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沈国忠，男，1965年2月17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旭初，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戴埠镇镇南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王柏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江苏卢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戴留保，男，1961年5月21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村委莘塘村188号。法定代表人：戴留保，该合作社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村委莘塘村188号。法定代表人：戴留保，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李国华，男，1968年10月8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法定代表人：李国华，该厂总经理。上诉人沈国忠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南公司）、戴留保、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李国华、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9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沈国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律师、戴旭初律师，被上诉人港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律师，戴留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律师、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留保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李国华、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国忠二审上诉请求：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9184号民事判决；确认苗木征收补偿款归上诉人所有。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港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执复78号执行裁定书重新做出的（2018)苏0481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确认了上诉人的执行异议请求成立，上诉人是案涉苗圃苗木的所有权人，在被政府征用时政府应支付的苗木补偿款归属于上诉人，裁定不予执行一审法院（2013)溧执3430号执行裁定书是完全正确的。一审判决罔顾事实，作出准予执行案涉苗圃苗木补偿款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该判决应予撤销。一、戴留保与李国华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苗木转让协议即使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李国华与上诉人及戴留保、李国华与上诉人签订的苗木转让协议无效。上诉人受让本案争讼涉及的苗木时，知晓了李国华转让苗木系2013年由从戴留保处受让所得，但戴留保与李国华的苗木转让行为是否系为了规避第三人债务，上诉人不知情，上诉人受让苗木时，已做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了解了李国华对苗木是有权转让，也了解该转让物有无法律上的限制，特别又与原所有人的戴留保予以进一步确认，上诉人在这种情况下，与李国华签订的苗木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上诉人不仅依约支付了对价，并为戴留保、李国华偿付了经营期间欠付的土地租金等债务，也实际占有、继续投入、与苗圃所涉的贝桥、刘家村民小组土地承包户分别续签了土地租赁协议，持续经营直到被征收。上诉人受让取得的苗木及受让后投资购买种植的苗木的所有权完全是上诉人合法取得。在上诉人受让案涉苗圃时，并没有被上诉人港南公司的债权查封。只有债权人孙昌对苗圃中贝桥村组土地上苗木查封，在孙昌5万元债权获得清偿后即于2016年4月28日申请解除了该查封。戴留保、李国华在2013年5月26日订立苗木转让协议如因为了规避第三人债务的目的致使该协议的效力存疑，丝毫不影响上诉人对案涉苗圃苗木所有权的善意取得，戴留保、李国华的行为如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应由戴留保、李国华据此对第三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到2016年4月22日李国华与上诉人订立苗木转让协议时，苗圃中相当部分的苗木已被其出售给了其他人，余下的苗木才与上诉人签订了整体转让协议。苗木转让的对价及转让人经营期间所欠土地租金等债务转移由受让方支付，是经双方多次协商谈判确定的，总价款并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二、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无效的四点理由均是错误的，完全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7日李国华、戴留保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对2016年4月22日李国华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变更和补充，该转让协议属规避执行行为，损害了包括港南公司在内的其他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按照此内容，一审判决只是认定了2016年6月7日这份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并没有否定2016年4月22日签订的协议的有效性。