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0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鲁山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2708769464A。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力俭，广西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趾麟，广西麟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9号天安科技创业园B座3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0781483E。 法定代表人：陈高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沛枫，女，该公司商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翌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因与上诉人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力俭、王趾麟，上诉人同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沛枫、廖翌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改判同路公司返还预付款120万元给福达公司；2.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同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二项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应当全额返还上诉人预付款。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支付61.2万元违约金给上诉人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收取合同预付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将预付款全额返还。1.预付款是承揽合同项下工作成果的合同价款，而非工作过程的合同价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已因被上诉人违约而依法解除，被上诉人收取合同预付款已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合同为景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并提交设计成果，因此，性质上为承揽合同。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但定作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程，而是工作成果，定作人向承揽人支付的合同价款为工作成果的对价而不是工作过程的对价。承揽人向定作人支付的预付款是定作人为帮助对方顺利履行合同，在对方履行合同前，率先向对方支付的部分合同价款，具有支援性。在双方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合同如顺利履行完毕，预付款即为合同对价的-部分；如合同无效或解除，则应如数退还，定作人不应由此而遭受无端损失。案涉合同标的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符合合同要求的概念性规划等工作成果，合同总设计费为人民币600万元。合同约定设计费分四期支付，其中“在双方签署合同……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20%作为协议预付款，即120万元，费用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即该120万元预付款为合同设计费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基于合同约定预付款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结合被上诉人实际开展工作的情况，认定被上诉人只需退还一半的预付款。而如前所述，上诉人支付的120万元预付款是合同标的即符合合同要求的概念性规划等工作成果的合同价款，并非购买被上诉人工作过程的价款。合同中“费用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的约定，是为了保证合同顺利履行，对于该笔预付款用途的限制，而非预付款的付款依据，更不是意味着预付款是用于购买这些工作的。一审法院对于预付款的性质、用途以及合同对预付款用途的约定条款的认定与理解明显错误，导致错误地判决应当为承揽人的过程性工作进行支付。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已依法解除，合同的根本目的已无法实现，上诉人也无需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合同价款，因此，被上诉人收取合同预付款已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将预付款全额返还。2.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未采用任何被上诉人提交的设计成果，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通过一审所认定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不但逾期提交规划初稿达到了解除合同的期限，而且逾期提交的规划初稿亦未能获得上诉人的认可，自合同签订至合同解除，上诉人未通过、认可、采用任何被上诉人提交的任何设计成果。如前所述，上诉人在本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合同价款是用于支付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交的工作成果的对价。在本案中，上诉人未能获得任何符合合同约定的工作成果，合同也因被上诉人的根本违约而解除，因此，上诉人的支付欠缺对价依据，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3.由于被上诉人根本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诉人所支付的预付款，上诉人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合同解除的原则是恢复到合同未签订前之状态，不能恢复的，方考虑进行补救和赔偿。本案中，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为因被上诉人根本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上诉人作为守约方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原状，即双方权利义务依法应当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由此上诉人己支付的预付款应当予以全额返还。