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树忠，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枫溪区*******，公民身份号码：445************353。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俊，广东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奕銮，广东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伟龙，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枫溪区怀德寨内32号之9，公民身份号码：440************33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龙，女，197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枫溪区怀德瓷兴路兴发园A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81。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干勇，广东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桂婉，广东摩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蔡树忠因与被上诉人吴伟龙、李东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2019）粤519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树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蔡树忠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吴伟龙、李东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错误理解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加重蔡树忠的举证责任，错误的判决致使蔡树忠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的损害。（一）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合法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双方的交易是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的，一审存在诸多认定事实错误的内容。首先，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存在的借贷事实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有吴伟龙本人所立下的《借款借据》为据，对于该《借款借据》上借款人处的签名是吴伟龙本人所签，这一点事实，无论在原一审、原二审以及发回重审后，吴伟龙均没有否认；另外，在诉讼过程中蔡树忠已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以证明蔡树忠早已将出借款实际出借的事实。蔡树忠认为，蔡树忠已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其次，一审在审理过程中，错误认定事实的内容诸多。1.关于出借方经济能力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审查出借方经济能力系合法合理的。在本案中，蔡树忠已提交了蔡树忠以及蔡树忠母亲陈楚音向李东龙众多的银行账户转账记录，有银行流水为证，完全足以证明出借方即蔡树忠具备出借能力。但是为了配合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蔡树忠尽其所能，提供其他证据(如租赁合同书、银行转账流水等)，以配合一审法院审理，来证明通过蔡树忠出借资金的来源(来自配偶的嫁妆、经营生意所得、胞兄的赠予等)。蔡树忠出借款项给吴伟龙、李东龙也是多次、零碎地出借，而非一次性，加上之前吴伟龙有借有还，蔡树忠可出借资金是循环可支配的。退一步说，即使当前蔡树忠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为0元，也不能以此推理蔡树忠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蔡树忠自始至终也非一直持有千万、百万存款的富豪。综述，一审法院认定蔡树忠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能力系错误的。2.对于借款用途的问题。首先，蔡树忠如实陈述，吴伟龙要求借款时是基于生意办厂所需，彼时吴伟龙经营陶瓷、色釉生意，住高档小区，开豪车。事实上，众多生意人基于一定的原因，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吴伟龙也如是。一审法院要求蔡树忠提供吴伟龙经营的证据，极不合理，该部分证据掌握在吴伟龙手中，蔡树忠无从调取。其次，从吴伟龙所立下的《借款借据》，明确写明系“因资金周转困难”，也足以证明吴伟龙、李东龙向蔡树忠所借资金的用途。其次，吴伟龙辩称案涉欠款系因赌博而形成的非法债务，但案件经过原审一审、二审、重审，其本人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蔡树忠所称的借款用途系错误的。3.对于款项交付的问题。首先，无论在原一审还是重审审理过程中，蔡树忠都强调2015年7月1日所形成的《借款借据》是在此之前吴伟龙的借款，在此之前双方有多份债权债务凭证，该份《借款借据》是当单(即结算后重新立据的)。民间借贷中，当借款人多次借款时，存在多张借款凭证的，借款人与出借人经常采取结算当单的方式重新出具单据。