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4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庄河村竹山岗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4MA28J7473P。 法定代表人：胡晓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男，198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辉，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青，女，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青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4日，书面解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辉的代理权限。现，本案已经审理终结。 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案件程序违法，违反不告不理规则。本案返还侵占款项诉请中，上诉人仅就被上诉人未提供票据的2021201.41元金额提起返还请求，对于被上诉人已经向财务提供票据的221608.73元部分并未主张，开庭时已经明确。同时，原审法院擅自将法定代表人胡晓光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0000元金额纳入请求范围(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8行)，既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请，同时也使得案外人胡晓光丧失了单独向被上诉人叶青主张权利的诉权(基于一事不再理)，属程序违法，应当发回(实际上胡晓光与叶青本就存在借款纠纷)。二、原判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对如下事实认定错误：（1）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很多票据没有原件，我方也从未看到过。在本案中，我方已多次强调主张的只是2019年4月会计交接时没有认定的金额或者无法认定的金额，而对当时会计已经确定的金额在本案中是没有主张的。事后，如果在核账时发现被上诉人存在票据造假等不实行为的，我方还保留着相应的诉权。此种情况下，若将该未主张部分的金额直接算进去，则会导致我方诉权的消失。这是属案件事实认定错误。（2）被上诉人叶青在民宿经营场所收取现金的金额为2000余元，第二次庭审中其已经自认，一审认定为475元是事实查明错误。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经营场所收取现金时已经无管理权，故其由于丧失合法收款权而使收款性质为侵权而非侵占，一审将该部分金额计算至返还财产中是事实认定错误，侵权罚则系赔偿而非返还，故一审本质遗漏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同时，胡晓光是否对叶青提出异议并无在案证据证明，同时胡小光是否异议与本案侵犯公司财产权纠纷也无关联。事实上，公司股东会在本次纠纷发生同时已经就胡晓光单独支取部分向胡晓光要求返还，胡晓光已经答应返还并已部分履行。三、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对如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错误：(1)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当中，我方已经举证证明了被上诉人支取备用金的银行流水记录，被上诉人对于已收到的备用金的数额也是当庭承认的。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对于其提出的抗辩，应负有举证证明该备用金使用的去向、金额的责任。(2)在法律位优情况下适用“常理”进行判断。本案中，被上诉人以公司管理人员的身份领取备用金后，其支取、使用备用金的行为应符合公司法、会计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此时，对被上诉人行为的判断也应适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先，并不存在自由裁量的问题。故原判在法律位优的情况下，适用常理判断违反正常的审判规则。(3)忽略在故意侵权情况下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规则。在一审中，我方已就被上诉人扰乱行为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诉讼请求，该部分损失系被上诉人直接的故意所导致，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一审法院遗漏了该部分诉请。至于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原判完全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被上诉人在现场直接收取的款项包含在内酌情支持上诉人的诉请。因此，原判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叶青辩称：首先，被答辩人在上诉中所提出的账目问题。当时，一审法院曾多次要求被答辩人公司的财务进行账目核对，但被答辩人的财务一直没有进行准确的核对。从而导致了一审承办人在毫无财务知识、经验的情况下，把案涉的所有账目都全部核实了一遍。如果有争议，被答辩人应当在核对过程中提出来，而不是在事后又在上诉中提出异议。对于案涉争议的账目问题，原判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并不存在判断失误问题。其次，被答辩人称答辩人去营业场所收取营业金额以及锁门暂停营业是侵权，与事实不符。当时，答辩人发现被答辩人的代理人等人有偷窃营业金额的行为，且数额巨大。因此，答辩人在告示中写的非常清楚是进行内部调整，并要求财务清算，但被答辩人没听。最后，案涉争议的款项，当时的财务潘某已经对所有的账目进行签字确认，所以答辩人的账目是清晰的。 原审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归还原告备用金2021201.41元；二、被告自2019年8月4日起承担上述未还金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至实际支付日止；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3414.66元；四、被告停止侵害经营秩序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破坏经营设施，停止威胁我司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我司经营场所。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叶青系原告公司原始股东之一，并于2016年10月8日担任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民宿项目工程的建设及前期的公司经营。后因与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向被告发出《解聘函》一份，解除被告的总经理职务，且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晓光对解聘事宜在原始股东微信群中予以公示。在此期间，原告民宿建设工程及前期经营所需款项，由被告叶青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提出用款请求，胡晓光同意后再从公司账户支取给被告，从公司账户支取的款项共计2273484.43元。被告在付出款项后，再将相应的付款凭证等（多为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发票）交给当时的会计潘某，由潘某根据付款凭证制作开销或报销表格，并签字确认，现上述凭证已由潘某交付给原告。