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1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南路西段1219号金城名座C幢801、1001室。 法定代表人：傅桂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国银，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玉斌，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建顺钢管租赁行，住所地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 经营者：倪凤顺，男，195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阳，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集团）为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建顺钢管租赁行（以下简称建顺钢管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城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建顺钢管行的诉请；2、由建顺钢管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顺钢管行提起本案诉讼时确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有误。案涉的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在2013年5月15日就己竣工，钢管租赁最迟也仅能算至该日，而建顺钢管行在2019年1月8日才提起诉讼，从债权到期至首次提起诉讼之日，至少已长达五年半之久，期间建顺钢管行从未以其名义主张过款项。一审判决提及的杭州中院3626号判决书，该案一审在2017年3月提起，即便建顺钢管行在杭州余杭良渚九海钢管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九海钢管租赁部）与上诉人一案中签署《声明》，此时的诉讼时效也早己届满。即在2013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间，建顺钢管行从未以其自身名义主张过款项。一审认为建顺钢管行以倪凤顺名义提起诉讼便产生诉讼时效中断，这一认定更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因为，在此前倪凤顺的诉讼中，建顺钢管行从未进行债权转让或类似一并主张的声明，也从未在该系列的诉讼中出现过任何的授权，倪凤顺根本无权就建顺钢管行的合同债权一并主张。所以，一审认定建顺钢管行借用倪凤顺名义进行诉讼不符合事实。此外，除非有法律规定或明确约定外，借用名义进行诉讼才有可能成立，而建顺钢管行与倪凤顺的关联仅仅是租赁合同包含在同一份合同内，两者是独立的出租主体，事后又没书面约定，构不上所谓的借用名义诉讼。因此，建顺钢管行怠于主张其权利的事实非常清楚，其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早己届满，丧失胜诉权。第二、一审判决对认定租赁合同相对人（实际租用人）存在错误。陈高斌为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架子工的承包主体，由实际施工人段锡良向其发包，由陈高斌自行雇佣架子工工人并支付钢管租金。架子工所涉的工程款（已包含人工工资和钢管租金）由段锡良向陈高斌支付，其中部分工程款由段锡良委托金鸣阳支付。陈高斌曾出具过承诺书，认可人工工资和钢管租金由其自行支付，与段锡良、上诉人无关。实际履行过程中，建顺钢管行已收取的钢管租金也均由陈高斌支付，钢管出租、归还、租金结算等事宜也均由陈高斌自行负责。因此，结合陈高斌的工程承包、领款行为，完全可以认定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明确系陈高斌。上诉人曾就此申请追加陈高斌和段锡良作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导致本案基础事实仍未查清。第三、一审判决认定陈高斌对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证据证明。（一）租赁合同中所盖印的印章系被变造，该事实经公安局认定。根据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浦检公诉刑不诉〔2016〕5号），浦江县公安局经侦查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7月9日，黄宅中学扩建工程的承包人段锡良与陈高斌签订了一份架子工合同，2011年10月9日，段锡良和陈高斌又一同与倪风顺签订了一份钢管租赁合同。事后，段锡良在未经金城集团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刻有“浙江金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仅限业主、监理单位资料往来使用，其余用途一律无效”的资料技术专业章，变造为“浙江金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项目章，并将变造后的章加盖在之前签订过的两份合同上，且将加盖章的两份合同分别交予陈高斌和朱美龙。上述事实，系公安机关经刑事侦查程序后作出的认定，必然有相关印章技术鉴定报告、涉案人员的讯问笔录等刑事证据支撑，在如此明显证据的情况下，而一审判决竟然错误认定“无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该印章系变造而得，而非伪造，但变造或伪造的印章均为虚假，虚假的印章对上诉人当然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建顺钢管行与陈高斌存在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其并非善意相对人。