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辉，男，199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仕敏，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小军，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辉，男，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 原审第三人：蒋臣君，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四川同合昌盛置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原公司股东蒋臣金，男，197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原公司股东顾守兵，男，196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冯店镇冯淮路242号。 蒋臣金、顾守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蒋臣金、顾守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娟，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波，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邓辉因与被上诉人李光辉、原审第三人蒋臣君、蒋臣金、顾守兵、郑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民初6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审第三人四川同合昌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合昌盛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注销，二审中通知同合昌盛公司注销前的股东蒋臣金、顾守兵参与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邓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案涉《借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邓辉也实际支付了款项，李光辉应予归还；2.案涉款项并非退还股本金，邓辉和李光辉的借贷关系和李光辉与蒋臣君、郑波的股本金退还没有任何关联。李光辉陈述退还股本金需先出具借条才退还并无证据支撑。在李光辉诉蒋臣君、郑波案件中，已经明确李光辉股权转让款80万元已经由郑波实际履行，因此若本案认定案涉借款是股权转让款，李光辉则会因此形成80万元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根据廖德勤、周安军、倪海滨的证言认定存在以借款形式退还投资款不当，证人与蒋臣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且其证人证言也仅能证明该证人退股的事实。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原判认定借款协议无效不当。 李光辉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80万元借款就是100万元股本金转让款，还有20万元转让款已经在另案中支付。 蒋臣君陈述称同意邓辉的上诉意见。 蒋臣金、顾守兵陈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邓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李光辉立即向邓辉归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17日起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准确数额以还清之日为准）；2.李光辉立即向邓辉支付违约金192000元；3.李光辉承担邓辉实现上述债权的律师费50000元；4.李光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出借人邓辉（即甲方）与借款人李光辉（即乙方）于2014年11月17日签订了《借款协议书》（编号第1117号），合同就出借款项数额、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载明“第一条借款金额的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金额为80万元人民币。第二条借款期限的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15年11月16日止。……第四条借款利息的约定：借款利息为乙方以银行同类同期一年档贷款利率的4倍向甲方支付利息。……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约定：乙方如到期未还清全部债务及利息，除偿还本协议约定之本金和利息外，乙方承诺再支付本协议借款本金30%的违约金给甲方，并按银行同类同期1年档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逾期滞纳金；乙方因违约致使甲方所产生的全部损失费均由乙方全额承担（损失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标的10%的律师费等）……”。该协议落款处经双方签字捺印确认。同时，该《借款协议书》抬头处载明有“担保人：李光辉同合昌盛100万元的股本金”字样。同日，李光辉开具了有其签字捺印的《借条》，其中载明“兹有李光辉因周转需要流动资金向邓辉借款人民币80万元整，上列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编号第1117号）”该《借条》上李光辉签字下方手写有“付款方式：转账752000元，另付现金48000元”字样。同日，邓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光辉转款752000元。 另查明，1.蒋臣君、李光辉、郑波、周安军、杨林、王仕兵、郑运江、唐毅等八人于2014年9月29日作为发起人设立了同合昌盛公司，该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5.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为1480万元人民币。股东蒋臣君认缴560万，占37.83%；股东郑波认缴500万元，占33.78%......股东李光辉认缴100万元，占6.76%......股东周安军认缴50万元，占3.38%……”李光辉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交纳入股金100万元。 2015年1月30日，同合昌盛公司通过的股东会决议载明“1、……同意公司股东李光辉将所持有的本公司100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76%）转让给蒋臣君……”。随后，即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 2.李光辉另案起诉蒋臣君、郑波归还20万元，经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李光辉与被告郑波、蒋臣君等欲成立公司，2014年6月5日，原告李光辉从其本人开户的银行账号62×××16将100万元转入被告郑波的银行账号62×××99内。