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8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1，女，1963年6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3，男，1968年8月16日出生。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兵，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世鹏，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46年9月1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72年5月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某，女，1996年2月20日出生。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9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依法改判确认我三人对北京市大兴区×××7号（以下简称7号院）的4套回迁安置房（分别为西红门×××301、1401、2101、2301）分别享有三十四分之九的份额；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1、刘某2、明某承担。一审判决的第1-4项均认可。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主要上诉理由：1.被继承人马某对7号院出资建造房屋12间。在建房时，该院落只有被继承人马某与刘某1二人共同居住，根据常理亦可推测被继承人马某系12间房屋的出资人。对于马某出资建房的事实，我三人无须举证。刘某1、刘某2、明某不认可该事实，并主张刘某2为出资建房人，但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我三人认为，被继承人马某在7号院中建房的事实明了，该院落拆迁所得的回迁安置房包含马某的个人财产，在其去世后，作为遗产应依法予以分割。2.马某在去世前未对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进行过处分，仍属于其个人财产，在被继承人马某去世后即转化为其遗产。一审法院在刘某1、刘某2、明某无法证明马某曾经将财产处分给刘某2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定马某已将该财产处分，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针对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上诉请求，刘某1、刘某2、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马某1、马某2、马某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关于建房事实，7号院增建的房屋是刘某2用农转非的钱建的，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系从刘某1的前夫转到刘某1。马某是大兴区×××第肆村（以下简称西红门四村）的村民，并不具备享有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资格。本案中，不存在委托办理拆迁事宜的代理关系，从拆迁档案中可以看到，刘某2是7号院房屋的产权人，以她的名义办理拆迁事宜是理所应当的。4套回迁安置房是基于身份资格和宅基地使用权以及被拆迁安置的主体资格进行的补偿安置，马某不具备相关的资格。马某对4套回迁安置房不应享有权利。马某1、马某2、马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我三人对7号院的4套回迁安置房（分别为×××301、1401、2101、2301）分别享有三十四分之九的份额；2.判决刘某1、刘某2、明某支付我三人继承的被继承人马某的存款，截至2017年12月29日，马某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9997的账户余额为131.43元，马某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2167的账户余额为6306.36元，马某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6729的账户余额为19338.59元，马某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5754的账户余额为94079.29元，马某名下在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3214的账户余额为344.26元，刘某1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5052的账户余额为505481.42元，刘某1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1628的账户余额为10211.78元，上述存款余额合计635893.13元，要求分得238459.92元（总金额的一半，再乘以四分之三）；3.判决我三人继承马某名下的北京市大兴区×××第四村的村民股份在2017年、2018年的分红款33360元；4.判决我三人分别继承马某名下北京市大兴区×××第四村村民股份的四分之一；5.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某1、刘某2、明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马某（1943年8月15日出生）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马某1、马某2、马某33名子女；后张某死亡，即马某丧偶；刘某1、刘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刘某2、刘某22名子女；后刘某死亡，即刘某1丧偶；在1990年9月经人介绍相识后，在1990年11月28日，马某与刘某1登记再婚，二人之原婚姻状况均为丧偶，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马某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13号，即马某系×××村民；刘某1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7号，即刘某1系北京市大兴区×××第二村（以下简称西红门二村）村民。