本案中所立《借款借据》亦如是。其次，对于证人的证言，蔡树忠当庭质证的时候也表明，证人林恭彬与蔡树忠、吴伟龙均有利害关系，且证人林恭彬拖欠蔡树忠部分借款，其完全有作出不利于蔡树忠的动机，本案中证人证言不具备任何证明力。蔡树忠有一份正当工作，不可能、也没有与吴伟龙合伙放贷。蔡树忠提供了详细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蔡树忠实际交付出借款的事实。4.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蔡树忠基于与吴伟龙的姐夫赖锐雄的关系，在赖锐雄的介绍下认识了吴伟龙，双方经过相处发展为朋友。再加上赖锐雄的关系，所以在经济上，蔡树忠对吴伟龙进行支持扶助。人与人之间的好坏、亲密程度，不能以认识时间的长短，或者是否存在同学、亲戚、战友等关系来衡量。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如若不是朋友，蔡树忠不可能多次、无息地出借款项给吴伟龙(至蔡树忠提起诉讼，吴伟龙是累计拖欠借款2100000元，因为是零碎出借，蔡树忠基于情谊不收取利息，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作为一个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几百万元的每月存款利息都有几千元”)，一审法院以“双方不存在同学、亲戚、战友等关系，应认定关系一般”，明显错误。（二）本案所涉的债务实际发生在吴伟龙、李东龙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伟龙、李东龙共同支配、使用其向蔡树忠所借款项的，李东龙对本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如蔡树忠在原一审、原二审、发回重审后的审理过程中所陈述，以吴伟龙名义向蔡树忠所借款项，均是通过李东龙名下多个银行账户收取，且出借时间是发生在吴伟龙、李东龙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伟龙、李东龙对所借款项是共同支配、使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案涉债务明显是属于吴伟龙、李东龙的共同债务，其两人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蔡树忠最后一次出借款项给吴伟龙、李东龙系在2015年2月，即使吴伟龙、李东龙故意串通并于2015年3月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意图使李东龙躲避案涉债务，但是无法抗辩案涉的债务是发生在其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东龙对本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蔡树忠已尽到应尽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蔡树忠的合法权益，应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吴伟龙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首先，吴伟龙与蔡树忠之间曾经存在合伙放贷关系。1.从资金来源看及出借能力看，自2012年至今，蔡树忠的月平均工资为2271.8元。按照蔡树忠的工资水平，其根本不具有一次性借款2100000元给吴伟龙的能力。从原审蔡树忠所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可看出，吴伟龙与蔡树忠之间的往来金额高达600多万人民币，这远远超出了蔡树忠的出借能力范围，可见蔡树忠对于借款来源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蔡树忠明显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准确无误。2.从资金用途看，蔡树忠称吴伟龙因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在2013年至2015年2月期间向其借取资金用于开办潮州市潮安区启泰陶瓷厂，并在2015年7月1日签署《借款借据》供其存执。经查证，启泰瓷厂于2015年7月20日注册成立，李东龙为该厂唯一股东。吴伟龙与李东龙已于2015年3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按常理论吴伟龙不可能在离婚后还向蔡树忠借款给自己的前妻办厂，况且在办厂4年前就开始借款，这显然不符合常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启泰瓷厂与本案无必然关系，一方面证明李东龙与本案无必然关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蔡树忠肆意捏造本案事实、颠倒是非，企图蒙骗法庭。3.从资金往来的方式看，蔡树忠在原审庭审笔录中说出借款项以银行往来记录为准，但重审时却改口称出借款项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可见就借款方式而言，蔡树忠的说法自相矛盾，无法让人信服。其次，吴伟龙与蔡树忠都确认存在转账及现金交易且往来频繁，仅证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期间，蔡树忠共向吴伟龙转出资金23笔，合计4150700元；吴伟龙共向蔡树忠转入资金31笔，合计1478750元，而蔡树忠所提供的借款借据上却记载为吴伟龙于2015年7月1日当日一次性向借到款项2100000元。现蔡树忠上诉理由中以“有正当工作”这一点就否认了其与吴伟龙合伙放贷的事实，实在是荒谬至极，也更能印证一审法院认定吴伟龙与蔡树忠合伙放贷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这一结论。4.从双方往来数额看，根据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可知本案涉及往来资金高达600多万，数额特别巨大，但吴伟龙转账给蔡树忠的多笔款项的数额却精确到十位数。