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2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治国，男，汉族，1944年7月13日出生，无业，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王晓博，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49-1号12幢商业南侧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刘红清，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贾文文，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亢建忠，男，汉族，1980年4月24日出生，个体，住山西省太原市。原审第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33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23、2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高成程，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男，汉族，1986年7月30日出生，该公司职工，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北段5号付2号，身份证号：×××。上诉人张治国、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以下简称为光大银行）以及原审第三人亢建忠、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长安信托）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3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治国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赵剑、王晓博，上诉人光大银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曹伟、贾文文，原审第三人亢建忠，长安信托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赵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治国上诉请求：1、撤销（2019）晋0106民初3164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存款本金950万元损失及利息损失（以9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2月7日起计至被上诉人实际赔付上诉人全部本息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如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光大银行通过大量违规操作，擅自对张治国账户资金进行转账，其行为属于恶意处分，严重侵犯张治国的财产权利。首先，光大银行在向第三人亢建忠推介信托产品时，未通知过张治国、张治国本人也未到现场、张治国亦未授权第三人亢建忠办理信托业务，且张治国本人更未将其身份证、银行卡交付至亢建忠，以上事实说明，光大银行行为属于擅自处分。其次，一审中光大银行欲证明张治国已书面授权第三人亢建忠办理涉案信托产品，遂向法院提交两份《授权委托书》，但经双方庭审质证后，光大银行代理人明确自认该授权委托书并非张治国本人签署，故银行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严重违规，不排除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代签的可能性。第三，光大银行向第三人亢建忠推介涉案信托产品时，没有按照金融监管要求评估客户张治国的财务状况，没有推介与其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理财产品，更没有作出针对张治国本人书面的风险评估问卷。光大银行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五条、《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及《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等法律规定。光大银行主观上存在严重过错，操作中存在多处违规，客观上更是造成了张治国本人储蓄卡上950万元本金被划扣的侵权后果。二、一审法院虽认定侵权成立，但又以“损失及损失大小处于不确定状态”为由驳回张治国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方面，本案张治国起诉的是光大银行，依据《侵权法》规定，光大银行双西支行未经张治国同意或授权直接就对950万元进行划扣，应就其950万元储蓄金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换言之，光大银行的侵权数额是950万元，张治国的损失是950万元本息，侵权数额及张治国的损失数额是完全确定的。另一方面，张治国本人并未起诉长安信托公司，更没有涉及最终信托资金投资流向的问题。至于长安信托公司投资的楼俊集团处于重整阶段，损失数额未能确定等情形，是光大银行擅自代理、恶意代理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与长安信托公司协商、或自行承担，与张治国本人无关，与本案侵权关系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光大银行辩称：本案是张治国在其投资信托暂时无法兑付的情况下，虚假陈述，意图转嫁投资风险给答辩人，应当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制裁。即便被答辩人张治国否认授权第三人亢建忠投资信托，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亢建忠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张治国承担相应后果。