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4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亚森，男，198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王伟锋，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兴，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艳军，男，198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李广平，河南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利静，女，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代理人邢军杰，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丽平，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亚森因与被上诉人闵艳军、周利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30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亚森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伟锋、王兴，被上诉人闵艳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广平，被上诉人周利静及其委托代理人邢军杰、李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亚森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闵艳军、周利静偿还吴亚森借款人民币本金200万元及拖欠利息37.54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7月28日，自2019年7月28日起，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闵艳军向吴亚森出具《借条》一份，载明：“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身份证号）向吴亚森（身份证号）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万元）。利率每月1%，还款时一次性还清本息。特此证明。”该借条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并向吴亚森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吴亚森出借款项现金贰佰万元整（200万元）。特此证明。”该收条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2017年9月1日，闵艳军向吴亚森出具《还款承诺》一份，载明：“2014年11月（身份证号）向吴亚森（身份证号）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万元）。利率每月1%。因借款人资金紧张，一直未偿还以上款项。借款人现承诺于2018年10月前偿还以上款项，特此证明。”吴亚森提交其本人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1月28日，吴亚森柜台取现200万元，提交闵艳军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柜台存现200万元。关于借条与收条的落款时间，闵艳军称与《还款承诺》出具时间一致，实际为2017年9月1日出具。吴亚森庭后提交说明称借条与收条均系2017年2月份出具。另查明，闵艳军、周利静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11日协议离婚。庭审中，吴亚森认可借款出借后，截至2019年7月28日闵艳军共计偿还利息74.46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闵艳军向吴亚森借款，有其为吴亚森出具的借条、收条、还款承诺及吴亚森提交的银行取款、存款记录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闵艳军拖欠借款不还，酿成纠纷，应承担全部责任，对吴亚森要求闵艳军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闵艳军辩称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但未提交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条出具时间虽然双方陈述不一致，但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闵艳军辩称吴亚森出借资金来源不合法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吴亚森举证不能证明闵艳军的借款用于闵艳军、周利静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对吴亚森要求周利静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闵艳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吴亚森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照月利率1%，自2014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扣除已经支付的74.46万元）。二、驳回吴亚森对周利静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804元、保全费5000元，由闵艳军负担。吴亚森上诉称：吴亚森证据可以证明闵艳军、周利静两人账户之间在婚姻存续期间（2011年10月26日至2017年5月12日）以及离婚之后，均存在巨大的资金往来，已经远远超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两人同为河南钧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睿公司）股东，足以证明两人共同经营的事实；该债务发生于2014年11月28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周利静对欠款未还的事实知情，本案所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钧睿公司与闵艳军、周利静财产混同，三者人格均不具有独立性。2017年5月12日两人办理离婚手续，第二天，闵艳军出资购买别墅，登记在周利静名下，明显是逃避债务的恶意行为。一审法院未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让周利静逃避债务的行为得逞，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闵艳军、周利静个人账户之间有频繁、大额资金往来，用于共同经营钧睿公司。（一）钧睿公司是闵艳军、周利静的夫妻店。闵艳军与周利静于2013年12月5日共同在金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钧睿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086877814X，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闵艳军，监事为周利静。钧睿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其中闵艳军出资额95万元，持股比例95%；周利静出资额5万元，持股比例5%。2015年5月18日，周利静将其持有股份转与温仰迪，同时，监事由周利静变更为温仰迪，这是二人为逃避债务采取的提前措施。钧睿公司经营期间的财务，均是通过闵艳军、周利静个人账户进行流转，三者财产混同，三者人格均不具有独立性。