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女，汉族，1953年12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2，女，汉族，1957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于某1、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某1、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3，女，汉族，1961年3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宇，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熙东，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某，男，汉族，1991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于某1、于某2因与被上诉人于某3、谭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0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某1、于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于某4的遗产1233277.06元由于某1、于某2与于某3、谭某各继承四分之一，即308319.27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于某3、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认定遗产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对该规定的理解应为遗产包括被继承人生前被侵占的合法财产，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被继承人死亡时银行存款的余额为遗产范围。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某3作为于某4军人保障卡的保管人，应对卡内存款的支取、处分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于某3没有得到于某4的同意及于某1、于某2已有初步证据证明于某3侵占、挪用于某4财产的情况下，认定于某3全权负责于某4的支出，并判定于某4账户内的存款的支取、处分均得到于某4的授权或认可，举证责任及事实认定错误。2.于某4是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副师级待遇，其日常生活及医疗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承担，无需使用其个人存款。于某3作为于某4保障卡的保管人、银行卡的持有人，应对于某4住院期间的费用承担责任。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遗产范围。（1）根据于某4的工资单及银行流水，于某4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收入总额为1236684.06元，支出总额为3407元，即其死亡时财产总额应为1233277.06元。（2）根据于某4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剩余财产总额204065元，结合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收入1113535.47元，支出3089元，即其死亡时财产的总额应为1110446.47元。通过上述两种计算方式计算，于某4死亡时财产总额远高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5639.81元。4.于某4生前有两张银行卡，尾号9277保障卡和尾号2679银行卡，尾号2679银行卡是于某3私自开立的，于某4并不知情，更没有委托于某3代为保管，而于某3在尾号9277保障卡收到于某4工资后，即将相应金额打到尾号2679银行卡。在2014年9月后，于某3则将于某4的工资直接转入其个人账户。在无证据证明于某4需用其个人存款支付医疗费、生活费等费用的情况下，于某4的财产已被于某3挪用、侵占。三、于某1作为长姐，对父母尽到了照顾责任，直到于某4病逝前一天，都是于某1的女儿在病房照顾陪伴的。被上诉人于某3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2.于某3在一审审理时已完成举证责任，没有侵占、挪用于某4的生前财产。于某4死亡时，其账户内存款是确定的，于某3帮于某4保管账户多年，如有异议，于某4可以收回。账户内存款是确定的，但支出是不确定的，对方的推测未达到民事诉讼证据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于某1作虚假陈述，于某4住院期间都是由保姆照顾的，于某1对于某4生前雇请保姆和外购药品的事实是知情的。4.从2011年至2018年于某4去世期间，特别是于某42014年入院以后，照顾于某4需要耗费巨大的金钱和精力。被上诉人谭某未到庭，亦未作答辩。2019年9月10日，于某1、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某1、于某2、于某3、谭某共同继承于某4的遗产，由四人各占1/4；包括于某4工商银行账号（尾号2679）的存款，金额预估为1226288.80元，于某4的其他银行存款以法院调查核实为准；2.于某3将占有于某4的财产归还至于某4账号，由于某1、于某2、于某3、谭某依法继承，各占1/4份额；3.本案受理费由于某3、谭某负担，并迳付给于某1、于某2。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于某4与余西玲为夫妻关系，生育了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5。于某5于2014年3月5日死亡，谭某为于某5之子。余西玲于2018年6月21日死亡，于某4于2018年11月25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于某1、于某2主张于某4生前系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副师级待遇，每月能领取国家发放的离休费和其他福利津贴，接受上述款项的银行卡在2012年1月前已经由于某3代管。因于某4的生活费、医疗费等基本上由国家负担，个人支出部分与收入相比微乎其微，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于某4领取离休费和其他福利津贴共计1226288.80元，应作为于某4的遗产由于某1、于某2、于某3、谭某共同继承。对此，于某1、于某2出示了个人工资单、工资收入支出情况表、银行账户明细信息等予以证实。其中银行账户明细信息显示：于某4名下尾号2679银行账户内，至2018年11月25日于某4死亡前的余额为5609.57元；于某4名下尾号9277银行账户内，至2018年11月25日于某4死亡前的余额为30.24元；两账户存款金额合计为5639.81元。2018年11月28日，于某3从尾号2679银行账户内转账5069元至其本人账户内。经质证，于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2年3月27日三个姐妹签订家庭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于某4今后的生活由其本人负全责，且保姆工资从于某4的工资中支付，对于父母的安排，均由于某1统筹协调。签订协议后，于某3每个月将相应的费用交予于某4，2014年6月之后，于某4因病情恶化住院一直到去世。于某1没有照顾几天撒手不管了，于某3只能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于某4。于某4入院后，他平常的护理用具、手套、口罩、消毒水及一次性用纸等消耗量巨大。于某4是享受国家的医保待遇，但是平常长期服用的白蛋白、黄芪金营养液等均无法报销。保姆费用最多的时候达到了每月12000元，以及其他的人情往来等支出巨大。另查，2019年10月18日，于某3、谭某以于某1、于某2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于某1支付于某3、谭某继承余西玲的遗产各67859.81元；2.于某1向于某3支付利息4275.17元，向谭某支付利息7403.64元；3.于某1支付于某4享有的339299.03元和于某4继承余西玲67859.81元一并交于某3分配；4.于某1履行余西玲遗产继承协议于某4继承49659元交于某3分配；5.于某2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1民初34281号民事判决，判决于某1向于某3支付于某4的遗产12414.9元；于某1向谭某支付于某4的遗产12414.90元及利息损失263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遗产的范围。