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38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1150号6幢4482室。法定代表人：高晓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苑长庆，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锋，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拯，男，1977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薪凯，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芬，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拯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8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至第五项，改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不支付刘拯：1、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工资差额293,195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396元；3、2018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86,781.61元；4、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绩效奖励工资244,253元、交通补助费7,902元、通勤费4,310元、餐补3,125元、通讯费2,155元、2018年度春节福利200元；5、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9,195.40元。事实和理由：1、刘拯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公司无需支付双倍工资差额；2、刘拯的工资为2万元一个月，其工资已经通过实际履行的方式默示调整了原合同约定；3、刘拯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5月1日，而非2018年1月1日；4、《公证书》的公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且公证目的和本案无关，不能认定为本案的断案证据；5、《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绩效工资、交通补助等费用，刘拯未提供绩效达标的证据，无法获得这些费用。被上诉人刘拯辩称：1、刘拯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双方一直未就合同条款达成共识；2、刘拯始终认为其月工资为5万元一个月，且一直在追讨公司拖欠的工资差额；3、刘拯在2018年1月就开始为公司工作，在当时已经建立事实劳动关系；4、《公证书》都是通过统一路径登录的，且公证步骤先打开的是公证处的计算机，程序并不违法，公证结果是客观存在的，本案同样可以适用该《公证书》；5、公司并未约定必须绩效达标才能获得绩效工资及其他补助费用。刘拯表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的原审诉请，请求判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无需支付：1.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的工资差额293,195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396元；3.2018年4月11日至8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86,781.61元；4.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期间出差差旅费8,000元；5.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22,988.51元。刘拯的原审诉请，请求判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支付：1.2018年4月11日至8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322,889.37元；2.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5,896元；3.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的绩效奖励工资244,253元、交通补助费7,902元、通勤费4,310元、餐补3,125元、通讯费2,155元、2018年度春节福利2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5日，刘拯添加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辉的微信，显示从2017年12月16日起刘拯即与高晓辉有工作往来沟通。2018年4月3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行政王某添加刘拯微信好友，称：“您好，我是上海员工关系王某”、“以后员工关系方面的我这边和您对接”。2018年8月2日，刘拯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消息：“不是只给照片，而是同时要签署一份已经和你和白松已确认好的补充协议，要交待（代）好从北京转到上海转岗的延续事项，包括薪资，工龄等，但公司后来没有提供我们确认好的补充协议，我的意愿是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一起签署，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签署劳动合同。”王某：“补充协议我已经加在上面的压缩包，请查收”。刘拯：“我看看”。2018年8月6日，王某：“刘经理，合同收到了1.日期签错了，是5月1号，不是8月3号，请根据你的任命表填写2.工作时是标准工时，温馨提示，请按时在钉钉里面打卡签到”、“请重新签完回寄到上海，谢谢”。刘拯：“我与贵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已寄出，请查收，EMS单号1075844102826”。其中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离职原因系入职以来一直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福利待遇，不能及时报销相关费用，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6日。王某：“你这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不接受1.劳动关系由于公司架构变动，从5月1号开始转到上海，可以看5月1号的任命表，第一次通知你办理上海的入职，但是你没有把原件寄到上海（5.14）第二次通知你仍旧没有写好日期（8.3日）第三次通知你回寄劳动合同，也没有回寄（8.6日）2.请签好劳动合同”。2018年8月7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向刘拯发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刘拯于2018年5月1日劳动关系转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试用期0天。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多次催促刘拯依照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向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提供《离职证明》《劳动合同》等入职相关入职资料原件以备公司留存；鉴于刘拯迟迟未提供相关书面性材料，且5月13日通过微信向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传递《劳动合同》拍照版，签署时间为2018年5月1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视为刘拯入职，但是刘拯当时私自修改劳动合同内容，已经提醒仍未改正。入职期间，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多次要求刘拯寄回原件至公司盖章，公司派人去宁波找刘拯签署书面性合同，刘拯均以各种方式拒绝。从而导致公司一直无法与刘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在8月3日再次催促刘拯及时寄回原件至公司盖章，刘拯于8月6日寄回的书面《劳动合同》签订时间却为8月3日，私自修改公司发的劳动合同模板，且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刘拯在公司信任的前提下，有悖个人信用，严重欺骗公司对刘拯的信任和支持。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要求签署的是固定工作制，且当时发送的版本已备注，但是刘拯私自修改劳动合同的模板，修改成不定时工作制，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已明确告知，但仍未回寄正确模板的劳动合同。……根据公司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同意于2018年8月7日与刘拯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4月10日，刘拯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支付：1.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工资差额293,195元；2.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绩效奖励244,253元；3.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交通补助7,902元；4.