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再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路369号。 法定代表人：姜学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启梁，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安平，男，1962年9月28日出生，该公司职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盖伟彬，男，199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华，山东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红，山东崇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保海，男，196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飞，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 法定代表人：孙顺，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盖伟彬、李保海、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5民终478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日作出（2020）鲁民申21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虹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启梁、胡安平，被上诉人盖伟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华、王德红，被上诉人李保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飞，被申请人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虹川公司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申请再审提交新证据，即张海霞农业银行62×××18账户交易明细、（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1493号公证书，用以证明中兴公司2009年至2010年向李保海的借款部分支付给了与申请人毫无关系的个人，部分支付给了李保海控制和支配的公司，原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全部用于申请人的公司生产经营没有事实依据，上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2.原判决引用和采信了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初82号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5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该两份民事判决并未在原审中出示并交由双方当事人质证，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规定。3.原判决认定李保海具有申请人负责人和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的承包人的双重身份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上述事实依据的是前述民事判决，而前述民事判决未经质证，故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4.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错误，申请人是独立企业法人，李保海不是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且该认定与生效裁判相矛盾。5.涉案借款合同是伪造的，对此李保海也予以否认，盖伟彬与中兴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涉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依法认定无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虹川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 被申请人盖伟彬辩称，一、再审申请人所称的新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各方在一、二审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再审申请人与李保海签订的《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可以证实：再审申请人将2013年度发生的全部钢结构业务、2012年及以前承包期间承建未完工的钢结构项目和有关债权债务承包给李保海，所有工程全部由再审申请人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具体要求按财务制度办理。各项目部的管理费由财务科为李保海代扣。工程合同必须加盖再审申请人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程结算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交财务科管理备案。承包期间再审申请人原则上不提供资金支持。再审申请人有条件时，提供资金按借款有偿使用，另外签订借款协议。承包期间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李保海自行承担，再审申请人不承担任何债务及引起的纠纷。结合本案证据也可以确认，再审申请人未因为李保海以其名义承揽的工程提供过任何资金支持，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需资金均由李保海自行筹集而来。2.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滨州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的工程审核报告可以证实，涉案工程结算工程价款为64262675.40元，即使按照30%的高额利润计算，李保海也需投入44983872.78元，而再审申请人未因该工程投入任何资金，李保海因为滨州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以自己的名义大量对外借贷。3.张海霞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可以证实：自1992年起张海霞就在再审申请人公司财务科工作，并由再审申请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4月份张海霞离职，在李保海承包经营期间，张海霞是由再审申请人派驻，根据《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负责按照再审申请人公司的财务制度对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所有工程进行核算的财务人员，但按约定由李保海承担张海霞的工资和各种福利补贴费用，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李保海用于筹借资金的账户的收支均由张海霞实际控制，张海霞的行为是代表再审申请人履行职务的行为。4.张海霞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张海霞是再审申请人的职工，李保海、张海霞、滨州市鸿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文公司)名下的涉案账号均由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项目实际使用并由张海霞实际控制。综上，即使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所谓新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实其主张：其一、对于张海霞的62×××18账户信息，张海霞是再审申请人派驻对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项目进行核算的财务人员，张海霞、李保海、滨州市鸿文工贸有限公司名下的账户均为李保海用于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项目筹集资金、支付工程相关款项，由张海霞代表再审申请人实际控制，张海霞通过上述账户支出款项也是代表再审申请人审核后因李保海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所支出。其二、对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网页打印件，更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的主张。沾化县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公告，显示山东沾化温泉岛度假村有限公司受让了沾国土告字（2011）6号土地，保证金1010万元，成交价格2012.43万元，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的7月20日，但仅是网站公示的信息，再审申请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土地转让行为是否实际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更不能证实土地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其借此推断“山东沾化温泉岛度假村有限公司在2011年5月10日至2011年5月20日期间缴纳了土地保证金1010万元以及以后缴纳土地出让金2012.43万元，通过挂牌获得该片土地使用权，开始经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更不能得出如果山东沾化温泉岛度假村有限公司缴纳了土地出让金2012.43万元的话，是利用李保海因其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所借款项。其三、李保海作为以再审申请人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自行筹集资金进行施工建设者，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上述两份所谓新证据也不予认可，认为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资金流水使用应有相应的支出凭证予以证实，对于土地招拍挂应有相应的国有土地资源管理部门的公告、土地使用合同等予以证实。综上，再审申请人所谓的新证据不能证实再审申请人的主张。二、原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2018）鲁16民初82号、（2019）鲁民终253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尽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该生效判决作为证据，原审判决依据该生效的裁判对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三、不存在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结合（2018）鲁16民初82号民事判决书和再审申请人与李保海签订的《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足以认定李保海是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的承包人，再审申请人未因该工程投入任何资金，工程建设所需资金全部由李保海自行筹借，李保海对外所负债务系因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所产生，且因该工程形成的债权归再审申请人所有，根据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与李保海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原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1.再审申请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所称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概念理解是错误的。这里的“负责人”与“法定代表人”是并列的概念，也可以表述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本案中，李保海作为再审申请人的总经理，是再审申请人负责人之一，也是再审申请人钢结构工程的内部承包负责人，其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由企业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适用法律正确。2.生效判决确定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债权归再审申请人所有，但本案涉案债务虽是以李保海个人名义形成，但用于了再审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再审申请人是实际借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判决再审申请人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五、原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情形。