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民终9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津街道北环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5MA6DK2D74C。 法定代表人：杨通武，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大军，男，197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仕华，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印江丰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大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5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印江丰田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黔0625民初1380号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涉案汽车的销售中不存在欺诈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涉案汽车《销售合同》中欺诈被上诉人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欺诈的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把其与田易公司交涉的真实情况反馈给被上诉人,并不存在隐瞒车辆来源和车钥匙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微信回复内容对被上诉人隐瞒了车辆来源和车钥匙等真实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为涉案车辆代办购买保险时发现车辆保险“属于重复投保”...,且未如实告知被上诉人,导致其自身不清楚车辆来源,对车辆已经销售过多次的信息不得而知”的内容与被上诉人当庭陈述相矛盾,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其比上诉人更早些时候知道涉案车辆不能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投保，上诉人经其同意后在平安保险为涉案车辆投保。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发现“重复投保”情况后没有如实告知被上诉人的事实与一审合议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存在矛盾。3、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和证人栗迎春（田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田易公司经办人员）”均证明上诉人在销售涉案车辆中不存在欺诈行为。4、如果上诉人知道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早就把ＧＰＳ系统拆除了,也不存在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龙公司）依据ＧＰＳ定位将涉案车辆偷偷开走的事情了。（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验车辆是错误的,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涉案车辆交付物流时,已委托物流验车,在涉案车辆到达到铜仁市区时,又验了一次车,当时涉案车辆里程是40公里,涉案车辆到达到上诉人店里时,上诉人第三次验车后才交付给被上诉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证据认定存在的问题如下:1、一审判决在第4页第7行认定上诉人对证据“车辆ＧＰＳ定位系统轨迹图”无异议与事实不符。证据“车辆ＧＰＳ定位系统轨迹图”没有提供该服务的公司签章,上诉人对其三性均有异议。2、一审判决在第4页认定的“轿车资料确认表”没有上诉人的签章;“郜爱梅购车资料、提车协议、租赁申请表、销售合同、交车检查确认单、汽车销售发票”等证据材料来源于无法确认真实身份的微信传来,没有原件,其中“提车协议”售方处无人签字盖章、“租赁申请表”出租人、抵押权人处盖的是一汽租赁有限公司租赁合同专用章;“交车检查确认单”没有售车单位盖章;3、一审合议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超出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六规定的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也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要求。（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存在的问题1、一审判决第6页第1行至第2行的涉及的合同和付款等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质证;2、一审判决认定第6页第3行“未经过验视车辆”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第6页第6行至第7行涉及ＧＰＳ的内容的证据材料系单方制作,没有经过ＧＰＳ服务商盖章确认,一审判决直接将其作为认定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4、一审判决第6页第15行,一审判决有意遗漏被上诉人事前知道人保投保情况和上诉人系经被上诉人同意后方在平安投保的事实;5、一审判决认定第7页第1行至第2行的事实没有合法证据证明;6、一审判决认定第7页第7行至第8页第9行的事实证据不足。二、上诉人在涉案汽车的销售中已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不存在欺诈行为,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认为上诉人欺诈,判决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销售合同》、互相返还、判令上诉人按三倍购车款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导致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法律错误。三、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郜爱梅之间是汽车买卖合同关系,一汽租赁有限公司与郜爱梅之间是融资贷款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汽车买卖合同关系。郜爱梅通过向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融资借款,已全部履行了其与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买卖合同中付款义务,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涉案车辆中已没有任何权利。