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9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文，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贞山街道姚沙村委会曹布三村3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焕，广东瀛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刚英，广东瀛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群英，女，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迳口镇新围村委会布崀一村24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盛，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建文因与被上诉人曾群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9）粤1284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曾群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建文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1284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予以改判；2.判令曾群英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梁建文与曾群英均确认案涉的30万元为合作投资酒吧的投资款，分歧是曾群英还是温谓全与梁建文合作，即合作主体的问题。但一审判决却惘顾双方均已确认的基本事实及举证情况，强行认定该30万元不是投资款，该认定显然缺乏证据支撑，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实体处理错误。具体分析如下：一、梁建文与曾群英均确认诉争的30万元为合作投资酒吧的投资款，这点上双方并无分歧，一审判决否认双方均确认的基础事实毫无依据。首先，曾群英在起诉状中明确表示“想与梁建文洽谈合作酒吧事宜，温谓全提出先向梁建文汇款300000元。”且在庭审中，曾群英的代理人亦一直坚持该观点，认为该笔款项是基于投资目的而支付给梁建文的。其次，梁建文同样认可该款项属于2017年年底与案外人温谓全等筹备投资合作酒吧生意所产生的投资款，梁建文与温渭全达成了合作意向，温谓全自行向梁建文支付部分款项，又通过曾群英支付案涉的30万元作为投资款。不管是谁作为投资主体，均不能否认该30万元在最初是作为投资款的性质而支付的。至于梁建文是与温渭全还是直接与曾群英合作，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并不能因此否定案涉款项作为投资款的性质而支付的事实。再者，证人温渭全的证言，均确认该30万元是作为酒吧的投资合作款项而支付的。即使其前后证言存在不一致，也仅是对30万元是属于温渭全还是曾群英的投资款存在不一致，但并不影响对30万元作为投资款这一基础事实的认定。因此，在各方均认可该30万元作为投资款性质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却否认该基础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曾群英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3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其主张显然证据不足，且与常理不符，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现有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实案涉30万元属于投资合作款而非不当得利。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双方均负有举证责任，而不是完全将举证责任归于梁建文。不管是起诉状还是庭审陈述，曾群英均确认是基于投资合作受温渭全的指示而支付的款项，故本案并不存在“无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事实。因此，根据本案双方的陈述和举证，显然曾群英无充分证据证实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而梁建文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曾群英举证的证明力，能够证实案涉款项属于投资合作款，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实体处理错误。(二)即使温渭全的证人证言存在前后差异，但不论《律师调查询问笔录》，还是庭审陈述，温渭全均确认是其指示曾群英向梁建文转账付款的，这也显然再次证实了案涉款项不存在不当得利的客观事实。(三)梁建文的举证可以形成充分的证据链条，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实梁建文与温渭全、林桂全相互合作的事实，案涉的30万元也是温渭全指示曾群英支付的投资合作款。作为投资合作款，理应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进行处理，且各方尚未就合作事宜进行结算或清算，未达到返还的条件。1.温谓全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虽然前后并不完全相符，但温谓全自始至终均承认其与梁建文之间存在合作关系。2.一审判决认为温谓全的笔录陈述与出庭作证陈述前后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进而认定“其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却忽略了温渭全与曾群英是婶侄亲戚关系，第一次开庭提交《律师调查询问笔录》后，温渭全亦透露因为据实作证而被叔婶痛骂，因此完全可以合理怀疑温渭全在第二次出庭作证时因遭受家庭压力而作出部分陈述不一致的证言，因此，对于其在庭审的陈述，应结合另一证人林桂全的证言及双方主张综合判断案情。林桂全无论是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还是在庭审中均坚持内部合作者只有梁建文、温谓全与林桂全三人，再结合曾群英称转款是受温谓全的指示的事实，足以证明诉争30万元实为以温谓全名义的投资款。一审判决却置这些相互印证的事实于不顾，遗漏重要证据，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案涉款项完全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实体处理错误。为了维护梁建文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曾群英辩称，一、曾群英与梁建文之间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梁建文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与曾群英没有达成合作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建立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曾群英、梁建文之间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是正确的。二、案涉30万元是曾群英汇出，梁建文主张案涉款项是温渭全的投资款没有任何依据。（1）梁建文提交的《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关于温渭全的证人证言应当不能被采信，相反，温渭全在一审陈述的事实应当被采信。首先，梁建文提交的《律师调查询问笔录》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故相关证人的陈述应以出庭作证为准；其次，《律师调查询问笔录》是梁建文委托代理人私下找到温渭全并制作，询问时并无第三方在场，且该《询问笔录》内容系由梁建文委托代理人打印制造，其在询问和文书表达上可能存在误导、诱导等情形，不能完全真实、客观地反映温渭全的意思表示。因此，经温渭全在一审到庭后陈述的事实与上述《询问笔录》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依法应采信温渭全到法庭陈述的事实。（2）案涉款项系曾群英使用自己名义汇给梁建文的，梁建文在收受案涉款项时应当知道案涉款项的转账人是曾群英，与温渭全无关。而事实上，根据温渭全陈述称，案涉款项系曾群英以自己的名义汇出，并不属于温渭全本人的出资款项，在曾群英转款后亦将此情况告知了梁建文，即曾群英是案涉款项的实际权益人。（3）梁建文认为曾群英的汇款是温渭全的出资款，受温渭全委托而转款，但梁建文对此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梁建文的主张依法不应采纳。三、梁建文收取曾群英30万元属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法律规定，由于没有法律或合同的依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获得利益，其所得利益被称为不当得利。其法律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受益人在得知自己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或得知合法根据己经丧失后，有义务将己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害人。本案中，案涉汇款30万元是曾群英汇出，曾群英是该款项的实际权益人。曾群英已举证证明其汇出的30万元由梁建文收取，曾群英本人为受害人，梁建文为受益人，梁建文取得利益与曾群英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曾群英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梁建文明确没有与曾群英达成合作酒吧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没有签订合作合同，不存在合作关系，其对取得利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梁建文占有该款项3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依法应返还给曾群英。