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38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贾市庄镇南古庄村北550米。 法定代表人：王保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庆华，石家庄市藁城兴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正定县大寨村东。 法定代表人：贾科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东，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天公司）因与上诉人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翔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3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扬翔公司赔偿兰天公司经济损失、违约金1053205元或发还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扬翔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扬翔公司补偿兰天公司损失955800元，数字计算错误。扬翔公司应当赔偿兰天公司经济损失、违约金等共计2541342元，抵扣兰天公司欠扬翔公司饲料款1488137元后，其应当赔偿兰天公司损失1053205元。2018年4月23日扬翔公司与兰天公司签订《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托管合同），2018年5月1日扬翔公司派员进驻并全面接管了兰天公司猪场的饲养、防疫、配种、繁育等所有生产管理工作，即兰天公司猪场的饲养、防疫、配种、繁育等所有生产管理工作完全交给了扬翔公司。猪场繁育仔猪、生产成本、利润等完全由扬翔公司负责和掌控。2018年6月22日兰天公司与扬翔公司又签订《饲料买卖合同书》、《生猪回收协议》。一、扬翔公司违约，应当赔偿兰天公司违约金5万元。托管合同第九条约定：1、合作时间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为过渡期，合同生效期为2018年9月1日起、2019年8月31日止。2、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无效；解除协议需提前两个月向对方提出。第八条：1、如乙方（扬翔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亦需支付甲方违约金5万元整。合同履行中2019年5月23日扬翔公司在没有通知兰天公司的情况下，单方撤走技术厂长、技术员等全部人员，单方擅自终止了托管合同的履行，并带走了猪场的全部资料，造成兰天公司仓促接管，措手不及。扬翔公司严重违约，应给付兰天公司违约金50000元，不能因为损失数大于违约金，就将违约金抵扣不予判决。二、扬翔公司在托管合同履行中，仔猪出生、成活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指标，应当赔偿兰天公司1620600元。双方签订托管合同后，兰天公司将原有的5128头存栏猪（其中母猪499头）交给扬翔公司托管（有双方2018年9月5日盘点表为证）。合同履行中，因扬翔公司派来驻场的技术人员不负责任、管理问题、技术问题等各种原因，仔猪出生、成活率远远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指标，并且母猪、仔猪、育肥猪等大量死亡。仔猪出生率、成活率等各种指标远远低于托管合同第六条第1项生产指标，交接时兰天公司原有生猪5128头，其中母猪499头，扬翔公司接管后的八个月23天时间，（按八个半月计算）应产仔猪7069头（499头母猪×20头仔猪/年=9980头÷12月×8个半月=7069头仔猪）。因托管合同履行中存栏猪大量死亡，在扬翔公司托管期间总共卖出仔猪、肥猪6725头。2019年5月23日扬翔公司违约，单方终止托管合同，撤走时仅剩下281头猪、其中母猪仅剩130头，共计托管合同履行期间亏产仔猪5191头。按照托管合同第六条约定，每少产一头仔猪补偿300元，扬翔公司应当补偿兰天公司1557300元。三、扬翔公司托管期间，生产成本超过合同约定指标，应赔偿兰天公司成本超过约定部分的损失590042元。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驳回了兰天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依据托管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截止到2019年3月10日总共卖出猪3337头，计670503斤，消耗饲料等款4915214.47元，减去卖仔猪收入款235608元，卖肥猪670503斤，每斤生猪成本高达6.98元/斤，每斤生猪生产成本高出扬翔公司承诺成本值0.88元，扬翔公司应赔偿兰天公司成本超过约定部分的损失590042元。