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世颖，男，193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莺，女，196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系黄世颖女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世纯，男，192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金杰，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俞宁，男，195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尚书，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庭，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世颖、黄世纯因与被上诉人俞宁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7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初葵、钟春如系夫妻关系，黄初葵曾用名葵初，两人生育黄世颖、黄世纯。钟春如于1990年5月去世，黄初葵于2005年6月去世。黄初葵、钟春如生前曾居住使用杭州市宝石山下二弄4号房屋。 1988年10月31日，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甲方）与杭州市宝石山下二弄四号房屋所有人黄初葵（作为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建设需要征用土地而引起拆迁补偿事宜，甲方确认乙方对杭州市宝石山下二弄四号总面积为251.58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甲方以等面积私房易地补偿乙方；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取得乙方房屋的所有权包括处分权；甲方应给乙方下列产权属乙方的房屋，东山弄一个中套（面积50-55平方米）、石灰桥新村乙方现住房之产权、翠苑新村2小区30幢201室和31幢202室2套房屋，余下面积在翠苑新村买一套房屋解决；甲方应在1988年11月30日前办妥购房合同或协议，并将此合同或协议移交乙方等内容。 案涉房屋即为《拆迁补偿协议》中涉及的“东山弄一个中套（面积50-55平方米）”房屋，由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建设。1992年7月13日，杭州宝石市场（作为甲方）和黄初葵（作为乙方）签订《征房拆迁补偿的补充协议》，约定：为最终完成黄初葵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经省信访局协调，在甲、乙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特订本补充协议，外东山弄01-3-302室的产权，甲方应出具产权转给乙方的文件等内容。1992年8月，案涉房屋由浙江省一〇三工程办公室以甲方（卖方）的名义转让给黄初葵。1993年2月，浙江省一〇三工程办公室、黄初葵就案涉房屋进行房屋产权转移收款结算。 1992年8月21日，俞宁借用汤某1（汤某2）（乙方）名义和“黄初葵”（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乙方，协议价为109153元，乙方付清房款后，甲方即将房屋交乙方使用。该合同下方盖有“黄初葵”和“汤某2”印章。同日，“黄初葵”出具收款条两张，内容分别为“兹收到汤某1同志购买西湖区私房房价款107207.00元（壹拾万柒仟贰佰零柒元正）”、“兹收到汤某1同志购买西湖区私房房价款中代收费用共1946.00元（壹仟玖佰肆拾陆元正）。其中：安装管道煤气1016元、水电费押金150元、垃圾清运费80元、闭路电视200元、建筑保证金500元，计1946元”。 2001年12月18日，俞宁以“现外东山弄28幢302住户”的名义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及时办理房屋产权证等手续。现需办理门牌证、补领产权证等，故要用黄初葵（原居住人）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请给予理解、方便。同时存档于杭州市地产产权监理局的材料中，附有照片图像、出生年月均非为黄初葵本人的虚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001年12月20日，杭州市产管理局就案涉房屋确权发证在杭州日报刊登异议公告。2001年12月21日，黄世颖就此提出异议报告。2003年12月16日，黄初葵出具委托书，委托黄世颖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及转移手续。 2002年3月18日，黄世颖就案涉房屋出具协议书，载明：“为保留杭州市西湖区房屋产权事，父黄初葵、子黄世颖订立如下协议：黄初葵因购房方屡犯违法违规事项而不同意出卖该房屋产权，产权共有人黄世颖也不同意出卖该房屋产权，因此，决定中止履行与购房方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黄初葵已收的购房款全部由黄世颖出资归还；杭州市西湖区房屋产权则全部归黄世颖所有”。黄初葵在该协议书书写“假黄初葵”。 2003年1月，俞宁和黄某签署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黄某所有。 2004年6月，黄世颖向浙江省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填写《继承权公证申请表》，载明被继承人为钟春如，继承人为黄初葵、黄世颖、黄世纯，遗产为案涉房屋等内容。 2005年，黄伦伦（黄初葵孙女）与黄世颖就黄初葵位于浦江县城北小区6幢房屋纠纷起诉至浦江县人民法院。诉讼期间，黄世颖向法院提交延长举证期限申请，其中表述“黄初葵将杭州四套房屋出卖”。同时提交的《浦江城北小区房产继承纠纷情况反映》载明“杭州宝石山下四号房屋被征用，补偿给黄初葵四套房屋，但黄初葵在1990-1992年期间未经儿子（共有人同意），将共有房屋私自卖掉”。 2015年11月，黄世颖、黄世纯就案涉房屋申领了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书，权属证书载明为黄世颖、黄世纯共同共有、转移方式为房屋继承、出让方为黄初葵与钟春如、承受方为黄世颖、黄世纯。 