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11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加广，男，1973年7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江苏苏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江苏苏沪（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丽，女，1967年1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琛，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杰，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加广因与被上诉人严丽、荣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加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刘克勤、被上诉人严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玉琛、被上诉人荣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加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严丽对孙加广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严丽、荣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承诺书》的性质系严丽和江苏鑫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邦公司）达成的合伙协议。根据《承诺书》内容，系严丽与鑫利邦公司在合伙筹建期的一个关于鑫利邦公司将来利润收益的对赌协议。该《承诺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明投资方严丽投入的1200000元系与鑫利邦公司的合伙行为。因协议中既包含借贷关系，又包含合伙经营关系，应当进行综合审理。2.孙加广和荣杰是合伙关系。荣杰系国家公职人员，2012年与孙加广合伙期间成立鑫利邦公司，因其身份特殊，未有对外显示其股东身份，为隐名合伙人。在该公司筹建期及运营期，荣杰与孙加广约定，荣杰以资金投入，负责财务行政，孙加广以技术入股，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合伙约定，荣杰将公司证照办理齐全，并对公司外来资金的汇入进行实际控制。荣杰一审中称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合伙责任无事实依据。3.孙加广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承诺书》明确载明涉案款项用于投资鑫利邦公司，该公司为款项接收单位，本息给付的主体也是该公司，四张借条的证明人及经手人均为荣杰，故本案一审被告应为鑫利邦公司，孙加广签字系职务行为。4.一审判决确认的债务清偿顺序系先利息后主债务，不符合《承诺书》第四条的约定，孙加广已经清偿的480000元应仍认定为本金。孙加广及公司并没有收到诉争1540000元本金，且已经偿还了部分，如2016年4月26日通过债权转让偿还350000元。《承诺书》明确约定严丽撤出资金应告知公司，公司将按要求付给本利，故双方对本金和利息的偿付顺序是有明文约定的。5.荣杰与严丽存在串谋，夸大借款本金的数额，孙加广并没有收到争议的500000元。如荣杰收到严丽其中一笔款项的当天用同一账户向严丽账户回转了18.78%的款项，故其二人有高度的恶意串通。6.严丽违背诚信诉讼原则，将同一法律基础事实涉及的款项故意拆分成两个诉讼案件，欺骗一审法院。其主张427800元系以1540000元本金为基数，月息2.5%结算而来，系虚假诉讼。《承诺书》第2条明文约定月息是1%，第3条是根据公司收入由孙加广和荣杰研究确定分配利润，不是对利息的约定，而且受到公司收入的前提条件约束。6.借款数额认定错误，虽然借条出具的本金总额为1540000元，但全是支付给荣杰，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和所谓的现金，孙加广及鑫利邦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借款本金，故一审认定借款数额错误。7.荣杰与孙加广之间是合伙关系，荣杰称是职务行为，所有字据荣杰大多数是经手人身份，而不是借款人，却收受款项，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荣杰收到款项是否交付给孙加广和公司，一审未予查明，且错误认定由孙加广承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本案的适格主体是鑫利邦公司，孙加广充其量承担股东连带责任。严丽答辩意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1.严丽与孙加广投资的鑫利邦公司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不能认为严丽系合伙人。2.孙加广和荣杰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即便存在合伙关系也不能免除孙加广的还款责任。3.荣杰是参与鑫利邦公司的管理，是财务负责人，严丽通过荣杰打款，荣杰收到款项后支付公司的开支，包括孙加广本人购买车辆等行为，均是孙加广的安排。这些事实也能证明孙加广独资公司的财产系混同状态。4.严丽不是鑫利邦公司的股东，涉案款项不属于投资，应该系借款。条据上明确载明是借款，《承诺书》是孙加广单方作出的，严丽并没有签字确认。从承诺书的内容看严丽只享有权利，不存在义务，说明严丽转款的性质属于借款，如果是投资应承担相应的风险。且《承诺书》能证明借款利息是月息2.5%。5.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和《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孙加广承担责任。6.严丽和孙加广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合法的，严丽陈述的事实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虚假陈述和虚假诉讼行为。孙加广一、二审陈述相互矛盾，存在着虚假陈述和虚假诉讼行为的嫌疑，请求查明并予以处罚。荣杰答辩意见：1.本案一审过程中严丽已经自愿撤回对荣杰的起诉，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荣杰在本案中已经没有被上诉人的资格，也无被上诉人的诉讼义务。2.孙加广称严丽与荣杰系虚假诉讼，恶意串通等，均系其一方的主观臆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过一审庭审及2015年8月15日一审法官对孙加广谈话，均能证实孙加广有实际向严丽借款的行为，并且严丽已经实际交付了借款，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孙加广伪造多份证据，请求对其虚假诉讼行为作出处罚。