（二）对于成本超过约定部分，扬翔公司在诉讼前和庭审中都承认生产成本超过了合同约定。扬翔公司托管期间，因管理、技术等问题造成猪大量死亡，扬翔公司派驻在猪场的管理、技术人员不是积极采取治疗措施，而是让兰天公司大量销售，甚至连母猪也按肥猪售出，存栏猪由交给扬翔公司时的5128头到其驻场人员撤走时仅有281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847头。每头母猪按肥猪销售损失至少1000元，仅344头母猪就损失344000元。综上，上述三项扬翔公司应赔偿兰天公司2541342元。因扬翔公司托管期间的责任，造成兰天公司严重亏损，这才是兰天公司不能按约定给付扬翔公司饲料款，也是扬翔公司给兰天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中的一部分，2019年3月10日后成本损失尚未计入，且不包括因此给兰天公司造成的药品消耗、母猪存栏数量大量减少等间接损失（对此损失兰天公司保留追偿的权利）。这一切完全是扬翔公司托管期间，管理不善、单方违约等责任造成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兰天公司的诉讼请求。 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因双方就托管合同终止履行达成合意，故合同实际履行的结点应当认定为2019年2月23日，而非2019年5月23日。（一）本案事实情况：1、双方签订《托管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2、2018年9月5日，双方进行第一次盘点，且双方签字认可；3、2019年1月11日，双方进行最后一次盘点，且双方签字确认。后因疫情影响，场内外隔离，且因兰天公司私自卖猪，导致后续无法盘点；4、2019年1月，全国大面积爆发非洲猪瘟；5、2019年2月23日，扬翔公司技术经理与王保平电话录音，一旦疫情爆发，咱们的合同暂时终止履行，防控先行，王保平表示同意，且此时扬翔公司已经开始疫情防控（录音证据）；6、2019年2月24日，保定徐水出现河北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升级。虽合同终止，但扬翔公司依旧留下技术人员帮助其防控非洲猪瘟和做辅助性工作；7、2019年2月27日，兰天公司猪场出现一头死猪，症状与非洲猪瘟极其相似，经农业部认可的试剂盒检测，呈阳性；考虑猪只的处分权在兰天公司，扬翔公司对该结果立即上报兰天公司，要求继续上报且做无害化处理，而兰天公司为降低损失，执意卖猪；8、2019年3月10日，兰天公司开始私自大量出售猪只，导致无猪可养，托管合同根本履行不能，至此托管合同已无法履行，无猪可养，因此达标也不可能；9、2019年5月23日，因猪场基本无猪，扬翔公司技术人员在清理猪舍，完成善后工作后，经告知王保平后离场。（二）非洲猪瘟的爆发已经导致合同目标无法实现，兰天公司肆意卖猪更是导致合同根本履行不能，根据合同约定及实际情况，故合同履行的结点以2019年2月23日为宜。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结点为2019年5月23日，无事实法律依据。1、2019年2月24日，保定出现河北首例非洲猪瘟，猪肉价格受严重影响，而本托管合同指标之一就是成本托管，故而成本受疫情影响严重；而产仔率部分，产仔是需要经过配种、受孕及一系列技术才可达到生产指标，而疫情爆发，猪场的首要任务承认防控非洲猪瘟，而非指标达标，这也是我们为何协商终止履行合同的原因，对双方都是一种负责。2、2019年3月10日，兰天公司开始大肆抛售猪只，导致无猪可养，达标事宜无从谈起，至此合同根本履行不能。本案应关注的是合同实际履行的结点，并以此结点判断双方是否违约及计算可能存在的损失，更符合公平原则和客观实际，这同时也是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一审所述以5月23日作为合同解除时间而计算数据，其实质上错误理解了扬翔公司留厂的初衷（为了有机会合作复养），将其作为合同结点无事实法律依据。二、扬翔公司已尽到托管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而兰天公司私自抛售猪只最终导致托管合终履行不能，故兰天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一）扬翔公司已尽到托管义务，无违约行为。1、扬翔公司已经尽到合同义务，扬翔公司与兰天公司利用国家认可的试剂盒检测出兰天公司2月27日死亡猪只非洲猪瘟呈阳性，并上报给兰天公司，但兰天公司为减少自身损失，并未继续上报有关部门，而是私自大量抛售猪只，导致无法进一步就非洲猪瘟进行监测。2、截至2019年1月11日，扬翔公司均达到托管指标（产仔率及生产成本），后因兰天公司违约才致合同根本履行不能，扬翔公司已尽到托管义务。3、扬翔公司没有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兰天公司终止合同不构成违约，后期书面通知系为了敦促双方尽快就托管事宜出面协商，可视为一种形式追认。