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5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小静，男，198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林，安徽典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强，安徽典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内东街中里9-17号3042房间。法定代表人：王连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博，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罗世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小静、上诉人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6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小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小静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一审法院确认了刘某等人的身份，并认定了刘某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由中建一局三公司承担。那么，刘某向何小静出具的《淮安市淮安区城区教育建设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和《资金分配表》，依法应对中建一局三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证据中，刘某明确表示何小静交付的170万元为投资款，并基于投资行为进行结算，额外给付何小静130万元的投资收益乃至补偿，合计300万元。该结算，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但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了刘某等人的行为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另一方面又推翻了刘某在上述两份证据中约定的何小静投资事实。也就是说，合同双方均认可案涉170万元系投资款，一审法院却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非要将其认定为借款；刘某（中建一局三公司）确认给予何小静130万元投资收益的补偿，合计给付何小静300万元投资分配，一审判决非要认定130万元过高并将其调整。可见，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且在认定本案事实时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尤为重要的是，一审时，中建一局、中建一局三公司均未对本案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抗辩，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对合同双方均无异议的法律关系进行变更，故其显然存在错误。其次，根据何小静一审提交的《PPP项目联系函》也可看出，何小静等投资人的投资回报为投资本金归还加利润及劳务分包施工。而何小静在交付了投资款后，实际履行了部分合伙义务，按约对部分工程进行了劳务施工。可见，本案相关当事人之间不仅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且已实际履行。后刘某代表中建一局、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进行结算，其结算内容更加证实了合伙关系。最后，一审判决虽认定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但判决结果仍是确定170万元为投资款，由此也能佐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综上，本案当事人之间明显系合伙关系，法院应按照当事人双方的结算依法判决，但一审判决为了将中建一局三公司确认分配给何小静的130万元投资收益进行调低，将合伙关系认定为借贷关系，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驳回了何小静对中建一局的起诉，亦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中建一局及中建一局三公司，虽是两个独立法人，但两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中建一局三公司系中建一局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且何小静投资的案涉工程项目，系中建一局中标承建，刘某亦作为中建一局代表人与淮安区人民政府签订了《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因此，中建一局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方、最终的受益人，其应当与中建一局三公司承担共同责任。中建一局三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何小静上诉意见，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是何小静与刘某之间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代理行为依据不足。中建一局辩称，同意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中建一局不承担任何责任是正确的。中建一局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小静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何小静起诉案由系合伙协议纠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向当事人释明将本案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亦未曾将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归纳为争议焦点，一直以合伙协议纠纷进行审理。故一审法院未给予中建一局三公司对是否与何小静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行答辩的机会，亦未就民间借贷纠纷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而是直接在判决中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剥夺了中建一局三公司的合法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二，证人刘某系与何小静作出民事行为的相对人，本案争议焦点即刘某是否有权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向何小静融资，故，刘某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应直接采纳刘某的证言。此外，刘某在法庭谈话中明确承认其向社会融资一事并未取得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授权，直接证明了刘某向社会融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并非履行职务或经中建一局三公司授权而为的法律行为，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之要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表见代理，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何小静于2017年2月24日和2017年3月23日分别向刘某支付10万元，而刘某于2017年6月26日才在案涉《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其姓名，即何小静向刘某汇款时，其不可能依据投资协议上的签字相信刘某具有代理权。第二，刘某在法庭谈话中明确承认其向社会融资一事并未取得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授权。刘某的职务为市场部工作人员，其职务与对外融资并无关联，客观上也没有可以导致何小静认为刘某有权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或中建一局进行融资的理由，且何小静未对刘某是否获得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向社会融资的授权进行核实，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不符合善意相对人的法定条件。