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22民初2418号原告：马卫国，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原告：邱益，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文，湖南龙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陈文锋，男，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被告：聂凯元，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蒇，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马卫国、邱益与被告陈文锋、聂凯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卫国、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文、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卫国、邱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陈文锋、聂凯元连带赔偿因船舶买卖合同解除后给其二人造成的经营损失1072500元（参照年租金198000元、实际使用65个月时间计算）。事实和理由：2009年7月1日，马卫国、邱益与陈文锋、聂凯元就飞龙叁号油船签订了《购船协议》，陈文锋、聂凯元支付了购船款，马卫国、邱益于当日在汉寿县向陈文锋、聂凯元交付了合同标的物飞龙叁号船舶。后陈文锋、聂凯元依据《购船协议》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开福法院则以（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解除被告马卫国、詹青山与被告聂文华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购船协议》；二、被告马卫国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文锋、聂凯元返还购船款47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判决后马卫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又申请再审。2019年6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最终维持终审判决，其判决实体内容与一审相一致，再审判决就返还船舶收益告知马卫国、邱益“协商不成可另案处理”。该油船是在邱益向案外人池先明以年租金198000元承租期间，由实际经营及控制人马卫国委托案外人詹青山将上述船舶出卖给陈文锋、聂凯元。陈文锋、聂凯元从2009年7月1日实际取得了该船舶的使用权，审理中查明“飞龙叁号船舶，陈文锋、聂凯元称其是在2014年12月该船舶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执行后才知道自身权益受损”，故持续使用期限截止于2014年12月，实际使用时间65个月。同时在再审时查明“陈文锋、聂凯元于2009年7月3日将涉案船舶开走，用于出租营利，直至2014年12月被法院强制执行，期间获得近百万元，实际上他们是以每月18000元的价格将船舶出租给中铁二十五局二公司”。马卫国、邱益与陈文锋、聂凯元间的船舶买卖合同已经解除，马卫国、邱益具有返还陈文锋、聂凯元购船款的义务，但陈文锋、聂凯元对该船舶买卖存在过错，应当用该船舶的营运收益来赔偿马卫国、邱益因同期无法使用船舶而导致的损失，这种损失仅仅以船舶租入的租金方式持平计算则为1072500元。陈文锋、聂凯元使用船舶并产生收益且拒不给付马卫国、邱益的行为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马卫国、邱益提起诉讼。陈文锋、聂凯元辩称，其二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是经营损失纠纷，陈文锋、聂凯元与马卫国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邱益与陈文锋、聂凯元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本案是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船舶所有人是邱益、池先明，应当追加池先明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马卫国、邱益的损失是不存在的，马卫国、邱益于2009年7月已经将该船舶卖出去，其二人获得了购船款，不可能在占有购船款的同时又想要船舶的租金孳息；飞龙叁号船舶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马卫国、邱益提出的是损失赔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陈文锋、聂凯元是给付货款的义务，两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马卫国、邱益向陈文锋、聂凯元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马卫国、邱益向陈文锋、聂凯元交付船舶后，船舶所得属于标的物孳息，此时应当属于陈文锋、聂凯元所有；马卫国、邱益主张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其二人主张损失的最后截止日期是2014年12月，此时应当属于其二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日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超过三年，马卫国、邱益到现在才向陈文锋、聂凯元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时效。