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方北路13号。 负责人：聂光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宇，四川蜀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8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义民，男，195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琴双，女，195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200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李某母亲），女，198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强，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军强，男，198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朱军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9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决定由审判员何春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按座位险限额赔偿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50000元。事实与理由：1.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交通事故案卷材料可知，死者李敬伟为事故车辆跟车人员。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敬伟始终为车上人员，无法证明其为车外行人，保险公司只应该在座位险限额内进行赔偿；2.事故车辆驾驶员朱军强是李敬伟的近亲属，应当排除其口头陈述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由朱军强的陈述推定李敬伟事发时的交通状态，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被上诉人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辩称，1.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偷换概念，混淆了跟车人员及车上人员。其简单以跟车人员推定李敬伟是车上人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行人一方有过错，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3.若李敬伟为车上人员，就不会发生本起交通事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军强未作答辩。 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军强、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赔偿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1115626.54元（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支付），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0日19时3分许，朱军强驾驶冀Ａ×××××“东风”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Ａ×××××挂“金君卫”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成都市新都区尊煌农业中转站内驶出时，跟车人李敬伟欲由右前门上车，朱军强驾车缓慢行驶致李敬伟被车辆碾压，事故致李敬伟当场死亡。2019年7月23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经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冀Ａ×××××“东风”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Ａ×××××挂“金君卫”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车辆制动管路存在漏气现象，不符合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7.2.1条的要求。已查明的事实：朱军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未查明的事实：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李敬伟发生事故时的交通状态，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根据朱军强、李敬伟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朱军强、李敬伟的责任。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5月30日对朱军强所作《询问笔录》，“问：请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的说一下？答：今天凌晨1时许，我和我姐夫李敬伟到成都送了货，我导航到了这个停车场。今天18时29分许，我接到货运订单，我在停车场把车先发动预热加气。大概19时许，我就和我姐夫李敬伟一起由我开车去接货。车开到停车场大门后，我就下车交停车费。我姐夫李敬伟也下车和我一起。交了停车费后我就上车准备开车。车在慢慢往前行驶，我姐夫拉着扶手在往上登车。但不知道怎么呢他就掉了下去。我马上停车了。下去看见我姐夫李敬伟被我车右侧第二个轮侧刚压住。我把车往后倒了点又下车把他拖了出来。拖出来后，我姐夫李敬伟的鼻子和耳朵开始在流血我又把车倒在了停车场内。我又跑到了我姐夫身边。旁边人帮我打了120急救电话。我打的110报警电话。”“问：事故发生时你是否看见你姐夫李敬伟上车？答：我看见我姐夫正在拉着车上的扶手往上爬。问：你在驾驶车号是冀Ａ×××××红色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时你姐夫李敬伟是否已经完全登车并关好车门？答：没有。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开车起步？答：我当时认为车速慢，我姐夫李敬伟可以安全登上车。”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10日对朱军强所作《询问笔录》，朱军强均陈述事发前其下车交停车费时，李敬伟下车从车右侧前面绕到车的左侧把钱交给朱军强，朱军强喊李敬伟检查轮胎是否有气，交费后朱军强上车缓慢驾驶车辆，看见李敬伟站在车头右侧的位置便按喇叭示意李敬伟上车，再看倒车镜时李敬伟已躺在轮胎下侧了。