在一审阶段，答辩人明确提出亢建忠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理由，一审并未将此作为重点进行法庭调查及认定，张治国也未对此进行回应。张治国在答辩人处到账户开户、转款、取现，到张治国在答辩人处投资、关于信托方向的理财产品等16笔业务，都是亢建忠拿张治国身份证、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代张治国签字办理的。亢建忠一直就是张治国代理人的角色和身份，张治国和亢建忠还向答辩人出具了张治国授权亢建忠办理全部理财产品的授权书，答辩人的客户经理足以有理由相信亢建忠是张治国的代理人，客观上形成可信赖表象。在亢建忠代理张治国办理业务过程中，亢建忠与张治国共同提交了两份授权亢建忠办理全部理财产品的授权委托书。张治国在其上诉状中主张答辩人明确自认该授权委托书并非张治国本人签署，明显就是在断章取义。答辩人一审书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以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且鉴定申请与案情不具有关联性为由，依据旧民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未予准许鉴定，但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与新的《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解释》关于申请鉴定的期限是相抵触的。《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解释》并未限定申请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本案原审法院未组织证据交换，答辩人是在当庭质证过程中才知道张治国及亢建忠均否认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的，对此提出的鉴定申请，应当不受原来有关举证时限的限制。该鉴定与本案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鉴定出该授权委托书是亢建忠代张治国签的，则证明包括前面的一系列的代理行为和到银行签授权委托书，都是亢建忠代理的，亢建忠有权代张治国办理包括涉案信托投资业务在内的所有业务，更形成表见代理。张治国与亢建忠有着特殊的关系，亢建忠除了是张治国的女婿外，两人还是同事关系。张治国始终知道950万元用于投资信托，张治国账户收到了信托收益分配款902500元，并通过银行将该信托收益用于活期宝理财，后又将该信托收益和理财收益购买了房产。亢建忠在2013年2月7日投资信托以后直接将所有手续交给了其岳母即张治国的爱人。第三人长安信托定期向张治国邮寄送达信息披露报告。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张治国显然已经同意950万元用于本信托投资，更证明答辩人没有侵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光大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中关于“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张治国的财产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并予以纠正；2、撤销原审判决中关于“案件受理费79900元，由上诉人负担50000元”的认定，改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99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3、判决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侵权错误。事实上，张治国于2016年4月22日就曾以相同的理由向迎泽法院起诉过上诉人。当时上诉人就提交了证据证明张治国在2014年2月11日收到信托投资收益902500元后，2014年3月8日用网银将该投资收益款用于活期宝理财，之后2014年4月30日还用于刷卡买房，证明张治国早已知道950万元投资了信托产品。张治国却极力否认其开通网银和用信托收益投资活期宝理财的事实。而在本案一审阶段，上诉人同样向法庭提交了上述证据，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证据却视而不见，有意回避了张治国用信托投资收益款在网银上投资活期宝理财和张治国用收益款刷卡买房的事实，还有意回避了亢建忠将所有信托投资手续交给了其岳母、张治国爱人的事实。张治国早已知道950万元投资信托产品的事实，上诉人并未侵犯张治国的任何权益。亢建忠代理张治国投资信托产品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中从张治国银行账户开户开始，到转款、取现等六笔业务，再到张治国投资九笔信托方向的理财产品，均是亢建忠使用张治国身份证、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代理张治国在上诉人处签字办理的，亢建忠始终都是代理人，与案涉业务一样，这些都没有张治国的签字，但均获得了张治国的授权和认可。显然亢建忠专门在为张治国打理账户钱款，投资理财，保值增值，亢建忠始终就是张治国代理人的角色和身份，且已经为上诉人的客户经理所熟知。在亢建忠代理张治国办理业务过程中，亢建忠代张治国于2008年7月31日和2010年5月21日两次签署了授权亢建忠办理全部理财产品的授权委书，且该授权从未被终止，且张治国也认可亢建忠前期的全部代理行为。本案专门作为信托投资收益账户和划款账户就是张治国尾号0950账户，因尾号0950账户没有资金，而张治国另一尾号4435账户中存有952万元，为了信托产品投资和其他理财投资不相互干扰，亢建忠才在张治国的授权下，于2013年2月6日将尾号4435账户的952万元转至尾号0950账户，亢建忠又于第二天即2013年2月7日签署信托合同和转账委托、转款和签字均是2013年2月6日同一天，将尾号0950账户约定为本次信托投资的投资收益账户和划款账户。没有亢建忠代张治国约定尾号0950账户作为划款账户和信托投资收益账户，该投资信托业务将不可能办理。据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亢建忠有代理权。亢建忠以上转款、约定信托资金划转账户及信托收益账户的一系列行为，都必须是亢建忠持张治国的身份证、银行卡和账户密码完成的，任何其他人不可能从张治国账户划款。