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青堆子村。 法定代表人：宫华泽，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孟菊，辽宁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雨，男，197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洼区。 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洪雨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撤销盘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9)辽112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减产亩数为54亩，缺乏事实依据。本案被上诉人的水稻虽然进行了诉讼保全，但并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原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减产亩数是：“根据被上诉人水稻的实际情况借鉴临近地块其他案件鉴定意见，认定减产量为每亩288.66公斤，认定减产亩数为54亩”。被上诉人水稻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情况？除了诉讼保全没有其他，那么，减产亩数是多少？是否有证据加以证明？借鉴临近地块其他案件鉴定意见，是哪个鉴定机构出具的?是否应该明示？本案被上诉人减产的亩数到目前为止，上诉人从来没有认可过，更没有看到能够证明减产亩数为54亩的证据，上诉人不清楚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水稻减产亩数的依据是什么？2、与本案同类案件的司法鉴定机构共计2家，即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和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该2个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减产及成因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适用。针对2家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减产评估均是参照头三年平均产值，这是上诉人不能接受的。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两个事实认可：1、“另查明，2019年7月一9月，被上诉人所在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2、“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原审法院认为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之坏，造成了2019年度粳稻价格低，那么，水稻产量就不会有影响吗？2016年一2018年没有发生过9号台风“利奇马”，也没有发生如此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家司法鉴定单位均忽视了灾年的存在，简单的以头三年平均产值计算减产损失明显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对于原审判决依据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或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减产评估值，并以此计算减产损失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本案事实。3、原审判决将损失承担比例确认为上诉人承担40%不符合公平原则。原审判决认定的是“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9号台风“利奇马”和多日的强降雨是导致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按照现实公平原则应该是三七开，即上诉人承担30%为公平，而四六开，则明显是偏重于被上诉人。4、由于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结论存在瑕疵，加之承担比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 刘洪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至13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大洼区平安镇大房村承包户，承包水田面积180亩用于种植水稻、养殖螃蟹。原告分别于2019年6月25日、2019年7月3日与被告签订了二份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水稻病虫害的防治范围包括：稻飞虱、预防稻瘟病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应尽义务，被告也为原告所种植的水稻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但在提供服务期间，被告所实施的预防稻瘟病、稻飞虱措施没有达到效果，包括喷洒农药时间、农药浓度都存在不达标的问题。2019年8月初，原告发现水稻不同程度稻瘟病，造成我承包的130亩水稻不同程度减产、绝产。被告始终未表态赔偿事宜，9月27日被告通知原告只免除药费其他不给补偿。原、被告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本院。 一审认定事实：原告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2019年7月3日与被告麦飞公司了二签订共计180亩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180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原告交纳服务费14,400元，被告保证防治后原告水田的稻瘟病等病虫害的损失率在国标和防治指标内，合同还约定了服务费给付方式、服务的具体项目等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被告利用无人机为原告的水田喷洒农药4次。2019年8月初，原告发现130亩水稻不同程度感染稻瘟病后导致减产。另查：2019年7月至9月，原告水稻田所在的大洼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属于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是专业性极强的合同，且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被告虽然在合同中注明了免责事由，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亦未向对方说明该条款，故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未能实现合同约定的预防稻瘟病的目的，构成违约，应当对原告的水稻因稻瘟病减产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的强降雨，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故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责任。关于原告水稻减产数额，本院借鉴邻近地块其他案件鉴定意见，认定减产量为每亩301.99公斤；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近三年的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本院酌定2019年粳稻收购价格为2.66元/公斤。因此，原告经济损失数额为104428.14元（2.66元/公斤×301.99公斤/亩×130亩）。故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41771.26元（104428.14元×40%）。此案审理中，原告提出已向被告交纳服务费5900元，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不予采纳。原告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后，经释明补交诉讼费用，但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缴纳，属自动放弃所增加的诉讼请求，故对诉讼请求的增加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洪雨经济损失1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洪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证据保全费300元，由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有效。 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的事实存在，但造成水稻发生稻瘟病的原因应当存在种植水稻的品种和水稻的管理（如：施用的有机肥未充分腐熟、施用氮肥过多或过迟、植株生长过长过嫩、未及时烤田或烤田不好、长期灌深水、排水不良、栽培过密、田间通风透光差、虫害、田间及周边田埂杂草丛生等）及气候（如：长期连阴雨、大水串灌、日照不足、时晴时雨、多雾、重露、土壤温度低等）等因素，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并非是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而未起到预防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原因，且被上诉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不发生水稻稻瘟病。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归责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未起到预防效果，而导致水稻减产，应无科学依据。且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导致该地区连续多日强降雨，此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虽然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以预防稻瘟病的发生，但因台风“利奇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中，只是鉴定了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严重稻瘟病(节瘟和穗颈瘟)后的经济损失情况，其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发生了水稻稻瘟病，且被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水稻稻瘟病的发生为上诉人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达到预防的效果。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应为多因一果而致，其与上诉人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未起到预防作用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了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不足。但鉴于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认可其自愿承担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部分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经济损失40%的赔偿责任应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恒志 审判员  李喜凤 审判员  杨俊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语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