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3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合义，男，195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龙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浙江，河北律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辉，男，198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朋超，男，198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珍，河北滨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市凯辰钻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任丘路与天街交叉口西南清华苑第二栋10号。 法定代表人：董晓辉，执行董事。 上诉人刘合义因与被上诉人张辉、翟朋超、濮阳市凯辰钻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冀02民终3463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发回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重审。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209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刘合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合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或改判（2017）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和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19）冀0209民初2429号。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两位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草率判决。审计报告与濮阳公司出具的证明结果相同，但一审法院以刘合义与凯辰钻采公司有利益关系为由，对濮阳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采信，并对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只字未提。二、刘合义的个人财产没有与濮阳公司混同。（2019）冀0209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认定财产混同的依据不充分、不全面。凯辰钻采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对账务要求明确，上报的会计报表留存后不能修改，不可能出现财务混同。与公司有经济往来的，其债权债务均单独记账。若出现财产混同，第三方不会出具审计报告。三、刘合义在公司没钱或公司账户不能正常使用时，帮助公司借款，作为担保人签订三方协议，出借人打款、刘合义代替公司还款，均有原始的汇款凭证，足以说明刘合义代替公司还款的事实。四、国家大力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少，既是股东又是管理者。企业资金紧张时，只有股东才会到处帮助借款。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追加刘合义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撤销或改判（2017）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和判决书（2019）冀0209民初2429号。 翟朋超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大部分为上诉人与濮阳公司之间的证据，双方具有利害关系，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同时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双方财务制度的混乱，已经造成了公司及股东之间财产的混同。自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濮阳公司多次向刘合义转账共计24156837.54元，我国实行银行账户实名制，账户所有人原则是账户资金的权利人。同时，根据《会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濮阳公司的账户与刘合义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已构成公司与股东之间构成财产混同，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张辉、濮阳公司未答辩。 刘合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被告翟朋超和张辉追加原告刘合义作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人的申请。事实与理由：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濮阳公司向翟朋超支付工程款1293600元，向张辉支付工程款321325元。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2018年5月4日被告翟朋超和张辉追加原告刘合义作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刘合义为该案的被执行人，以注册资本1000万元为限，承担濮阳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原告认为该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刘合义不应当成为该案的被执行人。 刘合义自2013年成为濮阳公司股东后，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承诺在2017年元月交清，2014年和2015年两年实缴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截止2017年1月公司不再经营，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没有变化。截止2016年12月31日，刘合义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相抵后，濮阳公司欠刘合义2422.8元。截止2017年4月30日，刘合义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相抵后，濮阳公司与刘合义互不相欠，债权债务为0元。公司需要资金时，刘合义借钱给公司，公司有钱了就还给刘合义，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濮阳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向刘合义账户转入96笔计24156837.54元（大多数是归还刘合义的欠款，其余是差旅费、办公费、材料费等业务报销）就追加刘合义为被执行人，没有查证双方是否有债权债务，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从濮阳公司每年向税务机关上报的会计报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合义没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行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显示，2013年濮阳公司股东为董晓辉、官庆强、官建辉，实缴注册资本金500万元，2014年濮阳公司股东为刘合义、董晓辉、官庆强、官建辉，实缴注册资本金1500万元，2015年、2016年、2017年濮阳公司股东为董晓辉、官庆强，实缴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11月，原告刘合义累计向濮阳公司汇款24621685元。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濮阳公司以货款、采购款的名义向原告刘合义转账付款96笔，共计24156837.54元。 自2014年4月至2016年1月石慧芬、官建波累计向濮阳公司转账23977211元。2016年4月12日和2016年8月2日，周瑞华共计向濮阳公司转账490万元，2014年11月17日，王磊向濮阳公司转账121万元，2013年9月11日、9月12日，王金凤向濮阳公司转账100万元。 原告刘合义自2014年1月至2018年9月12日，累计向周瑞华转账235万元，向石慧芬转账2988250元，向王磊转账121万元，向王金凤转账100万元，向翟朋超转账2438848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合义自2014年为濮阳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33.3%。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11月，原告刘合义多次向濮阳公司汇款24621685元，自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濮阳公司以货款、采购款的名义多次向原告刘合义转账付款共计24156837.54元，原告刘合义自2014年1月至2018年9月12日多次向案外人转账付款共计9987098元，原告刘合义与濮阳公司之间的账户资金往来频繁，原告刘合义陈述称其代替公司偿还欠款9987098元，其与濮阳公司之间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刘合义的陈述不予采信。