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9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宝明，男，195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益，福建闽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陈大镇德安工业区4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155582500B。 法定代表人：翁宝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其峰，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蒙古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上诉人余宝明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纺股份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4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宝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益，被上诉人三纺股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其峰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宝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44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给余宝明经济补偿金1895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纺股份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为“2010年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下称三纺有限公司）启动资产重组，是股权转让。2013年三纺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三纺股份公司，是企业名称变更。股权转让和企业名称变更不影响原劳动合同的履行，不存在用人单位变化问题，也不存在职工身份变化问题”,是认定事实错误。200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建省三明纺织厂(下称三纺厂)改制为三纺有限公司时,三纺有限公司将应支付给余宝明的经济补偿金折算成公司股权,由余宝明持股,并重新与余宝明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至此，三纺有限公司是由公司全体员工共同持有职工股的有限公司，余宝明也是三纺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2013年三纺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纺股份公司，余宝明持有的三纺有限公司的股权被收购，三纺股份公司股东仅为胡建忠、福建省闽申实业有限公司。由此，三纺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纺股份公司，非仅是股权转让，也非仅仅是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是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公司员工为共同股东变更为仅有两个股东；余宝明变为纯粹的劳动者。三纺股份公司是全新的用人单位。故原审认定不存在用人单位变化问题，也不存在职工身份变化问题，违背了事实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在对事实错误认定的基础上，适用《劳动合同法》中第三十三条等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判决不支持余宝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这在适用法律上亦属错误的。事实上，2013年三纺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纺股份公司，一方面，此次改制与2000年三纺厂改制为三纺有限公司时性质是一样的，原劳动合同终止，劳动者与新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作为新的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另一方面，三纺股份公司亦是有承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否则不会有三纺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系列报道之二称：《股权转让预约合同》中约定的“离退休人员预留费用”和“预留员工经济补偿金”也正在计算之中；更不会有至2018年4月三纺股份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呈递的书面文件材料附件中称：“应计算预留的费用”包含股权转让后的三纺有限公司（即指三纺股份公司)需要承接的各项费用债务，其中包括了“在册员工今后需要给付的补偿金”(以每月平均工资1458元计算，从2000年三纺厂改制至……)。在该时点，经济补偿金的月标准为1458元，显然是有特指对象，即是指2013年三纺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纺股份公司，原劳动合同终止时，三纺股份公司依法应支付的包括余宝明在内的原三纺有限公司员工之对象,否则此时的标准为3000元左右了。综上，2013年三纺有限公司改制为三纺股份公司，余宝明与三纺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终止，与三纺股份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应当适用法〔2013〕4号《最高院审理劳动案件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令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纺股份公司辩称，一、关于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2013年6月20日，三纺股份公司为加快企业的发展，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名称变更，并得到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将“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福建省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企业名称变更后，三纺公司全体职工（包括余宝明）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资待遇均无变化。为此，变更后的福建省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无需与余宝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有关规定余宝明的主张也不符合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经济补偿金应当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支付给职工，公司股权变更，不影响职工的工作权益，不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况且，余宝明于2017年5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办理了职工退休手续。职工退休,属于劳动合同所规定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二、关于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从法律层面而言，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但余宝明于2018年11月才提起仲裁申请，诉请2000年9月-2013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早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余宝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余宝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余宝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给余宝明经济补偿金18954元；2.由三纺股份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余宝明于1980年5月入职原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建省三明纺织厂工作。2000年9月，福建省三明纺织厂依法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为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依据改制方案，福建省三明纺织厂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余宝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身份置换金（经济补偿金）折算成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的股权，由余宝明持股，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重新与余宝明签订劳动合同。2010年9月，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启动资产重组，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2010年9月20日，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简报》资产重组系列报道之二称：《股权转让预约合同》中约定的“离退休人员预留费用”和“预留员工经济补偿金”也正在计算之中。2010年10月17日，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与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签订《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给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同时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余宝明三方签订《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书》，余宝明将其持有的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股权交由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收购，余宝明取得相应股权转让款。2010年12月15日，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6月20日，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为三纺股份公司。但原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并未与余宝明解除劳动合同，三纺股份公司也未与余宝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同年，三纺股份公司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退城入园”规划，与政府签订《土地收储合同》，决定将厂区整体搬迁至工业园区。2017年5月，余宝明在三纺股份公司办理退休。2018年4月23日，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余宝明等人一起到三明市委集体上访，反映企业搬迁日期不明确，影响部分职工享受经济补偿金等权利。三纺股份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其呈递的书面材料之“三纺公司上访职工的主要诉求及责任分解”中称：2010年的股权转让属承债式转让，转让价格设计为“预定交易总价”和“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预定交易总价”在扣除“应计算预留的费用”后，再确定“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该“应计算预留的费用”其中包括在册员工今后解除劳动关系可能需要给付的补偿金1800多万元（以每月平均工资1458元计算，从2000年三明纺织厂改制至2010年8月底为时间节点），该可能需要给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特指对象，只有出现需要支付情形时才需要支付，由股权转让后的三纺股份公司承付。