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树从，男，193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綦斐，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敦宝，男，198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华，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一林，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杜玉功，男，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第三人：杜彩霞，女，195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原审第三人：杜美玲，女，196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原审第三人：杜宏功，男，196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上诉人杜树从因与被上诉人杜敦宝、原审第三人杜玉功、杜彩霞、杜美玲、杜宏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树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依法撤销杜树从与杜敦宝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3.一、二审诉讼费由杜敦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房屋赠与协议书》中所涉及的赠与行为不是杜树从及妻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杜玉功欺骗和误导杜树从及妻子签订的，协议违背了两位老人的真实意愿且显失公平，应予撤销。1.《房屋赠与协议书》完全剥夺了两位七十多岁老人的生存权。上诉人夫妻二人均为农民且系文盲，对赠与协议书上的文字内容及法律专业术语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具备任何认知能力。按照常理，两位老人绝不会在自己失去劳动能力，也无生活收入的晚年，在自己生前就将安身立命的唯一住宅毫无保留的草率赠与他人，导致自己晚年无处安身和生存。即使老人有自己过世后将住宅遗留给孙子的想法，也不会按赠与处理。该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两位老人有四个子女，作为长子的杜玉功为了一家独占杜树从住宅的目的，于2007年11月20日就以杜树从的名义亲自书写了杜树从及妻子将住宅归其孙子杜敦宝(杜玉功之子)所有的书面材料，并欺骗和误导不识字的两位老人签名按手印。两年后杜玉功得知村里面临旧村改造拆迁的消息，因原书面协议不规范，难以到尽快侵占该住宅的目的，又亲自串通与其关系密切的也是同族兄弟关系的律师杜求功，制作了违背老人真实意愿且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所谓“赠与协议”，利用二位老人因文盲造成的认知能力差，存在无法辨析理解协议书和见证书的真实内容的认知缺陷，欺骗老人对赠与协议和见证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名按手印，最终导致两位老人在晚年被儿孙剥夺了安身立命的住宅的后果，并使自己在房屋拆迁时得不到一分钱补偿，也无处居住，该协议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该赠与协议严重违背杜树从及妻子的真实意思，也显失公平，应予撤销。2.律师见证程序及内容均违反法律规定，且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该见证行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应认定为无效，因此该见证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也不具有证明力。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应制作谈话笔录、签订委托合同、并指派不能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两名律师进行现场见证，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见证事项是否合法。本案中，见证律师杜求功与上诉人的长子杜玉功系有密切关系的同族兄弟，本应遵守律师见证业务的回避原则，不能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作见证业务。但2010年9月19日，杜玉功只带领律师杜求功一人来到上诉人家中，拿着杜树从及妻子的手欺骗两位老人在赠与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因两位老人均为农民且系文盲，根本不知道协议书上的具体内容，杜求功也未询问两位老人是否自愿。协议的内容是让两位老人在签字按手印后，也就是生前就放弃了自己的住宅，律师是对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违法赠与进行见证。见证现场只有杜树从、妻子矫淑芳、长子杜玉功、律师杜求功四人，被上诉人杜敦宝及见证书上所列的律师李彦霞均未在见证现场，赠与协议仅签字一份并被当场带走。整个见证过程，程序严重违法，律师见证书没有按规定统一编号，也未向杜树从送达，导致上诉人至今都没有拿到《房屋赠与协议书》和《律师见证书》，失去了向其他子女询问协议内容及后果并及时维护自己权利的机会，直到住宅被拆迁时杜树从才发现被儿子杜玉功和律师杜求功骗了。因此，律师杜求功见证《房屋赠与协议书》的内容剥夺了两位古稀老人的居住权及拆迁安置补偿等权益，一旦按协议履行，两位老人必将面临无家可归的情形，这种只管接受老人房产赠与利益，不负任何义务，不顾老人死活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有悖常理，不但违法也违背了家庭伦理道德，应予撤销。3.涉案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上面的房屋归农村集体所有，不是私有财产，杜树从及妻子仅有使用权，不能随意处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及上面的房屋未经集体组织同意，不得随意转让、赠与，且宅基地使用权一旦转让就不能再申请了。见证律师对此法律规定也应该是明知的，但见证律师不仅违反见证程序，也违反对见证事项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义务，违背事实、法律及当事人的意愿，做了可能导致当事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虚假见证，杜树从有权撤销违法见证的赠与协议并保留对见证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追索赔偿的权利。二、《房屋赠与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未到相关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宅基地及房屋也未实际交付，赠与协议未能实际履行，赠与财产权利没有发生转移，杜树从仍是该房屋的所有人及宅基地的合法使用人，其有权请求撤销《房屋赠与协议书》。