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300号。负责人:翟因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韬，山西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1号丽华大厦A座第四层。负责人:王伟军，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源，山西硕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国财险山西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韬及被上诉人国财险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明确被上诉人是否在一审时存在虚假陈述,要求被上诉人重新书面正式答复,明确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825230.69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国财险山西分公司”并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案件的基本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重新书面正式阐述关于我方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有关事实。1.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及的答辩状内容严重失实,可能系被上诉人的个别工作人员私自杜撰,并不代表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落款处竟然加盖“理赔专用章”,且系“手戳”而非“电子戳”,落款日期为4月21日(距开庭前一日),很明显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时间仓促,没有审核答辩状内容,没有按照公司系统流程用印。同时其答辩状内容也严重歪曲事实,甚至引用“虚假理赔”“利益输送”等字样,严重侵犯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名誉。太钢集团企财险业务,系由我方等8家省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政府高层参与,级别很高。被上诉人也连续3个年度同我方续签《共保协议》,从2011年初次合作至今已由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均很融洽,期间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相关事实均一直被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不太相信被上诉人会如此歪曲事实。据此,被上诉人作为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为了逃避80余万元的债务,而作虚假陈述,有违一般常理。其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无法真实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完全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上诉人认为如被上诉人能正面正式回应,能够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书面加盖“国财险山西分公司”公章,派主要负责人员阐述案件的真实情况:明确上诉人在欠款发生日起至今,期间是否多次有向被上诉人索要过欠款,其是否答应解决；明确表述上诉人是否怠于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明确表述上诉人是否存在虚假理赔、利益输送等情况；明确其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内容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从而确定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综上所述,我们双方均系大型省级国有金融企业,长期以来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不会因为80万元而丧失行业信誉,上诉人认为如被上诉人能够派遣高级负责人员书面正面正式回应,而非其个别员工私自行为,完全能够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有误。1.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有“持续的催收行为”。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证人王某,并申请证人出庭。该证人身份为上诉人“人保财险”办公室主任,职级较高,且其也是当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其向法庭证明:“上诉人年年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并且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同意付款,才迟迟没有起诉,否则如被上诉人一开始明确表示拒绝付款,我方早把被上诉人起诉了，不会等到今天。据此该情形符合第192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上诉人“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系大型国有企业,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每年都会进行严格的财务审计,如此“巨额应收账款”不可能不问被上诉人索要。2.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权利人一定要以“书面形式”进行催收,“口头催收”也完全可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作用,无需再通过其他证据佐证。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故此从上文可以明显看出,法律对提出履行请求的“具体形式”没有明确规定,即并非一定要提供“书面证据”才能够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口头索要”证人证言也是被允许的。另就司法实践而言,“陈年旧账”的欠款案件数量很多,出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对“诉讼时效”的把控并不是很严格。正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3.被上诉人更名于2018年3月可作为我方权利被侵害之日。本案被上诉人的身份也是大型国有企业,80余万元对其来说“九牛一毛”,更何况其也一直表示会给钱，同时合作的其它方如“太平洋财险”也是过了很多年才向上诉人支付完毕欠款。正是基于“保险业内惯例”、“不差钱的身份”、“兄弟单位的身份”上诉人才给予被上诉人足够的信任。但是自被上诉人在2018年3月更名后,其公司人事频繁发生变动,其相关领导害怕担责才导致上诉人欠款索要无门,就是在这种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上诉人“才认为”债权可能会受到侵害,于是才决定起诉的,即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自2018年3月起。上诉人同被上诉人都是兄弟单位,保险行业协会也向来不主张我们业内通过诉讼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才会选择诉讼。并且在2019年12月申请法院调解至2020年4月22日开庭5个月期间,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拒绝同我公司交流,以公司更名,内部人事变动的原因相互推诿。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即如按照被上诉人更名日期2018年3月起算,本案尚在诉讼时效3年期间内。4.也可根据“先合同义务”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根据《共保协议》第5.3款规定:“上诉人向其他共保人发出理赔材料,其他共保人按共保比例支付上诉人已垫付的赔款”。故根据被告答辩状第2页第2行记载“原告多年来从未给答辩人邮寄理赔资料,也未提过摊回垫款主张”,那么现在上诉人自2019年12月提起诉讼,至2020年2月正式立案,上诉人通过法院向被上诉人提供理赔资料,通过法院向被上诉人提出摊回垫款主张,上诉人现在才开始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根据“先合同义务”的要求,也就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5.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其他佐证。上诉人还向法庭提交“证据14”用于证明《共保协议》的其它方“太平洋财险”,已按照《共保协议》约定,以相应的分摊比例,向上诉人支付了属于其应当分摊的赔款,当中,太平洋财险最后一笔的付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9日,足以反证我公司也一直在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否则合作的其它方,太平洋财险也不会付款。被上诉人国财险山西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重新进行书面阐述有关事实,无疑是一种不遵守诉讼程序的表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代理人制度,代理人的意思表达即视为委托的当事人之意思表示,诉讼结果也约束委托人。二、上诉人关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难以成立。1、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出具者王某,查阅上诉人提交的理赔档案,其为太钢业务的直接承办人,目前又是上诉人的办公室主任,明显属法律上的“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加之,其作为催收工作的工作人员,完全不具有可信度。