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刑终221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红军，男，1985年3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汉族，大专文化，原系合肥涤玄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住苏州市。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6月13日被浙江省象山县公安局传唤，次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7月2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象山县看守所。 辩护人康蓉，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文华，男，1982年4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汉族，初中文化，原系合肥涤玄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上蔡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6月14日被浙江省象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7月2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象山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娇，女，1996年3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汉族，中专文化，原系合肥涤玄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住枞阳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6月14日被浙江省象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7月21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6月5日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决定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象山县看守所。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王娇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浙0225刑初13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王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2017年11月13日，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共同出资成立合肥涤玄金融外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涤玄公司），并招募被告人王娇和卞方文、刘大锁、武再超、吴宪华、陈思思、王金凤、孙小凡等人，接受宁波一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乐公司）等放贷公司的委托，有组织地实施电话滋扰、言语辱骂、恐吓威胁等违法犯罪活动从事“软暴力”催收业务，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为首要分子，被告人王娇和卞方文、刘大锁、武再超、吴宪华、陈思思、王金凤、孙小凡等人为固定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恶势力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接受一乐公司委托对经一乐公司催讨后仍未归还欠款的被害人进行催讨，并向一乐公司收取催回金额的10%作为佣金。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安排被告人王娇接收催收名单并对催收成功的被害人的姓名、催回金额等信息进行统计，逐月和一乐公司的财务进行对账结算，并组织卞方文、刘大锁、武再超、陈思思、吴宪华、孙小凡、王金凤等人根据一乐公司提供的被害人的身份证照片、人脸识别照片、通某、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采用电话滋扰、言语辱骂、恐吓威胁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等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的方式逼迫27名被害人归还欠款共计人民币43112.02元，并收取佣金共计人民币4311.2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8年9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卞方文通过上述方式对刘某1、刘某3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刘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3007.21元。 2．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吴宪华通过上述方式对朱某2、陈某6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朱某2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899.29元。 3．2018年10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吴宪华通过上述方式对楼某、苏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楼某处催回欠款人民币2400元。 4．2018年10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吴宪华通过上述方式对陆某2、徐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陆某2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1100元。 5．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吴宪华通过上述方式对陈某2、杨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陈某2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688元。 6．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吴宪华通过上述方式对吴某2、卢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吴某2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1000元。 7．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王金凤通过上述方式对周某、李某5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周某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200元。 8．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王金凤通过上述方式对许某1、许某3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许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800元。 9．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王金凤通过上述方式对戚某、曹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戚某处催回欠款人民币700元。 10．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王金凤通过上述方式对王某2、王某3、杨某1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王某2处催回欠款人民币2000元。 11．2018年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孙小凡通过上述方式对王某1、胡某2、徐某1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王某1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1100元。 12．2018年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孙小凡通过上述方式对季某1、季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季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250元。 13．2018年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孙小凡通过上述方式对张某2、梁某、秦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张某2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500元。 