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盼，女，199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丹，女，198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渤，江苏首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盼因与被上诉人王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蕊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盼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王丹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王丹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2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系王丹支付安徽欢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投公司）的投资款，一审法院对该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首先，无论从本案各方的沟通记录还是王丹在一审庭审中的表述，均可看出，王丹是知道该款项不是支付给蒋盼的。王丹明知款项不是支付给蒋盼，而是支付给公司的投资款，蒋盼只是沟通人员和名义上的公司股权持有人。案涉款项是否退还，退还多少由欢投公司的周总决定。本案中，蒋盼实际上为欢投公司的员工，并无处分股权、收取或退还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实际上，蒋盼为公司员工，系受安排代为持股，一审开庭前早己从公司离职。1.案涉款项由王丹以投资款性质支付到欢投公司实际负责人周华松账户；2.王丹在2019年3月4日发给蒋盼的微信中称“上午给周总打电话了，咱们先把协议签掉，先退15万，剩下的在（再）协商”，蒋盼回复“好的”，这里也可以明确得出王丹知道无论是否签协议，是否退款，退多少，都是王丹和“周总”协商确定的，蒋盼只是配合操作；3.王丹2019年5月9日发微信给蒋盼“周华松同志怎么说呢，25万投资最终退回15万都不愿意签合同吗？”蒋盼回复：“我这几天在医院，他还没回复我，明天我问下他”。王丹2019年5月10日的发给蒋盼的微信中也提到“公司实际负责人周华松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你又什么都不知道”，“公司实际负责人电话我们没有，人在哪不知道，公司业务不知道，就这样还不退股份，你说有道理吗”。综合上述沟通记录，王丹知道周华松才是该款项是否退还的决定人，并认为周华松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如果案涉款项系股权转让价款的话，其是否退还根本不需要公司实际负责人同意，只要蒋盼同意即可，只有款项是投给公司的投资款，才需要公司实际负责人的同意。一审法院从一般投资人可能混淆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这一推断，来认为王丹也是分不清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该认定不成立。王丹对于案涉款项系投资款的表述是长期稳定的，不存在与股权转让价款混淆的情况。王丹本人长期从事商业经营，也是其他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有足够的辨别经验。从案涉纠纷的整个过程来看，王丹对于股权转让行为和协议条款均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耐心和细致，协议也出现了反复修改的情况，有如此商业背景和细致程度的人不能简单地认为其认知和普通外行投资人一样。在时间跨度长达大半年的沟通过程中，王丹从始至终稳定地将案涉款项表述为“投资款”，从未存在股权转让款的表述，故王丹是明确知道款项为投资款，并非股权转让价款。本案款项多次被王丹表述为欢投公司的“投资款”，本案己就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形成优势证据，王丹作为一审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以直接或间接推翻上述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款项系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支撑，也与事实不符。其次，一审法院并未对王丹为何为支付该笔投资款的原因进行认定。王丹是在欢投公司成立当天就问蒋盼投资款支付账户，打算付款，说明王丹在欢投公司注册完成之前就己经在协商投资事宜。协商时公司还未成立，且公司既无资产又无特殊背景，王丹不可能收购股权，其本意是投资公司，通过后续经营获益。关于这一投资意图，王丹在一审庭审中也提到，一审法院却对此重要信息未予认定，导致对款项的真实投资意思认定错误。再次，关于王丹为何会投资欢投公司。据蒋盼了解，存在王丹与案外人周华松协商互相向对方公司投资的情况，共同合作“小鸡励”餐饮品牌，由王丹向欢投公司投资案涉25万元，案外人向王丹的公司支付投资款10万元，上述投资均为个人对个人的对私转账。所以后面王丹主张退款时，只要求退还15万元也就符合逻辑了。二、一审法院认定王丹于2019年3月18日将修改后的《解约协议书》通过微信发送蒋盼时，即可认定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己解除，协议自通知到对方时解除。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明显错误。1.上述双方互相传递协议电子版的过程，属于双方就纠纷处理进行磋商的过程，在协议未签署的情况下，不应简单依据协商过程的未签约电子文本确定各方权利义务。2.该协议有两个条款约定了协议生效条件，第2条“乙方收到上述退款之日起，解约协议生效，原协议解除”，第6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上述两个条款虽有矛盾之处，但两个条款所涉条件均未成就，故解约协议没有生效，在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协议条款产生效力，有违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三、蒋盼与王丹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转让价格，其原因就是王丹知道25万元款项不是支付给蒋盼的，这符合当时各方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充分认定。四、蒋盼系90后，刚参加工作不久，未婚也无房无车，系普通上班人员，在本案中只是执行人员，从未实际收到过任何股权转让款，也未因股权转让获得任何利益，若在本案中要承担相对巨额的债务，实在非己能承受，也有违公平正义。 王丹未作答辩。 王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丹、蒋盼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6月2日解除；2.判令蒋盼返还王丹股权转让款250000元；3.判令蒋盼支付王丹利息损失，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欢投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蒋盼与胡某，其中蒋盼认缴出资额400万，持股比例80%，胡某认缴出资额100万，持股比例20%。蒋盼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11月8日，蒋盼与王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蒋盼向王丹转让其持有的欢投公司的5%股权；王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立即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蒋盼应积极协助或配合。2018年11月14日，王丹按蒋盼的指示，向欢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华松转账250000元。之后双方因故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根据蒋盼与王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2019年1月之后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事项进行了洽谈。