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8民终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柏桂英，女，195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桑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刚（系柏桂英的丈夫），住湖南省桑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发胜，湖南昌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香，女，1970年1月5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桑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孝道，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柏桂英与被上诉人王金香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2020）湘0822民初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各方当事人，本院认为原审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柏桂英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决王金香停止侵权、返还土地、恢复原状。事实和理由：基本事实未查清，诉争土地为和平街宅基地0.42亩处的屋后空地，占地0.12亩，属于宅基地范围。根据上诉人柏桂英1984年桑植县农村山林登记表记载，和平街宅基地除0.42亩外还包含屋边空地0.12亩，该0.12亩即被被上诉人占用；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为上诉人诉请排除妨碍须取得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错误；认定事实自相矛盾，既然王玉成、宋玉珍屋后土地为其自留地填写土地使用证，为何上诉人屋后土地就不能是自留地或宅基地；一审认定上诉人的空地因自身改扩建房屋而被占用错误；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耕种三十余年不导致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1984年就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四至反向问题不影响上诉人宅基地使用权的成立。被上诉人王金香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本案主体不适格，上诉人对争议土地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依法享有权利，上诉人不得请求排除妨害。柏桂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将侵占原告的土地恢复至原生可耕种状态，不得干涉原告土地经营管理自主权；2、责令被告赔偿侵权行为导致原告10年来的经济损失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原告、王玉成、宋玉珍（真）等人通过购买位于桑植县澧源镇高家坪社区老猪场的一部分土地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并各自在该土地上建房，三家房屋由东向西相邻，原告在西，宋玉珍在东，王玉成居中。2011年，原告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在原房屋的基础上面积有所扩大。原告屋背后有约6米的高坎，坎上有块长方形地块，该地块自1984年以来一直由宋玉珍耕种使用，2010年宋玉珍通过分家将该地块交其儿媳即被告王金香耕种使用至今。2019年10月，原告为改善居住环境想在屋后争议地块上建房，便与当时使用争议地块的被告王金香协商转让事宜，后因双方协商未果而产生矛盾。2019年11月，原告在桑植县档案局查询土地登记档案时发现其1984年《桑植县农村土地、山林使用证登记表》上宅基地一栏登记“猪楼厕所各壹间，东处冯惠玉，西处王玉成，南处坎，北处路，备注：屋边空地占0.12亩”，原告认为根据该登记表，争议地块属原告屋边空地范围，应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管理范围。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王金香系宋玉珍的儿媳，宋玉珍1984年《桑植县农村土地、山林使用证登记表》上自留地一栏登记“猪场后面，面积0.15亩，东处路，西与王玉成接介，南处坎，北处坎”，宅基地一栏登记为“猪栏壹间，东与张梅春接介，西与王玉成接介，南处路，北处坎”。被告认为，根据该登记表，争议地块系被告的母亲宋玉珍承包经营管理的自留地。案外人王玉成的《桑植县农村土地、山林使用证登记表》自留地一栏登记“高家坪坡上，东处坎，西处宋玉珍，南处坎，北处坎”，宅基地一栏登记为“猪楼，厕所各一间，东处柏桂英，西处宋玉珍，南处坎，北处路，备注：屋边自留山占0.28亩”。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诉争土地一直由被告及其家人耕种使用三十余年的基本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当事人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首先应当具备对标的物享有物权的基础，本案原告诉请排除妨害，须取得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方能享有请求排除妨害的权利基础。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土地是否为原告柏桂英的《使用证登记表》上登记的宅基地旁空地,原告是否对诉争土地享有排除妨害请求权基础。原告认为其宅基地旁空地登记为“东处冯惠玉，西处王玉成”，存在登记反向错误，实为“东处王玉成，西处冯惠玉”；而被告自留地登记为“东处路，西与王玉成接介”，该自留地刚好为被告自己房屋背后地块，并非原告房屋背后地块。被告则认为其《使用证登记表》界址也存在填写东西反向错误，实际是“东与王玉成接介，西处路”。