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29453号原告：但静，女，198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北京市鑫诺（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春林，北京市鑫诺（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59号中北大楼七楼704号，执业许可证号25001200610132108。负责人：许笑鞅，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霞，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新宽，男，198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腾冲市。原告但静与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仁政律所）、杨新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20日向仁政律所、杨新宽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但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被告仁政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新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但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2.判令仁政律所、杨新宽立即返还但静支付的费用47603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47603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就仁政律所代但静处理其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重庆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和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昆明分行）强制执行纠纷案达成一致意见。但静依约支付律师服务费，仁政律所指派杨新宽作为代理人。代理期间，杨新宽多次以交纳诉讼费、支付差旅费、所函费等名目要求但静支付费用，但静支付后，仁政律所、杨新宽并未依约履行代理义务，所收取的费用也不知去向。但静为维护其权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仁政律所答辩，1.但静与我所签订的两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我所已履行与但静的代理义务；2.但静请求的金额涉嫌杨新宽诈骗金额，应由杨新宽承担，与我方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但静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新宽未答辩。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5日，但静（委托人，甲方）与仁政律所（受托人，乙方）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渝仁政民字第112号），主要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杨新宽、张建荣律师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就甲方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重庆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等法律事务，在二审、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除非乙方出具票据，甲方不得向乙方律师支付任何费用；律师服务费5000元；甲方因调解、和解、撤诉等原因造成本合同无需或不能继续履行的，均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2017年11月10日，但静（委托人，甲方）与仁政律所（受托人，乙方）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渝仁政民字第112号），主要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杨新宽、张建荣律师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就甲方与光大银行昆明分行诉方祥、但静借款合同强制执行纠纷案等法律事务，在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除非乙方出具票据，甲方不得向乙方律师支付任何费用；律师服务费5000元；甲方因调解、和解、撤诉等原因造成本合同无需或不能继续履行的，均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2017年11月10日，仁政律所向但静出具发票，载明：法律服务费5000元，2017年11月11日，仁政律所向但静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但静；人民币（大写）：伍仟元整；收款事由：法律服务费。上述合同签订后，2019年5月16日，但静通过支付宝账户分别向杨新宽转账5000元（摘要中载明为转账）、3500元（摘要中载明为差旅费）、22800元（摘要中载明为刘元祥诉讼费）、2000元（摘要中载明为差旅费）、3000元（摘要中载明为差旅费），共计36300元。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19日、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1月9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15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2月11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日梁仙春通过银行账户分别向杨新宽转账10000元、30000元、13000元、13000元、10000元、13000元、8900元、10000元、8500元、10000元、10000元、20000元、50000元、60000元、20000元、28650元，共计315050元。但静母亲微信账号于2017年11月5日、2017年11月9日、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4日、2018年5月22日、2018年5月24日、2018年5月27日、2018年8月1日分别向微信备注名为LawyerY转账5000元、8000元、4000元（备注为昆明案件律师费）、1000元（备注为昆明案件律师费）、1100元、2000元（备注为所函费）、2000元（备注为差旅费）、500元、600元、8800元（备注为诉讼费补缴）、1000元（备注为差旅费）、5000元（备注为差旅费），共计39000元。但静微信账号于2017年11月12日、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6日、2018年5月14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11月18日、2018年12月2日、2019年2月25日分别向微信备注名为与法结缘、杨宽转账600元、3100元（备注为上诉费）、556元、2000元、7040元（备注为补交诉讼费）、3000元（备注为差旅费）、3000元（备注为差旅费）、2000元（备注为差旅费），共计21296元。梁仙春微信账号于2017年11月13日、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2月4日、2017年12月10日、2017年12月15日、2017年12月18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3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2月9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9月20日、2018年11月4日分别向微信备注名为杨律师转账15000元、10000元、10000元、3000元、8159元、2000元、10000元、10000元、6050元、3000元、5000元、4000元、6000元、3000元、2000元、5000元、2400元、5000元、8200元，共计117809元。上述款项总计529455元。2018年1月10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渝0103民初22774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原告为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被告为但静，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杨新宽，仁政律所律师；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但静于2018年1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借款本金6463.73元；二、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但静负担，此款已由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垫付，但静于2018年1月25日前将此款支付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三、若但静按照上述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四、若但静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则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有权就但静所欠的全部款项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金额为欠款本金6463.73元，及截至2017年9月11日的利息644.34元、罚息850.96元、复利200.27元、诉讼费25元，及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未还本金6463.73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的罚息；但应扣除但静已经履行的部分。2018年2月28日，杨新宽向平安银行上海延东支行支付6488.73元，用途备注为但静调解款及诉讼费。2019年5月9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出具《立案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对梁国荣被诈骗案立案侦查。同日，出具《拘留证》，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兹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杨新宽执行拘留，送渝北区看守所羁押。