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亦平，男，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秋华，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涛，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云纳热镀锌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东风村。 法定代表人：王洪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富泉，男，195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李亦平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云纳热镀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纳公司）、原审第三人汪富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9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亦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云纳公司立即归还担保借款本息人民币94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的承担由法院依法判决。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所涉《协议书》已生效，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并未生效”。1、李亦平与汪富泉、云纳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盖章已生效。从该《协议书》的形成过程看，2016年1月20日，云纳公司前身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李亦平及汪富泉签订案涉《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2016年4月20日“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云纳热镀锌有限公司”，云纳公司用新公章在担保单位一栏再次盖章确认。在一审法庭调查中，云纳公司对“杭州云纳热镀锌有限公司”公章的真伪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云纳公司在间隔三个月时间内两次用章的行为，足以证明云纳公司对于案涉《协议书》是知晓并盖章确认的，该《协议书》已生效。2、李亦平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与案涉《协议书》签订时的云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倪华刚（云纳公司股东，持股30%）就《协议书》签订过程等相关内容做了交流，并形成录音材料。倪华刚陈述：“签订《协议书》我是知情的，因派出所调查汪富泉，我怕受牵连，做笔录时未如实陈述（大意）”。倪华刚的陈述也可证明，案涉《协议书》的担保单位处的用章是云纳公司相关人员完成。二、案涉《协议书》应认定为担保无效，应按《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无效担保的规定处理。1、《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李亦平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的了解是有限的。李亦平简单的认为，只要担保单位盖章，担保就有效，对于《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并不清楚。因案涉担保行为未经云纳公司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应认定担保无效。2、担保无效并非保证人无需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在本案中，李亦平未对本次担保是否通过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有一定的过错。但云纳公司对于公章负有保管义务，即使其在担保单位处盖章行为未经公司股东会书面决议，但在《协议书》担保单位处盖章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根据云纳公司的陈述及举证，云纳公司对于公章管理是有严格制度的，结合倪华刚的陈述及云纳公司时隔三个多月两次用章的行为，可以认定案涉《协议书》担保单位处盖章的行为是云纳公司做出的。因此，云纳公司亦有过错。一审法院对汪富泉结欠李亦平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案涉《协议书》主合同应认定有效。因李亦平、云纳公司均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云纳公司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李亦平与汪富泉、云纳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已生效；因李亦平、云纳公司均有过错导致担保无效，云纳公司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请求贵院审理后依法改判如李亦平所请。 云纳公司答辩称：一、涉案《协议书》未生效，《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并非云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在《协议书》上加盖的两枚公章并非云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未生效。首先，经富阳区公安局鉴定“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章，并非云纳公司的公章，应当系汪富泉伪造的章。其次，“杭州云纳热镀锌有限公司”的章，未盖在担保人处，只是盖在了《协议书》左下方的空白处，并不表示云纳公司的任何意思表示。综上，在本案出现前，云纳公司对涉案的《协议书》确实不知情，李亦平自己也仅仅是在起诉之后才在云纳公司法定代表人面前晃了晃《协议书》的照片（李亦平手机上的照片），对于完全不知情的事情，云纳公司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李亦平也存在相应的放任行为，其实际在拿到《协议书》时已经有相应怀疑，但是从来没有向云纳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求证。当然，李亦平也许是怕向云纳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求证，会得到否定的答案，因此虽然多次至云纳公司，但从不提及《协议书》的事项。（二）涉案《协议书》系针对公司隐名股东汪富泉的担保事项，云纳公司是否同意该担保事项的意思表示，是否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应当根据云纳公司章程约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关于案涉担保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而在涉案《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无效。第一，汪富泉系云纳公司的隐名股东，其30%的股份由股东徐文玉为其代持。该事实在公安机关对汪富泉、倪华刚等人的笔录中汪富泉及倪华刚都已认可。李亦平对于汪富泉为云纳公司的隐名股东的事实也知情，对于云纳公司内部股权组成亦清楚，不属于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第二，李亦平明知云纳公司的股东胡光耀、周忠才、王洪生、颜家明（以下简称四名新股东）与汪富泉之前形成的债务无关，且不愿意牵涉进各方过往的债务。对于2015年6月，根据云纳公司四名新股东与当时云纳公司的股东倪华刚签订的《内部框架协议》，李亦平是知情的。在《内部框架协议》中，四名新股东与当时云纳公司的时任股东、法定代表人对云纳公司之前的债务进行了分割。