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终1036号上诉人诉人（原审原告）：黄斌，男，1982年3月19日出生，傣族，住景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婷、杨炀，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罕，女，1980年5月16日出生，傣族，住景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智方，云南博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黄斌因与被上诉人玉罕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9）云2801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3日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斌上诉请求：1.撤销景洪市人民法院（2019）云2801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承包鱼塘合同》项下鱼塘因国家征收获得的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56161元，并按照年息6%向上诉人支付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上诉人关于《鱼塘承包合同》项下鱼塘因国家征地获得的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认定事实不清，主要体现：1、涉案鱼塘所在村民小组与景洪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嘎洒旅游小镇中国平安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除对具有具有合法产权的地上建筑物给予补偿外，其他地上附着物（含养殖类及农作物）不予补偿。该部分事实认定，没有明确上诉人诉请主张的范围为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而非专门就地上建筑物或者其他地上附着物(含养殖类及农作物）进行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将其作为定案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景洪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的原因，其根本原因为被上诉人自2013年土地被征用后，已经丧失了收取承包费用的权利，但却没有及时告知上诉人鱼塘已被征用的事实，并且继续收取上诉人的承包费用，由于被上诉人的严重过错和违约在先，导致上诉人一直仍为合同处于履行状态，从而造成了更大损失。3、景洪市嘎洒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李培英要求补偿鱼塘设施的有关情况说明》，该说明书表示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鱼苗、增氧机、投料机、投料棚等所有鱼塘设施均不给予补偿。但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并非直接向被上诉人提出对鱼苗、增氧机、投料机、投料棚等所有鱼塘设施的补偿请求，一审法院将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等同于鱼塘设施，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同时，一审法院也未查清该情况说明中己经明确被上诉人领取的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补偿款为35936元的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合同时该建筑物己经存在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诉人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后，对部分建筑进行了修缮，并且新修建了部分建筑物，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任何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时建筑物已经存在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因此本案上诉人在承包鱼塘被征收时，依法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补偿的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2、由于上诉人享有上述法定权利，因此其与玉罕应签订《承包鱼塘合同》时，为了进一步确保自身的权利，在《承包鱼塘合同》第七条中明确约定：“合同终止，上诉人多交承包费由被上诉人退还，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归上诉人”。该条款约定清楚，明确了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归上诉人，而其中关于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列举内容包含在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范围，但不等于除土地征用以外赔偿的全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此处为合同条款约定不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作出错误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法院将《承包鱼塘合同》第七条规定和第八条规定进行合并理解，一是混淆了合同因土地征用终止和自然履行期满的两种法律关系，合同因土地征用终止不能预见，并可能导致上诉人利益遭受较大损失，因此其通过约定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归上诉人以保障其合法权益；而合同自然履行期满是可以预见的，上诉人的利益和风险可以进行有效评估。二是混淆了两条约定的核心内容，第七条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归上诉人约定内容的核心为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而非鱼塘设施，但第八条中约定“上述人鱼塘高的设施归甲方”的核心为鱼塘设施。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此处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错误适用，而且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4、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虽然上述鱼塘范围内的土地在2013年就已经被政府征用，但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告知上诉人土地被征用的事实，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与上诉人商讨合同第七条中关于征地补偿的归属，而且继续收取上诉人承包费用，并将全部国家征地补偿据为己有，被上诉人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和违约，是导致上诉人一直认为合同仍处与履行状态的主要原因，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延期支付资金的资金占用利息。