严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孙加广归还借款770000元及利息（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一审中，严丽申请撤回对荣杰的起诉，并获准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日，因设立鑫利邦公司需要资金，孙加广向严丽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严丽（身份证：）投入资金壹佰贰拾万元整（120万元），条件为：一、资金可分批投入，具体投入时间、数目以公司收到入账为准。二、按月息壹分，每月月底付息。三、每年底根据公司收入由孙加广和荣杰研究确定分配利润，最低确保按投入月息贰分伍厘计算付给。四、如严丽需要撤出资金，不想投入，需提前二个月告知公司，公司按要求本利付给。五、资金投入公司时间长短，由严丽本人确定”。2012年9月3日，荣杰、孙加广共同向严丽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肆拾叁万元整￥430000.00用途说明宿迁新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用主管单位孙加广2012.8.2经手人：荣杰2012年9月3日”。2012年9月5日，严丽向荣杰转账交付230000元。荣杰认可当天另收到严丽200000元现金。2012年10月3日，荣杰、孙加广共同向严丽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元整￥240000.00用途说明宿迁新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用主管单位孙加广2012.10.3经手人：荣杰2012年10月3日”。2012年10月4日，严丽向荣杰交付了240000元借款。2012年12月3日，荣杰、孙加广共同向严丽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严丽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新利邦公司经营用）。孙加广2012.12.3日经手人：荣杰2012.12.3日”。当天，严丽通过现金的方式向孙加广交付了借款。一审法院另查明，除本案借款外，严丽另于2012年9月3日出借给鑫利邦公司760000元。孙加广、荣杰于2014年2月3日将结欠的利息427800元向严丽出具欠条一张。相关事实由一审法院在（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案件中予以认定。借款后，荣杰分别于2012年10月4日、2012年11月16日向严丽支付12000元、14400元利息。孙加广于2013年11月23日向严丽还款80000元，于2016年4月26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向严丽还款35000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孙加广系鑫利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鑫利邦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3日。2012年9月3日，孙加广从严丽出借的款项中支取424500元用于购买凯迪拉克轿车一辆，所购车辆登记在孙加广名下。一审庭审中，孙加广称鑫利邦公司无财务账册。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本案借款数额。严丽分别于2012年9月3日、2012年10月3日、2012年12月3日出借给鑫利邦公司借款430000元、240000元、100000元，合计770000元，由孙加广及荣杰共同出具给严丽的借条及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证实，依法予以确认。孙加广辩解其只收到2012年12月3日的100000元借款，未收到其他款项，首先，孙加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对外从事经济活动，如其未收到严丽的款项，而不断向严丽出具大额借条，而又不要求严丽返还未交付款项的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涉案三张借条由孙加广与荣杰共同出具，荣杰对收到三笔款项予以认可，且涉案三笔款项能够与严丽及荣杰的银行流水等相印证，足以证实严丽已完成了交付义务。综上，认定本案的借款金额为770000元。2.关于孙加广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双方现均认可借款主体为鑫利邦公司，而鑫利邦公司为孙加广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孙加广亦未能举证证明鑫利邦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其次，孙加广从严丽处所借的部分款项用于购买轿车，并将购买的轿车登记在自己名下，至今未过户给鑫利邦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综上，孙加广应对鑫利邦公司欠严丽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3.关于本案利息起算点。因孙加广于2013年11月23日所还的80000元及2016年4月26日所还的350000元，在（2019）苏1322民初1057号案件中已经进行了处理，故本案借款利息应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综上，对严丽要求孙加广还款770000元及利息（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严丽自愿申请撤回对荣杰的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调解不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孙加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丽还款770000元及利息（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二、驳回严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已由严丽预交5900元），由严丽负担1800元，由孙加广负担10000元。二审中，上诉人孙加广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鑫利邦公司企业简介、工作流程图、工作分工。该三份手写材料系荣杰亲笔书写，此时公司还没有成立，荣杰没有任何职务，有的只是合伙人身份。在工作流程图中，荣杰载明董事会成员由孙加广、荣杰组成，荣杰系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证明孙加广和荣杰系合伙关系，荣杰行使的是只有合伙人才能行使的决策权，包括如何招聘人员。2.聘任书、股东会决议、饭店消费账单。该两份文件上孙加广的签名均是荣杰所签，饭店系荣杰定点饭店，老板会找公司结账，荣杰并非普通职工，非职务行为，而是行使股东才有的决策权和签字权。