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女，194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女，195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查先丰、李辉，浙江久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3，男，196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第三人严某，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连、郑忠东，杭州市余杭区昌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何某1、何某2、胡某因与被上诉人何某3、原审第三人严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某1、何某2、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被上诉人何某3、原审第三人严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何某1、何某2、胡某与何某3系姐弟关系，生父母亲为何宝林、蒋阿囡。因何某1、何某2、胡某的姑父胡岩贵无子女，于1979年将胡某过继给胡岩贵做养女，并顶替胡岩贵入职，在参加工作，户籍关系迁入。何某1、何某2、胡某成年后，先后出嫁，去夫家居住生活，家中剩下何某3与父母亲何宝林、蒋阿囡共同生活。1984年12月，因家中居住的三间旧平房破旧，无法居住，以父亲何宝林为户主申请审批宅基地，家庭人口为何某3及父母亲何宝林、蒋阿囡共三人。经原石鸽乡郭家村委和石鸽乡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建造占地面积110平方米的三间二层楼房。但因受经济能力所限，房屋一直未能建造。1991年，何某3与严某开始恋爱并谈婚论嫁。为改善住房条件，在何某1、何某2、胡某的资助下，于1991年11月在原旧房边建造了三间二层楼房，现登记地名为余杭区。新房建成后，何某3与严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女儿，并与父母亲何宝林、蒋阿囡共同在此居住生活。后何宝林、蒋阿囡先后于1999年3月和2002年5月去世。2003年3月21日，何某1、何某2、胡某与何某3四姐弟签订协议书，约定上述房屋属四人共同所有，同意归何某3居住，如何某3需改造、翻建加层，应征得何某1、何某2、胡某的同意；如拆迁征用，所得赔偿款由四人分摊，何某3可以适当多分一点。2009年3月11日，何某3与严某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上述三间二层楼房及车库全部归严某所有，原三间旧平房和一间厨房归何某3所有。离婚后，双方即按此协议约定分别居住生活。2019年上半年，除保留该两处住房外，其余何某3与严某搭建的房屋被政府认定系违法建筑，在整治拆违中予以拆除。何某1、何某2、胡某于2019年10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何某1、何某2、胡某对坐落于余杭区共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何某3享有四分之一份额。 原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房屋是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基于经审批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建造而来，房屋应属审批时的家庭成员共同所有。本案讼争的三间二层楼房系何某3与父母亲何宝林、蒋阿囡三名家庭成员经共同审批后建造，应属该三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虽然在房屋建造时，何某1、何某2、胡某曾有资助，但也应认定是对父母及兄弟的赠与。另，严某主张房屋由其娘家出钱建造，未举证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共有财产的分割，在没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等份原则处理。故涉案三间二层楼房中，何宝林、蒋阿囡应享有三分之二房产份额，何某3享有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何宝林、蒋阿囡去世后，何某1、何某2和何某3作为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权继承父母亲的遗产。何某3与父母亲何宝林、蒋阿囡长期共同生活，可适当多分得遗产。胡某已过继给姑父为养女，其与生父母的法定权利义务自然消除，无权以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生父母何宝林、蒋阿囡的遗产。但一审审理中，何某1、何某2认同胡某共同分享应得的父母亲遗产，系何某1、何某2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应予以准许。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何宝林、蒋阿囡在涉案房屋中的遗产由何某1、何某2、胡某和何某3各继承一半。由于何某3与严某在离婚时，将全部涉案房屋分配给严某所有，故何某3在涉案房屋中的全部财产份额应归严某所有。但对于何某1、何某2、胡某因继承遗产所得的房产份额，何某3无权处分，严某不能基于何某3的无权处分而获得房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何某1、何某2、胡某享有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严某享有三分之二的房产份额。二、驳回何某1、何某2、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00元，由何某1、何某2、胡某负担2450元，严某负担2450元。 宣判后，何某1、何某2、胡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继承纠纷中影响共有房产分割的事实因素未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在审查继承人享有的继承份额的相关事实时，仅考虑了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事实，未能进一步审查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扶养义务的具体事实。既然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那么就应当查明各继承人有无多分、少分或不分遗产等情形。唯有如此，方能得出被上诉人可以多分财产这一结论。二、原审法院确认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原审第三人享有遗产份额，既超越法定继承纠纷的法律关系，也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定性为法定继承纠纷，而非基于离婚而产生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既然是法定继承纠纷，原审法院应当基于继承的基础法律关系做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原审第三人认为其与讼争房屋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在确定各继承人的份额后，再基于离婚协议主张其享有的权利。原审法院在判决中未能体现法定继承的裁判逻辑，在原审第三人未提出相应诉请的情况下，以离婚协议中对房产份额的约定来确定涉案房产的份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可见原审法院不但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且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民诉法确立的“不告不理”原则。（二）原审法院判决第三人享有房产份额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于2003年3月21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讼争房屋属于四人共同共有。