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贤君，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土家族，现住武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红，男，198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勇，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贤君因与被上诉人王俊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6民初4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伍贤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俊红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均由王俊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借条出具之日及借条载明的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借款期限内王俊红并未支付借款20万元。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针对王俊红起诉，伍贤君抗辩借款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综合判断借款事实是否发生。3.一审没有充分调查取证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有失公允。王俊红辩称，王俊红有出借资金的能力，先出借资金，后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补签了借条，且伍贤君对其修改金额予以认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俊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伍贤君偿还王俊红借款本金193,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险费、保全费由伍贤君承担。一审中，王俊红变更诉讼请求，将其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判令伍贤君偿还王俊红借款本金193,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变更“判令伍贤君偿还王俊红借款本金237,3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伍贤君、王俊红系朋友关系，2019年1月8日，王俊红通过其支付宝账户，向伍贤君转账3笔，分别是80,000元、70,000元、50,000元，合计200,000元。2019年4月17日，王俊红打印了1张借条，该打印件上载明：今王俊红（出借人）借给伍贤君（借款人）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即2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共13天，全部本息2019年5月30日一次性偿还。如未还清全部款项出借人有权走司法陈（程）序解决还款问题。借款人：伍贤君，身份证号码：，借条出具时间：2019年4月17日（该打印件下发附有伍贤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当日，伍贤君对上述借条上的内容作了如下更改（手写），并在更改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捺上手印：将“贰拾捌万元整”更改为“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将“280,000元”更改为“243,800元”。在该借条尾部，伍贤君签有自己的名字并捺有手印。2019年6月29日，7月5日，伍贤君通过支付宝向王俊红转款两笔，分别为4,500元、2,000元。2019年7月14日，王俊红打电话给伍贤君，通话记录显示：王俊红称别人催他还款催得紧，所以就催王俊红还款，伍贤君对王俊红对其催要借款并未表示反对，一直称自己经济困难，没有办法。2019年8月26日（本案第一次开庭之日），伍贤君打电话给王俊红，通话记录显示：王俊红称别人催他还款催得紧，被别人逼得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伍贤君表示知道这个事，称自己也很困难，估计9至10月才有钱回，伍贤君对王俊红申请诉讼保全表示不满。王俊红和伍贤君在2019年4月17日前有买卖合同关系，王俊红长期在伍贤君处购买相机及镜头等商品，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经济往来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提货单、送货单、结算单等书面凭证，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为口头协议、即时交易，伍贤君有时先拿货再付钱，有时先付款再拿货，伍贤君主要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王俊红和伍贤君之间除买卖合同关系及本案所涉的伍贤君向王俊红出具借条引发的借款纠纷外，无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王俊红主张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从伍贤君所述其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否采信、该借条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等方面对此予以明确。伍关于贤君所称“出具借条是为了帮王俊红的忙，以应付王俊红的债权人的逼债，借款并不存在”的辩述意见的认定：伍贤君的此项辩述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和大众的普遍认知，缺乏逻辑性，现实生活中，不排除小概率的会发生此种情形，但伍贤君需提交证据以证实其此项辩述的真实性。本案审理中，伍贤君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王俊红和伍贤君的两次通话记录中伍贤君对王俊红的催债并未否认，也未提及其所称的“伍贤君并未在王俊红处借款，出具借条是为了帮王俊红的忙，以应付王俊红的债权人的逼债”【伍贤君所称“通话录音前，王俊红事先告知了伍贤君要录音，这两段录音主要是为了放给王俊红的债权人和王俊红的妻子听，这是王俊红有目的的录音”的辩述，因伍贤君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对伍贤君的此项辩述意见不予采信，即该项辩述不能作为否认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关于借条的形式要件：1、案涉借条注明的“今借给”，按通常的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解及能够接受的书写习惯，“今”并非特指出具借条之日出借款项，该“今”更多的是为了强调和说明借款的事实的发生。对伍贤君所称“此借条上注明“今借给”，即借条出具之日应完成出借款项的支付，但王俊红并未支付此款”，以此否认借款发生的辩述，不予采纳；2、案涉借条中注明的“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系借款期限，而非伍贤君所称的“借款时间”，对伍贤君所称“王俊红未在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完成出借款项的支付”的辩述，不予采纳；3、法律并不禁止借款人在实际借款日之后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款的凭证，对伍贤君所述“转账记录发生在2019年1月8日，明显与借条出具的日期相违背”的辩述，不予采纳；4、款项的出借人在转款凭证上是否标注“借款”等款项用途，不是判断该款项的用途的标准，对伍贤君辩述“2019年1月8日的转账记录上未注明为“借款”，换了任何人，大笔金额借款，应当在转账记录上备注”，以此作为否认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不予采纳；5、伍贤君称其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由打印好的“贰拾捌万元整”手写改成“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是为了防止王俊红将借条用作其他用途的辩述，无证据予以证实，亦不符常理和大众通常的理解，不予认定；6、伍贤君称“王俊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借款金额变来变去，随意性很强，难道王俊红作为出借款项的一方，不知道自己出借了多少款项？