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合和区***********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037。法定代表人：小野理，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上沙社区合和区***********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512KP79W。法定代表人：小野理，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筱佩，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正海，男，198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62************257。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凯，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洋太科公司）、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正海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5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参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东洋太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汪正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7144元；二、确认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无需向汪正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7144元；三、驳回东洋太科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东洋太科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540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三项；二、改判东洋太科公司无需向汪正海支付经济补偿金127144元；三、本案审诉讼费由汪正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汪正海入职时并未担任成型课长，而是后续升职为课长；其次，与汪正海签订劳动合同是东洋太科公司，原审判决中的认定一直提出是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对汪正海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安排是错误的。原审认定汪正海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时剔除2019年5月至7月工资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对汪正海降职降薪，遗漏重要事实与证据，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对于汪正海2019年4月工资少发890元，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未提供合理的解释，属于忽略重要事实。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在仲裁、原审阶段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少发工资属于计算错误，包括：补发工资的银行流水、与汪正海联络的邮件、仲裁阶段的送达回证、2019年5月东秀考勤明细、汪正海的请假单、组织图等等证据。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证据链--证明因组织图的变更（非管理岗位人员不再显示在组织图上，此事实汪正海提供的录音证据也可证明），导致财务核算错误，因此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补发工资，并且向汪正海发送邮件表示工资计算错误。补发的时间是在汪正海申请仲裁前，说明公司补发汪正海的工资并不是因为劳动者申请仲裁的压力（收到材料的日期为2019年6月4日）。另外考勤表中汪正海5月的职称仍是课长未变、在后续7月8月汪正海的请假条中汪正海依然写明自己是课长。也就是说除了组织图中没有汪正海之外，其他的记录上，汪正海的职位依然是课长。关于技术岗位不出现在组织图中，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也在原审时提交了证据予以佐证，2019年5月1日excel版本的组织表中，技术顾部中有藤原裕士担任技术顾问(属于部长级)；2019年5月1日公示版的组织表中，没有藤原裕士的名字。2.原审法院将2018年11月汪正海担任特命改善课长，与2019年4月漏发工资的事件联系起来，认定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对汪正海降职降薪是由管理组织系统的安排。该认定显失公平，也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18年11月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通过与汪正海沟通，将其调为特命改善，实际是经过汪正海认可的，在调岗后汪正海一直未向公司书面或口头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1条，汪正海在仲裁后提出对2018年11月调岗有异议不应与漏发工资联系起来被认定为有安排的对其进行去管理职能。3.原审法浣认定汪正海提供的管理层录音承认对汪正海降职降薪是错误的。首先，中泽董事平时的工作内容不包括决定员工的升职降职。中泽是东洋太科公司的董事，职位仅次于董事长，在第一次录音中他显然对汪正海“降职”并不知情，在第二次录音中表示汪正海已经不是课长，是指组织图中没有汪正海的名字，同时也表明这就是财务人员少发工资的理由。随后的对话中泽表示18年后半年，公司曾经跟汪正海谈过继续保留他课长待遇。其次，中泽本人从未表示汪正海已经降职，在中泽的理解中汪正海的工作内容从2018年11月开始就不是课长工作内容，只是享受课长的工资待遇，因此中泽才多次说汪正海不是课长。中泽多次向汪正海道歉，表示公司没有事先找其谈话，是指组织图中没有汪正海的名字，应该事先找汪正海谈话。最后，从汪正海与公司财务、总务、中泽董事的对话来看，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对员工升职、降职、变更岗位都需要先找员工谈话，经过领导审批后才能够最终生效，而汪正海的“降职”并没有任何的事前对话，或书面文件，可见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并没有打算对汪正海进行降职降薪。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汪正海属于自动离职，离职时没有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更没有提出其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汪正海在仲裁时未明确申请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开庭时也未提出要求变更或增加仲裁请求，开庭后仍然在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正常上班出勤，7月汪正海不间断的向公司递交请假条，但是也没有明确书面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1日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147号文）第8条，劳动者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在离职时明确提出，汪正海虽以降职降薪为由于2019年5月28日申请了仲裁，却依然在公司上班，且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也表示不愿解除劳动合同。