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6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1号二层B2-144。法定代表人：赵忠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刚，男，1977年6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杰增，男，198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军，男，1974年9月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连平，北京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桂军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3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托普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杰增、李玉刚，被上诉人刘桂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连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托普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316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2.依法驳回刘桂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刘桂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桂军的损伤已被认定为工伤，一审法院判决第三人即托普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刘桂军与汇聚盛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刘桂军的损伤已被认定为工伤，刘桂军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获得了相应的权益，故其不能再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起诉托普旺公司，一审法院在刘桂军获得工伤赔偿的情况下，再次判决托普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刘桂军起诉托普旺公司即使主体适格，但刘桂军的损伤与托普旺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托普旺公司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桂军所述2018年9月20日受伤，另根据北京华信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资料摘要记载“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病历2018-9-20门诊病历：主诉腰部外伤1小时。病史：患者于1小时前摔伤腰部，伤后觉腰部疼痛。体格检查：腰部压痛，未见明显肿胀畸形，活动受限”，根据记载这是事发当天的检查情况，病历记载事项未体现出腰椎骨折等严重伤。然而，刘桂军于2018年10月1日，到京顺医院住院时检查为胸11椎体、腰1椎体骨折。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刘桂军检查出胸11椎体、腰1椎体骨折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后，事发时间与确定骨折时间中间间隔10余天，10余天之后检查出的骨折是不是事故造成的，刘桂军未提出任何关联性证据，直接以胸11椎体、腰1椎体骨折评残后起诉托普旺公司，显然缺乏事实根据，骨折损伤系事故造成的因果关系更无从谈起，一审法院判决托普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3.托普旺公司在事故中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托普旺公司系从事物流运输的公司，事故发生时系为圆通速递（北京）有限公司（下简称：圆通公司）运输货物，根据双方的约定，托普旺公司只负责运输，装货及卸货托普旺公司均不负责，事故发生时刘桂军不是给托普旺公司装货，刘桂军装的这些货也不是托普旺公司的。托普旺公司的工作流程是车到圆通公司停好后，圆通的工作人员安排装货，装货过程中司机在车上待着或者在分拣线外等候，圆通公司为了货物的安全，托普旺公司的司机是不允许进入分拣现场的，待装好货后圆通的现场工作人员会通知托普旺公司的司机往前挪车，然后关上车门贴封条。本案中，托普旺公司的司机是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指令挪车的，托普旺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刘桂军提供的录像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2018年9月20日01时57分29秒至50秒时，现场有工作人员与刘桂军及分拣线其他工作人员对话，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往车头走，指示托普旺公司司机挪车，2018年9月20日01时58分20秒托普旺公司司机开始挪车，刘桂军在托普旺公司司机挪车过程中因自身没有站稳从传送带上掉下。故托普旺公司司机在挪车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托普旺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其次，通过刘桂军提供的录像视频完全能够看出，刘桂军在事故发生时系站在圆通的传送带边沿，不是刘桂军起诉时所述“刘桂军左脚站在传送带边沿平台，右脚站在托普旺公司货车箱部”，刘桂军作为成年人应当意识到站在传送带边沿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本案的发生刘桂军恰恰完全忽视了安全意识，自己具有完全的过错。另，在事发现场也没有看到用工单位提供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且刘桂军系第一天上岗上班摔伤，刘桂军上岗时用工单位也没有进行安全教育，也没有进行任何操作流程培训，为了经济利益刘桂军到现场后直接上岗，故用工单位也具有严重的过错，所以对于此事故给刘桂军造成的损失应由刘桂军自行承担及由有过错的用工单位进行承担，而托普旺公司在事故中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4.刘桂军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刘桂军系农业户口，要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获取残疾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提供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在城镇的证据。本案中，刘桂军没有提供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证据，且上班第一天受伤，也没有提供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也没有提供有固定稳定收入的证据，故其残疾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标准应当按照农业标准计算。刘桂军父母的抚养费因刘桂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没有劳动能力及收入来源，且提供的关系证明不能证明刘桂军父母有几个子女，故其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即使法院能够认可刘桂军父母的抚养费，但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也是事实认定不清，法院适用错误。刘桂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托普旺公司的上诉请求。1.工伤与侵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并不冲突；2.刘桂军受伤与托普旺公司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车辆是由托普旺公司使用管理，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过程中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应由托普旺公司承担法律后果；3.托普旺公司作为物流运输企业，其工作人员操作不当造成刘桂军摔伤，存在过错；4.刘桂军常年在北京居住，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刘桂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托普旺公司赔偿刘桂军护理费7200元、营养费6000元、误工费3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2953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12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4400元，共计476254元；2.