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7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春成，男，199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忠顺，云南枢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男，198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南，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侯春成因与被上诉人杨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2民初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组织上诉人侯春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忠顺，被上诉人杨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南到庭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春成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2民初336号民事判决，改判杨伟返还不当得利61,000元及按年利率6%支付该笔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还清时止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伟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第一，杨伟关于2018年8月6日向侯春成转账68,000元系借款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杨伟多处陈述自相矛盾，不合常理及逻辑，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杨伟对侯春成的借款明显错误。1、杨伟称侯春成的父亲向其转账的120,000元是归还借款，但却没有证据证实该120,000元是借款，也没有转账记录。120,000元明显多于68,000元，68,000元有转账记录，120,000元却没有，这显然不合逻辑和常理。如果仅因为侯春成向杨伟微信转账61,000元的时间发生在杨伟向侯春成转账68,000元之后就认定是侯春成向其归还款项，那同样可以以杨伟向侯春成转账的时间发生在侯春成父亲向其转账的时间之后而认定杨伟向侯春成或者侯春成的父亲还款。2、杨伟称120,000元是侯春成于2018年6月向杨伟借的款，且全部是本金。2018年6月到2018年8月间隔两个月，在金额明显比杨伟所称的70,000元（扣除2,000元）的借款的金额多，期限长于杨伟所称的70,000元借款期限一个月的时间的情况下，70,000元约定了利息，l20,000元却没有，这显然也不合常理。3、杨伟都知道侯春成无力归还借款且需要侯春成父亲代还的情况下，侯春成的父亲在2018年8月5日晚9点多转的账，杨伟第二天一早就向侯春成转款，正常人在明知对方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再继续借钱给对方，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答应借款却不能直接延期还款，或者答应先还一部分款项，这显然是不合逻辑和常理的。4、杨伟称侯春成向其先后归还了7笔款项，其中六笔是微信转账，有一笔是现金9,000元，从侯春成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侯春成不管金额多少，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给杨伟的，最少的一笔是1,000元，都用微信转账，9,000元却是现金，这也与常理不符，显然是杨伟在凑数字。5、杨伟称9,000元现金是2018年11月初侯春成带现金到其家中归还，并还清了借款，所以将借条返还侯春成，这也与杨伟自己陈述的2018年11月14日收到侯春成最后一笔微信转账10,000元矛盾，既然2018年11月初就还清了借款并收回借条，侯春成也不可能在2018年11月14日再向其转账10,000元。6、杨伟称70,000元借款月息3分，第一个月让了100元之后直接扣除2,000元后转账68,000元，但按杨伟陈述的是2018年11月初还清，期限为3个月，即使每个月2,000元，减去已经事先扣除的2,000元也还剩4,000元，加上68,000元应为72,000元，但杨伟称总的收到侯春成的70,000元，这与杨伟自己的陈述也是矛盾的。7、杨伟陈述2018年8月6日之所以分两次转账是因为余额不足，但从杨伟自行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杨伟在向侯春成转账18,000元后，余额仍有近100,000元，没有余额不足的情况，证实杨伟是在撒谎。而且从杨伟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杨伟在收到侯春成父亲转账的120,000元后次日向侯春成转账的68,000元就是包含该120,000元中。因此，杨伟称68,000元是侯春成向其的借款没有证据证实，且存在多处矛盾，一审法院认可了该事实，显然是错误的。该68,000元是否属于侯春成的款项，最基本的事实应该是认定其收到的l20,000元是否全部是借款，即应当由侯春成证明在其收到120,000元款项前对侯春成或者侯春成的父亲有120,000元借款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核实。第二，侯春成向杨伟微信转账的61,000元目的是用于归还2018年8月14日向杨伟借款，协议出借人为“李洪文”的50,000元借款，但杨伟及案外人“李洪文”均否认，导致杨伟收到侯春成的6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杨伟应当返还。如前所述，杨伟于2018年8月6日向侯春成转账的68,000元不能证实为杨伟对侯春成的出借款项，侯春成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2018年l1月14日止共计向杨伟转账的61,000元也并非归还杨伟所谓的70,000元借款。从侯春成微信转账的时间来看，侯春成每一次转账的时间均为14日当天或者前后3天左右；从金额来看，因为双方口头约定的月息2角，50,000元本金每月10,000元，交付款项时实际交付40,000元，从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11月14日正好三个月，减去已经扣除的10,000元，本息应为60,000元，杨伟向侯春成索要了1,000元作为所谓的中间人的好处费，合计61,000元。之所以将款项转给杨伟，是因为交付款项给侯春成的是杨伟，要求侯春成签字的也是杨伟，甚至另案一审法院都认定案外人“李洪文”不是适格当事人，因此，侯春成向杨伟转账也符合常理和逻辑。