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3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财有，男，194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桂花，女，195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关军、范晓，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锦秀，女，198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守义，男，194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桥，女，194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红苹，浙江德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顺潮，男，197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第三人张某，女，200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法定代理人徐锦秀,身份信息同上，系张某的母亲。 上诉人张财有、吴桂花因与被上诉人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原审第三人张顺潮、张某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8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张财有户的房屋因政府建设需要，被纳入拆迁范围。为此，张财有户与拆迁人就拆迁补偿事宜进行协商。2009年8月7日，在一份《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情况》表中，载明选择货币化安置人员为张财有、吴桂花、张某（独生子女），共4人。该表下方为被拆迁人的签章一栏（本户户主和具备安置资格的全体人员签章）。该签章处有“张财有、吴桂花、张顺潮、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的名字签写及捺印。徐锦秀认可上述签章处的签字，包括徐守义、刘建桥及张财有、吴桂花、第三人均由其代签，至于手印是否由其代捺其记不清楚了。张财有、吴桂花不认可该签字捺印系其本人所为，并称该表格签字捺印均系徐锦秀所为，张财有、吴桂花均未参与。同日，杭州市之江度假区征地事务所、之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甲方、拆迁人）与张财有（乙方、被拆迁人）签订一份《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约定乙方房屋坐落于转塘街道石龙山社区212-1，属于拆迁范围。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为392920元。乙方家庭人口中为7人，即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张财有、吴桂花、张顺潮、张某，独生子女增加1人，安置人口合计8人。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人数为4人，分别为张财有、吴桂花、张某和增加安置人口1人。乙方货币化安置面积为220平方米，调产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货币化安置单价为6930元／平方米，甲方需向乙方支付货币化安置款152460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转塘镇农居多层公寓进行安置。过渡方式采用自行过渡，过渡期自2009年8月至2011年7月，临时过渡费按4人计发，按每人每月600元标准发放，共计57600元。超过过渡期按每人每月900元标准发放。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按3人计发，由甲方对乙方按每人每月600元标准发放，一次性发放12个月为21600元。乙方还支付甲方提前签约奖励费20000元、按时签约奖励费60000元、按时腾房奖励费20000元，其他补偿费94563元。房屋安置预付购房款211320元。张财有、吴桂花陈述该协议签字时，其中内容为空白，均系徐锦秀经办并事后填写。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被拆迁，甲方依约向乙方支付过渡费。2009年11月17日，徐锦秀代张财有从杭州银行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奖励费、货币安置费等共计1962363元，其中包括协议中约定自2009年8月至2011年7月临时过渡期间按4人计发的过渡费57600元。2011年8月至2018年7月的超期过渡费453600元，吴桂花已领取。2015年6月1日，张财有、吴桂花起诉徐锦秀、张顺潮合同纠纷，要求徐锦秀、张顺潮将云溪香山302室房屋过户给张财有、吴桂花等。张财有、吴桂花在该案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2009年8月原有房屋被拆迁，张财有、吴桂花可分得拆迁补偿款及过渡费73万元，并且有权选择拿房安置（110平方米房屋）或货币安置（安置费762300元）。经与徐锦秀、张顺潮商量，张财有、吴桂花选择了货币安置，得到安置款762300元。上述两项费用共计1492300元。在该案中，张财有、吴桂花还提供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甲方为张财有、吴桂花，乙方为徐锦秀、张顺潮。