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602民再12号之一 抗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原告：单立峰，男，197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被告：胡金木，男，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被告：金百鑫，男，194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原告单立峰与原审被告胡金木、金百鑫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浙0602民初113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5月13日，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绍检民（行）监【2020】33060000045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浙06民抗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6）浙0602民初11386号认定事实错误，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2013年1月9日，徐国祥、曹益飞通过单立峰介绍，向案外人董幼春借款人民币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单立峰、胡金木、金百鑫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同日，董幼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徐国祥的农行卡转账40万元。至2014年8月，徐国祥、胡金木、金百鑫及单立峰陆续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其中单立峰代为归还人民币20万元，其余款项均由徐国祥、胡金木、金百鑫直接归还董幼春或通过单立峰转交归还。2014年8月5日，单立峰从董幼春处取得案涉借条，并要求董幼春在其事先写好的收条上签名，该收条载明“单立峰代为徐国祥偿还董幼春借款人民币计陆拾伍万元正”等内容。2015年11月13日，单立峰持上述收条、借据，虚构借款本金为80万元，谎称其中65万元由其代为偿还等事实，向本院起诉，要求徐国祥、曹益飞支付其代偿的6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获得本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支持。因徐国祥、曹益飞未履行，单立峰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6月27日，本院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线索为由，作出（2016）浙0602执649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曹益飞向单立峰支付了代偿款2万元。2016年11月22日，单立峰向本院起诉，要求胡金木、金百鑫平均分担其代偿的6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本院作出（2016）浙0602民初11386号民事判决。后胡金木、金百鑫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未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6民终6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另查明，2020年3月16日，本院（2019）浙0602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单立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方法，以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该刑事判决认定本案诉讼为其中一节犯罪事实。 本案应予再审理由如下： (一）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本案事实认定 本案庭审结束后，单立峰因涉嫌刑事犯罪被依法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收集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属于新的证据。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所依据的（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认定单立峰代偿65万元的事实”存在错误，致原审判令胡金木、金百鑫与单立峰应平均分担该代偿款63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结果错误。 首先，（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认定徐国祥、曹益飞向董幼春借款的金额以及单立峰代为偿还借款的金额错误。根据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徐国祥的陈述与证人胡金木、金百鑫及董幼春的证言能够互相印证，证实徐国祥、曹益飞向董幼春实际借款金额为40万元，银行交易记录也证实董幼春转账给徐国祥的款项为40万元，故实际借款金额应为40万元，并非80万元。上述证言、书证，再结合（2015）绍越商初字第2477号、（2015）绍越商初字第3883号、（2016）浙06民终3238号三份生效判决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实至2014年8月，徐国祥、胡金木、金百鑫及单立峰陆续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为65万元，其中单立峰代为偿还20万元。上述证据还证实该65万元分别为徐国祥的车辆抵押后获取的15万元、金百鑫现金5万元，胡金木作为借款人向孙小民借款的8万元、5万元、5万元、20万元，金百鑫转账给单立峰5万元，金百鑫、胡金木各出具现金1万元。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除以胡金木名义向孙小民所谓的借款20万元由单立峰代为偿还董幼春外，其余款项均由徐国祥、胡金木及金百鑫清偿。故，（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认定单立峰代为偿还65万元显然错误。 据此，因（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认定单立峰代为偿还65万元的事实存在错误，原审作出由胡金木、金百鑫与单立峰应平均分担该代偿款63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判决结果亦存在错误。 (二）新的证据证明本案属于经济犯罪，不应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处理 2018年7月16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以单立峰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移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1月2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越检公诉刑诉（2019）12号起诉书指控单立峰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2020年3月16日，本院（2019）浙0602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单立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方法，以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新的证据证明本案属于经济犯罪，不应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处理。 (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单立峰为非法占有徐国祥等人财物，恶意提起本案诉讼，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其行为妨碍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 综上所述，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本院（2016）浙0602民初11386号民事判决，该案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原审原告单立峰以胡金木、金百鑫为原审被告，于2016年11月22日向本院起诉称：其与被告胡金木、金百鑫同为案外人徐国祥、曹益飞向案外人董幼春借款8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但未约定每个保证人的保证份额。