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49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粤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卓曙虹）。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嘉慧，女，汉族，1992年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2************387。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翠花，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乐海，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为33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枫，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吴乐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枫，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之商企业）因与上诉人吴乐海、被上诉人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昶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粤之商企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吴乐海向粤之商企业支付回购款、利息及逾期违约金直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4日为42086800元；3.请求改判凯昶德公司对吴乐海应付的回购款、利息及逾期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改判吴乐海、凯昶德公司连带向粤之商企业支付违约金4000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忽略了案涉担保投资款的特殊性，案涉担保的投资款并非用于吴乐海个人支出，而是用于凯昶德公司的经营支出，凯昶德公司是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担保，并非为股东担保。在粤之商企业支付投资款之前，吴乐海作为凯昶德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以及法定代表人，吴乐海承诺凯昶德公司正在进行IPO的上市准备，且承诺凯昶德公司可以在2014年12月31日中国境内实现IPO上市，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有此约定。粤之商企业支付的投资款均用于凯昶德公司的经营管理支出，包括用于筹备上市的一切费用支出，故凯昶德公司才做担保。故，凯昶德公司的担保并未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二、即使案涉担保没有经过凯昶德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也不能当然认定案涉担保无效。公司法的立法本意是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条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该规定对内部决议程序的规定，并非对合同相对人的要求，该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即使违反该规范，案涉担保也应为有效担保。三、认定担保条款无效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担保是否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是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要求交易相对人对股东大会的决策承担义务，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及控制能力范围。四、退一步讲，即使担保行为无效，凯昶德公司对此也有过错，凯昶德公司也应当就吴乐海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向粤之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吴乐海是凯昶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凯昶德公司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授权吴乐海代表公司担保，公司明显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即使担保合同无效，凯昶德公司就吴乐海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吴乐海辩称，一、吴乐海与粤之商企业已于2015年10月25日就股份回购事宜进行重新约定，粤之商企业于2014年1月16日的回购申请应视为撤回，一审法院以粤之商企业再次要求股份回购之日起算违约金并无不当。二、股权司法冻结的违约条款旨在保护粤之商企业在代持期间的股权权利，粤之商企业不能既主张股份回购款又要求因司法冻结产生的违约金，且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的目标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违约行为。凯昶德公司辩称，一、案涉担保条款为关联担保，未经凯昶德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粤之商企业订立合同时未审查股东大会决议，并非是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无效。凯昶德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的约定，显然包含履行回购股份的内容，而此约定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法定情形，为法律所禁止。且该约定实际上会使凯昶德公司代其实际控制人承担债务责任的后果，即由凯昶德公司承担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补偿义务，该约定违反公司法相关资本维持原则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故该约定无效。二、粤之商企业作为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凯昶德公司依法无需承担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三、粤之商企业与吴乐海签订的《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属于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变更，该变更并没有告知凯昶德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凯昶德公司作为担保人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四、吴乐海与粤之商企业已于2015年10月23日就股份回购事宜进行重新约定，粤之商企业于2016年1月16日的回购申请视为撤回，一审法院从粤之商企业再次要求股份回购之日起算违约金并无不当。