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某1，男，193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仪器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3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北大医院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6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菜蔬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兼曲某1、张某、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某2，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以上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崇瑞，北京鸣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某3，男，199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起初未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曲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女，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因与被上诉人曲某3、史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4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某2及其与曲某1、张某、刘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崇瑞，被上诉人史某（兼曲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史某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鉴定机构未认定借条系曲某4所写，不能认定史某与曲某4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同居关系，双方之间转账有经济往来是极为正常的。史某控制曲某4的银行账户，转账给曲某4也是其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不能证明曲某4收到和控制转账的钱。2、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我们是不公平的。史某作为主张债权的一方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3、原审法院判决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违反常识，背离了人民法院惩恶扬善的宗旨。史某与曲某4长期同居并生育一子，金额不大的经济往来却需要写字条留证据，更难以置信的是在曲某4离开人世无法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后提起诉讼，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通。史某、曲某3辩称：不同意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中，是对方要做鉴定，是我提供的样本，对方没有提供任何样本，最终因比对样本不充分，没有满足鉴定条件而终止鉴定工作。我与曲某4系朋友关系，并非同居关系，借钱给他是出于道义。我已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我与曲某4生有一个儿子，但当时我们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我并不知道其已经结婚，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史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归还曲某4欠款本金合计10万元；2、判令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偿还2011年12月8日借款3．5万的利息（按照年利息3000元，从2011年12月8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曲某4与刘某系夫妻，曲某1、张某系曲某4之父母，曲某2系曲某4、刘某之女，曲某3系曲某4与史某之非婚生子。曲某4于2017年5月17日死亡，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为刘某、曲某1、张某、曲某2、曲某3。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史某提交借条1张，内容为：“今借到史某人民币计拾万元整（100000），其中1991年2万1千2003年1万7千2011年12月8日3万伍利息为年息3000元2012年1月10日1万利息面议2003年9月5日1万8千曲某4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0月1日”。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法院释明，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申请对借条中的字迹是否为曲某4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选定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鉴定过程中，经史某申请，法院分别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四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金树街支行、平安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包商银行调取了曲某4签名字迹的比对样本11份，经双方确认系曲某4字迹后，法院依法将所有比对样本移送至鉴定中心。2019年9月2日，该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经我中心专家对本案检材上“曲某4”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曲某4”签名字迹进行比较检验后发现，现有样本材料上“曲某4”签名字迹书写习惯不稳定，在“曲”字、“保”字连写方式等书写特征上存在书写多样性，检材与样本上“曲某4”签名字迹书写特征既有符合点，也有差异点，无法判断检材上“曲某4”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曲某4”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对于检材上除签名字迹外的其他字迹因缺少相应字迹的比对样本材料，比对条件不充分，不满足鉴定条件。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取得方式不合法的”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史某、曲某3对告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对告知书的真实性认可，并无法提供符合鉴定比对样本的材料。史某在庭审中对借款的交付情况陈述如下：1、1991年借款2．1万元：1991年曲某4在北大医院工作，我在北大医院的第三产业医林书苑工作，每月收入2000元至3000元。当年我和曲某4确认恋爱关系，我父亲这一年去世，留给我1万元钱，我把这1万元以现金的形式借给他，其余借款也是在这一年内分几笔以现金的形式借给他的；2、2003年借款1．7万元：2003年我在中图信息公司做后勤工作，每天工作半日，月工资1000多元，剩余半天加上周六日我在其他地方做小时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至4000元。曲某4的大姐委托曲某4的二姐向我借款1．7万元用于买车，后我要求还款时曲某4的二姐告知该1．7万元给了曲某4，曲某4承认并向我出具借条。3、2011年12月8日借款3．5万元：当时我和刘某在同一单位上班，我做后勤工作，月收入3000余元。我在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门营业所将定存定取存单内的钱连本带息共计3万元取出（一部分是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曲某4，另一部分是取现后交付曲某4），加上我当时带的5000元的现金，共借给曲某43．5万元。4、2012年1月10日借款1万元：我当时还是和刘某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曲某4在我这里拿钱借给王建明，最早是王建明给我出具的借条，我就想起诉他，这时曲某4承认实际这1万元是他借的。5、2003年9月5日借款1．8万元，交付情况如证人赵宸所述。赵宸在本案审理中出庭陈述：我和史某认识几十年了，是朋友关系。2003年下半年，史某到我单位找我，跟我商量周转1万元。我问她作何用，她说曲某4向他借款2万元，她手上现金不够。我同意了。她第二天带曲某4找到我，曲某4说因为家里有急用才要借钱，我当时将1万元现金交给曲某4，同时曲某4给史某出具了借条，史某给我出具了借条。几天后，史某将1万元钱还给了我。曲某4给史某出具的借条内容大概是曲某4向史某借1万7千元或者1万8千元，其余记不清了。