3.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5月份工资单6份，证明荣杰在一审中称只收到一个月工资系虚假陈述。在鑫利邦公司工资发放中，孙加广作为技术入伙，荣杰作为财务入伙，均领取相应的报酬，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工人工资正常发，荣杰和孙加广停发工资，符合双方合伙时的分工。4.《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严丽提交的《承诺书》系撕毁后用塑料纸粘贴，但在原承诺书上有荣杰签名的“经手人”，证明荣杰系合伙人。5.利息收条三张：2013年3月4日46200元（2013年元月至3月）利息、2013年7月3日46200元（2013年4－6）利息、2013年9月4日46200元（7/8/9月）利息。证明以本金1540000元为基数，每月给付的利息系按1%计算。6.2014年2月3日427800元利息欠条形成方法，黑色字体系严丽本人书写。证明严丽要求分配利润，按《承诺书》第三条约定计算月息2.5%分红，减去按《承诺书》第二条约定支付月息1分后，得出的所谓利息款，准确表述应为分配利润款。因三方约定的月息标准仅是1%，一审判决以月息2.5%计算违背事实。7.中国邮政收据一份，严丽女儿在邮局上班，摊派给鑫利邦公司报纸，证明严丽投资经营公司，公司为其女儿完成报纸订阅任务，符合生活常理。8.一审法院判决两份、裁定书两份，分别是：（2017）苏1322民初11686号严丽与荣杰、颜学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18）苏1322执3920号严丽与荣杰、颜学龙民间借贷执行裁定书、（2018）苏1322执5048号严丽与颜学龙民间借贷执行裁定书、（2017）苏1322民初19931号严丽与宿迁盛大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邱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证明：严丽从事放贷业务，收取三分利息，且在颜学龙一案中放弃向荣杰主张权利，其与荣杰之间存在利益关系。9.鑫利邦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明：鑫利邦公司原始股东是孙加广、叶某两人，并非一人公司，孙加广不应承担责任。10.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考勤表一本，其中无孙加广和荣杰考勤记录，证明目的同证据1-4。11.申请证人宋某、刘某1、刘某2出庭作证，宋某是当时鑫利邦公司的会计，刘某1是工人，刘某2是送材料的，证明孙加广与荣杰是合伙关系，荣杰负责公司财务，孙加广负责技术生产。12.银行流水记录13张（包括严丽的11张银行账户、荣杰的2个银行账户），证明严丽无出借能力，对涉案的1540000元出借方式不符合民间借贷规则，不符合生活常理，且严丽和荣杰之间存在利益交换，在骗取孙加广的信任后，双方进行虚假诉讼获得不正当利益。严丽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明显是孙加广伪造的证据，因为《承诺书》只有一份，是公司出具给严丽的，一审中严丽已经提交，孙加广提交的《承诺书》与一审中严丽提供的《承诺书》不一致；对证据5，对2013年7月3日的利息收据没有异议，2014年3月4日的收条是虚假的，不是严丽的签名；对9月4日的收据认可，但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正确还利息，说明孙加广与严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对证据6“三性”均不认可，没有严丽的签名确认；证据7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必然证明严丽与孙加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证据8的“三性”均不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公司名义借款的，是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的，出借人有选择权利，可以诉讼共同承担，一审在程序上没有错误，不是遗漏当事人；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关联性，不能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其中宋某的证言如果真实，孙加广的陈述就是虚假的。工资表上有荣杰和孙加广，但考勤表上没有，存在矛盾。宋某陈述不认识严丽存在虚假；刘某1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他称工资是现金发放，孙加广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工资是打卡形式，明显有一方陈述虚假；刘某2同样陈述不认识严丽，说明严丽不是合伙人，三位证人证言均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关联性。严丽有宾馆等一些实体店，之前做雅芳化妆品总代理，有40多个连锁店，资金实力雄厚，完全有财力出借资金。本案借贷不存在严丽和荣杰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约定的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月息2.5%也不属于高利息。荣杰质证意见：对证据1，因没有荣杰本人签名，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无法证明荣杰与孙加广系公司合伙人；对证据3不认可，与孙加广一审提供的证据不一致且，是矛盾的；对证据4，与严丽一审提供的《承诺书》不一致，有伪造证据嫌疑；对证据5、6，认可严丽陈述；对证据7系复印件，“三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依法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同严丽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0的“三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宋某的证言与孙加广提供的考勤表及工资单不一致，关于荣杰与孙加广是否是合伙关系，自2012年至现在时隔8年作为会计的证人能清楚的记得不符合人的正常记忆规律，也不符合常理，证人对荣杰与孙加广是如何合伙、是否有合伙协议及投资分红均不清楚，无法认定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如果证人刘某1的证言真实，孙加广提供的工资单、考勤表均是伪造的，如果不是伪造，刘某1就是作虚假的证言。刘某1对荣杰与孙加广是否是合伙关系不清楚，关于荣杰与孙加广如何投资分红也不清楚，只知道在一起吃饭喊“荣总”就是老板，这是民间叫法引起的猜测；刘某2的证言也是民间的一种通俗叫法，不能因喊“荣总”就认定荣杰与孙加广是合伙关系。刘某1关于领取工资的陈述与孙加广提供的2012年12月份工资单相互矛盾。