目前双方都确认汪正海离职时间为2019年8月1日，就整个案件来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汪正海向本院答辩如下：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汪正海在原审提交的录音中，中泽董事在与汪正海面谈的时候已经明确告诉汪正海是降职及降薪，并向汪正海道歉因为没有提前通知，结合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把汪正海的名字从架构图中去掉及少发工资的事实，可以证明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具有降职降薪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证明其中2016年12月1日，尚红娟的申请书由汪正海申请，张伟作为部长签名，再由总经理确认；2009年10月27日汪正海由组长升为副课长，由张伟提出申请，并最终由总经理杉木盖章确认；《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备注中第1点：设计工资变动需经总经理审批。备注2、3说明变更流程及时间。《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共有三张，第一张是尚红娟被降工资，提出的是汪正海本人，其本人也签名确认，第二张是汪正海本人升职，第三张是降职的情况，这三张变更申请书都说明了申请人公司如果涉及到工资的变动是需要总经理进行审批的，如果涉及到部门的调动就由申请部门填写申请书，再由所在部门的部长审批以后，再交到需要调去的部门的部长进行审批，最后由总经理审批。但是本案中汪正海的工资的调整没有遵循该流程，在汪正海提交的录音中，其与总务的对话是工资被调整了，但是总务说没有收到相应的通知，该通知就是公司现在提交的《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另外，关于汪正海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中泽董事长提出的你已经被降职降薪的说法，其实是指将汪正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架构图，没有事先通知汪正海，并向汪正海道歉了，是因为当时没有出该变更申请书。中泽是公司的董事，但是不是总经理，中泽董事的职务范围不包括人员的职位调动升降。2.《品质•环境手册》、文件发放记录表，证明中泽为公司专务董事，其职责是为了制定、执行公司的运营方针，指挥、统辖、管理各公司经营层，并不负责具体的人事管理工作。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组织中的各部门长、部门领导和课长为直接责任人，在执行其职务时负有相关责任及权限。该手册第5.3.1明确了专务董事的职责范围，该手册于2017年11月5日向公司各部门发放公示。3.《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组织表》（未加公章版），证明2019年5月1日，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向公司内部管理部门发送组织图，其正式公示版删除了技术岗位的管理人员，如藤原的技术顾问职位。汪正海特命改善课课长职位同样属于技术岗位，因此未在正式公示版本中体现。4.尚红娟的劳动合同，证明尚红娟的真实存在，证据一中《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也是真实的。汪正海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没有提交而且不属于新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中关于举证的期限的规定。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的举证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述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1.对《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该申请书适用的是下面的组长及员工的调动，公司课长的调动需要向张伟经理本人自己提出申请的，因为直接把工资图已经发给财务，对工资表，经理、总经理都是承认的。2.对《品质•环境手册》、文件发放记录表，只是证明了文件没有发放，但是邮件已经抄送给公司高层、董事、总经理、经理，这也是得到公司高层的承认的。并且，汪正海的工资被降，是得到张伟经理、财务部长李明、中泽董事证明公司是有意降低汪正海的职务及工资的。3.对《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组织表》（未加公章版），该组织表是盖章后从2019年5月12日张贴至5月28日汪正海提起仲裁后，公司把原稿销毁了，汪正海无法向法院提交，当时汪正海提交的只是图片，该组织表是经过公司承认的。公司把汪正海在该组织架构图中的名字去除，单独设立一个部门成形特命课，该部门只有汪正海一人，平时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汪正海上班的时候已经没有具体的工作了，没有履行劳动合同，没有提供劳动条件，加上被公司降职降薪，所以汪正海才提起仲裁。4.对尚红娟的劳动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方降薪的不是800元，而是890元，890元对应的是汪正海担任课长的职务费。汪正海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过法庭调查及阅卷，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二审应针对上诉人东洋太科公司、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上诉和答辩意见，具体分析如下：东洋太科公司与汪正海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合同约定汪正海的工作部门为成型课，岗位为课长，并约定东洋太科公司在合同期内因生产经营需要或其他原因调整汪正海的工作岗位，应协商一致并按变更本合同办理，双方签章确认的协议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汪正海受雇后被安排在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上班，但实际用人单位为东洋太科公司。本院认为，东洋太科公司与汪正海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应当遵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东洋太科公司及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主张其并没有对汪正海进行降职降薪，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于2018年11月份调整汪正海的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安排上对汪正海进行去管理职能，而对于2019年4月份工资少发890元，尽管东洋太科公司及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在二审提交《社内移动变更申请书》、《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组织表》等拟证明因组织图的变更导致财务人员核算错误，属于其管理自治，汪正海的职务仍然是课长，但上述证据并未能充分直接地印证其解释的合理性，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结合汪正海提交的录音以认定东洋太科公司及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对汪正海降职降薪并无不当。因东洋太科公司及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并无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降职降薪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也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已就降职降薪达成一致意见，汪正海以被降职降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因东洋太科公司为实际用人单位，故应由东洋太科公司依法向汪正海支付经济补偿金127144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东洋太科公司及东洋太科东莞分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东莞东洋太科光学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彭燕玲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