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水彬，男，1953年4月21日生，汉族，住溧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云伟，男，1972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孙水彬因与被上诉人卢云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3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水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卢云伟赔偿孙水彬杂树损失5000元、人工筑塘埂损失9640元、停止侵权恢复原状；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卢云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人民法院在认定民事主体放弃自身合法权利时应谨慎，只有民事主体自身声明放弃并且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方能认定，而本案中孙水彬非但没有放弃而是积极主张权益。一审法院仅凭证人孙某及徐某1所陈述就草率的认定孙水彬放弃了自身权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根据我国物权法之规定以及孙水彬承包合同之约定，对于孙水彬在承包期内添附（新建）的案涉塘埂、石护坡、石驳岸财产权益应归属孙水彬所有。三、一审法院认定卢云伟在承包经营期内有经营自主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庵滩鱼塘土地所有荡湾。卢云伟所谓招投标程序只有孙家村四队进行，没有征得北埂队、五荡湾同意，北埂队和五荡湾都一直未认可卢云伟的所谓承包行为。卢云伟未取得涉案鱼塘所有权主体的一致认可并签订协议，且在当地村委不允许再行发包的情况下，其根本不存在经营权，其擅自拔除孙水彬所有的杂树并损坏孙水彬自建的塘埂，严重侵害了孙水彬的财产权益。四、涉案纠纷本质就是卢云伟在未取得合法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擅自拔除孙水彬所有杂树及开挖孙水彬自建的鱼塘埂，在产生该纠纷后孙水彬请求基层组织帮助，后溧阳市溧城镇班竹村委罗保金书记明确要求孙某组织孙水彬与卢云伟调解，因孙水彬系普通农民不懂法律知识未签订书面协议而与卢云伟口头商量以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卢云伟支付相应款项，然评估结果严重超出卢云伟的支付预期，卢云伟采取否认的态度来应付此事。卢云伟辩称，孙水彬的承包期在2017年1月1日就届满了，我是在2019年1月1日通过公开招标获得了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我有权维护鱼塘及塘埂。根据孙水彬的承包协议，其主张相关权益的前提是在承包期内且鱼塘被征用的情况下，现在他任何条件都不具备，无权向我主张损害赔偿。孙水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卢云伟赔偿孙水彬所有的杂树损失5000元；2.卢云伟赔偿孙水彬人工筑塘埂损失9640元；3.卢云伟停止侵权、恢复原状；4.卢云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水彬曾作为乙方与甲方溧阳市溧城镇班竹村委孙家村四个队及北埂队签订《鱼塘经营承包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将“庵滩”鱼塘40亩承包给乙方养鱼，鱼塘的所有权及土地所有权归甲方，乙方只有管理使用权和合同规定的收益权，但不准出卖、出租或转让，如遇政府征地等开发建设，为确保政府工作顺利畅通，甲乙双方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安排，政府征用时补偿，甲乙双方协商明确如下：1.庵塘塘埂设施补偿费中10%归孙水彬，90%归孙家四个队和北埂队，鱼塘中间塘埂补偿款归孙水彬；2.渔具器械补偿费归养殖户；3.鱼塘青苗补偿款……承包期限自2013年元月1日起至2017年元月1日；承包款为人民币1600元……合同期满后，甲方如再行发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甲乙双方如愿意继续承包，应重新签订合同。一审庭审中，孙水彬称，诉争塘埂及杂树系由其所有，卢云伟在之后取得承包经营权，应合理行使相应权利，未经孙水彬允许不得在塘埂上搭建平台；即便要搭建平台，也应就搭建方式、费用承担与孙水彬取得一致，方可行使，不得侵害孙水彬的合法权益。为此孙水彬提交如下证据：书证一、《鱼塘经营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孙水彬在卢云伟之前与溧阳市班竹村委四个队及北埂队就位于庵滩40亩鱼塘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经营期间孙水彬在该鱼塘西边新建塘埂，该塘埂由孙水彬所有。