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27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才，男，196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台头村。经营者：朱海付，男，198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佐东，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利，蓟州区州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以下简称海付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吴佐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9民初6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经营者朱海付及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明，被上诉人吴佐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吴佐东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事实,导致判决错误。1.经审理查明部分:“麦收后,到种植玉米时节,2018年5月22日……”。该查明内容是错误的,无客观事实依据，属主观臆断。2018年5月22日天津市蓟州区全区行政区域内,根本就没有进入麦收时节,还没有收麦,一定不可能是麦收后。2.经审理查明部分:“施某为吴佐东出具了收种肥款5000元的收据,并加盖了公章”。属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支持。该收据根本不是施某开具的,施某本人也不承认该收据是其所为。该收据是朱永才给吴佐东出具的,吴佐东也承认该收据从朱永才处取得。3.一审法院遗漏客观事实:“推广协议”第5条未生效。一审法院对“推广协议”的效力及是否生效未作出认定,就武断作出判决,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认识错误。一审判决书中“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朱永才应当提供证明其与吴佐东等种植户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但,朱永才至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属法律认识错误。1.朱永才一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债权凭证在朱永才处,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且能够证明债权数额。2.如按一审法院的观点,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属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三、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中查明“2018年春,经朱永才介绍、引荐,施某向吴佐东等种植户推销种植农科玉368玉米种,推销成功朱永才拿提成”。1.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推广协议”是否生效或是否履行,一审法院未查清;3.一审法院应当意识到施某可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应当通知施某参加本案诉讼活动,更加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吴佐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上诉请求。答辩理由：1.吴佐东系农业承包户，2018年4月19日通过朱永才引荐，施某找到吴佐东推广使用其玉米种和专用化肥，承诺此玉米比一般玉米增产20%以上，并且提供了专用种子化肥，并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了推广协议。诉争种子、化肥款应该给施某，而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2.吴佐东在施某的多次催要下，给付了施某部分化肥款和种子款，款项给付了施某的经营部，而并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有票为证。款项未全部给付的原因是其承诺玉米增产20%以上与事实不符，不存在增产的现象，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达不到正常的玉米产量。3.种子、化肥是根据推广协议进行签收和验收的，收款人和种子、化肥提供人是施某，并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4.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作为介绍人起诉吴佐东，属于主体不适格。朱永才、海付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佐东立即给付种子、化肥款28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由吴佐东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系经销经营种子、化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在蓟州区下窝头镇台头村。吴佐东系农业种植户。朱永才与吴佐东等种植户居住村庄相邻，彼此熟悉，曾有过购买种子、化肥等往来。案外人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资经营部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经销种子、化肥，经营者施某，经营场所在蓟州区白涧镇。与朱永才、吴佐东等相距几十里路。吴佐东等种植户与施某以前不认识。2018年春，经朱永才介绍、引荐，施某向吴佐东等种植户推销种植农科玉368玉米种，推销成功朱永才拿提成。2018年4月19日，施某与吴佐东等种植户在朱永才村的饭店分别签订了推广协议，一户一协议。施某在推广协议中承诺该玉米品种比照当地玉米产量每亩增产20%；每亩的种子加化肥款210元。施某（签字为“施振军”）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了“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资经营部”公章，吴佐东等种植户在乙方处签字。一些种植大户预付了部分种肥款。吴佐东种植140亩玉米，预付了种肥款5000元，施某为吴佐东出具了收种肥款5000元的收据，并加盖了公章。麦收后，到种玉米时节，2018年5月22日，施某将种子和化肥装车亲自送至吴佐东的田间地头，卸货后，由施某书写内容为：今收到氯化钾玉米肥3吨＋1吨，硫酸钾40袋，玉米种7包（每包20袋），合计140亩×200／亩＝28000元，未付款的收条，吴佐东在收条上签字。该条未注明是谁的种子、化肥。玉米播种后，因在出苗是否齐全，造成减产，产量达不到推广协议的承诺上发生争执，分歧较大，致使吴佐东拒付种肥款。后朱永才持据起诉，要求吴佐东等种植户给付其种肥款。另查，施某尚欠朱永才推广种子、化肥的提成。庭审中，吴佐东陈述预付了种肥款5000元，施某为吴佐东出具了收种肥款5000元的收据，并加盖了公章。现收据找不到了。朱永才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佐东是否拖欠朱永才种子、化肥款。从种子、化肥的整个销售过程看，首先是施某与种植户签订的推广协议，随后收取了部分预付种肥款，出具了加盖公章的收据。其次，从供货渠道、送货过程、收条出具等方面看，种子、化肥是施某的；是其从自己的库房装车送至各种植户的田间地头；收条是施某亲笔书写后，各种植户签字确认收货。收条上虽未注明种子、化肥是谁的，根据上述交易过程，综合认定买卖双方的主体是施某向吴佐东等种植户推销了种子、化肥。朱永才只是介绍、引荐，卖出后拿提成、返点。朱永才虽持收条起诉，但收条未注明收谁的货，且吴佐东等种植户均否认与朱永才有买卖种子、化肥关系，并提供证据证实与施某有买卖关系。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朱永才应提供证明其与吴佐东等种植户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但朱永才至今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该院对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计250元，由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负担。”二审中，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了两份新的书面证据材料：1.2017年11月12日，施某为其出具的收款50000元的收据；2.2018年5月1日，施某向其出具的确认收到朱永才玉米种肥款60000元的收条；并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请求证人施某出庭作证，施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上述证据，主张其从施某处购买玉米种肥卖给吴佐东，吴佐东应向其支付玉米种肥款。吴佐东质证认为，收据、收条与本案无关，是此前所欠的种子化肥款，证人与朱永才存在利益关系，所述亦不属实。本院认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2均无法证明朱永才所付款项为涉案玉米种肥款项，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施某的证言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主张与吴佐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首先，从协议的签订情况看，涉案推广协议系施某与吴佐东签订，并加盖施某所经营的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贸经营部公章，朱永才、海付经营部主张其与吴佐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合同依据。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涉案种子、化肥系施某提供并运至各种植户的田间地头，收条为施某亲笔书写后由各种植户签字确认，吴佐东预付种肥款的收据亦加盖天津市蓟县兴农为民农贸经营部公章。现朱永才提供的收条不足以证明其与吴佐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全案事实，判决驳回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永才、海付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朱永才、天津市蓟州区海付化肥经销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会明审判员  余 庆审判员  韩晓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田 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