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1681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灵芝，女，1967年5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子光，男，195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存信，男，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子荣，男，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义丕，男，195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占光，男，196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侯纯，男，194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小钧，男，197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光亮，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云霞，女，199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春刚，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玉珍，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秋花，女，194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云勤，男，196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芬，女，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昌则，男，195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孟二白，女，195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耀清，男，194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国荣，男，198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香则，女，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维斌，男，193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光荣，男，199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光亭，男，195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成喜，男，195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子亮，男，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文琴，男，193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燕占永，男，195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白油虎，男，196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兴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永昌，男，195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巧兰，女，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兴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飞琴，女，195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崔志厚，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刚，男，198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亮泽，男，195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燕子会，男，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燕骡驹，男，194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子俊，男，195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清善，男，197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白剑东，男，198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春风，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永发，男，194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国亮，男，195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神木县，农民。 上述四十一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陕西纳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田鲜鲜，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神木市，无固定职业。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张晓刚，男，1975年7月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神木市，无固定职业。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白俊梅，女，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现住神木市，无固定职业，系张晓刚妻子。 再审申请人王灵芝因与乔子光等41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榆林中院）（2019）陕08民终239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灵芝申请再审称：一、撤销（2019）陕08民终2392号民事判决，维持（2018）陕0802民初4110号民事判决。理由是：2010年8月24日，崔某某、田鲜鲜夫妻二人之子崔兴元与陕西紫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合同，购买案涉房产。2014年1月8日，崔某某等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由神木市公安局立案侦査。2015年7月16日，神木市公安局将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财产移交，但并未对案涉房产采取查封措施，亦未认定案涉房产为赃物或者赃款购买。2015年1月20日，神木市人民法院做出(2014)神民初字第04823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张晓刚、白俊梅、田鲜鲜于判决生效后五内日偿还申请人王灵芝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2015年12月8日，该案由榆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榆阳区法院）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2016年4月11日，榆阳区法院做出(2015)榆执字第03200-2号执行裁定，查封了案涉房产，在案涉房产上张贴封条并向案涉房产开发商送达了査封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9月1日，经榆阳区法院核实，案涉房产除该院外再无其他机关查封。2016年12月22日，榆阳区法院将案涉房产腾出并交由申请人保管，随后对该房产进行了评估，拍卖。在拍卖过程中，被申请人乔子光等6人于2017年1月6日以该房产于2016年4月28日已被崔某某在涉刑事案件中达成的《还款协议》抵给乔子光等6人为由提出异议。2017年5月31日，榆阳区法院书面审理后认为:还款协议系在人民法院查封后所形成，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遂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请求。