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刑终248号抗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王硕，男，198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8年8月2日被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同年10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吴宗龙，北京首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硕犯行贿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8）京0105刑初277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姜雨奇、检察官助理张蓬蓬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王硕及其指定辩护人吴宗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201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文件，规定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2016年10月至2017年间3月间，周某通过被告人王硕为其提供有意向买房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并由王硕收取以上人员的钱款，留存部分金额后再通过其名下银行卡向周某实际控制下的银行卡转账，周某留存后将钱款转给刘某1、黄某、郝某（在朝阳地税七所纳税服务岗负责代开发票、申报纳税、完税证明开具等工作）等人，由郝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以上人员违规补缴五年个人所得税，骗取在京购房资格。王硕通过上述方式为肖某等人员办理补缴个税，收取并转至周某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01.5万元。被告人王硕于2018年8月2日接朝阳区监察委通知后自行前往接受调查，后被留置。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王硕亲属代其退缴人民币10万元在案。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我从2009年初在北京楚汇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做人事相关的业务。在北京有很多人想买房、买车，但是北京有限购政策，买房需要连续缴纳五年个税或者社保才可以购买，很多想买房的人并不符合购房要求。我一直做人力资源，也有帮客户代缴税的业务。但是原来的缴税政策是只能补缴两年，而且认定购房资格要求是连续缴纳，补缴的不予认可。我找到老乡刘某1问他能不能给客户补缴个税，因为刘某1一直在跟税务局打交道，比较信得过。刘某1一开始也做不了，后来，刘某1跟我说他有方法可以做一次性补缴五年的，可以认定购房资格。于是我们就商量先试一下，一开始我用妻子李某的身份证让了刘某1试了一次，最后补缴成功了，也打印了完税凭证，我就知道刘某1确实可以办成。我觉得给他们补缴五年个税可以赚钱，于是我和刘某1商定，由我来收集客户资源给他，然后他去具体办理补缴个税，我们按人头收费。具体流程是：我的上线中介给我提供客户，把客户的资料发给我，并按人数给我一定的钱款。我再把客户资料发给刘某1，按商量好的钱数给刘某1转钱，刘某1再通过给税务干部好处费办成补缴税款的事情。这样客户基本就获得了购房资格。到2017年2月，税务局政策变了从那以后就算是补了5年个税也认定不了购房资格了，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我的上线中介有魏某、王某1、王硕等人。魏某是东北人，在北京做社保和补缴个税的事情，他做的规模一般；王某1是魏某介绍给我的，他也是做社保相关的事情，一般是他跟我联系好，然后让他的手下孙某把人员的信息通过邮箱发到我的邮箱里。孙某就是王某1的下属，他自己没有给我提供过补缴的人员，王某1主要是通过孙某给我转账。我记得跟王某1说过业务不能办理了，他就催着我退钱，后来我催刘某1，刘某1跟我说税务局的人员被撤职了，钱没有办法退了，我就把原话跟王某1说了。通过补缴5年个税来认定在京购车、购房资格肯定不符合规定，购房要求连续五年缴税，补缴的按正常要求是不符合北京调控政策要求的。而且这种补缴本身就不是真实的，很多补税的客户根本就不工作，就是通过缴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取得购房资格而已。刘某1具体怎么操作补完五年的税并且可以认定购房资格我不清楚，但他肯定是通过地税局负责收税的干部通过某种方式来完成的，他通过谁来办的我不清楚。我们向客户收费，收的钱其中一部分也是流向了地税局干部。因为不是正常缴税，我的上线只需要提供客户的身份证复印件，很少需要身份证原件，除非是因为某种需求需要用到原件，其他材料就不需要了。我一共办理了大概400多人的补缴税业务。最开始的一个人我给刘某10万余元，后来就便宜了，最便宜的时候一个人2万元。我给刘某1的钱都是通过吴某的账户转账给他的。我通过吴某的账户给刘某1转账1860.3万元用于帮客户违规补税。刘某1给我办事肯定是要收费的，而且刘某1也需要给地税局收税的干部钱款，否则税务干部不会帮刘某1。我的上线也是通过银行转账给我的，他们有的是通过个人账户，有的是通过别人的账户。王某1主要是通过叫孙某的账户给我转账。我收钱的账户有两个，一个是吴某的账户，一个是我个人建行的账户。其中，魏某向吴某的账户转账1183.3万元。2017年2月以后，因为政策变了，虽然补了税但仍不能认定购房资格，所以我也向上线退了一些钱，其中给魏某退款144万元。我自己从中获利多少我没有算过。魏某、王某1等人从补缴的事情中肯定也赚钱，他们不会白干活。