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6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中湖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2764097332Q。 法定代表人：李财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贵天，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益强，男，汉族，1965年6月6日生，住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贵天，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艳，女，系邱益强妻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其，男，汉族，1959年9月23日生，户籍地广东省普宁市，现羁押在龙岩市第二看守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灵燕，福建闽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锦富，男，汉族，1965年4月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上杭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抚民路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8220041077453。 法定代表人张良昌，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京，龙岩市永定区康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鹰，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荣坤，男，汉族，1972年9月10日，住龙岩市新罗区，现羁押在永定区看守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仁，女，系陈荣坤妻子。 原审被告：李财生，男，汉族，1986年7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清流县。 原审被告：苏胜光，男，汉族，1975年9月2日生，住龙岩市永定区。 原审被告：邱益平，男，汉族，1960年9月11日生，住龙岩市新罗区。 原审被告：黄建文，男，汉族，1981年5月2日生，住龙岩市新罗区。 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与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李财生、邱益强、郑国其、陈荣坤、苏胜光、邱益平、黄建文、陈锦富追偿权纠纷一案，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803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郑国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鲤坑煤矿公司”）及上诉人邱益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贵天，上诉人郑国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灵燕，被上诉人陈锦富、被上诉人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抚市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鹰、罗大京，被上诉人陈荣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仁，原审被告邱益平、黄建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苏胜光、李财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3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相应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被上诉人抚市镇政府原审诉请主张返还代付款项2589708.83元依据不足。 对于本案被上诉人抚市镇政府因事故实际垫付的费用及上诉人等人应当返还的金额问题，其中部分款项一方面未经上诉人或作为承包方的被上诉人郑国其、陈荣坤等人签字确认，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抚市镇政府也没有提供充分依据证实这些费用确属垫付的应返还的费用。在原审过程中包括郑国其等人已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按被上诉人抚市镇人民政府单方所列金额予以全部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 二、原审判决划分上诉人与作为承包人的被上诉人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责任承担比例错误。 首先，2016年9月28日，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与被上诉人陈荣坤签订了《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书》，将本案矿井生产活动承包给了陈荣坤等人，根据《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书》第3条，承包方对生产安全全权负责，包安全责任。 其次，根据本案的事故调查报告，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工人违规作业造成，而根据《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书》第6条，矿区的管理人员及生产人员均由承包方负责配备、招聘及管理，上诉人不得干预。而事实上，在签订承包协议后，具体生产事项也是均由承包方自行安排及实施的，上诉人只是按协议约定配合办理相关证照、手续。 再次，同样根据《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书》，在承包期限内，承包方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按8：2的比例向上诉人上缴20%的承包费，即上诉人在本案矿井生产活动中受益比例是20%。 因此，上诉人认为，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将赔偿责任划分为鲤坑煤矿公司承担40%，承包方承担60%，属划分责任比例错误。 