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荟芳，女，198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1************046。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新优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第二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42P。法定代表人：白永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昱，北京市竞天公诚（广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灵，北京市竞天公诚（广州）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谭荟芳与被上诉人东莞新优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优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5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谭荟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新优公司强制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并判决新优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81816元；2.新优公司赔偿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损失233976元，因未交纳社会保险导致生育保险损失共计200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谭荟芳与新优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7年5月17日经协商一致解除；二、新优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谭荟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747.5元；三、新优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谭荟芳支付产期、哺乳期工资待遇损失66296.11元；四、驳回谭荟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谭荟芳负担5元，新优公司负担5元。鉴定费34800元，由新优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567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谭荟芳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973民初567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谭荟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混淆谭荟芳与新优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一份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为《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要约一经承诺是不能撤回的；同时，谭荟芳不存在任何违规盖章的可能性。新优公司对《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对其真实性、形成时间等申请鉴定，最后鉴定结论证明形成时间为2017年5月份，印章真实。但一审法院认为谭荟芳对协议书形成过程、内容无法自圆其说，无法排除违规加盖公章的可能性。谭荟芳在一审期间请求法院调查取证，因为该协议的形成过程系公司法律顾问起草，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公司，所以请求法院对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与其法律顾问的电子邮件往来调查取证，以证明其协议书形成过程，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此外，一审法院对当时公司公章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公章一直由公司财务总监控制，且当时谭荟芳与新优公司关系十分紧张，谭荟芳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公章，伪造一份加盖公章的协议。《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双方协商的结果，系合法有效的协议，新优公司未提出撤销该协议，一审法官明知该证据鉴定真实可信，仅凭个人推断认为形成有问题，没有依据。具体协商过程:《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于2017年5月11日法律顾问起草电子版发公司后，公司再发给谭荟芳，谭荟芳将该协议签署后快递给公司。后新优公司不同意，要求回公司协商。新优公司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该协议书比《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降低了约一万多元，谭荟芳咨询律师后，认为再为了一二万块钱打官司不值，于是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当面签署涉案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当天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上午，谭荟芳将手机交给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办理好交接手续。在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指示下，全天由公司保安陪同下，将个人全部物品清出公司。事实上，新优公司从3月开始已将谭荟芳实权给免除了，4月开始可以说是派保安专门盯着及监督谭荟芳一举一动。谭荟芳离开那天行李全程都是在保安的监督和检查下装上车的。另外，谭荟芳将办公手机交回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后，新优公司让总务主任向中国电信申请注销了。从此以后也没有任何联系（谭荟芳的新手机号码的联络方式，在16日新优公司收到快递单上也有注明）。谭荟芳在公司期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违规加盖公章的可能性。为证明上述双方协商过程的事实，谭荟芳在一审期间提交调查取证申请，公司法律顾问与公司往来的邮件可以清楚反映两份协议形成的过程，谭荟芳无法举证。法院调查取证即可了解本案的全部事实。谭荟芳在上诉状中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谭荟芳一审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相关证据，该电子往来足以证明《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形成的过程及时间。一审法院混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二份证据。在劳动仲裁时，谭荟芳在仲裁开庭前并未找到《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作为证据申请仲裁，新优公司在仲裁阶段不同意的系《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根本就不是《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谭荟芳2017年5月16日与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订的，何来撤回要约。谭荟芳将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领走，由个人保管该《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就是承诺。已经承诺的要约是不能撤回的。（二）谭荟芳与新优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真实有效，该协议系新优公司所提供的、落款时间2017年5月10日，该协议实质上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新优公司愿意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272972元以赔偿谭荟芳经济损失。首先，落款2017年5月10日所签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公司提供的文件，该结果系谭荟芳与新优公司多次协商后的结果，于2017年5月16日在新优公司签订。