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北京市景运（银川）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公司)与被上诉人杨某、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宁0105民初3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据和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木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宁0105民初35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三木公司与杨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应予纠正。杨某、王某未就诉称书面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举证责任。本案中，杨某与王某均声称其双方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但均未能向法庭提交该合同。作为确定本案基本事实及争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本证据，书面买卖合同的有无不能仅依据上述当事人的言词证明。既然杨某、王某均声称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则必须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法庭即应否定该主张的成立。一审判决仅依赖杨某与王某的口头陈述即认定所谓书面买卖合同的存在，该认定显然违背基本证明规则应予纠正。因杨某、王某未举证证明诉称书面买卖合同得以履行。除未能提交书面买卖合同或以任何合理方式证明其诉称书面买卖合同的签订之外，杨某、王某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品种、数量、单价与合同总价等必要条款内容；未能提交送货单、收货单等足以证明该书面合同得以履行的证据；更未能就上述证据均不存在作出任何合理解释与说明，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三木公司实际购买杨某苗木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三木公司在一审期间已提交证据证明：1.在案涉绿化工程项下，三木公司总承包价款为3973069元，其中购买苗木总价款1946515.42；2.三木公司已向案外人郭某、宁夏天地德森林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宁夏三泽生态园林公司支付苗木价款1906807.09元；3.三木公司在案涉绿化工程项下购买苗木价款已基本支付完毕，三木公司既未与杨某签订或实际履行有苗木买卖合同，在工程所需苗木价款总额方面也不存在杨某诉称1264700元苗木款的价款空间。基于以上事实，在缺乏争议书面买卖合同及相关履行凭证等基础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仅需从案涉绿化工程承包价款及所需苗木价款金额入手，即可甄别杨某所称三木公司向其购买苗木的事实是否成立。在三木公司上述工程合同及向案外人支付苗木款证据被认定为真实的前提下，案涉绿化工程承包总价与苗木购买及支付总价款作为案涉基本事实应予固定。在此情况下，杨某的口头主张远超出上述绿化工程所需苗木总额，其主张与诉请显然不具有合理性。该固定事实得以直接排除杨某口头主张，同时反证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与其采信为真实的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该判决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认定王某向杨某购买苗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应予纠正。首先，杨某在本案起诉时乃至一审审理期间从未提出过表见代理的主张，即杨某从未将王某认定为三木公司的代理人，更从未认为其与三木公司系通过王某的表见代理行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的认定与杨某的主观认知完全不符，判决错误，应予纠正。其次，即便讨论表见代理，根据上述合同法规定，也仅为在签约过程中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本案，杨某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诉称买卖合同签订阶段有理由相信王某系三木公司代理人。所有的相关证据最多只能证明，杨某只是在合同签订后履约阶段及诉讼阶段通过王某提交的证据才得知三木公司与本案工程存在联系。这些所谓的证据显然不属于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在签约过程中对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形成合理信赖的证据范畴。故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系表见代理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既违背当事人的主张，又无事实及证据依据且与合同法相关规定完全不符，判决认定案涉法律关系性质错误，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首先，杨某的起诉及诉请，在其诉称买卖合同而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条件下，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当事人应为所称与其订立合同的王某。三木公司与杨某之间没有订立买卖合同，不应被作为被告。其次，若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表见代理形成合同纠纷，则应列三木公司为本案唯一被告王某则不具备被告资格。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向杨某予以释明，征询其是否变更或撤销对王某的诉请。若杨某坚持原有诉讼请求，则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诉请并告知其另行起诉。同时，尤为重要的是，在表见代理条件下，王某由于并非案涉合同关系当事人故不应列为被告，因此王某并不享有被告的抗辩权。对杨某所有主张及请求的抗辩权只能由三木公司行使。王某最多只能作为证人应争议双方的要求出庭作证，其在一审审理期间以当事人身份对案件争议事实所作出的全部认可或反驳均无效。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全部假印章均系同一印章未经司法鉴定，判决违反程序规定应予纠正。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员进行鉴定。印章的鉴定属于专门性问题，应当在鉴定之后才能得出印章是否系伪造、是否系同一印章的结论。一审法院在未对当事人提交证据中的假印章是否同一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便径行认定均系同一枚印章，从而得出三木公司应当对盖有假印章的《材料结算清单》负责的结论，该判决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纠正。第三，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审理程序违法。因王某私刻公章，对三木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三木公司已向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报案，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已就王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尚未审查终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杨某辩称，一、关于杨某与三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一审判决依据《材料欠款清单》《欠条》以及从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调取的工程资料包括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纪录、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结算书、询问笔录等事实认定三木公司与杨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木公司仅以杨某未提交书面合同就否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断定杨某未实际履行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二、关于三木公司否认向杨某实际购买苗木的问题。