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伟，男，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青堆子村。 法定代表人：宫华泽，该公司执行董事。（未出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孟菊，辽宁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伟、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伟、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孟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伟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17424.70(294亩×290.81公斤×2×l.33元+3150元）元;2、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额的40%，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目的的防止水稻出现稻瘟病（见合同第三条第2项：水稻病虫害防治范围:：二化螟、稻飞虱、纹枯病、预防稻瘟等)，而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任伟种植的70亩稻田发生严重减产是主要原因是田间发生了严重稻瘟病(节瘟和穗颈瘟)危害导致”，足以说明，被上诉在履行合同时存在严重的失误，没能达到防治的效果，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只赔偿原告损失的40%，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其次，盘山县出现9号台风“利奇马”，不是减轻被上诉人赔偿责任的理由。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证据5(原审判决作为有效证据），证明盘锦地区有暴雨，9号台风可能来盘锦，并针对灾后水稻做出了指导性意见：“由于连续大风降雨、光照不足、空气湿度大，水稻植株极易发生瘟稻病，天晴后应立即用药防治”。该份证据恰恰说明，被上诉人对盘锦地区已经受台风影响是明知的，况且，在出现病害的第一时间上诉人就联系了被上诉人，告知了被上诉人盘山县出现台风，上诉人的稻田己经出现了稻瘟病，被上诉人也来到了现场查看了灾情，此时被上诉人应该按照指导意见和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来挽救灾害的发生。而被上诉人在查看现场后，不但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还告知上诉人不许私自打药，最后导致原告的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产。客观的讲，上诉人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和减轻的，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严重失误，才导致了上诉人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对于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只赔偿上诉人70亩水稻的损失是错误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服务合同显示，上诉人的接受服务的稻田是294亩，上诉人在起诉时也是主张了294亩的损失，而原审判决只是支持了70亩的损失，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正是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时存在失误，构成了根本违约，才导致上诉人损失惨重。而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判决被上诉人只赔偿上诉人70亩稻田的损失的40%，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严重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此提出上诉，望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审辩称：对方要求按照294亩计算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原审起诉状中自认承包294亩水稻同时也是自认有70亩水田发生稻瘟病和纹枯病，并导致减产甚至绝产，这是他在原审起诉状的自认事实。鉴定机关按照他确定的70亩水稻稻瘟病进行鉴定，也没有问题，他上诉请求与原审自认是相矛盾的。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1、判决将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有效证据是不合适的。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减产评估简单的参照头三年平均产值，上诉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公平的。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两个事实认可：1、“另杳明，2019年7月-9月，被上诉人所在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2、“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倌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原审法院也认为9号台风“利 奇马”影响之坏，难道仅仅是粳稻价格低的问题吗？水稻产量就不会有影响吗？所以，上诉人在原审曾建议法庭不要简单的参照头三年的平均产值来计算减产损失，而应考虑灾年的现实情况，因为，2016年-2018年没有发生过9号台风“利奇马”，也没有发生如此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司法鉴定单位忽视灾年的存在，以头三年平均产值计算减产损失明显是错误的。所以，对于原审判决将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有效证据，并以此计算减产损失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本案事实。2、原审判决将损失承担比例确认为上诉人承担40%不符合公平原则。原审判决认定的是“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 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9号台风“利奇马”和多日的强降雨是导致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按照现实公平原则应该是三七开，即上诉人承担30%为公平，而四六开，则明显是偏重于被上诉人。3、由于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结论存在瑕疵，加之承担比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综上，上诉人呈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纠正原审的错判。 任伟二审辩称：我认为司法鉴定书公平，原审判决也是公平的。 任伟一审诉称：：1、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38，000元；2、被告承担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4日，原、被告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294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水稻病虫害防治范围包括：稻飞虱、预防稻瘟病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被告实施的服务没有达到约定效果，造成原告70亩水田发生稻瘟病、纹枯病等病虫害，并导致减产甚至绝产。为此原告找被告协商解决无果。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辩称，1、对原告稻田涉案水稻确定为稻瘟病被告认同；2、对涉案水稻因发生稻瘟病造成减产的事实被告认同，但对减产数量有异议，被告不同意原告将发生稻瘟病的成因完全归罪于被告并要求被告承担减产损失，本案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属于不可抗力。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6月24日，原、被告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294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水稻病虫害防治范围包括：稻飞虱、预防稻瘟病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被告实施的服务没有达到约定效果，造成原告70亩水田发生稻瘟病、纹枯病等病虫害，并导致减产甚至绝产。原告起诉后，申请对其70亩水稻是否因稻 瘟病引起减产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2019年11月23日，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种植的70亩水稻田发生严重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田间发生严重的稻瘟病危害导致；田间测产产量比对照产量平均每亩减产290.81公斤（14.5％含水量），原告向鉴定机构交纳鉴定费3，15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属于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是专业性极强的合同，且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虽然在合同中注明了免责事由，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亦未向对方说明该条款，故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未能够达到合同约定的预防稻瘟病的目的，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作用导致多日强降雨，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酌定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责任。关于原告水稻价格，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近三年的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酌定粳稻收购价格为1.33元/斤(2.66元/公斤)。关于原告水稻减产数量已经鉴定，此鉴定意见系经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规则，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原告经济损失数额为：水稻减产54148.82元(2.66元/公斤×20356.7公斤)、鉴定费3150元，合计57298.82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任伟经济损失22919.53元(57298.82元×40%)。二、驳回原告任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70元，减半收取2435元，按支持原告诉讼请求部分974元，由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争议的焦点：上诉人任伟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预防农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0%的责任是否合适。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任伟的意见与其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一致。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意见与其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任伟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有效。 上诉人任伟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的事实存在，但造成水稻发生稻瘟病的原因应当存在种植水稻的品种和水稻的管理（如：施用的有机肥未充分腐熟、施用氮肥过多或过迟、植株生长过长过嫩、未及时烤田或烤田不好、长期灌深水、排水不良、栽培过密、田间通风透光差、虫害、田间及周边田埂杂草丛生等）及气候（如：长期连阴雨、大水串灌、日照不足、时晴时雨、多雾、重露、土壤温度低等）等因素，故可以认定上诉人任伟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并非是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而未起到预防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原因，且上诉人任伟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不发生水稻稻瘟病。上诉人任伟的经济损失完全归责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未起到预防效果，而导致水稻减产，应无科学依据。且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导致该地区连续多日强降雨，此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虽然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以预防稻瘟病的发生，但因台风“利奇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中，只是鉴定了上诉人任伟种植的水稻发生穗颈瘟后的经济损失情况，其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发生了水稻稻瘟病，且上诉人任伟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水稻稻瘟病的发生为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达到预防的效果。故可以认定上诉人任伟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应为多因一果而致，其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未起到预防作用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了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不足。但鉴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认可其自愿承担上诉人任伟经济损失的部分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任伟经济损失40%的赔偿责任应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20元，退还上诉人任伟2435元，退还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5元；由上诉人任伟负担2435元，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恒志 审判员  李宝明 审判员  杨俊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语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