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青0121民初1484号   原告：雷鸿，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甘肃省岷县麻子川乡麻子川村村民。   被告：杨成英，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上鲍堡村村民。   被告：惠耀文，公民身份号码×××，男，199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   原告雷鸿与被告杨成英、惠耀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鸿，被告杨成英，惠耀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7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杨成英不熟，与惠耀文是朋友关系。2019年，惠耀文与其好友杨成英，以扩建农家乐想买车，但是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原告借钱。原告出于对惠耀文的信任，从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贷款，于2019年11月14日通过现金的形式借给杨成英45000元，由惠耀文提供保证，双方签订了民间借款合同，合同是网上搜索打印出来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25日，杨成英应于2019年11月26日偿还借款，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利率为0.5%。后杨成英又以买车遭遇阻碍为由，继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从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继续贷款，又于2019年11月18日通过现金的形式借给杨成英25000元，也签订了民间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1月30日，杨成英应于2019年12月1日偿还借款，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利率为0.5%。2019年12月中旬，杨成英把车退掉，以家中有事跑路了。2019年12月23日，杨成英与惠耀文联系，提出又要购车，并说购车后把车价给家里报高些，就能偿还原告的所有欠款。原告想及时拿回借款，便在惠耀文的担保下，于2019年12月26日，通过现金形式向杨成英借款47000元，并签订了民间借款合同。2019年12月29日，杨成英和惠耀文说去提车，之后杨成英消失不见。后面两个被告都联系不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得到缓解，原告向杨成英和惠耀文继续讨要借款。惠耀文要求与原告协商，协商内容为惠耀文愿意偿还47000元，2020年3月27日还清。还款日期未到之前，原告不得起诉被告。超过还款日期后，惠耀文未履行协议内容，原告于2020年5月7日到甘肃省岷县人民法院起诉，当日，原告与惠耀文在该法院达成调解协议，由惠耀文偿还杨成英给原告借的第三笔借款47000元，并且约定惠耀文偿还该笔借款后有向杨成英追偿的权利。2020年3月9日，因原告当时没钱交诉讼费，该案按撤诉处理。原告多次向被告讨要借款，被告都不予理会，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杨成英辩称，我不同意偿还70000元借款，因为原告是以车套现，属于诈骗。过程是以我的名义从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原告支付购车首付款，把车买出来后，原告再把这个车卖掉。2019年七、八月，我在兰州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惠耀文，惠耀文于2019年8月1日到我所在的工地做小工，工资150元每天，干了10天左右。惠耀文花钱比较阔绰，还说自己在两家公司任职，是富二代。当时我缺钱，欠了十多万元的债务，惠耀文说带我赚钱，到西宁来做种植、养生一体的生态园，他还来大通县考察了一周左右，住在我家。后来惠耀文又说介绍我在甘肃做4G改5G的项目，50个基站的前期投入需要二十万元左右，可以帮我贷款，不考虑征信。从2019年8月到11月惠耀文一直在给我做工作，说他有能力帮我贷款，期间我也找了两个缺钱的人去贷款，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去。2019年11月12日，我到了郑州，惠耀文接我，住在火车站附近，第二天惠耀文带着我去见了一个人，惠耀文说让我不要打听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只是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出资方，支付购车首付的人，见面的时候出资方（原告）表现的很不乐意，不愿出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没钱可赚，我说了好话之后，原告同意了。2019年11月14日，我和原告签订了45000元的借款合同，签借款合同的时候，出借方的那一栏是空白的，原告把45000元拿到现场，拍完视频就把钱和借款合同拿走了。我去郑州之前，原告和惠耀文跟中介公司（河南省大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谈好了，惠耀文带我去汽车销售公司买一辆宝马车，首付30000元，当时只交了10000元的定金，给了一个收据，这个收据在原告手里。等了一周左右，一直提不到这个车，原告和惠耀文带我去公司改成了别克GL8，当时说别克GL8的首付也是30000元，第二天、三天的时候惠耀文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提车，到了现场，首付变成了70000元，原告不愿意出这么多，只愿意出35000元，中介公司愿意出35000元，提车的时候，雷鸿给了惠耀文25000元，惠耀文将这25000元给我，我把钱给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又给了销售公司，然后我和销售公司签了购车合同。中介公司当天就把车开走了，第二天我问惠耀文车的情况，他说让我等一等，GPS没有装上，我等了一周左右也没有见到车。惠耀文告诉我见不到车是因为中介公司垫了35000元，我没有打欠条，也没有偿还，所以中介公司不给我车，他在联系贷款公司，后面惠耀文说联系不到办贷款的公司，说把这个车卖掉，能卖车款的80%左右，后面又说车只能卖五到七万元。这个车的裸车价是二十三万元左右，连税款、保险费、车贷利息一共是288000元，所以我不同意卖车。雷鸿和惠耀文去找中介公司商量退车，销售公司就把车退了，中介公司的35000元退没退我不清楚，销售公司扣了两个月的月租和2000元利息，退回来18000元，这18000元打到了我的卡里，我们回到市区从银行卡里把18000元取出来给了雷鸿，当时没有办收款手续。原告逼我要45000元借款和利息，利息一天10%，一天是4500元，10天是45000元，共计是90000元。原告威胁我说已经和医院联系好了，要把我肾和眼角膜卖掉，不够就把我两个孩子卖掉，惠耀文一直唱白脸，说继续贷款。