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行终72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健，男，汉族，1983年11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龙泉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20030068629。 法定代表人姚飞，县长。 委托代理人费礼，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鹏阔，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沿河西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2680846631D。 法定代表人李勤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锁，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奚兵，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 法定代表人吴超，镇长。 黄健因诉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肥东县政府）、安徽省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肥东县城管局）、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撮镇镇政府）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上诉人黄健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行初8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黄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的房屋位于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房屋建筑面积为250平方米，是其向大费村祖居村民购买所得的私有财产。2016年初，大费村以宣传棚户区改造名义实施拆迁，肥东县政府制定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5+3)补偿方案，即500元拆迁补偿+300元追偿款等。原告不接受这样的拆迁方案拒绝签字搬迁。2016年6月29日，在原告没有收到被告任何合法批文和拆迁手续的情况下，房子被拆迁方强制拆除，家中生活物品及财产被损毁破坏、掩埋。房屋被强拆后，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全家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拆迁方至今没有给与原告合理的处理被强拆所造成的损失及影响。当时参与强拆的人员有政府公职人员(肥东县辖区各乡镇村干部)、公安、特勤、城管，还有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黑社会)等。被告肥东县政府、肥东县城管局和撮镇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属明显不当，应确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 肥东县政府向一审答辩称，肥东县政府并未组织实施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将肥东县政府列为本案被告目的在于规避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告诉称的房屋未经规划部门许可，其买卖获取的房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产生买受的法律后果，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原告诉状主张的事实，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该法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撮镇镇政府向一审答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诉称的房屋存在、合法且被我镇拆除，其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我镇依法对规划行政部门界定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函中并无原告诉称的房屋，原告房屋被拆除与我镇无关。对于被界定为违法建筑的房屋，我镇多渠道、长时间在案涉区域进行宣传，要求自行改正，但有的相对人无动于衷，我镇迫不得已将违法建筑予以拆除。原告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撮镇镇大费村棚户区改造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撮镇镇大费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拆迁、拆违工作是依法开展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肥东县城管局一审答辩称，该局不是适格被告，没有参与、派员参与或者组织实施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对诉称的房屋享有合法产权，不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起诉称其位于肥东县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的房屋于2016年6月29日被拆除。另，诉讼期间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该《情况说明》之介绍，肥东县大费村有道士田、尹冲、彭郢（或称小彭，含彭东、彭西两个自然村庄）、张郢、学田（或称薛田）、塘梢（或称塘稍）、漕坊（或称曹坊）、费北、费南、聂湾10个村民组，2016年至今实施棚户区改造，改造区内违章建筑由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肥东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撮镇镇政府对界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依法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即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其他法定的行政主体。结合本案，本案所诉为强制拆除行为，对于该行为的存在和行为的实施主体等基础信息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撮镇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对案涉区域有关拆除房屋行为均由撮镇镇政府依法具体实施，并非由肥东县政府实施，故肥东县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对此一审法院亦经依法告知原告，但是原告仍然坚持起诉肥东县政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6月，原告自该时间就应当知到被诉的强拆行为，但其迟至2019年12月2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健的起诉。 黄健上诉称，1、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对上诉人的房屋被强拆的事实予以查明，属于事实不清。上诉人在大费村××房屋××费村祖居村民建成后出售给上诉人的，如果是违法建设，那么在当时祖居村民建设时就存在违法建设行为，作为县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不出面制止建设行为，而是任由发展达到几千间房屋建成并出售给不知真相的外地务工人员，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是历史原因造成大面积无证房屋的产生，撮镇镇大费村的外来户购买的房屋在棚户区改造范围内，而肥东县政府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征收补偿的行政主体，应该对征地拆迁实施主体的行为和后果负责。上诉人将肥东县政府列为被告有法可依，不是错列被告。自2016年4月开始，肥东县政府组织全县范围内的公安、特勤、城管等到大费村搞非法强拆，无论从法律依据还是现场强拆的证据，足以证明肥东县政府是组织强拆的主体。撮镇镇政府是征地拆迁的被委托单位参与了强拆。本案中肥东县政府实际上就是将责任推卸给撮镇镇政府。上诉人将肥东县政府列为被告的理由充分、正当，不存在错列被告。上诉人在大费村购买的房屋位于被征收土地上，各被告为了达到多征收少补偿的违法目的，将上诉人的房屋通过肥东县原规划局界定为违法建设。且原肥东县规划局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严格审查和调查，在房屋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大费村外来购房户的房屋界定为违法建设。即便是无证房屋也应该是法律意义中的不动产，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诉讼期限是20年，其屋内财产的诉讼期限是5年。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起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证据，足以证明在大费村征地拆迁项目中，拆迁方存在多项违法犯罪事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并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肥东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期限，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答辩人起诉称其位于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的房屋于2016年6月29日被拆除。另，撮镇镇政府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肥东县大费村有道士田、尹冲、彭郢(或称小彭，含彭东、彭西两个自然村庄)、张郢、学田(或称薛田)、塘梢(或称塘稍)、漕坊(或称曹坊)、费北、费南、聂湾10个村民组，2016年至今实施棚户区改造，改造区内违章建筑由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肥东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撮镇镇政府对界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依法拆除。本案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被答辩人自该时间就应当知道被诉的强拆行为，但被答辩人却迟至2019年12月2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属于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属于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经原审法院查明，从撮镇镇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对案涉区域有关拆除房屋行为均由撮镇镇政府依法具体实施，并非由答辩人实施。而被答辩人并未就答辩人与案涉强制拆除行为存在关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依法告知被答辩人，但是被答辩人仍然坚持起诉答辩人，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属于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三款之规定，作出的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肥东县城管局答辩称，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答辩人肥东县城管局没有组织或实施对被答辩人诉称房屋的拆除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予驳回起诉。答辩人没有组织或实施被诉行政行为，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有关撮镇镇大费村范围内其他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皖行终316号裁定，认定案件所涉房屋强制拆除主体为撮镇镇政府，而不是答辩人。所以本案被答辩人将答辩认列为被告，属错列被告，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三、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答辩人拆除涉案房屋的时间系2016年，而原告于2019年12月23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从2016年做出行政行为到2019年12月原告起诉已超过三年，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其起诉，即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黄健在其起诉状中述称，其案涉房屋被拆除的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说明其当时即知道拆除行为。因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未告知其起诉期限，故起诉期限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拆除行为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黄健对该拆除行为不服，至迟应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提起诉讼，但其至2019年12月23日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黄健主张，其所诉房屋拆除行为涉及不动产，应当适用20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因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仅适用于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形，而本案中黄健已经知道其所诉行政行为，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撮镇镇政府自认大费村范围内违章建筑由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肥东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撮镇镇政府对界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实施拆除，故黄健以肥东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亦缺乏事实根据。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黄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志强 审判员  钟祖凤 审判员  陈 默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王春玲 书记员潘玉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