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5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文君，女，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蓝雯琪，浙江五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琳，女，197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沈楼，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彩梅，女，196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郑文君因与被上诉人刘琳、原审被告朱彩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丁晔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文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蓝雯琪、刘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沈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郑文君向杭州赛丽绿城申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丽公司）承租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双方签订了《物业租赁合同》，约定：郑文君所承租的物业，经赛丽公司同意可转租给第三方，并由三方书面确认，取得使用权的第三方成为本合同的当然乙方，继续履行本合同，如赛丽公司不同意，则不得擅自转租或变相转租。 2018年5月26日，刘琳（乙方）与郑文君（甲方）签订《商铺转租定金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日内向甲方交付定金陆万元整（此定金待正式合同签订时转为商铺押金）；甲方将拱墅区丰潭路700-7、700-8的慧园2号楼101室、102室商铺2018年6月6日至2021年6月6日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甲方确定出租方赛丽公司同意甲方转租商铺与乙方使用，且租金与甲方和赛丽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一致；甲方协助乙方与赛丽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甲方收取乙方转让费壹拾捌万捌仟元整，待转租正式合同签订时乙方将转让费一次性付给甲方；甲方应协助乙方于2018年6月6号之前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租赁合同；乙方不履行合同，无权返还定金，甲方不履行合同，双倍返还乙方定金；等等。朱彩梅作为郑文君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落款处的甲方处签字并捺印，刘琳在合同落款处的乙方处签字并捺印。刘琳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文君支付了定金60000元，朱彩梅作为郑文君的委托代理人向刘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向收到刘琳租房定金陆万元整（￥60000）”。郑文君对朱彩梅的上述代理行为均予以认可。 然上述合同签订后，刘琳与赛丽公司因故未能于2018年6月6日前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 因刘琳与赛丽公司无法按期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6月10日，郑文君（转租方、甲方）与法定代表人为刘琳的畅唱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商铺转租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自己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转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合计为589.97平方米；该商铺转租期为叁年，自2018年6月6日至2021年6月6日；等等。在此期间，刘琳、郑文君、赛丽公司三方一直就刘琳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2018年6月22日，郑文君向刘琳发送微信“……另外就是昨晚你老公项老师的要求说16万的转让费我这边也确实有实际困难，你看你能跟股东们再商量一下大家都退一步17万我们就把这个事给定了。后天我会把欠的租金全部结好你们直接跟公司签合同……”，刘琳回复“……我把你的意愿传达给股东了，说实话我们也是看着袁总的面子，所以也就想16万算了。不然我们也就算了，不租这里了”；2018年6月24日，郑文君发送微信“……我已经约好袁总明天下午2点到慧园签合同……”；2018年6月28日，郑文君发送微信“……下午我听袁总说你们不租了，如果你们确定不租的话那就请你把钥匙还给我们”，刘琳回复“可以的，你把定金退我，我把钥匙给你”；2018年6月29日，郑文君发送微信“……跟赛丽的合同我是要协助你的但我也明确了6号前无法签订并且也得到了你的认可所以在6月10号才签我们之间的合同的，况且你现在一直不来办理相关手续也给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8年7月27日，郑文君（甲方）与案外人张美婷（乙方）签订《商铺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转让给乙方；商铺转让金为壹拾陆万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日起1日内向甲方交付定金叁万元，收取定金后甲方协助乙方与赛丽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乙方将转让金一次性付给甲方。后张美娇与赛丽公司签订了《物业租赁合同》，承租了上述案涉房屋。现刘琳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郑文君、朱彩梅立即双倍归还定金120000元；2、该案诉讼费用由郑文君、朱彩梅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刘琳与郑文君签订的《商铺转租定金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朱彩梅系郑文君的委托代理人，其受郑文君的委托签订合同及收取定金，郑文君对朱彩梅的代理行为均予以认可，刘琳也认可朱彩梅的委托代理人身份，故案涉《商铺转租定金合同》的相对方为刘琳及郑文君，因该合同而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刘琳与郑文君二人承担。故对刘琳要求朱彩梅承担共同返还定金责任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郑文君辩称刘琳不具备该案主体资格一事，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刘琳诉请要求郑文君双倍返还定金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商铺转租定金合同》，刘琳作为合同一方是该案的适格主体。 根据《商铺转租定金合同》的约定，郑文君应协助刘琳于2018年6月6日前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租赁合同。然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郑文君未能及时与赛丽公司结清之前的房租，导致刘琳未能于2018年6月6日前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其行为构成违约。但嗣后双方一直在进行协商，并于2018年6月10日由郑文君与刘琳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畅唱公司签订了《商铺转租协议》。可见虽然郑文君未能协助刘琳于2018年6月6日前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双方经协商后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确认，均愿意继续履行，并通过先由刘琳与郑文君签订转租合同这一形式进行确定。郑文君亦将房屋钥匙交付刘琳，并继续就刘琳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事宜进行协商。