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6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秀玉，女，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坚、陆月娥，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吓苏，男，1965年4年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卫，福建凯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秀玉因与被上诉人俞吓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9）闽0181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秀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傅秀玉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汇给被上诉人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并非投资款。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因此，民间借贷即资金融通行为。本案被上诉人因需资金投资而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以及其指定收款人交付借款合计150万元，被上诉人也于2016年10月24日向上诉人发送短信，确认上诉人向其交付借款合计150万元的事实（详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短信照片），并于2018年8月24日向上诉人出具《股东出资证明》，再次确认其向上诉人融资150万元的事实。因此，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非投资款。 第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中（2017）新23民终1638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22日，登记股东为魏公香、周增强、周遵忠、林为贵，被上诉人并非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但被上诉人却以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名义向上诉人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企图将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行为认定为投资行为，否认上诉人向其交付的150万元款项系借款的事实，以达到侵吞上诉人150万元借款的目的。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之规定，股东出资证明书应由公司向股东签发，并由公司盖章。而非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的被上诉人却以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名义向上诉人出具《股东出资证明》，其行为及其所出具《股东出资证明》的形式明显均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退一步来讲，即使被上诉人系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其也无权向上诉人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但一审法院却依据《股东出资证明》推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15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的性质，显属事实认定错误。 第三，即使被上诉人系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的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应更符合个人合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确非合伙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关系成立要件。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非投资款。 第四，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多份证据可知，《股东协议书》上注明的“俞吓苏出资800万元”，多份《共同投资证明》上注明的“公司给我投资额一共950万元”、“俞吓苏70万”，后均人为修改为“公司给我投资额一共920万元”、“俞吓苏40万”，陈良栋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上注明“俞吓苏等人投资920万”，被上诉人提供的多份证据均是自相矛盾，且有伪造嫌疑，特别是《共同投资证明》中被修改的部分明显有利于被上诉人，如果被上诉人确为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其应当知道自己具体出资数额，而不会提供几个相悖的出资数额。另外，被上诉人一审辩称其在收到上诉人交付的款项后，将款项汇给了魏亦池，但根据（2017）新23民终163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魏亦池即非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也非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财务，被上诉人已声称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财务系陈自明。因此，不管是从被上诉人提供几份相悖的证据的行为，还是将上诉人交付的借款汇给非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股东或财务魏亦池的行为，均可以定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非投资款。 综上，上诉人既未享有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管理，也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反倒是应被上诉人提出的借款请求，向被上诉人以及其指定的收款人交付了借款。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即非共同投资关系，也非合伙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汇给被上诉人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并非投资款。二、上诉人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交付的款项系借款。但一审法院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为此，上诉人已提供股东出资证明、银行转账凭证、短信照片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借款，被上诉人确认收到上诉人交付的款项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被上诉人作为（2016）新2323民初2160号案的原告，其持有该案的卷宗，但拒不向一审法院提供，可以认定本案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为查清本案案涉款项性质，上诉人于一审时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一审法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调取（2016）新2323民初2160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案卷材料，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调取到上述卷宗。而被上诉人作为（2016）新2323民初2160号案的原告，其持有该案的卷宗，但拒不向一审法院提供。因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将从上诉人处借得的款项转借给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即本案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俞吓苏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首先，上诉人起诉时提供的股东出资证明，上诉人转款给新福鑫公司的转款凭证，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短信，包括共同投资人和新福鑫公司的证明，均能证实上诉人的款项是投资新福鑫公司的投资款。上诉人的打款凭证和被上诉人汇款给魏亦池的付款凭证以及被上诉人2015年新福鑫公司的借款收据，均能证实上诉人的款项与被上诉人2015年的借款不是同一笔款项，该上述证据能确定证实，上诉人的款项是投资新福鑫公司的投资款。其次，股东出资证明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同为隐名股东的前提下，因上诉人不具有远东协议股东名分，被上诉人应上诉人的要求出具的。上诉人以此为证据向原审法院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150万元是借款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认定该笔款项为投资款的事实，认定清楚。再者，上诉人提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又否认是合伙关系，自相矛盾，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也不能以非合伙关系来推定即为借贷关系。最后，关于隐名投资800万元还是950万元或者是920万元的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股东协议书，明确投资开始股东是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额是800万元，后因企业用电量大，要追加投资电的增容，因此，对各投资方追加投资款。约定是950万元，后实际投资920万元，因此，作为隐名股东的挂靠股东，最终确认是920万元。这是事实发展的真实过程。共同投资者对投资额的数额的不同认识，是合乎常理的。因此，共同投资人的证明是按照共同投资人实际的情况来书写的，是真实事实的反映。并不存在统一口径的问题。至于前期上诉人所汇的款和被上诉人的款为什么汇给魏亦池的问题，股东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向原审法院证实，公司刚开始设立时，股东是包括魏亦池的，他是甲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的股份是挂在魏亦池的名下。因此，被上诉人将款项转给魏亦池是正确的。新福鑫公司设立后，经历了股东的多次变更，自（2017）新23民终163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时间，当时魏亦池已经不是股东了，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隐名股权也已挂靠在公司陈良栋名下。因此陈良栋和周遵忠都对本案作出事实证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傅秀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别计算为：一笔以1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从2012年2月4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一笔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从2012年2月29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一笔以7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从2012年4月22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款项之日止），截止2019年3月26日借款本息共计40226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于2012年2月4日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向被告交付款项15万元，于2012年2月29日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向被告交付款项10万元、通过其丈夫王命辉银行账户向被告交付款项50万元，于2012年4月22日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分两笔交付给案外人陈自明款项75万元。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与案外人林英出具《股东出资证明》，并载明：“俞吓苏于2012年在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投入股本金人民币920万元，其中融资到傅秀玉150万元，林英90万元，由于原股东协议书里股东名分只有四人，没有将傅秀玉与林英名字列入。特此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汇给被告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经审理查明，被告在收到原告交付的款项后，向原告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一份，明确了原告所占的股份份额，同时明确了原告的隐名股东身份，从原告提交的相关裁判文书复印件以及依照原告申请调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相关案件材料来看，并不足以证实上述150万元系被本案被告以每月2%的利息标准转借给新疆新福鑫铸业有限公司的款项，申言之，即不能否定《股东出资证明》所体现的150万元系投资款的性质，故原告汇给被告的150万元款项应当认定为投资款。原告傅秀玉将150万元款项交付给被告俞吓苏进行投资，现原告傅秀玉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被告俞吓苏偿付本息，缺乏法律依据，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傅秀玉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傅秀玉与被上诉人俞吓苏均表明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系上诉人傅秀玉主张俞吓苏向其借款150万元并请求俞吓苏偿还该借款,故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其已将讼争150万元款项交付给俞吓苏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诉人傅秀玉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讼争款项于2012年分次交付，期间傅秀玉均未要求被上诉人俞吓苏向其出具借条等能够证明借贷合意存在的债权凭证，直至2018年8月24日被上诉人俞吓苏向其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上诉人傅秀玉亦未对此提出异议。该《股东出资证明》的内容上没有写明出借人,也未约定借款利息和还款期限,不符合借贷合同的一般构成要件，亦不具备民间借贷书面凭证的表现形式。另上诉人傅秀玉提交的其它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从而无法确认本案讼争款项系借款，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本案讼争款项系借款并无不妥。上诉人傅秀玉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188元，由上诉人傅秀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卢晓媛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