诉讼费由托普旺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9日，汇聚公司安排刘桂军到圆通公司分拣现场将传送带上货物装车。9月20日凌晨1时58分许，托普旺公司司机曹永军将车辆往前挪动时，刘桂军掉落受伤。后刘桂军被送至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腰部压痛、未见明显肿胀畸形，活动受限。2018年10月1日，刘桂军到北京京顺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10月11日出院，被诊断为胸11椎体、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神经损伤带除外。根据涉诉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出，1时56分开始，刘桂军双脚分别站在传送带前部和侧面的台子上，将传送带上货物码放至货车上，这时车厢尾部已经堆放了大量货物。1时57分25秒左右，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从两辆车夹缝中走出来，冲着刘桂军装车方向说话，1时57分50秒该人离开。1时58分19秒，货车开始往前缓缓移动，刘桂军正在往车上装货物，双手扶着货物在货车上，右脚从传送台上迈向货车上堆放的货物，另一只脚仍在传送台前部上，由于车辆距离传送台越来越远，刘桂军从车辆和传送台之间掉落。刘桂军于2019年5月14日起诉汇聚公司、圆通公司、托普旺公司、曹永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向刘桂军释明应先进行工伤认定，后刘桂军撤回起诉。刘桂军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汇聚公司与刘桂军自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汇聚公司支付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停工留薪期工资52200元；3.汇聚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572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3553.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3553.5元；4.汇聚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0日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护理费7200元、医疗费1242.14元；5.汇聚公司支付2018年9月19日工资200元；6.汇聚公司支付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4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525元。就刘桂军的第1、2、3项请求，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546-2号裁决书，裁决：1.汇聚公司与刘桂军自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汇聚公司支付刘桂军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停工留薪期工资26100元；3.汇聚公司支付刘桂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915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557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5572元；4.驳回刘桂军其他仲裁请求。汇聚公司不认可该裁决书，故起诉至法院，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30486号。在该案中汇聚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我公司无需支付刘桂军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停工留薪期工资26100元；2.我公司无需支付刘桂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915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557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5572元；3.案件受理费由刘桂军承担。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桂军于2018年9月19日入职汇聚公司，日工资200元，2018年9月20日凌晨发生工伤，此后未再提供实际劳动。刘桂军伤情经鉴定为伤残等级九级，认定部位或职业病名称为胸11椎体压缩性骨折，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周围神经炎。汇聚公司未给刘桂军缴纳社会保险，亦未支付2018年9月19日之后的工资。2019年9月25日，汇聚公司签收了刘桂军以未缴纳社会保险等为由向其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法院认为，汇聚公司、刘桂军均认可双方自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予以确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参照《北京市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试行）》，刘桂军所受伤害应当享受的停工留薪期为6个月，即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因此，汇聚公司应支付刘桂军上述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汇聚公司、刘桂军均认可仲裁裁决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数额，法院予以确认。刘桂军、汇聚盛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25日解除。刘桂军因工负伤，致残九级。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参照《关于北京市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标准及相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工伤职工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其领取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具体标准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3至18个月的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其中九级6个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上述标准执行。汇聚公司未为刘桂军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应支付刘桂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汇聚公司、刘桂军均认可仲裁裁决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数额，法院予以确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汇聚公司自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4日与刘桂军存在劳动关系；2.汇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桂军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停工留薪期工资26100元；3.汇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桂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915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557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5572元；四、驳回汇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汇聚公司不服（2018）京0113民初30486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民终5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桂军于2019年11月5日、11月21日到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伤残等级鉴定，后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刘桂军伤后误工期15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被鉴定人刘桂军T11、L1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九级伤残。