三木公司依据与案外人郭某、宁夏天地德森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宁夏三泽生态园林有限公司的付款回单、发票、苗木采购合同,否定向杨某实际购买苗木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首先，三木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其他苗木交易并不能否定曾向杨某购买苗木的事实。其次,三木公司与天地德森公司约定的供货时间为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而根据三木公司向工程发包方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提交的苗木进场纪录为2015年8月,竣工时间为2016年1月2日,因此不可能用于亲水北大街园林绿化五标段工程。且天地德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马宗明,即原陕西三木公司宁夏分公司的负责人,杨某有理由怀疑三木公司与马宗明恶意串通损害杨某的合法权益。第三,宁夏三泽生态园林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即王某,根据王某在一审开庭所述,三木公司以买卖合同的方式向其支付工程款。综上三木公司称其未曾向杨某购买苗木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三、关于表见代理的问题。三木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王某向杨某购买苗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依据“亲水大街两侧景观绿化工程(五标段)的发包方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可确认王某实际组织工程施工,且工程的进度申报、验收备案、催要工程款均由王某负责。且王某以三木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向杨某购买苗木时所使用的公章,在三木公司向工程发包方提交的工程资料包括苗木进场记录、验收、备案、工程结算中多次使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王某以三木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向杨某购买苗木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关于三木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首先,关于印章鉴定的问题,三木公司申请就证据《材料欠款清单》中加盖的“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与其备案的公司印章进行鉴定,因差异明显,无鉴定必要。然三木公司并非仅有一枚公章,在“亲水大街两侧景观绿化工程(五标段)”施工过程中包括苗木进场、验收、结算使用的印章即非其备案公章,三木公司应就其实际使用的公章与《材料欠款清单》中加盖的印章字样作鉴定,然其并未提出相关申请。故一审法院未准其鉴定申请,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涉嫌刑事犯罪,中止审理的问题。在三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有关的刑事犯罪立案资料中,看不出任何与本案主体有关的内容。且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已于2019年4月29日就王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因此一审法院未进行中止审理并无不当,三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程序适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辩称，一、就王某与杨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杨某已尽到充分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一审期间，杨某向法庭提交材料欠款清单、欠条等证据，能够证实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欠款金额，其中材料欠款清单详细载明货物种类、单价、数量。三木公司称一审判决依据杨某、王某的口头陈述认定买卖合同存在与事实不符。同前所述，杨某已提交货物清单，且欠条及清单作为债权凭证，足以支持一审法庭查明待证事实，三木公司称杨某、王某未提交履约证据，显系故意、并无限制增大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其要求毫无合理性可言。就本案而言，三木公司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用于证实：三木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且其已向案外人郭某、宁夏天地德森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宁夏三泽生态园林公司购买苗木，并支付苗木款1906807.09元，上述证据不足以达到三木公司的证明目的。提请法庭注意：第一，根据一审法院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调取的工程资料、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检验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验表、工程决算书等证据可知，上述资料加盖的印章全部系三木公司反复强调“由被上诉人王某私刻”的印章，足以证实三木公司在涉案工程当中并未实际参与施工，而是王某完成全部工程。结合三木公司提交的“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付款凭证及施工合同，可以说明三木公司知悉王某实际施工，并对王某持有涉案印章并用于工程相关事宜表示认可。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分为明示和默示，三木公司显然属于后者，故其向法庭作出的否认性陈述并不足以与证据事实对抗。据此，三木公司辩称其实际施工，并向案外人购买苗木，显然与上述事实相矛盾，一审法院对其说法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正确；第二、三木公司提交的“其向案外人郭某、宁夏天地德森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宁夏三泽生态园林公司”购买苗木的证据当中，非自制类证据仅有“发票及付款凭证”，亦无“送货单”等相关证据。三木公司向案外人付款、案外人向三木公司开具发票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需要成本发票用于抵扣”，案外人并未向涉案工程提供过任何苗木。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发票不能单独作为“履约证据”，因此三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杨某、王某提供的证据链所反映出的客观事实。第三、根据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提供的苗木进场检验记录，涉案工程使用的苗木进场时间为2015年8月，能够与杨某提交的材料欠款清单落款日期相互对应；反观三木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合同，其证据形成的时间区间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三木公司提交的五次付款当中，两次付款无合同，三次付款对应的合同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2017年5月18日、无日期），三木公司所谓向案外人“购买苗木”时，涉案工程早已竣工，足以说明三木公司炮制虚假证据意图干扰裁判，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正确。二、本案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如前所述，根据一审法院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调取的涉案工程资料、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检验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验表、工程决算书等证据，结合一审法院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复核的形成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王某持有的上诉人印章”并非所谓的“私刻”，而是属于“经过上诉人授意刻制的未备案印章”，且足以使得杨某相信王某代表三木公司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具备权利外观。