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2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京淑，女，1970年4月21日出生，朝鲜族，户籍地吉林省磐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恒，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50号702单元02室。法定代表人：角堂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玲，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炜佳，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京淑因与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蔻吉特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9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审中，经当事人申请，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京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四项，改判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663,408元、2017年5月税后病假工资加付的100%赔偿金24,110.34元。事实和理由：1.徐京淑于2000年8月入职蔻吉特公司工作，至2017年5月被违法解雇，总工作年数为16年10个月，赔偿金应为784,728元，徐京淑在仲裁阶段主张的金额为663,408元，该金额小于实际需赔偿金额，因而得到仲裁裁决支持，现请求继续得到法院支持。2.蔻吉特公司总经理滥用职权，恶意拖欠徐京淑2017年5月份工资，并利用注册地与实际办公地所属区域管辖机构不同，百般阻挠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应加付所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故请求依法改判。蔻吉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蔻吉特公司不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288元、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的病假工资计24,110.34元（税费后）、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4,379.7元。诉讼过程中，蔻吉特公司表示在法院认定其公司不构成违法解除的前提下，同意由蔻吉特公司承担一审中预付的鉴定费9,100元。事实和理由：1.徐京淑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第6.2条对利益冲突有明确规定。2014年5月16日，徐京淑的丈夫王某1投资成立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徐京淑在该公司担任监事。随后，徐京淑利用其外贸部部长的职位，使得蔻吉特公司与A公司签订加工承揽的采购合同，而此类合同之前由蔻吉特公司直接与生产商签订。A公司与蔻吉特公司同为贸易公司，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生产、加工。徐京淑给蔻吉特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损害蔻吉特公司利益。徐京淑在与蔻吉特公司同为贸易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A公司担任监事，并利用A公司收取蔻吉特公司的报酬，在未经蔻吉特公司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经营、管理、控制与蔻吉特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A公司，也未向蔻吉特公司总经理告知其配偶系A公司股东一事。因此，徐京淑已经严重违反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第6.2条利益冲突中的多项规定，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利益冲突规则中存在的多项规定，仅就徐京淑是否履行告知义务进行审查，存在不当。2.徐京淑未向蔻吉特公司告知其与A公司的关系。一审法院系依据徐京淑所提供的《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及聊天记录，而认定蔻吉特公司知晓徐京淑的家庭情况及其丈夫与A公司的关系。但，蔻吉特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供证据说明其公司对出具收养证明一事并不知情。徐京淑的职务较高，在日常工作中有在白纸上加盖公章的习惯，该收养证明的公章并未加盖在公司名称上，并不符合蔻吉特公司盖公章的形式要求，蔻吉特公司也无权对非公司员工的任职情况作任何说明，该收养证明的内容不合理。关于徐京淑提供的聊天记录，相关聊天记录中提到的“王”系蔻吉特公司员工王某2，而不是徐京淑的丈夫王某1，而且聊天记录中并没有任何指向A公司的内容。一审法院无视收养证明在形式上、内容上的不合理性，将徐京淑“张冠李戴”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3.根据蔻吉特公司规章制度，病假需要事先申请，除有特殊情况才能事后申请，徐京淑2017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的病假单在2017年5月25日仲裁庭审过程中才提交，这段期间不应当属于病假。一审法院忽略了正常的病假申请流程，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相关病假工资如需支付，也应按照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予以确定。4.蔻吉特公司并未确认徐京淑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社保及公积金中的个人承担部分应由蔻吉特公司承担。社保和公积金的补缴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徐京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3,408元、2017年5月税后病假工资24,110.34元及加付100%赔偿金24,110.34元、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4,379.7元。蔻吉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蔻吉特公司不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3,408元、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病假工资24,110.3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徐京淑由上海B有限公司派遣至蔻吉特公司工作，2014年1月，徐京淑由Z公司派遣至蔻吉特公司工作。