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女，201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身份信息同上述，系蔡某母亲。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会国,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 组长鲁伟永。 被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 责任人沈云华。 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 法定代表人张小春。 上诉人李某、蔡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凤都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杭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会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凤都村村民委员会、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某出生后落户在处，2005年9月考取大学后，将户口迁出并转为非农业户籍。2012年，李某修完硕士研究生课程，自华东理工大学毕业。2013年，将户籍迁入上海市奉贤区。2014年3月，李某的女儿蔡某在上海市出生，籍贯为山东省栖霞市，蔡某落户于上海市奉贤区。2018年4月，李某、蔡某将户口自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迁至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27号502室，同年7月，两人又将户口自杭州市上城区迁回至凤都村5组。2018年政府征迁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处的土地，2018年7月27日，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村民以户为单位，针对李某等四人因考取大学，户口由农业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原五组讨论非农业户口人员不享有集体收入的分配，现四人提出申请要求享受组内的集体收入分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户主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四人享受组内集体收入分配。经统计，33户不同意李某等四人享有集体收入分配、9户同意、1户同意分配10%，另有1户弃权。2019年7月29日，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制作的瓶窑镇凤都村土地征用（租）及青苗、作物赔偿款发放清单载明：发放内容为土地征用款，发放标准为27700元／人。李某、蔡某未领取到该款项。2020年3月16日，李某书写《证明》一份，载明：2004年北村39号土地分配到4.407亩承包地，承包期限是199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共计5个人头的土地，包括李连法、卞凤珍、蒋杏香、李连珠和李某。2005年李某因考取大学将户口迁出，至2018年迁回，期间土地未调整。2016年根据2004年的土地分配方案及2016年的在籍人员制作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所以李某有土地，但名字不在经营权证上。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组长鲁伟永及李金松在《证明》上签名，凤都村村民委员会责任人在《证明》上签署“情况属实”并签明加盖村委会公章。庭审中，李某、蔡某、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凤都村村委会均认可案涉土地征地分配方案确定的时间为2018年10月。李某陈述：2012年，李某研究生毕业后在浦东新区项目组织合作促进会工作，社保由此单位缴纳。2015年至2018年，李某在上海玺群实业有限公司从事人事工作，社保由此单位缴纳。2018年，李某辞职待产，2015年之前在上海工作、生活，之后回到凤都村居住、生活。蔡某2014年出生，户籍申报在上海，2015年之后随母亲李某居住，蔡某目前在上海市的幼儿园就读。李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立即支付李某、蔡某补偿款每人27700元，共计55400元；2、判令凤都村村民委员会、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凤都村村民委员会、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土地征用补偿款系对因征用丧失赖以生存土地的 农民的一种补偿，应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相应标准在整个农村社会层面所具有的合理性。在具体处理时，应当以在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时，成员是否已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活、生产状态，是否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为常住户籍以及是否已经取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作为界定的标准。本案中，李某原系凤都村村民，2005年因考取大学将户籍迁出，毕业后也未将户口迁回原籍，而是在上海市工作、生活并落户于上海市，2018年户口迁回凤都村时已为非农业家庭户，其长期在上海市工作并已缴纳社会保险，说明李某并非以被征用土地作为其赖以生存的来源。李某所工作的单位均在上海市、蔡某出生时户口申报地及就读的幼儿园也均在上海市，可见，在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时，李某、蔡某并未与凤都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活、生产状态，故原审法院认定李某、蔡某不具有凤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某、蔡某要求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凤都村村民委员会、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凤都村第五村民小组、凤都村村民委员会、凤都股份经济合作社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蔡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6元，减半收取593元，由李某、蔡某负担。 宣判后，李某、蔡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5三性已当庭承认，在法律上构成自认，但一审法院却否认了证据2证明的事实。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虽为复印件，但该事实众所周知并且有（2019）浙0110民初15806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印证，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第四款的情形，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证据2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小组村民投票单及统计清单有效错误：1、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村民小组虽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村民自治并不是完全的自治，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更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由此说明，如果村民会议的内容违背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侵犯村民的合法权利，则村民会议的内容自始、确定的无效。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赋予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的方式介入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纠纷的法理依据和必要性。否则，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益受到侵犯时，将无法依据该司法解释寻求司法救济，这明显与司法解释的初衷和目的不符。其次，农村集体收益分配中，关键是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的私权范畴，是一项民事基本权利制度。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应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显然，土地补偿款分配是每一位村民的法定权利，不能通过村民的表决、投票等方式来决定。也就是说，村民会议只能就收益分配的具体数额等进行有限自治，而对于谁享有分配收益的成员资格，只能由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进行司法认定。2、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6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土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更何况上诉人至今仍未丧失土地经营承包权。同时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29日分配其他收益时，上诉人也曾享受过。四、对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错误。上诉人于1986年6月28日出生，与父母一起生活在被上诉人一处，成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5年9月因考取温州大学，据当时政策将户口迁出，户口性质变更为非农户口。2012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找工作方便，户口未及时迁回原籍。2018年因失业，于同年7月5日将户口迁回户籍原地与父母生活在被上诉人一处，蔡某于2014年3月29日出生，随父母生活在被上诉人一处，成为该组的集体组织成员。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大学毕业户口未及时迁回原籍和在外地工作及已参加社会保险为由，否定了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一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一认识完全是错误的，理由是：上诉人虽然当初在上海工作，但并非是国家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或国有企业在编人员，而是企业的一般员工。企业经营存在很大商业风险，谁也不能保证企业能一直盈利且生存几十年，甚至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更何况上诉人早在2018年已失业在家待业。至于上诉人已缴纳社会保险金，这是用人单位给予普通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是我国自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普遍实施的体现。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为实体法依据作为“驳回原告李某、蔡某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该法条的适用是以存在农村集体土地能够被征收为前提，但是一审法院对涉案的集体土地被征收的事实不予确认。所以，一审法院在不认定涉案土地被征收的同时却又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为法律依据作出判决显然是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的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未改变，应与其他村民同等享有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权利。李某、蔡某的二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三被上诉人未进行口头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蔡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就业失业登记表，证明李某无固定工作的事实。2、本组收益分配表，证明李某享受组收益分配权的事实。3、（2019）浙0110民初15806号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一处的部分土地已征收的事实。4、证明书及申请报告，证明李某将户口重新迁入凤都村并被允许的事实。三被上诉人未就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三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某、蔡某是否享有凤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而可以享受案涉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是否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是否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为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户籍、是否享受其他替代性社会保障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本案中，李某虽出生，但2005年考取大学后将户口迁出，大学毕业后也未回到凤都村工作、生活，而是在上海就业、落户并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后于2018年辞职待产，李某女儿蔡某亦在上海出生落户并就读幼儿园，故两上诉人并未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亦未在土地补偿方案确定时与凤都村形成较为紧密的生产及生活联系。且上诉人将户籍迁回凤都村时户口性质属于非农，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凤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其户口迁入的同时享受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部待遇。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李某、蔡某不具有凤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要求分得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元，由李某、蔡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