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再224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庙冲路35号。 法定代表人：禹荣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敖炳文，男，196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四川中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美洪，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申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六建）因与被申诉人敖炳文、刘美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69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川检民（行）监〔2018〕51000000046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川民抗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泽勇、书记员陈仪超出庭。申诉人贵州六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河、陈星，被申诉人敖炳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被申诉人刘美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692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以刘美洪在借条及《承诺书》上加盖项目部公章判决贵州六建承担还款责任不当。在敖炳文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上，加盖的是贵州六建项目部公章，而非贵州六建公司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规定，贵州六建项目部作为贵州六建的职能部门，依法不得为保证人，其以担保人名义在合同上盖章属于无效担保。同时，敖炳文知晓借条上所盖的是项目部公章，其对项目部是否具有保证资格应当审查而未审查，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敖炳文自行承担。（二）二审判决以贵州六建对刘美洪的委托授权判决贵州六建承担还款责任不当。首先，虽然贵州六建向刘美洪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刘美洪全权负责该项目在施工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切相关事宜，但是没有明确载明授予刘美洪对外借款或担保的权限。贵州六建与刘美洪所签订的《单位工程生产责任经营责任书》约定：“涉案工程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公司按总造价的3%收取综合管理费”；“项目部及项目负责人不得以公司名义或项目部相关名义私设账户、贷款或为他人提供担保……”。前述约定事实说明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双方系挂靠关系，贵州六建对刘美洪的授权只能视为对施工管理等职责的授权，并无组织建设资金的授权，更无借款的授权或职责，并且刘美洪与贵州六建签订的责任书中明确约定刘美洪或项目部不得对外贷款或担保，刘美洪对自己的权限应当是明知的，因此，刘美洪应当自己承担对外借款的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刘美洪向敖炳文借款800万元，在没有贵州六建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没有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刘美洪对外借款不是贵州六建的意愿。（三）二审判决认定贵州六建是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者不当。通过敖炳文和刘美洪在原审中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可以看出，数年间两人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包括案涉800万元在内的借款全部直接转入刘美洪、刘美英个人账户，还款也是由刘美洪个人账户归还，双方从未通过贵州六建账户进行交易，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该800万元借款实际用于案涉工程。二审法院认定贵州六建是借款的实际使用者不当。 贵州六建的申诉理由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一致，另补充：（一）借条中刘美洪为借款人，贵州六建项目部是以担保人身份加盖项目部公章。即便《承诺书》加盖了项目部公章，但从其内容看，并未将贵州六建项目部身份变更为借款人。贵州六建项目部也未明确表示以“债务加入”形式加入敖炳文与刘美洪之间的债务关系，借款从未进入贵州六建账户，故仅依据《承诺书》不能改变贵州六建项目部担保人的法律身份，更不能以此判决贵州六建承担还款责任。《未付借款欠条》的内容表明，《承诺书》已对各方无法律约束力，应由刘美洪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二）敖炳文明知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分属不同主体，才会在借条中要求贵州六建项目部提供担保。本案借款发生前，敖炳文长期与刘美洪个人发生借贷关系，二人亦合作挂靠其他建筑公司承建工程，敖炳文熟知刘美洪的个人身份只是挂靠若干建筑公司的包工头，而非任何一家被挂靠建筑公司的员工，不可能有权代表贵州六建向其借款。刘美洪与贵州六建之间系挂靠关系，无论授权委托书或《承诺书》，都不足以认定贵州六建是借款主体。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当时刘美洪提交过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也没有明确授予刘美洪对外借款或担保的权限。刘美洪的借款行为不具有构成职务行为的基础前提。（三）二审判决未查清敖炳文向刘美洪的真实出借款金额，以及刘美洪是否仍欠敖炳文800万元未归还。1.敖炳文通过银行转账向刘美洪支付款项仅530万元，并非一、二审法院认定的545万元，其中138万元是敖某向刘美洪的转款，仅有敖某的证言。刘美洪陈述与敖某有借款往来，且有证据证明刘美洪后续归还了敖某180万元。一、二审法院对大额现金支付的认定错误。2.敖炳文所称出借资金系作为居间人向第三人融资取得，刘美洪已全部偿还。本案借条出具后，刘美洪直接向敖炳文转款1128万元，向敖某转款180万元，敖炳文书面确认另外收到刘美洪偿还的320万元借款，合计1628万元。反观敖炳文出借情况，敖炳文、敖某转账530万元，现金交付69.9万元，加上雅安市玉森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出借400万元、张淞出借200万元、郑辉出借320万元，合计出借1519.9万元。即刘美洪已归还全部对外借款。