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8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6029号江西大厦世纪豪庭6C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701852。法定代表人：刘晓梅。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华，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西乡大道宝源华丰总部经济大厦601.602.603.605.606.608.609.610.6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530357F。负责人：黄健修。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红欣，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康南路7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4273057。法定代表人：黄健修。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欣琪，系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系公司经理。上诉人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以下简称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长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审查双方当事人之间生意往来的交易习惯、实际对账及结算方式，导致部分事实未予查明。长江公司为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经销的是瓶装奶茶、咖啡、柠檬汁、葡萄汁等快消品，在经营过程中会出现打折、促销垫款等，涉及的品种繁多，事务特别复杂。为了双方工作的顺利对接，长江公司都会安排相关人员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对接。因此，双方之间自2011年生意往来开始一直采用授权员工方式进行进行对接和核账，因此也只有授权员工才完全清楚双方之间相关情况，双方从未以《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为依据进行对账。二、《传统经销商协议》是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拥有优势地位而向包括长江公司在内所有经销商提供的格式合同，格式合同规定简单但极为严格，且双方之间实际结算也并未通过《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来确认债权账务凭证。即便通过《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来确认债权账务，那么在确认之前仍是授权员工对账，即授权员工的对账签名是《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的基础。三、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一直主张双方通过《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来确认债权债务。但长江公司建议二审法院可要求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供双方自2011年生意往来在其处保存的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的凭证，即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付款的基础凭证及付款的凭证,来证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是否实际上是通过《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来确认债权债务。四、授权员工的对账签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2月25日，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向长江公司出具的《委托函》明确写明“谢嘉龙为我司员工，现授权负责长江通达公司一切业务和财务工作”。2015年5月20日出具的《委托书》明确写明“吴作圣负责深圳商场所与宝安商场所，谢嘉龙负责龙岗商场所，办理我公司在长江公司的有关对账、退货等业务事宜，委托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委托书中的授权明确写明其权限包含“对账”，因此，吴作圣、谢嘉龙在长江公司提交的“2015年市区统一对账单明细”、“2015年统一宝安对账单明细”、“2015年龙岗统一对账单明细”签名具法律效力。五、一审判决以吴作圣、谢嘉龙犯有职务侵占罪为由，认为“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吴作圣、谢嘉龙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两人犯罪行为，手法基本一致”与事实不符。同时认定长江公司主张的费用发生在吴作圣、谢嘉龙作案同一时间，因此认为“对账单的客观性存在严重可疑，仅凭该对账单不能证明统一公司确实拖欠原告的垫付费用”是有罪推定。1.吴作圣、谢嘉龙在其职务侵占案中是通过使用虚假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味之牛厨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新里程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印章，虚构陈列费用和促销费用，从而占为己有。从这一事实来看，吴作圣、谢嘉龙系其自身使用其他公司虚假的印章来骗取公司的钱财，长江公司主张的是双方正常生意往来的垫付费用,方式完全不一致。2.一审法院和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以吴作圣、谢嘉龙犯有职务侵占罪为由对长江公司也进行“有罪推定”显然不妥。如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认为吴作圣、谢嘉龙有串通嫌疑，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或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没有证据证实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推理认为“存在严重可疑”，违背基本的证据规则。六、长江公司提交的“广东省深圳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与对账单明细中的扣款一一对应，也间接证实了双方对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统一深圳经营部答辩称，一、本案长江公司诉求的费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债权债务，也并非长江公司在诉状中所称的代垫费用，而是统一公司为了提高经销商的销售积极性而给予经销商的政策优惠及奖励，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为了避免各地经销商毫无限制的向申请人索要优惠，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对优惠费用的获取方式、限额及获取优惠所需要提交的材料在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具体形式如下：1.统一公司每月会制作政策优惠通知单，确定做活动的形式及费用的上限；2.经销商根据优惠预估单上的政策参与活动，活动包括货架陈列、冷热饮陈列、综合陈列、KA自由设备陈列、即期品处理费、冰箱、热饮机陈列费、TG、MIT费用、综合陈列等；3.经销商提交举办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并与统一公司通过《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结算费用；4.优惠费用在下一个月以货补的形式向经销商发放。