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港湾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于玲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秀,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双双，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照国，男，1962年1月30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伊春路，现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娜，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恬恬，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员利公司）因与上诉人曲照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202民初6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员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曲照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以5.96元/股将全部股权向其转让，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改判曲照国向其支付分红款705547.4元及利息人民币131417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具体数额计算至曲照国实际给付之日）；2、曲照国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前后矛盾。原判决判令曲照国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说明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生效。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要件即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终止服务关系”。“终止服务关系”条件于2011年8月10日成就，《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应于2011年8月10日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员利公司依法依约取得股东享有的权利，故生效后产生的分红应由员利公司享有，原判决驳回员利公司主张分红及利息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1年8月10日生效。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约定，曲照国因免职、降职而不再属于海信模具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激励人员范围，或者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本协议自动生效。据此，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之间“终止服务关系”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所附的生效条件之一。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明确约定何种情况属于“终止服务关系”，但《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书》”）第二款明确约定：员工与本公司终止服务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中第5项约定，……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据此，办理退养手续属于与海信模具公司“终止服务关系”的情形之一。原判决对《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认定有误。2005年9月14日，曲照国及海信模具公司其他股东共同签署《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必须遵守《增资扩股协议书》。由此可见，《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时间早于《公司章程》签订时间，与上诉人主张的签订时间2005年相互印证。原判决认定《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显然与事实不符，从而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有误。综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双方均已明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终止服务关系”情形，故只要曲照国办理了退养手续，就属于与海信模具公司“终止服务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书》所附的生效条件成就，该协议依约依法就生效。其次，2011年8月10日，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签订了一份《离岗退养协议书》，约定自该日起，曲照国开始退养。对此，庭审中曲照国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同时其所举证据也证明双方实际也履行了该协议，即海信模具公司一直按照该协议的约定给其发放退养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曲照国始终不持异议。至此，自2011年8月10日起，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因办理了退养手续而终止了服务关系，也就是从该日起，《股权转让协议书》所附的生效条件成就，该日期也就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日。再次，《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约定的曲照国与海信模具公司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协议自动生效，对其中“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的认定，依文义解释，双方协议有明确的定语为“无论何种原因”，从表述上看囊括了各种情形，即只要是导致了曲照国事实上“终止了服务关系”，都属于该条约定的“终止服务关系”的情况，也能看出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只要构成“终止服务关系”情形，那么协议就生效，且“终止服务关系”一词文义上当然包含了离岗退养的情形，离岗退养人员实际上已不再为企业创造任何价值，不再出勤到岗，只是由企业发给生活费而已，属于以协议确定的一种近乎提前退休的现实状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服务关系，终止了服务关系；依目的解释，任何民事关系主体均应诚实信用，曲照国作为股权激励股东，股权激励目的是留住人才，使企业长远发展，以及企业与员工共赢以不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因此，股权激励是用来激励为企业提供服务和价值的员工的手段设计，在股权激励员工股权退出上应当着重考虑股权激励股权的特殊性和目的性，而在曲照国2011年8月10日办理离岗退养后，已实际退出工作岗位，不再为企业创造任何价值，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终止服务关系。依股权的激励目的，双方协议中“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的约定必然包含了离岗退养属于“终止服务关系”的本意，曲照国理应按照预先约定的退股价格方式计算退股。最后，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并无发生变化，与上诉人起诉前条件一致，即“终止服务关系”。原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生效，却又驳回上诉人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前后矛盾。二、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关于《离岗退养协议书》是否存在争议认定错误。从曲照国的一审答辩意见看，其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持有异议，且认为自己是休病假待岗，不属于该协议第6条约定的“终止服务关系”的情形。也就是说，曲照国对《离岗退养协议书》的效力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认为自己是休病假待岗，这属于对其离开工作岗位性质的认识问题，不涉及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是否属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养手续”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事实争议而非效力之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争议的事项。2、原判决认定“在《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参照该规定曲照国在2011年距退休年龄超过5年，并不符合法定退养的年龄条件，该种退养方式存在瑕疵，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法定退养条件”。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适用的对象是国有企业，而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不是国有企业，并不受该规定约束。