后因徐国祥、曹益飞未能按期偿还全部借款，董幼春要求原告承担相关保证责任。原告陆续代徐国祥、曹益飞偿还了借款65万元。2015年11月13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徐国祥、曹益飞归还代偿款项65万元及赔付利息损失，本院以（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对原告的相关诉请予以支持。2016年6月27日，本院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线索为由，作出（2016）浙0602执649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至今徐国祥、曹益飞仅向原告偿还了20000元，尚有630000元及利息未予清偿，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一、判令被告胡金木、金百鑫分别向原告归还210000元，并分别支付210000元自2014年8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了其第一项诉请，利息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 原审被告胡金木、金百鑫辩称：1、债权人董幼春早已出具书面承诺，免除了胡金木和金百鑫的保证责任。2014年8月5日董幼春出具书面承诺书一份，内容是“今承诺对徐国祥2013年1月9日的借款胡金木、金百鑫不承担连带责任。”该证据胡金木和金百鑫已在规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归还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胡金木和金百鑫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2、（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判决是一份缺席判决，是在仅凭单立峰的一面之词而制作的，与真实情况存在很大出入。由于徐国祥等人的缺席，法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基础关系进行详细审查。但当时徐国祥借款都是单立峰一手撮合的，单立峰与董幼春是外甥舅舅关系，约定由董幼春出钱40万元借给徐国祥，胡金木和金百鑫原和单立峰是要好朋友，故胡金木和金百鑫在单立峰的要求下，在借据中签字，但签名时借款数额为40万元，如何变成80万元、款项如何交付，两被告均不知情。后向徐国祥了解，其已按时归还了借款本息，故2014年8月5日，两被告找到董幼春，让其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对单立峰提供的代偿收条是否真实，两被告不清楚，也与两被告无关。而且，单立峰作为一个做建材小生意的人来说，近几年在本院以担保人代偿后进行追偿的案件多达近30个，虚假诉讼的成份也很大。3、单立峰的诉讼请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无法成立。退一步讲，假如没有董幼春的免责承诺书，假如单立峰的代偿是事实，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20条第二款的规定，单立峰只能在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才可向其他保证人请求分担。但根据单立峰所提交的（2016）浙0602执649号裁定内容看，这只是一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而不是民诉法规定的终结执行裁定，故原告现在也无权向两被告请求分担保证责任。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徐国祥、曹益飞于2013年1月9日向董幼春借款80万元，立有借据一份，借据就借期、逾期利息、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限作出约定；徐国祥、曹益飞在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确认，原告单立峰、被告胡金木、金百鑫均在保证人处签字按印确认。后董幼春向原告单立峰出具收条一份，载明董幼春分别于2014年5月15日、7月2日、7月25日、7月26日、8月5日收款20万元、20万元、15万元、5万元、5万元，合计收款65万元，并载明65万元系原告单立峰代被告徐国祥、曹益飞偿还2013年1月9日所立借据中剩余借款部分。 2015年11月13日，原告单立峰向本院起诉要求徐国祥、曹益飞归还原告代为偿还的借款65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8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国祥、曹益飞应支付单立峰代偿款6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8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因徐国祥、曹益飞未按判决书履行，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无较大金额存款、无可供执行的房产，被执行人名下车辆未查扣到案，暂无法处置，经向相关媒体曝光被执行人相关执行信息，无人举报，也未找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浙0602执649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另认定，本院出具执行裁定书后，曹益飞向原告支付了代偿款2万元。 原审认为，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中，原告单立峰截止2014年8月5日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共向债权人董幼春代偿了65万元，依法取得了向债务人追偿以及就不能追偿部分按比例向其他连带保证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后原告通过法院诉讼及执行程序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对债务人的存款、现金、车辆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现执行程序终结。原告实际获得代偿款2万元，其余未执行到位的款项63万元及相应利息应属于担保法中规定的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对两被告关于已免除案涉债务的担保的辩称，原审认为原告、被告胡金木、金百鑫均系经本院生效判决确认系徐国祥、曹益飞向董幼春之借款担保人，原告代偿行为发生在先（发生在2014年5月至8月期间），董幼春出具承诺书落款时间在后（2014年8月5日），且两被告所提供的该份承诺书真实性未得到证实，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胡金木、金百鑫与原告应平均分担该代偿款63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故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分别向原告归还21万元及利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金木应支付给原告单立峰代偿款21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金百鑫应支付给原告单立峰代偿款21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4250元，由两被告各半负担21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本院再审认为，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民事纠纷而属于刑事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本院（2019）浙0602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审原告单立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方法，以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该刑事判决并认定原审诉讼系其中一节犯罪事实。据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浙0602民初113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单立峰的起诉。 原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退还给原审原告单立峰。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宓军庆 审 判 员  周仕勇 审 判 员  陶珊珊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王文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