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6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街248号。 法定代表人：脱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蓉，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6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军，四川元绪（龙泉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雪梅，女，196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军，四川元绪（龙泉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公司）因与上诉人李勇、刘雪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民初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信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李勇、刘雪梅向瑞信公司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令李勇、刘雪梅支付100万元违约金过低，不足以弥补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以本案第一次增加前的诉讼标的2184万元为基数，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从2015年5月25日即本案一审受理之日，计算至2019年1月17日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资金占用利息为3785472.6元，远高于一审判决认定的100万元。更勿论瑞信公司增加诉请金额后的资金占用利息。因此，瑞信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标准过低。二审中，瑞信公司进一步明确所主张的500万元违约金具体构成为：从2015年5月25日计算至2019年5月25日，以2500万为基数，按照银行4.75%的基本贷款利率计算为475万元；李勇、刘雪梅违约行为造成的催收、追偿行为等产生的管理、人力、时间等成本主张25万元，共计500万元。 李勇、刘雪梅共同辩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勇并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金。瑞信公司提到的追偿成本，李勇个人无能力也无资格向客户追偿，合同是瑞信公司与客户签订，瑞信公司应自行行使追偿权利。 李勇、刘雪梅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民初91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瑞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一审法院应当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虽然一审中瑞信公司起诉的标的额为2600万元，但是随后其增加了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请金额为3500万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管辖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2.一审法院认定瑞信公司与李勇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李勇自行组织经营团队，以瑞信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但是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李勇个人是没有资格也不能单独开展汽车消费担保业务。李勇实际上是违法借用了瑞信公司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资质，因此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双方在合作期间所涉的财务资料数量巨大且均由瑞信公司保管，李勇并不持有。而会计师事务所在明确瑞信公司未提供完整财务资料的情况下作出鉴定意见，还认定了诸多没有合法财务凭证的金额，其鉴定意见存在错误。4.瑞信公司分配了合作项目的绝大部分收益，应承担对等义务。从瑞信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来看，瑞信公司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分配了收取的客户担保费的84%，李勇仅分配16%。而瑞信公司现主张李勇承担全部垫款责任，显失公平。若合作项目真实存在损失，双方应当按照利润分配比例分担。5.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李勇怠于履行催收义务，但是同时也认定李勇无权以自己名义对逾期客户进行催收，以此判令李勇支付违约金明显逻辑矛盾，且一审中瑞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告知李勇客户的逾期情况并要求李勇催收。6.李勇与瑞信公司之间的经营行为与刘雪梅无关，刘雪梅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瑞信公司与李勇之间的合作项目，无论是合同的签订还是实际履行，刘雪梅从未参与，不应按照夫妻共债承担责任。7.瑞信公司收取逾期客户费用过程中，收取了大量违约金、保证金，该保证金应当冲抵费用，而审计中没有冲抵。 瑞信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未违反级别管辖。李勇对案件管辖权有异议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而李勇、刘雪梅未就本案提起管辖权异议，二审中不具备该权利。一审法院就瑞信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后的管辖问题，经上报上级法院后决定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就增加诉讼标的额后的管辖问题，专门批复一般不再予以变动，即坚持管辖恒定原则。瑞信公司增加诉讼标的的理由，在于一审程序耗时3年半，期间瑞信公司仍然每月必须向李勇的客户垫付按揭贷款，导致其损失不断增加。不存在故意规避级别管辖。2.承包合同不具备无效情形。《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各部委联合颁发，并不是行政法规。而违背行政许可的管理规定，承担的都是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并不涉及合同效力本身。3.司法鉴定意见应当采信。首先鉴定程序合法，不存在不予采信的法定情形；其次鉴定只针对双方存在争议的金额进行审计，并非就全部合作期间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部分收车费用没有发票不代表没有实际发生，这些费用有收款人出具的收据，一审经过质证。根据鉴定意见补充说明，收车能减损，收车费用发生具备正当性。4.关于刘雪梅的共同责任。