《内部框架协议》第三条约定“对外债务的免责四位乙方对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的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对外债务和担保不成的任何责任”，该约定是四名新股东作为投资人投资进入新的公司时，要求老股东对之前公司债权债务明确，并明确表示不承担的，防范投资风险的约定，在进行上述约定时，也明确了四名新股东在进入公司后，公司的治理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第三，李亦平对云纳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及云纳公司股权的变化过程，倪华刚及汪富泉的引资过程是一清二楚的，李亦平的身份不是普通的公司外部人员，而是差一点就在工商登记上显示的股东。云纳公司新的章程，系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期拟定的，李亦平对于章程内容也是清楚的。结合李亦平拟定了《内部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法定代表人的人选等事项，李亦平应当知晓云纳公司的章程约定。李亦平并非对云纳公司内情一无所知的善意第三人。对于云纳公司内部的股权事项，李亦平一清二楚，不可能存在其所说的，认为“资产都是汪富泉的”、“我认为这个企业是汪富泉自己的”等事项。且直至李亦平起诉前后，李亦平均未向云纳公司的新股东告知或求证关于《协议书》的事项，显然，对于该《协议书》新股东不会同意签署的事实，李亦平是有预计的。李亦平明知云纳公司在新股东进入后，股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新股东均是实际出资进入云纳公司的，故假设汪富泉声称云纳公司系其个人所有时，李亦平在了解内情的情况下，处于审慎的态度，应当与云纳公司的其他股东进行确认，但事实上，李亦平自己也承认涉案的《协议书》系汪富泉给他的事实。综上，李亦平在涉案担保事项上，并非善意。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关于云纳公司对隐名股东（李亦平也认为其为云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汪富泉的担保事项，应当经过云纳公司《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会决议程序。（三）退一步讲，仅从形式就可看出，涉案《协议书》的生效条件未具备。李亦平称涉案《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盖章已生效。然而，李亦平提交的证据《协议书》直至一审庭审结束时，乙方“李亦平”尚未签字。根据涉案《协议书》第四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壹式三份，三方各执壹份，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涉案《协议书》是一份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一方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导致该《协议书》生效条件尚未成就，而不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系李亦平自己的选择。且《协议书》列明的三方，均未实际履行合同。甲方未归还款项，乙方未签字认同1300万元的债权金额，丙方（云纳公司）对于该《协议书》及其内容，直至起诉才知情，也明确告知李亦平该《协议书》系第三人伪造、偷盖的公章。二、李亦平上诉所称的倪华刚陈述不应当被法庭采信。一审过程中，因云纳公司对涉案的《协议书》不知情，涉案《协议书》上“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章，并非云纳公司的公章，应当系汪富泉伪造的章。故向富阳区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办理过程中，对倪华刚等云纳公司能接触到公章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形成笔录。在该笔录中，倪华刚陈述汪富泉有云纳公司30%暗股，其知道汪富泉结欠李亦平1000多万元借款，但对于案涉协议书并不知情，其未拿公章给汪富泉签章，亦不同意提供该担保。该笔录属于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文书，且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具有专业的侦查能力，故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案件事实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假设倪华刚变更了自己的说辞，李亦平认为应当以其在公安机关的交代的事实为准。因为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倪华刚的陈述发生变化应当以最初的、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三、李亦平明知汪富泉超越权限，其要求云纳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亦平明知《协议书》中担保的债务，系第三人个人债务，与云纳公司无关。李亦平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汪富泉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汪富泉仅系云纳公司的隐名股东，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沟通，即在《协议书》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职权范围。作为相对人的李亦平，明知汪富泉在《协议书》上加盖云纳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时，所称的“这个企业本身是他的。按照实际控股全部都是他的，法人不签字也不要紧的。”是不符合事实。李亦平对云纳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股东组成、股东权利义务分配及汪富泉在云纳公司的身份均是知情的，李亦平在涉案《协议书》的订立过程中，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李亦平与云纳公司之间并未成立、未生效的担保合同关系，云纳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关于李亦平是否善意的问题，已在前文中详细阐述，故不再赘述。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内容系针对因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的《协议书》尚未生效，不应适用《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退一步讲，即便涉案《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的，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恳请贵院依法裁判，驳回李亦平的上诉请求。 汪富泉未陈述意见。 李亦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云纳公司立即归还担保借款18021400元，并按月利率20‰计算自2015年3月1日起判决被申请人债务履行之日止利息损失（暂计算从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底止计18021400元）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2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云纳公司负担。 云纳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李亦平承担本案鉴定费39200元，并承担反诉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汪富泉结欠李亦平借款，李亦平于2015年3月31日诉至法院，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杭富场商初字第244号。