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35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兴明街15-11号。负责人：李钢，系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书领，系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力军，系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冬，男，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家麒、王清巍，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宇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杨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辽0106民初973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同宇律师事务所的起诉。同宇律师事务所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辽01民终1924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对本案进行审理。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辽0106民初8599号民事判决，同宇律师事务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宇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上诉人已在诉讼时效之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而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予以驳回，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第2页“本院认为”处记载：“关于原告提供的证人符某1证言，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证人符某2陪同原告去被告处主张权利，且证人符某2表示未见证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过程，故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等于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不符合法院对证据的评判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而一审法院却片面的将证人需要证明的范围扩大化，失去了客观审查的基础。第一，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证人在陪同当事人催款时，还要提供其他证据用以证明“陪同”的事实存在。如果一审法院的理由正确，则必然导致证人的数量需要无限大才能证明一个事实，因为当事人找一个人“陪同”还不够，还要再找其他人证明这个人确实“陪同”一起去了，而仅有第二个人证明还不够，还要有第三个人来证明第二个人确实能够证明第一个人“陪同”当事人去了……，这既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法律并未规定证人一定要见证催款行为的全过程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作用。法律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使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不应成为债务人逃债的利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2019）最高法民申3729号】表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经营场所对债务进行催收即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即使债务人在该经营场所长期无人。这说明最高院对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评判原则也是以债权人行使权利为着眼点的，而不以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催收行为知情为前提。本案中，证人见证了上诉人有催款的意思表示和前往催款的行为即能够证明上诉人并未怠于行使权利，至于一审法院要求证人还要对催款的行为进行全程见证，则完全背离了法律规定的初衷，尤其债务问题涉及到个人隐私，有外人在场不但侵犯对方的隐私权，还有可能加剧双方的矛盾。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错误运用偏离了司法公正的大原则。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即以诉讼时效超期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等于变相保护了被上诉人作为债务人的利益，造成司法不公，应予纠正。法院应当首先查明的是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然后才能评判债权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果法院在未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动辄优先适用诉讼时效排除权利人的权利，必然会造成利益失衡，偏离了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案中，被上诉人提出的抗辩理由有三：“原告本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甲方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原告的本诉选定的主体错误。”上述三个理由中，“主体错误”一说已被第一轮的二审程序以“发回重审”的方式予以否定，而“已过诉讼时效”一说则被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程序予以采纳（本次上诉即针对此错误认定提出），但关于被上诉人一再重申的“甲方签字并非本人所签”，法院却只字未提，即法院并未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作出评判，即片面的以诉讼时效超期为由予以驳回，明显回避了主要矛盾。事实上，被上诉人在各次诉讼程序中均一再否定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而当法院多次询问其是否要求鉴定时，被上诉人又一再回避鉴定程序的启动，足见其对于本人签字是明知并认可的，一旦启动鉴定程序则其提出的这一抗辩理由即成为谎言，所以被上诉人根本不敢启动鉴定程序。但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作为能够否定“本人签字”这一基本事实的一方，却轻松的经由法院以上诉人诉讼时效超期为由得到了利益上的保护，这是法律在变相保护欠债不还的人，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以《民法总则》第188条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95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杨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诉讼时效是否产生中断的效力，应当严格依据《民法总则》第195条的法定事由。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已经向被上诉人提出请求，但无法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亦未收到过该请求。首先，结合上诉人提出的2019最高法民申3729号裁定，我方认为：1、该裁定的债务人为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债权人到公司公示的经营场所催收，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并无不当。但本案被上诉人杨冬为个人债务人，不是公司，不存在经营场所，上诉人即使催收，亦应当针对杨冬个人。本案中，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在一审程序中陈述的其见到上诉人进入公司一节，即使属实，亦无法证明：（1）上诉人到该场所，是否见到被上诉人杨冬；（2）上诉人是否明确表达了“催收”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否对杨冬个人催收，并没有事实依据。