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平生。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官胜，广东益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告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小姣，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震烁，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众屹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丰爱琴。原审被告：陈雅倩。上诉人邓平生、上诉人陈小英因与被上诉人李告生、原审被告广州众屹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屹居公司）、原审被告陈雅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平生、陈小英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平生、陈小英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李告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邓平生、陈小英雇请了李告生前往涉案工地安装门即认定与李告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我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是因为房东陈雅倩木地板铺完了，陈雅倩感觉皮鞋走在上面的声音太大，还有木地板挤压的声音。当时铺的是木龙骨，就要把龙骨给撤了，导致门就悬空了1厘米左右，需要将已经装好的门进行降低。因此，该案的起因在于众屹居公司，根本不关门的事，门早已经装好了。即使该门是从我方购买的，根据行业惯例，降门（把己经装好的门降低）也不属于卖家的安装范围和职责。因此，雇主应该是陈雅倩或众屹居公司。我方与李告生的关系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与李告生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或从属关系，李告生降门的行为完全自由支配，包括时间安排、工具选择及具体的操作方法都是由李告生自己决定。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没有受到我方的任何控制或安排。相应的操作工具和设备，都是李告生本人提供。我方在整个过程中，只是为李告生介绍了一单业务，没有获取任何报酬，纯粹是做好事，介绍人不能因为介绍而承担雇主责任。2.李告生当天去涉案工地，也是众屹居公司的股东曾成带去的。一审开庭过程中，李告生也亲口承认，他打了一名曾姓男子的电话，并且是由曾姓男子带去涉案工地现场的。一审法院未将众屹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曾成传唤到庭审现场，该事实并未查清。如果是我方雇请其作业，应该是由我方带去工地现场，而不会是由众屹居公司的股东。可以间接证明我方与李告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李告生在一审起诉状中也写道，众屹居公司是实际用工人。房东陈雅倩将房屋发包给众屹居公司装修，也是包工包料，既然是包工，找工人的责任自然是众屹居公司，间接证明雇主是众屹居公司，而不是我方。另外，黎良辉是众屹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丰爱琴的老公，他们之间是夫妻关系，黎良辉是众屹居公司的实际老板，丰爱琴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也没有查清。3.本案中，除了李告生的单方陈述，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与李告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的门是从我方购买的；即使该门是从我方购买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有降门的责任和义务；李告生的起诉与陈述中，明显的存在前后矛盾和不实之处。一开始，李告生起诉的是广州市爱迩美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迩美公司），认为该公司是我方的，但事实上是错的，后来撤回了对该公司的起诉。之后，又起诉邓平生，后来觉得不妥，又起诉陈小英。起诉的金额也反复变更多次。另外，其在第一、二次开庭时陈述，帮我方装过十几次门，但在第三次开庭时却确认说是装了三次门（包括出事这次），前后明显矛盾。关于结算拿工资的事，李告生明显在撒谎。因为李告生不是我方雇请去做事的，我方是不可能会给工资的。4.一审法院将“降门”，认定为去“装门”，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首先，该案的发生是去降门，而不是去装门，降门与装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注册成立装修公司，只需要符合《公司法》的基本要求即可，《公司法》并没有要求装修公司一定要储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木工等；再次，在现实中，普通的装修公司都没有固定的木工或水电工等，都是临时去找的。等有了工程，再去临时找工人和师傅。因为装修公司如果雇请长期固定的员工，成本太高，一旦没有业务，员工就养不起。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推断，完全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认定邓平生、陈小英在第一次开庭与第二次开庭中关于与李告生来往的次数问题前后矛盾，也是错误的。这并不矛盾，只是理解以及具体表述的问题。我方第一次陈述说2次，意思是说李告生帮我方装门只有2次，不包括案发这次，这次不是帮我方装门；而在第三次开庭时，陈述说是3次，是包括案发这次。另外，一审法院提到在第一次庭审中要求邓平生本人到庭参加诉讼，而第二次庭审中邓平生拒绝到庭，所以邓平生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明显违法和不公。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邓平生三次开庭都委托了律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并没有规定邓平生、陈小英必须亲自到庭；其次，邓平生家里有老母亲需要照顾，还要照顾孙女，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务。更何况邓平生的老婆陈小英一直都有出庭，家里必须要留一个人，并不是拒绝出庭。