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0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涛，男，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智明，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君，女，196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平钰，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黄丽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黄丽君立即偿还所借刘涛现金700000元及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付清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黄丽君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案涉70万元为黄丽君向刘涛的借款，原判未认定刘涛与黄丽君存在借款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黄丽君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黄丽君在刘涛处借款70万元用于自身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用，《收条》能够证明借款关系成立；2.原判以黄丽君向杨子略出具的《收条》及《借款合同》与70万元收条存在措辞上的差异而否认本案借款关系不当；3.原判采信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刘某、隋某、梁某的证言而认定的事实错误；对刘涛、黄丽君的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认定错误。 黄丽君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1.案涉款项并非借款，是刘涛与黄丽君合伙投资经营酒店而应向刘某支付的中介费，按照当时的持股比例，刘涛应出资70万元、黄丽君应出资30万元，黄丽君出资部分来源于黄丽君向杨子略的借款；2.案涉收条仅载明黄丽君为收款人，不是借款人，实际是黄丽君作为经手人确认其代表成都楠郡光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楠郡公司）收到刘涛应承担的前述70万元费用。 刘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黄丽君偿还借款70万元及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请求判令黄丽君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丽君原系成都市光大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承租了案外人的房屋用于经营酒店，后黄丽君与刘涛欲以上述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共同经营酒店。2016年9月22日，楠郡公司成立，发起股东为刘涛（持股60%）和王章慧（持股40%），其中王章慧系代黄丽君持有股权。2017年2月17日，楠郡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股权比例变更为刘涛（51%）、王章慧（30%）及苏某（19%）。 2017年1月19日，黄丽君作为收款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楠郡酒店董事长刘涛个人借款70万元用于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该费用由楠郡公司财务部经理钟诚卡上支出，转入姓名：刘某，开户行：建设银行岷江支行账号：43×××12,即视为我本人收到该款项。”同日，钟诚向刘某转账100万元。 黄丽君申请了证人刘某、苏某及梁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称其与黄丽君系朋友关系，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刘涛，刘某介绍刘涛与黄丽君合作楠郡酒店项目，并于2017年1月19日收到楠郡公司财务钟诚转账的100万元中介费。 梁某陈述：其与刘涛签订了股份投资协议，约定投资100万元获得刘涛所持有的四川光大酒店项目70%股权中的10%，即楠郡公司7%的股权，并按照刘涛的指示将投资款100万元打入刘涛指定的项目酒店财务人员钟诚名下的账户上。后刘涛告知梁某，楠郡公司各个股东需按照持股比例分担200万元的商务考察费，梁某占股7%，需支付14万元商务考察费，故梁某于2017年1月向刘涛支付了上述商务考察费用，当时刘涛有说过会以楠郡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但梁某并未收到。整个投资过程中梁某共计支付了114万元，但刘涛一直未变更工商登记，后双方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刘涛未履行支付义务，梁某已就此起诉了刘涛、钟诚，该案现在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 苏某陈述：其与黄丽君并不认识，只经刘涛介绍见过一面，苏某目前在楠郡公司持股20%，其中1%由刘涛代持，但该代持是口头约定无书面协议。刘涛告知苏某各股东需要支付特别考察费200万元，苏某按持股比例应支付40万元，并承诺待楠郡公司有流水后就优先偿还，苏某将40万元特别考察费直接支付给了钟诚，钟诚通过微信向苏某发送了楠郡公司出具的《收条》。 根据苏某与钟诚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钟诚表示：“苏小姐，我已收到：1.你在青城山投资40万元整；2.光大酒店投资155万元，光大董事会借款40万元，共计195万元整”，钟诚还通过微信向苏某发送了《借条》，载明：今向楠郡酒店个人股东苏某借款40万元用于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该费用以后由光大国际大厦租金收入顺差收益偿还。