潘某曾提出入账需要正式发票，但公司财务制度不规范，对潘某的提议并未采纳，被告也曾提出要规范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但原告也未采纳。2019年8月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催款函》一份，载明“……你在担任总经理期间，于2016年11月3日至2019年3月5日，利用职务便利，从公司账户中先后支取现金87笔，共计2242810.14元，且未提供符合税务部门要求的票据和合理的支取理由。……请你立刻归还上述款项至我司”，在邮寄《催款函》时原告也将上述催款事宜告知被告。除上述款项外，被告自认直接收取现金475元，自认胡晓光向其转账30000元，其向胡晓光转账7000元。对于支取的款项，被告对其中的2273484.43元可以提供初步付款凭证（2017年11月工地开销118115元＋2017年12月工地开销147784.56元＋2018年1月工地开销144799元＋2018年2月工地开销62645.57元＋植物花卉9550元＋2018年3月工地开销171636元＋钉板费用30231元＋2018年4月工地开销174328元＋2018年5月工地开销87185元＋2018年5月水电工资13980元＋水电电缆材料、电缆穿线管15720元＋2018年6月工地开销69375元＋2018年6月水电工资11730元＋2018年7月工地开销99387元＋水泥5400元＋2018年7月水电工资6390元＋钢结构10000元＋窗户安装54890元＋2018年8月工地开销102435元＋押金等23000元＋防水13900元＋2018年9月工地开销14985元＋2018年10月工地开销18515元＋装修公司木工费用11710元＋锅炉尾款30000元＋水电材料4316元＋2018年11月工地开销40955元＋大理石护理7200元＋老石板14800元＋外墙和美缝20000元＋莫干山板材10000元＋厨房设备12982元＋2018年12月工地开销75345元＋硅藻泥10000元＋冬青树及草坪8000元＋2019年1月工地工资27160元＋2019年1月零碎支出44563.32元＋绿化金桔10000元＋开荒保洁5000元＋老杨钢挂43312元＋2019年2月零碎支出7486.17元＋2019年2月布草洗涤费993元＋2018年12月报销56992.4元＋2018年11月报销20467.73元＋2018年10月报销31596.73元＋2018年9月报销4611.86元＋2018年8月报销13050元＋2018年7月报销4142元＋2018年6月报销29394元＋2018年5月报销39898元＋2018年4月报销4621元＋2018年3月报销7078元＋2018年2月报销1641元＋2018年1月报销16607元＋2017年12月报销2150元＋2017年11月报销1025元＋2017年10月报销1360元＋2017年9月报销4400元＋2017年8月报销1635元＋2017年7月报销3008元＋2017年6月报销13781元＋2017年5月报销29299元＋2017年4月报销1919元＋2017年2-3月报销9950元＋2017年1月报销3668元＋2016年10-12月5871元＋上海木材运费6000元＋叶青转胡晓光7000元＋19年垫付工资2350元＋鲍子水3000元＋丁金福等3500元＋丁水松5000元＋鲍樟火5000元＋鲍子火2000元＋丁土旺3000元＋包金火2600元＋鲍景德2200元＋陈利梅500元＋鲍樟松500元＋丁有录2500元＋鲍景富5000元＋鲍樟松30000元＋竹帘19037元＋石英台面5875元＋布草16496元＋叶海海工资7830元＋电费1321.09元＋电动卷帘及遥控器38450元＋油烟机6356元＝2273484.43元，含由会计潘某签字确认部分）。 另查明，在纠纷产生之后，被告曾采取过两次锁门及一次张贴大字报阻碍了原告的正常经营，但持续时间均较短，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又于2019年11月16日在原告处采取了擅自挪移监控设备、私收顾客钱款等方式阻碍原告正常经营。故原告曾提起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被告实施侵害公司经营秩序的行为，该院也向被告发出了行为保全裁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并非立案案由劳动争议纠纷，而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该院予以调整。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求，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对被告支取的款项金额为2242810.14元均无异议，予以确认。除此之外，被告自认从原告经营场所收取现金475元，并自认收取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晓光30000元，故被告实际支取的款项为2273285.14元（2242810.14元＋475元＋30000元），其需对上述款项是否已经用于原告民宿项目建设及经营性支出进行举证。本案中，被告对其主张的2273484.43元提供了初步付款凭证，虽其中大多为收款收据、转账记录等非正式发票，但原告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规范，且被告叶青、会计潘某都曾提出过要规范公司财务制度，而原告并未采纳，故即使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不符合《会计法》的相关规定，该责任也不应归咎于被告个人，原告如质疑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应由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叶青主张的由其支付的工地开销及个人支出报销部分仅提供了由会计潘某签字确认的支出明细表，但根据潘某陈述，其签字确认的上述两种明细表均是有相关付款凭证之后才签字，且相应的付款凭证已交给原告，如果原告否认叶青并未支付其主张部分，可以提供该部分款项由原告公司支付的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可以认定被告叶青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其次，从被告支取款项的过程看，支取次数有87次，支取时间跨度近三年，其每次支取款项金额不大，支取前被告需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晓光提出用款请求，胡晓光同意之后被告叶青才能支取，故在被告支取款项时，胡晓光至少会对用款请求的大致正当性进行判断，在被告支取期间，胡晓光也并未提出异议，现原告却主张被告叶青支取的大部分款项被其个人侵占，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对于被告侵占公司资金的举证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阻碍原告经营赔偿其经济损失233414.66元的请求，因被告侵权行为时间仅为几个小时，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的锁门及张贴大字报行为导致其经营收入下降，故对于原告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停止侵害行为的请求，因被告在诉前及诉讼中均有妨碍原告公司经营的行为，故对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被告叶青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秩序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破坏经营设施、停止威胁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经营场所（位于松阳县四都乡庄河村的“九舍”民宿）；二、驳回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63元，由原告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保全费1020元，由被告叶青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一、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失信信息各一份，待证：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由此说明，被上诉人负有巨额债务。