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0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淋月，女，1975年10月19日出生，畲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帅秋琴，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雅多橱柜商行，经营场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1031-1033号。 经营者范贤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贤芬，女，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小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淋月因与被上诉人临安雅多橱柜商行（以下简称雅多商行）、范贤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雅多商行于2005年4月28日注册成立，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橱柜、家具、装饰材料，范贤芬为其经营者，成立后一直销售“雅多家居”品牌家具。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事集团）成立于1997年12月18日，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杭州荣业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业公司），原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批发、零售木制品、五金工具及加工木制品，2012年3月28日，该公司变更了经营范围，增加了软件的研发、销售，取消了加工木制品。荣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16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家具的制造、加工及销售。“雅多家居”品牌最初系荣业公司注册的商标，荣业公司于2006年2月18日授权雅多商行使用“雅多家居”商标。从2014年起，荣业公司、荣事集团涉及众多诉讼、执行案件，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荣事集团停产后，雅多商行重新寻找厂家进行代加工，经营合作的商家是浙江舒福家门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门是衢州名牌）、杭州上美整体家居有限公司、浙江慕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等。荣事集团在停止生产家具后，仍授权雅多商行使用“雅多家居”商标。2016年2月6日，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乔越公司）从荣业公司处受让了“雅多家居”商标。乔越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家具设计研发，房产中介；批发零售：板材、家具，五金配件，办公设备，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乔越公司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在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该公司为“雅多家居”商标所有权人期间，一直授权雅多商行使用“雅多家居”商标，并且雅多商行系乔越公司唯一授权使用该商标的商家。雅多商行印制的其经营者范贤芬（又名范琳）的名片正面印有“Yato雅多家居”的字样，以及荣事集团的名称和厂址，标识临安展示厅的地址为“钱王大街1031-1039号”。2017年12月10日，钟淋月向雅多商行订购了总价为54300元的木门及门套。2017年12月26日，钟淋月向雅多商行订购了总价为90000元的衣柜、鞋柜等实木柜体。钟淋月向雅多商行支付了115300元货款。2018年4月1日，钟淋月与雅多商行就上述产品的质量争议达成协议，约定：雅多商行将合同余款29000元作为补偿给钟淋月的合同延时款（房门争议不再追究），合同以外另加项目共计2100元项目收尾完工后支付，所有产品质保期为五年，终身有偿服务。2018年5月，钟淋月等四人向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雅多商行涉嫌虚假宣传所销售的家具的生产厂家和商标信息，误导消费者，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5月8日立案调查。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在雅多商行的店内有一面墙，墙上写有“荣事集团”几个大字作为广告宣传，该广告墙于2018年年初拆除。雅多商行经营多个品牌的家具，主要经营“雅多家居”品牌，是营业额的主要来源。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杭临）市管罚处【2018】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2017年期间“雅多家居”商标的持有人是乔越公司，荣事集团于2012年就停止生产了，雅多商行却将“雅多家居”和荣事集团的厂名厂址的字样放在一起作为名片的形式发出去宣传，雅多商行在乔越公司受让“雅多家居”商标后，未将店内“荣事集团”广告墙拆除，雅多商行的上述行为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故对雅多商行作出警告并处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钟淋月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雅多商行、范贤芬退还其家具款115300元；2、雅多商行、范贤芬向其支付三倍赔偿金3459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雅多商行、范贤芬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雅多商行在乔越公司受让“雅多家居”商标后，未将店内“荣事集团”广告墙拆除，以及雅多商行未告知钟淋月其所购买家具并非荣事集团加工生产是否构成民事欺诈。首先，“雅多家居”商标并非驰名商标，根据乔越公司的陈述，在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雅多商行系唯一使用该商标的商家，钟淋月也承认其在向雅多商行订购家具前，未听说过“雅多家居”品牌，因此“雅多家居”并非大品牌；该商标的原所有人荣事集团早在2012年就变更了经营范围，停止生产加工家具，而荣事集团也因涉及众多诉讼、执行案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此按常理雅多家居宣传该品牌是属于荣事集团的产品对其销售该品牌产品并无助益。钟淋月称雅多商行的销售人员向其宣传“雅多家居”系大品牌及荣事集团系大公司，但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即使该情况存在，钟淋月只要稍加审慎，也完全可以了解到“雅多家居”并非大品牌，“荣事集团”并非大公司。