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区桐乡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764759252Q（1-1）。法定代表人：吕文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辉，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环城南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2065352728L。法定代表人：辛清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清，男，197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临川区人，该公司业务部副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永，北京世纪（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廖中凯，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经济开发区，原审被告：刘蕾红，女，198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李慧伟，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原审被告：吴超，男，196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原审被告：桑金花，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原审被告：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经济开发区桐花路13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MA2NUBBX58（1-1）。法定代表人：廖中凯，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经济开发区桐花路13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689799712P（1-1）。法定代表人：廖中凯，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中信公司”）、原审被告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淞堂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医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双方当事人庭询后书面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强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宋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清、杜圣永到庭参加庭询。原审被告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强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9)赣1002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东方中信公司对强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2017年8月8日东方中信公司在与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淞堂药业”）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时，廖中凯已经不是纪淞堂药业法定代表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2017年7月11日已经变更名称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吕文福。该变更信息在各个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上均可公开、便捷的获取，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从事金融贷款业务的主体，没有对放贷对象的主体资格及相关信息做充分的尽职调查，存在重大过错；2、被上诉人在应当得知纪淞堂药业变更名称为强正公司后，没有联系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文福核实公司名称变更的相关事实，继续错误的使用由廖中凯提供的伪造的强正公司和吕文福印章的虚假承诺书。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从事金融贷款业务的贷款公司，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甚至不排除被上诉人可能知晓廖中凯从事冒用已经变更名称的公司进行贷款的事实；3、纪淞堂药业法定代表人廖中凯伪造强正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印章，签署虚假保证书，出具虚假承诺书，该伪造公章骗取贷款的事实已经由安徽省毫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立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该事实足以证明廖中凯通过伪造印章、虚构事实等犯罪手段获取贷款，因此贷款和保证合同均应属无效合同，相关责任均应由廖中凯自行承担；4、涉案借款实际借款和使用人均是廖中凯及其控制下的纪淞堂药业，强正公司从始至终均没有占有或使用该笔借款，在被上诉人起诉前，强正公司甚至都不知道存在抚州的该笔500万元借款的情况；5、2017年5月3日强正公司与纪淞堂药业签署的全部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并且已经人民法院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合法有效。东方中信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强正公司系由纪淞堂药业变更名称而来，不是一个法人主体的消灭和另一新主体的产生，两者为同一法律主体。名称变更前该主体实施的法律行为应由名称变更后的同一主体继续承担法律后果。上诉人对于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发生的借款债务应承担清偿本息的义务；2、2017年8月8日被上诉人与纪淞堂药业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其公司章程、公司征信均表明公司名称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廖中凯一人。被上诉人已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在本案中无过错；3、至于借款公司发生名称变更，上诉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就应同时完成公章收缴、股东登记变更等行为以及银行账号的变更登记，上诉人没有这样做，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4、上诉人关于不排除被上诉人可能知晓廖中凯冒名借款事实的说法毫无根据，相反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方中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强正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利息、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090000元，2019年4月24日之后的利息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借款之日止）；2、判决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对强正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贷款逾期催收费用等其他相关费用均由强正公司、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承担。