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9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朝，男，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权，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艳，女，197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华街9号6-1幢602号。 法定代表人：向艳，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超群，男，197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霞，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黑林铺昌源中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向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洋，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熹，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朝因与被上诉人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福亨公司）、张超群、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绕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3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朝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向艳签署《清算和解协议》并非昆明绕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昆明绕城公司不产生拘束力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清算和解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向艳当时是昆明绕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至今未变；其次，向艳是以昆明绕城公司的名义签订的《清算和解协议》；再次，杨朝签订《清算和解协议》是善意的，昆明绕城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杨朝不是善意相对人；最后，《清算和解协议》明确约定了签字即生效。因此，依照法律规定，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签订《清算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昆明绕城公司承担，昆明绕城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一审关于杨朝在《清算和解协议》中免除了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清算和解协议》虽有免除向艳还款责任和张超群担保责任的约定，但约定了按照3.1款（合同中3.2款的约定系笔误）中各条执行才予以免除的前提条件，并非直接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责任。在喜福亨公司拒绝履行或不能履行还款责任时，杨朝仍保留向向艳主张还款责任及向张超群主张担保责任的权利。其次，杨朝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在考虑到向艳所借款项系用于喜福亨公司及昆明绕城公司的事实基础上，由喜福亨公司和昆明绕城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并形成（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鉴于该民事调解书已经被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不应认定杨朝放弃了对向艳、张超群的权利。三、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清偿期限届满后两年。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虽未按照杨朝的请求履行还款义务和保证责任，但均表示同意归还并请求延期，因此不存在一审认定的保证期间已过的问题。 向艳、张超群辩称，《清算和解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但没有任何生效法律文书对《清算和解协议》予以撤销，《清算和解协议》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清算和解协议》鉴于部分明确约定：“由于甲方（杨朝）借款，均是用于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向艳与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全部款项均由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归还甲方。甲方对此予以同意，在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后，甲方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和担保责任，不免除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第3.2条约定：“甲方（杨朝）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第1.2条第2款约定：“调整后的甲方（杨朝）债权明细如下：债权人：杨朝，债务人：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担保人：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根据上述约定，向艳不再承担还款责任，张超群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第三，杨朝关于须喜福亨公司偿还了所有债务后才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的诉称意见，与《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不符。综上所述，《清算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杨朝同意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和担保责任，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一切权利，由此，向艳、张超群不承担任何责任。 昆明绕城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向艳擅自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签订《清算和解协议》构成越权代表，杨朝诱导向艳签字，并非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和相关条款不对昆明绕城公司生效。1.向艳名为昆明绕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早已移交公章，不能代表昆明绕城公司。2.根据法【2019】254号民商事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而且该决议应当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作出，否则构成越权代表。杨朝无证据证明在排除了关联股东喜福亨公司后，审查昆明绕城公司的另一股东云南省公路局是否就清算结算作出意思表示。3.杨朝不是善意相对人。《清算和解协议》是在已免除向艳的债务和义务，在明知向艳不能代表昆明绕城公司的情况下，让向艳签订违背当事人意思的协议。 喜福亨公司未作答辩。 杨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向艳支付杨朝费用本金1509600元及利息90576元（利息以本金1509600为基数，自2014年3月8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14年6月8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向艳支付杨朝违约金30192元（违约金以1509600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自2014年6月9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3.判令向艳支付杨朝利息，至付清之日止；4.判令向艳支付杨朝律师费75480元（按照拖欠金额的5%计算）；5.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对诉讼请求1、2、3、4承担连带支付责任；6.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杨朝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支付杨朝费用本金1509600元，并自2014年3月8日起以15096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自2014年6月9日起以15096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杨朝支付违约金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向杨朝支付律师费75480元；4.判令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对的1、2、3项诉讼请求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3月3日，债权人杨朝（即甲方）与债务人向艳（即乙方）及担保人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即丙方）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从2014年11月起代乙方支付各种费用人民币1509600元，丙方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还款责任；2.由于相关支付凭证系乙方指定或由甲方支付现金给乙方，为确保不产生其他纠纷，签约各方以本确认书为准；3.在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所享有的乙方债权包括：（1）借款本金：人民币1509600元（大写：壹佰伍拾万零玖仟陆佰元整），（2）欠款期间的资金占有使用费：按费率2%/月计算；叁个月应付费用90576元（大写：玖万零伍佰柒拾陆元整），到期日为2015年6月8日。