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1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市胡格吉勒路。法定代表人：陈帮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桂琴，内蒙古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莅芹，内蒙古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井林，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被告：赤峰兴业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红旗商店北。法定代表人：范志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阳，内蒙古法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隋泉忠，男，1968年11月18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被告：王玉峰，男，197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现羁押于锡林浩特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东，内蒙古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赤峰鹏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天义镇天义路中段12号。法定代表人：侯鹏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义，内蒙古法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凤彬，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雄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井林、原审被告赤峰兴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隋泉忠、王玉峰、赤峰鹏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鹏飞公司）、原审第三人赵凤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4民初10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雄风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井林对上诉人的原审诉求，判令由兴业公司与王玉峰承担连带给付义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认定结果严重错误。1、本案原审被告王玉峰与上诉人并不存在挂靠关系，王玉峰使用私自刻制的公司印章所从事的一切与涉案工程有关的民事行为都与上诉人无关，王玉峰私刻公章的行为被锡林浩特市法院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赤峰中院也据此认定了王玉峰与上诉人不存在挂靠关系。原审法院在已有王玉峰刑事判决书((2018)内2502刑初192号)认定王玉峰犯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前提下，依然采信兴业公司提交的王玉峰盖有伪造上诉人公章的收据，并认为“被告雄风公司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了一系列与涉案工程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且该公章已为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及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院予以采信”是严重错误的。首先，雄风公司的公章自始至终就没有出现在任何建设单位及政府的职能部门，所出现在赤峰建设局的公章是王玉峰伪造的，并且王玉峰被以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原审法院对（2018)内25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书记载的内容是予以确认，（该判决书中认定王玉峰在赤峰松山虹桥丽景小区1号、4号楼的招投标、承包合同、授权委托、工程施工中的公章系王玉峰伪造，）却又自相矛盾地认为上诉人雄风公司的公章出现在政府职能部门便予以确认，导致认定结果严重错误。通过对王玉峰的询问就主观认定王玉峰挂靠雄风公司严重违背证据规定，若据此就可以裁判何须证据，法官直接根据当事人叙述就可以自由裁判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通过询问王玉峰就认定王玉峰挂靠雄风公司，完全不顾事实和证据。纵观全案，从招标到中标，到竣工验收，再到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的工程款结算确认书及兴业公司出具的完税发票都是兴业公司所为，与雄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包括劳动监察二队出具证明均足以证明兴业公司是施工主体。面对应予采信的证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却主观臆断地采纳正在监狱服刑的王玉峰的主观叙述，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对原审法院查明“被告王玉峰曾以被告雄风公司名义实际施工了赤峰鹏飞房地产公司开发有限公司的虹桥丽景小区住宅楼1号、4号楼土建、采暖等”查明事实不清，纯属原审法院肆意妄为。上述王玉峰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证明了从开始施工到施工后走虚假的招投标手续均是王玉峰私刻公章所为，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志，更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挂靠事实不存在和标书属于伪造的前提下，王玉峰用私刻的公章所从事的一切涉案行为，都与上诉人无关。原审法院既确认王玉峰的刑事判决书内容，又否定判决书内容的混乱认定属枉法裁判。3、在兴业公司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将地下车库分包给了上诉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赤裸裸地枉法认定兴业公司将其中中标的工程中的一部分分包给雄风公司。