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4125号 原告：廖永红，男，197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瑞，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开阳，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方彬，男，198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被告：杨泽，男，198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原告廖永红与被告邓方彬、杨泽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2日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永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开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方彬、杨泽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永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执异152号执行裁定；2．判令追加邓方彬、杨泽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执1053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3．判令邓方彬、杨泽对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454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尚未清偿债务总额159380元，以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向廖永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邓方彬、杨泽为原成都艾尔多斯家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尔多斯公司）股东，该公司欠付廖永红款项，廖永红在申请执行过程中，两人违法注销艾尔多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故廖永红起诉至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邓方彬未发表答辩意见，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杨泽未发表答辩意见，但向法庭提交一份《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该证据显示杨泽与邓方彬对艾尔多斯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收益有内部约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9月27日，本院就廖永红与艾尔多斯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川0191民初4545号民事判决，判决艾尔多斯公司向廖永红退还货款及补偿款134000元、支付违约金20000元。该判决生效后，廖永红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川0191执10539号。执行中，本院未查找到艾尔多斯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川0191执10539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2019）川0191民初4545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2017年9月25日，艾尔多斯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吸收杨泽、邓方彬、蒲江海为公司新股东；同意股东阮清将所持公司出资额100000元、占公司0.05%的股权转让给蒲建平；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6000000元，其中新增的4000000元由股东杨泽、邓方彬、蒲江海各认缴出资1200000元，蒲建平认缴出资400000元，于2057年2月6日前缴足。当日，阮清、蒲建平、杨泽、邓方彬、蒲江海签署的公司新章程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000元；阮清认缴出资1500000元，蒲建平认缴出资900000元，杨泽、邓方彬、蒲江海各认缴出资1200000元，出资时间均为2057年2月6日。 2018年6月26日，阮清、蒲建平分别与杨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阮清、蒲建平分别将对艾尔多斯公司的出资额1500000元和300000元转让给杨泽。蒲江海、蒲建平分别与邓方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蒲江海、蒲建平分别将对艾尔多斯公司的出资额1200000元和600000元转让给邓方彬。当日，艾尔多斯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前述股权转让并通过公司新章程。艾尔多斯公司新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6000000元，杨泽、邓方彬各出资3000000元，出资时间均为2057年2月6日。 2019年9月22日，杨泽、邓方彬以艾尔多斯公司投资人的名义申请公司简易注销登记。杨泽、邓方彬签署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载明，申请注销登记前公司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艾尔多斯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 廖永红以邓方彬、杨泽恶意注销为由，请求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两人为被执行人，本院未予同意追加申请。廖永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裁定驳回廖永红提出的异议。 以上事实有本案在卷证据支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要判断廖永红的追加申请是否应当准许，首先需要确定其要求追加的法律依据。廖永红陈述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前述条款是存在法律要件和法律后果差异的，分别阐述：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法律要件为被执行人公司未经清算办理注销并且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法律后果是股东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法律要件为未采用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或者适当公告并且导致债权人未申报债权，法律后果为对未获清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法律要件更为严格，然而法律后果也以弥补不能实现债权为限。 单纯从法律条款而言，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才能作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都是以不能清偿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而且这种损失的计算还不完全以公司债务为准，还需要评估可受偿和不能受偿的差额。 表面上看，本案中廖永红并未证明艾尔多斯公司存在“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但是，我们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从实体法来看，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然而，这种资格是以股东的特定作为或不作为为前提。比如股东应当如实出资、股东不得滥用公司独立主体地位、注销公司时依法清算。因此，作为艾尔多斯公司股东的邓方彬、杨泽有义务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从程序法上讲，艾尔多斯公司是否清算、如何清算的证据也只能由邓方彬、杨泽掌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具有真实、完整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廖永红与艾尔多斯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而且并未执行到财产，此时，在廖永红毫不知情的情形下艾尔多斯公司被注销，并非说廖永红当然有权向股东主张权利，但从任何一种公正理念出发，廖永红总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过程怎样。面对廖永红的疑问，邓方彬、杨泽也有义务提供材料证明其尽职履行了公司法上的相应义务，廖永红不能得到清偿的部分确系公司正常注销产生的正常商业风险。一方面廖永红面临对公司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股东又不出具材料证明这种风险是股东遵守了相关公司法规定的后果，这种逻辑既违背公司实体法也违背诉讼程序法。本案中邓方彬、杨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公司已经依法清算，或者虽未清算但仍然具备清算条件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据此，本院认为本案存在艾尔多斯公司未经清算，且注销后不具备清算条件的情形，股东邓方彬、杨泽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杨泽提交的一份《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即使属实，也只是与邓方彬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据此约束廖永红。廖永红主张撤销执行异议裁定，异议裁定一经起诉则由诉讼决定相关事项，无需撤销，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追加被告邓方彬、杨泽作为本院（2019）川0191执1053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邓方彬、杨泽对本院（2019）川0191民初454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尚未清偿债务159380元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原告廖永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廖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88元，由邓方彬、杨泽负担（此款廖永红已预交，邓方彬、杨泽于履行前述给予义务时一并向廖永红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思芸 书记员  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