庭审中，东方中信公司将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相关费用明确为：诉讼保全保险费7003.5元，其他费用中律师费15万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8月8日，纪淞堂药业（即原审被告一，属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同一民事主体）与东方中信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如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就借款本金逾期部分和应付利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约定借款日利率两倍按日计收违约金，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当日，东方中信公司将500万元款项汇入纪淞堂药业银行账户。另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自愿为强正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借款到期后，东方中信公司催问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纪淞堂药业成立于2004年7月12日，廖中凯拥有该公司100%股权，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廖中凯、刘蕾红欲以企业借款及个人担保方式向东方中信公司申请借款。2017年6月26日东方中信公司通过廖中凯向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了纪淞堂药业章程，该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名称为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股东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公司住所为安徽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园区桐乡路1号。当日东方中信公司又通过廖中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了纪淞堂药业的企业信用报告，该份征信报告中显示纪淞堂药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企业无不良负债。东方中信公司于2017年8月8日与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东方中信流借字第01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2月7日止，具体借款期限及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用途为厂房建设，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并约定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就借款本金逾期部分和应付利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日利率两倍按日计收违约金，直至清偿本息为止。为担保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2017年8月8日纪淞堂公司、桑金花、廖中凯、刘蕾红、凯利医药、吴超、李慧伟分别与东方中信公司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158-1号、158-2号、158-3号、158-4号、158-5号、158-6号），上述六份保证合同均约定被保证担保的主债务为纪淞堂药业向东方中信公司的借款500万元，保证方式为全部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次日起两年止。上述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订立后的当日，纪淞堂药业在东方中信公司办理了借款凭证，东方中信公司即向纪淞堂药业银行账户发放了贷款500万元。此后，纪淞堂药业仅向东方中信公司支付了至2018年5月30日止的利息，对借款本金500万元及2018年6月1日之后的利息分文未还，东方中信公司多次催问未果，遂诉至本院。另查明，2017年7月11日纪淞堂药业经工商登记名称变更登记为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中凯变更登记为吕文福，但强正公司的股东仍为廖中凯一人。2018年3月9日，股东名录中廖中凯100%股权变更登记为吕文福100%股权。庭审中，东方中信公司提供的强正公司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显示，2017年12月1日强正公司的股东依然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2017年12月1日，强正公司、廖中凯向东方中信公司作出了承诺书：因纪淞堂药业于2017年8月8日向贵公司借款500万元整，该贷款贵公司已按约定汇入我公司银行账户。现该企业已于2017年7月11日变更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为此强正公司作出如下承诺：对纪淞堂药业的上述伍佰万元贷款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落款处有强正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印鉴，廖中凯签名按手印。又查明，强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发现廖中凯在向东方中信公司贷款时涉嫌使用伪造的强正公司印章进行担保，遂向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报案，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于2019年3月12日对强正公司公章被伪造案予以立案侦查。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立案后，对东方中信公司与强正公司签订的[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157-7号保证合同及[2017]东方中信保字第236-4号保证合同、2017网借字第0027号借款担保合同上，均加盖的强正公司印章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上的“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的。廖中凯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9年4月2日被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拘留，4月30日取保候审。但对本案《承诺书》中强正公司的印章真伪，东方中信公司、强正公司双方均未申请司法鉴定。还查明，2018年9月19日东方中信公司以纪淞堂公司借款1000万元、廖中凯与强正公司等提供担保而未归还借款本息为由，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正公司在该起案件中作为担保人辩称，强正公司没有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系廖中凯伪造强正公司印章订立的，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赣10民初104号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东方中信公司要求强正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请。