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亚平，男，1991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琳，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卫，男，1975年11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玉叶（系王兆卫之妻），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存，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岭市乐缘果蔬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竿北村。法定代表人：江连方，社长。上诉人江亚平因与被上诉人王兆卫、原审被告温岭市乐缘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乐缘合作社）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1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亚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琳、被上诉人王兆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玉叶、刘玉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乐缘合作社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亚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案涉西瓜苗的销售主体系乐缘合作社，上诉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对此明知。2、对被上诉人主张的40亩土地种植案涉西瓜苗不予认可，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出售两批西瓜苗，此后被上诉人打电话给上诉人订购西瓜苗，上诉人拒绝并催款。3、2018年6月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反映西瓜出现问题，此时第一批西瓜已经上市，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一批西瓜染病，应已正常售出，产值不应计入损失，且说明并非西瓜苗携带病毒，系被上诉人种植过程中染病，若西瓜苗携带病毒染病特征明显且生长受阻，与本案情况不符。4、被上诉人发现西瓜出现问题后不可能继续投入成本，故应当将未实际投入的成本扣除。5、即使认定我方有责任，也应为次要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王兆卫辩称，1、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披露过其系乐缘合作社的员工，西瓜出现问题后被上诉人投诉过程中才得知瓜苗来源于乐缘合作社。2、被上诉人自上诉人处共计购买五批西瓜苗，以现金形式支付货款，其中第二批数量为140箱，因当天现金不够所以第二天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2,800元余款，货款已全部结清。从双方通话记录看出，上诉人曾凌晨四点多打电话给被上诉人，系其运送西瓜苗到上海后联系被上诉人接收，上诉人称打电话催款不符合常理。对于40亩土地种植案涉西瓜苗一节事实，被上诉人提交了《农田种植租赁合同》、租金收据、XX村村委会证明、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及植物检疫站出具的书面材料等相互印证予以证明。3、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4日与上诉人的通话中提到第一批西瓜染病的情况，此前双方已经就此有过沟通，上诉人未提异议，第一批西瓜未售出。4、西瓜种植成本主要为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大棚及前期肥水成本，且第一批西瓜出现问题后经向上诉人咨询被上诉人加大了肥水投入，被上诉人种植的西瓜系田头销售模式不再产生运输等成本，而处置染病西瓜反而增加了人力成本，故不存在未投入的成本。5、跨省销售种子必须经过检疫，且责任主体为经营者，被上诉人作为普通种植户对此并不知晓，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审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乐缘合作社未作陈述。王兆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共同赔偿王兆卫购买种苗款28,765元；2、判令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共同赔偿王兆卫西瓜损失100万元；3、诉讼费由江亚平、乐缘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王兆卫与案外人田某签订《农田种植租赁合同》，约定：王兆卫向案外人田某租赁位于XX镇XX村，东部中横圩，西邻A30，南邻金海路，北邻东方畜牧场，面积42亩。租赁期为一年，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王兆卫租赁上述约定的土地42亩后用于种植西瓜。江亚平居住于浙江省温岭市。2018年1月16日，江亚平从浙江省温岭市运输“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80箱至王兆卫租赁的土地处，每箱55棵，计4,400棵，1.1元/棵，共计货款4,840元。