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5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刚，男，197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军，河南涛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征兵，男，197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树锋，河南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金刚因与被上诉人夏征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10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金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军，被上诉人夏征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金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金刚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征兵承担。事实和理由：徐金刚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认定本案涉及的30万元系济源市金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达公司）与济源华融实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华融公司向金盛达公司供煤，华融公司的业务员联系徐金刚,让徐金刚代表金盛达公司将煤款30万元直接转账给夏征兵,系错误的事实认定。虽然之前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但是涉案30万元并非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的业务,而是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业务，从夏征兵一审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算明细表》载明的收取金盛达公司30万元的记载，可以清晰证明是夏征兵直接收取金盛达公司30万元预付款,并不是金盛达公司代华融公司支付夏征兵30万元预付款,一审认定金盛达公司代华融公司支付夏征兵30万元预付煤款是错误的事实认定。根据华融公司及冯林东的证明可以证明孟建军不是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且孟建军也没有证据证明孟建军系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审在夏征兵没有证据证明孟建军系华融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孟建军系华融公司工作人员,一审认定该基本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证明。徐金刚是在夏征兵要求分别支付预付款的情况下,徐金刚才安排工作人员将30万元现金在同一银行、同一时间、同一柜台分别存入夏征兵的两个银行账户,该事实也可以证明徐金刚代表的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算明细表》载明，华融公司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支付夏征兵5笔预付货款232万元，截止2008年5月27日夏征兵欠华融公司预付款171506元,该明细表中并没有将该期间徐金刚安排工作人员支付给夏征兵30万元预付货款计算在华融公司当期预付货款之中,该基本事实也可以证明涉案30万元系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单独业务,与华融公司无关。夏征兵不认识徐金刚的工作人员王晶晶,徐金刚的工作人员王晶晶支付给夏征兵的两笔共30万元,夏征兵收到该两笔共30万元后,在对账单中载明是金盛达公司支付的30万元,并没有计入华融公司预付货款之中，夏征兵对华融公司预付货款和金盛达公司预付分别计算的过程也可以证明,该30万元预付款系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单独业务。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算明细表》只有一份,该明细表实质上属于债权凭证，应当由徐金刚辩解的所谓债权人华融公司持有,但是该债权凭证却由债务人的夏征兵持有,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夏征兵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将包括涉案30万元预付款在内471506元货款退还给了华融公司,故一审认定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存在该30万元预付款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事实认定。根据夏征兵的辩解其是与华融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对账时应当与华融公司对账,对账结论中应当加盖华融公司的印章或者华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林东签字,但是该对账单中，并没有华融公司印章或者冯林东的签字,因此无法证明该对账单形成的合法性,该对账单的形成及由夏征兵持有的基本事实可以证明该对账单是夏征兵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而与孟建军恶意串通制作的对账单。该事实也足以认定涉案30万元是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业务,一审认定金盛达公司与华融公司形成30万元预付款的买卖合同关系,明显错误。夏征兵否认收取的30万元系金盛达公司的预付款,一方面又将该30万元与华融公司的预付款分别列账,另一方面又进行诉讼时效抗辩,而诉讼时效抗辩是基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基础的,故,从夏征兵诉讼时效的抗辩可以印证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徐金刚是2008年4月7日以夏征兵诈骗金盛达公司预付煤款30万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该报案事实发生在30万元预付款支付4个多月时,夏征兵不予供货、人也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徐金刚无奈才报警,该第一时间报警事实,充分的证明涉案30万元预付款系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业务,与华融公司无关。根据济源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的证明,公安机关是2008年4月11日调查夏征兵,徐金刚有理由怀疑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夏征兵为了逃避刑事法律责任,与孟建军恶意串通签订所谓的《平顶山夏征兵结算明细表》,以经济纠纷的形式掩盖夏征兵诈骗罪的刑事法律责任。徐金刚向公安机关控告夏征兵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并开展调查,但是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处理结果,并将卷宗遗失,在公安机关给徐金刚出具证明之前,根据法律规定该案件一直由公安机关管辖。该事实也可以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30万元预付款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徐金刚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故徐金刚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明察案件基本事实,维护徐金刚的合法权益。夏征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金刚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徐金刚的无理上诉。