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行终72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启堂，男，汉族，1969年2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龙泉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220030068629。 法定代表人姚飞，县长。 委托代理人马华平，安徽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沿河西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勤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锁，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琨，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 法定代表人吴超，镇长。 朱启堂因诉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肥东县政府）、安徽省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肥东县城管局）、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撮镇镇政府）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上诉人朱启堂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行初7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朱启堂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的房屋位于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房屋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是其向大费村祖居村民购买所得的私有财产。2016年初，大费村以宣传棚户区改造名义实施拆迁，肥东县政府制定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5+3)补偿方案，即500元拆迁补偿+300元追偿款等。原告不接受这样的拆迁方案拒绝签字搬迁。2016年6月29日，在原告没有收到被告任何合法批文和拆迁手续的情况下，房子被拆迁方强制拆除，家中生活物品及财产被损毁破坏、掩埋。房屋被强拆后，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全家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拆迁方至今没有给与原告合理的处理被强拆所造成的损失及影响。当时参与强拆的人员有政府公职人员(肥东县辖区各乡镇村干部)、公安、特勤、城管，还有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黑社会)等。被告肥东县政府、肥东县城管局和撮镇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属明显不当，应确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 肥东县政府一审答辩称，肥东县政府并未组织实施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将肥东县政府列为本案被告目的在于规避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告诉称的房屋未经规划部门许可，其买卖获取的房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产生买受的法律后果，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原告诉状主张的事实，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该法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肥东县城管局一审答辩称，该局不是适格被告，没有参与、派员参与或者组织实施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对诉称的房屋享有合法产权，不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撮镇镇政府一审答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诉称的房屋存在、合法，其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我镇依法对规划行政部门界定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原告案涉房屋被原肥东县规划局依法界定为违法建筑，建议予以拆除，根据此界定，我镇多渠道、长时间在案涉区域进行宣传，要求原告自行改正，但原告无动于衷，我镇迫不得已将其案涉房屋予以拆除。原告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撮镇镇大费村棚户区改造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该村的拆迁、拆违工作是依法开展的，目前当地祖居村民已经100%完成签约并搬迁，对外来户违建房屋拆除工作已基本结束。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起诉称其位于肥东县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的房屋于2016年6月29日被拆除。另，诉讼期间撮镇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该《情况说明》之介绍，肥东县大费村有道士田、尹冲、彭郢（或称小彭，含彭东、彭西两个自然村庄）、张郢、学田（或称薛田）、塘梢（或称塘稍）、漕坊（或称曹坊）、费北、费南、聂湾10个村民组，2016年至今实施棚户区改造，改造区内违章建筑由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肥东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撮镇镇政府对界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依法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即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其他法定的行政主体。结合本案，本案所诉为强制拆除行为，对于该行为的存在和行为的实施主体等基础信息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撮镇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对案涉区域有关拆除房屋行为均由撮镇镇政府依法具体实施，并非由肥东县政府实施，故肥东县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对此一审法院亦经依法告知原告，但是原告仍然坚持起诉肥东县政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6月，原告自该时间就应当知到被诉的强拆行为，但其迟至2020年1月9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朱启堂的起诉。 朱启堂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认真对原告的房屋被强拆的事实予以查明，属于事实不清，人民法院在没有将案涉经过和事实查明的情况下，只凭各被告出具的答辩状和一些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条件的所谓的情况说明等，将原告传唤到法庭以谈话的方式问及被告是否愿意撤销对肥东县政府的起诉，然后就不通过开庭审理给各原告下达裁定书，并驳回原告的起诉，作为人民法院审判庭主审法官作出这样的裁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在帮助肥东县政府的腐败官员推卸责任，在给腐败官员所涉及的犯罪事实作塘塞。一、原告在大费村的房屋早在2012年前就已经建成，房屋的建设是大费村祖居村民建成后出售给上诉人的，如果是违法建设，那么在当时祖居村民建设时就存在违法建设行为，为什么大费村的数万平方的违法建设在祖居村民热火朝天的建设时，作为县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不出面制止建设行为，而是任由发展达到几千间房屋建成并出售给不知真相的外地务人员，是典型的政府官员不作为导致的。是历史原因造成大面积无证房屋的产生，肥东县撮镇镇大费村的外来户购买的房屋在棚户区改造范围内，而肥东县政府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征收补偿的行政主体，应该对征地拆迁的实施主体的行为和后果负责。在2016年4月24日至6月29日，肥东县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全县范围内的公安、特勤、城管和全辖区内的各乡镇村干部到大费村搞非法强拆。这些事实无论从法律依据还是现场强拆的证据，足以证明肥东县政府是6月29日组织强拆的主体。