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11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昔礼，男，1968年2月2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金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峰，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军，男，1971年6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沈强，宜兴市飞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昔礼因与被上诉人孙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9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昔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建军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其与孙建军之间未签订过任何的买卖合同，双方也仅有几笔业务且经双方对账确认，其只对2012年2月27日之前发生的往来承担付款义务，之后的往来其只是介绍人。2.案外人王尚、方礼树、丁某签字的送货单不能认定为是孙建军向其履行送货义务。孙建军没有举证上述人员系其的员工，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上述人员签字或签字经其事后追认。一审以其与孙建军结账之前的王尚、方礼树签字来推断即为其认可之后的送货，违背事实。3.孙建军是否实际履行上述送货单的送货义务，并无证据予以证实。4.其于2012年2月27日结欠138164元，后于2012年4月16日支付30000元，于2016年2月8日支付10000元，加上孙建军一审自认的100000元，合计支付140000元，就欠付的货款已结清。被上诉人孙建军辩称：所有货物都是上诉人王昔礼联系其后，其再供货，其他签收人只是代表王昔礼收货，付款义务由王昔礼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王昔礼支付货款177079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孙建军与王昔礼之间有业务往来。2011年3月2日至2012年2月27日，孙建军分8次向王昔礼供应了价值166164元的安全网，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均为王昔礼，实际签收人有王昔礼、方礼树、王尚等人，后王昔礼于2012年2月27日出具对账单1份，确认上述期间内共结欠孙建军货款138164元。其中在2011年9月22日的销售清单上，方礼树在签字确认收货时另外备注了一行字：“货已收到，价格由老板结算”。在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供货后王昔礼已支付28000元、100000元计128000元货款。为证明2012年2月27日后双方之间供货情况，孙建军向法院提供了8份送货单，其中2012年5月12日的送货单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32400元，实际签收人为王尚；2012年7月5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9000元，签收人为王尚；2014年5月1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36480元，实际签收人为方礼树（并备注价格老板定）；2014年9月28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137××××8068，供货金额为825元，未有实际签收人；2015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11340元，实际签收人为丁某；2015年7月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22000元，实际签收人为王昔礼与丁某；2015年11月9日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11000元，实际签收人为丁某；2015年12月21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7920元，实际签收人姓田（身份不详），另一张上2015年12月21日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王昔礼，供货金额为750元，未有签收人。对此王昔礼质证后认为，送货单未有其签字确认部分不予认可，仅认可有其签字部分。对于2012年12月21日后的送货情况，王昔礼称送货都是其与孙建军电话联系后再发货，因其要收取每张网0.5元的回扣。以上事实，有销货清单、送货单、对账单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孙建军与王昔礼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王昔礼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负引起本案纠纷的全部责任。对于王尚、方礼树、丁某签字的送货单应认定为是孙建军已经履行了对王昔礼供货义务，理由如下：1.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均载明为王昔礼，且王昔礼自述所有货物均是由其联系孙建军后，孙建军再发货的，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孙建军与王昔礼，王尚、方礼树、丁某只是代表王昔礼收取货物；2.2011年3月2日至2012年2月27日间，孙建军分8次向王昔礼供货166164元，后王昔礼支付28000元货款，并于2012年2月27日对账确认尚欠孙建军货款138164元。