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民终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集达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一霏，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国旺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北京市康达（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集达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集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四川国旺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05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川集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牟一霏，被上诉人四川国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集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8）藏05民初8号民事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一审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请求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双方签订的5份施工类合同皆约定因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应当提交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受专属管辖规定的限制，排除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可能性，本案应当由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在结算协议中关于由法院审理结算纠纷的约定并未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并不得以此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5份施工类合同约定仲裁事项是因履行施工合同产生的全部争议，结算协议的约定仅涉及工程款，故不能覆盖或改变合同的约定。若结算协议视为原施工合同的延续或补充，则应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结算协议中约定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为无效条款。（二）假设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有管辖权，也因未查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所对应的工程是否实际完成，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仅以5份施工类合同及4份结算协议主张工程款，但是并未证明工程已经完成。上诉人事后了解，被上诉人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使上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了虚假的结算协议。被上诉人主张经结算的工程款，而施工工程应以合同工程完工或竣工验收合格作为支付结算款的先决条件，为查明工程实施的具体情况，需对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拒绝对案涉工程进行鉴定，仅以9份书面合同为依据作出判决，显然属于案涉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甚至认定错误。   四川国旺公司辩称：首先，若就结算协议单独有争议的话，有可能是合同纠纷的管辖，但上诉人在一审提出反诉且涉及到工程本身，所以应由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其次，四川集达公司在未按双方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双方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结算协议，目的是确认四川国旺公司已完成的工程量，确定工程款及欠付款，双方都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应属合法有效。上诉人提供的现场施工照片，为其单方制作且没有表明制作时间及地点，说明其不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也无法确认四川国旺公司实际工程量，故其辩称受欺诈和重大误解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此外，2017年3月四川国旺公司的关联公司江苏迪盛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盛四联公司）拿到案涉项目开发权，迪盛四联公司根据开发合作协议向项目公司即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东谷翠红、谷守全支付一部分款项，谷翠红、谷守全分别将各自持有的项目公司49%和51%的股权出质给迪盛四联公司并办理质押登记，2019年8月迪盛四联公司将案涉项目开发权有偿转让给四川集达公司的母公司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环保公司），迪盛四联公司解除上述股权质押，谷翠红、谷守全将上述股权重新质押给科林环保公司并办理质押登记，科林环保公司取得开发权，同时需要支付迪盛四联公司还未支付的款项，故其要求四川集达公司将项目工程的施工分包给四川国旺公司，由四川国旺公司将部分工程款项转给迪盛四联公司，再由迪盛四联公司付给项目公司股东，在此过程中因税费的差价，2018年4月签订了税金差价的补充协议，由四川集达公司补齐差价。综上，双方之间生效的结算协议具有独立性，应受法律保护。   四川国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四川集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1,606,448.00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二）四川集达公司承担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1日，双方分别签订了四份工程承包合同，同年4月1日，双方续签了防洪坝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同年6月30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投入使用至今一年多。2018年4月，双方就上述工程的价款结算分别签订了四份结算协议。截止目前四川集达公司已支付工程款46,942,500.00元，尚拖欠工程款11,606,448.00元未支付。   四川集达公司提出反诉并辩称：（一）请求四川国旺公司返还西藏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超支工程款约2600万元（以实际工程量为准）。（二）诉讼费由四川国旺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双方就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签订了对方所称的上述协议，然而，四川集达公司在案件受理后对工程现场情况进行勘察，发现四川国旺公司并未按协议履行工程施工，相关鉴定单位初评四川国旺公司实际工程量仅为1000多万元，远未达到合同总价及结算达成的5000多万元。四川集达公司对现场实际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四川国旺公司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编造虚假验收手续，双方在存有重大误解情况下签订了四份结算协议。四川国旺公司未依约完成涉案工程施工的前提下，仅凭工程结算协议向四川集达公司主张工程款的行为属恶意虚假诉讼，请求对上述实际工程量进行鉴定，四川国旺公司向四川集达公司返还超支的工程款。   四川国旺公司对于反诉辩称，四川集达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四川国旺公司依约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施工完毕后亦对完成工程量形成明确的工程价款结算协议，且签订的工程协议及结算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字盖章确认。该工程自施工开始至双方达成结算协议，四川集达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469,425,00.00元，期间未对施工情况及工程量提出过任何异议，四川集达公司作为该工程领域大规模公司，无不经任何勘察确认草草签订结算协议且支付工程款的可能性。四川国旺公司了解到四川集达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导致拖欠工程款屡有发生，就相同案例在其他法院提出种种程序异议，企图规避或拖延应承担的付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日，四川国旺公司与四川集达公司就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签订四份工程承包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阵列区建安工程承包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外道路工程承包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平、土石方、青赔等工程承包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承包合同》。