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9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臧士强,男,195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宁，山东勤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嘉琪，山东勤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商永刚，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成高，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殷爱霞，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审第三人：安艳，女，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高新区。 上诉人臧士强因与被上诉人商永刚、刘成高、殷爱霞，原审第三人安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终6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臧士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宁、臧嘉琪，被上诉人商永刚，原审第三人安艳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臧士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成高、殷爱霞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有效；2.涉案房屋租赁费收益归上诉人所有。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仅对一审法院要求原审第三人安艳协助执行的租赁费（执行标的）非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的财产提出排除执行。本案与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的房屋是否发生产权转移无关，也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一审将房屋产权的变动纳入执行异议之诉审查范围没有法律依据。1.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执行标的情况：2018年10月15日，一审法院向原审第三人安艳送达了（2013）张执字第216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事项为“冻结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在你处(昌国西路29号B13-C-15号、B13-C-17号、B13-C-19号)的房屋租赁费用1850000元，未经我院许可不得擅自支付，届时由我院依法提取”。2.上诉人将昌国西路29号B13-C-15号、B13-C-17号、B13-C-19号的房屋出租给安艳后，基于签订租赁合同所产生的租赁费债权不属于被执行人而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即申请人民法院审查上诉人是否为租赁费债权人，租赁费是否为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对此，一审判决第一项即依据上述规定确认涉案租赁费不属于刘成高、殷爱霞，应予以排除执行。涉案房屋的产权变动不属于审查范围。4.至于涉案房屋是否发生产权转移本不属于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的范围，一审判决对涉案租赁费的权利人审理判定后，如果在本案中审查因房屋产权发生变更对涉案租赁费的影响，属于审理了与执行异议之诉无关的法律关系（租赁合同纠纷），将导致各方当事人未充分就房屋产权变更、原房屋所有人、现所有人、出租人、转租人、承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充分举证和质证，掺杂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从而实质性影响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二、一审法院判定排除执行的同时，应当对租赁合同的效力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租赁费的债权一并作出判决，一审驳回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合同效力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情形，以此确认上诉人是否属于权利人，而上诉人诉讼请求第三项即是提出确认权利的请求，该请求与执行异议应当审查的内容直接相关联，一审应当一并作出裁判，一审驳回此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是与原审第三人安艳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享有涉案租赁费的债权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该债权对一审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租赁费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利，以上均为法定审查内容，一审驳回原告相关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 商永刚辩称，请法院公平公正进行裁判。如果一个债务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房产以抵债的形式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来逃避债务侵害其他人的权利，房产存在不确定性，所有权会发生变化，任何债务人都把自己的房子提前抵顶租赁出去，是很不公平的问题，请求法院对这个案子公平公正判决。 安艳辩称，租别人的房子就应该给钱，但是给谁我方现在不知道，听从法院裁判。 刘成高、殷爱霞未作答辩。 臧士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停止对张店区B13-C-15、B13-C-17、B13-C-19三套房屋租赁费用的执行；2.要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3.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租赁费收益归原告；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11月1日，原告臧士强与第三人安艳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臧士强将位于出租于第三人安艳，房屋租赁期限为自2016年12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租期十年，并约定了房租。二、2018年7月18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因对刘成高、殷爱霞执行而发出对案涉昌国西路29号B13-C-15、B13-C-17、B13-C-19号房产的拍卖公告，被告商永刚竞拍取得案涉B13-C-19号房产并于2018年12月7日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将该套房产登记于商永刚名下，案外人齐玉荣竞拍取得案涉B13-C-15号房产并于2019年1月10日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将该套房产登记于齐玉荣名下。