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2民初4127号原告（反诉被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5012、5020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28YQBXY。法定代表人：杨梦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全胜，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9号2区第6层60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52PMCB01。经营者：梁嘉嘉。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玥，该单位运营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锦玲，广东会鸣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以下以本诉原告称）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舞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以下以本诉被告称）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非舞中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为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梦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全胜、被告非舞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锦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为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签订的《普通合伙合作协议》（标的金额141666元），非舞中心赔偿为舞公司违约金68000元；2.判令非舞中心承担合伙亏损41308.26元并支付给为舞公司，返还多分的分红6130.58元，共47528.84元；3.判令非舞中心承担退费损失4200元；4.判令诉讼费由非舞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经协商，为舞公司加盟非舞中心品牌，将为舞而生舞蹈室改成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项目，项目地址在为舞公司的经营住所，双方于2019年9月4日签订了《普通合伙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为舞公司以原有投资额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52%，非舞中心以对本项目追加6.8万元的方式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48%。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期限：自2019年9月10日至2022年9月10日止，共计三年，双方合作三年之内，均不得转股或退股。”然而非舞中心却于2019年9月7日与黄丹怡签订《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作价1790元/股，以26850元转让15%份额给黄丹怡。同日，非舞中心作价1790元/股，以26850元转让15%份额给张珍珠。严重违反了《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第二条关于不得转股退股的约定。后因黄丹怡、张珍珠向非舞中心提出退股，将此事曝出。黄丹怡、张珍珠均为非舞中心派驻于合伙经营的舞蹈老师，因其退股矛盾对合伙经营造成严重影响。根据《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第5点“乙方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项目利益的活动”。第五条第（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第8点“本协议履行期间，乙方不得随意抵押、质押、转让或退出股权，否则视为违约行为，依据本协议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行为责任。非舞中心上述行为己构成违约行为”。依据《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第七条违约条款第（二）点“合作双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守约方有权书面决定解除合同，违约方的出资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守约方”，为舞公司有权解除合同，非舞中心应赔偿为舞公司违约金人民币68000元。另外，合伙经营自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的亏损与分红，非舞中心应按其48%的份额比例承担41308.26元的亏损，并向为舞公司返还多分的6130.58元分红，共计47528.84元。为舞公司提供的证据有：《普通合伙合作协议》，《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黄丹怡）》，《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张珍珠）》，《调整前报表》、《调整后报表》，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非舞中心答辩称，一、黄丹怡、张珍珠原为非舞中心股东，该中心内部分配份额不属于股权转让行为，为舞公司诉请违约金毫无依据。