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63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蜀汉路289号锦城苑A座601号。 负责人：王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鹏，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敏，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登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青，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常明，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登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青，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因与上诉人安敏、被上诉人魏常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魏常明所涉刑案的性质认识有误。刑事案件是否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该根据该刑案的法律关系、社会影响、金额大小、判决结果等综合认定，不能根据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时间长短来认定。魏常明刑案一审后便适用缓刑，可见其主观恶性很小、社会危害不大，不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虽然有安敏的签名，但系空白格式合同，该协议中的代理费条款及违约金条款并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能认定该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作为委托合同的受托方，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应就完成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希望二审法院查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差旅情况及委托事项办理情况。4.一审法院未就安敏已支付的律师费予以查明。安敏在签订《委托协议》时曾支付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金3万元，后又委托哥哥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存入马小鹏账户2万元。5.安敏和魏常明二人非夫妻关系，案涉《委托协议》有效，必须要以安敏和魏常明有夫妻关系为前提，一审认为安敏有权为魏常明委托刑事诉讼辩护人的观点不正确。6.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委托协议中律师费条款的效力及计算标准。安敏根本不可能在委托协议中将案件性质认定为重大、疑难。《委托协议》中律师费条款并不符合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7.一审认定的差旅费畸高，缺乏法律依据。8.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的法律适用有误。委托协议中关于违约金起算日期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违约金应建立在违约行为的基础之上。根据委托协议的约定，如果一审宣判后十日内没有支付委托费用就属于违约，违约时间应该从一审宣判后第十日开始计算。而委托协议中又写明“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该约定违反合同法的规定，一审判决安敏支付这段时间的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参照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实际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辩称，魏常明受贿案件为重大疑难案件没有争议；安敏声称自己签署空白合同纯属子虚乌有；安敏与魏常明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两人身份证地址一致，并育有一女。安敏在魏常明的拘留通知书和逮捕通知书上均在家属栏上签名。安敏自愿为他人委托律所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律所与安敏签订的合同是包干制合同，且违约金并不高。 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改判安敏、魏常明按照合同全额支付差旅费15万元；2.判令安敏和魏常明就《委托合同》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改判安敏、魏常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违约金；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安敏、魏常明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差旅费实报实销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差旅费为包干价15万元，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差旅费应当按照据实支付的原则，仅酌定了3万元。成都距眉山上百公里，魏常明又羁押在彭山，除了差旅费，律师还有食宿费，案件多次开庭，花费巨大。2.魏常明在狱中签署了委托书，明确委托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马小鹏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直至该案审理终结。此前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已与安敏签订了书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和授权委托书是律师代理案件的两个重要文件，缺一不可。魏常明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行为构成对安敏签署《委托合同》的追认。3.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过高事实错误。 安敏的答辩意见与安敏的上诉意见一致。 魏常明辩称，1.未对安敏的委托行为进行追认。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判决正确，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要求魏常明与安敏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和差旅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马小鹏律师仅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才介入，侦查阶段未介入，即使按照该案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也不会高达35万元的律师费。3.魏常明未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未对安敏的授权进行追认，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未举证证明其有任何直接损失，根据合同法规定，其请求支付违约金也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敏、魏常明支付律师费、差旅费合计50万元；2.安敏、魏常明支付委托费用结清前的全部违约金，截止本案起诉之日违约金为37万元；3.诉讼费由安敏、魏常明承担。一审庭审中，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明确其第二项违约金诉讼请求为从合同签订之日2016年9月1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安敏因魏常明受贿案件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委托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马小鹏律师担任魏常明的辩护人。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当庭出示的《委托协议》载明：一、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指派马小鹏律师担任受贿罪（双方确认本案为重大疑难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魏常明的辩护人。二、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安敏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50万元（其中律师费35万元，差旅费15万元）。三、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终审（含一、二再审）止。四、本委托协议如需变更，另行协商。五、委托人最迟应当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十日内支付委托费用，否则应当按照《借贷合同》相关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每月按委托费用的百分之二（2%）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协议上关于委托费用、重大疑难案件、违约金等约定内容均为手填。安敏作为委托人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协议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该协议备注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执一份。 2017年4月5日，魏常明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魏常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聘请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马小鹏为受贿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魏常明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一审、二审、再审止”。 马小鹏担任魏常明的辩护人之后，于2017年10月16日、2019年7月11日出庭辩护。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7）川14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魏常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一审另查明，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逮捕通知书》载明魏常明的家属为安敏，安敏亦以家属名义签收该份《逮捕通知书》。2018年1月4日，安敏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陈述“我是魏常明的家属”。安敏当庭陈述其与魏常明共同居住，二人共同育有一女。 此外，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当庭出示了一张手写便条复印件，内容为“安敏：换银证通卡，以前的卡在亚梅处，无法拿回，我已告知；现和马律师商量换卡，请协助马律师办理从华西账户转50万给马律师。魏常明”，魏常明当庭否认书写过便条，安敏亦否认收到过该便条。