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厚玲，女，194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钟林，男，193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博，男，200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平，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宝源路18号。法定代表人：刘治波，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焕周，山东青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琦，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厚玲、张钟林、张振博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3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厚玲、张钟林、张振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购买人身保险的法定义务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存在过错。1.一审法院认定新加坡的劳务中介公司是国外雇主的代理人无事实依据，该劳务中介公司仅从事居间行为，不能代表任何一方。被上诉人与该中介公司的合作合同第三条约定，该中介公司负责与雇主洽谈劳务人员的医疗、保险及税收等事项。无证据证实国外雇主已同意或者已为张永昌购买了人身保险。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国外雇主约定由国外雇主为劳务人员购买的除外。被上诉人不具备免责条件。2.被上诉人与张永昌签订的合同书并未约定保险由谁购买，虽然约定“甲方只负责协调，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赔偿”，但根据《合同法》第53条，该人身伤害事先免责条款无效，该合同书是被上诉人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条款也属于无效条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并非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只是参照保险理赔的金额计算。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不属于遗产范畴，即使上诉人放弃继承遗产，请求赔偿权利并未灭失。2.张永昌遇害时间是2017年5月，放弃遗产声明是2019年9月出具，被上诉人并未给张永昌购买人身保险，遇害后也不可能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因此，上诉人出具放弃遗产声明的意思表示，不包括人身保险金。该声明是张永昌死亡两年后，针对债务纠纷案件出具，保险金本身不存在，一审判决以两年后放弃遗产的声明推断当事人放弃了不存在的保险金，进而否定上诉人的索赔权，没有法律依据，逻辑上也不成立。3.假定被上诉人为张永昌购买了人身保险，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也不必然是遗产，取决于张永昌是否指定受益人，因为事实上没有购买保险事实发生，也无法假设张永昌是否会指定受益人，无法推定遗产必然包括保险金，得出放弃遗产等同放弃保险金的结论。2017年如果被上诉人为张永昌购买了保险，保险金可能在当年就给付受益人，即使保险金构成遗产，也可能继承人不会在此后债务案件中出具放弃遗产声明。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违反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主审法官主动从其他案件卷宗内收集材料作为本案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范畴，主审法官在没有当事人申请下，自行收集其他案件的材料，其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与张永昌合同约定意外伤害保险由新加坡雇主或雇佣代理购买，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与新加坡代理公司签约合法有效。上诉人否认一审诉讼理由并放弃对张永昌遗产继承权，其诉请应当驳回。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刘厚玲、张钟林、张振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张永昌支付的管理费、培训费共计人民币26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7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是经国家商务部门批准的具有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资格的公司。2017年1月6日，被告与新加坡JOBEXPRESSSERVICESPTE.LTD.（以下简称新加坡代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被告向新加坡派遣劳务，新加坡代理公司负责与雇主洽谈劳务人员的保险事项，当劳务人员发生工伤或重大疾病无法正常工作时，新加坡代理公司应通知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及相关费用，劳务人员如需回国救治，在结清保险公司应支付的费用后将其送回国内。2017年4月10日，被告取得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关于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确认的复函，该参赞处确认新加坡JOBEXPRESSSERVICES.LTD.是经新加坡人力部批准的合法劳务代理公司，并对被告通过该公司派遣劳务人员到新加坡工作无异议。2017年5月，张永昌（已故）委托被告办理赴新加坡从事劳务事宜，经被告与上述新加坡代理公司沟通办理，2017年5月17日张永昌取得到新加坡HARASOYPTE.LTD.（以下简称雇主公司）工作的准证，该工作准证记载新加坡雇佣代理公司为JOBEXPRESSSERVICESPTE.LTD。2017年5月22日，张永昌与被告签订《合同书》，被告在其中提示张永昌，“你所交的劳务费用大部分都是新加坡的劳务公司（其中包括你在境外的人身保险，医疗保险，签证办理费，劳工税等）收取”，该《合同书》中所含《协议书》约定张永昌自愿委托被告办理赴新加坡劳务事宜，如张永昌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发生工伤死亡事故，由新加坡代理公司协同新加坡雇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新加坡代理公司收费18000元，张永昌委托被告将该费用汇至中介指定账户，被告收费7000元。