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7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友荣（系死者倪某之父），男，1943年5月5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农民，住湖北省潜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香儿（系死者倪某之母），女，1951年6月29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农民，住湖北省潜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系死者倪某之妻），女，1976年3月23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务工，住湖北省潜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帆（系死者倪某之女），女，2000年11月8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学生，住湖北省潜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宇轩（系死者倪某之子），男，2011年9月1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学生，住湖北省潜江市。法定代理人唐某，女，1976年3月23日生，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务工，住湖北省潜江市老新镇边河村1组。系原告倪宇轩之母。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湖北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正才，男，1973年8月17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农民，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展才、周一冰，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贻金，男，1956年10月21日生，汉族，湖北省石首市人，农民，住湖北省石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敏，石首市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全军，男，1970年12月11日生，汉族，湖北省洪湖市人，农民，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勋凯，石首市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人李贻金，上诉人黄正才因与被上诉人邵全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赔偿五上诉人经济损失810055.75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比例不当。一审判决仅凭“倪某在伐树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亦存在一定过错”就认定“五原告自行承担45%的过错责任”，不公平。依据庭审中查明，在此次雇佣活动中，黄正才、李贻金并未提供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李贻金作为雇主，应当预见伐树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如果雇主提供了安全防护措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在本次事故中，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应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结果的主要原因力，应当认定为是重大过失。五上诉人认为，倪某未尽到其自身的谨慎注意义务，承担的过错责任不应当超过20%。二、一审判决认定了倪某2017年3月3日受伤在汉川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5天的事实，仅因为五上诉人提供89402.01元的医疗费票据为复印件而不予采信不当。五上诉人提供的89402.01元汉川市人民医院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中加盖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市分公司理赔业务专用章”，并注明“原件已收，复印属实”。五上诉人提供的病历资料中的“汉川市人民医院费用明细清单”也明确了该笔医疗费用。三、误工费应当以每天400元进行计算。倪某每天的工资报酬为400元，但一审判决以2019年农林渔牧业的标准进行计算与事实不符。四、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实现城乡居民“同命同价”。五上诉人认为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6377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26944元。李贻金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黄正才在庭审过程中自认承包了“康欣公司”的伐树工作。黄正才雇请李贻金为其用挖掘机伐树。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和口头约定，一审法院“认定黄正才将其中部分伐树工作发包给李贻金……”错误。2.一审原告在《民事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写到：……才了解到该伐树是由黄正才交给李贻金、邵全军组织施工，工资及日常开支由黄正才安排的现场管理人员郭长根发放。”这与邵全军的证人周某、赵某所作的证言也完全吻合。另外，邵全军在《民事答辩状》和《民事代理词》中均明确的注明：康欣公司与黄正才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黄正才是承揽人、是真正的雇主，并专门安排了现场管理人员郭长根负责发放工资及日常开支。李贻金是雇员，发生事故理应由雇主即黄正才承担。也就是说，一审原告方和李贻金与邵全军及证人周某、赵某等全部都证实是康欣公司将树发包给黄正才采伐，黄正才是雇主，李贻金、邵全军均是雇员。3.李贻金向黄正才出具140000元的收条，是黄正才付给一审原告方的医药费，有邵全军及一审原告方的陈述可予以证实。4.邵全军亲口陈述系代黄正才垫付了4笔医药费，共计95000元，而一审法院认定系黄正才与李贻金共同支付的，与事实不符。5.证人周某、赵某的证言均可证实，所有伐树人员的工资均由黄正才的管理人员郭才根发放，生活费共同承担。且截止现在工人的工资都没有结，是指与他们结算后，郭长根没有支付工资而已。6.一审法院认定，“……黄正才将其中部分伐树工作发包给李贻金，口头约定伐树并用挖掘机将伐下来的树装上车的费用按每吨55元计算……。”双方既无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7.死者倪某生前患有冠心病、癫痫，本身就需要成年人专人进行照管，作为倪某本人在知道自己病情的情况下，也应尽到注意义务，而倪某依然喝酒，其家人也疏忽大意，让倪某独自一个人送小孩上学，导致倪某发病后倒在小沟里淹死。故应由倪某家属承担倪某死亡的全部责任。8.一审法院认为，“……黄正才的现场管理人员郭长根陈述其对承包人李贻金是根据伐树装车后按吨数来确定，以每吨55元计算李贻金的工钱，对此，李贻金亦未作任何辩解，故黄正才与李贻金是承包合同关系，李贻金与邵全军、受害人倪某是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受害人倪某受伤后，其伤残程度被鉴定为：伤残十级。