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2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云杉路。法定代表人：任义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阳，男，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天翔，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东电一公司南大门。法定代表人：赵小东，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小东，女，1969年1月4日出生，汉族，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显奇，男，196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市民，系赵小东丈夫，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树，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公司）、赵小东、张显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内0403民初1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017)内0403民初1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在被上诉人赤峰联邦物资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膏款中加入1000000元欠款本金，加入利息93698.63元。2、依法改判(2017)内0403民初1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在被上诉人赤峰联邦物资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膏款中加入221364.89元欠款本金。3、依法撤销(2017)内0403民初17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赵小东、张显奇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30日前所欠款项本金为3024808.23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一份承诺书中写明，截止2015年4月30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石膏款3024808.23元(已扣除100万元预付款)，此项金额计算有误。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出具的明细账和石膏汇总单计算，截止2015年4月30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石膏款金额应为4024808.23元，此金额是被上诉人应付金额(根据石膏总量和石膏单价计算得出)和实付金额相减得出，而被上诉人的实付金额已包含了100万元预付款，若扣除100万元预付款，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石膏款应为5024808.23元。同时，上诉欠款利息应以4024808.23元为本金计算。二、一审判决参照6.2元每吨价格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排运的石膏欠款236631.43元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期自2016年10月31日履行届满后，被上诉人又排运了上诉人两个月的石膏共计38166.36吨，上诉人按原合同单价12元每吨计算石膏款总计为457996.32元，并按税务局要求缴纳了17%税率的税金66564.47元，上诉人已全额入账。参照相关合同法规定，合同到期后，没有签订新合同，亦未达成新的协议，如果双方没有异议的，视为合同的延续，原合同继续有效。因此，上诉人以原合同单价12元每吨计算石膏款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以一个月以后的石膏销售合同单价6.2元每吨计算石膏款过低，不能代表市场价格。被上诉人在2016年10月31日后排运上诉人的石膏款应计为457996.32元。三、一审判决认定赵小东、张显奇资产与联邦公司资产未混同，没有证据证实。1、一审判决对(2019)第70号《审计报告》提出的四个问题未做出裁决，该《审计报告》不能做为认定资产未混同的依据。内万会审字(2019)第70号《审计报告》鉴定意见为：“1.铲装费、柴油费255200元，支出是否具有合理由性，提请法院予以裁定。2.张显奇运费2442673.96元是否具有合理性，提请法院予以裁定。4.往来款项5612485.98元，是否实际支付给债权人，提请法院予以裁定。5.在2012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已入账销售业务，无法确认这些销售收入账的完整性。“除上述可能影响外，联邦公司增长与赵小东及张显奇个人财产2012年11月1日是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是相互独立。”(注：原审计报告第3项无内容)可见，《审计报告》要求人民法院对如下问题做出确认:1.铲装、柴油费255200元，是否具有合理由性。2.张显奇运费2442673.96元是否具有合理性。3.往来款项5612485.98元，是否已实际支付给债权。5.在2012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已入账销售业务完整。审计报告结论部分的措辞表明：如果能对上述事项均做出确定性裁判，那么能够排除公司与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的所有可能。反之，如果不能对上述事项均做出确定性裁决，那么不能排除公司与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的可能性。(2019)第70号《审计报告》本身是非终局性的鉴定结论，其还需依赖人民法院对列举的4项存疑事项的进一步裁定。但一审判决对上述4事项均未予审查，对其中标注的4项、5项未给出明确裁定。详述如下(1)审计报告第1项指出：张显奇控制的赤峰鹏赫运输有限公司运费占联邦公司销售收入的45.25%，且2016年12月后未发生购销业务，却在2018年1月发生运费351万余元，运费支出是否具有合理性，提请法院予以裁定。