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8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晓宁，男，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作义，北京市时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仁军，男，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欧斯宝建材销售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中东路5号院1号8层806。投资人：刁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顺宣，男，北京欧斯宝建材销售中心职员。上诉人范晓宁因与被上诉人郑仁军、北京欧斯宝建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销售中心）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晓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作义，被上诉人郑仁军，被上诉人销售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顺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晓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范晓宁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依法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郑仁军、销售中心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范晓宁不拖欠郑仁军的工程款，针对郑仁军主张的2017年1月至7月间的工程款，范晓宁已先后向其支付了89200元，其继续主张总金额111070元，属于刻意隐瞒重要事实，存在恶意。一审阶段郑仁军并未提交任何针对2017年1月至7月间安装费的转账记录，而仅提供了2016年的银行流水及转账记录，导致一审法院未查清基本事实。第二，郑仁军存在虚报工程量。范晓宁的工程量核对工作系由销售中心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约定，由销售中心的财务核对后告知范晓宁，范晓宁按照销售中心确定的金额予以签字。后经他人提醒，郑仁军存在虚报工程量的情况，范晓宁才开始私下核对工程量，发现郑仁军的确存在着明显的虚报行为。第三，郑仁军私自扣留吊顶材料，价值23707.9元，应予退还。第四，支付安装款的责任主体承担应为销售中心。范晓宁并非合同主体，更不是直接的付款义务人，不应由范晓宁来承担全部付款义务。郑仁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销售中心辩称，本案与销售中心无关。郑仁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范晓宁、销售中心连带支付承揽安装工程款111070元；2.判令范晓宁、销售中心自2019年1月28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范晓宁、销售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郑仁军（乙方）与销售中心（甲方）签订《施工队服务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合作项目包括吊顶扣板安装、电器安装、电器及扣板售后服务以及乙方免费协助甲方专卖店和展会样品安装调整四大部分；乙方签约承包区域包括北京市辖区内的甲方自营店。销售中心（甲方）与范晓宁（乙方）签订《北京地区欧斯宝家装吊顶产品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授权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授权区域为北居然、博洛尼、乐屋、尚层；签约授权品牌为欧斯宝家装系列产品；乙方需保证在规定的对账期内按时做好对账及回款，甲方在收到款项后，扣除相应的费用，将其余款项按时返款到乙方指定的账户；合同期内，甲方授权乙方在其有权经营区域内经营时使用授权品牌名称；甲乙双方为商业合作关系，双方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乙方不得在甲方授权地区范围以外从事甲方授权产品的经营和宣传活动；在本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乙方享有使用授权品牌经营家装系列产品的权利。2017年11月，范晓宁在《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上签字，确认应付款金额为111070元。郑仁军认可付款义务人是范晓宁。郑仁军亦认可其知晓2017年上半年博洛尼品牌的经营由范晓宁承包了。经一审法院询问，销售中心称范晓宁原为销售中心职员，于2016年6月30日离职，离职之后承包销售中心部分店面进行经营。一审庭审中，郑仁军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以11107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施工队服务合同书》、结算统计表、银行客户回单、《北京地区欧斯宝家装吊顶产品合作经营协议书》、社保记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郑仁军认可范晓宁为付款义务人，其为范晓宁提供安装服务，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该承揽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根据范晓宁确认的结算统计表，可以认定郑仁军于2017年7月之前已经交付全部工作成果，因双方对于付款期限并未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范晓宁应当在郑仁军交付工作成果时即支付报酬。现郑仁军要求范晓宁支付安装款111070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范晓宁未按期付款，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郑仁军要求范晓宁支付自2019年1月28日起的逾期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销售中心与范晓宁独立核算，郑仁军要求销售中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范晓宁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范晓宁支付郑仁军安装款111070元。二、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范晓宁支付郑仁军利息损失（以11107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郑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范晓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范晓宁提交四份证据材料，分别是：证据1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范晓宁已支付的安装费是89200元；证据2博洛尼退回材料款清单，证明博洛尼退回了材料和钱，郑仁军私自扣留了材料款；证据3郑仁军虚报工程量清单（走货订单），证明郑仁军虚报的工程量；证据4销售中心吊顶增项收费标准，证明郑仁军虚报工程量。郑仁军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7年上半年的统计表所涉及的11万多的金额范晓宁是同意给郑仁军的。对于范晓宁提交的上述证据1和证据2，销售中心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3所涉具体情况，销售中心表示不知晓。对于证据4，销售中心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范晓宁提交的上述证据1，郑仁军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中的转账，给付的是2016年的钱，故不认可证据1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郑仁军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亦不认可。