根据建顺钢管行提交的租赁单据，陈高斌是在2019年10月28日才对其2012年的租赁单据进行了补签。按照日常认知和交易惯例，若在正常交易的时候不办理结算手续，相隔8年之久更不可能为其补办手续，除非两者存在利益输送或利益关联。而陈高斌系实际租用人，更不可能在事后为出租人补办手续。此外，陈高斌在浦江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也曾提及，工地上未归还的钢管早己被其遗失，可以推测其出于害怕赔偿的心理，未对部分租赁单据签字。现陈高斌为建顺钢管行补签了诸多的租赁单据，可能存在恶意串通。建顺钢管行在一审庭审中对此解释是：陈高斌又电话联络向其租用钢管，故其要求先让陈高斌对先前的租赁单据进行补签。从该信息中，可以得知两点重要内容：一是先前钢管租用的联系人员和租用人确系陈高斌，这印证了上诉人对实际租用情况的陈述；二是陈高斌系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才为建顺钢管行签字，其在签字时从未提及其有上诉人的授权或代表上诉人。（三）陈高斌对上诉人根本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是在行为时相对方足以相信有代理权，且有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租赁发生前，段锡良和陈高斌就签订了架子工承包合同，后陈高斌联系建顺钢管行，建顺钢管行再把钢管租赁给陈高斌，租赁合同相对人是陈高斌，联系电话134××××3998也系陈高斌号码，已付租金全部由陈高斌支付，租金结算单也全部由陈高斌单独签字。另案的良渚钢管租赁站经营者朱美龙，在案件庭审中也曾自认，租赁合同系陈高斌与其先签订，后其要求加盖上诉人印章，故随后自行到上诉人经营场所，但上诉人明确予以了拒绝。因此，建顺钢管行事前明知陈高斌没有任何上诉人的授权，一审判决以事后套用表见代理显然不能成立。此外，陈高斌在2019年10月28日才签署多份单据，而该工程在2013年5月就已竣工验收。即便陈高斌就此前业务存在表见代理的可能，那也不可能将此一直延续。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未适用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陈高斌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也没有上诉人的任何授权，仅仅是分项架子工程的承包人，而且还是由项目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段锡良自行发包，加上租赁合同中所盖印的印章系虚假，陈高斌对上诉人绝对不能形成表见代理。既然不存在表见代理，就应适用《合同法》、《民法总则》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合同义务。第五、一审判决认定的租金存在错误，且明显违反了公平原则。（一）租金的金额存在错误。陈高斌在2019年10月28日才签署多份单据，且系补签。该单据中所含的租赁物存在虚假的可能，且此时补签更不存在表见代理，无法认定为有效的租赁。故将此类单据一并计算租金明显存在错误。（二）租金计算期限存在错误，建顺钢管行应就扩大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将租金一直计算与租赁事实完全不符，且违反了公平原则。该工程在2013年5月15日就已竣工验收，脚手架在此前早己拆除完毕，己不存在租用的可能，租金的计算应截止至该日。在该日尚未归还的租赁物，则可计价赔偿，未付的租金可计算利息或违约金。但一审一方面要求赔偿未归还的租赁物，另一方面又要计算未归还租赁物的租金，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此外，建顺钢管行从未积极要求实际租用人陈高斌归还钢管或赔偿，其自身明显存在过错，应就后续产生的扩大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责任。 建顺钢管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建顺钢管行的本次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租期计算从乙方提货之日起，至归还进库之日止。”该租赁合同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条款约定租赁物未归还之前均尚在租赁期内。《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和义务人之日起起算。”建顺钢管行诉讼之前，尚在租赁期内，租赁合同尚在履行之中，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开始起算，不存在诉讼时效届满。2、金城集团主张2013年5月—2017年3月期间建顺钢管行没有主张过权利与事实不符。2013年7月，金城集团陆续归还租赁物。2014年初，同一合同项下的出租人九海钢管租赁部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杭余良商初字第39号，金城集团先提出管辖异议，并以段锡良涉嫌诈骗向浦江县公安局报案，浦江县公安局予以立案侦查。因为当时的司法政策都是先刑后民，为了减少诉讼费开支和成本，九海钢管租赁部撤诉。2014年3月，九海钢管租赁部再次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东巍商初字第159号，金城集团便向法院提交浦江县公安局的立案决定书，法院认为本案应当待刑事案件结束再审理，于是九海钢管租赁部再次撤诉。2014年8月，九海钢管租赁部再次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东巍商初字第590号。浦江县公安局黄宅派出所于2014年9月2日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致函：段锡良和陈高斌涉嫌合谋诈骗，正在侦查。金城集团明显是采用不正当的方式，借助浦江县公安局的公权干涉民事案件。于此，民事案件无法继续审理。九海钢管租赁部第三次无奈撤回诉讼。此后朱美龙多次电话联系浦江公安局，要求了解段锡良案件的处理情况，公安机关一直以尚在侦查答复。