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9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招远市温泉路128-1号。法定代表人：路桥，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东，山东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萍，女，196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好龙（系被上诉人张玉萍的丈夫），男，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上诉人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张玉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2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社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鲁0685民初253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80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综合本案全案证据以及客观事实来看，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是按照上诉人提交的年租金为20万元的合同版本履行了房屋租赁的相关权利义务。一、2018年11月22日，上诉人处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送达了《关于腾退承包房屋的通知》，通知约定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31日前将商场腾空，双方有异议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被上诉人签字同意，既未提出异议，也没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说明被上诉人认可该通知的内容。该通知明确表述承包合同书于2015年4月15日到期，这与上诉人提交的年租金为20万的合同约定的日期相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年租金为8万元的合同约定的日期不符，能够证明双方履行的是上诉人提交的合同。二、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年租金为8万元，仅仅是口头表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就认可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缴纳租金110万元，年租金为8万元，租金已交至2023年，与事实不符。按照合同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情况，涉案房屋的租金为半年交一次，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年租金为8万元，那么半年租金为4万元，但110并不是4的整数倍，就是说即使被上诉人存在预交的情况，那也不会出现110万这个数字，一审法院认定租金已交至2023年明显属于事实不清。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年租金为8万元的合同已于2010年到期，—审法院却认定租金巳交至2023年，即认可被上诉人预交了10年的租金，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会提前交完10年的租金。四、上诉人提交了2005年至2009年期间被上诉人缴费的记账联凭证，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缴费票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是按照年租金20万元向上诉人缴纳的租金，虽然中间有个别年度租金减少，但均是由客观原因导致，上诉人处工作人员在缴费票据上也有相应的记载，并说明了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收款收据上所作标记系用钢笔后添，不能认定为出于被上诉人自愿或默许”，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被上诉人领取了收据即说明默认了收据记载的事实，不认可的话根本不会收取，一审法院的观点是错误的逻辑关系。五、被上诉人提交的招标文件是2013年由当时的劳动就业办公室发布的，涉及的房屋并非本案的涉案标的物，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就以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为依据审理本案，明显能够看出一审法院审理案件草率，认定事实不清。六、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交付年租金8万元并非显失公平”，完全是歪曲事实，偏袒被上诉人。涉案标的物位于招远市开设商铺的黄金地段，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目前正常的年租金在52万元以上，即使在2005年签订合同时，也远远不止8万元每年，一审法院却认定“年租金8元并非显失公平”，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难以对涉案房屋的合理市场租赁价格作出判断，上诉人主张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判如所请，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张玉萍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2005年4月16日，答辩人通过竞标方式获得虹桥商场承包权，并于次日与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签订了《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按照合同约定,每年的承包费为8万元，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承包前，该房屋内未做任何形式的分割和装修，并且在签订合同前几日该房屋发生过火灾和隔壁爆炸事件，所有门窗和墙面全部损坏，根本不具备任何招商条件。由于营商条件太差，需要投入大笔资金改造和装修才能启动正常运营，而服务公司又没有资金投入，所以服务公司的领导给答辩人承诺，承包合同签订后，承包方需先行代服务公司垫资修缮，然后再承包经营，并承诺该房屋是以招商投资的形式承包，最低承包期限为30年，书面合同可以先签5年。正因为有此承诺，答辩人才先期垫资高达400多万元对商场进行改造，以尽快实现正常运营。