合作期间李勇实际获利至少1063万元，且一审中瑞信公司已经提交了房屋、车辆等财产证据，证明合作期间李勇、刘雪梅共同购置了房屋和车辆，明显将受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按照共同受益标准，刘雪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5.关于客户履约保证金，一审中双方明确不纳入审计，也不在本案处理。 瑞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勇、刘雪梅立即支付承包费、办公费、财务费用、装修费、车贷逾期款、找车费、停车费、收车费等费用合计21840009.31元；2.判令李勇、刘雪梅立即支付违约金500万元。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瑞信公司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勇、刘雪梅立即向瑞信公司支付财务费、装修费、风险准备金、借款、残疾人再就业保障金、客户垫款等费用合计29697533.46元；2.判令李勇、刘雪梅向瑞信公司移交谢彬章、虞昌飞、李东升、沈前海等客户的全部档案资料（原件）；3.判令李勇、刘雪梅立即向瑞信公司支付违约金5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瑞信公司经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许可，具有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相关资质。从2008年2月23日起，李勇开始承包经营瑞信公司的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该阶段的合作持续三个年度后，2011年2月23日，瑞信公司（甲方）与李勇（乙方）再次就李勇承包经营瑞信公司的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续签了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方式为经营项目整体承包，即瑞信公司提供全套完备有效的经营证照及手续、保证项目流动资金保有量为三千万元、保证该业务在银行的信贷额度不低于二亿元，李勇负责组建经营机构、确定办公场地、招聘经营人员，以瑞信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承包期限为三年，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14年2月22日止，承包期内双方均不得与第三方开展与该项目相同的经营合作活动。 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承包期内完成二亿元汽车消费贷款的担保业务。第三条“经营风险控制”约定：“李勇作为项目承包人，经营风险的预测、掌控及处置，是保证经营目标实现的基础条件，是经营活动的核心内容。一、每笔车贷担保业务，李勇委托律师事务所提供每单专项调查，出具相应法律文书，以保证该笔业务的真实有效。拥有详实、完整、有效的客户调查资料，建立完备的客户档案。二、建立科学、完善、有效的‘风险评估’制度，并在每个客户中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为未通过‘风险评估’的客户提供担保。三、与专业机构共同建立违约处置及追偿清收工作机构，要求律师事务所配备专人专项办理此工作。根据汽车这一消费品的特殊性，该项处置及清收工作以效率为第一目标”。 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经营收益在承包期期满后最后一笔担保业务完结后，余款由瑞信公司享有70%，由李勇享有30%；从承包经营之日起一周年为一核算周期，该期间内无论李勇是亏损或盈利，每一周期完结之日，李勇均需向瑞信公司足额上交4200000元承包费。上交承包费后的经营收入即为李勇的承包收入，但房租、人员工资、水电及办公费用由李勇承担。李勇同意瑞信公司提留1000000元为风险准备金，在最后一笔担保业务完结、核算完毕后向李勇退还全额或余款。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如李勇实际完成担保贷款额度超二亿元所产生的担保费收入按照瑞信公司50%、李勇50%的比例进行分配。 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三项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均需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违约金以当年车贷担保金额的5%计算，损失赔偿以实际受损额为限。第六条第五项约定，合同届满，李勇有优先续约权。因担保业务的届满期为至少三年，其跨度会超过承包期，双方确认该合同届满后未到期的担保业务（合同），其违约处置及追偿清收工作及收益和风险由李勇负责和享有，直至被担保人还清欠款为止。 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瑞信公司与李勇在每个承包年度结束后均进行了结算，其结算模式为在完成（担保额）两亿元额度内和完成两亿元额度外分别结算后再行汇总。瑞信公司提交了六个年度的《内部结算概况》反映双方结算情况。其中2008年度、2009年度，双方对合作期间的所有收、支项目进行结算相抵后，对利润进行了分配，账目清楚。双方《内部结算概况（2010年2月23日-2011年2月22日）》显示，当年度在两亿元额度内，担保费收入为5972005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支出后，盈余4452507.51元，从盈余款中扣除李勇应上交瑞信公司的承包费5290000元后，李勇应分得利润-837492.49元。在两亿元额度外，担保费收入为8626316元，应分配给李勇50%，为4313158元，扣除经营费用、税金等支出后，李勇应分配的利润为2350565.56元。上述两项应分配利润相加，为当年度李勇应分利润1513073.07元。但当年度还有下列扣款项应由李勇承担：收不回的客户逾期款64796.09元、扣承包人风险准备金2482596.19元、扣财务费用100000元、扣未收回的客户及车商垫款374000元，并补李勇代付的转户费后，实际应支付给李勇的承包款为-1468319.21元。李勇和瑞信公司唐明建在该份《内部承包结算概况》上签名。但当年度起，瑞信公司将其垫付的因客户逾期导致被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作为李勇向瑞信公司的借款摆账，在向李勇支付承包款时，以结算后的总利润1513073.07元减去财务费用100000元、收不回的客户逾期款64796.09元、未收回的客户及车商垫款374000元，再加应补李勇代付的转户费40000元后，实际向李勇支付了承包款1014276.98元。当年度因客户逾期导致瑞信公司被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2482596.19元未在结算中从李勇应分配的承包款中扣除，而是作为李勇向公司的借款，作了相应的摆账、平账处理，累计到下一年度。李勇在瑞信公司用于摆账和平账的《借支单》上签名，借支金额与当年度截止日期时止被扣划的风险保证金金额一致，为2482596.19元。 双方2011年2月23日-2012年2月22日年度的《内部承包结算概况》显示，在两亿元额度内，担保费收入为5769215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支出后，盈余4280845.49元；从盈余款中扣除李勇应上交瑞信公司的承包费4200000元后，李勇应分得利润80845.49元。在两亿元额度外，担保费收入为10821610元，应分配给李勇50%，为5410805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等支出后，李勇应分配的利润为2743764.49元。上述两项应分配利润相加，为当年度李勇应分利润2824609.98元。扣除当年度李勇借款75000元、财务费用100000元，以及客户逾期偿还银行贷款导致瑞信公司被扣除的风险准备金5536075.72元后，实际应支付给李勇的承包款为-2886465.74元。