事实上，邓平生始终认为该事情跟他无关；再次，如果一审法院认为邓平生没有亲自出庭，就把责任判决给他，众屹居公司自始未出庭，也没有委托代理人出庭，更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而陈小英，自始至终都亲自出庭参加庭审，却把全部责任都判给陈小英，这对陈小英、邓平生极度不公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在责任归责及责任大小方面明显有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以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来判决我方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以及众屹居公司承担50%的补充清偿责任，既不合法又不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于2003年，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于2009年，2010年7月1日起实施。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有冲突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另外，《侵权责任法》属于法律，《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属于司法解释，效力上《侵权责任法》高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应当优先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雇主的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而《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的承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正。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李告生主张的是损害赔偿侵权，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即应适用过错原则。而我方并不存在任何过错。陈小英只是出于好心，为李告生找活干，为其和众屹居公司的做工与用工牵线搭桥。我方从中未收取任何好处费，也未获取任何利益。李告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存在任何过错。因此，一审法院据此判我方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众屹居公司只承担50%的补充清偿责任，并认定我方与众屹居公司是承揽关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李告生作为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老木工，到处揽活干。平时所有的工作器具，也都是李告生自备。通过李告生提供的病历等相关资料来看，该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因为李告生在作业过程中违规操作，未采取防范措施，才导致自己的左手被电锯锯伤。因此，李告生应对自己的伤害承担主要责任。我方与众屹居公司之间至多也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三、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明显没有依据。李告生在一审过程中，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明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据。其身份证显示是农村的居住地址，李告生也是农村户口，作为一名外来务工者，闲时出来打工，忙时以及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因此，其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适用农村标准，而不应该适用城镇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邓平生、陈小英的上诉请求。李告生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邓平生、陈小英作为雇佣者，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李告生是因受邓平生、陈小英指派前往的事发场所进行工作。李告生在事发当年就已经为邓平生、陈小英安装过两三次门，在从前更是常常为邓平生、陈小英上门装门，达十数次。每次的报酬均是由邓平生、陈小英支付，这一点在邓平生、陈小英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陈小英的自述可以看出，李告生一直为邓平生、陈小英所雇佣。事发当日李告生受邓平生、陈小英指派去豪利花园的工作内容正是为邓平生、陈小英所出售的房门进行售后服务，邓平生、陈小英也一直在为李告生支付劳务费用。邓平生、陈小英虽然在上诉状中否认涉案的房门系其出售，但其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陈小英的自述证明涉案房门确是邓平生、陈小英所售。作为常识和行业行规，出售防盗门和房门，卖方会负责安装房门，并对房门的质量和安装的质量承担保证责任，行规内质保期一般是1年。涉案房门安装不符合买方要求，邓平生、陈小英需要整改是正常的售后行为，而李告生受邓平生、陈小英指派前去调节维修正是属于出售房门的售后服务范畴。可以看出李告生属于邓平生、陈小英的劳务派遣人员。其对李告生在履行派遣工作期间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邓平生、陈小英认为是众屹居公司的人员带领李告生去的现场，证明李告生是众屹居公司的雇佣人员显然是强词夺理。李告生是由邓平生、陈小英派遣过去，此前从未来过现场，李告生到了现场后不知道具体房间在哪，众屹居公司作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带李告生进现场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以此认为众屹居公司是李告生的雇佣人。至于李告生起诉爱迩美公司，是因为邓平生、陈小英的商铺招牌挂着爱迩美门业的招牌。故而李告生才起诉了爱迩美公司，随后在庭审过程中查明情况，才找到正确的责任人。二、李告生在完成工作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意外事故，李告生对于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责任。邓平生、陈小英认为李告生作为经验丰富的木工，应当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这一观点显然是荒唐的。事故的发生是所有人所不愿意见到，李告生在工作时均是正常的工作流程，并无任何违规行为。邓平生、陈小英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告生在作业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或有违规操作的情形。仅以李告生是经验丰富的木工就认定李告生存在违规操作，未采取防范措施，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这一观点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也违反常识。