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2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华，女，196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杭明，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雪华，女，196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金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秋华，女，195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黄丽华因与被上诉人黄雪华、原审第三人黄秋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民初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位根与赵美贞婚后共育有三子女，即黄丽华、黄雪华及黄秋华。郭水龙与黄雪华系夫妻关系。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原系黄位根与赵美贞夫妻的共同财产。1999年6月15日，黄位根、赵美贞及黄雪华在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即赠与人黄位根、赵美贞自愿将地处杭州市西湖区六幢一0一室的建筑面积61.1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的房产（杭房权证西改字第××号）赠送给女儿黄雪华，受赠人黄雪华愿意接受此赠与。2004年2月25日黄位根去世。同年4月21日赵美贞在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赵美贞亡故后，上述房屋属于其的产权由黄雪华一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2005年1月6日，黄雪华取得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同年1月16日黄雪华作为买受人与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签订合同编号为2005预001125《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该房屋建筑面积70.29平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60平方米。2007年11月27日，黄雪华依法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权属登记。2016年8月26日，黄雪华以及郭水龙取得了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0836、第0030835号《不动产权证》，权利人为黄雪华、郭水龙，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权利性质：划拨／经济适用住房，其中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60平方米。2005年4月，黄丽华（乙方）、第三人黄秋华（丙方）、黄雪华（甲方）签订《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一份，约定：1、关于的产权，乙方和丙方都愿放弃该房产权的份额，赠与甲方（黄雪华）。同时同意该住房的产权归甲方（黄雪华）所有。2、在上述产权归属成立无争议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并自愿将地处山墩以黄雪华名额分配的安居房赠与乙方（黄丽华），并同意乙方在处理该住房时可全权代表甲方，无需任何委托。3、丙方同意上述两条协议约定，无争议。黄雪华及其配偶郭水龙在甲方处签字，黄丽华、黄秋华则分别在乙方、丙方处签字确认。同年4月25日，赵美贞与黄秋华、黄丽华、黄雪华在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制作继承权公证书一份，明确黄位根享有的房屋中的产权份额由黄雪华一人继承，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后该房屋产权变更至赵美贞、黄雪华、郭水龙名下。2016年7月4日，赵美贞因病去世。黄雪华要求黄丽华、黄秋华根据公证遗嘱协助其办理继承房产事宜，遭拒。遂黄雪华于2016年9月29日以遗嘱继承纠纷为案由将黄丽华、黄秋华起诉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4月26日依法作出（2016）浙0106民初869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赵美贞生前立下公证遗嘱，明确其在涉案房屋中属于赵美贞的份额均由黄雪华一人继承，据此判决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建筑面积61.10平方米）中属于赵美贞的产权份额由黄雪华继承。该判决业已生效，而黄雪华亦依据该生效判决于2017年6月依法办理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其中黄雪华占该房屋产权份额75%，郭水龙占该房屋产权份额25%。又认定，黄雪华购买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实际系由黄丽华出资且一直由黄丽华方居住使用至今。2017年1月9日，黄丽华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案由将黄雪华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位于拱墅区房屋系黄丽华所有，并要求黄雪华协助黄丽华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由黄雪华赔偿黄丽华因过户而产生的损失196574.40元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黄丽华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准购证以及黄雪华提供的《不动产权证》，可以证明涉案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系黄雪华申请购买的经济适用房（其中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60平方米），目前该房屋所有权人显示为黄雪华及其丈夫郭水龙，系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黄雪华及其丈夫郭水龙作为上述房屋的共有权人依法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由于案涉的房屋系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提供优惠条件，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因此，黄雪华以及郭水龙作为该经济适用住房的购房人拥有的也是有限产权。根据《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只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的，购房人可以转让，但应当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或者经济适用住房转让成交价与原购买价格差价的一定比例向市、县人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同等条件下，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优先回购上市交易的经济适用住房。鉴于此，黄雪华以及其配偶郭水龙在处分上述经济适用住房时是受现行政策限制的，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即：1、需要自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2、需补缴一定金额的土地收益的价款；3、在同等条件下政府享有优先回购权。本案中，黄丽华、黄秋华与黄雪华夫妇于2005年4月签署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中，黄雪华夫妇承诺在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住房产权归属成立无争议的前提下，自愿将案涉的经济适用住房赠与黄丽华。原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然黄雪华夫妇在作出赠与涉案经济适用住房时，尚未取得该房屋的完全产权，且赠与的房产又系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供应对象又有严格的要求，因此，黄雪华夫妇在作出赠与承诺时属于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状态。