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038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刘涛，男，1971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静，四川星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宏，四川星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杨小辉，男，197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鑫，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莹洁，女，1960年11月17日出生，满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果，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杨小辉及原审第三人刘莹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小辉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支持刘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即杨小辉向刘涛支付合作分红金额854327元。主要的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真正违约者系杨小辉。1.杨小辉称其因刘莹洁退出成都归国藏胞接待站（以下简称藏胞接待站）的经营才知晓该接待站的承包期限仅到2018年止，其该陈述不属实。2012年5月28日《承包协议》明确载明经营期限为10年，刘莹洁和杨小辉均在该协议上签字，虽刘莹洁主张《承包协议》首页中的签字不是其签字，但刘莹洁在该协议末页上签字捺印，同时，刘莹洁陈述在签订《承包协议》时将《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交予杨小辉看过，则杨小辉知晓藏胞接待站的经营期限到2018年4月1日止。因此，杨小辉、刘涛、刘莹洁在均知晓藏胞接待站承包经营期限到2018年4月1日止的情况下，在《承包协议》中将经营期限约定为2022年止，系因刘莹洁为四川省对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藏胞办公室）的内部员工，在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刘莹洁在承包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拥有优先承包的权利。现承包期限并未届满，未到续签的期限，杨小辉在承包期间也未向刘涛提出过续签承包合同的事情。2.杨小辉至今仍在经营藏胞接待站，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藏胞办公室不让其经营。事实上，杨小辉自2012年接手藏胞接待站后，将接待站更名为“成都登巴客栈青年旅舍”，经营主体为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均为杨小辉，杨小辉系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虽藏胞接待站现更名为“笑脸里·好久不见青年旅舍”，但相关广告仍注明为藏胞接待站地址和名称。上述事实证明杨小辉并未退出藏胞接待站的经营管理，其真实目的系想直接与藏胞办公室接洽承包。3.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杨小辉负有5项义务，包括无论合伙事宜盈亏杨小辉均应向刘涛支付承包分红费，而杨小辉在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拒不向刘涛支付承包分红费，违反了《合作协议》第3条的约定，构成严重违约。二、刘涛的反诉请求应予支持。1.刘涛为履行《承包协议》约定的义务，在2016年4月向藏胞办公室交纳了当年的承包费155000元，但杨小辉拒绝向刘涛支付2016年至2018年的分红，同时继续占用刘涛投资装修的藏胞接待站继续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未再向藏胞办公室交纳2017年的承包费，导致藏胞办公室向刘莹洁发出《关于催交房屋租赁费的通知》以及刘莹洁出具《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这系杨小辉违约造成。2.一审判决认定刘涛应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本案中无任何来自于政府或不可抗力的解约原因，杨小辉真正解约目的系为毁约并甩掉刘涛，而刘涛并无违约行为，同时《合作协议》对于退还100000元保证金以及合作费用的条件均有明确约定。纵观刘涛与杨小辉签订的《合作协议》《承包协议》，刘涛并未明示或默示放弃权利，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1日为案涉合同解除日，或者按照《承包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为2022年，亦或是按照《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到2018年4月1日止，杨小辉均不应在2016年即拒绝向刘涛支付承包分红费。三、一审中，刘涛代理人因诉讼策略的原因，向法庭作出了“刘涛系刘莹洁的委托代理人”的错误陈述，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应向刘涛释明本案的法律关系，或作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不应直接驳回刘涛的反诉请求。且根据一审举示的证据，能够认定本案并非刘涛所主张的受刘莹洁委托与杨小辉签订合同，一审法院仅以刘涛坚持系刘莹洁委托人身份而驳回刘涛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同时，案涉《合作协议》的主体为刘涛和杨小辉，即使在协议解除的情况下，也应判定刘涛享有合同权利，即应对杨小辉差欠刘涛承包分红费的事实进行裁判。 杨小辉辩称：1.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刘莹洁将房屋交付与刘涛，刘涛转让给杨小辉，而非一审中刘涛称系受刘莹洁委托将房屋对外经营，且刘莹洁在一审中称并未委托刘涛。因刘莹洁退出藏胞接待站，刘涛无法履行与杨小辉的合同，刘涛违约。2.关于反诉，若刘涛系刘莹洁委托提起反诉，反诉原告应系刘莹洁，而非刘涛。即使刘涛系受刘莹洁委托，在一审亦未提交委托书，一审中刘莹洁当庭否认委托刘涛提起反诉或者要求其他诉求。刘涛提到的转让费，一审已查明该事实。关于分红费，不可能有预付分红费的方式，每年6月支付下一年分红费不符合常理。