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晋10行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京安村。法定代表人徐忠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娟，山西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临汾市政府北楼。法定代表人扈新起，该局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樊海军，该局二级调研员，分管工伤保险工作。委托代理人杨振鹏，该局工伤保险科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129号。法定代表人卢建明，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张健，该厅法规处副调研员。委托代理人王文彪，该厅工伤处副处长。原审第三人陈如意，女，195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襄汾县。上诉人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汾县侯临公司）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襄汾县侯临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娟，被上诉人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临汾市人社局）二级调研员樊海军及该局委托代理人杨振鹏，被上诉人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山西省人社厅）委托代理人张健、王文彪，原审第三人陈如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陈如意系蔺管录之妻。蔺管录原系霍州煤电集团白龙矿内退职工，生前在襄汾县侯临公司工作。2005年12月9日6时30分许，蔺管录驾驶摩托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交警部门认定蔺管录在该起事故中无责任。2012年9月26日，襄汾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襄劳仲裁字（2012）第6号裁决书，认定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公司具有劳动关系。2012年10月30日，临汾市人社局受理陈如意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编号为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蔺管录为工伤。2019年1月25日，临汾市人社局在临汾日报公告向襄汾县侯临公司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襄汾县侯临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山西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本案被诉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另查明，临汾市人社局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后，因到襄汾县侯临公司住所地送达不能，曾以在襄汾县侯临公司住所地门口张贴的方式送达。工商部门提供襄汾县侯临公司“注销”信息后，临汾市人社局委托襄汾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向襄汾县侯临公司股东送达涉案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3年8月，襄汾县侯临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忠华与公司股东徐建民等人以股东身份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因襄汾县侯临公司处于被“吊销”状态，应以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担法律责任，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5）临行终字第83号行政裁定，维持一审法院驳回徐忠华等人的起诉。原审认为，襄汾县侯临公司五股东不服涉案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作出行政裁定后，应视为襄汾县侯临公司已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后襄汾县侯临公司在临汾市人社局2019年1月25日公告送达后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其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中，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一节，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襄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襄汾县侯临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襄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存有错误，应当认定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临汾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行为时，原《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职工在交通事故中违反治安管理无证驾驶车辆行为不予认定工伤的限制性条款”已被修改废止，襄汾县侯临公司主张蔺管录系霍州煤电集团退休职工，以及适用原《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临汾市人社局201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1）004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被依法撤销后，临汾市人社局受理陈如意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仲裁裁决和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证人证言等在案相互印证证据，作出认定蔺管录为工伤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山西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程序合法，本院均予支持。关于襄汾县侯临公司主张临汾市人社局程序违法一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用人单位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并非必经程序。临汾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基于襄汾县侯临公司被吊销处于歇业状态的客观原因，采取在襄汾县侯临公司住所地门口张贴和经在工商部门查询得知襄汾县侯临公司“注销”信息后委托襄汾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向襄汾县侯临公司股东送达，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行终字第83号行政裁定后，查询得知襄汾县侯临公司虽被吊销，其权利主体仍存在的情形下，再次向襄汾县侯临公司公告送达，市人社局已尽送达责任，送达程序并无不当，未对襄汾县侯临公司的诉权产生实际影响。故襄汾县侯临公司主张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襄汾县侯临公司上诉称，1、被上诉人临汾市人社局2008年作出的已生效的临劳社公认字（2008）第0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程序错误，是案件的关键证据。上诉人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即“第三人起诉书、襄汾县人民法院（2008）襄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临汾市人民法院（2008）临民终字第00912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该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蔺管录的劳动争议及涉及赔偿的诉讼已按法定程序全部终结，被上诉人作出的1749号工伤认定是错误的。另外，该组证据还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蔺管录系劳务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明显认定错误。2、蔺管录是原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公司退休返聘人员，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人事管理，上班时间为上午8点。