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7590973030，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西路56号。法定代表人：石益挺，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国锋，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民，男，1955年6月5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峰，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芮福忠，男，1968年11月2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孝彬，男，1955年10月16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137541545Y，住所地溧阳市人民街。法定代表人：王建明，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3667617500T，住所地句容市华阳镇宁杭南路22号。法定代表人：吴怀志，该公司负责人。上诉人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昌种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新民、芮福忠、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南渡供销社）和句容市镇阳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阳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昌种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新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定案依据存在明显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诉争种子系新昌种子公司生产、田间生长的农作物种子为绍糯9714并无事实依据。李新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的种子系新昌种子公司生产，亦没有证据证明田间生长的农作物种子为绍糯9714，不能仅依据芮福忠销售处的一袋种子外包装标注内容就推断芮福忠销售给李新民的种子是由新昌种子公司生产。其次，被上诉人芮福忠并非上诉人新昌种子公司的经销商，上诉人新昌种子公司也未向芮福忠销售过“绍糯9714”种子，原审法院仅依据李新民及本案责任利害关系人芮福忠的陈述来认定诉争种子系新昌种子公司生产、田间生长的农作物种子为绍糯9714并无事实依据，纯属推断。2、溧阳市农林局不具备鉴定主体资格，其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鉴定依据错误、混淆专业概念、鉴定过程及鉴定报告形式不符合规程，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溧阳市农林局及其组织的专家不具有鉴定资格、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无效。首先，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规定，田间现场鉴定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因此，组织鉴定应由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实施，《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实施鉴定的主体为溧阳市农林局，其不具备鉴定主体资格。从《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所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溧阳市农林局为本次鉴定的组织者，且由溧阳市农林局对鉴定结论进行盖章确认。因此，溧阳市农林局在明知其并非种子鉴定组织者的情形下仍违法组织、出具鉴定报告，鉴定程序违反规定，属于无效。其次，《种子法》第四十八条对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批准机关、检验员资质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对外开展种子检验的质量检验机构，应经省级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检验服务，出具的检验报告应标注“SASL”标志和证书编号。溧阳市农林局未出具过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在鉴定书上亦未有上述标准内容，其不具备鉴定主体资格。根据《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大纲》规定，种子检验员需取得“检验员资质证书”的检验人员。溧阳市农林局未提供其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具备检验员资质证书，故专家组成员不具备检验资格，无权就相关鉴定事项作出认定。第三，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六条规定，现场鉴定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专家鉴定组由鉴定所涉及作物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另根据《江苏省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物在田间生产过程中，因使用种子、农药、肥料、或因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发生田间生产事故的，为确定事故原因可申请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田间现场技术鉴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专家鉴定组的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5年以上。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技术鉴定专家库。溧阳市农林局组织的专家组织成员均为高级农艺师，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鉴定人员属于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另鉴定人员刘才忠的相关资质评定日期为2013年10月8日，而鉴定书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即鉴定人员刘才忠作为专家组的专家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不足5年，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无效。（2）《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适用鉴定依据、方法错误。