显然，这是通常智识可见的明显的不合理。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在判决理由中认定：“联邦公司对张显奇享有债权应予以偿还，说明被告张显奇与联邦公司财务支付明晰”。对审计报告要求的合理性问题没有回应。(2)审计报告第2项指出:2018年1月无经营行为却支付铲装费、柴油费2552000元；并指出，该项支出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对其合理性，提请法院予以裁定。一审判决认为：“虽然2016年12月后未再发生购销石膏业务，但联邦公司货场存放于石膏，必然产生相关费用。”这个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如所周知，被上诉人这类的企业，柴油费主要发生于车辆运输时，那么无购销往来的情况下，高达255万的装卸、柴油费是怎样产生的呢，难道是车辆在场地内悬空运转吗一审法院对此可疑事实并未予详细审查，其给出的判决理由轻率武断、违反生活常规。(3)审计报告第4项指出:5612485.98元往来款项，没有债权人收据，难以确认款项是否实际支付给债权人，提请法院予以裁定。一审判决的相关判决理由为：“第4项是支出款项，金额明确，通过现金或银行支票方式支付，有明确的账目记载”。完全回避了审计报告明确指出的疑问，对高达561万元的款项是否已实际支付问题未予审查，未给出裁判结论。(5)审计报告第5项指出：整个审计期间的销售业务中，无法确认销售收入入账的完整性。一审判决对该疑问未予回应，未给出裁判结论。综上，一审法院没有对(2019)70号《审计报告》提出的四点疑问做出明确应答，该审计报告指出的“可能影响”未能排除。(2019)70号《审计报告》不能做为认定被上诉人与联邦公司资产未混同的依据。2、一审判决仅审查账目记载的表面内容，不审查财务往来的真实情况，其认定股东与公司财产未混同，违反事实认定规则。一审判决关于公司与股东资产没有混同的判决理由为：“上述事项账目清晰，股东个人支出没有在公司列支，公司收入没有汇入股东个人账户，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清晰明了”。从实质上看，这些判决理由指向的是：公司账目上有没有股东个人支出的记裁、公司账目上有没有汇往股东个人账户款项的记载。如果仅仅这样的事实就能够判定股东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我们为什么用长达一年的时间，花费巨资做审计呢这些事项如此的显而易见，账目上记载了什么，不过是一个客观事实，不需要专业知识，查看即可。双方争议的本质是：掩盖在貌似合规的财务账目表象之下的财务往来的真实状态，是需要专业机构用专业知识来发现的、并非显而易见的、财产归属往来的真实事实。正是这个意义上，才有(2019)70号《审计报告》产生的必要。该《审计报告》是专业机构依据专业知识对这个待证事实提供的专业意见，这个待证事实并不是人民法院依照日常经验即足以审查确认的。一审判决不回应《审计报告》指出的疑问，仅仅根据表象的、伪造起来易如反掌的公司账目记载事项本身，即以自己的见解排除《审计报告》的专业意见，其事实认定行为，超越了人民法院认定专门性事实问题的职权。四、一审判决未审查联邦公司财务账目的合理性，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财务支付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仅仅是(2019)第70号《审计报告》的要求，也是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中的当然职责。一审判决对此未予审查，在判决理由部分指出，如有纠纷应另案主张权利”，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对石膏欠款中部分认定的事实有误，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石膏款应为12300338.75元，截止诉讼时利息867767.72元，合计13168106.47元，一审诉讼以后的利息以本金12300338.75元计算；一审判决关于股东与公司资产是否混同部分的裁判理由、结果草率、武断，关键性基本事实未予查清，基本事实没有证据证实，存在严重的错误。联邦公司、赵小东、张显奇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采信证据符合规范，认定事实符合逻辑，判决结果公正，联邦公司表示服判，被上诉人赵小东、张显奇对上诉人上诉理由规避石膏运输、储存、倒运、装卸应发生的必要支出，限定仅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作为经营范围，主张由赵小东和张显奇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举证的承诺书具有无可争辩的证明力。首先，联邦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是上诉人在一审以5号证据作为债的凭据举证的，内容所载“截止2015年4月20日欠贵公司的石膏采购款3024808.23元(已扣除100万元预付款)，于2015年12月20日结清。”文字文义清晰的表述了以下三层合意：一是截止2015年4月30日，欠货款本金额为3024808.23元，是以100万元预付款抵付欠款后的余额，且是在此宗结算时达成变更预付款100万元折抵欠款合意的；二是从款项具体到元角分看，是双方就阶段性合同履行形成的权利义务结算性的文件，所以，这份欠款金额具体，还款期限明确、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合法的文书，构成还款协议性质。上诉人作为行使权利的凭据，联邦公司也质证无疑异，且无法律上规定的无效及可撤销情形，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三是延期至2015年12月20日结清不构成违约，逾期可通过法律途径追偿欠款3024808.23元及该欠款的利息。一审时，上诉人是以联邦公司违约主张不予返还100万元预付款，主张同期欠款额是4024808.23元。而上诉人于上诉状中变称不扣除100万元预付款，欠款额应当是5024808.23元，比一审时多出了100万元。不予返还100万元与不扣除100万元的差额应当是100万元，而不会是200万元。所以，上诉人于二审阶段变更事实主张，应当承担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证明责任。二、约定期满后不是购销关系，而是排运关系。上诉人没有举证与其他人签订了期限相衔接的合同。与联邦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于2016年10月31日期满之前，上诉人的部门工作人员多次找被上诉人低价续签购销合同，然而，由于议定价格过高，石膏市场严重萎缩，货场大量积压，管理费用严重超过预期，被上诉人早已无力承受石膏购销合同。