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2号平房（新村企业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孟令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沈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黄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枣乡大道中段东侧。法定代表人：张国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大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黄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黄安盛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0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冶大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沈凤、乔佳，被上诉人内黄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胡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冶大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内黄安盛公司全部诉求；3.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内黄安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河南内黄翔宇医疗屋顶光伏项目系北京首高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高公司）从北京房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建公司）承接的项目，向内黄安盛公司发包监控设备安装项目的亦是首高公司，而非中冶大成公司，中冶大成公司从未参与该项目的实施，不可能与内黄安盛公司建立承揽合同关系。涉案项目二河北邯郸大名家丰、子丰光伏电站项目系由首高公司以中冶大成公司名义承接项目，与项目实施相关的一切工作由首高公司负责，包括确定供应商、分包商等。在承揽该项目时，首高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乙方（即首高公司）组织签订分包合同并出具相应的票据给甲方（中冶大成公司），甲方收到相关文件后7日内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同时约定，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法律、工程、商务等带来的全部责任由首高公司承担；因该项目引起的一切索赔及损失由首高公司全权承担，而内黄安盛公司即是首高公司选定的承揽人。（二）与内黄安盛公司确定合同内容、沟通项目情况的刘元帅、王维均是首高公司的员工，与中冶大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从内黄安盛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1月5日，刘元帅第一次给内黄安盛公司的开票信息即为首高公司的开票信息，王会计（王维）的收件地址为首高公司的地址，首高公司与房建公司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的指定收货人为刘元帅，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刘元帅、王维系首高公司的员工，一审判决认定“刘元帅系中冶大成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该公司联络人”明显错误。（三）内黄安盛公司自始知悉实际与其建立并履行承揽关系的合同方是首高公司。内黄安盛公司系与首高公司达成承揽合意，内黄安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是与首高公司建立承揽关系。从内黄安盛公司提交的证据不难看出，内黄安盛公司自始即知与其沟通的联系人系首高公司员工刘元帅、王维，而不是中冶大成公司的员工。内黄安盛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合同日期倒签，合同签署日期分别是2018年1月24日和2018年1月26日。而实际上，直至2018年4月8日，内黄安盛公司才将合同邮寄给首高公司，也就是说，要么涉案两份合同实际签署于内黄安盛公司所称的项目完工期（分别为2018年2月5日与2018年2月6日）以后，要么涉案项目在2018年4月8日以前还未开始。如内黄安盛公司陈述属实，项目完工后，合同的甲方（定作人）随着首高公司的指定随意变更，由首高公司变房建公司，又由房建公司变中冶大成公司，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合同甲方如何变化，甲方指定代表始终未变，即首高公司工作人员刘元帅。不难看出，内黄安盛公司对首高公司是与其实际履行承揽合同的甲方是完全知情的。如果其不知情，出现完工后随意变更合同相对方、变更发票的情形，不可能不提出任何异议或疑问，更不会询问张金波是否将款项支付给了首高公司。（四）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内黄安盛公司已经完成全部承揽工作，刘元帅与内黄安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中，仅是内黄安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刘元帅发了一张图片，且说明仅是大名的。监控系统是一个需要长期运行的系统，一张照片不足以说明该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是否达到定作人要求。一审法院仅凭该聊天记录即认定内黄安盛公司已经完成承揽工作实属错误。（五）中冶大成公司已经向首高公司支付了涉案项目的全部款项。综上，实际与内黄安盛公司建立并履行承揽关系的合同方是首高公司，内黄安盛公司亦对该情况知情，中冶大成公司从未参与合同具体履行事宜，对合同的真实性、履行情况、款项支付情况均无法核实。因此，中冶大成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提出追加首高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以便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中冶大成公司的请求不予理睬，在基本案件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二、一审判决违约金过高，适用法律错误。即使中冶大成公司存在违约，一审判决的违约金亦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内黄安盛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其损失的30％，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请求法院予以减少。内黄安盛公司未就其损失提交任何证据，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一审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及程序违法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不可能正确，该错误判决严重侵犯了中冶大成公司的合法权益。内黄安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冶大成公司的诉请，维持原判。