通过现场对原、被告及案外人王玉成房屋现状查勘，确定原告及王玉成的《使用证登记表》上的宅基地界址填写均存在东西反向登记错误，而被告方的宅基地界址填写正确，至于被告方及王玉成的自留地界址是否存在东西反向错误，就目前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确定，也就无法确定诉争土地系被告方《使用证登记表》上登记的自留地地块，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但本案原告柏桂英持有的《使用证登记表》上登记土地为宅基地，而本案争议地块位于原告房屋背后坎上，与原告宅基地之间有近6米高的自然坎，从常理上讲，原告的宅基地地块不可能跨越这一天然界址将争议土地与其宅基地连为一体；同时与原告《使用证登记表》登记不同的是王玉成与宋玉珍的《使用证登记表》将其各自房屋背后坎上的土地均登记为宅基地以外的自留地，也佐证了诉争土地应是自留地而非宅基地性质，综上，原告《使用证登记表》上登记的宅基地旁空地应是在原始登记时原告房屋以外的与宅基地同一水平面上的未建房的空地部分，后因原告自身扩建房屋占用而逐步部分灭失，并非争议的土地，原告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管理的权利。综上所述，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虽目前无法确定诉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主体，但被告经营管理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到底系如其所述是存在《使用证登记表》登记填写错误还是系基于占有行使管理权利，尚待其他途径解决、明确。而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无排除妨害请求权及赔偿损失的基础，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柏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原告柏桂英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三张照片，拟证明诉争土地是北门生产队，位于张宏刚屋后，且有围墙界址；第二组证据：张磊说明及村民证明一份，拟证明诉争土地是北门生产队的。第三组证据：张维学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诉争土地是北门生产队的，使用权是柏桂英所有，张宏刚屋后诉争土地是张宏刚的宅基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组证据来源不明。第二组证据张磊身份不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村民不具备该证明能力，不应采信。第三组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被上诉人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报告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本案诉争的0.15亩地东西方向填反，上诉人通过呈报程序进行变更。第二组证据：证明六份，拟证明1984年进行登记的土地相关情况。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承包合同主体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第二组证据中证言形式不合法，证明内容与实际不相符。通过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照片，缺乏拍摄信息，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不予采信；第二、三组证据的实质是证人证言，证人依法应当到庭接受质证，现两位证人既未到庭接受质证，也未提交相关身份证明，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对第二、三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本案的处理无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未依法到庭接受质证，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仍为本案诉争土地是否为上诉人柏桂英的《使用证登记表》上登记的宅基地旁空地,上诉人是否对诉争土地享有排除妨害请求权基础。经查，本案上诉人诉争的0.12亩的产生系上诉人1984年《桑植县农村土地、山林使用证登记表》上宅基地一栏登记有“猪楼厕所各壹间，东处冯惠玉，西处王玉成，南处坎，北处路，备注：屋边空地占0.12亩”，上诉人柏桂英则认为记载的屋边空地0.12亩，只能是其屋后坎上的土地，其他地方均没有空地。从以下几方面综合分析：首先，从登记表上记载的客观情况是否有变更来分析。上诉人的《桑植县农村土地、山林使用证登记表》系1984年颁发，上面记载的为“猪楼厕所各壹间”，该登记表系以当时的澧源镇高家坪社区老猪场为基础进行的登记，仅能表明当时“猪楼厕所各壹间”的屋边有空地0.12亩。后上诉人在此地基上重新修建了房屋，后又进行了扩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在上诉人柏桂英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2011年上诉人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占用了部分土地，上诉人应对1984的登记情况与现状的一致性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农村习惯习俗等情理上分析。根据上诉人在起诉状及庭审中的陈述，上诉人2019年才主张本案诉争土地应由其使用管理。土地是立身之本，公民历来视土地为根基，上诉人在购买土地时，卖方应当将土地范围已指明，买方也应当清楚土地范围。从本案实际情况看，上诉人长期居住生活在案涉地段，案涉土地长期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上诉人长期未提出过异议，双方长期来也未因此土地产生争议，故由此可判断上诉人在购买土地时并未包含本案案涉土地。综上，上诉人未能证实其具有对诉争土地请求排除妨害的基础，故对上诉人的上诉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柏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柏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雪飞审判员  傅辉雪审判员  吕红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吴桓熠书记员周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