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加广，男，1973年7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江苏苏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江苏苏沪（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丽，女，1967年1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琛，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杰，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加广因与被上诉人严丽、荣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加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刘克勤、被上诉人严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琛、被上诉人荣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加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严丽对孙加广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严丽、荣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承诺书》的性质系严丽和江苏鑫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邦公司）达成的合伙协议。根据《承诺书》内容，系严丽与鑫利邦公司在合伙筹建期的一个关于鑫利邦公司将来利润收益的对赌协议。该《承诺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明投资方严丽投入的1200000元系与鑫利邦公司的合伙行为。因协议中既包含借贷关系，又包含合伙经营关系，应当进行综合审理。2.孙加广和荣杰是合伙关系。荣杰系国家公职人员，2012年与孙加广合伙期间成立鑫利邦公司，因其身份特殊，未有对外显示其股东身份，为隐名合伙人。在该公司筹建期及运营期，荣杰与孙加广约定，荣杰以资金投入，负责财务行政，孙加广以技术入股，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合伙约定，荣杰将公司证照办理齐全，并对公司外来资金的汇入进行实际控制。荣杰一审中称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合伙责任无事实依据。3.孙加广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承诺书》明确载明涉案款项用于投资鑫利邦公司，该公司为款项接收单位，本息给付的主体也是该公司，四张借条的证明人及经手人均为荣杰，故本案一审被告应为鑫利邦公司，孙加广签字系职务行为。4.一审判决确认的债务清偿顺序系先利息后主债务，不符合《承诺书》第四条的约定，孙加广已经清偿的480000元应仍认定为本金。孙加广及公司并没有收到诉争1540000元本金，且已经偿还了部分，如2016年4月26日通过债权转让偿还350000元。《承诺书》明确约定严丽撤出资金应告知公司，公司将按要求付给本利，故双方对本金和利息的偿付顺序是有明文约定的。5.荣杰与严丽存在串谋，夸大借款本金的数额，孙加广并没有收到争议的500000元。如荣杰收到严丽其中一笔款项的当天用同一账户向严丽账户回转了18.78%的款项，故其二人有高度的恶意串通。6.严丽违背诚信诉讼原则，将同一法律基础事实涉及的款项故意拆分成两个诉讼案件，欺骗一审法院。其主张427800元系以1540000元本金为基数，月息2.5%结算而来，系虚假诉讼。《承诺书》第2条明文约定月息是1%，第3条是根据公司收入由孙加广和荣杰研究确定分配利润，不是对利息的约定，而且受到公司收入的前提条件约束。6.借款数额认定错误，虽然借条出具的本金总额为1540000元，但全是支付给荣杰，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和所谓的现金，孙加广及鑫利邦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借款本金，故一审认定借款数额错误。7.荣杰与孙加广之间是合伙关系，荣杰称是职务行为，所有字据荣杰大多数是经手人身份，而不是借款人，却收受款项，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荣杰收到款项是否交付给孙加广和公司，一审未予查明，且错误认定由孙加广承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本案的适格主体是鑫利邦公司，孙加广充其量承担股东连带责任。严丽答辩意见：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错误的地方是借款不是760000元，是770000元，10000元是支付的现金。2.《承诺书》实际上就是借款协议，没有对赌协议的相关内容。3.鑫利邦公司是孙加广的独资公司，孙加广主张其与荣杰系合伙关系，应举证证明。而且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影响严丽与孙加广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4.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和计算方式均不持异议，从《承诺书》及2014年2月3日双方结算427800元利息来看，均证明双方对利息是按月息2.5%计算的，5.对总借款数额应为1540000元。孙加广在上诉状中也认可借款的数额是1540000元。6.严丽与孙加广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而是借贷关系。严丽不存在虚假诉讼，孙加广上诉是为了拖延时间，系恶意诉讼。荣杰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荣杰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鉴于荣杰在一审中没有提出异议和上诉，本着息诉服判的精神，对一审判决予以认可。孙加广对《承诺书》的分析判断实质是对内部法律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2.严丽和鑫利邦公司达成的协议实质上就是借贷关系，首先是未约定资金具体的投入时间，其次是每月月底要付息，再次是有保底利润，按一定利息标准给付，最后是投入的资金可以随时抽回，投入的时间由严丽自行决定，鑫利邦公司要本利付给，即严丽对投入的资金只享受权利，不承担公司经营上的风险，这都是民间借贷行为。