同时，双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2年，粤之商企业选择一种代持的方式进行投资，本意是规避监管，应当认定为恶意，故担保合同应认定无效。吴乐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粤之商企业要求吴乐海支付律师费860000元的诉讼请求；2.由粤之商企业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粤之商企业的律师费860000元不在合理范围内。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粤之商企业的投资金额是20000000元，如凯昶德公司未能达到约定条件，粤之商企业有权按照年收益率10%的标准要求吴乐海履行回购义务，支付回购价款。故，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回购款、利息及违约金总计34288427.4元（暂计至2019年9月1日）。虽然粤之商企业要求吴乐海支付股权回购款46086800元及双倍违约金40000000元，但经一审法院释明，粤之商企业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股权回购款和第三项违约金中，优先选择回购股权。即粤之商企业已经放弃了第三项诉讼请求金额。故，本案实际的争议标的额应为一审法院认定的34288427.4元，并未超过50000000元。而根据粤之商企业提供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860000元是基于争议标的额86946800元的基准计算的，但本案真正的争议标的额远低于上述代理合同中明确的金额，律师费用也远低于860000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律师费860000元超过了吴乐海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损失范围。即使难以确定可预见范围，也不应当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标准计算吴乐海应当承担的律师费。三、本案律师费并非案件必要成本，吴乐海无需承担。双方之间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有多次磋商，双方可以通过其他友好方式解决，诉讼并非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行为，不应纳入到必要的诉讼成本中，且粤之商企业与代理律师之间可自行协商律师费金额。四、粤之商企业仅实际发生律师费172000元，其诉请的剩余律师费未实际发生，不应得到支持。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实际支付了172000元律师费，剩余688000元无转账凭证，该笔费用尚未发生。且《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的支付为分期支付，即剩余律师费为附条件的约定，粤之商企业与代理律师之间也随时可能发生协议变更律师费的情况。粤之商企业辩称，1.粤之商企业并没有虚构诉请的金额，诉请金额是根据合同约定来确定的。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吴乐海在2018年9月获得的股份已被冻结，粤之商企业基于吴乐海不同的违约事实主张权利。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点的约定，粤之商企业的诉请并不高，符合广东省律师收费相关规定，案涉的律师费并未超过该规定的标准。若案涉标的为4600多万元，一审的律师费最高可以收取60多万元，二审的律师费可以收取30多万元，根据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一审收取860000元，若有二审，二审则不予收取律师费。若按照规定，本案律师费最高可以收取到113万元，但是一审判决的金额并未超过该标准。按照一审查明的事实，吴乐海存在违约行为，其应当支付回购款及违约金，粤之商企业在协商多年无果的情况下，无奈起诉吴乐海，吴乐海应当承担律师费。2.虽然粤之商企业尚未支付完毕律师费，但是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支付律师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第二期680000元的律师费是在本案执行后才支付的，故请法院驳回吴乐海的上诉请求。粤之商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乐海以46086800元的价格回购粤之商企业持有的凯昶德公司股份800万股；2.判令凯昶德公司就第一项的回购款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吴乐海、凯昶德公司连带向粤之商企业支付违约金40000000元；4.判令吴乐海、凯昶德公司连带承担粤之商企业本案中支付的律师费860000元；5.判令吴乐海、凯昶德公司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3日，粤之商企业（受让方）、吴乐海（转让方）和凯昶德公司（担保方）签订《股权转让协书》，约定吴乐海将其所持有的凯昶德公司200万股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粤之商企业，该部分股权仍由吴乐海代持，直至凯昶德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并将上述股份变现完毕之日止。《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相关的条款包括：“第五条第2项，吴乐海是目标股权的唯一合法拥有者，对目标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且目标股权没有被国家司法及其他行政机关冻结。第七条第1项，吴乐海承诺，凯昶德公司2012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2013年净利润不低于7000万元。如2014年12月31日之前，凯昶德公司未能在中国境内实现IPO上市，或凯昶德公司净利润低于上述约定，则粤之商企业有权要求吴乐海回购其持有的凯昶德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回购价格按照粤之商企业原始投资款加年利率10%贷款利息执行。第八条第2项，凯昶德公司作为担保方，为吴乐海在本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十二条第1项，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此引发的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商业信用的损失、任何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查费用、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等损失。第十二条第2项，如吴乐海在代持期间违反本协议第五条第2点的约定，目标股权被国家司法及其他行政机关冻结，则吴乐海应按以下标准赔偿粤之商企业损失并支付违约金：……（2）如发生上述争议时凯昶德公司尚未正式上市，则吴乐海应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双倍支付违约金给粤之商企业。