钟淋月称其基于“雅多家居”这个品牌是荣事集团生产的，所以才向雅多商行订购该品牌家具的意见，不符合生活常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为雅多商行店内放置“荣事集团”广告墙的行为与钟淋月订购“雅多家居”产品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2016年2月，荣事集团将“雅多家居”商标转让给了乔越公司，乔越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也并无加工家具的项目，乔越公司授权雅多商行使用“雅多家居”品牌后，对该品牌家具的代加工生产厂商并未提出要求，雅多商行委托的浙江舒福家门业有限公司等生产厂商均有加工生产家具的相应资质，在家具行业中委托加工生产也属常态，钟淋月与雅多商行签订的订购合同中并未对生产厂商提出要求，故雅多商行未告知钟淋月其订购“雅多家居”家具的代加工生产厂商，不构成民事欺诈。钟淋月在本案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雅多商行在向其销售“雅多家居”家具过程中存在民事欺诈行为，故原审法院对于钟淋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钟淋月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8218元，由钟淋月负担。 宣判后，钟淋月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多处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对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临市管罚处（2018）224号】中所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时故意隐瞒了某些事实。首先，一审法院在对处罚决定书所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时，故意隐瞒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被上诉人店内提取到印有荣事集团厂名和厂址及被上诉人新店址的名片的事实以及上诉人等投诉人在订购产品前均收到被上诉人销售人员发放给他们案涉名片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时故意隐瞒了被上诉人离职员工项莺在协助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时所作的笔录内容。根据项鸾的陈述，经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认定的事实为：被上诉人使用了印有荣事集团厂名厂址的名片，并且项鸾等销售人员在被上诉人店内做业务员时，也是告知消费者其销售的家具是荣事集团生产的，荣事集团的广告墙也是一直有的，该广告墙后来也是因为上诉人的投诉才被拆除的。综上，因一审法院故意隐瞒的上述事实是本案中认定被上诉人是否构成民事欺诈的关键，故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述一审法院故意隐瞒的事实进行认定。（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某些证据虽然进行了认可，但是却在事实认定中没有采纳甚至直接忽略了，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经质证后虽然对案涉名片进行了确认，但是在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案涉名片系被上诉人故意印制以误导消费者的情况下，却未对此名片的印制过程以及案涉名片对上诉人所起的作用进行认定及阐述。通过李芝菁的调查笔录可证实以下内容：（1）被上诉人的名片一直在临安创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被上诉人所印制的名片有两个版本，新版本的名片是在2017年9月左右印制的，老版本的名片是2012年印制的，并且新老版本名片的设计均是由被上诉人自己设计，临安创新印刷有限公司仅仅只是帮其印刷。（2）老版本名片的内容是没有“荣事集团”的，而新版本的名片特意增加了“浙江荣事集团及厂址”。故从上诉人新版名片制作的时间及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具有利用案涉名片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宣传的故意。该名片并非如上诉人所称系其错印，该名片上的“荣事集团”的名称是上诉人在名片设计时故意加上去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消费者认为其所销售的雅多家居产品系荣事集团所生产的。故被上诉人对于案涉名片的印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并且客观上也将该名片用于了产品宣传，从而达到了误导上诉人的目的，并且上诉人也基于该误导而订购了雅多家居的产品，故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与被上诉人故意告知其产品系荣事集团所加工生产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被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构成民事欺诈。其次，一审法院既然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了确认，故该组证据应当作为一审法院进行事实认定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却故意对该份证据中所证明的事实视而不见，从而导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所提交的被一审法院认可但没有据此来认定事实的证据有以下几个部分：1、依据该组证据中被上诉人范贤芬的调查笔录的内容可知范贤芬自认以下内容：（1）承认其店内所销售的产品并非是荣事集团生产的。（2）承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订购产品时所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是实木门，但是最终给被上诉人安装的却是空心门，而其解释却是因为工艺的需要。（3）承认代加工厂均是由其自行委托的，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调查时，其并不能提供荣事集团停产加工木制品以后的授权书。（4）承认其所委托的其中三家代加工企业有两家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其中的一家代加工厂有自己的注册商标。（5）其无法提供其所委托代加工生产厂家的资料。（6）其承认上诉人钟淋月向其订购的产品是雅多家居品牌的。2、依据该组证据中上诉人钟淋月及其他投诉人的调查笔录的内容可知：（1）上诉人及其他消费者在向被上诉人订购产品时，被上诉人的销售人员均向他们宣传他们所销售的“雅多家居”产品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并且声称这里是荣事集团的展示厅，同时向他们发放了案涉名片，并且向消费者所展示的样品产品质量非常好，故上诉人及其他几名投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的上述宣传，便认为其所订购的雅多家居产品系荣事集团生产的。