虽然上诉人对征用土地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的权利合法有据，而且通过《承包鱼塘合同》进一步明确约定，但一审法院在一开始就忽视了上诉人作为承包人在征地补偿中的权利，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的过错及违约事实，以及承包鱼塘合同条款的明确约定，而是继续片面局限于承包鱼塘合同第七条中“鱼塘设施”的解释，导致对该条款约定理解存在片面性，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在土地征用中的合法权益，与合同实际约定情况不符，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玉罕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清楚的。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鱼塘上的房屋和其他相应的投入的补偿款归属问题，一审判决确认归土地所有人的认定事实清楚。因为作为补偿款，获得补偿款，是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它是基于鱼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一定的身份附属关系。实际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有相应的获取土地承包以及对地上承包土地的投入及其收益的权利。景洪市嘎洒旅游小镇中国平安建设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五条第二项已经明确了获得补偿的范围，除对具有合法产权的地上构筑物给予补偿外，其他的地上附着物包含养殖和农作物不予补偿。从该条可以看出，本案争议焦点的鱼塘及其地上的附着物是不予补偿的。构筑物是属于鱼塘的出租人在第一次获得土地承包权之后，老人在上面所搭建的用于平常的生活和生产的傣楼及其相应的一些设施。因此，补偿只能有由土地的第一任承包人享有。关于合同终止的问题，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根据鱼塘承包协议第七条中明确约定的，在合同期限内，如果有国家政策或者征用鱼塘，合同终止。因此，一审认定合同终止，是有约定条件，而且条件已经成就。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及时通知了上诉人土地被征收的问题。在一审的庭审记录和法官核实的情况，就可以得知2013年5月份，政府决定征收并公告告知相应地块的村民签订补偿协议，到2018年8月30日，景洪市政府国土资源局向上诉人发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期间，上诉人并没有退出土地，而且在2016年至2018年8月一直处于对土地处于使用状态。上诉人是明知道土地已经被征收的事实，而且已经收到了景洪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书。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大家都是清楚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上诉人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本案双方就是合同关系，因此用合同法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对案件的评判是客观真实的，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黄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斌、玉罕于2008年10月1日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2.判令玉罕向黄斌支付《鱼塘承包合同》项下鱼塘因国家征地获得的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164762.63元，并且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年利率6%为标准，自2018年3月1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为10846.87元）；3.判令玉罕向黄斌支付承包经营期间鱼塘漫水违约导致的渔业损失100000元；4.判令玉罕向黄斌支付违约金2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玉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1日，黄斌（乙方）与玉罕（甲方）签订一份《承包鱼塘合同》，约定甲方将鱼塘一口承包给乙方，承包期限为2008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0日共20年，付款方式约定为自合同订立之日起每三年付一次租金，每次付款3万元，20年租金共计20万元。合同第七条约定：在合同期内如国家政策有变或者征用该鱼塘，合同终止，乙方多交承包费由甲方退还，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归乙方。双方对违约责任约定为：如甲方违约提前终止合同，或村委会收回征用，除支付违约金10万元外，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后玉罕共计收到黄斌支付至2017年11月1日的租金91000元。2013年5月7日，涉案鱼塘所在村民小组与景洪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一份《嘎洒旅游小镇中国平安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中约定除对具有合法产权的地上建筑物给予补偿外，其他地上附着物（含养殖类及农作物）不予补偿。2018年8月30日，景洪市国土资源局向李培英及其丈夫黄斌送达《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要求黄斌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交出土地，自行清除地面附着物。2019年3月13日，景洪市嘎洒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一份《关于李培英要求补偿鱼塘设施的有关情况说明》，其中说明了如下内容：一、平安项目于2013年6月征收曼广凹、曼校土地，按照政府文件精神，被征收土地内涉及的地面附着物及鱼苗不给予补偿，涉及的构筑物按照征地补偿方案标准进行补偿。二、你们所承租的鱼塘涉及农户已按方案领取了构筑物补偿款。该说明亦表示针对黄斌提出的鱼苗、增氧机、投料机、投料棚等所有鱼塘设施均不给予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合同的双方应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如国家政策有变或者征用该鱼塘，合同终止。根据在卷证据，涉案土地已经被政府征用，双方约定合同终止的条件目前已经成就，具体时间为：从2013年5月政府决定征用涉案地块并与玉罕签订补偿协议，至2018年8月30日景洪市国土资源局向黄斌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期间，黄斌并未退出涉案土地，又根据黄斌提交的《证明》显示黄斌在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在饲料店购买饲料的情况可知，至少在政府责令黄斌交出土地之前，黄斌方仍然在经营鱼塘。