二、长江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优惠政策向统一公司申报，直接越过了优惠政策的主要步骤，以对账单明细的形式要求统一公司支付优惠费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取得优惠费用的程序，要求统一公司支付优惠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传统经销商协议客户须知》第2条约定，优惠费用获取需要以统一公司发出预估的优惠通知单作为基础。长江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相关的经、分销商预估优惠政策通知单，并不能证明统一公司同意长江公司进行促销等活动并同意支付相应的优惠费用。2.长江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按照统一公司的要求开展了符合要求的活动。3.优惠政策的费用需要经由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的形式确认，长江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明细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形式要求，不能作为确认取得优惠费用的依据。为了避免经销商虚报优惠费用，《传统经销商协议》客户须知第1条、第4条已明确双方签订的协议及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需经由公司加盖公章并以《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形式进行，否则对统一公司无效。在合同附件客户费用核帐单上，还特别强调未反映在《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上的任何货款、费用本公司均不认可。长江公司并未提交符合合同要求的获得优惠费用的《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仅仅提交了《委托书》和对账单明细，《委托书》中只授权了谢嘉龙和吴作圣对货款和退货进行对账，并未授权谢嘉龙和吴作圣可以就优惠费用进行对账，其在对账单明细签字超越了授权范围，对统一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经比对发现，《委托书》上所盖的“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印章并非出自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一审时已经提交了鉴定申请给法院，请求法院对《委托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法院凭借现有事实对案件进行了认定，并未对《委托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三、根据长江公司起诉状中的陈述、证据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情况，长江公司和吴作圣、谢嘉龙存在合谋骗取统一公司优惠费用的嫌疑。1.长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与起诉状前后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统一公司作为供货方，既向长江公司供货又要支付上百万的费用给长江公司，不符合常理。2.长江公司并没有提交关于获取优惠费用的关键证据。3.根据《委托书》的授权内容，吴作圣、谢嘉龙的授权是对账和退货，无权就优惠费用的部分进行对账，其签订对账单明细中的优惠费用明显超越了其授权范围，对账的形式也不符合合同约定，但长江公司却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4.对账单明细只有吴作圣和谢嘉龙的签字，并无长江公司的盖章，长江公司取得对账单明细后，却迟迟未和统一公司的财务联系，不合常理。5.长江公司故意隐瞒合同附件，不作为证据提交，意图混淆优惠政策和代垫费用的区别。6.截止到2015年10月31日，长江公司与统一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结算完毕，长江公司的对账明细中却出现了10月份的余额，明显是虚假费用。7.吴作圣、谢嘉龙虚报费用的犯罪行为，已被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刑初5342号判决书定罪量刑，也反映出其有类似的犯罪前科，其签字的对账单明细真实性存疑。统一公司的答辩意见与统一深圳经营部的答辩意见一致。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统一深圳经营部向长江公司返还代垫费用合计232.28万元及利息33680.6元（利息以232.2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自起诉之日2018年8月18日暂计至2018年12月18日，实际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统一公司对统一深圳经营部支付上述代垫费用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及认为，一、长江公司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的内容：第二条第2款：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许可长江公司在深圳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经销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常温乳饮系列产品；第三条第2款：长江公司有权在协议区域内享有协议品经销权及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提供的宏观优惠政策与促销支持；第五条第3款：结算方式：款到发货。第九条第1款：本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附件五第2条：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通知长江公司参与的任何促销活动，包括执行的奖励、借贷，均需提供打印的经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省总及企划部经理确认的“经销商月预估优惠政策通知单”，通知单上面明示您参与促销预估得到的奖励及借款的金额上限，超出此范围之金额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一律不予承担；附件五第4条：账单核对：每月之《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为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当月《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已涵盖双方截止当月底的全部债权债务，未反应在《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上的任何货款、优惠政策等，本公司均不予认可。二、长江公司提交的有吴作圣、谢嘉龙签字的对账单明细：长江公司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费用是代垫费用，即长江公司作为经销商根据统一公司的安排作促销活动，促销费用由长江公司垫付，最后应由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支付。长江公司为证明本案中主张的其代垫费用2322800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1月-11月共计11张市区统一对账单明细，2015年1月-11月共计11张统一宝安对账单明细，2015年1月-11月共计11张龙岗统一对账单明细，对账单上均有吴作圣或谢嘉龙的签名。对账单上项目内容包括特价补差、赠品、货补、发票打折、服务费转预收等内容，对账单显示截止2015年11月底市区余额为1079325.6元、宝安余额为626318.61元、龙岗余额为617144.14元。合计金额为2322788.35元。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对吴作圣、谢嘉龙签名不予确认，表示任何人员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确认。同时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表示因吴作圣、谢嘉龙下落不明，无法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对此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能够认定对账单明细上吴作圣、谢嘉龙的签名是此两人所签。