故一审判决无误，请求维持原审 刘莹洁述称：一、《合作协议》系刘涛与杨小辉签订，刘莹洁非协议相对方，对该协议不知情，且本案本反诉双方均未向刘莹洁提出具体诉讼请求。刘莹洁对一审查明主要事实不持异议，但对一审认定《合作协议》从2018年1月1日已无法实际履行，客观上已解除不予认可。刘莹洁虽在2017年11月28日向藏胞办公室出具《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但出具该说明系因2016年起刘涛、杨小辉产生纠纷，经营出现问题，双方未按《承包协议》及《延长承包合同经营书》约定内容支付承包费，藏胞办公室为明确责任，要求刘莹洁签字形成。根据法律规定，协议的解除必须有法定、约定的解除条件，该说明仅系单方明确责任的文书，不能产生解除协议的效力。二、根据三方《承包协议》第二条和第四条约定，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承包藏胞接待站协议由刘涛与杨小辉全权执行，藏胞接待站的承包费、保证金、生产经营费用等均由刘涛与杨小辉承担。由于刘涛与杨小辉产生纠纷，经营出现问题，拖欠大笔承包费未能支付，按照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延长承包合同经营书》第三条规定，藏胞办公室已将保证金转为违约金予以收缴。一审反诉中，刘涛称接受刘莹洁委托签订相关协议系歪曲事实。刘莹洁对刘涛与杨小辉签订《合作协议》事实完全不知情，刘莹洁系藏胞接待站直接承包人，若要与杨小辉签订合作协议，完全可以以自己身份签订，不需以委托刘涛的方式。三、《承包协议》第一页中各方当事人签字及合同主体内容第一条的空白处关于合作期限的签字均系刘涛签署，对该页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协议系由刘涛起草，非三方当场签订，一审中刘涛与杨小辉亦认可非三方当面签署。刘莹洁在签订《承包协议》过程中向刘涛出示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延长承包合同经营书》，明确告知双方承包期限为2018年4月1日，刘莹洁在本案开庭过程中通过阅卷才看到《承包协议》中承包期限变更为2022年5月31日。《承包协议》期限应以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承包期限2018年4月1日为准，该协议存在重大变造、伪造嫌疑，如刘莹洁因此受到经济损失，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民事及刑事责任的权利。 杨小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杨小辉与刘涛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决刘涛退还杨小辉保证金1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2年5月3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为止的利息；3.判决刘涛退还杨小辉转让费6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2年6月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为止的利息；4.判决刘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刘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杨小辉支付刘涛合作分红金额854327元（2016年7月10日至2018年7月9日），并由杨小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14日，藏胞办公室（甲方、发包人）与刘莹洁（乙方、承包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藏胞接待站承包给乙方；乙方已交足100000元信誉保证金，乙方承包期内未违反经营合同，承包期满后甲方负责将信誉保证金及银行利息连本带利退还乙方，若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或擅自退出承包，信誉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归甲方所有；承包经营年限5年，2008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后双方于2010年8月12日签订《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经营期限从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 2012年5月28日，刘莹洁（甲方）与刘涛（乙方A）、杨小辉（乙方B）签订《承包协议》，约定甲方以个人名义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承包藏胞接待站的经营协议，交由乙方全权执行，经营期限为10年，2012年5月31日至2022年5月31日，乙方在经营过程中甲方不得干涉、不参与所有的经营活动，但乙方在有转租和其他重大经营决策时应提前与甲方沟通，让甲方知晓；在履行甲方与藏胞办公室的协议过程中，所有承包费用、保证金及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支付，所有利润由乙方收取；协议解除时，甲方将藏胞办公室退还的保证金在3日内退还乙方；承包经营期间，为使营销工作及对外协调工作做得更好，乙方B将出资合作的经费交予乙方A，并由乙方A与藏胞办公室结算，整个酒店由乙方A牵头，乙方B给予配合。 2012年5月30日，刘涛（甲方）与杨小辉（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据藏胞接待站刘莹洁委托，就双方合作经营藏胞接待站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合作期间，甲方负责与相关管理单位协调处理相应事务，由乙方负责内部经营管理，甲方不参与具体事务；因甲方与乙方合作之前对该站进行了前期资金投入，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600000元作为合作的基础条件；合作期限为10年，自2012年7月10日至2022年7月10日，乙方无论盈亏均向甲方分红（第一年和第二年每年支付360000元，第三年开始按5%比例递增，直到增加到每年480000元后不再增长）；合作期间，乙方另行投资400000元对藏胞接待站进行装修，合作期满如双方不再合作，乙方有权处置藏胞接待站设施设备；乙方向甲方交纳承诺保证金100000元，合作期满后双方不再合作，甲方需在协议期满3日内退还乙方；合作期间藏胞接待站日常维修养护由乙方负责，产生的水电气、闭路及网络等费用由乙方管理支付；合作期间如乙方有特殊原因需退出，须提前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除来自政策、政府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外，甲乙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协议，否则视为违约，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违约金200000元；如甲方违约，甲方赔偿乙方前期投入600000元及后期装修投入（按年限折旧）。