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41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武义县。法定代表人：高明静，系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璠，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负责人：于德彬，系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吴春伟，系该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2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鞠安成（并任主审）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春杰、贺新发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全面履行了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的起因系高女士因欲收购沈阳凯佩斯的法人股东，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凯特雅）所持有的沈阳凯佩斯24.5%股权事宜，找张成铭律师咨询，“因案件涉外，张成铭律师又找到同所的懂英文的王晓轩律师一起进行交流。张成铭律师提出，收购安徽凯特雅持有的股权环节很多，提出要与沈阳凯佩斯公司签一份法律顾问合同。故，沈阳凯佩斯于2017年3月6日同被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签订了《聘用法律顾问合同》，故该份合同系收购案外公司法人股，而并非法律顾问费。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违背合同公平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等。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的主要目的系上诉人为完成收购沈阳凯佩斯公司、安徽凯特雅公司的法人股而寻求的法律服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服务顾问合同。按照当前的行业顾问费用标准，一般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不可能收取高达20万元的服务费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上诉人全面履行了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顾问费标准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前述已经说明被上诉人并未完全履行义务，存在违约行为，在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形下，上诉人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相应的律师服务费用。因此，上诉人也就不存在支付律师费用并支付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判定上诉人需承担支付律师费用并支付利息，这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证据不足。本案中，即使上诉人需支付律师费和利息，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也应为2017年10月11日，起算日也应当是从2017年10月11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顾问费20万及利息15,304.11元（以20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6月2日起暂计至2019年1月10日，实际计算至全部给付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高某系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高明静系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德科隆新材料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和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职务均为董事长。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德科隆新材料科技（沈阳）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凯佩斯生态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系德科隆新材料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和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投资人。乔治.凯佩斯在德科隆新材料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和被告处担任董事。2017年3月6日，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与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一份，其中，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作为“受聘方（乙方）”，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聘请方（甲方）”。合同约定：“甲方因业务需要，拟聘请乙方的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乙方接受聘请，并指派王晓轩、张成铭律师及其团队律师为甲方之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第一条关于乙方法律顾问的具体职务约定：“1.为甲方提供法律自选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拟定法律解决方案；2.协助甲方草拟、审查、修改各类合同、协议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件；3.应甲方要求，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为甲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帮助甲方培养法律事务人才，提高甲方员工的法律意识；4.帮助甲方完善和规范包括合同管理、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等在内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根据甲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向甲方领导提出律师建议或意见书；5.应甲方要求，参加甲方的重要会议，并提供法律意见；6.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参加国内外经济、贸易、技术合作项目（指第3.10项所列范围以外的非重大项目）的谈判、签约工作，并参与监督合同的履行（可选）；7.接受甲方委托，开展资信调查和其它法律事实的调查、取证工作（可选）；8.为甲方寻找、介绍合作伙伴或投资人，寻找、介绍项目或提供相关信息；9.代理甲方参加诉讼、仲裁和调解（可选）；10.为甲方涉及的房地产、长期投资、融资、企业改组、重组、购并、破产、股票发行、上市等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支持，出具法律意见书，起草相关法律文件，并根据甲方的委托代办相关手续等（可选）；11.为甲方提供其它法律服务，包括对个人（仅限甲方副总经理职务以上人员）的法律帮助与服务。”第二条关于甲方的义务约定：“1.为乙方派驻甲方之常年法律顾问的工作环境提供一定的方便条件，并指派专人与乙方律师经常联系；2.甲方应给予乙方指派的律师提供参加甲方召开的有关会议的机会，以便法律顾问更好的提供优质服务；3.向法律顾问如实提供事实根据、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4.甲方支付律师费采取固定顾问费、个案另行收费及工作小时计费相结合的方式。本合同第一条中除可选项目以外的法律服务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采取固定顾问费，本合同期限内按20万元人民币/年的标准计收，支付方式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可选法律服务项目，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另行收费，原则上参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收费标准（见附件）70%收取律师费。