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3755号原告：王丽明，女，1976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系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君，系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福国，男，1974年4月2日，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普兰店市，现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被告：王立平，女，1976年10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普兰店市，现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系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丽明与被告曲福国、王立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刘昭君，被告曲福国、王立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187,000元；2、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全部借款偿还完毕止，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起诉日暂计算95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份，二被告因承包工程，资金周转的需要，向原告王丽明借款人民币1,187,000元，收到该笔借款后，二被告共同向原告王丽明出具了《借条》一份，同时口头约定月息三分，待被告资金回转，二被告按实际借款时间偿还本金及利息。后二被告一直未能偿还借款。经过原告催要，被告曲福国于2018年10月24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8年12月24日前偿还完毕借款本息。若逾期违约偿还，按月息三分支付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始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止。后就该笔借款，经原告向二被告催要，至今未果，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判。二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此次诉讼涉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如原告确实涉嫌虚假诉讼或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请求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理由：1、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被告与原告素不相识，从未以任何方式向原告借款，也没有与原告针对借款的相关细节进行过沟通，原告此次诉讼系无中生有，属于虚假诉讼。2、被告虽然书写了借条一份，但该借条书写完毕后原告没有支付给被告任何款项。该借条载明“借王丽明”，被告虽然书写了该借条，但是没有借到的意思表示，即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交付的任何款项，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不能仅依据借条主张权利。同时，该借条载明“借王丽明现金1,187,000元”，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被告款项的事实不存在，且如此巨大的金额不应以现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及交易的习惯。且该款项有零有整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既然原告当时有大笔的存款在大连银行的账户内，原告没有任何必要将款项支取出来后以现金的方式再支付给被告，原告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直接转账给被告。原告有银行卡，被告也有银行卡，而且网银或手机银行转账均不产生手续费，所以原告即使提供了一张当日的取款凭证，但是并不能证明款项实际交付给了被告，原告的所作所为不能排出合理怀疑。原告有可能正好确实在2016年2月24日取过该笔款项，所以要求被告书写了这个日期的借条，以便为虚假诉讼提供依据，也有可能在被告书写完借条后原告专门到银行取出该数额的现金，再行存入该账户或其他名下的账户内。所以请求法院责令原告向法庭提供2016年2月24日及往后原告名下的银行卡的交易流水，以便确认是否将该取现的款项再行存入该银行卡内的情形。另外，在2016年2月24日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借款的必要，当时被告不需要资金周转，被告名下银行卡内也有较大数额的资金，没有必要向原告借款。3、原、被告没有借贷的合意，更没有针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原告和被告是不相识的，王丽明与杨永明是夫妻关系，徐桂兰是杨永明的母亲，被告曲福国与杨庆义（是徐桂兰的老公、是杨永明、王丽明的父亲）他们俩相识。曲福国是从事工程行业的，被告承揽的工程曾经挂靠在杨庆义名下的建筑公司，所以双方相识，被告曲福国确实曾经向杨庆义借过款，被告也进行了偿还。在与杨庆义借款期间杨庆义要求被告曲福国签订多份借条和承诺书，当时被告都没有查看，按照杨庆义的要求签字。如果不签字杨庆义便不向曲福国支付工程款，导致曲福国无法向下面的农民工支付工资，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被告无奈就完全按照杨庆义的要求签署相应的借条、承诺书等。但是被告从未收到过任何现金，曲福国和杨庆义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的交付方式也是银行转账，是杨庆义给被告曲福国进行的转账，没有任何现金交易，所以被告在本案中不欠原告王丽明任何款项。原、被告之间也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曲福国和杨庆义存在借贷关系。针对杨庆义的借款，被告曲福国大概向杨庆义借款200万元左右，被告曲福国陆陆续续已经偿还了将近300万元左右。杨庆义手中是有向曲福国转账的银行流水凭证的，由于原告和杨庆义之间的亲属关系，请求原告将杨庆义转账给曲福国的流水向法庭提供，以便法庭能够查清本案事实。另外，杨庆义和曲福国的借款关系也不是本案该审理的范围，如果真实情况是曲福国确实欠杨庆义款项，则应当以杨庆义为原告，双方在法庭的组织下进行核对账目，从而确定曲福国应当偿还杨庆义款项数额，而不是以王丽明、杨永明、徐桂兰3个原告为原告向曲福国进行无端主张。另外，在杨庆义的要求下被告曲福国也曾经给杨庆义的女婿徐家蕴打过如原告一样的借条和承诺书，数额和徐桂兰案件的数额是一致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第（一）项，即“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本案中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一分钱，所以借条即便是被告所签，也是一个成立未生效的借条，被告也不应当履行向原告的偿还义务。所以，请求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中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4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王丽明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同日，原告通过大连银行取款1,187,000元。2018年10月24日，被告曲福国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二分），承诺人收到借款的同日出具了借条一份，到2018年12月24日内偿还款完毕上述借款本息。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应从2016年12月24日至还款日期止承担利息为月息3%（三分）计算利息，直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止。”二被告另提供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案外人杨永明、徐家蕴、徐桂兰出具的借条5张；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2份、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0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转账500,000元、175,000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9月5日转存800,000元、2012年9月6日现支1,500,000元、2014年7月1日还款及利息370,000元、2014年12月1日利息300,000元；转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于2017年1月26日以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支付50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一份、活期账户历史明细2份，证明2010年11月23日案外人大连世纪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向被告曲福国付款900,000元。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和案外人杨庆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均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被告已还清杨庆义全部借款，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借条、大连银行取款回单、承诺书、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第二，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本案中2016年2月24日《借条》中二被告均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了向原告借款的事实，2018年10月24日《承诺书》上亦有被告曲福国签字及手印，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二被告虽辩称上述《借条》、《承诺书》系在被欺骗、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但二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其次，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借王丽明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6年2月24日向王丽明借得现金：壹佰壹拾捌万柒仟元整（1,187,000.00元）……”。上述内容不仅反映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亦表明了被告作为借款人认可收到了《借条》载明的款项。虽然款项的给付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给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款项给付了被告，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现金支付借款1,187,000元的能力。再次，二被告辩称不认识原告，但从庭审调查看，原告王丽明与另案原告杨永明是夫妻关系，与二被告住在同一个小区前后楼，且被告曲福国自认其与原告王丽明的公公、另案原告杨永明的父亲熟识，根据被告当庭提供了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案外人杨永明、徐家蕴、徐桂兰出具的借条及银行转款凭证等，可以看出，被告曲福国与原告的丈夫杨永明之间存在过借贷关系，之间有过资金往来，因此，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显不属实。综上，结合二被告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的《借条》、《承诺书》等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系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庭审中，二被告虽辩称没有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1,187,000元借款，但本院认为，二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并按捺手印的《借条》、《承诺书》的后果应当清楚。二被告于2016年2月2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假使如二被告所述是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的，但时隔两年被告在2018年10月24日仍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借款事实，是不符合常理的。二被告理应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二被告提供的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的《借条》、银行流水、转账凭证、转账单等证据，均系被告曲福国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往来，与本案原告无关，且部分证据为复印件，显示的借款时间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时间也不一致，据此，本院对被告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其辩驳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1,187,000元的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已向二被告出借款项1,187,000元，二被告应按《借条》、《承诺书》的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被告双方虽然在《承诺书》中约定：“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应从2016年12月24日至还款日期止承担利息为月息3%（三分）计算利息，直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完毕止”，但现原告主动将利息计算标准降低为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综上，二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87,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曲福国、王立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王丽明借款本金1,187,000元及利息（以1,187,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48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共计16,948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曲福国、王立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陈袁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晓妮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