再审申请人的相关陈述是其主观臆造，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六、二审法院认定“如果由李保海个人承担中兴公司的借款，而不判令虹川公司承担有违公平原则”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立法目的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再审申请人关于李保海借钱进行工程建设形成的债务由李保海承担，因工程建设形成的债权归再审申请人所有的意见违背了公平原则。 被申请人李保海辩称，一、再审申请人虹川公司提交的张海霞的银行流水属张海霞个人隐私信息，在张海霞未到庭说明的情况下，属证据来源不清。即使张海霞的流水加盖了银行印章，虹川公司仍然需要对所举证据说明来源，否则无法证实证据的合法性。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张海霞系答辩人的会计系推脱责任，事实上张海霞系申请人安排到答辩人承包的项目中的公司会计。二、李保海于2006年开始担任虹川公司总经理一职，系公司任命并在对外业务中向客户告知，并且管理着公司的大部分内部事务和绝大部分外联工作。李保海于1982年在再审申请人处参加工作，在国家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后开始与虹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于2006年开始担任总经理一职，其后在有关劳动合同中有所体现；而且答辩人同时兼任钢结构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外全权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李保海担任总经理期间，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其一手建立并完善，对外联络工作包括与管理机关沟通、与生意伙伴谈判等均是由李保海负责，外界均知晓李保海是申请人的总经理，能够代表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特别是钢结构业务更是李保海拥有最终决定权。三、盖伟彬受让前的债权及债权转让均存在虚假性，本案中的借款合同为虚假拼凑，李保海与中兴公司并不存在借款事实，且中兴公司所称的债权转让并未通知债务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中兴公司的答辩意见同盖伟彬一致。 盖伟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保海、虹川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174097元及资金使用费8580509.61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共计12754606.61元，并支付以417409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使用费；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李保海、虹川公司负担。诉讼过程中，盖伟彬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保海、虹川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7242270.18元及资金使用费10207433.1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共计17449703.28元，并支付以7242270.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使用费；2.诉讼费用全部由李保海、虹川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保海为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2008年9月1日之前的持股比例为19.5%，之后的持股比例为8.5%，2018年4月26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李保海不再为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 张海霞的养老保险缴纳明细显示，张海霞的养老保险自1992年10月开始在虹川公司参保，直至2018年4月参保单位变更为滨州市就业办公室（失业人员）。 2010年12月18日，虹川公司与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为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承包人为虹川公司，李保海作为虹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中试厂房建设项目，承包范围为园区内道路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钢结构中试厂房及其他附属工程；2012年11月7日、12月7日，工程陆续通过竣工验收；2013年1月，工程陆续通过竣工结算审核。 2011年2月24日、2012年2月4日、2013年4月8日，李保海与虹川公司分别签订了《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为了壮大虹川公司钢结构业务，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将公司钢结构业务交给李保海经营和管理，承包范围包括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发生的全部钢结构业务、2010年及以前承包期间承建未完工的钢结构业务和有关的债权债务，工程技术管理部和项目部以及所有与钢结构业务有关的人员全部归李保海管理，所有工程全部由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承包期间公司原则上不提供资金支持，有条件时提供资金按借款有偿使用。 中兴公司原企业名称为东营市中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8月8日变更为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自2009年12月份开始李保海以承揽钢结构工程需要资金为由陆续开始向中兴公司借款；2010年8月28日，李保海向中兴公司出具了《借款合同》1份，李保海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首部签名、在合同尾部签名并捺印，同时合同尾部保证人处有“**三、张维民、张海霞”的签名和捺印；2017年1月，根据李保海与中兴公司的实际借款情况，中兴公司财务人员对《借款合同》第一条借款内容第2、3、4、5项进行了补记，确定借款金额为“最高限额2000万元（含前期借款），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支付，可循环使用”、借款用途为“本借款只能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借款资金使用费“按本金额每日1‰计收”。《借款合同》债权人处原先加盖的是东营市中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2013年8月8日东营市中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中兴公司在向盖伟彬转让债权时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 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其控制、使用的尚增顺、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的账户向李保海控制、使用的李保海的913012230010100257483、9559981842401965011账户、张海霞的62×××18账户及鸿文公司的777010100100011237账户付款合计16543800元（其中2009年12月7日通过尚增顺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100000元、2009年12月8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193800元、2009年12月22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470000元、2010年3月23日通过刘婷婷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200000元、2010年5月5日通过刘婷婷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470000元、2010年5月6日通过刘婷婷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188000元、2010年7月6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李保海的账户付款452000元、2010年8月7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张海霞的账户付款480000元、2010年8月19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张海霞的账户付款200000元、2010年12月31日通过王绍孟的账户向张海霞的账户付款400000元、2011年5月17日通过刘雪林的账户向张海霞的账户付款940000元和9600000元、2011年5月18日通过高亮的账户向鸿文公司的账户付款2850000元）。 自2010年3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李保海通过张海霞、李保海、鸿文公司的账户向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王某的账户还款合计13039703元（其中2010年3月8日还款502667元、2010年3月20日还款330000元、2010年4月20日还款100000元、2010年4月23日还款30000元、2010年5月20日还款500000元、2010年6月3日还款28000元、2010年6月19日还款11500元、2010年8月5日还款48000元、2010年8月24日还款210000元、2010年9月7日还款68000元、2010年10月4日还款75066元、2010年11月5日还款90500元、2010年12月2日还款90500元、2010年12月23日还款300000元、2011年1月1日还款90500元、2011年1月4日还款400500元、2011年3月1日还款181000元、2011年3月8日还款502667元、2011年5月10日还款90500元、2011年6月7日还款91000元、2011年6月13日还款5000000元、2011年6月15日还款298353元、2011年7月2日还款90000元、2011年7月25日还款2190950元、2013年2月6日还款100000元、2013年2月7日还款100000元、2013年4月18日还款200000元、2013年5月28日还款200000元、2013年6月11日还款300000元、2013年7月15日还款60000元、2013年11月4日还款60000元、2014年1月30日还款100000元、2014年3月28日还款100000元、2014年4月1日还款100000元、2014年4月15日还款200000元、2014年7月3日还款100000元、2014年12月31日还款100000元），上述还款中通过鸿文公司付款共计4笔合计5991000元，其中2011年6月13日通过鸿文公司付款5000000元。 根据盖伟彬提交的往来明细记载，按照还款金额先冲抵借款本金的方式计算，李保海尚未偿还的借款余额为4174097元，按照年利率24%根据实际借款期限分段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的资金使用费为8580509.61元；根据盖伟彬提交的证据5银行卡往来明细记载，按照还款金额先按年利率36%偿还借款利息的方式计算，李保海尚未偿还的借款余额为7242270.18元，按照年利率24%根据实际借款期限分段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的资金使用费为10207433.1元。 2018年4月20日，中兴公司与盖伟彬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因虹川公司、李保海尚欠借款本金4174097元及资金使用费用未予归还，盖伟彬长年受中兴公司委托组织设备安装施工，中兴公司欠盖伟彬劳务费累计900余万元，中兴公司将其对李保海、虹川公司的上述债权及相应的保证债权转让给盖伟彬，由盖伟彬自行向债务人进行追偿。 根据张海霞在2018年9月12日与盖伟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华的通话中的陈述，因为她是给李保海干出纳，所以把钱打到了她的卡上，然后李保海让她打给谁她就又打给谁了，当时她是在虹川公司上班，鸿文公司系李保海的媳妇自己开的，也都是李保海的，该公司的账户也是李保海用。 在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虹川公司诉钰元公司及李保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虹川公司诉称：“2014年12月因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欠虹川公司工程款51464891.9元，虹川公司股东李保海声称其妹妹李红霞任法定代表人的钰元公司有特殊关系，能帮忙从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要回工程款，但需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体现出是欠钰元公司的账才行……2014年12月25日虹川公司与钰元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虹川公司对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的51464891.9元债权形式上转让给钰元公司……虹川公司认为钰元公司与虹川公司个别股东以帮忙要账为名骗取虹川公司与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以欺诈方式非法占有虹川公司对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51464891.9元的债权，因此请求判令依法撤销双方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李保海述称：“2014年夏至2015年夏，李保海因儿子患病去世，基本终止一切正常工作，心理、经济负担多重叠加，李保海主管的滨州高新区孵化器工程涉及买卖、租赁、人工费等多项费用，如无法妥善解决，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李红霞联系李保海说省里有关系能要回工程款，但前提是该款项必须是李红霞的且有书面材料佐证，即把债权转让给李红霞。