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再66号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联燃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南大道江西国际汽配中心11栋27号（第1-3层）。法定代表人：吴光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军，江西哲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霞，江西哲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军，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干县。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长胜，男，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干县。两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国华，江西湖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江西联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燃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张军、张长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55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赣检民（行）监［2019］3600000020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赣民抗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会富、检察员助理袁俊出庭。申诉人联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光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军，被申诉人张军、张长胜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55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一）法院径行改变案由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以合伙纠纷立案，但在庭审结束审判委员会讨论阶段未经释明，径行改变案由，将本案认定为合同纠纷，剥夺了联燃公司依法行使答辩、举证权等诉讼权利。二审判决依新的案由对该案作出裁判变相剥夺了联燃公司的上诉权。2、即使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也是合同项下的合伙纠纷。李重阳与张军、张长胜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共同投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集中建房工程项目，张军、张长胜占项目股份的20%，与李重阳三人合占项目股份的55%，另外45%股份张军、张长胜在庭审中承认其知道是高雄英占有，同时双方约定按股份分享共同投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李重阳还与案外人吴少华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吴少华占项目股份的20%，李重阳本人占35%。除去吴少华、张军、张长胜三人的股份，李重阳个人实际在该项目中占15%的股份。上述协议作为本案核心证据，确定了本案合资、合作开发危房改造项目的性质，外在表现为以联燃公司作为建设项目运作的平台载体，对外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内在表现为由高雄英、李重阳、吴少华、张军、张长胜五名投资者根据各自的份额，以个人合伙形式对该项目共同出资、享受权益、承担风险，符合《民法通则》有关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未对合同项下的合伙性质予以认定，与事实不符，认定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三部分第1条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第二级案由，“合伙协议纠纷”是“合同纠纷”案由项下的第三级案由。根据上述相关规定，本案案由在第三级案由中已经明确，应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合伙协议纠纷”，而不是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现有证据证实合伙主体为李重阳个人而非联燃公司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从合同订立主体看，《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抬头甲方为李重阳个人，并非联燃公司，落款甲方也是李重阳个人签字并摁了手印，并非以联燃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落款，符合其个人意思表示的特征；而李重阳与吴少华之间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主体明确为李重阳个人，落款处未加盖联燃公司印章，合同内容与张军、张长胜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从而也印证了《共同投资协议书》的主体为李重阳个人；联燃公司代理律师对李重阳所做的调查笔录，也证实其与张军、张长胜是其个人合伙，并非是联燃公司合伙。从合同约定内容看，张军、张长胜和李重阳共占项目股份的55%，而并非是联燃公司。从项目结算情况看，2014年11月9日的《高家岭镇雄宇小区结算情况》中签名人为李重阳、高雄英和吴少华三人，证明涉案项目实际合伙人并非联燃公司。从争议纠纷处理过程看，2013年11月5日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表述为“……现从我个人持有的35%股份中的投资本金和分红利润款中退还给张长胜和张军（250万元本金），退股费100万元”，其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地指出是其个人，并非是联燃公司；2015年12月8日李重阳向李天彩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经认真考虑，现决定委托李天彩全权代表本人负责鄱阳县高家岭雄宇小区项目一切事宜……”，其中也表明了合作当事人是李重阳个人。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和证据，认定合作主体为李重阳个人，更具有证据优势。（三）二审判决认定联燃公司返还投资款的证据不充分，事实认定不清。