……2015年1月25日，同合昌盛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原告李光辉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蒋臣君。被告蒋臣君提出以入股时的价款100万元购回股权，与原告李光辉约定该转让款由被告郑波支付，并实际履行80万元。同日，被告蒋臣君向原告李光辉出具《保证承诺书》，承诺：‘你与我蒋臣君于2015年1月25日签订了同合昌盛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合同约定郑波应于2015年2月15日向你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如郑波未在2015年6月30日向你支付股权转让款，我自愿向你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该院认为“李光辉与郑波、蒋臣君之间系民间借贷纠纷，非股权转让纠纷。……李光辉将所持全部股权以100万元转让给蒋臣君，由郑波支付股权转让款。在实际履行80万元后，未按约定期限履行完毕剩余的20万元价款的行为对李光辉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从股权转让转化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据此判决郑波偿还李光辉20万元；蒋臣君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蒋臣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已经执行终结。之后，蒋臣君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7月2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川民申2752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载明“李光辉陈述意见称，……李光辉向蒋臣君转款100万元后，蒋臣君拒绝出具借条及提供担保。其后，李光辉强烈要求蒋臣君退还100万元，蒋臣君以各种理由拒绝。2014年11月17日蒋臣君终于答应退还80万元，但要求李光辉向其公司出纳邓辉出具80万元的借条。2015年1月25日李光辉要求蒋臣君归还剩余的20万元，蒋臣君不同意，仅出具了一份《保证承诺书》。……”，认为“……从《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保证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李光辉的原始债权系源于股权转让应得款项，郑波已实际支付8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李光辉，尚欠20万元未支付。……”，据此裁定驳回蒋臣君的再审申请。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邓辉、李光辉、蒋臣君、郑波身份信息，同合昌盛公司营业执照，《借款协议书》、《借条》、《保证承诺书》《同合昌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合昌盛公司章程》、《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同合昌盛公司工商档案资料、（2016）川03民终615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民申2752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审理中，（一）李光辉提供同合昌盛公司《招股说明书》《股东会决议》、周安君股东录音、汇款凭证、收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拟证明案涉80万元借款实际已用股权转让款抵扣。邓辉对《招股说明书》、周安君股东通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股东会决议》、汇款凭证、承诺书、裁定书等证据仅证明李光辉与蒋臣君、郑波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合昌盛公司对《招股说明书》《股东会决议》、周安君通话录音等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蒋臣君对《招股说明书》《股东会决议》、周安君股东录音、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汇款凭证、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不能达到本案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李光辉按照约定进行了出资，郑波作为同合昌盛公司的授权收款人收取了该笔款项。（二）李光辉提供了同合昌盛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承诺，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其朋友廖得勤签字，李光辉承认。其出资的100万元股权抵销80万元的借款，剩余20万元由蒋臣君、郑波出具20万元承诺书。邓辉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与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承诺书是李光辉与蒋臣君之间的股权转让，与邓辉和李光辉之间的借款无关。蒋臣君所作的担保承诺是对郑波向李光辉支付相关款项的担保，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蒋臣君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80万元借款无关，20万元的担保早已经支付，不认可抵销80万元借款，80万元借款是邓辉个人债权，其他人无权抵销。同合昌盛公司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与证明力有异议。该转让协议与承诺是蒋臣君、郑波、李光辉之间的约定与同合昌盛公司无关。（三）李光辉提供了周安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说明复印件，拟证明以借款抵销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邓辉称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存疑。上述证据系周安军与郑波、蒋臣君之间转让，与李光辉、邓辉之间的债权债务无关，没有可比性，补充说明中所指的互相抵销系蒋臣君与周安军之间债权债务抵销，李光辉不能因此将蒋臣君、郑波之间的债权与邓辉之间的债务进行抵销。蒋臣君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同一标准，同一版本，李光辉与邓辉之间的借款与蒋臣君和周安军、倪海斌之间的债权债务无任何关系。同合昌盛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存在异议，即使上述证据真实也不能达到李光辉的证明目的，根据法律规定债权债务抵销必须是主体相同，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说明基于蒋臣君作为债务人和股权转让支付义务同时存在情况下予以抵销，于法有据，但本案中李光辉以与蒋臣君的股权转让，来抵销邓辉的债权，未经债权人邓辉书面同意而单方进行抵销于法无据；周安军、郑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补充说明，却没有承诺书，但李光辉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补充说明，却有承诺书，证明周安军、李安军的股权转让并非同一标准，是基于具体情况处理，不符合李光辉的推断。