第十二条第4项，如吴乐海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七条第2点的约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将相应的款项打入粤之商企业的账号，每逾期一日，吴乐海应按应付未付款的万分之五向粤之商企业支付违约金。”2012年2月29日、3月1日，粤之商企业分两笔共计向吴乐海支付了2000万元。2015年10月23日，吴乐海向粤之商企业出具了《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承诺函确认凯昶德公司2012年、2013年的净利润未达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触发对赌回购条款。吴乐海承诺：“1、一次性补偿粤之商企业凯昶德公司200万股份，加上之前的200万股，共计400万股，仍暂时由吴乐海代持。2、该200万凯昶德公司股份，通过粤之商企业认购凯昶德公司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取得。吴乐海承诺并保证在2016年6月30日前启动上述第1点以实现200万股凯昶德公司股份处理的定向增发。3、吴乐海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代粤之商企业持有的凯昶德公司200万股，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允许的交易方式（如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在满足股权转让系统交易规则的六个月内，一次性或分批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粤之商企业。”该承诺函有吴乐海签字和粤之商企业盖章确认。同日，粤之商企业向吴乐海出具一份《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函》，该函件主要内容为：若吴乐海向粤之商企业出具的《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载明的事项能够切实实现，粤之商企业承诺不再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吴乐海主张任何违约、赔偿责任。直至本案一审开庭之日，凯昶德公司没有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将200万股交付粤之商企业，也没有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将200万股交付粤之商企业。对此，吴乐海、凯昶德公司解释称，1、没有定向增发的原因是，凯昶德公司在2016年4月已定向增发过一次，根据证券监管规定，无法在2016年6月30前再行定向增发;2、没有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原因是，受股份转让系统所限，且粤之商企业没有配合办理转让手续。2019年1月31日，吴乐海委托案外人周晓峰向粤之商企业账户转账400万元，转账附言为“代吴乐海支付股权回购款”。2019年3月14日，粤之商企业委托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一审代理费860000元，其中签订合同当天支付172000元，待法院作出判决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688000元。2019年6月14日，粤之商企业通过转账方式向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支付了172000元，后者也开具了发票。粤之商企业主张就股权回购事宜向吴乐海发出过两份函件，包括：1、2014年1月16日的《关于要求股权回购的函》，要求吴乐海于30日内支付股权回购款;2、2018年9月13日的《告知函》，要求吴乐海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股权回购款。上述两份函件，在粤之商企业与凯昶德公司员工方炜及吴乐海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提及，粤之商企业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凯昶德公司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中fangwei7945为方炜使用的微信号、hai726619为吴乐海使用的微信号，但否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否认收到过《关于要求股权回购的函》和《告知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粤之商企业对吴乐海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粤之商企业能否要求吴乐海回购股份？三、粤之商企业能否以凯昶德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为由要求吴乐海支付违约金？四、本案产生的律师费是否应由吴乐海承担？五、凯昶德公司是否应对吴乐海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问题。首先，粤之商企业提交的粤之商企业与凯昶德公司员工方炜及吴乐海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进行了公证，且凯昶德公司对方炜和吴乐海的微信号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该两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述聊天记录显示，粤之商企业在2016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一直有与凯昶德公司、吴乐海就股权补偿和回购事宜进行沟通;第二，吴乐海委托周晓峰向粤之商企业账户转账400万元，并附言“代吴乐海支付股权回购款”，该400万元应认定为吴乐海向粤之商企业支付的股权回购款。而该支付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至粤之商企业起诉之日，未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对吴乐海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股权回购问题。首先，吴乐海出具的《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有粤之商企业盖章确认，且粤之商企业也就吴乐海的承诺函作出了《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函》予以回复。上述函件，应视为粤之商企业与吴乐海就股权补偿事宜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如果吴乐海按承诺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粤之商企业则不能再按《股权转让协议》主张回购股份;第二，《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第2和第3点中，吴乐海承诺补偿给粤之商企业200万股，通过认购凯昶德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形式取得，并承诺将《股权转让协议》所涉的200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粤之商企业，但该两项承诺均没有履行。对于不能履行上述承诺的原因，吴乐海主张归究于政策原因和粤之商企业不配合，但吴乐海并未举证证明其有积极履行承诺，或者粤之商企业有不配合的情形。退一步讲，即使如吴乐海所主张，凯昶德公司在2016年4月进行了定向增发而不能在2016年6月30日前再次定向增发。