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4民终2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海滨，男，1974年6月5日生，汉族，渤船重工物资管理处职员，现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秀英、王大鹏，辽宁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德铭，男，1944年1月24日生，汉族，退休，现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庆新，辽宁秉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维忠，男，1944年8月19日生，汉族，退休，现住辽宁省开原市。上诉人侯海滨因与被上诉人赵德铭、原审被告李维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港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3民初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侯海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秀英、王大鹏，被上诉人赵德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海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第一，赵德铭与李维忠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存疑。一审法院在赵德铭未对其实际给付转让款进行举证以及在李维忠未参加庭审、未对“收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认定赵德铭所谓40万元“股权转让款”真实存在，并已实际给付无事实依据。相应的，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李维忠是否己经对赵德铭进行过还款以及还款数量等问题均属于事实不清，故一审法院判决侯海斌独自偿还20万，改变了一审诉状中对于二被告的诉讼请求，加重了侯海斌承担还款责任。第二，李维忠与侯海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义务，并承担出让方债权债务”，应理解为出让方李维忠对于公司应承担的债权债务，而不应理解为包括李维忠个人债务在内的债权债务，即侯海斌不能概括性地承担李维忠的任何债务。一审法院如认定赵德铭与李维忠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那么在赵德铭向李维忠履行了给付所谓“出让款”义务的前提下，该债务至多只应为李维忠的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故一审法院以李维忠与侯海斌约定认定“承担出让方债权债务”包含赵德铭的债务，是推定付款后的再推定，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无法达到审判髙度盖然性的标准。第三，一审法院认定侯海斌两次退还赵德铭股权转让款错误。该两笔转账并非侯海斌还款,而是公司代替李维忠给赵德铭垫付的部分款项，而侯海斌只是帮助联络还款事宜，并非承担还款责任。其中第一笔转账是由公司或工作人员账号打出的，第二次2013年12月9日由侯海斌妻子杨枫转账的10万元也是公司集体商量的公司行为，因侯海斌帮助联系还款，杨枫作为公司员工，当日为便于给付，便从其银行卡转出。同时，详看赵德铭提供的短信记录，侯海斌自始至终从未承认是自己在履行还款义务，反而多次提到在与公司及老板商量垫付款事宜。因此，不能认定为侯海斌在履行还款义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赵德铭最后一次与侯海斌联系是在2015年6月30日，2017年12月22日，赵德铭就本案曾到法院进行诉讼，因此，一审法院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认定“赵德铭的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辩解不予支持”，这是基于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所作出的判决。而《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对于侯海滨在2015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依据《民法通则》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己经取得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实施前已经届满的，上诉人已经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因此赵德铭的诉讼己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赵德铭辩称：一、我在一审提供的已付给李维忠的为收购股份40万元的“收据”是李维忠亲笔签字的原件，“收据”中清楚表明了该款的用途是收购他持有的公司股份款。二、我付给李维忠的40万元明确是用来收购李维忠的股份的，此款用途是明确的，是针对公司股权的。三、上诉人认为侯海斌已退还给我的20万元是公司代替李维忠垫付给我的部分款项，我只说明一点，侯海斌从来就没有表示过不该由他还款或不想还款，他只是说让我再等等，让我放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赵德铭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李维忠、侯海斌偿还赵德铭欠款20万元，同时请求判令李维忠、侯海斌支付赵德铭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3月9日至偿还欠款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由李维忠、侯海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赵德铭与李维忠商谈，李维忠预将其持有葫芦岛渤船压力容器有限公司40万元股份转给赵德铭。2006年1月21日，赵德铭将40万元支付给李维忠，李维忠写下收据载明：“今收到赵德铭同志人民币肆十万元整，作为收购本人的葫芦岛渤船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肆拾万元股份之款。立此为据。收款人：李维忠，2006.1.21.”。但双方并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份变更登记，赵德铭也未到公司参与经营。2008年6月26日，李维忠与侯海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李维忠，乙方侯海斌，甲乙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李维忠同意将所持葫芦岛渤船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55%货币股份（金额：110万元）转让给侯海滨。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义务，并承担出让方债权债务。甲方：李维忠，乙方：侯海斌，2008年6月26日”。该协议盖有“葫芦岛渤船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后来赵德铭一直对侯海斌讨要李维忠应当退还的购股款，侯海滨于2011年8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赵德铭10万元，于2013年12月9日通过其妻子杨枫转给赵德铭10万元。再后来，赵德铭一直通过微信、短信的形式向侯海斌讨要余款，侯海斌一直未进行否认。赵德铭曾于2017年12月22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侯海斌偿还欠款20万元，赵德铭于2018年6月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李维忠与侯海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经公司盖章加以确认，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协议后，赵德铭一直对侯海斌进行主张应当由李维忠承担退还购股款的义务，侯海斌对此一直未予否认，并分别两次已给付赵德铭20万元款项，说明在李维忠与侯海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的“承担出让方债权债务”即包含欠赵德铭的债务，也就是说侯海斌同意将李维忠欠赵德铭的债务转移，由其负责给付。虽然李维忠、侯海斌转移债权债务的行为未通知赵德铭，但从实际情况看，赵德铭对李维忠与侯海斌的行为也进行了追认，同意了李维忠与侯海斌的转让行为，因此，认定赵德铭对侯海斌主张权利的主体适格，侯海斌对于下欠的20万元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对于侯海斌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对于赵德铭主张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3月9日至侯海斌偿还欠款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赵德铭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并非借贷案件，不能适用民间借贷案件的相关法律，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故此对赵德铭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侯海斌应当从赵德铭主张权利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对于侯海斌辩解称该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因双方对款项的给付时间未进行约定，赵德铭一直对侯海斌进行主张权利，从赵德铭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最后一次与被告侯海斌联系是在2015年6月30日，2017年12月22日，赵德铭就本案曾到法院进行诉讼，因此认定赵德铭的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侯海斌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侯海斌辩解称赵德铭与李维忠之间的转让行为无效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认定，但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因合同无效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侯海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德铭欠款20万元，并20万为基数，从2019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驳回赵德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支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00元，由侯海滨共同承担；公告费560.00元由赵德铭承担。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虽是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给李维忠，且在一、二审庭审时李维忠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但赵德铭一审所提供“收条”所记载的款项用途明确，且李维忠与侯海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双方均无异议。故一审判决认定：赵德铭与李维忠之间存在的40万元债务关系成立；李维忠与侯海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的“承担出让方债权债务”包含所欠赵德铭的40万元债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在李维忠与侯海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侯海斌先后两次给付赵德铭款项20万元亦能够说明侯海斌同意偿还李维忠所欠赵德铭的40万元的债务。侯海斌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一审判决对此有充分的论述，本院亦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侯海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侯海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军审判员  宋冬梅审判员  刘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郑佳木书记员张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