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4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崇岱，男，197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再庆，山东鲁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宝辉，女，197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崇岱（系朱宝辉之夫），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文登区相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40-2号。法定代表人：侯贵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寿丽，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曙光，女，197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原审第三人：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6号。法定代表人：丛培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志磊，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文登区相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和资本公司）及原审被告于曙光、原审第三人山东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登农商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崇岱、朱宝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相和资本公司对上诉人宋崇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由被上诉人相和资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宋崇岱系有偿转让股权，且相和资本公司早在2015年时已经知道存在撤销事由，其现起诉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依法不应得到支持。1.2015年12月24日-25日，宋崇岱与于曙光及文登农商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有偿转让给于曙光。在2015年民间借贷案件的保全过程中，相和资本公司已经知道宋崇岱股权转让一事，故撤销权行使的法定期间应当自2015年12月底开始计算，根据合同法第75条的规定，相和资本公司未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利，已丧失撤销权。2.宋崇岱系有偿转让股权，不存在无偿转让或低价转让的情形，案涉股权是贷款购买的，股权转让后，由受让人于曙光继续偿还贷款本息，足以证实案涉股权系有偿转让。另，2015年12月31日，宋崇岱在股权转让之后才收到相和资本公司起诉的传票，宋崇岱并没有恶意逃避债务，当时相和资本公司并非宋崇岱的债权人，宋崇岱的行为没有对相和资本公司造成损害，故案涉股权转让不应予以撤销。3.于曙光等受让人系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但一审判决没有体现该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撤销权应符合下列情形，低价和无偿转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但案涉股权转让明显不是无偿转让，对相和资本公司的债权并未造成实际损害，受让人于曙光等也不知道该情形，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情形。4.一审判决对被告朱宝辉、于曙光主体身份表述不清，本案被告不明确，一审程序明显有瑕疵。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相和资本公司辩称，上诉人宋崇岱在明知其担保的债务到期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将其名下的巨额股权无偿转让给妻子和妻子的亲密朋友于曙光，而上述两次转让时间非常短，也没有约定相应的对价，在本案提起诉讼后，股权的最终受让人于曙光甚至没有参加庭审，明显有刻意回避之嫌，宋崇岱称于曙光系善意受让人且不知道本案的相关情形，但若于曙光确系善意受让人，则其不可能在本案涉及诉讼后却放任不予处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文登农商行述称，本案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相和资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宋崇岱与朱宝辉及被告朱宝辉与于曙光、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和资本公司诉于德平、宋崇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3月17日做出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5）威文高民一初字第41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于德平偿还相和资本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驳回相和资本公司要求宋崇岱对该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相和资本公司上诉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鲁10民终126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相和资本公司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29日做出（2018）鲁民再116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变更第三项为宋崇岱对于德平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年5月相和资本公司申请执行生效判决，2019年5月22日执行法官在查找宋崇岱财产时，获取加盖第三人业务专用章的股东账户交易明细，记载宋崇岱于2015年12月24日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朱宝辉。另，宋崇岱与朱宝辉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宋崇岱与朱宝辉及第三人于2015年12月2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宋崇岱将其在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70万元股权转让给朱宝辉，朱宝辉又将该股权转给于曙光，并与于曙光及第三人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内容中均未载明股权转让对价。又，宋崇岱系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人员，现任第三人文登营支行行长。2016年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第三人，第三人公司章程规定，发起人持有的股份三年内不得转让。庭审中，相和资本公司陈述，宋崇岱为逃避债务，在两日内将名下股权违规转让给于曙光，且未约定转让价款，宋崇岱无偿转让财产，侵害了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74条、75条规定，债权人享有撤销权。2015年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相和资本公司曾申请法院对宋崇岱的财产进行保全，因股权已经不在宋崇岱名下，未能保全。但当时不清楚股权是无偿转让还是低价转让还是正常转让，并不清楚是否存在撤销的事由。