2018年2月5日，江亚平从浙江省温岭市运输“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47箱至王兆卫租赁的土地处，每箱55棵，计2,585棵，1.1元/棵，共计货款2,843.50元，双方约定去掉零头，故货款应为2,800元。王兆卫于2018年2月6日通过微信转账至江亚平微信账户2,800元。王兆卫在租赁土地中的40亩上种植了“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另外2亩种植了向案外人购买的西瓜自发苗。2018年5月初，第一批西瓜可以上市时，王兆卫发现种植的西瓜切开后瓜瓤呈干裂、絮状、水渍等特征。2018年6月4日，王兆卫与江亚平电话联系交涉西瓜问题未果。王兆卫遂于2018年6月向浙江省温岭市农委投诉西瓜秧苗的发病问题。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委托曹路农业服务中心人员陪同浙江省温岭市的农业专家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王兆卫种植西瓜的土地查看西瓜种植情况。当天下午，浙江省温岭市的专家初步判断为病毒病。2018年7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植物检疫员赴王兆卫种植西瓜的田间实地调查，采摘西瓜，发现瓜瓤呈絮状、水渍等特征。7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人员到王兆卫的西瓜种植现场进行实地取样。7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人员将上述样品送至南京农业大学委托检测病毒。8月9日，南京农业大学出具检测报告，结论为：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呈阳性。8月3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向王兆卫发出《植物检疫监管告知书》：确认你的瓜田内已经发生植物检疫对象，应划为疫情发生点（GPS定位：N31°16′53″，E121°42′16″）。要求种植户：1、对西瓜疫情发生点内的西瓜藤蔓、果实、地膜等不得运出田块，必须集中进行深埋处理。2、选择生石灰对已发病的田块做好棚室的土壤消毒处理。3、三年内不得种植葫芦科植物。8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出具《情况说明》：8月31日，向XX镇XX村XX队王兆卫种植户送达了《植物检疫监管告知书》，处置小组共计处置面积42亩，GPS坐标为：N31°16′53″，E121°42′16″等内容。8月31日至9月3日，王兆卫种植的西瓜、瓜藤瓜蔓、地膜等全部进行疫情处置和消毒填埋。同时期，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航头镇等其他区域种植的西瓜也爆发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亦作为疫情进行消毒填埋。2018年8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有14名西瓜种植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反映西瓜发病情况，并由种植户填写《发病西瓜田种植户清单》，瓜苗来源一栏均填写来源于温岭市A合作社，其中有：序号1、王兆卫，种植地点曹路XX队，种植面积40亩，瓜苗数量26,150棵；序号4、牟某，种植地址下盐路红地家庭农场，种植面积5亩，瓜苗数量3,600棵；序号6、蔡某，种植地址下盐路红地家庭农场，种植面积5亩，瓜苗数量3,600棵等内容。现王兆卫认为江亚平出售给王兆卫的西瓜秧苗存在病毒，导致王兆卫经济损失，乐缘合作社是上述西瓜秧苗的培育、生产者，故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请求，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王兆卫从外省市购买西瓜秧苗，其作为种植户没有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植物检疫站申请备案。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均未向王兆卫提供系争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书。乐缘合作社的成员名册为：江某1、张某、江某2、江某3、江连方，法定代表人为江连方，系江亚平父亲。一审审理中，江亚平、乐缘合作社确认乐缘合作社未向江亚平发放聘书；江连方系江亚平的父亲；江连方不定期给江亚平生活费。一审又查明，2018年5月22日下午13:10，江亚平报警“110”，在“110”接处警（案事件接报）登记表中记载：接报地址为下盐路林海路向右300米；实际案由：纠纷；接报案情简要描述：蔡某，XXXXXXXXXXXXXXXXXX，T：1304668XXXX等内容。一审再查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3日出具证明：王兆卫在2018年租用浦东新区XX镇XX队农田，该区域农田在2018年前5年没有种植过西瓜等葫芦科植物，没有出现过绿斑驳花叶病毒等内容。该村委会又于2019年3月1日出具书面证明：王兆卫2018年在我XX村种植西瓜，其承包的土地属于XX三队，王兆卫2018年未在我村其他区域租赁土地种植西瓜等内容。一审审理中，王兆卫确认其租赁42亩土地中的2亩土地种植的是向案外人购买的西瓜自发苗，向江亚平购买的5批“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全部用于种植40亩土地，并提供江亚平向王兆卫销售提供的中国移动通信详情单予以证明购买5批货的情况，该详情单显示：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22日、2018年3月8日的当日及其前后，王兆卫的手机（号码：1522152XXXX）与江亚平的手机（号码：1595765XXXX）有多次通话记录。