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曲国华，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雁飞，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张兴明，男，196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被上诉人暨张兴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振英（张兴明妻子），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贵，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王洪波，男，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李志民，男，195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原审第三人：刘爱梅，女，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戈洪彦，男，1953年9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抚顺市顺城区。上诉人曲国华因与被上诉人张兴明、王振英、王洪波、李志民、原审第三人刘爱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辽0402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书，张兴明、王振英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辽04民终9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辽0402民初271号民事判决，曲国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雁飞，被上诉人张兴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王振英及其与张兴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贵，被上诉人李志民，原审第三人刘爱梅委托诉讼代理人戈洪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洪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国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第一次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清楚，认定我是23台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权利人是正确的，证据充分，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车辆的购买和保险单、机动车人登记证、行车证等相关手续，而且对我是这些车辆的实际权利人、控制人、使用人，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合伙人都没有异议。我们还有当初合伙之间权利与义务分割划分的详细合同为证。我是这23辆车辆的实际取得和使用及占有人。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没有基于公安机关关于车辆所有权人的登记确定物权和所有人是十分正确的。在《物权法》出台前，司法实践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关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进行登记”的规定，将公安机关登记的所有权人作为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依据。但公安部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中均认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行政管理登记，并非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只是允许车辆上路行驶的登记行为。而《物权法》实施后，将机动车作为动产，其所有权人的确定应遵循动产所有权人确定的原则，即交付和实际控制使用取得原则。车辆不是不动产，只是特殊的动产，不适用登记确定物权效力原则。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院做出了与上次截然相反的判决，理由是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条款是对车辆主张所有权争议的处理原则。与本案车辆肇事侵权纠纷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错误的适用了法律规定。二、该案的法律关系其实就是一起简单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案件，应该适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该案肇事者王洪波晚上零时非工作时间，酒后驾驶自己的车辆肇事。车辆是其自己购买所有，登记在李志民名下（不是驾校名下），只是作为自己参加驾校工作的投资。车辆上没有驾校文字标志，牌照辽Ｄ×××××号没有驾校“学”字牌照。完全是个人行为，该车的所有人就是王洪波个人。一审判决没有理解法律规定的涵义，现在又将侵权责任扩大到驾校合伙人身上，更是绝对错误的。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机动车肇事责任承担者，应该是实际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享有者承担责任。只有车辆所有人有过错责任才能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实际侵权人是己经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的王洪波。法院己经判决实际挂名的驾校经营者李志民承担连带责任了，对受害人给与最大利益的保护，再扩大到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更不公平和有失公允，况且李志民除了驾校股份和共计25台车辆外，还有房产，其财产足够赔偿受害人法院判决的数额，不应再让我承担连带责任。三、该案肇事车辆也不属于“挂靠”在驾校的“经营车辆”。《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中的“挂靠”，不适用于所有的挂靠情形，只适用于对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即车主经运输企业同意，以运输企业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其中车主是挂靠人，运输企业为被挂靠人。王洪波用自己的车作为到驾校工作的投资和条件，不属于挂靠企业搞自己的经营活动，与该条规定不相符，驾校不应当承担“挂靠责任”，现在责任又扩大到驾校的合伙人身上更不合理。我们的合伙关系不同于普通个人之间合伙投资。普通个体合伙，每个合伙人经济不独立，共同经营，获利按投资比例分配。而我们的合伙只是用了一个共同的营业执照形式，让李志民作了名义上的负责人，其他的车辆财产投资分割明确，界限分明，经营各自负责，经济独立，收益独立。可以说每个合伙人之间没有直接的财产关系，只是因为政府管理驾校的特殊规定，车辆必须登记在驾校名下而已。法院应该实事求是，查明事实，区别对待不同的案件事实，公正公平的处理案件，不能机械的适用法律。李志民作为法律要件上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是无奈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再扩大到其他合伙人身上是不公平和错误的。