2016年5月，九海钢管租赁部再次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解刑事案件的进程，也为了查明本案事实，遂于2016年5月申请余杭区人民法院向浦江县人民法院调取段锡良刑事案件案卷材料，后才知道段锡良刑事案件已经被浦江县检察院浦检公诉刑不诉（2016）5号《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经本院审查并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浦江县公安局认定被不起诉人段锡良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的凡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段锡良不起诉。”后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最终由杭州中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所以，建顺钢管行作为出租人，也是不断地在主张权利，如果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起算，则诉讼时效因为多次提起诉讼而多次中断。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则诉讼时效自2016年7月建顺钢管行知道浦江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后重新计算，2017年3月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前述主张权利过程，根据《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租期计算从乙方提货之日起，至归还进库之日止。”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建顺钢管行起诉之日才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根本不存在起诉时效届满。3、建顺钢管行在租赁合同履行期内也不间断地催讨租金。2013年年底、2014年、2015年、2016年每年都向金城集团和陈高斌催讨。2019年10月，建顺钢管行与陈高斌对发生在2011年8月——2013年12月期间租赁物入库、出库、租费金额进行了对账确认。陈高斌是涉案工程上租赁物收还的经办人，陈高斌行为的后果由金城集团承担。退一步说，如果前述第1、2款的情形和事实不存在，陈高斌的结算行为也属于债权债务确认行为，诉讼时效应该自2019年10月开始起算。4、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价值更多的是为了防止权利睡眠，通过对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权利人胜诉权的剥夺来寻求经济秩序的稳定，而诉讼时效的中断，恰恰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债权人利益的倾斜。在认定某些事实是否构成诉讼时效尚未起算，或者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存在争议的时候，应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为重，而不轻易地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而使义务人因此获取不法利益。故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尚未起算事由，或者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作出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最高法院对此有很多判例，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尚未起算事由，或者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存在争议时，应当对事由进行扩大解释，作出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二、一审判决对认定租赁合同相对人（实际租用人）系金城集团，陈高斌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的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1、金城集团在九海钢管租赁部与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余杭法院案号（2017）浙0110民初5375号，杭州中院案号（2018）浙01民终3626号），自认其系涉案工程的承包商，施工承包合同的履行系以金城集团自己的名义在履行，也由其与发包人浦江黄宅中学进行工程款结算并收取工程款，其向段锡良收取管理费并交由段锡良施工工程，对涉案工程的钢管扣件全部来源于《租赁合同》项下的出租人不持异议。涉案《租赁合同》抬头处，承租人名称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黄宅镇中学工地，落款处乙方承租人签名盖章栏上，有陈高斌、段锡良签名，并加盖了项目部公章，公章印文全称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因为项目部是金城集团为完成承建工程设立的临时机构，没有主体资格，其民事责任由金城集团承担，且该租赁合同实际在履行，建顺钢管行有充分理由相信段锡良和陈高斌系代表金城集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金城集团承担《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已生效且已执行完毕的杭州中院（2018）浙01民终3626号判决认定段锡良、陈高斌的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对应的法律后果应由金城集团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据此，段锡良、陈高斌的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系已由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足以认定。