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2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5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慧英，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帅，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7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女，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杨某1、张某1、张某2、杨某2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3民初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某1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张某1、张某2、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证据（2013）闽榕台证内民字第1655号公证书中关于张某2、杨某2及张凤英放弃继承权的性质认定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分配继承份额，杨某1应得的继承份额被剥夺，请求二审法院对此审慎查明，并予以纠正。首先，张某1、张某2、杨某2连同张凤英故意隐瞒杨某1系杨某3养子的身份，向台江区公证处骗取公证，该份公证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存在疑异。并且，继承人张凤英、张某2、杨某2在该份公证书中仅是放弃个人的继承权，但并未明确作出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给张某1的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张某2、杨某2在庭审中的陈述，即轻易认定张某2等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系将该份额赠与给张某1的意思表示。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张凤英、张某2、杨某2作为被继承人杨某3的继承人，其在公证书中表示放弃继承权后，即已丧失了继承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且张凤英（其于2017年去世）等人在公证书中并未作出将其继承份额赠与给张某1的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却认可张某2及杨某2庭审中关于其放弃继承权实为赠与给张某1的陈述，事实上张某2、杨某2、张凤英等人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后，其即丧失一切关于本案继承的权利，其无权再主张该等份额赠与给张某1，因此，其所放弃的继承份额应由其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而杨某1作为杨某3的合法继承人，有权要求按法定继承方式共同继承由张某2、杨某2、张凤英等人放弃继承的份额，因此，诉争房产属于杨某3的50%的份额应由未放弃继承权的杨某1以及张某1各自继承一半，即杨某1继承份额应为25%。二、本案讼争房产的市场价值远不止108万元，一审法院未结合实际情况查明该房产的价值，而仅以被上诉人张某1一审提供的售房合同即轻易认定该房产价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纠正。张某1骗取公证之事败露后，其迅速将讼争房产出卖给他人，结合本案一审中杨某1提交的不动产登记和房屋交易申请表及不动产（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中可以看出，张某1与买受人通谋合意，以虚假的交易价格进行登记，足可见张某1动机不纯，且经查询讼争房产区域的市场均价为25056元／㎡，故该房产价值应为180万元左右。一审法院仅以张某1提供的售房合同中的成交价即轻易认定房屋价值为108万元，明显是事实认定不清，恳请二审法院审慎查明，并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张某1辩称，杨某1是其大姑妈的第三个孩子，杨某1的母亲当时在福州做生意，就把儿子抱到外婆家寄养。1959年××××年国家困难时期，为了让杨某1能吃到商品粮，将杨某1登记在杨某3户口内，当时户口里面就四个人，奶奶张雪娇、杨某3、杨建春，当时父亲还没跟母亲结婚。因此，杨某1提供的2017年10月24号的亲属关系证明，只是表明了杨某1为了挂靠户口，曾经与杨某3登记在同一户籍内，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某3存在收养关系。××××年父母结婚。父亲作为上门女婿在1977年之前始终都在母亲娘家，子随母姓，后洲派出所开具的亲属关系上有外来人口杨某3，那时因为父亲当时要等厂里分配宿舍。1970年左右，父亲厂里分配了宿舍，有了新户口安装新村5座一层。1977年户口迁回，当时是住在一个12平方的房子里面，杨某1未一起居住，也没有来往。杨某3单位的同事和隔壁邻居都可以作证。1974年2月21号，杨某1将户口迁入到安装新村的时候已年满17岁，已经工作，不需要他人抚养。杨某1住在机床厂大礼堂，其一家住在安装新村，两个地方离了好几栋楼房。杨某1结婚后和他老婆来串门，就像亲戚来往称呼杨某3张凤英叫叔叔、婶婶，并不是称呼爸爸妈妈。杨某1从未和杨某3一家住在一起过。