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3民初6303号原告：渝中区卡伊蔻儿服饰设计工作室，经营场所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102号,组织机构代码L22373900。经营者：许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敏，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增会，女，197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原告渝中区卡伊蔻儿服饰设计工作室（以下简称卡伊蔻儿工作室）与被告胡增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卡伊蔻儿工作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被告胡增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卡伊蔻儿工作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不存在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不需要向被告支付赔偿金2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因被告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不符合支付赔偿金的情形。被告在仲裁申请书和仲裁庭审过程中均陈述是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也自认是原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虽然上述两份文书是重庆贝可礼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可礼服公司）加盖的公章，但在当时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均认可是许超，即原告的经营者。被告在仲裁庭审过程中举示的与贝可礼服公司签订的上述两份材料，及与原告签订的员工欠发工资发放协议共同作为证据举示，事实上认可了两家公司代表一家，贝可礼服公司的行为可以代表原告的行为，故劳动合同书、通知书系原告出具，被告签订上述文书的本意就是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和终止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系协商一致解除，不属于支付赔偿金的情形。被告胡增会辩称，被告在2014年11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担任车工一职，入职时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于2017年3月1日因原告拖欠被告的社保，双方补签了一份劳动合同，2018年10月18日因原告多次拖欠被告工资以及社保，双方签订了《员工欠发工资发放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就把所有员工放了，之后没有安排被告继续上班，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拖欠被告的工资。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不认可该通知书，被告认为原告的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日，胡增会进入卡伊蔻儿工作室工作。2018年10月18日，卡伊寇儿工作室与胡增会签订《员工欠发工资发放协议》，约定公司自2017年末开始有运营周转问题出现，员工工资及社保未能及时发放，员工胡增会未发放工资如下：2017年11月工资4417元,2017年12月工资3879元,2018年3月工资3269元,2018年8月工资3632元（此笔工资在2018年10月内补发），2018年9月工资3262.5元，2018年10月工资3280元（此二笔工资在2018年11月份发完）。2017年3月、4月医保补发金额693元，2018年8月、9月、10月未交社保在2018年10月20日前补清。以上6个月未发工资在2019年2月5日前全部补发给员工。卡伊寇儿工作室负责人许超、胡增会在该协议上签字，卡伊寇儿工作室加盖公章。2018年11月30日，贝可礼服公司向胡增会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胡增会同志：2017年3月1日与甲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现因劳动合同期满，公司与员工协商一致，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请您于2018年11月30日前到您所在的单位办理离职交接手续。”胡增会于2018年12月3日在该通知书上签字确认收到该通知书。2020年1月7日，贝可礼服公司和卡伊蔻儿工作室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贝可礼服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何川（2015年3月31日-2019年5月29日），何川与卡伊蔻儿工作室的经营者许超为夫妻关系，2019年5月29日前贝可礼服公司与卡伊蔻儿工作室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许超。因卡伊蔻儿工作室为个体工商户，按照重庆社保政策，养老保险若为企业（包括有限公司）购买，企业缴存比例为19%，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养老保险若为个体工商户购买，由雇主和雇工共同按缴费基数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雇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与企业职工相同，即个体工商户缴存比例为12%，雇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且个体工商户的养老保险需在街道购买。许超是基于更有利于员工社保缴存的方面考虑，故由贝可礼服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2019年5月29日前贝可礼服公司与卡伊蔻儿设计工作室都由许超实际控制，贝可礼服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都可以代表是卡伊蔻尔设计工作室的行为，且员工是知晓并认可的。”2019年5月5日，胡增会以许超（卡伊蔻儿工作室）为申请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卡伊寇儿工作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8000元。仲裁庭审中，卡伊寇儿工作室陈述其与胡增会签订《员工欠发工资协议》时，并未与胡增会解除劳动关系，是因为单位经营困难，没有业绩做，给员工放假，员工若在此期间找到新的工作单位，按照自动离职处理。该委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9）第108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许超（卡伊蔻儿工作室）向胡增会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000元。卡伊蔻儿工作室对该裁决书不服，遂以本案诉讼请求诉至本院。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胡增会陈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原因系卡伊寇儿工作室提出让胡增会不再上班了。卡伊寇儿工作室认为2018年10月18日因其经营困难，故暂时给胡增会放假，后因2018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故以贝可礼服公司的名义向胡增会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被告一致确认胡增会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00元/月。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于2014年11月1日进入原告处，双方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10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员工欠发工资发放协议》后被告未再到原告处工作。现双方对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及时间有争议。被告陈述是因原告在2018年10月18日告知其不再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就此解除。原告陈述因经营困难，是暂时给被告放假，后因劳动合同到期，被告提出要补缴社保、转移社保才以贝可礼服的名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因合同到期解除。被告陈述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系原告提出解除，且该解除行为违法，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要求原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结合被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系由原告提出解除，故双方劳动关系应视为因原告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员工欠发工资发放协议》后，被告未再到原告处工作，故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庭审中，原告认为其经营者与贝可礼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故贝可礼服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贝可礼服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可代表原告，但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系卡伊寇儿工作室与被告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原告以贝可礼服公司的名义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本院认为，因卡伊寇儿工作室与贝可礼服公司系不同的用工主体，即使是关联企业，贝可礼服公司也不能代替卡伊寇儿工作室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原告劳动关系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00元，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已满3年6个月不足4年，原告应当支付被告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即14000元（3500元/月×4个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渝中区卡伊蔻儿服饰设计工作室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被告胡增会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000元；驳回原告渝中区卡伊蔻儿服饰设计工作室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渝中区卡伊蔻儿服饰设计工作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阳元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萌萌书 记 员 彭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