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329民初657号原告:陆天军，男，1978年7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波，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政务服务中心大楼。法定代表人：陈勇，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平，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安敏，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余庆县兴民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子营街道子营路245号。法定代表人：李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旻岘，公司员工。被告：雅安市名山区瑞丰苗木繁育农贸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雅安市名山区联江乡万安村三组。法定代表人：张军。原告陆天军诉被告余庆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村局）、余庆县兴民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民公司）、雅安市名山区瑞丰苗木繁育农贸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瑞丰合作社）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天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波，被告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平、白安敏，被告兴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旻岘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瑞丰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天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赔偿因茶苗不纯导致的经济损失62.05万元；2.要求三被告承担评估费1.5万元；3.要求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是龙溪镇的农民，响应余庆县政府大力发展余庆茶产业的号召，在龙溪镇经营茶园。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期间，被告农村局、兴民公司向茶苗供应商瑞丰合作社购买福鼎大白茶苗，发放给原告。原告将领取的茶苗种植在租赁所得的位于龙溪镇××“马蜂××”108亩的土地上。2017年3、4月，原告采摘茶青后去售卖，但被茶叶加工厂以茶青的品种混杂而拒收。才发现被告提供的茶苗并非单一的福鼎大白品种，还混杂有福鼎小叶、金观音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品种，福鼎大白的纯度不到50%，致使原告的茶青混杂无法出售，连年绝收，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原告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因茶苗混杂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2.05万元，花去鉴定费1.5万元。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书（含林权证），余庆县政府（余府办发〔2012〕205号文件，农村局采购茶苗请示2份、采购计划审批表、采购项目审批通知书，余庆县2013年茶产业发展暨秋冬农业生产工作会会议资料，茶树苗木验收单6份，2012年度产业化项目茶苗发放花名册，贵世价评字［2019］第34号评估报告、评估费发票复印件，短信截图、申请书。被告农村局辩称，原告要求农村局赔偿其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茶苗系瑞丰合作社提供，应由瑞丰合作社承担赔偿责任。农村局提供茶苗给原告，原告未支付茶苗款，双方之间是赠与关系。农村局提供给原告的茶苗是规范有序发放的，茶苗在幼期无法识别品种，农村局已尽到相应的法定义务，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农村局与兴民公司无任何合同关系、法律关系。本案已超诉讼时效。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农村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记账凭证、农业专项资金拨付申请表及审批表、采购项目审批通知书、采购计划审批表、采购项目明细表、余庆县农牧局（2012）108号文件、中标通知、茶苗订购合同、会议纪要、购买苗木的发票、茶苗验收单及发放花名册。被告兴民公司辩称，兴民公司没有参与涉案茶苗的采购、发放，只是帮助农户解决茶产业资金问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兴民公司未提交证据。被告瑞丰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及答辩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余庆县获得2012年度中央和省级现代化农业（特色产业）生产发展项目，并争取到项目资金800万元，遂在全县实施新建茶园2万亩项目。为实施好该项目，2012年9月26日，中共余庆县委、余庆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文件，余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2年9月28日印发了《余庆县2012年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第四条明确了“保障措施：4、县直各有关部门各施其职，各尽其责，齐抓共管，形成抓好茶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县农牧局负责新茶园的基地规划、茶苗调运、技术服务、进度督促等相关工作。……”。被告农村局于2012年8月13日、12月12日两次向余庆县人民政府申请使用项目资金采购茶苗。其中：8月13日申请采购茶苗品种包括安吉白茶、福鼎大白、名山白豪(131)、龙井（43）;12月12日申请采购的品种为福鼎大白。2012年10月8日，被告农村局与被告瑞丰合作社签订茶苗订购合同，被告农村局向被告瑞丰合作社购买福鼎大白2000万株。同年12月，二被告又签订茶苗订购合同，被告农村局向被告瑞丰合作社购买福鼎大白3000万株。后被告瑞丰合作社分数次将茶苗交付给被告农村局。被告农村局派员进行了验收，并签署了茶树苗木验收单，验收单注明的茶苗品种为福鼎大白茶。验收时是以捆为单位，500株/捆。被告农村局验收茶苗后，将茶苗发放到全县各乡镇茶农。原告经当地政府、村干部宣传得知扶持政策后，拟新建茶园。遂从其他农户处流转了部分林地进行新建茶园，茶园位于余庆县马丰关，面积为108亩。后原告分两次领取了茶苗600捆（其中2013年1月1日180捆、2013年1月27日420捆）。原告领取茶苗后进行了栽种和管护。2017年初，原告采摘茶青出售时，被茶叶加工厂以茶青品种混杂拒收。后原告一直向余庆县人民政府要求解决及与被告农村局协商未果。2019年6月2日，原告委托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茶苗混杂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贵州世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载明原告茶园所种植的茶品种至少有福鼎大白茶、金观音及四川名山白豪131三个品种，原告茶园种植面积87.2734亩；前三年的投入成本为336177元，后三年的管理费用为284336元，原告茶园因茶树混种导致的经济损失为62.05万元（取整）。原告支付了评估费1.6万元。2020年3月10日，原告将三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同时查明，2012年，余庆县人民政府从国家开发银行争取到农业产业化扶贫信贷资金，并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签订了《开发性金融支持余庆县开发扶贫合作备忘录》。为发展余庆县农业产业化项目及利用好国家开发银行农业产业化扶贫信贷资金，余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2年10月15日印发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庆县国家开发银行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即余府办发〔2012〕205号文件。2013年1月，原告与被告兴民公司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小额农户贷款”委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向被告兴民公司借款30万元用于茶园建设。贷款合同均采用统一格式，其中第3.3.1条约定“对于新种植茶园并按2500元/亩的标准申请贷款的借款人，其中500元/亩借款人同意授权委托人（即被告兴民公司）统一招投标采购茶叶种植物资，并通过‘以物放贷’的方式发放给借款人；在委托人对借款人新建茶园验收合格后，由委托人通过项目资金补贴给借款人用于偿还贷款。另外2000元/亩由借款人使用并偿还贷款”。原告与兴民公司所签合同的贷款金额为30万元，后在实际发放贷款时核减为28.7万元。因原告是按新种植茶园的标准贷款，故被告兴民公司在发放贷款时按500元/亩的标准扣除了茶苗款，即原告实得借款22.96万元。但被告兴民公司并未实际购买茶苗提供给原告。另查明，余庆县农牧局因机构改革，于2019年变更名称为余庆县农业农村局，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勇。本院认为，本案已查明，2012年，余庆县为完成新建2万亩茶园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由中共余庆县委、余庆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文件，余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又于2012年9月28日印发了《余庆县2012年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并争取到中央和省级现代化农业（特色产业）生产发展项目专项资金800万元。被告农村局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使用该专项资金购买了茶苗并无偿提供给原告等茶农，期间，被告农村局与原告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被告农村局的这一行为，是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是行政指导行为，不是民事行为，因此不属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陆天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06元，减半收取5003元（原告已预交），由本院退还原告陆天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云 琴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卫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