2014年1月6日，Z公司、蔻吉特公司以及徐京淑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三方协议书，约定徐京淑与Z公司原签订的劳动合同自徐京淑、蔻吉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终止，蔻吉特公司同意徐京淑原在上海B有限公司2000年8月17日至2002年3月31日之间的工作年限视为蔻吉特公司的工作年限，同时蔻吉特公司同意徐京淑原在Z公司2002年4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累计工作年限视为在蔻吉特公司的工作年限，徐京淑承诺不再向Z公司、蔻吉特公司提出任何经济补偿要求。徐京淑在蔻吉特公司担任外贸部部长，月基本工资9,882元。2016年1月起，徐京淑工资调整为税后27,600元。2016年12月30日起，徐京淑以XX等为由，持同仁医院、上海市A中心华山医院等医院开具的病情证明书，连续向蔻吉特公司申请病假。2017年12月30日至2017年3月，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税后工资5,939元，2017年4月，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税后工资8,199元，2017年5月，蔻吉特公司未支付徐京淑工资。2017年5月25日，蔻吉特公司以徐京淑严重违反《员工手册》6.2条利益冲突相关规定等规章制度为由，与徐京淑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蔻吉特公司主张其公司解除行为系合法，理由如下：一、蔻吉特公司在2017年5月发现徐京淑配偶王某1开设了A公司，自2014年7月开始长期担任蔻吉特公司的代理商，且徐京淑在A公司担任监事。徐京淑作为蔻吉特公司外贸部部长暨业务负责人，未告知蔻吉特公司该事宜；且徐京淑及王某1通过A公司赚取差价，构成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徐京淑上述行为违反《员工手册》第6.2条利益冲突等规定。二、徐京淑经蔻吉特公司多次催告，未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提交病假材料也未出勤工作，旷工达一个月，严重违反诚信原则。三、2016年12月底，蔻吉特公司通知徐京淑合同到期不再续签，之后未再与徐京淑签订劳动合同。但徐京淑向人才中心提供了2017至2021年的劳动合同，上盖有公司公章，该合同系徐京淑在加盖有印章的空白纸上伪造，其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四、徐京淑工作失职，导致蔻吉特公司被税务机关责令退回高额税款。蔻吉特公司提供：1.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电子邮件及附件《员工手册》，2015年6月8日蔻吉特公司向新入职员工发送附有《员工手册》的电子邮件时抄送徐京淑，《员工手册》6.2条载明，1）所有员工不得参与任何有损公司利益，业务或客户利益的活动……3）未经公司书面同意，员工不得经营、管理、控制或参与经营、管理、控制公司竞争对手的业务，或自营与公司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业务……5）员工不能私下与客户，代理商或其他第三方进行有损公司利益的交易。6）若员工本人，或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或持有其股权会引起员工与公司之间产生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的，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7）若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成为本公司的代理商或客户时，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3.病假单，显示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徐京淑病假。4.仲裁审理笔录，徐京淑代理人陈述“2016年11月30日申（即徐京淑）因感染性发热开始连续请病假，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今，属于法定顺延”。5.陆某、杉某、星某的三份证人证言，陆某、杉某声明看到外贸部员工在空白纸上加盖公章，星某声明其曾作为财务顾问向徐京淑提出建议不再使用A公司，徐京淑仍坚持使用A公司作为代理商。6.居住证持有人办理本市常住户口申请表及结婚证，载明徐京淑与王某1于2009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7.A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与工商内档设立页，载明A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6日，王某1为股东及执行董事，徐京淑为监事。2015年4月20日，股权持有人及法定代表人由王某1变更为金某。2017年3月30日，监事由徐京淑变更为徐某。8.徐京淑与角堂豪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2014年10月16日，角堂豪向徐京淑发送电子邮件“顺便问一下，是考虑到投诉对策等在内，而把汇丰替换掉的吗？”，徐京淑回复“是的，是这样的。是对现有商品生产工厂的替换”，角堂豪回复“所附新工厂（上海XX）的事，也许是我的失神，在上个月收到的开发商品进展管理清单20140902里没有找到该工厂，还是量比较大的，因此想确认一下，（上海XX）是替换了现有商品的生产工厂吗？”9.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公章管理簿，上面并无载明徐京淑借用公章加盖两份证明的记录。10.解除通知、快递单及签收单，解除通知载明“徐京淑：根据公司员工手册及有关劳动法律、劳动纪律的规定，你构成严重违反员工手册6.2条利益冲突相关规定等公司规章制度。公司行使过错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自2017年5月25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该解除通知于2017年5月26日由徐京淑签收。11.仲裁审理笔录，蔻吉特公司在仲裁期间陈述：申（即徐京淑）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即员工手册6.2条，我方合法解除申，不同意支付赔偿金……2017年5月我方发现公司的代理商A公司为申丈夫开设的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5月注册成立，其申未向公司报告，申违反该项规章制度，故我方认为应根据员工手册6.2条（1、5、6、7，主要是6、7）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应该诚信地履行公司职责，为实现公司利益做最大努力，不得消极损害公司利益，申隐瞒自己家人，不仅违反诚信的基本义务，使得公司损失了原本不需要支付的差价，还剥夺了公司获得其他竞价者的机会……徐京淑主张蔻吉特公司解除行为系违法，其已告知丈夫所在A公司为蔻吉特公司代理商，未造成损害后果，其也不认可蔻吉特公司诉讼中增加的解除理由。徐京淑提供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经徐京淑签字，加盖有蔻吉特公司公章。2.2014年12月3日《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2016年4月14日《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书》、2016年5月3日《来沪人员生育情况证明》，其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载明：徐京淑（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本公司外贸事业部事业部长，每月税费后工资为24,000元。