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情况下,原审判决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第(五)项和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对该证言不予采信,完全是正确的。2、上诉人将答辩人更名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依据共保协议“要求一个月内摊回”的约定,2018年3月答辩人更名时,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次,将诉讼主体更名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上诉人关于“根据先合同义务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并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情形,根据共保协议,邮寄完整的理赔材料只是规定在上诉人项下的附随义务,不是约定的履行顺序,答辩人也未以此作为履行抗辩。任何债权都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如上诉人的观点成立,则其可在任意时间起诉而不必顾及诉讼时效规定。4、在通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索要欠款可采取的行之有效并能保留证据的措施多种多样,上诉人关于每年口头索要延续诉讼时效的说法并不足信。只能说明其根本就无视诉讼时效法律。案外人太平洋财险公司摊回所谓赔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应对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过垫款摊回的事实,及诉讼时效依法曾中断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没有证据证明以上两个事实,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6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6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1至2012年财产保险共保协议》。协议就包括原、被告在内的6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对太钢集团企业财产一切险（费率0．184‰）、扩展地震条款（费率0．184‰）、机器损坏险（费率0．285‰）、公众责任险（费率1‰）共保事宜进行约定。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作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其他共保人承诺接受首席保险人提出的承保条件，委托首席保险人负责处理与太钢集团之间根据保险合同规定的日常业务事项，以及与太钢集团洽谈有关保险事宜，遵守由首席保险人与太钢集团就有关保险事宜所作的规定。首席保险人直接对太钢集团负责，并在保险单有效期内对发生的一切事宜在不损害其他共保人利益的前提下，拥有最终决定权；协议约定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包份额为保费金额的8％，共保各方按照比例承担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且按各自承保的份额办理再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各种税费；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四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各自授权代表签字确认。2012年11月23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2至2013年财产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约定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八家保险公司为太钢集团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的共同保险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为首席保险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保份额为6％，按共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一日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要求一个月内摊回）。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各自授权代表签字确认。2013年11月22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包括本案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太钢集团2013至2014年度财产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共保协议》，约定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八家保险公司为太钢集团一切险、机械损坏险、公众责任险的共同保险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为首席保险人，首席保险人为各共保方的代表。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保份额为3％，按共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益财产。一切险费率：0．1402‰；机器损坏险费率：0．2082‰；公众责任险费率：1‰。协议关于共保赔偿处理约定，太钢代理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应立即通知首席保险人或指定保险人进行事故现场的查勘、定责、估损工作，保险人在报案通知一日内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保险人、被保险人、太钢代理三方协商一致后，可聘请专业清算公司为本项目下的理算人。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结案赔偿后，应向其它共保方发出完整的理赔资料，其它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向查勘定损的保险公司支付已垫付的赔款（要求一个月内摊回）。在上述《共保协议》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加盖公章并有其授权代表签字确认；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有其授权代表签字予以确认。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自2012年4月19日至2014年10月12日期间，按照上述《共保协议》的约定，向共保协议的被保险人太钢集团理赔22次。按照原、被告约定的分摊比例，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垫付了应由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分摊的金额825230．69元。另查明，2018年3月7日，被告公司名称由“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变更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诉请的其垫付的本案诉争赔款系发生在2012年4月19日起至2014年10月12日期间，先后涉及20多个独立的理赔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争赔款最后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12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提起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提供案外人王某（系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出具的证明主张，案外人王某曾就上述本案诉争赔款自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拖欠之日起，每年向被告相关负责人进行索要，但却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提供的案外人王某的证明材料并未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条，且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对被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辩称的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赔款最后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12日，而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提起诉讼。一审中，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仅有王某的证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二审中，上诉人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也无新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5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耀功审判员 任 峥审判员 段雪丽 二O二O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吴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