得知有望要回工程款，李保海便向虹川公司董事长姜学琳进行了汇报，考虑到李保海的艰难处境及李红霞系李保海的胞妹，本着追要工程款第一的想法，姜学琳及董事会予以同意和认可。涉案债权转让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李红霞帮忙追要工程款，而非用以偿还李保海拖欠李红霞的欠款。”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系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虹川公司负责施工。2011年至2013年期间，李保海与虹川公司先后签订三份《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李保海承包虹川公司2011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及2010年承建未完工的所有钢结构业务，承包期间产生的各项人工费用、房屋车辆维修费、水电费以及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李保海负责，所有工程全部由虹川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各项目部的管理费按照李保海制定的工程管理办法，由虹川公司财务科代扣。涉案债权即为李保海具体管理施工的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项下工程款。李保海系虹川公司股东，与钰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红霞系兄妹关系”，认为：“钰元公司主张涉案债权转让是为了抵顶李保海欠李红霞的欠款证据不足，虹川公司转让债权的目的并非抵顶李保海所欠李红霞的欠款，而是从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要回该笔债权后首先确保李保海所欠虹川公司的扶持资金等款项能够得到清偿”，依法判决：“撤销虹川公司与钰元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钰元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鲁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对钰元公司“涉案债权转让是为抵顶李保海欠李红霞的欠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对虹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实际是钰元公司为便于帮助虹川公司追讨工程款”的主张予以支持，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虹川公司提交了李保海2016年1月21日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钰元公司提交的6000万元的借条是李保海根据李红霞的要求出具的，借款数额及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真实；李红霞任法定代表人的钰元公司提交了中兴公司职工刘雪林2016年1月20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载明“李红霞于2011年5月17日借款两笔，金额分别为960万元和94万元，此款打入李红霞指定的张海霞的62×××18账号”，中兴公司在《证明》左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盖章确认，拟证明涉案债权转让是为抵顶李保海欠李红霞的欠款，但钰元公司的上述主张未被采信。 在虹川公司与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李保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虹川公司上诉称：“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上诉人虹川公司职务的还款行为，李保海与虹川公司虽然是内部承包关系，但是李保海在涉案工程中又是作为虹川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对外履行职务行为，因为承包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及债权债务均由李保海负责，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和出纳付款的行为实际上是上诉人虹川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李保海为虹川公司的项目经理，张海霞为李保海的会计，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员工刘雪林账户分两笔向李保海的会计张海霞的账户汇款960万元、9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8月28日李保海向中兴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除了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高亮的账户向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的2850000元，中兴公司主张的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其通过尚增顺、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的账户向李保海控制、使用的李保海的913012230010100257483、9559981842401965011账户、张海霞的62×××18账户支付的款项合计13693800元与李保海提交的《李红霞向中兴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后指定收款人收款历史明细》载明的时间、付款人、收款人、金额完全一致，只是李保海认为上述款项是李红霞向中兴公司借款后其又向李红霞借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兴公司通过其控制、使用的尚增顺、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的账户向外支付上述款项时均是直接打入了李保海控制、使用的账户，还款也系李保海通过其控制、使用的张海霞、李保海的账户及鸿文公司的账户直接向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王某的账户还款；虽然在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虹川公司诉钰元公司及李保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钰元公司提交了中兴公司职工刘雪林2016年1月20日出具并由中兴公司盖章确认“情况属实”的《证明》，拟证明该案中的债权转让是为抵顶李保海欠李红霞的欠款，但钰元公司的上述主张并未被采信，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了“李保海为虹川公司的项目经理，张海霞为李保海的会计，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员工刘雪林账户分两笔向李保海的会计张海霞的账户汇款960万元、94万元”，同时中兴公司陈述“其法定代表人通过李红霞认识李保海，在钰元公司与虹川公司诉讼过程中因李红霞称通过债权转让可以把李保海借中兴公司的款项一并要回，按照钰元公司代理人的要求中兴公司出具了上述《证明》”，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一审法院认为盖伟彬及中兴公司陈述的涉案借款系李保海直接向中兴公司所借具有高度可能性。对于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高亮的账户向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的2850000元，虽然李保海不予认可，认为是其向李红霞所借，但经审查，自2010年3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通过鸿文公司账户向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账户支付的款项共计4笔合计5991000元，其中2011年6月13日通过鸿文公司付款5000000元，金额远远大于2850000元，且均已被用于冲抵了上述打入李保海控制、使用的账户的款项，结合张海霞在2018年9月12日与盖伟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华的通话中的陈述，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一审法院认为盖伟彬及中兴公司陈述的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高亮的账户向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的2850000元系支付给李保海的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可以认定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其控制、使用的尚增顺、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的账户向李保海控制、使用的李保海的账户、张海霞的账户及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了借款合计16543800元，自2010年3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李保海通过张海霞、李保海、鸿文公司的账户向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王某的账户还款合计13039703元；2017年1月，中兴公司的财务人员根据李保海与中兴公司的实际借款情况对《借款合同》第一条借款内容第2、3、4、5项进行了补记，确定借款金额为“最高限额2000万元（含前期借款），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支付，可循环使用”、借款用途为“本借款只能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借款资金使用费“按本金额每日1‰计收”。李保海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借款合同》交于中兴公司，系其对权利的自行处分，应视为其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中兴公司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李保海应受合同内容的约束。虽然《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但在中兴公司催要后李保海应及时偿还借款本息；李保海未及时足额履行还款义务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中兴公司通过其控制、使用的尚增顺、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的账户向李保海控制、使用的李保海的账户、张海霞的账户及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了借款合计16543800元，自2010年3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李保海通过张海霞、李保海、鸿文公司的账户向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高亮、刘婷婷、王绍孟、刘雪林、王某的账户还款合计13039703元，盖伟彬在起诉状中述称“合同签订后，中兴公司分期向李保海提供借款17213800元，期间李保海分期归还借款本金13039703元”，中兴公司与盖伟彬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债权时也是按照还款金额先冲抵借款本金的方式计算得出的李保海尚未偿还的借款余额，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李保海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3504097元。 对于盖伟彬主张的资金使用费，经审查，在李保海向中兴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中补记约定的借款资金使用费为“按本金额每日1‰计收”，盖伟彬主张按照年利率24%根据实际借款期限分段计算资金使用费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涉案借款的支付和偿还情况，以李保海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根据实际借款期限按照年利率24%分段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资金使用费应为7254921.15元，依法予以支持；对盖伟彬主张的2018年5月31日之前的其余资金使用费依法不予支持；盖伟彬主张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资金使用费按年利率24%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但应以借款本金3504097元为基数进行计算。 