至于金城集团与段锡良、陈高斌之间的关系，系与本案不同的法律关系，系内部关系，不能因此否定金城集团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不能因此否定段锡良、陈高斌的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2、金城集团主张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公章系变造没有事实依据，且至今未提供证据。所谓变造纯粹是金城集团逃避债务的一种借口。金城集团在2014年1月以段锡良、陈高斌伪造公司印章、诈骗犯罪向浦江县公安局报案，并采用不正当手段动用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干涉民事案件的办理。在这种情况下，浦江县公安机关确实也不遗余力的帮助上诉人，将段锡良、陈高斌往有罪方向推动。在浦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的情形下，仍然两次补充侦查，意欲将段锡良定罪，达到逃避债务目的。在长达整整两年多的时间侦查后，被浦江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经本院审查并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浦江县公安局认定被不起诉人段锡良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段锡良不起诉”，所以浦江县公安局浦公诉字（2015）第546号起诉意见书，以及上诉人所谓的伪造变造公司印章犯罪事实已被检察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不起诉决定书所否认。浦江县公安局浦公诉字（2015）第546号《起诉意见书》所谓的侦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又一同与杭州余杭良渚九海钢管租赁服务部签订了一份钢管租赁合同。事后犯罪嫌疑人段锡良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刻有“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仅限业主、监理单位资料往来适用，其余用途一律无效”的资料技术专用章编造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案涉《租赁合同》承租人一栏加盖的印文是“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根本不是公安侦查认定的所谓变造后的印章印文。故《租赁合同》加盖的“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伪造变造的。3、建顺钢管行与陈高斌不存在恶意串通。（1）金城集团以段锡良、陈高斌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诈骗犯罪报案并立案后，浦江县公安局长达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段锡良采取了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对段锡良、陈高斌、九海钢管租赁部的经营者朱美龙、倪凤顺等都进行了调查询问。如果倪凤顺与陈高斌存在恶意串通，刑事侦查手段早已查得一清二楚。显然不存在。（2）已付租金16万元，押金2.5万元，都是通过现金收取的，但建顺钢管行从诉讼伊始，都实事求是自认。（3）所有的回库单都是对金城集团有利，对建顺钢管行不利。但是建顺钢管行也主动作为证据提交。如果建顺钢管行真的会弄虚作假，何不在这里做文章。事实上，金城集团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有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情形。（4）所有的出库单都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都是当时原始形成的证据材料，结算单系根据出库单和回库单，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结算，能够一一对应。因为陈高斌回到老家，段锡良联系不上，金城集团不肯结算，故在2019年知道陈高斌到义乌后，找上陈高斌对账结算确认，合乎情理。对此，本案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实事求是陈述，并愿意提供陈高斌电话进行核实，但金城集团当庭表述不需要。本案结算价款本身是根据出库单、回库单和租赁合同约定单价结算，有没有结算单，都不影响租赁价款的确认。三、本案租金计算不存在错误，亦不存在扩大损失问题。1、金城集团没有指证一审租金计算到底错在哪里。根据前述，租金结算都与出库单、回库单一一对应，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和实际发生的租赁期限计算，代理人也再三进行了核实，并无错误。2、本案不存在扩大损失问题。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在金城集团没有归还租赁物之前都属于租赁期，都应该据实计算租金。且涉案租赁物出租后，都在金城集团掌控之中，且金城集团作为专业施工企业，远不止一个工程，涉案工程结束后，租赁物是否被用于其他工程，无从掌控。金城集团不能因为自己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未归还租赁物产生的相应后果，让建顺钢管行承担。3、一审已经向金城集团作有利倾斜。《租赁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一审调整为中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以2013年7月的尚欠租金计算基数。