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9行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力，男，199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居民，现在遂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委托代理人方利，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3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803008494252B。 法定代表人聂洪，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朱光文，四川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中段288号。 法定代表人吴军，该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许洪晏，遂宁市安居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邓力诉被上诉人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以下简称安居公安分局）、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居区政府）治安行政强制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2020）川0922行初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力委托代理人方利，被上诉人安居公安分局机关党委书记敬强及该局委托代理人李海、朱光文，被告安居区政府副区长聂洪及该政府委托代理人许洪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7月1日，邓力因吸食毒品被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决定行政拘留十四日。同日，邓力因吸毒成瘾被该局决定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自2018年7月15日起至2021年7月15日止）。同年7月11日，邓力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9月25日，邓力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刑期自2018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11月10日止）。 2019年11月25日，邓力在成都市金牛区吸食冰毒时，被安居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当场抓获。经现场对邓力尿液进行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且邓力对其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年11月27日，安居公安分局作出遂安公（栏）毒瘾认定〔2019〕12号《吸毒成瘾严重认定意见书》，认定邓力吸毒成瘾。同年11月29日，安居公安分局作出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对邓力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9年12月9日起至2021年12月8日止），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邓力。 邓力不服，向安居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安居区政府于2019年12月20日决定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在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安居区政府依职权向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调取了成高公（益）社戒决字〔2018〕218号《社区戒毒决定书》。2020年4月9日，安居区政府作出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安居公安分局作出的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邓力对安居公安分局作出的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和安居区政府作出的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安居公安分局作出的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2．确认被告安居区政府作出的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告安居公安分局有权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安居区政府对其工作部门所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行政复议是其法定职责。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邓力是否符合被采取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安居公安分局作出的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是否应被撤销；二、被告安居区政府在行政复议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被撤销。 关于焦点一。邓力依法被认定吸毒成瘾，《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邓力被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责令社区戒毒后，在其尚未到社区戒毒地执行报到时，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社区戒毒终止。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的，社区戒毒中止，由羁押场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释放后继续接受社区戒毒。此处“终止”是指停止执行，这是因为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监管措施远严于社区戒毒的监管措施，监管场所足以控制吸毒人员吸食、注射毒品。邓力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后，社区戒毒即告“终止”，刑罚执行完毕后无需再执行社区戒毒。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终止”仅是指社区戒毒在执行过程中的停止，但并不能抹杀邓力曾经被责令社区戒毒的事实。邓力此次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且有被责令社区戒毒的前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原告代理人认为邓力未经街道办事处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社区戒毒，主张邓力不属于《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其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安居公安分局根据邓力的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对邓力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决定，同时在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前，经过了立案、调查、审批等相关流程，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上述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情况或实地调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由此可见，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在复议决定没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以及复议决定合法性的依据。本案中，安居公安分局在通过吸毒人员动态管理库已经查询到邓力的多个涉毒事实，其中就包括被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决定社区戒毒的事实。安居区政府在复议过程中依职权向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调取了《社区戒毒决定书》，这只是对安居公安分局已经查明的事实进行印证，也是对安居公安分局已收集证据的补强，并没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其补充证据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安居区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举行了听证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了原告邓力和被告安居公安分局。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原告请求确认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撤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邓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力负担。” 上诉人邓力上诉称，请求：1.撤销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922行初23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安居公安分局所作出的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3.确认被上诉人安居区政府所作出的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4.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1.一审法院认可《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社区戒毒终止”中的终止仅是指社区戒毒在执行过程中的终止，那么也就是说此处终止的是社区戒毒的过程性行为，即社区戒毒在执行过程中被终止。但是上诉人未在任何社区或街道办接受戒毒，没有任何所谓的社区戒毒的执行过程。从时间上看，上诉人于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被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刑期自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11月10日。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的确在社区和街道办没有社区戒毒的执行过程。既然社区戒毒的执行都未开始，何来终止。2.一审法院混淆了社区戒毒和社区戒毒人员的词义。根据《戒毒条例》以及一审判决可以看出，社区戒毒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有明确执行内容的过程；而社区戒毒人员是一个名词，是对被公安机关作出社区戒毒决定人员的一种身份确认，但是《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终止”显然终止的是社区戒毒的过程性行为，而不是终止一种身份。