徐京淑配偶王某1（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本公司代理商上海A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京淑夫妻经济收入稳定，具备收养孩子的基础条件。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望批准收养申请为盼。该情况说明上盖有蔻吉特公司公章。《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书》载明：男方王某1，女方徐京淑，双方于2009年11月18日结婚，系初婚，未生育过子女。经审核，该夫妻无子女，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特此证明。该证明书加盖蔻吉特公司公章。《来沪人员生育情况证明》载明：经审核，徐京淑，女，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初婚，已生育（包括收养）子女0个，未发现其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行为。特此证明。该证明加盖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虹桥街道办公室计划生育专用章。3.2015年12月8日徐京淑与角堂豪短信聊天记录，徐京淑“今天，为了王负责的增石桑的产品来到义乌出差，昨天开会刚定下来的产品，勉强让新的工厂价格谈下来的产品。有点不是很稳定的产品”。角堂豪“王的后续工作啊，让你辛苦了。价格另外一回事，万一有问题的话，有可能让老的代理商后备支持吗”？徐京淑“老的代理商的价格是双倍的。后备是不可能的。这次，我觉得有8成把握，但2成是冒险的”。4.请假申请单、门诊记录单、病情处理意见单及医药费发票，载明徐京淑于2017年4月28日至2017年6月10日系病假。5.2017年5月18日徐京淑在长劳人仲（2017）办字第77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目录及病假单，载明徐京淑在仲裁审理阶段于2017年5月18日向仲裁委提交了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6月10日的病假单。6.社保及公积金支付凭证，载明徐京淑于2018年5月18日转账给蔻吉特公司2,621.7元，附言“稽告0100066号告知书的社保个人补缴部分”，同日支付给蔻吉特公司1,758元，附言“公积金中心确定的6个月个人补缴部分”。2018年5月21日，徐京淑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蔻吉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3,408元、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4,379.7元、2017年5月病假工资24,110.34元（税费后）及加付100%赔偿金24,110.34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9月27日裁决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3,408元、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病假工资24,110.34元，对徐京淑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徐京淑、蔻吉特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蔻吉特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申请鉴定《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并于2018年12月19日提交书面申请，要求鉴定该证明加盖公章的真实性、证明形成时间及公章形成时间、公章及字的形成先后时间。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向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鉴定函，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于2019年6月12日寄送至一审法院。《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16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形成时间，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与打印体文字的形成时间先后。一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徐京淑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超过2016年市平工资3倍，同意赔偿金基数为19,512元。一审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蔻吉特公司主张以徐京淑存在利益冲突、旷工、伪造合同、工作失职等四项违纪事由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解雇通知书的事由仅载明为违反《员工手册》6.2条利益冲突。蔻吉特公司在仲裁审理期间亦仅以此为由主张解除行为的合法性，故对于诉讼中蔻吉特公司主张的除解雇通知书载明事由之外的解除事由，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蔻吉特公司以徐京淑违反《员工手册》载明利益冲突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徐京淑抗辩蔻吉特公司从未向其告知过《员工手册》内容，蔻吉特公司提供邮件证明其对入职员工发送员工手册时均抄送徐京淑，且徐京淑作为承担一定管理职能的公司高管，有义务了解熟悉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故对于徐京淑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蔻吉特公司主张徐京淑配偶王某1系代理商A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及股东，违反了《员工手册》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徐京淑认为已事先告知该情况且蔻吉特公司并无异议。因徐京淑提供加盖蔻吉特公司公章的收养证明上明确载明其配偶王某1系代理商A公司总经理，蔻吉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角堂豪与徐京淑的聊天记录中亦提及徐京淑家庭生活，可以证明角堂豪了解徐京淑家庭情况及徐京淑丈夫王某1与蔻吉特公司代理商A公司的关系。徐京淑已履行告知义务，在此情况下，蔻吉特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反而继续与A公司开展业务行为，一审法院对于徐京淑的主张予以采信。