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20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昱元，女，1956年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爱业，江苏广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江苏广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卫国，男，1977年1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艳，女，1976年1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杰，江苏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昱元因与被上诉人秦卫国、沈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1302民初8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公开听证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昱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爱业、王欣，被上诉人沈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杰到庭参加听证。被上诉人秦卫国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昱元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回避、歪曲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已承认借到上诉人300000元，虽其代理人辩称已付清，被上诉人应对还清款项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况且借款数额这么大，被上诉人归还借款后，不要回借条与常理不符。既然已经被归纳为争议焦点，为何在判决部分，对该事实只字不提，明显与法律及常理相悖。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在庭审中及庭审后一直主张诉讼时效中断，但法官均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简单地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不把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等有机结合，不利于钝化矛盾，相反还会激化矛盾。三、本案程序严重违法。一是一审承办法官在第一次开庭时称因对被上诉人沈艳的送达存在问题，声明第一次即2019年12月13日依据简易程序开庭因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审理依据，还要进行第二次开庭。在第一次庭审中，两被告均未到庭，上诉人申请的证人陈某到庭作证。既然程序违法，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情况肯定不能作为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证人陈某的证言应不予采信。但恰恰却又被本案在对诉讼时效论述部分予以引用，显然前后矛盾，程序严重违法。二是在第二次开庭中，法庭只询问了被上诉方是否要求证人出庭，而对上诉人没有依法告知是否通知证人出庭。第二次庭审中及庭审后，上诉人多次要求重新对证人陈某进行谈话或申请再次开庭，均被承办法官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证人出庭需要法院通知，而不能由当事人通知。一审法院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三是本案判决书全面援引被上诉人沈艳的答辩，而对上诉人的陈述和辩驳只字不予引用。法官存在主观臆断、先入为主之嫌，违背法理。四是被上诉人沈艳能委托代理人，其本人应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和质证，才利于全面查清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法传唤其到庭。一审法院没有对该案事实和证据进行详细、全面的审查，片面听信被上诉人的答辩，而忽视了上诉人的陈述和辩解，审判结果显失公正，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沈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诉讼时效是程序问题，应当优先审理，一审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沈艳在一审时发表了有关诉讼时效的意见，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主动审查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三、对于实体处理同一审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沈艳已经还清涉案借款。在一审时，被上诉人通过向法院申请查询到上诉人在法院有大量的诉讼案件，上诉人的维权意识较强，在借款长达三四年的情况下未找到沈艳，不可能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被上诉人秦卫国二审未作答辩。王昱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卫国、沈艳偿还王昱元本金300000元及利息72424.58元（以上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4年11月1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秦卫国、沈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4日，秦卫国、沈艳向王昱元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昱元人民币叁拾万圆整（300000）（用期壹个月）”。在借条下方，由秦卫国、沈艳出具承诺书，载明“以秦卫国淮海建材装饰城16幢126室抵押给王昱元”。同日，王昱元从尾号为5001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向沈艳尾号为4151的银行卡转账200000元。王昱元女儿刘书含从尾号4582的中国银行卡向沈艳尾号为4151的银行卡转账100000元。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为：沈艳、秦卫国向王昱元出具300000元借条并实际收到借款本金300000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涉案借款有无还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沈艳抗辩诉讼时效超过，应由王昱元举证证实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向沈艳、秦卫国催要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借条出具日期为2014年10月14日，借款期限为1个月，借款到期之日为2014年11月14日，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王昱元应举证证实在2014年11月14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向沈艳、秦卫国主张过权利。而经过法庭调查，王昱元及其申请的证人陈某均陈述未在上述期间内向沈艳、秦卫国主张还款，进而诉讼时效超过，王昱元主张沈艳、秦卫国还款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对争议焦点二，鉴于争议焦点一已得出结论诉讼时效超过，故无论述的必要性。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王昱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886元，由王昱元负担。为证明上诉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上诉人王昱元二审申请证人司某及陈某出庭作证。司某出庭陈述，“沈艳少我钱，我去沈艳家要钱看到王昱元的。我去找沈艳不止一次，在2017年8月份左右，还有时间多着了，早的还有2016年9月份，次数太多记不清了。因为我去要钱，我看到上诉人也去的”；被上诉人询问“后来你要钱有无遇到王昱元？”