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1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经营者：李定文，男，196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泼军，湖南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小波，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正黄社区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纲要，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宇，湖南兆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以下简称汨罗江农资部）与上诉人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山边合作社）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2019）湘0691民初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汨罗江农资部的经营者李定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泼军、姚小波，被上诉人山边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纲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汨罗江农资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在原判决认定山边合作社支付182007.45元植保费的基础上再增加支付植保费130587.1元（已核减雇员就餐及住宿费用18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山边合作社将桃源村的土地流转给了郑某错误。1、《2017年山边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系山边合作社提供的书证，经由其财务人员向李纲要核实并请示，且加盖了印章，应以此所载面积为准。2、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在法院组织汨罗江农资部和山边合作社实地丈量时，李纲要并未指出桃源村土地已流转出去，而且还开始了对其一半的丈量。在丈量过程中李纲要并未否认，还配合丈量。因此，桃源村土地流转给郑某应是山边合作社与郑某炮制出来的。3、如果桃源村土地面积如山背村一样在2017年度即流转给郑某承包，山边合作社应该在第二次庭审时一并提出来，而不至于庭后再找人作证，且山边合作社庭后再找人作证早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二、一审判决对山边合作社植保岳田村、面积认定错误。1、关于岳田村、双季稻面积的认定，汨罗江农资部提供的源于农技站出具的《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及《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有李纲要的签名，应予采信；而农技站第二次出具的补贴表既没有李纲要领取补贴的签名，也没有李纲要2017年度领取补贴的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手续，不能排除农技站负责人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做假证的可能，不应予以采信。一审判决根据农技站个别人的证言“核查表中记载的系申报的早稻面积，补贴表中记载的系实际补贴面积”，草率作出“补贴表中的记载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导致证据认定错误。2、如果桃源村土地面积流转给郑某承包不成立，一审在核定汨罗江农资部一季稻植保面积时，对桃源村的一季稻面积予以核减就存在计算错误。山边合作社辩称，一、郑某的证言和流转合同书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桃源村双季稻面积不计入植保范围正确。二、核查表与补贴表所载事实不一致，因核查表只是申报大致情况，补贴表是最终确定的数据，实际补贴面积金额更能说明真实情况，应当以补贴表为准。三、一审法院曾给出丈量土地的期限，但汨罗江农资部却无故不参加丈量活动，且在山边合作社多次催促下，农资经营部只丈量了一天便不再出现，显然农资经营部不愿意丈量出真实的植保面积，且仅丈量了岳田村而非桃源村的土地面积。山边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山边合作社的全部反诉请求，即汨罗江农资部赔偿山边合作社经济损失330927.82元；2、由农资经营部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山边合作社不能证明农资经营部的不当行为与减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错误。1、农资经营部负责的植保作业不到位。2017年9月19日至22日期间，农资经营部聘请的植保人员将偷工减料剩余的农药据为己有，三天后山边合作社发现稻田病虫害爆发，立即要求补防，农资经营部采取了无人机作业的补救措施，该措施持续了三天。因此，农资经营部之前的植保工作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足量完成，无法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2、农资经营部的事后补救措施已错过最佳防治时期。根据平江县植保质检站提供的《病虫情报》显示，当年防治病虫害的时期为9月21日至25日，农资经营部当时的植保因用药不足对稻田病虫害防治工作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后补救措施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治时期。3、事后采取的补防措施并不充分。根据实际情况，无人机作业的日工作能力为150亩左右，3天也才450亩左右，而一审判决认定植保面积为1140.81亩，还有690.81亩左右的稻田未进行补防。因此，农资经营部的植保工作并未严格按照合同充分履行义务。4、相关减产的证据是相关部门根据当地当年的平均产量作出的保守评估。岳田村和辖区内均有大量农田，当地居委会对当年其他农田的产量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所以才出具相关证明。一审判决认定该证明没有参照标准不准确。二、汨罗江农资部作为专门从事植保工作的组织，工作中并未体现其专业性。汨罗江农资部没有按照《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严格进行操作，事前没有备案，事中没有建立可追溯的档案备查，病虫害爆发后更没有向相关部门报告，致使错过防治时间，甚至所使用农药也不知道其具体成分。因此，汨罗江农资部存在重大过失，应当对山边合作社的损失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汨罗江农资部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山边合作社的反诉请求不成立正确。1、山边合作社提供的由岳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所反映的数据来源不明，也未作必要的说明，且其中未明确减产的到底是早稻还是晚稻或者两者兼有，因此关于减产事实的陈述没有依据。2、山边合作社称农资经营部未尽植保义务，杂草丛生并拍摄照片为证，但对此当年并未提出，拍照时也未让汨罗江农资部到场见证或参与测产，因此不能采信。3、根据《水稻植保合同书》第五条第2款的约定，山边合作社在汨罗江农资部使用除草剂3天后必须将水放到每丘田，并保水5天；杀虫前，山边合作社也须将水放到每丘田，如果因山边合作社未达到要求产生不良后果，汨罗江农资部概不负责。