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初16号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190号华邦世贸中心高层写字楼17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HLML3Y（1-1）。法定代表人李学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坤，贵州同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军，该公司员工。被告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国际金融中心101大厦B座43楼18、19、2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0508316629。法定代表人贺均，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鹏、王大伟。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安徽天成公司)与被告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富强圣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0日、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坤、张军，被告富强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徽天成公司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被告富强圣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中的职工债权金额在破产管理人认定的金额基础上增加230万元；2.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在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中享有的共益债务金额增加1682189.69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被告富强圣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中的职工债权金额在破产管理人认定的金额基础上增加230万元；2.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在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中的享有的共益债务金额增加1682189.69元；3.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已经支付的工资3960101.71元为职工债权；4.被告富强圣公司返还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已经缴纳的50万元保证金；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与被告富强圣公司就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生产经营一事于2018年6月1日签订了《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该协议对劳务合作标的及期限、合作管理模式、承包利益分配、保证金缴纳与退还及其他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其中，该协议书第三条明确了利润的计算方式为：在煤炭销售总收入减去煤矿运行总成本（各种税收+水电费+员工工资+材料采购费+设备采购维修费+其它用于生产经营器销售的费用+煤矿证照及安全生产手续办理等费用）后，甲方持有49%的润分配权，乙方持有51%的利润分配权；该协议书第四条明确了被告需要原告帮助解决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问题。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就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协议义务，并对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投入了共计16907148.21元组织生产。在原告组织生产过程中，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受理了被告重整一案。经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同意，原告方继续履行前述《协议书》，并继续筹集资金组织大山煤矿的生产。原告知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案号为（2019）黔05破3号）后及时向富强圣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原告对被告所享有的破产债权16907148.21元（其中普通债权为4621209.15元，职工债权为7539888.48元，共益债权为4746050.58元）。富强圣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9月9日向原告送达了《债权初次审查单》（申报编号116号）。在前述《债权初次审查单》中，富强公司管理人对原告申报的多笔债权不予认可。原告对富强圣管理人作出的该审查结果有异议，并于2019年9月12日向富强圣公司管理人送达了《关于116号债权初次审查单的回复意见》，原告在该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主张及依据。原告于2019年9月16日参加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富强圣管理人于2020年1月22日向原告送达了《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申报编号116号），原告于2020年1月13日参加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一、原告为被告垫付的原拖欠农民工工资230万元应为职工债权。现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对原告依法主张的债权仍有部分不予认可，并对原告对被告所依法享有的共益债务存在计算错误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富强圣公司管理人未将原告代替被告垫付的民工工资及刘永春的工亡赔偿金共计230万元依法确认为原告的职工债权系错误的。原告代替被告支付的23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大山煤矿所拖欠的民工资及赔付矿工刘永春因工死亡的赔偿金，该笔职工债权未能得到确认是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相符合的。二、被告从共益债务中减少1682189.69元共益费用没有依据。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在计算原告对被告所享有的共益债务未查清事实导致原告依法享有共益债务金额减少了1682189.69元。原告基于和被告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对被告拥有生产经营权的煤矿大山煤矿进行投资生产。从原告介入生产经营至富强圣公司破产，大山煤矿未能通过职能部门验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无法正式生产，故未实现真正的盈利。因原被告双方都在投资，根在不存在原告尚欠被告应得收益1583189.69元的问题，因此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在计算原告对被告所享有的共益债务时减去了原告根本不欠被告应得收益1583189.69元是错误的，依法应该纠正；同时，在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为了被告的生产经营需要及基于双方《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大山煤矿职工卢洪波的家属支付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10万元应依法认定为原告对被告所享有的共益债务。因此，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在认定原告对被告所享有的破产债权及共益债务中存在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该纠正。三、关于申请人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工资，应确定为职工债权。申请人起诉至贵院后，富强圣公司管理人改动其于2020年1月12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部分内容，并于2020年3月16日做出名称没有改变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2020年1月12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管理人将申请人垫付的人工工资6207574.83元,全部认定为职工债权，包含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工资和尚未支付的2247413.12元工资。但在2020年3月16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中，管理人将3960101.71元工资改变为普通债权，原因是“已支付部分应当为你方投资款项，你方应当作为普通债权补充申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工资，是为被申请人即用工主体垫付的工资，管理人于2020年1月12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将该部分工资认定为职工债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管理人现在将之改变为普通债权没有依据。