杨小辉于2012年5月30日支付保证金100000元，并于6月6日支付第一年分红款360000元及合作款100000元、6月26日支付合作款500000元，藏胞接待站分别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4份。 后杨小辉承接藏胞接待站进行经营，并向刘涛支付了4年分红款。2017年4月27日，藏胞办公室向刘莹洁发出《关于催交房屋租赁费的通知》，向刘莹洁催缴下一年的承包费用、土地税等。2017年6月2日，藏胞办公室向刘莹洁发出《关于补缴欠费及办理移交手续的通知》，告知刘莹洁100000元信誉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再退还，要求刘莹洁于2017年6月8日前补交相关费用并办理移交手续。2017年11月28日，刘莹洁出具《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载明：我因故提前退出藏胞接待站经营，100000元保证金归藏胞接待站所有，其利息抵扣2016年度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结算时多退少补。 一审另查明，1.2016年8月24日，刘涛向刘莹洁发出短信，告知其杨小辉不给合作费已2个月，已于昨日锁了门，后双方发生冲突，警察介入后要求调解；刘莹洁回复称“我在外地回来说”。2.关于藏胞接待站的经营情况，杨小辉称藏胞办公室于2017年底要求收回藏胞接待站，遂退出了藏胞接待站经营，后续具体情况不清楚；刘涛主张藏胞接待站一直由杨小辉经营至今，认可自己之后未再向藏胞接待站结算过费用；刘莹洁要求杨小辉出具退出的证据，认可其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日，未再签订延长合同，2017年与藏胞办公室结算时差30000多元，后续费用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刘莹洁与刘涛、杨小辉签订的《承包协议》以及杨小辉与刘涛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杨小辉与刘涛合作经营藏胞接待站的基础为刘莹洁享有藏胞接待站的承包经营权，刘莹洁于2017年11月28日向藏胞办公室出具《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杨小辉主张于2017年年底退出藏胞接待站经营，但无证据证明退出的具体时间，故认定《合作协议》从2018年1月1日起已无法继续履行，即客观上已经解除，现已无判决解除该份协议的必要，对杨小辉请求解除《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涛主张《合作协议》达不到解除条件、杨小辉至今仍在经营藏胞接待站，与刘莹洁出具的《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的内容不符，刘涛亦无证据予以证明现藏胞接待站仍由杨小辉经营，且按照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期至2018年4月1日结束，承包期间系由刘涛牵头、与藏胞办公室进行结算，刘涛和刘莹洁均认可之后未向藏胞办公室支付过费用，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作协议》约定，杨小辉向刘涛交纳的承诺保证金100000元在合作期满3日内退还，双方合作已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故刘涛应向杨小辉返还保证金100000元。刘涛逾期返还，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杨小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杨小辉已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向刘涛支付600000元作为合作的基础条件，协议约定的期限为10年，但双方实际合作期限自2012年7月10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为5年5个月22天，600000元按照该期限折抵为328667元（60000元/年×5年＋5000元/月×5月＋5000元/月÷30日×22日），故刘涛应向杨小辉返还271333元（600000元－328667元）。刘涛逾期返还，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杨小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主张之日即2018年1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刘涛反诉请求杨小辉支付2016年7月10日至2018年7月9日的分红款，并坚持以刘莹洁在藏胞接待站合作经营中的受托人的身份提起该项反诉请求。对于刘涛与刘莹洁之间是否为委托合同关系，刘涛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小辉与刘莹洁均不予认可，且刘莹洁亦主张反诉与其无关，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刘莹洁主张其与刘涛、杨小辉签订的《承包协议》中载明的期限“2012年5月31日至2022年5月31日”与各方约定不符，应为与《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一致，即至2018年4月1日，首页并非自己签名，该协议存在伪造的可能，并申请鉴定。本案中，刘莹洁并无充分证据对此予以反驳，且本案系刘涛与杨小辉之间的合同纠纷，该份合同的期限对双方权利、义务并无实质上影响，故一审法院对鉴定申请未予允许。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小辉返还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4日起的利息（2018年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刘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小辉返还271333元并支付该款从2019年1月28日起的利息（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杨小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涛的反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杨小辉负担5064元，刘涛负担573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171元，由刘涛负担。 