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丽，女，198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系上诉人丈夫），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淑仙，女，196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棋文，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徐淑仙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2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丽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徐淑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债权转让协议因涉及刑事犯罪，属于无效合同，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同样无效，一审法院判决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徐淑仙与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诚公司）签订的e租宝理财合同因涉嫌集资诈骗，已经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对钰诚公司进行定罪量刑，该理财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刘丽丽在该无效合同上的签字也同样无效。徐淑仙因想获得高额利息，找到刘丽丽想购买与刘丽丽同样的理财产品，徐淑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意识到高回报必然存在高风险，依然要求与钰诚公司签订理财合同，但又不想承担理财风险，便在刘丽丽不明就理的情况下，欺骗刘丽丽在理财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以求日后风险出现时向刘丽丽转嫁投资风险。刘丽丽以见证的意思表示，却签订了保证合同，与刘丽丽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一审法院强行认定担保合同有效，且判决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支付徐淑仙8450元本金，不但违反了公平原则，也同样侵害了刘丽丽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刘丽丽对徐淑仙交付给公司的本金进行担保有效、双方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错误。对徐淑仙提交的证据一分析可知，该《债权转让协议》不完整，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该协议显示共有7页，且每一页页脚页码均显示总页数和当前页数，而刘丽丽签字页没有页码显示，刘丽丽也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知道该份协议的具体内容，当时只是为了见证徐淑仙给钰诚公司转账的事实才签字，没有为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的债仅转让作保证的意思表示。在刘丽丽签字页不能证实与该协议1一6页属于同一协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刘丽丽是为该协议作保证担保，从而成立保证合同关系，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且与事实不符。刘丽丽不认可是为徐淑仙与钰诚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作保证担保，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对存在保证担保关系的事实认定同样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对徐淑仙在担保期间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第3页本院认为部分，“因双方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刘丽丽认可其担保签字，刘丽丽为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承担保证担保责任。”退一步讲，即使该保证合同关系有效，也因保证期间的经过，而免除刘丽丽的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依据以上两个条款的规定可知，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间以及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6个月内。在此期间，债权人如果不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人将免除保证责任。而只有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保证责任，才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期至2016年10月31日届满，徐淑仙应在2017年4月30日前向刘丽丽主张权利。徐淑仙虽在2017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但该起诉不构成有效的对刘丽丽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情形，不能产生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第一，徐淑仙提供的“证据三”中，一审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明确徐淑仙起诉的被告为“刘丽”，且诉讼费专用票据中被告也为“刘丽”，而本案一审被告均为“刘丽丽”，“刘丽”与上诉人“刘丽丽”并非同一人，且徐淑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两个名属同一人，因此，不能认定徐淑仙已经向刘丽丽主张了保证担保责任；第二，刘丽丽从未收到过徐淑仙在2017年4月17日起诉“刘丽”的法院传票或其他有关其提起诉讼的法律文书，徐淑仙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已经向刘丽丽送达了上述法律文书且刘丽丽已经收到的事实，从而进一步证明，徐淑仙即使在2017年4月17日起诉了名为“刘丽”的公民，但该“刘丽”并非本案上诉人“刘丽丽”；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徐淑仙在2017年4月17日起诉刘丽丽，结合“第二”项的事实，证明在刘丽丽并不知情的前提下，徐淑仙并未实际要求过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刘丽丽在保证期间内，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徐淑仙要求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徐淑仙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向刘丽丽主张过保证责任，事实上徐淑仙在保证期间内确实未向刘丽丽主张过保证责任，保证担保期间已在2017年4月30日经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免除，一审法院判决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支付徐淑仙本金8450元并承担2020年4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利息错误。徐淑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刘丽丽与徐淑仙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虽然珏诚公司涉e租宝集资诈骗案，但本案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刘丽丽与徐淑仙签署的担保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刘丽丽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本案未超出保证期间。徐淑仙在保证期间内已经主张过保证责任，刘丽丽的保证责任不能被免除。本案中主合同履行期至2016年10月31日届满，徐淑仙已于2017年4月17日提起诉讼，且起诉中被告虽名为“刘丽”，实际上为本案上诉人刘丽丽，（2017）鲁1002民初2038号案件诉讼内容、身份证号码及送达地址与本案一致，且原庭审中刘丽丽已自认协议书最后一页担保内容及签字，名为刘丽系其本人亲笔所签，互相佐证，可认定徐淑仙在保证期间主张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徐淑仙要求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徐淑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丽丽偿还徐淑仙担保款8450元及利息（利息以845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丽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9日，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钰诚公司拟通过平台将其合法拥有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原告，融资租赁合同编号为EZL20152244，转让价款13000元，预期年化收益率14.6%，投资期限为12个月，按日计息，每三个月付息，到期还本。协议最后一页有刘丽签字并书写“由刘丽担保公司本金”字样。对于该书写内容的理解，刘丽丽辩称只是证明徐淑仙将款项交付给了公司，并非是作出担保的承诺。合同签订当日，徐淑仙通过POS机刷卡向上海仁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支付13000元。2017年4月17日，徐淑仙曾在一审法院起诉刘丽丽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后撤诉。