2019年8月下旬，在《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签订前，为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梦夏曾与非舞中心的项目负责人戴玥，就以整体转让或是参股合作的方式接手为舞而生舞蹈室一事进行商议。期间戴玥有明确告知杨梦夏接手涉案舞蹈室的目的在于把股份分配给舞蹈老师，留住人才，安定人心。杨梦夏对此没有异议，故双方于2019年9月4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在此前一天，非舞中心也与黄丹怡、张珍珠签订了《非常舞蹈股权分配协议》。因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在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前，黄丹怡与张珍珠已是非舞中心的股东，所以2019年9月7日非舞中心分别与黄丹怡、张珍珠签订《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属于中心内部分配股份的行为，非为股权转让。退一万步而言，即使讼争行为被定性为转让性质，但杨梦夏在知悉该情况后却从未提出异议，显然非舞中心的行为不具有随意性，而且在两店合作协议签订当天，戴玥就建立了一个股东群，黄、张二人当日已经以股东身份进群，此时二人还没有签订华发店入股协议，杨梦夏也并未有任何异议。所以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8点“乙方不得随意转让股权”的约定，非舞中心没有违约。为舞公司在知情黄丹怡与张珍珠系华发店的股东之后，并无拒签合作协议，之后也无即刻要求解除协议，而张、黄二人也一直以非舞中心内部人员身份工作，为舞公司对她们是非舞中心内部人员身份非常认可，并对她们的工作予以肯定，在后面由于多方原因张、黄二人想退股，杨梦夏也表示不同意，并极力挽留。而合作之后，非舞公司一直安排包括黄、张二人在内的3～4名人员进行店内事务打理，并且未收取除课费外的任何薪资，但为舞公司只有杨梦夏一人，且不履行应承担的运营职责，非舞中心帮为舞公司承担了本该由为舞公司承担的80%以上的工作，由于近期主要帮为舞公司承担工作的黄丹怡无暇继续帮助为舞公司工作所以非舞中心一直督促为舞公司履行工作职责，加之经过非舞中心的努力和品牌效应，华发店运营状况良好，所以杨梦夏对这种由于她不作为而产生的矛盾，采取逼迫非舞股东退股的方式，在目的无法达成情况下才状告非舞中心，可见其真实用意是借转让股权之事由将非舞中心赶走，把华发店据为己有。另外，由于黄、张二人从华发店创立之始就已经以股东身份参与运营和工作，如果二人的入股行为属于非舞中心将股份转让给第三方，那么从非舞中心和为舞公司合作开始，非舞中心就已经违约，那么非舞中心就是为了违约而进行此次合作，显然不符合常理和逻辑。二、非舞中心同意解除《普通合伙合作协议》，因双方已无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三、项目合作盈亏，需有关报表予以证明。为舞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发店的盈亏情况下，单方作出合作项目亏损的结论，无法服众。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为舞公司有负责财务管理的义务，包括提供每月流水账及制作销售报表等，故在证据保存于其手上的情况下，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另外，为舞公司在诉状中陈述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华发店均处于亏损状态，但实际曾于2019年10月有过分红，并且为舞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在股东群补发的一个账目文件显示：截止3月，该项目应给非舞中心分红21273元。甚至在疫情无法营业期间，华发店都保持盈利。其陈述缺乏可信性。另外，非舞中心吉大店经营状况良好，收入可观就是对非舞中心实力的最好证明。而为舞公司在2019年暑期旺季时坦言由于经营不善需要转让，而由非舞中心接手则马上扭亏为盈，可见非舞中心的品牌实力以及非舞中心人员付出的努力。因此，因为舞公司拒不配合导致的经营亏损，非舞中心不予承担。非舞中心提供的证据有：《非常舞蹈股权分配协议》，《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微信聊天记录，流水账，《普通合伙合作协议》，《通告》，《工作汇总》。非舞中心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普通合伙合作协议》，为舞公司返还非舞中心投资款6.8万元；2.判令对合伙期间盈利进行分割（暂计分割金额为5万元）；3.判令为舞公司支付非舞中心违约金15万元；4.判令为舞公司停止使用非舞中心的名号对外招生；5.判令为舞公司将线上线下关于非舞中心的一切资料和标识拆除撤下，恢复合作前原样；并于线上及线下发表声明因为为舞公司违约导致解约，华发店与非舞中心没有任何关系；6.判令反诉全部诉讼费用由为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14日非舞中心与为舞公司签订了《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2022年9月10日止，共计三年。为舞公司以原有投资额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52%，非舞中心则通过对本项目追加6.8万元的方式进行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48%。《普通合伙合作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约定，其中第四条（二）约定每月11日前分配上月利润；（三）需要开立联名账户作为项目款项进出账户。