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8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海斌，男，198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耀，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巍，男，198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占芬，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海斌为与被上诉人沈巍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3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海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巍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沈巍可随时要求吕海斌返还5万元保管资金，存在错误。沈巍同意将涉案5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吕海斌，吕海斌享有对5万元的处置权，沈巍无权要求返还。吕海斌与王景波的笔录均己相互印证，沈巍默认涉案5万元作为沈巍与王景波工程项目的中间费。从逻辑判断，三人合作中是存在中间费的。2018年年初，吕海斌与沈巍、王景波三人原计划在项目利润平分的基础上，去山东实地考察项目。因沈巍打算剔除吕海斌，直接与王景波二人做项目，使得吕海斌不得己退出该项目。之后，因沈巍与王景波磋商此项目过程中互相不信任，沈巍再次请求吕海斌作为中间人，保管项目启动资金，从而发生了本案纠纷。从常理上来讲，在己经失去合作信任的情况下，若沈巍不支付任何利益，吕海斌是不可能第二次再答应作为中间人保管项目启动资金的。2019年2月20日左右，沈巍打款给吕海斌50万元，两三天后沈巍即要求将款项打给王景波。当时在工程项目蓄势待发，车队也己经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吕海斌必定和王景波保持密切联系，也是知道王景波当时一共收到45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沈巍既未要求吕海斌返还，也未要求吕海斌将剩余5万元继续支付给王景波。而是在沈巍打款整整两个月后，才要求吕海斌返还5万元，很明显沈巍是默认存在该笔中介费的。二、原审法院认定吕海斌未将5万元保管资金交付给案外人王景波，存在错误。吕海斌已将5万元保管资金交给王景波。王景波从未否认收到该5万元。王景波的出庭证言可以证实已于2018年3月收到吕海斌交付的5万元。原审认为王景波在公安机关制作笔录时记忆更为清晰，是以猜测来认定事实，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本案的事实是：2018年2月20日左右，沈巍打款50万元给吕海斌，吕海斌分两笔将45万元转账给王景波。3月初，因王景波多次催讨5万元，吕海斌就把该款项交给了王景波。4月底，沈巍要求吕海斌返还50万元，导致本案纠纷发生。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沈巍已将50万元保管资金交给王景波。原审一方面认为吕海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将5万元保管资金交给王景波，另一方面又认定吕海斌交付剩余的5万元资金是沈巍要求吕海斌返还的情况下给付的，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沈巍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吕海斌认为案涉5万元是中介费，但沈巍和吕海斌事前事后都没有协商过将保管资金中的5万元作为中介费。按吕海斌的逻辑，如果双方有5万元中介费那就无需返还，但后来吕海斌又称向王景波支付5万元，可见事实上不存在5万元的中介费。吕海斌无权克扣案涉5万元保管资金。结合吕海斌、王景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5万元是吕海斌作为好处费、辛苦费自己保留下来的，因此可以确定吕海斌未按约定将保管资金交付给王景波，尚余5万元未支付。二、关于剩余的5万元有无支付及何时支付的问题。在一审庭审调查中，吕海斌称5万元保管资金是其在找车的过程中私自花掉了，又称该5万元是沈巍明确告知其不要交付给王景波的情况，支付给了王景波。吕海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是表示是沈巍要求其返还50万元，经常来找他，他就把5万元给了王景波。因此吕海斌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吕海斌支付5万元前后均没有告知沈巍。因此，沈巍认为吕海斌并未将该5万元交给王景波。退一步说，即使是吕海斌将5万元交给了王景波也是未经沈巍同意的，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沈巍有权要求吕海斌返还案涉5万元保管资金。 沈巍一审起诉请求：1.