刘桂军支付鉴定费4400元。刘桂军主张的被扶养人为母亲张连英（1952年5月10日出生），父亲刘成彬（1951年3月10日出生），儿子刘春阳（2003年9月11日出生），刘成彬与张连英共有子女三名，分别为刘桂红、刘桂平、刘桂军。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庭审调查，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第一，托普旺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第二，刘桂军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能否继续获得赔偿。根据事发时监控录像可知，在2018年9月20日凌晨1时57分25秒时，确有一名穿白色衣服男子来到分拣装车现场冲着刘桂军方向说话，但因刘桂军与另一名男子同时在装车，无法确定说话内容以及是否在对刘桂军说话。托普旺公司称该人是告诉刘桂军马上会移动车辆，就此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亦无法查清该人的身份、职务情况。托普旺公司自认司机曹永军没有亲自告知过刘桂军会移动车辆，认为原因是车辆缝隙小司机无法到分拣现场进行告知，且认为司机不能到后面分拣现场，但就此主张托普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即使确有规定司机不能到分拣现场进行通知，亦可采取其他合理方式通知刘桂军，在托普旺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经履行合理通知义务情形下，司机移动车辆造成刘桂军受伤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刘桂军在装车过程中双脚一直站在传送带的台沿上，在车辆缓缓向前移动时，刘桂军正往车上装货，其完全可以放弃货物站在台沿上不动保证其自身安全为先，但其判断失误将右脚迈向货车上的货物，造成重心不稳从高处摔伤，刘桂军对其自身安全未能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我国法律未禁止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不能继续主张民事损害赔偿。刘桂军在已经获得工伤保险给付后，要求侵权第三人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并无不妥，但相同项目只能获得一次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属刘桂军因此事件造成合理损失的范围。对于原告上述各项合理损失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统计数据予以确认。刘桂军虽为农业户口，但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扶养人的情况确定适用标准，一审法院核实数额后计入残疾赔偿金中计算。刘桂军诉讼请求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对于工伤已经处理部分的损失，本案中不予支持，其余合理损失，托普旺公司应予合理赔偿。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审核确认刘桂军在本案中造成的合理损失为：护理费7200元、营养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200元、残疾赔偿金384774.22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89378.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4400元）。刘桂军上述所有合理损失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外，由托普旺公司按照8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1.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刘桂军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九元三角八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2.驳回刘桂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托普旺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一份杭州杰伦货运有限公司与托普旺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证明托普旺公司在圆通现场的车辆调度要严格遵守圆通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因此托普旺公司移动车辆并不存在过错，应由圆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刘桂军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也是托普旺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对抗本案中托普旺公司给刘桂军造成的侵权，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该份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刘桂军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中，托普旺公司上诉主张刘桂军骨折与此次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为，虽然刘桂军确诊骨折与事故发生时间间隔10天，但综合刘桂军的诊疗情况、受伤部位等，可以认定刘桂军骨折与此次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托普旺公司称其司机系收到现场工作人员指令挪车，自身不存在过错，对此，托普旺公司提交了杭州杰伦货运有限公司与托普旺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托普旺公司在未履行合理通知义务的情形下，移动车辆导致刘桂军受伤，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至于托普旺公司移动车辆行为是否系受他人指令所为，并不影响本案中托普旺公司作为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故本院对于托普旺公司提交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不予采信。如托普旺公司认为其司机的行为系依据《车辆运输服务合同》所为，可另行解决。刘桂军在装运货物中对自身安全亦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可以减轻托普旺公司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确定托普旺公司承担80%、刘桂军自己承担2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托普旺公司主张刘桂军在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情况下不能再行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刘桂军提供了北京市居住证，且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刘桂军与汇聚盛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可以认定刘桂军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一审法院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以受害人即扶养人的情况确定适用，故一审法院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桂军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托普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4元，由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于洪群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邱 江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