我国实行银行账户实名制，账户所有人原则是账户资金的权利人。同时，根据《会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濮阳公司的账户与原告刘合义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复杂，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已构成公司与股东之间构成财产混同，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故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原告刘合义作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刘合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张辉、濮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了对刘合义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交的证据进行辩驳、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张辉、濮阳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原告刘合义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合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信息。证据二、审计报告。证明目的：截止2017年4月30日，上诉人与濮阳公司的来往款项余额为零。证据三、三方协议书。证明目的：上诉人为濮阳公司代为偿还周瑞华借款的事实。证据四、收条。证明目的：周瑞华实际收到上诉人为濮阳公司垫付190万元借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翟朋超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不予认可，审计报告为单方制作，没有其他凭证予以辅助。对证据三、四、不是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从样式看不具有真实性，而且该收条的内容与濮阳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相矛盾。 本院查明，翟朋超、张辉与濮阳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判令：濮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翟朋超支付工程款1293600元，向张辉支付工程款321325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机构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认定刘合义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追加刘合义为本案被执行人，以注册资本1000万元为限，承担（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濮阳公司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刘合义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认定濮阳公司与刘合义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复杂，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已构成公司与股东之间财产混同，公司失去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故追加刘合义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刘合义的诉讼请求。刘合义不服（2018）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冀02民终3463号民事裁定，认为濮阳公司作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且其与刘合义及本案争议的焦点均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认定刘合义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故应在注册资本金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一审判决的论理以刘合义与濮阳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为由判决刘合义承担责任不妥，故作出撤销（2018）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发回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发回后，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将濮阳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并于2020年2月11日作出（2019）冀0209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以与原一审判决即（2018）冀0209民初2818号民事判决同样的论理内容及认定结果即“认定濮阳公司与刘合义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复杂，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已构成公司与股东之间财产混同，公司失去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故追加刘合义为（2017）冀0209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刘合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作出（2019）冀0209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合义的诉讼请求。刘合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刘合义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将其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故本案应以（2018）冀02执异268号执行裁定认定的内容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对刘合义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进行审查。但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审理后，以同样的理由，即认定刘合义与濮阳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从而认定应追加刘合义为被执行人，显然偏离了本案的审理焦点。 根据刘合义一审庭审陈述：其于2013年10月至2016年11月向濮阳公司累计汇款24621685元，该款项包含了其应缴纳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以及其向濮阳公司出借的款项14621685元。根据银行转账情况，濮阳公司在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期间，向刘合义转账付款累计96笔，共计24156837.54元。刘合义庭审时称濮阳公司向其转账的24156837.54元系濮阳公司偿还其的借款。显然，濮阳公司向刘合义的转款数额远远超出刘合义向濮阳公司的转款数额14621685元（扣除注册资金1000万元后计算所得数额）。本院有理由相信濮阳公司向刘合义累计96笔转款即24156837.54元中，包含刘合义缴纳的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另，刘合义主张其除向濮阳公司出借14621685元外，还代该公司向他人代偿了998万余元。针对这一问题，第一、关于刘合义向濮阳公司转款14621685元的性质，刘合义未能向本院提交其与濮阳公司就借款事宜达成的书面协议，对于借款具体数额、借款时间、还款时间、利息给付等问题均无法查证，故其该主张及相应理由不足以让本院信服。第二、关于刘合义代濮阳公司向他人代偿了998万余元款项的问题，虽刘合义在一审中提供了关于其中部分款项的证人书面证言，但在一、二审程序中，证人均未到庭进行作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同时，对于刘合义所述其代公司偿还款项的对象与濮阳公司的关系、以及双方债权债务如何发生等系列问题，刘合义均未举证证实，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刘合义在向濮阳公司缴纳注册资金1000万元后，濮阳公司存在陆续向刘合义累计转账24156837.54元的事实，刘合义对该款项的性质又不能进行充分举证加以证实，故认定刘合义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行为，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有瑕疵，但结果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334元，由刘合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柳 审判员 樊玲玲 审判员 周 欣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任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