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3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能珍，女，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全双喜。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全结兰，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鹰，湖南深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29号。法定代表人：高卫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凡广，男，系该分局副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月，湖北荆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流柱，男，196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珠，湖北荆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因与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河道管理局”）、胡流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2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受害人与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成立承揽关系错误，除草工作是胡流柱的日常工作任务之一，受害人从事除草工作是代替胡流柱完成工作任务，除草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实质上是出卖劳动力，除草的设备均由黄山头段提供，除草每次6600元是计件工资，受害人是黄山头段指定的除草负责人，并非包头，与其他人同工同酬，以上事实表明受害人与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更符合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且一审法院认定了公安河道管理局“雇请编外人员从事堤防管理工作”、“在知道××××）请工除草的情况下，未加干预”，实质上已经认定了受害人是公安河道管理局黄山头段雇请的编外人员。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受害人在提供劳务时因工作环境差安全保护设施欠缺以致意外摔倒后死亡，受害人没有明显过错，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应当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3、被扶养人潘能珍已年满61周岁，扶养年限为19年，一审法院将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74.7岁减去61岁作为扶养年限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受害人儿子全双喜患先天性心脏病，潘能珍的主要生活来源和起居靠全义茂供养和照顾”，那么计算扶养人人数时应考虑这一情形，不应把全双喜计算在内；3、一审酌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过低，且不应重复打折。公安河道管理局辩称：１、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我方系承揽合同关系，通过一审审理，上诉人与胡流柱达成口头协议，协议约定由受害人承担黄山头南山大堤除草，除草一次６６００元，具体除草工作都是受害人自行安排，在实际过程中，胡流柱只是需要进行除草时联系受害人，由受害人根据工作量来安排人员及时间进行除草，除草完成后由分管堤段的负责人验收，如割草的规格不符合标准还需进行返工直至验收合格。显然，我方需要受害人交付工作成果和除草堤面，受害人自行掌握工作进度和人员的调配，其具有独立性，我方不安排任何指示工作，只待验收合格后按约定给定额报酬，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典型特征，一审判决也是基于事实认定我方与受害人为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上诉状陈述因被上诉人胡流柱是我方员工系是劳动关系，受害人是胡流柱喊过来的人，受害人与答辩人为劳务关系毫无逻辑。上诉人所称对其提供除草工具，受害人将６６００元与除草人员平分等均不能抗辩其承揽关系本质，即受害人与答辩人没有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受害人只需完成工作交付成果。２、答辩人在履行合同中无过错，无需就受害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身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与受害人系承揽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独立承担风险，事实上，受害人从事除草工作已有一段时间，其工作的时间和进度由其自行掌握，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安排工作任务。答辩人之所以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是经过答辩人机关内部讨论一致认为扶贫工作的当下作为服务性政府机关单位，受害人家庭状况不乐观，出于人道主义放弃上诉，但答辩人在履行合同中并无过错，依法是无需承担责任的。３、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抚慰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在起诉的部分载明，上诉人提供的赔偿明细表，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平均年龄计算，且自行主张按三人计算，一审按不告不理的原则在诉请范围内进行裁判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抚慰金，省高院民事座谈会议纪要第１３条，只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不超过五万元，并非上诉人所述应当判五万，一审判决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侵权损害司法解释第１０条规定酌定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并无不当。胡流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受害人全义茂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96517.18元（其中已支付医疗费30000元，丧葬费60000元），还应赔偿306517.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胡流柱系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所属黄山头段职工，2019年1月5日，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所属黄山头段将其管理的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分若干段，分别与被告胡流柱等人签订《黄山头段干部职工管堤工作责任状》，该责任状明确了被告胡流柱等人的责任段及相关管理职责，职责范围包括对堤上杂草的清除。2018年，黄山头段将所管理的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工作发包给胡祖凯，由胡祖凯牵头负责，双方约定，除草人员由负责人安排，除草机和油由黄山头段提供，整个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一次经验收合格给付工资6600元，所有工钱由黄山头段年底结清给负责人，然后负责人按照同工同酬分发给每个除草的人。2019年，因胡祖凯不再从事除草工作，黄山头段并将除草工作指定由受害人全义茂负责，其他约定不变。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在知道上述请工除草的情况下，未加干涉。2019年8月3日7时许，受害人全义茂在公安县××头南线大堤向阳围堤除草时，因除草机油用完在返回给除草机加油过程中不慎摔倒在堤面水泥地上受伤，事发当日被送往公安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于同年8月30日出院后死亡。受害人全义茂伤后在公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7天，花去门诊及住院医疗费共计130917.88元。另查明，受害人受伤住院期间，被告胡流柱已垫付医疗费共计31503.2元。2019年8月30日，原告全双喜向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所属黄山头段借款60000元。现原告以诉称中的理由提起诉讼，经本院组织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使调解未能达成一致。