一审判决的第一点理由是，上诉人提交了对戴留保财产的解封令，可见上诉人对戴留保在本院存在债务尚未清偿的执行案件是明知的。第二点理由是，戴留保对李国华转让苗木的事实是知情的，但其存在包括港南公司申请执行案件在内的尚未清偿债务的执行案件情形下，转让其财产的行为是逃避债务履行的行为。一审判决以上述两点理由认定2016年6月7日转让协议的无效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循，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明知转让人有债务或已经诉讼的债务，就不能受让有债务的人的财产，这种认定法律依据何在？如法院判决据此来认定合同的效力，那么按照一审法院的该判决理由，就可以推断出如下列举的荒谬的情形：如买方明知一个企业欠了银行贷款，买方也不能购买企业的产品？如买方明知某人有债务，也不能购买该人的汽车、房产或其他财产？即便购买有限制(如查封）的财产，也不是该买卖合同无效，只是实现合同权利受到影响。上诉人之所以提供解封令，是说明该转让物在完整交付给作为受让人的上诉人时已没有权利限制和交付障碍了。一审判决的第三点理由是，根据评估报告对案涉部分苗木的评估价值，李国华与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明显过低。这一理由的错误有几个方面，一是一审法院没对价格合理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二是将评估报告的评估价与转让协议约定的对价进行机械的对比。从上诉人受让苗圃到苗圃被政府征收有一年多的时间，期间上诉人一直在经营，并增加投入了数百万元之巨，评估报告中的苗木，大部分已不是李国华转让时的苗木，就是原转让的部分苗木也自然长大，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怎么仅用这二个数字进行对比来确定价格过低呢？即使债务人无偿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财产规避债务而订立的合同，也不是无效合同，是可撤销合同。一审判决第四点理由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全额支付了转让款，戴留保、李国华也不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于应支付给戴留保的50万元，支付给李国华的115万元都提供了证据，包括代为支付欠村民土地租金的证据，这些有李国华的收条、汇款凭证、租赁合同、付款清单、法庭中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特别是戴留保收到的50万元，也专门进行了质证，戴留保从上诉人处收到50万元承兑汇票，其承兑后虽未足额拿到50万元全额，但系戴留保自行处分偿还其债务所致。而且，是否支付清转让款，不是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事实，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自交付时所有权转移。上诉人受让的苗木，已支付了对价，已接收并继续投入经营，上诉人也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苗木的所有权已转移，即使上诉人未付清转让款，也是与转让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物权的转移。这怎么又成了一审判决协议无效的理由呢？三、上诉人是梅园花木场征收补偿款政府确定的所有权人。综上，上诉人受让李国华转让的梅园花木场的苗木是真实的、善意的，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且受让后又继续加大投入经营苗圃，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戴留保与李国华为规避执行转让苗木不导致上诉人受让的合法性。被政府征收的苗木的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上诉人沈国忠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土地租赁协议18份。证据二、租金表1份。提供证据一和证据二的证明目的，是说明上诉人沈国忠涉案梅园花木场后与刘家村土地承包人分别订立了土地租赁合同，向村民支付了土地租金。梅园花木场里面有两个村民小组，一个叫刘家村民小组，一个叫贝桥村民小组。一审期间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沈国忠和贝桥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现在提交的是和刘家村村民小组签订的18份土地租赁合同和租金表。证据三、收条一份，证明目的是上诉人沈国忠受让梅园花木场后，因租用贝桥村组的集体土地，支付的土地租金。证据四、红豆杉苗木购销合同一份。证据五、收款凭证一份。证据六、欠款凭证一份。证据七、收条一份。证据八、收条一份。证据九、证明一份，证据四到证据九的证明目的是上诉人沈国忠受让涉案苗圃后加大了投入，批量采购了红枫，乌桕树（方言叫乌米树），红豆杉等苗木进行了种植，实际支付155万元尚欠85万元未付清。证据十，绿化资产报告一份，证明目的是上诉人沈国忠是政府调查评估确定的梅园花木场征收补偿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港南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戴留保与李国华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协议当事人明确的为了规避执行规避法律风险，签订的不真实的协议，上诉人也没有提出异议。第二，沈国忠与戴留保或者李国华的协议是无效的，属于规避执行行为。损害了港南公司在内的所有合法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沈国忠应当知道李国华和戴留保的负债情况，首先如果是正常的交易对象，作为交易方，肯定会了解。对方的财力以及财产的安全情况。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案外人季海青的微信记录来看，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相关人员知晓戴留保躲债在外的情况，并且能联系到戴留保，也声称对戴留保在外面可怜的。