（四）李光辉提交了2017年12月28日李光辉与倪海斌（同合昌盛公司的另一实际出资人）通话记录，拟证明倪海斌也是入股金是50万元，借款也是40万元，由蒋臣君、郑波打的借条，50万元抵了40万元；所以李光辉的100万元也是抵了80万元，打了20万元条子；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同合昌盛公司在退股权时，李光辉的80万元借款事实上已相互抵销。邓辉认为通话记录是股权转让协议事宜，与本案无关联。蒋臣君认为通话记录具体细节是否属实存疑，但与本案无关。同合昌盛公司认为对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存在异议，该通话记录即使真实也不能到到李光辉的证明目的，通话记录所涉内容与李光辉的陈述相互矛盾。（五）李光辉申请一审法院对廖得勤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廖得勤，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拟证明是廖得勤代替李光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100万元的出资额股权抵销了之后的80万元借款，蒋臣君、郑波出具了20万元保证承诺书，仅是没有将100万元出资股权收据与李光辉向邓辉出具的借条交换。邓辉表示不认识廖德勤，廖德勤对开会的事在经过这么久还能记得这么清楚，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其陈述有异议。且已经抵扣了80万元，即使邓辉系职务行为，但股权转让协议中抵扣的主体不是同合昌盛公司。关于抵扣都是李光辉的单方面说辞，没有证据证明，关于条子没有换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抵扣的事没有达成一致。蒋臣君对廖德勤所述不予认可，当时股权转让记得李光辉在场，针对不同的股东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同合昌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廖德勤对公司情况不清楚，是李光辉的朋友，也是李光辉的债权人，并非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廖德勤说开会时李光辉并未在现场，但是倪海斌的笔录却证明李光辉在现场，因此所述内容不属实。没有邓辉对其债权同意冲抵的任何法律文书，不能因李光辉与他人的任何行为否认债权。（六）李光辉申请一审法院对周安军、倪海斌进行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依法询问了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周安君、实际出资人倪海斌，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倪海斌陈述倪海斌也认缴了50万元，后要求蒋臣君退还50万元时，蒋臣君将其中的认缴金额的80%退还给倪海斌，扣除了部分利息，退到倪海斌公司账户上金额为38万元左右，剩余的10万元，蒋臣君承诺由郑波支付，若郑波到期不支付由蒋臣君保证支付。蒋臣君并给倪海斌出具了保证承诺书；周安军陈述，当时在参加同合昌盛公司股东募集会议之后投资入股，但是对公司注册、登记情况不清楚。之后要求退股，同合昌盛公司表示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可以通过借款不超过80%的形式来退还认缴股本金额，之后办理了退款手续。当时投了50万元，以借款形式退款40万元，剩余10万元目前还没有收到。一直要求蒋臣君退款时，蒋臣君表示只能以借款方式退还，所以后来才有同合昌盛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说明，来确认抵销40万元认缴的股本金，剩余10万元由郑波支付。李光辉认为能够证明冲抵借款80%股本金的事实。邓辉、同合昌盛公司对周安君、倪海斌所叙述内容存在异议，不予认可，认为三人的情况并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蒋臣君认为，周安军的情况与李光辉与邓辉之间的借款无可比性，并且周安军并不清楚李光辉借邓辉款项的事实；至于倪海斌的笔录，其陈述与李光辉、邓辉的款项无关，并且倪海斌也不知晓李光辉借款的来龙去脉。周安军和倪海斌的款项都是经过蒋臣君同意，从公司账户转款。邓辉是公司内勤，偶尔处理公司的代收代付，但不能证明邓辉所有款项是公司的款项，邓辉不是专业财务，案涉款项系邓辉个人资金，与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程序上，关于李光辉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由于本案为发回重审案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李光辉所提管辖权异议申请不予审查。 实体上，本案的主要争议点是邓辉与李光辉之间的借贷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作为同合昌盛公司的工作人员邓辉与李光辉于2014年11月1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借款金额为80万元，由邓辉与李光辉两人的签字、捺印，李光辉抗辩与同合昌盛公司的工作人员邓辉签订80万元的借款协议，是李光辉为了按照蒋臣君要求的退还股本金，只能以借款方式退还。对此，从各方的关系以及证据来看，李光辉原系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与蒋臣君、郑波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而在之前李光辉诉蒋臣君、郑波的一、二审案及再审案件中，均确认了“已实际履行80万元”的事实。李光辉主张该80万元就是以借款协议中80万元抵扣80万元股本金的事实，蒋臣君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是在李光辉起诉蒋臣君、郑波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并未对实际履行80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本案中，虽然，蒋臣君主张两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不相关，但是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存在另外支付了80万元的事实。其次，在一审法院向廖德勤、周安军进行调查，均表示存在以借款形式退还80%投资款的情况，倪海斌也表示在主张退款时退还了其80%。就三个证人证言来看，因廖德勤系李光辉债权人，与李光辉存在利益关系，但是邓辉、蒋臣君、同合昌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周安军、倪海斌与李光辉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而三人的证人证言内容能够相互佐证，故三人证言的客观性予以确认。结合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确认李光辉与邓辉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所涉80万元的借款实际上并非李光辉与邓辉之间的真实借贷关系，而系退还李光辉80万元股本金的事实。