上述债权总计金额为人民币1600176元（大写：壹佰陆拾万零壹佰柒拾陆元整）；4.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上述借款本金已经到期，乙方应一次性支付借款本息；5.丙方自愿共同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其它应承担的费用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乙方逾期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拖欠金额的千分之二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7.因乙方逾期还款，甲方因收款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车旅费等）均由乙方承担。其中，诉讼费、车旅费按实计算，律师费按拖欠金额的5%执行。该协议落款处有杨朝、向艳、张超群签字捺印，喜福亨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签字，昆明绕城公司签章及法定代表人向艳签字确认。 2.2015年3月3日，向艳签署了两份《向艳垫付费用计算确认表》，金额分别为955200元、554400元，总计1509600元。 3.2018年5月17日，杨朝作为债权人（即甲方），向艳作为债务人（即乙方），与担保人（即丙方）包括张超群、向艳代表的喜福亨公司及昆明绕城公司签订了《清算和解协议》。该《清算和解协议》中载明，鉴于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未按照《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而由于向艳的借款均是用于喜福亨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事实，达成协议：“.鉴于：1、甲方于2015年3月3日与乙方、丙方签署《债权债务确认协议》明确截止到2015年3月3日乙方欠甲方150.96万元，该欠款作为甲方对乙方的借款，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利率为2%月，借款3月。债权支付凭证以《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为准。甲方对乙、丙方的其他债权另行约定。在上述协议中，由丙方喜福亨公司、赵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对乙方的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权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于甲方借款，均是用于喜福亨公司的生产经营，向艳与喜福亨公司达成协议，全部款项均由喜福亨公司归还甲方。甲方对此予以同意，在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后，甲方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和担保责任，不免除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第一条债权数额：1.1、……1.2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还款总金额为人民币2415360元（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壹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包括本、息、诉讼费、保全、执行等所有费用），由喜福亨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前还清。调整后的甲方债权明细如下：债权人：杨朝，债务人：喜福亨公司，债权金额：1509600元，逾期利息：905760元，担保人：昆明绕城公司。第二条还款金额、期限及利息的计算方式喜福亨公司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全额归还债权本金及逾期利息2415360元（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壹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还款期限内停止计息。还款期限届满如未偿还，喜福亨公司应当自违约之日起以第一条中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2%/月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付至全部本息清偿时止。昆明绕城公司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第三条清偿顺序......3.2甲方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该协议落款处有杨朝、向艳、张超群签字捺印，喜福亨公司加盖了印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向艳签字确认，昆明绕城公司落款处有“法定代表人：向艳”签字字样。 4.杨朝于2017年5月24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主张1.判令向艳支付杨朝费用本金1509600元及利息90576元（利息以本金1509600为基数，自2014年3月8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14年6月8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向艳支付杨朝违约金30192元（违约金以1509600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自2014年6月9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3.判令向艳支付杨朝利息，至付清之日止；4.判令向艳支付杨朝律师费75480元（按照拖欠金额的5%计算）；5.判令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对诉讼请求1、2、3、4承担连带支付责任；6.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承担。2018年5月23日，经一审法院组织调解，由向艳代表其本人、喜福亨公司及昆明绕城公司，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大勇代表张超群与杨朝签订《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一、原被告各方确认，被告向艳欠付原告杨朝为其偿还债务本金1509600元及截止2017年12月15日的逾期利息905760元，共计2415360元；二、被告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资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该二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前向原告杨朝偿还2415360元，在还款期内(2017年12月15日-2018年6月30日)停止计息，若还款期限届满未偿还，被告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12月16日起以1509600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全部本金清偿时止；三、原告杨朝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之后，昆明绕城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再审认为......再审审理中向艳已自认其已于2015年将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公章交给云南省公路局，向艳虽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已不能代表该公司参与诉讼调解。故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所涉调解协议不是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民事调解自愿原则......”遂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一审另查明，1.喜福亨公司，曾用名为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9月16日经工商变更的登记为“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 2.云南省公路局于2014年12月17日向喜福亨公司发送《云南省公路局关于解除与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关系的函》，载明：“……一、请贵公司收到本函后10日内，配合省公路局办理原值回购贵公司持有的全部绕城公司的出资额（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二、省公路局在扣除银行贷款利息、贵公司欠款、税费、其他融资成本及违约金后，将贵公司前期投入资金无息退还贵公司。”喜福亨公司回函，承诺在2014年12月28日前把股权转让款部分或者全部向云南省公路局支付，或在2016年12月28日前与第三方签订生效的融资协议。否则，喜福亨公司自愿承担违约及一切后果，并在2015年1月10日前按云南省公路及要求完成股权回购和工商登记变更。喜福亨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承担所有责任。2015年3月18日，喜福亨公司向云南省公路局发出《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昆明绕城高速公路西北段项目的最终承诺函》，载明：“......1.资金于2015年4月开始陆续到位（以资金到绕城公司账户为准）；2.如在2015年4月30日前未按要求资金到位......我公司将在5月6日（1至3日为假日）前办理终止合作手续，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3.本承诺为我公司的最终承诺，与合作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2015年3月24日，喜福亨公司向昆明绕城公司提供了一份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载明：“1.公章‘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1枚......”。 2015年7月14日，昆明绕城公司在春城晚报上刊登公告，载明“……经三方协商一致，就解除《合作协议》及解除协议后续事宜的处理已签订了《云南省公路局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解除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公路西北段项目合作的协议》，并于2015年6月10日生效。