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楠，女，198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大连农商行员工，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梅，辽宁大宸（盘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建云，辽宁大宸（盘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秀英，女，195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学国，辽宁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微，辽宁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晓萍，女，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会计，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原审被告：张文帅，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原审被告：张成，女，1994年6月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原审被告：李向超，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大连市中山区。 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内蒙古宏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楠与被上诉人汪秀英、原审被告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12月21日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103民初67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楠、李向超、王晓萍、张文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辽11民终50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王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梅、薛建云，被上诉人汪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学国、侯微，原审被告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汪秀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汪秀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王楠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案件事实方面的问题：1、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坚，不是王楠。王楠只是理财产品的投资人之一，赚取的是自己投入资金的报酬，王楠的行为只是在汪秀英主动找过来之后介绍了理财的情况、在汪秀英主动要求做业务时帮助她把部分款项转给了刘坚，而不是接受汪秀英的委托进行投资，也不涉及操作具体的理财产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楠得知“借给刘坚用于做过桥资金的钱被刘坚挪用”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王楠赚取的资金使用人宽泰公司给付的报酬”存在歧义（按判决前后文义，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王楠使用了汪秀英的资金赚取了报酬），一审判决认定“在汪秀英决定做并汇入资金的情况下全部由王楠操作”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王楠“从资金使用方赚取回报，均属于汪秀英的资金产生”与事实不符；2、汪秀英是主动联系王楠要求作理财，而不是王楠主动找汪秀英要求其作理财，一审判决认定“王楠通过被告王晓萍找到汪秀英”与事实不符；3、王楠持有的仅是李洪海1张、宋诚龙1张、赵璐璐1张、王梦菲1张、张成1张、王楠本人的银行卡，张宝华、唐辉、刘坚本人的银行卡不是王楠控制、使用，一审判决认定张宝华、唐辉名下银行卡“由王楠使用”与事实不符。二、关于相关法律问题：1、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控制人是刘坚，不是王楠，不应要求王楠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一审认定王楠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对资金安全有“审慎注意”义务是错误的。结合上述事实，刘坚利用了其在单位分管企业贷款业务的便利条件以及据此形成的人脉、资源，做起了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是理财业务的真正控制人、管理者。王楠尽管和刘坚是同事，但受限于所在的职务权限，并不能直接和企业相关人员对接，只是能从外部了解企业是否客观存在，作为评估理财风险的指标，并不控制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和资金去向。事实上，使用过桥资金的企业，往往是使用表面看起来无关的第三方账户周转资金，在无法和企业相关人员对接的情况下，王楠无从了解刘坚转出的资金是否是汇入了企业自己找到的第三方账户。因此，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坚，王楠只是理财产品的投资人之一，不应苛刻的要求王楠具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也不应要求王楠保证其他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安全。2、案外人刘坚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人，王楠不应承担受托人的法律责任，一审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汪秀英和王楠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没有依据。