2、该裁定“多次前去催收”为审判法院查明的事实，判例并未免除债权人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同时该案债权人在催收的同时，通过登报公示的方式补强了其已经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的效力，而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过请求，在事实基础上，本案无法参考该裁定；此外，2014年6月26日签订合同当日是应付款之日，诉讼时效应该是2年，2015年杨晓萍签字的材料并不能证明向杨冬主张过权利，杨晓萍仅为单位工作人员，并未得到受权签收个人债务的通知，事实上也没有通知杨冬收取了相关催告材料。综上，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一审未对笔迹进行鉴定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无法补强其证据且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也并非笔迹是否为被上诉人杨冬本人签写。在此情况下，没有必要花费金钱、浪费司法资源进行司法鉴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同宇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代理费15万元及逾期给付的损失2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6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乙方）指派卫力军律师担任王立国、**诉姜勇借款纠纷一案姜勇的一审委托代理人，代理费15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付清。被告在合同下方甲方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卫力军律师担任姜勇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但被告未支付代理费。原告在庭审中称，2015年7月29日，曾向被告工作人员杨晓萍主张过权利，但被告称并不知情。庭审中，证人符某2证实，2017年4月曾陪同卫力军律师到被告公司找被告，但证人并未上楼，由卫力军律师独自上楼，被告亦予以否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原、被告2014年6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壹拾伍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付清。关于原告提供的证人符某2证言，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证人符某2陪同原告去被告处主张权利，且证人符某2表示未见证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过程，故原告的提供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于2018年9月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提出已超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原告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同宇律师事务所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董某的证人证言、卫力军的日记记录，证明：卫力军一直在向杨冬主张权利催要代理费，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卫力军法律顾问工作直到2016年6月才结束。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冬质证意见：该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效力不认可。对上诉人提供的日记记录，不清楚是否是卫力军本人书写，不清楚是否真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是新证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日记中（2016年）4月30日记载“前几天见到杨冬代理费还是没给”，上诉人不能证明上面写的杨冬就是本案被上诉人；我方不否认上诉人与杨冬有代理关系，同时上诉人与杨冬所在的公司也存在代理关系，二者主体不同，不能混同，该证据不能证明卫力军向杨冬就本案代理费主张过权利。上诉人主张2016年5月份陪冯博到法院，这是其作为公司法律顾问的工作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当时应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所主张的催要债权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经审查，同宇律师事务所一、二审举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属于客观描述，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对双方间委托代理合同所涉相关诉讼案件事实未予认定，另查明，同宇律师事务所根据与杨冬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卫力军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代理姜勇分别与**和王立国的两起借贷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分别为借款本金375万元和450万元，一审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三初字第443号和444号判决，均判决：姜勇承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和按照月利息2%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向**支付借款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姜勇、新民宏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二审于2015年6月2日作出（2015）沈中民四终字第257号和25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准许**撤回起诉。在本院二审审理中，同宇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证人董某到庭作证，董某陈述2017年6月其曾陪卫力军到沈阳找过杨冬催要代理费，杨冬说他要出去，差不了卫力军的钱。同宇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卫力军日记记录，（2016年）4月30日记载“…….前几天见到杨冬代理费还是没给。说给也没用，有些事要有长远眼光”。从同宇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卫力军多本日记簿反映出卫力军确有记日记习惯。本院认为，杨冬与同宇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合法有效。该合同所约定同宇律师事务所指派卫力军律师为诉讼案件的委托代理人，从所代理的诉讼案件的主体来看，杨冬应属于受姜勇委托与同宇律师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二款的规定，同宇律师事务所可以选择受托人杨冬和委托人姜勇主张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债权，本案同宇律师事务所选择了向杨冬主张债权。同宇律师事务所已完成诉讼代理服务，杨冬应依合同约定承担律师代理费支付义务。本案焦点问题为同宇律师事务所是否曾向杨冬催要案涉债权，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同宇律师事务所本案起诉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代理律师卫力军是否曾向杨冬催要代理费，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事实，同宇律师事务所作为债权人应负举证责任。同宇律师所事务所所举杨晓萍签字、证人证言和所指派律师卫力军的日记记录，均缺乏证据证明力，综合证据也不能认定同宇律师事务所曾主张债权，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一审认定同宇律师事务所在2014年代理合同签订后于2018年9月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同宇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同宇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辽宁同宇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