同时吴伟龙付还给蔡树忠的款项中没有一笔与蔡树忠转账给吴伟龙的数额相符，这明显不符合正常归还几百万借款的形式，反而更倾向于吴伟龙在与蔡树忠合伙放贷后分红的事实。可见关于转账资金的用途，吴伟龙的陈述更具可信性。5.从资金往来的时间看，蔡树忠转账给吴伟龙的时间为2013年2月24日至2015年2月8日，但双方签署的《借款借据》载明吴伟龙取得2100000元借款的时间为2015年7月1日。假设双方为正常的借贷关系，按正常的交易习惯，蔡树忠不可能在发生了近百笔交易的两年后，才要求吴伟龙签署《借款借据》，这明显违背常理。据此也进一步证明《借款借据》是由吴伟龙与蔡树忠赌博而形成的非法债务。6.从双方的关系看，吴伟龙与蔡树忠非亲非故，若不是合伙放贷关系，蔡树忠为何会持续转账数笔大额款项给吴伟龙并且转账款项精确到十位数，这明显有别于日常借款关系。百万元的存款每月利息能达上千元，蔡树忠月工资水平不高又要负担购房贷款利息，亲兄弟还明算账，蔡树忠称基于朋友情谊才向吴伟龙提供免息借款的说法实在是过于牵强。其次，蔡树忠要求吴伟龙付还的2100000元为双方赌博形成的非法债务，该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本案中蔡树忠提供的《借款借据》是其与吴伟龙赌博而形成的违法债务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的规定，即使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人民法院仍应当确认借款合同无效。据此，吴伟龙与蔡树忠因赌博形成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吴伟龙与蔡树忠之间合伙放贷的事实明确，相关债权债务已经理清，而基于赌博所形成的《借款借据》为非法债务凭证，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驳回蔡树忠的诉讼请求。李东龙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李东龙无关。蔡树忠主张其与吴伟龙之间的借款关系发生在李东龙与吴伟龙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主张不符合实际。李东龙已于2015年3月16日与吴伟龙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借款关系产生于2015年7月1日，此时李东龙与吴伟龙已离婚并分开居住，财产各自独立，因此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李东龙无关。其次，蔡树忠主张其将借款转入李东龙的银行卡中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2002年李东龙与吴伟龙办理登记结婚后，李东龙将自己的两张银行卡置于家中，后被吴伟龙拿走使用，此后关于两张银行卡所产生的资金往来李东龙概不知情。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的所有支出均由李东龙用自己的工资承担，吴伟龙也从未将蔡树忠所主张的借款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故此，即使吴伟龙从蔡树忠处取得借款，李东龙也无需承担偿还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李东龙对于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关系概不知情，李东龙也无需承担偿还责任，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驳回蔡树忠的诉讼请求。蔡树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伟龙立即付还结欠蔡树忠的借款210万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双倍利率计算）；2.判令李东龙对吴伟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吴伟龙、李东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蔡树忠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母亲系陈楚音。吴伟龙于1995年5月12日因犯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被潮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1年5月30日刑满释放。2010年12月1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潮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刑满释放后无固定职业。二、李东龙与吴伟龙于2002年3月29日在潮州市枫溪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于2015年3月16日在潮州市枫溪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2015年7月20日李东龙设立潮州市潮安区启泰陶瓷厂，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李东龙。三、关于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蔡树忠诉称吴伟龙、李东龙于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多次向其借款。双方于2015年7月1日进行结算，由吴伟龙立下《借款借据》一份交由蔡树忠存执。为证明上述事实，蔡树忠提供了借款借据、银行转账历史明细、资金往来明细等予以证明。