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女，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女，1961年5月8日生，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吉林市昌邑区双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莲花日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服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2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莲花日杂公司上诉请求：一、不服（2019）吉0202民初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请求改判。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9日，公司股东杨秀梅去逝，全体注册股东一致同意由杨秀梅的女儿李蓉继受杨秀梅的股权。”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李蓉是莲花日杂公司股东之一，并不是杨秀梅的女儿，杨秀梅的女儿叫李茉。其股权也是由李茉继受。二、莲花日杂公司当年没有给方某的股东身份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是有原因的，是合法的。因为莲花日杂公司是国企改制后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当年的改制政策，职工必须持股上岗，股东人数要在50人以下。而我公司当年参加改制的人数远远超过了50人，这就造成了有一部分股东是不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按照当时的《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并没有强制性条款规定必须将所有股东的名字都要在工商登记部门注册。所以莲花日杂公司没有将方某的名字进行注册是合法的。其他企业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年是很普遍存在的。当时的工商登记注册政策也是允许注册金额少于实际出资额的。没有注册的股东其权利义务和注册股东是一致的。莲花日杂公司这些年也是这样执行的。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审法院应该承认莲花日杂公司当年不给方某进行工商注册是不违法的。三、一审法院强制要求莲花日杂公司给方某办理股东工商注册登记的判决是违背修改后的《公司法》条款的本意的。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公司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法》中在将股东姓名或名称进行注册的条款中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这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一审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性，是不合法的。按此条款规定，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法律依据是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不是以必须进行工商注册为依据。莲花日杂公司认为这样的判决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改判。四、（2019）吉0202民初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三项判决剥夺了法定的股东大会合法表决权利。（2019）吉0202民初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第三条是这样判决的：“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方某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而莲花日杂公司现在的注册资金和注册股东的股本是一致的，吻合的。而莲花日杂公司是注册外的公司内部股东，且目前已经退休，按照公司章程，退休后的股东，其股权应当进行转让。要把内部股东改成注册股东，莲花日杂公司必须办理法定增加注册资本手续，按照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议决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的决议，必须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没有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在决议上签字同意，工商部门也是不会为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况且，《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登记时限，一审法院判决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不但剥夺了上诉人股东大会合法的表决权利，而且设定的时限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事实不清，其法律适用上也不符合我国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改判，做出公正的判决。方某辩称，我认为原审法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确认方某在莲花日杂公司的股东身份；2．记入公司章程；3．协助工商备案；4．莲花日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莲花日杂公司于1998年进行企业改制，在1998年10月19日召开创立大会，正式改制成立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创立大会上股东表决通过了公司章程。原告方某原是被告改制企业的在岗职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实际出资5000元，莲花日杂公司于1998年12月7日向方某签发了编号为043的股权证，成为企业的自然人股东之一。2004年3月12日莲花日杂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股东大会，本次会议议程中记载公司现有股东48人，实际到会42人并签名，本次大会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记载了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实际股本额84万元；第四章股东名单中记载了原告方某的股本额为0.5万元；还将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变更为“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自然人股东因死亡、退休、随军、组织调动、被解除劳动用工合同等原因，经董事会决定和股东大会通过，根据股份出资的账面价格在公司内部转让……”2008年6月3日，莲花日杂公司再次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记载了注册资本为64万元，其中法人股16万元；股东名单中记载了16人（包括1名法人股东），但方某的姓名及出资情况未在股东名单中记载，且仅有修改后记载在公司章程中的股东在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上签名。2008年6月4日，经30名股东签字通过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30万元变更为64万元的决议，股东签名中有方某姓名。2011年4月9日，公司股东杨秀梅去世，全体注册股东一致同意由杨秀梅的女儿李蓉继受杨秀梅持有的股权。现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股东名单是根据2011年4月9日股东会后形成，注册股东人数为15人，方某未在股东名单中。另查，原告方某于2011年退休，方某退休后未转让股权，于2018年分得2015年度至2017年度股权红利。一审法院认为，方某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实际出资5000元，并持有莲花日杂公司签发的股权凭证，同时多次参与公司重大决议的表决，还实际取得过股权红利，事实上方某一直在以股东的资格履行出资义务并行使一定权利，对此莲花日杂公司也予以承认，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方某的股东资格。2008年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原记载在2004年公司章程股东名单中的方某予以去除，但当时方某尚在职，且未发生转让、代持等股权变动事项，莲花日杂公司庭审中也未举证其修改章程的事实及法律依据；2011年方某退休，虽达到2004年修订的公司章程中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但莲花日杂公司至今未与方某达成转让股权的合意，更未发起内部转让程序，方某还是实际股权持有者。综上，方某至今仍是莲花日杂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方某既是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要求莲花日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方某为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将方某载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三、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方某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举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的举证质证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仅是将“李茉”写成了“李蓉”系笔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的“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方某退休后，在莲花日杂公司未与方某达成转让股权的合意，未发起内部转让程序的情况下，方某是实际股权持有者，系莲花日杂公司股东，故方某主张将方某载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事实依据充分。一审判决主文第三项表述为“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方某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其主旨是三十日内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的协助义务而非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莲花日杂公司认为是要求三十日内办理完毕，系理解错误，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吉林市莲花日用杂品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照明审判员  潘军宁审判员  张 铁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田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