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3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前跃村。法定代表人：林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进，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玉容，女，197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广西，男，194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啸梁，男，199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娟，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芳芳，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太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一审诉讼请求；２．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红太阳公司提供了任命刘连江为总经理、厂长的任命通知、员工证人证言，结合刘连江每月工资15000元工资这一事实，足以认定刘连江是红太阳公司的总经理、厂长。刘连江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二倍工资差额，不应支持。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红太阳公司红太阳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红太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6月28日，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红太阳公司支付其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2019年7月29日，仲裁委裁决对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刘连江于2017年9月1日入职红太阳公司，月薪15000元。红太阳公司自2018年4月起开始为刘连江交纳社会保险。2019年5月5日，刘连江因呼吸心跳骤停而死亡。刘广西系刘连江的父亲，何玉容系刘连江的妻子，刘啸梁系刘连江的儿子。刘连江的母亲已先于刘连江过世。红太阳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群，股东为徐美红、林群，林群为执行董事，徐美红为监事。一审法院在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到：吴江市公共就业服务系统的劳动合同备案信息显示，刘连江与红太阳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22日，劳动合同开始时间为2018年4月1日，结束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红太阳公司自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为刘连江交纳了社会保险；在此之前，刘连江在吴江区并无社保参保记录。红太阳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红太阳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发送给各车间班组、常日班负责人的通知书，内容为：自2017年9月1日始，公司已任命刘连江为公司总经理、厂长，负责公司的劳动人事、生产、销售等全面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徐传坤不再参与具体的管理事务。2．红太阳公司与刘连江于2018年3月1日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一份，显示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4日至2019年1月27日，刘连江的职务为总经理。3．仲裁庭审中，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并提交陈某与红太阳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显示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4日至2019年1月27日，陈某的工作岗位为统计。陈某陈述称：其于2008年3月至红太阳公司工作，从事车间统计，公司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由其负责通知签订，签好的劳动合同由其保管；在刘连江没来之前，其受总经理徐传坤的领导，2017年9月刘连江入职以后，其受刘连江的领导；刘连江在红太阳公司任厂长、总经理；刘连江与红太阳公司签过一次劳动合同，当时他签好之后交给了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上红太阳公司的公章由其加盖。4．杨大友与红太阳公司于2018年2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及杨大友的书面证言显示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4日至2019年1月27日，杨大友的工作岗位为机修。杨大友在书面证言中陈述称：其于2017年5月入职红太阳公司，职务为织造车间主任；2017年9月接到公司通知，公司任命刘连江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该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劳动人事、生产、销售全面由刘连江负责，并要其接受刘连江的领导，具体生产任务的安排及生产计划的制定均要汇报给刘连江，由刘连江决定。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红太阳公司提交了杨大友名下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6日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红太阳公司每月为杨大友发放工资的金额为225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不等；红太阳公司另提交了一份《2018年年底工资结算明细》，显示包括杨大友、陈某等四人，其中杨大友2018年11月、12月均为5000元，年底结算42000元，共计52000元，并有杨大友的签字。在本案审理中，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陈述称：刘连江系红太阳公司的业务员，从事销售工作；刘连江的工资应该是有提成的，因刘连江已过世，关于刘连江的工资具体怎么计算的，其家属并不清楚。红太阳公司陈述称：关于刘连江的任命通知是通过车间管理人员开会通知的，通知书是张贴在车间里面的；刘连江作为总经理应当签署过相关材料，但红太阳公司无法提交。以上事实，有原告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快递单及查询记录、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社会保险个人记录清单证明、银行账户流水、企业公示信息，红太阳公司提交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通知书、书面证明、银行账户流水、工资结算明细，一审法院调取的仲裁卷宗、社会保险个人记录清单证明、劳动合同备案信息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未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能够提供聘任决定或聘任书，证明双方存在劳动权利义务且已实际履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不予支持。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予以确定。本案中，红太阳公司红太阳公司主张刘连江系红太阳公司的总经理及厂长，但仅提交了红太阳公司作出的通知书及红太阳公司员工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刘连江系红太阳公司的总经理，故红太阳公司仍应与刘连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红太阳公司提交了与刘连江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原告方不予认可，且与备案的劳动合同信息不一致，故对该劳动合同复印件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因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合同备案信息显示红太阳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与刘连江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4月1日起，且红太阳公司自2018年4月开始为刘连江交纳了社会保险，故一审法院确认红太阳公司与刘连江自2018年4月1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红太阳公司无需支付刘连江自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因刘连江于2017年9月1日入职红太阳公司，红太阳公司应在2017年9月30日前与刘连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红太阳公司在此期间未与刘连江签订，故应支付刘连江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另一倍工资，计90000元（15000×6）。因刘连江已死亡，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亦属于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系刘连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该权利由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主张，故对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9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负担2元，由红太阳公司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负担3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的3元，一审法院不再退回。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红太阳公司提供：证据1、劳动合同原件一份，证明双方于2018年3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间为2018年2月24日至2019年1月27日，刘连江在红太阳公司处担任总经理职务；证据2、工资发放记录，证明刘连江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员工，印证刘连江在红太阳公司担任总经理、厂长的事实；证据3、曾与红太阳公司有过业务往来的徐建林的证人证言，证明刘连江在红太阳公司处担任总经理及厂长职务。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质证认为：对证据1、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刘连江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签名与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上的签名有明显区别；对证据2、工资发放记录系红太阳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3、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在何玉容、刘广西、刘啸梁明确对劳动合同最后一页中“刘连江”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红太阳公司未对二审中提交的劳动合同原件提供合理解释，亦拒绝对劳动合同中“刘连江”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书写申请鉴定，故无法对该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作出判断，本院对该份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证据2和证据3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红太阳公司主张刘连江在公司担任总经理、厂长职务,不属于劳动者范畴,故无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就此提供了任命通知、证人证言及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加以佐证。经审查认为，任命通知系由红太阳公司单方制作，相关证人均与红太阳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由此尚不足以证明刘连江系红太阳公司总经理、厂长。此外，红太阳公司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刘连江工作职责及实际从事的工作内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刘连江发送聘任决定或聘任书，故本院碍难采信其无需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观点。根据劳动法有关规定，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红太阳公司自刘连江2017年9月1日入职之日起，截止到2018年4月1日，未曾与刘连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当向刘连江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故一审支持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岑审 判 员  朱 立审 判 员  锁文举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梁 田书 记 员  杨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