协议中约定甲方在本次拆迁中分得拆迁补偿款及过渡费73万元，作为暂借款由乙方占有使用；甲方在本次拆迁中分得货币安置费用共计762300元，作为暂借款由乙方占有使用；乙方确认上述款项共计1492300元均已拿到。协议落款处有张财有、吴桂花、张顺潮的签字捺印，徐锦秀未签字。2015年7月2日徐锦秀与张顺潮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夫妻名下的位于房屋（以下简称云溪香山302室房屋）归男方张顺潮所有。徐锦秀的拆迁安置房屋100平方米归男方所有。登记在女方名下，位于的房屋归女方所有。2015年7月7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张财有、吴桂花撤诉。庭审中，张财有、吴桂花提供了一份其大儿媳与徐锦秀的谈话录音，谈话时间为2015年6月、9月，即张财有、吴桂花起诉徐锦秀及张顺潮合同纠纷案件期间，谈话内容包括拆迁款项问题、徐锦秀与张顺潮的离婚问题。徐锦秀还在录音中谈及：“他爸爸妈妈的房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不对，只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还有就是说还有另一套也是我爸爸妈妈的，是两个老的换一换的，不影响他什么”等等。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张财有、吴桂花支付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超期过渡费340200元。2.诉讼费由张财有、吴桂花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徐锦秀与张顺潮已离婚，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与张财有、吴桂花之间的家庭共同共有的基础已丧失，故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有权就共同共有财产主张分割。本案中，张财有作为户主代表与杭州市之江度假区征地事务所、之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签订了一份《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约定安置人口为8人，即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张财有、吴桂花及两位第三人，张某作为独生子女增加安置1人。选择货币化安置人数为4人。过渡费自2009年8月至2011年7月按4人计发，每人每月600元，超过过渡期的临时过渡费为每人每月900元标准发放。庭审中，吴桂花认可已领取2011年8月至2018年7月该户4人的超期过渡费453600元。双方争议在于徐守义、刘建桥是否有权主张过渡费。 根据拆迁协议及拆迁政策规定，选择房屋安置的人员在自行过渡期间，由拆迁人发放过渡费。本案中，根据上述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人员为张财有、吴桂花、张某。张财有、吴桂花辩称其从未在《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情况》表中签字，张财有在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协议时，协议内容为空白，其对张财有、吴桂花选择货币化安置并不知情。但该陈述与其答辩时称徐守义、刘建桥与张财有、吴桂花就安置方式进行了互换等陈述不符。且根据拆迁政策，张财有、吴桂花协议签字后至拆迁部门领取相关拆迁款时，需提供内容完整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户主张财有的身份证明等材料，故即使在签订协议时张财有对协议内容不清楚，在此后领取款项时应当清楚。且从领款至本案起诉时已有9年，张财有、吴桂花虽辩称对此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前曾就协议中货币安置人员提出过异议。故对张财有、吴桂花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中约定张财有、吴桂花为货币化安置人员属实。故在本案中，《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情况》表中的签字、捺印是否系张财有、吴桂花所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鉴定。张财有、吴桂花还辩称，其系协议中名义货币化安置人员，因徐守义、刘建桥为外省人，不能选择货币化安置，故张财有、吴桂花与其进行内部对换。张财有、吴桂花为此提供了一份与徐锦秀之间的谈话录音，在该谈话中，徐锦秀谈及“他爸爸妈妈的房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不对，只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还有就是说还有另一套也是我爸爸妈妈的，是两个老的换一换的，不影响他什么”等等。徐锦秀对张财有、吴桂花的该意见不认可。原审法院经审查注意到，该谈话系发生在徐锦秀与张顺潮离婚过程中以及张财有、吴桂花起诉徐锦秀、张顺潮的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谈话内容多为双方感情以及拆迁款去向等，徐锦秀的上述陈述并不足以推翻拆迁补偿协议中的书面约定，尚不足以证明张财有、吴桂花与徐守义、刘建桥就安置方式进行对换。相反，张财有、吴桂花在2015年起诉徐锦秀、张顺潮合同纠纷一案中，在诉状中陈述张财有、吴桂花选择货币化安置。为此，张财有、吴桂花还提供了一份协议，其中亦明确载明张财有、吴桂花选择货币化安置。在该次诉讼中，张财有、吴桂花从未表明过与徐守义、刘建桥就安置方式对换的情况。