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包公大道3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7568370974。 法定代表人:吴现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来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书红,女,汉族,1975年3月18日生,住安徽省肥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军敏,女,汉族,1974年5月27日生,住安徽省肥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正流,男,汉族,1975年11月3日生,住安徽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莉莉,女,汉族,1964年7月6日生,住安徽省肥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女,汉族,1971年6月8日出生,住安徽省肥西县。 以上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鹏，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公酒业）因与被上诉人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公酒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自公司成立时具备股东身份及享有股东权利错误。1、从工商登记信息可知被上诉人自2019年6月27日经登记并公示为上诉人股东，其并非上诉人成立之日时的股东。2、被上诉人股东身份变更登记公示前相关权利应由变更前相关登记股东依法享有和行使。事实上，对被上诉人行使权利的登记股东充分知悉上诉人经营财务状况。二、被上诉人行使知情权未能履行法律规定的前置程序。1、邮寄“关于要求对包公酒业查账的函”的邮政面单中“王书红”非其本人所签，而是幕后控制人的操作行为，行使知情权也非其本人之意。该邮政面单及函件，不能证明已有效送达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已履行行使知情权的前置程序。2、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到上述函件上诉人始终未接到被上诉人或物流人员电话通知，被上诉人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通知过上诉人。三、被上诉人行使知情权系受人指使，具备不正当目的，其请求不应获得支持。1、被上诉人所占上诉人股权比例极小，其一直未对上诉人经营状况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股东吴现伦与案外人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后，被上诉人突然要求行使知情权并要求查阅账目等行为明显不合常理。2、被上诉人通过各种手段以达到促使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上诉人95.58%股权目的，被上诉人行使知情权系其与安徽中顾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恶意串通手段之一，被上诉人诉请知情权存在主观恶意和不正当目的。3、2019年7月6日协议书明显看出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支付金钱方式促使被上诉人协助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一系列相关行为均受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安排，实质上，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被上诉人名义诉请知情权，掌握上诉人财务数据，往来客户及相关信息。即便股权转让协议因无效而无法获得履行，其也通过此手段获取了上诉人财务数据、会计报告及相关商业秘密。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定华经营安徽老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上诉人主营业务相同，具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在取得夏定华及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费用支持后的诉请具有不正当目的。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履行发生争议，合肥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未经批准非法成立、协助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安徽中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活动经费并承诺回报，再到本案诉讼，均环环相扣目的性明确。被上诉人诉请明显具有无正当性。法律应充分发挥预防功能，不能因上诉人合法权益损害未实际发生而放任被上诉人知情权的不当行使。被上诉人的诉请不应获得支持。四、上诉人2019年6月27日前登记股东以充分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上诉人通过会议等形式已充分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五、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查阅范围过宽且不明确，已远超出法律保护的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范围，查阅周期过长，将严重影响上诉人正常的经营秩序，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请求。 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答辩：1、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出资证书，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2014年就已经是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的股东；2、事实上，被上诉人何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不影响被上诉人主张查阅自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信息，《公司法》第33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同时该法条并未限制小股东在对其加入公司之前的财务账目的知情权，合肥中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823号，王万与合肥港汇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就持此观点。因此，本案的被上诉人对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自成立后的财务信息均有知情权。3、EMS上“王书红”的签名不是王书红本人所签，和是否符合前置程序没有关联性，无法律规定EMS必须由本人亲自寄出才能代表本人的意愿。事实上，EMS是吕正流负责寄出的，而吕正流也是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前置程序中要求查账的函与诉状中的签名并非同一人所写不符合事实。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承认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的门卫收到并签收上述函件。4、被上诉人并非如上诉人所说在中顾公司和吴现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才要求查账，也不仅仅是五位被上诉人要求查账，事实上，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的绝大部分小股东一直要求查账并要求分红，因为双方闹得动静太大，肥西县人民政府责成肥西信访局、经信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解决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所以被上诉人等人要求查账是其一直以来的诉求，既是为了追究大股东吴现伦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也是为了讨要多年以来的分红。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是否合法只有有权机关才能认定，而不是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或者吴现伦扣个帽子的事，且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是否合法与本案无关。从小股东议事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及所做的工作来看，明显是因为吴现伦在众多小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中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协议中承诺由其解决小股东有限购买权的问题，后又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顾公司才不得不出面和小股东协商是否解决股权转让的问题。上诉人称中顾公司与小股东串联勾结颠倒了基本事实，忽略了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先，小股东议事委员会在后的基本情况。上诉人提出小股东与中顾公司串联勾结将本案中获取的财务资料会提供给中顾公司，以便中顾公司在和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吴现伦的案件中使用来对其不利，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审判决中对此已经作了认定，这全是上诉人的猜测而没有任何证据，且一审法院也充分考虑到了此种情形的可能性，因此在判决中对查阅账目的程序都做了严密的规定，限制了查阅的时间地点并要求在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的辅助下进行，且仅判决了查阅权，没有判决复制权，完全杜绝了上诉人认为的被上诉方将上述材料提供给中顾公司的可能性。