三木公司称：杨某在一审过程中未提出表见代理的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与杨某的主观认识不符。本案系民事纠纷，正确适用法律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依法裁判与当事人的主观认识毫无任何关系。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关于诉讼主体，杨某将何人列为被告，属于杨某的诉讼权利；其与哪一方存在合同关系，哪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完全在于人民法院在实体审理阶段根据事实及法律裁判。三木公司认为表见代理制度下，王某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不应被列为被告，显然属于“倒果为因”，三木公司以“合同相对性”为由辩称当事人主体存在错误，缺乏法律依据。关于涉案印章是否需要鉴定，以及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的问题。因涉案材料欠款清单加盖的印章，与三木公司的备案印章存在明显差异，在两者之间差别肉眼可见的情形下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显然属于浪费司法资源，本案确无鉴定必要。根据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提供的施工资料可知，王某持有的印章系经过上诉人授意刻制，充其量属于“未备案”，而非私刻。三木公司在杨某起诉之前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同时依据施工合同收取了业主方支付的涉案工程款。杨某提起诉讼后，三木公司辩称其对“王某持有涉案印章”不知情，显然与其行为自相矛盾，其辩解不能成立。另一方面，结合公安部门经过调查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实践当中“公司使用多枚印章”的常见情形、以及人民法院关于“使用未备案印章签订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的裁判观点，故王某持有并使用“经上诉人授意刻制的未备案印章”对外建立法律关系，并不涉嫌刑事犯罪。更何况，王某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对外购买苗木用于工程建设，并未损害三木公司的任何权益，本案不存在必须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苗木款1264700元、违约金1024407元（自2016年4月15日至2018年7月17日）；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8日，三木公司中标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发包的银川市××街北绕城高速）两侧景观林带绿化工程（五标段），三木公司在《银川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中加盖“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同日，三木公司（承包人）与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银川市亲水大街（沈阳路--北绕城高速）两侧景观林带绿化工程五标段，工程地点位于银川市××街北绕城高速）；开工日期为2015年5月19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7月17日；合同总价为叁佰玖拾柒万叁仟零陆拾玖元（3973069元）；工程进度款结算的时间、支付方式为第一年40%、第二年30%、第三年30%。三木公司在合同承包人处加盖“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6101040007257”字样的印章。合同签订后，三木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开工，在亲水街（沈阳路--北绕城高速）两侧栽种樟子松、桧柏等树木。发包方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工作人员证实在工地施工现场看到王某组织施工，并由王某向该站进行进度申报等。该工程竣工后，经过发包方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验收备案。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自2015年11月24日至2018年1月16日期间多次向三木公司支付工程款。在施工过程中，杨某向该工程工地供应樟子松、金叶榆、桧柏等苗木，货款共计1264700元，王某于2015年9月13日向杨某出具材料欠款，在落款处加盖“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同日，王某向杨某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杨某供应亲水北大街景观园林绿化工程（五标段）苗木款1264700元，大写壹佰贰拾陆万肆仟柒佰元整，2016年4月15日付清，如未履行则按月息3%作为违约金。因三木公司、王某未支付货款,杨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三木公司、王某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另查明,王某是银川市亲水大街（沈阳路--北绕城高速）两侧景观林带绿化工程五标段的实际施工人,其向杨某出具的材料欠款落款处加盖“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系王某私自刻制。2017年1月18日,原“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本案审理中，三木公司以王某私自刻制其单位印章用公司名义向他人出具欠条、签订合同等为由向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报案，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某不予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价款。在本案中，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为银川市亲水大街（沈阳路--北绕城高速）两侧景观林带绿化工程五标段的招标方，三木公司是竞标、中标单位。虽工程中标与双方签订合同日期均为2015年5月18日，但三木公司加盖在《银川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中的印章与加盖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印章却不一致，且三木公司在中标后即组织施工，并收到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向其支付的费用。三木公司直接参与投标、开标并接受了中标结果，又有履行合同内容的行为。此外，三木公司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提交的工程资料中均加盖了“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因此，三木公司在该工程的投标、中标及履行过程中使用了“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王某在工程现场组织施工，购买杨某的苗木，杨某作为普通出卖人，将苗木送至三木公司中标的工程所在地，尽到了一般的注意义务，且王某现场组织施工的行为足以让杨某相信其有权代表三木公司购买苗木这一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已构成表见代理。三木公司主张该工程由三木公司宁夏分公司及宁夏金月亮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但除提交分包协议书及合同外,未提交相关现场施工证据证明，且与其提交的《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二条分公司经营管理的约定相矛盾。因此三木公司与杨某构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三木公司欠付杨某货款1264700元的事实有加盖王某私刻三木公司印章的材料清单及王某出具的欠条,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工程资料、项目负责人资格证、《银川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检验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报验表、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结算书、承诺书及一审法院依法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工作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为证，足以认定。