后被申请人不服该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17年11月1日，榆阳区法院审理后，继续以上述理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不服该判决后，提起上诉。2018年11月26日，榆林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缺少必要当事人田鲜鲜，遂发回榆阳区法院重审。2018年11月26日，榆阳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院的查封行为有效，还款协议的签订晚于人民法院查封，且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的证据不足，再次驳回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的诉讼请求。2019年12月26日，榆林中院在违法程序的情况下，仅凭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的一方陈述及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所伪造的证据，终止了案涉房产的执行。二、原审法院在审理时未按规定程序通知申请人到庭陈述申辩，程序违法。根据原审法院谈话笔录记载，2019年11月13日上午8点45分，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之规定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但到庭的诉讼参加人仅有被申请人一方。故原审法院在明知申请人未变更一审送达地址的情况下，未按法定程序向申请人送达开庭文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之规定，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即《还款协议》为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恶意与被执行人田鲜鲜串通、伪造。本案于2017年经榆阳区法院立案受理后，历经四次庭审、一次书面审查。在四次庭审及一次书面审查过程中，《还款协议》均被作为被申请人的主要证据，同时也是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依据。但从各还款协议的内容简单比对即可发现该份“还款协议”完全系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恶意串通，恶意纂改后所形成。具体如下:1、在崔某某涉刑事审判案件中所形成的(2015)神刑初字第00743号卷宗内，由案外人乔子光等5人与崔某某等3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中仅有甲方即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三人及乙方李侯纯、张义丕、乔子光、李占光、张存信五人的签字，并无被申请人田鲜鲜的签字。2、2017年5月8日，案外人乔子光等41人首次提起执行异议即(2017)陕0802执异6号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还款协议中也仅有甲方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的签字，并无被申请人田鲜鲜以及乙方案外人乔子光等5人的签字。3、2017年6月22日，在执行异议之诉即(2017)陕0802民初6759号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乔子光等提交的一份《还款协议》中，除了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的签字外，又增加了被执行人田鲜鲜的签字，但未有乔子光等人的签字。而且，该份《还款协议》中，崔某某之签字笔迹与执行异议乔子光所提供的《还款协议》中崔某某之签字笔迹明显不同。由此而言，原审法院认定的还款协议，存有明显的伪造嫌疑，尚无法确定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以及成立时间。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作为民事主体要成为诉讼案件中的适格主体，必须要与诉讼案件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直接利害关系。而本案所涉纠纷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从本案所形成的各份还款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即便还款协议真实，但被申请人中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也仅有“乔子光、李占光、张义丕、李侯纯、张子荣、张存信”等6人，剩余35名被申请人并非该协议的签订主体，非本案适格原告。同时，通过比对还款协议中的乙方与谅解书的出具主体来看，被申请人折彩虾既非还款协议所涉主体，亦非崔某某刑事案件的受害主体，显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应参与诉讼，其诉讼行为可能涉嫌虛假诉讼。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审查各被申请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程序违法。2、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法律依据不足。首先，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且被申请人是以“还款协议”为由主张排除执行，故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断其权益能否排除执行。其次，本案现有证据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房产的购房款源于被申请人的犯罪所得或孳息，亦无证据证实该房产系被申请人崔某某用非吸款项购买所得。同时，神木县人民法院在2016年4月28日做出(2015)神刑初字第00743号刑事判决时，也未将案涉房产认定为赃物，故原审法院以“刑事退赔的优先性”公然否认申请人的合法债权，无事实依据。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之规定: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即刑事退赔的优先建立在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财产不足以完全退赔的基础上。本案中，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现通过榆阳区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与案涉房产总经理武志国的《谈话笔录》以及神木县公安局(公)经封通字[2014]187号协助查封通知书的内容来看，神木县公安局在查封过程中，并未对案涉房产予以查封，亦未采取“张贴封条”等其他查封、扣押措施。上述事实亦可由榆阳区法院工作人员与神木县公安局办理崔某某非吸案件办案人员谈话笔录可以证明。至于神木县人民法院办案人员所称刑事审判过程中已对案涉房产进行了口头查封，但由于该法院未有认定该房产为赃物，亦未有口头查封之笔录，故不应认定该房产被神木法院合法查封。截止目前为止，涉案房产也仅有榆阳区人民法院的查封故乔子光等人不得阻碍榆阳区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4、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并不享有足以排除榆阳区法院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一，《还款协议》形成于榆阳区法院查封措施后。2015年12月8日，榆阳区法院对申请人王灵芝与田鲜鲜、张晓刚、白俊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立案执行，2016年4月11日，榆阳区法院作出(2015)榆执字第03200-2号执行裁定，査封了案涉房产并张贴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此而言，即便还款协议内容属实，通过被申请人所举的数份《还款协议》的签订时间2016年4月28日来看，均在榆阳区法院2016年4月11日查封措施后形成，故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之间并未在查封前形成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即便是在审理过程中，《还款协议》所涉各方主体亦未全部在协议中签字，被申请人乔子光等41人所主张的权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神木县公安局的涉案财物移送清单以及被申请人崔某某的供述可知除了案涉房产外，被告人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三人尚有足额财产退还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的全部损失，原审法院在未査明被申请人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是否已向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全部退赔以及被申请人崔某某的其他个人财产足以退还被申请人等人的全部损失情况下，笼统地以“刑事退赔的优先性”为由，认为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对案涉房产享有足已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有失公允。