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增福汉坊窑陶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陇美村凤地山边片。法定代表人：曾喜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金峰，北京卓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投海联（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陈德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霄，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增福汉坊窑陶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投海联（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0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增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中，中投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但增福公司与中投公司之间没有借款的法律事实，双方之间没有对借款种类、用途、数额、期限、还款方式等合同条款进行任何磋商，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此外，增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喜全与案外人刘雄英在交涉与本案第三方天空世纪公司之间的《电视制作合同》，增福公司从未收到中投公司支付的借款，故中投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其起诉。二、本案《电视制作合同》并未签订和生效，中投公司无法提供增福公司与天空世纪公司均签字并盖章的合同原件，故该合同并未正式生效。中投公司对涉案3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定金，而定金与上述合同的制作费性质系两个不同概念，两者之间无法对应，且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合同第一期价款支付的时间系在合同有效成立三日内，但中投公司在合同生效前就支付定金，不符常理。另，从曾喜全与刘雄英在庭审中的表述可知，二人在本案之外还存在90万元的资金往来，故涉案3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三、增福公司与天空世纪公司约定的视频制作合同价款远远高于市场价，刘雄英、中投公司及天空世纪公司之间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甚至涉嫌虚假诉讼或合同诈骗，中投公司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中投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增福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增福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增福公司支付自2017年6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增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喜全与案外人刘雄英系老乡关系，经人介绍结识。因增福公司需拍摄宣传品，刘雄英向曾喜全介绍了天空世纪公司。曾喜全与刘雄英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9日，刘雄英将天空世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成拍摄的视频资料发给曾喜全；2017年5月15日，曾喜全称“你尽量安排台长到现场考察”；2017年5月25日，曾喜全称“有到潮州更好，一次性成功，我到北京沟通也只是有思路，还是应该来潮州踩点”；2017年6月8日，刘雄英称“我与陈台长沟通过，您先定星期六晚上飞潮州机票，星期天晚上回北京，最晚星期一回到北京”，曾喜全回复“好好，时间您们定，多少人来发身份证来没问题”；2017年6月12日，曾喜全发送增福公司开票资料以及营业执照照片；2017年6月15日，刘雄英向曾喜全发送文件《潮州》，文件内容为《陶心尤可触》（暂定名）的创作宗旨、片长、制作周期、制作手法拍摄计划、节目预算（共计121万元），落款为天空世纪公司，曾喜全回复“会长请帮忙商量可否优惠，在质量不影响的情况下能否减价优惠”；2017年6月16日，曾喜全称“会长，台长那里你询问可否算便宜点，然后工作可以马上进入”，刘雄英回复“台长很忙，拍摄及宣传稿子是高水准的。因为路途遥远，如果太便宜他们也不合算。至少100万才能下到潮州去工作。这100万因为你是我的会员单位，你考虑看，你先打到我这里，我再帮你转过去，有事情我再帮你跟进”，曾喜全回复“会长好，不用考虑，100万没问题，只要确保质量，我一、二十万不是大事，我是大器人。不要说因为是你的面子才降价的。台长的事具体您帮我谈，让他出个合约，定金我月底资金比较困难，定金能否再放少一点，要确保质量，费用没问题。台长这个事你尽量跟他沟通，细节上你跟他说好，他同意后，具体钱怎么打。钱委托您帮我办，比较方便”；2017年6月17日，曾喜全称“他的策划很有档次，我觉得非常好，要尽量让他们不要小看我们，不讲究价格了，尽快签好合同，也不要限制他们，他们的价格可能要与策划位置匹配”；2017年6月19日，刘雄英向曾喜全发送文件拍摄方案《潮州》、电视制作合同《潮州-合同》，曾喜全回复“会长会长，合同我已阅，我再看一下细节，我也来尽快安排付款，我和股东探讨后明天下午能处理好，越快越好，不然时间不知拖到什么时候了”；2017年6月21日，曾喜全称“会长，会长，合同已签扫描发给你，合同里面加税点，怕税款6万不能打回到公司，打印补充合同，增加至106万元”，刘雄英回复“收到明白，您同时也请安排汇款30万到我以下这个账号”，刘雄英向曾喜全发送文件《C海合会账号》，文件载明“现：中投公司，账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曾喜全回复“会长打公户回去还你的能不能给我慢几天，过月底才打过去，月底我在走账流动资金紧一点，开进项票不到的话要缴好多税”，刘雄英回复“但他中间要50万可能我账上没有那么多，30的我可先付”，曾喜全回复“50多有，今天都20几号，他们拍摄完回去已过月，过这个月底我就有钱了，只不过现在在开票走账而已，过完月底钱就回笼”，刘雄英回复“澳门会议定金125万，6月28日我要付180万，所以资金不能断链”，曾喜全回复“28号前要调回30万，您要用到款，我来调整还给您，50的反而没问题，过月我绝对有，你的30的可不可以过月到1号2号，可以吗”；2017年6月22日，曾喜全称“这个合同我打出来签完盖章再扫描给你”，刘雄英回复“他还是要先拿到30万，你们签好合同，我再来做”，曾喜全回复“好好，那就麻烦你了，谢谢。签完制作好发给你，让他也签一份回来”，曾喜全向刘雄英发送文件《电视制作合同》，合同载明制作费总额为100万元，签订本合同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额的30%即30万元人民币，落款乙方处有增福公司的公章及曾喜全的签字，曾喜全称“会长，叫陈台长签了扫描后发一份回来给我们，谢谢”。2017年6月23日，刘雄英向曾喜全发送文件《电视制作合同》，合同落款处有天空世纪公司和增福公司的公章以及陈建成和曾喜全的签名，刘雄英向曾喜全发送广发银行对公结算业务申请书照片，刘雄英发送文字“尊敬的客户，贵司账号后四位8042的账户于23日10:26成功向天空世纪公司尾数为0601的账户转账30万元，手续费15元”，刘雄英称“帅哥，30万已打过去了”，曾喜全回复“好的，谢谢会长”。广发银行对公结算业务申请书载明：申请日期2017年6月23日，申请人中投公司，收款人天空世纪公司，全额30万元，用途及附加信息为定金。