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凤红，女，196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标新影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法定代表人：国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丽茹，女，国标新影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天津法政牛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凤红因与被上诉人国标新影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标新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凤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凤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国标新影公司是否是出品方、是否参与涉案影片拍摄等并非周凤红所关注的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周凤红有证据证明在签订涉案协议前就明确询问国标新影公司有关出品方的问题，由此可知周凤红对于国标新影公司是否系涉案影片出品方及其涉及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等是关注的。但国标新影公司告知周凤红其系出品方、博纳影业是第一出品方等与客观事实不符，使周凤红产生了错误认知，诱使周凤红相信国标新影公司系项目的主控方而与之订立合同。其次，双方在订立协议之前，国标新影公司曾明确表示周凤红在投资后一两个月内即可获得分红。由于涉案协议中约定“影片发行总收入按顺序扣除影片发行代理费、宣传费用、税费等款项后即为影片收益”，而国标新影公司又在协议中称其负责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使周凤红相信其可以第一时间将结算后的收益进行分配，是基于国标新影公司在合同中表述的其在涉案影片中的地位，因而与其订立协议。而实际情况是在订立协议数月后周凤红无法得到任何分红，国标新影公司却以博纳影业尚未分配影片收益为由无法向周凤红履行义务。但国标新影公司在与周凤红签订合同前未将上述情况明确告知。从上述内容可知，国标新影公司陈述的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事项明显使周凤红产生了错误认知，影响了周凤红签约的动机和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国标新影公司是否是出品方、是否参与影片拍摄等不影响周凤红签约动机和目的，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国标新影公司作为专业的文化传媒公司，在与大众投资者签订投资协议时有义务明确告知其在影片中具体的身份地位，不应当利用大众投资者对电影行业的不了解，笼统地说明自己系出品方之一，使投资人在概念上产生误区。2．一审法院仅依据国标新影公司提交的将金额等重要信息隐匿涂改的证据就认定国标新影公司享有涉案影片的份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中，国标新影公司为证明其从风山渐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山渐公司）处受让了涉案影片的份额，先后提交了其与风山渐公司订立的协议、转款凭证等证据。然而，上述证据中最重要的金额信息都被国标新影公司进行了隐匿涂改处理，三份证据均不完整，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无法真实反映证据的原始内容，因此周凤红对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认可。此外，上述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国标新影公司受让的具体份额以实际出资为准，但在国标新影公司隐匿了涉案影片份额的对价款以及实际支付金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国标新影公司享有涉案影片份额的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未查明风山渐公司是否持有涉案影片的份额以及是否有转让份额给国标新影公司的权利。国标新影公司声称其持有的影片份额是从风山渐公司受让的，而风山渐公司是否实际持有影片份额并有权出让给国标新影公司、是否属于无权处分以及国标新影公司与风山渐公司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上述重要信息的情况下就确定国标新影公司从风山渐公司处受让了涉案影片份额，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周凤红申请追加风山渐公司等为本案第三人，以便查明上述事实。二、一审程序违法国标新影公司提供的几份重要证据均是经过隐匿涂改的复印件，周凤红要求国标新影公司提供证据原件并进行质证，然而国标新影公司拒绝提供，一审法院也未组织质证，直接确认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剥夺了周凤红的质证权和鉴定申请权。综上，一审判决损害了周凤红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周凤红的上诉请求。国标新影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周凤红的上诉请求。周凤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周凤红与国标新影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出品协议》；2．判令国标新影公司向周凤红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并向周凤红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凤红与国标新影公司工作人员王峰通过微信添加为好友，后周凤红通过与其微信聊天了解到涉案影片《地久天长》投资一事，并决定进行投资。2019年3月5日，周凤红向国标新影公司账户支付投资定金5万元。