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婉辰，女，198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霞，浙江五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赛，男，198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哲弘，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婉辰因与被上诉人童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婉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霞、被上诉人童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哲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熊婉辰与童赛系夫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9年2月14日，熊婉辰与童赛签订了《说明》一份，载明：因熊婉辰现为家庭完整，服从家庭整体大局利益安排，归还名下房屋（西溪诚苑6号楼ｌ单元1201、6-1202）产权，并在三年内做到以下符合家庭利益准则：1.平衡好家庭、工作生活；2.夫妻间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童赛如主动有抛弃妻子并提出离婚，须对熊婉辰补偿人民币150万元（壹佰伍拾万元）从鉴定（签订）之日实行。2019年2月15日，熊婉辰与童赛分别作为乙方和甲方签订《婚内财产协议》一份，载明：特别说明：本协议的签订出于双方自愿、不存在隐瞒、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双方愿意严格遵守本协议。甲乙双方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双方经过平等地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订约依据……二、财产范围及归属经过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和协商，约定如下：杭州市西湖区房屋，系甲方父母全额出资购买、还贷，虽登记在甲乙双方名下，但与乙方无关，属于甲方个人所有财产。三、其他……如协议解决不成，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均可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乙方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可产权变更登记之日3日内配合办理去名手续，将乙方的名字从上述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上去除，并且同时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四、本协议签署于2019年2月15日，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在双方签字后生效。2019年2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房屋移转登记至童赛名下。2019年1月23日，童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熊婉辰离婚。原审法院于同日诉前登记立案。后因无法调解，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经开庭审理后，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浙0106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驳回童赛的离婚请求。熊婉辰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熊婉辰与童赛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童赛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婚内财产协议》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熊婉辰主张该《婚内财产协议》系童赛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故要求撤销该协议。原审法院认为，《婚内财产协议》系熊婉辰与童赛双方对杭州市西湖区房屋所有权性质及熊婉辰除名的约定，并未设立合同履行的前置条件。熊婉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的履行与双方2019年2月14日签订的《说明》有必然的联系。况且根据《说明》所载：“因熊婉辰现为家庭完整，服从家庭整体大局利益安排，归还名下房屋（西溪诚苑6号楼ｌ单元1201、6-1202）产权……童赛如主动有抛弃妻子并提出离婚，须对熊婉辰补偿人民币150万元（壹佰伍拾万元）……”的内容，亦不能认定熊婉辰系在受欺诈的、受胁迫的情形下作出“归还名下房屋（西溪诚苑6号楼ｌ单元1201、6-1202）产权”的意思表示的。综上，熊婉辰要求撤销案涉《婚内财产协议》的诉请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熊婉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熊婉辰负担。 宣判后，熊婉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上诉人签订《婚内财产协议》是为了履行《说明》中的归还房屋的义务。2019年2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说明》，从内容上看，该份《说明》是双方为了家庭完整就房屋归属及离婚问题向彼此做出的书面承诺。2019年2月15日，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被上诉人一人所有，并未对夫妻其他财产作任何约定。2019年2月18日，双方办理除名登记。根据《说明》、《婚内财产协议》签订的日期、内容以及办理除名手续等，不难看出上诉人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履行《说明》中的承诺。《说明》可以真实反映上诉人为何要将案涉房屋赠与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赠与行为的目的也是知情的。不能因《婚内财产协议》没有约定履行前置条件，就简单认定《婚内财产协议》与《说明》没有必然联系。二、被上诉人在签订《说明》时未告知上诉人已起诉离婚的事实，之后也未向一审法院撤销离婚诉讼，明显存在欺诈。