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8民终6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在伟，男，195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红玉，新疆越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志，男，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薇，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在伟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2019）新2827民初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在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红玉，被上诉人王国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陈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在伟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罗在伟与家人及会计合计给王国志、和静县志鸿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志鸿公司）付款的金额是7,735,112元。被上诉人在两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志鸿公司借给和硕县腾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伟公司）的资金共是400万元，而上诉人及家人的汇款总额为4,735,112.00元，二者相差735,112元，数额足以证明上诉人及家人将志鸿公司借给腾伟公司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早已还清。一审法院未区分主体问题，只认定了罗娇借款400万元，却没有认定上诉人与家人及公司已经还款4,735,112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款100万元系主动代罗娇偿还借款，完全不符合常理。一审中虽然上诉人未能举证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据，但是上诉人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与录音资料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王国志辩称，自2013年起，上诉人以其实际控制的腾伟公司、其女儿罗娇以及本人名义向志鸿公司多次借款，后均是通过其本人与其妻子任喜萍向志鸿公司还款。上诉人2014年8月6日还在偿还100万元贷款本息，其中100万元由上诉人当日转款支付，利息由罗娇支付，并由罗娇在偿还凭证上签字确认。上诉人时隔多年后又主张该转款系借款，显然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及上诉状中均自认是通过其本人、其妻子任喜萍、其女儿罗娇、腾伟公司及会计刘亚军向志鸿公司及相关人员王国志、李鸿的账户偿还借款本息，可见双方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的主体并非是与合同载明的主体一一对应的。上诉人在本案起诉前向王国志主张其通过各方给志鸿公司还款多了想要回去，纵观上诉人的上诉状也反映了相同的意思。上诉人企图以其还款多于借款推断多还的款就是借款，但事实是上诉人并未多还款。自2013年起，上诉人通过不同主体共向志鸿公司及王国志借款1000多万元，其中700万元由志鸿公司账户支付，400万元由志鸿公司员工李鸿账户支付。本案上诉人是以借款起诉，应当审查的是双方是否构成借贷关系，而多还款与本案不是相同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反映出上诉人转账系偿还借款，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罗在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国志偿还借款200万元。2．王国志承担利息521,266.67元。3．自2019年5月1日至王国志全部履行完毕期间的借款利息仍按上述标准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罗在伟原系和硕县腾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腾伟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登记成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2月1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在伟之女罗姣，在开庭过程中，罗在伟自称为腾伟公司董事长，也即与腾伟公司有高度关联关系。2013年以来，原告罗在伟及其女罗姣、腾伟公司经常向被告志鸿公司及王国志个人借款。2013年4月1日，罗在伟之女罗姣向志鸿公司借款150万元，约定借期1年，利息千分之18.66；同日，腾伟公司（其时法定代表人为罗在伟）向志鸿公司借款250万元，并授权志鸿公司向罗姣个人发放贷款。2014年8月5日，罗在伟向志鸿公司还款200万元，打入志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志个人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罗在伟是否与被告王国志形成借贷关系。