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再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任树民，男，1957年1月21日生，汉族，无业，住葫芦岛市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凤芝（系任树民妻子），女，1960年11月4日生，满族，住址同上。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哲，女，1970年10月17日生，汉族，退休干部，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荣、邸卫东，系辽宁益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张国元，男，1971年3月8日生，汉族，个体，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原审被告：宁献斌，男，1966年3月14日生，汉族，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再审申请人任树民与再审被申请人田哲、张国元及原审被告宁献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民终2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20）辽14民申1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任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凤芝及再审被申请人田哲、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荣、邸卫东到庭参加诉讼。任树民申请称：一、撤销（2019）辽14民终229号裁定，由二审法院继续审理，纠正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三、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理由：二审裁定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田哲答辩称，一、因本案张国元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法院裁定驳回任树民起诉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是正确的。田哲在张国元公司任职期间，接受张国元委托为公司办理借款，至今未偿还借款是1700万元，而张国元公司对外进行借款，涉及金额近1亿元，张国元公司以借款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原二审裁定移送公安机关是正确的。二、与任树民形成借款关系的是张国元，田哲只是受公司委托代为办理借款业务，任树民在借款时以及履行过程中对借款人是张国元明确认可。任树民与张国元50万元借款合同的形成是多次借款的总和，不能单独依据39万元打入谁卡中和利息有谁付认定事实，应当结合整个借款经过进行确定。任树民与杜某借款经过与田哲一致，任树民认可杜某是公司借款，任树民与张国元的10.4万元借款是之前借款关系的延续，任树民在发回重审期间与张国元达成还款承诺。任树民向一审法院起诉称，田哲与宁献斌系夫妻关系。2015年10月14日，田哲为周转资金，从原告处借款440，000.00元并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借款期限一年。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但田哲仅偿还了2015年11月1日的半个月的利息以及80，000.00元本金（2016年11月10日还30，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还50，000.00元），原告为追回欠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欠款本金3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为以390，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日计算到2016年11月11日按照月利息三分计算；以36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1日计算到2016年11月15日按照月利息三分计算；以3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6日计算到2018年2月16日到给付之日按照月利率三分计算。同时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3日，案外人杜娟向原告任树民借款300，000.00元，并与任树民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杜娟向任树民借款人民币390，000.00元（实际300，000.00元为本金，90，000.00元为利息），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10月12日。该笔借款到期后，被告田哲将借款偿还任树民。后经田哲询问任树民是否还同意借款挣取利息，任树民于2015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田哲汇款人民币390，000.00元。后田哲给任树民拿来一份借款人为张国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数额390，000.00元（落款日期是2015年11月1日），借款期限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月利率2%，任树民收到该《借款合同》后在合同上签字并按手印。2016年11月11日田哲向任树民转账偿还30，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田哲向任树民转账偿还50，000.00元。另查明，田哲称其为第三人张国元所在公司的会计，其受张国元的委托对外履行借款、付息等业务。任树民于2017年2月6日起诉田哲、宁献斌，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诉讼过程中，田哲申请追加张国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6月9日，龙港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辽1403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田哲、宁献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任树民借款本金310，000.00元及利息。田哲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张国元曾到法院接受询问，笔录显示张国元认可任树民将钱打入田哲账户后，田哲将钱转给了自己，钱是自己用的，法官询问张国元和田哲的关系时，张国元表示田哲是我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是公司的六大股东之一，当时公司运营钱打到谁卡上就转给公司用了。2017年11月7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辽14民终138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7）辽1403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张国元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今有张国元承诺向任树民借款65万元的还款计划，已支付8万元整，剩余57万于2018年5月1日前支付20万整，剩余37万于2019年5月1日前支付清。（落款时间是2018年2月11日）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张国元在二审期间的询问笔录显示其承认借款的事实，并向任树民出具还款承诺书，故张国元应该偿还任树民借款本金310，000.00元及利息。对于田哲是否应该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问题，在本案中，田哲认可任树民将借款打入其名下的账号，亦认可通过其账号偿还过任树民80，000.00元本金，同时田哲亦认可任树民与张国元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是双方在借款当时双方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而是在借款后，田哲将张国元已经签好字的借款合同拿给任树民，让任树民补签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与任树民接触的自始至终都是田哲。虽然张国元对于借款的事实认可，但在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做的笔录中他表示田哲不仅是公司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是公司的六大股东之一，而田哲对此事实未进行过任何解释，故法院认为与任树民接触的自始至终都是田哲，田哲亦应该对于张国元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于被告宁献斌是否应该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虽然本案欠款事实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任树民未能证明田哲借款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宁献斌无需承担该笔欠款的给付责任。