2019年1月份全国大部分省份爆发了非洲猪瘟，且兰天公司附近猪场也有死猪出现。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如果仍然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沟通只能是耽误时间扩大损失，且当时实际情况是猪场内处于封锁状态，不可能采用书面形式。如果出现非洲猪瘟对双方来说均是巨大损失，故此2月23日双方用电话沟通一旦疫情爆发暂时终止合同，等疫情过后再继续。且该事实在以后录音中双方多次提到并确认，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认定扬翔公司违约，违背了公平原则与客观事实。（二）兰天公司存在过错，且大量卖猪导致合同根本履行不能，如究其违约责任，兰天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三）从证明责任来说，如若兰天公司要说明扬翔公司托管存在问题，导致猪只未达到托管合同目标，需提供相应证据。而至目前为止，兰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是扬翔公司过错造成了指标未能达标，反而现状是兰天公司大肆卖猪，之后任意捏造数字，又再次要求扬翔公司赔偿所谓损失，单纯凭借公式计算无理无据。三、兰天公司述称卖猪6984头等数据，没有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兰天公司对其诉求未提供证据支持。而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诉求的依据及证据基础进行核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兰天公司所述数据均未提供证据支持，且数据明显错误。兰天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卖了6984头猪，在一审庭审中又提交损失计算表中显示卖了6752头猪，在上诉状中称截止到3月10日就卖出去3337头猪，但这几个数字均无证据支持。扬翔公司认为兰天公司卖出去的猪不应低于8823头。因为根据最原始的产仔记录表截止到2019年1月31日扣除死猪、弱猪、木乃伊猪等不健康的猪，就产了3976头，即使截止到1月31日不再产小猪，原告卖猪头数为5128+3976-281=8823头。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算法，亏产为5692+5128-8823-281-369=1347头，也不是3000多头。在兰天公司卖猪时所有数据都是兰天公司掌握，扬翔公司的工作人员封锁在猪场内部，在猪场外过称，也不可能看到一称多少头，多少斤，单价多少，共计多少钱。在聊天记录中所有的数据都是兰天公司告诉扬翔公司的，兰天公司述称扬翔公司能够在猪场里面看到所称的数量，不是事实。即使看到也不可能听到约定单价问题和看到支付价款情况。（二）关于产仔率是否达标问题，因双方均对产仔表及配种表无异议，应按照产仔表及配种表计算产仔指标是否达标，更为直接。1、公式计算存在缺陷。其一是数据无证据支持，其二是违背自然规律，不考虑母猪生产周期，严格公式化，计算一只猪每天该产头数（为小数），不具有实际价值。2、根据产仔表及配种表，更为直观。即使依据一审法官严格公式化计算，截止至2019年2月23日应产仔为4845头，而根据产仔表统计截止至2月底，共产仔5156头，因而根本不存在亏产问题。四、关于成本核算问题，认可一审判决。五、扬翔公司只负责技术指导，并不负责全部猪场的运行。实际饲养的人员全部是兰天公司的，兰天公司上诉状中称：“兰天公司猪场的饲养配种、繁育等所有生产管理工作完全交给了扬翔公司”，不符合事实。六、关于猪只死亡问题，兰天公司将其归结为扬翔公司的技术托管问题，但始终未提供大量死亡或因扬翔公司原因致死的依据。反而作为受托方，扬翔公司有配种、产仔、用料记录，证明我们尽到了托管责任。如兰天公司坚持此观点，可提供死猪样本进行鉴定，来断定猪死亡原因，或是否存在大量死猪。综上，原审事实不清，要求扬翔公司承担责任的证据不足，请贵院本着对事实尊重，对双方当事人负责的角度，将本案发回重审。 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兰天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兰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合同终止时间应当为2019年2月27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5月23日。（一）依据扬翔公司与兰天公司所签订的《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合同履行时间为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即一年时间。但是在2019年2月27日有一头母猪死亡，扬翔公司用国家农业部下发的非洲猪瘟病毒实时荧光PCR试剂盒检测发现呈阳性。