一审判决关于查阅的范围是完全依据《公司法》第33条、第二款《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基础规范的通知（财会字1996）19号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所确定的，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并未扩大审阅范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将其2004年1月1成立至今的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账簿(包含:总账、分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财务凭证和原始凭证、银行流水、对账单以及与经营相关合同)交予原告查阅、复制；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包公酒业成立于2004年1月1日，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持有的股权证书显示五人出资时间为2004年1月1日，出资额为3000元、9000元不等，2019年6月27日五原告变更登记为包公酒业的股东，股权比例为0.0613%、0.184%不等。 2019年7月2日，包公酒业法定代表人吴现伦将其持有包公酒业的92.58%全部股权转让给中顾公司，后因吴现伦未履行合同义务，中顾公司起诉吴现伦与包公酒业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共提出十项诉讼请求，其中第四项诉请为“依法判令被告一（吴现伦）、被告二（包公酒业）赔偿原告未能正常经营被告二公司而造成的利润损失100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 2019年8月19日，原告五人作为小股东委员会委员（甲方）与中顾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一、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事宜，…。二、乙方提供20万元作为甲方运作的办公经费，…经费的支出应用于办理本协议第一条事项和开展小股东相关活动。三、乙方承诺对每3000元注册资金补偿4.5万元，…。现因股权转让签字问题，同意接受乙方预先支付该款项，…补偿款自本次股权转让成功之日起三日内无条件予以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不成功的，该款项应无条件返还给乙方。…”。 2019年8月29日，五原告签名并拟定书面材料《关于要求对包公酒业查账的函》，内容为“公司自改制15年以来，未开过一次股东会，未就公司经营状况向股东做任何通报，除控股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对公司经营情况一概不知，部分小股东数年来多次讨要说法。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拥有对企业经营的知情权。现要求对公司15年以来的会计账目予核查，目的是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给公司股东一个说法”。2019年8月30日，王书红将函通过EMS邮件向包公酒业寄出，收件人为吴现伦，2019年8月31日邮件被包公酒业门卫室他人代收。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股东资格及股东知情权问题。五原告于包公酒业成立时出资，持有公司签发的《股权证书》，2019年6月27日五原告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根据登记公示原则，五原告为包公酒业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享有股东知情权。股东知情权是指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实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高管人员活动的权利。股东知情权分为查阅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质询权。本案五原告诉请的性质为查阅权。 二、原告寄送书面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前置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提起账簿查阅权诉讼的前置条件是股东向公司提出以查阅的书面请求且公司拒绝提供查阅。这一前置条件设定的目的在于既保障股东在其查阅权受侵犯时有相应的救济途径，也防止股东滥用诉权，维护公司正常的经营。五原告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现状，显属其作为有限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王书红一人寄送，为邮寄的形式，未改变五人共同提出书面申请的事实，邮件未被包公酒业法定代表人吴现伦签收，但公司门卫室他人代收，视为公司签收，被告辩称未收到书面申请，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被告签收后十五日未予书面答复，视为拒绝申请，原告通过诉讼主张股东知情权，符合法律规定，视为履行了提出书面请求的前置程序。 三、原告行使知情权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由于股东的知情权涉及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应适当照顾公司的利益，使双方利益平衡，故知情权的行使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到一定的限制。包公酒业以五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为由拒绝其查阅，应对五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并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以夏定华、老家酒业为失信被执行人，老家酒业与被告主营业务相同，具有实质性的竞争关系，以及中顾公司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收购被告公司股权为由，证明中顾公司与小股东签订《协议书》恶意串通，原告要求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是为向夏定华和中顾公司提供，具有不正当目的。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查阅公司财簿具有不正当目的，且可能损害包公酒业合法利益，理由如下：1、五原告与老家酒业无直接联系，不存在“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情形；2、中顾公司提起的股权转让纠纷处于诉讼阶段，是否属于骗取收购，由法院依法裁决，不能成为拒绝原告行使知情权的正当理由；3、原告查阅会计账簿是为向中顾公司提供，为被告猜测，并未实际发生，故被告主张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依据不足。另外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公司拒绝查阅权所保护的是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一切利益，故原告行使知情权，不能认定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综上，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的基础性权利，无合理根据证明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则不应限制其行使。被告认定原告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的理由和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四、原告主张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起点、时间、方式。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情况或信息真实了解和掌握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基础性权利。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看，关键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查阅公司账簿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通知（财会字［1996］19号文件）规定，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告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各项经济业务事务，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因此，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证才能知晓，不查阅原始凭证，中小股东可能无法准确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根据会计准则，相关契约等有关资料也是编制记账凭证的依据，应当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入账备查。据此，五原告查阅权行使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对于五原告要求查阅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请，因超出了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范围，不予支持。关于查阅的起点。五原告诉称包公酒业改制前为国有企业，五人为企业职工，买断工龄时按每股3000元自愿购买股份，公司自成立以来，股权信息未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未公开财务状况，未进行分红，对于原告的陈述，被告未举证反驳，为督促公司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股东自身合法权益，只有对公司全面了解，才有利于公司股东更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以便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作出更准确的判断。由于五原告自公司成立时出资，持有《股权证书》，故五原告主张查阅包公酒业自成立以来即2004年1月1日至今的会计账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查阅时间和地点。