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宗礼，男，197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强，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守栋，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市济阳区城乡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斌，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延涛，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宗礼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济阳区城乡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济阳区交通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宗礼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人民法院能依法予以改判，对上诉人的一审答辩理由予以支持；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涉案的昌盛汽修厂于2011年开始租赁济阳区交通局车管所厂房(被上诉人的下属企业，在(2018)鲁0125民初2812号案件中，济阳县通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在案件中明确陈述该公司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运营)。2014年2月因双方协商解除租赁合同，故济阳区交通局召开党委会，决定退还昌盛汽修厂2014年已支付的租赁费40万元，会议由当时的济阳区交通局原局长杨东先组织，并就此事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存放在济阳法院(2018)鲁0125民初2812号案件中，是由承办法官在被上诉人处调取的)，济阳区交通局财务人员告知先给付10万元，为便于财务处理，先行要求昌盛汽修厂出具借条，故上诉人刘宗礼受昌盛汽修厂的委托出具借条一份，昌盛汽修厂收到该笔款项。该份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与被上诉人党委的会议纪要形成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也印证了上述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政府机关严禁对外出借款项，被上诉人作为政府机关更不可能无故向上诉人个人无息出借款项。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可能不具备出具借条的基本常识，且该借款中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这既不符合常理，也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借条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被上诉人作为政府机关每年都会进行财务审计的，在这五、六年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该笔款项。就本案真正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之所以提起本案，主要是因区纪委有关人员对被上诉人在进行财务审计过程中，发现该笔款项的出入，区纪委有关人员也向上诉人询问过此事，上诉人也如实进行了陈述，并说明该笔款项是因租赁合同的存在而退还的租金。所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借款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是错误的。二、从本案事实发生的过程来看，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判决在诉讼主体方面的认定也是错误的。这里，且不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单是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借条来看，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本案法律关系中，上诉人也仅仅是作为昌盛汽修厂的委托经办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昌盛汽修厂的法定代表人为石光美，石光美与上诉人在此时系夫妻关系，上诉人在昌盛汽修厂也负责该厂的业务工作，因此上诉人的上述出具借条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因此，上诉人并非系借贷合同的唯一的一方当事人。这里还需要再次强调如下：首先，是汽修厂从事业务管理工作的人员，因此，上诉人的出具借条的行为可谓是典型的职务行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款项系上诉人个人所借且应承担还款责任的判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适用的法律更是错误的。另外，一审程序还存在错误，遗漏了最主要的诉讼主体即昌盛汽修厂及该企业开办人石光美。济阳区交通局辩称，一、借条内容用途表示明确，而且载明了金额。二、借款用途载明了建厂房急需资金，而且有上诉人签字认可，上诉人将上述借条交付到被上诉人财务科，并将被上诉人财务人员开具的转账支票带走，借贷关系成立，应当偿还本金和利息。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济阳区交通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损失26125元（10万元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27日，按央行利率4.75计算）；3.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还款损失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被告付清钱款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4日，刘宗礼向济阳区交通局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因建厂房急需资金，借款100000元（拾万元）昌盛汽修厂刘宗礼2014年4月24日”。该条右上角处有“杨东先”字样，昌盛汽修厂处未有该厂公章。同日，济阳区交通局按刘宗礼的要求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昌盛汽修厂转款100000元，刘宗礼亦在转账支票存根处签名。另查明，昌盛汽修厂全称为济阳县昌盛汽修厂，该厂法定代表人为石光美，刘宗礼称不在该厂任职，其之所以向济阳区交通局出具借条，是因为石光美是其妻子。济阳区交通局称杨东先是借款发生时该局局长。在（2018）鲁0125民初2812号案件中，原告为济阳县通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被告为昌盛汽修厂，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该判决认定昌盛汽修厂尚欠济阳县通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场地及办公室使用费1416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法律关系是否是借贷关系。2.刘宗礼应否承担本案还款义务。关于焦点一，刘宗礼辩称，因2014年2月济阳县昌盛汽修厂与济阳区交通局的下属企业济阳县通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合同，济阳区交通局召开党委会，决定退还济阳县昌盛汽修厂租赁费400000元，该100000元虽以借条形式出具，但实际是退还的租赁费。济阳区交通局认为，关于租赁费，（2018）鲁0125民初2812号民事判决书已作出认定，不存在欠租赁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借条内容的借款意思表示明确且载明了借款用途。其次，在（2018）鲁0125民初2812号判决书及济阳区交通局党委会会议纪要中，均未有以借条形式出现的涉案100000元是应返还的租赁费的表述。再次，涉案100000元如系济阳区交通局返还刘宗礼的租赁费，刘宗礼应出具收条，而不是借条。因此，本案法律关系应为借贷关系。关于焦点二，刘宗礼认为该款项系济阳县昌盛汽修厂收取，借条中注明的借款用途为“建厂房急需资金”，在借条下方落款处已注明“昌盛汽修厂”字样，刘宗礼仅作为经办人在该借条下方签字，故借款人应为济阳县昌盛汽修厂，而非刘宗礼个人。济阳区交通局认为刘宗礼拿着借条到财务将转账支票拿走，钱由谁使用和其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条是由刘宗礼出具并签名，转账支票存根亦有刘宗礼签名。其次，借条落款处虽有“昌盛汽修厂”字样，但未加盖该厂公章。再次，刘宗礼主张自己系经办人，但并未在借条中载明，且济阳区交通局亦不认可。再次，刘宗礼主张系职务行为，其又称自己不在该厂任职。再次，刘宗礼认可是其要求济阳区交通局将涉案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转款到昌盛汽修厂。综合以上因素，应予认定济阳区交通局与刘宗礼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该款是否由刘宗礼使用，不影响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刘宗礼作为合同相对方，应依法承担本案还款义务。综上，济阳区交通局要求刘宗礼偿还借款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济阳区交通局要求刘宗礼赔偿损失26125元（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27日，按央行利率4.75计算）及逾期损失（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款项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利息，应依法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宗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济南市济阳区城乡交通运输局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济南市济阳区城乡交通运输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刘宗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宗礼提交2011年10月17日上诉人所在的济阳县昌盛汽修厂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记载了上诉人系该厂的工作人员。济阳区交通局质证认为，一、该证据系复印件，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二、被上诉人认为该份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内容系“委托刘宗礼在我单位（济阳县昌盛汽修厂）注册工作中，代表我单位前往市场监管局办理相关手续，代签文书”。该份授权委托书系济阳县昌盛汽修厂委托上诉人从事其他工作，并没有授权上诉人从事办案所涉及的相关工作。授权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授权日期是2011年10月17日，而该案发生借贷关系的日期是2014年4月24日，进一步可以证明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10万元借款是否属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从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借贷合意方面，刘宗礼签字的单据中明确写有“借条”字样，刘宗礼对借条上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借条中明确载明了借款用途。可以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涉案借条落款处虽有“昌盛汽修厂”字样，但未加盖该厂公章，刘宗礼虽主张自己系经办人，但借条中未载明其经办人身份，其在一审也自认不在该厂任职，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涉案款项为昌盛汽修厂所借，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宗礼与济阳区交通局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在涉案款项交付方面，案涉转账支票存根有刘宗礼签名，且刘宗礼于一审庭审时认可是其要求济阳区交通局将涉案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转款到昌盛汽修厂，足以认定济阳区交通局完成了涉案款项的交付。因此，一审判决刘宗礼偿还涉案借款本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宗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宗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