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宋园路191号一楼A。法定代表人：蔡跃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墨石，男，1955年12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桂振龙，男，1950年6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墨石、原审第三人桂振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墨石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就案涉委托合同真实性、合同所涉标的物、系争标的物去向与价值等事实均未查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尽管原审第三人桂振龙并非案涉委托合同当事人，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系争标的物已从其公司转移至桂振龙处。即便陈墨石确未取回系争标的物，一审判决由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属不当。被上诉人陈墨石不接受上诉人文隆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系争标的物在案涉委托合同签订后实际交付，文隆公司应举证证明是否妥善履行了保管义务，在该公司未能证明已返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酌定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第三人桂振龙未发表意见。陈墨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文隆公司支付折价补偿款9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墨石持有《上海A有限公司文化艺术品类拍卖委托合同（正表）》一份，编号为004318，其中约定“1、委托人应仔细阅读理解并遵守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人）的《拍卖原则》；2、委托人保证对所提供的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或处置权，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委托人负全部责任；3、委托人与拍卖人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后，该拍卖标的应由拍卖人保管。拍卖标的在拍卖人保管、预展和拍卖期间，拍卖人应当维护保持原样，但以下情况则不负赔偿责任：（1）因气候、涨力等自然原因损坏的；（2）合同书上已标明拍卖标的有损（如脱落、段裂、缺损）且在拍卖人保管、预展和拍卖期间加大损坏的；（3）逾期未领取的；4、拍卖人在实施拍卖前，有正当理由可以撤回标的、变更拍卖地点、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和拍卖方式以及确定起拍价拥有完全决定权；5、拍卖标的未能在规定的拍卖日期和场次上成交，拍卖人有权在委托人未办理退货手续前，在原有拍卖标的保留价不变的前提下予以再拍卖或异地拍卖；6、拍卖标的一经编印图录，委托人不得撤回，如违约撤回，委托人必须向拍卖人支付原保留价／%的违约金；7、拍卖标的在竞价过程结束后，已达到保留价的均能落槌成交，成交后拍卖人收取成交价10%的佣金；／%的保险费。8、未成交的拍卖标的，委托人应在接到拍卖人通知后一个月内取回或办理续拍手续，逾期每天按保留价收取%的保管费；9、拍卖人为保护委托人利益，不管拍卖标的成交与否，拍卖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委托人也可以来电、来函或前来联系）；……”。上述内容的下方有一表格，其中委托人姓名一栏为陈墨石，签订日期为2010年（具体日期模糊不清），签订地址为宋园路（具体号室模糊不清），编号1作品名称为“红铜脚炉”、类型为“刻花”、作者为“张鸣歧”、保留价为“50万元”，编号2作品名称为“碧玉香炉一对”、保留价为“42万元”。该合同的落款处有“上海A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章印。文隆公司于2005年8月23日登记成立，成立时名称为“上海A有限公司”，后于2013年7月5日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另，文隆公司曾于2010年7月6日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徐汇分局备案，内容为“执行董事：吴某，监事：桂某”。陈墨石曾于2012年9月3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二支队（以下简称浦东经侦二支队）报案，称“2010年10月至今，本区祝桥镇人桂振龙以为报案人拍卖物件为由，骗去报案人收藏的16件物件，价值人民币100余万元”。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5日询问桂振龙，桂振龙作如下陈述：其在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陈墨石，陈墨石知道其认识上海拍卖公司的人，说有一些物件需要拍卖，由于当时其女儿是文隆公司股东之一，其与文隆公司比较熟悉，于是就和文隆公司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如果陈墨石有物件拿来拍卖，就不要收取鉴定费、保管费等费用；嗣后，陈墨石陆续拿着自己的物件至文隆公司拍卖，但其本人对于双方后来如何操作、物品是否拍卖成功等不清楚；由于当时其本人经营的一家典当行和文隆公司在一个楼面办公，大约在2017年7月，由于文隆公司经营不善，处于歇业状态，就把有些东西放至其经营的典当行内，后来因其将典当行搬到祝桥，便把寄放的一些物品也拿到了其祝桥的家里；此后，陈墨石说他的东西一直没有拿到，其便对陈墨石说其家里有些东西，但不知道是不是陈墨石的，可以让陈墨石来看一下，陈墨石看过后拿走了四五件物品，之后陈墨石还是一直要求其把余下的东西归还给他，但其告诉陈墨石物品当时是交给文隆公司拍卖的，应该去找文隆公司，其不清楚陈墨石的东西在何处；此外，其本人和文隆公司没有关系，其仅是认识公司当时的法人吴某。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6日询问吴某（当时为文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人），吴某作如下陈述：2010年10月，陈墨石通过桂振龙介绍将几样物件放在文隆公司拍卖，由于桂振龙打了招呼，所以免收了陈墨石应缴的图录费、保管费等费用，当时桂振龙陪陈墨石到了文隆公司，文隆公司还和陈墨石签订了四份文化艺术品类拍卖委托合同，合同上的拍卖底价也是由陈墨石自己填写的，大约两个月后，陈墨石委托拍卖的物品都流拍了，业务员就打电话通知陈墨石取走东西，但陈墨石一直没来，2011年10月左右，公司在清理仓库时发现陈墨石流拍的物品还在，因为陈墨石一直不来取走物品，所以吴某找到桂振龙，让桂振龙东西还给陈墨石，由于桂振龙当时自己经营一家典当行，与文隆公司在同一楼面办公，所以桂振龙将陈墨石的东西放在了自己的典当行中，但未办理过交接手续；据吴某了解，2011年年底，桂振龙已将其中几件东西还给了陈墨石，还有几件物品和陈墨石的其他几件物品，共计200余件，打包以1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桂振龙。