蔻吉特公司主张徐京淑与王某1通过A公司赚取差价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A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4月20日已变更为案外人，蔻吉特公司直至2017年5月才以徐京淑未汇报A公司相关信息为由与徐京淑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据此，蔻吉特公司以徐京淑违反利益冲突的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蔻吉特公司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因徐京淑离职前平均工资已超过2016年市平均工资三倍，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2年，蔻吉特公司应按照历年市平均工资3倍以及最高年限12年的标准，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288元。关于2017年病假工资争议，蔻吉特公司认可收取徐京淑病假材料，未发现病假材料存在造假情况，可见徐京淑已向蔻吉特公司履行过请假手续，并提交了病情证明材料，蔻吉特公司主张徐京淑系旷工并拒绝支付病假工资，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京淑主张以27,600元为基数计算2017年5月1日至5月25日的病假工资计24,110.34元（税费后），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对于病假事实及病假工资计算基数存在争议，徐京淑要求蔻吉特公司加付100%赔偿金，不符合法定情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双方确认徐京淑工资系税后到手金额，社保及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应由蔻吉特公司承担，因蔻吉特公司未足额支付社保及公积金，导致产生工资差额4,379.7元。徐京淑主张蔻吉特公司应支付该工资差额，符合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288元；二、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京淑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的病假工资计24,110.34元（税费后）；三、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京淑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4,379.7元；四、驳回徐京淑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鉴定费9,100元，由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徐京淑与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各半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徐京淑系于2002年4月由Z公司派遣至蔻吉特公司工作；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基于一审在案证据、双方当事人二审陈述及二审补充证据，本院另认定如下事实：（一）关于A公司股东、监事变化情况以及徐京淑在蔻吉特公司工作情况徐京淑丈夫王某1于2014年5月16日投资成立A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徐京淑担任A公司监事。2015年4月20日，A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由王某1变更为金某。2017年3月30日，A公司的监事由徐京淑变更为徐某。二审中，蔻吉特公司主张A公司2014年至2018年的年报信息所载明的企业联系电话为徐京淑丈夫王某1的手机号码。徐京淑认可此事实，解释称此系因A公司没有及时更改的缘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徐京淑自2011年左右开始担任蔻吉特公司外贸部事业部部长，蔻吉特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外贸部的业务。徐京淑确认其上级领导为总经理角堂豪。蔻吉特公司确认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徐京淑收入为税后收入。（二）关于A公司采购程序的加设及该加设的必要性二审中，蔻吉特公司主张其公司本可以直接向供应商采购商品，但徐京淑在蔻吉特公司和实际厂商之间加设了A公司这一道采购程序，变成A公司向实际的供应商采购，然后蔻吉特公司再向A公司采购，由此产生的差价利润由A公司来获取。徐京淑对此认为：这是出于蔻吉特公司的经营需要，与其没有关系；加了采购程序后，A公司作为企业来说肯定要盈利，但即使盈利，也没有获取超出市场规律的超额利润。徐京淑并表示：A公司担任蔻吉特公司代理商期间，蔻吉特公司有时先付款后发货，有时先发货后付款，先付款后发货的情形多一些。二审中，就加设A公司采购程序系基于蔻吉特公司经营需要之主张，徐京淑解释称：上海这边出现的问题是退税申报困难、税务局对于退税申请审核过程要求做工厂函调难以通过；总经理角堂豪认为作为跨国公司，除了主要的供应商直接开户外，小规模、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应该由代理商来统筹，节省管理成本及降低采购成本。蔻吉特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在A公司加入之前，蔻吉特公司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与某家供应商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同的供应商签订委托加工或采购合同，不同的供应商加工完之后直接送到上海C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Y公司，徐京淑在二审中亦称“金山的XX的成品工厂”由蔻吉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统筹管理），由该公司进行包装再进行销售；由于税务局的退税函调必须要下达到产品的实际生产工厂，而A公司是一个贸易公司，不是生产公司，在A公司加入后，不仅没有增加退税的便利，反而因为要增加一个函调的程序，在退税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失误和问题，变得更加麻烦。蔻吉特公司在一审中就上述主张还申请一名与蔻吉特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外籍证人星某出庭作证，该证人陈述：其作为咨询公司的财务顾问曾向徐京淑提出建议不再使用A公司，因为退税反而会变慢，返还蔻吉特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慢，但徐京淑仍然继续使用A公司。蔻吉特公司一审中并提供有一组经公证的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期间该出庭证人与徐京淑之间的邮件往来（蔻吉特公司表示相关邮件因公司邮箱容量有限，本已删除，后通过监控软件恢复后，经由监控软件服务器进行了邮件公证），其中提到“上海XX退税额56,562.04元……出口日比工厂出库日要晚，所以不能函调不通过……确定不能退税。上海XX是贸易公司，专管员这次强烈提出指导不要再通过这家公司进货；另外，上海XX有别的商品，有可能会有必要进行函调，示意今后即使提交函调，也不会通过”。（三）关于徐京淑是否向蔻吉特公司告知利益冲突事项的双方主张及举证徐京淑主张其已向蔻吉特公司总经理角堂豪告知了其丈夫王某1出资设立并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当时也一并告知了其本人担任A公司监事之事。关于告知时间及告知方式，徐京淑二审中当庭表示于2015年年初左右中午吃饭时告知了总经理角堂豪。