退一步讲，不管涉案项目的合作主体是联燃公司还是李重阳，本案由是合伙纠纷还是合同纠纷，二审法院未经清算致使涉案投资款的条件、数额等主要事实没有查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累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和第52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财产多的那一方合伙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合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之规定，合伙人要求退伙的，必须有相关约定或者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并进行清算，再根据清算结果确定应当退回投资款的金额。即使依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和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相关规定，及双方在《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因亏损就追加投资、引进投资人不能实现的，经协商一致按相关规定进入清算程序或折价转让”，在本案合同终止履行或解除后，依据上述法律相关规定和双方协议约定，应先行进行清算再确定返还数额、责任承担及赔偿损失等。二审法院未经清算直接认定按原投资额返还，事实认定不清，处置显属不当。（四）二审判决证据采信标准不统一，事实认定相互矛盾，显失公平。二审法院未经清算直接认定联燃公司返还250万元投资款的主要依据是2013年11月5日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我与你共同投资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集中建房项目，现从我个人持有的30%股份中的投资本金和分红利润款中退还给张长胜和张军（250万元本金），退股费100万元”，该委托书落款为李重阳，并加盖有李重阳私人印章及联燃公司印章。二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联燃公司印章的效力，但另一方面又否认了委托书内容关于李重阳系个人而非联燃公司投资的效力，证据采信标准不统一，致使事实认定相互矛盾，显失公平。且在未经项目其他投资人高雄英、吴少华同意情况下，径行依据该委托书判令返还投资款，与共同合作中“共担风险”的本意不符，侵犯了其他合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申诉人联燃公司称：（一）原审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程序违法，案由错误，本案应为合伙纠纷。（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合作主体为李重阳个人而非联燃公司。《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抬头甲方为李重阳个人，落款也是李重阳个人签字摁手印。2013年11月5日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内容为“我与你共同投资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集中建房项目。从我个人持有的35%股份中的投资本金和分红利润款中退还给张长胜和张军”，其中表述就是“我”而非“我公司与你”。2015年12月8日李重阳向李天彩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经认真考虑，现决定委托李天彩全权代理本人负责鄱阳县高家岭雄宇小区项目一切事宜……”，其中的“全权代表本人”足以证明合作当事人为李重阳个人而非联燃公司。联燃公司提供的以下证据足以证明合作主体为李重阳个人：1、调查笔录。一审未根据联燃公司的申请追加李重阳为本案当事人，联燃公司不得已向正在景德镇监狱服刑的李重阳调查核实本案事实，李重阳称案涉项目的实际合伙人是高雄英占45%、李重阳和吴少华共占55%，张军、张长胜是与李重阳个人内部合伙，并非与联燃公司合伙，收款人系李重阳个人，联燃公司未收到张军、张长胜的投资款，李重阳未委托万春珠代收款，收条中的款项未实际支付，其中有李重阳与张军、张长胜合作承建余干县城的项目，李重阳拖欠了张军、张长胜的工程款，联燃公司的印章是事后张军、张长胜要求加盖的，案涉项目未散伙，也无人退伙，不具备退回投资款的条件。2、《高家岭镇熊宇小区结算情况》，证明案涉项目实际合伙人为李重阳、高雄英和吴少华三人，合伙主体并非联燃公司，张军、张长胜在李重阳份额名下，未向案涉项目投资一分钱。3、李重阳与吴少华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内容一致，抬头均为李重阳个人，但落款处只有本案的协议书加盖了联燃公司的印章，可见该印章是李重阳利用职务之便与张军、张长胜恶意串通加盖的。4、联燃公司企业信息、修改公司章程决议、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8月1日，联燃公司原股东李重阳、洪军明和李知春已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将三人所持股权转让给了吴少华和吴光华，并于8月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在办理工商登记时由于五人时间上难以凑齐，故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因2015年9月10日系统升级，拖到10月28日才正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李重阳才将公司印章交付给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光华。本案起诉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恰好在股权转让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期间，李重阳为转嫁个人债务，与张军、张长胜串通，在合作协议、收条和委托书上加盖联燃公司印章，并隐瞒起诉事实，导致原一审缺席审理，联燃公司丧失上诉权，在法院组织第二次拍卖项目土地结束后，才知晓案件实情。5、新证据李重阳所持其与张军、张长胜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上只有李重阳个人签名，并未加盖联燃公司印章。6、新证据项目财务报销审批单，证明案涉项目独立核算，与联燃公司无关，所有的开支报销均由吴少华、高雄英和李重阳三合伙人签字才有效，张军、张长胜未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李重阳系合作主体。（三）二审遗漏审查事项，联燃公司未收到张军、张长胜的投资款。1、一审判决认定《收条》中所加盖的李重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企业“余干县长春藤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误盖，缺乏证据证明。2、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张军、张长胜向联燃公司实际支付了250万元投资款。张军、张长胜仅提供了187.5万元的转款凭证，未注明转款用途，转款时间和金额均与借条无法印证，收款人是万春珠并非联燃公司。（四）本案不具备返还投资款的条件。1、《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无返还投资款的约定，也无协议终止的约定，事后各投资方也没有达成退回投资款的合意。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纯属李重阳单方意愿，并未得到高雄英、吴少华的认可。