因此，即使山边合作社所称出现严重病虫害属实，也无法分清责任。山边合作社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汨罗江农资部已经尽到植保义务。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雇佣员工偷盗的是喷洒作业剩余的农药，且汨罗江农资部得知后，当即就聘请无人机补打农药。因此，汨罗江农资部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综上，山边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汨罗江农资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山边合作社支付拖欠汨罗江农资部的水稻植保服务费314394.55元，并支付以269965位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7年晚稻收割完即2017年12月1日起，至欠款归还日止的资金占用逾期利息；2、由山边合作社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山边合作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决汨罗江农资部赔偿山边合作社经济损失330927.82元。二、由汨罗江农资部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4日，汨罗江农资部与（甲方）与山边合作社（乙方）签订《水稻值保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为：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面积由汨罗江农资部农药和人工进行病虫防治，再生稻单季承包145元/亩，中稻单季承包145元/亩，早晚稻双季承包175/亩，按丈量计算实际面积；植保承包时间从水稻移栽到收割为止；由汨罗江农资部提供农药、人工，对山边合作社承包田进行防病治虫，各类病虫产生的危害，不得超过5%，如果超过5%，按当年的产量评估的比例赔偿；当季水稻务必全部纳入承包范围，并如实签订服务的面积和具体田块，山边合作社作物、面积有变化，必须及时通知汨罗江农资部，补签服务合同，如因为山边合作社虚报承包面积，汨罗江农资部有权终止合同，且造成的病虫害损失汨罗江农资部不承担责任；山边合作社在汨罗江农资部使用除草剂3天后必须将水放到每丘田，并保水5天，另在汨罗江农资部杀虫前，山边合作社必须将水按田放到位，如果因山边合作社未达到要求产生不良后果，汨罗江农资部概不负责。合同约定签字生效，李定文和李纲要分别在甲乙方代表处签字。合同签订后，汨罗江农资部即安排人员喷洒农药。后山边合作社以汨罗江农资部病虫草防治不到位致其水稻减产为由拒付值保费用，双方由此产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汨罗江农资部与山边合作社签订的《水稻值保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予以认定，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值保面积和值保费用如何认定？二、汨罗江农资部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其是否应承担山边合作社的减产损失？三、山边合作社是否代汨罗江农资部支付了陈教发4000元劳务费用？四、汨罗江农资部作业人员植保期间的伙食费、住宿费如何认定？五、汨罗江农资部主张逾期利息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水稻植保合同书》中约定单季稻、双季稻面积按实际丈量面积计算。本案审理期间，要求双方组织人员进行丈量，但双方对于2017年山边合作社承包农田的范围存在争议，也无法区分单季稻、双季稻各自的面积。因此，实际丈量已不可行。对于2017年水稻的承包面积，山边合作社作为一家专业农民合作社，应该保留有相关凭证。在山边合作社没有提供承包合同、会计凭证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评析。首先，李铁生、袁冬冬的证言和流转合同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017年山边合作社自山背村承包的土地又流转给了袁冬冬，且该部分土地并未由汨罗江农资部植保。向山边合作社会计邓海清调取的《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没有山背村的土地面积，该证据亦能佐证上述证明目的。故此，涉及山背村的土地面积不能计入汨罗江农资部植保范围。其次，《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虽然记载有桃源村双季稻150亩、一季稻283.08亩，但山边合作社及证人郑某对此有较合理的说明，郑某的证言和流转合同书能互相印证，结合向桃源村负责人调查的情况，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认定2017年山边合作社自桃源村承包的土地又流转给了郑某的事实，涉及桃源村的土地面积亦不能计入汨罗江农资部植保范围。最后，关于山边合作社自岳田村、承包土地面积如何认定的问题。向平江县安定镇农技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调取的《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中，记载2017年山边合作社在流转早稻面积547.52亩，在岳田村流转早稻面积427.14亩；后该服务站出具的补贴表中，记载2017年李纲要名下双季稻补贴面积763亩。经向平江县安定镇农技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郑中伟核实，其陈述核查表中记载的系村申报的早稻面积，而补贴表中记载的系实际补贴面积。综合上述两组证据，补贴表中的记载更符合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山边合作社双季稻补贴面积为763亩。又，证人郑某证明其流转的桃源村土地补贴并非自农技站处直接领取，而是由山边合作社领取后其再从山边合作社领取，则补贴面积763亩亦包括桃源村的150亩。综上，属于山边合作社的双季稻补贴面积为613亩，据此认定2017年山边合作社双季稻面积为613亩。郑中伟亦陈述2017年时一季稻没有进行补贴，则一季稻面积的认定可按《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的记载来认定，且汨罗江农资部主张的一季稻面积亦按该明细表而来，但桃源村的一季稻面积应予以核减。则岳田村一季稻面积185.57亩，一季稻面积342.24亩，合计527.81元。《水稻值保合同书》约定当季水稻全部纳入承包范围，则上述双季稻面积和一季稻面积应全部属于汨罗江农资部的植保范围。按双方约定的植保价格计算植保费用为613×175＋527.81×145＝183807.45元。关于焦点二。从现有证据来看，汨罗江农资部履行了合同，尽到了植保义务。证人廖某、李某当庭证实了2017年其与他人为汨罗江农资部承包的山边合作社水稻面积喷洒农药的事实。山边合作社以李定文聘请的劳务人员盗窃农药为由认为其监管未到位，但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记载，劳务人员盗窃的农药系喷洒作业剩下的，且李定文立即（3天）聘请无人飞机进行了农药喷洒，应当认定汨罗江农资部尽到了植保义务。山边合作社提供的杂草照片不能证明时间、地点，岳田村委会和正黄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对于减产事实的陈述没有参照的标准和来源情况的说明，均不能采纳。山边合作社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年水稻减产的事实，更不能证明由于汨罗江农资部履部进行植保义务不当致使水稻减产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山边合作社应举证证明其减产损失的数额、汨罗江农资部的不当行为及该不当行为与减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焦点三。