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1801号 原告：樊春永，男，汉族，1948年2月20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春开，女，汉族，1953年2月9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春明，男，汉族，1954年11月16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丽萍，女，汉族，1956年7月5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嘉荫县。 原告：樊春秋，女，汉族，1958年6月26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春全，男，汉族，1963年11月07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黄桂玲，女，汉族，1953年2月26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晓，男，汉族，1973年5月18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樊丽丽，女，汉族，1975年4月30日出生住荣成市。 九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隋莎莎，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春莲，女，汉族，1948年2月17日出生荣成市。 被告：刘治清，男，汉族，1966年10月14日出生荣成市。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春永、樊春开、樊春明、樊丽萍、樊春秋、樊春全、黄桂玲、樊晓、樊丽丽与被告樊春莲、刘治清确认合同无效、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隋莎莎、原告樊丽丽、樊晓、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王国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春永、樊春开、樊春明、樊丽萍、樊春秋、樊春全、黄桂玲、樊晓、樊丽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寻山所村2区38号房屋面积的二分之一，共约63.5平方米。事实及理由：寻山所村2区38号房屋原系樊文渊所有，樊文渊共生有樊有和、樊有新、樊有秩、樊有告、樊有稳五子。樊文渊在世时，将其所有的寻山所村四合院现2区38号、39号房产分别分给樊有新、樊有秩、樊有告，其中樊有新与樊有告分得现登记号38号房屋，樊有新正房三间，樊有告东厢房三间，两家共用一院一门出入。樊有告因病于1989年去世，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樊春永、次子樊春安、三子樊春明、小儿子樊春全、大女儿樊春开、二女儿樊丽萍、小女儿樊春秋。樊春安1997年因意外去世，与妻子黄桂玲生育两子女分别为儿子樊晓，女儿樊丽丽。以上子女均出生长大在诉争房屋。直至80年代初，原告陆续搬离此房，将诉争房屋委托樊有新管理使用，2002年樊有新去世后，由被告樊春莲接管使用，2018年寻山所村拆迁改造，原告才得知诉争房产在村委会处登记在被告刘治清名下，房屋被出卖。 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樊有告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的权利，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与樊春莲无关，被告樊春莲将房屋出卖给刘治清该出卖行为未征得原告同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要求确认二被告1999年1月14日签订的案涉房屋的买卖协议无效；二、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的拆迁利益的一半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樊春莲和被告刘治清共同支付原告该拆迁利益。事实及理由：一、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证人的陈述以及到案涉房屋处查看的房屋现状(该房屋的四至中包含原告父亲樊有告所属的厢房及院落等附属设施)，能够证实诉争房屋原系樊文渊所有，樊文渊在世时将涉案房产分给其两个儿子樊有新和原告的父亲樊有告二人所有，樊有告分得东厢房三间和院落的一半，也即享有诉争房屋一半的所有权。原告父亲樊有告去世后，原告继承享有案涉房屋一半的所有权。被告樊春莲作为樊有新的养女，无权处分该共有房产。被告提供的1999年1月14日签订的案涉房屋的买卖协议，没有原告和樊有新的签字确认，原告对该房屋买卖不知情也不认可，该买卖协议无效。该房屋一直处于出租的状态，被告刘治清并未实际接收该房屋，该房屋也未办理过户变更登记，被告刘治清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因此，1999年1月14日签订的案涉房屋的买卖协议为无效合同。