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7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国欣，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珂，河南东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一萍，女，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平顶山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员工，住平顶山市湛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湛河区，系袁一萍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琼琼，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付全，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庆雅，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向红，女，197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卫东区。上诉人赵国欣因与被上诉人袁一萍、崔付全、原审第三人李向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0411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国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珂，被上诉人袁一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琼琼、王海，被上诉人崔付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庆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向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国欣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0411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赵国欣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此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一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是赵国欣、袁一萍、崔付全，而非袁一萍的丈夫王海;袁一萍在录音中明确表示以自己接受债权转让的意见为准，并要求赵国欣配合其说服王海，王海自认后续前往崔付全厂里考察的行为也能印证袁一萍接受债权转让并说服王海的事实。本案的诉讼主体为赵国欣、袁一萍、崔付全以及李向红，并不包含袁一萍的丈夫王海。本案一审判决以录音中王海的意思表示否认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将合同主体错误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另案审理过程中，即（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民事案件和本案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海均自认由赵国欣的司机拉到了崔付全的洗煤厂，其特意前往洗煤厂考察的意图明显，其主张的“顺道看看”显然站不住脚。这也说明了袁一萍在录音材料强调的“不中了，我再给他说说”“将来赔了赚了都是我的，我按这个数来算”是袁一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在录音发生后按照该想法说服了王海。一审法院未能正确评价袁一萍在录音中表达的意思表示,同时未能结合王海的自认认定相关事实，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了庭后赵国欣及崔付全依法院要求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书未记录证明目的和质证意见，也未记载崔付全新提交的银行凭证，属于遗漏相关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崔付全新提交的证据与赵国欣提交的会计凭证相佐证，同时崔付全新提交的证据载明，其原来虽然对袁一萍和李向红开具借条，但是还款人针对的是赵国欣，相关还款只针对赵国欣或常亮公司（该公司会计为袁一萍），与其后续对王宇奇的转款形成鲜明对比，证明还款对象已经发生了转移，债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三、结合法庭调查中赵国欣提交的录音、证人证言和袁一萍的陈述，可以推断袁一萍掌握着借据的相关书证，其应当承担妨害书证证明的不利后果。结合证人出庭作证、袁一萍在庭审中自认其参与换票的事实、录音中自认和崔付全在赵国欣缺席的情况下谈过磨账的事实、以及庭审中自认考察洗煤厂的事实，可以认定袁一萍已经掌握了相关借据。在法庭中拒不交出相关借据，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认定袁一萍已经受领了借据。四、一审法院未结合证据和袁一萍的自认认定崔付全向袁一萍清偿的事实;同时根据崔付全在法庭上及庭后的表述，其存在其他证据证明崔付全向袁一萍大额清偿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责令崔付全提交或启动相应调查。在庭审过程中，崔付全主张其有通过公司财务向袁一萍抵账的证据，因为公司经营活动暂停，相关票据均存放在行政机关。但其在庭审前后均未及时交出，故赵国欣主张法院应当依职权启动调查，自行或要求代理人前往行政机关调查，以查明案件真相。袁一萍辩称，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经过已经查明的清楚明了，且适用法律正确，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决。二、赵国欣在本案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诉请与湛河法院（2018)豫0411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中未予采纳的抗辩事由完全相同，属于实质性的重复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审理此案的湛河区人民法院(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抗辩事由明确不予认定和采信，并进行了详细的法理评析：“债权转让需转让人（赵国欣）与受让人（袁一萍）形成明确的债权转让合意，就本案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证据而言，是在袁一萍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取的，录音双方地位不平等，录音中赵国欣转让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万元债权意向明显，袁一萍夫妇并未明确表示接受该债权，且王海要求袁一萍、崔付全、赵国欣三方再对面商谈此事但最终三方并未商谈…”综合以上可知，袁一萍与赵国欣仅是达成种附条件的意向，单凭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足以证实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已转让给袁一萍。该判决现已经生效，应当受到既判力的约束。三、赵国欣认为本案债权债务已经转让，证据不足，在事实和法律上都不能成立。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债权转让已经形成和成立。