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曹灿青，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蕾，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开源致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9号2号楼8层833。法定代表人：杨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谢越胜，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蕾，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开源致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致盛公司）及原审当事人谢越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2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解除优时公司、谢越胜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3.改判优时公司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欠款33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开源致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中优时公司、开源致盛公司的陈述、证据，以及两位证人的证言均已证明，本案诉争标的330万元是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在摄影棚资产转让过程以及优时公司与于某和周某在转让开源致盛公司股权过程中形成的应付款，即欠款，而非优时公司向开源致盛公司的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开源致盛公司对优时公司仅享有因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330万元债权，即欠款而非借款。本案中存在两笔债权债务关系：第一，优时公司将持有的开源致盛公司的2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于某，另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某，因此，优时公司对于某、周某各享有200万元债权，即股权转让款；第二，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共同协商将开源致盛公司所有的摄影棚转让给优时公司，因此，开源致盛公司对优时公司享有730万元的债权，即影棚转让款。两笔债权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各不相同，双方并非互负债务，因此并不符合债务抵销的条件，不能直接产生“转让影棚价格冲抵股权转让款”的法律效果，否则系将开源致盛公司与其股东于某、周某二人的财产进行了混同。实际上，开源致盛公司、优时公司与于某、周某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三角债”。开源致盛公司一审中所称的“冲抵”是优时公司将自身对于某、周某二人享有的共计4000万元债权转给了开源致盛公司，此时开源致盛公司既享有对优时公司剩余的330万元债权，也享有对其股东于某和周某二人400万元的债权。换言之，开源致盛公司此前对优时公司享有的730万元债权与现在剩余的330万元债权系一脉相承，两者具有相同的债权属性，均属于因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该330万元虽形式上是借款，但实质上是转让摄影棚的价款。一审法院将摄影棚的交付视为对借款合同的履行而非对买卖合同的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一审过程中开源致盛公司针对《借款合同》的内容以及履行情况均未予以充分说明并提供有效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鉴于民间借贷合同应当依法提供其向优时公司支付借款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在本案中开源致盛公司未提供该等至关重要的证据。这也是优时公司要求解除《借款合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开源致盛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谢越胜述称，同意优时公司的上诉意见。优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优时公司、谢越胜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开源致盛公司负担。开源致盛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优时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2.判令优时公司支付开源致盛公司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5万元、差旅费1818元；3.谢越胜对前述优时公司的债务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向开源致盛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反诉费用由优时公司、谢越胜连带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日，开源致盛公司作为出借人（甲方）、优时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谢越胜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金额为330万元，借款事由为影棚装修及租用，已经实际支付；按照甲方与乙方约定，由丙方出质担保物，并于担保公司办理担保手续；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合同签订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乙方需签发借款收据给甲方，借款收据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月利率为1%，每月3.3万元，总额19.8万元；丙方必须提供合法、真实、有效的详细资料，办理本合同约定的担保登记、公证及反担保手续；乙方在借款期限内应及时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为保障甲方的债权的实现，丙方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清偿责任；如果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乙方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甲方有权直接向保证方追偿，保证人保证在接到甲方追偿通知起3日内清偿上述款项。经三方一致同意，将乙方项下的借款转由保证人丙方承担同等清偿义务，并以丙方个人财务担保物出质，介于此，甲方与丙方与担保公司签署担保协议，见附件。甲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乙方承担。另查，2015年9月23日，开源致盛公司2015年财务内审报告载明：对开源致盛公司2014年11月到2015年9月22日止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内部审计，结论如下，筹办期借款，周某262万元，谢越胜317.85万元，于某262万元，谢某50万元，共计891.85万元；至2015年8月公司应实际入资1000万元整，于当月还清以上筹办期借款；实际资金收入为股本1000万元整，利息收入375.78元，实际支出9926115.87元，现金及银行余额合计74259.91元，核对无误；其中影棚费用合计6795731.4元。谢越胜、于某作为董事成员在内审报告上签字。开源致盛公司称内审报告出具之后还为摄影棚支出了部分费用，因此内审报告中载明的费用低于最后实际支出费用。2015年12月22日，谢某在摄影棚前期费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费用共计7487791.1元。优时公司、谢越胜表示，虽然谢某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但当时谢某为开源致盛公司员工，其在汇总表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谢某当时虽然也是优时公司的股东，但其并非项目负责人，因此其签字的行为并非代表优时公司。2016年3月23日，优时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优时公司将其在开源致盛公司持有的股份400万元中的200万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某，将另200万元股份以200万元价格转让给于某。2018年4月25日，开源致盛公司向优时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优时公司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共计349.8万元。2019年4月10日，开源致盛公司作为甲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与优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与优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程序代理人；律师费数额为4万元，合同签订后5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2019年6月1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律师费调整为5万元，甲方已经支付4万元，剩余1万元在补充协议签订后5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6月26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开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2019年4月15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开源致盛公司委托，向优时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优时公司收到律师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共计451.99万元。2019年7月7日，周某乘坐高铁自鹤壁东站前往北京西站，为此支付火车票款408元。2019年7月8日，于某乘坐飞机自杭州飞往北京，为此支付机票款1410元。2019年7月8日，周某、于某均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优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2014年9月26日，优时公司申请设立登记，股东包括谢某、周开源及于丽；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认缴情况包括出资期限均为2024年9月25日。2015年3月20日，优时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2016年9月12日，优时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其中优时公司章程规定，谢越胜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限2024年9月25日。2019年5月13日，优时公司再次申请变更登记，将股东谢某、谢越胜、程某变更为曹灿青、徐某。