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伟，男，197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春林，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强，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潇洁，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德琳，女，193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潇洁，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范晓丰，女，197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上诉人孙世伟因与被上诉人丁强、原审第三人陈德琳、范晓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2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世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丁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孙世伟和丁强围绕转让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5%股权转让共计产生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和一份股权代持凭据，一审法院人为割裂上述协议的前后逻辑和产生原因，错误认定丁强以5万元从孙世伟的股权代持人范晓丰手中购得A公司5%股权、转手以100万元出售给孙世伟、孙世伟回购股权支付的80.80万元是在履行2016年8月5日协议，与事实相违背。丁强称不知晓2013年6月20日协议的存在，即否定了签署该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该说法不符合常理，2013年5月27日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丁强知晓2013年6月20日协议，该协议是为了完成2013年5月27日协议，属于代履行关系。即便孙世伟向丁强主动披露范晓丰的代持情况，也不影响事情的实质。丁强想通过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孙世伟的陈述确有欠缺，但如果有过错，也是双方一起商定签署阴阳合同，逃避税负所致。2013年5月27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情形，故无需返还款项。此外，孙世伟对于丁强一审诉讼请求三的计算方式没异议。丁强辩称，不同意孙世伟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予以维持。理由：孙世伟在（2018）沪0115民初11369号（以下简称11369号）案件中表示2013年5月27日协议已解除，未实际履行，但在本案二审中反言中称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11369号案件中，孙世伟称100万元以公账与现金方式退还，但是在本案中又称支付的80.80万元就是该100万元扣除税款19.20万元后的款项。孙世伟多处反言，也认可在税务机关处存在虚假陈述。丁强在11369号案件中称该股权转让为平价转让时，孙世伟予以否认，认为是溢价转让，其诉请获得法院判决支持，税收也缴纳完毕。现孙世伟又称该次转让是平价转让，陈述随意，令人气愤，也是对法院与税务机关不尊重。11369号案件中，法官明确告知如果认定为溢价转让，丁强可另案起诉，孙世伟表示100万元已经返还。本案立案后，孙世伟无法提供100万元已经返还的证据，还称80.80万元就是100万元的载体。陈德琳述称，意见与丁强一致。范晓丰未作陈述。丁强于2019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丁强和孙世伟于2013年5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孙世伟向丁强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判令孙世伟向丁强支付违约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2月27日起算至孙世伟实际支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7日，丁强和孙世伟签订2013年5月27日协议。协议载明，孙世伟持有A公司63%股权，以100万元价格将5%股权转让给丁强，该款分期支付：2013年6月10日前支付40万元、6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12月31日前支付40万元。协议并约定该5%股权在苏州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1,000万元投资款进来后稀释为4%，在B公司变更股权时孙世伟为丁强同时做股权变更，丁强委托其母亲即陈德琳代持该笔股权。协议第一条约定，孙世伟在一个月内完成股权变更，否则丁强有权放弃购买股份，并要求孙世伟一周内退还已付款项。该协议未经工商备案。合同项下100万元，丁强通过自行或委托案外公司的方式分别于2013年5月30日向孙世伟支付15万元、于6月21日支付40万元、于8月5日支付5万元，于2014年2月27日支付40万元，已支付完毕。2013年6月20日，陈德琳与范晓丰签订2013年6月20日协议，约定范晓丰将其持有的A公司5%股权作价5万元转让给陈德琳。并约定陈德琳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该协议已经工商备案。之后，范晓丰将该5%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德琳名下。但陈德琳未向范晓丰支付该5万元股权转让款。2013年7月30日，丁强与陈德琳签订《股权委托代持凭据》，委托陈德琳持有2013年5月27日协议项下丁强购买的股权。2016年8月5日，陈德琳与孙世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年8月5日协议A）。协议约定，陈德琳占有A公司4%股权，将以100万元价格将该股权转让给孙世伟，陈德琳应在合同生效后将股权变更登记到孙世伟名下，各方办理完交接事务当日孙世伟支付42%款项，剩余58%在一个月内支付。该合同未经工商备案。同日，双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年8月5日协议B），将股权转让价格改为42万元，并就该份合同办理了工商备案。