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秋英，女，197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馨梅，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武勇，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祖刚，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秋英因与被上诉人何武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胡张映雪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吕秋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馨梅、被上诉人何武勇及其诉讼代理人王瑞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秋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何武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武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何武勇与吕秋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何武勇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借款给吕秋英，其主张的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习惯，也从未要求有足够偿还能力的吕秋英还款；二、何武勇长期通过吕秋英人脉关系发展在晋江地区的业务，并委托吕秋英为其与第三人之间交易代为付款，形成了吕秋英代何武勇对外付款的交易习惯，何武勇明知是案外人曾某借款，吕秋英系受何武勇委托向曾某付款，何武勇应向曾某主张权利；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何武勇未充分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吕秋英系何武勇的代理人，应由何武勇承担民事责任。 何武勇答辩称，借款合同是非要素合同，不以书面的借据、借条为前提，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使不形成书面合同也不影响其效力。在本案中双方的借款合意是以口头的方式达成的，因为时间久远想不起来沟通方式，但是在后来聊天记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双方对款项的性质是无异议的，所以聊天记录可以充分证明双方对于借款的合意。其次，何武勇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完成举证，吕秋英认为与何武勇是委托代理关系，就应提交系代理关系的证据，吕秋英提交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何武勇不认识吕秋英所提到的几位案外人，吕秋英与这些人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吕秋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吕秋英与何武勇之间也没有代理关系。何武勇在一审中并未承认与曾某认识，曾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的时候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这些也可以体现曾某不是本案的真实借款人。 何武勇请求一审法院判令：1.吕秋英返还本金1500000元；2.吕秋英按照月利息1.6%支付利息，暂时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的应付利息为576000元；3.吕秋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8日，何武勇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尾号为“8998”的账户向吕秋英中国民生银行尾号为“5528”的账户转款1500000元。2018年4月3日，何武勇通过微信向吕秋英提出“前面那笔借款应当到期了，你要问一下哈”，吕秋英回复“好的”。2018年4月4日，何武勇通过微信向吕秋英询问“150万问了吗，我资金要转澳大利亚”，吕秋英回复“我约他明天晚上，他还没回来”。2018年4月17日，何武勇通过微信询问吕秋英“有消息了吗”“我月底前要用那笔钱”，吕秋英均未回复。2018年5月12日，何武勇通过微信询问吕秋英“你那个朋友有没有回复，好久可以退款来？应该要有个回话才是的”。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款记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一审庭审中，1.吕秋英申请证人曾某出庭作证。证人曾某陈述“其与何武勇、吕秋英均为朋友关系，与何武勇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曾某通过吕秋英向何武勇提出借款150万元，要求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后何武勇向吕秋英转款150万元，由吕秋英向曾某支付了1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何武勇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曾某与何武勇认识，之前亦存在经济往来，但案涉1500000元曾某却未与何武勇对借款事项进行任何信息沟通，与常理不符合，曾某未就案涉1500000元向何武勇提出过任何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亦不存在借款合意，不存在借款关系。曾某与吕秋英之间的借款关系，与何武勇无关。 2.吕秋英提交三张共计15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收到何武勇的1500000元后，即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曾某支付了借款。何武勇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认可。 3.吕秋英提交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据，证明吕秋英与何武勇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何武勇多次将钱转给吕秋英，由吕秋英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帮助客户支付款项。何武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两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吕秋英辩称其为何武勇的代理人，系代何武勇向曾某支付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之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委托他人处理事务。本案中，针对案涉1500000元款项，吕秋英主张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吕秋英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对于其他款项，何武勇均对吕秋英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指示，并对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了确认，而该聊天记录并未就本案涉及的1500000元进行明确的要求，亦未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确认，即便双方之间存在何武勇授意吕秋英转款的其他经济往来，亦不能因此对该笔款项进行类似推定。