理由：一、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意思真实，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内黄安盛公司已依约履行了安装义务，中冶大成公司应依约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一）内黄安盛公司按照与中冶大成公司签订的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先后完成了河南内黄翔宇医疗屋顶光伏监控系统和河北邯郸大名家丰、子丰光伏电站监控系统的安装工作，虽然中冶大成公司因自身原因未验收，但依照合同约定，视为验收合格。在中冶大成公司拖欠内黄安盛公司工程款的两年半时间内，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的指定联系人刘元帅、财务王维及控股股东多方沟通给付工程款相关事宜，从内黄安盛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三、四、五中，均可以证明上述人员认可拖欠内黄安盛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内黄安盛公司按照中冶大成公司的要求开具了涉案工程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中冶大成公司将内黄安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入账，抵扣了进项增值税。这已经充分说明，中冶大成公司对拖欠内黄安盛公司的账目是认可的。中冶大成公司在拖欠内黄安盛公司工程款及拖欠数额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又否认刘元帅、王维是其工作人员毫无意义。首先，刘元帅是中冶大成公司在合同上的指定联系人，内黄安盛公司在开展安装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均与刘元帅联系的，中冶大成公司均未提出过异议，内黄安盛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元帅及其财务王维均是中冶大成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代表中冶大成公司沟通相关事宜。即使如中冶大成公司所述，刘元帅、王维是首高公司员工，但中冶大成公司也应因表见代理关系承担还款责任。其次，内黄安盛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义务审查中冶大成公司指定的联系人是否是其工作人员，而且内黄安盛公司在河南省内黄县，也无法来北京审查刘元帅到底是谁的工作人员，在整个过程中，内黄安盛公司没有任何过错。刘元帅是中冶大成公司指定的联系人，内黄安盛公司完成承揽加工义务讨要工程款时，中冶大成公司又否认刘元帅和王维是其工作人员，前后矛盾，其目的仍是继续拖欠工程款。（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建立合同关系的是内黄安盛公司和中冶大成公司，任何第三方与本案无关。从中冶大成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中冶大成公司与首高公司存在款项往来或业务关系，但是并不会影响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内黄安盛公司是与中冶大成公司而非首高公司签订的合同，从始至终，都是对中冶大成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无论内黄安盛公司、中冶大成公司沟通开票信息过程中，中冶大成公司提供过哪个单位的开票信息，也无论中冶大成公司提供哪个地址，都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均不能说明内黄安盛公司与其他第三方有任何关系，更不会影响内黄安盛公司和中冶大成公司之间承揽合同关系的建立及履行，内黄安盛公司向中冶大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中冶大成公司应依法履行给付工程款和违约金的义务，而与其他任何第三方没有关系。二、一审法院酌情调整的违约金的数额符合公平原则，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内黄安盛公司和中冶大成公司在《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中约定了因违约产生损失的计算方法，即“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履行其付款，否则，每逾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按照上述计算方法，违约金为560700元，内黄安盛公司主动将为违约金调整为56070元。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将违约金调整为2.2万元。违约金应兼顾了补偿性和惩罚性，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数额并无不妥，体现了公平及诚信原则。三、中冶大成公司恶意拖欠工程款给内黄安盛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冶大成公司为了继续拖欠工程款，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提出公章鉴定申请。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时，中冶大成公司却提供印迹笔画特征不清晰、不具备检验比对条件的12枚印章印模，企图增加鉴定的难度，阻碍鉴定机构得出明确的鉴定结论，以此拖延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以后，中冶大成公司又启动二审程序。内黄安盛公司是微小企业，因中冶大成公司拖欠工程款导致了内黄安盛公司的房屋租金和工人至今未发放，经营陷入困境，给内黄安盛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内黄安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冶大成公司支付工程款11万元；2.判决中冶大成公司支付违约金（自分项拖欠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以11万元为基数，按照日1‰计算）；3.中冶大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4日，中冶大成公司（甲方）与内黄安盛公司（乙方）签订《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一），约定：甲方将河南内黄翔宇医疗屋顶光伏监控系统交于乙方安装，甲方提供现场施工图纸，乙方包工包料；甲方指派刘元帅为甲方工程代表，全权负责协助乙方施工，协调双方配合；施工日期为2018年1月25日，预交付日期为2018年2月5日；总价款为4万元，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90%即3.6万元，剩余4000元为质保金，于2019年2月5日支付。甲方如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甲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交付日期起7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验收，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验收时间，否则7个工作日后视为工程合格。2018年1月26日，中冶大成公司（甲方）与内黄安盛公司（乙方）签订《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二），约定：甲方将河北邯郸大名家丰、子丰光伏电站监控系统交于乙方安装，甲方提供现场施工图纸，乙方包工包料；甲方指派刘元帅为甲方工程代表，全权负责协助乙方施工，协调双方配合；施工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预交付日期为2018年2月6日；总价款为7万元，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90%即6.3万元，剩余7000元为质保金，于2019年2月6日支付。