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381民初1011号 原告：范惠秋，女，196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公主岭市人，住公主岭市。 原告：王景明，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公主岭市人，住公主岭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华，系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怀臣，男，197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公主岭市人，住公主岭市。 被告：刘丹，女，197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公主岭市人，住公主岭市。 被告：吉林省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住所地：公主岭市。 法定代表人：吕振伟，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亮，系公司总经理助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希萌，系公司会计。 被告：梁军，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北安市，住伊通县景台镇。 原告范惠秋、王景明与被告郭怀臣、刘丹、吉林省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以下简称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原告范惠秋、王景明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华、被告刘丹、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亮、赵希萌、被告梁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怀臣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惠秋、王景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郭怀臣、刘丹立即偿还借款156.4724万元，并偿还利息4.8万元（利息以80万为本金，按月利2分，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3月31日，以后利息以80万为本金按月利2分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止），现本息合计161.2724万元；2、确认原告与被告吉林省澳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签订具有担保性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判决被告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被告郭怀臣在抵押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决被告梁军与其他三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郭怀臣与刘丹系夫妻关系，因资金紧张，经朋友梁军介绍，二原告分别于2015年4月24日、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19日共三次向被告郭怀臣与刘丹提供现金借款共计80万元，每笔借款期限为1年，均为月利2分。借款到期后，因未能偿还，经核算本息后，郭怀臣、刘丹于2016年5月1日和2016年6月14日分别向二原告重新出具借条。因未能还款，2017年7月25日，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以其开发建设的位于公主岭颐中花园小区8号门商业用房（住宅楼北侧二层门市从北数第一个门，面积：295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为上述债务进行抵押担保，为此，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同时出具购楼收据。至2018年5月1日，扣除已偿还的利息34万元，经核算，郭怀臣、刘丹尚欠借款本息合计134.89万元，二人又重新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期限至2019年5月1日，并由梁军提供担保。2019年5月1日，因郭怀臣、刘丹未按约定还款，二人又重新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经核算本息合计为156.2724万元。梁军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字。因已过还款期限，郭怀臣、刘丹仍未还款。故，二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向公主岭市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郭怀臣未到庭，庭后答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61.2724万元无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诉讼请求。1、原告与我之间的借款关系发生自2015年分别，分别由三张借条载明，借条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原告实际按借条约定的金额向我交付借款。双方2015年4月24日、5月8日、6月19日分别签的借条可见，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分别是37.2万元、37.2万元和24.8万元。借条并未明确利息，我除实际收到30万元、30万元、20万元3笔借款外，其余的共计19.2万元并未实际收到。我认为2015年双方借款应以3笔共计80万元计算本金，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利息，我对于利息部分不认可。双方于2016年5月1日、2016年6月19日分别签订的金额为74.4万元、31万元借条可见，双方仍未就利息作出约定。该两份借条实际上替代了2015年签订的3份借条，金额再度增加，但我未收到增加部分的借款双方的借贷金额仍为以前实际发生的80万元。自2016年2月份新的借条签订，2015年签订的3分借条自然失效。2、双方于2018年5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仍未约定借款利息，只明确约定逾期利息为每月2分，我认为借款逾期利息计算应自最后还款日2019年5月1日次日起算；且本金仍应为实际收到的金额扣减我实际偿还的金额计算。2018年5月1日借条载明，原告向我出借134.89万元，但是我未收到除2015年收到的80万元外其余款项。我于2016年还款10万元，2017年11月7日还款24万元，我认为应从借得的80万元本金中扣减，2018年5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时，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应为46万元，借款期限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未约定利息，应自2019年5月2日后以46万元为本金计算逾期利息。2018年5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双方于2016年签订的借条自然失效。3、2019年5月1日，双方再次重新签订借条，仍为约定借款利息，只明确约定逾期利息为每月2分，我认为借款逾期利息计算应自最后还款日2019年12月31日次日起算。虽然本次签订借条再次对借款金额进行变更，但我未实际收到借款，实际发生的借款除2015年实际发生外，并无增加。据此借款本金应继续以46万元计算。按照法律规定，上述46万元自2019年5月1日起发生的逾期利息不应计算复利。2019年5月1日重新签订借条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借条自然失效。