首先袁一萍、王海并未在录音中表示接受该债权转让，其次其二人前去崔付全的厂子同样不能证明二人接受债权转让。因为从形式上看，该录音系赵国欣故意在袁一萍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偷录，无法查明该录音资料的完整性及是否经过剪切处理；从内容上看，袁一萍从来没有明确认可赵国欣关于债权债务转让的意愿，只是表示可以向崔付全催要，这种向次债务人催要债务的手段只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扩大路径，并不当然形成债权债务转让。更何况袁一萍已经明确表示了向崔付全要不回时还向赵国欣要帐的意思。在涉案的债权债务链条中,袁一萍是债权人，赵国欣是债务人，崔付全是次债务人。债权债务是否转让成立，主要取决于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因此，在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袁一萍只要没有明确同意债权债务转让，赵国欣的单方主张就不能成立。另外，在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是赵国欣、袁一萍、王海、刘向丽四人的协商过程，其中王海明确表示不同意债权转让，涉案的虽然是袁一萍，但王海作为袁一平的丈夫，同样是家庭巨额财产的权利人，其实本案就是其夫妻二人的共同债权，王海的意思表示与袁一萍具有一体性，完全可以对抗赵国欣的单方意愿和主张。四、赵国欣与崔付全庭后提供的证据，一审法庭进行了质证并附卷，该证据与本案中债权转让无关，法院不予采信，不属于遗漏相关证据，该行为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崔付全向王海的妹妹王宇奇转账是冲抵赵国欣欠袁一萍的借款。在此之前袁一萍一直代替赵国欣向崔付全催收借款，催收回来借款冲抵赵国欣欠袁一萍的借款。五、赵国欣在上诉状中第三项以自己的主观推断认为袁一萍妨害书证证明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六、赵国欣在上诉状中第四项陈述袁一萍自认，该陈述同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袁一萍从未自认债权转让，崔付全向袁一萍转账是代替赵国欣向崔付全催收借款，催收回来借款冲抵赵国欣欠袁一萍的借款。崔付全向袁一萍的其它转账是同样的道理，法院没有必要再去依职权调取或责令崔付全提交，该证据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崔付全述称，一、崔付全在确认债权转移后，分两次向袁一萍还款四万元，打入袁一萍指定的收款人王宇奇的账户，期间又向袁一萍偿还过一万元现金，另向袁一萍持有的公司开具三万元发票抵账，这都是在一审中确认的。二、协商一致后崔付全向袁一萍出具借条两张，一张五十万元，另外一张十五万元，如果法庭不能确认债权转让成立，那么请袁一萍归还欠条，及已经支付的八万元，如果确认债权转让成立，请确认崔付全已经支付给新的债权人八万元。三、袁一萍认可崔付全向其偿还的八万元是代上诉人赵国欣代偿的，刚才袁一萍代理人也进行了说明，请法庭予以确认。四、综合本案，崔付全在诚信的履行合同，不管是在债权转让前还是债权转让后，请求法庭充分考虑崔付全在本案诉讼中的地位及可能面临承担双重债务的风险，依法维护崔付全的权益。赵国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该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崔付全、袁一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国欣系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一萍原系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会计。2014年5月2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袁一萍及其亲戚耿瑞兰、李秋英、朋友刘向丽与赵国欣发生多笔借贷，共计向赵国欣提供借款3785000元。经双方确认赵国欣已经用贷款偿还1250000元，并用三套房产抵偿借款，下余781630元是否偿还双方存在争议。赵国欣认为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已经转让给袁一萍，上述债务已经不存在，故提起本案诉争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赵国欣与崔付全系朋友关系。赵国欣提供会计记账凭证显示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崔付全曾向赵国欣借款1360000元。崔付全对此予以认可并提供银行转款证明其在2014年10月至2014年11期间已经偿还赵国欣本金710000元。上述债权中800000元赵国欣（实际借款人）让崔付全以李向红、袁一萍作为出借人出具借条两份。其中一份显示崔付全向李向红借款500000元。另一份显示向袁一萍借款300000元。后期在崔付全又向赵国欣归还本金150000元情况下。崔付全又以袁一萍为借款人出具150000元借条取代原300000元借条。2015年12月27日，袁一萍、赵国欣、刘向丽在河南常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赵国欣办公室协商债务清偿一事。期间，赵国欣将谈话过程录音。该录音显示：赵国欣与袁一萍、袁一萍之夫王海协商赵国欣对案外人崔付全享有的债权650000元及利息174000元转给袁一萍一事。袁一萍之夫王海参与谈话后，袁一萍表示：“现在算账，算账了以后还是，原来你不是说包括阿丽（刘向丽）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老婆那，秋英那，总共经我的手是3765000（元），贷款的钱不是125万，这个房子的钱是114万，减了还有130多万，130万元按你原来的意思是再抵两套房子都差不多了是不是，现在是我跟赵总（赵国欣）说的，刚才我说的，我做主，在耀威那再抵一套房子，抵一套房子那钱从哪，因为付全那账你不是也去过一回，跟付全也谈了谈，现在就按付全的账，算上我的钱妥了”、“大差不差就那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利息咱不是174000元嘛，也抵着我类，我只管要”、“咱这都是账不是钱，但是类现在咱了结一下，这样说了以后，责任权利分开，各自承担各自的权利，各自承担各自的义务，事走到这一步…”最后王海表示：“中啊，你说这个事原则上我都同意，就是错点都无所谓”、“崔付全的账，要是他一直认这个账也好说，就怕他，说哩急了，他说我不认这个账…”，袁一萍表示：“这样，现在咱先是应住…”、“你要想的多，咱扯捞不清”，王海表示：“应住，中中中，先应住”，后又表示：“我给你说，详细的时候，我想着，你跟崔付全，（你）想不想见面，咱都见下”，赵国欣表示：“咱见下，跟着你见下都可以”，王海表示：“见了咱得说清楚…”。2018年5月7日，袁一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赵国欣、李向红诉至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诉请赵国欣、李向红偿还上述未归还借款781630元中的570000元及利息。赵国欣辩称其与袁一萍之间的借款已经通过抵偿房屋及赵国欣将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的方式清偿完毕。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赵国欣与袁一萍就650000元债权转让未形成明确合意。于2018年11月5日做出（2018）豫04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国欣、李向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袁一萍清偿借款本金5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7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在执行时扣除4万元利息）。