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1刑终93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莒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成龙（曾用名王西强），男，1991年5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莒县，现住莒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9年3月31被深圳市罗湖边防检查站在深圳市罗湖口岸入境大厅抓获并被临时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同年4月4日被莒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莒县看守所。辩护人陈海涛，山东沭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大伟，男，1991年12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莒县，案发前住莒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9年2月23日被莒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莒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徐廷珍，女，1990年7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汉族，专科文化，农民，户籍地莒县，案发前住莒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8年9月12日被莒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20年3月5日被原审法院取保候审。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审理莒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二○二○年三月五日作出（2019）鲁1122刑初74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二○二○年六月五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及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月份，被告人王成龙将被告人王大伟的母亲王某1带至香港非法务工后，感觉有利可图，遂伙同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预谋组织人员到香港非法务工并从中牟利。2017年5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在莒县负责招人，被告人王成龙将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招收的人员从莒县带至深圳或者安排务工人员自行到深圳与其汇合，并通过“中介”为务工人员办理假的香港身份证，再通过“中介”将务工人员运送至香港从事非法务工。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收取每名务工人员2.5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费用，被告人王成龙从中抽取1.8万元的费用并将其中的1.3万支付给“中介”。其中，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参与组织全部4次共计6人到香港非法务工，被告人徐廷珍参与1次1人到香港非法务工。2017年9月份至10月份，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招募人员后，通过自己掌握的“中介”信息，将务工人员运送至香港从事非法务工。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收取每名务工人员1.6万元至2.4万元不等的费用，并将其中的1.6万元支付给“中介”。其中，被告人王大伟参与组织全部2次共计2人到香港非法务工，被告人徐廷珍参与1次1人到香港非法务工。另外，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还组织2人到韩国非法务工。综上，被告人王成龙共参与组织5次7人到香港非法务工，被告人王大伟共参与7次10人到香港、韩国非法务工，被告人徐廷珍共参与3次4人至香港、韩国非法务工。具体事实如下：1、2017年1月2日，被告人王成龙收取王某11.5万元的出境费用后，利用其办理的港澳通行证，将王某1带至香港非法务工。2、2017年5月，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赵某1到香港务工并收取2.5万元的出境费用，后赵某1自行到深圳与被告人王成龙汇合，被告人王成龙通过“中介”为赵某1办理假的香港身份证后，于2017年5月15日通过“中介”将赵某1运送至香港非法务工。3、2017年6月份，被告人王大伟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陈某到香港务工并收取3万元的出境费用，后被告人王成龙将陈某从莒县带至深圳，通过“中介”为陈某办理假的香港身份证后，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中介”将陈某运送至香港非法务工。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书证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证人王某1、赵某1、陈某、宋某1、宋某2的证言，赵某1、陈某的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4、2017年六七月份，被告人王大伟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付某、张某1到香港务工并分别收取2.5万元、2.6万元的出境费用，后付某、张某1自行到深圳与被告人王成龙汇合，被告人王成龙通过“中介”为付某、张某1办理假的香港身份证后，于2017年7月19日通过“中介”将付某、张某1运送至香港非法务工。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王成龙的供述，证实王大伟和徐廷珍给其收了五六个人去香港打工，他们从打工的人手里收多少钱不清楚，其每人收一万八千块钱，有的收一万七千块钱，这些打工的人基本上都是其从家里领着送到深圳，有时候其也在深圳等着，只要是见到其本人的，都是其参与的。