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逮捕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委托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安敏、魏常明是否应当支付律师费、差旅费及违约金。 一、关于《委托协议》是否有效问题。安敏以其并非魏常明家属，且其签字时是空白合同，未在律师费、差旅费、违约金处签字捺印为由，因此认为《委托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安敏与魏常明同居且共育一女，安敏以家属身份签收了魏常明的《逮捕通知书》，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以此判断安敏有权为魏常明委托辩护人不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该条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仅是规定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并未规定只能由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也并未排除监护人、近亲属以外的人员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安敏自愿为魏常明委托辩护人，魏常明同意接受，安敏即使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在魏常明同意的情况下，其为魏常明委托辩护人并无不当。第二，安敏、魏常明未举证证明律师费、差旅费、违约金等内容违背签约双方约定，而且安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签署空白《委托协议》的性质与法律后果应有基本的认知，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关于律师费、差旅费、违约金等金额必须由委托人签字或捺印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对于安敏、魏常明关于所欠合同系空白合同，且未在律师费、差旅费、违约金等处签字捺印，因此《委托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关于案件是否是重大疑难案件本身属于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范畴，《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四条规定以下诉讼案件可在委托代理（收费）合同中约定为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1.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2.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3.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9月签订《委托协议》，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刑事判决，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实际办案时间长达三年，该案客观上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定中关于重大疑难案件的认定标准。故一审法院对安敏关于案件不属于重大疑难案件因此《委托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一条规定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实行计件收费，标准如下：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1.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阶段）；2000-15000元/件；2.审查起诉阶段：2000-12000元/件；3.审判阶段：3000-30000元/件。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规定标准5倍之内（含5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但不得重复累加收费；第（四）项规定前述收费标准，除另有指明外，是指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收取。本案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将案件性质定性为重大疑难案件，而且约定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至终审（含一审、二审、再审），魏常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明确有效期至一审、二审、再审止，从案件性质及代理阶段来看，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与安敏约定的代理费用35万元未超过上述指导标准，故一审法院对于安敏、魏常明关于律师费收费违背行业规定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对安敏及魏常明关于《委托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案涉《委托协议》是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安敏、魏常明是否应支付律师费、差旅费、违约金问题。《委托协议》由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对安敏有约束力。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认为魏常明出具《授权委托书》构成了对《委托协议》的追认，且魏常明书写了便条，其知晓律师代理费为50万元，因此魏常明与安敏应连带支付相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出示的便条系复印件，安敏、魏常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委托协议》并未注明安敏是作为魏常明的代理人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从内容来看，系安敏以自己名义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也明确由安敏支付律师费用。魏常明虽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其并未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未对代理费用的金额及支付时间进行确认，亦未明确其要承担律师费用或者与安敏共同承担律师费用，其仅是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应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并非《委托协议》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由安敏承担付款责任，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魏常明对《委托协议》进行追认，因此应连带支付代理费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对于魏常明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履行了约定的合同义务，安敏应按照约定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35万元。安敏称已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5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差旅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应以专业法律服务获取报酬，差旅费用不属于律师费用，对于差旅费用应按照据实支付原则认定。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差旅费用，但其往来眉山成都两地办理案件必然会产生差旅费用，结合魏常明受贿案件的审理情况和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履约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差旅费用为3万元。关于违约金，《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最迟应当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十日内支付委托费用，安敏至今未付委托费用，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委托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月利率2%，一审法院认为违约金标准过高，安敏、魏常明亦申请对违约金进行调整，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酌定违约金标准为月利率1%。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安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5万元、差旅费3万元，并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38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标准从2016年9月13日起计算至所有费用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0元，减半收取6250元，由安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出示了其一审中提交的魏常明手写便条的原件，拟证明：安敏签的不是空白合同，合同金额就是50万元；魏常明不仅知道合同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有让安敏去履行合同的行为，魏常明实际也是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质证，安敏称其未见过该便条，魏常明称该便条不是其书写，与本案无关联性。另，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魏常明出具的《借条》原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3月22日安某转给马小鹏的3万元不是支付的律师费，而是代为归还双方的借款；2.《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拟证明其完整代理了魏常明所涉刑案的三个阶段。经质证，安敏、魏常明对《借条》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上述通知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安敏向本院提交以下三组新的证据材料：1.《释放证明书》，与一审提交的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共同证明魏常明所涉刑事案件并非重大、疑难案件；2.《询问笔录》，证明安敏已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全部代理费5万元；3.《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安敏委托安某向马小鹏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律师费3万元。魏常明向本院提交以下两组新的证据材料：1.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拟证明其所涉刑案宣判时间为2019年8月9日；2.