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山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2号楼A座105室。法定代表人：孙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北京理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凡，北京理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利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19号1号楼101室。法定代表人：韩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民，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山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利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吴晓凡，被上诉人金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2.由金利宝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忽略本案基本事实发生的时间点，淹没重要事实。郑长利以山泉公司的名义与金利宝公司签订转租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8月25日，金利宝公司交付郑长利585万元空白抬头支票的时间是2012年9月21日，严重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最迟付款时间。郑长利出具的收条为手写无签章，款项实际入账到郑长利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三义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义春公司）账户，山泉公司未收到款项，金利宝公司没有向山泉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郑长利提交的山泉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及公证书均系签订转租合同后由郑长利与金利宝公司串通制作的。山泉公司从未授权郑长利代表公司签约，如果有授权，585万元款项就不会被郑长利侵吞。二、本案是两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合同利益纠纷，没有政府行为的因素，金利宝公司企图用中储粮项目掩盖其根本违约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形成金利宝公司有政府行为背书的“事实”，有失公允。三、一审判决对金利宝公司未支付合同对价款不构成违约的认定错误。首先，金宝利公司支付的585万元是金宝利公司与郑长利等三个股东沟通好支付到三义春公司账户，按照双方签订的转租合同第六条约定，款项应支付到山泉公司账户，如变更支付账户，应按照转租合同第七条，以书面形式确认变更，并经农村合作信用社签证。未经三方协商即变更此条款，把款项达到三义春公司账户，属于无效法律行为，也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其次，合同约定2012年6月30日前支付最后一笔款项1200万元，山泉公司每年都向金利宝公司主张支付1200万，但至今金利宝公司仍然没有支付，构成违约，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再次，北京市规划局批复两年内有效，过了有效期就失效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中储粮库搬迁的问题，但目前搬迁已经不存在。最后，郑长利与另外两位股东将585万元转到三义春公司账户涉嫌侵占公司财产罪，另外600万元中的15万元给了金利宝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属于商业贿赂，因两项涉嫌犯罪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据有关规定移送相关部门。金利宝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2011年8月25日，山泉公司授权黎薇律师、总经理郑长利与金利宝公司、小水峪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山泉公司将从小水峪村经济合作社租赁的土地以总价款1800万元转租给金利宝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前协商时，金利宝公司明确告知本合同项目涉及政府工程，山泉公司收取土地转租费应开发票，山泉公司同意。合同签订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婷与另三位包括郑长利在内（合计持股74%）的股东发生纠纷。山泉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对土地转租、付款问题做出了决议，并进行了公证。总经理郑长利提供了公证书，要求金利宝公司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6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支付585万元）。金利宝公司已准备好剩余转租款，是郑长利告知因法定代表人王婷拒绝提供发票，剩余1200万元转租款可暂停支付。二、金利宝公司接受转租土地，为中储粮迁址项目申报审批做了大量工作，跑了北京市、密云县几十个政府部门、支出各项规费2000多万元，现该土地性质已由农村集体荒滩转变为金利宝公司名下的仓储建设用地，土地价值大幅度升值。现转租土地由金利宝公司经营使用多年。2018年7月，山泉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土地转租合同无效，（2018）京0118民初748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山泉公司的诉讼请求。山泉公司上诉后又撤回。2019年7月，山泉公司再次起诉，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后撤回起诉。三、山泉公司本次诉讼要求解除双方土地转租合同，一审已全面客观地查明了案件事实。本案完全是山泉公司内部股东纠纷引发的。签订转租合同时，密云县政府已同意中储粮迁址项目并确定由金利宝公司实施，在一审中金利宝公司已提供了充分证据，这一点毫无争议。金利宝公司为实施政府委托项目，土地价款早已备齐。本案土地转租价款未按期支付，完全是山泉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责任不在金利宝公司。山泉公司本次上诉称金利宝公司根本违约，缺乏事实依据。山泉公司委托总经理郑长利协商签订合同，郑长利又拿着经公证的公司股东会决议要求付款，金利宝公司将第一笔土地价款支票交给郑长利，无可指责。至于郑长利收到支票后存到哪个账户，与金利宝公司无关。案件至今已多次诉讼、经过多次庭审，山泉公司还声称未收到任何土地对价款，与事实明显不符。山泉公司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双方于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利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2月9日，山泉公司（承租方）与小水峪合作社（出租方）签订《荒山荒滩租赁合同书》，约定山泉公司承租小水峪合作社荒滩荒山用于绿化、娱乐休闲设施建设开发，租金为150万元，租赁期限为自2002年12月1日起至2072年12月1日止。土地四至为东至小水峪村和牛盆峪村的村界，西至刘自江房，养殖小区以东10米，郑三军、郑长利原承包地东大门为界，南至牛盆峪村到小水峪村的铁路的路界，养殖小区后河道往北，北至原娄才、陈发所承包林地的北边界，上述四至以界桩为准。2011年3月4日，密云县政府向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发送《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商请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迁址新建有关问题的函》，协商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迁址新建问题。在该函中，密云县政府拟对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实施整体迁址新建，新建项目位于西田各庄镇小水峪村，并拟委托北京利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拆迁建设工作。