该案件审理中，相和资本公司的代理人所陈述的内容，并不足以证实当时就已经明确知道案涉股权转让存在法定可撤销事由，根据该代理人的陈述，当时代理人只是怀疑宋崇岱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并且在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时，见到宋崇岱在进行股权转让，但由于宋崇岱拒绝接受法院的保全裁定，因此法院没有对案涉的股权进行查封。该份笔录中的内容不能证实相和资本公司的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时效，反而可以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2019年6月份左右，民间借贷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执行法官查询了宋崇岱股权转让的相关证据，并告知相和资本公司案涉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这才知道宋崇岱为逃避债务将其名下股权无偿转让给了案外人。因此案涉的撤销权时效应当从2019年6月开始计算。且知道股权转让与知道股权转让存在法定撤销事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案涉股权的两次转让，协议中均没有约定对价，庭审中宋崇岱没有提供受让方支付合理对价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案涉股权的转让系无偿转让。相和资本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后，调取第三人公司章程，案涉股权仍然登记在于曙光名下，工商登记当中也没有案涉股权由于曙光变更为其他人的记录。（2015）威文高民一初字第416号民事判决结果导致相和资本公司丧失了对宋崇岱的债权人资格，在再审判决做出之前，相和资本公司无权行使相关权利，直到再审案件判决后，相和资本才重新取得对宋崇岱的债权人资格，故案涉撤销权之诉未超过法定期限。宋崇岱陈述，（2015）威文高民一初字第416号案件审理时，收到相和资本公司起诉的传票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卷宗笔录第7、8页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相和资本公司当时知道我转移房产、车、股权的事情。入股时因资金紧张，以妻子朱宝辉的名义贷款129万元，用于购买70万股权，每股价格1.85元。该笔贷款授信期限为2015年9月12日至2020年8月24日。因为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朱宝辉对名下的贷款有意见，就将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转让给朱宝辉。因为家庭财务困难，朱宝辉又将股权转给了同事于曙光，由于曙光偿还朱宝辉名下的贷款本息。相和资本公司对宋崇岱提交的贷款证，贷款转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案涉债权系有偿转让。第三人陈述，只对股权转让的形式进行审查，据第三人了解宋崇岱、朱宝辉、于曙光之间属于有偿等价转让，于曙光已经将股权再次转让给他人，故第三人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案涉股权发生在2015年12月24日、25日，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原文登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内部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丙方为文登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当时并未成立文登农商行，相和资本公司提交的是文登农商行的公司章程，形成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庭审笔录第7页能看出相和资本公司在该案中申请查封宋崇岱在原农村合作联社的股权，并明确表述亲眼所见宋崇岱在进行股权转让，已经知道宋崇岱进行股权转让的情况，且发现宋崇岱转移财产，包括车、房子、股权，相和资本公司在当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宋崇岱转让股权的事实。即使存在撤销事由，相和资本也应当在2015年12月份开始计算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一年期限为不变期间，现在请求撤销已经丧失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宋崇岱为于德平的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应为于德平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宋崇岱在该案一审审理中将名下70万的股权份额转让，事实清楚。该股权转让行为可否被撤销，相和资本公司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一年的期间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相和资本公司诉请于德平、宋崇岱偿还借款本息时，宋崇岱在诉讼中将持有的70万元股权转让给朱宝辉，继而又转让给于曙光，且在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转让价格。宋崇岱提交的朱宝辉贷款129万元的证据，仅能证明贷款事实，但不能证实用于购买案涉股权。其在庭审中陈述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朱宝辉将股权转让给于曙光，由于曙光偿还朱宝辉名下的贷款本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朱宝辉、于曙光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放弃提交证据及质证的权利。故，宋崇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转让股权的对价数额、交付方式，有悖交易获利的原则。宋崇岱在可能被判令承担债务的情况下，无约定对价转让股权，该行为导致其财产减少，可能造成不能履行生效判决，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应被撤销。相和资本公司在2015年12月对宋崇岱的股权保全时虽然已经知道案涉股权被转让，但因案涉股权系内部股权转让行为，相和资本公司主张无法获知转让详情，符合客观事实，即当时并不知晓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其权益。且因一审判决宋崇岱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相和资本公司为此上诉、申请再审，直至2019年4月省高院做出再审判决，在诉讼未终结前该公司尚无依据主张撤销案涉债权。故宋崇岱及第三人抗辩相和资本之诉超过法定期间，起算时间点不当，不予采纳。综上，相和资本公司之诉，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撤销宋崇岱与朱宝辉于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撤销朱宝辉与于曙光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宋崇岱、朱宝辉、于曙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威银监准（2015）71号《威海银监局关于同意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复印件一份，该文件中确认案涉股权发行改价格为1.85元，其中0.85元用于购买不良资产，弥补改革缺口。证明案涉股权每股1.85元乘以70万股等于129.5万元，与朱宝辉贷款数额相符，且案涉股权没有很高的市场价值，无法对外转让取得溢价，宋崇岱作为银行内部职工不得已承担该责任，并非相和资本公司所称的巨额股权。证据二、朱宝辉为购买股权在文登农商行借取了129.5万元贷款，于2015年9月13日取款后转存到宋崇岱个人账户，宋崇岱于当日购买案涉股权以及相应的不良资产的取款、存款及转账凭证9张，宋崇岱于2015年9月13日从杨向丽处受让股权、于2015年12月24日转让给朱宝辉的相应股权转让记账凭证、股权证书持有人基本情况共4张，以及朱宝辉于2015年12月24日转入、于12月25日转出的股权变动记录1张复印件。