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109民初7163号原告：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股份经济联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743940534，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河杨湖村。法定代表人：方沫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熠丽、宋箫音，浙江宝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1433980524，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河上桥村。法定代表人：陶秀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汉仁，系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峰，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河杨湖经济联合社）与被告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以下简称永兴化工厂）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童杭烟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股份经济联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熠丽、宋箫音，被告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汉仁、郁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为案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土地价值5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993年萧山河上桥村出资并提供集体土地设立了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原、被告双方于1998年4月16日签订《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并进行公证。约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为河上桥村所有，被告向河上桥村租赁案涉土地，期限为20年并支付租金。后为配合被告进行转制，被告请求河上桥村将案涉集体土地性质变更为国有建设用地。双方约定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虽然登记为被告，但是案涉土地实际使用权人仍为河上桥村，被告仍向河上桥村租赁案涉土地并支付租金，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期限到期后，案涉土地使用权仍为河上桥村所有，双方于2004年10月5日签订《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补充协议》确定上述内容。2005年，河上桥村、杨家桥、后马湖三个自然村调整合并成河杨湖村。原告按照协议要求，履行了相关义务，被告在此期间也一直向原告支付土地使用费用。租赁期限已到，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属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的义务，导致村集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被告永兴化工厂答辩称：第一，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应由人民政府负责，不属于法院确权范围。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土地使用权的确权应由政府负责，原告要求土地使用权确权的诉请于法无据。第二，根据客观事实经过和证据，无法证明存在原告主张的“双方约定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虽然登记为被告，但是案涉土地实际使用权人仍为河上桥村”等相关事实。相反，按照原告前后两次分别出具的“征地证明”和“土地证明”，能够证明原告已认可土地使用权归被告。原告提交的“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1998年4月14日）仅能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有关厂房转让以及临时租赁土地的约定，但根据1998年6月15日原告出具的“征地证明”证明其承认“现企业转制中已经我村做过经济补偿，土地权属该厂”，后又经2000年11月10日，原告出具的“土地证明”再次证明“土地费用已上交河上桥村，与我村没有任何关系”。此外，原告主张的证据“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补充协议”（2000年10月5日）中并未有明确文字表明存在类似“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虽然登记为被告，但是案涉土地实际使用权人仍为河上桥村”的意思表示。同时，该补充协议为原告单方预先制作的格式条款，被告在未明确了解内容的情况下由其企业员工为尽快办理土地审批手续而应原告要求进行的盖章，原告未尽到充分的提醒、告知义务，因此对该补充条款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理解和解释，即被告主观上认为因土地使用权证为20年，到期后会由国家和集体收回，因此将20年到期后的产权归属误以为应返还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第三，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应以经政府登记生效为准，并根据土地使用权证注明的使用人为权利人，不应仅凭当事人之间私下约定即撤销和对抗物权登记生效的法定要件。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在未经法定程序否定已经合法生效的案涉土地使用权证效力的情况下，该使用权证具备法定的物权证明效力，即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于被告。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约定，亦不能以私下约定推翻法定的经登记生效的土地使用权属。第四，案涉土地于1998年收归国有，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在2001年3月由土地管理局和被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出让金额51260.3元，被告向土地管理局支付前述等额出让金，并于2001年3月20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从法律关系主体看，原告的法律关系相对方为国家，而非被告。如原告无法证明国家将案涉土地收归国有的过程无效或者可撤销，该收归国有的行为应具有法律效力并受法律保护，原告无权要求确认其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客观事实和证据，收归国有的过程并未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原告亦未加以进一步证明，因此，该过程合法有效，其无权主张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第五，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恰逢“企业转制”特殊历史时期，应结合当时政府政策因素来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性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大量企业转制情形，其基本政策为乡镇企业厂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一起转让，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当时政策不允许转让，于是以租赁方式作为变通。