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英，女，199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委托代理人常会林，男，198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卫辉市，系上诉人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360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占峰，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西大街33号。 法定代表人陈如根，区长。 委托代理人干鑫亮，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英因公安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行初1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2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下简称余杭公安分局）作出余公（东）收教决字[2019]00002收容教育决定，决定对王英收容教育6个月。 2019年8月2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杭区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19]18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余杭公安分局作出的余公（东）收教决字[2019]00002号收容教育决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2日晚，王英以获取100元为目的，在余杭区，与王月松以发生性行为的方式进行卖淫嫖娼活动。余杭公安分局受案后依法开展调查、询问、取证等工作。2019年3月13日，余杭公安分局认定王英构成卖淫，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余公（东）行罚决字［2019］515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英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收缴避孕套一只，追缴人民币100元。在拘留执行期间，余杭公安分局进一步核实：2016年1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作出沪公（闸）行罚决字［2016］20016003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王英于2016年1月20日在上海市闸北区原平路晋城路路口拉客招嫖，给予王英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在听取王英的陈述和申辩并复核后，余杭公安分局认为，王英因拉客招嫖的行为被处罚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卖淫行为，属恶习较深。2019年3月23日，余杭公安分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余公（东）收教决字［2019］00002号《收容教育决定书》，决定对王英收容教育六个月。余杭公安分局于2019年3月23日向王英送达该收容教育决定书。2019年3月23日，余杭公安分局将王英交付执行收容教育。2019年5月23日，王英向余杭区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被诉收容教育决定。2019年6月4日，余杭区政府收到王英的补正材料后予以立案审理。2019年8月2日，余杭区政府作出余政复决［2019］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余杭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收容教育决定。2019年8月29日，余杭公安分局解除王英的收容教育。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是余杭公安分局作出的收容教育决定以及余杭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余杭公安分局作为公安机关，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卖淫嫖娼行为受案调查并作出收容教育决定。当时有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规定“卖淫、嫖娼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卖淫、嫖娼的，一律强制进行××检查。对患有××的，进行强制治疗。”当时有效的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本案中，王英因拉客招嫖的行为被处罚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卖淫行为，属恶习较深，符合收容教育的法定情形，有王英的陈述、询问笔录、处罚决定书等证据相互印证，依法可以认定。余杭公安分局根据王英行为的具体表现及性质、社会危害等情况，依据当时有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当时有效的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王英作出收容教育六个月的行政决定，实体处理正确，行政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余杭区政府在受理王英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王英要求撤销被诉收容教育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均 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王英负担。 上诉人王英上诉称：上诉人于2019年3月12日因卖淫被余杭公安分局决定拘留10日。拘留执行期限届满当日被告知要收容教育6个月，当天下午被关进杭州市收容教育所。余杭公安分局在没有发现上诉人任何违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没有出具任何手续，私自逮捕上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已被行政处罚，在处罚执行完毕后，又被收容教育，余杭公安分局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法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是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条、第十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本案发生时间是2019年3月12日，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是2011年1月8号修订施行，己经超过五年授权期限，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该办法已失效。余杭公安分局无权对王英作出收容教育决定，余杭公安分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侵犯了王英的人身自由。余杭区政府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系故意混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概念，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关于人身自由的规定。余杭公安分局对上诉人作出收容教育决定的理由是上诉人有卖淫的恶习，证据是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作出的沪公（闸）行罚决字[2016]20016003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王英没有实施卖淫，没有嫖客，没有嫖资的情况下，余杭公安分局认定王英卖淫，缺乏事实根据，其作出收容教育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明确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劳动教养制度在2013年己被废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规定卖淫嫖娼的都可以被收容教育。王月松有嫖娼前科,王英没有卖淫前科，余杭公安分局仅决定收容教育王英，对嫖客王月松没有作出收容教育决定，有违公平公正。上诉人在收到收容教育告知书时当即提出陈述和申辩，余杭公安分局拿出复核意见书让王英签字，复核意见书上没有余杭公安分局公章和主管负责人的签字，已超出办案民警的权利范围。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行初103号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二审中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余杭区政府答辩称：余杭区政府所作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及余杭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收容教育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判决亦认定上诉人要求撤销案涉收容教育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9年12月28日之前有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据此，法律已规定了对卖淫、嫖娼行为人的强制教育制度。《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是为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制定的行政法规，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行政法规。上诉人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的行政法规，系认识错误。本案适用2019年12月28日之前有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据此，对卖淫、嫖娼行为人的治安处罚和收容教育两项处理依法可以并行。上诉人提出的被诉收容教育决定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卖淫行为作出治安处罚后，根据上诉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及性质、社会危害程度等情况，对上诉人作出收容教育六个月的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亦无不当。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合法。上诉人王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波 审 判 员  秦 方 审 判 员  王银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李惠娴 书 记 员  寿 芳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十五条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