综上我认为，原告主张的双方借款事实不清，为提出双方约定利息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利息计算方式，其向我主张161.2724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告主张其与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我为本案涉及的借款抵押担保，我不予认可。我认为该买卖合同无效，且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对本案不产生担保责任，涉案房屋也不发生担保的法律效果，应依法驳回原告关于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就抵押财产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1、该买卖合同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自始无效。我虽不是该买卖合同主体之一、但该买卖合同系我经手办理，双方在签订该买卖合同时并非由真实房屋买卖意思，应该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当时之所以签订了这样一份合同，是原告向我追债，逼迫我以实际由我岳父刘德华、岳母杨玉侠所有、挂靠在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名下的房屋为我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我在未征得岳父岳母同意的情况下，给原告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我给原告出具的收据虽载明已收到房款236万元，但是这些钱款原告并未实际向我或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交付。2、在买卖合同签订时，我与原告之间只有2016年5月1日、2016年6月19日分别签订的金额分别为74.4万元、31万元借条。尽管存在两份借条，但我未与原告达成合意以房屋买卖为两个借条约定的借款提供担保。我认为，原告一再逼迫签订买卖合同，我虽无权代理岳父岳母分房屋，也并无用房屋抵押担保的真实想法，但为了应付原告使其不再催债，违心给原告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出具了不实收据，这种行为不应生效。我行为虽然不妥，但并无以他人房屋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不应产生相应法律效果。3、即使能够认定该买卖合同系“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让与担保，因我与原告2016年签订的2份借条已失效，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被后续多份借条所变更，且我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保证人，该担保效果也应消灭。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虽明确了“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处理情形，但是因该司法解释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应由严格的适用条件。 首先，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应依据主债权债务合同而存在，主债权债务合同消灭，从合同随之消灭。因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即使认定该合同时对我债务的担保，也应是对当时存在的2016年5月1日、2016年6月19日签订的金额分别为74.4万元、31万元借条确定的主债权债务提供的担保。而这2份借条已经早已失效，主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这种担保关系自然也要消灭。即使能够认定原告和我之间连续签订的借条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事实上的部分延续，但是新的借条确定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的延续不能当然推定担保关系的延续，尤其在担保物并非属于我的情况下，无法推定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或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刘德华、杨玉侠对重新签订借条产生的新债权债务关系知情并同意担保。原告与我2019年5月1日签订的借条时双方现在仅存的合同，如果认定2017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2019年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的担保，明显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并未明确这种“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认定可以产生最高额浮动抵押效果。我与原告之间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重新签订多份借条，事实与法律关系一再变更，仅就双方的借款数额而言，已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抵押也好保证也好。其担保的债权债务应当是明确的，如果是最高额浮动抵押应双方明确并要式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本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突破性解释，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认为买卖合同不能对额度变动的债权债务祈祷连续担保的效果。第三，自2016年起，我已经为债务提供了保证人。在2016年以后签订的借条中，保证人一直是明确的，但是双方从未提及房屋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告在已经充分注意到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未对房屋抵押担保予以明确，可以推知其并未无主张或继续主张房屋抵押的意思表示。因我是在原告一再逼迫下无奈为其办理了买卖合同手续，并非自愿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原告后来也未继续主张，原告后续行为可以证明我前述为真实主张。综上我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依法驳回。 刘丹辩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借款，我问过郭怀臣为什么要我签字，他说必须得夫妻签字我就签字了，工程正在建设中，建设银行河佳苑二期，钱款用途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2015年3月份我和郭怀臣结的婚，钱是2015年4月后借的，我俩2018年就离婚了。我没有偿还能力，请法院依法判决。 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辩称，郭怀臣代表颐中花园借我公司资质开发建设颐中花园小区，对合同的真实性我们需要回去核实一下，房屋所有权不是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的，当时是以郭怀臣为代表颐中彩印厂的。我公司只为其提供售楼合同和收据，我公司未实际收到款项，请法院依法判决，如果合同和收据是真的我们可以依法承担担保义务，依法拍卖上述房屋。 梁军辩称，当时因为都是哥们，郭怀臣盖颐中花园的时候他们两口子找的我说让给抬点钱，就找范惠秋、王景明借的钱，我从中做的担保人，一共80万分三次经我手拿的现金，这事由法院依法判决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对证据的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范惠秋、王景明分别于2015年4月24日、5月8日、5月19日出借给郭怀臣、刘丹30万元、30万元、20万元，共计80万元，郭怀臣、刘丹于借款日出具了三张借条，梁军作为中间人在三张借条中签字。