李保海系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2008年9月1日之前的持股比例为19.5%，之后的持股比例为8.5%，2018年4月26日才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不再为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2011年2月24日、2012年2月4日、2013年4月8日，李保海与虹川公司分别签订了《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虹川公司为了壮大公司钢结构业务，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将公司钢结构业务交给李保海经营和管理，承包范围包括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发生的全部钢结构业务、2010年及以前承包期间承建未完工的钢结构业务和有关的债权债务，工程技术管理部和项目部以及所有与钢结构业务有关的人员全部归李保海管理，所有工程全部由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承包期间公司原则上不提供资金支持，有条件时提供资金按借款有偿使用；2010年12月18日虹川公司与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由李保海通过内部承包的方式以虹川公司的名义进行了工程施工，工程所投入的资金也是由李保海自行筹借的，在李保海向中兴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中补记约定的借款金额为“最高限额2000万元（含前期借款），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支付，可循环使用”、借款用途为“本借款只能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张海霞的养老保险缴纳明细显示其养老保险自1992年10月开始在虹川公司参保，直至2018年4月参保单位变更为滨州市就业办公室（失业人员），结合李保海与虹川公司签订的《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中对工程财务核算进行的约定，可以证实张海霞在涉案借款发生时系虹川公司职工，代表虹川公司对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工程进行财务核算，办理涉案借款的收付；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虹川公司与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李保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虹川公司上诉称“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虹川公司职务的还款行为，李保海与虹川公司虽然是内部承包关系，但是李保海在涉案工程中又是作为虹川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对外履行职务行为，因为承包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及债权债务均由李保海负责，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向盖伟彬法定代表人和出纳付款的行为实际上是虹川公司向盖伟彬支付工程款”，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李保海为虹川公司的项目经理”。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涉案借款虹川公司应与李保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018年4月20日中兴公司与盖伟彬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盖伟彬的中兴公司职工身份并不影响其受让债权；根据该协议，中兴公司已将虹川公司、李保海尚欠中兴公司的涉案借款本金及资金使用费用等全部债权及相应的保证债权转让给了盖伟彬，用以抵顶中兴公司欠盖伟彬的劳务费，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并对李保海、虹川公司发生效力，李保海、虹川公司应向盖伟彬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资金使用费的义务；盖伟彬要求李保海、虹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资金使用费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但借款本金数额应为3504097元。 对于盖伟彬变更后“还款先按年利率36%计算冲抵借款利息”增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盖伟彬受让债权时《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受让的债权为“因虹川公司、李保海尚欠借款本金4174097元及资金使用费用未予归还”，盖伟彬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也是“合同签订后，中兴公司分期向李保海提供借款17213800元，期间李保海分期归还借款本金13039703元，至今尚欠4174097元本金未予归还”，因此对盖伟彬变更后增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李保海、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盖伟彬偿还借款本金3504097元及资金使用费7254921.15元（资金使用费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以上合计10759018.15元。二、李保海、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盖伟彬支付以借款本金3504097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资金使用费。三、驳回盖伟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328元，由盖伟彬负担15835元，李保海、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负担82493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李保海、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负担。 虹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盖伟彬对虹川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改判虹川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盖伟彬、李保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是李保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错误的。1.该借款合同形式上不符合借款合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合同5页文本是为拼凑而成，不能说明5页纸张是一份完整的合同文本；其次，该借款合同首页没有出借人的记载，也没有各担保人的名字，而仅仅在出借人落款处有中兴公司和东营市中兴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担保人处有担保人的签字，但在担保人张海霞向一审法院寄送答辩状称该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之后，盖伟彬就撤回了对张海霞等担保人的起诉，这说明该借款合同具有虚假性。第三，该合同的形成时间不一致，形成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之久；落款处记载的时间为2010年8月28日，但中兴公司提交给法庭的所谓出借给李保海第一笔借款的时间为2009年12月7日，据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顺讲，在借款合同落款处中兴公司的盖章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前；据孙顺称是在将该债权转让给盖伟彬时添加的，而在该借款合同中中兴公司单方添加的合同借款内容第一条第2、3、4、5项手写的内容为中兴公司财务人员王某书写添加，时间是2017年1月份。因此该份借款合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经过三次填写才形成了一份看似完整的合同。2.该借款合同的内容并非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借款合同第一条第2、3、4、5项手写的内容为中兴公司财务人员王某书写添加，为单方添加，李保海及各担保人均不在现场，对此均不知情。第二，中兴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手机短信记录、微信记录中均没有说明中兴公司与李保海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对账记录、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催款请求、利息多少等内容，孙顺在一审中就微信、短信记录所作的陈述同短信和微信的内容毫无关系，李保海在短信和微信中均没有授权中兴公司添加任何内容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提到过借款合同的事项。第三，李保海自始至终在一审开庭中否认该借款合同的存在、否认授权中兴公司任意添加合同内容，这说明李保海在事前和事后均没有此类意思表示。第四，该借款合同上没有虹川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第一条第三款“借款用途”添加部分对虹川公司没有法律效力，也并非虹川公司的意思表示，中兴公司私自添加的借款用途部分对虹川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兴公司单方擅自添加的利息部分属于增加李保海的义务，对李保海没有约束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保海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借款合同》交于中兴公司，系其对权利的自行处分，应视为其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中兴公司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李保海应受合同内容的约束”，此推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从上述证据中不能推断出“李保海对合同的无限授权”，盖伟彬及中兴公司为此所作的陈述均毫无根据。根据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的规定，该借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有效合同，属于认定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虹川公司与李保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缺乏证据支持。1.涉案借款合同上没有虹川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对虹川公司没有约束力；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签订方无权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虹川公司设定任何权利与义务。2.一审判决引用李保海是虹川公司股东以及虹川公司同李保海签订《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作为虹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实为掩盖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以及中兴公司或者其代理人在已生效法律文书中的自认，属于推理错误。首先,盖伟彬的代理人就相关证据所作的说明均是其个人的主观臆想，其陈述的内容在虹川公司的企业信息和三份《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均没有丝毫记载，其当庭陈述毫无根据；其次，李保海是虹川公司股东，但不排除李保海从事其他经营行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李保海存在个人借款，更不能排除李保海个人借款用于个人经营。从李保海与虹川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负责虹川公司的钢结构承包和施工，不能直接得出李保海的个人借款在虹川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一定是用于高新区孵化器工程。第三，事实上，李保海还有其他公司，还进行过其他经营行为，包括本案中提到的滨州市鸿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文公司），一审判决未提到的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滨州市星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沾化温泉岛置业有限公司项目等。第四，对于李保海的个人债务和虹川公司之间的关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第15页第一行已经作出了认定：“再次，即便李保海与虹川公司是内部承包合同，李保海的债务并不能认定应当由虹川公司来承担”，该判决书虹川公司已在一审提交法庭，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3.一审判决以中兴公司单方填写的借款用途来作为虹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是荒谬的。《借款合同》中第一条关于借款用途部分“本借款只能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的字样，是2017年1月份由中兴公司会计王某填写，是中兴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李保海、各担保人、虹川公司均不知情。4.一审判决第44页“可以认定张海霞在涉案借款发生时系虹川公司职工，代表虹川公司对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工程进行财务核算，办理涉案借款的收付”完全是对盖伟彬、中兴公司虚假陈述的偏听偏信，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可以作为如此认定的客观依据和合理的逻辑推理。