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8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渔阳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法定代表人：谢立成，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民，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宣井鑫，男，1980年3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冉，北京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赟，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渔阳公证处（以下简称渔阳公证处）因与被上诉人宣井鑫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2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渔阳公证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渔阳公证处无需承担100万元补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渔阳公证处已尽到了充分的审查注意义务，是行为人的故意欺骗导致公证处向假冒者出具了《公证书》，公证处不应承担责任。2.宣井鑫之妻郝某某等人使用骗取的公证书，为典当借款将宣井鑫房产过户到郝某某下属李某名下，未给宣井鑫造成实际损失。3.行为人故意骗取并使用公证书，依法应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生效判决书已经对宣井鑫的损失责任作出了认定。4.原判决认为“位于密云的渔阳公证处办理石景山区房屋委托公证时，理应更为审慎”，以此加重公证处责任，于法无据。5.公证处当年做公证时，对婚姻状况仅作书面审查，婚姻登记机构不接受公证处关于公证委托人婚姻状况的调查，公证委托人提供证件手续，当面作出婚姻状况声明即可办理。宣井鑫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渔阳公证处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鞍山的婚姻登记处出具的婚姻证明不可能当天就被拿到公证处，所以渔阳公证处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一审法院没有加重渔阳公证处的审查义务，本应承担一审判决的责任。宣井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渔阳公证处赔偿宣井鑫3550182.43元；2.本案诉讼费由渔阳公证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7月21日，宣井鑫购买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区×号楼×单元0601号房屋（以下简称：601号房屋）。2008年3月8日，宣井鑫登记为60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2011年6月7日，宣井鑫与郝某某登记结婚。2012年12月，郝某某、王某某、李某及一个自称为“宣井鑫”的男子来到渔阳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宜。2012年12月18日，渔阳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公证书》载明：公证事项：委托。兹证明宣井鑫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宣井鑫的委托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2012年12月16日的《委托书》载明：宣井鑫为601号房屋所有权人，未登记结婚，自愿委托王某某为代理人，全权代表办理如下事宜：1、代为签订该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代为确定交易价格、代收房款；2、代为办理该房产的网签购房合同及相关手续；3、代为办理该房产的产权变更、过户；4、代为办理该房产的抵押登记；5、代为申请该房产抵押贷款及配合买方以买方名义办理银行贷款；6、代为缴纳购买上述房屋的税费。委托期限：自公证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2013年1月4日，王某某作为宣井鑫之委托代理人与李某就601号房屋签署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后601号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2014年5月14日，李某与郝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601号房屋以2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郝某1。郝某1于2014年5月15日取得601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15年3月31日，郝某1与彭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诉争房屋以2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彭某。2015年3月5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文书，载明委托书并非宣井鑫签字。2015年3月12日，渔阳公证处出具复查决定书，撤销了前述公证书。另查明，2014年10月14日，宣井鑫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李某、郝某某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宣井鑫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2014）石民初字第946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李某于2013年1月4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月6日，宣井鑫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李某、郝某1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二被告就石景山区玉泉×区×号楼×单元0601号房屋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016年7月28日，法院作出（2016）京0107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宣井鑫的诉讼请求。宣井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民终66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12日，宣井鑫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李某、郝某某、王某某诉至法院，其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房产损失383万元。法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7）京0107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认定郝某某与李某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宣井鑫的利益，同时，作为宣井鑫买卖合同代理人的王某某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确系得到了宣井鑫的授权，现涉案房产已由第三人善意取得，宣井鑫的损失系由郝某某、王某某、李某共同行为导致，被告李某主张其在本案中不知情、没有过错，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对此法院不予采信；被告郝某某主张宣井鑫对出售涉案房屋一事知情并同意，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此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宣井鑫的损失（即涉案房屋的相应价值）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宣井鑫的损失一节，现原、被告均未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鉴定，故法院参考2014年相似房屋价格，对涉案房屋价值酌定为370万元……判决如下：一、郝某某、李某、王某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宣井鑫房屋损失3700000元；二、驳回宣井鑫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29日，宣井鑫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向宣井鑫发还执行案款159817.57元。再查明，渔阳公证处涉及宣井鑫办理委托公证书的卷宗中，有一份《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该证明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出具的单位为鞍山市铁东区民政局。