兴业公司的答辩非常清楚地说：虽由兴业公司中标，但在施工中，是由隋泉忠挂靠兴业公司与王玉峰挂靠雄风公司分别施工的，雄风公司的实际施工人为王玉峰。如果存在分包关系也只能是分包给王玉峰挂靠的雄风公司，地下车库根本不存在兴业公司分包给王玉峰情形。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中却枉法认定：王玉峰作为实际施工人是借用（实为王玉峰私刻雄风公司公章）雄风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从合同的相对方来看，兴业公司是将其中标的工程中的一部分分包给雄风公司，而非王玉峰，在雄风公司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兴业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在所有当事人包括兴业公司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兴业公司中标的工程分包给了雄风公司，因为除了王玉峰用伪造的公章出具了收款收据外，既没有分包合同更无分包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定兴业公司将其中标的工程分包给了雄风公司的认定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而谈到合同的相对性的相对方，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签订的地下车库施工合同，原审法院看不到合同的相对方，却选择性劳神费力地论述上诉人是合同相对方，纯属主观臆断、枉法裁判！4、查明的涉案工程款全部支付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权力查明的，判决书并没有叙述是通过什么证据查明的。在之前的庭审中，曾有兴业公司的代理人说过本案工程款没进兴业公司一分钱，本次庭审兴业公司承认收到了一半的工程款，却出具了全部工程款的发票。原审法院明知鹏飞公司并没有实际支付王玉峰的工程款，却枉法认定王玉峰收到了工程款。本案多次庭审鹏飞公司只有隋泉忠和王玉峰的收据，却没有一张给兴业公司银行打款的流水记录更没有给王玉峰银行打款的流水记录。原审法院在明知上述款项没有发生一笔流水，却在未能查清该笔工程款的走向的情况下，就主观认定鹏飞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工程款实属枉法裁判保护地方企业，任意利用权力欺凌外地企业。5、王玉峰使用伪造的公章就涉案工程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法院认定王玉峰就涉案工程实施的民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何为表见代理，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本案中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过错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或者大意造成。涉案工程从中标到签订合同、结算，再到劳动监察、竣工验收及工程款的确认都是鹏飞公司与兴业公司，在本案中既没有出现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也没有任何分包合同，更没有委托关系，表见代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成就。本案无论是鹏飞公司还是兴业公司还是王玉峰都不存在主观的善意、无过错。原审法院凭借王玉峰伪造公司印章进行招投标并签订合同承建虹桥丽景小区的1号楼、4号楼这一违法犯罪行为，认定为王玉峰构成表见代理有悖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的王玉峰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己被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没有任何依据。被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更是原审法院主观臆断，施工单位既没有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又没有上诉人的委托书，施工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依据什么确认王玉峰多次使用。王玉峰犯私刻公司印章罪的刑事判决书的效力从证据规定上讲远远高于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的主观认定，原审法院确认王玉峰就涉案工程实施的民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存在严重的徇私枉法。原审法院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鹏飞公司在答辩时明确承认地下车库的合同相对方只有兴业公司，并没有认可存在表见代理（原答辩：被告王玉峰以兴业公司的名义施工），一份连相对人都不认可的“表见代理”，却被原审法院强行认定为表见代理，保护谁的利益不言而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表见代理中，主张代理权存在的是相对方，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否具有代理权，举证责任也在相对方。那么本案中没有任何一方主张表见代理，是原审法院自行主张的。二、本案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基础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本案合同效力问题应是法院主动审查，在几次庭审中，所有参加诉讼的人都客观地向法庭展示了该案的形成过程。涉案工程的招标是在工程接近完工时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补办的招标手续，已经构成典型的串标，串标的法律后果是无效。原审法院对兴业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隋泉忠的违法转包行为认定为合法有效，无视各方当事人的客观叙述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存在串标的违法行为，而对王玉峰与雄风公司关系认定也是非常混乱的状态，挂靠、借用、表见代理都分别论述了一番，却无视王玉峰伪造公章的行为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代表上诉人意志。