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6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焕萍，女，198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0。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福华（冯焕萍丈夫），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金，广东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桥锋，男，199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骏新路锦绣花园西区***********，公民身份号码450************277。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俊，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金城，男，199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公民身份号码450************218。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俊，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升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6。负责人：官照先，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超强，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焕萍、林桥锋因与被上诉人林金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焕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桥锋、林金城、平安保险公司连带赔偿冯焕萍交通事故损失61749.32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林桥锋、林金城、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错误，平安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未对投保人尽提示义务，不能据此主张免赔。1.虽然网络投保已普及，但无论是网络投保还是签订纸质投保单，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必须经过投保人本人亲自确认方有效，而不能以任何形式替代。本案中，法院既然已经查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签名并非林金城所签，林金城本人也没有阅读免责条款，却以业务员代签的行为认定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违反了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精神和规定。2.网络投保的便利性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赔的“便利”，如按一审法院的观点，则事实上减轻甚至免除了保险公司的法定提示义务，保险公司不需要进行任何提示，无论是风险提示还是免赔提示，只需要电子投保过程中由保险公司业务员“帮忙”操作到付款页面，投保人付款，就代表承认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将起到负面引导作用。3.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未就电子投保的过程提供视频，既然保险公司能提供验证身份时林金城提供的照片，不可能不能提供其他数据，除非其故意不提供对其不利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可平安保险公司的单方陈述，而未对冯焕萍的反驳意见进行回应。平安保险公司仅能提供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可见平安保险公司的网络投保系统可仅凭身份证原件的照片来投保，在此情况下，投保如何完成应由平安保险公司举证证明。4.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该规定明显只针对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是否成立且生效的问题，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只是对订立保险合同的追认，追认的结果是确立保险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将该规定进行了扩大解释，理解为同时已追认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5.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并未就其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完成举证，如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仅提供投保过程的演示流程，对本案投保情况不具有证明力。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已由林金城转让给林桥锋仅为推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对车辆转让的事实进行审查。林金城作为车主，对车辆管理存在疏漏，应对冯焕萍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林桥锋与林金城为亲属关系，亲属之间借用车辆的情况较为常见，即使林桥锋存在经常使用该车的情况，亦不能据此推定林桥锋为车主。正是基于林桥锋使用车辆的次数较多，由林桥锋承担车辆的部分支出符合常理，不能据此推定已完成买卖交易。2.林桥锋和林金城之间没有交易车辆的书面协议、支付购车款的记录、微信关于车辆买卖或者车辆归属的聊天记录等，且使用近两年仍未过户，保险却仍以林金城的名义购买，完全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未要求林桥锋、林金城提供关于车辆转让必要环节的证据，疏于审查，车辆转让不属实。3.一审法院以林桥锋的父亲委托保险公司业务员投保，推定车辆已由林金城转让给林桥锋不能成立。关于该事实，只有林桥锋的陈述，没有客观证据证实，连支付保险费的凭证也没有，即使属实，也是林桥锋使用车辆的对价，基于双方的亲戚关系及林桥锋可能存在经常借用车辆的情况，即使林桥锋承担了车辆部分费用也不能据此推定其为车主。4.车辆违章记录显示林桥锋使用该车两年内多次违章，反映其驾驶习惯不好，但不能以此推定车辆一直由其使用，而林金城作为车主应尽较高注意义务，对车辆进行管理。5.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即使亲戚之间存在不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的可能，但不可能不支付购车款，购车款凭证才是认定双方存在真实交易的证据。三、林金城作为车主，对车辆负有管理义务，林桥锋多次违章说明其驾驶习惯不好，借用车辆的风险高于常人，现林桥锋在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车上路存在过错，林金城应就其管理不当承担连带责任。林桥锋、林金城针对冯焕萍的上诉辩称，认可冯焕萍上诉理由中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未尽提示义务的部分。涉案车辆由林金城于2017年年底转让给林桥锋，林金城已尽审慎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林桥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冯焕萍的损失；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冯焕萍、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成因的分析遗漏了冯焕萍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将林桥锋驾驶证存在“超分、被扣留”之情形误认为是更严重的“被吊销”情形，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显然加重了林桥锋的责任。