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我是北京××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七八月份，周某问我能不能做个人所得税补缴业务。我就问了一个地税所的朋友王某5，然后王某5就给了我黄某的电话，后来我约黄某见面，当时黄某带着刘某2一起来的。我说我想办理补税业务，刘某2和黄某说分头去问问。过了一段时间，刘某2跟我说办不了。9月中旬，周某又再次跟我说，地税更换了新系统，叫金税三期系统，让我再问一问能不能办理补税业务。然后我就问刘某2，过了几天，刘某2打电话让我去朝阳区双井地税所试一下。我就让周某提供一个可以补税的人员，他就把李某的身份证给我了。我顺便把我的身份证也拿着，一起去双井税务所找刘某2。当时在双井税务所刘某2带我去郝某在一层西面的办公室，刘某2跟郝某说我是来做个税补缴的事的，让我试一试。一开始是郝某自己操作的，做一半之后郝某就教我如何操作，然后我就在电脑上自己操作了。补完后我就回去了，国庆节放假回来，我在海淀第四税务所打的完税证明，发现这种方式可以补缴个人所得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某。过了一段时间，周某说还有几个要补的，让我帮他补一下。随后我又联系刘某2去朝阳区双井税务所办理补税业务了。后来补税业务就越来越多，都是在双井所办的补税业务，大部分去之前我都和刘某2说一下。我在郝某一层的办公室办过一次，之后都是在二层补录室办的，后来补录室又搬到一层。补录室是郝某带我来的，里面有一两个协税员，协税员知道我是办这个事的，也就不拦着。周某会把这些业务资料发到我的5××@QQ.COM邮箱内，这些业务资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补税的月份、金额，有时候也会把身份证原件邮寄过来。我总共办理了大概有300多笔补税业务，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从2016年10月中旬到2017年3月初。最开始几个人我收周某每个8万元，之后的就降价了，从7万降到3.5万。钱都是周某用他自己的银行账户和吴某的账户打到我尾号为××的工商银行账户中。我总共收周某大约1700多万，但是这些钱中可能包含我和周某的其他业务资金，这些钱中我给了刘某2大概900多万、用于缴税的100万、退给周某300多万，我收8万元的时候分给刘某25万，每次价格有变动我们都会商量。除了刘某2这里我也找不到补税的地方，所以刘某2要求自己多拿一点我就同意了。我公司的员工郭某1和兰某也去双井所帮我办理过补税业务，税款都是由郭某1帮我在电脑上通过网银操作的。3.证人刘某2、黄某（朝阳区地税局劲松税务所干部）的证言证明：黄某将刘某2作为其与刘某1之间的中间人，通过刘某2与刘某1联系补缴个税业务并收取刘某1的钱款，黄某联系负责此项业务的同事郝某，由郝某直接进行补税业务办理。后每次都由刘某1前往郝某办公地点直接上机操作，并在收取到刘某1给付的好处费后由刘某2、黄某分割后，二人分别留存后再将剩余款项通过现金交给郝某。通过此种方式，一共办理了大概400多个人的补缴税款，并且明知这些人补缴个税的目的很明确，即是想获得连续五年的缴税记录从而获得在北京的购房资格，这么做是违法的。4.证人郝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成立朝阳区第七税务所，我调入七所工作。2016年12月成立朝阳区劲松税务所，我调入劲松所工作至今。我在七所工作时所里分三个组，分别负责售卖发票、上门申报、完税证明三块工作。我是上门申报组的组长，我们组当时有三个人，分别是曾某、王某2和我。真正负责上门申报业务的只有我一个人，曾某和王某2一直在其他组帮忙。上门申报业务是纳税人到税务大厅申报缴税，包含各个税种。个人所得税申报分为自然人申报和单位代扣代缴，这两个我都负责，但是我只会操作自然人申报的个税，遇到单位代扣代缴的我就让他们去负责代扣代缴的税务所。我在朝阳区第七税务所的工作职责是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申报工作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得在金税三期系统里有申报人的个人信息。如果没有个人信息，需要在系统中录入个人信息再进行申报。个税申报需要提交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个人身份信息表、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如果是他人代办，需要委托书、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我们审核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是否一致。审核之后，在金税三期系统上个人所得税申报模块进行申报。我需要在系统中输入纳税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身份，然后按照申报表填写申报信息、申报税款所属期、申报收入，系统自动计算出税率、税额。确定之后就会进入开票系统，打印出《税收缴款书》，《税收缴款书》上有缴税人基本信息和税款总额。我们留存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是代办，留存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纳税人拿着《税收缴款书》去银行缴税，银行系统上会留存税收缴款书编号。每过一段时间，市地税局会和银行通过系统数据比对税收缴款书编号，确定每笔税款是否入账。2016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当时系统只能补缴24个月的个税，我的同事黄某问过我能不能补缴超过24个月个税，我说不行。2016年七八月份，黄某跟我说海淀那边有成功补税并开出完税证明的了，问我朝阳这边能不能这样办，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黄某说让我试一试。