再次，邓辉、蒋臣君、同合昌盛公司虽然均表示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而即使邓辉存在该行为，也未经公司确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蒋臣君既是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又与邓辉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在召开股东会议时亦为召集人，而邓辉为同合昌盛公司的员工，因此，在进行退还款项时，从李光辉的角度来说，并无法确认具体款项是由谁在支付或者退还，因此，蒋臣君、邓辉以及同合昌盛公司之间是否就退还80%股本金存在书面确认事宜，并不影响退还的事实。结合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书》所涉的借贷关系并非李光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因此，在双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签署的《借款协议书》应属无效。邓辉依据该《借款协议书》主张李光辉归还借款并承担利息，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邓辉主张的违约金、律师费，亦不存在基础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故不存在李光辉违约责任。因此，对于邓辉要求李光辉支付违约金、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对于邓辉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邓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06元，由邓辉承担。 二审中邓辉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关于邓清华的理财款往来对账单》，以证明本案80万元资金来源于邓辉的小姨邓清华（蒋臣君妻子）。李光辉质证称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蒋臣君质证称邓清华对其在同合昌盛公司100万元理财款进行确认后，公司没有将100万元理财款退给邓清华，而是退给了邓辉，由邓辉出借。蒋臣金、顾守兵质证称与其无关。本院认为，邓辉提交的证据是由同合昌盛公司出具，即使能够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于邓清华，也不能证明本案款项是否已抵扣股权转让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80万元转款形成于2014年11月17日，股权转让发生在此后的2015年1月30日，各方对该事实无异议，也有证据证实。双方的争议在于该80万元是否已在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抵扣。评析如下： 本院认为，案涉80万元已抵扣股权转让款。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从证据和各方一致陈述看，李光辉、周安军等原系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2015年1月，公司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蒋臣君或者郑波，并签订形式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李光辉向蒋臣君转让的对价为100万元，周安军的为50万元。经一审法院向周安军和另一证人倪海斌调查核实，周安军表示存在以借款形式退还80%投资款的情况，倪海斌也表示其没有登记为同合昌盛公司股东，但实际向同合昌盛公司交了投资款，在转让股权时退还了其80%。两证人陈述的退款方式与李光辉陈述一致，本案80万元金额也与李光辉100万元股本金的80%吻合。加之邓辉、蒋臣君、同合昌盛公司并未证明周安军、倪海斌与李光辉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三人的证人证言内容又能够相互佐证并有周安军、李光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支撑，故一审法院对三人证言的客观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其二，在之前李光辉诉蒋臣君、郑波支付转让款的一、二审案及再审案件中，均确认了“已实际履行80万元”的事实。李光辉主张该80万元是以借款协议中80万元抵扣，蒋臣君现在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是在李光辉起诉蒋臣君、郑波案件的审理中蒋臣君并未对实际履行80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且在该案中也没有80万元由郑波或者蒋臣君直接支付的相关证据。其三，对李光辉将股权转让给蒋臣君为何约定由不是受让人的郑波支付转让款，蒋臣君的解释为郑波欠蒋臣君1000多万元。就1000多万元如何支付蒋臣君称系现金多次支付，蒋臣君对其陈述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其四，邓辉、蒋臣君、同合昌盛公司虽然均表示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而即使邓辉存在该行为，也未经公司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邓辉虽然是80万元的付款人，但据邓辉陈述该款项来源于蒋臣君妻子、邓辉小姨邓清华，而蒋臣君既是同合昌盛公司的股东，又是邓辉小姨邓清华的丈夫，在召开股东会议时亦为召集人，还是李光辉股权的受让人，同时在80万元借款协议中也有“担保人李光辉同合昌盛100万元股本金”的内容。因此，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和借款抵扣时，即便退款主体与出借主体存在错位，从李光辉的角度来说，其无法确认8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和股权转让款由谁实际支付、蒋臣君与邓辉以及同合昌盛公司之间是否就退还80%股本金存在书面确认事宜，但并不影响抵扣的事实。其五，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在2015年2月15日，而在签订该协议的当日即2015年1月25日，蒋臣君就出具保证承诺书对20万元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该20万元与100万元扣除80万元的金额一致，对此蒋臣君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仅称其只愿意对其中20万元承担责任。最后，本案80万元借款于2015年11月16日届满，此后邓辉一直未追索，而是在李光辉起诉郑波、蒋臣君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才于2016年11月8日提起诉讼。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案涉80万元借款已抵扣股权转让款，邓辉再持借条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邓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邓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卫 红 审判员 龙 小 丽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