在原审法院审理（2014）杭西民初字第348号案件期间，吴某（系杭州房产经营中介服务中心员工）于2014年4月24日出庭作证，称“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和《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由其执笔代写，合同由黄初葵盖章；收款条主文内容由其代写，黄初葵签字盖章”、“我拿了现金到黄初葵家里，我把钱给黄初葵，黄初葵写了收条签字盖章”。汤某1出具情况说明：“我和王银彬去银行取了钱直接去了黄初葵家”。黄某于2015年7月9日出庭作证，称“我、汤某1、两个中介去黄初葵家里，钱当面清点给黄初葵”。 案涉房屋自1993年起由俞宁居住使用至今，其间，俞宁申请开通杭州有线电视线路、管道煤气开户等。 此外，还查明以下双方诉讼经过： 2014年2月17日，俞宁以黄世颖、黄世纯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俞宁所有。该案审理中，经原审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均为“1992.8.21日”、收款金额分别为1946.00元、107207.00元的两份《收款条》上收款人处“黄初葵”签字均系黄初葵书写。此后，双方对鉴定结论未达成一致，原审法院遂再次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份《收款条》上黄初葵的签名进行鉴定。2015年5月25日，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均为“1992.8.21日”、收款金额分别为107207元、1946元的两份《收款条》上收款人处“黄初葵”签名字迹均不是黄初葵书写。2015年7月28日，俞宁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后原审法院作出（2014）杭西民初字第348号裁定，准予撤诉。 2015年8月14日，黄世颖、黄世纯向原审法院进行起诉，俞宁提出反诉。2016年2月3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杭西民初字第2930号判决。判决：一、俞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腾退杭州市房屋，并交付给黄世颖、黄世纯。二、驳回黄世颖、黄世纯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俞宁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黄世颖、黄世纯负担10500元，俞宁负担105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俞宁负担。因俞宁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民终283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俞宁仍然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8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8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5）杭西民初字第2930号和（2016）浙01民终2836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黄世颖、黄世纯的一审诉讼请求：1、俞宁立即腾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2、俞宁赔偿侵占房屋的损失100万元；3、俞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俞宁一审的反诉请求为：1、确认案涉房屋归俞宁所有；2、黄世颖、黄世纯配合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3、反诉费、保全费、鉴定费由黄世颖、黄世纯承担。审理中，俞宁增加反诉请求：确认俞宁和黄初葵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俞宁和黄初葵之间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合同是否成立有效并履行、价款是否支付、俞宁是否系合法占有。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俞宁提交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看，该两份合同虽然没有黄初葵本人签名、所盖印戳也不一致，俞宁也无其他证据证实该两处印章为黄初葵本人之印章，但结合黄世颖于2002年3月18日出具的协议书的内容记载，黄初葵和黄世颖对案涉房屋出卖已经明知，黄世颖、黄世纯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黄世颖、黄世纯也自认中介吴某曾经在聊天中已经告知黄初葵将案涉房屋出卖，从离婚协议、汤某1、吴某等人的证言、黄世颖在浦江法院的申请材料、说明等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案涉房屋已经出卖的事实。此外，案涉房屋相关产权转移收款结算、收据、买契本契、转移契证等原件为俞宁所持有，也可进一步印证存在买卖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俞宁和黄初葵之间已经事实上形成案涉房屋的买卖关系。依照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06-1号、006-2号、006-3号三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结论已经明确，案涉两份“收款条”并非黄初葵本人出具，虽然，仅仅依据该两份“收款条”并不能成为俞宁已经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依据，但依照如前所述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俞宁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即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 第三，案涉房屋系拆迁补偿分配房屋，黄初葵在相关拆迁补偿协议中，其作为被拆迁主体签订相关拆迁补偿协议，俞宁有理由相信黄初葵对案涉房屋有权出卖，按照法律规定，俞宁购买案涉房屋系善意取得。 