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元，男，197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波，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超，男，197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亚军，男，196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川，重庆环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桂元因与被上诉人黄超、黄亚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桂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向周桂元支付的100000元系2018年1月25日之前的利息和部分本金，而不是对2018年1月25日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2.改判黄超向周桂元支付货款246642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8年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向周桂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截止到付清之日止；3.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黄超、黄亚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庭审后，周桂元提供了其与黄亚军的通话录音，足以证明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向周桂元支付的100000元系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利息和部分本金，不是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一审法院在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直接不予采信系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周桂元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争议的100000元系其他交易款项，是因为周桂元与黄超的生意往来频繁，周桂元出现记忆模糊导致，该陈述不是事实。周桂元在一审庭审后提供的录音证据以及将在二审中提供的有黄亚军批注内容的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均能够证明争议的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利息和部分本金，不是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其在庭审中陈述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证据认定事实。3.黄超、黄亚军在一审中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周桂元与黄亚军在2018年1月25日结算时约定，黄超应在当日支付2018年1月25日之前的利息和部分本金共计100000元，而黄超逾期直至2018年2月13日才支付。一审判决将前后发生事情的偶然解释认定为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但黄亚军在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上批注“付了周桂元100000元整，2018年2月13日”，周桂元在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上批注“279550×0.02=5591×12个月=67092+279550=346642-付100000=下欠246642”，与2018年1月25日的借条金额完全吻合，真实反映了结算金额的由来。黄超、黄亚军共同辩称，1.周桂元认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周桂元在一审庭审后提交通话录音，一审法院通知黄超、黄亚军进行了质证，并且对通话录音的证明力进行了评判。2.关于事实方面，黄亚军受黄超的委托与周桂元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周桂元在一审中也明确表示知晓这一基本事实，那么在本案中黄亚军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周桂元在上诉请求中也没有要求黄亚军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那么周桂元要求黄亚军承担诉讼费用没有依据。在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经过三次结算，最后于2018年1月25日出具借条，明确表述欠周桂元246642元，约定月息2分，该次结算是对双方买卖关系的最终结算，黄超在最后一次结算后按照约定向周桂元支付100000元货款，因此，黄超只应当欠周桂元140000余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周桂元的上诉请求。周桂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超、黄亚军连带支付周桂元货款246642元；2.判令黄超、黄亚军从2018年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向周桂元支付资占用损失截止到付清之日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超、黄亚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黄超因建设工地需要，委托其兄黄亚军与周桂元签订《买卖合同》一份，对购买模板的数量、单价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周桂元按照合同约定向黄超供货，黄超亦支付了部分货款。2018年1月25日，经过双方对前期付款及利息进行结算，黄亚军代黄超向周桂元出具借条一张，上载明：“今借到周桂元现金246642.00元，大写贰拾肆万陆仟陆佰肆拾贰元整，月息2%，利息每月一付”，黄亚军在尾部借款人处签“黄亚军代签黄超”字样。上述借条出具后，2018年2月13日，黄超通过案外人黄峨向周桂元账户付款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黄亚军无论是在签订合同时，还是在出具借条上，均系受到黄超的委托下而进行，周桂元在庭审中亦对黄超、黄亚军之间的委托关系予以认可，故对周桂元要求黄亚军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签订双方均有约束力，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黄超向周桂元出具了借条，但周桂元以基础法律关系即买卖合同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周桂元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周桂元完成交货义务后黄超未履行付款义务之事实，黄超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超在向周桂元出具借条后，向周桂元付款100000元，现周桂元主张该100000元系对双方另外交易行为的结算，应由周桂元对双方存在其他交易结算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周桂元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其他交易结算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黄超的该次付款行为系对双方在2018年1月15日的结算款项的支付行为。据一审法院核算，黄超的此次付款，共偿还周桂元本金96919元，利息3081元。关于周桂元主张的资金利息，因双方有明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为正确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黄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桂元货款149723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8年2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周桂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周桂元负担1100元，黄超负担1400元。二审中，周桂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黄亚军批注有“付了周桂元100000元整，2018年2月13日”内容的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拟证明：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载明本金为279550元，加上2017年1月25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67092元，共计346642元，减去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支付的100000元，尚欠246642元，也就是2018年1月25日借条金额的由来。