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州市致和镇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经营场所：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协和路258号3993号6栋负一层8号、11号。 经营者：张玉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文，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聪，男，199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 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张冬东，男，198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上诉人彭州市致和镇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以下简称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因与被上诉人胡聪，原审被告张冬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2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2.改判胡聪退还各项费用78568.5元，并驳回胡聪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任意突破销售服务合同的约定，作出对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不利解释。合同中并未约定销售流程和详细销售内容，一审法院径行以销售总业绩计算销售提成，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2.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胡聪业绩未到约定标准，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有权拒付任何销售提成。而实际上胡聪并未达成业绩承诺。胡聪获取提成应当包含两方面工作内容，一是需要为销售进行相关准备工作，包括人员培训、参与销售方案的制定等，而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已经就该部分工作内容进行了相应给付。二是胡聪应当自行组建销售团队，且提成应当以团队所有成员的业绩进行提成，而胡聪并未组建团队，仅招募许杨龙一人，其余销售人员均由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自行招募组建，因此绝大多数的销售业绩都是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自己完成；3.一审认定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已经支付的费用与事实不符，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已经举证证明实际支付 78568.5元，一审仅认定48000元；4.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并无违约金支付条款。 胡聪辩称，合同第一条就约定了义务范围是代销售，包括客户接待、销售下单，入职登记表和劳动合同对于鉴定是谁的销售团队没有意义，对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的人员区分，胡聪不予认可。 张冬东未发表意见。 胡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冬东、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连带支付胡聪销售提成117000元及奖金20000元；2.判令张冬东、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连带支付胡聪违约金13700元。 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胡聪退还78568.5元；2.判令胡聪返还客户资料。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0日，胡聪（甲方）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乙方）签订《销售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胡聪为俱乐部代销售健身卡和私教课服务和客服接待、销售下单及日常维护。对于服务费用的计算和支付，合同作如下约定：“1.秒杀资格定金的销售额，计入总业绩，参与业绩考核及提点。2.健身卡，私教，秒杀卷的总合计销售提点：乙方将支付甲方业绩达到30万及30万以上提点5%，业绩达到50万及50万以上提点10%，业绩达到80万及以上提成点15%。此提成点不包括销售业务员的提成。3.业绩达到80万支付奖金2万元，业绩达到100万支付奖金3万元。4.销售佣金在合同结束的最后一日结清，推后一日按佣金的10%补偿。5.此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甲方6000元每月管理服务费，共计18000元。”该合同期限为3个月，自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此外，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在合同期内每月支付胡聪无责工资5000元。在合同履行期，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业绩总额为980000元。其中胡聪团队的许杨龙销售业绩为34590元，胡聪团队无其它销售业绩。其余销售业绩登记在前行者健身俱乐部雇佣的员工名下。2019年6月23日，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向彭州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所报案，称胡聪将销售发票等物品带走。一审庭审中，胡聪认可持有销售收据的白联（收据共有三联）其余两联已交付给前行者健身俱乐部。 收付款情况：1.2019年1月4日微信支付胡聪500元；2.2019年1月9日微信支付500元；3.2019年1月16日微信支付1000元；4.2019年1月24日微信支付1000元；5.2019年1月26日微信支付胡聪10000元；6.2019年2月3日微信支付3776元；7.2019年2月13日微信支付胡聪4000元；8.2019年2月27日微信支付胡聪1000元；9.2019年4月22日微信支付胡聪3000元；10.2019年5月1日微信支付胡聪3000元；11.2019年5月15日支付胡聪37366元。代付情况：1.2018年12月20日支付胡聪机票费用608元；2.2018年12月23日支付胡聪机票费用588元；3.2019年1月3日支付胡聪机票费用613.5元；4.2019年1月27日支付胡聪机票费用988元。房屋租金及相关费用：1.2019年1月21日微信转账5200元；2.2019年1月22日微信转账1063元；3.2019年4月25日微信转账466元，备注“昌建房子物管费”；4.2019年4月23日微信转账3900元，备注“昌建房子房租”。 一审法院另查明，1.张冬东与胡聪系战友关系；2.《销售服务合同》订立前系张冬东与胡聪协商；3.《销售服务合同》系由张冬东作为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委托人与胡聪签订。 一审中，胡聪自认对于已经收取的48000元中，除合同约定的服务费18000元外，其余30000元属于销售提成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在于以下几点：1.胡聪销售业绩的确定；2.胡聪在销售过程中取得的资料是否应予返还；3.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支付的费用是否应当予以返还。 1.关于胡聪销售业绩的确定。对于该争议，核心在于确定胡聪的业绩是否仅以其团队销售业绩为限。为此，胡聪认为其在合同履行中，其主要是为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提供关于所销售产品的设计、销售方案的制订、销售市场的拓展，并围绕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特点规划相应的销售策略。同时，根据销售要求对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开展日常管理和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其并非单纯地进行销售行为。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所取得的销售业绩，主要系因自己团队的策划、培训和开拓方案所决定，故销售业绩应以协议约定期间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全部销售业绩作为其提成业绩基础。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抗辩认为，根据《销售服务合同》约定及双方口头约定，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向其支付每月6000元的管理费和无责工资5000元，已经包括胡聪所称产品设计、方案制定、市场拓展、员工培训等内容，而除许杨龙外，销售业绩均系前行者健身俱乐部雇请员工完成，故胡聪的销售业绩仅限于胡聪及其团队的销售业绩。一审法院认为，在确定销售业绩范围前应当厘清不同销售主体在销售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从现阶段一般的销售行为看，销售的过程分为销售方案的制订和销售方案的实施，销售方案的制订包括销售产品的设计包装、销售策略的制订、销售市场的研究拓展、销售人员技能的培训，销售方案的实施则是一般销售人员对于已确定的销售方案的执行。前一部分体现出智力的创新性，不同的销售方案对于销售结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智力方面的价值。