但刘琳在郑文君通知其可以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后，又不愿意继续租赁了。故刘琳最终未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责任并不仅仅在郑文君一方，刘琳自身亦有责任。关于刘琳认为郑文君并未取得房屋的转租权，其无权出租房屋一事，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郑文君未能提供赛丽公司同意转租的书面材料，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刘琳在协商过程中也自行多次与赛丽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联系，如若无法转租，刘琳应在第一次联系时便得知，故对刘琳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商铺转租定金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刘琳与郑文君均负有责任，故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刘琳支付的定金60000元，郑文君应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6日判决：一、郑文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琳定金60000元。二、驳回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刘琳负担675元，由郑文君负担675元。 宣判后，郑文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以郑文君未能配合刘琳在2018年6月6日前与杭州赛丽绿城申花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认定郑文君存在违约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郑文君享有转租权，赛丽公司同意郑文君转租，刘琳完全可以实际承租合同约定的商铺。2018年6月6日前，刘琳未与赛丽公司签订合同的违约责任在于刘琳，根据双方微信聊天内容可看出，刘琳因小孩生病将签订合同的时间推迟，郑文君、刘琳以及赛丽公司三方在此期间一直就刘琳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郑文君亦将钥匙交付给刘琳，2019年6月10日，刘琳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畅唱公司与郑文君签订《商铺转租协议》，刘琳通过签订《商铺转租协议》这一客观事实对郑文君享有案涉商铺的转租权予以认可，同时也对刘琳与赛丽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往后推迟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确认上述事实后均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因此，郑文君已按定金合同约定履行了协助义务，刘琳因自身原因将签订合同时间一再推迟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郑文君。其次，从郑文君与刘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看出，刘琳最终未与赛丽公司签订合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刘琳想通过协商拖延签订时间达到降低商铺转让费的目的，尽管郑文君对刘琳的请求做出了让步将转让费从18.8万元降至16万元，在双方确定好于2018年6月24日签约时，2018年6月28日刘琳突然单方面向郑文君提出不租房屋，转而向郑文君要求退还定金，自2018年5月31日开始至6月28日，刘琳耽误郑文君近一个月时间，延误了郑文君转租时间，给郑文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本案中，是刘琳单方面解除商铺转租定金合同，构成违约，给郑文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商铺转租定金合同》的约定，刘琳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综上所述，刘琳未能在2018年6月6日前与杭州赛丽绿城申花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正式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责任不在于郑文君，且自2018年6月6日之后至2018年6月28日，双方一致同意对签订合同，而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刘琳原因导致双方无法签订。而双方之间的微信交流内容也足以证明双方已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达成了合意，而最终未能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是刘琳单方面违约导致。因此，本案中，郑文君无任何过错，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返还定金。最后，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合同，两份合同都是为了实现将案涉房屋转租的目的，而一审法院却将上述两份合同割裂开来，显然与事实不符，与双方的合同目的更是相违背的。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因刘琳儿子生病导致双方未能签订合同，郑文君不存在违约情况。在此之后，双方那个就案涉商铺转租事宜，又重新签订商铺转租合同，但最终因刘琳恶意压价导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6月28日，刘琳突然提出不承租商铺了，由此可见，刘琳系违约方，之后案涉房屋转租给案外人可以证明对案涉房屋有转租权。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5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关于要求郑文君支付刘琳定金60000元的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刘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琳承担。 针对郑文君的上诉，刘琳答辩称：2018年6月前郑文君未能协助刘琳完成与赛丽公司的签约，后续通过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因为在2018年6月6日之前未完成签约，双方在该违约事实已经成立的前提下，继续进行协商，但是这个意愿的反映并不等于刘琳同意免除郑文君的违约责任，整个聊天记录中没有明确表示说放弃了追究郑文君违约责任意思表示。刘琳之所以提出不再续租，或者不再要求租赁商铺，主要是刘琳发现郑文君跟赛丽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拖欠租金的事实，这个危机的产生导致了刘琳对于商铺的租赁可能会介入郑文君与赛丽公司之间巨大的经济纠纷中，这也就是本案为什么一审判决的时候未采纳双倍返还租金的原因。据此，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的，责任分配上面应该也是可以接受。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郑文君与刘琳签订的《商铺转租定金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应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郑文君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协助刘琳与赛丽公司签订正式租赁合同，但双方后续就签订正式租赁合同仍在磋商，现双方因对部分条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刘琳与赛丽公司未最终签订正式合同，故原审法院据此判令郑文君返还刘琳定金6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郑文君负担。（郑文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刘婧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