其次根据沈国忠提供的2016年4月22日的转让协议，戴留保拖欠租金5到6年，其是知道李国华和戴留保分别负债累累，连多年的租金都拖欠，并且其于村委存在交涉，应当知道二人的负债情况，然后从沈国忠持有孙昌的解封令来看，既然知道案涉苗木有查封情况，应当知道二人有多件执行案件，从执行解封令的时间来看当时二人分别有执行案件高达数千万，而且从时间节点来看，上诉人提供的评估报告时间为2017年7月1日，众所周知，从面临征收到详谈征收，清点苗木，出报告，需要漫长的时间，而评估报告仅仅在转让协议一年左右，明显上诉人及李国华等人已经知晓征收政策，为了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抗拒执行非法占有财产所作的违法转让协议，据此，上诉人在明知被执行人存在债务尚未清偿的执行案件情况下，签订了转让协议，侵害了港南公司在内的所有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应属无效。第三，上诉人存在主观恶意，对于债务转移是知情且参与的。且其也未支付合理对价，当然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关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及第43条的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是在二审前就存在的证据，不应当予以采纳。其次，就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也不能证明任何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土地租赁协议租赁表第九、十、十二、十三、十七、十八页与第一到六页重复。租赁协议，沈国忠确认其签名系事后添加，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苗木补偿款是针对苗木所有人做出的补偿款，与土地所有人或者承包人没有关系，承包协议不能改变土地上的苗木系被执行人所有的事实。并且二审听证中沈国忠陈述租赁协议载明的他人系其他股东，该陈述与一审的陈述也相互矛盾。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确认全部都是沈国忠的，不存在共同经营。说明了上诉人一直在做虚假陈述，并且相互矛盾，对他的陈述不应当予以采信。第二，对收条的三性都有异议，不能证明用于付土地租金的事实。首先出具收条的人身份无法确定，其次，收条载明的周建才与上诉人的关系也无法确定。且上诉人说该笔款项是租赁集体土地支付的土地租金，首先15万元属于较大金额，应当有付款凭证。其次，若真实发生，该笔交易出具收条的也应当是村委加盖公章。另外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评估报告，案涉苗木在2017年7月份已经评估根本不需要再2018年3月份再支付租金。三、对于合同、收款凭证、欠条、收条三性都有异议。真实性无法核实，完全可以伪造或者为本次诉讼补签，否则上诉人不会在二审中突然提供。从形式上来看，合同是红豆杉公司及易发公司签署，黄建刚与红豆杉公司系何关系无法确认。该合同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交付款项，上诉人也未提供付款的相关凭证，不能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包括履行以及款项的支付。其次，易发公司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等，不能证明该份合同与本案苗木有关联性。根据合同显示，送货地点涉及溧阳，广德，合肥，无法确认该份协议的履行与案涉苗木所在地有关联。对于收条全部不认可。首先收款人的身份无法确定，其次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凭证，对于这样的收条，若上诉人需要伪造可以提供更多的收条。对于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当庭质证，上诉人未能提供证人到庭，法庭不应当采纳。该组证据加上上诉人刚才的陈述，上诉人至少投资三、四百万元，但是通通都没有付款凭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一审中陈述投资八十余万元相互矛盾，可以证明该组证据的不真实性，且上诉人一直在做虚假陈述。第四，关于评估报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是政府确定的补偿款所有权人。上诉人若是补偿款所有权人，应当提供与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上诉人没有也提供不出。另外异议人称现在价值应当是4283463元，30亩的苗木款价值4283463元，那么130亩的价值应当高达近1500万元。上诉人提供的转让协议约定130亩的价值仅为165万元，为市场价值的10%左右，更加证明约定的价格不合理。综上，本案明确的事实就是沈国忠所谓占有案涉苗木，是通过合谋串通、恶意违法的方式得来的，没有合法依据，也不能成立。基于这个事实，沈国忠本身就无权主张苗木的任何权利。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参与经营沈国忠既未获得案涉苗木的所有所有权，其即使增加了增添也是其自愿行为，不应当享有补偿款的任何权利。或者是上诉人为了获得不法利益而作的行为，更不应当享有任何权利。被上诉人戴留保及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除听证时的意见外，第一、被上诉人戴留保认为上诉人在上诉中所提出的其与戴留保、李国华于2016年6月7日所签订的有关苗木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这个在事实上是完全不成立。根据一审查明以及上次听证和本次法庭调查的情况能够证明戴留保和李国华是基于为了逃避法院执行两个目的，在案外人周宏伟的参与下，虚构了200万元的银行流水，然后在双方之间签订所谓苗木转让协议。在一审中戴留保、李国华均对该份协议进行否认，认为实际上在双方之间不存在苗木的转让和买卖关系，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执行。