上述诉讼中的陈述应视为张财有、吴桂花的自认，在没有证据证明张财有、吴桂花系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该自认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原审法院对张财有、吴桂花该项辩称意见，亦不予采信。根据协议约定，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选择房屋安置，故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有权享有超期过渡费。张财有、吴桂花作为货币安置人员，其理应将领取的超期过渡费支付给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现吴桂花代领了2011年8月至2018年7月该户4人的超期过渡费453600元，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主张其中的四分之三即340200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张财有、吴桂花作为夫妻理应将上述领取的款项支付给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至于第三人张顺潮陈述已将离婚前的过渡费支付给徐锦秀的意见，因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均发生在2012年，款项的数额与时间与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主张的过渡费发生的时间与金额均不对应。况且此时其与徐锦秀尚系夫妻关系。张财有、吴桂花表示曾将现金交给张顺潮，但对于款项有无交付张财有、吴桂花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徐锦秀也不认可，故原审法院对上述意见均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张财有、吴桂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过渡费340200元。案件受理费640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61元，合计8264元，由张财有、吴桂花负担。 宣判后，张财有、吴桂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上诉人选择的货币化安置是与被上诉人徐守义、刘建桥房屋安置实行互换。理由如下：（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在办理拆迁安置手续时均由被上诉人徐锦秀一手操办，拆迁款全部被徐锦秀拿走。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徐锦秀与第三人张顺潮于2004年9月结婚，被上诉人徐守义、刘建桥在2009年2月将户口从湖北省英山县迁入上诉人处，成为上诉人张财有家庭户的常住人口，2009年8月上诉人张财有的住房拆迁，被上诉人徐守义、刘建桥成为拆迁安置人口。但徐守义、刘建桥一直在老家居住，并无随同女儿徐锦秀到杭州生活。上诉人提供的货币化安置申请表（表中选择货币化安置是上诉人和第三人张某）、货币化安置审核表、收据、银行转账存根联、银行取款凭证均证明有关货币化安置表上的签字均系徐锦秀一人所为，并无上诉人的签字，而且《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货币化安置费、房屋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奖励费共计1962363元全部被徐锦秀领走，上诉人分文未得。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货币化安置和房屋安置的选择及相关手续的办理均系被上诉人徐锦秀一手操办，而且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及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上诉人至今也没领到一分钱的房屋补偿款和货币化安置款。上诉人均是生长在农村没有文化的老实人，在相关拆迁事宜中的相关表格和协议及取领款中现有可见的唯一签字是张财有在2009年8月7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签字。一切手续均是徐锦秀在办理，上诉人在安置协议书上签字时相关内容都是空白，上诉人甚至怀疑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签字均是伪造。（二）录音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张财有、吴桂花所选择的货币化安置是与被上诉人徐守义、刘建桥的房屋安置互换，徐守义与刘建桥在领取货币化安置款后就无权主张过渡费。因徐守义、刘建桥家居湖北，尽管户口迁入杭州但其并未到杭州生活，加之当时规定住房拆迁时外迁人口不允许选择货币安置，所以徐锦秀为让其父母拿到货币安置，在其办理相关拆迁安置手续时就将张财有和吴桂花选择的住房安置与其父母进行了互换，即将其父母以张财有、吴桂花的名义进行了货币化安置。这从相关货币化安置表的填写，其父母仍在老家居住，特别是货币化安置等所有款项均被徐锦秀拿走等事实足以证明。2015年在徐锦秀与张顺潮关系恶化闹离婚之际，上诉人考虑所有的拆迁款（含货币化安置款）全部被徐锦秀拿走，且《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他们选择的又是房屋安置，可能存在既拿不到钱又拿不到房的被动局面。为帮助张财有和吴桂花取得证明货币化安置事实上系同徐守义、刘建桥互换的证据，其大儿媳蒲黎明通过与徐锦秀电话聊天录音的方式将有关证据保存了下来。