后政策改变，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亦允许转让，于是案涉土地使用权在当地政府要求下收归国有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根据“地随房走”原则出让给被告。因此，被告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符合当时企业“转制”政策要求，亦也遵照“地随房走”的基本原则，原告无权要求确权。综上，原告无权要求确认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拟证明1998年原告（原河上桥经济合作社）与被告双方订立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约定被告租赁原告案涉厂房土地，租赁期限为20年且经过公证处公证的事实；证据2，浙江财政厅耕地占用税完税证，拟证明1998年案涉土地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耕地占有税由原告缴纳的事实；证据3，浙江省行政事业型收费统一票据，拟证明1998年被告申请补办批准用地手续的规费由原告缴纳的事实；证据4，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拟证明现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的事实；证据5，《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补充协议》，拟证明2004年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虽然登记为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但是实际性质为向原告租赁案涉土地，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期限到期后，案涉土地使用权仍为原告所有的事实；证据6，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一直向原告缴纳案涉土地的租赁费用，陶汉仁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陶秀云为夫妻关系，陶汉仁和陶立仁为兄弟关系，以及原、被告之间对于案涉土地实际为租赁关系，被告并未实际向原告进行过征收补偿的事实；证据7，河上桥村1998年31-54号会计记账凭证，拟证明1998年4月，被告进行转制，被告应向河上桥村支付厂房转让费，为帮助企业发展，河上桥村同意25%的转让款以借款形式出借给被告，被告分三年归还给河上桥村的事实，以及被告没有实际向河上桥村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和配套费的事实；证据8，河上桥村1999年17-44号会计记账凭证，拟证明1998年4月被告实际已经进行转制，而1998年12月案涉土地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被告申请补办土地出让手续，需补交的耕地占用税，规费仍然由原告缴纳的事实；证据9，《厂房土地租赁协议》，拟证明2018年5月2日，因原租赁协议到期，原告与被告实际控制人陶汉仁就被告所占用的案涉土地重新签订租赁协议，以及2004年原、被告签订的《厂房转让土地有偿使用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虽登记为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但是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为原告，案涉土地系原告租赁给被告的事实；证据10，杨湖村书记、村长与被告实际控制人陶汉仁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关于案涉土地的真实意思表示始终是租赁关系，且是经过当时在河上桥村任村委书记的陶汉仁经手操办达成《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的；在案涉土地性质从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时，被告从未支付给原告补偿金；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土地租赁费用，仅仅是租金，不包括补偿金及其他费用，该事实在原、被告双方之间是不存在争议的事实；被告永兴化工厂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浙江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浙江省契税缴款书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已经缴纳土地出让金51260.3元及契税1537.81元的事实；证据2，征地证明、土地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承认土地归被告所有的事实；证据3，租赁协议（复印件）二份，拟证明相比于同时期其他土地的租金，被告方缴纳的费用要高出很多，进而证明被告缴纳的并非只有租金，而是带有补偿性质的事实；证据4，申请土地出让报告（复印件）、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组，拟证明被告以合法的形式从国家土地出让部门受让土地，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根据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的申请，证人陶某1到庭陈述如下证人证言：1996年-1999年期间担任河上桥村村主任及党支部副书记，《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上有我签字。关于土地转制，是因为镇里的政策，我跟书记陶汉仁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土地还是村里的，不能归私人。关于被告交的费用，都是租金，没有支付过其他补偿等费用，因为跟被告约定的是土地归村里，租赁给被告。关于2000年的补充协议，以及集体土地转成国有土地的事情，不清楚。根据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的申请，证人陶某2到庭陈述如下证人证言：1998年开始担任河上桥村书记7年，之后一直在村里任其他职位直到2014年。当时因为国家政策，工办的人及4个厂的厂长过来商量，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我并不同意，认为土地应归村里所有。后来因为他们再三要求，包括当时的村长也劝我，经过村委讨论就同意了，让被告去办使用证，但是条件是土地仍然是村里的，村里交了一笔大金额的费用。后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由会计写的，约定按照原来1998年签订的协议，土地仍旧归村里，当时陶汉仁在场，但是具体签署情况不清楚，补充协议上有我的签名。关于被告出具的两份证明，村里从未出具过，因为当时关于钱方面的事项，都应该盖经济联合社的章，不可能盖村委会的章，而且上面也没有我和喻某的签字。被告所交的都是租金，没有交过补偿费。根据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的申请，证人喻某到庭陈述如下证人证言：我是1998年开始和陶某3一起在村里任职，签订补充协议时任河上桥村的村长。当时联村干部说根据文件，只要交一笔税，集体土地就可以转为国有土地。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将土地卖给被告，村里不同意，所以是选择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将土地租给被告，由村里缴纳土地转制的税。后来被告贷款需要办理厂房的房产证，但是没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无法办理，故再三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因为考虑到他们办企业不容易，在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后才让他们去办理。至于后来具体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事情，就不清楚了。我在职的时候没有收到过任何补偿款，当时土地是村里租赁给被告的，被告交的就是租金。签订补充协议的时候，村里跟4个厂的厂主有另外签订过一个材料，内容是他们同意土地仍归村里，仍然按之前的租赁协议履行，被告在上面签字的，签好后我就离开了，至于这份补充协议，我没有看到具体的签订过程。