案涉B13-C-17号房产及至本案诉讼过程中仍登记于第三人殷爱霞名下。三、2018年10月15日，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向第三人安艳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张执字第2163号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商永刚执行刘成高、殷爱霞一案……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冻结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在你处（昌国西路29号B13-C-15、B13-C-17、B13-C-19）的房屋租赁费用壹佰捌拾伍万元正，未经我院许可不得擅自支付，届时由我院依法提取”；2019年3月12日，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又向第三人安艳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张执字第2163号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商永刚执行刘成高、殷爱霞一案……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提取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在你处（昌国西路29号B13-C-15、B13-C-17、B13-C-19）的房屋租赁费用壹拾万元整（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交至我院。”第三人安艳按照通知将10万元交至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后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又向第三人安艳退还了3.3万元。在执行过程中，原告臧士强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要求解除对第三人安艳应支付的昌国路29号B13-C-15、B13-C-17、B13-C-19房产租赁费的冻结，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鲁0303执异146号执行裁定（2019年8月22日送达），驳回臧士强所提出的执行异议。四、第三人安艳提供了兴业银行淄博分行银行转账记录及招商银行淄博高新区支行交易明细表各一份，载明2016年10月25日安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将2017年度及2018年度的租金向原告臧士强支付。原告臧士强与被告商永刚对此均无异议。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事实为：原告臧士强主张其之所以有权向第三人安艳出租案涉房屋，是由于其与第三人刘成高、殷爱霞早在2012年3月30日签订租赁合同，刘成高、殷爱霞将包括案涉三套房屋在内的六套房屋出租于原告臧士强，并用租金抵顶刘成高、殷爱霞所欠臧士强的借款本息。原告臧士强对其主张提供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30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一份，载明刘成高因多次向臧士强借款，共欠借款本金130万元，但因刘成高资金周转困难，故将位于张店区包括案涉三套门面房的共计六套门面房出租于臧士强，以应收欠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作为租赁费。原告臧士强还提供借条、对账单、银行转账凭证、通知函、物业费交款收据、（2016）鲁0303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作为佐证。被告商永刚质证如下：一、对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30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是为了对抗法院的查封而后补签的，2012年至2013年期间所有的房屋都在刘成高控制下，均未出租，该租赁合同就是为了应付法院的诉讼把时间提前了，房屋在2012年均已办理抵押，抵押合同中均承诺不得对外出租。二、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出借款项为78万元，因而对对账单中记载的130万元有异议。三、通知函的时间也是往前提了。四、对物业费缴费收据无异议。五、对（2016）鲁0303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商永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一、甲、乙双方为刘成高与商永刚的《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房号：B13-C-22）一份，欲证明在2013年之前刘成高所有的房屋都在刘成高的控制中，没有对外出租；二、抵押合同一份，欲证明房屋抵押当时刘成高、殷爱霞表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出租、转让；三、营业执照一份，欲证明商永刚的公司注册住所地在张店区，营业期限为2013年3月26日至2033年3月26日。原告臧士强对被告商永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一、对商永刚与刘成高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的落款刘成高的签字与承租人签字属于同一字体，而比对臧士强提交的对账单、租赁合同、借条等证据中“刘成高”的签字无任何相似之处，并非同一人签字，且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每年2000元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再结合租赁合同所附的章程内容及商永刚提交的营业执照，可以看出该房屋租赁合同是商永刚为了注册公司提供的公司住所证明，工商机关在登记时并不审核住所证明的真实性，商永刚无证据证实该租赁合同是刘成高所签。即便该租赁合同是真实的，根据法律规定，房屋出租人与多人签订租赁合同的，以实际交付的为准，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商永刚对房屋已经占有或者实际控制或已实际履行；二、对抵押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涉及不动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商永刚对此未提供证据，不能证实该合同真实存在。合同第十二条是双方约定的格式条款，不能以此条款来对抗房屋存在真实租赁情况的事实。再结合商永刚对于臧士强举证的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臧士强凭2012年3月30日出具的“友家物业”通知函及2012年4月17日以臧士强本人名义向物业公司缴纳用电保证金，证明在2012年3月30日双方租赁合同签订之日就已经将房屋交付。