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0450号 原告：伍桂秀，女，196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系伍桂秀儿子），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玲（系伍桂秀女儿），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606D，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湖路3368号。 负责人：来和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祥，男，系街道办事处法制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舟华，浙江谋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754429110P，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南区10号楼。 负责人：俞晖，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良，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荔荔，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汪爱莲，女，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汪君，女，198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桂秀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闻堰街道办事处”）、浙江省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湘湖管委会”）、第三人汪爱莲、汪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桂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玲，被告闻堰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祥、许舟华，被告湘湖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荔荔，第三人汪君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蓥到庭参加诉讼。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并于同年6月30日恢复审理。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桂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闻堰街道办事处按照《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在湘湖南苑二期为伍桂秀安置剩余8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房屋暂估值为8127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伍桂秀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二被告按照《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共同承担在湘湖南苑二期为伍桂秀安置剩余8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的义务（房屋暂估值为81274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12月2日，伍桂秀与张建国在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3年1月20日，被告（具体是闻堰街道办事处抑或湘湖管委会，伍桂秀也不清楚）组建的临时机构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工作指挥部（甲方，以下简称“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与张建国（乙方代表）签订《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明确约定，“乙方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口为3人”；第四条第3款明确约定，“乙方拟（照顾）安置面积145平方米……实际拟安置面积（含户型差）160平方米”；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在湘湖南苑一期安置房中拟选择首套__平方米户型安置过渡（安置房分配方案另定），其余安置房待二期交付后安置”。2013年4月，在湘湖南苑一期安置房分房时，张建国户被安置了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2015年2月11日，张建国因意外死亡。现前述安置房由伍桂秀实际占有使用并享有所有权，原因是此前伍桂秀曾与汪君进行过一次继承纠纷的诉讼，在该案中经调解确认前述安置房归伍桂秀所有。2019年3月21日，湘湖南苑二期安置房分房时，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为伍桂秀安置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经伍桂秀多次与被告交涉未果。伍桂秀认为，首先，闻堰街道办事处在答辩状中明确认可伍桂秀在本案中诉请的80平方米安置房尚未予以安置的事实；庭审中，二被告亦均明确认可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尚未予以安置的事实。二被告辩称未予安置的原因是2015年2月11日张建国死亡后，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之间发生产权纠纷。显然，二被告所谓的理由并不属实。因为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汪爱莲户《湘湖农场整体搬迁租住公房居民户补偿照顾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照顾安置协议》”）证明2014年10月23日签署该《照顾安置协议》时，二被告及汪爱莲、汪君均系本案讼争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的实施者，该《照顾安置协议》第三条、第五条还约定汪爱莲户实际照顾安置户型为10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各一套。汪爱莲、汪君提交的《公证书》虽系复印件，二被告亦未提供原件，但能够证明2014年11月27日前述《照顾安置协议》中80平方米安置房已通过公证形式安置给汪爱莲户的事实。但这与前述《照顾安置协议》约定的实际照顾安置户型也不一致。可见，二被告在进行安置分房时，存在管理混乱、随意、不负责任的情况。