张兴明、王振英辩称，我方认为上诉人本次上诉无论是理由及证据的证明都说明上诉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强制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依法驳回全部上诉请求。某某驾校自2007年3月6日设立起至上诉人提起异议之诉之日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志民，在此期间，工商登记没有任何变化，工商档案中更没有记载该某某驾校有任何合伙人及参与者。原刑事判决时附带民事诉讼依据当时的法律，以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为诉讼当事人，并且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原刑事判决才列李志民为被告，并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上诉人所述的事实及证据不能证明新抚区法院执行裁定中所列的23台车为上诉人所有，且该部分车辆实际交付给某某驾校，并以某某驾校名义进行培训，足以证明该23台车辆归某某驾校所有。无论是上诉人和李志民及刘爱梅是否签订过合伙协议，其约定为三方内部约定，对协议之外的其他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王洪波未答辩。李志民辩称，上诉人主张车辆的所有权是属实的。2007年3月份成立驾校，我与沈某、刘爱梅三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过一年后，上诉人把沈某的股份买去了，新的三方又重新签订了协议。现在上诉人要把自己摘出去的话，那么23台车辆还是否是某某驾校的，还用不用某某驾校的名字去经营？如果他还用某某驾校的名字，假如他名下的车辆肇事了，还用我驾校承担，对我不公平。上诉人还是驾校的股东，关键上诉人在某某驾校还有股份。在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当中我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我认可一审判决。刘爱梅述称，驾校成立之初就是自己买自己的车，自己经营，所有费用自负。刘爱梅所卖出的车不包含王洪波的。尊重法院判决。曲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购买和所有的23台车辆的执行行为，解除相关查封措施；2、确认上述查封被告所有的23台车辆归原告所有；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6日，抚顺市某某驾校(以下简称某某驾校)成立，工商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李志民。某某驾校成立之初，被告李志民(甲方)，沈某(乙方)及第三人刘爱梅(丙方)签订《抚顺市某某驾校股份制协议书》。2008年12月19日，原告曲国华(乙方)与沈某(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某某驾校的股份转让给乙方；甲方将股份及教练车辆辽Ｄ×××××、辽Ｄ×××××，大货辽Ｄ×××××等七台转让给乙方。”2008年12月31日，被告李志民(甲方)、原告曲国华(乙方)与第三人刘爱梅(丙方)签订《抚顺市某某驾校股份制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驾校为三方共同投资合办，在驾校办理过程中所用一切费用由三人均摊。每方占驾校三分之一股，每个股东对驾校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2、驾校的名义法人由甲方李志民暂时担任，法人只对驾校拥有事务的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为三个股东共同拥有。…7、驾校所有车辆是三个股东分别购买，但为了办驾校都以法人的名义办理手续。但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所用经费和肇事责任均由各股东个人负责，其他无权也无责。8、驾校招收学员名额按车辆多少配置，每个股东经济上独立、自招学员、自己培训、所需经费、所得收入均由各股东个人管理、但学员招收不得超过自己车辆分配的名额。如超招了可和其他股东协商，如其他股东有名额可暂借或给一定的补偿。9、驾校为了工作方便可雇佣相关人员、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三个股东均摊，工资每月末上交。各股东不得借口拖延不交，否则其他股东有权停止工作进行。”协议签订后，被告李志民与原告曲国华各投入7辆车，第三人刘爱梅投入8辆车用于驾校经营。2013年2月8日，第三人刘爱梅与被告李志民及原告曲国华三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一份，约定以总价60万元(李志民与曲国华每人向刘爱梅支付30万元)的价格将刘爱梅在某某驾校的股份及刘爱梅所有的8台驾校车辆(大型车辆2台：辽Ｄ×××××、辽Ｄ×××××；小型车辆4台：辽Ｄ×××××、辽Ｄ×××××、辽Ｄ×××××、辽Ｄ×××××；办公车辆小型辽Ｄ×××××、大巴辽Ｄ×××××)转让给李志民与曲国华二人。刘爱梅向曲国华及李志民各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二人股份转让款各30万元。同时三人还约定，“刘爱梅所有的教练车辆在转让之日前的违章行为及经济纠纷，由刘爱梅负责，转让之后由李志民、曲国华负责。”原告曲国华、被告李志民、第三人刘爱梅三人在共同经营某某驾校期间，所需的税费、人工、公共支出等费用由三人均摊，李志民虽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但曲国华与刘爱梅也均不向李志民交纳管理费等费用。另查明，2012年7月16日0时许，王洪波酒后驾驶辽Ｄ×××××号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抚顺市新抚区中央大街时，将在人行横道线上行走的张兴明、王振英撞倒，后经鉴定“张兴明颅脑损伤评定为三级伤残，需部分护理依赖；左下肢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颅骨缺损评定为十级伤残。王振英左膝关节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交警机关认定王洪波醉酒驾驶机动车，负此起事故全部责任，王振英、张兴明无责任。本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2)新抚刑初字第003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波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王洪波赔偿王振英经济损失55607.72元、张兴明经济损失1093706.56元，被告李志民(系某某驾校经营者)对王洪波承担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对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不服，提出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抚中刑二终字第0015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7月8日作出(2014)新抚刑初字第000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王洪波驾驶的辽Ｄ×××××号车辆在2006年抚顺市某某驾校成立时，由王洪波个人全部出资购买，作为教练车以挂靠形式加入某某驾校，登记在某某驾校校长李志民名下，同时王洪波作为驾校教练使用该车在某某驾校培训学员。判决内容为：“一、被告人王洪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振英经济损失人民币55607.72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兴明经济损失人民币806866.56元(已支付人民币11000元)；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系某某驾校经营者)对上述被告人王洪波承担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志民不服，提出上诉。