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0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市鲤城鸿森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266036271XT。 法定代表人：谢森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榴，福建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锦群，男，198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新杆，男，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系福建省大田县桃源镇兰玉村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 原审第三人：大田县桃源镇宝顺包袋厂，住所地：福建省大田县桃源镇桃新村8号川源楼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425MA33AGN340。 经营者：谢金宝，男，195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上诉人泉州市鲤城鸿森包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森包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锦群、原审第三人大田县桃源镇宝顺包袋厂（以下简称宝顺包袋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5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森包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榴，被上诉人肖锦群及其委托诉代理人肖新杆，原审第三人的经营者谢金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森包袋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5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郑某1、郑某2两人的证言来证明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这是荒谬的。证人郑某1、郑某2本自身都不是鸿森包袋公司员工，两位证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鸿森包袋公司没有在涉案地开办分厂。恰恰相反，鸿森包袋公司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桃原包袋厂就是第三人所开办的，刘玉金系受雇于第三人从事工作。本案中，刘玉金因交通事故致死，其近亲属当即要求第三人进行赔偿，因主张赔偿金额过高才无法迖成一致意见，肖锦群应当通过法律渠道进一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其向鸿森包袋公司主张赔偿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属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其中“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本案不属“事实清楚”的情形，因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完全不一致，案件在仲裁时仲裁庭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可见案件比较疑难复杂，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三、一审判决判非所诉。鸿森包袋公司诉请“确认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确认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 肖锦群辩称，一、大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和一审法院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鸿森包袋公司的上诉请求违背事实，于法无据：1.证人郑某2、郑某1的证言并非孤立的证据，与工友廖扬三证言、魏双娥等9人的证言相符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郑某2、郑某1在大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时的证言，二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鸿森包袋公司的老板是高斌，“桃原包袋厂”的厂长是饶建民，高斌、饶建民有向“桃原包袋厂”的员工发放过工资的事实。肖锦群提供的刘玉金工资计算说明及工资发放表、微信转账记录，魏双娥等9名工友证言，郑某2等6名工友证言，工友廖扬三的证言，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微信群名为：鸿森分厂桃源包袋群）等证据，亦与证人郑某2、郑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2.鸿森包袋公司提供的证据：参保企业在职职工花名册、2019年度社会保险费明细申报表、2019年度工资表中，均有高斌、谢森治、饶建民的名字，此证据也能够与证人郑某2、郑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3.肖锦群所提供的刘玉金工资计算说明、刘玉金的工资发放表与“桃原包袋厂”的厂长饶建民使用微信转账给刘玉金工资的时间和金额相互吻合。4.由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大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庭审笔录、由肖锦群所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微信群名为：鸿森分厂桃源包袋群），亦能清楚地证明“桃原包袋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其员工服从和接受泉州鸿森包袋公司的指挥和管理。上述证据即可清晰地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公司设在大田县桃源镇的分厂或加工点。5.鸿森包袋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和一审过程中所提供的关于“第三人谢金宝因无证经营而被大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的证明材料，以及大田县桃源宝顺包袋厂于2019年10月21日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等证据，并不能有效排除在2019年10月21日之前的“桃原包袋厂”是属于泉州鸿森包袋公司所设立的分厂或加工点的这一事实，也不能排除鸿森包袋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与包括刘玉金在内的“桃源包袋厂”的员工们，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下所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6.一审法院在3月18日主持双方质证过程中，第三人谢金宝声称：“桃原包袋厂”系其个人创办，与鸿森包袋公司是加工承揽关系。