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84民初1658号 原告：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所在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测金融商务楼8003室。 法定代表人：李振平，系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中虎，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淑丽，女，1980年2月19日生，汉族，天津市武清区，系公司员工。 被告：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所在地：新乐市经济开发区（石家庄市飞机场西行100米） 法定代表人：乔支国，厂长。 委托代理人：杜卫杰，石家庄市新乐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靳素芹，女，1969年7月12日生，现住新乐市经济开发区。系乔支国之妻。 原告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中虎、张淑丽、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乔支国及委托代理人杜卫杰、靳素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6737.52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19日，原告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向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A字臂路灯共125套，单价1300元，合计162500元。规格为“高度8.3米（75－176）材料Q235厚度4－4.25，杆体法兰300*300*2含双板的支架、支架灯臂如镀锌1150元1.8米以下为黄黑相间的反光漆（间隔30CM）。该批产品由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销往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销往新加坡业主客户。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金额支付了全部货款162500元，但被告提供的A字臂路灯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1、灯杆地脚法兰盘的螺栓孔开孔尺寸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设计图纸的地脚螺栓直径为Φ20mm，法兰螺栓开孔尺寸应为Φ20mm×50mm的长圆形，而收到货品的实际开孔尺寸约为Φ30mm×50mm的长圆形，远大于设计尺寸，造成地脚法兰不能固定。而且由于螺栓孔尺寸增加，造成孔边至法兰盘边缘的距离小于新加坡规范要求的24mm，不能满足规范标准。2、安装避雷针螺栓过短，无法固定避雷针，需要重新提供。3、避雷针螺栓绝缘垫太长，长出了避雷针法兰盘厚度无法使用，需要重新提供。4、避雷针与杆体连接点，有部分不能达到安全要求。5、灯杆反光膜粘贴不牢（内部双面胶未揭）造成大部分反光膜严重破损。原告多次要求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按照客户要求对不合格产品采取修理、更换等措施，但被告拒不合作，无奈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在原告配合下进行了修复处理。该事件发生后，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4日发给原告《索赔函》，索赔金额合计112685元。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向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索赔款112685元。原告为配合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修理购买了垫片、螺丝、反光膜等，另安排人员到新加坡进行现场处理发生差旅费，为此原告发给被告《索赔函》，索赔金额合计126737.52元，但被告收到《索赔函》后拒不赔偿。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声誉，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1、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工商银行付款凭证2张。证明原、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对产品的名称、价格及相应的产品规格参数进行了约定，原告分别于2019年8月21日向被告付款5万元，2019年9月17日向被告付款112500元，交货期限是12个工作日。被告质证意见：关于产品购销合同双方确实谈过，购销合同被告加盖公章后，原告方并没有将其盖章的合同回传给被告，所以该合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双方在产品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按图制作灯杆，合同后面的附件是被告生产灯杆一个参考的图，对银行的两份回单无异议，产品合格后原告将全部货款付给被告。 2、原告方与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BST产品订单。证明涉案路灯杆销往北京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加坡地区。 被告质证意见：对该订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与北京首善信达公司销售的订单为太阳能路灯，与原告方与被告方达成的产品不是同一种货物，原被告订购的A字臂路灯不是太阳能路灯，产品种类不是同一类，合同的标的不相同。所以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3、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向北京首善公司出具的两份文件1、关于太阳能灯杆质量问题函。2、关于太阳能灯杆质量问题损失金额的函。证明内容为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详细说明被告提供的灯杆质量问题及因质量问题索赔金额10万元。 被告质证意见:我方有异议，太阳能路灯质量问题函没有加盖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公章，也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方不予认可。