第四，对于黄世颖、黄世纯辩称俞宁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节，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已经为俞宁实际占有，俞宁请求办理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所述，黄世颖、黄世纯要求俞宁腾退案涉房屋并赔偿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俞宁提交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并非黄初葵出具，该两份合同不能成立，但按照上述分析，俞宁和黄初葵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合同买卖关系，且已经履行合同义务，故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因案涉房屋并未确权发证至俞宁名下，依照物权法规定，俞宁对案涉房产并不享有物权，只是享有物权过户请求权，故对俞宁要求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的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黄世颖、黄世纯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俞宁和黄初葵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并有效；三、黄世颖、黄世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配合俞宁办理杭州市西湖区房屋的过户手续；四、驳回俞宁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或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本诉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黄世颖、黄世纯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0200元由黄世颖、黄世纯负担。 宣判后，黄世颖、黄世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判在已确认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及两份《收条》之“主文内容”、“签名”和“印章”均虚假的情况下，仍判决上诉人败诉，其判决结果令人震惊。这样的重审判决竟然还经过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这算是共同承担错误，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2、诉争房屋原物权所有人黄初葵已于2005年6月1日去世。因此，黄初葵生前是否将诉争房屋出卖给被上诉人，应根据证据来认定。被上诉人为主张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及两份《收条》。因此，査清上述合同及收条真假，是处理本案关键。3、关于《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主文内容，被上诉人及其证人吴某都承认非黄初葵本人书写，是吴某书写。但对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签名和盖章，被上诉人及其证人均坚持认为是黄初葵本人所为。4、为了确定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签名和印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先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报告，认为系黄初葵本人书写。上诉人提出异议后，双方一致同意重新进行鉴定（见庭审笔录），故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为并非黄初葵本人书写。由于这次鉴定是经过双方一致同意进行的重新鉴定，故可以认为双方同意不认可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且俞宁事后撤回了起诉，说明俞宁对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可的。因此，浙江省高院以此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是错误的，应该另有隐情。5、本案被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再次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调取了大量黄初葵生前签字和印章样本，并进行慎重比对，再次确认黄初葵签字和印章虚假，且认为“差异点质高量多”，通俗点说，造假非常明显。6、本案初审鉴定结论和重审鉴定结论高度一致，充分说明俞宁及其证人吴某、黄某、汤某1的陈述全部虚假，被上诉人俞宁向法院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系伪造。7、黄初葵先生系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民国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和之江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浙江省政府高级参事，具有很强的文字书写能力，书法潇洒漂亮，根本不需要他人代书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多份合同和收条，全文系黄初葵亲笔书写。8、关于付款情节，三个重要证人吴某、黄某、汤某1说法相互矛盾：（1）吴某的说法是：我拿了给他，他拿到钱盖章签字。