从中亦可看出，二被告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二被告及汪爱莲、汪君不知其中何种原因，一直在隐瞒前述事实，甚至在伍桂秀因继承纠纷起诉汪君时，汪君对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早已安置给其母亲汪爱莲的事实都只字未提，伍桂秀直至2019年3月即湘湖南苑二期安置房统一分房时才知晓此事。其次，汪爱莲、汪君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案涉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于2014年10月20日经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照顾安置面积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而转让，并于同年11月27日进行了分房公证，且由其二人一直居住至今。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亦能印证二被告早在2014年10月就已将案涉80平方米安置面积安置给汪爱莲户的事实。再次，通过闻堰街道办事处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其作为拆迁安置的具体实施单位，在进行安置分房时并不会审查被安置人口的安置资格，且完全不会按照《安置协议》进行安置。本案中，张建国系作为张建国户（乙方）的代表签订《安置协议》（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则不存在由汪爱莲代表其户签订协议一说）。可见，其只是家庭成员的代理人，应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其偷偷将案涉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给其前妻汪爱莲时，明显已经侵犯了家庭成员伍桂秀的合法权益，且不可能得到伍桂秀的授权及认可。针对该转让损益行为，二被告未经审查便随意进行安置，且系在二被告均清楚知晓张建国户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因张建国户户口迁移事宜，整个湘湖农场的领导均知晓相关情况）。故本案中二被告的审查范畴及审查义务是关键所在。正因其二人未尽到任何审查义务，才导致伍桂秀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二被告一直否认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已安置的事实，但从相关证据来看，二被告早在2014年10月就已将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安置给汪爱莲户。现其二人又称案涉《转让协议》的签订将影响其对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的安置问题，要求法院“确权”，将责任推给伍桂秀，显然系让伍桂秀承担其二人因疏忽管理及未予合理审查的错误行为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此举对伍桂秀极不公平。二被告作为国家机关，言行颠倒，欺上瞒下，应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至于二被告提及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伍桂秀暂时不考虑另案诉讼。最后，根据伍桂秀从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查询的信息显示，闻堰街道办事处在答复伍桂秀《关于拆迁安置纠纷的投诉》时明确表示“张建国户内无剩余安置面积”。这与其答辩状及庭审中的陈述“张建国户尚有80平方米未安置”完全自相矛盾。根据禁反言原则，闻堰街道办事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鉴于二被告均否认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已安置完毕的事实，根据张建国户《安置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二被告理应依法及时履行安置义务。本案为拆迁安置纠纷，二被告分配安置房时应以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为依据，而不应以其他无效协议或行为为依据。二被告拒绝为伍桂秀安置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安置协议》约定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伍桂秀的诉讼请求。 闻堰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伍桂秀（张建国户）的安置事宜应由浙江省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原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湘湖管委会”）负责。因湘湖三期建设需要，湘湖农场执行整体搬迁，由湘湖管委会于2012年10月24日成立了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并制定了《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具体实施湘湖农场的整体搬迁工作。故湘湖农场的拆迁主体为湘湖管委会，而非闻堰街道办事处，闻堰街道办事处系协助湘湖管委会工作的实施主体，而非安置主体。其次，张建国户尚有80平方米安置房未安置，未予安置的主要原因是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之间对该8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归属存在争议。根据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与张建国签订的《安置协议》，张建国户实际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安置人口为3人（其中，实有安置人口2人，照顾安置增加安置人口1人），安置户型为“80平方米＋80平方米”。张建国户被搬迁的位于湘湖农场新区的房屋系建造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也未经过审批。因此，在对该户进行安置时，系综合考虑房屋所属土地性质及农民自建房的性质，按照面积、人口进行安置，所适用的安置政策既非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办法，亦非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办法。按照前述《实施细则》中关于安置面积的计算方法，人均主房面积在45平方米以下的，按45平方米照顾安置；人均主房面积在45平方米至50平方米的，按人均主房面积安置；人均主房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按50平方米安置；增加一人计算人员的安置面积按45平方米照顾安置。张建国户被搬迁房屋面积为105平方米，实际安置人口为2人，人均主房面积超过50平方米，故每人可安置50平方米。因张建国户属于已婚未育情形，可增加一人计算，增加的1个安置人口安置面积为45平方米，故该户合计安置面积为145平方米。