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1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宝刚，男，汉族，1960年6月14日出生，住址鞍山市铁东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市肿瘤医院，住所地鞍山市立山区莘华路339号。法定代表人：张镇，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妍，辽宁广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路君之家园西塔12层115号。负责人：刘建平，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宝刚与上诉人鞍山市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因与原审第三人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仁源律师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4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宝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由23万元改判至304087.37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肿瘤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但是，原判明知吕宝刚主张的款项未超过三方协议约定的最高额度，却基于综合考虑，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行裁量，错误认定部分事实。一、原判决既然己经认定肿瘤医院应按照221776.69-304087.37元支付律师费用，吕宝刚基于债权转让取得了在221776.69-304087.37元之间主张债权的权利。吕宝刚有权在不超过最高额度的情况下主张任何数额。所以，吕宝刚主张304087.37元有事实依据，根本无需原判决综合考虑，自行裁量。二、原判决违反处分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吕宝刚在起诉时确定的债权数额是明确具体的，原判决自行裁量将吕宝刚主张的304087.37元债权缩减至23万元，违背法律的同时侵犯了吕宝刚的合法权益。肿瘤医院辩称，吕宝刚提出的要求将律师代理费改判为304087.37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肿瘤医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吕宝刚的诉讼请求（上诉数额23万元）；2.本案上诉费及一审诉讼费均由吕宝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但吕宝刚没有为肿瘤医院代理过任何诉讼案件，肿瘤医院与吕宝刚之间并不存在诉讼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吕宝刚起诉肿瘤医院，依据的是吕宝刚和仁源律师所及肿瘤医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提起的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吕宝刚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律师，仁源律师所无权将与肿瘤医院之间的诉讼代理关系转让给吕宝刚，故一审判决认定诉讼代理合同纠纷错误。二、一审判决肿瘤医院给付吕宝刚律师代理费23万元的判决结果错误。1.根据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出具的联络函及肿瘤医院的回函可以认定，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之间达成的是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数额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将该争议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依据进行依法裁决，对于律师代理费的具体数额双方并没有确定。在吕宝刚和仁源律师所及肿瘤医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中，也明确说明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是就代理费数额的确定达成了解决办法而非确定了律师代理费的具体数额，同时协议书约定，仁源律师所是将代理费数额产生的债权转让给吕宝刚，且在协议书第2条明确约定“转让范围仅限于代理费用的数额产生的债权，丙方（即吕宝刚）不享有甲乙（即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双方的其他任何权利。”据此，仁源律师所向吕宝刚转让的仅是律师代理费数额的债权，而非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之间解决代理费数额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吕宝刚没有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代理费具体数额的权利。仁源律师所并没有依据与肿瘤医院之间的约定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裁决确定律师代理费的具体数额，吕宝刚起诉肿瘤医院要求给付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吕宝刚提起的诉讼请求为304087.37元，而一审庭审中查明吕宝刚与仁源律师所之间债权转让为有偿转让，转让款为22万元，即吕宝刚与仁源律师所之间确定的律师代理费为22万元，肿瘤医院对304087.37元和22万元的数额均不予认可，且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双方并未通过诉讼解决具体的代理费数额，那么就应该依法驳回吕宝刚的诉讼请求，由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代理费数额问题，而不应该在此案中直接将代理费数额酌定为23万元，而且酌定23万元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判决结果错误。补充意见：一审判决将代理费酌定为23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2017年11月，肿瘤医院因与集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合同纠纷一案，口头委托仁源律师所为诉讼代理人，达成口头委托合同当时双方并未约定代理费用，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了规范律师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的合法权益，明确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律师事务所应当便民利民，降低服务成本，为委托人提供方便优质的法律服务。依该办法第16条规定，仁源律师所提供法律服务受《律师收费管理办法》调整，但仁源律师所在接受肿瘤医院委托时，并没有与肿瘤医院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让肿瘤医院知晓如何收费，以便让肿瘤医院作出是否委托仁源律师所及是否与其协商律师费的决定，仁源律师所的做法让肿瘤医院对律师收费标准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态。在仁源律师所代理的肿瘤医院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仁源律师所在案件终结后以诉讼标的额为4115533.83元，按照2016年《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为221776元-304087元。而2016年《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虽有上限限制，但此标准下浮并不限。因此肿瘤医院如委托律师时知道此收费标准，完全可以与仁源律师所协商律师代理费低于221776元，如仁源律师所要求在221776元-304087元之间收费，肿瘤医院也完全可以不委托其代理案件，因仁源律师所未告知明确的收费数额，导致肿瘤医院丧失协商机会，仁源律师所在履行合同中具有明显的过错。