从后来荣杰和孙加广用资金还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双方之间就是民间借贷关系。3.孙加广与荣杰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荣杰不是鑫利邦公司的隐名股东，孙加广与荣杰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荣杰是基于借款担保人的身份，严丽也是基于此对荣杰主张相应权利。严丽一审中也明确表示不认可孙加广与荣杰的合伙关系，且与本案也无关。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关于孙加广与荣杰的关系，属于内部关系，只需认定其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即可。4.涉案款项应以何种标准计算利息，荣杰服从一审判决认定，不存在异议。关于13000元和427800元借条，是基于对严丽出资性质为民间借贷基础上对利息的计算，荣杰对此不持异议，不存在孙加广所提及的有无交付问题。5.关于涉案借款的交付，孙加广在一审庭审中讲的很清楚，明确认可借款的数额及用途是从严丽处借款由公司使用。至于结欠利息，荣杰认可一审判决。鑫利邦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孙加广与公司财产无法分清，其用公司资金购置汽车，应承担连带责任，荣杰承担担保责任。6.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问题，严丽不存在伪造证据虚构事实，荣杰也不存在以上情节，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一审判决已经查清，至于严丽在另一案中撤回对荣杰的起诉，系对其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不损害国家、第三人的权利，所以应当予以准许。严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孙加广归还借款1197800元及利息（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荣杰对其中的427800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日，因设立鑫利邦公司需要资金，孙加广向严丽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严丽（身份证：）投入资金壹佰贰拾万元整（120万元），条件为：一、资金可分批投入，具体投入时间、数目以公司收到入账为准。二、按月息壹分，每月月底付息。三、每年底根据公司收入由孙加广和荣杰研究确定分配利润，最低确保按投入月息贰分伍厘计算付给。四、如严丽需要撤出资金，不想投入，需提前二个月告知公司，公司按要求本利付给。五、资金投入公司时间长短，由严丽本人确定”。2012年9月3日，孙加广、荣杰共同向严丽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严丽借入公司人民币柒拾柒万元整（770000），公司按承诺书兑现。孙加广2012.9.3证明人：荣杰”。当天，严丽向荣杰转账交付760000元，严丽主张其另向荣杰交付了10000元现金。2014年2月3日，荣杰、孙加广共同向严丽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人民币肆拾贰万柒仟捌佰元整（￥：427800元）孙加广2014.2.3担保人：荣杰”。严丽主张该欠条系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5%的标准计算而来。一审法院另查明，除本案借款外，严丽另于2012年9月3日、2012年10月3日、2012年12月3日出借给鑫利邦公司430000元、240000元、100000元，合计770000元，相关事实由一审法院在（2019）苏1322民初1056号案件中予以认定。借款后，荣杰分别于2012年10月4日、2012年11月16日向严丽支付利息12000元、14400元。孙加广于2013年11月23日向严丽还款80000元，于2016年4月26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向严丽还款35000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孙加广系鑫利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鑫利邦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3日。2012年9月3日，孙加广从严丽出借的款项中支取424500元用于购买凯迪拉克轿车一辆，所购车辆登记在孙加广名下。一审庭审中，孙加广称鑫利邦公司无财务账册。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2012年9月3日的770000元借款。严丽通过银行转账向荣杰交付了760000元，虽然严丽主张另10000元为现金交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认定该笔借款实际交付数额为760000元。孙加广辩解其未收到该笔借款，但荣杰从当天收取的严丽借款中为孙加广购买车辆支付了424500元，足以证明孙加广对严丽已实际交付760000元知情及认可，故对孙加广的辩解理由依法不予采信。2.关于2014年2月3日的427800元欠条。因严丽认可该欠条系以所欠154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5%的标准结算而来，孙加广、荣杰亦认可该欠条是结算的利息，而严丽在借款时与孙加广约定的利息标准为不低于月利率2.5%，故对严丽所述的欠条形成经过予以采纳。因认定严丽实际交付数额为1530000元，故对孙加广、荣杰出具的427800元利息欠条，实际欠付利息数额依法予以调整，调整后为425022元。3.关于孙加广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双方现均认可借款主体为鑫利邦公司，而鑫利邦公司为孙加广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孙加广未能举证证明鑫利邦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其次，孙加广从严丽处所借的部分款项用于购买轿车，并将购买的轿车登记在自己名下，至今未过户给鑫利邦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综上，孙加广应对鑫利邦公司欠严丽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4.关于本案欠款数额问题。