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1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73年9月15日出生，无职业，现在吉林省延吉监狱八监区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王某1妻子），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吉林松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58年8月16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91民初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郭某，被上诉人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确认事实错误。具体情况是王某1与周某自2009起开始有借贷关系。2012年4月王某1向周某借款拾万元整，周某称自己没有钱可以从朋友那里借，但是必须以自有房屋做抵押。如你非要借款的话咱俩必须需签订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让出借人相信我有房屋做抵押，才能放款，因王某1与周某双方认识二十多年，经常有账务往来，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为什么签订的是58万，因为该房屋是140多平方米只卖10万元放款人不可能相信，考虑到当时双方彼此的相信程度也就没有考虑太多，就签订了58万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实际上就是10万元借款。周某向王某1支付了10万元，并约定月息3分。王某1按约定支付了利息，于2012年10月份，与单位同事郑某将本金10万元送到周某房屋中介公司，并和她索要房屋手续，周某推托说在朋友处，过几天给王某1。后王某1多次索要，周某总以各种理由推托。后得知周某将王某1房屋手续抵押给了他人。王某1从未收到过周某所谓的58万元钱。2.58万元的购房款是如何交付的一审没有查清。一审认为：“根据2012年4月13日王某1与周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王某1以58万元的价款将房屋转让给周某。同日王某1向周某出具了58万元房款的收条，该收条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统一结算。上述行为应认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双方经协商一致，约定以房抵债，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因王某1并未向周某交付案涉房屋，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王某1构成违约，周某有权要求王某1履行旧债务。”一审法院的推理不能成立。因为既然是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就应当查明58万元的借款是如何履行的，如果推论是对2012年4月13日以前借款的结算，应当有双方的账目往来的证据。更何况王某1的手里现在有给周某35万多元付款凭证如何解释。而且收条的小写是5.8万元，也不是58万元，这两个数字哪个是真的都无从定论。双方从来没有签订了以房抵债的协议，也没有以房抵债的意向，更没有以房抵债的证据，一审法院的推理没有事实根据。3.原审认为“虽王某1主张仅向周某借款10万元，该房屋是抵押给周某，并未以房抵债。若如王某1所述该房屋抵押给周某，其双方完全可以签订房屋抵押合同，将该房屋抵押给周某。但双方并未签订房屋抵押合同，而是直接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以上推论也不能成立，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以房屋买卖的形式作为借款抵押担保在社会上非常盛行，直到2015年9月《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款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的颁布才杜绝了这种现象。如果真的是以房抵债，按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约定，王某1应当在2012年7月15日前将房屋交给周某，可是周某在2019年4月才主张权利，时隔七年时间也是违背常理。综上，王某1认为一审事实不清，推理没有根据。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周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周某不懈维权不属于恶意诉讼。周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两次诉讼。曾2019年4月9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王某1和开发商履行房屋过户随附义务。在延吉监狱开庭时，王某1称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周某主动撤诉，又以民间借贷案由重新起诉。本次诉讼庭审时，王某1又称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同一事实两种说法，自相矛盾。考虑到双方系亲属关系，尽管王某1羁押在监狱，但也余刑不长。如果恶意诉讼，势必难以面对众多亲戚。代理人接受委托时，就明确告知周某虚假诉讼的法律风险。一审时，周某无法亲自到延吉监狱开庭，但能够亲自到法院接受法官询问，法官询问前也明确告知虚假诉讼将承担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周某明确表示没有虚假情况，可见其襟怀坦白。周某接到一审判决后，认为利息判少了。对判决中利息计算时间节点有异议（2019年9月4日起计算），但为了早日实现债权未上诉。2.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规则裁判本案。所谓优势证据规则是对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时所确立的规则，属于采信规则。即当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的分量与证明力比反对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的证据可靠性更高，由法官采用具有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所列举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周某一审提举了《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收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票据，并自认借款本金49,900元，8万是借款利息。尤其是收条上写明“收到卖房款伍拾捌万元整”字样。足以证明周某的主张。王某1却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对比双方证据和抗辩，周某的证据优势明显。法官采信周某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作出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裁判规则。3.王某1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时，关于借款本金交付事宜，因在监狱开庭，周某和证人无法进入监狱出庭，周某向法院提交了证人代某、刘某、李某三人的证人证言。本次庭审，证人都在法院外等候，如法庭需要出庭作证，证人出庭没有任何问题。双方以房抵债事实清楚，周某考虑到该房产欠开发商贰拾万元购房款，另外该房产被丰满法院查封，执行五万元罚金刑。且王某1入狱，妻子实际居住等客观情况，多次索要但迟迟未起诉，但绝非违背常理。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1立即偿还周某借款本金伍拾捌万元及利息（注：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现暂从2012年4月13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本金按58万，利息按照资金占用费年6％计算，利息为24.36万元），本息合计82.3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3日，周某（乙方）与王某1（甲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吉林市××区，成交价格为58万元。”王某1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周某出具收条写明：“收到卖房款伍拾捌万元整。”王某1并将该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应收据交给周某。另查明，2010年2月29日，王某1于吉林市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王某1购买位于吉林市××区左门，每平方米2650元，建筑面积147.92平方米，总价款391,988元。