贵州六建再审请求：1.撤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1802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692号民事判决；判令贵州六建不承担8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连带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敖炳文、刘美洪承担。 敖炳文辩称，（一）案涉800万元借款的构成，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均已查清，检察机关也无异议。敖炳文确认银行转账金额为530万元。（二）敖炳文对贵州六建提交的《单位工程生产经营责任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贵州六建在一审中未提交。贵州六建在借条上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实质上不是担保而是借款。贵州六建在给刘美洪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了公章，刘美洪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包含对外融资。授权不明时依法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责任。《承诺书》上已载明案涉借款用于贵州六建的工程项目。贵州六建对此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责任。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刘美洪辩称，其与敖炳文之间的所有借贷关系均与贵州六建无关。刘美洪只收到敖炳文借款392万元，其余为预先扣除的利息，向敖炳文的借款已全部还清。请求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敖炳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美洪、贵州六建连带归还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并承担从2013年5月起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确定的给付期限止，按24%/年利率标准计付的利息；2.判令刘美洪、贵州六建连带支付违约金80万元；3.判令刘美洪、贵州六建共同承担律师代理费27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刘美洪、贵州六建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4日，贵州六建向刘美洪出具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贵州六建委托其单位人员刘美洪为其承建的“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施工3标段”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该项目在施工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切相关事宜。 2013年5月7日、10日、24日和6月12日、10月14日，刘美洪先后向敖炳文出具借条分别借款2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共计800万元。在前述借条担保人处均加盖有贵州六建“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施工3标段”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印章。随后，敖炳文通过银行转账54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55万元，将前述借条所约定的借款向刘美洪支付。 2014年1月24日，刘美洪以前述项目部负责人名义向敖炳文出具《承诺书》，载明：贵州六建承建前述工程，因工程需要而向敖炳文借款800万元，定于2014年8月30日前还清，借款利息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且每月支付；若不能按期履行还款约定，须承担违约损失（按总额10%计人民币80万元整）；因违约发生诉讼，由违约人承担和赔偿债权人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代理费、差旅费、复印打字费、调查取证等各项费用，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 2015年3月11日，刘美洪与敖炳文进行结算后，向敖炳文出具一份“未付借款欠条”对双方发生的借款、还款情况予以说明，其中载明：2014年1月24日所作的承诺书中的800万元及利息，系贵州六建因承建前述工程需要，向敖炳文所借款项，该款及利息至今未付；此欠条前临时发生的一些其它款项已经归还结清，双方的手续已经完结和收回，不与上述所欠借款发生混淆。 2016年1月22日，刘美洪向敖炳文出具了还款确认书，确认敖炳文代其分别于2015年12月24日、12月30日和2016年1月12日向张淞还款共计200万元。同年3月8日，刘美洪向敖炳文出具“期间说明”，载明：本人于2014年向敖炳文转款970万元是归还敖炳文代其向玉鑫租赁公司及其他人的借款项本息，此款是转给敖炳文，再由敖炳文代刘美洪归还他人，为避免和2015年3月11日刘美洪出具的“未付借款欠条”相互混淆，特作此说明。 一审庭审中，证人敖某陈述的主要内容：受父亲敖炳文的委托，以现金方式数次向刘美洪支付借款，借款用于向贵州六建承建的前述项目支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急需款项等，家中经常都有大额现金存放。证人梅某陈述的主要内容：刘美洪安排其妹妹刘美英到敖炳文家借款，敖炳文从家中取出现金向其支付了200多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已经充分证实了敖炳文依据借条约定，以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形式向刘美洪提供借款80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刘美洪作为借款人，当初以自己的名义向敖炳文出据借条，理应承担归还敖炳文借款的义务。之后，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共同向敖炳文出具还款承诺书，表明贵州六建承建前述工程向敖炳文借款，由承诺人于2014年8月30日前还清。贵州六建在承诺书中自认为实际借款人，并自愿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的行为，系债务加入。贵州六建加入债务主体，并不导致刘美洪债务的免除，应与刘美洪共同承担同一债务。