二审中，杨小辉、刘莹洁无新证据提交。刘涛提交以下新证据：1.2008年4月1日刘莹洁与刘涛签订的《承包协议》一份，拟证明刘涛自与刘莹洁在2008年4月1日签订《承包协议》时对案涉酒店享有承包经营权，对酒店进行了装修，经营四年后才转包给杨小辉，因此，刘涛与杨小辉签订转包合同并收取600000元合作费及按年分红费符合客观实际与双方合同约定。2.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登巴客栈经营主体系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小辉系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股75%的大股东，杨小辉在一审中称其于2017年退出酒店的经营管理不符合事实情况，杨小辉2012年承包案涉酒店后一直实际经营至今。3.住哪网网页截图、英才招聘网网页截图、搜狗地图截图，拟证明虽然登巴客栈2019年才更名为“笑脸里·好久不见”客栈，但实际经营主体仍系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即杨小辉作为控制大股东，系实际经营管理人，杨小辉实际享有了承包经营权，其应按约向刘涛支付相应的承包分红费。 杨小辉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反映公司基本信息，不能达到刘涛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3.对第三组证据，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刘涛提到的现在经营人为杨小辉，因杨小辉退出后，现在系实际经营人在实际经营案涉酒店，并非杨小辉一直在经营案涉酒店，该证据系网上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刘莹洁质证认为：1.第一组证据签订时间为2008年4月1日，从协议内容及名称看，刘涛与刘莹洁之间系承包合同关系，并非委托关系，根据该协议内容，刘莹洁承包藏胞接待站所有的权利义务均由刘涛在全权执行。2012年5月28日，刘莹洁与刘涛、杨小辉签订了《承包协议》，2008年4月1日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已经终止，应当以2012年5月28日的《承包协议》为准，该证据亦不能达到刘涛的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该份证据对于刘涛收取杨小辉600000元合作费以及杨小辉是否应按年向刘涛支付分红费，并不具有关联性，不能到达刘涛的证明目的，因此，对第一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对第二组证据，仅显示案外人成都登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并未反映该公司系案涉旅舍的经营主体以及杨小辉仍在经营案涉旅舍。而第三组证据所载明的网页内容，与本案各方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性。因此，对第二组证据和第三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刘涛、杨小辉、刘莹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1.对于杨小辉与刘涛之间的法律关系。刘涛上诉认为“本案事实系刘涛将其享有的接待站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杨小辉”“本案一审以及二审的证据足以证明刘涛与杨小辉之间是承包关系，而不是作为刘莹洁代理人的身份”，而杨小辉在二审调查中陈述“杨小辉与刘涛之间是承包经营”。2.关于向藏胞办公室支付承包费用，杨小辉在二审调查中陈述“我方支付给刘涛，刘涛再支付给办公室”，并陈述支付给藏胞办公室的承包费用包含在每年支付给刘涛的分红款中，而刘涛陈述“刘涛向办公室缴费的时间是每年4月份，并不是杨小辉所称其把费用给我方，我方在（再）给办公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小辉与刘涛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应确认解除；2.刘涛是否应向杨小辉返还保证金100000元、转让费271333元及前述款项的利息；3.杨小辉是否应向刘涛支付分红款854327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杨小辉与刘涛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应确认解除的问题 本院认为，杨小辉与刘涛合作经营藏胞接待站，系基于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而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二人与刘莹洁签订的《承包协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藏胞办公室分别于2017年4月27日和2017年6月2日向刘莹洁发出通知，要求刘莹洁缴纳承包费用、土地税等，而刘莹洁于2017年11月28日出具《关于退出承包经营的说明》，退出了藏胞接待站的经营，则刘莹洁不再享有藏胞接待站的承包经营权。同时，虽案涉《承包协议》《合作协议》载明的经营期限至2022年止，但如前所述，杨小辉与刘涛合作的基础系基于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而前述协议载明的经营期限至2018年4月1日届满，对此，杨小辉和刘涛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二人在《延长承包经营合同书》载明的经营期限届满之前，按照《承包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向藏胞办公室缴纳了藏胞接待站的承包费用或其二人与藏胞办公室就藏胞接待站续签了承包合同。据此，杨小辉、刘涛达成的《合作协议》，已无履行基础。结合各方均未举示证据证明实际退出藏胞接待站经营的时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于2018年1月1日起客观上已经解除以及认定《合作协议》无判决解除的必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刘涛是否应向杨小辉返还保证金100000元、转让费271333元及前述款项的利息的问题 （一）关于刘涛是否应向杨小辉返还保证金100000元及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合作协议》客观上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和《合作协议》第7条约定，则刘涛应在2018年1月3日前向杨小辉返还100000元保证金。