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200号桂花园第2、4幢302、314、501-509房。法定代表人：程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某因与被上诉人龙某、肖某、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智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6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蒋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确认蒋某持有众智公司9%的股权；3.依法确认肖某从无权转让蒋某股权的股权代持人李柏林处受让的众智公司9%股权转让无效，肖某应返还蒋某9%的众智公司股权；4.依法确认蒋某所签订的退出1.2万元股权的退出协议无效，请求返还蒋某所转让的全部股权；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官在没有看到完整庭审记录（庭审时没有记录蒋某陈述)及蒋某完整答辩状之前，就进行判决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一审法院禁止蒋某当庭二次提交重要证据违法。二、一审法院混淆了本案各阶段的法律关系以及对应的举证责任。本案股份转移及认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公司成立，工商登记蒋某持股18万元9%，被上诉人要求认定蒋某股份中有16.8万元是代持部分，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第二阶段是200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公司升级进行的工商登记变更，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是代持关系；第三阶段是2014年退股事件，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违法或不是真实意愿。事实上，2004年上诉人占股18万元9%，现在被上诉人要求确认2004年时上诉人股份中16.8万元是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的股份，本案应适用由被上诉人举证的情形。由于相关证据会议纪要由众智公司把控，请求由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催缴而上诉人拒绝缴纳资金的证明材料。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原则的一概予以采信，但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却采用了截然相反的作法。对于上诉人股份数额比例、180万元的性质与定义、对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类情况的判断，这三个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整体性、公平性。一审法院认定“工商登记材料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是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那么包括所谓“200万元注册资本”也是公司登记资料的一部分，只是体现注册之用，是用于应对第三人。上诉人已提交证据，众智公司于公司注册十日后将180万元提走，就证明公司经营并不依赖这笔资金。同时，一审法院认定出资事实时，忽视了在工商登记前2004年公司4月9日会议纪要，及公证号2149号公证书的原始证据及效力。这份源于2004年原始证据有两项核心作用，明确反映公司发起人共同的意愿：一是明确公司治理权力，结构明确，不准许和不承认一名180万元的股东：二是明确11名显名股东对180万元借款将分别承担债务并对外承担风险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各项原始证据，是不合理的。一审法院有意模糊和混淆了对180万元注册资金的股份性质加以认定，上诉人认为180万元借款是公司发起人分别以个人承担方式借款的总和，其中16.8万元借款至始至终是由上诉人承担风险并存在清晰借款关系的部分是上诉人个人借款，并作为个人入股资金，而非由法庭解释的“委托李柏林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举借的债务”。一审法院在没有代持协议等原始证据情况下，无视公司发起人意愿，通过排除上诉人出资股份的方法，等同于非法对于这180万元借款定义为公司原法人的入股资金，显然是缺乏证据。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在缺乏原始证据和未得到绝大多数公司发起人承认的条件下，按200万元注册资本下认定上诉人实际出资为1.2万元，是错误的。且被上诉人方没有任何被实际认定的证据能证明公司主要发起人承认被上诉人存在180万元的个人入股行为。事实上上诉人已完成注册资金缴款义务，并不需要向公司承担相应债务，公司原法人与上诉人有明确的能证明个人欠款关系，随时可向上诉人追偿欠款，至于上诉人用公司分红还是其他方式偿还借款，则与本案无关。且股东间股份认定应以公司成立前协议出资限额为标准，发起人没有同意某位股东另外入股180万元，则公司应以20万元为总股本，180万元借款只能用于注册用，而不能确认某位股东的实际股本，且根据法律规定总股本需要得到双方确认。上诉人在法庭上对个人按1.2万元分红是参照公司其他股东包括李柏林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而2011年到2014年，180万元作为股份没有进行合法分红，也没有相关合法有效文件。上诉人直到一审法院都承认有16.8万元借款的个人债务，但这个债务不是上诉人与公司之间的，而只存在于上诉人与李柏林私人之间，这也并不代表上诉人允许这16.8万元作为被上诉人股份计算入200万元注册资金总额。被上诉人如果要求上诉人16.8万元注册资金证明是其入股股份，必须出具与上诉人的代持协议。未归还16.8万元是被上诉人原因造成的，现在法院要求上诉人出示归还16.8万元的证据，事实上应当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已经告知并要求上诉人还16.8万元的证据”，或者要求公司提供“确认16.8万元为被上诉人股份的确认书”。同时，按照一审法院审理逻辑，被上诉人也长期按1.2万元分红，所以证明被上诉人原法人出资也是1.2万元，占股0.6%，享有追偿180万元个人债务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明显违背入股股东的意愿，股份分配完全不符合上诉人股东意愿原则，出现90.6%股份的大股东明确违背上诉人入股时的意愿，是显然不公平的。至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笔出资享受分红等股东权利”问题，一审法院未提及在法庭上上诉人已经表达分红是看齐公司原法人分红事实。16.8万元入股符不符合实际账户股东意愿，16.8万元资金是否被认定为股本金，应当由实际账户的所有人来确认和认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股份于2014年10月已非法转移转让给肖某这一事实，证据清楚。