2、所有工程款均没有进入兴业公司财务帐，但兴业公司却出具了完税发票，尽管兴业公司在原审法院陈述说收到了地下车库一半的工程款，但仍掩盖不了兴业公司根本就没有收到工程款的事实，因在松山法院（2017)内0404民初153号判决里明确陈述兴业公司没有收到鹏飞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工程款除了直接支付王玉峰的个人债务其余也进了个人账户。兴业公司出具完税发票是否侵犯了原审原告的合法权益虽不是本案争议焦点但值得法庭思考。兴业公司在没有收到工程款的情况下为鹏飞公司出具完税发票、与鹏飞公司签订工程款结算确认书行为，是完全阻断了本案原审原告根据法律规定行使自己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鹏飞公司主张权力。原审原告曾陈述他们向鹏飞公司索要工程款时，兴业公司却为鹏飞公司出具工程款结算确认书，鹏飞公司并以此拒绝支付原审原告工程款。而原审法院确认隋泉忠、王玉峰为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诉求。被上诉人姚井林辩称，上诉人雄风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兴业公司述称，1、原审被告作为总包单位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由鹏飞公司开发的松山区虹桥丽景小区在对外招投标时，王玉峰便以雄风公司名义参与1-4号楼投标，对地下车库工程，由于雄风公司系外阜企业不能备案，便以原审被告兴业公司总包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过程中，王玉峰以雄风公司名义进行分包施工，隋泉忠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兴业公司名义，各自分包施工，更不存在隋泉忠与王玉峰合伙的事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确系倒签，这恰恰说明了兴业公司与王玉峰之间不存在任何挂靠、借用资质关系。总包单位对工程质量承担责任毫无异议，但法律上并没有倒签合同而承担分包连带责任的规定。2、赵凤彬无权以兴业公司名义签订分包合同。发回重审庭审过程中，法庭询问赵凤彬时，赵凤彬明确在社会保险中心登记均是作为雄风公司单位员工登记的，其工资由王玉峰发放，对王玉峰负责，兴业公司从未雇佣赵凤彬，与赵凤彬之间没有劳动或劳务关系，也不存在隋泉忠挂靠的兴业公司雇佣赵凤彬的事实，对于赵凤彬出具欠据的行为应由其本身或雇主承担责任，由其雇主借用资质单位雄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赵凤彬出具欠据，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其本身或其雇主承担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除劳务费外，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应由与一审原告施工行为的相对方承担责任。隋泉忠不是赵凤彬出具欠据所涉及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也不应涉及兴业公司的连带责任问题。上诉人主张兴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不加区分合同主体、不加分析施工人与挂靠人所对应关系的错误行为。笼统的要求隋泉忠与王玉峰承担共同责任，要求兴业公司与雄风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3、实际施工人王玉峰与兴业公司不存在挂靠、借用资质等法律关系。由鹏飞公司开发的松山区虹桥丽景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是由隋泉忠挂靠兴业公司与王玉峰以雄风公司名义分别施工的，有王玉峰加盖雄风公司收款收据为证，说明王玉峰以雄风公司名义施工，鹏飞公司也是知晓和认可的，雄风公司的实际施工人为王玉峰，赵凤彬系王玉峰所雇佣。松山区虹桥丽景小区地下车库工程根本不存在兴业公司分包给王玉峰情形的，也不存在隋泉忠雇佣赵凤彬的事实，更不存在隋泉忠与王玉峰合伙的事实。4、伪造公章施工并不必然免除资质单位责任。挂靠在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普遍存在。《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九条，行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判观点，由于挂靠关系的存在，可以使交易相对人对挂靠方产生其有权代表被挂靠方签订合同的合理依赖。即挂靠方的行为对被挂靠方或构成表见代理，挂靠方对外签订的合同可直接约束被挂靠方，被挂靠方不得以挂靠方未经授权为由拒不承担相关责任。《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与白增江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裁判观点：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挂靠方伪造被挂靠方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基于对挂靠关系的信赖相信印章的真实性，挂靠方的行为可因此构成表见代理，其签订的合同对被挂靠方具有约束力。综上事实理由，原审判决兴业公司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原审被告隋泉忠陈述意见，同兴业公司意见。原审被告王玉峰陈述意见，一、被上诉人对本案涉案2600000元的金额不予认可，由于王玉峰在2016年以后一直未在赤峰，因此对于虹桥丽景小区总价款未与原审原告进行结算，对于其他人代王玉峰出具的欠据，王玉峰本人并不认可，且欠据中所记载的数额亦是不真实的。在工程建设中，只有确认工程量后才能形成欠款，而在本案中未能明确工程量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出具欠据，因此原审原告提供的欠据不真实。另外，原审原告起诉的工程总量明显不符合常理，不能仅凭原审原告与被上诉人赵凤彬的欠据及合同就断定本案的涉案金额。二、王玉峰作为实际施工人，挂靠在雄风公司名下，在施工过程中借用了雄风公司的资质。雄风公司否认王玉峰与其公司的挂靠关系，并没有提供实质证据进行证明。三、王玉峰现在处于在押状态，故没有经济能力上诉，无法支付上诉费用。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王玉峰的合法权益。原审被告鹏飞公司陈述意见，对雄风公司的上诉没有反驳的。原审第三人赵凤彬陈述意见，没有意见。