第五条（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2点约定为舞公司有义务正常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其他状况，提供每月流水账以及销售报表，并对所有财务记录和其他记录的真实性负责；第3点约定未经非舞中心同意，为舞公司对项目相关的教培工作经营与管理没有决策权，不得单方面变更经营、发展及业务范围和类型等。《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签订后，为舞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不仅擅自更改教学计划，私自安排课程，聘用不符合品牌水准的老师教课，不承担工作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拒绝监督，还将项目收入直接转入其个人账户，拒绝开设联名账户，且从未提供各项报表，也未按时按份分配利润，其行为已严重违约并实际造成非舞中心的经济损失。有鉴于此，根据《普通合伙合作协议》第七条的约定，为舞公司应向非舞中心支付违约金15万元。另，为舞公司在今年4月10日擅自将非舞中心的授课老师拒之门外，强制性要求他们退出，不准参与华发店经营，但其仍使用非舞中心的名号对外进行招生，并且以法律的名义对非舞中心人员以及询问情况的华发店会员进行恐吓，并发布不实声明，该行为已对非舞中心的名誉、经济收入等造成严重的影响，由于街舞培训行业师资是核心竞争力的的特殊性，恳请法院依法判令为舞公司停止使用非舞中心的名号对外进行招生，并将线上线下店铺恢复原样。为舞公司对非舞中心的反诉答辩称，非舞中心是将获得的48%股权，其中的30%高价转让给非舞中心原舞蹈老师，所签订的合同与为舞公司签订的版本一致，因此该转让行为属于向第三方转让的性质，虽然非舞中心称曾经提过给非舞中心老师有一部分股权激励，但为舞公司也只是认为其属于内部赠与的方式，与高价转让性质截然不同。为舞公司在得知非舞中心高价转让股权，第一时间便提出异议，正是因为高价转让股权导致两位舞蹈老师张珍珠、黄丹怡在得知其属于高价转让之后纷纷退股，造成合作破裂。退一步讲，即便如非舞中心所称其属于内部转让，但其作为一个整体，占股权30%股份的人员提出退股，也均属于合同约定的退股情形，代表非舞中心有退股行为，同样也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不得随意转让、抵押、退股，应承担违约责任。非舞中心在反诉中所述的理由，均无事实依据，为舞公司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导致合伙破裂是非舞中心擅自转让股权及其内部发生矛盾导致退股而造成的。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4日，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签订一份《普通合伙合作协议》，合同约定非舞中心自愿参与为舞公司发起的舞蹈室项目合作，项目名称将为舞而生舞蹈室改成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项目，项目地址位于珠海市香洲区***********5012、5020号铺；合作期限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2022年9月10日止，共计3年，双方合作3年之内均不得转股或退股；为舞公司以原有投资额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52%，非舞中心以对项目追加6.8万元出资，占本项目份额的48%；按照双方所占份额比例分享利润、承担亏损责任；非常舞蹈总店和分店会员可以在任何一家店上课，课费可以不清算，但是各自店会员产生的纠纷由各自店的客服主管处理；非舞中心享有“非常舞蹈”、“F.D.S”、“FUSIONDANCESTUDIO”所有的品牌权益，非舞中心有对本项目相关的运营、品牌策划、课程管理方面的决策权，为舞公司享有监督权；为舞公司负责工作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客户服务，在与非常舞蹈总店策略一致的情况下的营销管理以及该项目的财务管理；为舞公司、非舞中心不得随意抵押、质押、转让或退出股权，否则视为违约行为，依据本协议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合作双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守约方有权书面决定解除合同，违约方的出资将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守约方等内容。为舞公司签订合同的经手人为杨梦夏，非舞中心的经手人为戴玥。合同签订后，非舞中心向为舞公司支付了68000元的出资款。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项目（以下简称华发店）以为舞公司的营业执照对外经营，收支由为舞公司负责，非舞中心由戴玥负责该项目。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的工作人员建立有“非常舞蹈华发店股东（5）”群，成员为杨梦夏、梁嘉嘉、黄丹怡、戴玥、客服，双方在该群中发布财务对账信息。2020年4月7日，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共同在股东微信群发送结算的账目文件，内容显示从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每月的经营结余为16304元、20437.6元、9635.1元、-6799元、7896元、1135元（3月份没有数字，但分红为负数）；非舞中心从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的分红分别为7825.9元、9809.76元、4624.848元、-3263.568元、3790元、544.8元、-2058.2元。为舞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结算单中，除2019年9月、10月的结余（10230元、8798.6元）、非舞中心9月、10月的分红金额（4910元、4078元）等不同外，其他月份的内容与股东微信群内发布的结算金额相符。