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0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文，男，195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州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霞，女，196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州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薇，黑龙江仁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凤君，男，196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州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立辉，男，196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州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肇州县丰乐镇平安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男，1960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州县丰乐镇平安村二井屯。上诉人张全文、陈永霞因与被上诉人姜立辉、朱凤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1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永霞上诉请求：1.撤销肇州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1民初19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到“原告所举示证据经庭审调查、举示、质证，并未存在违约行为，且在该合同中第五项约定，甲方没有任何理由收回承包的土地”系错误的。法院应该看到了承包合同中第三条的规定，即“新发生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的时间为2007年1月24日，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黑龙江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中规定，有税有补、无税不补的基本原则，各地执行标准不一，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肇州财政还没有给上诉人所耕种土地粮食补贴款，因此法院应该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能选择该合同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条款予以适用，本案中承包合同签订在先，粮食补贴款在后，法院应该采用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中第二项来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在本院认为中写到“该合同书中第四条约定.…现被告耕种的土地并未发生上述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原审的时候依据的是承包合同第二项约定并非第四项，法院是在混淆视听，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的约定是不矛盾的，第四条指的是政府征用或者占用土地方面的约定；而第二条是排除第四条约定内容以外的所有均可适用，本案中粮食补贴款恰恰适用该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上诉人并非欲要全部粮食补贴款，而是要粮食补贴款的一半，于法有据.（3）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到“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各项土地补偿款9482.88元，因该款系粮食补贴款，并不是合同书约定的款项，原告无证据支持其主张”是错误的，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第二条新发生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中就已经包含粮食补贴款了，合同不可能就每一个一一约定清楚，就如我国的法律具有滞后性一样，法律都有兜底条款，该合同第二条包含更多内容，粮食补贴款只是其中一个约定而已，不能孤立看问题，更不能对合同进行限制性、缩小性解释，这违反法学理论基础和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违反承包合同中第二条的规定，即“。…新发生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系承包合同关系，土地台账仍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私自找人拖关系在银行开具粮食补贴存折，现2016年、2017年粮食补贴款均在被上诉人处，故原审法院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判令解除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并责令被上诉人返还土地补偿款的一半给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朱凤君、朱凤君、姜立辉辩称，一、被上诉人没有违背合同的各项条款，也没有领取过任何土地的补偿金。被上诉人领取的是粮食补贴，玉米的补贴是给实际玉米生产者的，不是土地补偿金。在合同的第五条约定，甲方没有任何理由收回所承包的土地。签定合同时都是双为自愿的，没有强迫和威胁，上诉人没有理由解除合同。二、关于上诉人诉被上诉人2016年至2017年各项土地补偿款9482.88元，是无中生有。自2007年1月24日至今被上诉人从来也没有领取过对土地的补偿金，没有领取过工程占地和永征性占地补偿金，被上诉人是按照政府文件领取玉米补贴款。自2016年以来，国家对粮食没有保护价收购，让农民粮食走向市场，市场价格低，国家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不让种粮农民赔钱，发放粮食补贴。发放对象是分粮食种类的，玉米、大豆有补贴，其他作物没有补贴，也不是按照土地面积均摊的补贴，按土地分摊的是地补。被上诉人领取的是2016年和2017年玉米补贴，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2016）121号文件规定领取的，不像上诉人陈述的那样。文件中指出，土地转让者和承包土地者领取玉米补贴，如果双方有异议和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发放给实际玉米生产者，这是文件规定，我方不存在违约。三、被上诉人认为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土地法”三个字，这三个字才是主题，土地法后面才是这句话。原文本条意思就是土地的补偿。本条是指临时性占地补偿，第四条指的是永征性占地的说法和补偿，上诉人主张的土地的经济补偿，被上诉人从来没有领取过，没有理由和上诉人分享一半，不存在违约。违约的是上诉人，我们也曾经到法院起诉上诉人，后来告诉我们都在一个合同里解决，我们就成为了被告应诉。在原审中，我们提到了实际种植面积少于合同约定面积问题，这是上诉人违约。我们请求上诉人一次性给付少种6亩地2年的损失6000元。从2021年至2028年所差差价每年补齐或一次性付清。张全文、陈永霞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2.二被上诉人给付二上诉人2016年、2017年各项土地补偿款9482.88元；3.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1.上诉人请求因被上诉人违约，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向法庭出示《转让承包土地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实2007年1月24日甲方张全文、陈永霞将66亩土地转包给乙方朱凤君、姜立辉，期限为2007年1月至2028年1月，承包总价格为104000元一次性付清。合同第二项规定乙方承包种地过程中，要积极响应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及“土地法”，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根据第二条约定被告违约，上诉人要求撤销土地转让合同。被上诉人质证后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坚持认为合同中的第二项中约定的是土地征用条款，适用永久占地的，而被上诉人领取的是粮食补贴，不存在违约。因双方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双方争议是否违约的事实，本院认为，合同中第二条约定：乙方承包种地过程中，要积极响应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及“土地法”，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可以认定双方是依据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土地法》做出的约定，发生的补偿应该确认土地被征用的范围内，才能履行该约定。