四、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蒋某于2014年12月26日与众智公司签订的《股权退出协义》有效，该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偏概全，无视上诉人股份退出的整体性。上诉人想向法庭出示新的《退出方案》等证据被制止，而上诉人证据将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退出方案》等文件是伪造的，一审法院以退股系列文件中的部分附件等进行判决错误。上诉人所有退出系列协议是与李柏林之间签署，现在知道李柏林当时根本与众智公司无关，众智公司没有人与上诉人商议过退出事宜，相关退出系列文件应与众智公司无关，因此股权退出行为无效。被上诉人众智公司以清退股东社会兼职的名义行股权回购行为，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何一条件，且公司章程没有关于股权回购的规定，也不存在授权公司回购股权的股东会议。因此，被上诉人不符合股权回购的法定条件，不具有回购股东股权的资格。同时上诉人签署《股权退出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应对学校清理教职员工社会兼职的上级政策，从名义上完成退出公司，配合学校完成检查。且协议签署时协议本身存在的明显重大缺陷亦使上诉人认为协议本身是为了应对第三方检查目的。从股权退出的形式来看，上诉人蒋某签定的《股权退出协议》仅仅是1.2万元投资款的退出，并没有对上诉人18万元的出资或9%股权回购作出约定，存在重大遗漏，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就自己享有的18万元股权与被上诉人达成回购协议。五、一审法院不能用同一法律条款公平对待双方，造成判决依据自相矛盾。上诉人股份18万元，并非为他人代持，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协议证明双方达成了代持协议，且依照法律规定对于少缴纳的16.8万元蒋某只是承担补缴责任，并不妨碍其拥有股份的权利。李柏林在入股时按公司章程足额缴纳20万元10%，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其有资格超额入股，且被上诉人要确认在2004年公司成立时实际拥有另外180万元股份，亦无书面签字文件予以证明。在同样以1.2万元分红反推股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一边否认上诉人拥有的18万元股份，一边支持被上诉人有181.2万元股份，是错误的。《退出协议》主体并非众智公司，而是上诉人和李柏林个人之间形成的，且没有代持人的签字是非法的，内容造假，同时协议本身违背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龙某、肖某、众智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众智公司的实际出资为人民币1.2万元。被上诉人提交的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等证实了直至上诉人退出众智公司时止，上诉人在众智公司的实际出资为人民币1.2万元，并都是按实际出资1.2万元享有股东权利，获取分红。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亦承认在众智公司设立时上诉人本人仅实际缴纳现金1.2万元。上诉人自始至终均未支付或偿还其工商注册登记中的16.8万元投资款，也未以任何形式确认或承担该部分个人债务。上诉人也从未以18万元股权享有众智公司股东权利，获取分红，或承担股东义务或债务。现上诉人主张16.8万元是其个人债务，显然不能成立。众智公司设立时，李柏林以个人名义筹借180万元并归还，并非全体股东委托筹借，李柏林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要求确认该借款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股东的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或行为，也从未要求上诉人偿还或承担。上诉人退出众智公司时，也未对该16.8万元投资款及其对应的股权归属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上诉时却自认债务主张股权，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12月，上诉人自愿签署《股权退出协议》，上诉人自愿将所持众智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2000元的股权，以1.8倍的价格退还给众智公司，明确同意各自所持“股权由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收回重新分配，本人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力和义务关系”。上述协议签署后，众智公司时任执行董事肖某从个人银行账户向上诉人银行账户汇付21600元股权退让款。上诉人自愿退出众智公司并收取了股权退让款后，并未继续参与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其不再具有众智公司股东资格。上诉人认为签署协议、《退出及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公司收回学院股东收据情况清单》系列材料仅为应付检查，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2009年7月，因申报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需要，众智公司进行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上诉人自愿在众智纪字(2009）06号《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字，上诉人自众智公司工商登记显名股东转为隐名股东，工商注册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不需实际履行。众智公司于8月19日出具由变更后的全体股东签名的众智纪字(2009）13号《证明》，对此进行了强调。众智公司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方案经上诉人同意，其目的主要为满足申报资质的需要，众智公司依然承认上诉人股东身份，并按其实际出资给予分红，并未损害上诉人的股东权益，对众智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也未造成影响或损害。现因上诉人现已不再具有众智公司股东资格，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其要求确认肖某与案外人李柏林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要求肖某返还股权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是完全正确的，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在众智公司中的实际出资为1.2万元，且自始至终均以1.2万元享有股东权利，获取分红，且已合法退出公司并收取股权退让款，不再具有众智公司股东资格。