故无论计算标准和计算基数都远低于合同约定，两者相差50倍之多，按照一审判决，违约金可以忽略不计。 建顺钢管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城集团支付租金940034.07元（租金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此后租金计至钢管、扣件、套管归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钢管0.012元/米/天、扣件0.008元/只/天、套管0.008元/只/天）；2.判令金城集团支付违约金1004002.79元（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此后以总租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金城集团支付扣件清理费4340.85元（28939只×0.15元/只），赔偿螺丝缺失费用1101.60元（1836套×0.60元/套）；4.判令金城集团返还钢管5511.70米、扣件25O07只、套管2691只，无法返还的按照钢管4510元/吨/250米计算为99431.07元，扣件6.05元/只计算为151292.35元，套管6.05元/只计算为16280.55元，合计赔偿267003.97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城集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3日，金城集团中标了黄宅中学工程，中标价25226558元。同年6月2日，金城集团与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就黄宅中学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包括综合楼、宿舍楼、操场、教学楼、食堂等的土建、安装。同年9月13日，金城集团（甲方）与段锡良（乙方）、金鸣阳（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黄宅中学工程的土建、水电安装工程承包给乙方，承包费按工程总造价1.2%向甲方交纳，保证金按总价1%交纳；工程款直接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工程款支付按甲方财务规定执行；商品砼、钢筋、水泥等大宗材料款以及以甲方名义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租赁合同的货款，由甲方财务按照供货双方确认核对的金额由金城集团浦江办事处（担保方）确认从工程款中直接支付，乙方须做好配合工作；丙方为担保方，对乙方履行合同中造成的甲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等等。2015年5月27日，浦江县审计局出具浦审报（2015）30号审计报告，确认黄宅中学工程实际开工日期2011年11月23日，因政策处理等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双方同意延长工期，实际竣工日期2013年5月15日，并载明合同采用固定单价计价方式，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审定工程总造价29657354元。2011年10月9日，倪凤顺、朱美龙与陈高斌、段锡良四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首部“甲方（出租方）”为九海钢管租赁部，“乙方（承租方）”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黄宅镇中学工地”，合同尾部的“甲方”处有倪凤顺、朱美龙的签名，在朱美龙的签名上加盖九海钢管租赁部印章，“乙方”处是陈高斌签名，其签名下方有段锡良的签名，加盖“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印章。该《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为焊管、扣件、10mm-30mm套管，租赁价格为焊管0.012元/天/米，扣件0.008元/天/只，套管0.008元/天/只，钢管按250米/吨计算，每吨钢管需搭配150只扣件以上，不足仍按150只计算；租赁品出、入库的装卸、运费等由承租方负责；本合同价格不含税，租赁物归还时应放整齐，扣件清理上油费为0.15元/只，弯钢管调直费2元/支，缺螺丝0.60元/套，钢管锯断一处赔偿15元；归还数量规格与出租数量规格之差即为锯断数；乙方认可钢管、扣件的质量符合工程要求，如有质量异议应于租赁当日提出，否则视为对质量无异议；租期计算从乙方提货之日起至归还进库之日止，租还日期均作租期计算；乙方须先付押金50000元，租赁物按规定全部归还甲方后3日内，甲方将押金退还乙方或抵扣租金；乙方应在租赁物还清后3日内结清全部租金，租金结算按出租方收发单为准，每月30日前结清当月租金，若逾期付款，乙方应从逾期当日起每日以拖欠租金金额的1%支付违约金；租赁物发生毁损丢失的，乙方应以该租赁物在当季市场上全新价格赔偿，乙方在未付清赔偿金之前，应继续支付被毁损丢失钢管扣件的租金；合同履行地为出租方单位所在地，等等。《租赁合同》签订后，陈高斌交付押金50000元，该押金由倪凤顺、朱美龙各收取25000元。倪凤顺以其经营的建顺钢管行名义（注：朱美龙以其经营的九海钢管租赁部名义自行向工地供货、结算）向黄宅中学工程工地供应租赁物钢管、扣件、套管，供、退货期间均有倪凤顺签署的日“销货清单”（含送货单），“销货清单”（含送货单）上有陈高斌等人的签字确认，“销货清单”（含送货单）的台头载有“浦江黄宅中学陈高斌”、“浦江黄宅扩建中学陈高斌”、“金城建设浦江黄宅扩建中学”、“浙江金城浦江黄宅扩建中学”、“浙江金城建设黄宅中学”等字样。工程竣工后，建顺钢管行与陈高斌经过结算确认，陈高斌在2011年8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建顺钢管行租费单”（简称租费单）上签名确认，租费单的台头均载有“承租单位：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名称：浦江黄宅镇中学工地”字样。