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02民初4567号 原告：葛传芝，女，196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原告：杨雅怡，女，199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00429790076T），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广惠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武卉，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亚、吴鹏，该医院员工。 被告：刘汉珍，女，195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铭、吴长松，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秀松，男，1955年8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贤，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启明，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告：陈晋，男，198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告：徐华，男，198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原告葛传芝、杨雅怡与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葛传芝、杨雅怡、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亚、吴鹏、被告刘汉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铭、吴长松、被告蒋秀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贤、被告陈晋、被告徐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葛传芝、杨雅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按50%比例赔偿因医疗过错致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损失424778元；2、判决被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赔偿因共同饮酒致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损失424778元；2、判决上述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2018年9月9日下午，受害人杨大富应被告刘汉珍的约请在七星关区后院厨房聚餐。在聚餐过程中，受害人杨大富、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共同饮用被告刘汉珍准备的白酒，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多次劝酒导致受害人杨大富饮酒过量。到晚上10点左右聚餐结束，被告刘汉珍邀约杨大富、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去她家三江花园住宅玩，杨大富在刘汉珍家小区走出电梯时不慎摔倒在过道上导致其头部受伤。杨大富受伤后被送往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医师为杨大富止血包扎后杨大富睡着，原告等亲属提醒医师进一步检查治疗，医师说从出血量看不必做手术，等第二天照CT再定治疗方案，出血量不增加就可以出院。2018年9月10日凌晨5时45分，杨大富心电监测仪报警随即通知护士、医师进行抢救，直至早上7时，受害人杨大富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医院误诊延误最佳治疗时间存在医疗过错是导致杨大富死亡的一个原因，应当对造成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劝酒、敬酒致杨大富过量饮酒，在去被告刘汉珍家电梯出口未照顾饮酒过量的杨大富以致杨大富摔倒头部受伤是导致杨大富死亡的原因之一，故应当对造成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原告因找被告索赔未果，特诉来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口头答辩称，原告诉请我院承担50%责任无事实依据。根据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杨大富死亡原因是颅脑损伤，因脑功能障碍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饮酒对其死亡有促进因素；本案患者颅脑损伤系其饮酒后在外摔倒导致，与我院无关；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我院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原则和诊疗规范，我院虽有过错，但仅仅是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 被告刘汉珍答辩称，首先对杨大富的死亡深表惋惜和同情。共同聚餐属于正常社交行为，并无饮酒劝酒事实，故不足以引起对杨大富合理的护送义务，刘汉珍不存在过错和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假设聚餐共同饮酒，各自对其他人只要尽到提醒、照看、救助义务，刘汉珍与蒋秀松、杨大富的弟弟、杨大富的妹夫四人将杨大富送医并垫付几百元费用，已经尽到了责任。杨大富死亡是因被告医院未采取正确救治措施导致，被告医院单一医疗过错就足以导致杨大富死亡，就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再次即使刘汉珍需承担责任，则聚餐所有人都有责任，应当合理分担；受害人杨大富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应当减轻其他在场聚餐人的责任。 被告蒋秀松答辩称，一、要求同饮者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蒋秀松并非聚餐组织者，也非饮用白酒提供者，仅仅就是参与吃饭喝酒，不至于对杨大富造成损害；其次蒋秀松未对杨大富劝酒敬酒，喝完一瓶后提议总量控制一瓶，杨大富不听又开酒来喝，导致大家都过量饮酒，蒋秀松自身难顾，又且能照顾他人；再次饮酒是自愿行为，杨大富应当意识到饮酒的后果，他的其他亲戚也在场吃饭也应当承担责任。二、同饮者责任已经中断，刘汉珍邀请大家去她家玩，其他原因介入，导致同饮者义务中断；蒋秀松仅仅是同行，对杨大富没有法律上的照顾义务，不应当承担责任。三、杨大富的死因是医疗过错导致，应当由被告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蒋秀松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刘启明答辩称，2018年9月9日下午13时许接到杨大富打来电话邀约到后院厨房吃饭，我开始拒绝了；下午16时许，杨大富又打电话来催促，我考虑到是姊妹关系就来了，18点左右开始喝酒吃饭，杨大富就给我们倒酒。我们喝酒的人其中包括杨大富、刘启明、蒋秀松、陈晋，刘启明没有劝酒，杨大富拿出第二瓶酒，我想阻止，但他力气大没能够阻止，杨大富提出大家举杯喝一杯就散，这时陈晋杯中无剩酒，杨大富给徐华到了一点，徐华喝没喝没注意。21时饭局结束，刘启明、蒋秀松、杨大富、杨凯打车来到三江花园，步行到四楼电梯出口过道上，杨大富不幸摔倒头部出血，我将他抱住并打120电话，大约22时许急救车来到现场，刘启明、蒋秀松、杨凯就将杨大富送去医院，到医院后我们都还和他交谈，这是医师给杨大富打了一针不知什么药水。第二天五点左右接到原告电话说杨大富无生命体征。我受杨大富邀请吃饭喝酒，没有劝酒，并已经尽到照顾救助义务，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陈晋口头答辩称，当天是杨大富打电话给我的，喝酒只有我和刘启明、蒋秀松、徐华。喝了一瓶后，刘启明劝杨大富不喝了，后来碰杯的时候，刘汉珍喝了一杯，我喝不了，杨大富就把我杯中酒倒了一大半给他自己。第三瓶酒的时候，杨大富给我们倒酒，他给我倒一小半杯，蒋秀松说“年纪轻轻的，倒满”，杨大富就帮我把酒倒满，后来杨大富起立时摔了一跤，我们才没有喝酒的。刘启明、蒋秀松、杨凯、杨大富坐一辆车，我和刘汉珍坐一辆车去刘汉珍家，坐电梯时，杨大富在电梯口摔倒一跤，我们就把他送到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医疗费是我女朋友垫付的，CT片要凌晨一点过才能拿到，我就先回家，留我女朋友在那。凌晨六点过我接到我幺舅的电话说我大舅杨大富抢救无效死亡，我才去医院的。 被告徐华口头答辩称，我是跑出租车的，我孩子在振华园那边吃饭，我下班过去带他，玩了会就吃饭了。杨大富倒酒给我，我说我不喝，我还要带一岁多的孩子，还要开车。