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18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星，男，1963年11月18日生，汉族，浙江省临海市人，住浙江省临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秀，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白志，男，1972年7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波，云南云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建林，男，1970年9月13日生，汉族，浙江省临海市人，住浙江省临海市。上诉人王金星因与被上诉人严白志、朱建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征得当事人同意，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金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秀，被上诉人严白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波到场接受询问。被上诉人朱建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场接受询问且未说明理由。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金星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1.判令解除王金星、严白志之间在2017年8月3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令严白志返还王金星已经投资在案涉项目中的生产设备等值的价款共计35000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将采矿权出让收益认定为采石场的转型升级费用，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在2017年6月29日颁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将探矿权、采矿权（以下简称矿业权）出让给探矿权人、采矿权人（以下简称矿业权人）而依法收取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矿业权出让收益包括探矿权出让收益和采矿权出让收益。”采矿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出让采矿权，承包人取得采矿权时所应支付的一种对价，类似于承包费或土地出让金，该费用与采石场的转型升级完全没有关系。其次，根据《合作协议》的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的约定，仅有采石场的日常经营费用和转型升级费用由双方按比例承担，转型升级的范围限定在扩大生产量的改造，确保证照合法有效的义务系被上诉人严白志独自承担。从严白志提供的富源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审查意见中可知，上诉人加入以后，已经完成了扩大生产量的改造，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属于办证费用，无论是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规定，还是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采矿权出让收益都不可能是采石场的转型升级费用，应由严白志一人承担。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采矿权出让收益认定为转型升级费用并要求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按持股比例承担，显然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即使采矿权出让收益属于转型升级费用，也因严白志没有缴付其40%份额内的费用，应当认定严白志违约。恰恰是因为严白志以事实行为表示了其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向国土资源局缴付采矿权出让收益，严白志严重违约在先，应当先行承担违约责任。三、严白志并非将其40%份额承包给朱建林，实际上是擅自将整个采石场承包给了朱建林，直接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经营采石场，严白志亦构成严重违约。一审法院认为严白志仅是以其40%份额承包给朱建林，进而认定不属于严白志违约，显然只看到表面，而没有审查转让的实际效果。从上诉人提供的朱建林与蒋金荣的合同书中可以看出，朱建林承包给蒋金荣的其实是整个采石场的采矿、经营权利，根本没有体现出其只有40%份额的意思。虽然严白志在一审中提供与朱建林签署的《合作协议》记载是承包40%的采石场份额，但实际交付朱建林的是整个采石场的经营权利，事实上就已经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自主经营，直接导致上诉无法实现原《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也是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没有参考（2018）云0325民初2321号案件中严白志当庭自认采石场设备价值35万元的陈述，错误认定采石场的设备价值无法判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之前，上诉人与严白志之间的纠纷已经在（2018）云0325民初2321号案件中进行过审查，在该案件的庭审中，严白志当庭承认采石场的设备价值35万元左右。这是严白志主动承认的，那么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虽然该案判决已经因送达问题被裁定撤销并发回重审，但是该案件中的事实审查应当同样在本案中得到认可，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加上严白志在（2018）云0325民初2321号案件中的自认，已经足以判断采石场设备的基本价值。综上，恳请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严白志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首先，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转型升级的费用由双方按持股比例承担，富源县人民政府的富政办发〔2016〕99号文件已经明确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需由6万吨/年改型升级为15万吨/年，提升产能的同时必然涉及交纳相关费用，采矿权出让收益包含在转型升级费用中是毋庸置疑的，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让出60%的股权来换取双方的合作。其次，证照合法有效的前提是向依法国家交纳相关的费用，双方开始合作时所有证件都是合法有效的，因为上诉人没有依据合作协议缴纳转型升级过程中其所应缴纳的费用447196.08元，才导致一直未能更换产能为15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该笔款项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单纯的办证费用，而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二、上诉人认为因严白志没有缴付其40%份额内的费用，应当认定严白志违约的上诉理由纯属狡辩，即使被上诉人缴付了40%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仍然不可能取得产能为15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百分百缴付采矿权出让收益是取得产能为15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的根本前提。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可以处分其持有的采石场40%的份额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将自己持有的采石场40%的份额承包给朱建林，没有给上诉人造成任何影响，各方仍可按其享有的权利正常经营，同时朱建林之所以能够来承包，也是在上诉人的牵线搭桥之下才达成的。如果上诉人认为承包会影响采石场正常的经营，为何还引进朱建林来承包，其辩驳与实际行为自相矛盾。四、一审法院没有参考（2018）云0325民初2321号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首先，（2018）云0325民初2321号判决并不是生效判决，所作的事实认定不应当被采纳。其次，被上诉人所陈述的设备价值是采石场所有设备的价值，而且是预估价值，并不是认可上诉人投入设备的价值，更何况上诉人自合作以来根本就没有投入过任何设备。