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胡流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辩称，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与受害人全义茂不存在劳务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受害人全义茂在公安县××头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不是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雇请的，而是被告胡流柱为完成自己的责任堤段除草工作，个人雇请的。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提交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2006）108号文件《关于搞好堤防管理体制改革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彻底清退临时聘用的群管人员，实行职工直接管堤”。且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所属黄山头段亦与该段的干部职工签订了管堤工作责任状，要求各责任人必须履行自己的各项工作职责，但这只是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的内部管理规定。事实上，受害人全义茂作为承揽除草工作的负责人，是所有务工人员推选的，也是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所属黄山头段认可的，每次除草，都是黄山头段的工作人员通知受害人全义茂，具体除草人员和时间由负责人安排，除草机和油由黄山头段提供，报酬年底由黄山头段一次性结账给负责人，再由负责人按照同工同酬分发给每个除草人员。公安县××头南线大堤及围堤的除草工作发包人是黄山头段，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作为黄山头段的主管单位，不能以其内部管理规定对抗第三人，应对黄山头段的行为承担责任，故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另一方面，被告胡流柱作为黄山头段的职工，通知受害人全义茂等人到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应是职务行为，因为，除草地点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属于黄山头段的管堤范围，其责任人不仅仅只是被告胡流柱一人，黄山头段多名职工都是责任人，且每次完成除草工作任务都是南线大堤及围堤整个段面，其他责任人和黄山头段的管养人员亦打电话联系过受害人全义茂除草事宜。虽然受害人全义茂发生事故地点属于被告胡流柱管理的堤段，但仅凭此就要求受害人的损失由被告胡流柱承担，有失公平，受害人的损失应由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承担。焦点二、受害人与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劳务合同则是劳务提供者与劳务接受者之间形成的以提供劳务、给付报酬为主要内容的合同。两者主要有以下区别：一是合同标的不同，承揽合同的标的为劳动成果的交付，劳动本身为获得成果的手段。劳务合同则以劳务本身，而非以劳动成果为交换价值。二是合同双方的地位不同，承揽人与定作人相对独立，地位平等。劳务接受者与提供劳务者地位不平等，有从属关系，劳务提供者必须听从劳务接受者的安排、指挥、监督和控制。本案中，被告将公安县××头南线大堤及围堤的除草任务发包给受害人全义茂，每除草一次报酬为6600元，由受害人组织人员、安排时间进行除草，并负责记载每天除草人员的考勤，然后由分管堤段的责任人或者管养人验收，年底一起由负责人找分段结账支付报酬，符合承揽合同的典型特征。受害人全义茂与被告公安县河道管理局之间应当是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全义茂在除草过程中摔倒受伤死亡，被告在明知受害人年事已高，不适宜在天气炎热且劳动强度较大环境下从事除草工作，仍同意受害人继续作业，被告作为定作人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考虑到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受害人家庭的经济困难和生活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对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全义茂在从事除草作业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自己摔倒受伤而死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60%的责任。焦点三、原告诉请的营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提交的公安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诊断证明均未记载加强营养，故原告诉请的营养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该《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负担的部分。”原告潘能珍经诊断为重性××，已丧失劳动能力，系安乡县安生乡广福村精准扶贫对象，原告潘能珍与受害人全义茂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两个子女，儿子全双喜患先天性心脏病，女儿全结兰已外嫁，原告潘能珍的主要生活来源和起居靠受害人全义茂供养和照顾，其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支持。通过网上查询2018年度中国各省人均寿命数据显示，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4.7岁，现原告潘能珍已满61周岁，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3686元（13946元×13.7年÷3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数据，经本院核实，三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130917.88元；2.护理费2877元（居民服务业38897元÷365天×27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1350元（27天×50元）；4.误工费2535元（34280元÷365天×27天）；5.丧葬费30280.5元；6.死亡赔偿金134802元（14978元×9年）；7.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3686元；8.精神抚慰金15000元（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30000元实属过高，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获利情况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15000元。）；9.交通费1500元。共计382948.38元。因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只承担40%的民事责任，即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赔偿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53179.35元（382948.38×40%）。被告胡流柱在受害人住院期间已垫付医疗费31503.2元，原告全双喜向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黄山头段借款60000元用于安葬受害人，故被告公安河道管理局实际赔偿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61676.15元（153179.35元-31503.2元-6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荆州市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61676.15元；二、被告荆州市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胡流柱垫付的医疗费31503.2元；三、驳回原告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其他诉讼请求。四、案件受理费5898元，依法减半收取2949元，由被告荆州市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手写结账清单，该清单是按天计算工资，记载了２０１９年底受害人全义茂及其工人一共领了２９１５０元，证明工资按天计算，一年结一次工资；证据二、受害人全义茂手写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工作日记两本，该日记记载了受害人及其工人每日出工情况，证明受害人及其打草的工人都是按天计算工资。