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5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负责人：刘志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慧，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定代表人：周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2民初15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鞠安成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刘春杰、贺新发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02民初1591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的合同已于2013年8月到期并履行完毕。一审中双方均承认双方之日203年8月之前的合同权利义务持已履行完毕，且无新签订合同。三、双方不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成立事实合同关系的条件是一方履行了主要义务，另一方接受的，但是本案双方2013年8月之后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不能认定为成立事实合同关系。1.上诉人根本没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无论是书面合同还是事实合同，均以双方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法反映出上诉人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相反，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联通公司根本无续签合同的意思表示，在无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合同成立。2.被上诉人未履行主要义务。在2013年8月之后，上诉人未要求其履行任何义务，也未接受其履行义务。双方未就签订合同进行过任何磋商，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合同的主要义务。即使按双方2012年签订的合同来看，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联通公司）指定乙方（丰弘公司）为甲方宽带业务代理商，渠道类型为公众客户社会直销渠道，代理推广的业务范围包括宽带网络楼入。”可以证明乙方的主要义务为“渠道拓展”，而因为2013年8月双方合同到期后，联通公司停止了丰弘公司的代理商权限，丰弘公司丧失了渠道拓展的资格，因此，根本不存在履行主要义务的行为。3.被上诉人代缴费的行为并不是合同的义务。2012年双方的合同主体是联通公司与丰弘公司，丰弘公司履行主要义务，即宽带网络接入，通过自行发展客户，按合同约定收取渠道拓限服务费，在2013年8月合同到期后，双方的合同终上，丰乳公司我用户激责杨行为，仅仅是共与用户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行动系其自行建立的委托关系，即未得到联通公司的投权，也未得到联通公司的追认，与联通公司无任何关系。4.在被上诉人上述行为中，上诉人未获得任何利益。上诉人联通公司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服务型企业，向用户提供多种公众缴费渠道，即使不存在丰弘公司，联通公司依然会向用户提供网各服务，用户均可以通过公众交费平台自行向联通公司支付服务费。因此本案所涉的服务费是上诉人作为一个服务型企业应该向用户收取的费用。联通公司从未要求丰弘公司从事代缴费行为。丰弘公司之所以代用户缴费，是基于其通过缴费行为，可以从中收到差额利益，是其自行从事的商业行为，与联通公司无关。联通公司在该行为中未获得任何利益。5.从双方合作的惯例来看，只要合作，均应通过书面形式签订正式合同。在无合同的情况下，应按双方无合作来认定。联通公司从2009年开始与丰弘公司合作以来，连续三年采取一年一签的方式连续签订了三份正式合同，合同均约定，“本协议到期后，如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应另行协商签署书面续约协议。”明显可以看出双方不存在模糊或不签合同的概念，且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2016年双方开始“皇姑区亿海阳光项目”新的合作时，均签订了新的书面合同，从来不存在口头约定或倒签合同的情形。6.上诉人有规范的代理商管理系统和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不存在人为口头约定的情况。上诉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合同管理非常严格，在与所有代理商合作过程中，均按规范的书面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而且，上诉人的代理商管理均通过ESS管理系统自动管理，合同到期，相关进程自行终止，并非人为操作，因此根本不存在口头约定变更合同的情形。在双方无合同的情况下，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事实合同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在双方无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形成事实合同关系，进而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巨额服务费，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013年8月以后，上诉人仍在使用被上诉人投资建设且拥有产权的小区宽带网络为用户提供服务，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维护服务。另外，至今上诉人未退还合同保证金。二、代缴费是被上诉人应履行的义务。三、上诉人获得巨大利益。事实表明2013年8月以后双方依据原合同继续在维持事实上的服务合同。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支付原告服务费2,259,914.72元（自2013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及相应利息（以2,259,914.72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10月28日）；2.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沈阳三联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三联网络公司”）签订《通信业务代理协议（宽带网络接入合作协议）》一份[合同编号：SYCU（02）-01-2010-0284-sys-DWDY]，协议约定，由乙方代理发展甲方开办的宽带网络接入业务，乙方基于甲方业务及技术，严格按照甲方对外公布的资费标准非独家代办甲方宽带新用户入网业务，开发客户市场。甲方负责按月审核乙方代理业务的业务量，并按业务代理政策向乙方支付业务代理酬金。甲方负责用户的各项业务申请、计费工作，为用户出具发票。乙方服从甲方经营业务上的指导和管理，执行激甲方制定的业务资费标准和业务规定……乙方负责乙方所提供的管道、线路、IP网交换设备、边缘节点至IP骨干网接入部分及由乙方所承建驻地网的日常维护。乙方代为甲方发展的客户属于甲方，由甲方与用户签订相关服务协议。业务受理、费用收取均由甲方负责，乙方负责保证客户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乙方负责所发展用户接入业务的开通安装、调测和业务管理；并保证按甲方服务标准为用户提供此类服务。乙方所发展客户的欠费催缴工作由乙方负责。结算标准：双方商定合作范围内业务收入（不含工料费）按照下列比例分配：2009年12月31日前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的5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09年12月31日后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的4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结算方式：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发展的用户数清单与甲方相应用户清单核对无误后，乙方出具社会服务业发票，甲方支付代理费。