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21059号原告：张帅，男，198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蜀帆，重庆晓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松捷，重庆晓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春江，男，198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子，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帅与被告李春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帅及其诉讼代理人徐蜀帆，被告李春江的诉讼代理人幸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曾因被告李春江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中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以及截止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13000元，并以1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支付从2019年3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至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5日被告与原告约定，原告和刘渝出让成都大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折现成现金130000元，由被告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贷，并承诺于2019年2月底前含息偿还143000元，双方据此签署了《借款合同》。现还款期已过，原告多次催收未果。被告李春江辩称，第一，被告至今未收到原告的借款130000元或者是成都大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因此本案无借款事实。第二，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依照借款合同最后一条的生效条件，该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借款合同未生效。第三，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应是股权转让纠纷，若法庭查明应为股权转让纠纷，本院原告不是适格主体，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5日，原告作为放款人（放弃股权人代表）、被告作为借款人，共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内容为：1、放款人刘渝以及张帅（两人为夫妻关系）将前期投入到成都大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投资款项以及股权，自愿折现成现金130000元（壹拾叁万元），自愿放弃成都大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股权。2、以上1项内容之款项，由李春江以个人名义向张帅借贷，并承诺无论成都大斯盈亏与否，该借款（壹拾叁万元）将于2019年2月底前归还（并支付每年固定利息6500元），归还本金以及利息合计143000元（壹拾肆万叁仟元整）。本合同在刘渝完成成都大斯法人及股东变更，成都大斯在交通银行户头对应营业执照变更及网银密码变更后生效，新密码以及新账户由新法人股东保管，刘渝不再享有相关权益。原告与刘渝系夫妻。原告陈述，成都大斯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大斯公司”）是原告和被告创办的，双方各自指定了刘渝和余琨作为登记股东；原告在陆续投入130000元后，因双方理念不一致，原告申请退出；原告不是登记股东，原告的老婆刘渝是登记股东，原告退出后，刘渝需将其持有的所有股权转让给被告指定的人，130000元就是股权转让款；但是当时没有支付，因为被告当时说资金困难，所以就约定将这130000元转为原告对被告的个人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刘渝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曾是成都大斯公司的登记股东，是帮其老公即原告代持股权；借款合同虽然刘渝没有签字，但是原告就可以代表刘渝，原告的签字就代表刘渝同意转让股权；当时说的是我们把前期投入折成130000元，我们把股权放弃了，这130000元又变为被告找原告的借款；刘渝是同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转让并将转让款130000元变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借款合同签了后，是被告去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工商档案中变更登记的材料上不是刘渝的签字，但是刘渝认可工商变更登记；被告办好后发了个截图给刘渝，刘渝就将成都大斯公司的公章和银行U盾一起给了被告，因刘渝更换了手机，已找不到截图的发送记录了。被告陈述，其不是成都大斯公司的创办人，余琨也不是其股权的代持人，被告是因2016年2月20日同意受让刘渝和余琨二人赠予的22%股权而进入成都大斯公司，但是赠予后没有办理股权变更；后公司处于亏损，刘渝和张帅急于退出公司，所以就要将所有股权转让给被告，当时谈好转让款是130000元，但是需要附条件，需要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现刘渝并未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被告也未指定李邦海作为股权代持人，股权转让行为被告和李邦海也均未参与。另查明，成都大斯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10日，成立时的股东是刘渝和余琨，法定代表人是刘渝。成都大斯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是委托彭志健办理的。在工商注册登记的材料中，包含有刘渝和余坤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出现有身份证复印件的地方，彭志健都书写了“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名。2017年1月13日，成都大斯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刘渝变更为李黎，将股东由刘渝、余坤变更为李邦海、李黎，此次工商变更登记仍是委托彭志健办理的。在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中，包含有刘渝与李邦海、余琨与李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刘渝、余琨、李邦海、李黎共同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刘渝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李邦海，余琨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李黎。在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中，还包含有李邦海和李黎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出现有身份证复印件的地方，彭志健也都书写了“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签名。2018年9月6日和2018年10月31日，成都大斯公司均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李邦海和李黎在决议上均有签字。2018年10月31日作出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中，李邦海和李黎也有签字。2020年3月17日，成都大斯公司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李黎变更为郝云，将股东由李邦海、李黎变更为李邦海、郝云。在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中，包含有李邦海与郝云、李黎与郝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李邦海、李黎、郝云共同签字的《股东会决议》，李邦海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郝云，李黎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郝云。李邦海是被告的父亲，李黎是被告的表弟。李黎通过视频作证时陈述，不清楚成都大斯公司的股权变更，也未办理过任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档案中李黎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所签；李黎的身份证没有出借过给他人，不清楚工商档案中为何会有其身份证复印件；李黎不认识张帅和刘渝，也不认识郝云。