刘某2、明某1于1995年1月6日登记结婚，明某系刘某2、明某1之女；刘某2、明某的户籍住址均为7号院。被继承人马某于2017年12月29日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死亡地点为北京同安骨科医院；在马某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马某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刘某1、刘某2、明某主张马某生前曾口头表示银行存款是留给刘某1的，并在去世前1个月就转给了刘某1；对上述口头意思表示情况，刘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7号院位于×××二村；在1978年2月，对7号院颁发有民房建筑证，该证书载明盖房人姓名为刘某，原有房间数为1间，盖房间数为砖房4间，盖房地点为“赵井风房前”，批准使用基地面积为“东西肆丈，南北叁丈玖尺”；在1997年5月，对7号院颁发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的登记户主姓名为刘某1，占地时间为1978年3月16日，宅基地面积为0.36亩（长16.52米，宽14.40米），建筑面积为正房66.95平方米，四至为东至胡同、西至赵井凤、北至空地、南至周素花；2018年12月10日，西红门二村村民委员会为刘某1、刘某2、明某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西红门镇二村集建（93）字第172号宅基地属于刘某1、刘某所有”。关于在马某、刘某1结婚后在7号院的生活居住情况，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马某、刘某1在1990年结婚后即长期生活在7号院，马某1、马某2、马某3主张刘某2一家、刘某2一家都不在7号院内居住，刘某1、刘某2、明某则主张刘某2不在7号院内居住，但刘某2、明某1夫妇及女儿明某一家三口也居住在7号院，直到1998年买房后才搬走。就7号院内建房情况，马某1、马某2、马某3陈述称：“北房4间是刘某1和刘某建造的，拆迁档案中显示的是5间，因为有1个过道。西边有1个棚子，在马某（与刘某1）结婚之前就有，在1996年至1997年就拆除了。马某当时是（西红门）四村的书记，完全有能力出资盖房，把东西厢房和南房盖成了拆迁时候的状态。在1996年（马某）退休之前盖了一部分，退休之后盖了一部分，马某1、马某2、马某3也进行了帮忙。第1次盖的东厢房、西厢房后，之后盖的南房。具体几间想不起来了。再之后房子没有新建和改建，只是装修了。马某1、马某2、马某3没有出钱，就是帮忙”；就其主张，马某1、马某2、马某3提交张健出具的证明，即书面证人证言；该证明载明：“位于×××二村刘某1、马某所住宅院的东西厢房、南房、外院，由张健承建，日期大概是96年、97年，先后分两次建成”。就7号院内建房情况，刘某1、刘某2、明某陈述称：“在1978年建4间北房、3间西房，一直到1990年之前没有翻建过。在1996年东边盖了2间东房和门道，是刘某2拿着她农转非的钱盖的，当时马某出国旅游不在家。在2000年左右刘某2在南边盖了2间房。在拆迁的时候刘某2做了很多工作，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拆迁利益”；就其主张，刘某2申请证人宗某（女，1966年出生，7号院的街坊）、韩某（女，1948年出生，与刘某1系妯娌关系，原系西红门二村村委会主任）、刘某3（女，1951年出生，系刘某1之妹）出庭作证。2009年，对7号院开展拆迁工作。2009年10月21日，刘某2（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约定，根据京建大拆许字（2008）第2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甲方因西红门经济适用房三期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7号院所有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7间，合法建筑面积300.38平方米，占地面积400.50平方米，乙方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刘某2、之女明某；双方还约定，经评估，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每平方米1200，基准房价为每平方米600元，被拆迁房屋容积率调整系数为1.3，区位补偿价为648821元，重置成新价格为256629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合计905450元，同时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为63316元（含搬家补助费4506元、提前搬家奖励费0元、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损失补助费30010元、房屋周转补助费28800元、其它补助费0元），以上各项拆迁款合计968766元，乙方应在2009年10月2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上述补偿协议签订后，在2009年10月21日，刘某2向拆迁公司交付房屋，拆迁公司向刘某2出具拆迁条，并确定拆房日期为2009年10月22日下午。2009年10月26日，刘某2（买受人）与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4份合同编号分别为×××、×××、×××、×××的“安置房买卖合同”，刘某2自愿购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40801-×××（×××）地块项目”小区×××2301室（购房款为206400元，房屋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入住时按实际测绘建筑面积结算，下同）、×××2101室（206400元，80平方米）、×××1401室（201600元，80平方米）、×××301室（199894元，80平方米）。同日，即在2009年10月26日，刘某2（乙方）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回迁安置协议”；双方约定乙方选购安置房4套，建筑面积为320平方米（暂以图纸面积为准），购房总价款为814294元；双方还约定，乙方选购安置房后，按照“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款项，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为968766元，乙方同意甲方用乙方的拆迁补偿款等款项代为缴纳购房款。