证明2015年12月24日由于宋崇岱与朱宝辉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宋崇岱将股权转让到朱宝辉名下，朱宝辉感觉股权分红不理想，于2015年12月25日将股权转让给于曙光，转让股权的对价是以承担银行贷款并支付利息的方式。一审判决认定属于无偿转让，与事实不符。经质证，相和资本公司认为宋崇岱提交的上述两宗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一可以证实案涉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85元，至于其中0.85元的用途是购买不良资产还是用于其他，与股票的价值并无影响。并且根据文登区人民法院在其他案件对文登农商行股票的执行拍卖过程中的评估，也可以看出该行的原始股拍卖价格，在评估过程中也是每股1.85元，案涉70万股总价值129万余元，对任何家庭来说均不是一笔小的财产。证据二，只能证明朱宝辉从银行贷款129万元，资金流水只能看出资金的走向，但不能看出朱宝辉贷款时的具体用途，而且宋崇岱并不是从文登农商行购买的原始股，而是从案外人杨向丽手中受让取得，若需要支付股票对价，也不可能直接支付给文登农商行，应支付给出让人杨向丽，因此上述资金流向是否与本案有关，并不具有排他性。另外，宋崇岱提交的上述证据仅围绕案涉股权宋崇岱购买时的资金来源，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对外转让股权时取得了相应的对价，其主张转让股权的对价是通过转让贷款的形式实现，但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贷款人变更的相关材料，没有证据证实于曙光是否通过受让贷款的形式取得股权。本院经审查，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提交的证据一、二均系复印件，被上诉人相和资本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暂不予确认。即使系真实的，证据一系威海银监分局关于文登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并未体现案涉股权当前的市场价值，不足以证实宋崇岱、朱宝辉主张的事实；证据二系宋崇岱购买股权前后其与朱宝辉夫妻共同财产的资金流向，不足以证实宋崇岱转让股权时是否取得了相应对价的情况，故本院对宋崇岱、朱宝辉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应否被撤销；二、一审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关于焦点一，首先，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主张案涉股权系有偿转让，于曙光等受让人系善意第三人并以承担朱宝辉银行贷款、支付利息的方式受让案涉股权。对此，本院认为，宋崇岱于2015年12月24日、25日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妻子朱宝辉，后由朱宝辉转让给于曙光，案涉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明确约定转让价格，仅约定转让价格由转让方与受让方自行协商，文登农商行对此不需负责。宋崇岱、朱宝辉主张于曙光等受让人系通过代朱宝辉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的方式支付对价，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宋崇岱、朱宝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宋崇岱转让案涉股权时取得了相应对价的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依据上述规定，在宋崇岱、朱宝辉、于曙光不能证明案涉股权系有偿转让的情况下，受让人于曙光等无论主观上是否系善意，债权人有权在其债权受到损害时撤销该转让行为，恢复财产的原状。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和资本公司与于德平、宋崇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于德平应偿还相和资本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承担自借款之日2014年6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宋崇岱对于德平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该案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已从被执行人宋崇岱处执行部分款项，足以证明主债务人于德平不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宋崇岱、朱宝辉二审期间主张主债务人于德平具有偿债能力，并提供了相应财产线索，但据相和资本公司落实执行机关，宋崇岱、朱宝辉提供的财产线索均不在于德平名下。因此，本案宋崇岱未明确约定对价转让股权的行为导致其财产减少，造成不能充分履行生效判决判令其承担的义务，损害了债权人相和资本公司的利益。相和资本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其次，关于被上诉人相和资本公司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除斥期间的问题。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主张相和资本公司于2015年即知道存在撤销事由，现起诉撤销权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依据上述规定，债权人知道撤销原因的，自知道之日起，为一年。债权人不知道撤销原因的，自诈害行为发生之日起，为五年。期间届满，债权人撤销权消灭。相和资本公司虽然于2015年12月在对宋崇岱股权保全时知晓案涉股权被转让，但因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系内部股权转让，相和资本公司称其当时无法获知详情亦符合常理，其于2019年5月申请执行生效判决时从执行法官处获取股东账户交易明细时才知晓撤销事由，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亦未超过自该转让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期间。且一审法院认为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宋崇岱对于德平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前，相和资本公司并无依据向宋崇岱主张撤销，故对宋崇岱关于相和资本公司行使撤销权超过法定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宋崇岱、朱宝辉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一审程序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应有明确的被告，本案一审判决列明的朱宝辉、于曙光信息不完整，系程序瑕疵。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应符合的条件之一为有明确的被告，即应将起诉对象具体化、特定化。本案相和资本公司起诉的被告朱宝辉、于曙光称谓明确，朱宝辉系宋崇岱之妻，于曙光系文登农商行事后监督科工作人员，根据上述信息能够确定具体化、特定化的对象，进而明确身份信息，本案被告明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虽一审判决列明的当事人信息不完整，但不影响一审裁判结果。一审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宋崇岱、朱宝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崇岱、朱宝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宋崇岱、朱宝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