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50号702单元02室。法定代表人：角堂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玲，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炜佳，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京淑，女，1970年4月21日生，朝鲜族，户籍地吉林省磐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恒，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蔻吉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京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7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蔻吉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徐京淑赔偿其公司经济损失2,634,989.86元。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其公司系贸易公司，原直接向生产商采购商品，交易环节中并无增设代理商之必要。徐京淑利用职务之便，在原交易环节中强行增加其丈夫王某3设立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虚设交易环节以赚取差价。徐京淑上述行为，增加了其公司的采购成本，侵害了其公司的商业利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徐京淑并未披露其与A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公司亦不知情。一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收养证明及聊天记录，进而错误地认定了事实。三、其公司于一审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但一审法院在徐京淑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强加于其公司，无视徐京淑对其主张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四、其公司因徐京淑的失职行为，两次受到税务部门的处罚，缴纳税款1,103,224.48元，徐京淑应予赔偿。被上诉人徐京淑不接受上诉人蔻吉特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蔻吉特公司对其与案外人A公司之间的关系知情，A公司成为代理商，系蔻吉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角堂豪的意愿。二、A公司成为代理商后，与蔻吉特公司在合同签订、发票抵扣、供货收货等多层面均有往来。如果蔻吉特公司认为A公司侵害其公司利益，不会多年持续合作。三、商事活动中，盈亏均属正常的交易风险，蔻吉特公司所利润损失与徐京淑无关。四、税款缴纳与徐京淑无关，也不能被认定为损失。蔻吉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京淑赔偿经济损失2,634,989.8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徐京淑由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派遣至寇吉特公司工作。之后，徐京淑由案外人Z公司派遣至寇吉特公司工作。2014年1月6日，Z公司、徐京淑以及寇吉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三方协议书，约定寇吉特公司与徐京淑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徐京淑在寇吉特公司担任外贸部部长，月基本工资9,882元。2016年1月起，徐京淑工资调整为税后27,600元。2017年5月25日，寇吉特公司以徐京淑严重违反员工手册6.2条利益冲突相关规定等规章制度为由，与徐京淑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寇吉特公司主张，首先，其公司原来直接与制造商进行交易，徐京淑作为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坚持使用其丈夫王某1开设的A公司作为代理商，两种交易方式存在差额，给寇吉特公司造成交易差额损失764,186.44元，给寇吉特公司关联企业Y公司造成损失766,186.44元，Y公司现就此损失向寇吉特公司追责，综上，徐京淑使用A公司作为代理商的行为，共给寇吉特公司造成损失计1,531,765.38元。其次，徐京淑在担任外贸部长期间，因其严重失职，导致寇吉特公司被税务部门追讨退税款，造成损失1,103,224.48元。寇吉特公司除劳动合同外还提供：1.徐京淑与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角堂豪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2014年10月16日，角堂豪向徐京淑发送电子邮件：“顺便问一下，是考虑到投诉对策等在内，而把汇丰替换掉的吗？”；徐京淑回复：“是的，是这样的。是对现有商品生产工厂的替换”；角堂豪回复：“所附新工厂（上海XX）的事，也许是我的失神，在上个月收到的开发商品进展管理清单20140902里没有找到该工厂，还是量比较大的，因此想确认一下，（上海XX）是替换了现有商品的生产工厂吗？”。2.A公司工商信息，载明A公司系王某1投资设立；3.居住证持有人办理本市常住户口申请表及结婚证，载明徐京淑与王某1于2009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4.《员工手册》，第6.2条载明：“1）所有员工不得参与任何有损公司利益，业务或客户利益的活动……3）未经公司书面同意，员工不得经营，管理，控制或参与经营、管理，控制公司竞争对手的业务，或自营与公司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业务……5）员工不能私下与客户，代理商或其他第三方进行有损公司利益的交易。6）若员工本人，或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或持有其股权会引起员工与公司之间产生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的，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7）若员工的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成为本公司的代理商或客户时，该员工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或总经理报告。否则，公司可以违纪解聘该员工。”5.索赔函与业务委托合同，索赔函载明：“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你司与我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业务委托协议书》，我司委托你司提供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商品开发等服务。近期我司发现在2014-2016年间，贵司离职员工徐京淑使其丈夫投资设立的公司成为我司代理商，且供货价格长期高于市场价，给我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共计766,978.94元。在此我公司向贵公司郑重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立即赔偿以上经济损失。请贵公司于7日内支付上述赔偿金额”。根据业务委托合同，徐京淑系蔻吉特商贸香港有限公司的受托人，双方就代理登记、人事总务、其他关联业务达成协议。该合同签订于2014年1月1日，有效期2年。6.寇吉特公司与A公司订单，A公司与工厂订单，载明寇吉特公司从A公司采购物品的价格，A公司从工厂采购物品的价格。7.税务检查报告与税务发票，2017年8月15日报告载明“由于开票通知将出口用副资材等一并计入出口货物金额内，导致出口退税率使用错误。关于149份开票通知，148份开票通知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企业中已找到，其中111份开票通知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退税，已退税金额为890,963.8元，37份开票通知所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申报退税；另有1份开票通知所对应的发票在企业中未找到……根据出口退税相关规定，拟追回退税款890,963.8元”。2017年11月14日税收缴款书显示，寇吉特公司缴纳出口货物退增值税890,963.8元。2018年3月28日报告载明“由于开票通知将出口辅料等一并计入出口货物金额内，导致出口退税率使用错误。关于42份开票通知，42份开票通知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企业中均已找到，其中28份开票通知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退税，已退税金额为212,260.68元……根据出口退税相关规定，拟追回退税款212,260.68元”。2018年5月16日税收缴款书显示，蔻吉特公司缴纳出口货物退增值税212,260.68元。徐京淑抗辩，一、寇吉特公司法定代理人角堂豪为徐京淑上司，亦是最高决策者，使用A公司作为代理商系由角堂豪最终决定，并非由徐京淑决定。