（2）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雅多家居产品均是没有品牌标志及环保标志的，并且与上诉人在其展示厅中所看到的产品质量完全不一样，其在展厅中看到的是实心的木门，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订购合同中约定的也是实木门，但是给其安装的却是贴了pvc的空心烤漆多层木门。而且上诉人所订购的产品在安装后不久便出现了很多质量问题及工期延后问题，后因被上诉人迟迟不给上诉人解决房门质量问题及工期延后问题，上诉人曾就上述两个问题投诉了被上诉人，但之后因上诉人着急装修入住，所以与被上诉人就房门质量问题及工期延后问题达成过协议：合同的余款29000元作为合同延时款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同时对房门的质量问题不予追宄。但是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时候，上诉人并不知道其所订购的产品并非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而是在双方达成协议后，上诉人才从被上诉人离职员工项莺那里得知其所订购的雅多家居产品根本就不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故至此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没有如实告知其所订购产品的生产厂家。3、依据该组证据中被上诉人离职员工项莺的调查笔录的内容，可以证实以下事实：（1）项莺在被上诉人处从事销售员时确实是向客户介绍他们所销售的“雅多家居”产品是荣事集团旗下的公司生产的，并且会向消费者发放印制有“荣事集团”及厂址、临安展厅等内容的名片，名片是用于向消费者宣传产品。（2）被上诉人合作的厂家很多，但是给消费者介绍时都宣传“雅多家居”是荣事集团旗下的厂生产的，但实际交付给消费者的产品都不是荣事集团旗下的厂生产的，而具体是哪家厂所生产的，则是由被上诉人范贤芬来决定，被上诉人范贤芬要根据消费者的态度来决定代加工的生产厂家，消费者好说话的则就找周边的小厂做，这样被上诉人所获得的利润就会高一点，而若客户比较讲究，则被上诉人就会选择大一点的厂家去加工。（3）在雅多商行展示厅中所展示的门均是实心的，而给上诉人钟淋月家里所安装的门是成本较低的空心门，这也是被上诉人范贤芬跟厂家要求的，因为如果换成是实心的成本就会增加，其所获利润也就会减少。综上，以上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能客观地反映上诉人订购产品时被上诉人宣传其产品的客观事实状态，以及被上诉人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差价而故意欺诈消费者的事实情况。但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却忽视了上述证据的存在，并且因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忽略直接导致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了本案的不公正的审判。（三）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审查不够全面、客观，导致审判结果对被上诉人不公正。首先，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并没有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全面、客观地判断，而是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任意认可了该证据，并且也没有公开其判断的理由。从而使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有偏袒被上诉人的嫌疑。理由如下：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四股权架构关联图及证据五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上诉人对该两组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也发表了明确的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可了该证据但却未公开其认定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的事实与理由。因此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的做法表示不认可。其次，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即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首先，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实际上为证人证言，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而该情况说明的出具人乔越公司的法人或负责人并未出庭接受上诉人的质询，故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次，乔越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具有利害关系，其所出具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再次，该份说明出具的时间是在2019年9月25日，即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获得，而在上诉人订购产品时以及上诉人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时是不存在的，故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情况说明是被上诉人为了逃避承担欺诈消费者的民事责任，而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事后所获取的补充说明，故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对该证据进行认定，并且也不能以此认定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被上诉人雅多商行是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唯一授权使用该商标的商家。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审查不够全面、客观，并且认定该份证据的理由不够充分。再次，一审法院虽然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上诉人进行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认可，但是其在本案的事实认定中并没有客观、全面对行政机所调查的事实进行审查。故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足以认定雅多商行构成民事欺诈”的说辞很难让上诉人信服。上诉人认为虽然仅行政处罚决定确实不能直接认定雅多商行对上诉人构成民事欺诈，但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应当结合行政机关经调查所得到的相关资料及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及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作出综合判断并进行详细陈述。