依据双方确认的各月租费单，涉案租赁物实际自2011年8月16日起供应，供货至2012年12月10日结束，已返还的租赁物的返还期间为2012年9月19日至2013年7月3日；2011年8月至2013年7月各月应付租费依次为：679.08元、1625.98元、4115.35元、13969.76元、21871.82元、24947.37元、23493.83元、26888.14元、31097.74元、33054.01元、32552.92元、33782.01元、34076.41元、31534.87元、29480.87元、30845.96元、27849.57元、15110.52元、9837.81元、10357.09元、9525.27元、9334.09元、9032.99元、8959.58元，总计474023.04元，上述租费均按照钢管0.012元/天/米、扣件0.008元/天/只、套管0.008元/天/只的标准计算。2013年7月的租费单中载明，截至该月月底，尚处于出租状态的钢管5511.70米、扣件25007只、套管2691只。在已返还的租赁物中，扣件的返还数为28939只，租费单中未注明存在螺丝缺失。建顺钢管行自述，陈高斌在租赁期间共计支付租金160000元：2012年的1月50000元、4月20000元、5月20000元、6月50000元、9月20000元。另，建顺钢管行已收取陈高斌支付的押金25000元。2019年11月的金华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主办的《金华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月刊刊物上载明，手脚架钢管的含税信息价为4510元/吨，手脚架配件的含税信息价为6.05元/套。另查明，建顺钢管行、九海钢管租赁部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分别为倪凤顺、朱美龙。九海钢管租赁部就涉案《租赁合同》的全部租赁事项（包括本案租赁物）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城集团承担相应责任（余杭法院5375案件），2018年3月26日该院作出判决，驳回九海钢管租赁部的全部诉讼请求。九海钢管租赁部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3626判决书，依法撤销了5375案件的判决并作出改判，该判决书已生效并已履行。该生效判决书中认定：1.段锡良、陈高斌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上的行为系代表金城集团，九海钢管租赁部无过错，属于善意相对人，段锡良、陈高斌的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金城集团承担，即应对涉案款项承担付款责任。2.依据余杭法院6845案件庭审中九海钢管租赁部的陈述，建顺钢管行、九海钢管租赁部是以相互独立的身份与承租方达成租赁合意，与承租方也是分别履行合同、分别结算，二审中九海钢管租赁部虽提交了倪凤顺出具的《声明》，但倪凤顺未到庭，建顺钢管行所涉租赁物的租金、违约金及未返还的租赁物租金、损失不应一并处理，九海钢管租赁部涉及建顺钢管行权利的主张，不予支持。故该生效判决系就九海钢管租赁部与承租方之间的租赁事项作出了终审判决（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低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浦江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浦检公诉刑不诉（2016）5号不起诉决定书中载明，该案由浦江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段锡良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向该院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起诉中认定，2011年7月9日，金城集团黄宅中学工程的承包人段锡良与陈高斌签订架子工合同；同年10月9日，段锡良和陈高斌一同与九海钢管租赁部签订钢管租赁合同；事后，段锡良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刻有“浙江金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仅限业主、监理单位资料往来使用，其余用途一律无效”的资料技术专业章，变造为“浙江金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项目章，并将变造后的章加盖在之前签订过的两份合同上，且将加盖章的两份合同分别交予陈高斌和九海钢管租赁部，最终导致九海钢管租赁部起诉向金城集团索要100万余元的款项。承包工程期间，段锡良以个人名义向陈高斌借款50000元，后其将该50000元以钢管租赁费用向金城集团报账，致使公司将该50000元支付陈高斌。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浦江县公安局认定的段锡良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于2016年7月7日作出“决定对段锡良不起诉”的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一经签订，对各方即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建顺钢管行诉请的其已依约履行出租方的租赁物交付义务的事实，有其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证实。承租方应依约承担返还租赁物、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有三，即诉讼时效、责任承担、租金及违约金、清理费、未返还租赁物的租金和损失的确定。一、关于诉讼时效。