众智公司回购股权并分配给其他股东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注册资本维持原则，也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过程中充分听取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组织双方举证质证，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辩论意见，庭审结束三日后依法判决，程序合法。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蒋某持有众智公司9%的股权；2.依法确认2009年起蒋某委托李柏林代蒋某持有众智公司9%的股份；3.依法确认2013年龙某的众智公司新增扩股200万元无效；4.依法确认李柏林将代持的蒋某的众智公司9%股权转让给肖某无效，肖某应返还该股权，请求李柏林返还代持蒋某9%的众智公司股权；5.依法确认蒋某所签订的退出协议无效，请求返还蒋某所转让的全部股权；6.本案诉讼费用由龙某、肖某、众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李柏林等20余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经济学院的教师共同发起成立众智公司，各发起人共筹资2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中的180万元系全体出资人委托李柏林筹借。2004年7月22日，众智公司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柏林，工商登记注册的显名股东为李柏林、闵涛、李常春、蒋某、张晓妮、刘先法、袁明、邓文辉、张俊、曾健如、肖颜11人，其中蒋某的工商登记出资额为现金18万元、出资比例为9%，蒋某实际出资为1.2万元。2009年，众智公司为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对工商登记中的股权及出资比例进行变更以提高注册造价师人数比例及出资额比例，其中将登记在蒋某名下出资比例为9%的18万元股权通过《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的形式变更至李柏林名下，变更后的工商登记股东变为李柏林、邓文辉、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袁明。变更后的该6名显名股东于2009年8月19日出具《证明》一份，表示工商登记注册相关资料（包括股东纪要、公司章程及各种协议文件的签名）均为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提交资料，实际入资所占股份与上述材料信息无关。此后，蒋某在2011年、2012年、2014年均按照出资1.2万元的标准参与分红。2014年9月，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关于“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的规定，要求李柏林等同时任职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股东退出众智公司。2014年9月28日，李柏林与肖某签订《股东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比例为32.5%）转让给肖某，并于当日召开了股东会议，同意李柏林退出众智公司，其股东资格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均变更为其配偶肖某。2014年12月25日，蒋某签订《股权退出协议》，自愿将所持有的众智公司注册资金1.2万元的股权以1.8倍价格即2.16万元退还给公司，相应股权由众智公司收回重新分配，其本人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2014年12月31日，众智公司通过肖某账号向蒋某银行账号转账2.16万元。蒋某后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上注明“退出”并签字确认。2015年12月21日，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变更为肖某、龙某、程秋。另查明，2013年12月9日，众智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400万，新增龙某为工商注册登记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蒋某在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原实际出资及占股比例为多少；二、蒋某将其实际占有股份转让给众智公司是否有效。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定蒋某在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原实际出资为12000元，占股比例为0.6%。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蒋某为证明自己享有众智公司出资18万元占股9%的股权,提交了来源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的缴款凭证、验资报告等证据，但工商登记材料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使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本案系蒋某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不涉及外部法律关系,因此应当以是否实际出资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判断和处理依据。本案各方对蒋某在公司设立时出资1.2万元并无异议，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其余16.8万元应否视作蒋某的出资。蒋某主张工商登记出资中的16.8万元来源于全体股东委托李柏林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举借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蒋某作为公司发起人之一，应以其自身财产缴纳出资，即使该笔款项16.8万元确系众智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筹借的资金，蒋某亦应其在以个人名义向公司承担相应债务后方可视为其实际出资，但蒋某当庭陈述其至今未归还该16.8万元，且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笔款项确认为个人债务，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笔出资享受过分红等股东权利，其将该部分款项主张为自己的出资显然缺乏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蒋某在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原实际出资应为1.2万元，占股比例为0.6%。关于焦点二，蒋某将其实际占有股份转让给众智公司合法有效。