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7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星波，男，194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经泉、汤国娇，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中兴，男，195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滕菊花，女，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兴，身份情况同上。系滕菊花丈夫。 上诉人周星波因与上诉人李中兴、滕菊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6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1993年6月14日，原富阳农民城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温州永嘉农民联户投资在富阳农民城开发温州商城；该商城占地面积41.3亩，设计总造价6000万人民币；该项目作为我农民城的拳头项目，现已获计委立项（富计建93第07号）；首期工程将于今年6月份动工兴建，九四年底竣工；望社会各界人士予以大力支持。二、1994年7月25日，周星波与李中兴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立协议人周星波、李中兴二人在浙江省富阳市“温州商城”共建房屋一间，建房一切费用由双方共同平均负担，所建房屋由双方共同均分，房产证等手续双方并列立户办理。三、1995年8月5日，李中兴等13人签订《富阳市农民城温州商城A区丁宅联建户协议》一份，载明：为保证富阳市房屋的顺利进行，经过联建户各户人员的协商，订立以下条款，各户须按本协议执行；1.各户对应的基建款，应按期按时交齐……2.本工程通过众联建户推选周星波为驻工地代表，负责对乙方的建筑监督，工程质量管理及水电安装管理……4.对于拒交基建款的联建户，对其本人在富阳市农民城所建的房屋，其他联建户对其房屋有权拍卖……四、1996年4月23日，李中兴、周星波共同签署《李中兴、周星波关于富阳房建款结算清单》，载明：李中兴经手收联建户总款702000元，李中兴经手付工程基建费总计707010元……李中兴收付应找补5010元；李中兴在1994年6月房建开始后投入房建款总计33010元（找补款5010元已算在内）；李中兴经手的收付发票全部交周星波保管；富阳建房工程款由周星波一人靠山结算。李中兴陈述，“靠山结算”是指由周星波一人管理经济账目。五、周星波在管理工地过程中，用掉联建户所缴纳的联建款27000元，后其归还17000元，尚有10000元由李中兴归还，连带利息合计归还12500元。六、根据周星波提供的票据，周星波其所支出的建房款为：1994年9月14日房建款20000元、1995年8月20日建房款10100元（13900元-3800元），合计30100元。七、案涉房屋于1994年开始建设，于1996年左右完工。2004年开始由李中兴使用出租，2010年由李中兴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登记在李中兴、滕菊花名下〔房屋权证号：浙（2019）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1053号〕。该房屋一直由李中兴管理使用至今。据李中兴陈述，房屋共有三层，一楼即为周星波所主张的房屋，二楼、三楼已由李中兴出售给他人。周星波表示，在本案中只主张一楼的权利，其他楼层另行主张。 周星波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杭州市富阳区房屋归周星波和李中兴共同共有；2.李中兴、滕菊花协助周星波办理杭州市富阳区房屋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审理中，周星波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周星波对杭州巿富阳区房屋享有50%的份额。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确认之诉，是指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诉。周星波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份额，实质目的是通过对房屋份额的审理，确认其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之一，即要求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故本案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案由，并无不当。