而被上诉人领取的是粮食补贴款，该补贴应当补偿给土地经营者，并不是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土地补偿款，故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2.上诉人主张按照双方签订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中第四项约定，国家和政府新给的经济补偿同甲方所有，依此被上诉人也存在违约行为。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该合同书中第四条的约定为：乙方在承包期，如果发生国家或政府征用或占用土地收回，乙方种地不到年限，由甲方按当时承包的年限价格退还给乙方，国家和政府新给的经济补偿全由甲方负责。现被上诉人耕种的土地并未发生上述事实，也未被国家或政府收回而得到补偿，故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3.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赔偿2019年少种的6亩耕地，按现在土地承包价每亩500元计算为3000元。上诉热承认被上诉人少种了6亩土地的事实，2018年上诉人已经给了被上诉人补偿，2019年没有给，但认为是村上收回的6亩土地。因本案上诉人诉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并索要经济补偿，被上诉人并未提起反诉，且在本诉基础上不能形成反诉，其请求可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是双方自愿、合法的签订的，具有合同效力，双方应共同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被上诉人是该土地的合法承包人，对该土地享有管理、经营、耕种、收益等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和剥夺。现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请求解除转包合同，但上诉人所示证据经庭审调查、示证、质证，并未存在违约行为，况且在该合同中的第五项约定：“甲方没有任何理由收回所承包的土地”，故上诉人诉求解除《转让承包土地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给付各项土地补偿款9482.88元，因该补偿款系粮食补偿款，并不合同书约定的款项，上诉人无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所依赖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中的条款并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理由并不充分，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应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张全文、陈永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张全文、陈永霞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07年1月24日，甲方张全文、陈永霞与乙方朱凤君、姜立辉签订转让承包土地合同一份，约定张全文、陈永霞将承包地66亩转包于朱凤君、姜立辉经营，期限自2007年1月至2028年1月止，承包总价104000元。合同第二项约定：“乙方承包种地过程中，要积极响应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及“土地法”。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甲、乙双方各享有一半”。第四项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如果发生国家级当地政府征用或者占有土地收回。乙方种地不到年限，由甲方按照当时承包的年限价格退还给乙方，国家和政府新给的经济补偿全由甲方所得”。第五条约定：“甲方没有任何理由收回所承包土地”。2016年，2017年，朱凤君、姜立辉共计领取案涉土地玉米生产者补贴18967.08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关于案涉合同第二条解释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张全文、陈永霞与朱凤君、姜立辉签订的转让承包土地合同，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朱凤君、姜立辉领取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张全文、陈永霞主张依据合同约定，该补贴其二人应享有一半。双方争议在于该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归属是否应适用案涉合同第二条约定予以确定。依据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内容，朱凤君、姜立辉承包耕种地过程中，要积极响应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及土地法的规定。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双方各享有一半。现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依照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释相关规定，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该条款字面上看，前后两句话之间用句号隔开，表明前后为独立的两句话。其次，从该条款表述内容上看，前半部系对朱凤君、姜立辉耕种土地过程中应响应国家土地征用政策及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约定，后半部分系对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归属作出约定。后半部分仅表述为“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并未体现出该一切经济补偿限定特指国家征用土地的补偿。第三，从合同全文内容上看，合同第四条对因土地征用或者占用产生经济补偿的归属另行作出了约定。案涉合同签署于2007年，玉米生产者补贴产生于2016年，在合同签订时并不存在该项补贴制度。虽然参照国家政策该补贴的对象为实际玉米生产者，但依据我国合同法基本原则，双方在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新发生的一切经济补偿由合同双方各享有一半的情况下，应尊重双方合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该条约定，张全文、陈永霞有权享有该项补贴的一半，现朱凤君、姜立辉违反该条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将已经领取的补贴款一半给付张全文、陈永霞。二审期间，双方对2016年、2017年补贴款的标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计算2016、2017两年补贴款数额共计18967.08元，一半即9483.54元，张全文、陈永霞主张9482.88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张全文、陈永霞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张全文、陈永霞与朱凤君、姜立辉签订的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现双方关于合同解除亦未协商一致。朱凤君、姜立辉虽存在违约行为，但并不构成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根本违约，本案亦不适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故张全文、陈永霞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朱凤君、姜立辉请求张全文、姜立辉返还少耕种6亩地的差价款问题，因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作评判，其二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张全文、陈永霞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被上诉人朱凤君、姜立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上诉人张全文、陈永霞2016年、2017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款的一半即9482.88元；二、驳回上诉人张全文、陈永霞其他诉讼请。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朱凤君、姜立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金 玉审判员  战 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