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2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红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秋涛路178号8号楼107室。 法定代表人：张玉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炜、华京京，浙江航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奎贵，男，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武秋宇，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方伦，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杭州红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奎贵、薛方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6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夏明贵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炜，被上诉人张奎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武秋宇，被上诉人薛方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红隆公司不承担向张奎贵的全部给付义务，由薛方伦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存在瑕疵，无法作为裁决依据。1、案涉《投资协议》是由张奎贵、薛方伦共同签订的，红隆公司和其他几个自然人只是协议的见证人，仅负责证明协议由双方自愿签订。该投资协议只是约定了张奎贵和薛方伦之间在特定投资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约定任何红隆公司和张奎贵、薛方伦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协议提到了该投资活动只是在达到某个条件后，张奎贵通过薛方伦投资于红隆公司或红隆公司所在的项目。但红隆公司和张奎贵、薛方伦都没有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该《投资协议》对协议的见证人没有约束力，因此张奎贵无权据此主张上红隆公司承担经济责任。另外，案涉《投资协议》中提及红隆公司的条款都没有实际履行，很多条款都是以张奎贵的投资款进入红隆公司账户为前提的。事实上由于案涉项目未能中标，薛方伦并未将投资款支付给红隆公司，也就是说红隆公司从始至终未收到过张奎贵、薛方伦的投资款，因此该《投资协议》中提到的退还1000万本金及承担利息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案涉《杭州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从名称上看就是错的，其实这并不是红隆公司的股东会议记录，会议的参会人员有红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娥、薛方伦与案外人谢岩钦，严格来说参会的三人除了张玉娥以外另外二人都不是红隆公司的股东。这个会议记录不仅形式有问题，而且效力上也不存在对红隆公司的约束力。这三人因为有意在未来参与特定的项目，因此开会对涉案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讨论从而形成了该会议记录。但因为与会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的限制，其形成的会议记录从名称到内容都缺乏事实和逻辑，许多表述都与事实不符、与法律无据。所以，无论从与会者身份或者从文件内容来看，该所谓《杭州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都不存在法律上的效力。最重要的是，张奎贵也不是该会议的参与人和签署人，按照法律规定张奎贵也就无权以此向非相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3、一审法院不应该将薛方伦的陈述作为事实认定。法院没有考虑到薛方伦在本案中的利害关系，片面采信其在本案审理中的陈述，并将其认可的事实作为红隆公司同样认可的事实。本案中，薛方伦提供的《杭州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和“庭审中，薛方伦同意由其与红隆公司共同向张奎贵返还投资款”证明了薛方伦和红隆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从法理上讲，薛方伦的陈述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代表红隆公司，其针对红隆公司的陈述要结合证据来采信而不能主观地认定就是事实。4、判决书认定事实和判决论述中提到的“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根本不存在，可能是由于红隆公司和张奎贵等人的不懂法不严谨造成的相近名称公司的误植，但一审法院对该简单事实不作核实就在判决书中确认，足以证明其在审判业务中缺乏法律工作必备的认真态度。5、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张奎贵向薛方伦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与张奎贵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的付款凭证显示的情况无论在主体和金额上都严重不符。如果一审法院通过张奎贵和薛方伦的主观意见来调整付款主体和金额，那么在张奎贵、薛方伦与红隆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认定支付1000万元款项的事实是不严谨的。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书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都是针对合同法律关系的规定，而从本案证据来看，红隆公司和张奎贵之间并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根本不适用该几个法条的规定，以此作为裁判依据当然是错误的。2、一审裁决红隆公司和薛方伦承担利息损失108万元于法无据且与事实不符。首先法律规定投资款不能约定利息，退一步讲就算可以约定，该投资协议也提到了“甲方资金进入红隆公司后”这个前提。从一审认定事实来看，张奎贵的资金未进入红隆公司，红隆公司也未在任何法律文件中向张奎贵承诺支付这部分利息。三、本案的判决书内容不规范，缺少对事实部分的完整论述。2016年8月1日施行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裁判文书的事实主要包括：张奎贵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和据以定案的证据。