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系不动产物权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于李中兴、滕菊花的诉讼时效的抗辩，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周星波对于案涉房屋是否享有份额的问题。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建房的事实。其次，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及李中兴、滕菊花的自认，周星波对于联合建房进行了出资。再次，李中兴、滕菊花主张在李中兴、滕菊花代周星波偿还周星波所欠联建户的费用后，周星波相应的份额归李中兴、滕菊花所有，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该院确认周星波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关于份额的多少。周星波主张其实际出资为80000多元，按当时的经济水平，80000元是一笔较大的款项，周星波在出资后的20多年中，包括李中兴、滕菊花在长时间使用出租房屋的情况下，未向李中兴、滕菊花主张权利，显然不合常理。而且，周星波在后期（包括房屋配套设施建设，房屋产权证办理等等）未再过问房屋的情况，亦未再出资，故可以确认房屋后期的款项由李中兴进行出资。结合周星波提交的出资票据，该院认为周星波提交的李中兴的欠条30000元，因周星波当时管理建房的经济账目，由其代为支付相应款项，并拿回欠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对于周星波认为该30000元为周星波本人建房出资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另两张票据，该院予以确认，故原审法院确认其出资款为30100元。李中兴为能顺利享有房屋权利并办理权属证书，为周星波向其他联建户偿还12500元，因该款与建房有关，可视为李中兴对案涉房屋的出资，故该院认为该款项从周星波的出资款中扣除为宜。由此，周星波在整个房屋建设中，出资金额为17600元（30100元-12500元）。原审法院结合金某1证人所述当时一间房屋的建设费用在170000元-180000元之间，因其为当时的工程承包人，亦作为联建户之一，其对于房屋当时的造价具有一定的了解，故该院对于房屋造价在170000元-180000元之间予以采信。结合周星波的出资情况，该院确认周星波的出资比例为10%，故周星波对于案涉房屋享有10%的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周星波对杭州巿富阳区房屋〔房屋权证号：浙（2019）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1053号〕享有10%的份额；二、李中兴、滕菊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周星波办理杭州巿富阳区房屋〔房屋权证号：浙（2019）富阳区不动产权第0011053号〕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周星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李中兴、滕菊花负担。周星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李中兴、滕菊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周星波、李中兴、滕菊花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周星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判決书中“李中兴陈述，靠山结算是指由周星波一人管理经济账目”，周星波认为该表述不准确，“靠山结算”是指由周星波负责后续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一审法院对于周星波支付的建房款认定错误，周星波有证据证明的建房款1994年9月14日房建款20000元，1995年8月20日建房款10100元，基建款30000元（李中兴欠承建方金某2欠条30000元，周星波代为支付应算作周星波的建房款），1996年9月3日支付周顺理17000元（该事实李中兴予以认可），联建户欠工资10000元抵扣建房款，由证据证明的建房款应为87100元，实际出资高于该金额。2.一审法院对于建房成本的认定事实错误，建房成本应为135700元。一审中周星波提交了建房过程中李中兴书写的账本，并将其中2页作为证据提交，其中一页内容显示“地基30000元，付公司打桩费20000元，付基建款（1-3期）85700元，合计135700元，135700万元÷2-67850元”，李中兴对账本文字系其书写予以认可，对真实性也予以了认可，故该房屋的建房成本为135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李中兴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并作为裁判的基础。