但一审法院在认可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的同时却否认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理由是“谈话内容多为双方感情以及拆迁款去向等，徐锦秀的上述陈述并不足以推翻拆迁补偿协议中的书面约定，尚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与徐守义、刘建桥就安置方式进行对换。”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该事实认定漠视了录音所证明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该录音是发生在张财有、吴桂花诉张顺潮、徐锦秀合同纠纷要求张顺潮、徐锦秀将用2009年11月取得拆迁款购得的西湖区转塘镇云溪香山15幢2单元302室过户给原告一案及徐锦秀和张顺潮闹离婚期间。张财有和吴桂花起诉的原因如上所述，是怕被徐锦秀这么一操作变成既拿不到钱又拿不到房。通电话时蒲黎明想证明的是，“你把老爸老妈这件事先撇清楚”，“问题是你的确是拿了他们的拆迁款和他们两个货币的钱呀”，如何解释这才是该证据的关键所在，而绝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仅仅双方的感情和拆迁款的去向问题。而徐锦秀的回话足以证明她拿走的部分是她父母的货币安置费，比如“他爸爸妈妈的房子我从来没想过要，对不对，一直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居然他们这样说的话，那行呀，那我们法庭上见好了，反正他占不到什么便宜”，“我跟你说，我们家哦两套农居点，两套农居点拿了货币安置是不是，我一直说的是拿了我爸爸和妈妈和张某的，张某的是不能动的，我要留给她的”。“是两个老的换一换的，不影响他什么，我跟他说过了，跟张顺潮说过了，我可以让我爸妈过来，我们到公证处去公证，他可以放心，是不是”。这三句话完全可以证明，徐锦秀拿走的货币安置款拿的是她父母和张某的，拿的安置房是她父母和上诉人互换的。是张顺潮不和她好好谈离婚的事，本来她还可以让她父母去公证处公证，他就可以放心”，所谓的放心是什么，显然是指张财有、吴桂花对拆迁安置中明明他们事实上拿的是住房现在却变成了货币，而且这个货币又全部被徐锦秀拿走不放心。为什么要公证公证意味着可以达成一份真实的协议替代原先的约定让上诉人放心，如果《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上诉人选择的货币化安置本身就是真实的，那又何必再去公证呢在另一段录音中徐锦秀说“我跟你讲，本来我跟张顺潮离婚。张顺潮如果协议离婚呀，我们都谈好的，我跟你说，两个老的房子不少，如果是他一定要这样硬来的话，那两个老的房子没有了，我们，我们就公事公办在法庭上，没关系的”。上述录音结合其他证据完全能证实徐锦秀拿走的是她父母的货币化安置款，以徐守义、刘建桥名义拿的住房安置实为上诉人所有。显然是荒谬的，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将两方都认为是虚假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诉讼材料证明目的是上诉人在原诉讼中伪造证据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一概不予认可。其目的是要求法院严惩上诉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该事实可见被上诉人一审中的相关陈述。上诉人对相关证据的虚假性也予以认可，只是说明因为徐锦秀与张顺潮离婚，担心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作的无奈之举，后在法院开庭前又撤回了起诉。这一事实在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也有反映，能够相互印证。如徐锦秀多次讲作“这么大的伪证，是要做牢的”，“他还不承认做的伪证，弄到最后查出来是伪证的话，不是他想撤诉就这么简单了，他要做牢的”之类的话语。但同时当蒲黎明问她“问题是拆迁款的确是拿了他们的拆迁款和他们两个货币的钱呀”，徐锦秀却反驳说“我可以说它是赠与给我们的”，“我肯定在法庭这样说，他是赠与给我们的，两个老的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它的货币安置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同意，对不对”这些对话不仅显示出徐锦秀在达不到她和张顺潮协议离婚目的时所表现出的心机，也完全能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上诉人拆迁被徐锦秀操作所处的被动局面，所谓的虚假证据、虚假诉讼具有一定的背景，只是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非侵占徐锦秀的财产。对（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诉讼材料的虚假性应该说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认为是虚假这一点并无争议，但一审法院在双方诉讼当事人都认为是虚假证据情况下，为配合否认录音中表现出的货币化安置事实上是徐守义和刘建桥这一客观事实，竟然将该虚假证据作为上诉人的自认从而印证上诉人拆迁安置中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依据是错误的，违反了相关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三、被上诉人的相关诉讼部分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相关主张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主张自2011年8月起至2018年7月的过渡费均被上诉人领取，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过渡费应归被上诉人所有，那么上诉人的行为就构成侵权，那么被上诉人的部分债权在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同时如果被上诉人徐守义、刘建桥在拆迁安置中选择的房屋安置，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又为什么不主张该过渡费呢显然这与其主张的在拆迁安置中选择的是房屋安置是相悖的，不符合常理。