依据第九条约定：遇到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大流行疫病导致托管目标无法完成时，托管合作协议自动失效，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现已经通过国家认可的试剂盒检测出非洲猪瘟阳性，故此在当时没有其他及时快速检测办法的情况下,双方终止合同理所当然；（二）在2019年2月23日，双方就合同终止问题通过电话协商已经达成合意，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无效，而事实上民事案件更应遵循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扬翔公司所提供的录音中明确显示撤场已经过兰天公司同意，双方已经就托管行为终止达成合意，对原来合同已经在情况紧急之下作出了合理的变更；（三）基于当时实际情况，母猪头数已低于400头，而双方签订合同也是基于猪场具有一定规模，因兰天公司不听劝阻大量卖猪导致猪只数量下降，已经明显不符合继续履行服务合同的标准，继续履行合同已经无实际意义，故终止。基于以上事实，双方是在非洲猪瘟疫情传播的非常时期于2019年2月23日进行协商合同终止问题，于2月27日检测出非洲猪瘟阳性，故此才合同终止，即该合同终止时间应当认定为2019年2月27日而非2019年5月23日。二、扬翔公司无过错，一审法院没有综合考虑扬翔公司的合同义务。扬翔公司的合同义务为技术指导，实际养猪人仍然是兰天公司雇佣的人员，并非完全转移猪场控制权。兰天公司作为猪只所有人，在非洲猪瘟肆虐的非常时期，其猪场猪只出现了相类似的反应，出现猪只死亡并用试剂盒检测出非洲猪瘟阳性的情况下，作为技术指导方第一时间用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试剂盒进行了检测，显示呈阳性，并第一时间报告给兰天公司且要求其及时上报畜牧部门，同时快速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防控方案，要求兰天公司按防控方案对养猪工作人员作出指示加以实施。三、兰天公司存在严重过错，即使有损失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一）在猪出现死亡情形后，兰天公司为了降低损失不立即向有关部门上报，也不按照扬翔公司的方案进行防控，而是害怕非洲猪瘟而大肆卖猪，导致相关数据无法核算；（二）兰天公司随意调换喂猪工作人员，并在出现猪死亡后让其家人进入猪场直接进行管理，导致病菌肆意扩散，无法有效的予以控制；（三）兰天公司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病猪、清洗栋舍，置扬翔公司建议而不顾，大肆卖猪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基于兰天公司的以上严重过错，即使有损失，该责任应由兰天公司独自承担。四、在损失计算方面，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一）一审法院所采纳的兰天公司自认的已卖猪只6984头，扬翔公司不清楚该数据从何而来，兰天公司也无相关证据支持，庭审中也未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扬翔公司与兰天公司所签订的《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约定年平均窝产胎（含胎）2.2以上，年活猪头数目标值20头，但应产仔猪数应按照实际生产周期计算（即6个月只能生产一窝仔猪），不应公式化，否则是不科学、违背生物自然分娩规律的。在一审过程中，兰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保平表示猪的生产周期为140天（配种+120天怀孕生产+哺乳期），即自2018年9月1日扬翔公司托管行为开始，至少需4个月零20天才能生产小猪，而至兰天公司经扬翔公司同意撤场即2019年2月27日，仅能生产一胎小猪，就算计算至兰天公司所述其开始抛售母猪时间（2019年3月10日），依据实际生产周期其应产小猪也仅为一胎，应承诺年活猪头数20头，即使不算含胎每窝最多10头达标，以499头母猪为基数也最多应产4990头小猪，而非一审法院所算的5162头；（三）兰天公司自述于2019年3月10日大量抛售母猪,其母猪本身存在怀孕情况，对于腹中小猪数量一审法院并未剔除，导致所谓亏产仔猪数大量增加，远超于实际情况。一审中兰天公司自述于2019年3月10日开始大肆卖母猪，致使部分怀孕母猪同样被卖出，而按照扬翔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配种表（该配种表扬翔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已经提交，但是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列明），母猪头数共计474头，而产仔日期在3月10日以后的仍有298头，即兰天公司所卖出的344头母猪中298头为怀孕母猪。