此外，一审法院为被上诉人“保留60万元预付款”的判决还存在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反诉中并未就此提起诉求，而一审法院却主动做出了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判决，显然有悖“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4.由于被上诉人的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如被上诉人依然能够获得部分合同价款，有悖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为，基于公平原则，酌定判决被上诉人只需退还一半的预付款，而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判决恰与公平原则背道而驰。二、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支付61.2万元违约金给上诉人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八条第2款约定：“若乙方延迟完成每阶段成果，每天按该阶段相应规划费用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延期达10天以上（含本数）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规划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由于被上诉人逾期11天才提交初步方案，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交付违约金1.2万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又由于乙方延期达10天以上，上诉人依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依约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规划费用的10%即60万元，一审判决支持了上诉人的这一诉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同路公司辩称，一、福达公司在2019年4月3日收到该司桂林项目规划方案的最终版本后，既未拒收或退回，也未提出书面反馈意见，却在三个月后才通知该司解除合同，是福达公司根本性违约。服务合同第五条(一)甲方的权利义务第5项约定:“甲方应于每阶段、每次成果汇报会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反馈意见。”该司证据3（该司卢雪磊与福达公司张武的微信)显示，2019年3月28日汇报会上，该司汇报了本案桂林项目的规划方案。根据合同的上述约定，福达公司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汇报内容提出书面反馈意见，但福达公司未做。4月3日该司陈沛枫通过电子邮件给福达公司张武发送了桂林项目规划方案的电子版(最终版)，次日又邮寄了纸质版4套，显示按汇报会的意见修改完毕，福达公司未在合同解除前提出书面反馈意见，是未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只能视为无意见。福达公司并未拒收或退回该司的规划方案，事实上收受了该司的服务成果。指责该司逾期提交是在一个多月后，不能成为拒付服务费的理由。而福达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又是在应付第二期服务费之后，因而即使解除合同也不能免除其支付第二期服务费的义务。该司提交规划方案初稿的时间在合同约定的3月23日期限内，并不违约，即使不考虑延期的责任问题，按最后一次汇报会3月28日，也只晚了5天;按福达公司收到最终版的时间晚了11天，规划方案并不因晚5天或11天而失去使用价值，或贬值，福达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因为这5天或11天遭受了什么损失，所谓该司构成根本性违约之说无理无据。二、福达公司收受了该司的服务成果(该公司所称的定作物)不付钱的理由于法无据。规划方案属于知识产权作品，一经交付就失去了隐秘性，该司不能控制福达公司和其他单位使用该司的规划方案，因而福达公司仅仅支付第二阶段的服务费并不能弥补该司损失，因为规划方案初稿定稿后，该司的主要工作就已经完成，后续与政府规划衔接的工作量不大，且福达公司和当地政府多次缩减规划面积致使该司多次修改方案，实际是完成了与政府规划衔接的主要内容，因而该司要求第三阶段的服务费也不为过。但该司信守合同，在没有取得政府认可的证据前，该司未提出这一要求。三、原审法院对该司提交的微信证据，在本案和南宁项目案((2020)桂03桂民终2073号)中采取了不同的取舍态度，但未说明理由，现该司将微信的原始载体手机提交二审法院审验，以证明原审法院在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同路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三、四、五项，改判1.福达公司支付同路公司服务费140万元，并从2019年5月4日起每天加付千分之一的延迟付款违约金至付清时止；2.福达公司支付同路公司解除合同违约金60万元；3.驳回福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4.福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的重要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该司最后将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的规划方案邮寄和发送给被上诉人的时间虽然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晚了11天，但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多次更改规划的土地面积，造成该司重复劳动至少25天，因而该司延期11天交付最终版本仍在合理期限内，不是违约。二、该司于3月15日、3月28日两次提交了本案的规划方案，原审法院对同路公司的证据未采信无理。同路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1.该司于2019年3月15日将本案规划已交给被上诉人方的张武，当天双方因工作发生过争执，此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2.3月27日该司主动要求在次日的汇报会上再议本案的规划成果，而被上诉人的兴趣不在本案规划，但接受了该司汇报的提议；3.3月28日，被上诉人邀请了政府代表，也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士陈院长、韦院长等人到会听取了该司关于南宁项目和桂林项目的汇报。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及其邀请参会的政府代表、专业人士等对该司的规划提出了异议；4.根据3月1日该司向被上诉人及其邀请参会政府代表、专业人士汇报的做法，该司向参会人员散发规划方案的纸质文本作为汇报的依据，会后被上诉人也只要求该司再发电子版，未要求该司再提供纸质文本，证明被上诉人在会上收到了该司提供的纸质版本。虽然合同约定该司提供规划成果要“按甲方通知提供各阶段纸质版4套，电子版一份，概念规划设计过程沟通文件按甲方要求提供CAD图纸、sketchup模型等电子文档”，但这只是该司接到甲方通知后的义务，不是认定交付成果与否的标志，更不是被上诉人支付服务费的条件。换言之，在被上诉人通知要求具体的规划成果的载体和数量之前该司已交付了成果的事实不可否认。