遗产确定的时间是公民死亡时。双方均确认于某4住院期间至去世前，于某4的银行卡由于某3代管，各继承人在于某4去世前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于某3也出示了证据证实于某4住院期间的相关支出由其负责。诉讼中，于某1、于某2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于某3故意侵占于某4的财产，故对于某4去世前，其账户内存款的支取、处分均得到了于某4的授权或认可的事实予以采信。于某1、于某2主张于某3、谭某将占有于某4的财产返还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于某4于2018年11月25日去世时，遗留的银行存款共计5639.81元可作为其遗产由于某1、于某2、于某3、谭某共同继承，各占1/4即1409.95元。鉴于上述大部分存款已转至于某3账户内，故于某3应分别向于某1、于某2、谭某支付1409.95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于某4的银行存款5639.81元，由于某3、于某2、于某3、谭某共同继承，各占1/4份额。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3向于某1支付于某4的遗产1409.95元；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3向于某2支付于某4的遗产1409.95元；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于某3向谭某支付于某4的遗产1409.95元；五、驳回于某1、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836.60元，由于某1、于某2负担15763.60元，于某3负担73元。本院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于某1、于某2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1，拟证明于某4的军人保障卡号为62×××77。2.于某4保障卡由于某3管理的证明，拟证明2011年8月21日，于某4在于某5和于新成的见证下委托于某3管理保障卡，但无授权于某3可将保障卡中的资金转入于某3的银行账户，有关支出应在该保障卡内进行，且尾号2679账户并非于某4的保障卡，于某4无委托于某3保管。3.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病历首页，拟证明于某4入院至死亡期间患有脑梗死后遗症、痴呆、精神障碍、老年性精神障碍、老年性痴呆抑郁型或妄想型症等精神障碍性疾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4.证明2，拟证明于某1经常去医院看望于某4；于某4的所有医疗费由国家负担；护工费每月3000-6000元，标准较高；经医院同意且记载在病历上凭处方才可以购买白蛋白，且自费药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销。被上诉人于某3质证称：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法院不应采纳。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确认证明内容。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3.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案是继承纠纷，不涉及医疗费，于某4是有老年痴呆问题。4.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无法查明证人的身份，且两份证明内容大同小异，是于某1、于某2编辑好给证人签署的。关于护工费用问题，病人身体情况不同，护工费用会有较大差异。被上诉人于某3提交如下证据：1.黄芪精、蛋白粉照片，拟证明一审法院笔误将黄芪精写成“黄旗金”，自费购买的黄芪精和白蛋白均是给于某4放在饮食中增加营养。2.于某1聊天记录、自购药品知情同意书、心宝丸照片，拟证明于某4需要外购药品，且于某1对此是知情的。3.《关于于某2擅自给于某4灌入药物的情况说明》、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在2014年6月之前，张某就护理和照顾于某4。4.证明，拟证明张某转成全职保姆。5.录音，拟证明于某1在2018年11月就知道张某依然在照顾于某4。6.照片，拟证明于某3与家人探望于某4，与于某4感情深厚，且对于某4进行悉心照料。上诉人于某1、于某2质证称：1.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与于某3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药品不一致，且无购买记录和证明用于于某4。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3.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4.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确认，证人无出庭作证，无法证明聘请护工的费用。5.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购买记录清单。6.证据6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于某4的遗产范围，本院对此分析认为：一、于某4住院期间至去世前将其银行卡交由于某3管理、支配，于某4住院期间的所有相关费用均由于某3从中支出。于某4将其银行卡交由于某3管理支配，并告知于某3银行卡密码的行为，视为其授权或认可于某3支取、处分银行卡中款项。事实上，于某4虽然是军队离休干部，享有较好的医疗保障，但是其作为一名长期患病卧床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雇请护理人员（或保姆）、外购药品、营养支持等方面，需要支出大量费用。于某3对于某4名下银行账户的支出情况，已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解释合理，应予采信。于某3并不存在侵占于某4财产的行为。而且，于某4的银行卡长期交由于某3管理、支配，而于某1、于某2一直以来并无异议，对其支出情况亦无提出质疑，要求与于某3对账或者提出其他要求，从而及时明晰收支状况，而是在于某4死亡后直接要求分割其工资收入，不合于情理。另一方面，于某1、于某2请求将于某4在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收入总额1233277.06元作为其遗产予以分割，与继承法的规定相悖，显然是不成立的。因此，于某1、于某2要求认定被继承人于某4生前的合法财产被于某3侵占，于某4的遗产应为1233277.06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于某4名下尾号2679账户内，在2018年11月25日于某4死亡时的余额为5609.57元；于某4名下尾号9277账户内，在2018年11月25日于某4死亡时的余额为30.24元；两账户存款金额合计为5639.81元，属于于某4的遗产。于某1、于某2上诉认为于某4遗留遗产合计1233277.06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于某4生前并无立下遗嘱，故上述款项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于某4与余西玲为夫妻关系，生育了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5。于某5于2014年3月5日死亡，谭某为于某5之子。余西玲于2018年6月21日死亡，于某4于2018年11月25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述5639.81元由于某1、于某2、于某3、谭某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每人可继承四分之一份额即1409.95元，事实依据充分，金额准确，本院予以维持。于某1、于某2与于某3于二审期间分别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足够的关联性，故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于某1、于某2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5836.6元，由上诉人于某1、于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蔡晓静张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