又因没有与145平方米相匹配的安置房户型，故按照与之最接近的面积即160平方米计算。该160平方米可以分成两个80平方米户型，最终履行的安置面积为两个80平方米户型。故在该户《安置面积审批表》中，照顾安置面积为145平方米，加上户型差15平方米，合计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2013年4月22日进行湘湖南苑第一期安置时，张建国户已安置8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一套。2014年10月20日，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剩余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给了汪爱莲户。目前，该《转让协议》文本仍留存在张建国户的拆迁档案中。2015年2月11日，张建国死亡，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就该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发生产权纠纷。因2014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实际上已经影响闻堰街道办事处对前述80平方米安置房安置义务的履行，故2018年湘湖南苑二期安置时，闻堰街道办事处将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的安置问题暂时搁置，要求该两户就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归属进行确权后再行安置，并非拒绝安置。因此，本案的焦点主要是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至于汪君与伍桂秀之间就张建国的遗产继承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闻堰街道办事处也不清楚。但拆迁安置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属于张建国户，应当安置给张建国户，而非伍桂秀个人。若法院认定前述《转让协议》有效，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已经转让给汪爱莲户。也就是说，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合计尚有80平方米未安置，且该8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权利归属应由法院确认，而非仅仅依照张建国户的《安置协议》履行。因汪爱莲户除通过前述《转让协议》受让的安置面积外，自身还享有安置待遇，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2014年11月27日（2014）杭湘证字第11112-5号《公证书》载明的汪爱莲户抽取的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使用的系前述《转让协议》受让的安置面积，抑或其自身的安置面积。再次，因工作人员不可能记住每一户被拆迁人的安置情况，且部分家庭可能存在因人口变动而须增加安置面积的情况，故闻堰街道办事处在具体实施安置分房过程中，会对被拆迁人的拆迁安置档案进行重新核对。此外，部分家庭户还存在转让安置面积的情形。例如，老人欲将安置面积转让给儿女，若签约时已协商好，便会将相关转让内容直接载入《安置协议》。当然，也存在《安置协议》签订后再行转让安置面积的情况。本案中，因《转让协议》未经张建国和伍桂秀二人共同签字确认，故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为此产生争议。若当时伍桂秀与张建国均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就不存在案涉争议。正因如此，闻堰街道办事处未继续对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进行安置，而是把争议交由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便由法院依法判决，闻堰街道办事处将根据争议解决结果进行安置。最后，伍桂秀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安置协议》的乙方为张建国户，而张建国已经去世，对该户的安置涉及张建国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张建国的继承人作为协议项下剩余安置房的权利人，应作为本案原告之一。伍桂秀单独作为原告起诉，欠缺主体资格。综上所述，虽然张建国户尚有80平方米安置房未安置，但系因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之间的产权纠纷所致。在产权未明确之前，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闻堰街道办事处不应擅自进行安置，伍桂秀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闻堰街道办事处的诉讼请求。至于伍桂秀与汪爱莲户的产权纠纷，建议另行起诉。 湘湖管委会辩称，首先，关于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成立情况及湘湖农场拆迁安置实际工作情况的答辩意见，与闻堰街道办事处一致。湘湖管委会确系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安置义务的责任主体。其次，湘湖管委会在组建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并与张建国户签订《安置协议》之后，已为该户安置了80平方米安置房。后张建国于2014年10月与汪爱莲签订了案涉《转让协议》，将剩余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给汪爱莲户。因闻堰街道办事处系实际负责处理拆迁安置具体工作的单位，而湘湖管委会并未实际参与，前述《转让协议》亦系直接交到闻堰街道办事处，故湘湖管委会并未持有该《转让协议》原件，也不清楚该《转让协议》由谁提交给闻堰街道办事处。张建国死亡后，伍桂秀与汪爱莲户就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产生了产权纠纷。因拆迁安置具体工作由闻堰街道办事处负责，故关于汪爱莲户于2014年11月27日抽取的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使用的系前述《转让协议》受让的安置面积，抑或其自身的安置面积，以闻堰街道办事处的答辩意见为准。湘湖管委会认为，对伍桂秀在本案中诉请的80平方米安置房进行处置的前提是该安置房的权属清晰。案涉《转让协议》系张建国户户主与汪爱莲户户主之间签订的，伍桂秀对该份协议虽然不予认可，但并未对协议中张建国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实际上即是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正如负责拆迁安置实际工作的闻堰街道办事处所述，该《转让协议》的签订的确对安置工作产生了影响。湘湖管委会亦希望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之间就该80平方米安置面积进行确权后再进行安置。