通过被上诉人举证的照片可见，一审诉讼时，被上诉人存储的石膏仍堆积如山，不可能再有续签合同的条件。上诉人一时寻求不到客户，但石膏积压直接威胁着上诉人的正常生产，上诉人工作人员找被上诉人帮忙将积压的石膏排运出厂。被上诉人因此同意以无谓支付运费为代价将威胁生产的石膏排运出去，积压到被上诉人的货场。期满后的石膏排运终止于上诉人与另一家公司签订的石膏购销合同生效日2016年12月16日结束，是一个半月，而不是上诉人上诉所称的两个月。期限衔接的事实足以证明排运目的是维持上诉人的生产为目的。否则，上诉人既不会准许联邦公司的车辆空车入厂，载货出厂。上诉人于上诉状中也称：自2016年10月31日合同期满，被上诉人又“排运”两个月石膏共计38166.36吨”。也是以排运陈述争议事实的，而且是在约定期限之外产生的多收。至于上诉人按照合同期内约定价格纳税，是其单方行为，因不属于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范畴，对相对方没有约束力。而且原判决参照时间较近且能够体现上诉人意思表示与第三方签约价格，已经颠覆了短期排运维护生产的真实目的。上诉认为其与第三人签约单价6.2元/吨过低，不能代表市场价格的观点，因不能提供价格调整或者撤销合同的证据，而无法律意义。被上诉人不与上诉人续签合同的事实，以及上诉人自己与第三人约定6.2元的事实，均能够否定高出适时价格一倍的12元主张成立。三、《审计报告》没有发现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上诉人认可的事实是内万会审字(2019)第70号《审计报告》没有根据会计账目认定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而是对财务账目中的5项提出了疑问，认为应当由司法机关通过法庭调查审理情况确认事项。所以，审计报告既不是上诉人主张赵小东和张显奇对联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据，也不能作为认定赵小东和张显奇与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据。四、联邦公司有独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体系，独立经营。一审查明联邦公司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独立的账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人员，有相互衔接的财务报表，各年度均有会计师事务所及税务所审计报告和鉴证报告，联邦公司具有独立实施经营活动的特征，构成独立的人格体系。而且审计公司历时一年久，核查了联邦公司2012年以后的全部财务文件，没有查出联邦公司与股东资产混同的事实。五、一审已就审计报告存疑事项一一审查，并否定有据。审计报告第3项认为联邦公司2016年11月以后没有发生石膏业务，在2018年1月份列支运费3517380元，且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45.25%，需要由法院确认其合理性。此为上诉人上诉理由之一。被上诉人也逐一重申如下：上诉人与联邦公司签订的《石膏销售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运输方式为乙方自提；第四条验收方式约定：“提货时，乙方在甲方环保分公司领取石膏装车申请单，粉煤灰公司依据石膏装车申请单进行装车、检斤。”第六条第4项约定“乙方车辆出入厂遵守甲方管理制度”。这一切都证明双方约定的交付方式为联邦公司以汽车运输方式到上诉人厂区提取货物。上诉人与联帮公司均承认自2012年10月31日至2016年12月16日，石膏的交易的排运量为922709.06吨。然而，联邦公司应付款账上始终没有记载支付过短途运输费用(2017年12月31日以前所有运费支出项均系联邦公司外销产生)，自发电厂厂区至石膏储存货场每吨9元的短途运输费用一直无钱支付，累计产生短途运费8304381.54元。联邦公司于2018年1月集中支付尚不足一半的短途运费3517380元无可厚非。因此，审计报告也认为短途运输费属应发生项，因联邦公司以往没有支付记录，才设定此疑问交由司法机关对集中支付的合理性进行法庭调查确认。上诉人既然承认汽运石膏符合约定方式，且双方对已支付的价款和未支付的价款，以及排运的石膏总量均不持异议，短途运费金额能够计算得出的。另外，集中支付短途运费用，缘于联邦公司对市场持续低迷判断失误，双方一次性签订了四年石膏销售合同，且限于合同第六条停运每天支付5000元高昂的赔偿金所致。初期，被上诉人尚勉强能够支付石膏价款，但无力支付运费和其他费用，后期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石膏严重滞销，就连石膏款也无力支付了。上诉人只算其与联邦公司交易的账，作为计算联邦公司的业务账并以此作为赵小东和张显奇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据，显属谎谬！六、运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是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石膏销售价格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都是在一年中市场价格最高时签订确认石膏交易价格补充协议。但是石膏的市场价格仅在三月至五月为一年最高期，其他月份的需求量成倍下滑，冬季全部滞销。而上诉人要求联邦公司在每年价格最高时签订的价格补充协议，联邦公司承认一直是在赔钱经营石膏业务。但是，运费却具有一定恒定性，特别是运费会随着运途的增加而增加，而石膏价格并不随着运途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运费与销售收入的比例，是当时石膏经营市场的真实反映。况且，这同样不能成为主张赵小东和张显奇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七、铲装费和柴油费系日常经营必需成本。石膏是上诉人发电生产的副产品，与电力需求相反，石膏不是因市场需求而产生，一直以来都是先落地，再组织销售。每天自电厂拉出的石膏都需要铲车堆积储存作业，有需求时再装车外销也需要铲车装车。而且，自2013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和建设规模的缩减，石膏需求市场持续萎缩，石膏的储存量增大，维护费用也在增加。