2017年4月1日，双方就防洪坝工程续签了一份《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约定，四川集达公司将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光伏阵列区建安工程、场外道路工程、场平、土石方、青赔工程、防洪坝工程等交付给四川国旺公司施工。2018年4月，双方针对上述工程的结算签订四份结算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 阵列区建安工程承包合同结算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外道路工程承包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平、土石方、青赔等工程承包合同结算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结算协议》，双方就上述工程的价款结算达成了58,548,948.00元的确认。工程完工后，四川集达公司向四川国旺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46,942,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四份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二）四川集达公司向四川国旺公司已支付工程款中是否涉及超支约2000万元的工程款。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结算协议是依托双方当事人就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阵列区建安工程、场外道路工程、场平、土石方、青赔工程、防洪坝工程等项目签订的四份工程合同及一份补充协议形成的事实，经双方当事人庭审认可，其客观真实性不存在争议。加之双方对结算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并加盖公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将四份结算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质证过程中又表达了除证明目的、关联性存在争议外，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争议的事实。故四份结算协议属合法有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四份结算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无效前提，四川集达公司也未提出证据证明四份结算协议存在该条第一款第一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撤销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四川集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四川集达公司直至诉前陆续向四川国旺公司支付46,942,500.00元工程款的事实，也从客观上确认其以实际履行方式对结算协议效力的认可。故四川集达公司提出四份结算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以及欺诈、虚假诉讼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及事实依据的支撑，不予采纳。同时，四川集达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支付相应工程款的行为存在违约。综上，对四川国旺公司请求四川集达公司支付剩余11,606,448.00元工程款及由此产生利息的主张予以采纳。   其次四川集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而十张现场拍摄照片也仅是四川集达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证据，其从形式上看无时间、地点标注，从内容上也因无参照对象。由于四川集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工程量与结算协议确认工程量不符的辩解主张，对其返还超支约2600万元工程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四川集达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国旺公司一次性支付工程款11,606,448.00元以及利息（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工程款11,606,44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四川集达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四川集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中才万信（北京）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做出的《建设工程造价清理报告》一份（万信咨字【2020】第2001号）。证据二：由四川集达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向案涉工程监理单位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一份，该询证函第二页“以下由被询证单位填列”一栏中，监理单位手写有：“对进场道路、青苗补偿、防洪监理单位管理不知情。” 两份证据证明目的：案涉工程无场外道路、场平、土石方、青赔、防洪坝项目。四川国旺公司提出质证意见认为，双方签订的四份结算协议具有独立性，结算协议成立后，无论其基础法律关系性质如何，结算协议确定的义务应当履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后四川集达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做出《建设工程造价清理报告》，对此四川国旺公司不认可，而该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签订案涉相关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及结算协议时的客观事实存疑，故不予采纳；而《企业询证函》同样系本案一审后四川集达公司向案涉工程监理单位发出，而监理单位在该询证函中填写对进场道路、青苗补偿、防洪监理单位管理不知情，该“不知情”指案涉工程无进场道路、青苗补偿、防洪项目，或指不知是否有无表述不明，故不予采纳。   四川国旺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迪盛四联公司与谷守全、谷翠红与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50MW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之合作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50MW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之咨询服务协议》。证明目的：迪盛四联公司于2016年11月取得山南光伏项目开发权，对案涉项目开发在先。四川集达公司提出质证意见认为，由于其并非上述两份合同的签署主体，且四川国旺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原件和复印件不一致，对真实性不认可；前述两份合同实际是买卖项目备案文件及相关权益，违反《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对合法性不认可；本案诉争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项下工程款的支付问题，两份合同不管是签署主体或合同内容均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本组证据，本院将结合第五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第二组证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目的：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两股东谷翠红、谷守全分别将各自持有的49%、51%股权质押给迪盛四联公司；科林环保公司取得开发权后，迪盛四联公司注销原先的股权质押登记，使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两股东谷翠红、谷守全分别将各自持有的49%、51%股权质押给科林环保公司。四川集达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不是本案主体，对关联性不认可；工商资料虽然显示股权质押的情形，但不能反映出科林环保公司取得项目开发权，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是由谷守全、谷翠红直接变更至深圳帝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股东为两名自然人，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是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没有科林环保公司取得案涉项目开发权的合同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股权质押登记不能证明科林环保公司取得案涉项目开发权，故对四川国旺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第三组证据：四川集达公司、四川国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目的：四川集达公司系科林环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在案涉项目开发时四川国旺公司系迪盛四联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集达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股东是谁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案涉当事人的股东与本案有关联，故予以采纳。   