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55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56号。法定代表人吴熙盛，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煜东，男，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郭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向阳，女，1970年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胡继晔，男，1966年10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史卉子，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朝阳区房管局）因诉履行承租人变更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3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朝阳区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王煜东、郭杨，被上诉人向阳的委托代理人胡继晔、史卉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朝阳区房管局于2019年1月30日对向阳所提交变更承租人申请作出的《关于永安西里平房3排1号房屋要求变更承租人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答复意见》）；责令朝阳区房管局针对向阳提出的公房承租人变更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向阳系刘湘萍之女。2007年4月12日，刘湘萍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于2016年11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2013年9月5日，向阳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2019年1月6日，向阳向朝阳区房管局提交《承租人变更申请书》、向阳户口本复印件、《证明信》、《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等材料，要求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由刘湘萍变更为向阳。其中，《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上载明的甲方处加盖“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委员会朝外房屋管理所”公章，乙方处有刘湘萍的签字。朝阳区房管局收到上述申请后，在其系统中对涉案房屋进行检索，未能发现涉案房屋的登记信息。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第二管理所（原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委员会朝外房屋管理所，以下简称第二管理所）出具《关于永安西里平房3排1号房屋要求变更承租人的答复意见》，明确没有查找到涉案房屋的接管材料及入住证明材料、缴费记录，且2005年第二管理所的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朝外大街管理所”，与向阳提供的《北京市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上的公章不一致。根据上述情况，第二管理所答复朝阳区房管局涉案房屋并非该所管辖的直管公房，向阳的申请其不予受理。2019年1月30日，朝阳区房管局根据第二管理所的上述答复，向向阳作出《答复意见》，告知向阳涉案房屋非其直管公房，建议向阳与涉案房屋的产权单位联系解决承租人变更问题。向阳不服，即诉至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涉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上“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委员会朝外房屋管理所”公章的真实性，向向阳主张的当时的承办人“邹雅娟”核实该合同签订时的情况。朝阳区房管局经核实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邹雅娟的回复为“不记得此事项”。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是全市房屋的行政管理机关，区、县房屋土地管理局是本区、县房屋的行政管理机关（市和区、县房屋土地管理局及其下属管理机构统称房管机关）。本案中，朝阳区房管局作为朝阳区房屋行政管理机关，对向阳的申请具有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朝阳区房管局主张涉案房屋并非其直管公房，并以此为根据答复向阳应由其他单位处理其承租人变更申请，故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涉案房屋是否系朝阳区房管局的直管公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诉讼中朝阳区房管局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向阳提交的证据具有优势性，而朝阳区房管局又无法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朝阳区房管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朝阳区房管局提交的证据之于向阳不具有优势性，无法否定涉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同时，基于涉案房屋的建设及户口登记情况，一审法院对朝阳区房管局提出的涉案房屋系违法建设的主张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朝阳区房管局未尽到应尽的举证责任，其作出的《答复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朝阳区房管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判令朝阳区房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对向阳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朝阳区房管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一审法院对向阳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真实性认定错误。向阳在一审中提交的《北京市共有住宅租赁合同》所加盖的公章为“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委员会朝外房屋管理所”，填写的时间为“2005年5月10日”，而当时该房管所的公章为“北京市朝阳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朝外大街管理所”；合同填写合同号、签署明显与管理规定不符。二、涉案房屋为临时建筑，非朝阳区房管局所有的直管公房。朝阳区房管局在“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公房管理信息系统”中检索“永安西里平房三排1号”、“永安西里平房三排”、“刘湘萍”等关键字未找到涉案房屋信息的截图，且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查询，亦未查询到涉案房屋的登记信息。朝阳区房管局对涉案房屋不具有处分和管理权限，且向阳出具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否为直管公房，向阳提交的证据具有优势性，朝阳区房管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向阳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向阳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向阳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朝阳区房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承租人变更申请书》、向阳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明信》、《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查询记录，证明在2019年1月7日，朝阳区房管局收到向阳邮寄的《承租人变更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查询记录，证明朝阳区房管局在“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公房管理信息系统”中检索“永安西里平房三排1号”、“永安西里平房三排”、“刘湘萍”等关键字，未找到涉案房屋信息，涉案房屋非朝阳区房管局所管辖的直管公房；3.第二管理所出具的《关于永安西里平房3排1号房屋要求变更承租人的答复意见》；4.《答复意见》、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查询记录。证据3-4证明涉案房屋属于临时建筑或者违章建筑，不是朝阳区房管局管理的直管公房。向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朝房朝字第001号）；2.《证明信》（2018年朝公建所户字653号）；3.《居民户口本》、《证明信》；4.《承租人变更申请书》及邮单；5.《答复意见》；6.《撤管协议》、《房屋拆迁许可证》、平面图、《关于永安西里平房3排配电室情况的说明》、说明（2006.12.6）、《任职证明》；7.（2018）京中信内民证字13610号《公证书》及与王煜东副所长的微信记录；8.与王煜东副所长的电话录音（2018.7.24）及《电子证据存证证明》；9.《与冯玉涛副所长的电话录音》（2019.1.9）及《电子证据存证证明》；10.《证言》。向阳以上述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朝阳区房管局的直管公房，朝阳区房管局应当为向阳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向阳提交的证据：证据1-3能够证明涉案房屋下签订有加盖“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委员会朝外房屋管理所”公章的公房租赁合同，且涉案房屋下有向阳、刘湘萍的户口登记记录，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证据4-5能够证明向阳提出承租人变更申请及朝阳区房管局作出答复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建设时的情况，但与本案承租人登记事项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朝阳区房管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朝阳区房管局对向阳的承租人变更申请作出答复的情况，一审法院均予以采纳。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是全市房屋的行政管理机关，区、县房屋土地管理局是本区、县房屋的行政管理机关（市和区、县房屋土地管理局及其下属管理机构统称房管机关）。本案中，朝阳区房管局作为朝阳区房屋行政管理机关，对向阳的申请具有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朝阳区房管局主张涉案房屋并非其直管公房，并以此为根据答复向阳应由其他单位处理其承租人变更申请，故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诉《答复意见》的事实认定即涉案房屋是否系朝阳区房管局的直管公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朝阳区房管局提交的证据较之于向阳不具有优势性，无法否定涉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提供的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应当是指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现朝阳区房管局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涉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其据此作出被诉《答复意见》称涉案房屋并非其直管公房的依据尚不够充分。鉴于此，一审判决撤销朝阳区房管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并判令其对向阳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朝阳区房管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英伟审 判 员  胡林强审 判 员  杨 旸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林淡萍法官助理  李露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