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证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没有为其判缓刑起到作用，马小鹏律师未参与侦查阶段。经质证，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对安敏、魏常明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释放证明书》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询问笔录》《账户交易明细》不属于举证期限内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应当排除，3万元是安敏还给马小鹏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宣判笔录》《开庭笔录》只是反映开庭的经过以及公诉人对案件材料的举证及辩护人的质证过程，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安敏申请证人安某出庭，根据安某的陈述，其系安敏的哥哥，其于2017年3月，接受安敏的委托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小鹏转账3万元，并与安敏一起给马小鹏现金2万元，共5万元作为律师费。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质证认为证人安某与安敏系亲兄妹，证言没有可信度。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第一，关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出示的便条原件，魏常明称并非其所写，安敏否认见过该便条，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亦未向本院申请鉴定，故本院对于该便条不予采信。第二，关于《借条》和《账户交易明细》，首先魏常明否认其与马小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该《借条》在没鉴定的情况下，真实性存疑；其次，无论《借条》真假与否，该《借条》与《账户交易明细》仅能反映魏常明与马小鹏，安某与马小鹏之间的关系，案涉律师费应由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收取，在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明确否认收到该转账3万元的情形下，该3万元不能视作安敏已支付的律师费，如魏常明、安某、安敏与马小鹏对该3万元存在争议，可以另行起诉。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询问笔录》和安某的证言，该证据不能证明安敏已支付5万元律师费的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四，关于《释放证明书》，其不能达到证明魏常明所涉刑事案件并非重大、疑难案件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五，关于《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该证据不能达到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证明目的，但该证据能印证该案属于复杂案件，本院予以采信。第六，关于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该笔录能够证明魏常明所涉刑案的宣判时间，予以采信，而《开庭笔录》系法院庭审的客观反映，不能达到魏常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中，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陈述2016年签订《委托协议》时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应适用《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标准》（川价费[2008]246号）。二审另查明，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中载明：“我院正在办理的魏常平、魏常明涉嫌受贿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魏常明，因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安敏应当支付律师费、差旅费及违约金的金额；二、魏常明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别作如下评析： 一、关于安敏应当支付律师费、差旅费及违约金的金额 本院认为，《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安敏主张在其签名时《委托协议》为空白合同，该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案中，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按照《委托协议》约定指派律师担任魏常明的辩护人，并实际履行了出庭、辩护、会见等辩护人的职责，故安敏应当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 关于应当支付律师费的金额。第一，安敏与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时明确约定了魏常明所涉刑案为重大疑难案件。并且因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申请，专门出具了《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中载明了原因为“案情复杂”。故，安敏关于魏常明所涉刑案并非重大疑难案件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安敏主张魏常明刑案侦查阶段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未介入等，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安敏还主张已支付律师费5万元，对此本院在证据认证部分已经详述，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第三，关于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的问题。一审法院参照的《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系四川省发改委与四川省司法厅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93号）中制定的标准，而本案的委托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该委托协议中约定的标准应受当时的政策调控。经查，当时的调控标准为四川省物价局与四川省司法厅发布的《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标准》（川价费[2008]246号）及其附件二《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参照该文件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最高限价和市场调节价；律师事务所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等实行政府指导价；禁止律师对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另外，《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2008年版）第一条规定：“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实行计件收费，标准如下：办理刑事案件：1.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阶段）：1000-10000元；2.审查起诉阶段：2000-12000元；3.审判阶段：3000-30000元。”第七条规定：“在办理刑事诉讼案件、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中，对办案时间太长、专业技术要求高的案件以及集团犯罪、涉外等疑难、复杂案件，律师事务所可以与委托人协商收费，但最高不能超过收费标准的4倍。”综上，本案经历了侦查、审查起诉和一审三个阶段，即便考虑到本案具有疑难复杂案件的因素，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最多能向安敏顶格收取的服务费为：208000元【（10000+12000+30000）×4】，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主张收取律师费350000元过高，对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差旅费。本院认为，参照国家发改委与司法部2006年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委托人提供代其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清单及有效凭证。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部分，委托人可不予支付”的规定，差旅费应按实际产生金额进行认定并需提供有效凭证，本案中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未提供差旅费产生的有效凭证，故本院对其关于差旅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本院认为，根据《委托协议》约定，安敏最迟应于魏常明所涉刑案一审宣判之日后十日内支付律师费用。安敏未按约定支付，构成违约，但该损失主要为逾期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本院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确定违约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起算期限，本院认为从约定履行期限即魏常明所涉刑案一审宣判之日后十日计算较为合理。 二、关于魏常明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委托协议》系安敏以个人名义签订，魏常明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并未对代理费用的金额及支付时间进行确认，法律亦未规定必须由法律服务的受服务对象支付律师代理费用。并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由安敏承担付款责任，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魏常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安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 二、安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8000元，并向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20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负担4670元，由安敏负担15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负担9340元，安敏负担3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丽莎 审 判 员 罗 宇 审 判 员 聂彪峰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 卿 姣 书 记 员 李高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