二、仁源律师所虽然在2018年9月20日向肿瘤医院发电子邮件，邮件附件载明涉案的法律服务费参照2016年1月1日实行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区间221776元-304087元，并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但肿瘤医院并没有同意此收费标准及数额，也没有给其回复，同时仁源律师所又在2019年4月28日向肿瘤医院发出联络函，从联络函看，仁源律师所提议将争议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依据进行依法裁决，并没有提及按照2016年1月1日实行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在221776元-304087元之间支付律师代理费，可见仁源律师所已经对之前按照2016年1月1日实行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在221776元-304087元之间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要求进行了更改，变更为由法院进行判决。而且在2019年5月2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同样说明是以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费标准，明确不得超出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上线，而没有下限的限制。三、仁源律师所代理的肿瘤医院与集美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与集美公司进行调解的一切协商、洽谈等工作均是由肿瘤医院自己做出的，仁源律师所并未参与。据此，法院应结合律师耗费的工作时间、代理工作的参与度，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等诸多因素，酌情确定律师代理费用，而参考上列因素，并结合本案仁源律师所的代理行为，一审法院在221776元-304087元之间酌定律师代理费为23万元，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错误认定。吕宝刚辩称，同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述称，一、肿瘤医院在一审中已经自认同意支付代理费用，数额不认可，因此肿瘤医院在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否定一审自认的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四条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项之规定，本案实际上是吕宝刚与肿瘤医院之间的债权转让纠纷案件，若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系前述纠纷的基础，本案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属于主从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原判虽然认定民事案件案由错误，但民事案件案由本身并不等同于审理范围，因此原判已经查明了除吕宝刚上述内容以外的全部事实，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多次协商，最终不仅有代理费用的数额，确定了解决方法，更是通过双方约定适用2016年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确定了代理费用的最低限额，即最高限额221776元-304087元，因此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就代理费用数额已经通过意思自治确定仁源律师所在前述区间内向肿瘤医院主张任意数额均是有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判在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意思自治确定的范围内进行裁量，违反处分原则，也损害了吕宝刚的权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肿瘤医院的上诉请求，支持吕宝刚的上诉请求。吕宝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肿瘤医院支付吕宝刚304087.37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肿瘤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肿瘤医院因与集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口头委托仁源律师所律师为诉讼代理人。达成口头委托合同当时，双方未约定代理费用。仁源律师所律师刘建平作为肿瘤医院诉讼代理人代理了肿瘤医院与集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诉讼标的额为4115533.83元。2018年3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304民初2622号民事调解书，肿瘤医院给付集美公司工程款397万元，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另查，2018年9月20日，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发出电子邮件，邮件的附件载明“考虑双方友好合作，去除工程款利息(约60万-80万元)部分，仅就争议标的工程款4115533.83元部分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参照2016年1月1日实行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本案收取法律服务费用的区间在221776.69-304087.37元之间。具体法律服务费用请贵院在区间内确定”。并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2019年4月28日，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发出联络函，联络函主要内容为：“对于律师代理费问题，贵院考虑到未召开班子会议，支付代理费用可能会给贵院带来一些麻烦。基于贵我双方的友好关系，我们提议将该争议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依据进行依法裁决，如贵院同意，请回复为盼。”2019年5月7日，肿瘤医院向仁源律师事务所回函，主要内容为：“就律师代理费问题同意贵所函中的意见。”2019年5月23日，吕宝刚(丙方)、肿瘤医院(乙方)、仁源律师所(甲方)三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基于甲乙双方的友好关系考虑，不宜对峙法庭，因此，双方协商确认甲方将代理费数额的权利转让给丙方，达成一致如下：1.乙方同意甲方将代理费数额产生的债权转让给丙方，但丙方只能以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等相关律师收费标准确定前述案件代理费用的数额为限，不得超出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上限向乙方请求权利。2.转让范围仅限于代理费用的数额产生的债权，丙方不享有甲乙双方的其他任何权利。”再查，仁源律师所转让上述债权给吕宝刚为有偿转让，转让价款为22万元，吕宝刚已实际支付给仁源律师所2万元，余款20万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虽未签订书面诉讼代理合同，但仁源律师所已经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肿瘤医院接受了服务，理应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仁源律师所对肿瘤医院享有债权。