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782民初2195号 原告：董翠珍，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原告：孙宏利，男，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原告：孙春梅，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原告：孙春香，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寒，内蒙古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桂荣，女，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辉，牙克石市红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牙克石市牧原镇四十一农村经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负责人：荆传盛，主任。 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与被告尹桂荣、第三人牙克石市牧原镇四十一农村经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十一村经管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及其和原告孙春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寒，被告尹桂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辉，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的法定代表人郑江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及其和原告孙春梅、孙春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寒，被告尹桂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辉，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负责人荆传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由孙锡标承包的第三人所有的106亩土地由原告承包耕种；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承包土地耕种权的行为；3.赔偿原告播种损失38294.5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赔偿原告播种损失63600元、预期可得收益损失87450元，合计151050元；增加诉讼请求：由被告承担鉴定费3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董翠珍与孙锡标系夫妻关系，其他原告系董翠珍夫妻婚生子女，也是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村民。在1993年开始原告家庭开荒耕种四十一村土地，后来又经过土地置换以村民身份家庭承包方式承包耕种四十一村106亩土地。2013年3月孙锡标去世，但土地性质和承包人未变。孙锡标去世后，土地暂由被告耕种了几年，2018年原告孙春梅耕种1年，之后双方因土地承包权和耕种权发生纠纷，被告阻止原告继续耕种土地。2019年5月，被告将原告已经播种的106亩小麦予以毁坏后种植土豆，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尹桂荣辩称，原告所述土地不是其家庭成员共同承包经营，孙锡标原来经营的土地已经在2004年前转让给他人。孙锡标与董翠珍于2004年离婚，2005年被告经人介绍与孙锡标共同生活并出资从第三人处受让涉案106亩土地，与原告无关。涉案土地是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集体所有的机动地，随时可以向外发包，不分承包人身份均可以交费承包，并非原告所述家庭开荒情况，原告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述称，孙锡标是106亩土地的承包人，土地承包费2017年是被告交的，2018年是孙春梅交的，2019年是被告交的。四十一村经管会原主任郑江表示不清楚孙锡标何时开始在四十一村承包土地，2017年以前的事情不知道；现负责人荆传盛认为不是四十一村集体组织成员也可承包土地，孙锡标去世后，其继承人都有权利继续承包，由其家庭成员协商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孙锡标与第三人于2007年5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本案争议土地一直由孙锡标承包经营，属于孙锡标家庭承包。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合同记载的承包土地面积不同，且约定承包期限1年，至2007年12月30日到期，现早已履行完毕，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的使用权。第三人认为后来没有再签订过合同，都是交费就承包。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根据合同内容，只能确认孙锡标在2007年承包第三人80亩土地进行耕种。（2）孙蜀川（第三人前主任）于2019年5月5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第三人管理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孙锡标家承包耕种的土地属于家庭式承包，成员包含孙锡标、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等5人，均是四十一村村民。孙蜀川签字确认，安新宪等当时的村委会成员和村民等6人签字确认。（3）孙蜀川于2019年5月5日出具的土地承包权证明，主要内容为在其自2010年至2017年5月30日任主任期间，从未变更过孙锡标家的土地承包权，孙锡标生病后无法自理，承包费由尹桂荣代为交付，不代表土地承包权变更为尹桂荣。此件为复印件，2019年5月6日四十一村经管会前主任郑江在该证明底部写明“经前任村主任法人代表书面证实此情况，现村委会对此没有改变，情况属实，现村委会盖章”，郑江签字确认，加盖第三人公章。原告以此证明当时是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土地，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原告有权利主张土地承包权。被告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孙蜀川书写证明，由现主任郑江盖章，存在利益冲突，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不能确认是否证人本人书写和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对以前的事情不清楚。