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0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11号港天大厦1幢1单元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14306140L。负责人：黎明，系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系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81069058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城县顺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水城县顺场乡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21766082644D。法定代表人：邹礼铨，系乡人民政府乡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城县财政局顺场财政所，住所地：水城县顺场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221K36363570W。负责人：黄追，系该所所长。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水城县顺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顺场乡政府”）、水城县财政局顺场财政所（以下简称“顺场财政所”）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顺场乡政府偿还上诉人借款286266元（其中：借款本金150000元，借款利息136266元）；借款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0日，此后的借款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直至付清为止；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顺场财政所在第一项诉讼请求列明的债权范围内向上诉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决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0日和2015年12月8日，农行六盘水分行在《贵州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以下简称催收公告行为），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将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剥离并转让给财政部”的事实认定完全错误。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财政部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2009年10月20日农业银行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及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已充分证明：在2009年，农行为进行股改上市，将农行自有不良资产转让给财政部，财政部反委托农行继续清收的事实，即农行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事实完成于催收公告行为之前，而不是之后。事实上，正是基于2009年农行股改剥离不良资产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该类特殊债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在2011年3月28日颁布《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之后，农行才在报纸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来中断诉讼时效。二、原贷款行催收公告行为于法有据，应依法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公告未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由此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丧失，系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错误适用。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的公告或通知指的是债权转让公告或债权转让通知，本案农行六盘水分行在2011年、2013年及2015年发布的公告为单纯的债权催收公告，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该适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催收公告行为能否中断时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前述第十条规制的是原债权银行转让不良债权给资产管理公司时未有催收内容的转让公告不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而本案催收公告行为均系在农行转让及受托管理和处置之后的依法催收过程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财政部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2009年10月20日农业银行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及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分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涉诉项目清单》及《财政部驻贵州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审核证明》已经证明本案债权为农行转让和受托管理的完成时间为2009年。同时，一审法院已查明农行在催收公告行为中，第一次即2011年12月21日公告催收前，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在《债务逾期通知书》上签字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故本案法院及当事人方均应对本案债权自2011年9月15日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无异议，而农行转让及受托管理均在该次时效计算之前，所以本案催收公告行为确系在农行转让及受托管理和处置之后的依法催收过程中的催收行为，一审法院适用规制转让时单纯转让公告无中断诉讼时效的上述第十条来判定本案已完成转让行为后的公告催收行为无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本案催收公告行为能否中断时效应适用《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及《的答复》（法函〔2002〕3号）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今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之规定，可以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受让及处理过程中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有二：一是有国有银行转让债权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过程中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债权转让通知；二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债权的催收公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第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之规定，既然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属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那么本案农行在转让完成后受托处置过程中的各种清收行为均应适用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具体到本案的公告催收行为，一审法院已查明农行的转让及受托时间早在2009年已完成，公告催收始于2011年l2月，故农行始于2011年12月的公告催收系对已承接的不良债权进行公告催收，这一催收行为并无不当且于法有据。三、被上诉人顺场财政所理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借款合同上又担保人顺场财政所的盖章，担保合同成立有效。另外，担保人顺场财政所于1994年10月22日又出具《扶贫贷款担保承诺书》承诺债务人顺场乡政府的贷款到期，若无偿还能力，本息全部由顺场财政所承担。一审法院根据1988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号）的规定，认定顺场财政所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但本案担保人顺场财政所不属于行政机关，所以，担保人顺场财政所应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顺场乡政府、顺场财政所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顺场乡政府偿还原告欠款286266元（其中：借款本金150000元，借款利息136266元；借款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20日后的借款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直至付清为止）；2.