从蔡树忠提供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看，一一对照蔡树忠、吴伟龙双方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资金往来银行记录可知，蔡树忠转给李东龙款项情况如下：蔡树忠通过其名下账户622*************693转给李东龙名下账户622*************326款项合计1140000元、转给李东龙名下账户622*************218款项29100元，二项合计蔡树忠转给李东龙款项1169100元。蔡树忠通过其母亲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转给李东龙名下账户622*************218（换卡前卡号：622*************593）款项合计4093200元、转给李东龙名下账户955*************483款项200000元，二项合计蔡树忠通过其母亲陈楚音账户转给李东龙款项4293200元。上述蔡树忠及蔡树忠通过其母亲陈楚音转给李东龙款项总计5462300元。李东龙转给蔡树忠款项情况如下：李东龙通过其名下账户200***********719转给蔡树忠名下账户622*************693款项合计27500元；李东龙通过其名下账户622*************326转给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款项合计2500元、李东龙通过其名下账户200************719转给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款项合计20000元、李东龙通过名下账户622************218（换卡前卡号：622*************593）转给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款项合计1270000元、李东龙通过名下账户200********329667转给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款项合计232500元、李东龙通过其名下账户955*************483转给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款项合计262500元，上述李东龙转给蔡树忠及陈楚音款项总计1815000元。根据蔡树忠自行制作的银行资金往来记录中吴伟龙付还蔡树忠现金共2590000元。另外，蔡树忠虽然提供了2014年7月5日陈楚音名下账户转给开户人不明的账户9558822004*****5395款项156800元，但因该帐户开户人不是吴伟龙、李东龙，蔡树忠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9558822004*****5395该帐户是吴伟龙所指定的收款帐户，故无法认定上述款项与本案有关。至于蔡树忠提出2014年12月14日陈楚音转给李东龙款项200000元、2014年8月20日李东龙转给陈楚音款项100000元，因蔡树忠提供的所有转帐记录中均没有上述二笔款项的记载，一审法院对此也不予认定。综上，上述蔡树忠及陈楚音与吴伟龙、李东龙之间的资金往来款项互相抵除后差额仅为1057300元，与借款借据上的借款数额2100000元相差悬殊，明显不合常理。吴伟龙辩称案涉欠款不是借款，系因赌博而形成的非法债务。其与蔡树忠之间2013年至2015年的资金往来，系双方合作放贷转账的流水明细，并非蔡树忠主张的借款转账往来，并提供了借款书、证人证言、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等予以佐证。蔡树忠主张案涉借款2100000元系其与吴伟龙、李东龙之间多笔借款结算的款项，但其提供的《借款借据》载明：“兹有本人吴伟龙，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蔡树忠借到人民币2100000元整……借款人：吴伟龙2015年7月1日”，蔡树忠在庭审时主张前多次借款均有出具债权凭证，在每次吴伟龙还款时即将债权凭证归还吴伟龙，但吴伟龙对此予以否认。该《借款借据》形成于2015年7月1日，按正常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无法体现该《借款借据》系蔡树忠、吴伟龙双方对前多次借款结算的意思。且蔡树忠提供的银行转账历史明细中载明双方汇款还款往来款项频繁发生在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之间，双方借款、还款近百笔，多次出现同一天几笔汇款，借款数额如此巨大，但还款的数额却十多次出现尾数为50元的情况，这与常理不符。蔡树忠提供的资金往来明细仅凭自己单方面记忆制作，没有经过吴伟龙确认，虽银行转账资金往来有银行转账记录可查验，但如何结算成最终欠款为2100000元的事实，蔡树忠无法清晰说明，缺乏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出借方经济能力的问题，蔡树忠在庭审时主张大额资金来源于配偶的嫁妆、经营石膏粉生意、胞兄的赠予，并提供了租赁合同书、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关于租赁合同书只能证明其有租赁厂房，但其无法提供经营石膏粉的营业执照、盈亏情况，故租赁合同书尚不足以证明其经营收入情况；关于配偶的嫁妆，蔡树忠无法提供嫁妆清单予以证实；关于胞兄的赠予，系蔡树忠单方面陈述，虽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欲证明其胞兄汇入大额款项赠予其，但是否系赠予性质无法证实，且上述款项均被蔡树忠转走，至2013年4月21日蔡树忠帐户余额只有108030.43元。同时，蔡树忠自认约于2015年用住房积金和商业贷款购置住房一套，首付约500000元，按揭20年，每月付还按揭款，房屋装修约250000元。在此期间，蔡树忠自认还有出借给林某某20多万元、许某某80万元并口头约定月息2%。