郜爱梅在涉案车辆被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被上诉人处偷偷开走之前,一直按融资贷款合同约定还款,没有违反贷款合同中还款义务,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一汽租赁有限公司均无权在2019年6月12日将涉案车辆偷偷开走。何况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5日已取得涉案车辆的初始登记,依法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即使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一汽租赁有限公司认为其对涉案车辆拥有权利,但自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5日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时起,涉案车辆之前的权利也已自动消失。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偷偷将涉案车辆开走,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的物权,已涉嫌刑事犯罪,被上诉人应依法追究河南驻马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民事及刑事责任，维护其合法权益。 吴大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印江丰田公司与吴大军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请求判令印江丰田公司退还吴大军购车款总价438265元（包括车价、贴膜、购置税、保险费、行车记录仪、镀金及装饰等款项），并向吴大军支付车辆价款387800元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163400元；3.诉讼费用由印江丰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印江丰田公司以“百信名车”招牌经营汽车销售、维修、保养等业务。2019年4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全款购买奥迪Ａ6（2019款）40ＴＦＳＬ豪华动感型黑色轿车一辆，售价387800元，甲方（原告）预付订金100000元，乙方（被告）收到订金后预计在7个工作日交车，由被告代为购买保险，贴膜3000元并赠送坐垫、脚垫。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当日预付了订金100000元。被告随即便与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联系车源，并于当日与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车辆代购合同》，约定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被告预订19款Ａ6动感黑色汽车一台，指导价417800元，成交价381698元。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当日向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定金10000元。为给被告调车，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与河南凯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车辆代购合同》，购买一台2019款奥迪Ａ6动感黑色轿车，并于2019年4月11日支付购车款375020元后，未经过验视车辆，便直接由河南凯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车辆由海旺达物流从河南郑州运往贵州铜仁发给被告。车辆到店时，汽车仪表盘显示行驶里程为150公里，ＧＰＳ系统显示车辆行驶的轨迹里程为1524.2公里。2019年4月15日，原告定购车辆到店后，被告通知原告提车，原告付清购车尾款290800元（含汽车贴膜费用3000元）后于当日提车，车辆型号ＦＶ7201ＢＢＤＤＧ、发动机编号ＤＫＵＡ28924、车辆识别代号（即车架号码）ＬＦＶ3Ａ24Ｋ5Ｋ3112689。被告同时只提交了一把车钥匙，称另一把车钥匙需待车辆上户后再提交。原告提车后，被告为该车辆在原告指定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买保险时，该保险公司系统显示该车辆属于“重复投保”，无法在该公司继续购买保险，被告便于2019年4月16日重新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该车购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计支付保费10610元。2019年5月5日，原告缴纳车辆购置税33185.84元后，被告协助原告将车辆进行上户登记并上牌后（车牌号为贵Ｄ×××××），将车辆强制保险标志、保险卡、行驶证、合格证标志、购置完税证明、购置税发票复印件、购车发票原件、抵扣联发票原件、交强险保单复印件、商业险保单复印件、车辆一致性认证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等随车资料经原告确认后交付原告，对另一把车钥匙未能如约提交。至此，原告为购车共向被告支付购车款（含汽车贴膜）、保险费、车辆购置税等费用总计434595.84元。之后，原、被告双方为另一把车钥匙多次沟通，被告一直未能妥善处理。2019年6月12日上午7时30分左右，原告发现停在自家院坝的车辆丢失，随即向印江自治县公安机关报案，印江自治县公安局接警后在处警过程中，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过原告留在涉案车辆内的资料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原告，告知其涉案车辆系被该公司根据其安装在涉案车辆上的ＧＰＳ定位追踪开走。 同时查明，车辆识别代号（即车架号码）ＬＦＶ3Ａ24Ｋ5Ｋ3112689（与本案涉案车辆系同一辆车）的车辆首次销售情况为：2019年4月2日由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409444元价格将涉案车辆出售给郜爱梅，并于2019年4月5日开具车辆销售发票，郜爱梅支付了购车首付款，缴纳了车辆购置税，办理了汽车分期贷款，并为该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中心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同日，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郜爱梅签订《提车协议》，约定“1.郜爱梅于2019年4月5日将车驶离本店，并保证车辆及车况安全完好；2.我店暂时保管客户车钥匙壹把，保养手册，于客户车辆抵押完成后归还；3.郜爱梅务必在2019年4月20日之前完成上牌抵押工作，否则，我店不予退还￥8000元上牌保证金并申请强制执行该车辆上牌抵押工作，执意不配合时我店将执行强制拖回该车辆；4.双方认同并承诺遵守以上约定。”