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6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 法定代表人：单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斌，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钱静，女，汉族，1989年1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裕华，四川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东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单洋，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创路西段455号。 负责人：邓化民。 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股份公司）与被上诉人曾钱静，原审被告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公司）、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4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升达股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曾钱静对升达股份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钱静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已于2017年7月11日办理工商注销手续，而本案曾钱静的供货时间发生在2018年。2.对账单的内容和盖章名称已充分表明本次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曾钱静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还接收了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付款，说明曾钱静明知合同相对方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3.自2017年1月起，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蓉台大道北段566号厂区的实际经营方为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曾钱静在2018年的供货，收货人、使用人只能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即使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使用了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印章和票据，也不能改变其是实际收货人、受益方的事实。4.一审判决自对账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曾钱静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令维持原判。2.截止一审判决时，位于成都温江区的经营场所挂牌都是升达股份公司，该地址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注册地址。从一审提交的相关票据证据等抬头可以看出，是升达股份公司在经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我方清楚交易对象是升达股份公司，不能因为付款是通过其他投资人付款或者公司股东付款，就否认升达股份公司是买卖合同相对方。 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未答辩。 曾钱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升达股份公司、升达集团公司、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立即向曾钱静支付货款471063元及资金利息（截止起诉时暂计：11110元，以471063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钱静在2018年9月期间向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蓉台大道北段566号升达林产厂区发送杂木等。每次送货后曾钱静获得相应原料结算单（供应商编号844），该结算单抬头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原料结算单”，上面加盖有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或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部分未加盖任何印章或无法辨认印章）。后曾钱静凭原料结算单从财务王晓连处获得收款收据，收据上注明材料的数量、单价及总金额并加盖有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或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部分签章无法辨认）。2018年8月17日、2018年8月20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向曾钱静转账支付148316元。2018年12月7日，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向曾钱静等供应商出具对账单一份，其中供货商编号为844的欠款金额为471063元。庭审中升达股份公司对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印章真实性予以了认可，但表明系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私自加盖。 另查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于2007年11月30日登记设立，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登记设立。两公司经营场所为同一地点即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蓉台大道北段566号厂区，该地点外悬挂的企业名称为升达股份公司。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负责人均为邓化民，经营同一业务。2017年7月11日，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升达集团公司持有升达股份公司35%的股份，系升达股份公司股份占比最大的股东。 曾钱静陈述，其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在2016年就建立了买卖关系，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成立后加入了买卖关系。其与升达公司签订了合同，但未实际取得合同，升达公司支付货款后便收回了已支付货款部分的原料结算单和收款收据。升达股份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当如何确定。本案中，曾钱静称其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并未取得合同，升达股份公司则称从未签订过合同。故根据双方的举证和陈述本院无法确定曾钱静事先与哪个公司有缔结合同或达成了合意，只能通过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况来推定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在本案对账前，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向曾钱静支付的案涉货款外款项，在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款项支付的合同相对方系谁及对应的货款发生时间。故在没有证据证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向曾钱静明确表示其作为双方买卖合同主体的情况下，在合同履行中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使用带有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抬头的原料结算单，加盖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册地继续经营并在该地继续悬挂升达股份公司企业名称的行为，会导致曾钱静认为其在同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进行买卖交易。而升达股份公司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不销毁或收回该公司单据、印章、撤换企业招牌，任由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继续使用存在过错。综上，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能够使曾钱静基于善意相信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应当向曾钱静支付货款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因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已注销，其责任应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曾钱静主张合同相对方系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与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钱静货款471063元及逾期利息（以47106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曾钱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升达股份公司向本院提交转账凭证一份，转款用途均是货款或者木材款，拟证明曾钱静的货款均由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或其公司负责人邓化民支付，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曾钱静质证称，该证据为复印件，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从本案证据可以看出，在曾钱静与升达股份公司交易期间，升达股份公司以自身的名义收货，以升达集团公司的名义付款，邓化民既是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以个人名义与供应商结算相应款项，证明了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与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存在业务、人员、资金等混同等情况，该证据不能达到升达股份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属实，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银行转账支付时，收款人难以知晓转款方的信息，且结算单上加盖有升达股份公司温江分公司的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故升达股份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曾钱静明知交易对象是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负责人邓化民、财务人员王晓连等工作人员仍然在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任职；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使用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制作的原料结算单与曾钱静进行结算，加盖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银行转账付讫专用章；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在原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册地继续经营，并在该地继续悬挂升达股份公司企业名称。以上事实足以形成邓化民等人具有升达股份公司代理权的表象，曾钱静有理由相信其仍在同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进行交易。而升达股份公司在升达股份温江分公司注销后，不及时销毁或收回该公司单据、印章，不撤换企业招牌，不向相对人告知公司注销情况，任由升达集团温江分公司继续使用其权利外观从事民商事活动，存在过错。据此，邓化民等人的上述行为能够使曾钱静善意无过失的相信其具有升达股份公司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升达股份公司承担。曾钱静在2018年9月就完成供货，一审法院判决升达股份公司自对账后的2018年12月26日起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32元，由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文飞 审 判 员 杨中良 审 判 员 唐欣欣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唐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