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30民初1164号原告：崔照忠，男，1958年6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香玲，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浩，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崔昭梁，男，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诗谦，山东康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朋，山东康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崔照忠诉被告崔昭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照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香玲、宋正浩,被告崔昭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诗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照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约35万元（回迁安置了两套房屋，房屋价值待评估后另行明确返还金额）；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82年，汶上县南站镇岗子村第三生产组将老牛屋处理给崔照忠的父亲崔光前（已去世）一间、崔某1的父亲崔光臣（已去世）一间、崔昭梁（崔照栋）、三队中崔氏家族的59口人共有一间、三队全体社员一间，其中崔某1父亲的一间卖给崔昭梁，后来，由于村委修路征收了。在2010年汶上县岗子村纳入政府拆迁范围，上述老牛屋也在拆迁范围内，为了方便选房，原告、被告商议以被告的名义进行评估和回迁安置，待回迁后三方再另行分割利益。因此，拆迁评估时将原告的一间，被告的一间，岗子三组59人共有的一间，一并以被告的名义进行了评估，评估号为6-179号评估后，2010年11月以被告的名义签订了A类回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补偿被告150849.68元，在安置时据实结算。2015年10月11日，原被告双方对选房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双方协商，确定选择70平方和120平方两套类型的房屋。在被告实际回迁到两套房屋后，故意隐瞒已经交房事实，并私自其中一套房屋出卖，将所得房款据为己有。为了维护原告的权益，原告曾向贵院以共有物分割纠纷提起诉讼，贵院已经查明案件事实，且被告明确认可其中一套（28号楼2单元302室）已经出卖，另外一套（37号楼2-102室）在被告名下有原告的份额。因此，被告非法占有原告的回迁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有损原告的利益，且被告取得利益与原告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原告不当得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三分之一的回迁利益。被告崔昭梁辩称，1、按原告诉状所述，其在2015年10月11日知晓相关事实侵害自己权益，本案诉状签署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依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超出了诉讼时效3年规定；2、原告曾以相同事实在2019年向汶上县人民法院起诉，汶上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以（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本案再诉，符合民事法解释第247条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3、被告对涉案的28号楼2单元302室、37号楼2单元102室享有拆迁权益的基础，是于2010年11月与汶上县南站镇人民政府、汶上县南站镇岗子村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约定，该拆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被告与南站镇政府、南站镇岗子村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及相关拆迁补偿规定依法自愿签订，被告崔昭梁是拆迁补偿的相对方，该协议并不涉及原告及其他人，即便补偿标准略高，权益受到损害的人是镇政府和村委会，也与原告无关，原告不具备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主体资格；4、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老牛屋权益问题，原被告及案外人崔某1已在2015年2月13日达成协议，三方共同约定岗子三队崔昭梁房产一事不在存在争议，所以原告在诉状中声称其对被告回迁的楼房享有拆迁权益无事实依据，综合以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提交证据一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三份，其中问为原告崔照忠152666379697说的话、答为被告崔昭梁130××××8539说的话。用于证明：被告认可自己获得的补偿安置房屋系基于牛屋所得，且认可有原告的一份。具体如下：（1）2018年2月7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该通话录音文字版第一页第13、30、34、35、36、37行、第二页第8、29、32行，第三页第2、3行，被告认可牛屋写的被告一个人的名字，为了获得补偿安置的房屋，原被告之间签订不存在争议的东西，（2015年2月13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不再存在争议的协议书的用途是为了顺利获得回迁安置房屋）如果不写这个东西，就没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被告认可补偿安置协议无论写谁的名字都有原告的一份，认可原被告之间在2015年2月13日签订的原件在被告那里，被告已经通过手机彩信传给原告了一份，即在原告手机存储的那份议定书。话记录文字版第三页，被告认可已经补偿安置到一套房屋，对已经到手的房屋的处置方式是“把房子卖了，然后咱分”。（2）2018年2月28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该通话录音文字版第一页第11、12、14、24、29行，第二页第9、19、41、42行，第三页第1、3、10、26、29、32、33、37行，第四页第18、20、21、30行，被告自认“牛屋评估时拍的照片有原告在那里养的兔子，而且谁都知道那里面有原告的一间，被告自认把原被告在2015年2月13日签字的那个东西拍照发给原告，让原告拿着这个协议去找”。