马卫国、邱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购船协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再117号民事判决书、池先明与邱益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船舶国籍证书、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对陈文锋、聂凯元所作的询问笔录、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陈文锋、聂凯元对《购船协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两原告主张损失的起算点是2009年7月1日，其二人认为损失不存在，对（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书、（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再117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飞龙叁号船舶的实际使用和控制人是马卫国的证明目的，马卫国的船卖出去就应当要失去占有期间的收益，池先明是船东，是本案当事人之一，船舶是以每月18000元租出去的，船也是即将报废的船，到处都是问题，船舶租出去的实际租赁时间是4个月，在船的经营期间是亏损的，对《船舶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租赁合同与本案的诉请没有关系，邱益是租赁方，现在又变成了本案的原告，其主张损害赔偿是没有道理的，邱益和马卫国是亲戚关系，有可能签了高于市场价的租赁价格，不能及于合同外的人，对船舶国籍证书有异议，认为船的建造时间是1982年，船舶使用不能超过三十年，船舶的权属证书上登记的所有权人是池先明和邱益，刚好证明了池先明是当事人，船舶差不多要到报废期了，运营许可证也已经到期了，不能达到两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对（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文锋、聂凯元就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书，马卫国、邱益对该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二人是在长沙中院再审的判决书中才知道合同解除的，此前并不知道合同是否能解除，故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应当是判决合同解除的时间，该判决书中认定陈文锋、聂凯元对于合同解除也存在过错，承担了部分损失，但不等于是对马卫国、邱益的损失承担的赔偿，陈文锋、聂凯元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经审查，马卫国、邱益提交的《购船协议》、（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再117号民事判决书、船舶国籍证书、（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双方共同提交的（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均系与书证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马卫国、邱益提交的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对陈文锋、聂凯元所作的询问笔录，陈文锋、聂凯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马卫国、邱益提交的《船舶租赁合同》，系邱益与案外人池先明签订的租赁合同，与本案处理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09年7月1日，马卫国、案外人詹青山（甲方）与案外人聂文华（乙方）签订《购船协议》，约定乙方购买“飞龙叁号”钢制油机船一艘，船舶协议价格为518000元，包括船舶证书、国籍证书和原油运输许可证书。乙方首付定金20000元，开船前一次付清余款，乙方不承担此船的任何债权债务，甲方只负责出汉寿港；船离港后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办理原油运输许可证过户手续，此协议如有一方违约按整船价的20%付违约金。该协议出卖方（甲方）栏系马卫国授权后由詹青山签署。协议签订后，陈文锋、聂凯元于2009年7月1日向詹青山指定账户转账300000元，次日向詹青山指定账户转账195000元，另向詹青山以现金方式支付23000元（含定金20000元），购船款合计518000元，詹青山予以认可。詹青山收款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马卫国转账470000元，马卫国于2012年1月19日向詹青山补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飞龙叁号船款肆拾柒万整（￥470000元），注：该船系我委托詹青山牵线买卖款我已收，马卫国，2012年1月19日”。2009年7月1日，《购船协议》的乙方聂文华向陈文锋出具转让协议一份，载明“飞龙叁号由聂文华同志有价转让给乙方陈文锋，协议按原合同不变价格伍拾壹万捌仟（￥518000元），转让人：聂文华，身份证4306241967××××××××”，随即聂文华向陈文锋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衡阳陈文锋老板购飞龙叁号信息费叁万捌仟元整（￥38000元），收款人：聂文华，2009年7月1号”。次日，詹青山向聂文华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聂文华购飞龙叁号油船款518000元，收款人詹青山，2009年7月2日”，并向其提供了船舶所有权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为此，陈文锋、聂凯元为购买“飞龙叁号”船舶共支付了购船款518000元。其中，马卫国得款470000元，詹青山得款48000元，陈文锋、聂凯元向聂文华支付“信息服务费”38000元，并于2009年7月3日开走“飞龙叁号”船舶。船舶登记号为340603010016的“飞龙叁号”油船登记在池先明、邱益名下，证书载明池先明、邱益各占50%股份共同共有。经查，“飞龙叁号”油船实际出资人为马卫国及池先明，其中池先明出资40余万元，马卫国出资5万元。池先明将该“飞龙叁号”油船租赁给邱益使用，租金为198000元/年。该“飞龙叁号”油船实际一直由马卫国借用“邱益”名义控制并使用。马卫国在出卖“飞龙叁号”油船时未告知池先明，亦未经得池先明同意，擅自委托詹青山出售该船。池先明于2011年4月23日向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报案，詹青山所得购船款48000元及聂文华所得“信息服务费”38000元被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收缴。2012年5月22日，池先明向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文锋、聂凯元、马卫国、邱芬、邱益返还标的船舶。2013年4月7日，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判决陈文锋、聂凯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池先明归还飞龙叁号船舶。