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7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华，女，197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彬，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杰，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厚贤，男，195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波，男，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民，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艳，女，198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朱美建，总经理。上诉人刘泽华、刘泽彬因与被上诉人葛厚贤、邓波、王艳、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锋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20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泽华、刘泽彬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葛厚贤、邓波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两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2017年12月20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另一份是在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系同年12月22日签署。从时间上来看,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时间晚于前一份,说明双方签署协议的意愿有了新的变化。从内容上来看,最终涉案公司的股权转让的持有人是依照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即最终的买受人是刘泽彬和王艳,故双方执行的是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从效力上来看,公司的股权转让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具有相对应的《股东会决议》,而12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履行相应的手续。从公示公信的原则上来看,经过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比没有公示过的协议更具备效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泽华、刘泽彬上诉请求。葛厚贤、邓波共同辩称：不同意刘泽华、刘泽彬上诉请求。第一，从股权转让协议来看，案涉协议(2017年12月20日)已经一审庭审质证，刘泽华、刘泽彬对该协议三性均予以认可。第二，从转让的款项来看，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是2017年12月21日由源锋公司支付，而源锋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就是刘泽华。第三，在源锋公司对于股权转让款的摘要中已载明是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波阳公司”)和上海江波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裕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综上，案涉2017年12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泽华、刘泽彬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王艳、源锋公司未作答辩。葛厚贤、邓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泽华、刘泽彬共同支付股权转让余款30万元；2.刘泽华、刘泽彬共同支付违约金11万元；3.刘泽华、刘泽彬共同支付律师费33,700元；4.刘泽华、刘泽彬共同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刘泽华、刘泽彬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葛厚贤、邓波(出让方、甲方)与刘泽彬、刘泽华(受让方、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所持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之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使各方遵照执行。一、转让标的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二、各方的陈述与保证1、甲方的陈述与保证……(2)甲方承诺本次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未向任何第三人设理(立)担保、亦未受到来自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包括债务(上海江裕大厦B1万嘉食代美广除外)……三、转让价款及支付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5万元人民币……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于2017年12月21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25万元,甲方于收到该款项与乙方共同至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配合乙方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剩余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30万元,乙方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在收款之同时,向乙方开具收据。指定收款账号：葛厚贤XXXXXXXXXXXXXXXXXXX工行南汇支行3、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债务人,与乙方一并承担本合同项下对甲方的所有付款义务。四、合同生效条件当下述的两项条件全部成就时,本合同始能生效。该条件为：1、本合同已由甲、乙双方正式签署；2、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在2017年12月21日前到帐,逾期失效……六、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的约定或其附属、补充条款的约定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该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2、本合同的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损失仅指一方的直接的、实际的损失,不包括其他……。”上述协议由葛厚贤、邓波及刘泽彬、刘泽华签名。2017年12月21日，源锋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葛厚贤个人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支付25万元，转账回单“摘要”显示为“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2017年12月22日，王艳与葛厚贤、刘泽彬与邓波各签订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葛厚贤持有的贤波阳公司60%的股权无偿转让王艳，将邓波持有的贤波阳公司40%的股权无偿转让刘泽彬。同时，葛厚贤、邓波达成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12月1日在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公司原股东葛厚贤将持有的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新股东王艳。2.同意公司原股东邓波将持有的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新股东刘泽彬。