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5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苗丰利，男，195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强，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47号。法定代表人：陶惠君，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国辉，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苗丰利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2民初6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丰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苗丰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字并非苗丰利本人签字。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与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集团）恶意串通伪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严重损害苗丰利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二、一审认定鸿安集团股东人数仍在50人以上，苗丰利要求显名存在有限公司股东人数限额的障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苗丰利属于鸿安集团的原始股东，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和鸿安集团无权将苗丰利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鸿安集团成立时由42名股东组成，其他股东同意由29名股东代持，现公司显名股东未超过50人。三、一审关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表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没有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山东省职工持股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只有职工持股会具有代职工持股的资格，但至今职工持股会并未依法成立，因此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不具有代持股权的资格。2.苗丰利从未委托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从事职工股权管理并在出资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从成立至今从未召开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从未就转让股权一事征求苗丰利或就股东会的决议事项征求职工的意见，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的行为虽未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但是严重损害苗丰利作为公司股东应享有的表决权、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等权利。四、苗丰利虽在2008年股东会决议签字，但苗丰利对鸿安集团将29名股东的股权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一事不知情，苗丰利本以为2002年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本人的签字，后来在庭审中才发现系伪造，另外苗丰利对陶俊诚、陶俊娜的股权转让一事也不知情，因此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五、鸿安集团根据惯例将苗丰利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苗丰利从不知该惯例，该惯例不能作为侵害其股权的合法依据。六、2017年8月16日的股权转让未召开股东会，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支持苗丰利的上诉请求。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依法驳回苗丰利的上诉请求。一、关于苗丰利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转让协议是鸿安集团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未当选董事、监事的股东的股份由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所用，并不产生股权转让的实际效果，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不成立。二、关于苗丰利主张的鸿安集团股东人数仍在50人以下的问题，鸿安集团经改制，出资股东目前有100多人，若全部登记为自然人股东显然超过法律规定的有限公司人数限制。三、关于职工持股会代表职工股东行使权利的问题，职工持股会成立系为有效管理公司内部股东出资，鸿安集团改制时在股东登记中设立工会委员会符合相关规定，且由工会委员会管理出资股东的出资不违背法律规定，也未损害相关出资股东的利益。四、苗丰利作为鸿安集团曾经的股东及董事，对公司的改制情况、自然人股东的登记变化情况、董事监事的选举情况均是明知的，且鸿安集团自改制以来，始终贯彻按照经营层持股的原则作出由董事、监事作为自然人股东登记的行为，且一直延续至今，符合公司惯例的形成，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8月16日股权转让未召开股东会存在程序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依照法律规定，其已丧失起诉要求撤销的权利。综上，苗丰利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苗丰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其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将45万元股权变更至其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安集团成立于1996年7月，由威海市区建筑工程公司和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开发公司竹岛分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784万元。1997年，鸿安集团进行企业改制，收取了包括苗丰利在内的236名职工交纳的相应股金，但因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故鸿安集团在改制时采取了由42名股东代表其他职工持有股份的方式。1997年12月18日，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威体改发【1997】第47号文件，同意竹岛办事处将持有鸿安集团的产权转让给包括苗丰利在内的42名股东，该42名股东以现金出资组成428万元的股本总额作为注册资本。之后鸿安集团申请变更了工商登记，将其注册资本由1784万元变更为428万元，其股东由威海市区建筑工程公司和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开发公司竹岛分公司变更为包括苗丰利在内的42名自然人股东，其中苗丰利出资10万元。另查，该428万元注册资本实际上是由42名股东现金出资的222.1万元，其余职工现金出资的191万元，公司盈余公积转入的14.9万元组成。1998年，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成立。2000年10月，山东省总工会下发了《山东省职工持股会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第3条规定：职工持股会是指因依照本管理办法由工会设立的从事内部职工股管理，代表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并以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之后，鸿安集团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其中包括苗丰利在内的董事11人、监事3人。