故对杨某要求三木公司支付货款12647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某要求按月利率3%支付违约金1024407元，虽然杨某与王某在欠条中约定了违约金的支付及计算方式，但该约定过高，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酌情调整为按照货款1264700元的30%支付违约金379410元。杨某要求按照3%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款之日不予支持。三木公司提交的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接受报警回执单及王某的当庭陈述，可证实加盖在材料清单中“陕西三木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系王某自己刻制，但不能否认三木公司承揽银川市亲水大街（沈阳路--北绕城高速）两侧景观林带绿化工程五标段的建设工程这一事实，且该私刻的印章同样加盖在《银川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及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检验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报验表、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结算书、承诺书等一系列工程资料中，上述证据表明,三木公司对该印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但三木公司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故王某私刻印章的行为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也不必然导致其他民事行为的无效，其行为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三木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故对所欠杨某的苗木款，三木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责任。三木公司提交工程延期证明欲证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日期与杨某向工程供应苗木并结算与事实不符，该证据与其向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提交的部分苗木进场检验记录中记载的内容不符，故对三木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王某关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杨某要求王某与三木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货款义务,因王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购买苗木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杨某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三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某货款1264700元、违约金379410元，共计1644110元；二、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112元，由原告杨某负担7076元，由被告三木公司负担1803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三木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三木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有：立案告知书一份、金凤区人民法院2018宁0106民初516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本案符合因刑事案件导致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法定条件。本案一审未予中止审理属于程序错误，应予纠正。民事判决书证明与王某有关的另一案件基于与本案相类似的事实，金凤区法院判决驳回了另案原告对三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否定了另案原告表见代理的主张，该判决现已经生效。上述两份证据均在一审庭审结束后由三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但在一审判决书中均未体现该两份证据，也未就该两份证据组织进行质证。 杨某称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公安机关已经就王某一事已经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王某对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某持有涉案印章报备了全套工程资料，三木公司依据其与绿化管理站收取了工程款，其当庭辩称公章系王某私刻，与其收取工程款的行为相互矛盾。因此王某不存在私刻印章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鉴于本案符合表见代理制度，本案不存在必须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是否立案侦查与三木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没有关联性。对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作出时间是2018年9月3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另外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案件债权凭证上是否出现三木公司印章根据判决书无法得知。本案一审法院适用表见代理制度裁判，与金凤区法院作出判决不可一概而论。 本院经审查认为，三木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王某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一案，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已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侦查。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一审查明，涉案工程由三木公司承包施工，并收取工程款，其投标中标资料使用的印章与《材料欠款清单》上印章一致，涉案项目的发包方工作人员也证实该项目由王某参与建设、管理、结算等事项。这些事实足以让交易对方产生合理信赖，让相对人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故王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涉案印章系王某私刻，涉嫌刑事犯罪，但涉案交易行为发生时，三木公司亦在使用该私刻印章，故本案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且该事实也不能导致涉案民事行为无效，双方业已就涉案苗木款进行了结算。一审法院认定三木公司与杨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三木公司支付涉案苗木款并无不当。一审中，三木公司对杨某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工程资料、项目负责人资格证、银川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复工报告、苗木进场检验记录、单位工程竣工预验收报验表、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结算书、承诺书进行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但对真实性未表异议，表明其认可其实际在使用上述证据上的印章，故一审法院认定《材料欠款清单》上印章与前述证据上加盖的印章系同一印章并无不当。 综上，三木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7元，由上诉人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 欣 审判员 程改焕 审判员 何 玲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田 娜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