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一审法院认为：变更诉讼请求系王俊红的诉讼权利，该变更并不影响案件实体的认定，对此辩述，不予置评；综上，案涉借条的形式要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根据查明的事实，判断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此明确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于借条的实质要件：伍贤君所称的转账记录的金额与借条上的金额不一致，也与王俊红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以此否认借款真实性的辩述意见，不予采纳。上述金额是否一致并非认定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法定要件。庭审中，王俊红称此243,800元借款由3部分组成，一审法院将逐一对其所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无证据支撑进行判断，以确定是否有借款事实发生及如有借款事实发生，借款金额如何确定：1、王俊红所述“2019年1月8日借款200,000元”：对伍贤君所称该2019年1月8日转款200,000元系货款的辩称，一审法院认为：伍贤君无证据证实该200000转账系王俊红向其支付的货款（伍贤君第一次庭审和第三次庭审时均称有证人可证明2019年1月8日当日卖了190,000余元的商品给王俊红，但其未提交证人出庭作证，以便王俊红质证及法院查明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俊红主张借款关系的成立，不仅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也有伍贤君出具的借条），对伍贤君的此项辩述意见不予采纳，并依法确认王俊红于2019年1月8日转给伍贤君的200,000元系伍贤君在王俊红处的借款，该款系案涉2017年4月17日的借条中“借款金额243,800元”的组成部分。2、王俊红所述“货款余额30,000元转为借款”：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之间合意将不属民间借贷的合法债权转化为借款，但王俊红的此项陈述并无证据支撑，其第一次庭审与第三次庭审中对此30,000元的陈述前后矛盾【第一次庭审时陈述“2018年12月24日，我与伍贤君之间有转账支付货款120,000元的经济往来，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了”；第三次庭审时陈述“此30,000元系2018年12月24日当日超付的货款80,000元扣减已收价值50,000元的货物而得来”】，一审法院对其第三次开庭的此项陈述不予认可，并依法确认：此30,000元不计入伍贤君在王俊红处的借款。3、王俊红在第三次庭审时所述“伍贤君给王俊红算的以2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8日起计算一年的利息13,800元，”。王俊红的此项陈述与其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相冲突【王俊红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借条金额243,800元中的43,800元是利息，是按月利率7%计算的】，即使该项陈述（第三次庭审时的陈述）属实，亦违反法律规定【1、本金数额中合法有效的只有200,000元；2、将2019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8日的利息纳入了2019年4月17日的欠款数额之内】，是此，一审法院确认：此13,800元不计入伍贤君向王俊红出具的借条中借款额243,800元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伍贤君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定：王俊红于2019年1月8日转给伍贤君的200,000元系伍贤君在王俊红处的借款，该款系案涉2017年4月17日的借条中“借款金额243,800元”的组成部分，该“借款金额243,800元”中的余款43,800元，依法不予认定。因伍贤君在第一次庭审时明确其于2019年6月29日向王俊红转款4,500元，2019年7月5日向王俊红转款2,000元，合计6,500元系向王俊红还款，依法确认此6,500元从王俊红的借款额200,000元中予以扣减。伍贤君所称“这两笔转款6,500元是还款，王俊红跟我说要截图给别人看，有借有还才说明借款是真的”的辩述亦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和大众的普遍认知，缺乏逻辑性。其随后陈述的“我不差原告的钱，原告也不差我的钱”亦反证了其此项陈述的不可信。伍贤君在第三次庭审时称该6,500元为其借给王俊红的钱的辩述，亦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俊红可自该借款逾期之日（2019年6月1日）起要求伍贤君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本案中，王俊红要求伍贤君自其起诉之日（2019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王俊红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该处分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侵害他人利益，予以许可，对该项利息的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依法予以确认。王俊红在诉讼请求中提到“保全的保险费”，该项费用并非诉讼费用，王俊红虽提出此项诉讼请求，但未提交其支出该项费用的依据和相关票据，伍贤君无法对该项费用发表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对此亦无从审查，对王俊红的此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伍贤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证据证明其在向王俊红出具借条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期限的情况下，自行修改借款金额，在借条上签名并捺印，对该借条中符合法律规定，经认定的合法借款200,000元，依法予以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伍贤君向王俊红偿还借款本金193,500元；二、伍贤君向王俊红偿还借款利息，利息以193,5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8月2日计算至该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王俊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0元，由王俊红负担660元，伍贤君负担4,20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伍贤君负担。伍贤君应负担的费用为5,720元，此款已由王俊红预交，伍贤君在给付上述案件款时，将此款一并付给王俊红。二审中，伍贤君提交一份没有签名和时间的借条复印件，拟证明王俊红曾经还给过借条，让伍贤君签字以帮王俊红的忙，但伍贤君未签字。王俊红认为借条未签字，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借条没有签名和具体时间，不能达到伍贤君为了帮王俊红的忙而在借条上签名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伍贤君还称有证人可证明2019年1月8日卖了190,000余元的商品给王俊红，但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俊红依据向伍贤君转账凭证及伍贤君出具的借条起诉，请求伍贤君偿还借款，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伍贤君称该款项系王俊红应当支付的货款，并非借款，但其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且与其出具借条及偿还部分款项的事实相矛盾，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伍贤君称在借条上签名及之后的电话录音均系出于为王俊红帮忙，但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亦不符合常理，且伍贤君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由打印好的“贰拾捌万元整”手写改成“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可证明借条内容的真实性，故伍贤君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伍贤君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60元，由伍贤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斌成审判员  何义林审判员  刘 阳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范义伟书记员范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