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7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剑波，男，196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睿，北京市天同（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子年，男，194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志坚，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文祥，男，194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审被告：姚夏娣，女，194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审被告：周某，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审被告：徐佳萍，女，199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审被告：徐家慧，女，200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审被告：徐某，男，200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法定代理人：周某（系徐佳萍、徐家慧、徐某之母），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以上六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黎波，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锋，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姚市东方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三七市镇安捷西路119号。 法定代表人：陈剑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雅琪，北京市天同（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一，北京市天同（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剑波因与被上诉人刘子年、原审被告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原审第三人余姚市东方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1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剑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子年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02年6月21日，东方公司与余姚市三七市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七市城建公司）签署《三七市镇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转让协议书》，东方公司取得A、B两块地块的建设权共计55.55亩，转让金合计711.10万元。2003年1月9日，东方公司股东陈剑波、案外人徐恩列与刘子年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开发东方公司案涉地块，三方平均承担开发费并平均享有投资收益。此后，由于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政策调整，当地政府收回东方公司案涉土地建设权并在调整地块范围后重新挂牌出让。2003年11月20日，东方公司取得包括A、B地块在内的三幅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款总额约为2221.50万元。由于土地成本发生巨大变化，刘子年决定终止合伙关系，陈剑波陆续退回其全部款项。故陈剑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一、一审判决未查清陈剑波与刘子年合伙关系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未查清刘子年因拿地成本暴增而决定退出合伙的事实，未查清陈剑波已退还刘子年出资及利息的事实，导致错误认定合伙关系始终存续。事实上，原《合伙协议》约定的开发项目早在2010年前即已经建设并销售完毕，刘子年明知项目早已开发完毕，却在时隔多年后才起诉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分配投资收益，显然违反商业逻辑；二、陈剑波与刘子年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其中既有借款也有投资款，一审判决未查清款项性质，导致错误认定合伙关系始终存续；三、即使陈剑波与刘子年间的合伙法律关系仍然存在，其合伙事项也仅限于东方小区开发项目。一审判决既未正确界定合伙事项范围，又未审计核心合伙事项的成本收益，仅凭一份未经质证的复印件就对合伙收益这一最核心的事实作出认定，且涉及金额上千万，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刘子年辩称：陈剑波及参与诉讼的其他各方，在案件重审阶段，对于此前在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的陈述都作了改变，而这种对事实情况表述的改变，实质是不诚信诉讼行为。同时陈剑波对于一审法院的要求和指引置之不理，不予配合，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一、陈剑波认为曾终止合伙关系并陆续退回款项，但刘子年认为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并无任何书面或者口头证据可证明合伙关系曾经终止。除本案涉及的合伙关系外，双方还涉及另一个2010年后合作开发的房产项目，但由于陈剑波此后与合作各方交恶，双方才发生重大矛盾；二、刘子年通过自身和企业的投入应认定是投资款。虽陈剑波认为是借款，但是《合伙协议》上写明了这些投资以借款名义投入。