经质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表示上述证据仅证明双方2018年1至3月的通话时间，不能证明王兆卫购买了5批西瓜秧苗。王兆卫称：王兆卫一直都是与江亚平个人联系，且货款也都是付款给江亚平，始终认为售货主体是江亚平。江亚平从未向王兆卫披露过其是乐缘合作社的员工、代表乐缘合作社送货，也没有提供过乐缘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江连方的名片。2018年6月，王兆卫因西瓜有问题到浙江省温岭市农委投诉，才知道西瓜苗来源于乐缘合作社。故西瓜苗的销售者是江亚平，乐缘合作社仅是培育秧苗的生产者。王兆卫提供2018年6月4日王兆卫与江亚平的电话录音，予以证明江亚平承认与王兆卫发生买卖关系。该录音中，王兆卫说：“瓜秧全部是你送来的，你是知道的。”江亚平说：“你家瓜秧全部我送的，我知道……”；王兆卫说：“你说你卖出去的没事对吧，你卖出的我给你叫几户，人家倒完没倒完？”，江亚平回答：“上海我知道，上海几户我知道的。”、“他们说头批没事，二批坏掉。”；王兆卫又称：“我跟你起诉，我没跟种子公司发生关系，我跟你直接发生关系。”江亚平回答：“你跟我发生关系是的，你跟我起诉等于跟种子公司起诉。”等内容。经质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表示：确认是王兆卫与江亚平的通话。江亚平说瓜苗都是他送的，而不是说向江亚平买的，不提及乐缘合作社是因为双方默认乐缘合作社。录音内容里面存在较多引诱式的发问，江亚平的回答是为了缓和双方对立情况的敷衍。一审审理中，王兆卫又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发布的感染病毒的种植户名单，这些种植户的瓜苗都来自于乐缘合作社。这些种植户不在同一村、同一镇。村委会证明王兆卫租赁种西瓜的5年内没有种植过西葫芦科作物，5年都是种水稻的，排除土地感染病毒的情况，故西瓜秧苗出售给王兆卫时就已经感染病毒，不是王兆卫后期种植过程中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病毒。王兆卫提供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登记的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农户清单。经质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的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反映的情况，并不是查明事实后出具的一个证明，没有核实过瓜苗是否来源于乐缘合作社。其不认识清单上的这些种植户，连电话号码也没有，没有向清单上的种植户销售过西瓜秧苗。王兆卫又申请证人蔡某、牟某到庭作证。证人蔡某到庭陈述：2018年2月11日，我向江亚平联系购买“早佳8424”西瓜秧苗3600棵，每棵1.1元，其他人送货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合同、送货单、发票。我在浦东新区XX镇XX村的土地上种植西瓜。2018年5月，我种植的西瓜里面的瓜瓤像棉花一样，就让江亚平来看，让其赔偿，他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2018年6月，我向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反映西瓜问题，执法大队来取样送检。2018年9月17日给我告知书，并把西瓜都掩埋了。我和执法大队的人员一起去王兆卫的地里看到全部都是里面像棉花一样的西瓜，执法大队把王兆卫的西瓜埋了。经质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表示证人的证言倾向性非常明显，对其证词有异议，证人与江亚平有纠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无法证明西瓜秧苗的销售主体。证人发现西瓜发病时间与事实不符合，证人反映问题瓜的时间是2018年7至8月，前期不反映，是因为西瓜是正常的。2018年5月22日，江亚平至该地区送秧苗的，但不是送货给蔡某，蔡某及其他人堵住江亚平的车，江亚平报警的。证人牟某到庭陈述：我与蔡某的西瓜地在一起的，是蔡某帮我联系江亚平的。我向江亚平买了3,600棵“早佳8424”西瓜秧苗，1.1元/棵，2018年的农历12月26日江亚平把苗送过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秧苗钱付清了，但无合同、送货单、收条、发票。2018年5月，我发现西瓜打开来像棉花一样，大约于2018年6月向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反映过情况，经检验，是感染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就把西瓜丢在田里，不管了。江亚平来田里看过，我叫江亚平赔偿损失，江亚平就报警了。经质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表示：证人与王兆卫是老乡，有利害关系，证人作证的内容与王兆卫的证明目的无关，故不予认可。江亚平、乐缘合作社为证明乐缘合作社的瓜苗没有携带病毒、西瓜感染病毒后的特征、2018年浦东新区与上海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申请证人王某、杨某到庭作证，王某陈述：2018年1月16日，我向温岭乐缘合作社老板江连方打电话购买天山西瓜苗10,000多棵，葫芦嫁接的是1.1元/棵，南瓜嫁接的是1.2元/棵。他就将货送到田头，我给的是现金，无收据、无发票、无送货单。我种植的西瓜都是正常的，已经都卖掉了。第一批西瓜没有疫情，第二批西瓜有黄心的，但是无感染病毒的情况。西瓜感染该病毒后，叶子小，不会结果，不是瓜瓤有什么问题。外表看得出来病症的。看到感染病毒了，拔掉就好，再种新苗不会受到影响。