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产权明晰之前，湘湖管委会不应擅自进行处置，前述《转让协议》的效力请法院予以认定。最后，伍桂秀在本案中诉请的湘湖南苑二期80平方米安置房，应以户为单位进行安置，而不应直接安置给伍桂秀个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伍桂秀的诉讼请求，在查明伍桂秀与汪爱莲、汪君之间的产权纠纷及权利归属之后另行处理。 汪爱莲、汪君述称，首先，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湘湖农场搬迁过程中。据悉，当时资产归湘湖管委会所有，实际工作事宜由闻堰街道办事处负责，但主要的征迁工作还是由湘湖农场之前的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其次，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该《转让协议》实际上系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工作组提供的协议文本，所有的照顾安置面积转让均系通过签订该《转让协议》格式文本进行操作。《转让协议》文本明确载明系以户为单位签订，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亦系以户为单位签订案涉《转让协议》。故无论从张建国处分自己的个人安置面积，抑或其实际代表张建国户签订《安置协议》来看，其均具有相应的代理权。且案涉争议产生于2019年，此前双方并无争议，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实际上也系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在实际履行。二被告不可能自2013年首次安置分房之后，直至2019年再来讨论案涉80平方米安置房的分配问题，真实原因是案涉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经转入汪爱莲户，案涉《安置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案涉《转让协议》系在张建国位于湘湖南苑10幢2单元102室的家中签订，且系张建国主动要求汪爱莲到其家中签订协议。因为汪爱莲不在家，当时汪君和汪爱莲在一起，故张建国打电话给汪君，要求汪爱莲到其家中签订案涉《转让协议》。协议明确载明2014年10月20日张建国户将张建国自己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入了汪爱莲户。因张建国与汪君系父女关系，故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汪爱莲户并未支付对价。该《转让协议》一式四份，一份留存在张建国户的拆迁档案，一份留存在汪爱莲户的拆迁档案，另外二份由张建国与汪爱莲各执一份。故自2014年10月20日起，张建国户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经转入汪爱莲户。在该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入之后，汪爱莲户即进行了安置抽房，抽得了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争议，完全系按照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工作组的流程进行抽房。案涉《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亦系根据二被告的要求填写，伍桂秀在本案中诉请的张建国户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尚须继续履行的安置面积。伍桂秀提交的闻堰街道办事处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对伍桂秀《关于拆迁安置纠纷的投诉》的答复意见，与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约定内容一致，闻堰街道办事处应立即按照协议约定向汪爱莲户进行后续安置。二被告系因伍桂秀提起本案诉讼，才辩称伍桂秀与汪爱莲户存在产权争议，并要求法院确认案涉《转让协议》的效力。但该《转让协议》在张建国与汪爱莲签字之时即已生效，并已存入双方的拆迁档案。当时，无论是闻堰街道办事处、湘湖管委会抑或湘湖农场，对此事均知情且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再次，除通过案涉《转让协议》受让的安置面积外，汪爱莲户亦与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签订了《照顾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为3人（分别为汪爱莲、汪君及汪君的儿子邵鸿鑫），安置面积为多层140平方米，加上从张建国处受让的安置面积80平方米，汪爱莲户合计安置面积为多层220平方米。当时，汪爱莲户选择的安置房户型为140平方米和80平方米各一套，目前已经抽取的是8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尚未获得安置。最后，在（2015）杭萧民初字第6164号继承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伍桂秀与汪君协商一致，确认案涉《安置协议》项下160平方米安置房由双方各享有80平方米，汪君才同意签署调解协议。现伍桂秀针对剩余80平方米安置房另行起诉，毫无道理。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伍桂秀的诉讼请求。作为张建国的法定继承人，汪君认为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伍桂秀提交的《结婚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各一份、《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公证书》一份、浙江政务服务网网页截图一份，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关于建立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工作指挥部的通知》《关于印发〈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安置面积审批表》《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公证书》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伍桂秀提交的《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张建国承诺将其一套房屋归伍桂秀所有的事实。经质证，闻堰街道办事处、湘湖管委会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伍桂秀与张建国于2009年12月2日结婚，而该《协议书》签订于同年3月12日，《协议书》中载明的内容“今后老了将我的一套房子归妻子伍桂秀所有”并未指明系哪套房子，且当时湘湖农场尚未拆迁，故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湘湖管委会还认为，该《协议书》签订于双方结婚之前，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汪爱莲、汪君认为，协议签订时（即2009年3月12日）张建国与伍桂秀并未结婚，属于张建国的安置房尚未产生，甚至连湘湖农场拆迁都未实际确定，故该证据与本案讼争的80平方米安置房无任何关联性，且该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经转让给了汪爱莲户。