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5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占池，男，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月芳，山西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亿融万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九华山路。 法定代表人：薛文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显武，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薛占敏，男，196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上诉人薛占池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亿融万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融万家公司）、原审被告薛占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4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薛占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月芳与被上诉人亿融万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文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显武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薛占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薛占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原审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分红协议》时已向被上诉人披露了代理情况,出示了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且被上诉人自认签订合同时查看了被代理人的身份证,被上诉人完全可区分出身份证上面照片与上诉人完全不一样,因此被上诉人并非善意且无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事后未经被代理人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从涉案《补充协议》内容来看,涉及到第三方青岛大好望角美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好望角公司）的权利义务，涉案《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6月22日,被上诉人自称在2019年3月便得知大好望角公司系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商场的实际投资运营主体,那么涉案《补充协议》还约定违约责任为将大好望角公司在长江国际商场的资产全部无偿归甲方(被上诉人)所有,说明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补充协议》时明知道涉及大好望角公司的权利义务，对于涉案《补充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存在明显过错。上诉人确实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涉案《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完全由被上诉人事先起草好,协议条款完全对被上诉人有利,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深知签订该协议的法律后果，若非受到胁迫不会签此协议，故该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法院以原审被告违反涉案《补充协议》约定，认定被上诉人有解除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认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分红协议》解除是错误的。因涉案《补充协议》未经原审被告追认,且涉及到第三方权利义务,该《补充协议》对本案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条款也不能约束本案各方,被上诉人也不能依据涉案《补充协议》而享有解除权,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补充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将会直接损害到大好望角公司的权利,产生新的纠纷，不利于起到定纷止争的裁判效果。 被上诉人亿融万家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1、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分红协议》时已向被上诉人披露代理情况。依据经验法则，若上诉人确在签订合同时披露其代理情况，则应出具薛占敏的授权委托及代理人薛占池的身份信息，但在涉案《合作协议》、《分红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均未体现代理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上诉人应对其主张的披露代理情况承担证明责任。现上诉人并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以在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分红协议》时已向被上诉人披露代理情况为由否定其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应被支持。对于上诉人所谓签订涉案合同时其出示了薛占敏身份证问题，上诉人并非在签订合同时即告知被上诉人其真实身份是薛占池，其是作为薛占敏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相反，上诉人一直是假冒薛占敏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协商签约，此后的经营活动也一直冒用薛占敏的名义进行。甚至2019年7月上诉人报警后，被上诉人在青岛市黄岛区派出所中仍坚称其就是薛占敏。上诉人出示的身份证与涉案合同签订人名字、身份信息一致，也与此后从事经营的人名字一致。被上诉人对此并无过错。2、上诉人以薛占敏未追认为由否认涉案《补充协议》效力于法无据。涉案《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是一体的，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均是对双方合作经营涉案商场的约定。薛占敏对此的追认只能是概括追认，不能只追认部分内容，更不能只追认对其有利部分，不追认对其不利部分。薛占敏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称其对涉案《合作协议》、《分红协议》、《补充协议》等均不知情，在原审第三次庭审中又称上诉人签订协议时与其通过电话，其陈述自相矛盾，且薛占敏在一审庭审中称其只追认涉案《合作协议》、《分红协议》，不追认涉案《补充协议》，明显系回避不利后果，依法不应支持。此外，在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不追认也只是对其本人不发生效力，并非不具有法律效力。3、上诉人以涉案《补充协议》内容涉及第三方大好望角公司为由主张涉案《补充协议》对本案各方不具有法律效力，于法无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均规定在合同中规定第三人权利义务的问题。即便有涉及第三方条款有效力上的争议或瑕疵，也不能否认合同其他条款对合同双方的效力。所谓涉案《补充协议》涉及第三方大好望角公司，实际上是涉案《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共同成立新公司去运营上诉人承租的商场，而上诉人未按约定履行，直接以大好望角公司去经营商场，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就是上诉人。此外，本案只是确认被上诉人与薛占敏所签合同解除的争议，与所谓第三方资产权利并无关联。4、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涉案《补充协议》是其被胁迫签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胁迫需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签约是被胁迫的，其主张依法不应被支持。二、上诉人逾期上诉，依法应予驳回。1、薛占池以疫情为由逾期上诉，无明确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此十五日为法定不变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现本案判决书通过EMS寄送给上诉人，该EMS已于2020年2月2日前（以EMS记载日期为准）退件，故上诉人的上诉期已于2020年2月17日届满。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疫情可直接作为上述规定的例外情形，故薛占池逾期上诉无法律依据。2、薛占池未提交证据证明疫情与其不知或不应知法院判决及其送达退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疫情不能成为其逃避法律义务的避风港，也不能成为其逾期上诉的免责事由。