李勇和瑞信公司唐明建在该份《内部承包结算概况》上签名。但当年度瑞信公司仍将客户逾期导致被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作为李勇向瑞信公司的借款摆账，在向李勇支付承包款时，以结算后的总利润2824609.98元减去借款75000元、财务费用100000元后，实际向李勇支付了承包款2649609.98元。李勇在瑞信公司用于摆账和平账的《借支单》上签名，借支金额与当年度截止日期时止被扣划的风险保证金金额一致，为5536075.72元。 双方2012年2月23日-2013年2月22日年度的《2012年度内部结算概况》显示，在两亿元额度内，担保费收入为6440772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支出后，盈余4398284.14元；从盈余款中扣除李勇应上交瑞信公司的承包费4200000元后，李勇应分得利润198284.14元。在两亿元额度外，担保费收入为7150480元，应分配给李勇50%，为3575240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等支出后，李勇应分配的利润为1676631.69元。上述两项应分配利润相加，为当年度李勇应分利润1874915.83元。扣除当年度李勇财务费用100000元、逾期客户损失款2669.77元，以及银行扣划的逾期客户风险准备金6807798.27元后，实际应支付给李勇的承包款为-5035552.21元。李勇和瑞信公司唐明建在此份《2012年度内部结算概况》上签名。但当年度瑞信公司仍将客户逾期导致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作为李勇向瑞信公司的借款摆账，在向李勇支付承包款时，以结算后的总利润1874915.83元减去财务费用100000元、逾期客户损失款2669.77元及其他几笔客户逾期损失款后，实际向李勇支付了承包款1752191.28元。李勇在瑞信公司用于摆账和平账的《借支单》上签名，借支金额与当年度截止日期时止被扣划的风险保证金金额一致，为6807798.27元。 上述年度承包结算概况结合瑞信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瑞信公司与李勇采取的结算方式为每年度两亿元汽车消费贷款担保额度内的担保费收入扣除该部分的支出，扣除李勇应缴纳的年度承包费4200000元（在前三个年度承包费不一）后，余款均由李勇所有或负担；两亿元汽车消费贷款担保额度外的担保费收入由瑞信公司和李勇各分得50%，李勇应分得的部分扣除其应承担的该部分业务发生的所有支出。上述两部分费用相加或相抵后，为李勇当年度应取得的承包收入。但该承包收入还应扣除当年度的财务费用、因客户逾期导致瑞信公司被银行扣除的风险准备金、未收回的客户款项等其他相关费用。但是，因客户逾期导致瑞信公司被银行扣除的风险准备金金额逐年累积增大，导致将该费用计入，李勇应分配的承包款为负。因此，该风险准备金虽在结算中列为李勇的应扣款项，但自2010年-2011年度起，双方结算时起并未实际扣款，而是作为李勇向瑞信公司的借款摆账，未纳入实际分配。 2014年2月23日，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双方未续签合同，未继续合作。瑞信公司草拟的《2013年度内部结算概况（2013年2月23日-2014年3月13日）》显示，该年度在两亿元额度内，担保费收入为6372733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支出后，盈余4105666.12元；从盈余款中扣除李勇应上交的承包费4200000元后，李勇应分得利润-94333.88元。在两亿元额度外，担保费收入为3399108元，应分配给李勇50%，为1699554元，扣除经营费用、财务费用、税金等支出后，李勇应分配的利润为419653.53元。上述两项应分配利润相加，为当年度李勇应分利润325319.65元。扣除当年度李勇财务费用100000元、借款（装修费）800000元、借款（精典续保返利）199300元、借款（精典续保返利）65600元、残疾人再就业保障金14621元、未放款客户垫款3942000元、被扣除的风险准备金16762067.96元（数据截止2015年4月30日），加上瑞信公司领用李勇电脑应补费用7620元后，李勇当年度应分得的承包款为-21550649.31元，即李勇还应向瑞信公司支付21550649.31元。李勇因不认可上述结算事宜，双方发生争议。瑞信公司遂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因本案涉及瑞信公司与李勇对双方合作期间的账目进行核对的问题，且所涉的财务资料数量巨大，一审法院在组织双方进行司法审计的过程以及庭审过程中对本案有关事实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对本案审计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双方当事人在上述过程中确认的事实及有关主张，均记录于相应的《鉴定笔录》、《庭审笔录》中。一审法院整理如下： 在2017年3月28日的庭审中，瑞信公司与李勇一致确认承包经营期间所有的开支由瑞信公司负责，李勇无需提供资金；双方对承包合同第六条的全部六项内容，除第三项违约条款有异议之外，对其余条款均无异议。对承包期内未按时归还银行按揭贷款导致瑞信公司相应地被扣除风险准备金的逾期客户（以下简称逾期客户），双方确认由李勇进行了催收，但期满后，李勇以没有追偿的主体资格为由，未进行催收，瑞信公司实际做了相关的催收工作。瑞信公司主张李勇的违约行为是未在合同期满后与瑞信公司进行结算并对自己发展的客户中的逾期客户进行催收，导致瑞信公司承担了被银行扣除的风险准备金。 在2018年1月29日组织双方确认审计事项的询问中，李勇本人到庭，其认可自2008年2月28日起至2014年2月22日至均挂靠在瑞信公司从事车贷担保业务，分为两个合作期、六个合作年度；瑞信公司与李勇一致确认合作期间瑞信公司负责提供资质、资金以及一个监管财务的人员，李勇自带团队以瑞信公司的资质开展业务，李勇没有垫付过与经营和办公相关的费用。双方同意按双方内部结算概况的模式对各项费用明细进行审计。李勇主张在合作期结束后李勇已将所有客户资料移交给瑞信公司。 在2018年4月2日组织双方确认审计事项的询问中，当时的审计机构四川华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提出，因瑞信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合同、主张的合作期间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但实际上双方合作早于2011年，且承包经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导致财务资料亦是连续不断的，因此应由瑞信公司剔除2011年以前发生的风险准备金。但瑞信公司主张，双方合作期间内客户上千人，如果每个客户的财务资料都纳入审计范围且剥离2011年前的资料，工作量非常巨大；在承包期内，双方每个年度都在结算，逐年都是结算清楚并已将相关费用支付完毕了的，风险准备金亦是逐年滚入下一年度累计计算的，因此，截止2013年3月23日，双方除去垫付款滚入下一年度外，其他的账目都已经计算清楚，故可从2013年2月23日起把双方承包期及合同约定的衍生期的客户垫款、回款进行审计。李勇否认瑞信公司主张双方此前已结算清楚的意见，仍主张应把2011年前的客户发生的风险准备金予以扣除。在当次询问中，李勇确认在合作年度内银行扣除的风险准备金均没有从李勇的利润中扣除过，都是以挂账、摆账的形式计入下一年度，回款会对该账目进行相应的冲抵。该主张与瑞信公司的主张一致。后四川华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案审计作出退案处理。 在2018年6月15日组织双方确认审计事项的询问中，李勇确认2010-2011年度、2011-2012年度、2012-2013年度的内部结算概况上均由瑞信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明建和李勇签名。