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2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汉族，1992年9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厚祝，女，汉族，1970年2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训祥，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51028511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31139537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一路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76019360XL。法定代表人：曹绍国，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曾睿，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303201311121541。原审被告：毕节万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路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56502291X7。法定代表人：龚福建，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李健、范厚祝因与被上诉人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东昌公司）、原审被告毕节万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万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7）黔0502民初3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健、范厚祝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温州东昌公司支付上诉人钱款479,251.58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479,251.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一、温州东昌公司出具的发票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温州东昌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判认定上诉人与温州东昌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对发票未作认定和评判，属程序严重违法。温州东昌公司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温州东昌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却未对该发票进行审查、认定和评判，径直以书面的《汽车订购合同》认定温州东昌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进而判决该公司不承担责任，程序严重违法。温州东昌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万和公司合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首先上诉人提供的汽车订购合同已证明涉案车辆是上诉人从万和公司处购置，对应的购车款也是从万和公司发生的，与被上诉人公司无任何关系，而关于我公司提供维修车辆检验报告表、机动车发票等证据，仅是随车资料的一部分，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同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根据我公司提供的包括车辆销售合同、提取车辆的授权委托书、银行凭证等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车辆是我公司销售给京宝公司的。我公司按照京宝公司的指示将车辆交付给京宝公司，已经交付完毕，至于车辆京宝公司如何处置与我公司无关。上诉人与万和公司签订的合同上载明的相对方是万和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只能向万和公司主张。上诉人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将发票开具给指定汽车销售人员是该行业的惯例，新车的认定应从发票开具之日起认定，该发票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自认其与万和公司签订合同，并提供了汽车订购合同及支付凭证等，证明其与万和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在上诉人又依据购车发票认为与我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两个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一辆车不可能由万和公司出售给上诉人，再由我公司出售给上诉人，而我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要求我公司与万和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的购车款53.2万元、缴纳的购置税4.4444万元、保险费1.8万元、维修车辆中的交通差旅费0.8万元和维修期间的代步费4.44万元，共计64.6844万元，并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止起诉之日为5.6275万元)，合计70.3119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原告范厚祝、李健系母子关系，二原告为共同购买涉案车辆，于2014年3月22日由李健与被告毕节万和公司签订了《汽车订购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毕节万和公司购买路虎极光越野车一辆，价格为530000.00元，预交定金10000.00元。后被告毕节万和公司向原告交付了订购车辆，同时交付了以下材料：温州东昌公司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维修车辆质量检验报告表、车辆大架号、维修保养手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货物进口证明书、北京宝全顺通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单及运输乘用车运输条款、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载明：购货人范厚祝，销货单位温州东昌公司；厂牌型号揽胜极光1999ＣＣ越野车ＲＡＮＧＥＲＯＶＥＲＥＶＯＱＵＥ（ＮＭＰＢ），产地英国，进口证明书ＸＩＸ4201432，发动机号码201113064126204ＰＴ，车辆识别代号／车驾号码ＳＡＬＶＡ2ＢＧＸＥＨ879582，价税合计520000.00元，增值税额75555.56元，不含税价444444.44元。原告提车后向被告毕节万和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车款532000.00元。原告为涉案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缴纳了车辆购置税44444.00元。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范厚祝，车牌号码为贵Ｆ×××××。原告李健在使用涉案车辆过程中，发现车辆的仪表系统和变速箱等存在故障，原告按被告毕节万和公司的要求到贵阳陆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维修。