本院出示向第三人调取的证据2份，一是第三人于2018年8月19日出具，证明尹桂荣是孙锡标合法妻子，享受四十一村遗孀待遇，孙锡标生前承包四十一村土地106亩，始终是孙锡标和尹桂荣共同缴费，2013年孙锡标去世后尹桂荣缴费至今；一是第三人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在前述内容基础上，又证实孙锡标的长女孙春梅是四十一村未入社的接班子女，每年享受村里800元的补助，其他人与四十一村无任何关系。原告认为证据是先盖公章然后填写内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没有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没有证明效力，认可孙春梅每年领取补助，但今年变更为孙宏利领取。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被告耕种106亩土地的事实。第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内容属实，但19日的手写证明不是郑江本人书写。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或由他人出具由第三人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或者由第三人出具并加盖公章，本院调取的证据虽没有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但现四十一村经管会负责人出庭质证确认内容属实，但上述前两份证据和后两份证据内容不符，对证明孙锡标或其家庭承包土地方面的事实相互矛盾，且第三人现负责人荆传盛明确表示四十一村土地可以由不是村集体成员的第三人承包，孙锡标去世后其继承人均有承包权利，所以本院认为上述4份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成立，本院均不予采信。（4）孙锡标与董翠珍于2011年1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当时协商确定孙锡标承包的土地归董翠珍所有，孙锡标只是代为管理和使用，原告对涉案土地有承包经营权。被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孙锡标在2011年6月就已经生病无自理能力和表达能力，证据是虚假的，孙锡标签字是打印的，只有捺印，应该由其个人签字才能视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内容是孙锡标与其前妻董翠珍之间就有关财产问题达成的协议，与审理确认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不作认证。（5）孙春梅和尹桂荣于2018年5月4日签订的孙锡标遗产继承协议，证明双方达成协议：孙锡标去世后留下四十一村106亩土地及基础建设使用房屋一套，双方均有继承权，协商孙春梅向被告支付35000元，被告自愿放弃所有继承权，并与孙春梅办理所有遗产变更手续后孙春梅支付该款，所以土地应由原告耕种。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明知该土地承包权人为被告，且诉争土地并非是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其家庭方式承包的土地，而是被告与孙锡标同居后共同出资购买的土地。第三人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6）2019年4月21日变更土地承包权申诉书，证明争议发生后，原告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反映土地来源等情况。被告认为应由原告提出申请并在落款处书写原告姓名，但却是第三人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第三人认为收到原告该份申请书，公章是第三人加盖，等孙春梅回来后共同协商，郑江任主任期间没有再签订过合同，土地是尹桂荣承包，2018年是孙春梅交承包费，就让孙春梅耕种了。本院认为，该申诉书是孙春梅要求第三人解决其与被告之间因土地承包产生的纠纷，第三人认可收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7）原告孙春梅和第三人单位会计王玉梅于2018年12月21日微信记录1份，证明孙春梅询问四十一村会计王春梅其应交106亩土地承包费的数额，证实原告有权利承包。被告认为在原告与被告沟通后，被告同意2018年由原告承包，2019年原告要求继续承包，因原告2018年的承包费没有交还有欠款没有给付，所以被告拒绝原告在2019年继续承包，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有土地承包权。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王玉梅是其单位会计。（8）第三人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的收据，证明第三人收到董翠珍2018年土地承包费8480元。被告无异议，但认为其前提是根据前述遗产继承协议，原告才在2018年耕种土地交纳承包费，并不代表原告一直享有土地承包权，所以在2019年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情况下被告才收回土地自行耕种。第三人无异议，认可收款人处是其亲笔签名。本院认为，该证据加盖第三人单位公章，时任主任郑江签字确认，认可收到原告承包费，与上述第7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事实一致，对上述两份证据予以采信。（9）证人安新宪（原四十一村经管会委员）出庭陈述证言，证明第三人自从2007年开始与承包人签订零散土地承包合同，以后政府有文件不让如此签订合同才不再签订，孙锡标耕种的106亩土地没有向外转让过。被告认为证人证言部分不属实，仅能证实任职期间的相关内容，无法证实原告对争议土地具有使用权。第三人认为对2017年前的事情不清楚，不发表意见。（10）证人杨军（原四十一村经管会委员）出庭陈述证言，证明第三人从2007年开始与孙锡标签订承包合同，2007年之后不再签订。原告以此证明孙锡标当时以家庭方式承包土地，其子女都是村民。被告认为证人证言含糊不清，无法证实原告有土地承包权。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证实当时孙锡标承包土地情况，但不能确认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作认证。（11）光盘1张、照片2张，在2019年5月14日和5月16日制作，证明2019年原告在争议土地播种小麦，被告将其毁掉后自行种植土豆。被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无法体现是争议土地，土地应该由被告耕种。第三人表示对现场不清楚。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其将原告种植的小麦地毁掉后重新种植土豆的事实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信。