薛占池未举出其罹患新冠××或其被隔离等证据，也未举出其送达地址被政府采取防疫措施及其起止时间，更未提供疫情致使其连EMS电话告知都未收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四条，当事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供或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应包括送达地址的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第六条规定：“邮政机构按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投送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将邮件在规定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理由。疫情影响通行，但任何防控措施从未剥夺包含薛占池在内的公民通讯权，薛占池理应举出证据证明其未收到EMS的电话等方式告知，当然若EMS未按规定告知，其后果亦不应影响上诉期届满，薛占池可向EMS方索赔。因此，上诉人仅空泛地提出疫情致使其无法回到送达地址，主张其不知道法院送达文书事宜，既有违证明责任规则，亦与事实明显不符。3、薛占池应知道判决书内容及送达等相关事宜。根据法律规定，EMS投送未果的时候会通过电话告知收件人，故薛占池应知道一审法院向其送达一审判决书这一事实。 亿融万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薛占池、薛占敏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分红协议》于2019年7月20日正式解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商铺系青岛市黄岛区街道办事处太行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太行山路居委会）所有。2018年9月20日，亿融万家公司与太行山路居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作协议书》附件一），约定太行山路居委会将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一层至四层（涉案房屋）租赁给亿融万家公司使用。亿融万家公司提交亿融万家公司（甲方）与薛占敏（乙方）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亿融万家公司与薛占敏就涉案商场进行合作，约定甲乙双方在涉案商场注册新公司，名称暂定为“青岛石大天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工商局实际注册名称为准。合作期限与《房屋租赁合同》期限一致，乙方向甲方交付保证金20万元。甲乙双方成立的新公司甲方股份占1%，乙方股份占99%，乙方为法定代表人。涉案商场全部投资由乙方承担，包含付太行山居委会房租款，乙方对本商场进行的装修款、购买设备款、招商及运营费用等。乙方以固定分红方式给予甲方固定分红（另有《分红协议》，作为《合作协议书》附件二）。甲方给乙方授权书（《合作协议书》附件三），授权乙方全权代表甲方进行涉案商场的一切经营活动。甲方给“太行山路居委会”递交情况说明函（《情况说明函》作为附件四），说明由甲乙双方在“本商场”所在地注册的“新公司”在租赁期间缴纳房租由“新公司”负责缴纳，交房租款的发票名称写成“新公司”名称。甲方处有亿融万家公司盖章，乙方处有“薛占敏”签字及捺印。亿融万家公司提交亿融万家公司（甲方）与薛占敏（乙方）于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根据《合作协议书》及相关约定，乙方应于2019年5月24日前负责向青岛市黄岛区街道太行山社区居委会缴纳自2019年5月25日至2019年11月24日止期间的租金1,782,560元（人民币大写：壹佰柒拾捌万贰仟伍佰陆拾圆整，以下简称“上述租金”）。因乙方至今未按约缴纳租金，现甲、乙共同同意由乙方于2019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上述租金。乙方应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全部义务，立即纠正违反《合作协议书》等约定而实施的各种民事行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解除后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不予退还，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负责赔偿。二、若乙方无法于2019年7月20日前付清上述租金，则《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7月20日解除，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商场1-4层的所有装修、设施设备等全部无偿归甲方所有，且甲方不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合作协议书》解除后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不予退还，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负责赔偿。四、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时同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一次性支付20万履约保证金。否则《合作协议书》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商场1-4层的所有装修、设施设备等全部无偿归甲方所有，且甲方不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合作协议书》解除后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不予退还，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均由乙方负责赔偿。关于《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亿融万家公司称，《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补充协议》均是薛占池以薛占敏的名义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签订合同时查看了薛占池出示的薛占敏的身份证，与合同签订人的名字一致，且薛占池一直以薛占敏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2019年3月，发现大好望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薛占敏，经与薛占敏（实际为薛占池）交涉，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占敏。亿融万家公司一直认为薛占池就是薛占敏。2019年7月，亿融万家公司接到业户举报，说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合同的人不是薛占敏，亿融万家公司到长江路派出所报警，薛占池在派出所坚持薛占敏、薛占池都是薛占池本人。亿融万家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才知道薛占敏、薛占池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庭审中，薛占敏陈述涉案协议不是其签的，也不知道这回事儿，称其有个弟弟叫薛占池，亿融万家公司起诉协议的事其不清楚。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薛占敏又陈述涉案《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是其让薛占池以其名义签订的，称薛占池签订以上协议时与其通过电话。薛占池则称涉案《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是薛占池签的，因薛占敏才是实际投资人，薛占池只是对商场经营较为熟悉，薛占敏亦认可涉案《合作协议书》及《分红协议》，称薛占池在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时向亿融万家公司披露过其是代理薛占敏签订，也向亿融万家公司提交了薛占敏的身份证，还称涉案《补充协议》是在薛占池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称其对此并不知情，且称大好望角公司的股东刘锁文对此也不知情，但其因怕被打击报复也未报警。亿融万家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25日分别向薛占池发送通知书，督促薛占敏按约履行合同。2019年7月22日，亿融万家公司工作人员向薛占池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抬头为“薛占敏”，通知内容如下：1、我单位与贵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7月20日正式解除；2、我单位将于2019年7月22日正式全面接管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商场1-4层；3、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商场1-4层的所有装修、设施设备等全部无偿归我单位所有，且我单位不需向贵方支付任何费用；4、由于贵方违约引起的全部责任均由贵方负责赔偿。薛占敏质证称其未收到此份通知，并称此与其无关。薛占池辩称，亿融万家公司将通知直接送达给薛占池系送达主体错误，还称涉案《合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并称此份解除通知对涉案合同双方无影响。