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7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平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磊，男，1978年11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并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靳磊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6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并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信并购公司不支付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800000元（税后）；2.本案诉讼费由靳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靳磊是否具备参与奖金分配的条件之事实认定不清。中信并购公司与靳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条约定了奖金发放条件，一审法院认为靳磊满足前两项标准即具备奖金分配条件，但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绩效奖金的发放需要同时符合四个标准。“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仅是绩效奖金发放的前提之一，与董事会决议“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并不存在矛盾之处。靳磊主张的绩效奖金来源为中信并购公司的利润，符合《劳动合同》奖金发放条件第三项的约定。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由董事会决定。因此，董事会决议关于离职员工不参与2016年的奖金分配内容，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二、一审法院关于中信并购公司通知义务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董事会决议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决定，并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将董事会决议内容告知劳动者。退一步讲，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关系到靳磊的利益，但中信并购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时，靳磊已经离职，因此中信并购公司对靳磊无告知义务，且从客观上无法将此信息告知靳磊。三、一审法院酌定的绩效奖金金额明显过高。即便中信并购公司应向靳磊支付绩效奖金，奖金总额不应当超过40万。1.中信并购公司2016年奖金池中的总额和奖金分配规则与2015年不同。2.靳磊2015年的奖金金额是基于其业绩表现为A获得的，而2016年靳磊的绩效表现为B。3.2016年同级别、绩效为B的两名员工分别是40万、41万，同岗位、绩效C的员工是19.5万元。其中，绩效为B、绩效奖金为40万元的员工陈某，与靳磊同在跨境及另类投资部任职，按该职务来判断二人的直接同为执行总经理，但陈某同时还是中信并购公司董事会的投资决策会员会委员，是投资前台业务部门人员。根据中信并购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中信并购公司作为一家私募投资基金公司，投资是其核心业务，陈某作为投资决策机构的委员，是投资前台业务部门人员，属于决策层成员，而且陈某还担任多个部门的领导职务，所以陈某在整体职务级别上比靳磊更高，在中信并购公司中处于比靳磊更加核心的位置。陈某的月工资高于靳磊，在绩效奖金分配方面应当在同等情况下高于靳磊。根据《2016年度绩效奖金分配方案》规定，在绩效考核结果同为B的情况下，靳磊不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绩效奖金不应当高于陈某，即不应高于税前40万元。此外，靳磊在中信并购公司工作的整个期间，只完成了Gamma一个项目的实际投资，2016年没有任何项目完成投资，从结果上讲，靳磊的工作业绩和效果非常差。经过靳磊2016年的投后管理，Samba公司业绩大幅度下跌，靳磊的工作不仅没有使Samba公司业绩增长，反而大幅度下跌，产生了负面效果、一审法院判决中信并购公司向靳磊支付绩效奖金800000元，缺乏依据，是不合理的。四、根据新做出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出审计报告中涉及的项目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是一直处于巨额亏损状态的，与靳磊开始立项的时候财务的数据有较大的差异，而且靳磊在其提交的一审证据工作总结中，也提到了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项目方面，给中信并购公司造成了损失，双方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了中信并购公司拥有是否给靳磊发放年终绩效奖金的最终决定权，因此靳磊不应获得奖金。一审判决认为中信并购公司没有就奖金发放的具体标准事实进行证明，应当承担不利的责任，该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一审中靳磊已经提交了涉及奖金分配的依据，可以看出由于中信并购公司投资基金的特点，所以奖金采取的不是非常量化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很多岗位中都大量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根据中信并购公司提出的奖金的发放规则和当事人的各项因素来对奖金数额进行酌定。中信并购公司已经提交了公司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公司的绩效考核和工资发放的情况确实没有准确的计算标准。靳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中信并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中信并购公司无需支付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靳磊以中信并购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信并购公司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元（税后）。2017年11月20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26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中信并购公司支付靳磊二〇一六年度绩效奖金一百万元（税后）。中信并购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靳磊于2015年2月12日入职中信并购公司，入职时担任跨境投资部总监一职，后升任跨境投资部执行总经理，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书》，后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年度绩效奖金，靳磊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绩效奖金事项，且其符合《劳动合同》中第四项第十条约定的关于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同时依据其2016年的最终考核情况、工作业绩以及岗位贡献度，主张中信并购公司应当向其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靳磊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其中第四项第十条显示：“……按照甲方薪酬制度，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不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不享受甲方年度绩效奖金；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按如下原则办理：（一）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二）参与公司组织的年度绩效评估，且绩效评估结果为合格及以上；（三）甲方根据对年度整体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后拥有是否给乙方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四）任何年度的绩效奖金发放额度均不构成其他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证据二、离职证明，显示内容为“靳磊于2015年2月12日至2017年2月15日担任我司跨境投资部投资负责人，其职级为执行总经理。