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协议书》并未明确张建国承诺的其老后归伍桂秀所有的“一套房子”的具体对象，且当时湘湖农场尚未搬迁，亦无证据显示张建国与伍桂秀签订《协议书》时已知张建国将获得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本院不予认定。二、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1.《照顾安置面积转让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张建国于2014年10月20日与汪爱莲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张建国户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给汪爱莲户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该《转让协议》文本与闻堰街道办事处持有的空白格式文本一致。2.《湘湖农场整体搬迁租住公房居民户补偿照顾安置协议书》一份。3.《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一份。经质证，伍桂秀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转让协议》是否为张建国本人签署无法核实，汪爱莲、汪君称该《转让协议》系在张建国家中签署，但其二人从未到过张建国家，伍桂秀与其二人根本不认识；从内容上看，该《转让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2组张建国户……”，而张建国作为张建国户其中一个家庭成员，不能以其个人名义处分其他家庭成员的安置面积；该《转让协议》系无偿转让协议，受让人并非善意。2.对证据2，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甲方签字盖章处存在多人签字；该《照顾安置协议》载明的内容足以证明，二被告于2014年10月23日就已通过签订《照顾安置协议》的形式将张建国户内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移给汪爱莲户，且汪爱莲户在《照顾安置协议》中确认的安置户型为10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各一套，并约定一期安置户型为100平方米，但事实上汪爱莲户在一期安置时获得的安置房户型为80平方米。综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对证据3，因该证据页码不完整，故无法进行质证。湘湖管委会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汪爱莲、汪君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安置分房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故前述《转让协议》系以张建国户和汪爱莲户作为签约单位，这也是工作人员要求的。因此，《转让协议》载明的转入方为汪爱莲而非汪君。前述证据足以证明张建国户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转入汪爱莲户。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虽然伍桂秀对该证据中“张建国”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该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不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且湘湖管委会、汪爱莲、汪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亦能与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第三条第3款载明的内容“乙方拟照顾安置面积135平方米，由张建国户转入80平方米”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2.证据2，虽系复印件，但闻堰街道办事处已提供原件供本院核对，且湘湖管委会、汪爱莲、汪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3.证据3，虽然页码不完整，但系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关于印发〈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的缺页部分，与该证据合并后能够完整呈现《实施细则》的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三、汪爱莲、汪君提交的《公证书》一份，欲证明张建国户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转入汪爱莲户，且该80平方米安置面积实际已经履行完毕，由汪爱莲户抽取了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的房屋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因汪爱莲户基于其自身享有的135平方米安置面积所选择的安置房为140平方米户型的安置房一套，故前述80平方米安置房使用的就是从张建国户转入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张建国户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享有的安置面积实际已经履行完毕。经质证，伍桂秀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据伍桂秀所知，湘湖南苑一期和二期安置房一共只进行过两次分房抽号，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闻堰街道办事处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且可提供配套的《公证书》或《安置协议》予以印证。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湘湖农场安置分房共分两期进行，但第一期安置房应当系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进行了数次分房。湘湖管委会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汪爱莲户现已取得的安置面积80平方米，未超过张建国户转让给该户80平方米安置面积之前该户自身可取得的安置面积。