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6月22日，因涉案车辆变速箱故障等问题八次前往贵阳陆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维修。其中，在2014年9月24日、2015年4月17日两次更换变速箱总成，但车辆故障仍未排除。2015年6月22日，贵阳陆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检查，确定变速箱故，申请更换变速箱，原告拒绝更换。在这八次维修中，修理时间超过五日的有3次，其中，2014年9月24日至2014年10月16日，修理时间为23日；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15日，修理时间为18日；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5月18日，修理时间为32日。2015年6月25日，原告将无法使用的涉案车辆退还给了被告毕节万和公司，交车时涉案车辆的行驶里程为51597公里。但被告毕节万和公司未退还原告购车款及承担相应的损失。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被告毕节万和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受合同约束并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由于涉案车辆出现变速箱故障，经两次更换仍不能正常使用，原告将涉案车辆退还给了被告毕节万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原告与被告毕节万和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发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对原告主张被告毕节万和公司退还购车款、购置税、维修车辆产生的交通费、维修期间的代步费，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具体支持金额如下：对于购车款532,000.00元，由于涉案车辆已使用了一年，行驶了51597公里，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五条：“按照本规定更换或者退货的，消费者应当支付因使用家用汽车产品所产生的合理使用补偿，销售者依照本规定应当免费更换、退货的除外。合理使用补偿费用的计算公式为：[(车价款（元）×行驶里程（km）/1000)]×n。使用补偿系数n由生产者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使用时间、使用状况等因素在0.5%至0.8%之间确定，并在三包凭证中明示。家用汽车产品更换或者退货的，发生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之规定，故返还的购车款应扣除折旧部分，结合车辆的行驶里程计算结果为：13,7248.02元（[532,000.00元×51597km/1000]×0.5%=13,7248.02元），故被告毕节万和公司应返还原告的购车款为394,751.98元；对于车辆购置税，被告毕节万和公司在收到原告退还的车辆后未向原告交付退车发票，致原告不能到税务机关办理退费，被告毕节万和公司应承担该损失，参照《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因涉案车辆已使用满一年，应扣减10%，故本院以39,999.60元（44,444.00元×（1-10%））为限予以支持；对于维修车辆产生的交通费、维修期间的代步费，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九条：“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时间（包括等待修理备用件时间）超过5日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原告为维修涉案车辆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与贵阳市孟关国际汽车城之间往返十六次，结合两地之间的距离及高速公路通行费，原告所主张的每次500.00元应予支持，故交通费为8,000.00元；对于维修期间的代步费即交通费用补偿，因修理时间超过5日的有三次，共73日，结合汽车租赁市场对与涉案车辆同型号的车辆的租赁价格，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为每日500.00元，故原审法院以36,500.00元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所主张退还的保险费，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被告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其计付利息的诉请，因2015年6月25日原告将涉案车辆退还给被告毕节万和公司时，被告毕节万和公司就应返还原告上述款项，被告毕节万和公司迟延返还确实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该损失主要体现在应返还款项的法定孳息上，亦即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故对原告的该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479,251.58元（394,751.98元+39,999.60元+8,000元+36,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温州东昌公司退还购车款、购置税、保险费、差旅费、代步费及利息的诉请，因被告温州东昌公司不是《汽车订购合同》的当事人，不受该合同的约束，故对原告的该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节万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厚祝、李健钱款479,251.58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479,251.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范厚祝、李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6.00元，由原告范厚祝、李健负担1,550.00元，由被告毕节万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866.00元。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李健、范厚祝与温州东昌公司是否建立有买卖合同关系，温州东昌公司应否向李健、范厚祝承担退车的赔偿责任。本案李健、范厚祝是基于李健与毕节万和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而取得汽车，建立买卖关系的双方系李健和毕节万和公司，开具发票仅是合同的附随义务，汽车销售发票本身不具有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功能，因此不能以汽车销售发票销货单位为温州东昌公司而否定《汽车订购合同》约定的汽车卖方毕节万和公司，上诉人以汽车销售发票载明的销货单位为温州东昌公司为由，主张温州东昌公司与上诉人建立有买卖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以与温州东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请求温州东昌公司承担退车的赔偿责任亦相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与事实认定上并无不当，亦无程序违法，李健、范厚祝上诉对此提出的异议不成立。综上所述，李健、范厚祝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88.76元，由李健、范厚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