沈国忠于2016年在先与李国华协商了所谓苗木场苗木转让的有关事项以后，签订了有关协议，然后觉得其与李国华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站不住脚，又通过案外人与戴留保联系要求躲债在外的戴留保到溧阳对沈国忠与李国华协商的转让协议进行再次确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沈国忠知道李国华与戴留保所签订转让协议，是非法无效，存在极大的法律上的瑕疵。企图通过让戴留保到场，让李国华与其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合法。2016年6月7日，李国华、沈国忠委托的其他人，沈国忠当时不在场，戴留保以及其他人在一起商量苗木转让的时候，参与李国华与戴留保之间原来的非法协议签订的周宏伟是在场的。也就是说2016年6月7日当天所有参与与本案有关的苗木场转移的当事人包括沈国忠的受托人，李国华，戴留保，在场的都知道，都在进行一场非法行为，也就是企图通过逼迫戴留保签字来让原先戴留保与李国华非法转让的苗木协议在表面上合法。代理人所描述的上述的过程，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由上诉人的一审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证据，现场照片证据，事后的案外人与戴留保相互之间沟通的证据，以及李国华当庭陈述完全能得到证明。因此上诉人上诉中所说的其认为上诉人与戴留保李国华之间所签订的苗木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以及上诉人是善意取得所谓苗木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戴留保、上诉人、李国华三方之间为逃避法院的执行签订与本案有关的协议，因此该协议依法认定无效。对上诉人在听证中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上诉人戴留保方认为上诉人在上次听证中所提交的证据，从其内容反映的时间来看，所有的证据在一审开始都已经存在，上述证据上诉人作为一审的被告应当在一审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供。上诉人的上述证据不构成新证据，请法庭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认为一审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情况：港南公司因不服溧阳法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向该院提起诉讼称，港南公司诉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戴浩云、戴留保、李国华、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溧阳法院作出（2018）苏0481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民委员会的苗木补偿款的执行。本公司认为该裁定书结论错误，严重侵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溧阳法院继续强制执行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苗木补偿款（被执行人应向原告支付的2061777.44元及利息）。沈国忠一审答辩称，原审原告所称的强制执行的标的已经由其购买，所有权已转移给沈国忠，该转移行为发生在法院查封之前，该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481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戴留保一审答辩称，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150亩苗木补偿款应当属于戴留保所有，沈国忠所称该苗木补偿款应当属于沈国忠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戴留保至今没有就属于自己所有的150亩苗木补偿问题与土地征收机关达成任何协议，所以即使该150亩苗木补偿款已经支付到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也因为该苗木补偿款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由土地征收人与土地使用权人戴留保达成补偿协议，该部分苗木补偿款不应当成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案中的执行标的。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也以该理由驳回沈国忠的异议申请，溧阳法院（2018）苏0481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是根据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作出的正确裁定，该苗木补偿款是否应当执行，应取决于在法律上最终确定戴留保已经对该150亩苗木补偿款享有确定的所有权。综上，戴留保要求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对沈国忠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与戴留保意见一致。李国华、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一审答辩称，案涉苗木由李国华转让给沈国忠，戴留保是知情的，且戴留保在李国华与沈国忠的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事后戴留保向沈国忠出具承诺书，认可案涉苗木所有权归属于沈国忠，因此认为港南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请求依法判决驳回港南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7日，溧阳法院对港南公司诉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戴浩云、戴留保、李国华、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3）溧（速）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港南公司代偿金2031822.44元；二、李国华、戴留保、戴浩云、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对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李国华、戴留保、戴浩云、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追偿。