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1944年12月2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1946年10月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1951年2月16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女，1954年12月18日出生。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嵩，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4，男，1968年3月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5，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女，1968年5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6，女，1999年5月13日出生。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俊杰，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因与被上诉人黄某4、黄某5、戴某、黄某6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黄某7在北京市西城区南1-3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所属的院落里有一间西房，即黄某7与其妻任某有其他住房，并不具备涉诉房屋直管公房承租人资格。经与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及黄某8协商，黄某7将登记在其妻任某名下的西房转移至黄某8名下，由黄某8组建家庭使用。涉诉房屋承租权变更至黄某7名下，由黄某7与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共有。2、黄某7在单位分房之际要求兄弟姐妹去单位作证，证明涉诉房屋是黄某7与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共有。最终单位认定黄某7符合“无房户、困难户”的分房条件，向其分配了地质印刷厂宿舍两居室一套。黄某7家庭名下有两套公有承租住房，不符合当时国家承租房政策。黄某7是代持了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关于涉诉房屋的权利。3、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由相应精神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据擅长骨科治疗的积水潭医院病历与个别专家意见得出“黄某7在签订《协议书》时已不具备处置巨额经济利益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结论错误。黄某4、黄某5、戴某、黄某6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诉房屋原系上诉人之父黄某9承租，后由黄某7承租，涉诉房屋与上诉人无关。谁腾退奖励谁，谁搬家补助谁，腾退也是针对置换人的，也与上诉人无关。黄某7从2010年开始就有脑梗塞，并且持续加重，后就反应迟钝。从上诉人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时当庭播放的视频可知，黄某7签字是黄某3握着其手签订的，《协议书》并非黄某7自己签字。经法官当庭询问，上诉人不作为证据提交。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位于西城区院内三间南房搬迁补偿款的五分之四份额即人民币1127114.32元，由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平均拥有；2、黄某4、黄某5、戴某、黄某6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9与罗某共育有六子女，即：黄某7（曾用名黄某10）、黄某8、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涉诉房屋原由黄某9承租。1981年，罗某因走失未归下落不明而注销户口。1984年1月2日，黄某9因死亡注销户口。黄某9去世后，涉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黄某7。黄某7与其妻任某生育二子，即黄某4、黄某5。任某于2005年2月15日去世。黄某7于2015年9月16日去世。黄某4与其妻戴某育有一女，名黄某6。2015年夏，涉诉房屋所在院落列为西城区住房改善项目，并针对涉诉房屋承租人黄某7予以了搬迁补偿及住房安置。在上述项目进行过程中，黄某7去世，相应搬迁补偿及住房安置事宜由其子黄某4代为办理，相关协议中提及黄某4、戴某、黄某6均以涉诉房屋作为户籍登记地址。本次诉讼前，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曾将黄某4、黄某5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涉诉房屋的搬迁补偿款的五分之四。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京0102民初28413号民事判决，以“上述房屋的承租人为黄某7，故补偿对象应为黄某7”为由，判决驳回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的诉讼请求。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京02民终3403号民事裁定，准许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次诉讼中，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主张曾于2015年6月8日与黄某7签订《协议书》，约定：“北京市西城区南屋三间，面积约三十平方米。由我们的父亲黄某9承租（公房），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艰苦难忘的岁月，父亲过世后由大哥黄某7续租。现在此房面临拆迁，随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过协商我们一致同意所有子女均有权获得由此三间房带来的经济利益”。黄某4、黄某5、戴某、黄某6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交黄某7病历及诊断证明等，以证明签订《协议书》时，黄某7已无民事行为能力。上述病例显示：2001年左右，黄某7被诊断为脑梗塞。自2011年2月7日至5月27日期间，黄某7因头晕多次入北京积水潭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期间，先后诊断为急性脑血管病、后循环缺血、多个脑动脉狭窄、多个入脑前动脉血管狭窄、脑梗塞等。住院期间神经内科专科检查显示“远近记忆力减退，计算力100-7=73”、“理解力差”、“理解力、计算力、记忆力、判断力、定位、定向力粗查轻度减退”；于2011年3月31日行颅脑MRI平扫+弥散，诊断：右侧枕叶梗塞灶（新发病变），颅内多发腔梗，部分软化灶，脑白质变形，老年性脑改变，双侧上颌窦炎；于2011年4月15日行头颅CT平扫，诊断：多发腔隙性脑梗塞，部分软化灶形成，右枕叶脑梗塞，脑白质变形，脑萎缩。于2015年3月9日行颅脑MRI平扫+弥散，诊断：脑内多发缺血梗死软化灶，其中右枕及放射冠较近期梗死灶。自2015年4月7日至次月6日期间，两次入该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脑梗塞（右枕叶）、后循环缺血、良性位置性眩晕、颅内多发动脉狭窄（右侧椎动脉、左侧椎动脉及基底动脉、左侧大脑前动脉）、重度痴呆等；住院期间神经内科专科检查显示“言语欠清，查体欠配合，反应迟钝，理解力、计算力、记忆力、判断力、定位、定向力差”；病程记载专科检查“查体欠合作，言语欠清，反应迟钝，记忆力、定向力差”；“患者入院护理评估单”及“患者出院护理评估单”均显示患者自理能力为完全依赖。一审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为黄某7，故补偿对象应为黄某7”，则本案争议焦点为《协议书》的效力。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上述黄某7病历可知，其于2001年已患脑梗塞，后伴有脑萎缩、后循环缺血等器质性病变，且病程较长、呈加重趋势，已显现为反应迟钝，理解力、计算力、记忆力、判断力、定位、定向力差及生活不能自理，并已于2015年四五月份被诊断为重度痴呆，可见，其在签订《协议书》时已不具备处置巨额经济利益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故该《协议书》应为无效。相应地，黄某、黄某1、黄某2、黄某3以此为据要求分割涉诉房屋搬迁补偿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黄某、黄某3、黄某1、黄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协议书》的效力。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自2015年4月7日至次月6日期间，黄某7被诊断为脑梗塞，重度痴呆等，“言语欠清，查体欠配合，反应迟钝，理解力、计算力、记忆力、判断力、定位、定向力差”。自理能力显现为完全依赖。故其签订《协议书》时，不具备相应的处分重大财产的民事行为能力，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黄某、黄某3、黄某1、黄某2称黄某7代持涉诉房屋，未提交证据证明，且生效判决已认定“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为黄某7，故补偿对象应为黄某7”，故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纳。因此，黄某、黄某3、黄某1、黄某2要求分割涉诉房屋搬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黄某、黄某3、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44元，由黄某、黄某3、黄某1、黄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蕾审 判 员  刘新泉审 判 员  刘 磊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想书 记 员  罗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