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蕾，女，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平，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世文，男，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淑红，河南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男，197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腾飞，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昊，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河南金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世钰，男，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上诉人石蕾、上诉人谢世文与被上诉人刘健、曹昊，以及原审被告谢世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石蕾、谢世文均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蕾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健对上诉人石蕾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应当追加河南正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公司”)为本案被告，由于正元公司未参加诉讼，导致最终的裁判结果仅仅是由上诉人石蕾、被上诉人曹昊、谢世文承担对被上诉人刘健的还款责任，正元公司未按照《退股协议》的约定承担其相应责任。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以及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另外上诉人石蕾并不是《施工合作协议》签订的主体，石蕾并未参与投资，只是中间人并系履行正元公司职务的行为，石蕾也不能作为后续《退股协议》的签订主体，其出具《还款承诺书》无基础事实依据，也不是债务的加入，并且石蕾系履行正元公司受托范围内的职务行为，该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正元公司是2018年2月2日《施工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2018年2月2日，刘健及案外人祁志术（乙方）与正元公司（甲方）签订了《施工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授权委托乙方组织施工郑州轨道3号线土建04标未来大道站工程，甲方负责前期的招投标，乙方负责施工组织、资金结算、工人工资发放，完成工程的相关事宜；2、甲方收取合同结算总额3%作为管理费，在每月结算时支付；3、乙方进场时需缴纳200万元费用，履约保证金40万元，合同履约完毕无息退回等。根据上述事实，正元公司作为《施工合作协议书》的主体，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并且依据后续的退股协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二、正元公司同时也是2018年9月16日《退股协议》的签订主体，并且是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其应作为被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施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刘健及案外人祁志术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8年9月16日，被上诉人刘健及祁志术决定退出施工工程，被上诉人刘健作为乙方、祁志术作为丙方与上诉人石蕾（甲方）、正元公司（担保人）签订《退股协议》，主要约定：乙方、丙方自愿退出劳务施工协议，由甲方个人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出资85万元丙方出资48.25万元，现按乙、丙方出资额上涨60%退股结算，具体总额为刘健上涨后合计136万元。具体退款如下：甲方第一次给刘健退款45万元，以签订协议日期五天之内为准，第二次给刘健退款45万元，以第一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第三次给刘健46万元，以第二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以上内容经甲、乙、丙方同意，如有反悔，按以上金额的100%赔偿等。该协议“甲、乙、丙”处分别有石蕾、刘健、祁志术签名捺印，“担保人”处有正元公司及曹昊印章。上述《退股协议》明确约定，正元公司作为担保人，对刘健和祁志术的退款承担担保责任。由于在《退股协议》中未约定担保方式，正元公司应对退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由于原审法院遗漏正元公司作为当事人以及正元公司未参加诉讼，导致在原判中正元公司并未承担责任，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石蕾的利益。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石蕾、被上诉人曹昊、原审被告谢世钰作为承诺人于2019年2月2日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构成债务的加入，但该行为并没有免除正元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2019年2月2日，石蕾、曹昊、谢世钰共同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刘健：石蕾、谢世钰、曹昊2018年9月16日与你们签订了《退股协议》，本人对该退股协议完全认可，现因石蕾、谢世钰、曹昊资金周转困难，权衡各方投资收支关系，作出以下承诺:刘健共出资本金为85万元，须以利益为出资额60%为51万元，共计136万元，并承担利益部分税金，项目工程款到账后保证支付每笔为工程款的60%，直至收回本金，并保证出资人的本金利益，本金款项要于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曹昊保证项目回款的资金安全及此项支付。特此承诺。”石蕾、曹昊、谢世钰在“承诺人”处签名捺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石蕾、被上诉人曹昊、原审被告谢世钰作为承诺人于2019年2月2日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构成债务的加入。