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云，女，194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向东，河南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琴，女，193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南，河南郑韩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秀云与被上诉人张秀琴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秀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向东，被上诉人张秀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秀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张秀云和张秀琴共有的位于新郑市××北大街××院××号因拆迁安置分配的6套房屋，分别为新郑市故里新家园北区3号楼1单元2701、北区1号楼1单元601、北区5号楼1单元302、北区5号楼1单元303、北区5号楼1单元1602、北区5号楼1单元1603，补偿面积共计为683.8平方米，双方平均分配;因拆迁所得的补偿费共计291632元，双方平均分配；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秀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不予认定张秀云与张秀琴双方对涉案房屋共有，属事实认定错误。1.由中原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张秀云《职工阶级登记表》档案和在新郑市房管局调取的涉案房屋产权档案及张秀琴提供的《宅基地证》和该房屋产权档案，结合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的来龙去脉：张秀云、张秀琴父母在世时有房产，1954年先后病故后，大约1956年张秀云、张秀云哥哥张长发、张秀琴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房屋因政府在该地址建面粉厂，被政府征用并安置张秀云和张长发、张秀琴到本案涉案房屋地址的房屋共同居住。1960年张秀云出去上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居住，时常回家，房屋改建时，张秀云还出过财物，但张秀云一直没有放弃老宅房屋的共有权。双方为姐妹关系，关系一直不错，对该房屋一直没有分家析产，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该涉案房屋登记在张秀琴一人名下，直到2019年双方对共有的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房屋和补偿款分配达不成一致才发生了纠纷；2.双方调取的房管局房屋档案关于房屋的来源尽管表述不同，但是不管是显示继承、兑换还是分得，涉案房屋都是由双方共有老宅的房屋发展而来，双方为分家析产，没有发生纠纷，这是事实。而张秀琴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该老宅的房屋发生过分家析产的事实，但张秀云提供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对老宅房屋共有的事实；3.从我国历史原因和传统习惯来看，该涉案房屋登记在张秀琴一人名下是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直没有分家析产，也符合常理。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共有房屋登记在兄弟姐妹中一人名下如何处理的问题有批复，一审法院判决不予引用，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6月15日有明确的批复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意见为：一人以个人名义领取的产权证，可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因此，在张秀云有证据证明本案涉案房屋为双方共有房屋的事实，又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不予引用，属法律适用错误。另，补充：1.五十年代初期，张秀云家分了大房子和14亩地，住在老公安局东门对面。1955年农历5月张秀云母亲去世后，张秀云一家又搬到新郑城关××大街××（××后来××院××），同年农历10月张秀云父亲病故。1957年前后，张秀云家房子被征用建纺织厂，其先搬到上边（××西，之后又调到下边三家的一个院，后来又搬回了北大街47号院6号，张秀云的姐夫柳逢春与其一家共同居住；2.1961年，张秀云在新密矿务局梁沟煤矿机务工段当工人，随后于1964年调入郑州印染厂工作。1979年修复房子，张秀云出钱让其儿子的姑父拉沙、拉石灰，1987年又返修加盖，张秀云与丈夫王治明送去5000元现金。张秀琴曾说过房子下来让张秀云挑，给她个大房；3.1982年，柳逢春在换房产证时将张秀琴的名字改为柳逢春，张秀琴随后领证时又将名字改了回来；4.2014年拆迁后，张秀云只得到了一套80㎡的房子，对此张秀云认为其应当分得更多一点。张秀琴辩称，一、双方父母逝世时间为1955年，而张秀琴在1953年与丈夫刘逢春结婚时就搬到了政府分配的位于新郑县××大街的新宅，1955年张秀琴已经生育长女刘青霞。