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23民初539号 原告：王安明，男，汉族，1959年2月23日生，山西省昔阳县人，农民，现住山西省昔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亚艳，山西迅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婷，山西迅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和顺县槐树街1号。 法定代表人：宋海勇，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巩仲林，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杜爱国，男，汉族，1972年7月21日生，和顺县人，现羁押于和顺县看守所。 原告王安明诉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第三人杜爱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安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亚艳、赵慧婷，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第三人杜爱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安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粮款6366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时原告将自己所有的玉米出卖给被告，交易地点为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下设的李阳粮站，经手人为杜爱国。被告收到原告玉米以后，给原告出具了收条，但未及时结算玉米款，玉米款合计金额10610元，被告已支付4244元，还欠6366元未支付。原告认为，自己将玉米卖给被告，被告未按时结清款项，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支持。 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称将自己所有玉米出卖给被告，不是事实。因为我公司从来没有向原告购买过玉米，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买卖合同。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二、原告称交易地点为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下设的李阳粮站，经手人为杜爱国，不是事实。第一，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没有设立过李阳粮站。第二，我公司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交易地点问题。第三，我公司没有安排第三人收购原告的玉米，是第三人的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三、原告称被告收到原告玉米后，给原告出具了收条，也不是事实。第一，我公司没有给原告出具过任何收条。第二，我公司也没有收到过原告的玉米。四、原告称被告已支付的款项，不是事实。我公司没有给原告支付过玉米款。我公司在去年给原告的打款是基于县政府的会议纪要要求，用于解决粮农生活困难的问题，垫付的资金不是支付的玉米款。五、杜爱国的生效刑事判决中已经判决责令杜爱国退赔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由此可见，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由杜爱国承担的，我公司不应承担。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杜爱国辩称，对起诉的事实及金额不持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为：原告王安明卖给第三人杜爱国玉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欠原告的粮款应由谁支付。 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王安明提供收款收据一支，证明粮食的斤数，原告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并有该公司的公章，经手人是杜爱国,同时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欠款应由被告承担。 针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1、对该收款收据有异议。该收款收据上的印章是我公司在2019年1月13日收回印章前杜爱国私自加盖的。2、加盖印章为和顺县粮油总公司的内部统计报表用章，不具有对外效力。3、杜爱国的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说明在我公司收回公章时杜爱国在五本空白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印章。4、虽然经手人为杜爱国，但签字是个人行为，我公司没授权杜爱国，不能代表我公司的行为。5、我公司对收款收据上的斤数不清楚，我公司从来没有收购原告的玉米。 针对原告王安明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杜爱国质证称当时收购单价为每斤0.91元，收购了11660斤。 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2019年6月21日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证明我公司垫付给原告40%粮款，是用于解决粮农生活困难问题，并不是我公司支付给原告粮款就代表我公司就成了本案的主体。2、承诺书一份，证明该粮款是杜爱国个人拖欠的，与我公司没有关系。3、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签订的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证明该协议书明确我公司第一次付的20%即2122元和第二次所付的20%即2122元，粮款性质为垫付费用，用于缓解粮农的生活困难。4、和顺县粮油流通体制改革领导组办公室在2018年10月11日的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粮油总公司各站库的统计报表章同时月底作废，总公司通知各站库交回档案室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盖章，如有违反规定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责任，证明收款收据的盖章时间为2019年1月份，是在我公司收回公章之前杜爱国私自加盖的，因此该责任应由杜爱国承担，不应由我公司承担。并陈述：1、杜爱国不是李阳粮站站长，是保管员，该粮站没有站长，就杜爱国一人。2、2015、2016年委托杜爱国收购过玉米，当时由县政府下达的计划，按收粮计划表进行收粮。杜爱国收回粮填入库单，然后将玉米报回总公司，总公司将款打给杜爱国，由杜爱国支付给农户。农户是按入库单进行核对，然后支付款项，也算是白条。3、粮食款都是由杜爱国支付给农户，公司没有直接支付过粮农户。我公司都是见到入库单，把钱打给杜爱国，杜爱国再进行分配。要进行验收，公司是按入库单进行核实，具体涉及到公司业务，我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因15、16年之前就没有发现过白条这样现象。4、第一，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第五条规定，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第二，如果单位有过错，且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进行赔偿，而不是买卖合同诉讼；第三，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应采用书面合同，最高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该收款收据仅仅是杜爱国行为，我公司从没有支付过粮款，原告也从没有向总公司主张过；第四，是否是表见代理，关于表见代理在2009年的时侯最高院出过一个意见，关于审理当前民商事案件提到关于表见代理，不仅要求在客观上的表现，还有主观上的，虽然本案客观上有代表权的表象，也是李阳粮站的印章，但主张是非善意，存在主观过失，第三人在庭审中也陈述在15、16、17年是杜爱国让王计锁在昔阳县农户收回玉米，收回玉米给第三人，是通过王计锁认识的原告，从客观上是具有代理权的，他们之间是怎么说是不得而知，因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 针对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原告王安明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不了与被告没有关系，协议书只证实需要诉讼的方式来维权，并且被告也承认40%是预付款。2、对承诺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承诺书仅能证明粮农愿意采用诉讼程序来维权，证实不了被告所说与本公司没有关系。