四、关于申请人已经履约缴纳的保证金50万元，申请人享有取回权。管理人在2020年3月16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中，将原告为履行合同支付的50万元认定为普通债权。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并非基于与被申请人债的关系发生，而是担保双方合同履行的一种方式，保证金所有权自始未发生转移，申请人仍对该笔资金拥有所有权。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被申请人应返还该笔保证金。综上所述，被告及其管理人的确权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如前诉请为谢。被告富强圣公司答辩称：1.管理人曾于2020年1月12日对安徽天成公司债权审查情况出具审查单，其中即包含对上述除富强圣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债权性质由职工债权变更为普通债权之外，与2020年3月16日出具的债权审查单并无其他差异，而安徽天成公司代理人张军于2020年1月13日已经对2020年1月12日审查单的债权审查认定金额及性质无任何异议，管理人在收到债务人对该笔债权的异议后重新做出的债权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安徽天成公司仅可以对管理人根据异议重新做出审查结论的部分即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债权性质提出债权确认之诉。2.原告诉请其在富强圣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为职工债权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6.5条约定“因政策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失的，在甲方退还乙方保证金后，经营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互不追究对方责任”。原告未继续履行协议的原因为7.31大树煤矿矿难事件后，相关监管部门不再允许15万吨矿井进行生产，属于政策变动导致的无法继续履行。另，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5.8条“乙方必须遵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月足额及时支付煤矿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否则，因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原告方作为独立的企业，系合法的用工主体，对于其为了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支付的工人工资，理应由自己承担。该3960101.71元在原告方与其工人之间系工人工资，在原、被告之间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不属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工债权。另，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职工债权范围为“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故原告为了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支付的工人工资，不属于对于36号意见涉及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的职工债权，也不属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职工债权范围。基于上述原因，管理人在收到债务人对该笔债权的异议后重新做出的债权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诉请其在富强圣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为职工债权的诉请应该予以驳回。3.原告诉请其在富强圣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代替富强圣公司垫付的民工工资及刘永春的工亡赔偿金共计230万元为职工债权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首先，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体现富强圣公司委托原告支付所欠工人工资，更没有证据体现其诉状中垫付的民工工资及刘永春的工亡赔偿金共计230万元有富强圣公司的授权，同时原告并未提出相应的支付凭证对其支付金额予以证明。另，即使原告有证据证明其如实支付了上述款项，根据第一点论述的理由，也应该将该笔资金作为其投资款项或为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产生的借款而认定为普通债权。4.基于双方于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体现原告应支付富强圣公司收益为1474700.00元（原抵扣金额为1583189.69元，现予以更正，即安徽天成公司共益费用金额应为1108816.34元+1454740.79元-1474700.00元=1088856.79元），同时卢洪波的死亡并非工作原因，该死亡赔偿金的赔付系安徽天成公司自己的意愿承担，与富强圣公司或双方的合作并无关系，故管理人对上述1474700.00元的抵扣以及10万元的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原告诉请共益债务增加1682189.69元应予以驳回。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截止2019年7月21日原告应支付富强圣公司利润为1474700.00元，属于原告共益债权期间应支付给富强圣公司利润，管理人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出发，从原告方共益债权的总金额中扣除，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卢洪波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10万元，卢洪波的死亡系其自身的原因，作为用工主体，不管是大山煤矿，还是安徽天成公司均不应当承担责任；安徽天成公司与对方达成赔偿协议，系双方的意思表示，与富强圣公司没有关联性，同时，原告方是否实际支付了卢洪波家属10万元并没有相关支付凭证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诉请依法亦应当予以驳回。5.对于原告方诉请取回其50万元的保证金，首先，对于金钱从性质上来说，支付的保证金为种类物，故保证金不属于可以取回的特定物品；其次，50万元的保证金系基于《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产生的，性质上属于合同之债，原告方在债权申报时已将其作为普通债权申报，管理人也将其确认为普通债权，并无不当，且原告方曾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前对其债权审定金额及性质签署无异议，其中即包含管理人将该笔保证金认定为普通债权。故对取回50万元的保证金的诉请应予以驳回。综上，答辩人认为，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认定安徽天成公司债权符合事实情况及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依法裁决。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关于刘某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2018年6月11日）《关于王宋先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2018年10月20日）《借条》30万元（2018年7月25日）、2018年7月25日原告交易记录294000.00元、2018年8月28日《收条》50万元、2018年8月28日原告提取50万现金（库存现金）记录、2018年9月30日《收条》270万元、2018年9月30日原告提取142万现金（库存现金）记录、《务工死亡赔偿协议书》《2013年到2016年发放工人工资》《大山煤矿2017年9月-2018年5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一）——（七）、刘某证人证言、《情况说明》《贵州富强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通知》（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2月4日原告给王宋先的《授权委托书》、2018年12月7日王宋先出具的《大山煤矿2018年6-11月投资情况确认书》、2020年3月24日威宁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威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贵州富强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发放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说明》、2020年3月26日威宁县炉山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炉山镇煤矿支付农民民工工资的情况说明》、乌当农商行金融城支行“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用以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支付给被告富强圣公司用于垫付原拖欠的民工工资230万元款项为职工债权。1.根据“第四、乙方进场时借给甲方392万元用于解决农民工工资和电费”约定，该约定明确了原告进场的合作条件，即借给甲方款项解决农民工工资的合同义务。原告、被告存在垫资法律关系的事实；2.刘某在2018年6月11日，被任命为大山煤矿总经理，2018年10月20日被免职。