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8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明，男，1979年8月8日出生，瑶族，住广西昭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世诚，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昭平县黄姚镇罗望村龙冲屯龙冲水库。 法定代表人：潘有初，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人。 原审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昭平县黄姚镇黄姚街。 法定代表人：闭寿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祥泰，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住所地：昭平县天鹅塘经济适用房小区1-3号。 法定代表人：姚明杰，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理贵，广西尊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住所地：昭平县昭平镇西堤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陆祖全，主任。 原审第三人：姚强，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昭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光，广西欧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明因与被上诉人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龙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广西黄姚东潭岭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潭岭公司)、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下称杰顺种植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下称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姚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昭平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第二项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姚强及杰顺种植场的转让行为未经权利人何明同意，系无权处分，何明事前并不知晓，事后并没有追认，该转让行为无效，但一审判决以推定的方式认定何明事前知晓并已事后追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姚强及杰顺种植场的转让行为无效。二、受让方龙乾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1、根据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其与杰顺种植场签订合同书之前，已经知晓上诉人与杰顺种植场的《合作协议》中并没有授予杰顺种植场单方转让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在未取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仍与姚强、杰顺种植场签订转让协议，主观上是恶意的。2、龙乾公司与姚强、杰顺种植场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相关的转让协议，但龙乾公司并未举证在签订转让协议后已按协议支付首期转让款，且根据其在庭审中的自述，其并未按协议向杰顺种植场支付首期转让价款，而是在2017年10月东潭岭公司向龙乾公司支付首期款1300万元后，才向杰顺种植场、姚强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在2015年签订转让协议后近2年的时间里，龙乾公司在明知未取得何明的同意下，仍然与东潭岭公司完成交易，主观上也是恶意的。3、龙乾公司在明知涉案东潭茶园及茶厂的产权人是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的情况下，与姚强、杰顺种植场、东潭林科所恶意串通，谎称涉案的东潭茶园及茶厂的产权人是东潭林科所，向东潭岭公司出具了虚假的权属证明文件，骗取东潭岭公司的大额款项，其行为己涉嫌刑事犯罪，姚强、杰顺种植场、龙乾公司的主观都是恶意的。从上述行为来说，也佐证了姚强、杰顺种植场、龙乾公司由于担心何明知道真实的转让情况，所以没有向真正的产权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征求意见，证明何明从此至终不知道姚强、杰顺种植场早已将涉案茶园茶厂转让给龙乾公司。三、一审判决对于涉案茶园茶厂的实际管理人的认定事实错误，颠倒黑白。根据姚强与何明签订的协议，姚强林权证名下的茶园目前是由何明管理控制，龙乾公司在民事答辩状中也予以认可，在庭审中姚强、东潭岭公司对此事实也均无异议，但一审判决第25页第8行却表述姚强名下林权证范围内254.72亩茶园已交付给东潭岭公司，并已由东潭岭公司使用管理，完全是与事实不相符，一审判决却据此错误的事实并认定龙乾公司不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大量的错误事实认定，以此作出的法律适用必然也是不正确的，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龙乾公司辩称，1.何明否认自己所签的合同或协议不能改变本次转让行为一系列合同的合法有效，何明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是本次诉争的根源；2.龙乾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侵害合同的相关方；3.一审法院认定何明是“现存第2林班351.亩茶园合同承包人”并不影响被上诉人与杰顺种植场、姚强所签协议的合法性。 东潭岭公司述称，1.一审判决关于姚强名下林权证范围254.72亩已移交东潭岭公司的表述与事实不符，该254.72亩目前尚未移交；2.双方确认移交的236亩东潭林科所茶园，东潭岭公司已支付1600万元转让款，双方茶园转让合同书已部分履行，但东潭岭公司目前正常的经营活动受到他人干扰，如茶叶无故被他人采摘等，真正能够管理到位的茶园面积不足236亩；3.东潭岭公司已经取得涉案茶厂所在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且茶园转让合同书约定涉案茶厂一并转让，因此，东潭岭公司对茶厂有合法的处置权利；四、对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另外两个第三人就涉案茶园茶厂存在的承包、合作、转包等多种法律关系且存在纠纷尚未处理清楚的情形，东潭岭公司在2017年9月6日和龙乾公司签订茶园转让合同书时并不知情。 杰顺种植场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也没有违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述称，坚持一审意见，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姚强述称，1.何明在与合作伙伴合作期间，有过两次没有合作伙伴委托手续而单独转让合作茶园经营权的行为；2.何明事后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其对杰顺种植场与龙乾公司签订的《茶园及茶场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予以追认。总之，何明的上诉无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系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2010年1月1日至2034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者。2.判令被告昭平县黄姚龙乾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茶园与茶厂产权归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所有。2010年1月6日，原告与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下属机构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约定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0日止，由原告承包位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2000年种植的365亩茶场的管理、茶叶采收和加工、茶叶销售等活动，并将现有茶厂机械设备和厂房场提供给原告使用。