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4行终3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明县餐具消毒中心，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城中镇兴宁大道西（旧交警），统一社会社会信用代码9145142270867035XN。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明韬，该中心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文德，该中心办公室主任。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城中镇兴宁大道东路（劳动大厦），统一社会社会信用代码11451422007773938G。 法定代表人何忠强，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振海，该局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胡志光，该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科员。 一审第三人农俊，男，1994年3月5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 委托代理人梁晓生，宁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宁明县餐具消毒中心（以下简称餐消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宁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宁明人社局）、一审第三人农俊工伤确认行政纠纷一案，不服江州区人民法院（2020）桂1402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了合议庭。2020年7月21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餐消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杨文德，被上诉人宁明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振海、胡志光，一审第三人农俊的委托代理人梁晓生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农某系原告的职员，工作岗位为餐具投送员，负责消毒餐具配送及核对结账工作，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2017年11月6日12时许，农某到宁明县××医院神志病科与该科室护士长蒙志婵核对配送消毒餐具的数量，核对完毕并结账后，农某突然出现头晕、眼花、冒冷汗、欲晕倒等不适症状，该院医生为其进行简单处理及检查后，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随后120急救中心将农某送至宁明县人民医院急救。2017年11月8日5时34分，农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诊断为：1.脑室出血；2.急性脑疝；3.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4.吸入性××；5.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2017年12月25日，农俊为其父亲农某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并调查后于2018年3月8日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8〕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农某于2017年11月8日5时34分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宁明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宁人社工认字〔2018〕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9年5月29日，被告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9〕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农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历经41小时34分抢救无效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农某于2017年11月8日5时34分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视同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宁明县中医医院神志病科在岗护士长蒙志婵、医生农良丰证实2017年11月6日12时农某在该院神志病科核对配送餐具及收费后突发疾病，在事后被告向原告的职员韩英、农新斌等人的调查中，韩英、农新斌等人亦都认可农某当天是到宁明县中医院神志病科核对配送餐具及结账后发病并接受抢救。农某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明确约定，农某的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工作制，上述人员的陈述及证言均可证明农某突发疾病前确实在履行其工作职责，因此被告认定农某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并无不当。原告关于农某病发时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也不是在工作期间发病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并无有权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证实农某醉酒，原告主张农某酒后上班，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农某达到醉酒状态,也没有证据证明农某死亡与醉酒有因果关系。原告认为农某工作简易轻松，不存在劳累过度晕倒的情形，还主张农某隐瞒自身疾病非法取得健康证在原告处工作，其死亡后果应由其自行负责。本案为工伤认定，原告的上述主张不是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农某的死亡存在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认为农某因病抢救死亡不构成工伤,应当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承担举证责任,不能完成举证责任的,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原告在收到被告的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未向被告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反驳。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宁明县餐具消毒中心的诉讼请求。 餐消中心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忽视死者农某嗜酒如命,经常醉酒上班的事实,从而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判决是错误。这一事实有死者农某生前同一组工作的农新斌的证人证言在卷证实,还有办公室人员韩英、李燕飞、廖晓英等人的证人证言在卷和出庭作证所证实。然而,一审法院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存在,一味强调要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才能否定视为工伤,从而作出认定工伤的错误判决。诚然,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定认定工伤的有力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本案知情者的证人证言等其他的证据亦足以推翻认定为工伤。首先,死者农某醉酒上班,上班时间也不是在履职。当时与死者农某同组上岗履职的农新斌(农新斌和死者农某是一组,按本中心规定必须按分组和同组人员同时履职)目睹死者农某醉酒到单位后不见其履职,亦不知其去向。还有当时办公室的主管韩英(已退休)见死者农某走进办公室时脸色苍白、站立不稳、神志不清的醉酒状态(当时还有办公室人员李燕飞、廖晓英等人亦目睹死者农某的醉酒状态)时严厉批评了他。开票给他后见其摇摇晃晃离开办公室,之后也不知其去向。本来,县中医院就在本单位的马路对面,距离不足50米,可是,直到下班后未见其回来,其间也不是他一个到别处去履职,单位也不允许一个人单独履职。直到全体职工下班回到家后约中午1点多钟办公室人员才获悉农某在县中医院病倒抢救。由此可见,死者农某病发时不是在履职,因为同组的职员和相关工作人员都证实其不在履职,不管本单位原先与其约定工作时间实行定时或不定时工作制与否,造成死亡事故的责任是死者农某因平时嗜酒如命和醉酒上班所造成的。由此造成后果的责任应由死者农某自负。其次,一审法院一味强调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才能否定认定工伤而忽视其他事实证据亦足以推翻认定工伤。事实是这样的,死者农某是于2017年11月6日突发疾病住院抢救治疗,于11月8日5时34分抢救无效死亡。其间历时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本中心领导及其亲属一直在医院陪护和嘱咐医生抢救患者,哪有心思提出要医生鉴定患者是因醉酒而引发疾病的原因和出具认定书？当时,本单位的领导只想到救人要紧,只知道派人为患者缴交医药费和处理后事,哪有想到要医生检测患者死因？如果当时提出如此要求,是不是不厚道或近乎绝情？早知今日,上诉人当时必定提出检测其死因的要求。