一审审理中，朱军强称仅认可后两次笔录陈述事实，第一次陈述时因想保住驾驶证作出了虚假的陈述，而当庭对何以判断能保住驾照朱军强又称其无法分析如何陈述对其有利。另，朱军强一审时当庭陈述“我当时要李敬伟给我二十块钱，他由右侧下来上车前面转过来给我二十块钱交停车费”、“当时需要交停车费我没有现金和他借了二十块钱，进停车场商谈的是二十块钱停一天，是他谈判的，出去时停车场那儿要得多，二十块钱人家不行，他就下车和人家理论，然后我就下来了，我们都下车后跟门卫谈价格谈好二十块钱交的钱”。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6月28日对罗永龙所作《询问笔录》，“问：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答：我在尊煌农业中转站门口收费。问：2019年5月30日你在哪里？是否有什么事发生？答：2019年5月30日我当天在尊煌农业中转站门口收费，当天19时许在我上班的门口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压死人的事故。问：你能把你看见的情况讲述一下吗？答：2019年5月30日我当天值班，大概19时许，一个大货车从我们中转站出门，驾驶员从车上下来拿了20元钱给我说昨天进来的，我就查车号。驾驶员上车就开车，突然听到有人喊人压倒了。驾驶员马上就下车看了看，又上了车往后倒了点，我就从门卫室出去了，驾驶员又下了车，我就从车下钻到了对面，驾驶员就抬着车下的伤者头，一直喊姐夫姐夫，过后120救护车过来了，警察也来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子的。问：你收费时，这辆货车上有几个到你面前来的？答：就驾驶员一个人过来的。”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7月4日对罗永龙所作《询问笔录》，“问：事故发生时你是否看见死者？答：人被车压后我才看见的，事故发生前我没见过。”“问：这辆货车到你面前时有几个人过来交费？答：我只看见驾驶员一个人过来交的费。” 李敬伟于1980年2月16日出生，生前居住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无极县七汲镇杨村光明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6月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李敬伟于2015年起外出工作，一直在四川省从事货物随车押运工作，未在家以务农为生。岳池县宏俊物流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4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其单位员工李敬伟于2017年3月起至2019年5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期间一直在该公司主要从事随车、搬卸货物工作，月收入约5000元。李义民系李敬伟的父亲，刘琴双系李敬伟的母亲，朱某系李敬伟的配偶，李某系李敬伟的女儿。 冀Ａ×××××“东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所有人为朱军强，朱军强为该车在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5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事故责任划分问题，朱军强对事故发生过程陈述不一，但根据在场人尊煌农业中转站门口收费人员罗永龙陈述“人被车压后我才看见的，事故发生前没见过（死者）”，及朱军强不认可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并当庭陈述收停车费时李敬伟与门口收费人员罗永龙进行谈判，朱军强与李敬伟共同与收费人员谈好停车费按二十块钱收取。罗永龙在接受调查时两次均陈述只有一个人过来交费，朱军强后两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显然与门口收费人员所述相冲突，而对于朱军强与李敬伟共同与收费人员罗永龙谈判停车费用这一细节，罗永龙毫无印象的可能性极其小。同时，第一次询问笔录系事故发生当天形成，朱军强两次提到其看见李敬伟拉着扶手往上登车，这一事实细节描述清楚，一审审理中朱军强否认第一次笔录，称当时说了假话是为了保住驾照，但如何对其有利其并不能进行分析。朱军强称死者李敬伟为姐夫，其陈述不一可能存在情感上的歉疚或其他因素的考量，朱军强在事故当日所作陈述具有及时性，利益考量或其他因素参与较小，此后朱军强变更第一次笔录陈述又与门口收费人员陈述相冲突，故其第一次陈述更具有客观性，一审法院对其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予以采信。事故认定书载明“跟车人李敬伟欲由右前门上车”，该认定双方均无异议，但对此理解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认为可以是往车门方向行走或拉着扶手准备上车，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理解为拉着扶手上车。一审法院认为，交通管理部门对“跟车人李敬伟欲由右前门上车”的认定来源于事故参与者朱军强的陈述，关于朱军强前后不一的陈述如前分析一审法院已采信其第一次陈述，故对“跟车人李敬伟欲由右前门上车”理解为李敬伟拉着扶手准备上车更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车辆停稳前不得上下人，朱军强驾驶车辆缓慢行驶，李敬伟在车辆启动的状态下上车存在较大风险，也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李敬伟为朱军强驾驶车辆的跟车人，长期与朱军强共同工作，朱军强称李敬伟为姐夫，二人并非一般司机与乘客的关系，李敬伟完全可告知或要求朱军强停车上车，但李敬伟在此过程中并未采取阻止措施，仍然跟随行驶车辆继续上车，最终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李敬伟对此次事故负有过错。朱军强为机动车驾驶者，李敬伟事发前未在车上为行人，朱军强作为重型货车驾驶者对于车辆的状态具有控制能力，而重型货车因车辆体积大、视野盲区多，造成事故的后果往往较为严重，驾驶人负有较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朱军强明知李敬伟欲上车仍启动车辆，对此事故的发生开启了危险源，也最终因为车辆的行驶造成李敬伟被碾压死亡的后果，朱军强对此次事故负有较大过错。一审法院结合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朱军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李敬伟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朱军强承担事故80%的责任，李敬伟承担事故20%的责任。 关于李敬伟在事发时是否为车上人员的问题，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到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本案李敬伟虽为跟车人，事发前李敬伟位于车下，事发时李敬伟准备上车过程中发生摔倒以致被碾压。