也就是股权整体转让后，可能存在的解除劳动合同给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是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的一个预算扣减因素，并非实际预留补偿金现金。2018年4月25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履行2018年4月25日答复内容的函》称：“三纺股份公司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2018]19号专题会议精神，于2018年4月25日书面答复：同意纪要建议的2018年9月9日作为搬迁截止日，该截止日也作为公司与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时间，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前将依法需要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一次性支付给员工。”2019年1月14日，因三纺股份公司未支付给余宝明经济补偿金，余宝明等人向三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给余宝明自2000年9月起至2013年6月止，每月按1458元计算的经济补偿金。2019年1月18日，三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余宝明等人已经于2017年12月1日前退休或离职，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为由，作出明劳人仲不（201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余宝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2000年福建省三明纺织厂改制为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情形，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同时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身份置换金。2010年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启动资产重组，是股权转让。2013年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三纺股份公司，是企业名称变更。股权转让和企业名称变更依法不影响原有劳动合同的履行，不存在用人单位变化问题，也不存在职工身份变化问题。余宝明请求支付的是2000年9月至2013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请求支付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时的经济补偿金。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规定的“预留员工经济补偿金”“应计算预留的费用”是预留今后解除劳动关系可能需要给付的补偿金。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今后存在劳动关系解除事实，二是需要给付经济补偿金。是否需要给付经济补偿金，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施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是劳动合同被解除或终止，且需依法支付。本案不存在劳动合同被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致使劳动合同被终止的情形。2017年5月余宝明在三纺股份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因退休致使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律没有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并没有规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公司因股权整体转让或企业名称变更而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2018年9月9日三纺股份公司厂区搬迁，是余宝明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此时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基础。至于本案余宝明的请求是否超过申请仲裁时效，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因此，余宝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余宝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余宝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元，由余宝明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关于三纺股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给余宝明经济补偿的问题。 本案中，余宝明在退休之前与三纺股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余宝明系劳动者，三纺股份公司系用人单位。余宝明于1980年5月入职原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建省三明纺织厂工作。2000年9月，福建省三明纺织厂依法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为福建省三明纺织有限公司。依据改制方案，福建省三明纺织厂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余宝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身份置换金（经济补偿金）折算成三纺有限公司的股权，由余宝明持股，三纺有限公司重新与余宝明签订劳动合同。此时，余宝明与三纺有限公司存在二重关系，其一是余宝明系三纺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二是余宝明是三纺有限公司的职工。2010年9月，三纺有限公司启动资产重组，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2010年10月17日，三纺有限公司与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签订《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将公司股权整体转让给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同时三纺有限公司、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余宝明三方签订《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书》，余宝明将其持有的三纺有限公司股权交由永安闽中物资燃料公司收购，余宝明取得相应股权转让款。2010年12月15日，三纺有限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6月20日，三纺有限公司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为三纺股份公司。但原三纺有限公司并未与余宝明解除劳动合同，三纺股份公司也未与余宝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此时，余宝明因出让三纺有限公司的股权，丧失了股东身份，但仍与三纺股份公司保持劳动关系。因用人单位的股权转让和企业名称变更，未改变余宝明的劳动岗位、工作内容、劳动地点、劳动强度、工资报酬或相关福利等，故不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余宝明请求三纺有限公司因股权整体转让而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000年9月至2013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三纺股份公司是否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应作如下理解：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过失性辞退、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致使劳动合同被终止的情形。本案中，2017年5月,余宝明在三纺股份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其在履行与三纺股份公司的劳动合同过程中未出现三纺股份公司作为用人单位需要向余宝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事由，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因股权整体转让或企业名称变更后继续履行原有的劳动合同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余宝明要求三纺有限公司因股权整体转让而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000年9月至2013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有约定“预留员工经济补偿金”“应计算预留的费用”，但该费用是预留今后解除劳动关系可能需要给付的补偿金；三纺股份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其呈递的书面材料之“三纺公司上访职工的主要诉求及责任分解”中称：2010年的股权转让属承债式转让，转让价格设计为“预定交易总价”和“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预定交易总价”在扣除“应计算预留的费用”后，再确定“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该“应计算预留的费用”其中包括在册员工今后解除劳动关系可能需要给付的补偿金1800多万元（以每月平均工资1458元计算，从2000年三明纺织厂改制至2010年8月底为时间节点），该可能需要给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特指对象，只有出现需要支付情形时才需要支付，由股权转让后的三纺股份公司承付。也就是股权整体转让后，可能存在的解除劳动合同给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是确定“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的一个预算扣减因素，并非实际预留补偿金现金。2018年4月25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履行2018年4月25日答复内容的函》称：“三纺股份公司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2018]19号专题会议精神，于2018年4月25日书面答复：同意纪要建议的2018年9月9日作为搬迁截止日，该截止日也作为公司与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时间，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前将依法需要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一次性支付给员工。”即三纺股份公司于2018年9月9日因厂区整体搬迁至工业园区，因劳动地点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三纺股份公司才需要向该类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而三纺股份公司厂区搬迁是在余宝明退休之后发生的，此时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余宝明无权据此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院认为，余宝明系因正常办理退休手续而与三纺股份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其无权要求用人单位因股权转让或企业名称变更后继续履行原有的劳动合同而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余宝明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余宝明以三纺有限公司因股权整体转让及企业名称变更为三纺股份公司，原劳动合同终止，三纺股份公司与余宝明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且三纺股份公司亦有承诺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由，要求三纺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宝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宝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金德 审 判 员 林炬火 审 判 员 吴树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黄莉花 书 记 员 王晓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