2015年5月21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出借人李亦平、借款人汪富泉、担保人杭州富阳富浩金属热镀锌有限公司、杭州富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汪富泉归还李亦平借款本金12500000元，支付利息500000元，支付律师费50000元，合计13050000元，于2015年5月底前支付1050000元，2015年12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2016年12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2017年12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2018年12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二、汪富泉如有任何一期未按约履行的，李亦平可就借款本息及律师费总额18800000元的剩余未支付部分一并申请执行。三、杭州富阳富浩金属热镀锌有限公司、杭州富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对上述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李亦平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136880元，减半收取68440元，由汪富泉、杭州富阳富浩金属热镀锌有限公司、杭州富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负担。之后因借款人及担保人未履行付款义务，李亦平申请执行，案号为（2015）杭富执民字第3758号。经法院执行，李亦平获得执行案款778600元。该案于2015年9月6日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至今，汪富泉及担保人未支付过该案案款。（二）云纳公司原名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进行公司名称变更。原法定代表人倪华刚，2018年8月20日，变更为王洪生。2014年7月3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投资，股东系倪华刚。2015年8月7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由6个自然人股东组成，倪华刚认缴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胡光耀认缴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周忠才认缴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王洪生认缴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颜家明认缴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徐文玉认缴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股东会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除上述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表决通过。（三）2015年6月18日，甲方倪华刚和乙方胡光耀、王洪生、颜家明、周忠才签订内部框架协议一份，其中第三条有对外债务的免责约定：四位乙方对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的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对外债务和担保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日后由于法律途径，先行承担了责任，甲方也应对此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四）李亦平持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的协议书，甲方是汪富泉、乙方是李亦平、丙方是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协议书约定：因甲乙双方借贷关系乙方曾诉讼法院确认，甲方结欠乙方人民币1880万元，利息结算截至2015年2月底止。欠款由杭州富浩金属热镀锌有限公司和杭州富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及个人担保。根据甲方的承诺，为落实乙方借款协议，经三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甲方按下列要求归还借款按人民币1300万元。二、上述借款甲方每年归还人民币200万元（每6个月归还100万元，一年两次，每年共计归还200万元）。三、甲方按期归还的，则乙方免除欠款相应利息。如逾期乙方可就结欠借款全额起诉，甲方除归还本金外，应加付从2015年3月1日起以欠款总额188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付利息，还应承担乙方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和律师代理费等）。四、上述甲方所欠全部债务（包括本息及乙方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丙方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承担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甲方清偿乙方全部债务时止。本协议一式三份，三份各执一份，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汪富泉进行了签字，担保单位字样后有落款为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盖章，担保单位字样下面空白处还有一个云纳公司盖章。（五）因汪富泉及云纳公司未履行上述协议，李亦平委托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至法院。本案受理后，法院按规定向云纳公司送达传票及副本等诉讼材料，云纳公司收到后认为其并未签署过该协议书，汪富泉涉嫌犯罪，并由其股东周忠才至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常安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分别对汪富泉、倪华刚、华祖浩、黎红、楼群纲、楼杭英制作了询问笔录。汪富泉陈述确实结欠李亦平借款，其有位于云纳公司暗股，协议书上的两个公章都是其从倪华刚处拿到并签章的。倪华刚陈述汪富泉有云纳公司30%暗股，其知道汪富泉结欠李亦平1000多万元借款，但对于案涉协议书并不知情，其未拿公章给汪富泉签章，亦不同意提供该担保。华祖浩、黎红、楼群刚、楼杭英都表示在他们保管公章期间，并未签署该协议书，对该协议书不知情。且经杭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检材WJ1900129-001印文与样本WJ190019-002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检材系协议书中落款处有字样为“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33018301413*3”的印文一枚（*为印文破损处字符无法辨别）。样本是云纳公司提供的“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3301830141363”印文四枚。公安机关对于周忠才控告的汪富泉涉嫌合同诈骗案，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审理过程中，云纳公司提出鉴定申请，经法院委托，由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标称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的《协议书》担保单位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盖章）栏“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3301830141XX3”（X为印文破损处字符无法辨识）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云纳公司支付鉴定费39200元。（六）云纳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后，其股东王洪生、周忠才等人与李亦平协商，李亦平对于云纳公司内部框架协议内容清楚，对于其公司内部股权组成亦清楚。李亦平庭审亦陈述，关于该担保协议书形成是与汪富泉联系，协议敲章后由汪富泉拿给他的。 一审法院认为，汪富泉结欠李亦平借款事实清楚，有法院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为凭。