请求判决顺场财政所对第一项诉讼请求列明的债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以及因实现债权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与案外人张周仪签订《贷款契约》，向张周仪发放贷款10万元，用于发展顺场乡大板栗生产，借款期限为1994年11月30日至1999年11月30日，月利率为2.4‰，顺场乡财政所（现为水城县财政局顺场财政所）签章担保。1995年12月7日，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与顺场乡政府签订《贷款契约》，向顺场乡政府发放贷款10万元，用于发展柑桔基地，借款期限为1995年12月7日至2000年12月7日，月利率为2.4‰，顺场乡财政所签章提供担保。后该两笔贷款由中国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管理。2000年4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针对发展板栗项目贷款向张周仪下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张周仪承诺2002年还款5万元，2003年本息全部还清。2001年7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针对发展板栗项目、发展柑桔项目贷款，分别向顺场乡政府、顺场乡财政所下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2002年12月26日，顺场乡政府偿还张周仪1994年11月30日签订《贷款契约》所贷的发展板栗项目贷款本金5万元。2004年9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水城县支行针对发展板栗项目、发展柑桔项目贷款向顺场乡政府下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顺场乡政府经办人员签名。后涉案贷款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六盘水分行”）管理。2005年9月6日、2007年11月15日，农行六盘水分行针对发展板栗项目、发展柑桔项目贷款向顺场乡政府下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顺场乡政府进行签章签收。2009年11月5日、2011年9月15日，农行六盘水分行针对发展板栗项目、发展柑桔项目贷款向顺场乡政府下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顺场乡政府及相关经办人员进行签章、签名签收。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农行六盘水分行均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就涉案贷款本息进行催收。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将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剥离并转让给财政部，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财政部受让后，又反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对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进行管理和催收。2016年10月16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办事处（已于2016年12月27日获准变更登记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即本案原告）签署《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涉案贷款本息（本金150000元，利息75421.51元）转让给办事处。2016年12月1日，农行六盘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办事处在《贵州商报》发布包括涉案贷款本息在内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9年10月1日，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对包括本案贷款本息在内的债权进行催收。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之两笔贷款，1994年11月30日的发展板栗项目贷款，虽《贷款契约》显示的借款人系案外人张周仪，但因贷款用途系发展顺场乡大板栗生产，后来也系顺场乡政府偿还了其中的5万元本金，且在农行六盘水分行向顺场乡政府下达包括张周仪签署的《贷款契约》之贷款在内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时，顺场乡政府均予以签章签收而不持异议，故涉案之两笔贷款，虽其中一笔系案外人张周仪签署《贷款契约》办理，但应均属顺场乡政府之借款而与张周仪无关；其次，关于顺场财政所在《贷款契约》上的签章担保，其中1994年11月30日的担保行为虽发生于担保法（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亦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但1988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号）第一条规定：“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无效。”因此，本案之担保应属无效。而对1995年12月7日的担保，则发生于担保法施行之后，自然因违反了担保法“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之规定而无效；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之规定，虽顺场乡政府最后于2011年9月15日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的签章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但此后农行六盘水分行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在《贵州日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也不符合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条件，不因此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此外，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亦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债务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但限定的是原债权银行的债权转让公告或者债权转让通知，而非仅仅是债权催收公告，故在本案原告长城公司贵州分公司于2016年10月16日从农行六盘水行处受让本案债权时，受让的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属于自然债权。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除债务人重新确认外，则不可能再因其他缘由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时诉讼时效已经不复存在。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9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97元，由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股改上市，将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剥离并转让给财政部，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财政部受让后，又反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对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进行管理和催收”不当外，二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和一审审理认定的其余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9年10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报发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明确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已将总额为8157亿元的资产及对应权利转让给财政部，财政部委托农行对转让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由农行以农行的名义代理履行债权人和资产所有人职责。转让资产项目清单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银监局备案。请该转让资产的债务人、担保人、其他责任人或承继人，继续向农行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担相应责任。再查明，1995年12月7日，中国农业银行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营业部与顺场乡政府签订《贷款契约》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995年12月7日至2000年12月7日，借款人及担保人如不经批准办理延期手续，从超期之日起加收利息20%，合同尾部备注部分注明“利率如有调整，按调整的执行”。但在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契约上载明的借款期限为1995年12月7日至1999年12月7日，农业银行之后对顺场乡政府的书面催收中亦明确该笔借款的期限为1995年12月7日至1999年12月7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与顺场乡政府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对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本息是否支持？