（二）对外放贷时，由周利静将款项转到闵艳军账户，再由闵艳军转出，两人共同经营证据确凿。钧睿公司经营期间，闵艳军的招商银行账户（卡号62×××88）有大量对外出借款项的记录。闵艳军的该账户，为往外放贷的主要账号。每次出借前，周利静分别通过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账户，将相关款项转到闵艳军该账户，再转账给借款人，两人的银行流水充分证明两人存在共同经营行为。根据银行流水的不完全统计，有以下交易记录可以证明：1、2015年10月19日，周利静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22万元；同日，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转给陈海燕招商银行账户20万元，备注：借款。2、2016年1月22日，周利静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140万元；同日，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转给王晓锋招商银行账户139.9万元（账号62×××07）。3、2016年2月3日，周利静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140万元；同日，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转给郑瑶凯140万元（账号62×××79）。4、2016年3月17日，周利静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80万元；同日，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转给韩超51万（账号62×××94），转给郝蕾30万元（账户62×××17）。5、2016年4月1日，周利静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54万元；同日，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转给孔德丽11笔共计53.8万元（账号62×××48）。6、2016年8月22日，周利静通过平安银行账号（62×××18）转给闵艳军招商银行账号（尾号1888）30万元，共中12万元转给罗春燕，备注房租费用，该款项用于支付钧睿公司房租。同样的交易有：2016年10月25日，进账50万元，放贷金额50万元。2016年11月4日，进账61万元，放贷40万元。2016年11月17日，进账76万元，放贷74.5万元（备注放款）。2016年11月24日，进账113万元，放贷李慧娟80万元，放贷刘茂武30万元。2017年1月24日，进账43万元，放贷39万元。2017年7月19日，进账35万元，放贷34.35万元。2018年1月4日，进账30万元，放贷30万元。2018年7月10日，进账37万元，放贷37.4627万元。（三）周利静负责财务管理，大部分资金存于周利静或内部人员账户闵艳军的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88）主要用于对外放贷，但收回时，许多款项并没有回到该账户。有些回到周利静账户或者钧睿公司内部人员个人账户。闵艳军与周利静在共同经营钧睿公司期间，平常款项存放于周利静账号或其他内部人员账号，在向外借款时，才转到专用放贷账号。周利静作为财务负责人，掌握款项的收支。在周利静与闵艳军离婚后，经营方式还是如此，两人离婚只是逃避债务。（四）周利静的账户用于发放钧睿公司员工工资。根据周利静广发银行账户（卡号95×××31）流水显示，自2017年3月份至2019年7月份，周利静利用该账户在每月中旬发放钧睿公司人员工资。部分转款记录中备注为：工资。（五）闵艳军与周利静之间的资金往来数额巨大，远远超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闵艳军与周利静之间的资金往来数额近千万元，几百笔的往来记录，这些银行记录说明，两人是在进行共同经营行为。周利静庭审时并未出庭，其代理律师对问题也不知情，无法解释两人之间来往账目问题。两人之间的资金来往，已经远远超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银行流水是客观证据，能充分证明两人的共同经营行为。二、闵艳军所借款项部分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开支，大部分用于两人共同经营倒贷业务。闵艳军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02）流水显示：1、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收到借款后，存入招商银行（账号62×××02），柜台存现200万元，该款项为本案所涉款项。2、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转到其招商银行（账号62×××97）96113.02元。3、2014年11月29日，闵艳军用该款项偿还了信用卡，共中偿还广发银行7890元，偿还光大银行1600元，中信银行1000元，招商银行8000元，共计18490元。以上款项为闵艳军偿还信用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4、2014年12月1日，闵艳军将其中20万元（共四笔）转入张杰华光大银行账户（账号62×××53）。5、2014年12月1日，闵艳军将11000元，转入周利静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4）。周利静与闵艳军当时为夫妻关系，该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6、2014年12月4日，闵艳军将130万元转入陈海燕招商银行账户，根据闵艳军庭后说明，该笔款项已经由陈海燕于2014年12月5日偿还58500元，席沛钊于2014年12月9日偿还1264900元，已经还清。7、2014年12月10日，闵艳军将150万元转入招商银行另一个账户（账号62×××88）。8、2014年12月19日，闵艳军将10万元转入招商银行另一个账户（账号62×××88）。9、2014年12月24日，闵艳军将10万元（两笔）转入招商银行另一个账户（账号62×××88）。闵艳军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88）为放贷专用账户，闵艳军通过该账户放出款项。从以上流水可以证明，本案所涉款项，部分用于两人生活开支，大部分款项进入了两人共同经营的现金流中。三、周利静对本案借款非常清楚，也愿意偿还。吴亚森与周利静的通话录音，能证明周利静对闵艳军借款事宜非常清楚，并且认可并承诺还款。两人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离婚并未离家，双方还于2018年1月在郑州共同举办了孩子的酒宴。周利静明知本案借款用于钧睿公司经营，也表示愿意偿还，就债务承担行为，应与闵艳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者，钧睿公司与闵艳军、周利静之间财产混同，无论如何，周利静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两人离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别墅，共同承担生活开支。在两人离婚的第二天，2017年5月12日，闵艳军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88）向新乡市大桥御龙置业有限公司分两笔支付共计20万元，购买坐落于新乡市××路××、××路××、××以西蓝城﹒桃源春晓25号楼1-2层107号房屋。2017年5月18日，新乡市大桥御龙置业有限公司与周利静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买受人为周利静。该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3667200元，签订合同前，买受人已向出卖人支付定金737200元，余款2930000元向浦发银行申请贷款支付。2017年9月8日，周利静浦发银行账户（账号76×××06）收到浦发银行贷款本金2930000元，对方户名为：浦发银行其他活期保证金新乡市大桥御龙置业有限公司。