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外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随园街98弄10号255幢2+1-1-75室。法定代表人：钟健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琪，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萍，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法定代表人：邬建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宽，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外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外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外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外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琪，被上诉人宁波外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到庭参加了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组织的质证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外代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宁波外运公司支付浙江外代公司垫付的滞箱费7475美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宁波外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2日，浙江外代公司与宁波外运公司签订《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浙江外代公司为宁波外运公司办理订舱、内陆运输、仓储、报检报验、报关、签单、查询等相关服务，并约定发生因目的港无人提货或收货人弃货、拒绝提货等情况时，浙江外代公司应及时将上述信息告知宁波外运公司，并有权向承运人披露宁波外运公司，由承运人向宁波外运公司追索由此产生的滞箱费、码头堆存费等；若承运人向浙江外代公司收取上述相关费用，宁波外运公司保证承担并无条件向浙江外代公司支付上述相关费用。2018年11月，浙江外代公司接受宁波外运公司委托，办理一票从宁波出运至美国波特兰的货运代理业务。承运人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签发了提单。货物因在中转港被查验，自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8日期间产生7475美元的滞箱费。浙江外代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向马士基公司支付了该笔费用后，多次向宁波外运公司催要未果。宁波外运公司一审答辩称：一、浙江外代公司主张滞箱费缺乏事实依据；即便滞箱费确实产生，浙江外代公司未及时告知宁波外运公司及费率，存在过错；二、浙江外代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本案纠纷应依据提单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由浙江外代公司向托运人主张滞箱费，而非依据《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滞箱费。请求驳回浙江外代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6月12日，浙江外代公司与宁波外运公司签订《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宁波外运公司（乙方）委托浙江外代公司（甲方）代理海运出口货物运输事宜，代为办理订舱、内陆运输、仓储、报检报验、报关、签单、查询等相关运输服务，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6月12日；甲方在遇到甩箱、海关查验等特殊情况，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乙方，并协同乙方做好协调等相关工作，尽量减少费用；货物出运后发生目的港无人提货或收货人弃货、拒绝提货等情况时，甲方应及时将承运人就有关上述信息告知乙方，并有权向承运人披露乙方，由承运人向乙方追索由此产生的滞箱费、码头堆存费，及可能发生转运、仓储、拍卖、销毁等而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若承运人或目的港相关主体向甲方收取上述相关费用，乙方保证承担上述相关费用，并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上述已垫付费用；乙方必须在当月5日之前核对完上月发生的费用，并于每月15日前付清上月所有发生的海运费、人民币包干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乙方不得以没有收到货主客户运费、未核对完账及其他任何理由而拒付…；出口货运委托书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是本协议分期执行标的的要约与承诺。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应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等。2018年11月，宁波外运公司委托浙江外代公司办理一票20呎高柜的货物从浙江宁波运至美国波特兰的货运代理事宜，托单显示托运人为ZHEJIANGCATHAYATRADEANDDEVELOPMENTLIMITEDCORP，收货人为JOINTWAYINTERNATIONAL,INC.。浙江外代公司接受委托后向马士基公司订舱。同年11月17日，马士基公司向浙江外代公司签发编号为584946831的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浙江外代公司，收货人为浙江外代公司的国外代理WTOEXPRESS（USA）CORP（以下简称WTO公司），集装箱号为UETU2600686，船名航次为CARDIFF/845N，装货港宁波，卸货港西雅图，交货地波特兰，运费预付，并载明货代提单（HBL）编号为NB81100714。浙江外代公司同日就该票货运向宁波外运公司签发编号为NB81100714的提单，托运人为ZHEJIANGCATHAYATRADEANDDEVELOPMENTLIMITEDCORP，收货人为JOINTWAYINTERNATIONAL，INC.,运输方式为CY到CY，运费预付，货物电放。案涉集装箱于2018年12月7日被运抵并卸于西雅图港堆场，12月10日提离该场于次日进波特兰港堆场，2019年1月8日提离该场，次日空箱返港。