法律顾问为甲方办理具体法律事务期间的交通、差旅、食宿等一切正当费用，经甲方确认后由甲方承担并及时向乙方支付。安徽凯佩斯公司、安徽凯特雅公司、浙江凯佩斯就固定顾问费、交通、差旅、食宿费的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合同届满之日起两年。”第三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1.甲乙双方应严格信守本合同，不得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2.甲方如果不及时、真实地向法律顾问提供有关法律事务的材料，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负；3.甲方不按时支付聘金，乙方有权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直至解除合同，因甲方违约产生的其他后果亦由甲方承担。”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期满一个月内，除甲方以书面方式标志终止本合同外，本合同将自动延续一年，往后每年以此类推。”第六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自2017年3月6日起至2018年3月5日止）。”2017年5月23日，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又与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一份，其中，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聘请方（甲方）”，高某作为被告的指定联系人，但其在被告公司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作为“受聘方（乙方）”。合同约定：甲方及其关联公司（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德科隆新材料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安徽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拟聘请乙方指派的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乙方接受聘请，并指派王晓轩、张成铭律师及其团队律师为甲方之常年法律顾问，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以下条款，以资信守。合同第一条关于乙方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约定：“1.为甲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拟定法律解决方案；2.协助甲方草拟、审查、修改各类合同，协议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件；3.应甲方要求，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为甲方员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帮助甲方培养法律事务人才，提高甲方员工的法律意识；4.帮助甲方完善和规范包括合同管理、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等在内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根据甲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向甲方领导提出律师建议和意见书；5.应甲方要求，参加甲方的重要会议，并提供法律意见；6.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参加国内外经济、贸易、技术合作项目（指第3.10项所列范围以外的非重大项目）的谈判、签约工作，并参与监督合同的履行（可选）；7.接受甲方委托，开展资信调查和其它法律事实的调查、取证工作（可选）；8.为甲方寻找、介绍合作伙伴或投资人，寻找、介绍项目或提供相关信息；9.代理甲方参加诉讼、仲裁和调解（可选）；10.为甲方涉及的房地产、长期投资、融资、企业改组、重组、购并、破产、股票发行、上市等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支持，出具法律意见书，起草相关法律文件，并根据甲方的委托代办相关手续等（可选）；11.为甲方提供其它法律服务，包括对个人（仅限甲方副总经理职务以上人员）的法律帮助与服务。”第二条关于甲方的义务约定：“1.为乙方派驻甲方之常年法律顾问的工作环境提供一定的方便条件，并指派专人与乙方律师经常联系；2.甲方应给予乙方指派的律师提供参加甲方召开的有关会议的机会，以便法律顾问更好的提供优质服务；3.向法律顾问如实提供事实根据、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4.甲方支付律师费采取固定顾问费、个案另行收费及工作小时计费相结合的方式。本合同第一条中除可选项目以外的法律服务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采取固定顾问费，本合同期限内按20万元人民币/年的标准计收，支付方式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可选法律服务项目，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另行收费，原则上参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收费标准（见附件）70%收取律师费。法律顾问为甲方办理具体法律事务期间的交通、差旅、食宿等一切正当费用，经甲方确认后由甲方承担并及时向乙方支付。甲方对关联公司就固定顾问费、交通、差旅、食宿费的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合同届满之日起两年。”第三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1.甲乙双方应严格信守本合同，不得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2.甲方如果不及时、真实地向法律顾问提供有关法律事务的材料，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负；3.甲方不按时支付聘金，乙方有权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直至解除合同，因甲方违约产生的其他后果亦由甲方承担。”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期满一个月内，除甲方以书面方式标志终止本合同外，本合同将自动延续一年，往后每年以此类推。”第六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自2017年5月23日起至2018年5月22日止）。”该份合同分为中英文两部分，在落款处，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处的签订日期为空白，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处的日期为2017年5月23日。2017年10月11日，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张成铭律师将一份《高某法律顾问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公司工作人员高某，随后高某向张成铭发送截图，内容显示其已经将上述顾问合同发送给浙江凯佩斯项目负责李法多，并告知李法多将上述中英文的合同打印出来盖章。庭审中，原告自认2017年5月23日应不是合同签订的准确日期。另，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高某作为证人出庭，高某陈述其接受被告的指派后，于2017年7月份与原告签订中文版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又于2017年10月11日应德方股东的要求签订了中英文版的聘用合同；同时，高某主张被告聘请原告作为法律顾问是为了审核公司参与并购、负债时签订的合同，并非是为了书写律师函等文件，而被告在庭审中亦主张其与原告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中载明的原告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为收购沈阳凯佩斯公司、安徽凯特雅公司的法人股。2017年10月20日，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向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00,000元和100,000元，共计200,000元。2018年1月12日20时57分，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胜向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的吴春伟律师发送邮件，内容载明：“吴律师，你好！