郭怀臣、刘丹又分别于2016年5月1日、6月14日更换借条，重新出具了两张借条，梁军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中签字。郭怀臣、刘丹于2018年5月1日再次更换借条，梁军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郭怀臣于2019年5月1日再次更换借条，梁军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2016年郭怀臣偿还10万元，2017年11月7日偿还24万元。上述事实由借条、存款明细账、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范惠秋、王景明提供借条及存款明细账证明其在2015年共出借给郭怀臣、刘丹原始借款本金80万元，郭怀臣、刘丹认可其在借条上签字且对原始借款本金数额为80万元均无异议，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范惠秋、王景明主张郭怀臣、刘丹已经偿还的10万元和24万元为利息，郭怀臣辩称这两笔款是其偿还的本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案中还款时双方未约定先还借款本金还是支付借款利息时，应视为先充抵借款利息，本院认为郭怀臣、刘丹偿还的10万元和24万元视为其向范惠秋、王景明偿还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郭怀臣、刘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应承担继续履行偿还80万元借款本金的义务。关于利息问题，根据范惠秋、王景明提交的历年借条可以看出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高于借款本金数额，根据交易习惯和日常逻辑可以推定出双方对利息有约定，根据借条中记载的金额和借款期限，可以推定出双方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为月利2分，双方还在2019年5月1日更换的借条中约定逾期利息的标准为月利2分，郭怀臣虽否认约定了利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郭怀臣、刘丹未按双方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应当共同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息向范惠秋、王景明支付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范惠秋、王景明诉请中要求郭怀臣、刘丹支付的利息数额超过了最初借款本金80万元与以最初借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利息的数额应分别以原始借款本金3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为本金，分别自2015年4月24日、2015年5月8日、2015年5月19日起均按照月利2分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但在给付的利息数额中应当扣除郭怀臣、刘丹已经偿还的利息34万元。 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是否应当与郭怀臣在抵押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范惠秋、王景明是否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问题。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王景明于2017年7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郭怀臣为偿还欠范惠秋、王景明借款80万元而订立的，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王景明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案涉房屋所在的颐中花园小区开发项目也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王景明间并无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意思表示，因此该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由于合同无效，郭怀臣以房屋抵顶借款8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范惠秋、王景明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签订的担保性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并未与郭怀臣、刘丹、范惠秋、王景明签署任何抵押担保协议，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又属无效合同，因此范惠秋、王景明要求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与郭怀臣在抵押担保范围内对上述8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在借条中约定“因诉讼引起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代理费由借款人承担”，范惠秋、王景明提供律师代理费票据证明花费律师代理费2万元，因此对于范惠秋、王景明要求郭怀臣、刘丹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王景明与澳达公司公主岭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其申请保全的财产为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为保全该财产而产生的保全费、担保保全费应由范惠秋、王景明自行承担。 关于梁军的保证责任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梁军在借条中以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签字，2019年5月1日的借条中载明“借款期限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范惠秋、王景明在借款到期后的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要求梁军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因此梁军应在保证责任范围内与郭怀臣、刘丹共同承担向范惠秋、王景明偿还8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的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怀臣、刘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范惠秋、王景明借款80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分别以3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5年4月24日、2015年5月8日、2015年5月19日起均按照月利2分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但在应给付的利息数额中应当扣除郭怀臣、刘丹已经偿还的利息34万元）、律师代理费2万元。 二、被告梁军对上述第一项内容中的借款80万元本金及利息、律师代理费与郭怀臣、刘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驳回原告范惠秋、王景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57元，由被告郭怀臣、刘丹、梁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燕云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