经审查，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但闻堰街道办事处、湘湖管委会、汪爱莲、汪君对该证据均无异议，且该《公证书》载明的安置房坐落位置与汪爱莲、汪君现登记的户籍所在地一致，故对汪爱莲户已实际取得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的安置房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汪爱莲与张建国原系夫妻关系，汪君系汪爱莲与张建国的女儿，后二人离婚。伍桂秀与张建国于2009年12月2日登记结婚。2012年10月24日，湘湖管委会发布《关于建立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工作指挥部的通知》，决定建立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同日，湘湖管委会印发了《实施细则》。2013年1月20日，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甲方）与张建国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张建国户同意将坐落于湘湖农场新区建筑总面积为115.24平方米的房屋（其中主房面积105.7平方米）交由湘湖管委会拆除，并就房屋补偿安置等相关事宜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口3人，其中转制在册1人，非转制在册1人，增加计算的1人。”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拟（照顾）安置面积145平方米……实际拟安置面积（含户型差）160平方米。”张建国作为乙方代表在前述《安置协议》上签名予以确认。同年4月22日，湘湖管委会举行湘湖南苑一期安置房抽号，张建国户抽取了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上下文统称“湘湖南苑”）10幢2单元102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该房屋现由伍桂秀占有使用，归伍桂秀所有。2014年10月20日，张建国（转出方）与汪爱莲（转入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2组张建国户自愿将湘湖农场整体搬迁照顾安置中80平方米安置面积转让给公房1组汪爱莲户，照顾安置面积转让款_____元由张建国户在___年___月___日前一次性支付清。本协议一式四份，转出方、转入方各执一份，双方所在工作组各备案一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生效。”张建国、汪爱莲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同年10月23日，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甲方）与汪爱莲户（乙方）签订《照顾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汪爱莲户同意将坐落于湘湖农场老场183号的公房腾空交由湘湖管委会拆除（其中租赁公房建筑面积为38.48平方米、自行搭建附房面积33.94平方米），并就房屋补偿安置等相关事宜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照顾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符合照顾安置政策的人口3人，其中转制在册1人，其他户口在场2人。”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拟照顾安置面积135平方米，由张建国户转入80平方米……实际照顾安置面积（考虑到户型差）220平方米。”第四条第4款约定：“实际照顾安置户型分为120平方米户型一套、100平方米户型一套。”第五条约定：“汪爱莲户在湘湖南苑一期安置房中选择100平方米户型安置过渡（安置房分配方案另定），其余安置房待二期交付后安置。”汪爱莲在前述《照顾安置协议》上签名予以确认。同年11月27日，湘湖管委会举行湘湖南苑一期安置房第三次分房抽号，汪爱莲户抽取了位于湘湖南苑10幢1单元602室户型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现汪爱莲、汪君的户籍登记地与该房屋坐落一致。2015年2月11日，张建国死亡。2016年1月14日，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确认张建国户在农场有房户征迁时，按政策享受安置人口为3人，其中一人为张建国、一人为伍桂秀、一人为已婚未育增加一人，即为虚拟人口。另查明，张建国的父母早于张建国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伍桂秀、汪君二人。在本案诉讼之前，伍桂秀与汪君曾因继承纠纷有过一次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张建国户于2013年4月22日抽取的位于湘湖南苑10幢2单元102室的安置房归伍桂秀所有。又查明，2019年4月9日，闻堰街道办事处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答复伍桂秀《关于拆迁安置纠纷的投诉》时称：“伍桂秀系湘湖农场有房户居民张建国再婚妻子，在2012年农场整体搬迁时张建国户协议安置面积160平米，已于2013年在湘湖南苑社区一期安置房中安置房屋80平米一套，剩余80平米待安置。2014年10月24日，张建国户主将户内剩余80平米经协议转让给其女儿汪君（农场公房户，张建国前妻汪爱莲户），张建国户内无剩余安置面积。”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案涉张建国户《安置协议》系湘湖管委会组建的临时机构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与张建国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结合二被告、第三人的一致陈述及前述查明事实，案涉湘湖农场搬迁安置主体为湘湖管委会，闻堰街道办事处系协助湘湖管委会具体实施搬迁安置工作的单位，故湘湖管委会才是本案适格被告。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关于伍桂秀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伍桂秀作为案涉《安置协议》乙方张建国户的家庭成员，享有乙方在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有权向湘湖管委会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虽然张建国户《安置协议》涉及张建国与伍桂秀的共同财产权利，而张建国已死亡，其继承人（即伍桂秀、汪君）系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而汪君与伍桂秀对本案诉讼标的的主张不一致，应视为汪君放弃对本案诉讼标的的主张，并不影响伍桂秀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二、关于伍桂秀要求二被告继续履行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认定。