2019年1月23日，被上诉人就已经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被上诉人在签订《说明》时并未告知上诉人，且仍承诺上诉人归还房屋后三年内不得提出离婚。同时，被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签订《说明》时已获悉被上诉人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这一情况。因此，被上诉人的行为很明显导致上诉人存在错误预知，从而作出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说明》、《婚内财产协议》及办理除名后，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离婚诉讼。因此，被上诉人在签订《说明》前就已起诉离婚，办理除名后又没有撤销诉讼，其目的就是骗取案涉房屋，使得在离婚诉讼中上诉人无法根据法律规定分的房屋财产份额。综上，《说明》内容是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的前提，两份书面材料具有前后必然联系，上诉人履行说明内容的归还房屋义务，但是被上诉人却在签订《说明》时并未告知已起诉离婚的实情，之后也没有撤销诉讼。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明确表示其不会履行《说明》的义务，却又向上诉人作出《说明》的承诺，其行为明显属于欺诈且导致上诉人陷入错误认识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应予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20）浙0106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撤销双方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2、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童赛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无需改判。一、上诉人截取双方矛盾冲突中间的一段期间来评价本案所涉行为是断章取义，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客观情况。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中反复强调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已经提起离婚诉讼，于2月15日签订《婚内财产协议》后办理“去名手续”，后续也没有申请撤诉，上述行为模式就是上诉人所谓的被上诉人为了骗取房屋行使的欺诈、胁迫手段。（一）双方的感情向来就有问题，争吵与矛盾不断。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3日提出离婚的原因系因为长期的矛盾不能调和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并无其他目的。双方沟通过程中曾出现短暂的“缓和期”，继而签署《婚内财产协议》，上诉人也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署该份协议，协议的核心是明确房屋的首付款支付、还贷等情况进而确认房屋的所有权性质。上述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双方仅是在协议中予以进一步明确而已。（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离婚诉讼”从而认为被上诉人继续实施欺诈行为。1、《婚内财产协议》并没有附带任何有关于被上诉人需要撤诉之类的前置条件。2、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也解释过，双方矛盾重新加深，尤其是上诉人于3月23日将高烧的女儿从奶奶家带走，又于4月2日向幼儿园老师请长假，直接转学，强行将正常在杭州生活、学习的女儿带到北方，又藏匿于江苏等地，期间女儿没有正常上课，平时的钢琴课等兴趣班完全停滞，被上诉人在极端的绝望下才坚持继续要求离婚。3、假定某一行为人要行使欺诈手段，其通常会隐瞒其真实目的，骗取对方的信任，待款项交付或权利转移后才露出真面目。回到本案，被上诉人早于1月23日就已经提起诉讼，从西湖区法院档案室调取的《调解日志》显示，该离婚案件于1月23日收案、3月12日结案，期间调解员曾与上诉人电话联系，因双方无法约定时间导致调解失败。期间上诉人随时有机会知道自己被起诉，其也确实知晓离婚诉讼的情况（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及庭审中声称直到4月11日收到原审法院的短信才知道被起诉，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据此可以反推出被上诉人没有丝毫“欺诈胁迫”的意图，上述事件仅是时间上比较接近。4、按照上诉人的思路，只要被上诉人在《婚内财产协议》之前有过离婚的想法，且留下任何痕迹，就可以此为由撤销内容清晰明了的《婚内财产协议》，这显然不合理。二、撤销权所涉及的房屋本不属于上诉人，上诉人亦未对该房屋有任何出资，故本质上并未影响其额外权益。关于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被上诉人已作充分说明，双方签署的《婚内财产协议》并没侵害到上诉人的利益，仅是把原本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归还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所谓的“赠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熊婉辰是否有权以受欺诈为由要求撤销案涉《婚内财产协议》。熊婉辰主张童赛在签订《说明》时未告知熊婉辰已起诉离婚的事实，导致熊婉辰陷入错误认识而签订《说明》，进而为履行《说明》约定的归还房屋义务又签订《婚内财产协议》。对此，本院认为，《婚内财产协议》并未设定合同履行的前置条件，且根据《说明》所载内容，亦无法得出童赛承诺三年内不予离婚是熊婉辰归还案涉房屋产权的前提之结论，反而《说明》中约定“童赛如主动有抛弃妻子并提出离婚，须对熊婉辰补偿人民币150万元（壹佰伍拾万元）”，又结合熊婉辰二审中的陈述，该150万元系基于案涉房屋在双方婚前由童赛父母出资购买而仅按照婚后增值部分确定的补偿款项，可见双方在签订该份《说明》时业已考虑童赛可能提出离婚的情形，并据此对保障熊婉辰的利益作出适当的安排。因此，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熊婉辰系在受欺诈的情况下作出归还案涉房屋产权的意思表示，熊婉辰要求撤销《婚内财产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熊婉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