期间的工作职责为“对该煤矿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同时做好政企和矿群关系的协调工作，保证该煤矿生产工作秩序的正常推进”。刘某有权利代表被告接受原告履行合同义务法律关系的事实；3.双方签订《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后，原告履行“借给甲方款项解决农民工工资”的合同义务，刘某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或《欠条》。①2018年7月25日支付30万元，用于解决被告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原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因公死亡赔偿，支付刘杰；②2018年8月28日支付50万元用于解决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③2018年9月30日支付的270万元，其中150万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刘永春工亡赔偿。2018年9月30日原告支付150万元，刘某出具270万元《收条》。270万元包含2018年8月28日支付的50万元和2018年9月30日支付的150万元。超出的70万元，原告没有实际支付，但原告向刘某出具了70万元的《欠条》。因此，该笔欠条原告实际支付200万元。该200万元加上2018年7月25日支付的30万元，共230万元。原告向被告履行了支付垫资款项230万元的事实。4.被告下属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因员工刘永春工亡，须支付家属刘杰劳动债权即1164200.00元工亡赔偿金。被告支付拖欠民工工资，工人领款凭证。原告垫付的部分款项，用于解决被告拖欠刘永春劳动债权和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实。5.证言内容：①刘某向原告出具《借条》或《欠条》时任大山煤矿公司总经理，是否在其权利职责范围内？②刘某出具《借条》《收条》的经过如何？收到原告的垫付资金总数额多少？每笔收到的时间、数额以及用途？③刘某可持有相关凭证原件？证明原告向被告履行了支付垫资款项230万元用于支付劳动债权的事实。6.“为确保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资金真正用于发放原拖欠的民工工资。经董事会决定，请你矿总经理在2018年10月22日前，负责将360万元资金使用及支付原拖欠民工工资的发放明细和相关附件上报公司董事会审核。”证明被告知道原告垫付工资以及垫付数额的事实，被告对该事实自认。7.①2018年王宋先被原告授权担任大山煤矿常务副总经理兼大山煤矿劳务管理办公室主任，职责是“代表公司全权负责大山煤矿经营活动中所涉费用审核报销、权益及利润分配等一切与经营管理相关事宜，该同志所签订的相关资料及合同其法律责任由本公司承担”。②2018年12月7日，王宋先在其签署的《大山煤矿2018年6-11月投资情况确认书》中，确认“代甲方支付或垫付金额为413万元（含刘某收取的270万元）”。证明王宋先与被告存在有权利代表被告与原告签署相关资料、法律责任由被告承担的事实，以及经确认刘某收取原告270万元的事实，被告对该事实为自认。8.在安徽天成公司和原煤矿管理人刘某要求下，威宁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威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炉山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派人到煤矿现场监督安徽天成公司发放部分拖欠的民工工资。证明原告向被告履行垫付农民工资的事实且受到政府监督。9.被告支付农民工工资130余万元，资金来自原告。刘某组织发放，炉山镇人民政府监督发放。证明原告向被告履行垫付农民工资130余万元的事实。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为了大山煤矿复工，以及解决政府一直催促的拖欠农民工问题及所谓的矿群关系，以原告垫付农民工工资为合作前提，双方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协议生效后，原告向被告履行垫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其中：原告支出资金230万元，被告董事会、被告总经理刘某、被告总经理王宋先可以作证；原告支出其中的130余万元，炉山镇政府可以作证。资金用于垫付劳动债务，被告董事会、被告总经理刘某、被告总经理王宋先、炉山镇政府、威宁县人社局、工信局可以作证。因此，该笔230万元资金认定为职工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要求。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认为：1.对《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首先《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明确双方是劳务承包关系，同时对392万元明确其为借贷关系，并且这仅是合同约定，对于安徽天成公司表述的实际支付金额应该有相应的指令支付或其他交付、收款凭证。因安徽天成公司未提供其履行的相关凭证，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2.对2018年6月11日《关于刘某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2018年10月20日《关于王宋先等同志任免的通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刘某的真实身份是安徽天成公司之前大山煤矿的承包方，并非被告方的员工；即便该两份证据真实，也达不能证明目的，原、被告双方均作为企业，涉及具体的资金往来应当为公对公，或有具体的书面指令支付的相关证据。①《借条》、2018年7月25日交易记录；②2018年8月28日《收条》、2018年8月28日交易记录；③2018年9月30日《收条》、2018年9月30日的交易记录（卷宗里没有该份交易记录）。对于《借条》、2张《收条》的真实性持异议，上述证据均没有被告或分公司的印章，在刘某的任职书中仅仅为职务任命，并无指令收款的意思表示，而仅仅为刘某个人出具的借条，对交易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交易记录指向的收款人并非被告或被告指令的支付对象，根据原告提出的关于王宋先的授权委托书可知，公司对于收付款是必须出具书面委托的，因此，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4.①对《务工死亡赔偿协议书》的三性均持异议，若存在务工死亡，死亡作为重大事件，应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如公安部门的死亡报告、尸检报告、火化证明等；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家属应通过工伤程序主张权益；且该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明显过高，高过2018年年度工伤赔偿标准，显失公平；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赔偿协议以及政府出具的证明，赔偿协议为刘某作为大山煤矿承包人期间刘某作为负责人签署的，而不是安徽天成公司承包期间的债务。②对《大山煤矿2017年9月-2018年5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一）-（七）的三性均持异议，该组证据没有被告方的公章和负责人的签字，也没有银行交易凭证，记载的名单是否系被告工人均不能体现，因此达不到证明目的。5.对刘某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持异议，刘某系前一任大山煤矿承包方，并非被告方工作人员；从上述原告方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原告方法定代表人李学辉与刘某之间有资金往来，其与原告方之间有利害关系，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对《情况说明》部分，对于刘某收款及出具相关收条部分，刘某并无公司授权其进行收款，与原告提供的王宋先授权委托书明显存在差异，公司对于款项要进行指令支付或指定收款时会有明确的书面授权，另根据安徽天成公司及刘某提供的《情况说明》，安徽天成公司支付的工人工资大部分属于刘某承包期间所欠工人工资，且部分款项支付给刘某，并未实际向工人支付。结合刘某出具的借条及安徽天成公司当庭陈述，可以明确安徽天成公司与刘某之间具有财务往来及民间借贷关系。同时《情况说明》中发放工人工资的时间点与安徽天成公司当庭陈述的将资金提供给刘某的时间上有明显冲突，故安徽天成公司提供的该部分资金并非用于所欠工人工资。最后，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36号文件）明确该类职工债权的认定是为了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与原告230万元涉及的用途及性质没有相同点，故不应认定为职工债权。6.对2018年10月16日《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其内容上，与本案无关，故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1①王宋先《授权委托书》，对该组证的三性不持异议。②2018年12月7日王宋先出具的《大山煤矿2018年6-11月投资情况确认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应当有对应的银行交易凭证予佐证。同时，根据安徽天成公司自认其实际并未支付270万元，故对于原告支付的金额应当有公司明确的指令支付及相应交易凭证予以证明。故《大山煤矿2018年6-11月投资情况确认书》并非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统计。7.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存在瑕疵，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没有体现具体的金额，且刘某作为上任承包方，其发放的工资可能系刘某承包期间，刘某本人应当承担的工资。8.