但双方签订《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是在2015年10月23日，凯昶德公司在2016年4月进行定向增发时，就应该预料到该次定向增发，会影响到吴乐海履行承诺。因此，粤之商企业无法通过定向增发取得凯昶德公司200万股权，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吴乐海的主观过错所导致。在吴乐海不能按《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下，粤之商企业主张按《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回购，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回购款项的金额。粤之商企业、凯昶德公司、吴乐海均确认已支付400万元，因此，本金部分并无争议。而利息和违约金部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2项约定，粤之商企业选择回购的，按粤之商企业的原始投资加年利率10%贷款利息执行；《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4项约定，粤之商企业要求回购后，吴乐海未按指定时间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粤之商企业支付未付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粤之商企业主张于2014年1月16日和2018年9月13日向吴乐海书面提出回购要求，相关函件在双方聊天记录中也有体现，一审法院对粤之商企业该主张予以采信。但是，在吴乐海2015年10月23日出具《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中，双方对回购事宜作了重新约定，2014年1月16日的回购申请应由此视为撤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告知函》发出之日2018年9月13日的作为粤之商企业最终向吴乐海申请回购股权的时间。根据该函件，吴乐海支付股权回购款的期限是2018年9月30日。吴乐海逾期没有支付，应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4项的约定，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综上，吴乐海应支付的回购款本金为16000000元，利息13172602.74元，2019年1月31日前违约金2023528.77元，2019年2月1日之后的违约金以29172602.74元为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利息和违约金具体计算方式如下表：项目本金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天数利率金额备注利息200000002012/3/12018/9/30240410%/年13172602.74违约金133172602.742018/10/12019/1/31122万分之五/日2023528.77该部分本金为投资本金+利息违约金229172602.742019/2/1还清之日万分之五/日本金扣除已支付的400万关于争议焦点三。司法冻结的违约金问题。经一审法院释明，粤之商企业在代理词中书面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回购股权和第三项股权司法冻结产生的违约金二者中，优先选择回购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2项关于司法冻结股权违约金的约定，是为了保障粤之商企业所有的凯昶德公司200万股份在吴乐海代持期间不受损害。该违约金产生的前提是粤之商企业不主张回购，继续持有凯昶德公司的股权。但在本案中，粤之商企业已明确诉请吴乐海进行回购，且一审法院对粤之商企业该诉请已予以支持。在此情况下，粤之商企业再请求吴乐海支付因股权司法冻结所产生的违约金，有违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律师费问题。粤之商企业已提交了律师费所涉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第一期款172000元的转账凭证和发票，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一审法院认为粤之商企业主张的律师费860000元属于合理范围，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1项已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违约方承担律师费用。而本案中，吴乐海没有履行《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也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回购义务，吴乐海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本案粤之商企业所产生的律师费应由吴乐海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五。凯昶德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吴乐海是凯昶德公司的股东，凯昶德公司为吴乐海提供担保，应经凯昶德公司除吴乐海以外的半数股东表决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中，凯昶德公司虽然作为担保方加盖了公章，但按公司担保的法定程序，粤之商企业仍应负有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即审查凯昶德公司是否有关于本次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但事实上，粤之商企业无证据证明凯昶德公司对本次担保有作出股东会决议，在粤之商企业未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中担保条款的约定，不对凯昶德公司发生效力，凯昶德公司无需对吴乐海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限吴乐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粤之商企业支付股权回购款16000000元，利息13172602.74元，2019年1月31日前违约金2023528.77元，以及2019年2月1日之后的违约金（以29172602.74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限吴乐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粤之商企业支付律师费860000元;三、驳回粤之商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3611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1117元（粤之商企业已预缴），由粤之商企业负担151332.29元，由吴乐海负担89784.71元。二审中，粤之商企业提交了以下证据：1.阳光塘厦发布的《我镇召开协调会助凯昶德顺利上市》的网页截图（2012.3.8），拟证明2012年3月凯昶德公司已进入上市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凯昶德公司计划在2012年3月底上交上市所有资料。为减少上市的解释工作及财务报表的稳定性，应凯昶德公司的要求，粤之商企业所投入公司的款项从名义上作为股权转让款，但实际用于推动凯昶德公司上市所用。