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1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向燕，女，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强，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丽，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康军，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得润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法平，男，195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孙向燕与被上诉人闫康军、于法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荣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作出（2017）鲁1082民初6125号民事判决，孙向燕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鲁10民终92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荣成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鲁1082民初3629号民事判决，孙向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向燕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闫康军对孙向燕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孙向燕是闫康军的受托人，未完成委托事务而构成违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孙向燕不是为闫康军办理旅游签证和提供出国劳务的受托人，仅是居间人，不存在未完成委托事务的违约行为。孙向燕不具备办理出国旅游签证和提供出国劳务的资格和能力，仅提供了闫康军与荣成市信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显林和于秀敏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真正为闫康军办理旅游签证和提供出国劳务的是于法平的女儿于秀敏及其前夫周显林。证据如下：（1）原一审庭审中，周显林作为信德公司代理人陈述“我们只是帮孙向燕办理签证。孙向燕只是拿着材料通过周显林本人的名义办理签证”。（2）孙向燕在重审一审提交了与于秀敏的谈话录音，于秀敏称“我承诺的第一个事情是办签证，第二个事情是找工作。闫康军……我说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2.闫康军存在违法故意。周显林为闫康军办理的是旅游签证并非工作签证，闫康军开始明知且配合周显林、于秀敏二人伪造资料。旅游签证到手后，闫康军明知是旅游签证却未立即拒绝，反而积极配合周显林、于秀敏培训学习、购买机票，遵照周显林、于秀敏指示删除手机中信息。闫康军并非如其所述是在出国后知晓办理的是旅游签证。3.孙闫康军以无法稳定工作为由提起诉讼，缺乏证据支持。闫康军出国后，周显林、于秀敏告知闫康军要合法打工就要办理工作签证或工地签证，并需交纳相关费用。但闫康军拒绝交纳，所以没有办成合法的工作签证或工地签证。客观上，闫康军由于身体原因无法适应某些工作；主观上，闫康军坚决不肯打黑工，不愿在工地打工，拒绝于秀敏为其安排工作。孙向燕多次劝说，闫康军执意回国与周显林、于秀敏理论。孙向燕有证据证明并合理认为闫康军在国外两个多月期间有稳定工作，且收入与承诺的工资相当。闫康军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周显林、于秀敏办理工作签证或工地签证问题发生争执，以及曲某回国后要求退费而发生纠纷。闫康军明知签证一年可多次往返，却没有再次出国，闫康军负有责任。一审法院以闫康军的个人家庭状况推断其出国打工的真实意愿，忽略了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和隐私。二、一审法院判决孙向燕和于法平承担连带返还闫康军50000元，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信德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于秀敏及周显林，周显林在原一审庭审中自认其是实际办证人，一审法院以周显林、于秀敏不在场、不能鉴定证据真实性，未追加二人为被告，损害了孙向燕的合法权益，无益于查清事实真相。2.周显林与闫康军恶意串通损害孙向燕合法权益。闫康军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出国前其不认识周显林，直接给了孙向燕50000元现金，三次交易地点都是在孙向燕的店铺里。第二次庭审又承认有25000元现金是在信德公司交给了周显林。发回重审后，闫康军又承认部分现金是孙向燕领着去信德公司交给了周显林。周显林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出国前不认识闫康军，只收取了孙向燕转交的2000元。且称孙向燕伪造公章并申请司法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默认收取5000元的事实，但拒绝承认收取45000元现金。孙向燕提供的多份录音可证实，周显林默认每人每证收取35000元，以及周显林坚称所有办证业务都是只收款、不打单（收据）。推论如下：闫康军深知信德公司为空壳公司，只能从孙向燕处得到退补，故意歪曲事实。3.