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民辖终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3号院1号楼15-19层。法定代表人：徐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凤，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号平房103。法定代表人：张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清楠，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国，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2号。负责人：唐祯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凤，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龙，男，199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汇公司）、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四川分公司）、邓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2976号管辖权异议之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法官梁志雄独任审判，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中华联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京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其作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涉农类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是错误的。虽然京汇公司的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但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故该行政区才是京汇公司的住所地。理由：（一）京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等主要办事机构以及财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市场部门、法务部门等主要业务部门均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11街18号院的京东大厦办公。（二）京汇公司在司法、商务活动中填写的联系地址均为上述北京市大兴区的地址。（三）从营业面积的大小，主要员工的办公场所是自有还是租用等因素来看，因京东大厦位于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靠近地铁站，总占地4.5公顷，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建筑高度100米，由3栋80-100米的高塔楼构成，中间有空中连廊连接，是京东集团自建的办公楼，以此可以推断出，京东大厦是京汇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四）北京市一些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京汇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上述地址。（五）京汇公司的职员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等文件上标注的京汇公司的地址也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据此，“合作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即京汇公司的住所地应是北京市大兴区，而非其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二、京汇公司向中华联合公司主张的是保险理赔责任，其事实依据是中华联合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京汇公司与中华联合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仅是框架协议，并不能作为京汇公司向中华联合公司主张理赔责任的依据。中华联合公司承担理赔责任的直接依据应该是保险单，但保险单中并没有约定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法院。因此，本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保险合同纠纷特别地域管辖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但是，因信用保证保险为责任保险，没有保险标的，所以，本案只能由原审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的住所地法院——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管辖（上诉请求中未请求移送该法院，是否应当移送该法院由二审法院酌定）。三、京汇公司向借款人主张还款责任的事实依据的是《借款合同》，双方设立的是借贷法律关系。京汇公司向中华联合公司主张的是保险理赔责任，双方之间设立的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上述两个法律关系相互独立，不能构成共同诉讼，故京汇公司在本案中对中华联合公司没有诉权。综上，判为所请。京汇公司二审辩称：一、“合作协议”不是框架协议，双方此前签署的《农村金融发展创新合作框架协议》才是一份框架协议，“合作协议”是该框架协议的具体协议。依据“合作协议”第5条第1款第2项、第4项的约定，借款业务流程是首先由中华联合公司落实借款农户，然后由其出具保险单，最后由京汇公司向农户发放贷款。由此可知，虽然从形式上看，京汇公司与中华联合公司之间似乎是保险关系，但实质上中华联合公司处于保证人地位，保险单实际上就是保证合同，构成《京农贷个人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而“借款合同”中已经约定争议由京汇公司的注册地法院，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管辖，所以，作为从合同的保险单发生的纠纷，也应当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管辖。二、依据“合作协议”第9条第3款、第8款的约定，基于“合作协议”发生的纠纷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且“合作协议”的效力及于双方的分支机构。中华联合公司有关的分支机构是向借款人出具保险单的具体单位，在保险单没有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合作协议”中的管辖约定，不存在适用法定管辖的情况。三、京汇公司起诉中华联合公司依据的并不是由其相关分支机构出具的保险单，而是“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不是保险合同，是合作合同。京汇公司作为“合作协议”中接收货币的一方，其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即是该合同的履行地。四、京汇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即注册地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该住所地在工商局和监管机构进行了备案，不能随便变更。2019年1月至3月，京汇公司确有部分人员在京东集团大厦办公，但在2019年3月之后,上述人员基本都回到了京汇公司的注册地办公。京汇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人员在其他地方办公属于正常现象，但这并不能否定京汇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与其注册地一致的事实。五、京汇公司以中华联合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为被告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了113件案子，其中15件案件中华联合公司就管辖问题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该法院已经作出借款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是主从合同关系的认定，所以，本案也应当依照“借款合同”的管辖约定确定管辖法院。六、即便如中华联合公司所称与京汇公司之间是保险法律关系，但是，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与京汇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管辖权上诉一案中[案号：（2020）京02民辖终313号]，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的民事管辖裁定书也认定京汇公司的住所地是北京市海淀区。综上，请求维持一审管辖民事裁定，驳回中华联合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从中华联合四川分公司出具的《借款人履约保证保险保险单》的角度讲，该分公司作为中华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出具的上述保险单对中华联合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该保证保险既是一个保险险种，也是一种保证合同，与“借款合同”构成主、从法律关系，应当依据“借款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因“借款合同”已约定由京汇公司的注册地法院——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使管辖权，所以，基于上述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亦应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管辖。从京汇公司与中华联合公司2016年3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角度而言，本案中的争议标的为中华联合公司在该合同中所负有的合作义务中的货币给付义务。京汇公司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鉴于中华联合公司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京东大厦照片、京东集团投资部和京东金融投资部2018年8月的招聘信息、北京市大兴区法院（2018）京0115民初5361号及其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19）京02民辖终156号管辖民事裁定书、京汇公司2019年5月10日在它案中为其职员谭泳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2017年10月与谭泳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等证据均不能证明在上述“合作协议”签订之时，京汇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即董事会、监事会和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等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办公。因此，“合作协议”中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的约定，该合同履行地应当认定为京汇公司当时的工商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一审法院基于上述管辖约定，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至于中华联合公司是否构成此共同诉讼的适格被告问题，应在确定管辖法院以后，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实体审理中作出认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的范畴。综上，中华联合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裁定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梁志雄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晓伟书 记 员 张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