而销售方案的实施，则是一般销售人员在销售活动中体力的付出。在《销售服务合同》第二条第2款载明“不包括销售业务员”的提成，销售业务员即前述提到的销售方案的实施主体系采用与《销售服务合同》约定不同的提成方式。由此可以判定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知悉销售业务员提成与营销服务费用的区别。虽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已支付胡聪日常管理服务费和无责工资，但并未体现出其作为销售策略制定者，智力付出之对价。而从《销售服务合同》约定之提成内容看，主要系与销售业绩挂钩，而销售业绩的优劣则来源于营销方案的成功与否。此亦双方在《销售服务合同》作出此类约定之目的，即激励胡聪制订优质的营销方案。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胡聪主张以合同期内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整体业绩作为计算提成之基础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之目的。胡聪的提成应为 167000元（980000元×15%+20000元=167000元）。 2.胡聪在销售过程中取得的资料是否应予返还。胡聪所持有之收据，系其基于履行《销售服务合同》所获得之成果，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负有向胡聪支付相应合同对价之义务，胡聪亦负有将依据合同所获得之成果向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交付之义务。故胡聪应将其在销售活动中取得并仍持有的会员票据交付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且不得采用复制、拍照等方式留存副本并予以利用。 3.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支付的费用是否应当予以返还。根据查明之事实，对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的费用，应当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讨论。首先，支付款项部分。对该部分，应当以合同订立前和订立后进行区分。理由在于双方在《销售服务合同》时，并未对合同订立前之费用进行约定，考虑到胡聪与张冬东及张冬东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之间关系，故合同订立前之费用，是否与本案案涉合同履行相关，在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关联性的情况下，无法确认。故对2018年2月20日之前的款项，一审法院不做评判。对2018年2月20日之后的款项，总计为44366元。但一审庭审中，胡聪认可收到48000元，此系胡聪对其不利事实之自认，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对于代购机票费用，因代购行为均发生于《销售服务合同》订立之前，故对该费用，因无证据证明其系《销售服务合同》中相关费用，故在本案中不做处理，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可另案向胡聪主张。再次，对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支付房屋租金、物管费用等居住费用的诉请，《销售服务合同》对于胡聪及其团队的住宿费用并未进行约定。根据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所举示并经确认之证据，证明其支出了10629元的事实，但该款项所租用之房屋用作何种用途、所租房屋位置、居住人员情况是证明此款款项应由何人负担之事实。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胡聪返还该款，除证明款项支出之事实外，还应当继续证明胡聪及团队独占使用该房屋，方完成举证证明之义务。现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未举示第二部分证据，其要求胡聪对此款承担全部返还义务之举证义务未完成，故对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对胡聪所主张之违约金，虽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未明确提出调低，但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以不存在违约作出抗辩，实质亦是对违约金的反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故应当对违约金标准是否过高予以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胡聪在本案中之违约损失，仅为资金利息之损失，故对于违约金，根据违约之程度，本院酌定为1000元。 对胡聪要求张冬东承担连带责任之主张，因张冬东履行签订合同之行为系代表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之受托行为，且胡聪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冬东存在需对涉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法律上或合同义务上之事实，故对胡聪要求张冬东承担连带责任之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判决：1.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胡聪销售提成款117000元和奖金 20000元；2.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胡聪违约金1000元；3.胡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持有的客户收据返还前行者健身俱乐部；4.驳回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5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82元，合计2539元，由胡聪负担200元，由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负担2339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除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认为销售业绩中包含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自己团队的业绩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集中在：1.如何认定胡聪的销售业绩提成；2.胡聪是否应当返还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相应款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胡聪销售业绩提成的问题。双方一致确认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销售业绩总额为980000元。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上诉的核心理由在于，胡聪的销售团队仅有许杨龙一人，且一审中认定许杨龙的销售业绩为34590元，其余业绩为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自行组建团队销售完成，胡聪不应按照业绩总额来分配提成。对此，本院认为，案涉销售服务合同中对于业绩的约定，并非如前行者健身俱乐部所述明确约定为胡聪团队销售业绩，而从合同的文字来看，系使用“总业绩”“总合计销售提点”来表述，且明确“不包括销售业务员的提成”，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的团队销售业务亦明显不符，故本院对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另外一审法院从胡聪在销售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证，本院予以认可。一审按照合同约定，以98万元为基数计算胡聪应得销售提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胡聪返还的款项问题。前行者健身俱乐部主张返还78568.5元包括三部分，向胡聪预支付的65142元、垫付机票费2797.5元、房租水电物管费10629元。对此本院认为，65142元的预支付费用，胡聪认可其中3万元为销售提成，一审法院已经在认定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应当支付的提成款中予以抵扣，而对于剩余款项性质前行者健身俱乐部并未举证证明与本案争议之间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支持。剩余机票和房租水电物管费用，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对于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要求胡聪返还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彭州市致和镇前行者健身俱乐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2元，由彭州市致和镇前行者健身俱乐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嫘 审 判 员  叶云婧 审 判 员  傅科文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敖旭涛 书 记 员  梁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