本案争议焦点是云纳公司是否需要对汪富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李亦平提供的协议书并非云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担保合同法律关系并未生效，云纳公司无需对汪富泉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表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而云纳公司并未就本案涉诉担保问题，召开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即使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虽未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仅依据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是是否有效还须经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合同签订，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案涉协议书，系李亦平与汪富泉之间进行的磋商，李亦平并未与云纳公司或者与其代理人进行协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人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人行为有效。汪富泉不是云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在此情况下，李亦平向汪富泉提出要求公司担保或者汪富泉自认由云纳公司为其担保，并由其代为操作达成担保事宜，显然是不能认定汪富泉有代表权或者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而李亦平对于云纳公司内部股东组成及汪富泉在云纳公司的身份都是知情的，对于该笔数额巨大债务，汪富泉及之前的担保人一直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已经产生巨大风险，在此情况下，无论谁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而李亦平绕过其明知的云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直接与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债务人汪富泉进行磋商，并获得对其有重大好处的协议书，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李亦平并非本案的善意第三人。且协议书中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确实存在问题，云纳公司对在其之后空白处的云纳公司的签章是否系云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提出合理怀疑，应获得法院认定。综上，本院认为李亦平提供的关键性证据协议书并非云纳公司真实性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内容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李亦平起诉要求云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云纳公司为主张其事实，提出的鉴定申请，并支付鉴定费39200元，鉴定结果亦表明杭州云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章有问题，故对于该笔鉴定费系李亦平造成的可预见的云纳公司的合理损失，其主张要求李亦平承担，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李亦平的诉讼请求。二、李亦平支付云纳公司鉴定费损失392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222014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390元，合计227404元，由李亦平负担。 二审期间，李亦平向本院提交其与云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倪华刚的通话录音，并申请倪华刚出庭作证，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倪华刚在常安派出所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云纳公司质证认为：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关联性认可；对倪华刚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倪华刚对《协议书》形成过程的事实陈述前后不一致，变更了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需要证据佐证，否则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依据。且，倪华刚及汪富泉在公司里作为共同体，当时四新股东为避免出现案涉情况，约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由其他无利害关系股东100%同意。所以假设公章真的是倪华刚盖的，他也没有相应的权限。而且，李亦平实际上对云纳公司章程、内部约定都是非常清楚的，不是善意第三人。汪富泉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为：倪华刚在本案中向法院提供的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存在出入，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 云纳公司、汪富泉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进行第三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当庭向李亦平释明，如果合同被认定无效，那么其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李亦平明确表示不变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协议书》约定云纳公司为汪富泉向李亦平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云纳公司章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会的职权包括“11、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12、对公司为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除本条第11项以外的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表明云纳公司所有对外担保均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现李亦平未能提供云纳公司同意为汪富泉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故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及章程，云纳公司的担保应认定无效。至于担保无效后的法律后果，鉴于一审法院已经向李亦平就案涉担保合同如果被认定无效的后果进行释明，而李亦平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云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未有不当。现李亦平上诉要求按照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属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在双方无法就此达成调解，云纳公司亦不同意由本院一并审理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李亦平应当另行起诉。综上所述，李亦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未有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0元，由李亦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