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1民终10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志强，男，汉族，1962年2月11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英，女，196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漯河市召陵区，系翟志强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良，河南可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翟庄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翟连生，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绍虎，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翟志强因与被上诉人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翟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翟庄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4民初496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翟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英、于华良、被上诉人翟庄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绍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志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召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04民初4961号民事裁定,指令审理本案;2、翟庄村委会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翟志强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翟志强作为翟庄村村民，享有与其他翟庄村村民同等待遇,其承包地被征收后，应获得相应的土地补偿。一审法院以翟志强的起诉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为由，驳回翟志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针对征地补偿费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分配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均给予了明确答复，即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可见，关于村民待遇问题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可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的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翟庄村委会辩称，翟志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的裁定意见，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翟志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法律依据，均不能适用于本案。理由分述如下：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翟志强所要主张的包括生活费、分红等，均属村民待遇的范畴。如果翟志强现在应享受的人员范围之内，就可享受，不在范围之内，就不能享受。由于村集体人员变化大，人员不固定，且由于历史原因,大量的人员获得就业机会成为领工资的工人，村或组集体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1992年底划定可以享受村民待遇人员的范围，且已执行多年。翟志强从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无异议。2、2015年元月,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翟庄村委会经过法定的程序，在村里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模式，确定了在1992年底确定的享受村民待遇人员的基础上,对于仍健在的人员，继续享受村民待遇，并根据各组经济能力的不同,发放标准略有差异的分红和生活费。而翟志强所主张其父母的分红和生活费,由于其父母早已去世多年,已经不符合2015年元月村委会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继续享受村民待遇的条件，其一审的请求主张已失去重要的主体资格这个前提。翟志强在没有确认能作为享受2015年之后村民待遇资格的前提下，就向法院起诉主张各项待遇,明显不符合程序要求。3、翟志强一审请求主张的内容，均是村民待遇范围之内的事项，且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事项。而翟志强所列举主张适用的最高法《答复》和《解释》，均不能适用本案。第一,其适用内容条件不符合本案。本案翟志强主张的实际是村民待遇而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第二,主张的身份前提与本案不同。翟志强首先得属于能享受村民待遇条件的人,才可以提起，而本案中翟志强不具有享受村民待遇的条件，主体就不符合。第三,该《答复》和《解释》从法律效力级别上讲,也不能与《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基本法律相冲突，而《宪法》第十七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均已明确尊重和保护村民自治权利。4、像翟志强这样的想通过一定程序确定为享受村民待遇人员的情况,在许多地方的城中村大量存在。不能说户籍未迁出，或仍在村里居住，就一定享受该村民待遇。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村里不富裕时没有主张权利，也不对村里付出任何义务。后来，随着村里经济发展了，就纷纷来主张享受待遇。如果人民法院介入审理支持其诉求，其他大量的人员会效仿，那么对于已经享受村民待遇的人员的利益将造成极大的冲击,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会导致国家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失败的后果。故一审裁定不予受理,是完全正确的。5、翟庄村委会在一审中已经指出，翟志强还存在主体不当不适格、诉讼请求内容不具体不明确、其主张的内容超过诉讼时效、起诉诉求与主张的事实内容相矛盾等问题，在此不再重复。