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0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川，男，195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拉萨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冰，河南优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所地郑州市东风路6号、郑花路59号21世纪社区北门、航空港区综合保税区F15栋、城东路106号附11号、郑州市迎宾路40号。法定代表人：崔应麟，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浩，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祥，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川因与被上诉人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0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冰，被上诉人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浩、宋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川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0307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吴川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中医院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明，错误判决，损害了吴川的合法权益。吴川因为中医院的严重医疗过错几乎失去生命，为此提起诉讼，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充分的证据材料，并对证据材料进行反复对比、细致审阅和客观分析，已将存在的违法行为和事实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了一审法院，但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证据做出客观判断与认定，就草率认定吴川的证据不足，从而判决驳回吴川诉求，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损害了吴川的合法权益。吴川已尽到依法举证的责任，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明显错误。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吴川对中医院提起医疗侵权诉讼，吴川提交了完整的证据材料，一审人民法院受理并依法收取了诉讼费用。说明吴川起诉合法，提交证据符合医疗侵权诉讼的法定要求，初步证明了吴川、中医院的主体信息、诊疗关系存在、受到损害的事实。吴川尽到了侵权责任法、证据规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司法解释要求的举证责任。第二，吴川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足有上百页的从中医院处依法复制的全套病案记录，清晰记载和显示吴川到中医院处就医的内容，吴川从正常健康状态入院治疗失眠症状，到住院治疗十几天后竟然被送进中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抢救才挽回生命的结果，这一系列客观病历的记录，已经清晰证明了诊疗存在过错、损害后果发生的事实。吴川提交的证据材料，客观、清晰的印证和支持了自己所提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还以所谓证据不足，驳回吴川诉讼请求，过分的举证责任要求，严重加重了吴川所能承受的举证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吴川依法已经完成了必要的举证责任。第三，吴川在中医院申请鉴定过程中，依法应法院要求提交了真实、完整的加盖有相关医疗机构公章的病案文件〔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及中医院的病案〕等鉴定资料，同时也对中医院提交的有关吴川住院治疗期间的病案材料(病案号：391150)，依据司法鉴定前当事人双方须对送检的病案材料进行质证的法定要求，进行了质证。质证过程中，发现吴川当初依法要求全套复印的病案材料也确实由中医院提供印制的病案号为391150的病案(103页)与中医院鉴定质证时提交的病案号同为391150的病案材料(144页)，差距巨大，可见中医院存在明显的伪造、篡改、销毁病案材料的违法情况，吴川当时就直接提出了鉴定材料不真实的质证意见，明确指出了违法行为。第四，吴川对依法复印的103页病案号391150的有关自己住院期间的病案材料进行审查，发现中医院存在严重的篡改、伪造、销毁病历的情况：1.吴川在中医院老年科期间的住院病程记录严重缺失，直接导致中医院给吴川连续多天大剂量注射“奥拉西坦注射液”的事实被销毁。2019年3月2日，因为吴川到中医院住院就医治疗失眠多日，不但症状未改善，反而连续多日兴奋无眠，身体状况越加不好，作为一名西藏军区退休的从事医疗工作近四十年的老军医，就怀疑可能是医生开具使用的药品存在不当。因此当日，吴川返回家中，对乔明亮医生开具使用的药品一一进行了查询，终于发现“奥拉西坦注射液”竟然属于精神兴奋类药品，找到了入院治疗以来，失眠症状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每日精神兴奋、亢进、彻夜无眠，导致大脑思维混乱、头晕、头痛一系列病情加重的直接原因。2019年3月3日早上，趁乔明亮医生查房时，吴川严厉指出了“奥拉西坦注射液”的性质、功能和伤害后果，并说明了拒绝使用该药和继续使用该药的原因，当场拒绝继续输用该注射液，执行护士在请示乔明亮医生后，直接将已配好药品的输液瓶直接丢弃在垃圾桶中，从此时才停止了该药的使用。××患者，这是明显的施用反药的重大医疗过错行为。输用该药品期间，恰是吴川在老年病科住院治疗期间，该段病案材料的销毁，掩盖、隐藏，恰是中医院施用反药的行为与事实。正是如此严重的过错行为，导致吴川用药和停药后，连续十六天不能睡眠。