根据庭审笔录以及相关证据材料，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控制人是刘坚，王楠仅是在汪秀英主动找来之后介绍了理财业务的情况、帮助汪秀英将其部分资金转给刘坚，委托理财的受托人不是王楠，王楠不应承担委托理财业务中受托人的法律责任。另，即使认为汪秀英和王楠之间成立委托关系，王楠受托处理的事项也仅是将款项转给刘坚、不挪作他用，不包括其他任何事务，对于投入的资金安全（即银行过桥理财资金是否被刘坚挪作他用）没有注意义务，也无法注意。3、王楠并未收取过回报，不应认定本案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即使认定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王楠从资金使用方获取了任何回报，关于王楠获取了回报的说法只是主观推测，而且，一审判决亦认定汪秀英未给过王楠报酬，因此，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认定为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仅在受托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上诉人才可以要求赔偿，而且，由于无偿委托合同中受托人没有报酬，即使要求上诉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相比有偿委托合同也应更轻一些。4、不应认定汪秀英的资金损失是560万元和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首先，金融理财投资属于一种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受委托人也不需对委托人承担任何保底责任。此种情况下，汪秀英主张按固定收益率“1.5‰日”兑付收益，应该提供明确的书面约定。依据曾经按照某一收益率兑付过某一笔或某几笔资金收益的事实，不能倒推出约定了固定收益率，也不能倒推出受托人承诺过承担“保底”责任。其次，在未约定过固定收益率的情况下，或者无证据证明受托人曾承诺“保底”的情况下，汪秀英的实际资金损失应仅限于本金，即使认为损失包括收益利息，利息最多也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按该种方式计算本金、利息损失的前提，是委托人没有获取过回款，在汪秀英已经收取回款的情况下，计算本金、利息损失时应当核减已收取的回款，汪秀英累计转出金额5040万元，累计给汪秀英回款4797.0433万元，汪秀英实际损失为242.9567万元（有银行流水为证）。最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2017年1月13日，王楠即告知了汪秀英等人资金被刘坚挪用的事实，而且还通过联系宽泰公司出具借条等方式尽可能止损，但是，汪秀英为了能尽快拿回钱，不顾案件真实情况，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王晓萍、王楠等人，导致损失不断扩大，不应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所以，即使认定汪秀英的损失包括收益利息损失，也只应计算2016年12月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王晓萍、王楠承担自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三、其他问题：判决第20页记载王楠向李向超累计转账74.8万元，错误，收支方的方向错误。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刘坚是委托理财关系项下的受托人，一审未追加刘坚参与诉讼，程序违法；2、一审在认定本案涉及委托理财关系后，未就受托人、责任承担问题作为争议焦点审理，未保障王楠的充分的举证、辩论的权利，径行认定王楠为受托人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程序违法；3、汪秀英的损失金额应为扣除回款后的本金诉讼损失，而且损失金额在宽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审结后才能确定，本案应追加丹东宽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诉讼，并中止审理。 汪秀英辩称，驳回王楠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王楠将资金出借给刘坚，并从刘坚处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况，在资金出现断条、无法偿还汪秀英资金前，王楠从未向汪秀英予以释明。2、王楠以及王晓萍向汪秀英所释明资金所用去向是银行过桥资金，银行的过桥资金是一种短期资金的融通，期限以6个月为限，是一种与长期资金相对接的资金，往往是指某个企业向银行贷款后在暂无资金偿还，需要再向银行借款的情况下，从其他方短期融借资金偿还先期的银行贷款，完成偿还后再从银行贷出长期借款，完成对第三方对过桥资金的偿还。王楠将款项出借给刘坚，刘坚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显然刘坚不是过桥资金的使用方，不是过桥资金的相关主体，而王楠、王晓萍擅自出借资金给刘坚的行为，未按委托理财进行审核，属于未经委托人同意超出委托事项的行为。超出委托事项的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受委托方应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3、汪秀英从未委托刘坚进行过相应投资，也没有将款项出借刘坚，汪秀英在资金出现断条前，根本不知道刘坚的存在，因此与汪秀英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本案的王楠和王晓萍，与刘坚无关。王楠擅自将资金出借给刘坚，与刘坚发生法律关系的是王楠，与他人无关。4、本案中，王晓萍与王楠协商后经过核算和对账，给汪秀英出具借款借据，按照借据的法律后果认定，王楠和王晓萍应将汪秀英的资金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有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无论王晓萍、王楠与汪秀英之间资金往来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如果最后出具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就应该按照最后出具的借款借据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我方认为应判令王楠全额给付出借资金。