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地乡六家村四组。法定代表人：郭云清，该合作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普毅，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系死者李刚之妻），女，1983年2月19日生，满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大专文化，居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系死者李刚之女），女，2013年7月26日生，汉族，山西省灵石县人，学生，住山西省灵石县。法定代理人：刘某（系李某之母），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平（系死者李刚之父），男，1955年1月24日生，汉族，山西省灵石县人，高中文化，居民，住山西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引兰（系死者李刚之母），女，1955年10月20日生，汉族，山西省灵石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山西省。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明，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炜捷，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二利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李某、李春平、严引兰（以下简称“刘某等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组织上诉人二利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普毅，被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明、肖炜捷进行法庭调查、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利合作社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刚与二利合作社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属认定错误。1、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应从工作的类型、报酬的支付、相关社会保险保障的缴纳，是否受管理制度和工作时间的限制来认定，在本案中双方没有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及隶属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状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李刚2019年4月17日来到稼依镇洪水塘，将装箱好的土豆装卸到郭云清联系好的买家车辆上，在2019年5月3日已将三个基地的土豆全部出售完毕。郭云清与刘向朋进行了土豆装车吨数的结算，仅是结算后的款项未付清，但不影响双方装卸土豆承包劳务已经终了的事实。因土豆出售完毕，需搬出租赁土地上的物品将土地退换村小组，才继续要求刘向朋留人拆卸水管，价格双方也重新约定为170元／天，可见本案中对装车土豆和拆卸水管的工作仅仅是临时性、突击性的短期劳务事项（前期2019年4月17日至5月4日收土豆，5月4日至5月9日拆卸水管，前后仅22天），从工作时间上看无法构成劳动合同关系；且庭审中佟占军对装卸土豆工作说明“不干活就没钱，干活才有钱”也符合劳务合同的规定，劳动关系中工人只要上班就有劳动工资，基于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该费用应为劳务承包费用，非劳动工资，双方之间仅仅为劳务承包合同关系。且从交警对刘向朋的询问笔录可看郭云清与其将装卸土豆承包劳务在全国合作过多次，李刚等人并不能依靠本次的劳务报酬作为主要的生活经济来源。3．从报酬支付上来看，二利合作社会性没有支付过李刚的报酬，一审法院认定郭大利（郭云清的大哥）与张君杰结算，张君杰代为平分给工人，认定错误。首先，郭云清在文山州有三个种植基地，分别是德厚、稼依洪水塘、平远街蒲草。刘向朋雇佣来的工人分散在三个基地。李刚、佟占军、张君杰在同一基地的装卸工，其负责记录和分配不是受二利合作社或郭云清的要求，郭云清仅按照装车的吨数支付报酬，装车需要多少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休息，都是由刘向朋等人自行决定的。张君杰与郭大利结算后，所谓的平均分配，是基地几个工人自行结算后的问题，与二利合作社并无关，如当天没有参与装卸的工人就不分配。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郭云清与刘向朋形成的是劳务承包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为收运土豆、拆卸水管），郭云清是将结算好的劳务承包费用支付给刘向朋；而李刚是刘向朋自己雇佣的劳务人员，李刚的劳务报酬是由刘向朋支付，李刚等人与刘向鹏形成的是劳务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刘某等人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客观公正，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二利合作社的上诉请求。2、二利合作社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支撑，也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二利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利合作社与李刚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刘某等人承担。一审认定事实：二利合作社于2014年12月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业务范围为马铃薯、蔬菜种植、储藏、销售，法定代表人郭云清。刘某系李刚之妻，李某系李刚之女，李春平、严引兰系李刚之父母。2019年，郭云清让刘向朋找工人到平远、稼依土豆种植基地装卸土豆，按每吨30元计算工钱，刘向朋就介绍了李刚、佟占军、斯钦巴特尔等人，郭云清负责机票等交通费，该两个种植基地分别由郭云清的管理人员郭大利和王东凯负责管理。2019年4月17日，李刚到平远后被安排在稼依镇洪水塘种植基地装卸土豆至2019年5月4日上午，下午开始拆卸基地浇水用的钢管，此期间按170元／天计算工钱，该种植基地树立有一块宣传牌，名称是“云南文山土豆种植基地”，署名是“二利薯菜种植基专业合作社”，联系电话是158××××9988、181××××7999。2019年5月9日，李刚、佟占军等人被安排到平远蒲草种植基地拆卸水管，装车后，郭大利叫李刚、斯钦巴特尔乘坐佟占军驾驶的拖拉机运水管到文山德厚加油站，中午13时00分许，车行至平远镇境内Ｓ209线Ｋ528＋940Ｍ路段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李刚现场死亡，佟占军、斯钦巴特尔受伤。后刘某等人向砚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砚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砚劳人仲案字［2019］第27号仲裁裁决书，确认李刚与二利合作社事实劳动关系成立。二利合作社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另查明，工人均由郭云清安排在种植基地统一包吃住，工资由郭云清的大哥郭大利和张君杰（音）结算后由张君杰（音）平分给工人。