由于联邦公司于电厂南侧临老哈河畔储存场地遭雨水冲涮受损严重，被上诉人不得不在西大地租赁场地，将部分石膏转存至西大地货场(被上诉人于一审提供照片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的铲车租赁合同约定由联邦公司为铲车加油，而且，无论是联邦公司的应付款账，还是审计结论，都没有否定自2012年11月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铲装费和柴油费及短途运费三费属于真实支付原因，在2018年1月才对积欠的三费集中支付一部分，只能反应联邦公司适时财务支付能力问题。因而足以否定上诉人所称的支付行为发生于与上诉人没有交易活动期间，就构成恶意，股东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成立。八、没有证据证明偿还债权支出存在虚假。审计报告第4项肯定了联邦公司对外负债5612485.98元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没有债权人的收款收据，提出由司法机关认定其偿还与否的真实性。首先，大部分业务是以支票方式履行的偿还义务，有银行支出凭据为据，无需收据即能证实偿还义务因履行而消灭。其次，少部分现金方式履行的偿还义务，联邦公司采取将借据收回的方式将债权消灭，无需由债权人另行出具收据。而且，涉及此项的债权人至今无人向联邦公司主张债权，从而证明联邦公司的账目虚假。上诉人因此质疑一审判决的认定无据。九、不能履行付款义务，是联邦公司签约不慎对市场预见不足所致，而无股东恶意行为为因。造成无法付款的原因，是被上诉人对市场供求关系缺乏预见，盲目一次性签订的四年期的合同，同时接受高额的停运违约责任，令被上诉人不敢违约，虽然约定了分别签订各年度的价格，但是，2013年按照石膏上行价一次性约定了两年价格(其中2013年为28元；2014年为37元)，市场实际呈下降态势发展，而2015年和2016年都是5月份市场价格最高的时价签约，随着市场供需关系的下滑，致使联邦公司拉出的越多，积压量越高，售的越多亏损比例越高，在支付石膏价款上就形成了初始尚能维持，逐渐支付能力越差，后期只能维持运营，再之后亏损运营而无力付款的根本原因，而非股东恶意行为所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履行了司法职责，认定事实有据，判决结果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法律效力。一审时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赤峰联邦物资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清偿石膏款合计12300338.75元及利息，利息自被告欠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被告赵小东、张显奇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联邦公司签订了石膏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石膏销售价格每年签订一次，其价格参照当地市场行情，由双方协商确定，石膏由被告联邦公司自提，以原告粉煤灰公司汽车衡出具的石膏检斤单及化学分公司石膏化验单作为验收结算的唯一依据。合同生效后，被告联邦公司支付100万元预付款到原告指定账户，原告确认后开始付货，石膏货款按月结算，若未按要求时间结算石膏款，每天则按欠款额度的5‰补交罚金。每月结算后，需保证原告指定账户中始终有预付款100万元，合同履行完毕后，被告联邦公司结清货款，退还原告预付款。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石膏销售价格为每吨28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2014年5月19日，双方签订石膏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价格执行每吨28元，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价格执行每吨37元。2015年5月1日，双方签订石膏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价格执行每吨16元，并约定至2016年3月31日结清全部石膏款。2015年10月28日，双方签订承诺书，承诺书中注明，截止2015年4月30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3024808.23元（已扣除100万元预付款），于2015年12月20日前结清。同时出具另外一份承诺书，承诺书注明，截止至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欠原告石膏款460万元（此为测算金额，届时以实际采购金额结算），于2015年12月20日前偿还50万元，其余款项于2016年3月31日前结清，其中2016年1月份偿还欠款金额的45%，2月份偿还欠款金额的10%，3月份偿还欠款金额的45%。2016年4月30日，双方签订石膏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价格执行每吨12元。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签订后，被告联邦公司仅于2016年4月30日偿还石膏款20万元。根据第一份承诺书的承诺，截止2015年4月30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3024808.23元（已扣除100万元预付款），于2015年12月20日前结清，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283122元[3024808.23元×（4.75%×1.5÷365）×480天]，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4757200.16元，按第二份承诺书的约定，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395464.67元[500000元×（4.75%×1.5÷365）×480天=46800元、4257200.16元×45%×（4.75%×1.5÷365）×450天=168106.18元、4257200.16元×10%×（4.75%×1.5÷365）×420天=34866.46元、4257200.16元×45%×（4.75%×1.5÷365）×390天=145692.03元],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3060334.04元，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95482.42元[3060334.04元×（4.75%×1.5÷365）×160天]，综上，截止2016年10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本金10842342.43元（已扣除预付款100万元），欠款本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利息774069.09元。