……对于乙方发展的用户，乙方有责任按照合计的费用账单负责向客户催款，并负责通知用户在规定期限内及时缴费。……协议期限：双方的合作期限为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合作期满后，双方若无异议可续签。到期另行签署协议明确有关具体服务内容及其它未尽事宜。如不续签，视为合作终止。上年度协议终止之日起到本协议生效之日止所产生的代理费与本协议生效后一并结算。在自然终止的情况下，如任何一方欲续签协议，应在期限届满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双方协商同意后，重新签订协议。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书及书面通信，包括但不限于向任何职员发出的文书或通知，应以传真或电子信件或以信使送达的信件方式迅速送交给对方。通知或通信收到的日期在信使送交的情况下，应被认为是信件交给信使后的第4天，以传真或电子信件方式送达的，送达日期应为文件发出后的第2天。……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甲方）、三联网络公司（乙方）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丙方）签订《权利义务主体变更协议书》，三方约定，乙方将代理甲方的宽带网络接入业务全部转让给丙方，自本协议签订起，丙方承担甲方双方签订的通信业务代理协议[合同编号：SYCU（02）-01-2010-0284-sys-DWDY]中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甲方同意乙丙双方的业务转让，将乙方应由的权利和义务转移到丙方。上述《通信业务代理协议（宽带网络接入合作协议）》的期限至2011年7月末届满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乙方）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甲方）续签《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合同编号：SYCU（02）-01-2011-1815-sys-DWDY]（以下简称“2011年代理协议”），协议约定，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由乙方代理甲方本协议项下电信业务。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宽带（3G、2G、固话、宽带、融合）业务代理商，渠道类型为公众客户社会直销渠道（合作厅、营业厅、专营店/专区、代理点、公众客户社会直销渠道、集团客户社会直销渠道、互联网社会直销渠道、电话社会渠道、其他电子社会渠道、全国级连锁渠道、省或区域级连锁渠道、地市级连锁渠道），代理推广的业务范围包括：宽带网络接入。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业务代理地域范围为原联通宽带已覆盖小区。……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本协议到期后，如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应另行签署书面续约协议，每次签订的续约协议的有效期最长不超过叁年。……上述协议中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附件2“中国联通公司渠道拓展服务费政策”销售佣金“计算条件与标准”一栏中载明：“2009年12月31日前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的48%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09年12月31日后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不含工料费）的4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11年代理协议期限至2012年7月末届满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再次续签《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合同编号：CU12-2102-2012-001586]（以下简称“2012年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内容与“2011年代理协议”一致。该协议附件2“中国联通公司渠道拓展服务费政策”销售佣金“计算条件与标准”一栏中亦载明：“2009年12月31日前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的48%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09年12月31日后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不含工料费）的4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上述“2012年代理协议”期限于2013年7月31日届满，期限届满后，原、被告未再就案涉业务签订书面协议。本案庭审中，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均表示，对于双方间2013年8月之前的案涉业务服务费已结算完毕。现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自2013年8月起，虽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未再签订书面续约协议，但双方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故主张自2013年8月起至2018年11月期间的服务费。本案审理期间，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为证明其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并按约定向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缴纳宽带用户的“网络使用费用”，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大量电子账目、纸质发票、电子发票和原始收据等转款凭证，并申请对“2013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向联通沈阳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以及“2012年9月到2013年7月期间，丰弘网络公司为包年账户支付给联通沈阳公司的款项数额”进行专项审计。一审法院对原告丰弘网络公司的该项申请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辽宁华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联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辽华联审[2019]055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一）包年部分纸质通信业务收据和电信业专用发票自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金额为236,054元；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金额为931,444.2元。