三、委托书内容：2015年5月20日，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向长江公司出具一张《委托书》，内容为：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委托员工吴作圣、谢嘉龙办理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在长江公司公司的有关对账、退货等事宜。四、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的深圳、宝安、龙岗《深圳帐务中心客户费用核账单》：三份核账单显示截至2015年10月31日，三个地区费用核算均为0元。三份核账单上均有“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盖章确认，长江公司表示该专用章非长江公司的印章，非长江公司所加盖。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为证明“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是长江公司所使用的印章，向法庭提出在双方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客户预留核账印鉴卡”上“核账预留印鉴”处加盖有该“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经审查，一审法院发现，“核账预留印鉴”处有除该枚“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外，旁边还加盖有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而长江公司提交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客户预留核账印鉴卡”中“核账预留印鉴”处仅有长江公司公司公章加盖其上，没有此“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一审法院认为，“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非长江公司的公章，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长江公司在履行经销合同过程中在别处也使用过该份公章，从《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客户预留核账印鉴卡”中也无法分析出该份“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必然为长江公司所加盖，因此，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为长江公司所加盖使用。所以，该《深圳帐务中心客户费用核账单》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五、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的深圳、宝安、龙岗《深圳帐务中心客户货款核账单》：三份核账单显示截至2015年10月31日，三个地区货款核算分别为：44.51元、16.1元、8.73元。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表示长江公司所有的货款及费用统一公司均已通过供货的方式进行结算。三份核账单上也均有“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盖章确认，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及法院的认定意见与上述分析相同。六、吴作圣、谢嘉龙涉案的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0306刑初5342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部分写明“被告人吴作圣自2014年12月起任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销售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使用虚假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伪造促销活动合同，虚构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与统一公司发生陈列费用和促销费用的项目，虚构了统一公司应向客户支付的活动费用。被告人吴作圣以上述方式先后非法侵占统一公司用以抵扣活动费用的货物人民币155332元。被告人谢嘉龙自2014年1月至12月任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销售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使用虚假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味之牛厨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新里程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伪造促销活动合同，虚构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味之牛厨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新里程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与统一公司发生陈列费用和促销费用的项目，虚构了统一公司应向客户支付的活动费用。被告人谢嘉龙以上述方式先后非法侵占统一公司用以抵扣活动费用的货物人民币509910.61元。”判决结果为：“被告人吴作圣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共计应折抵两日。即自2016年1月19日起至2016年12月18日止）。被告人谢嘉龙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关于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长江公司在2016年2月26日向其寄送的律师函，拟证明长江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传统经销商协议书》上约定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并未约定费用的支付期限。对账单明细上也没有确定付款期限。因此长江公司有权利随时主张权利。长江公司在2016年2月26日向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发出律师函，因此诉讼请求应从2016年2月26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诉讼请求的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适用二年时效，民法总则是在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按照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后，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变更为三年。长江公司在2019年1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三年诉讼时效。八、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是否应当向长江公司支付费用：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审法院认为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无需向长江公司支付费用：1.《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五第4条约定：账单核对：每月之《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为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当月《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已涵盖双方截止当月底的全部债权债务，未反映在《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上的任何货款、优惠政策等，本公司均不予认可。