（3）2018年3月5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该通话录音文字版第一页第9行，第三页第2、4、16、37行，第四页第6行，被告一直认可自己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牛屋的补偿，认可已经补偿的一套房屋有原告的份“我给你说，你这个不用担心，咱手里已经有一个了，比一个都没有强”。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因被告本人未出庭无法确定录音对象，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假如能够确定该录音的真实性，被告对于法律认知错误所做的陈述也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的依据，特别是损害案外人权益的相关陈述。被告代理人以被告本人未出庭无法确定录音对象，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证据二原被告在2015年2月13日签订的议定书一份，用于证明涉案牛屋目前共剩三份，原被告和三组59口人各一份。原告主张该证据原件在被告处，结合证据一此议定书系被告通过手机发送给原告的且原告可以提供手机请求法庭予以核实。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二议定书，证据应当提交原件，即便认可复印件与相片的真实性，在该议定书当中所显示的内容，与本案原告起诉要求分割的被告回迁房利益，无直接关联性。原告方当庭提交手机短信记录，后刻录成光盘提交。用于证明原告提交的议定书是被告以彩信的形式向原告发送的，在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中有被告陈述的“我将议定书原件拍照发给你的记录”。被告质证认为这个照片保存于原告提交的手机相册里面，不能证实照片来源。因原告提交的该议定书中明确载明：“目前此房共剩三份，崔照忠、崔昭梁、三组59口人各一份。”因该议定书涉及相对方包括三组59口人，但该议定书上仅有原被告的捺印，没有三组59口人的签字或捺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该议定书的合法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3、原告提交证据三，原被告在2015年10月11日关于《岗子村三组拆迁房6-179崔昭梁选房类型》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就以被告名义拆迁的牛屋回迁时同意选择70平米和120平米两套类型选房。原告主张该证据足以证明以被告名义回迁的两套房屋有原告的份额，否则，如果是以被告自己宅基地回迁安置房屋的话，在选房时无须给原告协商，更不需要原告、被告就选房类型签订书面材料。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应当提交原件，该复印件当中能够直接显示，“经协商6-179崔兆梁回迁房按70平方、12（120平方）两套类型选房（最终按村实际给出），崔照忠、崔兆恒没有异议，本次是最终分配协议，确认后不再修改，也不在因此房产分配原因找村两委及上级有关人员”上述内容可以直接证实，协议三方对于崔昭梁选房两套没有异议，但对于原被告及崔兆恒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并无直接约定，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岗子村三组拆迁房6-179崔昭梁选房类型》协议书虽然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因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该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4、原告提交证据四汶上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本院认为部分，第4页“本案中，被告崔昭梁认可：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回迁到我名下符合两套房子的政策，如果不回迁到我名下就不测量了，为了得到这两套房子我们就私下协议把回迁房子写到我名下，该陈述与原告、第三人主张的事实一致。”而该案中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的事实为回迁房屋虽然为被告的名义，其实为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共有。提交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一份，本院认为部分，第9页“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基于涉案房产所给与的安置补偿无异议，本案的实质争议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针对涉案房产的补偿安置权益的分配纠纷。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在相应的补偿标的具备分配条件时，双方可直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对此救济途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中也以明确告知”。原告主张，结合上述两份生效判决书可以证明，涉案被拆迁牛屋虽然被回迁在被告名下，但是有原告1/3的份额，原告对回迁安置的两套房屋及其他现金补偿享有1/3的份额，原告在不依法否认或者撤销被告签订的《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可以依法要求被告返还1/3的拆迁补偿权益的不当得利。