再说,时隔40多个小时,即便是醉酒引发死亡,检测时酒精也都挥发遗尽了,又如何检测和鉴定？可见,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例,判决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于情有理,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决不能一味强调有权机构出具认定书而忽视证人证言片面断案。如此判决必定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忽视死者农某生前身患多种疾病的事实,不考虑其因果关系,从而作出认定工伤的判决是错误的。死者农某病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医生诊断其死因是:1、脑室出血;2、急性脑疝;3、高血压3级、高危组;4、吸入性××;5、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详见宁明县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众所周知,一个身患上述多种疾病的患者,不说是醉酒,就是不劳作也极易因高血压导致脑室出血、急性脑疝和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的。死者农某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仍嗜酒如命,醉酒上班,这是导致其脑室出血、急性脑疝和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而直至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其因自身患有多种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前因后果。然而,一审法院忽视死者农某生前身患多种疾病的事实存在,不考虑其身患疾病导致死亡的因果关系而作出的工伤认定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忽视死者农某生前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健康证》,认为其生前是否依法取得《健康证》与其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从而作出认定工伤的判决是错误的。按照上级卫生部门和本中心规定,从事餐具消毒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而且规定从业人员每年都进行身体检查一次,检查身体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死者农某生前身患多种疾病,如果通过正常途径检查身体,必定不能通过体检。不能通过体检,就意味着不能持有《健康证》。一旦不持有《健康证》,本中心决不让其从事餐消工作,也就不会发生今日的诉讼争纷。死者农某生前如何采取非法的手段获取《健康证》？据悉,死者农某有个长兄叫农XX在宁明县疾控中心工作。该中心是体检和发放《健康证》的职能部门。据此,死者农某生前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健康证》或是其长兄农XX帮办的。这一事实恳请法院予以查实。由此可见,死者农某隐瞒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的事实,并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健康证》欺骗上诉人上岗是非常错误的,其欺骗行为与其突发疾病直至死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造成死亡的后果应由其本人负责。可是,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农某生前是否依法取得《健康证》与其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从而作出认定视为工伤的判决是十分错误的。顺便指出,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8日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8]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前,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提交举证材料,并非一审法院所说不能完成举证责任。之后,经宁明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撤销宁人社工认字[2018]04号《工伤认定书》。另外,在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竭尽人道主义,尽力为其处理后事。即便事实如此,在其突发疾病和死亡前后,仍为其支付医药费7094元,埋葬费20000元,共计27094元。综上所述,死者农某的死亡是由其醉酒上班和身患多种疾病等导致突发疾病而死亡的，导致死亡的后果是其自身过错造成的。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工伤的判决是错误的。上诉人请求撤销江州区人民法院(2020)桂1402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宁明人社局辩称，一、宁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宁人社工认字〔2019〕38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二、上诉人称农某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健康证》，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宁明人社局认为农某如何获取《健康证》的问题跟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没有什么特别连带关系。三、上诉人认为农某喝醉酒导致突发疾病死亡，但上诉人没有提交检验报告证实农某存在醉酒的情形。宁明人社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农俊述称，一、农某《健康证》来源是否合法与认定工伤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农某在案发时醉酒，只是证明农某上班的时候有可能喝酒，但是不能证明达到了醉酒的状态。三、本案证据证明农某在案发时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在工作地点突发疾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在48小时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是正确的。农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到案证据足以证明农某突发疾病时在上诉人的业务单位里履行其工作职责，因此被上诉人认定农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农某病发时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也不是在工作期间发病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农某是否醉酒的问题，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作为认定农某存在醉酒情形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以证明农某存在醉酒情形，故被上诉人不认定农某存在醉酒情形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农某醉酒、其死亡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的认定为：“原告认为农某因病抢救死亡不构成工伤,应当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承担举证责任,不能完成举证责任的,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原告在收到被告的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未向被告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反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曾向被上诉人提交举证材料,并非一审法院所说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对举证责任存在误解：上诉人认为，只要提交举证材料，就完成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虽提交了证据材料，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农某醉酒，也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未完成举证责任正确，上诉人关于其完成举证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农某如何获得《健康证》的问题，不是本案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故本院不予涉及。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9〕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宁明县餐具消毒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田 审判员 农立海 审判员 柳成功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洋宇 附：相关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