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1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占荣，男，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顺达，江西法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宁州工业园，注册号360424210000574。诉讼代表人：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即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能文，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淦作斌，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修水县安泰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宁州工业园芦塘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4674951371R。法定代表人：章早立，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陈占荣因与被上诉人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昌公司），原审被告修水县安泰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修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4民初3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占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修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4民初3634号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占用费289920元），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无责。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应属合伙关系。2008年7月11日，上诉人与顾自华、万泉、被上诉人法人代表吴超杨四人签订了《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2008年7月16日，被上诉人法人代表与上诉人、顾自华、万泉签订《绿菌木业补充协议书》，约定：将被上诉人竹地板生产车间抵价35万元，作为被上诉人在绿茵木业合伙中实物投资，由绿茵木业进行使用。在绿菌木业2008年入驻被上诉人车间时，所有股东均在厂区居住生活，被上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吴超杨儿子还参与了绿茵木业的新建设施的工程。在2008年间，被上诉人会计戴芳芳一直为绿茵木业合伙事宜记账，在2009年新增变压器也是以被上诉人名义申请并开户，由绿茵木业在账户支出电费。结合上述事实，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法代表吴超杨与上诉人、顾自华、万泉签订合伙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应构成合伙关系。2.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吴超杨与上诉人、万泉、顾自华间构成合伙关系，也应由吴超杨承担责任。吴超杨系被上诉人的法人代表，其与被上诉人间的关系相较上诉人、万泉、顾自华而言，属内部关系，基于身份信赖，上诉人等三合伙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吴超杨在《补充协议》中处分被上诉人的车间厂房是得到了许可的。如吴超杨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债务纠纷，也应由被上诉人向吴超杨进行主张，而不是由已按协议履行合伙出资义务的上诉人承担责任。3.退一万步讲，即便需要支付占用费，该费用系损害赔偿请求权，属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部分不应支持，费用中也需相应核减上诉人方设施成本。在上诉人方向原审被告安泰公司收取的48320元费用中，是含有上诉人方添置烘房、钢架棚等设备使用费的，而且上诉人也承担了厂房的日常修缮工作，该48320元应予核减。4.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追加被告吴超杨、万泉、慎海燕参加诉讼违反程序，显失公平，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应予纠正。5.一审判决仅因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是复印件不予认定有违公平。福昌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1.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观点不成立，合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与吴超杨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首先约定了各方合作的主体是成立绿茵木业公司，该公司至今尚未成立，吴超杨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后也并未出资且在2010年左右就离开了修水县，双方根本没有合作的基本主体。2.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在2011年底上诉人对其所谓的合伙项目进行了清算分配，基于吴超杨在合伙中尚未出资的事实，所以上诉人未对吴超杨进行分配。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2013年1月3日，陈占荣与安泰木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将绿茵木业的现有机器设备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安泰木业公司，转让的款项也未对吴超杨进行分配。即使存在合伙关系，其合伙关系也早已经解除。庭审中，陈占荣也陈述其所谓的绿茵木业在2012年后就已经处于停产状态，未实际经营。此次被上诉人在进入破产管理之后,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上诉人从2013年开始将福昌竹木的厂房进行出租继而主张上诉人承担自2013年4月开始至今的租金。3.被上诉人主张的占有使用费并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因上诉人一直侵占被上诉人的厂房，其侵权行为一直延续,因上诉人陈占荣占用厂房系无权及恶意占有，其主张的厂房日常修缮等费用也不应得到支持。4.一审法院未通过追加吴超杨等人为被告并未违反法律程序，本案实际占用产房的侵权人为陈占荣个人而非其共同合伙体，在2011年底进行清算以及在2013年1月进行资产转让，即使合伙体存在，此时合伙关系也应解除，其后的实际经营主体是陈占荣个人。