①一审判决认定张海霞为虹川公司的会计具有片面性。虹川公司确实为张海霞缴纳养老保险,但只是代缴，代缴养老保险不能证明张海霞一定是虹川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的缴纳必须以单位名义统一缴纳，个人无权以个人名义单独缴纳。看一个人是否是该单位的职工，还应该看谁为其发放工资，其受谁控制管理。②一审判决认定张海霞为虹川公司的会计违反事实和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虹川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民二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中均多次认定张海霞为“李保海的会计”，在该案一审卷宗材料第35页虹川公司委托代理人询问中兴公司的证人王某（系中兴公司会计同时也是东营市中兴智能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你是否知道张海霞的身份？”时，王某答“应该是李保海的会计”。本案中兴公司代理人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8行也自认“李保海的会计张海霞”。中兴公司代理人在本案的一审却又否定自己的自认，不顾客观事实，一味认为张海霞是虹川公司的会计。一审法院罔顾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判决虹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是不正确的。③一审判决认定张海霞为虹川公司的会计，曲解了《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关于财务人员的定义和理解，属于逻辑推理错误。虹川公司和李保海签订的《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规定的财务人员和张海霞不同。第一是身份不同，《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的财务人员必须是虹川公司的财务人员，受虹川公司指派，对李保海以及张海霞管理的李保海的钢结构工程进行核算，而张海霞是李保海的会计；第二是工作内容不同，《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的财务核算是指对虹川公司对外施工总承包、李保海对内承包经营期间工程人员工资、劳务费用、管理费用、建筑材料、建筑成本、税务缴纳、工程审计造价等有关与工程本身的收支和盈亏进行财务核查、计算，而张海霞与盖伟彬代理人的通话录音材料显示，张海霞仅仅是受李保海个人的雇佣、根据李保海个人的安排指示对李保海个人借款的收取支付，并且管理着李保海个人往来账目、鸿文工贸公司、个人借款；第三是工资由谁发放不同,《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的财务人员由虹川公司发放工资，而张海霞是由李保海个人发放工资。因此，一审判决以《钢结构承包经营权合同》中关于工程核算的约定并结合张海霞收取李保海的借、付款为由来认定张海霞为虹川公司的会计显然是混淆概念，推理错误。5.一审判决引用虹川公司与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李保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李保海指示张海霞向中兴智能法定代表人和出纳付款的行为实际上是虹川公司向中兴智能支付工程款”来认定涉案借款张海霞的账户中收、付借款就是虹川公司职务行为的推理认定错误，两者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虹川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不同，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虹川公司之间的纠纷是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和虹川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上有两公司的印章，为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为虹川公司承包的工程施工，两公司之间有虹川公司盖章的工程结算单，虹川公司当然要支付该公司工程款，而李保海作为虹川公司派驻该工程的负责人，其在公司盖章的相关文件上签字，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张海霞作为李保海的个人会计，按照李保海指示向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当然是代表虹川公司支付工程款，这无可置疑已经被生效判决所确认。而本案所谓的借款合同没有加盖虹川公司的印章，虹川公司对该合同不知情，款项未打入虹川公司的账户，也未从虹川公司的账户中还款，虹川公司对合同履行也不知情。中兴公司是和李保海或者说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恰恰是因为两案的事实与法律关系不同，两个合同存在的事实与法律基础也不同，不能因为张海霞在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虹川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拨付工程款是代表虹川公司支付工程款，就能得出在本案中支付李保海或其他人个人借款的结论。 三、本案中的重要事实与关键证据就是所谓李保海的借款是否用于了高新区孵化器工程，这是一审始终没有查清的问题和中兴公司刻意回避的问题，进而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中中兴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虹川公司，仅是用亳无根据的陈述、揣测来进行无端推理。一审判决认定“自2009年12月份开始李保海以承揽钢结构工程需要资金为由陆续向中兴公司借款”，缺乏事实证据。涉案所有借款均打入与虹川公司毫无关系的个人账户、公司账户，包括张海霞、李保海的个人账户、鸿文公司的账户，支付也是从上述账户中支付，无论是款项拨付还是款项归还均未使用过虹川公司的单位账户。其次，虹川公司同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8日，而中兴公司同李保海之间的款项往来在2009年12月7日就已开始，其中，在2010年12月18日前，中兴公司共向李保海控制的账户打款2753800元，李保海通过张海霞账户、本人账户、鸿文公司账户回款2084233元，这些款项往来不能证实与虹川公司的高新区孵化器工程有关。第三，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相关规定，中兴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涉案借款用于高新区孵化器工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在李保海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还与鸿文公司、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山东沾化温泉岛置业有限公司、滨州市星辰置业公司等多家公司存在实际控制或经济往来，李保海的个人借款存在用于其他公司的可能，并且虹川公司也有证据证实涉案借款未用于虹川公司的钢结构工程（包括孵化器工程）。一审法院偏听偏信盖伟彬、中兴公司的虚假陈述，采用或然性、“高度可能性”的推测判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判决。 四、本案中兴公司、盖伟彬的代理人存在虚假陈述，一审判决对刘雪林账户在2011年5月17日分两笔向张海霞的账户汇款960万元、94万元认定为中兴公司向李保海的出借款项错误。在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卷宗材料中，中兴公司承认该款是李红霞借款。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页显示，中兴公司的代理人即本案盖伟彬的代理人又再次自认该款属于中兴公司向李红霞借款。 五、本案存在中兴公司、盖伟彬虚假诉讼的嫌疑。盖伟彬是中兴公司的职工，在本案中又是债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盖伟彬与中兴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未支付对价，不具有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兴公司在没有取得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拼凑合同文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多次单方添加合同内容，增加对方及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义务，虚构合同事实。盖伟彬及中兴公司对相关证据断章取义，虚假陈述，诱导法庭，对已自认的材料和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材料出尔反尔。中兴公司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规定，多次向李红霞、李保海等放贷，此前曾在垦利区人民法院胜坨法庭多次起诉李红霞个人债务，本案中又将与李红霞的债权债务中的债权人变更为盖伟彬，将本已出借给李红霞的借款又编造成是出借给李保海的借款。 综上，虹川公司与涉案借款合同毫无关系，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清事实、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虚假证据，偏听偏信中兴公司、盖伟彬的虚假陈词,逻辑推理混乱，判令虹川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虹川公司以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告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李保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案号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初82号。该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李保海与虹川公司之间的关系，李保海自2008年以来与虹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中，2011年起任虹川公司总经理，2014年起任该公司总经理兼钢结构分公司经理，2016年1月李保海向虹川公司申请辞职，虹川公司为李保海办理了相关手续。后虹川公司、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就该案均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鲁民终253号民事判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是李保海与中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兴公司是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出借的款项数额是多少。二是若李保海与中兴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虹川公司应否就李保海向中兴公司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因李保海对涉案《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金额、用途、利率的手写内容均为中兴公司后期补记，故对于《借款合同》是否是李保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补记内容能否约束李保海，逐项分析如下：第一，李保海主张《借款合同》为拼凑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主文首页的债权人处与借款人处均为李保海，该页系李保海曾经书写错误作废的合同文本，二是在《借款合同》主文首页顶端中部有针孔，该合同其他四页该位置均没有针孔。对此二审认为，正如李保海所言，其同时在《借款合同》首部的债权人处和借款人处签名系书写错误，但并非由此当然作废，因为李保海也在该借款合同尾部的借款人处签名，两相结合可以证实李保海系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名。同时，李保海的主张也表明其确实曾向中兴公司出具过涉及借款的书面材料且不只一份，否则中兴公司无法拼凑而成涉案借款合同，故而可以反证李保海与中兴公司之间是存在借贷关系的。另外，涉案《借款合同》四页主文内容连贯，李保海仅以首页顶端中部有针孔为由尚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整体反映出的真实性。第二，从本案中相关款项的流向来看，款项的流动直接发生在中兴公司控制使用的相关账户与李保海控制使用的相关账户之间，自2009年12月起至2014年12月止，双方往来款项近五十笔，可以印证《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至于李保海所称其是从李红霞处借款，李红霞向中兴公司借款后指定付至其相关账户的抗辩意见，二审认为，一方面，李保海在本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钰元公司提交的其向李红霞出具的数额为6000万元的借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在本案中又主张所涉款项系从李红霞处所借。鉴于李保海与李红霞之间的兄妹关系，另案又系各方围绕债权转让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对于钰元公司所主张的李红霞与李保海之间的借款事实并未作出认定，李保海在本案中针对所涉款项的抗辩不足对抗中兴公司的主张和证据。另一方面，即便李保海的主张成立，那么李保海也仍需偿还对李红霞的债务，在目前并无证据显示中兴公司向李红霞主张权利、李红霞向李保海主张权利的情况下，盖伟彬从中兴公司处受让债权后向李保海主张权利，也未加重李保海所应承担的责任。