因此，原判决引用该规定评价曲照国的退养方式和条件，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虽然规定了可以退养的情形，但没有禁止提前退养，该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的该规定目的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那么员工与企业合意退养并退出工作岗位终止服务关系同样达到了以上目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因此，只要曲照国签署的《离岗退养协议书》不存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效的情形，就应当认定协议有效且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条件。三、《离职退养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均合法有效并生效，曲照国应当按5.96元/股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约定曲照国在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协议自动生效，结合曲照国2005年参与股权激励时签署有效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六条第5款约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为终止服务关系情形之一，且曲照国2011年8月10日自愿签署合法有效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并离岗退养的事实，此时《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股权转让价格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条确定为5.96元/股（2010年底经审计每股净资产6.41元扣除分取的2010年度的分红0.45元/股）。四、曲照国所领取分红款705547.4元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给上诉人。曲照国是否有权获得分红，以其是否具有对应的股东资格为前提。根据《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不再将工商变更登记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书》2.2条约定：本协议项下的股权及其所附的权利，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曲照国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也不承担股东义务；上诉人享有股东权利同时承担股东义务；股份转让价款，上诉人应当在曲照国配合办理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手续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予曲照国。《股权转让协议书》自2011年8月10日生效，曲照国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也不承担股东义务。之后曲照国明知其已退养不再符合股权激励的范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依然继续领取2012年至2017年间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发放的分红705547.4元，构成不当得利。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予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综上，曲照国应当返还705547.4元及相应利息。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查清事实改判。 曲照国答辩称，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首先，员利公司自认《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05年，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时其全部股权出资自愿按照以下条款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员利公司）。”当时，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为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大股东。如该协议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确认均属实，那么《增资扩股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但事实上，在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企业档案信息中至今未发现《增资扩股协议书》的任何踪迹。其次，根据员利公司提交证据《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可知，2009年4月28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77.68%股权转让给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青岛海信集团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是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的股东。2010年12月，员利公司成为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的股东。第三，2010年12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仅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在先，与员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后。并且，曲照国与员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经过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事先同意，也没有其事后追认，依法应当属于无效的合同。虽然，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仅仅是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的2018年12月13日出具了一份没有任何制作人签字的《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受让海信模具员工所持股权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放弃2005年签署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第六条中赋予该公司的受让员工所持股权的权利。即便《声明》是真实的，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曲照国从未与员利公司以及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协商过权利义务转移事宜。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声明》是其一方的意思表示，它对权利义务的放弃并不直接导致权利义务转移给了员利公司。另外，《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即便曲照国与员利公司于2010年12月1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且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属于无效的合同。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对于“终止服务”的约定与曲照国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终止服务关系”含义不同，二者不能互相解释或引用，曲照国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至今未生效。首先，2005年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时其全部股权出资自愿按照以下条款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5.因政府、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员工正常调动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其次，2010年12月1日曲照国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约定该协议的生效条件：“甲方因免职、降职而不再属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激励人员范围，或者甲方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本协议生效。”