合同期满后，截止2016年12月份，被告联邦公司又为原告排运石膏38166.36吨。2016年12月9日，原告与赤峰方刚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石膏销售总承包合同，原告供应赤峰方刚物资有限公司石膏，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16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止，石膏销售价格为每吨6.2元。又查明，被告联邦公司是被告赵小东个人注册的一人独资公司，被告张显奇与被告赵小东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石膏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三被告提出，合同期内交易的石膏的价款过高，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降低。法院认为，合同内容是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格式条款，三被告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被告联邦公司继续排运原告的石膏，但双方未对石膏价格进行约定，被告联邦公司称，是原告央求被告联邦公司为原告排运石膏以保证原告生产的持续性，被告提供的是无偿帮助义务，不应支付费用。原告认为，被告联邦公司进行排运石膏的行为，是对合同约定的延续，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即每吨12元计算石膏销售价格。法院认为，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未重新签订新的合同，被告联邦公司继续排运原告的石膏，联邦公司提出是为保证原告生产的持续性，提供的是无偿帮助义务，原告予以否认，联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联邦公司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联邦公司继续排运原告的石膏，双方未对石膏价格进行约定，属于在新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价款约定不明确，应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双方在合同履行一个多月后，2016年12月9日，原告与赤峰方刚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石膏销售总承包合同，石膏销售价格为每吨6.2元，故可参照该价格计算原告与被告联邦公司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排运的石膏欠款，即为38166.36吨×6.2元=236631.43元。原告提出，被告联邦公司交付的100万元系保证金，因被告联邦公司违约，不同意返还该100万元。法院认为，合同中明确约定，该100万元系预付款，合同履行完毕后，应在尾欠的货款中扣除预付款，故原告不同意返还预付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联邦公司拖欠货款，双方就拖欠货款的还款时间达成新的协议，被告联邦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视为对石膏销售合同中关于货款支付的约定进行了变更，被告联邦公司应按承诺书的约定履行义务，被告联邦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未在承诺书中约定违约金及其计算方法，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利息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在合同期内所欠款项本金为10842342.43元（已扣除预付款100万元），欠款本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利息774069.09元。合同期外所欠款项本金为236631.43元，该部分本金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原告提出，被告联邦公司是被告赵小东个人注册的一人独资公司，该公司存在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被告赵小东应承担清偿责任，被告张显奇与被告赵小东是夫妻关系，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为，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混同，应当审查公司是否建立了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支付是否明晰，是否经过外部审计、公司账户与股东个人账户是否有大量资金往来、股东个人支出是否列支于公司账户、公司收入是否由股东个人收取等进行考量。本案中，被告联邦公司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有独立的财务人员，有独立的公司账户，在经营期间有财务报表，也有会计师事务所及税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鉴证报告，根据双方的申请，法院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联邦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论为：除5项可能影响外，联邦公司与赵小东及张显奇个人财产相互独立。而在这5项中，第1项注明联邦公司对张显奇享有债权应予以偿还，说明被告张显奇与联邦公司财务支付明晰。第2项和第3项认为有过高的支付铲装费、柴油费，不能确定其合理性。被告联邦公司主要从事是石膏的储运和运输销售业务，其主要的业务支出即为上述费用，虽然其在2016年12月以后未再发生购销石膏义务，但从被告联邦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货场亦存放石膏，其必然产生相关费用。第4项是支出款项，报告认为不能确定是否实际支付给债权人，该款项金额明确，通过现金或银行支票方式支付，有明确的账目记载。第5项是收入款项，因有未开具销售发票和通过现金结算，不能确定销售收入的完整性。