另外，从蔡树忠提供的其名下帐户622*************693在2013年2月24日的帐户余额仅有13335.39元、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在2013年5月30日的帐户余额仅有70000元，上述两个帐户余额长期处于没有大额存款的情况下，每次大额资金转账给李东龙时，都是从他人帐户转款给蔡树忠或陈楚音后当日或隔日再转账给李东龙，如陈楚音名下账户621*************219于2013年7月19日转入200000元后于隔日转给李东龙190000元、于2013年12月26日转入450000元后即于当日分三笔共转给李东龙438750元，于2014年1月9日转入二笔共1000000元后即于当日分四笔共转给李东龙800000元，于2014年3月24日转入490000元后即于当日分三笔共转给李东龙473750元。综合蔡树忠购房款装修款支出及出借给他人借款和蔡树忠每次大额转账给李东龙时均需从他人帐户转入资金的情况分析，蔡树忠自身显然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关于借款用途的问题。蔡树忠陈述吴伟龙向其借款是生意办厂需要资金周转，并反映吴伟龙在大道尾有一家陶瓷厂、在堤头村有一家色釉厂、在蔡陇村有一家色釉厂，但吴伟龙辩称其系“社会仔”，不务正业，对办厂予以否认，蔡树忠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吴伟龙办厂的任何依据，应视为举证不能。而李东龙投资开办的潮州市潮安区启泰陶瓷厂是在吴伟龙向蔡树忠立下借条、与吴伟龙离婚之后，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必然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蔡树忠诉称的借款用途不予认可。关于款项交付的问题。蔡树忠在原一审庭审笔录中说出借款项以银行往来的记录为准，但在重审庭审笔录中说出借的款项有现金和银行转账，出借现金给吴伟龙有写借条，还款时就将单据还给吴伟龙，但蔡树忠没法提供其出借现金的任何记录，在重审时重新自行制作的资金往来银行记录中仅有蔡树忠或陈楚音通过银行转账给李东龙，没有任何现金出借的记载。同时从蔡树忠提供的资金往来银行记录中可以看出，吴伟龙付还现金的数额多于李东龙转账给蔡树忠及陈楚音，且蔡树忠和陈楚音转账给李东龙的每笔款项均远远大于吴伟龙和李东龙现金和转账给蔡树忠及陈楚音的数额；从蔡树忠转账的款项中大部分每笔均是10万元、20万元或30万元，没有一笔少于3万元，而蔡树忠自认的吴伟龙付还的款项中少于3万元以下的就有10多笔，其中7500元、2500元、12500元、5000元就有近十笔，与蔡树忠转给李东龙的款项中没有一笔是相同的，结合证人林恭彬的证言，蔡树忠和陈楚音与吴伟龙和李东龙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体现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的借贷关系，蔡树忠与吴伟龙之间合伙放贷更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蔡树忠、吴伟龙双方均确认通过吴伟龙的姐夫赖锐雄介绍认识的，双方之间不存在同学、亲戚、战友等关系，应认定为关系一般，蔡树忠主张所有出借给吴伟龙的借款均是无息借款，但作为一个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几百万元的每月存款利息都有几千元，而蔡树忠在自己当时月工资收入仅有2000多元、负担购房贷款利息、在此期间蔡树忠出借给他人的借款月息2%情况下，还多次无息出借巨额借款给吴伟龙，从蔡树忠、吴伟龙双方关系看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有悖于常理。另，蔡树忠对案涉借款形成的时间、过程等细节均不能清晰详述。综上，综合蔡树忠、吴伟龙提供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等因素，各证据与本案事实的关联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蔡树忠主张案涉欠款系借款性质没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树忠、吴伟龙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在民间借贷纠纷中，蔡树忠、吴伟龙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发生争议时，主张存在借款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对借款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蔡树忠作为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向人民法院提交债权凭证后，应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是否将款项交付给吴伟龙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的证据及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对蔡树忠、吴伟龙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蔡树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蔡树忠请求判令吴伟龙、李东龙共同付还借款2100000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蔡树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600元，保全费1520元，由蔡树忠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蔡树忠以其与吴伟龙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债务为吴伟龙、李东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需对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蔡树忠对此提交了吴伟龙本人立下的《借款借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作为证据。