（12）孙蜀川于2019年5月10日出具的2019年春播106亩土地损失明细表，证明因被告毁地行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38294.5元；如果被告不认可，原告申请评估鉴定。被告认为系个人书写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原告种植小麦，被告毁掉后种植土豆属实。本院认为，该损失明细系孙蜀川个人出具，不具有证明效力，被告亦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采信。（13）东兴街道办事处（2013）52号文件，证明街道办事处自2013年6月3日起禁止各村、经管会用二轮三期合同文本签订零散土地承包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土地承包协议，但原告承包权利一直延续至今。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一直是被告交纳承包费，只有在2018年是双方达成协议才由孙春梅承包1年。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文件系东兴街道办事处作出，加盖单位公章，予以采信。（14）佳木斯新诚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的佳新科（2019）农鉴字第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收据，证明经鉴定部门认定，原告种植的106亩小麦投入为63600元，可得收益为87450元，原告因此支出鉴定费3万元，应由被告赔偿。被告认为该鉴定结论与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不符，原告仅对播种106亩小麦的投入成本要求鉴定，并没有申请对小麦成长阶段田间管理投入的费用进行鉴定，也没有申请对可得收益进行鉴定，该鉴定结论与申请鉴定事项不符，不予认可，被告也不应承担鉴定费用。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播种106亩小麦产生的种子、化肥、人工等成本进行鉴定，并无其他申请鉴定事项，鉴定意见书中也明确写明委托事项为“对2019年原告种植的106亩小麦投入的种子、化肥、人工等损失进行价格评估”，其对小麦成长期间的所有费用进行鉴定以及对可得收益进行鉴定超出本院委托鉴定范围，但在其鉴定意见书中对前述委托鉴定事项有明确鉴定意见，且经本院向被告释明，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也不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依法对鉴定意见书中本院委托鉴定事项部分的结论予以采信，超出部分不予采信。鉴定费发票加盖鉴定机构发票专用章，合法有效，予以采信，但如何承担应根据本院采纳鉴定意见书情况酌情处理。2.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本院（2004）牙民初字第161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董翠珍与孙锡标于2004年7月13日经法院调解离婚，未体现有以家庭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有外债3万余元。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调解书没有体现的事实并非就不存在。第三人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调解书系本院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予以采信，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主张的事实成立。（2）自2010年至2019年孙锡标向第三人交纳承包费的收据10张，证明最初承包土地只有83.2亩，后来又受让吕长林土地30亩，是被告与孙锡标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买零散106亩土地，被告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对吕长林交纳土地承包费收据不认可，认为其他收据只能证明孙锡标承包土地的事实，有的收据虽是被告交纳，是因为之前其与孙锡标系夫妻关系所以土地延续由其耕种，但不能证明被告就享有承包权，土地基于村民身份以家庭方式承包，被告不是村民，没有承包权利。第三人认为收据属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是向第三人交纳的承包费收据，加盖第三人单位公章，第三人亦明确予以认可，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3）证人孙树英（被告朋友）出庭陈述证言，陈述证人是孙锡标和被告的婚姻介绍人，孙锡标与被告2004年10月结婚，孙锡标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听说是在2006年或2007年购买的土地。被告以此证明孙锡标当时无任何经济来源，被告出资购买争议106亩土地。原告不予认可，认为孙锡标是四十一村村民，一直有土地耕种，年底分红也有经济来源，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孙锡标与被告是2012年结婚，2004年尚不存在婚姻关系。经本院询问，被告自认与孙锡标系2012年结婚。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不作认证。（4）证人初成国（村民）出庭陈述证言，陈述孙锡标当初在后山翻地，在1996年左右是304亩，2003年至2004年间都转让给孙蜀川，后来在2005年至2006年又购买一块地，现在是106亩，不论是否本村村民只要缴纳承包费就能承包土地。被告以此证明争议土地系被告与孙锡标出资购买，原告诉称的1993年孙锡标开荒的土地已经转让他人。原告认为只是证人口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2017年证人尚未在村委会工作，不能了解当时情况。第三人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证人陈述当时孙锡标承包土地情况，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不作认证。（5）2003年12月5日孙锡标向第三人交纳承包费收据1张，证明董翠珍与孙锡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承包土地是25亩，现106亩土地是被告与孙锡标同居和结婚后购买其他村民的零散土地。原告不予认可，认为不能否认孙锡标承包土地是106亩的事实。第三人对证据认可，认为孙锡标大概在2006年或2007年将原有承包土地转让他人，现在承包的土地是村委会从他人处收回后发包给孙锡标，一直耕种到现在，村委会重新测量土地亩数，但不一定准确。原被告双方对第三人陈述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收据是第三人收取孙锡标2003年的承包费，第三人无异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全面证明孙锡标承包土地面积的历史过程。