第三，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6月27日何小静向贾双景转账15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用途为“借款”；2018年3月4日何小静与刘某签订的《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中载明“出资人需将刘某所打借条返还刘某本人”。前述事实均可证明案涉款项是何小静与刘某之间的个人借款，不存在刘某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向何小静融资的情形。第四，刘某与付日超签订的责任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首先，该证据并无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盖章，《责任状》的内容并非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次，刘某和何小静对《责任状》签署过程的描述完全不同，因此，《责任状》的真实性存疑，且该证据是刘某签署的，也间接证明了整个事件都是刘某和何小静私下操作，故该份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依据无关证据进行事实推定。“李国忠的证人证言、富成斌给李国忠和何小静的转账记录等证据”系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证据，一审法院却结合该等证据，推定何小静有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第一，李国忠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者系不同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故李国忠的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富成斌向李国忠转款一事，所涉主体亦与本案主体不同，且所涉款项系工程款，故富成斌给李国忠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前述两份无关联性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推定，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第二，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建一局三公司通过员工富成斌向何小静支付工程款70万元，即已确认富成斌转账款项系工程款，并非投资款。该证据无论从主体还是款项性质上均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却结合该证据，推定刘某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向何小静收取投资款，严重混淆事实，于法无据。（三）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不存在借款关系。因一审法院未释明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实质上非法剥夺了中建一局三公司依法享有的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径自认定事实，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刘某向何小静借款与中建一局三公司无关，并非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意思表示，亦未取得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授权。其次，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汇入何小静账户，亦无证据证明刘某收取案涉款项的实际用途的前提下，主观错误的认定“何小静向中建一局三公司承建的PPP项目支付投资款”，进一步推定“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系借款关系”，明显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首先，根据刘某的职务、授权内容，其代理中建一局三公司实施的代理行为仅限于签订《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合作协议与对外融资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授权签订合作协议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刘某具有对外融资的授权。其次，刘某在谈话笔录中承认其对外融资的行为并未获得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授权，且事后中建一局三公司或中建一局亦未对刘某对外融资的行为进行追认。再次，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的投资合作或融资行为，亦从未授权刘某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与何小静有过任何磋商或合作，故何小静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相信刘某具有代表何小静融资的授权。最后，何小静从未要求刘某向其出具中建一局三公司的融资授权委托书，其并未履行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何小静明显存在过错，故其不具备善意相对人的法定条件。（二）一审法院错误适用年利率24%计算利息。本案中，何小静和刘某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应当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五条，不予支持借期内的利息。一审法院却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认定中建一局三公司借款170万，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何小静与刘某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却又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双方约定了借款利率的规定，在关于借款利息的法律适用上自相矛盾。何小静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刘某、贾双景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正确的；第二、一审程序是合法的，即便一审法院依职权将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借贷，从何小静角度来说是错误的，但程序上并不违法。中建一局辩称，同意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意见。何小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建一局三公司、中建一局向何小静支付投资款3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为7.7万元）；2.中建一局三公司、中建一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建一局三公司成立日期为1998年8月26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投资人为中建一局。2017年2月24日，刘某向何小静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何小静人民币10万元”。2017年3月23日，何小静向刘某尾号为9334的账户转账10万元。2017年6月26日，甲方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与乙方中建一局和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公司）签订《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协议中载明“经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批准，淮安区城区教育建设项目采用PPP模式（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进有实力的投资合作方进行本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维护合作；甲方于2017年3月28日至2017年5月25日已经对本项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进行了公开招标，经过法定程序，确定中建一局与建信公司（联合体）为本项目投资人和建设、运营维护单位；项目地点：淮安市淮安区，本项目建设涉及6所中小学建设”等，该协议乙方落款处分别盖有中建一局和建信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授权代表人处签字为刘某、孙杰。