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7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江夏区洁神洗衣店，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江夏大道地税局门面。经营者：吴国付，男，196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夏区税务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古驿道172号。法定代表人：石京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月，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武汉市江夏茂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江夏大道。法定代表人：吴国付，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洁神洗衣店（以下简称洁神洗衣店）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夏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江夏税务局）及原审原告武汉市江夏区茂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源物业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15民初8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洁神洗衣店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15民初835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夏税务局承担。上诉理由：由（2018）鄂0115民初2010号及（2019）鄂01民终6210号民事判决可见，江夏税务局与洁神洗衣店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系因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同一法定代表人设立洁神洗衣店，替代茂源物业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而实际上，茂源物业公司与江夏税务局《承包合同》期满后，没有续签书面合同，但实际仍在履行合同内容，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定代表人设立洁神洗衣店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义务。同理可见，在《承包合同》关系中洁神洗衣店同理替代了茂源物业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而且江夏税务局也一直在按原承包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同时，在（2018）鄂0115民初2010号案件中，洁神洗衣店曾就本案诉请提出过反诉，法庭认为应另案起诉，即发生时效中断。故本案不存在时效问题。事实茂源物业公司2012年经营期限届满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同一法定代表人吴国付注册洁神洗衣店替代茂源物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只是解决无证经营问题，洁神洗衣店和江夏税务局无异议，默认继续由洁神洗衣店履行权利和义务直到2017年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真正原因是2016年纪检部门查取江夏区税务局违规发放洗衣费（附纪检通报材料庭审面交），江夏税务局于2016年10月底在业务年度经营期内单方终止业务，给洁神洗衣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洁神洗衣店曾多次向江夏税务局口头、书面上诉求权利，江夏税务局置之不理，行政不作为，履职不尽责。洁神洗衣店一直在维护权利，不存在时效中断。另江夏税务局履行承包合同期间多次违约，物价上涨时多次无端降低业务指标，经洁神洗衣店向江夏税务局多次请求才同意免交承包管理金。鉴于以上事实洁神洗衣店承继茂源物业公司履行的权利和义务，江夏税务局从未否认过，合同一直在继续履行，江夏税务局从未提出过《承包合同》终止。洁神洗衣店在《租赁合同》中替代茂源物业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同理可见洁神洗衣店在《承包合同》关系中替代了茂源物业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否则，一个事件两个评定标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民法通则》115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民法通则》11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综上，洁神洗衣店认为，一审判决错误，依法应予改判。被上诉人江夏税务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答辩人与武汉市江夏区茂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该合同于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就已终止。答辩人与茂源物业公司当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约定，承包期限为2003年11月1日至2008年10月30日止，2008年承包期满后，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失去经营主体地位，无法再继续经营洗衣业务，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实际也在再未给答辩人提供洗衣业务，因此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成立合同既已终止，武汉市洁神洗衣店不属于200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吴国付设立洁神洗衣店，并为江夏区水务局提供洗涤业务，未与江夏区水务局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从双方的结算清单内容来看，并不包括《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相关内容，洁神洗衣店无权主张该合同的权利。