二、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房屋所有权一般要依附于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当事人在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即便宅基地上的房屋由其出资翻建，也不能当然属于其所有。原告继承享有原告父亲樊有告所有的房屋后，便享有该诉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依法利用该宅基地上的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在原告宅基地上新建的房屋仍然归原告所有。 经到案涉房屋处查看房屋现状能够证实，原告继承所有的房屋的原墙依然存在，原告的宅基地也还存在，虽然经他人拆除并部分重建，但是重建的厢房依然使用了原告继承所有的原厢房的原墙作为厢房的组成部分，并且拆除重建并未征得原告父亲樊有告或者原告的同意，因此，在原告宅基地上新建的房屋仍然归原告所有，拆迁利益也应属于原告所有。并且，根据荣成市崖头镇寻山所村拆迁补偿规定，只要有宅基地的，均按照一平抵一平和房屋建筑一样给予拆迁补偿，是否有地上建筑物都不应该改变补偿的利益。因此，即使原告所有的东厢房被拆除，也不影响原告的拆迁可得利益。原告作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因为拆迁利益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有关，因此即使被告有证据证实其出资翻建了房屋，也不能享有建设房屋的所有权和拆迁利益，其支付的翻建房屋的成本可以向侵权人另行主张。 樊春莲辩称，涉案寻山所村2区38号房屋在1991年9月1日就登记在被告我父亲樊有新的名下，在1999年1月14日卖于被告刘治清，双方签订买卖契约，既有荣成市寻山镇寻山所村的见证以及荣成市寻山镇政府的见证，并向荣成市人民政府缴纳相应的契税，买卖之后一直由被告刘治清管理使用至今，众多原告均为荣成市寻山所村村民对此事是明知的，在20多年后的今天要求返还原物显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涉案房屋在我父亲生前已经被处分与我无关，我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刘治清辩称，我购买了寻山所村涉案房屋，一直由我管理使用至今，我是寻山所村村民，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合法有效的，我购买的时候涉案房屋只有北屋三间，原告要求我返还原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樊春莲和刘治清还辩称，1、樊有告根据当年村里拆旧换新的政策，将分得祖屋拆除，以换取新的宅基地，并在新宅基地上建设新的房屋。根据房随地走，房地一体的基本原则，旧房拆除后，宅基地权利也随之消灭。樊有告对原宅基地不享有财产权利，无权要求被告返还。2.1991年，村委确权登记时，将原宅基地视为樊有新院落予以登记，符合事实真相，能够与樊有告拆旧建新的事实印证，否则本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人所共知，樊有告不可能时至今日才主张权利。樊有告房屋拆除后，根据自家生活需要，在原址重新建设厢房，该厢房与樊有告无任何法律上的联系。3.樊有告房屋拆除后，原宅基地成为樊有新院落一部分，该院落是附属房屋的，房屋不存在，为樊有告在樊有新院内保留一块院子，显然与情理不合。即使樊有告当时坚持主张院子的权利，于情于理于法均毫无依据，不应支持。房屋拆除后，从当时的亲情及共有物的分割、物的功用角度，该剩余院子归正房所有使用，符合一般原则，且从房屋拆除后至本村拆迁前，樊有告及其子女后人无人提出异议，足以说明当时附属院子根据亲情及物的分割原则归属樊有新的事实。樊有告长时间不主张院子的权利，樊有新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对无用途的物的权利的放弃，樊有告原房屋拆除后形成的院子归樊有新所有，符合一般原则。刘治清在自家院落内(樊有告房屋原址)另行建厢房，系对自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合理使用，应受法律保护。樊有新及其继承人处分房屋时，其将房屋及附属院落一同出卖，属于合法行使物的处分权，其与刘治清之间的交易应受法律保护。4、基于樊有告对原告宅基地已无财产权利的前提，樊有新将房屋及附属院落进行处分，并非无权处分。刘治清根据证载信息与樊有新交易房屋，并支付对价，属于善意买受人。即便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房屋交付多年，买卖房屋也为农村宅基地性质房屋，本村居民有权购买，虽未过户，但根据农村房屋买卖的实际情况，转移占有可以认定为交付，被告有权以交付房屋的事实主张善意取得的抗辩。原告要求返还房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5.因为原告不能基于宅基地物权主张权利，而作为房屋从属的厢房，随房屋一同转让，是交易惯例。即便樊有告及其继承人对院子有所谓的权利，也不应影响房屋的转让合同效力。在樊有新与刘治清交易时，作为附属设施的院子没有任何单独计算的价值也不存在单独计价的可能，原告及亲属很多在本村居住，对房屋出卖给刘治清一清二楚，一直没有主张所谓的权利。