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6民终2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三保，男，195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威，湖南君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湖南君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元珍，女，1962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国良，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三保与被上诉人喻元珍不当得利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602民初9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三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602民初950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喻元珍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多支付上诉人18,2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所主张的两张共计15,000元的收据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为由不予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依据新法优先旧法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三年诉讼时效，此外双方发生多次经济往来并不影响不当得利的构成；2、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99,000元，上诉人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足以证明上诉人遭受了损失以及被上诉人获得了利益，且被上诉人是利用了上诉人年事已高缺乏防备的心理，多次以各种理由骗取上诉人的金钱，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3、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68,000元收条，该收条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款项，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取款凭证、汇款凭证去证明付款的真实性从而未予支持的做法错误；4、本案的利息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年利率6％，一审法院按照银行同业拆借中心的贷款利率与法律规定不符，依法应予纠正。 原告陈三保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25,0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２、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陈三保系独居老人，2015年初认识了被告喻元珍，被告喻元珍以推销保险为由来看望原告，并渐渐取得了原告的信任。后被告多次以各种理由骗取原告的金钱，原告因年事已高缺乏防备心理多次将存款交给被告，具体时间及金额为：2015年2月17日10,000元、2015年4月13日5,000元、2016年8月25日23,000元、2016年12月29日99,000元、2017年1月21日20,000元、2017年8月68,000元，共计225,000元。后原告女儿回家后发现被告多次骗钱的行为，且原告被骗取的金钱数额远远不止条据上确定的，被告还拿原告的身份证去贷款8万元，现该笔款项都是由原告偿还，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返还均被拒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喻元珍辩称：一、答辩人与答辩人相识多年，相互之间以干亲相称，平日关系很好，答辩人并未通过逐渐取得被答辩人信任而骗取其钱财；二、答辩人原系保险公司业务员，其向被答辩人推销保险属正常现象，自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答辩人陈三保以个人或其妻子杨春的名义多次向答辩人购买3年期、5年期、10年期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意外医疗保险，受益人分别为被答辩人陈三保及其妻子杨春或其女儿陈慧霞，上述保险均系被答辩人及其亲属自愿购买，答辩人并未行骗；三、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案涉款项中，一部分资金除用于支付保险费外，剩余一部分资金系其自愿购买了民间互助理财产品。自2016年3月开始，答辩人应他人邀请，参与了山东威海民间互助理财活动。被答辩人得知后认为有利可图，便主动找答辩人要求购买产品，并携带其妻子杨春、侄女王建华、王四华等人与答辩人一同去山东威海考察，并先后向答辩人交付了23,000元和20,000元，答辩人代其将上述43,000元全部用于购买了民间互助理财产品，在此过程中答辩人并未获利，反而倒贴了差旅费及生活费；四、关于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案涉款项，答辩人逐一说明如下：1、2015年2月17日的10,000元收款根本不存在，收条上的签名并非答辩人所签，且该笔款项已过诉讼时效；2、2015年4月13日的5,000元已经偿还。因为当时被答辩人有一张限额5,000元的信用卡，被答辩人不会使用，便给答辩人用了，后来答辩人在信用卡中存满了5,000元偿还了贷款，只是收条没有及时收回，被答辩人也根本没有失信记录，且该笔款项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2017年1月21日20,000元是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杨春的借款，被答辩人无诉讼主体资格；4、2016年12月29日转账的99,000元是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偿还的由其垫付的保险费。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答辩人购买保险时因资金不够，便由答辩人和岳阳人寿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李翔为其垫付了100,000元保费（其中李强垫付60,000元、答辩人垫付40,000元），直到2016年12月29日被答辩人才予以偿还，因被答辩人称答辩人通过该笔业务赚了提成，要求答辩人请客，故答辩人才要求被答辩人转账99,000元（李强垫付的部分已由答辩人转交）；5、2016年8月25日23,000元、2017年1月21日20,000元和2017年8月68,000元共计110,000元，答辩人实际只收取了23,000元且已交给了民间互助理财的上家。具体情况为：2016年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一同去山东威海考察民间互助理财项目，被答辩人购买了民间互助理财产品的一个点，应付49,800元，结果只付了一笔23,000元和一笔20,000元（是其妻子杨春支付），共43,000元，不足部分由答辩人代垫，并一同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给了上家。