结合双方对合同终止的约定，旨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终止合同，故虽政府在2013年就决定征收土地，但土地仍交由黄斌至少经营至2018年8月份，该合同终止的具体时间应为政府正式通知黄斌交出土地的时间，即2018年8月30日。黄斌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在卷证据，玉罕在土地被征用后与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玉罕接受了政府补偿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及地面建筑物补偿两项补偿。现双方对地面建筑物补偿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国家除土地征用以外的赔偿（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有争议，黄斌认为鱼塘旁的建筑物属于鱼塘设施，故玉罕受到的该项补偿应支付给黄斌，但玉罕认为该建筑物不属于鱼塘设施，且是玉罕建盖，其补偿理应归玉罕。黄斌在庭后提出损失评估鉴定申请，但其要求鉴定的损失包括鱼塘设施、鱼苗损失等，一方面，双方对建筑物修缮及鱼苗损失相关情况均存在争议，现在距2018年8月份已有一年多时间，对于租赁鱼塘在合同终止前的养殖情况已不能确定，且黄斌当庭陈述其在2018年3月份就与政府沟通过，至接到政府正式通知交出土地已有半年之久，黄斌在合同终止前是有时间准备的。故认为该鉴定申请没有事实基础，不予同意。另一方面，因双方签订合同时该建筑物已经存在，而双方在合同中对有争议补偿的列举仅为鱼塘设施及鱼苗损失两项，而鱼塘设施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并未明确，属于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根据双方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满后，乙方鱼塘搞的设施归甲方，不得损坏，……。即在合同期满后，黄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做的设施归玉罕，因黄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必然需要根据情况对建筑物进行修缮，而修缮必然会以合同履行的预期利益为标准，现合同在期满前终止，黄斌修缮行为的预期利益是有一定损失的。对黄斌要求玉罕支付涉案鱼塘因国家征地获得的除土地征用费以外的赔偿164762.63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平原则，酌情支持黄斌5000元损失。因玉罕对合同的终止没有过错，故黄斌要求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黄斌要求玉罕支付承包经营期间鱼塘漫水违约导致的渔业损失10万元的诉讼请求。玉罕提交照片一组欲证实因玉罕未提前告知土地被征收导致鱼塘被水冲毁，给黄斌造成经济损失。玉罕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仅从照片来看，不能得出黄斌该项诉讼主张成立的的结论，黄斌对于其诉讼请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不予支持。对黄斌要求玉罕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因该导致合同终止的原因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终止事项，故黄斌要求玉罕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玉罕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黄斌经济损失5000元；二、驳回黄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734元，由玉罕负担134元，由黄斌负担5600元，黄斌预交的诉讼费法院不另行清退，由玉罕径付黄斌。上诉人黄斌对一审判决认定“该说明亦表示针对原告提出的鱼苗、增氧机、投料机、投料棚等所有鱼塘设施均不给予补偿。”的事实有异议。其认为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对除土地以外被上诉人获得的补偿都归属于上诉人，并不单指或特指鱼塘设施。被上诉人玉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其认为遗漏补偿金额56161元。二审中，上诉人黄斌提交如下证据：公证书、收条，欲证明上诉人在承租鱼塘期间，处于养鱼的需要，对鱼塘周边除土地自身以外的建构筑物、鱼塘埂、鱼塘设施等进行建设、占用、使用、管理，并且支出一定费用，因此才会在鱼塘承包合同中将征地补偿土地以外的款项约定为上诉人所有。经质证，被上诉人玉罕对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1、公证所证明的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使用到了被上诉人的鱼塘中。2、这些材料如果使用了，也不在人民政府的赔偿范围之内。因为政府的赔偿项目，只有傣楼、砖砌围墙、块石砌体及竹木五项，并没有空心砖。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只是简易房700元卖给上诉人黄斌。二审中，被上诉人玉罕没有提交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黄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黄斌对一审判决认定有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景洪市嘎洒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李培英要求补偿鱼塘设施的有关情况说明》的内容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黄斌对一审判决认定有异议事实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黄斌与被上诉人玉罕认可构筑物补偿金额56161元，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赔偿款56161元及利息是否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嘎洒旅游小镇中国平安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中约定除对具有合法产权的地上建筑物给予补偿外，其他地上附着物（含养殖类及农作物）不予补偿。被上诉人玉罕认可空心砖围墙604元及简易房1998元的补偿款归黄斌所有，其余的构筑物是被上诉人玉罕建盖，双方在合同中列举的鱼塘设施及鱼苗损失两项不在补偿范围，考虑到补偿的构筑物，黄斌在使用过程中进行过修缮，但黄斌未提供修缮的金额，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公平原则，酌情支持黄斌5000元损失并无不当。因玉罕对合同的终止没有过错，故黄斌要求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34元，由上诉人黄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树华审判员  蒋荣春审判员  裴 锫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四 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