即使该合伙体存在，对外也是以陈占荣名义存在，合伙体的成立也仅是其内部合伙关系，对内发生的纠纷也应由其内部解决，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也承认其以其个人名义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绿茵木业），因此上诉人是实际侵占的主体，应当对其侵占行为承担责任。福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厂房使用费861638.38元（自2013年4月1日计算至2019年9月17日止，自2019年9月17日起使用费仍继续计算至被告完全腾出厂房之日）;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腾出厂房；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陈占荣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1.判令反诉被告福昌公司向反诉原告陈占荣支付补偿费280470元；2.本案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茵木业与安泰公司于2013年1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绿茵木业将现有的机械设备（圆木锯、多片锯、叉车、压机、砂光机、拼板机、接长机、梳齿机、气泵、变压器、配电房线路、铁架、锅炉、压刨等）及配附件全部转让给安泰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绿茵木业将现有生产厂房（产权属于福昌竹木有限公司）及后背山上现有的空地转租给安泰公司，租用三年，即从2013年3月1日起到2016年3月1日止。租金每年陆万元整，租金每年一付。该协议尾部有“江西修水绿茵木业”印章、陈占荣签字、“修水县安泰木业有限公司”印章。庭审中，陈占荣自认将车间厂房转租给安泰公司，并未征得吴超杨同意；陈占荣及安泰公司自认安泰公司租用的部分为福昌公司厂区（坐落于修水县亩晒料场（该晒料场非福昌公司所有）。安泰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腾退了租用的厂房，且庭审中安泰公司称其已按约定支付了租金。庭审中陈占荣自认该8亩晒料场系绿茵木业从案外人处租用，租金为11680元／年。庭审中陈占荣自认自2018年3月起其个人占用了福昌公司厂区大门右手边长方形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Ｘ”）；另福昌公司和陈占荣均同意该车间面积以双方实地测量的460㎡为准。另庭审中陈占荣称，万泉、顾自华、陈占荣三人于2011年年底就绿茵木业的账目进行了结算，三个每人分得红利20万元；该结算仅针对机器设备外的现金，未对机器设备进行处置。另庭审中，陈占荣自认吴超杨在2011年年前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2011年后未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且绿茵木业实际经营生产到2012年年底，后绿茵木业停产未再经营生产。另外陈占荣在庭审中提交了《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复印件（落款时间为2008年7月1日）、《绿茵木业补充协议》复印件（落款时间为2008年7月6日）、《顾自华经手费用明细表》、《绿茵木业在福昌内不动产清单》、调查笔录、《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民事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其提供的以上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不采纳的原因如下：1.《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绿茵木业补充协议》均系复印件，其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2.《顾自华经手费用明细表》、《绿茵木业在福昌内不动产清单》均系陈占荣单方列明，且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3.调查笔录系书面证人证言，原审法院不予采纳；4.《协议》无相关人的签名或捺印，原审法院不予采纳；5.民事起诉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庭审结束后，陈占荣自认其本人、顾自华、吴超杨、万泉合伙注册了字号为“修水县绿茵木业”的个体工商户，即系《转让协议》尾部的“江西修水绿茵木业”，“修水县绿茵木业”作为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登记时的经营者为陈占荣；“修水县绿茵木业”的字号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年审中被取消，字号被取消后该个体工商户现已无名称、字号的，且登记的经营者为陈占荣。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安泰公司、陈占荣是否存在侵权行为；2.若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应如何承担责任；3.陈占荣的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安泰公司、陈占荣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首先，陈占荣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吴超杨以车间厂房作为实物出资参与绿茵木业的合伙，且陈占荣自认顾自华、万泉及其本人于2011年年底就绿茵木业的账目进行了结算，每人分得红利20万元，2011年年底时仅针对账目上现金进行分配，而未处置机器设备。而绿茵木业与安泰公司于2013年1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绿茵木业将现有的机械设备（圆木锯、多片锯、叉车、压机、砂光机、拼板机、接长机、梳齿机、气泵、变压器、配电房线路、铁架、锅炉、压刨等）及配附件全部转让给安泰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且签订协议转租厂房并未征得吴超杨及福昌公司同意，再结合前述可知，绿茵木业已对合伙的资金、机器设备进行了处置，且陈占荣自认吴超杨在2011年后未参与合伙事务管理，绿茵木业在2012年后已实际处于停产的状态、未在实际经营。绿茵木业在未征得福昌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厂房车间出租给安泰公司，绿茵木业系无权占有出租福昌公司的厂房、车间，且绿茵木业明知其无占有的权利或对其无占有的权利有怀疑而仍然占有，其系恶意占有人，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转让协议》上约定“绿茵木业将现有生产厂房（产权属于福昌竹木有限公司）及后背山上现有的空地转租给安泰公司，租用三年，即从2013年3月1日起到2016年3月1日止”，但绿茵木业实际占用厂房且相关机器设备停放在厂房车间内，这让安泰公司有理由相信绿茵木业有权占有的状态，而在安泰木业租用车房车间一直未有相关权利人向其主张过权利且其实际向无权占有人支付了相关的承租租金，且在本案起诉前安泰公司已经腾退了使用的厂房，作为善意第三人其不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次，陈占荣自认《转让协议》尾部“江西修水绿茵木业”（亦即“修水县绿茵木业”）系其本人、顾自华、吴超杨、万泉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在个体工商户的年审中“修水县绿茵木业”的字号已被取消，现仅系无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陈占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陈占荣应为本案当事人，系本案的无权占有人、恶意占有人。