而本案一审判决书没有双方诉请和答辩的情况，也没有举证质证的过程，直接以某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作为法院认定的事实，这显然是不严肃的做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张奎贵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红隆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依据。一、红隆公司在《投资协议》中盖章且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合同内容的确认，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从《投资协议》内容可知，涉案1000万元投资款的投资对象为红隆公司。虽然红隆公司在见证人处盖章，但该协议中主要权利、义务的设定均指向红隆公司，红隆公司在该协议中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应视为其对该协议的确认，且红隆公司已实际收到张奎贵的投资款，并将其中200万元以红隆公司的名义支付给第三人温州乐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商公司）。应认定红隆公司为《投资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受合同，受该协议约束。二、薛方伦提交的两份股东会议记录合法有效。薛方伦提交的两份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表明，该会议的参与人员均为红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娥、薛方伦以及案外人谢岩钦。根据薛方伦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本人及谢岩钦均为红隆公司的合伙人，实际参与了红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从一审提交的会议记录、《投资协议》中均有二人的签字也可证明。其次，张玉娥作为持有68%红隆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决定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退还张奎贵投资款的行为符合公司法对于公司议事机制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上述两份红隆公司股东会所作出的关于退还张奎贵200万投资款，并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利息的决议合法有效。3、红隆公司应当承担退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张奎贵所支付的投资款，虽并未直接汇入红隆公司名下，但涉案投资款实际上一直处于红隆公司的控制之下，薛方伦仅为涉案投资款的保管人，涉案200万元投资款汇入乐商公司是在红隆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后由薛方伦根据红隆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打款的。且红隆公司对该投资款的退还时间以及利息承担都作出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张奎贵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聊天记录截图中，红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娥在短信中确认张奎贵的投资款由薛方伦进行保管，且款项经过红隆公司股东会决议已实际汇入乐商公司，可以认定该涉案款项已被红隆公司实际使用。关于红隆公司应承担涉案投资款相应利息，《投资协议》第二条约定“期满后，红隆公司要退还张奎贵1000万元本金。如果期满后红隆公司确实资金周转紧张，最长不能超过3个月，3个月内必须还清，续用期间，利息按照月息1.5计算”，此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奎贵依约交付投资款后，红隆公司、薛方伦在不能如期实现合同目的情况下，应当依约向张奎贵返还投资款，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方伦答辩称：张奎贵的投资款和利息损失由红隆公司归还。 张奎贵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薛方伦、红隆公司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2、判令薛方伦、红隆公司支付自2017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1080000元；3、薛方伦、红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红隆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9日，注册资本金10800万元人民币，现有股东两名其中张玉娥持股比例68%，庄一朗持股比例32%。2016年7月20日，红隆公司作为见证单位，张奎贵（甲方）与薛方伦（乙方）达成关于“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的《投资协议》，约定乙方入股红隆公司参与竞投购买整体项目，首期10亿元，分一百股，每股1000万元。甲方占总股份1%，后期其他续用资金，甲方不需继续投资。甲方资金进入红隆公司后，资金进入项目六个月内利息由甲方自己承担，期满后，红隆公司要退还甲方1000万元本金，如期满后红隆公司确实资金紧张，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内必须还清。续用期间，利息按照月息1.5分计算。该项目中标后，甲方股份由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盖章，股东签字确认甲方拥有股份。本投入资金为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且甲方在项目和红隆公司中不体现名字，且全权授给乙方负责，但红隆公司须对甲方所投资金给予确认并盖章。甲方在资金投入到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确认股份期间，资金安全由乙方担保，进入公司后，一切按股东投资执行，乙方不承担一切责任。乙方本着诚信负责态度对项目运作情况如实向甲方申报过程和有关事项，对于双方在项目中收益由乙方领取交给甲方，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任何费用，但有关分红或税收由双方各自承担。当日，红隆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确认张奎贵在红隆公司投资武林广场项目中拥有发起股，持有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占有0.5%股份。