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9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万洪，男，197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四川棠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森，四川棠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蕾，女，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瑞，四川信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郭红梅，女，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上诉人何万洪因与被上诉人刘蕾、原审被告郭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胡张映雪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何万洪及其诉讼代理人韩立、彭森，被上诉人刘蕾及其诉讼代理人李金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郭红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何万洪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刘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仅凭刘蕾提供的转款凭证和其自述就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刘蕾应当提供相应的债权凭证以证明其与何万洪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本案转款均是发生在二人恋爱、同居期间，符合恋人之间日常感情维系、共同生活消费的情况，其中145000元刘蕾用于投资餐馆，有短信内容印证；2.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判令何万洪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属法律适用错误，对利息的利率标准和起算时间认定不当。 刘蕾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何万洪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正确，何万洪自2019年8月1日起承担所欠款项的资金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刘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万洪、郭红梅立即归还刘蕾借款本金449906元及资金利息（资金利息从2019年8月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何万洪、郭红梅承担刘蕾为主张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3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蕾与何万洪原系恋人关系。2016年期间，刘蕾向何万洪微信转款10250元；2017年期间，刘蕾向何万洪微信转款71670元；2018年期间，刘蕾向何万洪微信转款62080元；2019年期间，刘蕾向何万洪微信转款45897元；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6月9日期间，刘蕾共计向何万洪银行转款145000元；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刘蕾共计向何万洪支付宝转款21600元；以上合计：356497元。一审另查明，何万洪与郭红梅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7月25日办理离婚登记。以上事实，有双方身份信息、《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蕾与何万洪之间是否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二、郭红梅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刘蕾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本案认定的事实，对双方的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刘蕾与何万洪之间是否建立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何万洪主张刘蕾向其所转钱款系用于刘蕾的商业投资行为，何万洪仅是帮刘蕾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上述答辩意见，何万洪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何万洪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刘蕾提交的银行流水、支付宝账单、微信账单，可以证明刘蕾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共计向何万洪转款356497元的事实，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刘蕾履行了出借义务，何万洪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刘蕾要求何万洪归还借款35649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刘蕾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刘蕾主张其于2019年7月对何万洪进行债务催收，但何万洪拒不还款，应当从2019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存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刘蕾的该项诉请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郭红梅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郭红梅与何万洪于2017年7月25日已经登记离婚，双方并非夫妻关系，何万洪向刘蕾的借款未用于何万洪与郭红梅的共同生活，并非何万洪与郭红梅的夫妻共同债务。刘蕾的所有钱款均是转给何万洪个人，与郭红梅之间不具有法律关系，故刘蕾要求郭红梅对何万洪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刘蕾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刘蕾主张的律师费30000元并未实际全部发生，且律师费也并非刘蕾主张债权的必要合理费用，故一审法院对于刘蕾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何万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蕾归还借款本金35649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存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1日起至借款归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刘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24元，由刘蕾负担700元，由何万洪负担3324元。 