李勇一方认可2010-2011年度瑞信公司支付给李勇的应分配利润为1014276.98元，并认可当年度风险准备金2482596.19元作为李勇向公司的借款挂在瑞信公司账户上，确认银行扣除的风险准备金金额系逐年累加。 在2018年6月22日组织双方进行审计事项的确认以及对逐年的结算概况进行核对的询问中，李勇认可收到瑞信公司支付的2011-2012年度承包利润2649609.98元，认可瑞信公司依据《2013年度内部结算概况》（即2013.2.23-2014.3.13）主张的财务费用100000元、装修借款800000元、残疾人再就业保障金14621元。对瑞信公司主张的两笔借款（精典续保返利）199300元、65600元，瑞信公司与李勇协商一致由双方各承担50%，并协商一致当年度应分配给李勇的承包款按350000元计。瑞信公司应支付李勇领用电脑费用7620元。至此，在瑞信公司针对双方最后一个合作年度进行结算后制作的《2013年度内部结算概况》（即2013.2.23-2014.3.13）中列明的账目，除客户逾期导致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和未放款客户垫款两项外，双方对其余各项费用均已达成一致并确认。双方达成一致收取的客户履约保证金由双方单独进行对账确定如何分配。双方还一致确认由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所涉事项进行审计。 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意见，委托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进行审计。在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议下，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再次组织双方进一步明确审计内容。因李勇坚持要求瑞信公司提交2008年至2011年期间双方进行合作的合同而瑞信公司未能提交，故李勇一方不同意将上述时间段内的费用进行审计。在此前，本案审计工作一度因为双方的上述分歧而停滞。一审法院结合此前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对案件事实的确认意见认为，双方开展的业务为汽车消费贷款的担保业务，对发展的每一个客户而言，其担保业务期限通常至少跨越三个年度，例如李勇于2009年发展的客户，其在后期发生违约导致的扣款以及回款，可能已反映在2011年或以后年度的账目中；在双方六个合作年度内，除2008年度、2009年度将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计入李勇应承担的支出进行了扣除、分配以外，自2010年2月23日起，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均逐年累加，并未在该年度实际予以分配和承担。在收回相关款项后，会对扣划的风险保证金进行冲抵，余额继续列入下一年度直至双方合作期限届满。因此，就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一项费用，其金额始终是动态变化、有机持续的。李勇对自2010年度起每个年度累的风险准备金作为其向瑞信公司的借款仅作财务平账处理是知情并认可的。同时，将双方第一个三年度的合作期间内发展的客户名下在2011年2月23后发生的扣款及回款从2011年度起的财务资料中剔除确非易事，瑞信公司在本案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银行扣划风险准备金本质上已属于经李勇逐年确认后累计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勇提出的审计范围的异议未予采纳，确定审计范围为对李勇自2008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发展的客户中的逾期客户，以已收车和未收车为类别，对每个客户名下银行扣取的风险准备金金额、收车费找车费停车费金额、回款金额及相关费用金额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瑞信公司亦明确了审计内容将包含客户名下上述所有收、支账目。在该次笔录中，瑞信公司与李勇再次确认客户履约保证金在本案中暂不处理，由双方自行协商。李勇一方认可已收回客户沈前海的回款990000元。 在瑞信公司和李勇对送审计财务资料进行举证、质证后，2018年8月23日，一审法院向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移交了瑞信公司编制的《已收车逾期客户损失表》《扣划保证金逾期客户表》、相应的财务资料共计526册、瑞信公司银行合作协议5份、客户资料1套。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审计机构工作人员、瑞信公司委托进行财务资料核对的代理人黄志蓉、李勇委托进行财务资料核对的代理人杜玲在《资料交接清单》上签名。在审计过程中，依据审计机构关于补充材料的要求，一审法院依法组织瑞信公司与李勇进行证据交换后提交了审计机构。 2018年12月7日，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川鼎会审字[2018]1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2008年2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瑞信公司支付183名逾期客户相关款项共计22247584元；其中银行扣划逾期保证金金额共计24141991.65元，瑞信公司支付的收车费、找车费及其他费用共计977818.6元（均于2013年2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产生）；瑞信公司收回客户逾期款等款项共计2872226.25元。（二）2008年2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瑞信公司支付60名已收车逾期客户相关款项共计2421721.21元；其中银行扣划逾期保证金金额共计5602820.52元，瑞信公司支付的收车费、找车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019672元（均于2013年2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产生）；瑞信公司收回客户逾期款等款项共计4200771.31元。上述收、支品迭后，瑞信公司总计支付金额为24669305.21元。在该次审计中，对收车费、找车费及其他费用，审计机构仅审计了2013年2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产生的部分，因之前的部分已计入当年度的成本并冲抵当年度利润，双方已进行分配，故仅对双方未结算的最后一个年度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产生的成本进行了统计。 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经瑞信公司和李勇质证后，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出需要补充审计的事项，在第二次庭审、第三次庭审和2019年1月3日组织双方对补充审计事项中进行明确。相关情况如下：1.一审法院在2019年1月3日的笔录中已告知瑞信公司，对瑞信公司主张李敏一户的扣款系瑞信公司支付给成都保德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再由成都保德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的，故仍应计入瑞信公司的支出纳入审计范围的意见，因该款实际是否由瑞信公司支付缺乏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审计机构亦未对该款予以确认，故不再补充审计，以审计机构第一次的意见为准。