首先，冯焕萍除驾驶无号牌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外，还搭载吴某1、吴某2两人，属于严重超载行为，最终造成冯焕萍和吴某1同时受伤，故冯焕萍的超载行为也是导致事故发生及两人受伤的损害后果的重要原因，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仅是交通违规行为，而不是事故成因。其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发生经过及成因分析中，直接将林桥锋驾驶证“超分、扣留”误认为“吊销”，事后虽然交警部门称是笔误，但该两种违法行为区别很大，以笔误解释有失行政机关执法的严肃性。更为重要的是，“扣留”和“吊销”两者所适用的处罚程序、要求及法律后果明显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措施，存在本质区别。交警部门以林桥锋驾驶证被吊销来划分本次事故责任，明显会加重林桥锋的责任。再次，事故发生时，林桥锋的驾驶证是“超分、被扣留”，此与驾驶证被吊销后无驾驶资格或者自始没有驾驶资格的情形有本质区别。驾驶证被扣留，但林桥锋的驾驶能力并未减损，也未增加肇事的危险性，因此，驾驶证被暂扣并不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相反，冯焕萍的行为极大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根本原因，故应重新划分事故责任。二、驾驶证被暂扣属违反交通法规而受到的行政强制措施，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有别于“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不属于保险公司在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赔偿责任后可追偿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冯焕萍承担责任后可向林桥锋追偿明显不妥，剥夺了林桥锋在另案中的抗辩权，且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公司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追偿的是“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并未包括驾驶证被扣留的情形，同时驾驶证被扣留只代表驾驶资格受限制，不代表没有驾驶资格或未取得驾驶资格。三、本案投保方式是网络投保，有证据证明投保并不是林桥锋或者林金城操作，平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对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现有证据也反映平安保险公司确实未尽到提示义务。首先，涉案车辆的保险是由林桥锋父亲在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处投保，并非“委托保险业务员代为投保”，该保险业务员的行为代表保险公司，而非投保人或代理投保人，一审法院对该法律关系的表述错误。本案的投保流程均是保险业务员自行操作，并未要求投保人进行其他任何操作。“林金城”的签名亦非林金城本人签名，林金城在投保过程中仅是按照保险业务员的指示提供了身份证正面照片并缴纳保险费。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但该追认仅能及于合同效力，不能推定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再次，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所提供的网络投保演示不是本案的投保过程，不能证明其在本案投保时尽到了提示义务。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仅在结尾处有“林金城”字样的签名，并没有关于“本人收到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本人已了解并自愿投保”的书写确认。同时，保险公司自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等相关材料送达给林桥锋或林金城。最后，即便按照平安保险公司庭审所演示的网络投保过程，可发现《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内容不是主动且必然出现的环节。“投保确认”下方虽有“我已阅读《投保须知》《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险条款》《缴费实名认证授权书》”的选项，但《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内容并非直接在该投保页面显示，亦非投保人必须打开该项内容进行阅读后才能对“我已阅读”进行勾选，即投保人在不阅读《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情况下只要点击“我已阅读”就可直接进行到下一步操作。在此情况下，不能保证投保人在电子签名前已经看到保险人对免责事项具体内容的提示。况且本案网络投保并非林桥锋或者林金城自行操作，根本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因此，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并非平等的市场主体，无论采取网络投保还是传统方式投保，投保人并无选择权，完全由保险公司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有能力也有义务设置更为严格的业务规则、严密的投保程序，包括要求投保人必须自己操作、保存整个投保流程。否则仅因投保人缴纳了保险费就认为是对保险合同效力以及保险公司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全部追认，变相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责任，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证明责任，造成投保人和保险公司权利义务更大的不对等。冯焕萍针对林桥锋的上诉辩称，一、对林桥锋第一、二项上诉请求没有异议，但林金城应对冯焕萍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详见冯焕萍的上诉状。二、关于事故责任比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林桥锋的驾照被吊销的内容，交警部门已说明是笔误，交警部门认定本案事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该条是针对驾驶证被暂扣的情况作出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在下午4时，光线、视线良好，事发地点在斑马线，车辆应减速行驶，且当时有群众反映林桥锋在驾驶过程中操作手机，交警询问时，林桥锋也确认该事实。事发后两车相距50米，可见当时林桥锋的车速较快，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故责任比例正确。三、车辆转让的问题详见冯焕萍的上述意见。林金城述称，同意林桥锋的上诉意见。平安保险公司针对冯焕萍、林桥锋的上诉共同辩称，一、林桥锋事发前已被扣留驾驶证，平安保险公司有权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冯焕萍的损失拒赔。粤E*****号牌车辆的投保人林金城与平安保险公司订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一）项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3点约定，驾驶人无证驾驶或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林桥锋事发前被扣留驾驶证，处于无驾驶资格状态，应禁止驾驶机动车上路，在此情况下林桥锋驾驶涉案车辆上路发生交通事故，平安保险公司有权依照上述免责条款的约定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即便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冯焕萍垫付了赔偿款，也有权依照上述免责条款的约定向林金城、林桥锋追偿。