债务人刘美洪、贵州六建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故应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调整，即审核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责任等费用不应超过前述规定的年利率24％，对超过的部分以及律师代理费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美洪、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归还敖炳文借款8,000,000元，并从2014年8月31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付利息；二、驳回敖炳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美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敖炳文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敖炳文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 贵州六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敖炳文承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8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若发生是否归还，贵州六建是否应对讼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对刘美洪于2013年5月、6月、10月先后五次向敖炳文出具“借条”、刘美洪作为借款人署名并在担保人处加盖贵州六建项目部公章、共计金额8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只是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对实际借款金额和800万元借款的具体构成提出异议，刘美洪一审中认可292万元，二审中认可792万元，并认为，根据其提交的20张刘美洪向敖炳文共计转款1103万元的转款凭条、二审中提交的敖炳文出具的320万元的收条，表明借款已归还完毕。根据敖炳文出具的借条、转款凭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此后刘美洪出具的书面材料，能够认定本案所涉借款800万元确已发生。刘美洪并无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该借款的构成情况。证据显示，刘美洪与敖炳文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和款项支付关系，但就本案而言，刘美洪此后针对该800万元借款，专门出具书面意见，即2014年1月24日，刘美洪出具“承诺书”，承诺因雅安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建设需要向敖炳文借款800万元，在2014年8月30日前还清；2015年3月11日刘美洪出具“未付借款欠条”，载明“至今尚欠敖炳文以下四笔款项未付：……第二笔欠款：因贵州六建在雅安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于2014年1月24日所作的承诺书中的800万元及利息”，即本案的800万元借款“本息至今未付”。故根据刘美洪的书面说明，该院对诉争的800万元借款关系予以确认，该借款确未归还。本案中，刘美洪举出相关的转款凭证和收条，以证明系归还本案所涉借款，但转款和收条均有相对应的归还对象，并未明确注系归还本案借款。其中关于刘美洪主张其向敖炳文转款20次共计1103万元，800万元借款已归还的理由，经查，刘美洪于2016年3月8日向敖炳文出具“期间说明”，载明2014年刘美洪转给敖炳文的970万元是“归还敖炳文帮我在玉鑫机具租赁部及其他人的借款本息”，该内容与刘美洪20次转款中2014年的16次转款共计975万元，二者基本吻合，即2014刘美洪转给敖炳文款项系归还敖炳文在他人处帮刘美洪的借款，并非归还本案的800万元借款；另外4次转款中，2013年7月、8月的转款18万元、8万元，根据转款金额和本案连续发生的借款事实，应当认定该两笔转款金额与本案无关；2015年12月24日和2016年1月12日的两笔50万元，该2次转款的金额、时间与“还款确认书”中的内容一致，明确载明该款系归还在张淞处的借款，亦与本案无关。关于刘美洪提出2015年5月23日敖炳文向刘美洪出具的320万元收条属归还本案借款，由于收条内容载明系偿还案外人郑某的款项，且如此巨额还款事实刘美洪未在一审中提及，有违常理，结合敖炳文与刘美洪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的事实，不能认定该“收条”中载明的款项系偿还本案所涉借款。因此，刘美洪与贵州六建所提实际借款金额不实、所借款项已全部归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美洪作为借款人应该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贵州六建应否对诉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2012年12月24日贵州六建向刘美洪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刘美洪作为“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施工3标段”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该项目在“施工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切相关事宜”。刘美洪作为贵州六建的项目负责人，在案涉的800万元借款的5张借条中，在“担保人”处加盖了贵州六建项目部公章，而在2014年1月24日的刘美洪出具800万元借款的还款“承诺书”中，进一步明确该借款系因贵州六建承建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建设需要，并在承诺人“刘美洪”处同时加盖了贵州六建项目部的公章，且在“承诺书”及“未付借款欠条”中均表示该款由工程建设产生。由此，刘美洪作为项目负责人，根据贵州六建对刘美洪的委托授权内容、刘美洪在借条及“承诺书”上加盖项目部公章、该款系因工程建设需要而向敖炳文借款，可以认定该款用于工程建设，实际系贵州六建在使用所借款项，因此，贵州六建应对该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应与刘美洪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以贵州六建对该800万元借款系“债的加入”为由，认定贵州六建与刘美洪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实体处理结果上是一致的。因此，贵州六建所提未授权刘美洪对外借款和提供担保、非独立法人的项目部对外所签保证合同无效、刘美洪与敖炳文之间的借款与贵州六建无法律上的关系，不应对8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期间，贵州六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单位工程生产经营责任书》，拟证明刘美洪与贵州六建系挂靠关系。 证据二：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8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二审以贵州六建对刘美洪的委托授权为由判决贵州六建承担还款责任不当，也不应仅凭《承诺书》载明的“因工程建设需要而向敖炳文借款”就认定该款用于建设工程。 