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12民初624号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8387538310，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35号。负责人：曹佳玲，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春峰，男，该行职员。被告：南京泰凯洛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598028250K，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开发区正方路199号。法定代表人：ZHENSUN，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通州支行）与被告南京泰凯洛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凯洛利公司）应收账款质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春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农行通州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赔偿原告损失250万元。事实和理由:案外人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强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1日向原告借款900万元、750万元、1150万元，合计2800万元。此前，卓强公司与原告于2017年1月22日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以其在被告处的250万元应收账款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双方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并向被告送达了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被告确认250万元质押的事实并同意将该款项汇入指定账号。因卓强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借款，原告遂提起诉讼，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依法作出（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卓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对上述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于2018年3月15日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今未能收回任何款项。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到被告处要求提取质押应收账款，被告答复已全部付清应付卓强公司款项。被告在明知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下，给付卓强公司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250万元的损失。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辩称，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是被告未收到过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该通知书是伪造变造。即使通知书回执落款处的公章是被告印章，但加盖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代理权，加盖行为不属职务行为。二是被告已向卓强公司过付了工程款100余万元。其中2016年9月底，被告已经向卓强公司付清登记质押的全部应付账款，质押财产自始灭失，即便原告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真实，也对被告不发生任何效力。三是原告提供的动产初始登记中的质押合同编号与质押合同号码不一致，该登记错误致质权未设立。四是被告不是（2017）苏0612民初8504号一案的当事人，该案判决书不能对泰凯洛利公司产生效力。五是原告未通知被告质押和主债务到期情况，故未将应收款项付到指定账户的过错在原告。六是案涉借款人、实际用款人并非被告，原告起诉卓强公司的案件仍然存在执行的可能，原告主张的损失目前并不存在，因此无权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月22日，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与卓强公司签订编号为32010120170001319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卓强公司向农行通州支行借款900万元；同年3月29日，农行通州支行与卓强公司签订编号为32010120170004228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卓强公司向农行通州支行借款750万元；同年4月1日，农行通州支行又与卓强公司签订了编号为3201012017000466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卓强公司向农行通州支行借款1150万元。后原告于2017年1月23日、3月30日、4月1日向卓强公司发放了上述三笔贷款。2017年1月22日（签订编号为32010120170001319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当日），原告与卓强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为321007211700085，双方约定卓强公司以250万元应收账款出质，出质权利详见该合同所附的权利质押清单（票据），该清单记载票据种类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据号码为09437520，付款人为泰凯洛利公司，票面金额4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30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此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登记的编号为03305151000398380673，主合同号码为32010120170001319,最高债权额为9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7年1月22日至同年11月21日，质押合同号码与主合同号码相同。登记时对质押财产进行了描述，即卓强公司基于施工合同（合同号：2014）之下、于2016年8月30日与泰凯洛利公司产生的工程款应收账款400万元，发票号09437520。