刘涛未在该期限内返还，应向杨小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其中，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关于刘涛是否应向杨小辉返还271333元及利息的问题。刘涛上诉认为，杨小辉向其支付的600000元，系双方合作基础条件，是杨小辉对刘涛对于藏胞接待站前期资金投入以及经营效果的有偿支付，杨小辉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向其退还600000元。本院认为，虽《合作协议》载明“因刘涛与杨小辉合作之前对该站进行了前期资金投入，经双方协商，杨小辉一次性支付刘涛600000元作为合作的基础条件”，但《合作协议》亦约定了合作期限为10年以及“合作期满，若甲乙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则另行签订合作协议”，据此，杨小辉向刘涛支付600000元，系基于刘涛的前期投入以及双方合作期限为10年。现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双方仅合作2012年7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计5年5个月22天。因此，对于剩余未合作经营的期限对应的款项，刘涛应返还给杨小辉。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计算认定刘涛应向杨小辉返还271333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刘涛关于其不应向杨小辉返还保证金100000元、转让费271333元及相应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杨小辉是否应向刘涛支付分红款854327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第3条约定，杨小辉承诺在合作期间，无论盈亏均应向刘涛支付分红。因此，杨小辉应向刘涛支付合作期间的分红款。对此，杨小辉抗辩认为，藏胞接待站在2016年已经亏损，同时刘涛存在欺骗，未告知其藏胞接待站的经营期限到2018年4月1日止，而杨小辉告知刘涛与藏胞办公室续签合同，其未续签，导致杨小辉无法支付相关费用。本院认为，杨小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藏胞接待站系亏损，且即便藏胞接待站亏损，亦不构成杨小辉拒绝向刘涛支付分红款的理由。而对于杨小辉主张刘涛存在欺骗的问题，根据刘莹洁、刘涛、杨小辉签订的《承包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了承包藏胞接待站的经营协议，由此可知，杨小辉系知晓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就承包藏胞接待站签订了经营协议，其作为商事主体，理应尽到查验义务，而其未查看刘莹洁与藏胞办公室签订的经营协议，系其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并据此证明刘涛存在欺骗杨小辉的行为。故杨小辉前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以及前述分析，杨小辉已向刘涛支付了截止2016年7月共计4年的分红款以及案涉《合作协议》于2018年1月1日起客观上已解除，因此，杨小辉应向刘涛支付2016年7月10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分红款。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涛向本院出示了具体计算方式为：1.2016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9日分红款为416745元；2.2017年7月10日至2018年1月1日分红款为209800元。对于上述计算方式，杨小辉并无异议。故本院确认杨小辉应向刘涛支付2016年7月10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分红款626545元。 此外，虽刘涛在一审中坚持以刘莹洁在藏胞接待站合作经营中的受托人身份提起反诉请求，但刘涛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本案一审以及二审的证据足以证明刘涛与杨小辉之间是承包关系，而不是作为刘莹洁代理人的身份”，杨小辉对此亦陈述“杨小辉与刘涛之间是承包经营”，同时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刘涛应为案涉《承包协议》《合作协议》的相对方，并非受刘莹洁委托签订前述协议，因此，刘涛有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且刘涛在二审中变更其在一审中的陈述，并未变更其诉讼请求，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综上所述，刘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小辉返还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4日起的利息（2018年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第二项，即“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小辉返还271333元并支付该款从2019年1月28日起的利息（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其余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第三项，即“驳回杨小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驳回刘涛的反诉诉讼请求”； 三、杨小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刘涛支付分红款626545元； 四、驳回刘涛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反诉案件受理费6171元，由杨小辉负担4526元，由刘涛负担16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54.34元，由杨小辉负担8156元，由刘涛负担7798.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