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3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郁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法定代表人：黄树佳，该管理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雅婵，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琪，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云，女，汉族，1977年11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锋，男，汉族，1979年8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上诉人郁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以下简称“大堤管理处”）因与被上诉人余永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郁南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2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堤管理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中，大堤管理处增加上诉请求：请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及判决错误。一、原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协议显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是一份无效的协议书，因为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协议书前，协议书所约定的6卡铺位已由上诉人出租给第三方。当时约定的租金超过600元每卡，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里面所约定的借款金额30万元，按照20年计算,平均每卡的收益是200元至210元，远远低于当时铺位租金的实际价值。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该份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协议，应当予以解除。二、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转租的行为显属错误。2007年2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一次性向被上诉人借入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被上诉人获得上诉人位于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的铺位使用权作为偿还的本息，有效期从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27年3月1日共贰拾年。期限内铺位所有权属上诉人，铺位使用权归被上诉人。期满后，被上诉人借出款项全额抵销，并确保移交回上诉人的铺位设施功能齐全。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将约定的款项叁拾万元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将铺位移交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移交的铺位后，在未征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铺位转租给第三方使用。显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形式上是借贷合同关系，但协议书中约定的条款实际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租赁合同关系，即上诉人将所属的铺位出租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租金给上诉人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将铺位转租的，应当征得上诉人的同意，但被上诉人在未征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将铺位转租给第三人使用。被上诉人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鉴此，上诉人可解除合同。原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亦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转租的行为有违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没有认定被上诉人违法转租的行为显属错误，应予纠正。为此，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补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实际上是租赁合同，协议书约定将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的铺位的20年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20年的使用费给上诉人，由此可见，该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对租赁合同的定义。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判决被上诉人返还铺位给上诉人。处理合同纠纷的前提，应当是先审查合同的效力，只有在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才存在解除的条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再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2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只经职工会议讨论决定，没有进行审批评估程序，因此违反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因此应当确认该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余永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证据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谢超华租赁合同纠纷案（2017）粤5322民初871号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黄美芬租赁合同纠纷案（2017）粤5322民初1244号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陈树权租赁合同纠纷案（2018）粤5322民初549号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陈树权租赁合同纠纷案（2019）粤53民终94号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黄美芬租赁合同纠纷案（2019）粤53民终866号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5份判决书。