二、平安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投保人林金城通过智能手机登录平安保险公司的网上投保系统为粤E*****号牌车辆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属于网络投保）。1.根据网络投保流程，平安保险公司先向投保人的手机发送投保短信，并由投保人点击手机短信的网址链接转到投保系统界面，再由投保人在自己的手机上完成投保流程。本案中，林金城的投保过程亦是如此。因此，能够完成涉案保险的投保流程即说明保险是由林金城本人投保的，林金城本人投保时也有电子签名，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事实上，虽然林桥锋否认由林金城投保，并主张由其父亲找保险公司业务员投保，但其关于仅提供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就能完成投保的主张，只有单方陈述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缺乏依据。2.根据网络投保流程，投保人在阅读电子《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险条款》《机动车交强险条款》后，只有勾选了“我已阅读”并点击“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才能进入下一个界面进行电子签名，而投保人勾选“我已阅读”、点击“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并进行电子签名确认，说明投保人已确认阅读上述电子单证并同意其内容。本案中，林金城投保时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和确认，并最终完成了电子投保单及电子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字确认。而在电子投保单及电子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中，均记载有保险人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的内容，即林金城确认平安保险公司已就上述引用的免责条款向其作出明确说明。因此，冯焕萍、林桥锋否认林金城已经阅读和签名确认保险条款、投保单，否认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明显与投保流程和现有证据矛盾。3.网络投保系统是平安保险公司推行的面向不特定投保人的统一系统，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不会针对某一投保人而进行流程或操作上的修改，也不会针对某一投保人的投保流程进行视频录制。冯焕萍、林桥锋主**安保险公司应提供林金城投保的视频毫无依据。该投保系统允许投保人使用身份证进行身份验证并投保，平安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林金城身份证照片，是林金城投保时用身份证原件拍摄后上传的，而非冯焕萍、林桥锋所说的“以身份证原件的照片来进行投保”。4.林金城完成网络投保流程之后，交纳了相应的保险费。假设林金城是由他人代为投保和签名，但其交纳相应保险费的行为也视为其对保险合同的追认。而涉案保险合同包含电子投保单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包括平安保险公司已履行相应提示说明义务的内容）及相关电子信息、文件内容，即林金城已对上述内容予以追认，冯焕萍、林桥锋主张林金城交纳保险费只是对保险合同关系或效力的追认，缺乏理据。5.相关法律认可保险人以网页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对于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一致的保险免责条款，法律仅要求保险人作出提示即生效。而事实上平安保险公司也已通过网页对相关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故上述免责条款合法有效。6.目前网络投保是大势所趋，各大保险公司均陆续推行这种投保方式，投保人既然选择了网络投保，就应该知悉投保流程和要求，了解其中的便利和风险，并承担该投保形式带来的法律后果。另，假设投保人委托他人投保，其亦要承担委托投保的法律后果，包括承担被拒赔的风险，如果其认为委托他人进行网络投保存在风险，可以不委托投保或者在自己完全了解网络投保的风险之后再决定是否委托他人投保，而不能把所有投保手续和保险义务都推卸给他人，而自己独享其利，这与平等、公平原则不符。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在整个投保流程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三、同意林桥锋关于冯焕萍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上诉主张。对于冯焕萍主张林金城承担本案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问题，由二审法院审查认定。冯焕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桥锋、林金城赔偿冯焕萍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00855.07元（含医疗费108252.61元、营养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护理费2550元、误工费35853.5元、交通费1000元、财产损失880元，上述损失扣减交强险赔偿限额后，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由林桥锋、林金城承担60%部分的赔偿责任，再扣减平安保险公司垫付的10000元，计为100855.07元）；2.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林桥锋、林金城、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5日15时40分许，林桥锋驾驶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沿张槎一路由北往南经路口进入到华宝北路左侧车道时，遇冯焕萍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乘吴某1、吴某2二人沿华宝北路的机动车道由南往北逆向行驶，双方发生碰撞，造成冯焕萍及吴某1、吴某2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3月15日，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林桥锋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违法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且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违反了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冯焕萍驾驶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且没有实行右侧通行，亦违反了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无证据证明吴某1、吴某2二人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原因，据此认定林桥锋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冯焕萍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吴某1、吴某2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冯焕萍即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经手术治疗后冯焕萍于同年2月11日出院，共计住院17天，出院医嘱为：出院带药、戴支具、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出院后全休1个月等。