2.对蒋敏一户，审计机构确认其有扣款35840.15元，李勇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虽该款因与银行对账时间有误，发生在催收完毕以后，但仍属瑞信公司实际支出的费用，应予认可，对审计机构第一次审计意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第一次审计中对徐铭浩、张子娇、梁恩菊、刘银、张军五个客户的回款因凭证等问题未予确认，经瑞信公司和李勇核实后，双方认可第一次审计中未计入下列回款：徐铭浩1000元，张子娇16092.15元、1000元，梁恩菊4842.41元，刘银45000元，张军51560.96元、93890.37元，上述五个客户的回款总额为213385.89元，因双方已协商一致，故不再进行补充审计，由一审法院直接在审计机构的最终意见上进行抵扣。4.陈本忠一户，瑞信公司经核对后确认有8000元调账（即收入）未体现在第一次审计中；黄刚一户，第一次审计确认回款为1744.55元，瑞信公司核实后认可回款实际金额为5824.55元，差额（收入）为4080元，上述两项由一审法院直接在审计机构的最终意见上进行抵扣。5.对第一次审计中确认的李勇名下的支出84127元，李勇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当计算。瑞信公司主张系李勇离开公司后为向其发展的客户主张权利时花去的律师费。但综合本案事实，瑞信公司和李勇在进行财务记录时已将含律师费在内的相应支出登记于具体的客户名下，瑞信公司主张的将所有律师费打包挂账在李勇名下的情形与其财务惯例不符，也缺乏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该笔84127元的支出，因第一次审计中已计入，由直接在审计机构的最终意见上进行抵扣。6.对刘坤名下的支出2928元，瑞信公司主张刘坤系公司员工，该笔款项为发生的收车费。一审法院认为，瑞信公司财务资料反映收车费均已记录于各客户名下，不存在单独支出收车费的问题，对该笔支出，不予支持。因第一次审计中已计入，直接在审计机构的最终意见上进行抵扣。7.对客户吴克、徐红等人名下的一笔催收费224000元，第一次审计中未予认可，瑞信公司提出异议，认为费用发生均有李勇签字、且可以区分到个人，并提交了《移交清单》为证。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该《移交清单》金额存在矛盾之处，也不能反映费用金额与客户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证明瑞信公司主张的上述费用客观发生的事实，一审法院对瑞信公司关于上述224000元应计入支出的意见不予采纳，以第一次审计的意见为准。对李勇就其他数名客户名下收支情况提出的异议，经瑞信公司核对财务资料并无补充或变化，而李勇仅以客户未汇总列示、费用不合理、支出明显过高、回款过低等为由提出异议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一审法院对李勇的异议不予采纳，对该部分内容不予列入补充审计范围，以第一次审计结论为准。另外，李勇一方还提出2017年4月30日之后发生的回款未计入审计的情况，一审法院已告知双方，因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确认的审计日期截止2017年4月30日，故对之后发生的款项，无论收和支，都不再纳入本案审理范围。除去上述事项外，针对瑞信公司与李勇、刘雪梅双方提出的对第一次审计报告的异议，一审法院均已列为补充说明内容，并委托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补充说明。 另外，因李勇发展的客户谢彬章、虞昌飞、沈前海、李东升，银行并未批准发放贷款，由瑞信公司垫付了购车款3942000元。瑞信公司与李勇原确定由双方协商处理，但双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仅就沈前海一户已由瑞信公司垫付990000元、由李勇收回990000元达成一致，对其余三户协商失败，故双方于2019年1月3日再次协商将谢彬章、虞昌飞、李东升三位客户名下的垫款、支出和回款情况一并交由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一审法院委托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计。 2019年1月8日，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关于川鼎会审字[2018]102号（瑞信公司与李勇合同纠纷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就委托其补充的事项进行审计并相应地修正其第一次审计意见后，作出最终鉴定意见为：瑞信公司为李勇发展的逾期客户支付保证金金额24083409.1元，支付其他费用957661.6元，收回款项2872226.25元，支出合计22168844.45元；瑞信公司为李勇发展的已收车逾期客户支付保证金金额5376020.52元，支付其他费用1012922元，收回款项4337439.76元，支出合计2051502.76元。上述收、支品迭后，瑞信公司总计支付金额为24220347.21元。同日，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还作出川鼎会审字[2018]102-1号《补充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谢彬章一户，支付按揭垫支款1903000元，支付费用151320元，收回款项400000元，合计支付金额为1654320元；虞昌飞一户，支付按揭垫支款550000元，支付费用7350元，收回款项200000元，合计支付金额为357350元；李东升一户，支付按揭垫支款499000元，支付费用8404元，收回款项0元，合计支付金额为507404元。上述三名客户总计垫款支出2519074元。 一审另查明，1.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瑞信公司、李勇，双方合作期满后，对合作期间财务资料的处置如何约定时，双方均回复没有约定，瑞信公司确认财务资料基本上都在该公司，李勇确认财务资料都在瑞信公司处，瑞信公司起诉要求移交资料的四户，沈前海已经结算清楚，谢彬章的资料在瑞信公司，虞昌飞的资料已交给瑞信公司工作人员，李东升的登记证书在李勇处。瑞信公司确认其无证据证明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的谢彬章、虞昌飞、李东升、沈前海的全部档案资料在李勇处；2.瑞信公司共支付本案鉴定费用200000元；3.瑞信公司确认李勇在瑞信公司处有1000000元保证金，可在本案中予以抵扣；4.瑞信公司主张，在双方自2008年2月至2014年4月合作的六年度期间，李勇、刘雪梅购置位于双流区个（按份共有，各50%）、购置位于华阳街道住宅房屋一套（按份共有，各50%）、购置前述蜀郡小区车位一个（李勇单独所有）；并购置梅赛德斯-奔驰小型越野客车一辆和宝马小型轿车一辆（均登记于李勇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瑞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李勇、刘雪梅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瑞信公司与李勇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以及瑞信公司和李勇如何进行费用分担的问题；三、瑞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的认定问题；四、刘雪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瑞信公司与李勇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的效力问题。