2011年7月28日，山泉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徐健（董事长王婷代理人）、郑三军（副董事长）、郑长利（董事）参加会议，并通过决议：支持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征占山泉公司租赁小水峪村土地，授权委托公司董事郑长利与北京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黎薇全权代表公司就此项征占土地事宜与有关单位进行协商。2011年8月，密云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关于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迁址新建有关问题的请示》，会议决定确定由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委托金利宝公司负责新址土地征用及原址建筑的“拆一还一”建设。2011年8月25日，山泉公司（甲方，转租方）与金利宝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丙方（鉴证方）为小水峪合作社，合同约定：“鉴于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拟征占甲方承租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小水峪村经济合作社的荒山（滩）进行搬迁新建项目，并已得到密云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为积极支持政府项目的实施，甲乙丙三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同意甲方向乙方转租荒山（滩）的农村土地，并就相关转租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一、转租位置：根据丙方与甲方签署的《（荒山滩）租赁合同书》，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条件将其向小水峪村承租的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小水峪东大荒农村土地转租给乙方……三、转租期限转租期限为原租赁合同的剩余期限，即61年，自2011年8月25日起至2072年12月1日止。四、转租价款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转租价款为人民币1800万元。五、转租价款支付方式和时间1．乙方应于2011年8月31日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转租价款人民币600万元。2．乙方应在政府支付征用上述土地的经济补偿款的同时，立即向甲方付清剩余转租价款人民币1200万元，且乙方最迟应在2012年6月30日向甲方付清该款项……七、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经丙方鉴证后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落款处，甲、乙、丙三方均签字盖章，其中甲方处盖有山泉公司合同专用章，代表人签字处为郑长利，乙方处盖有金利宝公司公章，代表人签字处为陈宝军，丙方处盖有小水峪合作社公章，代表人签字处为郑中伍、娄军民。2012年9月21日，郑长利从金利宝公司处领取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支票存根上载明收款人为山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额为585万元，用途为土地转让款。当日，郑长利为金利宝公司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北京金利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今收到贵公司支付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约定的第一笔款项共计600万元（支票号：04031552，实付：585万元），待政府支付征用上述土地的经济补偿款的同时，支付余款1200万元，同时我公司向贵公司出具全额正式发票”。上述收条还通过手写方式注明：“本次实际支付585万元（15万元作为协调费由陈宝军支配。）（总协调费为45万元本次扣15万，余30万元下次付全款时扣除）”。该收条收款人处打印了山泉公司全称，郑长利在经手人处签字。山泉公司对上述收条和转账支票存根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山泉公司并未收到上述款项。双方均认可上述支票所涉款项转账支出至三义春公司。郑长利系三义春公司之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报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密云县粮油总公司选址规划有关问题的请示》，写明：2012年4月，市政府与中储粮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拟将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进行整体搬迁。2012年10月，密云县政府组织编制了粮库选址规划，经过多方案比选，综合考虑铁路专用线、用地等条件，拟选址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北部，小水峪村东侧。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拟同意本次“地块控规”。2015年8月24日，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申报拟在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小水峪村规划建设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搬迁扩建项目。2015年9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为中央储备粮北京密云直属库发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附件》，该附件写明选址建设用地位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小水峪村东侧、现状训练场西侧、京通铁路北侧。后因种种原因，中储粮北京密云直属库整体搬迁工程未继续进行。2018年7月12日，山泉公司以未授权郑长利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郑长利与金利宝公司恶意串通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山泉公司与金利宝公司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无效。2019年3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18民初74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山泉公司对金利宝公司和郑长利之间恶意串通事实的举证，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判决驳回了山泉公司的诉讼请求。山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后山泉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在该案中，郑长利对于585万元支票转账存入三义春公司账户解释称系山泉公司股东李冬生、郑三军以及其本人共同协商的结果，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的《山泉公司第一批款项处理意见》为证。该意见落款显示的签字人为郑长利、李冬生、郑三军。金利宝公司称在该诉争转租土地上建设房屋、围墙、接通水电、修路等。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山泉公司在本案起诉前未向金利宝公司主张过要求给付土地转租款，但山泉公司认为郑长利曾向金利宝公司主张过要求给付土地转租款，金利宝公司不予认可。金利宝公司称中储粮密云直属库的仓储建设用地已经审批，但因为中储粮公司负责人变更，迁址项目搁浅，但其明确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同意给付山泉公司剩余土地转让款1200万元。