再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选择的是货币安置，但上诉人的所有补偿款及货币化安置款均被徐锦秀拿走，难道真的能如同徐锦秀所言，这个192万元巨款就算是赠与给徐锦秀了吗上诉人房子被拆了，被一个外地来落户的人弄到了一个无房无钱的地步，那么这个世道的公平又何在四、被上诉人安置实际选择的是货币化安置，且货币化安置款已领走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规定，过渡费是安置房屋的拆迁户在超过安置期间政府所给予的住房补贴，而实行货币化安置的人口则给予一次性补贴，所以作为实际和已领取货币化安置款的徐守义和刘建桥已无权主张过渡费。至于徐锦秀因其与张顺潮离婚时已明确约定该拆迁安置房100平方米归张顺潮所有，故相应的过渡费也应一并转让，及之前徐锦秀应有的过渡费上诉人已给了张顺潮，故徐锦秀也无权再行主张所谓的过渡费。张财有、吴桂花的二审诉讼请求为：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原审第三人张某答辩称：一、从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一收据、上诉人提交的（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诉讼材料等证据可知，上诉人对于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安置方式、拆迁款项的用途系明知，不存在被上诉人徐锦秀擅自签字的情形。徐锦秀与上诉人的儿子张顺潮于2004年9月结婚，婚后感情尚可。2009年7月29日，在获知案涉房屋将被征迁，徐锦秀以本人、张顺潮以及二人的孩子张某名义提前购买云溪香山房屋，此后二上诉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均在案涉房屋拆迁后居住在云溪香山的房屋内，该节事实上诉人于（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合同纠纷案中亦有陈述。二上诉人虽有两个儿子，但一直与徐锦秀家庭户共同居住生活在案涉被拆迁房屋内，由家里最有“文化”的徐锦秀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对外签字符合家庭生活习惯。拆迁时，二上诉人商量后确定的货币安置方式，在2009年8月7日与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书》时确定其二人及张某作为货币安置人口进行安置，到2009年9月24日徐锦秀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中可知（指挥部有手写“该房已腾空”字样并盖章），在签订安置协议书后的一个半月里，张财有家庭户的成员腾空房屋，积极履行安置协议，不存在上诉人对拆迁安置有任何异议的情形。二、徐守义和刘建桥从未与二上诉人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对换拆迁安置利益的情形，也从未委托徐锦秀代为办理与二上诉人之间就货币安置与调产安置进行对换一事，二上诉人认为徐锦秀与蒲黎明的录音中二被上诉人即徐守义和刘建桥与上诉人之间就货币安置与调产安置进行对换已达成共识，无事实依据。退一步讲，二上诉人所谓的安置权益对换一事，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案涉纠纷无关。三、根据上诉人在（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合同纠纷案中陈述，徐锦秀与张顺潮就离婚事宜中达成的协议，以及上诉人立即撤诉的一系列行为来分析，上诉人所谓的拆迁安置款已在徐锦秀与张顺潮的离婚事宜中处理完毕。无论上诉人是基于何种目的提起的（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诉讼，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陈述系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院关于〈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上诉人在（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226号合同纠纷案起诉状中的陈述属于自认，应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四、在徐锦秀与第三人张顺潮离婚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已丧失共同共有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应予以返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应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张顺潮答辩称：徐锦秀的过渡费都是张顺潮拿的，是母亲吴桂花到村里领来给张顺潮的，当时和徐锦秀说的。