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1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1，山西省交口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口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山西省交口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口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宋×2，山西省交口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口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3，介休市西南街道法律服务所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4，山西省交口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交口县水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宋×1、高×、宋×2因与被上诉人宋×4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2019）晋1130民初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1，高×，宋×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3，被上诉人宋×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1、高×、宋×2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2019)晋1130民初734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宋×4非本案适格主体。彩礼赠送及接受的对象是特定的,赠与的目的也是特定的,只有特定的上诉人宋×1与宋东栋以订婚为目的将该彩礼的赠与才为婚约财产。足以说明婚约财产具有明显的专属性,是订婚男女双方因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因此其诉讼主体应是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未综合考虑本案整体情况,判决上诉人返还48000元不当。1.2017年8月24日上诉人宋×1与上诉人之子宋东栋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长达一年半之久,在共同生活期间上诉人怀有身孕时,宋东栋却未能够给予上诉人呵护与关爱,征求其意见时宋东栋也并无任何表示,上诉人无奈之下才终止妊娠,后期宋东栋也未给予上诉人任何形式的嘘寒问暖,给上诉人的身心均造成巨大的伤害,并因此产生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开支,足以看出宋东栋对上诉人及其腹中的孩子未能尽到相应责任,对双方关系的破裂有明显的过错。2.该48000元的给付时间为订婚当日,其目的是对订婚日单纯的赠与行为,如果将该赠与行为视为以让双方与其结婚为目的的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一个衡量、维持婚姻关系的砝码,不仅改变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也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被上诉人也未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婚前赠与是以办理婚姻登记为条件的,并且该赠与也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故该笔金额不应当返还。3.即便依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及其引用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48000元也是不当的。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6月《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到“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针对的是双方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未婚男女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法院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数额等确认。所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本意是针对婚约阶段发生的纠纷,并非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在本案中,上诉人与宋东栋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并曾为宋东栋怀有身孕,应不予返还。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宋×2、上诉人高×返还48000元明显不当。48000元并未支付于上诉人宋×2、高×,48000元也一直由上诉人宋×1及宋东栋所支配使用,在二人共同生活后,该笔款项也已转化为二人的共同生活财产也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上诉人宋×2、高×既不是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也没有实际使用支配该笔钱财。另外本案的案由基于婚约关系,二上诉人既不是婚约的相对人,亦不属于接受货币方。故判决上诉人一并承担既无法律依据亦无事实依据。宋×4辩称，一、其是给付彩礼的当事人，其有权提起返还财产的诉讼，是完全适格的当事人。中国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也大都是父母代送代收，且多为家庭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中也明确提出：在实际生活中男女双方的父母或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的诉讼当事人，因此由当事人父母或本人起诉的，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抗辩时，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其是适格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宋×1怀孕以及终止妊娠宋东栋并不知情，是事后才知道的，也曾从工作地返回照顾宋×1一个月，但之后宋×1便提出解除同居关系。2、其给上诉人三人给付彩礼并非赠予行为，目的是为了宋东栋与宋×1结婚组建家庭，但双方同居一段时间后宋×1一直不愿意办理结婚登记。3、双方解除同居关系虽然是办理结婚后一年半左右，但双方同居后宋东栋一直在重庆工作，双方实际共同生活时间不足三个月。三、一审判决三上诉人返还彩礼是正确的。宋东栋与宋×1订婚时，其将彩礼给了上诉人宋×2与高×，宋东栋与宋×1解除同居关系时未对彩礼做处分，而且宋×1也答应退还彩礼。