为舞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为主张诉讼请求而重新制作的账目单，以年卡收入应当进行按月分摊为由，认为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的结余为-29749.3元、-20446.95元、-10717元、-6522.75元、5765.45元、-4871.7元、-13753.5元。为舞公司当庭提交了黄丹怡在2019年11月4日向其发送对账的微信记录，其中2019年9月结余10230元、10月份结余8798.6元，与为舞公司提交的结算数字相符。为舞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向非舞中心（戴玥）支付了2019年9月分红4910元、11月22日支付10月分红4070.88元，此后未再分红。在股东微信群内，戴玥在2019年10月7日提出分红时留出1.5万元的固定成本，其他人员没有提出异议，戴玥即确认“没意见的话，我整理在文件里”；11月13日戴玥说：“分红我们这边48%”、“你发给我，我发给大家就行”；杨梦夏于2019年11月16日称9月分红已转，10月分红要对；戴玥称：“我等十月发了再转你们”。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客户微信群。2020年4月12日，为舞公司在客户群内发出《通告》，认为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是为舞公司独立经营，非舞中心参股，因非舞中心违反合同约定私自转让股份，严重违约，为此为舞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纠纷已由法院走正常途径处理，是否最终解除由法院决断，与各位客户无关；在合伙结算前或法院判决解除合作合同前，非舞中心借口合同终止为由实为破坏公司经营的行为应立即停止，为舞公司仍按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继续经营，在解除合同后将恢复为舞而生舞蹈室承续客户的服务等内容。非舞中心于2020年4月13日在客户微信群向为舞公司发出《重要通知》，认为为舞公司在合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有多项违约行为，非舞中心一直代为执行多项工作；为此前提下非舞中心多次督促为舞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但因为此事，杨梦夏于4月2日未经非舞中心同意擅自将非舞中心监督职能的工作人员移出群组，并随后以非常舞蹈的名义在微信学员群和朋友圈发布不实声明，损害了非常舞蹈的品牌和股东利益，事后非舞中心积极联系杨梦夏本人调解处理，但一直没有收到反馈，所以非舞中心决定与为舞公司解约，收回品牌，停止合作，开启法律程序等内容。随后，为舞公司将非舞中心的老师移出客户群。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确认双方于2020年4月13日终止合作关系。2019年9月7日，非舞中心与黄丹怡、张珍珠老师分别签订《非常舞蹈（华发）店入股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非常舞蹈工作室华发分店”项目舞蹈教培工作相关事宜，黄丹怡、张珍珠以每股1790元的价格各购买15股等内容。非舞中心认为双方在合作之前，戴玥已经告知为舞公司手上持有的华发店的股份是用来奖励老师的，在征得为舞公司同意后，非舞中心就与张珍珠、黄丹怡签订了股权分配协议，不认可该行为是股权转让行为，因为黄丹怡、张珍珠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前已经是非舞中心的股东。在股东微信群内，10月12日戴玥说“当初你一直催着我签约，导致我们没有把分工先细化，也导致我们内部没有沟通到位，前几天产生一些误解，但是现在已经消除了……”；杨梦夏称：“我催你签约，成了我催化你们内部矛盾的原因了？”。非舞中心称，当时由戴玥代表非舞中心和为舞公司谈判，非舞中心的实际控制人是陈彦霖（因为陈彦霖是香港身份，不方便办理相关手续），并非梁嘉嘉，当时就和为舞公司谈好非舞中心的股权是要分配给一些老师，让他们参与进来给他们机会创业，后面我们给了黄丹怡、张珍珠各15%的股份、陈彦霖持8%股份、戴玥持10%股份，戴玥持有的10%股份是陈彦霖给的干股，以上股份共计48%；戴玥持有的10%干股的价格摊到其他股权里面，所以其他股权产生溢价，陈彦霖跟张珍珠没有说清楚该事，导致张珍珠产生误解，最终戴玥和陈彦霖出资把张珍珠的股份回购了；张珍珠退股的真正原因是她要去深圳发展，现依然在非常舞蹈中心做骨干老师；黄丹怡没有退股，当时她退股是想去广州工作。在2020年3月10日前后，为舞公司通过微信向黄丹怡、张珍珠了解非舞中心的内部持股情况，黄丹怡在微信中发送了与非舞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照片，为舞公司称张珍珠将合同通过梁嘉嘉给了为舞公司。为舞公司提交“梁嘉嘉”与黄丹怡的微信记录，“梁嘉嘉”说：“……如果华发店也能给你一份底薪，你觉得能解决到你生活问题吗？”、“以我们的股份加在一起是可以把她（戴玥）踢走”。杨梦夏、“梁嘉嘉”、黄丹怡建立一个微信群，2020年3月11日杨梦夏对黄丹怡说“我们都需要你”，黄丹怡说：“对不起……”；杨梦夏通过在群内聊天了解非舞中心工作人员持股情况及张珍珠股权转让情况。非舞中心主张戴玥与杨梦夏个人之间存在矛盾，并提交双方经营华发店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经常为经营之事发生争吵，戴玥告诉过杨梦夏其持有10%的股份，但没有因为涉及到股权的事发生争议的记录。杨梦夏在微信说：“既然大家合作的不愉快，我也不想阻止你其他发展，你的股份开个价吧”；戴玥说：“行啊，3W吧，你大老板反正不差钱嘛，我干了半年，就算拿工资也不止这么点”；杨梦夏问：“请问你手上是多少股”；戴玥称：“我现在不能回答你，因为这个是非常的约……”。