三、原审判决判令对于应返还款项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邱益强仅是鲤坑煤矿公司的股东，而与承包人陈荣坤签订《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书》的主体是鲤坑煤矿公司，原审判决将上诉人邱益强列为直接赔偿主体没有依据；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已经划分责任承担比例的情况下，仍判令各方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错误，也容易造成各方新的矛盾纠纷，增加各方诉累，且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裁决。 抚市镇政府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在本案中答辩人与鲤坑煤矿公司及股东邱益强、邱益平、苏胜光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授权抚市镇政府负责处理事故善后事宜，特别授权如下：代为调解、和解、承认赔偿金额、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支付赔偿金等一切事宜，对受委托人处理事故善后工作事项，公司及实际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都予以承认并负法律责任。答辩人基于上级政府和领导的指示以及当事人的委托，就6名死者组成6个工作组，分别是湖雷、抚市、陈东、坎市、培丰、高陂工作组。同时聘请有处理矿难经验的工作人员作为谈判代表并安慰家属以及宣传国家的法律、政策规定。在能省则省的原则下安排家属、亲属的伙食、住宿、车辆。在工作组多日多人紧张、努力、协调、协商下，6个工作组都与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据此，答辩人代理处理的6名死者及一名伤者的赔偿和善后事宜的款项应由鲤坑煤矿及股东（包括实际控制人或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再者，在本案交换证据的举证质证中，九被告（一审）对答辩人提交的十组证据的真实性都没有异议，也就是说答辩人提交的各项开支、赔偿金等都是真实的。这些证据来源形式合法、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再者，答辩人在本次矿难事故处理中，动用了大量人力以及自有车辆，这些都是无偿的，上诉人应该清楚和理解感谢才对。为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适用法律正确。 二、本案属于追偿权纠纷，答辩人为6位死者家属垫付赔偿金、善后处理的租车、住宿费、伙食费、聘请人员工资、死者工资（拖欠）、煤矿工未发工资、抚恤金以及购置必须物品、鉴定费等259.170883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苏胜文交10.6万元（交苏胜光名下欠款）、魏红艳交60万元（交邱益强名下欠款），至一审判决，垫付1885708.83元。因为上诉人及实际人和经营者的资金不足，答辩人向永定区财政借款330万元用于支付赔偿金等开支。一审法院判决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共同返还1555025.3元，鲤坑煤矿公司、邱益强共同返还330683.53元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三、至于上诉人邱益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抚市镇政府垫付的费用，其中部分款项未经上诉人或作为承包方的被上诉人郑国其、陈荣坤等人签字确认，抚市镇政府也没有提供充分依据证实的问题。 首先，鲤坑煤矿公司、邱益平、邱益强、苏胜光已特别授权委托抚市镇政府代为处理一切事宜，并不需要上诉人或郑国其、陈荣坤等人签字确认。其次，邱益强、郑国其、陈荣坤事故发生后拘押于龙岩市第二看守所，客观上无法叫其签字。再次，上诉人郑国其提出的异议也只是提出菜单和租车明细是单方制作的，不清楚花费的情况，以及证据六中2张收据金额不一样，一张为14104元，一张为13848元，证据七死者赔偿金已实际支付给死者家属，该证据的真实性郑国其的代理人无异议。各工作组与死者家属达成的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协议，并由抚市镇政府先行垫付赔偿款项，上诉人（一审全部被告）均没有反对意见；证据六中2张收据金额不一样，一审中镇政府代理人已作解释13848元是作废的，法官也当场作了释明。至于菜单的制作和租车的明细是单方制作问题。答辩人认为，鉴于“12.28”矿难事故的突发性，一次矿难死者6名，处理事故的紧迫性及各“一对一”善后工作组处理调解的位置是条件有限的乡镇，处理事故场所中的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漫天要价、不讲道理，家属无比悲伤、愤怒、质疑等，此情景下，各级政府都要求妥善处理安抚家属，家属来人无法限定，全国各地处理事故住宿、伙食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的赔偿金额也不尽相同。 四、关于鲤坑煤矿公司的上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备注：因鲤坑煤矿公司公章被抚市镇人民政府收缴、监管，疫情期间无法盖章。答辩人认为，抚市镇人民政府2月3日正式上班，上诉状拿到抚市镇政府盖章，不会因疫情原因无法盖章。邱益强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经其他股东同意，不能代表公司上诉。为此，请求二审法院审查鲤坑煤矿公司的上诉人资格。 五、关于上诉人郑国其、陈锦富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赔偿主体问题以及承担返还责任的比例问题。答辩人认为，本案是追偿权纠纷，镇政府垫付的是善后处理矿难事故的包括赔偿金在内的各项费用。至于鲤坑煤矿公司及股东和煤矿承包人之间如何分担，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与答辩人无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郑国其辩称：一、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且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因此该纠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方承担，而不应当判决由答辩人承担。 二、被上诉人抚市镇政府所垫付的款项应由鲤坑煤矿公司负责偿还。一审法院划分责任承担比例没有法律依据，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判决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陈锦富、陈荣坤辩称：本案矿难事故应由鲤坑煤矿公司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邱益平、黄建文辩称：同意鲤坑煤矿公司和邱益强的上诉意见。 