这个钱应该经过我的手，我先收了钱，我把钱交给黄初葵，黄初葵交了收条，我把收条给买方。按吴的说法，钱是他一个人交给黄初葵，黄初葵打了收条，其他人不在场；（2）黄某的说法是：那时候儿子刚生出来1年不到，那时候背包背着10万元现金从温州背过来，和汤某1一起背到黄初葵家里，还有黄初葵阿姨在，我、汤某1、两个中介也都在的，是黄初葵亲笔签字盖章的，签好之后，他还把水电、物业等收据给我们。按黄某的说法，钱是她送的，且汤某1和中介在场；（3）汤某1在法院调查（调査时双方律师在场）笔录中说：俞有10万元，他把10万元拿到我家里后又存银行，后来俞宁老婆和我把钱拿去黄初葵家里，黄家里就黄一个人，中介也没有在，钱我也没有管，俞老婆和黄进行交易，有无打条子我都不清楚。按汤某1的说法，钱是汤某1、黄某送的，中介不在场，汤还多出一个10万元存取银行的细节。总之，在1992年，10万元现金是一笔巨款。对于钱的来源、什么人送，何人在场、是否存取银行等重要情节，三个证人说法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他们对自己的陈述都十分自信和肯定，没有任何模糊之处，说明不是记忆模糊造成三人的差异，而是三人各自说谎造成差异。9、本案不仅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造假和证人说谎，且还有被上诉人俞宁和证人吴某为侵占黄初葵房产，共同向杭州市地产产权监理局出具过虚假身份证复印件和《情况说明》等文件，并试图以假文件过户（见一审证据9-10及吴某证言）。10、被上诉人俞宁为侵占黄初葵房产，与证人吴某、黄某、汤某1合谋，公然伪造合同和收条，并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其行为不仅妨碍民事诉讼，还涉嫌诈骗或虚假诉讼犯罪，法院不仅不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被上诉人俞宁及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相反，还作枉法裁判，令上诉人十分愤恨。11、至于原判提到的所谓2002年3月18日协议书，这不是一份协议书，没有原件，其真实性并未得到上诉人确认，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不能否认《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虚假以及证人共同说谎的事实。12、黄初葵是国民党高官，新中国成立后被打成反革命，身陷囹圄；儿子黄世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民国父子走了不同的道路，相互之间存在隔阂和不信任，黄世颖不清楚黄初葵财产状况，这是一个历史悲剧。这是被上诉人俞宁和吴某诈骗的背景和原因。法庭应该基于对当时历史了解之同情，还这对可怜的父子一个客观公正的权利。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故此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7828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立即腾退杭州市西湖区房屋；3、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侵占房屋损失100万元；4、驳回被上诉人全部反诉请求。5、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俞宁答辩称：本案证据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基本事实和脉络是清晰的。针对上诉人的十二点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1）黄初葵和俞宁达成了案涉房屋买卖合意，买卖合同成立并且生效，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黄初葵原来在房屋拆迁后分得了四套房屋，其中翠苑新村两套，石灰桥一套，外东山一套，黄初葵的翠苑新村两套房屋分别卖出，款项用在了购买黄初葵在老家浦江的一套房屋，该套房屋也引发了其他案件。案涉房屋卖给了俞宁，而所得的款项是分给了黄初葵的第二个儿子黄世纯。石灰桥的房屋给了黄世颖，黄世颖直接就转到他的儿子黄寅的名下，也就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莺的兄弟。这样四套房子的处理合情合理，而且完全是属于人之常情及考虑到自身的养老的利益，又考虑两个孩子的利益分配。所以黄初葵出卖案涉房屋的真实意思是毋庸置疑的。（2）黄初葵与俞宁在1992年达成了一个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成立并且生效。1992年的时候，俞宁在温州市是知名的企业家，经营了一家自行车标牌的企业，也赚了不少钱，到处去买地置房，包括杭州也买了很多的房产，除了案涉房屋，还有很多房产。但是在为了规避杭州的限购政策的时候，俞宁借案外人汤某2（汤某1）的名义，向黄初葵购买了案涉房屋。购买之后也给付了全部的费用，其中的代收费用是1946元，购房款是107207元。黄初葵出具了收款条，收款条引发了四次鉴定。最重要的是黄初葵实际向俞宁交付了案涉房屋的钥匙，还有案涉房屋的相关原始凭证、权证及所有的资料。（3）截至2014年之前，俞宁控制了案涉房屋，实际使用案涉房屋长达22年，因为1992年签订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协议，1993年俞宁就开始装修入住，申请开通了水电气、有线电视，并且实际居住，所以该房屋的凭证全部登记的是俞宁的名字。而且在2001年以后俞宁和他的儿子将户籍迁入了案涉房屋的地址，俞宁的户籍所在地就是案涉房屋，甚至在2013年的时候，俞宁和前妻黄某还有一场离婚诉讼。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2086号案件中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财产分割。后来又约定了房屋归俞宁所有，俞宁给前妻黄某40万元。这些众多的事实的存在，在2014年之前长达22年的时间里面，黄世颖也好，黄世纯也好，特别是黄世颖，因为他人是在杭州，包括他的后代从来就没有跟俞宁提起过案涉房屋产权的异议问题。尽管他说他去报警了，去登报查询等等各种手段，但唯独不愿意去近在咫尺的案涉房屋看一看他所谓被侵占、骗取这套房子的骗子在哪里。如果按上诉人的说法就非常简单，只要到现场去抓骗子，就能使所有的骗子浮出水面，但被上诉人没有看到。