修缮完毕后，服务公司要求答辩人根据服务公司单位用款的需要不定时、不定额交纳承包费，依其通知为准，上门收取，并告诉答辩人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新的书面合同（服务公司对所有的商户都是采用这样的管理模式），原合同继续生效，承包条件一切以现行书面合同为准。答辩人考虑到400余万已经替服务公司垫上，一时也退不回来，也只能服务公司要多少就交多少，况且有承包合同在，并且服务公司有承包30年的承诺，答辩人认为距离承诺期限还很远，对多交承包费也并不担心，觉得最后统一结算即可。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以及上诉人最低使用期限为30年的承诺，2010年合同期满后，我们继续使用商场，所以原合同继续有效。一审庭审已经查明2009-2015年答辩人已交付承包费共计110万元，按合同约定每年8万元承包费计算，承包费已交至2023年。而服务公司给答辩人出具的却是五花八门的收据，并在收据上任意标注所交承包费的对应期限，答辩人提出异议后，服务公司解释说发包商场和收费不符合上级要求，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这样做，答辩人对此表态均不予认可。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要求额外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的说法。根据法律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复印件，通过与答辩人提交的《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原件相比照，可以看出，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是单方面伪造的。上诉人在没有证据反驳答辩人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只是一味坚持自己的假的复印件合同。上诉人不顾自身国家机关形象，肆意伪造虚假合同，利用自身优势胁迫相关人员出庭做伪证，不断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所有证人对本案核心问题的回答要么是无法解释，要么是不记得了，证人证言之间都自相矛盾，用谎言来证明谎言，必然难圆其说。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答辩人的有效合同，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不仅维护了答辩人的权益，也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究上诉人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或移交公安机关追究伪造印章的刑事责任。通过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方证人路某的当庭证明及答辩人查询，可以确定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于2002年下半年更名，路某证实该印章在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更名后即被收回，2005年“劳动服务公司”这个印章就不用了。既然印章被收回，那与答辩人签订承包合同所用的印章是谁刻制的，谁批准使用的？上诉人利用私刻的印章与答辩人签订承包合同，恶意诉讼，其行为不仅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构成妨碍司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严处，并且上诉人恶意诉讼给答辩人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产生了侵害后果，依法应当追究其伪造印章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希望二审法院能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答辩人的权益出发，依法追究上诉人伪造印章的相关法律责任。人社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招远市河东路虹桥商场1-4楼及楼东商用平房17间占用使用费8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内容为：甲方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乙方张玉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第一条：甲方将虹桥商场1-4楼及楼东商用平房17间，采用指标方式承包给乙方管理使用。第二条：承包期限自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起到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止，共十年。第三条：承包金额每年为人民币贰拾叁万捌仟元整。每年六月三十日前交纳承包金壹拾壹万玖仟元整，十一月三十日前交纳承包金壹拾壹万玖仟元整。第四条：房屋维修费用按每年叁万捌仟元计算，从承包金中扣除，乙方不准挪作它用，必须用于房屋维修，甲方不再支付给乙方任何维修费用。第五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第十条：其他规定：1、甲方……4、乙方对外签订租赁房屋合同，不准跨越二〇一五（该字系由“〇”涂改而来）年四月十五日……第十二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签订之日起生效。甲方：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印章），代表人：杨某代。乙方：张玉萍（签字盖印），代表人：（空），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原告庭审时未向法庭提交合同原件，在本案的举证期限内亦未提交，理由是找不到了。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原件，与原告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不同的内容如下：第二条：承包期限自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起，到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止，共五年。第三条：承包金额每年为人民币捌万元整。每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交纳承包金肆万元整，十一月三十日前交纳承包金肆万元整。第四条：房屋维修费由乙方负责，必须保证房屋完好，甲方不支付给乙方任何维修费用。……第十条：……4、乙方对外签订租赁房屋合同，不准跨越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第十二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签订之日起生效。