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颖，女，1954年11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侃，北京市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法定代表人：王福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题刚，男，1983年5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峰，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颖因与被上诉人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9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侃，被上诉人中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题刚、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颖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中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要求中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案件的关键问题及证据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王颖取得1050077.34元退款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属于不当得利。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了王强与王颖签字的“2014年6月30日协议为双方之间达成”，即认定了王强是以北京巨安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安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更名为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身份与王颖签署《协议》的，王强向王颖支付款项和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中润公司承担。第二、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中“双方约定诉争款项支付后，双方及东城房交所、原业主及新业主五方之间针对退款所涉及的房屋再无经济关系，因原业主张洪磊等人及新业主并未签署该协议，故该约定无效”是错误的，该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中润公司作为张洪磊案件的当事人是知道（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及（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民事判决对张洪磊应承担的还款义务范围的。2、中润公司的代理人王强是在知道王颖向张洪磊支付款项为1050077.34元的情形下实施付款及签约行为的，王强认可该数额并已经在签订《协议》前支付给了王颖。3、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执行庭主持下，就涉及原房主张洪磊房子案件达成执行和解时，房价已比生效判决作出时高出很多，王颖付出高于判决书确定的金额与原房主张洪磊达成执行和解并使其腾房是合理的。由此可见，中润公司是在知道王颖向张洪磊支付的款项高于判决中确定的还款金额的情况下付款并与王颖签订协议的。《协议》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润公司辩称，同意原判，王颖上诉没有新证据。王强与王颖所签的协议对我公司不当然产生法律效力，不能约束我公司，王强付款没有我公司的授权，且未向我公司核实即按照王颖计算的金额向其付款，后经核实王强才知道付出的金额大大超出了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现我公司已将王强付给王颖的钱款支付给了王强，王强和我公司也签订了协议，将多付出的部分交给我公司向王颖追偿。要求维持原判。中润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王颖返还我公司250567.93元及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期间自2011年9月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8月16日，案外人张洪磊与巨安公司就北京市朝阳区京通苑10号楼7B006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同年9月5日，张洪磊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朝阳支行）、巨安公司就诉争房屋签订了《个人住房按揭（抵押）借款合同》。2005年，农行朝阳支行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就上述《个人住房按揭（抵押）借款合同》起诉张洪磊及巨安公司，主张因张洪磊未按期偿还贷款，要求解除借款合同，并由张洪磊及巨安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2005年6月20日，朝阳法院作出（2005）朝民初字第074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上述《个人住房按揭（抵押）借款合同》，由张洪磊提前归还未到期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到期借款本金及利息，巨安公司对张洪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于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张洪磊追偿。案件诉讼费由张洪磊和巨安公司承担。2005年张洪磊在朝阳法院对巨安公司提起诉讼。2005年7月25日，朝阳法院作出（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巨安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张洪磊购房款402116元、首付款利息50751元、律师费800元、保险费2714.28元、已付贷款利息损失30587.25元；张洪磊于巨安公司给付上述款项的同时将诉争房屋腾空并交还巨安公司；张洪磊按月1200元给付巨安公司自2000年10月15日起的房屋使用费至实际交还房屋之月止。张洪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05年11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民事判决，对（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张洪磊按月给付巨安公司房屋使用费的部分予以撤销，对其他部分予以维持，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815元，均由巨安公司负担。