作为雇主的黄正才理应依法只承担十级伤残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人倪某倒在水沟里死亡与雇主黄正才之间无因果关系，对于受害人倪某的死亡方面扩大损失的民事赔偿依法不应承担责任。2.在《出院医嘱》中，均没有说明要加强营养，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酌定4500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交通费无正式车票，酌定1000元，也是无法可依。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首先，一审法院已经为受害人倪某计算了死亡赔偿金，不应再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次，即使二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也应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过错程度减除后标准最多为20000元，再按比例由双方承担责任。黄正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黄正才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及损失项目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倪某的死亡与伐木之间有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倪某疾病的发作时伐木安全事故与受害人死亡的介入因素,且该介入因素即癫痫疾病发作低概率的导致认定死亡,所以此介入因素中断了受害人倪某的死亡与伐木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受害人死亡之后经法医鉴定其发病时是醉酒状态，可见伐木安全事故与受害人死亡只能反映出条件性而非相当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黄正才为发包方及承揽合同的定做人，则按照法律规定，黄正才不应该承担承揽人所雇佣的雇员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黄正才承担15%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黄正才将伐木工程发包给无安全生产条件的李贻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现行业无任何法律规定和行业安全规范,约束从事伐木承揽工作需要具备必要的资质及必要的安全条件,一审法院认定黄正才的行为存在过错,适用法律错误,黄正才不应就承揽人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赔偿损失58708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正才承包了“康欣公司”位于汉川市××村的伐树工作。2017年年初，黄正才将其中部分伐树工作发包给李贻金，口头约定伐树并用挖掘机将伐下的树装上车的费用按每吨55元计算。李贻金遂邀约邵全军，口头约定大工（油锯工）每人每天400元，小工每人每天150元，并让邵全军再约几个人。邵全军遂邀约倪某、郭本绪、王义华等人一同去工作，并与倪某等人口头约定大工（油锯工）每人每天400元，小工每人每天150元。邵全军及倪某等人携带油锯到达伐树工地。邵全军除油锯伐树工作外，还负责安排工人的生活，由其妻子在工地上做饭，生活开支费用由邵全军找李贻金借支。李贻金驾驶其所有的一台挖掘机将伐下的树用挖掘机装上车，另外还请他人驾驶一台挖掘机同时工作。黄正才雇佣的郭才根负责现场协调、管理。2017年3月3日中午，倪某在伐树过程中被倒下的树砸伤头部。后被送往汉川市人民医院救治，行开颅手术，住院共45天，诊断为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创伤性硬膜外出血、脑疝、多发性颅骨骨折、脑脊液鼻漏、颈部挫伤、胸部损伤、肺部感染。2017年6月22日再次住院19天，行颅骨缺损修补术。2018年1月15日，湖北松竹梅律师事务所委托汉川汉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倪某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月18日，汉川汉正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孝汉正[2018]法临司鉴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倪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伤残等级十级；误工休息日210天，伤后需一人护理150天，伤后营养期150天；建议后续康复治疗费3000元；倪某系脑外伤术后是否发生脑外伤后遗症（如外伤性癫痫及精神障碍等后遗症），目前难以预测，不排除再次重新鉴定。2018年1月17日，倪某因突发抽搐在潜江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4天，诊断为癫痫。2018年5月14日早晨7时，倪某突发癫痫倒地死亡。后潜江市老新镇河边村民委员会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倪某尸体中血液、尿液、胃壁组织、肝组织中乙醇、常见毒药物进行检测，2018年7月3日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毒物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倪某除血液中含有乙醇11.00mg/100ml,尿液乙醇含量低于5.00mg/100ml外，未检测出其他毒药物成分。委托人为潜江市老新镇河边村一组村民委员会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倪某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7月4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8]法医病理检字第F-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在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认为可排除其因机械性窒息所致的死亡和可排除其因乙醇及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毒物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列其他毒药物中毒所导致的死亡，鉴定意见为倪某符合在患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因重度颅脑损伤继发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现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要求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赔偿经济损失694483.59元。