而商永刚主张的房屋被查封以及被抵押如果是真实的情况下也是在实际交付之后，并不能对抗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三、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议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商永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臧士强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对账单、《通知函》证据中涉及的落款时间“2012年3月30日”存在“事后补签”的情形，上述证据是否形成于“2012年3月30日”当日已无从查证，但结合原告臧士强提供的其他证据与第三人殷爱霞的陈述意见、第三人安艳陈述意见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臧士强因与第三人刘成高、殷爱霞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后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并形成合同关系，臧士强据此合同获取对外向第三人安艳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的权利这一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是因执行过程中“冻结及提取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在第三人安艳处昌国西路29号B13-C-15、B13-C-17、B13-C-19房产租赁费”行为而产生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案涉B13-C-15及B13-C-19房产在一审法院执行部门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9年3月12日提取“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租金时的物权已经发生变动，分别成为案外人齐玉荣与本案被告商永刚的财产，在房屋产权已非属于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所有的情形下，因房屋所产生的租金在形式上已与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应再成为执行刘成高、殷爱霞案件的执行标的。虽然该两套房屋产生的租金不能成为执行刘成高、殷爱霞案件的执行标的，但是在本案中亦不能直接作出该两套房产租金收益归原告臧士强所有的认定，理由如下：由于B13-C-15号房产的权属已归案外人齐玉荣所有，原告臧士强若与案外人齐玉荣就租金收益权产生争议，其争议并不属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应当由争议双方另行诉讼解决，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不能直接对案外人齐玉荣的实体权利作出处分；虽然B13-C-19号房产的权属已归本案被告商永刚所有，但商永刚与臧士强之间就租金收益权产生的争议同样不属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范畴，亦应由争议双方另行诉讼解决。二、案涉B13-C-17号房产的物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发生变动，仍登记于第三人殷爱霞名下，故依附于该房产而产生的租金是否可以作为执行刘成高、殷爱霞案件的执行标的是本案审查的范畴。通过已经认定的事实，第三人安艳并未向第三人刘成高或殷爱霞履行过支付租金义务，其一直是向原告臧士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第三人殷爱霞在其书面陈述意见中亦否认其对安艳有收取租金的权利，因此本案不能认定第三人殷爱霞系案涉B13-C-17号房产的租金收取权利人，原告臧士强依据《房屋租赁协议书》（臧士强与刘成高之间）向第三人安艳收取租金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该房产租金收益脱离于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的控制及处分范围，非二人责任财产范围，同时被告商永刚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普通金钱债权并不具有应予优先保护的情形，故在申请执行人商永刚与被申请执行人刘成高、殷爱霞的执行案件中，不应将第三人安艳欲支付的租金作为执行标的。但是，由于案涉B13-C-17号房产同时还属于其他法院执行标的，该房产物权有发生变动的可能，原告臧士强亦有可能与案外其他人就该套房屋的租金收取权发生争议，因此本案仅就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对B13-C-17号房产租金的冻结及提取行为作出评判，认定不得执行该套房产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之后的租金给付行为属于第三人安艳与原告臧士强之间的自觉履行行为。同样由于原告臧士强今后就该套房屋租金收取权利可能与案外其他人甚至本案第三人之间发生争议，故在本案中亦不宜作出对该套房屋今后的租金收益权是否归原告臧士强所有的认定，应根据具体争议情况另行确定。三、关于原告臧士强“要求确认其与第三人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之诉求，因《房屋租赁协议书》的效力以及该合同的属性是否属于“租赁合同”的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因物权变动而取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实体权益，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对此作出认定，应当在物权所有人与臧士强就租金收取权利形成争议的案件中作出认定，利害关系人或合同当事人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此作出认定。四、被告商永刚在答辩意见中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例[（2014）民申字第215号]，该案例是在物权发生变动的前提下对双方权利争议作出的评判，与本案不是同一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其一，本案对物权发生变动的两套房产已告知由争议双方另行诉讼解决，其裁判观点能否被援引、适用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其二，属于本案审查范畴的执行标的是物权尚未发生变动的房产租金，不产生物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而进行比较的效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得执行张店区B13-C-15、B13-C-17、B13-C-19房产的租赁费，但原告臧士强要求确认其与第三人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以及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租赁费收益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均不适宜在本案中作出处理，故本案对原告臧士强的后两项诉求不予处理。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淄博市张店区B13-C-15、B13-C-17、B13-C-19房产的租赁费。二、驳回原告臧士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5元，由被告商永刚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商永刚二审中陈述其在案涉房屋被司法拍卖时知晓案涉房屋上存在租赁情况。