但考虑案件的往复时间较长，我方同意一审判决。5、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款的规定，第一审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由此可见，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变更或调整案件案由，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陈述称，同意王楠的上诉理由，四原审被告对案涉事项不知情。 汪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楠、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偿还汪秀英借款660万元；2．判令王楠、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自2016年11月6日至上述款项全部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汪秀英利息；3．判令王楠、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晓萍与张文帅系夫妻关系，张成系二人的女儿。王楠与李向超系夫妻关系。王晓萍与王楠系姑侄关系。汪秀英与王晓萍系多年好友。案外人刘坚系王楠所在银行经营部经理，与案外人宽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振国系父子关系。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因案外人刘坚需要过桥资金并给予高额回报，王楠通过王晓萍找到汪秀英，汪秀英同意进行投资理财，收益以刘坚方面回款为准，利息以日1.5‰为基础。汪秀英将以其亲友李洪海、赵露露、韩丽彪、宋诚龙等人开户的银行卡交由王楠使用（其中韩丽彪卡由王晓萍持有）另有张成、王梦菲、张宝华、唐辉名下银行卡由王楠使用。汪秀英通过自己名下（尾数9018、尾数4470）账户将款项汇入王楠指定的银行卡，由王楠按刘坚方面的需款情况转入对方指定的唐辉、张宝华账户。再由唐辉、张宝华名下账户回款至王楠持有的卡内，由王楠向汪秀英回款，或由唐辉、张宝华账户直接向汪秀英回款。汪秀英与王楠双方往来资金80余笔，汪秀英合计汇出资金5040万元、接收回款4820.6433万元。期间二人通过微信多次对账，2014年11月14日至2016年4月10日，汪秀英、王楠之间款项本金及利息已结清。2016年4月11日至2016年10月12日，汪秀英向王楠出借资金760万元，王楠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26.96万元。2016年10月16日汪秀英用微信联系王楠，要求王楠“让你姑姑，给我补个条。”2016年11月4日，王楠用微信发给汪秀英的对账单有，“本金560万元（360+200），利息100万元（20万元+80万元），截止2016年11月4日剩余所有本金加利息660万，从11月5日起，11月4日前利息全部结清。”2016年11月5日，王楠委托王晓萍给汪秀英出条，王晓萍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向汪秀英借人民币陆佰陆拾万元整，王晓萍2016.11.5日，以前和汪秀英有任何条只存6600000元一张条子。”2017年1月，王楠得知她借给刘坚用于做过桥资金的钱被刘坚挪用，借给他父亲刘振国的宽泰公司。2017年1月13日，王楠、王晓萍带汪秀英等人去见刘坚和他的父亲刘振国，无果。2017年3月14日，刘振国给汪秀英出具借款人为宽泰公司尚欠320万元的借条一份，同日亦给王楠出具尚欠430万元的借条一份。后汪秀英多次向王晓萍、王楠催要欠款，王晓萍、王楠以自身被骗为由未给付。汪秀英未给过王楠报酬，王楠赚取的是资金使用人宽泰公司给付的报酬。另查，在汪秀英与王晓萍、王楠款项往来中，自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11月5日期间，王楠所持李洪海的银行卡向李向超银行卡尾号7880账户汇入资金35万元；于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9月10日王楠所持张成的银行卡向李向超银行卡尾号7880账户汇入资金74.8万元，合计109.8万元。在王晓萍所持韩丽彪银行卡中有王晓萍向张文帅银行卡汇入资金的记载，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6年5月9日累计2305.716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楠、王晓萍、汪秀英为过桥理财的高额回报所吸引，进行投资理财，因资金的使用人宽泰公司无力偿还不能回款，汪秀英向王楠、王晓萍索要未果，形成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汪秀英与王晓萍、王楠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理财关系；2、双方的往来账是多少，即汪秀英起诉的本金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张文帅、张成、李向超是否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汪秀英要求五被告共同偿还是否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是借贷纠纷还是委托理财纠纷。因汪秀英与王楠、王晓萍之间未签订明确的书面合同，对权利义务、责任风险未予明确，综合全案可以判定汪秀英赚取的是高额利息，王楠赚取的是资金使用人给予的收益，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双方均未对资金安全做到足够防范。在不能回款形成纠纷后，汪秀英主张与王楠、王晓萍之间的纠纷系借贷纠纷，王楠、王晓萍认为是委托理财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王楠、汪秀英在资金往来中对账时确认和使用了“本金、利息”等款项和文字，以及王晓萍出具的“欠条”等形式符合一般借贷纠纷的特征，但双方资金往来密集达80余笔、款项巨大、使用多人银行卡、回款率高、在汪秀英决定“做”并汇入资金的情况下全部由王楠操作，均符合委托合同特征，因此认定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审理。