对损失金额的函，被告方也不认可，理由是在该份证据中明确显示的是太阳能路灯，而不是原告购买被告方的灯杆，其次是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向北京首善公司索赔10万元没有依据，损失金额函中所列明的事项，与原告购买被告的灯杆没有关联性，损失10万元是新加坡公司单方计算的，没有经过鉴定或评估公司鉴定损失，该1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即使北京首善公司向其支付10万元也不能证实新加坡公司损失了10万元。另，在关于太阳能路灯质量函中，北京首善公司及新加坡分公司是在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合同，而原、被告签订合同时间是2019年8月19日，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也能证明这是两笔货物，与原告购买被告灯杆没有关联性。 4、北京首善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因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问题索赔函及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证明北京首善公司因涉案产品质量问题向原告索赔112685元，原告也已经向北京首善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12685元。 被告质证意见：原告方在证据二中提交了与北京首善公司签订了产品采购订单，该订单中并没有对采购的太阳能路灯技术参数进行约定，但是在该证据中提到了设计图纸上面的技术参数，该索赔函明显与双方达成的产品采购订单不一致，很显然索赔函是针对被告设计，故意损坏被告合法权益，原告按索赔函中的索赔数额打给了北京首善公司，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我方认为索赔函是北京首善公司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 5、原告方向被告出具的告知函及因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问题索赔函、相应的EMS快递记录签收回执。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方告知了产品质量问题，并要求被告进行赔偿，被告收到了相应的文件拒不赔偿。 被告质证意见：对告知函没有异议，告知函中将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事项，原告方故意增加，原告方所谓的告知函，下面整改方案，如果原告购买被告灯杆存在质量问题出具整改方案应有被告出具而不是原告。告知函中关于孔距尺寸，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方没有原告方盖章签字的合同，合同是否成立，尚不确定，合同附件中图纸只是作为参考，被告加工的灯杆符合质量要求，是经过原告方现场验收后才出厂的。告知函中22毫米、30毫米均不影响灯杆的质量，告知函中告知的内容属于原告方单方制作，被告方不予认可。关于索赔函我方有异议，被告方向原告提供的灯杆不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存在其他损失问题，如果灯杆有质量问题，也应当通过技术部门进行鉴定，确定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数额，而不是有原告方单方罗列毫不根据的数字，向被告主张权利，这不符合规定，也没有依据，所以我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有异议不予认可。 6、原被告签订的采购单、航空电子客票行程单、签证费、代办费发票、住宿费发票、购买钻头发票、支付凭证。证明原告为解决涉案产品质量问题所支出的相关费用。 被告质证意见：对采购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反光贴是运输途中造成的部分损坏，是原告方委托被告购买的，与灯杆质量没有关联性。把灯杆立好后，由原告方给被告联系又购买的反光贴，时间是2019年12月12日。我方对原告提交的飞往新加坡机票，不认可，该机票不显示是乘坐人，机票记载的时间是2019年11月8日到2019年11月12日，原告提供的签证费显示时间分别是2019年9月11日、2019年11月15日，两张签证代办费与机票乘坐时间不符，不能作为原告去新加坡产生的费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新加坡分公司与北京首善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假如太阳能路灯有质量问题，应当有北京首善公司处理，而不是原告处理，上述证据明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原告提交的出差费用明细表没有看到原告提交的原告方人员地铁费、餐饮费等相关证据，我方对原告现场处理产生的费用均不认可，该损失与被告没有关系。 7、原告与被告方签订合同的两位委托代理人的微信记录。证明合同是2019年8月19日签订，被告方首先将合同文本传给原告以后，原告认可双方签订的，微信记录可以证明双方交涉问题，被告方认可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并协助原告方解决，没有达成一致。我方委托人是吴兆平，住所地是北京丰台，因本次北京发生疫情，无法来法庭，无法将微信记录原始记录出示给法庭，请求另定时间。先提交微信记录复印件。 被告质证意见：对微信聊天真实性无异议，双方在2019年8月19日所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原告方发过来以后，被告加盖了公章，把合同扫描以后发送到原告处，原告方什么时间盖得章及盖章后并没有将盖章的合同回传给被告，我们手里只是有被告方自己盖章的合同，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是原被告双方盖章的合同。 被告辩称，原告诉被告要求赔偿损失126737.52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2019年8月19日原被告达成产品购销合同，由原告购买被告生产的灯杆，合同约定货物的数额及单价在合同中，合同第二条第二小项（略）。根据该合同条款约定，被告加工完原告购买完灯杆后，原告派人到被告工厂实际验货，验货无异议后原告将剩余货款付清，被告交付了上述货物，因此原告在诉状称被告生产的灯杆质量不合格，没有事实依据，该批灯杆是经过原告验收以后才有被告发货，该批灯杆不存在质量问题。综上，原告所述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产品购销合同、微信截图（吴兆平与靳素芹的聊天记录）上述证据证明，被告方在加工好灯杆后，亲自到被告厂内进行了验收，验收合格后原告方才打款、发货，微信聊天证实，是原告方更改了灯杆的部分设计，被告生产灯杆不存在质量问题。