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再1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艳琼，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识文，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娜，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顺多，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一审第三人：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蔡建祥，主任。一审第三人：广东省体育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王禹平，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娅玢，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敏，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余艳琼因与被申请人李顺多及一审第三人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以下简称黄村体训中心）、广东省体育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9）粤01民终108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2019）粤民申1242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余艳琼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李顺多立即停止侵权并按照广州市××××501房（现安置房为广州市××××1204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价值的三分之一赔偿余艳琼的损失。事实和理由：余艳琼父母于1986年3月离异，之后余艳琼的父亲余灼志与李顺多于1987年结婚。1989年7月，余灼志逝世。1999年12月30日，余灼志生前所在单位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基地按照余灼志生前32年工龄及家庭人口实际情况，将涉案房屋以福利房改房的方式，作价36736元分配给余灼志家庭即其配偶、子女。李顺多乘机以继母身份与广东省体育局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独自签订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其名下。根据《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穗府[1989]80号）第一条第（十一）项的规定，房改房是以家庭为购买人，故李顺多在余艳琼不知情的情形下购买房改房，侵犯了余艳琼依照相关法律、政策享有的出资购买权，导致余艳琼丧失了作为家庭成员购买、居住家庭共有住房的权利。余艳琼得知后曾多次找李顺多协商，均遭其拒绝。2009年4月，涉案房屋被政府拆迁，安置房为广州市××××1204房。余艳琼认为，李顺多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余艳琼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黄村体训中心陈述称：黄村体训中心是广东省体育局的下属单位，诉争房屋的产权不属于黄村体训中心所有，与李顺多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的是广东省体育局，故本案与黄村体训中心无关。根据《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一条以及《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的有关规定，每个干部职工家庭包括夫妻及未婚子女、赡养的老人只能享受一次优惠购房，但只有配偶才有申请购买权。李顺多作为余灼志生前的配偶，有权以余灼志的工龄优惠购买福利公房，李顺多在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中记载了其家庭成员的情况，广东省体育局只需负责核实余灼志工龄然后依法审批，至于李顺多购买后在家庭内部如何分配，则与黄村体训中心无关。第三人广东省体育局陈述称：按照李顺多以余灼志生前工龄购买涉案房屋时的相关政策规定，房改福利分房是以夫妻双方为对象，只有符合政策规定的夫妻双方才具有购买福利房的主体资格；夫妻一方购买之后，另一方则不再享有以工龄优惠购买福利房的资格；如果夫妻一方死亡的，应当以其配偶作为购买福利房的主体，而不是以其子女作为购买主体。余艳琼提交的《广州地区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是当时需要统一填写的格式文件，其中记载的申请人包括余灼志、李顺多、余艳琼、余艺龙，但按照政策规定，购房主体只能是余灼志和李顺多，而不包括其子女。因此，余艳琼、余艺龙只是家庭成员，不具有购买福利房改房的主体资格。至于余艳琼、李顺多之间的纠纷，只是其家庭内部纷争，与职工依据工龄购买单位福利房改房没有任何关系，广东省体育局也只是依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进行售房。涉案房屋的产权应当以《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的签约人、购房款付款人以及房屋产权证书记载的权属人为准，至于余艳琼提供的黄村体训中心、广东省体育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于2010年7月6日开具的《证明》，虽然真实、合法，但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出售的对象还包括子女，当时的政策也不是子女越多分的房子就越多。至于房屋出售给职工配偶后，该职工子女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广东省体育局并不否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灼志与黄少梅于1970年3月7日登记结婚，1971年2月生育女儿余艳红，1979年11月生育女儿余艳琼。1986年3月，余灼志与黄少梅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余艳琼由余灼志携带抚养。1987年9月，余灼志与李顺多登记结婚，并于1988年3月生育儿子余艺龙。1989年7月，余灼志因病去世，生前系广东省体委黄村体育训练基地教练。涉案房屋的原产权单位为广东省体育局。1999年6月11日，李顺多作为申请人向广东省体育局申请购买涉案房屋，并填写《广州地区干部、职工购买共有住房申请书》，在《申请书》中列明“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为：李顺多、余灼志、余艳琼、余艺龙。2000年9月6日，李顺多（乙方）与广东省体育局（甲方）签订一份《广州市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61.2322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54.8941平方米），总价45921.1元，扣除20％的住房维修费补贴后，乙方实际需付房价款36736元。该房屋36736元购房款系由李顺多全额支付。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拆迁人，甲方）与李顺多（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一份《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经批准拆除乙方名下的涉案房屋，原址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甲方将产权自有的座落于广州市××××04单元，建筑面积81.8199平方米（包括楼梯、走廊等公共分摊面积16.4931平方米）的房屋用作拆迁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甲方将自有房屋移交乙方时，甲方应在2012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提供房屋的相关用地等证明文件；根据本工程的补偿方案，乙方被拆迁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为54.8941平方米，乙方选择的安置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为65.3268平方米，安置房屋套内建筑面积超出被拆迁房屋套内建筑面积10.4327平方米，乙方同意按15279.3元/平方米支付超出套内建筑面积部分购房款给甲方计159405.19元等。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6年8月29日出具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广州市××××1204房的建筑面积为80.8904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为64.754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2013年8月9日登记为所有权人所有。