该8次供货实际签收人中有王尚、方礼树2人，供货后王昔礼的对账确认行为，是对2人签收行为的认可，此后孙建军对王昔礼的供货具有延续性，孙建军将货物送至工地，交由二人签收，具有合理性，已经履行了对王昔礼的发货义务；3.方礼树在2011年9月22日的销售清单上签收时备注“价格由老板结算”，在2014年5月12日的送货单上签收时备注“价格老板定”，从这两次签收可以看出，方礼树是王昔礼的员工，其签收行为是能够代表王昔礼的；4.2015年7月2日的供货，由王昔礼与丁某共同签收，该共同签收的行为是王昔礼对丁某签收货物的一种认可，使孙建军确信以后的供货丁某是可以代表王昔礼收取货物的。至于孙建军提供的未有签收人的2次供货及无法证实实际签收人身份的供货，不应认定孙建军对王昔礼履行了供货义务。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判决：一、王昔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孙建军货款160384元及利息（款160384元自2019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孙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王昔礼提供2012年4月16日孙建军出具的收到30000元材料款的收条一张，证明其还支付过30000元款项，一审未扣除。孙建军认可收到该30000元。王昔礼申请的证人丁某出庭陈述：太仓市浏河镇的工程，王昔礼负责脚手架，其做脚手架的安全网，其通过王昔礼介绍认识了孙建军；其共向孙建军购买了价值超过40000元的安全网，后于2015年7月2日吃饭时支付孙建军20000元现金但没有收条，于2016年在太仓的银行ＡＴＭ机上存到孙建军账户20000元，没有与孙建军具体算账。经质证，王昔礼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并称丁某是通过其介绍认识孙建军，其在2012年2月27日之前从孙建军处购买的安全网转卖给丁某等人时会赚每张网0.5元的差价，后其就介绍丁某等人直接与孙建军交易，后面的交易仍是通过其电话联系孙建军；其以前也是通过ＡＴＭ机向孙建军尾号为3482和2504的银行卡存款的方式付款，之后还于2016年2月8日通过ＡＴＭ机存款10000元。孙建军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否认收到丁某的40000元与王昔礼的10000元；其建设银行卡只有一张尾号3482的卡，是在尾号2504的卡遗失后补办。孙建军提交了其尾号3482的银行卡自2015年7月3日至2017年12月30日的交易明细，ＡＴＭ机存款记录中未发现证人丁某所称的20000元与王昔礼所主张的10000元；该交易明细列明，孙建军一审所称王昔礼于2015年10月8日、10月19日、11月8日分别支付的3000元、10000元、4000元，均通过尾号为0667、户名为王昔礼的支付宝账号转账支付。以上事实，有收条、证人证言、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2年2月27日之后，王昔礼在涉及丁某等人的交易中的身份是介绍人还是买受人；二、王昔礼还应支付多少货款？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王昔礼与孙建军于2012年2月27日进行结算之后，王昔礼继续向孙建军购货，从订货方式看，丁某等人仍然是通过王昔礼与孙建军联系；从收货人签字看，仍然有王昔礼的签收记录；从付款方式看，仍然有数笔款项通过王昔礼支付，王昔礼积极参与上述交易，并且延续此前与孙建军的交易模式，其与孙建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常符合此前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即使王昔礼与案外人丁某等之间约定了介绍业务的关系，但其对外向孙建军表现出的仍然是买受人的特征，孙建军有权向王昔礼主张货款。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证人丁某所称支付孙建军现金20000元的事实，缺乏充分的依据；丁某与王昔礼所称通过ＡＴＭ机向孙建军银行卡存款的事实，在孙建军的银行卡明细上未发现对应的记录，本院对以上主张的事实均不予采信。孙建军一审主张的货款为2012年2月27日结欠的138164元及之后发生的138915元计277079元，其一审认可收款100000元，并据此诉请支付177079元。但孙建军一审认可的收款100000元中，并无其二审认可的2012年4月16日收款30000元，故二审应另行扣除。经计算，王昔礼结欠孙建军130384元。综上，基于孙建军二审的自认，本院对案件事实作出了新的认定，王昔礼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9165号民事判决；二、王昔礼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孙建军货款130384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孙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昔礼的其他上诉请求。如王昔礼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42元减半收取1921元、财产保全费1470元计3391元（孙建军预交），由孙建军负担894元，王昔礼负担24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42元（王昔礼预交），由孙建军负担1013元，王昔礼负担2829元。王昔礼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其应负担的1484元直接支付孙建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范 洁本案援引法律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