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艳，女，199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晨，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谢川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峰，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8号院3号楼5层601内2号。 法定代表人：欧拓嘉，职务不详。 上诉人何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驰租赁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4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向何艳支付保险赔偿款25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何艳未及时报案导致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认定何艳对此存在重大过错，对何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何艳并不清楚交通事故或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具体流程，其在能够做到的最快的时间内及时报警，虽无法检验血液乙醇浓度，但这并非何艳的重大过失而是一般过失。根据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措施和保护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何艳并未违反保险公司该规定。另外，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何艳作出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2．本案为财产保险而非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受益人并未被法律赋予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权利。何艳与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的保险单仅约定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享有优先获取赔偿款的权利，并未明确约定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有直接向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主张保险金的权利。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奔驰租赁公司非合同相对方。3、何艳作为被保险人，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法定权利。奔驰租赁公司对何艳享有债权，即使案涉车辆现已推定全损无法使用，何艳也仍旧在继续支付租金，奔驰租赁公司的权利不会因何艳取得保险金而受损害。 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艳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员，致使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损失无法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2．针对受益人，一审判决书已详细解释在财产保险中自愿约定受益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根据何艳与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为受益人，其享有保险利益，而并没有约定在事故发生后此利益应当给予何艳。何艳在此次事故中并不享有保险利益，至于何艳与奔驰租赁公司之间的还款事项与本案无关。4．即使最终认定保险公司应予赔偿，应当扣除残值6万元。 原审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何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支付机动车损失保险赔款244,800元、支付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款7,200元，合计25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6日，何艳为厂牌型号为梅赛德斯-奔驰ＢＪ7138ＫＬ8的轿车（车牌号为川Ａ×××××）向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率等险别，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2448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6月26日至2020年6月26日。同时，在《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的“特别约定”部分载明：“该车为贷款购车，第一受益人为：奔驰租赁公司，当本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造成的事故为盗抢、全损、或推定全损三种保险事故中的任意一种时，赔款由奔驰租赁公司领取，未提供贷款银行本息全部清偿完毕的书面证明，被保险人不得中途变更第一受益人和退保。”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向何艳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部分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使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何艳在投保人处签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十条中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中均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019年7月30日0时24分许，何艳驾驶车牌号为川Ａ×××××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沿成都市温江区骑士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行驶至温江区门前路段时，因操作不当驶入道路右侧绿化带内，撞上太极农庄旁戚志勇家所有的院坝围墙，造成何艳受伤及车辆受损和围墙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驾车紧随其后何艳的朋友刘某发现，后用何艳手机通知其家属，何艳的父母及其弟弟到达现场将何艳送到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救治，同日10时35分，何艳在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用本人手机报警。2019年9月6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因该案当事人未及时报警，导致无法提取到事故发生后何艳的血液进行血液乙醇浓度检验，致使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后何艳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向何艳出具了《拒赔通知书》。 2019年6月26日，何艳作为乙方与甲方奔驰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将从卖方处购买的车辆销售给甲方，并在销售后向甲方租赁车辆。甲方同意从乙方处购买车辆，并将车辆回租给乙方使用。甲乙双方约定租期为48期，每期3,569.44元，若乙方提前结清或购买车辆的情况下，还应支付尾款109,627.20元。该合同4.1条约定：“乙方不可撤销地授权并指示甲方，在下述第4.2条所述的各项放款先决条件满足后，将购买价款（等于融资成本总额）直接划入卖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向卖方账户划转约定的购买价款即视为甲方对乙方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乙方将在获得车辆所有权的同时将车辆的所有权转让给甲方（所有权转让之日），甲方将依据本合同的规定在获得车辆所有权的同时将车辆交付给乙方使用。除非本合同中另明确约定，自所有权转让之日起至本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止，车辆应始终是甲方的财产，而无论车辆的登记是否变更，乙方对车辆不拥有所有权。乙方购置车辆所花费的其他费用不影响甲方对车辆所享有的所有权”。合同10.2条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除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其他车辆的保单必须制定甲方为第一受益人。