而此时张秀云只有9岁，一直跟随父母居住生活。1956年父母老宅拆迁时二老已逝世，政府并未再给张家安置新宅子，张秀琴也就不可能再占着娘家新房子。时年张秀云也只有10岁，不清楚当时的家庭情况，也不可能对客观事物有客观的认识，不清楚父母的逝世时间，不清楚当时张秀琴是否结婚、住在何处，也不清楚当时的拆迁安置方案，有的可能只是60年前的模糊印象。这一点在张秀云一审起诉状中与上诉状中关于父母死亡时间的矛盾陈述中尤为体现。二、上诉状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产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内容现行法律已有规定，故不应再参考适用该批复。重要的是根据现有共有权的规定可知，未经登记仍享有权利的前提具有共有权，张秀云始终对张秀琴的房子不享有任何权利，而没有权利基础何谈享受权利呢。三、张秀云在上诉状中称提交的房屋档案信息因缺乏证据要件且与张秀琴提供的证据内容冲突，未被一审法院作为定案证据。何况也并没有体现出张秀云的证明目的，更没有显示出涉案房所谓的来龙去脉。四、根据当时政策，张秀云十几岁到郑州上学时取得城市商品粮户口，毕业后在郑州工作居住至今，其早已不再具拥有集体成员身份，也不可能再获批宅基地。张秀琴所有的新郑市北大街××号不动产属于两层以下自建房，根据张秀云无异议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规定，说明拆迁是以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的，与土地上的建筑无关。而张秀云在新郑市北大街即不拥有集体人员身份，也没有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此情况下要求分得安置房待遇没有任何依据。五、案涉房屋经过多次翻建，后来翻建和拆除有张秀琴提交的1984年颁发的宅基证和2013年拆迁协议予以证实。所以拆迁时新郑市北大街××号不动产和父母当时遗留的老宅根本不是同一处房屋。张秀云要求享有以新郑市北大街××号不动产为基础的拆迁补偿待遇的请求不能成立。六、本案现有的证据：1984年的宅基地证、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2002年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明细表、故里新家园安置户房屋收据领取登记表均证明张秀琴是新郑市北大街××号不动产的所有人。七、双方对北大街47号6号不动产不存在共有关系。上诉缺乏事实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另，补充：一、补充说明体现了张秀云对之前的事情发生和时间并不清楚，时间和事情陈述的比较错乱。父母的死亡时间，起诉状上说是1956年，上诉状上又变成了1954年，补充上又变成了1955年，这说明张秀云对之前的事情肯定是不清楚的。二、一审当中，证人出庭作证并且提交的证明书上面所证明事项均为1975年发生的事情，在补充说明里边又变成了1987年。1975年在人均工资一、二十元的情况下，5000元钱能够盖五座或者七座房子，张秀云是一般职工，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所以这些事实不存在。三、张秀琴的丈夫柳逢春时任公安局局长，后来又任检察院院长、之后又到政法委工作，政府给其安排的有住房，张秀琴与柳逢春结婚时已经搬到政府安排的住房内，没有在张家的院子居住。拆迁时，基于张秀琴与柳逢春的共同财产，安置到现在新郑市北大街，所以这个房产自始至终就与张秀云没有任何关系。张秀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秀琴将张秀云、张秀琴共有的位于新郑市新建办北大街47号院6号拆迁补偿房屋面积和过渡费的一半价值共计约1792500元支付给张秀云。诉讼中，张秀云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张秀琴将张秀云、张秀琴共有的新建北大街47号院6号因拆迁安置分配的6套房屋，分别为新郑市故里新家园北区3号楼1单元2701、北区1号楼1单元601、北区5号楼1单元302、北区5号楼1单元303、北区5号楼1单元1602、北区5号楼1单元1603，补偿面积共为683.8平方米，与张秀琴平均分配。因拆除所得的补偿费共计291632元，与张秀琴平均分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秀琴、张秀云系姐妹。二人均认可其父母生前在原××大街居住，张秀云主张父母于1954年去世，张秀琴主张父母约于1955年去世。张秀云主张父母在原××大街居住的老宅因××被政府××了××新郑县××号院6号，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张秀琴对此不予认可，抗辩其父母病故前居住的老宅××大街；张秀琴与柳逢春于1953年结婚，柳逢春原籍在原××县观音××镇，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在新郑县公安局工作，是国家干部，政府将二人的新家也安置在了原××大街；1956年时，因原××大街搬迁，其与丈夫柳逢春、大女儿一家被安置在了××新郑县××号院；其父母在搬迁前已去世，不属政府的安置对象，父母的老宅并没有给安置其他住所；父母去世时，留有妹妹张秀云不满10岁，和一弟弟，其将弟妹接到新郑县北大街47号院居住、抚养，后弟弟意外身故。张秀琴的上述辩称亦未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张秀琴提交宅基地证一个，该宅基地证显示户主姓名为张秀琴；人口男3、女3；住址为北大街××东，宅基地面积0.48亩；平房三间、楼房三间；发证时间为1984年4月1日。