正是因为兰天公司擅自出卖行为导致其腹中怀孕小猪数无法统计、一审法院计算亏产小猪数远超实际数量，一审法院并没有考虑到此问题，因此在计算损失时应当予以扣减；（四）原审法院在计算应产猪仔公式化的适用数据中同样存在错误，忽略了2019年1月11日双方盘点母猪数由499头变更为474头，则2019年1月11日至3月10日段的母猪基数应为474头而非499头。综上，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计算依据错误的情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扬翔公司的诉请。 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答辩称，请求：一、依法改判扬翔公司赔偿兰天公司经济损失、违约金等共计2658278元，抵扣兰天公司欠扬翔饲料公司饲料款1488137元后，扬翔公司应当赔偿兰天公司损失117014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扬翔公司负担。一审判决扬翔公司补偿兰天公司损失955800元，数字计算错误。扬翔公司应当赔偿兰天公司经济损失、违约金等共计2658278元，抵扣兰天公司欠扬翔公司饲料款1488137元后，其应当赔偿兰天公司损失1170141元。一、扬翔公司上诉状中的错误。（一）扬翔公司上诉状第一条第（一）项中：“2019年2月27日有一头母猪死亡……托管合作协议自动失效”是错误的。托管合同第九条约定：“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大流行疫病以第三方权威疫病监测机构监测结果定性”，而不是扬翔公司所说的自己用来源不明的“试剂盒”为准，更不能说五千多头猪的养殖场有一头猪死亡，且没有经任何第三方权威疫病监测机构监测，自己说成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大流行疫病”就认为是解除合同了。且合同第九条第2项约定：“解除协议需提前两个月向对方提出”，不是扬翔公司所说的“有一头母猪死亡，托管合作协议自动失效”；（二）扬翔公司所说对方改变了终止合同的方式，单方口头终止合同的方式是无效且违约的。双方约定的解除终止合同必须是书面的，口头无效。上诉状第一条第（二）项中“在2019年2月23日双方就合同终止问题通过电话协商已经达成合意”自相矛盾。前条说“2019年2月27日有一头母猪死亡”，后又说：“2019年2月23日双方就通过电话协商已经达成合意”。难道扬翔公司在第一头母猪死亡的四天前就预测到四天后会有一头母猪死亡，就通过电话协商合同终止问题？事实是“2019年6月15日扬翔公司向兰天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对此扬翔公司在一审中是确认的，并不是其上诉状中“在2019年2月23日双方就合同终止问题通过电话协商已经达成合意”；（三）上诉状第一条第（三）项：“母猪头数已低于400头，因被上诉人不听劝阻大量卖猪”是错误的。合同签订的前提条件是扬翔公司接管时母猪已经超过约定的400头以上的接管条件，接管当天母猪是499头。扬翔公司派员进驻并全面接管了兰天公司猪场的饲养、防疫、配种、繁育等所有生产管理工作，也就是说兰天公司猪场的饲养、防疫、配种、繁育等所有生产管理工作完全交给了扬翔公司。猪场繁育仔猪、生产成本、利润等完全由扬翔公司负责和掌控。是扬翔公司管理、技术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小猪、大猪、母猪的死亡，并且生产中没有及时预留后备母猪，造成母猪存栏数量大幅度下降，导致生产的小猪数量严重减少。正常情况下，存栏母猪也是通过预留后备母猪，淘汰原有母猪，进行存栏母猪的更新换代。存栏母猪数量的大量减少是扬翔公司生产管理中对预留后备母猪、淘汰母猪工作的管理失误造成的。兰天公司不存在也不可能“不听劝阻大量卖猪”，出售猪是按照扬翔公司驻场人员的指令进行。合同第六条（8）项“引进的后备母猪及自留母猪”的约定，就是要求只有保证存栏母猪的数量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存栏母猪数量不足，是扬翔公司管理出现的问题；（四）扬翔公司称自己的试剂盒是100%的准确率，是不科学的说法。任何科学实验都不可能是100%的，何况双方约定的是第三方权威疫病监测机构监测，不是扬翔公司自己所谓的试剂盒检测。其上诉状第二条是错误的，扬翔公司提出所谓的试剂盒检测发现呈阳性后，兰天公司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没有任何部门认可是非洲猪瘟，也没有任何部门认可遇到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大流行疫病的发生。二、扬翔公司违约，给兰天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一）同我方上诉状第一条意见；（二）（三）同我方上诉状第二条意见，另，如果计算到2019年6月15日扬翔公司向兰天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的，应当是9个半月。兰天公司是按扬翔公司驻场人员2019年5月23日实际撤场计算，是8个月23天。