2016年9月27日，黄某带刘某1到我106办公室找我，说刘某1是他老乡，让我帮他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当时我就帮刘某1办了。过了几天，黄某来我办公室找我，给了我一个小的牛皮纸信封，当时黄某也没说什么，我也没看就把信封放在我衣柜里了。第二天，我在更衣室打开信封看见里面散装的钱，估计有2万。过后刘某1又来找过我，还想办补税业务，数量挺大。我因为还有别的工作，就教刘某1在办公电脑上操作税务系统，让他自己在电脑上办理补税。刘某1每次来之前，黄某都会跟我打个招呼。办理完这些业务，过一段时间黄某就会到我办公室来找我给我钱。钱是成捆的，1万一捆。每次收完钱我就放在我的衣柜里，过一段时间再存到我工商银行卡里。有时候黄某的朋友刘某2也会跟着黄某一起来给我送钱。刘某1办理的都是自然人申报的补缴个税业务，他每次来办理业务都带上补缴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个人信息表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来找我。如果补缴人在系统没有个人信息，我就先带刘某1去更改个人信息的窗口，先把补缴人的个人信息录入系统，然后再来补税。我给刘某1在我的办公室或者黄某的办公室找办公电脑，然后登录我的口令，让刘某1自己在电脑上操作。他在系统上操作完之后，在系统上打出税收缴款书，然后刘某1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留在我的办公室。后来我调到劲松所之后，刘某1办完有没有留存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我就不清楚了。当时刘某1留下来的材料我没有及时归档，最后在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我偶尔审核一下刘某1带来的材料，曾经刘某1填写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不合格，我因为这件事还骂过他。2016年12月份我到劲松所，和黄某都在一个组，我到劲松税务所之后不负责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劲松税务所没有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权限。后来刘某1还来找我办理补税业务，我因为没有权限了，黄某让我把刘某1带到税务七所一层101的补录室里办理补税业务。有时候刘某1还会带他的会计“小兰”来一起办补税业务，我就使用曾某和王某2的口令登录系统，让刘某1和小兰一起在办公电脑上登陆税务系统。2016年12月份，我调到劲松所之后，因为只有王某2和曾某的口令有权限，我就让刘某1用她们俩的口令办理补税业务了。我和王某2她们俩曾经在一个组，我知道她俩的口令密码。刘某1从2016年9月27日到2017年2月底办理过违规补税，具体办理过多少笔业务我不清楚。我也不清楚黄某一共给我多少钱，我没有记过帐，他给我的钱我都存到我工商银行卡中了，这些钱我都用来炒股、炒白银了。黄某给我的钱应该是刘某1给他，他再给我的。在黄某第一次带刘某1找我办理业务后，他给了我2万块，我知道这就是刘某1来找我办业务给我的好处费，但是我不知道黄某拿多少钱，当时也没有说具体怎么分钱。2016年12月份，黄某找我说，现在外面办这个补税业务的变多了，都互相压价，之前每笔业务给我1万，现在给不了这么多了，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钱多钱少无所谓，让他看着办。黄某说他和刘某2去跟那边谈判，最后定下来的是每一笔给我7000元。这个价钱就一直延续到三月份结束。刘某2跟这件事应该有关，因为黄某一直带着刘某2，但是他起什么作用我不清楚。大概到了2017年3月份，市地税局在查这个事情，当时虽然还能办理个税补缴业务，但不能打印完税证明了，于是黄某找到我，说人家让把钱退回去。我说该退就退，后来分了两次退20万给黄某。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周某是我的丈夫，他对外还叫王某3、王某4。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中介魏某、王硕找到周某，说他们那边有外地来京的人要买房，想要补个税。周某就找到刘某1，刘某1说能办，但是我和周某不清楚刘某1怎么办，我猜刘某1找的是地税局人员。办理补税的具体流程是：魏某、王硕把补个税人员的手续费转给我母亲吴某工行账户，我再用电脑通过网银把钱从吴某的账户转给周某，周某再给刘某1。周某让我记账，上家中介给我们多少钱，已经支付多少钱，还差多少钱，我都会记下来。刚开始每一单给我们10万左右，我们给刘某18万，后来就少了。6.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2月份左右，我的一个非北京户口的朋友肖某想在北京买房，但是没有连续缴纳五年个税，不符合在北京购房的资格。她之前找别人问过，想通过补缴五年个税获得购房资格，后来问我能不能办。我听王硕说过他能办。我就答应肖某了，办这笔业务收5万元。过了一段时间，肖某给我支付宝转了5万元。我给王硕支付宝转了4.5万元。然后王硕就去办了，办完之后，我告诉肖某可以去地税局打印完税证明了，后来肖某也成功买了房了。2017年3月份左右，肖某又介绍她的朋友关某来找我，说也想通过补缴五年个税的方式获得购房资格，然后在北京买房。后来关某通过银行转账，转到我建设银行账户6万元，我转给王硕4.5万。王硕就帮他把税补了，当时完税证明也打印出来了，但是国家出了新政策，补完税买不了房。后来关某到大兴区法院起诉我让我退款。这两笔补税业务中，都是肖某和关某通过微信把身份证复印件发给我，我再通过微信发给王硕。这种补税业务不符合规定，王硕怎么办理的补税业务我不清楚。7.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底，我想给我儿子张某2在北京买套房，但他不符合购房政策，我就找了我的朋友王硕，因为知道他路子挺多的，能办好多事。