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9民终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芳，男，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毅，男，198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龙，湖南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分行，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益阳大道138号。负责人：何运松，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敬，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静，女，198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伟星，男，198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上诉人刘小芳、杨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益阳分行）、谢静、邓伟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2019）湘0902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小芳、杨毅上诉请求：撤销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2019）湘0902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刘小芳、杨毅无需对谢静、邓伟星所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邓伟星恶意串通，损害刘小芳、杨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担保无效。2.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相互串通，故意隐瞒邓伟星在银行恶意透支、无力还款等对主合同履行有重大影响的情形，骗取刘小芳、杨毅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刘小芳、杨毅不承担保证责任。3.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在与谢静、邓伟星签订《个人额度借款合同》时相互串通，虚构贷款名目，以装修贷款的名义将贷款40万元支付给刘麟，实际用于偿还邓伟星所欠刘麟的欠款，刘小芳、杨毅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邮储银行益阳分行辩称，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依合同约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不存在与谢静、邓伟星恶意串通骗取刘小芳、杨毅提供担保的情形。谢静辩称，谢静仅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上签字，后续事情一概不知，邓伟星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被判刑后，才知晓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发放贷款、邓伟星将贷款用于偿还信用卡等情况。邓伟星辩称，邓伟星未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连带保证，案涉借款被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用于偿还罗毅团办信用卡欠款。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静、邓伟星共同偿还尚欠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的借款本金360438.49元、利息（含罚息）167054.5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9年8月1日，此后利息、罚息等按《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2.判令谢静、邓伟星承担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因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5275元；3.判令刘小芳、杨毅对谢静、邓伟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谢静、邓伟星、刘小芳、杨毅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30日，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签订《个人额度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向谢静、邓伟星提供金额为40万元的借款额度，额度期限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贷款利率按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40%，罚息利率为约定贷款利率的1.5倍。确认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该借款合同签订时，谢静、邓伟星系夫妻。同日，刘小芳、杨毅分别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该合同约定，刘小芳、杨毅为谢静、邓伟星的债务向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提供连带保证。谢静委托刘麟为个人额度借款的收款人。2014年10月1日，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将40万元贷款转账汇入至受托人刘麟开设的62179956100014xxxxx账号上，约定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法，年利率为8.61%，年逾期利率12.915%。贷款发放后，谢静、邓伟星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归还本息。截至2019年8月1日，谢静、邓伟星共结欠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借款本金360438.49元，利息（含罚息）167054.5元。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为主张权利支付律师代理费5275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信守承诺、遵照执行。谢静、邓伟星向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借款属实，应予清偿。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和罚息利率之和未超过年利率24%，谢静、邓伟星应按约支付利息。刘小芳、杨毅为谢静、邓伟星借款提供担保，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合同约定，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为实现其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由借款人承担，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谢静、邓伟星应支付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律师代理费，刘小芳、杨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刘小芳、杨毅提出的抗辩理由，贷款用途系银行对借款人所作出的要求，银行与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用途对借款人有约束力，借款人未按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恰恰说明借款人违约，未按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影响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银行对借款用途很难监管，也没有强制性义务管控贷款用途，借款人未按贷款用途使用借款不能归咎于银行。银行与担保人之间未就贷款用途问题设定担保无效的前提条件，担保合同中未作出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用途使用借款，则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的约定，担保人不因借款人未按贷款用途使用借款而免除担保责任。刘小芳、杨毅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恶意串通行为。对刘小芳、杨毅提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谢静、邓伟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借款本金360438.49元、利息及罚息167054.5元（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日止），之后的利息及罚息以借款本金360438.49元为基数，分别按年利率8.61%（6.15%＋6.15%×40%）和年利率12.915%（8.61%×1.5倍）计算，从2019年8月2日起计算并支付至付清之日止；二、谢静、邓伟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律师代理费5275元；三、刘小芳、杨毅对上述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63.48元，由谢静、邓伟星、刘小芳、杨毅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小芳、杨毅向本院提交刘麟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尾号3144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刘麟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尾号3144银行卡2014年10月1日的交易记录。邮储银行益阳分行、谢静、邓伟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刘麟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尾号3144银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依据《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将借款先行支付至谢静账户，再根据谢静的委托支付到刘麟银行账户。支付完成后，谢静改变借款用途不影响谢静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的效力。谢静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刘麟与邓伟星是同学兼朋友，案涉借款划入了刘麟账户。对刘小芳、杨毅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刘小芳、杨毅提供的刘麟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尾号3144银行卡交易明细加盖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市分行业务专用章，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交易明细能证明案涉借款的流转过程，予以采信。