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25民初1653号 原告：成都农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 法定代表人：汪小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勇，男，1974年1月出生，汉族，住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清钦，四川银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农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科源公司）与被告刘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科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被告刘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清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农科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3月19日签订的《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土地流转费26924.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农科源公司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开发，2019年9月，原告准备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渠县从事中药材种植，与渠县农业农村局接洽后，确定在渠县临巴镇群团村流转土地，建设田园综合体。被告得知消息后，欲为此项目设置障碍，便提前流转了临巴镇群团村的土地。渠县农业农村局经过慎重考虑，2019年12月11日与原告签订了《渠县临巴镇群团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中药材种植）招商引资协议》，渠县农村农业局协助原告流转渠县临巴镇群团村土地1900亩建设观光产业园，并协助原告争取上级农业项目资金及政策支持。被告自身无法取得开发田园综合体项目，也没有资金对流转土地进行农业开发。被告主动联系原告称其已经流转了群团村的全部土地，现在愿意退出土地流转，方便原告进行农业建设，同时被告称其已经垫付了1年的土地流转费40万元，要求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原告表示愿意在与全部的社(组)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再向被告支付其实际垫付的土地流转费。2019年12月17日，原告首先与群团村3个社签订了《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了土地近1000亩，流转土地的3个社向原告出具了173075.7元的土地流转费收条。2020年后，被告称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困难，要求原告尽快支付其已经垫付的40万元的土地流转费，并在市委领导来项目检查时组织人员闹事，胁迫原告。原告为了项目的正常运行、迫于被告的胁迫于2020年3月1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签订了《协议》，约定原告分两次向被告支付40万元。2020年4月8日向被告实际支付了20万元。2020年5月，原告准备与剩余的社（组）签订合同时发现被告仅支付了先前签订的三个社（组）的土地流转费173075.7元，其他社的土地流转费并未支付，但被告却谎称支付了40万元的土地流转费，虚构了22万元的土地流转费。被告在与原告的协商过程中，以通过组织人员在市委领导视察时闹事的方式，且隐瞒、虚构事实，致使原告陷入了错误认识，通过胁迫、欺诈的方式与原告签订《协议》，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被告退还多支付的26934.3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勇辩称：1、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关于《协议》的效力，《协议》系汪小林和被告刘勇双方自愿签订的，应当认定有效，被告刘勇仅与汪小林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与本案原告农科源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3、汪小林与被告刘勇达成了《协议》，刘勇退出了合伙关系，刘勇对临巴镇田园综合体项目不在享有任何收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农科源公司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渠县临巴镇群团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中药材种植）招商引资协议》、《渠县农业农村局证明》，待证原告农科源公司于2019年9月开始与渠县农村农业局接洽、2019年12月11日与渠县农业农村局签订《招商引资协议》，预计流转土地1900亩； 2、《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社长：黄永明因合乡并村，村小组发生变化，印章还未变更，故用小组社长的名称进行区分）、《收据》、《流转汇总花名册》，待证2019年12月17日，农科源公司与黄永明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面积293.065亩，其中田77.07亩，地215.995亩：黄永明组的一年的土地流转费为37900元：《流转汇总花名册》详细载明该小组的村民的土地面积及流转费金额； 3、《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社长：廖泽锋）、《收据》、《土地流转花名册》，待证2019年12月17日，农科源公司与廖泽锋小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面积338.837亩，其中田150.79亩、地188.047亩：廖泽锋组一年的土地流转费为69683元：《土地流转花名册》详细载明该小组的村民的土地面积及流转费金额； 4、《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社长：陈洪旭）、《收据》、《土地流转花名册》，待证2019年12月17日，农科源公司与陈洪旭小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面积339.23亩，其中田125.84亩、地213.39亩：陈洪旭组一年的土地流转费为65492.7元：《土地流转花名册》详细载明该小组的村民的土地面积及流转费金额； 5、《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社长：李登兵）、《收据》、《土地流转花名册》，待证2020年5月20日，农科源公司与李登兵小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面积60.5亩，其中田36.42亩、地24.08亩：村民小组向农科源公司出具了《收条》，收到农科源公司的土地流转费为14056.40元：《土地流转花名册》详细载明该小组的村民的土地面积及流转费金额； 6、《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社长：陈华英）、《收据》、《土地流转花名册》，待证2020年5月20日，农科源公司与陈华英小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面积16.86亩，其中田8.35亩、地7.71亩：村民小组向农科源公司出具了《收条》，收到农科源公司的土地流转费为3507.3元：《土地流转花名册》详细载明该小组的村民的土地面积及流转费金额； 7、《协议》、《收条》，待证刘勇收到了农科源公司支付的20万元； 8、现场图片，待证刘勇组织人员现场阻挠农科源人员、胁迫农科源公司。 