2002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其注册资本由428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同时，鸿安集团修改了公司章程，第8条规定：公司采取定向募集方式，以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全部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公司股份分为四种形式：1、A股：指股东以现金购买的股份，并拥有该股份的产权、表决权和分红权；2、B股：指公司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股东股份，股东享有该股份的表决权和分红权，所有权归公司所有；3、C股：指从公司的集体资产中，按照工作岗位量化给经营管理层部分股东不同数量的股份，该股只有表决权和分红权，所有权归公司所有；4、D股：指从公司资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有资产，用于未统筹职工的社会保障及企业的人才引进、职工福利、奖励；5、股东明细：包括14名自然人股东（由上述11名董事和3名监事组成）和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第11条规定：入股后不能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等情况，企业可根据情况收购这些职工持有的股份，当出现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经股东大会同意，可由企业负责收购部分个人股份，企业收购的股份，可出售给企业内部的其他股东。公司章程显示苗丰利出资45万元，该45万元由20万元的A股、10万元的B股和15万元的C股组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公司提供一份日期为2002年1月27日，陈新科等28名股东（即42名股东中除上述11名董事和3名监事之外的股东）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该28人将其所持有的鸿安集团的股份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之后，鸿安集团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和监事任职期满前选举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其中，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戚本德因未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其股份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第三届董事会成员陶俊娜因未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其股份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其二人的股份虽然转让给了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但鸿安集团一直按比例向其二人发放红利。2008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了工商登记，对其股东进行变更，由新当选的10名董事、3名监事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组成。在鸿安集团提交给工商部门的2008年股东会决议中显示：一、同意股东陶俊诚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丛树波37万元股权、刘冲8万元股权；股东闫夕福将其在鸿安集团的7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刘冲29万元股权、张立英35.05万元股权、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10.95万元股权；股东陶俊娜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中的1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股东戚本德将其在鸿安集团的45万元股权中的15万元股权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二、同意将原自然人股东陶俊娜、戚本德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原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中股东丛树波、刘冲、张立英转为自然人股东；……四、上述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成员为陶传温、陶遵胜、苗丰利、戚其勋、刘昌海、姜培洋、陶阳、陶刚、丛松滋、丛树波、陶遵胜、杨新明、刘冲、张立英等14名自然人股东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包括苗丰利在内的全体股东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时，鸿安集团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原章程第8条中的第2款取消，将第8条中的第4款修改为“D股，指从公司资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有资产，用于企业的人才引进、奖励”，将第11条修改为“入股后不能退股，但遇职工死亡、调离等情况，企业可根据情况收购这些股东持有的股份”。苗丰利自1998年至2012年一直为鸿安集团的董事。2011年苗丰利退休，到2012年换届时再未当选为公司董事。2017年，鸿安集团申请变更公司登记，将其股东变更为新当选的8名董事、3名监事及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鸿安集团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包括苗丰利在内的7名股东（原均系董事或监事）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同意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5名股东（系新一届董事或监事）的股东会决议。在苗丰利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苗丰利决定将其在鸿安集团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转让价款为45万元人民币。庭审中，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均非苗丰利亲笔书写，该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之用，实际上其与苗丰利之间系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又，自1997年起，鸿安集团每年都按一定的比例向苗丰利发放红利或者将红利转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鸿安集团进行企业改制时，共有包括苗丰利在内的236名实际出资人出资，这一点可以通过鸿安集团于1997年出具给236名实际出资人关于收取股金的收款收据得以印证。但因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出了不超过50名上限的限制性规定，故鸿安集团在1997年办理工商登记时将236名实际出资人的股权登记在了包括苗丰利在内的42名自然人股东名下。之后，鸿安集团为了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更好的保障实际出资者的合法权益，于2002年修改了公司章程，采取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全部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的方式募集出资，将其股东变更为14名自然人股东和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当时作为公司经营层的11名董事和3名监事作为显名股东，同时将其他实际出资者的股份登记在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的名下，由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作为显名股东代持。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作为由公司组织设立的、受出资职工委托，从事职工股权管理并在出资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出资职工权益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其成立之时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良好的职工与企业之间的产权纽带，充分提高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度和关切度。