经质证，王兆卫表示：该证人的证言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证人陈述的西瓜感染病毒症状与农业部门的材料不一致，不予认可。证人杨某到庭陈述：2018年1月16日，我向江连方购买“早佳8424”西瓜秧苗2,800棵。无合同、无收条、无送货清单，都是田头交易的。2018年我的瓜有1棵、2棵感染病毒，发现感染病毒，就拔掉，扔到远处去，然后其他秧苗不会再感染的。感染病毒看得出来的，叶子比正常的小，结不出果的。即使结果，也是歪瓜，里面的瓜瓤有白的，不能吃。经质证，王兆卫表示：对证人陈述有异议，无任何证据证明证人向江连方购买瓜苗。陈述的感染病毒症状与农科专家陈述的症状完全不一样的。2019年3月21日，一审法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陈述：浦东新区地区每亩地可以种植“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600至700株，2018年浦东新区地区春季亩产西瓜2,508公斤，每亩产值10,421元；夏秋季亩产2,140.24公斤，每亩产值5,400.27元。经质证，王兆卫认为每亩产值偏低。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认为：西瓜秧苗的种植株数应该是500至550棵，关于亩产量是合理的。王兆卫是6月才向温岭方投诉的，与王兆卫所述的4月发生疫情不相符。被谈话人应该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仅仅凭借农业执法大队人员的所述，不足以证明本案事实。2019年3月20日，一审法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无法区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是西瓜秧苗自带还是种植过程中感染，感染的阶段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关于该病毒的感染途径，可能种子种苗自身就感染了，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农事操作也可能感染。无法用肉眼判断西瓜是否感染了上述病毒，需要通过检测的。该病毒在西瓜上隐藏性很强，不会出现幼苗叶子斑驳、生长受阻、果实畸形或长不出，如果是黄瓜感染，则会出现上述症状。西瓜感染该病毒要打开西瓜看瓜瓤状态或通过检测才能发现。该病毒的爆发需要达到一定条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才会爆发。如果秧苗是从外地购买的，本地的种植户需要向浦东新区植物防疫站备案，并提供当地出具的该批次的植物检疫证书。一般本地区于5月份就可以上市头批西瓜。当时王兆卫和浦东地区航头镇的6户种植户的西瓜感染了该病毒，同期进行了处理，都是就地掩埋。该6户种植户和王兆卫都说秧苗来源于温岭市乐缘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江亚平，但没有提供相关凭证。2019年7月18日，一审法院再次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若西瓜秧苗不携带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也无外界感染，只有高温高湿的气候原因，西瓜不会爆发该病毒的，除非土壤中携带病毒。若西瓜种子和砧木都没有感染该病毒，在嫁接育苗的过程中，如果工人没有消毒农具，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2018年王兆卫种植的地块（XX镇XX村）附近没有其他西瓜种植户感染该病毒。《发病西瓜田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填写，当时尚未证实清单中的种植户西瓜是否感染了该病毒。王兆卫是第一批去做检测的，蔡某、牟某的西瓜确实也感染了该病毒，他们是第二批进行检测的。若一大片种植西瓜的土地中有个别西瓜感染该病毒，到4、5月份时采取处置措施已经来不及了。王兆卫是4、5月发现西瓜有问题，但不知道何原因造成，到7月专家到王兆卫瓜田现场，西瓜外表、瓜叶都没有发现异常，需要检测才能知道。这时候采取任何措施都来不及了。经质证，王兆卫对此无异议。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表示：有异议，“7月专家到王兆卫瓜田现场，西瓜外表、瓜叶都没有发现异常”是不客观的说法。王兆卫提供的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填写的，里面罗列的瓜苗来源是填写了乐缘合作社，但不是经过农委去核查过的，而是种植户自己填写的，故不能证明这些种植户的瓜苗就是来源于乐缘合作社。一审审理中，王兆卫称：农委执法大队登记的时候将王兆卫的种植西瓜地点记为XX村XX队，实际上是XX村XX队，是地址表述上的笔误，王兆卫只在XX村XX队种植西瓜。并表示：如果法院不支持其要求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则要求销售者即江亚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王兆卫向江亚平购买西瓜秧苗还是向乐缘合作社购买？从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意的情况看，王兆卫是向江亚平发出购买西瓜秧苗的要约，从而达成买卖的合意；从履行情况看，是江亚平向王兆卫供货到田间，且是江亚平个人收取货款，故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客观情况，是江亚平与王兆卫形成了买卖关系，江亚平应承担卖方的相应义务和法律责任。至于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辩称，江亚平是乐缘合作社的员工，其送货、收货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售货主体是乐缘合作社。