2020年4月22日，徐淑仙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徐淑仙自述，经法院对e租宝案件判决执行，其已取得本金35%的赔付款4550元。另查明，e租宝及其涉及的运营公司等已经法院判决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一审法院认为，徐淑仙、刘丽丽尽管没有签订担保合同，但刘丽丽在债权转让协议后书写的“由刘丽担保公司本金”能够认定为由刘丽对徐淑仙交付给公司的本金进行担保，双方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因双方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主债务履行期至2016年10月31日届满，徐淑仙已于2017年4月17日起诉，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故徐淑仙本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要求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徐淑仙主张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丽丽辩称保证期间已过，理由不当，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被告刘丽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徐淑仙本金8450元，并自2020年4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如果未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刘丽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每一页的页脚处均注明当前页码和总页码，该合同共7页，在最后一页即第7页合同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及签署日期下方由刘丽丽签署“由刘丽但保公司本金刘丽”，并书写了刘丽丽的手机号码，该页页脚处同时注有当前页码和总页码“7/7”。一审时，针对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签订过程，刘丽丽陈述“事情经过是：被告（刘丽丽）经他人介绍存理财，原告（徐淑仙）经过别人找到被告，觉得该理财很好，也想理财，被告表示其不懂具体情况，便将理财经理介绍给了原告，后原告就与理财经理签订了合同，具体合同内容被告不清楚。”针对一审法院询问“既然被告只是介绍理财经理给原告，为何其二人让被告签字，被告就签字了”，刘丽丽陈述“被告只是以为签字是为了证实钱给了理财公司才稀里糊涂的签了字。”刘丽丽二审提交的上诉状中称“徐淑仙因想获得高额利息，找到刘丽丽想购买与刘丽丽同样的理财产品，徐淑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意识到高回报必然存在高风险，依然要求与钰诚公司签订理财合同，但又不想承担理财风险，便在刘丽丽不明就理的情况下，欺骗刘丽丽在理财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以求日后风险出现时向刘丽丽转嫁投资风险。刘丽丽以见证的意思表示，却签订了保证合同，与刘丽丽真实意思表示不符。”2017年4月17日，徐淑仙以“刘丽”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丽”承担保证责任，后申请撤诉。二审中，徐淑仙称，当时一审法院立案庭法官给刘丽丽通过电话调解，后因e租宝涉刑事案件，徐淑仙撤回起诉。刘丽丽认可2017年法官曾给其丈夫打电话说了这回事，询问是否同意调解，其丈夫当时回复不接受调解，只接受开庭审理，之后就没有再联系，其也未收到撤诉裁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丽丽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刘丽丽主张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因涉及刑事犯罪，属于无效合同，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同样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出让方钰诚公司以转让融资租赁项目债权支付高额利息为名，通过媒体等途径采用公开宣传方式，面向社会公众销售e租宝网络金融产品，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相关责任人员也已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案涉合同在签订时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钰诚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员，虽经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并不必然导致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刘丽丽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刘丽丽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问题。第一，刘丽丽主张其系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名，只是为了见证徐淑仙给钰诚公司转账的事实才签字，没有为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的债仅转让作保证的意思表示。而且该债权转让协议不完整，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该协议显示共有7页，且每一页页脚页码均显示总页数和当前页数，而刘丽丽签字页没有页码显示，刘丽丽也明确表示不知道该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不能证实刘丽丽系为该债权转让作担保。对此，本院认为，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每一页的页脚处均注明当前页码和总页码，在该合同的最后一页即第7页合同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及签署日期下方由刘丽丽签署“由刘丽但保公司本金刘丽”，并书写了刘丽丽的手机号码，该页页脚处同时注有当前页码和总页码“7/7”。刘丽丽主张其签字的当页未显示当前页码和总页码，不能证实与合同前6页系同一份协议与事实不符。刘丽丽主张案涉合同系电子文本，不存在纸质合同，系徐淑仙伪造，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而且，刘丽丽在一审时亦称其将理财经理介绍给了徐淑仙，后徐淑仙与理财经理签订了合同，具体合同内容其不清楚，其“只是以为签字是为了证实钱给了理财公司才稀里糊涂的签了字”，二审提交的上诉状中亦称“徐淑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意识到高回报必然存在高风险，依然要求与钰诚公司签订理财合同，但又不想承担理财风险，便在刘丽丽不明就理的情况下，欺骗刘丽丽在理财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以求日后风险出现时向刘丽丽转嫁投资风险。刘丽丽以见证的意思表示，却签订了保证合同，与刘丽丽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刘丽丽在案涉合同中明确书写“由刘丽但保公司本金”的内容，虽然有文字错误，但意思表示明确，一审法院认定其为徐淑仙案涉债权本金提供保证担保，与徐淑仙之间成立保证担保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刘丽丽主张案涉合同系徐淑仙伪造，其并未为案涉合同提供保证担保，既无证据证明，也与其一、二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其主张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证明徐淑仙将本金支付给钰诚公司，而非为案涉合同作担保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刘丽丽主张保证期间已过，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刘丽丽在合同中书写“由刘丽但保公司本金”，对保证方式未作出明确约定，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债权人在六个月内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徐淑仙与钰诚公司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至2016年10月31日，保证期间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6年11月1日开始起算至2017年4月30日止，而徐淑仙在保证期间内于2017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虽然徐淑仙在该次诉讼中将被告书写为“刘丽”，但刘丽丽在合同中书写的关于保证的内容亦署名为“刘丽”，刘丽丽也认可一审法院在2017年通过电话方式询问其丈夫是否同意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徐淑仙在保证期间内向刘丽丽主张了权利，自徐淑仙要求刘丽丽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起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至徐淑仙提起本次诉讼时并未超过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刘丽丽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丽丽以徐淑仙2017年4月17日提起诉讼时，被告名字为“刘丽”，不能证明与刘丽丽系同一人、其未收到相关诉讼文书为由主张徐淑仙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已过，其应当免除保证责任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丽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