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3民终7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凤海，男，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军，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惊惊，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沂冉，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薛凤海诉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9）皖0302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严军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皖03民终1715号发回重审民事裁定。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经重新组成合议庭予以了审理，并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皖0302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薛凤海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凤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栾某向上诉人转款40万元是替严军还款行为的事实错误。栾某与严军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前后矛盾，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明力极低，不应被采纳。2、一审滥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让上诉人承担与栾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举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栾某之间因栾某还款，借条收回而归于消灭，一审要求上诉人对已经消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强人所难。3、上诉人申请证人曹某已经证明，亲眼看到栾某在上诉人的车内借过现金。4、债务的消灭是以借据消失为准。严军委托他人还款，却没有委托协议，还了款却不要回借据，明显与事实不符。 严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凤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2月2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2月2日，被告严军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当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40万元。双方对该借款事实均无异议。2016年6月8日，被告严军的朋友栾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转账40万元。原告认为栾某转款是为了偿还其本人的借款，被告认为栾某是根据自己的委托向原告还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栾某该笔40万元的转账行为，是替被告严军的还款行为，还是为自己的还款行为。 栾某的转账行为是替被告严军的还款行为。首先，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原告对栾某的证言内容应该知悉，对于其与栾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应提供合法的证据予以抗辩，该举证责任在于原告，但原告在举证期限内仅提供一个证人证明其支付过栾某现金，而栾某予以否认，该证言所述无法得到认定，其举证义务没有完成；其次，作为被告，已向法院提供的还款的证据，虽然不是通过自己的账户转账，但还款账户的持有人栾某已到庭证实，完成其举证义务；再次，从案件的审理情况看，无论原告、被告，还是证人栾某，均具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交易的习惯，而原告陈述栾某欠其40万元，是通过很多次的现金方式支付，与之前的交易习惯不相符合，而且多次现金支付，还款却是整数，有悖生活和交易常理；第四，从双方的举证看，仅有证人栾某向原告转账的记录，但原告未提供向证人栾某转账的任何记录，无法证明原告与证人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 据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法借款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已提供证据证明向原告偿还了该笔借款，原告向被告再行主张，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薛凤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薛凤海负担。 二审中，薛凤海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本案原一审第二次开庭的庭审录像光盘，证明当时主审法官当庭确认栾某虚假作证和严军的代理人自认栾某与薛凤海有债务债权关系。证据二：2017皖03民终1586号案件庭审笔录和（2019）皖0302民初684号案件第二次开庭笔录，证明严军的代理人自认栾某与薛凤海有债务关系。本案中，栾某出庭作证陈述虚假，栾某与严军有利害关系。证据三：薛凤海与严军的通话录音下载件光盘和文字版，证明薛凤海向严军讨要过借款。 严军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和证据二，庭审录像及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2017皖03民终1586号案件庭审笔录记录有错误，开庭时严军未到庭，原代理人陈述的不是真实事实，严军没有授权该代理人做庭审笔录中的陈述。栾某与宋岩瑞之间有经济往来，与薛凤海这40万元无关。薛凤海不能以此来达到其证明，应就全案的证据及陈述来综合判断。（2019）皖0302民初684号案件第二次开庭笔录中明确记载是“若”，是假如的意思，代理人的陈述前提是证人所言关于代严军偿还40万元是事实，之后才是“若”，代理人并没有认可栾某与薛凤海之间有借贷关系的表述和意思表示。