一审法院在周星波提交了建房成本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以李中兴申请的证人金某1的估算价格170000元-180000元作为本案房屋建房成本的定案依据是没有依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判决违反合同的自由原则。本案中双方协议明确约定“所建房屋由双方共同均分，房产证手续双方并列立户办理”，与李中兴的账本相印证，建房成本由双方均分。周星波从未将其合同约定的50%房产权利进行处分，并没有将其中的40%转让给李中兴、滕菊花，一审法院超出周星波的诉讼请求，违法将属于周星波的40%房产权利判给李中兴、滕菊花没有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出资中的一方没有达到50%的建房出资额，让出资不到位的一方补足出资额给对方即可，除非周星波自愿，否则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可以影响双方的50%房屋产权比例。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明显加重了周星波的举证责任。周星波提供的证据协议书、收款收据、欠条、录音、金某2证人证言及庭审内容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共建案涉房屋，双方均分房屋所有权及周星波的出资情况的事实，且一审法院对于周星波出资建房的事实也予以了确认。鉴于房屋建造的年代久远，周星波也仅存部分出资资料，一审法院在周星波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系共建人的情况下，仅审查了周星波的出资情况，对于李中兴的出资情况未予以严格审查，明显将举证责任不合理的分配至周星波一方，李中兴、滕菊花提供的“李中兴、周星波关于富阳建房款结算清单”对于截至1996年4月23日李中兴出资33010元，后续建房款由周星波一人靠山结算予以了确认，故一审法院应审查李中兴于1996年4月23日之后的出资，李中兴、滕菊花提供的出资材料中落款日期在1996年4月23日之后的金额为38938元，其中1999年7月13日17508元的收据和10000元的收据矛盾，应只能计算一笔，其他的与建房无关的水电费等应予以扣除，最多仅能认定17000元左右。故李中兴能够证明的出资金额合计仅5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案涉房屋的造价应为135700元，每人应出资67850元，上诉人能够证明的出资额为80000元左右，李中兴最多证明50000元左右，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应当由李中兴补足50%出资额给周星波，而房屋产权应当确权为双方各占50%。请求撤销一审判決，并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周星波对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浦路93号房屋享有50%的份额。 李中兴、滕菊花辩称：1.周星波上诉称“靠山结算是指由周星波负责后续工程款的支付责任”，是错误的。“靠山结算”仅指周星波接任李中兴管理土建期间的经济账目如发生差错由周星波自负责任。当时土建期间的经济账目未被众联建户结算，李中兴为了与周星波理清经济账目进行结算而立结算清单。土建中的经济账目在1996年8月才被众联建户结算，周星波27000元的欠款条就是被结算出来后当场打的，众联建户当时给周星波出具了结算单。2.周星波上诉状称投入87100元的建房款，严重不实。每间房屋在金某2土建中实际出资仅63700元。其中1994年9月14日周星波投入建房款20000元是属实的（这是李中兴在前期管理土地期间），至于1995年8月20日存入戴显锋基金会的10100元和还金某2欠款30000元是周星波在管理期间联建户处筹集的建房款，并非周星波个人出资，此前周星波所打的27000元欠款条就印证了周星波在管理期间没有资金投入。1996年9月3日支付周顺理17000元是周星波挪用联建户建房款的归还款（周星波挪用建房款27000元，当时联建户作出另交2500元利息的处罚决定，周星波须归还29500元挪用款。周星波只归还了17000元后对余下的12500元欠款拒不归还，后来李中兴为保全房屋归还了12500元欠款）。周星波称联建户欠工资10000元纯属虚构，联建户在与周星波结算账目对周星波收支账目及工资当场已予以结清，并立了结算单，周星波才打下27000元的欠条，周星波出示结算单就很明了，为什么其不拿出结算单对照，试想18间联建户欠周星波工资可能吗？综上，周星波在前期投入房款20000元，但在后来其管理期间不仅没有再投入资金，反而挪用了联建户建房款27000元，且没有归还12500元的欠款，故周星波实际投入建房款仅为7600元。一审法院认定周星波出资17600元是失误的。3.周星波上诉所提的建房成本为135700元，仅是指当时（1994年进场施工时）已知的地基费30000元、打桩费20000元，以及土建建造费85700元三项资金，周星波在当时签订协议就应交纳其中一半的资金，以后建房的其他费用另行分摊交纳。故周星波认为是全部的建设成本是错误的。