除了与鸿森包袋公司有加工承揽业务外，与其他公司也有加工承揽业务，但谢金宝未能提供出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因此，也不能排除“桃原包袋厂”在事实上是属于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镇设立的分厂或加工点。7.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谢金宝也认可高斌是其女婿，谢森治是其女儿，谢森治是鸿森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饶建民是“桃原包袋厂”的厂长。上述言词也能够与证人郑某2、郑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亦清楚地证实“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这一事实。而鸿森包袋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这一事实。二、一审法院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第一条、第二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鸿森包袋公司和刘玉金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三、鸿森包袋公司的第三条上诉理由，纯属荒唐和无理取闹。一审法院依职权所调取的各种证据，与诉讼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各方面的证据并未相互排斥，且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判决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综上所述，鸿森包袋公司的目的是为逃避其作为用工单位的用工主体责任，其上诉请求及理由违背事实原则，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宝顺包袋厂述称，“桃原包袋厂”系谢金宝个人创办的。 鸿森包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鸿森包袋公司与肖锦群配偶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肖锦群的配偶刘玉金于2019年6月10日起到位于大田县桃源镇桃新村8号“桃原包袋厂”上班，为生产线车工。工作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社会保险，工资计件计算，共计领取两次工资，第一次为2019年8月2日由饶建民通过微信转账工资1297元，第二次为2019年9月份由刘玉金的工友郑某2代为领取工资现金2442元。2019年8月23日，刘玉金因交通事故死亡。 2019年10月11日，肖锦群向大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其配偶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自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年11月2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田劳人仲案［2019］387号裁决书，确认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鸿森包袋公司对裁决不服，为此诉至本院。 另查明，1.大田县桃源镇桃新村8号开办的“桃原包袋厂”，于2019年10月21日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名称为：大田县桃源镇宝顺包袋厂。2.谢森治系谢金宝的女儿，高斌系谢金宝的女婿。3.鸿森包袋公司为饶建民发放了2019年度1月份、3月份至12月份的工资，并办理了2019年度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 一审法院关于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认定： 关于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劳动者已成为该用人单位的成员，遵守其规章制度，接受其管理，且为其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形态的社会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和实际情况来看，1.鸿森包袋公司主张从未在桃源镇设立分公司或开办加工厂，与“桃原包袋厂”系加工承揽关系。本案中鸿森包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排除“桃原包袋厂”在工商登记之前属于鸿森包袋公司所设立加工点或分厂，不能排除鸿森包袋公司或做为实际用工单位，但并未与包括刘玉金在内的“桃原包袋厂”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办理医社保的可能性，无法证明其上述主张。2.宝顺包袋厂述称“桃原包袋厂”系谢金宝个人创办，与鸿森包袋公司是加工承揽关系，除了与鸿森包袋公司有加工承揽业务外，与其他公司也有加工承揽业务，但均没有相关证据加以印证，不能排除“桃原包袋厂”属于鸿森包袋公司所设立加工点或分厂的事实。3.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郑某1、郑某2在大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时的证言，二人证言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鸿森包袋公司的老板是高斌，“桃原包袋厂”的厂长是饶建民，高斌、饶建民有向“桃原包袋厂”员工发放过工资。肖锦群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刘玉金工资计算说明及工资发放表、微信转账记录、魏双娥等9名工友证言、郑某2等6名工友证言、工友廖杨三证言、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微信群名为：鸿森分厂桃源包袋群），鸿森包袋公司提供的证据参保企业单位在职职工花名册、2019年度社会保险费明细申报表、2019年度工资表中均有高斌、谢森治、饶建民的名字，上述证据能够与郑某1、郑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且谢金宝也认可高斌是其女婿，谢森治是其女儿，谢森治是鸿森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饶建民是“桃原包袋厂”厂长。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这一事实，鸿森包袋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反驳这一事实。故，肖锦群关于大田县桃源镇桃新村8号的“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所开办的分厂，该分厂的老板是鸿森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森治，厂长是饶建民，其配偶刘玉金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即是在该分厂上班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的关系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鸿森包袋公司主张与刘玉金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确认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鸿森包袋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鸿森包袋公司与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系法律关系之一种，需双方对于管理制度、薪金报酬、工作时间等权利义务达成合意方能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该条规定了劳动关系建立的本质因素，也系实践中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主要依据。