张秀云提交书证（复印件）一张，该证据显示：产权人张秀琴；房屋坐落于新郑市××大街中段东侧；“产权来源取得日期”为“1987年老宅改建（继承）”；房屋情况为2层，混合建筑结构，建成年份为1987，间数为10间，用途为住宅；交验证件为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张秀云诉称该证据从新郑市房地产档案复印所得，但档案管理人员拒绝为该证据加盖新郑市房地产档案专用章。张秀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辩称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对，且经过剪裁。张秀琴提交从新郑市房地产档案管理处复印的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一张，显示：产权人为张秀琴，房屋坐落新郑西大街北街47付6号；“产权来源取得日期”为“分得”；房屋情况为混合建筑结构，建成年份为87，第2层有10间建筑面积219.65平方米，第1层有1间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张秀云提交从新郑市房地产档案管理处复印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一张，该证据显示：所有权人为张秀琴，房屋坐落于城关西街××46-6地；房屋状况为第2层10间，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219.65平方米，第1层1间，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13.31平方米；附记“扩建此证作废2002.4.8号”；该存根上加盖作废章。张秀云、张秀琴均提交从新郑市房地产档案管理处复印的房屋所有权（存根），该证据显示：房屋所有权人张秀琴，房屋坐落于新郑市北大街××号，产别为私有房产；房屋为混合结构，2层建筑面积共249.35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面积为263平方米，权属性质为集体；领证日期为2002.4.8；领证人为张秀琴。张秀云、张秀琴均提交张秀琴（乙方）与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甲方）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双方就房屋和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签订如下协议，一、乙方房屋基本情况为两层及两层以下住宅类自建房，层高2层，土地面积263平方米；二、根据补偿安置方案，甲方应按照乙方居住性用房631.2平方米；安置地点为新区第二社区；自建房屋按土地面积5:1比例在城市规划区分配集中型营业用房52.6平方米；三、居民自建房主体建筑外隔热层补助10000元；居住性用房过渡费（12个月）共计75744元，搬家费补助12624元，供排水共计补助12624元，有线电视移机费补偿240元，空调移机费补偿400元，以上合计111632元，按照货币补偿方法，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由乙方自行过渡；四、双方愿意按照货币补偿和房屋置换方式实施拆迁，乙方严格按照规定的搬迁时间搬迁完毕，并向甲方交回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有效证件。1、对在2013年10月27日前搬迁的，奖补80000元；2、2层房屋/空宅，在2013年10月27日前搬迁的，奖补100000元；以上三、四项合计，甲方向乙方共奖补291632元等。张秀云提交从新建路街道办事处复印的《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明细表》，该证据显示户主张秀琴的房屋补偿、货币补偿与上述协议一致。张秀琴提交《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问答》（复印件）一份，该证据显示：居民自建房两层及两层以下按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的2倍计置换基数，按1:1.2比例置换居住性房屋；居住性房屋以置换后的面积为基数，过渡费每月10元/㎡，按月计算，按年发放；搬家费、供排水均按置换后的居住性房屋面积为基数，以20元/㎡一次性补助等。张秀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张秀云提交从新建路街道办事处复印的《故里新家园安置户房屋收据领取登记表》，证明张秀琴因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的房屋为北区3号楼1单元2701（建筑面积121.60㎡）、北区1号楼1单元601（建筑面积122.42㎡）、北区5号楼1单元302（建筑面积81.74㎡）、北区5号楼1单元303（建筑面积81.74㎡）、北区5号楼1单元1602（建筑面积81.74㎡）、北区5号楼1单元1603（建筑面积81.74㎡）。张秀琴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依据该证据，上述六套房产的面积共计为570.98平方米。张秀云提交其于1965年5月27日填写的职工阶级登记表，该表内容显示：张秀云登记其单位国营郑州印染厂，籍贯为河南省新郑县城关街道县后街，现住址新郑××××号；父亲母亲均在五四年病故；解放前家庭什么都没有，靠父亲卖馍维持生活，解放后分十四亩地，房子三间，全家以农为生；姐张秀琴以农为生，姐夫柳（刘）逢春在新郑县委组织部工作，党员；53.4-61.8，在新郑县上学，61.8-64.3，在新密煤矿当工人；64.3到现在，国营郑州印染厂当电话员。