又因王楠在理财关系中虽未得到汪秀英直接给付的报酬，但其从资金使用方赚取回报，均属于汪秀英的资金所产生，故应认定二人之间是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对王晓萍、王楠提出本案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观点予以采纳，对汪秀英提出与一审五被告是民间借贷关系、王晓萍提出汪秀英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公安机关、王楠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观点不予采纳。 关于汪秀英与一审五被告的责任。王楠是委托理财关系的相对方，张成虽将自己在招商银行开设的银行卡给王楠持有并使用，但张成本人未参与，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王晓萍在王楠与汪秀英的理财关系中起介绍作用，其向汪秀英出具借条是代替王楠补条，责任应由王楠承担。张文帅、李向超未参与资金操作，二人对汪秀英的损失无违约和过错，虽在王晓萍所持韩丽彪银行流水中有向张文帅的银行卡转款的记录，在王楠所持李洪海银行流水中有向李向超的银行卡转款的记录，此行为是由王晓萍、王楠所为，责任应由王楠、王晓萍承担，因王晓萍在本案的关联案件（2019）辽1103民初2360号邵琳为原告的案件中，已就此行为承担了责任，不应重复担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汪秀英应就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对汪秀英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张文帅、李向超承担责任的观点不予采纳。汪秀英存在大额资金未回款的情形下仍追加资金、王楠对案外人使用资金的情况未能及时防范风险，双方对汪秀英最终形成的资金不能回款的损失均负有责任。王楠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具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对受托事项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酌定王楠承担70%责任，汪秀英本人承担30%的责任。 关于汪秀英资金损失的数额。王楠与汪秀英对账后确认尚有本金560万元、利息100万元未归还，可以认定560万元是汪秀英的资金损失。王楠在理财中对汪秀英按日1.5‰为基础计息进行回款，应视为双方约定了固定回报率，汪秀英收到的回款应视为汪秀英的收益，对此不予调整，对于未回款的利息100万元不宜认定为损失。对王晓萍提出回款的利息应直接冲抵本金意见不予采纳。汪秀英主张自2016年11月5日起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汪秀英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此利息标准，则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息。王楠应向汪秀英赔偿投资的资金损失，按70%计算，为392万元以及自2016年11月5日后的利息损失。王楠对汪秀英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宽泰公司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楠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汪秀英委托理财损失392万元，并从2016年11月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二、驳回汪秀英要求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0元，由汪秀英负担23,200元、王楠、王晓萍负担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楠、王晓萍负担。 2019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以（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裁定书对（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中的以下内容进行补正：1、判决书第12页第5段“对证据6李洪海的询问笔录中王晓萍证明办卡与王晓萍无关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其提出李洪海办卡是其个人参与集资的意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其他证据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现予以删除；2、判决书第19页第4段第4行“汪秀英将以其亲友李洪海、赵露露、韩丽彪、宋诚龙等人开户的银行卡交由王楠使用”补正为：“案外人李洪海、赵露露、韩丽彪、宋诚龙等人开户的银行卡交由王楠使用”；3、判决书第23页第2段第8行“则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补正为“则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4、判决书第23页判决主文利息的表述“并从2016年11月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补正为“并从2016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5、判决书第24页“案件受理费58,000元，由汪秀英负担23,200元、王楠、王晓萍负担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楠、王晓萍负担。”