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通勤费4,310元；5.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工作餐补助款3,125元；6.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通讯费2,155元；7.2018年度春节福利款200元；8.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未休年休假4天的折算工资46,365元；9.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个月工资21,396元；10.2018年2月1日至同年8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40,123元；11.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出差差旅费8,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5日作出裁决：一、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2018年8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工资差额293,195元；二、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于上述期限内支付刘拯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1,396元；三、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于上述期限内支付刘拯2018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86,781.61元；四、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于上述期限内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期间出差差旅费8,000元；五、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于上述期限内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22,988.51元；六、对刘拯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与刘拯均不服该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提供的行政王某与刘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拯通过微信发送“新文档2018-05-14.pdf”的文件给王某，该文件内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离职声明、辞职确认书各一份。其中，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18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工资按照公司和员工签署的《录用通知书/offerletter》和《公司年度岗位等级薪酬标准》文件的规定进行发放，公司于每月18日前根据考勤和考核核算并向员工支付上月工资；自刘拯2017年6月19日入职起工龄延续至合同期满。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日，落款处有刘拯签字。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称刘拯于2018年5月1日入职，因当时刘拯在外地，刘拯通过微信发送劳动合同给鑫达集团上海公司，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打印出来后盖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载明：刘拯与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对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做如下变更：一、变更补充内容：1、月度固定工资50,000元/月；2、刘拯与北京A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中未履行完的工资、报销等责任和业务依然有效；3、本合同作为刘拯与北京A公司在2017年6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的延续合同，故无试用期。……落款处有刘拯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1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落款处为空白。离职声明载明：对于在公司工作期间发生的未结清费用，刘拯会如期按照合同中的要求归还，如刘拯未按期结清工作期间发生的费用，同意公司从刘拯未结工资中扣除。刘拯同意薪酬福利发放至实际离职日。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1日。辞职确认书载明：因个人选择，于2018年4月30日从北京A公司辞职。落款处有刘拯签字。刘拯提供的（2018）京求是内民证字第4003号公证书显示通过点击电脑桌面的网页浏览器，进入“中国鑫达集团”的网页，“关于签批、下发、执行鑫达北京（含鑫达上海销售总公司）、鑫达黑龙江、鑫达四川、鑫达迪拜2017年下半年组织规划体系及鑫达北京（含鑫达上海销售总公司）人员任命表的批复”的附件“2017年鑫达中投（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岗位任命表”载明刘拯试用任命为浙江销售分公司高级经理，薪酬等级X6A，执行X6B；“关于签批、下发、执行鑫达集团2018年上半年管理架构项下岗位人员任命表的批复”的附件“鑫达集团2018年上半年岗位人员任命表（销售板块）”文件中刘拯被正式任命为电子电器领域战略客户高级经理；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文件中“关于签批、下发、执行上海销售公司2018下半年任命表的批复”的附件鑫达集团上海公司2018下半年任命表中载明刘拯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开发一组助理，岗位行政职级为总监级，岗位薪酬等级X6A。另一份文件标题为“XX板块高管及员工薪酬等级、固定工资、绩效奖励、标准表——上海属地”的内容为薪酬等级“X6A（业务类）”对应薪资范围月固定工资50,000元至65,000元、月绩效奖励为34,000元至44,000元、交通补助为1,100元/月、通勤费600元/月、工作餐补435元/月、通讯费300元/月。“鑫达集团2018年销售板块高管及员工职级、公司福利标准.xlsx”的文件中显示总监级X6春节福利200元/人。另查明，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8日、30日、4月18日按照20,000元的标准支付刘拯2018年1月至3月工资。再查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刘拯社会保险费缴费状态连续。庭审中，刘拯提供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期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出租车发票、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火车票等证据，金额合计6,904.63元，刘拯称上述发票均系其出差费用，故要求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报销。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称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刘拯系用于出差。出差需要填写出差申请表，并经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认可方能报销。原审法院认为，刘拯入职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前在北京A公司工作，根据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自刘拯2017年6月19日入职起工龄延续至合同期满”，同时，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行政王某通过微信向刘拯发送消息称“劳动关系由于公司架构变动，从5月1号开始转到上海”，并向刘拯发送包括劳动合同以及离职声明、辞职确认书在内的一系列文件，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与北京A公司存在关联性。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主张刘拯于2018年5月1日入职，但刘拯于2017年12月15日添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辉微信并于次日起即与高晓辉进行工作沟通。且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按照20,000元的标准支付刘拯2018年1月至3月工资，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采纳刘拯的意见，认定刘拯于2018年1月1日入职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根据（2018）京求是内民证字第4003号公证书记载，刘拯于2017年下半年试用任命期内薪酬等级为X6A，执行X6B，2018年上半年正式任命。刘拯主张其自2018年1月1日起薪资标准执行X6A，作为用人单位，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对此虽予以反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采纳刘拯的意见，认定刘拯自2018年1月1日起薪资标准执行X6A。