另外，陈剑波与徐恩列的结算账单上也可以显示，徐恩列也是通过他的新蕾厂进行的投入；三、东方小区、浦东公寓、金色阳光等均属于合伙项目。是否属于合伙项目，不仅要看书面合同还要看项目的实际情况。Ｂ地块收回与国家土地出让政策的变化有关，土地收回后，合伙体依然以东方公司的名义通过招拍挂拍得了该地块，所用资金还是原来的资金，也没有增加新的合伙人。陈剑波以地块变换为由，认为这不是合伙项目，与基本事实不符。陈剑波自身书写的材料中明确提到“三分之一”等词句，但并未解释除其本人和徐恩列之外的另一合伙人是谁，也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外徐恩列的妻子周某最初的答辩意见也是认可刘子年的诉讼请求；四、对徐恩列投资项目一览表、开发项目等证据应加以认定。陈剑波始终不承担执行合伙人的举证责任，且出现对周某等人威胁干扰诉讼的情况。实际上周某等人确实在提交证据时将原件拿到法院复印过，陈剑波在本案中自始采用回避、抵赖的态度；五、是否需要再行审计，无法审计的责任及后果。案件重审后，一审法院根据申请进行审计，但是由于东方公司不配合，导致无法进行审计。这与此前东方公司作为案外人向二审法院表态同意进行审计的态度完全相反。东方公司作为保管审计资料的一方，若其不配合提供资料，而造成无法审计，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六、对可得利润的认定。陈剑波与周某经过结账，对于每个人的利润是清楚的，实际利润只会更多，在陈剑波夫妻持有全部股权的东方公司不配合审计的情况下，应认定相关证据显示的项目利润并据此直接判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 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共同述称，其对合伙经营的具体细节并不清楚，认同一审判决结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方公司述称，其同意陈剑波的意见。 刘子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终止刘子年、陈剑波和徐恩列的法定继承人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三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对以东方公司名义合伙开发的坐落三七市镇规划区Ａ、Ｂ地块、三七市镇金川西路南侧地块等4幅地块上的东方小区、浦东公寓、金色阳光小区、杨梅苑等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并按各三分之一份额进行分配；2.诉讼费由陈剑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方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法定代表人为陈剑波。该公司系陈剑波与徐恩列共同出资设立，成立日期为1999年8月11日，其中徐恩列出资占该公司总注册资本的10%。2002年6月21日，三七市城建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三七市镇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余姚市三七市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受镇政府委托对三七市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进行招标。余姚市东方房产有限公司中标，建设权转让的地块共两块计55.55亩，分A地块和B地块，转让总价合计7111000元”。2002年7月25日，刘子年、陈剑波与徐恩列就合伙开发三七市集镇A、B地块达成口头协议，并就已支付的款项以及投资款等情况出具《合伙开发三七市集镇A、B地块基本进展概况》一份，其中载明开发的地块共两块，计55.55亩，分A、B两地块，开发建设权转让费计711.10万元、押金30万元，共计741.10万元；已付650万元，其中陈剑波已付250万元、刘子年已付200万元、徐恩列已付200万元，还需支付91.10万元，因此需要刘子年、徐恩列各增资50万元。落款处打印为东方公司。2002年11月1日，三七市城镇公司与东方公司又签订了《关于〈三七市镇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上述A、B地块转为商业用地，地块地点和范围为A地块部分：东方小区南段（中山南路以东，金川东路以北）计9.49亩，B地块：浦东公寓（新镇政府大楼以北，东园路以东）计40亩，共计面积49.49亩。2003年1月9日，刘子年、陈剑波与徐恩列作为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合伙事项为合伙开发由东方公司竞得的‘三七市集镇A、B两地块’的商品房开发，出资的方式、数额和时间为各合伙人按该开发项目在各期开发中所需的资金平均出资，并及时到位，各合伙人的投资款由东方公司开具暂借款收据入账；利润（或亏损）的分配为开发完成后对产生的利润（或亏损）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合伙事务的执行为各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委托陈剑波具体负责该合伙事项的开发经营，并按月向其他合伙人报告经营情况，对重大事件必须征得全体合伙人同意后方可实施，合伙期内各合伙人不得退伙；《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字后生效”。2003年9月18日，三七市城建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镇政府新大楼以北地块（B地块）公开出让约定书》一份，双方约定对B地块房产开发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公开出让，原订立的《三七市镇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转让协议书》和《关于〈三七市镇集镇规划区部分地块住宅建设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同时废除。同年12月22日，三七市镇人民政府向东方公司退还土地款5120432元。