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梁建文的上诉，维持原判。曾群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建文向曾群英返还3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梁建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年底，梁建文与案外人温渭全等人一起筹备投资酒吧生意。曾群英、梁建文均确认，曾群英、梁建文互相不认识对方，从没有直接协商过投资酒吧事宜。2019年2月6日，曾群英按照案外人温渭全的指示分两笔将20.5万元和9.5万元，合计30万元，汇入梁建文银行账户。证人温渭全向梁建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的《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我满婶各出资30万，我和她在我的一成中各占一半，但我满婶并不是直接与梁建文合作，只是我资金不够就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谈好后，我就叫我满婶将30万元转给梁建文。梁建文收到钱后问我什么回事，我就告诉他这是我满婶给的1988酒吧的投资款……真正的关系是，我和梁建文合作做酒吧生意，但因为我资金不够，我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和我另外合作投资的，梁建文当时对此不知情，是后来我叫我满婶汇款后才知道的”。证人温渭全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我和满婶以各自名义向梁建文各出资30万元；梁建文收钱之后，梁建文确实知道这笔款项来源是我婶（曾群英），这30万元是我婶的投资款，梁建文是知道这情况；曾群英没有直接与梁建文接触谈论合作事宜”。”证人林桂全陈述：梁建文占酒吧股份30%，梁建文、温渭全及林桂全每人占百分之十，三人的股份以梁建文的名义在酒吧占股权百分之三十。三方无书面投资协议，林桂全不知道三方分别出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曾群英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梁建文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故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曾群英转账给梁建文的3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本案案情，认定梁建文收取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曾群英应就梁建文构成不当得利的诉请请求提供证据。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而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对于梁建文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不仅曾群英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梁建文亦需就其抗辩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核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具体到本案，曾群英主张系由于在案外人温谓全的介绍下与梁建文合伙经营酒吧而向梁建文转账30万元，并提交了转账30万元至梁建文银行帐号的转账凭证，因此，本案关键的证据即温谓全的证人证言。温谓全关于是否有告知梁建文本案款项是以谁的名义投资，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我满婶各出资30万，我和她在我的一成中各占一半，但我满婶并不是直接与梁建文合作，只是我资金不够就自己私下再找我满婶。……”；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我和满婶以各自名义向梁建文各出资30万元”。由于温谓全在《律师调查询问笔录》以及庭审中出庭作证的陈述前后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其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曾群英投资的款项是曾群英以自己名义出资的，且梁建文否认本案款项系曾群英以其自己名义投资的，因此，对曾群英主张以自己的名义向梁建文投资的意见，不予采纳，即曾群英、梁建文间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由于曾群英向梁建文转账是根据案外人温谓全的指示，虽然梁建文抗辩本案款项系案外人温谓全的投资款，但温谓全予以否认并否认是涉案款项的实际权益人，既然案外人温谓全否认自己是30万元的权利人，且梁建文收到款项并非基于与曾群英存在合伙关系，所以受益方的受益就失去了受益的法律依据，梁建文理应向曾群英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0万元。鉴于梁建文在受益时不知其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即为善意受益人，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且只许返还通常人一般可收取的平均利益，因此，对曾群英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建文应从2018年2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返还款项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梁建文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群英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并从2018年2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返还款项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曾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4920元，由梁建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为：梁建文收取曾群英的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款并应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曾群英主张梁建文构成不当得利，必须举证证明梁建文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且给其造成损失，但因该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通过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梁建文的抗辩主要是通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完成：证人温渭全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我和满婶（即曾群英）以各自名义向梁建文各出资30万元；梁建文收钱之后，确实知道这笔款项来源是我婶（曾群英），这30万元是我婶的投资款，梁建文是知道这情况；曾群英没有直接与梁建文接触谈论合作事宜。”证人林桂全陈述：梁建文占酒吧股份30%，梁建文、温渭全及林桂全每人占百分之十，三人的股份以梁建文的名义在酒吧占股权百分之三十。三方无书面投资协议，林桂全不知道三方分别出资情况。曾群英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其通过侄子温渭全得知梁建文做酒吧生意，曾群英有合作酒吧的意向，所以才发生本案的事实。曾群英的自认与证人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知，曾群英向梁建文转账系基于其或通过其侄子的名义与梁建文合作酒吧的意向，梁建文取得该30万元系基于双方合作经营酒吧的合意，而非没有合法根据，因梁建文获益有合法的根据，故曾群英以该3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款要求梁建文予以返还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梁建文收取曾群英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款并予以返还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错误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梁建文的上诉请求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会市人民法院（2019）粤1284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驳回曾群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保全费2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合计10720元，由被上诉人曾群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红茂审 判 员 李升文审 判 员 苏振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苏翠华书 记 员 周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