此外，卓强公司与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于2017年7月17日签订《国内发票融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卓强公司以其对北京五和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昌荣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肥万科新城地产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为案涉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质押担保，并于同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上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2017年12月21日，因卓强公司未依约偿还贷款，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以卓强公司及相关保证担保人为被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民事判决，其中判令卓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00万元及相应利息和保全申请费，如卓强公司不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则农行通州支行有权对被告登记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编号为03305151000398380673）的应收账款在250万元的限额内优先受偿。2018年3月15日，本院受理原告就（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民事判决提出的执行申请，案号为（2018）苏0612执1036号。经本院执行，卓强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2019年12月13日，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负责行政事务的工作人员李某某在接受本院执行人员调查时陈述，所欠卓强公司全部付清，且可能已经过付，也不知情应付卓强公司账款质押情况。2019年3月25日，江苏希地丰华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了案涉工程结算审核报告，该报告记载工程开工时间为2014年9月，竣工时间为2018年7月，结算送审金额1.88亿余元，审定金额1.67亿余元。报告附件造价审定单上加盖有被告、卓强公司和审定等单位的印章。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案涉应收账款质权是否设立？第二，原告农行通州支行是否就案涉应收账款质押通知被告泰凯洛利公司，通知书回执的内容是否系被告的意思表示？第三，被告泰凯洛利公司主张原告诉请主张的损失尚不存在、质权未能实现的过错在原告而不应赔偿的理由能否成立？就第一个争议，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举证如下：1.编号为321007211700085为《最高额质押合同》；2.登记编号为0330515100039838067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材料；3.（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以证明其关于应收账款质权已设立的事实主张。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动产初始登记中的质押合同编号与质押合同号码不一致，该登记错误致质权未设立。（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案件审理中在未查清质押时卓强公司应收债权质物是否存在的情况下，错误判决确认原告优先权。且被告非该案当事人，该案判决书不能对被告发生效力。为此，被告举出以下五组证据：1.开具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盖有卓强公司发票专用章的NO.09437520增值税发票1份；2.交易日期分别为2016年9月2日、13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各1份；3.盖有中信银行电子对帐专用章的被告银行交易明细1份；4.江苏银行结售汇转账通知2份、结算业务申请书2份；5.交易日期分别为2016年9月30日的中信银行客户回单1份。以证据1来证明案涉质押财产仅限于税务发票金额400万元范围内。以证据1至5来证明2017年1月22日质押登记前已付清登记的质押财产。原告农行通州支行认为，质押登记时将质押合同号码登记成借款合同的号码，且登记事项中对质押应收债权已作描述，且确认原告质押优先权的（2017)苏0612民初8504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对被告的五组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些证据不能证明在2016年被告向卓强公司支付了质押工程应付账款款，否则被告也就不应当在2017年1月的通知书上签章。就第二个争议，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举证如下：1.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2.送交通知书的照片。以证明通知书回执上盖有被告印章、盖章人系被告工作人员的事实主张，进而以证明就应收账款质押事项通知被告、被告认可案涉应收账款真实性有效性以及被告承诺向原告给付卓强公司工程应收账款的事实主张。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质证认为，首先，从未收到过原告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该通知书回执中所盖印章与被告的印章不一致，系伪造变造。其次，即使该印章真实，印章加盖人也未取得被告的授权。根据最高法院2019年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企业公章加盖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加盖企业公章的自然人不仅应为企业工作人员，也要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照片上的女士并非被告的员工，而是南京盛美服装有限公司的行政人员，两年前已离开该公司。照片拍照地点推测在南京盛美服装有限公司原注册地南京市玄武区华利国际大厦的办公室，但不能确定，而被告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再则，从通知书形式上看，并未表明一式两份，按常理应将该通知书沿着横线裁剪留给被告，原告仅保留回执。现原告仍保留该份通知书的原件，不符合常理。照片中的文件上仅加盖有1枚“泰凯洛利公司”印章，而原告提供的通知书原件中还有原告和卓强公司的印章。即便照片是真实的，原告很可能将照片中的材料带回了原告处，并未交给被告，故通知书指定的银行账号被告无从得知，被告更不可能将款项在贷款到期前付至通知书记载的银行账号。就第三个争议，原告农行通州支行认为质权设立，且通知了被告，因卓强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被告应当依其承诺将卓强公司应收账款质物给付原告，如果被告将质物给付了卓强公司，则应当依据承诺向原告进行赔偿。被告泰凯洛利公司认为，即使原告质权设立，且通知了被告，但质押通知书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被告在卓强公司贷款到期前直接付款至卓强公司在原告处的监管账户，但在该通知书上无卓强公司贷款何时到期的内容，因而被告无从知晓卓强公司借款到期，此后原告也未通知被告履行质押物交付义务。况且借款人、实际用款人并非被告，原告起诉卓强公司的案件仍然存在执行的可能，原告主张的损失目前并不存在，因而无权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本院对争议证据和事实分析与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应收账款质权是否设立的争议，本院认为，案涉质权已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由可见，设立应收账款质权应当订立质权合同、办理应收款质押登记。同时，作为质押标的应收账款应当真实有效，否则质权不能成立。就案涉质押合同订立以及登记的问题，原告与卓强公司订立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手续。