对于何为“终止服务关系”，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和曲照国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两份不同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增资扩股协议书》为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所签订，其中的条款，与员利公司无关联，与曲照国与员利公司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关，员利公司直接引用《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的条款解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另外，《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已经实行退休费用统筹的地方，企业和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职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视为工龄，与其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曲照国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并非系其本人提出申请；并且当时不足50周岁，并不符合法定的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退养”的条件；同时，《离岗退养协议书》只有公司人力资源处盖章，无企业领导批准；特别是《离岗退养协议书》系因曲照国身体原因与企业所签订。因此，《离岗退养协议书》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内容方面均属于违法，更像长期病假协议。目前，曲照国身体已恢复，完全可以重新回单位工作。因而，曲照国于2011年8月10日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处所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既不符合《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退养”条件，也不符合其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约定该协议的生效条件“终止服务关系”。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充其量是“中止提供劳动”，更符合请长期病假的情形，双方之间并没有“终止服务关系”，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至今为曲照国发放待遇并缴纳社会保险，劳动关系至今仍然存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至今未生效。三、在曲照国自2011年8月起请长期病假待岗8年多的时间里，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一直向曲照国分红至2017年，员利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从没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员利公司以及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无论是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还是员利公司，均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生效。且在本案案发前，员利公司已与多位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以13.89元每股的市场价格将股权收购，却唯独将曲照国诉至法院，并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自2011年8月10日生效，要求曲照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返还分红及利息，员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即使曲照国于2011年8月10日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员利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将曲照国诉至法院，时间长达8年多之久。即使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1年8月10日生效。但事实上员利公司在此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一直发放分红至2017年。作为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的员利公司实际上是在用行动表明其认可休病假待岗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的情况。《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当在曲照国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生效。综上，曲照国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在先，与员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后，《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经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事先同意、事后追认，未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并且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属于无效的合同。且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内容上，均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属于请长期病假的情形，双方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第6条所约定“终止服务关系”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条件尚未达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员利公司的上诉请求。 曲照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员利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员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直到一审开庭过程中才见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且《增资扩股协议书》明确约定，将股权转让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员利公司，可以印证《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伪造的可能。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所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并不符合《增资扩股协议书》载明的“退养”条件，违反《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是无效协议。员利公司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首先，2010年12月1日曲照国并未与员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可能系员利公司伪造。其次，《增资扩股协议书》明确约定将股权转让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员利公司。员利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2018年12月14日开庭审理，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在开庭前一天2018年12月13日出具《关于放弃受让海信模具员工所持股权的声明》记载：“因我公司于2009年4月退出海信模具公司股东，对基于2005年签署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第六条中赋予我公司受让原告所持股权的权益予以放弃，特此声明。”据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未经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追认依法属于无效的协议。即使有效，最早也应当于2018年12月13日后生效。另外，根据工商登记备案的材料可以证明曲照国股东身份和股权持有情况一直持续至2017年（曲照国一直参加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会至2017年，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一直向曲照国分红至2017年），相关材料中可证实包括董事会和员利公司在内的全体股东签章确认。第三，《增资扩股协议书》载明“员工与本公司终止服务分为以下几种情况：……5、因政府、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员工正常调动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按相关法律规定、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符合第六条第1-6条款的情况，由持股员工本人或合法继承人申请要求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按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上年未经过审计的账面单位净资产计算股权转让价格。”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所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系因曲照国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请病假，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坚持要曲照国签订。