虽然统一公司的员工吴作圣、谢嘉龙在对账单明细上签名确认了统一公司欠长江公司的费用金额，但是《传统经销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双方债权债务的确定仅能以《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为依据进行认定，长江公司明知与统一公司合同中有此约定，但仍采用统一公司员工吴作圣、谢嘉龙在单方制作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的方式确定债权债务，证据形式上不符合约定的后果应由长江公司承担。2.长江公司提交的发票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有过货款往来及费用结算的事实，不能证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至今仍拖欠长江公司费用的事实。长江公司没有提交其他证明辅助证明费用产生的原因和具体每笔的金额，仅凭对账单明细不能证明费用产生的客观真实性。3.吴作圣、谢嘉龙两人自2014年12月起利用在统一公司工作的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使用虚假的经销商的印章，伪造促销活动合同，虚构了经销商与统一公司发生陈列费用和促销费用的项目，虚构了统一公司应向客户支付的活动费用，非法侵占活动费用。此两人因上述犯罪行为而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本案中作为经销商的长江公司以吴作圣、谢嘉龙签名确认的对账单向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主张费用，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吴作圣、谢嘉龙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两人犯罪行为、手法基本一致，吴作圣、谢嘉龙在任职期间多次伪造对账单、骗取统一公司支付费用，本案中长江公司主张的费用也发生在吴作圣、谢嘉龙作案同一时间。因此长江公司据以主张本案债权的对账单的客观性存在严重可疑，仅凭该对账单不能证明统一公司确实拖欠长江公司的垫付费用。综上所述，长江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长江公司的主张，对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长江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四份《授权委托书》，拟证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一直是通过授权其公司工作人员与长江公司进行对接、对账；证据二：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龙岗统一对账单明细、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宝安统一对账单明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市区统一对账单明细，拟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一直是通过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员工（主任级别）与长江公司进行核账。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认为长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亦不予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应否向长江公司返还代垫费用。长江公司主张其作为经销商根据统一公司的安排进行促销活动，经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的授权人员对账确认长江公司代垫各项费用2322800元，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应予返还。本院认为长江公司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长江公司提交的2015年1-11月（市区、宝安、龙岗）统一对账单明细虽然有统一公司员工吴作龙、谢嘉龙的签名确认，但长江公司对该对账单上记载的厂家（堆头控股协议）、厂家（退货补差）、特价补差、赠品、发票税金、服务费转预收等项目内容，既未能说明各项费用的具体涵义及相关合同约定，无法证明上述项目内容系长江公司进行促销活动产生的垫付费用，亦未提供相关原始单据证明具体每笔费用的金额。其次，根据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与长江公司2015年1月1日签订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五第4条“账单核对”的约定，每月之《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为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当月《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已涵盖双方截止当月底的全部债权债务，未反映在《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上的任何货款、优惠政策等，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不予认可。二审庭审时三方均确认，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与长江公司2015年度货款已结算完毕，故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出长江公司诉请的垫付费用实质系其给予经销商的政策优惠及奖励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附件五约定，经销商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及奖励需提供统一公司发出的《预估优惠政策通知单》，本案中长江公司既未提交相关的优惠政策通知单，或其已按照统一公司的要求开展了促销活动的证据，亦未提交经统一公司确认的《客户优惠政策核账单》。长江公司上诉称实际交易过程中双方是通过授权员工对账的方式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提交《委托书》显示吴作圣、谢嘉龙的授权范围为有关对账、退货等业务事宜，并未包括经销商优惠政策所产生的优惠费用，该委托书并不足以推翻《传统经销商协议书》中有关优惠费用对账及结算的约定。事实上，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亦从未依据长江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明细支付过优惠费用，故对长江公司的该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约定的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长江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统一对账单明细均系2015年1月1日前形成的证据，与长江公司基于2015年签订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所诉请的代垫费用没有关联性，且长江公司亦未举证证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曾向其支付过2015年之前的上述费用，因此，长江公司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最后，长江公司提交的发票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有过货款往来及费用结算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统一公司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至今仍拖欠长江公司垫付费用的事实。综上，长江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明细不足以证明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拖欠其垫付费用，长江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52元（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长江通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