事故本来就是意外和不可预知的，不可能因为李告生是老木工就可以避免一切事故的发生。至于众屹居公司，作为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和定做人，对李告生在工作期间所受伤害承担连带补充责任并无不当。三、李告生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交事故发生前一年内的银行流水，证明李告生在广州市花都区务工已满一年。依法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一审法院参照的标准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陈雅倩答辩称，本案与我无关，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二审庭审后，陈雅倩向本院提交了书面《庭后补充意见》，具体内容如下：邓平生、陈小英主张我提交的医疗证明无法证明在事发时我没去现场，但在一、二审中，李告生的陈述多次提出，现场的人员为李告生本人、李告生徒弟以及众屹居的工作人员，并且在一审中，李告生有确定的说过不认识我，我也不在现场。众屹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告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邓平生、陈小英、众屹居公司、陈雅倩赔偿李告生损失377757.7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平生、陈小英、众屹居公司、陈雅倩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雅倩于2016年11月10日与广州众屹居设计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与众屹居公司一致）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地点为豪利花园怡东阁3＃905房，工程运作方式为③包工包料包主材，工期为2016年11月25日起总工期60天，合同总价为127999元整。邓平生、陈小英是夫妻，两人共同经营挂牌为“爱迩美门业”的店铺，主营出售各种牌子的门，该店未经工商登记。李告生2017年8月5日下午在豪利花园怡东阁3＃905房装门过程中被电锯锯伤左前臂，被送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时间为2017年8月5日至2017年9月20日，共45天。出院诊断为：1.左手腕电锯伤：正中神经、尺神经断裂；2.左尺骨骨折并下尺桡关节脱位；3.左尺动脉断裂；4.左第2-5指深、浅屈肌腱、掌长肌腱、尺侧腕屈肌腱断裂；5.左尺侧腕伸肌腱、左3-5指伸肌腱、示指及小指固有伸肌腱断裂；6.左拇长屈肌腱部分断裂；7.左桡骨远端、左髌骨不全骨折；8.左手腕、左膝部皮肤软组织挫裂伤；9.皮炎；10.左膝关节炎；11.左腕皮肤软组织感染。出院医嘱提及：骨折愈合后行内固定物取出、休息贰月、行手术治疗等。出院后，李告生多次返回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进行门诊复诊。李告生在该院产生住院费用41113.5元。李告生另主张该院门诊费用2135.6元，其中864.1元的发票未提供相应的病历或用药清单以证明关联性。李告生于2017年11月29日到祁阳县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进行第二次住院治疗，住院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2月22日，共23天。共产生医疗费6427.61元。李告生于2018年4月18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次住院治疗，住院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5月3日，共15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5月3日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诊断为：l.在前臂水平的正中神经损伤（左侧）；2.在前臂水平的尺神经损伤（左侧）。出院医嘱提及：全休壹月、带药治疗等。李告生在该院产生住院费用30476.63元，门诊费用3009.96.96元，合计33486.6元。李告生主张广州花都杨屋医院、湖南省祁阳县人民医院所产生医疗费，仅提供了发票，未提供病历或用药清单以证明其关联性。李告生于2018年3月20日到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告生左上肢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李告生用去鉴定费2460元。李告生主张邓平生、陈小英于2017年8月5日上午安排其当天下午去豪利花园怡东阁3＃905房装门，并给了李告生众屹居公司一名曾姓男子的电话，李告生打电话过去，众屹居公司曾姓联系人称门是向邓平生夫妻购买的，由于第一次门没装好，所以要重新安装一次，李告生由邓平生夫妻叫过去，所以工钱由邓平生夫妻结算。在本次安装之前，李告生给邓平生夫妻装过十几次门，事发当天上午也在和邓平生一起装门，本次装门的钱并没有结算。邓平生、陈小英则主张2015年时认识众屹居公司，事发前几天众屹居公司联系其问其有没有装门的工人介绍，其就介绍了李告生过去，其于2015年认识李告生，包含本次事故在内双方之间仅合作过两次，一次是在四五年前在狮岭工地，第二次就是案涉本次，其仅作为中间单纯介绍，没有收取来自双方的任何利益。李告生主张众屹居公司、邓平生、陈小英一共垫付了花都区人民医院医疗费用26114元，提供了该院出具的《住院费用证明》。陈小英、邓平生则主张共垫付李告生医疗费5000元，众屹居公司的名叫“黎良辉”的人通过微信向其转账5000元，其又将该笔5000元交至医院。后根据“黎良辉”的要求，其又向医院垫付5000元，经追索，“黎良辉”通过微信偿还4130元。邓平生、陈小英提供的证据是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转账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告生与邓平生、陈小英之间的关系。经审查，结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李告生关于其由邓平生、陈小英雇请前往案涉地点安装从邓平生、陈小英店铺购买的门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采信，理由如下：一、本地室内装修行业门业的行业惯例是买门包安装，陈雅倩将豪利花园怡东阁3＃905房室内装修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包给众屹居公司，众屹居公司承担了装修材料的选购和人工，由于存在该行业惯例，邓平生、陈小英主张众屹居公司购门和装门分开、门并非在其处购买的可能性较小；即使众屹居公司并非向邓平生、陈小英购门而是在别处购门，众屹居公司作为有资质的装修公司，理应储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供调遣，单独就装门的问题要求邓平生、陈小英介绍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较小。二、邓平生、陈小英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与李告生之间包含本案一共只有两次往来，第一次是四五年前的狮岭工地，第二次就是本案的介绍；在第二次庭审中又承认了事发当天上午李告生在帮其去装门，邓平生亦在场。