第一笔5000元由周显林收取，收据加盖有信德公司公章，信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法平应承担责任，判决孙向燕负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孙向燕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提交的录音、录像证据可证实，闫康军承认其将第三笔25000元交给周显林。孙向燕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周显林收了钱，于秀敏承诺给闫康军办证并安排工作，即便退赔，也理应由于法平、周显林、于秀敏共同返还。三、一审判决全额返还50000元不公。1.闫康军明知办理旅游签证还要出国打工，本身存在违法故意，且系因自身诸多原因而回国，属未能履约和单方面违约，其本人应该承担全部费用。一审判决未扣除办证及安排工作的成本不当。闫康军在国外有稳定工作，一审判决50000元全额返还不当。2.孙向燕出于道义，积极帮助闫康军在澳大利亚找工作，为此也支付了相当费用，该费用应由闫康军承担。四、周显林因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罪，于2019年11月8日被荣成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措施，闫康军由周显林、于秀敏办理出国签证和出国工作，本案也涉嫌刑事犯罪。恳请二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调查，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孙向燕仅是居间人，并已经完成居间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闫康军以无法从事稳定工作为由，提起诉讼不成立，应予驳回；闫康军涉嫌虚假诉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闫康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闫康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孙向燕，朋友称孙向燕可以办理外出劳务事宜，闫康军就到孙向燕经营的海参店办理了相关事宜。海参店与信德公司店铺相邻，当时闫康军就问孙向燕是谁开的信德公司，孙向燕称信德公司是其开办的，闫康军就把款项都交给了孙向燕，孙向燕也出具了收据。至于孙向燕、周显林、于秀敏之间是何关系与闫康军无关。闫康军是出国回来后才知道于秀敏、周显林是信德公司的员工。于法平未答辩。闫康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向燕、于法平退还闫康军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康军通过朋友曲某认识孙向燕。孙向燕自称可以办理出国劳务，通过头口、微信等方式向闫康军介绍了到澳大利亚的相关工作、收入等情况。闫康军为办理出国劳务从事长期稳定的工作为目的先后向孙向燕支付现金50000元，孙向燕为闫康军出具收据三张，其中一张5000元收据上加盖信德公司公章。信德公司为闫康军办理了澳大利亚旅游签证。闫康军去澳大利亚后发现为其办理的是旅游签证而非工作签证，无法从事稳定工作。闫康军回国后向孙向燕、于法平主张退还款项，孙向燕称其已将款项支付给周显林、于秀敏，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另查，信德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于法平，该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办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双方可以通过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订立。本案中，通过闫康军与孙向燕认识过程，结合孙向燕对办理出国劳务相关事宜所作的口头及微信宣传以及闫康军的个人家庭状况等，可以证实闫康军系为出国提供劳务作为委托事项而找到孙向燕，孙向燕以受托人的身份与闫康军接触，收取了闫康军缴纳的相关费用，办理了出国劳务的相关事宜，闫康军与孙向燕委托法律关系成立。孙向燕收取闫康军款项后，未按照约定履行办理出国劳务签证，其收取的款项50000元，应退还闫康军。信德公司在孙向燕书写的收款收据上盖章并为闫康军办理澳大利亚旅游签证，对此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其为闫康军办理出国签证这一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其与孙向燕共同为闫康军办理委托事务，与闫康军间亦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对上述款项，亦应承担还款责任。信德公司作为自然人独自企业，现该公司已被注销登记，其投资人于法平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孙向燕称其将款项支付给周显林、于秀敏，原审中，周显林称其系信德公司职工，就本案而言，与闫康军直接进行交易人员为孙向燕，至于孙向燕与周显林、于秀敏及信德公司之间关系及约定，孙向燕可另行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孙向燕、于法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退还原告款项50000元。如被告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孙向燕、于法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孙向燕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孙向燕与闫康军于2017年8月14日、10月10日的通话录音各一份，证明闫康军在录音中承认孙向燕是居间人，并非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受托人，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居间法律关系。