后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冯焕萍又多次门诊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04688.61元，因购买下肢膝关节固定支具支出2800元、轮椅支出780元、其他住院日用品127元，共计108395.61元。林桥锋在事故发生后向另一伤者吴某1垫付了4130.6元，平安保险公司向冯焕萍支付了10000元。冯焕萍骑行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在事故中受损，经佛山合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车的维修费用为680元，冯焕萍为此支出评估费200元。另查明，事故发生时，林桥锋驾驶的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登记车主为林金城，该车由林金城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金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庭审中，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展示了通过手机界面，使用投保人身份证向该公司进行电子投保的流程：演示人员（投保人）打开投保短信并点击其中的网址链接，跳转到平安保险公司的投保系统（平安好车主）界面，可以选择使用人脸识别和身份证验证两种方式，演示人选择了身份证识别，其用手机摄像头拍摄身份证上传后完成验证，确认其投保人身份；演示人依次在系统界面浏览电子单证“投保单、机动车商业险条款、机动车交强险条款等”，其中投保单上的免责条款内容可展开阅读，系统在上述电子单证出现后的页面下方有“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对话框，演示人点击后系统会要求演示人在界面完成手动签名，演示人签名后，界面就会进入付款流程，付款成功后系统告知其保险合同己签署成功及完成电子投保流程。审理中，就本案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向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涉案卷宗材料，并在庭审中出示。针对事故发生时林桥锋的驾驶证状态，一审法院分别致函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及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两单位均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答复为“因调查时林桥锋未到案，民警未能对其进行询问。在案件作出认定时，由于办案民警疏忽，将超分、停止使用、扣留误写为吊销，但该违法行为对此事故的责任划分没有影响”，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答复为“2019年1月15日，民警在S43广珠西线对违法行为人林桥锋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凭证，依据《省条例》第67条依法扣留违法人林桥锋的驾驶证，通知其15日内到我大队处理......”。林桥锋在庭审中陈述“2019年1月15日，交警有告知我涉案车辆有5次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交警本来要扣我的行驶证，因为行驶证被拿去买保险了，所以交警就扣了我的驾驶证，但没有说驾驶证已扣满12分的问题......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我去交警部门拿驾驶证，交警才告知我已扣满12分......我不知道驾驶证被扣留后不能驾驶车辆......我和林金城是堂兄弟关系，2017年末的时候，我爸从林金城处买来本案车辆，只是没有过户，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我......涉案车辆是我爸找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投保，（业务员）问我拿了一张（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然后投保完毕后将保险单邮寄给我，电子投保单上并不是林金城本人签名”。根据林桥锋提交的其驾驶证扣分记录显示，林桥锋的驾驶证从2017年7月17日至同年12月15日止，扣分已满12分。2019年4月16日，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向其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其于2019年1月15日10时27分，在广珠西线实施违法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机动车有三次以上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拒不接受处理的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还查明，冯焕萍与吴福华二人共同生育了吴某1、吴某2，事故发生前，冯焕萍是佛山市禅城区胜地综合店(经营日用杂货零售、食品及烟草制品零售等)的登记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过错方应根据事故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效力?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的意见是否成立?冯焕萍主张的赔偿费用如何认定?关于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效力问题。林桥锋、林金城及平安保险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认为冯焕萍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且存在超载行为，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在案证据，事发现场的视频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交警在进行事故责任的分析和认定时，已将冯焕萍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作为查明的事实及违反交通法规应承担事故责任的因素；至于其搭乘吴某1、吴某2的行为可能构成超载，其属于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但并不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因此，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免除保险责任的意见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即使肇事车辆驾驶人，即林桥锋可能存在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车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事实，平安保险公司依然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冯焕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再依法向林桥锋主张追偿权。