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5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红勋，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寿县，现住江西省南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骉，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春，男，197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峰，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晓艳，女，1983年8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慧，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红勋因与被上诉人杨秀春、任晓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红勋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杨秀春、任晓艳立即偿还常红勋借款本金76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秀春、任晓艳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据认定方面存在巨大瑕疵。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该类案件审查重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其二是出借方是否将资金实际支付给借款方。杨秀春实际收到了该76万元款项，双方均没有异议，故本案审理的核心就在于常红勋与哪方主体形成借贷之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常红勋举证了转账凭证，就已经达到证明目的。因此举证责任应当是在杨秀春。只有当杨秀春提交的反驳证据是具体充分的证据，能够切实的证明其主张后，举证责任才能倒置到常红勋。1、杨秀春一共只提供了三组证据，其一是杨某的证人证词，其二是常红勋与杨某的短信记录，其三是常红勋与杨秀春的通话录音。以下逐一分析：（1）关于杨某的证人证言。杨某系杨秀春的亲哥哥，属于直系血亲，双方之间系直接利害关系人。同时杨某作为证人出庭时其证言中存在多次虚假陈述，比如：杨某说与常红勋之间就该76万元借款有借条，但实际上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借条，且杨某客观上也无法提供；杨某还说与常红勋之间除了该76万元款项外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但实际上常红勋在2015年1月13日曾出借21.2万元给杨某。因此该证人证言不应被法院采纳。（2）关于常红勋与杨某的短信记录。该短信记录内容中，根本没有提及双方存在案涉76万元借款的事宜，最多只提及到了常红勋希望杨某为其提供30-40万元的资金支持，与本案76万元借款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并且在一审中常红勋也对该30万元的资金支持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相关证据。首先常红勋提供了21.2万元的转账凭证用以证明与杨某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其次当时该笔21.2万元借款已经出借了20个月，连本带息也有30万元左右。并且由于当时常红勋因购买房屋，导致资金缺口较大，也希望杨某除了归还该21.2万元借款的本息外还能额外出借一些钱。因此常红勋才会在短信中陈述到希望杨某准备一笔30-40万元的款子。故常红勋的解释既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情理。但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直接对常红勋的证据和解释不予采纳。在不考虑情理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21.2万元与40万元差距过大，从而直接认定属于76万元借款。关于常红勋与杨秀春的通话录音。首先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9年12月18日，在当庭中杨秀春就自行作出了更正，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仍然错误记载形成时间为2018年。其次一审法院认为该通话中常红勋并未提及杨秀春本人向其借款，且杨秀春询问了常红勋是否让杨某打过借条。就单单凭借这两点内容，一审法院就非常主观的认定了二人之间缺乏借款的合意，让人实在难以信服。二人系表兄弟关系，原先交情又比较好，日常通话次数很多，常红勋不可能每次通话都向杨秀春提及归还借款的事情。同时双方提及的杨某是否打借条的通话内容，也是指常红勋与杨某之间的其他借贷往来，关于这点常红勋已经提交了和杨某之间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具体理由同上文，不再赘述。因此，杨秀春提交的这三组反驳证据，均是有巨大瑕疵、关联性缺失的证据，根本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不应当采纳，也不应当将举证责任推给常红勋。2、一审法院对常红勋提交的合理证据不予采纳，明显有失公正。