张永昌依约交付给被告25000元。2017年5月24日张永昌到达新加坡，5月25日早晨张永昌因交通事故死亡。张永昌死亡前未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二、另查，原告张钟林、刘厚玲系张永昌父、母，原告张振博系张永昌之子。2019年9月26日，三原告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被继承人张永昌死亡后，留有的遗产包括一处房产”，三原告“均自愿无条件放弃对被继承人的包括该房产在内的一切遗产的继承权，绝不反悔”。在法院审理（2019）鲁0613民初1971号案件中，三原告作为该案的共同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该声明书。庭审中，三原告认可其已放弃对张永昌遗产的继承，但主张，其在本案中请求的财产权益不属于张永昌的遗产范围，意外死亡保险金是否属于张永昌的遗产取决于张永昌是否指定了受益人，不确定是否指定了受益人，应本着对弱者有利的原则认定指定了受益人，则保险金不属于遗产。被告则主张，张永昌交纳的管理费、培训费系张永昌生前财产，和三原告主张的张永昌死亡保险金均属于张永昌的遗产，三原告已放弃对张永昌遗产的继承，故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不应向其退还管理费、培训费并赔偿损失，但考虑三原告实际情况，被告在本案中自愿同意支付三原告25000元作为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为，张永昌生前与被告存在出国劳务服务合同关系，并向被告交纳了25000元费用（协议约定用途），被告未为张永昌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张永昌到达新加坡后因交通事故死亡，以上事实清楚。张永昌死亡后，其生前交纳给被告的费用，即使退还，亦应属于张永昌的遗产，因三原告放弃对张永昌遗产的继承，故其对该费用提出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国外雇主约定由国外雇主为劳务人员购买的除外，该规定将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国外雇主的约定作为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免除为劳务人员购买保险法定义务的条件，其中国外雇佣代理公司并非不可以作为约定主体，本案新加坡代理公司作为雇主公司的代理人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劳务人员的保险事宜由新加坡代理公司负责，被告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对张永昌所作提示中关于被告不负责人身保险事宜之意也较为明显，故被告在未为张永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面不存在过错，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同时认为，三原告的赔偿之诉系基于其未得死亡保险金事由而起，本案中无法确定死亡保险金具体受益人，应视为未指定受益人，即死亡保险金属于张永昌的遗产，因三原告放弃对张永昌遗产的继承，故三原告缺乏对死亡保险金的请求权基础，其赔偿之诉请亦不应得到支持。被告自愿给予三原告25000元，系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法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钟林、刘厚玲、张振博人民币25000元；二、驳回原告张钟林、刘厚玲、张振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80元，由原告张钟林、刘厚玲、张振博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商城关于境外工作保险产品的介绍、保障范围和保费金额网页打印件，一审时提交了一部分不完整。上诉人主张这些材料能够证明2011年山东省商务厅主持山东省国际承包劳务商会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劳务输出的战略合作协议，由平安保险为山东省外派劳务人员统一提供相关的人身保险；平安保险公司该险种名称为境外工作保险，保障范围有三个标准，经济型20万，全面型40万，豪华型80万，该商城对境外工作保险的保障范围作了明确介绍。张永昌遇害符合平安保险的理赔范围。一审中上诉人是按照豪华型的标准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二审中现该为要求改为全面型40万赔偿，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的数额是有一定的参照标准的。质证中，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出过质证意见，这只是一个商会战略合作协议，各国际合作公司并没有采纳。合作协议主体是山东省国际承包劳务商会，该商会主要业务范围是针对国外工程承包，而不是劳务外派，因此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7年1月6日，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与新加坡代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17年5月22日，张永昌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及所含《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新加坡代理公司作为雇主公司的代理人与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劳务人员的保险事宜由新加坡代理公司负责，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无义务为张永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三上诉人要求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赔偿400000元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对三上诉人要求赔偿因张永昌死亡的经济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合法。三上诉人主张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应当为张永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厚玲、张钟林、张振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刘厚玲、张钟林、张振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