但之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一直向曲照国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至今，双方之间从未解除劳动关系。《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已经实行退休费用统筹的地方，企业和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职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视为工龄，与其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时并非曲照国提出，且并没有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所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应当属于无效的协议。曲照国仍为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员工，现为待岗状态，不符合《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以及《增资扩股协议书》所规定的“退养”条件。即使是曲照国应当将股权转让给员利公司，亦应当在曲照国达到退休年龄并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后方能根据当时的股票价格办理。第四，事实上，2017年12月29日曲照国已被迫与员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员利公司将该《股权转让协议》隐藏。2017年12月26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徐帆通知曲照国，称根据海信集团公司指示，要求曲照国退出股份。2017年12月29日，在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会议室，在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鲁韶磊，人资部长徐帆及另外两名员工见证下，曲照国与员利公司签订了以每股13.98元转让给员利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曲照国提出要拍照，或持有一份原件或者复印件，徐帆说海信集团公司规定，不能带出，不能拍照，不能录像……。事后，曲照国在得知其他签约的股东都已收到退股款后便去找总经理鲁韶磊，鲁韶磊说：“集团不同意，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不付款，我一点办法没有。”曲照国问总经理鲁韶磊：“那么我应该怎么办？”鲁韶磊回答说：“不给你退股，股权还是你的……！”（有录音资料为证）。没想到，员利公司却提交了一份伪造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曲照国诉至法院，明显属于恶意诉讼，意在利用自己的强势社会地位，违法侵占曲照国的合法收入。第五、在2017年12月期间签约退出股份并非曲照国一人，而其他人均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股权按照时价转让给了员利公司。2017年12月期间与员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除曲照国外，还有杜吉显，于飞，纪健等多人，他们大多系因2008年前后降职或免职，最终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且他们大多按照2016年的股价（13.98元/每股）签定了协议，员利公司早已履行了与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唯独将曲照国与员利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隐藏，伪造出一份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曲照国诉至法院。综上，恳请查明事实，驳回员利公司诉讼请求。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对相关责任进行处罚直至追究相关责任的刑事责任，并对相关单位处以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员利公司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相同。 员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曲照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2.判令曲照国向员利公司支付分红款705547.4元及利息131417元(利息计算至判决支付日)；3.曲照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员利公司原名称青岛员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0年12月1日，曲照国（甲方）与员利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约定在协议第6条规定的生效条件出现时由甲方将其持有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持有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份157629股，甲方同意在协议第6条规定的生效条件出现时按照协议第1.3条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格将上述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1.3条约定的价格受让甲方的股份。第1.3条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格=股份数量*每股账面净资产（该净资产是上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参与上年末利润分配的股份扣除期间收益计算）。本协议项下转让的股权及其所附的权利，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也不承担股东义务；乙方享有股东权利同时承担股东义务。按照协议1.3条计算的股份转让款，乙方应当在甲方配合办理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甲方和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合同第6条约定：甲方因免职、降职而不再属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激励人员范围，或者甲方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本协议自动生效。 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股东有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光学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若干，曲照国系该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出资额15.7629，出资比例0.57%。章程记载：股东可以依法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及住址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自然人股东必须遵守《增资扩股协议书》，可以依照协议书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出资，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册及住址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 《增资扩股协议书》记载：公司设立的宗旨是使股东的资本得到保值增值，由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光学有限公司、研发技术骨干人员王培松、于昕世等47人作为出资人，按公司法有关规定组建。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时其全部股权自愿按照以下条款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与本公司终止服务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员工与公司双方不再续签或改签劳动合同的；2.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公司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员工与公司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3.有下列情形之一，员工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在试用期内的；公司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4.公司提出并与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5.因政府、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员工正常调动工作，解除劳动合同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6.死亡的。符合第六条第1-6条款的情况，由持股员工本人或合法继承人申请要求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按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上年末经过审计的账面单位净资产计算股权转让的价格。 