，后郜爱梅将车提走，车辆另一把钥匙暂扣于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车协议签订次日（即2019年4月6日），郜爱梅即签订《车辆出售协议》，拟将该涉案车辆（车架号码ＬＦＶ3Ａ24Ｋ5Ｋ3112689，与本案涉案车辆系同一辆车）以417800元出售。郜爱梅提车后，未按照约定进行上牌并办理车辆贷款抵押，经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多次联系郜爱梅无果，该公司便依据双方签订的《提车协议》的约定，由郜爱梅办理该车辆分期购贷款的汽车金融公司通过安装于该涉案车辆上的ＧＰＳ定位跟踪后，未经原告知晓，同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用暂扣的另一把钥匙将涉案车辆（车牌号为贵Ｄ×××××）从原告处开走，该车现存放于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胜龙奥迪4Ｓ店二楼二手车展厅。至此，车架号码ＬＦＶ3Ａ24Ｋ5Ｋ3112689的涉案车辆奥迪Ａ6在出售给原告时，已经过三次销售。 另查明，每一辆车均有其唯一的、区别于其他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即车架号）。全国范围内，车辆同一类型保险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不能重复购买，但在不同保险公司可跨省重复购买。 又查明，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汽车综合品牌的销售公司，不是奥迪汽车4S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2.被告印江丰田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原告吴大军购车总价款438265元；3.被告印江丰田公司是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关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应被撤销的问题。本案合同是否应被撤销的关键是《销售合同》是否存在欺诈。在商品买卖中，消费者在合同缔结和商品销售的整个过程，都享有知情权等相关权利，经营者理应在缔结合同和商品销售的整个过程都负有如实反映商品信息，不能有所隐瞒的义务，以确保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从而基于真实意愿作出意思表示，正确行使相关权利。案涉合同标的物为汽车，相较于一般商品的买卖合同而言，汽车作为商品，与其他商品的销售有着较为专业的特殊性和一定的程序性，对部分信息消费者不能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外观直观验视即可作出是否已经符合自己购买标准的判断，许多车辆信息甚至是需要在实际使用或行驶过程中才能体现和知晓。相对于消费者而言，经营者在商品信息的获取上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消费者难以知悉经营者获取商品相关信息的具体时间或阶段，难以区分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获取是在缔约之前还是缔约之后。若经营者将其缔约之后、交付之前知悉的不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告知消费者，而仅将此种情形作为履约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处理，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即使经营者在缔约阶段对不利于消费者的相关商品信息不知情，但在交付消费者之前已经知悉的，其仍负有及时告知消费者的义务。因此，对于本案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不能仅限于销售合同缔结阶段，而应当从订立合同至车辆交付结束期间的综合行为来判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付全款向被告购买车辆，由被告代买车辆保险。合同虽未约定所购买的车辆必须是4S店新车，但从常理来看，原告按照正常的市价387800元全款买车，对车辆的要求应该是新车，而不可能是已经销售过多次的车辆，无论该车辆是否崭新。从被告的实际销售行为来看，首先，被告公司员工与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对接未交付的另一把车钥匙时，被告员工回复“我在让4S店跟物流再找找回你”、“吴总，我问了，4S那边说还在找，物流这边我也在让他们找”，该聊天内容可以确定被告印江丰田公司向原告吴大军提供的信息是车辆从4S店调车，其实际告知原告的也是在4S店调车，微信回复内容，足以使原告对所购车辆来源于4S店深信不疑。而实际上，与被告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被告调车的上家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非奥迪汽车4S店，被告印江丰田公司在整个调车过程中并未与任何4S店联系过，其从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调车后，对车钥匙缺失一事并未引起高度重视，更未对所购车辆进行进货检查验收，只是一味地相信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称“已交物流，被物流遗失”，而未对车辆来源进行进一步核实。事实上，由于河南驻马店胜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胜龙奥迪4S店首次将该车辆销售给郜爱梅时，就暂扣了另一把车钥匙，不论是上海田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还是河南凯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自始至终就不曾持有过该车的另一把车钥匙，被告印江丰田公司微信回复内容对原告隐瞒了车辆来源和车钥匙等真实信息；其次，被告在代买保险过程中，发现车辆保险“属于重复投保”的异常情况后，作为汽车经销商，其经常为客户代买汽车保险，应明知车辆同类型保险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不能重复购买，但在不同保险公司可重复购买，车辆出现“重复投保”，极有可能是该车已有销售历史，但被告丰田公司并未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也未核查该异常投保信息原因，而是简单地选择从其他保险公司重新购买保险来处理该异常情况，且未如实告知原告，导致其自身不清楚车辆来源，对车辆已经销售过多次的信息不得而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被告丰田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原告要求撤销《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案涉销售合同应当予以撤销。 二、关于被告印江丰田公司是否应当退还购车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为购买涉案车辆所支付购车款为387800元，其他损失46795.84元（含汽车贴膜3000元、保险费10610元、车辆购置税33185.84元），以上费用共计434595.84元，由于销售合同已经撤销，该笔费用应由被告印江丰田公司返还原告吴大军。