10月10日，杨梦夏说：“如果因为你们内部问题导致这家舞房没办法正常经营下去，或者你处理得不够好，相信我”、“我这边会不计代价把股权拿回来”、“可是到最后你们两个成了最小股东”；戴玥说：“你不是说还要给我30帮你运营”；杨梦夏说：“你当时不是说会给一点小的给那些老师”。为舞公司提交由会员范月、赵婉转于2020年4月26日分别出具的《退费声明》（抄写，内容完全一致），内容为：由于梁嘉嘉在群里发布和为舞而生工作室解除合作关系……申请退费2100元。为舞公司提交了向两人退费共计4200元的依据。非舞中心认为退费声明不真实，是为舞公司以退款威胁会员写下退费声明后，才退回会费给他们，也曾要求非舞中心的老师写声明才发工资，但老师没写。本院认为，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签订的《普通合伙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为舞公司主张非舞中心转让股权的行为构成违约，因此主张解除合同，对此分析如下：一、合同的解除权属于守约方，通常在一方违约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条件成立时，守约方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二、根据合同第五条（二）第5点约定“乙方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项目利益的活动”，第8点约定非舞中心不得转让股权，如果转让股权视为违约，根据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以上约定的违约行为仅是对违约的规定，均不直接构成解除合同的违约条件；三、合同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合作双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守约方有权书面决定解除合同，违约方的出资将作为违约赔偿给守约方”，该条款属于一般性解除权的违约规定，不能说一方的任何违约行为（如财务管理、逾期分红等）都构成根本违约，而一般的违约行为应当通过协商、包容、妥协、支付违约金等方式解决，以最终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此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应当理解为在违约行为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四、非舞中心提交了双方一直以来的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在经营华发店期间长期存在矛盾，而为舞公司并未因为非舞中心将股权分配给其员工而提出异议，而是在合同解除前后才通过微信、录音向黄丹怡、张珍珠收集持股的合同依据；五、非舞中心将股权分配给员工的行为，并不是造成双方矛盾的原因，甚至曾经在戴玥与黄丹怡、张珍珠存在矛盾时，黄丹怡、张珍珠也没有以持有股权向为舞公司主张权利，未构成对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合伙合同关系的影响；六、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代表为舞公司履行合同的杨梦夏与代表非舞中心履行合同的戴玥因经营管理产生争执，从而导致无法继续合作，这是合同终止的根本原因；七、为舞公司在2020年4月初通过电话、微信单独向黄丹怡、张珍珠收集持股合同，及曾向戴玥提出转让股权的事，可以看出员工持股行为并不是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对于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第8点约定的“不得随意转让”，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对“转让”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对合同的理解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分析如下：一、合同约定股权不得转让是基于双方合伙关系的“人和”为基础，即不得因转让行为而由其他人（受让人）参与经营或者行使出资人权利，否则构成根本违约；二、股权转让是指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转让，非舞中心与戴玥、黄丹怡、张珍珠、陈彦霖之间的股权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基于用工的隶属身份关系产生的，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用人单位与员工以股权激励的内部管理关系，戴玥、黄丹怡、张珍珠、陈彦霖等人通过职务行为共同履行非舞中心的义务，后果由非舞中心承担；三、戴玥、黄丹怡等人也从没有以其股权向为舞公司主张过权利，微信记录反应由戴玥代表非舞中心收取分红款后分配给其他人，张珍珠离开时（合同的基础关系消灭）股权也由非舞中心自行处理；四、为舞公司自始就知道非舞中心用股权激励老师，在华发店经营过程中未提出异议，而是在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因为经营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向黄丹怡、张珍珠等人了解持股情况，不具有正当性，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五、戴玥、黄丹怡、张珍珠等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争议，也是工作人员之间正常的交流碰撞，不能混淆为行使出资人权利。