根据港南公司的申请，溧阳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3）溧执字第3430号。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7年12月12日依法作出（2013）溧执3430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查封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木补偿款850万元。沈国忠对本案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该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苏0481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民委员会的苗木补偿款的执行。港南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5月26日，戴留保（甲方）与李国华（乙方）签订协议，就甲方将位于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圃（原梅园花木场，约130亩左右）转让给乙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一、转让范围苗圃内所有苗木转让给乙方，不包括地面临时设施、管道及其他从事苗木种植所需配套设施等；二、转让价格为400万元，该款于2013年5月30日前付清；三、上述苗木转让后，甲方与村委所签土地租赁合同继续适用于乙方，甲方必须协助做好乙方与村委之间土地租赁，同时必须配合做好与周边群众关系的协调。……乙方对苗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期间，如遇政府对土地征用和拆迁，乙方应予以服从，但对苗圃内苗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征用、拆迁补偿将归乙方所有。同日，戴留保（甲方）与李国华（乙方）签订梅园花木场转让合同，该合同中陈述双方签订的苗木转让协议二份，签订时间为2011年8月13日和2013年5月26日，该二份协议是为了乙方帮助甲方担保了银行二百万元贷款，回避风险所签订的不真实协议（该协议中涉及的款项和收条都是不真实的），现双方协商将有关实际情况达成如下合同：一、梅园花木场政府征用土地时，适用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协议为准，由乙方全权出面负责；二、该花木场在政府征用过程中所需一切费用双方共同承担，先由乙方代付；三、梅园花木场政府拆迁时所得补偿款，首先支付乙方担保损失一百八十万元。四、梅园花木场政府拆迁所赔偿款项减去第二、三条中所付款项，剩余部分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八、本协议是双方的君子协议，不可对外，如任何一方违约对外公开，需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2016年4月22日，李国华（甲方）就将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圃（原梅园花木场，约130亩左右）上的苗木和附着物和沈国忠（乙方）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物为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圃（原梅园花木场）约130亩土地上的苗木及附着物；转让价款为1650000元；……，转让后，乙方享有协议所涉及的树苗、树木的所有权，乙方有权对转让的树苗、树木自行处理，与甲方无关；如国家动迁，本协议所涉及的树苗、树木的补偿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享受。2016年6月7日，戴留保、李国华为甲方与乙方沈国忠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上阁楼、贝桥花木场的所有树木自愿一次性作价转让给乙方沈国忠，转让价格为165万元，其中李国华得转让款115万元，戴留保得转让款50万元，今后花木场的一切事物与甲方无关。同日，戴留保出具收条，该收条记载为收到沈国忠梅园花木场一次性转让金五十万元。同日，戴留保以证明人身份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梅园花木场转让给沈国忠，李国华收到115万元，戴留保收到50万元。同日，戴留保和李国华作为承诺人出具承诺书，内容为两人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梅园花木场转让合同作废，今后该土地上所有的一切所有权归沈国忠所有。一审庭审中，戴留保和李国华均认可双方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协议及涉及的款项和收条均是不真实的，系因戴留保当时欠债很多，为防止其财产被执行，双方协商签订了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回避风险。李国华称其系受托管理、处理梅园花木场的事务，其与沈国忠签订梅园转让协议，戴留保是知情的；协议约定了沈国忠支付50万元给戴留保，同时戴留保出具了其收到了50万元的收条、梅园花木场转让给沈国忠的证明，该证明记载沈国忠向李国华支付115万元，向戴留保支付50万元，戴留保与李国华向沈国忠出具了承诺书。李国华称沈国忠承诺向其支付115万元，实际仅收到95万元。另李国华称当时案外人孙昌申请法院查封了梅园花木场，其向孙昌支付了5万元，孙昌向法院办理了解封手续，沈国忠在庭审时提供了溧阳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的解封令，该解封令系对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在溧阳市贝桥的约100亩土地上的种植物因孙昌要求解封而解除查封。戴留保称其对收条、证明、承诺书、6月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是受人逼迫所写，且其并未收到证明所记载的50万元，其仅收到19.6万元。