3、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王艳，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60%，出资期限2034年之前；刘泽彬，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比例40%，出资期限2034年之前……”；王艳、刘泽彬达成落款日期同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各一份，其中《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12月1日在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如下决议：1.成立新一届股东会。2.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3.免去葛厚贤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王艳为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4.免去邓波公司监事职务，选举刘泽彬为公司监事……”；《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根据《公司法》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改如下……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如下……王艳600(万元)货币2034年之前刘泽彬400(万元)货币2034年之前……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同日，王艳作为贤波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普陀市场监管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变更将公司股东由葛厚贤、邓波变更为王艳、刘泽彬；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葛厚贤变更为王艳；监事由邓波变更为刘泽彬。2017年12月28日，普陀市场监管局向贤波阳公司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就贤波阳公司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出资情况变更，主要成员、章程备案登记申请，准予变更登记。2018年2月1日，王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法人章(葛厚贤)各一枚。另收到开户许可证(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件一份、硬签卡片(银行)一张、机构信用代码证一张”。2018年8月27日，葛厚贤、邓波(甲方)与案外人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载明：“葛厚贤、邓波……因与刘泽彬、刘泽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陈健民、章海为甲方的一审代理人……八、依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甲乙双方综合考虑了律师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约定采取以标的额(计件、按标的额、计时、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支付律师费,具体数额为33,700元;支付时间及方式：本合同签订七日内……”。同年8月29日、9月7日，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分别向葛厚贤开具金额为5,000元、28,700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另查明，贤波阳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14日，股东为邓波、葛厚贤，股权比例为40%、60%，法定代表人为葛厚贤。2015年4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金从5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2017年12月2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艳、刘泽彬，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艳。2018年3月20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艳、曹艳。源锋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16日，股东为刘泽彬、刘泽华，法定代表人为刘泽华。2016年9月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泽华、杨增磊。2018年1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泽彬、唐雅清；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雅清。2018年4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唐雅清、刘泽宏。2018年10月1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朱美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美建。一审审理中，源锋公司表示2017年12月21日向葛厚贤个人账户转账的25万元是代其法定代表人即刘泽华支付给葛厚贤、邓波房屋装修的补偿款。葛厚贤、邓波对此予以否认，认为不存在需要支付房屋装修补偿款的情况，贤波阳公司并未投资，场地里均由刘泽彬、刘泽华方投资和购买设备的。葛厚贤、邓波表示之所以会将贤波阳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泽彬、刘泽华，是因为贤波阳公司和案外人上海江裕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裕公司”)签订一份《上海江裕大厦租赁合同》，租赁江裕大厦B1层，约定每月租金125,294元。而贤波阳公司再与源锋公司签订一份《上海江裕大厦承包合同》，约定B1层每月承包费170,400元，两份合同的合同期限一致(均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28年11月29日)，贤波阳公司用以每月赚取差价。由于源锋公司总是拖延支付款项，故葛厚贤、邓波与刘泽彬、刘泽华协商，葛厚贤、邓波退出该项目，刘泽彬、刘泽华直接接手葛厚贤、邓波的公司，由此刘泽彬、刘泽华方可以减少每月5万元的支出成本，刘泽彬、刘泽华方则以股权转让款的形式给予葛厚贤、邓波方补偿。因此，双方签订了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21日，源锋公司按上述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转账给葛厚贤25万元股权转让款。至于源锋公司的银行转账回单“摘要”中显示的“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其中的“江波裕”是指案外人江波裕公司。江波裕公司系葛厚贤、邓波于2017年5月31日设立，是为了江裕大厦的餐饮项目而设立，系用于申请卫生服务许可证，是业主方认可代表贤波阳公司进行餐饮运营的主体。葛厚贤、邓波方如果将江波裕公司转让而不把贤波阳公司一并转让，刘泽彬、刘泽华方就没办法以江波裕公司的名义履行合同，所以葛厚贤、邓波方将两家公司一并转让给了刘泽彬、刘泽华方，其中江波裕公司是无偿转让的。为证明上述主张，葛厚贤、邓波提供了《上海江裕大厦租赁合同》、《上海江裕大厦承包合同》作为证据。刘泽彬、刘泽华、王艳、源锋公司共同表示两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合同的相对方不是刘泽彬、刘泽华。另外，刘泽彬、刘泽华认为源锋公司在2017年12月21日银行转账回单上摘要信息为“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系一个失误。关于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葛厚贤、邓波表示该协议是在上海江裕大厦对面的上岛咖啡馆内与刘泽彬、刘泽华协商签订的。协议签订后，刘泽华提出由于她已经是源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可能不能再做贤波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要让第三人王艳来担任，葛厚贤、邓波当时表示同意。2017年12月22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时，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及王艳都去了工商部门现场，但刘泽华中途离开了。刘泽彬找了中介公司来办理手续，葛厚贤、邓波只管在材料上签字并没有仔细阅读内容。为了工商变更的方便，当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都将落款时间签署在2017年12月1日，与双方真正的协议差了20天。