张秀云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975年，位于新郑市北大街××号的房屋翻盖时，其有拉沙拉灰和出资5000元。证人周某陈述其系与张秀云系亲戚关系，证人的妻子系张秀云丈夫的妹妹。张秀琴对证人周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辩称房子实际翻盖的时间是1979年，证人并未到过施工现场，盖房子时张秀云有回来过，想要给张秀琴钱，张秀琴没有接收。一审法院认为，张秀云、张秀琴均认可其父母去世前在原××大街居住有老宅，老宅已因拆迁灭失，拆迁安置的时间为1956年，该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2013年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前，位于新郑市北大街××号的房屋和土地是否系张秀云、张秀琴父母生前位于原××大街的房产在1956年拆迁安置所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秀云主张诉争的房屋和土地是其父母生前位于原××大街的房产在1956年拆迁安置所得，其与张秀琴因继承对该房产形成共有关系，其为此提交的书证（复印件）中虽显示“产权来源取得日期”为“1987年老宅改建（继承）”，但该证据系复印件，与张秀琴提交的从新郑市房地产档案管理处复印的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中“产权来源”为“分得”的登记内容不一致，鉴于张秀云自其父母死亡后至今未主张诉争的房屋和土地为其父母遗产，其应与张秀琴共同共有，因权利长期不行使，证据易灭失，1956年的拆迁安置距今年代久远，涉及其父母生前房产、及房产是否有在当时被拆迁安置的具体证据举证查证困难，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诉争房屋土地来源的情形下，张秀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且，张秀云、张秀琴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记载房屋建成年份为1987年，并非张秀云、张秀琴父母于1954年、1955年去世时房产的状况。张秀琴抗辩诉争的房屋系其个人所有，土地系集体土地，为此举证的宅基地证、房屋所有权（存根）能够证明其主张。并且，张秀云在1965年5月27日填写的职工阶级登记表中陈述其家庭“解放后分十四亩地，房子三间”，而诉争的房屋和土地在2013年征收补偿安置时的房产状况为2层，建筑面积共249.35平方米，自1956年后已经两次改建，故能够认定诉争的房屋并不是张秀云、张秀琴父母死亡时遗留的房产。证人周某虽出庭作证，但鉴于证人与张秀云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未有其他证据辅助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秀云主张其参与了房屋改建并有出资证据不力。依据《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政策问答》中确定的的补偿安置方案看，张秀琴安置的居住性用房631.2平方米、分配的集中型营业用房52.6平方米与新郑市北大街××号土地的土地使用面积及土地上的住宅性自建房屋有关。依据张秀云在1965年5月27日填写的职工阶级登记表中陈述的其本人经历，其自1961年8月起到新密工作，之后于1964年3月到郑州工作。张秀琴抗辩张秀云至今一直在郑州市××、生活，户籍早已落户郑州，并不具备新郑市北大街集体成员资格，而新郑市北大街××号的土地系集体土地，张秀云不是拆迁安置房屋内的被安置人员，不属2013年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对象，不应享有拆迁安置利益，于法有据。依据张秀云提交《故里新家园安置户房屋收据领取登记表》，张秀琴实际分得的六套房产的面积共计为570.98平方米，并非张秀云主张的补偿面积共为683.8平方米。张秀云主张诉争的房屋和土地2014年拆迁，张秀琴承诺给其房子，未提交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证据不力，张秀琴亦不予认可，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并结合新郑市北大街××号土地上房产的产权登记情况及一直由张秀琴及其家人使用的情况，张秀云主张2013年时位于新郑市北大街××号土地上被拆迁安置的房产为其与张秀琴共同共有不能成立。张秀云请求与张秀琴平均分配因新建北大街47号院6号拆迁安置分配的6套房屋及因拆除所得的补偿费共计291632元，证据不力，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该院判决：驳回张秀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32元，减半收取为10466元，由张秀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张秀云提交证据一组共五份：1.新郑市故里新家园《业主手册》一份，里面有张秀琴于2017年8月份同新郑市新建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新郑市故里新家园社区北区5号楼1单元302号房屋（以下简称该安置房屋）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2.