李邦海出具了书面证人证言，陈述其不认识张帅和刘渝，也未办理过任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如果存在借贷关系，被告还款的条件是否成就。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建立关系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在该合同中，原告的身份是放款人，被告的身份是借款人。但从合同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向原告借贷的款项并非是由原告直接交付给被告一笔借款，而是来自于刘渝以及张帅放弃成都大斯公司的股权。因成都大斯公司的登记股东是刘渝，该款项也即是刘渝转让其持有股权的转让款。因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是被告，故刘渝转让股权的受让人也即是被告。据此，从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实际包括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刘渝将其持有的成都大斯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的股权转让关系，以及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借贷关系，且借贷关系中的借款就是来自于股权转让款。因股权转让关系和借贷关系的主体不同，故将股权转让款转变为借款需要包括原告、刘渝及被告的共同同意。从形式上看，借款合同上并没有刘渝的签字。但是，因刘渝与原告系夫妻，且刘渝自认原告的签字就代表刘渝同意转让股权，刘渝亦同意将股权转让款变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因此，借款合同上虽然没有刘渝的签字，但是因刘渝同意转让股权并认可原告的签字行为，且刘渝也同意将股权转让款变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故借款合同的内容可以看作是被告先同意受让刘渝持有的股权，股权转让款是130000元，被告本应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刘渝，但是又经刘渝同意且原告与被告达成合意后，将应支付给刘渝的股权转让款转变为了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即经刘渝的同意原告取得了在股权转让关系中的债权人地位，后原告与被告又合意改变了原来的股权转让关系，从而在双方之间形成新的借贷关系。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由股权转让关系转变而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即刘渝需完成成都大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以及成都大斯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对应信息的变更。虽然股权转让关系发生在刘渝与被告之间，但是从合同内容来看，并未明确约定成都大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就只应变更为被告，“新密码以及新账户”也只说明应由“新法人股东保管”，而未明确只应交由被告保管。又因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公司银行账户的信息变更都是公司应履行的义务，转让股权的股东对此只是协助配合的义务，故刘渝只需协助配合公司完成对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即可，至于刘渝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给谁，合同中既然没有予以明确，也就不能据此认定只能变更给被告而不能变更给被告以外的人。事实上，在借款合同签订后成都大斯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即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刘渝已不再是成都大斯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此，刘渝已经履行了其协助配合的义务，完成成都大斯公司的变更登记，且刘渝也已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刘渝还自述已将公司的公章和银行U盾交予被告保管。虽然工商变更登记后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不是被告本人，但李邦海和李黎都是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虽然被告、李邦海和李黎均辩称没有办理过成都大斯公司的工商登记，但是成都大斯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确有李邦海、李黎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有李邦海、李黎的身份证复印件，工商档案还显示李邦海和李黎在受让刘渝和余琨的股权后，又进行过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股权再行转让的变更登记。李邦海和李黎均称其不认识原告和刘渝，既如此，李邦海或李黎与刘渝之间不会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原告和刘渝也不可能获得李邦海和李黎的身份信息，也就不可能再使用李邦海和李黎的身份信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能够使用李邦海和李黎的身份信息多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应该是与李邦海和李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既然刘渝和李邦海、李黎之间没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也不是刘渝和原告使用的李邦海和李黎的身份信息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也就不能据此认定是刘渝违背合同约定又将其股权转让给了其他人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给了其他人，也不能据此说明刘渝就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变更义务。综上，因刘渝已配合成都大斯公司完成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虽不是被告本人，但仍是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既然合同并未约定必须变更给被告，现从刘渝变更为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表明刘渝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的义务，故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30000元的条件已经成就，该股权转让款可以转为借款。现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也已届满，故被告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因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每年6500元，即年利率5%，该标准未高于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标准，故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截止2019年2月28的利息13000元。因被告未按期还款，被告还应当按照借款期内的利率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即以130000元为基础，从2019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春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张帅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13000元，合计143000元。二、被告李春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张帅逾期还款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3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4元，减半收取计1667元，由被告李春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辛灵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