第三，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顺在一审中对于中兴公司财务人员补记《借款合同》内容的过程进行了陈述，补记时间2017年1月正是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初82号案中所查明的李保海集中被诉之前，说明李保海此时确已出现经营困难，补记的借款最高限额也未超过中兴公司向李保海控制使用账户的转款总额，故中兴公司就此所作出的陈述有其合理性所在。且中兴公司在未持有任何保障其权利的书面材料的情况下不可能向李保海出借如此大量的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李保海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借款合同》交于中兴公司系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补记内容对李保海有约束力，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第四，关于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通过刘雪林向张海霞账户所转的940万元、96万元是否系本案借款所付款项问题，二审认为，该两笔转账回单及刘雪林所作的说明系在（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案件中由钰元公司提交，以证实李保海向李红霞进行了借款，但李保海在该案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该案系钰元公司与虹川公司因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各方提交证据的目的在于确认或推翻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并非直接针对各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该案查明的事实中对于钰元公司所主张的李红霞与李保海之间的借款事实并未作出认定。故在无证据显示中兴公司就该两笔款项向李红霞主张权利、李红霞就该两笔款项向李保海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认定该两笔款项系本案借款中的所付款项，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李保海与中兴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李保海尚欠的借款本金数额均是正确的。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而认定虹川公司应就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该认定是否正确，分析如下：第一，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保海自2011年起任虹川公司总经理，2014年起任该公司总经理兼钢结构分公司经理，2016年1月向虹川公司申请辞职，虹川公司为李保海办理了相关手续。据此可以认定，李保海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属于虹川公司的负责人，而该期间与李保海和中兴公司的借款、还款时间是基本吻合的，李保海是符合上述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主体条件的。第二，关于涉案所借款项是否用于了虹川公司的生产经营，二审认为，在涉案借款发生前后，李保海已与虹川公司分别签订了《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李保海承包2010年承建未完工的钢结构业务及2011年至2013年发生的全部钢结构业务，承包期间的各项费用均由李保海负责，所有工程全部由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承包期间公司原则上不提供资金支持。同时，2010年12月18日，虹川公司与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就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中试厂房建设项目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工程亦由李保海承包施工。故此，李保海需要大量资金以完成其以内部承包方式所承接的工程，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大量借款用于工程是有其合理性的。而李保海同时又是虹川公司的负责人，其身份具有双重性，其所施工的工程是从虹川公司内部承包的工程，故可以认定涉案借款用于了虹川公司的生产经营。关于虹川公司二审中主张的2011年5月17日刘雪林账户向张海霞账户所转的940万元和96万元、2011年5月18日高亮账户向鸿文公司账户所转的285万元的用途问题，二审认为，虽然鸿文公司的交易记录显示，鸿文公司收到了张海霞1017万元转款，并在5月18日收到高亮转来的285万元后，于5月20日向沾化县土地储备开发交易中心转款1010万元并备注保证金，但一方面李保海在二审中对虹川公司主张的该款项用于支付沾化温泉岛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并不认可，另一方面，一审查明的事实显示，2011年6月13日鸿文公司即向刘雪林转款500万元，在李保海具有虹川公司总经理和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承包人的双重身份下，不足以认定上述李保海向中兴公司所借款项用于了李保海的沾化温泉岛项目。同时，金钱系不特定物，不能单纯的以资金的流向为由主张其发生的原因，而李保海不认可该款项用于支付沾化温泉岛项目的保证金，故虹川公司以资金流向为由主张上述款项未用于高新区孵化器园区工程和虹川公司的经营，不足以对抗盖伟彬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第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53号民事判决已经查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由李保海具体管理施工，虹川公司以内部承包方式组织履行合同，是其内部运营的方式，因此该工程所涉工程款的权利人为虹川公司，对李保海确认工程款由其个人享有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虹川公司在本案中曾主张对该工程进行了投资，但未有证据予以证实。虹川公司既已被认定为该工程所涉工程款的权利主体，那么李保海作为其负责人因该工程所借用于工程的款项，亦应由虹川公司负有偿还责任，否则就发生由李保海以个人名义筹借施工款项、由虹川公司享有工程款的情况，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等，违背公平原则。综上，一审判决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虹川公司对李保海的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正确，并无不当。 关于张海霞的身份问题，二审认为，李保海认可张海霞系因工作需要为李保海承建的孵化器工程负责财务工作，且张海霞的养老保险自1996年起就在虹川公司缴纳，足以说明张海霞系虹川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负责财务符合李保海与虹川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虹川公司未能陈述并举证证实其派出公司的哪位财务人员对李保海所承包工程进行财务管理，故其针对张海霞身份问题提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关于盖伟彬与中兴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二审认为，盖伟彬的身份不妨碍其与中兴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的成立及生效，现盖伟彬已提起诉讼，既已通知了债务人李保海，至于盖伟彬与中兴公司发生债权转让的原因、有无支付对价，均不影响债权转让关系的成立与生效。 综上所述，虹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328元，由山东省滨州市虹川土产钢构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中，再审申请人虹川公司围绕其再审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具体如下： 1.虹川公司向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东营企业登记管理机构调取的李保海参股、任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的8家公司的企业档案复印件及原件，分别是：鸿文公司、滨州市春风牧歌餐饮有限公司、山东沾化温泉岛置业有限公司、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山东美仑纺织有限公司、滨州中阔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中阔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滨州星辰置业有限公司。以上8家公司的企业档案说明，李保海除曾经为虹川公司的股东及职工之外，自2005年至今还实际控制或参股8家公司，其中，在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出借给李保海款项期间，李保海另外担任滨州市春风牧歌餐饮有限公司股东、山东沾化温泉岛度假村有限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并兼总经理、滨州市鸿文工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实际进行经营。证明：一、二审判决书所认定的李保海仅具有虹川钢构公司股东及滨州高新区孵化器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双重身份错误。 2.虹川公司从本公司档案中查到的李保海、**三、李寅户籍档案一份，证实**三为李保海的妻子、李寅是其儿子，进一步说明在证据一中的8家公司中，李保海通过其妻子**三、儿子李寅控制或参股多家公司。 3.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民三初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件中对于李保海的询问笔录、抵押担保还款协议书。李保海自认其为鸿文公司、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滨州星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公司向社会借了很多款；滨州星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经营情况；李保海自认张海霞为李保海的会计。 4.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民二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书、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一审的庭审笔录第35页载明东营中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的会计王某回答，张海霞是李保海的会计，该两份生效判决书均认定张海霞为李保海的会计，说明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张海霞为虹川公司的财务人员是错误的。 5.2008年10月9日虹川公司、李保海签订的编号为008002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证实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虹川公司安排李保海担任工程设计安装，在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8日东营市中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出借给李保海款项期间、李保海的身份并非是虹川公司的总经理，本案一二审判决对于李保海身份的认定是错误的。 6.盖伟彬在一审提交的称中兴公司的借款还款往来明细汇总表一份，该表载明，盖伟彬称自2009年12月起李保海向中兴公司借款15笔共计17213800元（实际为13笔，金额合计16543800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李保海、张海霞、鸿文公司账户向中兴公司归还借款本息13039703元。说明盖伟彬所称的中兴公司借给李保海的款项均汇入了李保海、张海霞、鸿文公司账户内，还款均是通过李保海的个人账户、其个人会计张海霞、李保海个人控制的鸿文公司汇入和还款，和虹川公司的公户无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11年6月13日，李保海担任实际控制人的鸿文公司的账户向刘雪林汇款500万元，更说明，这是李保海个人进行借款和还款，出借和还款均与虹川公司无关。 7.张海霞申请调取的其个人农业银行62×××18账户交易明细一份3页。该交易明细显示，2010年12月30日张海霞的账户上仅有款项7176.01元，2010年12月31日中兴公司通过王绍孟账户转入张海霞账户款400000元，2011年1月1日张海霞账户支付给李军400000元之后该账户余额为7176.01元；2011年5月15日张海霞账户余额为390.58元，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通过刘雪林账户转入张海霞账户9600000元、940000元之后，当日张海霞账户转给李保海担任实际控制人的鸿文公司500000元，2011年5月17日支付给张甜60417元、刘俊300000元后，2011年5月18日转入鸿文公司账户9670000元，当日张海霞账户余额显示为9938.58元。说明在2010年12月31日和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通过王绍孟、刘雪林账户转入张海霞的账户借款3笔共1094万元，除支付给其他个人760417元之外，中兴公司的借款1017万元（2011年5月17日500000元、5月18日9670000元）分两次转入了李保海担任实际控制人的鸿文公司，并未用于虹川公司的孵化器工程施工。 