姚井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雄风公司、兴业公司、隋泉忠、王玉峰、鹏飞公司立即给付工程款2045160元，并自2015年6月16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雄风公司、兴业公司、隋泉忠、王玉峰、鹏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3日，兴业公司中标鹏飞公司开发建设的赤峰市××区地下车库工程的土建、给排水、电气等工程的施工。中标价款为22210565元。后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1份，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3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9月1日，其他内容与中标通知书基本一致。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兴业公司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了隋泉忠和雄风公司，隋泉忠以兴业公司名义施工，雄风公司将工程交由挂靠其资质的王玉峰施工，二者均对其承包的工程按承包范围独立进行施工，王玉峰聘请第三人赵凤彬为其施工现场的负责人。2015年3月15日，与赵凤彬签订了土建工程承包合同，姚井林承包了涉案工程中的土建工程。姚井林总计施工10488平方米，经结算总计欠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2015年12月10日，由赵凤彬等人为姚井林出具了欠据。此款经姚井林催要多次，未付。另查明，涉案工程现已验收并交付使用，涉案地下车库工程完工后的总价款为30790000元，鹏飞公司已将工程款全额给付了以兴业公司名义施工的隋泉忠及挂靠雄风公司施工的王玉峰，在隋泉忠、王玉峰为鹏飞公司出具的收据中，均加盖了对应公司的公章。另查明，王玉峰曾以雄风公司名义实际施工了鹏飞公司的虹桥丽景小区住宅楼1#、4#楼的土建、采暖、给排水、电气、消防、电梯安装等工程。又查明，经询问，王玉峰认可其是挂靠雄风公司对于涉案工程进行施工。一审法院认为，兴业公司与鹏飞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兴业公司承包该工程后，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了隋泉忠和雄风公司施工，隋泉忠挂靠兴业公司、王玉峰挂靠雄风公司进行施工，应确认隋泉忠、王玉峰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工程施工期间，姚井林与王玉峰聘请的现场负责人赵凤彬签订了土建工程承包合同，姚井林承包了涉案工程中的部分土建工程。姚井林总计施工10488平方米，经结算总计欠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由赵凤彬等人为姚井林出具了欠据。王玉峰作为此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当给付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因王玉峰怠于给付姚井林工程款，给姚井林造成利息损失，其应自2015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姚井林支付利息。关于兴业公司、雄风公司和鹏飞公司应否承担给付姚井林工程款的义务。首先，兴业公司是否应承担义务，从姚井林分包涉案工程的相对方来看，施工合同书是由第三人赵凤彬作为甲方代表，即兴业公司的代表签订，但该行为并未得到兴业公司的授权及追认，合同中亦无兴业公司的公章，且赵凤彬并非兴业公司的员工或兴业公司聘用的该工程的负责人，赵凤彬的身份系受王玉峰聘任并根据王玉峰的授权对王玉峰承包的工程进行管理，故姚井林与赵凤彬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赵凤彬或赵凤彬所代理的当事人承担；另外，王玉峰作为实际施工人是借用雄风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从合同相对方来看，兴业公司是将其中标的工程中的一部分分包给雄风公司，而非王玉峰，在雄风公司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兴业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根据连带责任法定原则，姚井林要求兴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雄风公司辩称其与本案无关，但其为鹏飞公司出具了加盖其公章的收到涉案工程款的收据，虽然雄风公司主张结账单上加盖的公章经鉴定并非其备案公章，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王玉峰伪造，但王玉峰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同时，王玉峰是涉案虹桥丽景小区地下车库的实际施工人，且王玉峰与雄风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故王玉峰就涉案工程实施的民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雄风公司承担。据此，对于雄风公司否认其为涉案工程施工单位身份并以此拒绝向姚井林承担给付工程款责任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鹏飞公司作为开发建设单位，已完成全额给付工程款义务，姚井林要求鹏飞公司承担连带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赵凤彬为虹桥丽景小区地下车库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其与姚井林签订施工合同及为姚井林出具欠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王玉峰及挂靠单位承担。综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王玉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并自2015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义务；三、驳回姚井林、刘国锋对赤峰鹏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兴业建筑有限公司、隋泉忠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雄风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王玉峰刑事判决书及刑事裁定书，证明王玉峰在本案中使用的公章是伪造的，伪造公章的行为由王玉峰自己负责。2、锡盟中院的民事判决书，赤峰中院民事判决书，内蒙高院裁定，均证明王玉峰没有挂靠雄风公司。