后，徐京淑提交书面情况明称：其在2014年3月与角堂豪一起吃饭时聊到丈夫准备自己开公司了，角堂豪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后在5月份一起吃饭时，角堂豪主动问起其丈夫开公司的进展情况，其说已经工商登记了，还说其丈夫未经其同意就拿其身份证复印件把其登记为公司监事，双方正闹矛盾。角堂豪很认真地说想让A公司成为蔻吉特公司的合作伙伴。其询问丈夫意见后，告知角堂豪，其丈夫担心做不下来，也不想刚设立公司就接很多无关的业务。角堂豪表示他可以说服其丈夫，让其约其丈夫一起吃个饭。之后，由于双方都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吃饭时间。到了2014年6月份，角堂豪说，关于双方合作一事，由于有个开头才会进行的快，所以他就直接给A公司开具了承诺函，并把新开发的盐城工厂的袜子等产品给A公司做。然后角堂豪在会议室制作了2014年6月17日的第一份合同，加盖了蔻吉特公司公章后，让其把两份合同交给其丈夫，由其丈夫加盖完A公司公章后，再返还给蔻吉特公司。蔻吉特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徐京淑从未告知过，其公司是在2017年5月对徐京淑进行调查时才发现相关情况。就在案《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的取得过程，徐京淑仲裁期间表示“我跟总经理角堂说过，之后由人事给我出具，用于办理收养孩子的手续”，一审中表示“我跟法定代表人角堂豪口头提了一下，他就同意了。我回办公室的时候，这个证明就在我桌上了”。二审中，徐京淑表示：民政局要求能证明有经济条件去收养孩子，最清楚的就是单位，其就把这个情况跟角堂豪说了，角堂豪说“挺好，可以，我给你办”，后来角堂安排谁去做这个事情，其就不清楚了，其从日本出差回来的时候就放在其桌子上了。徐京淑并表示：《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的格式内容不是民政局要求的，文本内容是蔻吉特公司草拟的，其没有跟角堂豪说怎么开，就是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就可以；关于该证明中其丈夫王某1的身份证号码，蔻吉特公司是通过2009年其结婚请婚假时交的相关结婚证件知道的；其问过角堂豪，为什么要在该证明上写王某1是A公司总经理，角堂豪说这样对其有利，角堂是日本人，做事很仔细。二审中，徐京淑主张除了其一审中提供的《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外，另有如下证据可直接反映其将丈夫系A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事项告知了蔻吉特公司：1.2014年4月11日、2015年12月21日的居住证积分申请表，上显示徐京淑的丈夫是王某1，王某1的工作单位是上海D有限公司。蔻吉特公司对此表示，其公司仅是配合加盖公章，相应的填写工作都是由徐京淑自行完成的，其公司不可能知晓徐京淑丈夫的工作单位，该表格中徐京淑丈夫的工作单位也未填写A公司。2.2014年6月17日的合作合同（中文），合同内容涉及数类产品的名称、型号、颜色、数量、单价、总金额、交货日期等，并显示供方为A公司、供方法定代表人为王某1，需方栏加盖有“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另贴有印花税票。徐京淑持有该合作合同原件，表示该合同系其丈夫寻找历史材料时查找到的。蔻吉特公司确认该合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认为其公司没有出具过该合同，该合同上有印花税贴票，原件应当由A公司保存，且该证据上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另外，该合同中出现了货号、税金等信息，角堂豪作为公司负责人，并不负责外贸部具体业务，不可能直接掌握如此细节的信息。二审中，徐京淑另还提供有：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吉日的“致上海A有限公司王某1先生”的有关贸易合作承诺书复印件，上载“诚邀贵公司加入本公司长期合作的供应商队伍……本公司保证相关订单量、积极协调好与生产厂商的合作关系。承诺及时支付货款，贵公司只在收到货款后，根据本公司指令，支付给生产厂商，无需垫付。同时也希望贵司不要顾及您个人与我司徐京淑的夫妻关系，秉承公正客观的立场开展好每一项业务”。徐京淑并表示其在二审中才提交该证据的原因是之前没有找到，未能提供原件的原因是A公司于2015年已转让给案外人，大部分材料均已移交给受让人，其丈夫处没有原件。蔻吉特公司主张未出具过该承诺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四）关于本案所涉数份书证的落款形式及公章加盖位置徐京淑一审中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日的《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的落款形式为：分三行，落款公司名称“公司：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与落款日期之间留有较大间距，间距靠左侧标注有“公司章：”字样，蔻吉特公司印章加盖在间距的空白处，未压字。徐京淑二审中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吉日的“致上海A有限公司王某1先生”的有关贸易合作承诺书复印件的落款形式与《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相同，但公章盖印上边缘与落款公司名称部分重合。原在蔻吉特公司从事人事工作的管理部经理韦某离职后曾以蔻吉特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蔻吉特公司在该纠纷仲裁过程中提供有对韦某作出的两份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3月25日、2016年4月1日的处分通知，相关处分通知正文内容为日文，落款形式同《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相同，即：分三行，落款公司名称、“公司章：”、落款日期各占一行。徐京淑二审中提供的其与角堂豪之间就解雇韦某事项的短信往来记录包括“……徐：‘律师的意见是……’徐：‘记过书再发一次怎么样’……角堂：‘是的，你说的很对。马上准备吧’……角堂：‘徐桑和律师会很辛苦，但多多担待一下’徐：‘承知。这样的话，今天角堂桑再给他寄一次记过书吗？如果是的话，内容与上次相同即可’角堂：“徐桑，今天你病假休息还谈这些很抱歉啊。这次他缺勤的时间修改为28～31，已经安排准备寄出……徐：‘承知。现在在医院不方便，看病结束后再与律师联系。相关资料发邮件给我了吧？’”。徐京淑主张：该两份处分通知的内容全系日文书写，不可能是其本人或律师书写，肯定为角堂豪书写拟定。蔻吉特公司则主张：韦某的劳动争议案件当时系由徐京淑与律师来处理，徐京淑会日文，第一份处分通知是由徐京淑本人所发出，并非角堂豪制作，角堂豪只是在前一次文件的基础上修改填写了旷工日期，相关处分通知的落款行文格式与徐京淑提供的《收养人家庭情况说明》及承诺书的落款行文格式相同，符合徐京淑的盖章习惯；其公司所出具文件的落款形式与上述材料的落款格式完全不一致。徐京淑作为证据提供的蔻吉特公司向其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5日的解雇通知书、蔻吉特公司向韦某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4日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4日的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书的落款形式均仅两行，即：在落款公司名称与落款日期之间不单设“公司章：”行，直接在“公司（章）：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上加盖公司印章。