宋×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因儿子宋东栋的婚事而支付给三被告的彩礼、对礼等财物8388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4日，原告宋×4之子宋东栋与被告宋×1举办了民间婚礼。举行婚礼前原告向被告方支付彩礼48000元，并依据交口县风俗习惯向被告支付搬花糕钱、耍耍钱、对礼钱等费用。除上述费用外，原告之子宋东栋于2017年8月15日向宋×1汇款80000元，同日原告宋×4向宋×1汇款24400元，宋东栋于2017年8月23日向宋×1汇款3000元，以上共计10.74万元。宋东栋与宋×1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宋×1妊娠七周后于2018年1月16日做人流手术，后宋东栋与宋×1因各种原因产生矛盾后分居，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8年12月2日宋东栋与宋×1签订离婚协议，协议中二人对10.8万元及其他共同财产、债务作出处理。之后，原告通过各种方式与被告方协商退还彩礼、搬花糕、耍耍钱等，被告拒不退还，遂产生此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宋×4之子宋东栋与被告宋×1婚后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宋×4给付的彩礼根据宋东栋与宋×1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依法应予以返还；原告请求的搬花糕钱、耍耍钱、对礼钱结合交口本地风俗习惯不予支持。原告及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关于24400元属于彩礼并非包括在宋东栋个人支付宋×110.8万元之内的意见，根据现有证据显示24400包括在10.8万元内，并由宋东栋与宋×1二人协议处理，故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支付被告彩礼为48000元而非73400元；被告及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结合中国父母代送彩礼的传统习俗，宋东栋父亲宋×4作为原告是适当的，被告代理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宋东栋与宋×1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支出及宋×1看病支出应予从彩礼中扣除的意见，鉴于宋×1已与宋东栋协议处理二人之间财产、债务等问题，并非本案返还彩礼的处理范围，故该意见不予采纳。判决如下：一、被告宋×2、高×、宋×1应自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告宋×4返还人民币48000元整；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由被告宋×2、高×、宋×1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三份，证明在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5日、2017年12月20日宋×1给宋东栋三次转账共计11760元；提供五张电子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8年12月2日、2018年12月18日分五次宋×1给宋东栋转账50000元。上述证据拟证明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存在共同生活开支以及转账行为。被上诉人宋×4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在一审中出示过，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是履行宋东栋与宋×1之间签订的协议内容，支付宝转帐与本案没有关联。宋×4提交了山西省××县的证明，拟证明其因支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上诉人对该证明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件，仅有村委盖章，对真实性不认可。而且村委也不知道被上诉人欠款情况及结婚花费情况，因此对该证据不应认可。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时已经出示，且其中宋×1于2018年12月支付给宋东栋50000元的事实，与一审中宋×1的陈述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被上诉人宋×4提供的证据，因该证据系村委及村民小组提供，并无具体承办人的签名，且该证明办理婚事支出相关费用四十余万元，现有外债十万余元，没有相关的证据印证，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同时查明，在2018年12月2日宋东栋与宋×1解除同居关系并对10.8万元以及其他财产、债务作出处理后，宋×1通过电子银行给宋东栋转款50000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宋×4为其子宋东栋与宋×1缔结婚姻关系，在双方订婚时向上诉人宋×1、高×、宋×2支付48000元作为彩礼，双方同居一段时间后又分开，未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其支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宋×4及上诉人高×、宋×2是否为本案适格当事人以及48000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的诉讼当事人。根据该意见，上诉人高×、宋×2以及被上诉人宋×4均可成为本案的当事人。同时该答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双方同居前，被上诉人宋×4及其子宋东栋共支付给宋×1及其父母155800元，双方共同生活后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宋东栋与宋×1仅针对其中的10.8万元做了处分，未针对本案所涉48000元做出处分，现宋×4提出对该48000元处分的意见应予支持，但考虑上诉人宋×1在同居期间经历怀孕、流产以及与宋东栋解除同居关系时，除按约定支付给宋东栋40000元外，还多支付给宋东栋10000元，故应对该10000万元予以剔除，即应由宋×1、高×、宋×2返还宋×4彩礼款38000元。综上所述，宋×1、高×、宋×2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未充分考虑上诉人一方返还财产的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2019）晋1130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宋×1、高×、宋×2自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宋×4返还人民币38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宋×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宋×1、高×、宋×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艳丽审判员 刘雅婷审判员 李云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艳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