上述事项账目明晰，不能认定报告联邦公司的财务混乱，股东的个人支出没有在公司列支，公司的收入也没有汇入股东个人的账户，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清晰明了，故不能认定股东赵小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同样，被告张显奇的财产也没有与公司财产混同，原告要求被告赵小东及被告张显奇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存在有虚假交易或其他行为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公司以此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的，原告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膏款11078973.86元、截止诉讼时利息774069.09元，合计11853042.95及诉讼以后的利息（利息以本金11078973.86元，自2017年5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驳回原告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根据第一份承诺书的承诺，截止2015年4月30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3024808.23元（已扣除100万元预付款），于2015年12月20日前结清，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283122元[3024808.23元×（4.75%×1.5÷365）×480天]，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4757200.16元，按第二份承诺书的约定，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395464.67元[500000元×（4.75%×1.5÷365）×480天=46800元、4257200.16元×45%×（4.75%×1.5÷365）×450天=168106.18元、4257200.16元×10%×（4.75%×1.5÷365）×420天=34866.46元、4257200.16元×45%×（4.75%×1.5÷365）×390天=145692.03元],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3060334.04元，此欠款按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至起诉之日止，利息应为95482.42元[3060334.04元×（4.75%×1.5÷365）×160天]，综上，截止2016年10月31日，被告联邦公司欠原告石膏款本金10842342.43元（已扣除预付款100万元），欠款本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利息774069.09元”以外，与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联邦公司尾欠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石膏款应如何认定，赵小东和张显奇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联邦公司尾欠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膏款问题，本案中双方争议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截止2015年4月，联邦公司尾欠石膏款是4024808.23元，还是3024808.23元。二是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联邦公司继续排运的石膏应如何计价。关于截止2015年4月联邦公司尾欠石膏款问题，联邦公司主张按照其工作人员出具的承诺书记载的3024808.23元计算，而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则主张应为4024808.23元。本院认为，联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其公司自行为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而非双方签订的对账协议，在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应根据双方购销情况进行核对以确认截止至2015年4月的尾欠款。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期间提交了双方在签订石膏排运合同后双方往来凭证，对该证据体现出的2015年4月以前排运数量以及价款联邦公司是认可的。2012年10月30日联邦公司交纳保证金1000000元，根据该凭证计算，将该保证金冲抵石膏款后，截止2015年4月联邦公司尾欠的石膏款是4024808.23元，而非一审认定的3024808.23元。关于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联邦公司继续排运的石膏应如何计价。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继续按照合同约定价款计算，联邦公司主张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就此本院认为，就买卖合同到期后继续履行，原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如何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此没有规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关于租赁合同到期后继续履行视为不定期并按原合同权利义务进行认定，以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于劳动合同到期后继续履行的视为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合同的规定。因此，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参照上述司法精神，应认定在双方就原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没有形成新的合同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因此，就双方合同履行完毕后，石膏款应按原合同约定的12元计算，而非按市场价格计算。