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锐杰，男，198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炎华，河南京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静，女，198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郑州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来有，河南开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锐杰因与被上诉人高静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锐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炎华，被上诉人高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来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锐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韩锐杰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相关诉讼费用由高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收到条并未证明在2019年11月1日双方对于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更不能证明对购房款及购车款进行了结算。该款项仅是对韩锐杰、高静同居期间，韩锐杰向高静主张的生活费，而不是对其他所有费用进行结算；2.收到条明确约定双方不再打扰。“双方不再打扰”从字面能够得知，双方任何一方均不能再对对方生活进行干扰，并非排除韩锐杰通过合法途径对购房款及购车款进行权利主张。5万元的款项系对生活费的主张，不包括房款及购车款；3.韩锐杰、高静二人同居期间的生活费、购房款、购车款等款项来源系韩锐杰父母终身积蓄和退休工资、信用卡套取及本人的工伤赔偿金。韩锐杰父母治疗疾病需要花费大量医疗费,高静将诉争房屋、车辆占为己有，解除同居关系后留给韩锐杰仅是高达40余万元的债务，为此，韩锐杰家庭生活极其困难。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高静提供的收到条不能证明其主张系5万元对50余万元的款项进行结算，该主张显失公平、也不符合社会常理。另，补充：1.该案件应当定性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并非追偿权的纠纷。韩锐杰与高静分别与配偶解除婚姻关系，同居期间韩锐杰先后购买房屋及车辆均登记在高静名下，结合原审提供的证据，房屋的月供也是韩锐杰支付的，为此韩锐杰欠下四十余万元的债务，韩锐杰为购买房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及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通知的相关规定，同居期间的财产双方应当均分，然后作出巨大贡献的可多分。韩锐杰的欠款均用于生活费、房款筹款，双方的同居期间的债务也应当均分。高静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高静和韩锐杰同居多年，并生育子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又办理离婚登记，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二条显示无财产分割，无共同债权债务，如有隐瞒，责任自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同时也证明双方对婚前同居、婚后财产没有任何争议。对离婚时财产分割，无论是通过行政部门办理或者通过诉讼，财产分割均包括婚前、婚后财产；2.2019年11月1日，高静支付给韩锐杰5万元，韩锐杰出具收到条，并注明两人不再打扰。离婚后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韩锐杰出具此收到条之后，双方关系已经彻底了结；3.一审判决认定证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高静已经按照双方结算的数额支付给了韩锐杰，故韩锐杰诉请高静偿还其购房款及购车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二、韩锐杰在上诉状中称该证明条的性质，在原审已经明确表示，该款项仅是对二人同居期间韩锐杰向高静主张的生活费，同居期间韩锐杰先后向高静支付生活费20万元，由高静向韩锐杰支付5万元抵消生活费，而不是对其所有费用进行结算，但未提供相关书面证据。韩锐杰一审辩称5万元系对其的补偿，现韩锐杰陈述了两个不同版本。三、韩锐杰称二人同居期间的生活费、购房款、购车款等款项来源于其父母终身积蓄和退休工资、信用卡套取及本人的工伤赔偿金，和事实不符，其父母状况与本案无关。高静有稳定经济收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给韩锐杰也有一定款项，一审法院已认定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多笔经济往来、款项周转也符合常理。四、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并无不当。五、本案定性系离婚后财产纠纷，不是追偿权纠纷，定性不当，追偿权的相关法律条款均和本案无关。韩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高静向韩锐杰偿还由韩锐杰垫付的房屋按揭款、月供等小计178948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同行拆借利率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止）；2.判令高静向韩锐杰偿还由韩锐杰为高静垫付的购车款1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同行拆借利率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止）；3.