原告罗在伟诉请被告王国志归还欠款200万元，仅举证了打款凭条和录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据。相反被告举证了借贷合同、收款记录，证明该打款是罗在伟代腾伟公司归还贷款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原告罗在伟要求被告王国志归还借款200万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自述“2013年4月3日志鸿小额贷款王国志及罗在伟腾伟旅游之间的借贷关系很混乱，在2013年4月3日之后以李鸿名义给罗姣打款400万元，原告陆续给王国志被告单位陆续打款700万元，不包括偿还的利息，光利息将近100万元”。原告该段陈述证明了原告打款系还款行为的事实；还款给志鸿公司及王国志个人发生混同的行为。另如罗在伟诉请被告王国志归还200万元成立，两个自然人之间巨额借款竟然没有借款合同、借条，于常理不符。如原告罗在伟认为向志鸿公司及王国志多还款，可通过不当得利进行诉讼。判决：驳回原告罗在伟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罗在伟提交了以下证据：1、全国工商信息网查询腾伟公司工商信息一份，用以证明腾伟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3日，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系罗姣，该公司的公司变更登记中无任何法定代表人由上诉人罗在伟变更至罗姣的信息，上诉人罗在伟与该公司无任何关联。王国志质证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信息只是腾伟公司工商信息中的一部分，腾伟公司是罗在伟注册的，在注册几天后法定代表人变更到罗姣名下，一审中罗在伟自认是该公司的董事长。罗在伟在一审庭审中对腾伟公司由其出资注册成立后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女儿罗娇的事实予以认可，结合天眼查中显示的腾伟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记录，本院对腾伟公司于2012年12月13日由罗在伟出资注册成立后于2012年12月17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娇的事实予以确认。2、志鸿公司的借款发放凭证影印件两份及任喜萍的转账凭证三份，用以证明2013年1月15日，罗娇与腾伟公司向志鸿公司借款两笔共300万元，该借款至2013年2月6日已由任喜萍偿还至志鸿公司公司账户。王国志质证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罗娇、滕伟公司与罗在伟在志鸿公司有多笔借款，该三笔还款是偿还的哪一笔借款无法确认，并且这些打款凭证与罗在伟在上诉状中罗列的还款方式和时间也不一致。经审查，对志鸿公司向罗娇与滕伟公司借款300万元，以及任喜萍向志鸿公司转账3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3、志鸿公司财务凭证影印件七份，用以证明2013年4月3日罗娇与腾伟公司向志鸿公司借款两笔共400万元，其中合同编号为026的250万元借款已于2014年1月21日还清，合同编号为027的150万元借款，于2014年1月21日偿还本金50万元，利息9,330元；2014年8月6日全部还清。王国志质证对两份贷款发放凭证与2014年8月6日的贷款收回凭证予以认可，但认为2014年8月6日的贷款收回凭证中记载的100万元就是本案诉争的100万元。对其他财务凭证影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国志对合同编号为026与027两笔400万元的借款贷款收回凭证认可，本院对该两笔借款已于2014年8月6日全部还清的事实予以确认。4、志鸿公司财务明细分类帐影印件4张，用以证明罗姣与腾伟公司的全部贷款已结清。王国志质证认为，上诉人未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最后一笔贷款还款记载的是2014年8月，正说明这个时间罗在伟还在给志鸿公司还贷。因该证据上诉人未提供原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5、2019年5月22日罗在伟与王国志的通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罗在伟与王国志之间的关系较熟，本案起诉后，王国志曾认可借罗在伟300万元，且多次承诺还款。王国志质证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通话是在本案起诉后，内容不能反映出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经审查，本院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6、罗在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在和静县农村信用联社调取的2014年1月21日存入志鸿公司509,330元与2,546,650元的两张现金缴款单，用以证明罗娇和滕伟公司向王国志及志鸿公司共借款700万元，截止2014年1月21日共还款10,159,980元，全部借款已还清。王国志质证对两张现金缴款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张单据都不是罗娇填写的，该缴款单记载的是现金存入，是志鸿公司的职员将罗娇等人在之前通过其他渠道偿还的借款以罗娇与滕伟公司的名义存入志鸿公司的账户。该缴款单不能真实的反映存款人信息，该两笔存款与罗在伟在一审中与上诉状中所述的信息均不符，罗在伟在之前从来没有主张过该两笔还款。