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艳，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屠伦，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晖，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涵，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险峰，男，196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现于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美英，女，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军，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伟艳、申屠伦因与被上诉人于险峰、张美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5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伟艳、申屠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张伟艳、申屠伦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一、两级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已经确认了于险峰构成合同诈骗的基本事实。其中张伟艳、申屠伦作为被害人受害的过程，与生效判决裁定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于险峰系在向借款人张伟艳、申屠伦隐瞒其已背负债务、无自有资金的情况下，以自己可以办理房产抵押贷款为由招揽张伟艳、申屠伦向其借款，并在借款人向其借款时，虚构为了保障债权安全、防止借款人重复抵押等事由，要求张伟艳、申屠伦交付房屋产权证件，欺骗借款人张伟艳、申屠伦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用借款人张伟艳、申屠伦的房产向出资人张美英抵押借款，从出资人张美英处骗取的借款除部分支付给借款人张伟艳、申屠伦外，其余部分则被于险峰非法占有。显然，于险峰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具有合法性。二、生效裁判文书揭示了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自己身负债务、无自有资金可供出借的真相，其签订所谓“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向张美英和张伟艳、申屠伦进行合法的“借”和“贷”。于险峰欺骗张伟艳、申屠伦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和欺骗张美英、张伟艳、申屠伦签订《抵押借款合同》都只是“鱼饵”和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骗取和占有钱财。显然，于险峰签署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和《抵押借款合同》形式上貌似合法，但实际上被其非法目的所掩盖。故两份案涉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1.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考量，不能因民法有自身的体系和规则而单纯局限于民法领域，须结合刑法等综合衡量。合同订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仅是判断合同有效或无效的条件之一，但并非所有意思表示真实的合同即为有效合同。本案中，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将于险峰涉案借款行为认定为其合同诈骗犯罪的一部分，故其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系其进行犯罪行为的手段之一，该行为属非普通的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我国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系最为严厉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行为显然属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必然损害国家利益。《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已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理应认定无效。2.于险峰作为所谓“出借人”，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而是采用诈骗的非法手段获取张美英“资金”，再行对张伟艳、申屠伦“放贷”，显然不存在合法借贷的“意思表示”。于险峰“高息”向张美英借款，再“低息”贷给张伟艳、申屠伦，这一反常情形不能反映张伟艳、申屠伦合法借款10万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于险峰以合法形式签订相应合同，是其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实质是为了掩盖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三、两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均确认了张伟艳、申屠伦与张美英系于险峰在实施合同诈骗行为过程中的被害人，张美英和张伟艳、申屠伦均为于险峰实施诈骗行为的被侵害主体。如果三人都完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就不会交出资金上当受骗，三人都是被“合法形式”的借贷合同所蒙蔽，才签订了相关协议。因此，一审法院仅认为张伟艳、申屠伦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有过错，而“张美英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有失偏颇。如果张美英真与于险峰恶意串通损害张伟艳、申屠伦利益，张美英就变成“合同诈骗”案件的共犯。四、于险峰通过签订合同实施诈骗，不仅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该合同行为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谓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谓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于险峰的合同诈骗罪行为明显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不具备良好道德风尚，与良好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风尚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因于险峰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签订合同，并实施诈骗行为，应认定《抵押借款协议书》及《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一审判决明显遗漏了上述合同无效情形的审查处理，一审关于合同有效的推理没有说服力，适用法律错误。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基于无效合同所设立的案涉房屋的抵押担保亦归于无效，故张美英应协助张伟艳、申屠伦办理相应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 张美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两份合同的效力是正确的。首先，两份合同完全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次，于险峰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以单一的借贷关系来看，尚无证据证明张美英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于险峰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张美英与于险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特别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行为涉嫌犯罪或经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及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张美英并不知道于险峰的犯罪活动，也没有与于险峰有相互串通的情形，因此相关合同合法有效。再者，张伟艳、申屠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于险峰订立合同、委托书等书面文件，并进行公证，证明其完全清楚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且足够重视。相反，作为出借人，张美英反而有理由怀疑张伟艳、申屠伦与于险峰相互串通，使得张美英相信并出借资金。当然，张美英为抵押借款到房地产部门作了抵押登记，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无论是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是客观上合同的履行，各方当事人均体现了真实意思，且均实际履行了各自义务，抵押合同的效力应予确认。二、张伟艳、申屠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尽管生效刑事判决对于险峰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但刑事犯罪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反映，单从于险峰实施单个借款合同来看，并不构成犯罪，但大量的单个借款合同叠加起来就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具备了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这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精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险峰在二审中未进行答辩。 张伟艳、申屠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张伟艳、申屠伦与张美英、于险峰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二、确认张伟艳与于险峰于2012年4月13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三、判令张美英协助张伟艳、申屠伦办理杭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张伟艳因经营需要向于险峰借款。张伟艳、申屠伦于同月10日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申屠伦、张伟艳系夫妻关系，将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拱改字第××号、杭房权证拱改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杭拱房改国用（2012）第000138号；契证号为2012Ａ0001356860】的抵押贷款事宜，委托于险峰为代理人，全权处理包括1.