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2739号 原告：刘尚芬，女，1962年9月25日生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基，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伟，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道北刘家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刘德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男，汉族，1986年6月12日生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晓燕，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可珊，男，1948年12月19日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刘可涛，男，1957年4月3日生住荣成市。 刘可珊、刘可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可清，男，1954年11月7日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刘可清，男，1954年11月7日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张克良，男，1941年5月27日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张景秀，女，1971年11月2日生住荣成市峰南东区。 张克良、张景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静，女，1975年10月17日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张景静，女，1975年10月17日生住荣成市。 原告刘尚芬与被告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道北刘家村村民委员会及第三人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张克良、张景秀、张景静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褚晓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张克良、张景秀、张景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尚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拆迁安置协议》，将刘可文应得到的102.9平方米的房屋交付原告；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刘曾之、张金芝夫妻早年去世，二人生有儿子刘可文、刘可卓、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和女儿刘可秋、刘尚芬。刘可卓2002年去世。刘可文无妻子儿女，2012年10月23日去世时其父母也早已去世。刘可秋于2015年3月30日去世，其与丈夫张克良生有张景秀、张景静两个女儿。因刘可文身有残疾，后期生活起居常年由刘尚芬照顾。2004年8月16日，刘可文与刘尚芬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刘可文自愿将其本人所有的房屋（指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尚芬抵顶欠款3万元。另外，刘可卓之子刘超、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和张克良、张景秀、张景静均同意刘可文的房屋归刘尚芬所有。2010年，被告开始对全村进行拆迁。11月11日，被告与刘可文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刘可文土地证号13××60宅基地上之房屋拆迁面积102.9平方米，安置户型为“马安75平方米”。被告盖章确认，刘可文由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刘用平代签。该协议已由政府部门备案。因本村分步拆迁，涉案房屋目前尚未拆除。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确认了刘可文的拆迁安置资格，刘可文的继承人有权按照《崖头街道道北刘家村拆迁改造安置办法》优先选择102.9平方米的安置房屋补偿。 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道北刘家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刘可文于2006年被列为五保户，由村集体按五保政策供养，之后村集体将其送到荣成市崖头街道敬老院。2008年，刘可文与村委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村委对其供养生老病死，其房产在其去世后归村委所有。至2012年刘可文去世前，被告按协议内容履行了扶养义务，理应得到其房产遗赠。原告主张继承刘可文遗产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请。 第三人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和张克良、张景秀、张景静向本院提交了同意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的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曾之、张金芝夫妻早年去世，二人生有儿子刘可文、刘可卓、刘可珊、刘可涛、刘可清和女儿刘可秋、刘尚芬。刘可卓2002年去世。刘可文无妻子儿女，2012年10月23日去世时其父母也早已去世。刘可秋于2015年3月30日去世，其与丈夫张克良生有张景秀、张景静两个女儿。 刘可文于2006年被列为五保户，由被告按五保政策供养，之后被告将其送到荣成市崖头街道敬老院（以下简称敬老院）。2008—2009年间，被告与敬老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刘可文送至敬老院供养，日常费用由敬老院负责，如刘可文住院治疗和上级部门拨付资金不足，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刘可文去世后的殡葬费用由被告负责；刘可文去世后，其房屋归被告所有。协议落款处有被告和敬老院盖章，刘可文的名字由敬老院时任院长李某代签，没有落款时间。 证人李某证明，协议书是统一打印的，当时入住敬老院的每个老人无论有无财产都要签，大部分老人是李某代签，老人自己按手印。 2010年，被告开始对本村进行拆迁。11月11日，被告与刘可文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刘可文土地证号13××60宅基地拆迁房屋占地面积102.9平方米、房屋面积43平方米，根据《崖头街道道北刘家村拆迁改造安置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安置房屋户型面积为“马安、75平方米”，具体楼房价格及配套设施、安置楼房的分配等根据《崖头街道道北刘家村拆迁改造安置办法》相关条款执行。被告盖章确认，刘可文由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刘用平代签。 刘可文去世后，原、被告为其拆迁房屋的归属和安置补偿利益发生争议。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认尚持有部分可供选择的安置楼房。 本院认为，由于涉案房屋原产权人刘可文已经去世，相关协议的见证人未出庭作证，既不能认定原告与刘可文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亦不能确认协议书的签字是刘可文本人所签，故不能认定原告与刘可文签订的以房屋抵债的协议书真实、有效。 按照我国现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从立法本意看，农村集体安排资金对五保供养对象生活的补助和改善只是农村五保供养的一个补充，与被供养人是否遗赠在法理上不能互为因果，而刘可文在敬老院生活期间由李某代签的“遗赠抚养协议”是统一打印的制式合同，并且要求每个被供养人无论有无财产都签，说明相关村委对被供养人的经济补助并不以是否遗赠财产为前提。同时，协议本身由敬老院院长代签，且未证实签名旁边的手印是否刘可文本人所按，不能确认是刘可文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被告以“遗赠抚养协议”来抗辩原告对涉案房屋的权利主张，不应支持。 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刘可文生前通过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对房屋进行处分后，其相应的财产权利已经兑换为《拆迁安置协议》的可得财产利益，即“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该财产利益在其死亡后由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继承，原告接受第三人赠与后，由原告一人享有。 但是，原告主张直接获得102.9平方米的安置房屋，突破了《拆迁安置协议》中户型“马安、75平方米”的约定，即使与协议约定的财产利益等值，也须通过与被告重新协商才能实现。 综上所述，刘可文生前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可得利益应由原告继承和享有。被告以“遗赠抚养协议”来抗辩原告对涉案房屋的权利主张，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项、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三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按刘可文生前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土地证号13××60）的约定，将可得利益交付原告。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0元（减半）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学军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闫军红 书记员褚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