余艳琼称该房屋是作为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登记在李顺多名下。另查明：黄村体训中心、广东省体育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于2010年7月6日出具一份《证明》，称余灼志生前是该单位职工，其原居住的涉案房屋在1999年以福利房改房方式配售给其配偶和子女。庭审中，黄村体训中心、广东省体育局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否认其关联性，认为房改福利分房应当以当时的政策规定为准，按照当时的政策，房改福利房出售对象只是职工及其配偶，应当不包括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查明事实，首先，李顺多购买的涉案房屋是其用自己的个人钱款并享受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购买的公房，依法应属于其个人财产而不属于李顺多和余灼志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夫妻一方购买公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一种政策性补贴，并非财产或财产权，亦不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不可以作为财产继承。至于李顺多利用余灼志生前工龄购买福利房改房，涉及公房、福利房房改分配等政策，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6）粤0104民初39400号民事裁定：驳回余艳琼的起诉。余艳琼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余艳琼的诉请；2.由李顺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证据《购房申请表》未作认定，该证据证明“申请人”应是四人（含余灼志），但签名只有李顺多一人，其一人签名的事实证明李顺多未经余艳琼同意，侵犯了余艳琼的知情权、购买房改房的配售权。（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超期裁决，而且未追究李顺多无理不出庭蔑视法庭的法律责任。（三）一审法院未就本案案件受理费及承担作出裁决，明显有误。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屋为李顺多于2000年9月6日根据当时的房改福利分房政策通过与广东省体育局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购买取得。广东省体育局明确表示，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规定，房改福利分房是以夫妻双方为对象，只有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夫妻双方才具有购买福利房的主体资格；夫妻一方购买之后，另一方则不再享有以工龄优惠购买福利房的资格；如果夫妻一方死亡的，应当以其配偶作为购买福利房的主体，而不是以其子女作为购买主体。虽然《广州地区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中记载的申请人包括余灼志、李顺多、余艳琼、余艺龙，但按照政策，购房主体只能是余灼志和李顺多，并不包括子女，故余艳琼作为家庭成员并不具有购买福利房改房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驳回余艳琼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现余艳琼主张其作为家庭成员应当享有对房改房的出资购买权，李顺多购买涉案房屋侵犯其知情权、购买房改房的配售权并无依据，应不予支持。至于余艳琼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已依法办理了扣除审限的手续，并不存在超期裁决的情况，故此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余艳琼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二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082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余艳琼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李顺多停止侵权并按照广州市××××1204房房屋价值的三分之一赔偿申请人损失。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根本无视广州市当时施行的关于住房制度改革及出售公有住房的规范性文件，偏听及误信广东省体育局的单方陈述就认定仅李顺多具备公房申购资格，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广州市当时施行的《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第二点明确规定公有住房“出售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在职干部职工或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现住户”，并强调“每一个干部职工家庭（夫妻和未婚子女以及赡养的老人）只能购买一次”，按照该规定，李顺多作为余灼志的遗孀，只能以户主身份代表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按优惠政策申购公有住房，故广东省体育局“关于房改福利分房是以夫妻双方为对象”、“如果夫妻一方死亡的，应当以其配偶作为购买福利分房的主体，而不是以其子女作为购买主体”的主张，与上述《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的相关规定相悖。原审裁定无视上述《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的相关规定，采信广东省体育局的主张，而认定申请人作为家庭成员并不具有购买福利房改房的主体资格错误。（二）原审裁定以申请人不具有申购公有住房的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申请人提起的本案侵权之诉，是将实体权利与诉权混为一谈，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按照广州市当时施行的规范性文件，李顺多系以户主名义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申购公有住房，所购得房屋及其回迁房依法应属家庭共同财产，李顺多企图独占无疑构成侵权。李顺多作为余灼志的遗孀，按照广州市当时施行的《广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在法律上只能以户主身份代表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按优惠政策申购公有住房。因此，涉案房屋以及作为该房的回迁房即广州市××××1204房，均应属于家庭共同财产，依法应登记为申请人与李顺多等三位家庭成员共有。但李顺多为实现独占目的，不仅将原购得的公有住房登记为其单独所有，还意图在此基础上将回迁房亦登记为其所有，无疑已构成对其他两位家庭成员的侵权，故申请人有权要求其按该房屋价值三分之一的标准赔偿损失。综上，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理据充分，依法应予以支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涉及房改房政策适用引发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的争议。从余艳琼起诉本案主张的事由看，本案纠纷产生的起因为余艳琼认为涉案房屋是基于父亲余灼志生前的身份而取得的房改房，按照当时的房改政策，房改房应以家庭为单位，但李顺多取得涉案房屋时不但只登记在其个人名下，而且该房屋经拆迁补偿安置后，安置房亦登记在李顺多名下，从而侵害了余艳琼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益，故请求李顺多应按涉案房屋或安置房房屋价值的三分之一予以赔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作为家庭成员，对于涉案房屋是余艳琼父亲余灼志所在单位在余灼志去世后仍按照当时的房改房政策并结合余灼志生前工龄，以福利房改房方式配售给其家庭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是余艳琼能否对涉案房屋主张财产权益。据此，本案争议实质是家庭成员之间因以余艳琼父亲名义取得的房改房产生的利益分配而引发纠纷，并不涉及房改房政策的适用问题，故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综上所述，一审裁定驳回余艳琼的起诉以及二审裁定予以维持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39400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0829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史尊奎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