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建华，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卓，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素敏，女，193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华（朱素敏之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丽，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世科文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北路7号。法定代表人：舒仲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湖南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世科文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世科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2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中世科文公司返还524255．2元；2．由中世科文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作为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中世科文公司作为一家法人公司，其经济业务事项应当按照上述条款合法、合规开展。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应当按照上述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开展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形成的相应会计资料作为证据。一审庭审中，中世科文公司仅以几张可能用于日常业务往来的单据作为还款证据，没有其他帐目明细做支撑，不满足证据要求。二、中世科文公司缺乏对合作关系的举证，合作关系不成立。中世科文公司宣称与沈国强是合作关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中世科文公司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但是中世科文公司并没有就合作关系提供有力的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中世科文公司陈述就认可了其宣称的合作关系。三、一审法院对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与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供的证据采信的掌握尺度严重不一。一审法院对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提供的有明确金额、明确用途（借款）、明确流向、明确交付时间、明确日期，并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有效的收据不予完全认可；而对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供的没有明确主体、没有明确用途、没有明确指向、金额不一致（与借款金额）的零散单据予以采信，并作为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四、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提供的6张借款收据的性质是“收条”，是当事人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凭证。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收据对借款用途、金额、款项交付、借款实际流向（6张收据上均明确写明“今收到”）均有明确记载，可以证明借贷关系已经成立，中世科文公司已经收到了借款。五、一审判决多次提到，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上的签字是否是沈国强本人的亲笔签字没有申请笔迹鉴定，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对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认为中世科文公司所提交的单据根本无法作为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笔迹真伪与本案无关，无需鉴定。六、一审法院认为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应承担继续举证责任的依据不充足。本案除民间借贷关系外，还存在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作为沈国强的法定继承人进行代位追偿的法律关系。沈国强所保留并由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已经足够，而中世科文公司作为法人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远不能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未对此情况加以识别、考虑，仅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分配举证责任，实是加重了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举证负担。中世科文公司辩称，不同意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世科文公司返还汪建华、沈卓、朱素敏524255．2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世科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国强于2018年9月13日因病死亡。汪建华系沈国强之妻，沈卓系沈国强与汪建华之独生女，朱素敏系沈国强之母。沈涛系沈国强之父，沈涛于2001年12月18日因病死亡。对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提供6张收据，每张收据上均加盖了中世科文公司财务专用章，载明收款日期为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6月30日，载明收款金额从4万元到15万元不等，证明中世科文公司向沈国强借款合计524255．20元的事实。中世科文公司认可收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证明目的；称中世科文公司与沈国强是合作关系，沈国强用中世科文公司资质开展个人业务；如果双方是真实的借贷关系，肯定会约定利息，即使朋友关系再好，第一次不主张利息，不可能多次均不主张；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主张的6笔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日期；借款的金额也有零有整，其中一张收据金额精确到角，一个公司的账上不可能几块钱都没有；6张收据中只有2张标注了现金交付，其他收据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应提交转账凭证。由于中世科文公司对6张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采信6张收据的真实性。中世科文公司提供票面记载日期为2010年11月15日的转账支票2张，证明沈国强从中世科文公司公司账上取走了一笔40万元和一笔8424元。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支票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只有签字，且不能确认系沈国强本人所签；支票没写用途；支票的存根不能证明是中世科文公司的还款，应该有记账记录等账目作证，款项用途应该是基于业务往来。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是否申请笔迹鉴定，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需要庭后征询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意见。一审法院当庭为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指定10日的申请鉴定期限并释明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确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在本案判决作出前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由于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中世科文公司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部分收据在“交款人”栏存有沈国强本人签字，收据中沈国强本人签字与转账支票中“沈国强”字迹高度相似。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转账支票上“沈国强”三字是否为沈国强本人所签持有异议，在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中世科文公司是转账支票的持有人，因此一审法院对中世科文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中世科文公司提供收条3张和支出证明单1张，证明沈国强生前收到了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支付的对应款项。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收条的真实性存有疑问；对收条、支出证明单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中世科文公司已经还款；同时证明了沈国强从单位拿钱，单位有字条，单位向沈国强借款，沈国强手里有收据，说明中世科文公司尚未还款，不然沈国强手里不可能有单位出具的收据。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是否申请笔迹鉴定，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没有见过沈国强的签字，需要庭后与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核实。一审法院当庭亦为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指定10日的申请鉴定期限并释明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确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在本案判决作出前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由于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中世科文公司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部分收据在“交款人”栏存有沈国强本人签字，收据中沈国强本人签字与收条及支出证明单中“沈国强”字迹高度相似。由于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收条及支出证明单上的签字是否为沈国强本人所签持有异议，在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申请笔迹鉴定，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鉴于中世科文公司为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持有人，一审法院对中世科文公司提交收条及支出证明单的证明目的亦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主张诉争借款发生于沈国强在舒仲秋处工作时，但在案证据显示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未就借款事宜达成书面协议，也未在事前就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利息计算、还款方式、借款期限等具体条款进行过磋商。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主张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依据的是中世科文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据。中世科文公司抗辩沈国强是借用中世科文公司资质开展个人业务，双方是合作关系；汪建华、沈卓、朱素敏主张的所谓6笔借款均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其中一笔借款金额精确到角，但公司账上不可能几块钱都没有；收据载明资金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并无实际交付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在中世科文公司对双方缺乏借贷合意、借款未实际发生作出合理说明后，应当由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承担继续举证责任，就双方借贷合意形成的过程、借款用途、款项交付、借款实际流向等进行举证。但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截至一审庭审结束日所提供的借款证据只有中世科文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据，该单一证据对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成尚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对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已经在认证意见中确认了汪建华、沈卓、朱素敏提交收据的真实性以及中世科文公司提交转账支票、收条、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加之中世科文公司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为了保障资金安全，沈国强做其个人业务项目的资金采取舒仲秋名下公司借款的方式走公司账务，事后此款沈国强都全数拿走了”．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中世科文公司确实收到了收据中对应的款项合计524255．20元，其后又向沈国强分笔支付了转账支票、收条、支出证明单对应的款项合计548424元，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中世科文公司并不存在拖欠沈国强款项的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汪建华等人以6份收据为依据提起诉讼，主张中世科文公司偿还借款。然中世科文公司否认其与沈国强之间存有借贷关系，而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汪建华等人对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借款的实际交付等事实未能提供相关依据。故一审法院结合上述情形，综合中世科文公司的抗辩主张、收据记载的款项金额等因素，将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予汪建华等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因汪建华等人未能就上述问题进一步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不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二审诉讼过程中，汪建华等人没有提交证据否认中世科文公司举示的沈国强收取其款项的相关依据的真实性，相关依据足以表明沈国强曾收取中世科文公司548424元款项。汪建华等人没有证据表明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涉及该款项的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据此作出“沈国强与中世科文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中世科文公司并不存在拖欠沈国强款项的事实”的认定，亦具相关事实依据。有鉴于此，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汪建华、沈卓、朱素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42元，由汪建华、沈卓、朱素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余周祺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