即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认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不仅应审查其主体是否合格、是否有书面的劳动合同，还应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是发生实际用工、劳动者是否提供有偿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等。在本案中，首先，刘玉金生前工作地点为位于福建省大田县桃源镇桃新村8号“桃原包袋厂”，而鸿森包袋公司的住所地和营业场所均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南环路1178号。其次，肖锦群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能够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的证据仅为郑某1、郑某2两人的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群名为：鸿森分厂桃源包袋群），而证人郑某1、郑某2的证言内容为：“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鸿森包袋公司的老板是高斌，“桃原包袋厂”的厂长是饶建民，高斌、饶建民有向“桃原包袋厂”员工发放过工资。因证人郑某1、郑某2不是鸿森包袋公司员工或公司管理人员，也不是鸿森包袋公司的股东或公司实际控股人，其不可能知悉鸿森包袋公司有关出资创办分厂的具体事宜，故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证明力较小；微信群虽然名为鸿森分厂桃源包袋群，但肖锦群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微信群的群主及为何要创建该微信群及创建该微信群的目的，仅凭该微信群亦无法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的事实。相反，鸿森包袋公司及宝顺包袋厂所提供的证据：大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查封（扣押）决定书、涉案物品清单、询问（调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缴款通知书、罚款收据、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管理员饶建民及张晓云等16名工人证言（证明饶建民及张晓云等16名工人系受雇于谢金宝开办的“桃原包袋厂”工作）、谢金宝的陈述（自认“桃原包袋厂”系谢金宝所开办）等，能够证明谢金宝租赁案涉厂房用于开办“桃原包袋厂”、位于桃源镇桃新村8号的加工厂系谢金宝无照经营，大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再次，关于饶建民参与“桃原包袋厂”的管理及以微信支付方式向刘玉金支工资1297元一节，谢金宝的解释为其因年龄较大、且不识字，遂委托饶建民代发工资；饶建民原系鸿森包袋公司的职工，因鸿森包袋公司将相关加工业务交由“桃原包袋厂”完成，二者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因“桃原包袋厂”系刚成立的生产商，鸿森包袋公司为了确保产品质量，遂委派有生产经验的员工到生产商处进行业务指导，参与生产管理。因鸿森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森治与“桃原包袋厂”的投资人谢金宝系女儿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谢森治为了帮助其父亲新开办的工厂更好地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出于确保其公司委托“桃原包袋厂”加工的产品质量有保障的角度考虑，从鸿森包袋公司委派有生产管理经验的员工（饶建民）到“桃原包袋厂”进行生产指导并参与生产管理，该作法符合常理，亦符合交易习惯；谢金宝基于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原因委托饶建民对工厂的生产进行管理并代发工人工资的行为，亦符合常理。谢金宝的已就饶建民参与“桃原包袋厂”的管理及以微信支付方式向刘玉金支工资的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因饶建民系鸿森包袋公司的职工身份及其个人有向工人支付工资的事实就认定“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的分厂。最后，肖锦群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刘玉金在“桃原包袋厂”上班时有遵守鸿森包袋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接受鸿森包袋公司的指挥和管理、从事鸿森包袋公司安排有报酬的劳动的事实。综上，肖锦群以利害关系人身份主张刘玉金生前与鸿森包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桃原包袋厂”是鸿森包袋公司在桃源的分厂或加工点，即“桃原包袋厂”系鸿森包袋公司分支机构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刘玉金生前为鸿森包袋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鸿森包袋公司的劳动管理和鸿森包袋公司为刘玉金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故肖锦群不具有要求确认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无法确认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以谢森治系谢金宝的女儿，谢森治是鸿森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桃原包袋厂”在办理工商登记之前属于鸿森包袋公司所设立加工点或分厂为由，认定刘玉金与鸿森包袋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处理结果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纠正。“桃原包袋厂”于2019年10月21日才领取营业执照（核准名称为：大田县桃源镇宝顺包袋厂），谢金宝作为“桃原包袋厂”的出资人，其与刘玉金之间的关系属于非法用工关系，肖锦群作为刘玉金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的规定，另行向大田县桃源镇宝顺包袋厂或谢金宝主张相关权利。 综上所述，鸿森包袋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5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泉州市鲤城鸿森包袋有限公司与刘玉金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肖锦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林炬火 审判员  吴树辉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倩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