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晓东，男，1973年9月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兴，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阳谷县南外环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刘东岭，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苹，山东国曜（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兵，山东国曜（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典朝，男，197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阳谷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军，男，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景旭，阳谷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孙晓东因与被上诉人山东谷丰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谷丰源公司）、董典朝、张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晓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兴,被上诉人谷丰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苹，被上诉人董典朝、张建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景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晓东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晓东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谷丰源公司、董典朝、张建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后又以董典朝在委托人处签字，自愿作为购销合同主体，认定董典朝与孙晓东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孙晓东与董典朝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不应仅以董典朝的自行供述确认，而应综合考虑本案买卖合同签订的背景以及实际情况认定。孙晓东最初选派代表刘金河去谷丰源公司考察，经过考察，对谷丰源公司品牌及化肥综合了解后，才决定购买的谷丰源公司的马铃薯套餐肥。后谷丰源公司安排人员(其中包含董典朝、张建军)去孙晓东处，在多伦草原牧都大酒店召开宣传会，承诺使用他们的套餐肥，低于同等地块不收一分钱，吸引广大种植户签订合同缴纳定金。在此种情况下，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最终签订的合同。从签订背景也可以看出，孙晓东的初衷系与谷丰源公司签订合同，向其购买套餐肥，而非董典朝。同时，从合同中也可以明确看出，甲方系谷丰源公司，董典朝仅是委托人。一审法院认定董典朝与孙晓东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董典朝在2018年12月5日起诉孙晓东买卖合同一案中，案号为(2019)鲁1521民初第90号，要求孙晓东支付剩余化肥款，由于孙晓东提出答辩意见购买的并非董典朝的化肥，后董典朝自愿撤回起诉，这也可以反映董典朝与孙晓东并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提供的化肥是谷丰源公司生产，就否认孙晓东购买的谷丰源公司生产的马铃薯套餐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签订合同前，对谷丰源公司进行考察及召开宣传会时，谷丰源公司均强调其生产的套餐肥系针对多伦县当地的土壤、气候等设计的套餐肥，承诺其套餐肥同等地块对比不低于其他地块。通过与谷丰源公司签订的合同本身也可以看出，孙晓东是基于对谷丰源公司化肥的信任才予以签订合同，如果不是想购买谷丰源公司化肥，完全没有必要跟谷丰源公司签订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提供的化肥是谷丰源公司生产，就想当然认定其他化肥也可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如果孙晓东接受其他公司的产品，在使用时也不会向张建军提出异议，更不会向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报案，称使用的并非谷丰源公司生产的化肥。综上，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的马铃薯套餐肥就是“专指”，系谷丰源公司生产的马铃薯套餐肥，而非其他公司生产。一审法院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就否认孙晓东购买的谷丰源公司生产的马铃薯套餐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以孙晓东没有证据证明因使用谷丰源公司、董典超的化肥造成减产及减产损失为由，驳回孙晓东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仅有孙晓东购买该化肥，与孙晓东情况相同的其他当事人(如刘金河、段保利、张金所等)均是购买的该化肥导致减产损失，刘金河、张金所也已经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起诉。一审中，孙晓东提交了多伦县农牧业科技服务中心通过抽选作出的测产报告，该测产报告可以证实如段保利等几名农户，包括孙晓东均出现秋季马铃薯产量过低的情况。通过实地测产得出平均亩产仅为1506.9公斤，参照当地每亩产量3000公斤，完全可以测算出减产数量。张建军在庭审中也认可亩产量3000公斤，且当地亩产量基本是稳定的数值，也是很容易获知的。同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孙晓东之所以将土豆收获，本身就是在防止损失扩大，土豆是易腐烂物，在法律上为消耗物，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损失会更大。因此，一审法院仅以孙晓东土豆收获，无法鉴定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补充上诉意见：一、对土豆未进行测产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孙晓东，而是因为当地农牧业局的不作为。孙晓东多次找农牧业局协调测产，农牧业局未安排人员前去，直到后期孙晓东去上访，后农牧业局将以前的农牧业局大队长撤职后才安排人员进行测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土豆无法长期存放，加上之前农牧业局大队长要求先行将土豆进行收获，才导致了后期无法测量。二、孙晓东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减产的事实。根据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应结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对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一审法院在财产损失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当地的市场价格等因素酌情认定损失的数额。 被上诉人谷丰源公司辩称：一、谷丰源公司与孙晓东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晓东提交的合同中显示的合同专用章并非谷丰源公司的印章。一审中，谷丰源公司已经提交了合同专用章样本进行对比，两印章明显不同，无须进行鉴定。事实上，谷丰源公司从未与孙晓东签订过任何合同，也从未向孙晓东销售过化肥，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孙晓东应就因使用涉案化肥造成其种植的马铃薯减产及减产造成的损失进行举证，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被上诉人董典朝答辩称：涉案买卖合同样本是董典朝借用谷丰源公司的合同样本与孙晓东签订，董典朝履行了合同义务，提供了合格产品，孙晓东正常使用化肥，其声称产品造成农作物减产是在农作物收获后才提出，且没有提交自己的测产报告，没有具有检验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报告，以及数量的准确数字，不能证明其有产品损失，孙晓东的诉求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张建军答辩称：孙晓东在本次买卖关系中仅是双方的代理人，其行为的结果应由孙晓东和董典朝承担，张建军没有任何利益所得，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孙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谷丰源公司、董典超、张建军赔偿损失25万元；2.