14．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武再超通过上述方式对胡某1、文某、刘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胡某1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3000元。 15．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武再超通过上述方式对郑某2、陈某4、李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郑某2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059.24元。 16．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武再超通过上述方式对李某1、李某3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李某1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750元。 17．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武再超通过上述方式对朱某1、岳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朱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600元。 18．2018年8月至9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陈思思通过上述方式对陈某1、陈某5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陈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549.77元。 19．2018年9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陈思思通过上述方式对谭某、薛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谭某处催回欠款人民币2215.84元。 20．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陈思思通过上述方式对张某1、李某4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张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600元。 21．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郑章庆（另案处理）通过上述方式对吴某1、许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吴某1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1700元。 22．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郑章庆通过上述方式对孙某、郑某4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孙某处催回欠款人民币800元。 23．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赵迎喜（另案处理）通过上述方式对郑某1、陈某3、纪某、秦某1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郑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700元。 24．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鲍翔（另案处理）通过上述方式对费某1、费某2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费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799.86元。 25．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鲍翔通过上述方式对郑某1、陈某3、纪某、秦某1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郑某1处催回欠款共计人民币1588元。 26．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鲍翔通过上述方式对陆某1、吴某3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陆某1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588.86元。 27．2018年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徐飞（另案处理）通过上述方式对郑某3、段某多次进行电话滋扰、威胁恐吓，从郑某3处催回欠款人民币1179.24元。 28．2018年12月期间，该公司成员徐飞通过上述方式对朱某3、朱某4、朱某5多次进行电话滋扰、言语辱骂、威胁恐吓，从朱某3处催回欠款人民币3336.61元。 被告人程文华、王娇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上述主要犯罪事实。案发后，象山县公安局从被告人孙红军处扣押了手机1部，从被告人程文华处扣押了手机4部等物品，从被告人王娇处扣押了手机1部。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已分别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155.6元和人民币2155.6元。 原审根据上述犯罪事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孙红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二、被告人程文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三、被告人王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被告人孙红军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15.6元、被告人程文华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15.6元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手机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红军上诉称：1.涤玄公司于2017年11月注册成立，2018年9月与一乐公司洽谈催收业务，2018年10月1日后涤玄公司正式操作。因此，发生在2018年10月1日前的催收与涤玄公司无关。此外，一乐公司自身也有催收行为，该部分也与涤玄公司无关。2.事发前涤玄公司正常经营业务，通过正当渠道招聘员工，与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明确要求员工不准有辱骂、威胁、P图等行为，其也未指使、教唆员工做违法的事，多数是欠款客户主动还款。因此，涤玄公司按一乐公司的要求拨打电话提醒逾期客户还款，该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即便构成犯罪也不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据此，上诉人孙红军恳请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辩护人康蓉提出：1.本案缺少滋扰电话、短信等恶意催收行为系涤玄公司所为的证据，不能排除是一乐公司或其他公司工作人员催收的可能性，且发生在2018年10月1日前的恶意催收与涤玄公司无关。2.孙红军要求公司员工以合法方式催收，对员工实施的爆通某、Ｐ图等违法催收行为，孙红军主观上并不明知，不应对员工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3.原判所列的同案犯董恒、卞方文等人供述，以及部分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4.涤玄公司接受一乐公司委托催讨债务，属于因债务纠纷而实施的辱骂、恐吓他人行为，按相关规定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5.孙红军等人不具备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客观要件。6.孙红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涉案犯罪事实，其辩解的不应对员工个人行为承担责任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应认定具有坦白情节。据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考虑孙红军系初犯及家属已代为退赃等情节作出公正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文华上诉称，其不参与涤玄公司经营和管理，不清楚公司及员工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原判量刑过重。