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存在瑕疵，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刘某作为上任承包方，其发放的工资可能系刘某承包期间，刘某本人应当承担的工资。9.对乌当农商行金融城支行“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关于140万元只能证明取款，没有任何交付或收款的凭证。第二组在证据为2020年3月16日做出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用以证明管理人从原告共益债务中扣除1583189.69元，须满足下列条件：首先，原告欠被告1583189.69元的事实存在；其次，如果上述债务存在，则该债务须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之后。否则，即使该债务存在，也应从原告普通债权中扣除。被告从原告共益债务中扣除1583189.69元没有依据。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能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对于原告方应当支付给被告方的收益，属于被告方的应收债权，管理人应当对外清收，该债权不因被告方的破产重整而影响，管理人从原告方的共益债权中扣除，并无不当。特别说明：进入破产程序后，为维护债务人资产，管理人在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安徽天成公司劳务承包合同前安徽天成公司产生了该部分费用，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认定进入程序后安徽天成公司的投入为共益债务，但管理人在审核债权期间收到2019年7月21日安徽天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学辉与安徽天成公司授权委托人王宋先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显示2019年6月，即富强圣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安徽天成公司应向富强圣公司支付1474700.00元利润，故管理人从该期间共益费用中扣除符合法律规定。管理人确认的共益债务数额为1088856.79元。我方对收益部分作出重大调整，由原来的1583183.65元变更为1474700.00元。该部分我方未向债权人发送书面通知。第三组证据为2018年8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019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代被告垫付的卢洪波家属10万元一次性赔偿金，应确定为共益债务，1.2018年8月1日，被告作为用工主体与卢庆豹签订《劳动合同》；2.2019年7月9日，原告与卢洪波（卢庆豹之子）签订协议，因卢庆豹工地死亡，原告支付一次性补偿金10万元整。客观上帮助被告解决了矿群关系，将卢庆豹死亡事件对被告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原告在法院2019年6月6日裁定受理被告重整后，为被告垫付员工死亡抚恤金10万元，符合“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应确定为公益债权。管理人做出该认定时，依据仅仅是“富强圣公司向管理人反映的情况”，但是没有向原告出示有关证据“按照双方的约定”能够证明原告欠富强圣公司应获得的收益1583189.69元的事实，以及提供能说明1583189.69元应从原告共益债务中而不是普通职权中扣除的法律规定。被告富强圣公司为实际用人主体。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在警方协调下与死亡者家属达成了协议，客观上帮助被告解决了因死亡时间造成的紧张的矿群关系，同时将该事件对被告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最小化，应将该笔抚恤金认定为原告的共益债权。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2018年8月1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签订该劳动合同仅是为了应对相关部门的检查和便于双方合作工作的开展，并非被告与卢庆豹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该劳动合同也不能可在原告方，且原、告双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内容约定除甲方派驻煤矿管理人员的工资由被告方承担，其余均由原告方承担，因此被告方不承担相关责任。对2019年7月9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卢庆豹的死亡系其自身的原因，作为用工主体，不管是大山煤矿，还是安徽天成均不应当承担责任；安徽天成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系安徽天成公司自愿达成的协议，与富强圣公司无关联，且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多次与天成公司沟通，其对外达成的协议及支付款项应提前通过管理人审批同意，且该笔费用至今未支付。综上，该笔费用并不属于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共益债务规定的范围内，故不应认定为共益债务。第四组证据为《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五、5.8、”条款、卢庆豹与被告《劳动合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四页“三3.1”条款、2020年1月12日申报编号116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2020年3月16日申报编号116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证明对象：原告在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中，为被告垫付的民工工资3960161.71元，为职工债权。用以证明：1.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五、其余事项5.8约定乙方必须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即用工主体按约定是原告。但是该约定在实际履行中进行了变更，实际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是被告，文本如卢庆豹与被告《劳动合同》。证明原告、被告就员工用工主体约定进行了变更，实际用工主体是被告，原告发放工资是为被告垫付；2.按照常理，被告作为用工主体，其发放员工工资应从其利润中发放。但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四页“三3.1利润分成：在煤炭销售总收入减去煤矿运行总陈本（各种税收、水电费、员工工资、材料采购费、设备采购维修费、其他用于生产经营销售的费用、煤矿证照及安全手续办理等费用）后，甲方持有49%利润分配权”约定，员工工资在利润分配之前发放。之所以如此约定，说明原告支付员工工资是为被告垫付工资，被告归还的方式就是在其利润分配之前，以优先扣除人工工资的方式归还原告。证明原告合同期间支付的所有的工资是为被告生产经营垫付工资的事实，且有还款约定的事实，应确定为职工债权；3.第三页“二、1、人工工资6207574.83元……你方已实际支付了3960161.71元……剩余的2247413.12元你方尚未实际支付给工人。该人工工资6207574.83元，认定为职工债权”。证明被告（管理人）确认原告合同履行期间支付人工工资6207574.83元的事实，且6207574.83元为职工债权的事实，构成自认；4.第三页“二、1、人工工资6207574.83元……你方已实际支付了3960161.71元……剩余的2247413.12元你方尚未实际支付给工人。该人工工资已支付部分应当为你方投资款项，你方应当作为普通债权补充申报，对于你方尚未实际支付给2247413.12元认定为职工债权”，即被告在6207574.83元人工工资性质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将已经确认为职工债权3960161.71元改变为普通职权。证明被告“将已经确认为职工债权3960161.71元改变为普通职权”没有依据，原告也没收到管理人提供的依据。首先，“已支付部分应当为你方投资款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其次，双方没有任何协议约定原告“已支付部分应当为你方投资款项”。被告为了大山煤矿复工，以及解决政府一直催促的拖欠农民工问题及所谓的矿群关系，以原告垫付农民工工资为合作前提，双方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约定的用工主体进行了更改，更改后的用工主体是被告，即以被告作为劳动合同签约主体。被告虽然是用工主体，但因为复工期间没有工资支付能力，因此所有工资由原告垫付，且在《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利润分配”条款中，约定了被告归还垫款的方式，是在其利润分配之前以优先扣除人工工资的方式归还原告。原告在合作期间，共垫付人工工资6207574.83元。2020年1月12日，管理人申报编号116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被告（管理人）确认原告合同履行期间支付人工工资6207574.83元为职工债权的事实。但在2020年3月16日管理人所做的名称相同的申报编号116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中，在管理人没有法律依据和双方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将已经确认为职工债权3960161.71元改变为普通职权，侵犯了原告的权益。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5.8条，乙方需要与员工签订劳务合同，按月足额支付煤矿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因此在《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用工主体为安徽天成公司，且工人工资应由其承担。