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1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春,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胜，江苏法德东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富强,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上诉人王东春因与被上诉人孙富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2民初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东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第一，双方从未对案涉合同解除等事宜达成一次性了结的协议。孙富强主张案涉合同已于2019年8月14日晚协商解除，相关事宜也一次性了结，但并未提供书面协议，所提供的仅是三位证人的证言和书证欠条。三位证人中有两位（林某、毛某）与孙富强系案涉娱乐馆的合伙人，王东春的主张与林某、毛某之间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而第三位证人才源与孙富强是雇佣关系，亦存在利害关系。同时，证人毛某当晚并不在现场，证人林某是后期才到的现场，对谈判的背景原因等并不知情，证人才源只知晓娱乐馆冲突的事情并未参与老树咖啡谈判。另外，当问及是否于8月14日当晚对案涉合同解除等事宜进行了一次性了结这一重要问题时，作为娱乐馆合伙人的毛某称并不知情，关于欠条中的四万元是什么钱时，毛某的第一反应是当晚王东春打伤孙富强员工的赔偿款。从庭审情况看，证人林某、毛某的大部分证言并非出自亲身感受，而是孙富强的威胁和不正当的引导。综上，孙富强提供的证人证言和书证欠条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二，王东春从未与孙富强就月承包金调整至70000元达成一致。证人证言并未证明王东春明确表示同意，而是未予回应。降低月承包金属于减损王东春经济利益的行为，如果同意则应该是明确的正面表示，而不能将王东春的未予回应和沉默认定为默许同意。王东春发包案涉娱乐馆的目的是为了盈利，法庭调查可以认定王东春需按月支付娱乐馆房屋的租金70000元，若王东春同意月承包金降至70000元，仅够用来支付房屋租金，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常理。第三，孙富强的违法经营行为对王东春造成损失属实。案涉合同已于2019年8月底解除，合同解除后需腾空娱乐馆的房屋，但由于孙富强的原因导致娱乐馆整个9月份不能交付受让方经营，受让方因此少支付王东春100000元，另9月份的房屋租金70000元亦应由王东春承担。结合承包经营合同关于损失赔偿的约定，王东春主张赔偿损失3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孙富强在承包经营期间，客观上侵权造成门牌的损毁损失远不止一审法院酌定的损失数额，恳请二审法院重新予以审核。孙富强辩称，第一，承租是3月份的事情，当时双方约定的房租是110000元/月，王东春不是真正的房东，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叫汪某，王东春与汪某之间是如何约定的我不清楚，经林某从中介绍后与汪某认识，之后我们三方就签了一个协议。进入严打以后，娱乐馆的效益不好，双方口头协商将房租降至70000元/月，此后一直按照70000元/月支付至8月底。王东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签订了转让协议，承诺8月份将店交给案外人，否则将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王东春为了能在8月份将店交给案外人就到娱乐馆里闹事，结果将一个服务员打伤，当地派出所也介入了这起案件的处理，事情以王东春向服务员道歉并赔偿几千元医药费结束。后来，双方协商一致把店交还给王东春，折算一个总账由王东春打一个欠条给孙富强。如果说孙富强欠王东春房租，王东春是不会打欠条给孙富强的。现王东春主张是受到威胁恐吓才出具了欠条，他完全可以报警处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第二，在我经营的过程中消防老是出现问题，双方签合同的时候约定3月底就把消防变更好，后来发现消防一直没有变更过来，消防一直没过关。4月份因房租和消防的问题，双方协商并由王东春口头承诺将房租降到70000元/月。对于欠条中差欠的金额，孙富强多次向王东春催要，但王东春一直没有还。王东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9年3月5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2.判令孙富强立即向王东春支付承包费90000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孙富强赔偿娱乐馆关停的损失300000元;4.判令孙富强赔偿门头广告制作费用73000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孙富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某是弋江区后宫娱乐馆（以下简称娱乐馆）业主，2018年12月6日，汪某将娱乐馆转让给王东春。2019年3月5日，王东春（甲方）与孙富强（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孙富强以每月11万元的价格承包娱乐馆经营。合同还备注“1.如场所因消防及其他所有营业证照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经营，一切损失由甲方单方面承担全部损失（每月30万元）；2.如场所因为甲方个人原因导致场所无法正常经营，一切损失由甲方单方面全部承担（每月30万元）；3.甲方如对外转让本场所，乙方具有优先购买权。”合同签订后，孙富强共计支付王东春57万元（含押金11万元）。期间，因消防问题，娱乐馆被要求关门整改。2019年8月，娱乐馆被中山南路派出所查封。王东春陈述其于2019年8月15日后将娱乐馆转让他人，并于2019年8月22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关于双方争议的月租金及解除承包合同关系的问题，孙富强提交证人林某、毛某、才源的证言，证明：一、林某、毛某与孙富强合伙经营娱乐馆，且与王东春相熟，经双方协商，王东春口头同意将租金降至每月7万元。二、2019年8月14日晚，林某、孙富强、王东春及案外人郑海燕协商解除承包关系，王东春向林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57000元，于2019年9月1日归还，该欠条包含孙富强为王东春垫付的音响费17000元。三、才源原为娱乐馆员工。才源于8月20日晚向王东春交接娱乐馆，广告牌中的后宫二字应派出所要求拆除后放在娱乐馆内通风管道处。王东春辩称孙富强、林某等人找其协商将租金调整至7万元，但其并未明确同意；其对出具的57000元中包含音响费17000元不持异议，但剩余4万元是受孙富强胁迫出具，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4月3日，王东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后宫房租4月5日至6月5日，1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含：1.如何认定王东春与孙富强解除承包合同关系的日期；2.承包费的认定。关于解除承包合同关系日期的认定问题。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承包期未满，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已解除合同关系，但对解除日期认识不一致。该院认为虽然王东春对证人林某、毛某的证言不予认可，但结合欠条、王东春自述于8月15日后转让娱乐馆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于8月14就解除合同关系达成一致属实，且孙富强称述的其交费至9月初，亦与王东春主张解除合同日期为2019年8月31日相吻合，故该院确认双方已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关于承包费的问题。孙富强辩称承包经营期间王东春同意将承包费下调至7万元，并有证人林某、毛某予以证明，且与王东春于2019年4月3日出具的收条、2019年8月14日出具的欠条相印证，该院予以采纳。王东春辩称其出具给林某的欠条系受胁迫，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该辩称法院不予采纳，对其提出的承包费9万元及利息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关停损失，该院认为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王东春随即将娱乐馆转让他人，其主张的关停费无事实及合同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广告制作费用73000元。