因此，即使邓力曾经因为一纸决定而成为社区戒毒人员，也不能说明邓力曾经有过社区戒毒的执行过程。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进行判决，显然是混淆了词义。3.两被上诉人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第一，安居公安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供上诉人已经过社区戒毒这一事实的证据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第二，安居区政府在行政复议期间为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而违法收集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上诉人认为，行政复议期间复议机关调取证据的基本原则应该如下：一是如果基本的核心证据有，但不全面、不完善，如有些是申请人无法取得的，有些是证据材料复印件需要调取原件的，有些需要现场核实的等等，是可以的；二是如果基本的证据没有，或者有而未按规定进行举证，该行政行为应直接予以撤销，复议机关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合法而调取证据。本案中，安居公安分局未依法提交是否已经完成社区戒毒这个前置条件的证据，而安居区政府在行政复议期间帮助原行政行为机关获取作出原行政行为时未收集到的成都公安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对邓力的《社区戒毒决定书》这一证据，违反法定程序。 被上诉人安居公安分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安居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强制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其并未在社区接受过社区戒毒，其责任不在安居公安分局，而是因上诉人被执行刑罚，导致其社区戒毒被吸收。在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强制戒毒决定时，邓力被相关部门依法刑事拘留后逮捕，后因贩毒被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按照《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其社区强制戒毒已经终止并完结。这一事实上诉人也完全认可。其在2019年11月25日被安居公安分局挡获，自行供述于2019年11月24日下午在别人家吸食冰毒，安居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尿液检测，其甲基苯丙胺尿液检测呈阳性，与其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安居公安分局在吸毒人员动态管理库中进行查询，发现邓力从2014年8月至今，多次因涉毒被公安机关处理。安居公安分局根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依法认定邓力吸毒成瘾。根据以上事实，邓力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之规定，应当对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后安居公安分局依照规定向邓力送达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并告知其相关救济途径，此事实在行政复议以及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故邓力上诉所称一审判决认定安居公安分局对其作出行政强制决定的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提出的其未经过社区强制戒毒这一说法，属于自身对法条理解错误。 被上诉人安居区政府答辩称，其作出的遂安府复〔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正确。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各方诉讼参加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上诉人邓力被公安机关责令社区戒毒后，在其尚未到社区报到接受社区戒毒前即因犯罪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之后再次吸食毒品的行为，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二是被上诉人安居公安分局是否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被上诉人安居区政府提供证明上诉人邓力已经过社区戒毒这一事实的证据的举证不能问题；三是被上诉人安居区政府在复议程序中依职权调取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对上诉人邓力所作的《社区戒毒决定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争议焦点一。《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社区戒毒终止。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的，社区戒毒中止，由羁押场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释放后继续接受社区戒毒。”该法条所称社区戒毒人员应指经公安机关作出生效社区戒毒决定实施社区戒毒的人员，包括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和尚未交付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从该法条内容看，其并未对尚未交付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作出例外规定，因此其所指对象应理解为包括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和尚未交付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根据该法条关于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社区戒毒终止的规定，可以得出在该规定情形下，社区戒毒的行政强制措施已经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刑事强制措施所吸收和替代的结论。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情形，其中的经社区戒毒可理解为包括公安机关作出社区戒毒决定后，社区戒毒人员已到社区报到并且实际接受了社区戒毒的情形，也包括公安机关作出社区戒毒决定后，社区戒毒人员因被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等原因而尚未到社区报到接受社区戒毒的情形。只要公安机关依法作出了生效的社区戒毒决定，在社区戒毒人员又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况下，无论社区戒毒人员是否已经实际执行社区戒毒措施，其在被依法收监执行的刑罚和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终结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范畴。本案中，邓力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责令社区戒毒后，在其尚未到社区报到接受社区戒毒时，就因贩卖毒品罪被执行刑罚，刑满释放后又再次吸食毒品，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安居公安分局对其作出遂安公（栏）强戒决字〔2019〕2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于法有据。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邓力认为，安居公安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安居区政府提供证明邓力已经过社区戒毒这一事实的证据材料，应按照前述法律规定，撤销其作出的社区强制戒毒决定。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邓力对于《戒毒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理解有误，致使其对安居公安分局作为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在复议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范围产生误解。对于邓力所称其已经过社区戒毒的事实，安居公安分局仅需提供证明邓力曾经被公安机关作出社区强制戒毒决定，在交付执行前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相关证据，即可完成相应举证责任。而事实上，安居公安分局在复议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已经分别向安居区政府和本院提交了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的相应的充分的证据。故邓力所称安居公安分局举证不能的事实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邓力主张撤销安居区公安分局作出的社区强制戒毒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由前述规定可知，在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中，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以及复议决定合法的依据的。本案中，从已经查证的事实看，安居公安分局在行政强制程序中，就已经通过吸毒人员动态管理库查询到邓力于2018年7月1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决定社区戒毒的信息，其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也依法向复议机关安居区政府提供了该信息材料。吸毒人员动态管理库是由公安部统一建立的关于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的动态信息的管理系统，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该系统记载的信息可依法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采信。在安居公安分局已经收集并在复议程序中已经提交该信息材料的情况下，安居区政府又向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益州派出所调取涉及邓力的社区强制戒毒决定书，该行为属于调查核实证据性质，而并非帮助安居公安分局收集证据性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三款“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的规定，安居区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收集涉及邓力的社区强制戒毒决定书的行为合法。 综上所述，邓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生斌 审 判 员 刘晓玲 审 判 员 蒋立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雯雯 书 记 员 姚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