郑国其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803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并依法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及要求上诉人承担保全费用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首先，本案是追偿权纠纷，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是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平、邱益强、苏胜光委托被上诉人处理瓦斯（窒息）事故相关事宜，鲤坑煤矿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处理事故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鲤坑煤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是错误的。其次，本次矿难事故的赔偿主体应为鲤坑煤矿公司。第一、矿难事故发生于鲤坑煤矿公司；第二、上诉人作为承包方虽有签订承包协议，但对外均是以鲤坑煤矿公司的名义从事活动；第三、鲤坑煤矿公司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截止目前为止，鲤坑煤矿公司的法人资格并不消失，且鲤坑煤矿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其作为法人具备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本案讼争的债务应属于鲤坑煤矿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外部委托代理关系，依法应当由鲤坑煤矿公司承担。至于公司与上诉人作为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内部关系，应另行解决，而不应当判决在本案当中由上诉人承担连带返还的义务。 退一万步讲，即使要让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鲤坑煤矿公司是有资质的企业，而上诉人只是一个平民，对于安全生产责任的发包关系，鲤坑煤矿公司比任何人更为知道是不可以将安全生产责任进行个人发包，在此情况下鲤坑煤矿公司仍然进行了违法发包，主要责任承担的主体必然是鲤坑煤矿公司，而不可能是作为个人的上诉人，因此将主要责任归咎于上诉人显然与事实相违背，进而判决由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更无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有误，由此作出的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抚市镇政府对郑国其上诉的答辩意见与其对鲤坑煤矿公司和邱益强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辩称：郑国其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郑国其及陈荣坤、陈锦富作为承包人应按照其与煤矿签订的生产承包协议书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 陈锦富、陈荣坤表示同意郑国其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邱益平、黄建文表示不同意郑国其的上诉意见。 抚市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九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代其支付的款项261.130883万元。2、判令九被告共同支付自垫付款项之日2019年1月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截止到2019年9月1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本金261.130883万计算利息共计75,924.6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为2004-08-17至2034-08-16，法定代表人为李财生，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登记股东的出资比例为李财生45%、黄建文45%、苏胜光10%，组织结构为：监事黄建文，李财生。后经事故调查组查明，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经理李财生是挂名的，李财生本人不知情，实际未出资；登记的股东、监事黄建文为挂名的，实际未出资，未行使监事职权。鲤坑煤矿的实际股东为邱益强、苏胜光。鲤坑煤矿位于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中湖村，分为东、西两个采区，为相对独立经营、核算、管理的两个单位，东采区的实际控制人为陈赵云，西采区的实际控制人为邱益强。 2016年9月28日邱益强、邱益平代理甲方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与乙方陈荣坤签订《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约定：一、承包范围：1、乙方承包甲方西采区井下采掘机运通排水及地面等全面工作，包括人员出任管理，物资采购及煤炭销售等。……3、乙方对西采区的生产安全、全权负责，包任务，包安全责任。4、乙方服从甲方的统一生产布局及安全生产指导，不得乱采乱挖，煤厚在0.5米以上的，非特殊情况必须回采干净。……6、两采区的管理人员及生产人员由乙方按规定规定要求配齐，甲方不得干预。二、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3年，即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止，……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付给甲方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100万元的安全风险抵押金，合200万元。协议终止后乙方履行了本协议的全部义务后，甲方退还给乙方200万元。……四、履行甲方的煤炭销售收入，双方当月结清，乙方在次月5日前将甲方应得的煤炭销售收入款江入甲方指定的账户（龙岩农商银行，邱益强，账号：62×××81），逾期支付的按日千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五、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有权派员随时下井，督查乙方的生产安全，有权指导乙方遵守安全生产规定，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管理。