开源致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2016年4月28日，开源致盛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优时公司将持有的开源致盛公司的2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于某，另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某，优时公司退出股东会。2016年4月28日，开源致盛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原股东为于某、周某、优时公司，后变更为于某、周某。关于摄影棚，优时公司认可影棚由其使用，也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但表示当时用摄影棚使用权作为股权转让金，不存在协商作价730万元且其中33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关于摄影棚作价730万元，开源致盛公司表示：摄影棚投资共计748万余元，因此股东们一起进行了协商并作价730万元，并没有形成书面材料；在确认金额后，开始协商优时公司的退出问题，为此在《借款合同》中特意明确了是摄影棚的费用。一审诉讼中，开源致盛公司于某、周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于某称：当时于某、周某与优时公司一起投资设立了开源致盛公司，投资摄影棚项目，后来因为运营过程中意见不一致，优时公司退出开源致盛公司；当时各方一起将摄影棚的资产和股份进行了明确，最终确认优时公司尚欠开源致盛公司300万余元；但之后优时公司一直不还款，谢越胜也同意用房子作抵押，也承诺2019年3月至4月还款，但至今未还款；关于300万余元的欠款问题，是谢越胜和周某谈的，于某并不清楚。经一审庭审询问，开源致盛公司明确表示，其并非依据《借款合同》要求谢越胜承担保证责任，而是要求谢越胜承担未出资的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股权转让款共计400万元，优时公司称开源致盛公司并未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口头约定以转让影棚的价格冲抵股权转让款；开源致盛公司亦称其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而是与优时公司口头约定以影棚转让的方式支付，但影棚转让的作价不止4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就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事由为“影棚装修及租用，已经实际支付。”虽然开源致盛公司未提交实际支付借款的凭证，但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时，优时公司并未对此条约定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认可借款已经实际支付。其次，根据开源致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优时公司最初作为开源致盛公司的股东参与了摄影棚的项目，且无论是费用汇总表还是内审报告，均载明了摄影棚的费用，谢某在费用汇总表、谢越胜在内审报告上均签字确认。虽然汇总表与内审报告载明的摄影棚费用不一致，但开源致盛公司对此作出了解释，且汇总表与内审报告出具的时间不一致，开源致盛公司关于内审报告出具后仍有相应支出的意见，尚属合理，应予采信。由此可以看出，开源致盛公司关于摄影棚支出费用高于730万元的意见，符合事实。现优时公司实际经营摄影棚，从理论上其应当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摄影棚转让费用。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除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优时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摄影棚转让支付了其他费用。第三，从时间来看，2016年3月23日，优时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转让其持有的开源致盛公司400万元股权；2016年4月1日，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借款合同》；2016年4月28日，开源致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转让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上前后连续，说明此段期间，各方均在协商优时公司退出开源致盛公司事宜。目前能确定的是摄影棚支出费用超过730万元，而摄影棚现实际由优时公司经营，因此各方在协商时不可能不对摄影棚的转让费用进行完全的协商就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开源致盛公司关于各方协商将摄影棚作价730万元、其中330万元以优时公司偿还借款形式支付的意见，更具有合理性。综上，结合《借款合同》的约定及开源致盛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开源致盛公司的付款义务已经实际履行，优时公司要求解除《借款合同》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开源致盛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优时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开源致盛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借款合同》约定了利息，优时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期内的借款利息并在期满后继续按照借款期内的利率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利息。《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开源致盛公司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等由优时公司承担，现有证据证明开源致盛公司为此支出了律师费、差旅费，其要求优时公司承担该部分费用，符合合同约定，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谢越胜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优时公司股东认缴出资的期限至2024年9月25日，在期限未届满时，开源致盛公司要求谢越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谢越胜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开源致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3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以3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三、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开源致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律师费50000元、差旅费1818元；四、驳回北京开源致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查，优时公司、开源致盛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摄影棚转让及优时公司向开源致盛公司股东于某、周某转让股权的事实。关于摄影棚转让，双方口头作价730万元，因优时公司向于某、周某的股权转让对价为400万元，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约定该股权转让款冲抵部分摄影棚转让款，对于未冲抵部分的330万元，优时公司未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二审经询，开源致盛公司表示剩余未支付的330万元摄影棚转让款作为优时公司向开源致盛公司的借款，双方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并表示本案之外不再基于同样的事实向优时公司主张剩余摄影棚转让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优时公司是否应向开源致盛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3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2.优时公司是否应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律师费及差旅费。一、关于优时公司是否应向开源致盛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3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优时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其与开源致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是欠款330万元而非借款，涉案《借款合同》应予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金额330万元并载明已经实际支付。关于实际支付行为，开源致盛公司主张优时公司因摄影棚转让事宜尚有330万元的转让款未予支付，故双方约定以借款形式确定下来并签署涉案《借款合同》。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开源致盛公司与优时公司之间存在转让摄影棚的事实且口头作价730万元，同时基于优时公司向于某、周某转让股权且对价为400万元的事实，优时公司及开源致盛公司均认可于某、周某不再向优时公司支付股权对价，故优时公司因摄影棚转让尚欠开源致盛公司330万元。该数额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一致且与“已经实际支付”的约定内容能够吻合。开源致盛公司庭审中亦表示不再向优时公司另行主张剩余摄影棚转让款。结合优时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转让股权的事实、优时公司与开源致盛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及最终股权变更等事宜，本院有理由认定开源致盛公司与优时公司将剩余330万元的摄影棚转让款以借款的形式确定，开源致盛公司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行为具有合理性。优时公司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应予解除的主张缺乏充足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优时公司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开源致盛公司偿还借款33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优时公司是否应向开源致盛公司支付律师费及差旅费。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乙方承担。本案中，开源致盛公司提交了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及差旅费等票据，其在本案中主张上述费用具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优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42元，由优时（北京）影业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