公司法赋予股东知情权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保障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这一权利的行使也应在权利平衡的机制下进行，即对于经营效率、经营秩序等公司权益未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原告查阅的应当是和其欲知情的事项相互关联的材料，而并非对公司财务的全面审计，故查阅应当在公司正常的业务时间内且不超过15个工作日，查阅的方便地点应在包公酒业。为保障被告的正常经营，原告查阅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涉案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供自2004年1月1日公司成立以来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原告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查阅；二、驳回原告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00元，由被告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照片，证明目的：1、被上诉人等成立“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是在与包公酒业及控股股东吴现伦存在股权转让纠纷的中顾公司、夏定华策划、支持、按排等条件产生；2、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宗旨系为更好的促进包公酒业的发展，通过一审提供的其民中顾公司协议可知，实际成立目的系为帮助中顾公司收购包公酒业，从而达到中顾公司及自身的不合法目的；3、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成立时间为2019的8月17日，这与本案被上诉人在汪小梅与中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二审开庭中被上诉人的证言相互矛盾，表明小股东议事委员会的成立并非被上诉人等自发协商成立，而是由中顾公司等安排成立，活动费用由中顾公司支付，全部活动体现中顾公司的意志； 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目的：1、本案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24日前并非包公酒业公司登记股东，被上诉人不享有股东权利。2、工商登记股东文祖军于2019年6月24日将包公酒业公司0.0613%股权转让于被上诉人王书红；将包公酒业公司0.1227%股权转上于被上诉人张红；3、工商登记股东翰成林于2019年6月24日将包公酒业公司0.0613%股权转让于被上诉人马军敏；于2019年6月24日将包公酒业公司0.736%股权转让于被上诉人方莉莉；4、工商登记股东王俊于2019年6月24日将包公酒业公司股权0.0613%股权转让于被上诉人吕正流； 证据三、会议纪要，证明目的：上诉人每年均组织会议，向登记股东披露和公布公司财务状问及经营状况等。 证据四、证人韩某、文某的到庭证言，证明被上诉人的股权均为相关代表人代持，公司成立后均向相关代表人告知了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被上诉人质证： 上述三组证据均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小股东议事委员会的存在的事实，成立时间在吴现伦与中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且协议中吴现伦承诺做好小股东工作，而他没有做好工作。议事委员会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吴现伦不给查询公司账目且没有分红才成立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明确表示对吴现伦不满，即便没有中顾公司存在，也是要针对吴现伦的；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材料恰恰可以说明被上诉人自2004年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成立时就已经是公司实际股东，只是未显名。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形式上看完全不符合股东会议纪要的形式特征，且股东签字是否属实也无法核实，内容上也看不出其每年向登记股东披露和公布公司财务状问及经营状况的情况。 上述两证人身份均为公司领导层，与公司利益相关，证言不予采信；两证人在回答问题时称有会议纪要，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供，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以下事实，本院作如下：一、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有无提出书面查阅请求的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关于要求对包公酒业查账的函》、EMS快递存根及邮件查询单显示，其于2019年8月30日向上诉人寄送上述函件，上诉人于次日收到该函件。其次，民事主体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事务。即便上述EMS快递不是被上诉人亲自办理，也不能得出上述函件内容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再次，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综上，应认定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提出书面查阅请求。二、被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是否有不正当目的。首先，上诉人提交的合肥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与中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合肥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照片、夏定华与中顾公司《委托履职协议》，安徽老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执行公开信息等旨在证明被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上述协议书仅反映合肥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协助中顾公司办理相关股权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小股东开会、告知股权转让相关事项、解释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疑问、协助小股东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字，以及后者向前者支付20万元办公经费等内容；上述照片仅反映合肥包公酒业小股东议事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委托履职协议》反映中顾公司委托夏定华代理收购上诉人大股东股权等事宜；安徽老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执行公开信息仅反映夏定华系该公司股东及该公司系被执行人。以上证据的内容与本节争议事实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其次，上诉人对该争议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而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证明力。综上，对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事实，不予认定。 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股东对公司账簿等具有查阅权，但并未限定被查阅的账簿的时间范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无权查阅2019年6月27日之前的公司账簿的上诉理由，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即便上诉人登记股东知悉公司经营状况，也不能成为被上诉人行使股东知情权的障碍。 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寄送书面查阅申请，且上诉人拒绝提供查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前置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事实，因缺乏证据支撑，不予认定。 一审判决虽支持了被上诉人的查阅权，但未明确查阅的时间及地点。为便于判决执行，钝化双方矛盾，应明确查阅时间为本判决生效后的第二周起每周一、三、五15时至17时。查阅定点为上诉人办公室或会议室内。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唯未明确查阅时间及地点欠妥，应予纠正。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的第二周起，每周一、三、五15时至17时提供自2004年1月1日公司成立以来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原告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在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相关办公室或会议室内查阅； 二、维持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100元，由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负担90元，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负担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合肥包公酒业有限公司负担90元，王书红、马军敏、吕正流、方莉莉、张红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陈 烜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 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