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耀明，男，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发，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南开区广开街街道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原审被告：刘跃庆，男，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街道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上诉人刘耀明因与被上诉人刘金发、原审被告刘跃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2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耀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系原审被告指定的收款人，其收取利息并不应当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被上诉人借款时对于利息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月息为8%，被上诉人还款均为利息，且上诉人并未收取120500元的现金还款。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刘金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跃庆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听从法院判决。刘金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333500元，同时要求二被告给付原告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利息，利息计算到二被告全额返还原告333500元款项之日止；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与被告刘耀明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系兄弟关系。原告曾于2012年8月15日向被告刘跃庆借款。针对该笔借贷刘跃庆于2014年9月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金发偿还借款。双方于2014年11月10日达成调解意见，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南民初字第5794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被告刘金发于2014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告刘跃庆借款30000元，2014年12月31日前偿还原告50000元，2015年1月31日前偿还原告120000元，共计200000元；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公告费260元，均由被告刘金发负担，于2014年11月30日一并给付原告。”对于该调解书约定的给付款项已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前述案件中，刘耀明作为证人出庭做证，庭审笔录中记载刘耀明认可刘金发给其打款的事实。后刘跃庆与刘金发就借款纠纷达成了前述的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2、原告刘金发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自2012年3月起向被告刘耀明支付共计21300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被告刘耀明收取原告钱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况分析。本案的成因源于原告与被告刘跃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从本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南民初第5794号案件的起诉书、开庭笔录、调解书等内容看，刘跃庆在该案主张的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已经通过南开区法院调解解决，刘耀明未在调解案件中明确表示已经将收取的款项交给了刘跃庆，也无充足证据证明刘跃庆委托刘耀明收取还款的事实。上述案件调解书已依法产生法律效力，且该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被告刘耀明从刘金发处在不存在其他债务的情况下得到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关于对不当得利数额的认定。刘金发主张一共给付刘耀明333500元，其中转账支付213000元，现金给付120500元。刘耀明认可转账的213000元，但不认可收取过现金。如何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本案证据主要包括借条、转账明细、自书的“给款明细”、录音资料、庭审笔录等。借条未显示利息及款项往来情况，本身无法确认不当得利款项。原告提交的“给款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未有被告签字认可，明细内容本身不能印证整体给付具体情节，也同原告所陈述的利息等情节不能吻合。所以，也不能直接确认不当得利款项。从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内容看，原告刘金发对于借款利息的表述多处自相矛盾（原审案件2016年6月15日庭审笔录中刘金发陈述内容记载如下，第4页第11、第12行：三方约定原告将钱打入刘耀明的卡中视为还给刘跃庆的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约定的。第5页倒数第78行：按照月息8给付的，连转账带现金一共给了333500元。2016年7月4日笔录第4页第9行：约定借款一年，利息16000元、录音表述：上打息）。所以依据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也无法推算出现金给付款项数额。从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看，对于原告反复提出的有关给付11笔120500元现金的问话，刘耀明的回答虽有表示：我给人家了，但在其后多次的回答中又有不同表述，刘金发也在后期的问话中要求刘耀明核实该数额、回去算一算，刘耀明回答除表示核不核实有嘛用之外，到最后也明确回答没对账。而且刘金发也明确自己在录音之前没有把自己给付现金的记录让刘耀明过目对账（见录音材料第11页第5行）。另，从原告在录音中提问到的单笔现金看，被告刘耀明对于3000元明确予以否认，对于原告提到的25000元、40000元被告刘耀明在录音中也没有认可。又鉴于手机录音系原告一方所为，录音也非原始载体。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录音内容并不能全面客观地证明原告确已支付120500元现金的事实，也不能佐证具体支付过哪一笔款项及数额的事实。需要指出，原告提供的手机通话录音就借款纠纷一案的解决也有相关内容（刘耀明：你是不找录音啊，没关系！你欠13.5万对吗？13.5两年了，两年期间利息怎么给人家算？刘耀明：拢不拢没必要了，你打算给多少钱，我听说谈到18，对吗？是不是吧？刘金发：提过18万。可是，有嘛说嘛，我说13.5万，他说不行......见录音证据第2页第11行、第3页第9行）。如果认定录音笔录客观真实并作为定案的有效证据，显然也与原告的陈述及诉求不相吻合。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看，被告刘跃庆没有认可从刘耀明处收到刘金发任何还贷本金及利息。且刘跃庆通过在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刘金发偿还借款及利息。经南开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刘耀明与刘金发达成调解协议，且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此情况下，被告刘耀明从刘金发处在不存在其他债务的情况下所得原告刘金发给其转账款项，该行为显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关于被告刘耀明抗辩原告主张不当得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依据本案情况分析，（2014）南民初第5794号案件确定刘金发承担偿还刘跃庆借款义务。故本案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自上述调解案件之日起即2014年11月9日起算，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就本案提起诉讼，依据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刘耀明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因原告返还刘跃庆的借款纠纷案已通过南开区人民法院调解解决，在上述案中，刘跃庆表示刘金发从没有向其还款，一分也没有还过。刘耀明也未在调解案件中明确表示已经将收取的款项交给了刘跃庆，且无充足证据证明刘跃庆委托刘耀明收取还款的事实。所以，调解案件是在原、被告均认为刘跃庆没有收到任何还款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从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看，刘金发在调解案件中同意给付刘跃庆借款等相关款项，此案已发生法律效力，且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所以，返还不当得利义务人为刘耀明，原告现于本案中要求被告刘跃庆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2014年11月10日起到2016年6月1日期间的利息一节，因返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2016年6月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法律规定，对原告该主张应予支持，原告主张以年利率4%的标准支付，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刘耀明给付原告刘金发213000元及自2016年6月1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刘金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02元，诉讼保全费2326元，公告费560元，共计9288元，由原告刘金发负担4133元，被告刘耀明负担505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相应款项。上诉人主张其收取被上诉人的213000元实为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借款的利息，但根据（2014）南民初第5794号民间借贷案件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表述，原审被告一直不认可收到任何利息，最终形成的民事调解书亦未认定被上诉人在借款期间有偿还利息或本金的行为，上诉人该项主张明显与前述案件中的表述存在差异，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形成的原因、各当事人数次庭审陈述的差异以及各方举证情况，认定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情形，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95元，由上诉人刘耀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文琦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庞 艺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