严丽与鑫利邦公司之间共发生四笔借款，除本案中的760000元借款外，（2019）苏1322民初1056号案件中的借款为：2012年9月3日借款430000元、2012年10月3日借款240000元、2014年12月3日借款100000元。借款后，被告孙加广于2013年11月23日还款80000元，于2016年4月26日还款35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故对孙加广所还款项，应先按月利率2.5%的标准抵充几笔借款利息，超出部分抵充借款本金。经计算，孙加广的80000元还款，远不足以抵充还款80000元时所欠的利息，故该80000元为支付的借款利息。截至2014年2月3日，鑫利邦公司所欠严丽的利息数额为425022元，由孙加广出具427800元的利息欠条予以确认，孙加广于2016年4月26日还款350000元，应先抵充所欠利息。抵充后，该欠条上剩余欠款数额为7502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借款约定的利息标准为年利率30%，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为自然之债，未付部分利息无请求力。截至2014年2月3日，鑫利邦公司尚欠的利息数额为75022元，该数额为按年利率30%的标准计算而来，依法仅支持年利率24%以内的部分即60018元。因孙加广需对鑫利邦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对严丽要求孙加广归还借款760000元及利息（计算至2014年2月3日为60018元，之后利息以76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5.关于荣杰的责任承担。荣杰为2014年2月3日的425022元利息提供担保，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六个月。因该笔欠款未约定还款时间，故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严丽自认其自2014年中秋节左右向孙加广、荣杰主张该笔欠款，荣杰亦认可严丽在2014年向其主张过权利，故认定严丽在保证期间内向荣杰主张过权利，荣杰依法应对2014年2月3日的利息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扣除孙加广所还款项后，荣杰仅应对剩余欠款数额即60018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孙加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严丽借款760000元及利息（截止2014年2月3日的利息为60018元，之后利息以76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二、荣杰对上述款项中的60018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严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88元（已由严丽预交7894元），保全费3770元，合计19558元，由严丽负担5788元，由孙加广与荣杰共同负担770元，由孙加广单独负担13000元。二审中，上诉人孙加广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鑫利邦公司企业简介、工作流程图、工作分工。该三份手写材料系荣杰亲笔书写，此时公司还没有成立，荣杰没有任何职务，有的只是合伙人身份。在工作流程图中，荣杰载明董事会成员由孙加广、荣杰组成，荣杰系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证明孙加广和荣杰系合伙关系，荣杰行使的是只有合伙人才能行使的决策权，包括如何招聘人员。2.聘任书、股东会决议、饭店消费账单。该两份文件上孙加广的签名均是荣杰所签，饭店系荣杰定点饭店，老板会找公司结账，荣杰并非普通职工，非职务行为，而是行使股东才有的决策权和签字权。3.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5月份工资单6份，证明荣杰在一审中称只收到一个月工资系虚假陈述。在鑫利邦公司工资发放中，孙加广作为技术入伙，荣杰作为财务入伙，均领取相应的报酬，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工人工资正常发，荣杰和孙加广停发工资，符合双方合伙时的分工。4.《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严丽提交的《承诺书》系撕毁后用塑料纸粘贴，但在原承诺书上有荣杰签名的“经手人”，证明荣杰系合伙人。5.利息收条三张：2013年3月4日46200元（2013年元月至3月）利息、2013年7月3日46200元（2013年4－6）利息、2013年9月4日46200元（7/8/9月）利息。证明以本金1540000元为基数，每月给付的利息系按1%计算。6.2014年2月3日427800元利息欠条形成方法，黑色字体系严丽本人书写。证明严丽要求分配利润，按《承诺书》第三条约定计算月息2.5%分红，减去按《承诺书》第二条约定支付月息1%后，得出的所谓利息款，准确表述应为分配利润款。因三方约定的月息标准仅是1%，一审判决以月息2.5%计算违背事实。7.中国邮政收据一份，严丽女儿在邮局上班，摊派给鑫利邦公司报纸，证明严丽投资经营公司，公司为其女儿完成报纸订阅任务，符合生活常理。8.一审法院判决两份、裁定书两份，分别是：（2017）苏1322民初11686号严丽与荣杰、颜学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18）苏1322执3920号严丽与荣杰、颜学龙民间借贷执行裁定书、（2018）苏1322执5048号严丽与颜学龙民间借贷执行裁定书、（2017）苏1322民初19931号严丽与宿迁盛大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邱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证明：严丽从事放贷业务，收取三分利息，且在颜学龙一案中放弃向荣杰主张权利，其与荣杰之间存在利益关系。9.鑫利邦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明：鑫利邦公司原始股东是孙加广、叶某两人，并非一人公司，孙加广不应承担责任。10.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考勤表一本，其中无孙加广和荣杰考勤记录，证明目的同证据1-4。11.申请证人宋某、刘某1、刘某2出庭作证，宋某是当时鑫利邦公司的会计，刘某1是工人，刘某2是送材料的，证明孙加广与荣杰是合伙关系，荣杰负责公司财务，孙加广负责技术生产。12.