××××年到1977年，我们都住在母亲张凤英家里。1977年后，也没有和杨某1住在一起。杨某3没有给杨某1生活上、工作上照顾，也没有对其管教和教育。机床厂内部招工照顾子女的福利，也是姐姐张某2顶替进厂，杨某1都没有。杨某1从未对杨某3有过日常照顾和赡养，父母生病住院，杨某1没有照顾，只是作为亲戚，象征性的看一次给了500元。父母住院的医疗费和父母骨灰寄存，都是姐弟三人出的。杨某3、张凤英双方亲友都认为，起一家五口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杨某3单位同事和周围邻居群众就只知道杨某3一家只有3个小孩。当时的录像可以证明，也有录音证据证明杨某1年年都有回去扫墓，还经常给生母钱。但是杨某3欺骗法庭，说这个墓地他始终不知道，甚至否认其亲生母亲，并毫不忌讳将墓碑上名字抹去。另外，杨某1也分到其生父生母老房子的拆迁款3万多元。房改时，杨某3分配到两套房子的名额，将一套60多平方的房改房购买权给了杨某1，其一家五口只留下本案诉争房产。综上，请求法院能考虑实际情况，也可以深入调查，驳回杨连芳的诉讼请求，并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张某2辩称，杨某1是其大姑妈的儿子，上次杨某1在一审法院开庭时陈述是大姑妈的儿子，第二次开庭时又否认该事实，杨某1两次陈述不一致。很多亲戚都不敢过来作证明的原因，是因为杨某1会有报复的心理。杨某1为了得到诉争房产，想办法到处叫邻居出庭作证，用谎言陈述。杨某1生母房子拆迁，杨某1也去和兄弟争夺，最终杨某1得到13万多元。 杨某2辩称，张某1和张某2说的基本是正确的，其从小到大都是一家五口，父母生病时姐弟三人都有尽到赡养责任。家庭成员和履历表都没有杨某1，杨某1未与其一家人居住在一起。 张某1、张某2、杨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与被继承人杨某3之间以父子关系共同生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纠正。1、杨某1提供的派出所证明只能证明其户籍登记情况，并不能证明其与杨某3存在收养关系，更不能证明其与杨某3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户口登记存在形形色色的挂靠关系，有为了寄养、领取商品粮、上学、工作、分房、买房等等原因而登记在别人户口内情况。从2017年10月17日的亲属关系证明及职工招收表的内容看，杨某1是于1974年2月21日才迁入杨某3户口内，此时，杨某1已满17周岁，并参加工作，已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杨某3抚养，而是为了让杨某1吃到商品粮，就把杨某1登记到同一户口内。2、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多系双方当事人共同的亲友的陈述，客观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即杨某1是杨某3姐姐的儿子，由杨某3母亲抚养长大，因59、60年国家困难时期，没饭吃，为了让杨某1吃到商品粮，就把杨某1登记到杨某3同一户口内。因此，杨某1提供的2017年10月24日的亲属关系证明，只是表明了杨某1曾经与杨某3登记在同一户籍内。3、张凤英、张某2的福州市招收合同登记表中，家庭成员情况表一栏并未记载杨某1的身份，而该登记表后的群众评议意见、派出所意见、基层党组织审查意见、区劳动部门复审意见等也均有相应盖章，也可以证实杨某1并未与其一家共同生活。一审法院以杨某11978年4月25日单方填写的福州市招收职工登记表，认定有共同生活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4、杨某1申请的两位证人的住处与杨某3的房子之间隔了好几栋房屋，在庭上接受质询时，也均表示不知道杨某1是否与杨某3一起生活，不清楚杨某3的家庭生活情况。尤其证人曾某1在庭上还陈述了杨某1是由杨某3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曾某1对于杨某3一家人的居住及生活情况并不知情。因此，两位证人的证言无法证明杨某3有收养杨某1以及他们有共同生活的事实。一审法院采纳证人证言，认定杨某1与杨某3存在共同生活是错误的。5、张某1在一审法院提供的墓碑照片体现了2004年杨某1夫妇的名字均已刻在其亲生父母的墓碑上，可以客观反映杨某1从未被他人收养的事实，户口登记只是挂靠关系。综上，杨某3从未收养杨某1，杨某11978年4月25日单方填写的福州市招收职工登记表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他们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８）条规定的“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的条件。因此，杨某1仅凭户口登记不足以证明其与杨某3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对该收养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杨某3一直由上诉人共同照顾和赡养，杨某3与杨某1之间从未有过抚养、赡养的事实。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1、杨某1从未与杨某3生活在一起，更未以养子的身份承担起对杨某3的赡养义务。在庭审调查中，法院询问杨某1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时，其回答“杨某3在市二医院住院期间，有去看望，并给了500元”。该事实说明杨某1仅仅是作为亲属去医院看望病人所包的红包而已，并未与张某1姐弟三个轮流在医院照看护理及陪夜，亦未承担任何医药费。