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1民再1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守文，男，197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薛少珍，女，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旭杰、任少卿，山西锋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永安，男，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吕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晓雪、王彦，北京市道可特（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胡守文、薛少珍与被申请人王永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晋01民终4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19）晋01民申191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胡守文、薛少珍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原二审判决以胡守文所提供的合伙期间全部财务账目未经相关部门审计鉴定为由，未支持胡守文的主张。后胡守文委托山西乾元会计事务所对王永安和胡守文合作期间的资金往来款项进行审计。2019年8月8日，该事务所出具了晋乾元经审【2019】0120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以下事实：（1）2009年底项目支付王永安450万元未入账。（2）存在错误记账，项目支付王永安错误记账224.6675万元；项目收王永安错误记账100万元。（3）2013年3月底王永安退伙时，除全部收回投资款外，项目多支付王永安544.2809万元（4）退伙后截至2014年底，项目又支付王永安232.3192万元。（5）退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项目欠王永安借款205万元，属于虚假做账。上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审、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2015年6月6日的证明450万元的欠条是在双方没有核对往来款，收支情况基础上形成的错误书面材料。2、2013年3月30日的协议书仅仅是双方对项目应给被申请人利润数额600万元进行明确，没有对项目与被申请人的往来账目进行核对。也就是说项目实际应付被申请人多少钱没有明确。本案在一审期间双方均认可的事实为，截至2013年3月30日，王永安与项目往来款为1559.6025万元，项目返还给王永安的款项为2103.8834万元，项目多付王永安544.2809万元，根据双方确定的利润600万元，项目实际应付王永安55.7191万元。然而王永安不但没有退还多拿的欠款，还利用伪造篡改的虚假账务，误导再审申请人，称投资款还有本金205万元没有收回。再审申请人在没有对往来款进行仔细核对的情况下，基于重大误解，在王永安退伙后又继续支付其232.3192万元。截止到2014年12月20日，王永安从项目处多拿776.6001万元。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根据山西乾元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证明，被申请人王永安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财务移交表存在虚涉短期借款的情况。该证据系原一审、二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明显伪造的情形，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移交表中所涉及的短期借款、应付利息属于虚假做账，项目从来没有收到过张玉宝、王庆文等21人出借的1050万元款项，所以也不存在应付利息的问题。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薛少珍既不是涉案合伙事务的当事人，也没有在欠条上签字认可欠款，更没有在事后追认过胡守文对王永安的负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债权人也就是王永安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原一审、二审中均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原审法院仅以薛少珍在项目上工作过，对合伙事宜知晓为由将其列为共同还款人，实为牵强。王永安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求薛少珍参与合伙项目对账事宜，也没有向薛少珍主张过欠款，事实上薛少珍对合伙项目的经营状况、款项的欠付情况并不知情。综上，胡守文、薛少珍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1民终411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胡守文无需向被申请人支付投资款450万元及利息；三、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薛少珍无需针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申请人王永安承担。被申请人王永安辩称，一、山西乾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王永安与胡守文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款项的审计报告》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不符合当事人提出再审事由范围，更不能成为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依据。1、从形式上，胡守文提供的审计报告是其在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自行委托出具的，并非原审庭审结束前客观存在的，也不属于原审中未予质证、认证的证据，因此，该审计报告明显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新的证据。2、从内容上，审计报告系胡守文自行委托审计机关作出的，不具有公平性；是在胡守文明确陈述丢失一本账本的情况下仅依据剩余账本作出的，不具有客观性；是在未对项目利润、利息作出审计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具有全面性，因此，答辩人对该审计报告不予认可。但审计报告也可以看出答辩人在双方合作项目上共投资15996075元，收到资金23432076元，而根据胡守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09年至2014年原被告之间的往来汇总表》显示，合作项目从2009年度至2014年度收取答辩人投资款及归还借款累计15996025元，支付答辩人23421343元。可以看出胡守文提供的审计报告中记载的数字与其在原一审中提交证据显示的数额相差无几，因此，从证明内容上该审计报告也不属于“新的证据”。二、王永安与胡守文签订的《协议书》及《欠条》依法成立并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胡守文应继续履行支付义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胡守文于2013年3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5年6月6日出具的《欠条》系双方在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处分行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应依法成立并生效。现被胡守文以存在重大误解、受到欺诈、胁迫为由否认《协议书》及《欠条》的真实、合法性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薛少珍作为胡守文配偶，对合伙事宜明确知情，其理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薛少珍作为胡守文配偶，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曾于2015年1月6日就答辩人与胡守文协商解决退伙清算事宜与王永安进行谈话，根据谈话内容可知，薛少珍不仅明确知晓王永安与胡守文之间合伙时间，同时还担任大川公司十八分公司办公室职员一职，在王永安与胡守文谈话录音中，胡守文也曾明确提出薛少珍将合伙项目的账本拿过来供二人对账，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薛少珍对合伙项目知情并实际参与了合伙经营事宜，判决其与胡守文共同承担支付义务正确。四、即使胡守文不认可当初约定投资款利息700余万元由双方承担，那么已支付的利息理应计入利润，按照胡守文与王永安3:7分成，王永安仍有450余万元未收回，该数额与胡守文认可的欠款数额一致，并非像胡守文所称存在重大误解。双方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共计17137691.19元，按照双方合伙期间的口头约定投资款利息共同承担，那么合伙项目利润应优先扣减投资款利息7425318元，剩余利润9712373.19元按照双方的利润分成比例进行分配。如果胡守文不认可投资款利息由双方承担，那么投资款利息7425318元理应计入合伙项目利润，双方应得利润也将按照17137691.19元进行分配。根据利润分成比例，王永安应得利润分红为11996383.833元，因此，就算核减王永安已经收到的7425318元，其还应得利润4571065.83元。无论胡守文是否认可投资款利息由双方承担，在本案中王永安仍有450余万元未收回。综上，答辩人王永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守文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求贵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经胡守文委托，山西乾元会计师事务所对胡守文和王永安在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款进行了审计，于2019年8月8日作出晋乾元经审【2019】0120号《关于王永安与胡守文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款项的审计报告》。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再审申请人胡守文提交了其委托山西乾元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8月8日作出的晋乾元经审【2019】0120号《关于王永安与胡守文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款项的审计报告》，主张截止到2014年12月20日，王永安从项目处多拿了776.6001万元。王永安辩称其支取的742.5318万元是按照双方合伙期间口头约定的投资款利息双方共担而支付的投资款利息。因胡守文与王永安合伙期间并未签署书面协议，现胡守文与王永安对合作期间的资金往来账款各执一词，原审在双方未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清算和审计，且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欠条》对本案作出判决，不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另外，再审申请人薛少珍是否实际参与了涉案合伙经营事宜，作为胡守文配偶是否应与胡守文共同承担本案责任，也需进一步查明。因此，本案应由一审法院引导双方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清算，查清本案事实，依法作出处理。综上，本案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晋01民终4110号民事判决及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5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郭晓军审判员 滕 青审判员 孙清莲 二O二O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傅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