这种施用反药的过错行为与事实，虽能借助销毁病案记录予以掩盖，但是施用反药所产生对吴川身心的极大伤害，并未因停止注射反药就立即消失。连续十六天无眠，吴川承受了极度身体和精神痛苦，停药五日后吴川极度痛苦无奈只能借酒入眠，结果发生酒精中毒的损害后果，严重危及吴川的生命。中医院施用反药的严重过错行为，正是导致吴川几乎失去生命后果的直接原因。这段记录真实药物注射和治疗内容的病程记录无端的消失了，要不是在同份病案中的《河南省中医院患者费用汇总》单中，发现西药费“第504120101”中含有“奥拉西坦注液”44支，与2019年2月21日老年科乔明亮大夫所下医嘱单内容相对应，恐中医院施用反药的严重过错行为就会被恶意掩盖，使中医院逃避法律责任。2.记录虚假的医嘱，却实际根本未执行，为伪造虚假病情诊断提供虚假检查的痕迹。根据病案医嘱记录2019年2月21日安排有核磁检查，但根据病案记录根本没有执行，既无记录执行的内容，也无任何检验报告。如此记录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医院病案首页记录对吴川的“出院”诊断明确为“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该诊断必须要有对脑部血管等进行检查，确定脑部是否受过外伤或脑血管是否发生损害等情况后，才能得出如此诊断。未经必要技术手段检查，是不能得出此结论的。可是，根据病案记录内容，中医院对吴川做出入院诊断时根本没有进行检查，何来“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如此妄下诊断，是错误的也是严重违反医疗规程的。如此记载还有更重要的用意，就是为给吴川注射“奥拉西坦注射液”构建虚假的用药基础，妄图掩盖施用反药、错误用药、无检查就用药的严重错误行为。因为，前述注射液主要作用就是为那些脑部受过外伤或脑血管有损害的患者提供一定保护。吴川从未受过脑外伤、××，根本不需要注射此类药物。吴川在去中医院处治疗失眠前不久刚从××院康复出院，对于脑部状况均有清晰明确的检验和报告，根本没有脑外伤或脑血管损害的情况，甚至还有关于吴川认知功能情况的检验报告，均明确检验报告为正常。中医院为掩盖其未检查即诊断用药且用反药的过错事实，伪造、虚构检验事实，恶意逃避法律责任，其行为明显违法，应当依法确定其承担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3.更加明显的伪造、篡改行为，在病案中多处呈现，如中医院对吴川的入院诊断、出院诊断存在多处不一致，一个主诉失眠的患者，××症。病案记录中明明记载吴川病案号为391150，但是2019年3月9日的两份吴川名字的检验报告记载的病案号为389546;更有甚者在吴川所持103页病案和中医院质证时提交的144页病案材料中，除了页数差距巨大，居然还有多份记录吴川名字的检验报告单显示时间竟然是在2019年4月及2019年8月，可是吴川2019年3月25日既已出院，可见中医院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是明显的。4.中医院不仅存在上述伪造、篡改、销毁病历的行为，更有甚者，中医院还创造虚假影像学报告，将吴川早已摘除的器官，重新在报告中予以“重生”再现。根据吴川提交的病案号为39115的病案记录，吴川发现中医院2019年3月9日对吴川检查后出具影像学报告单记录显示吴川“胆囊不大，壁不厚，内未见高密度灶”的内容，但是吴川2016年时就已在其他医院接受了胆囊摘除手术，如此报告不仅证明中医院伪造病案记录的事实，更凸显出中医院医务人员极度不负责任的职业态度。上述中医院存在的伪造、篡改、销毁病案记录等行为是明显的，是为病案证据所能直接印证的，也是吴川在诉状和提交证据时均予以明确书面指出的，并且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恰恰严重影响案件事实的调查，使中医院重大的医疗过错行为被恶意掩盖，从而达到逃避法律责任的违法目的。一审法院未尽到全面、客观审查证据职责，未及时发现中医院已存在的严重过错，未依法确定中医院的法律责任，草率驳回吴川诉求，是不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审查纠正。第五，吴川已完成了应尽的举证责任。反观中医院针对吴川的诉请是否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等事项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但鉴定申请先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超过鉴定范围不予受理。之后，该鉴定申请，经人民法院委托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机构收取鉴定费后，该鉴定机构审阅了医患双方提交的病案资料和按该机构要求提交了书面意见，经依法询问吴川意见，经鉴定人审阅、讨论后认为案件涉及精神专科诊疗，损害后果不能明晰，且患者对医院病历真实性存疑，最终该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第五款之规定，做出该案不能受理的结论，并出具《退卷函》。该《退卷函》内容并非简单的程序文件，而是记载着对病案检材资料是否真实等性质的认定内容，是一份强有力证明中医院提供并复制给吴川的在该院住院期间的103页病历不真实的结论性证据。中医院提出的自己无过错、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主张，一方面没有得到鉴定机构支持，另一方面更是通过司法鉴定程序，暴露了病案不真实的事实。据此，依据法律规定完全可以认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中医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无视该内容和结论，仍然以吴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医院有伪造、篡改、销毁病案的行为和事实，驳回吴川诉请，是脱离了事实和证据的裁判，不公正、不合法，应当予以查明和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一审判决书记载的《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恰恰印证吴川因中医院的医疗过错遭受损害，主张由中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正当合法性，一审法院不应当驳回吴川诉求。