甲方：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印章），代表人：路某。乙方：（空），代表人：张玉萍（签字盖印）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本案在前两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2005年至2008年四年合同履行情况均不持任何异议。但第三次开庭前，原告要求延长举证期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告2005年至2008年的交费单据存根，显示2005年被告交费15万元，2006年交费20万元，2007年交费10万元，2008年交费20万元，以证明双方并未按照被告提交的合同原件履行，而是按照每年租金20万履行；被告主张，原告提交的收据存根没有印章、没有会计、出纳签名，不符合入账要求，要求原告提交对应记账，但原告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交。被告提交了2009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26日向被告交款的凭据原件，分别为2009年12月30日“收款收据”一张，“交款单位全称”栏为“张玉萍”，金额15万元，“事由”栏载明“应交20万元，因金融危机对商业影响较大，当年减免5万元，故收15万元。2009年当年租赁费结清”，加盖招远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经济专章；2010年7月7日“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虹桥商场交来2010年租赁费￥50000.00元”，“备注”部分注明“上半年应交100000.00元，尚欠50000.00元”，加盖印章同上；2010年11月30日“山东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1张，“缴款人”栏为“张玉平”，“项目名称”栏下内容“虹桥商场租赁费”“2010年已缴15万元整”，数额10万元，加盖印章同上；2011年7月5日、2012年8月1日“山东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2张，“缴款人”为“虹桥商场”，项目名称为“2011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房租”，数额均为10万元，盖章同上；2012年1月12日“山东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张，“付款单位”为“张玉萍”，“收款项目”栏填写“2011年下半年房租”，金额10万元，盖章同上；2012年12月29日“收款收据”1张，内容为“今收到虹桥商场缴来2012年下半年租赁费壹拾万元（￥100000.00）”，盖章同上；2013年7月30日“收据”一张，“交款单位”填写为“张玉萍”，“收款方式”为“存单”，金额10万元，“收款事由”填写为“2013年上半年虹桥商场租赁费”，盖章同上；2014年1月13日，被告向李某个人账户转账10万元，无单据；2015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对公账号16×××64转账20万元，无单据。以上自2009年至2015年7年间，被告以交款、转账方式，共向原告及其工作人员交款110万元，其中2009年、2010年分别为15万元，2011年10万元，2012年30万元，2013年10万元，2014年10万元（私人账户，无单据），2015年20万元（对公账户，无单据）。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2月10日“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执收单位留存联复印件，金额10万元，证明被告2014年1月13日转账至李某个人账户的款项已经以虹桥商场2013年下半年租赁费名义上交财政专户；2015年3月17日“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执收单位留存联复印件，金额20万元，证明被告2015年1月26日向原告对公账号16×××64转账20万元以虹桥商场2014年租赁费形式上缴财政专户，单位记账凭证复印件字迹不清。被告陈述己方提交单据字迹深浅不一是因为所谓“说明”都是李某用钢笔后添加上去的，单位入账联上并无相同记载；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交与被告提交收据相对应的入账联进行核对，原告拒不提交。2014年10万元是李某私人以单位名义拿的，2015年是按照原告方领导要求交纳的商场评估费。一审法院认定被告2009年至2015年被告向原告交费110万元属实。原告提供三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路某出庭证明被告张玉萍提交的合同原件是其签的字，当时身份是劳动服务公司办公室主任，但虹桥商场的房屋是人社局的，与最早叫“劳动服务公司”、后来叫“劳动就业办公室”、现在叫“公共人才就业服务中心”没有关系。自己只跟张玉萍签订过后面小平房的合同，时间是2002/2003年，劳动服务公司2002年的下半年已经更名为“劳动就业办公室”，更名后原印章被收回，2005年“劳动服务公司”这个印章就不用了。证人对于合同显示时间跟其陈述的签订时间不相符、公司名称与印章不相符等问题称“无法解释”；认为张玉萍应该是和劳动局签合同而不应该和就业办签。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上的名字是自己签的，当时身份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办公室主任，受领导指派代签合同，合同上租金是对的，但其他细节不对，证人记得当时代签的合同期限是5年，因为租金是交给局里的，但需要盖劳动服务公司章，对于为什么要盖劳动服务公司的章“没法解释”。对于2005年劳动服务公司这个机构是否还存在、当时签合同的时候谁在场、合同是一式几份等问题证人均称“不记得”，但认可是自己拿着合同到劳动服务公司盖的章，盖章时张玉萍是否已经签字不记得；对合同主文是否自己拟写，表示“没法说”；对于被告每年交纳租金数额不等问题，证人称被告提出房子需要维修，2005年就扣除了5万元，后期就定了每年3.8万元维修费直接从应当交纳的23.8万元租金中予以扣除。2007年的上半年交了10万，因劳动局从虹桥商场定了个会议桌及大约20把椅子，当时讲的总价格是2万多点，下半年再要租金的时间，被告大年三十带着五万块钱去局里交，因银行都不上班，考虑到安全问题，证人又让她拿回去说过了年一上班再来交，后来上了班也一直没交，说等和桌子椅子一起算。到2009年1月证人调走交接工作时交代给了下任。证人李某证实，证人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2009年接手收取虹桥商场承包费工作。“2009年12月30日我出具了收取张玉萍2009年当年交租赁费的收据，这一年收了15万元，在收据事由一栏，我做了个说明，说明内容是应交20万元，应金融危机对商业影响较大，当年减免5万元，故收15万元，2009年当年租赁费结清。2010年7月7日，我又出具了收据，今收到虹桥商场2010年租赁费5万元，在备注1后面加了一行记录上半年应交十万元，尚欠五万元。