结合侯春成的证据及庭审情况，足以证实侯春成向杨伟微信转账61,000元的目的是用于归还2018年8月l4日的50,000元借款，但杨伟及案外人“李洪文”均予以否认，导致杨伟收到侯春成的6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杨伟因此获利，侯春成因此受损，杨伟获利与侯春成受损具有因果关系，属于不当得利，杨伟应当退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杨伟答辩称，一、侯春成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1月14日，通过手机银行转给杨伟的61,000元，是侯春成用于归还2018年8月6日其向杨伟借款70,000元的一部分，所以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中杨伟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8月6日通过自己的手机银行两次共转了68,000元给侯春成的转账记录，侯春成认可收到了杨伟转给的68,000元，这一事实一审已经认定。按杨伟的陈述，侯春成于2018年8月6日向其借款70,000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利息每月2,000元，扣除当月利息2,000元，共转了68,000元借款本金给侯春成。侯春成转给杨伟的61,000元就是偿还68,000元借款的一部分。杨伟的陈述不论从时间顺序上还是从情理上讲均符合常理。二、侯春成不能举证证明他转给杨伟的61,000元，属于杨伟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行为。侯春成现所举的证据仅有其通过手机转款61,000元给杨伟的证据，除此之外在无任何证据，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侯春成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杨伟所举的证据则证实了以下事实：第一，本案与李洪文诉侯春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任何关系。第二，在2018年8月6日杨伟通过手机转了68,000元给侯春成，合理的解释了收到侯春成61,000元的理由，从而说明收到侯春成61,000元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获利是有法律上原因的。三、120,000元借款交付的是现金，所以没有转账记录。2018年6月初，侯春成向杨伟借款120,000元，当时双方约定的月利率是2分，借期一个月，利息2,400元，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是117,600元。借款期限到后侯春成还不了借款，之后杨伟找到了侯春成的父亲侯加祥，经过协商2018年8月5日侯加祥通过手机银行替侯春成归还了120,000元借款，因借款已还清，借据当时就交给了侯加祥。这样杨伟收回了117,600元借款本金，并得到了两个月的利息4,800元。以上就是归还120,000元借款的事情经过。四、侯春成虽然会赖账，但其父侯加祥不会赖账，侯春成还不了钱，侯加祥会代其还钱，所以杨伟再次借款给侯春成。五、关于用9,000元现金归还借款的问题。1、关于归还9,000元现金的时间问题，因为时间较长，杨伟在回答法庭提问时会出现记忆上的偏差，这很正常。实际的情况经过仔细回想应该是2018年11月14日侯春成通过微信转款10,000元，欠9,000元未还清，过了几天侯春成用9,000元现金归还清了全部借款。2、关于微信还款和现金还款的问题，现在的支付方式有现金和其他多种方式，不论是哪一种方式，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所以侯春成归还杨伟的借款有微信转账，又有现金归还，再说侯春成还清借款后还要拿回自己的借条。六、侯春成在一审庭审中自称杨伟2018年8月6日转给其的68,000元是其父侯加祥的钱，不是杨伟借给其的钱。这一说法不符合常理。理由是：第一，侯加祥在替侯春成归还借款前是一定要落实清楚侯春成借款数额的，也一定要看借款证据的，因为120,000元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清借款后是要收回借款证据的。第二，既然侯加祥能替侯春成归还欠杨伟的借款，为什么就不会替侯春成归还欠其他人的借款呢。第三，侯春成、侯加祥是父子关系，而杨伟则属于外人，侯加祥转68,000元给杨伟，杨伟如果不转给侯春成，这其中是有风险的。综上所述，杨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所收取的微信转账的61,000元是侯春成归还70,000元借款的一部分，所获是依据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因侯春成举证不能，请驳回其上诉。侯春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伟归还不当得利款项61,0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该笔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时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杨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6日08：57：35及21:56:00，侯春成两次共收到杨伟通过电子银行向其转账的68,000.00元。2018年8月14日，侯春成欲借款，在杨伟家与杨伟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协议》，该协议为格式合同，杨伟在协议的出借人空格处签了李洪文的名字，侯春成在借款期限、借款利率、乙方借款人空格等处签字捺印。该协议的基本内容为：“侯春成向李洪文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8年8月14日起至2018年9月14日，借款用途资金周转。借款月利率为0.02，乙方应当于借款之日前将上月利息支付给甲方，最后一期利随本清。如到期未还清，借款人自愿承担出借人通过诉讼等方式追讨借款所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公告费、保函费、保全费等其他一切费用，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向平远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签订该协议时，李洪文未在场，是杨伟将借款交付给侯春成。之后，侯春成通过微信向杨伟转账，于2018年9月17日转账14,500元、2018年10月6日转账20,000元、2018年10月8日转账1,000元、2018年10月16日转账13,000元、2018年10月19日转账2,500元、2018年11月14日转账10,000元，先后六次共计转账61,000元，杨伟确认收到侯春成通过微信转给其的上述款项61,000元。2019年5月10日，李洪文持杨伟与侯春成于2018年8月14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以出借人（原告）身份向本院起诉要求侯春成还款。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云2622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李洪文主张通过杨伟向侯春成实际交付借款49,000元，其是实际出借人（承诺人），侯春成是借款人（要约人）的事实，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所提交的《抵押借款协议》因李洪文不在现场，出借人非本人所签，借款现金也非李洪文实际交付，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实际借款人，判决驳回李洪文的诉讼请求。