2019年3月6日，风山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国标新影公司、丙方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出品协议》，其中鉴于部分约定：甲方是电影《地久天长》出品方，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出让影片不超过总份额的7%，具体份额以本片在中国大陆上映日之前乙方公司实际出资认购份额为准……最低认购份额不少于总份额的2%；第三条第1款约定：乙方获得的影片份额可以转让，因乙方转让的影片份额所产生的投资款支付、收入分配及其他权利义务约定事宜与甲方及影片其他出品方无涉；在本协议中所列明之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影片的投资和收益及分配方式）和义务的内容均不会因乙方转让影片份额而改变；第三条第2款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将投资款以人民币汇入甲方指定的丙方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账户；第四条约定：乙方不享有除投资收益权外的任何其他著作权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第七条第3款约定：甲方承诺其有权向乙方出让本协议约定的影片份额，本协议的协商、签署和履行不会侵犯乙方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国标新影公司于一审庭审中认可其基于该协议仅享有财产性收益份额。2019年3月8日，国标新影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周凤红签订《投资出品协议》。其中鉴于部分载明：甲方是电影《地久天长》的出品方之一，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参与本片联合出品，向乙方出让影片总份额1%。影片基本信息中载明出品公司为：博纳影业、风山渐公司、国标新影公司……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出让影片总份额的1%，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乙方参与本片联合出品，按所持份额分配本片收益；第四条约定：乙方不享有除影片投资收益外的任何其他著作权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第五条第2款约定：影片发行总收入按顺序扣除影片发行代理费、宣传费用、税费等款项后即为影片收益。各出品方按各自所占比例分配，即乙方分得影片收入的1%；第七条第3款约定：甲方承诺其有权向乙方出让本协议约定的影片份额，本协议的协商、签署和履行不会侵犯乙方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第八条第6款约定：倘若因天灾人祸及广电政策或行业协会的相关规定任何人为不可抗衡因素而影响甲方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则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并与乙方协商处理办法，各方在本协议之内的义务及责任得以顺延；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双方自愿达成本协议，自愿投资出品本片，自负盈亏。除本协议约定外，双方无权以任何方式约束另一方。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国标新影公司收到《地久天长》影片票房回款七个工作日内向周凤红分红。周凤红于签订上述协议当日向国标新影公司支付剩余投资款95万元。2019年3月11日、3月15日、3月19日，国标新影公司向《联合出品协议》中风山渐公司指定的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账户分三次汇款，汇款摘要为：电影《地久天长》联合出品投资款。2019年3月19日，风山渐公司出具出资确认书，确认国标新影公司已付《联合出品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款，占该影片总份额的5．65%。涉案影片《地久天长》于2019年2月14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于2019年3月2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影片上映版本的主创单位信息显示风山渐公司为其出品方之一，但其中并无关于国标新影公司的信息，国标新影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对此予以认可。一审庭审中，国标新影公司认可其并非涉案影片出品方，但主张其是从出品方之一风山渐公司受让部分投资份额的联合出品方。周凤红向一审法院明确，其主张撤销《投资出品协议》的理由为欺诈，具体欺诈行为指：1．在《投资出品协议》中，国标新影公司声称是出品方并享有、可转让涉案影片份额，与事实不符；2．在《投资出品协议》中，国标新影公司声称其负责涉案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与事实不符。周凤红于本案中明确其签署《投资出品协议》的目的是投资涉案影片《地久天长》1%份额，并获得该份额的影片收益，对于与收益无关的其他事项其并不关注。周凤红自认在签署《投资出品协议》之前，国标新影公司向其出示了国标新影公司与风山渐公司签署的《联合出品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周凤红主张国标新影公司与其签署《投资出品协议》时构成欺诈，故该合同应予以撤销，国标新影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国标新影公司是否构成欺诈。判定欺诈成立应同时满足行为人具有欺诈故意并实施欺诈行为、相对人因行为人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知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几个条件。本案中，对于国标新影公司是否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并实施周凤红所主张的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国标新影公司与涉案影片出品方之一风山渐公司通过签署《联合出品协议》约定受让涉案影片不少于2%的投资份额，协议中约定国标新影公司所受让的份额可以对外转让。《投资出品协议》中关于国标新影公司享有涉案影片份额并可对外转让的内容符合《联合出品协议》的约定。《投资出品协议》中关于国标新影公司是涉案影片出品方及其涉及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的表述确与真实情况不完全相符，但国标新影公司向周凤红出示《联合出品协议》的行为，可证明国标新影公司对于其并非是直接投资涉案影片的出品方、其投资份额来源及其对涉案影片所享有的权利范围并无虚假陈述、隐瞒真相的欺诈故意。因此，在周凤红未举证证明国标新影公司所受让投资份额存在权利瑕疵且国标新影公司对此系明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国标新影公司在《投资出品协议》的内容上存在欺诈故意。