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0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宝，男，1958年9月16日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仝太富，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建材路105号。法定代表人：代贵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辽宁晟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宝与被上诉人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冶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4民初6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仝太富，被上诉人三冶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宝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审核证据，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错误判决。上诉人于2016年2月进入被上诉人承建的江苏睢宁县开发区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2016年3月1日被上诉人的项目部负责人孙洪涛作为项目部的代表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上诉人被聘为项目部安全主管，201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与睢宁县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足以证明睢宁县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是被上诉人承建，在睢宁成立项目部，为了工作开展刻制项目部印章使用符合正常规律，项目部就是被上诉人在睢宁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的具体负责部门，正因为项目部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所以项目部和上诉人之问签订的劳动合同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本点主要证明睢宁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是被上诉人承建，项目部所作出的民事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了诸多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睢宁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工地负责项目建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上诉人的劳动工作日志、睢宁项目组织机构会议记录及录音U盘，不仅证明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睢宁项目部的生产经理，而且在被上诉人的睢宁项目部进行了工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此点也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问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仍应按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支持上诉人的权利。三、孙洪涛是代表被上诉人行使职务行为。睢宁县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香堤澜湾E区、新城尚品二期均是被上诉人与睢宁县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台同，事实也是被上诉人承建，显然孙洪涛不是个人行为；被上诉人在睢宁所设的项目部，被上诉人认可的项目经理刘明超在会议上明确孙洪涛是项目总指挥，上诉人是项目专职安全员，从孙洪涛与被上诉人的公司领导参与睢宁项目的签约仪式，以及孙洪涛与刘明超代表被上诉人与各分包人的工程款拨付签字，均能证明孙洪涛是代表被上诉人行使职权，很显然是职务行为：上述所述孙洪涛在各种会议上和三冶集团公司领导一起和睢宁县开发区的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和签约仪式，退一步即使孙洪涛不是三冶集团公司人员，也能形成表见代理，足以使合同相对人认为孙洪涛是三冶集团公司负责人，那么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上诉人仍需承担。再者，三冶集团公司与辽宁昌泰到底是什么关系，三冶集团公司与辽宁昌泰虽然签订了“江苏地区合作意向书”，被上诉人三冶集团公司将合作意向书在多个案中作为证据使用，证明和辽宁昌泰没有形成正式合同，孙洪涛只是介绍人，此点恰恰说明睢宁的建设项目与辽宁昌泰无关，不是辽宁昌泰公司召集人员建设，上诉人是孙洪涛介绍到被上诉人项目部工作的，显然上诉人在睢宁项目部工作与辽宁昌泰无关，与孙洪涛个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孙洪涛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仅是合作关系或者说是分包、转包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才是劳动关系相对方，上诉人实际付出的劳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睢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睢劳仲案字(2018)第182号仲裁裁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冶集团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三冶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三冶集团公司无需为郭宝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合计14万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郭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日，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甲方）与郭宝（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约定郭宝任安全生产部安全主管，每月工资为5000元/月，劳动合同落款处加盖“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的印章，并有孙洪涛签字确认。郭宝工作期间，三冶集团公司未支付其工资。2018年5月1日，郭宝以三冶集团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公司邮寄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三冶集团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收到了该通知书。