因此，非舞中心抗辩称其员工持有股份为激励机制的内部持股，不是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的理由成立；为舞公司以非舞中心股权转让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为舞公司不能依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双方均作出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已于2020年4月13日实际终止履行合同，因此该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双方终止合同是因为在经营中长期存在争议，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认定为双方合意解除合同。因此，为舞公司要求非舞中心赔偿违约金6.8万元及非舞中心要求为舞公司支付违约金15万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处分。根据双方的结算，合伙经营期间没有亏损（从调解中为舞公司提出转让股权的价格看，也是超出其投资金额，就此也可以说明为舞公司也不认为华发店亏损），非舞中心要求返还投资款，理由成立，但是应当扣除经营期间的损耗。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限为3年，从2019年9月开始，双方最后确认结算的时间为2020年3月，共计7个月，剩余（12月/年-7月）÷12月/年+2年=2.42年，因此为舞公司应当向非舞中心返还投资款为68000元÷3年×2.42年=54753.33元。非舞中心要求为舞公司停止使用非舞中心的名号对外招生、将线上线下关于非舞中心的一切资料和标识拆除撤下，恢复合作前原样，为舞公司对此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非舞中心要求为舞公司在线上及线下发表声明因为为舞公司违约导致解约，华发店与非舞中心没有任何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双方解除合同前后，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均已在客户微信群内发布了相关信息，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双方于2020年4月7日在股东微信群内发出的结算，符合交易习惯，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处分行为，经双方确认，具有合同的效力。为舞公司认为将其中的年卡收入按月摊入每月的收入，不符合双方的结算行为，本院不予确认。为舞公司认为双方的结算“违背会计准则”，为舞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对合伙关系结算具有约束力的“会计准则”，且合同约定的财务管理职责在为舞公司；结算行为是当事人处分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是独立于财务账成立的法律行为，即使财务账不符合“会计准则”，也不能对抗双方确认的结算行为。因此，为舞公司主张亏损41308.26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为舞公司根据2019年11月4日与黄丹怡的对账向非舞中心支付了2019年9月、10月分红金额4910元、4070.88元，但为舞公司与非舞中心于2020年4月7日在股东微信群重新确认了结算单，对2019年9月、10月的结算金额作出了调整，该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应当按照2020年4月7日的结算确定双方的债权债务。根据结算，非舞中心应得的分红为7825.9元+9809.76元+4624.85元-3263.57元+3790元+544.8元-2058.2元=21273.54元，减去非舞中心已取得的分红，为舞公司还应向非舞中心支付分红21273.54元-4910元-4070.88元=12292.66元。为舞公司主张非舞中心返还多分的分红6130.58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舞公司发生的退费4200元，是发生在合伙关系解除后，为舞公司要求非舞中心承担该费用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签订的《普通合伙合作协议》于2020年4月13日解除；二、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补偿出资款54753.33元；三、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支付分红款12292.66元；四、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停止使用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的名号对外招生；五、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线上线下关于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的一切资料和标识拆除撤下，恢复合作前原样；六、驳回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223元（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预交）、反诉受理费2660元（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预交），由原告珠海市为舞而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223元、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非常舞蹈艺术培训中心负担26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卫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林扬乔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