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2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骁勇，男，198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公民身份证号：411************017。上诉人（原审被告）：横琴康得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681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JA205K。法定代表人：陈志伟，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铭，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兰，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骁勇因与上诉人横琴康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骁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改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担任康得公司之关联公司职务期间的费用5000元/月（自2018年11月起，实际计至康得公司完成职务变更之日止）；3.判令康得公司协助变更张骁勇所担任康得公司之关联公司的职务；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康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康得公司应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支付违约金4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骁勇于2018年4月2日入职康得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10000元/月。2018年8月9日，张骁勇与康得公司签订协议书，康得公司聘请张骁勇担任6家关联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等职务，并担任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约定担任职务的费用为5000元/月。自2018年7月起，康得公司开始拖欠张骁勇工资。双方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康得公司应于2018年11月5日前向张骁勇一次性支付7至10月份工资48774元，若康得公司在2018年11月5日前未完成支付，则每延期一天须向张骁勇支付500元的违约金，并另支付张骁勇应付总额25%的经济补偿，即12193.5元。协议签署后，康得公司并未如约完成支付，经多方追讨。直至2019年1月26日，康得公司才向张骁勇完成48774元的支付，逾期长达82天。因此康得公司应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违约金41000元。综上，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张骁勇收取担任康得公司关联公司职务的费用，并非以与康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康得公司未配合张骁勇完成职务变更前，仍需向张骁勇支付每月5000元的费用。根据张骁勇与康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康得公司已经明确将康得公司每月的薪资报酬分割为两部分，即：应发薪资10000元/月+担任职务费用5000元/月。可见张骁勇担任职务的费用并非其工资的一部分，即使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张骁勇仅是无权继续收取10000元/月的工资，而不影响继续收取担任康得公司关联公司职务费用的权利。其实质的法律关系应为康得公司委托张骁勇担任职务的委托关系，张骁勇担任职务期间自然有权依法收取费用。另双方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时，亦明确约定康得公司应于2018年11月10日完成张骁勇担任关联公司职务的变更。由此也可看出，张骁勇丧失收取担任职务费用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即康得公司协助张骁勇完成职务变更。但是在该协议书签订后，在张骁勇不断催促并多次让步的情形下，康得公司却始终以种种理由不予配合张骁勇进行职务变更，致使张骁勇所担任职务的公司事务对张骁勇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严重滋扰。综上，康得公司须继续向张骁勇支付担任职务的费用，直至完成职务的变更，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张骁勇的诉请。康得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康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骁勇所有的诉求；2.张骁勇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张骁勇诉求“经济补偿”12193.5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约定的经济补偿。康得公司认为与张骁勇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经济补偿实际上是对工资延迟支付的违约金。理由如下：根据2018年10月22日康得公司（甲方）与张骁勇（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应于双方签订本协议之后于2018年11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8774元；若甲方在2018年11月5日前未完成支付，则每延期一天甲方须支付给乙方500元违约金，另须支付甲方应付款总额的25%的经济补偿”，又根据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19年7月6日作出的珠劳人仲案字〔2019〕14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第二段内容，上述条款中约定的“经济补偿”为康得公司在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延期支付工资所约定的违约金，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间的经济补偿。二、一审法院超出张骁勇的诉讼请求，错误判决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12193.5元的经济补偿。张骁勇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四条提出诉请：判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如前所述，张骁勇所称的“经济补偿”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约定劳动合同期间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判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故一审法院超出张骁勇的诉求范围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1月26日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完毕《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48774元工资。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每延期一天康得公司须支付给张骁勇500元违约金，另须支付张骁勇应付款总额的25%的经济补偿。