一审法院最后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起诉，是完全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翟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翟庄村委会补足以前欠翟志强父母生活费10000元（暂定，以翟庄村委会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2、判令翟庄村委会补足欠翟志强父母年底分红20000元（暂定，以翟庄村委会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3、判令翟庄村委会以后每年给予翟志强年底分红20000元（暂定，以翟庄村委会给本村其他村民发放的数额为准）；4、本案诉讼费由翟庄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翟志强原系翟庄村村民，上世纪80年代被企业招为工人，实现了“农转非”，但是其户籍直到现在仍留在翟庄村。翟志强的父亲翟玉坤、母亲张妮原系翟庄村村民，按翟志强自述，已经分别于1997年和2011年去世。翟志强明确表示，自己是“占地工”走的，不要村里的待遇。本次起诉是要继承父母亲翟玉坤、张妮作为翟庄村村民应享受的那份待遇（补发以前的生活费、年底分红，要求继承以后的年底分红）。二、翟庄村的基本情况。（一）翟庄村是我市召陵区翟庄街道所辖的一个城中村。目前村委会下辖一队一组、一队二组、第二村民组、第四村民组。没有第三村民组这一基层村组组织。翟庄村以租赁经济为主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活跃，村组每年租赁收入比较可观。村组研究决定给予符合标准的村民发放生活费、年底分红，村民每年收入比较可观。但问题出在，不是每一位户籍在翟庄的人都享有这种待遇，部分人员由于历史积累原因，因“占地工、未满18岁、领取2000元买断”等原因，并不能享受上述待遇。（二）上述局面成因源自两次村民决议。1、80年代翟庄村属于城市近郊村，随着城镇化发展，村组土地不断被征收征用，部分村民在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被占地企业招收为工人。因村组土地不断被征，加上村组集体企业也不断倒闭，集体经济严重不景气。为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失地村民的稳定，当时村组研究决定，截至1992年12月31日，未满18周岁人员、招收为工人的人员、领取2000元买断的人员不再享有村民待遇。除了上述三类人员之外的人员，登记在册，享受村民待遇。此即第一次决议。2、随着人口的正常死亡，只减不增，而村集体经济逐年向好。为了明晰产权，促进村组集体经济健康发展，2015年翟庄村两委班子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对村组集体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革。以票决的形式通过了《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和《翟庄村股份制经济体管理章程》。核心内容是：截至2015年元月31日，已经享受村组待遇的人员,况且仍然在世的，作为股份分配对象。其所持股份可以在本股份经济体内转让、赠与，可以继承、转让、赠与。三、争议的情况。1、部分村民认为自己的户籍在翟庄村，属于翟庄村村民，应当享受村组待遇；亦或是父母亲之前曾享受村组待遇，但是后来死亡，截至2015年元月31日时已经不在簿，其份额不能继承等原因，提出异议，长期通过多种途径反映解决，要求享受村组待遇或者继承家属的村组待遇。该部分人多为原翟庄三组人员。2、翟庄村委会认为，原翟庄三组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涣散，后变成六个小组。由于内部斗争严重，将卖地款分光分净，没有留下任何资源、资产、资金。原三组没能形成基层村组组织，现由村委会代管。村委会经研究对原三组的少部分人，由村委会发放生活费，享受村组待遇。翟庄村委会和下属四个村民小组属于五个不同的经济体，各有各的账目，各组有组长，有会计。各组视经济情况，每年给村民发放资金也不相同。翟庄村委会只作宏观管理，不作具体干预。一审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有权依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对村民事务行使一定程度的管理权，这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一种体现。村委会主持召开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通过表决，形成《关于在全村实行股份制经济管理的意见》和《翟庄村股份制经济体管理章程》，是行使基层群众自治的表现。本案中，翟志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已经死亡二十余年的父母亲翟玉坤、张妮的村民待遇问题，并进而继承之，实质上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应驳回起诉。其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翟志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30元，已缓缴，不再缴纳。本院认为，本案中翟志强主张的其父母应享有的、其本人应承继的集体经济权益来源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我国农村集体土地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二）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翟庄村下属的各村民组是各该村民组村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人及所有权人，也是各该村民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的补偿对象，所获补偿由各该村民组集体所有。各村民组之间的集体土地权益相互独立，各村民组有权自行决定向本组村民进行分配或用于投资发展集体经济。故翟志强主张其父母生前应享有的集体土地补偿权益，应向其父母所在的第三村民组主张。若有证据证明翟庄村占有了应属第三村民组所有的土地补偿款，亦应由第三村民组向翟庄村主张，第三村民组中的村民个人不具有向翟庄村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作为多年前已“农转非”的翟志强更不具备该主体资格。且依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精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规范工作属当地政府职能。故本案不具备民事案件受理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翟志强的起诉，处理结果正确。综上，翟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左 昊审判员 李 刚审判员 王路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应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