批准人：董事长刘涛，经办人：财务部经理钟诚。《借条》上加盖了楠郡公司公章、刘涛和钟诚的个人印章，刘涛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和《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陈述其个人印章在黄丽君处。 另，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0105民初14854号案件（原告杨子略诉被告黄丽君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及庭审笔录、证据材料等，杨子略系楠郡公司的总经理，其向黄丽君出借了30万元，但该款项并未支付给黄丽君，而是由楠郡公司的财务人员钟诚于2017年1月19日支付给刘某，且金额为100万元而非30万元，另外70万元即刘涛就本案向黄丽君所主张的款项。在该案中，黄丽君亦于2017年1月19日出具了《收条》一张，但黄丽君还另行与杨子略签订了《借款合同》，且《收条》表述为“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经收到由成都楠郡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钟诚个人卡上支出的现金叁拾万元正，转入姓名：刘某，开户行……即视为本人收到杨子略借出的叁拾万元。”黄丽君在该案中亦抗辩称该款系应由楠郡公司向刘某支付的中介费和商务考察费。该案审理中，黄丽君还提交了一份刘涛与梁某签订的《股份投资协议》，其中约定：梁某投资100万元获得刘涛手中70%股权的10%即楠郡公司7%的股权。该投资用于酒店装修和参与整栋大厦28年租赁期的一切经营活动，按股份比例共盈亏，但该证据未被采信。本案中，黄丽君主张，按其30%的持股比例，上述30万元是应由黄丽君承担的特别考察费，但其与刘涛商议不用实际支付，只需由钟诚代公司支付给刘某。 一审认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收条》2张、钟诚中国民生银行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楠郡酒店工商档案和变更记录、《情况说明》（两张）、《股份投资协议》《法庭审理笔录》《借款合同》及银行对账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证人刘某、苏某和梁某的证言等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刘涛系依据黄丽君于2017年1月19日出具的《收条》及转款凭证来主张双方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黄丽君对刘涛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收条》所载款项并非其从刘涛处借款，而系楠郡公司从刘涛处借款，系楠郡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应当分摊的董事会特别考察费，即中介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从上述《收条》中关于“收到楠郡酒店董事长刘涛个人借款70万元用于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该费用由楠郡酒店财务部经理钟诚卡上支出，转入姓名：刘某……即视为我本人收到该款项。”的内容来看，虽然表明收到刘涛个人借款70万元，但并未明确表明该个人借款系向黄丽君出借，即黄丽君系收款人而非借款人。而黄丽君关于上述应由刘涛分摊垫付的董事会特别考察费之所以由黄丽君出具《收条》，系因刘涛说他自己在控制公司，要让其他股东知道是刘涛本人支付给楠郡公司的，钟诚和刘涛又是一体的，如果没有黄丽君经手其他股东不相信刘涛支付了该费用，且也便于楠郡公司财务做账的抗辩，并不违反常理。故仅以《收条》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刘涛向黄丽君出借的借款； 第二，从黄丽君于同日向杨子略出具的《收条》中关于“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经收到由成都楠郡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钟诚个人卡上支出的现金叁拾万元正，转入姓名：刘某，开户行……即视为本人收到杨子略借出的叁拾万元。”的内容来看，黄丽君在该《收条》中明确表明其本人系借款人，且双方还另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对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而该《收条》与案涉《借条》所载款项系由楠郡公司财务人员钟诚在同一笔转账中支付给刘某，均注明为董事会特别考察费，且收款人均为黄丽君，但不仅《收条》措辞明显不同，且黄丽君与刘涛也未就案涉款项签订《借款合同》，此与常理不符； 第三，虽然刘涛认为《收条》载明案涉款项用于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系黄丽君借款后的用途，与出借人无关，但根据刘某的证人证言，上述100万元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系由楠郡公司应向其支付的中介费，而非黄丽君与刘某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此与黄丽君关于董事会特别考察费共计100万元，应由楠郡公司向刘某支付的相关抗辩可以相互印证； 第四，根据苏某和梁某的证人证言，刘涛分别要求苏某和梁某按持股比例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并明确表示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由楠郡公司对外支付，暂由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分摊垫付，待楠郡公司营业后由楠郡公司向股东返还。虽然上述主张系证人证言，但钟诚与苏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楠郡公司向苏某出具的《借条》均能证明苏某已按持股比例向楠郡公司出借了40万元。虽然苏某和梁某均系以200万元为基数分摊董事会特别考察费，但二人的证人证言能够互相印证，即二人均系按刘涛向二人告知的数额和比例支付，二人对楠郡公司向刘某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的真实数额并不清楚。