后来他说补缴个税可以获得购房资格，价格是8万元。后来我就打了钱，之后不久王硕和我就去大兴打出了张某2的完税证明，之后我把8万元给了王硕。之后我给张某2在南四环买了一个房子，但到了2017年两会之后我儿子不符合政策就不能买房子了，王硕把钱退给我了。另外，在张某2打印完税证明后，我又找王硕帮我侄子张某3补缴了个税打印出了完税证明，后来张某3买了房子。8.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岗位职责说明等证明：郝某案发时分别担任原朝阳地税七所主任科员和劲松税务所主任科员。郝某在朝阳地税七所纳税服务岗负责代开发票、申报纳税、完税证明开具等工作。黄某案发时分别担任原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双井税务所和劲松税务所科员，负责十八里店乡辖区范围内部分企业的税源管理。9.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关于落实本市住房限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证据证明：北京市自2011年2月起，对非本市户籍人员在京购房有严格限制，必须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满五年才有资格在京购房。10.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事务中心2018年7月出具的《关于本市购房资格审核中“连续5年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审核标准的复函》、《安居北京购房指南》证明：2017年3月22日以前，北京市购房资格审核中“连续5年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审核标准为：自申请年的上一年开始往前推算连续五年，每年至少有一次缴纳不为零的个人所得税记录，缴纳年份不能中断，补缴无效。11.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自然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需要提交资料如下：《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3份、《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3份（初次申报或在信息发生变化时填报）、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其他能够证明纳税人收入、财产原值、相关税费的有关资料。12.刘某1与周某办理的违规补缴人名单、个税补录对象清单、刘某1等463名违规补缴人购房资格审核及购房情况等证据证明：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通过郝某、曾某、王某2作为受理人，共计为463名非本市户籍人员补缴了5年个人所得税。其中有肖某、张某2、张某3。13.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补充书，结合涉案魏某、王硕、王某1、孙某、张某4、郭某2、吴某、周某、刘某1等人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涉案期间，周某共收取魏某为补税业务所转钱款1183.3万元、收取王硕钱款301.5万元、收取王某1、孙某钱款445.4万元、收取张某5钱款136万元、收取张某4钱款103万元，共计2169.2万元。另鉴定出周某转给刘某11817.7万元，留存351.5万元。刘某1退给周某200万元，周某退给魏某124万元、退给王硕40.6万元、退给王某1225.5万元、退给张某49万元，周某退款共计399.1万元。14.被告人王硕供述：我于2013年左右认识了周某，周某是做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补缴业务的。我认识很多房屋中介，他们说有些外地人想要买房子，但是不满足连续五年缴税的条件。2016年下半年我听周某说可以补缴五年个人所得税，就通过周某办理这个事情。2016年10月至2017年3、4月，我一共给周某介绍了47人办理个税补缴业务，我将补缴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通过微信转给周某，钱款按照周某的要求从我的建设银行转到吴某账户，周某收到钱以后5个工作日就可以打印完税证明了。最开始我收补缴人每人14万元，自己留2万元；后来逐渐降低，收10万元时候我自己留1万；收四五万的时候我自留3.5万元。我于2016年至2017年间共转账给吴某的账户300余万元，后有些客户没有获得购房资格，周某给我退了40万元左右。一开始我自己留了70多万，后来补缴人要求退钱，我就开始赔钱，应该赚了40多万元。15.到案经过证明：2018年5月28日通知王硕到朝阳区监察委接受调查，王硕交代了相关事实，8月2日，监察委工作人员通知王硕到监察委接受询问，当日决定对其留置。16.被告人王硕的户籍材料证明：王硕的身份情况。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硕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以惩处。鉴于王硕系自首，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其家属已代其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在案，对其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王硕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在案款一并处理。