二、洁神洗衣店要在一审中要求答辩人承担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金3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答辩人与茂源物业公司于200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于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自行终止，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第二，洁神洗衣店从2003年到2017年发生的营业额，洁神洗衣店主张2003年到2017年发生的营业额为130万元，每年业务额约为10万元，无相关证据支撑。因此洁神洗衣店主张违约金为3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此外，合同于2012年已终止，即使答辩人存在违约情形。三、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洁神洗衣店主张的违约责任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洁神洗衣店要求答辩人支付资产设备折旧余值16399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五星洗涤设备购货合同》及《五星启迪设备购货合同》是吴国付与武汉市硚口区无锡洗涤设备超市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签订的，洁神洗衣店与上海洁神洗涤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武汉市办事处的合同是2017年4月7日签订的。上述三个合同都是《承包合同》终止以后签订，另外签订合同的主体都是吴国付和洁神洗衣店，二者都不是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因此这三个合同所购买的设备与《承包合同》无关。第二，《承包合同》于2012年中止，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洁神洗衣店主张权利的已过诉讼时效。洁神洗衣店主张的设备资产折旧后的余值为163990元没有经过专业评估，缺乏事实依据。五、本案诉讼费不应由答辩人来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茂源物业公司：同洁神洗衣店的意见。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11月1日，江夏税务局（发包方、甲方）与茂源物业公司（承包方，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为了确保地税系统干部职工税务服饰着装整洁的需要，将甲方洗衣店，内部发包由乙方承包提供经营管理服务，为甲方系统内部提供干部职工税务服饰洗涤整烫劳务服务。乙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一、承包经营管理服务范围：……2、甲方为乙方提供经营场地原洗衣店房屋、水电费，由乙方自己承担，（由于不确定因素，另签房屋租赁合同一年一签）。3、甲方原有洗衣店洗涤设备及其他用品。甲方进行资产清理统计交由乙方使用，（由于设备使用年限）甲方使用期间进行折旧后剩余价值，由乙方现金支付，如乙方承包期间需购置设备由乙方购买，承包期结束资产设备按乙方使用年限折旧后余值，同等方式交由甲方。二、承包经营期限和承包金业务取价计酬及付款方式：1、承包期限为2003年11月1日起至2008年10月30日止。2、甲方系统内干部职工按实有在职人员计价服务费。由甲方印制洗烫券到乙方处按市场价格消费，甲方公用服饰洗涤。甲、乙双方协定价格计价。4、乙方上交承包金按实际业务发生额中的10%扣除，于每月提供劳务服务后，凭甲方发放洗烫券按90%折算结账，（即乙方提供劳务服务后的次月十日内）甲方转账或现金支付劳务费用。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4、甲方在乙方承包经营期内提供的经营场地，遇到不可控因素或政府拆迁，甲方有义务为乙方重新提供经营场地。5、甲方在乙方承包经营期里，甲方研究发放的业务指标不得低于标准，为保障乙方正常经营管理服务开支费用，确保乙方不致亏损。如物价上涨，发放标准过低或不增加业务指标，乙方可免交承包管理费。双方互相约束，维护乙方承包经营管理的合法利益。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里，按合同甲、乙双方协定的义务上交承包管理金，在结账时扣除管理费，如物价上涨发放业务过低。保证正常经营服务，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可免交承包金。五：甲乙双方约定事项。2、乙方承包期满，甲方系统服饰服务，仍实行发包承包经营管理，且乙方履行合同情况良好，乙方有优先承包的权利，承包方仍继续为发包方服务，本合同延续生效。六、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未经共同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中途终止业务及经营终止合同执行，视为违约。凡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责任和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负责经济赔偿。七、争议解决方式：凡因本合同引起造成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解决不成的，提起仲裁或违约方按发生服务金额30%赔偿，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附签房屋租赁和业务发放指标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期限从2003年11月1日起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必须恪守信用，不得违约和单方终止合同”。