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法定代表人FredericoFreireJardim，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索若飞，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爱军，男，1977年10月4日生，汉族，长春市双阳区。上诉人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单爱军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12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威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不予确认百威公司、单爱军1996年7月到2000年1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2.单爱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长双劳人仲裁字[2019]第132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错误：虽然单爱军曾经是百威公司的离职员工,但单爱军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入职百威公司时间的确实证据；二、单爱军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超过了仲裁时效:1.《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仲裁时效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依法保护其权利并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劳动争议案件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案件，而该法作为特别法，在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劳动仲裁时效的规定，这是我国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采取的仲裁前置模式，该法对于劳动仲裁明确规定了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当事人的劳动争议依法受到劳动仲裁时效的限制；2.本案单爱军主张确认2000年1月1日之前与百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法律即推定其从2000年1月1日开始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争议,故依法应当从2000年1月1日起计算仲裁时效期间，单爱军在双方发生劳动关系确认争议后19年才申请仲裁确认，早已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同时，单爱军也未举证证明每隔一年就向百威公司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或者每年都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更未举证劳动仲裁每年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即单爱军没有举证导致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据，所以，单爱军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3.本案单爱军于2015年8月31日离职，单爱军在离职时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中已确认与百威公司没有任何争议或纠纷，即使存在也放弃全部权利主张，即该证据也可证明单爱军主张的事实不成立；4.单爱军举证的双阳区信访局信访记录不能证明仲裁时效中断，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只有单爱军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才可能引起仲裁时效中断。本案单爱军举证的信访记录来源于双阳区信访局，该单位并非与劳动关系确认有关的部门，有关部门仅为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仲裁裁决书也记述单爱军从2013年到2019年反映补缴社保问题(2013年仅是反映物流部部分职工与百威公司诉讼阶段的诉求），说明并未提出2000年1月1日到2012年期间任何主张，也没有主张确认2000年之前是否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将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再有，仲裁裁决书在没有任何书面委托文件的情况下记述单爱军分别在2015年8月13日、2015年11月23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11月30日以及2019年1月24日、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21日推举上访代表王华光、王大伟、栗国明、闫红等到双阳区信访局反映要求确认之前劳动关系和补缴社保费问题缺少事实依据。从该表述也可看出，单爱军并无2000年到2012年时效中断的证据，也没有2016年和2017年提出过任何主张的证据。综上，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长双劳人仲裁字[2019]第132号仲裁裁决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百威公司现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百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单爱军原审辩称，原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单爱军举证证实其在百威公司处入职、离职时间，单爱军申请仲裁时间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因为单爱军确认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确认之诉，是对事实的确认，不涉及到任何实体权利的处分，不适用仲裁时效制度，且即使本案适用仲裁时效，因为单爱军从解除劳动关系后一直到有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间断，有相关部门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仲裁时效一直顺延。综上，单爱军认为百威公司、单爱军间存在劳动关系，原仲裁裁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百威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双阳区县啤酒厂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乡镇企业，后经数次改制兼并，企业名称变更为现百威公司。单爱军1996年7月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在百威公司工作，单爱军等人工作后因补缴2000年之前的社保费及工龄等问题推举职工代表一直在向百威公司、双阳区信访局、双阳区人社局、双阳区工会等省市区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或请求权利救济。另查明，长春市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21日受理了申请人单爱军等9人的仲裁申请，其中申请人单爱军的仲裁请求为：要求裁决确认与被申请人百威公司从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长双劳人仲裁字[2019]第132号《裁决书》，其中裁决：申请人单爱军与被申请人百威公司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被申请人百威公司不服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针对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期间百威公司、单爱军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百威公司对该期间与单爱军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虽百威公司提出单爱军作为申请人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但根据王华光、杨海军、刘彦、栗国顺、张国利的证人证言，应认定单爱军等人工作后因补缴2000年之前的社保费及工龄等问题推举职工代表一直在向百威公司、双阳区信访局、双阳区人社局、双阳区工会等省市区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或请求权利救济，且上述主张补交2000年之前的社保费及工龄问题均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每次主张权利或请求权利救济，均发生了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对百威公司主张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原审判决：确认单爱军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期间与百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收取），由百威公司自行负担。