根据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的申请，证人陶某4到庭陈述如下证人证言：我是1995年-1996年河上桥村的会计，《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及后来的补充协议，都有参与。当时是为了帮被告办理房产证，根据村两委的意见，由我起草了补充协议，再给双方看，双方无异议后签字，具体签订的过程记不清楚。关于案涉土地，是村集体的土地，没有卖给被告过，只是租赁给被告，被告交的也是租金。当时的账簿是我写的，村里具体交了哪些费用都在账簿里。对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提供的证据，被告永兴化工厂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协议签订当月双方是厂房转让和土地租赁的关系，但是在1998年6月15日，原告出具了征地证明，确认土地权属被告；对证据2、3、4，均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该份协议签订是村通知被告统一办理土地权证，被告让其普通员工带着公章前去办理，办理过程中，村里临时提出要在该份补充协议上盖章才能办理，被告员工为了尽快完成手续，并未详细看清内容，也未经公司领导层同意的情况下就盖了章；其次，该份协议是由原告单方预先拟定好的格式条款，未进行充分协商，对协议内容存在两种理解，除了原告方的理解外，还有一种是因为国有土地出让期限即20年，20年后，如没有继续出让给被告，将收回国有或给村集体，如果被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能继续延续，那仍应为被告，故应认定有利于被告方的解释；对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未足额交纳租金，且案涉厂房的实际负责人一直以来对租金有异议，其认为土地使用权已经出让给被告，无需再交纳租金，对于20年来一直交的费用性质，名义上是租金，但实际上是额外的补偿；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欲证明被告没有实际向河上桥村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和配套费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8，认可原告缴纳耕地占用税、规费的事实；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该补充协议是由部分被告厂房的所有人陶汉仁个人名义来签订的，未盖被告公章，实际上被告厂房三分之二已经不是由其负责了，故补充协议仅能代表陶汉仁个人的意思表示，无法代表是被告的意思表示；对证据10，首先，录音中陶汉仁所陈述的内容确实是陶汉仁所说，但无法确认原告是否存在剪切、拼凑录音的情况；其次，被告的确曾经不间断的支付了部分租金，但是原告的做账凭证记载的费用名称为“厂房土地费用”，无法确定被告缴纳的是租金还是存在额外补偿的费用；再者，录音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跟补充协议一样，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被告永兴化工厂提供的证据，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浙江省契税缴款书的三性均无异议；对浙江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真实性有异议，上面的笔迹有涂改，且合同的编号与收款的时间无法对应，也无法确认被告是否交了这笔费用；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首先，如果是从国土局调取，应要有相应单位的盖章，其次，任何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证明都应该盖经济合作社的章，且应有时任人员签字，而不是加盖村委会的章，最后，当时村里没有打印件的，都是手写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两个土地的性质不同，被告提供的租赁协议上出租的是农田，而租给被告的是工业厂房工地，故租金也不同；对证据4，国有土地使用证真实性无异议，对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及申请土地出让报告有异议，没有相关单位的盖章，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就是为了帮助被告办理手续，被告向国土部门提交这些材料是其应当办理的手续之一，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关于租赁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质证认为：均无异议。被告永兴化工厂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能证明三个内容，一是案涉土地是先收归国有，再由土管局出让给被告；二是关于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具体由谁签字，谁盖章，均无法确定；三是补充协议是由原告方预先拟定好，再交由被告签字或盖章。综上，1998年4月16日前后双方是存在租赁关系，但在2001年被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名义上被告仍然交的是租金，但实际上被告的理解是缴纳的不仅仅是租金，因为从同时期其他土地的租赁费来看，被告所缴纳的都要远高于别人。本院对原告河杨湖经济联合社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3、4、6、8，被告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5、7、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明内容，本院将结合全案进行认定，并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证据10，被告对录音中其所陈述的内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被告永兴化工厂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经审查，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4，本院将结合全案进行综合考量。本院对证人陶某1、陶某3、喻某、陶某4陈述的证言，认证如下：四位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4月16日，萧山市戴村镇河上桥村经济合作社（甲方）与陶秀云（乙方）签订《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份，约定转让范围为原永兴化工塑料厂厂房计1454平方米，转让价款为411299元；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一次性支付转让款306299元，甲方同时交付房屋，其余105000元，在1998年底前支付20%，即21000元，1999年底前支付40%，即42000元，2000年底前支付40%，即42000元；甲方将上述转让房屋（包括场地3155平方米）的土地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二十年；租赁费为前三年每平方米3元，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8%；土地租赁费每年分季交纳，每季第一个月10日前交清，逾期不交，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双倍收取滞纳金，逾期半年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为确保乙方经营期间的用电量，甲方将变压器租给乙方等人使用，租金为每年每千瓦一百元，乙方共计5400元，该款与土地使用费同时上交等内容。萧山市戴村镇河上桥经济合作社在甲方处盖章，陶某1在甲方处签字，陶秀云在乙方处签字。上述《协议书》经浙江省萧山市公证处公证。后案涉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1998年12月8日，萧山市戴村镇河上桥经济合作社以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名义缴纳耕地占用税33840元及补办规费5070元。2000年10月5日，萧山市戴村镇河上桥村经济合作社（甲方）与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乙方）签订《厂房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要求甲方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甲方经讨论同意乙方要求，但需履行如下条款；原于1998年4月10日签订协议有效，使用期限仍为二十年，即到2018年4月15日止，到期后土地产权仍为村集体所有，乙方仍需履行原协议各项条款。