故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表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是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也没有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第二、虽然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并无任何有关股权代持行使、处置方面的约定，但从鸿安集团历年来的股东会决议、董事及监事的任职情况、股东变更情况可以看出，鸿安集团的自然人股东均为历届当选的董事及监事，也就是说当选为董事或监事的股东则在工商部门登记为显名股东，而未当选的人员则作为隐名股东，将其出资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此种情形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亦是鸿安集团全体股东内部自治的结果，且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业已在鸿安集团内部形成了一种惯例。且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以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作为股东应当具备的实质特征，而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的记载作为股东应当具备的形式特征。故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的代持行为并没有否认出资职工的股东身份。第三，苗丰利自1998年至2012年一直当选为公司的董事，故其在1997年至2012年一直作为显名股东登记于鸿安集团对外公示的股东名册中。在苗丰利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后，鸿安集团根据惯例，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苗丰利由显名股东变更为隐名股东，将其股份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而苗丰利并没有因为其股份由工会代持而改变其作为实际出资者的身份，鸿安集团在此之后仍然按苗丰利的出资比例为其发放红利。且，苗丰利作为参加企业改制的职工，对职工出资入股的历史状况应当是知晓的，对公司在实际运营中的股东变化也应当是知情并认可的，这一点从鸿安集团于2008年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时提交的有苗丰利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中可以看出。现苗丰利对此予以否认，实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四、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不成立是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但合同内容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无效是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结合上述分析，鸿安集团为了变更工商登记而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苗丰利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实际上也并未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且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该协议应认定为不成立而非无效，故对于苗丰利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苗丰利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显名。鉴于鸿安集团的改制背景及历史发展沿革、工会持股的惯例，该案与日常商业活动中隐名股东诉求登记为显名股东的案件并不同，带有历史、政策因素。由于目前鸿安集团的股东人数仍然在50人之上，苗丰利要求显名仍然具有法律强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额的障碍，且苗丰利是否能作为显名股东，应以鸿安集团按公司章程等作出决议为准，而非以法律强制方式为之，故对苗丰利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苗丰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苗丰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苗丰利负担。二审中，苗丰利提交证据1.鸿安集团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签名表原件一份，以证明鸿安集团是由包括苗丰利在内的股东组成；证据2.申诉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侵害苗丰利作为鸿安集团股东的权利以及转让苗丰利股权的事情经过。经质证，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该签名表上的签名中有些并非本人所签，且该签名表不符合证据的表现形式，未说明需要证明的问题和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签名表上的签名人员若要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应当属于证人证言，需到庭接受质证，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在一审时拒绝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实其申诉书的目的和证明内容。本院认为，证据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二、苗丰利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合同成立与否属于事实判断，而合同无效与否属于法律价值判断，仅有在合同成立的前提下，方能对合同效力进行评价。本案中，苗丰利对2017年8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对此亦无异议并主张该协议仅用于办理变更登记，故双方之间并无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属于不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未发生效力，不产生无效与否的评价问题。苗丰利关于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应属无效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苗丰利与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之间虽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苗丰利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苗丰利作为鸿安集团职工，于公司改制时出资成为公司股东，2002年鸿安集团修改公司章程，其中第八条确定了鸿安集团采取定向募集方式，以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全部股份由公司内部职工认购，并将公司股份分为四种形态。苗丰利作为股东在该章程上签字，因此其对公司章程确定的上述原则应属明知。其二，根据2002年公司章程第八条确定的原则，鸿安集团工商登记的自然人股东均为历届当选的董事及监事，未当选为董事、监事的股东均将股权交由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该方式系公司内部意思自治而达成，且鸿安集团改制时共有236名职工实际出资，考虑到改制企业背景、职工持股政策，由工会委员会代表职工集中行使股东权利，符合公司治理的效率原则，该方式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该方式已在鸿安集团内部形成惯例，故对公司既有秩序应予尊重。苗丰利自1998年至2012年间担任鸿安集团董事职务，并在此期间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公司章程及部分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中签字，因此苗丰利对股东登记变更、股权代持惯例等情况应属明知。其三，在苗丰利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后，鸿安集团根据公司章程及上述惯例，将其股份转入鸿安集团工会委员会代持，并未否认苗丰利出资人身份，且根据实际出资及增资配股情况向苗丰利发放红利，苗丰利对此未提出异议。因此，对于苗丰利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苗丰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张英秋审判员 刘志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