2、杨某3过世时，杨某1仅仅作为张某1姑妈的儿子、杨某3外甥的身份参加葬礼，且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未承担任何丧葬费用。同时，根据民间习俗办理丧事时，一般由长子抱头，抱头像、抱骨灰盒等等，而杨某3过世时的一切仪式和手续均由其子张某1在操办，杨某1并未参与。三、杨某1为了争夺其父母的遗产，罔顾自己系杨某3姐姐儿子的事实，不惜谎称自己系杨某3的私生子，甚至在第一次庭审后，私自将其与杨某3的名字刻在奶奶张雪娇的墓碑上，而坟墓里根本没有杨某3的骨灰。综上，杨某3与杨某1并不存在收养关系。杨某3与张凤英结婚后，杨某3系作为上门女婿到张凤英家生活，并未抚养杨某1。杨某1也始终承认其系张雪娇抚养长大的。杨某3张凤英长年一直始终都是和张某1三姐弟共同居住，杨某3年老后，杨某1也未赡养杨某3，杨某3看病住院、操办丧葬、请乐队办酒席、骨灰寄存、出殡、墓地购买等所有费用均是张某1三姐弟出资。一审法院未对该部分的事实进行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杨某1与杨某3不存在收养关系，也未共同生活，杨某1无权继承杨某3的财产。 杨某1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继承人杨某3之间以父子关系共同生活显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答辩人提供的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真实有效，且能证明答辩人由被继承人杨某3收养，并办理了户口登记，答辩人是杨某3与张凤英的长子，自幼与杨某3、张雪娇（杨某3之母）、张凤英一起生活。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户籍登记只是为了挂靠，该主张完全与事实不符，且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且答辩人迁入被继承人杨某3户口内尚未成年，其与养父形成合法有效的收养关系。2、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虽然有录像但是他们都是机械得照念被答辩人一方事先写好的证言，不是证人真实的意思表达，各个证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如果需要作证可以到庭，且事后了解，部分证人证言是误导所为并不真实。同时，证人张某3与张某4是被答辩人一方亲戚，存在偏袒的嫌疑，且所有的证言关于答辩人的身份均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冲突，应该以户口来证明答辩人是杨某3的儿子。杨某4是答辩人小姑姑，答辩人和小姑姑有过节，故该证人证言也不可信。3、被答辩人提供的福州市招收合同登记表存在多处涂改，同时，即使没有写上答辩人为亲属，也不能据此即排除答辩人是被继承人杨某3儿子的事实。而答辩人提交的福州市招收职工登记表真实有效，均能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兄弟姐妹，被继承人杨某3、张凤英是夫妻的事实。4、答辩人申请的证人郑某及曾某2均出庭作证，其中证人郑某证实其和答辩人是邻居，其知道答辩人的弟弟妹妹，且明确表示被继承人杨某3的子女四个就是在庭上的原被告四个，其和答辩人大的妹妹在一个单位，即第一机床厂。答辩人住在机床厂的房子是因为其父亲杨某3的原因。证人曾某2陈述其和答辩人杨某1及被答辩人均系邻居，其从小叫答辩人金冠子，就是被继承人杨某3的儿子的意思。答辩人是金冠的长子，被答辩人是杨某1后妈生的孩子。杨某1叫他后妈婶婶，叫杨某3爸爸。因此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真实有效，且能证实答辩人是被继承人杨某3的儿子，是被答辩人的哥哥，同时能够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曾经共同居住在一起。5、被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墓碑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并不能由此证明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答辩人的户口是挂靠关系。如前所述，本案的证据材料均能够证实答辩人系被继承人杨某3的养子，且其与养父一家人长期共同生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答辩人与被继承人杨某3之间存在有效的收养关系，答辩人为养父母的合法继承人。二、答辩人成年后，对被继承人杨某3尽到了赡养义务，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答辩人未尽赡养义务，被答辩人为独占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而故意歪曲事实，其主张不能成立。三、答辩人在一审中均是以事实为依据，所有证据均可证实答辩人与被继承人杨某3存在养父子关系，被答辩人一方面否认答辩人与杨某3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又主张答辩人是案外人之子，其未均未举证证明，而凭空捏造虚假事实。综上，答辩人与被继承人杨某3存在合法有效的收养关系，答辩人依法有权继承杨某3的财产，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对杨某3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支持答辩人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 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杨某1支付被继承人杨某3、张凤英原所有的位于台江区房屋的25%的对价款，约计45万元（按现值评估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杨某3、张凤英系夫妻关系，杨某3于2012年3月20日死亡、张凤英于2017年7月14日死亡。