港南公司认为戴留保和李国华签订的协议是虚假的，李国华也无权处分戴留保的苗木，对戴留保2016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和承诺书均不予认可。同时，港南公司提供了戴留保2018年9月25日向其作出的说明一份，该说明中戴留保称其2006年从陆田松处受让梅园花木场，从开始的28亩发展到130亩，前后投资共计1000万元；其并未将梅园花木场转让给李国华，也没有收到李国华一分钱，收条都是不真实的。沈国忠称该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戴留保称该说明是真实的。沈国忠提供了戴留保和李国华、李国华和沈国忠签订的协议、李国华支付转让价款及沈国忠支付转让价款的收条、戴留保出具的50万元的收条及证明、承诺书等。港南公司认为戴留保和李国华签订的协议系虚假的，李国华和沈国忠签订的协议约定价款为165万元，明显不合理，提供的收条没有汇款凭证不能证明支付款项的事实，且相应的付款凭证也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沈国忠庭审时提供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苗木的被征收人为沈国忠。该评估报告对案涉地块中38.3008亩土地上的苗木、花草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3613101元。港南公司对此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出此评估价值可佐证李国华和沈国忠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对约130亩土地上的苗木等附着物约定为165万元的价格极低，是不合理的。一审法院确认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随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戴留保与李国华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关于梅园花木场苗木转让给李国华的协议，双方均认可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该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财产被执行的风险，故该协议依法应属无效。戴留保与李国华同日签订的梅园花木场转让合同，其主要目的是规避执行，应属无效。2016年6月7日李国华、戴留保与沈国忠签订的将梅园花木场的苗木及其他附着物转让给沈国忠的转让协议，系对2016年4月22日李国华与沈国忠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变更和补充，该转让协议属规避执行行为，损害了包括港南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理由如下：一、沈国忠庭审时提交了对戴留保财产的解封令，可见沈国忠对戴留保在本院存在债务尚未清偿的执行案件是明知的；二、沈国忠提供的由戴留保出具的证明、收条、签订转让协议等虽可证明戴留保对李国华将梅园花木场的苗木转让给沈国忠是知情的，但戴留保在包括港南公司申请执行案件在内的尚未清偿债务的执行案件情形下，转让其财产的行为应为逃避债务履行的行为；三、根据沈国忠提供的评估报告中对案涉部分苗木的评估价值，李国华和沈国忠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明显过低。另外，沈国忠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已全额支付了转让款，戴留保、李国华也不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综上，沈国忠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梅园花木场的苗木享有所有权，也不足以证明其对本院查封的苗木补偿款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港南公司诉请准予执行本院查封的苗木补偿款，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及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准予执行该院于2017年12月12日查封的苗木补偿款[（2013）溧执字第3430号执行裁定书]。案件受理费23295元，由被告沈国忠、李国华、郎溪县国华金属表面处理厂、戴留保、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此外，本院进一步查明，2016年4月22日，由李国华为转让人（甲方）与沈国忠作为受让人（乙方）签署了案涉花木场（原梅园花木场）约130亩土地上的苗木及附着物的转让协议，约定：1、因李国华在承包期内没有按时交纳租金，现已超过承包期期限（拖欠租金5-6年），现已无力继续承包该土地，自愿将该土地上树木及其附着物所有权一次性以165万元转让给沈国忠。2、该土地和村民的租赁合同有乙方负责。3、甲方租赁期内拖欠的租金由乙方与村民协商处理，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如国家动迁，本协议所涉及的树苗、树木的补偿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享受”。2016年6月7日，戴留保、李国华作甲方与沈国忠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案涉花木场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上阁楼、贝桥花木场的所有树木，自愿一次性作价165万元的转让给乙方，其中李国华得转让金115万元，戴留保得转让金50万元，今后花木场一切事物与甲方无关，如违约按转让金的10倍计算赔给乙方”。另沈国忠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还提供了1、2016年4月22日由李国华手写的收条：收至沈国忠现金3万元（订金）。2、2016年4月29日，由李国华女儿李佳写的收条：收到沈国忠花木转让款80万元。同时提交了该笔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3、2016年6月7日，由李国华写的收条：收到沈国忠梅园花木场一次性转让金32万元整。