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4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义乌市源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1121号901室。法定代表人：包文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钱权，男，198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娟，系钱权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祥和，江苏圣典（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义乌市源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权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源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润，被上诉人钱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娟、孙祥和到庭参加了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组织的质证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源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钱权立即支付海运出口相关费用人民币150115元；2.判令钱权支付该款自2019年12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9年12月20日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计算，暂计至2020年2月1日止的利息为951.77元）；3.本案诉讼费由钱权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7日，源源公司与钱权签订《委托运输合同》，约定钱权将其揽收或生产的货物委托源源公司安排出口运输，在有循环单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份提单在源源公司处）结款时间最多三个月。2019年5月8日至7月5日期间，钱权通过源源公司共订舱14次，共产生海运费27594美元（折合人民币192259元），代理费54800元，前述费用源源公司已先行垫付，并通过微信与钱权确认。但钱权到期后仍有150115元未付。钱权一审答辩称：源源公司主张的代理费计算错误，且源源公司代理出运其中一票货物时未按约定操作，未收到电放指令即放行货物，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请求驳回源源公司的诉讼请求。钱权一审中提起反诉，诉讼请求为判令源源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32960元及海运费1965美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2日，钱权委托源源公司出口货物，提单号为MEDUNS754079，并要求源源公司按其电放指示放货。但源源公司在钱权未通知电放货物的情况下，操作不当导致货物被收货人提走，致使产生货款132960元及海运费1965美元的损失。针对钱权的反诉，源源公司一审答辩称：源源公司已按约完成代理工作，代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无须赔偿上述损失。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7日，源源公司与钱权签订《委托运输合同》。合同约定钱权委托源源公司作为代理人代理货物出口的配舱、装船、进栈、报关等一系列货运代理工作，钱权同意将其揽取或生产的货物委托源源公司代理安排运输。结款方式在有循环单的情况下，结款时间最多三个月。协议有效期一年，到期双方无异议则自动顺延一年。2019年5月8日至7月5日期间，钱权委托源源公司共出口十四票货物，共产生海运费27594美元（折合人民币192259元），代理费54800元，共计247059元。但钱权仅分别支付33881元、37866元和25197元，剩余150115元未付。2019年6月，国外买家向钱权购买一批LED灯并要求运输至伊拉克，销售价值为132960元加1965美元运费，该客户预付了货款定金15000元。为履行该合同，钱权委托源源公司从广州南沙出运一批LED灯货物至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同时要求凭电放指示电放货物。源源公司接受委托后将该票货物的订舱出运和报关等代理事宜转委托给宁波泽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运公司）。6月11日，源源公司将货物装在编号为TRLU7082498的集装箱中，并将上家的订舱编号181AN19G0202915T1作为单号告知钱权。6月17日，实际承运人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就该批货物签发了编号为MEDUNS754079的海运提单。上述货物于7月18日运抵目的港，7月22日被重箱提走，8月6日空箱返还堆场。钱权之妻李兴娟查询到货物被收货人提取后，于8月28日要求源源公司发送该票货物的正本提单照片，但源源公司仅发送了提单格式件。随后李兴娟告知源源公司收货人已提取货物并要求其解决，源源公司向其上级代理解决无果。此外，货物被目的港收货人提取后，国外买家又向钱权支付了50000元货款，剩余货款81715元仍未收到。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输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源源公司已按钱权委托办理了十四票货物的出口货物运输代理事宜，钱权理应及时按约支付货运代理费及海运费，且钱权对源源公司主张的代理费150115元无异议，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约定了转委托权限，当事人就权限范围内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案中，源源公司接受钱权委托，办理编号为TRLU7082498集装箱货物出口运输过程中，理应谨慎选择无船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并向钱权交付提单或根据钱权指令放行货物。源源公司将该货物的出口代理事宜交由泽运公司，违反前述司法解释关于禁止转委托原则的规定，与严格控制转委托的司法政策相悖，该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不因其未要求上级代理放行货物而免除。而且，源源公司声称其不存在过错，涉案货物系因其上家（或再上家）代理过错造成提前电放，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看出谁是过错方及过错产生的原因，因此源源公司应赔偿由其过错导致货物放行而造成的损失81715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判决：一、钱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源源公司货运代理费150115元及相应利息；二、源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钱权货款损失81715元；上述两项判决相抵后，钱权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源源公司货运代理费68400元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9年12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源源公司和钱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321元，减半收取1660.5元，均由钱权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17元，由源源公司负担900元、钱权负担717元。源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原判错误认定钱权无法收回货款系货物在目的港被电放所致。案涉货物的国外买家与提单项下收货人并不相同，钱权能否收回货款与案涉货物的物流状态无关。2.源源公司接受出口订舱委托后，已通过泽运公司预订舱位，并安排拖车将案涉货物运上船，已全面、谨慎地履行了受托人的义务。依照双方交易习惯，货物进行电放安排，故实际承运人并未签发提单，源源公司也未做过电放指示，不存在过错。3.原判忽略钱权存在主观恶意的事实。货物于2019年7月18日运抵目的港，并于7月22日被提走，但钱权直至8月28日才索要提单正本，有违商业逻辑。且钱权已收回部分货款，对于继续催讨货款亦不作为，源源公司无法知晓收货人实际支付的货款总额。二、原判适用法律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货运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以存在过错为前提，而本案中源源公司的代理义务在货物出口付运时已完成，且在代理工作中无过错。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钱权全部诉讼请求。钱权答辩称：一、本案因货物被错误电放导致钱权收款不能的事实清楚，原因在于源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且未取得相关代理资质。二、源源公司上诉认为系第三方责任所致，但该第三方系源源公司所委托，其责任和后果应由源源公司承担。三、钱权得知提单被错误电放后追索源源公司的责任，源源公司虽称提单尚在，但此时提单已失去物权凭证功能。四、钱权在事发后不断和国外买家沟通，已减轻了源源公司的损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源源公司提交了三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为货代群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源源公司与上级代理泽运公司就本案进行沟通及群内人员身份；证据材料二、三为源源公司与泽运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提单项下货物被收货人提取以及提单正本没有实际签发的事实。钱权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源源公司没有得到钱权的指示就放行了案涉货物，其存在过错。本院经审核认为，鉴于双方对于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对于一审本诉部分即钱权欠付的代理费并无争议，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源源公司在代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钱权委托源源公司办理案涉货物的出口订舱，并约定通过电放方式交付货物的事实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双方对于钱权并未发出电放指示，但货物已被放行的事实没有争议，故应由源源公司举证证明其在代理过程中没有过错。源源公司称已将订舱等事宜转委托泽运公司，但因双方委托合同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源源公司的转委托行为也未获得钱权的同意或追认，故应由源源公司对泽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根据源源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其事先已将货物采用电放方式交付的指示告知泽运公司，泽运公司表示同意并收取了电放费用；但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泽运公司有无将此告知承运人，以及货物未取得钱权同意即被放行的原因，故源源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不能证明其对货物被擅自放行不存在过错，应承担钱权由此导致的损失。源源公司向钱权赔偿后可依法向相关责任方追偿。关于损失金额，钱权已提供相应订单以及微信记录证明货物的价值，扣减其已收取的货款后，源源公司应赔偿81715元。原判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源源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未尽谨慎义务，导致货物未经托运人指示即被放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源源公司关于其不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3元，由义乌市源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裘剑锋审判员 吴云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