2017年6月27日，何小静向贾双景尾号3876的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载明的用途为“借款”。2017年9月25日，中建一局网站发布标题为“三公司PPP项目开工”的新闻，内容为“9月20日，中建一局三公司PPP项目正式开工。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包括***红军小学南、北校区，新安小学河西分校，***红军中学西校区、主校区，楚州中学新校区等6个中小学校区”等。2018年3月4日，何小静与刘某签订《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载明：“出资人收到中建一局所承建的PPP项目对出资人前期投资偿还资金共计300万元，上述偿还资金为出资人在本工程项目前期投资的偿还分配资金，出资人同意以上偿还资金数额，领取后出资人不得就该数额以任何理由向个人或项目及公司索要其它任何费用和蓄意闹事行为，如发生上述情况，由出资人承担法律责任，以上偿还资金到账后，出资人需将刘某所打借条返还刘某本人，以上资金最晚于2018年5月份全部汇入何小静账户”。此外，何小静还提供了刘某签字确认的《资金分配表》一份，载明：“出资人何小静，所出资金170万元，分配资金300万元”。此外，何小静还提供《PPP项目联系函》一份，载明：“致中建一局：中建一局三公司PPP项目负责人刘某要我（以下称：我方或投资人）做该项目的前期风险投资人，要求投资人前期根据项目需要提供不超过150万元的资金支持，回报为投资基金的本金归还加利润及该项目给投资人劳务队15万平方米以上的结构扩大劳务分包施工，约定该项目投资人劳务队进场施工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左右……2017年3月份投资人劳务队组织好了全套管理班子，并做好了资金与物资准备等待进场施工，但该项目工期不断拖延、滞后……等至2017年7月投资人劳务队才进入红军中学本部临建施工，临建施工期间由于土方、临建方案变动、三公司项目人事变动等等原因导致投资人劳务队14个管理人员，高峰近30个工人7月-11月只做了不到四千平米的临建。等待期间三公司让投资人劳务队4次进场红军中学北校区，但因当地老百姓闹事被迫又撤出来，另保证让投资人劳务队施工的红军小学南校区在投资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其他队伍进场施工……请三公司相关领导予以重视，尽快解决我方上述问题减少双方损失。项目前期投资人：李国忠”，该联系函上还载明“情况属实。刘某2017.12.20”。一审庭审中，何小静主张李国忠亦向PPP项目进行了投资，且中建一局三公司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国忠退还135万元，转账人为富成斌，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李国忠与刘某签订的《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同时申请李国忠出庭作证，李国忠向一审法院作证称：“我和何小静之前不认识，在项目上认识的，我也向中建一局投资了……我向项目投了135万，当时承诺说给200万，最后是三公司商务部经理富成斌退给我135万，投资款我是直接转账给了刘某”。此外，何小静还主张其也参与了PPP项目的前期临建施工，中建一局三公司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四笔支付了工程款70万元，转账人亦为富成斌，并提交《协议书》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该《协议书》载明甲方为中建一局三公司，乙方为何小静，甲方签字人为杨健，乙方签字人为何小静，内容为“为了有效保障农民工工资正常发放，就乙方在PPP项目***红军中学扩建工程前期临建施工费用事宜，甲乙双方于2018年3月4日在淮安市淮安区科技局大楼4楼423达成以下协议内容：1、甲方同意支付乙方70万元，其中工程实体费用为109179元，工程实体以外的（如餐旅费、招待费、协调费、赞助费等）费用为590821元，共计70万元，以上支付金额为甲乙双方最终商定的PPP项目乙方发生的所有费用；2、乙方承诺：自今日起约束其所有务工人员撤离现场，杜绝出现到甲方公司、分公司机关、项目部及相关政府部门蓄意闹事行为，如发生上述情况，由乙方承担所有损失且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承诺前期发生的关于施工等所有费用全部归零”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显示富成斌分别于2018年4月4日、2018年4月17日、2018年7月17日、2018年9月1日向何小静转账20万元、10万元、30万元、10万元，共计70万元。此外，何小静还提供《责任状》一份，内容为“为了有效解决PPP项目前期相关事宜，保证该项目后续工作的有序开展，中建一局三公司（华东）（以下简称甲方）特与中建一局三公司（华东）员工刘某（以下简称乙方）签订本责任状：……2、乙方承诺将其社会资源从本项目彻底清除，乙方推荐的两家劳务队伍按照红小北项目主体劳务合同价格结合现场已完施工量进行核算及后期结构施工，甲方核算金额支付完毕，乙方负责清退出场并确保在此期间不发生任何经济纠纷；……4、甲方负责将乙方从社会资源借支的款项直接归还汇入相关人员的个人账户，具体资金分配表由乙方提供，该款项甲方从支付给乙方的总款项中直接扣除”等。该责任状共两页，第一页和第二页均有刘某和付日超签字，第二页处还有一个签字，何小静主张系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三公司华东分公司）负责人余长军。针对何小静的上述主张，中建一局和中建一局三公司认可贾双景、刘某、富成斌、杨健、付日超均系中建一局三公司员工，并对何小静提交的与杨健签订的《协议书》和总金额为7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并未收到何小静支付的投资款170万元，刘某所签署的材料不能代表中建一局和中建一局三公司，且主张《责任状》第二页上的签字并非余长军签字。为核实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分别与余长军和刘某进行了谈话，余长军陈述称：“责任状的字不是我签的，我没有见到过这份责任状，付日超确实是分公司的员工，但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责任状的真实性我不认可……PPP项目是由中建一局承接的，委托三公司华东分公司管理……项目最开始是说采取PPP模式，但后来实际上也没有采取这种模式……刘某是三公司华东分公司员工，参与了前期的投标工作”；刘某陈述称：“……2017年期间我在三公司华东分公司任职，当时担任总经理助理，负责PPP的项目，2018年初回到中建一局三公司工作，2018年12月从中建一局三公司辞职，之后到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工作……我本人签字的材料真实性认可，责任状是我提供给何小静的，余长军当时也签字了，三公司华东分公司对此都知情……何小静一共投资了170万元，但因为2018年的国家政策，这个项目无法再采用PPP模式，业主方缩减了我们的工程量……前期投资项目的人有何小静、李国忠、周春林、张华林，王一海，张华林投资40万元，支付了80万元，周春林投资了200万元，支付了375万元，李国忠投资了135万元，支付了135万元，收益是从工程款里面补偿的，王一海投资了120万元，支付了170万元，上述四个人都是付成斌打的款，由于何小静下面的工人上访闹事，所以就没有给何小静退款，导致我的营销奖金也没有给我，现在就是何小静和我没有解决……何小静支付的170万元用于项目前期的工资、设备的购买及办公用品、房屋的租赁等……贾双景当时在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投资部工作，因为这个项目前期需要投资部协助，公司给我派了一个人协助，所以钱才打入到贾双景的账户”。