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冬梅，女，1967年1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燕丽，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君泰商品合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法定代表人：王永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春，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8号A座19层。法定代表人：徐彦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笪王凯，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鲨，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冬梅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君泰商品合约父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泰公司）、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结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1民初5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冬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行政机关的性质认定和处理并非人民法院认定涉案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前置条件。一审判决中称:“直至本判决作出时止，未见君泰公司因该经营行为受到地方人民政府、证监部门等机构以非法从事期货活动为由进行性质认定或给予处理等正式文件”，“因此在当前现有情况下，由本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认定涉案交易行为属于非法期货活动尚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予以支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的逻辑是人民法院认定涉案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前置条件是行政机关的性质认定和处理，但是，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要求，并不存在上述前置条件。正相反，人民法院有权，也有义务对案涉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1.国务院国函（2012）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第四条工作规则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交易场所涉嫌从事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性质认定存疑的，可提交联席会议认定，由证监会在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出具认定意见。”根据这一工作规则，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涉案交易是否涉嫌从事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性质进行认定，即使在性质认定存疑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交联席会议认定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不存在要以行政机关的性质认定或处理结果为前置条件。2.司法机关依职权认定地方交易场所是否属于涉嫌非法期货交易的行为是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就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30项意见。其中第21条提到，“针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由此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也是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增强司法自信，在审理地方交易场所涉诉纠纷中，依法做出效力认定。截止到目前，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全国各地基层法院，已有数百起人民法院直接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依法做出效力认定的生效裁判，从未有要求行政处理前置的要求。3.中国证监会也认为对涉案交易性质的认定不是行政前置程序。针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泛滥的情况，中国证监会专门出台了证监办发〔2013〕111号《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的通知》，在该111号文中规定，各证监局要积极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查处工作，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需要，依法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该通知只是规定地方各证监局要有效承接地方公安、司法、工商等部门移送的认定和协作请求，并未规定对非法期货的认定为行政前置程序，这说明中国证监会也不认同行政前置的观点。中国证监会在其官网上公布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问答》第十七条答复，“中国证监会出具性质认定意见，本质上是应有权机关的请求，对其查处违法证券期货活动提供的专业支持。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意见，仅供有权机关参考，不能代替其依法作出的认定结论。一项交易活动是否违法，须由有权机关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断。”由此可见，非法期货交易行为的认定主体应该是司法机关，而证监会只是负责提供认定意见，该意见最终是否成为法院认定依据还有待质证。因此，不论证监部门是否出具性质认定意见、性质认定意见的结果如何，人民法院都应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作出判断。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某一特定案件中驳回其他投资者的再审申请，不意味着其他类似案件就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例，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只要不是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都不具备普遍指导作用，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被最高人民法院推翻的比比皆是，即使是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也因各个案件情况不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同，不能盲目套用。一审法院引用的是其他投资者唐永玲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请再审的案例(2017)苏民申224号，但该案是以“唐永玲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君泰公司在其白银交易过程中存在不符合上述《交易规则》的行为，且该行为符合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的理由驳回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并没有对比两个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异同和庭审质证的不同，也没有分析早在2017年作出的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存在错误，就以该案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仅仅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不需举证，生效裁判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法律适用部分并不是证据。