八点过的时候，我就开车带我妈和孩子回家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才接到我妈的电话说我大舅杨大富死了，我才去医院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尸体解剖证明、住院病历、贵州医科大学尸体检验报告（死因鉴定）、昆明医科大学医疗过错鉴定意见、鉴定费发票、手机通话录音、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贵州医科大尸体检验报告（死因鉴定）、昆明医科大医疗过错鉴定意见、疾病证明书、被告刘汉珍提供的身份证、手机通话录音、被告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提供的身份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9月9日下午13时许，受害人杨大富、被告刘汉珍约请亲戚朋友在七星关区后院厨房聚餐。在聚餐过程中，杨凯、王丰雪、杨翠琴、周云、杨雪梅、罗永琴、李传琳仅是吃饭未喝酒，受害人杨大富、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共同饮用白酒。到晚上10点左右聚餐结束，被告刘汉珍邀请杨大富、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等去她家三江花园住宅玩，杨大富在刘汉珍家小区走出电梯时因酒精中毒不慎摔倒在过道上导致其头部受伤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杨大富受伤后被送往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医师仅为杨大富止血包扎，并未作进一步完全检查治疗，杨大富因酒后受伤烦躁，被告医院为其注射氯丙嗪、异丙嗪镇静剂后，对杨大富病情未跟踪监测。医师告知从出血量看不必做手术，等第二天照CT再定治疗方案，出血量不增加就可以出院。2018年9月10日凌晨5时45分，杨大富心电监测仪报警随即通知护士、医师进行抢救，直至早上凌晨7时，受害人杨大富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经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受害人杨大富系因颅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最终因脑功能障碍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饮酒对死亡也有促进因素；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为受害人杨大富提供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受害人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0%至40%。因鉴定，原告支付鉴定费275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参照贵州省2019年统计数据年鉴及贵州省辖区法院司法实践、结合原告诉讼请求，查明原告因其亲属杨大富死亡遭受的损失分项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年人均村收入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 （2）丧葬费按全身职工年平均工资67952元÷2=33976元； （3）精神抚慰金结合原告诉讼请求酌情支持50000元；（4）鉴定费按发票拒实支持27500元。 上述(1)至（4）项合计原告损失为799556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对受害人杨大富因亲戚朋友聚餐过量饮酒中毒不慎摔倒致头部受伤、送被告医院就医过程中被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酒精中毒摔倒受伤与医疗过错共同导致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我国《民法总则》规定，公民身体健康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根据司法鉴定，受害人杨大富系因颅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最终因脑功能障碍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其饮酒对死亡也有促进因素；经昆明医科大司法鉴定，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为受害人杨大富提供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受害人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0%至40%。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二）主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赔偿全部损失的60-90%）。（三）次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赔偿全部损失的20-40%）”。亲戚朋友聚餐饮酒本来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是受害人杨大富未考虑和控制自己酒量以致过量饮酒造成自己酒精中毒，在行走过程中未能注意安全摔倒致头部受伤，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应当对造成其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酌定由其对造成自身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在一起共同饮酒的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未有效阻止杨大富过量饮酒，且在去刘汉珍家途中未尽到安全护送义务，该五被告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造成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酌定由该五被告在20%范围内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对受害人杨大富提供的诊疗中未进行全面检查、未慎重使用镇静剂、在注射镇静剂后未对病情跟踪监测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方法存在较大过错，本院酌定由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造成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原告损失为799556元，由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按责任比例赔偿799556元×40%=319822.4元；由五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五被告按责任比例各赔偿原告损失799556元×20%÷5人=31982.24元；原告其余损失319822.4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与五被告双方各按5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既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又显失公平，故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两原告葛传芝、杨雅怡因医疗过错导致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人民币319822.4元。 二、五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各分别赔偿两原告葛传芝、杨雅怡因共同饮酒致原告亲属杨大富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31982.24元。 二、驳回两原告葛传芝、杨雅怡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就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6010元，由两原告葛传芝、杨雅怡负担2406元，由被告毕节市第一人民院负担2404元，由五被告刘汉珍、蒋秀松、刘启明、陈晋、徐华各负担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为成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陈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