根据《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内容可以认定，溧阳市农林局组织专家对绍糯9714种子质量鉴定采用了田间现场鉴定的方法，但适用的鉴定依据、方法为GB/T3543.5-1995,即溧阳市农林局使用的鉴定依据为《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根据《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总则“5.3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规定，“测定送验样品的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据此推测种子批的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因此，适用GB/T3543.5-1995的前提是存在“送检样品的种子”，而溧阳市农林局在组织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种子己生成为农作物，田间已不存在种子。（3）溧阳市农林局组织专家进行的鉴定过程严重不符合鉴定依据，属于错误鉴定。溧阳市农林局在组织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适用的鉴定依据为GB/T3543.5-1995,该依据明确了引用标准包括“GB/T3543.2扦样，GB/T3543.5发芽试验”，其中，扦样是指从大量种子中随机取得一个重量适当、有代表性的供检样品。“GB/T3543.56测定程序”规定，在进行田间小区品种纯度测定时对于送检样品的最小重量有明确规定。“GB/T3543.56.4田间小区种植鉴定”规定，对鉴定品种进行真实性鉴定与测定品种纯度时，需对照标准样品，且需按照标准进行试验设计，即需要对鉴定品种和标准样品分别进行种植、栽培。而溧阳市农林局组织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时采取随机检查样本穴、样本点的鉴定方法，与上述鉴定依据的规程内容完全不符，鉴定过程即缺乏扦样、也无送检样品最小重量的书面记载，更无对比种植的记录。另外，“GB/T3543.5”明确规定品种纯度的计算办法，即【供检种子粒数（幼苗数）一异品种种子粒数（幼苗数）】+供检种子粒数（幼苗数）X100,由于溧阳市农林局组织的专家在进行鉴定时未按上述规程进行，故溧阳市农林局鉴定书所载的纯度不具真实性、客观性。（4）溧阳市农林局对于种子生育期的鉴定缺乏鉴定依据。溧阳市农林局依据的鉴定依据“GB/T3543.5”仅是就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进行了相关规定，对于种子的生育期并未进行规定鉴定办法，而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鉴定过程涉及生育期，属于超出鉴定依据范围进行鉴定，其对于生育期的鉴定没有依据，缺乏真实性、客观性。（5）《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不符合检验依据规定，属于形式错误。根据“GB/T3543-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总则“7.2结果报告单”规定，检验项目结束后，检验结果应按“GB/T3543.5”中的结果计算和结果报告的有关章条规定填报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检验结果报告单》有明确的固定格式文本，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不符合检验依据规定，属于形式错误。另外，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鉴定书标题为“田间纯度鉴定书”，而其依据的鉴定依据并没有“田间纯度”的概念，该表述混淆了“田间纯度”、“纯度”、“品种纯度”之间的概念，缺乏鉴定书之严谨性。（6）新昌种子公司种子包装标注与生育期相符，溧阳市农林局认定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属于认定错误。新昌公司绍糯9714种子包装袋标注的内容符合2016年第6号农业部令《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的规定。绍糯9714种子于2004年10月19日己经农业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公告，公告内容明确了该种子“在长江中下游作单季晚稻种植全生育期平均147.7天”，且包装袋标注质量指标、适应性等内容均系根据农业部第413号公告内容进行标注，不存在标注值高于审定公告载明内容的情形。因此，种子包装标注与生育期一致，溧阳市农林局认定两者不符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鉴定过程、鉴定内容、鉴定结论上都不符合其所依据的相关规程及鉴定办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原审法院将此认定为本案定案依据，并认定李新民的损失与新昌种子公司种子质量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李新民未提供关于损失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直接依据当地农业农村局的数据认定糯稻亩产、单价，缺乏严谨性与真实性，不应以此作为计算可得利益的依据。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溧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的糯稻亩产、单价情况仅系该部门的参考数据，该部门并未提供专业的统计数据，参考数据也没有任何权威性、专业性的基础数据，故参考数据不具有权威性、真实性。李新民未提供补充证据证明糯稻亩产、单价的情形下，不能以此直接作为计算可得利益的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李新民与芮福忠选择的鉴定机构不是由法院委托或并非本案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过程与鉴定依据明显不符，鉴定结论超出鉴定依据，故该鉴定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未重新鉴定，而直接依据《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作出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该条款系从种子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责任主体时，最终的责任承担上应只有一个终局的责任人，经营者、生产者二者的责任性质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故即使认定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种子使用者也仅能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选择其一。如上所述，李新民无直接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的种子系新昌公司生产，亦没有证据证明田间生长的农作物种子为绍糯9714,即使认定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应由自认存在销售合同关系的经销商承担责任。原审过程中，李新民在原审法院释明后未就责任承担者进行选择或明确，原审法院直接判令新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未就该责任认定予以说理解释，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补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农业部28号令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出鉴定申请后，种子管理机构应审查申请，如符合条件应及时组织鉴定。