2019年3月7日，蒋盼起草了一份《解约协议书》，通过微信发送王丹，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甲方蒋盼，乙方王丹，甲、乙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提前解除原协议、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一致确认，提前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本解约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原协议同时解除；2.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将在30个工作日内将投资金额，总金额150000元退到乙方指定账户。王丹收到上述协议文本后，提出“30个工作日太长”“收到150000元退还资金，解约协议书生效，原协议同时解除”的意见。蒋盼回复退款时间不更改，但对协议解除时间的表述同意修改，并于3月15日通过微信将修改后的《解约协议书》发送给王丹，上述对应条款修改为：“1.双方一致确认，提前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将在30个工作日内将投资金额，总金额150000元退到乙方指定账户，乙方收到上述退款之日起，解约协议生效，原协议解除。”王丹要求协议第2条内容进行修改，并于3月18日将修改后的《解约协议书》通过微信发送蒋盼，王丹将该协议第2条内容修改为：“2.甲方承诺，将在2019年4月20日前将投资金额，总金额150000元退到乙方指定账户，乙方收到上述退款之日起，解约协议生效，原协议解除。如2019年4月20日前甲方未退款，则甲方赔偿乙方共叁拾万元。”蒋盼收到该《解约协议书》，经征询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华松的意见，回复“赔偿这块不能接受”。因双方对协议是否附加“违约责任”条款意见不一，形成僵持。后王丹作出让步，同意放弃附加违约责任条款,于2019年4月28日将经再次修改的《解约协议书》通过微信发送蒋盼，该协议第2条内容表述为：“2.甲方承诺，将在2019年5月30日前将投资金额，总金额150000元退到乙方指定账户，乙方收到上述退款之日起，解约协议生效，原协议解除。”蒋盼收到该协议答复需等待周华松的回复意见，但直至5月中旬未得到周华松的回复意见。故双方最终未在该《解约协议书》上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王丹所支付的250000元款项性质。王丹主张其按蒋盼指示转帐至周华松账户的250000元系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蒋盼认为该250000元款项性质系支付给欢投公司的投资款，并非股权转让价款。当前人们除在证券市场买卖上市企业的股票外，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也是较为常见的投资方式。对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投资者经全体股东同意从原股东处以受让其部分或全部股份的方式取得公司的股权；另一种方式是经全体股东同意，对企业进行增资，投资者以增资的方式取得公司的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股东变更备案，投资者正式成为该公司的新股东。本案中，王丹、蒋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蒋盼同意向王丹转让其持有的安徽欢投公司5%股权，并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立即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尽管《股权转让协议》未明确股权转让对价的金额，但是不是如蒋盼主张的双方是零元转让呢？结论显然不是的。第一，从双方2018年11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王丹询问“安徽欢投的投资款打到哪个账户”，蒋盼告知打到周华松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营业部的账户。这里王丹的用语是“投资款”，不是“股权转让款”，但根据上文的分析，投资者向原股东转让股权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投资者而言，也可以称之为“投资款”。11月14日，王丹向周华松的该账户转账250000元。尽管该笔250000元款项不是蒋盼本人收取，但系根据蒋盼指示交付给周华松的。第二，双方在2019年5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讲得更明确，王丹询问“25万是多少股份来着”，蒋盼回答“5个点”“当时转让协议是5个点”，表明蒋盼转让给王丹安徽欢投公司5%股权，双方约定的对价款就是250000元。第三，在2019年3月7日和15日，由蒋盼拟定并通过微信发送给王丹的《解约协议书》文本，也是将蒋盼和王丹列为合同当事人，且约定由蒋盼退回王丹投资金额150000元，并非由欢投公司向王丹退投资款。综上，该院认定，王丹于2018年11月14日向周华松转账支付的250000元系受让蒋盼5%欢投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该院认为，王丹、蒋盼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蒋盼未按约依法定程序办理欢投公司股东变更备案登记，蒋盼的违约行为致王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王丹依法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王丹、蒋盼对解除协议虽经多次协商但最终未签订《解约协议书》，但双方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异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故，王丹于2019年3月18日将修改后的《解约协议书》通过微信发送蒋盼时，即可认定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王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6月2日解除，该时间点的主张有误。合同解除后，蒋盼应向王丹退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故对王丹要求蒋盼返还股权转让款25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3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蒋盼所提相关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王丹与蒋盼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18日解除。二、蒋盼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丹股权转让款2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率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蒋盼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蒋盼与王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蒋盼向王丹转让其持有的欢投公司的5%股权。该协议签订后，王丹按照蒋盼指示向案外人支付款项25万元。根据双方的沟通记录，该款显然即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王丹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的对价。现王丹已履行了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而蒋盼未能履行其合同义务，向王丹交付相应股权，是造成案涉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王丹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对协议解除时间的认定，亦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王丹有权要求蒋盼退还为履行该协议支付的款项以及承担相应利息损失。蒋盼虽主张其并非退款义务人以及违约责任人，但其为案涉协议的相对方，未有证据表明王丹与案外人就案涉款项另有其他明确约定，且从蒋盼、王丹对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协商过程看，双方均无异议的事项为承担退款义务的责任人为蒋盼而非案外其他人，蒋盼的该项抗辩意见，因依据不足，且与现有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蒋盼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蒋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章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