事故发生瞬间李敬伟为车外人员，且案涉车辆车门一直为关闭状态，李敬伟与其他普通的第三者对机动车危险的控制力并无实质差别，相较于机动车来说均处于弱势地位，对风险的发生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且李敬伟并非保险合同关系中的被保险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范畴，因此本案李敬伟并非“车上人员”，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承担交强险赔付责任。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朱军强驾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为由拒赔商业险，其并未举证证明就主张的免予赔付的情形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因朱军强所驾车辆已在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朱军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款支付责任。 根据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对于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所受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64320元（33216元／年×20年）。2.丧葬费32358.50元（64717元÷12×6）。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事故过错情况及损害后果等因素认定为30000元。4.关于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参照上一年度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并按照3人3天计算其该项损失为1595.76元（64717元／年÷365天×3人×3天）。5.交通费酌定为1200元。6.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被扶养人为李敬伟的父母李义民、刘琴双及女儿李某，李义民、刘琴双每月领取养老金109.90元，故李义民、刘琴双每年应领取生活费应扣除上述费用。经计算，李义民、刘琴双的被扶养年限为15年，李某的被扶养年限为3年，前3年各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因此由三人均分，各被扶养人每年可获赔偿额为23484元／3＝7828元，此外李义民、刘琴双还余12年被扶养期，二人每年应领取的生活费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李义民的生活费为132991.20元［（23484元-109.90元×12月）÷2×12年］，刘琴双的生活费为132991.20元［（23484元-109.90元×12月）÷2×12年］。综上，李义民的生活费共计156475.20元（7828元／年×3年＋132991.20元），刘琴双的生活费共计156475.20元（7828元／年×3年＋132991.20元），李某的生活费共计23484元（7828元／年×3年），三人生活费合计336434.40元（156475.20元＋156475.20元＋23484元）。7.关于住宿费，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虽陈述存在住宿费损失，但未予举证，因住宿费非必然发生损失，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未对主张的住宿费予以举证不能确定其发生了该项损失，故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065908.66元，首先由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764726.93元［（1065908.66元-110000元）×80%］，即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支付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交通事故赔偿款共计874726.93元（110000元＋764726.9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交通事故赔偿款874726.93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20元，由朱某、李义民、刘琴双、李某负担1602元，朱军强负担5818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二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死者李敬伟应属于“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当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由该条的规定可知，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是指被保险人和本车人员以外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人员。本案中，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一栏载明“……跟车人李敬伟欲由右前门上车，朱军强驾车缓慢行驶致李敬伟被车辆碾压……”李敬伟虽为事故车辆的跟车人，但事故发生时其状态是欲由右前门上车，并不在车上，故不能认定其为事故车辆的本车人员，应当认定为第三者。且一审法院对关于李敬伟在事发时是否为车上人员的问题亦作了详尽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另，虽然一审法院采信了朱军强的第一次陈述认为李敬伟拉着扶手准备上车更符合客观事实，但此认定并不影响正确区分李敬伟为“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故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应当承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付责任。 综上，上诉人平安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7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何春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蒋娅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