宣判后，百威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不予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未超过仲裁时效错误。一、《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仲裁时效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依法保护其权利并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劳动争议案件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案件，而该法作为特别法，在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劳动仲裁时效的规定，这是我国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采取的仲裁前置模式，该法对于劳动仲裁明确规定了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当事人的劳动争议依法受到劳动仲裁时效的限制。二、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确认2000年01月01日之前与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法律即应推定其从2000年01月01日开始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争议，故依法应当从2000年01月01日起计算一年仲裁时效期间，被上诉人在双方发生劳动关系确认争议后19年才申请仲裁确认，早已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同时，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每隔一年就向上诉人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或者每年都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更未举证劳动仲裁每年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即被上诉人没有举证导致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据，所以，被上诉人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仲裁时效。三、本案被上诉人在离职时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中已确认，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争议或纠纷，即使存在也放弃全部权利主张，即该证据也可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争议事实不成立。四、被上诉人举证的双阳区信访局记录不能证明仲裁时效中断，理由是：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只有被上诉人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才可能引起仲裁时效中断。本案被上诉人举证的信访记录来源于双阳区信访局，该单位并非是劳动关系确认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仅为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以，该证据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另外，仲裁裁决书也记述上诉人原职工从2013年到2019年反映补缴社保费的问题（2013年仅是反映物流部部分职工与上诉人诉讼阶段的诉求），说明并未提出2000年01月01日到2012年期间其他主张，更没有主张确认2000年之前是否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及一审法院认为主张缴纳社保费的前提就是主张双方劳动关系确认，因此将主张缴纳社保费就视为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将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再有，仲裁裁决书及一审判决书在没有任何书面委托文件的情况下肆意将与本案当事人无关的信访记录认定为被上诉人分别在2015年08月13日、2015年11月11月23日、2018年06月04日、2018年11月30日以及2019年01月2—24日、2019年07月24日、2019年08月21日推举上访代表王华光、王大伟、栗国明、闫红等到双阳区信访局反映要求确认之前劳动关系和补缴社保费问题缺少事实依据。从该表述也可看出，被上诉人并无2000年到2012年时效中断的证据，也没有2016年和2017年提出过任何主张的证据。五、原审认定被上诉人2000年开始到申请仲裁前一直推选职工代表向上诉人、双阳区信访局、双阳区人社局、双阳区总工会等省市区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或者主张权利救济是错误的，因为除双阳区信访局出具的零散记录外，没有任何单位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事实，相反，按照政府部门的工作规则，不属于该部门管理的事项必须告知员工向具体管理的部门依法申请处理。另外，该说法也与被上诉人此前在双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关于时效中断的说法相互严重矛盾，原审显然认定了虚构的事实。六、被上诉人举证的一审出庭证人都是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被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所作出的陈述缺少客观真实性，特别是所有证人均承认没有亲自陪同、亲眼目睹被上诉人等职工到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没有申请劳动部门仲裁裁决或请求劳动监察，都是听当事人陈述得知，证人无法详细说明被上诉人每次去维权的时间、部门、结果。同时，假如被上诉人主张的多次通过职代会委托职工代表进行维权的事实成立，应当提供工会或者职代会保管的每次会议记录，而作为上诉人此前公司领导的证人更应当及时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费，根本不会让员工至今才申请劳动仲裁和要求缴纳社保费，所以，原审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百威公司对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1日期间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没有异议，其提出被上诉人作为申请人于2019年才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被上诉人称百威公司未依法给其缴纳社保后其就不间断地向百威公司和其他部门主张权利，根据原审时出庭的王华光、杨海军、刘彦、栗国顺、张国利的证人证言，再结合双阳区信访局提供的群众来访情况日报表，此外，上诉人亦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此段时间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应认定被上诉人工作后因补缴2000年之前的社保费及工龄等问题推举职工代表一直在向百威公司、双阳区信访局、双阳区人社局、双阳区工会等省市区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或请求权利救济。上述主张补交2000年之前的社保费及工龄问题均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每次主张权利或请求权利救济，均发生了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百威（长春）啤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邵明福审判员  聂 莹审判员  高婧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宫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