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桂香，女，196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诚，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振宇，男，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定清，江西干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桂香因与被上诉人许振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7民初2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桂香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7民初275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李天才系上诉人的代理人，这一认定没有依据。李天才是上诉人的丈夫，但李天才不是上诉人当然的代理人，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具过委托李天才为代理人的材料。如果李天才代理上诉人签字也必须经上诉人追认才有效，李天才并不能代表上诉人全部，一审判决认定李天才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依据。2.李天才与刘华庆签订的什么“最后协议”，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因此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8月21日就知道刘华庆在2011年11月10日转了22万元给许振宇的事实。上诉人并不知道李天才与刘华庆签订了“最后协议”，关于刘华庆转款22万元给许振宇的事上诉人并不知情，刘华庆、许振宇包括李天才都没有给上诉人看过转账记录，而被上诉人许振宇一直跟上诉人说刘华庆只转了10万元，所以上诉人在2014年8月21日并不必然知晓刘华庆实际转款多少的事实。3.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向刘华庆主张12万元转包费为由认定上诉人在2014年8月21日知道刘华庆转账22万元给许振宇的事实，同样没有依据，属于主观推断。鉴于许振宇声称刘华庆只转了10万元，而刘华庆又说转了22万元，他们各执一词，而上诉人又没有看到转账记录，无法确定真实情况，故难于行使诉权。直到2017年10月下旬案外人王高元、刘华庆起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转包合同纠纷一案，被上诉人许振宇在刘华庆出具了转款22万元给被上诉人的证据后，被上诉人不得不承认收到刘华庆转款22万元的事实，至此上诉人才真正知道被上诉人存在侵害上诉人权益的事实。4.退一万步说，即使李天才在2014年8月21日知道刘华庆转款22万元给许振宇的事实，也不必然推定上诉人就应当知道，这22万元并没有注明是转包费，不能排除许振宇与刘华庆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仍然存续，并未进行最终结算，本案只是就许振宇私吞上诉人合伙应得款项进行的诉讼，就整个合伙关系而言，也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2019年8月8日刘华庆起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退回转包费一案就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合法。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0日即余干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1127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之日。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完全是主观臆断作出的错误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为维护合法权益特依法上诉，恳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许振宇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二、本案依法应认定答辩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了其应得之款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邱桂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承包转包款6万元及占用利息28,800元，合计88,8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28日，原、被告合伙承包经营一处退耕还林坡地。约定，如合伙经营的土地转包，则原、被告各享有一半的财产权。2011年11月10日，原、被告与刘华庆签订转包合同，将合伙承包经营的土地转包给刘华庆。合同上约定的转包费为42万元，但实际转包费为22万元。合同签订的当天，刘华庆就将转包费22万元打入了被告许振宇的建行账户。转包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将合同标的物土地交给了刘华庆经营管理，原告依据转包合同的约定，在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后，将补助款交给刘华庆。后原告邱桂香提出被告许振宇对其说只收到刘华庆10万元，按两人各占一半的份额，给了其5万元。为确认刘华庆到底付了多少钱给许振宇，2014年8月21日，经余干县林业局的李根春、周坤恩主持调解，原告的丈夫李天才代理原告与刘华庆签订了《关于退耕还林坡地转包合同的最后协议》，约定“如果2011年11月10日刘华庆未从建行打合同款贰拾万元给许振宇，刘华庆则要在2014年8月31日前补偿合同欠款计币壹拾贰万元整”。2014年8月28日，刘华庆在余干建行经查询确认其2011年11月10日已打款22万元给许振宇，遂将余干建行加盖业务专用章的银行交易明细通过其合伙人王高元交给余干县林业局的李根春、周坤恩。李根春、周坤恩收到该银行交易明细后当时就给了原告的丈夫李天才看了。后来，原告没有向刘华庆主张过12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2011年11月10日将合伙承包经营的土地转包给刘华庆，合同上的转包价42万元，实际转包价22万元，刘华庆当天打款22万元给被告许振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原、被告的约定，转包费22万元原、被告各占一半的份额，即每人应得11万元。除原告自认被告分给其5万元外，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原告支付了剩余的6万元。因此，对被告关于其已按约定将原告应得的转包费支付给了原告的意见，不予采信。如果被告许振宇在收到刘华庆的22万元转承包费后，对原告邱桂香说只收到10万元，按两人各占一半的份额，给原告5万元，则可认定被告的该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原告以被告许振宇对其说只收到10万元转包费，向刘华庆核实已给付的转包费数额，后在2014年8月31日前已经知道刘华庆在2011年11月10日打款22万元给被告许振宇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应自2014年8月31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30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采信。原告以其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地管理协议的合伙期至2034年10月1日止为由，主张其起诉未过诉讼时效，该意见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邱桂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减半收取1,010元，由原告邱桂香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邱桂香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原审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导致确定的案由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案由的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将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其他人承包而签订的合同引发的争议。案涉《退耕还林坡地转包合同》系邱桂香、许振宇作为甲方与刘华庆作为乙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但本案并非因该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而引发的诉讼。本案是邱桂香与许振宇内部之间因履行《承包地管理协议》时对合伙经营的土地对外转包后，内部之间如何分割合伙利润或收益而产生的纠纷。因此，本案邱桂香与许振宇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法律关系，而是合伙法律关系。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主要针对债权请求权，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起算点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人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院认为，在合同关系中，诉讼时效起算点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存在违约行为的时间。本案中，根据证据显示，邱桂香及其丈夫李天才在2014年8月底通过余干县林业局已经明知案外人刘华庆于2011年11月10日将转包费22万元汇入许振宇账户的事实。此时邱桂香应当明知许振宇为向其支付一半转包费的义务人，也明知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但邱桂香仍长期怠于行使权利，未向许振宇主张相关权利。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邱桂香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导致丧失胜诉权并无明显不妥。综上所述，邱桂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邱桂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少琴审判员  周立峰审判员  姜一珉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谢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