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未置评，仅称“对双方有异议的书证……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但判决理由显示，原审法院对该司的微信证据均未采信，未说明理由(对南宁项目案即(2019)0312民初3500案中的微信证据却采信了)。被上诉人对该司微信证据提出的异议是:该司虽然提供了深圳市版权协会的证据固化报告，但因该组织是民间组织，且是受该司单方委托所作，故认为没有法律效力，而且该司的微信不完整。该意见显然错误。首先，深圳市版权协会是深圳市知识产权局领导并参与的机构，同消费者协会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关系一样；其次，版权协会的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是证明所见的电子证据与原始载体相符，无论单方委托还是双方委托并不影响其固化的作用。若要否定其证明力，就应当出具与此内容不同的始载体或同样经过第三方证明的电子证据，但被上诉人并无此类证据。其在一审庭后提交的微信增加了比该司证据时间长的对话，但并无否定该司证据所证事实的内容。因而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采信是不公正的。三、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4日收到该司邮寄的纸质版、光盘和4月3日的电子版规划后，并未拒收，也未在合同约定的5天书面异议期和一个月的确认期内提出异议，直到7月3日才提出解除合同，原审法院竟以该司提交规划成果的时间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晚了11天，认定该司违约，承担被上诉人三个月后才解除合同的后果，系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合同约定该司延迟交付规划成果10天以上，被上诉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但并非逾期自然解除合同。而被上诉人在收到该司规划方案后，未在合同约定的5天书面异议期和一个月的确认期内提出异议，已表示无异议或放弃异议，三个月后才提出解除合同，理由当然不成立，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无故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而被上诉人在该司交付规成果之前并没有催告该司，故在该司交付规划成果之后三个月才以该司延迟了11天而解除合同的理由，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承担无故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再次，如前所述，该司在3月15日就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规划方案，并未违约，即使将3月28日或者4月4日认定为该司的交付规划成果的时间，责任也在被上诉人，该司无违约责任。最后，即使该司需要承担延迟交付规划成果的违约责任，但延迟的时间并未导致该规划方案失效，不排除被上诉人仍在使用或将来会使用该司的规划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司至多承担延时交付时间的违约责任，按日计算违约金，被上诉人则应当承担无故解除合同的根本性违约责任。四、原审法院的审判不公正。除了以上提及的证据采信的偏袒性选择外，其表现还有:1.被上诉人在庭审结束后提交的微信证据(庭审中未表示还要补充证据或被责令补交证据)，原审法院邮寄给该司要求质证，并在判决书中称其为举证期内提交的证据(见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一行)。尽管判决理由并未提及该证据，但在庭审后收纳被上诉人补充非有关判决证据的做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7月3日向该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该司次日收到，原审法院认定解除合同的时间为7月3日，即以发出时间为准；而该司4月3日寄出发出全套各种版本的规划方案，判决书却表述为被上诉人4月4日收到，意为以收到时间为准，且回避了电子邮件是4月3日发出就即时收到的；3.以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判决，回避了错案追究责任。虽然法律允许这种模式，但限于疑难案件。本案并不疑难，尤其是在法律适用上并不疑难，事实也非常清楚。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福达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认为愈期交付规划方案不是违约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以规划面积调整耽误了时间为由，认为延期交付规划没有责任。而事实是，双方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合同约定三个月提交规划初稿，也即必须在2019年2月23日前交付规划初稿。被答辩人提出规划面积调整等各种理由，要求延长一个月，答辩人同意后双方于2019年2月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将交稿时间延长一个月，即到2019年3月23日止。因此，被答辩人的上述理由与事实不符。二、被答辩人认为3月15日、3月28日两次提交了规划方案与事实不符。1.被答辩人以3月15日通过微信发的规划方案封面图为由认为是提交了规划方案，而封面图与方案根本不是一个概念。2.被答辩人以其工作人员向答辩人管理人员要电子邮箱，答辩人管理人员回复“请把桂林凤凰林场的也发一下给我”为由，认为答辩人已收到规划的纸质文本实属荒唐。如果真的提交了，为何拿不出邮寄或其他方式提交的直接证据。因此，被答辩人认为3月15日、3月28日两次提交了规划方案与事实不符。三、被答辩人认为逾期11天提交规划成果没有违约实属荒唐。何为逾期，逾期就是超过约定时间，超过约定时间就是违约。且合同约定了逾期10天以上，答辩人有权解除合同。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也违反法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福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2.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原告已付的协议预付款120万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1.2万元；4.判决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同路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服务费140万元，并从2019年5月4日起每天加付千分之一的延迟付款违约金至付清时止；2.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解除合同违约金60万元；3.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3日，原告（为甲方）与被告（为乙方）签订了《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第一条主要合作内容。