在原一审、二审，省高院再审的庭审中，黄世颖的代理人说因为历史原因，黄初葵和他的儿子黄世颖的关系非常紧张，党派不同，全家因为黄初葵被牵连，所以造成了政治原因，不愿意去涉及他的财产，而且不感兴趣，并在描述里面认为黄世颖其是很低调的，或者不愿意涉及财产。但是被上诉人在后面浦江案的证据里面又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黄世颖，其为了争夺黄初葵的遗产，跟他们子女打官司，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的信签给浦江法院等写材料。而且2004年前后黄世颖向政府参事室冒领黄初葵的津贴，这在浦江案的证据中都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对钱是比较感兴趣的、比较敏感的一个人，面对案涉房屋被侵占了二十二年不愿意去提任何异议，令人匪夷所思。所以真相其实只有一个，案涉房屋在2014年之前就已不属于黄初葵。为什么是2014年这个时间点，因为2014年被上诉人实在等不住，要办理过户手续，要起诉黄世纯等，但是鉴定结论出了问题。原本汉博司法鉴定所是鉴定收款条是真实的，俞宁当时脑子一热又同意了第二次鉴定，但第二次程序完全是违法的。因为如果说鉴定结论有问题，首先走的是补充鉴定，而不是重新鉴定。千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果不是黄初葵所签，这样就给了黄家人一个充分的信心。原本上诉人对这套房子没有任何的想法，看到这个鉴定结论以后，他们有了想法，所以就开始了长达6年的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再审期间，被上诉人非常戏剧性地发现了众多的案件新证据，包括浦江案里面的证据，还包括从他们那家族内部传出来的一些证据，然后让这个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第一个证据就是2002年3月18日黄世颖跟黄初葵之间有一份所谓的父子协议书，这份协议书黄初葵没签字，只有黄世颖单方面签字。可见黄初葵还是有底线的，黄初葵没有同意黄世颖的说法，该协议的内容说了俞宁屡次违法违规的事情。这里所说的俞宁屡次违法违规，是指2001年前后，俞宁迫不及待想要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俞宁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俞宁让他的朋友胡宝安提供了一个假的黄初葵身份证，企图蒙骗过关，直接就把案涉房屋过户过来。这是俞宁的错误，但俞宁为这个错误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事情被黄家人发现了以后，于是他们就准备合谋要把房屋收回来。黄世颖在协议书里面写的302室房屋由黄初葵已经收的房款全部由黄世颖出资归还，而且最终达到让302室房屋产权全部归黄世颖所有。所有的堡垒都是从它内部开始瓦解，没有人会拿到这份协议书，只有他们内部的人，他们家族内部的矛盾才会引发这一份协议书。在省高院开庭的时候，黄世颖的代理人第一反应说这个印章是她爸爸的印章，已经印证了这份协议的真实性。第二，在西湖区法院开庭的时候，上诉人的代理人也说明了一点，她说黄初葵看到这份协议书以后，在它的左下角签写上了“假黄初葵”四个字，庭审笔录以及一审判决里面全部已经认定下来。从这两点上来看，也经可以认定这份父子协议书的真实性，这是第一个核心证据。第二个核心证据，就是房屋买卖合同、两份收款条的印章，印文为“葵初长寿”。请注意，老先生叫黄初葵。然后它的印文在千麦鉴定的时候鉴定了“葵初长寿”，上诉人的代理人称俞宁的造假水平太低劣了，甚至把黄初葵的名字都弄错了，是黄初葵而不是“葵初”。但如果俞宁要造假，怎么可能会写一个“葵初长寿”，这其中必有隐情，或者名字本来就叫葵初。这个真相还是被揭露出来，因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调查证据的时候，意外在黄初葵的档案里面发现了一份黄初葵同志生平简历，那个履历表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黄初葵曾用名葵初。故不是造假的水平有多么低，而是上诉人把黄初葵的名字也搞错了。所以从印章内容上也能印证收款条的真实性。第三，浦江法院（2005）浦民一初字第2012号案件简称叫浦江案。黄世颖与他的哥哥的女儿黄伦伦为争夺黄初葵在浦江的财产进行了一场诉讼。在这个诉讼中，被上诉人意外地发现了众多跟本案相关的证据，其中还有黄世颖在2005年向浦江法院递交延长举证期限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里面写有黄初葵两夫妻在杭州有四套房子，后黄初葵将四套房屋出卖所得款项购买了浦阳镇城北小区第6幢三楼一间半的楼房，黄世颖自己都已经承认这四套房子已经被出卖掉。在浦江案的浦江城北小区房产继承纠纷情况反映中黄世颖又写到“黄初葵在1990-1992年期间，未经儿子（产权共有人）同意，将共有房屋私自出售。”这两份文书中黄世颖自己都自认房子已经卖掉，也可以印证买卖合同的成立。二、关于鉴定结论的问题。本案出现的鉴定结论有4个，第一个是2014年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第二个是2015年千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第三个是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法大法庭科技鉴定所出具咨询意见书，第四个是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四份鉴定的结果是2比2。汉博鉴定说是黄初葵本人签的，千麦鉴定说不是，法大又说是，浙大又说不是。关于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一审法院做了一个钉钉会议，被上诉人曾经在会议上对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做了质询。被上诉人认为浙大司法鉴定中心在本次鉴定过程中存如下问题：第一，程序违法，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鉴定人又是鉴定意见的复核人。换句话说，鉴定人吕易泽既是鉴定人，又是复核人，怎么来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性。第二，关于印章四个字的鉴定结论。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都能够鉴定出来叫“葵初长寿”四个字，但浙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说不具备鉴定条件，所以被上诉人非常质疑其专业水准。