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本案中，孙富强辩称应公安机关的口头通知摘除部分广告门头，有证人才源的证词予以证实，该院予以认定。然孙富强摘除广告门头虽有依据，但在合同解除后，孙富强未能将摘除的广告牌返还王东春，其应赔偿相应损失。结合该广告牌制作费用、使用情况及损害后果，该院酌定孙富强赔偿王东春2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第一，确认王东春与孙富强于2019年3月5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第二，孙富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王东春2000元；第三，驳回王东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25元、保全费3120元，由王东春负担7313元，孙富强负担3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王东春提交2020年4月10日王东春与林某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版），证明才源一审中将后宫二字从广告门头中拆除的证词，很可能与事实不符，王东春从没有向包括孙富强在内的股东承诺过承包费从11万元/月降为7万元/月。孙富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即便该录音内容属实，单凭第三方的陈述也不足以证实才源作虚假证言，林某有关承包费是否调整的陈述与其一审当庭作证内容相互冲突，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第二，王东春提交王东春与林某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版），孙富强与王东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证明王东春从未承诺过承包费从11万元/月降为7万元/月，且王东春在案涉欠条出具的前一天仍在向孙富强主张承包费。孙富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东春与林某之间电话录音的内容与林某一审出庭作证的陈述相互矛盾，且无法核实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故依法不予采纳。本院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可证明在2019年8月13日就承包费用双方之间仍存在争议。第三，王东春提交照片一张，证明王东春2019年5月8日向孙富强出具律师函并张贴于孙富强承包的娱乐馆门口，要求孙富强支付欠交的承包费用并按照约定预交承包费用。孙富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照片无法反映律师函被张贴于娱乐馆门口，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第四，郑海燕与孙富强以及王东春之间的聊天记录（聊天图片），证明8月14日晚王东春与孙富强之间主要商讨娱乐馆发生争执一事，王东春担心孙富强借其打架视频对自己进行要挟。孙富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王东春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了案涉欠条，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第五，王东春与郑海燕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证明王东春通过郑海燕了解到孙富强经营期间因有偿陪侍被责令停业三个月，期限自2019年6月25日起，原审认定查封原因系消防问题，可能与事实不符。孙富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郑海燕的单方陈述不足以确定娱乐馆被查封的实际原因，对该份证据依法不予采纳。第六，王东春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证明王东春和汪某都没有认可每月的承包费用由110000元降为70000元。孙富强对该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汪某、王东春系与孙富强相对立的合同另一方，在承包费未调整上，汪某的陈述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该证言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纳。第七，王东春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证明8月14日王东春与孙富强之间发生冲突的缘由过程及在派出所的听闻。罗某作证双方因承包纠纷发生肢体冲突并闹到派出所，该内容与孙富强一方的陈述相一致，本院依法确认该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承包经营合同解除的时间。王东春在一审中诉请确认双方于2019年3月5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一审结合王东春自述于2019年8月15日转让娱乐馆的事实及孙富强称缴纳房租至2019年9月初的主张，认定合同于2019年8月31日解除，孙富强对此未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关于孙富强是否仍欠王东春承包费的问题。王东春、孙富强对双方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及孙富强已支付租金（包含押金）57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王东春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月11万元承包费标准计算，孙富强仍欠付承包费9万元。但孙富强主张因消防不合格及王东春将娱乐馆提前转让案外第三人等原因，双方就承包费已最终结算完毕，并由王东春于2019年8月14日向孙富强的合伙人林某出具一张57000元的欠条。王东春辩称其出具给林某的欠条系受孙富强的胁迫，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王东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知向林某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现王东春无证据证明系因与孙富强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出具了该欠条，在无证据推翻该欠条的情况下，对孙富强有关双方以该欠条的形式对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予以最终结算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王东春上诉要求孙富强支付9万元承包费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关停损失。王东春主张因孙富强的原因导致其无法向第三方交付娱乐馆，造成关停损失30万元。但无论是孙富强的侵权行为，还是该侵权行为与王东春无法交付娱乐馆之间的因果关系，王东春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王东春要求孙富强支付关停损失30万元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四、关于门头广告制作费。王东春要求孙富强全额赔偿门头广告制作费73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结合该广告牌制作费用、使用情况及损害后果，酌定孙富强赔偿王东春200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东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上诉人王东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阵审判员  肖珍审判员  陈勇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丁梦宁书记员王凤婷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