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创义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304872158Y，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1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重庆博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杨，男，该公司董事，住重庆市涪陵区广场路137号2单元12-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纪五凤，女，1976年12月0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7612030849，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55号3幢1单元1-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华，重庆元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彪（纪五凤丈夫），男，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1号2幢1单元12-2。上诉人重庆创义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义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纪五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814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创义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舒杨，被上诉人纪五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华、潘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创义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重庆市涪陵区兴如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如恒公司）和创义通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联公司,两公司的股东及公司办公地点完全一致。2.兴如恒公司与冉义川、纪五凤、潘彪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后，纪五凤、潘彪提出，兴如恒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100万元，创义通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5000万元，为了让重庆市则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则良公司）开发的“逸仙洞”项目的债权人有信心，政府更加支持，建议改由创义通公司取代兴如恒公司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成为则良公司股东。纪五凤、潘彪的提议获得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创义通公司赞同，故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就直接将创义通公司登记为则良公司股东，并按照工商行政部门的要求提供了股权变更登记资料。3.《重庆市则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工商行政部门提供的格式版本，双方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时已经预见到工商变更登记可能与《投资入股协议书》不一致，才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故《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投资入股协议书》为准。创义通公司已足额缴纳51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无需向纪五凤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被上诉人纪五凤辩称：则良公司并非一家空壳公司。《投资入股协议书》甲方是则良公司，纪五凤不是该协议的合同主体，该协议是否履行，与本案纪五凤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关联。兴如恒公司与创义通公司系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即使两个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也不能证明兴如恒公司将《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创义通公司。潘彪在（2018）渝0102民初8886号案件中是否认可创义通公司受让了兴如恒公司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纪五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创义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0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2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纪五凤提交了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基本情况、《股权转让协议》；创义通公司提交了婚姻登记档案、工商登记信息及章程、工程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分期支付协议、《投资入股协议书》、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首届股东会决议、证人冉义川出庭作证笔录、出资明细及开支明细表、民事判决书、（2018）渝0102民初8886号案件的部分档案、2017年第一次会议签到表及公司股东会议。纪五凤从2015年起系则良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60%的股权（纪五凤丈夫潘彪持有公司40%的股权），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尔后，则良公司作为甲方、兴如恒公司作为乙方、冉义川作为丙方，以甲方设立有则良公司为由，就投资入股则良公司，三方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甲方在涪陵投资修建“焦石悦来寨子生态农业观光园”，甲方和丙方因修建该工程以该工程投入或应收债权490万元（甲方占245万元，丙方占245万元）转股权的形式占则良公司49%的股权（甲方占24.5%，丙方占24.5%），乙方投资510万元占则良公司51%的股权，三方应于2016年11月28日共同到相关部门按本协议有的约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纪五凤、兴如恒公司及潘彪、冉义川、则良公司在该《投资入股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但三方未共同到相关部门按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纪五凤于2016年12月1日经全体股东在股东会上同意后，当即与创义通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纪五凤将持有的51%的股权转让给出创义通公司所有（另外，纪五凤将持有9%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所有，转让价款为18万元；同时，潘彪将持有15.5%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所有，转让价款为31万元），转让价款为102万元，并约定双方签订协议之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价款；同时约定，纪五凤向创义通公司转让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创义通公司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