因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驳回其他投资者再审申请的判例，并不能成为本案一审判决的有效证据。三、一审法院认为君泰公司在2012年清理整顿后得以保留，就推论出发生在2015年的涉案交易合法有效，逻辑错误。一审判决称：“就本案而言，江苏省人民政府从2012年4月起对全省各类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整顿工作，君泰公司在当时并未被认定存在违法开展期货交易活动、从事期货类业务的问题，亦未被关闭、取缔或暂停交易，反而报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予以保留。”虽君泰公司在2012年4月通过国家的清理整顿验收，但2012年4月通过验收，不能代表其在发生涉案交易的2015年所组织的交易必然是合法的。中国证监会在其官网上公布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问答》第十八问专门就此问题进行答复：“判断交易场所的交易是否可靠，从根本上取决于交易活动、交易规则是否守法合规、监管是否完备、风险是否可控，并非取决于审批机关。而且，经过省级人民政府的集中清理整顿且验收通过，只能说明基于当时的情况来看，该交易场所是依法合规的，后续仍需由省级人民政府做好日常监管工作。根据杨冬梅通过信息公开途径向中国证监会得到的答复，中国证监会明确称：联席会议对各地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的反馈意见，不是对具体交易场所合法合规性的保证，也不是对具体交易场所后续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性情况的确认。杨冬梅还向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根据该局的答复，证明了涉案交易并非是君泰公司自行关闭，而是被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要求在2017年3月底下线，由此可以证明案涉交易的违法违规性。人民法院只有对涉案交易进行全面审查，才能做出涉案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判断，而不能仅仅因为君泰公司截止目前未受到过行政认定，就推定其组织的交易合法。四、杨冬梅已经提交了足以证明涉案交易性质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证据。君泰公司属于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针对此类交易场所可能涉嫌从事非法期货交易的情形，中国证监会专门出台了证监办发〔2013〕111号《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的通知》，其附件《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是对案涉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最直接的判断标准。杨冬梅围绕这一文件的认定标准进行了全面的举证，从交易规则、交易软件界面、交易报表分析等，证明了案涉交易属于标准化合约交易、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完全符合111号文件中关于非法期货交易的定义以及期货业内公认的期货交易特征。特别是杨冬梅参加的交易，根本无法向个人交割任何现货。五、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杨冬梅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因同涉案交易有关的政府性文件(国务院清整联办2017年29号文，该文直接载明君泰公司存在集中交易方式，存在标准化合约交易情形，即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杨冬梅无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取得，故杨冬梅向一审法院提出向相关行政机关调取证据的申请，并且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提请江苏省证监局进行性质认定，但是一审法院对杨冬梅的申请置若罔闻，既不向有关部门调取相关证据，也未向证监局提出认定申请，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君泰公司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所指的“针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是针对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君泰公司开展的交易均是经上级主管部门省金融办和无锡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金融办）批准的，交易品种和交易模式均经过省金融办验收通过，不存在未经许可，也没有超范围经营的情况。二、省金融办要求“白银、原油类大宗商品为交易标的，引用国际市场行情的交易产品于2017年3月底之前全部下线”是应整改要求作出的暂时性措施，并非认定此类交易场所违规。目前仍有一批继续经营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可见并非永久禁止白银等大宗商品交易。三、杨冬梅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及申请法院提请证监会作出认定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不违反法定程序。江苏结算公司答辩称：一、江苏结算公司是省金融办指定设立的、为江苏省全省交易场所提供统一登记结算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其设立和运行均具有法律依据。二、江苏结算公司是负责实施全省交易场所统一登记结算事宜的辅助性监管机构，并非交易的实际参与方，杨冬梅的资金损失与江苏结算公司没有关联，江苏结算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于被告君泰公司（交易账户：ｊｔ21×××80）处的开户以及全部交易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君泰公司返还原告损失人民币196510元；3.请求判令被告君泰公司以196510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利息（从2016年3月28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4.请求判令被告江苏结算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连带责任；5.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杨冬梅在君泰公司开户，并获得了交易账号和密码，交易账号为：［ｊｔ21×××80）］，并下载安装了君泰公司交易软件。后杨冬梅分别向君泰公司、江苏结算公司帐户入金，进行君泰公司“君泰银”的交易。截止2016年3月28曰，合计入金1001000元、出金804490元，亏损196510元。君泰公司交易规则显示：君泰公司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采用自由挂牌、摘牌交易，统一配送的交易模式，同时提供询价交易等作为辅助交易模式；交易品种为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制品，交易的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制品及相关饰品为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检查合格的成品，交割的货品为下属会员生产、销售的符合国家标准的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制品；报价方式为人民币元/盎司，交易的最小单位为100盎司，最小提货量为100盎司；交易价格为即时挂摘牌价，交易手续费按成交金额征收，最高费率不超过万分之十五；交易商可自行选择通过现场或远程方式进行交易，现场交易是指交易商在交易中心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远程交易是指交易商在自行选定的场所通过通讯网络进行交易；交易中心对现货交易实行T+5的清算周期办理资金清算，申报成功后货物由交易中心统一调配；现货交收前，摘牌方必须在交易中心指定的账户全额存入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资金，挂牌方必须将出售的货物全部存放在交易中心指定的交割仓库；对于交易中心的非标准贵金属（黄金除外）制品，交易商可通过交易系统进行询价交易；交易商在交易系统中通过挂牌方式进行报价，交易商报价按交易方向可分为采购挂牌、销售挂牌、采购摘牌、销售摘牌；交易中心实行当日无负债的资金清算制度；申报交割前，摘牌方必须在交易中心指定的账户全额存入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资金，挂牌方必须将需卖出的货物全部存放在交易中心指定的交割仓库；交易中心对现货交割实行清算，即在交易交割时间清算结算后将资金从摘牌方账户上扣除，将资金划入挂牌方的账户；摘牌、挂牌双方成交交割后，由交易中心为双方进行货权转移；挂牌方成交当时，交易结束后即可在填写贵金属（黄金除外）制品提货申请单，亦可根据需要择期提货；交易商提货申请成功后3个工作日内，市场统一调配、发货；代理业务是会员单位接受交易商递交相关材料并审核的活动，交易商在会员单位办理开户手续，并签署开户协议书等相关文件。