双方的劳动关系原本于2017年5月10日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五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顺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但是新优公司要求强制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且解除时间在2017年5月10日，新优公司强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愿意支付272972元的责任以赔偿谭荟芳损失，该协议符合相关法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况。实际上，在双方签订该份《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后，谭荟芳在工作期间所配备的工作手机号也交还给新优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双方不再有联系。依据该协议条款，新优公司就应依约于5月30日前向谭荟芳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272972元。至于后续新优公司所谓公告、通知，纯粹系新优公司不想履行协议而制作的证据。谭荟芳有理由相信协议合法有效，自然不太可能去关心公司后续所谓证据、催促谭荟芳上班的所谓公告等措施。其次，从新优公司所提交的聊天记录可知，新优公司在知道谭荟芳怀孕后，新优公司从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6日一直在与谭荟芳协商解决劳动关系补偿办法，一直在商讨解除劳动合同赔偿事宜。由此可见，新优公司只求解除与谭荟芳的劳动关系，仅是对金额有异议；并且该协议丝毫未提及关于谭荟芳孕期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事项。由此可以看出新优公司一心想要与谭荟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非想要与谭荟芳延续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印章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现经司法鉴定该公章真实，形成时间也与落款时间基本一致。至于公章是否违规盖印，是新优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谭荟芳无法举证。在法律上，公章就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违规盖章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谭荟芳不可能接触到公章。因此，该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新优公司应当依约履行该协议。再者，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后，谭荟芳就前往大连婆家养胎，对于新优公司后续发出的通知事项均不知情。新优公司发微信通知谭荟芳上班一事，由于谭荟芳拉黑了新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交接时将工作手机拉黑并给公司），谭荟芳根本无法知悉返岗上班事项。新优公司称通过EMS快递《劳动合同延期通知书》等材料至谭荟芳的户籍地址，但谭荟芳均未签收，谭荟芳在离开公司后一直居住在大连，根本无法知悉通知事宜。谭荟芳在快递给新优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快递单所留下的联系方式系谭荟芳通讯方式，用人单位在明知谭荟芳联系电话的情况下，仍不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通知。（三）一审部分支持谭荟芳怀孕、产假、哺乳期所需要特殊保护，同时，又以谭荟芳在怀孕期间、哺乳期未能提供劳动而不支持此期间的损失，自相矛盾。《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签订后，谭荟芳才离职，新优公司通过支付经济补偿方式弥补谭荟芳的损失。谭荟芳与新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才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谭荟芳无法提供劳动,责任均在新优公司。（四）谭荟芳再次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调取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与其法律顾问的电子往来邮件。因新优公司与其法律顾问邮件往来的证据对本案查清事情具有重要作用，谭荟芳曾于2017年10月8日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被当庭驳回，但未明确法庭驳回的理由及依据。法律顾问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加岛屿之电子邮件往来，证明公司如何处理谭荟芳解除劳动关系，谭荟芳不可能提供用人单位掌握的电子邮件，请求法院协助调查。事实上，新优公司所作出的全部决定均由公司的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支持，全部合同及协议的草拟均由法律顾问提供，包括如何处理谭荟芳的劳动关系，如何构陷谭荟芳的决策均由法律顾问提出。而公司与法律顾问往来电子邮件，谭荟芳无法查询了解，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以查明事实。谭荟芳无法举证上述电子往来邮件的。电子邮件往来，证明《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协商签署的过程，足以证明其真实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混淆证据，导致错误判决。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无论从内容上、协商程度上、还是法律效力上，均合法有效，用人单位愿意赔偿损失，以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新优公司自始至终未提起撤销该协议，法院就应当裁定新优公司按协议履行义务。《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新优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新优公司愿意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272972元来弥补谭荟芳经济损失，法院应当支持谭荟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新优公司辩称，（一）已公证的微信记录等大量证据反映谭荟芳在劳动仲裁结束后才提出的所谓《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不应被法院采信。从谭荟芳提出该真伪不明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迄今的三年间，历经多次开庭，然而谭荟芳对该《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过程及内容说法前后不一，存在矛盾，明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结合各项证据认为谭荟芳对于《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无法自圆其说，不能排除存在违规加盖公章的可能性，不予采信该证据的认定是正确的。1.《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公证的微信记录可以反映，在谭荟芳声称的该协议书签订日前，新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就已多次向谭荟芳书面明确表示总公司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并驳回了高达接近三十万元的赔偿方案，要求谭荟芳继续工作。既然总公司都已明确驳回赔偿方案，作为子公司更是没有权利也不可能在驳回方案后还与谭荟芳协商任何赔偿方案。此外，谭荟芳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据都可以表明双方未就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协商一致，并且也仅就新优公司2017年5月11日在微信上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7）》（草案）的照片版进行过沟通，从来没有出现过谭荟芳所称的早在其提起仲裁前就已经存在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为便于法院理解，新优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7）》（草案）及《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对比如下：《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7）》（草案）《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所谓的“订立”过程新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加岛先生2017年5月11日通过微信向谭荟芳发送照片版进行协商，谭荟芳微信回复“与我方计算差距太大了”不同意该方案。