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忠，男，1964年4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亚花，女，1964年8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士强(曾用名庄士强)，男，1989年2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胜强(曾用名徐卫冬)，男，1986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锋，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浦陈桥路700号。负责人：聂琦，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卫国，上海文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奉安拆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立新路281-289号（单）1层。法定代表人：陈春华。原审第三人：卫华梅，女，1965年12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奉浦街道办事处）、原审第三人上海奉安拆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安公司）、卫华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违法所得应予追缴或者没收等，就徐玉忠行贿一案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奉贤检察院）的起诉状及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贤法院）的判决书中未认定徐玉忠获得非法利益，被上诉人以徐玉忠行贿获得非法利益的理由主张《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2.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出具的《徐玉忠动迁补偿面积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韩亚花及韩士强未在案外人庄某的拆迁补偿协议中享有动迁安置利益予以自认，与被上诉人起诉状中主张韩亚花、韩士强重复享受动迁安置利益相互矛盾，故被上诉人主张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已不成立。3.一审法院对本次动迁适用的拆迁许可证、拆迁口径及人口面积认定标准等与本案有重大关系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完全按照被上诉人出具的《徐玉忠动迁补偿面积认定》中的内容进行判决，违背了合同的签订需经过双方协商并且自愿的原则。2.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然《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公序良俗，且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认定该份拆迁补偿协议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该份拆迁补偿协议是在双方多次协商情况下达成的，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奉浦街道办事处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徐玉忠的行贿行为被认定构成犯罪，且上诉人徐玉忠在询问笔录中承认该份拆迁补偿协议中被上诉人给予的补偿利益高于标准，故认定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具有事实依据。2.《徐玉忠动迁补偿面积认定》是由被上诉人集体讨论后出具给一审法院的，是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重新签约时的一个最优惠方案，其中被上诉人同意韩亚花、韩士强为本次安置对象是被上诉人通过最大努力给出的最优惠政策。3.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出具的《徐玉忠动迁补偿面积认定》中的内容作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判决，实质上是对上诉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原审第三人卫华梅述称，如果拆迁补偿协议认定有效，其同意将拆迁补偿利益给其儿子徐胜强；如果拆迁补偿协议认定无效，其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原审第三人奉安公司未发表述称意见。奉浦街道办事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奉浦街道办事处与徐玉忠、韩亚花及奉安公司于2014年6月5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5日，时任上海市奉贤区XX社区XX办副主任的姚某代表奉浦街道办事处与徐玉忠、韩亚花及奉安公司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由奉浦街道办事处（甲方）对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乙方）所有的位于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村XX号房屋实施拆迁，认定有效建筑面积465平方米，房屋拆迁总面积488.27平方米；乙方选择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产权房调换；根据奉贤区政府2005-18号文规定，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有效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的土地基价为800元（人民币，下同），价格补贴按有效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为750元；甲方应当支付乙方土地基价、价格补贴、房屋估价款、搬家费等各项货币补偿款共计1,380,267元。协议签订后，奉浦街道办事处已向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交付动迁安置房一套，动迁补偿款尚未支付结算。另查明，姚某因于2014年至2017年担任XX地区XX办公室工作人员、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共财产十万余元；并在办理奉浦地区动迁安置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十万余元，其中于2014年年中收受徐玉忠给予的现金30,000元。奉贤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判决：姚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行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徐玉忠因在其住宅动迁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姚某30,000元，构成行贿罪，奉贤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判决：徐玉忠犯行贿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宣告缓刑四个月。后奉贤检察院提出抗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一分院）认为抗诉不当，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撤回抗诉，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徐玉忠犯行贿罪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准许一分院撤回抗诉。又查明，徐玉忠与卫华梅XX，双方婚生子徐胜强（曾用名徐卫冬），后双方XX。韩亚花与案外人庄某XX，双方婚生子韩士强（曾用名庄士强），1993年10月26日经一审法院调解协议XX，双方于1995年1月12日再次达成协议：庄某自愿让给韩亚花一上一下楼房（东），但等孩子长大后属于儿子；庄某的一上一下等孩子长大后属于儿子韩士强……该协议经原奉贤县西渡镇法律服务所盖章。