很高兴与你联系。合同是一家准备给公司做厂区地坪的供应商提供，我附了两个附件，其中1个（文件标识20180106）为我们这边提出的修改意见，另外一个是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修改的附件（大部分已修改，文件标识20180108）。请帮忙查看合同条款，是否能够有效保护我们公司的权益，如有修改意见，请不吝提出。我们计划下周三前与供应商签署该合同，恳请支持。”2018年1月16月16时35分，吴春伟回复称：“张总，你好，迟复见谅！贵公司拟签署的施工合同已收悉，经审核，我们对合同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并提出有关建议，供参考，详见本邮件附件。”2018年2月7日21时01分，张胜又向吴春伟发送邮件，内容载明：“吴律师，你好！附件是上海外服代缴社保公积金（我们公司注册地在浙江，在上海交金）的合同及附件，请帮忙审核”；2018年2月9日10时38分，吴春伟回复称：“张总：你好！经审核，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2018年3月15日21时40分，张胜又向吴春伟发送邮件，内容载明：“吴律师，你好！请帮忙审核附件中的合同，咨询公司提交的此这份合同应该是标准文本。其中红字是我个人所加，表述不一定很专业，请也帮忙修正”，同日21时48分，张胜又向吴春伟发送邮件，内容载明：“吴律师，你好！请查看咨询公司给出的合同文件，请审核。其中红字为我所加，非专业表述，请也帮忙修正”；2018年3月16日16时10分，吴春伟回复称：“张总，您好！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已审核，供贵公司参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明确表示其对于该组邮件予以认可。另查，高某曾将文件名为《品领委托服务合同书》的文件发送给吴春伟。2018年2月22日，吴春伟将修改后的合同书发送给高某，并告知：高总，合同基本没有太大问题，个别问题已作标注，供参考。其中，合同第十一条修改意见为“一个工作日时间较短，建议适当延长，避免被动”；第十三条修改意见为“客户如果指甲方，应直接改为甲方”；第十五条修改意见为“建议更改为向甲方所在地的法院诉讼解决”；第十六条第一款的修改意见为“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过高，建议向下调整。而且未约定乙方的违约责任，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2018年8月8日，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要求本案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393,100元、延迟付款滞纳金117,930元为由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沪0105民初159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280,300元、违约金1,584,090元。该份民事判决书中查明本案被告与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书》中存在“候选人成功入职”的表述，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又于2018年2月补签《委托服务合同书》，合同内容基本与2017年10月19日的《委托服务合同书》相同，针对“付款期限及方式”与“服务保证”两个条款有修改，并将滞纳金由日千分之五修改为千分之三。同时，该院认定对于被告认为《委托服务合同书》所称的“成功入职”，是指受聘人员在被告处入职且试用期已届满的主张，没有相应法律依据，且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关于“成功入职”的解释，该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又提供被告工作人员高某与吴春伟之间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1日止的邮件截图，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由于内容较多，原告庭前并未提交，需要庭后与被告核实。庭后，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载明：邮件截图是高某与吴春伟律师就沈阳凯佩斯和安徽凯佩斯涉案事宜进行沟通的邮件，并非是原告向被告提供法律服务，与被告无关。其中7张截图是因沈阳凯佩斯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高某与吴春伟律师进行沟通，该案另行签订委托张成铭律师代理的委托合同，张律师出庭参与诉讼，该案已经经过一、二审审理终结，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另外2张截图是安徽凯佩斯与安徽固镇县人民政府之间关于投资方面出现了误会，高某起草了给固镇县领导的函件，请吴春伟帮助修改，后因协商未果，固镇县政府起诉安徽凯佩斯公司。同时，原告又提供多张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2018年12月29日止高某与张成铭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被告主张其中两张形成时间为2018年5月6日至2018年5月8日的微信截图系高某因被告与武义县人民政府之间合作起草了协议，找到张成铭进行审核，被告对此予以认可，但剩余聊天记录均系高某因个人与物业公司、沈阳凯佩斯与黄奎武之间的纠纷案件与张成铭进行沟通，与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关。在该组微信聊天截图中，高某曾于2018年4月23日向张成铭发送微信，内容载明：“张律师：不管怎样我都很抱歉！对我个人及公司帮助我非常非常感谢！我想我不会停止在这个时候了，但是我会很快处理好您们费用问题”；2018年5月5日下午5时19分，高某又告知张成铭“到时我发给你，而且资金说周一到账。我们可以支付给你们年咨询费”；2018年12月29日，张成铭询问：“高总，今年律师费是不付了呗？浙江凯佩斯的20万呢”，高某回复称：“张律师：首先非常感谢您这一年来帮助……个人上次我已经明确表示，我资金该支付费用，确实是非常非常难……”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其特征有：委托合同是典型的劳务合同、双务合同、不要式合同，委托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本案所涉及的委托合同为有偿合同。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该协议的内容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原、被告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给付责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与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协议约定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其次，关于原、被告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往来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被告在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可以看出，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9日、2018年3月16日，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张成铭团队的吴春伟律师对于被告工作人员张胜发送的合同进行修改审核，2018年5月6日，原告律师张成铭对于高某因被告与武义县人民政府之间合作所草拟的协议进行了审查，且被告对于原告完成上述代理事项均予以认可。另,高某作为被告的指定联系人，根据其同原告律师张成铭洽谈过程及承诺给付费用的谈话，可以认定高某对向张成铭律师支付律师费是没有异议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律师代理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被告抗辩原告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未尽代理义务，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庭审中，高某主张被告聘请原告作为法律顾问是为了审核公司参与并购、负债时签订的合同，并非是为了书写律师函等文件，而被告在庭审中亦主张其与原告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中载明的原告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为收购沈阳凯佩斯公司、安徽凯特雅公司的法人股，但参与并购在案涉《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为可选事项，合同第二条第四项中明确约定，第一条中除可选项目以外的法律服务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采取固定顾问费。