2019年9月17日）原告打款以后，被告交的货。 原告质证意见：对微信真实性认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12个工作日，我方2019年8月21日预付货款5万元，2019年9月4日我方吴兆平到被告厂内勘验货物，但发现产品根本没有生产完成，存在大量质量问题，要求被告予以整改，被告方直至2019年9月17日才生产完成进行发货，由于被告的逾期交货行为，严重耽误了原告方向上游企业的交付，而原告方预定了产品货运船期无法更改根本没有时间到被告工厂验货，被告在微信中简单的视频展示以后就向天津进行了发货，而该批产品质量问题主要为灯杆底法兰螺栓孔径按设计图纸为22×50mm，而被告实际开孔为30*50毫米，而微小的差别是在视频中无法展示的，所以不存在原告方验收产品合格后才发货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6日，原告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吴兆平与被告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靳素芹通过微信就原告购买A字臂路灯事宜进行协商，对数量、规格、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原告拟写产品购销合同，2019年8月19日，原告方吴兆平通过微信将合同文本及图纸发送给被告方靳素芹，被告加盖公章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原告接收盖章后未再传发给被告，合同约定：购货单位（甲方）：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供货单位（乙方）：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一、灯具由甲方向乙方购买下列灯具产品，为确保双方的经济目的，经双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灯具数量、单价及总价如下：A字臂路灯共125套，单价1300元，合计162500元。规格为“高度8.3米（75－176），材料Q235，厚度4－4.25，杆体法兰300*300*2含双板的支架、支架灯臂如镀锌1150元1.8米以下为黄黑相间的反光漆（间隔30CM）备注：本报价不含埋件、含运费、含税金。二、合同条款：1、交货期限12个工作日；2、付款方式：甲方必须向乙方预付合同价的约30%作为预付款，其金额为50000元，甲方派人到乙方验收合格后，提货付清全款；剩余余款112500元于发货前付清。4、交货地点：天津市；安装期限：由甲方自行安装。6、质量标准严格按说明要求。7、运输方式及费用：由乙方代办运输手续或请整车，所有运输及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签订后，2019年8月21日，原告给付被告预付款5万元，被告在加工灯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一直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被告对灯杆的制作要求、细节、改动情况、交货时间等都是通过微信在进行沟通，被告并给原告发送灯杆的图片和视频，2019年9月5日和9月8日，被告问原告是否是12号到货，原告答复在等国际货代通知，可能要推迟几天，一切按照港口通知。2019年9月16日，被告按原告要求给原告传送视频、图片后，2019年9月1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112500元，被告将货物装车运至天津。原、被告双方对聊天记录均无异议。原告向被告送达《告知函》内容为：我公司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经过双方协商，就125套出口新加坡的太阳能路灯用灯杆正式签订采购合同。并在合同中注明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符图纸）、数量及价格。至此：由于贵方未按照图纸要求进行加工（未按照技术图纸加工部位位于灯杆底座法兰孔距尺寸，其中图纸要求孔距尺寸为Φ22mm，贵单位实际加工的底座法兰孔距尺寸到达Φ30mm），孔距的变化导致太阳能灯杆出口至新加坡后无法满足新加坡方的安全使用要求。新加坡方要求重新整改至满足新加坡方面安全使用要求为止。整改方案：方案一、所有灯杆重新制作；方案二、新加坡方重新制作灯杆基础；方案三、通过上下加固垫片螺丝的方式进行加固，并焊接牢固。现告知：石家庄市恒光灯具厂，请贵方积极配合确定解决方案，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贵方完全承担。若2天内没有确定最终解决方案，且一周内方案未能实施的，中科日晟将自行解决，并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贵方完全承担。被告对该告知函无异议。2020年2月28日，原告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邮寄《索赔函》，被告于2020年3月4日签收，内容为：我公司向贵公司采购的125套太阳能路灯灯杆。货物发给客户后，经检查，灯杆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1、灯杆地脚法兰盘的螺栓孔开孔尺寸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设计图纸的地脚螺栓直径为Φ20mm，法兰螺栓开孔尺寸应为Φ22mm×50mm的长圆形，而收到货品的实际开孔尺寸约为Φ30mm×50mm的长圆形，远大于设计尺寸，造成地脚法兰不能固定。而且由于螺栓孔尺寸增加，造成孔边至法兰盘边缘的距离小于新加坡规范要求的24mm，不能满足规范标准。2、安装避雷针螺栓过短，无法固定避雷针，需要重新提供。3、避雷针螺栓绝缘垫太长，长出了避雷针法兰盘厚度无法使用，需要重新提供。4、避雷针与杆体连接点，有部分不能达到安全要求。5、灯杆反光膜粘贴不牢（内部双面胶未揭）造成大部分反光膜严重破损。目前，新加坡终端客户已经完成60个预制基础的采购和全部500支预埋螺栓的采购，为尽可能降低损失，经过新加坡注册工程师计算，拟采用增加两层垫片的方式解决。经新加坡客户统计，因灯杆质量问题额外增加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垫片会造成所需的预埋地脚螺栓出露长度不足，已经采购的基础因预埋螺栓长度不足而作废；（2）为解决地脚法兰不满足新加坡规范的问题，安装时需要增加现场电焊工作；（3）预埋螺杆螺纹加长；（4）重新粘贴反光膜；（5）监工；（6）窝工，降低工效（增加机械租赁费）。此问题是贵司未按照我司要求生产所造成的，对客户及我司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司会配合客户在满足新加坡相关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尽力协调解决；因此事件而造成的损失、增加的成本由贵司承担；其中：一、客户损失，增加成本合计112685元；二、反光膜采购费用1100元；三、垫片螺丝等采购费用3302元；四、新加坡处理问题差旅费用9650.52元，索赔金额合计126737.52元。