吕海斌返还沈巍保管资金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吕海斌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巍、吕海斌于2019年2月19日签订《专款专用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沈巍委托乙方吕海斌为第三方工程资金保管人，甲方付乙方工程结款备用资金需用在《烟台恒大世纪文化城土石方工程》，需专款专用确保工程如期进行。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特签订以下协议：项目名称为烟台恒大世纪文化城土石方工程，项目资金50万元。土石方车辆到达现场开工后，乙方作为第三方工程资金保管人需在24小时内转入车队负责人账户，用于工程启动备用金。如此工程结款备用资金因乙方原因挪作他用，或未能按时付款，则追究乙方相应的法律责任。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私自挪用。上述协议签订后，沈巍当日转给吕海斌账户资金50万元。同月底，沈巍要求吕海斌向案外人王景波支付备用金50万元，吕海斌仅向王景波支付45万元。现沈巍以吕海斌处尚余备用金5万元，应返还给沈巍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由该院予以认定的沈巍提交的《专款专用协议书》一份、转款凭证一份、《询问笔录》二份及原、吕海斌的陈述证实。吕海斌提交的《内部权益补充分配责任协议书》，因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沈巍、吕海斌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沈巍已将项目资金50万元交由吕海斌保管，吕海斌应当按照协议约定保管资金的使用。吕海斌已按沈巍的指示将其保管的项目资金45万元转给了案外人王景波。现双方对剩余的5万元保管资金发生争议。沈巍认为剩余的保管资金5万元尚在吕海斌处，应予以返还给沈巍；而吕海斌认为已经将剩余的5万元保管资金给了王景波，故不需承担责任，并提供由王景波出具的《证明》及申请证人王景波出庭作证，以证明吕海斌已将剩余的5万保管资金交付给了王景波的事实。对此，该院认为，王景波出具的《证明》认可其收到了吕海斌给付的5万元保管资金，并在庭审中作证称是在2019年3月份给付的现金，吕海斌也予以认同。但是沈巍在庭审中提交了2019年9月5日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南浔派出所对吕海斌和王景波所作的《询问笔录》，吕海斌在笔录中陈述称：“在2019年2月20日左右的时候，沈巍把50万元打到了我吴兴农商银行账户上了，打钱当天我和沈巍还签了一张《专款专用协议书》的。过了两三天的样子，沈巍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把50万元直接打到王景波账户上，我当时还问沈巍过桥费怎么办，也就是中介费，然后沈巍说让我自己看着办，然后我就把这50万元中扣了5万元，然后因为银行转账限额，所以我分两天把45万元钱打给王景波了，我还把我扣了5万元过桥费的事情和王景波说了的，他也是同意的。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了，沈巍突然来找我，说我是骗子，他和王景波的事情没有弄好的，项目谈崩了，沈巍想要让我把50万元钱还给他，说是因为我介绍的王景波，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也讲不好，之后沈巍经常来烦我的，我有点受不了了。之后有一次我和王景波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当时身上正好有现金，然后我就把5万元现金给了王景波，说我不想参与了，之后我也和沈巍说我把5万元钱给王景波了，但是沈巍还是经常和我要钱。”从上述吕海斌的陈述，可以看出，吕海斌交付剩余的5万元保管资金给付王景波的时间应在2019年4月底，这与吕海斌及王景波在庭审中陈述的2019年3月份有出入，并且吕海斌给付5万元资金是在沈巍要求吕海斌返还的情况下给付的，与沈巍当时的意愿也不符。王景波在笔录中陈述称：“我在山东莱阳通过一个叫王雪松书记找了一个本地的车队，之后我和沈巍去了之后，他也看到车队之后，就直接打电话给吕海斌让他把钱打给我了，然后吕海斌就分了两笔打给我了45万元钱，吕海斌自己留了5万元，说是当做牵线的好处费和辛苦费的，我和沈巍都知道也同意的。”“问：剩下的5万元钱呢？答：是吕海斌拿走的，作为他牵线的好处费和辛苦费。”从王景波的上述陈述，可以看出王景波在笔录中并未认可已收到剩余的5万元保管资金，并且王景波在笔录中陈述的已收到的45万元资金的使用情况，其相关细节相当清晰。同时王景波庭审作证的时间也晚于笔录制作的时间，就5万元保管资金是否支付的记忆，其在制作笔录时应该更加清晰。因沈巍提交的由王景波出具的《证明》及王景波当庭所作的证言与王景波在《询问笔录》中就剩余5万元保管资金去向前后存在矛盾，且王景波与沈巍就上述土石方工程的合作存在经济上的纠葛，故吕海斌提交的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剩余的5万元保管资金已经支付给了王景波。同时吕海斌提出的保管资金的中介费，也没有得到沈巍的认可，故案涉的5万元保管资金沈巍可随时要求吕海斌返还。沈巍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吕海斌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吕海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巍保管资金5万元。