在此之前，公司的持股股东均未实际出资）；协议签订的当日，公司股东变更时首届股东会（主持人为纪五凤）参加人员潘彪、冉义川及创义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东形成决议，同意选举纪五凤为公司首届监事会监事，并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800万元，由股东潘彪以货币出资196万元，股东冉义川以货币出资196万元，股东被告以货币出资408万元，并计划于2017年12月31日前足额缴纳，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当天到重庆市工商行政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将纪五凤持有的51%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创义通公司名下，即潘彪、冉义川、创义通公司成为则良公司股东，该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创义通公司认缴出资510万元，占51%的股份，潘彪、冉义川各认缴出资245万元，各占24.5%的股份，出资到位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创义通公司并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纪五凤股权转让款。纪五凤起诉来院后才向创义通公司催收过股权转让款。诉讼中,创义通公司主张则良公司实际是纪五凤和纪五凤丈夫潘彪作为甲方、兴如恒公司作为乙方、冉义川作为丙方就投资则良公司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书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已由创义通公司替代,虽提供证据证明兴如恒公司在人员、办公方面与创义通公司有关联,但并不能证明创义通公司替代了兴如恒公司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创义通公司也提供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良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东和公司股东冉义川的证明，证明创义通公司替代了兴如恒公司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且无须向纪五凤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投资入股协议书》签订于《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且该《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甲、乙、丙三方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共同到相关部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且《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甲方也不能确定是纪五凤、潘彪还是则良公司,而且纪五凤并不是则良公司现在的股东;故创义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创义通公司还主张纪五凤丈夫于2018年11月15日一审法院开庭时出示《投资入股协议书》来证明其向则良公司出资足额,但一审法院认可的是则良公司在投资修建“焦石民俗文化园”时股东(潘彪、冉义川及创义通公司)的投资超过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未认可创义通公司依据该《投资入股协议书》替代了兴如恒公司的权利义务，更未认可《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甲方就是纪五凤丈夫潘彪。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用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结合则良公司股东变更时首届股东会（纪五凤、创义通公司及潘彪、冉义川均参加的）决议的内容，可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款与股东各方增资同则良公司章程记载的持股及出资金额都一致，创义通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用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创义通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纪五凤股权转让款，属违约行为，故判决：创义通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纪五凤股权转让款102万元及利息（以102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102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20元，减半收取7710元，由创义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创义通公司提交了向则良公司的转款依据和代则良公司偿还债务的依据，主张创义通已经向则良公司投资511多万元。被上诉人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创义通公司与则良公司之间的债务往来，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关联性。纪五凤提交了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及其附件，主张纪五凤、潘彪在则良公司接收项目之后投入了大量资金取得了项目开发权，花费了200多万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及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纪五凤与潘彪系夫妻关系，则良公司系纪五凤、潘彪于2015年10月27日依法登记设立，原注册资本金为200万元，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其中纪五凤持有公司60%的股权，潘彪持有公司40%的股权。创义通公司与兴如恒公司是关联公司，两家公司的股东和股东出资比例完全一致。创义通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2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融资咨询、银行抵押贷款咨询、理财咨询；项目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兴如恒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5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包含对外投资。两家公司办公地点一致，经营人员基本相同。2016年11月28日，以则良公司为甲方、兴如恒公司作为乙方、冉义川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纪五凤、潘彪、则良公司均作为甲方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或盖章。《投资入股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潘彪、纪五凤设立有则良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纪五凤占该公司60%股份，潘彪占该公司40%股份；则良公司在涪陵投资修建“焦石悦来寨子生态农业观光园”以承接原逸仙洞项目债务，冉义川参与了原逸仙洞工程项目的承建，该项目尚欠其工程款245万元；甲方以债权形式投资“则良公司”资金245万元，以及丙方冉义川对原逸仙洞项目的债权245万元，加上甲方和丙方另行收购的则良公司债权合计作价490万元，作为对则良公司的出资，占则良公司49%的股份（甲方占24.5%，丙方占24.5%），乙方投资510万元占则良公司51%的股份；三方股权确定后，应于2016年11月28日共同到相关部门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后，纪五凤、潘彪以兴如恒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100万元不利于项目融资为由，提议将则良公司登记股东由兴如恒公司更换为创义通公司，该建议获得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创义通公司认可。