3、神木县公安局未对案涉房产查封，不得阻碍榆阳区法院的执行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案涉房产于2016年12月22日起一直由申请人合法占有保管。2016年12月9日，榆阳区法院发出(2015)椅执字第08200号腾房公告，12月22日将该房屋强制腾出交于申请人保管，此后，申请人占有案涉房产，故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在榆阳区法院查封前，并未合法占有案涉房产，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综上，原审法院对于案件的重要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伪造，且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所主张的权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乔子光等人称，榆林中院（2019）陕08民终23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王灵芝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理由是：一、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争议房屋系崔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赃物，且系崔某某全资购买，并非田鲜鲜个人合法财产，更非崔兴元个人购买的财产，众答辩人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榆阳区法院的强制执行。首先，崔某某于2009年开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本案争议房屋系崔某某于2010年全款购买所得且房屋产生的各类税费均由崔某某一人缴纳，与该房屋相关的票据交款人均记载为“崔某某”，且该房产于2014年5月份被定性为涉案赃物被司法部门依法扣押，并一同随案卷移交至神木市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崔某某夫妇将该房屋以物抵债给众答辩人用于刑事退赔，故该房屋理应作为赃物退赔给众答辩人。 其次，因该争议房屋没有合法的产权手续，故即使司法部门在扣押时存在措施不完善或者留有瑕疵，但由于众答辩人系在接收该房屋作为刑事退赔财物的前提下，才向法院出具了对崔某某的谅解，法院据此判决崔某某缓刑，该刑罚已生效。倘若法院将该缓刑基础消灭，势必会造成刑事判决的错误。根据“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该房屋已经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赃物退赔给受害人，就不应当再在民事审判中适用查封措施。众答辩人基于对公权力部门的信任，对扣押并随案移交行为所代表的公信力和公权力的敬仰，才接受以房抵债的退赔行为，不能让受害人来承担因公权力部门瑕疵扣押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再次，因该房屋没有合法的产权登记手续，只能根据出资人及相关税费承担人来判定房屋的所有权人，本案中，根据刑事案卷材料可知，该房屋系崔某某全款出资购买并一人承担房屋所有税费，缴费凭证均记载位于神木县XX大厦XX单元XX室的房主系崔某某，故榆阳区法院在没有明确登记或记载在田鲜鲜名下的前提下，作出保全裁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如前所述，该房屋系赃物一直被司法部门扣押，故无论是作为受害人的答辩人还是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的崔某某，都无法知道该房屋被查封的事实，何况在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房产所有人为崔某某，而被告及第三人仅认可房屋买卖合同为崔兴元补签、未提交有效证明证明该房屋所有人的情况下，何来实际所有人为田鲜鲜的认定。最后，在神木市处非办侦查卷宗及神木市法院审理崔某某案卷中均有详尽的材料，能够全面反映出涉案房产的查扣处理情况。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二、众答辩人作为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只能通过达成的刑事退赔协议来弥补经济损失，无其他救济途径，即使崔某某现有退赔协议中未载明的其他财产或者有新的财产，众答辩人仍没有办法要求公安部门追缴或者启动任何赔偿程序。王灵芝作为一般债权人，可以穷尽一切救济途径保障其债权的实现。故原审法院的判决也是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我国刑事案件退赔制度的落实和保障。三、被答辩人的再审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再审的任何情形。根据民诉法第200条的规定，本案中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启动再审的情形，其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查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9月16日，崔某某出具书面《承诺书》载明：我与李某某、刘某某、田小军未经政府部门批准，向亲戚朋友及社会公众吸收存款800多万元。我先缴部分涉案款，再交部分财产（清单附后），并承诺按期还款。如若违反，抵偿所交财物由神木处非办依法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财产清单第二项：XX大厦XX单元XX室，面积264.35平米，时值132.281万元的房产。承诺书上有田鲜鲜、崔某某签名、捺印。2016年4月28日，榆林中院对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2015）神刑初字第00743号刑事判决书，该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三被告人就最后的退赔事宜和集资参与人达成了谅解协议，各参与人的损失得到了足额弥补，双方经济纠纷至此完结。该院认为，被告人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未经相关金融部门的批准，未在金融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开办担保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故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应予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崔某某积极吸收存款，“典当行”主要由其经营，系主犯。被告人李某某、刘某某犯罪情节较轻，在崔某某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提供帮助，系从犯，具有法定的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之情节。同时考虑到被告人以最大能力积极退赔了各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故决定对被告人崔某某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某某、刘某某予以减轻处罚。根据三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认为对他们适用缓刑亦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所居住社区也无不良影响，故同时决定对三被告人宣告缓刑。 还查明，2019年11月8日，二审案件承办人在榆林中院使用座机电话跟王灵芝联系，拨打三次均无人接听。2019年11月13日，该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谈话，案件承办人三次拨打王灵芝电话均无人接听。二审判决作出后，2020年4月22日，二审案件合议庭就案件的审理程序及审理情况给王灵芝做了判后答疑。二审法院曾电话通知王灵芝到庭谈话，但王灵芝预留手机号码无法接通的情况跟其本人进行了核实，并且由于二审前无法与王灵芝取得联系，按照法律规定，二审案件还曾延长审限，后仍无法与王灵芝联系。