原审法院采信了该《协议书》并且确认了其证明力，在此前提下，应当认定该房屋已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共有。无论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还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均无权擅自处分该房屋。至于被上诉人的擅自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应当另案解决。三、原审法院裁判逻辑欠严谨，并且裁判考量因素不够全面，致使判决结果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胡某所得的房产份额，仅来自于上诉人何某1、何某2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显然不能成立。事实上，上诉人胡某取得房产份额并不是因为上诉人何某1、何某2当庭处分自身的权利所得。早在2003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所签协议已经确定上诉人胡某是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并且，上诉人胡某在建房时也有出资行为，对房屋建造具有较大贡献。所以，即便按照原审法院的裁判逻辑，上诉人胡某所得的房产份额，应当来自于上诉人何某1、何某2和被上诉人三人。也就是说，上诉人胡某有权取得原本属于被上诉人的房产份额。（二）原审法院在确定继承人享有的房产份额时，未将上诉人对建造讼争房屋所作出的贡献和《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作为分割财产的考量因素，有失公平。本案所涉房屋为宅基地自建房，房屋建造资金由上诉人提供，故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具有重大贡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系各继承人在签约当时针对房产份额所做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分割共有财产的重要依据。原审法院虽然做出了上诉人出资建造讼争房屋以及《协议书》效力的事实认定，但却未将以上重要事实作为遗产分配的考量因素，未将各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上诉人有失公平。综上，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位于余杭区院内的三间二层楼房中，上诉人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被上诉人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2、本案诉讼费及原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何某3答辩称：请求依法判决。 原审第三人严某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发现原审第三人严某与被上诉人原系夫妻关系，而本案遗产继承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第三人对本案诉讼标的物应享有独立的请求权，符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法律规定，据此追加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虽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协议书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已采信该协议书并确认其证明力。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为宅基地自建房，建房资金由上诉人提供，其对该房屋建造具有较大的贡献，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并未提供出资的相关凭据。涉案房屋建房时，户内人员为被上诉人及其父亲、母亲共3人，被上诉人在房屋中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其父亲、母亲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故上诉人要求对涉案房屋享有四分之三份额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争议房屋系经审批在农村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因宅基地建房审批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身属性相关，故应根据建房审批表确定房屋归属。根据建房申请表的记载，涉案房屋系以何宝林作为户主审批建造，在册人口为何宝林、蒋阿囡、何某3，故涉案三间二层楼房应属该三名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即使何某1、何某2、胡某在房屋建造时曾有过资助，也不影响涉案房屋财产性质的认定。原审法院按照等份原则确定何宝林、蒋阿囡对涉案房屋享有三分之二的房产份额，何某3享有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应属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现何宝林、蒋阿囡均已去世，虽二人在生前共育有何某1、何某2、胡某和何某3四个子女，但胡某已于1979年过继给其姑父胡岩贵为养女，其户籍关系亦迁入，故其与生父母的法定权利义务自然消除而无权以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生父母的遗产，但结合胡某为生父母建房出资、其他兄弟姐妹关于胡某赡养生父母情况的陈述以及对其分得遗产的意见等因素，应当认定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的“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的情形。同时，根据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中的陈述，本案尚不足以认定何某3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何某1、何某2、何某3三人应均等继承遗产份额为宜。至于何某1、何某2、何某3与何某3四人签订的协议书虽形成于继承开始后，但并未就涉案房屋的具体份额做出约定，故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据此，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何某1、何某2、何某3各享有十分之三的遗产份额，胡某享有十分之一的遗产份额，即何某1、何某2、胡某可对涉案房屋享有十五分之七的房产份额，何某3可享有十五分之八的房产份额。何某3在与严某协议离婚时将全部涉案房屋分配给严某所有，且在本案诉讼中亦同意将在涉案房屋中的财产份额归严某所有，故实际应由严某对涉案房屋享有十五分之八的房产份额。但本院注意到，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而严某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未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直接确认严某的财产份额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何某1、何某2、胡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502号民事判决； 二、何某1、何某2、胡某对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享有十五分之七的房产份额； 三、驳回何某1、何某2、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何某1、何某2、胡某负担2287元，何某3负担261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何某1、何某2、胡某负担3434元，何某3负担1616元。何某1、何某2、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何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