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四1618号民事判决书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基本原则，该案中原告起诉的是分割共有物，但判决书对于诉讼标的之外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例如在第4页中，对于崔昭梁与案外人南站镇政府岗子村委会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非法认定为未查明事实，所以该判决书的违法部分，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以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并非采用判例法，这两份判决书所形成的背景也是在行民混淆的阶段，各地法院对于行政补偿案件作为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如何主张权利观点不一，且与本案不具有类似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因原告提交的（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2019）鲁0829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虽然证据来源合法，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原告提交的（2019）鲁0829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5、原告提交证据五《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价值评估明细表、崔某2证明各一份，用于证明涉案牛屋以被告的名义回迁了两套房屋，这两套房屋应归原被告及三组59口人共同所有。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这份协议所反映的内容拆迁人为南站镇岗子村村民委员会，被拆迁人为崔昭梁，在主体上并不涉及本案原告以及他人，另外显示拆除主房面积为130.07平方米，补偿46825.20元，土地补偿98600元，配房及围墙补偿为5424.48元，甲方共计支付乙方补偿费150849.68元，其中补偿的内容以及拆迁的标的，并不符合原告的主张。对于拆迁价值评估表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同样能够证实被补偿人为崔昭梁，对于崔某2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按照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另外崔某2是1618号案的第三人，与争议标的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用，所以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予以证实。虽然被告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价值评估明细表的合法性，且证人崔某2未能出庭作证，对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6、原告提交证据六（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2019）鲁0829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用于证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虽由被告一人签订，但是仅凭该协议不能认定被告就绝对是最终的唯一拆迁利益享有人，原告若认为其对因涉案房屋征收所得的补偿享有权利，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上述两份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原告有权直接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无需撤销拆迁补偿协议或者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被告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以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8民终5821号民事裁定书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崔昭梁获得涉案补偿房屋的法律依据，是行政拆迁所引起的拆迁补偿，有效法律文书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现该协议合法有效存在，原告无权主张拆迁利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虽然证据来源合法，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本院依法不予采信。7、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卷宗。（1）对于卷宗中崔昭梁及有关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相关材料45页-79页。原告方质证认为，对房屋中介张以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私自将与原告及案外人共同共有的回迁房28号楼2单元302室，通过山东鲁房中介公司张以成出售，出售价格为14.5万元，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30万元到40万元之间，该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被告为了私自侵吞该回迁房的利益，急于低价出售，侵害原告的合法利益，若该房屋为被告一人所有，被告不可能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将房屋出售，该笔录可以显示被告出售房屋时要价为15万元，均价2004元每平方，远远低于2016年7月份房屋构建的成本价，从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系为了私自独占回迁房，出售房屋后便离开了岗子村，当时市场价值最低为30万元，被告为了侵占原告的合法利益才将涉案房屋出售后逃离。对田树娟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与张以成的询问笔录相印证，证明被告将涉案回迁房屋中的一套低价出售，原告要求的不当得利金额应以法院委托的中介机构评估鉴定的价值为准，而不以其出售的低价为准，该出售行为为恶意出售。收到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崔昭梁和案外人崔令学收到了房款14.5万元。