该船舶已经于2014年12月经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返还给池先明，池先明已将该船舶出卖给他人，并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陈文锋、聂凯元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与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及第三人池先明、邱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3月15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解除马卫国、詹青山与聂文华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购船协议》；二、马卫国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文锋、聂凯元返还购船款47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三、驳回陈文锋、聂凯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陈文锋、聂凯元、马卫国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马卫国不服申请再审，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湘01民再117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该院（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陈文锋、聂凯元与聂文华签订《购船协议》的当日即将购船款支付给詹青山，两日后陈文锋、聂凯元便开走了涉案船舶。从该《购船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聂文华将其与詹青山签订的《购船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陈文锋、聂凯元，并得到了詹青山的认可，而詹青山系代理马卫国签订的《购船协议》，因此陈文锋、聂凯元与马卫国之间形成了船舶买卖关系，且双方均实际对该船舶买卖合同进行了履行。根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马卫国、詹青山与聂文华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购船协议》已经解除，本案系因买卖合同解除后引发的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陈文锋、聂凯元是否应当向马卫国、邱益给付其二人占有船舶期间的经营收益？二、马卫国、邱益要求陈文锋、聂凯元赔偿因其二人过错导致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能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陈文锋、聂凯元通过买受方式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后，其二人将涉案船舶租赁给中铁二十五局所得租金即经营收益为法定孳息。马卫国与陈文锋、聂凯元在《购船协议》中未对该法定孳息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的规定，陈文锋、聂凯元出租涉案船舶的经营收益应归其二人所有。在《购船协议》解除后，因合同解除只向将来发生法律效力，不能溯及既往，陈文锋、聂凯元作为买受人在合同解除前对涉案船舶属于合法占有，同时对涉案船舶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次，买卖合同本质为双务合同，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互为对待给付，双方应当同时返还。在当事人未就返还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同时履行，在一方未给付前，另一方可以拒绝对方要求返还的请求。本案中，享有涉案船舶50%份额的共同共有人池先明已要求陈文锋、聂凯元返还涉案船舶并已执行收回，陈文锋、聂凯元要求马卫国返还购船款已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至此，在双方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已构成对待给付的情况下，涉案船舶的经营收益与购船款的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一经抵销，各自的债务归于消灭，且本案之前的生效判决仅确认马卫国向陈文锋、聂凯元返还购船款470000元，并未确认马卫国向陈文锋、聂凯元返还合同解除之前购船款的资金占用费，故陈文锋、聂凯元有权拒绝马卫国要求返还涉案船舶的经营收益，双方构成对待给付。综上，马卫国、邱益要求陈文锋、聂凯元给付其二人占用涉案船舶期间经营收益的诉讼请求，于法于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马卫国、邱益主张因陈文锋、聂凯元作为买受人对他人出具的船舶相关证件不加审查，尤其是陈文锋作为衡阳市海事局工作人员，在应当熟知动产登记的情况下不对船主身份加以审查，在购买涉案船舶问题上存在主观过错，即《购船协议》是因陈文锋、聂凯元的过错导致合同解除，因此其二人需赔偿马卫国、邱益因合同解除所致损失。本案船舶买卖合同中，马为国作为涉案船舶的出卖人，应当保证其所出卖的船舶没有权利瑕疵，保证其为船舶的完整权利人，但马卫国对涉案船舶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导致另一按份共有人池先明对船舶主张权利并执行收回该船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马卫国构成根本违约，其过错是《购船协议》解除的根本原因，而陈文锋、聂凯元对涉案船舶仅具有一般审查义务，其二人的过错并非导致《购船协议》解除的根本原因，故马卫国、邱益要求陈文锋、聂凯元赔偿其二人因合同解除所致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卫国、邱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53元，由马卫国、邱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晓玲人民陪审员  曾 纯人民陪审员  高以桂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杜妮书记员李迎祥附本判决书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一百六十三条标的物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