证据三：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8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二审不能仅凭《承诺书》载明的“因工程建设需要而向敖炳文借款”就认定该款用于案涉工程。 证据四：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再41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刘美洪与敖炳文在本案工程实施期间，还曾以合伙方式挂靠贵州六建实际承建雅安地区的另一工程项目（雅安38号大院项目），故敖炳文应当知道刘美洪在本案所涉工程项目也为挂靠。 证据五：梅某出具的《说明》以及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拟证明早在2010年刘美洪与敖炳文就在通过合作挂靠其他建筑公司（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承揽工程项目（雅安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及门诊大楼项目），故敖炳文应当知道刘美洪在本案所涉工程项目也为挂靠。 敖炳文质证认为，证据一不是新证据，非合同相对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是贵州六建内部文件，可证明刘美洪与贵州六建的关系以及刘美洪的职务行为；证据二和证据三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五不能否认800万元的借款事实和贵州六建的还款责任，《三方协议》为复印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也不能达到贵州六建的证明目的。 刘美洪质证认为，认可贵州六建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刘美洪与贵州六建是挂靠关系。 对于贵州六建提交的五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在另案生效判决中已被采信，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敖炳文亦未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和证据三均系另案生效判决，其中认定的部分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对此本院予以采信，但是，由于另案判决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交易，贵州六建是否应该对刘美洪在本案中的借款行为承担还款责任，必须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具体判断，故本院对贵州六建提交该两组证据的其余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四和证据五所涉及的均非案涉工程项目，且雅安38号大院项目及《三方协议》均发生于案涉借条载明日期之后，难以达到贵州六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敖炳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8月29日贵州六建在宝兴两河口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许敏华，以其个人账户代表贵州六建向雅安市玉森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贵州六建在雅安相关项目工地上大量采用项目负责人的个人账户代表公司进行收、支并发生经济往来。 证据二：四川省宝兴县人民法院（2016）川1827民初70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1802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刘美洪代表贵州六建与雅安市玉森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租赁架管结算书，拟证明上述案件中出现的租赁合同、结算单及出入库单均无贵州六建公司及项目部印章，刘美洪代表贵州六建签字，贵州六建承认租赁关系，印证刘美洪在本案中系职务行为。 证据三：2013年7月4日贵州六建付刘美洪600万元工程资金周转的“借款单”、2014年5月30日刘美洪向贵州六建出具的200万元借款“借条”及银行电子回单、2014年8月25日800万元的贵州六建“借款单”，拟证明贵州六建的项目资金是用刘美洪个人账户，贵州六建与刘美洪之间是特殊利益关系。 贵州六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认可10万元转款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不认可许敏华所签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不能推导出贵州六建所有项目收支都是通过私人账户；对于证据二，对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两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不能推导出贵州六建授权刘美洪融资，对《租赁合同》与结算书的三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刘美洪质证认为，对于敖炳文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 对于敖炳文提交的三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已在一审中提交并质证，不属于再审新证据；证据二涉及的工程项目、交易性质与本案不同，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2013年7月4日借款单与2014年8月25日借款单，均已在二审中提交并质证，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其余证据也不能反映出与案涉借款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敖炳文在一审中提交的五份银行转款凭证显示，向刘美洪的转款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5月7日200万元、2013年5月11日100万元、2013年6月12日92万元、2013年9月2日50万元、2013年9月3日88万元，共计530万元，其中后两笔的转款人为敖某。 2014年1月24日，刘美洪以项目部负责人名义向敖炳文出具《承诺书》，载明：“一、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项目负责人刘美洪承诺：因承建工程需要，向敖炳文借款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正……”，刘美洪在尾部的承诺人处签字，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8民再6号民事判决认定：“……再审审理查明：2013年1月12日贵州六建公司与刘美洪签订《单位工程生产经营责任书》，约定‘案涉工程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公司按工程总造价的3%收取综合管理费’。