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73民终34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622号。法定代表人：李小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良，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书法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法定代表人：李有来，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北京万阅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瀚河园163号楼1层101。法定代表人：李华根，经理。上诉人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湖南美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书法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书法社）、一审被告北京万阅图书有限公司（简称万阅公司）侵害出版者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8民初30632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湖南美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良，书法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到庭参加了询问。万阅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出庭接受询问，并向本院出具不出庭声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美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改判驳回书法社全部诉讼请求；2、书法社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书法社对涉案图书《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拥有专有出版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附表的涉案侵权的60本《牛书架·插图小经典》图书中，就作品本身著作权而言，《飞鸟集》、《朝花夕拾》等5本书的作者和译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规定的50年保护期，不享有著作权保护，书法社对其不享有出版者权；2、书法社提交的于2008年12月18日与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唐码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约定北京唐码公司向书法社交付样书100套不符合惯例，证明书法社没有出版发行涉案图书的真实意思和实际行为，事实上书法社没有出版发行过一套涉案图书，该出版合同是买卖书号的合同，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且是全部无效的合同，其中关于专有出版权的约定也是无效的，书法社对于涉案图书根本没有专有出版权。二、涉案图书的版式设计工作都是由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的刘畅完成的，书法社既没有进行过版式设计，也没有委托过他人进行过版式设计，故书法社对涉案图书不享有版式设计权。三、湖南美术公司出版涉案侵权图书获得了天津唐码书业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唐码公司）的授权，尽到了版权注意义务，能够证明有合法授权，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四、湖南美术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1、涉案侵权图书是重新汇编的新作品，自成体系，与书法社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完全不同；2、涉案侵权图书7到12辑的出版合同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2月8日，距离书法社所谓的专有出版权届满仅差10天，从签订合同到出版印刷和销售需要一段时间，故湖南美术公司的出版发行行为整体上是在2012年1月10日以后，不在书法社所称的权利期间内。五、一审判决赔偿300000元经济损失没有依据。1、书法社没有印刷和销售过《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不存在经济损失；2、书法社主张权利的《易经》、《诗经》等31本书为传统经典作品，也已超过保护期限，书法社仅对其注释、翻译部分享有著作权，但独创性部分低，赔偿标准低；3、其余图书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作出的相关案件中判决每本书赔偿5000元（含购书费、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另行判决维权合理开支显然是不恰当的，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保护，与在先判决不一致。六、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天津唐码公司为第三人，且偏听偏信，对湖南美术公司提交的证据和发表的意见完全漠视，存在极不公正的行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书法社辩称，不同意湖南美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书法社依据合同取得了涉案图书的出版权，湖南美术公司的出版发行销售行为侵犯了书法社的权利，其出版的涉案侵权图书也不是新的汇编作品，根据图书版权页记载的信息，湖南美术公司的侵权行为发生在2011年10月，书法社依然享有涉案图书的专有出版权。万阅公司在其出具的不出庭声明中，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书法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湖南美术公司停止出版、发行、销售涉案侵权图书，万阅公司停止销售涉案侵权图书；2.湖南美术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65000元；3.湖南美术公司公开赔礼道歉；4.湖南美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18日，大众文艺出版社（后更名为书法出版社，即本案一审原告书法社）与北京唐码公司（后变更名称为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就《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书法社享有该文丛的专有出版权，合同有效期三年。签约后，书法社于2009年3月出版了该文丛。2011年11月30日至2011年12月8日，天津唐码公司（甲方）与湖南美术公司（乙方）分别签订了十二份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天津唐码公司授权湖南美术公司出版图书牛书架·插图小经典一至十二。2011年湖南美术公司出版《牛书架·插图小经典》系列图书，并由万阅公司进行销售，其中《茶道》等60本图书的书名、内容、版式设计等与书法社出版的上述图书（详见一审判决附表）相同。2015年3月5日，书法社向万阅公司开在亚马逊平台上的藏典阁图书专营店购买了1套牛书架·插图小经典（套装共120册），同日万阅公司开具购书发票。为证明维权合理开支，书法社提交了购书发票两张金额共计798.8元，委托代理协议及金额为3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张。上述事实，有书法社提交的出版合同、图书、民事判决书、律师函、快递凭证、发票，湖南美术公司和万阅公司共同提交的出版合同、图书供销合同及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书法社经北京唐码公司授权，依法取得了涉案图书的专有出版权，有权限制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以出版的形式使用此作品；湖南美术公司所出版的涉案60本图书在书名、内容、版式设计等方面与书法社出版的图书相同，行为显属侵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该公司辩称否认侵权，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书法社要求湖南美术公司公开致歉和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65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将依湖南美术公司的侵权程度依法确定赔偿额，不再全额支持其诉讼请求；书法社要求万阅公司停止销售涉案图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湖南美术公司停止出版发行、万阅公司停止销售涉案60本图书（详见一审判决附表）；二、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湖南美术公司赔偿书法社经济损失300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798.8元；三、驳回书法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同时，书法出版社于2019年1月18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书法出版社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一，北京唐码公司（甲方）与书法社（乙方，原大众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12月18日签订的出版合同约定：“第一条：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图书形式发行上述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同时，甲方授权乙方将上述作品进行网络出版的专有许可使用权。