综上，恳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朱建林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严白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在2017年8月3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投资在案涉项目中的生产设备等值的价款共计905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共计107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是严白志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2008年11月26日登记成立，该采石场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8年6月14日，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贰年（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8年8月26日），生产规模为6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1253平方公里。2016年8月15日，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富源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要求对富源县的非煤矿山进行转型升级，到2017年底，全县非煤矿山将从152座减少到91座，减少40%以上，实现非煤矿山工业增加值比2015年增长25%以上，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到2017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非煤矿山实现机械化开采，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明显提升。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被确定为转型升级改造升级矿山。严白志需完成采石场的转型升级，因缺乏资金而引进王金星进行合作经营，严白志（甲方）与王金星（乙方）遂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合作方式。1.乙方出资对甲方大河镇小街采石场扩大生产量的改造；2.甲方出资源地、合法证照、装载机一台（装载机的所有权属于甲方所有）。二、合作期限。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先合作五年，合作期满后，如双方同意可继续合作。否则，乙方投资的生产设备（包括虞鹏飞投资的设备）以估价方式转让给甲方。三、甲乙双方按持投比例享受权利。甲方持股40%，乙方持股60%，合计总股份结构100%，生产经营期间采石场的支出和盈利、安全按股份分配和承担，转型升级的费用双方按持股比例承担。四、乙方有责任和义务利用自身优势完成采石场扩大生产量的改造。开工之前，挖机、装载机到位。若挖机、装载机从第三方处租赁使用，租赁挖机、装载机的租金由乙方承担。若购买挖机、装载机投入使用，购买挖机、装载机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五、若采石场承包给第三方生产或经营，每年按双方持股比例分配之前单独按第三方生产的产量每方提人民币1元给甲方，单独提给甲方的部分不计入分配数额。六、甲方个人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自己承担，与乙方没有任何关系。以前采石场债权债务，与王金星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七、甲方有责任确保合作经营期间采石场各种证照合法有效。八、甲乙双方各派一个财务人员，做到财务公开，支出、收入做到双方代表签字有效。九、根据实际情况，企业法人、证照不作变更，未经双方同意证照不可以作为任何抵押。甲方以企业法人身份从事个人事务时对外产生的一切法律、经济事宜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十、甲乙双方本着企业效益提升为宗旨，相互体谅，有关事宜相互协商解决。十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可作附加协商另行补充。十二、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果，双方签字生效。协议订立后，原被告即按约定进行合作经营。2018年3月7日，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向富源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对其采矿许可证进行延期变更，富源县国土资源局受理后进行了审查，于2018年6月21日出具审查意见为：同意办理该采矿权延续等相关申请登记手续。富源县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1月2日向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发出《采矿权出让收益预存通知书》，要求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支行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74.5328万元。因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未履行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的义务，该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至今未办理延续手续。采矿许可证到期后，采石场停止生产经营。王金星与严白志为此发生纠纷。另查明，2018年10月1日，严白志（甲方）与朱建林（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严白志将其持有的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40%的股权承包给朱建林生产经营，协议内容为：一、承包期限。承包时间为5年（即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终止），协议期满后乙方需继续承包，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另行签订协议。二、承包方式。乙方自负盈亏。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的证件法人不作变更。三、承包费用。第一年承包费人民币286000元，第二、三年承包费同第一年，即人民币286000元。第四年承包费在第一年承包费的基础上增加人民币50000元，即人民币336000元。第五年租金本应该是386000元整，但因合同到期后，所有机械设备归甲方所有，所以在原租金386000元整上减去100000元整，即最后应付人民币286000元整。四、承包费付款方式为一年一付，第一年承包费于协议签完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下一年承包费于上一年付款日期对应的本年日期提前1个月支付。因国家政策因素导致采矿许可证还没拿到，签完协议后承包费预先一月一付，采矿许可证拿到后，一个星期内把剩余本年内的租金一次性付清。五、乙方承包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合同期满后，乙方在生产方面的固定资产、设备、房屋和乙方承包经营期间购买的土地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干涉……。十三、采石场上现有机械装载机一台、农用车一辆，可供乙方使用，协议期满后，该机械设备归甲方所有。十四、证件齐全后，甲乙双方必须到法律公证处去公证。十五、采石场因（朱荣辉、金学林、王金星、陈立栋共持有60％股份，明细见最后），乙方承包经营期间，乙方四人如何协调采石场的生产和经营事宜由乙方自行处理，与甲方无关……。之后，朱建林对该采石场的生产设备进行了部分改造。本案审理过程中，王金星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8）云0325民初2321号民事裁定，对严白志开立在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为62×××22的账户进行冻结，对严白志名下的云ＤＶＤ809号小客车进行查封，对严白志所有的位于富源县的五间五层楼房进行查封。一审法院认为，王金星与严白志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白志作为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的投资人在该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到期前的2018年3月7日向富源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对采矿许可证进行延期变更，富源县国土资源局审查后于2018年6月21日出具审查意见为：同意办理该采矿权延续等相关申请登记手续。