对刘某2的证言，因为其根本无法讲清楚荣杰是否是合伙人，所以无法证实荣杰与孙加广系合伙关系；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达到孙加广的证明目的。一审庭审和谈话笔录中，孙加广对借款数额和事实均予以认可，现在孙加广推翻一审的陈述，且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应认定。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3，“三性”难以认定，即便真实，亦不能据此认定荣杰系鑫利邦公司的合伙人；对证据4，系复印件，且与严丽一审提供的原件不一致，“三性”不予认定；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6，因严丽认可黑色字迹部分系其本人书写，故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7，系复印件，且严丽、荣杰均不予认可，故对“三性”不予认定；对证据8-10及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11，“三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中，严丽及荣杰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严丽和鑫利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如果存在，孙加广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性质和范围；2.涉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标准分别如何确定；3.严丽和荣杰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本案是否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本院认为，对争议焦点1，严丽主张与鑫利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有孙加广出具的收条及荣杰经手、孙加广签字确认的多张借条加以证实，并有孙加广签字并加盖鑫利邦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加以印证。孙加广主张《承诺书》系严丽与鑫利邦公司达成的合伙协议，严丽并不认可。根据《承诺书》的内容，主要约定严丽向鑫利邦公司投入资金，鑫利邦公司向严丽支付本息，无法认定严丽与鑫利邦公司之间系合伙关系。而且，根据孙加广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到…”。同时，一审中，孙加广对鑫利邦公司与严丽之间系借款关系亦多次予以了认可，而且借款后孙加广、荣杰多次向严丽结算利息并还款，故应当认定严丽与鑫利邦公司之间构成借贷关系。因《承诺书》和借条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借款发生时，孙加广作为鑫利邦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向严丽出具了借条，并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轿车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对借款结欠的利息，孙加广还向严丽出具了欠条。一审诉讼中，孙加广也陈述“建厂、购机械、购买凯迪拉克的车子、购一台搅拌机等都是用于江苏鑫利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严丽作为出借人，选择孙加广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全部清偿责任符合上述规定。孙加广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签字系职务行为，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对争议焦点2，对于借款本金，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严丽通过转账或者现金方式向孙加广及荣杰支付770000元，荣杰作为经手人出具了借条，孙加广签字确认，应当认定严丽已经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应当认定涉案借款本金为770000元。孙加广辩称未有实际收到借款，其在借条上签字系基于对荣杰的信任，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对于借款利息，孙加广主张为月息1分。但《承诺书》第三条明确约定“最低确保投入月息贰分五厘计算付给”。同时，根据孙加广二审提供的由严丽及其前夫魏东明书写的利息计算清单，载明截至2014年2月3日，涉案借款应付利息为641000元，该数额即以当时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5%计算所得。扣除已付利息213200元，尚欠利息427800元，孙加广为此出具一份427800元的欠条，孙加广的行为可视为其对月息2.5%的认可。对于结算前严丽已经收到的款项，即便符合月息1%的计算标准，因均在双方结算之前，不能因此认定涉案借款利息为月息1%，应当认定涉案借款的利息为月息2.5%。对于已还款项，一审判决按照月息2.5%的标准先抵冲利息，超出部分抵冲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对荣杰及孙加广已经偿还的款项，已在本院（2020）苏13民终499号案件中处理完毕，本案不再理涉。对争议焦点3，孙加广主张与荣杰之间系合伙关系，且荣杰以资金入伙，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仅凭荣杰在鑫利邦公司任职、负责鑫利邦公司的财务及经手本案借款、参与公司其他事务的经营管理、领取工资等事实，不足以证实荣杰系合伙人的身份。孙加广还主张荣杰与严丽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款项确系严丽转至荣杰账户，但因荣杰负责鑫利邦公司的财务工作，其经手本案的借款及还款系履行职务行为。而且，孙加广在荣杰收到款项后在荣杰经手的借条上签字确认，并在结算利息后向严丽出具了欠条，荣杰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为孙加广购买车辆并登记在孙加广个人名下，孙加广对此也未持任何异议，应当视为其对荣杰收款、还款等行为的确认。对于荣杰与严丽之间是否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因此，孙加广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加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孙加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芳芳审判员  王晓玲审判员  周栋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廉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