那两天正好我的身份证丢了，雷鸿怀疑是我自己扔了，对我各种辱骂，惠耀文给我推送了在甘肃办假证的微信名片，给了我200元现金，我去小卖铺换成微信红包转给了办假证的，第二天假证就做好了，他们做好后邮寄给我，我拿到假证之后，发现假证特别假，我和惠耀文害怕办不到车款，惠耀文说瞒着雷鸿让我回家去办身份证，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不想去了，他们就打电话一直催我，我实在没有办法，2019年12月20日左右去了新乡，另外一家中介公司，业务人员叫温广帅，一个女的，但是没有人给我付首付，然后惠耀文又把雷鸿叫到新乡，跟中介公司谈了一个凯迪拉克，二十多万元，惠耀文和温广帅说这个车可以做抵押贷款，无论是在公司的名下还是个人名下都可以，这个车首付需要47000元，原告带着现金过来让我签借条，地点在中介公司的一楼，欠条打完以后，原告将47000元给了惠耀文，让惠耀文带我去交钱，交钱的时候公司说不能以现金交付，我们就将钱存到了我的中国银行卡里，然后给温广帅转了46760元，温广帅把钱转到销售公司，具体转了多少我不清楚，因为中间有回扣。当天下午，温广帅带着我和惠耀文去了千弘汽车销售公司，办理购车事宜。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查看我的微信转账，发现不符合办理车贷的要求，销售公司不同意把车卖给我，然后原告、惠耀文和中介公司商量之后，中介公司的温广帅带着我和惠耀文去了销售公司，再次办理购车事宜，在办理购车事宜前，销售公司的把这个骗局识破了，销售公司的人告诉我这是个骗局，即使我把车成功买出去，车也会被雷鸿开走，并进行贩卖，根本贷不出来贷款，因为车是在销售公司名下，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拿这个车再去办抵押贷款。还告诉我，一个月之前，他们公司也发生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诈骗，这个案子的受害人成功把这个车买出去之后，在前面签的借条的抵押物一栏写上买出去这辆车的信息，出借方就将车的GPS拆除后将车贩卖，借款人因无力偿还月供，汽车销售公司将起诉借款人，出借人什么事都没有，借款人被判了十几年。讲清楚利害关系后，汽车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通过支付宝给我转账5000元，把我送到火车站，让我回家。回家之后，原告和惠耀文对我各种恐吓和辱骂，我就到了长宁派出所和经侦大队报案，没有受理，让我去案发地报案，我没有去当地报案。2020年3月，原告第一次起诉我的时候，没有起诉47000元的这笔借款，原告当时告知法官这47000元已经由惠耀文偿还了，但今天他们说5月份才进行调解。当时法院认为原告涉嫌诈骗，本案将移送大通县公安局，大通县公安局给我做了笔录，公安说移交到了郑州，2020年4月中旬，郑州市马寨分居的警官通过微信视频对案件进行询问，我把这个事情的原委陈述了一遍，除了这次就没有联系。   被告惠耀文辩称，雷鸿的陈述属实，杨成英应当及时偿还原告的借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杨成英对原告雷鸿提交的2019年11月14日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2019年11月14日拍摄的视频、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两份《民间借款合同》都是我签的，视频也是真实的，但雷鸿实际上没有把钱交给我，拍完视频后把钱拿走了，说到交钱的时候，会把钱给惠耀文，让惠耀文陪着我去，25000元的这份《民间借款合同》和2019年12月26日签的47000元的《民间借款合同》是同一天签的，原告说是两笔借款的利息，内容格式和另外两笔《民间借款合同》的格式一样，只是没有担保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雷鸿与杨成英的两次民间借款合同成立，但2019年11月14日拍摄的视频无法证实杨成英实际收到借款；2、杨成英对雷鸿提交的《招商银行取款证明》复印件的证据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自己对雷鸿取款的事实不知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惠耀文对杨成英提交的三份通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庭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被告杨成英对被告惠耀文提交的2019年12月26日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甘肃省岷县人民法院制作的（2020）甘1126民初1153号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在2020年3月份第一次起诉时表示被告惠耀文已经向原告雷鸿偿还该笔借款，所以3月份以后不可能再行调解。本院认为，上述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杨成英与惠耀文在兰州打工时相互认识，同年9月，惠耀文到青海省大通县杨成英家玩了五六天，在此期间，惠耀文未看到杨成英开的农家乐或者农家乐的手续。同年10月，雷鸿和惠耀文从兰州一同乘飞机到河南郑州，雷鸿称其到郑州是为了到工地上打工，惠耀文称其到郑州是为了帮杨成英联系两家汽车销售公司看车。随后，杨成英也到了郑州，杨成英到郑州的第二天，惠耀文带杨成英去看车。惠耀文陈述：“被告杨成英交了10000元定金后说自己没钱继续交首付，杨成英让我找雷鸿借钱，当时杨成英口头承诺给我一成杨成英的农家乐的股份，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雷鸿，由我作担保，雷鸿同意了借款。”原告雷鸿与杨成英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民间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5000元，还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5日，合同第七条约定了保证条款，“……七、保证条款（一）借方用作抵押，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方的贷款，贷款方有权处理抵押品。借款方到期如数归还贷款的，抵押权消灭。……”该借款合同的抵押物一栏为空白。同时拍摄了签字时的视频，视频中签字的桌子上放有现金。2019年11月18日，原告雷鸿和被告杨成英再次签订《民间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5000元，还款时间为2019年11月30日。借款合同的格式与2019年11月14日签订《民间借款合同》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民间借款合同》，一个签订《民间借款合同》的视频。被告杨成英认为原告雷鸿与被告杨成英虽然签订了《民间借款合同》，但杨成英并未收到原告的现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雷鸿对于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杨成英承担举证责任，雷鸿仅提交了签订借款合同时放有现金的视频，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原告实际已履行出借70000元的事实，对原告雷鸿要求被告杨成英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雷鸿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87.5元，减半收取793.75元，由原告雷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晓燕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龚煜茹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