李勇、刘雪梅主张该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规定：“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法律规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违反本法规定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相关的民事合同归于无效。其次，从本案事实来看，李勇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自行组建经营团队，以瑞信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瑞信公司以己方的经营资质和资金与李勇开展合作并分得承包费和利润，该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也并不具有上述行政法律规定的违法情形。因此，对李勇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李勇、刘雪梅另抗辩，即便承包合同有效，也是显失公平的合同，应当撤销，其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经营损失由李勇承担，而经营收益约定瑞信公司分配70%，李勇分配30%。瑞信公司享受了绝大部分的收益，而要求李勇承担全部的亏损，该合同是显失公平的，即便有效也应当撤销。一审法院认为，李勇与瑞信公司均以营利为目的签订该承包合同，该承包合同性质为商事合同。在商事行为中，从事商事行为的主体应当较民事主体更具有对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公平合理的判断能力，应当具有对商事交易风险的判别能力和对合同履行结果的承担能力。双方承包合同的前言部分载明，李勇有着长期从事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的管理经历及经验，因此，李勇对该份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分配以及可能出现的交易风险更应当具有清楚的判断能力。李勇自愿签订该承包合同并履行完毕后，又以合同约定的收益、亏损分配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该合同可撤销，其主张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即便该承包合同具备可被撤销的情形，李勇一方的撤销权也已经消灭。因此，对李勇、刘雪梅关于承包合同应当被撤销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 二、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李勇、刘雪梅在对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补充说明》进行质证时多次表达，不应当将2008-2011年纳入审计范围、没有把双方合作期间全部的收入如保证金、担保费、处理车辆的费用、向客户收取的所有费用的相关财务凭证都纳入审计范围，以及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带有主观判断而采信很多无正式票据的支出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审计范围的确定，一审法院在组织双方进行审计时已进行告知，在审理查明部分也予以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瑞信公司是否将双方合作期间全部的财务资料提交了审计一事，一审法院认为，在审计过程中和数次开庭中均要求瑞信公司明确是否已将所有的财务资料尤其是收入部分的财务资料提交审计，瑞信公司均明确，已提交双方合作期间内在指定时间节点内的全部财务资料。瑞信公司与李勇均明确双方对合作期满后财务资料的归属及保存并无约定，事实上，如李勇在第二次庭审中所述，合作期满后李勇就将经营活动的资料含财务资料等都移交给了瑞信公司，其不保存相关材料资料并依照合同约定对逾期客户进行催收，任由瑞信公司垫付因客户违约导致被银行扣划风险准备金的巨额资金多年，李勇实际上应当具备保存全部财务资料原件或复印件的条件，但其怠于对财务资料进行留存，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李勇一方仅反复对财务资料的完整性提出异议，但又始终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尚有应当纳入而未被纳入审计的财务资料，故对其异议不予支持。对收取客户的履约保证金，瑞信公司与李勇确认由双方协商处理，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李勇抗辩审计机构主观认定部分费用为实际支出、部分费用不合理、过高或过低、无正式票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审计机构作出结论的依据是双方提交的财务资料，对送检资料真实性的确认是双方的义务而非审计机构的义务，审计机构依法对资料进行客观统计，而费用是否合理、有无正式票据，应当属于双方当事人确认的范畴。本案送检的财务资料已经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应当以双方确认的意见为准。因车辆属于动产，其处置工作确实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对车辆的寻找、收回、处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并非全部都有正式发票亦在情理之中，李勇在从事车辆催收的过程中对该情况应当也是知悉的。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三条第三项亦约定：“……根据汽车这一消费品的特殊性，该项处置及清收工作以效率为第一目标”，且汽车本身属于易耗品和不易保值的财产，因此，对收车成本、处置收回的款项等应当以效率为目标，以减损为宗旨，以实际发生为准则。基于上述原因，在李勇既怠于履行追偿义务、又对相关追偿费用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对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川鼎会审字[2018]1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川鼎会审字[2018]102号（瑞信公司与李勇合同纠纷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和川鼎会审字[2018]102-1号《补充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 关于瑞信公司和李勇如何承担相关费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瑞信公司与李勇合作年度中，因客户逾期偿还银行贷款而导致瑞信公司被扣除了相应的风险准备金，此风险准备金在2008年、2009年度均已在李勇应分得的利润中扣除，由李勇进行了承担；自2010年起，因风险准备金金额逐年增大，双方未予抵扣，但每年都作为李勇对瑞信公司的借款摆账，李勇均在《借支单》上签名予以确认；即合作期间内，瑞信公司与李勇对风险准备金及相应亏损的承担已作出处理，以双方的处理意见为准。双方合作期满后，对逾期客户的违约处置及追收清偿工作收益和风险，依据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五项之约定，均应由李勇享有和承担。由于双方在合作期间除最后一年度外，每年度的结算账目清楚、亦经双方确认一致并履行完毕，仅余最后一年度（2013年2月23日-2014年3月13日）未成功结算。