史某在庭审中陈述，我要求曲某4把所有欠条归纳在一张上，然后每年签字，涉案借条出具时间在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0月1日曲某4再次签字确认债务。2017年曲某4去世前，欠款未偿还，曲某4去世后，其继承人亦未偿还债务。史某名下银行账户显示，2011年12月8日，史某分5笔将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账户内存款支取，每笔取款金额为：2500．69元（史某在取款的同时将该笔款项续存至曲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的账户内）、4503．31元（史某在取款的同时将该笔款项续存至曲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的账户内）、2504．06元（史某在取款的同时将该笔款项续存至曲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的账户内）、5010．56元、4011．89元。同日，史某将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定期36个月整存整取存单本金12000元、利息38．67元支取。同日曲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的账户内分别存入2500．69元、4503．31元、2504．06元、21061．12元。另查，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认为涉案借贷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未向法院出示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史某主张其与被继承人曲某4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出示了借条。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单位对借条中的字迹进行鉴定，因样本签名字迹书写习惯不稳定以及缺少字迹比对样本材料的原因，导致鉴定被终止。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亦表示无法提供符合鉴定比对样本的材料。且庭审中，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对其否认借条真实性的主张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故法院对史某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根据史某与曲某4的账户交易情况，考虑庭审中史某陈述的5笔借款的交付情况、交易方式、证人陈述等，可以认定史某与曲某4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史某与曲某4之间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照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曲某4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死亡，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曲某3作为曲某4的法定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则应在继承曲某4的遗产范围内清偿曲某4生前所负债务。史某要求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曲某3清偿借款本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可以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本案中，史某与曲某4约定的借款利率并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应属有效，故对于史某要求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曲某3支付以3．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息3000元的标准计算自2011年12月8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认为涉案借贷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未向法院出示证据加以证明，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曲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曲某4遗产范围内偿还史某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关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息3000元计算，从2011年1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24日判决史某与曲某4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并判决曲某3由曲某4抚养，史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元；该判决未提及双方有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史某与曲某4之间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借条的真实性问题，即史某所出示的“借条”是否系曲某4书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亦规定了：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史某以“借条”主张曲某4向其借款的事实存在，因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对“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既不认可曲某4的签名，也不认可借条的内容，故史某应对“借条”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而鉴定机构又因无法判断“借条”上的“曲某4”系曲某4本人书写、以及“借条”中的其他字迹缺少相应的比对样本材料而终止了对该“借条”的笔迹鉴定。故，史某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需要其继续举证，以证明“借条”系曲某4所写，现史某未能进一步举证“借条”系曲某4书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现史某因未能举证证明借条上的署名“曲某4”系曲某4本人所写，故不能当然推定为“借条”是真实的。第二,史某是否有出借款项的事实。史某虽提交了2011年12月8日其银行卡数笔取款记录、同时曲某4名下账户分别存入相同的数笔款项的证据，以及史某提供证人证明其还借给过曲某4其他款项，但鉴于史某与曲某4存在特殊关系并有抚养共同子女的义务，故虽有部分史某账户取款、曲某4账户存款一一对应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是基于借贷关系的付款行为。而对于没有证据证明实际给付的部分，即使有借条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借贷关系也难以认定。第三，史某出具的“借条”显示，1991年曲某4向其借款21000元，该笔款项在1991年对于工薪阶层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双方在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并未提及该笔借款，且在该笔款项未偿还的情况下又分别于2003年（两次）、2011年、2012年接连向曲某4出借数笔款项，而每一笔借款均是在之前的借款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出借，有悖常理。史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曲某4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其要求曲某4的继承人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将“借条”是否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以及认定曲某4向史某借款的事实存在欠妥，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适用相关法律予以改判。综上所述，曲某1、张某、刘某、曲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45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史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史某负担（已交纳115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史某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保河审 判 员 李 珊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万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