第三条：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如有违反，另一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并终止合同。一方经对方同意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权利，应将所得报酬的40%交付对方。第十九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叁年，期满可以续订。”另查二，2011年11月30日至2011年12月8日，天津唐码公司和湖南美术公司就涉案侵权的牛书架·插图小经典一至十二图书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修订条款，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通过本合同授权乙方拥有上述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非专有使用权。湖南美术公司出版的上述图书版权页信息显示：“版次：2011年10月第1版，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另查三，书法社提交的（2015）京知民终字第1077号判决查明并确认如下事实：刘永升于2013年12月17日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为北京唐码公司职工，其主编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为完成单位任务而创作编辑的职务作品，该丛书的著作权人为北京唐码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书法社是否对涉案图书《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享有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二、湖南美术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三、一审判决确定的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赔偿数额是否过高；四、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一、书法社是否对涉案图书《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享有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第三十五条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本案中，根据在案查明的事实，即使涉案图书中部分作品原作者或译者的著作权已超过50年保护期限，但北京唐码公司通过整理、汇编该类作品形成新的作品，从而享有包括出版权、发行权等在内的著作权，且已经过在先生效判决确认。而在北京唐码公司享有涉案图书著作权的情况下，其与书法社通过签订出版合同，明确约定将“以图书形式发行上述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授权给书法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书法社据此获得了涉案图书约定期限内的专有出版权，湖南美术公司认为书法社与北京唐码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无效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此外，虽然涉案图书版权页面显示出版发行方为书法社（原大众文艺出版社），装帧设计为刘畅，但版式设计一般指对印刷品的版面格式的设计，包括对版心、排式、用字、行距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排，与装帧设计存在根本差异，装帧设计者并不能直接认定为版式设计者，在湖南美术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涉案图书出版发行显示的权属信息，书法社作为出版者享有图书的版式设计权，故对湖南美术公司认为书法社不享有版式设计权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湖南美术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第四十七条第（九）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第四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本案中，湖南美术公司出版的涉案60本侵权图书在书名、内容、版式设计等方面与书法社出版的图书构成实质性相同，根据书法社与北京唐码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有关约定，该合同有效期为三年，截止日期至2011年12月18日，而湖南美术公司所出版发行的涉案侵权图书显示版次日期为2011年10月，其出版版次日期以及与天津唐码公司签订出版合同的日期均尚在书法社对涉案图书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约定期限内，在未经书法社和涉案图书著作权人北京唐码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湖南美术公司的涉案出版发行行为已然侵犯了书法社对涉案图书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湖南美术公司提交的与天津唐码公司的出版合同约定的权利性质为非专有使用权，本身不能对抗书法社享有的专有出版权，且涉案图书大多为经整理、汇编后的演绎作品，出版者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审查授权方是否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涉案图书作者的授权等情况，故湖南美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三、一审判决确定的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赔偿数额是否过高《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结合前述认定，湖南美术公司的涉案行为已构成对书法社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权利人具体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故应当依据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一审判决依据涉案侵权程度因素，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系属合理，且书法社提交了购书发票、律师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等证据，在本案涉案侵权行为成立，且确有律师出庭代理应诉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确定湖南美术公司应予赔偿的合理开支亦无不当，本院均予以确认。湖南美术公司有关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赔偿数额过高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四、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中，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天津唐码公司对本案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亦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天津唐码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至于湖南美术公司所称的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理由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湖南美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62元，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 瑾审 判 员  冯 刚审 判 员  宋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宋雅颖书 记 员  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