该房屋安置房屋的《款项明细单》一份；3.张秀云交付该房屋物业费、垃圾清运费、电梯使用费、装修保证金《收据》各一份；4.张秀云交付该房屋水、电费《收据》各一份；5.张秀云交付该房屋水、电费缴费卡两张。以上证据用以证明：本案涉案房屋被拆迁后，基于张秀云与张秀琴对涉案房屋的共有关系，张秀琴只给付了张秀云一套房产，并将相关手续交给了张秀云，张秀云收房后也缴纳该安置房的相关费用。张秀琴发表质证意见为：1.张秀琴不认为这是新证据，这个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当中提供并进行质证，现在拿到二审不应该当新证据对待；2.从内容上来看，业主手册也只有一个封面，没有其他内容。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张秀琴的信息，与张秀云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所以这一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3.因为现在张秀琴在世的娘家亲人，只剩这妹妹一个了，所以当初承诺过张秀云什么时候回来住，张秀琴给张秀云提供住的地方。因为张秀云是在郑州居住，在新郑没有住处，所以说张秀琴不知道张秀云在什么情况下取得了这些东西。庭后张秀云庭后提交：2020年7月15日在新郑市房屋管理局调取的张秀琴涉案房屋来源档案登记一份，名称为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内容显示涉案房屋来源为继承，为1987年老宅改建证明的事实。该案房屋是由双方当事人的老宅延续而来，一直没有析产，只是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登记在共有人1人名下，应当属于当事人双方共有财产。张秀琴发表质证意见为：1.在一审和二审当中，双方已经确认拆迁时候的房子已经经过多次翻建，并且在一审当中张秀云也说明这个是1975年就翻建过，所以说张秀云说拆迁时的房屋是父母留下的老宅，这一点是不成立的。这个表从庭审当中我们说过，因为这个房子是全新的宅基地，新建的房子还是从老宅翻建这个问题上，当时张秀琴可能是对这个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不太清楚，所以说写明是继承，但是继承前面有字，前提是老宅改建；2.这个申请表也没有直接了当地表明张秀琴实际上就侵害了张秀云的继承权。上面只是写继承，没有写所有的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情况，根据继承法规定，这个也已经经过了最长的20年的诉讼时效；3.拆迁补偿协议上很明确，拆迁补偿是基于张秀琴的集体人员身份所取得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宅基地的情况去进行补偿的，跟地上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申请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共有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张秀琴于1965年5月27日填写的《职工阶级登记表》中载明解放前后其家庭经济变化情况为：“解放前什么都没有，靠父亲卖馍维持生活；解放后分十四亩地，房子三间……”，而争议双方分别举示的《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与《郑州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中均记载房屋建成年份为1987年，张秀云举示的《新郑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另记载产权来源为1987年老宅改建（继承），张秀云亦陈述：“老宅改建中的老宅是指涉案房屋47号院6号……房屋在翻建过程中其不在家，是由张秀琴领着操办的，费用是由张秀琴支出的”。由上可知，拆迁补偿时的房屋状况并非本案当事双方父母去世时的房屋状况，房屋改建过程中由张秀云操办并支出费用。依《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按置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旧城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明细表》、《宅基地证》等证据，可以认定因拆迁补偿所得居住性用房及××型××用房与××北大街××号土地的土地使用面积及土地上的住宅类自建房屋有关。张秀云陈述：“其1960年3月份去新密矿区上学户口就迁到学校，1964年调到郑州工作，户口就落户到郑州了……案涉房屋拆迁后，张秀琴已给付张秀云一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结合上述双方父母去世时的房屋状况及房屋改建的事实，一审法院另结合房屋产权登记情况及使用情况，认定张秀云请求平均分配因拆迁安置分配的房屋及补偿费于法无据，处理适当，符合公平原则，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张秀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32元，由上诉人张秀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皓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苑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