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85民初2011号 原告：安峻锋，男，199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翼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凤，江苏颂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卫国，男，198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伟，上海利歌（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峻锋与被告王卫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峻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凤，被告王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峻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364600元及利息损失(以364600元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校期间（2016年）在被告处勤工俭学。当时，被告邀请原告及原告同学柴某投资其经营项目，约定每人出资20万元。当时原告实际投资17万元，投资款项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现金交付被告。2018年7月份，被告邀请原告、杨震、李振、孙箫和柴文瑞等五人合伙经营广告事业。2018年10月左右，被告与原告及其他四人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共同出资100万元，被告占股17%，原告及其他四人均占股16.6%，后续不足部分按比例续投，并约定其他事项。当时被告要求该合同书签订日期提前到2018年7月20日，原告等人涉世不深也未深究。后来，原告及其他合伙人得知被告故意隐瞒了公司登记的具体事项，被告实际于2018年9月17日已经注册了苏州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但登记为自然人独资并自任法定代表人，未注册原告等人的股份，合同书签订后也未变更股权登记。在后续的实际经营中，被告完全掌控所有事宜，开支、收益等均属一言堂，仅偶尔象征性地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谓合伙人说一声收入多少、开支多少，总之要么收支平衡，要么亏损。原告及其他人，既未享受任何合伙人的决策权、知情权，也未能享受任何分红，且不断对公司进行投入。2019年5月份，合伙人孙箫提出异议后，几经周折，被告让孙箫退股，并要求原告等人各向孙箫出具54600元的欠条。即便如此，后续合作中，原告等人仍然无法享有任何权利、分红等。2019年12月，被告将原告、李振逐出公司。原告认为，被告以合作为由邀请原告出资，双方建立合伙关系。在合伙协议履约中被告既未给予原告相应股权、决策权、知情权，也未给予原告分红，其个人完全掌控公司，且投资款项入账情况不明，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据此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被告王卫国辩称：被告不认可原告要求退股并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共同合伙经营，退股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被告与原告同是苏州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与原告及其他案外人签订合作协议，对于利润分配及投资方式有明确约定。目前原告要求退股，并没有合同和法定事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安峻锋、王卫国、柴文瑞合作经营婚庆服务生意。2016年至2017年期间，安峻锋向王卫国交付17万元用于合作经营。在此期间内，王卫国向安峻锋分配过利润款4万元。 2018年9月17日，苏州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国公司）成立，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房地产营销策划、婚庆礼仪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等，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王卫国（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为王卫国。 2018年10月份，王卫国（甲方）、安峻锋（乙方）、柴文瑞（丙方）、孙箫（丁方）、杨震（戊方）、李振（己方）六人经协商，因共同出资、入股、创建鑫国公司签订《股份制合同书》，该合同尾部签约日期标注为“2018年7月20日”。合同书第一条约定，公司名称为“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婚庆、广告策划及相关设备租赁。第二条约定，出资数额总计100万元，甲方持有17%股份，乙、丙、丁、戊、己方5人各持16.6%。公司日后经营如需扩大投资，再投入资金，由甲、乙、丙、丁、戊、己方共同按股份出资分担。第三条约定：1.奖金分配，随着经营的深入，利润可观后，年底将发放奖金。奖金数额依据收入现状和个人贡献经合伙人商议后决定。2.盈余分配，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交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即创收盈余，此为分配的重点，将以股份为依据，按比例分配。3.债务承担，如在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应由甲、乙、丙、丁、戊、己方按出资比例承担。4.公司一年进行一次财务总结算，甲、乙、丙、丁、戊、己方按持有股份进行利润或亏损分摊。第四条约定：1.新股东入股必须经甲、乙、丙、丁、戊、己方共同同意，不得擅自做主。2.新股东须承认并签署本合同，与原有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股的新股东，对入股前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在经营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股东可以退出：本合同约定的退出是由出现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退出、发生股东难以继续经营公司的法定事由。股东擅自退出，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其他股东的全部损失。4.在经营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为当然退出：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被依法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个人丧失偿债能力、被人民法院强制剥夺在公司中的全部财产份额。以上情形的退出以实际发生之日为退出生效之日。5.除名退出：被除名股东只可获得15万元，撤销其所有股份与权利，其所有股份由其他全部股东按比例均得。若造成损失应赔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股东有下列情形的，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履行出资义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执行公司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合同约定的其他事由。对股东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除名生效。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五条约定，经甲、乙、丙、丁、戊、己方商议决定由甲方出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等权力，其余股东需尽力给予协助并监督公司的经营策略，管理制度。