甲方如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甲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交付日期起7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验收，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验收时间，否则7个工作日后视为工程合格。内黄安盛公司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强与王会计（内黄安盛公司称王会计为王维，系中冶大成公司会计）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国强与王维就内黄和大名两个项目开发票进行沟通，以及张国强催要工程款，王维答复甲方没有付款。内黄安盛公司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强与刘元帅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元帅向张国强提供了财务王维联系方式，办理开发票事宜；张国强催要工程款，刘元帅答复去问王维。经中冶大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案涉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上中冶大成公司公章与中冶大成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中心留存的6枚公章样本进行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5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一）上盖印的中冶大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1-5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公章盖印，《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二）上盖印的中冶大成公司公章印文不具备检验条件。中冶大成公司预交鉴定费6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依据内黄安盛公司提交的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内黄安盛公司和中冶大成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中冶大成公司与内黄安盛公司发生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并对承揽项目的内容、价款、验收方式、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刘元帅系中冶大成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该公司联络人，依据内黄安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元帅的聊天记录，可以确定内黄安盛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承揽工作，中冶大成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中冶大成公司辩称合同非该公司盖章，经公章鉴定可以确认《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一）为中冶大成公司公章盖印，《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合同二）上的中冶大成公司公章因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但综合聊天记录可以确定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就河北大名家丰、子丰光伏电站监控系统项目存在承揽关系，故一审法院确定该两份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工期已经届满，中冶大成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内黄安盛公司承揽的工程存在依合同或依法应当拒绝支付工程款的情形，故中冶大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数额支付工程款，逾期未支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冶大成公司辩称实为案外人首高公司以中冶大成公司名义发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冶大成公司与首高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另案解决。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在合同中就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计算约定偏高，内黄安盛公司自行调整后仍略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总价款的20%。故对内黄安盛公司要求中冶大成公司给付工程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内黄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11万元；二、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内黄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2.2万元；自2020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以11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内黄安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冶大成公司提交以下4组证据：证据1.张国强与刘元帅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复印件2张；证据2.张国强与王维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复印件5张；证据3.首高公司2018年度年报公示信息打印件2张。以上证据共同用以证明：与内黄安盛公司洽谈并最终建立承揽关系的当事人系首高公司，而不是中冶大成公司。证据4.张国强和张金波的短信记录截屏复印件1张，用以证明内黄安盛公司自始即知与其真实建立承揽关系的是首高公司。中冶大成公司称前述证据1、证据2以及证据4为内黄安盛公司在已撤诉的（2019）丰预民字第17812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内黄安盛公司对前述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内黄安盛公司认为，其和中冶大成公司所签的合同经双方盖章，且事后为配合中冶大成公司工作，开具了发票，中冶大成公司也已抵扣增值税，足以证明本案中内黄安盛公司是和中冶大成公司建立了承揽关系。至于在开票或索要工程款过程中出现首高公司，是中冶大成公司内部关系，和本案无关。对于中冶大成公司提交的前述4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同时认为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故对关联性亦予认可。内黄安盛公司提交关于安派电动车屋顶光伏监控系统的《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原件1份，用以证明：中冶大成公司与内黄安盛公司之前有合作，有信任的基础。中冶大成公司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冶大成公司认为，从中冶大成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2中可以看出，该份合同一开始签署方为内黄安盛公司与首高公司，后又变成房建公司。