2010年11月30日，用非税收据收款10万元，虹桥商场租赁费已缴15万元整。2011年7月5日，我出具了非税收据收了10万元，上面注明2011年上半年租金。是我写的‘腾’（单位出纳姓滕）。2012年1月12日，我收的2011年下半年房租10万，2012年8月1日我又开的收据，备注是2012年上半年房租10万。2012年12月29日，我出具的收据交来2012年下半年租赁费10万。2013年7月30日，收据2013年上半年虹桥商场租赁费10万，2014年1月13张玉萍往我的银行卡上打了10万，我把这10万开具了非税收据的票据，这个票据我没有标注。2015年1月26日，张玉萍往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账户上转账20万元，这是2014年的租赁费，也有银行的单据和交财政的复印件。收被告租赁费是到2014年。”对于开具的收据为什么格式不统一的问题，证人称是从财政局领取的单据，这个钱要交到市财政局；普通收据是当时领导跟有关部门沟通的，财政经费没做预算的从这里面出。对于合同上的第三页的“〇”改成“五”的解释为，2010年合同即将到期，张玉萍想续签，经当时领导同意续签，但是当时“劳动服务公司”的公章已经作废，2003年就成立劳动就业办了，证人就直接在合同上将“〇”改为“五”，把合同第一页重新打印，内容相同，只是把“2010”改为“2015”，当时改了两份证人和张玉萍各持一份。但是局里这份什么时候光有复印件了，证人没法说明。当时2015年合同需要续签，局长张志刚以房子消防不达标为由，主张合同不能续签，想把房子交给国资局，那几天张玉萍找过张志刚，张志刚找证人要过原件，到底在哪个环节有红印的合同原件换成了盖黑印的复印件证人也说不清楚。被告提交招远市“招标公告”和“房屋租赁招标文件”各一份，内容显示，招远市定于2013年8月20日就自己名下的河东路虹桥商场部分房屋及平房对外投标招租，有意者请于2013年8月19日前到招远市领取招标文件、交付投标押金。招标房屋位于河东路虹桥商场，共计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房屋1、2、4、5层及后院平房15间，租赁年限5年，房屋租金起标价：第一年最低租金为7万元，第二年最低租金为8万元，第三年最低为9万元。三年投标租金合计数最高的投标单位或个人为中标者。后两年每年租金为前三年的平均价格。招标文件涉及房屋非张玉萍租赁房屋，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与被告提交的合同原件，在到期时间、承包金额、维修费用、甲方签字均有明显不同。原告在不能提交合同原件的情况下，所提供的证人不能确切说明与原告提交合同复印件内容相符的原件草拟人、具体内容、签订时在场人、签字盖章顺序；甲方签字的证人对于被告提交合同签订时间不正确、标的物不相符、单位名称与印章不相符等问题无法解释。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提交合同的真实性，对原告提交合同的复印件不予采信。招远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权属证明，载明“我方（单位原名称：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在2005年4月16日与张玉萍签订的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中，上面所列明的承包建筑物为虹桥商场1-4楼及楼东商用平房17间，其权属问题早在1997年5月5日的招远市劳动局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中已经做出研究决定，由招远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单位原名称：招远市劳动局）所有。特此证明。”1997年5月5日招远市劳动局“招劳[1997]1号”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关于对虹桥商场、宾馆及东侧商用平房权属划分的决定”复印件，内容显示：一、河东路虹桥商场由局机关投资建设，权属归局机关所有，宾馆由劳动服务公司投资建设权属归公司所有。二、河东路虹桥商场主体楼房东侧商用平房32间，已于一九九六年完工并交付使用，经研究决定：1、商用平房投资，按实际决算总额，由局机关与劳动服务公司各负担50%。2、商用平房权属具体划分如下：西起第一排（西开门）九间，西起第三排（西开门）南数六间，楼洞通道南侧东两间，归局机关所有；西起第二排（东开门）九间，西起第三排（西开门）北四间，楼洞通道南侧西两间，归劳动服务公司所有。3、楼洞通道南侧大院由虹桥商场与劳动服务公司宾馆双方共同管理使用。对于上述两份证据，被告认为系原告自己给自己证明，不认可其证明效力。2018年11月22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书面“关于腾退承包房屋的通知”，内容为“张玉萍同志：你于2005年4月16日与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已于2015年4月15日到期，根据市政府总体规划，该房屋在拆除范围之内。特此通知你：于2019年3月31日前将该商场腾空，交还我单位。若有异议，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通知人：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印）。2018年11月22日。受通知人：张玉萍（手签），通知人工作人员：孙常波（手签）、王磊（手签）”。审理中，原告提交了2013年“整（旧）村改造项目建设审批表”，显示项目位置为“一期工程位于。二期工程位于天府路以东，招金路以西、泉山路以南。三期工程位于址”；2019年3月项目名称为“汤泉世家二期项目”的“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说明”一份；2019年7月深圳市柏涛蓝森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所做“招远河东市场片区文化商业街区规划暨建筑方案设计”图，显示“退规划河东路（现状道路往东扩4M）”。上述三份证据证明虹桥商场在规划拆迁范围之内。被告称“改造项目”范围划定的区域是原汤前村位置，“汤泉世家二期项目”立项已经被烟台市予以撤销，“设计方案”只是蓝图，应当有市政府正式的批复文予以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允诺可以对被告添附的设施及商场装修价值予以评估，将被告投入折价给被告，因被告不同意与原告共同确认评估范围致使该项工作没有进行。综合原、被告陈述及所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4月16日，原告的前身招远市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甲方）与被告张玉萍（乙方）签订《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将虹桥商场1-4楼（实际为三层）及楼东商用平房17间以招标方式承包给被告管理使用，合同期限5年，年承包金额8万元。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被告经营至2014年底基本处于停业状态，但未将涉案房屋交还。