4、2016年6月7日，由戴留保写的收条：收到沈国忠梅园花木场一次性转让金50万元。5、2016年6月7日，由戴留保、李国华共同出具的承诺书：关于戴留保与李国华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梅园花木场转让的合同作废，今后该土地上所有的一切所有权归沈国忠所有。6、沈国忠与溧阳市溧城镇贝桥村多名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等。二审中，本院向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陶正华主任及部分案涉土地承包农民进行了调查。陶正华主任陈述:“镇里对案涉苗圃进行了评估，戴留保从来没有向村里来呈报过苗木补偿，根据苗圃补偿呈报材料来看，这个补偿款应当是归沈国忠的”。村民芮斌陈述：“我有3亩地，沈国忠与我们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是真实的，我手里也有一份，是2016年签订的。之前戴留保租我们地的时候一直欠我们的租金没给，后来沈国忠来了之后给我们补清戴留保欠的6年租金，是支付的现金”。村民钱国跃陈述：“我是3年前沈国忠请我们帮他种红豆杉苗，200元一天的工钱，种了一个多月，还帮他除草、浇水管理”。村民赵卫陈述：“我们村民小组有3-4亩地是租给沈国忠经营苗圃的，之前是租给戴留保的，沈国忠是2016年租的地，因为结算租金是我经手的，因此我了解这个事。我们村上是十几万，我是队里的现金保管员，这是事实，我再把租地钱分给相应的农户。后来一直是沈国忠给我们付租金，戴留保、李国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跟沈国忠签的协议，我们认为地是租给沈国忠的”。二审还查明，戴留保在二审庭审中及本院组织的听证中，认可其原来经营期间，并未种植上诉人所称的在接受转让后所增加的红枫，乌桕树（方言叫乌米树），红豆杉树。本院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权属有争议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并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关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据此，上诉人沈国中作为本案执行中的案外人，已向法院提供了其与案涉花木场原承包人戴留保及其名义代表人李国华于2016年6月7日共同签订的转让协议、收款收条及支付转让款的转账记录和戴留保与李国华的承诺书，另还沈国忠还提交了与众多案涉花木场的土地承包人（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以及其接手后又增加了大量树种的证据。其中上述有关案涉花木场的转让协议，其真实性已经得到协议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且该转让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现并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存在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或受胁迫所为，故应当依法确认沈国忠与戴留保、李国华于2016年6月7日共同签订的案涉花木场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关于该转让协议的价款数额及履行方式等约定，系由协议双方当事人根据转让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自由协商约定，其并不直接产生对协议效力的影响。本案中，如案涉“苗木转让协议”当事人认为一方履行协议存在违反约定情形，可依法向相对方主张合同权利。关于一审法院认为戴留保与李国华曾在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案涉花木场苗木转让协议，因双方已明确系为了规避执行而订立，应确认为无效协议的观点，因该协议与上诉人沈国忠于2016年6月7日和戴留保与李国华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据此作出认定上诉人与戴留保及李国华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亦有恶意规避执行之嫌缺乏依据。溧阳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对案涉苗木补偿款作出（2013）溧执3430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查封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木补偿款850万元，其执行措施系发生在上诉人沈国忠受让案涉苗木的所有权之后，故对上诉人沈国忠在溧阳法院查封之前的受让行为无约束力。综上，本院对上诉人沈国忠提出排除对溧阳法院查封的案涉苗木补偿款的执行，并确认其对该款项享有实体权益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二审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9184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由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持有的案涉苗木征收补偿款。三、确认由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持有的案涉苗木征收补偿款归上诉人沈国忠所有。四、驳回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295元，均由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戴留保、溧阳市苏台蔬菜园艺专业合作社、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32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臻审判员 孙慧民审判员 朱正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