（2）被告人王大伟的供述，证实其组织了付某、张某1等人去香港打工，其收了张某12.6万元的出国劳务费用，收了付某2.5万元的出国劳务费用，之后其把他们的信息发给王成龙，由王成龙给他们买票去香港。（3）被告人徐廷珍的供述，证实其组织了张某1等人去香港打工，张某1联系的王大伟，收了张某12.6万元的费用，其给王成龙1.8万元至2万元，王成龙负责买车票，在香港那边安排工作，其和王大伟负责招人、收钱。（4）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6月份的时候，其交给王大伟2.6万元去香港务工的费用，期间王大伟还向其要了一张一寸的白底照片。2017年7月份的时候，其和付某从莒县到了深圳，通过王大伟给其的一个手机号码联系到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这个青年给其和付某的香港身份证，还给其换的港币，后来把其和付某交给一个50多岁的男的，那个男的领着其和付某去了香港。（5）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内容与张某1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其还证实，在深圳其和张某1联系的那个青年姓王，其通过微信转给姓王的男的三百块钱。（6）提取自付某手机与王成龙转账截图，证实付某转给王成龙三百块钱。（7）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付某、张某1出境、入境的事实。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王成龙参与该起犯罪的事实。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成龙参与该起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5、2017年7月份，被告人王大伟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王某2、杜某到香港务工并收取每人2.5万元的出境费用，后被告人王成龙将王某2、杜某从莒县带至深圳，通过“中介”为王某2、杜某办理假的香港身份证后，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中介”将王某2、杜某运送至香港非法务工。6、2017年9月份，被告人王大伟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朱某到香港务工并收取1.6万元的出境费用，后被告人王大伟让朱某自行到深圳，之后让朱某联系微信号为“×××”的“中介”，朱某通过该“中介”于2017年9月13日赴香港非法务工。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书证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收到条、外出劳务合同，证人王某2、王某3、朱某的证言，王某2的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7、2017年10月份，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以到香港务工为名招收务工人员张某2到香港务工并收取2.4万元的出境费用，后被告人王大伟让张某2自行到深圳，之后让张某2联系微信号为“×××”的“中介”，张某2通过该“中介”于2017年10月份的一天赴香港非法务工。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王大伟的供述，证实其组织了张某2等人去香港打工，其收了张某22.4万元的出国劳务费用。张某2一开始看了广告先联系的其对象徐廷珍，后来其和徐廷珍一起联系的张某2。（2）被告人徐廷珍的供述，证实其组织了张某2等人去香港打工，张某2是刘官庄的，其在微信群里发的出国劳务的广告，张某2和其联系的，其和王大伟收了张某22.4万元的费用。（3）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其在办理出国劳务的微信群里看着王大伟发广告办理到香港劳务，其就联系了广告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这个女的是王大伟的老婆，其问她去香港干什么，她说去香港饭店干活，每个月工资1万多元，她说她负责发广告，具体操作是她老公王大伟，然后她给了其王大伟的电话，其接着就和王大伟联系，王大伟收了其2.4万元的劳务费，后让其自己买车票去深圳，走之前王大伟给其一个人微信号×××，让其到深圳后联系这个微信号。到了深圳之后，其联系了这个微信号，发现接待其的是个女的，这个女的带着其到了香港。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徐廷珍参与该起犯罪的事实。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徐廷珍未参与该起犯罪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8、2017年6月份，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预谋后，以到韩国济州岛务工为名招收赵某2、王某4到韩国济州岛务工并先后收取二人2万元、1万元的出国费用。2018年6月20日，被告人徐廷珍安排赵某2、王某4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韩国济州岛。当日，王某4因遭韩国海关拒签又乘机返回，赵某2顺利入关并在“中介”安排下非法务工。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王大伟的供述，证实其去韩国济州岛务工的时候，交给中介李志明1.2万元的中介费，其在那里干了有十天，试着不行，就找李志明退钱，李志明说不行，让其找人替，李志明告诉其就收1.3万元，剩下的归自己，其想着去了韩国一趟没挣着钱，就想通过招人去韩国挣钱，其就告诉徐廷珍其认识那边的中介，让徐廷珍在国内操作，从中挣个差价，徐廷珍就同意了。李志明给其发了一份远东劳务的合同，其又发给了徐廷珍，徐廷珍就用这个合同跟客户签合同。之后其就在微信群里发广告，留的徐廷珍的电话，五莲的赵某2和王某4就联系的徐廷珍，徐廷珍跟他们谈的去济州岛务工的事情，徐廷珍收了赵某22万元的出国费用，收了王某41万元的出国费用，后来赵某2顺利入关了，干的其之前干的活，后来赵某2干不了，联系徐廷珍给调活，其也找中介了，但是调不了，调活也得收费，最后就没调。徐廷珍收取赵某2和王某4的钱，分别转给了其五千块钱，其又转给了李志明。一开始徐廷珍通过其联系的李志明，组织赵某2出去打工的时候，徐廷珍没有李志明和**微信，都是其从中间给联系的接机和安排工作，后来其把李志明和**的微信给了徐廷珍，徐廷珍就直接联系了。