退一步说，行政机关既然能够对被上诉人的行为进行处罚，也即说明被上诉人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是确实存在的。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审查不客观、不全面，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雅多商行店内放置“荣事集团”广告墙的行为与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没有依据的，并且有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的嫌疑。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已经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故意的情况下仍然“偷换概念”，具有故意帮助被上诉人逃避民事法律责任的嫌疑。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不仅仅是因为被上诉人店内放置的“荣事集团”广告墙，还因为被上诉人销售人员向其所作的产品宣传以及向其发放的案涉名片，并且在被上诉人展示厅中所展示的雅多家居产品的质量也非常好；故上诉人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才向被上诉人订购由荣事集团生产的雅多家居产品。故上诉人店内放置荣事集团广告墙与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本案中上诉人认为雅多家居实际上是否是驰名商标以及雅多家居实际上是否是大品牌、荣事集团实际上是否是大公司，并非是一审法院审查的关键，并且在该部分论述中一审法院具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理由如下：1、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审查的是被上诉人雅多商行及其销售人员的宣传行为是否有可能让上诉人产生“雅多家居”是大品牌、“荣事集团”是大公司的主观判断；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大品牌”、“大企业”概念时仅注重对雅多家居及荣事集团现实情况的审查，而忽视了上诉人作为一般的普通消费者，其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调查及辨别“雅多家居”是否是大品牌、“荣事集团”是否是大公司。从而导致一审法院作出“即便雅多商行销售人员有误导上诉人的行为，而上诉人只要稍加审慎也可以知道雅多家居并非是大品牌，荣事集团并非是大公司”的认定。故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对作为普通消费者的上诉人来说，有点强人所难。本案的上诉人并非是法律工作者也并非是职业打假人，其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订购家居产品时并不会对该品牌的生产厂家进行背景调查或进行工商信息查询，或去法院信息公开网查询涉诉信息，其对产品的判断仅仅是依据经营者的宣传以及对经营者所提供的相关样品的实地考察。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作为消费者的定义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普通消费者的概念。反过来说荣事集团2012年就变更了经营范围，停止生产加工家具，且荣事集团也因涉及众多诉讼、执行案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被上诉人作为雅多家居商标的使用人及雅多产品的经营者，其对该商标持有人及荣事集团的真实情况应当是非常了解及清楚的，但是其在明知荣事集团已变更经营范围停止生产加工家具，以及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情况下，仍然故意告知上诉人雅多家居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并且通过宣传让上诉人误认为荣事集团是大公司、雅多家居是大品牌，故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更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3、本案中上诉人仅能够证明的是被上诉人在其订购产品时是否有对其进行误导宣传，并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即雅多家居产品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以及“雅多家居”是大品牌、“荣事集团”是大公司。而“雅多家居”品牌及“荣事集团”的真实情况上诉人确实无法证明，但是也没有必要证明。而一审法院却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荣事集团”是大企业、“雅多家居”是大品牌，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对上诉人强人所难。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该结合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时被上诉人的宣传行为客观上是否能够导致上诉人误认为“雅多家居”是大品牌“荣事集团”是大公司。即本案应审查的关键是作为经营者的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订购雅多家居产品时，所作宣传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因雅多商标并非驰名商标以及因荣事集团涉及众多诉讼、执行案件，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便推断雅多家居宣传该品牌是属于荣事集团的产品对其销售该品牌并无助益”的说法是片面的。雅多家居宣传该品牌是属于荣事集团的产品对其销售该品牌有无助益，与上诉人订购雅多产品时被上诉人是否进行虚假宣传是两个概念，并且没有必然的联系，故一审法院的推断缺乏依据。总之，一审法院对雅多商行店内放置“荣事集团”广告墙的行为与钟淋月订购“雅多家居”的产品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1、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商标持有人是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荣事集团于2012年就停止生产了，被上诉人却将“雅多家居”和“荣事集团”的厂名厂址字样放在一起，作为名片的形式发出宣传，被上诉人在2016年2月6日乔越公司受让“雅多家居”这个商标以后，未将店内的“荣事集团”广告墙拆除。被上诉人的以上行为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该认定明确了被上诉人隐瞒事实，骗取上诉人的信任。