自2015年6月10日起，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得再以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西北绕城项目开展一切融资、借贷以及其他经济行为活动......”。 一审审理中，（一）杨朝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成都银行网银入账转款凭证8份，拟证明杨朝代向艳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向艳、张超群及昆明绕城公司均认为转账是转给案外人的转款凭证，并不是转给向艳，金额与杨朝主张的不一致，转账时间与金额均无法核实；2.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1471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截止2018年7月4日，向艳仍然代表昆明绕城公司。向艳、张超群及昆明绕城公司均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二）昆明绕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昆民五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民终68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5年11月16日，因喜福亨公司一直不予配合办理退股及工商变更手续，云南省公路局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判决已生效，根据判决内容，喜福亨公司应当向云南省公路局返还股权及支付违约金。杨朝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判决书的内容是喜福亨公司与云南公路局之间合作关系的解除或者工商登记的变更，与杨朝无任何法律关系，两份判决书是证明喜福亨公司应与云南省公路局之间合作发生的纠纷，不影响杨朝债权的实现，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对杨朝无任何法律拘束力。向艳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杨超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就2015年3月3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经过杨朝、向艳、张超群签字捺印，喜福亨公司、昆明绕城公司盖章予以确认，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虽然昆明绕城公司抗辩该协议未经其股东会同意，但是其公司内部是否决议不影响其外部效力，故对昆明绕城公司抗辩该《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对其不产生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2018年5月17日的《清算和解协议》。该协议经杨朝、向艳、张超群签字捺印，经喜福亨公司盖章确认，应系该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其四方的相关约定对其均有约束力。对于该《清算和解协议》对昆明绕城公司的效力问题，虽然该协议有昆明绕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的签字捺印，但是并未加盖昆明绕城公司的签章，而从查明事实来看，向艳虽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早已移交了公司印章，且实际上已不能代表该公司进行意思表示。故向艳签署该协议并非昆明绕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昆明绕城公司不产生拘束力。因此，就各主体的责任问题： 关于向艳的责任问题。虽然杨朝与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于2015年3月3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中约定向艳作为债务人，但杨朝与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及昆明绕城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清算和解协议》中对债务人变更做出了明确约定，变更后的债务人为喜福亨公司，并且约定甲方（即杨朝）明确免除向艳的还款责任，并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故《清算和解协议》已经就债务人进行了变更，故杨朝现主张向艳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喜福亨公司的责任问题。依据《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已经由喜福亨公司、向艳、杨朝确认债务人由向艳变更为喜福亨公司，该变更为喜福亨公司、向艳、杨朝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三方均有约束力。因此，对于杨朝主张喜福亨公司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张超群的责任问题。依据《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杨朝明确免除了张超群的担保责任，并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现杨朝主张张超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不符，故对于杨朝主张张超群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昆明绕城公司的责任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清算和解协议》对昆明绕城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因此，杨朝只能基于2015年3月3日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主张昆明绕城公司承担责任。《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中约定昆明绕城公司作为债务人向艳的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还款责任，但该份协议并未约定担保时间。虽然杨朝主张《清算和解协议》中确认了《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中担保人的“保证期限为主债权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当时基于上述关于《清算和解协议》效力的分析，该《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对于昆明绕城公司不产生效力，故其中关于保证期限的约定对昆明绕城公司亦无约束力，应依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中的约定视为就昆明绕城公司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对于昆明绕城公司的保证期间应至2015年12月8日，因杨朝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担保期限内向昆明绕城公司主张过相关权利，故杨朝现主张昆明绕城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时间已超过法定期限。对其主张昆明绕城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喜福亨公司的具体责任问题。 因向艳、喜福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之前向杨朝履行过还款义务，依据《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现杨朝主张喜福亨公司偿还本金1509600元，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因喜福亨公司未按《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按时归还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喜福亨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清算和解协议》中第一条、第二条，杨朝公司可以主张喜福亨公司支付逾期利息，即2015年6月15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的逾期利息905760元；之后的逾期利息，应以1509600元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算，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关于杨朝主张的利息超出部分，不符合《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朝主张喜福亨公司支付自2014年6月9日起以15096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属于对违约责任的重复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杨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一、喜福亨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朝支付1509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7年12月15日的逾期利息905760元；以本金15096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杨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喜福亨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53元，由杨朝负担1249元，由喜福亨公司负担18904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杨朝是否免除了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2.