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苏04执复34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陆春付，男，汉族，1966年5月1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治平，江苏常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敏，江苏常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杨建春，男，汉族，1959年11月12日生，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叶平，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陆春付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钟楼法院）（2020）苏0404执异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20年6月11日举行了听证，复议申请人陆春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治平、申请执行人杨建春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钟楼法院查明:2013年5月22日，该院对杨建春诉陆春付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陆春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迁出并向原告杨建春返还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委颜家村308号旁空地上的搭建物；二、原告杨建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陆春付支付50000元；三、驳回原告杨建春的其它诉讼请求。根据杨建春的申请，该院于2013年7月2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3）钟执字第160号。在该案执行中，因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该院以和解方式于2013年7月19日结案。后杨建春申请恢复执行，该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恢复对（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案号为（2019）苏0404执恢273号。在（2013）钟执字第160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杨建春与异议人陆春付达成协议，协议甲方为杨建春，乙方为陆春付，内容第一条：“甲、乙各方自愿在任何情况下均放弃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判决内容”；第二条：“由乙方搭建的…拆迁时止；乙方每年支付甲方五千元人民币。……”；第八条：“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内容，守约方均有权按照本协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经人民法院允许直接申请执行”。异议审查中，异议人陆春付提交收据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其已支付2014年的搭建物使用费5000元，同时异议人自认自2015年起因申请执行人不解决搭建物漏水问题因此一直未给付申请执行人协议约定的搭建物使用费。申请执行人提交收据存根复印件一份，表示异议人已向其支付了2015年的搭建物使用费5000元，异议人是从2016年起未给付搭建物使用费的。钟楼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申请执行人提出异议人自2016年起未按协议履行给付搭建物使用费的义务，异议人亦仅能提供搭建物使用费给付至2014年12月30日的凭据，应当认定异议人未按协议履行。该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立案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异议人认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第一条后该院不应以原审判决为依据应以协议作为执行依据的问题，该院认为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剥夺了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协议约定中的第一条无效。综上，异议人陆春付的异议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该院作出（2020）苏0404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陆春付的异议请求。陆春付向本院复议请求：撤销钟楼法院(2020)苏0404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裁定书认定陆春付与杨建春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第一条为无效条款，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裁定书中认为，该条约定剥夺了杨建春的法定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我国法律规定，无效有以下五种情形: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照涉案执行和解协议书内容，均无无效情形存在。而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的第一条违反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而认定为无效情形的必须是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导致合同无效。协议书变更的内容，显然不属于该情形。而原审法院裁定书认定该条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允许契约随意反悔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同时损害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稳定性。且该裁定明显无法律规范指引。二、涉案执行和解协议合法且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原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对原生效法律文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变更，符合规定。而原审裁定书认定原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与该司法解释内容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就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的救济途径已经达成合意，对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义务均自愿放弃，在履行和解协议完毕前发生的权利及义务协商一致，且约定各方可以就履行和解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放弃约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也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的司法解释精神相一致。三、杨建春恢复对(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行为违反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明确放弃依据原判决书申请执行的权利，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书订立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导致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处分权利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该协议书应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该申请恢复执行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支持。杨建春答辩称：陆春付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杨建春依法申请恢复对(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维持钟楼法院(2020)苏0404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陆春付的复议申请。