2003年11月20日，东方公司再次通过公开竞价竞得三七市镇市场南路西侧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后与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一份，约定成交标的为三七市镇市场南路西侧3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面积32669.86平方米，其中A地块15972.52平方米，B地块13160.18平方米，C地块3537.16平方米。2004年2月25日，余姚市国土资源局与东方公司签订（2004）1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约定出让的宗地位于三七市镇市场南路西侧，宗地总面积及出让土地面积均为32669.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680元、总额为22215504.80元等。2011年5月11日，东方公司向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出具未经营情况说明，载明其开发的所有房屋在2010年年度前已销售完毕。 一审另查明，余姚市机电配件厂（以下简称机电厂）系私营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子年；余姚市科宇光仪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宇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子年。刘子年分别于2002年6月12日、7月31日、9月29日、11月25日以及2003年12月17日，通过机电厂向东方公司转账450万元，东方公司先后向机电厂出具收款凭证或收据，除2002年7月31日的收款凭证中摘要为“集镇A、B地块开发投资款”，其余摘要均为暂借款或借款。后，刘子年又于2004年1月13日、6月16日、7月1日、7月5日通过科宇公司向东方公司转账850万元，东方公司亦向科宇公司出具收款收据，除2004年6月16日的收款收据中摘要为“投资款”外，其余摘要均为借款。东方公司于2002年10月14日、2003年6月13日、2004年6月4日、2006年2月23日、2006年3月9日、2006年4月19日、2006年5月10日、2006年5月18日、2006年7月6日、2006年11月9日向机电厂、科宇公司支付合计1300万元，并由机电厂、科宇公司以收回借款或暂借名义出具收款凭证或收据。2005年7月8日、7月19日，机电厂向东方公司借款200万元，后于同年7月29日、9月16日归还200万元。2005年2月至2006年12月间，陈剑波通过刘子年在天一证券进行理财，款项由陈剑波或东方公司支付给机电厂或科宇公司后，再汇给天一证券。理财款及其收益亦由天一证券支付至机电厂或科宇公司，再由该两家单位支付给东方公司或者陈剑波。2009年12月至2010年间，刘子年之女刘一波向东方公司购买金色阳光小区的车库合计441.31平方米、票面金额489430元。 一审还查明，徐恩列于2007年8月20日因病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2008年1月30日，经余姚市公证处公证，徐文祥、姚夏娣均自愿放弃对徐恩列遗产的继承权，徐恩列的遗产由其配偶周某、长女徐佳萍、次女徐家慧和儿子徐某共同继承。徐恩列的遗物中存有陈剑波出具的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出资项目）、徐恩列投资项目一览表、开发项目等原件，其中记载了刘子年、陈剑波和徐恩列三人共同出资的地块开发和利润等情况。 就合伙协议纠纷，刘子年曾于2016年向一审法院起诉，后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8年，刘子年因涉案纠纷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浙0281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刘子年与陈剑波、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于2003年1月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陈剑波支付刘子年利润款1223万元（总利润3669万元的三分之一），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刘子年的其他诉讼请求。陈剑波提出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浙02民终227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法院（2018）浙0281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在重新审理过程中，根据刘子年的申请，依法委托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四个合伙项目进行财务清算审计并对其利润进行评估。但因当事人未能提供鉴定所需资料，该公司退回鉴定委托。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有：1.《合伙协议》是否有效，如有效则合伙关系有无终止；2.刘子年是否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并有权要求终止合伙关系、进行清算并分配。针对争议焦点一，案涉《合伙协议》约定的事项为合伙开发由东方公司竞得的“三七市集镇Ａ、Ｂ两地块”的商品房开发，采用各合伙人按开发项目在各期开发中所需的资金平均分配，投资款由东方公司开具暂借款入账。涉案并非直接以三个合伙人的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而是通过向具备房产地开发资质的东方公司投入合伙款的方式，因此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涉案《合伙协议》系合伙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符合第六条约定的全体合伙人签字后生效的条件，内容又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为有效。其次，在合伙期间，虽因国家调整房地产开发用地出让政策造成三七市城镇公司收回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集镇规划区中的Ｂ地块，但其后东方公司通过公开竞价仍取得上述地块的开发使用权并进行房地产开发。