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3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海洋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姑嫂树五段上村71号。法定代表人：曹友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英，湖北卓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友，男，197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菊梅，女，197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琪，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紫运百货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老芦公路536号。投资人：何礼贵，男，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凤阳县。原审被告：何礼贵（即被告上海紫运百货商行的投资人）。原审被告：景步和，男，196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大丰市。上诉人武汉海洋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海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金友、蒲菊梅、上海紫运百货商行（以下简称紫运商行）、原审被告何礼贵、景步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9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海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火灾发生后，武汉海洋公司积极与货主联系，尽量取得货主的理解，争取减少赔偿金额。在赔偿前，武汉海洋公司多次要求与李金友共同参与赔偿，共同压缩货主的赔偿金额，但李金友拒绝，甚至逃避承担责任，不主动承担和配合事故善后工作，事后分文未赔付给货主。现李金友、蒲菊梅反而指责武汉海洋公司向货主赔偿后再向其索赔依据不足的反驳意见是不可取的，李金友的不作为应当是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依据。武汉海洋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的1,000,203元损失的真实存在。李金友、蒲菊梅对损失金额若有异议的，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证明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将武汉海洋公司的损失酌定为700,000元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举证规则。二、武汉海洋公司已举证证明李金友承担了家庭共同生活的日常开支，特别是在蒲菊梅生病不能工作，家庭收入全部来自于李金友货运的收入，本案的货车自燃侵权之债的形成与夫妻家庭生活有关，家庭也因该行为享有利益。在武汉海洋公司已对李金友、蒲菊梅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蒲菊梅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应承担举证责任。蒲菊梅提交的《公证书》，武汉海洋公司并不知晓，蒲菊梅也未举证证明武汉海洋公司知道并认可该公证书的内容，故该公证书中关于夫妻债务的约定不能对抗武汉海洋公司。从蒲菊梅提供的《公证书》、支付宝均证明货运服务是李金友、蒲菊梅夫妻共同经营，货运收入也是夫妻共享，故案涉侵权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武汉海洋公司在向货主理赔时，蒲菊梅、李金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除蒲菊梅名下已被查封的房产，其他财产已全部转移），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李金友、蒲菊梅共同辩称，武汉海洋公司所主张的货损并非事故所导致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经过四次庭审，在充分询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合法有据。本案债务并非夫妻债务，李金友、蒲菊梅系2013年再婚组成的家庭，子女多、经济基础差，为避免婚后存在经济矛盾，故两人对婚后夫妻财产分别制进行公证。因火灾导致的货损和造成的债务是李金友在从事货运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是李金友本人无法预见，无任何收益归到家庭，该债务属于李金友的个人债务，与蒲菊梅没有关系，故武汉海洋公司主张李金友、蒲菊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李金友虽是实际承运人，但其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实际上同武汉海洋公司是对等的，双方均有过错。李金友虽对一审关于承担责任的比例未提起上诉，但认为该分配比例不当，应按照对半承担。综上，武汉海洋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紫运商行、何礼贵、景步和未作答辩。武汉海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金友赔偿其货物损失1,000,203元；2.蒲菊梅对第1项诉请中李金友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紫运商行对第1项诉请中李金友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景步和、何礼贵对第3项诉请中紫运商行应负债务承担补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7月7日，武汉海洋公司与李金友指派的驾驶员胡某签署货物运输单票协议，约定李金友将武汉海洋公司承揽的一批货物从上海运至武汉，货物到达武汉的时间为2017年7月8日13时前，运输费为3,600元。2017年7月7日24时，胡某驾驶沪DXXXXX的货车从闵行区XX公路XX号XX物流园三号库出发。2017年7月8日凌晨1点05分，武汉XX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给武汉海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友娟，该邮件附件内容为题为“发货清单7－7.xls”的文档，清单中显示发车时间2017年7月7日，司机为胡某，车牌号为沪DXXXXX，清单中还记载了单号、发货人、收货人、件数、重量、方数/m3、品名、费用等信息。同日凌晨4时38分，沪DXXXXX号货车行驶到常州市金坛区S38往南京方向离茅山服务区入口约100米处发生火灾，火灾导致该货车被烧毁以及车上部分货物毁损。经调查，消防部门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部位位于该货车发动机处，起火原因可以排除遗留火种以及外来火种引发火灾的可能，不能排除货车油路系统或电气系统发生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一审另查明，沪DXXXXX号货车登记所有人为紫运商行，是由李金友购买后挂靠于该商行名下。本案事发时紫运商行的投资人为景步和，2017年12月变更为何礼贵。李金友与蒲菊梅于2013年11月15日登记结婚，2014年2月双方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婚后财产协议进行了公证，协议约定，双方婚后经济独立，实行夫妻财产分别制，除共同承担家庭日常开支外，各人名下的财产归各人所有和支配，各人的债务由本人承担与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李金友对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武汉海洋公司对损失的产生及扩大有无过错；如李金友应当对武汉海洋公司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该侵权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本案争议焦点一，李金友对本案损失的产生有无过错。