关于房租缴纳情况。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房屋租金2018年11月25日前缴纳1,782,560元，以后每半年缴纳一次，先交房租后租房”。2018年9月20日，亿融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太行山路居委会缴纳100万元，刘锁文在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14日、2019年3月7日分别支付40万元、15万元、232,560元。太行山路居委会称，因亿融万家公司向太行山路居委会告知已与薛占敏合作成立公司运营商场，故太行山路居委会应薛占池的要求为大好望角公司开具两张房屋租赁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金额均为891,280元，但称此两份发票系其错误开具，太行山路居委会准备撤销并收回此两份发票。大好望角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20日，其住所为青岛市黄岛区长江国际401室，其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健，股东为李健（占股1%）、刘锁文（占股99%）。2018年12月29日，大好望角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健变更为宋志山。2019年4月25日，李健将其股份转让给薛占敏，大好望角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占敏，薛占敏担任执行董事、经理，变更以后的大好望角公司股东为薛占敏（占股1%）、刘锁文（占股99%）。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薛占池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对薛占敏发生效力；二、《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是否已解除，于何时解除。综合本案的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分析判定：一、薛占池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对薛占敏发生效力，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基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仍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薛占敏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其对亿融万家公司起诉的协议并不知情，后在庭审中改称薛占池用其名义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协议时，薛占池与薛占敏通过电话，薛占敏两次庭审中陈述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亿融万家公司称其直到第一次开庭时才知道薛占敏、薛占池之间的关系，薛占池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分红协议》及《补充协议》时，至亿融万家公司起诉时，曾向亿融万家公司披露其与薛占敏之间的代理关系，故亿融万家公司称其一直认为薛占池为薛占敏符合情理，亿融万家公司在此过程中善意且无过失。薛占池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分红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关于薛占池主张的其是在受到胁迫情况下签订涉案《补充协议》，因薛占池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对薛占池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薛占池在认为其自己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后，仍未向亿融万家公司披露其真实身份，应承担相应后果。综上，薛占池以薛占敏名义与亿融万家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庭审中，薛占敏称其对涉案《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的效力作出追认，但对涉案《补充协议》不予追认的行为，明显系回避不利后果。综上，亿融万家公司与薛占池签订的涉案《补充协议》对薛占敏发生效力。二、亿融万家公司与薛占敏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涉案《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于2019年7月22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解除合同。当事人可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涉案《补充协议》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涉案《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薛占敏负担“太行山居委会房租款”，并向亿融万家公司缴纳20万元履约保证金，薛占敏未能举证证明其按照涉案《补充协议》约定付清房屋租金，亦未举证证明其向亿融万家公司缴纳保证金，亿融万家公司取得解除权。2019年7月22日，亿融万家公司向薛占池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该《解除合同通知函》对薛占敏发生效力，涉案《合作协议书》于当日解除。涉案《分红协议》系涉案《合作协议书》附件，因主合同《合作协议书》已解除，故涉案《分红协议》也相应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青岛亿融万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薛占敏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二《分红协议》于2019年7月22日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薛占池、薛占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确认其和薛占敏均未缴纳涉案《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房租和保证金，且确认其无证据证明其系受胁迫签订涉案补充协议。 还查明，薛占敏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其同意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 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如薛占池所述，其作为薛占敏的代理人，在薛占敏认可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的情况下，薛占池本人既不是涉案三份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涉案三份协议权利义务的承受人,其对本案诉讼无诉讼利益，故对薛占池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其次，即便不考虑薛占池对本案是否具有诉讼利益，仅就涉案协议是否已解除来讲，亿融万家公司在一审中诉请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而在一审庭审中薛占敏已明确表示其同意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故本案双方就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已于一审中达成解除合意。则无论涉案《补充协议》是否生效并对薛占敏具有合同约束力或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充协议是否经过薛占敏授权追认乃至上诉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薛占敏同意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的情况下，已均不影响对被上诉人与薛占敏合意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的事实认定。最后，退一步讲，即便薛占敏与被上诉人未达成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的合意，薛占敏自始至终未依约交纳房租及保证金，未履行涉案合同主要义务，已导致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上诉人也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故一审法院判决涉案《合作协议书》和《分红协议》于被上诉人向薛占敏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之日解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薛占池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薛占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曲 波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纪雪 书记员彭晓凤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