乙方发挥自身优势及资源整合能力提供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服务规划；项目地址：桂林市临桂区，临近桂林两江机场；规划范围：约20平方公里（以具体概念规划范围为准），用地范围由规划成果确定；核心成果：基于对市场、行业、政策等深入分析，确定项目独特的定位和发展战略，策划创新的产品方案和商业模式，形成《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政府汇报稿向政府汇报。政府同意后，进行修改深化，确定明确的用地范围及产品空间布局，形成可实施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定稿，成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全球对标区域分析：略；二、中国文旅行业发展与广西（桂林）文旅发展规律与模式分析：略；三、项目在全球、全国与大区域背景下发展定位分析与战略构建：略；四、项目城市“人文产城”全生态系统构建与典型项目发展建议及概规指引：略；五、项目运营管理体系构建：略；六、项目文旅产品体系与文创产品体系构建：略；七、旅游新区整体概念规划：略；八、项目投资强度分析与开发周期：略；九、成果形成：以上内容，按甲方通知提供各阶段汇报文本纸质版4套，电子版一份，概念规划设计过程沟通文件需按甲方要求提供CAD图纸、Sketchup模型等电子文档。第二条工作模式与工作配合。1.乙方成立专案工作组（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名单作为本合同附件）负责本合同项目调研、策划、产业运营、规划多专业端口同时开展工作。在合同执行期间，专案组人员应保持相对固定，如乙方需要更换小组成员，须提前7天通知甲方，甲方认为乙方专案组人员不称职或无足够能力代表乙方履行合同义务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7天内更换。第三条工作时间及进度安排。1.工作时间：自双方签订合同后9个月内定稿；2.进度安排：第一阶段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项目启动、团队进场，第二阶段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规划初稿，并在提交后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第三阶段收到甲方对规划初稿的书面反馈意见后2个月内提交政府汇报稿，并在提交后1个月内获得政府认可并经甲方书面认可，第四阶段收到甲方对政府汇报稿的书面反馈意见后2个月内形成规划定稿。第四条规划费用及支付方式。规划费用为600万元，该费用已含税费。支付方式如下：（1）在双方签署合同且甲方收到乙方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20％作为协议预付款，即120万元，费用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2）乙方提交项目规划初稿并经甲方书面认可后，甲方在收到乙方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30％，即180万元；（3）政府汇报稿获得政府认可并经甲方书面认可后，甲方在收到乙方相应的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30％，即180万元；（4）规划定稿经甲方书面认可且甲方收到乙方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20％，即120万元。第五条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5.甲方应于每阶段、每次成果汇报会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反馈意见。第六条合同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乙方向甲方提交所有成果、甲方向乙方支付应付费用后合同终止。第八条违约责任。1.若甲方延迟付款，每天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乙方，延期达10天以上（含本数）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规划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2.若乙方延迟完成每阶段成果，每天按该阶段相应规划费用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延期达10天以上（含本数）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规划费用的10％的违约金。该合同还对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知识产权、保密、其他内容做了明确的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组成团队进场、项目启动。2018年12月5日，原告支付了120万元规划策划费给被告。2019年2月1日，原告（为甲方）与被告（为乙方）及案外人阳朔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丙方）、三江县福达文旅有限公司（为丁方）共同签订了《补充合同》一份，约定：1.《“阳朔之心”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与《补充合同》自2019年2月1日起合同各方不再履行；对于丙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预付款120万元，其中60万元作为对乙方所付出成本的补偿归乙方所有，剩余60万元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甲方可将该60万元冲抵按《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与《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约定应向乙方支付的合同款。2.《福达三江侗寨人家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与《补充合同》自2019年2月1日起合同各方不再履行；对于丁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预付款40万元，其中20万元作为对乙方所付出成本的补偿归乙方所有，剩余20万元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甲方可将该20万元冲抵按《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与《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约定应向乙方支付的合同款。3.略。4.《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三条中对第二阶段规划初稿的时间计划约定，由“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改为“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5-7略。该《补充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4月4日收到被告提交的涉案初步方案。之后，双方就涉案合同解除问题进行了沟通，未果。