其次，平安保险公司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约定主张免赔的意见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理由如下：其一，电子投保是缔结保险合同的合法形式之一，只要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作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中，林金城、林桥锋作为涉案车辆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驾驶人，对该车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以及保险合同依法成立的事实并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承保人，亦对此表示无异议。因此，涉案车辆为标的物的保险合同成立。其二，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及承保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林桥锋、林金城提出，涉案车辆由林桥锋父亲委托保险业务员投保，其仅提供了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后保险业务员将保单等邮寄给他，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及保单上“林金城”的签名非林金城本人所签，故不能视为平安保险公司向林金城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在案证据，结合当前汽车投保的实际现状，林桥锋、林金城陈述委托保险业务员代为投保的行为在保险市场上比较常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林桥锋、林金城在之后向平安保险公司交纳了保险费，既然其对保险合同成立及效力均无异议，则应视为其对保险业务员代林金城签字或者盖章行为所对应的全部行为予以追认，而不能择其有利而取之，择其不利而弃之，这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三，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电子版）尾页投保人签章处有“林金城”签名字样，虽然投保人未抄写对免责条款已了解并自愿投保内容，但该说明书内容详实，明确载明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及释义，尾页的投保人声明部分(了解免责条款内容及自愿投保)均用黑体字加粗加黑显示，应视为平安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论是林金城本人投保或者是其委托保险业务员投保，对平安保险公司来说，电子投保的实际操作人作为“投保人”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名，且并无姓名不一致的情形，应视为其完成了保险合同的签订流程，同样，其在本案中也完成了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属交通违法行为，应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因此，将上述交通违法行为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并未加重投保人的责任或排除其主要权利，该条款应为有效。本案中，林桥锋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其驾驶证处于被交警部门暂扣期间，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3点，平安保险公司有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因本案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不负责赔偿。既然林桥锋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其作为机动车方，应对非机动车方的冯焕萍，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林桥锋应对冯焕萍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外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根据在案证据，林桥锋与林金城存在亲戚关系，林桥锋父亲委托保险业务员为肇事车辆投保，林桥锋驾驶证违法扣分记录显示林桥锋在2017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的扣分情况所对应的驾驶车辆均为涉案车辆，据此，林桥锋、林金城两人称林桥锋从2017年末开始为涉案车辆实际控制人（未办理过户）的意见成立，无证据证明林金城对该车有实际经营利益，故林金城无须对冯焕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冯焕萍请求的各赔偿项目。医疗费，根据票据计算为108395.61元（含冯焕萍购买下肢膝关节固定支具、轮椅及住院日用品的费用），冯焕萍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为108252.61元，低于一审法院确定的金额，以冯焕萍请求的金额为准。住院伙食补助费，冯焕萍住院治疗17天，该费用应为1700元（100元/天×17天）。护理费，冯焕萍的伤情造成其行走不便，故其请求支付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合理，参照佛山市同等级别的护理收费标准，冯焕萍的护理费为2550元（150元/天×17天）。财产损失，冯焕萍的电动自行车在事故中受损，根据评估结论，应为880元。综上，冯焕萍请求的各赔偿项目共计144870.21元。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须在交强险（有责）赔偿限额范围内对冯焕萍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由于平安保险公司已垫付冯焕萍医疗费10000元，故其无须再在此项下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该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冯焕萍请求的可在此项下赔偿的费用为2550元，未超出赔偿限额，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在该项下赔偿冯焕萍2550元。交强险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冯焕萍的车辆维修损失880元可在此项下赔偿。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冯焕萍交通事故损失3430元。对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99952.61元（113382.61元-13430元）损失，林桥锋应承担60%的责任，即59971.56元，因林桥锋已向吴某1支付医疗费4130.60元，因吴某1是冯焕萍的女儿，伤情较轻微，此部分医疗费，冯焕萍实际应承担60%部分，即2478.36元，其多支出的1652.24元应予扣减，即其实际应赔偿冯焕萍58319.3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冯焕萍交通事故损失3430元。二、林桥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冯焕萍交通事故损失58319.32元。三、驳回冯焕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林桥锋、平安保险公司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2318元，由平安保险公司负担318元、林桥锋负担2000元。二审期间，林桥锋、林金城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1组，拟证明林桥锋父亲直接向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田哥”投保，所有程序均由“田哥”操作完成，林桥锋父亲仅依照“田哥”的指示转发了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并微信转账保险费。