东方中信公司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终59号终审民事判决，对原一审判决内容进行了部分改判，改判强正公司对原一审判决的借款本息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强正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21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强正公司的再审申请。庭审中强正公司提供了2017年5月3日，纪淞堂药业、廖中凯与吕文福签订《转让协议》及（2018）皖1602民初6004号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廖中凯已于2017年5月3日将强正公司整体打包转让给吕文福，吕文福支付了转让款。后因转让产生纠纷，吕文福和强正公司起诉廖中凯和纪淞堂药业，经法院调解，廖中凯愿意向吕文福和强正公司支付违约金800万元。东方中信公司认为《转让协议》非真实协议，不具有证明力，民事调解书具有虚假诉讼的嫌疑。另外东方中信公司还提供了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发票及律师代理费发票欲证明其为本案支出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及律师代理费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1、纪淞堂药业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500万元所产生的债务，应否由强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2、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对涉案借款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纪淞堂药业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500万元所产生的债务，应否由强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强正公司认为廖中凯因伪造强正公司公章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公司转让后仍以该公司名义借款，具有明显过错，属民事欺诈。强正公司没有与东方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时公司的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已发生了变更，其没有借款意思表示也没有借款行为，也未使用和控制该笔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强正公司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了《转让协议》及调解书。一审法院认为，《转让协议》双方是否实际履行，吕文福是否向廖中凯及纪淞堂药业支付了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强正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另外该调解书的是否生效及是否申请执行，强正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申219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转让协议》约定将纪淞堂药业、廖中凯所有的土地、房产、股权、机器设备、营业执照等转让给强正公司、吕文福，所有资产转让价格为2660万元，但对于股权和全部财产未分别约定价款，且关于该协议有无实际履行，强正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强正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廖中凯涉嫌伪造强正公司的公章，是否影响纪淞堂药业与东方中信公司之间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方中信公司在纪淞堂药业向其借款前，已通过廖中凯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公司章程查询，并对该公司征信进行了查询，查询的公司章程及公司征信均表明纪淞堂药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且股东也为廖中凯一人。虽然纪淞堂药业与东方中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公司名称已进行了变更且进行了工商登记，强正公司在公司名称进行变更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应在公司名称变更的同时就及时收缴原公司印章，并及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从东方中信公司庭审提供的强正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显示，在2017年8月8日东方中信公司与纪淞堂药业签订案涉借款协议时，强正公司唯一股东仍为廖中凯。东方中信公司作为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已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廖中凯涉嫌伪造强正公司的公章系另案中强正公司的公章，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东方中信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强正公司与纪淞堂药业为同一公司，只不过是名称变更而已。故东方中信公司与纪淞堂药业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合同订立后，东方中信公司依约向纪淞堂药业银行帐户发放了贷款人民币500万元，纪淞堂药业作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理应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关于借款后强正公司、廖中凯向东方中信公司出具《承诺书》的效力问题。强正公司认为该《承诺书》没有法定代表人吕文福的签字，强正公司的印章及吕文福私章系廖中凯伪造，该承诺书系廖中凯与东方中信公司之间的共同串通。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强正公司持有该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吕文福的私章，其既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承诺书》上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吕文福的私章属伪造，也未申请司法鉴定，亦未提供廖中凯与东方中信公司之间有恶意串通的相关证据，强正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东方中信公司有理由相信作为强正公司、廖中凯与其出具《承诺书》是真实有效的。东方中信公司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属于善意第三人。