对证据三，薛凤海没有提交原始载体，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对，录音通话对方是严军，但是该录音有被篡改的可能，录音时间距今长久，不能确定是在哪个时间段的，严军没有在薛凤海提交的录音中认可欠其40万元的陈述，录音涉及的事项与本案借贷事实无关。 二审中，严军也提交了一份证据，即严军向栾某银行转账的记录，证明栾某代严军向薛凤海转账40万元后，严军多次转账还给栾某，严军与栾某有多笔钱款往来。该银行账户流水，有2017年4月21日栾某转给严军0.2万元、2017年4月21日严军转给栾某17.5万元、2017年4月29日严军转给栾某4万元、2017年5月15日严军转给栾某10万元、2017年5月25日栾某转给严军1万元、2017年9月26日严军转给栾某10万元、2017年11月6日严军转给栾某18万元、2018年5月16日严军转给栾某16万元的记载。 薛凤海对此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转账记录时间是2017年，时间对不上，没有关联性。 薛凤海提交的本案原一审庭审录像，仅是原一审庭审过程的记录，且并没有主审法官当庭确认栾某作证系虚假陈述的记载。该次庭审已经有完整庭审笔录在卷，双方当事人均有签名确认。严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述为“证人所言关于代严军偿还40万元是事实。若证人与原告存在经济往来或者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庭审录像一致。故该庭审录像，达不到薛凤海的证明目的。2017皖03民终158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系双方之间的另案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薛凤海没有提交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无法判定双方的真实通话发生时间，且经本院审查薛凤海提交的电话录音下载件和文字版，其中既没有准确通话时间记录，也没有涉及本案40万元借贷事实的任何记载内容，故本院对此依法亦不予确认和采信。 严军提交的其与栾某之间银行转账流水显示，两人之间存在彼此相互转账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和采信。 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薛凤海诉称与被上诉人严军之间曾存在40万元民间借贷事实，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交了2016年2月2日严军出具的借款40万元借条、40万元交付的银行转款凭证。严军在诉讼中认可双方之间实际发生了借贷40万元的事实。并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借贷发生时，没有约定利息。因此，双方之间原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但是，严军自本案诉讼之始，坚持抗辩所借案涉款项已经在2016年6月8日通过栾某的银行账户予以清偿，并在第二天电话告知薛凤海已转账还款，同时派出司机到达了凤阳找薛凤海要借条，薛凤海以自己不在凤阳为由未果，后自己也多次索要，其一直不予退还。同时，严军提交了当日栾某的银行转款流水予以证明，栾某亦多次出庭作证，作出自己是“按严军指示向薛凤海转账偿还40万元”的证人证言，且前后多次陈述一致，能够证实双方讼争40万元借贷已经实际得到清偿的事实。据此，一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薛凤海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诉辩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薛凤海诉请严军向其借贷40万元，提交了相应的借条、转款凭证，以及严军在诉讼中的认可陈述，其证明双方之间曾发生40万元借贷事实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在薛凤海该证明责任完成之后，本案涉及债务是否清偿的举证责任，依法应由严军承担。 在诉讼中，严军抗辩在借贷发生后，自己通过栾某银行账户向薛凤海转账40万元，已经全部清偿所欠借款，并提交了4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及对应转账银行账户所有权人栾某的证人证言，其抗辩清偿全部债务的举证责任也因此全部完成。 薛凤海认可自己收到栾某账户转入的40万元及该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同时针对收到的该栾某40万元转账，提出其新辩解主张：即栾某该40万元银行转账，是栾某个人向自己偿还的其他借款，与本案借贷事实无关，自己与栾某之间此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栾某该40万元转账还款而消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薛凤海应当对其该辩解主张，依法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 在诉讼中，除了薛凤海的个人陈述及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外，没有提交其他可以证明其与栾某之间此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关证据。薛凤海为证明其新辩解主张，陈述了如下理由：1、薛凤海因开办安徽大禹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金融执照，相信栾某有人脉关系，需陪同相关人员的爱人消费，故自2016年1月至2016年6-7月份期间，薛凤海持续给予栾某现金。每笔最少2-3万元，最多7-8万元，总金额达到80-90万元，没有超过100万元现金。2、证人曹某已经在一审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薛凤海有一次在奔驰车上给了我两万现金，剩下3、4万现金给了栾某”，能够证明薛凤海曾交付现金给栾某的事实。3、栾某在接收到薛凤海给予的近100万元现金后，主动向薛凤海出具了一张40万元的借条，并在上述转账40万元和现金还款后，薛凤海将该借条已退还给栾某。4、栾某所称是接受严军委托向薛凤海转账还款40万元，没有严军的委托书能够证明，其证言虚假。