2019年5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被告发送了《关于解除和终止合同的协商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了《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及2019年2月1日签订了相关的《补充合同》，目前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虽然提交了规划初稿文本成果及因用地面积多次调整而相应完成了总平面图，但对于规划初稿成果我公司不能接受和认可，未给予书面确认成果；2.《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未按合同要求时间提交规划成果，且提交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时限，同时汇报稿我公司对相关内容也认为不能接受和认可。为此在2019年3月30日，我公司就当面口头提出协商解除相关合同一事。对于解除合同的费用问题，我公司也提出：考虑到贵公司在合作过程中的成本付出，我公司愿意将这两个合同的预付款240万元的50％（120万元）支付给贵公司。之后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次电话和当面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贵公司要求我公司就之前的我公司关于解除和终止合同的意见形成书面函件给贵公司。现特此函告，请贵公司在2019年5月29日前给予书面回复。此函仅作为双方协商之用。 同时查明，2019年7月3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函》一份，内容为：贵我双方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了《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2019年2月11日双方就前述合同再签订《补充合同》。根据前述合同约定，贵司应当自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内（即在2019年3月23日前），向该司提交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及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规划初稿，并在提交后1个月内经该司书面认可。然而签约后，贵司并未能依约提交两项目的规划初稿，逾期已超十天。另，逾期提交的规划初稿，亦不符合该司对项目的要求，该司对此表示不能接受及认可。基于此，该司根据《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八条第2款及《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八条第2款之约定，特向贵司发出本通知书，解除与贵司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解除效力自本通知到达时生效。2019年7月5日，陈沛枫签署了上述邮件。2019年8月29日，广西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启受原告委托向被告邮寄了《律师函》一份，内容摘要为：请贵司在收到本函后立即与福达公司协商退款事宜，若贵司仍采取回避之态度，福达公司将对贵司采取诉讼措施。之后，孙君签收了上述邮件。2019年9月2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催款函》一份，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2018年11月23日签订了《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及2019年2月1日签订了相关的《补充合同》，该司已完全履行了第三阶段前的义务，贵司应该支付该司《福达南宁东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二阶段费用180万元、《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二阶段费用180万元，共计360万元，现再次促请贵司尽快予以支付。2019年9月16日，原告诉至该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2.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原告已付的协议预付款120万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1.2万元；4.判决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2019年10月16日，被告针对原告的起诉提起反诉，提出诉讼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服务费140万元，并从2019年5月4日起每天加付千分之一的延迟付款违约金至付清时止；2.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解除合同违约金60万元；3.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涉案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被告自认另收取了原告服务费4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及原、被告与案外人阳朔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三江县福达文旅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在涉案《补充合同》中，原、被告约定《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三条中对第二阶段规划初稿的时间计划约定，由“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改为“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系对《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中第二阶段规划初稿的提交时间作了变更，故，被告应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即2019年3月23日内提交第二阶段规划初稿，并在提交后1个月内经原告书面认可，该院对此予以确认。经查，原告是于2019年4月4日收到被告提交的涉案初步方案，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已经逾期10天以上，故被告已构成违约，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其依法应当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至于被告辩称其于2019年3月15日已提交了涉案初步方案，但其未能对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该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 一、本诉部分。1.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上述合同已经于2019年7月3日解除，且无异议，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实际，该院对此予以确认与支持。2.