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吕海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吕海斌提交证人李解堃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3月初吕海斌将5万元现金交付给王景波的事实。 被上诉人沈巍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证人作证的法定方式，根据其内容来看是吕海斌支付了王景波5万元现金，不能证明该5万元即是案涉5万元保管资金。 被上诉人沈巍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吕海斌提交的书面证言审核认为：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该书面证言不符合证人作证的法定方式，且根据该书面证言的内容亦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1、讼争5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中介费；2、吕海斌有无将该5万元交付给王景波？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吕海斌认为沈巍同意将案涉5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其，故无权要求其返还该款项。本院审查认为，从2019年2月19日吕海斌和沈巍签订的《专款专用协议书》内容来看，双方约定该50万元是用于支付烟台恒大实际文化城土石方工程借款备用金，吕海斌作为第三方工程资金保管人需将款项转入车队负责人账户；未经沈巍同意，吕海斌不得私自挪用。上诉人吕海斌虽主张沈巍同意将5万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吕海斌，但该主张与《专款专用协议书》约定的专项用途不符，且未提交沈巍同意支付5万元中介费的书证，仅凭证人王景波证言及吕海斌陈述认定沈巍同意变更保管费中的5万元为中介费的依据不足，故吕海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吕海斌认为已将案涉5万元交付给王景波，故无需返还该款项。本院审查认为，首先，证人王景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关于沈巍交给吕海斌的50万元的去向两次明确表述为：其收到45万元转账款，吕海斌自己留了5万元，说是牵线的好处费和辛苦费。证人王景波虽在一审出庭时称其已收到5万元，该款没有被吕海斌留作好处费，并认为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是不属实不全面的。但是，从该份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内容看，该笔录全面记录了吕海斌、沈巍、王景波从认识、合作至发生纠纷的全过程，王景波在笔录尾部还写了“以上笔录我已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对上述证言变化原因，证人王景波未作合理解释。其次，上诉人吕海斌既主张该5万元为中介费又主张该5万元已支付给王景波，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矛盾。若该5万元是吕海斌应得的中介费，其根本无需支付给王景波。二审调查中，吕海斌又称该5万元是沈巍让其不要参与合作的补偿款。吕海斌的相关陈述前后矛盾。再次，吕海斌虽主张该5万元已交给王景波，但根据《专款专用协议书》的约定，其应将资金转入车队负责人账户而非现金交付，且之前的45万元也是通过转账交付的，但案涉5万元吕海斌主张的交付方式却为现金，与约定不符。吕海斌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及一审陈述的交付时间亦存在出入。吕海斌所主张的5万元已交付给王景波的陈述，与证人王景波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亦不符。最后，二审调查中，吕海斌称之所以把5万元给王景波，是因为王景波和他要钱，他嫌麻烦所以把钱给了王景波。但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是沈巍要求其返还50万元，其不想参加合作了，就将5万元交给王景波。吕海斌陈述的给付5万元原因亦存在矛盾。且按照《专款专用协议书》约定，吕海斌应在车辆到达现场开工后24小时内转入车队负责人账户。吕海斌主张的上述给付5万元钱款的情况与双方约定不符，且前后矛盾，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上诉人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吕海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敏 审 判 员  周 晓 审 判 员  顾月丹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席 爽 书 记 员  鲍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