在一审庭审中李中兴、滕菊花申请的证人金某1（既是土建承包人，又是联建户之一），所述的当时一间房屋的总建设费用在17万元至18万元之间，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且本案所涉房屋地基费30000元比金某1地基费25000元高出5000元，建设成本超过了18万元。4.周星波所谓的证据链是胡编乱造的。5.周星波所提的一审法院未对李中兴的出资情况予以严格审查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对李中兴在土建中出资52712元（双方签名的结算清单33012元，周星波自己提供的票据收现金3800元，为周星波归还挪用款12500元，为土建承包人金某2支付卢貌益做卷门款3400元，共计52712元）作了严格审查，证人金某1也当庭作了证言；另李中兴向温州商城开发有限公司交纳垫付款97000多元，对李中兴出示的收款收据进行了审查，并对公司负责人陈海东作了询问确认；再李中兴在后续（1996年上半年金某2土建撤离后）工程整改、房屋检测、水电安装等出资19500多元，向金某1作了询问。故李中兴出资17万多元是经过一审法院严格审查的。6.另外，在一审中已经查明的：（1）金某1应双方要求在2019年6月间为双方做过调解，周星波放弃产权主张，要求李中兴一次性支付其17万元的事实；（2）周星波20多年来对所涉房屋及权证不管不顾不主张的事实；（3）周星波对挪用建房款只归还了部分，余下均由李中兴归还，周星波同意没收其半间房屋的事实。李中兴、滕菊花在一审中出具的证据及金某1的出庭证言都证明了上述事项属实。请求改判上诉人周星波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权利，对周星波涉及的出资予以适当返还。 上诉人李中兴、滕菊花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于周星波提交的两项证据予以确认，是错误的。其一，是周星波提交的账本一份两页，原审法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是错误的，账本中的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结合周星波提交的其他证据，周星波仅支付了27000元中的17000元，27000元并非由周星波全部支付，另外房屋建设费用135700元也是与事实不符的，结合全案其他证据，本案房屋所涉费用在17万元至18万元左右，故账本中的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该账本仅是李中兴预估费用时打的草稿，原审法院不应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二，是周星波提交的2019年4月22日谈话视频及内容文字翻译材料，原审法院根据该证据对于双方就房屋分割问题进行调解的事实予以确认，是错误的。事实上，双方并没有就房屋的分割问题进行调解，双方对于周星波对房屋是否享有权利是存在争议的，周星波认为其对房屋享有权利，根据其出资额以及房屋现有价值要求李中兴支付其17万元，而李中兴则认为周星波并没有按照双方平均出资的约定来出资建房，双方合伙建房的协议业已解除，故对房屋不应享有权利，仅返还其出资额并支付其款项占用利息，同意支付周星波3万至5万元左右。所以，双方并不是对房屋如何分割的问题进行调解，故原审法院根据该证据对于双方就房屋分割问题进行调解的事实予以确认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应予纠正。原审法院根据周星波提交的证据，认定周星波支出建房款为：1994年9月14日房建款20000元，1995年8月20日建房款10100元（13900元-3800元），合计30100元是错误的。其中，1995年8月20日建房款10100元并非周星波在本案房屋中的个人出资款，而是其作为联建户管理从联建户处筹集的款项，故该笔款项应予扣除，周星波在整个房屋建设中出资金额实际为7500元（30100元-12500元-10100元）。三、原审法院认为周星波对本案房屋享有份额是错误的。李中兴、滕菊花认为周星波对于本案房屋不享有份额，理由：1.双方合伙建房的协议已于1996年左右解除。李中兴与周星波虽于1994年7月25日订立了协议书，约定两人在富阳共建温州商城房屋一间，建房一切费用由双方共同平均负担、所建房屋均分等内容，但协议签订后不久，周星波趁自己管理联建户建房款之际将联建户的出资款27000元挪为己用。因为周星波的挪用行为，导致联建房进程滞缓，引起了其他联建户的不满，联建户多次催讨周星波、也给予了其缴款的宽限期，周星波还因此出具欠条声明“今欠杭州富阳温州商城A处丁宅联户贰万柒仟元整，期限拾天内交周顺理手，违期同意联建户处理意见，没收半间房”。李中兴、滕菊花认为周星波的半间房已经被没收。周星波已经书面声明如宽限期内无法还款27000元，同意联建户决定没收其半间房，所以联建户在周星波出具欠条之前已经对周星波的欠款行为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惩罚决定，即周星波如不能在10天内还款27000元联建户会没收其半间房。而周星波未能在宽限期还款27000元，故按照原有决定其半间房实际上已经被没收。虽然证人证言表示周星波的半间房并没有被没收，其原因在于27000元已经还上，但对于当时的其他联建户而言，他们关心的只是27000元能否还款，并不在乎27000元由谁来还款，所以才会有证人所说的周星波半间房未被没收。