康得公司逾期82天支付工资，就需要支付53193.5元违约金（500×82+48774×2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一审庭审中康得公司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张骁勇因延迟82天收到工资而产生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以康得公司未能就违约金过高举证，不支持康得公司的抗辩，故关于违约金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康得公司的合法权益。张骁勇辩称：一、康得公司刻意混淆经济补偿的概念，不仅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亦是其前后言行不一致，有违诚信的表现。自2018年7月起，康得公司开始拖欠张骁勇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康得公司应当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而且，双方在2018年10月22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经济补偿的支付方式及金额，即康得公司逾期支付7至10月份工资的情况下，应向张骁勇支付应付总额25%的经济补偿。第一，该经济补偿系出现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其性质明显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该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康得公司刻意混淆其为延期支付工资的违约金，是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符合逻辑的。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是：若在2018年11月5日前未完成支付，则每延期一天须支付500元的违约金，并另支付张骁勇应付总额25%的经济补偿。明显可以看出，双方已经约定了500元/天的违约金，是根本不可能再另外约定总额25%的违约金的。康得公司的主张简直是在挑战一般人的认知思维。第二，康得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辩称应该支付张骁勇的经济补偿为10000元，表明康得公司早已确认该补偿金的性质，只是对数额有不同意见，但在上诉中又矢口否认，明显有违诚信原则。第三，张骁勇自提起劳动仲裁至一审、二审阶段始终未曾放弃对经济补偿权利的主张。至于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做出撤销案件和不予受理通知，主要是因为康得公司诉请变更法人代表及诉请康得公司支付代职费用的请求不属于仲裁前置的范围，并未否认经济补偿的性质。第四，关于经济补偿金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本案中张骁勇应获得经济补偿应为1个月工资。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该规定应为最低标准。况且，如将张骁勇每月所获得的5000元代职报酬作为其工资的一部分，张骁勇每月的工作为15000元，亦已经超过一审认定的12193.5元。综上，康得公司关于经济补偿的上诉理由完全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康得公司与张骁勇所约定的违约金系未支付工资延迟履行违约金，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对违约金的性质予以查明，系双方就未支付工资约定的延迟履行违约金。而且确认该违约金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适用有关利息的规定。至于康得公司在上诉中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对违约金的有关规定。张骁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权利义务。本案中，张骁勇与康得公司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身份所做出的关于工资支付的协议约定，明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制的范畴。而且张骁勇作为劳动者，工资是其赖以为生的基本条件。因康得公司逾期支付工资给张骁勇所带来的各种生活和精神上的损失与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康得公司逾期支付工资，需按照约定向张骁勇支付违约金，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康得公司的诉请。第三，康得公司提起上诉其根本目的在于拖延约定义务的履行。张骁勇与康得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康得公司应于2018年11月10日完成张骁勇担任关联公司职务的变更。其后，张骁勇多次要求康得公司进行相关变更，但康得公司次次推脱，拒绝履行。张骁勇无奈才提起仲裁和诉讼，希望以此督促康得公司进行职务变更。本案在仲裁及诉讼阶段，张骁勇亦多次主动与康得公司沟通，甚至同意只要完成变更，其他诉求都可以协商，但康得公司仍拒不履行约定的义务。由于康得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其关联公司涉及众多的仲裁或诉讼，因张骁勇担任关联公司的职务未变更，所以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处理，已经严重影响了张骁勇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在一审法院判决已经大幅度减轻康得公司义务的情况下，康得公司仍提出上诉，其目的明显是为了继续推脱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张骁勇对康得公司应继续支付代职费用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张骁勇的合法权益。张骁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2.判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违约金41000元（自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6日，共82日，按每日500元计算）；3.判令康得公司向张骁勇支付担任康得公司之关联公司的职务期间的费用40000元（自2018年11月起，按每月5000元计算，暂计至2019年6月，实际计至康得公司完成职务变更之日止）；4.判令康得公司协助变更张骁勇所担任康得公司关联之关联公司的职务；5.判令康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4月2日，张骁勇（乙方）和康得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及《劳动合同补充细则》，合同约定为固定期限合同，时间从2018年4月2日起至2021年4月2日止，试用期3个月。合同第二条，乙方工作岗位为文案副总监，工作地点是珠海，如甲方派乙方到外地或外单位工作，应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第四条，试用期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3000元/月，其他工资内容包括加班工资470元/月，绩效工资6530元/月；试用期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3000元/月，其他工资内容包括加班工资470元/月，绩效工资7530元/月。2018年8月9日，张骁勇（乙方）和康得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第一点约定甲方按月支付给乙方薪资报酬已包含乙方担任下列公司相关职务之费用（具体为：甲方给予乙方税前薪资15000元/月，含应发薪资10000元/月+担任职务费用5000元/月），乙方同意担职并承诺不再额外增加任何费用：1.