证据三、证人罗某（男，195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乡××）当庭陈述：受害人全义茂生前与其一起做事、打草。受害人受荆州市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黄山头段的委托喊其去打草做工，受害人打了三年，其2019年打了一年，今年没有打草。工作内容是打草、收垃圾等都做。100元一天也做过，120元一天也做过，后来受害人按以前的工钱喊其去打草，其拒绝了，要求按150元一天来算，后来受害人跟段里领导讲按150元一天算工资，其同意了。关于工作量，自己平时记录，受害人也记录，段里也记录，之后年底对账结算工钱，一年一结账，受害人到段里领工资，然后在将工资给其。其做事，段里人就在旁边看着，一天看几次，基本上每天上下午都去。其做事的工具是段里提供的。段里有口头提示骑摩托车注意安全，没有安全帽和安全警示，后来要去段里提供，段里没有提供，自己去买的安全帽。本案事故发生后，段里给打草的每个人都买了保险，段里承诺，买保险的钱不算在工资里，是另外购买的。打草有两组，另一组不清楚，其待的这一组六个人员是固定的，有时有人有特殊情况，没有那么多人。一般受害人提示一次了后，就不需要天天喊小组成员打草。段里没有对除草的人员进行考勤管理，工作时间一般是受害人跟其他做事的人商量之后决定的，温度高的时候受害人就要小组成员早点去，下午五六点收工。其打草的时间是2019年，年底结账的时候受害人已经去世了，由其儿子领的。段里连其名字都不清楚，段里不跟其直接对账。本案事故这次打草报酬6600元是因为要打的草很深，6600元是段里面定的价钱，其小组不同意要求加价，后来段里加了20%的工资，搞成8000元整，草还没打完，受害人就去世了。加价的基础是按照140、150元一天来计算的，做到三分之一的事情，觉得6600元做不起，其小组不愿意做了，本来加20%都不是很愿意。其一年打草只工作一百多天，没事的时候自己种田或是跟大户做零工。上诉人提交的手写结账清单是转抄受害人的，做事的人都与其对了账核对无误，后来到段里对账是受害人儿子去对账的。所有做工的人当面对账当面给钱，对的账没有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本案事故发生时其在场，受害人在堤上的时候，地上露水比较大，脚一滑摔倒了，脑袋摔到了水泥地板。公安河道管理局及胡流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质证，荆公安河道管理局及胡流柱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一、证据二，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为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证人罗某的当庭陈述，胡流柱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结合证据一、证据二记载的受害人及其召集的人员每日出工情况、工钱结算情况，再结合上诉人一方在一审出庭的两位证人（潘某、汤某）当庭陈述，能够证明受害人全义茂及其召集的人员在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的报酬按一天150元计算，年底结算一次性予以支付，事故发生当日那次除草报酬是按承包价6600元计算的事实，本院对该项证明内容予以采信，至于该项事实是否影响本案受害人与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证。一审认定的事实除“每除草一次报酬为6600元”以外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受害人全义茂及其召集的人员在黄山头南线大堤及围堤除草的报酬按一天150元计算，年底结算一次性予以支付。事故发生当日那次除草报酬是按承包价6600元计算。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认定受害人全义茂与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是否准确：2、受害人全义茂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有过错，一审确定的赔偿责任比例是否恰当；3、一审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扶养人人数是否恰当；4、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否恰当。关于争议焦点一，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一、二审各方当事人申请的证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受害人全义茂与其召集人员是独立完成案涉大堤的除草工作，工作时间及每日工作量由受害人全义茂自行决定，不受公安河道管理局的日常管理约束，受害人全义茂与公安河道管理局之间不具有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受害人在完成除草作业的过程中并非单纯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公安河道管理局指定范围内的除草任务为工作成果，一审法院综合各项因素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除草工作的报酬按天计算，是双方之间对报酬计算方式的约定，且该项报酬并不是按天给付而是在年底一次性结算，况且事故发生当日那次除草报酬是按承包价6600元计算，以上报酬支付方式更为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故该项事实不影响双方之间承揽法律关系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受害人全义茂在从事除草作业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而死亡，其未对自身安全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其对自身损失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依照被扶养人潘能珍的年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法定计算年限为19年，但由于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赔偿明细中明确了潘能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即扶养年限按15年计算，扶养人数按3人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项损失只能按照上诉人主张的金额69730元计算，超出部分视为上诉人对其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对该项损失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15000元金额是恰当的，但是在确定该金额时已经考虑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现计入总损失按双方过错程度分摊，构成重复计算，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重复打折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该项损失不应当再按比例分担，应当由公安河道管理局全额承担。除去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上诉人的总损失应为388992.38元（一审认定的总损失382948.3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差额6044元），公安河道管理局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79093.52元（388992.38×40%+15000元-垫付款31503.2元-借款60000元）。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2民初1852号判决；二、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79093.52元；三、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胡流柱垫付的医疗费31503.2元；四、驳回上诉人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书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98元，依法减半收取2949元，由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98元由上诉人潘能珍、全双喜、全结兰负担5478元，由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负担4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芳审判员 葛筱立审判员 杨叶玲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曹 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