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0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生龙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63号金源﹒现代城2020号。 法定代表人：庄志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心芸，女，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东,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军，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国昭,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广西生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晓东及原审被告黄国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6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生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68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吴晓东的该项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晓东或者黄国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晓东向法庭提交的生龙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出具的《股东会决议》系虚假的，该《股东会决议》上参会人员签名为“黄国昭”“陈卫忠”，该两人均非生龙公司的股东；二、2016年10月29日生龙公司向吴晓东出具的《担保函》并非生龙公司的意思表示，生龙公司已于2016年9月23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陈卫忠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谭秋华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因此陈卫忠在出具担保函时已经不具备生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无权代表生龙公司进行任何活动，其冒用公司名义出具的《担保函》应当认定为无效；三、关于生龙公司股东成员结构、法定代表人任免均及时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属于向社会披露的公共信息，可以通过工商登记机关和互联网查询得知，吴晓东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应当认定《担保函》无效；四、一审法院认为生龙公司“对公司印章管理不善”，生龙公司在预变更法定代表人时及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后，即积极联系原法定代表人陈卫忠索取印章及其掌握的其他公司资料，因联系陈卫忠未果，生龙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在广西日报社主办的省级报刊《当代生活报》登报挂失3枚备案章并公布其编号，于2016年9月23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公章遗失补办，向公安机关申请刻章，于2017年11月21日再次登报声明遗失及启用新章，故生龙公司已履行了企业印章的挂失、补办、工商备案、公告的程序，已尽到了对公章的管理责任；五、本案借款行为本已存在，并非因担保行为而成就，案涉借款发生在2012年至2015年，而陈卫忠出具《担保函》的时间为2016年10月，吴晓东系基于对黄国昭信用状况的判断而借款给黄国昭，并非由于得到生龙公司担保出借款项，故本案借款的发生与陈卫忠越权或无权出具的《担保函》并无关联，在案涉担保行为虚假的情况下，判决生龙公司承担巨额债务的担保或赔偿责任，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六、吴晓东诉请的债务与生龙公司没有利益关联，生龙公司未从黄国昭的借款中得到相应的对价利益，毫无理由的中途加入担保，此举无异于直接替债务人还款而不获得相应权益，显然悖于常理，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七、基于上述《股东会决议》《担保函》，生龙公司认为吴晓东与黄国昭之间虚假借款极大可能，故本案中应当由谭伟盼出庭证明其收款的情况，吴晓东也应对两笔现金276万元及330万元的支付进一步举证证明。八、案涉《担保函》载明担保期限自股东会担保决议生效之日起两年，同时载明从2016年3月30日生效，但本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2日，已超过担保期限，吴晓东无权主张生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吴晓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黄国昭以收购生龙公司所属乐业县八洞金矿为由，向吴晓东协商借款，从2012年4月至2014年7月累计借款1406万元，款项全部投入了生龙公司，黄国昭系与陈卫忠合伙，以珠海东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收购生龙公司90%的股份，并以东昭公司的名义与股东谭秋华、庄志腾、陈小宝、刘若云达成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3月14日，经生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将生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卫忠，生龙公司将公司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均交由陈卫忠保管使用。在陈卫忠接管生龙公司后，向吴晓东称已经收购生龙公司，如能投入部分资金就能很快投产获利并偿还全部借款，故吴晓东再陆续借款330万元，在生龙公司无钱办理八洞金矿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吴晓东于2015年12月29日委托四川省青森置业有限公司代为垫付了八洞金矿的矿山地质保证金53.39万元，说明了生龙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生龙公司向吴晓东出具担保具有合理性和关联性。2.生龙公司是否召开过股东会，并非吴晓东需要核实的，作为债权人的吴晓东只需确认担保函有生龙公司盖章、清楚其保证期间即可。庄志腾等原股东，在股权已经转让给东昭公司后，实际上已经不是股东的情况下，恶意串通、采用欺诈手段，背着东昭公司和陈卫忠，实施了公章挂失、股权变更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对抗陈卫忠所持原印章的合法有效性，应当认定陈卫忠在出具担保函时所加盖的印章仍然合法有效。 黄国昭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吴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国昭偿还借款本金1406万元，并从2017年5月19日开始按照年利率12%计算支付借款利息直至借款还清为止；2.