本案中，常红勋提供了与杨秀春的短信记录，杨秀春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从该短信内容来看，主体明确，常红勋清清楚楚的在和杨秀春核算借款的本金及相应利息，杨秀春在短信回复中也未持有异议。退一万步说，杨秀春也仅仅是对常红勋利息的计算方式有疑问，但对本金并未持任何相反的意见。并且，杨秀春在短信中也明确陈述了“你的钱在誉扬公司”，而“安徽省誉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正是杨秀春在2010年度成立创办的企业，其作为大股东占股45%。因此也可以看出是该笔款项系杨秀春实际使用的，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 二、一审法院采纳错误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有误，认为常红勋与杨秀春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若二人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则借款合同关系的形成只能是常红勋与证人杨某之间，但事实并非如此。1、首先在主观上，常红勋与杨某之间没有任何借贷的合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常红勋和杨某之间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并且在一审庭审调查中，可以得知常红勋的妹妹、侄子等亲属都和杨某存在直接的借款关系。如果常红勋主观上想把钱出借给杨某，完全可以直接把钱转账给杨某，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通过杨秀春代为出借。2、其次在客观上常红勋与杨某之间没有任何关于案涉76万元的支付凭证。虽然杨某和杨秀春都陈述该笔钱系杨某实际使用的，但在客观上该笔借款汇入的是杨秀春账户中，并且杨秀春在短信中也承认该笔借款用于自己名下的“誉扬公司”，二人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该笔钱是杨某获得并使用的。即使该笔钱最终是杨某实际使用的，那也是杨某与杨秀春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常红勋无关，常红勋既不知晓也未同意。因此案涉76万元不可能是常红勋与杨某之间的借款，故借款合同关系应当是常红勋与杨秀春之间形成。 三、杨秀春的行为系恶意逃避债务，若二审法院不能予以纠正，将会对常红勋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若纵观本案全局，可以发现杨秀春所有观点及主张，全部都是基于其与杨某的相互陈述，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通过一审庭审调查可以得知，杨某目前资信情况极为恶劣，在外欠款几千万元，多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这种情况下，常红勋有理由相信杨某作为利害关系人，其出庭作证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该笔债务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使杨秀春金蝉脱壳。另，从现实生活角度来看，常红勋是社会上最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多年以来整个家庭辛勤工作、省吃俭用才积累了一些存款，可以说案涉的76万元是常红勋一家多年来的血汗结晶。常红勋基于亲戚间的信任和为了获得一定利息回报才出借给杨秀春。然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决，导致常红勋整个家庭多年的心血积累付诸东流。 杨秀春二审辩称：我收到常红勋的76万元系常红勋借给我哥哥杨某的（杨某也是常红勋的表哥）钱，当时杨某做生意做得好，常红勋的哥哥、姐姐、妹妹、外甥都把钱借给杨某用，杨某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利息。常红勋就问我：“杨某是否需要钱用”，后就转到我的卡，我的卡是安徽世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杨某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我共同在用，但我用这张卡一般就是报销、转账，很少用，基本都是世腾公司在用。我在世腾公司就是普通职工，不持股，世腾公司是做智能化建设的。该76万元就是借给杨某的，杨某也认可借了常红勋76万元，据杨某跟我说，杨某曾给常红勋出具过借条 任晓艳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常红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秀春、任晓艳立即偿还借款本金760000元及借款利息(按月利率1.5%标准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13日利息为884500元),暂合计为1644500元;2.诉讼费用由杨秀春、任晓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红勋依次于2013年4月26日、8月30日、12月25日转账给付杨秀春25万元、45万元、6万元。 常红勋主张前述款项系杨秀春向其借款。杨秀春对此不予认同，称该款项借款人为杨某。 杨秀春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了：1.