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赋予了申请执行人杨建春在被执行人陆春付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具有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第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执行过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履行主体、数额、履行期限、方式等作出变更，从而中止或终结案件执行程序的法律行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实现方式的变更而已，并不能否认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杨建春与陆春付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前提及基础是以对(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是依附于执行依据即该民事判决。执行和解协议虽然可以约定变更民事判决履行的内容及方式，但必须是双方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为前提条件。因此，为了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及司法解释特别规定了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案中陆春付未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杨建春有权申请恢复执行。第三，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的第一条约定:在任何情况下放弃对（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判决内容。实质上是排除杨建春依法享有申请恢复原民事判决执行的法定权益，也是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否认。代理人认为:首先，执行和解本质上属于私法行为，执行和解协议为民法上的和解契约，只产生私权效果，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但不能发生诉讼法上的公权效果，其依附于原生效法律文书，如果允许当事人以执行和解协议为依据否认原生效法律判决，就会产生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消灭了国家基于公权力作出的判决的效力，这显然有悖法律和法理。其次，执行和解协议中第一条约定“任何情况下”不应包括陆春付违约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否则，有违执行和解协议签订的法律本意及最终目的。另外，执行和解协议类似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如一方到时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申请执行人可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再次，依据公平和对等原则，陆春付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而违约，杨建春同样有权推翻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包括第一条约定)，依法申请恢复原民事判决的执行。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不影响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申请执行的依据仍为原生效判决。第四，从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看，其并没有消除双方的租赁关系，仅是对原判决的一种履行方式。如双方发生争议，其请求权的基础并没有变化。即使不再按原判决执行，杨建春再次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仍然是:要求解除租赁关系、搬出承租房、支付欠付的租金，与原判决完全一致。杨建春如以同样的理由再提起诉讼，有悖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会构成重复诉讼。本院查明：原告杨建春诉被告陆春付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钟楼法院于2013年1月4日立案后，经审理作出（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原告杨建春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关系；2、被告迁让并归还其所租搭建物。钟楼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查明，杨建春系本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委颜家村93号的房屋所有权人，杨建春并持有该处房屋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但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从2003年起，杨建春在其房子四周空地砌了围墙，用于堆放杂物。2012年12月14日，五星村委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位于五星村委颜家村308号的房屋为杨建春所有，其四周园落占地原为集体所有现转为国有，于2003年起由其使用。”杨建春与陆春付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内容为：1、杨建春主楼旁园落空地124平方米租给陆春付作工程队仓库；2、陆春付负责该124平方米园落的全面屋面盖建和地面砼浇实；3、陆春付将以上工程完成后，将该屋地面的建造费用抵作二年的租赁费，租赁期满时，所建地上物归杨建春所有；4、陆春付在第三年租用时，必须提前向杨建春支付每年4000元的租金，两年到期在2007年11月份。租赁协议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1日。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用建造费用抵作二年租赁费的期间为2005年至2007年。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约定履行协议，陆春付自2007年11月起按照年租金4000元向杨建春支付租金至2012年底。钟楼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认为，2012年12月14日五星村委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五星村委颜家村308号房屋的四周园落占地原为集体所有后转为国有，于2003年起由杨建春使用；杨建春未办理过集体土地使用证。该院认定杨建春对该园落占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系对124平方米园落空地作出的约定，因杨建春直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止对该园落占地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且协议订立后未经土地所有权人追认，故租赁协议系杨建春对该园落占地作出的无权处分，租赁协议依法无效。陆春付对该园落空地上作了屋面盖建和地面砼浇实，现所建地上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整体，该搭建物依附于杨建春的房屋而存在，故杨建春有权要求陆春付迁出并向其返还该搭建物。关于日后如何处理该搭建物，由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作出。因杨建春明确表示同意对陆春付作出50000元的补偿，故该院予以支持。2013年7月11日，杨建春与陆春付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5月22日，由钟楼法院作出(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杨建春向钟楼法院申请执行(2013钟执字第160号);陆春付不服一审判决，于2013年7月3日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现各方从友好协商出发，对租赁纠纷一事作出约定。协议第一条约定：杨建春、陆春付各方自愿在任何情况下均放弃钟楼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判决内容。协议第二条约定：由陆春付搭建的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委颜家村308号旁124平方米空地上的搭建物，由陆春付占有、使用至该搭建物被拆迁时止;陆春付每年支付杨建春五千元人民币；若拆迁时，陆春付未使用完一个年度，杨建春应退还陆春付相应剩余金额。