以上证据综合证明，王玉峰与雄风公司不存在挂靠，一审判决认定的表见代理不成立，上诉人雄风公司不应该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上诉人姚井林质证认为，1号楼和4号楼的判决书代表不了车库。兴业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这份证据说明了王玉峰多次以雄风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并私刻印章，雄风公司是放任的。王玉峰在住建局缴纳的农民工保证金都是以雄风公司名义进行并得到相关部门确认。尽管王玉峰私刻公章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最高院的意见明确了不免除资质单位的民事责任。隋泉忠质证同兴业公司意见。王玉峰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仅仅因为公章并不是在涉案工程中已经使用过，在与雄风公司的其他合同中也使用过该公章。鹏飞公司质证认为，与其没有关联性。赵凤彬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没有意见。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文书确认本案所涉公章系王玉峰伪造，王玉峰与雄风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上述文书均系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亦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兴业公司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了隋泉忠和雄风公司，隋泉忠以兴业公司名义施工，雄风公司将工程交由挂靠其资质的王玉峰施工”以外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8年9月4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玉峰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向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内25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书，上述刑事判决书中查明：2014年3月，王玉峰伪造两枚分别有“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陈邦军印”的印章。王玉峰为了以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承揽赤峰市××区、4号楼项目工程，将印章交由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凤彬(另案处理)保管和使用，用于项目工程招投标、承包合同、授权委托、工程拨款等方面。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虹桥丽景1号、4号楼项目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保证书、授权委托书、建设施工合同中的印章印文与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判决王玉峰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王玉峰不服一审刑事判决，向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内25刑终1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王玉峰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姚井林承包涉案工程中的土建工程并施工完毕后，欠付其工程款2045160元，赵凤彬等为姚井林出具欠据，赵凤彬为王玉峰雇佣的施工现场负责人，故应由王玉峰对上述欠款承担给付责任，故一审法院判令王玉峰给付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并无不当。根据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25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书和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5刑终15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雄风公司与王玉峰在案涉项目中不存在挂靠关系，故雄风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雄风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欠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4民初100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王玉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姚井林工程款2045160元，并自2015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姚井林支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4民初100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锡林郭勒盟雄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义务；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8）内0404民初100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姚井林、刘国锋对赤峰鹏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兴业建筑有限公司、隋泉忠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姚井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62元，由王玉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利审判员 周振卿审判员 雷 蕾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 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