短信记录，证明案涉款项为常红勋与杨某之间的借款，且常红勋多年来实际向杨某主张债权并索要欠款，与杨秀春无关；2.通话录音，证明案涉款项为杨秀春与杨某之间的借款，与杨秀春无关。另，杨秀春申请杨某出庭作证，杨某出庭陈述：“我做工程的，现在没办法，就是说做一些亲戚朋友关系接点项目陆续在还账。常红勋因为知道他哥、他外甥都有钱放在我这里，他在外头打工，我们见面很少，他跟杨秀春比较熟。他就讲他一部分闲钱就想放在我这里，当时我记得我是按照月息一分支付利息，这个利息肯定比银行存款要高得多。然后杨秀春就跟我讲常红勋一部分钱放我这，我说行，反正都是亲戚，比借外人要好，也算对他们有所帮助可是，所以就放了76万好像。因为当时做工程的时候项目里边有一些耗材、材料、人工费，公司就从杨秀春那边办了一张银行卡，部分费用耗材买些什么双绞线、接头，没有发票不能走公账，会计就没法做账，所以搞了一个卡支付这些费用。当时因为常红勋跟我联系也不多，所以他直接把款打到杨秀春的卡里边了。我记得好像是13年，前两年我也没付利息，当时我企业做得挺好，有两栋办公楼都买的，没有按揭房子车子。后来到15年16年之间我们把账算一下，我就给他打了个借条，好像是正好三年的利息加上，我讲你这个钱如果不急着用，这个利息我就不付你了，我给你转为本金我给你打个一百万的借条，在我家就绿城桂花园打的。当时我买的房子，现在也卖了还账，我给他打了个借条，情况基本上就这样的…常红勋向我要过钱，2016年、2017年打过电话也发过短信…”。 常红勋对杨秀春提供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另据常红勋、杨秀春、杨某陈述，杨某系杨秀春之兄、常红勋与杨秀春、杨某系表兄弟。 一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为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并对未要求出具借据作出了合理解释，此时如被告抗辩称所收款项为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当尽其所能的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当被告的举证能够达到使法官对涉案转账款项为被告借款产生怀疑的程度时，应由原告继续承担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非被告所述其他经济往来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杨秀春辩称所涉76万元并非其向常红勋借款，其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常红勋在2016年8月向杨某催要40万元、后在2016年10月、2017年6月再次通过短信提示杨某还款，2018年12月18日常红勋与杨秀春的通话内容为杨秀春询问常红勋杨某有无向其出具借条以及告诉常红勋去找杨某打借条等内容，常红勋未提及杨秀春本人向其借款，常红勋虽提供一份其在2015年1月13日向杨春转账21.2万元的凭证，证明杨秀春提供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中涉及的债务与常红勋本案主张的76万元无关，但21.2万元与其在给杨某的短信中提及的40万元差距明显，且杨某亦陈述案涉76万元系常红勋出借给杨某，以上内容足以动摇常红勋关于杨秀春向其借款76万元的主张。常红勋提供的2015年1月12日短信“秀春：我算了一下2014年元月1日起本金是79.8万元×150元／月×10个月＝利息119700元。本金79.8万元×150元除30天＝5元每天×13天＝利息5187元。拿回本金15万后本金是64.8万元×150元／月×1个月＝利息9720元……本息共计788115元整。请核对。”及杨秀春回复“119700＋5187＋5508＝？”、“利息”，系常红勋要求杨秀春核对本息，杨秀春所做回复系对常红勋所做结算提出了疑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常红勋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杨秀春之间就该76万元存在借贷合意，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常红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01元，减半收取9800.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常红勋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期间，杨某再次到庭接受双方质询，称：“我是安徽世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常红勋系我大姑家孩子，即系我表弟，杨秀春是我亲弟弟。我当时办世腾公司时，在公司经营期间，需要大量资金周转，我家有些亲戚朋友知道我公司经营不错，就陆续从亲戚朋友处拆借资金用于世腾公司经营，我与常红勋不是很熟悉，常红勋可能是听常红勋的哥哥、姐姐、妹妹、外甥说他们把钱放我这里用，我给他们付利息，常红勋就想着也把钱放我这里给我用，让我付点利息给他。具体常红勋借给我的钱情况我记不清了，除了杨秀春卡代收的76万元还有常红勋给我的部分现金、常红勋直接转给我的21万元左右，累计后我个人向常红勋出具了100万元借条。我好像按照约定付过利息，具体记不清了，我向常红勋付利息应该是没有通过杨秀春。2016-2017年期间，常红勋多次向我发送短信、打电话索要借款。后因世腾公司投资失败，导致我欠常红勋等亲戚朋友的钱一直没有还，目前共计对外有7000-8000万元左右债务。我现在也是慢慢的还外债，考虑到常红勋本身经济能力还可以，又是家里的亲戚，我想着他的钱放后面还，我先还了常红勋外甥等人的钱。