根据《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第八条的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依据上述事实，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亢建忠有代理权，亢建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退一步讲，张治国早已经知道亢建忠将950万元投资信托，却未作出否认表示，视为其同意，因此张治国与第三人长安信托之间已经形成了信托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不构成侵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张治国在早已知道其女婿亢建忠将950万元投资信托后未作出否认表示，视为其同意，本案应由张治国本人对其投资行为自行承担责任。四、基于以上理由，张治国显然早已经知道其950万元投资信托产品，张治国既享有信托产品产生的收益902500元，又要主张上诉人侵权，显然不应当为法律所支持。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就是张治国为了转嫁其投资风险，与亢建忠恶意串通，意图通过不诚信诉讼、虚假诉讼的方式侵占上诉人的财产。如果如张治国所说其尾号0950账户中存有950万元，其是在2014年4月30日刷卡买房时才知道其账户中的钱不见的，因其当天买房时事实上刷出了153万元，那么其发现账户中不翼而飞的就应该是950万元减去153万元而得出的797万元，那么张治国报案也好，向法院起诉也好，其主张的也应该是797万元，其又怎么来主张950万元全部不翼而飞呢，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和生活常理。而张治国刷卡刷出153万元，则恰恰证明张治国知晓其尾号0950账户中除了信托投资收益902500元，还有其他各种理财收益款60万，总共153万，张治国声称不知道账户金额变动，显然是在说谎。从张治国所称知道钱不见的时间2014年4月30日开始，到2015年5月长达12个月张治国从没有找过上诉人，而在2015年5月联盛系信托暂时无法兑付以后，张治国才找到上诉人，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这充分证明了张治国早已知道钱的去向和用途。张治国主张其对亢建忠代其将950万元投资信托毫不知情，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张治国对于前面的授权全部认可，单单对本案投资信托的业务张治国否认曾授权亢建忠，显然是在虚假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张治国的虚假陈述视而不见，认定上诉人侵权显然认定错误。上诉人并未侵犯张治国的任何财产权益，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原审判决驳回张治国的诉讼请求，但却判决上诉人承担50000元的案件受理费，明显错误。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本案中，判决认定张治国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处于不确定状态，其要求贵行赔偿其本金及利息损失的证据不足，驳回了张治国的诉讼请求。张治国明显是败诉方，依据上述规定，本案应由张治国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张治国辩称：光大银行无权对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提起上诉，应当驳回其第一项上诉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767号民事裁定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仅能对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提出上诉，无权对裁判文书中认定的相关事实或论述的法律意见提出上诉，因此从程序规定来看，光大银行无权对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提出上诉。光大银行无权对一审判决诉讼费用的认定部分提起上诉，应当驳回其第二项上诉请求。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光大银行不能单独对该认定提起上诉。光大银行认为张治国从银行账户开户开始的所有理财产品均为亢建忠代办，属于虚假陈述。依据光大银行自己提供的理财明细表及张治国陈述，亢建忠代为购买理财事宜仅在2019年以前，2009、2010年以后购买信托产品均为张治国本人，其中，2011年7月11日，张治国自己在光大银行购买过唯一一次信托产品，张治国已经向法庭申请对该合同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以证明该合同系张治国本人亲自签署，光大银行系虚假陈述。光大银行认为本次购买信托产品行为系亢建忠携带张治国身份证、银行卡办理，属于虚假陈述。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光大银行客户经理李雷电话通知了亢建忠，希望亢建忠办理一笔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亢建忠并没有携带张治国的银行卡、身份证前往柜台办理。需要强调的是，一审法院已经释明要求光大银行提供亢建忠前往柜台办理的影像资料、身份证核验等证据，但光大银行始终未提供。光大银行一直强调张治国事后知情，以证明张治国已经默许，当时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张治国在知道自己银行卡储蓄金被恶意处分后就积极的进行维权。2014年张治国在需要用款购房时发现储蓄本金不够购房款，就找过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一直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其中2015年，张治国等人还通过报警、拉条幅等方式进行维权，要求光大银行返还张治国的储蓄本金，当时公安部门作出的调解笔录可以佐证。张治国后续积极维权的行为已经明确否认光大银行擅自处分的行为，根本不可能视为本人追认。