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青堆子村。 法定代表人：宫华泽，该公司执行董事。（未出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孟菊，辽宁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权限：代为诉讼、代收法律文书、代为调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春雷，男，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山县。 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春雷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郑春雷、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孟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理由：1、判决将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有效证据是不合适的。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减产评估简单的参照头三年平均产值，上诉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公平的。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两个事实认可：1、“另杳明，2019年7月-9月，被上诉人所在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2、“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倌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原审法院也认为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之坏，难道仅仅是粳稻价格低的问题吗？水稻产量就不会有影响吗？所以，上诉人在原审曾建议法庭不要简单的参照头三年的平均产值来计算减产损失，而应考虑灾年的现实情况，因为，2016年-2018年没有发生过9号台风“利奇马”，也没有发生如此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司法鉴定单位忽视灾年的存在，以头三年平均产值计算减产损失明显是错误的。所以，对于原审判决将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有效证据，并以此计算减产损失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本案事实。2、原审判决将损失承担比例确认为上诉人承担40%不符合公平原则。原审判决认定的是“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9号台风“利奇马”和多日的强降雨是导致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按照现实公平原则应该是三七开，即上诉人承担30%为公平，而四六开，则明显是偏重于被上诉人。3、由于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结论存在瑕疵，加之承担比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综上，上诉人呈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纠正原审的错判。 郑春雷二审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 郑春雷一审诉称：1、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123308元；2、被告承担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1820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水稻病虫害防治范围包括：稻飞虱、预防稻瘟病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被告为原告提供服务期间，没有达成防治稻瘟病效果，并造成原告水稻减产甚至绝产。为此原告找被告协商解决无果，故此提起诉讼。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辩称，认同原告稻田涉案水稻为稻瘟病；认同涉案水稻因发生稻瘟病造成减产的事实，但对减产数量有异议；不同意原告将发生稻瘟病的成因完全归责于被告并要求被告承担减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涉及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属于天灾。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6月23日，原告孙春明与被告麦飞公司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230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被告保证防治后原告水田的稻瘟病等病虫害的损失率在国标和防治指标内。合同还约定了服务费给付方式、服务的具体项目等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被告利用无人机为原告的水田喷洒农药3次，发现稻瘟病后又补洒一次，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喷洒农药后，原告水田仍感染稻瘟病并导致减产。原告起诉后，申请对其承包地中的40亩水稻是否因稻瘟病引起减产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2019年11月23日，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孙春明种植的40亩水稻田发生严重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田间发生严重的稻瘟病危害导致；孙春明种植的40亩水稻田，田间测产产量比对照产量，平均每亩减产297.87公斤（14.5％含水量）。原告向鉴定机构交纳鉴定费1800元。另查明，2019年7月至9月，原告水稻田所在的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属于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是专业性极强的合同，被告虽然在合同中注明了免责事由，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亦未向对方说明该条款，故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未能达到实现合同约定的预防稻瘟病的目的，构成违约，应当对原告的水稻因稻瘟病减产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故酌定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经济损失数额，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近三年的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酌定2019年粳稻收购价格为2.66元/公斤，原告经济损失数额为1913761.67元(2.66元/公斤×378.39公斤/亩×1820亩+8190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765504.67元(1913761.67元×40%)。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春雷经济损失765504.67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86元，减半收取计11893元，按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受理费4757.20元，由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争议的焦点：上诉人郑春雷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预防农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0%的责任是否合适。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意见与其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一致。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被上诉人郑春雷的意见同其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有效。 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的事实存在，但造成水稻发生稻瘟病的原因应当存在种植水稻的品种和水稻的管理（如：施用的有机肥未充分腐熟、施用氮肥过多或过迟、植株生长过长过嫩、未及时烤田或烤田不好、长期灌深水、排水不良、栽培过密、田间通风透光差、虫害、田间及周边田埂杂草丛生等）及气候（如：长期连阴雨、大水串灌、日照不足、时晴时雨、多雾、重露、土壤温度低等）等因素，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并非是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而未起到预防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原因，且被上诉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不发生水稻稻瘟病。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归责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未起到预防效果，而导致水稻减产，应无科学依据。且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导致该地区连续多日强降雨，此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虽然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以预防稻瘟病的发生，但因台风“利奇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中，只是鉴定了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严重稻瘟病(节瘟和穗颈瘟)后的经济损失情况，其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发生了水稻稻瘟病，且被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水稻稻瘟病的发生为上诉人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达到预防的效果。故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应为多因一果而致，其与上诉人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未起到预防作用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了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不足。但鉴于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认可其自愿承担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部分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经济损失40%的赔偿责任应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恒志 审判员  李宝明 审判员  杨俊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语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