2009年4月28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77.68%股权转让给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同意青岛海信光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2%股权转让给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2010年4月8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78.7%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3月9日，员利公司在工商登记中变更为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2011年8月10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与曲照国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记载：乙方（曲照国）因身体原因，申请与企业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办理离岗退养手续。离岗退养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起。离岗退养期间，甲方按600元/月标准逐月核发生活费，不再享受企业的效益工资，海信龄津贴等其他现金性收入。离岗退养期间按青岛市社会保险最低缴费标准继续缴纳社保。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甲方按照规定为乙方办理退休手续。2012年至2017年间，曲照国领取了705547.4元的分红。 2018年9月7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向员利公司出具告知函，记载：尊敬的公司股东，我司原股东曲照国已于2011年8月10日与我司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并退养。现就以上情况进行告知，请知悉并妥善处理。因我司工作人员失误导致未能及时告知深表歉意。2018年12月13日，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放弃受让海信模具员工所持股权的声明》，记载：因我公司于2009年4月退出海信模具公司股东，对基于2005年签署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第六条中赋予我公司的受让员工所持股权的权利予以了放弃，特此声明。 一审法院认为，员利公司与曲照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按照协议约定，在曲照国因免职、降职而不再属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激励人员范围，或者与其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时，协议自动生效，但该协议中没有明确何种情况属于“终止服务关系”。《增资扩股协议书》关于“终止服务关系”约定：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时其全部股权出资自愿按照以下条款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条款之一为：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从时间上看，《增资扩股协议书》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故“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职、退养和退休手续”的应属《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终止服务关系”情形，条件生效后，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将个人持股转让给员利公司。结合本案案情，曲照国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但签署的该协议是否属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养手续”存在争议。原因在于：双方在庭审中并未对上述条款中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是何法规进行阐述，但在《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有关于职工退养的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参照该规定，曲照国在2011年距退休年龄超过5年，并不符合法定“退养”的年龄条件，该种“退养”方式存在瑕疵，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法定退养条件。此外，海信模具公司持续向曲照国派发分红，直至2018年9月7日告知员利公司关于曲照国退养一事，员利公司于2018年10月提起诉讼要求曲照国变更股权，此前并未对曲照国提出股权变更的要求，即使对员利公司造成了损失也是因海信模具公司未及时告知导致，过错不在曲照国。综上，对员利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曲照国的其他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曲照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0.57%股权转让于员利公司，并协助员利公司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员利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70元，由员利公司、曲照国各负其半。 二审期间，员利公司提交一份股东会决议，称证据来源于青岛市工商局，拟证明《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内容形成时间是2005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增资扩股协议书之后形成，并非在之前形成，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曲照国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不能证明员利公司所要证明的事项，且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与涉案增资扩股协议也没有关联。曲照国一审时在工商局调取员利公司所出具的增资扩股协议，但工商资料中并无增资扩股协议的相关资料，该协议的真实性以及来源均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证认为，2005年9月14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章程》第七十一条规定，本章程未尽事宜，按照《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和《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员工股份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据此，《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形成于2005年9月14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章程》之前。对员利公司主张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增资扩股协议书》之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判有误，应予纠正。 曲照国提交录音资料一份，称是曲照国与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鲁韶磊的录音，时间2018年3月。拟证明2017年12月曲照国已经与员利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13.98元每股。后海信模具公司没有继续向曲照国支付分红，且违反约定要求按照2010年价格转让股权，最终导致本案诉讼产生。 员利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载体的光盘来源及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查证。该份录音证据是通过偷录的方式取得，录制过程中多次受到外界因素（比如电话铃声等）的干扰，录音内容模糊，根本无法真实、清晰的反应录音内容，无法体现时间、地点以及谈话人员身份信息，更不能证明曲照国的举证目的。曲照国提交的录音证据文字版内容完全是主观臆测增删的，没有相应录音佐证，故对曲照国提交的录音证据及文字版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曲照国提交的录音证据，其所称录音内容是案外人“鲁韶磊”与曲照国之间的对话，即使谈话对方真的是鲁韶磊，而鲁韶磊并非员利公司的员工，更无权代表员利公司与曲照国协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且其说的录音内容与本案及员利公司无关；因录音内容模糊，录音证据内容里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曲照国在2017年与员利公司双方签署过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该份录音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具体来说必须符合两个要求：一是不得(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是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但从该份录音证据可以听出，曲照国录音时并非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取得，并且“鲁韶磊”也接听过别人的电话，这时录音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风险，故显然不得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之规定，经向委托人了解，该份录音证据早在一审开庭时就已经存在，当庭播放了部分并经一审法官再三向曲照国及代理人确认是否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曲照国及代理人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质证，现在谎称为一审结束之后才取得的证据并作为二审程序的新证据不符合法定要件，也不诚信，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也不应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并质证。 