李洪文收到判决书后不服，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云26民终11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抵押借款协议》空白格式合同虽然是杨伟提供，但原合同空白处内容均由侯春成本人自行填写完整，并签名按印确认，证明出借资金来自李洪文的事实杨伟已向侯春成说明，杨伟仅是作为李洪文的委托代理人将借款本金交付给侯春成，并与侯春成就借款本金、利率等协商达成一致。李洪文虽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名，但已根据协议提供借款，经杨伟转交给侯春成，现李洪文依据《抵押借款协议》请求侯春成赔偿借款本息可视为其对该协议的事后追认。遂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二、由侯春成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赔还给李洪文借款本金49,000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本金自2018年8月14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止的利息；三、驳回李洪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在该判决书中认定“侯春成一、二审中均主张本案借款已通过微信转至杨伟微信账户赔还结清，并且一审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二审中证人杨伟虽认可收到这6笔转账付款，但未明确是否是代理李洪文收取归还本案的借款，李洪文也不认可委托杨伟收取本案借款。该6笔微信转款在转账凭证中未作备注，不能证明是否归还本案借款。因杨伟在二审庭审中主张与侯春成间还发生过其他借款关系，也得到侯春成的认可，因此，该6笔转款是否属于归还本案借款，还是侯春成与杨伟间的其他借款关系，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不作认定，侯春成和杨伟可通过另案解决。”侯春成收到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云26民终1177号民事判决书后，认为其于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1月14日六次微信转账给杨伟的61,000元，系杨伟所得的不当得利，要求杨伟予以返还，为此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了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侯春成主张其于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1月14日六次微信转账给杨伟的61,000元，系杨伟所得的不当得利，要求杨伟予以返还，但杨伟主张侯春成微信转给其的61,000元系偿还2018年8月6日侯春成向其所借的68,000元中的部分借款，并提交了其于2018年8月6日通过电子银行向侯春成转账的两份电子回单位及交易明细，而侯春成也确认收到杨伟转给其的68,000元，但称杨伟转给其的这68,000元，系其欠杨伟借款50,000元及利息2,000元，因其无能力偿还借款本息给杨伟，同时其还欠他人借款，又不敢让其父亲侯加祥知道。故与杨伟协商好，由其父侯加祥于2018年8月5日代其偿还借款120,000元给杨伟，扣除应偿还给杨伟的借款本息52,000元后，余下68,000.00元，再由杨伟转给侯春成，所以杨伟于2018年8月6日转给其的68,000元是其父亲侯加祥的钱，不是杨伟借给其的借款，但审理中对此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且不符合常理。根据杨伟在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洪文诉侯春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证言及侯春成对证言的质证意见，还有本案双方在审理中的陈述，均可证明侯春成与杨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本案侯春成主张其六次通过微信转账给杨伟的61,000元，属杨伟所得的不当得利，要求杨伟予以返还，并按年利息6%支付该笔款项自2020年2月17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时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对侯春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侯春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6元，减半收取计663元，由侯春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侯春成、杨伟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杨伟收到侯春成的61,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杨伟是否应返还。关于杨伟收到侯春成的61,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侯春成主张其分六次微信转账给杨伟的61,000元，是用于归还2018年8月14日通过杨伟向李洪文的借款50,000元，因该归款事实未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故杨伟收到的61,000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给侯春成。杨伟主张涉案的61,000元，是侯春成归还2018年8月6日向杨伟的借款68,000元。杨伟为证明其主张一审中提交“砚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电子银行电子回单”及“交易明细”各一张，该证据能证明2018年8月6日杨伟分两次通过自己的手机银行共转款68,000元给侯春成。侯春成认可收到杨伟转给其的68,000元，同时主张该款项是其父转给杨伟120,000元替其赔还欠杨伟的5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2,000元后，杨伟按约定将剩余68,000元转给其，该68,000元不是借款。对该主张杨伟不予认可，侯春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为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侯春成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账给杨伟的61,000元属不当得利，侯春成主张由杨伟返还61,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侯春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6元，由侯春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郭 琴审判员  贺雯琦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雷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