2014年为止，所有的过渡费张顺潮都是给徐锦秀的。当初没有上诉，到现在上诉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超出时间了。房子签字的事情，货币化安置申请表不是吴桂花、张财有签字。政府拿出来的是假的，是对上诉人和第三人不利的。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在上诉人张财有、吴桂花一审提供的其大儿媳与徐锦秀的谈话录音中，徐锦秀表示：“我本来说的好好的，我不要他们家一分钱……我们夫妻两个名下的共同财产就是一套农居点、云溪香山一套房子价值两百万，总共三百万，我给张顺潮两百万还不行吗？我给他两百万等于我什么都没有拿他们家的……农居点我的一半也都不要了，然后那套房子我又给他一百万，那一百万不是说等于把他们家拆迁房子的钱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家拆迁房子的钱，到底多少钱，我跟你说他爸爸妈妈的房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不对，只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一直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我们家两套农居点拿了货币安置，是不是，我一直说的是拿了我的爸爸妈妈的和张某的，对不对，张某的是不能动的，我要留给她的，我买了和家园的房子就是要留给张某的，还有另一套农居点是我爸爸妈妈的，是跟两个老的换一换，不影响他什么，我跟张顺潮说过了，我可以让我爸爸妈妈过来，我们到公证处去公证过”。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财有、吴桂花主张两人虽在《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情况》表中选择了货币化安置，但实际是与徐守义、刘建桥选择的房屋安置进行置换，被上诉人徐锦秀对此不予认可，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探究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互换的一致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徐锦秀陈述“（张顺潮）爸爸妈妈的房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一直是跟我爸爸妈妈换的”，“两套农居点拿了货币安置，我一直说的是拿了我爸爸妈妈的和张某的，还有另一套农居点是我爸爸妈妈的，是跟两个老的换一换”，并表示“可以让我爸爸妈妈过来，到公证处去公证过”。结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人口为张财有、吴桂花、张某三人，并由徐锦秀领取全部的货币安置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徐锦秀关于张财有、吴桂花选择的货币化安置系与徐守义、刘建桥选择的房屋安置进行置换的意思表示清楚。且因《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化安置情况》中的签字系徐锦秀代签，拆迁补偿款及货币安置款亦由其代领，在其后数年中徐守义、刘剑桥均未就徐锦秀代理上述拆迁利益分配及领款事宜提出异议，故徐锦秀关于上述拆迁利益分配的意思表示及于徐守义、刘建桥。徐守义、刘建桥系在拆迁前较短时间迁入张财有户故而可以享受相应的拆迁安置利益，综合相应的拆迁政策背景，张财有、吴桂花关于两人在协议中所选择的货币化安置系与徐守义、刘建桥的房屋安置互换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且与徐锦秀在录音中的意思表示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因徐守义、刘建桥实质选择的为货币化安置，故无权取得相应的过渡费。徐锦秀作为房屋安置人口，有权取得房屋安置人口应享有的过渡费，其与张顺潮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其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屋归属于张顺潮，但并未同时约定过渡费亦属于张顺潮，故徐锦秀要求取得相应过渡费的诉请，于法有据，张财有、吴桂花应将领取的超期过渡费中属于徐锦秀的部分共计113400元支付给徐锦秀。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8017号民事判决； 二、张财有、吴桂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锦秀过渡费113400元； 三、驳回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40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61元，由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负担5509元，张财有、吴桂花负担275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3元，由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负担4269元，张财有、吴桂花负担2134元。张财有、吴桂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徐锦秀、徐守义、刘建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