故可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该《承诺书》虽约定强正公司对纪淞堂药业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50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由于纪淞堂药业系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强正公司是纪淞堂药业的名称进行变更而来的，不属于原有企业法人的消灭以及新的企业法人成立，新旧企业名称指向的均是同一法人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故纪淞堂药业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500万元所产生的债务，应由强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东方中信公司诉请的利息及违约金，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10‰，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借款合同中还约定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的两倍计算，现东方中信公司主张利息及违约金之和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东方中信公司诉请的为本案支出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律师代理费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东方中信公司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因强正公司的违约引起本案诉讼，东方中信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东方中信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东方中信公司的损失部分，故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7003.5元予以支持。对律师代理费，因聘请律师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对涉案借款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东方中信公司与纪淞堂公司、桑金花、廖中凯、刘蕾红、凯利医药、吴超、李慧伟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为上述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且其与东方中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保证方式及保证担保的范围，故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依法应按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担保范围对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所欠东方中信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强正公司是由纪淞堂药业的名称进行变更而来的,故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纪淞堂公司、凯利医药对涉案借款所产生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吴超辩称廖中凯夫妇及纪淞堂药业贷款时让他去签字，当时他不知道是担保，望解除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吴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当清楚其作为保证人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与违约金之和自2018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时止）；二、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本案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人民币7003.5元；三、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3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59430元，由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300元，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廖中凯、刘蕾红、李慧伟、吴超、桑金花、安徽纪淞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凯利医药有限公司负担5613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强正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情况说明1份和鉴定意见通知书3份。证明：廖中凯、李慧伟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涉案印章已经鉴定为伪造的，上诉人于2020年3月23日移送至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的两个案件应中止审理。第二组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2017年8月8日送达地址确认协议1份。证明：在2017年8月8日强正公司已经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盖章，说明在此日即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已经知晓强正公司的存在，仍然与纪淞堂药业签订借款合同，显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同时，该地址确认书也没有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文福的签字和印章。所以被上诉人也没有尽到审慎核查义务，故意回避相关事实，恶意串通。因而在2017年8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应属无效。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1、比对上诉人提供的原件有些是公安机关确认的复印件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对3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和情况说明形式要件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被上诉人不认可该组四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即这些证据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没有关联；2、这组证据也不具有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证明不了他的诉讼请求。原因在于，有其他证据支持的足以证明两个法人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构成了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基础。廖中凯是否涉嫌刑事案件，不影响本案的二审审理，也不影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认定。所以与这个证据有关的中止本案审理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第二组证据：1、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不是新的证据。因为存在于一审案卷之中，上诉人在当庭的举证只是说明了他对这份证据的认识与解释而已。强正公司的名字出现在送达地址确认上，他的作用只是表明了保证送达的位置；2、这个印章的出现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和其在工商查询资料、征信调查资料在当时并无联系。在这种状态下一个送达地址的通知仅具有向被上诉人提供送达地址的作用。因此，这份所谓证据也不能支持上诉人的解释和请求。被上诉人二审提供证据如下：两张打印的照片以及关于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的说明、公证书一份、2017年8月18日纪淞堂药业向其公司支付21666.7元利息的银行综合凭证一份。