原告取得承包经营权后，2011年9月16日原告与昭平县东潭林科所签订《东潭茶厂、茶园管理协议书》，对相邻的权益作出约定，以及无偿将该所在周围投资种植的20亩小叶种茶叶依照《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的合同期限交原告管护生产。2012年8月2日，第三人姚强取得大路小组7林班26.30.34.36小班254.72亩林地(茶园)的《林权证》。2013年5月19日，原告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用涉案365亩茶园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享有的昭平县东潭岭隧道口约1000米处的厂房土地1块、大路小组面积254亩的土地一块进行合作，由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出资建厂房、由原告对茶叶基地统一管理。此后不久，经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同意并解除《合作协议书》，原告于2013年6月3日与第三人姚强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约定在原告与案外人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的期限内对上述茶园及茶厂进行合作，各出资50%、享有50%的利润。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管护后，因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在投入与生产上产生分歧，双方于2015年6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至2020年11月止，由第三人姚强管护林科所周围25亩茶园、茶厂后6亩茶园；原告负责租赁接米小组120亩新建茶园的投入和管理；原双方合作承包的其他茶园分包给茶农管理，所得承包金用于开支各种费用后按50%平分利润；同时约定在此期间内未经协商一致不得私自融资、合作。期间，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用涉案365亩茶园及茶厂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合作：1.由种植场负责茶园及茶厂的管理和投入，茶园与所有设施无条件提花给种植场使用。2.种植场可单方确定与第三方合作或自筹方式负责茶园管理、建立茶厂和办理QS认证，所需投入由种植场负责；原告与种植场按20%和80%的享有利润。签订《合作协议》并开始履行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经协商先后于2015年11月27日和2015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订《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将涉案茶园茶厂(作价4,150,000元)及林科所周边50亩茶园(作价950,000元)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被告。2015年11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姚强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254.72亩茶园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作价3,650,000元转让给被告。此后，因对转让费用协商不一致，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向第三人姚强出具《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并由第三人姚强交被告；2017年9月6日，被告与第三人东潭岭公司签订《茶园转让协议书》、《茶园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将被告通过上述协议取得的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进行转让。同年10月31日，第三人东潭岭公司依合同约定向被告付款13,000,000元，被告向第三人东潭岭公司交付部分茶园与林地；2017年11月，被告向第三人杰顺种植场付款10,500,000元(税后)，通过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向第三人姚强及原告付款；因原告不同意领款，第三人姚强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在2018年11月前将原告未领款退回被告。2018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就转让合作的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协议》：1.涉案茶园茶厂作价5,081,000元(税后)转让，其中3,480,000元作为原告的分红，余下1,601,000元作为遣散人员等费用。2.第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作价3,480,000元(税后)，作为第三人的分红。3.签字后由原告与各茶园所有人签订解除协议。双方签字后，原告于当日分别与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案外人昭平县东潭林业科学所签订《解除协议》。但因其他原因，原告未领款，原告于2018年12月29日向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发出《关于终止解除协议的函》，并经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授权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同意予以终止，原《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因协商未果，由此成讼。另经组织各方当事人现场勘察核实，《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所确定的茶园2林班10小班实为18亩，2林班1、2、3、4、5、6、7、8、13小班分别规划为55.5亩(其中第三人昭平县东潭杰顺茶叶种植场管理10亩)、45亩、63亩、46.5亩、46.5亩、40.5亩、27亩、13.5亩，共计365亩。涉案茶厂已被拆除，茶厂后2林班14小班13.5亩茶园已被平整，标的物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姚强合作的茶园共计619.72亩(林科所周边50亩不在合作范围)，以及茶厂、地块。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合同权力、履行合同义务。“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不能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作出裁决。因对涉案茶园的管护问题，各方当事人产生争执，原告选择诉请确认承包主体资格之诉，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及矛盾发生的原因，该请求虽不能化解核心矛盾，但属于原告自由、真实意思自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受理。原告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就承包管理茶园及茶厂达成合意，于2010年1月6日签订《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取得涉案茶园茶厂至2034年11月的承包经营管理权，该合同经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确认，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此后，原告虽先后与广西贺州誉鑫生态有限公司、第三人姚强、第三人杰顺种植场签订合作协议，但相关协议并未取消原告对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管理权；在此后所延伸出来的各种合同协议，也没有明确约定《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无效或予以撤销。现经茶园茶厂的所有人即第三人昭平县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确认，原告仍是该合同的承包主体。因此，原告诉讼确认是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主体，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但是，基于《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茶厂及2林班13小班的茶园已被平整，该茶园茶厂已消失，原告对该茶园茶厂的承包也因标的物的消失而消失。对于消失的茶园与茶厂，所有权人即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并未主张权利。因此，根据现状，原告按《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可承包经营管理的茶园实为351.5亩。