既然为债务的加入，正元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债务人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正元公司并未参加一审诉讼以及一审法院遗漏应为本案被告的正元公司，造成上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四、上诉人石蕾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石蕾并不是《施工合作协议》签订的主体，石蕾并未参与投资，只是中间人并系履行正元公司职务的行为，其也不能作为后续《退股协议》的签订主体，其出具《还款承诺书》无基础事实依据，也不是债务的加入，并且石蕾系履行正元公司受托范围内的职务行为，该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从《施工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上诉人石蕾并非《施工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因《施工合作协议》是《退股协议》产生的基础，故而上诉人石蕾参与签订《退股协议》并无基础事实依据。在涉案的工程项目中，上诉人石蕾并未参与投资，其只是中间人，因此其出具后续的《还款承诺书》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上诉人石蕾出具该承诺书系在一定程度下，是履行正元公司受托范围内的职务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石蕾的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系债务的加入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或者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因而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石蕾并非涉案工程项目的投资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再者，《施工合作协议》、《退股协议》、《还款承诺书》是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中《还款承诺书》的基础来源于《施工合作协议》、《退股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上诉人石蕾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石蕾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石蕾的合法权利。谢世文针对石蕾的上诉辩称：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曹昊针对石蕾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外石蕾并非正元公司的员工，正元公司在本案中也是作为涉案工程的被挂靠单位，并不参与项目的实际施工及管理。在此情况下，正元公司不可能授权也无权授权石蕾进行与项目有关的相关工作。根据上诉人石蕾所述，其为涉案项目的中间人，然后又称为正元公司的员工履行的职务行为，相互之间存在矛盾。谢世文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谢世文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谢世文自始至终不知道此工程有刘健的参与，谢世文与刘健也不认识，只是从石蕾手中接手此工程，谢世文接手工程后委托其弟谢世钰只是在现场进行管理,并没有授权谢世钰对刘健前期是否投资、石蕾怎样归还刘健款项的行为进行确认，谢世钰在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字是超越代理权限签字，是一种越权行为，事后谢世文也未追认，刘健也不知道该工程由谢世文投资，故刘健起诉时也未列谢世文为被告，可见刘健也不认为谢世钰能代表谢世文，因此谢世钰的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2、谢世文从未收到刘健的投资款，刘健也没有证据证明投资款用在此工程上，刘健只是给曹昊（即正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转款，通过四次开庭和一次法庭调查所述自相矛盾，前三次开庭刘健称转款130万元，其中刘健85万元，45万元是代祁志术转的，曹昊也是认可的，第四次开庭刘健称转款80万，5万元是现金，但曹昊称85万元全部是转款，退股协议中祁志术的投资款是48.25万元，但曹昊称是20多万元，法庭调查时刘健又称5万元是提前支付的，祁志术中20万元中有刘健的5万，曹昊称收到刘健80万，几次开庭及法庭调查刘健陈述自相矛盾，连自己投资款多少都弄不清楚，收款人（曹昊）几次所说也不一致，由此可见刘健明显在撒谎，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投资数额为85万元证据不足。3、刘健所谓的投资款是转给曹昊的，至于此款用在何处只有曹昊和刘健清楚,曹昊称投资款用在前期项目运作费（即支付给第三方居间费用)，谢世文并未见到居间合同及转款凭证，从2020年5月27日法院组织当事人法庭调查时，曹昊称庭后提交相关证据，到判决下达至今，法院并未通知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此款是否与涉案工程有关联是各方当事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关键，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武断下判决，证据不足，程序违法。4、按照刘健与石蕾签订的《退股协议》约定：刘健的投资款由石蕾分三次在三个月内偿还完毕（即2018年11月21日已偿还完毕)，还款承诺书上谢世钰签字的时间是2019年2月2日，也就是说谢世钰签字时此投资款理应由石蕾已偿还完毕。法庭调查时曹昊称由石蕾管理财务，石蕾也自认管理财务至2018年9月份，那么自刘健进场至退场，这期间的工程款支付情况，刘健是否取得工程款石蕾最清楚。而谢世钰这期间并不清楚工程上的款项进出情况，前期是刘健、石蕾、曹昊在运作管理，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谢世文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5、刘健的主要证据特别是对谢世文不利的证据是石蕾、曹昊提供的，本案刘健所主张的款项本应由石蕾、曹昊支付的，石蕾、曹昊却把一些不相关的证据提供给刘健，由刘健申请追加谢世文为被告，由此让谢世文承担还款责任，这不符合诉讼常理，明显是二人与刘健恶意串通，损害谢世文的合法权益，这更印证了谢世钰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情形第二项之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是无效的，刘健与正元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本案中刘健即使在有足够证据证明投资了，投资款用在工程上，并且此投资款和谢世文有关联，也只能返还投资款本金（应以曹昊实际收到款项并且用在此工程上的款项为限)，所谓预期利益按投资款60%结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所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谢世文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刘健针对上诉人石蕾、谢世文的上诉一并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谢世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被代理人谢世文承担表见代理的责任即本案的还款责任。