证明目的：1、电子照片证明案涉送达地址确认协议并非形成于2017年8月，双方加盖印章行为形成于2017年12月，送达地址确认协议并不是和案涉流动资金合同、保证合同同期签署，不宜简单以送达地址确认协议所属日期推定强正公司于2017年8月就加盖公章；2、银行流水记录证明纪淞堂药业的账户一直在强正公司的控制之下，因此作为同一的法律主体当然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质证意见认为，1、照片、公证书三性均有异议。该图片不能证明图中人物身份、拍摄地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称2017年8月8日签署了纪淞堂药业的送达地址，但是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出来。从而也证明该图片和公证书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银行综合凭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仅凭该凭证不能证明纪淞堂药业在2017年7月11日以后仍然存续，该账户强正公司从未使用控制，至今仍未注销。因原纪淞堂药业通过该银行账户在徽商银行有贷款未结清，在吕文福购买纪淞堂药业后因该笔贷款原纪淞堂药业并未结清，所以账户在2018年3月3日贷款还清以前并未注销，但被上诉人在2017年7月11日纪淞堂药业已经变更工商登记，变更法人的情况下，仍然在2017年8月、12月多次向纪淞堂药业发放贷款，明显存在重大过失，甚至不排除与纪淞堂药业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被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综上，被上诉人在签署送达地址协议时已明确知道强正公司与原纪淞堂药业同时存在，在此情况下仍然放款与纪淞堂药业不能排除其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为反驳被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提交如下反驳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年3月13日的徽商银行借款凭证、徽商银行记账凭证（180万贷款发放账号为27×××96）、徽商银行记账凭证（印花税90元）各一张。证明目的：原纪淞堂药业在2017年3月13日从徽商银行借款180万元。第二组证据：2018年3月13日廖中凯徽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2018年3月13日的徽商银行记账凭证（贷款还款1806525元）、徽商银行进账单（收账通知）、徽商银行进账单（回单）各一张，原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从2011年至2018年从徽商银行贷款还款情况统计表。证明目的：1、2018年3月13日廖中凯通过使用转账支票的方式还徽商银行1806525元；2、徽商银行于2018年3月13日收到还款本息共计1806525元，纪淞堂药业在2017年3月13日的180万元借款结清；3、原纪淞堂药业从2011年以来一直陆续从徽商银行贷款，累计贷款数额达1400多万元；4、因原纪淞堂药业在徽商银行存在借款没有结清（账号为27×××96），因此在2017年7月份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时无法变更该银行账户名称。第三组证据：开户许可证。证明目的：强正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亳州中心支行批准设立的基本户开户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谯城区支行。第四组证据：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3月26日作出的判决书上认定：2017年7月份到12月份，纪淞堂药业廖中凯多次向东方中信公司借款共计2000万时，为了取得上述借款，廖中凯自己或指使其办公室主任李慧伟到亳州市谯城区联宇印章社找到廖中凯同学被告人张振虎多次伪造强正公司印章，盖在借款合同等文书上为其提供担保，给强正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张振虎犯伪造印章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第五组证明：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区分局情况说明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一份，证明：2017年7月13日对强正公司法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吕文福法人名章在公安印章信息系统中备案；2017年8月17日对强正公司法人银行账户进行了变更申请。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两组证据恰恰证明纪淞堂药业的账户一直在强正公司的控制和了解之下，作为同一法律主体对借款当然承担还款责任。证明强正公司对该银行账户清楚了解，而且更名后一直在使用该银行账户对徽商银行的贷款进行还款。第三组证据：1、被上诉人认为强正公司的第三组证据是他们另行开户的，而不是从纪淞堂药业演变过来的。强正公司是否另行开设或者从纪淞堂药业继承下来均不影响纪淞堂药业在被上诉人处贷款账户没有变更名称的事实，这是其内部公司管理行为；2、对方代理人当庭已经向法庭自认他们知情、了解、许可原名称下的基本账户使用到2018年3月13日；3、对方对于纪淞堂药业账户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从来没有金融方面的规定某个账号有借款就无法注销和变更的规定，如果要注销并不影响借款人与其他账号或其他途径来归还借款。在现实生活中履行债务的行为有多种多样，所谓某个账号有借款就不能注销是不能成立的；4、对方当庭自认的账户状况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不了解纪淞堂药业账户的情况，在催贷的时候才发现账户有借款与自认的变更名称之时就知道账户有借款所以才保留基本账号的说法自相矛盾。因此，对方这组证据不仅不能支持他否定被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反过来被上诉人有理由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证据同一主体的前后股东，甚至有理由怀疑前后股东以公司名义完成借款后又以不能成立的理由来逃避债务的恶意行为。第四组证据：1、来源不明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其真实性有异议；2、这份判决从证明目的上看根本不能证明东方中信公司对公章真伪知情，更不能证明与廖中凯串通东方中信公司是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应受到保护；3、判决书内容上存在诸多与事实不符的重大瑕疵或问题。其中：（1）判决书第2页第3段：法院审理查明的内容引用的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2）判决称查明廖某多次借款2000万这与民事案件内容明显不符，民事案件的借款主体有三个并不是廖中凯一个人；（3）判决称多次伪造强正印章但对于具体的时间地点、印件图文均未查清，也未说明。这恰恰反映强正公司存在多枚印章混用，这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4）“盖在借款合同等文书上提供担保给强正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这句话就是自相矛盾。纪淞堂药业与强正公司是同一主体也不存在自己公司给自己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5）判决书查明部分一方面找不到印件实物无法进行比对，又称印章是假章，这句话从逻辑上就不能成立。因此，这份判决的内容存在诸多明显问题，对本案的审理事项不能起到任何证明作用。请合议庭对该份刑事判决的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给予关注；4、100号判决书已经载明张振虎以往伪造的印章已经灭失，实物已经不存在，公安机关鉴定的检材并非合同上加盖的强正公司印章；5、已经鉴定的引文明确说明是张振虎后来伪造的印章，那么这个判决书就否定了上次开庭中上诉人所举的公安机关鉴定的证明作用。