判令生龙公司对上述借款1406万元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1月13日，黄国昭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于2012年向吴晓东借款1076万元，其中800万元分别于2012年4月28日、2012年8月10日转入指定的谭伟盼的账户，276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借款在2014年4月18日出具承诺书在2014年7月28日一次性归还，到期后由于暂时困难，又向吴晓东借款现金330万元，现共计欠吴晓东1406万元，并承诺在2015年4月28日前一次性归还。吴晓东出示的证据中，其中276万元、330万元借款有黄国昭出具的收据；400万元、100万元、285万元有转账凭证；另据吴晓东陈述，还有15万元系现金交付。 二、2017年5月19日，黄国昭再次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2012年向吴晓东借款1076万元，2012年4月转账800万元，2012年8月10日现金交付276万元，后又现金借款330万元，以上借款共计1406万元，并按借款总额的1%承担资金使用的月利息；并承诺吴晓东可随时要求黄国昭偿还借款及利息。 三、2016年3月30日，生龙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为黄国昭于2015年1月13日向吴晓东承诺于2015年4月28日归还借款1406万元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从担保决议生效日开始起算）。决议尾部有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陈卫忠签字，参会人员处有陈卫忠和黄国昭签字。 四、2016年10月29日，生龙公司向吴晓东出具《担保函》，对黄国昭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上，承诺归还的1406万元作出担保，担保金额1406万元，担保期限自股东会担保决议生效之日起2年，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若黄国昭未在承诺期限内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吴晓东有权要求生龙公司直接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函尾部有生龙公司公章，印章编号后四位为“5628”，“法定代表人”处有陈卫忠签字。一审庭审中生龙公司对该印章真实性未提出异议。 五、生龙公司2009年6月2日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对外相关协议均由公司全体股东签字方可生效。2014年3月14日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谭秋华变更为陈卫忠，2016年9月27日法定代表人由陈卫忠变更为谭秋华。2016年8月31日，生龙公司登报发布公司印章和公章准刻证遗失和作废声明公告。2016年9月23日，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的遗失补办。2016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向公司出具《公章准刻证》，公章编号后四位为“1057”。2017年11月21日，生龙公司登报发生声明，载明包括印章编号后四位为“5628”的公章在内的三枚印章遗失，已补办并启用新的印章，现声明原印章遗失期间，公司未以上述印章签订任何合同、协议或出具保函等书面文件，反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冒用或盗用公司遗失的印章签订合同、提供该担保或作出其他民事行为的，均属违法无效。 六、吴晓东于2018年3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本案的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向其出具《先行调解告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吴晓东与黄国昭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黄国昭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多次对欠款金额1406万元予以了确认，并在2017年5月19日的还款承诺书中对月利率1%予以了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对吴晓东向黄国昭主张归还借款本金1406万元及自2017年5月19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予以支持。对吴晓东主张生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10月29日的《担保函》均对为黄国昭的1406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予以了确认。生龙公司提出印章已经于2016年8月31日登报发布遗失声明，此后以该印章出具的担保函不具有效力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陈卫忠原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掌握公司印章符合大多数公司经营管理的惯例，且生龙公司对该担保函的印章真实性并未否认，由此可见印章仍在原法定代表人陈卫忠处。生龙公司在免去陈卫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执行董事职务时，应及时向陈卫忠收回公司印章，其未及时收回印章，致使陈卫忠在不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之后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出具担保函并加盖公司印章，属于对公司印章管理不善。而且印章实际由原法定代表人陈卫忠掌握，印章并未遗失，生龙公司是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要求陈卫忠返还印章的，因此其单方面登报声明印章遗失并否认登报遗失声明之后的印章效力，有逃避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嫌疑。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担保函不具有效力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生龙公司应当向吴晓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吴晓东于2018年3月22日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等材料，并未超过自股东会决议之日起两年时间，其保证责任并未免除。