诉讼费用由谷丰源公司、董典超、张建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4日，孙晓东(乙方)与谷丰源公司(甲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甲方销售给乙方马铃薯套餐肥，甲方保证在乙方种植前将肥料送到乙方仓库货田间地头所在地。二、甲方保证产品质量及达标。三、对比试验条件：同等投入成本、同等地块(要求对比地块都是一样的地质)、同等的田间管理(施肥、浇水、打药统一时间)的条件下，以点带面进行测产，各自挑选出共同认为同样的地块来进行对比，测产时要求甲乙双方及第三方共同参与，做到公平公正的原则后甲方保证使用套餐肥的亩产量不低于同等对比地块，如果亩产量低于同等对比地块，甲方负责每亩产量的差额数量。七、甲方在乙方使用甲方肥料过程中，甲方负责技术指导，全程跟踪确保种植作物增产增收，如乙方不按甲方的技术指导施肥，造成减产的由乙方承担，如乙方违反合同，必须结清所有肥料款，否则甲方追究乙方法律责任。另外，合同约定产品名称、数量及单价金额及付款方式。谷丰源公司在合同甲方委托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董典朝在甲方委托人处签名，孙晓东在乙方处签名，张建军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按手印。合同签订后，谷丰源公司、董典超履行了交货义务。2018年10月15日，多伦县农牧业科技服务中心出具测产报告一份，载明“根据蔡木山青龙背村二组村民段宝利反映，春季几户农户在马铃薯上施用山东某厂家生产的微生物菌剂后，秋季马铃薯表现产量过低。农牧业局于2018年10月13日组织技术人员及农牧业执法人员共5人到其田间进行实地测产。……通过3个样点的加权平均得出平均亩产为1506.9公斤”。2019年1月23日，多伦县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出具《关于张建军、董典朝与农户孙晓东等八人因化肥争议问题的说明》，载明“2018年10月25日，张建军、董典朝与农户孙晓东、刘成贵、段宝利、刘金河等8人来到农牧业局找宋喜武、孔令华两位领导，要求对化肥争议问题给予解决。董典朝说，所有农户欠的肥料款不要，额外再给每亩100元的肥料，解决此事。但因农户提出不要肥料，要每亩100元的现金，董典朝不同意，没有达成协议。另外孙晓东、刘成贵、段宝利、刘金河等6各农户提出董典朝所提供的11种化肥不全是谷丰源生产的，只有1种是谷丰源生产的，其它10种都是从其他公司拼凑的，董典朝认可。” 另查明，孙晓东已将土豆收获，不具备检测条件，其表示不再申请对减产损失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孙晓东提交的购销合同中加盖了谷丰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谷丰源公司虽辩称该印章系伪造，与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非同一枚，但其未提交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亦未申请司法鉴定，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其效力依法予以确认。董典朝在合同甲方委托人处签名，称合同是其借用谷丰源公司样本与孙晓东签订，说明其自愿作为购销合同的主体，且其在多伦县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对化肥争议问题进行解决时亦认可化肥是其提供的，可以认定董典朝与孙晓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张建军仅是在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不能证明其是本案购销合同的主体，故对于孙晓东要求张建军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谷丰源公司、董典朝与孙晓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孙晓东称根据合同约定谷丰源公司、董典朝应当向其提供谷丰源公司生产的化肥，但其提供的化肥中有很多都不是谷丰源公司生产，致使种植的马铃薯减产。虽然董典朝认可其提供的11种化肥不全是谷丰源公司生产，但因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提供的化肥应是谷丰源公司生产，通过孙晓东提交的多伦县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提交的说明，仅能够证明孙晓东与董典朝、张建军之间曾因化肥发生过争议，其提交的测产报告仅能证明段宝利2018年种植的马铃薯平均亩产量，不能证明其本人种植的马铃薯减产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孙晓东应当就因使用谷丰源公司、董典超提供的化肥造成其种植的马铃薯减产及减产造成的损失，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孙晓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因其种植的土豆已收获，亦明确表示不再申请鉴定，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孙晓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晓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孙晓东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判决认定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董典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依据是否充分；二、谷丰源公司、董典超、张建军是否应共同赔偿孙晓东损失25万元。 关于焦点一，虽然谷丰源公司不认可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系该公司的印章，但因该公司并没有提供经过备案的合同专用章，无法进行比对，故谷丰源公司主张未与孙晓东签订购销合同不应支持。董典超称是借用谷丰源公司的合同样本与孙晓东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认可涉案化肥由其提供，且购销合同中载明甲方的帐号为董典超的个人帐号，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董典超系购销合同的卖方，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孙晓东与谷丰源公司、董典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孙晓东主张因使用涉案化肥造成所种植的马铃薯减产，并提交了多伦县农牧业科技服务中心出具的测产报告、多伦县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出具的说明，但测产报告系针对段宝利所种植马铃薯的亩产量做出，并非针对孙晓东所种植马铃薯的亩产量做出。涉案购销合同中已经约定了对比实验的条件，段宝利种植马铃薯亩产量的测产报告并不能直接证明孙晓东种植马铃薯的亩产量。董典超对于多伦县农牧业和生态保护局出具的说明提出异议，该证明中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且仅是针对双方的协商过程进行了陈述，不能证明孙晓东因使用董典超提供的化肥造成其种植的马铃薯减产及损失的具体情况。孙晓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使用涉案化肥造成马铃薯减产及因减产造成的损失数额为25万元，故孙晓东上诉主张的谷丰源公司、董典超、张建军应共同赔偿其损失25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孙晓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孙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宋剑 书记员杨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