2、案涉项目仍在运作，至今尚未结束，且出现严重亏损，投资人涉及到李重阳、高雄英、吴少华和张军、张长胜，并未达成散伙或终止合同的决议，更未对项目进行清算，张军、张长胜要求退回投资款于法无据。联燃公司再审请求：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55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军、张长胜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张军、张长胜辩称：1、其是与联燃公司而非李重阳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依据合同法和公司法签订而非合伙企业法签订本协议，协议书上加盖了联燃公司的印章。2、联燃公司称其未收到250万元不是事实。联燃公司向张军、张长胜出具了9张收条，收条上均加盖了联燃公司的印章。同时，张军、张长胜还按照李重阳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将187万元转给联燃公司的万春珠账户上。3、联燃公司称张军、张长胜伪造证据不是事实。本案中，吴光华、李重阳、吴少华与联燃公司亲戚关系，伪造证据的应该是联燃公司。4、联燃公司指控250万元是放贷不是事实。因为双方约定是共同经营，所以该投资行为不是放贷行为。5、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上加盖了联燃公司的印章和李重阳个人印章，该委托书证明联燃公司同意张军、张长胜退股。张军、张长胜没有追偿100万元退股费，只是要回了250万元本金。2015年12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是李重阳委托李天彩全权委托参加鄱阳县人民法院的诉讼，该案两次开庭都是程序合法。该案判决书的送达是因为按照联燃公司登记的企业信息地址无法送达，只能通过邮寄给联燃公司以前的法定代表人李重阳。原判决事实清楚，请求驳回联燃公司的申诉。张军、张长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燃公司返还投资款25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联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集中建房工程由联燃公司中标。2012年9月6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首页甲方为李重阳，乙方为原告张军、张长胜，尾页甲方处李重阳签名并盖有被告联燃公司公章。协议书载明：共同投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集中建房工程；投资地点为鄱阳县高家岭镇，投资额以最终结算的投资额为准，甲方保证双方能全权开发该项目69亩土地并保证没有任何民事和财产纠纷；乙方出资250万元，占项目股份20%，除乙方出资250万外，该项目后续资金全部由甲方和乙方（共占项目总股份55%）按股份跟进；甲方负责办理划拨土地证及出让地证，并负责与高家岭镇政府协商好项目中20亩土地挂牌事宜；甲方保证该项目挂牌事宜在2012年11月底之前完成；一方的出资应经另一方确认，将资金交由专人管理或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出资后任何一方不得抽回投资；自签订协议时，甲方指派1名出纳人员，全权负责投资资金的管理，出纳人员接受甲乙双方的领导，乙方指定一人为该工程共同执行人；甲乙双方按股份分享共同投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等。李重阳共向张军、张长胜出具了9张收条：1、2012年9月6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长胜高家岭项目入股金50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余干县长春藤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燃公司公章；2、2012年9月11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长胜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80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3、2012年9月18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长兴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40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4、2012年9月24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长兴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10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5、2012年10月3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长胜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7.5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6、2012年9月11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军高家岭镇危房项目入股金20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7、2012年9月24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军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15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8、2012年9月24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军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5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9、2012年11月19日，李重阳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军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项目入股金22.5万元，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并盖有长春藤公司、联燃公司公章。以上合计250万元。2012年9月6日张长胜转账50万元给万春珠；2012年9月11日张长胜转账80万元给万春珠；2012年9月18日张长胜转账40万元给万春珠；2012年9月24日张长胜转账10万元给万春珠。以上合计180万元。2013年11月5日，李重阳向张军、张长胜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载明：高雄英，我与你共同投资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集中建房项目，现从我个人持有35%股份中的投资本金和分红利润款中退还给张长胜和张军（250万元本金），退股费100万元，共计350万元。超过350万元我不负任何责任，但退还还款过程中张长胜和张军有权参与土地交易收款事宜。