角堂豪明知A公司系徐京淑丈夫王某1设立，在此情况下，角堂豪要求A公司成为代理商，不存在徐京淑为了私人利益让A公司成为代理商的事实。二、外贸退税工作由财务部门负责，并非徐京淑所在的外贸部负责，退税的公章申请人系财务部的管潇雨。徐京淑提供以下证据：1.组织机构图，载明徐京淑系外贸部事业部事业部长，上司为总经理角堂豪，公司另有生产管理部及企划部。2.公章登记簿，载明退税申请的公章使用签字人系“管潇雨”。3.寇吉特公司与A公司采购订单，上有角堂豪的签字。4.2014年12月3日《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载明：徐京淑（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本公司外贸事业部事业部长，每月税费后工资为24,000元。徐京淑配偶王某1（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本公司代理商上海A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京淑夫妻经济收入稳定，具备收养孩子的基础条件。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望批准收养申请为盼。该情况说明上盖有徐京淑公章。5.2015年12月8日寇吉特公司与角堂豪短信聊天记录，徐京淑：“今天，为了王负责的增石桑的产品来到义乌出差，昨天开会刚定下来的产品，勉强让新的工厂价格谈下来的产品。有点不是很稳定的产品”；角堂豪：“王的后续工作啊，让你辛苦了。价格另外一回事，万一有问题的话，有可能让老的代理商后备支持吗”；徐京淑“老的代理商的价格是双倍的。后备是不可能的。这次，我觉得有8成把握，但2成是冒险的”。2018年5月23日，寇吉特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徐京淑赔偿经济损失2,634,989.86元。该委于2018年5月24日决定不予受理。寇吉特公司不服决定，于法定期限内起诉法院。寇吉特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申请鉴定《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并于2018年12月19日提交书面申请，要求鉴定其上加盖公章的真实性、证明形成时间及公章形成时间、公章及字的形成先后时间。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向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鉴定函，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于2019年6月12日寄送至我院。《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16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形成时间，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无法判断《收养人家庭情况证明》上需检的“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印文与打印体文字的形成时间先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寇吉特公司主张因徐京淑行为给其造成损失进而要求赔偿，应同时具备四要素，即徐京淑有侵害寇吉特公司权益的行为、造成寇吉特公司权益受损的后果、上述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徐京淑实施上述行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缺一不可。徐京淑提供的收养证明及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寇吉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角堂豪了解徐京淑家庭情况及徐京淑丈夫王某1与寇吉特公司代理商A公司的关系。在此情况下，寇吉特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反而继续与A公司开展业务行为，徐京淑据此抗辩A公司系享受正常利润的代理商，并未对寇吉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予以采纳。寇吉特公司主张徐京淑与其配偶王某1通过A公司赚取差价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寇吉特公司又主张因徐京淑失职导致寇吉特公司补缴退税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徐京淑所在外贸部系补缴退税款的责任部门，亦未证明徐京淑工作与寇吉特公司该项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徐京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综上，寇吉特公司未就其存在实际损失及该损失与徐京淑工作存在因果关系等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寇吉特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判决：驳回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5元，由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蔻吉特公司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案外人王某2的离职通知、邮件记录、报销发票；2.王某2与其公司另案劳动争议裁决书；3.案外人A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申请书；4.A公司企业信用信息；5.A公司2014年至2018年期间年报；6.被上诉人徐京淑丈夫王某3的微信绑定手机号码信息；7.案外人上海C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8.（2019）沪0105民初19186号庭审笔录；9.订单号CGY1400124的采购订单；10.其公司与A公司2014年的交易记录；11.徐京淑向税务部门举报时提交的邮件记录；12.其公司向A公司发送的配合函调的邮件；13.2014年6月17日的付款申请。徐京淑亦补充提供蔻吉特公司与A公司于2014年6月17日签订的合同。经查，因上述证据与案涉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作为二审补充证据予以审查与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上诉人蔻吉特公司与案外人A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2016年12月15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13日、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采购订单上批准人为夏某或角堂豪；二、在与被上诉人徐京淑解除劳动合同后，蔻吉特公司与A公司的业务往来延续至2017年6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寇吉特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应由被上诉人徐京淑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利润损失，蔻吉特公司主张其公司原先并无代理商，系直接向生产商采购。但根据在案短信记录，蔻吉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角堂豪曾询问“有可能让老的代理商后备支持吗”。由此可见，蔻吉特公司原商业活动中也存在代理商，故对该公司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另，被上诉人徐京淑与角堂豪也曾就案外人A公司成为代理商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部分采购订单也并非由徐京淑批准；且蔻吉特公司在与徐京淑解除劳动合同时，并未随之与A公司解除合作关系。由此，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蔻吉特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属商事主体在商业活动中正常的交易与经营行为，相应的盈亏应由各自负担。即便徐京淑未主动披露其与A公司之间的关系，也仅应承担相应的违纪责任而非赔偿责任。蔻吉特公司主张利润损失应由徐京淑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及因果关系，本院难以支持。关于税款，依法纳税属蔻吉特公司应负法定义务。在案证据难以证明案涉税款属蔻吉特公司之损失以及应归咎于徐京淑，故该公司要求徐京淑赔偿，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其他争执，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并据以认定，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蔻吉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蔻吉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宋贇审判员  顾颖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