一、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或徐金刚本人之间均不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等任何法律关系。1、徐金刚无任何证据证明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或其本人这一自然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修改前）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徐金刚应当对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或其本人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败诉后果。本案一审中，徐金刚先是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2007年12月份被告以可以给原告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原告预付货款30万元”，但除了王晶晶的转账凭证外，其未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夏征兵与徐金刚这一自然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而实际上，夏征兵与徐金刚素不相识，夏征兵也从未以“可以给徐金刚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徐金刚向自己预付货款。即使在一审开庭前，徐金刚还向孟建军私下打听夏征兵和代理律师二人中哪一个叫夏征兵。另外，徐金刚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徐金刚不能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直接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正确。2、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是由华融公司的孟建军、杨爱芹为夏征兵出具，当时用于为夏征兵结算业务提成使用，本案中用于证明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期间，夏征兵是受华融公司委托，为华融公司组织煤炭货源的受委托人员，而与金盛达公司和徐金刚这一自然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该份明细表显然不能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直接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夏征兵提供的《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系华融公司代表孟建军和财务人员杨爱芹为了向夏征兵结算并支付业务提成而制作，明细表的结算主体为华融公司和夏征兵双方，显示的也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本案所涉的30万元也是华融公司与夏征兵双方之间经济往来的其中一部分，该笔转款实际上是金盛达公司代表华融公司向夏征兵支付的购煤款项，且该款项已在华融公司与夏征兵双方之间的对账中也即《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中进行了显示，故本案所涉的30万元转账并非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之间直接的经济往来。另外，徐金刚先是在《民事上诉状》的前半部分中称《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可以证明涉案的30万元系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的单独业务，其本意是想以该明细表来证明夏征兵与金盛达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而另一方面，徐金刚却又在《民事上诉状》的后半部分中，以“《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由夏征兵持有明显不符合常理”和“该对账单中，并没有华融公司印章或者冯林东的签字，因此无法证明该对账单形成的合法性，该对账单的形成及夏征兵持有的基本事实可以证明该对账单是夏征兵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而与孟建军恶意串通制作的对账单”为由，来否定夏征兵所提供该份《平顶山夏征兵结账明细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通过徐金刚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也足以说明该份明细表不能作为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使用。3、徐金刚以夏征兵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为由，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夏征兵在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为了说明徐金刚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诉称的“夏征兵与徐金刚这两个自然人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为虚假事实，否则其不可能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内不向夏征兵提出任何权利要求或主张。另外，济源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所出具《证明》中的内容，已充分证明济源市公安局早在2008年4月11日就已经明确告知金盛达公司“该案涉及经济纠纷，建议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这一结果，而非徐金刚在《民事上诉状》中所称“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处理结果，并将卷宗遗失”。二、徐金刚提起的本案诉讼根本就是虚假诉讼。夏征兵特别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以下事实：1、本案的一审原告是徐金刚这一自然人，徐金刚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2007年12月份，被告以可以给原告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原告预付货款30万元”；2、徐金刚在一审卷宗第148页最后一行和第149页第1-2行的开庭笔录中明确陈述“被告收取原告30万元系被告与原告自然人之间的业务行为，与济源华融煤焦公司、金盛达公司、枫林实业公司并无关联”;3、徐金刚一审提供的转款人王晶晶2018年8月8日出具的《证明》（见一审卷宗第29页）明确证实“合计叁拾万元整，是徐金刚让我代办的，该叁拾万元款项是徐金刚的款”；4、徐金刚一审提供的冯林东2018年11月7日出具的加盖济源华融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见一审卷宗第27页）也明确证实“徐金刚支付给夏征兵的30万元，系徐金刚个人与夏征兵个人之间的私人业务”。以上这些，是徐金刚本人一审诉称的基本案件事实，也即涉案的30万元是徐金刚与夏征兵这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金盛达公司无关。之后，在夏征兵提交大量证据充分证明夏征兵仅与华融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与徐金刚这一自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徐金刚又在第二次开庭时突然改变了说法，改口称涉案的30万元是金盛达公司转让给其个人的债权，并提供了第一次开庭之后补写的所谓2013年5月27日《股东会决议》。但经夏征兵依法查询金盛达公司在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档案得知，金盛达公司的注销登记档案中根本就没有该份《股东会决议》，而且2013年5月27日这一日期是工商部门正式注销金盛达公司的日期，此时根本就不可能再有“股东会”，更不可能会有《股东会决议》。另外，金盛达公司清算组早在2013年5月16日《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的“债权债务清理情况”一栏中明确记载“已清理完毕”。