2006年，巨安公司将张洪磊诉至朝阳法院，要求张洪磊支付房屋使用费。2006年6月20日，朝阳法院作出（2006）朝民初字第11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洪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每月600元标准向巨安公司支付自2000年10月15日起至张洪磊实际腾房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2006年2月14日，张洪磊在朝阳法院申请对巨安公司进行强制执行，案号（2006）年朝执字第3204号。该案卷宗中情况说明记载：因被执行人无有价值财产可供执行，故暂缓执行，已告知申请人可随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恢复执行该案。2007年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交易所（以下简称东城房交所）与巨安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委托协议》，约定东城房交所向巨安公司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通苑十号楼的房屋26套（含诉争房屋）。2008年，东城房交所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称因巨安公司有15套房屋尚未交付，故要求其立即交付并承担违约责任。王颖在上述案件中作为东城房交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后朝阳法院作出（2008）朝民初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巨安公司交付15套房屋（含诉争房屋）、协助东城房交所办理相应产权过户手续并支付违约金。该判决于2008年10月9日生效。2011年9月2日，张洪磊（作为委托人）向王颖（作为被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王颖在朝阳法院要求执行（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民事判决书和（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中所判决内容，委托王颖在朝阳法院要求继续执行未执行完的事项，所有款项由王颖领取，所有权利转交给王颖，结案由王颖办理。委托期限至办完上述委托事项为止。2014年6月29日，案外人王强向王颖名下工商银行账户汇款1050077.34元，客户回单上注明的付款用途为“还王颖垫付张洪磊退房款”。2016年1月27日，中润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王颖，案号为（2016）京0101民初2974号，主张王颖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擅自向张洪磊等六人支付了退房款等费用，并向其多索取了924084.4元，故要求王颖返还。同年4月18日，中润公司申请撤诉。在该案庭审笔录中，王颖主张因这几年房价上涨，原业主无法购买房屋故要求在原先买房款基础上增加买房款，并支付违约金、逾期退房款及装修费等，张洪磊等六人与王颖已达成协议，将该六人对巨安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王颖。王颖在该案中提交证据如下：（1）《结案申请》复印件，申请人为东城房交所，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申请内容为：根据（2008）朝民初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书，东城房交所代理人王颖与巨安公司代表王强，就王颖代王强垫退房款给朝阳区京通苑10号楼7B006原业主张洪磊的退房款1050077.34元。张洪磊于2011年8月19日至9月2日收到王颖退的房款后将7B006两居室钥匙交给王颖。现王强代表公司于2014年6月29日还清王颖垫付退款房款1050077.34元（有汇款凭条为证）。至此，王颖向贵院执行庭申请结案。中润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2）案外人王强与王颖于2014年6月30日共同签订的《协议》复印件一份，内容为：“东城交易所王颖为巨安公司垫付京通苑10号楼7套房退房款共计7489780.70元，分别是：……2、京通苑10号楼7B006张洪磊1050077.34元……上述退房分别依据原业主与开发商巨安公司的法院解除购房合同判决书，王颖垫付退房款已包括原业主应当归还农行银行个贷欠款，巨安金润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现因巨安公司资金不足，故由王强履行担保巨安金润的退款责任。王强于2014年6月30日将王颖垫付款汇入王颖个人账号（分别按七套房汇款），王颖收到此款后给王强开具收款收据，并将其与原业主所签的执行和解协议，法院执行终止书及王颖给原业主的汇款单全部交还给王强。至此，东城交易所、王颖、王强、原业主及新业主五方之间针对退款所涉及的七套房（京通苑10号楼6B006、7B006、12B005、8A001、8A002、17B006、8B002）再无经济关系。”协议后附有材料明细表及相关材料复印件，内有王颖（作为甲方）与张洪磊（作为乙方）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其中约定：“一、甲方王颖代巨安公司一次性返还乙方购房款402116元、律师费800元、保险费2632.5元、诉讼费19630元、利息283284×2=566569.42元（根据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返还利息双倍文件）费用合计人民币991829.70元。其中还中国农业银行贷款289747.16元，乙方净剩702082.54元。经甲乙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向乙方共支付款项1049747.16元，其中减去农行贷款利息和诉讼费共289747.16元，余款760000元支付给乙方。”；出票人为王颖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两张，注明还张洪磊贷款和诉讼费；王颖向张洪磊转账的客户单两张。中润公司认可该协议真实性，认为王强签署该协议系履行其公司的义务。（3）《执行和解付款情况说明》原件一页，落款为东城房交所，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内容为：东城房交所根据（2008）朝民初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书，于2008年11月28日申请强制执行巨安公司，在朝阳法院执行庭刘长江的协助下已执行和解9套8户楼房。该说明包含9套房屋的付款明细，其中诉争房屋执行和解日期为2011年9月2日，王颖垫款1050077.34元。该说明上加盖朝阳法院执行二庭的公章，并有手写的“情况属实”字样。王颖称“情况属实”系朝阳法院工作人员所写。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中润公司表示由法院核实。（4）相关判决书复印件，中润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5）落款为王强的欠款承诺书复印件，中润公司未当庭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2018年6月21日，中润公司将王颖诉至法院，要求王颖返还就案外人李海军购房一事多支付给王颖的款项2392293.51元及利息。