对于任树民主张的利息，因2016年11月11日田哲向任树民转账偿还30，000.00元，2016年11月15日田哲向任树民转账偿还50，000.00元，故田哲、张国元应该以3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1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以36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2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以3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6日计算至张国元、田哲本息偿清之日止，标准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判决：一、第三人张国元、被告田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任树民借款本金3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1日以39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1月12日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以36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1月16日计算至被告田哲、第三人张国元本息偿清之日止以3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原告任树民对被告宁献斌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任树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00元，原告已垫付3，350.00元，由被告田哲、第三人张国元承担。田哲不服一审判决，田哲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接触的自始至终都是被告田哲，只是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显示是第三人张国元”，来判定其关联性错误。本案中借款合同的借贷双方当事人是非常明确的，借款人系张国元，出借人系任树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相对人是指签订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因此该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应当为张国元，而不能仅以原告自始至终接触谁来判定借款合同的借款人。2、上诉人不是借款人，也没有占有及使用该笔借款。原审法院对张国元在市中级法院所做的田哲不仅是公司经理，也是公司的六大股东之一的笔录予以认定是明显错误的。（1）上诉人仅是张国元公司的员工，并不是公司的经理及股东，上诉人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行为，不是其个人行为。（2）工商备案登记显示上诉人并非该公司股东、公司为张国元自然人独资。在2016年3月14日法人变更一栏中显示张国元以100%的股权比例转让给王希杰。（3）上诉人的工资单以及张国元的证明均证实上诉人系员工身份，而非股东身份。（4）上诉人对于张国元后期补的笔录真实性存在质疑。3、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张国元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是双方在借款当时双方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而是在借款后，被告田哲将第三人张国元已经签好的借款合同拿给原告的，让原告补签的”事实错误。上诉人作为公司的会计，对外履行借款、付息等业务是其职务范围内，而且上诉人在询问被上诉人是否还同意继续借款的事实后，在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后，才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于签订借款合同事实是知情的，并非补签借款合同。一审法院适用法定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第三人未到庭的情况下，仅仅依据第三人的询问笔录做出判决，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属于程序错误。并补充一点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对张国元进行立案调查，正在核实相关事实。已经找过田哲询问张国元集资的相关情况。所以本案应中止审理，待公安机关查清案件事实后，再恢复审理。二审期间，田哲提供如下证据：其向张国元转账的清单明细，用以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实际由张国元占有使用及支配；佛山市元高陶瓷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用以证明该公司是张国元独资的企业，田哲与这个企业没有任何关系；田哲和宁献斌曾经向张国元借款的借款合同，用以证明自己并不是股东身份，张国元作为老板不仅对外借款，也向田哲、宁献斌借款，自己也是受张国元诈骗的被害者；杜某证言，用以证明田哲仅仅是给张国元打工的会计，不经手款项使用支配，转到她账户只是对张国元钱款暂时管理的财务人员行为。并称，其经手如本案的款项达1700余万元，且涉及人数众多。任树民质证认为：田哲提供的转账清单明细（的账户）并不是其转给田哲款项的卡号，也不能证明田哲转的是其款项；佛山市元高陶瓷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的工商档案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田哲、宁献斌与张国元的借款合同，恰恰说明本案上诉人夫妻与张国元多次发生借贷关系，可能在自己钱不够的情况下向外借款再转借给张国元；证人杜某证言自相矛盾，不能支持上诉人观点。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任树民起诉田哲及张国元民间借贷，现张国元下落不明，据田哲称如本案情况其经手的借款达1700余万元，数额巨大，人数众多，款项均不能予以归还。故张国元和田哲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之规定，本案应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7）辽1403民初25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任树民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任树民已付3，350元，退回任树民3，3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00元，公告费560.00元，退回田哲5，950.00元。再审期间查明事实：本院做出（2019）辽14民终229号裁定后将案件移送至葫芦岛市龙港区公安分局，龙港区公安分局于2020年4月3日将案卷移送回本院，对本院移送有关田哲、张国元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的审查意见为：目前，张国元下落不明，该公司账目无法调取和查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张国元、田哲等人涉嫌犯罪。有任树民与张国元双方签字的借款合同金额为500,000.00元（落款时间是2015年11月1日），而非390,000.00元。对此，田哲主张5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共同协商形成的，由此次借款390,000.00元加上之前欠款未还的本金及利息共同组成。任树民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此合同是390,000.00元转账后田哲拿来让自己签字自己就签了，并不了解合同具体内容。本院认为:公安机关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张国元、田哲等人涉嫌犯罪，为保护民事利益，再审申请人任树民申请继续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救济，应予支持。在本案中，虽是任树民与张国元签订500,000.00元借款合同，但其中390,000.00元借款是田哲单方找到任树民询问是否存款赚取利息，任树民同意并于2015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先将390,000.00元转给田哲，后由田哲单方向任树民出具一张有张国元签名的500,000.00元的借款合同，田哲主张此笔借款是由张国元授权的公司行为，且已将任树民的借款转账到张国元账户，但从田哲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任树民此笔390,000.00元借款没有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入田哲个人账户，任树民转账给田哲的账户与田哲转账给张国元的账户不是同一账户，转账金额也不一致，不能证明两笔转账具有关联性。田哲个人与张国元的借款合同证明其与张国元之间也存在借贷关系，从其与张国元借款合同的金额上看并不排除田哲有转贷谋利的可能性。张国元后期虽自认田哲将此笔借款打给自己，又出具还款承诺书，表示此案涉借款最终为张国元所用。但综合全案看，在任树民与张国元的借款关系中，田哲在对本案涉390,000.00元借款所起到的作用超过联系、介绍的范畴，与借款事实存在密切关联和不可分割的作用。田哲也认可曾通过其个人账户两次向任树民归还本金利息共80,000.00元。田哲意图借款后收取借款和还款的行为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其意思表示可以理解为积极地默示，应将田哲归入借款关系中。田哲、张国元理应共同对案涉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综上，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辽14民终229号民事裁定；二、维持龙港区人民法院（2017）辽1403民初2581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5,950.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申请人田哲、张国元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广欣审判员  于 洋审判员  侯秀菲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赵辰书记员刘佳欣本判决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六十六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