邓平生、陈小英前后陈述矛盾，且第二次庭审中关于事发当天上午李告生的工作情况与李告生的主张相符合。三、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要求邓平生本人到庭参加诉讼，而第二次庭审中邓平生拒绝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邓平生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四、邓平生、陈小英主张其垫付李告生医药费5000元，替众屹居公司垫付医药费10000元，而根据微信转账记录，“黎良辉”共向其转账9130元，与其主张的数字并不相符，且邓平生、陈小英不能证明“黎良辉”的身份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众屹居公司将涉案工地门的提供和安装业务交由邓平生、陈小英承揽，邓平生、陈小英向众屹居公司提供出售门和安装的业务，并雇请了李告生前往涉案工地安装门，李告生在安装过程中受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李告生对自身的损害存在过错，所以李告生的损害应由邓平生、陈小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又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邓平生、陈小英没有经营门业的营业执照，没有相应资质，众屹居公司对承揽人的选任存在过失，应承担50%的补充清偿责任。李告生主张陈雅倩承担赔偿责任，所提供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告生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1.医疗费，凭票据计算为82299.2元。李告生主张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864.1元的发票、广州花都杨屋医院、湖南省祁阳县人民医院所产生医疗费，仅提供了发票，未提供病历或用药清单以证明其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误工费，李告生主张误工费标准为10000元/月，所提交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按照上一年度国有同行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2808元/年的标准计算。误工时间应为住院时间加医嘱全休时间共173天，本项计算为29769.3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李告生主张住院60天的伙食补助费，每天按照10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护理费，李告生主张计算住院60天的护理费，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为6000元。另有陪护服务费320元，本项合计6320元。5.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20年为40975元/年×20年×20%=163900元。6.交通费酌定800元。7.营养费酌定10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事故造成李告生伤残，李告生主张1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9.鉴定费凭票据计算为2460元。李告生上述损失合计302548.5元，扣减垫付的26114元，邓平生、陈小英还应向李告生赔偿276434.5元，众屹居公司对其中的50%即138217.3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众屹居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邓平生、陈小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李告生赔偿276434.5元。二、广州众屹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第一判项中的138217.3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李告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8.8元，由邓平生、陈小英承担5225.5元，由李告生承担1073.3元。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邓平生、陈小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与工地负责人黎良波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翻译，拟证明该案的起因并非是门的问题，属于木地板的问题，导致需要降门；我方只是帮忙，为李告生介绍业务，我方与李告生不存在雇佣关系。2.与李告生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翻译，拟证明李告生出事之后，一直是在找众屹居公司的老板的身份信息，打算起诉众屹居公司老板，间接证明，李告生是受众屹居公司所雇佣的去降门，与众屹居公司存在雇佣关系。3.（2018）粤0114民初5277号民事判决书及婚姻登记信息，拟证明我方与众屹居公司及其老板丰爱琴、黎良辉曾有过买卖关系，而且两人是夫妻关系；我方最多只是与众屹居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已，并非承揽关系。4.（2019）粤01民终327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进行处理，李告生作为经验丰富的木工，工具是自带的，其自身也有明显的过错，至少应承担50%以上的责任。5.众屹居公司工商登记企业基本信息，拟证明曾成系该公司股东，李告生开庭时所陈述的是一个姓曾的叫他去的，并且带他去工地现场，这个人就是曾成，李告生与众屹居公司存在雇佣关系。6.（2019）粤0114民初9282号、1753号、8826号，（2018）粤0114民初5279号，（2019）粤0114刑初1303号判决书，拟证明黎良辉系众屹居公司的实际老板，一般公司的欠款都是黎良辉签名并加盖公章，黎良辉与丰爱琴系夫妻关系，同时也间接证明，黎良辉分二次微信转账给我方5000元、4130元，就是委托我方帮李告生交医疗费，与我方刷信用卡10000元是一致的。李告生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一、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李告生并不认识黎良波，也不清楚黎良波的身份，无法确认其身份也无法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而且该录音所述内容与本案无关，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李告生系受邓平生、陈小英雇佣并指派前往事故现场工作。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如邓平生、陈小英认为本案事故发生有其他责任主体，应在赔付后另行行使追索权。