自2017年2月16日起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已离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特此证明。”，落款处加盖中信并购公司公章，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证据三、离职交接清单；证据四、银行卡工资奖金流水；证据五、收入证明，显示靳磊任职投资部执行总经理，月固定收入为税前人民币73440元，2015年全部境内年所得额为税前人民币2091008元，靳磊表示全年所得额与月固定收入之间的差额总共1209728元，即是2015年度绩效奖金，说明其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证据六、2016年度个人工作总结；证据七、2016年度绩效考核系统截屏；证据八、中信并购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中信并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2017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公司应到董事三名，实到董事三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适用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作出决议如下：一、提取2016年度员工绩效奖金总额人民币2480万元。二、奖金计提方法及分配金额具体情况见附件”，落款处显示有三名董事签字，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证据九、2016年度奖金分配方案，显示“1.2016年度奖金总额为2480万，投资前台业务和投关及中后台的比例约为80%：20%；2.投资前台业务部门人员奖金是在按项目考核得分情况进行分配的基础上，乘以调整系数（主要为区别投委、部门负责人及高职级员工的岗位贡献度大小）…4.在上述基本原则基础上，根据员工入职时间、日常工作表现、工作敬业度、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等因素进行综合调整。”证据十、并购基金项目投资业务工作分解、中信并购基金投资项目全周期考核评价表。靳磊表示依据劳动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其离职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且试用期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满足第一个条件；同时其于2016年12月提交了“2016年度个人工作总结”，参加了中信并购公司组织的“360绩效考评”并在中信并购公司的考核IT系统内完成了所有考评环节，参加了公司召开的年度总结会议，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肯定，考核结果为“B”；中信并购公司确实拥有是否给员工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依据原则是“年度整体经营业绩”，中信并购基金所有在职人员均于2017年5月发放了2016年度绩效奖金，说明2016年度的整体经营业绩支持当年发放绩效奖金，因此其符合发放绩效奖金的条件。中信并购公司对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离职交接清单、收入证明、靳磊个人工作总结的真实性均认可；对中信并购公司董事会决议及2016年度奖金分配方案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奖金的分配方案是由董事会做出的，离职人员的奖金均为0，并且是以奖金池的形式，有权获得奖金的员工已经分取了奖金池中的全部奖金，因此靳磊没有剩余奖金可以发放，除非其他员工退回；对并购基金项目投资业务工作分解、中信并购基金投资项目全周期考核评价表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表示靳磊项目虽有可能做完了，但是否能给公司带来盈利是不确定的。中信并购公司认可已向靳磊支付2015年度绩效奖金及靳磊参加了2016年的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为B，但是主张公司对于奖金是否发放是有自主权，公司没有制订相关制度规定公司应当发放绩效奖金给靳磊，且奖金来源于公司利润，根据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方案是董事会制订规则，董事会于2017年4月作出奖金发放规则提出：根据员工的入职工作时间、工作日常表现、敬业度和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等因素进行综合调整；年终奖不仅仅是对员工过去一年的肯定，也是对员工为公司今后工作的激励，离职员工都没有奖金，发放当时靳磊没有在职，根据董事会决策应不发放奖金，且靳磊2015年获得了奖金，也知道奖金发放的时间，其却选择2017年2月奖金发放前主动提出离职；有权获得奖金的员工已经分取了奖金池中的全部奖金，因此靳磊没有剩余奖金可以发放，除非其他员工退回；另，靳磊主张的奖金数额没有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便中信并购公司应当向靳磊支付绩效奖金，奖金的数额也不应当超过41万。中信并购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中信并购公司表示依据该合同第十条第三项、第四项公司拥有是否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并且任何年度的绩效奖金发放额度均不构成其他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证据二、辞职函；证据三、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其中员工手册第6.7条规定“绩效评估结果对被评估者的薪酬调整、奖金激励、职级调整和培训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证据四、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同职级同岗位员工的奖金情况（案外人的劳动合同及2016年度奖金发放表）、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中信并购公司表示公司未承诺绩效考核达标时支付绩效奖金，与靳磊同职级、同部门、同考核结果的员工所获得的奖金最高未超过41万；证据五、审计报告。靳磊对劳动合同、辞职函的真实性认可，对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没有见过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系靳磊离职之后做出的；对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同职级同岗位员工的奖金情况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案外员工均是投资者关系及中后台部门，与其所在的投资前台业务部门完全不同，因此不具备参考意义；对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认可2016年度考核结果是B级；对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对审计报告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靳磊2016年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同时其参加了中信并购公司组织的绩效考评，考核结果为“B”，上述情形符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条中的约定，中信并购公司虽主张公司拥有是否给员工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应就不予发放绩效奖金作出合理解释。