结合这一期间刘子年通过其个人独资的机电厂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科宇公司多次向东方公司给付款项，而东方公司出具的凭证或收据中有两份直接注明为投资款，其余虽注明为暂借款或借款，但符合《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款由东方公司开具暂借款入账的形式，因此刘子年按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陈剑波、东方公司提出的Ｂ地块被政府收回后合伙自然终止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首先，刘子年虽然没有以自身名义直接向东方公司出资，但其通过个人独资的机电厂或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科宇公司多次向东方公司支付款项，金额与《合伙开发三七市集镇Ａ、Ｂ地块基本进展概况》、拍卖土地付款情况、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出资项目）中记载的出资基本对应，并且东方公司向机电厂、科宇公司各开具一份收据载明为投资款，足以认定刘子年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内容。其次，对刘子年是否有权要求终止合伙关系的问题，鉴于《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期内各合伙人不得退伙，而刘子年、陈剑波、徐恩列亦未就退伙事项协商一致，在徐恩列因病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了合伙人地位，但合伙各方仍未对合伙事务进行过清算，故应当认定合伙关系仍然存续。现刘子年要求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基于《合伙协议》约定的共同开发的项目已经完成、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故对于刘子年要求终止合伙关系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再次，刘子年是否有权主张清算以及分配，因涉案《合伙协议》中约定开发完成后对产生的利润（或亏损）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现东方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说明2010年度前开发的房屋已销售完毕，可视为合伙开发的项目已完成，因此合伙事项已经具备清算条件，应当可以进行分配。最后，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陈剑波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的东方公司完成合伙事项所取得的利润应当属于合伙利润。对于合伙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范围，因陈剑波在余姚市人民法院（2018）浙0281民初2948号案件开庭过程中自认刘子年参与了东方小区的开发，且结合刘子年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虽然东方公司竞得的Ｂ地块因规划调整被当地政府收回后重新进行公开出让，但在陈剑波出具的拍卖土地款交付情况、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出资项目）中明确了刘子年对三七市镇市场南路西侧地块以及金川西路南侧地块的出资情况，而浦东公寓和金色阳光小区系在上述地块上开发建设，故涉案合伙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确定为东方小区、浦东公寓、金色阳光小区这三个项目。另外，一审审理中刘子年申请对涉案合伙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审计并对其利润进行评估，但陈剑波作为合伙事项的开发经营者，东方公司作为接收合伙人的出资并进行建设和销售的单位，拒绝提供相应的审计资料导致鉴定被退回，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拍卖土地款交付情况、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出资项目）中均将东方小区利润500万元作为刘子年以及徐恩列在三七市镇市场南路西侧地块的投入款，且在开发项目清单中未列明东方小区的利润，因此对东方小区不单独计算合伙利润。刘子年及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陈述的利润计算方式为开发项目中的大账＋调账，可见浦东公寓、金色阳光小区的利润分别为1351万元、1818万元，而东方公司开发的上述三个房地产项目系陈剑波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所掌握，故对该三个房地产项目所取得的利润合计3169万元应由陈剑波按《合伙协议》约定的三分之一份额分配给刘子年，即10563333.33元。综上，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子年、陈剑波及徐恩列签订的《合伙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刘子年要求终止合伙关系并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符合协议约定以及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对于涉案合伙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根据刘子年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确认为东方小区、浦东公寓及金色阳光小区三个项目；刘子年主张杨梅苑小区亦在合伙开发范围内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三个合伙人共同开发项目所取得的利润应当按《合伙协议》约定的份额平均分配，即由陈剑波作为合伙事项的经营者分配给刘子年上述三个合伙项目的利润10563333.33元。