被告对索赔函不予认可，主张其加工的灯杆不存在质量问题。 原告提供的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原、被告双方就法兰孔距的问题曾经提到过，并言明用加垫片方法解决问题。 另查明，2019年8月27日，原告与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BST产品采购订单》，约定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订购太阳能路灯125套，金额为718570元，备注出口新加坡，货物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甲方的生产质量要求，按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图纸、技术要求为准验收。未约定交货时间。2020年2月4日，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发生因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问题索赔函，存在的问题同原告给被告出具的索赔函内容基本一致，因质量问题损失费用合计10万元，补发垫片运费12685元，索赔金额合计为112685元。2020年3月31日，原告向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112685元，在银行电子回单中并备注：出口新加坡路灯杆赔偿款。 2019年11月10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给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问题函，未加盖公章，问题函中提到存在的问题与原告给被告出具的索赔函内容基本一致，2020年1月30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给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太阳能路灯灯杆质量问题损失金额的函，索赔金额为10万元。 以上事实由产品购销合同、转账凭证、告知函、产品订购单、索赔函、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2019年8月16日，原、被告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就原告购买A字臂路灯事宜进行协商并拟写产品购销合同，2019年8月19日，原告通过微信将合同文本及图纸发送给被告方，被告加盖公章后发送给原告，虽然原告接收盖章后未再传发给被告，但是被告的盖章行为是对合同条款的认可，且双方已实际履行，所以2019年8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规定，原告将合同文本及图纸一并发送给被告，被告按照图纸的设计进行制作，该合同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所以原、被告之间应为定作承揽关系。合同签订后，被告应按照原告提供的图纸制作A字臂路灯，并按照合同约定验收标准和方法进行验收后向原告交付成果，原告向被告支付劳动报酬。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原告派人到被告处验收合格后，提货付清全款。被告加工完毕，原告未派人到被告处进行验收，而是让被告远程视频进行查看验收，原告支付剩余款项后，让被告将灯杆运送至天津。2019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就灯杆底座法兰孔距寸不符合图纸要求提出质量问题，并向被告出具告知函，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法兰孔距不符合图纸要求，所以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应派人到被告处进行验收，而原告在交付灯杆时未派人进行验收，而是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验收，原告未尽到足够的验收义务，原告在验收环节存在重大过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对损失数额问题，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未进行约定，也未约定A字臂灯杆需要出口国外，原告在接收产品后在未对产品质量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出售给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又将产品出售给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且原告在出售给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时约定为太阳能路灯，证明原告在出售时有添附行为，产品在新加坡安装时出现质量问题，原告应当就质量问题与被告协商并研究解决方案，因原、被告双方未约定产品出口国外，且原告对被告制作的产品有添附行为，所以原告应就被告制作的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应按照国内标准设计制作解决方案，并评估预算补救费用，现原告仅依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和北京首善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索赔函的请求赔偿数额为依据进行索赔，不能证明哪部分费用是因被告制作的灯杆产品不合格而产生的，还是因其他原因产生费用，所以原告仅依据上游企业的索赔数额为依据显然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索赔数额是因被告制作的灯杆质量问题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科日晟（天津）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30元，减半收取1415元（实际收取141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2830元，或提交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缴费收据（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会杰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汪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