为计算方便按8个半月计算，并没有按9个半月，也没有按8个月23天计算；（四）扬翔公司托管期间，生产成本超过合同约定指标，应赔偿兰天公司成本超过约定部分的损失706978元。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认定，驳回了兰天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1、依据托管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截止到2019年3月10日总共卖出猪3337头，计670503斤，消耗饲料等款5032664.57元（有扬翔公司技术厂长张学培在入库单审核人栏签字的入库单为证），连买吃的面粉、兽药、疫苗、酵母、酱油醋都要有张学培签字，根本不可能出现扬翔公司上诉状中所说兰天公司“不听劝阻大量卖猪”。减去卖仔猪收入款235608元，卖肥猪670503斤，每斤生猪成本高达7.1544元/斤，每斤生猪生产成本高出扬翔公司承诺成本值1.0544元/斤，扬翔公司应赔偿兰天公司成本超过约定部分的损失706978元。2、同我方上诉状第三条第（二）项内容。因此扬翔公司应赔偿兰天公司2658278元。其余同我方上诉状及答辩请求内容。三、合同终止不是2019年2月23日口头终止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必须是书面的，专门有约定口头无效。农业部2019年2月24日通报保定发生猪瘟与兰天公司所在的石家庄没有关系，并且一审中扬翔公司也没有提供农业部所谓通报的原文。 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79060元、违约金50000元，共计1229060.6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3日，原告兰天公司（甲方）与被告扬翔公司（乙方）签订《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主要内容:甲方将其藁城区贾市庄镇南古庄村猪场托管给乙方进行生产技术管理，甲方将养殖场的技术管理全面委托给乙方；托管指标：1、合同期满，乙方承诺在规定的时间内能繁母猪实现相应的生产指标，具体如下：（1）年平均窝产胎（含胎）2.2以上。（2）年活猪头数目标值20头，若年活猪头数低于该指标乙方需按差额300元/头给予甲方补偿，以饲料形式兑付，年活猪头数包括产房仔猪、保育猪、在栏育肥猪及出栏育肥猪。2、生产成本托管：合同期内，乙方承诺在合作期间内肥猪重量220斤时达到生产成本6.1元/斤，如果生产成本没有达到上述成本，则乙方承担超额成本；甲方有权定期监督猪场的生产经营，猪场的活猪销售全权由甲方负责，乙方不干涉，但出栏猪须经双方核对；猪场出现较大疫情时，乙方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甲方书面汇报，同时乙方应提供切实有效地处理方案，报与甲方加以实施.....；在合作过程中，甲方出售猪群前未通知乙方核对或出售后未经乙方核对追认，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付违约金5万元/次，甲方出售猪群未经乙方核对超过两次的，乙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合作时间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为过渡期，合同生效期为2018年9月1日起2019年8月31日止，本合同约定的养殖成本、年平均数计算均已合同生效期限为准；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无效，解除协议需提前两个月向对方提出。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原有的5128头存栏猪（其中母猪499头）交给被告托管。 2019年1月11日，原、被告双方盘点数额为：母猪474头、仔猪666头、公猪8头、后备母猪70头、保育猪1349头、育肥猪1953头，合计4520头，重量193289㎏。 被告称爆发非洲猪瘟，理由是2019年2月27日通过检测（农业部认可PCR检测试剂盒）结果呈阳性（即为疫情猪），原告同意终止合同，撤场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善后工作才撤场；原告称没有爆发非洲猪瘟，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撤场。 2019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其主要内容：因2018年底，非洲猪瘟（疫情）大面积爆发，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疫情爆发后，甲方（扬翔公司）多次催促乙方（兰天公司）尽快解决合同（非洲猪瘟）问题无果，特发函告知。