次日，新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加岛先生回复该方案金额过高已被总公司驳回，要求谭荟芳继续工作。谭荟芳于2020年5月16日称已寄出该协议书。谭荟芳称该协议书是由新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加岛先生在2017年5月16日上午在期办公室签订的。新优公司不予认可。签名等情况由谭荟芳打印该照片后签名，将一式两份寄给新优公司。只有谭荟芳的签名，没有新优公司的盖章与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该文件的原件已作为司法鉴定的参照依据之一。只有新优公司的盖章（真伪不明），没有新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由谭荟芳的签名，但经司法鉴定，谭荟芳的签名形成于2017年9月（劳动仲裁开庭后）。协议内容赔偿金额、项目、格式、行文、纸张等均存在不同。赔偿金额、项目、格式、行文、纸张等均存在不同。落款日期无打印的落款日期打印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2.《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涉嫌违法违规盖印，鉴定意见显示谭荟芳在离开公司4个月后才在协议书上签名，并且在一审前从未要求新优公司履行该协议。该《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真伪不明，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很有可能是违法违规盖印，自始无效，对于自始无效的协议书，根本不存在要申请法院撤销该协议的法律上的要求。即使新优公司提出过协商，也是对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7）》（草案）的照片版的要约，也已在谭荟芳承诺前撤销了要约。（二）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谭荟芳迄今无法解释合理性的2017年5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新优公司已在一审、二审中确认了已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发回重审一审的法院再次采纳了已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一重要的证据。谭荟芳在上诉状中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是因为谭荟芳无法解释谭荟芳所称的“2017年5月16日上午双方就已签订终止协议”与“谭荟芳2017年5月16日19点发送的接受之前的赔偿方案及查收EMS的微信内容”的说法存在的明显矛盾。谭荟芳在发回重审的一审中突然不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声称其没有再用该工作手机及微信与新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在之前的一审及二审中，谭荟芳均认可了已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谭荟芳的微信账号可由谭荟芳在任何一台手机/电脑上凭账号及密码登录，谭荟芳声称其将工作手机退回了公司，在发回重审的一审中，法官询问谭荟芳是否有将工作手机退回公司的书面交接的收据时，谭荟芳说没有收据。经新优公司核实，谭荟芳未办理完离职交接手续，没有将工作手机退回公司，因此，谭荟芳不认可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的说法没有依据，也反映出谭荟芳的说法前后不一，存在诸多违反常理的疑点。2.谭荟芳提出的所谓的2017年5月16日上午9点在新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协商及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的过程无法自圆其说，疑点重重。如果真如谭荟芳所称2017年5月16日上午双方就《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达成了一致并签署带回，为何在2017年5月16日晚上19时21分还发送微信给新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突然表示愿意接受之前的方案，其已邮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7）》（草案），请法定代表人注意查收，这明显与日常经验不符。新优公司早在2017年5月11日就通过微信向谭荟芳发送未有新优公司任何签字盖章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草案）的照片，谭荟芳于同日就回复不接受上述协议内容。谭荟芳声称《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谭荟芳与新优公司多次协商的结果，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就该协议书进行过协商，更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被总公司驳回后，新优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已通知原《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草案）失效，要求谭荟芳回公司上班的情况下，为何突然出具一份如此不合常理且内容存在诸多矛盾点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做出这样一个与总公司决定完全相反的安排？为何在谭荟芳所称的双方于2017年5月16日上午9点签署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后，在当天下午19时21分又说已接受协商的方案，邮寄了之前的解除协议，请法定代表人查收？（三）一审法院结合证据确认《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能排除存在违规加盖公章的可能性，该认定是正确的。1.谭荟芳在劳动仲裁后才提出的所谓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存在伪造的嫌疑，真伪不明，内容与双方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确认的事实以及谭荟芳离职前的一系列行为存在明显的矛盾与诸多的疑点。新优公司自始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已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新优公司未就经济补偿事宜与谭荟芳协商一致，协议书的内容、形式、用章审批及对外签发上均与新优公司的正常操作不相符，协议书的内容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也已经认定，不排除《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存在违章盖章的可能性。谭荟芳一再声称《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存在任何违章盖章的可能性，却始终没有对上述材料中提到的疑点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释。谭荟芳之所以一直抓着《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放，是因为除了这份显系伪造的协议书之外，谭荟芳根本提供不了客观证据来证明其是如何和新优公司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以及办理交接手续的。3.违规盖印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自始无效，不是新优公司的要约，更谈不上形成了要约与承诺。即使谭荟芳持有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新优公司的真章，但根据鉴定报告显示，谭荟芳直到4个月后的2017年9月（劳动仲裁开庭结束后）才签名确认，而新优公司在仲裁阶段和一审阶段均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向谭荟芳赔偿损失，新优公司作出“承诺”的时间系发生在被告撤销要约邀请之后，故谭荟芳在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中签名的行为并不能使协议书发生法律效力。（四）关于谭荟芳孕期、产假、哺乳期的工资待遇。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谭荟芳离职后的孕期并未为新优公司提供劳动，故新优公司无需支付谭荟芳工资待遇（含谭荟芳上诉主张的孕期工资待遇）。谭荟芳在上诉状中称，双方系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而工资属于劳动报酬，因此新优公司应当支付谭荟芳孕期的劳动报酬。既然按照谭荟芳的说法，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5月解除，谭荟芳此后并未为新优公司提供劳动，新优公司没有法律依据需要向谭荟芳支付谭荟芳离职后未提供劳动的孕期的工资。谭荟芳无法提供劳动的责任在新优公司，这与谭荟芳提出的双方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了终止协议解除了劳动合同的说法是明显自相矛盾的。2.