君泰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0日，经营范围为从事贵金属（不含黄金）、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生鲜食用农产品、水果、谷物的现货及电子商务交易等。2013年5月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苏政办发〔2013〕74号文，载明：从2012年4月起，我省开展了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日前，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下发了《关于江苏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检查验收相关事宜的复函》（清整联发〔2013〕1号），我省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通过验收，其中君泰公司作为商品类交易所予以保留。2013年9月4日，无锡市金融办出具《证明》，载明：君泰公司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金融办审批并验收合格，且在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金融办、无锡市金融办的监管下运行。2017年12月4日，就投资者诉君泰公司一案的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民申2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投资者的申诉。上述事实，有开户资料、交易规则、银行流水、苏政办发〔2013〕74号文、民事裁定书等书证予以证实，由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而言，江苏省人民政府从2012年4月起对全省各类交易场所进行了清理整顿工作，君泰公司在当时并未被认定存在违法开展期货活动、从事期货类业务的问题，亦未被关闭、取缔或暂停交易，反而报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议后予以保留。之后，直至本判决作出时止，未见君泰公司因该经营行为受到地方人民政府、证监部门等机构以非法从事期货活动为由进行性质认定或给予处理的正式文件。与此同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驳回了其他投资者就类似案件的申请再审。因此在当前现有情况下，由一审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认定涉案交易行为属于非法期货活动尚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予以支持。另外，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杨冬梅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进而认为交易行为无效，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杨冬梅的诉讼请求，因证据暂时不足，难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冬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76元由原告杨冬梅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杨冬梅出具客户声明，自愿在君泰公司的在线开户系统申请开户并已认真阅读过《风险提示书》《关于禁止代客理财的公告》和《开户协议》相关交易品种的电子交易，知晓并同意签署以上协议，本人承诺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君泰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交易，自愿承担风险及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损失。二、孙佳诉君泰公司等一案中，孙佳以君泰公司组织非法期货交易为由请求确认交易行为无效，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2015）锡滨商初字第00256号民事判决驳回孙佳的诉讼请求。孙佳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以（2016）苏02民终13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佳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苏民申475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孙佳要求确认涉案交易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孙佳的再审申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君泰公司组织的交易是否属非法期货交易。本院认为，根据君泰公司的经营范围，君泰公司系从事贵金属（不含黄金）、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生鲜食用农产品、水果、谷物的现货及电子商务交易等。君泰公司的交易规则反映了其交易方式分为远程交易和现场交易两种方式，且交易商可自行选择交易方式。杨冬梅签订的入市协议则约定，杨冬梅自愿参与君泰公司相关交易品种的电子交易，并严格按照君泰公司的相关规定从事交易活动，自行承担交易过程中的盈亏，以及因此可能发生的全部风险。因此，杨冬梅遵从交易规则参与君泰公司组织的交易，系双方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君泰公司系通过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检查验收后被保留的交易场所，其组织的交易已经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认可，故君泰公司组织的电子交易并不存在无效事由，应认定合法有效。另外，与本案杨冬梅起诉君泰公司要求确认交易行为无效的同类案件已经过一审、二审，同类案件均驳回了原告交易商的诉讼请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于2017年、2019年先后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交易商提出的再审申请。因此，法院在以往判例中已对君泰公司交易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认定。关于杨冬梅上诉称其在一审中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及委托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理涉的问题，因上述申请系杨冬梅于一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故一审法院未予理涉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杨冬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76元，由杨冬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冰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龚 甜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