后郭宝对三冶集团公司向睢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三冶集团公司支付其工资报酬及经济补偿金。睢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睢劳人仲案字（2018）第182号仲裁裁决，裁决三冶集团公司于裁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郭宝工资13万元，经济补偿金1万元，合计14万元。三冶集团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三冶集团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在《徐州日报》发表《郑重声明》：我公司从未刻制和使用过“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的公章，也未委托他人刻制或使用该公章。任何人冒用我公司名义刻制或使用该公章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均不负任何法律责任。2018年11月11日，三冶集团公司因“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向睢宁县公安局报案，睢宁县公安局已立案侦查。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三冶集团公司申请对《劳动合同书》中“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印章加盖的时间及“郭宝”签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后因三冶集团公司没有缴纳鉴定费而被鉴定机构退案。在一审法院审理同类型案件（2018）苏0324民初6092号三冶集团公司起诉郭天宝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案经鉴定，盖章、签名形成的时间与合同签订的日期是同时期形成。再查明：2016年4月12日，三冶集团公司（甲方）与案外人辽宁昌泰劳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关于《江苏地区合作意向书》，孙洪涛作为辽宁昌泰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该意向书内容为“1、乙方在江苏地区就甲方认可的项目(目前已确认的项目为皇家马德里安置房项目、泰鸿香堤澜湾E区安置房项目及新城尚品二期安置房项目)，以中国三治集团的名义进行前期治谈，在满足甲方及业主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投标至签订合同。2、乙方若有其他项目需以甲方的名义治谈，在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后(如甲方委派代表人，须取得甲方的书面授权)，如乙方对甲方认可的项目进行跟踪治谈过程中，甲方在未经乙方同意的前提下，不得与第三方或单独治谈。3、中国三治集团与业主签订施工合同后，再与乙方签订分包合同。4、乙方以甲方名义与业主进行治谈，乙方承担皇家马德里安置房项目、泰鸿香堤澜湾E区安置房项目及新城尚品二期安置房项目治谈至签订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严格按照一级项目管理程序进行项目管理实现项目利润目标(皇家马德里项目约440万，新城尚品项目约600万，香提澜湾项目约510万):在业主满足付款条件下，甲方可在新城尚品项目中单独施工高层部分，总量不少于1/3(具体双方另行协商明确)。5、甲、乙双方各自派助部分管理人员组成项目部进驻施工现场，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不限于生活费、工资、办公费用等相关费用)。6、甲、乙双方互派管理人员组成项目部，甲方负责管理，乙方负责经营。7、项目在实施工程中的各种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业主要求提供的农民工保证金、安全保证金、合同履约保函等各种费用)由乙方承担。在甲、乙双方签订正式分包协议后，乙方必须向甲方另行提供1000万现金进行履约担保(该保证金为保证皇家马德里安置房项目、泰鸿香堤澜湾E区安置房项目及新城尚品二期安置房三个项目的履行)。8、甲乙双方需签订工程代购垫款协议，甲方承诺甲方收到业主工程款且到账后，扣除甲方代扣代缴各种税费后(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设备租赁、人工费及争议解决所需的支出费用)，支付到乙方指定的孙洪涛，身份证号150203196305180955的账户，除业主支付承兑汇票外乙方拒绝接受承兑支付，该支付条件必须满足甲方相关管理的要求。9、乙方必须珍惜、爱护甲方的品牌，不得损害甲方的声誉，项目文明施工达到市级标准，质量达市优标准。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10、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协商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能给对方造成损失，否则将承担相应后果。11、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分包合同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关键在于能否认定三冶集团公司与郭宝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虽然从形式上看，郭宝提交了《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落款加盖的印章系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并不是三冶集团公司的印章，并不当然认定双方之间已签订了劳动合同。而本案中，孙洪涛成立的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其依据基础在于三冶集团公司与案外人辽宁昌泰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江苏地区合作意向书》，而从该意向书签订的内容来看，孙洪涛并不能认定系三冶集团公司的职工，其与三冶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的仅是合作关系，或者说是分包、转包等关系，故其成立的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对外聘用的劳动者郭宝，并不能代表系三冶集团公司的招聘。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三冶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系因三冶集团公司不服睢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并不能理解为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郭宝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只能说明郭宝按照其与三冶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依据。并不能因此剥夺郭宝可以按照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另行依法请求相应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三冶集团公司与郭宝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三冶集团公司无需按照睢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睢劳人仲案字（2018）第182号仲裁裁决向郭宝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书、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3民终5254号民事判决书，主张该案系本案同类判决，睢宁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三冶集团公司应当支付该案上诉人的劳动报酬，三冶集团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州中院）维持一审批判决。