蔻吉特公司向徐京淑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9日的记过处分通知的落款除“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及落款日期之外，另有“董事总经理角堂”字样，并直接在上述落款内容上加盖公章，也不单设“公司章：”行。（五）关于蔻吉特公司公章的使用与加盖流程蔻吉特公司主张其公司公章盖章的基本流程是，需要用印的员工向人事部门提出申请，然后由总经理核实同意后由该员工到保管公章的员工处进行盖章，但实践中存在没有严格按照盖章流程操作的情形，存在职位较高的人在白纸上盖空章、通过申请后脱离保管人员监督自己去盖公章的情况。蔻吉特公司在一审中另还申请其公司人事陆某及国内贸易部部长杉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人事在本案诉讼前没有见到过《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外贸部员工存在在白纸上盖章的情况，徐京淑曾要求管理科科长把公章给她拿过去。徐京淑认为两位出庭证人与蔻吉特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认可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对于蔻吉特公司公章的加盖是否需要申请，徐京淑于仲裁期间表示“我是部长，一般我都是跟角堂说，说完之后他再给我一个结果，无需填写申请，我是拿不到公章的，不清楚公章放在哪里，可能放在角堂那里”，一审中表示“涉及到外部的公章，我也是需要申请的”，二审中表示：需要向人事部门申请盖章，实际当中大部分确实是这么操作的，具体其也不太清楚，外贸部门基本上不使用公章，也不申请使用公章；其没有用过公章，不清楚用章人提出申请之后谁来盖公章。（六）关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及《员工手册》告知情况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签订的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第14.2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有约定的从约定；双方没有约定的，依照甲方制定的相关劳动纪律、规章制度执行……”。对于徐京淑是否知晓《员工手册》内容，徐京淑于一审中认可《员工手册》的真实性，表示2016年12月底蔻吉特公司给其发了很多邮件，其中包含有《员工手册》，后又称在A公司成立成为供应商且变更股东后，其才知晓有《员工手册》。二审中，徐京淑表示：蔻吉特公司有《员工手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其一直都没有看到过具体内容，蔻吉特公司未向其告知《员工手册》的规定，相关《员工手册》也未经民主程序制定，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蔻吉特公司则主张：其公司没有工会，《员工手册》于2010年公示后，全体员工均可通过公司服务器系统查阅《员工手册》，新员工入职时其公司也都会向新员工发送附件为《员工手册》的电子邮件，相关电子邮件都会抄送给徐京淑，并由徐京淑对新员工进行培训，至今无任何员工对《员工手册》提出异议；徐京淑过往受其公司委派处理劳动争议时，亦依据《员工手册》与员工进行协商，可见徐京淑本人高度认可《员工手册》的效力。蔻吉特公司于一审中提供有若干经公证的徐京淑与人事之间的邮件往来（蔻吉特公司表示相关邮件因公司邮箱容量有限，本已删除，后通过监控软件恢复后，经由监控软件服务器进行了邮件公证），其中一组邮件显示人事于2013年3月22日向徐京淑汇报带薪休假事宜，徐京淑在回复邮件中提到“也许我记错了，再看一次员工手册”。（七）关于徐京淑2015年12月8日与角堂豪之间短信往来中提及的“王”的具体指向对于2015年12月8日徐京淑与角堂豪之间短信往来（徐：“顺便，不管是谁辞职时候都会送份礼物来～今天为了王负责的增石桑的产品来到义乌出差……”角堂：“……王的后续工作啊，让你辛苦了。价格另外一回事，万一有问题的话，有可能让老的供应商后备支持吗”）中所提及的“王”，徐京淑主张系其丈夫王某1，对蔻吉特公司有关“王”为该公司员工王某2之主张不予认可。蔻吉特公司为此在二审中提供王某2的离职通知及王某2与姓增石的客户之间的邮件往来，徐京淑对此表示：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因为其没有参与这个事件，不知道王某2离职的情况及是否真实，蔻吉特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可能是有一位叫王某2的员工；其丈夫王某1负责增石桑的产品，王某1于2015年4月辞职，到2015年12月送了礼物过来，王某1辞职之后，A公司的工作由该公司继任的法定代表人来做。后，双方均补充提供了王某2与蔻吉特公司之间劳动争议的仲裁裁决书，上载王某2于2016年3月17日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查明徐京淑于2015年12月1日要求王某2提交辞职书，并在仲裁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徐京淑亦确认蔻吉特公司曾有一名叫王某2的员工，该员工于2015年12月初被要求办理离职手续。（八）关于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之间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2016年12月28日，蔻吉特公司通知徐京淑劳动合同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在合同结束之时给予徐京淑经济补偿。徐京淑于2016年12月29日发邮件询问“理由依然是工资过高了吗”，并表示记忆中没有过这样的劳动合同，“没有签过这样的字……请给我看合同原件”。2017年1月12日，徐京淑向蔻吉特公司人事发送邮件表示，对于“有2016年12月31日到期的劳动合同，非常意外和疑惑，没有签过这种合同，所以要求出示原件来比对”。长劳人仲（2017）办字第775号案件的2017年5月25日审理笔录显示：蔻吉特公司当时提供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蔻吉特公司并表示当时有2份原件，由蔻吉特公司与徐京淑各保存一份，但蔻吉特公司的原件被徐京淑借走办理（居住证）转户手续，所以从人才中心查到并调取了该份劳动合同。徐京淑方表示徐京淑持有的2014年合同原件找不到了，劳动合同到期后问蔻吉特公司要合同原件看一下。（九）关于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之间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长宁区人才服务中心留档有一份显示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之间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劳动合同。蔻吉特公司认可该合同上的章系其公司公章，但主张该合同并非其公司所签，系徐京淑伪造，用以骗取上海户籍，并提交了其公司就徐京淑该行为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的情况说明。徐京淑则主张该份五年期劳动合同系2016年12月16日由蔻吉特公司人事经办签署，当时角堂豪让人给其拿了一份五年期的合同过来，其就签了。长劳人仲（2017）办字第775号案件的2017年5月25日审理笔录显示：徐京淑方表示2016年12月30日徐京淑因感染性发热开始连续请病假，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今，属于法定续延。