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624行赔初7号 原告李梅槐，男，195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代理人于婷婷、王兰，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梅园新村。 法定代表人俞均坪，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志勇，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先、吕凯利，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梅槐诉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七星街道”）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同年10月10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因双方就原告损失情况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本案就赔偿数额方面需要一定时间认定。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延长审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浙行延142号批复，同意延长审限至2020年7月1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2020年5月20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李梅槐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婷婷、被告七星街道的副主任陈志勇、委托代理人吕凯利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李梅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兰、被告七星街道的副主任陈志勇、委托代理人**先、吕凯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梅槐诉称：原告系新昌县七星街道村民，在开办一个花木场，具备合法的经营手续。被告于2018年3月27日组织人员强制清除原告的花木场及地上附着物，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原告于2018年8月21日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2月25日新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24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清除原告花木场的行政行为违法。经二审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浙06行终7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属于赔偿义务机关，原告有权依法向被告提起赔偿申请。原告通过ＥＭＳ邮寄的方式依法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请求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被告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上述《不予赔偿决定书》违法，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依法对其违法强推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赔偿数额合计3056312元（包括因强制清理毁坏的苗木损失2641312元、因停产停业损失240000元、维权费用175000元）。2.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原告赔偿款利息（自实际侵权发生之日2018年3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增加15000元的律师费。 原告李梅槐在开庭前提供并在法庭上出示了如下证据： 1.新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0624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行终7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涉案的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确认违法，行政赔偿是基于二份生效判决所产生的。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2.行政赔偿申请书、（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 被告经质证，对三性均无异议。 3.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浙正诚评字（2019）第190902号苗木价格评估报告书、单据、发票、现场损失的照片、视频、由原告自己测量制作的20页的数目清单，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 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在评估报告书中第12页的声明中写到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由提供方负责。这个评估报告所形成的客观事实依据是由委托方本案中的原告提供的，而不说是客观地通过照片或者卫星定位来客观反映当时苗木种类、胸径、地径的大小，这些均是委托方自行口述的，没有一个现状。而且第三项本次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它用，所以评估报告也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评估报告是形成于2019年9月，当时被告强制清表的行为发生于2018年3月。评估报告不能作为本案中原告的损失。从视频也可以看出，苗木清除完毕后，被告工作人员在整理苗木，并没有破坏苗木本身的价值。对于票据，律师费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对于手抄的清单，属于原告的口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土地租赁协议书15份，证明原告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租赁合法使用涉案土地。 被告质证认为，土地租赁协议虽盖有手印，但所有的土地租赁协议字体相同，均为一人所写，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5.浙政复（2018）1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涉案土地不在浙土字（330624）A[2017]-0005号审批意见书中，涉案土地仍然是集体土地。 被告质证认为，当时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提供的是土地租赁协议，从土地租赁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即使是真实的，省政府从一个使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复议，而从土地租赁协议书中无法确认原告使用土地的具体方位。 证人舒某的证言，证明舒某帮助原告一起丈量苗木，记录苗木的大小、数量等情况，原告提交的手抄清单是由原告丈量、舒某书写的。 双方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七星街道辩称：一、李梅槐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李梅槐请求赔偿的依据是其认为被告强制清除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的苗木，假使他的诉讼请求成立，那么与其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是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而非李梅槐。故李梅槐与清除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李梅槐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二、即使李梅槐是本案适格原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也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李梅槐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清除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的苗木事实。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的苗木清除是基于集体土地被征收国有之后的清表工作，属于土地征收环节，土地征收并非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法定职权，故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不是适格被告。三、即使认定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为本案适格被告，李梅槐的起诉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土地2001年已被征用并依法作了补偿。2001年8月22日原新昌县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领导办公室与原新昌县城关镇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征用了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2003年11月20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征用公告（2003年第34号）案涉土地在上述征地范围内。案涉土地2001年被征用后，有关部门已对土地所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及土地使用人及村民作了补偿，新昌县七星街道也已经对案涉土地的使用人发放了青苗补偿款，其中包括出租土地给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的村民，对于案涉土地的补偿，已于2001年完成，后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在已征用的土地上进行苗木种植，不具有可保护利益。针对上述土地，2017年6月15日，新昌县国土资源局与新昌县七星街道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作为报批资料，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浙土字（330624）Ａ［2017］-0005）。2.李梅槐未就损失举证。李梅槐对其所称的大树和树苗被毁坏事实及相应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未提供证据。3.停产停业损失、律师费、利息损失等即使有依据也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 被告七星街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征地协议》、征用土地公告、付款凭单（民委员会提供），证明2001年案涉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三性均不认可，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具体而言：征收集体土地依法只能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审批，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没有征收的权利，而且法律上根本不存在被告所说的对土地进行征用，且该征地协议并没有说明包括涉案土地；征用土地公告未说明具体的征收范围，是否包括涉案土地。