且保单中须明确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车辆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全损、推定全损及盗抢三种保险事故中任意一种，乙方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赔款先划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否则，应视为乙方的违约，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第19条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截止到开庭之日，何艳已支付租金6期。 一审另查明，交通事故发生后，因车辆受损严重，何艳家属通过天窗将其救出送往医院。何艳于2019年7月30日02时12分在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治疗，被诊断为：第5颈椎骨折、胸2、3椎体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于2019年8月3日出院。根据何艳的通话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后八小时内，何艳手机有拨打及接听记录。A4X3U6车辆行驶证上登记车主为何艳。 一审庭审中，何艳及保险公司都认可川Ａ×××××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已全损。何艳陈述川Ａ×××××车辆有行车记录仪，但因为车辆全损，不能提供行车记录仪。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何艳提交的各方身份证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保单，拒赔通知书，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估价单，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投保声明，保险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何艳与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该车为贷款购车，第一受益人为：奔驰租赁公司，当本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造成的事故为盗抢、全损、或推定全损三种保险事故中的任意一种时，赔款由奔驰租赁公司领取，未提供贷款银行本息全部清偿完毕的书面证明，被保险人不得中途变更第一受益人和退保。”，现川Ａ×××××车辆全损，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受益人”。同时，根据何艳与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的约定，川Ａ×××××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为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现何艳仅支付了6期租金并未实际取得车辆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及第六款：“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之规定，何艳对川Ａ×××××车辆无保险利益，无权要求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保险赔款。何艳虽抗辩只有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才存在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及第一百三十条：“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之规定，民事主体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何艳与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自愿约定“受益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通知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之规定，车辆事故发生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本次交通事故虽造成何艳受伤，但何艳伤情并不严重且从事故发生至报案前其手机一直有拨打及接听记录，何艳完全有能力报案，而何艳在事故发生后10小时才报案。由于何艳未及时报案，导致无法提取到事故发生后何艳的血液进行血液乙醇浓度检验，致使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何艳对此存在重大过错，现何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其没有饮酒，何艳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由于何艳对保险标的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且事故发生后何艳未及时报案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故一审法院对何艳要求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赔偿车辆损失、第三者责任保险赔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中，何艳依法追加了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根据何艳与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双方对受益人的约定，奔驰租赁公司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于奔驰租赁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六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之规定，第三人奔驰租赁公司未到庭按撤诉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40元，由何艳负担。 二审中，何艳提交如下证据：1．名片两张、通话记录两份及病历原件，拟证明何艳受伤当日伤情严重，活动受限，未在第一时间报案有合理性；其在住院后到早上7点30分的电话多数是呼叫其家属及朋友刘某，原因是当晚刘某是与何艳是事故发生前的最后接触人，清楚何艳的事故发生经过，另还呼叫4ｓ店销售顾问、联系查看和定损。同时，何艳在正式报案前已经联系奔驰租赁公司，按照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奔驰租赁公司会联系保险公司询问出险情况，上诉人已尽到一般被保险人应尽的报案义务，不存在重大过错。2．证人尹某机票订单详情、由四川机场旅客服务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川Ａ×××××于2019年7月30日3点33分到达双流机场并停留接近5分钟表格说明，拟证明何艳未饮酒，当晚只有刘某与何艳两人吃夜宵，刘某当晚没有喝酒，何艳也未饮酒。3．结算证明、电子邮件、机动车登记证书、短信扣款记录，拟证明何艳已经将车款全部结清，享有该车辆的完全所有权，何艳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赔偿金由何艳领取。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质证认为，1．对两张名片的均不予认可。针对第2份通话记录，何艳已在一审中提交，也恰好证明在事故发生后何艳的手机能够正常通话，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的短暂时间内通话频繁，却没有联系保险公司或者报案，导致事故的责任无法证明，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对机票订单和机场表格均不予认可，机票的信息及表格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3．结算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在一审中未提交，非属于因其他原因不能举证的证据，不应采信。若法院采信，对于结清证明和车辆登记证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由于在事故发生后，何艳未及时报案，保险公司仍不应当赔偿。同时结清证明并没有落款时间，无法核实结清时间。对短信扣款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本院根据何艳申请，依法通知证人刘某和证人尹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当庭陈述，2019年7月30日晚9点左右，和何艳二人于龙锦新城巷子附近吃饭，晚12点左右开车离开，期间两人未饮酒，案涉事故发生后，其使用何艳手机拨打过何艳家属电话，然后刘某开车送尹某去机场。证人尹某当庭陈述，当晚何艳与刘某吃饭时其不在场，刘某于凌晨2点与其联系，送其前往机场，并于凌晨3点30分左右到达机场，刘某送其去机场时未饮酒。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刘某只是在事故发生后到达了现场，对在事故发生前事故车辆的行驶状态以及驾驶人的主观驾驶状态并不了解，存在上诉人自己故意撞倒的可能性，并且根据事故车辆的情况，车辆有行车记录仪，而保险公司的人员在现场查勘时并未查看到，对于其事故发生前的状态无法证明。同时，刘某未饮酒并不能证明何艳也未饮酒。另外，根据刘某的陈述，其在过往的经历中有处理过多次交通事故的经历，即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而在此次交通事故后其有时间和能力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提醒上诉人。