谢世文称谢世钰在还款承若书上签字是超越代理权限签字且事后没有追认，是一种越权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一方面，谢世钰作为谢世文委托的项目管理人，一直以来参与涉案工程的运作，刘健有理由相信谢世钰的行为即是谢世文的行为，因此谢世钰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表见代理；另一方面，谢世文、谢世钰是兄弟，且经石蕾介绍共同参与此工程，并成为该工程最终的实际施工人。谢世文以不知情、被告谢世钰越权代理为由推卸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认定谢世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被代理人谢世文承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认可。(二）刘健向涉案工程投资85万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一方面，刘健提交了相关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刘健进行出资时，谢世文并未参与此工程，自然也不会收到刘健投入的工程款。从谢世文、谢世钰一审当庭陈述可知，二人在接手该工程时，此工程已经完成一部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前期有投资款的注入，因此刘健的前期投资真实存在。同时，《退股协议》、《还款承若书》都对刘健出资85万元进行了证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告前期投资85万元真实存在。因此一审认定刘健投资85万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认可。(三）《还款承诺书》系谢世钰真实意思表示且自愿签订，具有法律效力。谢世文以谢世钰不清楚工程上的款项进出情况为由认定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理由不能成立。谢世钰在一审中承认了当时在还款承诺书上是其本人的签字，当时签署还款承诺书时，有其他人在场的证言，确系其本人签字，属于真实意思表达，况且谢世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预判断签字的事实意义与法律后果。同时，可知谢世钰对于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也是认可的。(四）以“出资额上涨60%”退股结算，系各方协商一致，应当予以认可。二、石蕾是《退股协议》的主体，依法应当承担还款义务。2018年9月16日，刘健与石蕾签署了《退股协议》，正元公司为担保人。该协议约定石蕾第一次退款人民币45万元，以签订协议日期五天之内为准；第二次给刘健退款人民币45万元整，以第一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第三次给刘健退款人民币46万元整，以第二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如有任何一方反悔，按以上金额的100%赔偿，如不认可可走法律程序。以上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石蕾作为协议的签署方，应按照退股协议和还款承诺的内容承担还款责任。三、正元公司作为退股协议的担保方，在一审中是否要列为被告，其选择权利在于刘健，并不必然的列为被告。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正元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第十八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保证人并不是要必然列为被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庭审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石蕾针对谢世文的上诉述称：我方不认可谢世文从石蕾手中接手的工程，石蕾只是中间人的角色，是受正元公司的委托进行管理，是职务行为。认可谢世文其他上诉请求及理由。曹昊针对谢世文的上诉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谢世文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谢世钰未到庭，未陈述意见。刘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36万元及赔偿金40.8万元（按照136万元的30%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日，原告及案外人祁志术（乙方）与正元公司（甲方）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授权委托乙方组织施工郑州轨道3号线土建04标未来大道站工程，甲方负责前期的招投标，乙方负责施工组织、资金结算、工人工资发放，完成工程的相关事宜；2.甲方收取合同结算总额3%作为管理费，在每月结算时支付；3.乙方进场时需缴纳200万元费用，履约保证金40万元，合同履约完毕无息退回等。当月，原告向曹昊汇款80万元。2018年5月31日，正元公司与案外人中建公司签订《郑州轨道3号线土建04标主体结构工程分包合同》，正元公司分包了郑州轨道3号线土建04标未来大道站主体结构施工工程，合同总价暂定为3082.133069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及祁志术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8年9月16日，原告及祁志术决定退出施工工程，原告作为乙方、祁志术作为丙方与石蕾（甲方）、正元公司（担保人）签订《退股协议》，主要约定：乙方、丙方自愿退出劳务施工协议，由甲方个人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出资85万元，丙方出资48.25万元，现按乙、丙方出资额上涨60%退股结算，具体总额为刘健上涨后合计136万元。具体退款如下：甲方第一次给刘健退款45万元，以签订协议日期五天之内为准，第二次给刘健退款45万元，以第一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第三次给刘健46万元，以第二次退款日期后一个月为准。以上内容经甲、乙、丙方同意，如有反悔，按以上金额的100%赔偿等。该协议“甲、乙、丙”处分别有石蕾、刘健、祁志术签名捺印，“担保人”处有正元公司及曹昊印章。