主要人事任免、大额材料采购等需由股东所持有的半数以上股份同意方可进行。该合同书还约定了部分其它事项。 2018年期间，安峻锋又向王卫国交付14万元（其中，2018年8月30日交付3万元，2018年9月16日交付1万元，2018年12月3日交付9.15万元，2018年12月3日交付0.85万元）。 2019年5月7日，孙箫出具《股东退股声明》，内容为：“本公司原股东孙箫因个人原因于2019年5月7日退股，即日起孙箫自愿放弃股东身份，自愿放弃所持有的本公司（苏州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股份。本人与公司再没有任何经济纠纷，之后孙箫一切行为只代表个人，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不再为其承担相应责任。本声明一式六份。王卫国、安峻锋、柴文瑞、杨震、李振、孙箫各持一份，本声明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应。”该声明尾部退股人处有孙箫签字，公司法人处有王卫国签字，并盖有苏州鑫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公章。 后安峻锋向孙箫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安峻锋从孙箫处借款54600元。2020年2月1日之前还1万，2020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任何一方违约都可以到太仓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还应支付债权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违约金为本金的30%。” 因孙箫退出合作，王卫国（甲方）、安峻锋（乙方）、柴文瑞（丙方）、杨震（丁方）、李振（戊方）五人于2019年12月23日重新订立《股份合同制合同书》，明确就鑫国公司达成新的协议。该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出资数额总计100万元，甲方持有24.42%股份，乙方持有21.52%股份，丙、丁、戊三人各持有18.2%。第三条第1款奖金分配约定：随着经营的深入，利润可观后，年底将发放奖金。奖金数额为年底清账前公司账户盈余数额的3%，以个人贡献为依据进行发放。合同书其余条款与之前《股份合同制合同书》基本一致。 审理中，安峻锋提供了一份柴文瑞、杨震、李振书写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柴文瑞、杨震、李振系大学同学关系，在校期间均有在王卫国处勤工俭学，与王卫国结识，大学毕业后，王卫国邀请我们共同合伙创办公司，约定按出资比例占股，但王卫国实际创办的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未登记我们的股权，并且向我们隐瞒了这一事实。在公司实际运作过程中，王卫国一人掌控公司开支收益我们均不清楚。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权利。我们平时是按照王卫国的安排开展工作，长期加班工资也没有按时发放，因基本的生活收入都没有保障，安峻锋、李震、杨振均被迫离开。关于工资问题，我们已经向太仓市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王卫国一直欺骗我们，所有的出资款由他个人占有，所谓的合伙协议都是一纸空文。因资金困难，我们现无法承担起诉的费用，暂凑钱以安峻锋的名义起诉，也希望与王卫国协商退回我们的出资。”王卫国对上述《情况说明》所述内容不予认可，其称签署第一份合同书时各方已知晓鑫国公司成立，安峻锋及其他案外人从未提出工商变更的要求，且其向安峻锋及其他案外人告知公司运营状况；目前公司经营困难，很多投资款用来买了设备，现安峻锋因公司经营问题，提出退股并要求返还投资款，违反公司法的相应规定。 而王卫国提交2017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其与安峻锋合作期间的部分经营状况，王卫国称鑫国工商的情况是由二人及其他案外人共同经营，其没有隐瞒任何情况。安峻锋对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聊天内容仅能表现安峻锋作为员工在工作当中与王卫国的沟通，各项事宜基本都需要征求王卫国同意，可看出安峻锋在实际经营中并不具备任何实体性权利。 关于合作经营的情况，安峻锋称其与王卫国签订《股份制合同书》，欲成为共同成立公司的股东，但最终王卫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未成为公司股东，也未享受股东权利，故合伙协议没有得到履行，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由王卫国返还投资款。关于诉请的返还金额，安峻锋称成立鑫国公司时约定好每人出资32万元，其出资14万元加上之前投入的17万元为31万元；另，安峻锋称孙箫退股时，王卫国让其承担54600元，因此合计金额为364600元。王卫国称其最初与安峻锋、柴文瑞共同经营舞美的婚礼服务生意，后准备一起经营鑫国公司，将安峻锋投入的17万元加上一定的溢价折抵成安峻锋在鑫国公司的股份，股份占比16.6%；其与安峻锋同是鑫国公司的股东，在2018年10月份签订《股份制合同书》时安峻锋已知晓成立了鑫国公司，各方对在已成立的鑫国公司各自所占股份、利润分配进行了约定；在孙箫退股后，各方也签了新的《股份合同制合同书》，对股权比例重新进行了约定，故安峻锋作为鑫国公司股东的身份是确认的，安峻锋在法律上属于隐名股东；安峻锋及其他案外人从未要求就股东身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如果安峻锋要求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其随时可以配合。 庭审中，本院向安峻锋释明，其与王卫国可能系因共同投资成立公司而形成其他法律关系，询问其是否需要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追加相应当事人。安峻锋明确表示坚持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不需要变更诉讼请求，也不申请追加当事人，坚持仅要求王卫国向其返还364600元。 以上事实有安峻锋提交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股份制合同书、账户交易明细、股东退股声明、借条、情况说明，王卫国提交的股份合同制合同书、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安峻锋以王卫国违反《股份制合同书》、《股份合同制合同书》约定，未将其登记为股东且其未享受股东权益为由，认为《股份制合同书》、《股份合同制合同书》未履行，要求王卫国返还投资款364600元。但根据二人与其他案外人于2018年10月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书》和2019年12月签订的《股份合同制合同书》的内容，安峻锋向王卫国交付的款项系其对鑫国公司的出资；安峻锋也自认其交付王卫国的31万元系其与王卫国、其他投资者约定的向鑫国公司的出资。另外54600元，系安峻锋受让孙箫在鑫国公司股权而对孙箫所负之债务。本院向安峻锋进行释明，其坚持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据此，本院作如下分析：根据2019年12月23日王卫国、安峻锋、柴文瑞、杨震、李振五人订立的《股份合同制合同书》的约定，安峻锋投资31万元款项，对应的是其享有该公司21.52%股份。现安峻锋认为其股东身份未经工商登记部门确认，因投资各方未在《股份合同制合同书》明确约定股权登记事宜，且本案中王卫国也同意办理相应变更登记，相关当事人可自行处理。至于安峻锋陈述其未实际享受股东权益，系其与鑫国公司和相应股东之间关于股东权益以及公司利润分配之间的纠纷，即使属实，其也无权直接要求王卫国返还相应投资款项。因此，安峻锋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峻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770元、减半收取338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70元，合计5755元，由原告安峻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王 坤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陆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