一审法院审理中，黄正才以系单方委托且委托鉴定人“潜江市老新镇河边村一组村民委员会”组织机构不存在，其不具备委托人资格，出具的委托书不具备委托条件为由申请重新鉴定，请求对死亡原因、死亡与伐树受伤之间的关联度、冠心病及饮酒对其死亡参与度等事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委托要求超出其鉴定能力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并作出《退卷函》；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本案疑难复杂性、无法完成委托事项、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一审法院审理中，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补正书，补正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8]法医病理检字第F-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委托人应为“湖北省潜江市老新镇边河村民委员会”，并作出鉴定意见书补充说明的函，补充意见为重度颅脑损伤继发的外伤性癫痫是倪某死亡的根本原因，其所患的冠心病可能在死亡机制中发挥一定辅助作用；因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疾病基础在死亡原因中参与度的标准规范，故在报告中无法说明倪某所患冠心病对于其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参与度问题。另认定，倪友荣、谢香儿育有倪某等3名子女，均已成年且具有赡养义务。倪某在从事伐树工作时，未采取配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黄正才、李贻金也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事故发生后，黄正才垫付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费用48000元，黄正才、李贻金共同垫付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费用9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与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之间法律关系的问题。法院认为，参与伐树工作的邵全军及其他人员均一致陈述约定的报酬是油锯工每人每天400元，小工每人每天150元。而李贻金对自己的报酬陈述不一致，其陈述是受黄正才雇请，与黄正才未约定报酬，根据庭审情况，李贻金除自己的一台挖掘机工作外，还请另一台挖掘机工作，李贻金称未与黄正才约定报酬的辩解不符合常理。黄正才的现场管理人员郭才根陈述对其对承包人李贻金是根据伐树装车后按吨数来确定，以每吨55元计算李贻金的工钱，对此，李贻金亦未作任何辩解。故黄正才与李贻金是承包合同关系，李贻金与邵全军、受害人倪某是雇佣关系。二、关于倪某的死亡与伐树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辩称倪某的死亡与伐树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法院认为，倪某伐树致头部损伤后即住院治疗，医院医嘱“观察有无癫痫”，此后汉川汉正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孝汉正[2018]法临司鉴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被鉴定人系脑外伤术后是否发生脑外伤后遗症（如外伤性癫痫及精神障碍等后遗症），目前难以预测”的鉴定意见以及潜江市中心医院诊断为癫痫，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8]法医病理检字第F-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倪某死因鉴定为“符合在患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因重度颅脑损伤继发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相印证，足以证明倪某因伐树头部受伤后患有外伤性癫痫，该外伤性癫痫发作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故对黄正才、李贻金、邵全军的该辩解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三、关于冠心病对倪某死亡的参与度问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关于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8]法医病理检字第F-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说明函中补充说明意见为重度颅脑损伤继发的外伤性癫痫是倪某死亡的根本原因，其所患的冠心病可能在死亡机制中发挥一定辅助作用；因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疾病基础在死亡原因中参与度的标准规范，故在报告中无法说明倪某所患冠心病对于其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参与度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法律均未规定“死亡参与度”。虽然个人体质状况、疾病基础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过错，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疾病基础对人身损害导致的伤残或死亡存在一定影响而由受害人或其亲属自负相应责任。故参照“死亡参与度”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应予保护。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的近亲属倪某在雇佣活动中受伤后死亡，其近亲属有权请求责任人赔偿。本案中，李贻金作为雇主，应当预见在伐树工作中存在安全风险，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在过错；黄正才将伐树工作发包给没有安全生产条件的李贻金，存在过错，应与雇主李贻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倪某在伐树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据本案事实，法院依法确定李贻金承担40%的过错责任，黄正才负连带责任；黄正才承担15%的过错责任；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自行承担45%的过错责任。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73166.28元｛医疗费32970.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50元/天×68天）；护理费14472元[35214元/年÷365天/年×150天（鉴定意见）]；误工费19647.60元[34150元/年÷365天/年×210天（鉴定意见）]；营养费酌定4500元；交通费酌定1000元；丧葬费27951.50元（55903元/年÷12个月/年×6个月）；被抚养人生活费124085元[分段计算为：11633元/年×5年+11633元/年×（13-5）年÷3人+11633元/年×（11-5）年÷2人]；死亡赔偿金276240元（13812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鉴定费18900元｝。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的上述各项经济损失，由李贻金赔偿40%即229266.51元，扣减李贻金、黄正才已支付的95000元，余款134266.51元由李贻金赔偿，黄正才对上述李贻金应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由黄正才赔偿15%即85974.94元,扣减黄正才已支付的48000元，余款37974.94元由黄正才赔偿。