后因该采石场未能按富源县国土资源局的《采矿权出让收益预存通知书》的要求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74.5328万元而导致未能办理该采石场的采矿权延续等相关申请登记手续。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按持投比例享受权利。甲方持股40%，乙方持股60%，合计总股份结构100%，生产经营期间采石场的支出和盈利、安全按股份分配和承担，转型升级的费用双方按持股比例承担。”依据前述约定和公平原则，双方按持股比例享受权利，亦应按持股比例承担义务，王金星应按持股比例承担该采石场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74.5328万元的出资义务，但王金星至今未履行该出资义务，是导致该采石场的采矿权延续等相关申请登记手续未能办理的主要原因。故王金星主张严白志拒绝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给有关证照办理续期手续构成严重违约的主张不能成立。王金星与严白志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未约定双方持有的股份不得对外承包生产经营，故严白志与朱建林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严白志将其持有的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40%的股权承包给朱建林生产经营没有违反王金星与严白志签订的合同的约定。故王金星主张严白志允许朱建林入场作业，阻挠其继续开工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王金星关于严白志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的主张，不能成立，且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故王金星要求解除原、被告在2017年8月3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解除，双方应继续履行，故对王金星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投资在案涉项目中的生产设备等值的价款共计905000元及要求被告赔偿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共计107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作评述并不予支持。王金星没有要求朱建林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故朱建林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金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7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576元，由原告王金星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王金星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收据三份。拟证明上诉人王金星在与严白志合作的过程中，支付爆破工程款11万元。第二组证据，交电费及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省级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的收据各五份。拟证明在合作过程中上诉人支付电费等相关费用64420.35元。第三组证据，购买物资物料的销货清单三份。拟证明在合作过程中上诉人为了履行义务支付物资物料款108200元。被上诉人严白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支付的爆破款是采石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消耗，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费用是采石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支出。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原件核对，复印件无法核实。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金星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亦不足以证明王金星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二审对该相关证据不予采纳，但予以存卷备查。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王金星在二审中变更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王金星、严白志之间在2017年8月3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令严白志返还王金星已经投资在案涉项目中的生产设备等值的价款共计350000元。被上诉人严白志在二审中提交书面材料，同意解除案涉《合作协议》。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金星与被上诉人严白志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对严白志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进行合作经营，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按照《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富源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富政办发〔2016〕99号）要求，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进行改造升级后，经富源县国土资源局审核，同意上报办理矿业权相关申请登记手续，需预存采矿权出让收益金74.5328万元。上诉人王金星与被上诉人严白志因采矿权出让收益金由谁承担的问题发生争议，原有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没有重新取得采矿许可证，富源县大河镇小街采石场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的采矿权丧失，采石场停止生产经营至今。上诉人王金星请求解除其与被上诉人严白志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严白志在二审中表示同意解除该《合作协议》，视为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金星与被上诉人严白志在案涉《合作协议》中对合作经营的财产及财产的归属，合作经营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责任等，均没有作出相应的约定。采石场停止生产经营后，双方亦未对合伙经营的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及结算。被上诉人严白志对上诉人王金星所主张的设备价值、违约事实及违约损失均不予认可，王金星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入合作经营的生产设备种类、数量及价值，亦不能证明严白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并致其遭受损失，应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王金星请求由被上诉人严白志给付已投入合作经营项目生产设备的等值价款350000元，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金星要求由请求由被上诉人严白志给付已投入合作经营项目生产设备的等值价款350000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基于被上诉人严白志同意解除诉争《合作协议》的事实，应确认王金星、严白志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的判决主文。二、确认王金星、严白志于2017年8月30日订立的《合作协议》解除。三、驳回王金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57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王金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王金星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严白志负担1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招银审判员  时劲松审判员  敖显外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