……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有独立的组织生产，安排劳力，物资采购、辞退员工等权利。2、乙方必须对下井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等。……六、本协议生效前的债权归甲方所有，债务由甲方承担；本协议生效后西采区发生的债权归乙方所有，债务由乙方承担。该协议签订后，西采区采取承包方式将生产安全全部承包给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郑国其负责承包项目的日常管理、财务审批，陈荣坤负责重大事项决算、对外协调、煤炭销售、物资采购。邱益强、苏胜光按煤炭销售款的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不再投入和参与安全管理。2018年4月5日，承包方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1999版），投保人为：福建省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保单受益人为：陈荣坤，保险责任期限12个月，总保险费275428.08元，但并未给所雇请的工人购买工伤保险。 2018年12月28日鲤坑煤矿西采区发生瓦斯（窒息）事故，导致作业工人6人死亡（李芳仁、**举、田永杰、廖贞杨、黄元亮、汤福生），1人受伤（马世祥）。事故发生后，经有关部门对本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鲤坑煤矿西采区－100m区段没有形成通风系统，长期微风、循环风作业，氧气含量低；－100m-43#西采面切面掘进面位于应力集中区域的小背斜轴部，巷道采用木头点柱支护，支护强度低，工人采用电镐落煤，在煤层底部掏挖，造成集中应力失衡，引发煤炭压出，将作业面1名工人掩埋；煤炭压出导致甲烷、二氧化碳等气体和煤尘瞬间涌出，并向下部－100m区段巷道扩散，引起氧气浓度急剧下降，造成在－100m区段巷道作业的5名人员窒息死亡、1人受伤。间接原因：鲤坑煤矿存在越界违法盗采、边建设边生产、蓄意逃避监管、不具备基本安全条件、安全管理混乱、拒不执行停建指令、虚报事故、提供虚假资料等违法违规问题。 鲤坑煤矿公司的股东及承包人、管理人员协商企图虚报事故并找吴胜禄等人处理工人尸体后被发现，永定区委、区政府立即采取“一对一”方式成立善后工作组，做好6名遇难人员家属善后安抚工作。2018年12月30日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平、邱益强、苏胜文授权委托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事故善后事宜，委托权限为：代为调解、和解、承认赔偿金额、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支付赔偿金等一切事宜，对受委托人处理事故善后工作事项，公司及实际经营（或实际控制人）都予以承认并负法律责任。在事故善后处理过程中，抚市镇政府在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龙岩永定抚市支行的户名为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财政所的银行账户中设立了名称为“鲤坑矿难事故处理资金”的专用子账户，共计收到款项699万元，其中文威存入退赃款2万元，苏胜文转入30万元，吴胜禄转入退赃款17万元，林丽萍代陈锦富转入2笔5万元共10万元，陈美珠代邱益强转入60万元，永定区财政局借款330万元，卢中旗代苏胜光转入10万元，郑冰虹代陈荣坤转入30万元，陈景坤代陈荣坤转入10万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转入雇主责任保险理赔款200万元。 经善后处理，抚市镇政府共支出：一、6名遇难人员赔偿款：廖贞杨88万元，李芳仁86万元，田永杰88.8万元，**举86万元，汤福生89万元（赔偿金86万元＋工资3万元），黄元亮88.5万元，合计赔偿款526.3万元。二、事故“一对一”善后工作组花费：陈东组（陈芳仁）44,560元，坎市组（**举）31,874元，高陂组（田永杰）31,874元，龙潭组（廖贞杨）36,079.83元，湖雷组（黄文亮）44,560元，培丰组（汤福生）40,572元，鲤坑煤矿工人工资732,290元，火化费用17,950元，其他善后费用支出55,370元。 综上，因事故处理，抚市镇政府的“鲤坑矿难事故处理资金”专户共计收入699万元，支出6,281,708.83元，结余708,291.17元，抚市镇政府垫付资金共计2,591,708.83元（财政借款330万元－结余708,291.17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抚市镇政府因本案诉讼聘请法律工作者花去诉讼代理费19,600元。苏胜文于2019年12月19日向“鲤坑矿难事故处理资金”专户存入10.6万元用于归还本案苏胜光名下欠款，魏红艳于2019年12月20日向“鲤坑矿难事故处理资金”专户存入60万元用于归还本案邱益强名下欠款。2019年12月23日抚市镇政府以苏胜光已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苏胜光的起诉。2020年1月14日抚市镇政府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鲤坑煤矿公司的煤炭产能指标交易补偿款进行保全，花去保全费用5,000元。2020年1月19日抚市镇政府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要求九被告共同支付垫付款项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诉讼代理费19,600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鲤坑煤矿公司为依法成立的公司法人，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案涉的《授权委托书》系由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平、邱益强、苏胜文委托抚市镇政府处理瓦斯（窒息）事故相关事宜，鲤坑煤矿公司与抚市镇政府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抚市镇政府处理煤矿相关事宜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鲤坑煤矿公司承担。本案中鲤坑煤矿难事故的赔偿，抚市镇政府并非赔偿义务主体，当矿难事故发生后抚市镇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事态的扩大，垫付了赔偿款。当该款支付后，垫付人有权向赔偿义务主体进行追偿。为了明晰责任，本起事故中各被告责任的分担问题评述如下： 一、承包方与鲤坑煤矿公司的责任分担。 1、首先，本起事故的性质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其次，形成本次生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承包方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规定造成的，间接原因是鲤坑煤矿公司违法发包给没有安全生产资质的承包方违法生产，并为存在越界违法盗采、边建设边生产、蓄意逃避监管等问题。