7号院的拆迁档案所存档入户调查明细表载明，7号院的户籍人口2人，户主为刘某2，其他家庭成员为明某（系户主之女）；拆迁档案存档有×××二村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10月21日出具的“宅基地权属证明”（载明刘某2系×××二村村民，房屋位置为7号院，宅基地南北宽26.7米，东西长15米，面积400.5平方米）；拆迁档案中存档有经营者姓名为明某1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北京镒通利达五金机电商行，经营场所为7号院；拆迁档案所存档房屋平面图载明，7号院的产权人为刘某2，占地面积为400.50平方米，确权面积为300.38平方米，房屋间数为17间（含北房、东厢房、西厢房、南房等房屋），营业面积为60.02平方米。上述4套回迁安置房于2012年左右交付，至本案审理时尚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在上述4套回迁安置房中，其中3号楼1单元2301室由刘某1居住，剩余3套房屋对外出租。除上述针对7号院的住宅房屋拆迁外，针对非住宅房屋（即工业大院），在2016年4月21日，马某（乙方、被腾退人）与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腾退人）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腾退范围内有243.64平方米房屋，被拆除房屋位于×××12号，经评估，房屋腾退补偿款为231816元，腾退补助费为12182元，合计243998元；同日，上述民事主体还签订“腾退补偿综合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承包四村养殖小区土地位于×××12号，承包人数为1人，为马某，乙方签订“腾退补偿协议”价款为243998元，另有腾退奖励补贴款572672元，以上金额为乙方承包土地范围内的腾退补偿最终所得总款816670元，在乙方签订该协议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腾退补偿综合总款支付给乙方。该工业大院的拆迁档案中存档有马某（承包方、本村社员）与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四经济合作社（发包方）在2004年10月25日签订的“西红门四村农贸市场土地承包合同”及相关解除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2019年3月7日，四村村委会就马某所享有股权分红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我村村民马某……此人是×××第肆村村民委员会村民和股民。此人未领取的股份分红为：2017年股份分红为人民币贰万壹仟玖佰玖拾元整，2018年股份分红为人民币贰万贰仟肆佰玖拾元整”；本案当事人均认可未领取上述股份分红，马某1、马某2、马某3主张上述股份分红及股份均系马某之个人财产（遗产），刘某1、刘某2、明某则主张上述股份分红及股份应系马某、刘某1之夫妻共同财产，应先析出一半归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马某之遗产，依法进行继承。因马某在2017年12月29日死亡，经马某1、马某2、马某3申请，调取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马某、刘某1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情况。经在2019年11月5日向北京农商银行查询，对于马某名下账户×××内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6日的账户余额为131.43元，在2017年12月31日支取现金131.43元，此时账户余额为0元；对于马某名下账号×××内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6306.36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6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306.36元；对于马某名下账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19338.59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19338.59元，此时账户余额为0元；对于马某名下账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8日的账户余额为94079.29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94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79.29元。经在2019年3月7日向北京邮政储蓄银行查询，对于马某名下账户/卡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5日的账户余额为344.26元，在查询时的账户余额为345.30元，账户状态为未销户。经在2019年11月13日向中国建设银行查询，对于刘某1名下卡号/账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1月7日的账户余额为5202.73元，在2017年12月7日由马某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上述刘某1的银行账户内转账存入502216.67元（分两笔，金额分别为500000元、2216.67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7419.40元，之后又在2017年12月7日现金支取2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5419.40元，之后在2017年12月21日利息存入62.02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5481.42元；对于刘某1名下卡号/账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10211.78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中，被继承人马某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虽然刘某1、刘某2、明某主张马某在病重时曾作出处理财产之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被继承人马某生前所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在被继承人马某死亡时，其父母已死亡，其配偶为刘某1，其子女为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述4人系马某之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继承诉讼，当事人主体适格。