一审法院认为，李金友作为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及货运车辆的所有人，应当具备运输资质且提供安全可靠的车辆用于运输货物，但根据消防部门的认定，沪DXXXXX车辆油路系统或电气系统发生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较大，说明李金友所提供的车辆本身存在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李金友对本案火灾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对本案争议焦点二，武汉海洋公司就本案损失的产生及扩大有无过错。首先，李金友认为武汉海洋公司未与运输委托人订立限制赔偿条款、未为运输货物购买保险，故武汉海洋公司存在过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武汉海洋公司与委托人之间是否订立免责或限责条款，武汉海洋公司是否按约购买保险，均属武汉海洋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李金友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无关；即使武汉海洋公司与委托人订立了限责条款，该条款也仅可约束武汉海洋公司与委托人，即使武汉海洋公司为委托人购买了保险，也仅可赋予委托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均不能因此减少李金友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故对李金友的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武汉海洋公司作为专业的物流公司，有义务审慎选择具备运输资质的单位并审核车辆是否可用于营运，而武汉海洋公司选择订立运输协议的相对方李金友本身并无运输资质，且提供的事故车辆为“非营运”车辆，在此情况下武汉海洋公司仍委托李金友使用该车辆运输货物，最终因车辆本身存在安全隐患造成本案损失，故武汉海洋公司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武汉海洋公司对本案损失的产生具有一定过错，具体比例一审法院酌定为20%。对本案争议焦点三，李金友的侵权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用于了共同生活，则可认定一方所负债务是双方共同债务。所谓“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应理解为伴随着债务成立而取得的利益由夫妻双方共享，如合同债务人在合同之债成立时取得的对价，不当得利人在不当得利之债成立时取得的不当利益等，但本案李金友在火灾事故发生后并未取得任何利益，更不可能由夫妻双方共享利益。因此，本案李金友的侵权债务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李金友在从事运输业务取得的利益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行为人有意为之的合法行为，与从事该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侵权行为并非同一行为，二者不应被混淆，更不能将行为人从事合法行为的目的及利益归属，直接当作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侵权行为的目的及利益归属；其次，即使从运输业务的利益归属来看，根据李金友在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其向蒲菊梅转账的金额也仅60,000余元，平均每月2,000元，且蒲菊梅亦向李金友转账部分钱款，以上行为符合双方在夫妻婚后财产协议中关于双方仅“共同承担家庭日常开支”的约定，不能据此认定李金友从事的运输业务利益由夫妻双方共享。综上，李金友的侵权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武汉海洋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一审法院审核了2017年7月8日凌晨1点05分武汉XX公司发送的货物清单、武汉海洋公司向委托人出具的工作详情单，确认货物清单所列出的确为沪DXXXXX事发车辆当天运输的货物。武汉海洋公司所提交的赔偿协议、收款证明、转账凭证、发货抵扣明细等，虽不足以证明实际损失金额，但一审法院考虑：首先，从武汉海洋公司先行赔付行为本身来看，因李金友拒绝与武汉海洋公司共同参与协商，且事实上至今也未承担过赔偿责任，故武汉海洋公司才自行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损失金额并先行赔付，该行为不仅正当合理，表明了武汉海洋公司主动积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以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且客观上也减少了李金友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其次，从证据形成及提供情况来看，受损货物在事发后被道路清障车辆清理走了部分，还有部分（如食物）因损坏变质也无法保存，故武汉海洋公司处现存的受损货物仅为武汉海洋公司主张受损货物的部分，客观上已不具备通过评估确定货物全部损失的条件，且武汉海洋公司已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清理受损货物并拍照，向李金友的驾驶员进行调查与委托人协商后均签订书面协议并整理提供了转账记录、发货抵扣明细、收款证明等，主观上亦不存在怠于收集保留证据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武汉海洋公司提交的火灾现场照片、灭火后货物照片、转运视频、赔偿协议、收款证明、转账凭证、发货抵扣明细（其中009588一单的实际已抵扣金额远低于约定抵扣金额）等，酌情确认武汉海洋公司所主张的货物损失为700,000元。对武汉海洋公司要求李金友赔偿受灾货物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金友所提供的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发生火灾，造成本案事故，其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武汉海洋公司向委托人赔偿损失后，有权向李金友主张赔偿相应损失，但因其本身对损失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一审法院确认，由李金友向武汉海洋公司赔偿货物损失700,000元的80%计560,000元。对武汉海洋公司要求蒲菊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前已述及，蒲菊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故对武汉海洋公司的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武汉海洋公司要求紫运商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紫运商行允许不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格的李金友挂靠经营，其实质是向李金友非法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紫运商行明知该行为违法并可能因此带来风险而有意为之，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该行为客观上促成不具备经营资格的挂靠人进行运输经营，提高了挂靠车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因此，如挂靠车辆因安全隐患的原因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由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武汉海洋公司要求紫运商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对武汉海洋公司要求景步和、何礼贵承担补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对何礼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本案中，紫运商行应对李金友的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其投资人何礼贵应以其