故判决：被告人王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硕违法所得（含在案之人民币十万元），予以没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是：原审判决认定王硕罪名有误，数额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理由是：1.主观上，被告人王硕与47名非京籍人员、周某构成行贿罪的共同故意，王硕不知道刘某1、刘某2、黄某、郝某等人的存在，更不可能与上述四人存在犯罪的共同故意；2.客观上，王硕的犯罪行为既不符合索取他人财物，也不符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原判认定王硕为周某的从犯存在问题；4.原判认定王硕就其转给周某的钱款与周某承担共同责任存在问题；5.王硕留存的数额应为其非法获利，原审判决认定王硕的受贿数额为个人留存后再转给周某的钱款，又同时认定个人留存部分为违法所得，认定存在明显矛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支持抗诉的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正确，应予支持。原审被告人王硕明知违规办理五年个人所得税补缴具有非法性，仍然通过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方式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本人在整个权钱交易环节充当的是行贿人“代言人”角色，客观上实施了帮助他人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且其获利“好处费”主要来源于行贿人的预留款，不影响受贿人的受贿金额，更不属于受贿分赃，王硕的行为应构成行贿罪。原审被告人王硕当庭辩解应以其截留数额认定犯罪数额。王硕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建议本院驳回抗诉。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属实,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认定事实均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原审被告人王硕及其辩护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综合抗诉意见、支持抗诉意见、原审被告人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就原判与控辩双方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本案定性在案证据证明，原审被告人王硕首先收取非京籍人员的钱款，在截留部分钱款后将剩余钱款交给周某，周某截留部分钱款后再交给刘某1，刘某1伙同郝某等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非京籍人员违规缴纳五年个人所得税，王硕通过上述方式为非京籍人员办理补缴个人所得税，并使得部分人员违规获得在京购房资格。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王硕上述行为的定性意见，理由如下：第一，王硕与周某、郝某等人主观目的一致。在行贿犯罪中，行贿人通过支付贿赂款而获取不正当利益，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通过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从而获取贿赂款。本案中，行贿人积极追求的不正当利益在于违规补缴五年个人所得税，由此获得在北京购房资格，而王硕主观上追求的是占有部分贿赂款，并非积极追求能够补缴个人所得税，是否能够补缴成功亦不是王硕关注重点，故王硕与受贿人所谋取利益一致。第二，王硕对钱款的支配体现了受贿人的意志。从钱款处分来看，行贿人支付贿赂款后对于贿赂款并没有支配权，亦不重点关注该贿赂款为几人占有及占有比例。相反，贿赂款的收取和分配是共同受贿人关注的重点，共同受贿人占有贿赂款的数额取决于贿赂款经手人员的的相关行为，也决定了受贿环节中对于贿赂款的支配和控制。本案中，王硕将钱款截留一部分后将其余钱款交给周某等人及后续国家工作人员，与后续人员对于钱款支配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应视为对贿赂款的分配。第三，王硕与周某、郝某等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抗诉机关认为王硕并未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共谋，无法认定王硕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本院认为，受贿的共同故意是指各行为人均对收受他人财物的非法性抱有明知的主观心理，且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方面存在着意思联络。它一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之间具有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及收受财物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表现为各共同犯罪人都希望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一定的财物，并且在主观故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本案而言，王硕明知北京房地产政策或者补缴税款的条件和数额，而其在本案补缴费用明显高于正常补缴费用的情况下，没有按照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只向周某提供补缴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并向周某转送前后数额相差巨大的办理费用，可以认定其对于周某系利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办理该违规业务系明知，而王硕对此在监察机关亦有过供认。