《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本案中，涉案的宅基地已于1992年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按照法律规定，2010年9月，杜玉功以将房产留给孙子的名义欺骗杜树从及妻子在《房屋赠与协议书上》签名后，只有及时办理了变更登记并交付房屋，赠与行为才完成，不办理变更登记，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杜敦宝与杜玉功明知赠与不是杜树从及妻子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敢让两位老人得知被欺骗赠与的真相，不能也不敢带老人去办理变更登记，只得等到房屋拆迁时杜玉功自己拿着虚假的房屋赠与协议与村里恶意串通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杜树从与妻子自始至终一直实际居住在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内，杜敦宝也从未依据赠与协议书向杜树从及妻子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杜树从与妻子年事已高，住宅是他们安度晚年的基本保障，绝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孙会采取欺骗的手段侵占自己的住宅，使自己无处安身，并使自己在住宅拆迁时面临困境，既不能得到房屋安置，也得不到拆迁补偿款，因此，杜玉功让杜树从及妻子签名的所谓赠与协议，既违背了二位老人的真实意思，同时也是因认知能力差，对赠与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被欺骗签名的，该协议的后果不但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也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187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杜树从及妻子与杜敦宝未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根据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发生转移，因此，即便认定杜树从与妻子是赠与人，也可以行使撤销权。而且杜树从与妻子系农民，年事已高，没有任何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宅基地上的房屋是杜树从与妻子的唯一住房，如赠与给杜敦宝，杜树从与妻子将无家可归，拆迁后安置房屋和补偿款也会尽数归杜敦宝所有。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赠与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杜树从与妻子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杜敦宝与见证律师共同歪曲了杜树从与妻子的真实意思，按照法律规定，在权利没发生转移且严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杜树从也有权要求撤销。另外，本案涉及的赠与属家庭成员与亲属之间的赠与，该赠与不同于公益性、救援性、道德义务性赠与，该赠与行为的法定条件一是签订赠与协议，二是自愿办理变更登记及交付房屋，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产生赠与的法律后果，现杜树从妻子矫淑芳已去世，已无法实际完成全部的赠与行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该赠与合同因无法实际履行而失去效力。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应予撤销。一审判决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因《房屋赠与协议书》本身存在争议，且未经司法机关确认，其效力无法与政府机关颁发的宅基地证相抗衡，被上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在法定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房屋所有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与村委恶意串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却以违法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来证明赠与的合法性，完全是本末倒置，该判决理由不值一驳。2.一审法院对《物权法》第155条规定的“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这一法律明确的规定视而不见，反而以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随时变更为由，否决了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作出了完全违法的判定。四、赠与协议约定的赠与事项完全符合《民法总则》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法院也应依此认定该赠与协议无效。杜玉功作为上诉人的长子，为达到让其儿子独占爷爷奶奶宅基地及房产的目的，恶意串通与其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律师杜求功并欺骗杜树从及妻子在严重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文书上签名，完全违背了杜树从及妻子的真实意愿，同时也违反了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这种家庭内部成员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所谓赠与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违反公序良俗中的善良风俗的规定，因此法院有权依照《民法总则》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为无效的规定，确认赠与行为无效。 杜敦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杜彩霞、杜美玲、杜宏功共同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杜树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和矫淑芳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祖孙关系，第三人系原告子女。2010年9月19日，原告及其配偶矫淑芳（2017年8月21日去世）与被告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自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产赠与给被告。协议签订后，原告及其配偶一直在该房屋居住，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房屋也并未实际交付。为保证原告老有所居，故请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杜树从与妻子矫淑芳（2017年8月21日去世）共育有子女四人，分别是杜玉功、杜宏功、杜彩霞、杜美玲，即本案第三人，被告杜敦宝系杜玉功的儿子，原告杜树从的孙子。涉案房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崂集建（92）字第21291号，土地使用者为杜书（树）从。2007年11月20日，杜树从、矫淑芳与被告杜敦宝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我膝下生有两男二女，都已经成家，我一生中盖过两处新房，他兄弟二人各居一处，老大的房屋比老二的质量较差一些，前些年我买了一处旧房，房权给了老二，他已经翻新。我现在住有旧房四间，我早就说过，决定这四间房子的房权归长孙杜敦宝所有，免以后有争，立此字为证，立字人杜树从、矫淑芳。”杜敦宝在上注明“同意接受上述房产，签名杜敦宝”。2010年9月19日，原告及其配偶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约定“1.甲方自愿将自有的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产及此房产所属的崂集建（92）字第21291号宅基地赠与乙方，乙方享有此房产及宅基地的所有权益（包括此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等权益）。2.乙方接受甲方的赠与。”落款处有甲方杜树从、矫淑芳，乙方杜敦宝的签字及捺印。同日，山东青成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一份，证明：“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产赠与方杜树从、矫淑芳和受赠方杜敦宝自愿于2010年9月19日签订房产赠与协议。二、赠与方杜树从、矫淑芳和受赠方杜敦宝在上述协议中的签字、捺印真实，此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自觉遵守。见证律师杜求功、见证律师李彦霞”。