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欣，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8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女，198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5，女，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6，女，195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7，女，196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西志，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8，女，195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因与被上诉人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8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各继承诉争财产的十四分之一，其余财产由刘某2、刘某3各继承50%。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1990年4月份刘曙鑫自书遗嘱因无具体的“日”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年、月、日”仅仅是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而不是实质要件，并不必然导致遗嘱无效。法院认定遗嘱无效，违背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超出审理的争议焦点范围。二、自书遗嘱全部内容由刘曙鑫书写，并由刘曙鑫与耿萍分别签字，一审中，耿萍签字鉴定样本单一，导致鉴定机构作出错误的倾向性意见，现通过调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存有耿萍取款的亲笔签名，因此，应对耿萍笔迹重新鉴定。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二审中，刘某3、刘某4申请撤回上诉，上诉人刘某1、刘某2变更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各继承诉争财产的十四分之一，其余财产由刘某2、刘某1各继承50%；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发现2014年7月21日刘曙鑫的代书遗嘱，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1990年遗嘱无效，2014年遗嘱属于新发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二、一审中，耿萍签字鉴定样本单一，导致鉴定机构作出错误的倾向性意见，并最终导致一审法院认定1990年自书遗嘱中耿萍未亲自签字的事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刘某5、刘某6、刘某7辩称，1、请求法院对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合法性进行审查。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发现2014年代书遗嘱系新的证据，不符合逻辑以及对新的证据的认定，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该证据二审法院应不予采纳。3、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1990年遗嘱耿萍处签字与鉴定样本不一致，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所作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刘某8未答辩；刘某3、刘某4对刘某1、刘某2的变更后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没有意见。刘某5、刘某6、刘某7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刘曙鑫、耿萍1987年4月作出的遗嘱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三原告与被告刘某8共同继承并享有位于扬州市房屋产权，每人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3.请求判令被告刘某1、刘某2交还位于的房屋。事实及理由：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刘某2、刘某8系兄弟姐妹关系，父母刘曙鑫、耿萍于1987年4月立有遗嘱一份，根据该遗嘱，在父母去世后，位于扬州市间半门面房的产权由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8继承。耿萍于2011年12月7日死亡，刘曙鑫于2019年2月11日死亡。现被告刘某1、刘某2私自强占诉争房屋，并拒不交还，使原告无法实现继承权。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刘曙鑫、耿萍夫妻生育有刘某8、刘某5、刘某1、刘某6、刘某7、刘某2，耿萍于2011年12月7日死亡，刘曙鑫于2019年2月10日死亡；刘某3系刘某1的儿子，刘某4系刘某2的女儿。扬州市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曙鑫，系刘曙鑫、耿萍的遗产，该房屋系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69.38平方米。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987年4月，由证明人陶然、王兆山见证，所在居委会并盖章见证，刘曙鑫、耿萍订立共同遗嘱，落款处刘曙鑫、耿萍未亲自签名，均由代书人签写，落款只有年、月，即1987年《生前遗嘱》（以下称87遗嘱），该遗嘱主要内容为房屋在刘曙鑫、耿萍去世后分给他们四个女儿（刘某8、刘某5、刘某6、刘某7）执管；1990年4月刘曙鑫自书《生前遗嘱》（以下称90遗嘱），主要内容为4间半房屋，部分由长子刘某1和长孙刘某3继承，部分由次子刘某2和孙女刘某4继承，部分（东首1间）由长女刘某8执管收益归四个女儿、日后仍由长孙刘某3继承，该遗嘱落款处有刘曙鑫、耿萍签名，注明年、月；诉讼中，刘某1、刘某2等四人对于87遗嘱不予认可，认为刘曙鑫、耿萍本人没有签名，刘某5等三人对于90遗嘱不予认可，认为并非刘曙鑫、耿萍本人书写、签名，并申请笔迹鉴定；当事人共同确认了鉴定样本，以抓阄形式选择了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函询补样，如不能补样，对于“耿萍”签名字迹真伪能否接受“倾向性意见”，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接受；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曙鑫”的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倾向认为“耿萍”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还举证了一段录音录像，内容为刘曙鑫在身旁人员的要求下，复述将上述房屋赠与给刘某7，原告陈述该录音录像系于2018年3月7日录制，刘某7在现场。原告还提出，她们尽到了对父母更多的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对此，未举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在场人见证”，第十八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所涉两份代书、自书遗嘱，代书遗嘱中遗嘱人未亲自签名、遗嘱未注明立遗嘱“日”，自书遗嘱系刘曙鑫一人书写、未注明立遗嘱“日”、耿萍未亲自签名，均不符合上述要求，故均不能认定为有效遗嘱；录音录像系刘曙鑫复述他人的意见，并且刘某7在现场，也不是有效遗嘱或有效遗赠；综上，继承人应当依照法定继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扬州市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曙鑫房屋系刘曙鑫、耿萍的遗产，由刘某8、刘某5、刘某1、刘某6、刘某7、刘某2各继承六分之一，即各人按份共有该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对该房屋协议管理、使用，各自按照六分之一的份额收益。