因为盖在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地址确认书上的印章就没有被鉴定过。结论也仅仅是与强正公司提供的样本不同一。没有认定合同上公章是虚假的，仅仅是与强正公司的样本不同一而已；6、上诉人举出所有的证据退一万步说都是其公司内部的问题，即便现在将来有人被认定刑事责任，均不能排除纪淞堂药业对外债务。上诉人不要在使用刑事案件的材料来实现拖延程序、规避责任的目的。新的司法鉴定也毫无必要，请求合议庭驳回上诉人的相关请求。第五组证据，对该组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关于申请书，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从时间上看，强正公司未在规定的5个工作日办理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该账户和案涉借款合同汇入借款账户并非同一银行账户，与本案无关联，强正公司在2017年7月11日进行工商名称变更，但申请中的农行尾号7813基本账户在2017年8月22日才办理名称变更，而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8日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就已经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名下的徽商银行尾号2196银行账户，该徽商银行2196银行账户强正公司认可直至2018年仍未变更，名称仍为纪淞堂药业（强正公司前公司名称），并在强正公司控制下。故强正公司在2017年8月8日使用原旧称纪淞堂药业印章签订合同，并以纪淞堂药业银行账户对外收款，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同一法律主体即强正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基于该财务账户信息显示的“安徽纪淞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名称及实际完成履行汇款的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关于情况说明，该证明仅说明印章备案系统备案情况，无法反应印章使用情况。也无法推翻或改变“廖中凯当时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借款合同加盖了纪淞堂药业真实印章，500万款项汇入纪淞堂药业名下银行账户履行完毕”这三项事实。原公司印章如何销毁、收缴，新印章如何刻制、新旧印章如何交接、管理等问题，均属于名称由纪淞堂药业更名为强正公司的同一法律主体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外部合同效力。本院认证意见：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公证书不能证明图中人物身份、拍摄地点，与本案关联性存疑。银行综合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上诉人的反驳证据第一、二、三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第四组证据盖有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在后文分析。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一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中以下事实有异议外，“1、一审判决书第3页借款合同签订不属实，认为公章系伪造；2、一审判决书第4页：2017年12月1日的承诺书没有参与不知情，公司印章及吕文福的私章是伪造的。”双方当事人对一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是否成立生效、上诉人强正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存在过错，强正公司据此可以不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的主要理由为：2017年8月8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时，上诉人的名称已经变更为强正公司，但被上诉人仍然与原名称纪淞堂药业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从事金融贷款业务的贷款公司，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本院认为，一、关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效力问题。第一，一审已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2017年6月26日，被上诉人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了纪淞堂药业章程，该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名称为纪淞堂药业，股东为廖中凯一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公司住所为安徽亳州市十八里工业园区桐乡路1号；通过廖中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了纪淞堂药业的企业信用报告，该份征信报告中显示纪淞堂药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廖中凯，企业无不良负债。上诉人对该事实并无异议。另案生效判决查明，2017年7月11日，纪淞堂药业名称变更登记为强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中凯变更登记为吕文福。该变更登记发生于被上诉人放贷尽职调查之后，故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对变更名称已经明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于2017年8月8日签订，距尽职调查不到2个月，距上诉人名称变更不到1个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无法预见到如此短时间内上诉人公司名称发生变更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第二，该合同上加盖了纪淞堂药业的公章，没有证据证明该公章为假公章。第三，（1）2017年8月18日纪淞堂药业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的银行综合凭证载明付款人名称仍然为纪淞堂药业。另二审上诉人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看，上诉人在2017年8月17日才进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变更，2017年8月22日人民银行签章审核并发放开户许可证，因此，故从以上事实可印证，至少截止该付款日，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纪淞堂药业仍然存在并使用案涉银行账户。上诉人主张该账户强正公司从未使用控制至今仍未注销的事实即便成立，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基于该银行凭证对纪淞堂药业存在的信赖。且上诉人称徽商银行2018年3月份向原纪淞堂药业催收贷款时强正公司发现该账户存在，找到廖中凯要求将原始凭证提供给强正公司。既说明徽商银行对纪淞堂药业的存在有同样的信赖，也说明上诉人直到2018年3月才在徽商银行催款时发现该账户存在，上诉人接手纪淞堂药业未进行账册的全面移交自身存在过错；（2）2017年9月1日，由廖中凯出具的一份有吕文福签字并加盖强正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中记载以下内容：由于我长期不在亳州市居住，特委托廖中凯全权办理强正公司的一切事务，授权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主张该委托书是假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当时有怀疑委托书的理由。