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1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洋，男，197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晓燕，女，198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豆艳顷，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刚，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铁山，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洋、马晓燕因与被上诉人宋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5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洋、马晓燕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刚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为配合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虚伪意思表示，故应以《合作终止协议书》为准，该认定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判案准则，其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合作终止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是杨洋、马晓燕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为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属无效协议。《合作终止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协议》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协议书系杨洋受到胁迫而签订，协议第一、二、七、八、九条内容排除宋刚的义务和责任，宋刚也没有完成对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的出资，故显失公平，应属可撤销的协议。3.宋刚从未持有超过Z公司36%的股权，一审法院以《合作终止协议书》认定股权转让款属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判决杨洋、马晓燕支付利息并承担律师费、保险费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杨洋、马晓燕已经收购Z公司的全部股权，对宋刚股权的回购已完成，不存在撤销或者终止股权回购的情形，故本案不适用《合作终止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宋刚辩称，不同意杨洋、马晓燕的上诉请求。1.《合作终止协议书》系各方协商后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杨洋、马晓燕于签订协议后在工商部门均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至今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涉嫌欺诈及其受到胁迫，杨洋、马晓燕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也对涉案协议予以认可。2.《股权转让协议》系工商部门备案所用，并非是对《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变更与补充。宋刚于2018年1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洋、马晓燕支付宋刚股权转让款550万元；2.判令杨洋、马晓燕支付宋刚利息损失，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月息1.5%计算；3.判令杨洋、马晓燕支付宋刚律师费8.5万元、保险费2,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4日，宋刚与杨洋、马晓燕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约定：宋刚、杨洋和王某三方于2017年2月共同出资设立了Z公司,股权比例为宋刚24%,杨洋24%,马晓燕28%,另有24%为预留战略投资股份,由宋刚、杨洋分别代持,工商注册登记显示为宋刚持股36%,杨洋持股36%,王某持股28%；其中杨洋的股权由马晓燕代持(杨洋和马晓燕为夫妻关系,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王某的股权由江某代持；宋刚、杨洋、王某于2018年9月13日签订书面协议,王某退出，Z公司及所有关联公司的相关权益,由宋刚、杨洋(含马晓燕)双方各自占有50%；现各方决定终止合作关系，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终止一切合作关系,确认宋刚对Z公司及所有关联公司所承担的所有义务已经完成,不再承担任何工作义务和责任,不再担任任何关联公司法人代表,也不承担公司设立至存续至今发生的任何法律纠纷和经济赔偿责任；杨洋、马晓燕同意按550万元的价格回购宋刚所持的Z公司全部股权；上述股权转让款于2018年10月31日前由杨洋、马晓燕双方共同支付宋刚150万元,余款应于本协议签字后3个月内付清；宋刚、杨洋、马晓燕与王某、江某于9月13日签署之协议书所涉及的宋刚和杨洋之间的责任全部由杨洋承担；杨洋、马晓燕双方不得撤销或终止对宋刚的股权回购,否则仍将视作为杨洋、马晓燕对宋刚的欠款,且该欠款必须在约定时间内清偿,如未按时支付款项,杨洋、马晓燕双方按照月息1.5%支付利息,且宋刚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由杨洋、马晓燕承担,同时杨洋、马晓燕双方对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外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较详细的约定。2018年10月15日，宋刚、马晓燕、江某、杨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宋刚将持有的Z公司的36%股权以360万元转让给杨洋；马晓燕将持有的Z公司的36%股权以360万元转让给杨洋；江某将持有的Z公司的24%（系笔误实应为28%）股权以240万元转让给杨洋。同日，Z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以上股权转让。同日，Z公司根据以上股权变动相应变更了公司章程内容。宋刚、杨洋、马晓燕都确认，Z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原股东为宋刚、马晓燕、江某、周某；2018年3月，股东变更为宋刚、马晓燕、江某；其中股权存在代持关系，即马晓燕替杨洋代持，江某替王某代持；股东之间对以上代持关系均明知。一审中，杨洋、马晓燕称《股权转让协议》只有一份原件，目前在工商局的档案材料内备案。后又称，双方于2018年10月14日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后，口头协商达成了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无法证实协商过程。一审法院认为，宋刚及杨洋、马晓燕之间于2018年10月14日形成的《合作终止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宋刚已将自身持有的Z公司24%股权转让给了杨洋、马晓燕。