2、双方合同签订后，因被上诉人有预谋欺骗的故意，法院应作出对上诉人有利的解释，根据被上诉人的经营环境及宣传，上诉人理解为荣事集团的产品是符合逻辑的，一审法院反而让上诉人举证证明“雅多家居”系大品牌及荣事集团是大公司进行举证显然是不合适的，被上诉人因欺骗取得合同，是绝对优势方，没有约束的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上诉人的要求，上诉人进行举报，监管局一查，果然不是荣事集团产品。3、试想如果被上诉人把“雅多家居”背后的故事告诉上诉人，上诉人会向被上诉人购买吗？答案肯定是不会购买。另外几个购买者得知此事后也全部取消了合同，这个事实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不会再进行交易，所以被上诉人的欺骗行为与购买涉案产品是关联的，能认定为民事欺诈。三、一审法院认定“因为钟淋月与雅多商行签订的订购合同中并没有对生产厂商提出要求，故雅多商行未告知钟淋月其订购的雅多家居家具的代加工生产厂商，不构成民事欺诈”，与法无据，并且也违背了民法的诚信原则。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即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经营者负有如实向上诉人告知其所订购雅多家居产品实际生产者的义务，即使上诉人并没有对生产厂商提出要求，被上诉人也应当按照诚信经营的原则及上述法律的规定，如实向上诉人告知或提供雅多家居产品真实生产厂家的信息。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却在上诉人订购产品时故意隐瞒雅多家居产品并非是荣事集团所生产的事实，从而使上诉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订购了案涉产品，故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民事欺诈。其次，一审法院的上述裁判会倡导一种不诚信的经营行为，并且会助长经营者为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从事“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助长被上诉人欺诈消费者的气焰，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是相违背的，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再次，一审法院对代加工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误。虽然在家具行业中委托代加工是行业常态，但是委托代加工协议必须由委托方商标持有人与代加工企业签订，而不是一审法院所理解的由商标使用人与代加工企业签订。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未提交过“雅多家居”商标持有人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与相关代加工企业所签订的代加工协议，也没有提交过杭州乔越科技有限公司同意由雅多商行与代加工厂家签订协议的授权，一审法院却仅凭上诉人所提供的其所谓的合作厂家中资质最好的某家代加工厂家的相关资质证书，就推断出由上诉人自行寻找的所有合作厂家均具有相应的资质，以及该委托代加工是合法的，实在不能让上诉人信服。关于起诉货款115300元的金额问题，总合同金额为144300元，其中29000元房门货款因为有质量问题双方已经和解，不在起诉金额中，而其他货款上诉人找到付款凭证为112500元，现金支付金额为2800元，上诉人已支付的货款总计为115300元，故按115300元起诉，余款不再追究。本案被上诉人欺诈上诉人的事实清楚，故按欺诈理应赔偿上诉人115300元的3倍以内赔偿款，并退还货款115300元，即“退一赔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雅多商行、范贤芬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的退一赔三的请求无充分证据证明具备要件事实，一审法院驳回其请求完全正确。上诉人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要求退货的，经营者应当负责退货，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提供的商品被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合格商品的任何证据，因此其该项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该点在一审当中也没有实质性的争议。该法的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根据该条的规定，上诉人要使其第二项请求获得支持，不仅应证明作为经营者的被上诉人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还应当证明其因此受到实际损失。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认定为虚假宣传，但并不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欺诈行为。这也构成了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购买被上诉人商品过程当中，受到了实际的损失。上诉人最初是以购买的雅多家具存在延期或者说质量问题为由向消保委投诉，双方在消保委的主持下，于2018年的4月1日达成了和解协议，被上诉人不再向上诉人收取合同余款29000元，作为补偿给上诉人的合同延时款，并备注房门争议不再追究。此外，双方在和解中除旧合同以外，另加的项目共计2100元，实际上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如果被上诉人产品真的有瑕疵，上诉人不会在和解当中，另加合同以外的项目。而在临安区市场监管局就虚假宣传立案前，工商部门实际上就产品质量和商标授权等都进行过调查，只不过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没有立案处罚。目前上诉人已正常使用购买的家具产品长达2年多，应当视为产品质量合格。上诉人在购买产品当中没有损失。仅仅是从这个方面来看，上诉人请求三倍赔偿的请求，就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不同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无需处处均以行政执法机关的认定为准。通观上诉人的上诉状，其主要内容均以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基准来对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凡是法院的裁判没有认定的事实，都是故意隐瞒的，认为法院的判决书中必须认定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卷宗中所体现出来的全部的材料以及事实，否则就认为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这首先涉及法院办理民事案件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二者之间除了各自的职能定位不同之外，区别还在于调整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都分属不同的法律，一个属于公法，一个属于私法，行政责任是行政相对人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应当承担的责任，承担责任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合同当中的民事责任是民事合同一方对另一方应承担的违约或者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责任的对象是合同相对方。