对被告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该询问笔录中崔昭梁自己陈述的户籍地址为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现住北京市昌平区昌平桥梁厂小区，被告陈述个人简历时称1981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化工厂接班，该自认可以证明，被告不具有岗子村村民的主体资格，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宅基地，被告能够回迁两套安置房，基础权利在原告及其他59口案外人，被告仅仅为回迁安置房的名义上的安置人，而不是真正的实际所有权人，在被告崔昭梁询问笔录58页中，被告自认自己回迁到的安置房，是因为老牛屋拆迁而得，老牛屋的组成有崔照忠、崔照栋（崔昭梁的哥哥）崔某1和59口人，各一间，后来崔某1的那一间，卖给崔照栋了，在拆迁前因为修路被征收，拆迁时就剩崔照忠、崔照栋和59口人，三方人的份额，被告称按当时的政策，如果回迁到被告的名下，符合安置两套房屋的政策，为了得到两套房屋，我们就私下协议把迁房写到我的名下，该陈述可以证明被告崔昭梁仅仅是名义上的回迁安置人，且被告自己认可他名下的37号楼2单元102室也有原告的一份，而且被告陈述另外一套安置房屋用被告的名义让村里给卖了，通过被告的陈述结合买房人田树娟和中介张以成的询问笔录及被告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被告不但不守诚信而且在派出所都可以作虚假陈述，明明是自己出售的房屋却说是村里以他的名义出售，明明仅是名义上的安置人，却在安置房屋到手后私自侵吞，低价出售，出售后推脱为别人出售的，在被告明确认可他名下回迁的37号楼2-102室，有原告崔照忠的一份的情况下，又私自将该房屋出售，该情形完全符合不当得利，被告询问笔录的60页，问：你说的是否是实话，被告答：实话。从该笔录可以看出，被告纯粹在作虚假陈述。对崔令学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也可以证明，涉案牛屋回迁到了两套房屋，回迁前涉案牛屋有3大间，一间为崔令学的父亲崔照栋，一间为崔照忠，一间为59口人的，后来回迁安置时，因被告在村内无宅基地，没有其他回迁安置房，如果将涉案牛屋以被告的名义回迁，便能得到两套安置房，所以才将回迁楼房写在被告的名下。该笔录还记载另外一套安置房系被告委托崔令学出售的另外一套安置房，出售房屋后，崔令学就将售房款转账支付给了被告。对崔照栋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与崔令学的一致，也是证明被告仅仅为名义上的安置人，实际有原告的一份，拆迁利益有原告三分之一的份额。对张龙弟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张龙弟作为村主任也认可，在房屋拆迁前牛屋就剩余了三股，原告、崔照栋和三队59口人各占一股，对于被告是否有宅基地及是否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张龙弟称不清楚，在任职期间没有涉及过。对崔照明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崔照明作为村委会委员自2014年担任岗子村村委会主任，对涉案牛屋的拆迁安置曾经做过调解工作，崔照明陈述的牛屋拆迁前的状况与原告诉状中陈述的一致，在村两委调解时，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0万元协商解决，被告同意拿钱，但是不同意拿那么多，房屋一直是被告的媳妇住着，被告一直在北京打工。对崔某1、崔照忠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村委会的证明信和岗子三组59口人主要成员的要求真实性无异议，通过上述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作为名义安置人，私自侵吞了原告合法利益，依法应予以返还两套拆迁房屋价值的三分之一。被告方质证认为根据上述笔录可以证实，原被告在共同谋取汶上县东和园社区建设拆迁改造补偿安置办法之外的利益，因为原告并不因为该利益能否增加而导致的损失，因为按照补偿办法原告回迁时只按两处院落对待，院落之间回迁面积不得累加，剩余院落不予追加补偿，所以无论被告所谋取的利益能否到位，均不会损坏原告的利益，造成原告的损失。因被告与南站镇政府及岗子村村委所签订的补偿协议现状为合法有效，被告即便有不当得利的行为，其得利对象，应为政府和村委，并不能因为原告所谋取的利益（暂时不论非法还是合法）没有到位，就当然认为给原告造成了合法损失。无论被告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合法，即便其利益不当，真正造成损失的是合同相对方，原告无权以自己的不当利益未得到为由，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2）对（2019）鲁0830民初1618号两次庭审笔录。原告方质证认为，对两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庭审笔录明确载明1618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且庭审过程中也是围绕被拆迁牛屋为原被告及第三人，按份共有来进行审理和调查的，通过两次庭审已经调查清楚，被告回迁到两套房屋系基于三间牛屋而来。被告方质证认为，对两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两份庭审笔录结合该卷宗当中的民事起诉状可以证明，1618号案，案由虽然为共有物分割纠纷但原告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基本等同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只是变了一个表达方式和金额，所以原告构成重复起诉。因本院调取的（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卷宗来源合法，对该卷宗的认定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8、原告提交证据七思维导图一份，用于证明，根据法庭调查情况制作了一份老牛屋从最原始取得，到中间流转，最后协商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回迁安置的一个事实。被告质证认为，代理人制作的观点性的材料，就不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种证据其中之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因原告提交的思维导图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客观性，且被告不予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9、被告提交证据一原告在2012年4月27日出具的收到条一张，收到条载明：“收到现金伍仟元整，崔照忠，12.4.27号”。被告提交证据二原被告与崔某1在2015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岗子三队崔昭梁房产一事不存在争议，特此证明。崔某1152××××3375，崔照忠152××××9697,2015年2月13日”。被告提交证据三被告与南站镇岗子村村民委员会在2010年11月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被告提交证据四被告本人选房确认单一份。上述证据综合证明被告于2012年4月27日向原告支付现金5000元作为对价，又于2015年2月13日崔照忠、崔某1、崔昭梁出具协议书。所以被告获得回迁房屋是依据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不是完全基于对牛屋的所有权。