因非洲猪瘟爆发属于上述条款所称不可抗力，故扬翔公司主张：1、解除双方签订的因非洲猪瘟爆发而已无法继续履行的《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2、乙方收到本函七日内，积极与甲方就合同解除的后续事宜进行沟通；3、对非因非洲猪瘟的影响，而由甲方托管造成猪只的损失或收益，乙方应在收到本函7日内申报于甲方，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否则视为乙方放弃对甲方关于上述损失的求偿权。 原告称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撤场，撤场时仅剩下281头猪，其中母猪仅剩130头，按八个半月计算，母猪产猪499头×20头÷12月×8.5月＝7069头，加上5128头共计12197头，减去实卖的6725头减去撤场时281头为5191头，每头按约定的300元，被告应当补偿原告1557300元。 被告称原告在2019年1月11日母猪还有474头，后被告出售的344头母猪，对于仔猪的亏损不承担责任；原告称自3月10日以后根据被告技术场长要求卖母猪，原因是一头出现不吃食的症状。 原告称托管成本为6.98元/斤，其理由为：4915214.47元（总支出）－235608元（卖保育猪收入款数）＝4679606.47元除以670503斤（卖肥猪斤数）＝6.98元/斤，按约定的成本6.1元/斤，超过0.88元/斤，0.88元/斤×670503斤（卖肥猪斤数）＝590042元。被告称2019年1月11日前原告和被告电话录音中予以认可的成本3566335.43元，成本为6.035元/斤。原告称被告所说录音中予以认可的成本等，双方没有对账也不可能对成本已经认可，没有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一、原、被告是否构成违约。1、是否发生了非洲猪瘟。被告称2019年2月27日通过检测（农业部认可PCR检测试剂盒）结果呈阳性（即为疫情猪），被告仅凭自己的检测不足以认定爆发了非洲猪瘟，原告称没有爆发非洲猪瘟，故被告称爆发了非洲猪瘟的观点不能成立，不予支持；2、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合同约定：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无效，解除协议需提前两个月向对方提出。被告称原告同意终止合同，原告称没有同意，被告没有提供2019年2月27日解除合同的书面材料，2019年6月15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告知书，被告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发生了非洲猪瘟，因不能认定爆发了非洲猪瘟，故被告合同届满前撤场终止合同，其行为构成违约；3、原、被告是否协商终止合同。被告称原告同意终止合同，撤场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善后工作才撤场；原告称没有协商终止合同，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单方撤场，故被告称原、被告协商终止合同，证据不足，不予支持；4、被告称在合作过程中原告出售猪群没有通知被告，构成违约，被告可单方面解除合同，被告对此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单方于2019年5月23日终止合同，其行为构成违约。二、被告补偿原告因没有完成年活猪头数目标值的款项问题。合同约定：年活猪头数目标值20头，若年活猪头数低于该指标乙方（被告）需按差额300元/头给予甲方（原告）补偿，以饲料形式兑付。至2019年5月23日具体目标应有头数：499头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10日按年产20头计算为5222头，因2019年3月10日后原告陆续卖母猪剩130头，自2019年3月11日至两个月零五天计算应产头数为470头，两项共计5692头，加上原有的5128头减去已出售的6984头减去281头减去369头母猪为3186头，每头300元补偿，即3186头乘以300元/头为955800元，因合同约定以饲料形式兑付，此款可以饲料形式兑付。三、被告赔偿原告生产成本问题。原告诉称被告托管成本为6.98元/斤，超出合同约定6.1元/斤，只是通过计算得来的数字，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原告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四、违约金的问题。