2017年12月27日，陈教发向山边合作社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打草药工资20天4000元。”陈教发在庭审中陈述李定文经常在外面不得来，就打电话要他带人去打药，在山边合作社处领取了4000元劳务费。但其一，陈教发的证言与《领条》存在矛盾，其当庭陈述2017年“李定文要我帮他打药，200元一天，打了6天药，拖了一年没有给我”，但《领条》处却记载打草药工资20天4000元；其二，如果山边合作社代李定文支付劳务费，为何陈教发不要求将拖欠的1200元一并支付，且2017年陈教发亦在山边合作社处帮其种田，该4000元不能排除系山边合作社支付陈教发为其提供劳务的费用的可能。综上，汨罗江农资部不认可该费用系山边合作社代其支付，而山边合作社亦无证明证实系代为支付，对山边合作社要求汨罗江农资部归还该40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山边合作社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汨罗江农资部支付2017年其聘请的劳务人员植保期间的伙食费、住宿费6200元。虽山边合作社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但根据证人李某的证言，汨罗江农资部聘请的植保人员有在山边合作社住宿、就餐的事实。李某当庭证实期间有三个人在山边合作社住了六天，吃住都在那，据此酌定汨罗江农资部应支付山边合作社相关费用1800元，该费用在植保费用中予以扣除，故山边合作社还应支付汨罗江农资部182007.45元。关于焦点五。《水稻保值合同书》约定植保款在收割前一次性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汨罗江农资部主张自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限山边合作社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汨罗江农资部（经营者李定文）植保费用182007.45元，并支付以182007.4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植保费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汨罗江农资部（经营者李定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山边合作社要求汨罗江农资部（经营者李定文）赔偿其减产损失、返回其代为支付的劳务费用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01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3131元，合计9146元，由汨罗江农资部（经营者李定文）负担2800元，由山边合作社负担634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汨罗江农资部提供的《2017年平江县大户种植情况统计表》系山边合作社上报的水稻种植情况，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中所载相关面积对应，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植保作业的流水账记录，系汨罗江农资部的单方记录，山边合作社对此有异议，真实性不能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山边合作社提供的由平江县植保植检站出具的《关于山边合作社2017年晚稻穗期病虫害防治的情况说明》，属于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接受法庭及当事人质询，故本院不予采信；《机防队员聘用合同》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汨罗江农资部申请对李纲要与袁冬冬、郑某分别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移送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上述鉴定委托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的第5项“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情形，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一、涉案植保面积应如何认定；二、汨罗江农资部是否因未完全履行植保义务而应对山边合作社承担相应的减产损失。关于焦点一，《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及《2017年平江县大户种植情况统计表》所载种植面积系山边合作社申报的早稻面积，与补贴表所载双季稻面积不符，而补贴表系根据山边合作社实际种植双季稻面积作出的，一审判决据此采信该补贴表并以此作为认定植保面积的依据并无不妥，故汨罗江农资部称应以上述早稻种植核查表为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山边合作社已举证证明桃源村的150亩土地流转给郑某，汨罗江农资部认为山边合作社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系伪造并就其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因该鉴定要求超出司法鉴定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所委托的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汨罗江农资部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汨罗江农资部称桃源村的土地面积流转给郑某承包不成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因双方签订的《水稻植保合同书》中未约定具体植保面积，现汨罗江农资部亦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实际植保面积，故一审判决根据其所调取的证据及山边合作社提供的相关证据，综合认定涉案植保面积，并无不当。汨罗江农资部称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植保面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山边合作社称汨罗江农资部未完全履行植保义务造成农田减产，而山边合作社在2017年汨罗江农资部提供植保服务期间直至本案诉讼前未曾明确提出相关异议，现又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当年农田减产的事实、汨罗江农资部履行植保义务不当或上述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山边合作社以汨罗江农资部未完全履行植保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相应减产损失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汨罗江农资部、山边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76元，由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负担2912元、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62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伏军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黄 昭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 悦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