杨秀春本案中收到常红勋76万元的卡实际是世腾公司在用，世腾公司经营期间，因业务需要，方便公司走账，才用了杨秀春个人的卡用以对外支付耗材、劳务费等。世腾公司用杨秀春卡没有给过杨秀春使用费、好处费，杨秀春当时就是世腾公司普通技术工，常红勋借款当时，世腾公司经营状况还不错，本身其实不需要钱，我就想着借银行也是借，借他们还能给他们付点利息，眼下世腾公司确实经营状况不佳、资产堪忧，无法及时偿清外债。” 一审期间，常红勋提供的其与杨秀春的短信记录显示：2014年11月9日，常红勋称：“秀春表弟，今日请尽快让财务先汇15万给我先用。”杨秀春称：“你给老大打电话，你的钱都在誉扬公司，不在我这。”常红勋称：“大哥电话没人接呀！你再帮我跟他说一下，谢谢了。”2015年1月12日，常红勋称：“秀春，我算了一下2014年元月1日起本金是79.8万元×150元/月×10个月=利息119700元。本金79.8万元×150元除30天=5元每天×13天=利息5187元。拿回本金15万后本金是64.8万元×150元/月×1个月=利息9720元。64.8万×5元每日×17日=利息5508元本息共计788115元整。请核对。”杨秀春称“119700+5187+5508=？”、“利息”。常红勋称：“你加的还少算了拿回15万后本金64.8万×1个月的利息9720元。利息共计140115元（按算是）+本金64.8万”。 杨秀春提供的杨某与常红勋的短信记录显示：2016年8月7日，杨某称：“昨天晚上你打电话给我了？当时电话不在。是为钱的事吗？”常红勋称：“大哥：好久没有和您通电话了，问候一下，理解您前期资金紧张，也没催您，现在望大哥给我准备这一笔款，约40万元，望大哥理解。”杨某称：“理工大项目现在已经接近后期，需要等项目验收后，才有利润回来。估计要到10月底前。”2016年10月23日，常红勋称：“大哥：月底左右能给我准备一部分款吗？我这边需要30～40万左右，谢谢大哥。”杨某称：“现在不行，项目没有回款，还要等等。对不起老弟。再等一段时间。”杨某称：“大哥，上次8月份不是说到10月底左右会有吗？这怎么搞，马上到元旦都2年了，现在钱贬值太快，我自己在做点小生意确实需要，去年房款借别人周转利息都付到2分才解决，现房贷了40万，每月近4千，今年生意不好做，压力太大，请大哥给我想想办法，日子真没办法过呀！拜托了大哥。”2017年6月22日，常红勋称：“大哥：近来可好，我这边日子不好过，真的没办法，给我想办法解决一部分救急，也2年半多了，你说呢。”杨某称：“红勋老弟，才看到短信，最近身体不好，在休养。最近遇到一场官司，还没有开庭，账户被查封了动不了，再等等吧。抱歉！不过你放心，业务进展顺利，你的钱能还上。” 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常红勋的主张，涉案76万元系其向杨秀春出借的借款，但其提供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76万元的资金往来，而发生资金往来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存在多种可能，并非仅借贷一种。常红勋提供的其与杨秀春的短信记录显示，其向杨秀春催要时，杨秀春明确表示让常红勋找杨某（杨秀春的大哥）要钱，常红勋并未反驳，仅表示杨某电话打不通，请杨秀春帮他向杨某说说。之后常红勋又要求杨秀春核对本息，杨秀春对计算结果提出疑问。上述短信记录中没有反映杨秀春认可其向常红勋借款的内容。 另一方面，杨秀春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辩称常红勋的钱是杨某借的，用于杨某经营的公司使用，其银行卡亦为该公司使用。杨秀春提供了杨某与常红勋通话记录显示2016年8月份、10月份，常红勋多次向杨某催要，并要求杨某先支付一部分（40-30万元）款项，杨某均以暂时无钱为由推诿。常红勋称其与杨某存在21.2万元（常红勋2015年1月13日向杨某转款21.2万元）的借款关系，但21.2万元19个月的本息超出了40万元（常红勋要求杨某支付的40-30万元仅为部分款项），明显有悖常理（二人为表兄弟关系，21.2万元借款的月息只有超过5%的情况下，19个月的本息才可能超出了40万元）。常红勋又称该40-30万元是其要求杨某偿还21.2万元借款本息的同时又向杨某借款，这与二人的短信记录反映的内容不符，该短信记录反映常红勋向杨某催要借款并无常红勋向杨某借款的内容，且在杨某无钱偿还常红勋借款的情况下，常红勋向杨某借款，亦有悖常理。杨秀春提供了杨某的证人证言，杨某称：“杨秀春的银行卡收到常红勋的76万元系其向常红勋所借，用于公司经营，后常红勋又向其转款21.2万元，加在一起连同利息，是100万元借款”。杨某与杨秀春虽存在利害关系，但其证言与杨某、常红勋之间的短信记录（若借款本金等于或者大于76万元，常红勋要求杨某先支付一部分40-30万元，符合常理），与杨秀春、常红勋之间的短信记录（杨秀春明确表示让常红勋找杨某要钱），可以相互印证，足以使人对常红勋主张的事实产生合理怀疑。 因此，常红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秀春就诉争的76万元存在借贷之合意，而杨秀春的举证足以使人对常红勋主张的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仅凭常红勋提供的现有证据，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一审由此驳回常红勋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常红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2元，由上诉人常红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王养俊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崔 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