接着，陈占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请求追加吴超杨、万泉、慎海燕作为被告出庭参加诉讼，认为吴超杨、万泉、慎海燕与陈占荣系绿茵木业的合伙人，与本案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而假若吴超杨、万泉、慎海燕作为绿茵木业的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外也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人，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故福昌公司有权选择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基于法律的规定可以自由选择，吴超杨、万泉、慎海燕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若本案被告在承担相应责任后，就案外人吴超杨、万泉、慎海燕可能存在赔付责任的问题，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绿茵木业在未征得福昌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出租福昌公司厂房，绿茵木业系恶意占有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陈占荣作为绿茵木业字号被取消后的登记经营者，应由其承担侵权责任。关于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首先，陈占荣辩称原告诉请的已过诉讼时效，安泰公司、陈占荣一直占用福昌公司厂房，侵权行为一直持续至2019年3月，且2019年3月后陈占荣仍在占用福昌公司部分厂房，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安泰公司、陈占荣腾出被占用的案涉厂房属物权请求权，其请求安泰公司、陈占荣支付厂房占用费的前提是其合法享有案涉厂房车间权益，对该车间厂房享有物权，而车间厂房占用费系基于房产物权而产生，原告作为权利人可随时向侵权人主张支付，其关于房屋占用费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本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占用厂房的面积大小，陈占荣及安泰公司自认安泰公司租用的部分为福昌公司大门左手边3300㎡的厂区及8亩晒料场，8亩晒料场系案外人所有，本案仅能支持安泰公司、陈占荣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占用了福昌公司面积3300㎡的厂区。对于占用费的问题，原告自愿以《转让协议》为准来认定占用费，《转让协议》约定的3300㎡及8亩晒料场的租金总计为60000元/年。庭审中陈占荣称其因8亩晒料场需向案外人支付租金11680元/年，其提供证据达到其证明目的，故8亩晒料场的租费能认定为11680元/年。再次，结合原告诉请，原审法院支持陈占荣向福昌公司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占用厂房车间占用费为289920元【（60000元/年-11680元/年）÷365日×2190日（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总计2190日）】。另外《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车间厂房，安泰公司已于2019年3月实际腾退，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腾出该部分车间厂房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陈占荣自认自2018年3月起占用了《转让协议》之外的车间，且同意该车间面积以其与福昌公司测量的460㎡为准，并同意使用费参照《转让协议》约定的租金，原审法院支持陈占荣向原告支付车间占用费15058元【（60000元/年-11680元/年）÷3300㎡×460㎡÷365日×816日（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总计816日）】，2020年5月25日后的车间占用费以18元/天【（60000元/年-11680元/年）÷3300㎡×460㎡÷365日】为标准继续计算至其实际腾空返还福昌公司大门右手边长方形车间之日止，并将其占用的福昌公司厂区大门右手边长方形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X”）腾空返还给福昌公司。关于陈占荣的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陈占荣在本案过程中提出反诉称其在福昌公司厂区内添置了设施，且在厂房空置期间维修厂房，原告应对其予以补偿。但结合前文可知，绿茵木业系无权占有人及恶意占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不动产或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付的必要费用”的规定，对陈占荣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二百四十二条、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占用费289920元；二、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截至2020年5月25日的占用费15058元，2020年5月25日后的占用费按18元/天计算至其实际腾空返还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大门右手边长方形的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X”）之日止。三、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大门右手边长方形的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X”）腾空返还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四、驳回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占荣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2516元，由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086元，由被告陈占荣负担4430元；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3.5元，由被告陈占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修水县经侦大队对吴超杨的《询问笔录》《木制品生产合作协议》、企业信息报告，证明：福昌公司参与了绿茵木业合伙事务前期筹备工作，福昌公司原来仅有竹产品生产资格，有从事木制品加工生产的意愿，福昌公司股东为吴超杨及其妻子、子女实质系一人公司；2.