因此一审法院对吴晓东要求生龙公司对黄国昭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黄国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晓东借款本金140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40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生龙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黄国昭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10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1106元，由黄国昭、生龙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吴晓东提交新证据：一、吴晓东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9月23日间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吴晓东有支付大额现金的能力。生龙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1.2012年9月27日东昭公司及谭秋华、刘若云关于生龙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2.2012年9月27日《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3.2012年12月19日东昭公司与谭秋华、刘若云签订的补充协议二；4.2014年2月24日生龙公司股东会决议；5.2014年2月24日陈小宝与东昭公司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6.2014年2月24日陈小宝与东昭公司签定的补充协议；7.2014年2月24日庄志腾与东昭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8.2014年2月24日谭秋华、刘若云收到400万元的收据；9.2014年2月24日谭秋华、刘若云收到2800万元的收据；10.2014年2月24日生龙公司的股东会议记录；（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来源于黄国昭，原件在黄国昭处）11.东昭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明。以上几份证据拟证明：东昭公司委托陈卫忠、黄国昭二人对生龙公司进行管理。三、1.2019年6月21日庄志腾、黄国昭、东昭公司与生龙公司签定的合作协议；2.2019年6月21日庄志腾、黄国昭签订的股权代持合同；3.2019年6月21日庄志腾、黄国昭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4.2019年6月21日生龙公司与黄国昭签订的反担保协议；以上4份证据拟证明：生龙公司与吴晓东签订担保合同的时候，东昭公司已经受让了90%的股权。生龙公司质证认为，生龙公司对东昭公司及谭秋华、刘若云签订的生龙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陈卫忠与黄国昭没有执行该协议及补充协议，因此黄国昭与东昭公司都不是生龙公司的股东；对东昭公司与谭秋华、刘若云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4、5、6、7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都没有付钱也没有履行；对两份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生龙公司当时虽然出具了收据但并没有收到钱；对2014年2月24日生龙公司的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不清楚，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份会议记录，今天第一次看到，所以我对这份证据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生龙公司与黄国昭约定的合作条件是黄国昭自行把本案的诉讼清除否则不生效。 本院认为，吴晓东提交的证据一拟证明其具有大额现金的出借能力，但在本案审理中，吴晓东已认可一审主张的606万元现金交付系利息结算，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证明东昭公司与生龙公司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东昭公司出具的证明其真实性不能核实，故不能达到吴晓东主张的东昭公司委托陈卫忠、黄国昭对生龙公司进行管理的证明目的。生龙公司对吴晓东提交证据三真实性虽然没有异议，但该几份协议涉及东昭公司、生龙公司、黄国昭、庄志腾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合作的相关内容，东昭公司已另案主张了股权转让纠纷，在该案未有结果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此证明东昭公司在本案借款担保时已经受让了生龙公司90%的股权。 本案二审审理中，吴晓东向本院提交书面《关于大额现金借款收据的情况说明》，载明：“黄国昭向吴晓东协商借款时，口头约定了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即年利率24％，吴晓东于2012年4月28日向黄国昭转款支付了285万元，支付了现金15万元，借款金额合计300万元。 到2012年8月10日时，黄国昭称还需增加500万元借款，为了让吴晓东放心借款，自愿主动给吴晓东出具了一张276万元的借款收条，作为愿意支付利息的保证，声称以后实际还款时再结算，按照月利率2％计算后多退少补。吴晓东便于当日向黄国昭转账支付了500万元借款。 到2014年7月29日,黄国昭仍未能归还吴晓东借款，为表示愿意还款和支付利息的诚意，再次自愿主动向吴晓东出具了一张330万元的借款收据，声称以后还款时再结算，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后多退少补。 到2017年5月19日，黄国昭与吴晓东对前期利息进行了结算，确认此前的利息就按照已出具两张现金借款收据的金额计算，为606万元，此后将该部分利息转为本金继续借给黄国昭，加上原本金800万元，此后本金按照1406万元计算，利率在原约定利率基础上折半，此后都按照月利率1％计算利息，直至借款还清为止。对此约定内容，黄国昭出具了书面的《还款承诺书》予以确定。 吴晓东之所以过去在法庭上称这两张借款收据都是支付的现金，是因为起诉时与黄国昭联系过，黄国昭也一直认可把利息转化为支付现金借款的说法，同时书面证据也显示为支付现金收据，担心如果说是利息容易引发混乱和麻烦，现法庭核实实际情况，便将以上真实情况如实陈述。 截止2017年5月19日，800万元借款在此前期间如果按照约定利率年息24％计算，利息应当为937.93万元，二人实际确认为606万元,是在原约定利率基础上进行了适当优惠。按照606万元利息倒推计算，这期间二人实际是按照年利率15.5％进行利息计算的，并未超过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的24％上限。按照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所以，2017年5月19日二人确定将前期结算的利息606万元转为后期借款本金，后期按照1406万元本金计算利息，出具书面《还款承诺书》进行确认，等同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应该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2017年5月19日二人结算时，之所以将后期利率调低为月利率1％，低于前期约定的月利率2％，甚至低于前期倒推计算的实际利率15.5％，是考虑到前期结算利息606万元已转为后期本金，便在后期利率上对黄国昭进行了适当优惠。 附计算公式如下:1、2012年4月28日至2017年5月19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应当为937.93万元:第一段计息期间:2012年4月28日至2012年8月9日，合计时间3个月零13天，折算天数为103天，计息本金为300万元;第二段计息期间:2012年8月10日至2017年5月19日,合计时间57个月零10天，折算天数为1720天，计息本金为800万元。