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高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锐杰、高静之间存在长期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韩锐杰、高静共同出资于2017年10月8日购买新密市瑞梦苑1号楼1单元702号房屋一套，2018年12月22日，韩锐杰、高静共同出资购买大众朗逸轿车一辆，房产和车辆均登记在高静名下。韩锐杰、高静于2019年9月27日办理结婚登记，后于2019年9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自愿离婚协议书显示：韩锐杰、高静双方无子女抚养，无财产分割、无债权、无债务。韩锐杰、高静同居期间有多笔经济往来。后因感情不和，韩锐杰、高静解除同居关系。2019年11月1日，韩锐杰给高静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高静银行转账金额四万元整，现金壹万元整，共计伍万元整。两人不再打扰。”现韩锐杰为了要回上述部分购房款和购车款，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韩锐杰、高静在同居期间有多笔经济往来，款项相互周转也符合常理。购房和购车也是双方共同出资。韩锐杰、高静在2019年9月30日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声明双方无财产分割、无债权、无债务。解除同居关系后，双方就同居期间的财务问题进行分割，韩锐杰于2019年11月1日出具收到条，表示收到高静支付的50000元后双方不再打扰，证明在2019年11月1日双方对于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高静已按双方结算的数额支付给韩锐杰。故韩锐杰诉请高静偿还其购房款及购车款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韩锐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817元，由韩锐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韩锐杰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三份共十页，一、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六页，二、聊天记录一份共四页，以上证据用以证明：韩瑞杰与高静出具的收到条约定二人不再打扰，后高静多次去韩锐杰家中、办公室等地打扰韩锐杰到生活及工作，二人并多次提出对韩锐杰购买登记在高静名下的房屋、车辆进行解决方案；第二组证据共两份，出院证、病历共三页、鉴定结论书一份共2页，以上证据用以证明：韩锐杰购买房屋及车辆的款项均系韩锐杰父母的终身积蓄和退休工资、信用卡的套取及本人的工伤赔偿金等，现因解除同居关系后留给韩锐杰高达四十余万元的债务，为此韩锐杰家庭生活极其困难。高静发表质证意见为：1.韩锐杰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一审时没有向法庭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这两个证人一个是当事人的叔叔系近亲属，另一个是当事人的邻居也是他们本家的，两个证人均和本案有利害关系。出具的证言均属打印，无法排除当事人和证人相互串通，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关于提交的韩锐杰的父母住院病例这些手续，这些手续和本案无关。韩锐杰申请证人韩某、周某出庭作证。韩某到庭陈述：“高静经常到我哥韩红顺家中破坏家庭生活、骗财”；周某到庭陈述：“高静到韩锐杰家中破坏其家庭”。韩某系韩锐杰叔叔，周某系韩锐杰邻居。韩锐杰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为：经过证人出庭作证，也能够印证韩锐杰与高静出具收到条的内容，仅是生活费的补偿款，而并非包括房款和车款。高静多次到韩锐杰的家中等地打扰韩锐杰的生活及工作。高静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为：这个只能证明二人发生争吵的情况，不能证明双方争吵的原因，证人不能证明高静破坏了韩锐杰的家庭以及骗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双方均陈述自2013年至2019年期间两人同居共同生活，根据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证明共同生活期间双方互有经济往来。韩锐杰一审期间陈述：“高静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其所转款项为二人共同生活的支出……我的工资全部用于我们的共同生活。有经济往来，我给她的多，我没钱了她会给我……以高静的名义购买的房屋，她想要一套房，为了妞”；二审期间韩锐杰陈述：“其一审举示的银行流水及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中涉及的款项为高静买房买车、共同生活、抚养孩子花的钱、孩子的保险钱。转给其他人的有转给4S店的钱、售楼部的钱……由韩锐杰购买房子，车辆登记在高静名下，该财产韩锐杰与高静共同所有。现房和车均由高静占有，应根据双方出资情况予以分配”。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购房、购车为双方共同出资，认定准确。韩锐杰虽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而非追偿权纠纷，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由高静向其返还由其垫付的房款、购车款，但在卷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经济往来中是否存在韩锐杰主张的垫付款项或哪一部分属于垫付款项、哪一部分属于共同生活支出等，亦不能证明《收到条》中的5万元仅是针对生活费用的抵销，因此韩锐杰请求高静返还垫付款，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韩锐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34元，由上诉人韩锐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皓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苑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