2016年8月13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准予了变更登记。2016年8月10日至2017年4月7日间，孙世伟向陈德琳支付共计808,000元。丁强向税务机关举报称，孙世伟未如实申报陈德琳代持丁强的股权的应缴个税信息，致丁强遭受192,000元损失。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局第十五税务所接丁强举报后，对A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经税务机关询问，孙世伟表示因其促成了范晓丰以5万元平价转让5%股权给陈德琳，故孙世伟与丁强间的2013年5月27日协议就没有执行，也未做工商变更登记；孙世伟表示已陆续以公账和现金方式退还了丁强和其公司的钱款；孙世伟还表示，其付给陈德琳的808,000元系已为陈德琳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100万-4万元）X20%=192,000元。税务机关作出浦税举（2017）0731号《日常税务检查报告》。报告载明，2013年6月，范晓丰将原5%实缴股权作价5万元平价转让给陈德琳；2016年8月，陈德琳的4%股权以100万元价格转让给孙世伟，但此次转让未在工商备案，备案的为42万元平价转让，因转让价格100万元高于净资产，应按实际转让价格计算，陈德琳应缴个人所得税（100万-5万元）X20%=19万元。报告认为，A公司为陈德琳多扣缴2,000元个人所得税，由A公司自行申退；并以A公司发生股权变动却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申报和报送的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2018年2月5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陈德琳诉孙世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即11369号案件。陈德琳诉称，其与丁强以100万元价格购买股权，孙世伟再以相同价格回购，其间并未盈利，而孙世伟谎称陈德琳盈利95万元，错误报税，故请求判令孙世伟支付192,000元及利息损失。该案庭审中，孙世伟辩称，因当时其无法出让股权，故其与丁强的2013年5月27日协议已经解除，最终和陈德琳进行股权转让的是范晓丰，后来孙世伟已将100万元归还给了丁强和陈德琳。2018年5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根据税务报告，陈德琳应缴纳个税19万元，故判决孙世伟付陈德琳余款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至于2013年5月27日协议，当事人可另行主张。陈德琳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2018年9月4日，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号：（2018）沪01民终6964号]（以下简称6964号）。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0月16日，孙世伟出让其所持A公司全部股权，退出公司，该转让已完成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目前，A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深圳XX股份有限公司、XX企业（有限合伙）。一审法院认为，丁强和孙世伟签订的2013年5月27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对该合同的履行情况，孙世伟向税务机关及在前案中向法院表示，该合同已解除、未实际履行；然本案中孙世伟又辩称，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孙世伟擅自反言，未提供证据或说明合理理由，一审法院将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审慎审查。首先，孙世伟称2013年5月27日协议已解除，然对该解约事实未举证证明；孙世伟称丁强所付100万元其已以公账和现金方式退还，对此丁强否认收到，孙世伟对该还款事实也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其次，孙世伟辩称已安排代持其股权的范晓丰出让股权且丁强知晓，即相当于主张丁强和孙世伟曾合意变更过2013年5月27日协议。而丁强及陈德琳对此否认。孙世伟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孙世伟无证据证明曾与丁强合意变更合同，乃至无证据证明曾向丁强或陈德琳披露过孙世伟与范晓丰之间的代持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陈德琳、范晓丰所签订的2013年6月20日协议，不构成对2013年5月27日协议的变更或替代；陈德琳据2013年6月20日协议登记成为A公司的股东，即丁强因受让范晓丰的股权而成为实际出资人，亦不构成孙世伟对2013年5月27日协议的履行。再次，2016年8月5日协议A已被税务机关及前案判决认定为陈德琳股权转让交易获利95万元及应缴个税金额的依据。即陈德琳的前手交易，已被确定为与范晓丰的2013年6月20日协议，而非丁强和孙世伟的2013年5月27日协议。则孙世伟辩称其支付的2016年8月5日协议A项下股权转让款，就是退还的2013年5月27日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与前案反言，更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就2013年5月27日协议，丁强已足额支付对价，而孙世伟未履行其交付股权的主要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现孙世伟已非目标公司股东，不具履约能力，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丁强请求解除合同，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丁强请求返还合同项下已付款1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丁强主张的利息损失，鉴于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关系及其履行情况经前案才予查明和确定，一审法院酌定该损失起算点为前案生效之日即2018年9月4日。一审法院主张损失标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不失合理，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一审法院照此调整。