2005年至2008年，被告每年向原告交纳租金数额不详，被告称每年8万元，原告称按20万元标准收取，但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不予认可，对应账目原告拒绝提交；2009年至2015年，被告分10次共向原告及其工作人员交款110万元。2018年11月22日，原告以合同到2015年到期及涉案房屋在拆除范围内为由书面通知被告腾房。本案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为汤前村集体，原告无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授权下属公司与被告签订《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合同履行期限至2010年后，被告继续经营，原告向被告收取租金。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的合同原件没有实际履行，称双方是按照原告提交的合同复印件实际履行的，但证人对合同签订的过程描述模糊，对合同更改、涂改、签名等解释牵强，且2009年至2015年被告交纳金额不等，原告在收款收据上所作标记系用钢笔后添，不能认定为出于被告自愿或默许，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支持原告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于2010年到期后未续签书面合同，亦未有证据证明就履行期限进行了口头协商，应视为不定期租赁，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对照原告对地段相同、面积相似的商场进行招标的文件租金，被告年交付租金8万元并非显失公平，原告向被告收取的租金已至2023年，应视为原告同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被告停业后未交还房屋属合法占用，原告无证据可予反驳，故原告要求被告交纳2015年之后的租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被告张玉萍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80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人社局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虹桥商场承包合同书》原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张玉萍与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在2001年4月16日签订了上述合同，双方约定的租金为20万元每年，按照客观事实和一般规律，房屋的租金只会逐年上涨而不会下降到每年8万元。证据2、招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的招编[2002]5号文件复印件，拟证明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招远市，更名时间为2002年7月8日。证据3、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共13页，拟证明2005年以前被上诉人都是按照年租金20万元缴纳的租金。上述相关证据都是近20年以前的都在上诉人的仓库里放的，查找难度比较大，在一审结束后才找到的，故一审没有提交。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乙方的张玉萍的签字不是我本人签字，且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是针对2005年以后的合同提起的诉讼，所以上诉人应该提供2005年以后人社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原件合同以及相应的票据来证明。在一审时上诉人作为原告在多达5次的开庭中一次都没有提供原件合同，一直在提供与案件无关的证据来拖延诉讼时间，达到上诉人不让被上诉人经营商场的目的，在二审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2005年以后的原件合同以及票据。针对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可以看出是假的，上诉人没有代表人签字。会计票据应该是每张票据由会计出纳和凭证组成，然后每月装订成册。人社局提供的票据几年一本，从一审案卷也可以看出其起诉拿假的复印件立案，一直开了5次庭，可以看出上诉人是造假。上诉人提起诉讼是针对2005年以后的合同，对于之前的2001年合同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且上诉人既然能找到2001年的合同，但不能找到上诉人自己提供的2005年合同复印件所对应的原件，其解释不合常理。2、针对证据2编委的文件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在一审5次开庭都没有提供。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并由其办公室主任路某签的名，被上诉人对劳动服务公司更名情况不清楚。上诉人为什么不提供2005年的合同原件，上诉人拿假的复印件合同在一审法院开了5次庭。3、对证据3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就涉案房屋上诉人人社局的下属公司原招远市劳动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张玉萍签订虹桥商场房屋承包合同书，人社局仅提交租赁合同复印件，而张玉萍提交内容与之有较大差异的租赁合同原件，人社局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证据优势原则综合分析双方的证据后，认定双方之间履行的是张玉萍提交的租赁合同，年租金为8万元，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本案中，租赁合同于2010年4月15日租赁期限届满后，双方未再续签书面租赁合同，但张玉萍继续使用相应的租赁房屋，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应视为不定期。2009年至2015年张玉萍已为涉案房屋缴纳租金等费用共计110万元，按年租金8万元的标准，张玉萍缴纳租金已至2023年。人社局要求张玉萍支付2015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4月15日止，按照年租金20万元的标准计算的房屋占用使用费80万元，但是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人社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人社局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人社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素素书记员车丽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