以上案件都是因涉案租户拒交房租而被被上诉人诉至法院，其中涉案租户黄美芬、陈树权的案件经历了一审和二审，涉案租户均以《借款协议书》无效和被上诉人无权转租为由抗辩，但两审都以被上诉人胜诉告终，以上5份判决书横跨2年的审理，足以证明两审法院对案情非常了解，故此，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很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涉案《借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借款协议书》合法有效。1.根据协议书内容第一段“为妥善化解经济压力，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经处领导班子研究，并提请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讨论，都城大堤管理处决定……”，合同开头已说明借款事由，且经过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讨论后作的决定，通过借款化解经济压力，因此合同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相反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遭遇经济困难时给予大力帮扶，有恩于上诉人，而上诉人在经济压力化解后，在最近经济形势好转后，正当被上诉人遭遇全部涉案租户拒交铺租时，反而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单方面撕毁合同、背信弃义，有违社会道德。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很片面、很乐观的计算20年毫无任何风险、每个月不间断的租金收益，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并与事实严重背离，且此言论缺乏证据支持，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实际上被上诉人依法取得涉案铺位使用权后付出很多成本和承担巨大经济风险。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只有2倍的利润不算多，且被上诉人在2007年是一次性支付30万元现金借款，而不是分期付款，如果被上诉人当时用30万元去买地皮现在已经升值十几倍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没有全面认识和充分计算到人工管理、租户服务、工商税务、水电维护维修、铺位房屋维护维修等成本，以及经济低迷或者镇区中心人气旺地的转移、租户退租、租户拒交铺租、铺位闲置等以及各种未知经济风险。从被上诉人提交的5份判决书足可证明涉案铺位确实存在巨大经济风险和法律成本。以事实为例，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涉案铺位的全部租户拒交房租还霸占铺位继续经营和收益，被上诉人无奈之下为这三个案件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诉讼，疲于奔命，特别是黄美芬租户，从2016年8月31日开始拒交铺租也拒腾退铺位，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诉至法院，至2019年9月29日才二审终结，被上诉人虽然两审都胜诉，但3年多以来从未收到黄美芬交来任何铺租，被租户拖欠长达3年多的铺租，在本县实属罕见，可见涉案铺位经济风险之巨大。三、假设认定双方为借贷合同纠纷，则未出现解除合同的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书》，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资金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作为偿还本息的方式，被上诉人依法获取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有效期限是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27年3月1日止。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是属带租转让。双方自愿签订《借款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借款协议书》第三条只约定“同时协议期限内若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导致铺位无法正常使用”作为提前解除合同的条件，并没有约定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转租作为提前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违约责任，因此，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约定。四、假设认定为铺位带租约转让使用权纠纷，则被上诉人不可能以第一承租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就不可能存在转租的情况。《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2月13日，但上诉人在此前已分别与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签订租赁合同并交付使用。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不应再认为是租赁协议，而应认定为铺位使用权转让(带租约)协议。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由于有关铺位在本协议前甲方已租给第三者使用，故在原租赁协议期内，该铺位带租约转让使用权，乙方所收取的租金不得超过原协议规定;也可与原租赁者协商解决”。因此，在2007年3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期间，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等人才是第一承租人，被上诉人不可能以第一承租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就不可能存在转租的情况。被上诉人享有的是按上诉人与承租人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签订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权利。2011年9月1日后，由于被上诉人已取得涉案铺位的使用权，出租作为使用方式的一种，因此，被上诉人取得涉案铺位使用权后将其出租也不是基于第一承租人的身份，而是其取得使用权后的一种处分方式，用于收回借款的本金、利息和经营增值。五、假设认定为租赁合同纠纷，那么被上诉人的转租行为具有必然性，是在《借款协议书》的约定范围内，而且是再次经过上诉人书面同意的。1.被上诉人的转租行为具有必然性，而且是在《借款协议书》的约定范围内。根据双方在2007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第二条：“二、由于有关铺位在本协议前甲方已租给第三者使用，故在原租协议期内，该铺位带租约转让使用权，乙方所收取的租金不得超过原协议规定；也可与原租赁者协商解决。”很明显被上诉人在《借款协议书》生效后即成为了第一承租人，涉案铺位中的带租约转让的原租户即由原来的第一承租人转变成第二承租人，被上诉人立即取得向涉案原租户收取租金的权利，为此，转租的事实很自然发生，而且是必然发生的，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上诉人是在《借款协议书》里已经同意转租，或者说是默许转租行为的发生。