李重阳在委托人处签名并盖有联燃公司公章。2012年7月27日，联燃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李良梅出资1,530万（占51.0%）……变更为李重阳出资1,530万元（占51%）、万春珠出资1,150万元（占38.33%）……同日，联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应坤变更为李重阳，李重阳为执行董事，万春珠为监事。2013年7月4日，李重阳出资1,530万元（占51%），万春珠出资1,150元（占38.33%），洪军明出资320万元（占10.67%）变更为李重阳出资1,530万元（占51%），李知春出资1,150万元（占38.33%），洪军明出资320万元（占10.67%）。2015年10月28日，联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重阳变更为吴光华，监事变更为吴少华。李重阳现名为***。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案由立案阶段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定为合同纠纷为妥。***（李重阳）作为联燃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协议、收条、委托书上签名并盖公司印章，部分款项转入联燃公司时任监事、股东万春珠的银行账户，张军、张长胜有理由相信***（李重阳）签字盖公章属于职务行为，故应由联燃公司承担责任。张军、张长胜在联燃公司同意的情况下退伙，且联燃公司同意返还全部投资款250万元以及退股费100万元。联燃公司未返还投资款，故张军、张长胜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诉请，予以支持。张军、张长胜在退伙时，联燃公司承诺给其退股费100万元，现张军、张长胜主动调整为承担250万元投资款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系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于法不悖，对此予以尊重，故该诉请予以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判决：联燃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军、张长胜入股金2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12月1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6,800元（张军、张长胜在原审案件中已预交13,400元），由联燃公司负担。联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鄱阳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8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军、张长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军、张长胜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投资款250万元的返还责任应由联燃公司承担还是应由***（李重阳）个人承担。本案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九张收条以及委托书的内容均明确表明，张军、张长胜出资250万元是用于投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集中建房项目，而该项目系由联燃公司中标取得。虽然张军、张长胜系与***（李重阳）个人协商签订投资协议，但***（李重阳）时任联燃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双方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以及投资款的收条上均盖有联燃公司的公章，故一审法院认定***（李重阳）的签字盖公章属于职务行为，案涉投资款的返还应由联燃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予以支持。至于联燃公司上诉提出返还投资款的条件未成就的问题，二审认为，联燃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其明确同意从其在该项目的股份和利润款中返还张军、张长胜250万元投资款，该委托书系联燃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影响高家岭镇危房改造集中建房项目合伙的经营和结算，故一审支持张军、张长胜返还250万元投资款的诉请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联燃公司承担。联燃公司再审提交了三组证据，分别为：第一组证据：1、（2019）赣1128执909号执行裁定书两份，其中2019年7月29日的裁定书内容为拍卖联燃公司所有的坐落在鄱阳县岗麻地里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面积为21.7410亩，土地编号为ＤＥＨ2012039），2019年12月18日的裁定书内容为将该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3756690元交付给张军、张长胜抵偿3749438元，差额由张军、张长胜交付给联燃公司，本案执行完毕，该土地使用权自本裁定送达张军、张长胜时转移，其中张军占25%、张长胜占75%；2、李重阳和高雄英2012年6月16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吴少华与李重阳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3、高雄英、吴少华的执行异议申请书。证明目的：1、案涉编号为ＤＥＨ2012039的21.7410亩土地属于李重阳、吴少华、高雄英的合伙财产，2、根据本案一、二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合伙财产被执行，执行结果实际已侵害了其他合伙人吴少华、高雄英的合法权益。第二组证据：票据报销审批单，证明案涉高家岭项目所有的开支报销均由吴少华、高雄英、李重阳三名合伙人签字才有效，张军、张长胜未参与案涉项目的经营管理。第三组证据：李重阳手中所持有的其与张军、张长胜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证明目的：1、《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为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李重阳所持的协议书没有加盖联燃公司的印章；2、联燃公司的印章是之后加盖的，实际合伙人是李重阳个人。张军、张长胜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编号为DEH2012039土地为联燃公司财产，而非李重阳、高雄英、吴少华财产。鄱阳县国土局有一份2012年1月30日的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是经过网上挂牌，而且有加盖联燃公司的公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重阳也有签字。