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00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莉，住和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住和龙市，系刘某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潘丽英，住延吉市。上诉人刘某与被上诉人潘某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吉林省和龙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吉2406民初841号民事判决，潘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吉24民终2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吉24民申10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20）吉24民再44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和龙市人民法院重审。和龙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吉2406民初77号民事判决，刘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杨某，被上诉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造成判决错误。具体为：1.一审判决认定“同年9月11日，因其本人在和龙，嘉投公司（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简称）办事处在延吉，便将投资款通过身为嘉投公司工作人员的被告交付给嘉投公司……”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担保是为了确保资金转入嘉投公司，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将30万元转入被上诉人账户并通过被上诉人投资并不是因为地域问题，被上诉人在嘉投公司的业务主要是负责拉客户，并通过介绍投资客户后收取提成。被上诉人拉拢上诉人投资并提供担保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提成，而通过自己亲自转款并亲自代签投资合同是为了赚取业务提成的需要，而非是为了给上诉人帮忙或提供方便。2.一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不成立，保证书系“确保被告能将投资款转入公司”而出具的，该认定背离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对于担保书是确保投资款转入公司的推论并不能成立。从两次投资交易过程来看，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投资行为从中获利是被上诉人主动促成上诉人投资的动力，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的主观动因是获利，而上诉人的两次投资都是以被上诉人为媒介，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赖才将投资款交给被上诉人，并要求被上诉人对该投资提供担保。3.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其保证范围应当理解为全部投资款及收益。保证书所担保的标的明确，就是30万元投资款，期限是一年。具体操作中付款及与嘉投公司签订所谓投资合同均有被上诉人实际操作（合同是被上诉人代签），上诉人并不参与，也没有对该公司经营的项目进行考察，只是单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赖进行投资，所以，被上诉人出具的保证书应当理解为对30万元投资款在1年其收回提供的保证。4.依据担保法律关系，担保是从合同，其依附于主合同。民间大多的保证合同都没有保证条款，只是在主合同落款处的保证人一栏签字盖章，对于这样的保证方式不能进行片面的解读，本案中，除非被上诉人在保证书中载明了是“确保投资款转入公司账户”，否则就应当认定对全部合同提供了担保。5.本案当事人之间符合“委托合同”关系并附加担保合同关系，主要内容是：基于被上诉人的介绍，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向其所供职的嘉投公司进行投资，并由被上诉人对投入资金能够按期回收提供担保，也就是被上诉人对于投资风险承担保证责任，而被上诉人从该投资业务中赚取业务提成，这是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出具担保书只是为了确保投资款转入公司的认定过于狭隘，故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潘某辩称，我们干营销和干保险是一样的，都是有绩效的，这5000多元劳务费是公司给的钱，不是从上诉人的30**给的，我不会为了挣5000元而去担保30万元。上诉人主动把30万打入我的建行账户里，我再从我的账户中将这30万元转入公司账户，用单位的POS机刷的我的卡。因为是从我的账户出去的钱，所以我给打了保证书。我们的公司是在江苏，不是说你把钱存上，马上就给你们合作协议，得等7到15个工作日合同才能邮到延吉，这个合同一式两份，一份给投资人还有一份邮回江苏总公司，所以这中间是有时间的，所以上诉人丈夫高某让我写的就是保证这个时间将钱投到总公司。2017年9月11日，刘某将这30万元投资款打入我的账号内，我收到款后保证立即交给本人工作的公司，不得挪作他用，所以我写的保证书。该保证书的内容足以看出，刘某和江苏嘉投公司形成了合同关系，故本人的担保行为就完成了。我写的担保书就是证明刘某在江苏嘉投公司投了钱，而不是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高某也在江苏嘉投公司延吉公司上班，也是为了挣提成款。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潘某承担保证责任，返还30万元投资款。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11日，被告劝原告购买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原告对投资理财是否存在风险不确定，被告自愿为原告提供书面保证，原告因有被告的书面保证，才同意将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后由被告操作，该30万元投资期限为一年，现已结束，但投资款迟迟未返还，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合作事项，甲方自愿出资人民币35万元，全权委托乙方进行项目合作，以求获得较好项目合作收益；……”该笔投资款原告已收回。同年9月11日，原告继续投资嘉投公司，因其本人在和龙，嘉投公司办事处在延吉，便将投资款通过身为嘉投公司工作人员的被告交付给嘉投公司，在原告丈夫的要求下，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担保书，内容为“今刘某投资嘉投创业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正（300000正）期限为1年，特此证明。担保人：潘某2017年9月11日”几天后，被告将担保书交付给了原告，嗣后，原告收到了合作协议书，内容与2017年4月11日的合作协议书一致。2018年12月27日，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对嘉投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另查：2018年8月份，原告额外出资20万元购买了嘉投公司的公司股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POS机签购单、担保书，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立案决定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9月11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担保书，名头上虽为“担保书”，但从内容上来看，仅仅体现的是投资数额及期限，并无保证该笔投资款按约返还的词语，从该担保书形成的情景看，因被告系江苏嘉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原告本人不在公司，通过被告将投资款转入公司账户，为确保被告能将投资款转入公司而要求被告出具担保书亦符合情理逻辑。另外，在此之前的2017年4月11日，原告就已投资江苏嘉投创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款为35万元，其对江苏嘉投创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运作方式已然了解，进而额外购买了江苏嘉投创业管理有限公司20万元的股权。以上迹象无法表明2017年9月11日的“担保书”具有保证意思表示，保证合同不成立，原告亦未举出其他证据充分证明被告具有保证意思表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二审中，刘某及潘某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具体来说，第三人单独出具的担保书成立为保证合同，保证人有保证担保的意思是保证合同成立的前提要件，保证人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表示，当被保证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并为债权人接受的，保证合同成立，无保证意思或保证意思不明的，保证合同不能成立。本案，刘某作为甲方，与乙方嘉投公司订立合作协议，并通过嘉投公司延吉分公司的业务员潘某向嘉投公司汇款30万元。潘某没有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刘某与嘉投公司订立的主合同上签字或盖章，而是以第三人单方与刘某订立了书面合同。虽然名头为“担保书”，但该“担保书”内容不足以认定潘某为嘉投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刘某履行义务时需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审认定：“2017年9月11日的“担保书”无法表明具有保证意思表示，保证合同不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立红审判员  金亨今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