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26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仲秀，女，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仲琴，女，1966年9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仲芬，女，197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江、崔任静，系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江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崔任静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仲永，男，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仲军，男，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银华，男，193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高虎林。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因与被上诉人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由三上诉人分别享有农村承包地被征用的11.3075亩土地赔付金额各八分之一，即计算为各享有61060.50元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原审案由定性错误，导致审理方向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一直是以合同主体的角度来主张并要求三被上诉人“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今后，如谭银华、谭仲永、谭仲军等三户现有户头上的土地被国家或其他单位征用或流转，也按八份分配（即谭银华、谭仲林（已故）、谭仲永、谭仲军、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谭仲英（已故）等八人平均分配。”的合同义务，而不是单纯以承包土地共同权利人的主体角度来的要求分配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款。因此，本案案由不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而应当是“请求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纠纷”。而原审法院，忽视了诉讼请求的主体角度，草率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来定性本案的案由，明显属于案由定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审理方向发生偏差，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也不是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合同效力之诉，本案原审依法不应当从合同效力方面来对审查案件情况。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本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自始即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三被上诉人若对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争议的，依法应当另案诉讼予以解决，而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进行审查决定。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履行调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反驳的，有责任对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本案中，三被上诉人均未向法院提供证据来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反驳。故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当依法获得支持。三、本案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方面，本案不是《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确认之诉，故而本案原审不应当对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认定，更不应草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来确认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另一方面，法院若要通过法定审理渠道来认定本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应当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由被上诉人另案进行诉讼来判定。故而本案原审的审理认定和适用法律的行为，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一方面，本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依法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来进行，而不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来进行认定，而原审未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来认定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不仅是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还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错误。被上诉人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二审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理由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征收土地是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三上诉人均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在答辩人的土地被征收时，三位上诉人均在其丈夫家分割土地，也不是答辩人本村集体组织的经济成员，所以三位上诉人同时不享有土地承包征收补偿款的分割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所以三位上诉人不是该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地被征收之后，也同时不享有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请求权。1、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三位上诉人均已经出嫁，已经不是答辩人家庭户成员。同时答辩人耕种涉案土地20多年，并且三位上诉人并未依靠该涉案土地生产、生活为经济及生活主要来源，在出嫁之后在其居住所在地分配了土地，所以依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续包政策，三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土地不在享有合法的权益。2、一审法院中已经查明案件事实，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协议已经不具备法律效力，并且已经申请鉴定，该协议不具备法律生效的必要条件，所以不应当得到法律支撑。并且谭银华也并未在鹏程调字（2018）01号上签字，所以百里杜鹃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下达的调解协议即不生效。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第一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然而在该案中调解协议不是答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谭银华并未签字按印，所以该协议违反了即调解协议正确反映当事人的意志，并非因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订立的调解协议或者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所以百里杜鹃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下达的调解协议不具备生效的必要条件，然而三位上诉人以请求履行一份不具备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撑。如果一审法院判决不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让答辩人履行，则违背法律规定。3、答辩人依法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的事实成立，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佐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由三原告各享有农村承包土地被征用的11.3075亩土地赔付金额的八分之一，即三原告各享有61060.5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谭银华系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管理区启化村村民。原告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及被告谭仲永、谭仲军系被告谭银华子女。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谭银华以其为家庭户主在启化村胜利组承包了8个人口的承包地，分别为：谭银华、谭仲林（已故）、谭仲永、谭仲军、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谭仲英（已故）8人。因百里杜鹃温泉小镇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征用了以被告谭银华为户主的承包地11.3075亩，征地补偿款共计488484元。因原、被告双方对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发生分歧，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5月3日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且制作了调解笔录。2018年6月23日，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规范调解，在调解笔录的基础上制作了编号为：鹏程调字（2018）01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原告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及被告谭仲永、谭仲军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捺印，被告谭银华的名字系其子代签，被告谭银华未在其名字上捺印。另外，在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质证的过程中，被告谭银华对调解笔录中其名字上的指印不予认可，认为其名字上的指印并非其亲自捺印，并向本院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该指印进行鉴定。2019年10月17日，经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并出具了编号为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263号《痕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所送《询问笔录》中“谭银华”一栏处“谭银华”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达不到鉴定条件，不能做出“认定”或“否定”的意见。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质证情况，将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归纳为：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三被告是否应当履行协议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本案中，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的鹏程调字（2018）01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当事人）谭银华未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或按指印，该调解协议书不具备生效要件，因此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的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不生效，故对三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的诉讼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依照《中国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原告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明确认为本案理由不是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而是履行调解协议的合同纠纷。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案由系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还是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决驳回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的诉讼请求是否不当。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系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还是合同纠纷的认定。从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由三原告各享有农村承包土地被征用的11.3075亩土地赔付金额的八分之一，即三原告各享有61060.5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的内容来看，本案系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要求被上诉人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履行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的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故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而非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一审将本案案由认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诉称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一审判决驳回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的诉讼请求是否不当的认定。本案系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要求被上诉人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而被上诉人谭银华在该协议书中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故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不是被上诉人谭银华真实意思表示。而被上诉人谭银华在涉案《调解笔录》中捺印的指纹经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并出具的编号为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检鉴字第263号《痕迹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已载明“谭银华”一栏处“谭银华”字迹上方的红色指印达不到鉴定条件，不能做出“认定”或“否定”的意见。故涉案《调解笔录》亦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谭银华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二十九条：“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的规定，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的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需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也即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经当事人之一的被上诉人谭银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故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因此，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要求被上诉人谭仲永、谭仲军、谭银华履行鹏程调字（2018）0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所提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不成立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上诉人谭仲秀、谭仲琴、谭仲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红梅审 判 员 李厚军审 判 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成 梅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