当天的实施强拆的行政主体是肥东县城管局，撮镇镇政府是征地拆迁的被委托单位参与了强拆行为。本案中肥东县政府实际上就是为了推卸责任，包括在大费村拆迁过程中所有触犯国家法律的事实和撮镇镇政府的腐败官员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责任用锅给撮镇镇政府，撮镇镇政府官员为了替上级政府官员达到甩锅之目的，也甘愿当作背锅侠。由此可以得出上诉人将被告肥东县政府、肥东县城管局和撮镇镇政府列为被告的理由充分正当，不存在错列被告。各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属明显不当，应确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二、上诉人的在大费村购买的房屋在大费村的被征收土地上，各被告串通一气，为了达到多征收少补偿的违法目的，将上诉人的房屋通过肥东县原规划局界定为违法建设。且原肥东县规划局并没有依法按照法定程序严格审查和调查，违背事实依据在房屋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大费村几千户外来购房户的房屋界定为违法建设。即便是无证房屋也应该是法律意义中的不动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因不动产的行政诉讼期限是20年，其屋内财产的诉讼期限是5年。因此，上诉人认为自己的起诉不存在过了诉讼时效一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是明显的存在为各被告推卸责任和甩锅提供帮助。在大费村的拆迁过程中，拆迁方为了达到快速拆迁，少补偿的目的，甚至多次采取雇佣黑社会成员以暴力威胁的手段打伤村民来逼迫村民搬迁，其强制拆迁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多项国家法律法规。上诉人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起诉时，向中院提交了多份证据，还有黑社会参与打伤村民的视频光盘证据，都足以证明在撮镇镇大费村的征地拆迁项目中，拆迁方存在实施过多项违法犯罪的事实，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人立案时就百般阻扰上诉人立案，在上诉人委托的律师因疫情期间无法到庭参与诉讼，部分上诉人亲自到中院依法申请延迟开庭，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但不延迟开庭，反而提前将传票邮递给上诉人。故意在上诉人不懂法和律师不能到庭的情况下，给上诉人来个措手不及的谈话形式，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给上诉人下达驳回起诉的裁定书。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确认肥东县政府，肥东县城管局，撮镇镇政府，在大费村组织和实施的对上诉人房屋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肥东县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中，答辩人对大费村没有作出过房屋拆迁决定，没有制定过房屋拆迁补偿方案，未在大费村组织实施房屋强制拆迁行为，未对上诉人主张的房屋进行过强制拆除。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被诉行政行为也与答辩人没有关联。二、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我国历来对土地实施严格的用途管制，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可以在本村村民之间互相买卖流转，卖给非本村人的属于法律禁止的无效买卖，无效的买卖并不产生买受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擅自建设房屋，未经县规划局的许可。三、上诉人的起诉违反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应在肥东县法院起诉，上诉人错误将答辩人列为被告，目的是为了争取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其行为明显是为了规避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四、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上诉人的起诉状主张的案涉行政行为的发生时间，上诉人的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肥东县城管局答辩称，一、答辩人肥东县城管局以及肥东县政府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答辩人朱启堂在一审法院依法告知的情况下不同意变更被告，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朱启堂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答辩人诉称被强制拆除的房屋位于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该村房屋拆迁是撮镇镇政府依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对违章建筑依法拆除的行为。答辩人及肥东县政府均未直接实施违章建筑的拆除行为，朱启堂要求确认答辩人及肥东县政府对于未直接实施的房屋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显然属于错列被告。一审法院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已经查清，案涉区域有关拆除房屋行为均由撮镇镇政府依法具体实施。答辩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并且该规定中的被告不适格包括错列单一被告和多列被告的情形。因此，基于本案中被答辩人朱启堂诉称的位于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的房屋并不是答辩人及肥东县政府组织并参与拆除的，被答辩人朱启堂显属错列被告，在法院向其告知后，因朱启堂不同意变更，一审法院驳回朱启堂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被答辩人朱启堂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答辩人朱启堂在诉状中自认其位于肥东县撮镇镇大费村小彭组的房屋于2016年6月29日被拆除，朱启堂自该时间起就应当知道强拆行政行为，但朱启堂迟至2020年1月19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朱启堂起诉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三、被答辩人朱启堂无证据证明其诉称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被拆除的事实，法院对于其要求确认行政机关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朱启堂在其起诉状中述称，其案涉房屋被拆除的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说明其当时即知道拆除行为。因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未告知其起诉期限，故起诉期限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拆除行为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朱启堂对该拆除行为不服，至迟应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提起诉讼，但其至2020年1月9日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朱启堂主张，其所诉房屋拆除行为涉及不动产，应当适用20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因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仅适用于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形，而本案中朱启堂已经知道其所诉行政行为，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撮镇镇政府自认大费村范围内违章建筑由原肥东县规划局界定、肥东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撮镇镇政府对界定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实施拆除，故朱启堂以肥东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亦缺乏事实根据。 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朱启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志强 审判员  钟祖凤 审判员  陈 默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王春玲 书记员潘玉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