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南环东路10号2幢16楼。法定代表人：尚连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玟，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泽亮，男，1976年6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江阴市，现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刚，上海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柱芳，上海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补堂，男，1973年7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原审第三人：陈朝阳，男，1968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原审第三人：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刘柯言。上诉人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泽亮、原审第三人卢补堂、陈朝阳、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瑞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5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将系争500,000元转付陈某并非受到上诉人指示。案涉《业务咨询服务协议》与2016年6月1日的《借款协议》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且另案中被上诉人及星瑞公司均不认可上诉人支付款项给星瑞公司。被上诉人向卢补堂发送的《款项说明》并未提供给上诉人，卢补堂让被上诉人将该份材料寄出亦并非认可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蒋泽亮辩称，被上诉人将本案系争500,000元转至陈某的个人账户，系按照卢补堂的要求，作为上诉人向星瑞公司交付的借款。后因卢补堂一再声明所有上诉人对外提供的借款均为其本人房产向上诉人抵押后的资金，故陈朝阳与卢补堂于2017年6月30日重签了总额为1,300,000元的借款合同，借款的组成包括卢补堂个人支付的800,000元及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的500,000元。原审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卢补堂述称，将本案系争500,000元转至陈某的个人账户是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当时卢补堂对此并不知情，亦未授权或指令被上诉人转账。卢补堂个人向陈朝阳指定账户转账共计729,500元，加上卢补堂产生的20余万元损失及以8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的2016年6月至2017年6、7月份的利息，故陈朝阳于2017年2月向卢补堂出具了1,300,000元借条，并不包含本案系争的500,000元。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均未作陈述。光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蒋泽亮返还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判令蒋泽亮支付利息损失38,882元（以蒋泽亮已归还的5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判令蒋泽亮支付律师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由光华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蒋泽亮作为服务方（乙方），卢补堂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甲方愿委托乙方进行工程业务承接服务工作，丙方愿对甲乙双方的合作全过程进行担保工作；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2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总额为300,000元的业务咨询服务费作为乙方的前期准备费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30日内，甲方再向乙方支付总额为700,000元的业务咨询服务费作为乙方的前期准备费用；在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并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按所收取的进度工程款并结合本协议约定的取费比例，在扣除上述前期准备费用后同期向乙方支付相应服务费，遵循多退少补的原则；如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6个月内协助甲方承接到施工工程（以签订施工合同为准），乙方无条件一次性退还上述前期准备费用并向甲方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如乙方未能按期足额返还此款项，则每延迟1个月，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额的2%/月的利息且延迟不得超过3个月；本协议在三方签字盖章后即时生效；等等。在该协议落款处有“本协议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字样，光华公司在甲方落款处盖章但未签署落款日期，蒋泽亮在乙方落款处签名但亦未签署落款日期，卢补堂在丙方落款处签名并签署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1日。签约后，光华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6年5月4日向蒋泽亮转账300,000元，于2016年6月27日向蒋泽亮转账700,000元，上述两笔转账的摘要均显示为“借款”。蒋泽亮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光华公司转账的700,000元后，即于当日将其中5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案外人陈某（系星瑞公司的股东）。嗣后，蒋泽亮未能协助光华公司承接到施工工程，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1月23日向卢补堂转账250,000元，于2017年1月26日向卢补堂转账150,000元，后又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7月20日向卢补堂转账25,000元，于2017年8月18日向卢补堂转账20,000元，于2017年9月2日向卢补堂转账15,000元，于2017年12月16日向卢补堂转账20,000元，于2018年3月4日向卢补堂转账20,000元，上述款项光华公司均已确认收到。