2017年1月，杨春担心本钱收不回来，便要答辩人补了一张借款20,000元的《借条》。再后来杨春反对被答辩人参与民间互助理财，被答辩人反悔，以要杀了答辩人的儿子称向派出所报案威胁要求退钱，答辩人不得已自掏腰包还了杨春20,000元，但未收回借条。2017年8月，被答辩人及其家人以赔偿损失为由，要求答辩人出68,000元并要求出具借条，答辩人认为没有借钱，拒绝出具，最后不得已出具了68,000元收条。综上，被答辩人购买保险和民间互助理财完全出于自愿，保险的保单在被答辩人及杨春名下，受益人是被答辩人本人及其亲属，购买民间互助理财虽然没有回报，但所付款项答辩人均已付给该活动的上家，后答辩人又自己掏钱退还给被答辩人部分款项，双方都是亏家，答辩人根本没有获取不当利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原审法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被告喻元珍原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保险业务员，与原告陈三保为干亲关系。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被告喻元珍先后介绍原告陈三保及其妻子杨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购买了多份保险，分别为：1、2014年12月22日福寿金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该份保险单中特别约定合同项下的账户金额20,000元，将于2014年12月31日作为首期保费转入国寿鑫如意年金保险（白金版）；2、2014年12月31日国寿鑫如意年金保险（白金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保险费20,000元；3、2015年3月17日国寿鑫如意年金保险（白金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保险费12,000元；4、2015年11月19日国寿鑫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钻石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保险费50,000元；5、2015年12月4日国寿鑫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钻石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保险费20,000元；6、2015年12月29日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和国寿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的妻子杨春，保险费共计832.2元；7、2015年12月31日国寿鑫福年年养老年金保险和国寿鑫福年年年金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陈三保，保险费共计50,000元；8、2015年12月31日国寿鑫福年年养老年金保险和国寿鑫福年年年金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杨春，保险费共计20,000元。在上述保险交易过程中，被告喻元珍先后于2014年12月22日、2015年3月14日、2015年12月4日，分别以转账方式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为原告陈三保及其妻子杨春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缴纳保险费52,000元。 2015年2月17日、4月13日，被告喻元珍另向原告陈三保出具两份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陈三保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收款人喻元珍2015年2月17日”、“今收到陈三保现金伍仟元整。收款人喻元珍2015年4月13日”。 2016年4月前后，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介绍了一款名为“民间互助理财”的项目，并邀请原告陈三保及其妻子等亲属一同前往山东威海进行项目考察及旅游。该投资项目采取发展下线、分级投资并提取抽成模式，每笔投资金额为49,800元，原告陈三保等人最终被发展为被告喻元珍的下线并分别进行了“民间互助理财”投资。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原告陈三保及其妻子杨春与被告喻元珍多次发生经济往来，被告喻元珍先后向原告陈三保及杨春出具了部分收据及借据，具体如下：1、2016年8月25日，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陈三保现金贰万叁仟元整（23,000元），2016年8月25日，欠款人喻元珍”；2、2016年12月29日，原告陈三保通过其名下银行卡向被告喻元珍名下银行卡转账99,000元；3、2017年1月21日，被告喻元珍向杨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春现金贰万元整（20,000元），借款人喻元珍，2017年元月21日”；4、2017年8月，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陈三保陆万捌仟元，用于民间互助理财付款，2017年8月，收款人喻元珍”。 2017年，因上述“民间互助理财”投资项目涉嫌传销，被告喻元珍等人为此在山东威海接受当地公安机关调查。此后，原告陈三保与被告喻元珍就上述经济往来产生纠纷，原告陈三保依据被告喻元珍向其出具的相关收款凭据及双方之间的银行转账明细主张被告喻元珍不当得利225,000元而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及其亲属出具的相关收款凭据及双方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结合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逐一评析如下：1、关于被告喻元珍于2015年2月17日和2015年4月13日出具的两份收据，涉及金额共计15,000元。被告喻元珍辩称2015年2月17日的收条上的签名并非其所写，且对该两份收据所涉及的民事权利请求均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之规定，因该两份收据所涉民事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故对原告所提权利主张不予保护；此外，因原、被告双方在上述两份收条出具前后还在其他经济往来，仅凭收条亦无法认定被告喻元珍收取款项属不法取得，相关证据不具有排他性，对原告主张两份收条所涉款项属被告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喻元珍的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2、关于被告喻元珍于2016年8月25日向原告陈三保出具的欠条，涉及金额23,000元。因该份欠条的实质内容体现了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且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经向原告陈三保释明后，将该份欠条所涉纠纷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喻元珍作为债务人应负偿还责任，并应支付自原告陈三保起诉之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3、关于2017年1月21日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的妻子杨春出具的借条，涉及金额20,000元。