前述约定事项符合司法实践中对挂靠关系的认定条件，能证明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公司系挂靠关系……贵州六建公司与刘美洪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贵州六建公司对其无任免职务通知或文件。《授权委托书》表述其为贵州六建公司员工不实。”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结合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和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涉借款金额的认定；二是贵州六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关于案涉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 首先，80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刘美洪先后向敖炳文出借的五张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合计为800万元，其中，敖炳文本人及其子敖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美洪支付530万元。敖某曾在一审出庭作证，证明其向刘美洪的转账属于案涉借款的组成部分，刘美洪认为敖某转款的138万元系其与敖某之间的借款，但未提交借条等证据予以反驳。刘美洪辩称其嗣后向敖某的还款可反证前述转款的性质，但是，刘美洪陈述的款项用途并未得到敖某或者敖炳文的认可，亦无法排除刘美洪与敖某之间因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转账的可能，故不能据此否定敖某向刘美洪转款的性质。对于现金交付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相关证据包括敖炳文、敖某的部分银行取款凭证以及敖某和梅某的证人证言，结合敖炳文的经济能力、经济来源、现金支付部分的数额大小等因素，以及刘美洪先后多次书面确认借款金额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借款金额为800万元，贵州六建的该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刘美洪是否已经归还了案涉借款。刘美洪在一审中主张其已经归还借款本息，依据为相关转款凭证，包括2013年7月、8月共计26万元，2014年共计975万元，2015年12月24日50万元，2016年1月12日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7月、8月共计26万元的转款凭证并未注明转款用途，且发生于本案中刘美洪出具的最后一张借条之前，刘美洪于2014年1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中亦再次确认借款总额为800万元。刘美洪2015年3月11日出具的《未付借款欠条》，明确认可案涉800万元借款本息未付，以及刘美洪2016年3月8日出具《期间说明》，明确载明其2014年向敖炳文转款970万元系归还案外其他借款本息。刘美洪于2016年1月22日出具的《还款确认书》，已对刘美洪2015年12月24日向敖炳文转款50万元、2016年1月12日转款50万元的具体用途及指向作出了确认，足以认定均与案涉借款无关。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美洪已实际归还了案涉借款。由于刘美洪、敖炳文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相关当事人并未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固定各方交易是否仅限于贵州六建统计的金额和次数，贵州六建主张以拉通计算方式来判断刘美洪是否已归还案涉借款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贵州六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 贵州六建于2012年12月24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刘美洪系其“本单位人员”、“雅安市姚桥拆迁安置房二期工程沙湾小区A区B区工程施工3标段”项目负责人，并授权刘美洪“……全权负责该项目在施工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切相关事宜。”刘美洪先后向敖炳文出借五张借条时，贵州六建项目部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下方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正是基于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敖炳文对于刘美洪有权代表贵州六建负责案涉项目的具体施工以及对外确认借款用途与承诺还款产生了合理信赖。同时，本案中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敖炳文实际知晓刘美洪与贵州六建在案涉工程项目中的真实关系。因此，刘美洪于2014年1月24日以该项目负责人的名义向敖炳文出具《承诺书》并加盖项目部公章的行为，应当认定系代表贵州六建出具，并未超越其受委托权限。贵州六建在该《承诺书》中明确认可案涉借款系贵州六建因承建案涉工程需要而向敖炳文所借，并承诺归还，二审判决据此认定贵州六建实际使用借款，并无不当。鉴于敖炳文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贵州六建承担担保责任，二审法院亦未以此为由判令贵州六建承担责任，故本院不再对贵州六建是否会因项目部的担保行为而向敖炳文承担还款责任进行评述。 贵州六建因承建工程需要实际使用借款，并向敖炳文出具《承诺书》明确认可案涉借款系贵州六建因承建该工程需要向敖炳文所借，并承诺归还。刘美洪虽于2015年3月11日另行出具《未付借款欠条》，对案涉借款重新进行了确认，并声明此前借条、承诺等作废，但敖炳文、贵州六建、刘美洪并未就贵州六建不承担还款责任达成一致，该《未付借款欠条》亦载明案涉800万元借款系贵州六建因案涉工程所借。因此，二审判决判令贵州六建与刘美洪连带归还敖炳文案涉借款本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贵州六建的申诉理由和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民终69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丽君 审 判 员 郭张锋 审 判 员 蔡莹莹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陈明克 书 记 员 张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