福州市公安局水部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经查我所1978-1982年户籍档案，原户籍地：安装新村5座1层。原户主杨某3（别名：金官）、妻张凤英（别名：静萍）、长子杨某1、长女张某2、次女杨某2、次子张某1。福州市公安局后洲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经查，1964-1975年原始户口底册，原本辖区达江南路59号，曾经登记在同一户内。户主张凤英、长子张某1、女张某2、次女杨某2，在外人口登记表记载夫杨某3。2、2008年11月25日，台江区登记于张凤英、杨某3名下，登记的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附记里记载共有情况：杨某3占50%份额，张凤英占50%份额。2013年8月30日，福州市台江公证处出具了（2013）闽榕台证内民字第1655号公证书，载明：杨某3于2012年3月20日在福州市死亡，福州市台江区（共有情况：杨某3占50%份额、张凤英占50%份额）系杨某3、张凤英的夫妻共有财产，杨某3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妻子张凤英、儿子张某1、长女张某2、次女杨某2；张凤英、张某2、杨某2均自愿放弃继承人，上述被继承人杨某3的个人遗产由张某1继承。同日，张凤英在上述公证处做了另一份公证书，将自己上述拥有的份额赠与给张某1。2013年12月18日，上述房产变更登记为张某1所有。2017年9月份，张某1将上述房产出售给了第三方卓锦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某1与杨某3是否成立事实收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福州市公安局水部派出所的亲属关系证明明确记载了杨某3的长子为杨某1，结合杨某178年4月25日填写的福州市招收职工登记表，里面明确记载其养父为杨某3、养母为张凤英、妹妹为张某2、杨某2、弟为张某1，在这份职工登记表后的群众评议意见、派出所意见、基层党组织审查意见、区劳动部门复审意见等均有相应盖章，再结合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确认杨某1确实与杨某3长期以父子关系共同生活且被周边的亲友、群众、组织予以认可，双方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综上，杨某1与杨某3成立事实收养关系，其有权继承杨某3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于讼争的房产，在杨某3死亡之后，其50%的份额属于杨某3个人遗产，由其妻子张凤英、女儿张某2、杨某2、儿子张某1、杨某1继承。关于公证书中张凤英、张某2、杨某2对杨某3遗产份额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庭审中，张某2、杨某2均明确表示放弃的目的也即她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要把自己的份额赠与给张某1，结合讼争房产过户给张某1的行为，可知张凤英、张某2、杨某2的真实意思是把自己的份额赠与给张某1而不是放弃继承，综上，上述房产的50%份额由张凤英、张某2、杨某2、张某1、杨某1继承所有，张凤英、张某2、杨某2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给张某1，因此，讼争房产的40%份额归张某1所有，杨某1继承的房产份额为10%。因原被告均确认讼争房产被张某1以108万出售给了第三人，因此，张某1应支付对价款108000元给杨某1。据此，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某1支付对价款108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某1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杨某2向法院提交七份证据：证据一是报告，证明杨某3及配偶生育一子二女，以及杨某3父母已经去世；证据二是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证明，证明1978年张雪娇的户口在勤劳新村一排7号，于1984年迁入安装新村五座；证据三是杨某3履历表，证明杨某3家庭成员是一子二女；证据四是死亡人员证明书、冷冻防腐棺出租协议、火化证，证明杨某3生病是张某1、张某2、杨某2照顾，去世后的手续都是张某1、张某2、杨某2处理；证据五是造墓收条、骨灰寄存凭证、骨灰寄存费，证明张某1负责给杨某3的墓地选址办手续，购买墓地花费；证据六是张某2招工登记表，证明杨某1未与张某2一家人共同生活，并非家庭成员；证据七是录像视频，证明杨某1的生父是严章一。