2017年9月12日书面申请中申请鉴定的农户共有9人，其中并不包括张卫国，即张卫国并未提出鉴定申请。但2017年9月25日《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所载的当事人却列明张卫国为申请人。2017年9月28日朱金水询问笔录、2017年9月29日芮福忠询问笔录中载明包括张卫国在内的鉴定申请人一共为9人。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申请鉴定的人员在不同的书面材料中明显存在数量、主体差异，且鉴定书将未申请鉴定人员错列为申请人，故可以认定鉴定的程序极不严谨，鉴定过程不合法。二、根据农业部第28号令第六条之规定，专家鉴定组由鉴定所涉及作物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本案涉案种子如果为绍糯9714品种，绍糯9714属于水稻，故应由水稻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专家组成，而非任何作物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专家均可成为鉴定专家，本案鉴定书所涉的5名专家均不是水稻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也未从事相关工作满5年。其次，育种指通过用现有的种质资源和品种资源，通过分子、杂交、系统选育、辐照等方式方法，选出与现有品种遗传性状不一样的新品种，也就是指发明新的适合农民种植的新品种。种子专家并非育种专家，两者并非同一概念，故涉案专家组成员均非绍糯9714品种方面的专家，均不具备鉴定的资质。三、《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存在明显的专业概念错误，杂草稻与野生稻系两种不同类型的植物，并非同一的概念。根据2017年9月29日询问笔录第7页芮福忠所述“一是田间杂稻多……”，所谓的杂稻即杂草稻，杂草稻系我国稻田杂草中除稗草外最严重的杂草之一。杂草稻经过长期环境适应，具备落粒特征，种子成熟即散落田间，然后来年随水稻耕作生长季节与栽培稻伴生。而鉴定书中载明“杂株以野生稻为主”，野生稻是水稻种质资源天然的基因库，生产上栽培的水稻品种，都是野生稻通过长期驯化而获得，野生稻属于渐危种，己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我国二级保护植物，不得随意采收。故鉴定书中关于野生稻的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缺乏严谨性。四、溧阳市种子管理站依据农业部28号令组织专家出具《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根据书面申请及2017年9月29日询问笔录可以认定，除已申请鉴定的还有1100亩，而根据《关于开展2017年度农作物品种推广面积统计工作的通知》规定，溧阳市种子管理站应将绍糯9714品种统计上报，但《2017年常州市农作物品种面积统计表》表I-1-11-2、1-3却显示溧阳市粳稻品种中并无绍糯9714品种。鉴定与统计工作虽然均由同一机构溧阳市种子管理站操作，但在先的鉴定明确该品种种子不合格，在后的统计却称不存在该品种种子，前后明显矛盾，故可以认定溧阳市种子管理站存在虚假、恶意的鉴定行为，《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根据2017年9月29日询问笔录所载内容，芮福忠称所售品种为早糯稻，但根据绍糯9714外包装及品种审定证书所载内容表述绍糯9714为晚稻，因为早稻生育期在100天左右，产量低，故江苏范围内基本不种植早稻，故可以认定农户所种植品种的并非绍糯9714，即使是绍糯9714品种，农户也未按照晚稻种植进行管理。综上，《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李新民辩称，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异议。对于本案涉案的田间纯度鉴定书，李新民坚持一审的意见。就新昌种子公司的陈述，新昌种子公司认为绍糯9714是晚稻，李新民及芮福忠称其为早糯稻，因此认为李新民将该品种作为早稻种植，属于种植方式错误。李新民向法庭说明，我们所称的早糯稻本身就是一个晚稻品种，称其为早糯稻只是比一般晚糯稻成熟期早一点，所以农户不存在种植错误。芮福忠辩称，1、与本案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已有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终299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证实，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属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故新昌种子公司提出的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定案依据存在明显错误，以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其他与李新民的答辩意见一致。南渡供销社、镇阳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李新民一审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新昌种子公司、芮福忠、南渡供销社、镇阳公司赔偿我购种价款1000元、减产与跌价损失16002元、田间去杂人工损失8100元，合计人民币52102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9月12日，李新民及其他农户以及芮福忠共同向溧阳市农林局（现更名为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申请内容为“兹因溧阳市南渡镇梅庄、堑口、强埠三个行政村村民在2017年5月份购买南渡供销社小金山芮福忠处绍糯9714糯稻品种，该品种为包装种子包装袋说明该品种全生育期147.7天，净度98%，纯度99%，目前该品种田间表现为生育期迟，田间杂稻较多，故三个行政村10多位村民及经销商本人芮福忠要求农林局介入调查鉴定该品种的具体情况”。2017年9月25日，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该鉴定书载明：1、纯度：（1）直播田：随机检查3个点，样本点22㎡，纯度93%；（2）机插田①：样本点3个，共1200穴，纯度98.9%（农户在不同时期已去杂3次）；（3）机插田②：随机抽取田中连续样本720穴，纯度96.5%（农户已去过杂）。杂株以野生稻为主。2、生育期：品种说明绍糯9714全生育期147.7天，田间实际生育期超过147.7天；抽穗不整齐（部分田块主茎穗上部有分枝，还处于孕穗、抽穗阶段）。最终鉴定结论为“判定纯度不合格，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因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提出再次鉴定申请，2017年10月26日，常州市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回复结论为“溧阳市农林局出具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合法有效，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的理由不充分，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农业部令第28号）第十六条之规定，常州市农业委员会不再组织重新鉴定。”