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吴川及时完成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尽到法定职责，草草判决，无端驳回吴川诉讼请求，实难体现法律的公正与客观和人民法院审判的权威与公信力。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判决。吴川于2019年5月21日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并于当日全额缴纳诉讼费用。2019年7月28日中医院提出鉴定申请，并于当日在法庭对双方需要提交鉴定的病案进行核对和质证。期间进行过多次调解，2019年11月26日选择鉴定机构，双方确定以吴川印制的103页病案记录为准进行鉴定。后2019年12月9日，北京明正鉴定机构通知不予受理，2020年4月23日，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在经鉴定人审阅、讨论并电话询问吴川听取意见后，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出具《退卷函》通知该鉴定申请不能受理。中医院申请鉴定所欲证明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更暴露病案不真实的事实。之后，中医院也未再提出鉴定申请。2020年5月15日开庭，庭中双方仅交换书面证据和书写质证意见，法庭没有听取各方质证意见、也未开展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必要程序，承办人仅简单要求吴川口头陈述下认为中医院侵害的理由，吴川刚开始陈述，承办人就以不懂得医疗知识，无法做出判断之由，直接终止开庭程序。同时建议吴川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后承办人告知已咨询技术科但技术科不能委托该种鉴定。吴川当庭强调，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有关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应当通过司法鉴定程序完成，本案应当依据司法鉴定结论，依法做出处理和裁判。但此之后，法庭未再组织开庭，在没有完成法庭调查、没有法庭辩论、没有法庭发问与证据的核实以及最后陈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于2020年6月2日做出判决，并于2020年6月8日向吴川送达了一审判决书，驳回了吴川的诉讼请求。这样的审判过程，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中医院辩称，1.吴川患有抑郁障碍已有27年，1993年以来先后在××院6次住院治疗，2019年1月2日至2月3日在××院住院期间，××，重度强迫症，抑郁及焦虑，且愈加严重，属复发性抑郁障碍。2.2019年2月21日吴川来中医院就诊，主诉：反应迟钝，头懵，失眠2月，加重半月。中医院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失眠，抑郁症。入住老年科后，院方即制定综合治疗方案，方案执行中请精神心理科医师会诊协助治疗，经十余日治疗后吴川精神状态改善，头懵，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症状减轻。3.吴川来中医院就诊时未携带、未提供以往病历，亦未主动陈述既往病史。中医院医生通过详细询问其病史及发病过程，结合其当时精神状态及症状，考虑认知功能障碍较重，××院脑CT提示轻度脑萎缩。入院初步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失眠、抑郁症，住院期间先后二次请精神心理科会诊，调整抗抑郁治疗方案。4.吴川此次入院叙述其失眠已经两个月，××院住院治疗一个月疗效较差，遂来中医院就诊住院，想以中医综合治疗方案治疗，但是其患有抑郁障碍多年，考虑其失眠与抑郁障碍密切相关，抑郁障碍具有长期性，复发性，迁延不愈的特征，所以吴川反复多次出现失眠等症状，××院住院治疗。吴川此次住院期间酗酒自杀系其复发性抑郁障碍所致，与中医院正常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5.吴川因悲观厌世而酗酒自杀的不理智行为，法律后果由吴川自行承担。2019年3月8日，吴川因自身原因，留下字条，酗酒自杀，但被中医院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经抢救才转危为安，后吴川向中医院医护人员赠送锦旗表达感激之情。6.吴川现称中医院诊疗用药不当，但中医院诊疗方案合理，不存在误诊和用药不当的行为，且吴川无相应证据佐证支持其主张。中医院在吴川对用药提出质疑时，已及时根据患者病情调整治疗方案，方案调整及时、规范，并告知吴川可能存在的治疗风险，履行了注意义务，使吴川病情得以缓解。另外，每一种药物都有其适应症、不良反应及禁忌症，吴川住院期间应用的药物符合中国药典的用药规范，不能因为吴川医学出身，了解药物不良反应，××出现的头懵、失眠归纳为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发展、变化。7.吴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悲观厌世而做出酗酒自杀的行为，而让中医院承担责任，从情理、法理上都说不通。8.吴川自称受到中医院的医疗损害，但无证据支持。吴川单方擅自在××历上多处批注、涂抹，却把中医院归档病案与吴川复印病历页码存在差别归咎为“隐匿、篡改、伪造”。吴川不顾医学常理，夸大事实，虚假诉讼，在住院医疗费已报销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又重复诉讼该费用。吴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医院赔偿吴川医疗费85597.05元，营养费640元（20元／天×3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650元（50元／天×32天）、护理费10000元，交通费5000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共计222887.05元；2.请求依法判决中医院向吴川公开赔礼道歉；3.判决中医院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1日，吴川入住中医院，2019年3月25日出院，实际住院32天。入院诊断为：中医诊断：1、痴呆，证候：痰浊蒙窍，郁而化火；2、不寐；3、××。西医诊断：1、认知功能障碍；2、失眠；3、抑郁症；4、阵发性心动过速。出院诊断为：中医诊断：××。