二审考虑到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经过两次一审，案件事实基本查清、双方当事人观点、证据均已经明确，二审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再审案件听证中，经法庭询问王灵芝认可榆林中院拨打的手机号码是其本人一直使用的号码。 再查明，一、二审判决所列当事人折彩虾系当事人乔清善的配偶，并非本案当事人。乔子光等人在崔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签署的谅解书上没有折彩虾的签字。由于乔清善在外打工，经常委托其配偶折彩虾代替其本人在刑事案件中领取退赔款，故在侦查阶段折彩虾提供了其本人身份证件。后在乔子光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案件中，榆阳区法院虽误将折彩虾列为异议案件的当事人，却并未将折彩虾计算在该案提起执行异议主体的总人数中。后乔子光等人提起异议之诉，一、二审法院仍在判决书中沿用了执行异议案件中的当事人。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外人乔子光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否停止执行。 一、对再审申请人王灵芝主张本案二审法院在审理前未按法定程序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二审审理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经查，王灵芝与乔子光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榆林中院于2019年11月8日三次拨打王灵芝预留手机号码通知其到庭谈话，无法联系上本人。该院依照法律规定，遂对案件依法延长审理期限。2019年11月13日，该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谈话，当天再次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再审申请人王灵芝，其预留手机号亦无法接通。经核实，该联系方式为王灵芝有效联系方式。由于本案系榆林中院发回重审案件，经过两次一审，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已经充分阐述、所举证据均已明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规定，由于再审申请人王灵芝预留手机号码始终无法接通，二审法院对乔子光等人推选的诉讼代表人单方谈话询问，后采取书面方式审理了该案。榆林中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二、对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还款协议》系乔子光等人与被执行人田鲜鲜恶意串通的再审理由。经查，2014年崔某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神木市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法立案审查。在案件审查中，崔某某对自己伙同李某某等人在未经政府部门批准情况下非法向公众吸收存款的事实予以供认并向该办出具书面承诺，承诺用现金及案涉房屋等财产抵偿受害人。该承诺书有崔某某、田鲜鲜本人签名、捺印。2016年4月18日，崔某某、李某某、刘某某出具书面《还款协议》，虽然两份还款协议上仅有一份有田鲜鲜的签字，但还款协议的内容、签署时间完全一致，且该协议中崔某某、田鲜鲜自愿用案涉房屋交付受害人抵偿债务的承诺与崔某某、田鲜鲜之前给神木市处非办出具的书面承诺内容亦完全一致。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崔某某、田鲜鲜在案发后已自愿将案涉房屋抵偿被害人所受损失的事实。至于再审申请人王灵芝主张该两份还款协议上崔某某的签名笔迹明显不同，其在一、二审时并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签名系当事人伪造，故再审申请人所提案涉还款协议系伪造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三、对再审申请人所提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的再审理由。关于再审申请人所提仅有乔自光、李占光、张义丕、李纯、张子荣、张存信是本案当事人，其余35名被申请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再审理由。首先，经查，在崔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涉及被害人50余人，由于部分受害人经济损失已经获得退赔，尚有乔子光等41人经济损失仍未追回。崔某某在神木市处非办、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自愿将案涉房屋退赔乔子光等41人以弥补被害人经济损失，后案涉房屋被榆阳区法院查封，该41人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的实体性权利，应当是本案的适格案外人。其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的规定，本案中，41名被申请人通过当事人推选的方式推荐乔子光等6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是经其他被代表当事人的同意参与案件调解、诉讼的，该6人代表包括乔子光在内的41人参与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2、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折彩虾并非崔某某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亦非签署谅解书的当事人，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的再审理由。经查，一、二审判决所列当事人折彩虾系当事人乔清善的配偶，由于乔清善在外打工，经常委托其配偶折彩虾代替其本人在刑事案件中领取退赔款，故在侦查阶段折彩虾提供了其本人身份证件。后在乔子光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案件中，榆阳区法院虽误将折彩虾列为异议案件的当事人，且一、二审判决亦沿用执行异议裁定中的当事人身份，属法律文书存在瑕疵，应予纠正。 四、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适用法律有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进行审查的再审理由。首先，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当作为不动产的一般买受人具备法定要件时，其对所购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从而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执行的情形。而本案中，被申请人乔子光等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是在刑事案件处理中通过被告人崔某某退赔的方式取得房屋权利并非作为案涉房屋的一般买受人主张权利，本案不具备适用该条司法解释的前提基础，故不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其次，本案中，崔某某将案涉房屋在刑事案件侦查及审理中主动退赔被害人即本案案外人，并且法院也已将其退赔表现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上述事实业经生效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据此，乔子光等人取得案涉房屋权利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虽由崔兴元签订，但房款均由崔某某支付，且该房屋仅有初始登记，并未办理分户产权证，神木市处非办及公安机关无法对房屋办理相关查封手续，故仅对房屋进行口头扣押，该查封措施有瑕疵，但崔某某于2014年9月16日向神木市处非办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以案涉房屋退赔给被害人是客观事实。榆阳区法院执行的王灵芝与张晓刚、白俊梅、田鲜鲜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王灵芝对田鲜鲜享有的仅是一般金钱债权，而案涉房屋并非田鲜鲜个人的责任财产，故榆林中院认定乔子光等人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王灵芝所提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灵芝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魏西霞 审 判 员 李 俊 审 判 员 赵 玲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陈 婧 书 记 员 王 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