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22民初1430号原告：高某巍，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连，系辽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某，系辽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住所地：某市某县某镇某路某号。法定代表人：李某香，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廷，男。原告高某巍诉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连，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售票款649763.09元。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原告使用牌号为辽Ａ×××××的客车在沈阳至建昌线路进行运营，自当日起，原告辽Ａ×××××的客车开始在被告处发车。原、被告双方达成约定：被告为原告辽Ａ×××××的客车代办售票、检票等服务，售票款双方每月一结算，被告从上个月份的售票款中直接扣除其代理费、服务费等费用，剩余转至原告账户。2018年9月以前，原告与被告一直正常履行约定，但自2018年9月始，被告无故从原告的售票款中扣除大量款项，在结算单上显示该部分扣费名称为“其他扣款”。自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原告售票总额为728098.5元，扣除合理费用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649763.09元。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被告无故克扣原告票款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请法院依法审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辩称：一、原告是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与妻子又是四台沈阳大客车（牌号尾号为0301、0319、7560、7565）的承包经营人，对恒通公司的车辆及4台沈阳客车具有实际控制权和最终受益权。原告及其妻子委托张基贤负责沈阳4台车的相关业务，张基贤具有代理权，对于领取恒通公司的12张发票涉及的沈阳大客扣款1055598.50元具有法律效力，该款应从原告的两个诉讼标的中扣减，诉讼标的变为281497.50元。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9，从2005年至今原告恒通公司的费用都是从沈阳4台大客车的费用中扣出的，恒通公司的车与沈阳大客混在一起结算。客观原因是恒通公司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恒通公司的车站内卖票和站外补票不付现金，由恒通公司打条记账，这样被告就收不到恒通公司的一分票款，无法从恒通公司扣取相关费用。作为条件原告允许被告从沈阳大客扣取恒通公司客车的费用，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原告在诉状中也承认在2018年9月之前一直正常履行约定，因此，被告从沈阳大客中扣取恒通客车的费用1055598.50元不是无故克扣。三、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是对被告收取恒通客车的640442元调班费不认可。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进站协议就应认真履行，恒通公司的王宝营子客车全部不进站，自己在老法院私设站点长达两年多，被告不能根据合同收取相关费用。更为严重的是扰乱了建昌县的客运秩序，对被告影响很大，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也违反了文件的规定。被告根据协议约定和文件规定收取恒通公司掉班费合理合情合法，原告应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后果。四、原告对两台车分别起诉无法算清费用，不仅诉讼的两台车在一起结算，而且0301、0319也在一起结算，原告的恒通车辆也在一起结算，单独结算一台车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告分别起诉的目的就在于规避应该承担的恒通公司的车辆的费用。被告根据口头约定从沈阳客车上扣费用原告又认为是无故克扣，原告的无理无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难以实现。综上，被告从原告的沈阳大客车扣取恒通车辆的费用已经多年，双方有口头约定且已经实际履行多年，互相认可。对于扣取的掉班费有协议的约定和文件的规定，合理合法有效。恒通公司的车辆和沈阳大客的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受益人均是原告，原告应诚实守信，在享有车辆权利的同时积极履行车辆的义务，不应通过法律游戏躲避应承担的义务。原告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不能提供事实依据予以证明，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日，原告高某巍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原告使用车牌号为辽Ａ×××××的大客车在沈阳至建昌线路之间进行运营，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按照规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告所有的辽Ａ×××××号大客车开始在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发车。原、被告双方约定：被告为原告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代办售票、检票等服务，被告向原告收取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服务费用。售票款双方每月一结算，被告从上个月份的售票款中直接扣除上述各项费用，剩余票款转至原告账户。2018年9月以前，原、被告双方一直按照约定正常履行。2018年9月开始，被告从原告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大量款项，结算单上显示该部分扣费名称为“其他扣款”。原告对被告的扣款行为提出质疑，被告答复系扣除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客车的相关费用，其中包含双方存有争议的调班费。自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原告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总额为728098.5元，在此期间被告应收取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合计为78326.41元，被告扣留应向原告支付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为649763.09元。另查明，原告高某巍系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建昌县内小客车也在被告处运营管理，双方之间存在运营费用结算等争议，其中包括被告拟收取的调班费争议。庭审中，被告对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收取原告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728098.5元，应扣除此间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78326.41元，尚有649763.09元售票款未予支付原告的事实予以自认。诉讼中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客运班车进站协议书、票款结算单、结算明细统计表、2005年至2018年沈阳车辆结算付款凭证、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证明、发票、提取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小客车服务费明细表、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客车调班统计表及进站协议等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依法认定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原告高某巍经营的辽Ａ×××××号沈阳至建昌线路客车在被告处进出站，由被告提供代办售票、检票等服务并收取相关合理费用，双方之间形成客运服务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客运班车进站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即被告收取客车票款后应及时向原告结算支付，原告应允许被告收取大客车运营期间发生的各项合理费用。诉讼中，被告对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收取原告经营的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728098.5元，应扣除此间的客运代理费、站务费、班次卫生费、安全服务费、工本费、进站停放费、网上代售费等合理费用78326.41元，尚有649763.09元售票款未予支付原告的事实予以自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院对上述自认事实予以确认。截止2019年8月，被告已累计拖欠原告辽Ａ×××××号大客车票款649763.09元未予支付，已经构成违约，逾期付款也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649763.09元票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经济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积极筹款履行给付义务。诉讼中，被告提出应在原告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小客车的相关费用，其中包括被告与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重大争议的调班费。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高某巍与沈阳北方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后经营辽Ａ×××××号线路客车，这是其个人行为，与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原告虽系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的经营行为与原告个人承包经营辽Ａ×××××号线路客车之间无权利义务上的关联性，况且对于如何扣除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小客车费用问题双方之间已经产生重大分歧和争议，故在该争议未得到实体解决的情况下，被告要求在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中扣除建昌县恒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小客车的相关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及相关民事法律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高某巍辽Ａ×××××号大客车售票款649763.09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经济损失（自2019年9月1日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48元，由被告某县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某客运站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宏涛人民陪审员  樊一波人民陪审员  唐 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查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