原告方质证认为，对收到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收到条不是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补偿价款，而是当时房屋回迁协议还没签订，原被告一人出5000元找关系的钱，这个是被告的亲侄子崔令学经手给原告的。对证据二协议书是2015年2月13日选房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不存在争议是指选择什么户型的房。同日原被告及崔照栋签订了议定书一份，结合议定书和被告提交的协议书，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此协议书的签订是为了拆迁补偿房屋能够顺利，回迁到手，三方才出具的协议书。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从该协议可以看出配房及围墙补偿5424.48元，该部分回迁利益为原告个人所有，该协议载明的拆迁时间2010年11月不是真正的协议签订时间，而是往前推的。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用原告的牛屋回迁到的其中一套房屋，对被告提交的上述四份证据综合质证意见，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观点，因上述四份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收到的5000元为对价款，也无法证明被告回迁到一套房屋系基于被告自己的宅基地而得。因被告提交的收到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收到条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因被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合法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10、原告方申请证人崔某1、崔某3出庭作证，对证人证言，原告方认为无异议，被告方认为有异议，两位证人均是1618号案件中的第三人，均为利害关系人，而且证人陈述明显带有倾向性，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因两位证人均是1618号案件中的第三人，与本案亦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对两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证人证言、书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为证，均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3年的规定。2、原告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3、原告主张不当得利应否支持。针对焦点问题1、被告主张，按原告诉状所述，其在2015年10月11日知晓相关事实侵害自己权益，本案诉状签署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依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超出了诉讼时效3年规定。原告主张，本案没有超出诉讼时效期限，原告在诉状中明确写明2015年10月11日原被告双方对选房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双方协商确定选择70平方和120平方两套类型的房屋，在此时并没有发生被告侵害原告利益的情形，更无从谈起从2015年10月11日原告就知道自己的权益受侵害，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知道自己权益受侵害的时间为2019年9月，原告起诉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中，庭审调查阶段，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已经查明，借用被告名义回迁的两套房屋已被被告私自出售一套。因被告提交的选房确认单选房时间为2016年6月6日，即涉案房屋回迁交付时间为2016年6月6日，原告以涉案房屋共有物分割纠纷曽于2019年3月5日起诉，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超出诉讼时效3年的规定。针对焦点问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本次起诉与（2019）鲁0830民初1618号诉讼中，诉讼标的虽然相同，但诉讼主体不同、诉讼请求不同，选择的法律关系也不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因此，原告本次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被告以原告本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为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焦点问题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本院（2019）鲁0830民初1618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及公安机关的相关材料，可以认定，2010年11月，汶上县东和园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南站镇人民政府、岗子村村民委员会与崔昭梁因汶上县南站镇岗子村第三生产组老牛屋拆迁补偿签订了《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因回迁房产分配原被告双方之间产生纠纷，因此，原被告之间系因汶上县南站镇岗子村第三生产组老牛屋拆迁补偿回迁收益引起的纠纷。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而在本案中，被告崔昭梁是因《汶上县东和园社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分配到回迁房屋，其对涉案房屋的取得，不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约35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照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原告崔照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昌玺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周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