因原告既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又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一审法院已认定损失金额为966000元，该损失数额大于违约金数额，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50000元的违约金，就不应当再支付，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被告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补偿原告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损失9558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62元，被告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负担12335元、原告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负担352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规模猪场成本托管（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对库存统计方式、托管方式、托管指标、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及解除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扬翔公司主张双方于2019年2月23日进行协商合同终止问题，2月27日检测出非洲猪瘟阳性，故合同终止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但扬翔公司提供的单方检测结果不足以证实爆发了非洲猪瘟，扬翔公司未提供以书面形式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据，扬翔公司在2019年5月24日才将肥猪场清完，并在该日期前仍就猪场猪的运作以及猪场的疾病防疫监控等工作与兰天公司人员进行沟通，且兰天公司对扬翔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故扬翔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其于2019年5月23日终止合同违反双方约定，构成违约。合同第六条约定：“六、托管指标：……（1）年平均窝产胎（含胎）2.2以上；（2）年活猪头数目标值为20.0头。若年活猪头数低于该指标乙方需按差额300.0元/头给予甲方补偿，以饲料形式兑付；若年活猪头数高于该指标，高出部分甲方按200.0元/头给予乙方现金奖励。……”合同签订后，兰天公司将原有的5128头存栏猪（母猪499头）交给扬翔公司托管，兰天公司自2019年3月10日出售母猪，截至扬翔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撤场时，兰天公司剩余猪头数为281头（母猪130头），故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10日应按499头母猪年产20头计算年活猪头数目标值，自2019年3月11日至合同终止之日应按130头母猪年产20头计算年活猪头数目标值，原审认定具体目标应有头数为5692头并无不当。兰天公司主张出售6984头猪，扬翔公司虽不认可，但依据合同约定，出栏猪须经双方核对，现扬翔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出栏猪的数目，故原审认定兰天公司出售6984头猪并无不妥。故此，兰天公司的损失为年活猪头数为：年活猪头数5692头，加上原有的5128头，减去已出售的6984头，减去剩余的281头，减去出售的母猪369头，为3186头，每头300元补偿，共计955800元。兰天公司与扬翔公司虽对一审判决计算方式有异议，但均未就出售母猪的具体时间、头数及是否怀孕小猪等事项提供相应证据，也未提供完整的入库、出库、产仔记录等统计资料，且双方对于对方提供的计算方式不予认可，故兰天公司与扬翔公司关于一审计算损失数额有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兰天公司称扬翔公司托管期间生产成本超过合同约定指标，只是通过计算得出的数字，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兰天公司主张违约金50000元，扬翔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确已构成违约，但考虑到兰天公司损失数额为955800元，该数额已经远大于违约金数额，故原审未支持兰天公司违约金诉请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62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藁城区兰天养殖有限公司负担3527元、石家庄市扬翔饲料有限公司负担123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祥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李秀云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天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