（2）被告人徐廷珍的供述，证实其对象王大伟在韩国济州岛打工，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认识了**，**在韩国济州岛的时候告诉王大伟，让其帮着介绍劳动力，挣提成，然后王大伟跟其联系，让其在老家好好瞅着，如果有想去济州岛打工的，就给介绍过去。其通过庄家伟老婆的一个朋友王新丽认识了庄家伟，其收了庄家伟4000元定金，按照**给的模板签了出国合同，然后跟王大伟联系，王大伟再联系**，**手里没有活，又找了**的伙计，这才给安排的活。之后王大伟在韩国××庄家伟定的往返机票，庄家伟顺利入关之后，庄家伟的老婆给了其剩下的1.4万元现金，其把这1.8万元钱存到自己银行账户上，然后通过微信装给王大伟，王大伟再转给**，办好以后返给王大伟2000元。后王某4通过庄家伟介绍，也找其去韩国务工，王某4交了6000元现金，签了合同，过了两三天，王某4又把赵某2带来了，赵某2交了1万元现金，签了合同。其将这1.6万元现金存在其银行账户上，再通过微信转给王大伟，王大伟再把钱转给**，王大伟或者**给王某4和赵某2定的往返的机票。两人从上海坐的飞机，王某4被拒关了，赵某2顺利去了济州岛，赵某2通过微信把剩余1万元转给了其，其又把这1万元转给了王大伟，王大伟再转给**。这一个办完之后，**返给了其和王大伟3000元。（3）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份的时候，其通过王某4认识了徐廷珍，徐廷珍告诉其济州岛活很多，去了有人给安排，并且不满意可以调活，先交一万，顺利入关之后再给一万，其当场表态同意去并签了出国劳务合同，然后交了一万块钱的定金。到了6月20日那天，其和王某4一起从上海去了济州岛。（4）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份的时候，其从出国劳务的微信群里看到徐廷珍在群里发到韩国济州岛务工的广告，就加了她的微信咨询她，到了2018年6月7日的时候，其自己来了莒县，其和徐廷珍签了出国劳务合同，因为当天钱没带够，只给了徐廷珍8000元，徐廷珍给出具了收条。其回五莲之后，碰到了赵某2，赵某2也想出国打工，到了2018年6月9日，其领着赵某2来莒县找的徐廷珍，徐廷珍也和赵某2签了合同，然后让回去等着。到了6月10日的时候，徐廷珍跟其说机票都订好了，让其赶紧把剩余2000块钱给其，其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了徐廷珍2000元钱。又过了几天，徐廷珍说可以走了，给其和赵某2从上海坐飞机到了济州岛。其到了济州岛入关的时候，被拒绝入关了，赵某2顺利入关。（5）出国劳务合同、收到条，证实赵某2、王某4与徐廷珍签订合同和交纳出国费用的事实。（6）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徐廷珍将收到赵某2、王某4的钱转给王大伟的事实。（7）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赵某2、王某4出境、入境的事实。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王大伟在韩国务工期间，为赚取差价，非法获利，与被告人徐廷珍预谋组织他人到韩国非法务工，后被告人徐廷珍在国内招收务工人员，被告人王大伟在韩国居间联系，遥控指挥被告人徐廷珍、积极协调中介为务工人员寻找工作机会，从而促成非法务工，获取中介返利。被告人王大伟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大伟未参与该起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另认定，三被告人作案时，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2018年8月31日，被告人徐廷珍被办案民警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其伙同被告人王大伟、王成龙非法组织他人偷越至香港、韩国济州岛务工的事实；2019年2月22日，被告人王大伟被济南铁路公安局日照站派出所民警在日照市岚山区抓获，后移交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同年3月31日，被告人王成龙在深圳市罗湖口岸入境大厅被深圳市罗湖边防检查站抓获，后移交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被告人到案后，先后供述了其全部犯罪事实。还认定，案发前后，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分别与付某、张某1、朱某、张某2、王某4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将共同违法所得1.4万元退缴本院。被告人王成龙通过组织王某1等人出国务工违法所得4.5万元；被告人王大伟通过组织陈某等人出国务工违法所得2.6万元。上述事实，有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临时羁押证明、在逃人员登记表、户籍信息、收到条、谅解书、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证人朱某、张某2、赵某2、王某4的证言，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秩序，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依法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徐廷珍基于共同犯罪故意，相互结伙实施同一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均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徐廷珍起次要和帮助作用，系从犯，应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在组织王某4偷越国境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对该起犯罪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构成坦白，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徐廷珍被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成龙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在庭审过程中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并积极退赔、退缴违法所得，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徐廷珍宣告缓刑，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违法所得应予以没收。