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10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荷英，女，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钱志丹，女，198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余，系汪荷英之子、钱志丹之兄。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钱志余，男，198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钱安军，男，197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钱永生，男，194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再审申请人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因与被申请人钱安军、钱永生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1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汪荷英、钱志余、钱志丹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从钱永生的身份证信息和（2018）浙07民终3294号判决书主文第一页第12、13行显示的内容足以证明，钱永生户口所在地为“金华市金东区”，不在尘不染村，且钱永生是退休工人，不是农村户口，不可能是尘不染村经济组织成员，原审认定汪荷英、钱志余、钱志丹、钱安军、钱永生均为金华市金东区赤松镇尘不染村经济组织成员缺乏证据证明。2.钱安军和钱永生的两份《调田建房协议》一份落款有日期，一份落款没有日期，两份协议真伪不明，在没有确认协议真伪的前提下，无法确认协议的真实性，原审认定《调田建房协议》内容的真实性缺乏证据证明。3.除了两份《调田建房协议》上有钱建华、钱明路、钱永月签字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协议签订后，上述三人见证下进行了土地丈量，同时不可能在没有权利人即我户人员到场的情形下对涉案土地进行处分，且以上三人也未到庭作证或陈述，原审认定“协议签订后，在村书记钱建华、村主任钱明路和村支委钱永月见证下进行了丈量”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但前款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判决依据已生效的（2017）浙07民终3473号及（2018）浙07民终3294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驳回我方确认我户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符合一般情形下的法律规定，但是原审法院忽略了本案的特殊情形，即“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我户提供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合法凭证，足以推翻任何生效裁判所确认的我户不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另外，原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已生效的（2018）浙07民终3294号民事判决，由于该生效判决没有明确显示我户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导致原审法院理解上出现差错，但是从该生效判决结果是返还我户土地分析，则间接支持了我户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事实，原审法院只看到“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几个表面文字，没有理解该生效判决的深刻内涵导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属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已经依据（2018）浙07民终3294号民事判决认定我方与钱安军于2008年达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属无效合同，钱安军未取得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其对涉案土地无处分权，则按正常逻辑推理，足以认定我户享有涉案土地处分权和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我户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法条规定的是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为适用对象，并不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人即我方当事人，本案中，钱安军和钱永生的《调田建房协议》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即我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明知我方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恶意串通，签订调田建房协议，损害我方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合同，原审法院参照该法条判决驳回我方确认《调田建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是土地所有权有争议的适用情形，本案中我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明我户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争议，原国土资源部办公厅2007年3月29日发布的《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明确将土地权属争议限制在“土地登记前”，“土地登记发证后已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因此，在土地登记发证后，即使当事人提出对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也应当按照土地权属凭证载明的权属关系进行处理，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退一万步讲，即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原审法院也应当告知我方先向人民政府调解，中止审理，对政府处理不服再向法院申请处理，不应当以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我方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请求依法再审。钱永生提交意见称：有关调田协议一份有落款日期，一份没有落款日期，由于当时复印不细致，落款日期漏复印，第一份调田协议有落款日期，在金东区曹宅法庭，可调查核实，不存在真伪不明。当时调田建房，村书记钱建华、村主任钱明路和村支委钱永月都知道清楚，并在他们的见证下进行了丈量。钱永生与钱安军为双方通路建房方便，经协商同意公开公平一比一调土地，双方订立协议书。农村调土地建房各村都有，是正常的事，是农村风俗习惯。调田协议合法有效。调田建房至今已有8、9年，现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要拿回钱永生门前调来的通路土地，堵门前通路是不合情理不现实的。本案一、二审中法庭并未提出到庭作证的要求，钱永生就没有作证人到庭作证。关于钱永生的身份信息，因原单位倒闭，钱永生退休后户口迁到，即身份证上的地址。由于迁户口政策放宽，又迁到尘不染村，只是身份证没有更改，上述事实可调查核实。综上，请求驳回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的再审申请。钱安军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用益物权确认纠纷，针对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申请再审的理由，分析如下：1.针对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的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在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未提交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引用已生效的（2017）浙07民终3473号民事判决及（2018）浙07民终3294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并无不当。2.针对原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请求确认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在（2017）浙0703民初2731号民事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原告方（汪荷英、钱志余、钱志丹）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法院已经判决钱安军应返还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承包经营的阴头三斗土地0.377亩、瓦灶长六斗土地0.209亩（四至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为准）。在再审申请人户持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下，其在本案中再次请求确认其户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无实际必要。原一、二审法院驳回该诉请并无不当。3.关于《调田建房协议》的效力问题，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主张《调田建房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因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未提供钱安军与钱永生恶意串通的证据，且在生效判决（2017）浙07民终3473号案件中，法院亦已驳回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要求钱永生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故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认为钱安军与钱永生恶意串通，损害汪荷英等人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钱安军对涉案土地无权处分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调田建房协议》的效力，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也未举证证明《调田建房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原一、二审法院驳回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要求确认《调田建房协议》无效的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汪荷英、钱志丹、钱志余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陈亦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