补正为：“案件受理费58,000元，由汪秀英负担23,200元、王楠负担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楠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楠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1月13日汪秀英与刘坚的现场对话录像及文字整理资料一份，欲证明刘坚已经向汪秀英方详细解释银行过桥理财业务的前因后果，最开始是正常银行过桥理财，王楠核对相关业务，贷款批复也没有问题，银行贷款审批手续也无问题，后来资金被刘坚私自挪用，刘坚是理财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人，相关责任应由刘坚承担；2、王楠和汪秀英在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10月11日两张微信截图，欲证明汪秀英明知王楠并不是过桥资金的实际控制人，而是由王楠同事刘坚管理控制；3、2017年1月15日汪秀英等人的现场录音，欲证明汪秀英明确同意让宽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其出具借条，宽泰公司后续也确实向汪秀英出具借条，双方形成了借贷合意；4、《关于宽泰公司目前解决民间债务的说明》一份，欲证明宽泰公司认可汪秀英系该公司债权人，并且该公司处于破产重组的进程中，后续存在化解全部债务的可能，即汪秀英的损失额有被宽泰公司弥补的可能，因此本案中汪秀英的损失额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应等待宽泰公司清算程序完毕再继续审理。汪秀英对该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录制的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但汪秀英与王楠、王晓萍发生资金往来是2015年9月7日之前，此前王楠向汪秀英说明资金的去向系投入银行的过桥资金项目而不是刘坚及其父亲的公司使用资金，以上证据可以证明王楠最开始对于过桥资金的使用给予相应的审核，保证了最初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后期因王楠没有对资金去向进行审核，没有查看刘坚使用资金的相应去向，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且擅自将资金交付刘坚，导致资金无法回笼，王楠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对汪秀英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二组证据仅能证明王楠本人不是过桥资金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其受托办理过桥资金的投资需要向同事寻求帮助或提供信息，但把这种寻求帮助或提供信息作为其转委托的理由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王晓萍对于汪秀英的资金有全部回款的承诺，与王晓萍给汪秀英出具的“借条”相互认证。第四组证据体现宽泰公司已经于2019年3月进入破产程序，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应由破产管理人接手破产业务，同时接手破产公司的相关印章，因该份证据仍盖有宽泰公司的公章，故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将资金擅自交给刘坚收取高额利息的人是王楠，不是汪秀英，对宽泰公司拥有债权的是王楠，不是汪秀英。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的质证意见：认同王楠的证据，该组证据证明刘坚是过桥资金的实际操盘人，刘坚是最终的受托人，案涉资金被刘坚挪用，汪秀英应当追究刘坚相应的法律责任。 汪秀英提交一审法院2017年5月12日的庭审笔录一份，认为该笔录第7页载明的王楠关于“我的工作单位是大连农商银行，我和单位同事刘坚有借贷关系”的陈述，可以证明王楠与刘坚之间的法律关系。王楠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陈述不能否认刘坚作为过桥业务资金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认为该证据系一审法院围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的询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王楠的回答不能否认汪秀英与宽泰公司、刘坚及刘坚父亲间存在借贷关系。 本院审理查明：在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9月10日期间，张成的银行卡向李向超银行卡尾号7880账户汇入资金68万元，李向超的银行卡尾号7880账户向张成的银行卡中汇入资金6.8万元。 另查明，2017年3月4日，刘振国出具了债权人为汪秀英，借款人为宽泰公司，标的额为320万元的“借条”一份，该借条加盖了宽泰公司的公章。该份证据原件由王楠持有并由王楠向一审法院提交。 二审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虽然汪秀英与王楠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综合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来看，汪秀英将款项交与王楠代为履行“过桥理财”投资业务，王楠收取汪秀英的款项进行资金管理活动，符合委托理财合同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楠是否应当承担向汪秀英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的责任。 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问题。汪秀英基于委托理财的目的将涉案款项交付给王楠，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王楠应当按照汪秀英的委托目的适当履行其作为受托人的法律义务。通过王楠的代理人在一审回答法庭“王楠利益在何处”时所做的“在于刘坚取得客户给付利息后，给王楠居间介绍报酬”的陈述，结合2014年11月4日至2016年4月10日间汪秀英投资款本金及利息已全部结清的事实，可以认定王楠通过使用汪秀英的资金获得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委托合同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王楠接受委托时说明的委托事项是银行的“过桥理财”，但在实际操作中，未按“过桥理财”的程序审查资金流向，未经汪秀英同意将款项出借给刘坚，超出委托权限且未尽到谨慎的审查、注意义务，造成资金无法收回，因此可以认定王楠在履行案涉委托理财合同过程中存在基于重大过失、超越委托权限给汪秀英造成损失的过错。