证人尹某的证言因其在事故发生时并不在事故现场，因此，对其证言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何艳提交的通话记录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提交的名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结算证明、电子邮件、机动车登记证书、短信扣款记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人证言，因刘某系何艳、尹某朋友，其证言证明力较低，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评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根据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中“主诉”载明：外伤后颈部疼痛伴活动受限1小时，“现病史”载明：何艳入院前1小时，自己开汽车撞倒路边墙上，顿感颈部疼痛，活动时疼痛剧烈，颈部活动受限，不能站立行走，伴头晕，双下肢感觉良好，伤后能回忆伤时情况，无昏迷、无恶心、呕吐，无呼吸困难、无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急诊以“颈5椎骨折”收入我科。 2019年11月15日，都江堰市零点汽车维修中心出具《评估机构报价函》，载明：一、车辆基本信息车牌号川Ａ×××××，车辆型号奔驰牌；二、评估内容：经我公司车辆评价员鉴定评估，评估结果：该车残值评估价格为人民币60000元整。 2020年6月22日，何艳向奔驰租赁公司支付22,515.73元。此后，奔驰租赁公司向何艳出具《结清证明》载明：何艳在案涉《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项下的租金与该合同相关的一切费用均已结清，就该合同项下的车辆与奔驰租赁公司已不存在抵押关系。案涉车辆的抵押已于2020年6月29日解除。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拨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95518客服电话核实，如需变更财产保险受益人，需提交书面结清证明或银行还款证明或已经解除抵押的登记证明材料。何艳明确放弃车辆残值。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以下几个方面：1．何艳对保险标的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其是否有权主张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向其予以赔偿；2．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主张免赔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评判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何艳与奔驰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何艳占有并使用租赁物，并基于合同而产生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若发生保险事故，何艳对租赁物可能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何艳即产生相应损失，故何艳对其可能承担的责任享有保险利益。本案事故发生时，前述合同尚在履行，一审法院以事故发生时何艳尚未实际取得车辆所有权认定何艳对车辆不享有保险利益不当。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为何艳，第一受益人为奔驰租赁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何艳据此主张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无效。本院认为，投保人将融资租赁公司列为第一受益人，系基于融资租赁公司享有对投保人合法债权，目的是为降低奔驰租赁公司在融资租赁活动中的回收融资款项的风险，该行为系各方的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故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何艳无权请求保险公司向其直接支付保险赔款并无不当。但基于本案二审过程中，何艳已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项下租金及费用结清，案涉车辆亦解除抵押登记，奔驰租赁公司对何艳已不再享有相应债权。且奔驰租赁公司向何艳出具结清证明后，何艳即可变更第一受益人，但此时案涉保险合同已届期满，何艳再予变更已无实质意义，故何艳取得向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主张向其本人赔偿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认为何艳未及时报案至事故原因无法查清，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应予免赔。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保险人免责的前提条件为，投保人等必须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而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同时，本条规定中的“及时”不应缩小解释，应综合考虑事故发生时的各种情况加以评判。本案中，首先，事故发生时间较晚，根据入院记录载明，何艳当时颈部活动受限，不能站立行走，伴头晕，受伤较为严重，其家属将其立即送医并进行相应检查及治疗符合常理，何艳手机在此期间虽有通话记录，但结合当时情形及刘某证言，并非全部由其拨打，且其在受伤并受惊吓情况下，未立即报警或通知保险公司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何艳在发生事故后一直在医院进行检查，在前述情形下，其在当日10时报警，综合来看并未过分拖延报警时间，即使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亦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的情形；再次，虽然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主张何艳可能系酒后驾车导致事故发生，但仅是怀疑，并未能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本院对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何艳因案涉事故产生的财产损失，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应当赔偿。 关于赔偿金额。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及何艳均认可车辆因该次交通事故已全损，但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主张车辆残值为6万元，该残值价格应在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提交的《评估机构报价函》中载明的评估机构为都江堰市零点汽车维修中心，但并未提交该维修中心及评价员的具体信息，不能证明该维修中心及人员具有相应评估资质，且该报价函中仅写明最终评估价格，但未详细列明相应依据，故本院对该报价函不予采信。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何艳投保的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244,8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因车辆全损，何艳主张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赔偿成机动车损失保险赔款244,800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何艳取得保险赔款后，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所有。何艳还主张人保财险成都分公司支付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款7,200元，但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支付给第三人相应赔款的收据系复印件，且于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故何艳的该项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因二审期间出现新的证据，何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4897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艳赔付车辆损失保险金244,800元； 三、驳回何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40元，由何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8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4,920元，由何艳负担160元。 审判长  刘一颖 审判员  任文磊 审判员  谈光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