昆明绕城公司应否就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杨朝是否免除了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由于《清算和解协议》源于杨朝、向艳、喜福亨公司、张超群、昆明绕城公司2015年3月3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协议》，而向艳在该协议中是主债务人，张超群是担保人，故认定杨朝是否免除了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应根据《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内容，并结合《清算和解协议》形成的背景综合认定。 首先，从《清算和解协议》关于“由于甲方借款，均是用于喜福亨公司的生产经营，向艳与喜福亨公司达成协议，全部款项均由喜福亨公司归还甲方。甲方对此予以同意，在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后，甲方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和担保责任，不免除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的约定内容看，杨朝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是建立在喜福亨公司归还全部款项的基础上，即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喜福亨公司“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归还全部借款。至于如何理解“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本院认为，由于协议中3.2条“甲方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仅有一条内容，并不存在“各条”，与上述“各条执行”的约定明显冲突；而协议中3.1条“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向甲方偿还的款项按下列顺序进行清偿：（1）利息；（2）违约金及相关费用（协议中显示划掉）；（3）借款本金”有多项，与上述“各条执行”更为吻合。并且，如果将“按照3.2款中各条执行”理解为按照协议第3.2条执行，即喜福亨公司在执行“甲方放弃向张超群、向艳主张包括担保责任在内的一切权利”条款后，杨朝才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此种理解在语义上明显不通。故此，杨朝关于上述约定中的“3.2”系笔误，实为“3.1”的解释，更符合合同约定的整体内容，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喜福亨公司并未按照协议3.1条履行义务，故免除向艳、张超群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 其次，从《清算和解协议》的形成情况看，该协议是在（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案件的调解过程中形成的，与（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具有高度关联。因此，杨朝无论是在《清算和解协议》中，还是在（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中，其不要求向艳承担还款责任和张超群承担担保责任，都是建立在昆明绕城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上。由于（2018）川01民再152号民事裁定已认定向艳实际上不能代表昆明绕城公司参与（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案件的诉讼调解，（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所涉调解协议不是昆明绕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撤销了（2017）川0105民初5765号民事调解书。故此，在杨朝不要求向艳承担还款责任和张超群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条件已不存在的情形下，不能认定杨朝免除了向艳的还款责任，以及张超群的担保责任，否则对杨朝明显不公。 综上，本院认为，杨朝免除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的条件并不具备，向艳、张超群关于杨朝已免除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向艳的还款责任和张超群的担保责任仍应按照《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予以确定。关于向艳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清算和解协议》的约定内容可以看出，杨朝与向艳、喜福亨公司对案涉款项作为杨朝对向艳的借款，以及向艳将所借款项用于喜福亨公司的生产经营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杨朝关于向艳与喜福亨公司对案涉款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相符，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张超群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约定，案涉款项的履行期限截止时间为2015年6月8日，按照《清算和解协议》关于保证期限为主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的约定，保证期间于2017年6月8日届满。杨朝于2017年5月24日起诉张超群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杨朝关于张超群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昆明绕城公司应否就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向艳在《债权债务确认协议》《清算和解协议》中以昆明绕城公司的名义为案涉款项提供担保时，因其身份系昆明绕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向艳无须另行授权，就可以一般性地代表昆明绕城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即向艳是否加盖昆明绕城公司印章并不影响其以昆明绕城公司的名义作出意思表示。向艳虽自认其已将昆明绕城公司印章交给云南省公路局，但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并未丧失，且昆明绕城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向艳，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一审关于向艳已不能代表昆明绕城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认定与法律规定不符，应予纠正。 其次，法定代表人尽管可以一般性地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但对于担保行为，因其涉及公司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故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行为对昆明绕城公司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应以向艳是否构成越权代表为标准，并根据杨朝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属善意加以认定。对此，本院认为，如本院前文所述，向艳和喜福亨公司对杨朝而言，系共同债务人，而喜福亨公司是昆明绕城公司的股东，故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为案涉款项向杨朝提供担保，实质就是为公司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该担保事宜在排除了喜福亨公司表决权的情况下，已经昆明绕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行为属越权代表行为。杨朝在接受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时，未对担保事宜是否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存在明显过错，不能认定为善意。故向艳以昆明绕城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行为对昆明绕城公司不产生效力。杨朝关于要求昆明绕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朝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35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杨朝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35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朝支付1509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7年12月15日的逾期利息905760元；以本金15096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为：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朝支付1509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7年12月15日的逾期利息905760元；以本金15096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 三、张超群对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杨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153元，由杨朝负担1249元，由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张超群负担189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53元，由杨朝负担1249元，由向艳、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张超群负担189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伟 审判员  冷雪 审判员  苏展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唐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