司某回答，“遇到过的，时间记不清了”；被上诉人询问“证人，你刚才提到2017年8月份和2016年9月份，这两次有无见到过？司某回答，“第一次时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我等两个小时才见到。不止见到王昱元，还有张淑娟，其他人都在场”。陈某出庭陈述，“我去找沈艳要钱认识王昱元的，秦卫国、沈艳欠我钱，也少王昱元钱。我正常去找被上诉人要钱，上诉人也去要钱”；被询问，“你什么时候找他要钱？”陈某回答，“每年都去的，金色水岸，夜里蹲到一两点”；被询问，“2016年出去要过？”陈某回答，“要过的”；被询问，“为什么在一审法院陈述2016年没有要过？”陈某回答，“都不让我说话”；被询问，“一审法官问你2016年有无和王昱元去要账，你回答没有？”陈某回答，“2016年去过也忘记了，时间长”。被询问，“你2016年有无和王昱元一起去要账？”陈某回答，“没有”；被询问，“你今天陈述为什么和一审不一致？”陈某回答，“她要她的钱，我要我的钱”。被询问，“你在2016年找沈艳要钱的时候，上诉人当时有无在场？”陈某回答，“在场，王昱元到场我就走了”。上诉人王昱元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两名证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秦卫国和沈艳向王昱元借款的事实，同时也能够证明上诉人王昱元多次向被上诉人索要借款。因而，借款的事实存在，诉讼时效被中断，上诉人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都是合法的。被上诉人沈艳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两名证人与沈艳有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矛盾较深，证明效力相对较低。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反映的上诉人找沈艳要钱的时间与上诉人在一审自行陈述的第一次索要借款的时间有矛盾，应当以上诉人自行陈述作为其自认的事实，由上诉人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证人陈某陈述的日期和一审的陈述自相矛盾，不应得到认定。综上，请求法庭对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秦卫国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沈艳、秦卫国二审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因证人先后陈述的内容及证人陈述与当事人王昱元自身陈述之间均存在矛盾，故相关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将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加以论述。本院另查明，上诉人王昱元在一审庭审中被询问“沈艳到期未还款有无和你妹妹去催要过借款？”王昱元回答，“没有，都是和陈某一起去的”；被询问“除了陈某还有无其他人？”王昱元回答，“没有”；被询问“最早一次找沈艳催要借款的情形？”王昱元回答，“2016年底至2017年初左右，冬天，晚上我去金色水岸四楼找沈艳，没见到沈艳人”。本院另查明，证人陈某在一审2019年12月13日庭审时出庭作证称，陈某和王昱元一同找过沈艳、秦卫国要钱，于2017年、2018年在金色水岸六栋西边的四楼堵过沈艳、秦卫国。2017年、2018年每个月都去好几趟。2016年没有和王昱元去要过。2017年8至12月份去要过。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及对本案裁判结果的影响。2.本案上诉人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涉案借款有无还清。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王昱元的主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是对涉案借款有无归还，虽然归纳作为争议焦点，但未作论述；三是证人陈某一审第一次出庭作证因一审被告未有效送达，故该次庭审无效，再次开庭时，应当通知陈某再次出庭；四是一审没有通知被告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关于第一个方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了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上诉人还就此发表了辩论意见，故上诉人诉称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裁判，无事实依据。关于第二个方面，一审判决因认定上诉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对其请求权不予支持，进而认为对于借款有无归还的争议焦点无论述的必要性，如此处理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方面，证人陈某作为上诉人一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即便在出庭作证时，被告人一方因未有效送达未出庭，并不会因此影响到证人证言的内容，更不会因此影响到作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方、且在证人作证时已出庭的上诉人的利益。基于此，再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在征询被上诉人一方是否需通知证人出庭，且在被上诉人一方表示勿需通知证人再次出庭后，在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质证的基础上，将证人证言作为一审裁判的依据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方面，上诉人王昱元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的义务。本案并无法定的要求当事人必须到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未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程序上并无不当。综上，一审程序合法。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昱元本人在一审时陈述最早一次要款的时间为“2016年底至2017年初左右”，且陈述均是和陈某一起去要，除陈某外没有其他人。王昱元陈述的时间和陈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的时间“2017年去要过，2016年没去要过”基本能相印证。对比陈某及司某的二审证言看，其中，陈某的证言与一审存在明显矛盾，且其本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先是辩解“都不让我说话”，后改称“2016年去过也忘记了，时间长”，接着又称“她要她的钱，我要我的钱”，故证人陈某的二审证言与一审证言前后矛盾，依据禁止反言的规则，证人陈某的二审证言不足采信。证人司某虽提到“早的还有2016年9月份”，但同时陈述“次数太多记不清了”，故司某的证言具有不确定性。且如果2016年9月份遇到王昱元一同讨债属实，则与王昱元本人陈述的初次索要时间相互矛盾；同时，与王昱元陈述的只和陈某一人去要过、除陈某外无其他人，亦相互矛盾。故司某的证言亦不足推翻一审的判断。本案借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4日，借款期限为1个月，借款到期之日为2014年11月14日，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依法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基于此，一审结合王昱元的自述及一审陈某的证言认定王昱元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从而不予支持王昱元的请求权，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通过第二个争议焦点的论述，已得出不应支持王昱元请求权的结论，故勿需赘述。综上，上诉人王昱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86元，由上诉人王昱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芳芳审判员  王晓玲审判员  周栋才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许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