如周星波对欠款27000元不管不顾，李中兴也置之不理，那么本案的涉案房屋早已不复存在，故正是因为李中兴及时还款的行为才使得本案涉案房屋得以完工，李中兴因此承继了周星波半间房的权利。周星波不但未能在宽限期十天内将欠款27000元全款缴足，甚至还远走江苏扬州，周星波在法庭调查时陈述李中兴曾经到扬州找过其，并且要求周星波将房屋凭据全部交给李中兴，但因周星波将房屋凭据保存在老家无法交付，如果凭据在手头的话周星波会交付给李中兴。从周星波的该陈述也可以印证李中兴的说法，即李中兴亲自到扬州找周星波，其明确表示放弃房屋，继而李中兴要求周星波交付房屋凭据，符合常理和逻辑。另外，周星波远走江苏扬州后，对联建房也就不管不顾了，虽其解释说已经全权委托李中兴处理，但其解释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李中兴、滕菊花认为双方之间的协议早在1996年就已经解除，且周星波之所以在1994年与李中兴签订合伙建房协议，就是基于双方愿意平均出资的前提，在平均出资的前提下双方对房屋平均分割，而现实中周星波并未遵照双方平均出资建房的约定，出资金额甚少，故周星波现依据该协议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房屋享有份额，根本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李中兴、滕菊花的土地证办理已有二十多年，房产证办理也近十年时间，都是和其他联建户同时办理的，周星波与其他联建户又均有联系，应当早已知晓联建房已经办证的事实，根本不可能存在周星波在原审诉称的“近期发现，二被告擅自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却一直隐瞒该事”的情况。3.本案立案的案由虽然是“所有权确认纠纷”，但本案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协议书而起，双方之间基于协议仅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且周星波根据协议书中“共建房屋一间，建房一切费用由双方共同平均负担，所建房屋由双方共同均分，房产证等手续双方并列立户办理”等协议内容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要求确认其对房屋享有50%的份额，本案首先要确认该协议是否还存在效力，如尚存有效力，再进一步确认周星波依据该协议是否享有份额，因此双方之间实际属合同纠纷，应有诉讼时效。本案中，房屋竣工至今已有20多年，且周星波应当早就知道房屋权属由李中兴、滕菊花登记的事实，故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综合以上意见，周星波对于本案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所有权。如结算后周星波仍有款项投入，那么也只涉及协议解除后的款项返还问题，并不涉及房屋份额确认的问题。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周星波的诉讼请求。 周星波辩称：一审法院对周兴波提交的证据8及证据10予以确认，并无错误，但李中兴、滕菊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庭审质证中，李中兴、滕菊花对周星波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错误。该组证据中案涉房屋建设费用为135700元，这是周新波在一审自认过的，这也是李中兴自认过的，具体的记录人也是李中兴。周星波归还周顺理27000元的17000元，这个也是事实。其中有1万元是由李中兴归还的，一审也已经查明了，因为李中兴还1万元比较迟，所以额外支付了2500元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房屋建设的费用是17万-18万元，是没有依据的，和李中兴记录在建房成本的笔记本上的135700元是相冲突的。第二，在联建户建房的时候，有一部分费用的支出，根本就不是建房的费用，是他们自己吃喝或者其他的费用算进来了。比如说金某1，他的建房成本高至少1万多元，是他个人进行装修和其他的一些支出。所以金某1讲的17到18万，是没有依据的，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其他18个联建户，更不能代表案涉李中兴和周星波各一半的房屋。一审法院认定周星波出资金额为17600元是有错误的。周星波在案涉房屋建设中出资金额应为87100元，而非李中兴、滕菊花主张的7600元。实际上在建房的时候，真正没有钱的人是李中兴。比如说首笔建房款3万元。当时，李中兴是联建户推荐出来的总负责人。他连自己的份额3万元钱都出不起，所以他当时就给建房的承包方金某2和金某1打了一张3万元的欠条，足以证明李中兴在案涉房屋建造时一直是缺钱的，所以李中兴把周星波拉进来，与周星波签了一个协议，房屋一人一半。实际上，李中兴为了独占房屋，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属于犯罪的事情。首先，关于具体出资金额，其是编造的谎言。此外，李中兴教唆他人作伪证，比如说其跟金某1讲，给他作证给他报酬。