徐京淑在其于2017年1月12日发送给蔻吉特公司人事的电子邮件中除提出其没有签过2016年12月31日到期的劳动合同之外，还表示“本人毫无疑问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再次强烈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徐京淑在其寄送给蔻吉特公司总经理角堂豪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5日的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函中称，“2014年本人与‘中智’的劳动合同到期……就这样3年来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下……您也知晓本人毫无疑问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再次强烈要求签订书面上的正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两份函件中均未提及其签订过一份2017年1月1日起的五年期劳动合同。二审中，徐京淑表示其在上述函件中未提及2017年1月1日起的五年期劳动合同的原因是：2016年12月30日其请休病假，晚上角堂豪让两个员工把其桌上包括新签的五年期合同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收走了，收走后其就没有原件了，这份合同就不存在了，所以没提。（十）关于蔻吉特公司总经理角堂豪的中文程度蔻吉特公司总经理角堂豪为外籍人士，在案徐京淑与角堂豪之间的短信及电子邮件往来显示双方均使用日文进行交流。对于角堂豪的中文程度，徐京淑表示：角堂豪的中文能力很好，对话、书写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母语毕竟是日语，所以书写公司内部的文件时，角堂豪大部分都是用日文的，当需要书写对外的正式文件时，他会请中国人书写，或者让中国人指导确认。蔻吉特公司表示：角堂豪只能够听懂简单的日常交流用语，无法直接使用中文写文章，如有大段的中文都是员工翻译成日语给他看；反之，角堂豪如果要书写，也是先写日文，然后由员工翻译成中文。（十一）关于病假工资及病假工资的100%赔偿金徐京淑主张其于2017年5月18日就已经将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的病假单提交给仲裁委员会及蔻吉特公司。蔻吉特公司对于徐京淑一审中提供的用以证明该主张的仲裁证据目录及所附的病假单等证据，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徐京淑于2017年5月18日将上述材料交到仲裁委员会，不能证明其公司当时就收到了上述材料。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规定有病假工资的计算公式，为：员工月薪×本企业工龄之适用百分比/当月法定工作日×病假天数，并规定的工龄八年以上的，按本人病假工资基数的100%计发。二审中，徐京淑确认未存在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蔻吉特公司支付2017年5月病假工资而该公司逾期不支付的情形。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蔻吉特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及赔偿金计算标准、徐京淑2017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是否符合医疗期待遇享受条件及相关待遇计算标准、蔻吉特公司需否就系争病假工资承担100%赔偿金支付义务、徐京淑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因补缴公积金及社保金差额产生的个人负担部分应否由蔻吉特公司承担，均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中，蔻吉特公司系以徐京淑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第6.2条利益冲突相关规定等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徐京淑的劳动合同。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第6.2条明确规定“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员工不得经营、管理、控制或参与经营、管理、控制公司竞争对手的业务，或自营与公司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业务”，“若员工本人，或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或持有其股权会引起员工与公司之间产生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的，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若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成为本公司的代理商或客户时，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徐京淑丈夫王某1于2014年5月16日投资成立A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徐京淑本人担任A公司监事，A公司其后成为蔻吉特公司供应商，确系属实。现徐京淑虽主张A公司系应蔻吉特公司总经理角堂豪要求成为蔻吉特公司供应商，其也将丈夫王某1开设A公司及其本人担任A公司监事之事告知了角堂豪，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该主张未得蔻吉特公司认可。从徐京淑就其主张所提供证据看：2014年4月11日、2015年12月21日的居住证积分申请表虽显示徐京淑的丈夫是王某1，但王某1的工作单位填写为上海D有限公司，难以证明徐京淑主张。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吉日的“致上海A有限公司王某1先生”的有关贸易合作承诺书仅有复印件，真实性未得蔻吉特公司认可。2014年6月17日的合作合同（中文）虽显示供方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1，但合同文本中并未写明王某1与徐京淑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该合同文本所涉内容看，徐京淑有关该合同系角堂豪制作之主张与双方当事人陈述反映的角堂豪的中文程度明显不相匹配。且，依徐京淑所述，其丈夫原不愿意成为蔻吉特公司供应商，角堂豪表示他可以说服其丈夫，让其约丈夫一起吃个饭，但之后角堂豪在双方都比较忙、一直没有安排吃饭时间的情况下，径行单方制作承诺函、合作合同，盖章后让徐京淑转交其丈夫的做法，与一般常理相悖，可信度不足。2014年12月3日的《收养人家庭情况说明》中虽载有“徐京淑配偶王某1（身份证号：……），系本公司代理商上海A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内容，但对此：一则，就该证明的取得过程，徐京淑在仲裁期间有关该证明由人事出具的陈述，与其在一二审中有关不清楚角堂安排谁去做此事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依照徐京淑自述，该证明的文本内容并非民政局要求的格式文本，文本内容由蔻吉特公司草拟，而角堂豪在徐京淑没有告知怎么开的情况下，主动将徐京淑丈夫的工作单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一并写入在内，且通过徐京淑数年前请休婚假时所附的结婚证件获取其丈夫身份证号码，而非找徐京淑核实的做法，亦有悖常理。