另查明，2003年10月24日，江夏税务局（出租人、甲方）与茂源物业公司（承租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该局干部住宿一号楼一层门面从南至北第二间、第四间出租给茂源物业公司从事洗涤熨烫经营和经甲方同意的其他附属业务。每间门面租金为3000元/年，共计6000元。租赁期限暂定一年，即2003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止。第三条第5款：甲方系统内部干部的制服和公用服饰的洗涤、整烫劳务，原则上交由乙方提供洗涤劳务。结算时，甲方按市场价格的90%折算，凭甲方统一印发的洗烫票，按月与乙方结算（即按乙方提供劳务后的次月10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劳务费用。但乙方不得接受干部的洗烫票支付其现金。第三条第6款：双方签订合同后，从2003年11月1日起生效，双方必须恪守信用，不得违约和单方终止合同。否则，违约方将按照合同金额和业务发生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对方，或由合同仲裁部门仲裁处理。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茂源物业公司作为租赁合同及承包合同的一方均由吴国付负责，具体经营洗衣洗涤业务。其中，2003年12月8日，江夏税务局与茂源物业公司结算“局干部服装洗涤款”金额5500元，根据合同规定按票面金额90%计算付款4950元；2004年1月12日回笼洗涤票面金额6000元，按票面金额90%计算付款5400元；2004年6月8日结算2700元；2004年10月20日结算9450元；2004年11月9日结算7200元等。后双方就《房屋租赁合同》续签至2011年12月31日止。2008年10月30日，江夏税务局与茂源物业公司在双方《承包合同》到期后未续签书面承包合同，但茂源物业公司仍继续按该《承包合同》的约定为江夏税务局提供干部服装洗涤服务，江夏税务局亦支付了相关服装洗涤服务费用。至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经营期限届满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办理注销手续。同年3月22日，吴国付作为经营者，以案涉门面为经营场所，注册登记成立“武汉市江夏区洁神洗衣店”，吴国付以该洗衣店名义继续为江夏税务局提供服装洗涤业务，江夏税务局并于2012年9月3日与吴国付结算，并出具结算单，内容为“2012年洗衣票结算清单金额如下：收回洗衣票2011年实际数80捆×400＝32190元、收回洗衣票2012年实际数111捆×400＝44400元、公用服饰洗涤：2011年洗窗帘和坐垫计730元，合计77320元，另情况说明：2012年门面房租已在本年洗衣费中减冲抵6000元，实际应付：71320元”。2015年6月3日，江夏区税务局出具结算单内容为“2015年洗衣票结算清单金额如下：收回洗衣票2013年4120元、收回洗衣票2014年实际数113捆×400＋320＝45520元、公用服饰洗涤2014计1669元，合计51309元。另情况说明：2015年门面房租已在本年洗衣费中减冲抵6000元，实际应付45309元”。2016年6月29日，双方结算并出具结算清单“2016年洗衣票结算清单金额如下：收回洗衣票2015年45捆×500＋470＝22970元，收回洗衣票2016年79捆×500＋340＝39840元、公用服饰790元，合计63600元。另情况说明：2016年门面房租已在本年洗衣费中减冲抵6000元，实际应付57600元”。2017年后，江夏税务局根据相关规定停止了系统干部职工公费洗涤服务业务。2017年7月5日，江夏税务局因清理对外出租出借国有资产所需，在案涉门面张贴封条要求吴国付腾退。吴国付以双方承包合同相关事宜未处理至今并未腾退归还案涉门面。一审还查明，2013年1月12日，吴国付以自己的名义与武汉市硚口区五星洗涤用品设备超市签订《五星洗涤设备购货合同》，吴国付向武汉市硚口区五星洗涤用品设备超市购买洁神干洗设备等计价值173480元。2014年12月10日，吴国付再次以自己的名义与武汉市硚口区五星洗涤用品设备超市签订《五星洗涤设备购货合同》，吴国付向武汉市硚口区五星洗涤用品设备超市购买众星牌30㎏金钢水洗机一台，价值68000元。2017年4月7日，吴国付又以洁神洗衣店的名义与上海洁神洗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合同，向该公司购买银洁牌全封闭自动干洗机一台，价值28000元。2018年7月20日，因国家税务体制改革，原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与原武汉市江夏区国家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夏区税务局。2018年5月11日，江夏税务局（原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与吴国付、洁神洗衣店、茂源物业公司的租赁关系自2017年8月8日终止并腾退租赁房屋等，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15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夏税务局与洁神洗衣店之间关于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江夏大道126号原江夏区地税局干部住宿一号楼一层从南至北第二间、第四间房屋的租赁关系于2017年8月8日解除，并由洁神洗衣店腾退租赁房屋等。洁神洗衣店、茂源物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1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民终6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茂源物业公司与江夏税务局于2003年1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承包合同》至2008年10月30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仍按原合同相关内容履行，承包合同成立。