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6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董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权志贵，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松雅，上海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立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陈义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董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董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立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炜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19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立炜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董河公司与立炜公司之间存在纸盒定作业务，但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随时结算，董河公司先付款或立炜公司先开票的情形均存在。2017年1月之前的业务付款金额与开票金额一致，但立炜公司针对2017年2月、3月的业务开具了总金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29,129元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董河公司发现立炜公司的定作价格高于市场价，故董河公司按市场价支付了11万元，并于2017年4月份左右终止了双方的业务合作。立炜公司开具的2017年5月27日、2017年7月12日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对应的业务往来，立炜公司也没有提交关于这两笔业务的往来凭证，一审判决仅凭发票认定存在业务往来属于事实查明不清。董河公司收到立炜公司开具的发票后未进行审核便直接交给了外包的记账公司，而记账公司亦未核实是否存在真实业务往来即进行了认证抵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依法改判，立炜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立炜公司辩称：不同意董河公司的上诉意见。双方一审期间均确认业务结算方式为先对账后开票再付款，董河公司二审中主张存在先付款后开票的结算方式，前后矛盾。对于争议的五张增值税发票，董河公司在一审中否认该五张发票，现又认可其中的三张发票，陈述亦不一致。立炜公司并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且董河公司收到发票后从未对开票金额提出过异议，并将全部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自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10月19董河公司还陆续支付立炜公司11万元价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立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河公司支付立炜公司承揽价款109,595元；2.董河公司赔偿上述价款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起至2017年间，立炜公司根据董河公司的尺寸要求向董河公司供货，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业务的结算方式为：对账后，立炜公司按照对账结果向董河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再由董河公司付款。2015年10月起至2017年7月间立炜公司开具给董河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2张，金额总计505,300元。2016年1月4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间，董河公司陆续支付立炜公司货款总计395,656元，其中2017年8月2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间陆续支付了11万元。董河公司认为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7年7月12日间的5张发票(发票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价税金额总计219,595元)董河公司虽然已经收到并抵扣，但发票载明的货物及劳务都没有实际发生。一审审理中，立炜公司提交了2017年1月18日起至2017年5月12日止的送货单一组，拟证明立炜公司向董河公司的部分供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立炜公司与董河公司之间的承揽关系依法成立，立炜公司为董河公司完成承揽义务后，董河公司应当及时付清承揽价款，否则应当承担相应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现双方对于董河公司已付价款395,656元无异议，但对系争承揽价款的总金额各执一词，立炜公司主张系争价款总额为505,300元，而董河公司则主张系争承揽价款总额为395,656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立炜公司与董河公司均认可了双方业务结算的过程为对账后开票并付款，而立炜公司开具给董河公司的发票总金额为505,300元，董河公司也将全部发票认证抵扣。同时，董河公司虽然辩称价款总额为395,656元，但根据董河公司的辩称，开票总金额505,300元中扣除董河公司有异议的五张金额总计219,595元的发票后，余额为285,705元，与其主张的395,656元总价款及已付款金额均不相符。另外，董河公司辩称有未发生实际交易的五张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7年7月12日间，而董河公司之后又于2017年8月2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间陆续支付立炜公司11万元价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董河公司的辩称难以成立。一审法院对于立炜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并对立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董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立炜公司承揽价款109,595元并赔偿前述款项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91.9元、财产保全费1,068元(合计3,559.9元)，均由董河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立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及董河公司是否欠付定作价款。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及审理期间的陈述，一审判决采信立炜公司的主张并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对于争议的发票问题，董河公司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一审期间，董河公司在2020年4月2日的笔录中称开具日期为2017年3月23日、4月20日、5月27日、7月12日的四张发票并未发生实际业务，2020年5月18日一审庭审期间又称发票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五张发票均未发生实际交易，董河公司上诉又称开具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3月23日、4月20日的三张发票存在实际业务，开具日期为5月27日、7月12日的两张发票为立炜公司虚开发票，无对应业务。即董河公司对于本案事实存在随意解释和陈述的情形，且对于上述陈述矛盾之处，董河公司亦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其次，关于已付款项问题。一审庭审中，董河公司对于其已付款项金额高于其所认可的发票金额明确表示无法解释，二审期间董河公司又称多付的11万元系对应开具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3月23日、4月20日的三张发票，但该三张发票的合计金额为129,129元，董河公司认为高于市场价，故仅支付11万元。本院认为，若董河公司认为立炜公司开票价格与约定不符，亦应在收到发票时提出异议，而董河公司收到发票进行认证抵扣后再低于开票金额支付价款，明显有违诚信。且董河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情况说明及质证意见》中明确陈述结算时由双方财务对账后进行付款开票事宜，董河公司既然认可该三张发票，则双方应已进行过对账，董河公司现又不认可开具金额的价款，无事实依据。再次，关于发票的抵扣问题。董河公司认可已收到立炜公司开具的全部发票并进行了认证抵扣，但认为收到发票时并未审核是否存在真实业务关系，外包的记账公司进行发票认证抵扣时也未审核交易背景。本院认为，董河公司的陈述与其一审期间认可的双方系先对账再开票的结算方式明显矛盾，且立炜公司2017年7月已经开具最后一张发票，董河公司直至2018年10月仍在付款，但从未对发票提出过异议，明显不合常理。最后，立炜公司为证明2017年4、5月份双方之间存在定作业务，提供了部分送货单和自制的对账单，虽然对账单上无董河公司签章，但与董河公司关于双方先对账后付款的陈述能够相印证；送货单上列明的定作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等与对账单基本一致，对账金额与开具金额亦相符。因此，立炜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印证，董河公司认为立炜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综上所述，董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1.9元，由上诉人上海董河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云审判员 王逸民审判员 张明良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董佳欣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