（二）包月部分1、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于雪梅）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金额为238,655.65元；2、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王妍）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金额为181,141.5元；3、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刘芳）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金额为1,692,702.8元；4、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马士丽）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金额为1,236,118.9元；5、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付款人李佳）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金额为115,245元；6、以联通公司网络营业厅“固话、宽带交费”收据为依据，通过微信支出方式交费金额为5,220元；7、肇工南营业厅通信业务收据、电信业专业发票，现金支付金额为17,280元；8、卓信营业厅预收费（缴费）、营业收入充值，金额为445,686元。同时，该《审计报告》载明：“审计报告在正式出具前已经同各方有关人员进行沟通，若对本报告内容存在异议，要求在三日内补充证据，若不予提供补充证据，则视为对本报告内容无异议。”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为上述审计支付华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6万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日、10月3日分别向原、被告送达上述《审计报告》，在指定期间内，双方均未就该《审计报告》提出复议申请。另查明，2014年起至2018年9月期间，原告丰弘网络公司通过短信、邮寄催款函等不同方式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相关负责人交涉涉案款项的给付问题，但至今未果。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就本案起诉来院。现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依据按上述《审计报告》所载内容，主张其在涉案期间内向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给付的“网络使用费用”为：2,259,914.72元（即包月费用3,984,701.05元×48%+包年费用1,167,498.2元×40%）及相应利息。其中，关于“包月费用3,984,701.05元”数额的计算，系按照《审计报告》所载的包月部分“238,655.65元+181,141.50元+1,692,702.8元+1,236,118.9元+115,245元+5,220元+17,280元+445,686元”核算；关于“包年费用1,167,498.2元”数额的计算，系按照《审计报告》所载的包年部分“236,054.00元+931,444.2元”核算。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协议书、相关票据凭证、审计报告、审计费票据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丰弘网络公司自2010年从案外人三联网络公司处受让其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签订的《通信业务代理协议（宽带网络接入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后，通过“每年一签”的方式继续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续签《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并在续签协议时约定“中国联通公司渠道拓展服务费政策”销售佣金的“计算条件与标准”为：“2009年12月31日前乙方（即原告丰弘网络公司）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的48%向乙方（即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支付代理费；2009年12月31日后乙方发展的用户按甲方实收网络使用费用（不含工料费）的4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对于2013年8月之前的案涉业务服务费，即双方存在书面协议期间的费用已结算完毕。现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双方虽在2013年8月之后未再续签书面协议，但至2018年11月期间仍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故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应依约支付相应服务费。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双方间并不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基于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3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被告间是否存在事实合同关系；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是否应向原告丰弘网络公司支付服务费以及该项费用的具体数额。第一，关于2013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被告间是否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本案审理中，为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原告丰弘网络公司提供了上述期间由原告一方向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给付网络使用费等费用的大量电子账目、纸质发票、电子发票和原始收据等转款凭证，虽然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均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推翻，亦未就此作出合理性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所以，对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是否应向原告丰弘网络公司支付服务费以及该项费用的具体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之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据前所述，2013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原、被告间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仍依据此前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两次续签的《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所约定的业务种类、业务范围等进行履行，并通过多种形式向被告联通沈阳公司交付网络使用费等相关费用，被告联通沈阳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基于此事实，应认定原、被告间的该项费用结算标准系以“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形式确立的交易习惯。因此，对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该项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服务费的具体数额。