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已付的协议预付款12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需返还所有已收取款项，且原、被告双方约定了该部分费用系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结合被告实际开展的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工作的情况和公平原则，该院酌定由被告予以退回协议预付款的一半即60万元给原告。至于原告诉请超过部分的协议预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3.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61.2万元的诉讼请求。经查，原、被告在《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中约定“若乙方延迟完成每阶段成果，每天按该阶段相应规划费用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延期达10天以上（含本数）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规划费用的10％的违约金”，而约定“若乙方延迟完成每阶段成果，每天按该阶段相应规划费用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则明显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该院酌定逾期完成阶段成果违约金按照年利率24％予以计算。而原告诉请逾期完成阶段成果违约金按每天千分之一计算，与法相悖，该院不予支持。从本案查明可知，被告应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即2019年3月23日内提交第二阶段规划初稿，但原告实际是于2019年4月4日才收到被告提交的涉案初步方案，被告已逾期11天，而第二阶段规划初稿相应规划费用为180万元，因此，逾期完成阶段成果违约金则应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除以365天乘以11天计算，为13019.18元，该院予以确认，并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同时，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上述合同已经于2019年7月3日解除，而《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规划费用的10％的违约金”，依上述约定，且被告构成违约，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解除合同违约金60万元（即按规划费用600万元×10％计算），该院予以确认，并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应支付违约金613019.18元给原告。本案中，原告对此仅诉请61.2万元，故该院从其诉请予以支持。 二、反诉部分。关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服务费140万元并从2019年5月4日起每天加付千分之一的延迟付款违约金至付清时止以及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60万元的反诉请求。从该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于2019年4月4日才收到被告提交的涉案初步方案，被告已违反了涉案合同的约定，该院确认被告构成了违约，理由前述已作阐明不再赘述，因此，被告的上述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自认另收取的规划费40万元，因本案中原告未对此诉请返还，则该院对此不予审理与处理，可由原、被告另行协商处理。 据此，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应返还协议预付款60万元给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应支付违约金61.2万元给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8084元（原告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11400元（被告已预交），诉讼保全费10000元，合计7948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08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负担61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同路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2.同路公司陈沛枫与福达公司崇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同路公司卢雪磊与福达公司张武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同路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3月28日向福达公司和当地政府第一次汇报的情况、第三次汇报并提交第二份规划方案的情况，以及张武在会后要求同路公司发送电子文本；证据3.同路公司孙君与福达公司张武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是福达公司和当地政府数次变更规划面积造成同路公司重复劳动，并延误合同履行期时间。福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同路公司提供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同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反映对话全貌，福达公司在一审时已强调同路公司未完整披露对话内容，福达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6.福达张武与同路孙君微信聊天记录节选两份打印件”是完整的对话内容。本院认为，同路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如何处理。 2018年11月23日，福达公司作为甲方（委托方）与同路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签订《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2019年2月1日，福达公司作为甲方与同路公司作为乙方及阳朔福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三江县福达文旅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合同》。上述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三条“工作时间及进度安排”约定“规划初稿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后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补充合同》第4点约定“《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三条中对第二阶段规划初稿的时间计划约定，由“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改为“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内提交，并在提交1个月内经甲方书面认可”。