利息计算公式:300万元×103天×24％÷360天／年＋800万元×1720天×24％÷360天／年＝937.93万元 2、606万元利息，按照2012年4月28日至20l7年5月19日计息期间，倒推计算实际利率为年利率15.5％:设实际利率为Y，300万元×103天×Y÷360天／年＋800万元×1720天×Y÷360天／年＝606万元，Y＝606万元÷（300万元×103天÷360天／年＋800万元×1720天÷360天／年）Y＝15.5％。” 黄国昭未到庭，未对该情况说明发表意见，生龙公司认为与其没有关联性。 另查明，二审中，本院通知吴晓东主张的转款人程正勋、张运兰到庭，程正勋认可其于2012年8月10日向谭伟盼所转100万元系受吴晓东委托；张运兰认可其于2012年4月28日向谭伟盼所转285万元系受吴晓东委托。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借款金额应如何确定；2.生龙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借款金额应如何确定 虽然借款人黄国昭本人未到庭，也未对其出具借条的借款金额提出异议，但在本院对借款调查中，吴晓东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中认可其实际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即2012年4月28日300万元，2012年8月10日为500万元，且该800元中785元均有转款凭证予以印证，另15万元吴晓东主张以现金方式已支付给黄国昭，从黄国昭2015年1月15日和2017年5月19日出具的两份《还款承诺书》中的表述看，黄国昭均认可收到800万元借款，故本院对案涉借款本金800万元予以确认。 关于吴晓东主张的606万元借款利息转化为借款本金应否予以支持。虽然吴晓东主张在与黄国昭借款之初双方口头约定的利率为年利率24%，因黄国昭未到庭予以认可，且从现有证据也无法倒推出双方对借款有年利率24%的利息约定，但从黄国昭2015年1月15日和2017年5月19日出具的两份《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和金额可以看出，确实存在将借款利息转化为借款在承诺书书中重新确定借款金额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吴晓东要求双方结算的606万元利息计入借款本金未超过上述法条规定的年利率24%，本院予以支持，因1406万元借款双方再约定的年利率12%的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本院予以支持。 二、生龙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 首先，本案中依据吴晓东的陈述，黄国昭和陈卫忠于2016年10月29日在成都向其交付了有陈卫忠签名，并加盖了生龙公司印章的《担保函》及黄国昭和陈卫忠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但一审已经查明，陈卫忠担任生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6年9月27日，且《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印章，已于2016年8月31日被生龙公司登报挂失，并于2016年9月28日启用了新的印章，故陈卫忠向吴晓东交付《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时，已经不是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加盖的印章也并非生龙公司正在使用的印章，故陈卫忠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生龙公司。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生龙公司对陈卫忠的上述行为不予追认，故黄国昭和陈卫忠向吴晓东交付《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的行为系无权代理。 其次，吴晓东主张，黄国昭和陈卫忠系生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生龙公司的公章在陈卫忠手中，吴晓东曾派人去生龙公司的矿上查验，均由黄国昭和陈卫忠全程接待；东昭公司于2012年收购了生龙公司90%的股权，东昭公司已委托黄国昭和陈卫忠对生龙公司进行管理，故吴晓东有理由相信黄国昭和陈卫忠能够代表生龙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吴晓东是否系善意的合同相对人且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是本案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关键。本案中，吴晓东虽向法庭提交了生龙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但吴晓东作为接受《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的相对方，应至少对《担保函》及《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作形式上的审查，即审查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董事的身份是否属实，但吴晓东陈述他从未对陈卫忠的身份进行过核实，也未对生龙公司登记股东的构成进行过核实，《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黄国昭和陈卫忠均非生龙公司的登记股东，故吴晓东并未尽到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不能认定其为善意相对人，陈卫忠、黄国昭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之规定，吴晓东不能证明其向法庭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担保函》系生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生龙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生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6875号民事判决； 二、黄国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晓东借款本金140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40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吴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610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1106元，由黄国昭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6106元，由黄国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兰 审判员  马雯 审判员  莫雪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