另，本案并非简单的补缴人员直接给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钱款的情况，而是中间环节多人参与和经手的层层切贿案件，在此情况下，无需各中间人员明确认识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系何人、有多少人参与其中、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是否相识等，只要王硕主观上意识到系通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各经手人员均从中获取部分贿赂款即可。而王硕与周某对此有着明确的意思联络，此意思联络与周某和刘某1之间，刘某1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意思联络均一致，故可以认定王硕与周某、郝某等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第四，王硕的行为应视为共同受贿行为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共同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均实施了受贿罪客观方面所要求的行为，且这些行为均统一指向权钱交易的目的；同时，各行为人之间对于贿赂财物具有利益共同性，通常要求共同占有或参与分赃。它通常表现为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各行为人在参加犯罪时，无论其分工如何，所有的行为总是作为整体有机联系在一起，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这些行为具有共同性，和犯罪结果都具有因果联系。本案中，王硕的行为系转达行贿内容，转递贿赂款，并从中截留部分贿赂款，其行为系共同受贿行为的一个环节，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了受贿罪本质中权钱交易的整体，各个环节相互配合，和犯罪结果均具有因果关系。2.关于本案主从犯认定在共同犯罪中，区别主犯和从犯的根据是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区分依据要综合考虑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程度、犯罪情节以及对造成危害结果产生作用的大小等各方面的因素。受贿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主要体现在受贿“数额”上，而是主要体现在利用职便为他人谋取的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损害等犯罪情节上。在本案中，危害后果主要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害，郝某和黄某作为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理应认定为主犯，但是其余中间人员只是受贿环节的一部分，亦不具有直接职务便利，故认定周某、王硕等人为从犯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3.关于犯罪数额和追缴数额的认定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人应当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王硕作为共同受贿人，理应对其经手的贿赂款数额负责，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王硕准确的截留数额，但是其转送给周某的数额是准确的，以其转送给周某的数额认定其与周某等人共同犯罪数额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另，犯罪数额并不等于追缴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个人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故应当追缴的数额为王硕的违法所得数额，即其截留数额，截留数额不明并不等于其没有违法所得，故原判判决继续追缴王硕违法所得并无不当。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支持抗诉意见、原审被告人王硕的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王硕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王硕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以惩处。鉴于原审被告人王硕具有自首和从犯情节，且其家属代其退缴部分违法所得，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原审被告人王硕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立军审 判 员  麻学军审 判 员  王海广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童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