2018年9月13日，法院作出（2018）京0101民初103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颖返还中润公司364234.77元及利息损失。后王颖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104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王颖后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8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民申44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颖的再审申请。在2018年6月25日的庭审笔录中，王颖明确表示认可王强给的钱就是巨安公司给的。诉讼中，王颖提交加盖朝阳法院公章的结案证明两份，内容为2006年朝执字第3204号和2005朝执字第10014号案件已全部履行完毕，现结案。中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没有结案日期无法证明结案具体状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颖取得中润公司支付的诉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一、中润公司、王颖与案外人张洪磊、东城房交所之间的关系。从既有生效判决来看，第一，中润公司对张洪磊负有（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和（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返还诉争房屋购房款、首付款利息等相关费用的义务，且张洪磊应在中润公司付清上述费用的同时，向中润公司交还诉争房屋。第二，中润公司对东城房交所负有（2008）朝民初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交付诉争房屋等15套房屋、办理过户手续及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故张洪磊并不直接对东城房交所负有交付诉争房屋的法定义务。第三，根据王颖提交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复印件及工商银行流水，认定王颖实际向张洪磊支付了1050077.34元。王颖未能证明与张洪磊之间就债权转让达成合意，亦未证明中润公司同意王颖向张洪磊主动清偿，故王颖向张洪磊付款的行为不构成债权让与或第三人代为履行。第三人向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人义务，债权人未明确反对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王颖自愿与中润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向张洪磊履行偿还义务，未损害中润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利益，无须通知中润公司，亦不免除中润公司的偿还义务。二、王颖要求中润公司支付诉争款项的权利依据及范围。王颖偿还债务后，又依据张洪磊出具的委托书作为受托人向中润公司主张债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王颖得向中润公司主张的权利范围仅限于委托书中记载的委托事项，即王颖仅有权向中润公司主张并代为领取（2005）朝民初字第4844号和（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相关款项。三、王强与王颖所签《协议》的性质。因中润公司在历次诉讼中认可王强签署《协议》系履行公司义务，法院认定王颖提交的《协议》系在双方之间达成。双方约定诉争款项支付后，双方及东城房交所、原业主及新业主五方之间针对退款所涉及的房屋房再无经济关系，但原业主张洪磊等人及新业主并未签署该《协议》，故该约定无效，不能当然免除中润公司向张洪磊就垫付农行个贷欠款进行追偿的权利。四、王颖取得诉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王颖与张洪磊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垫付款项明显超出判决内容，亦与法律规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方式不符，且王颖未能合理说明多垫付款项的相关依据，故法院认定中润公司向王颖支付的诉争款项已超出其应向张洪磊履行生效判决项下义务。由《执行和解付款情况说明》可见，王颖向张洪磊支付费用的根本目的系要求张洪磊绕过中润公司，腾退诉争房屋直接交给东城房交所，从而实现（2008）朝民初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维护东城房交所的相关利益，而非依（2005）朝民初字4844号和（2005）二中民终字第131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由张洪磊将诉争房屋交还中润公司，故王颖垫付费用与中润公司支付款项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及牵连性。王颖虽在收到诉争款项之前向张洪磊支付了同等金额的费用，但并不等同于王颖未实际取得不当利益。因王颖在2018年6月25日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表示认可王强与中润公司在付款事项中的主体同一性，且王强与王颖于2014年6月30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将王颖及东城房交所列为两个不同的主体，故法院对王颖主张中润公司主体不适格及王颖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由此，王颖收取超出中润公司应履行的费用部分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中润公司要求王颖返还利息，于法有据，但王颖返还的利息计算期间应以王颖向张洪磊付清款项次日起计算。综上，判决：一、王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70904.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70904.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王颖称王强系中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生之子，且称在2016年4月6日的庭审中中润公司认可王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提交庭审笔录复印件佐证。该庭审笔录显示在对“协议复印件”质证时，中润公司一方表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称“王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不是法人。”本院还查明以下事实：1、王颖曾是东城房交所的所长，亦是法定代表人。