另，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6.5条约定，因政策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失的，在甲方退还乙方保证金后，经营损失各自承担，互不追究对方责任。而安徽天成公司没有继续履行该协议的原因为7月31日煤难事件后政府不再允许15万吨矿井继续生产，故应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内容，由安徽天成公司自行承担已付工人工资，即使要认定为其投资款项，也应该是基于合同之债的普通债权，且该部分费用为其劳务承包期间正常经营支付的工人工资，并非前述36号意见所明确的可以认定为职工债权的内容，故该部分债权即使认定也应认定为普通债权。第五组证据为《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四、4.1”、2018年6月5日《转款凭证》、2020年3月16日申报编号116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乌当农商行金融城支行“个人账户明细账打印”、“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证明对象：原告在履行合同中交纳给被告的50万元保证金，在被告履行破产债务之前，原告有取回权，用以证据：1.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四、4.1另交纳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约定，原告要向被告交纳保证金50万元作为合作前提。证明原告、被告存在50万元保证金交纳的合同约定；2.2018年6月5日，原告履约，向被告转账50万元，且备注为“安全保证金”。证明：告履约缴纳保证金50万元的事实；3.第三页“3.你方为履行合同支付的500000.00元认定为普通债权”。证明被告将原告对被告50万元的物权，变更为普通债权的事实。原告缴纳保证金50万元给被告，是用于保证双方合同履行。虽然转移了资金占有，但改变不了50万元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原告的事实。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原告享有取回权。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四、4.1”，三性不持异议。对2018年6月5日转款凭证的三性无异议。对2020年3月16日发出的审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管理人将该50万元应当认定为合同之债，并无不当。1.从诉请来说，如果原告坚持认为该50万元保证金的法律性质为“物品”，可以取回，那么原告应当单独提起取回权之诉，而非与债权确认之诉放在一起；2.抛开是否可以合并诉讼而言，对于50万元保证金，从法理基础来说金钱属于种类物，在安徽天成公司支付后，既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特定可取回物品”，其次50万元保证金为基于双方劳务合作协议而产生的合同之债，原告方在债权申报时已将其作为普通债权申报，管理人也作出予以确认为普通债权的相关认定。同时，安徽天成公司代理人在收到2020年1月12日债权审查单后，已经签署对管理人作出债权认定的金额及性质无异议的相关材料，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该项诉请。3.针对乌当农商行金融城支行“个人账户明细账打印”、“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李学辉与富强圣公司往来从2018年6月5日即为公对公转账汇入富强圣公司账户，甚至其单独转给贺均的50万元均予以退回，而是另外转到富强圣公司，且其与刘某之间显示有原告举证之外的财务往来也可说明安徽天成公司提出其代为支付的230万元应当提供对应的转账凭证，即收款等证据。第六组证据为1.原告申报财产清单及凭证；2.《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2018年12月--2019年8月），证据1原件由管理人保管；证据2原告与富强圣公司各有一份原件保管。用以证明原告对富强圣公司支出总费用1680.71万元。原告与富强圣公司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不仅包含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如原告招聘员工后富强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代富强圣公司支付员工工资，双方还有实际生产经营的合作，如原告也投入机械设备、电费等。用以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债权申报，申报数额按照双方确认的截止2019年8月原告投资数额申报。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于1680.71万元的投资情况表，经管理人向富强圣公司相应工作人员核实，其中所谓的300万支付给刘某的部分并未实际履行，同时，尚有重整程序前127201.00元的物资款、合同欠款160000.00元、电费182181.61元并未支付，重整程序后尚有物资款130173.00元、合同欠款69000.00元未支付，且卢庆豹的死亡赔偿金10万元为原告自愿支付的费用，不应当由富强圣公司承担，故应当对重整前及重整后的债权中分别进行扣减。同时，根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及《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明确，原告方的投入资金为其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的投资行为，并非垫付工资或其他的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第七组证据为：1.刘某发放工资时的名册、发放凭证、出具给原告的《情况说明》；2.《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就拖欠民工工资专题会议纪要》；3.《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2018年12月--2019年8月），证据1原件由刘某保管，证据2原件由炉山镇大山煤矿保管一份，该份现在由富强圣公司保管。用以证明：2020年1月3号，刘某在管理人办公地点已经将上述材料复印件当面提交给管理人。《情况说明》由管理人成员王大伟制作。2018年8月22日，刘某代表富强圣公司参加威宁县工能局、炉山镇人民政府举行的关于解决大山煤矿拖欠民工工资的会议。通过该表“代付和垫付情况-以前拖欠工资332万元”，可以看出富强圣公司对原告垫付230万元（包含在332万元内）是知情并确认的。用以证明原告交付给刘某的230万元，是为富强圣公司垫付的拖欠民工工资，原告和刘某个人没有借贷关系，富强圣公司对此知情并确认。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原、被告双方均作为企业，首先对于涉及具体的资金往来应当为公对公，或有具体的书面指令支付的相关证据，同时，对于投资情况表中涉及的交付给刘某的23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实际完成了交付。其次《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及上述《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明确，原告方的投入资金为其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的投资行为，并非垫付工资的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不属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工债权。第八组证据为：1.《劳动合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书》；2.《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劳动合同清单》；3.《关于下发2019年度薪酬结构方案的通知》，证据1.2、3原件由管理人保管；2019年9月27日，原告将部分《劳动合同》移交给管理人成员段华。用以证明：2018年12月29日，富强圣公司作出《关于下发2019年度薪酬结构方案的通知》，制定员工工资的薪酬体系、绩效考核办法、薪酬结构。用以证明原告招聘员工后，由富强圣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员工薪酬制度由富强圣公司制定，原告发放工资是为富强圣公司垫付。原告与富强圣公司并非劳务承包、劳务派遣关系。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及上述《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明确，原告方的投入资金为其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的投资行为，并非垫付工资的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不属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工债权。第九组证据为原告支付人工工资3895974.71元的发放、支付清册、支付额度。原件由富强圣公司保管。用以证明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为富强圣公司实际支付人工工资3895974.71元，资金来源为原告安徽天成公司提供。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明确，原告方的投入资金为其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的投资行为，并非垫付工资的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不属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工债权。第十组证据为《大山煤矿投资利润表》，用以证明被告富强圣公司主张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应支付被告富强圣公司1474700.00元，是双方合作期间数月的累计数字，不是单月数字，因此管理人计算方式错误。