根据临襄公交事认[2005]35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蔺管录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05年12月9日早6点30分，不能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事故伤害。蔺管录系霍州煤电集团的退休职工，享受了退休待遇，不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综上，临汾市人社局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的临人社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原判对证据的采纳存在明显错误，应予撤销，并改判撤销临汾市人社局作出的临人社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被上诉人临汾市人社局答辩称，1、2012年9月26日襄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襄劳仲裁字（2012）第6号裁决书裁决：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2005年12月9日襄汾县交警大队第35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2005年12月9日6时30分，蔺管录在襄汾县古城镇京安村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蔺管录无责任。根据蔺管录生前好友张建科的证言，侯临公司早上7点开饭，饭后召开调度会议，蔺管录早上6点30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是在合理的上班时间，蔺管录生前工友关胜才、崔安柱的证言和陈如意提供的其他材料，证实蔺管录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蔺管录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且不负事故主要责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2、2011年12月27日临汾市人社局对陈如意提出的蔺管录工伤认定申请以超过受理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陈如意不服，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7月5日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临尧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认定“几年来原告一直就其丈夫工伤认定申请事宜主张权利信访的事实，不能视为原告的工伤认定超出受理时效”，撤销了临汾市人社局的不予受理决定。随后，陈如意向临汾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依法受理。在核实过程中，临汾市人社局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规定，受理陈如意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2年10月30日出具用人单位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在用人单位大门口张贴，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向临汾市人社局提交任何答辩材料，据此，临汾市人社局依据陈如意提交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决定。3、2012年12月11日临汾市人社局向襄汾县侯临公司邮寄工伤认定决定书，无人签收。2013年1月7日临汾市人社局又派专人送往襄汾县侯临公司，到达该公司后，仍无人签收。经向襄汾县工商局查询，襄汾县侯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襄汾县侯临公司是同一住所，同一法人。临汾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将该决定书张贴至襄汾县侯临公司住所地大门口（侯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襄汾县工商局于2013年1月23日提供的襄汾县侯临公司“企业档案信息卡”上显示该企业为注销状态，临汾市人社局委托襄汾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2月27日向襄汾县侯临公司的5名股东公告送达了2012临人社工认字第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而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临行终字第83号行政裁定书中查明该公司为“吊销”状态，经临汾市人社局多次反复核实后，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临汾市人社局出具了襄汾县侯临公司目前为“吊销”状态的证明材料。临汾市人社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公告送达的规定，于2019年1月25日在临汾日报向襄汾县侯临公司公告送达了2012第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山西省人社厅答辩称，上诉人不服临汾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向山西省人社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厅予以受理，临汾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相关证据。山西省人社厅经审查认为，蔺管录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蔺管录系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蔺管录无责任。在上诉人襄汾县侯临公司未举证的情况下，临汾市人社局向其下达工伤认定决定书。临汾市人社局作出的蔺管录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厅依据工伤认定条例作出维持临汾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原审第三人陈如意述称，临汾市人社局、山西省人社厅以及原审法院所作出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临汾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合法，山西省人社厅作出的晋人社行复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正确。襄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襄劳仲裁字（2012）第6号裁决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关胜才、张建科、崔安柱证明材料等证据，能够证实蔺管录生前与襄汾县侯临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蔺管录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蔺管录在该起事故中无责任的事实。临汾市人社局根据原审第三人陈如意的申请以及上述事实，依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编号为1749号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山西省人社厅受理襄汾县侯临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认为临汾市人社局2012年12月11日作出的编号为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据正确，遂作出维持工伤认定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襄汾县侯临公司提出“蔺管录生前与上诉人之间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以及蔺管录并非在上班途中所出车祸”的理由，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襄汾县侯临公司虽不认为蔺管录的死亡系工伤，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否定襄汾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襄劳仲裁字（2012）第6号裁决的效力，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上诉人该诉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襄汾县侯临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临汾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1749号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山西省人社厅作出的晋人社行复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襄汾县侯临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祥伟审判员  靳红萍审判员  梁 荣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