2016年12月1日，则良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并召开新的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则良公司首届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其中，冉义川认缴出资额245万元，占24.5%的股份，创义通公司认缴出资额510万元，占51%的股份，潘彪认缴出资额245万元，占24.5%的股份。《股东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同意纪五凤将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创义通公司，将9%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同意潘彪将15.5%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则良公司首届股东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800万元，由股东冉义川以货币出资196万元，创义通公司以货币出资408万元，潘彪以货币出资196万元，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出资到位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同日，纪五凤、潘彪、冉义川、创义通公司持前述文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则良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变更时，纪五凤与创义通公司、冉义川，潘彪与冉义川分别签订了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纪五凤将持有的51%的股权转让给创义通公司，双方确定转让价款为102万元；将持有9%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双方确定转让价款为18万元；潘彪将持有15.5%的股权转让给冉义川，双方确定转让价款为31万元，转让价款在签订协议之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纪五凤、潘彪转让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接受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在此之前，公司的持股股东均未实际出资）。变更后，则良公司登记股东为潘彪（持股24.5%）、冉义川（持股24.5%）、创义通公司（持股51%）。创义通公司、冉义川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当日并未向纪五凤支付股权转让款。纪五凤起诉前也未向创义通公司、冉义川催收过股权转让款。创义通公司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陆续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则良公司支付出资款312万元，代则良公司偿还了债务189.0684万元（含王晓燕向赵泽文支付的“逸仙洞”工程款50万元），委托李晓军、黄燕等人代为支付出资款8.9316万元，前述款项共计510万元。创义通公司在转账时对所有款项均明确备注为“入股款”，纪五凤认可该部分款项系对则良公司的出资。李晓军、黄燕等人在转款时，对款项性质备注为“借款”，纪五凤因此不予认可李晓军、黄燕等人所转款项系代创义通公司出资。另查明：则良公司的债权人张勇、王琳杰曾以则良公司的股东创义通公司、潘彪、冉义川未足额出资为由，起诉请求追加创义通公司、潘彪、冉义川为一审法院（2018）渝0102民初8886号案的被执行人。创义通公司在该案中未出庭应诉，但潘彪在庭审举示了《投资入股协议书》来证明各个股东应出资的份额，并承认则良公司所有股东均已经足额出资。本院认为：则良公司、冉义川、兴如恒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投资入股协议书》首部载明的甲方虽然是则良公司，但其主要内容是将冉义川对则良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由兴如恒公司对则良公司出资510万元对则良公司享有股权，并对因债转股、投资入股引起的股东之间股份份额变化予以调整明确，确认甲方占则良公司24.5%的股份，冉义川占则良公司24.5%的股份，兴如恒公司占则良公司51%的股份，因则良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成为自己的股东，而调整的股份系纪五凤、潘彪对则良公司持有的股份，且纪五凤、潘彪均在《投资入股协议书》尾部“甲方”处签名捺印，故该协议书的甲方应含纪五凤、潘彪，涉及则良公司股份调整变更的协议内容对纪五凤、潘彪具有约束力。纪五凤、潘彪有义务按照协议约定配合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据《投资入股协议书》，冉义川系通过债转股取得则良公司24.5%的股权，兴如恒公司系通过向则良公司出资510万元取得则良公司51%的股权，纪五凤、潘彪的股份份额减少系因则良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造成，非因向冉义川、兴如恒公司转让股份份额造成，故纪五凤、潘彪无权请求冉义川、兴如恒公司支付股份份额减少的对价。《投资入股协议书》虽然约定三方应于2016年11月28日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而三方未在当天办理变更登记，但《投资入股协议书》并不因此自然失效。纪五凤、潘彪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3日后就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则良公司首届股东会决议》等登记资料，而这些资料均系股权变更登记当日形成，故不能就此简单推定纪五凤、潘彪、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废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双方权利义务以工商变更登记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兴如恒公司、冉义川、纪五凤、潘彪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时已经预见到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投资入股协议》不一致，并特别约定不一致时以《投资入股协议》为准，故《投资入股协议》才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本案，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均证实系因纪五凤、潘彪的建议才将则良公司股东由兴如恒公司变更为创义通公司，而潘彪在则良公司的债权人起诉创义通公司、潘彪、冉义川承担股东出资责任纠纷一案中，将《投资入股协议》作为则良公司股东实际出资的证据，结合兴如恒公司的股东与创义通公司的股东完全一致、注册地址和办公地点一致、创义通公司实际出资510万元的事实，应认定创义通公司向则良公司出资510万元系纪五凤、潘彪、冉义川、兴如恒公司协商一致后，由创义通公司代兴如恒公司履行《投资入股协议》所确定义务。创义通公司已经取代兴如恒公司成为《投资入股协议》的当事人，且已经按《投资入股协议》书履行完毕，纪五凤、潘彪应当按照该协议书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创义通公司登记51%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纪五凤依据该协议向创义通公司主张权利，不符合《投资入股协议》约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创义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8147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纪五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减半收取7710元，由被上诉人纪五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被上诉人纪五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陈江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罗茂路书 记 员 吴 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