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1日判决：一、解除丁强与孙世伟于2013年5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孙世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丁强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三、孙世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丁强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9元，减半收取计7,004.50元，由孙世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陈德琳在11369号案件审理中称，孙世伟将其所控制的A公司5%股权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到陈德琳名下。工商登记的2013年6月20日协议只是为了避税备案的合同，与实际交易情况不符。2016年8月5日，陈德琳和孙世伟签订协议约定孙世伟以100万元的价格回购陈德琳所持有的A公司全部股权，即孙世伟以陈德琳及丁强购买股权价格回购陈德琳所持公司全部股权。6964号案件审理时，陈德琳又表示，股权交易的实际履行过程与2013年5月27日协议约定内容完全一致，其与范晓丰于2013年6月20日在工商局签订协议仅作为备案使用，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中范晓丰的股权实际系孙世伟的。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丁强主张解除2013年5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丁强认为，上述协议签订后，其已按约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以陈德琳代持方式获取A公司5%股权，但该股权是依据2013年6月20日的协议从范晓丰处受让，并非从孙世伟处获取，故孙世伟未履行2013年5月27日协议约定的交付5%股权的义务。现孙世伟已不是A公司的股东，不具备履约能力，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主张解除上述协议。陈德琳与丁强意见一致。孙世伟则认为，孙世伟已通过代持人范晓丰向丁强出让A公司5%股权，丁强亦就此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2013年5月27日的协议已履行完毕。孙世伟以范晓丰名义和丁强的代持人陈德琳签订2013年6月20日的协议仅用于工商登记，丁强或陈德琳未向范晓丰支付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5万元，该协议未实际履行。范晓丰在一审中则表示其2012年与孙世伟达成口头代持协议，为孙世伟代持A公司5%股权，2013年5月应孙世伟的要求向陈德琳转让上述股权并办理工商登记，未收到也未曾向丁强或陈德琳主张股权转让款5万元。本院认为，2013年5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已履行完毕，丁强主张解除该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该协议约定，丁强的义务是向孙世伟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孙世伟的义务则是向丁强出让A公司5%股权并在一个月内完成股权变更，该股权由陈德琳代持。协议签订后，孙世伟收到丁强支付的100万元，故指示范晓丰与陈德琳签订2013年6月20日协议，并将范晓丰代持的A公司5%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德琳名下，丁强通过陈德琳代持上述股权。上述付款与股权变更行为与2013年5月27日协议约定的一致，应视为对该协议的履行。第二，丁强主张其通过陈德琳获得的A公司5%股权的所有权人系范晓丰，该主张与实际情况不符，也并非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11369号案件审理中，陈德琳作为丁强的代持人一直主张是孙世伟将控制的A公司5%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其与范晓丰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协议仅作为备案使用，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中范晓丰名下的股权实际是孙世伟的。本案审理中，丁强亦表示签订代持凭据和11369号案件审理时其认为受让并委托陈德琳代持的是孙世伟的股权，后结合11369号案件审理情况、税务局相关资料等才知道并主张受让的是范晓丰的股权。对此，范晓丰明确其出让给陈德琳的股权系代孙世伟持有。孙世伟亦承认其在税务机关和11369号案件中的陈述是为了避税，并非事实真相，本案陈述的才是事实。综合11369号、6964号案件及本案中各方陈述可见，2013年6月20日协议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实际履行。各方的真实意思均为履行2013年5月27日协议，即孙世伟指示范晓丰将代持的A公司5%股权转让给丁强的代持人陈德琳。对于范晓丰系代持人、股权实际所有权人为孙世伟该节事实，丁强是知晓的，也未曾提出异议，甚至基于此于2016年8月5日通过代持人陈德琳与孙世伟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现丁强基于孙世伟在税务机关和11369号、6964号案件作出的虚假陈述内容主张受让股权的所有权人为范晓丰，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2013年5月27日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与事实相悖，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世伟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20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丁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9元，减半收取计7,004.50元，由被上诉人丁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9元，由被上诉人丁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俞 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