证明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均认可孙洪涛是三冶集团公司在睢宁项目部的负责人，该案中，孙洪涛以被上诉人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并使用项目部的印章与该案的劳动者魏淑梅签订用工合同，用工单位应当是被上诉人三冶集团公司，孙洪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同时，两级法院均认定被上诉人是睢宁县皇家马德里工程的承建者和最终的享有者。此外，认定孙洪涛是否伪造项目部印章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判决，应当承担对劳动者魏淑梅的劳动报酬给付义务。本案上诉人与魏淑梅案件一样，也是被上诉人在睢宁的项目部负责人孙洪涛，代表被上诉人，并使用项目部的印章，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同样被上诉人也应当支付上诉人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证据二、上诉人郭宝的在睢宁县皇家马德里安置小区工作期间的部分施工日志，内容是是郭宝亲自手书记录，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承建的睢宁县皇家马德里项目从事劳动，双方不仅有书面上的劳动关系，还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质证称：1.对证据一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要说明，睢宁法院的执行局并没有就该案进行执行，而是在等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魏淑梅与本案上诉人案等案件系同一案件，魏淑梅案件上诉后，徐州中院判令三冶集团公司向魏淑梅支付工资，郭天宝、郭巍等案件在徐州中院二审审理期间，戴志春以三冶集团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在睢宁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案件中戴志春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明郭天宝是孙洪涛雇佣人员，并且上述人员在孙洪涛领取相关费用的收条也在该案卷宗中。由于出现了新的证据，徐州中院将尚未审结的郭天宝、郭巍等三个案件全部发回重审。该事实说明魏淑梅的案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判例依据。魏淑梅案现在被上诉人已经申诉了。郭宝等五人均是内蒙古包头市人，与孙洪涛是同乡关系，该五人是孙洪涛是从内蒙带到睢宁，为孙洪涛提供服务。在一审判决时，一审法院虽然没有确认孙洪涛向郭宝支付工资，但判决书的最后明确表述并不能因此剥夺郭宝另行请求相应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2.对证据二施工日志的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不能证明郭宝曾经在工地为三冶集团公司工作。被上诉人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戴志春诉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的庭审笔录，证明本案的郭宝及另案刘亚平等人系孙洪涛雇佣人员，在孙洪涛雇佣期间，孙洪涛向其支付了工资，生活费等相关费用。上诉人质证称：对该庭审笔录戴志春的代理人所说的刘亚平是孙洪涛的聘用人员，上诉人不认可。该案代理人不了解不清楚孙洪涛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仅凭庭审笔录中的一句话就认为刘亚平是孙洪涛个人聘用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孙洪涛招来的人，因孙洪涛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仍然属于被上诉人聘用。该庭审笔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因被上诉人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与案件的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对上诉人提交的施工日志，因系其单方制作，且被上诉人未予认可，亦未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该施工日志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2.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庭审笔录，该笔录所涉案件系未决案件，且证据内容并不涉及本案上诉人郭宝，故该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此前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劳动合同》，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从该劳动合同落款签章来看，用工主体名称为“中国三冶集团睢宁项目经理部”，与本案被上诉人名称在形式上并非一致；从该落款签章能否代表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来看，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1日在公开发表的报刊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曾使用过该印章，他人使用该枚印章产生的行为与其无关。并主动于2018年11月11日就伪造公司印章相关案件向睢宁县公安局报案。通过上述行为，被上诉人已明确否认该枚印章代表其真实意思；从案外人孙洪涛的行为能否代表被上诉人行为来看，孙洪涛并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本人并无相应的代表权，亦不是被上诉人明确予以授权的代理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仅存在合作关系，故孙洪涛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其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的行为。综上所述，涉案《劳动合同》并不能够当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支持。同时一审法院亦注意到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就主张涉案劳动报酬的权利无法得以救济，上诉人可另行选择其他法律关系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郭宝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蕾审判员 李 琳审判员 崔 悦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汤璐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