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杨某2向法院申请证人杨某4、张某3、江某出庭作证，证明杨某1与杨某3不存在收养关系，也未共同生活，杨某1无权继承杨某3的财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某1的质证意见如下：张某1、张某2、杨某2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证据一不是派出所户籍证明，不能证明实际家庭情况，不能否认杨某1是杨某3的孩子；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户籍迁入与实际居住的情况并不吻合，杨某1与张雪娇、杨某3在1970年左右就共同居住在一起；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方承认并非杨某3的笔迹，而且也没有盖章，是事后杜撰，不能证明杨某3确认的家庭人员结构；证据四和五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杨某1未尽到赡养义务；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墓碑并非杨某1出资建造，墓碑上各自的身份如何表述与杨某1无关，也不能证明杨某1拿过拆迁补贴，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关于证人杨某4的证言真实性不能确认，杨某4与杨某1之间存在冲突，不排除因此作出不实陈述，杨某4不知道杨某1登记为杨某3的长子，对此身份不知情；证人张某3的证言也不客观，张某3是张凤英的妹妹，是利害关系人，当庭也陈述1977年之前其在泰宁插队两年，不在福州，也不了解杨某3的户口与她姐姐是分开登记的，也不懂得杨某3的具体家庭成员，不能推出杨某1不是杨某3的孩子，且说法有矛盾，前面陈述1977年所有孩子都迁到机床厂，后经过盘问，才说杨某2曾居住在奶奶家，这不能证明在杨某1成年前，杨某3都住女方家；证人江某不能排除杨某1是杨某3儿子的身份，江某与张某2是好友，可能会作出偏袒其一方的证言，江某连当时共同生活的奶奶都没见过，说明其并不真正了解家庭结构，不能证明杨某1没有与张某1、张凤英、张某2、杨某2生活的事实。 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杨某2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明杨某1与杨某3不存在收养关系的事实，不予采纳。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关于杨某3与杨某1是否成立事实收养关系的有关异议，经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收养关系，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杨某1自幼被送到杨某3家生活，并将户口登记在同一户内，身份为长子，以父子关系相待，并与杨某3母亲等人共同生活多年，故一审法院根据福州市公安局水部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及杨某1在1978年填写的福州市招收职工登记表，结合证人郑某、曾某2的证言，认定杨某3与杨某1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是正确的。寄养或户口挂靠目的是委托他人代为抚养照料子女或变更户口登记，不涉及变更称谓，不产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因此，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杨某2主张的寄养或挂靠关系不能成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的规定，杨某1对杨某3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关于张凤英、张某2、杨某2在公证书中放弃继承杨某3遗产份额的有关异议，经查，福州市台江公证处（2013）闽榕台证内民字第1655号公证书先是载明：“杨某3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情况：杨某3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妻子是张凤英，共有三个子女：儿子张某1、长女张某2、次女杨某2”，后载明“现对于杨某3的前述个人遗产，张凤英、张某2、杨某2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被继承人杨某3的前述个人遗产由张某1继承”，结合张凤英在赠与合同和（2013）闽榕台证内民字第1656号公证书中将其份额赠与给张某1的意思表示以及张某2、杨某2否认杨某1与杨某3成立事实收养关系的表述，可以得知张凤英、张某2、杨某2均认为杨某3的继承人为其三人和张某1、张凤英、张某2、杨某2放弃杨某3的遗产的目的是将诉争房屋过到给张某1名下，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凤英、张某2、杨某2放弃杨某3的遗产的真实意思是将其享有的诉争房屋的份额赠与给张某1，符合情理，亦符合当事人意愿，予以维持。因此，杨某1对诉争房产享有的继承份额为10%（50%÷5）。关于诉争房产价值的有关异议，经查，杨某1于2019年12月17日在一审法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其不要求评估了，房子可以按照108万元处理，故一审判决张某1应支付房屋对价款108000元给杨某1是正确的，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某1、张某1、张某2、杨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元，由杨某1负担4400元，由张某1、张某2、杨某2负担20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朝晖 审 判 员 纪得军 审 判 员 刘茂元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陈 露 书 记 员 马洁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