事实上，被上诉人从2007年3月就开始行使向涉案带租转让的原租户收取租金的权利，被上诉人的转租行为至今已接近12年，上诉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2.被上诉人的转租行为也经过上诉人的书面同意。根据2011年6月21日上诉人发出的《通知》内容载明：“请贵商号提前做好租赁准备，若要续租请在7月5日前与新业主余永云联系”，充分说明上诉人书面同意被上诉人可以作为第一承租人与涉案原带租转让的租户续约，继续行使作为转租人的收租权利。3.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5份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已查明涉案铺位在2003年至2019年16年期间分别进行过多次转租，上诉人知道也应当知道转租行为的存在却从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特别是被上诉人与涉案租户黄美芬租赁合同纠纷案（2017）粤5322民初1244号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1页倒数第5行显示，上诉人作为第三人于2018年2月7日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无论是认定哪一种关系和理由，上诉人要求解除《借款协议书》的理据都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堤管理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大堤管理处、余永云双方于2007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2.请求判令余永云将位于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的铺位返还给大堤管理处。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永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铺位于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权属人为郁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2002年新建，座落于郁南县********，房屋所有权性质为全民，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来源划拨，层数贰层。2007年2月13日，大堤管理处（甲方）为妥善化解经济压力，促进单位和谐发展，经研究决定，以自由权属的商铺使用权为偿还条件，向社会人士借入现金解困为由，与余永云（乙方）协商，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约定：“一、甲方现一次性向乙方借入现金叁拾万元。乙方获得甲方位于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的铺位（即原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的承包租赁房屋范围）使用权作为偿还的本息，有效期从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27年3月1日止，共贰拾年。期限内铺位所有权属甲方，铺位使用权归乙方。期满后，乙方借出款项全额抵销，并确保所移交回甲方的铺位设施功能齐全。二、由于有关铺位在本协议前甲方已租给第三者使用，故在原租赁协议期内，该铺位带租约转让使用权，乙方所收取的租金不得超过原协议规定；也可与原租赁者协商解决。三、协议期限内，乙方有义务确保铺位合法使用，且不得改变铺位主体结构，大规模装修须经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依法追讨相关责任；同时协议期限内若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导致铺位无法正常使用，则由甲方负责偿还按年限比例的剩余借款本金。若甲方违约，则需赔偿乙方双倍借款，及装修改造费用。……”合同签订后，余永云将约定的借款30万元转账方式交付给大堤管理处，余永云获得大堤管理处所有的位于郁南县******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第四卡、第六卡、第七卡的铺位使用权，之后，余永云将这些铺位先后出租给他人承租并收取租金。大堤管理处于2011年6月21日向黄美芬、潘锡莲、岑灿权（案外人）发出《通知》，载明：我单位地处都城大堤路属于《郁南都城大堤管理处商铺》第1、2、3、4、6、7共六间铺位的20年使用权于2007年2月13日已转让给余永云女士，且你与本单位的铺位租用协议将于2011年8月31日终止。请贵商号提前做好租赁准备，若要续租请在7月5日前与新业主余永云联系，地址：都城镇北郊五路1号卓成广告，电话：138*****777。案外人（租户）曾群星、案外人潘锡莲、余永云黄美芬在通知上签名确认。另查明，2003年7月30日，大堤管理处与岑灿权签订了《租赁房屋合同》，将位于大堤路铺位第一至三卡首层、二层及第四卡二层，租期是2003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止，在岑灿权租赁期间，其将经营的上述房屋转租给曾群星（陈树权的妻子），并在2007年5月31日由岑灿权的另一合作人谢显宗与曾群星签订了《碧绿坊茶舍转让协议》，转租到期后，曾群星继续与余永云签订合同租赁到2014年8月31日止，曾群星与余永云双方续签的合同到期后，余永云与陈树权双方经过协商，余永云于2014年9月1日将已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原大堤管理处位于大堤路铺位第一至三卡首层、二层及第四卡二层（即现陈树权经营的酒检酒业铺面的使用范围）转租给陈树权使用。租赁时间从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即3年）。2003年8月1日，大堤管理处与案外人何锦云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将都城镇大堤路大堤铺位第4卡及该处1至16卡铺位的全部天面租给何锦云，租期为2003年9月至2011年8月31日（即8年）止。2004年10月28日案外人何锦云将承租该铺位及全部天面承租的租赁权转让给黄美芬。黄美芬承租后，由其对该地段进行经营，至承租期满（即2011年8月31日）。在黄美芬与大堤管理处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前，2011年8月16日，黄美芬与余永云签订了该地段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从2011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5年，约定租金每月2500元（出租税、税款由承租人缴纳），每月10日前缴清，逾期缴交每天加罚30元滞纳金，超过2个月不交，出租方有权中止合约，收回商铺。2016年9月1日后，该铺位仍由黄美芬经营，但其并未与余永云签订租赁合同。余永云取得上述位于大堤路铺位第六卡、第七卡铺位使用权后，于2011年8月10日与潘锡莲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从2011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因经营问题，潘锡莲租赁的上述铺位于2012年9月停业。余永云在2012年9月15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又分别与邱桂连、谢超华、余锋、姚远之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上述铺位出租。