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发出的联络函及肿瘤医院的回函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律师代理费的补充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之规定，仁源律师所有偿将对肿瘤医院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吕宝刚符合法律规定，肿瘤医院应向吕宝刚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仁源律师所在2017年代理肿瘤医院方与集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案件时虽然没有签订委托合同及律师收费合同，但仁源律师所在2018年9月20日向肿瘤医院发出电子邮件，邮件中已明确告知律师收费按2016年实行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在221776.69-304087.37元之间，并由肿瘤医院在该区间内确定。同时邮件中附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庭审中肿瘤医院对该邮件并未提出异议。2019年4月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方发出的联络函中载明“基于贵双方的友好关系，我们提议将该争议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依据进行裁决，如贵院同意请回复为盼”，该函中提到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应为仁源律师所于2018年9月向肿瘤医院方发出的电子邮件及附件中载明的标准。肿瘤医院在收到该函时完全知晓案涉律师费的最高额度及最低额度。肿瘤医院不仅未提出任何异议，还于2019年5月7日向仁源律师所发出回函，表明就律师代理费问题同意贵所函中的意见，即意味着肿瘤医院同意案涉律师费的收费标准。从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往来函件可以看出双方针对律师收费已形成协议，肿瘤医院应按照221776.69-304087.37元这一区间支付律师费。因双方并未明确具体的收费数额，该院结合律师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等因素，应酌情确定已提供服务的服务费用为23万元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一、肿瘤医院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吕宝刚23万元；二、驳回吕宝刚其他诉讼请求。肿瘤医院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62元，由吕宝刚负担1429元，肿瘤医院负担443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肿瘤医院与吕宝刚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二是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的代理费数额如何确定；三是吕宝刚受让的债权数额如何确定。关于肿瘤医院与吕宝刚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中，吕宝刚提起诉讼是基于与仁源律师所及肿瘤医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在该协议中三方约定，仁源律师所将其对肿瘤医院的债权转让给吕宝刚，转让协议生效后，吕宝刚作为受让人即成为新的债权人，仁源律师所为原债权人，肿瘤医院为债务人。吕宝刚为实现自己的债权起诉肿瘤医院后，本案形成两个法律关系，即一个是吕宝刚与肿瘤医院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另一个是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诉讼代理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按照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为履行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的实际情况，将本案确定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确立原则。吕宝刚作为受让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主张代理费权益的受让方，吕宝刚与肿瘤医院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吕宝刚起诉肿瘤医院给付受让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代理费数额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分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肿瘤医院与仁源律师所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仁源律师所事实上已经为肿瘤医院提供了法律服务，即在原告集美承造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起诉被告鞍山市肿瘤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辽0304民初2622号）中，仁源律师所作为肿瘤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肿瘤医院提供了收集证据、参与庭审、签署调解协议等工作，且在该代理事务结束后，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就该案收取代理费数额一事进行过协商，说明肿瘤医院认可仁源律师所的代理行为为有偿代理。根据2019年4月28日仁源律师所向肿瘤医院发送联络函，称将双方争议的代理费用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法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等相关收费依据进行依法裁决，为此肿瘤医院回函同意了仁源律师所关于解决争议的意见。同时根据2019年5月23日由仁源律师所、肿瘤医院、吕宝刚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看，可进一步知晓仁源律师所与肿瘤医院一致确定仁源律师所收取案件代理费用的数额不得超出辽宁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上限。现仁源律师所以集美承造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与肿瘤医院诉争的标的额4115533.83元及2016年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试行），计算出仁源律师所应收取的代理费用在221776.69元-304087.37元区间，不违反双方约定及辽宁省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合理的收费区间，结合仁源律师所代理该案期间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等因素，酌情确定仁源律师所的服务费用为23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吕宝刚受让的债权数额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从该规定可知，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提出。本案中，三方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仁源律师所转让给吕宝刚的是仁源律师所对肿瘤医院代理费产生的债权，债权具体数额并不明确，只是约定了计算的依据，通过法院诉讼及依据2016辽宁省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确定双方的代理费用，因此，吕宝刚最终实现债权的数额应以仁源律师所对肿瘤医院收取代理费用的具体数额为准，现已经法院确定仁源律师所对肿瘤医院的债权为23万元，为此吕宝刚受让的债权亦应为23万元，吕宝刚按照仁源律师所单方计算的收费标准221776.69元-304087.37元区间的最高额向肿瘤医院主张受让债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吕宝刚、肿瘤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2.18元，由上诉人吕宝刚负担1652.18元，由鞍山市肿瘤医院负担47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桂审判员 戴艳丽审判员 王 瑶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