至于无偿转让也是为方便变更，如果是有偿转让还需要审计，所以为了快速转让用了无偿，这也是行业内的常态。另外，刘泽华是刘泽彬的姐姐，王艳又是刘泽彬的配偶，有这些特殊的关系在，刘泽华不会不知情，股权转让给刘泽彬和王艳是形式上的，与真实的转让没有关系。对此，刘泽彬与王艳均确认是在2017年12月22日当日签署了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同时，刘泽彬与王艳也确认同日无偿受让了葛厚贤、邓波所有的江波裕公司的股权。审理中，由于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对于刘泽华是否要求变更王艳为工商登记股东等事实的陈述存在差异，故葛厚贤、邓波申请对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进行测谎，但刘泽彬、刘泽华明确表示不同意接受测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泽彬、刘泽华提出了2017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刘泽华并未实际受让到股权、工商备案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无偿转让、葛厚贤收到的25万元转账与本案无关联等抗辩。葛厚贤、邓波则对上述抗辩不予认可，并就此详细陈述了股权转让的前因后果，主张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刘泽彬、刘泽华已按约支付了25万元股权转让款，葛厚贤、邓波也根据刘泽彬、刘泽华的要求配合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对此，一审法院在综合各方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意见之后，对于刘泽彬、刘泽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分述如下：一、源锋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向葛厚贤个人账户转账25万元并在银行转账单中备注股权转让的相关信息，上述转账的时间、金额、转账对象及账号、转账回单备注内容等与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签订的2017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均吻合，且此时源锋公司法定代表人正是刘泽华。虽然刘泽彬、刘泽华和源锋公司仍坚持认为该笔25万元是代刘泽华向葛厚贤、邓波支付的房屋装修补偿款，但却未能对此予以证明。因此，系争25万元转账应为刘泽彬、刘泽华履行了其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二、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泽彬最终确认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系2017年12月22日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当场所签，并非其之前所称是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王艳也确认上述材料均为2017年12月22日当日在工商部门当场所签。由此，按时间顺序而言，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于12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葛厚贤于12月21日收到25万元转账，12月22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时倒签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因此，葛厚贤、邓波关于为了便于快速办理工商过户而形式上签署上述无偿转让协议的主张相比刘泽彬坚持的无偿转让股权更符合常理。三、刘泽华明知其签订了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源锋公司亦于次日代其向葛厚贤账户转账了25万元。若在刘泽华不知情的情况下，葛厚贤、邓波将股权转让给了王艳和刘泽彬，刘泽华理应提出异议。但刘泽华仅表示其没有实际受让相关股权，所签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其不具有付款义务。对此，葛厚贤、邓波主张系刘泽华指定让王艳登记为股东，葛厚贤、邓波同意并予以实施。为证明其陈述真实，葛厚贤、邓波表示愿意在本案中就其所有陈述事实接受测谎，然刘泽彬、刘泽华均明确向一审法院表示不愿接受测谎。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刘泽彬、刘泽华的该节抗辩无法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葛厚贤、邓波已按上述协议约定及刘泽彬、刘泽华的指示完成了股权转让义务，刘泽彬、刘泽华未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刘泽彬、刘泽华理应支付剩余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葛厚贤、邓波要求刘泽彬、刘泽华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逾期利息损失一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股权转让总价款55万元的20%即11万元，本案中刘泽彬、刘泽华提出违约金过高，要求予以调整，一审法院在综合考量了葛厚贤、邓波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后，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定刘泽彬、刘泽华应向葛厚贤、邓波支付违约金65,000元。鉴于上述违约金数额中已经包含葛厚贤、邓波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于葛厚贤、邓波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再予以支持。至于葛厚贤、邓波主张的律师费支出损失一节，鉴于葛厚贤、邓波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故一审法院对于葛厚贤、邓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泽华、刘泽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厚贤、邓波股权转让款300,000元；二、刘泽华、刘泽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厚贤、邓波违约金65,000元；三、对葛厚贤、邓波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55元，由葛厚贤、邓波共同负担605元，刘泽彬、刘泽华共同负担7,35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葛厚贤、邓波与刘泽彬、刘泽华就贤波阳公司的股权转让曾于2017年12月20日、22日分别签署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刘泽彬、刘泽华上诉认为本案应以后一份即12月22日签署的无偿转让协议执行，即其无需支付葛厚贤、邓波案涉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当事人签署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仅相隔两日，在无任何事由发生的情况下，股权转让由有偿的55万元股权款变更为无偿转让有悖常理，一审判决认定葛厚贤、邓波所述为了便于快速办理工商过户而形式上签署无偿转让协议的主张相比刘泽彬坚持的无偿转让股权更符合常理正确，本院亦予以认可。结合由刘泽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源锋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向葛厚贤个人账户转账25万元并在转账单中备注股权转让的相关信息来看，该转账的时间、金额、转账对象及账号、转账回单备注内容等均与葛厚贤、邓波、刘泽彬、刘泽华签订的2017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吻合。因此，上述25万元转账应认定为刘泽彬、刘泽华履行了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如前所述，12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与法无悖，各方均应恪守，刘泽彬、刘泽华理应按约向葛厚贤、邓波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综上所述，刘泽彬、刘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5元，由上诉人刘泽彬、刘泽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非易审判员  沈 俊审判员  岳 菁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