2017年12月14日，天空世纪公司出具《说明》，内容为：2017年6月22日，我公司与增福公司签订《电视制作合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增福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司支付总合同总额100万元的30%，即30万元；上述30万元实际由中投公司代增福公司支付，我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收到中投公司的汇款30万元。一审庭审中，中投公司申请刘雄英出庭作证。刘雄英出庭称：刘雄英与曾喜全是老乡，曾喜全要做宣传片，刘雄英给曾喜全看了天空世纪公司拍的视频，曾喜全说不错，所以刘雄英帮他们进行接洽，只是提供联系，天空世纪公司说没有定金就没法继续，曾喜全说让刘雄英帮他垫付定金，付款也写明了是定金，是中投公司的钱，电话告诉过用公司的钱代付，曾喜全说30号之前还；一开始增福公司要刘雄英帮忙的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答应增福公司的，刘雄英个人没有这么大笔资金，是公司的钱；刘雄英是中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曾喜全所称6月27日帮刘雄英支付过30万元，是刘雄英要曾喜全帮忙代付90来万元，是刘雄英把钱给曾喜全让其代付的，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增福公司称，微信是曾喜全与刘雄英个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曾喜全代表增福公司，刘雄英只代表其个人；2017年6月21日曾喜全所称28号前要调回30万元是指曾喜全与刘雄英之间另外90万元的往来，刘雄英打给曾喜全90万元，分三次进行支付，这一笔30万元已经在2017年6月27日按照刘雄英的指示打到另一个人的账户中，微信记录中所称的“你的30”也是指这90万元往来中的30万元；2017年6月23日曾喜全没来得及看刘雄英发的消息就回了一句，并不清楚其发送的内容；2017年7月2日、3日，刘雄英联系称陈台长安排人到增福公司，具体让增福公司和陈台长进行沟通，曾喜全接待了他们，有刘雄英、陈台长、孟祥慧以及两个助手，他们只带了两个录像枪来，也没有讲详细的事宜，所以曾喜全有所怀疑，他们进行了拍摄，有在公司拍的，也有在潮州拍的，拍了4、5天，曾喜全一直陪同着，感觉拍的很不认真，也没有和曾喜全沟通具体如何拍摄制作，与100万元的项目根本不匹配；盖章扫描的合同内容不是增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表示有洽谈意向，沟通过程中曾喜全了解到天空世纪公司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协商没有成功，合同并未成立；增福公司未收到过任何拍摄成品或者样片；曾喜全认识刘雄英时其为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会长，并不知道其任职的公司。另查：刘雄英为中投公司的股东之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增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喜全与刘雄英通过微信沟通，由刘雄英帮忙解决增福公司向天空世纪公司支付30万元，后实际由中投公司支出30万元代增福公司向天空世纪公司支付30万元。虽微信记录为曾喜全个人与刘雄英个人之间的沟通过程，但曾喜全系代表增福公司，且未明确刘雄英须以其个人财产30万元代增福公司付款，刘雄英曾通过微信向曾喜全发送了中投公司的账户信息，并在中投公司付款后向曾喜全发送了付款人为中投公司的付款凭证，曾喜全未提出异议，故中投公司与增福公司达成了事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增福公司关于中投公司并非适格主体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投公司已支出了借款30万元，增福公司未还款，中投公司有权要求增福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故中投公司要求增福公司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中投公司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中的“28号前要调回30万”即表示双方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7年6月28日，该表述并不明确，增福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对于中投公司主张的双方约定2017年6月28日还款，故应自2017年6月29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时间，中投公司有权随时向增福公司主张，中投公司通过本案诉讼向增福公司进行主张，故逾期利息应自增福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的次日即2018年3月16日起算。双方既未约定期内利息，亦未约定逾期利息，中投公司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主张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广东增福汉坊窑陶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投海联（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本金300000元；二、广东增福汉坊窑陶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投海联（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中投海联（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系增福公司与中投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增福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中投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知，增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喜全与案外人刘雄英通过微信沟通，由刘雄英协助解决增福公司向天空世纪公司支付30万元款项事宜，但实际系由中投公司代增福公司向天空世纪公司付款。曾喜全作为增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雄英就代为付款事宜进行沟通，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且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并未明确约定必须以刘雄英个人财产代付，刘雄英在中投公司付款完毕后向曾喜全发送付款凭证，曾喜全亦未提出异议。故，能够认定增福公司与中投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中投公司系本案适格主体，本院对增福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增福公司应返还中投公司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增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6元，由广东增福汉坊窑陶瓷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李 坤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天舒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