2018年12月7日，马士基公司通知WTO公司案涉货物被美国农业部（USDA）在西雅图查验扣留（hold），随后开具编号为5254891203、金额为16900美元的发票，其后又于2019年2月15日开具编号为5254914513的发票，告知涉案货物滞箱费自2018年12月15日起算至2019年1月8日共25日计7475美元（2018年12月11日到14日为免费期）并列明了费率（1-4日225美元/日、5-15日275美元/日、16日及以上325美元/日）。2019年4月29日，马士基公司电邮催促WTO公司支付5254914513号发票下的滞箱费，并通知在付清该款前不再接受订舱或放货。在WTO公司与马士基公司的沟通交流中，马士基公司于同年6月20日电邮回复称，前份发票因重新计算（rerate）而撤销，后份发票是正确的。同年4月30日，WTO公司电邮浙江外代公司告知马士基公司4月29日电邮内容，告知收货人拒付该滞箱费，并称“如收货人不付款，我们只能向PICO收取。请给予帮助和建议”，浙江外代公司同日电邮宁波外运公司涉案集装箱“在西雅图因为查验，产生滞箱费用，目的港客户拒付，请指示”。同年8月，浙江外代公司与WTO公司对7月份业务账单进行核对，其中包括涉案滞箱费7475美元。同年9月9日，WTO公司向马士基公司支付涉案滞箱费7475美元。同月25日，浙江外代公司向WTO公司支付7月份业务费用，并向宁波外运公司开具人民币52982.05元（7475美元按汇率7.0879折合）的增值税发票。在各方交涉中，浙江外代公司与宁波外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的聊天记录显示浙江外代公司向宁波外运公司发送了马士基公司2019年2月15日编号为5254914513的发票，浙江外代公司声称“当时就让国外直接找收货人收了”；5月5日涉及核实收货人有无支付滞箱费；5月7日宁波外运公司提供了收货人的聊天截图，收货人不支付滞箱费，浙江外代公司称将起诉；5月8日宁波外运公司称“客户还是坚称查过了，没收到过账单”，浙江外代公司转发马士基公司5月7日邮件“我们明天会发时间流程。因为检查站终于发出证明说柜子12月10号到12月31号都在检查，并不在码头”，双方确定把整个事情的时间节点理出来；5月9日，浙江外代公司称“不用交费了”“马士基把账单撤销了”，并转发WTO公司当时邮件“请告知他们好消息。我们努力解决了问题”，宁波外运公司称“客户一直坚称这个滞箱费不用理会，还说其他贸易商有些食品柜都烂掉了，滞箱费都是不付的”“无论如何这是最佳结果，感谢一下你们国外代理”。收货人2019年11月20日向宁波外运公司提供的电邮是自2019年2月11日至4月10日期间WTO公司、马士基公司、收货人（或其代理）有关事项核实、交涉内容，如两份滞箱费发票、集装箱实际动态、收货人有无支付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当事人对货物交付地发生的滞箱费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将相关争议提交一审法院管辖，该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故该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滞箱发生在美国，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因双方在庭审中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双方诉辩及庭审调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浙江外代公司可否依据双方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其已支付的滞箱费；二是浙江外代公司诉请滞箱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首先，双方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从协议内容看，双方均清楚自己不是货主，相对于国际货物运输（即承-托运输关系）而言都是代理人；协议将国际运输合同中原属于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通过代理协议予以分解和固化（双方协议中与承运人、客户相关的条款，特别是协议第二条费用结算和支付条款，第一条第8款、第12款宁波外运公司如实申报义务及责任条款等），这就使相关纠纷的处理存在两种依据和路径，一是依据运输合同，一是依据相对独立的各类代理协议，两种路径均合法有效，主要区别在于所涉主体不同，前者直接是承托双方，后者则是承托双方之间的代理，后者将原本属于前者承托之间的纠纷转换成了承托双方之间代理的纠纷。故，即使浙江外代公司就本案货运签发了提单，与货主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浙江外代公司仍可选择依赖代理协议；其次，涉案货物虽在美国被查验、在交付地产生滞箱费，但浙江外代公司诉请费用与查验无直接关系且货物已交付给收货人，双方间的代理协议中对此情形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我国《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三节“托运人的责任”中未规定托运人须承担货物在目的港的滞箱费，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第八十七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以上规定可见，法律在分配托运人、收货人对装、卸货港相关费用的基本义务时，确定了托运人承担装港费用、收货人承担卸港费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恰与托运人、收货人在运输活动中担负的角色、活动的内容、控制力相适应，涉案滞箱费产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是收货人未及时提货。根据运输合同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货运代理合同原则上不能背离运输合同对权利、义务的基本划分。对此，双方代理协议也有明确的认知，第一条第三款B项所谓的包干费明确系指“国内段费用”而对国外段的相关费用未有明确规定，第一条第16款有关目的港无人提货的相关规定恰为解决货物交付不能的情况，将正常交付时应本由收货人承担的责任在交付不能时转由托运方承担，故浙江外代公司主张第一条第16款规定仅是列举而应当适用于案涉滞箱费，显系对相应法规、合同条款的错误解释。而且，浙江外代公司方在业务进行中也知道应当并实际上向收货人收取滞箱费，只是收货人拒付；再次，浙江外代公司未主张并证明双方对于前述托运人、收货人的基本责任另有不同约定，也未主张并证明本案托运人、收货人的同一性；最后，浙江外代公司在马士基公司提单的基础上另行签发了自己的货代提单，隔绝了马士基公司与收货人直接联系，浙江外代公司应依据自己的提单向收货人主张滞箱费。浙江外代公司根据其与马士基公司之间的提单支付的滞箱费，将本应由收货人最终承担的滞箱费主张系为宁波外运公司垫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浙江外代公司诉请宁波外运公司承担本案滞箱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基于前述结论，对涉案滞箱费数额的合理性问题不予审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3月9日判决：驳回浙江外代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23元，减半收取计561.5元，由浙江外代公司负担。