另查，2019年7月11日，山泉公司曾起诉金利宝公司、郑长利合同纠纷，要求撤销其与金利宝公司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后山泉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山泉公司与金利宝公司、小水峪合作社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山泉公司主张金利宝公司未给付土地转让款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表明，只有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守约方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山泉公司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土地转租款。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山泉公司授权郑长利处理小水峪村土地征占事宜，金利宝公司依据郑长利的要求将金额为585万元的转账支票给付郑长利，应当视为金利宝公司已经部分履行了给付土地转让款的义务，对于剩余的土地转让款，山泉公司因对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故在给付期限届满后未向金利宝公司主张，现金利宝公司同意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则该合同可以继续履行。关于山泉公司主张的中储粮密云直属库搬迁项目不存在是否成就合同解除条件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山泉公司与金利宝公司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时，确有中储粮密云直属库搬迁项目的计划，金利宝公司亦为此进行了投入，现山泉公司以项目搁浅为由即要求解除合同，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及公平性，亦无法律依据。故山泉公司以金利宝公司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无事实依据。对山泉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山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山泉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2018）京0118民初7487号判决书、2019年2月26日谈话笔录，证明第一笔支付600万元是郑长利等三人与金利宝公司事先商量沟通确定，然后将款打到三义春公司账上并由郑长利等人私分。2.《农村土地转租合同》，证明按照第六条第二款约定，郑长利三股东与金利宝公司商量决定将585万元支付到三义春公司账上的行为对山泉公司是无效的。3.2019年2月26日谈话笔录、郑长利证人证言、2019年12月4日谈话笔录，证明山泉公司在2018年以前每年都向金利宝公司主张履行支付1200万元的合同义务。4.2019年9月10日谈话笔录，证明金利宝公司以山泉公司不开具发票为理由不付款没有法律依据。5.收条、郑长利证人证言、（2018）京0118民初7487号判决书，证明郑长利与金利宝公司法人陈宝军勾结损害山泉公司利益，已经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罪，并且郑长利等三个股东还涉嫌职务侵占罪。6.《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附件》，证明2015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已经失效，合同目的中储粮项目已经不存在。金利宝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山泉公司提交的部分证据是金利宝公司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部分证据是庭审笔录。对证据1，不认可证明目的，金利宝公司依据郑长利提供的经过公证的2011年10月2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开具发票，收到发票后郑长利自行填写收款账户。对证据2，山泉公司的主张是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的问题，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不认可证明目的，根据2019年2月26日的谈话笔录中郑长利说的内容及2019年12月4日谈话笔录韩冰说的内容可以看出金利宝公司主动联系付款，但要求其开具发票，郑长利称不能提供发票，后又告知金利宝公司不能付款，山泉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4，收款开票是一种义务，山泉公司的主张没有依据。对证据5，山泉公司主张涉嫌犯罪完全是其主观臆想，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6，不认可证明目的，中储粮项目因更换法人未继续执行，但可以向北京市规划委申请延期，并非山泉公司主张的项目不存在了。金利宝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山泉公司与金利宝公司、小水峪合作社于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山泉公司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及金利宝公司逾期支付土地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农村土地转租合同》，本院认为不应支持，理由如下：首先，金利宝公司依据郑长利要求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山泉公司支付转让款585万元，能够认定金利宝公司已经履行了给付合同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义务。虽然支付时间晚于合同约定，但据查明的事实，合同签订后就付款问题双方存在协商的过程，金利宝公司系与郑长利协商后支付款项，且郑长利收到款项后与山泉公司其他股东商议了款项处理意见，对于金利宝公司付款的时间并未提出异议，且郑长利在2012年9月21日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表示所收款项为《农村土地转租合同》项下第一笔款项，并表示“待政府支付征用上述土地的经济补偿款的同时，支付余款1200万元，同时我公司向贵司出具全额正式发票”，郑长利在签订合同时系山泉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亦系山泉公司总经理，具备山泉公司就涉案征占土地事宜与有关单位进行协商的授权，金利宝公司有理由相信郑长利系代表山泉公司签订及履行合同，故延期付款系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履行时间的变更，不能认定金利宝公司构成违约。后因山泉公司对于《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未向金利宝公司主张剩余转让款，且根据（2018）京0118民初7487号案件庭审笔录记载及本案查明的事实，金利宝公司始终表示同意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因此本案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情况。山泉公司上诉主张从未授权郑长利签约及收取款项，但依据郑长利山泉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身份以及山泉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等文件，金利宝公司有理由相信郑长利系受山泉公司委托代办签约及收款事宜，金利宝公司向郑长利交付土地转让款并无过错，山泉公司该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山泉公司签订《农村土地转租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土地转租款，并非完成中储粮密云直属库搬迁项目，金利宝公司同意继续履行给付义务，案涉转租合同可以继续履行，山泉公司获得转租款的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双方转租合同签订后，金利宝公司为完成项目进行了大量投入，现山泉公司以项目搁浅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有违诚信原则，亦不利于保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故山泉公司以金利宝公司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山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山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何昕燏书记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