建顺钢管行诉请的涉案租赁物，系2011年10月9日由建顺钢管行的经营者倪凤顺与九海钢管租赁部共同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签订，涉案工程于2013年5月15日竣工；依据生效的杭州中院3626判决书，九海钢管租赁部依据倪凤顺签名的《声明》在其诉请主张中是连同本案建顺钢管行诉请的租赁事项一并向金城集团主张权利，杭州中院是基于九海钢管租赁部与本案建顺钢管行是以相互独立身份与承租方达成租赁合意、分别履行、分别结算的实际，对九海钢管租赁部主张中涉及建顺钢管行权利的租赁事项未予支持，只就九海钢管租赁部与承租方的租赁事项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本案建顺钢管行曾就涉案租赁事项以诉讼的方式向金城集团主张过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且此后建顺钢管行曾以倪凤顺名义多次就涉案租赁事项提起过诉讼，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诉讼中断，故建顺钢管行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责任承担。黄宅中学工程由金城集团承建、涉案承租的钢管、扣件、套管系用于该工程项目的事实，建顺钢管行、金城集团均无异议，予以认定。金城集团无证据证明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建顺钢管行存在过错，故建顺钢管行属于善意相对人；同时依据生效的杭州中院3626判决书的认定，段锡良、陈高斌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中的行为均系代表金城集团，其二人的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应由金城集团承担，故金城集团要求追加其二人为本案共同被告的请求，不予支持，金城集团应当对本案涉诉事项承担相应责任。金城集团提出的段锡良、陈高斌曾对其作出承诺的抗辩，若承诺真实存在，也是属于金城集团与其二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对第三方不具有约束力。金城集团提出的涉案《租赁合同》上“乙方”处加盖的印章属于段锡良变造的事实已由浦江县公安局作出认定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已就该局所作出的涉嫌犯罪的认定，依法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已对段锡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且涉案《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并非浦江县公安局认定的变造印章“浙江金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浦江县黄宅镇初级中学扩建工程项目”，故金城集团的该项抗辩，无据可依。三、关于租金、违约金、清理费、未返还租赁物及其租金、损失的确定。1.已返还的租赁物的租金、尚未返还的租赁物。依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金城集团对建顺钢管行诉称的陈高斌已付租金160000元、已收押金2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依据建顺钢管行与陈高斌所确认的各月租费单中记载的租赁物的出租与返还数额、各月应付租金数额，2013年7月3日系最后一批钢管的返还，累计至该月月底的未付租金总额为474023.04元、未返还的租赁物即钢管5511.70米、扣件25007只、套管2691只，故截至2013年7月31日，尚欠租金为474023.04元-160000元-25000元=289023.04元、尚未返还的租赁物为钢管5511.70米、扣件25007只、套管2691只。金城集团无证据证明租金已付清、租赁物已全部返还，故金城集团应当承担支付尚欠租金、返还租赁物的责任。2.未返还的租赁物租金、损失的计算。依据《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提货之日起至归还之日止，租金按合同约定价格计算，未返还的租赁物若毁损丢失的，应按当季市场全新价格赔偿，在赔偿金付清前应支付相应的租金，故金城集团在对上述未返还的租赁物钢管、扣件、套管承担返还之责的同时，还应支付截至返还之日的相应租金，不能如数返还的，对不能返还部分应按约定的赔偿标准赔付；建顺钢管行诉请按金华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主办的2019年11月《金华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月刊中刊载的手脚架钢管、配件的含税信息价作为赔偿依据，金城集团未提出相反证据，且扣件、套管属于脚手架的配件，故对建顺钢管行的该项主张，予以采纳。金城集团提出的租赁物租金应截至工程竣工之日的主张，既与《租赁合同》约定相悖，也是其未能在工程竣工后及时履行返还租赁物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故其抗辩不能成立。建顺钢管行要求赔偿螺丝缺失费用的请求，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3.清理费。依据租费单记载，已返还扣件28939只，建顺钢管行要求金城集团依约支付清理费的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4.违约金。