然而，因光华公司认为蒋泽亮尚有本息未还，故而致讼。一审另查明，2016年6月1日，由星瑞公司作为甲方，光华公司作为乙方，蒋泽亮作为丙方（担保人），三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将深圳市A有限公司和深圳市B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北环路两侧的项目及广东省中山市“XX中心”项目的建筑工程中的桩基、基坑围护、地基加固专业分包工程介绍推荐给乙方，促成乙方与上述工程的总承包方签订该项业务的工程合同；甲方向乙方借款5,000,000元，不计利息；乙方于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甲方借款1,500,000元，于2016年7月30日前给付甲方借款1,500,000元，余款2,000,000元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支付时间；该借款在乙方与工程总承包方签订正式工程合同并正常实施完成后，在乙方或总承包方给予甲方3%的业务费中抵扣；如乙方与上述项目中的其中一个合作成功，双方按照业务费与借款实际金额相互结算；如乙方与上述项目一个都没有合作成功，甲方须在2016年10月31日前向乙方归还借款；等等。2017年6月，蒋泽亮与卢补堂微信聊天，卢补堂向蒋泽亮发送了其2016年向陈某等转账的截图，还发送了星瑞公司和陈朝阳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2日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向光华公司借款1,100,000元）、陈朝阳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9日的《借条》（载明向卢补堂借款200,000元）以及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2017年6月30日的《借贷合同》（载明卢补堂已于2016年5月、7月、8月、12月分次通过转账及现金借给陈朝阳共计1,300,000元用于星瑞公司的经营活动）的照片，并称“以上70万是我建行卡转账，还有10万就是现金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余额转的。我直接给了他80万，你那100万是直接从光华公司帐户转到你卡上的”。2019年1月，卢补堂又通过微信聊天要求蒋泽亮提供相关银行转账流水，并称“去银行打印转陈的流水帐了吗？要有银行盖章的。陈朝阳电话都把我拉黑了，你真把我害惨了”，还提供了收件地址“苏州市姑苏区XX路XX号XX大厦北楼16楼”。嗣后，蒋泽亮回复称会将相关材料寄出，并于2019年2月18日通过微信聊天向卢补堂发送了由蒋泽亮书写的《款项说明》的照片，其内容为“本人于2016年5月4日及2016年6月27日分别收到苏州C有限公司借款30万元及70万元，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整），依据苏州C有限公司与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的协议及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的要求，将其中50万元（伍拾万元整）转给了星瑞控股股东陈某，转帐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另外50万元借款，本人已分批次转给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由其代还借款，其中，2017年1月23日转帐25万元，2017年1月26日转帐15万元，2017年7月20日支付宝转帐2.50万元，2017年8月18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2017年9月2日支付宝转帐1.50万元，2017年12月16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2018年3月4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以上共计50万元整”。卢补堂收到后，要求蒋泽亮将书面的寄出，蒋泽亮表示已经寄出。一审审理中，针对上述情况，蒋泽亮称其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500,000元系按照卢补堂的口头指示，根据光华公司、蒋泽亮和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向星瑞公司交付借款；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的借款1,100,000元即包含该笔500,000元在内；此后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载明借款金额共计1,300,000元，从卢补堂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卢补堂只提供了其中的800,000元，剩余借款即该笔500,000元。光华公司则认为蒋泽亮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500,000元系其与陈某或陈朝阳之间另行发生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没有原件且未经光华公司盖章确认；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系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证据可证明借款1,300,000元的组成；光华公司、蒋泽亮和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借款协议》后，星瑞公司曾要求光华公司提供借款，但因光华公司对星瑞公司的财务状况审查结果不理想，就未及时按约向星瑞公司提供借款，更不会要求蒋泽亮向星瑞公司转付借款，卢补堂提供给星瑞公司、陈朝阳的钱款有转账记录的共计729,500元，系卢补堂的个人投入，此后递增借款金额至1,100,000元、1,300,000元系上述转账加上现金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及卢补堂去深圳的个人开销所组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光华公司又以其委托卢补堂向星瑞公司出借729,500元，对方只还款300,000元，剩余款项未还为由，另案起诉星瑞公司等，卢补堂则表示放弃依据其与陈朝阳、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向陈朝阳等人提出主张的权利，该案由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光华公司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包括蒋泽亮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的500,000元在内。