同时，被上诉人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在此情形下，不应适用常理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二、公司账册（部分）一份，待证：从该账册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2016年至2019年，被上诉人向公司提取的未提供会计凭证的款项金额也即其他应收款共计为2191201.41元。同时，该账册还可以证明一审中潘某出具的说明内容与其所做的已被封存的账册的内容完全不符；而且潘某在上诉人公司只是代理记账，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完全知晓，故其在一审中出具的证明效力存疑，不应采信。另外，该账册还能佐证上诉人在起诉时扣减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有票据、潘某认为符合会计标准的备用金金额，但原判仍将该部分已入账的金额列入本案，本身就是事实认定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叶青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无关，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证据二，当时公司对所有没有发票入账的款项，都是按照借款方式先行记账的，需要事后公司支付税点去开具发票。当时，潘某就是听取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先记借款做账，等到建设期结束后他再去购买发票的说法，才这样子做账的。对于已支付出去的备用金，我所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是潘某当月签字确认的，并不存在事后签字的情形。本院认为，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体现的是被上诉人叶青与案外人之间纠纷的涉诉、执行情况，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证据二，其所载的应收款数额与上诉人自身所主张的应返还数额存在明显的差异，且该账册系属上诉人公司的内部资料，并不能当然依据其所载内容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除原判认定“除上述款项外，被告自认直接收取现金475元，自认胡晓光向其转账30000元，其向胡晓光转账7000元。”不当外，其他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叶青在经营场所现金收取的款项及自认收到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晓光转账支付的30000元款项问题。经查，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一审中，就前述被上诉人叶青在上诉人公司经营场所现金收取的款项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晓光转账支付的30000元款项，并未提出明确的诉请；在二审中，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虽主张被上诉人叶青在经营场所现金收取的款项包含在其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请当中，但该主张明显与其在一审时所主张的损害赔偿诉请内容仅涉及因被上诉人叶青妨碍公司正常经营而导致公司客流订单减少损失之事实相悖。故，原判在本案中对前述两项内容做出评判、处理，有违“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应予指正。 关于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张的被上诉人叶青应当返还侵占公司的2021201.41元备用金问题。经查，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叶青向公司支取的款项数额为2242810.14元，并无争议；现双方的争议在于被上诉人叶青是否未提供任何凭证而侵占了该款项中的2021201.41元。就该争议问题，被上诉人叶青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供了时任公司会计潘某签字确认的支出明细表、转账记录及案外人出具的收据等金额为2273484.43元的付款凭证，对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所提的侵占主张进行了反驳。虽然被上诉人叶青所提供的前述付款凭证多数为非正式发票，但该付款凭证所涉款项用途均指向公司民宿项目建设及经营，结合本案中上诉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规范、被上诉人叶青参与了案涉民宿项目的管理建设、时任公司会计的潘某在原审法院调查取证时明确陈述支出明细均有相关付款凭证且该凭证已交给公司、被上诉人叶青每次支取公司款项均数额均较小且需进行相应审批等因素，可认定原判确认被上诉人叶青已完成案涉争议款项已实际用于公司的建设及经营活动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就其主张的被上诉人叶青侵占公司资金的举证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有其依据，本院予以认同。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虽向本院提出了要求通知证人潘某出庭作证、对被上诉人叶青名下相关银行账号存取款明细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但经查，原审法院业已就案件关键事实向案外人潘某进行了调查取证并进行了证据开示；而被上诉人叶青银行账号交易明细与本案处理的关联性，在现有证据下无法确定，故对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前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张的因被上诉人叶青妨碍其经营而造成的经营收入下降损失问题。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叶青虽然确实存在锁门、贴大字报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但经查，被上诉人叶青的前述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均较短，且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经营收入的减少与被上诉人叶青妨碍经营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故在此情形下，原判未支持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张原判忽略了在故意侵权情况下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规则，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原判虽在部分案件事实的评判、处理上超出了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请范围，但该瑕疵之处并未对本案实体处理造成实质影响，故原判实体处理结果，仍可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763元，由上诉人松阳县九舍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张 玲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