国标新影公司受让涉案影片投资份额后向周凤红披露了必要的、重要的信息并与周凤红签署《投资出品协议》不构成欺诈行为。对于周凤红是否基于其主张的国标新影公司的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知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周凤红主张《投资出品协议》中关于国标新影公司享有涉案影片份额的内容不真实，但国标新影公司于本案中已提交其享有涉案影片份额的相应证据，周凤红无证据对此予以推翻，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周凤红于签署《投资出品协议》前对国标新影公司与风山渐公司之间《联合出品协议》的约定知情，其已知晓国标新影公司投资份额的来源及对涉案影片所享有的权益。因此，即使《投资出品协议》中关于国标新影公司出品方身份、参与影片拍摄等工作的内容在表述上存在不准确，周凤红亦应通过审查《联合出品协议》对真实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而且，周凤红自认其签订《投资出品协议》目的是为了对涉案影片投资1%份额并依此份额获得收益，对于收益以外的事项其并不关注。因此，国标新影公司是否是出品方、是否参与涉案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并非周凤红所关注的事项，不影响其签约动机和目的。故《投资出品协议》的内容未导致其产生认知上的错误，其基于对相关情况充分了解的前提下签署《投资出品协议》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国标新影公司涉案行为不满足欺诈条件，周凤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凤红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在二审中，国标新影公司向周凤红出示了其与风山渐公司、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出品协议》以及风山渐公司出具的《出资确认书》两份证据的原件。本院向风山渐公司调查核实案涉电影的份额转让情况，风山渐公司向本院出示了其与冬春（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冬春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签订的《电影之投资合作合同》及冬春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份额转让确认函，证明冬春公司向风山渐公司转让了案涉电影10%份额且冬春公司同意风山渐公司向国标新影公司转让份额。周凤红认可风山渐公司为案涉电影的出品公司之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周凤红主张其受到国标新影公司欺诈签订本案协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标新影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周凤红违背真实意思签订本案协议。首先，从周凤红提供的其与国标新影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周凤红于2019年3月5日得知电影《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并定档在2019年3月22日上映，周凤红随即向国标新影公司工作人员咨询的是其能否投资。从双方签订的《投资出品协议》内容来看，周凤红按照所持份额分配影片收益，不享有除影片投资收益外的任何其他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因此，周凤红与国标新影公司签订《投资出品协议》的真实意思即签约目的是为了获得影片收益。其次，依据国标新影公司提供的其与风山渐公司、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出品协议》及风山渐公司出具的《出资确认书》等证据，以及本院向风山渐公司调查取证的情况，证明风山渐公司是电影《地久天长》的出品公司之一，国标新影公司自风山渐公司受让了该电影的份额且国标新影公司可以再转让该份额。因此，国标新影公司有权将其受让的部分份额再转让给周凤红，即使案涉影片中显示的出品公司不包括国标新影公司，但并不影响周凤红依据其与国标新影公司签订的《投资出品协议》享有相应的权益，即不影响周凤红的签约目的。第三，虽然周凤红与国标新影公司签订的《投资出品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第6款约定：如因任何人为不可抗衡之因素而影响国标新影公司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则国标新影公司应书面通知周凤红并协商处理办法。周凤红据此主张国标新影公司在协议中所称其负责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等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周凤红在签订协议前完全知晓案涉影片已完成拍摄、制作工作，但是，其在与国标新影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中从未涉及国标新影公司是否参与影片拍摄、制作以及宣传发行工作等内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国标新影公司是否参与涉案影片拍摄、制作、宣传发行工作并不影响周凤红签约动机和目的，并无不当。第四，周凤红主张国标新影公司承诺的投资回报的时间仅是依据其与国标新影公司工作人员在签订本案协议前的聊天内容，对国标新影公司和周凤红无任何约束力。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国标新影公司收到电影票房回款7个工作日内向周凤红分红，周凤红有权依据此约定内容享有相应的权益。最后，关于周凤红在二审中申请追加风山渐公司、未来年代（海南）影业有限公司、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已向风山渐公司进行了调查，且上述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对周凤红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周凤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周凤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菁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