冯焕萍、平安保险公司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查，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聊天时间与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投保时间相符，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林金城身份证照片与平安保险公司提供其留存的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相同，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2020年1月23日，微信昵称为“林朝飞”的微信账户向昵称为“田（专业汽车年审，保险，违章）”的账户发送林金城的身份证照片一张，并微信转账支付6500元。同日，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订立，平安保险公司处留存的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通过实名认证时提供的照片，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照片是同一张照片。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可否予以免赔。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林桥锋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违法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且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违反了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冯焕萍驾驶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且没有实行右侧通行，亦违反了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并据此认定林桥锋、冯焕萍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一审诉讼中，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因调查时林桥锋未到案，民警未能对其进行询问。在案件作出认定时，由于办案民警疏忽，将超分、停止使用、扣留误写为吊销，但该违法行为对此事故的责任划分没有影响。”由此可见，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林桥锋驾驶证“被吊销期间”的内容有误，经交警部门纠正为“超分、停止使用、扣留期间”，但上述两种情况均属于驾驶人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交警部门亦明确该违法行为对事故的责任划分没有影响，因此，林桥锋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林桥锋违法行为的记载有误为由主张交警部门不当加重了林桥锋的事故责任，缺乏理据。而林桥锋上诉所称冯焕萍在事故中的过错行为，均已由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中予以认定，交警部门结合双方行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事故发生、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认定双方各负事故同等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对林桥锋关于重新划分事故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可否予以免赔（一）关于本案的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本案中，林桥锋在事故发生前已存在“超分、停止使用、扣留”之情形，其仍驾驶车辆上路，确实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3.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本案争议焦点就在于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依据上述免责条款的约定予以免赔。（二）关于禁止性规定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可见，考虑到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投保人对禁止性规定的概念、内容应当理解，上述规定减轻了保险人对此类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又考虑到投保人即使知道并能理解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若保险人不向投保人说明违反禁止性规定将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后果，投保人无法得知，故保险人仍需进行提示。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据以主张免赔的免责条款内容，符合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之情形，在林桥锋的行为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能否直接导致平安保险公司免赔的法律后果，关键在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已履行提示义务。（三）关于提示义务的一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一般认为，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了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中以较大字号、加黑加粗等可使投保人轻松识别的方式，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即可认为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义务。应特别注意的是，鉴于提示义务具有先合同义务的性质、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重要性，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应是主动履行，包括主动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并以合理的方式充分提示其注意。（四）关于网络投保中的提示义务本案中，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采用的是网络投保的方式。近年来，网络销售以其不受时间、地点的控制、快捷便利、成本低等特点，逐渐成为主要的保险营销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结合网络销售的特点，对网络销售中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如上所述，无论以任何形式订立的保险合同，均要求保险人主动履行提示义务，通过网络订立的保险合同也不例外，且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的投保模式，网络投保具有即时传送及反馈、环节清晰可控、信息量大而成本低等特点，保险人可利用上述优势主动提供更直观、更规范的提示义务。如投保过程中将保险条款的阅读程序设置于投保流程的主线中，通过主动弹出保险条款网页、设置保险条款的强制停留阅读时间、完成全部保险条款阅读进度后方可进入下一环节等方式，体现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的主动性，并保证达到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效果。