《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原件、《绿茵木业补充协议》原件、《现金日记账》及收据四张、电力公司收款收据及电费交纳发票、合伙人出资进入福昌公司账目记载，证明：福昌公司与万泉、陈占荣、顾自华合伙兴办绿茵木业，福昌公司法人代表吴超杨、会计戴芳芳均参与了绿茵木业的经营管理，福昌公司以其竹地板生产车间抵价35万元作为出资不计租费，各合伙人的出资均进入了福昌公司账目，在绿茵木业的设备购买、厂房建设的开支费用中由福昌公司统一支配，绿茵木业生产经营所需变压器以福昌公司名义申请并在合伙账目中以福昌公司名义进行支付；3.修水县经侦大队对张昌金的《询问笔录》、协议书，证明：2011年因福昌公司准备开发办公楼及员工宿舍，委托了张昌金与合伙人陈占荣、万泉、顾自华进行了合伙清算，因福昌公司未支付补偿款，双方未达成协议。被上诉人质证：证据1，木制品生产合作协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协议的甲方盖章与被上诉人名称不符，该份协议开篇即说明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组建股份制公司，但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各方自始至终没有成立过所谓的公司，因此即便该协议是真实的也并未实际履行，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询问笔录和企业信息公司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如上诉人在其证明目的中所陈述，该证据仅能证明吴超杨可能参与了部分前期筹备工作，但不能证明其合伙关系已经成立和正常运转；证据2，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各方合伙是应当成立公司主体形式，并制定相关章程，但根据事实，合伙主体并未成立，合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现金日记账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管理人在接管被上诉人企业时，并未发现有公司账目，经询问，吴超杨公司也没有戴芳芳的会计，另从账本形式和内容来反映，与无法得出其与本案的关联性的结论。收款收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收款收据所载明的内容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无法反映出与本案关联性。2009年2月22日的收款收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排除真实性问题情况下，该收据也只能反映出是被上诉人有过一笔安装工程款的事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两张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发票的开具不能证明实际用电的主体，一般发票的开具是基于付款人的意愿由出票人进行出具，且根据一审庭审情况，上诉人所称的合伙在2011年就已经进行结算，该发票反而能证明在其所谓合伙结束之后上诉人还一直在实际侵占被上诉人的厂房；证据3，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询问笔录中的张昌金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职工或负责人，根据其陈述，其与吴超杨的关系一般，因此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真实性及与本案关联性都存在很大疑问。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未有任何人的签字，只是标准打印件，另外，张金昌的笔录里和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的陈述均确定吴超杨在2010年就已经离开修水，此后再未回来，何来2011年的所谓准备。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协议恰恰证明了各方所谓合伙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事实层面上不包含吴超杨，其他各方在吴超杨已经离开修水的情况下仍然能自行其是，说明吴超杨根本不是该合伙中的一员，不需要征求其意见，其在合伙中也不起到任何作用。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绿茵木业与安泰公司于2013年1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绿茵木业将现有的机械设备（圆木锯、多片锯、叉车、压机、砂光机、拼板机、接长机、梳齿机、气泵、变压器、配电房线路、铁架、锅炉、压刨等）及配附件全部转让给安泰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绿茵木业将现有生产厂房（产权属于福昌竹木有限公司）及后背山上现有的空地转租给安泰公司，租用三年，即从2013年3月1日起到2016年3月1日止。租金每年陆万元整，租金每年一付。该协议尾部有“江西修水绿茵木业”印章、陈占荣签字、“修水县安泰木业有限公司”印章。陈占荣自认将车间厂房转租给安泰公司，并未征得吴超杨同意。陈占荣陈述案涉《转让协议》尾部的“江西修水绿茵木业”，实为以其为经营者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另陈占荣称，万泉、顾自华、陈占荣三人于2011年年底就绿茵木业的账目进行了结算，三个每人分得红利20万元；该结算仅针对机器设备外的现金，未对机器设备进行处置。陈占荣自认吴超杨在2011年年前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2011年后未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绿茵木业实际经营生产到2012年年底，后绿茵木业停产未再经营生产。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福昌公司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公司将其案涉厂房使用权抵价35万元实物投资入股，故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公司支付使用费用。并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交了《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绿茵木业补充协议》等予以佐证。但从上述协议内容及合伙人（股东）签名处的签订人来看，上述协议确认的合伙人员系吴超杨、顾自华、陈占荣、万泉四人，被上诉人公司并未在上述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盖章确认，即便上述协议载明的合伙人之一吴超杨系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均系吴超杨的近亲属，亦不能推定吴超杨与被上诉人公司的人格合一，进而将吴超杨的行为认定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行为。故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公司系合伙关系，且被上诉人公司自愿将其厂房投入上诉人主张的合伙体（上诉人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无须向被上诉人公司支付厂房使用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认可。