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关于周某、王某1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周某本人主张她与王某1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某1本人在开庭答辩时对此也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2012年4月13日王某1与周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王某1以58万元的价款将房屋转让给周某，同日王某1向周某出具了58万元房款的收条，该收条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统一结算。上述行为应认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双方经协商一致，约定以房抵债，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因王某1并未向周某交付该案涉房屋，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被告构成违约，周某有权要求王某1履行旧债务。关于借款数额，周某主张借款数额为58万元，虽王某1不予认可。主张仅向周某借款10万元，该房屋是抵押给周某，并未以房抵债。若如王某1所述该房屋抵押给周某，其双方完全可以签订房屋抵押合同，将该房屋抵押给周某。但双方并未签订房屋抵押合同，而是直接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从该合同来看是将该房屋直接出售给周某。且双方不仅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王某1还向周某出具收款收据认可已经收到该卖房款58万元，其写明收到的卖房款金额已经远远大于其借款金额5倍之多，且该涉案房屋在其2010年购买时其花费为39万余元，根据正常人的行为不可能出具与借款总额差距如此之大的收据，这一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王某1这一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周某自认该58万元，其中50万元为借款本金，8万元为借款利息，但也同时自认其50万元本金中，扣除了100元没有交付，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周某交付王某1的借款本金499,900元。关于借款利息，因周某、王某1双方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也未有利息的相关约定。故周某利息应以499,9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周某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4日起计算至王某1实际清偿之日止。判决：一、王某1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周某借款本金499,900元及利息（2012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为8万元；自2019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499,9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18元，由王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1提交两组证据，证据1，银行业务回单15张。证明：在2010年之后王某1曾给周某打过钱。王某1与周某之间存在钱款往来。但根本不是58万元，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中所提到的58万元。证据2，证人郑某证言。证明：2012年在周某处借款的10万元已经偿还。周某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流水发生于2012年4月13日前，恰能证明双方对账形成58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是之前的借款。对证据2，周某从未见过此人，其表述言语不明，表述模糊，送钱事实无法认证。周某提交代某、李某、刘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款项交付过程。王某1质证称，代某证人证言中有一部分是听周某所说，属于传来证据，其证明的时间与其他两名证人证明不一致，有矛盾。其只证明了10万元，该10万元也是我方承认要还的。所以该证人证言不是法律规定的证言。李某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同第一名质证意见。刘某证人证言不真实，他证明2010年的八九月份王某1借款20万元，但是在2010年9月份王某1给周某汇款两笔。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位证人证言均证实是金钱交易，且两位证人回答的问题都是非常模糊，因为金钱证明应当以书面证据及银行转账证明，所以三名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应当不予采信。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王某1提供的证据1，因王某1主张是其出借给周某的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王某1提供的证据2，因无法证明其主张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周某提交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因证人证言与周某一审提供的流水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周某于2010年8月15日、2010年11月2日、2011年2月17日分别从中国农业银行取款20万、19.99万、10万元现金出借给王某1。2012年4月13日，周某与王某1达成以房抵债协议，并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服务合同》及收条。《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中通过手写的方式约定，房款一次性付清，附房内热水器、沙发、橱柜、窗户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周某与王某1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以房抵债事实是否存在，王某1是否需要偿还借款本息。一、关于周某与王某1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但双方均表示签订此合同是基于借款行为，故一审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二、关于以房抵债事实是否存在，王某1是否需要偿还借款本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中，周某主张其与王某1于2012年4月13日对之前债务进行清算，王某1共欠付周某借款本息58万元。双方就此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王某1将房屋以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抵偿给周某。周某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取款记录、证人证言、《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及收条。因王某1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周某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本院认为周某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现王某1抗辩称签订《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是为2012年4月13日借款10万元做抵押，10万元借款已于2012年10月份全部清偿，不存在58万元借款及以房抵债的事实。但针对该主张王某1除证人证言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王某1提供的郑某的证言对于送钱数额、钱的性质等均表述模糊，无法证明王某1的主张，且王某1针对该还款未能提供款项来源予以证明。对于为何借款10万元却签订58万元的《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及收条，王某1的解释也与常理不符。另，若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仅是为10万元借款做抵押担保，则无法解释为何在合同最后部分还特意用手写的方式约定“房款一次性付清，附房内热水器、沙发、橱柜、窗户帘”的内容，故本院对王某1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王某1提交的汇款凭证，因王某1主张是其出借给周某的款项，故其可另行主张权利。现王某1未履行以房抵债协议，周某有权要求王某1继续履行旧债，返还借款本息，故一审判决王某1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74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任宝君审判员 卢佳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曲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