理由：蒋某当庭陈述2009年与李柏林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和2014年《股权退出协议》上的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蒋某在2009年与李柏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将其登记代持的公司9%的股份自愿转为由李柏林持有，并在工商变更登记后由显名股东转为隐名股东，但其实际仍享有出资额12000元占股0.6%的隐名股东权利，以股东身份参与分红直至2014年12月收取股权退让款后退出公司，其合法权益并未受到侵害。此后，蒋某于2014年12月因“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的规定，签订《股权退出协议》同意按照1.8倍价格将持有的1.2万元股权退给众智公司后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并实际领取股权退让款2.16万元，并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上签字确认退出公司，且其在此后未参与公司管理及分红的情况，故蒋某转让全部股权退出公司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司注册资本维持的基本原则也未损害蒋某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蒋某签订《股权退出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已于2014年12月退出众智公司，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故蒋某诉求确认《股权退出协议》无效并要返还其转让股权、确认其持有众智公司9%股权、确认其委托李柏林代持众智公司9%股权，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蒋某要求确认李柏林将众智公司9%的股权转让给肖某无效应返还该股权及要求李柏林向其返还9%公司股权的诉求，因李柏林系案外人，并非本案被告，故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处理。关于蒋某诉求确认2013年众智公司对龙某新增扩股200万元无效，因蒋某已并非众智公司的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该增资扩股并未损害其利益，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第三人及公共利益，不符合法定的无效条件，故一审法院对该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蒋某承担。本院二审期间，蒋某提交了四组新证据：证据1众智公司宣传资料及成立前人员工程经济系人员排位及名单，拟证明公司股东股份均匀分配是由工程经济系组织结构特点形成的，工程经济系是公司成立的基础，公司成立于管理受工程经济系辖制，并不单独依赖于某一个人，其中系部书记当时职级最大，加主任、副主任共三人，加教研室主任刘先法组成公司初创前后与管理核心团队；证据2公司部门及工作人员一览表及名片、授权书、关于培训部第一期CAD培训班的报告、2018年1号通知，拟证明公司股份均匀分配，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现象；证据3经营范围和公司业务联系电话，拟证明联系业务以系部身份为主，对公司业务成本可忽略；证据4程秋岗位调动申请报告、众智公司关于出资人股本金退出和持有的方案，拟证明2015年程秋作为二级学院员工、公司股东身份，并受到二级学院院长关照，并计划院内调整岗位，所谓退出方案等资料只是为了对学校有个说法，随意性强，不严格，未经系务会确认，不代表上诉人真实意见。被上诉人编造收购条件，收购上诉人股份文件造价，收购上诉人股份方案未经上诉人同意，不是上诉人的意思，未达成合意，公司不具备收购上诉人股份条件，收购无效。被上诉人龙某、肖某、众智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存疑，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资料为宣传资料，并不能说明公司股东均匀分配股份，股东股份应由内部约定。证据2是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工作安排，不能体现公司股权结构，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证据3与公司股权结构及上诉人出资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伪造，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本案中，蒋某主张其向众智公司出资18万元占股比例为9%。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蒋某实际向众智公司出资为1.2万元，后蒋某于2014年12月因“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的规定，签订《股权退出协议》同意按照1.8倍价格将持有的1.2万元股权退给众智公司后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并于2014年12月31日实际领取股权退让款2.16万元，且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上签字确认退出公司。《股权退出协议》系蒋某本人签字，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蒋某主张该协议无效，要求返还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蒋某实际向众智公司出资1.2万元已经退股，其不再享有相应股权。关于蒋某主张原工商登记出资中的16.8万元问题，蒋某主张该16.8万元是借款且作为了个人入股资金。对此本院认为，经审查，蒋某在众智公司成立时没有实际出资16.8万元，其在2014年退股后直至本案起诉前也没有承担16.8万元债务或表示由其个人承担16.8万元债务，故蒋某要求确认享有该部分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蒋某于2014年12月已退出众智公司，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也不享有股东权利。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关于确认《股权退出协议》无效并返还其所转让的股权、确认其持有众智公司9%股权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蒋某要求确认肖某从李柏林处受让的众智公司9%股权无效应予返还的诉求，一审法院考虑到涉及案外人未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另一审法院审理、判决本案，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廖雯娜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蒋 懿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