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基于双方于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体现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应支付富强圣公司收益为1474700.00元，因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并不能区分具体每个月的数据，而是在进入重整程序后表示应支付给富强圣公司的收益，故管理人认定的抵扣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应期间的共益债权并无不当。第十一组证据为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于2019年6月6日以后支付的费用（含1454740.79元）的组成及支付凭证，用以证明原告破产宣告后实际支出共益费用2276182.36元（含1474700.00元）。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认为原告应具体列举明细及证据材料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同时因共益费用中尚有130173.00元物资款未支付、合同欠款69000.00元未支付，同时，根据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体现原告应支付富强圣公司收益为1474700.00元，故上述三笔费用应当予以扣除，原告共益费用总金额应当为426301.46元=16807148.21元—7111888.48元（《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表》中工资金额）—4130000.00元（代付部分的金额，其中代发工资300万不属实）-469382.61元（包括尚欠的合同款160000.00元，物资款127201.00元，电费182181.61元）—4104519.71元（破产前除人工工资外的投入）—69000.00元（尚欠的合同款）—130173.00元（尚欠的物资款）—1474700元+1108816.34（重整期间工资）。第十二组证据为卢庆豹殡葬火化证明，用以证明职工卢庆豹经确认已经死亡。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卢庆豹的死亡并非工作原因，该死亡赔偿金的赔付系安徽天成公司自己的意愿承担，与富强圣公司或双方的合作并无关系。第十三组证据，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我一开始是富强圣公司聘请在大山煤矿的副总经理，我是2016年7月我就开始管理大山煤矿，在2018年6月时任命我为大山煤矿的总经理，负责处理大山煤矿的全部事务。2016年11月，在天成公司进入大山煤矿前我是大山煤矿的承包人，后来富强圣引进天成公司进入后解除我们与富强圣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当时解除协议时约定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天成公司承接。天成公司总的支付工人工资230万元，这230万元是天成公司以现金方式给大山煤矿用于发放拖欠的民工工资的，不是一次性付的，是分三次付的，都是给的现金，第一笔是50万元用于支付拖欠的职工工资。其余的180万元用于支付30%的民工工资及伤亡赔偿。这230万元都是在炉山镇政府、县政府及安监局的见证下支付的。在2020年1月3日的情况说明是我本人的亲笔签名。230万元中的747618.87元是为支付刘某承包大山煤矿期间所欠民工工资。这230万元中有864200.00元不是支付伤亡事故家属向刘某的个人借款，那些钱是我借来垫付给事故家属的。在安徽天成公司承包大山煤矿前，我只是富强圣公司聘请来负责管理生产的，名义上我是承包人，实际上我只是大山煤矿的代理人，总经理周庭富、财务都是富强圣公司的人员，生产经营也是富强圣公司在管理。用以证明在刘某担任富强圣公司总经理期间，刘某有权利代富强圣公司领取230万元，而且刘某的证人证明230万元用于富强圣公司原拖欠工资及伤亡赔偿，因此230万元应属于职工债权。经质证，被告富强圣公司根据刘某、刘建国平与富强圣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刘某是天成公司承包前的实际承包人，原、被告双方均作为企业，首先对于涉及具体的资金往来应当为公对公，或有具体的书面指令支付的相关证据，同时，对于投资情况表中涉及的交付给刘某的23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实际完成了交付。退一步说，即使该笔资金认定为富强圣公司指示交付给刘某并且实际完成了交付，其债权也只是破产程序前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般借贷行为，性质上也不属于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涉及的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垫付的职工债权，也不属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职工债权范围。故即使确认受富强圣公司指定交付并完成交付也只能认定为普通债权。被告富强圣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2019）黔05破3号民事裁定书、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富强圣公司于2019年6月6日被贵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9年6月24日指定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经质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为管理人于2020年1月12日对安徽天成公司债权审查情况出具的第二次债权审查单、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债权无异议签到表、富强圣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均关于安徽天成职工债权的异议。用以证明管理人曾于2020年1月12日对安徽天成公司债权审查情况出具审查单，其中即包含对上述除富强圣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债权性质由职工债权变更为普通债权之外，与2020年3月16日出具的债权审查单并无其他差异，而安徽天成公司代理人张军于2020年1月13日已经对2020年1月12日审查单的债权审查认定金额及性质无任何异议。管理人于2020年1月23日收到富强圣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均关于安徽天成职工债权的异议，重新做出债权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安徽天成公司仅可以对重整程序前已经支付的3960101.71元提出债权确认之诉。经质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20年3月16日，管理人将已经认定为职工债权的3960101.71元更改认定为普通债权，依据的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关于安徽天成职工债权的异议》。贺均认为职工工资应由天成瑞丰公司错误。员工的劳动合同是被告签订，被告为用工主体。原告在被告没有资金能力支付工资情况下，代其发放的工资是垫付工资。管理人应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债权确认，不应受干涉。第三组证据为《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6.5条约定“因政策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失的，在甲方退还乙方保证金后，经营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互不追究对方责任”。原告未继续履行协议的原因为7.31大树煤矿矿难事件后，相关监管部门不再允许15万吨矿井进行生产，故属于政策变动导致的无法继续履行。另，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5.8条“乙方必须遵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月足额及时支付煤矿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否则，因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原告方作为独立的企业，系合法的用工主体，对于其为了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支付的工人工资，只能认定为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不属于《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工债权。经质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是合法的用人主体，不代表就是实际的用工主体。被告为用工主体，原告为垫付工资，应认定为职工债权。第四组证据为《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基于双方于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截止2019年7月21日原告应支付富强圣公司利润为1474700元，属于原告共益债权期间应支付给富强圣公司利润，管理人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出发，从原告方共益债权的总金额中扣除，符合法律规定。经质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被告对1474700.00元性质理解错误，1474700.00元不是利润。合作至结束，都没有利润发生，也没有利润分配。只有销售收入，但是销售收入在扣除税负、工资等，才能成为利润。所以，不存在应支付利润1474700.00元的问题。2.被告是从原告的优先债权中抵消款项，需要有法定依据。