因委托理财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一般特征，故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王楠应对汪秀英投资款无法收回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楠主张“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的实际控制人是案外人刘坚”“汪秀英知道刘坚是案涉理财的相对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虽然提交了与汪秀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坚等人现场对话录像、汪秀英等人对话录音、宽泰公司的“说明”等证据，但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本院不予采信。汪秀英提交的2017年5月12日的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认定王楠将案涉款项出借给刘坚的事实存在，因该行为不属于汪秀英所委托的“过桥理财”的投资范畴，且没有证据证明刘坚接受过汪秀英的委托，刘坚不是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王楠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刘坚为第三人，诉讼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王楠主张应追加宽泰公司参加诉讼，并中止本案审理，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楠可就赔偿款项依法定程序向案外人行使追偿权。 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在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王楠与汪秀英之间互有资金往来，期间二人通过微信对账，确认2014年11月4日至2016年4月10日间的投资款项本金及利息已结清。2016年11月4日，双方经对账确认汪秀英的投资款项尚有本金560万元、利息100万元未结清。王楠委托其姑姑王晓萍于2016年11月5日就对账数额为汪秀英出具了“借条”，该行为视为王楠对汪秀英尚未收回的投资本金及可期许的盈余收入的结算，对王楠具有法律约束力。王楠认为汪秀英累计转出金额5040万元，累计回款数额4797.0433万元，计算本金、利息损失时应当核减已收取的回款，认为汪秀英的实际损失额为242.9567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每一周期资金的投入和结算均是独立的投资过程，汪秀英每投资、回款一次，则完成一次投资，王楠已给予汪秀英的回款利息，应视为汪秀英已完结的理财投资的合法收益。一审法院认定汪秀英的资金损失数额为尚未收回的560万元本金，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王楠对汪秀英70％的本金损失即39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不违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王楠应自汪秀英明确主张权利之日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汪秀英计付赔偿款被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判令王楠自2016年11月5日起支付汪秀英相应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王楠关于“不应认定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部分采信。 另，王楠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为委托理财关系后，未就受托人、责任承担问题作为争议焦点审理，未保障王楠的充分的举证、辩论的权利，径行认定王楠为受托人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案涉的法律关系一直是各方当事人诉讼中的争议焦点。在一审诉讼中，案涉法律关系性质、委托合同相对人等问题已经双方充分举证和辩论，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作出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关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规定，故本院对王楠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其关于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笔误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案涉的利息给付标准系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汪秀英应得赔偿款孳息损失计付的标准，系裁判的依据，一审法院以裁定的形式对于判决书中确定的利息给付标准予以调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汪秀英要求王晓萍、张文帅、张成、李向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3号民事裁定第3、4项； 三、王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汪秀英委托理财损失392万元及利息（利息计付标准为：汪秀英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以39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以392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四、驳回汪秀英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0元，由汪秀英负担23,200元、王楠负担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160元（王楠未预交），由王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锦丽 审判员  高玉波 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