8.本院二审调取的鸿文公司在东营市商业银行的账户交易流水明细1份及相关银行凭证9张，证明中兴公司的绝大部分借款均用于了李保海的个人公司经营，并未用于虹川公司的孵化器工程施工，本案一、二审判决以“金钱系不特定物”等等推理来否认这一事实错误。 9.(2019）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1493号公证书一份。证实中兴公司出借给李保海的1010万元借款，通过李保海控制的张海霞账户--担任实际控制人的鸿文公司账户--沾化县土地储备开发交易中心账户，缴纳了李保海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山东沾化温泉岛度假村有限公司的竞拍土地保证金。 10.虹川公司制作的中兴公司与李保海借款资金流向图一份，证实在中兴公司出借给李保海的总计16543800元中，有15773800元被证实或者合理推定为和虹川公司没有关系或者不能证实该款用于滨州高新区孵化器工程的施工或者说直接用于了李保海个人公司的经营。 11.张海霞提供的其个人向工商银行查询的账户明细一份。该账户虽名为张海霞，但实际控制该账户资金的为李保海，在2011年7月14日李保海通过张海霞的账户支付给62×××70高亮账户（与盖伟彬提供的出借账户相同）32万元。证明李保海在一、二审法院认定的还款数额之外，还偿还了中兴公司32万元，从而进一步说明中兴公司就还款部分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一、二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 12.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该组证据显示：一审判决书的判决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二审判决书的判决时间为2016年11月11日。结合盖伟彬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一《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孵化器园区工程审核报告书》均来自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卷宗、盖伟彬自认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借款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为2017年1月份中兴公司财务人员王海风个人填写，以及中兴公司孙顺、李保海在本案一审的前后陈述，均说明无论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的中兴公司的单方填写还是盖伟彬代理人提交的两份证据以及根据该两份证据进行的“自由”发挥陈述，均是建立在2016年11月11日之后其获得了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2063号民事判决书的卷宗材料才进行的，更进一步说明在2009年12月7日至2011年5月17日中兴公司出借给李保海的款项没有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 13.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10份法院裁定书，证明李保海除本案中兴公司的借款之外，尚有5000余万元的借款，中兴公司的借款也不能必然的用于虹川钢构公司的经营；另外该10份裁定书还认定了李保海涉嫌刑事犯罪。 针对虹川公司再审提供的证据，盖伟彬提出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1.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该八家公司实施了具体经营行为，更不能证明李保海参与该八家公司的经营管理。2.鸿文公司、滨州中阔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滨州星辰置业有限公司中，除鸿文公司提供账户供李保海使用外，均与李保海没有任何关联性。3.涉案证据证实自2010年起虹川公司承包的钢结构工程全部由李保海内部承包，与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相关的费用全部由李保海自行筹借，虹川公司未提供任何资金支持，该组证据不能证实李保海因承揽钢结构工程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与该八家公司有关。二、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李保海、**三、李寅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不能证明是李保海通过**三、李寅控制或参股多家公司，也不能证实李保海、**三、李寅分别参股的公司与李保海因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对外借款与其他公司存在关联性。三、对于证据三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1.李保海自称签订《担保还款协议》时是鸿文公司、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滨州星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担保还款协议》签订于2014年6月28日，鸿文公司的股东一直是**三；滨州市克莱蒙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股东在2012年11月6日已经由郭健出资200万元、李保海出资200万元、袁永跃出资200万元、郭九香出资200万元、李景琴出资200万元变更为郭健出资450万元、李寅出资450万元、郭立民出资100万元；滨州星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14年6月28日时，股东为李红霞出资600万元、李宝清出资200万元、李寅出资200万元，2014年7月25日变更为房殿军出资500万元、白昭昌出资400万元、乔尚华出资100万元。李保海自称2014年6月28日时是上述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仅是李保海的单方陈述，并未得到**三、郭健、李寅、郭立民、李宝清、李红霞等的认可，没有任何可信性，虹川公司与李保海在与钢结构工程有关的诉讼中，为了达到不同的诉讼目的，先后进行过多次相互矛盾的陈述。2.李保海在询问笔录中没有“三公司向社会借了很多款”的陈述，反而在该询问笔录第2页第三行中李保海陈述“当时借款的用途均用于我建设的工程”，而李保海除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需要自行借款筹集资金外，没有证据显示李保海承揽过其他工程。3.该案中借款人是李保海，三公司均是李保海盗用公章提供担保。4.张海霞是李保海的会计没有疑问，但张海霞自2000年前就是虹川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人员，自李保海与虹川公司签订《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后，根据该合同约定，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工程由虹川公司财务部负责核算，与钢结构工程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均由李保海负责，可以证实张海霞是根据《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由虹川公司派驻负责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核算的财务人员，在（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2行中，虹川公司上诉意见称“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上诉人职务的还款行为。”也可以证实张海霞根据李保海指示所做出的行为是履行虹川公司职务的行为。5.虹川公司、李保海因为涉及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而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涉及的案件已达数十件，在这些案件中，虹川公司和李保海为了达到不同的诉讼目的，先后多次作出相互矛盾的陈述。综合这些案件，可以看出虹川公司及李保海屡次做出虚假陈述的目的就是：虹川公司将钢结构经营权承包给李保海但不提供任何资金，然后由李保海为了钢结构工程建设需要，以个人名义四处筹借资金，虹川公司和李保海内部约定李保海借款形成的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但李保海借款建设钢结构工程形成的债权归虹川公司所有，虹川公司可以不花费任何成本就享有钢结构工程建设形成的债权，而以李保海个人无偿还能力规避债务，以达到坑害债权人的目的。四、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可以证实张海霞是因为钢结构工程而成为李保海的会计，负责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收取，尤其是（2018）鲁16民终120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2行中，虹川公司上诉意见称“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上诉人职务的还款行为。”也说明虹川公司认可张海霞是虹川公司派驻李保海的钢结构工程负责核算的财务人员，张海霞受李保海指示所进行的行为是代表虹川公司的职务行为。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1.李保海是虹川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影响其与虹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不影响其根据虹川公司的经营变更劳动岗位，担任公司管理职务，2011年虹川公司与李保海签订《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就足以说明李保海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作岗位、职务均发生了变化。3.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是签订劳动合同时的约定，并不能证明李保海一直是担任工程设计安装岗位的职工，不足以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做出的认定。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表格是根据中兴公司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与李保海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之间的交易往来整理而成，有相关的交易流水予以佐证。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道理。李保海以虹川公司的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但虹川公司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李保海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钢结构工程，其所借款项汇入李保海控制的银行账户是正常的，李保海通过其实际控制的账户支付工程款、归还借款也是正常的，但并非与虹川公司无关。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该账户是李保海因为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而实际控制、使用，该账户收支行为均是因为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钢结构工程所进行，款项进出是张海霞按照李保海的指示进行。虹川公司在（2018）鲁16民终120号案件中所陈述的“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上诉人职务的还款行为”，该107万元也是通过张海霞个人农业银行账户打款的，在该案中是代表虹川公司的职务行为，在本案中也是代表虹川公司的职务行为，至于是支付工程款还是材料款抑或是资金拆借无从知晓，但不能排除是因为钢结构工程建设的需要。对于证据八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1。李保海因为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钢结构工程实际使用鸿文公司的账户属实，但虹川公司称李保海是鸿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其主观臆测。2.张海霞账户与鸿文公司账户均是因李保海承揽钢结构工程所使用，因钢结构工程借款汇入李保海控制的账户正常，李保海向数人借款，归还借款、支付工程款、支付工程材料款均通过这些账户也是正常的。对于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公证仅是证明的温泉岛公司参与土地招拍挂的过程，不能证实温泉岛公司最终实际取得所称的土地使用权，更不能证实李保海因钢结构工程所借款项最终用于温泉岛公司的经营。对于证据十不予认可，系虹川公司单方制作，尤其是该图并非资金最终流向，未提供温泉岛公司银行流水记录，不能说明李保海因钢结构工程所借款项的最终去向。对于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中兴公司从未有该笔款项的进账。对于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虹川公司的证明目的完全基于自己的想象、猜测，不具有客观性。对于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10份裁定书均非生效法律文书，并且该10份裁定书的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目前导致李保海不能按时偿还借款的主要原因是虹川公司不负任何代价主张李保海借款完成的钢结构工程形成的债权归其所有且不向李保海支付任何对价造成的。 