经审查，商永刚因与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于2013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形成（2013）张民初字第2403号案件，经一审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商永刚陈述本案中所涉及其申请执行案涉房屋租金的执行依据是其与刘成高、殷爱霞的调解书，其是在2018年申请查封冻结案涉房屋租赁费，其申请执行案涉房屋租赁费是因为其是案涉房产的申请执行人，殷爱霞是签署合同的当事人。二审中，安艳称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系其与臧士强签订，没有见过其他人，《房屋租赁合同》中“殷爱霞”字样系臧士强书写，其用案涉房屋经营餐饮，合同签订后按期向臧士强支付房租。安艳认可就案涉B13-C-15房屋与案外人齐玉荣签订了租赁合同，其向齐玉荣支付了2019年、2020年租赁费共6万元。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是臧士强就张店区B13-C-15、B13-C-17、B13-C-19三套房屋租赁费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及臧士强要求确认与刘成高、殷爱霞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合法有效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臧士强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租赁费收益归其所有的请求应否得以支持。 关于焦点一。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2012年3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了租赁物、租赁期限、租金的给付、租赁房屋的装修及转租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系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达成的合意。殷爱霞在一审中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亦认可2012年3月30日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且对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可。该租赁协议书中约定以刘成高、殷爱霞欠付臧士强的借款本息作为租赁费，该约定是租金支付方式的约定，并不能以此否定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形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性质；且臧士强在一审中亦提供了刘成高向其出具的借款凭证、借条、对账单及臧士强向刘成高转账的凭证，证实臧士强与刘成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房屋租赁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了臧士强在租赁期内享有对外转租房屋进行收益的权利。根据刘成高、殷爱霞出具的通知函、物业公司收款收据及（2016）鲁0303民初6185号民事判决，在该《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后，签订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对于房屋进行了交接，臧士强亦就房屋进行了转租，即《房屋租赁协议书》得以实际履行。本案中亦未有证据证实刘成高、殷爱霞与臧士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因此，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已实际履行，当属合法有效。但是鉴于对于该协议书的效力协议双方并未提出异议，且《房屋租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系本案审理过程中必然且应当进行审查的范围，故无需再单独对于该协议书效力作出判决。上述《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和履行后，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的前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即刘成高、殷爱霞以将房屋出租给臧士强使用一定期限的形式，以臧士强对其享有的债权抵顶租赁费，故双方就协议书中所涉房屋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臧士强因此而取得了协议书所涉房屋的租赁使用权及将房屋对外转租进行收益的权利。在臧士强取得上述权利后，商永刚才于2013年提起诉讼对于刘成高、殷爱霞主张债权。臧士强对于案涉房屋的租赁使用权的取得时间不仅早于案涉房屋租赁费被查封的时间，亦早于商永刚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民事调解书作出的时间。臧士强与安艳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即是臧士强在租赁房屋期间对于转租和收益权的具体行使。经查证，《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及实际履行的合同主体系臧士强和安艳，与刘成高、殷爱霞并无关联，臧士强就案涉诉争房屋享有请求安艳支付租赁费的权利。因此，案涉诉争租赁费并不属于刘成高、殷爱霞的责任财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尽管案涉房屋中B13-C-19号、B13-C-15号房产已经司法拍卖变更了房屋所有权人，其中B13-C-19号房屋系被商永刚竞得。但是执行法院在对案涉房屋拍卖时对于房屋存在租赁的情形已经进行了明确告知。即商永刚在竞买案涉房屋时对于案涉房屋被出租、由房屋所有权人之外的他人进行占有使用的状况系明知。因此，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变更依法并不影响房屋既有的租赁关系及承租人对于房屋的占有使用状态。在臧士强于案涉房屋被查封、执行之前已经租赁房屋并一次性支付租赁费的情形下，其有权按照与出租人刘成高、殷爱霞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约定继续对案涉房屋进行使用和收益。综上，臧士强对于案涉房屋的租赁费具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焦点二。臧士强在本案中所要求确认的租赁费收益实际系根据其所签订的相关租赁协议书、租赁合同而享有的请求支付租赁收益的债权。因臧士强与刘成高、殷爱霞之间《房屋租赁协议书》，臧士强与安艳之间《房屋租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臧士强可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主张债权，即臧士强系案涉诉争租赁费的债权人。故因租赁费的收益权并不属于可以确认所有权的物，因此对臧士强请求确认案涉房屋租赁费收益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臧士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元，由上诉人臧士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兴民 审 判 员 李灵福 审 判 员 侯 康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卉 书 记 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