2018年8月13日杜敦宝父亲杜玉功代其与百埠庄社区签订《百埠庄社区旧村改造民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乙方（杜敦宝）享受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乙方选择安置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的楼房1套，乙方被拆迁房屋评估值为人民币85428元，临时过渡费为每年18000元，搬家补助费2000元，签约奖励款60000元，速拆奖励款20000元，装修奖励款54000元，后三笔款项在抓阄分房时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杜树从及其配偶矫淑芳与被告杜敦宝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是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杜树从主张该赠与协议书是在其“头脑昏迷不清醒”情况下签订的，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故对此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因此未发生权利转移。法院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变更登记不同于城市不动产变更登记，不具有随时变更的特点，因此不能仅以是否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来确定权属是否发生变动。而且，杜树从与杜敦宝系祖孙关系，其要求撤销《房屋赠与协议书》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情形，且杜敦宝也与百埠庄社区签订了《百埠庄社区旧村改造民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视为最终进行了实际交付。因此，原告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杜树从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2007年11月20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协议书及2010年9月19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是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杜树从是否有权撤销相关协议。 焦点问题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对于2007年11月20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的协议书，杜树从主张其长子杜玉功为了一家独占杜树从住宅的目的，以杜树从的名义亲自书写了杜树从及矫淑芳将住宅归其孙子杜敦宝所有的书面材料，并欺骗和误导不识字的两位老人签名按手印。对于2010年9月19日杜树从及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杜树从主张杜树从及矫淑芳均系文盲，认知能力差，签订该协议不是杜树从及矫淑芳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受欺骗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名捺印，且现场只有杜玉功、律师杜求功，并无其他人在现场。杜敦宝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签订相关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欺骗杜树从及矫淑芳。本院认为，相关协议中既有杜树从签字捺印，也有其配偶矫淑芳的签字捺印。经审查，杜树从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签字捺印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其主张系文盲认知能力差，签订相关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于法无据。其次，杜树从主张其受欺骗的情况下签名捺印，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杜树从也无充分证据证明矫淑芳去世之前对相关协议提出过异议。鉴于杜树从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主张，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杜树从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2007年11月20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协议书及2010年9月19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 焦点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扰乱经济秩序。”这是立法尊重“公序良俗”原则的体现。“有法依法，无法依习惯”已得到广泛认同。能够为司法审判所运用的民俗习惯必须为“善良风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都未提及分家单效力问题，可以说分家析产是典型的民俗问题，且系“善良风俗”范畴。因此，分家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当事人有约束效力。另外，对分家单涉及的内容履行情况，也是认定分家单效力的重要标准。本案中，2007年11月20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我膝下生有两男二女，都已经成家，我一生中盖过两处新房，他兄弟二人各居一处，老大的房屋比老二的质量较差一些，前些年我买了一处旧房，房权给了老二，他已经翻新。我现在住有旧房四间，我早就说过，决定这四间房子的房权归长孙杜敦宝所有，免以后有争，立此字为证，立字人杜树从、矫淑芳。”杜敦宝在上注明“同意接受上述房产，签名杜敦宝”。本院认为，该协议系家庭成员之间对家庭财产的处分，综合协议内容看，决定将涉案房屋归杜敦宝所，系对老大（杜玉功）房屋质量较差一些的平衡，该协议具有分家单性质，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当地民俗，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是有效协议。2010年9月19日杜树从、矫淑芳与杜敦宝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从内容看仅是对2007年11月20日协议相关内容的进一步确认与补充，不是独立的赠与合同，仍系分家单的组成部分。再从分家单中其他房屋的实际履行情况看，与分家单的约定一致。综上，依据分家单杜敦宝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争讼房屋登记在杜树从名下，但从本案的分家单看，涉案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因此，依据分家单杜树从对涉案房屋已经不再享有所有权。本案中，杜树从主张依法撤销涉案赠与协议，鉴于涉案房屋已经不属于杜树从、矫淑芳的财产，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杜树从要求撤销《房屋赠与协议书》不符合关于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情形，且杜敦宝也与百埠庄社区签订了《百埠庄社区旧村改造民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视为最终进行了实际交付，据此判决驳回杜树从的诉讼请求的理由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杜树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杜树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金宏 审判员  毕 威 审判员  张立宁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包福龙 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