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自行承担45%即257924.8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李贻金赔偿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经济损失共计229266.51元，扣减李贻金、黄正才已支付的95000元，余款134266.51元由李贻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黄正才对上述李贻金应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二、黄正才赔偿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经济损失85974.94元，扣减黄正才已支付的48000元，余款37974.94元由黄正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72元，由李贻金、黄正才共同负担2050元，由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共同负担1922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黄正才、李贻金、倪某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各自如何承担责任。2.相关赔偿项目及计算依据。关于争议焦点1.黄正才、李贻金、倪某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黄正才将其承包的伐树工作部分发包给李贻金，该事实有黄正才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有黄正才一审期间提交的汉川市××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黄正才将伐树工作承包给李贻金等三个班子的证明（虽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及李贻金、邵全军对该证明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否定）。本案中三方当事人均未对邵全军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倪某系受邵全军邀约一事予以认可。李贻金在一审庭审中认可邵全军是其介绍来做活的，邵全军称其不认识黄正才，和李贻金以前就熟悉，李贻金打电话我，说在汉川有伐树的事，打工工钱400元一天，小工150元一天，需要的人数叫邵全军看着办。故一审认定李贻金与倪某是雇佣关系的事实成立。综上，本院认为，黄正才与李贻金是承包关系，李贻金与倪某是雇佣关系。关于各方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倪某死因鉴定为“符合在患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因重度颅脑损伤继发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足以证明倪某因伐树头部受伤后患有外伤性癫痫，该外伤性癫痫发作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说明称，重度颅脑损伤继发的外伤性癫痫是倪某死亡的根本原因，其所患的冠心病可能在死亡机制中发挥一定辅助作用；因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疾病基础在死亡原因中参与度的标准规范，故在报告中无法说明倪某所患冠心病对于其外伤性癫痫发作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参与度问题。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认为参照“死亡参与度”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符合本案的实际。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对责任比例的划分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认为其只应承担不超过20%的请求不予支持；黄正才上诉称李贻金是承揽人，李贻金的雇员的人身损害其不应承担责任，因黄正才将伐树工作转包给没有安全生产条件的李贻金，自身有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部分责任并与李贻金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李贻金上诉称其不是倪某的雇主，不应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认为倪某在汉川市人民医院的89402.01元应列入赔偿范围。本院认为，首先，倪某在汉川市人民医院的住院收费票据系复印件，其次，该票据加盖有保险公司理赔专用章，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亦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经赔付数额，第三，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不能因倪某的损害在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后再次要求侵权人赔偿。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称其误工费应按每天的工资报酬400元计算，因其没有提供倪某有固定收入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相关规定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上诉称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倪某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但其未提供倪某及其被抚养人生活在城镇的的证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关于一审计算赔偿费用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倪某生前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营养费、根据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酌定并无不当，倪某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损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整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李贻金关于赔偿项目及数额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及黄正才、李贻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2元，由倪友荣、谢香儿、唐某、倪帆、倪宇轩负担1324元，黄正才负担1324元，李贻金负担13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汛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蒋家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王会容书记员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