一审法院判决新优公司需向谭荟芳支付哺乳期内每天1小时的哺乳时间的工资9935.38元，新优公司认为该项判决有误，新优公司需支付哺乳假期间的工资应为4530.97元。新优公司认为，哺乳假应为每个工作日1小时，而不是每月30小时。正确的计算方式应为：（9499元÷21.75天÷8小时）元/小时×（21.75个工作日/月×12个月-178天）=4530.97元。（五）关于谭荟芳在本次上诉中提出的所谓公司的财务资料及公司邮件，新优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六）关于谭荟芳要求法院调取新优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法律顾问的电子往来邮件，没有法律依据。新优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法律顾问的电子邮件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各级法院均已驳回谭荟芳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综上，《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是新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排除存在违规加盖公章的可能性。该《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不应被法院采纳。谭荟芳提出的所谓新证据已在一审中提及，不构成新的证据。其要求调取电子邮件记录的要求也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支持了谭荟芳产假及哺乳假期间的工资，新优公司认为谭荟芳已于2017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之后的工资不应由新优公司承担，但新优公司念在谭荟芳在公司工作两年，在离职后生育未找新工作，新优公司对于一审判决支持的谭荟芳产假及哺乳假期间的工资没有再提起上诉。鉴此，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谭荟芳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谭荟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1.新优公司是否应向谭荟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2.谭荟芳是否有权依据《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向新优公司主张经济损失。关于焦点一。谭荟芳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系新优公司在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情况下，在2017年4月作出的。而根据谭荟芳与新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加岛裕之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谭荟芳于2017年5月2日告知加岛裕之其已经怀孕之后，双方一直在就劳动合同关系延续或解除进行协商（如谭荟芳在2017年5月11日的微信聊天还表示“你也试着考虑与我续约的情况”以及“你归还我所有职权”、“且要公平对待，不可在工作中差别对待”；5月15日、16日加岛裕之要求谭荟芳返回公司上班），即双方并未执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中的约定，谭荟芳以新优公司明知其怀孕解除与之劳动合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结合谭荟芳与加岛裕之在微信聊天中关于关系延续或解除进行协商的情况，谭荟芳在2017年5月17日前往新优公司要求办理离职交接手续以及新优公司对仲裁认定的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异议，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5月17日经协商一致解除，新优公司向谭荟芳支付经济补偿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谭荟芳要求新优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首先，谭荟芳在仲裁阶段并未提交《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其提交的系《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未被仲裁庭确认的情况下，在一审期间才向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谭荟芳主张《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在2017年5月16日上午，谭荟芳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时间间隔不足三月，在仲裁庭审中，新优公司明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公司并未盖章不确认的情况下，谭荟芳并未提及曾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与常理不符。其次，谭荟芳主张在2017年5月16日上午已经完成交接，将手机退回给新优公司，对2017年5月16日上午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认可。本院认为，第一，谭荟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5月16日上午将手机交予了新优公司；第二，从2017年5月15日下午至2017年5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此期间仅有谭荟芳发出聊天内容的记录，加岛裕之发出的聊天内容均被拒收，即在此期间谭荟芳的微信有多次将加岛裕之列入黑名单，在需要发出信息时又将其恢复的操作，如系新优公司操作不符常理；第三，2017年5月16日19:21的谭荟芳微信发出的聊天记录“我接受你发给我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明天8:30分请安排人员交接工作。另外协议书已发快递给你了。谢谢”，谭荟芳确有将签好名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快递给新优公司，与该聊天记录相印证。新优公司此前已经明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载明的补偿费用过高，表示撤回，如谭荟芳所述此时手机在新优公司处，按常理该信息不可能由新优公司发出。综上谭荟芳主张2017年5月16日上午完成手机交接证据不足，且不符常理，一审法院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无不当。再次，谭荟芳主张《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系在2017年5月16日上午签订，但根据当天19:21的谭荟芳微信发出的聊天记录可知，谭荟芳又向加岛裕之表示愿意接受《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且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谭荟芳对《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只字未提，谭荟芳主张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签署的时间与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最后，谭荟芳2015年5月入职新优公司，自双方发生纠纷入职时间仅两年左右，谭荟芳提交的《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中载明的赔偿项目、数额及计算标准远远超出法定标准和正常情况下公司解除与员工劳动关系的补偿标准。综上，《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的形成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谭荟芳要求调取新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法律顾问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因无法保证邮件保存的完整性，也无法对上述不合理之处予以回应，故本院对谭荟芳的调查取证申请依法不予准许。故，一审判决认定谭荟芳不能依据《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的约定向新优公司主张损失赔偿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另，一审判决关于谭荟芳“三期”待遇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谭荟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上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谭荟芳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关 东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