因该份借条所具内容实为被告喻元珍与案外人杨春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原告陈三保不是该起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属主体不适格，对其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外人杨春可另行主张权利；4、关于2016年12月29日原告陈三保向被告喻元珍汇款99,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根据原、被告双方针对该笔转账所提出的诉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认为双方主张均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原、被告双方在该笔银行汇款发生前后即因保险交易和“民间互助理财”投资而存在多次经济往来，且被告喻元珍就每笔资金往来均向原告陈三保及其亲属分别出具过“收条”、“欠条”、“借条”等多种收款凭据，由此可认定双方对每笔经济往来的真实情况及各种收款凭据所赋予的不同法律效力具有清晰的认识，但原告陈三保并未要求被告喻元珍就该笔汇款出具任何收款凭据，这不符合双方之间经济往来的惯常逻辑，依据现有转账记录无法判断该笔资金往来发生的真实情况。其次，原告在庭审中主张该笔银行转账系被告称其要在山东搞业务，要求原告投资，所以原告才向被告汇款；而被告喻元珍辩称该笔转账系此前通过自己及保险公司同事李翔的银行账户代原告缴纳保险费后原告对其进行的还款。但双方均未就各自诉辩意见提供充分证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22日、2015年3月14日、2015年12月4日，被告喻元珍确实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先后为原告陈三保代缴了三笔保险费共计52,000元，但上述缴费时间与诉争银行汇款时间相隔较远，且存在数额差距，无法充分证明该笔汇款是否为偿还保险费。而被告喻元珍主张2015年11月18日另由保险公司同事李翔通过其银行账户为原告陈三保代缴保险费50,000元的事实，因缺乏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佐证，无法认定是否由李翔为原告代缴了保险费的事实。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一方获得利益、获益无法律依据且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三部分组成。现原告主张该笔99,000元汇款系被告不当得利，但鉴于双方在此前后均存在经济往来，且被告对部分款项提出了相应抗辩，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被告获取该笔款项无法律依据，也无法证明原告因汇出该笔款项而遭受损失，更无法确认原告损失与被告获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被告针对诉争款项所提证据均不具有排他性，故对双方诉辩意见均不予支持。5、关于2017年8月被告喻元珍向原告陈三保出具的收条。首先，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可判断该笔68,000元系双方因“民间互助理财”投资项目发生争议后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但原告并未提供诸如取款凭证、汇款凭证等证据就付款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其次，因该份收条中明确了款项用途为“用于民间互助理财”，故仅能以此确定该笔款项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故此，对原告就该笔68,000元主张被告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喻元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三保偿还借款23,0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自2019年11月1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债务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三保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喻元珍原系保险公司业务员，与上诉人陈三保相识多年，且关系较好，相互之间还以干亲相称。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双方为购买保险、参与非法传销等多次发生经济往来，喻元珍对往来的每笔资金均向上诉人陈三保出具“欠条”、“借条”、“收条”等收款凭据。双方因经济往来发生纠纷后，上诉人陈三保以被上诉人喻元珍向其出具的往来凭证要求其返还，因双方没有对经济往来进行结算，且被上诉人喻元珍出具的“欠条”、“借条”、“收条”等收款凭据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以民间借贷、不当得利并案处理，法律关系混乱。根据上诉人陈三保提供的证据审查，只有喻元珍于2016年8月25日向其出具的涉及金额23,000元“欠条”，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属民间借贷纠纷，喻元珍作为债务人应当偿还。陈三保提供的喻元珍于2017年1月21日向陈三保妻子杨春出具的涉及金额20,000元“借条”，因该份借条的内容为喻元珍与案外人杨春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陈三保不是借款人，其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案外人杨春可另行主张权利。陈三保提供的喻元珍于2015年2月17日和2015年4月13日出具的15,000元两份收据、2017年8月喻元珍出具的68,000元的收条以及2016年12月29日陈三保向喻元珍汇款99,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主张喻元珍不当得利要求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一方获得利益、获利无法律依据且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三部分组成。根据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喻元珍对收取的款项有无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喻元珍对收取的每笔款项均进行了抗辩，说明了原因和用途，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证实收取的每笔款项均有依据和用途，自己并未获利，上诉人陈三保对喻元珍的抗辩理由没有举证证明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上诉认为喻元珍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上诉人陈三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丰 审判员 万久恩 审判员 卢安林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邢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