5、在2017年11月1日的薛凤海诉严军30万元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二审庭审笔录中，严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认可“薛主张的20万元出借给栾某是2016年6月1日，6月20日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归还给薛”、“薛凤海在一审中提交的交易明细记载上面的总额是23万元，再出借给严军、栾某各20万元与薛举证的20万元来源自相矛盾”，即认可薛凤海与栾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 针对薛凤海陈述的上述理由，本院研判如下：第一、薛凤海即使相信栾某有办证办照的人脉，给予其一部分现金，是有可能的，但是持续给予40万元或者近100万元的现金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因需要找人办理金融执照而给付栾某现金让其陪同相关人员消费，薛凤海也应当见到相对应的消费发票，才有理由相信栾某办事支出的真实。但薛凤海在诉讼中自称没有见到一张消费票据。在2019年3月28日原一审诉讼庭审中，薛凤海当庭陈述其与栾某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实为：“是陆续借的，给的现金，打了一张40万元条子，后来就把借条给她了，没有账目”。而在2019年8月8日本院前次二审庭审中，薛凤海当庭陈述却为“原来有借条，我给栾某80、90万，将近100万，栾某还完借款就把借条收回了”。薛凤海两次陈述的交付金额，相差非常大。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自己已经明确知晓的事情，前后陈述不一且差额很大，很难令普通人信服。第二、薛凤海在诉讼中，坚持以栾某与严军系合作关系，彼此间存在利害关系为由，抗辩栾某证言虚假，是作伪证；自己申请证人曹某的证言真实，能够证明自己曾向栾某交付现金的事实，法庭必须予以采纳。薛凤海认可曹某是自己公司员工的事实，故曹某作为证明人的身份，其实与栾某作为严军证明人的身份相近，两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亦大致相当。两证人的证明力不同之处在于：曹某仅为其个人陈述，栾某有客观的银行转账凭证予以印证。并且，曹某所证言的“3、4万现金”与40万元现金之间，差额甚大，也没有证明薛凤海给予栾某现金钱款的原因和性质。第三、栾某既然是因帮助薛凤海办事而收取办事花费，其几乎没有主动向薛凤海出具一张40万元借条的可能性，其受人之托办事花销后，只需将消费发票交予薛凤海即可。薛凤海陈述栾某主动出具40万元借条，明显与常情常理不符。即便出具借条，近100万元的钱款，仅出具40万元的借条，也不符合常情常理。既然是办事花费性质的钱款，委托人给予钱款金额又是如此之多，并且是在数月期间的陆续给予，非一次性交付，那么委托人理应是在见到前期的花费票据后，方有可能才给予后期的钱款。如果受托办事事由属实，那么栾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是受托办事，且系花钱消费事宜，其应当主动向薛凤海交付花费票据冲抵钱款，以此证明自己忠人之事，从而博得委托人信任，方便获取下一期的钱款，根本没有主动出具借条的必要，更何况是40万元的大额借条。薛凤海陈述给予栾某近100万元的花费，栾某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都予以了偿还，到目前为止，均为其个人陈述。在诉讼中，栾某对薛凤海给予自己现金委托办事及向薛凤海出具过40万元借条的事由，均予以否认。第四、栾某接受严军委托，利用自己的资金替严军向薛凤海偿还欠款的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也没有必须有委托书予以证明的法律强制要求。第五、在另案中，严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薛凤海与栾某之间存在20万元借贷关系的表述，其是针对薛凤海诉称通过向宋延瑞借款20万元交付给严军的理由，抗辩栾某已经通过向宋延瑞转款20万元予以偿还的方式，表达该案中没有20万元交付事实。结合本案在案证据和案情，以及严军代理人在另案中陈述的原因、经过及表达的意图等，本院对严军在上述另案中的陈述，不予在本案中适用自认原则。 综上，薛凤海针对其收到栾某40万元转账而提出新辩解主张的事由，缺乏合理性，亦没有说服力，同时亦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薛凤海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于法有据。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按借款人的指示将出借钱款交予其指定的第三人，亦为出借款的实际交付；债务人通过第三人向债权人偿还，亦为债务人的偿还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案中，严军通过栾某偿还薛凤海40万元的事实，是在双方借贷发生之后，且还款金额与出借金额完全一致，也符合双方均认可无息借贷的事实。 现在，薛凤海手中虽然仍持有严军出具的案涉40万元借条，但该借条是证明借贷发生事实的客观证据，不是可以由此判定债务没有偿还的决定性证据。严军陈述其在还款第二天即电话通知薛凤海已还款，并派出司机前往凤阳索要借条，虽然没有提交其他强有力证据予以支持，但严军的该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债务是否清偿，主要是审查债务人抗辩还款而提交的还款证据。因严军抗辩已经通过栾某转账40万元予以归还案涉借款，并提交了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客观证据及栾某的证人证言，且证人证言与严军的陈述相一致。综合全部案情及在案证据分析，严军提交的银行转账40万元凭证的还款客观证据，在本案中足以对抗薛凤海手中40万元案涉借条客观证据的效力，故双方之间的该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消灭。 在诉讼中，薛凤海抗辩栾某出庭作证时陈述的证人证言虚假，但其没有提交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对栾某证人证言产生“虚假陈述”判断或者合理怀疑的相应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薛凤海辩称的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诉人薛凤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薛凤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宇堂 审判员  卞新春 审判员  杭军红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王锦 书记员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