2017年11月7日，溧阳市农林局按照种子经销商芮福忠，农户朱金水等人的申请，组织相关专家对3名农户种植的绍糯9714田块（已组织田间纯度鉴定）进行随机实收测产，测产结论为“朱金水直播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339.94公斤/亩，许金林机插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469.94公斤/亩，张卫国机插的绍糯9714折后实际产量为405.84公斤/亩。”因镇阳公司对常州市农业委员会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不服，向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5月30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苏农法[20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撤销了常州市农业委员会2017年10月26日作出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2018年6月5日，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具常农技[2018]10号文件，针对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作出回复，认为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的上述申请不符合相关规定，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再组织重新鉴定。因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8年6月5日出具的《关于溧阳市南渡供销社小金山生产资料门市部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回复》不服，向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苏农法[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驳回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另查明，2017年9月29日，溧阳市农林局对芮福忠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芮福忠陈述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小金山门市部是由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开办的，其与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由其本人实际经营，南渡供销社不参与经营。与此同时，芮福忠对于销售“绍糯9714”以及相关农户的种植面积、“绍糯9714”种子的来源等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新民的种植面积；二、李新民种植的水稻减产与“绍糯9714”种子质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损失项目及数额；四、南渡供销社、镇阳公司、新昌种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李新民的种植面积李新民陈述其从芮福忠处购买了“绍糯9714”种子200斤，单价为5元/斤，同时陈述其种植面积为18亩，均采用直播方式进行播种。芮福忠对此予以认可。法院认为，首先，李新民向法院提交了要求农林局介入调查并进行鉴定的申请，在该份申请上由李新民等多名农户签订并在各自签名旁备注了具体种植面积，其中李新民为18亩，而芮福忠本人也在该份申请上签名确认；其次，在溧阳市农林局进行询问时，芮福忠陈述“其中陈阿狗的面积可能没有申请上那么多，其他人面积我没有异议”；第三，李新民陈述从芮福忠处购买的“绍糯9714”种子为200斤，即每亩需稻种11.11斤，与芮福忠陈述的每亩大概需要10斤稻种的情况相一致；最后，芮福忠认可溧阳市并无其他地方出售“绍糯9714”稻种，且其当庭对李新民陈述的种植面积和购种数量予以认可。综上，法院认定李新民种植绍糯9714稻种的面积18亩。（二）关于李新民种植的水稻减产与绍糯9714种子质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芮福忠认为，第一，虽然“绍糯9714”包装上标注该种子全生育期为147.7天、净度为98%、纯度为99%，但并不能因此证明与案涉水稻表现的生育期推迟、田间杂稻较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形式、程序、内容有异议；第三，根据《测产报告》，许金林的亩产比朱金水高出130公斤，能证明并非“绍糯9714”种子造成的减产，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第四，根据李新民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水稻种植密度过密，水稻长势过旺，实际是所施结穗肥过晚造成的。镇阳公司认为，李新民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绍糯9714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新昌种子公司认为，第一，《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适用的鉴定依据、方法及鉴定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测产报告》不具备代表性、概括性，不能证明种子质量存在问题。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前往溧阳市气象局查询了2017年溧阳市的天气情况，全市重要天气事件如下：1、暴雨方面，根据气象资料统计，2017年溧阳市行政区域内共出现4次区域性或局地性暴雨过程，分别出现在6月10日、7月1日、8月9日、8月20日，其中6月10日暴雨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由于受江淮气旋影响，9日20时至10日14时溧阳普降大到暴雨，北部地区大暴雨，最大降水量为119.4毫米，出现在竹箦永和，溧阳观测站雨量为44.8毫米，对溧阳市工农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高温方面，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长期控制，2017年溧阳市出现了时间长、强度强、范围广的高温天气，全年共出现32天高温，其中7月12日至7月31日出现连续20天的高温天气，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8℃，出现在7月25日，高温天气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3、霜冻、雷电、大雾灾害时有发生，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及时、措施得力，没有造成明显灾害。此外，法院前往溧阳市统计局调取了2016-2019年统计年鉴，该年鉴显示：2015年本市粳稻每公顷单产为9685公斤、2016年本市粳稻每公顷单产为9211公斤、2017年本市粳稻每公顷单产为9240公斤、2018年本市粳稻每公顷单产为9315公斤,2015年本市粳稻产量收成较好，而此后三年每年产量较为平稳，未出现大幅度上升或者减少。结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2017年度本市并未出现自然灾害或不利于水稻生长的极端天气。关于芮福忠、新昌种子公司均提及的《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及《测产报告》鉴定人员资质、鉴定程序等情况，法院前往溧阳市农业农村局调取了相关信息。