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抚中刑二终字第001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李志民不服该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6)辽刑申35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了李志民的再审请求。被告王振英与张兴明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来本院申请民事赔偿部分的强制执行，在本院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登记在李志民及某某驾校名下的教练车。本案原告曲国华向本院执行机关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我院查封的教练车中有23辆车(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为其个人所有，不应予以执行。本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辽0402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曲国华的异议请求。案外人曲国华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以诉称理由来院诉讼。原告曲国华提交购车发票、车辆保险单、保费收据、买卖车辆的协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完税证明、完税证明证书、发票等证据(以上证据原件均由原告保管)证明本院查封的某某驾校教练车中有23辆车为其个人购买及所有。审理中，本院查明原告曲国华主张的23台车辆中有17台车辆(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登记在某某驾校名下，其余6台车辆(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登记在被告李志民名下。再查明，庭审中原告曲国华提交2013年2月8日李志民作为甲方、其本人作为乙方重新签订的《抚顺市某某驾校合伙经营协议书》，该协议有原告与被告李志民签字按手印确认，并盖有某某驾校公章及被告李志民明章，但被告李志民对此份协议不认可，主张与原告曲国华未单独签订过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我国实行车辆登记制度，车辆应以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公示信息确定权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等特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指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物权发生了变动的其他人)。原告诉请的23台车辆登记在被告李志民作为经营者的某某驾校及李志民名下，他人有理由相信此23台车辆即为某某驾校及李志民所有。虽然原告曲国华提交了购车发票等相关证据欲证明此23台车辆为其所有，并提交其与被告李志民及第三人刘爱梅或是其单独与被告李志民签订的《抚顺市某某驾校股份制协议书》予以证明各方约定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由各个股东个人承担、个人负责，但三方或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均属于协议各方内部约定，效力范围只限于协议当事人之间，对协议各方之外的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曲国华，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亦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的诉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曲国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原告曲国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应否支持曲国华提出对涉案23台车辆确认权利的诉讼请求；二是曲国华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焦点一，一审中，曲国华提交了对涉案23台车辆如何取得的相关证据材料，如二手车买卖协议、购车发票、完税证明、车辆保险单、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等，张兴明、王振英虽然认为曲国华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尽完整、充分，但作为某某驾校的经营者李志民，其同时也是王洪波交通肇事罪一案中附带民事部分负连带赔偿责任的主体，以及本案第三人刘爱梅（某某驾校原股东之一）均对曲国华是涉案23台车辆的所有权人不持异议，故基于上述情形，应认定涉案的23台车辆系曲国华所有，曲国华主张确认其是上述车辆的所有权人，具有事实依据，本院给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曲国华作为涉案23台车辆的所有权人，当然对涉案23台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一审驳回曲国华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给予纠正。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并未将曲国华确定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且某某驾校工商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因此，作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的某某驾校如负有债务，则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只以经营者个人实际所有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随意扩大责任主体范围。综上，曲国华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2民初27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登记在李志民及抚顺市某某驾校名下的23台车辆（其中17台车辆：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号车辆登记在抚顺市某某驾校名下，剩余6台车辆：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辽Ｄ×××××号车辆登记在李志民名下）归曲国华所有。三、不得对上述23台车辆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李志民、王洪波共同负担，公告费800元，由王洪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李志民、王洪波共同负担。上述款项曲国华已预交，李志民、王洪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曲国华。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7)辽0402执异17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开智审判员  郭 爽审判员  张庆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