综上，吕秋英所举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亦系按照何武勇的指示向案外人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亦不能证明双方就案涉款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所举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吕秋英的该辩解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吕秋英抗辩双方就案涉款项存在委托代理人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何武勇的主张成立。 关于吕秋英是否系借款人的问题。吕秋英提出曾某系实际借款人，应由曾某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曾某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与何武勇认识，但其在2017年5月系向吕秋英提出向何武勇借款的意思表示，吕秋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代曾某向何武勇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何武勇在向吕秋英转款1500000元后，亦未指示吕秋英将该1500000元支付给曾某。在何武勇向吕秋英催款时，吕秋英亦未向何武勇披露曾某系该1500000元的实际借款人，故吕秋英的该主张不成立。至于吕秋英收到何武勇的款项后，是否将款项出借给其他人使用，不影响何武勇与吕秋英之间的借款关系。综上，吕秋英系该笔款项的借款人，其应当向何武勇偿还该笔款项。 关于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的问题。何武勇提出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往来，均系以月息1.6%进行的交易，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更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的1500000元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根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武勇于2018年4月3日开始向吕秋英提出还款要求，并在2018年4月17日表示月底要使用那笔钱，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于2018年4月底到期，吕秋英逾期未归还款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支持何武勇主张吕秋英自2018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何武勇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 综上，何武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于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吕秋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武勇归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何武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吕秋英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08元，减半为11704元，由吕秋英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吕秋英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统计表，来源于吕秋英依据银行流水制作，拟证明吕秋英、何武勇以及何武勇通过吕秋英认识的晋江地区的商人之间形成了交易习惯，即何武勇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通过吕秋英实现，具体方式就是何武勇向吕秋英口头通知向第三人付款，并且向吕秋英银行转账该笔款项，吕秋英接受何武勇的委托后，向第三人付款。本案中，何武勇与曾某形成借贷合意后，委托吕秋英向曾某付款，吕秋英应曾某的要求向其用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何武勇质证称，该证据是从银行打印出来的电子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吕秋英希望通过几笔金钱往来反推意思表示，该逻辑不能构成，其次是把在别处推来的意思表示适用到本案中，认为本案作出了相同的意思表示，这也是不能成立的。经双方发表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该统计表系依据银行转账流水制作，对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表载明的内容仅是双方部分银行转账往来，项目包括银行拉存款、承兑汇票业务、共同对外投资等，并不能达到吕秋英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所涉1500000元款项没有直接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何武勇与吕秋英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往来，涉及吕秋英代何武勇向工厂支付承兑汇票、炒股票、投资、资金拆借、吕秋英向何武勇拉银行存款等关系。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何武勇与吕秋英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本案中，双方均认可何武勇向吕秋英银行账户转款1500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吕秋英应当首先对收到的1500000元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对此，吕秋英陈述其与何武勇之间存在案外人ＡＭＹ、施栋梁、曾某通过吕秋英向何武勇借款的情况，案涉款项即系案外人曾某向何武勇的借款，因曾某需要承兑汇票，故吕秋英在收到何武勇转账后，立即向曾某支付了等额的承兑汇票。吕秋英为这证明其主张，在一审中申请曾某出庭作证，依据曾某的证言，曾某与何武勇系通过吕秋英介绍认识，曾某通过吕秋英向何武勇借钱，但曾某需要承兑汇票，故何武勇将款项转给吕秋英，由吕秋英支付承兑汇票给曾某。其次，依据何武勇与吕秋英之间的微信载明的：“前面那笔借款应当到期了，你要问一下哈”“150万问了吗，我资金要转澳大利亚”“我约他明天晚上，他还没回来”“你那个朋友有没有回复，好久可以退款来？应该要有个回话才是的”等内容，若案涉款项的借款人是吕秋英，作为出借人的何武勇则应直接向吕秋英主张偿还借款，但何武勇并未向吕秋英主张偿还借款，而是多次要求吕秋英询问案外人退款事宜，何武勇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再次，何武勇与吕秋英之间经济往来关系复杂多样，涉及吕秋英代何武勇向工厂支付承兑汇票、炒股票、投资、资金拆借、吕秋英向何武勇拉银行存款等关系，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排除案涉款项涉及案外人借款的可能性。故综合上述事实，结合各方陈述，吕秋英对与何武勇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的辩称具有高度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因此，吕秋英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此时，何武勇应对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何武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吕秋英的转款系向吕秋英出借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何武勇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综上，吕秋英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何武勇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7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8元，均由何武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