结合本案所涉另两份合同及内黄安盛公司的陈述，即使该份合同系真实的，也仅是形式上的真实，该份合同与涉案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一样，系内黄安盛公司为索要工程款而补签的合同，且内黄安盛公司对此亦认可。中冶大成公司与内黄安盛公司根本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内黄安盛公司承接涉案两个项目时，明确知道定作人为首高公司，其具有与首高公司建立承揽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对于内黄安盛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认为属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前述证据及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内黄安盛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张国强与“北京王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北京王会计”于2018年2月2日与张国强打招呼的内容为“我是中冶大成”。其后，张国强与“北京王会计”就开具发票和制作合同事项进行商议。2018年2月6日，“北京王会计”将名为“北京房建开票信息”的文档发送给张国强，并问“房建的这个是内黄，开三张票，内黄两张，大名1张，是吗？”张国强答复：“是的，中冶开大名一张，房建开内黄2张不错吧”。“北京王会计”其后又确认：“四万的是房建，七万的是大成，7000多的是首高电气吧，您可以查一下，再确认一下”。张国强称：“7000多的不是也让开成房建吗？第一次好像是开的首高”。“北京王会计”回复：“恩，还是开首高吧，我一直理解错了，以为四万是分成两部分了”，其后又称：“7000多的那张最好还是开给房建，合同也做给房建……不要开给首高电气了。”随后，张国强向“北京王会计”发送三个文本，名称分别为“安派电动车监控合同（签字版）”、“大名家丰子丰监控合同（签字版）”以及“翔宇医疗监控合同（签字版）”，称：“你看一下，没有问题我就出合同了，行吗？”“北京王会计”回复：“可以出吧”，并向张国强提供邮寄合同和发票的地址与联系人：“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唐家村5号3-210B王维131XXXXXXXX”。2018年4月4日，“北京王会计”向张国强发微信称：“房建那边的两个合同，很麻烦，我怕等办款你来不及，所以，我都去中冶大成办，我把发票和合同重新寄回给你，发票你作废，合同改成大成重新做一下。”2018年4月7日，“北京王会计”再次给张国强发微信，称：“把房建的全作废”。其后，经张国强反复催促，2019年4月，“北京王会计”方向张国强邮寄合同，并向张国强提供联系人“139XXXXXXXX张会计”，同时表示“这几份合同当时是我这边留下的，中冶大成手中也有合同”。2019年4月，内黄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强与标注为“北京中冶张金波会计”（号码为139XXXXXXXX）短信沟通，主要内容有：“张国强：你好，张经理，请问一下你们2018年2月份在河南内黄和河北大名所签订的监控安装合同是什么时候付款？一共是11.795万元，我们现在一直没有收到款。张金波：明天给你回电话……张国强：您好张会计，请问我给您发的合同看过了吗？那个11.795万元款是怎么回事？是给北京首高了他们没有给我们还是怎么回事？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收到款的……张国强：您好，张金波经理，请问我们的监控款怎样了？……今天不付款明天我们公司只有起诉你们中冶大成到法院了……张金波：我们张总这几天出差了，明天才能回来，具体的还得等他回来才能给你们回复。”对于张金波的身份，内黄安盛公司称为中冶大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中冶大成公司工商登记持股100%的股东，中冶大成公司认可张金波持有中冶大成公司100%的股权，但称张金波在2018年以前在中冶大成公司工作过，不是中冶大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二审审理期间，中冶大成公司提交申请，申请追加首高公司为本案的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中冶大成公司称申请首高公司作为第三人或者被告参加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内黄安盛公司依据其所持有的与中冶大成公司签订的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提起本案诉讼，首高公司并非该合同当事人，首高公司并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共同被告，故对于中冶大成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涉案的承揽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案中，内黄安盛公司提交加盖中冶大成公司公章的两份《监控设备安装合同书》证明其与中冶大成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并主张相应款项，内黄安盛公司与中冶大成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显示内黄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国强在与“北京王会计”商议签订合同与开具发票事项的过程中，存在合同主体的变动和签约时间与合同上载不一致的情况，但最终确认的合同相对方为中冶大成公司。中冶大成公司依据前述合同及开具发票主体的变动上诉主张与内黄安盛公司形成涉案承揽合同关系的主体实为首高公司，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内黄安盛公司所提交的与“北京中冶张金波会计”之间的短信记录，可知中冶大成公司对于内黄安盛公司实际实施承揽工作知晓以及内黄安盛公司向中冶大成公司主张相应款项知悉且未提出异议。综合以上，中冶大成公司虽对内黄安盛公司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予以反驳，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让内黄安盛公司提交书面合同证明的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的待证事实为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对中冶大成公司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合同中明确了验收期限及付款期限，中冶大成公司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内黄安盛公司已完成全部承揽工作为由拒绝支付承揽报酬，缺乏合同依据。对于中冶大成公司上诉主张的违约金过高问题，本院认为，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由中冶大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中冶大成公司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酌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中冶大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有遗漏，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北京中冶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君审判员  潘伟审判员  胡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洪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