在本案第四次庭审中，一审法院对瑞信公司提交的《2013年度内部结算概况（2013年2月23日-2014年3月13日）》进行询问时，李勇、刘雪梅一方确认对该结算概况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一项费用均认可，仅不认可利润的计算和分配。一审法院结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瑞信公司与李勇、刘雪梅对最后一年度结算概况中载明的应分配利润和各项应扣款项的确认意见，并结合审计报告，以双方结算模式为依据，参照《2013年度内部结算概况（2013年2月23日-2014年3月13日）》列明的格式对李勇应承担的费用计算如下： 李勇应进款项为：①2013年2月23日-2014年3月13日年度中李勇应分配利润按双方协商意见以350000元计；②瑞信公司领用李勇电脑应支付7620元；③瑞信公司应退还的李勇缴纳的保证金1000000元。 李勇应负担款项为：①2013-2014年度财务费用100000元；②李勇的装修借款800000元；③残疾人再就业保障金14621元；④两笔借款（精典续保返利）199300元、65600元，以双方协商一致意见由李勇承担50%，为132450元；⑤沈前海一户，由瑞信公司垫付、由李勇收回的款项990000元；⑥谢彬章、虞昌飞、李东升三客户瑞信公司收、支相抵后的支出总计2519074元（审计数据）；⑦李勇发展的233名已收车客户和逾期客户瑞信公司收、支相抵后的支出总计：24220347.21元（审计数据）-（213385.89元+8000元+4080元+84127元+2928元）（一审法院直接调减的数据）=23907826.32元；⑧鉴定费200000元。 综合上述两项，李勇还应向瑞信公司支付的款项为27306351.32元。但还应当说明的是，上述款项中部分费用并非实际亏损，而是可以通过催收得以清偿的，其实质是对被担保的逾期客户享有的债权。李勇基于双方承包合同约定承担上述费用，但其履行追收义务时仅能以瑞信公司名义向逾期客户进行催收，瑞信公司应当提供李勇进行催收所需的全部资料和条件，否则李勇亦可就相应的不能追偿之损失另行主张权利。 三、关于瑞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如何认定的问题。瑞信公司主张李勇违反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五项的约定，未在合同期满后与瑞信公司进行结算并对自己发展的客户中的逾期客户进行催收，导致瑞信公司为李勇在合作期限届满但担保尚未到期的业务垫付了巨额的车贷逾期款，故主张违约金5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第六条五款约定：“本合同届满，乙方有优先续约权。因担保业务的届满期为至少三年，其跨度会超过承包期。双方确认本合同届满后未到期的担保业务（合同），其违约处置及追偿清收工作及收益和风险由乙方负责和享有，直至被担保人还清欠款为止。”依据上述约定，双方合同期满后，李勇负有对违约的逾期客户进行催收的义务。李勇、刘雪梅辩称，合同期满后，双方合作期间的所有资料均交予瑞信公司，且李勇并无进行催收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双方在合作期间发展的客户出现大量逾期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瑞信公司在合作期间至今多年一直承担着银行扣划的巨额风险准备金。在双方合同期满后，瑞信公司为减损而进行了积极的催收，相较之下李勇确实存在怠于履行合同约定的催收义务之违约行为，基于双方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李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金。但李勇以瑞信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汽车消费贷款的担保业务，与购车客户建立担保关系的是瑞信公司而非李勇，故向客户进行催收的义务即便由李勇承担，李勇亦只能以瑞信公司的名义进行催收。考虑到李勇履行催收义务时可能存在的障碍，和违约金以填补损失为主、惩罚功能为辅的性质，一审法院对瑞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依法进行调减。本案中，双方约定按当年车贷担保金额的5%计算违约金并以实际受损为限，但瑞信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因李勇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额，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明显过高，一审法院结合李勇和刘雪梅的抗辩意见、双方履行合同程度、过错程度、瑞信公司垫付相关款项所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双方基于合同履行而享受的实际收益等因素，对瑞信公司主张的违约金酌情支持1000000元。 四、关于刘雪梅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刘雪梅辩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仅及于合同双方，刘雪梅并未签署该合同，也未参与经营，合同无论有效无效，所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都与刘雪梅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李勇与刘雪梅自1992年3月12日登记结婚，李勇与瑞信公司合作的六个年度均在李勇与刘雪梅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以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为例外，夫妻一方如能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方能认定为借款人一方的个人债务。本案中，刘雪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瑞信公司与李勇将上述债务明确约定为李勇的个人债务、不能证明本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情形。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瑞信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证据证明李勇、刘雪梅夫妻二人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购置两套房屋、两个车位和两台车辆，上述财产均为李勇、刘雪梅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勇、刘雪梅未举证证明购置上述财产的资金存在其他来源的前提下，应当认定李勇履行本案所涉承包合同带来的收益用于了购置夫妻共同财产，用于了李勇、刘雪梅的共同生活，因此，李勇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李勇、刘雪梅夫妻二人共同偿还。 