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1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68号1层东侧、8层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763944851L。 负责人：朱培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铁锋，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佳女，浙江月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月，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本，诸暨市浬浦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有龙，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桂英，女，196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建月、卢有龙、朱桂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6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铁锋、袁建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本、卢有龙、朱桂英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险38723.05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依照投保人未定期年检应承担行政责任，而非民事法律责任，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法律不符，应当改判。保险公司并非交通事故的实际侵权人，承担责任以保险合同为基础，故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一点，“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因此涉案浙Ｄ×××××号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未按规定检验，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涉案车辆未年检与交通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应查明后改判。一审法院判定本起事故系被上诉人卢有龙未随时注意路面其他车辆所致，并非检验不合格造成，从而认定事故车辆是否进行年检与本起事故发生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明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未将事故车辆超期年检进行认定，不排除在认定责任时遗漏上述情形，而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性能良好，故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故发生实际原因的情形下，断然认定事故与车辆年检无因果关系，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未对“投保人声明”作出解释，与事实不符，应当改判。涉案车辆投保人朱桂英系本人通过电子投保，在投保过程中，平安保险公司首先需要对投保人进行人脸认证，单独将免责条款等加以列明并加粗加黑进行提示说明，由投保人查阅确认并签字后才能投保成功，因此保险合同条款应当有效，上诉人已就上述免责事项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条款及投保人照片，足以认定上诉人在投保时对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故一审认定有误，应予改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袁建月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卢有龙辩称，案涉车辆一直很好，且交了保险，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另发生事故当天下午，车辆年检通过了。 朱桂英辩称，要求维持原判。 袁建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57006.36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伤残赔偿金按照新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按照新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9年05月25日，晴，袁建月驾驶电动自行车，06时45分许，途经诸暨市浙江信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地方，与卢有龙驾驶的浙Ｄ×××××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袁建月受伤和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袁建月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漆划有人行横道的路段上，横过道路过程中未从人行横道上下车推行，与机动车道内直行驶来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之规定；卢有龙驾驶机动车，行驶中未随时注意路面其他车辆情况，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与自右往左横过道路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袁建月和卢有龙的行为对发生本起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袁建月承担同等责任，卢有龙承担同等责任。伤后原告袁建月在诸暨市中医医院、诸暨市人民医院等接受治疗，期间住院治疗32天，支出医疗费17794.41元。2019年12月6日，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袁建月2019年5月25日因交通事故致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左侧多肋骨折、右膝半月板撕裂、多处软组织挫伤等，上述损伤系本次外伤的原发性损伤，与本次外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次外伤为完全作用。袁建月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椎体压缩达1／3以上的情形评定为人体损伤十级伤残。根据袁建月的人身损伤、临床治疗及实际恢复情况，建议给予误工期为150天左右；护理期为60天左右；营养期为60天。为此鉴定，原告袁建月支出鉴定费3350元。为救援受损的电动车，原告袁建月支出拖车费150元。另查明，浙Ｄ×××××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限额为1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附加不计免赔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上述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和原告袁建月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门诊病历、住院病历、住院病人费用汇总清单、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挂号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拖车费发票、被征地养老保险手册等证据及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商业险投保单、朱桂英本人照片、行驶证复印件、商业保险条款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该院予以确认。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以发生事故时承保车辆未年检为由，商业险部分予以拒赔，并提供了商业险投保单、商业保险条款等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内容已尽到说明义务。经审查，我国对机动车辆进行强制性定期检验,系行政管理行为,而保险合同是基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民事行为,投保人未按规定对被保险车辆进行定期年检,依法应当承担的是行政法律责任，而非民事法律责任。根据事故认定书可知,本起事故系被告卢有龙未随时注意路面其他车辆情况所致,并非车辆检验不合格造成的,因此,事故车辆是否进行年检与本起事故发生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平安保险公司以车辆逾期未年检主张免赔有违保险近因原则（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免责事由与拒赔事故之间必须存在近因关系）。被告朱桂英虽在商业保险投保单中的投保人签字处有签名,但该份投保单系电子保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就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应作何理解对被告朱桂英作出过解释,故平安保险公司对商业险部分仍应予以赔付。 一审法院认为，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该院予以确认，并作为确定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如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原告袁建月因本次事故所造成的合理损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对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因被告袁建月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尚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本案原告袁建月与被告卢有龙承担同等责任，且被告卢有龙系机动车一方，该院确定被告卢有龙承担60%责任，原告自负40%责任。根据浙江省人民生活水平主要指标和相关鉴定意见，该院确定原告袁建月合理的经济损失如下：（1）医疗费17794.41元，经审查，该院已剔除无关费用；（2）住院伙食补助费960元（30元/天×32天）；（3）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4）误工费27300元（182元/天×150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的收入情况，该院以浙江省平均工资标准确定其误工标准；（5）护理费10920元（182元/天×60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原告及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原告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该院参照误工费的规定，以浙江省平均工资标准确定其护理标准；（6）残疾赔偿金120364元（20年×60182元/年×10%），原告系失土农民，残疾赔偿金宜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8）鉴定费3350元；（9）交通费，该院酌定400元；（10）拖车费150元，以上合计188038.41元。该院确定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2015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38723.05元[（188038.41元-120150元-3350元）×60%]，合计应承担158873.05元，扣除已垫付10000元，尚应支付148873.05元。鉴定费2010元（3350元×60%）不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内，由被告卢有龙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袁建月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经济损失158873.05元，扣除已垫付10000元，尚应支付148873.05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卢有龙赔偿原告袁建月鉴定费201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袁建月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应收受理费3440元，减半收取计1720元，由被告卢有龙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尽到了提示和告知义务。平安保险公司为证明自己已尽到提示义务，在原审中提供了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对此，本院认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对涉及免除保险公司责任部分的条款，保险人理应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平安保险公司出具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虽明确“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否认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朱桂英在投保单右下角投保人签字（盖章）处签字。但该签字并非仅针对“投保人声明”，且保险人未对“投保人声明”的内容作出特别明显的处理，而平安保险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朱桂英投保时，曾提请朱桂英注意该声明内容，或对其进行明确说明或告知。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公司在朱桂英投保前或投保时，已履行提示和告知的先合同性义务。据此，平安保险公司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主张免责，依据不足。原审判决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合同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键 审判员 王 瑜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