2016年7月21日至7月22日，张奎贵通过自行转账或委托他人转账以及现金等方式陆续向薛方伦支付投资款10000000元。2017年2月份，经红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娥同意，薛方伦向张奎贵归还投资款8000000元，剩余2000000元，由薛方伦按照张玉娥要求，安排其妻于2017年8月4日汇给乐商公司。现该款项在乐商公司。2018年9月15日，张玉娥、薛方伦、案外人谢岩钦（系薛方伦同学、张玉娥朋友）等三人签署会议记录，记载：近段时间尽快落实武林广场项目，如果在2018年12月31日前没有推进，陈光先伍佰万、张奎贵贰佰万无条件退还，项目终止。2019年3月6日，上述三人再次召开会议，签署《杭州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记载：红隆公司投资收购武林广场一事，项目投资已经三年左右，股东反映强烈，要求退回投资款及相关事宜，经股东商量讨论决定达成如下决定：一、张奎贵、陈光先两人的投资款，在2019年7月1日前，如果红隆公司与武林广场没有达成文字合作意向或备忘录，在7月1日止无条件退回投资款；二、如果7月1日投资款退回，张奎贵、陈光先股份按原投资协议不变，只有这个项目投资成功，其他一切不变；三、如果7月1日到期时，陈光先、张奎贵的投资款利息按原投资协议结算，红隆公司打欠条，由红隆公司盖章承担，所有股东签字认可；四、如7月1日以后项目有任何进展，陈光先、张奎贵同样享有股东权利，对项目进展享有知情权。此后，红隆公司对武林广场项目没有中标成功，亦未按期将张奎贵的投资款退还，张奎贵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张奎贵、薛方伦、红隆公司关于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的《投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奎贵依约向薛方伦交付投资款1000万元后，薛方伦、红隆公司在不能如期实现张奎贵签订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应当依约向张奎贵返还投资款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庭审中，薛方伦同意由其与红隆公司共同向张奎贵返还投资款，而红隆公司虽未到庭应诉，但结合《投资协议》、《杭州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红隆公司同意在不能成功投资涉案项目的情况下返还相应投资款，故张奎贵关于薛方伦、红隆公司返还投资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应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张奎贵主张的利息损失108万元基本合理，该院予以支持。红隆公司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薛方伦、杭州红隆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奎贵投资款2000000元及利息损失108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40元，减半收取15720元，由薛方伦、杭州红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红隆公司申请证人谢某、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红隆公司并不是案涉资金使用方，其只是参与武林广场地下项目的合作，本案投资款与红隆公司无关。对于谢某、庄某的证人证言，张奎贵、薛方伦均有异议。本院认为，经审查，证人谢某、庄某的陈述无相应证据印证，不予确认。 张奎贵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张玉娥与张奎贵就退还款项事宜短信沟通时向张奎贵确认款项为薛方伦保管，且目前款项已汇入第三方账户的事实。2、名片照片，证明短信截图中138××××8888的号码为红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娥本人手机号的事实。以上证据经质证，红隆公司认为，证据1短信内容与本案无关，未提及具体金额，也没有确认什么事实；证据2无原件，不予认可。薛方伦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并未涉及退还款项事宜，不予确认；证据2系复印件，不予确认。 薛方伦向本院提交2017年8月4日的收款收据1份，拟证明张奎贵的款项已由薛方伦代表红隆公司汇给乐商公司。以上证据经质证，张奎贵无异议。红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打款人名称是乐商公司写的，不是红隆公司要求写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乐商公司于2017年8月4日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红隆公司诚意金200万元。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红隆公司对案涉200万元有无返还义务。本案各方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张奎贵入股红隆公司参与竞投购买武林广场地下建设项目，期满后红隆公司退还张奎贵投资本金。虽然红隆公司系作为见证单位在该《投资协议》中盖章，但红隆公司于同日通过股东会决议确认张奎贵在红隆公司投资武林广场项目中拥有发起股持有0.5%股份。后因融资需要，案涉200万元系以红隆公司诚意金的名义汇给乐商公司。在案涉项目不能推进后，红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持股68%的股东张玉娥在2018年9月15日《会议记录》以及2019年3月6日《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中承诺退还张奎贵投资款200万元。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红隆公司已确认张奎贵向其投资入股案涉项目的事实，案涉200万元系由红隆公司实际使用，而作为红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股68%的股东，张玉娥作出的还款承诺对红隆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审判令红隆公司归还案涉200万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根据《投资协议》中关于支付投资利息的约定以及张玉娥在《红隆公司股东会议记录》中关于“张奎贵的投资款利息按原投资协议结算”的承诺，原审判决支付投资利息108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综上，红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0元，由上诉人杭州红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