如支持，则支持的金额是多少？三、顺场财政所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看，案涉借款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财政部委托处置的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等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亦明确“依据我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中有催收债务内容，该公告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案涉两笔贷款，1994年11月30日的发展板栗项目贷款的借款人虽然是案外人张周仪，但在农行六盘水分行向顺场乡政府下达包括张周仪签署的《贷款契约》之贷款在内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时，顺场乡政府均予以签章签收而不持异议，且顺场乡政府偿还了该笔借款的5万元本金，应视为顺场乡政府认可该笔借款属顺场乡政府之借款。对于该两笔借款，原债权银行最后一次书面催收是2011年9月15日向债务人顺场乡政府下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顺场乡政府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行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此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8日原债权银行在报纸上催收的公告，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2016年12月1日，原债权银行与上诉人共同在《贵州商报》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9年10月1日原债权银行在报纸上催收的公告，亦引起诉讼时效再次中断。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上诉人与顺场乡政府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09年10月20日农行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中国农业银行资产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及2016年农行六盘水分行与上诉人共同在《贵州商报》上刊登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认定原债权银行履行了通知义务，该转让对被上诉人顺场乡政府发生效力，一审判决认定农行六盘水分行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及农行六盘水分行与上诉人转让债权的行为对被上诉人顺场乡政府不发生效力，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顺场乡政府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贷款契约系当事人自愿签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案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看，原贷款银行已经履行了交付诉争贷款的义务，此后债务人偿还了部分借款，现在尚有150000元未偿还，因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于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顺场乡政府偿还本案欠付借款本金1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利息应计算至2009年10月20日农行在《人民法院报》刊登《中国农业银行资产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公告》时止。本案两笔借款约定的借期内利息为月2.4‰，1995年12月7日的借款约定“利率如有调整，按调整的执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主张利息，应当提交此期间利率调整的证据，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合同中对于如何计算和执行未作出明确约定，故借期内利率均应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计算。对于逾期利息，双方《贷款契约》约定未办理延期手续，加收20%的利息，即月利率2.88‰，故顺场乡政府应付的利息共计51785.17元【第一笔1994年11月30日贷款10万元，借期内利息从1994年11月30日至1999年11月30日以10万元本金月利率2.4‰计算5年为14400元；因2002年12月26日偿还贷款本金50000元，故从1999年12月1日至2002年12月25日（1120天）以10万元本金月利率2.88‰计算逾期利息为10453.33元；从2002年12月26日至2009年10月20日（2490天）以本金50000元月利率2.88‰计算逾期利息为11952元。第二笔1995年12月7日贷款10万元，借期内利息从1995年12月7日至1999年12月7日以10万元本金月利率2.4‰计算4年为11520元；从1999年12月8日至2009年10月20日（3604天）以10万元本金利率2.88‰计算逾期利息为3459.84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1、对于第一笔1994年11月30日10万元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的批复》第二条：“担保法生效之前订立的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顺场财政所在1994年11月30日的《贷款契约》上签章担保，该担保行为发生于担保法（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实施之前且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上述批复可知，顺场财政所提供的保证应认定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因不能确认债务人对第一笔1994年11月30日10万元贷款是否能够清偿，且上诉人要求顺场财政所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故对上诉人提出由顺场财政所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对于第二笔1995年12月7日10万元贷款，案涉《贷款契约》上虽加盖了顺场财政所印章且顺场财政所也出具了《贷款担保承诺书》，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担保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本案顺场财政所的保证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提供担保的部分依法无效，案涉保证虽然为无效保证，但双方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仍然具有法律意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无效保证的赔偿责任，本案顺场财政所加盖印章的《贷款契约》未约定保证期间，《贷款担保承诺书》约定“如该项目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由我财政所偿还全部本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规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保证期间至2000年6月7日，第二笔1995年12月7日1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已过。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债权银行及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则顺场财政所的保证责任相应免除。另原债权银行作为金融部门，明知顺场财政所不能提供担保但仍违法与其签订担保合同，存在明显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但本案中不能确认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具体金额，且本案中上诉人是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并非是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责任，故其要求顺场财政所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的批复》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水城县顺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51785.17元，共计201785.17元；三、驳回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97元，由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839元，由被上诉人水城县顺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负担19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94元，由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负担1678元，由被上诉人水城县顺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负担39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