此外，根据协议书约定，黄雪华夫妇作出的赠与承诺附有前提条件，即位于产权归属成立且无争议。然双方却因房屋的继承引发纠纷，遂黄雪华将黄丽华、黄秋华起诉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并明确提出撤销涉案的经济适用住房的赠与承诺。原审法院认为，即便黄雪华夫妇对涉案的经济适用住房取得了完全处分权，也因黄丽华作为受赠人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法律亦赋予黄雪华方作为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案涉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虽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部分条款内容涉及无权处分，故该部分内容应认定为效力待定。至于黄丽华以其实际出资购买涉案的经济适用住房且一直占用为由，要求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之诉请，因与该房屋的物权权利凭证即《不动产权证书》所记载的内容相悖，故原审法院对黄丽华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黄丽华进而提出的要求黄雪华配合其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并承担因办理过户手续而产生的经济损失196574.40元之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但鉴于各方在庭审中对黄丽华出资购买涉案经济适用住房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黄丽华对该房屋虽然不具有物权上的权利，但具有债权上的权益，黄丽华可另案主张相关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前述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66元，由黄丽华负担。 宣判后，黄丽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缺乏，理由不足，法律适用不当，判决不公。理由如下：一、关于原判对本案事实认定即案涉《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的性质及法律适用。原判未查明本案事实，事实认定不当，对案涉《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的性质认定缺乏依据，认定错误。从原判对该《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认定及所适用的法律看，明显将该协议书性质及当事人的合同行为认定为“赠与”。对此，上诉人认为，原判的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与法无据。根据事实，从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和双方的合同行为看是各方当事人对相关房屋的归属及产权的约定，行为表现为交换或对换。即上诉人以其享有的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其父黄伟根遗产部分）继承份额对换被上诉人享有可分配认购的案涉经济适用房购买名额。2005年1月16日，在被上诉人夫妇认可下，上诉人实际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经济适用房。为了进一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为此双方于2005年4月25日以书面协议形式对相关房屋归属及产权进行了约定和确认，各自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了处分。其次，无论是协议内容，还是合同行为，均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1、赠与合同属于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2、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以给付义务是否由双方当事人互负为标准；3、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据此，1、被上诉人不存在本案可赠与财产，不可能产生赠与行为。本案双方的合同行为仅是权利的交换或者对换，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2、双方的合同行为表现为交换或对换，体现双方的意思表示，非单务合同；3、双方的合同行为以对价交换或者对换完成，并非无偿。因此，案涉《协议书》不具有任何的“赠与”成分。故原判对本案的合同性质、合同行为认定为“赠与”，并以此作为判决依据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因此，原判对案涉《协议书》的定性错误，必然导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及判决结论错误，原判认定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判对案涉《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效力认定和法律适用。根据法律规定，评判合同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为：1、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据此，就本案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行为看，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签订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均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和约定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案涉《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就本案而言，案涉房屋虽系经济适用房，但对经济适用房的转让、赠与、置换、出租等，法律对此并不禁止，即为允许；对受让人资格，只要满足了政策性条件（满5年），法律对此也无特定要求和限制。因此，本案《协议书》无论趋于何种性质，双方的合同行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故，原判认为的本案经济适用房为赠与并以此认定经济适用房权利受限，为有限产权，权利人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原判该理由不足，且无法律根据，原判该认定不能成立。即使原判的“赠与”认定成立，也不能否定本案的合同效力。原判引用的《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仅是政策性文件，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而并非效力强制性规定，并不涉及对合同效力的评判。其次，原判另又认定，根据案涉《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夫妇作出的赠与承诺有前提条件，即位于房屋产权归属成立且无争议。进而以被上诉人对该房屋因继承引发纠纷提起诉讼为由，而认为上诉人作为受赠人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且法律亦赋予了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以此作为否定案涉协议书效力和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对此认定，上诉人认为，原判该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缺乏理由和依据。根据前述，本案双方的合同行为和协议书内容体现的是相关房屋的权利对换或交换，即上诉人继承权份额与被上诉人经济适用房认购权的交换，不存在任何“赠与”成分。因此，只有正确认定本案《协议书》的性质，才能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和作出正确公正的判决结论。否则，原判必然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判决结论错误。另外，原判认定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纯系主观臆断，缺乏认定的依据和理由。