陈剑波、东方公司认为合伙关系已经终止的意见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以及《合伙协议》无效的意见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东方公司认为1300万元系借款的意见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终止刘子年与陈剑波、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的合伙关系；二、陈剑波支付刘子年合伙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利润款10563333.33元，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刘子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400元，由刘子年负担15220元，陈剑波负担85180元。 二审期间，其他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陈剑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余姚市人民法院（2015）甬余丈商初字第200号案件庭审录音1份，拟证明刘子年在另案庭审中已经认可科宇公司于2004年6月16日至7月5日分3笔向东方公司转款合计400万元的款项不是投资款而是借款；2.市场南路西侧地块（浦东公寓）土地款缴纳票据1份，拟证明东方公司在2003年12月18日一次性缴齐市场南路西侧地块的全部土地款22215504.80元；3.金川西路南侧地块（金色阳光）土地款缴纳票据5份，拟证明东方公司在2004年5月21日前已缴齐金川西路南侧地块的全部土地款17852492.60元。 对此，刘子年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由法院核实。刘子年在该案庭审中只是为了证明双方除了1200万元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其当时按照款项上面的记载做陈述，并非涉及到具体的款项性质；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刘子年一审提供的证据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投资项目一览表等，也可以对应起来的。徐文祥、姚夏娣、周某、徐佳萍、徐家慧、徐某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东方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此，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之外，还认定以下事实：刘子年曾于另案庭审中陈述其与陈剑波之间除投资款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涉案市场南路西侧地块的土地款于2003年12月18日由东方公司一次性缴齐。涉案金川西路南侧地块土地款由东方公司于2004年5月21日缴齐。 本院认为：经询问案情，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与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一致，即刘子年起诉之前，涉案《合伙协议》项下的合伙合同关系是否始终存续，以及刘子年是否已经履行《合伙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并享有涉案合伙收益三分之一的分配权。对于一审法院围绕上述争议事项已作的论述，本院均予以认同，在此不作重述。另，补充分析认为，2003年1月9日，陈剑波、刘子年、徐恩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主体，签订了涉案《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从事商品房开发，现并未出现任何书面证据能够证明三方的合同关系已因涉案地块的收回和提价再竞拍而终止，结合后续刘子年仍有投资款投入的事实，应认定三方合伙合同关系继续存续，此其一；其二，三方《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投资款由东方公司以“暂借款”名义入账，而东方公司收款后出具的收据上摘要为“暂借款”或者“借款”，与该约定相符，且东方公司自2002年以来，除2004年6月16日的三笔合计100万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存根上填写的用途为“投资款”之外，其余1200万元的用途均被填写为“暂付”，故应视为东方公司彼时知晓案涉1300万元款项均为刘子年支付的《合伙协议》项下的投资款；其三，刘子年一审提交的拍卖土地付款情况与周某方确认存有原件的土地款交付情况（徐恩列出资项目）中记载的资金筹措安排在时间和金额上相吻合，虽刘子年曾以借贷纠纷为由［（2015）甬余丈商初字第200号案件］起诉陈剑波及案外人，其中包括了2004年6月16日、7月1日及7月5日的三笔共计400万元款项，但之后刘子年撤回了起诉，结合涉案《合伙协议》约定投资款可以“暂借款”名义由东方公司开具收据且支票存根上填写用途为“投资款”（100万元）和“暂付”（300万元）的事实，可见东方公司对于该40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项应属明知；其四，陈剑波系案涉《合伙协议》约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亦系东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负责涉案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的具体经营管理，并在项目建成及完成销售后对徐恩列和刘子年负担《合伙协议》项下分配利润的义务。鉴于陈剑波及其控制的东方公司拒不配合审计，且陈剑波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也未按月履行报告经营情况的合同义务，故应由陈剑波承担由于无法审计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子年、陈剑波以及徐恩列三人参与筹资的合伙事项范围为东方小区、浦东公寓以及金色阳光小区三个项目及合伙利润为3169万元，并无不当，刘子年有权分享其中三分之一份额的合伙利润。 综上所述，陈剑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180元，由上诉人陈剑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军英 ??18?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