亢建忠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参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亢建忠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光大银行有理由相信亢建忠具有代理权以及光大银行主观上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但本案中，张治国并未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亢建忠办理该业务，光大银行亦知道该事实。依据光大银行与长安信托公司签订的《代收代付协议》约定，长安信托公司按发行期代理收款金额1%的费率向光大银行支付代理手续，光大银行销售成功该信托产品会获取相应的利息，故其更不具备善意的前提。从光大银行要求行为人亢建忠代被侵权人张治国签字可以推断出，光大银行明知本次购买行为需要本人签字方可成立，但其却仍要求亢建忠冒用张治国名义签字，即可以证明光大银行采取诱导手段误导行为人亢建忠购买高额信托产品。光大银行对此次侵权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过错责任，不可能属于善意第三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张治国办理的信托产品，依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光大银行未尽适当性义务，也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光大银行将张治国所有的950万元存款进行划扣，没有尽适当性注意义务，故金融产品的销售者光大银行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七十五条的规定，张治国本人年过70岁，光大银行没有按照规定了解客户张治国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张治国的财务状况，没有推介与其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理财产品，没有提供对张治国进行顾问服务的相关记录，更没有作出针对张治国本人书面的风险评估问卷，因此存在明显过错。第七十六的规定，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等内容主张已经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参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2446号民事裁定书等，与本案类似情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判决赔偿金融消费者投资款。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光大银行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亢建忠针对两方上诉辩称：2013年2月7日，光大银行李雷通知我本人有保本保息的理财，这款产品额度少，回馈大客户的，说已经与张治国本人沟通好了。在购买理财当天，没有携带张治国本人的身份证等，光大银行李雷也没有对我作风险评估的内容，我也不是很了解金融产品。2008年曾帮助张治国购买了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在2009年以后，我就没有代理张治国购买过理财产品了，2011年的是张治国本人购买的，当时光大银行的客户经理对我诱导和欺骗，我在划款合同和信托合同上签字，让张治国950万元的存款受到了损失，同意上诉人张治国的主张。原审第三人长安信托公司针对两方上诉辩称：本案是基于侵权行为产生的纠纷，张治国所述本案争议的事实是光大银行是否侵权，长安信托不是参与人，也不知情，与我方无关。本案中，追加长安信托为诉讼参与第三人，并不正确，长安信托与本案没有直接的牵连关系，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向本院提交了签署于2008年7月31日、2010年5月21日的《授权委托书》两份，用于证明第三人亢建忠到被告处办理业务是受原告张治国的委托。原告张治国和第三人亢建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均否认在上述两份《授权委托书》上签过字，且被告不能证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2.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两名客户经理出具的《情况说明》及2015年7月3日的调解情况说明，用于证明第三人亢建忠均持有原告张治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950万元信托产品是原告张治国授权第三人亢建忠购买的。原告张治国否认第三人亢建忠持有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不认可2013年2月7日曾授权第三人亢建忠办理银行业务。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第三人亢建忠有权代理原告张治国办理业务，被告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2013年2月7日第三人亢建忠有权代理原告购买信托产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3.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原告张治国从2007年至2013年2月6日在被告处购买理财及办理其他业务的部分凭证、《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2016年11月28日原告张治国起诉的庭审笔录。