3、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第一次协议书仅证明粮农需采用诉讼来进行维权；第二，仅证实被告粮油总公司也愿意预付40%的粮农欠款，且粮油总公司也已经履行完毕。4、对第三个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会议纪要的内容仅证实内部管理问题，对外不产生效力，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针对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杜爱国发表质证意见称：1、根据下达的文件或者总公司的电话通知，收回后先打白条，等粮食入库后，总公司再打给我款，我再支付给农户，都是我直接支付农户。2、15、16、17三年都是白条。就是把粮食收回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我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总公司，总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我，我再支付给农户。3、有的时侯是我去拉，有的时侯是农户自己送，有钱当时就给了，没有钱就打白条。入库单是根据粮食数量报。4、有李怀胜、韩金锁两人，他们也算是昔阳县的粮店，白条是给李怀胜、韩金锁打的，当时是这两人让我给谁写就给谁写，让写农户就写农户，但我直接对的李怀胜、韩金锁，我没有向昔阳县的农户直接收玉米；2019年是我和王计锁向王恩元收的玉米，然后给王恩元打的条，后把条给了王计锁，王计锁把条给了王恩元，王计锁是给总公司收的，是我告诉王计锁说是给总公司收的。5、我告昔阳县人玉米都给被告收的，没有说是给我个人收的。 另查明，本院（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刑终10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2012年以来，杜爱国在担任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库管员期间，长期支付高额借款利息、个人经营玉米生意亏损。2017年，杜爱国债务高达数百万元，无力支付收购粮款的情况下，隐瞒自己的经济状况，以李阳粮站的名义，以打白条赊账的方式在和顺县，向粮户收购玉米，截止2019年5月份，骗取163名粮户共计1114529.89元。2018年11月开始，杜爱国为骗取粮户信任，使用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在昔阳县、阎庄乡、界都乡赊款收粮（所使用印章为和顺县粮油总公司内部统计报表用章。2019年1月13日，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将“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收回。在印章收回前，杜爱国在五本空白收据上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私自留存使用），截止2019年5月份，诈骗金额4675367.42元。被诈骗的粮户中包括原告王安明。杜爱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责令杜爱国退赔被害人和被害单位人民币共计6936580.71元。本院（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第三人杜爱国给了王计锁37000元收购玉米，我院受理的王计锁诉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第三人杜爱国买卖合同案中庭审笔录中王计锁37000元收购玉米并未涉及本案原告王安明。 经质证，对原告提供的收条和被告提供的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承诺书和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以及本院的（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和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刑终102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认定，2015年、2016年，被告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被告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被告的名义在和顺县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待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5年、2016年的粮款已全部结清。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被告的名义在和顺县，以打白条或赊账、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收购原告王安明玉米11660斤，并出具收条。 本院认为，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李阳粮站的库管员杜爱国在无被告授权的情况下，以被告的名义，以打白条赊账的方式在和顺县收购玉米，构成诈骗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本身没有构成犯罪，第三人杜爱国是犯罪行为的主体，民事案件原告诉求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主体并不相同，属于不同事实，而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方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2015年、2016年，被告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被告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被告的名义在和顺县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待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被告的名义在和顺县，以打白条、赊账、开具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2018年杜爱国收购了原告玉米11660斤，每斤0.91元，并出具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条。原告有理由相信2017年至2019年5月份以来杜爱国以被告的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仍是受被告委托，相信被告收购玉米后，被告能给付玉米款。在杜爱国以被告名义收购玉米过程中，原告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行为，杜爱国以被告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与被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应对杜爱国以被告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庭审中，杜爱国与原告均称，2018年，杜爱国收购了原告玉米11660斤，每斤0.91元，粮款10610.6元。但在杜爱国涉粮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原告的承诺书、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杜爱国涉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同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协议书均对欠原告的玉米款重新进行了确认，即欠原告的玉米款为10610元，本院应予以认定。原告王安明与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均认可被告已垫付4244元，还剩6366元应由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承担。因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应对刑事的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承担给付原告玉米款10610元后，刑事案件中，第三人杜爱国退赔原告王安明玉米款应给付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玉米款6366元的请求，本院应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原告王安明玉米款636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芝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赵君 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