征地协议，征用土地公告二者均未在合法批复的情况下产生；付款凭单，该凭单内容不全，而且也没有提交原件，三性均不予认可。且凭单只是显示付款给其他村民，但不涉及本案原告，而且付款的时间是2001年，此时土地没有被合法征收，也就不存在《土地管理法》上所规定的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助费。 2.《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浙土字（330624）A[2017]-0005]、《通告》照片，证明2001年，案涉土地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于审批意见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第117复议决定书，可以显示涉案土地不在该批复范围内。而且被告提交的审批意见书也没有附据相应的征地红线图予以证明涉案土地在审批范围内，也就更不存在涉案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对于《通告》照片，没有原件，对于张贴、拍摄的原始载体也无法提供，三性均不予认可。该通告也足以证明村民的地上附着物青苗在2018年3月5日之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青苗费用尚未到达青苗的实际所有权人手里。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 1.原告制作的涉案花木分布的范围、种类，自2010年以来种植花木的支出情况； 2.本庭向李梅槐本人、李梅槐所在的第十一生产队队长王柏刚、第十二生产队队长吕增翔所作的询问笔录共计4份； 3.杭绍台高铁搅拌场项目花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签收汇总表； 4.新昌县石材市场迁建工程花木评估项目签收汇总表； 5.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3月5日在宣传窗张贴的《公告》照片2张； 6.向新昌高新园区管委会调取的征收范围红线图一张； 7.向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取的项目编号为浙批次A[2017]-000240《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三方案”》； 8.向新昌县七星街道民委员会调取的记账凭证1张，付款凭单33张，记载土地征用款及青苗补偿费收支情况； 9.向新昌县七星街道民委员会调取的2010年及2020年粮食款分配清单； 10.鉴定人张风雷、滕云出具的《回函》、由新昌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出具的《关于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苗木价格评估报告审查意见》各一份。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生效裁判文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苗木价格评估报告书，结合新昌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关于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苗木价格评估报告审查意见》，评估鉴定人张风雷、滕云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质询，且该评估报告未经过现场勘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规定，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单据、发票，可以证明原告所支付的律师费用数额，本院予以确认；现场的照片、视频，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由原告自己测量制作的20页的苗木丈量清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且证人舒某并非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原告邀请证人一同丈量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清单非专业人员经现场丈量记录所得，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4中原告承包的田亩总量与原告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系省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本院调取的征地红线图以及由原告制作的涉案苗木分布示意图，可见案涉苗木种植于被征土地范围之内，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被告提交的证据1，经本院庭后核实，与原件一致，予以确认。证据2，结合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相互对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1年8月22日，原新昌县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原新昌县城关镇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一份，征用该村在园区第一期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全部水田（旱地、山林除外）。协议明确了土地征用费的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按照一次性征用，土地征用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长期逐年兑付的方式支付。水田：预付土地征用费1.8万元／亩，青苗补助费1000元／亩（特种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另行处理），土地相关补助费3000元／亩，稻谷1800斤／亩·年，价格按粮食部门当年核定的杂交稻市场中心价计算。青苗费、有关补助费在协议签订后20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交付使用时（2001年10月底以前）一次性支付预付土地征用费，稻谷在每年10月底前付清，2001年10月底为第一次支付。2003年11月20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征用该村土地14.0801公顷土地，明确了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金额及被征用土地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本案案涉土地位于上述征地协议包含的土地之内。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批准文号：浙土字（330624）Ａ［2017］-0005），同意新昌县2017年度计划第四批次建设用地9.9050公顷（农用地转用4.6121公顷，征收集体土地9.9050公顷），上述土地中包含了大部分案涉土地。 原告李梅槐系新昌县七星街道村民。2009年起，李梅槐租赁该村其他村民土地种植花木，2014年设立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为建设新昌县石材市场，被告于2018年3月5日发布《通告》二份，要求相关村民于2018年3月10日前到所在村领取青苗处理款，相关村民应当在通告时间内进行对接，逾期不处理青苗的，责任自负。涉及原告苗木的青苗补偿款分别是石材市场项目96326元、搅拌场项目56660元，共计152986元，原告至今尚未领取上述款项。因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清理苗木，被告于2018年3月27日组织人员强制清除了原告经营的花木场上的20亩左右花木。强制清理过程中，被告未对涉案苗木进行妥善整理、保管。针对该行政强制行为，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浙0624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清除原告花木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019年4月19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对该决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新昌县七星街道各生产队每年领取并向村民发放粮食款，且原告李梅槐收到了预付土地征用费和每年的粮食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系个体工商户，原告李梅槐系该花木场经营者，被告七星街道因强制清理原告李梅槐种植的苗木，被本院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因其苗木损失有权提起赔偿之诉，故原告的主体适格。涉案土地于2001年签订征地协议，2003年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土地征用费以长期逐年兑付的方式支付，同时预付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费和有关补助费。案涉土地中大部分土地已于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后正式完成征收程序。虽然案涉土地签订征地协议、补偿后较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未被正式收回为国有并实际使用，但原告本身系该村村民，事实上已经拿到了预付土地征用费及青苗补偿费，且每年都在领取粮食款，原告据此应当能够预见案涉土地今后将被征收为国有，在明知使用土地存在随时被收回的风险的情况下，仍与该村其他村民就案涉土地签订较长期限的租赁合同，用于种植生长周期较长的苗木，故对于完成征收部分之土地上至苗木损失应认定为属于扩大损失行为，原告自身行为与苗木损失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对清除之苗木未制作清单登记确认，且在庭审中表明不知苗木去向，未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于实际未完成征地批复之小部分土地上之苗木，因土地至今未能完成预征土地后的补救程序，土地性质尚未改变，被告应予赔偿。关于赔偿金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进行举证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被告强制清理苗木时既未经过公证，也没有双方认可的登记记载，且双方当事人均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2010-2013年花木支出帐及在庭审中陈述的2014-2016年花木种植情况，原告在2010-2016年案涉土地上种植了大量八月桂等苗木，具体品种、数量、大小不清，且苗木被清理之损失无法进行评估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庭审陈述，参考原告提供的花木支出帐、评估报告、原告所在村村民询问情况等在案证据，经征询相关苗木经营、评估专业人员，结合原、被告对损失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被告七星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李梅槐案涉苗木损失60万元。 至于原告诉称的赔偿项目中的停产停业损失、维权费用以及苗木赔偿款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诉称的上述损失均不属于因强制清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 二、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梅槐经济损失60万元； 三、驳回原告李梅槐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 龙 审 判 员  张兆刚 人民陪审员  吕 富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恩娣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