海生医疗集团投资有限公司（BVI）董事长之职务；2.香港海生医疗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务；3.澳门海生医疗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务；4.青岛海生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董事之职务；5.横琴海生医疗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及总经理之职务；6.珠海其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人、执行董事及经理之职务。2018年10月22日，张骁勇（乙方）和康得公司（甲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一点约定，双方于2018年10月20日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点约定甲方支付乙方2018年7月份工资13469.4元；8月份工资13469.4元；9月份工资13469.4元；10月份工资8365.8元；共合计48774元。第三点约定乙方所涉及的公司虚职，甲方须于2018年11月10日前完成变更，乙方给予积极配合且不再收取任何费用。第四点约定甲方于2018年11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48774元，若此时间未完成支付，则每延期一天甲方须支付给乙方500元违约金，另须支付甲方应付款总额的25%的经济补偿。2018年12月6日，张骁勇诉至珠海市香洲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2019年7月16日，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先后就张骁勇的诉求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和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大意为，申请人主张时段所涉争议非该院处理范围，无需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裁量。张骁勇提供本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2********01677616的个人明细对账单，2018年10月31日，康得公司转给张骁勇8649.4元；2018年10月31日，对方账户名为农嘉乐的账号给张骁勇转账5000元；2019年1月26日，康得公司分别转给张骁勇13469.4元、13326.2元、7819.62元。一审庭上，康得公司称“农嘉乐”系该司员工，康得公司一直使用“农嘉乐”的账号支付工资以外的费用，并支付了张骁勇7月份的代持费5000元。一审法院同时给予了张骁勇在庭后一周时间回复“农嘉乐”于2018年10月31日支付的5000元是否属于康得公司所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案中张骁勇和康得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补充细则、《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经济补偿。双方系协商解除合同，依照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康得公司应支付总额48774元的25%作为经济补偿，该约定是双方自愿订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康得公司应支付给张骁勇经济补偿12193.5元（48774元×25%）。关于违约金。双方约定应于2018年11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48774元，若未完成支付，则康得公司须按延期天数每日支付张骁勇500元。康得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相当于月息30%，并提出了违约金过高的抗辩。康得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支付最后一笔工资，张骁勇亦自认康得公司在该日支付完毕协议约定的48774元。而双方约定的支付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康得公司逾期82天，应按约定支付张骁勇违约金。该违约金系双方就未支付的工资约定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因康得公司未能就违约金过高举证，一审法院对康得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故康得公司应支付张骁勇41000元（500元/天×82天）。关于担任职务的费用。双方约定张骁勇担任6家公司相关职务，同时张骁勇每月享有担任职务费用5000元。康得公司主张已支付2018年7月份的费用费5000元，并有流水佐证，张骁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骁勇主张自2018年11月起计算至职务变更日止的任职费用，而张骁勇已于2018年10月离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即已解除劳动关系，张骁勇不再享有协议书约定的权利，故一审法院对张骁勇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张骁勇要求康得公司协助变更关联公司职务的问题，因公司职务变更涉及公司内部章程的规定，不宜在本案中解决，双方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康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二、康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骁勇支付违约金41000元；三、驳回张骁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5元，由康得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康德公司是否应向张骁勇支付经济补偿12193.5元以及违约金41000元；二、张骁勇担任康德公司关联公司职务的费用以及变更关联公司职务的手续。对此评析如下：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之法律情形，本院认定该协议书内容有效。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康得公司应于签订协议书之后于2018年11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离职前拖欠的48774元工资，若康得公司未按时支付，须向张骁勇支付应付款总额的25%作为经济补偿及相应的违约金。经查，康得公司确存在未按时完成上述拖欠工资支付的情形且未能就违约金过高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康德公司应向张骁勇支付违约金41000元以及经济补偿12193.5元，于法有据，应予维持。至于康德公司上诉所称违约金以及经济补偿过高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内容，双方并未约定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因康德公司未能按期变更张骁勇在关联公司的职务而是否应当继续支付职务费用的问题。因此张骁勇主张按照每月5000元计算自2018年11月起至职务变更日止的任职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变更关联公司职务的问题，涉及公司内部章程及相关行政审批程序，不宜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解决，一审法院对此也并未做处理，考虑到审级利益，本院亦对此不予审处。综上所述，张骁勇、康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张骁勇、横琴康得投资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