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2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乔静，男，197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应洪，男，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系社区推荐公民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美多吉，男，1956年3月8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志，四川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乔仲良，男，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邛崃市。 原审被告：汪玉兰，女，195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仲良，男，系汪玉兰丈夫。 上诉人乔静与被上诉人青美多吉及原审被告乔仲良、汪玉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乔静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改判乔静对乔仲良的案涉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乔静并未向青美多吉发送短信表示愿意为乔仲良的债务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认定该短信是乔静所发，认定事实错误。 青美多吉辩称，乔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乔静的全部上诉请求。 乔仲良、汪玉兰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青美多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乔仲良、汪玉兰偿还青美多吉2016000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判令乔静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乔仲良曾向青美多吉借款，2011年1月5日，青美多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向乔仲良交付了500000元；2011年1月18日，青美多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乔仲良交付了190000元；2011年3月12日，乔仲良向青美多吉出具了金额为720000元的借条，乔静出具了书面保证，为乔仲良的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2年12月30日，青美多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乔仲良交付了690000元。 2016年2月2日，乔仲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青美多吉归还了388950元；2017年12月21日，乔仲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青美多吉归还了1000000元。2019年2月24日，乔仲良、汪玉兰向青美多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青美多吉人民币2016000元，大写贰佰零壹万陆千元整，此款用于支付民工工资及材料款，此款在环保大楼工程款支付，此款于2019年4月1日归还”；上述借条出具后，乔仲良此前出具的借条和乔静出具的书面保证随后销毁。 因乔仲良、汪玉兰到期未付款，2019年4月22日，乔仲良、汪玉兰再次向青美多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青美多吉人民币大写贰佰零壹万陆千元整，此款于2019年5月30日归还，本人愿以自己在新津县水城嘉瑞9栋1单元10-3的房子和川Ａ×××××号车作为抵押。”乔静于同日通过短信方式向青美多吉承诺“乔仲良的欠你们的钱我乔静担保”。因乔仲良、汪玉兰、乔静未付款，2019年7月3日，青美多吉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借条、转款凭证、短信记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本案中根据双方的陈述和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乔仲良、汪玉兰出具的两张借条，可以认定乔仲良在2011年1月5日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向青美多吉借款1380000元，汪玉兰为共同借款人，且该借款应当计算利息；青美多吉诉称其还于2011年3月12日向乔仲良交付现金72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青美多吉的该陈述不予采信。 而乔仲良在2016年2月2日至2017年12月21日期间向青美多吉归还的13889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经核算该款项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年利率标准，由于双方并未约定上述款项是用于归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乔仲良、汪玉兰归还的1388950元应为利息；乔仲良辩称其仅欠青美多吉282240元，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青美多吉诉称其起诉的2016000元系双方核算后确定的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该金额系双方在2019年2月24日和2019年4月22日先后两次以借条形式确定的金额，乔仲良、汪玉兰虽辩称上述两张借条是因其受到青美多吉胁迫而出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应当认定上述两张借条是双方对之前债权债务的汇总结果，乔仲良、汪玉兰应当归还该款。乔静自愿为乔仲良的借款提供担保，虽未明确保证方式，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乔静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青美多吉在法定保证期间向乔静主张权利，应予支持。 汪玉兰辩称案涉借款与其无关，该理由与其先后两次向青美多吉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不予采信。乔静辩称其提供担保是因受到青美多吉胁迫，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乔仲良、汪玉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青美多吉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2016000元；二、乔静对乔仲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乔仲良、汪玉兰、乔静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928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25948元，由乔仲良、汪玉兰、乔静承担。此款青美多吉已垫付，乔仲良、汪玉兰、乔静在履行前述给付金钱义务时一并付给青美多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乔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短信记录及乔仲良的《情况说明》，拟证明＋86151××××2636的手机号持有人为乔仲良，内容为“乔仲良的欠你们的钱我乔静担保”的短信是乔仲良所发；2.微信截屏，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206万余元的利息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年利率24%标准；3.《四川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拟证明＋86151××××2636手机号由乔仲良登记并使用，所以案涉担保短信系由乔仲良发送的。青美多吉质证称，短信截屏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不能证明该手机使用人是乔仲良而非乔静，《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据，系乔仲良的陈述；微信截屏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具有关联性；对《四川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该号码登记在乔仲良名下，也不能证明该号码是乔仲良在使用。本院认为，短信记录不能达到乔静的证明目的，《情况说明》系乔仲良单方陈述，需结合全案进行认定；微信截屏不能达到乔静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四川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能够证明＋86151××××2636手机号登记于乔仲良名下，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电话号码151××××2636的登记人系乔仲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乔静是否应当就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二审中，乔静围绕该争议焦点提交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发送“乔仲良的欠你们的钱我乔静担保”短信的手机号登记于乔仲良名下，青美多吉对此认为不能排除该手机号实际由乔静使用。本院认为，现实中虽存在手机号登记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但在乔静已举证证明号码登记人系乔仲良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当由青美多吉举证证明该短信由乔静发送。而青美多吉对此未予举证，在乔静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不能以短信中有“我乔静”三个字推测该短信系由乔静发送。此外，青美多吉在二审调查中陈述“151号并不是青美多吉手机中存入的乔静的电话号码，我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用（该）号码发送担保短信”，表明青美多吉收到该短信时亦对该号码存疑，在此情况下，青美多吉作为债权人，收到该短信后应当向乔静核实或要求乔静出具书面保证进一步确认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青美多吉并未进行任何确认，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青美多吉自行承担，故青美多吉仅凭该短信不能证明乔静有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其要求乔静承担担保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乔静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二审中乔静提交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一审部分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2019）川013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 二、乔仲良、汪玉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青美多吉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2016000元。 三、驳回青美多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乔仲良、汪玉兰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928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25948元，由乔仲良、汪玉兰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928元，由青美多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兰 审 判 员 莫雪 审 判 员 马雯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莉 书 记 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