协议第三条约定：杨建春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十五天之内，对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委颜家村308号旁124平方米空地上的搭建物(以下简称搭建物)破损的顶部进行更换，其中仓库的顶部必须更换透明瓦;该搭建物室内墙面破损部分进行重新粉刷。上述两项更换、粉刷墙顶、墙面的人工费、材料费等所引发的任何费用均有杨建春承担。协议第四条约定：陆春付租用期间，水电费按表计量，交由杨建春上交水电部门。协议第五条约定：陆春付在租用期间，内设麻将室，因本着娱乐为主，不搞其他赌博活动。协议第六条约定：如遇国家拆迁需要，陆春付必须服从拆迁需要搬走，该房屋归杨建春所有，陆春付享有拆迁时仓库搬迁的补贴费用。协议第七条约定：在本协议各方签字后，杨建春应当向钟楼法院撤销执行申请，并向该法院执行局递交本协议书一份，执行款和执行费共计130元由杨建春支付；陆春付在杨建春撤销申请执行后应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回该案再审申请。协议第八条约定：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内容，守约方均有权按照本协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经人民法院允许直接申请执行。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按法律、法规办。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连本条共拾条，共肆份，各执贰份，各方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在（2013）钟执字第160号申请执行人杨建春与被执行人陆春付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杨建春在签订涉案和解协议后于2013年7月15日向钟楼法院提出：现其与陆春付已经自行达成协议，双方到时自行交付，该案无需钟楼法院执行，可以和解方式报结案。之后，钟楼法院对该执行案件遂以和解方式结案。在钟楼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再审人陆春付于2013年7月2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以（2013）常民申字第60号进行审查。在该案再审审查期间，陆春付于2013年7月30日自愿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本院于2013年7月30日作出（2013）常民申字第60号民事裁定：准许陆春付撤回再审申请。以本院复议查明的事实为基础，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和解协议的独立性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一般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质属于私法行为，产生私法效果，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因此，涉案和解协议具有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的双重属性，其虽然依附于执行依据即生效法律文书，但不能就此认为仅仅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延续。本案中：其一、涉案执行依据即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事项为，陆春付向杨建春返还搭建物，杨建春向陆春付支付5万元。涉案和解协议约定事项为，陆春付继续占有、使用搭建物并支付费用。该和解协议并不仅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方式所作的变更，而是对执行标的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事项的实质性改变，超出了该判决的既判力范围。其二、涉案和解协议约定的对搭建物的破损更换、重新粉刷事项，在生效判决中没有涉及，系判决生效后新约定的权利义务，并不为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所涵盖。其三、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形成、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基于合同在原债权债务的基础上设立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根据该法律规定，涉案和解协议第二条至第六条的约定内容足以单独成立租赁合同。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涉案生效判决确定双方当事人互付给付义务，并不仅是一方负有义务。对此，涉案和解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内容系双方当事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各自的实体权利的自行处分，而并不仅是处分申请执行、申请恢复执行等程序性权利，该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否定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其五、涉案和解协议第八条并非约定被执行人不履行该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也可以就履行该协议提起诉讼，而是约定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该协议，守约方有权按照该协议提起诉讼或经法院允许直接申请执行。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认为，涉案和解协议属于当事人就其权利义务达成的新协议，系当事人之间在原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上设立的一种新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形成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独立性。尽管该和解协议与原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两者在合同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二、关于涉案争议的处理程序在涉案和解协议签订后，申请执行人杨建春向钟楼法院声明无需执行，请求以和解方式结案，钟楼法院遂终结执行。申请再审人陆春付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陆春付于2014年、2015年分别就其占有、使用搭建物向杨建春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可见，该和解协议已在履行中。在此过程中因搭建物的漏水、费用支付等问题所引发的纠纷，系当事人之间关于该和解协议及其履行本身存在的争议。对此，生效判决并未涉及，已超出了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不属于执行程序处理，鉴于该和解协议的独立性，可以通过另行起诉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通过涉案和解协议自愿放弃生效判决确定的各自的实体权利，其申请执行、申请恢复执行将缺乏实体法依据。况且，由于该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债权债务一部分已经履行，另一部分存在实体权利争议，且该实体权利争议不宜由执行程序处理。在此情况下，通过另行诉讼解决争议，确有必要。涉案和解协议约定，守约方有权按本协议内容提起诉讼或申请执行，而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该和解协议过程中是否违约，属于在生效判决后因新发生的事实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为了有效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另行诉讼予以解决，更为适当。由于涉案和解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就其权利义务达成的新协议，并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和禁止重复起诉原则。综上所述，杨建春申请恢复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当事人可依据该和解协议另行起诉主张权利，解决争议。由此，钟楼法院的异议裁定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执异5号执行裁定。二、不予恢复执行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朱正生审 判 员 孙慧民审 判 员 王 臻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陶金沙书 记 员 叶小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