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行终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道办事处河湾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魏娜，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即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创智新区振武路496号K楼7层。 法定代表人**，局长。 原审第三人张立玲，女，197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即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即墨人社局），原审第三人张立玲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282行初11号行政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张立玲长期受雇于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安排第三人张立玲在青岛市××区佳乐家商场从事售货员工作。2018年6月26日16时许，第三人张立玲在乡村道路下卢路宋化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第三人张立玲经即墨人民医院诊断为脑挫裂伤、创伤性硬膜下出血、脑疝、皮肤裂伤。涉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第三人张立玲负事故同等责任。2019年6月14日，第三人张立玲向被告即墨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即墨人社局经调查审核认为张立玲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决定予以认定为工伤，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青即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JM0005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张立玲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2.第三人张立玲是否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关于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张立玲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问题。劳动关系从用工关系上看，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具有隶属关系，劳动者应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用人单位的安排。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无需提供保险、福利等待遇。该案中，第三人张立玲入职后，结合其工作性质，其应当遵守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制定的作息时间、服从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安排的工作内容，受员工守则的约束，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情形，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按月支付第三人张立玲工资，符合劳动关系的特点。至于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抗辩的第三人张立玲已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不可能与其再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因此，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为本案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其该抗辩理由不成立。关于第三人张立玲是否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问题。2018年12月2日，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张立玲出具证明，证明第三人在2018年6月26日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即第三人张立玲的同事亦证明事发当日第三人张立玲系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可以认定本案第三人张立玲发生的交通事故系在上班途中发生。综上所述，被告即墨人社局作出的青即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JM0005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青岛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青即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JM00051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张立玲为临时促销员，受雇于上诉人，从事服装促销工作，双方间应为劳务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受雇人为雇佣人员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不应认定为劳动关系。2、经上诉人核实，有第三方单位为张立玲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张立玲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形下，张立玲不可能与上诉人存在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3、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公司出具的证明而进行认定，但证明的内容并非真实情况。2018年6月20日，张立玲在非工作时间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公司处于人道主义考虑，前去医院探望伤者，并且在结算劳务佣金时额外支付了张立玲半个月左右的劳动报酬。因张立玲伤情较重，双方间终止了雇佣关系。后张立玲自行向肇事车辆及保险公司索赔，在诉讼中需要提供误工证明以增加其赔偿金额，故张立玲通过老同事向上诉人公司提出申请，印章管理人员出于同情和帮帮忙的考虑在张立玲提供的模板上盖章确认。因张立玲在交通事故中占同等责任，对方赔付金额有限，故而其利用上诉人公司提供的证明来主张与上诉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法律适用有误。张立玲供职的单位为青岛市××区佳乐家商场，众所周知，商场的上下班时间一般为两班倒，交接班的时间为下午2:30前后。而张立玲发生交通事故是在2018年6月26日下午4:00，并非在合理的上下班时间段，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张立玲是在去上诉人单位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而径行适用此条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认定程序错误。张立玲并非因工遭受交通事故伤害后，上诉人派人前去医院探望，且额外向其支付慰问金。在张立玲诉讼维权期间，上诉人多次为其提供便利条件，甚至违反真实情况出具证明，证明其存在停发工资误工的“事实”。直至上诉人2019年6月19日11：08查收被上诉人寄送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才知晓其想让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查收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14日签发的青即人社伤证告字[2019]第JM000519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后便提交书面答辩材料，阐述了上诉人意见。并向青岛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对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劳动仲裁。同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申请书》，请求在劳动关系确认期间，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但被上诉人却径行认定，违反程序。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青即人社伤认决字（2019）第JM00051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即墨人社局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张立玲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经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工伤事故证人证言、工伤事故调查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张立玲系上诉人处职工。对于上诉人认为有第三方单位为原审第三人张立玲缴纳社保，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上述规定，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工伤保险责任并无不当，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事故证人证言、病历、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路线图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6月26日16时许，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张立玲负事故同等责任。原审第三人该受伤的情形，符合上述应当认定工伤的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作出的本案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及原审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受伤并非工伤，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三、关于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法受理原审第三人张立玲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对于上诉人认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上诉人已就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且向被上诉人递交《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申请书》，但被上诉人并未中止工伤认定，其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就其与原审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上诉人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潍坊佰卓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宁 审判员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云逸 书记员赵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