最后一份租赁合同为与姚远之签订的合同，合同期自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余永云与案外人黄美芬因租赁合同发生纠纷，于2017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2017）粤5322民初1244号]，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了大堤管理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大堤管理处负责人黄树佳于2018年11月16日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大堤管理处与余永云签订《借款协议书》，由余永云向大堤管理处出借资金而大堤管理处向余永云提供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作为偿还本息的方式，余永云依法获取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有效期限是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27年3月1日止。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包括涉案铺位在内的使用权是属带租转让。大堤管理处、余永云自愿签订《借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大堤管理处认为其与余永云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实际上属租赁合同关系，并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2月13日，但大堤管理处在此前已分别与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签订租赁合同并交付使用。因此，大堤管理处与余永云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不应再认为是租赁合同，而应认定为铺位使用权转让（带租约）合同。合同中第二条约定“由于有关铺位在本协议前甲方已租给第三者使用，故在原租赁协议期内，该铺位带租约转让使用权，乙方所收取的租金不得超过原协议规定；也可与原租赁者协商解决”。因此，在2007年3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期间，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等人才是第一承租人，余永云不可能以第一承租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就不可能存在转租的情况。余永云享有的是按大堤管理处与承租人岑灿权、黄美芬、潘锡莲签订的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权利。2011年9月1日后，由于余永云已取得涉案铺位的使用权，出租作为使用方式的一种，因此，余永云取得涉案铺位使用权后将其出租也不是基于第一承租人的身份，而是其取得使用权后的一种处分方式。本案中，大堤管理处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借款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大堤管理处要求解除《借款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大堤管理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大堤管理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余永云提交了以下证据：一、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7）粤5322民初871号（涉案商户谢超华租赁合同纠纷案）；二、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5322民初1244号（涉案商户黄美芬租赁合同纠纷案）；三、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53民终866号（涉案商户黄美芬租赁合同纠纷案）；四、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5322民初549号（涉案商户陈树权租赁合同纠纷案）；五、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53民终94号（涉案商户陈树权租赁合同纠纷案），均拟证明上述案件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转租事实的存在，2017年10月10日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出庭参加诉讼，上诉人知道也应当知道被上诉人转租事实的存在。上诉人大堤管理处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大堤管理处与被上诉人余永云签订《借款协议书》，由余永云向大堤管理处出借资金30万元，而大堤管理处向余永云提供涉案铺位的使用权作为偿还本息的方式，余永云获得涉案铺位的使用权，使用期限是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27年3月1日止。由此可见，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名为借款，实为租赁，双方之间确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租赁期限为20年。本案合同纠纷实质为租赁合同纠纷。大堤管理处在二审诉讼中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无效，而大堤管理处在一审的起诉请求是解除合同并返还铺位，故大堤管理处的上诉请求已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作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程序中的争议焦点为：大堤管理处与余永云于2007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是否应予以撤销。大堤管理处认为其与余永云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期限为20年，平均每卡铺位每月的收益仅为200元至210元，远低于协议签订时铺位的实际租金，该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无效协议，应当予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大堤管理处与余永云未能协商一致解除《借款协议书》，且大堤管理处请求解除《借款协议书》的主张也不符合上述法律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大堤管理处该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大堤管理处还认为余永云未经其同意擅自转租涉案铺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大堤管理处可解除合同。本院认为，余永云与大堤管理处签订《借款协议书》取得涉案铺位的使用权之后，大堤管理处于2011年6月21日向铺位的实际承租人发出通知，请实际承租人如要续租则与余永云联系，可见大堤管理处同意余永云可以作为第一承租人与涉案原带租转让的租户续约，行使转租人的权利。大堤管理处以余永云未经其同意擅自转租涉案铺位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郁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郁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晓红审判员  陈 阳审判员  董振南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李雨霏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