因此，原告是否完成被告及其关联企业的并购有关事项并不影响原告依约获取20万元固定顾问费的权利。同时，被告未就其抗辩主张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张因原告并未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被告在其与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败诉的抗辩意见。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沪0105民初15991号民事判决，可以看出本案被告抗辩的理由为其主张《委托服务合同书》所称的“成功入职”是指受聘人员在被告处入职且试用期已满，但在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中，被告与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书》中已经存在“成功入职”的表述，而被告向原告的律师吴春伟发送该份委托服务合同书的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且吴春伟已经建议调整违约金的比例，从而使得双方于2018年2月补签的《委托服务合同书》中约定滞纳金调整至“日千分之三”。现法院判令被告向上海品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和违约金，系基于被告未能按照该份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并非原告的原因，被告以此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顾问费，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根据原、被告之间签订合同的约定，原告履行职责的情况综合判断，以维护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为原则，本院认定原告依据《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约定完成代理义务，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应按协议约定的方式承担给付代理费的义务，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未履行给付固定顾问费，存在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代理费，对原告要求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给付代理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利息的问题。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案涉《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中明确约定固定顾问费在合同期限内按20万元人民币/年的标准计收，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但原、被告对于案涉《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的签订时间存在争议，原告主张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而被告主张签订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虽案涉《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中原告落款处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但原告自认2017年5月23日应不是合同签订的准确日期，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高某与张成铭，形成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可以看出2017年10月11日，张成铭将合同发送给高某，而高某告知李法多将这个中英文版的合同打印出来盖章，本院据此认定案涉《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的签订时间并非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23日。被告申请的证人高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双方曾于2017年7月份签订过中文版的合同，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于委托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中文版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7月份，而2017年5月23日应为原告的盖章时间，2017年10月21日仅为被告在中英文版合同的盖章时间。结合合同约定顾问费的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本院将2017年7月31日后的10天作为合理期限为宜。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应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债务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为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顾问费20万元；二、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顾问费20万元的逾期利息（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债务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9元，保全费1596元，由被告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20万元法律顾问合同费用过高，应予调整的问题。对于法律顾问合同服务费用如何确定，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这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行协商、自主决定的事项，至于5万元、10万元、20万，或是更高的服务费，纯属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在没有证据证明该约定属于可撤销或无效情形的前提下，法律对此约定不宜作出强制性干涉，应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原则。故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法律顾问合同费用真实有效，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其次，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没有尽到法律服务义务，不应收取法律顾问费用的问题。根据一审审理时，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的往来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已经多次向上诉人提供了法律服务，履行了法律服务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另，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20万元费用系上诉人并购案外公司的法律服务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还有，关于本案案涉合同签订日期认定的问题。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提供了高某与张成铭的微信聊天截图，日期为2017年10月11日，同时，2017年10月11日，张成铭又将合同发送给高某，另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案涉合同签订日期应为2017年7月底，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自2017年8月1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9元，由上诉人浙江凯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