陶某3在甲方代表处签字，萧山市戴村镇河上桥村经济合作社在甲方处盖章，乙方处签有陶秀云名字，并盖有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公章。2001年3月20日，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2018年5月2日，原告（甲方）与陶汉仁（乙方）签订《厂房土地租赁协议》（以下简称《租赁协议》）一份，约定原河上桥厂房土地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30日到期，现经村二委讨论决定，将原厂房土地重新签订合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如下；租赁时间即2018年4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赁价格每年按每平方米计算，即18年7.6元，19年7.8元，20年8月，21年8.2元，22年8.4元，18年8640元，19年9781元，20年10032元，21年10283元，22年10534元；租赁费于每年公历12月30日前一次性交清，逾期不交按银行贷款利息双倍收取滞纳金，村有权收回厂房土地，不再租赁给乙方；租赁期间不能扩建、翻建，如遇国家政策或集体需要此土地，甲方必须提前90天通知乙方，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房屋、设备补偿均给乙方，土地等归集体所有，租赁费按月计算。《协议书》签订后至今，被告持续通过陶汉仁、陶立仁缴纳厂房转让费、变压器租用费及“厂房土地费”。审理中，原告确认被告应缴纳的土地费用（不包括厂房转让费）为296140.88元，实际缴纳略低于该数额，被告确认其陆续向原告缴纳土地费用（不包括厂房转让费）288935元左右。另查明，2002年1月25日，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变更名称为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2005年，河上桥、杨家桥、后马湖三个自然村调整合并为河杨湖村。2011年6月10日，设立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河杨湖村经济联合社，并于2014年5月15日变更为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村股份经济联合社。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是否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二是案涉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一、原告是否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陶汉仁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的效力问题。对于《协议书》，原、被告均无异议，对于《补充协议》，被告辩称“陶秀云”签字非本人所签，但确认《补充协议》上“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系其公章，且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认定《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成立且合法有效。对于《租赁协议》，被告辩称系陶汉仁个人与原告签订，并不能代表被告。陶汉仁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陶秀云丈夫，亦是被告实际经营者，就案涉土地问题，均代表被告方与原告进行长期的沟通、交流，故原告有理由相信陶汉仁有代理权与其签订协议。且在《租赁协议》签订之后，被告继续向原告缴纳土地费用，其以行为实际履行《租赁协议》。故本院认定陶汉仁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租赁协议》代表了原、被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且三份协议系一个完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应分割后单独分析。其次，原、被告双方对于案涉土地使用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1998年4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此时案涉土地系集体土地，且为萧山市河上桥村经济合作社所有，双方之间关于案涉土地存在租赁关系。后案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并由被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此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被告辩称该《补充协议》所涉条款系原告拟定的格式条款，现因被告对条款的理解与原告不一致，故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解释。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予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案涉《补充协议》虽系由原告方拟定，但所涉条款并非原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故对于被告的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20年来一直向原告缴纳“土地使用费”，被告辩称该费用是其缴纳的补偿费，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提供的缴纳凭据上载明的“土地使用费”与《协议书》第五条的表述相互吻合，且被告实际缴纳数额与《协议书》约定租金数额相差无几，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被告以其实际履行情况表明其对《补充协议》所涉条款并无异议。综上，本院认定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补充协议》条款确定，现已到《补充协议》约定期限，案涉土地使用权应为原告所有。且被告以再次签订《租赁协议》以及继续缴纳土地租赁费用的行为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应为原告所有作出了认可。二、案涉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上述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权属不清，而案涉土地变更为国有建设用地时，原、被告就该土地使用权属问题已达成了协议，即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在20年协议约定的租赁期满后该使用权仍归属原告享有，且被告以其实际履行行为表明对上述协议的认可。故本案纠纷并非对土地权属初次登记引发的争议，亦非对行政机关进行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持有异议，故被告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股份经济联合社对登记在萧山市永兴化工塑料厂（现为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名下的坐落于戴村镇河上桥村3755.26平方米土地[土地使用权证为萧国用（2001）字第200009号，地号1-20-（000）-49]享有土地使用权。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负担。原告杭州萧山戴村河杨湖股份经济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萧山永兴化工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童杭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施燕飞?*ArabicDash?-16-??*ArabicDash?-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