（五）关于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情况第一，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视频反映了平安保险公司“好车主”应用程序的网络投保流程：投保人通过手机短信中的链接跳转到“好车主”应用程序，选择人脸识别或身份证验证对投保人进行实名认证后，进入应用程序，投保单弹出，投保单下方附有《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险条款》《缴费实名认证授权书》等电子单证可选择展开阅读，勾选电子单证旁的“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对话框后即可进入下一环节，投保人在界面上完成电子签名后进入付款流程，付款成功后系统提示保险合同已签署成功。诉讼中，平安保险公司确认上述程序中的《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险条款》等电子单证，需要由投保人主动点击后方可展开阅读，若投保人未点击阅读保险条款，而是直接勾选“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承认已阅读保险条款，可继续完成后面的投保流程。由此可见，平安保险公司在投保过程中，未主动、规范履行提示义务，投保程序设置了投保人在未点击阅读保险条款的情况下，可通过直接勾选“已查阅并同意以上信息”的方式，仅在形式上确认已阅读保险条款而进入下一环节的流程，实际上将保险人应主动履行的提示义务转为应投保人要求才履行的义务，显然不利于保护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劣势、对保险条款的重要性缺乏注意能力的投保人。提示义务系保险人的法定义务，经明确约定尚且不能免除，更毋论由保险人通过表面上看为投保人提供了“便利”的程序设计，引导投保人放弃自己的权利的方式予以免除。由此可见，平安保险公司未能在网络投保流程中主动、规范履行提示义务。第二，在上述投保程序不符合主动、规范履行提示义务标准的情况下，即使投保人按照投保流程完成投保，并不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已以合理的方式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且投保方否认已阅读保险条款，平安保险公司应进一步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如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明投保人不仅在形式上确认已阅读保险条款，而是实质上已阅读保险条款，但平安保险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第三，平安保险公司主张林金城已在投保时完成电子签名，确认“已收到保险条款，且保险人已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应视为平安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已完成。本案中，姑且毋论完成实名验证进入投保流程的是林金城本人还是仅持有其身份证照片的案外人、林金城的电子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尚存在争议，即使该电子签名由林金城本人所签，如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网络投保程序设置不规范，有损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且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投保人已实质阅读保险条款，在此情况下，由投保人签名确认“已收到保险条款，且保险人已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同样仅是流于形式的确认，不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已主动、规范履行提示义务，本院对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结合上述论述，林金城申请对投保单上的电子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已无必要，本院对此不予准许。第四，平安保险公司还主张即使林金城由他人代为投保、签名，但其缴纳相应保险费的行为也视为对保险合同以及保险人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追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该条款目的在于解决由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投保人或其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情况下，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如上所述，保险合同双方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缺乏注意能力以及交涉能力，因此，上述对保险合同订立的追认显然不应及于对保险人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追认，本院对平安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保险人在充分利用网络投保的快捷便利性的同时，不能因过分强调“快捷便利”而弱化甚至免除其应积极履行的法定义务，而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纠正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因保险知识、经验、谈判能力等不对称而导致的不平衡，保障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应有所了解的权利，同时也可避免因投保人不诚信而产生纠纷，促进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案中，因平安保险公司就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其据以主张免责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冯焕萍、林桥锋上诉主**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予以支持。各方当事人均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冯焕萍的损失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超出交强险的损失58319.32元，应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因冯焕萍在本案中的损失均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不涉及除平安保险公司以外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故本院对林桥锋、林金城与粤E*****号牌小型普通客车之间的关系不作审查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关于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应否免赔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35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冯焕萍赔偿损失58319.32元；四、驳回冯焕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8元，由冯焕萍负担899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14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1.71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陈 文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廖芷艺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