但江亚平、乐缘合作社没有提供聘用江亚平的合同或聘书，亦无发放工资等凭证；仅由江连方不定期打给江亚平生活费，双方是父子关系，发生活费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帮助，不属于发工资性质，况备案登记的乐缘合作社的成员名册中没有江亚平，难以认定江亚平是乐缘合作社的员工，且江亚平、乐缘合作社亦无证据证明江亚平向王兆卫供货时明确告知乐缘合作社是卖方，其代表该合作社履行相应的义务。故对江亚平、乐缘合作社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西瓜秧苗的供货数量多少？双方之间的西瓜秧苗交易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亦无送货单、收据。根据王兆卫的租赁土地合同，其租赁XX镇XX村42亩土地，其自认其中2亩地的西瓜秧苗向案外人购买，其余40亩均种植了向江亚平购买的西瓜秧苗。现有证据证明了王兆卫向江亚平购买了“早佳8424”西瓜嫁接苗，除王兆卫自认的2亩地向其他人购买，江亚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余40亩地种植的“早佳8424”西瓜嫁接苗来源于江亚平以外的其他人。参考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陈述的浦东新区地区每亩地可以种植“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600至700株情况，则40亩地可以种植24,000至28,000棵嫁接西瓜秧苗，中间值26,000棵与王兆卫主张的5批秧苗数量26,150棵基本相吻合。且根据王兆卫与江亚平电话通话记录显示的时间节点与王兆卫主张的5批秧苗供货时间相吻合。综合上述证据和调查情况，王兆卫主张购买了5批西瓜秧苗的数量26,150棵有相应的依据，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三，王兆卫是否付清货款？现有证据证明王兆卫通过微信支付江亚平2,800元，王兆卫未提供支付其余货款的付款凭证，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对此亦否认收到其他货款，仅确认王兆卫微信支付了2,800元货款。故王兆卫主张已经付清所有货款缺乏依据，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王兆卫仅支付了江亚平货款2,800元。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江亚平出售给王兆卫的西瓜嫁接秧苗是否已经带有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从而导致王兆卫种植的西瓜受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向农业技术部门咨询的情况，西瓜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途径：1、西瓜种子、种苗自身已经感染了病毒；2、在育苗和种植过程中，农具、水或通过接触感染了病毒，通过农民的农事操作，也会感染至西瓜秧苗；3、在没有外界感染的情况下，西瓜秧苗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中并不会自己产生病毒。第一，江亚平、乐缘合作社没有提供涉案西瓜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以证明该秧苗不存在病毒。第二，王兆卫种植西瓜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2018年该镇没有其他农户反映种植的农作物有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情况。根据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王兆卫租用的农田在2018年前5年没有种植过西瓜等葫芦科植物，没有出现过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鉴于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是感染葫芦科植物，在5年内没有种植过葫芦科植物的土地上残留该病毒的可能性较小。现无证据证明涉案的农田土壤存在该病毒或王兆卫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农事操作接触并侵染了该病毒。第三，虽然乐缘合作社提供了西瓜种子的检疫证，但西瓜种子没有感染该病毒，不能排除在嫁接育苗的过程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第四，根据王兆卫申请的证人蔡某、牟某的证词，该两位证人均称于2018年向江亚平购买了“早佳8424”西瓜秧苗，且均在浦东新区航头镇种植西瓜，该地域距离王兆卫种植西瓜的曹路镇较远，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不存在相互感染的可能性。该两位证人种植的西瓜都感染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2018年5月22日，即头批西瓜开始上市的时节，在证人蔡某的西瓜田间，蔡某为种植的西瓜出现问题之事与江亚平发生了冲突，并报警。如果双方没有西瓜秧苗的纠纷，两证人与江亚平素不相识，双方没有必要在证人的田间相遇，并发生争执。虽然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辩称江亚平送货给他人，但未提供送货给何人、何地、何货物的证据，且对于其为何在该时点、该地点与蔡某发生冲突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根据王兆卫与江亚平的电话录音内容，江亚平承认卖给上海其他农户的西瓜秧苗结出的西瓜头批没事，二批坏掉。