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30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焕玉，男，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坤，贵州瀛黔（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焕鹏，男，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继超，贵州贵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樊益章，男，194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樊焕玉因与被上诉人樊焕鹏及原审第三人樊益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8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焕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将自己分得的16平方米老房子及自修的10平方米住房转让给樊益章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在樊益章未举证证明前述事实的情形下，仅凭樊益章的陈述，便认定樊益章以现金800元加上一些木料购买了上诉人26平方米的房屋。且在1989年，800元现金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巨款，樊益章无力支付该款。事实上，修建老房屋的材料钱及工钱是上诉人与樊益章共同承担的，钱一开始是向亲友借，后来又从信用社贷款偿还亲友，信用社的贷款到1993年才还清。樊益章因犯重婚罪，其1991年至1993年期间在监狱服刑，信用社的贷款都是由上诉人一人在偿还。上诉人对老房子享有一半的产权。2.一审未查清上诉人与樊益章所建房屋获得的拆迁补偿。从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看，上诉人与樊益章所建老房屋及樊焕鹏所建房屋是在一份合同中拆迁安置的，但一审没有区分樊益章、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建房屋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根据樊焕鹏在一审答辩状中关于“在2012年涉案房屋拆迁时，关于第一次修建的64平方米的老房子，答辩人樊焕鹏、原告的父母协商一致，决定分配一套房屋给妹妹樊红艳（面积约为90平方米），父母保留一套，其余归樊焕鹏所有”的陈述可知，64平方米的老房屋在拆迁时至少获得了三套安置房。事实上，老房子在2012年拆迁时获得了4套房屋的拆迁补偿，被上诉人的多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不应采信其陈述的事实。3.樊焕鹏所建房屋实际上是以樊红艳的名义拆迁，相应的拆迁补偿是由樊焕鹏享有。房屋修建时，樊红艳与其前夫居住在北京，其在毕节市没有修建房屋，其在一审的陈述为虚假陈述。被上诉人樊焕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所主张的房屋，是答辩人的房屋被征收所得。原审第三人樊益章述称，1.本案诉讼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在修建老房子时，上诉人只有14岁，修建房屋的材料钱和工钱都是我一人承担，上诉人只是看工地。当时我在粮食局鸭池粮管所，后转入粮食局直属库，每月的工作才27元钱，还向老同学陈庭华借了400元钱，到1985年才将建房款还清。上诉人称其对老房屋有一半的产权不属实。因上诉人称其在公路边修建了房屋，其让我收购他26平方米的住房。由于我没有经济能力，是樊焕鹏买了一头大肥猪，得款450元，家上两年买菜的钱，凑齐800元一次性付给上诉人的。樊红艳在北京居住是在2000年，只居住了一年就回来了。上诉人在1993年时强行霸占公共地盘上修建了房子，后来拆迁赔得7套房子，请求将该7套房子分给樊焕鹏、樊红艳。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樊焕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返还毕节市南部新区安置房六合商城三期A5栋7-A1建筑面积89.69平方米、7-C1建筑面积79.08平方米、7-C2建筑面积79.08平方米；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返还安置过渡费196142.17元;3、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樊益章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樊焕玉、次子樊焕鹏、长女樊红艳。第三人于1982年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修建砖木结构住房61.86平方米。修建该房屋时原告三姊妹均年幼，原告才十四岁。原告于××××年结婚成家，第三人分16平方米给原告夫妻居住，原告自行出资挨着老房子添附10平方米住房。1989年，原告提出分家另行选址修房居住，并将自己分得老房子16平方米及自修10平方分米住房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将原告26平方米住房的材料工价折合现金800元并加上一些木料一次性给付原告、并允许原告在本户公共地盘上选址建房、分给原告部分油盐、粮食、煤炭。1983年第三人前妻去世，1991年至1993年，第三人因婚姻不合法服刑，被告带起其妹樊红艳并照顾其奶奶居住上述61.86平方米住房相依为命。第三人刑满回家后其母1996年去世，被告及其继母熊家琴、第三人、樊红艳同住生活。被告成年后于2005年至2011年之间又挨着上述老房子旁边修建共计307.35平方米住房，至此，上述房屋实际共有人只有被告及第三人、樊红艳。2012年，因毕节市南部新区城市建设项目工程需要，对被告及第三人、樊红艳共有的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述房屋拆迁征收，被告及第三人、樊红艳协商一致同意分出136.42平方米给案外人樊红艳名下，三人分别与拆迁征收人签订拆迁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各自获得相应的安置补偿。原告以其对被告及第三人、樊红艳上述共有拆迁房屋具有一半产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返还所得拆迁安置房及其过渡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是家庭不动产分割，应当从以下因素对本案原、被告、第三人及案外人樊红艳家庭共有财产作认定：1、家庭成员是否存在共同生活关系；2、家庭共有财产是否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形成；3、各当事人法律关系、财产取得原因、各当事人出资、使用情况；4、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家庭财产共有约定；5、是否进行过分家处分。