但至2012年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至此即已终止，基于该承包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亦同时终止。吴国付设立洁神洗衣店并为江夏税务局提供洗涤服务，未与江夏税务局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从双方结算单内容来看并不包含《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相关内容，即不包含“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里，按合同甲、乙双方协定的义务上交承包管理金，在结账时扣除管理费”等，因此，洁神洗衣店亦未与江夏税务局成立《承包合同》关系，洁神洗衣店无权主张该合同权利。茂源物业公司在2012年与江夏区税务局《承包合同》终止后未及时就相关事项进行结算并主张权利，江夏税务局抗辩其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茂源物业公司、洁神洗衣店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武汉市江夏茂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洁神洗衣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80元，减半收取2090元，由武汉市江夏茂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洁神洗衣店共同负担。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二审期间，洁神洗衣店提交以下证据：证1、夏访（2017）150号信访事项程序告知书。证明洁神洗衣店2017年6月15日通过信访的方式主张过权利（无原件）。证2、夏地税信决字（2017）2号处理意见书（无原件）。证3、武汉晚报网上报道：《省纪委昨通报一批违反八项规定江夏地税局3年发放32万“洗衣费”》。证明洁神洗衣店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未过。江夏税务局质证意见：洁神洗衣店提交的该证据1、2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信访的问题是针对劳动关系和费用提出，与本案的《承包合同》没有关系。且洁神洗衣店是过了诉讼时效才主张权利，我方认为洁神洗衣店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期间应从2012年届满，诉讼时效我方认为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起算，洁神洗衣店未在2014年前主张其权利，诉讼时效就已届满，而洁神洗衣店是于2017年提出信访，该信访请求是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提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报道仅能说明江夏税务局发了洗烫券，不能证明洁神洗店与江夏税务局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本院认证：洁神洗衣店虽未提交证据的原件，但意见书、告知书分别由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武汉市江夏区信访局出具，江夏税务局证据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3为网络下载，该证据的提交不符合网络证据的提交方式，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武汉市江夏区信访局于2017年7月14日出具夏访（2017）150号信访事项性受理程序告知书。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于2017年8月9日出具的夏地税信决字（2017）2号处理意见书。本院认为，关于洁神洗衣店提出茂源物业公司被吊销后，其经营者吴国付设立洁神洗衣店，实际与江夏税务局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应支持其全部诉请的上诉意见。经查，茂源物业公司与江夏税务局签订《承包合同》的时间为2003年11月1日，约定承包期限为2008年10月30日，该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但实际仍按原合同内容履行，故，自2008年10月30日起，茂源物业公司与江夏税务局之间形成事实承包关系。茂源物业公司于201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则茂源物业公司与江夏税务局之间的承包合同于2012年终止。吴国付虽在茂源物业公司吊销后设立了洁神洗衣店，但洁神洗衣店与江夏税务局并未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也未约定对由洁神洗衣店公司承接茂源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无权请求江夏区税务局支付违约金及设备折旧余值。关于洁神洗衣店提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洁神洗衣店虽提交武汉市江夏区信访局于2017年7月14日出具的夏访（2017）150号信访事项性受理程序告知书，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于2017年8月9日出具的夏地税信决字（2017）2号处理意见书。但信访的人员为吴国付，并非为洁神洗衣店。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自2012年起算，于2014年底届满。而吴国付的信访行为发生于2017年，吴国付于诉讼时效届满后向相关部门提出主张权利，诉讼时间不能重新起算。对洁神洗衣店提出诉讼时效未届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0元，由上诉人蔡洪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隽审判员 蹇鹏飞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徐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