银行流水记录13张（包括严丽的11张银行账户、荣杰的2个银行账户），证明严丽无出借能力，对涉案的1540000元出借方式不符合民间借贷规则，不符合生活常理，且严丽和荣杰之间存在利益交换，在骗取孙加广的信任后，双方进行虚假诉讼获得不正当利益。严丽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明显是孙加广伪造的证据，因为《承诺书》只有一份，是公司出具给严丽的，一审中严丽已经提交，孙加广提交的《承诺书》与一审中严丽提供的《承诺书》不一致；对证据5，对2013年7月3日的利息收据没有异议，2014年3月4日的收条是虚假的，不是严丽的签名；对9月4日的收据认可，但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正确还利息，说明孙加广与严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对证据6“三性”均不认可，没有严丽的签名确认；证据7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必然证明严丽与孙加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证据8的“三性”均不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公司名义借款的，是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的，出借人有选择权利，可以诉讼共同承担，一审在程序上没有错误，不是遗漏当事人；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关联性，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其中宋某,4的证言如果真实，孙加广的陈述就是虚假的。工资表上有荣杰和孙加广，但考勤表上没有，存在矛盾。宋某,4陈述不认识严丽存在虚假；刘某1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他称工资是现金发放，孙加广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工资是打卡形式，明显有一方陈述虚假；刘某2同样陈述不认识严丽，说明严丽不是合伙人，三位证人证言均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关联性。严丽有宾馆等一些实体店，之前做雅芳化妆品总代理，有40多个连锁店，资金实力雄厚，完全有财力出借资金。本案借贷不存在严丽和荣杰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约定的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月息2.5%也不属于高利息。荣杰质证意见：对证据1，因没有荣杰本人签名，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无法证明荣杰与孙加广系公司合伙人；对证据3不认可，与孙加广一审提供的证据不一致且，是矛盾的；对证据4，与严丽一审提供的《承诺书》不一致，有伪造证据嫌疑；对证据5、6，认可严丽陈述；对证据7系复印件，“三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依法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同严丽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0的“三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宋某的证言与孙加广提供的考勤表及工资单不一致，关于荣杰与孙加广是否是合伙关系，自2012年至现在时隔8年作为会计的证人能清楚的记得不符合人的正常记忆规律，也不符合常理，证人对荣杰与孙加广是如何合伙、是否有合伙协议及投资分红均不清楚，无法认定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如果证人刘某1的证言真实，孙加广提供的工资单、考勤表均是伪造的，如果不是伪造，刘某1就是作虚假的证言。刘某1对荣杰与孙加广是否是合伙关系不清楚，关于荣杰与孙加广如何投资分红也不清楚，只知道在一起吃饭喊“荣总”就是老板，这是民间叫法引起的猜测；刘某2的证言也是民间的一种通俗叫法，不能因喊“荣总”就认定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刘某1关于领取工资的陈述与孙加广提供的2012年12月份工资单相互矛盾。对刘某2的证言，因为其根本无法讲清楚荣杰是否是合伙人，所以无法证实荣杰与孙加广系合伙关系；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一审庭审和谈话笔录中，孙加广对借款数额和事实均予以认可，现在孙加广推翻一审的陈述，且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应认定。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3，“三性”难以认定，即便真实，亦不能据此认定荣杰系鑫利邦公司的合伙人；对证据4，系复印件，且与严丽一审提供的原件不一致，“三性”不予认定；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6，因严丽认可黑色字迹部分系其本人书写，故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7，系复印件，且严丽、荣杰均不予认可，故对“三性”不予认定；对证据8-10及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11，“三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中，严丽及荣杰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2年9月7日荣杰向严丽转账还款43205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严丽和鑫利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如果存在，孙加广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性质和范围；2.涉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标准分别如何确定；孙加广已经偿还的款项性质应当如何认定、如何扣减；3.严丽和荣杰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本案是否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本院认为，对争议焦点1，严丽主张与鑫利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有孙加广出具的收条加以证实，并有孙加广签字并加盖鑫利邦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加以印证。