经查，《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专家鉴定组成员徐正、狄田荣、许爱国、冯俊良、刘才忠均具备高级农艺师资格，以上人员均属专家级技术人员，根据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问题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以及第六条第一款“现场鉴定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第三款“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之规定，上述5名人员均有资格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情况进行现场鉴定，且“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应当理解为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且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新昌种子公司等认为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5年以上系对该条款的误读。与此同时，案涉《测产报告》专家组成员王建中、刘才忠、潘俊华亦均具备高级农艺师资格，故法院对《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及《测产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鉴定结论予以采纳。综上，经鉴定“绍糯9714”稻种的生育期、纯度情况均与该种子包装袋载明的相关数据不符，结合李新民种植糯稻的经验以及积极管理、及时去杂施肥等情况，法院认为李新民的减产损失系由绍糯9714种子本身质量问题导致。（三）关于损失项目及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1、购种价款。芮福忠对李新民陈述的购买绍糯9714”稻种200斤，单价为5元/斤予以认可，但其陈述李新民并未实际支付上述购种款，对此，法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李新民是否向芮福忠支付购种款系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故对李新民主张的支付购种价款1000元予以认可（5元/斤*200斤）。2、可得利益。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前往农业农村局了解本市前三年糯稻的亩产、单价情况，但该部门回复因为糯稻在我市并未大面积种植故而没有实行统一收购，所以并未形成专门的统计数据，仅给出了参考数据，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陈述我市糯稻平均产量在600公斤/亩左右，根据播种方式的不同，亩产在550公斤至650公斤的范围内均属正常，2017年价格在160元/100斤左右。李新民陈述其采用直播方式种植18亩，当年市场价应为185元/100斤，本案中，李新民主张根据案涉《测产报告》实际亩产339.94公斤，以及种子包装标注的最低亩产525.27公斤，以185.33公斤作为每亩减产的数量，对此，法院予以认可。关于单价，因李新民主张的185元/100斤及芮福忠陈述的150元/100斤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法院认可按照160元/100斤（3.2元/公斤）予以计算。据此，李新民的可得利益损失应当为10675元（185.33公斤/亩*18亩*3.2元/公斤）。3、其他损失。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从该规定可见，有关费用应当是指种子交易费用和后期维权费用，而不包括种植及收获成本。因为种植及收获成本，如农药、肥料、人工等费用已经包含在上述可得利益中。据此，李新民主张的去杂费用、减产与市场跌价损失，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新民的损失应当为购种价款1000元、可得利益10675元，合计11675元。（四）关于芮福忠、南渡供销社、镇阳公司、新昌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李新民认为本案系侵权损害，根据种子法和侵权责任法，芮福忠是种子直接经销商，应该就李新民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芮福忠与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是承包关系，所以溧阳市南渡供销合作社应该对芮福忠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句容公司和新昌种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由法院依法认定。后李新民认为涉案种子由新昌种子公司繁育，现因种子质量问题导致遭受损失，应当由新昌种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法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现经田间纯度鉴定，能够认定案涉“绍糯9714”稻种存在“纯度不合格”等质量问题，且结合随机实收测产本案李新民等农户确实遭受了实际损失，故李新民要求案涉种子生产商即新昌种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新昌种子公司为案涉“绍糯9714”种子包装袋上注明的生产者，而李新民种植的糯稻系“绍糯9714”品种，已经在提出鉴定申请时得到了芮福忠的认可，故法院对于新昌种子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新昌种子公司需赔偿李新民各项损失合计11675元。南渡供销社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新民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1675元；二、驳回李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元，由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承担200元，由李新民承担2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新昌种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开展2017年度农作物品种推广面积统计工作的通知》网上打印件2页，证据来源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官方网站，证明2018年2月8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2017年度农作物品种推广面积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农委（农林局）以市为单位对2017年水稻、小麦等5个主要农作物收获面积分品种进行统计，主要农作物县级100亩以上应统计上报。2.《2017年常州市农作物品种面积统计表》原件3页，证据来源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证明根据证据1所载内容的要求，常州市上报的水稻品种面积统计表中，涉案区域即溧阳市不存在绍糯9714品种的粳稻品种。新昌公种子司提供的两份证据能够直接说明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种子为绍糯9714与事实不符，溧阳市种子管理站作为鉴定的组织单位及主体，在前认定存在绍糯9714种子且对其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而在后的统计中却上报不存在绍糯9714品种，前后明显矛盾。