虽然把质押合同号码误登记成借款主合同的号码，但并不影响对质押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的识别，故被告主张质押合同号码误登记致质权未设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就案涉质押应收账款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对应收账款质押金额250万元的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点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范围。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第三条已明确“出质人同意以250万元应收账款出质”，该合同所附的权利出质清单（票据）描述以及登记机关登记对质押财产的描述，其内容虽然均指向卓强公司与被告施工合同履行中所形成的2016年8月30日税务发票，但该发票实际是卓强公司出质时提供的证明其应收账款权利存在的凭证，也即原告进行融资业务时赖以相信被质押应收账款存在的凭证，该凭证本身并非质押物。在应收账款质押形式登记模式下，应根据原、被告的合意来确定质押应收账款的范围。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内容看，这是原告和卓强公司共同通知行为。该通知书上明确原告与卓强公司已于2017年1月22日签订编号为321007211700085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卓强公司已将被告研发中心施工合同书项下被告应当向卓强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应收账款共计250万元质押给原告。据此，可以认定卓强公司出质的并不仅限于2016年8月30日的税务发票范围内的应收债权，而是全部工程应收款。其次，即使如被告所主张的质押应收账款是2016年8月30日税务发票金额400万元中的250万元，但质押应收账款所涉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建筑施工合同关系，根据被告泰凯洛利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被告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25日先后向卓强公司付款上百笔。被告举出的2016年9月2日、13日、9月30日三笔还款证据可以证明该三笔还款的数额、时间，但尚不能证明该三笔还款就是2016年8月30日的税务发票中的工程应付款。该税务发票中手工添写两笔内容系被告单方申请结汇、银行结汇审查所需，并非与卓强公司对账确认的结果。在工程款数额大、支付节点多、间跨度长，以及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质押登记前与卓强公司结清应收账款的情形下，也难以认定该三笔付款中的400万就是前述税务发票中对应的工程款。第二，关于原告农行通州支行是否就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已通知被告泰凯洛利公司，通知书回执上的内容是否系被告意思表示的争议。本院认为，原告已完成通知，回执上的内容应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收账款质押对次债务人的通知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应收账款出质人、质权人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双方共同通知应收账款质押次债务人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但是次债务人未做出书面付款承诺或确认；另外一种情况是次债务人对应收账款质权人做出书面承诺或确认。本案中，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与回执在同一张纸上，中间用虚线隔开。通知书上明确质押物系卓强公司对被告研发中心施工合同书项下的应收账款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应收账款250万元，并要求将此款在借贷主合同到期前付至卓强公司开设在被告处的银行账户上。回执载明，被告“对上述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有效性无异议”，“同意并遵守本质押通知书的全部内容”，回执落款处盖有被告名称的印章。被告虽对该印章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通过外观对比，可以初步确认该印章与被告应诉有关材料中加盖的印章相同。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本院能够认定回执落款处的印章系被告的真实印章。再从原告所举的照片看，在回执落款处加盖被告名称印章的行为人是一名女士，原告送交的通知书应有两份。本院认为，加盖公司真实印章的行为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原告据此可以信赖印章显示的主体即为被告，并推定回执记载的内容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被告认为加盖印章的女士没有代理权，则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所举的五组证据所证明的对象并非指向代理权事项，也无证据证明该女士与原告有恶意串通加盖被告印章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在通知书回执落款处加盖被告印章的女士从事的系职务行为。至于送交时通知书上是否加有原告和卓强公司的印章，因通知书上已经具明通知主体是质权人和出质人，故并不影响通知书及回执内容的效力。第三，关于被告泰凯洛利公司以原告诉请主张的损失尚不存在、质权未能实现的过错在原告为由而不应赔偿的理由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本案中，被告作为出质人卓强公司的债务人，其于2017年1月22日收到案涉应收债权质押通知书起，后续支付给卓强公司的工程款远超过原告的质权250万元。被告未经原告指示或同意所作的质物支付行为，对原告并不产生效力。原告在质权标的债权受到侵害时，有权根据物权的保护方法，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原物或者赔偿损失等。其次，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已明确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前提条件是致原告债权难以实现时，而不是债权必然不能实现时。被告回执内容已明确“同意并遵守本质押通知书的全部内容”。在被告未履行其在回执承诺的义务时，原告有权根据合同权利的保护方法，要求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被告提出的原告债权损失尚不存在而不应获赔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原告是否另行向被告通知卓强公司的借款主债务届满事项，与被告向卓强公司另行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被告在没有征求原告意见情况下向卓强公司支付工程款已造成原告质权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本案系应收账款质权实现引起的纠纷，原告农行通州支行与卓强公司订立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原告的质权经登记已设立。被告作为次债务人对案涉质物应收账款已书面确认，同时对作为质权人的原告做出履行承诺，那么，原告实现应收账款质押权时，被告不得再以对债务人卓强公司的其他抗辩来对抗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南京泰凯洛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25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潘树峰人民陪审员  屈文海人民陪审员  陈玉珍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高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