陈小英在录音中自述“这个责任在于他装修公司的方案来做的，不关我的门什么事的，不关做门的事。”可以得知，事故发生现场的门确实是邓平生、陈小英出售的，而李告生正是在受邓平生、陈小英的指派下去为其出售的门进行售后工作过程中受伤，邓平生、陈小英作为劳务派遣方应当对李告生受伤事宜承担赔偿责任。二、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本录音系偷录，系邓平生、陈小英为摆脱责任故意引导李告生作出错误的表示，不能代表李告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李告生在救助无门的情况下，邓平生、陈小英指挥李告生找众屹居公司要钱，李告生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工，在受伤后四处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有人指引自然是愿意前去尝试下，这不能表示李告生自认是受众屹居公司雇佣。其次，录音中邓平生、陈小英利用法庭对方言的不理解，将其中的内容曲解，故意提供错误的翻译，试图曲解李告生的说法。李告生在录音中说的是“我叫他去拿钱，你一开始就没有告诉我要去问他要钱”，但邓平生、陈小英却翻译为“他妈的你开始没有说他给你钱”。邓平生、陈小英故意曲解内容，试图隐瞒李告生是受邓平生、陈小英指引去联系众屹居公司的事实。三、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在房门、防盗门交易中，卖方会为买房提供上门装门的服务。同时，卖方还需对房门及房门安装的质量提供保证责任。质保期一般是1年内。李告生正是在受邓平生、陈小英指派，在为其出售给众屹居公司的房门进行售后服务时受伤，属于劳务派遣中被派遣人员在完成派遣工作中受伤，邓平生、陈小英作为雇佣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两案在案情上具有明显区别。（2018）粤01民终3276号伤者受伤的过程中，存在打闹，吵架等不注意施工安全的行为。而在本案中，李告生不存在任何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自己受伤的情节，是正常的施工行为。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告生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本案就是一个不幸的事故。李告生虽然是一个长期从事木工工作的人员，但是不等于李告生就此可以避免一切事故的发生。仅以李告生作为长期从事木工工作的人员就认定李告生自身具有过错，显然是于常理不合的。五、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李告生是受邓平生、陈小英雇请，前往事故发生地对其出售的房门进行售后施工。在本案发生前除邓平生、陈小英外并不认识其他人员。李告生是受邓平生、陈小英雇请并指派过去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受伤的。众屹居公司作为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其工作人员将李告生带至现场也并无不当。李告生属于邓平生、陈小英的劳务派遣人员。在施工现场自然需要听从众屹居公司的指挥。但不能以此认定众屹居公司就是李告生的雇佣人员。众屹居公司作为施工现场管理、指挥人员，承担本次事故的连带补充责任也并无不当。六、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述判决与本案无关，不应予以采信。陈雅倩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一、证据1不可以作为证据。1.黎良波与本案无关，其并非我方的装修负责人，整个装修是由设计师朱孟威全程跟进的，工程预算书上有清楚的注明，该对话不可以作为证据。2.该录音是事发近三年后的录音，只是两个人互相回忆、客套等，并非事实的呈现，且很明显的看出黎良波讲的内容都是在陈小英的引导下讲出的。3.黎良波也不是当事人，其讲出“悬空一公分”的语气都是不肯定的，据朱孟威讲，悬空5公分之多。4.陈雅倩在2017年整个孕期基本上都是卧床休息的，其及家人均无暇关注装修的具体细节问题，当时装修全部事宜均交由装修公司全权负责，并由朱孟威跟进，李告生受伤的事实，其也是在收到一审法院的传票才知道的。二、邓平生、陈小英在上诉状中陈述本案起因即房东陈雅倩感觉在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太大并不是事实，我及我老公均未讲过此话，只是跟装修公司提过“木地板不平整，踩在地板的一端，另一端翘起较严重并发出响声”，至于后续的解决方案、怎么解决等问题，都是装修公司全权负责的，我方并不了解。二审期间，陈雅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装修事宜由装修公司包工包料包主材全权负责，施工中的工伤也由装修公司负责，与业主无关。2.《工程预算书》封面，拟证明“黎良波”并非负责人。3.陈雅倩2017年4月29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5月27日、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5日、2017年8月27日-2017年8月30日的出入院记录以及2018年1月23日的门诊病历，拟证明陈雅倩2017年整个孕期都是躺在床上的，其及家人无暇关注装修的具体细节问题，所有事宜都是装修公司全权负责，由朱孟威跟进。邓平生、陈小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显示陈雅倩是2017年8月9日到2017年8月15日住院治疗，但涉案事故发生时间是2017年8月5日发生的，也就是说事发之前，虽然陈雅倩是个孕妇，但是她自己房屋装修，是有可能去过现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陈雅倩没去过现场。另外根据工程预算书封面显示，这个审核人是黎良辉，但黎良波是本工程的总监，也就是现场负责人。邓平生、陈小英跟黎良波的通话记录显示黎良波是现场负责人，他是工程总监，他对本案的事发起因、经过是完全清楚的。该事故的发生起因是降门，不是装门，主要是因为雇主对装修的工程不满意，我方认为雇主也是有相应责任的。李告生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也无异议。1.关于邓平生、陈小英说黎良波是现场负责人的问题，从证据上看，审核人是黎良辉，录音是跟黎良波的录音，完全是两个人。2.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邓平生、陈小英作为李告生的雇主，对其伤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邓平生、陈小英没有对众屹居公司和陈雅倩提出上诉，应当视作其放弃上诉权利，如果邓平生、陈小英认为众屹居公司和陈雅倩对本案应当承担责任，其可以另行提起追索权赔偿诉讼，无需在本案中予以处理。既然邓平生、陈小英已经放弃了对众屹居公司和陈雅倩的诉讼主张，本案审理的重点应当围绕邓平生、陈小英与李告生之间是何种权利关系而进行诉讼。二审期间，李告生、众屹居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2019年4月10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第12页记载：审（问）：李告生和邓平生、陈小英在本案之前的工作关系？