而根据破产法律规定，债权人才能行使破产抵销权。第五组证据为安徽天成公司2020年1月1日出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管理人审查确认在安徽天成公司名下的职工债权并非是基于《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确认，而是因为安徽天成公司掌握所有大山煤矿职工未发工资的基础材料及数据，管理人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基于劳务合作协议将安徽天成公司作为该部分职工债权的其中一方，以求准确核实并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同时，依据安徽天成公司2020年1月1日出具的《承诺函》可知，安徽天成公司明确认可从法律关系上未实际发放工资部分权益应当属于对应的工人而不属于安徽天成，工人可以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向安徽天成公司或富强圣公司主张职工债权，而已支付工资部分在安徽天成公司与富强圣公司之间仅仅是基于合同之债产生的一般损失。经质证，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承诺函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承诺函的内容与双方在此前签订的另一份承诺函内容不一致，所涉工人工资数额不一致。对证明目的更不予认可。在天成公司支付的员工工资，所有员工的用工主体都是富强圣公司，因此，垫付的工资不是基于天成公司与富强圣公司的合同之债产生，其实质是天成公司代富强圣公司垫付的工资。经审查，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对原告安徽天成公司提供的刘某于2018年7月25日出具的《借条》及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条》及《务工死亡赔偿协议书》。富强圣公司与安徽天成公司2018年6月1日签订的《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第4.1约定“乙方（安徽天成公司）进场时借给甲方（富强圣公司）392万元。用于甲方解决拖欠民工工资及电费。”2018年6月11日富强圣公司聘任刘某为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总经理，对该煤矿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同时做好政企和矿群关系的协调工作，保证该煤矿生产工作秩序的正常推进。2018年10月20日免去刘某总经理职务。同时，2018年12月4日，富强圣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大山煤矿常务副总经理兼大山煤矿劳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宋先代表富强圣公司全权负责大山煤矿经营活动中所涉费用审核报销、合同约谈及签订、权益及利润分配等一切与经营管理相关事宜，该同志所签订的相关资料及合同的法律责任由富强圣公司承担。经查，2018年7月25日借条结合大山煤矿与死亡职工刘永春之子刘杰签订的《务工死亡赔偿协议书》，证实该款系大山煤矿支付死亡矿工家属赔偿款，由安徽天成公司直接向大山煤矿安全事故死亡矿工家属刘杰支付。2018年9月30日《收条》内容已然表明欠款所涉款项用于发放大山煤矿工人工资。以上两张凭据所涉款项，系安徽天成公司依据《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向富强圣公司支付用于解决富强圣公司所拖欠的民工工资及相关赔偿费用，并已向相关各方进行实际支付。虽由刘某以个人名义向安徽天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学辉出具，但系在刘某担任大山煤矿总经理期间，为履行协调矿群关系职责而对外实施的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及于富强圣公司，应当认定为富强圣公司收取的款项。2018年8月28日《收条》虽未说明款项用途，但结合刘某的书面说明及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王宋先2018年12月7日对“大山煤矿2018年6——11月投资情况确认书”确认的“安徽天成公司在2018年6月至11月30日期间对大山煤矿投资（费用）总额为7753849.62元，其中代富强圣公司支付或垫付金额为4130000.00元（含保证金500000.00元和刘某收取的2700000.00元，安徽天成公司至2018年11月30日实际投资为3623849.62元）。”亦可证明该组证据所涉款项已被富强圣公司确认为系安徽天成公司对其投资款项，证明该款并非刘某与李学辉之间的私人借款，也是属于刘某的职务行为，亦应认定为富强圣公司对安徽天成公司的债务。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安徽天成公司提供的《大山煤矿2017年9月——2018年5月欠发工资统计表》（一）——（七），系为支付大山煤矿欠付职工工资而产生，工资统计表由实际领取工资的近百名大山煤矿职工签名捺印确认领取款项的真实性，结合富强圣公司2018年10月16日向大山煤矿发出的书面通知内容“目前你矿正在发放原拖欠的民工工资。为确保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资金真正用于发放原拖欠的民工工资。请你矿在2018年10月22日之前，负责将360万元资金用命及支付原拖欠民工工资的发放明细和相关附件（包括原拖欠民工工资发放表、本次民工领取工资时本人签字摁手印情况、民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大山煤矿原借款、借贷协议复印件等）上报公司董事会审核。”佐证大山煤矿该次发放的工人工资来源于安徽天成公司资金及大山煤矿此次支付工人工资的真实发生。富强圣公司对该组证据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三、富强圣公司对刘某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持异议，认为刘某系前一任大山煤矿承包方，并非被告方工作人员。富强圣公司无异议的贵富能字【2018】02号“关于刘某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及贵富能字【2018】45号“关于王宋先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已然确认富强圣公司2018年6月11日聘任刘某为大山煤矿总经理，并于2018年10月20日解除刘某总经理职务。现富强圣公司对前述任命及解聘事实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庭审陈述，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安徽天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富强圣公司合法拥有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15万吨／的开采经营权。为完成生产经营任务，被告富强圣公司同意与安徽天成公司就大山煤矿整体生产经营进行劳务合作。2018年6月1日，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与被告富强圣公司签订《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一、劳务合作标的及期限。1.1合作标的：富强圣公司同意就威宁县炉山镇大册煤矿煤矿生产经营与安徽天成公司合作；1.2合作期限：5年（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3年5月31日止）；二、合作管理模式。2.1.安徽天成公司在富强圣公司指定的大山煤矿合法采区内组织开采（包括但不限于钻爆、采装、运输、排土、排水等），安徽天成公司在富强圣公司监督管理下负责煤矿日常生产经营工作；原煤销售在富强圣公司监督下双方共同参与进行，利润按比例分成。2.2.大山煤矿现有的设备及材料全部移交安徽天成公司使用，安徽天成公司应尽量维护使用现有设备。合作后由安徽天成公司投资对煤矿硬件设备购置和附属设施进行完善，确保安全投入及时到位。2.3.在富强圣公司指导协助下，安徽天成公司负责大山煤矿所有证照。如因安徽天成公司原因导致证照吊销，富强圣公司有权追究安徽天成公司责任并追索安徽天成公司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安徽天成公司承担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富强圣公司予以监督管理，安徽天成公司发生的任何车辆和机械事故、人员伤亡等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安徽天成公司自行负责。安徽天成公司所有施工人员必须服从富强圣公司现场人员的管理和指挥。2.10.安徽天成公司管理成本和所有投资必须由双方确认（包括各种税收、水电费、工资、材料采购、设备维修购买、材料采购及用于销售经营产生的费用等）。4.1.安徽天成公司进场时借给富强圣公司392万元，用于富强圣公司解决拖欠民工工资及电费；另交纳保证金50万元。协议还对承包利益分配、保证金缴纳与退还及其他有关事项进行约定。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威宁县炉山镇大山煤矿投入资金、人员组织生产。2018年12月7日，经富强圣公司授权，大山煤矿常务副总经理兼大山煤矿劳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宋先与安徽天成公司对2018年6月至11月30日期间安徽天成公司对大山煤矿投资情况进行确认，双方确认在该期间安徽天成公司对大山煤矿投资（费用）总额为7753849.62元，其中安徽天成公司代富强圣公司支付或垫付金额为4130000.00元（含保证金500000.00元和刘某收取的2700000.00元，安徽天成公司至2018年11月30日实际投资款项为3623849.62元）。刘某收取270万元后，将其中230万元支付欠付大山煤矿民工工资及工亡赔偿金。因富强圣公司不能清偿煤矿转让余款等到期债务，本院于2019年6月6日裁定受理申请人黔西县沙井乡安源煤矿对被申请人富强圣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9年6月21日指定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担任富强圣公司管理人。