一审法院认为，一、二利合作社主张种植基地属于郭云清个人所有的问题。虽然二利合作社提供了耕地承包合同书、收条证实是郭云清的个人行为，但本案中，郭云清做为二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稼依洪水塘种植基地的对外宣传牌署名“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二利合作社并未提供“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郭云清个人成立，与其并无关联性及其法定代表人郭云清的种植销售行为是个人行为的充足证据证实，故该主张因证据不足不成立，本院认定本案涉案种植基地属二利合作社种植经营。二、二利合作社主张郭云清将土豆装卸工作发包给刘向朋，李刚是刘向朋雇佣的问题。该主张只有二利合作社的陈述，若如其所述，其应当有相关承包合同及向刘向朋支付承包费的收据印证，但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相反，与李刚一起做工的工友证实工资是由郭大利和张君杰（音）结算后由张君杰（音）平分给工人，而郭大利又是郭云清的管理人员，故该项主张无证据证实而不成立。三、二利合作社是否早已停业的问题。二利合作社主张根据其登记信息显示，社保缴纳和在职人员皆为“0”，而该登记信息登记状态栏登记显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故二利合作社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规定，本案中，二利合作社与李刚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虽然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李刚自2019年4月17日就进入二利合作社在稼依洪水塘种植基地，由二利合作社统一安排吃住，受二利合作社管理，从事二利合作社安排的装卸土豆、拆卸水管的有报酬的劳动，可以认定李刚与二利合作社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综上所述，二利合作社的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李刚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审理过程中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二利合作社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异议：1、2019年4月17日，李刚到平远后，是刘向朋安排李刚在是嫁依镇洪水塘种植基地工作，2019年5月9日，也是刘向朋安排李刚到平远蒲草种植基地拆卸水管，没有证据证明是郭大利叫李刚来的；2、工资不是平分，是按照考勤发放工资。刘某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针对二利合作社对事实方面的异议，根据二利合作社在一审中提供的事发后砚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对佟占军、斯钦巴特尔、刘向朋所作的询问笔录，佟占军、斯钦巴特尔、刘向朋均陈述在基地的工作是由“刘大利”和基地负责人安排工作，该陈述与二利合作社主张的“李刚到平远后，是刘向朋安排李刚在是嫁依镇洪水塘种植基地工作”相矛盾，故二利合作社对事实方面提出的第1点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庭审中二利合作社主张稼依洪水塘种植基地的出勤统计工作由张君杰负责，所以郭大利与张君杰按吨结算后，由张君杰按出勤进行内部结算后向其他人支付。刘某等人认可2019年5月4日前按每人装卸土豆的吨数计算工钱，5月4日后按170元每天计算工钱。故一审法院认定工资由郭云清的大哥郭大利和张君杰（音）结算后由张君杰（音）平分给工人错误，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为：工钱由郭云清的大哥郭大利和张君杰（音）按总装卸土豆的吨数（每吨30元）结算后由张君杰（音）按每人装卸土豆的吨数（每吨30元）计算工钱后发放给工人。二利合作社关于事实方面提出的第2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合二利合作社的上诉主张，本案在二审的焦点问题是：李刚与二利合作社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9年，郭云清让刘向朋找工人到平远、稼依土豆种植基地装卸土豆，按每吨30元计算工钱，刘向朋就介绍了李刚、佟占军、斯钦巴特尔等人，2019年4月17日，李刚到平远后被安排在稼依镇洪水塘种植基地装卸土豆至2019年5月4日上午，下午开始拆卸基地浇水用的钢管，此期间按170元/天计算工钱。根据以上事实，从李刚提供的工作情况看，二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郭云清找工人到涉案基地主要是为了装卸土豆，李刚到基地后也实际为二利合作社提供了装卸土豆的劳动，共计17天，因土豆装卸完毕，种植基地需要拆卸水管，李刚等人又为二利合作社提供拆卸水管的工作，共拆卸水管6天。从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情况看，装卸土豆，按每吨30元计算工钱，拆卸基地水管，按170元/天计算工钱。支付工钱的方式均为完工后结算支付。本案中，二利合作社与李刚对到二利合作社种植基地从事装卸土豆达到了合意，二利合作社不存在与李刚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装卸土豆和拆卸水管工作具临时性、短暂性，不具有劳动关系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特征。虽然刘刚到达二利合作社种植基地后在从事装卸土豆和拆卸水管过程中，受基地管理人员郭大利的安排、指挥、监督，但并不同于用人单位通过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对员工的管理，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李刚没有成为二利合作社的成员。二利合作社支付李刚等工人工钱的方式均为按工作量、完工后结算支付，属即时清结的方式，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工资支付时间、金额相对固定的特征。所以，二利合作社与李刚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刘某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确立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故，二利合作社与李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二利合作社与李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利合作社关于与李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二利合作社关于与李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570号民事判决；二、李刚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某、李某、李春平、严引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利薯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自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郭 琴审判员  贺雯琦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雷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