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作为鲤坑煤矿公司的安全生产承包人，在明知自己没有安全生产资质的情况下，仍向鲤坑煤矿公司承包安全生产，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鲤坑煤矿公司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上规定，鲤坑煤矿公司违背禁止订立非法协议义务，将其法定工伤保险义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协议转嫁给承包方的做法违背了上述强制性法律规定，该协议的第一条第3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鲤坑煤矿公司明知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情况下，未进行监督管理，放任承包方的煤矿生产，对矿难事故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赔偿责任划分为鲤坑煤矿公司承担40%，承包方承担6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鲤坑煤矿公司与承包方应当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4、邱益强作为鲤坑煤矿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承包方签订《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双方成立承包合同关系，但将生产安全全部承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等人，不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故意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对鲤坑煤矿公司的本次矿难事故损失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5、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中，没有证据表明邱益平系鲤坑煤矿公司的股东，鲤坑煤矿“12.28”瓦斯（窒息）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已确认李财生、黄建文系挂名股东，二人未参与经营管理，因此抚市镇政府要求邱益平、李财生、黄建文共同偿还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6、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抚市镇政府自愿撤回对苏胜光的起诉，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已另行裁定准许抚市镇政府撤回对苏胜光的起诉。 二、事故赔偿范围和金额及善后费用合理性认定问题： （一）关于“12.28”事故赔偿范围问题。 《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死亡的，死亡者的近亲属依法领取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工伤保险待遇，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还应当向其一次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数额为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二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无营业执照以及未经依法登记、备案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死亡的，除由该单位向死亡者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支付相关费用外，还应当依照前款规定一次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据上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矿山等高危作业岗位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分别支付矿难员工死亡赔偿金和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补助金。鉴于“12.28”矿难事故的突发性、受害家属的群体性、协助政府平息矿难事故影响的必要性等客观因素，给予死难家属及时有效的抚慰、抚恤具有人道性、合理性、必要性。因此，各“一对一”善后工作组介入下，鲤坑煤矿公司委托抚市镇政府处理矿难事宜，促使鲤坑煤矿公司与家属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赔偿协议，并由抚市镇政府先行垫付的赔偿款项，各被告在庭审中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该调解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确认。 （二）关于“12.28”事故赔偿善后费用开支合理性问题。 各被告对抚市镇政府提供的费用凭证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表示不清楚具体费用开支，但鉴于“12.28”事故的突发性、事故处理的紧迫性及各“一对一”善后工作组处理调解的位置为条件有限的乡镇，抚市镇政府提交的赔偿费用及善后费用相关凭证有些虽欠规范，但鉴于“12.28”事故的突发性、事故处理的紧迫性，要求均系施救方制作、提供规范的理赔凭证并不现实，过于苛刻。《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地方人民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根据事故等级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事故应急救援、善后处理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及监管部门报告应急救援进展情况。抚市镇政府受龙岩市永定区政府的指示，并接受鲤坑煤矿公司的委托代为处理善后事宜，于法有据，事故善后相关费用票据及凭证已经抚市镇政府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应予认可。 综上所述，因矿难事故处理抚市镇政府垫付资金2,591,708.83元。由承包方返还60%即1,555,025.3元，由鲤坑煤矿公司、邱益强返还40%即1,036,683.53元，扣除邱益强已返还的60万元，苏胜光已返还10.6万元，仍应当返还330,683.53元，承包方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鲤坑煤矿公司与股东邱益强互负连带责任。