邓平生、陈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方这里有工程了，我方就打电话给李告生，在本案之前，我方只给李告生介绍了一次，包括本案我方李告生只有两次往来，第一次是李告生给我方帮工，由我方付钱。第一次是在四、五年前在狮岭工地工作，由我方付工资……。2.2019年7月18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第5页记载：审（问）：陈小英如何联系上李告生的？陈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我于2015年认识李告生，当时李告生到我门店问有没有帮忙装门，之后加了我的微信就认识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邓平生、陈小英的上诉及李告生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邓平生、陈小英与李告生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邓平生、陈小英对李告生的人身损害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3.李告生的残疾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计算。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邓平生、陈小英与李告生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邓平生、陈小英与李告生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各执一词。李告生主张其由邓平生、陈小英雇请前往案涉地点安装从邓平生、陈小英店铺购买的门；邓平生、陈小英则主张其仅是帮忙介绍李告生前往涉案房屋从事降门工作，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对双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最终认定李告生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已经说明了其判断的理由，在邓平生、陈小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仅是帮忙介绍李告生前往涉案房屋工作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采信李告生的主张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邓平生、陈小英上诉主张其与李告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邓平生、陈小英对李告生的人身损害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告生在其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其是在使用手磨机过程中不小心锯伤左手的。根据李告生陈述的受伤原因，可以认定李告生在从事雇佣活动时没有尽到谨慎及注意义务，李告生对其左手被电锯锯伤亦有过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告生对其受伤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邓平生、陈小英对李告生的损失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根据李告生受伤原因并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邓平生、陈小英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告生自负20%责任。邓平生、陈小英上诉主张李告生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李告生的残疾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计算问题。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4月10日及2019年7月18日开庭笔录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李告生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已经在花都地区生活一年以上，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李告生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平生、陈小英上诉请求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邓平生、陈小英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邓平生、陈小英的上诉主张。对于陈雅倩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该证据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邓平生、陈小英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李告生的损失共计302548.5元，根据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扣减众屹居公司、邓平生、陈小英已垫付的26114元，邓平生、陈小英还应向李告生赔偿215924.8元（302548.5元×80%-26114），众屹居公司对其中的50%即107962.4元（215924.8元×50%）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众屹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邓平生、陈小英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邓平生、陈小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平生、陈小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李告生赔偿215924.8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众屹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第一判项中的107962.4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李告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98.8元，由邓平生、陈小英负担3600.37元，李告生负担2698.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46.6元，由邓平生、陈小英负担4254.37元，李告生负担1192.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