书证二、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该承诺书显示除孙水彬外有11人签字），该承诺书载明：自有庵滩1988年孙水彬承包养鱼，鱼塘西边河内建筑鱼塘埂，孙家村承认西边鱼塘埂等归孙水彬所有，东95米石砌河工归孙水彬建筑，孙家村绝无异议；证明复印件一份（经手人显示孙俊清、孙水彬）；证明位于庵滩40亩鱼塘西边新建塘埂归孙水彬所有。书证三、溧阳市公安局昆仑派出所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9年4月16日13时许，孙水彬与卢云伟因承包的鱼塘引发矛盾，后报警。书证四、庵滩鱼塘设施及附属物评估报告一份，证明2019年4月3日，江苏象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仁公司”）受孙水彬委托对庵滩鱼塘孙水彬的鱼塘设施及附属进行评估，总计评估设施及附属补偿价位321285元，其中载明的人工筑塘埂单价为25元/平方米，杂树500棵，每棵10元。卢云伟未经孙水彬允许将涉案塘埂上的所有杂树及总长241米宽2米厚度80厘米的塘埂予以开挖，该部分价值分别对应为杂树为5000元，人工筑塘埂9640元。书证五、照片11张，证明卢云伟未经孙水彬允许在孙水彬所有的塘梗上搭建钓鱼平台。书证六、录音资料，证明涉案鱼塘发包给卢云伟并未正式成立，卢云伟无承包经营权，要求孙家自然村支书组织进行调解。卢云伟对孙水彬提交的对书证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塘埂并非由孙水彬本人所有，应归集体所有；对于书证三中提到的报警是事实；对于书证四有异议，其并未与孙水彬协商一致委托该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是孙水彬私自委托该单位进行评估；对于书证五真实性无异议，其在塘埂上搭建钓鱼平台是事实，但系正常行使承包经营权；对于书证六不认可，其内容也不能证明孙水彬的主张。卢云伟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书证一、2019年6月9日通告一份（近五十人签名捺印）、发票复印件一份，该通告载明：孙家村自然鱼塘“庵滩”承包年限期满已再次承包，本村特此声明鱼塘和塘埂产权归集体所有，承包者只享受经营使用权。证明其已承包庵滩鱼塘，并已支付2019年半年的承包费用1200元。书证二、证明一份（孙家村十人签字），该证明载明：兹有班竹村孙家村庵滩在2019年1月1日公开招标鱼塘养殖，1月10日正式投标，庵滩有（应为由）卢云伟中标，承包金为贰仟肆佰元，当时预交壹仟贰佰元，未签订正式合同。证明卢云伟2019年承包了诉争鱼塘。孙水彬对于卢云伟提供的书证一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认为该通告系孙水彬怂恿村民签订，不具备合法性，时间也不是真实的，即便是真实的，也不应该通过大部分村民表决的形式剥夺他人合法权益；对书证二真实性无法认定，诉争鱼塘涉及三个大队的土地，卢云伟只经过孙家村同意，未经过其他两队（北埂队、乌塘湾），且卢云伟未与相关主体签订正式承包合同，并未取得承包经营权。一审审理过程中，孙水彬申请溧阳市孙家自然村支部书记孙某、象仁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法院释明，变更为要求孙某及象仁公司负责人张某出庭作证。同时申请徐某1、徐某出庭作证。证人徐某1当庭陈述，其原系乌塘湾的老村长，现在是乌塘湾的片长，诉争塘埂及杂树涉及到乌塘湾部分土地。当时班竹村把鱼塘给孙水彬养殖其是同意的，虽然没有办手续，但口头约定在孙水彬承包期间，每年给乌塘村100斤鱼。卢云伟养殖未经该乌塘湾同意。其表示到期后没有说到塘埂和杂树归属的事情，但是塘埂这块田和种树的地给孙水彬使用后就一直给孙水彬使用，不会要回来，塘埂和树也归孙水彬；但其并不清楚杂树和塘埂的具体清理情况。证人徐某2当庭陈述，其系乌塘湾的代表。鱼塘以前是孙水彬承包的，当时没有看到孙水彬种树。孙水彬是乌塘湾的女婿，当时没有办承包手续，口头和孙水彬约定每年给100斤鱼，但是乌塘湾三个队有一百三四十户人家，每户人家一斤都不够分，大家就说不要了。卢云伟承包的时候没有和乌塘湾村里商量，斑竹村也没有和乌塘湾商量，租金收了也不分给我们。对于孙水彬承包到期后塘埂和树归谁所有当时没有约定，孙水彬如果不继续养，就要收回塘埂和树这块地，要树就把树砍走，不要就给我们村，塘埂也应该归我们。证人孙某当庭陈述，其系班竹村委孙家村的队长，诉争鱼塘原系孙水彬承包，这个塘实际涉及到五个村，包括孙家四个队（孙一、孙二、孙三、卢家）和北埂。当时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乌塘湾的田。其做了队长以后才签了2013年的合同，乌塘湾也从来没有因为鱼塘的事情找过孙家村。2017年孙水彬承包期满后，就招投标给了卢云伟。合同期满后没有和孙水彬谈过杂树和塘埂的事情，承包经营合同载明的10%补偿款是以征用为条件的，但是到期没有征用。2018年其个人用鱼塘养了一年鱼，并交了承包金。2019年村里直接公告招投标。对于孙水彬、卢云伟的委托评估情况其不清楚。其曾从卢云伟处拿了1600元调解费给孙水彬，当时告诉孙水彬调解完了，让他们算了。杂树是自己长的，不清楚是不是孙水彬种的。塘埂已经严重坍塌。证人张某当庭陈述，其系象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该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当时现场的长度和深度是直接丈量的，但是被扒掉的长度深度是根据孙水彬陈述计算的，因为看不清楚就说算80公分。孙水彬表示认可，卢云伟虽然在场但是没有签字。鉴定费用是1600元。