根据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华联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并结合原告丰弘网络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涉案期间内，原告丰弘网络公司向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给付的“网络使用费用”为：（1）包月部分。该项费用共计为3,932,049.85元（238,655.65元+181,141.50元+1,692,702.8元+1,236,118.9元+115,245元+5,220元+17,280元+445,686元）；（2）包年部分。该项费用共计为1,167,498.2元（236,054元+931,444.2元）。该两部分费用应分别按照48%、40%的标准核算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服务费。即分别为：1,887,383.93元（3,932,049.85元×48%）和466,999.28元（1,167,498.2元×40%）。该两项合计2,354,383.21元（1,887,383.93元+466,999.28元）。现原告丰弘网络公司按2,259,914.72元予以核算和主张，系其自行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所以，原告丰弘网络公司的该项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告丰弘网络公司的案涉服务费产生时间跨度较长，其就此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相关人员交涉时亦未核定准确数额，故对于原告丰弘网络公司主张的该项利息损失，一审法院确定以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据此，应以2,259,914.72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并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联通沈阳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提出原告丰弘网络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经审查，本案中，2014年起至2018年9月期间，原告丰弘网络公司通过短信、邮寄催款函等不同方式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相关负责人交涉涉案款项的给付问题，虽然被告联通沈阳公司不予认可，但并未作出合理性解释，结合原告丰弘网络公司提供的其中证据材料，可以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故对于被告联通沈阳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服务费2,259,914.72元；二、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服务费的利息（以2,259,914.72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并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审计费6万元；四、驳回原告沈阳丰弘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34元，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一：2015年7月21日、5月8日、2016年1月3日，上诉人向我方发的维护工单，证明在2013年8月后，我方的维护仍得到上诉人的承认，并计入上诉人的IOM系统，如果维护达不到要求，就会受到处罚。证据二：2016年1月3日上诉人向我方发的维护工单，证明我方承担了用户的欠费，上诉人对此表示接受。证据三：上诉人市场部经理谢继勇同我方的法人周坚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在2014年12月23日，上诉人市场部经理谢继勇发出研究合同意愿，也体现到这一天为止，上诉人并未否认合同存续性。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在卷为凭。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2012年签订的《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妥善履行义务。现双方就2013年7月31日之前对该合同的履行并无争议，但对2013年7月31日之后（即该合同期届满后），被上诉人代收代缴相关费用给上诉人是否属于按原合同（即2012年签订的《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约定继续履行，上诉人应否给付相应代理费发生争议。上诉人主张双方合作期间一年一签合同，2013年8月起未再签订新合同，同时，上诉人也停止了被上诉人的“渠道代理编码”，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在2013年8月之后的行为均非上诉人同意的代理行为，进而主张被上诉人无权请求给付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双方曾经一年一签合同与上诉人停止被上诉人“渠道代理编码”均非判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事实服务合同关系的依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原合同期限届满，如一方当事人继续按原合同履行，且另一方当事人未表示异议（即应将不同意按原合同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当事人），则应视为其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合同。本案虽非租赁合同纠纷或劳动争议纠纷，但法律原理与之相通，故理应参照适用相关条款的法律精神，上诉人以未再签订新合同为由否定被上诉人的主张与法律精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诉人停止被上诉人“渠道代理编码”也只是其内部管理行为，没有证据表明其已通知被上诉人不同意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故无法认定为上诉人已“表示异议”。尤其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合同期限届满后，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义务继续为上诉人代收用户网络费用，并将相关费用缴给上诉人。此时，上诉人如有异议理应拒绝收取被上诉人代收代缴的费用（因按上诉人主张此时被上诉人已无代理权限），并告知被上诉人不得再代收代缴用户网络费用。但本案中，上诉人反而接收被上诉人代收代缴的用户网络费用，也应认定为上诉人已经以实际行为认可按原合同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实际行为的信任而继续履行合同，该信任理应得到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上诉人以双方合同中约定应采用书面方式订立合同为由，否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双方就2013年8月之后的履行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应当按照双方交易习惯确定。而2010年起至2012年，双方连续签订内容大致相似的三份合同，尤其2011年及2012年签订的合同关于代理费标准完全一致，亦可以认定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代理服务，而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按特定标准支付代理费的交易习惯。现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代理服务，上诉人也应当按照之前双方的交易模式支付代理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34元，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