根据事实，关于房屋产权的归属问题，母亲赵美珍于2004年4月21日公证遗嘱确定其房屋财产继承人为被上诉人；2005年4月25日，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同日进行了继承权公证；2005年4月30日，被上诉人与母亲赵美珍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取得了该房屋产权。综上事实可见，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取得案涉《协议书》房屋权属，该房屋归属已无争议，也不存在被上诉人权属利益障碍的事实。以上事实同时也证实了上诉人已履行了协议义务，即放弃了房屋产权继承份额，对该房屋归属于被上诉人并无争议，事实上不可能也无法产生争议，因此不存在原判认为的上诉人“未履行义务”的事实。且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公证过户手续并不涉及房屋权属的争议，上诉人的该协助行为并非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的要求协助行为对上诉人不具有也不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原判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义务”的事实不知从何而来？而事实上，真正违约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是被上诉人。本案事实反映，2005年1月16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夫妇认可同意下，以被上诉人名义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经济适用房，并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被上诉人对此始终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试想，如果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是否会允许上诉人进行认购和占有使用？之所以形成本案纠纷，是由于政策性规定，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过户需满5年才可以进行，据此，当案涉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过户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上诉人即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遭到了被上诉人的拒绝。此后，为能尽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上诉人试图通过适当经济补偿的方式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但被上诉人仍然不予接受，执意收回房屋。后因母亲去世，被上诉人因其遗嘱继承办理房屋产权过程中公证手续的需要而要求上诉人协助。对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同时办理经济适用房的过户手续，但仍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此后，被上诉人即提起了继承纠纷诉讼，进而导致了本案纠纷。这就是两案纠纷形成的整个过程。从中不难看出，究其原因，是因杭州房价上涨，被上诉人为达到获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目的，以经济适用房政策规定为由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公然毁约。其行为不仅构成合同违约责任，而且违反法律公平原则，其只享受合同权利却不承担和履行合同义务，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骗取上诉人的权利。然，原判在未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却将本案的违约责任强加于上诉人，明显袒护被上诉人，偏听偏信，滥用法律。如此判决又怎么能够公正公平，又如何能够令人信服？三、关于原判对案涉经济适用房确认归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原判援引《物权法》十七条规定，判决结论认为，案涉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虽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部分内容涉及无权处分，应认定为效力待定。至于上诉人要求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之诉请，因与该房屋的物权权利凭证即《不动产权证书》所记载的内容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据此，《物权法》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可见，不动产权属证书只是一种证明，仅仅是权利归属的确认和记载，本身并不直接设定物权，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通常只能是买卖、赠与、继承、征收及生效法律文书等所形成的法律行为和事实，并最终产生登记结果。《物权法》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原判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归属的认定显然缺乏理由，也与法律规定相悖。被上诉人之所以成为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人是基于经济适用房认购资格的政策性规定，并不能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即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另外，原判在查明事实中认为，上诉人本案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系上诉人所有，进而作出与“登记不符”不予支持之判决。对此，根据事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中不存在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上诉人之请求，只是要求确认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和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令上诉人疑惑的是原判该认定的事实从何而来，依据又是什么？据此，根据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原判明显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如此审理，不仅程序违法，而且势必导致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实体上的判决结论错误。四、关于原判对上诉人提出本案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请求的认定。原判认为，对上诉人进而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配合其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之主张，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本案中之所以提出赔偿经济损失之请求，一是基于被上诉人违约事实的存在；二是基于经济损失的事实存在；三是法律依据的存在。根据事实和政策规定，本案存在经济适用房转让过户土地政策性差价调整（补交土地出让金）的事实，政策性依据是《杭州市物价局、财政局关于公布杭州市区市场评估价格的公告》。上诉人存在因政策性土地差价调整增加过户成本的事实。该过户成本的增加系被上诉人违约过错造成，且该过户成本增加的损失与被上诉人违约过错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办理案涉房屋过户手续需额外承担因被上诉人拒不履行协助过户义务导致的经济损失的事实存在。