本案中，中信并购公司以公司经营自主权、董事会决议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为由不发放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并提交劳动合同、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等证据，但是员工手册、公司章程仅显示奖金来源、利润分配方案等，并无具体的发放标准；董事会决议中关于“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的规定与劳动合同中关于“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的约定存在矛盾之处，且该决议系在靳磊离职后作出；另，在本案庭审当中，中信并购公司认可靳磊所在的岗位包含绩效奖金，且在离职前中信并购公司已经对靳磊2016年的工作进行了考核，亦发放了公司其他在职员工的2016年度绩效奖金。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并购公司关于不发放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的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具体发放数额，中信并购公司虽然提交了案外人的劳动合同以及三人各自的奖金发放表、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等证据，但是案外人奖金发放表未显示出与靳磊的关联性，上述证据也并未显示出中信并购公司有关年度绩效奖金的发放依据及标准，因此中信并购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靳磊亦认可2015年度的绩效奖金数额不构成2016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故一审法院对靳磊2016年绩效奖金数额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靳磊支付二〇一六年度绩效奖金800000元（税后）；二、驳回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中信并购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靳磊2016年负责的项目给中信并购公司造成了损失，不应向靳磊发放奖金；证据2.中信并购公司2015年和2016年奖金发放对比表，用以证明2016年的奖金比2015年整体低了50%左右；证据3.中信并购公司2015年奖金发放确认单，用以证明靳磊应获得的奖金数额不得高于1万元。同时，中信并购公司向本院口头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法院调取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对中信并购公司员工支付的2015年及2016年奖金的银行转账明细。靳磊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靳磊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信并购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证据2、3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直接必要性，本院对中信并购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做为二审证据。关于中信并购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其该项申请不符合调取条件，且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信并购公司是否应向靳磊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以及如应支付的具体数额。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中信并购公司与靳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年度绩效奖金的发放原则，结合靳磊2015年度绩效奖金的发放情况，可以认定靳磊在职期间岗位薪酬结构中应包含年度绩效奖金。根据《劳动合同》约定，首先，靳磊在2016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其次，靳磊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年度绩效评估，且双方均认可靳磊2016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第三，虽然年度绩效奖金发放条件中约定中信并购公司根据年度整体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后拥有是否给靳磊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该决策权的行使应基于合理的事由且在合理的限度内。根据本案情况，中信并购公司2016年度的奖金总额为2480万元，说明中信并购公司该年度存在利润，具备发放奖金的基础条件，中信并购公司亦向公司其他员工进行了年度绩效奖金发放，现中信并购公司在缺乏合理事由的情况下主张不向靳磊发放2016年度绩效奖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此外，中信并购公司主张董事会决议关于2016年度奖金分配方案中明确离职人员不发放奖金，根据查明事实，该董事会决议系在中信并购公司与靳磊解除劳动关系后作出，内容直接涉及靳磊在薪酬方面的利益，属于对靳磊在绩效考核后岗位薪酬的调整，该调整未与靳磊协商且未经靳磊同意，中信并购公司亦未对该决议内容进行合理解释。因此，结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绩效奖金在任职方面的限制为“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并未排除劳动者在该年度之后离职的情形，中信并购公司主张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在离职人员是否享有年度绩效奖金方面一定程度上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矛盾之处，且靳磊主张的是2016年度绩效奖金，该绩效奖金是对其2016年工作的相应考评，与其2017年离职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中信并购以董事会决议内容主张不予发放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缺乏充足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综合案件情况对靳磊2016年度的绩效奖金数额进行酌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中信并购公司上诉主张靳磊在2016年度的项目中造成公司亏损故不应向其发放该年度绩效奖金，本院认为，中信并购公司已经对靳磊2016年度绩效进行了考核，且中信并购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审计报告涉及的项目尚未结束，其以存在损失为由主张不向靳磊发放绩效奖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中信并购公司主张的损失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中信并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