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78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登权，男，196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东里10号6幢6-2-003。法定代表人：宋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滢滢，北京利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铭正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七经路92号麟祥大厦337。法定代表人：徐凤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艳俊，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登权因与被上诉人国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鹏公司）、天津铭正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正通达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468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国鹏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滢滢，铭正通达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艳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登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登权曾向北京市仲裁委申请仲裁，但是北京仲裁委明确以双方没有仲裁条款为由拒绝接受仲裁申请，且法院未对本案进行实质审查不能认定国鹏公司实际承接了仲裁条款；2、铭正通达公司由国鹏公司负责管理，国鹏公司与铭正通达公司之间涉及的基金资金往来行为无效，且铭正通达公司主观上存在恶意，在本案中应负有赔偿基金投资人的义务；3、国鹏公司与铭正通达公司是共同侵害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嫌疑方，基金投资者与国鹏公司的关系可能需要仲裁解决，与铭正通达公司的关系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国鹏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的裁定结果，但是不认可自身是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的实际管理人，不同意刘登权的上诉请求。铭正通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的裁定结果，但是不认可国鹏公司是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的实际管理人，不同意刘登权的上诉请求。刘登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鹏公司、铭正通达公司连带支付刘登权本金100万元，支付年化收益12万元（2017年10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共18个月，按照年化8％计算）；2、判令国鹏公司、铭正通达公司连带支付刘登权滞纳金（以第1项诉讼请求确定的付款金额1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以上贷款利率的二倍即年利率9.8％计算，自2019年5月1日计算至付清全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3.66万元）；3、判令国鹏公司、铭正通达公司连带支付刘登权律师代理费2.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国鹏公司、铭正通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登权（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投资者）与圆融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刘登权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认购“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第二十五条“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为准，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上述基金合同中附有刘登权签署的《同意函》一份，载明：“本人在此同意，经圆融公司与国鹏公司自行决定，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由圆融公司变更为国鹏公司，而且无需另行作出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在上述变更发生后，圆融公司与国鹏公司应及时通知本人。本人在此同意，在上述变更发生后，国鹏公司将自动替代圆融公司成为《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当事方，圆融公司在《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动由国鹏公司承继。”2019年6月24日，青岛证监局对圆融公司作出《关于对青岛圆融金融投资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载明：圆融公司为国鹏公司发行私募基金产品提供便利，圆融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青岛圆融国鹏盛世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实际募集、发行、投资、管理、投资者维护和信息披露工作均由国鹏公司从事，圆融公司无人实际管理上述基金，且不能明确其投向的底层资产。本案审理中，刘登权向一审法院提交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的国鹏公司向圆融公司出具的《免责确认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国鹏公司因业务需要借用圆融公司的基金管理人资格牌照发行青岛圆融国鹏盛世1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和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国鹏公司在此确认，上述基金将由国鹏公司全权管理、全责负责，圆融公司未参与也不会在将来参与上述基金的任何工作或决策，亦未获得国鹏公司给予的任何报酬或费用，仅是上述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名义上的管理人；上述基金的全部工作及决策全部由国鹏公司实施，基金的真正发行人、募集人、管理人、责任人是国鹏公司；一切与基金或国鹏公司有关或由其引起的任何纠纷、争议、索偿、赔偿、费用、成本、责任、义务等全部由国鹏公司承担。经询，国鹏公司否认出具过《免责确认书》。国鹏公司不认可自身是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的实际管理人。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是圆融公司与刘登权签订，但是根据青岛证监局在《关于对青岛圆融金融投资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中查明的事实，圆融公司实际无人管理“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基金的募集、发行、投资、管理、投资者维护和信息披露工作实际均由国鹏公司从事，因此可以认定圆融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基金管理人，国鹏公司是实际的基金管理人。从《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所附《同意函》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圆融公司与刘登权签订合同之初，圆融公司已经告知刘登权基金管理人可能变更为国鹏公司，刘登权同意基金管理人变更为国鹏公司，虽然嗣后圆融公司与国鹏公司没有向刘登权发出基金管理人变更的通知，但是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基金自募集时就已经实际由国鹏公司管理，所以基金管理人已经实际变更为国鹏公司，圆融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已经实际转让给国鹏公司，因此，《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的条款对国鹏公司具有约束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无论是国鹏公司借用圆融公司名义发行基金，还是基金管理人由圆融公司变更为国鹏公司，均应适用上述规定。因此，《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国鹏公司具有约束力。刘登权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提出本案起诉，但是本案处理的争议是因《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而产生，既然国鹏公司受到该合同的约束，仲裁条款亦适用于刘登权和国鹏公司之间，当事人应当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刘登权向本院起诉国鹏公司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上述司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刘登权对国鹏公司的起诉。刘登权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铭正通达公司，理由是铭正通达公司执行国鹏公司的指令，侵害刘登权的财产权。本院认为，刘登权投资基金后，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合同约定有权分享基金财产收益、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但是基金财产不等同于刘登权个人财产，按照《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并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因此，如果铭正通达公司存在侵害基金财产的情形，应当由基金管理人行使诉讼权利，刘登权以自己名义作为原告起诉铭正通达公司，要求铭正通达公司直接向自己返还本金、支付收益等款项，诉讼主体不适格。因此，一审法院亦依法驳回刘登权对铭正通达公司的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刘登权对国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二、驳回刘登权对天津铭正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审理中，刘登权表示同意对国鹏公司申请仲裁，但要求法院对刘登权诉铭正通达公司的侵权之诉进行审理，其认为铭正通达公司受国鹏公司管理，其执行国鹏公司指令属于明知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财产的情形，主观存在恶意，侵害了刘登权的财产权，应返还基金投资人款项。铭正通达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经询，铭正通达公司的住所地在天津，实际经营地亦在天津，刘登权对此予以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是否应就刘登权与国鹏公司、铭正通达公司之间的纠纷进行实体审理。关于刘登权与国鹏公司之间的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处理的争议是因《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而产生，既然国鹏公司受到该合同的约束，仲裁条款亦适用于刘登权和国鹏公司之间，当事人应当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刘登权向法院起诉国鹏公司不当。刘登权在本院审理期间表示同意对国鹏公司申请仲裁，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刘登权与铭正通达公司之间的纠纷。刘登权上诉称铭正通达公司的侵权行为为执行国鹏公司指令，明知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财产，侵害了谢良伟的财产权。但是按照《青岛圆融国鹏盛世2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并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刘登权以自己名义作为原告起诉铭正通达公司，要求铭正通达公司直接向自己返还本金、支付收益等款项，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刘登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周 易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胡 实书 记 员  何昕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