二则，公章作为方便法人作出意思表示的辅助物，其使用实际由人掌控，与人身具有分离性，本即存在非法人意思表示而加盖公章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从在案证据反映的蔻吉特公司公章使用情况看，特别是在长宁区人才服务中心留档的显示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之间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的出现，可印证蔻吉特公司有关其公司公章管理不规范、不严密之主张。而徐京淑作为蔻吉特公司外贸部部长，相较于普通员工，更具有接触公章的便利性，尤其在徐京淑已至蔻吉特公司工作超过16年的情况下，徐京淑所陈述的不清楚公章放在那里、其没有用过公章、不清楚谁来盖公章，不仅与一般常理相悖，也与其提供的加盖有蔻吉特公司公章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三则，徐京淑担任蔻吉特公司外贸部部长，其上级为总经理角堂豪，在此情况下，徐京淑就其本人及家属所涉的利益冲突事项的汇报对象应为角堂豪。现结合在案证据反映的角堂豪的中文程度、蔻吉特公司公章实际管理情况，难以依据《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认定徐京淑已向角堂豪汇报了其丈夫开设A公司、其本人同时任A公司监事之事项。另需指出的是，从已查明事实反映的徐京淑对其与蔻吉特公司有无签订过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蔻吉特公司有无一名叫王某2的员工等事实的先后陈述看，徐京淑对于其亲身经历之事所做陈述确存在与客观事实截然相反之现象。故而，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供证据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徐京淑就其已向角堂豪告知其丈夫王某1开设A公司及其本人担任A公司监事之主张所提供的证据，未达到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对此难以采信。蔻吉特公司主张徐京淑违反《员工手册》第6.2条利益冲突之条款规定，确有依据。就徐京淑有关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之主张：徐京淑对其是否知晓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内容的先后陈述，本即相互矛盾。已查明事实亦显示，蔻吉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外贸业务，徐京淑于2011年左右即在蔻吉特公司担任外贸部部长，级别仅低于总经理，在实际工作中并参与对其他部门员工的涉违纪行为的处理。徐京淑虽对蔻吉特公司提供的经公证的涉《员工手册》电子邮件持有异议，但并未能举证否定相关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再结合徐京淑与蔻吉特公司之间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第14.2条款约定内容，本院认为，徐京淑主张蔻吉特公司未向其告知《员工手册》内容，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理由牵强，本院不予采纳。且，依据在案证据反映的徐京淑之行为，徐京淑本即严重有违就其在蔻吉特公司所任职务应承担的忠实勤勉义务，蔻吉特公司据此解除徐京淑劳动合同，亦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蔻吉特公司对徐京淑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未违反法律规定，无需承担赔偿金支付责任。故对徐京淑要求蔻吉特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63,408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蔻吉特公司要求不支付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288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病假工资及病假工资的100%赔偿金徐京淑就其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因病需要休息之主张提供有相应病假单予以证明，再结合在案证据反映的徐京淑病假材料递交情况，徐京淑可得享受系争期间医疗期待遇。在蔻吉特公司《员工手册》对于病假工资计算基数作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蔻吉特公司要求以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作为计算依据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故对蔻吉特公司要求不支付徐京淑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的病假工资计24,110.34元（税费后）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徐京淑主张的2017年5月税后病假工资的100%赔偿金，因双方本即对此期间徐京淑是否可享有医疗期待遇存在争议，且未存在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蔻吉特公司支付徐京淑2017年5月病假工资而该公司逾期不支付之情形，故而徐京淑要求蔻吉特公司支付其2017年5月税后病假工资加付的100%赔偿金24,110.34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三）关于工资差额鉴于蔻吉特公司确认其公司与徐京淑之间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徐京淑收入为税后收入，徐京淑要求由蔻吉特公司承担因补缴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公积金及社保金差额产生的个人负担部分，确有依据，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对蔻吉特公司要求不支付徐京淑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4,379.7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918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二、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91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上诉人徐京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诉人徐京淑负担4元，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徐京淑负担8元，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2元。鉴定费9,100元，由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4,100元，由上诉人徐京淑负担3,936元，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韩东红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