杨洋、马晓燕认为《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对宋刚所持Z公司股权比例表述错误，从而导致《合作终止协议书》已被2018年10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替代而终止不应履行的意见，《合作终止协议书》内容与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存在矛盾之处，杨洋、马晓燕称未保存《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该协议仅能从工商机关获取。对此，第一，宋刚与杨洋、马晓燕签订36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宋刚手中却无留存原件，不符合常理。第二，作为重大的内容变更，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不收回或书面明确作废先前协议，亦不符合常理。第三，《合作终止协议书》内容中不仅对Z公司股权进行重新分配，还对其他公司股权进行重新分配甚至还有约定工资报酬等事项，《股权转让协议》中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却不对其他事宜再行约定，从各方谈判所耗成本角度也不符合常理。另外，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于前日签订，价格变动近200万元，如此重大变化竟在一日内完成，还无磋商过程，更难以置信。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更可能为各方系为配合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股权登记而形成的虚伪意思表示。即宋刚、杨洋、马晓燕之间在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后，未再作出变更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形成合意。关于杨洋、马晓燕认为因杨洋、马晓燕误解宋刚的持股比例，在重大误解时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的意见，此意见更不可能让人信服。各方庭审中均已明确，Z公司自成立起就存在代持情况，马晓燕替杨洋代持，江某替王某代持，即股东内部及Z公司均明知2018年9月13日前公司实际股东为杨洋、宋刚及王某，马晓燕、杨洋系夫妻关系，杨洋不可能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宋刚在Z公司的持股比例，且在《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对各方持股比例已作出清晰描述，就算杨洋此前不知道，在该协议拟定后、签订前就能够向各方进行核实，其此前不知又何以能在该协议签订后一夜间完全了解股权比例情况。连股权比例都未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签订收购协议，于常理不合。故杨洋、马晓燕该辩解实不可信。因此，宋刚主张杨洋、马晓燕共同支付其对应的股权转让款5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宋刚主张的利息损失，宋刚明确以合同的约定为前提，实为约定违约金计算方式。依约，杨洋、马晓燕应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150万元，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付清余款。故杨洋、马晓燕应依约支付宋刚违约金。宋刚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及保险费，合同约定的内容意思在于强调杨洋、马晓燕不得拒绝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宋刚因实现其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杨洋、马晓燕承担。现杨洋、马晓燕明确表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宋刚因此次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及保险费由杨洋、马晓燕负担有事实依据。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5月3日判决：一、杨洋、马晓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刚支付股权转让款550万元；二、杨洋、马晓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刚支付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的违约金；三、杨洋、马晓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刚支付律师费8.5万元及保险费2,2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447.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47.50元，由杨洋、马晓燕共同负担29,447.50元，宋刚负担1,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洋、马晓燕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截屏一组，证明涉案协议签订前，宋刚对杨洋进行威胁；2.三份“关于公司经营状况说明的公开信”，证明宋刚通过微信向杨洋发送该三份函件，以向全体公司员工及合作伙伴披露杨洋的私事和公司现状、商业机密等形式进行施压，也证明公司尚未盈利，故以550万元回购股权显失公平；3.微信截屏及《合作终止协议书》的电子版和纸质版，证明涉案《合作终止协议书》是在威逼状态下所签订，杨洋、马晓燕已起诉请求撤销该协议书。宋刚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并不完整，杨洋确实做了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并导致公司经营困难，宋刚的言语不构成威胁，而是要求对方尽快解决；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据3反而可以证明双方是在协商后签订该协议书。宋刚向本院提交其与杨洋在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17日期间的微信截屏，证明涉案协议书是在协商后签订，公开信内容也是真实的。杨洋、马晓燕的质证意见是：该微信截屏并不完整。本院认证意见是，杨洋、马晓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作终止协议书》系在受到宋刚胁迫下所签订，也不能证明55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显失公平，本院不予采纳；宋刚提交的微信截屏证据也并不完整，本院也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江某于2018年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杨洋、马晓燕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等，后江某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杨洋、马晓燕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及利息等。2019年3月4日，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杨洋分期支付江某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并赔偿江某律师费27,500元，马晓燕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审理中，杨洋、马晓燕陈述他们和宋刚分别受让了江某名下Z公司的14%股权，故他们应承担14%股权的对价150万元，另14%股权的对价150万元应由宋刚承担。