结合周桂元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黄亚军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周桂元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事实，即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向周桂元支付的100000元系2018年1月25日之前的利息和部分本金，而不是对2018年1月25日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同时，周桂元陈述，在黄亚军未进行批注之前，周桂元就复印了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所以之前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是没有批注内容的借条复印件，后面因为黄超说到这笔钱的问题，周桂元才找到了有批注内容的原件。黄超、黄亚军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的时候，周桂元就提交了该份证据，只是没有“付了周桂元100000元整，2018年2月13日”的表述。这句话是黄亚军写的，但是不能够达到周桂元的证明目的。对于100000元的性质，借条上没有明确表述是2017年1月25日至2018年1月25日期间的利息，而应当是2018年1月25日结算后支付的货款本金及之后产生的利息。同时，黄超、黄亚军陈述，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与2018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都在周桂元手中，周桂元在一审庭审后持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找到黄亚军，要求黄亚军书写批注的内容，并且明确表示这只是证实黄超在2018年2月13日支付了100000元，不作其他用途。这也能够证实为什么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在周桂元手中，而周桂元在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复印件中却没有黄亚军批注的内容。黄超、黄亚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2月2日的领款单，拟证明：双方在2016年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是296390元。2.入库通知单11份、销货计数单1份，拟证明：印证领款单中备注数据的由来。3.白条，拟证明：2017年1月25日结算金额279550元的由来。4.入库通知单1份，拟证明：双方在2016年3月4日有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这也是双方最后一次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在2017年没有产生买卖合同关系。周桂元质证认为，对黄超、黄亚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黄超、黄亚军的证明目的。周桂元与黄超在2017年1月25日已经进行结算，载明了黄超欠周桂元279550元，且根据周桂元向二审法院所提交的新证据，也能够证明双方已经结算清楚，所以不能达到黄超、黄亚军关于2018年2月13日所支付的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之后的货款本金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7年1月25日，黄亚军代黄超向周桂元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周桂元现金279550.00元，大写贰拾柒万玖仟伍佰伍拾元整，月息2%，利息每月一付（广牧、环彬、白帝天下四期）”。黄亚军在该借条原件上批注：“付了周桂元100000元整，2018年2月13日”。周桂元在该借条原件上批注：“279550×0.02=5591×12个月=67092+279550=346642-付100000=下欠246642”。本院认为，针对周桂元的上诉请求及双方的诉辩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2.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通过案外人黄峨支付给周桂元的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货款利息和部分本金，还是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周桂元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黄亚军的通话录音，一审法院通知黄超、黄亚军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作出了评判，故周桂元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经质证即不予采信该证据系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8年2月13日的100000元款项，时间发生在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之后，按照一般生活常理，应认定为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现周桂元主张该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货款利息和部分本金，则应当由周桂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庭审中，周桂元虽然陈述该100000元系其与黄超之间其他的交易往来，但周桂元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黄亚军的通话录音，二审中也向本院提交了黄亚军批注有“付了周桂元100000元整，2018年2月13日”内容的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从该两组证据载明的内容来看，黄亚军作为黄超履行买卖合同的经办人，其在通话录音中对周桂元所主张的该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货款利息和部分本金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若该100000元系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黄亚军应当是在2018年1月25日的借条上进行批注，而不应在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上进行批注，且周桂元本人在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上批注的“279550×0.02=5591×12个月=67092+279550=346642-付100000=下欠246642”内容，与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的借条载明的结算金额连尾数都完全一致，而黄超、黄亚军却无法陈述2018年1月25日借条中结算金额的由来。因此，周桂元所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其在一审庭审中所作出的陈述内容，即能够证明黄超于2018年2月13日通过案外人黄峨支付给周桂元的100000元，系支付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前的货款利息和部分本金，而不是对2018年1月25日黄亚军出具借条后的债务履行。现周桂元上诉主张黄超应向其支付货款246642元，并从2018年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向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周桂元关于本案程序方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其关于实体方面的上诉请求成立，因本案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354号民事判决；黄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桂元货款246642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8年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付清之日止；驳回周桂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72元，共计9572元，由黄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玉婷审 判 员 李 斌审 判 员 柯 言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行 璐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