证候：心肾不交，肝阳上亢。西医诊断：1、失眠。认知功能障碍，抑郁-焦虑状态；2、肺部感染。吸入性肺炎；3、上消化道大出血。应激性溃疡；4、低蛋白血症；5、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钙血症。出院医嘱：院外坚持服药巩固治疗；定期复查；不适随诊。中医调护：避风寒，畅情志，由流质饮食逐渐过渡到清淡饮食，勿劳累。吴川住院花费85597.05元，2019年5月6日医保报销67826.88元。2019年7月28日，中医院向一审法院申请对：1.吴川住院期间中医院对其实施的医疗行为与吴川的损害情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中医院于吴川住院期间对其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2月9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主要载明：经审查送鉴材料，该中心认为，本案涉及焦虑、抑郁、××的相关诊疗，××类资质，该中心尚不具备该资质，鉴定事项超出该中心司法鉴定业务范围，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中心决定不予受理。2020年4月23日，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出具《退卷函》一份，主要载明：经鉴定人审阅、讨论后认为，××专科诊疗，对损害后果不能明晰，并且患者认为对经治医院的病历真实性存在质疑。据此，该所认为：该案超出本机构的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五）款之规定，该机构对本案不能受理。庭审中，吴川称：××例是真的，病例里面的内容是假的，诊断是错误的，治疗是错误的，使用反药，病例内的叙述是假的。中医院称：吴川所称的医疗损害系吴川复发性抑郁障碍，××所致，与中医院诊疗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吴川以中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为由要求赔偿，吴川应对中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中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吴川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在审理中，经中医院申请，该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中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与吴川的损害情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中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了司法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及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两家司法鉴定机构分别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退卷函》，均未作出明确鉴定结论，且吴川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中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行为，故吴川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3元，由吴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吴川新提交2份通话详单和3份信件，用以证明吴川与鉴定机构、医院相关人员就有关本案医疗侵权的一些事实进行过沟通，吴川已经明确指出了本案存在的问题。中医院发表质证意见称，1.吴川提供的联通公司通话详单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吴川说赵主任给他打电话104分钟，但实际显示是吴川的电话主叫，打给不明的电话，对方是不是赵燕青不清楚，且通话内容不详，不能证明吴川的证明目的。2.吴川和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的通话详单也显示是吴川的电话主叫，说明吴川主动和鉴定机构联系，但具体谈话内容不清楚，因此和本案是否有关联不能确定。另吴川主动和鉴定机构通话，也违背了鉴定人居某鉴定规则。3.吴川书写给法院的书信，是其自己的单方陈述，该陈述不客观、也不合法，对其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和证明方向均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吴川起诉主张中医院对其病情存在误诊、误治，导致其精神极其痛苦和酒精中毒的损害后果，要求中医院予以赔偿并赔礼道歉。诉讼中，依中医院的申请，一审法院已先后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对中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医疗过错以及与吴川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但两家司法鉴定机构均对鉴定事宜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据此，鉴于医疗行为本身的专业性，在无明确鉴定意见可以认定诊疗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仅凭吴川对病案材料及用药情况提出的异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一审判决驳回吴川要求中医院赔偿其损失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3元，由吴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清来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陈启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