第三人姚强与原告明签订《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其虽不是《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但在相关合作关系未解除的前提下，第三人姚强享有与原告何明同等对《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承包茶园的合同权利。关于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承包经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问题：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原告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第三人姚强所签订一系列协议等合同的有效性。根据“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原则，本案各当事人均未对涉案一系列合同是否无效或属于可撤销合同提出主张，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不作确认。各当事人如对所签订合同的效力或需予以撤销，应通过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在未解决合同的效力之前，应维持合同的现状。原告与第三人杰顺种植场于2013年11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可以单方确定与第三方合作或自筹方式负责茶园管理、建立茶厨加工厂和办理QS认证，所需费用由甲方投入”，并未授权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单方转让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管理权；但从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出具《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可以说明，原告在此前已知晓、参与涉案茶园茶厂承包经营管理权的转让事宜，且与合作人达成基本的意向；原告与第三人姚强于2018年12月21日签订《解除协议》可说明，原告在此前虽未签字、但已经就转让茶园茶厂的价格以及利润分成、费用支付与第三人姚强达成《解除协议》所约定的意向。该协议及此前的意向足以引导或授权第三人姚强对合作约定管辖的茶园茶厂进行转让。因此，第三人姚强在2017年11月按意向接收被告合同付款，且向被告交付所管辖的茶园茶厂，相关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9日原告未能领取转让补偿款前，第三人姚强并无过错。此后，被告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范围254.72亩茶园及第三人姚强与何明合作的部分茶园交付给第三人东潭岭公司，第三人东潭岭公司已使用管理，属于善意取得。但《解除协议》最终未全部履行，在《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仍继续履行的前提下，被告虽可主张与第三人姚强、第三人杰顺种植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权力，但不得妨碍原告行使承包经营管理权。经审理查明，原告所提供照片为被告在第三人姚强所转让姚强林权证名下的254.72亩茶园路口设置的大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茶园已完成转让并交付，被告张贴公告告示享有茶园的经营管理权并无不妥。故原告据此主张被告侵权，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需提出的是，第三人姚强已按与原告签订《解除协议》及之前的口头意向，将合作管理范围的部分茶园以及茶厂转让，应与原告对《昭平县东潭茶园、茶厂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进行重新约定，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对其他权益人产生影响。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何明是《昭平县林业股份林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承包合同》现存第2林班351.5亩茶园的合同承包人；二、驳回原告何明关于被告龙乾公司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茶叶基地及茶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何明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全案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认定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范围内254亩茶园已交付给东潭岭公司，并已由东潭岭公司管理的事实有误，对其他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收益权。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正确行使合同权力、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主体，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6日与原审第三人东潭岭公司签订的《茶园转让协议书》、《茶园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将涉案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给东潭岭公司，侵害了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收益权。承包经营权与承包经营收益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承包者转让承包经营权需要征得发包者的同意，而承包经营收益权转让则由承包者自行处理。故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其是否取得涉案茶园茶厂的承包经营收益权。综合全案证据，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东潭岭公司转让涉案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是基于其2015年11月27日和2015年12月29日分别与原审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先后签订《茶园及茶厂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取得涉案茶园茶厂(作价4,150,000元)及林科所周边50亩茶园(作价950,000元)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而原审第三人杰顺种植场则于2013年11月2日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虽然没有授权杰顺种植场经营收益转让权，但全权授权其对涉案茶园茶厂经营管理及对外融资等；2015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姚强签订《茶园经营收益权转让合同书》，取得原审第三人姚强名下《林权证》254.72亩茶园至2034年12月31日止的经营收益权（作价3,650,000元）；对于被上诉人向东潭岭公司转让涉案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上诉人是知情的，只是对补偿费有异议，但其并没有在除斥期内行使撤销权，且于2016年11月2日向原审第三人姚强出具《东潭岭茶园2010年至2016年管理费用》，并由原审第三人姚强交被上诉人。上诉人还与原审第三人姚强于2018年12月21日就转让合作的茶园茶厂经营收益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协议》，签字后由上诉人与各茶园所有人签订解除协议。双方签字后，上诉人于当日分别与原审第三人昭平利用外资项目办、案外人昭平县东潭林业科学所签订《解除协议》。故，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侵害了其涉案茶园茶厂承包经营收益权，要求停止侵权、立即退出东潭岭茶叶基地及茶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认定事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并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何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宏维 审 判 员 陈立峰 审 判 员 黄义奎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 贺昌盛 书 记 员 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