原告吴大军主张退还购车总价款438265元，对超出部分既未向法庭陈述事实，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撤销后，原告吴大军应将涉案车辆返还被告印江丰田公司。 三、关于被告印江丰田公司是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吴大军为方便生活需要购买汽车，属于生活消费，其与被告印江丰田公司之间系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三倍赔偿责任主要是针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之惩罚性质的责任，与消费者所受损失大小没有必然关系。本案中，被告印江丰田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向原告吴大军销售的车辆并非来源于4S店的新车，且已经过多次销售，致使原告吴大军以市价全款购买车辆并已经取得车辆所有权后仍无法实现使用车辆的目的，从而造成消费者原告吴大军的重大损失，被告印江丰田公司应当以车辆价格为基数，向原告吴大军三倍赔偿。故对原告吴大军要求被告印江丰田公司承担购车款387800元三倍惩罚性赔偿计11634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吴大军与被告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二、被告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返还原告吴大军购车总价款434595.84元（含保险费10610元、车辆购置税33185.84元、汽车贴膜3000元）；原告吴大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所购的奥迪A6汽车2019款40TFSL豪华动感型黑色轿车（车辆型号FV7201BBDDG、发动机编号DKUA28924、车辆识别代号LFV3A24K5K3112689）退还给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三、被告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增加赔偿原告吴大军损失1163400元。案件受理费19216元，由被告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印江丰田公司向吴大军销售案涉汽车是否构成欺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印江丰田公司向吴大军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吴大军向丰田印江公司支付购车款，丰田公司向吴大军交付约定的车辆。但丰田印江公司在交付车辆时仅交付一把车钥匙且导致案涉车辆被他人开车，合同目的未能实现，丰田印江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因丰田印江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吴大军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应解除，合同解除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故丰田印江公司应当返还吴大军已付的购车款及保费等。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购买车辆，丰田印江公司负有交付符合合同约定车辆的义务，且已按约定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吴大军，吴大军接受车辆后，吴大军认为印江丰田公司存在隐瞒进货渠道，虚假告知车辆来源，故意隐瞒车辆已购买保险的情况，同时就车辆权利瑕疵，车辆已销售使用过，车辆加装了ＧＰＳ，钥匙和保养手册及三包凭证缺失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消费欺诈。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使他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与之签订合同的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印江丰田公司与吴大军签订的购车合同中并未约定指定具体的车辆销售商，也未明确约定必须是4Ｓ店直接供车，从丰田印江公司与供货商上海田易汽车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叶某及吴大军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并不能证实或推定吴大军与丰田印江公司约定是从4Ｓ店购车。综合丰田印江公司销售人员与吴大军的微信聊天内容：“我在（再）让4Ｓ店跟物流再找找回你”、“吴总，我问了，4Ｓ那边说还在找，物流这边我也在让他们找”及丰田印江公司与上海田易汽车公司销售人员微信聊天内容：“好好让4Ｓ店再找找”“你让4Ｓ想办法在厂家配一把啊”“贵阳4Ｓ店配，要一个星期”等对话内容来分析，并不能得出丰田印江公司明知上海田易汽车公司不是4Ｓ店而故意隐瞒欺骗吴大军，应当理解为丰田印江公司主观认为上海田易汽车公司系从4Ｓ店发车，客观上并不知道案涉车辆不是从4Ｓ店发车。销售商应当保证其进货渠道合法但并无告知消费者进货渠道的义务，除非双方特别指定了特定供货商。因此，一审认定丰田印江公司隐瞒车辆来源及少一把钥匙的真实原因，证据不足。关于案涉车辆已购买保险导致不能在吴大军指定的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吴大军认可其知道该事实，并同意丰田印江公司在平安保险公司为其办理投保，一审认定丰田印江公司未如实告知吴大军，与吴大军自认的事实不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吴大军没有证据证明丰田印江公司存在故意告知其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丰田印江公司并无隐瞒事实等欺诈故意与行为，一审认定丰田印江公司构成欺诈，并判决其承担三倍赔偿，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印江丰田公司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关于丰田印江公司构成欺诈，并判决其承担三倍赔偿，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5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维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5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吴大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9216元，共计38432元，由印江丰田汽车维修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全 审判员 张金勇 审判员 芦化莉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翁寿炳 书记员石偲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