浙江外代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本案系当事人对货物交付地发生的滞箱费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错误，本案系当事人双方对于中转港因查验所发生的滞箱费而引起的纠纷。2.原判认定“浙江外代公司诉请费用与查验无直接关系且货物已交付给收货人，双方间的代理协议中对此情形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错误。案涉滞箱费系在中转港码头因查验所产生，双方代理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对于中转港所产生的滞箱费，浙江外代公司可向宁波外运公司实报实销。3.原判认定“涉案滞箱费产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是收货人未及时提货”错误。4.原判认定“浙江外代公司在业务进行中也知道应当并实际上向收货人收取涉案滞箱费”以及“浙江外代公司应依据自己的提单向收货人主张滞箱费，其将本应由收货人最终承担的滞箱费主张系为宁波外运公司垫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错误。本案浙江外代公司兼具代理人与无船承运人的身份，在电放的情况下没有向收货人收取费用的权利。其有权根据与宁波外运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权利。二、原判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宁波外运公司答辩称：一、浙江外代公司主张的滞箱费发生在波特兰而非西雅图，而马士基公司签发的提单表明西雅图是卸货港，可以证明浙江外代公司主张的大前提不存在。二、浙江外代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货物存在查验，或者滞箱费与查验有关。三、双方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不适用本案。上述代理协议仅明确了国内费用的负担，浙江外代公司无权将应由收货人承担的费用转嫁给宁波外运公司。本案中滞箱费的责任主体是收货人而非托运人。四、电放只是货物交付方式，不影响提单效力，承运人可以行使留置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浙江外代公司提交了其与马士基公司及国外代理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案涉集装箱于2018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期间一直位于西雅图CEVA检测站中，滞箱费亦产生于西雅图。宁波外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邮件形成于境外，未经公证认证，证据也无翻译件；内容上只是对集装箱号的进出予以说明，不能证明进出港是波特兰还是西雅图。本院经审核认为，经浙江外代公司当庭演示，上述邮件系浙江外代公司工作人员转发给其代理律师，附件显示是由后缀名为CEVA公司的邮箱发给马士基公司，再转发给浙江外代公司。但上述邮件均系英文，浙江外代公司并未提供翻译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关键证据即进出检测站的时间均系手写，亦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此不予认定。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所涉滞箱费发生的法律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双方对于本案由一审法院管辖以及适用我国法律进行审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浙江外代公司是否有权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垫付的滞箱费，以及相应的金额是否合理。双方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宁波外运公司的托单以及浙江外代公司出具的提单，案涉货物的托运人为ZHEJIANGCATHAYATRADEANDDEVELOPMENTLIMITEDCORP，浙江外代公司系案涉货物的无船承运人，宁波外运公司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其无须独立承担付款义务。但本案浙江外代公司与宁波外运公司另行签订了《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故宁波外运公司应否承担付款义务取决于上述协议的约定。案涉《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第16款规定：“货物出运后发生目的港无人提货或收货人弃货、拒绝提货等情况时，浙江外代公司应及时将承运人就有关上述信息告知宁波外运公司，并有权向承运人披露宁波外运公司，由承运人向宁波外运公司追索由此产生的滞箱费、码头堆存费，及可能发生转运、仓储、拍卖、销毁等而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若承运人或目的港相关主体向浙江外代公司收取上述相关费用，宁波外运公司保证承担上述相关费用，并无条件向浙江外代公司支付上述已垫付费用。”但本案浙江外代公司主张滞箱费发生的原因是海关查验，收货人在海关查验后已提取货物，故不属于上述条款规定的情形，其无权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垫付的滞箱费。浙江外代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协议明确约定上述滞箱费由宁波外运公司负担缺乏依据。此外，上述代理协议第一条第3款规定：“浙江外代公司在遇到甩箱、海关查验等特殊情况，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宁波外运公司，并协同宁波外运公司做好协调等相关工作，尽量减少费用。”但浙江外代公司并未将海关查验的事实及时告知宁波外运公司，本案审理中也无法提供海关查验的相应证据。结合浙江外代公司还于2019年5月9日告知宁波外运公司不用交费，已解决问题的事实，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综上，本案浙江外代公司与宁波外运公司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浙江外代公司向宁波外运公司主张的垫付费用不属于上述协议约定的范围，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3元，由上诉人浙江外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裘剑锋审判员 黄 青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