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2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奎斌，男，生，汉族，住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河北恒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明，河北恒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县开发区支行。住所地涉县龙山大街隆盛商务大厦。 负责人：陈静，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国，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奎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县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涉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6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奎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被上诉人中行涉县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奎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奎斌的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坤中行涉县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张奎斌于2008年1月28日，在中行涉县支行开发区分理处办理了一份存折，存折号为10×××73，卡号为60×××75，该存折注明凭密码支取。2010年11月22日，张奎斌持存折到中行涉县支行上2009年7月27日后的利息6笔，同时还有一笔为扣卡费。这7笔分别时间和数量为：第一笔2009年9月21日上息17.31元；第二笔2009年12月21日上息9.2元；第三笔2010年1月28日扣卡费10元；第四笔2010年3月21日上息9.11元；第五笔2010年6月21日上息9.31元；第六笔2010年9月21日上息9.32元；第七笔2010年11月22日上息6.29元。在上述结算6笔利息和扣除10元的卡费后存折余额10146.77元。到2019年11月4日，张奎斌带自己的存折前往中行涉县支行支取存款时，却被告知该存折账户已经于2010年11月22日支取结清关户；2、张奎斌提供的存折原件中清楚记载，2010年11月22日，中行涉县支行为张奎斌在存折的最后一行上利息后，存折上再无显示其他内容。一审判决称“另查明，原告张奎斌提供的存折原件的最后一行的支出栏中打印有10146.77的字迹”，该说法不能成立。事实上，该所谓的最后一行“10146.77”的字迹并不存在。因为该存折的最后一行清晰地显示中行涉县支行给张奎斌上利息6.29元，余额记载为10146.77元。之后的下一行（即一审判决认为所谓的最后一行）的“支出”栏内显示张奎斌将10146.77元全部取走清零的话，也必须同时在该行“支出”项前边的“日期”、“交易码”、“币种”、“币别”和“支出”栏后的“结余”、“柜员号”等栏（项）中打印上内容，但实际是，在中行涉县支行给张奎斌的存折最后一行上利息6.29元、余额显示10146.77元后，下一行各栏（项）均为空白。不能仅凭支出栏中的隐隐约约、模糊不清、似有似无的所谓数字就认定是张奎斌取出存款。而应当依据整行信息即“日期”、“交易码”、“结余”等各栏（项）内容来确认交易情况。一审认定中行涉县支行提供的所谓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和高度盖然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按照银行的一般业务操作规范，客户的存折在结清关户后会在该存折上盖销户戳记，或直接将存折收回。但张奎斌持有的存折原件内容清晰、完整，既无任何“关户”或“销户”等相应印戳或标记，也没有将张奎斌的存折收回。充分说明张奎斌没有取走自己存折上的存款；4、中行涉县支行提供的“个人业务交易单”以及“客户回单”也不能证明中行涉县支行的证据有“较高证明力和高度盖然性”。①“个人业务交易单”上虽然有张奎斌的签名，但据张奎斌回忆，当时中行涉县支行让张奎斌在结息的单子上签字，张奎斌未戴花镜、未看内容，出于对银行的信任，认为银行给上了利息，自己就应该在这份利息结算单上签自己的姓名予以确认，于是张奎斌很自然地就在“交易单”上签了名字。②2010年11月22日当日，张奎斌是拿着自己的存折去中行涉县支行结算利息、往存折上上利息的，如果当时张奎斌存折上的全部存款（含利息）取走，中行涉县支行就应当在张奎斌的存折上清晰地打印张奎斌取完存款、余额清零的相对应的内容。但为何中行涉县支行只让张奎斌在张奎斌认为是“利息结算单”、而开庭时才知道是“个人业务交易单”上签字，而不当场、当面在张奎斌的存折上打印相对应的内容，显然不合逻辑。③庭审中，中行涉县支行提供的“个人业务交易单”页的后半页还有“客户回单”。该“客户回单”中也清晰地标有“交易类型”、“支取账号”、“支取户名”、“货币金额”等项内容，但这些项后并没有任何记录，均为空白；而且，中行涉县支行也没有将应交给张奎斌的“客户回单”联裁下交予张奎斌，而是完整地由中行涉县支行保存。中行涉县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未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在“客户回单”上打印交易信息和相应内容，也未裁下“客户回单”交给张奎斌，而是自己留存，这说明张奎斌根本没有取走自己存折上的存款，也根本没有将自己的存折清零、关户。综上，张奎斌提供的证据存折原件完整，记录的交易内容清晰，证据确凿充分。为此，张奎斌特上诉并提出上述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中行涉县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奎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行涉县支行给付张奎斌存款本金10146.77元及利息（至的利息为5272.55元；自至付清止的利息，以10146.77元为基数，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中行涉县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奎斌在中行涉县支行开发区分理处办理了一张存折，存折号为10×××37，卡号为60×××75。该存折注明为凭密码支取。张奎斌称持存折到中行涉县支行只是上了利息，账户余额为10146.77元未取。此后张奎斌称未用过此存折，找到该存折后发现有存款余额到中行涉县支行要求支取，中行涉县支行称张奎斌已于将该存折上的全部存款支取结清关户，并提供了由张奎斌签名的支取存款交易凭单。另查明，张奎斌提供的存折原件的最后一行的支出栏中打印有10146.77的字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奎斌、中行涉县支行对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争议焦点为张奎斌所持存折余额10146.77元是否已于支取。结合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研判可认定，中行涉县支行开发区支行在业务操作中确实存在不严谨之处，但其提供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和高度盖然性。张奎斌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奎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元，减半收取为94元，由原告张奎斌负担。 二审中，中行涉县支行提供了系统截屏、历史取款回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核心银行系统个人客户普通活期存款业务操作规程（试行）》（2009年版），证明其操作符合规定等事实。 张奎斌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认为操作规程应由人民银行备案才有公示效力；其他证据为复印件，不能证明相应事实。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奎斌持有中行涉县支行开具的存折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而中行涉县支行对于张奎斌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可，且对张奎斌所持存折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中行涉县支行负有依法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中行涉县支行称张奎斌已将存折上款项取走，故中行涉县支行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行涉县支行提供了2020年11月22日有张奎斌签字的“个人业务交易单”，证明张奎斌已将本案争议款项取走。张奎斌对其在“个人业务交易单”上的签字认可，但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中行涉县支行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个人业务交易单”是银行办理相关业务后由客户签字确认的凭证。本案中，中行涉县支行提供的“个人业务交易单”上的明确注明系“有折现金结清关户”内容，记载的数额与张奎斌存折显示数额一致，且张奎斌亦在该“个人业务交易单”上签字，张奎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签字的意义。故该“个人业务交易单”可以印证中行涉县支行已将案涉款项交付给张奎斌的事实。张奎斌主张其持有的存折上并无该笔交易显示，不能证明中行涉县支行履行了义务。因双方对张奎斌持有的存折上是否显示该笔交易意见并不一致，而张奎斌亦不同意对存折上是否打印了该笔交易进行鉴定，且张奎斌并未提供其他充足证据推翻中行涉县支行所举证据，故对张奎斌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张奎斌所称中行涉县支行未收回存折及未给付其回单的主张。中行涉县支行已提供相关操作规程进行了说明，且即使中行涉县支行存在张奎斌所主张的上述违反操作规程的事实，但中行涉县支行已举出证据证明履行了付款义务，故对张奎斌该主张亦不予支持。对于张奎斌所称其他中行涉县支行违反操作规程的问题，中行涉县支行亦作出相应解释，且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奎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元，由上诉人张奎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建平 审判员  罗 琪 审判员  孙 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郭铜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