卢补堂一开始陈述其向星瑞公司支付钱款并未提前告知光华公司，事后也未及时沟通，一直到2017年下半年光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问起才告知，且其与光华公司就相关钱款作为哪方提供给星瑞公司的借款一事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借款的金额，其实际向星瑞公司、陈朝阳支付了800,000元，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其中还包括卢补堂的个人花销近200,000元和利息100,000元，后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借贷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1,300,000元，则是加上了陈朝阳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的《借条》所载200,000元借款；后又改称对光华公司另案起诉星瑞公司等的理由无异议，而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之所以载明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是意图将卢补堂提供的钱款和蒋泽亮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的500,000元一并计算，但因卢补堂不同意而撕毁作废。此外，光华公司和卢补堂还一致确认蒋泽亮于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向卢补堂转账的合计500,000元卢补堂并未实际转交光华公司，而是与光华公司拖欠卢补堂的业务费用等进行了冲抵，但目前双方尚未进行最终的结算。一审又查明，光华公司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0元。一审庭审中，蒋泽亮表示对光华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标准无异议，如蒋泽亮败诉则同意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光华公司、蒋泽亮和卢补堂于2016年签订的《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光华公司已分两次向蒋泽亮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作为前期准备之用的业务咨询服务费合计1,000,000元。蒋泽亮虽然承认收到过光华公司转账的1,000,000元，但辩称该款项系光华公司、蒋泽亮之间另行发生的借款，光华公司并未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蒋泽亮支付过业务咨询服务费。然而，因蒋泽亮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光华公司之间除上述合同之外，同期还另行存在借贷关系，光华公司向蒋泽亮支付上述款项的笔数和金额均与上述合同的约定相符，且蒋泽亮在庭审中称其认为上述合同没有强制效力，故从未向光华公司催讨过上述合同约定的前期准备费用，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对蒋泽亮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蒋泽亮收到上述业务咨询服务费后，已于2016年6月27日收款700,000元当日将其中500,000元转账给星瑞公司的股东陈某，而从光华公司、蒋泽亮和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光华公司和卢补堂就本案所涉款项往来的关系、蒋泽亮和卢补堂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卢补堂向蒋泽亮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蒋泽亮向卢补堂发送的《款项说明》内容、到庭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来看，应可认定蒋泽亮的上述转付行为系受光华公司和卢补堂的指示所为，可视作蒋泽亮已提前向光华公司归还了业务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庭审中，光华公司和卢补堂均主张蒋泽亮向陈某转账500,000元系蒋泽亮与陈某或星瑞公司、陈朝阳之间自行发生的经济往来，并非受光华公司和卢补堂的指示所为，但因光华公司就其是否按照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向星瑞公司提供借款一节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在本案审理期间就相关问题提供的书面回复与其同期另案起诉星瑞公司等所依据的事由存在相悖之处，卢补堂先后关于其自行向星瑞公司提供款项与光华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卢补堂向蒋泽亮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中借款金额的构成等情节的陈述亦自相矛盾，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且从卢补堂与蒋泽亮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其不但将其自行向星瑞公司提供的款项800,000元与蒋泽亮收到的1,000,000元相提并论，而且其在收到蒋泽亮发送的《款项说明》照片中有明确记载蒋泽亮“依据苏州C有限公司与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的协议及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的要求，将其中50万元（伍拾万元整）转给了星瑞控股股东陈某”内容的情况下，亦未就此提出异议，而只是敦促蒋泽亮寄出书面材料，反观蒋泽亮在庭审中就卢补堂向蒋泽亮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中借款金额构成的陈述，前后一致，能够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具有合理性，故对光华公司和卢补堂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至于蒋泽亮自行收取的剩余业务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因蒋泽亮未能协助光华公司承接到施工工程，按约应向光华公司全额返还。此后，蒋泽亮已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8年3月4日期间陆续分七笔向卢补堂还款500,000元，且光华公司已确认收到上述还款，并无不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鉴于蒋泽亮的实际还款日期晚于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光华公司诉请要求蒋泽亮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根据蒋泽亮的还款情况分段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损失，有合同依据，且蒋泽亮对光华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标准亦无异议，故对此予以支持。