后赵国欣、李向红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国欣所享有崔付全65万元的债权是否转让与袁一萍，因崔付全未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不予评判，当事人可就该债权是否转让另行主张。一审在案外人崔付全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认定债权转让不成立不妥，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赵国欣、李向红上诉称案涉57万元借款已全部清偿之意见，因其提供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支持。该院于2018年12月25日做出（2018）豫04民终5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依职权调查崔付全笔录一份。崔付全在笔录中表示，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还有司机一起去汝州崔付全开的洗煤厂里，将崔付全出具的一张50万元、一张30万元的条子当面撕毁后，崔付全又给袁一萍打了一个50万元、一个15万元的欠条。崔付全表示，之所以给袁一萍出具借条是因为袁一萍和赵国欣商量好了，把帐磨给袁一萍，崔付全也是认可的。后来开票（开增值税发票，时间大约是2016年前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还钱什么的都是对准袁一萍。本次庭审中，法庭询问崔付全其认可赵国欣将65万元债权及利息转让给袁一萍，后重新对准袁一萍出具借条，为什么依然出具两张以袁一萍为借款人的借条而不是出具一张借条。崔付全当庭陈述其中间又偿还150000元本金，所以针对本金500000元出具借条一张，另一张系针对利息的借条，具体利息是150000还是175000元崔付全记不清楚了。崔付全并未提供再次偿还150000元借款的证据。另，崔付全当庭表示如果债权人为赵国欣，其认可债权为650000元，其与赵国欣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分，174000元利息系按照月息2分进行计算。如果债权人为袁一萍，其仅认可债权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有效纠纷。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是指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合同依法生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赵国欣与袁一萍是否就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达成合意，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债权转让系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的关于债权转让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对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债权转让合同亦应遵守要约、承诺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本案赵国欣主张其与袁一萍将赵国欣对崔付全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已经形成合意，形成口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为赵国欣、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的对话录音。该录音显示，赵国欣转让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意向明显，其在对话中向袁一萍发出要约，袁一萍丈夫王海在录音中并未明确表示受让该债权。按照法律规定，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及时作出承诺。且袁一萍、崔付全、赵国欣没有在面对面商谈确定此事。袁一萍并未作出有效承诺。合同法约定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合同成立。现赵国欣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袁一萍对其发出的债权转让要约作出有效承诺，故其主张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不成立。故应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崔付全的辩称意见因与之前询问笔录存在出入，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赵国欣与崔付全之间的纠纷可以另行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赵国欣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争议的焦点系赵国欣与袁一萍就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的协议是否有成立并合法有效。债权转让系在债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的合同行为，应由双方自愿达成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方能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赵国欣主张其与袁一萍将赵国欣对崔付全的65000元债权转让给袁一萍已经形成合意，形成口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并提供赵国欣、袁一萍及其丈夫王海的对话录音予以佐证。但从该录音显示的内容来看，赵国欣欲转让其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元债权的意向明显，但是袁一萍夫妇均并未明确表示接受该债权。袁一萍与赵国欣之间仅是达成附条件的意向，赵国欣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足以证明赵国欣对崔付全享有的650000元债权已转让给袁一萍。袁一萍也未明确表示有接受赵国欣关于债权债务转让的意愿。袁一萍同意接受崔付全代赵国欣还款可视为向次债务人催要债务的手段，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崔付全向袁一萍清偿债务的行为只是债务清偿方式的改变，并不当然形成债权债务转让。赵国欣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袁一萍对其发出的债权转让要约作出有效承诺，故其认为双方债权转让合同成立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国欣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外，赵国欣上诉认为其与崔付全提交的证据未经一审判决记载等问题与卷宗记载不符，且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及裁判结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故对赵国欣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0300元，由赵国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亚超审判员  李华亮审判员  张新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程钰淇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