建顺钢管行要求金城集团支付逾期支付的租金的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鉴于建顺钢管行未就因逾期支付而给其造成的损失提供证据证明，故金城集团提出的诉请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的抗辩，予以采纳并予以调整，同时鉴于涉案《租赁合同》与已生效的杭州中院3626判决书中所涉合同系同一合同的实际，以及最高院关于利息、违约金计算利率所作调整的规定，2019年8月20日前的违约金参照杭州中院生效判决已确定的计算标准计付，此后违约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对建顺钢管行诉请中合法有据的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金城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建顺钢管行租金289023.04元，支付违约金15197.08元（违约金已计至2013年7月31日，此后违约金以289023.04元为基数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低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金城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建顺钢管行钢管5511.70米、扣件25007只、套管2691只，并支付自2013年8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租金【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计付，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金为638748.02元（按月租金8631.73元×74个月计算）】；不能返还的，按钢管18.04元/米、扣件6.05元/只、套管6.05元/套的价格予以赔偿；三、金城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建顺钢管行扣件清理费4340.85元；四、驳回建顺钢管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32元，减半收取计12266元，由建顺钢管行负担5629元（已预交），金城集团负担6637元。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具体评析如下：1、关于建顺钢管行对金城集团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审查情况看，自2014年起，同一合同项下的九海钢管租赁部曾连同本案建顺钢管行诉请的租赁事项以诉讼的方式多次向金城集团主张过权利，2017年4月12日，九海钢管租赁部再次就《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事项（包括本案租赁物）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再次提起诉讼，应当认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并重新起算，而此后建顺钢管行以倪凤顺名义多次就涉案租赁事项提起过诉，因此，应当认为，建顺钢管行于2020年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另，关于金城集团提出的“建顺钢管行与倪凤顺的关联仅仅是租赁合同包含在同一份合同内，两者是独立的出租主体构不上所谓的借用名义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建顺钢管行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个体工商户，建顺钢管行只是登记的字号而已，倪凤顺是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相关的民事权利、责任仍应当由经营者享有和承担，故建顺钢管行以倪凤顺名义提起诉讼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2、关于陈高斌、段锡良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后果是否应由金城集团承担的问题。原审在卷显示，涉案《租赁合同》项下的出租人之一的九海钢管租赁部已就其履行部分的租赁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获得胜诉判决，该案生效判决认定段锡良、陈高斌在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中的行为均系代表金城集团，九海钢管租赁部属于善意相对人，段锡良、陈高斌的相应行为对金城集团构成表见代理，因此，鉴于生效判决对该问题作出了认定，本案亦基于相同事由，本院对此不再赘述。3、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租金以及未返还的租赁物租金损失的计算问题。经查，虽陈高斌在2019年10月28日补签了建顺钢管行制作的租费单，但该些租费单系建顺钢管行根据涉案租赁物在的出库情况和回库情况，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和租赁期限作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尚欠的租金金额，并无不妥；另，虽涉案工程在2013年5月15日就已竣工验收，脚手架在此前应己拆除完毕，但金城集团未能按约返还全部租赁物，理应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损失等合同责任，案涉《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租期从乙方提货之日起，至还进库之日止”，第五条则约定“若租赁物发生毁损丢失的，乙方应以该租赁物在当季市场上全新价格赔偿”、“乙方在未付清赔偿金之前，应继续支付被毁损丢失钢管扣件的租金”，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和实际发生的租赁期限判令金城集团支付未能返还钢管、扣件、套管租金损失，而该部分损失实际相当于因金城集团未能返还租赁物产生的租金损失，并无明显不妥，故本院对金城集团提出的相关辩称，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城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74元，由上诉人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祝赫敏 ?*ArabicDash?? ?*Arabic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