反倒在本村进行拆迁改造之后，来要求返还房屋，显然是看到原房屋的按房屋及院落的面积计算补偿款物；这是典型的见利忘义行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樊有告的继承人，被告樊春莲系樊有新的继承人，被告刘治清系案涉房屋的购买人。案涉房屋位于荣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寻山所村，原系樊有告、樊有新父亲樊文渊所有，后正房三间分给了樊有新，东厢房分给了樊有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樊有告从东厢房搬出，也是在八十年代，东厢房被拆除（被谁拆除有争议），案涉房屋由樊有新管理使用。1991年9月1日，案涉房屋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登记在樊有新的名下，证号为14350113号。1999年1月14日，樊有新将案涉房屋卖给刘治清，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荣成市寻山镇财政科及荣成市寻山镇寻山所村村民委员会在契约上加盖了公章，房屋成交价格为1500元，刘治清交纳了45元契税。刘治清户口已迁入寻山所村，案涉房屋由刘治清管理，但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刘治清购买案涉房屋后，在原来东厢房的宅基地处重建东厢房，从东厢房北与正房之间的墙体看，该墙体下面是原有的石头墙，石头墙之上是老辈的青砖，青砖之上是现在的红砖，红砖之上是石头，刘治清重建东厢房的东墙被刷了颜料，不能看见东墙的构造。东墙之外有一堵较低的石头和青砖、红砖垒起来形成的比较厚的墙，该墙北临正房东墙的南边，并向东加宽，南边靠近村委办公房。 经本院调查寻山所村席学来，席学来称其在1978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寻山所村的村委主任职务。樊有告的儿子樊春永将东厢房拆除，拆除后的物料用于樊春永新房的建设。樊春永也将东墙拆除，拆除多少记不清了，正是因为东墙拆除，整个房屋没有遮挡，村委才在东厢房所在的位置之外建了一堵墙。案涉房屋东原来有五六栋房屋，后来被村委收回，作为村委的卫生所和办公室。原告对席学来的调查笔录提出异议，认为席学来原来提供的证言说东厢房被樊春安拆除，樊春永在村里申请宅基地时，席学来并未在村委任职。案涉房屋的东墙并无住宅，外墙也不是村委建设。被告对席学来调查笔录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东厢房拆除后，原告是否对案涉房屋还享有所有权，是否享有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不管东厢房被谁拆除，原告对东厢房的所有权自拆除之日就已灭失。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的所有权密不可分，房屋灭失，则宅基地使用权亦不可单独存在，且宅基地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公民只有使用权，不属于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不能依法继承。故原告对宅基地不能单独享有使用权。在东厢房拆除之前，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樊有新和樊有告共同享有，而并非按份享有。东厢房被拆除后，其所附着的宅基地因没有承载的房屋，樊有告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就灭失，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均归樊有新享有。 原告称东厢房的东墙尚在，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从可见的墙体结构来看，青砖以下部分应该是老墙，该位置太低，不可能是原有的东厢房的东墙，如果东墙其他部分与上述墙体结构相同，则可知刘治清是在老墙的基础上加高方才建成东厢，据此可以推断，原来的东墙并非拆除前的东厢房的东墙，或者说即使东墙保留，也是不完整的。东墙外的围墙因何所建，原告并没有予以说明，如果按席学来所说是因为东墙拆除后，为了遮挡之用，则可为合理解释。退一步讲，原被告均认可东厢房已经拆除，即使有东墙存在，也并非成其为房屋，更何况东墙也可能属于届墙，并非原来的东厢房的墙。 樊有新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刘治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过寻山所村委会的同意，刘治清还按规定交纳了契税，亦得到了寻山镇政府的认可，同时刘治清的户口也在寻山所村，故樊有新与刘治清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刘治清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综合以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在房屋被拆三十多年时间里，原告并未主张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事实上已放弃了上述权利，原告在本村面临拆迁时提起诉讼，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夕川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