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9年2月19日闵艳军通过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2×××88）每月20日左右转到周利静浦发银行账户（账号76×××06）约2万元。周利静该浦发银行账户即偿还房贷2万多元，偿还房贷时备注为：还个贷。该房屋为闵艳军与周利静共同出资购买。通过以上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两人的离婚手续就是为了逃避债务，让周利静不被债务牵连，而用两人的共同财产出资购买别墅。五、两人隐瞒大额款项，妄图逃避债务。2014年12月10日，闵艳军将150万元转入其招商银行另一账户（账号62×××88）。2014年12月25日，闵艳军将100万元转入赵阳交通银行账户（账号62×××68）。根据招商银行交易流水中显示的闵艳军与赵阳往来记录，该笔款项未见转回，去向不明。闵艳军提供的其招商银行（账号62×××88）的流水，隐瞒了2014年12月25日转给赵阳（账号62×××68）的100万元大额款项，却狡辩为2014年12月31日，转给王磊50万元，2015年4月17日，转给王磊50万元。而实际上，闵艳军该账号在2014年12月26日转给徐科峰4笔，共计20万元后，账号上钱款仅剩下15万元。闵艳军违背事实狡辩是委托理财，并且隐瞒近期转出去的大额款项，丧失了基本诚信。本案债务发生在闵艳军、周利静婚姻存续期间，两人共同经营钧睿公司，并将借来的款项大部分用于对外倒贷、放贷。两人通过离婚的手段，让周利静逃避债务，以个人名义购买别墅，事实清晰。两人在庭审中的表现，显示已经丧失了基本诚信，周利静对庭审中的提问，一直没有回复，也无法回复。对这种失去诚信原则的债务人，应打击其逃避债务的痴心妄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周利静对闵艳军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闵艳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吴亚森提交的证据系伪造、变造，不能正确反映案件事实。本案经历了两次一审庭审，在庭审中及吴亚森发表的质证意见中，其均作出了不同的陈述，可见其所述并非客观真实。吴亚森与闵艳军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就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闵艳军也主张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但因高额的上诉费才导致其未能依法提起上诉。综上，吴亚森的上诉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周利静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吴亚森与闵艳军之间的200万元借贷关系，周利静并不知情，也并非共同借款人。2014年11月28日闵艳军向吴亚森借款200万元，并出具借条、收条各一份。虽然该借贷关系发生于闵艳军与周利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周利静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闵艳军向吴亚森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但此时周利静、闵艳军已解除婚姻关系。周利静于承诺书出具之后才知道该笔借款的存在，也是由吴亚森因无法联系到闵艳军向周利静诉苦，才得知该笔款项的存在。二、涉诉款项既没有用于闵艳军、周利静共同经营，也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开支，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周利静不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钧睿公司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议服务，并不包含吴亚森所涉及的放贷业务。虽然周利静是企业的股东，但是其并未参与过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吴亚森所要证明的资产混同与涉诉款项并没有任何关系。涉案款项并未存入周利静的账户。从吴亚森提交的关于周利静、闵艳军资产混同的银行流水看，都是由周利静转给闵艳军，故周利静、闵艳军之间的转款并非涉诉款项。综上，涉诉款项并未用于闵艳军、周利静之间的共同经营，从相关证据看，涉案款项系闵艳军的个人借款，也并没有用于钧睿公司的经营管理。无论周利静是否参与公司的经营，其都不能证明涉案的款项用于了公司的共同经营。2017年5月11日，闵艳军、周利静协议离婚，约定离婚后子女由周利静直接抚养，闵艳军每月支付抚养费1万元。吴亚森提到的闵艳军转账给周利静的款项并非用于日常家庭生活开支，而是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吴亚森与闵艳军二人有恶意串通，通过合法途径达到侵占周利静名下财产的目的的嫌疑。一审中吴亚森与闵艳军就涉案的借条出具的时间陈述并不一致，而闵艳军、周利静于2017年5月协议离婚，将借条时间签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目的显而易见系为制造涉诉款项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假象，进而达到让周利静承担还款责任的目的。周利静与闵艳军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双方婚前取得的位于金水区丰庆路65号世纪港湾5号楼12层57号的房屋归闵艳军所有，名下所有财产已归闵艳军所有，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吴亚森并没有申请保全闵艳军名下的任何财产而直接保全查封了周利静名下的房产，而该房产只有闵艳军知道周利静在新区购买了该房产，该房产是离婚后由周利静的姐姐出资购买，暂登记在周利静的名下。吴亚森在不知道该房产的情况下，直接对其财产进行保全，其唯一的解释就是闵艳军将该房产情况告知了吴亚森，并暗中串通配合吴亚森达到侵占周利静财产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亚森举证不能证明闵艳军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亚森给付闵艳军200万元，闵艳军向吴亚森出具了借条及还款承诺，吴亚森与闵艳军之间成立借款关系。吴亚森于2014年11月28日给付闵艳军200万元后，闵艳军先后转给了案外人。其间闵艳军虽然向周利静转款11000元，但在此之前闵艳军的账户还有进账96113元。故仅据闵艳军向周利静转款11000元，不能证明闵艳军向吴亚森的借款用于了其与周利静的夫妻共同生活。在本案款项之外，虽然周利静与闵艳军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并无证据证明与吴亚森的款项具有关联，不能确定周利静与闵艳军共同使用吴亚森给付闵艳军的款项进行了经营活动。吴亚森提交的其与闵艳军、周利静的谈话录音，时间在闵艳军、周利静离婚之后，对于吴亚森所称周利静说“我给闵艳军共同还”，周利静不予认可；录音该处语音不清，本院无法确认。综合谈话录音内容，周利静并无认可案涉款项为其夫妻共同债务，亦无确定的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综上，吴亚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闵艳军向其借款200万元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吴亚森要求周利静与闵艳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04元，由吴亚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陈贵斌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侯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