2019年5月9日，渝北区公安分局黄泥磅派出所民警对杨新宽进行讯问，杨新宽供述：2017年但静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但静是法院的被执行人，他在云南有一个门市，需要我去帮他拍卖。我记得我也是赌博输了钱，需要钱翻本，我就骗但静说云南的那边已经开始拍卖，需要缴纳保证金之类的，让对方打钱给我。我还伪造了一些报纸的拍卖公告等东西好让对方相信，我以同样的理由前后多次骗取了但静30余万元。我都是以虚构法院已经受理的事实，需要交纳诉讼费、保证金等各种费用为由进行诈骗，有时为了让被害人相信，还会伪造一些收款的票据、文书之类的东西。2019年5月17日，渝北区公安分局黄泥磅派出所民警对但静进行询问，但静陈述：2017年11月，我在网上看到仁政律所广告，因我有两个纠纷案件需要诉讼，分别是“但静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借款合同纠纷案”及“但静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诉但静借款合同强制执行纠纷案”，我就去仁政律所找律师。在仁政律所找到了杨新宽律师，当天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将案件委托给杨新宽后，杨新宽一直以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和解费、执行费、评估费、担保费等理由向我要钱。我通过我的微信转账8次，共计21296元，通过我母亲李玉碧微信转账11次，共计34000元，通过梁仙春微信转账20次，共计122809元，通过我的支付宝账号转账5次，共计36300元，通过梁仙春两张农业银行卡账户分别转账5次共计131650元、转账11次共计183400元。杨新宽通过支付宝向我退还过1次24750元，通过微信向我退还过4次共计28671元。我共损失了476034元。2019年12月6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出具《起诉意见书》【渝公渝北（黄）诉字[2019]96号】，载明，2017年至今杨新宽为获得赌博资金虚构法院需要缴纳保证金、担保金、诉讼费以及请客吃饭送礼等理由先后多次诈骗……但静…等人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特将杨新宽诈骗一案移送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庭审中，经但静申请，本院准予证人梁仙春出庭作证，梁仙春证人证言如下：其是通过杨新宽代理但静的案子，但静委托其向杨新宽支付案件费用，才与杨新宽认识的。其与杨新宽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其支付给杨新宽的款项都是但静委托其向杨新宽支付的有关诉讼的费用。杨新宽向其转过一笔或两笔款，说是交给法院的保证金退回来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庭审中，但静陈述，对案涉两个委托代理案件，杨新宽均未履行代理义务。除案涉两个委托代理案件外，我还委托了杨新宽其他案件，其中包括其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标的额为6000多元的案件，但其与杨新宽未签订任何协议，该案是一审就已经调解了，与其与仁政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注明的在二审、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不一致，故该标的额为6000多元的案件与案涉委托的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争议的案件不是同一个案件。我主张的476034元系杨新宽以所函费、差旅费、保证金、诉讼费等各种名义向我收取的共计529455元，包括我本人账户及通过我母亲、梁仙春账户向杨新宽打的款，扣除杨新宽退还的53421元后尚欠的未返还的部分。其要求解除的合同系合同编号为（2017）渝仁政民字第112号的两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庭审中，仁政律所陈述，我方已收到收据和发票中载明的10000元。上述事实，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增值税普通发票、收据、转账记录、立案决定书、拘留证、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起诉意见书、（2017）渝0103民初22774号《民事调解书》、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回单、证人证言和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但静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虽然仁政律所举示的（2017）渝0103民初2277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为平安银行重庆分行，被告为但静，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载明是在二审及执行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而该案件的《民事调解书》是在一审中达成的，与合同中载明的诉讼程序不一致，且但静陈述该案系其另外委托给杨新宽的案件，故可以认定该案与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项下的案件不是同一件案件。仁政律所举示的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新宽已经就案涉委托案件办理了代理事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对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但静与光大银行昆明分行诉方祥、但静借款合同强制执行纠纷案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根据但静举示的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卷宗材料，未显示杨新宽作为委托代理人办理了相关代理事务，仁政律所主张杨新宽已经办理的代理事务，但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因仁政律所未依约办理代理事务，但静作为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但静通过诉讼方式向仁政律所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向仁政律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故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7）渝仁政民字第112号两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已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仁政律所与但静签订两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并收取10000元法律服务费后，仁政律所虽然指派杨新宽、张建荣为委托代理人，但并未具体办理相关委托事务，故对但静要求仁政律所返还其支付的费用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仁政律所未及时返还但静支付的相关费用，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从合同解除的次日起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另，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于2019年8月20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已取消，故对但静要求仁政律所支付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但静是与仁政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且两份委托合同的律师服务费亦系仁政律所收取，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应为仁政律所，因委托合同所产生的纠纷承担的责任的主体为仁政律所，杨新宽在该两份委托合同中的身份仅仅为仁政律所指定的但静的委托代理人，因此杨新宽对外因委托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不应承担责任，故但静无权要求杨新宽返还上述两份合同所交的律师服务费。至于但静所称支付给杨新宽的其他款项，因但静陈述除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外，但静还委托杨新宽代理了其他案件，但静又未举示证明杨新宽为但静代理其他案件系仁政律所指派杨新宽所为，同时但静与仁政律所签订的两份委托合同明确约定“但静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仁政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除非仁政律所出具票据，但静不得向仁政律所律师支付任何费用”，因此但静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称支付给杨新宽的其他款项是基于上述两份委托合同而支付，故但静要求仁政律所支付除10000元律师服务费外的其他46603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的起诉意见书已经认定杨新宽诈骗的对象中包括了但静，杨新宽已以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已将但静纳入该案的被害人之一，同时本案但静是依据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而诉讼，上述已经认定除10000元律师服务费外的其他466034元并非因上述两份委托合同而产生，因此，但静要求杨新宽返还466034元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属于经济犯罪且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事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但静与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7）渝仁政民字第112号的两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二、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但静支付的费用10000元；三、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但静资金占用损失（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但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440.51元，由原告但静负担8400元，被告重庆仁政律师事务所负担40.5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桂红审 判 员  肖学富人民陪审员  何祖跃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王 燃书 记 员  刘诚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