而吴伟龙否认与蔡树忠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主张《借款借据》上所涉及的债务是赌债，而银行转账记录涉及的资金往来是其与蔡树忠合作放贷之间的资金往来，并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借款书》、蔡树忠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以及申请证人林恭彬、吴峰出庭作证。因吴伟龙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提交相应证据，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进行审查。蔡树忠上诉认为一审认定的其出借能力、对方借款用途、款项交付、双方之间的关系均有错误，对此本院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进行审查。1.关于蔡树忠的出借能力。蔡树忠主张资金来源于配偶的嫁妆、经营石膏粉生意、胞兄的赠与。对于配偶的嫁妆，蔡树忠主张有100多万元，但没有提交具体的嫁妆清单及相应依据。对于经营收入，蔡树忠提交的租赁合同书只能证明其有租赁厂房，但其无法提供证据佐证其确实有进行经营已经有盈利的事实，该租赁合同书不足以证明其经营收入情况；对于胞兄的赠予，蔡树忠提交了银行转账流水，该证据无法证明转账的性质是否是蔡树忠所称的赠予，上述款项也均每次在转入之后很快被蔡树忠转走。综合蔡树忠自认的在期间支付购房款装修款750000元支出及出借给他人借款100多万元的情况，蔡树忠虽然存在与吴伟龙之间互有转账，且其转给吴伟龙的数额大于吴伟龙转给他的数额，但难以认定蔡树忠自身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2.关于借款用途。蔡树忠主张吴伟龙是为了经营陶瓷、色釉生意而借款，但无法提交吴伟龙经营生意的依据。吴伟龙则认为其之前二次因违法犯罪被判处刑事处罚，刑满释放后无固定职业，与蔡树忠合伙从事放贷，至于本案《借款借据》是其与蔡树忠赌博的赌债，对其主张，其也无法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李东龙投资开办的潮州市潮安区启泰陶瓷厂是在2015年7月，是在吴伟龙立下《借款借据》并且与李东龙离婚之后，而蔡树忠主张的借款时间是在2013年至2015年，李东龙投资开办工厂不能认定与本案存在必然关系。综上，本案不能认定吴伟龙有向蔡树忠借款的目的。3.关于款项的交付。蔡树忠主张款项的交付是从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而本案《借款借据》的形成时间是2015年7月1日，蔡树忠主张在此之前双方有多份债权债务凭证，本案《借款借据》是结算后重新立据的，对此吴伟龙予以否认，蔡树忠也无法提交证据证实其陈述。经审查，该《借款借据》载明的内容“兹有本人吴伟龙，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蔡树忠借到人民币贰百壹拾万元整（小写：2100000.00）。利息自愿按照月/%计，定于每月/日前付还借款利息。借款期限/，期到全额付清……。借款人:吴伟龙2015年7月1日”，并没有双方将借款进行重新结算的意思表示，且既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该《借款借据》形成时间是在双方之间存在转账往来结束之后的二年多，双方之间的转账出现一天之内几笔转账，汇款数额多次出现尾数为50元的情况，在同一天内出现吴伟龙先汇款10000元给蔡树忠，蔡树忠又再汇款100000元给吴伟龙的情况，这些汇款情况也不符合民间借贷中的资金交付习惯。综上，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的转账难以认定是双方之间因民间借贷关系而产生的资金交付。4.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蔡树忠与吴伟龙均确认双方是经过吴伟龙的姐夫赖锐雄介绍认识的。蔡树忠认为其与吴伟龙没有非常亲近的朋友关系，是基于其与赖锐雄关系比较好，赖锐雄让他借款给吴伟龙做生意，他才出借款项给吴伟龙。根据蔡树忠的陈述，其与吴伟龙之间关系确系一般朋友，只是由于赖锐雄的原因而多次借款，蔡树忠在自身工资收入不高，购房需贷款并承担贷款利息，而且在该期间出借给他人的借款利息是月息2%的情况下，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里多达几十次无息出借款项给一般朋友，欠款金额最多时达200多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蔡树忠与吴伟龙的证据综合认定，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本院认为无法认定蔡树忠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有实际发生，蔡树忠认为其一审提交的《借款借据》及银行转账流水已能证明其将款项出借给吴伟龙理由不成立。蔡树忠请求判令吴伟龙付还借款2100000元及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李东龙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楚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蔡树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蔡树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慕成审 判 员 杨 桦审 判 员 陈 烨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子鋆书 记 员 黄雪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