首先，关于2014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是否对本案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其一，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特别是张建国户和汪爱莲户分别与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签订的《安置协议》和《照顾安置协议》可知，湘湖农场居民房屋搬迁安置系以户为单位进行，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代表与拆迁人（甲方）签订《安置协议》的通常为户主。该户主系作为户内家庭成员的“代表”而非“委托代理人”，与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故本案中张建国有权代表包括伍桂秀在内的张建国户内家庭成员与湘湖农场搬迁指挥部签订《安置协议》。同理，在对外关系上，其代表张建国户与作为汪爱莲户代表的汪爱莲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对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的全体家庭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转让协议》使用的是闻堰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格式文本，且协议文本分别成为张建国户与汪爱莲户拆迁档案的一部分，湘湖管委会作为拆迁人，还根据前述《转让协议》的约定，进一步与汪爱莲户签订了《照顾安置协议》。因此，湘湖管委会及闻堰街道办事处对案涉《转让协议》的签订情况应属明知且未提出异议，前述《转让协议》对案涉张建国户《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的处分，对协议双方即湘湖管委会和张建国户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二，关于湘湖管委会在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案涉《转让协议》及其与汪爱莲户签订《照顾安置协议》过程中是否为善意并已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问题。如前所述，因拆迁安置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户主所进行的签约及处分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故湘湖管委会在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转让协议》过程中只需审查该转让行为是否为户主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已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关于伍桂秀提出的湘湖管委会在明知张建国与汪爱莲、伍桂秀之间的婚姻变动关系的情况下，未经征询伍桂秀意见，即接受该《转让协议》并依据该协议与汪爱莲户签订《照顾安置协议》的问题，结合张建国户《安置协议》约定内容可知，张建国户内家庭成员仅张建国、伍桂秀二人，该户包括已婚未育的虚拟人口应享有的安置面积在内的安置面积160平方米，因张建国、伍桂秀实际并未生育子女，属于张建国和伍桂秀的共同财产权利。虽然张建国生前并未与伍桂秀就包括前述财产权利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张建国通过签订案涉《转让协议》进行处分的安置面积80平方米恰好为160平方米的一半，并未明显超出其在正常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享有的份额，故就该《转让协议》的效力暂且不论，即便案涉《转让协议》未经伍桂秀签名确认，也不应认为湘湖管委会在此过程中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伍桂秀的相关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2014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对湘湖管委会及张建国户（包括伍桂秀）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关于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认定。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系伍桂秀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湘湖管委会之间针对《安置协议》的履行问题产生的纠纷，而伍桂秀对案涉《转让协议》及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提出的异议，涉及伍桂秀与汪爱莲户（即汪爱莲、汪君、邵鸿鑫三人）之间关于《转让协议》的效力争议，以及伍桂秀与湘湖管委会、汪爱莲户（即汪爱莲、汪君、邵鸿鑫三人）之间关于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的效力争议，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经本院释明，伍桂秀明确表示暂时不对前述二份协议的效力问题另案提起诉讼，请求司法审查。而该二份协议在经司法审查并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之前，其效力不应予以否定。根据案涉《转让协议》及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约定，伍桂秀在本案中诉请的张建国户《安置协议》项下剩余80平方米安置面积已转入汪爱莲户。虽然二被告与第三人关于汪爱莲户于2014年11月27日取得的80平方米安置房使用的是前述转入汪爱莲户的安置面积抑或汪爱莲户自身享有的安置面积意见不一致，但无论前述安置房使用的是哪部分安置面积，在2014年10月20日张建国与汪爱莲签订《转让协议》及同年10月23日湘湖管委会与汪爱莲户签订《照顾安置协议》之后，张建国户《安置协议》项下已无可继续履行的安置面积。现伍桂秀要求二被告继续履行张建国户《安置协议》，为其安置8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伍桂秀通过另案诉讼，将案涉《转让协议》及汪爱莲户《照顾安置协议》确认无效或撤销，可依据新的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讼或以其他方式向湘湖管委会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对伍桂秀要求二被告按照《湘湖农场整体搬迁居民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共同承担在湘湖南苑二期为其安置剩余8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的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伍桂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2元，减半收取计916元，由伍桂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孙涵青 ?*ArabicDash??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