说明其销售他人的西瓜秧苗亦存在问题，证人蔡某的陈述与此情况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第五，江亚平、乐缘合作社未提供出省检疫证证明其秧苗不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兆卫的西瓜感染该病毒来源于他处或是王兆卫种植过程中感染。虽然江亚平、乐缘合作社申请了证人王某、杨某到庭作证，以证明其所销售的西瓜秧苗没有感染病毒，但证人杨某陈述其向江亚平购买的西瓜秧苗，在种植中亦发现1、2棵感染病毒的秧苗。两位证人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难以采信。在双方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综合上述因素和相关证据，王兆卫提供的本证证据比江亚平提供的反证证据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对王兆卫主张的待证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故认定江亚平出售给王兆卫的西瓜秧苗携带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本案争议焦点之五，王兆卫的西瓜损失后果。王兆卫种植40亩西瓜在第一批瓜可以上市时即发现西瓜果实发生问题而未能销售成功，后经检验查实西瓜感染了病毒，被作为疫情处理，全部被掩埋，江亚平、乐缘合作社亦未提供王兆卫有售卖西瓜收益的证据，故认定王兆卫的40亩西瓜全部受损，没有收益。经一审法院向事发地区即浦东新区农业部门调查，2018年浦东新区地区春季亩产西瓜2,508公斤，每亩产值10,421元；夏秋季亩产2,140.24公斤，每亩产值5,400.27元。一审审理中，王兆卫认为上述的西瓜亩产以及产值偏低，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对于王兆卫的上述异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王兆卫种植地区西瓜的种植情况、亩产和产值情况以及王兆卫40亩西瓜无收益的情况，酌情确定王兆卫的损失为632,840元。本案争议焦点之六，在本起西瓜感染病毒受损的事件中，双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赔偿责任主体。首先，江亚平作为秧苗的销售者，应当保障其出售的秧苗的质量，不应存在任何病毒，尤其标的物是农作物的秧苗，一旦存在病害引发疫情，会发生农作物绝收的严重后果，给农民带来重大损失，且又是向外省市出售，更应尽到谨慎义务，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区的温岭市农业部门申请出省植物检疫证，以确保其销售的秧苗不存在病害，杜绝跨区域引发疫情的隐患。但江亚平没有对其出售的秧苗申请出省植物检疫证，未经检测，就将秧苗直接运送到王兆卫的田间，因其销售的秧苗存在病毒导致王兆卫种植的西瓜遭受疫情、毁损的后果，江亚平存在重大过错。其次，王兆卫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种植户向外省市（浙江省温岭市）的销售者购买秧苗，应当按有关规定向浦东新区植物防疫站进行备案，并提供供货所在地区出具的该批次的植物检疫证书。但王兆卫未向本地植物防疫站备案，亦未向江亚平审查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书，就贸然种植西瓜，导致未能及时发现秧苗感染病毒，最终西瓜受损的后果，王兆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上述因素，认定王兆卫西瓜感染病毒受损，双方均有过错，根据双方各自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王兆卫承担30%责任，江亚平承担70%的责任。关于江亚平、乐缘合作社辩称，瓜苗感染了病毒，王兆卫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了其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向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调查，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在西瓜上具有隐蔽性，在秧苗及西瓜的外观上难以发现异样，在结西瓜果实后，打开西瓜才会发现问题，故王兆卫在种植过程中，从外观上难以发现该病毒，以便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在西瓜即将上市时发现存在问题，再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已经来不及阻止病毒的传播，故对于江亚平上述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赔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故受害者应当选择其中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所谓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本案所涉的西瓜秧苗属于种子范畴。本案所涉西瓜秧苗系乐缘合作社育苗嫁接，故乐缘合作社系生产者。王兆卫主张销售者即江亚平与生产者即乐缘合作社共同赔偿王兆卫损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审理中，王兆卫表示如果法院不支持其要求江亚平、乐缘合作社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则要求销售者即江亚平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确定江亚平应当赔偿王兆卫损失。