2、王颖与张洪磊于2011年8月19日签订《和解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张洪磊在收到退款76万元后将执行的权利转交给王颖并出具书面委托书向巨安公司继续办理未执行完的手续，执行款项全部由王颖领取或打到王颖银行账户内······。3、2009年1月12日，巨安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分六笔（金额不等）还款3500万元。王强对此进行担保，并愿以个人全部家产及财产代为履行偿还责任。本院审理中，中润公司称已偿还了王强给付王颖的款项。王强将向王颖追偿多付款项的权利转移给了公司。另查，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2019）京02民终104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是李海军房屋案），终审判决王颖返还中润公司364234.77元及利息损失。现该案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王强的退款2392293.51元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颖取得该款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并认为生效的判决关于王强在《协议》中的地位仅为中润公司（原巨安公司）的债务担保人进而认定《协议》中的部分内容对中润公司不产生拘束力，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指令本院再审该案。本院裁定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该案尚在一审审理中。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中润公司认可王强给付王颖还款系公司行为，王颖对此亦不持异议，王强已将追偿的权利转移给中润公司。现中润公司偿还了王强付给王颖的款项，故中润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王颖垫付了本应由中润公司返还张洪磊的款项，张洪磊授权王颖继续执行未执行完的事项，所有款项由王颖领取，故王颖有权收取王强给付的款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颖取得王强给付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规定，不当得利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判断王颖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以是否具备以上几个构成要件为标准。首先，王颖是否获得利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颖为张洪磊垫付款项为1050077.34元，而王强转给王颖的款项与该金额一致，由此可知王颖并未从中获益。现中润公司称王强未经核实即按照王颖计算的金额支付了王颖款项，本院对此解释难以采信，理由如下：一、王强作为中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于张洪磊起诉巨安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判决的金额应是知晓的。此外，王颖与王强于2014年6月30日所签《协议》也说明了退房是依据原业主与巨安公司的法院解除购房合同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有明确的返还金额。二、对于如此巨大的款项（含诉争房屋1050077.34元，共给付王颖七套房屋垫款7489780.70元）不经核实即支付给王颖不合常理。综上，王强给付王颖款项应是在双方确认付款金额的基础上支付并达成协议，不存在王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王颖款项。在王强明知给付的金额多于判决金额的情况下仍付款给王颖，本院视为双方的合意，王颖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作为东城房交所的法定代表人在中润公司无力退还原业主的房款且诉争房屋已经由东城房交所购买并卖给新业主的情况下，王颖为尽快让原业主张洪磊腾房，其个人代中润公司垫付返还张洪磊的款项实属无奈，其并未从中获利。至于由王强个人代公司进行还款，首先是其对中润公司的债务进行过担保，且其亦是中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其个人有义务偿还王颖垫付的款项，亦合乎情理。其次，王颖取得王强给付的1050077.34元是否有合法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强于2014年6月29日给付王颖上述款项，2014年6月30日签署了协议，该协议明确了王颖为巨安公司垫付7套房退房款7489780.70元，其中涉及张洪磊的金额是1050077.34元，并明确了王颖收到王强的款项后，将王颖与原业主所签的执行和解协议、法院终止执行书及王颖给原业主的汇款单全部交给王强。上述材料中，明确有王颖垫付的金额，可知王强对于应付款的金额是知晓的，即其支付王颖款项是依据该协议。该协议虽在王强付款后签署，但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于收付款双方是有效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可以证明王强代表中润公司付款，王颖代原业主收款，是双方的合意，王颖取得上述款项具有合法依据。第三，中润公司是否因此受损。王强在给付王颖垫付张洪磊的款项后，中润公司偿还了王强该款。如果与朝阳法院判决返还张洪磊的金额相比，王强给付王颖的金额确实高于判决返还张洪磊的金额。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洪磊起诉中润公司是在2005年，且张洪磊在判决生效后即申请了强制执行，只是因为中润公司无力返还张洪磊的购房款等费用，导致判决迟迟未能履行。众所周知，至2011年9月（王颖垫付款项的时间），北京房价较2005年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果按判决的金额返张洪磊购房款，那么张洪磊不能购买条件相当的房屋，故为使张洪磊尽快腾退房屋，王颖给付张洪磊的金额高于判决的金额确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中润公司因此遭受了损失，也只能是其未及时履行生效判决造成的结果，与王颖收取款项无关。综上，王颖取得王强给付的款项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王颖返还中润公司款项欠妥，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依据相关法律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颖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97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9元，由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58元，由中润信投（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保河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