涉诉服务合同签订后，福达公司按合同约定于2018年12月5日向同路公司支付了120万元，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同路公司应按《补充合同》约定于2019年3月23日前向福达公司提交规划初稿。经一审查明，同路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将《福达桂林两江机场地块项目综合调研报告和项目概念性设计方案》纸质文本、电子文本（U盘）邮寄给福达公司，福达公司于同日收到上述材料。同路公司逾期11天才提交规划初稿。同路公司主张其向福达公司提交规划初稿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晚11天，责任在于福达公司多次更改规划的土地面积，造成同路公司重复劳动至少25天，因而其延期11天交付最终版本仍在合理期内，不是违约。且同路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3月28日两次提交涉诉规划方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路公司在福达公司告知其规划面积更改后并未就提交规划初稿时间与福达公司进行磋商，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由于更改规划土地面积造成其重复劳动至少25天，本院对同路公司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同路公司卢雪磊于2019年3月14日、3月15日通过微信发给福达公司张武四张规划图，其中一张是规划方案初稿的封面图，但提交四张图片并不能等同于同路公司已向福达公司提交了完整的规划初稿；福达公司张武于2019年3月28日将印有其电子邮箱的名片通过微信发给同路公司的卢雪磊，并说“请把桂林凤凰林场的也发一下给我”，同路公司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设计方案的时间是2019年4月3日，此组证据不能证明福达公司在2019年3月38日前已收到同路公司提交的完整的规划初稿。综上，同路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提交规划初稿是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其于2019年4月4日将《福达桂林两江机场地块项目综合调研报告和项目概念性设计方案》纸质文本、电子文本（U盘）邮寄给福达公司超出合同约定履行期间11天，根据《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第2点“……延期达10天以上（含本数）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福达公司有权要求单方解除涉诉服务合同。 福达公司与同路公司在一审庭审时确认双方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关于同路公司是否应退还福达公司第一阶段120万元款项问题。本院认为，《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第四条“规划费用及支付方式”第（1）项已明确约定“……120万元，费用用于项目工作组启动、前期整体调研、策划、规划启动”，同路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依约组成团队进场、项目启动，且同路公司亦根据前期整体调研、策划等工作制作了规划初稿，同路公司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福达公司要求同路公司返还120万元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福达公司是否应支付第二阶段180万元规划费用问题。同路公司与福达公司签订《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中对第二阶费用支付约定“乙方提交项目规划初稿并经甲方书面认可后，甲方在收到乙方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规划费用的30％，即180万元”。同路公司至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初稿已经福达公司书面认可，不能认定同路公司已完全完成合同约定的第二阶段工作，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但双方签订的《桂林凤凰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概念性规划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3日解除，福达公司虽在微信聊天中表示对同路公司交付的初稿不满意，但未指出哪些方面不满意，也未在收到初稿后一个月内书面表示认可或不认可该初稿。在提交初稿前，双方召开了阶段汇报会，福达公司亦未按照约定于会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反馈意见。福达公司至今未提交证据证实同路公司未按期提交初稿影响合同目的实现。鉴于此，福达公司应该根据第二阶段工作的完成情况向同路公司支付第二阶段的部分费用。如前所述，同路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提交规划初稿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同路公司自认已经另收取了福达公司服务费40万元。本院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兼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酌定福达公司剩余应支付的第二阶段的费用与同路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相当。故，本案中福达公司无需再向同路公司支付第二阶段的费用，同路公司亦无需向福达公司支付违约金。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0312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上诉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808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400元，诉讼保全费10000元，合计79484元，由上诉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4596元，由上诉人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负担34888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42708元，由上诉人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5600元，由上诉人深圳同路创意有限公司负担271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唐 静 书 记 员 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