李保海对于虹川公司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通过持股股权登记表可以看出，李保海直接持股的企业只有四家，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二十、二、八十，而且股权只代表股东的出资和分红，是否具体经营和开展业务均不能通过持股来证明，所以申请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三和李寅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持股企业是否是李保海控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在证据四中虹川公司是一、二审的当事人，而且法院判决承担了相应的还款责任，从中可以看出李保海、张海霞是虹川公司的工作人员，否则其不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证据四所印证的事实是对证据三的否定，所以申请人证据三、证据四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劳动合同是相关工作人员填写，没有真实反映李保海的任职情况，李保海自2006年担任总经理一职，如虹川公司提交全部劳动合同可以综合看出李保海在虹川公司任职总经理并负责大部分工作职责的情况。对证据七有异议，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该证据系张海霞的个人隐私，虹川公司应证明其证据来源，否则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本案的关联性。证据八不是新证据，同一、二审的质证意见。证据九与原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只是增加了公证，质证意见同二审质证意见。证据十系单方制作，不予质证。证据十一质证意见同证据七质证意见。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而且再审申请人虹川公司系该组证据两个案件中的当事人，目前该两个案件已经生效，法庭查明的事实向社会公开，任何当事人都可以依法引用，作为另案证据或者引证事实并无不当。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十份裁定书涉案的当事人已经提起上诉，经李保海了解，其中八个案件已经被撤销，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李保海不构成犯罪。 中兴公司的质证意见同盖伟彬。 李保海提交李保海与申请人虹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影印件三页，合同期限是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工作岗位是总经理，该劳动合同的期限可以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五相互印证，而且劳动合同的原件共两份，目前都在虹川公司，其中一份由其合法持有，另一份原本存放在李保海使用的相关办公室中，证实李保海在虹川公司担任总经理，是企业的负责人。按公司制度规定是合同三年一签。 虹川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李保海是虹川公司的工作人员但不是公司的总经理，是股东，在公司内部负责孵化器工程。而且该证据是影印件，不是原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上面公司的印章看不清，所谓签订合同的时间发生在李保海和中兴公司的借款时间之后，和本案没有关联。 盖伟彬、中兴公司均对该证据予以认可。 再审中盖伟彬、中兴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虹川公司再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六、证据八均为本案一、二审中已有的证据，不再予以重复认证。对于证据一、二、三、四、七、九、十二、十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几份证据一是证明李保海具有多重身份，并非仅仅为虹川公司的股东和钢结构工程内部承包人，因此其所借资金并非用于钢结构项目。二是张海霞是李保海的个人财务人员，并非虹川公司财务人员。本院认为，李保海虽具有多重身份，但再审申请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李保海所借款项用于其他项目建设，且李保海经营多家公司，其来往账目较多，金钱具有不特定属性，中兴公司的借款是否用于李保海的个人项目无证据证实;对于张海霞的个人身份，应当通过其养老保险等情况综合认定，因此该几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李保海所担任虹川公司其他职务的情况，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十属于虹川公司单方面制作，且该图并非资金最终流向，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十一，因当事人各方在原一、二审中均未提及该笔还款，再审中不予审查。 对于李保海提供的其职务的证据，该证据表明李保海于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担任虹川公司总经理，李保海表明其劳动合同是三年签一次，虹川公司虽不认可，但虹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李保海该段时间的任职情况，且虹川公司当庭提交的李保海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恰好与李保海提交的劳动合同在时间上是对接的，在格式上也是基本一致的，从而也印证了李保海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结合原审中对李保海职务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中诉讼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及出借款项是否用于涉案工程。二、虹川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涉案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涉案借款合同是否真实的问题，虹川公司和李保海均对此提出异议，且涉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金额、利率确系中兴公司事后补记，本院认为，本案中李保海与中兴公司签订的是可循环使用的合同，李保海先在合同首部、尾部签字，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借款合同交给中兴公司，中兴公司根据借款的数额进行了补记，李保海将该合同交给中兴公司是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补记内容对李保海具有约束力，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虽李保海提出合同系拼凑而成，但不能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涉案合同内容连贯，李保海仅以合同存在瑕疵为由不足以推翻合同的真实性，且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要结合打款记录等因素综合认定，根据原审中查明的事实，自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止，中兴公司的账户与李保海控制的账户之间业务往来近五十笔，付款记录与还款记录中通过的账户能够印证一致，充分证实了在虹川公司承揽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过程中，李保海为工程需要向中兴公司借款并部分还款的过程，因此能够认定涉案借款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出借款项是否用于涉案工程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在原审及再审中虹川公司提交了大量的证据用以证实所借款项没有用于涉案工程，但因李保海具有多重身份，并非只与中兴公司具有业务往来，其所控制的账户内的资金向外流动并不能准确界定是属于之前的哪一笔款项。且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涉案工程已经建设完毕并通过了验收，虹川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债权人，已经向工程发包方滨州高新置业有限公司提起了支付工程款的诉讼，在该诉讼中虹川公司自认涉案工程的债权属于虹川公司，而非李保海，李保海只是履行虹川公司职务的行为。在虹川公司对该工程并未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又主张工程债权归其所有，其施工资金从何而来?显然是根据内部承包合同的约定由李保海自行筹借而来，再审申请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兴公司与李保海之间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只是根据资金流向来推测涉案借款并未用于涉案工程，其证据明显不足，且金钱本身即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认定李保海所借资金用于了工程的建设并无不当。同时本院认为，在盖伟彬举证证明中兴公司为了涉案工程需要与李保海签订借款合同，且已完成了向李保海所控制账户支付款项的情况下，李保海是否将涉案款项用于涉案工程，并不影响盖伟彬向虹川公司和李保海主张权利。在虹川公司自认拥有债权的情况下又让李保海个人承担还款责任有违公平原则。 关于虹川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李保海系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2018年4月26日才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不再为虹川公司股东（发起人）；根据再审中李保海提交的证据，结合原审中的证据，可以认定李保海自2011年起任虹川公司总经理，2014年起任该公司总经理兼钢结构分公司经理，2016年1月向虹川公司申请辞职，虹川公司为李保海办理了相关手续。据此可以认定，李保海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属于虹川公司的负责人，而该期间与李保海和中兴公司的借款、还款时间是基本吻合的。2011年2月24日、2012年2月4日、2013年4月8日，李保海与虹川公司分别签订了《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虹川公司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将公司钢结构业务交给李保海经营和管理，因此李保海自2011年起即虹川公司钢结构项目的负责人，承包范围包括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发生的全部钢结构业务、2010年及以前承包期间承建未完工的钢结构业务和有关的债权债务，工程技术管理部和项目部以及所有与钢结构业务有关的人员全部归李保海管理，所有工程全部由公司财务科进行核算，承包期间公司原则上不提供资金支持，有条件时提供资金按借款有偿使用；2010年12月18日虹川公司与滨州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由李保海通过内部承包的方式以虹川公司的名义进行了工程施工，工程所投入的资金也是由李保海自行筹借的，李保海与中兴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补记约定的借款金额为“最高限额2000万元（含前期借款），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支付，可循环使用”、借款用途为“本借款只能用于滨州高新区科技孵化园工程”；张海霞的养老保险缴纳明细显示其养老保险自1992年10月开始在虹川公司参保，直至2018年4月参保单位变更为滨州市就业办公室（失业人员），结合李保海与虹川公司签订的《钢结构经营权承包合同》中对工程财务核算进行的约定，可以证实张海霞在涉案借款发生时系虹川公司职工，代表虹川公司对李保海以虹川公司名义承揽的工程进行财务核算，办理涉案借款的收付；在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20号虹川公司与东营市中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李保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虹川公司上诉称“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打款107万元的行为是履行虹川公司职务的还款行为，李保海与虹川公司虽然是内部承包关系，但是李保海在涉案工程中又是作为虹川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对外履行职务行为，因为承包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及债权债务均由李保海负责，李保海指示会计张海霞向盖伟彬法定代表人和出纳付款的行为实际上是虹川公司向盖伟彬支付工程款”。该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是基本一致的，从而可以印证张海霞向外打款的行为是在履行虹川公司职务的行为。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涉案借款虹川公司应与李保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虹川公司提交的李保海通过张海霞的账户支付给高亮账户32万元还款的问题，因当事人各方在原一、二审中均未主张该笔还款，其主张超出原审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不予审理。虹川公司如认为该笔还款真实存在，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本院再审认为，虹川公司关于其不应当就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鲁05民终47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曰全 审判员  蒋建功 审判员  张晓丽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