故可以认定溧阳市种子管理站出具的鉴定书是虚假的，原审法院对于涉案种子的品种认定存在错误。李新民、芮福忠对新昌种子公司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该证据形成于2018年，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且证据1来源于网络，其真实性无法核对。证据2表1-2、1-3均表明是对常规粳稻品种的面积统计，而本案绍糯9714是糯稻品种，虽然其种植时间、生长周期均与粳稻相似，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不能以该证据2未涉及绍糯9714的种植面积来否定溧阳种植绍糯9714的事实。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李新民种植的种子是否为绍糯9714的问题。结合李新民等农户与种子经销商芮福忠等向溧阳市农林局提交的鉴定申请、芮福忠在溧阳市农林局所作的询问笔录，均可以证实李新民种植的种子系绍糯9714。第二，《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是否应当采信的问题。《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中已明确判定案涉种子“纯度不合格，生育期与包装标注不符”。该鉴定结论由专家鉴定组作出，在未有其他证据否定其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据此认定案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关于专家组成员资质的问题。经查，五人均是高级农艺师，从一审调取的五人相关信息可知，其均为种子、作栽、植保方面的专家，符合鉴定的资质要求。刘才忠在出具鉴定意见时虽距其获得高级农艺师资质未满五年（实际为三年十个月），但对鉴定专家的要求是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五年以上，而非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后满五年。结合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对工作经历的普遍要求以及高级农艺师以下还有助理农艺师、农艺师等初、中级职称的情况，新昌种子公司仅以刘才忠在出具鉴定意见时距其获得高级农艺师资质未满五年为由，认为其不具备专家资质，与农业部令的相关规定不符，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鉴定的组织实施机构问题。各方均认可本案所涉的田间现场鉴定应由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实施。在2018年10月12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苏农法[2018]11号）中，已明确了“种子管理机构在整个田间现场鉴定过程中提供的仅是服务性职能”、“田间现场鉴定的结果是专家鉴定组作出的”、“且2017年9月25日溧阳市农林局《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也是溧阳市种子管理站组织专家鉴定组作出的鉴定结果”等情况，故溧阳市农林局在鉴定书上盖章的行为并不能产生否定专家鉴定组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效果。其次，本案中未发现因天气、种植经验及方式方法等其他因素对糯稻减产的影响。糯稻与秋收谷物中的粳稻属同期作物，比较溧阳统计年鉴中粳稻2017年与2016年、2018年的产量可知，2017年并未出现粳稻减产的情况，说明2017年的气候条件并未对秋收谷物造成减产的不利影响。故亦可排除天气原因对本案糯稻减产的影响。李新民从事农业生产多年，经验丰富，本案中也对种植的糯稻积极管理、及时去杂施肥。综上，《绍糯9714田间纯度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应当予以采信，李新民的减产损失系由绍糯9714种子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第三，关于李新民的可得利益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使用者遭受损失的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了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的计算方式，即“种子使用者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双方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计算：（一）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第三、关于李新民的损失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使用者遭受损失的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其他损失。《江苏省种子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了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的计算方式，即“种子使用者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双方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计算：（一）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有关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关于购种价款。一审对于李新民购种价款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由于糯稻系小品种，溧阳市并无前三年糯稻亩产、单价情况的统计数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测产报告》中与李新民同系直播田的朱金水的实际产量（339.94公斤/亩）作为李新民实际产值的标准，已最大程度考虑了本案实际情况，且将种子包装标注的最低亩产525.27公斤作为前三年平均产值的标准，亦不损害有责方的权益。一审法院将两者的差值185.33公斤作为李新民每亩减产的数量并无不当，一审酌定2017年糯稻单价3.2元/公斤亦符合实际情况，故本院对一审李新民可得利益的计算方式及结果予以维持。第四，新昌种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本案中，李新民虽然同时要求种子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赔偿，但因李新民的损失是“绍糯9714”存在质量缺陷造成的，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系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使种子质量存在缺陷，所以，最终的赔偿责任应由生产者即新昌种子公司承担。综上，上诉人新昌种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30元，由上诉人新昌县种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增伟审 判 员 陈如霞审 判 员 熊 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汪杏芬书 记 员 祁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