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对景步和而言，本案事故发生时，紫运商行的连带债务已经产生，当时的投资人景步和依法就应当承担补充责任，此后紫运商行的投资人变更并不能消灭景步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景步和仍应对本案中紫运商行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在紫运商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本案连带债务时，景步和、何礼贵均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紫运商行、景步和、何礼贵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李金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武汉海洋公司货物损失560,000元；二、紫运商行对第一项判决中李金友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紫运商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第二项债务的，景步和、何礼贵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武汉海洋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以上共计19,361元，由武汉海洋公司负担8,502元，李金友、紫运商行负担10,859元。二审中，武汉海洋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收款证明、银行客户回单、对账确认函，用以证明火灾事故后，武汉海洋公司已对贵阳A有限公司的100,000元损失予以全部赔偿。证据二，手机、支付宝、微信号关联性排查及附件，用以证明李金友、蒲菊梅使用的手机所对应的微信、支付宝。证据三，蒲菊梅的微信原始数据、分析表及附件，用以证明2016年及2018年李金友向蒲菊梅转账92,166.42元，而蒲菊梅给李金友转账11,522.41元。证据四，李金友的微信交易明细分析表及附件，用以证明2016年6月至2018年4月，李金友下定金129笔，支付28,875元，从运满满接零散的货运业务129笔，平均每月5.86元，每月多次向蒲菊梅转账。证据五，尾号为0620的支付宝与蒲菊梅尾号为8631支付宝交易往来表，用以证明根据蒲菊梅、李金友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分析，该些转账记录与蒲菊梅的收入不相符，基本上符合正常货运收入的特征。李金友、蒲菊梅质证认为，证据一涉及到第三人，因第三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确认函中印章真实，但该些费用均发生在2018年、2019年，该些证据亦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二中李金友、蒲菊梅使用的手机号、微信号、支付宝号码属实，但系武汉海洋公司单方的分析，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三，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2016年蒲菊梅通过支付宝向李金友转账73,000元、向李金友的儿子李某转账7,400元，再加上微信转账11,522.41元，由此可证明蒲菊梅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向李金友共转账91,922.41元，两人基本持平。由此亦说明两人婚后约定的财务债务均是独立的。证据四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五，尾号0620支付宝账户系案外人张某的账户，张某是蒲菊梅工作单位上海B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是蒲菊梅的同事，与李金友没有关系。二审中，李金友、蒲菊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用以证明尾号0620支付宝账户为张某所有，蒲菊梅支付宝账户大额交易的对象是张某。证据二，交通银行出具的《零售客户交易清单》，用以证明案外人吴某向蒲菊梅转账48万元，蒲菊梅向张某转账的款项来源于吴某，与李金友无关。证据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吴某是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汉海洋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支付宝的账户名虽是张某，但实际是李金友、蒲菊梅为了逃避债务，借用张某的身份信息，分别办理了支付宝和微信使用；证据二、三，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吴某的转账与尾号0620支付宝账户无任何关联性。二审中，紫运商行、何礼贵、景步和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武汉海洋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形成于武汉海洋公司与案外人贵阳A有限公司之间，该些金额是否真实发生，本院难以确认。对于武汉海洋公司提交的其余证据及李金友、蒲菊梅提交的证据，均涉及李金友、蒲菊梅的微信及支付宝的转账情况，鉴于李金友、蒲菊梅对于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武汉海洋公司主张尾号0620支付宝账户虽名为张某，但实际是由李金友、蒲菊梅借用张某身份信息所开，由于武汉海洋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李金友在2016年1月2日至2018年6月22日用微信、支付宝向蒲菊梅及其子女转账75,393.03元，蒲菊梅在2016年1月2日至2018年8月18日用微信、支付宝向李金友及其子女转账91,919.69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案涉货物承运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一审法院根据消防部门的认定确认李金友所提供的车辆本身存在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而引起火灾，并据此认定李金友构成侵权，本院予以认同。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事故造成损失金额、责任承担比例及蒲菊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关于事故造成损失金额及责任承担比例的认定。由于火灾发生后，未启动专业评估程序，法院只能依据现有证据确定相应损失金额，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武汉海洋公司提交现场照片、转运视频、赔偿协议、收款证明、转账凭证等证据酌定的金额，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不再予以调整。关于责任承担比例，考虑到武汉海洋公司在托运审核等事宜的办理过程中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李金友承担80%的责任，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蒲菊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认定。涉案债务为李金友因侵权行为而形成的侵权之债，并非夫妻双方合意形成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基于共同生产经营而形成的债务，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金友、蒲菊梅基于共同意志合力经营货运业务及该侵权债务使蒲菊梅获益的情形或经营获利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武汉海洋公司上诉要求蒲菊梅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武汉海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上诉人武汉海洋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王 敬审判员  敖颖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