乐缘合作社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王兆卫购买西瓜秧苗的货款以及西瓜收益的损失均是王兆卫的损失，属于赔偿额的范围，江亚平应当按照其过错程度予以赔偿，故江亚平应当赔偿王兆卫西瓜损失442,988元、货款1,960元。判决：一、江亚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兆卫损失442,988元；二、江亚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兆卫货款1,960元；三、驳回王兆卫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58元，由王兆卫负担6,084元，江亚平负担7,97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对本案事实认定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上诉人出售的西瓜嫁接秧苗是否带有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二、双方的责任比例如何确定；三、被上诉人的损失金额如何计算。关于案涉西瓜秧苗的销售者，一审法院已作出认定并阐明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二审中上诉人对此未提出新的主张，在案证据尚无法证明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披露过其代表乐缘合作社或被上诉人对此知晓，故上诉人关于案涉西瓜秧苗的销售者系乐缘合作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种植西瓜的地域事发前5年、当年附近区域均未出现农作物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的情况，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西瓜感染病毒系因农田土壤或种植过程的农事操作所致，结合另有其他区域所种植西瓜同样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的农户所述西瓜秧苗亦向上诉人所购且与上诉人发生冲突并报警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出售的西瓜嫁接秧苗带有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主张之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认同。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作为西瓜秧苗的销售者，跨省销售中未履行申请植物检疫的义务，并最终导致了被上诉人种植的西瓜爆发疫情、毁损的后果，上诉人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主张检疫申请应当由调入方即被上诉人提出，未进行检疫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该主张显然混淆了进行植物检疫的义务与买受方的配合义务的概念，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关于争议焦点三，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被上诉人租赁土地种植西瓜的面积得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其共向上诉人购买西瓜秧苗五批计26,150棵，时间上与双方的电话通话记录相吻合，数量上亦与40亩地常规情况下种植嫁接西瓜秧苗的数量相符，且结合上诉人西瓜秧苗的销售模式，其对于数次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原因所作的并非与订购、送货相关，而系催讨货款的解释与常理不符，故对于其主张仅向被上诉人供货两批计6,985棵西瓜秧苗，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的损失以40亩计算。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所种植的第一批西瓜未染病，产生了销售收入，该主张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中双方的对话内容不符，且现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售了第一批西瓜产生收益，故对上诉人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另主张计算损失时应当扣除未实际投入的成本，根据常理，发现西瓜染病并确定疫情之时尚未投入的主要成本为采摘运输的人力成本，案涉西瓜虽未因销售被采摘，但作为疫情处置被掩埋同样产生人力成本损失，且同时应当考虑疫情对所涉土地后续种植农作物的影响，故一审法院依据浦东新区农业部门对当年当地西瓜亩产值的统计，认定被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乐缘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自行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74元，由上诉人江亚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王韶婧审判员  岑佳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孙凯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