故二人的上述证人证言与黄丽君关于案涉董事会特别考察费由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分摊垫付，最终由楠郡公司向各股东返还，无需股东实际支付的相关抗辩亦可相互印证。 综上，黄丽君提交的系列证据具有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楠郡公司应当向刘某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该费用由楠郡公司承担，先以楠郡公司向各股东借款的方式由股东按持股比例垫付，待楠郡公司运转后向股东返还。该事实足以使人对刘涛主张的借款关系产生合理怀疑，故刘涛仅凭记载“收到楠郡酒店董事长刘涛个人借款”的《收条》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黄丽君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还应当对此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刘涛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致使本案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在刘涛主张的借贷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借贷事实不存在，出借人刘涛要求黄丽君归还借款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涛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68元，由刘涛负担。 二审期间，刘涛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年1月17日刘涛与黄丽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黄丽君与刘涛电话约定黄丽君向刘涛借款，通过钟诚转账；2.2017年1月30日楠郡公司向刘涛借款106万元的借条，拟证明黄丽君的陈述是虚假的，公司向刘涛借款并非由黄丽君打收条，而是公司直接向刘涛出具借条；3.钟诚出具的证言，拟证明案涉款项是黄丽君个人向刘涛借款70万元，黄丽君打了收条。黄丽君质证称，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聊天记录载明给钟诚打借条，而本案是刘涛主张权利，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存在借条，就应当出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楠郡公司的公章是由刘涛保管，该借条可能在任何时间由刘涛伪造；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人应当到庭作证，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对其证言不能采信。 本院认为，刘涛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刘涛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仅存在借条无相应董事会或股东会向股东借款的决议，不能达到刘涛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钟诚出具的证言，钟诚未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丽君与刘涛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涛主张案涉转款70万元系黄丽君的个人借款，应举证证明其与黄丽君达成了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为证明案涉70万元系黄丽君的借款，刘涛提交的核心证据为黄丽君出具的70万元收条。首先，收条虽能反映收款人，但不能反映收款人与划款人之间存在的就是借款关系，收款即为借款。具体到本案，黄丽君出具的《收条》中虽载明“收到楠郡公司董事长刘涛个人借款七十万元”，收条落款为“收款人黄丽君”，但并未载明有借款人是黄丽君的内容，不能证明刘涛与黄丽君建立的是借款关系。其次，依据刘涛、黄丽君的庭审陈述及一审中黄丽君申请的证人苏某、梁某的证言，投资楠郡公司的四人未实缴出资，由楠郡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各股东借款支付前期费用，包含本案的“董事会特别考察费”，而《收条》载明案涉款项为支付董事会特别考察费，与黄丽君关于案涉款项是楠郡公司股东按比例承担的出借款的主张和各方按持股比例实际支付的金额互相印证，足以使人对刘涛关于借款的主张产生合理怀疑。再次，刘涛主张其与黄丽君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了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黄丽君向钟诚出具了《借条》，但刘涛未提交黄丽君就70万元出具的《借条》或其他能证明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刘涛关于黄丽君向其借款7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判认定刘涛不能证明其与黄丽君存在70万元借款关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至于70万元是否涉及到楠郡公司各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评判，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刘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刘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卫红 审 判 员 姚 兰 审 判 员 莫 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彭奕翙 书 记 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