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7民初806号原告：董贤金，男，汉族，1953年12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旺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河南仕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义，河南仕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宜阳县三乡镇仁村。法定代表人：冯少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敏，洛阳市宜阳县弘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原告董贤金与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耿艳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贤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黄俊义，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少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敏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7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贤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少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12月23日签订的《包工协议》；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押金50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共计11424元(损失自2020年3月9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4月17日)；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董贤金与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在2019年12月23日签订《包工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找工人在被告经营砖厂生产红砖，被告按照每块砖0.056元的标准给原告支付报酬（该0.056元包含机修、电工、开铲车、杂工、粉碎料、及粉碎土生产砖坯到装出窑，所有工资生活费由原告承担）。原告向被告交保证金50000元，被告保证每月15日向工人支付工资。合同签订后，原告返回四川找工人准备投入生产，被告称因疫情严重外地人员暂时不要进厂。2020年3月9日，被告自己组织工人复工复产，致使双方签订的《包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被告的违约行为也使原告遭受了一定的财产损失，具体如下：1、原告向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少武转账2000元，应当退还。2、原告垫付工人伙食费1000元，被告应支付给原告。3、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劳务费8242元。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4月17日期间，被告让原告和妻子廖周会负责砖厂食堂事务，证明《包工协议》已经无法履行，双方又重新构成新的法律关系，即雇佣关系，并且被告安排原告从事新的工作事务。原告及妻子二人要求被告按每天108元的工资标准，支付39天劳务费，计8242元。综上，被告的违约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请解除协议是为了逃避承担违约责任。1、根据协议及履行条件，不存在因不可抗力和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及被告迟迟履行问题。虽然协议的签订和生效时间是2019年12月23日，但砖的生产具有季节性，都是在次年3月上旬，天暖解冻后才开始生产的。之前都是为生产做准备。虽然今年出现新冠疫情，但被告在2月下旬提出复工申请，3月3日政府批准复工，3月7日试机，3月8日复工，并没有迟延。只要双方坚持按协议履行，双方当初订立协议的互利目的就可以实现。2、被告已严格按照协议履行。2019年12月23日协议签订后，被告即为原告及家属安排了住宅，原告也于几天后搬进公司居住至今。被告多次同原告沟通，协商今年的生产，提醒催促原告及早组织人员。原告在复工前夕，组织民工困难，请求被告协助招募民工时，被告也积极行动，把招收到的民工交由原告安排生产和生活。3、原告懈怠履行协议义务，构成了违约。根据协议第一条、第七条约定，生产的民工都是由原告招收和管理的，但原告怠于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一直住在厂里。所谓“回四川找工人”纯为子虚乌有。直到3月8日、9日，原告只从张午、义马叫到生产需要40人中的13个。13人中有10人到场看了看，因为干不了当天离开。1人干了1天离开，1人因为原告违规安排操作发生安全事故，只有1人现在场中生产。其次，根据协议第五条的约定，生产安全由原告负责，但原告私自让没有技术的赵荣军上机操作，发生安全事故。另外，自3月7日试机开始，原告一直在场里安排、指挥生产，管理民工生活，协调安全事故外理，直到3月23日原告仍领取民工食堂生活费，4月底不时到车间督促民工生产。只是近日为逃避承担事故责任，放弃对场里民工生产生活的管理。原告所谓3月9日带人到场，被告已组织人复工复产，使其不能履行协议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押金”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对违约的制裁，不存在退回。原告既没有招收民工，也没有为管理场里生产支出过金钱，其所说损失子虚乌有，是对被告的讹诈。二、原告怠于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违规指挥的违约行为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如前述，原告不履行组织工人保证生产进行的义务，尤其怠于生产管理，无视厂里新工人上岗要经过三天学习培训的安全管理规定，让新进厂当天的赵荣军上岗操作机器，导致发生安全事故，赵荣军受伤，公司支出了12.2万元的医疗费用，赔偿了2万元，共计14.2万元。综上，原告请求解除《包工协议》、退还押金、赔偿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继续履行原、被告签订的《包工协议》。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12月23日，以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为甲方，董贤金为乙方，签订《包工协议》，约定内容如下：1、经双方协商，2020年生产红砖承包给乙方。2、乙方每月生产，红砖不低于500万块以上每块0.056元，其中包含(砖窑机修、电工、开铲车、杂工、粉碎料及粉碎土，生产砖坯到装出窑所有工资生活费由乙方承担）。3、乙方向甲方交保证金5万元，年底结账退还押金，甲方保证每月15号发工人工资，乙方中途不经甲方同意停工，押金不退，工资不开，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4、到厂人员车费由甲方支付，回城路费由乙方承担。5、所有生产人员保险由甲方付，所有生产过程不得违规操作，如因违规操作造成事故和打架斗殴由乙方承担责任。6、出窑场地超过50米，协商加钱，由甲方承担。7、乙方必须保证两条生产线（两班足够生产制作砖人员）。8、随时保持生产车间场所整洁干净。9、此协议一式两份，签字生效。同日，原告交给被告50000元押金，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包工董贤金押金伍万元整2020年底退回”。原、被告均认可砖的生产具有季节性，一般在3月上旬开始生产。2020年1月、2月，被告的砖厂处于停工状态。2020年2月下旬，被告申请复工复产。2020年3月3日、3月4日，被告的砖厂先后经宜阳县三乡镇人民政府、宜阳县环境保护局、宜阳县应急管理局、宜阳县自然资源局审批，同意其复工复产。2020年3月7日，该砖厂试机。3月8日，该砖厂试产。3月9日，该砖厂正式生产。复工前，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原告招工受到一定影响，仅招收到周边地区少部分工人。2020年3月9日，原告招收的工人中赵荣军在砖厂发生安全事故。被告的砖厂复工后，原告在现场组织工人生产。2020年4月下旬，原告离开砖厂，之后便不再履行合同。另查明：2020年6月5日，原告董贤金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旺苍县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现羁押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看守所。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包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完整履行合同义务。砖厂复工前，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原告招工受到一定影响。砖厂复工后，短时间内只有少部分工人从事生产，但《包工协议》约定的履行期为一年，疫情受到明显控制后，原、被告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原告组织生产至2020年4月下旬，之后便不再履行合同，并于2020年4月22日，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包工协议》。本院认为，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原告的行为构成违约。原告请求解除合同，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对此无法达成合意，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考虑到2020年6月5日原告董贤金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这一事实，本院解除原、被告2019年12月23日签订的《包工协议》。关于押金，被告董贤金虽违约在先，但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是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重要原因。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定被告退还原告押金1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12月23日签订的《包工协议》；二、限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告董贤金退还押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董贤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8元，由原告董贤金负担558元，由被告宜阳县飞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耿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田丰附本文书所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