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尚秋，女，198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奕，男，199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龙镇农垦社区，系王尚秋之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放，男，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南县。上诉人王尚秋因与被上诉人杨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尚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放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杨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过程中，杨放以欠条复印件作为依据起诉王尚秋，一审法院在没有核实原件的情况下，仅凭一张欠条复印件就认可了欠条的真实性，且欠条复印件内容最后一句话的字体明显与其他内容不同，明显是后加的，在上述疑点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认定了欠条内容的真实性，明显是事实认定不清。2.本案为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对合同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细致的审查，没有对欠条形成的原因及事实基础进行细致的审查，就简单认定欠条内容的真实性，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过程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王尚秋已向杨放的债务追讨代理人张东明支付了2.4万的欠款，此事实有张东明向王尚秋出具的收条及(2019)苏1311民初6390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该判决书判定张东明向杨放支付2.4万元，此判决的基础系张东明已收到王尚秋支付给杨放的2.4万元。一审法院仅就王尚秋作出的错误陈述，否定了(2019)苏1311民初6390号民事判决书和收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虽然王尚秋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自认，但民事诉讼证明的目标在于发现真实、查清事实。自认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应对当事人对事实的处分权进行限制。人民法院应以查明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而不能仅基于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但有明显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当事人的自认。根据一审判决的内容，会出现在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体系内的两个法院对同一事实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定，实在有损司法公信力及法律威严。王尚秋在支付给张东明2.4万元违约金之后又支付6000元的利息以了结此案，属于在债务追讨过程中追回本金减免利息的行为，这是债务追讨过程中常见做法。2.假设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王尚秋只向张东明支付了6000元就了结此案，那么其表达的意思也是减免了所有的利息及1.8万元的违约金，那偿还的6000元就是偿还了2.4万元本金的一部分，后续计算本金时本金应计为1.8万，计算利息的基数也应是1.8万元，而不是2.4万。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尚秋已向张东明支付了6000元，而一审法院显然忽略了这一事实。张东明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就向王尚秋出具收到2.4万欠款且彻底了结此事的可能性不存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王尚秋的上诉请求，维护王尚秋的合法权利及法律的公平公正。杨放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尚秋的上诉请求。杨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尚秋支付违约金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尚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18日，王尚秋出具欠条，内容为：兹有王尚秋因与杨放无法继续合作，因此产生了双方之间的违约赔偿，因此签订此违约赔偿单，在此明确双方责任及赔偿：1、因本人（王尚秋）无能力继续履行双方协议：（1）注册公司；（2）出资20万元；（3）支付合作人员工资（杨放2500元）；（4）外加30%的股份；2、双方自愿解除合作关系，支付一方赔偿（王尚秋赔偿杨放）2.7万元人民币，半年内付清（从2007年9月18日开始），逾期一天罚一百（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3月18日）。杨放与王尚秋在欠条上签字。2016年12月17日，杨放与张东明签订《委托合同》，约定：杨放全权委托张东明代理清欠王尚秋所欠杨放2.4万元及利息，清欠追款成功后，杨放须支付张东明全款的30%作为张东明的提成佣金，张东明所清欠款项，债务人支付款项需有杨放亲自接收，如需转账需汇入杨放指定银行账户，并提供相关收据。同日，杨放向张东明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授权人杨放，委托代理人张东明，兹因本人工作事务繁忙，不能亲自办理对王尚秋所欠债务进行有效的催收，现全权授权委托张东明作为本人合法代理人，向债务人王尚秋进行追讨欠款，共计2.4万元加违约金，委托代理人为我合法授权，全权代表我处理此次债务的一切事务。代理人在催收此次债务过程中，对上述追讨所签订一切有关本次债务文件字据，杨放均予以认可。授权权限为代理本次债务催收，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债务催收完毕止。2017年2月18日，张东明向王尚秋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尚秋2.4万元，此事均已全部结清，再无任何经济纠纷。2019年11月19日，杨放以委托合同纠纷将张东明诉至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苏1311民初63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东明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杨放2.4万元。庭审过程中，杨放确认其手中只有欠条的复印件，是王尚秋将欠条复印后将复印件交予杨放的，杨放认为王尚秋日后不会不认此事，故收下了欠条复印件；王尚秋对此予以认可，但提出未给原件的原因是对欠条的内容不予认可。王尚秋在庭审中，先是提出张东明作为催债公司人员提出支付2.4万元就能彻底了结纠纷，故其向张东明支付了2.4万元；之后又提出只给了张东明6000元，张东明在收到6000元后同意配合王尚秋出具收条以了结债务，收条内容是王尚秋与张东明协商后签订的。王尚秋同时确认张东明向其交付了《授权委托书》及收条的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杨放手中虽仅有欠条复印件，但王尚秋确认系其本人将欠条原件复印后交给杨放的，即王尚秋对欠条所记载内容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据欠条约定王尚秋应于2008年3月18日前赔偿杨放2.7万元，但其仅支付3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依照约定，逾期一天罚一百，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对违约金的约定。杨放提出由于该约定过高，自愿以年利率24%主张，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计算，截至本案开庭当日2020年5月18日，王尚秋逾期付款所产生违约金合计70080元，杨放自愿以7万元进行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杨放与张东明签订《委托合同》，并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双方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张东明接受委托后找到王尚秋并要求其支付欠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东明向王尚秋出具收条的行为是否代表王尚秋对杨放所付债务全部了结。