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孙锡标与原告董翠珍原系夫妻，婚生原告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三名子女。孙锡标与董翠珍于2004年7月13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与被告尹桂荣于2012年结婚。孙锡标系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村民，承包四十一村集体所有土地种植农作物，在2006年或2007年将原承包土地转让他人，之后又承包四十一村经管会106亩现争议土地。孙锡标于2013年去世，该106亩土地一直由被告耕种并向第三人交纳承包费。2018年5月4日，原告孙春梅与被告签订孙锡标遗产继承协议，约定双方享有孙锡标去世后遗留遗产位于四十一村的106亩土地及基础建设使用房屋一套的继承权，协商被告放弃所有继承权，在办理孙锡标所有遗产变更手续后由原告孙春梅向被告支付35000元。2018年孙春梅耕种争议的106亩土地并于2018年12月向第三人交纳承包费。2019年原告在该106亩土地上播种小麦后，因原被告双方对土地承包事宜产生纠纷，被告将原告种植的小麦全部损毁后播种土豆。原告申请对种植106亩小麦的种子、化肥、人工等投入的成本进行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鉴定机构，由本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书，被鉴定106亩土地种植小麦的全部投入为63600元，可得收益为87450元，其中种子费用鉴定为50元-60元/亩，整地费用150元/亩，化肥费用150元-200元/亩，原告支出鉴定费3万元。被告对该鉴定结论持有异议，认为鉴定机构超委托范围鉴定，但不申请重新鉴定，也不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被告对争议土地面积持有异议，要求进行测量，之后撤回该项申请。第三人明确表示在孙锡标去世后，其继承人都有权利继续承包，由其家庭成员协商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项，一是原被告是否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争议土地由其耕种是否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二是原告的经济损失如果确定。关于第一项，本院认为，争议土地系第三人四十一村经管会集体所有，第三人依法享有发包权，第三人现负责人荆传盛当庭陈述，四十一村土地可以由不是其集体组织成员承包，认为孙锡标去世后，原被告均有权承包。根据其作为集体土地管理者和发包方的意见，原被告均有权利承包，在此情形下，应由第三人作为发包方行使权利决定向何人发包，法院无权直接指定由原被告之中何人承包，原告现要求法院确认争议的106亩土地由其承包耕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原告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本院另行制作裁定书。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因原告未提供确切证据证实第三人在2019年或者之后将争议土地发包给原告，不能确认原告实际已在第三人处承包争议土地种植农作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项，本院认为，不论原被告双方谁享有争议土地承包权，在原告已经耕种情况下，被告如果认为原告侵犯其合法权益，应依法主张权利，但其实施损坏原告农作物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被告应赔偿因其损毁原告农作物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将201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给原告，其主张可得收益损失在客观上没有存在基础，同时因原告播种小麦后即被损毁，不存在小麦生长期间的经营管理投入和损失，所以其要求被告赔偿可得收益和农作物整个生长期间的投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播种农作物小麦的实际投入是其实际损失，应由被告予以赔偿，包括种子费用、化肥费用和人工费，该部分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鉴定意见书虽超范围鉴定，但其鉴定事项包含本案委托鉴定事项，且该部分鉴定结论数额明确，能够作为确定原告经济损失的依据，被告亦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故对与本案有关的鉴定结论可以采纳。被告虽对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经本院释明，被告不申请重新鉴定也不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其抗辩意见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根据鉴定意见，种子费用为50元-60元/亩，整地费用150元/亩，化肥费用150元-200元/亩，本院酌情采纳其平均数额，确定原告播种106亩小麦投入成本为种子费用5830元、化肥费用18550元、人工费15900元，合计40280元，属于原告合理损失，应由被告赔偿给原告，原告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3万元，根据本院采纳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书内容情况，酌情考虑以收取鉴定费1万元为合理数额，由被告赔偿给原告，原告超出部分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立案时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不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和审理情况，应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尹桂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经济损失40280元、鉴定费1万元，合计50280元； 二、驳回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21元，由原告董翠珍、孙宏利、孙春梅、孙春香负担2832元，由被告尹桂荣负担10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树亭 人民陪审员  李玉玲 人民陪审员  李 娜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冯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