第三人樊益章1982年修建三立两间老房子时，原告系十四岁左右未成年人，不具有出资能力；原告××××年结婚成家分住半间并相邻自行添附修建10平方米房屋，1989年5月，原告提出分家并提出另行选址建房居住，要求第三人回购其26平方米左右老房子，第三人樊益章作为一家之主分了部分油盐、粮食、煤炭、木料、将原告26平方米住房的材料工价折合现金800元一次性给付原告，并允许原告在本户公共地盘上选址建房。1989年原告修好新房搬离老房子起，老房子共计61.86平方米就是被告及其继母熊家琴、第三人、樊红艳、原告奶奶五人居住管理使用。被告成年后于2005年至2011年之间又挨着上述老房子旁边修建共计307.35平方米住房。上述房屋于2012年被拆迁征收安置，原、被告第三人对各自所修建房屋以各自名义与拆迁征收人签订拆迁征收安置协议，各自获得相应的安置补偿，被告、第三人等共有人同意分一部分住房给共有人樊红艳。综上所述，原告对第三人所修房屋及被告所修房屋均不具有共有权，原告主张由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返还毕节市南部新区安置房六合商城三期Ａ5栋7-Ａ1建筑面积89.69平方米、7-Ｃ1建筑面积79.08平方米、7-Ｃ2建筑面积79.08平方米及返还安置过渡费196142.17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328元，由原告樊焕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了：毕节县大兰信用社贷款收回凭证、信用社收回贷款传票，拟证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在1989年时没有能力向上诉人支付800元，上诉人及第三人称在1989年时支付上诉人800元不属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且该组证据显示借款人是原审第三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因为我年纪大了，当年是否贷款，我记不清楚了。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新的待证法律要件事实，故本院依法不作为二审定案证据采信。经本院二审询问，樊焕玉称，1983年修建老房屋时我15岁，当时确实是我父亲借钱修建的，房子修好后，我父亲入狱，所以修建房屋的欠款就由我及我的爷爷奶奶一起种植烤烟、喂猪等来偿还。1989年分家后，老房子都是由我父亲在管理使用。当时分家时我分得的半间房子以及我后来自行修建的10平方房子都借给我父亲使用了。因为我另外找地方修建了房屋，所以我就没有再对老房屋进行管理使用。涉案房屋在1983年的时候修建了64平方米，在2001年的时候修建了32平方米，在2003年的时候修建了67平方米。2001年、2003年修建房屋的时候，樊焕鹏在服刑、樊红艳在北京，所以房屋是我和我父亲共同修建的。2001年修建房屋的钱是由我父亲出的，我只是出了力。2003年修建房屋的砖是我父亲出钱购买，由我父亲出力，我一个人负责砌。我在诉状中主张的我与我父亲共同修建了232.93平方米的房屋，该面积是拆迁面积，而非建筑面积。老房屋的面积是61.86平方米，我父亲修建的老房屋与樊焕鹏修建的房屋是同一个拆迁合同，其中一个是主合同，一个是补充协议，我们无法明确老房屋是否安置到樊焕鹏名下。樊焕鹏称，樊益章所建老房屋，在拆迁的时候是明确在樊益章名下的，我名下的拆迁面积不包括老房屋的面积。樊益章称，1983年以后修建的房屋都是由樊焕鹏负责修的。老房屋拆的收益是安置在我名下的。二审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樊益章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樊焕玉、次子樊焕鹏、长女樊红艳。第三人于1982年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修建砖木结构住房61.86平方米。樊焕玉于××××年结婚成家，原审第三人分16平方米给樊焕玉夫妻居住，樊焕玉自行出资挨着老房子添附10平方米住房。1989年，原告提出分家另行选址修房居住，此后，樊焕玉所分得16平方米老房子及自修10平方分米住房一直由原审第三人管理使用。樊焕鹏2005年至2011年之间又挨着上述老房子修建了共计307.35平方米住房。2012年，毕节市南部新区城市建设项目因工程需要，分别与樊益章签订了（2012）第492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樊焕鹏签订了（2012）第492号（补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樊红艳签订了（2012）第492号（补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拆除被拆迁人樊益章61.86平方米的房屋，拆除被拆迁人樊焕鹏170.93平方米的房屋，拆除被拆迁人樊红艳136.42平方米的房屋。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樊焕玉有无权利在本案中主张樊焕鹏将其拆迁安置所获收益分配给樊焕玉及樊益章。经查，2012年，毕节市南部新区城市建设项目就樊益章所修建的61.86平方米及樊焕鹏修建的307.35平方米住房进行拆除，并分别与樊益章、樊焕鹏、樊红艳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其中307.35平方米住房系由樊焕鹏修建，故上诉人无权对该部分提出权利主张。即使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其也仅能就樊益章所修建的61.86平方米老房屋中的16平方米老房屋及其自建的10平方米房屋的拆迁收益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由樊焕鹏将其拆迁安置所获收益分配给樊焕玉及樊益章，其应举证证明樊焕鹏与毕节市南部新区城市建设项目签订的（2012）第492号（补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拆除的房屋面积包含了樊益章所建老房屋及樊焕玉在老房屋旁自建的10平方米房屋。但上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前述事实，且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中亦明确表示其不能确认老房屋的拆迁安置收益是否明确在樊焕鹏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无权在本案中主张樊焕鹏将其所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收益分配给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综上所述，樊焕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56.00元，由樊焕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袁利萍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郭友浪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