市场监管局在接到投诉人的举报后，依职权立案并主动进行调查的行为，被调查人必须无条件接受，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投诉人与被调查人也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对质。这个与民事审判程序完全不同。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一份文件当中，就明确指出了行政机关的处罚并不意味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还需要通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进行认定。具体来说，在本案中，市场监管机关对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罚，只需要查明经营者确有客观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即可。而从临安区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内容来看，市场监管局是以上诉人印刷名片信息错误和广告墙未及时拆除这两个事实，就得出被上诉人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但是没有进一步评判该行为是被上诉人故意还是过失造成的。这个从决定书的表述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即便名片错印属实，因为名片还是给了消费者，同样会造成误导。可见市场监管局在事实认定中，是不会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方面。而本案中应查明的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交易中是否存在欺诈，其构成要件与工商行政处罚明显不同。两者的责任应当区别对待，二者的调查范围或者说审理范围也是有差异的。上诉人仅仅是工商处罚案件当中举报人之一，而四位举报人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市场监管调查必定是从所有的举报人与被上诉人交易的情况入手，从一个宏观的方面展开调查。从这个角度而言，其调查会更加宽泛。不过在本案的民事责任案件当中，即便被上诉人存在部分不实宣传事实，那也未必会对上诉人造成欺诈，法庭因此会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个别交易情况，综合认定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只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来使用，但不能作为认定欺诈的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认为人民法院的认定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一致就是错误，上诉人的这种思路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况且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查明的事实本身就是有误的。对此，被上诉人也并不认可，之所以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是因为被上诉人范贤芬当时正好怀孕，家里也有大女儿要照顾，复议比较费时间，为了休养身体，没有去复议。三、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基本准确、全面。1、一审基于案件办理的内在规定性，对案件事实作出与行政处罚决定不一致的认定并无不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对于消费的商品或者服务涉及合同欺诈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但归根结底调整还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欺诈的认定应当回归到民法通则等民事基本法当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是目前法律对欺诈成立要件的权威性的规定，要认定欺诈应当满足四个要件，即欺诈故意，欺诈行为，被欺诈方的错误认识与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欺诈方因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在民事案件，尤其本案惩罚性赔偿案件当中，欺诈的构成以工商行政处罚的标准要严格得多，不仅要关注客观的欺诈行为，更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件。一审法院基于民事案件不同于行政执法案件的特点，以及民事法律对欺诈的基本规定，对本案事实作出有别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这并无不妥。此外，上诉人虽称一审认定事实多处错误，但却未对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究竟何处错误加以指出，而只是一味以工商部门的执法调查和案件为基准，指责人民法院没有完全认定工商部门作出的笔录和材料。但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说的，恰恰是上诉人混淆了法院办理民事案件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以上诉人多次提到的项莺的笔录为例，项莺虽然是被上诉人的业务员，本案上诉人并不是项莺来接待的，而是本案的证人蒋丹霞来接待的。因此，其在工商部门作出的笔录，实际上与本案是没有关系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合法合理，而且其笔录本身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且项莺与被上诉人是存在着利害冲突关系。工商部门对被上诉人的调查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在虚假宣传案当中，被上诉人接待4个投诉人的销售人员，有项莺，也有本案当中的蒋丹霞等，蒋丹霞也是本案一审当中的证人。但工商部门当时只对投诉人提供的项莺做了笔录，而对于被上诉人提出的对其他业务员进行调查的请求是没有同意的，使得被上诉人即使在本案庭审当中申请蒋丹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也仅仅因为当时工商没有做笔录，又认为蒋丹霞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就没有加以认定，客观上使得被上诉人无法在诉讼程序当中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反证。2、被上诉人认为法官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不应当受到任意的指责。