本院另查明，Z公司2018年10月15日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杨洋，出资额1,0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47年1月5日前。2018年10月19日，Z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杨洋，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21日，宋刚和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宋刚因与杨洋、马晓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聘请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庭代理，律师代理费为85,000元。合同签订后，宋刚已支付律师费85,000元。另，宋刚已支付保全担保费2,250元。本案审理中，宋刚、江某均到庭确认：宋刚受让江某持有的Z公司14%股权，该14%股权的转让价款由江某向宋刚主张，与杨洋、马晓燕无涉。宋刚将该14%股权连同其原持有的Z公司36%股权转让给杨洋后，宋刚有权一并向杨洋主张权利。本院认为，综合杨洋、马晓燕的上诉请求以及宋刚的答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现分述如下：一、《合作终止协议书》的效力认定涉案《合作终止协议书》系由宋刚、杨洋、马晓燕签订，杨洋、马晓燕上诉主张他们系受到宋刚胁迫而签订，但他们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签订该协议书时受到宋刚的胁迫，故杨洋、马晓燕的该上诉理由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洋、马晓燕上诉主张宋刚未完成对Z公司的出资，协议显失公平。因Z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股东出资时间为2047年1月5日前，现未到出资期限，马晓燕本身就是Z公司股东，对此理应知晓，故杨洋、马晓燕以宋刚未完成出资而主张协议显失公平，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涉案《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关于Z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二、宋刚转让给杨洋、马晓燕Z公司股权的比例根据Z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宋刚原持有Z公司的股权比例为36%。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江某诉杨洋、马晓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杨洋、马晓燕辩称他们仅应承担江某持有的Z公司14%股权的对价，江某持有的Z公司另外14%股权的对价应由宋刚承担。江某据此在该案中将其诉讼请求从判令杨洋、马晓燕支付其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利息等变更为判令杨洋、马晓燕支付其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及利息等，并与杨洋、马晓燕达成调解协议。江某作为原Z公司28%股权的持有人，在本案中也到庭陈述其持有的Z公司另外14%股权已转让给宋刚，宋刚有权处分并主张该部分股权的权利。因此，虽然江某转让给宋刚的Z公司14%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结合《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关于“2018年9月13日，宋刚、杨洋（由马晓燕代持Z公司36%股权）、王某（由江某代持Z公司28%股权）签订书面协议，王某退出合作后，Z公司等公司的相关权益由宋刚、杨洋（含马晓燕）各自占50%”的约定，以及该协议书签订后Z公司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杨洋名下的事实，本院认定《合作终止协议书》中第四条“杨洋、马晓燕同意立即按照人民币550万元的价格回购宋刚所持有的Z公司全部股份”中的“全部股份”应为宋刚原持有的36%股权加上江某转让给宋刚的14%股权，合计为50%股权。杨洋、马晓燕关于宋刚从未持有超过Z公司36%股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合作终止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之间的关系虽然《合作终止协议书》签订在前，《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但《合作终止协议书》签订的各方各持有一份该协议书，而《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份，且用于工商变更备案，协议各方均未持有该协议。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看，系将宋刚、马晓燕、江某名下的Z公司股权转让给杨洋。但是，江某实际转让给杨洋的仅是14%股权，并非28%，宋刚实际拥有Z公司的股权是50%，并非36%，只是江某转让给宋刚的14%股权因后续需全部转让给杨洋而未办理变更登记。《合作终止协议书》中对涉案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有详细约定，而《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对Z公司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杨洋进行程式化约定，故并不能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后而当然认定系对《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变更。因此，本院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合作终止协议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仅是用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杨洋、马晓燕关于《合作终止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杨洋、马晓燕应否支付宋刚利息、律师费及保险费《合作终止协议书》第九条约定，杨洋、马晓燕双方不得撤销或终止对宋刚的股权回购，否则仍将视作杨洋、马晓燕对宋刚的欠款，且该欠款必须在约定时间内清偿，如未按时支付款项，杨洋、马晓燕双方按照月息1.5%支付利息，且宋刚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由杨洋、马晓燕承担，同时杨洋、马晓燕对本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表明杨洋、马晓燕不得撤销或者终止对宋刚股权的回购。杨洋、马晓燕在受让宋刚股权情况下，应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未按约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构成其对宋刚的欠款，应适用该条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内容。杨洋、马晓燕关于本案不适用本条约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洋、马晓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895元，由上诉人杨洋、马晓燕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玉凌审判员  胡 瑜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俞 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