X6A（业务类）对应薪资范围月固定工资50,000元至65,000元、月绩效奖励为34,000元至44,000元、交通补助为1,100元/月、通勤费600元/月、工作餐补435元/月、通讯费300元/月、春节福利200元/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8月6日解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已按照20,000元的标准支付刘拯2018年1月至3月工资，故尚存在差额。仲裁裁决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93,195元于法无悖，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根据刘拯对应的X6A（业务类）标准，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应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8月6日期间的绩效奖励工资244,253元、交通补助费7,902元、通勤费4,310元、餐补3,125元、通讯费2,155元、2018年春节福利2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拯与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一直未能就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刘拯因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薪资标准，故要求同时签署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薪资标准，其要求具有合理性。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坚持要求刘拯签署未明确约定薪资标准的劳动合同，应当对未签劳动合同负有主观过错。故刘拯要求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支付2018年4月11日至8月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应当支付刘拯上述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86,781.61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拯2018年度享有年休假，刘拯主张2018年度未休2天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应当支付刘拯上述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9,195.40元。刘拯于2018年8月6日以鑫达集团上海公司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福利待遇，不能及时报销相关费用为由提出离职，且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确实存在上述情况，故仲裁裁决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支付刘拯经济补偿金21,396元，于法无悖，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拯关于出差费用报销的诉讼请求，由于其对此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拯对部分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判决：一、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工资差额293,195元；二、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396元；三、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2018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186,781.61元；四、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的绩效奖励工资244,253元、交通补助费7,902元、通勤费4,310元、餐补3,125元、通讯费2,155元、2018年度春节福利200元；五、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9,195.40元；六、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支付刘拯2018年1月1日至同年8月6日期间出差差旅费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在二审期间表示，《公证书》的证明目的和本案没有关联，且案外人刘某与刘拯登录的网络路径也不同，公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刘拯辩称，进行公证的目的不影响公证书记载内容的客观效力，该公证内容包含了刘拯在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工作期间的内容，刘某与刘拯登录的网络路径是一致的，公证步骤是先使用了公证处的电脑再打开了刘拯的电脑，程序并不违法。二审庭审中，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表示其在原审期间提交过《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单》，其中的“项目九”可以证明刘拯已与公司财务部门将费用结算清楚，刘拯不能再主张本案的相应请求。刘拯辩称，该会签单的“项目九”的确系刘拯书写，但只能说明刘拯于2018年8月6日离职，无法证明书写时间为该日，实际系刘拯在2018年9月为拿回劳动手册被迫所写。本院认为，无论刘拯何时书写，此会签单的项目内容均为工作交接事项，无法得出与刘拯的薪资报酬、福利待遇有直接关联，鑫达集团上海公司无法进一步证明在劳动报酬等方面已和刘拯达成一致且再无争议，综合本案情况，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关于双方就离职相关事项已全部结算清楚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同。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根据双方的多次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就劳动合同的基础条款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刘拯在此基础上要求明确薪资标准并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确具有合理性，该补充协议书的内容亦体现了劳动合同的一些基本条款，从本案的实际角度出发，该补充协议书应认定为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一部分，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系因刘拯的过错导致合同未签订，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对于刘拯从2018年1月起就与高晓辉有工作往来沟通的事实，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并无异议，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在当时已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判决需支付刘拯2018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日的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关于工资差额、绩效奖励工资和其余补助费，鑫达集团上海公司对于《公证书》的证明目的和效力提出异议。关于《公证书》的证明目的，本案的公证内容是关于刘拯的薪酬等级、绩效奖励和其余补助费，这些内容在公司OA系统长期存在，无论是否为本案的需求进行公证，其所公证的内容的确具有客观性，因此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表示该《公证书》并非为本案出具而无法适用，本院不予认同。关于《公证书》的效力，由于其公证步骤必须打开公司的内网系统，确实难以通过外部（包括公证处）电脑的互联网直接登录，因此公证人员在打开公证处电脑后再打开刘拯的电脑具有合理性，且鑫达集团上海公司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的OA办公系统可以通过外部互联网登录的事实，鉴于此，原审法院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公证书》的效力，进而认定刘拯的工资标准等事宜，应属合理。另外，在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中，刘拯再次载明月固定工资为5万元，说明其并未默示接受每月2万元的实际发放工资标准。因此，应认定刘拯的月工资标准为5万元，相关绩效奖励工资和其余补助费也应按照公证后的等级标准进行发放，原审法院关于工资差额、绩效奖励工资和其余补助费的判决，应属正确。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鑫达集团上海公司的确存在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福利待遇等情形，刘拯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依法获得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对此判决合理。关于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原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已做了详尽说明，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上海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启扬审判员  陶永信审判员  朱 鸿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翁永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