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2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才，男，196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台头村。经营者：朱海付，男，198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连明，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利，蓟州区州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以下简称海付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付连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9民初6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经营者朱海付及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被上诉人付连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付连明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事实,导致判决错误。1.经审理查明部分:“施某为付连明出具了收种肥款5000元的收据,并加盖了公章”。属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支持。该收据不是施某开具的,施某本人也不承认该收据是其所为。该收据是朱永才给付连明出具的，付连明也承认该收据从朱永才处得到的。2.一审法院遗漏客观事实:推广协议第5条“乙方（指买方）在签订种植协议必须将种植亩数的种肥款交给甲方（指卖方）,每亩210元才视为生效”。因付连明未将全部货款支付给施某,付连明也不承认每亩210元的事实,故推广协议未生效。一审法院对“推广协议”的效力及是否生效未作出认定,就武断作出判决,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认识错误。一审判决书中“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朱永才应当提供证明其与付连明等种植户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但,朱永才至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1.朱永才一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债权凭证在朱永才处,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且能够证明债权数额。2.如按一审法院的观点,朱永才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属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中查明“2018年春,经朱永才介绍、引荐,施某向付连明等种植户推销种植农科玉368玉米种,推销成功朱永才拿提成”。1.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推广协议是否生效或是否履行,一审法院未查清;3.一审法院应当意识到施某可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应当通知施某参加本案诉讼活动,更加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付连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上诉请求。答辩理由：1.付连明系农业承包户，2018年4月19日通过朱永才引荐，施某找到付连明推广使用其玉米种和专用化肥，承诺此玉米比一般玉米增产20%以上，并且提供了专用种子化肥，并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了推广协议。诉争种子、化肥款应该给施某，而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2.付连明在施某的多次催要下，给付了施某部分化肥款和种子款，款项给付了施某的经营部，而并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有票为证。款项未全部给付的原因是其承诺玉米增产20%以上与事实不符，不存在增产的现象，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达不到正常的玉米产量。3.种子、化肥是根据推广协议进行签收和验收的，收款人和种子、化肥提供人是施某，并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4.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作为介绍人起诉付连明，属于主体不适格。朱永才、海付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付连明立即给付种子、化肥款12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由付连明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系经销经营种子、化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在蓟州区下窝头镇台头村。付连明系农业种植户。朱永才与付连明等种植户居住村庄相邻，彼此熟悉，曾有过购买种子、化肥等往来。案外人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资经营部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经销种子、化肥，经营者施某，经营场所在蓟州区白涧镇。与朱永才、付连明等相距几十里路。付连明等种植户与施某以前不认识。2018年春，经朱永才介绍、引荐，施某向付连明等种植户推销种植农科玉368玉米种，推销成功朱永才拿提成。2018年4月19日，施某与付连明等种植户在朱永才村的饭店分别签订了推广协议，一户一协议。施某在推广协议中承诺该玉米品种比照当地玉米产量每亩增产20%；每亩的种子加化肥款210元。施某（签字为“施振军”）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了“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资经营部”公章，付连明等种植户在乙方处签字。一些种植大户预付了部分种肥款。付连明种植60亩玉米，2018年4月21日，预付了种肥款5000元，施某为付连明出具了收种肥款5000元的收据，并加盖公章。麦收后，到种玉米时节，2018年6月22日，施某将种子和化肥从自己的库房装车送至各种植户的田间地头。因施某对地形地块不熟，途中有朱永才的引领和陪同，卸货后，由施某书写内容为：今收到368玉米种3包（60亩地），肥60袋（60亩地），合计60亩×200／亩＝12000元，未付款的收条，付连明在收条上签字。该条未注明是谁的种子、化肥。玉米播种后，因在出苗是否齐全，造成减产，产量达不到推广协议的承诺上发生争执，分歧较大，致使付连明拒付种肥款。后朱永才持据起诉，要求付连明等种植户给付其种肥款。另查，施某尚欠朱永才推广种子、化肥的提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付连明是否拖欠朱永才种子、化肥款。从种子、化肥的整个销售过程看，首先是施某与种植户签订的推广协议，随后收取了部分预付种肥款，出具了加盖公章的收据。其次，从供货渠道、送货过程、收条出具等方面看，种子、化肥是施某的；是其从自己的库房装车送至各种植户的田间地头；收条是施某亲笔书写后，各种植户签字确认收货。收条上虽未注明种子、化肥是谁的，根据上述交易过程，综合认定买卖双方的主体是施某向付连明等种植户推销了种子、化肥。朱永才只是介绍、引荐，卖出后拿提成、返点。朱永才虽持收条起诉，但收条未注明收谁的货，且付连明等种植户均否认与朱永才有买卖种子、化肥关系，并提供证据证实与施某有买卖关系。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朱永才应提供证明其与付连明等种植户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但朱永才至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该院对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负担。”二审中，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了两份新的书面证据材料：1.2017年11月12日，施某为其出具的收款50000元的收据；2.2018年5月1日，施某向其出具的确认收到朱永才玉米种肥款60000元的收条；并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请求证人施某出庭作证，施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上述证据，主张其从施某处购买玉米种肥卖给付连明，付连明应向其支付玉米种肥款。付连明质证认为，收据、收条与本案无关，是此前所欠的种子化肥款，证人与朱永才存在利益关系，所述亦不属实。本院认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2均无法证明朱永才所付款项为涉案玉米种肥款项，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施某的证言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主张与付连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首先，从协议的签订情况看，涉案推广协议系施某与付连明签订，并加盖施某所经营的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贸经营部公章，且收取了部分预付种肥款，出具了加盖公章的收据，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主张其与付连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合同依据。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涉案种子、化肥系施某提供并运至各种植户的田间地头，收条亦为施某亲笔书写后由各种植户签字确认。现朱永才提供的收条不足以证明其与付连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全案事实，判决驳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会明审判员  余 庆审判员  韩晓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田 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