第四组证据：四川集达公司与四川国旺公司于2018年4月15日签订的《关于税金差价的补充协议》。证明目的：案涉系列协议是双方精心安排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四川集达公司质证意见认为，四川国旺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对真实性不认可；该补充协议解决的是税金差价问题，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认可，而且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三款明确“甲方若不能按此约定支付以上合同的税金差价，乙方有权拒绝开具其相应的发票……”说明该协议的履行有赖于四川集达公司支付款项，也有赖于四川国旺公司提供发票，但目前为止，对于已付工程款4694.25万元，四川国旺公司仅向四川集达公司提供开票金额为995万元的发票，剩余3699.25万元尚未提供发票。本院认为，《关于税金差价的补充协议》与原件核对无异，所涉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故予以采纳。   第五组证据：1.迪盛四联公司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向北京中伏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汇款凭证五份（四份摘要注明有“咨询费”、一份摘要注明有“山南隆子县50MW项目咨询服务费”）；2.迪盛四联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向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汇款凭证一份（摘要注明有“土地租赁款”）。证明目的：迪盛四联公司向项目公司即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付款。四川集达公司质证意见认为，上述汇款凭证为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汇款凭证所涉主体及内容与本案无关，显示的摘要为“咨询服务费”，对关联性不认可；北京中伏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一直是谷士井和杨志成，并不是四川国旺公司在法庭上陈述的谷守全和谷翠红。本院认为，上述银行汇款凭证是银行电子回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迪盛四联公司向北京中伏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汇款凭证中四份收款主体与摘要内容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一份摘要内容虽与本案有关，但收款主体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故不予采纳；迪盛四联公司向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汇款凭证一份，结合四川国旺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迪盛四联公司有履行第一组证据相关协议的具体行为，故对第一组证据和本组证据2予以采纳。   第六组证据：四川xx县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承包合同》。证明目的：四川国旺公司将案涉防洪坝工程分包给隆子县隆子镇扎果村农民施工队。四川集达公司质证意见认为，其非案涉合同的签署主体，且四川国旺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原件和复印件不一致，对真实性不认可；该合同承包人为施工队，不具有承包合同资质，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其合法性不认可；四川国旺公司没有提供相关工程施工资料、结算书等文件证明隆子县隆子镇扎果村农民施工队完成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的施工；该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包含828米防洪堤坝砌筑、1800米泄洪沟拓宽、加高、砌筑，但项目现场没有828米防洪堤坝及1800米泄洪沟，说明该合同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四川国旺公司没有提供付款凭证佐证其完成工程款的支付。本院认为，因四川国旺公司未提交付款凭证等其他相印证据加以佐证，不能证明该份合同已实际履行，故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11月22日，迪盛四联公司与谷守全、谷翠红、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50MW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之合作协议》《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50MW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之咨询服务协议》。上述合作协议载明：“项目规模：一期20MW，二期30MW”“建设地点：西藏××县、扎果村”。2016年12月23日迪盛四联公司向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支付土地租赁款187,093.00元。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原股东为谷守全、谷翠红，2019年8月23日股东变更为深圳帝丰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5日四川集达公司（甲方）与四川国旺公司（乙方）签订《关于税金差价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就山东菏泽20兆瓦项目、河北迁安30兆瓦项目和西藏山南项目，与乙方签订《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场区建筑和安装工程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外道路工程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场平、土石方、青赔等工程合同》《西藏山南隆子县中伏源20MW光伏发电项目防洪坝工程合同》（以下统称为“以上合同”），双方就以上合同的税金差价及解决办法协商一致，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税金差价数量。鉴于以上合同属于乙方为配合甲方解决向第三方项目咨询公司支付咨询费问题而签订的合同，乙方配合甲方履行上述合同时按规定需向甲方开具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在逐步收到甲方以上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后，再由乙方按照甲方的安排原数支付给甲方指定的各项目的咨询公司，而乙方收到第三方各项目咨询公司的发票仅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形成乙方实际损失8%的增值税差价款，经测算该款为438万元。二、税金差价的解决办法……”   另，一审中四川集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申请，其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四份结算协议能否作为工程结算依据。二、四川集达公司向四川国旺公司已支付工程款是否存在超支。逐一析判如下：   关于焦点一，四川集达公司提出四川国旺公司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签订了虚假的结算协议，但对恶意串通的人员、行为未出示任何证据进行证明，反之，四川集达公司与四川国旺公司于2017年3月签订四份案涉合同，2017年4月续签一份案涉防洪坝工程补充协议，2018年4月，针对上述合同签订四份案涉结算协议，就上述工程的价款结算达成58,548,948.00元的确认，且四川集达公司向四川国旺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46,942,500.00元，表明四川集达公司认可四份结算协议且已履行大部分义务。四川集达公司提出在一审案件受理后，其对工程现场情况进行勘察才发现四川国旺公司未按协议履行场外道路、防洪坝、场平、土石方、青赔等工程的施工，但其作为专门从事案涉工程类项目的经营组织，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未发现上述工程是否施工与常理不符，而双方签订的《关于税金差价的补充协议》载明需要向第三方支付相关费用，可见四份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四川集达公司主张未见不妥，应予维持。   关于焦点二，四川集达公司主张向四川国旺公司已支付工程款超支约2600万元，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而四川集达公司向四川国旺公司陆续支付的工程款46,942,500.00元，未超出四份结算协议约定的数额，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四川集达公司主张未见不妥，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四川集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338.69元，由四川集达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彬  审  判  员   次 拉 吉  审  判  员   德  央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次旦卓嘎  书  记  员   群  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