根据上述理由，联邦公司尾欠的石膏款应为12300338.8元。基于此欠款总额以及每期款项的欠付时间，计算的欠款利息应为711721.62元。关于赵小东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条款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负举证的责任，即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自己来证明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是否独立，这就与一般公司发生债务纠纷由权利主张者举证不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一人公司天然地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况，由于一人公司的股东的意志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人公司的意志，因此，更容易发生财产混同与业务混同的情形，导致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结果发生。由于联邦公司系赵小东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故赵小东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公司财产并未混同。实践中一人公司的财产混同可表现为公司盈利与股东收益无法区分，公司盈利不按法定程序分配，而是直接作为股东收益为股东所有；还可能表现为公司财产被转移用于偿还股东个人债务，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之间可随时转化。本案一审期间，为了确认赵小东与公司财产是否存在混同情形，对公司的财务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存在多项保留意见事项。审计报告在披露事项中载明存疑事项如下：首先，赵小东丈夫张显奇控制的赤峰鹏赫运输有限公司运费占联邦公司销售收入过高，且2016年12月后未发生购销业务，却在2018年1月发生运费351万余元，上述事实存在赵小东通过其丈夫控制的独资公司转移联邦公司收益的可能，因此赵小东应进一步证明上述运费的比例以及在无购销业务情况下发生巨额运费的正当性以及合理性，但本案中赵小东并未提供证据进一步证实。其次，2018年1月无经营行为却支付铲装费、柴油费250余万元，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存放必然产生费用，且赵小东也是以此理由进行抗辩，但产生如此高额的铲装费和柴油费且仅以“必然产生的费用”进行解释，依据不足。在该笔费用上，存在虚列支出侵占公司财产的可能。再次，审计报告显示约560余万元的往来款项没有债权人收据，难以确认款项是否实际支付给债权人，上述款项大多以现金形式支出，有违对公业务应通过银行账户交易的习惯，且由赵小东或者赵小东丈夫张显奇支取，而不是由债权人出具收据，赵小东也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实已经交付给债权人。上述事实反映赵小东存在以偿债名义随意支取公司钱款的可能。上述情形反映赵小东不能证明联邦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赵小东认为只有在证明其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举证责任在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方是对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只要赵小东无法证明其与联邦公司财产相独立，即需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张显奇的责任问题，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基于夫妻共同经营期间形成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张显奇承担共同责任，但本案中赵小东承担的债务，并非其家庭共同经营所产生的直接债务，而是基于法律规定所产生的连带债务，因此该债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就该债务张显奇不需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内0403民初1717号民事判决；二、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膏款12300338.8元及利息711721.62元，并继续给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后续利息以本金12300338.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三、赵小东就上述应给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177元，由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赵小东承担99872元，由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305元；保全费5000元，由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赵小东承担；鉴定费88500，由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赵小东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177元，由赤峰联邦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赵小东承担99872元，由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承担3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宏涛审判员 张伟波审判员 韩尚达 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齐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