其让周顺理作证的时候，让周顺理按照他写的材料来抄写。而且李中兴得到房屋之后，出租收益也是归其个人所有，周星波找了李中兴很长时间找不到。最后是通过金某1，找到李中兴来调解案涉事项，但是没有调解成功。根据周星波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的认定，1994年9月14日周星波支付建房款2万元，1995年8月20日支付的建房款10100元，这已被认定。还有就是3万元，因为李中兴一直没有钱支付第一笔建房款，其把周星波引入以后，所有钱都是周星波来支付的，支付给建房的人金某2。周星波找金某2核实过，其明确说，这个就是周星波交的房款。李中兴的证人金某1也是认为3万元钱是周星波交的建房款。第四笔就是周星波给周顺理打了一张27000元的欠条，后周星波归还了17000元，另10000元钱是李中兴支付的。所以案涉房屋被没收事项也不存在，当时没收也是指18家联建户来没收房屋，并不是李中兴。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房屋已经被没收了。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半间房已经是属于李中兴所有了。李中兴称他出了多少钱金某1很清楚，周星波继续找金某1核实了，关于李中兴到底出了多少钱金某1是不清楚的。而且上次作证的时候，其也没有讲出具体李中兴出了多少钱。 二审中周星波申请证人金某1、金某2出庭作证。 经质证，上诉人周星波认为证人金某1经历了建房、本案双方调解的事情，其对情况比较清楚，其证言是可信的。对于金某2一审、二审期间陈述周星波房屋有无被没收的事项，前后陈述不一，有其年龄大、喝酒等的原因，其证人证言是合理合法的。上诉人李中兴、滕菊花质证意见：对两名证人的证言不认可，可以看出是周星波教唆的。金某1一审中实际上是双方的证人。本院认为，上述两名证人均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其证言与一审中证言不符部分，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周星波与李中兴签订的《协议书》关于“建房一切费用由双方共同平均分担，所建房屋由双方共同均分”的约定，应认为周星波与李中兴系合伙出资建房，出资均担、房屋均分仅是各自出资及房屋权属分享比例的约定。周星波上诉提出按协议即使一方出资不到50%，让出资不到位一方补足出资额给对方即可，意即50%的房屋权属份额比例系固定的，该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双方的实际出资比例。根据周星波提供的证据，周星波所支出的建房款为：1994年9月14日房建款20000元、1995年8月20日建房款10100元（13900元-3800元），合计30100元。周星波提出李中兴出具的欠条所载欠承建方金某2基建款30000元，由周星波代为支付应算作周星波的建房款。因周星波系当时联建房屋的管理人员，由其以联建户的集资款支出该笔款项并拿回欠条，亦符合情理，周星波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30000元系其个人支出的与李中兴房屋的建房款，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该笔款项为周星波的建房款，并无不当。周星波主张1996年9月3日支付周顺理17000元应为其个人的建房出资款。该款项属于周星波管理期间，归还的联建户的联建款，周星波主张出资款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联建户欠工资10000元抵扣建房款，亦缺乏依据。综上，周星波主张其为建房出资87100元，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根据周星波实际支出的款项30100元，扣除李中兴为周星波向其他联建户偿还的12500元，认定周星波在整个建房过程中出资金额为17600元，并无不当。至于总建房成本。周星波主张为135700元，李中兴、滕菊花称该135700元，仅是当时已知的地基费3万元、打桩费2万元及土建建造费85700元三项资金，未包括其他费用。周星波主张该135700元系双方结算的建房总价，缺乏依据。原审法院结合证人金某1的证言，认定房屋总造价在17万元至18万元之间，并以此认定周星波的出资比例为10%，确认周星波对讼争房屋享有10%的份额，并无不当。李中兴、滕菊花上诉提出周星波未按双方平均出资的约定，合伙建房协议也已解除，周星波对房屋不享有权利。对此，周星波虽有出具欠条中“……违期同意联建户处理意见，没收半间房”的声明，但就该声明也是承诺由所有联建户予以没收周星波的半间房，而无半间房权利归属于李中兴的意思表示，且事实上，联建户也未没收其半间房。故李中兴、滕菊花上诉提出协议已解除，周星波对房屋不享有权利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周星波与李中兴、滕菊花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星波负担40元，李中兴、滕菊花负担40元。周星波、李中兴、滕菊花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