本院二审期间，何万洪提交以下证据：1.何万洪向刘蕾微信转账的记录，发生在2016年9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共转账21笔，合计金额34260元。拟证明：在刘蕾向何万洪转款期间，何万洪与刘蕾之间互有资金往来，双方不是借贷关系，双方处于恋爱期间，并非刘蕾出借款项给何万洪；2.2019年7月20日刘蕾与何万洪的短信内容，刘蕾在一审举证时删除了其中一句话,是在7月20日13：44分发送的:“除了馆子的钱，我自认倒霉，其他的你用了，都还给我。”拟证明：刘蕾在一审诉状中陈述开餐馆的时候刘蕾向何万洪出借了开餐馆的资金，但结合聊天记录内容看出，开餐馆的资金不是刘蕾出借给何万洪的，而是刘蕾自己的出资款。再结合刘蕾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这句话，意在误导，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刘蕾质证称，微信转账记录真实,其中，2016年9月9日1200元，当时何万洪没有钱，刘蕾给他的现金，何万洪通过微信转给刘蕾的；2017年5月17日1000元，是刘蕾给何万洪的现金，何万洪通过微信转账给刘蕾的。2018年5月26日的1000元和2700元，当时何万洪和桑登去加盟一把骨的时，需要交加盟费，当时桑登没有钱，何万洪找到刘蕾，让刘蕾拿5000元给桑登，刘蕾就转了5000元给何万洪，桑登之后把3700元还给何万洪，何万洪把这个钱转给了刘蕾，不是一次性还给刘蕾的，陆陆续续转了5000元，5月26日的1000元、2700元；5月26日1000元，这5000元何万洪是全部还给刘蕾了。2018年5月20日的520元，是何万洪对刘蕾表示心意，其他的记不清楚转账原因。对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短信是刘蕾发送的，让何万洪还钱，何万洪说不还，刘蕾很生气，认为能要回一部分算一部分。本院经审查认为，微信转账记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何万洪向刘蕾转账的事实；对于短信记录，经与刘蕾在一审提交的短信时间、内容比对，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2016年9月9至2019年6月2日期间，何万洪向刘蕾共转账21笔，合计金额34260元。 2019年7月20日13：44分，刘蕾向何万洪发送短信“除了馆子的钱，我自认倒霉，其他的你用了，都还给我”。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刘蕾与何万洪之间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若双方之间建立借贷关系，何万洪应向刘蕾返还的本金、利息金额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刘蕾向何万洪转款356497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何万洪应当首先对收到的款项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何万洪在一审中辩称，其与刘蕾系男女朋友关系，款项属于同居期间男女之间的资金混用；二审中，何万洪辩称与刘蕾交往期间何万洪没有钱，刘蕾年龄比何万洪大几岁，所以就用刘蕾的钱，不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何万洪、刘蕾在各自婚姻关存续期间发展为不正当男女朋友关系，并在其间发生频繁转账以及每月20日左右发生的规律性转账，何万洪并未对转账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解释。并且，男女朋友关系并非法定的身份关系，双方之间也没有特定的法律义务，何万洪的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依据该条规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何万洪应向刘蕾返还借款。 关于何万洪应向刘蕾返还本金、利息的认定问题。首先，依据何万洪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在双方交往期间，何万洪向刘蕾分21次转账共计34260元。其中，何万洪、刘蕾均认为2018年5月20日转账的520元为何万洪向刘蕾表示心意的款项。对于其他款项，虽然刘蕾辩称大部分为其先给何万洪现金，后由何万洪微信转账给刘蕾，但何万洪不予认可，刘蕾亦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此，除何万洪向刘蕾转账的一笔520元，对于何万洪向刘蕾转账的其他款项共33740元应予以扣减。其次，对于刘蕾向何万洪银行转账支付的145000元，刘蕾主张系其借给何万洪开餐馆的费用，何万洪辩称是由刘蕾投资餐馆，何万洪负责管理，并提交二人之间的短信记录佐证。依据短信记录内容，刘蕾向何万洪发送：“除了馆子的钱，我自认倒霉，其他的你用了，都还给我。”经审查，该条短信位置在刘蕾向何万洪发送的多条短信当中，前后短信之间具有连贯性，故刘蕾在一审提交证据时应系故意删除该条短信内容，其行为导致证据内容不完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认为，首先，对于该部分款项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刘蕾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借款缺乏依据。其次，依据短信内容，刘蕾在主张债权的过程中已明确作出不向何万洪主张该部分投资款的意思表示，视为其对该部分款项的放弃。故此，该部分款项应在刘蕾向何万洪的转款中予以扣除。综上，何万洪还应向刘蕾偿还本金177757元。另外，关于何万洪上诉主张一审对于逾期利率标准及起算时间认定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在何万洪、刘蕾未约定借款利息的情况下，何万洪应按照年利率6%向刘蕾支付逾期利息，鉴于刘蕾自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其次，依据在案证据，刘蕾通过短信向何万洪催收的时间是2019年7月20日，但刘蕾自愿从2019年8月1日起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亦系其对自身权力的处分。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何万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于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6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书； 二、何万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蕾偿还177757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77757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刘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24元，由何万洪负担2053元，由刘蕾负担19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48元，由何万洪负担3391元，由刘蕾负担3257元。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