根据《合同法》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上诉人要求本案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该经济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因此，原判不予支持没有事实依据，并且理由不足，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雪华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对案涉《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的性质认定属于附条件赠与协议正确，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查明：2005年4月黄丽华、黄雪华、黄秋华签订《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明确约定：1、关于的产权，黄秋华和上诉人黄丽华都愿放弃该房产权的份额，赠与被上诉人黄雪华，同时同意该住房的产权归被上诉人黄雪华所有。2、在上述产权归属成立无争议的前提下，被上诉人黄雪华同意并自愿将地处三墩以被上诉人黄雪华名额分配的安居房赠与上诉人黄丽华，并同意上诉人黄丽华在处理该住房时可全权代表被上诉人黄雪华，无需任何委托。1、从协议的内容上看，该份协议明确了“被上诉人黄雪华同意并自愿将地处三墩以被上诉人黄雪华名额分配的安居房赠与上诉人黄丽华”，该处的“赠与”性质明确；2、从上诉人黄丽华、被上诉人黄雪华在另案，即西湖法院（2016）浙0106民初8691号遗嘱继承纠纷案庭审中的陈述来看，上诉人黄丽华答辩“同意按照三人的协议来分割涉案房屋，涉案房产的继承份额我是同意放弃的，但原告得把三墩的房产赠予给我”，即上诉人黄丽华也确认了“赠与”的法律性质。3、上诉人黄丽华主张的“放弃父亲遗产继承份额进行置换”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已经查明：1999年6月15日，黄位根（父亲）、赵美贞（母亲）及黄雪华在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即赠与人黄位根（父亲）、赵美贞（母亲）自愿将地处杭州市西湖区六幢一0一室的建筑面积61.1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的房产（杭房权证西改字第××号）赠送给女儿黄雪华，受赠人黄雪华愿意接受此赠与。2004年2月25日，黄位根去世。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黄位根直至去世也未变更其将房产赠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黄位根去世后，之所以采取继承的方式是为了减少过户的税费，但并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享有房屋中父亲享有部分产权的继承份额，其所主张的放弃父亲遗产继承份额显然与事实不符。4、根据协议书中的约定，被上诉人黄雪华所作出的赠与承诺是附有前提条件的，即位于里产权归属成立且无争议，原审判决认定赠与附条件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的性质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正确。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协议书的效力认定正确，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协议书第2条所约定的地处三墩以被上诉人黄雪华名额分配的安居房即为案涉所争议的水曲苑16幢2单元402室经济适用房。该房屋系由被上诉人黄雪华取得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后购买，并依法办理权属登记，取得了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0836、第0030835号《不动产权证》，权利人为被上诉人黄雪华及其配偶郭水龙，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其中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60平方米。因经济适用房系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对供应对象有严格的要求。根据我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济适用房不得销售给未取得准购证的申请人，经济适用房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的经济适用房不满5年的，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被上诉人黄雪华于2005年1月6日取得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房准购证，于2005年1月1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案涉经济适用房。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05年4月。基于上述规定，被上诉人黄雪华在处分案涉经济适用房时是受现行政策限制的，被上诉人黄雪华夫妇在作出赠与意思表示时尚无权处分案涉经济适用房。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中关于赠与经济适用房的条款为效力待定的条款，该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黄雪华撤销赠与，继而驳回上诉人黄丽华的诉请的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的性质为赠与性质，原审判决的认定正确，理由同上，不再赘述。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黄丽华未履行协议书中所附条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认定：根据协议书约定，黄雪华夫妇作出的赠与承诺附有前提条件，即位于里产权归属成立且无争议。然双方却因房屋的继承引发纠纷，遂黄雪华将黄丽华、黄秋华起诉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并明确提出撤销涉案的经济适用房的赠与承诺。原审判决根据西湖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情况，并据此认定上诉人黄丽华未履行协议书中所附条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被上诉人黄雪华已经明确撤销赠与承诺，该撤销赠与承诺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书中有关经济适用房赠与的承诺已经撤销，上诉人黄丽华无权要求办理案涉经济适用房的过户手续，当然也无权要求被上诉人黄雪华赔偿其办理过户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正当，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黄丽华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秋华在二审中答辩称：的房子给黄雪华，是因为要让黄雪华给黄丽华买经济适用房，然后的房子就给黄雪华，当时大家签了一份协议，黄秋华作为担保人，无条件放弃自己的权利，本来是为了姐妹们之间能够和好相处，结果发生了矛盾。黄秋华同意上诉人的上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杭州市拱墅区房屋属于经济适用房性质，当时是由黄雪华申请获得的购房资格，并以黄雪华和郭水龙的名义取得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虽然，该房屋的购房款由黄丽华出资，并一直由其实际使用，但由于杭州市的经济适用房属于保障性的商品房，对购买对象、房屋的销售价格、允许交易的时间及条件等都有严格的政策性控制，而黄丽华当时不具备购买上述房屋的资格，其与黄雪华、黄秋华签订的《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中涉及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的内容，实际系借名买房，违反了《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应当认定无效。上诉人黄丽华上诉要求确认《关于房屋归属及产权的协议书》有效，并进而要求确认其对讼争的房屋享有所有权、由黄雪华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赔偿其过户损失等，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丽华因该协议部分无效而受的损失，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实体判处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66元，由黄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