光华公司还诉请要求蒋泽亮返还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并支付该笔未还款项的相关利息，如上文所述，缺乏相关事实依据，对此不予支持。此外，针对光华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损失，虽然双方并未就此加以约定，但因蒋泽亮在庭审中已表示如其败诉则同意承担律师费，而光华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已得到支持，相关律师代理费亦为光华公司的实际支出，故酌情认定蒋泽亮赔偿光华公司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陈朝阳、星瑞公司在法院通过公告形式向其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判决：一、蒋泽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8年3月4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7年1月26日止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止以7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2017年9月2日止以5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9月3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2月17日起至2018年3月4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蒋泽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三、驳回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50元，由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428元，蒋泽亮负担8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572元，蒋泽亮负担428元。二审中，上诉人光华公司向本院递交二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4月23日卢补堂否认授权被上诉人转款；2、（2019）粤0391民初1898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证明另案诉讼标的不包含本案系争500,000元，且被上诉人另案中的主张与本案矛盾。被上诉人蒋泽亮认为聊天记录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后，不具有证明力，且卢补堂所作否认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应诉书中所述光华公司并未直接转款给星瑞公司，主张另案系争款项系卢补堂借给陈朝阳的个人借款，与本案主张并无矛盾，且另案中卢补堂亦确认其系上诉人的股东并担任市场部经理，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上诉人。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蒋泽亮确认其与陈朝阳之间另有借贷关系，故与陈朝阳的女儿陈某之间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19）粤0391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就光华公司该案诉讼请求所涉的729,500元借款，认定光华公司已按照《借款协议》实际支付星瑞公司，判令星瑞公司向光华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清偿义务，并由蒋泽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对本案其余事实认定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就系争500,000元的转付行为是否系受原审第三人卢补堂指示所为。本案中，从原审第三人星瑞公司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来看，上诉人向星瑞公司提供借款与其欲承包星瑞公司的相关工程项目有关，且上诉人及卢补堂均确认系经被上诉人介绍认识星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朝阳，应可推知上述《借款协议》的签订与本案系争《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的订立目的相关联。（2019）粤0391民初1898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认定采纳了上诉人关于卢补堂个人账户转账729,500元系上诉人履行《借款协议》项下出借义务的主张，而本案中，上诉人则主张因对星瑞公司财务状况审查结果不理想故未依据《借款协议》向其提供借款，729,500元系卢补堂以个人名义出借，显然相互矛盾，有违诚信。卢补堂对是否认可2016年8月12日《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及对其中记载的借款金额1,100,000元的构成所作的解释前后矛盾，现卢补堂否认2017年6月30日《借贷合同》中借款金额1,300,000元包含本案系争500,000元，但对1,300,000元的构成未能作出明确主张，称由本金、利息、损失金额相加估算形成，并于另案中作出放弃依据该《借贷合同》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有违常理。卢补堂对被上诉人向其发送的《款项说明》中应卢补堂要求将业务咨询服务费中的500,000元转付陈某的相关内容未提异议，结合卢补堂向被上诉人发送的微信聊天内容及一系列借款材料，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就系争500,000元的转付行为系受卢补堂指示所为，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依据另案中所反映的卢补堂在上诉人处的任职情况及本案中上诉人与卢补堂就案涉款项往来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转付行为可视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了500,000元业务咨询服务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50元，公告费人民币500元，由上诉人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王韶婧审判员  岑佳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凯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