二、驳回原、被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22元，鉴定费3900元，合计8822元，由刘某5、刘某6、刘某7共同负担4412元（已预交6361元，刘某5、刘某6、刘某7于本判决生效后向本院申请退款1949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8分别负担1470元（刘某1、刘某2、刘某8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二审中,上诉人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7月21日立遗嘱人签名为刘曙鑫，证明人签名为沈某,张某,4的打印遗嘱一份，内容为“的店面房、前三间和后二间均由我大儿刘某1和小儿刘某2全部继承，两人以后均分”。上诉人主张经朋友张某,4提醒，刘某1、刘某2于2020年正月初七在刘曙鑫居住房间的衣橱里找到该份遗嘱，请求确认该遗嘱的效力。上诉人申请证人沈某,张某,4出庭，证人张某,4到庭陈述，其和刘某2是朋友关系，2014年7月21日上午9时至10时左右，其和沈某,4骑车出去玩，到刘曙鑫家门口时，刘曙鑫喊住其，表示防止以后因为房产闹纠纷要立一份遗嘱，请其和沈某,4做见证。其按照刘曙鑫口述内容记录，然后和沈某,4一起去打印店打印，打印后三人签字，并将打印的遗嘱交给了刘曙鑫。其和刘某2平时关系较近，今年春节后，其到刘某2饭店吃饭时，刘某2问其是否记得有一份遗嘱，并请其作证明；证人沈某,4到庭陈述，其和刘某2是熟人，其经常一起玩，因此认识刘曙鑫。2014年7月21日上午9时至10时左右，其和张某,4骑车路过广陵路时，刘曙鑫喊住其，表示防止出意外要立一份遗嘱，喊他们帮忙做一个见证，当时在广陵路刘曙鑫家店中由刘曙鑫口述遗嘱内容，张某,4记录，然后其和张某,4去打印店打印该遗嘱，张某,4将打印好的遗嘱内容念给刘曙鑫听，刘曙鑫也看了一遍后，三人在打印的遗嘱上签字，立遗嘱过了几天，其和刘某2说过（此事）。被上诉人刘某5、刘某6、刘某7质证后对2014年遗嘱及证人沈某,张某,4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2014年遗嘱不属于新证据，证人陈述的遗嘱形成过程，遗嘱打印时刘曙鑫不在场，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2014年6月左右，刘曙鑫入院治疗诊断为老年性脑萎缩，因此2014年7月没有立遗嘱的民事能力；2014年期间，刘曙鑫一直聘用保姆照顾其生活，不可能存在只有刘曙鑫和两位证人在场的情况；上诉人陈述其于2020年1月31日找到该份遗嘱，但其在2020年2月2日上诉状中未提及该份遗嘱，仍要求确认1990年遗嘱的效力，明显不符合常识和逻辑。因2014年7月21日打印遗嘱中刘曙鑫签名与在案其他证据载有的刘曙鑫签名存在明显差异，二审期间，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刘曙鑫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笔录中以及在银行取款时留有亲笔签名线索，本院出具了相关调查令，但未能调取到刘曙鑫亲笔签名。上诉人向本院提供2014年12月15日载有刘曙鑫签名的房屋租赁契约一份，被上诉人对该租赁契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在一审诉讼中主张按照1990年遗嘱继承，二审中变更为因在上诉期间新发现了2014年刘曙鑫所立遗嘱，请求确认该遗嘱效力。综合审查分析本案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认定，其理由为：1、上诉人陈述该遗嘱的发现在上诉期间，上诉人刘某1陈述经证人张某,4提醒后寻找遗嘱，而证人张某,4证明上诉人找到遗嘱后问其是否记得遗嘱的事并请其作证，证人沈某,4证明刘曙鑫立遗嘱几天后，其就将此事告知了刘某2。遗嘱的发现及证人作证均为最近发生的事实,上诉人与证人对事实经过应当记忆清晰，但上诉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间存在矛盾，相互无法印证。2、上诉人刘某1陈述其在今年正月初七（2020年1月31日）找到该份遗嘱，但其在2020年2月2日上诉状中未提及该份遗嘱，有违常理。3、民间订立遗嘱通常较为慎重,从1990年刘曙鑫自书遗嘱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其生前书写的材料可看出,刘曙鑫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书写内容细致严谨。二审中，上诉人及证人均认为2014年刘曙鑫立遗嘱时精神及健康状况良好,那么在没有证据证明刘曙鑫已丧失书写能力的情况下，刘曙鑫2014年7月21日让临时路过的两位证人作为见证人，并以打印方式订立遗嘱的合理性存在疑问。4、2014年打印遗嘱的订立和发现经过，除上诉人陈述及其提供的遗嘱文本、证人证言外，无其它证据印证，遗嘱文本中刘曙鑫签名与在案其他证据载有的刘曙鑫签名存在明显差异，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租赁协议为单一样本，且被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不能据此认定刘曙鑫签名的真实性，证人沈某,张某,4系上诉人朋友，其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低，在前述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仅凭证人证言亦不能认定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打印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对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刘曙鑫立有遗嘱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机构的倾向性意见认定1990年自书遗嘱中耿萍未亲自签字的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审中，对于“耿萍”签名字迹真伪，当事人共同确认了鉴定机构和鉴定样本，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通知补样，并函询如不能补样，能否接受“倾向性意见”，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接受，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机构作出的倾向性意见认定1990年自书遗嘱中耿萍非本人签字程序合法，所作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耿萍签名补充鉴定，因无新的事实和理由，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自书遗嘱系刘曙鑫一人书写、未注明立遗嘱“日”、耿萍未亲自签名等事实，未认定1990年遗嘱效力。上诉人虽曾对此提出上诉,但二审变更上诉理由为要求依2014年遗嘱继承刘曙鑫遗产,根据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视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在本案中已不再主张依1990年遗嘱继承刘曙鑫遗产。讼争之扬州市系刘曙鑫、耿萍的遗产，基于前述理由，2014年遗嘱效力及1990年遗嘱耿萍签名真实性均不能认定，案涉房屋应由刘曙鑫、耿萍法定继承人刘某8、刘某5、刘某1、刘某6、刘某7、刘某2依法继承，一审判决上述法定继承人各继承六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刘某3、刘某4当庭撤回上诉，刘某3、刘某4撤回上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2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小川审判员  祁若冰审判员  方 俊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薛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