由此足以证明徐金刚所提交2013年5月27日《股东会决议》中“股东会一致决议，由徐金刚个人享有济源市金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注销之前的所有公司债权”这一事实为虚假事实，该《股东会决议》也明显为虚假证据。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夏征兵认为，济源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9001民初1058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金刚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为虚假诉讼。夏征兵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徐金刚的无理上诉，维持一审合法公正的判决。徐金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夏征兵返还其30万元及利息,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解除其与夏征兵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并判令夏征兵返还其货款30万元并赔偿损失,损失以本金30万元从2007年12月29日起至夏征兵给付全部本息时止计算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金刚原系金盛达公司(原名称为济源市雅士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盛达公司向华融公司购买过煤炭,双方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夏征兵经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孟建军介绍,为华融公司组织煤炭货源,每吨提成3元。2007年12月29日,因华融公司向金盛达公司供煤,其公司的孟建军联系徐金刚,让徐金刚代表金盛达公司将煤款直接转账给夏征兵,由夏征兵组织供煤，徐金刚安排其公司工作人员将30万元煤款转至夏征兵的银行账户。其后,金盛达公司于2008年4月7日向济源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举报夏征兵涉嫌合同诈骗,民警于2008年4月11日见到夏征兵,对夏征兵进行询问后,认为涉及经济纠纷,建议金盛达公司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解决。2018年8月31日,徐金刚以夏征兵收取其个人30万元而不供应煤炭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夏征兵返还其3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徐金刚诉称其于2007年12月29日向夏征兵转款30万元,而夏征兵一直未供煤,其现要求解除与夏征兵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并要求夏征兵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夏征兵辩称,其与徐金刚素不相识,与徐金刚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其只是受华融公司委托,为华融公司组织煤炭货源,华融公司与徐金刚所在的金盛达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供应关系。夏征兵提供了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孟建军的当庭证言、其与华融公司之间的结账明细表、2007年10至12月份的煤炭供应单等证据,对自己的主张予以证实,而徐金刚仅有30万元的转账凭证,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直接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在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徐金刚现称金盛达公司注销后将30万元债权转让给其,其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由夏征兵返还30万元货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徐金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05元,由徐金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徐金刚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济源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96民终20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金盛达公司的股东仅两名，另一股东杨建军已经明确表示金盛达公司的债权归属徐金刚所有。夏征兵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徐金刚与夏征兵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所涉款项与金盛达公司有关，和涉案款项由金盛达公司将其作为债权转让给了徐金刚。本院经审查，认为：夏征兵对徐金刚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徐金刚原系金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29日,王晶晶向夏征兵的银行账户转款30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徐金刚在本次诉讼中，主张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夏征兵未提供货物，故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徐金刚应当提供证据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徐金刚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前的第一次一审起诉状中称“被告以可以给原告供应煤炭为由，要求原告预付货款30万元”，“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30万元预付款后，一直未给原告供货，也没有将款项返还原告”；同时提供经手人王晶晶的书面证言，载明本案所涉30万元“是徐金刚让我代办的，该叁拾万元款项是徐金刚的款”；徐金刚向一审法院提供冯林东的书面证言，载明“徐金刚支付给夏征兵的30万元，系徐金刚个人与夏征兵个人之间的私人业务”，上述表明徐金刚在第一次一审中称30万元是其个人支付给夏征兵的款项，徐金刚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随后的诉讼中又称是其所在的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金刚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明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客观证据仅两张王晶晶给夏征兵转款30万元的转账凭证，无法令人确信待证事实即“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夏征兵“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在本案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其曾受华融公司委托组织煤炭货源对外供应，其中包括向金盛达公司供应煤炭，一审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认定金盛达公司与夏征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徐金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5元，由徐金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商敏审判员林慧慧审判员陈莎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常      亚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