因此，该缴款单反映的打款与之前打入个人账户的还款是重复计算，该缴款单不能证实罗娇、腾伟旅游公司、罗在伟真实的还款情况。经审查，本院对罗娇和滕伟公司向志鸿公司还款509,330元与2,546,65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罗娇和滕伟公司向王国志及志鸿公司共借款700万元，截止2014年1月21日共还款10,159,980元，全部借款已还清的事实不予认定。王国志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款合同三份，打款凭证一组以及担保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罗在伟的借款并不只有300万，最少有800万，其中700万是与志鸿公司签订的，志鸿公司以转账支票的方式支付，另外100万是罗在伟的个人借款，由肖新华提供担保，通过李鸿向罗姣放的款。一审中罗在伟认可王志国通过李鸿给罗姣借了400万。罗在伟质证认为担保责任书，没有罗姣或者腾伟公司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李鸿转给罗姣的100万，与本案无关。其他贷款发放凭证与其提交的证据一致，与罗在伟无关，是罗姣和腾伟公司借款合同中的。对该组证据中借款合同与相对应的贷款发放凭证双方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李鸿向罗姣转款100万元与肖新华的担保承诺书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2、罗在伟与王国志的通话录音两份，用以证明罗在伟主张的借款，在打款时罗在伟在王国志及志鸿公司处尚有借款未偿还完毕，其打款是为了偿还之前的借款。罗在伟在本案起诉前均是向王国志主张的还款还多了。同时也可以证明腾伟公司、罗在伟、罗姣名下的借款均是罗在伟和任喜萍夫妇在偿还。罗在伟质证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2019年2月26日的录音中王国志认可借款没有打条子。同时也证明了罗姣和腾伟公司的借款已偿还完毕。2019年4月6日的通话录音是有删减的，录音中王国志和任喜萍说的借款是腾伟公司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查，本院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4年8月5日罗在伟向王国志转账的200万元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罗在伟依据2014年8月5日向王国志转账的200万元主张借款，王国志抗辩该转款系偿还罗娇与滕伟公司之前的借款，并提供了志鸿公司与罗娇、滕伟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与相关凭证，同时还提供了肖新华签字的担保承诺书与李鸿书写的说明一份，用于证明除上述四份借款外还有其他借款。罗在伟认为志鸿公司与罗娇、滕伟公司之间的借款与其无关，并且四份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已偿还完毕。关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主体的问题。首先，滕伟公司是由罗在伟出资注册成立的，罗在伟在一审中自认是因为自己太忙，为了方便滕伟公司办理税务、工商等手续将法定代表人变更到其女儿罗娇名下的，并且在另一案一审中罗在伟认可其是滕伟公司的董事长。其次，从滕伟公司与志鸿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来看，合同首页记载滕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罗在伟，合同尾部是由罗在伟签名并加盖的印章。两份合同实际已履行，说明罗在伟能够代表滕伟公司签订合同。再次，根据罗在伟所述，罗娇、滕伟公司与志鸿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实际还款是由罗在伟的妻子任喜萍、公司会计刘亚军、滕伟公司履行的。并且所还的款项也是分别转入志鸿公司、王国志以及志鸿公司员工李鸿账户的。因此，双方之间实际履行合同并非是以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一一对应的，本院对罗在伟与志鸿公司和罗娇、滕伟公司之间的借款无关的辩解，不予采信。从本案证据看，罗娇、滕伟公司与志鸿公司签订了四份借款合同共计700万元；罗在伟一审中认可以李鸿的名义向罗娇转款400万元；肖新华签字的担保承诺书与李鸿书写的说明证明2013年9月16日罗娇向志鸿公司借款100万元。上述借款中仅编号为026和027的借款收回凭证可以证实该两笔借款已偿还完毕。而罗在伟一审提供的2013年6月18日新疆双雄建设（集团）转入王国志账户104,000元的转账支票存根用途记载是带罗在伟还息。2013年10月22日收款人为李鸿的转账支票存根上记载了王洪军82,500、滕伟和罗娇208,000、任喜萍120,000等。因此，罗在伟、罗娇、任喜萍、滕伟公司或其他相关人员与王国志、志鸿公司之间可能仍有其他借贷关系。综上，罗在伟于2014年8月5日向王国志转账200万元的行为系其向王国志出借款项的证据不足，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在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70.14元，由罗在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奇  志审  判  员   刘    强审  判  员   巴都木才次克二 〇 二 〇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书  记  员   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