对瑞信公司要求李勇、刘雪梅向瑞信公司移交谢彬章、虞昌飞、李东升、沈前海等客户的全部档案资料（原件）的诉讼请求，因其确认无证据证明上述档案资料原件在李勇、刘雪梅处，且上述资料实际已移交给瑞信公司并在本案中作为送检材料进行了审计，故对瑞信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勇、刘雪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瑞信公司财务费、装修费用、借款、风险准备金、客户垫款等费用合计27306351.32元；二、李勇、刘雪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瑞信公司违约金1000000元；三、驳回瑞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28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20288元，由瑞信公司负担31956元，由李勇、刘雪梅负担188332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于一审查明事实，除李勇、刘雪梅对司法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集中在：1.案涉承包合同的效力；2.如认定合同有效，李勇是否应当向瑞信公司支付相关费用；3.李勇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一审认定的100万元违约金是否正确；4.刘雪梅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李勇上诉主张案涉承包合同违反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之规定，案涉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承包合同约束李勇与瑞信公司，从融资担保角度考察，对购车客户而言仍然由瑞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且仍由瑞信公司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对外并非由李勇个人从事融资担保业务，故本案不属李勇个人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情形，不适用该管理办法认定案涉承包合同的效力；其次，案涉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故李勇主张案涉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勇是否应当承担款项支付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承包合同有效，应对合同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李勇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承包合同对于经营风险、经营收益、违约责任均作出明确约定，且双方在2010年至2013年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对收支项目进行结算，对利润进行分配，李勇也在相应《内部结算概况》上签字确认，且对于银行扣划的风险准备金转作李勇向瑞信公司的借款，李勇也在相应借支单上签字确认。因此从双方合作经营的整体情况考察，李勇确实欠付瑞信公司款项。至于欠付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厘清事实，多次组织庭审调查和质证，就款项金额认定委托专业鉴定机构予以审计，在采信司法鉴定意见的基础上详细分析认定双方争议款项，并最终确认李勇应向瑞信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合计27306351.32元，本院经审查在案证据和庭审笔录后，对一审认定金额予以确认。李勇提出不应采信鉴定意见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违约金的问题。案涉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违约处置和追偿清收工作及收益和风险由李勇负责和享有。但实际上，购车客户逾期还款后由银行直接扣划瑞信公司的风险准备金，而李勇并未及时偿还瑞信公司该部分款项，故李勇已构成违约。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100万元违约金是否妥当，本院认为，瑞信公司对外与购车客户建立担保法律关系，瑞信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有权向逾期欠款客户追偿，客观上具备减少损失的可能性，即因李勇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不应完全等同于瑞信公司遭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瑞信公司主张100万元的违约金低于资金占用利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尊重一审法院在花费大量精力厘清基本事实后对于违约金的酌定判断。 四、关于刘雪梅是否承担共同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查明事实，李勇在与瑞信公司合作经营期间，瑞信公司实际支付巨额款项，在此期间李勇、刘雪梅共同购置了价格高昂的房屋、车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前述法律但书条款，应当认定刘雪梅因债务而共同受益，一审认定刘雪梅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李勇、刘雪梅在二审中申请调取李勇银行交易流水记录，拟证明李勇还有其他业务收入，本院认为该证据不属于应当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而是李勇自身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同意。 五、关于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李勇、刘雪梅上诉主张本案一审法院受理本案超越级别管辖的规定因而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李勇、刘雪梅并未在一审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中明确“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从而加大诉讼标的额，致使诉讼标的额超过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的，一般不再予以变动。但是当事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等规定的除外。”因此，一审法院在瑞信公司起诉受理本案时，诉讼标的额并未超越级别管辖的规定，随后因为瑞信公司主张的垫资损失随时间而客观增加，故瑞信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并无规避级别管辖之故意。因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李勇、刘雪梅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成都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勇、刘雪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88元，由成都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46800元，由李勇、刘雪梅负担21528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 伟 审 判 员  冷 雪 审 判 员  刘玉琬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敖旭涛 书 记 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