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证据的认定并不存在着偏袒的嫌疑，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蒋丹霞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不假，但当时上诉人购买产品是由其接待的，这一点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因此，其证言对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类似地，还有对临安创新印刷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其工作人员的证言的认定，二者结合，再加上QQ记录，被上诉人认为是完全可以客观地还原名片印制错误的具体情况，不应仅仅因为工商调查当中没有固定他们的意见，或者说陈述的不一致，就全然否认其证明力。因为证人依法到庭作证，接受了双方和法庭的质证以及工商部门的调查程序，科学合理，具备了从中甄选事实真相的条件。至于上诉人提到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应被认定，纯属是无稽之谈。法官基于自身的职业生活经验，对执行信息公开网等证据进行认定，是对已有认知的一个合理运用。四、在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交易过程当中，不存在虚构或者隐瞒的情形，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方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论述。综合来说，本案是被上诉人在日常经营当中，没有能够及时根据商标权人变动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存在一定的疏忽和失误，但因此说其是蓄意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构成欺诈，实在缺乏充分的理据。而且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案件当中已经吸取教训，充分整改这些疏漏。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订购产品与雅多家具是否是荣事集团生产，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经营的产品并非只有雅多家具，还有开开木门等多个品牌，特别是开开木门属于全国行业的领军平台，当然价格方面也比雅多高。在被上诉人二楼的展示厅，这两个品牌都有样本产品展示。上诉人有定制房门的需求，起初考虑订购开开木门，并且下了定金，后来上诉人认为开开木门的价格太高，才选择雅多的方案，如果其真的对家具品牌如此在意，为什么会舍弃开开木门，而选择做雅多木门？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案涉产品是否是荣事集团生产并非是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以及对产品的款式、用料等方面的认可。六、上诉人的诉讼事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常识。一审在证据的审查基础上，结合生活经验法则作出裁判，不存在偷换概念的说法。双方的交易金额高达14万余元，从家具行业来看，上诉人的采购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按照上诉人所述是偶然经过被上诉人店内就被初次见面的业务员误导下单，在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雅多家具也并非是一个著名的或者说驰名的商标，荣事集团在行业内知名度也不高。荣事集团实际上早在2012年就因为负债累累而停止经营，并被列入法院的失信人员名单。这些信息在网上都是公开的，上诉人现在口口声声说是冲着雅多家具这个品牌以及荣事集团的牌子来购买的，而且其自己也承认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雅多家具这么一个品牌，明显不符合常理，因为被上诉人在市场营销当中，如果是恶意的虚张声势，要欺诈消费者，那一定是报名牌、拉大旗。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在临安经营该类品牌已经长达十余年，而且按照常理来说，上诉人也不可能去找这样已经上了黑名单的失信企业。七、上诉人其实从一开始就知悉订购的雅多家具产品系代加工，被上诉人不存在侵犯其知情权的情形。本案也与所谓的诚信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关。被上诉人的业务员蒋丹霞在销售洽谈案涉产品时已经告知过被上诉人家具产品系代加工，当时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店内对商品也在相应的位置摆放有产品生产厂家的一个书面的介绍资料。对于产品的代加工，当初是荣业公司在停产时，要求被上诉人自行寻找代工企业，也一直对被上诉人的代工企业和产品是认可的。后来的商标权人乔越公司亦是如此。因此，被上诉人并不存在说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综上，一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基本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钟淋月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雅多商行和范贤芬向本院提供杭州市临安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份，欲证明雅多橱柜商行为项莺缴纳了直至2018年5月的社会保险，项莺在临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的笔录当中的陈述不属实。经质证，钟淋月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表明项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做的笔录是不真实的，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做笔录的时间是5月28日，此时项莺应该已经离职了，后面有没有交纳社保其不知道，即使其关于养老保险的陈述与当时可能不一致，也不能表明项莺其他陈述不真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品牌“雅多家居”原属于荣业公司的注册商标，后于2016年2月6日转让给了乔越公司，而雅多商行在2006年2月18日就获得荣业公司授权使用“雅多家居”的商标，以后又得到荣事集团的授权，该商标转让后，又获得了乔越公司的授权，成为唯一使用用该商标的商家。因此，虽然雅多商行在荣事集团转让了“雅多家居”商标的情况下，仍未将店内的“荣事集团”广告墙拆除，及仍将荣事集团的厂名、厂址印制在名片上，涉及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者，但由于“雅多家居”及荣事集团并非大品牌及知名企业，故该行为并不会影响到钟淋月对所购商品作出的选择，不构成对钟淋月的欺诈。因此，上诉人钟淋月要求雅多商行及范贤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18元，由钟淋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