上诉人主张，纪淞堂药业法定代表人廖中凯伪造强正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印章，签署虚假保证书，出具虚假承诺书，该伪造公章骗取贷款的事实已经由安徽省毫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立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鉴定结论仅涉及157-7号保证合同，并未涉及本案合同使用公章，对其主张不予认可；（3）2017年12月1日，被上诉人通过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到的强正公司企业信息登记资料显示，强正公司的股东仍为廖中凯一人，出资比例为100%。事实上，股东名录中廖中凯100%股权变更登记为吕文福发生于2018年3月9日，晚于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2017年8月8日。被上诉人签订该借款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廖中凯是全资股东，故对被上诉人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其为善意相对人。从上诉人陈述来看，廖中凯、李慧伟涉嫌骗取贷款一案已由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并无证据显示公安、检察机关把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作为共犯处理。综上，依据目前的证据难以认定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时明知公章是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与廖中凯、李慧伟涉嫌的骗贷行为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如上诉人日后有证据证明，可另行主张权利。另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将借款打入上诉人变更前的纪淞堂药业的公司法人账户，上诉人收到借款，并由上诉人经由该收到借款的法人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第一笔利息21666.7元，可认定诉争借款合同依法已履行。因此，截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纪淞堂药业签订借款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合同应认定有效，上诉人依法应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二、关于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对借款合同上纪淞堂药业、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强正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吕文福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中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盖有强正公司公章，而落款时间是2017年8月8日，故认为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时已经明知强正公司变更。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及（2020）赣10民终408号的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诉人公章都不是2017年8月8日盖的，实际盖章时间是2017年12月，当时只盖章但日期留空，后被上诉人经办人员整理归档时按照借款合同日期补填为2017年8月8日，补填后发现错误，故（2020）赣10民终408号案件日期仍然空白。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存有诸多疑点，难以采信。第一，上诉人2020年6月8日庭审中陈述：鉴定意见通知书8号检材上的印章正是加盖在（2020）赣10民终408号案件中的2017年9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和2017年12月1日的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以及（2020）赣10民终408号送达地址确认协议上。亳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亳公文鉴字（2019）8号鉴定书检材（1）从嫌疑人廖中凯处提取的印章一枚，在（2020）赣10民终369号案件中使用在2017年12月1日的承诺书以及二审提交的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在2020年7月8日质证中陈述不清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公章是假章还是真章，与157-7合同中是否是同一枚也不清楚，157-7号的假章是什么时候刊刻的不清楚。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不能互相吻合。第二，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亳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亳公文鉴字（2019）8号鉴定书检材使用在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但经查该地址确认协议，公章尾号为7059，而鉴定书载明该检材印文中没有数字内容。第三，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9年3月份，因找不到私刻的强正公司印章，廖中凯让张振虎伪造一枚强正公司的印章并上交公安机关。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陈述该印章使用在强正公司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则盖章日期应在2019年3月份之后。第四，上诉人2020年7月8日质证中又陈述不清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公章是假章还是真章。如果该公章为真章，则加盖该公章的行为可以推定强正公司对送达地址确认协议所载明的合同予以确认，可进一步印证借款合同有效。如果是假章，则在2017年8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在原纪淞堂药业已在借款合同盖章基础上，再在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盖假的强正公司公章与常理不符。第五，（2020）赣10民终408号案件送达地址确认协议虽盖有强正公司公章，但落款时间空白，这与被上诉人主张事后归档整理补填时间能够吻合。综上，鉴于上诉人的陈述与证据所载并不一致，亦有诸多矛盾之处，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可。因上诉人未在一审申请鉴定，二审仅申请对承诺书中的强正公司印章和吕文福印章进行鉴定，该鉴定不论结果如何均不影响被上诉人签订诉争合同时对以上印章的信赖，故本院未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强正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359.02元，由上诉人安徽强正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燕飞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黎 璆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董珍书记员鄢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