2.凯昶德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2014年12月），拟证明2011年凯昶德公司新增26名高管作为公司股东，其中包括董事会秘书方炜，方炜知晓2012年2月粤之商企业支付的案涉投资款并非吴乐海个人所用，而是用于推动凯昶德公司上市所用，案涉的担保不但不损害作为股东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而担保，方炜作为股东是同意公司提供担保并积极配合公司提供担保。3.董事会秘书方炜发给粤之商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卓曙红的股权补偿方案（电子邮件），拟证明方炜为凯昶德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及股东，知悉案涉投资款是用于公司，其在补偿方案中明确粤之商企业的款项是向凯昶德公司投资的，其自始至终代表公司与粤之商协商担保事宜、对赌补偿方案以及之后的还款事宜。吴乐海、凯昶德公司经质证认为，粤之商企业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份证据也无法证明粤之商企业所主张的内容，粤之商企业的转账记录显示案涉投资款并非转入凯昶德公司的账户，粤之商企业与吴乐海之间签订的股权补偿方案也是显示是吴乐海个人作出的补偿，并非凯昶德公司作出的补偿，与凯昶德公司无关。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对粤之商企业、吴乐海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逾期支付回扣款的违约金应从何时起计利息？2.粤之商企业主张的因股权司法冻结所产生的违约金是否应予支持？3.凯昶德公司应否对吴乐海的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4.粤之商企业主张的860000元律师费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经查，粤之商企业与吴乐海于2015年10月23日签订的《关于股份补偿和处理方式的承诺函》约定吴乐海向粤之商企业一次性补偿凯昶德公司200万股份，并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前定向增发，应视为双方已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回购期限作出了新的约定，并且是双方对粤之商企业于2014年1月16日发出的《关于要求股权回购的函》所达成的磋商结果。粤之商企业请求从2014年2月16日起计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告知函》发出之日2018年9月13日作为粤之商企业最终向吴乐海申请回购股权的时间，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吴乐海应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触发《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二条第2款有关司法冻结违约金的条件，是粤之商企业在吴乐海代持股期间因司法冻结而遭受了损失。现本院已对粤之商企业提出的回购股权请求以及逾期支付回扣款的违约金均予以支持，在此情况下，粤之商企业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因司法冻结还存在其他损失，本院对其要求司法冻结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凯昶德公司未向粤之商企业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粤之商企业对此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2款关于凯昶德公司为吴乐海的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应为无效条款。粤之商企业请求凯昶德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前述担保条款虽为无效，但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机关，其意志代表公司意志，凯昶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乐海越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凯昶德公司对担保条款无效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凯昶德公司应对吴乐海所负因《股权转让协议书》产生的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粤之商企业对此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二条第1项已明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包括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损失。粤之商企业已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以及第一期律师费172000元的转账凭证和发票，结合本案起诉标的，原审法院认定粤之商企业主张的860000元律师费属于合理范围，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粤之商企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不成立部分不予支持。上诉人吴乐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惟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吴乐海所负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务的未受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611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1117元[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预交]，由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151332.29元，由吴乐海、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9784.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653.34元[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预交296253.34元,吴乐海已预交12400元]，由上诉人深圳粤之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197780.65元，由吴乐海负担12400元，由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8472.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渠旺审判员  谢佳阳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袁云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