综上，依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情节、作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王成龙犯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被告人王大伟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徐廷珍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王成龙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五千元，被告人王大伟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六千元，被告人王大伟、徐廷珍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成龙、王大伟提出上诉。上诉人王成龙提出，1、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其只参与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部分环节，不起关键作用，应当是从犯；2、原审判决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过高，应为2至3万元。其辩护人与其持相同意见。上诉人王大伟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关于介绍两人去韩国务工，其没有直接联系，是徐廷珍自己联系的；2、公安人员给其打电话，其在公安人员指定的地点等候，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构成自首；3、其到案后检举揭发上线王成龙，公安机关据此掌握了王成龙的犯罪信息，后王成龙到案，其应构成立功；4、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成龙、王大伟、原审被告人徐廷珍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秩序，均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原判定性准确。针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综合分析如下：（一）关于上诉人王成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其只参与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部分环节，不起关键作用，应当是从犯”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王成龙、王大伟在共同犯罪中均积极参与、互有分工、共同分赃，应系主犯；关于量刑，原审判决已充分考虑其所具有的量刑情节，量刑适当，故上述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正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上诉人王成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判决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过高”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关于上诉人王成龙的违法所得，原审判决已经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将其向上线交纳的费用予以扣除，从而认定上诉人王成龙违法所得四万五千元，认定正确，故该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上诉人王大伟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关于介绍两人去韩国务工，其没有直接联系，是徐廷珍自己联系的”的上诉理由，经查，该笔事实有上诉人王大伟的供述、原审被告人徐廷珍的供述，证人赵某2、王某4的证言及相关书证，均证实上诉人王大伟与徐廷珍预谋后介绍两人到韩国务工并非法获利的事实，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上诉人王大伟提出“公安人员给其打电话，其在公安人员指定的地点等候，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本案证据，原审被告人徐廷珍先到案，后供述了伙同王大伟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事实，上诉人王大伟被上网追逃。2019年2月22日18时许，公安人员联系上诉人王大伟，并让王大伟在岚山区铸福实业公司门口等候，后公安人员到达将其抓获到案。上诉人王大伟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中对之前如实交代的部分犯罪事实不予认可，在上诉时亦提出异议。综合上述，上诉人王大伟在公安人员指定的地点等候而归案，并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庭审中对如实交代的部分事实予以翻供，根据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上诉人王大伟提出“其到案后检举揭发上线王成龙，公安机关据此掌握了王成龙的犯罪信息，后王成龙到案，其应构成立功”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法律规定，提供同案犯的基本情况或者在共同犯罪中掌握的同案犯的基本信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抓获同案犯。本案中上诉人王大伟供述，王成龙是阎庄一带的，与其妻子是同学或朋友，其没有王成龙的电话和微信。其交代的信息并没有对公安机关抓捕王成龙起到关键作用，故不能构成立功，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六）关于上诉人王大伟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王大伟、王成龙在共同犯罪中均积极参与，原审判决根据二人所具有的量刑情节按照法定刑的最低档予以量刑，不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凤霞审判员  周 涛审判员  赵艳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竹新书记员张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