内容为：经查阅我婚姻登记机关从2002年3月23日至2012年12月17日的婚姻登记档案，未发现宣井鑫有结婚或离婚登记记录。事实上，宣井鑫、郝某某正是在该机关办理的结婚登记。另该卷宗中，也未保存当时自称为宣井鑫的男子在公证处公证时的照片或视听资料，不能反映公证处是否核实到场男子为宣井鑫本人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争议的焦点在于渔阳公证处是否应当承当侵权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生效判决已经认定郝某某、李某、王某某恶意串通，将宣井鑫名下的房产出售给他人，且房屋已经由第三人善意取得。郝某某、王某某、李某的行为致使宣井鑫遭受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法院认为宣井鑫的房产之所以能被他人以委托的方式过户交易，与本案所涉及的委托公证书具有因果关系。经查，渔阳公证处在未认真审查到场者是否为宣井鑫本人及《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是否真实的情况下，便为王某某等人办理了委托公证书。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的规定。因本案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位于密云的渔阳公证处办理石景山区房屋委托公证时，理应更为审慎。但渔阳公证处未依照法律规定对公证者的身份及证明文件尽到充分的注意审查、核实义务，向假冒者出具了《公证书》存在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无证据证实渔阳公证处与郝某某、王某某、李某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渔阳公证处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渔阳公证处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认定问题。生效判决认定宣井鑫的损失为370万元，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及渔阳公证处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渔阳公证处对宣井鑫的损失在100万范围内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渔阳公证处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对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7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确认的郝某某、王某某、李某应赔偿宣井鑫的房屋损失承担10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宣井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渔阳公证处围绕其上诉请求及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全市公证机构名称变更的通知》打印件一份和《公证机构执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渔阳公证处是在北京市区域内平等办理公证业务，北京市的公证处可以接北京市各区域的公证业务，不以区域为界限。宣井鑫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宣井鑫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渔阳公证处提交的二审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宣井鑫对渔阳公证处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全市公证机构名称变更的通知》所载明内容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因此份证据材料为北京市司法局于2007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旨在通知原按区县行政区划命名的公证机构统一变更为“北京市+字号+公证处”的样式，并未证明与一审已查明事实相左的新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作为本案二审新证据予以认定。本院对渔阳公证处提交的《公证机构执业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因此份证据材料与本案争议问题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份证据材料亦不作为本案二审新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渔阳公证处是否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渔阳公证处对于涉案公证事项的受理权限。司法部发布的《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受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事项，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受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事项，可以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涉案公证事项为委托，公证内容为宣井鑫本人签署代办不动产交易的委托书，应由不动产所在地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公证处受理，故渔阳公证处有权依法受理涉案公证事项的申请。其次，关于渔阳公证处是否依法尽到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分别审查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二）提供的文书内容是否完备，含义是否清晰，签名、印鉴是否齐全；（三）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四）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公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证机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一)通过询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核实；(二)通过询问证人核实；(三)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了解相关情况或者核实、收集相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明材料；(四)通过现场勘验核实；(五)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鉴定、检验检测、翻译。本案中，渔阳公证处应依法审查办理公证业务人员的身份，即便在涉案委托书上签字的人员与宣井鑫本人体貌相似，难以通过目测身份证照片予以比对，渔阳公证处也应依法对其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进行进一步审查。郝某某等人提供的由（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民政局出具的《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与本案公证书的落款日同为2012年12月18日，渔阳公证处在2012年12月18日接收《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时显然并未注意或质疑该证明的出具和提交环节在空间和时间上欠缺一定合理性的问题。虽然涉案公证书的出具主要因郝某某等人的蓄意骗取，但作为公证机构，其对于上述《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所暴露出的可疑之处应当注意而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及审查义务，亦未向出具单位或提交个人了解情况或进行核实，负有较为明显的审查过失。再次，关于渔阳公证处的责任承担范围。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生效判决已确认宣井鑫因前妻郝某某等人骗取公证书的行为产生了370万元的实际经济损失，渔阳公证处应在该实际损失的范围内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综合酌定渔阳公证处承担10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渔阳公证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市渔阳公证处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钢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丁少芃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鞠 伟书 记 员 谢冰伦书 记 员 姜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