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刘小芳、杨毅申请调取了（2016）湘0903刑初499号刑事案卷中的以下八组证据：证据一，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于2015年7月27日向益阳市公安局递交的《报案书》；证据二，邓伟星、罗国良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于2014年9月25日签署的《信用卡偿还协议》；证据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益阳市分行邓伟星团办客户还款明细表》；证据四，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6年6月29日出具的朝公（经）诉字[2016]0072号《起诉意见书》；证据五，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6年8月26日出具的朝公（经）补侦字[2016]0080号《补充侦查报告书》；证据六，邓舜贤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的《关于要求对邓伟星案办案过程进行侦查督查的请求》；证据七，2016年10月14日（2016）湘0903刑初499号邓伟星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经营罪庭审笔录；证据八，（2016）湘0903刑初499号刑事判决。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审核谢静借款的部门为原授信管理部，与负责办理信用卡的部门非同一部门，《报案书》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该时间在向谢静发放贷款之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未在《信用卡偿还协议》上签字盖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益阳市分行邓伟星团办客户还款明细表》由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个人金融部出具，贷款则是由原授信管理部负责审核。原授信管理部对谢静贷款审查时不知邓伟星冒用他人名义办理信用卡并签署偿还协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在审核谢静贷款时不清楚邓伟星与刘麟之间存在高利放贷关系。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2016）湘0903刑初499号刑事判决对该证据亦未采信。证据六、证据七与本案无关，（2016）湘0903刑初499号刑事判决未认定邓伟星与刘麟之间存在高利放贷关系，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原授信管理部在对谢静申请贷款进行审查和发放贷款时不知谢静申请贷款时拟定的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刘小芳、杨毅的质证意见为：对以上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一能证实2014年9月17日邓伟星、罗毅在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办理了信用卡，造成逾期。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明知邓伟星涉嫌违法犯罪、无力偿还债务，仍于2014年9月30日向谢静发放40万元贷款，违反了《贷款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损害了担保人合法权益，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证据二可证实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邓伟星恶意串通将案涉贷款用于偿还信用卡借款，并对保证人隐瞒该重要事实。证据三可证明邓伟星将案涉贷款用于偿还客户信用卡借款，总计向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偿还39万余元。证据四至证据八可证实刘麟与邓伟星系高利贷借贷关系，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于2014年10月1日向刘麟打款时备注为“支付装修款”与事实不符，邮储银行益阳分行隐瞒谢静、邓伟星真实借款用途，加重了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保证人担保责任予以免除。谢静的质证意见为：对以上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邓伟星因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受刑事处罚后谢静才知道案涉40万元借款用于偿还了信用卡。其他意见同刘小芳、杨毅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依申请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中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因邓伟星涉嫌信用卡犯罪向益阳市公安局报案的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而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9月30日，该《报案书》的报案时间在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之后，不能证实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的主观状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二未经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签字盖章，无法确认真实性，与本案无关。证据三仅能证明邓伟星团办信用卡的还款情况，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跟谢静、邓伟星之间借贷合同无必然联系，不予采信。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系邓伟星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刘小芳、杨毅主张，2019年10月1日，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将案涉40万元贷款发放到谢静账户后即转至刘麟账户，刘麟收款后将款项取走并销户。同日，邓伟星偿还了39万多元信用卡欠款（信用卡系邓伟星以他人名义办理）。案涉借款系“以新贷还旧贷”，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主张，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按谢静的委托将40万元借款支付至刘麟账户后，刘麟将40万元取出的行为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无关。谢静申请贷款时拟定的借款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不影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本院认为，案涉《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及《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签订《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后，依约将40万元贷款转账汇入至受委托人刘麟的账户，贷款到期后谢静、邓伟星应当履行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义务。刘小芳、杨毅分别与邮储银行益阳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为谢静、邓伟星上述债务履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案涉债务发生在《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担保的债务期间内，担保的债务数额40万元未超过最高债权额限度，符合《个人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担保条件，刘小芳、杨毅提供担保的事实成立，是案涉40万元资金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在各自的保证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涉借款合同约定，谢静、邓伟星在向邮储银行益阳分行借款时应提供有关个人身份、还款能力和信誉的资料。该约定为针对谢静、邓伟星作出的义务性条款，对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仅属设权性条款。即使邓伟星在借款时信用状况不佳，亦不能必然认定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现刘小芳、杨毅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提供保证系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恶意串通所致，刘小芳、杨毅上诉所提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邓伟星恶意串通，故意隐瞒邓伟星信用卡透支、无力还款等对主合同履行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损害保证人合法权益，担保无效的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关于刘小芳、杨毅上诉所提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相互串通“以新贷偿还旧贷”，刘小芳、杨毅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偿还旧贷”是债务人向债权人贷款以清偿先前所欠债权人贷款的行为，要求新旧贷款债权债务主体一致、当事人双方有以新贷偿还旧贷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刘小芳、杨毅无充分证据证实新贷与旧贷债权债务主体一致、邮储银行益阳分行与谢静、邓伟星签订借款合同时有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意，故不能认定本案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中“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形。对刘小芳、杨毅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小芳、杨毅上诉所提谢静、邓伟星贷款后改变贷款用途，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刘小芳、杨毅保证责任应予免除的主张。本案中，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根据谢静的指示将贷款资金交付至谢静指定的账户后，邓伟星将贷款用于偿还其以他人名义办理的信用卡欠款，改变了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但“贷款用途”这一主合同内容的变更，未加重谢静、邓伟星对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所负的债务，未改变保证债务的数额、期限，亦未加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案涉保证合同第四条亦明确约定，“有关借款的金额、期限、利率、用途等事项，由担保权人与借款人在主合同中约定，担保人已阅读并认可前述约定。担保人确认，担保权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视为已征得担保人事先同意，担保人保证责任不因此而减免，但增加主合同约定的借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的情况除外。”依据上述约定，即使邮储银行益阳分行明知杨静、邓伟星改变借款用途，亦不能减轻或免除刘小芳、杨毅的担保责任。对刘小芳、杨毅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小芳、杨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4元，由刘小芳负担9127元、由杨毅负担91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艳红审 判 员 周佑明审 判 员 彭 青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姚 黄书 记 员 李凤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