需指出，在马某与刘某1于1990年11月再婚时，刘某1与前夫刘某之女刘某2（1972年5月出生）已满18周岁，刘某2之姐刘某2更是年长于刘某2，即刘某2、刘某2均已成年，其二人与马某不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其二人并非马某之继承人；但因7号院的拆迁利益涉及刘某2、明某，故上述2人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诉争4套回迁安置房系7号院拆迁利益的转化，故需通过审查7号院内房屋权属等情况确认其是否含有马某之遗产份额；就此，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根据二村村委会所出具证明、民房建筑证及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7号院的宅基地登记户主为刘某1，在马某、刘某1再婚前，7号院内即有由刘某1、刘某所建造北房等房屋；第二，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陈述意见，在马某、刘某1再婚后，7号院内发生了建造南房等房屋的建房事实，但就建房人，双方当事人持有异议，就其主张马某1、马某2、马某3仅提交张健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且张健既未出庭作证，该书面证人证言仅载明：“位于西红门二村，刘某1、马某所住宅院的东西厢房、南房、外院由张健承建，日期大概是96年、97年，先后分两次建成”，并未载明由何人出资、主持建造，就其主张刘某1、刘某2、明某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之作证内容虽因时间久远并非精确，但基本证明7号院内在刘某1、马某再婚后所建造房屋系由刘某2主持建造，据此，马某1、马某2、马某3之举证并非充分，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刘某1、刘某2、明某所提交反证，已达到反驳马某1、马某2、马某3所主张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故马某1、马某2、马某3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退一步讲，在马某、刘某1居住在7号院期间，二人在院落内新建房屋亦属正常，但在2009年拆迁时，马某仍健在，且刘某1系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的登记户主，存在以刘某1等人名义签订拆迁协议之可能，但系以刘某2作为产权人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协议（含回迁安置房协议），这就意味着4套回迁安置房将登记在刘某2名下，且剩余拆迁款将由刘某2领取，但就此马某、刘某1等人并未提出异议；第四，针对7号院拆迁发生在2009年10月，而马某于2017年12月29日死亡，期间长达8年，在此期间扣除房屋价款的剩余拆迁款已下发，4套回迁安置房已在2012年左右交付，虽未下发不动产权证书，但刘某2等人已配合提交办证材料，就此马某既未在生前提出异议，亦未以遗嘱等形式要求处分7号院内4套回迁安置房；第五，上述情况说明，马某在离开西红门四村后来到西红门二村与刘某1再婚，虽未形成抚养关系，但马某与刘某2形成了继父女关系，马某在拆迁时并未对可能含有其民事权益的7号院主张权利，亦未在拆迁后至死亡前的8年里对拆迁利益主张权利，上述事实体现了马某不对8号院之拆迁利益主张权利之意愿。综上所述，正如刘某1、刘某2、明某所指出，“活着人不能替死去的人做决定”，现诉争4套回迁安置房并未登记在被继承人马某名下，亦并非由马某签订“安置房买卖合同”，马某1、马某2、马某3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某系7号院内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且即使系共有人，马某在生前并未主张权利，视为相关家庭成员已对家庭财产作出相应处理，故对马某1、马某2、马某3要求分割4套回迁安置房，即确认其分别享有三十四分之九份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具有特殊个人人身性的村民股权应属个人财产，但村民股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益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本案中，被继承人马某系西红门四村村民，刘某1系×××二村村民，而诉争股权系在×××四村的村民股权，故刘某1主张应先将诉争股权的一半析出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但对于尚未领取的西红门四村股权在2017年的分红款21990元，因马某在2017年12月29日死亡，该收益绝大部分系在马某、刘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故法院酌定其一半（即10995元）归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10995元作为马某的遗产，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4人继承，即每人继承2748.75元；至此，对于2017年的股份分红款21990元，其中的13743.75元归刘某1所有，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分得2748.75元。对于2018年的股份分红款22490元，系在马某死亡后所产生收益，应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分别取得5622.50元；同理，对于马某在西红门四村的村民股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4人分别继承四分之一份额。