经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同意，原告安徽天成公司继续履行《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筹集资金及组织人员对大山煤矿进行生产，并在债权申报期内向富强圣公司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16907148.21元（其中：普通债权4621209.15元，职工债权7539888.48元，共益债权4746050.58元）。2019年9月2日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出具《债权初次审查单》，确认原告安徽天成公司的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本金4130000元，利息0元，财产担保债权0元。2019年9月12日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对初次审查结果提出异议并向富强圣公司管理人提交《关于116号债权初次审查单的回复意见》。2020年1月12日富强圣管理人出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确认安徽天成公司普通债权为4997838.21元，职工债权6444256.33元，财产担保债权0元；2020年3月16日富强圣管理人再行出具《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确认安徽天成公司普通债权为8957999.92元，职工债权2484094.62元，财产担保债权0元。2020年3月16日《第二次债权审查单》第三部分“对于裁定破产之后的投入”结合富强圣管理人当庭陈述，确认2020年6月6日之后，安徽天成公司对大山煤矿投入：1.人工工资1108816.34元。包括2019年6月6日至6月30日494054.67元；2019年7月549228.33元；2019年8月65533.34元。安徽天成公司已实际支付110892.36元，剩余997923.95元尚未实际支付给工人。2.除人工工资外的其他投入金额1450740.79元，安徽天成公司存在尚未实际支付的物资款130173.00元、合同欠款69000.00元。对安徽天成公司尚未支付的款项，不作为安徽天成公司债权金额计算。3.对于安徽天成公司主张应支付给原大山煤矿职工卢洪波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10万元，不予认可。4.根据富强圣公司向管理人反映的情况，安徽天成公司在与富强圣公司合作期间，按照双方的约定，安徽天成公司尚欠富强圣公司应当获得的收益1474700.00元，该笔款项应当从安徽天成公司的共益债务中扣除。以上共益费用应为1108816.34元＋1454740.79元―1474700.00元=1088857.13元。经富强圣公司管理人与安徽天成公司核实，截止2016年6月6日安徽天成公司在签署《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后向大山煤矿务工工人支付工资3895974.71元。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安徽天成公司支付的23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否确认为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的职工债权；2.原告安徽天成公司请求在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增加1574700.00元共益债务数额的理由是否成立；3.截止2016年6月6日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向下属工人支付的3895974.71元是否认定为职工债权；4.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主张被告富强圣公司返还保证金50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原告安徽天成公司支付的23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否确认为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的职工债权的问题。该230万元系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与被告富强圣公司签订《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后，依据劳务合作协议第4.1条“安徽天成公司进场时借给富强圣公司392万元，用于富强圣公司解决拖欠民工工资及电费”的约定内容，向被告富强圣公司实际出借的款项，富强圣公司实际用于支付其欠付大山煤矿民工工资及安全事故赔偿金，该款项性质为富强圣公司向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以及对工亡事故家属丧失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36号）第二条第5项规定：“对于职工欠薪和就业问题突出、债权人矛盾激化、债务人弃企逃债等敏感类破产案件，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汇报，争取政府的支持。在政府协调下，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疏导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哄抢企业财产、职工集体上访的情况发生，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政府设立的维稳基金或鼓励第三方垫款等方式，优先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政府或第三方就劳动债权的垫款，可以在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的受偿顺序优先获得清偿。”安徽天成公司的该项主张符合前述意见，其主张向富强圣公司支付的230万元的款项确认为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的职工债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原告安徽天成公司请求在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增加1574700.00元共益债务数额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安徽天成公司请求增加的1574700.00元共益债权数额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在已确认的破产重整后安徽天成公司对富强圣公司2563557.13元投入的基础上，扣减安徽天成公司与富强圣公司2019年7月21日产生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2019年6月）》所确认的“本期末还应取得收入（利润）”1474700.00元；另一部分为安徽天成公司与卢洪波家属于2019年7月9日签订《协议》约定的10万元死亡抚恤金。首先，安徽天成公司并未实际取得2019年7月21日产生的《大山煤矿收入（利润）分配表》确认的2019年6月“本期末还应取得收入（利润）1474700.00元”，即便安徽天成公司实际取得该笔利润，鉴于共益债务非程序性债务的法律性质，也只能通过由管理人追索或诉讼请求安徽天成公司退回，而不宜直接削减安徽天成公司在人民法院受理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后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劳动报酬等行为产生的共益债务额度。其次，安徽天成公司与卢洪波家属于2019年7月9日签订《协议》约定的死亡抚恤金10万元至今未支付，而且协议书已确认卢庆豹的死亡是因为其自身饮酒行为所致，而非因工死亡，富强圣公司不应对卢庆豹死亡结果承担民事责任。该笔款项属于安徽天成公司自愿给付死者家属的一次性补偿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共益债务范围，安徽天成公司请求确认为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的共益债务，法律依据不足。由此，安徽天成公司的共益债务数额应确认为2563557.13元。关于焦点三，截止2016年6月6日原告安徽天成公司向下属工人支付的3895974.71元是否认定为职工债权的问题。该3895974.71元系安徽天成公司在签署《煤矿劳务合作协议书》后向大山煤矿务工的工人发放的工资，根据焦点一已述及的理据，该笔款项亦应当确认为被告富强圣公司破产重整案的职工债权。除富强圣公司管理人已确认的职工债权2484094.62元外，安徽天成公司还享有职工债权6195974.71元（230万元＋3895974.71元）。关于焦点四，原告安徽天成公司主张被告富强圣公司返还保证金50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安徽天成公司请求返还保证金实质上是主张其对50万元保证金享有取回权，但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富强圣公司对所收取的50万元开立专门账户加以管理，即该款项没有特定化。由于货币作为动产的特殊属性，安徽天成公司对没有特定化的款项不具有所有权关系，在企业破产还债程序中不能行使取回权，安徽天成公司请求予以返还，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安徽天成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享有被告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的职工债权6195974.71元（不含管理人已确认的职工债权2484094.62元）；二、确认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享有被告贵州富强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的共益债务2563557.13元；三、驳回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651.51元，由原告安徽天成瑞丰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