当时现场已经没有树，所以杂树的数量是根据孙水彬陈述计算的，不知道卢云伟有没有认可。卢云伟对于证人证言质证称塘埂、树木与土地是不能分离看待的，并申请证人卢某出庭作证。证人卢某当庭陈述，其是卢云伟的堂兄弟，2019年鱼塘承包到期后公开招标，其竞标承包了5个鱼塘，原来的承包人也在鱼塘上做了设施，但不承包了未向其要过钱，其承包鱼塘也要维修塘埂。孙水彬称上述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陈述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土地所作投入或在承包地上所作添附享有收益权或所有权，本案孙水彬在承包“庵滩”40亩鱼塘期内，在承包鱼塘筑塘埂、砌护坡，其承包经营行为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承包收益，其在承包标的上所栽杂树，应归其所有。在承包标的上所作添附而产生的相关权益，应由孙水彬享有，但鱼塘的所有权及土地所有权仍应归集体所享有，正如《鱼塘经营承包合同》所载明的应为发包方所有，承包方只有管理使用权和合同规定的收益权。承包期满后，孙水彬可以移除其所栽杂树，也可以拆除其所建设施、恢复原状，但不得损害发包方的利益和承包标的正常发挥效益。孙水彬称在承包期满后，曾向孙某主张过其在承包期间所栽杂树和所筑塘埂，但孙某当庭作证称合同期满后孙水彬没有谈过杂树和塘埂的事情；证人徐某1也当庭作证称合同到期后没有谈到过塘埂和杂树的归属问题，孙水彬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在承包期满后主张在承包期间所栽杂树和所筑塘埂，这表明承包合同期满后，孙水彬自愿放弃了相关的权益，就如证人徐某2所说的那样“孙水彬如果不继续养，就要收回塘埂和树这块地，要树就把树砍走，不要就给我们村，塘埂也应该归我们”。故孙水彬以财产损害为由，要求卢云伟赔偿相关损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卢云伟在承包期内，有经营自主权，故孙水彬以卢云伟将其在承包期内所筑塘埂清除，要求停止侵权，恢复原状，亦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水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元，由孙水彬负担。二审中，孙水彬提交如下证据：一、昆仑街道办班竹村委与别桥镇古渎村委2019年5月21日签订《协议》一份，证明案涉鱼塘部分产权归属溧阳市别桥镇古渎村委；二、2019年6月2日《鱼塘经营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孙水彬与溧阳市别桥镇古渎村委五荡湾村就案涉鱼塘签订承包合同，并约定鱼塘青苗费、塘上设备、设施等征用款归孙水彬所有；三、溧阳市别桥镇古渎村委五荡湾村代表四人2019年5月6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案涉鱼塘中间南北向鱼塘埂所筑土方、石驳岸产权归孙水彬所有；四、2018年3月28日《昆仑街道地块占用渔、蟹塘青苗、附着物补偿协议》一份，证明溧阳市中河边圩堤建设需要征用涉案部分鱼塘，孙水彬与溧阳市溧城镇班竹村委签订补偿协议，其中对孙水彬的树木、土坝、石驳岸均进行了补偿，孙水彬没有放弃权益。卢云伟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孙水彬的证明目的；证据二、三形成日期都是在我取得经营权后，且五荡湾村没有资格把案涉鱼塘承包给孙水彬，孙水彬之前承包也是与孙家村签的合同。五荡湾在中河的北面，涉案鱼塘在中河的南面，在中河建成后的几十年里多次抗洪救灾，五荡湾村从不参与，所以其一直只有所有权，没有管理权，也不参与鱼塘经营承包，孙水彬也一直在孙家村承包，合同都是与孙家村签。孙家村案涉鱼塘公开招标时，孙水彬的儿子也参加了，只是后来弃权了；证据四是孙水彬承包鱼塘期间的征用补偿协议，因为是2016年开始协商征用的，这份协议是对他的承包期内的补偿，实际签订时他已经没有承包权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鱼塘土地所有权属农民集体所有，卢云伟系通过村内招投标合法承包经营使用，其有权根据经营需要对相应的附属设施进行变更及维护。孙水彬系案涉鱼塘的前任承包人，其对鱼塘塘梗和添附杂树享有的权益均应依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存在，如其认为该部分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向发包方进行主张。卢云伟对案涉鱼塘塘梗进行变更维护系出于经营目的合法行使承包经营权，孙水彬在不具备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基于侵权向具有合法承包经营的卢云伟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水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元，由孙水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旭阳审 判 员 是飞烨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 浩书 记 员 刘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