第三，被上诉人认为鉴定是存在问题的，就是本案的鉴定其实已经不具备客观鉴定条件，因为被鉴定的黄初葵的样本都是历史的档案文本，需要有一个假设，假设他们都是真实的。如果黄家人拿出了不是黄初葵本人的字，或者是伪造的，或者说其他的，鉴定结论又怎么能够认定是真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司法鉴定中心实际上应该出具的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而不是出具同一性还是非同一性的鉴定。再者，鉴定结论只是法定形式的一种，并不等同于有了鉴定结论事实就得以认定，还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来判断。当鉴定结论指向非同一性的时候，而其他众多的证据都能指向买卖合同成立的时候，鉴定结论当然不应该被采纳。所以，尽管一审的判决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对这份判决书中对鉴定结论是否采纳语焉不详，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所以被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直接否决鉴定结论，让对方当事人心服口服。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杭州市西湖区房屋（案涉房屋）由俞宁自1993年起居住使用至今的事实清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俞宁与黄初葵之间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房屋价款是否已支付；俞宁占有案涉房屋是否合法，是否应腾退并赔偿损失。本院就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其一，俞宁为证明其系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提交了二份房屋买卖合同、二份收款条，二份房屋买卖合同没有黄初葵本人签名、所盖印戳的大小、字体也不一致。而二份收款条的签名，经多次鉴定，是否为黄初葵本人所签的鉴定结论不一致。且在（2014）杭西民初字第348号案件中吴某、黄某的证人证言及汤某2的调查笔录中对款项由谁交给黄初葵亦不完全一致。因此，单从上述合同、收款条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俞宁与黄初葵之间就案涉房屋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房屋价款已支付的事实。然，案涉房屋自1993年起一直由俞宁居住使用，在俞宁提起所有权确认诉讼前【（2014）杭西民初字第348号案】，黄世颖、黄世纯无证据证明黄初葵或其家人就案涉房屋向俞宁主张过权利，特别是2001年12月20日，杭州市产管理局就案涉房屋确权发证在杭州日报刊登异议公告，黄世颖就此提出了异议报告，但此后黄初葵或其家人也未向俞宁主张过案涉房屋的权利，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二，俞宁虽无证据证实收款条上的印章为黄初葵本人之印章，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浙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06-2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也认为二份收款条上“葵初ＸＸ”名章印文与比对样本“黄初葵印”名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印文内容不一的印章显然不可能为同一印章盖印。而黄初葵的别号恰恰为“葵初”，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足以证明收款条上的印章并非黄初葵本人之印章。其三，根据俞宁提交的黄世颖于2002年3月18日出具的协议书的内容记载，黄世颖对案涉房屋已出卖是明知的，黄世颖、黄世纯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虽有异议，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黄世颖、黄世纯也自认中介吴某曾经在聊天中已经告知黄初葵将案涉房屋出卖。另外，从黄世颖于2005年与黄伦伦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提交的《延长举证期限申请》《浦江城北小区房产继承纠纷情况反映》来看，黄世颖对案涉房屋已出卖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四，案涉房屋的相关产权转移收款结算、收据、买契本契、转移契证等原件均由俞宁所持有。其五，案涉房屋系拆迁补偿分配房屋，黄初葵在相关拆迁补偿协议中作为被拆迁主体而签订协议，俞宁有理由相信黄初葵对案涉房屋有权处分，按照法律规定，俞宁购买案涉房屋系善意取得。 综上分析，俞宁提交的二份房屋买卖合同及二份收款条虽无法直接证明其与黄初葵就案涉房屋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在案的其他证据及无争议的相关事实，已能认定俞宁和黄初葵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履行交付房屋、支付房屋价款等相关合同义务，因此俞宁占有案涉房屋合法。故原审法院对黄世颖、黄世纯要求俞宁腾退案涉房屋并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确认俞宁和黄初葵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并有效，黄世颖、黄世纯协助配合俞宁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认同。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黄世颖、黄世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炜强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