2019年2月2日，石蕾、曹昊、谢世钰共同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刘健：石蕾、谢世钰、曹昊2018年9月16日与你们签订了《退股协议》，本人对该退股协议完全认可，现因石蕾、谢世钰、曹昊资金周转困难，权衡各方投资收支关系，作出以下承诺：刘键共出资本金为85万元，须以利益为出资额60%为51万元，共计136万元，并承担利益部分税金，项目工程款到账后保证支付每笔为工程款的60%，直至收回本金，并保证出资人的本金利益，本金款项要于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曹昊保证项目回款的资金安全及此项支付。特此承诺。”石蕾、曹昊、谢世钰在“承诺人”处签名捺印。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告称，其和案外人祁志术系合伙关系，其不清楚其投入的85万元的使用情况；被告曹昊称，案涉工程最初由原告及合伙人祁志术挂靠正元公司进行施工，原告投入的85万元系前期运作费，后期工程由谢世文、谢世钰挂靠正元公司施工完毕；被告谢世文称，其于2018年8月、9月从石蕾处承接案涉工程时已施工一部分，其只是投资人；被告谢世钰称，涉案工程已竣工，且收到工程款1300万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本案中，原告及合伙人祁志术与正元公司签订《施工合作协议》投资案涉项目，以正元公司名义参与工程的投标中标工作，原告筹措前期投入的资金85万元并支付给正元公司，正元公司作为前期运作费取得案涉工程的承包权后，原告与祁志术进场施工，故原告、祁志术与正元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挂靠关系，双方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应认定无效。原告与祁志术退出施工后，与石蕾签订了《退股协议》，由石蕾“个人经营自负盈亏、按刘健、祁志术出资额上涨60%退股结算”，虽然名为《退股协议》，实为刘健、祁志术与正元公司之间约定终止挂靠关系并将案涉工程全部转让给正元公司认可的石蕾，是各方在原告退出工程后结合各方面因素做的最终结算，具有结算性质。关于原告主张的136万元债权的构成问题。原告主张136万元债权来源于其投资案涉项目85万元及其退出施工后，经各方磋商，将其投资的85万元产生的后期收益作价为51万元（出资款的60%），因被告曹昊认可原告投资85万元、被告石蕾认可原告投资款的利息及预期利益作价51万元，故《退股协议》系原告及被告石蕾在充分考虑了原告的实际损失及可期利益后做出的最终结算，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石蕾应支付原告投资款85万元及投资回报收益51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原告认为《退股协议》约定“如有反悔，按金额的100%赔偿”，其主动调低赔偿金为30%即40.8万元。从该条款内容来看，双方所约定的赔偿金的性质实质为违约金。违约金应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违约金的认定主要应以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因《退股协议》系各方在原告退出工程后结合各方面因素做的最终结算，已充分考虑了原告的实际损失及可期利益，故原告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曹昊、谢世钰、谢世文承担责任问题。虽然曹昊、谢世钰未在《退股协议》署名，但曹昊、谢世钰与石蕾共同作为承诺人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因谢世文称其承接案涉工程后委托谢世钰到施工现场管理，故谢世钰实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谢世文委托的项目管理人，原告有理由相信谢世钰能够代理谢世文，谢世钰在《还款承诺书》署名的行为符合法律上关于表见代理的形式。故被告曹昊、谢世文应对原告投资款85万元及投资回报收益51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谢世钰对此不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石蕾、曹昊、谢世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健投资款85万元及投资回报收益51万元；二、驳回原告刘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12元，由原告刘健负担4780元，被告石蕾、曹昊、谢世文负担1593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2018年9月16日石蕾作为甲方、刘健作为乙方、祁志术作为丙方、正元公司作为担保人，四方所签订的《退股协议》明确刘健、祁志术自愿退出劳务施工协议，由甲方，即石蕾个人经营自负盈亏；另根据石蕾、谢世文陈述意见，谢世文系从石蕾处接手继续施工案涉工程，且谢世文的部分工程款项，也是石蕾向其支付。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石蕾作为甲方，与刘健等所签订的《退股协议》，能够反映石蕾的真实意思；《退股协议》约定，相应的款项，也是由石蕾负责分期退还。综上情况，石蕾主张其只是中间人并履行正元公司职务的行为、其不能作为《退股协议》签订主体的主张，与其实际签订了《退股协议》以及嗣后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的行为相悖。故石蕾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退还《退股协议》约定款项的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谢世文虽为后期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谢世文亦陈述其并没有到过施工现场，施工现场是由其弟谢世钰负责工地现场管理。本院认为，谢世文虽为案涉工程的后期投资人，但谢世文并没有进行工程的施工管理，而是由其弟谢世钰具体负责，谢世钰在《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字行为，体现了谢世钰的真实意思，谢世钰的承诺行为，对谢世文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谢世文主张谢世钰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健诉讼请求的136万元款项，已经上述《退股协议》及《还款承诺书》予以确认，且各方在上述《退股协议》及《还款承诺书》时，未提出明确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石蕾、上诉人谢世文的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证据不充分，其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80元，由上诉人石蕾、上诉人谢世文各负担170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宏勋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陈 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