以上事实，有何小静提供的PPP项目中标结果公告、中建一局三公司网页新闻、刘某收条、银行客户回单、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资金分配表、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PPP项目联系函、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协议书、责任状、李国忠证人证言，以及一审法院与余长军和刘某谈话笔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建一局三公司认可刘某、贾双景、付日超、富成斌均系其公司员工，而刘某于2017年6月26日亦作为中建一局的代理人与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签订《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再结合刘某与付日超签订的《责任状》中的相关内容，李国忠的证人证言、富成斌给李国忠和何小静的转账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刘某、贾双景向何小静收取PPP项目的投资款，刘某于2018年3月4日与何小静签订《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何小静均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中建一局三公司，中建一局三公司关于“何小静提供的证据材料均没有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的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无权要求我方付款”的辩称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建一局三公司与刘某、贾双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应另行解决。但是，合伙应指两个以上公民或组织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本案中，中建一局三公司系PPP项目的履约单位，并由三公司华东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具体管理，何小静分别向刘某和贾双景支付款项，并于2018年3月4日与刘某签订《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收据中对何小静本案主张的300万元写明的是“出资人在本工程项目前期投资的偿还分配资金”，而何小静与杨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体现何小静仅参与了PPP项目***红军中学扩建工程前期临建施工，除此之外，何小静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签订有其他书面合伙协议，故一审法院认为依上述协议不能认定何小静与中建一局或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何小静向中建一局三公司承建的PPP项目支付投资款，应当认定其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系借款关系。何小静实际出借资金为170万元，《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中约定共偿还300万元，最晚于2018年5月份全部汇入何小静账户，收益部分已经超过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故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予以调整。何小静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10万元、2017年3月23日支付10万元、2017年6月27日支付150万元，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分段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的利息金额分别为30378.08元、28602.74元、334356.16元，合计393336.98元。此外，何小静要求中建一局三公司自2018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亦不违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但计算基数应调整为170万元。中建一局三公司虽系中建一局的全资子公司，但二者系独立的主体，何小静要求中建一局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缺乏相应的合同和法律依据。综上，何小静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6691号民事判决：一、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何小静投资款170万元；二、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何小静投资款利息（利息计算至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为393336.98元，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起，以17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何小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何小静是否有理由相信涉案交易的相对人为中建一局三公司。尽管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未签署过书面合同，但本院注意到：一是2017年9月25日，中建一局网站发布标题为“三公司PPP项目开工”的新闻，该新闻使得他人相信淮安城区教育建设PPP项目由中建一局三公司负责。二是何小静将涉案170万元支付给刘某和贾双景；刘某向何小静出具了《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何小静还提供《责任状》中涉及本案交易，且有付日超签字，中建一局及中建一局三公司均认可刘某、贾双景、付日超系中建一局三公司员工，参与本案项目工作。可见，中建一局三公司项目上的多名员工参与涉案交易。三是何小静主张参与了PPP项目的前期临建施工，且与中建一局三公司（杨健作为代表签字）签订《协议书》，中建一局三公司认可何小静进行了前期临建施工，及杨健与富成斌系其工作人员，但该工程款项系富成斌依据上述协议通过其银行账户向何小静转账70万元，可见中建一局三公司在涉案项目运作中存在不规范情形。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何小静有理由相信其交易相对方为中建一局三公司。关于何小静与中建一局三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尽管刘某向何小静出具的《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及《资金分配表中》有“出资”字眼，但不能仅据此即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还应依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判断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何小静在支付涉案170万元时，未与中建一局三公司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且二审中亦未向本院说清收益如何分配、预期利润数额。其次，何小静转账150万元的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借款，表明其转款时的本意为借款。最后，何小静主张参与前期施工系合伙内容之一，但该施工工程款已经另行结算。未有证据显示何小静在支付170万元后，曾参与工程管理。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中建一局是否应承担责任。何小静参与前期项目施工，应当明知系中建一局三公司实际运营该项目，与其接触的人员大部分是中建一局三公司员工，且从其提交的《PPP项目联系函》来看，亦认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中建一局三公司，故其无理由相信涉案交易相对方为中建一局，故中建一局不应就本案交易承担责任。关于一审法院判决的利率标准是否正确。从《PPP项目前期投资偿还资金收据》内容来看，何小静出借170万元，至2018年5月，中建一局三公司需偿还300万元。该300万元系本金与利息之和，很显然利息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按照法定最高标准24%予以计算，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何小静、中建一局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37元，由何小静负担13637元（已交纳），由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负担201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耀斌审判员  杨琳琳审判员  陈 洋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