第二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项目是联燃公司的项目，并不是李重阳、高雄英、吴少华的项目，我方之所以没有参与项目，是因为联燃公司的阻拦，其拒不履行协议，不让张军、张长胜参与工地管理及财务签字。第三组证据，这份证据在二审开庭时有提交。联燃公司的公章不是由张军、张长胜保管，所以是否加盖公章是联燃公司的事，该份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联燃公司在庭前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万春珠的银行账号从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期间的转款明细，或者出具律师调查令，查明万春珠收到张军、张长胜180万元款项的去向。原审均认定张军、张长胜于2012年9月将投资款180万元转入万春珠银行账号，由此认定联燃公司已收到投资款，但联燃公司并未委托万春珠收款，万春珠也未将收取的180万元转付给联燃公司。张军、张长胜对于该取证申请有异议，认为没有调取的必要，要调查就要将工程里所以资金往来都进行调取，包括国土资源局的300万元都没有进入联燃公司账户，都是进入了吴少华个人账户，万春珠的资金是否交给联燃公司是内部行为，与张军、张长胜无关。本院认为联燃公司的取证申请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故不予以准许。张军、张长胜再审提交了一份证据，为鄱阳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与联燃公司2012年11月30日的成交确认书，证明编号为DEH2012039的土地是联燃公司的资产。联燃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由于高家岭危房改造项目是以联燃公司的名义摘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该项目是独立核算，是李重阳个人与吴少华、高雄英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张军、张长胜与李重阳签订的合作协议，共同经营的对象也就是这块土地。该土地是在联燃公司名下，实际上是所有合伙人共有的合伙财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编号为DEH2012039的土地使用权系联燃公司通过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的方式取得。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联燃公司是否应对诉争的250万元投资款承担返还责任。1、关于案由确定的问题。张军、张长胜在原审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联燃公司返还投资款250万元并支付利息，原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后经审理，重审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的上一级案由即合同纠纷，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联燃公司认为原审变更案由存在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联燃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张军、张长胜250万元投资款责任的问题。虽然张军、张长胜在原审提供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收条和《委托书》上均加盖了联燃公司印章，但张军、张长胜的合作对象是否为联燃公司，联燃公司是否要承担退款责任，还需根据证据的具体内容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2012年9月6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尾部虽加盖了联燃公司印章，但抬头写明的甲方为李重阳而非联燃公司，乙方为张军、张长胜。其次，2013年11月5日的《委托书》内容为“高雄英：我与你共同投资的鄱阳县高家岭镇危房集中建房项目，现从我个人持有35%股份中的投资本金和分红利润款中退还给张长胜和张军（250万元本金），退股费100万元，共计350万元……”。该《委托书》系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表示愿意从其个人在项目的投入和利润中退还张军和张长胜款项，并无以联燃公司名义承担退还责任的意思表示。第三，联燃公司股东组成情况为：2012年7月27日，变更为李重阳出资1,530万元（占51%）、万春珠出资1,150万元（占38.33%）、洪军明出资320万元（占10.67%）；2013年7月4日，变更为李重阳出资1,530万元（占51%）、李知春出资1,150万元（占38.33%）、洪军明出资320万元（占10.67%）。2015年10月28日，变更为吴光华出资1,470万元（占49%）、吴少华出资1,530万元（占51%）。而根据联燃公司再审提交的证据、双方在再审庭审中的陈述及张军、张长胜在原审中提交的2013年11月5日李重阳向高雄英出具的《委托书》下方手写的内容，可以认定案涉项目占股情况为：高雄英占项目股份的45%，李重阳占项目股份的35%，吴少华占项目股份的20%，后李重阳又与张军、张长胜签订了《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张军、张长胜占项目股份20%。据此可见联燃公司的股东组成与案涉项目的股份占比情况并不一致，张军、张长胜投资入股的仅是案涉项目，并非直接入股联燃公司。第四，李重阳共向张军、张长胜出具了九张共计250万元入股金的收条，其中2012年9月6日的50万元收条和2012年11月19日的22.5万元收条上，除李重阳在收款人处签名和联燃公司印章外，还盖有李重阳任法定代表人的余干县长春藤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印章，联燃公司所称的公司印章系李重阳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私自加盖的申诉理由，有一定的可信度。综合上述分析，案涉项目应是由李重阳、高雄英等人以联燃公司的名义实际投资开发，张军、张长胜的合作对象为李重阳而非联燃公司，张军、张长胜所提供的证据并无联燃公司愿意承担向其退还250万元投资款义务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张军、张长胜要求联燃公司返还25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张军、张长胜有理由相信李重阳签字盖章属于职务行为，联燃公司同意张军、张长胜退伙并返还全部投资款250万元及退股费100万元，存在错误，应予纠正。联燃公司的再审请求可以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558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8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军、张长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张军、张长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伟审判员 黄声敏审判员 胡爱菊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严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