孙加广主张《承诺书》系严丽与鑫利邦公司达成的合伙协议，严丽并不认可。根据《承诺书》的内容，主要约定严丽向鑫利邦公司投入资金，鑫利邦公司向严丽支付本利，无法认定严丽与鑫利邦公司之间系合伙关系。而且，根据孙加广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今收到严丽借入公司人民币…，公司按承诺书兑现”。一审中，孙加广对鑫利邦公司与严丽之间系借款关系亦多次予以了认可，而且借款后孙加广、荣杰多次向严丽结算利息并还款，故应当认定严丽与鑫利邦公司之间构成借贷关系。因《承诺书》和收条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借款发生时，孙加广作为鑫利邦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在款项到位后向严丽出具了收条，并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轿车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对借款结欠的利息，孙加广还向严丽出具了欠条。一审诉讼中，孙加广也陈述“建厂、购机械、购买凯迪拉克的车子、购一台搅拌机等都是用于江苏鑫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严丽作为出借人，选择孙加广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全部清偿责任符合上述规定。孙加广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签字系职务行为，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对争议焦点2，对于借款本金，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严丽通过转账方式向荣杰支付760000元，其主张余款10000元系现金支付，无证据证实，也不符合常理。孙加广在荣杰收到款项后向严丽出具了收条，并注明“按承诺书兑现”，系其对实际收到款项的确认，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760000元并无不当。对于借款利息，孙加广主张为月息1%。但《承诺书》第三条明确约定“最低确保投入月息贰分五厘计算付给”，孙加广出具的收条中也载明“按承诺书兑现”。同时，根据孙加广二审提供的由严丽及其前夫魏东明书写的利息计算清单，载明截至2014年2月3日，涉案借款应付利息为641000元，该数额即以当时的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5%计算所得。扣除已付利息213200元，尚欠利息427800元，孙加广为此出具一份427800元的欠条，该行为系对月息2.5%的认可。对于结算前严丽已经收到的款项，即便符合月息1%的计算标准，因均在双方结算之前，结合《承诺书》第二条的约定，不能因此认定涉案借款利息为月息1%，应当认定涉案借款的利息为月息2.5%。对于已还款项，一审判决按照月息2.5%的标准先抵冲利息，超出部分抵冲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孙加广主张借款利息应当按照月息1%计算，且其已经偿还的430000元款项，应当按照《承诺书》约定的“本利付给”顺序先冲抵本金，与《承诺书》的本意不符，不应得到采信。对2012年9月7日荣杰向严丽账户转入的43205元，荣杰及严丽均认可系偿还的借款利息，亦应按照月息2.5%的标准从应付利息中扣除，超出部分冲抵本金。经计算，截至2014年2月3日，鑫利邦公司尚欠严丽借款本金719328元。扣除孙加广于2016年偿还的350000元后，尚欠利息59937元（按年息24%计算）。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对孙加广主张的另外50000元现金还款，严丽不予认可，孙加广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定。对争议焦点3，孙加广主张与荣杰之间系合伙关系，且以资金入伙，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仅凭荣杰在鑫利邦公司任职、负责鑫利邦公司的财务及经手本案借款、参与其他事务的经营管理并领取工资等事实，不足以证实荣杰系合伙人的身份。孙加广还主张荣杰与严丽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款项确系严丽转至荣杰账户，但因荣杰负责鑫利邦公司的财务工作，其经手本案的借款及还款系履行职务行为。而且，孙加广在荣杰收到款项后向严丽出具了收条，确认鑫利邦公司收到款项的事实，且注明“按承诺书兑现”，孙加广还在结算利息后向严丽出具了欠条。荣杰将其中部分款项为孙加广购买车辆并登记在孙加广个人名下，孙加广对此也未持任何异议。因此，孙加广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对于荣杰与严丽之间是否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并无关联性。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加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存在遗漏，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改判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孙加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严丽借款719328元及利息（截至2014年2月3日的利息为59937元，之后的利息以719328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三、改判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荣杰对上述款项中的59937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15788元，由上诉人孙加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芳芳审判员  王晓玲审判员  周栋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廉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