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授权委托书》明确记载杨放委托张东明追讨的债务不仅包括2.4万元，还包括违约金，张东明将《授权委托书》交予王尚秋，即王尚秋知晓该约定。王尚秋自认其仅向张东明支付了6000元，并与张东明协商由其出具收条以达到了结债务的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张东明作为代理人在仅收到王尚秋支付的6000元后便向其出具收条确认收到2.4万元，同时确认债务全部结清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已超越《授权委托书》所约定的代理权限，其行为并未经过杨放的追认，故对被代理人杨放不发生效力。综上，张东明出具收条的行为并不代表王尚秋对杨放所付债务全部了结，杨放仍有权要求王尚秋支付欠条所约定的违约金7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王尚秋辩称是在杨放的胁迫下签署的欠条，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王尚秋向杨放支付违约金七万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王尚秋向本院提交一份张东明于2020年7月14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本人张东明收到王尚秋还款人民币（24000元），利息（6000元微信支付），备注收款日期为2017年2月18日。证明人：张东明2017年7.14”。用以证明王尚秋已向张东明支付全部欠款本金24000元和利息6000元。该证据为王尚秋通过微信接收后打印。王尚秋同时当庭出示微信向张东明转账6000元的手机留存信息。对上述证据，杨放认可王尚秋手机微信中向张东明转账的真实性，但表示在2017年2月18日杨放与张东明找到王尚秋追要欠款时，王尚秋应直接向杨放还款，而依据杨放与张东明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张东明无权私下收受王尚秋还款，其代替杨放向王尚秋出具欠条，并作出“此事均已全部结清，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的承诺明显超越代理权限，应确认无效。对于张东明出具《证明》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杨放均不予以认可。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2017年9月18日王尚秋与杨放共同签字的欠条中的最后一句话“（从2007年9月18日开始），逾期一天罚一百（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3月18日）”为杨放手写，其余内容为王尚秋手写。2017年2月18日，王尚秋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张东明分两笔转账共计6000元。杨放在庭审中主张其向张东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代理人在催收此次债务过程中，对上述追讨所签订一切有关本次债务文件字据，我均予以认可”这句话不是其打印内容，不属于其授权范围。另，杨放认可其在向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起诉张东明案件中，将上述《授权委托书》和张东明向王尚秋出具的《收条》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杨放与王尚秋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是王尚秋向张东明支付款项的金额如何确定；三是张东明代理行为的效力是否及于杨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尚秋自认欠条为其书写，是其将欠条复印件交给杨放。另，王尚秋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认可其曾向杨放的委托代理人张东明支付过欠条约定的本金及违约金，且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亦认定张东明收到王尚秋支付的款项，故王尚秋上诉主张其与杨放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确认欠条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王尚秋在一审中主张其仅向张东明支付了6000元，在二审中又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张东明支付了本金2.4万元和违约金6000元，依据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在案证据，王尚秋向张东明支付2.4万元的事实已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且杨放在本案起诉时亦未主张2.4万元本金，故在王尚秋陈述前后矛盾，且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当以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为准，一审法院确定王尚秋向张东明支付6000元的事实与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物。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杨放与张东明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了《委托合同》，合同约定张东明所清欠款项，债务人支付款项需有杨放亲自接收，如需转账需汇入杨放指定银行账户，并提供相关收据。同日，杨放给张东明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在该《授权委托书》中写明的代理人权限有“委托代理人为我合法授权，全权代表我处理此次债务的一切事务。代理人在催收此次债务过程中，对上述追讨所签订一切有关本次债务文件字据，我均予以认可”，但并没有写明《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上述内容。张东明作为杨放的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与王尚秋联系债务清偿事宜，王尚秋作为相对人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有理由相信张东明具有代表杨放处理涉案债务的代理权限。当王尚秋向张东明给付2.4万元本金，张东明为其出具含有“今收到王尚秋2.4万元，此事均已全部结清，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内容的收条时，应当视为王尚秋已经履行了债务清偿义务，张东明的代理行为有效。虽然，杨放主张张东明的收款和放弃违约金的行为超越了《委托合同》中约定范围，应当属于越权代理的无效行为，但其无法提交证据证明王尚秋明知其与张东明在《委托合同》的相关约定，且其亦在与张东明的诉讼中将《授权委托书》和收条作为证据提交，视为其认可《授权委托书》和收条的真实性，因此，本院认定张东明的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且该效力及于委托人杨放。一审法院认定张东明的行为已超越《授权委托书》所约定的代理权限，其行为并未经过杨放的追认，对杨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杨放以张东明超越代理权限其行为无效为由继续向王尚秋主张欠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尚秋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王尚秋未还清欠条所记载款项，需承担违约金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放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3元，由杨放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13元，由杨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卫东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