本案中，“江西修水绿茵木业”（亦即“修水县绿茵木业”）2013年3月在未征得被上诉人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厂房车间出租给安泰公司，绿茵木业系无权占有出租被上诉人公司的厂房、车间，又因陈占荣自认《转让协议》中的“江西修水绿茵木业”系以其名义设立的个体工商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原审根据一审本诉的相关诉请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相应厂房占用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江西修水绿茵木业”系依据上诉人、顾自华、吴超杨、万泉四人之间签订的《合伙兴办绿茵木业协议书》《绿茵木业补充协议》，以上诉人名义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根据上述协议本案的相关费用也应由吴超杨承担，且吴超杨、万泉、慎海燕与本案的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未予准许上诉人申请追加吴超杨、万泉、慎海燕参加本案诉讼违反程序。但本院认为，即便上诉人、顾自华、吴超杨、万泉依据上述协议建立了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规定。在对外关系上，所有的合伙人均负有清偿所有合伙债务的责任，债权人可以向任何一合伙人或所有合伙人请求清偿其所有债务。故被上诉人公司有权选择上诉人承担本案的相关责任，如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后，认为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据此，原审认定吴超杨、万泉、慎海燕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未予追加上述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诉请的2013年至2016年期间的占用费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及安泰公司一直占用上诉人公司厂房，侵权行为一直持续至2019年3月，上诉人的诉请时效抗辩属于持续性侵权之债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抗辩，而被上诉人诉请要求上诉人支付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属于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原审认为上述债权属于物权性质，不受诉讼时效调整有误，二审予以纠正。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第一款：“债务人对外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中断”的规定。2017年12月12日原审法院出具(2017)赣0424破申2号裁定书，裁定受理戴慧对福昌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此时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故2017年12月12日前3年之内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受保护；而3年之前的损害不予保护，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侵权行为持续至2019年3月，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即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2014年12月1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占用费207974.58元【（60000元/年-11680元/年）÷365日×1571日】。另外，上诉人主张其向安泰公司收取的48320元，含有上诉人添置的烘房、钢架棚等设备的使用费，该48320元应当核减。本院认为上述费用与本案所涉的厂房占用费用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产生，上诉人要求核减上述费用缺乏理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陈占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修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4民初36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截至2020年5月25日的占用费15058元，2020年5月25日后的占用费按18元/天计算至其实际腾空返还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大门右手边长方形的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X”）之日止”，第三项：“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大门右手边长方形的车间（陈占荣在本案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宗地图在该车间位置处标注“X”）腾空返还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第五项：“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占荣的全部反诉请求”；二、撤销修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4民初36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占用费289920元”，第四项：“驳回原告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陈占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占用费207974.58元；四、驳回陈占荣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2516元，由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086元，由陈占荣负担44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3.5元，由陈占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648.8元，由陈占荣负担2378元，由修水县福昌竹木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7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乐审判员 张洪清审判员 张 薇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励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