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关于存款，经核算，马某1、马某2、马某3所要求分割总额635893.13元与调取证据情况一致，均系在2017年12月29日马某死亡时马某及刘某1名下存款；马某名下存款存在其死后的2017年12月31日几乎被取现提空的情况，而此时马某已死亡，不可能是本人取现或授权他人取现，刘某1、刘某2、明某主张此系马某生前意思表示，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纳，故马某名下在2017年12月29日的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其中一半析出为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同理，在马某死亡时刘某1名下存款亦为夫妻共同财产，且存在大额款项系在2017年12月7日由马某银行账户转入刘某1的银行账户（金额合计502216.67元）的情况，刘某1、刘某2、明某主张此系马某生前处理财产之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刘某1名下在2017年12月29日的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其中一半析出为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但是，考虑到确实存在刘某1等人以银行存款为马某缴纳医疗费及办理丧葬事宜之可能，故对于应分割存款总额，法院酌情确定为600000元，先析出一半300000元为刘某1所有，剩余300000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依法继承，即每人分别继承75000元；因马某名下存款基本被取空，刘某1名下存款可由刘某1支取，故法院确定由刘某1按照上述确定金额向马某1、马某2、马某3给付遗产存款折价款。据此，对马某1、马某2、马某3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判决：一、被继承人马某在北京市大兴区×××第肆村的村民股份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分别继承四分之一份额；二、被继承人马某在北京市大兴区×××第肆村的村民股份在二〇一七年度的未领取分红款21990元，由刘某1取得13743.75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取得2748.75元；三、被继承人马某在北京市大兴区×××第肆村的村民股份在二〇一八年度的未领取分红款22490元，由刘某1、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取得5622.50元；四、刘某1及被继承人马某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银行存款归刘某1所有，刘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1、马某2、马某3遗产存款折价款各75000元；五、驳回马某1、马某2、马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诉讼中，马某1、马某2、马某3申请证人皮某、陈某、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马某对7号院内新建房屋出资出力。皮某称1996年或1997年马某3找到其说他们家盖房，让其去新发地给他们拉东西，当时自己开车带刘某1去买过木材。陈某称1996年或1997年马某和刘某1有时让其开车带着刘某1去采购材料。张某称马某与刘某1婚后盖的7号院东西厢房、南房、跨院，是他们二人出资。刘某1、刘某2、明某质证称三位证人与马某和马某的子女有亲属朋友关系，从身份关系上看，证言效力存疑；三位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一审中未出庭，也不存在法定的无法出庭的情况；对三位证人证言均不认可。经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马某1、马某2、马某3应否有权要求分割4套回迁安置房，并确认享有相应产权份额。具体到本案中，结合×××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民房建筑证及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内容，7号院宅基地登记户主为刘某1，在马某、刘某1再婚前，7号院内即有由刘某1、刘某所建造北房等房屋；马某系西红门四村村民，并非宅基地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7号院拆迁档案入户调查明细表、“宅基地权属证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房屋平面图等均载有7号院的产权人为刘某2之内容。2009年7号院被拆迁期间，刘某2亦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随后，双方又作为缔约主体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并约定选购本案4套回迁安置房。诉讼中，马某1、马某2、马某3主张马某、刘某1再婚后在7号院内新建南房等房屋，因此马某享有包括4套回迁安置房对应的产权份额，并于二审诉讼中申请证人皮某、陈某、张某出庭作证。就此一节，考虑到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归属，马某与刘某1婚姻登记时间及共同居住生活情况、7号院内部分房屋的翻建和兴建无法排除存在马某作为家庭成员的出资、出力之可能情形。但上述行为即便存在，因拆迁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区位补偿、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及被拆迁安置人多重身份和财产利益，仅凭被拆迁房屋建房时的出资、出力，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对应获得拆迁安置房屋之产权。同时，马某1、马某2、马某3亦未能举证证明马某的出资、出力行为是否已体现在4套回迁安置房中，及对应的具体房屋或份额。考虑到2009年拆迁时至马某于2017年12月29日死亡时，已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扣除安置房屋价款的剩余拆迁款已下发，4套回迁安置房已在2012年左右交付，马某生前亦未曾就安置房归属提出异议，故认定相关家庭成员已对拆迁安置房屋归属不持异议，更为符合本案实际。因此，马某1、马某2、马某3主张将4套回迁安置房作为马某之遗产给予分割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一审判决其他判项因上诉人均表示认可，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马某1、马某2、马某3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负担（马某1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