就合同起诉和被诉。本案中，渝东建司作为承包人仅与转包人汪孝伦产生合同关系，其与叶中存并未产生任何合同关系，即渝东建司与叶中存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故，渝东建司要求叶中存赔偿渝东建司向曾以琼家属支付的死亡赔偿款等42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渝东建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上诉人重庆渝东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红霞审 判 员 杨继伟审 判 员 黄文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辛 华书 记 员 李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