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14日再次询问陈墨石，陈墨石作如下陈述：2011年底，其至文隆公司办公处，想看一下委托拍卖的物品是否拍卖成功，但发现公司已经搬离，于是其打电话找到桂振龙，桂振龙说文隆公司已将东西全部给了桂振龙，当天其便赶到桂振龙家中，但桂振龙仅拿出了三样物品，分别是一个带座的玉笔筒、一个小瓷笔筒和一个西洋粉彩碗，并说其他东西等找到了再归还；在2012年1月，其将家中200余件物件以80万元卖给桂振龙，但桂振龙只愿意出13.5万元，最后因其急需资金便同意了桂振龙的报价，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凭证，但该交易的200余件物件中并不包括当时拿到文隆公司拍卖的未归还的13件物件。2012年9月15日，浦东经侦二支队侦查员电话联系桂振龙，询问陈墨石所称未归还的13件物件是否已卖给桂振龙，桂振龙表示其记起2011年年底向陈墨石购买的200余件物件中包括了上述13件物品。2012年9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认为陈墨石的控告不构成犯罪，遂向陈墨石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陈墨石提出复议，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2年9月29日出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一审中，陈墨石表示，其不认可桂振龙于2012年9月15日的陈述，双方交易的200余件物件中并不包含交予文隆公司拍卖的物件，当时向公安部门举报桂振龙系因为其一直认为桂振龙是文隆公司的老板，所以其要求桂振龙交还委托拍卖的物件。一审中，陈墨石称涉案的三件物件系其于2008年左右从其他藏家处购买，但目前已联系不到该藏家，当时购买的价格共计46万元，分别为香炉一对18万元、铜炉一个28万元。陈墨石为证明涉案三件物件的价值提交其至上海B有限公司委托拍卖时签订的服务合同附件复印件（以下简称B公司服务合同）及图录。其中服务合同附件中记载“铜刻画脚炉”的交易底价为49.8万元、“碧玉双冲天耳刻字香炉”的交易底价为35万元，另有备注“以上物品名称与估价纯属鉴定专家意见，仅供参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陈墨石提交其与文隆公司签订的拍卖委托合同，文隆公司虽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未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而且根据文隆公司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陈墨石当时确实委托文隆公司拍卖多件物件，并将拍品交付至文隆公司，故认可涉案拍卖委托合同的真实性，那么文隆公司在拍品流拍后应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当然，返还的原物需根据拍卖委托合同中记载的名称确定，即红铜刻花脚炉一个及碧玉香炉一对。然而，文隆公司在没有经过陈墨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委托拍卖的拍品交给第三人，且未与第三人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即便文隆公司在拍品未成交前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但其上述行为存在严重过错，直接导致目前无法确定涉案物件的实际情况。现文隆公司认为陈墨石可能已经取回涉案物件，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目前并无有效证据证明陈墨石取回的拍品中包含涉案物件，也无证据证明文隆公司通知过陈墨石取回物件，而文隆公司及桂振龙均在庭审中表示涉案物件不在其处、也不知在何处，如要求文隆公司返还原物已无现实可能，故陈墨石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文隆公司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予以支持。关于折价补偿款的具体金额，陈墨石主张以合同中记载的保留价确定价值，但依据通常理解，“保留价”为委托方预期的最低成交价，并不能反映拍品的真实价值，至于陈墨石提出其系依据另一家拍卖公司的评估价格计算出保留价，但其提交的图录和服务合同复印件中拍品名称与涉案拍品的名称并不完全相同，且在B公司服务合同中记载的也是“交易底价”，并注明专家意见仅供参考。综合考虑本案情况，结合陈墨石与文隆公司在合同中记载的保留价及陈墨石在庭审中自认的购买价格，酌情认定红铜刻花脚炉（一个）的折价款金额为26万元、碧玉香炉（一对）的折价款金额为20万元，共计46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3日判决：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墨石折价补偿款46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陈墨石负担4,800元、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8,2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基于案涉委托合同，上诉人文隆公司是否应承担无法返还系争标的物的赔偿责任；二、原审第三人桂振龙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文隆公司否认案涉委托合同的真实性，亦不认可上述合同对应的拟拍卖物品即系争标的物，但对此仅是简单否认，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来对抗案涉委托合同以及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在此情况下，从举证证明的高度上，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陈墨石主张，认定系争标的物已交付至文隆公司并无不当。作为受托人，文隆公司应妥善保管系争标的物，在未能返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所酌定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墨石要求文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如文隆公司认为桂振龙对案涉损失负有最终责任，可在向陈墨石进行赔付后，依法另行向桂振龙主张。关于本案的其他争执，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并据以认定，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文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顾颖审判员  宋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