代为签署与上述房地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他合同、协议等文本（抵押贷款额不得超过60万元）；2.代为前往相关部门办理上述房地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办理身份验证、申办和领取他项权证、缴纳相关费用；3.代为办理与上述抵押贷款相关的其他事项；受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内代理委托人就上述委托事项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委托期限为自2012年4月10日至2012年5月9日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该委托书经杭州市之江公证处公证，公证号为（2012）浙杭之证字第1478号。同月13日，张伟艳与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金额30万元，借款用途为经营，为担保于险峰的债权，张伟艳同意将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产抵押给于险峰作为借款的担保，抵押借款的期限为2012年4月13日至2013年4月12日止，利息为年利率12%，合计36000元（一年已付清）；张伟艳在归还借款后于险峰归还三证原件并注销他项权证，房屋腾空承诺声明在乙方违约情况下生效，他项权证上的金额并非实际借款金额，实际借款金额为30万元。同日，张伟艳出具《房屋腾空承诺声明》一份，同意涉案抵押房屋在2013年4月15日逾期未还款将把房屋内物品腾空并交由张美英使用，如因其原因而导致不能及时腾空该房屋，届时与使用人所发生的任何纠纷，由其承担法律后果。同日，于险峰按约将30万元借款交付张伟艳。 另查明，2012年4月12日，张美英与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6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为担保张美英的债权，张伟艳、申屠伦同意将坐落于拱墅区仓基新村17幢307室房产抵押给张美英作为借款的担保，双方协商该房屋价值为100万元，抵押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3年4月11日止，经协商抵押借款的利率为月息2%。合同签订当日，张美英即将60万元借款交付于险峰，并将案涉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张美英，权利种类抵押，债权数额60万元，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号。张伟艳、申屠伦曾于2013年3月21日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于险峰代张伟艳、申屠伦与张美英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该院于2013年7月18日作出（2013）杭西商初字第704-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张伟艳、申屠伦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再查明，于险峰于2014年8月25日因犯诈骗罪被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6年4月14日被解回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身负债务、无偿还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授权处置房产的委托书，并向出资方隐瞒没有处置房产的代理权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被害人抵押的房产骗取出资方的借款，并将大部分借款用于还债、支付本息等灭失性处置，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与前判刑罚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25万元；责令于险峰退赔违法所得1480万元，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于险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本案所涉的事实即“2012年4月，于险峰采取上述手段，利用张伟艳、申屠伦提供的本市拱墅区仓基新村17幢307室的房产做抵押，与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60万元。其中以借款形式支付给张伟艳、申屠伦30万元并收取利息3.6万元，支付给张美英利息4.8万元，于险峰实际占有28.8万元”被上述刑事判决书所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就本案而言： 首先，张伟艳与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以及于险峰与张美英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自愿签订，张美英、于险峰亦已按照约定交付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其次，于险峰的上述行为虽被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从本案借贷关系的签订及履行来看，亦无证据证明张美英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于险峰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张美英与于险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再次，张伟艳、申屠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订《委托书》并进行公证，将抵押贷款事宜全权委托于险峰办理，故张伟艳、申屠伦应对自己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知，且现无证据证明涉案抵押借款合同签订时，张美英与于险峰实施了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行为，张美英在签订上述合同以及交付案涉借款时已在房管部门做了他项物权登记，故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张伟艳、申屠伦要求确认涉案《抵押借款协议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该院不予支持。 鉴于该院对张伟艳、申屠伦主张的张伟艳、申屠伦与于险峰、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及张伟艳与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张伟艳、申屠伦诉请要求张美英协助办理他项权证注销登记手续，亦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张伟艳、申屠伦的全部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2012年4月13日《抵押借款协议书》、2012年4月12日《抵押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张美英是否应当协助张伟艳、申屠伦办理杭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 一、关于案涉合同效力的认定。1.关于2012年4月12日张美英、于险峰、张伟艳、申屠伦订立的《抵押借款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该份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第一，该合同关系，即所约定的借款及抵押权利义务关系本身，首先，均是合法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仅涉及合同各方主体利益，没有涉及国家利益、集体、第三人利益；再者，所约定的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标准，属于正常民间借贷行为，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合同各方更不存在共同的非法目的。综合上述，该份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项无效情形。第二，没有证据证明出借人张美英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于险峰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仍然提供借款，因此，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借贷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就此所作的评判旨在阐述是否存在该项无效情形，具有必要，并无不当；该份合同所约定的是借贷及抵押关系，是正常的经济关系，显然其本身并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因此，不存在前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借贷合同无效情形；此外，前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各项无效情形，因明显与本案无涉，或先前已有阐述，故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该份合同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该份合同有效并无不当。2.关于2012年4月13日于险峰、张伟艳订立的《抵押借款协议书》。该份合同关系，即所约定的借款及抵押权利义务关系本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裁判逻辑与对前述《抵押借款合同》的评判一致。同时，本院注意到，该份合同的签订仅是于险峰犯罪过程中的一部分，张伟艳、申屠伦的房产损失主要是因于险峰非法利用其委托手续等行为所致，而刑事案件被告人于险峰系《抵押借款协议书》出借方，已交付张伟艳相关款项，交付行为本身符合张伟艳利益。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驳回于险峰、张伟艳关于确认《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维持。 二、关于是否应当协助办理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张伟艳、申屠伦以相关合同无效为由，诉请张美英协助办理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如前所述，其合同无效主张不能成立，故其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其善意取得可以参照前述规定。本案中，于险峰持张伟艳、申屠伦签署的且经公证的委托书与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张美英有充分理由相信于险峰具有代理张伟艳、申屠伦设立抵押合同的权限，而且案涉抵押业经依法登记，亦不存在阻却抵押权的其他事由，故张美英善意取得抵押权。据此，张伟艳、申屠伦关于要求张美英协助办理注销登记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张伟艳、申屠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元，由上诉人张伟艳、申屠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王晗莉 审判员  徐燕飞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