因抚市镇政府申请撤回要求九被告共同支付垫付款项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诉讼代理费19,600元的诉讼请求，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抚市镇政府因本案诉讼保全花去的保全费5,000元，属防范诉讼风险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诉讼费用开支，抚市镇政府要求被告承担，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垫付鲤坑矿难事故处理费用1,885,708.83元，由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返还1,555,025.3元，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返还330,683.53元给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二、上述款项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互负连带责任，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人民政府诉讼保全费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16.3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0,908.19元，由郑国其、陈荣坤、陈锦富负担8,971.51元，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负担1,936.68元。 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但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煤矿安全生产承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该条约定了承包费用及结算比例。 上诉人郑国其对一审认定“郑冰虹代陈荣坤转入30万”有异议，认为郑冰虹是郑国其的女儿，实际上是代郑国其支付30万元的赔偿款，另对一审认定的部分费用表示不清楚。 本院对一审认定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主张的一审遗漏认定的事实，经审查承包协议，该协议第四条有约定承包费用及结算比例，予以认定。对于上诉人郑国其所提异议，由于郑国其与陈荣坤均属于承包人，该30万元一审认定为陈荣坤转入并不影响其权利，该异议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抚市镇政府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补充协议、调解协议及收据各一份，补充证明一审提交的证据七所载支付的依据。 经质证，到庭的其他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抚市镇政府代赔偿的款项的数额如何认定？2、本案矿难事故的赔偿主体如何认定？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邱益强与上诉人郑国其、被上诉人陈锦富、陈荣坤之间的责任承担比例如何确定？3、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邱益强与上诉人郑国其对于返还抚市镇政府款项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关于抚市镇政府代赔偿的款项的数额问题，一审中抚市镇政府提供了相应的依据，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在二审中亦补充提供了与受害者家属达成的部分赔偿协议，对其总支出费用2591708.83元，可予以认定。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上诉认为煤矿与承包人陈荣坤等人签订了安全生产承包协议，应由承包人负责安全事故。虽然其与承包人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协议第一条第3点有约定乙方（陈荣坤）对西采区的生产、安全、管理全权负责，包任务、包安全责任。但该协议第五条同时约定了甲方负有督查乙方安全生产的义务，有义务检查乙方遵守安全生产规定的情况。且根据有关部门对事故原因的认定中，本案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鲤坑煤矿西采区－100ｍ区段没有形成通风系统，长期微风、循环风作业，氧气含量低；巷道采用木头点柱支护，支护强度低。间接原因是鲤坑煤矿存在越界盗采、不具备基本安全条件、安全管理混乱等。因此，作为发包人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负有督查安全生产的责任，其未尽该义务，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酌情确定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主张承包协议约定煤矿收取20%管理费用，其至多在此范围内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郑国其上诉认为，抚市镇政府行使追偿权是基于其与煤矿及其控制人签订的委托书，因此，其不应承担责任。但本案实质为事故责任赔偿纠纷，抚市镇政府基于委托代付赔偿后进行追偿。而本起事故系在上诉人郑国其、陈荣坤等承包经营期间发生，承包人为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有关部门认定的事故原因也均与承包人不按安全生产规定操作相关联，一审据此确定承包人承担60%的比例亦无不当。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鲤坑煤矿公司及邱益强将煤矿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郑国其、陈锦富、陈荣坤承包，导致发生本案事故，应当对事故赔偿互负连带责任。 综上，上诉人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及上诉人郑国其提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苏胜光、李财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16.38元，由上诉人永定县鲤坑煤矿有限公司、邱益强负担10908.19元，由郑国其负担10908.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陈水柏 审 判 员 李馀彬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陈笑平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