本院认证认为，对该录音证据中曲照国陈述部分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增资扩股协议书》第五条合同各方股份的转让约定。1.自然人股东之间必须根据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原则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出资；持股员工不得将其股权出资私下交易，出现问题由责任人自负。2.对公司晋升或降级人员，其须通过买进或卖出部分股权出资，以达到相应的不同岗位持股标准。第六条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时其全部股权出资自愿按照以下条款转让给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另查明，员利公司对曲照国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在2005.9.5、2005.9.19、2005.9.20、2010.5.20、2010.5.31、2011.1.142011.12.23.2013.12.25.2015.10.10的股东会决议中，包括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调整事宜、公司经营范围的确定、公司股权的回购、转让、受让等，曲照国均以股东身份签字确认。员利公司于2010年12月入股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后，在多次股东会决议中，股权一直处于变动状态，经2013.12.25股东会决议，其因股权转让，丧失了股东资格。经2015.10.10股东会决议，其因股权受让，又再次取得了股东资格。多次股东会决议均是关于公司股权收回、转让及受让的安排，履行了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不得私下交易的规定。员利公司与曲照国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系双方签字确认，但业已在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备案。依据前述股东会决议，当员工死亡、退休、离职等，均由公司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对股权进行回购后再处理。但就涉案曲照国持有的股权，公司未通过股东会决议。公司于2017年通知曲照国股权转让事宜，于2018年9月7日向员利公司出具告知函，告知曲照国已于2011年8月10日退养，并要求其妥善处理。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期间双方的上诉诉请，本案二审期间双方讼争的焦点问题是涉案2010年12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生效，何时生效。经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所附条件是曲照国免职、降职或曲照国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或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之间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服务关系。具体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取决于曲照国是否因离岗退养终止了其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的服务关系。本院认为，依据2005年《增资扩股协议书》关于员工与公司终止服务所列举的第5种情况，曲照国属于因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理退养手续终止服务的。员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2011年8月10日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与曲照国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时，应当就公司章程中关于退养对其股权的影响履行告知义务，给曲照国一个慎重选择的机会。且依据在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应当就曲照国的股权问题通过股东会决议予以处理。但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后，未就此召开股东会，且自2012-2017年一直视曲照国为股东，在历次股东会会议上，均通知曲照国参加，并给其分红。本院认为，股东资格由公司确认，在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一直认可曲照国为公司股东并向其分红的情况下，员利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于2011年曲照国退养时即生效，并要求曲照国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条确定为5.96元/股（2010年底经审计每股净资产6.41元扣除分取的2010年度的分红0.45元/股）转让其股权，返还其业已取得的分红，欠缺法律依据。原判未支持其返还分红的诉请，并无不当。原判支持员利公司诉请继续履行协议，并责令曲照国协助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正确，但未明确股权转让协议何时生效，未明确以什么价格转让涉案股权。经查，关于股权转让价格，员利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并未作为诉请向法院提出，在一审庭审中，员利公司称股权转让款应当是曲照国的诉请，所以未列在诉请中。若支持其诉请，同意该款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但员利公司自始未向法院缴纳诉讼费。原判决未予处理股权转让价款，难谓不当。 关于曲照国所提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欠缺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曲照国所提其一直与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存在服务关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虽然公司在与其签订离岗退养协议时，存在瑕疵，未告知其股权应当一并处理，但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退养时，股权需要转让。换言之，当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退养时，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如前所述，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自始未就此召开股东会，但依据曲照国提交的录音证据，其同意以2017年公司通知其转让股权时转让股权。因此，本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通知曲照国时生效。曲照国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仍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判决已责令曲照国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依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2.3条规定，按照本协议第1.3条计算的股份转让价款，员利公司应当在曲照国配合办理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手续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支付曲照国。双方均应当依据上述约定诚信履行。 关于员利公司上诉所提原判决认定《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与事实不符，原判决有误，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员利公司上诉所提《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适用的对象是国有企业，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不是国有企业，并不受该规定约束。因此，原判决引用《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评价曲照国的退养方式和条件，适用法律错误，该上诉理由亦成立，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员利公司、曲照国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2170元，由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曲照国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2170元，由曲照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琳 审判员  王 晋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