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主张本案所涉的信托产品是原告张治国授权第三人亢建忠购买的，故对第三人亢建忠具有代理权负有举证责任，但是被告在庭审中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2013年2月7日第三人有权代理原告购买信托产品，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在第三人亢建忠不具有代理权、原告张治国本人不在场且被告也未与原告本人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被告就将原告的存款用于购买信托产品，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三人亢建忠在不具有代理权的情况下就在被告处以原告名义签署购买信托产品的相关文件，导致原告的存款用于购买信托产品，也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与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目前，本案所涉信托计划中的楼俊集团等债务人处于重整状态，第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在重整程序结束之前，原告张治国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处于不确定状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本金及其利息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张治国待其损失确定后可另行主张。据此原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治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900元，由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负担50000元、第三人亢建忠负担29900元。除原审查明事实部分的内容，本院二审说明如下事实：1、张治国曾在2016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对光大银行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2、2007年1月15日张治国在光大银行开户时由亢建忠代为办理；此后从2007年12月27日-2010年5月21日，由亢建忠代张治国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九笔；从2008年2月21日-2010年5月21日由亢建忠代张治国办理转账等业务六笔。3、2013年2月6日，当日上午10：42分光大银行客户经理闫晓羽与张治国电话137XXXXXXXX电话号码通话，10：46分亢建忠使用交易密码将张治国尾号4435卡中952万元转入了张治国尾号0950的银行卡中。2013年2月7日，亢建忠在当天的身份证核查信息上代张治国签字，将所转950万元购买了涉案信托产品，与第三人长安信托签订了《信托合同》。并在《信托合同》和《转账委托书》上将尾号0950账户指定成收益账户和划款账户，同时在《投资人声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以上事实在光大银行一审第五组证据和第六组证据，及二审提交的第一次诉讼张治国代理人的代理词倒数第十行的陈述）。4、张治国代理人代理词第七页第三行显示：张治国除因委托亢建忠办理存取款业务将银行卡密码告知了亢建忠外，并未将银行卡密码告知他人。2016年张治国起诉光大银行案中2016年11月28日庭审笔录中陈述“2月6日委托第三人办理转款”。5、一审第八组证据显示：亢建忠在2013年2月7日投资信托以后直接将所有手续交给了其岳母即张治国爱人。一审第九组证据显示：光大银行2014年2月11日代长安信托支付张治国902500元信托收益；2014年3月8日开通网银将该投资收益款用于活期宝理财；4月30日张治国银联消费1535652元购房。6、一审第十组证据显示：第三人长安信托定期向张治国邮寄送达信息披露报告。7、一审第十三组证据P220-P224显示：2015年7月3日张治国儿子张东找光大银行，派出所民警出面调解视频中女民警:“多会的事来着?”张东:“我父亲是13年买的，两年，2015年2月份到期。”女民警:“是以你父亲的名义买的?”张东:“我父亲”。女民警:“2013年几月份买的?”张东:“2月15号，到2015年2月10号到期。”女民警:“以他（张治国）的名义买的?”张东:“嗯”。8、张治国二审时向本院提交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吕破字第（1-23、25-31）裁定书，用以证明联盛系32家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案涉信托产品的最终清偿损失数额已经确定。第三人长安信托对此陈述由于涉及投资人人数众多，还没有召开债权人会议，所以长安信托并没有接受该清偿分配方案。9、光大银行提交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2469号民事判决、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7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2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等判例，用以证明上述判决与本案案情相同，都是在一方当事人否认自己签字的情形下，法院仍认定代签有效，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视为其同意，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张治国主张的是侵权，因此判定光大银行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应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相关责任要件进行分析、判断。一、从行为要件来看，1、亢建忠购买本案信托产品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亢建忠系张治国的女婿。亢建忠曾代理张治国在光大银行双西支行处开户并办理投资了九笔包括信托方向的理财业务。根据《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第八条的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从二审说明的有关事实来看，虽然办理案涉信托产品投资时没有张治国的书面委托书，但结合亢建忠曾代理张治国在光大银行投资了九笔理财业务，并取得了相关投资收益，并且张治国曾于2011年7月11日投资了与本案相同的联盛系信托产品。