涤玄公司是合法经营企业，通过正规方式招聘员工，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据此，上诉人程文华恳请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娇上诉称，其在涤玄公司仅是负责将一乐公司提供的逾期客户信息传递给公司催讨人员，再将催讨所得金额做成报表后反馈给孙红军和一乐公司，其没有实施具体催讨行为，也没有获取催讨提成，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也明显小于催讨人员，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王娇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害人郑某1、季某1、陆某1、吴某1、孙某、胡某1、郑某2、李某1、朱某1、陈某1、谭某、张某1、王某1、张某2、戚某、王某2、周某、许某1、陈某2、朱某2、楼某、陆某2、吴某2、费某1、刘某1、郑某3、朱某3等人陈述、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手机短信照片、账单详情照片、账户详情照片、账户明细照片、明细详情照片、银行卡明细照片、银行账户明细查询照片、微信个人信息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照片、支付宝个人信息照片，证人陈某3、秦某1、纪某、季某2、吴某3、许某2、李某2、陈某4、李某3、岳某、陈某5、薛某、李某4、郑某4、文某、刘某2、胡某2、徐某1、梁某、秦某2、曹某、王某3、杨某1、李某5、许某3、杨某2、陈某6、苏某、徐某2、卢某、费某2、黄某、刘某3、段某、朱某4、朱某5证言，催款记录单，搜查证、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营业执照、对账单、情况说明、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银行交易明细表、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到案经过、户籍证明，搜查笔录、提取笔录、远程勘验工作记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光盘，同案犯董京、董恒、江铖、杜声禹、卞方文、刘大锁、武再超、陈思思、王金凤、孙小凡、吴宪华、郑章庆、许莉、金玉玮、徐飞、赵迎喜、万杰、鲍翔以及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王娇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孙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孙红军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经查，董京等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骗被害人在“一乐钱包”ＡＰＰ上“借款”，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并诱使被害人支付高额逾期费、展某，恶意垒高被害人债务，从而获取额外费用。显然，董京等人结伙实施上述行为的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与涉案被害人之间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孙红军的辩护人提出孙红军等人属因债务纠纷而实施的行为，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在案证据还证实，董京等人先对未按期归还“借款”的被害人进行电话催讨，对经催讨仍未还款的被害人，董京等人将该部分催款外包给孙红军、程文华经营的涤玄公司。之后，孙红军等人根据董京等人提供的被害人身份证照片、人脸识别照片、通某、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安排人员进行催讨。涤玄公司催讨人员卞方文、刘大锁、万杰等人供述证实，其等人在催收过程中，按要求通过连续打电话、发送ＰＳ侮辱图片方式，辱骂、恐吓被害人及其亲属朋友以逼迫被害人还款，此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证实的多次接到滋扰电话并被辱骂、恐吓，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事实相印证，且与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王娇在侦查阶段供述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孙红军、程文华等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扰乱了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原判认定孙红军、程文华、王娇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孙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孙红军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与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此外，侦查机关依法从江铖苹果ＸＳＭＡＸ手机中提取到的一乐公司与涤玄公司往来对账单显示，同案犯万杰催讨的最早一笔回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经同案犯陈思思辨认的催收回款记录表显示最早一笔回款日期为2018年9月27日，上述二份书证证实涤玄公司早在2018年9月进行恶意催收。上诉人孙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发生在2018年10月1日前的恶意催收与涤玄公司无关的意见与事实及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孙红军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程文华提出本案不属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出资成立涤玄公司，招募人员为多家网络APP贷款平台进行有偿催收，在有组织实施电话滋扰、言语辱骂、恐吓等催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孙红军、程文华为首要分子，王娇、卞方文、刘大锁、武再超、吴宪华、陈思思、王金凤、孙小凡等人为固定成员的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性、违法性及危害性特征，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诉人孙红军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程文华提出不属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上诉人孙红军到案后虽对涤玄公司催收业务的流程有所交代，但后辩解恶意催讨系公司催讨人员个人行为，显与在案证据证实的案件事实不符，不属法律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情形。上诉人孙红军的辩护人提出孙红军有坦白情节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3．关于犯罪情节及量刑。经查，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注册成立涤玄公司后从事违法催收业务，孙红军、程文华系涤玄公司股东，由孙红军负责具体操作，程文华共同分享违法犯罪所得，孙红军、程文华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理应按照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原判根据孙红军、程文华在共同犯罪中实际所起作用及认罪态度等情节，量刑时已有区分，所处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娇受孙红军、程文华安排转发催收名单，统计催收信息，进行财务对账，原判已据实认定为从犯，并综合王娇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及认罪态度，已作从轻处罚，量刑适当，上诉人王娇恳请再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红军、程文华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结伙多次利用电话滋扰、言语辱骂、恐吓威胁等手段进行讨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娇参加恶势力犯罪集团，结伙多次利用电话滋扰、言语辱骂、恐吓威胁等手段进行讨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恶势力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上诉人王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上诉人程文华、王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孙红军、程文华能退缴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违法所得依法应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依法应予以没收。原判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奇辉 审判员  陈 靖 审判员  徐 栋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礼鸣 ??1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