徐玉忠与韩亚花于1996年1月22日登记结婚。徐玉忠一户位于上海市奉贤区XX村XX组的农村宅基地房屋立基人口为：徐玉忠、卫华梅、徐胜强，宅基地批准面积为237平方米。庄某一户位于上海市奉贤区XX村XX组的农村宅基地房屋立基人口为：庄某、韩亚花、候某、韩士强，宅基地批准面积为253平方米。再查明，2003年6月18日，上海XX有限公司与庄某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对庄某一户位于上海市奉贤区XX村XX组XX号房屋进行拆迁，房屋建筑面积230.07平方米，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安置方式，应得补偿款总计345,881.50元。另，一审法院于审理期间依职权调取奉贤检察院讯问笔录，徐玉忠于讯问笔录中确认：其了解当时的动迁政策，韩亚花与韩士强之前动迁过不能再参与动迁，未婚独生子女最多可按三个人头数计算补偿安置面积。但认为其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韩亚花与韩士强虽然在之前庄某一户中动迁，但实际并未获得任何动迁补偿安置利益，全被庄某拿走。所以向动迁部门提出韩亚花应享受一个动迁人头数，两个儿子需要各按照4个人头数来计算补偿安置面积，但动迁公司的周某始终不答应，故一直未能签订动迁协议。其后，徐玉忠找姚某帮忙，希望姚某能够满足其动迁要求，姚某也表示会尽量帮忙。之后，动迁部门将韩亚花和韩士强都列入了本次动迁，韩亚花计一个人头数，两个儿子都按4个人头数计补偿安置面积。为了感谢姚某基本满足了其要求，也解决了其家庭内部矛盾，故给予姚某30,000元以示感谢。姚某于讯问笔录中确认：在徐玉忠户的动迁中，根据动迁政策，徐玉忠的两个儿子只能以每人3个人头数来计算补偿安置面积，且韩亚花因已经享受过动迁而不能在本次动迁中享受补偿安置，但因徐玉忠联系其希望在拆迁补偿方面关心一下，帮帮忙，故在该户的动迁中，最终高于政策标准进行了补偿，尽量满足了徐玉忠的要求。事后，徐玉忠向其表示感谢，给予了30,000元。上海XX事务所（以下简称XX事务所）负责人周某于讯问笔录中确认：2013年上半年开始，XX事务所代表奉安公司在肖塘地区开展动迁业务，徐玉忠一户系“钉子户”，由其本人与徐玉忠就动迁事宜前后谈了十几次。徐玉忠的开价高得离谱，房屋实际有680平方米，其中430平方米是无证违章建筑，按照政策不能享受动迁。他后提出按照房屋内的人头数来计算补偿安置面积，其要求按照徐玉忠、韩亚花各一个人头数，两个儿子各四个人头数，前妻卫华梅一个人头，再加上政策上浮10%，总计要600平方米。但是根据政策，韩亚花与韩士强之前都已经享受过一次动迁补偿，在本次动迁中不能再享受；同时，两个儿子都计算四个人头数也是不合规的，最多每人也只能算3个人头数。按规定独生子女算2个人头数，但是没有结婚的是不能把未来的配偶和小孩都算入的。因该户的要求严重超出拆迁文件的规定，始终未能签订补偿协议。在之后的协商中，因XX迁办副主任姚某向其示意同意徐玉忠所提补偿面积要求，故其亦不再对补偿面积表示异议。在之后协商补偿款时，姚某向其示意能让一步就再让一步，就又增加了补偿金额。故最终补偿标准均超过了政策规定。审理中，奉浦街道办事处确认根据动迁政策及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家庭实际情况，认定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家庭动迁补偿安置面积为405平方米（计算方式：徐玉忠1人、韩亚花1人、韩士强3人、徐胜强3人、卫华梅1人，共计9人，45平方米/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拆迁协议所适用的补偿安置标准显高于政策规定标准，系因徐玉忠与姚某二人之间的行贿、受贿行为所致，现二人之违法行为均已被苛以刑责，协议的达成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应对其中涉及违法违规部分予以否定。现拆迁人根据动迁政策及综合因素给予徐玉忠一户405平方米动迁补偿安置认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案涉协议中涉及405平方米部分应属有效，其余面积部分无效。协议中的土地基价与价格补贴补偿部分应根据前述认定面积作相应调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上海市奉贤区奉浦社区办事处与徐玉忠、韩亚花及上海奉安拆迁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5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涉及405平方米部分有效，其余部分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各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是否可以认定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本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在该份拆迁补偿协议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姚某收受上诉人徐玉忠给予的30,000元感谢费，此行为已被认定为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且两人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根据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姚某及上诉人徐玉忠在检察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两人均确认该份拆迁补偿协议中给予的拆迁补偿利益高于此地区的拆迁补偿标准，故而可以认定上诉人徐玉忠一户因该份补偿协议的签订获得了非法利益。据此，该份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已造成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奉浦街道办事处与上诉人徐玉忠一户及第三人奉安公司于2014年6月5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应为无效。上诉人徐玉忠一户以其没有获得非法利益为由主张该份拆迁补偿协议有效，本院难以采信。关于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份拆迁补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一份《徐玉忠动迁补偿面积认定》，从该份说明内容来看，应系被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后给予上诉人徐玉忠户重新签约的补偿安置方案，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并未变更诉请，且也未得到上诉人徐玉忠一户的同意确认，故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份拆迁补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本院需要指出的是，该份拆迁补偿协议被认定无效后，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徐玉忠一户宣传好该区域的拆迁政策、拆迁口径，双方在合法自愿基础上重新签约，不得损害上诉人徐玉忠一户应得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欠当，本院依法重新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与徐玉忠、韩亚花及上海奉安拆迁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5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奉浦街道办事处与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各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徐玉忠、韩亚花、韩士强、徐胜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斯空审判员  郑卫青审判员  毛慧芬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渠 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