而张治国对亢建忠在购买案涉信托产品之前的代理行为均没有提出异议，证明了亢建忠在历年来代理张治国在光大银行办理其他业务中的代理人身份，因此，从转款到办理信托划款，亢建忠使用张治国银行卡、交易密码进行业务操作，对光大银行而言，客观上形成了亢建忠有权代理张治国的信赖表象。上述事实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光大有理由相信，亢建忠即为张治国的代理人，亢建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次，没有证据表明从张治国称钱不见的时间2014年4月30日开始至2015年5月的12个月间，张治国找过上诉人。而2015年5月张治国因信托暂时无法兑付后，才找到上诉人，张治国声称不知钱的去向，显然有悖常理。对于张治国前面对亢建忠代理办理的业务张治国却都认可，仅对本案投资信托的业务张治国否认曾授权亢建忠，有悖常理。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再次，退一步讲，即便张治国否认授权亢建忠投资信托，张治国账户于2014年2月11日收到了信托收益分配款902500元，于2014年3月8日通过线上注册开通个人网银，通过网银将该信托收益用于活期宝理财，这些在线操作均需要通过交易密码才能完成，只有其本人或者其本人授权的人才能够完成，足以证明张治国在2014年3月8日就已经知道账户收到信托收益分配款902500元的事实，况且在2014年4月30日，张治国使用包含该信托收益分款在内的款项刷卡买房。上述事实证明张治国知道其950万元已经被投资信托，但其从未作出否认表示，视为其以默认的方式认可了其与长安信托的信托合同关系。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亢建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张治国承担相应投资风险后果。综上，亢建忠行为形成表见代理。根据亢建忠代张治国签署的一系列合同、告知书等证明本案不存在光大银行擅自对张治国账户资金进行转账的情形，张治国主张的侵权并无事实依据。2、本案是否适用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定，主张适用适当性义务。依据该《会议纪要》，适当性义务属于合同义务，属于订立合同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并且依据《会议纪要》第73条法律适用规则，适当性义务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因此适当性义务仅适用于合同范畴。既然张治国主张侵权，其又阐述本案适用九民会议纪要及适当性义务的规定，不能成立。本案即便要审查适当性义务，也应当适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8条免责事由，因亢建忠、张治国有着相当投资经验，是否违反适当性义务并未影响其作出自主决定，应当由张治国自己承担投资风险。二，从因果要件来看，首先，张治国没有证据证明银行工作人员在向亢建忠介绍涉案理财产品时陈述为保本保息，无法证明是银行工作人员对其是否购买信托产品进行了误导；其次，导致张治国案涉信托产品投资款至今没有全部收回的直接原因系该产品资金的使用人不能到期兑付信托资金；再次，根据张治国与第三人长安信托的《信托合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信托合同法律关系，光大银行与长安信托公司签订的是《代收代付协议》，光大银行只是案涉信托产品的代销人。《信托合同》中第十五条设置专门章节并加以粗体字体重点对本案所涉信托计划的风险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并约定了信托资金的具体用途，《认购风险申明书》第一条中也说明了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亢建忠在该合同上签字表明其知晓本案信托计划投资风险并自愿承担。现无相反证据推翻，故应认定光大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已尽了适当性义务。并且张治国以将信托收益转为理财宝理财并买房的行为证明其明知并同意了该投资行为。鉴于张治国主张的是侵权责任，而光大银行依据委托扣划款的行为并不是侵权行为，该行为与张治国主张的损失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关于本案的损害后果，由于当事人长安信托并没有在相关法院的破产重整方案上签字确认，故上诉人张治国的实际损失数额目前尚不确定。关于张治国答辩主张当事人仅能对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提出上诉，无权对裁判文书中认定的相关事实或论述的法律意见提出上诉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民诉法并没有规定当事人仅能对判决的处理结果提出上诉。在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光大银行构成侵权，并将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光大银行对一审判决的认定不服且在将来有可能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有权提出上诉。综上，上诉人光大银行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认定上诉人光大银行构成侵权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处理理由应予纠正，但其处理结果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张治国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案件受理费79900元，由原告张治国负担；上诉人张治国缴纳的上诉费79900元和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双塔西街支行缴纳的上诉费79900元由上诉人张治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李国虎审判员 武 涛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