被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招商引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没有异议，但是被告与原告先有挂靠协议，后用原告公司的名义与村社签订的合同。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七组证据中的《协议》，从协议里面可以明确看出合同一方是汪小林，另一方是刘勇。第八组证据照片认为，无任何阻挠行为，是今年5月11日，在签订了《协议》之后，刘勇向汪小林要求支付剩余的20万元。 被告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合作协议一份，待证原告主体不适格。2019年12月16日被告与汪小林之间签订合作协议；（原件因双方达成协议被当场销货） 2、协议一份，待证原告主体不适格。2020年3月16日汪小林与被告刘勇达成了协议。双方是平等自愿达成的协议，40万元是田园综合体的整体投资； 3、证人严某某的证言，待证田园综合体项目是从2019年8月起由刘远全、陈远忠负责发起的，二人有合伙协议，并成立了公司，刘勇是隐名合伙人，刘远全的资金由刘勇支付，由于公司资质不够，就与汪小林公司进行合作，是以刘勇个人名义与汪小林合作，刘勇先前在田园综合体项目上有栽植水果树、桃子、柑橘等。整个田园综合体项目发展过程中，没有看到有老百姓闹事。刘勇在田园综合体项目上有土地流转费的投资和前期开会做工作、土地丈量、清除杂草、种植树木等； 4、证人陈某某的证言，待证刘勇在临巴镇群团村流转了接近1000亩土地，刘勇支付了多少钱的土地流转费用不清楚。后面双方不再合作了，签订了退伙协议，约定汪小林退给刘勇40万元，其中40万元里面包含土地流转费、人工工资、苗木费、机械费、差旅费、租用设备费等。 原告质证认为，从合作协议第一条18万元土地一年的流转费可以看出与后面三个社的投资金额大体吻合，同时合同约定了生效条款，对方并未支付资金，合作协议并未生效；协议签订时间与后面合同的签订时间仅差1天，对方也因合同未生效销毁了合同。乙方的投资金额48万元，并未实际出资，证明了刘勇的欺诈行为。2020年3月16日签订的协议没有异议。证人严某某因为工作关系的原因对原告产生了极大的愤恨，其所作的证言不真实。证人所说刘勇所种的是果苗，而非本案原告所经营的药材。证人通过微信向汪小林汇报工作的内容，佐证了严某某的证言不真实（出示微信聊天记录）。证人陈某某的证言，流转土地时的土地费用地130元／每亩、田300元／每亩（130×1000=130000元、300×900=270000元）是刘勇所称的40万元的由来，但刘勇仅仅给付了3个组的费用，不足40万元。刘勇与原告并无挂靠关系，而是先后关系。证人陈某某的证言，原告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所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认为没有胁迫行为。 通过庭审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方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之间能够印证，结合在庭审中的回答，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所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被告不予认可，且无法证实是本案的被告的行为，因此不予采信。 庭审中，经询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汪小林，之前以汪小林个人名义与刘勇签订的协议，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汪小林称系职务行为，所签订的协议的权利义务由公司承担。 通过庭审采信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9年8月，刘远全、陈远忠二人合伙发起，准备搞田园综合体项目，并成立了公司，刘勇是隐名合伙人，刘远全的资金由刘勇支付，并流转了土地，交了土地流转费。先前刘远全的公司在田园综合体项目上有土地流转费的投资和前期开会做工作、土地丈量、清除杂草、种植树木、子壳等。2019年12月11日，原告农科源公司与渠县农业农村局签订了《渠县临巴镇群团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中药材种植）招商引资协议》，渠县农村农业局协助原告流转渠县临巴镇群团村土地1900亩建设观光产业园，并协助原告争取上级农业项目资金及政策支持。由于刘远全的公司资质不够，就与汪小林公司进行合作，是以刘勇个人名义与汪小林合作，于2019年12月16日汪小林与刘勇签订了合作协议。2019年12月17日，原告方与群团村3个社签订了《渠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了土地近1000亩，流转土地的3个社向原告出具了173075.7元的土地流转费收条，但以上费用系被告方以前已经支付了的。2020年3月19日，汪小林与刘勇达成《协议》，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分两次付乙方田园综合体肆拾万元：第一次2020年4月5日付给乙方贰拾万元，第二次2020年4月30日前付给乙方贰拾万元。款付清后，乙方不再参与和干涉田园综合体的任何事情，以前甲乙双方所有协议作废。甲方：汪小林。乙方：刘勇。证明人陈少奇。2020年3月19日。”2020年4月8日，汪小林付给刘勇临巴镇群团村田园综合体现金2000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当事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关于本案所争议的《协议》效力问题。对于2020年3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原告方认为《协议》是在被告方欺诈和胁迫下所签订，但原告方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有欺诈和胁迫行为，且从被告所投资的款项看，协议中的40万元不仅是土地流转费，还包括前期的其他投资，因此，综合全案，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3月19日所签订的《协议》应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有欺诈和胁迫的行为，该《协议》合法有效，因此，原告认为《协议》是在被告欺诈和胁迫下所签订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向被告已支付的费用，不再退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农科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元，由原告成都农科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文彬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郭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