对于证据3，郑仁军否认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郑仁军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郑仁军提交的证据，范晓宁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销售中心对该证据材料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范晓宁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转账记录中并未载明是支付什么时候的安装费，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证据2和证据3，因既无原件，又是单方面制作，在郑仁军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明力。对于证据4，销售中心和郑仁军均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亦确认其真实性。但从该证据所载内容无法看出郑仁军虚报工程量，故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郑仁军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微信截图内容无法看出郑仁军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上述证据认证情况及二审询问情况，查明如下事实：郑仁军与范晓宁及销售中心在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之间合作，除了郑仁军在本案中主张的2017年1月至7月之间的安装费111070元之外，郑仁军认为其与范晓宁之间还在2016年7月至12月有11万多将近12万的安装费，而范晓宁则认为该笔安装费为10万多至11万。范晓宁在2016年下半年先后给郑仁军转账共计5.5万元。范晓宁主张，除了给郑仁军转账5.5万元之外，他还给了郑仁军现金，现金和5.5万元转账加起来已经偿还了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但范晓宁不能提供给付现金的收据。此外，2017年起，范晓宁又多次给郑仁军转款共计89200元。范晓宁主张，该89200元就是偿还郑仁军在本案中主张的2017年1月至7月之间的安装费111070元。郑仁军则认为，89200元是偿还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除以上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下方面，兹分别予以评析。一、关于郑仁军主张的2017年1月至7月安装款是否清偿或部分清偿的问题范晓宁上诉认为其2017年起先后给郑仁军转账共计89200元，系对2017年1月至7月111070元安装费的清偿。而郑仁军则认为89200元系对2016年下半年安装费的清偿。对此，本院认为，范晓宁之所以主张89200元系对111070元安装费的清偿，是因为范晓宁认为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已经通过5.5万元的转账和现金进行清偿。但是，因为范晓宁不能提供其给付郑仁军现金的收据，而郑仁军又否认其收到过范晓宁的现金，故应认定对于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范晓宁仅给付了5.5万元。郑仁军主张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共计11万多到12万，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范晓宁对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只认可10万多至11万，故本院按照范晓宁的自认，确定为11万。由于范晓宁已经转给郑仁军5.5万，故范晓宁还欠郑仁军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为11-5.5=5.5（万）。在此情况下，郑仁军主张范晓宁2017年起转给其的89200元系偿还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有其合理性。郑仁军另外主张，89200元除了清偿2016年下半年的安装费之外，还有部分是维修费用，但因其没有就此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本院认定范晓宁2017年之后转给郑仁军的89200元首先是偿还2016年下半年的欠款5.5万元，剩余的部分89200-55000=34200（元）应认定为对2017年欠款111070元的清偿。因此，就郑仁军主张的2017年1月至7月的安装费111070元，范晓宁还欠111070-34200=76870（元）。二审中范晓宁出庭提供了相关证据，导致认定了新的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调整。二、关于《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的真实性问题范晓宁上诉认为《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不真实，系郑仁军虚报工程量导致。对此，本院认为，《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系范晓宁于2017年11月签字确认的，二审中范晓宁也对其签字予以认可。签字确认时，郑仁军2017年的安装费已经发生，范晓宁对此也完全知晓。这表明，《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系范晓宁的真实确认。在此情况下，范晓宁若要否认《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的真实性，必须提出非常充分且足够有效的反驳证据，但范晓宁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以《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确定的111070元作为安装费的计算数额并无不当。三、关于郑仁军是否扣留剩余材料的问题范晓宁上诉主张郑仁军在安装过程中扣留了部分剩余材料，该部分剩余材料的价值应退还给范晓宁。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承揽合同之下，安装材料由配送人员送到现场，由郑仁军负责现场安装。安装之后如果有剩余材料，应由当时在场的人员共同确认。否则，事后任何一方单方面制作的所谓剩余材料清单，都不能直接证明安装完成后还有剩余材料，更不能直接证明剩余材料被郑仁军扣留，除非其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范晓宁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四、关于郑仁军所主张的安装费是否应由销售中心承担的问题范晓宁上诉认为销售中心才是涉案安装款的付款主体，范晓宁并未与郑仁军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的《施工队服务合同书》虽然是由郑仁军与销售中心签订，但销售中心实际上已经把部分店面发包给范晓宁，而郑仁军亦知晓博洛尼品牌的经营由范晓宁承包。在郑仁军完成相应的安装工程后，范晓宁也多次向郑仁军转账支付安装款，范晓宁还在《2017年1-7月博洛尼郑仁军安装费结算统计表》上签字与郑仁军进行结算。以上事实表明，范晓宁与郑仁军已经基于安装和付费的事实过程而形成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由范晓宁向郑仁军支付安装费是正确的。对于范晓宁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因二审中认定了新的事实，范晓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范晓宁支付郑仁军安装费76870元；三、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范晓宁支付郑仁军利息损失（以7687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郑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范晓宁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范晓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1元，由范晓宁负担1745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郑仁军负担776元（已交纳）。公告费（以实际票据为准），由范晓宁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521元，由范晓宁负担1745元（已交纳），由郑仁军负担77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