孙向燕从未为闫康军办理过出国签证和提供劳务的工作，实际为闫康军办理提供出国劳务工作的是于秀敏、周显林，孙向燕没有义务为闫康军提供其所谓的长期稳定工作的义务。经质证，闫康军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017年8月14日录音时闫康军在澳大利亚，闫康军是出国之后通过与孙向燕交流，听出孙向燕与信德公司是两回事，才知道孙向燕与于秀敏之间的关系，回国之后就要求孙向燕退款。开始时孙向燕自称是信德公司的老板，闫康军就把款交给孙向燕，交款之后在店里见到于秀敏。闫康军每次都把款交给孙向燕，孙向燕把款给信德公司，之后回来把收据拿给闫康军，闫康军一直认为于秀敏是孙向燕的员工，出国后也都是孙向燕为其联系工作事宜。2017年10月10日的录音是闫康军回国后形成，闫康军是在回国前得知孙向燕与信德公司是两回事，所以回来后一直找孙向燕要求退款。于法平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闫康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均是在闫康军出国后形成，闫康军在录音中表述内容并不明确，通过录音内容无法证实闫康军在委托时明知孙向燕仅为居间身份，本院对上述录音的证明力不予确认。二审中，孙向燕称其为闫康军与于秀敏、周显林居间，收取于秀敏居间费用。孙向燕主要义务为介绍闫康军与于秀敏、周显林认识，具体费用由闫康军与于秀敏、周显林协商。之所以在收据经办人处签字、参与闫康军出国及回国后的相关事宜，是因为闫康军是孙向燕同学曲某的朋友，孙向燕觉得与闫康军关系比较亲近，所以在闫康军交钱时带领闫康军到于秀敏处。因孙向燕与于秀敏是邻居，海参店生意清闲，就跟着于秀敏学习如何办理出国劳务。因孙向燕及其儿子均通过于秀敏、周显林办理到澳大利亚的签证，孙向燕到澳大利亚后经人介绍加入一个中国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得知招工信息，正好闫康军说没有合适的工作，就介绍闫康军工作。原一审时，闫康军申请证人曲某出庭作证，曲某称孙向燕在朋友圈发消息说其可以办出国，闫康军当时想出国，曲某就把闫康军介绍给孙向燕。曲某称其问孙向燕劳务公司是谁开办的，孙向燕称是其开办的，其是老板，曲某也通过孙向燕办理了出国。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根据孙向燕申请追加于秀敏、周显林为被告。一审法院追加该二人为被告后，认为追加二人为被告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该二人实际身份应该为第三人。经过庭审，一审法院认为孙向燕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于秀敏和周显林直接收取了闫康军的款项，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于秀敏、周显林应该为德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口头裁定于秀敏、周显林退出本案诉讼。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向燕与闫康军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闫康军要求其返还50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闫康军主张其与孙向燕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孙向燕不予认可，认为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孙向燕在朋友圈发布办理外出劳务相关信息，闫康军经曲某介绍，前往孙向燕店中委托孙向燕为其办理签证事宜，孙向燕收取闫康军款项并为其出具收据，应认定双方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孙向燕辩称其仅是居间人，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孙向燕称其系居间人，义务仅为介绍闫康军与于秀敏、周显林认识，但其提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将闫康军介绍给于秀敏、周显林，且通过本案查明事实看，孙向燕不仅为闫康军出具收据并在经办人处签字，在签证办理完毕闫康军出国后，仍与闫康军联系，为其介绍工作，孙向燕办理事项与其陈述不符，超出居间合同中居间人仅提供机会与媒介服务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居间合同法律特征，孙向燕对此解释亦与常理不符，故其主张与闫康军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向燕应否返还闫康军50000元款项问题。孙向燕并未取得办理出国劳务的相关资质，不具备从事介绍中国公民出境服务的条件而办理劳务输出，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其与闫康军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孙向燕不具备从事介绍中国公民出境就业服务的条件，其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孙向燕返还闫康军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认定委托合同无效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孙向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