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杨锡锋，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江玲，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聪，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李志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宏望，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舜宾，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穗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里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2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穗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江玲、苏文聪、被上诉人三元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宏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穗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天穗所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三元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所定的争议焦点错误。一审判决所定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错误的，对天穗所不公平。纵观整个一审庭审双方争议的事实和矛盾可以看出，天穗所认为其应收效益代理费是在其已收10万元代理费基础上，因为成功代理了三元里公司的案件并为其争取到了合法利益，就应该获得奖励性的效益代理费。而三元里公司认为是其已预付了代理费20万元（其中10万元属于天穗所取得），应当抵扣进去。故双方的争议焦点不应该是“预付的代理费100000元是否在应付代理费中扣除”，这个焦点的设定是个伪命题：首先是已经假定了这10万元就是预付款，其实其性质究竟是“预付款”还是“首期款”尚未确定，这个焦点的第一个命题就将其定性为了预付款；第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是否应扣除10万元的代理费，该焦点就已经认定了代理费不是首期款支付后该不该支付的效益代理费（奖励），而不是先将这笔要诉的费用作为双方争议的该不该事后增加的一笔费用；第三，“扣除”这两个字，就已经将双方的争议焦点锁定为倾向于三元里公司一方的观点了，即经过双方讨论，只要双方争议的为“10万作为预付款该不该在整笔已付费用中扣除”言下之意就是：已经支付10万元了，而且是预付的，假如天穗所不该得整笔款项的话，那么就只能扣除。像这样以争议焦点锁定一方观点、不给另一方观点有出路的做法，是对天穗所的不公平。天穗所认为真正公平的焦点应为：究竟已付的10万是预付款还是首期款？后期有没有效益代理费（即奖励）？这笔效益代理费该不该给？（二）《委托代理合同》多处约定了天穗所所诉求的代理费是除前期收费以外的效益代理费。1．《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第3款和第七条第c)款已有明确约定：除已付的前期款性质的代理费10万元以外，还要另外支付效益代理费。根据第五条第1款约定：甲方在签订本委托代理合同时应一次性向乙、丙方预付代理费各10万元人民币。此外，甲方还应按如下约定支付乙、丙方的代理费：……（以下为计算效益代理费用的表格），以及按内插法计算的一个公式。由此可见，该条款已经清晰表明，作为“预付款”的10万元其实质就是“首期款”不是所谓买卖合同当中的可以抵扣货款的预付款。这个条款写的“此外，还应”这两个用词是明确的、清晰的，并以文字形式固定于合同中，一审判决的却写成“应该在签订合同时向被告进行充分的解释”，首先没有事实可以推定天穗所没向委托人充分解释，其次这么明确的用词，委托人不可能不会深入理解，明确到这个程度，一审判决还是认为是没有作明确的约定，这就是认定事实不清。合同第五条第3款还将计算公式举例列出，就表明了10万元是给天穗所的首期款，此外还应支付的效益代理费该如何计算。第五条第3款特别使用了“效益代理费用”，这个写法符合律师法规定风险代理费用的性质，也就是律师因为代理活动为委托人争取到了权益，应该获得的收益。这笔10万元的代理费很明显不是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规定的全部律师费，如果按照该仲裁案件涉及标的的计算，律师费应当是人民币128万元，而天穗所作为代理人在此案中肯定采取了部分风险代理的方式为其委托人即三元里公司提供法律服务，那么，如果代理人为委托人争取到了权益或者减少了损失的话，委托人就给予代理人适当的奖励，以令代理人因为减收律师费只收前期律师费而少收的费用，在其努力后得到的效益中获得后期的补偿，这就是条款当中约定的“效益代理费”。即合同条款上来看，前后文既合理，约定上又合法。2．根据合同第七条第C）款的约定，也是以条款明确约定的方式，确定了天穗所一审起诉要求支付的是后期效益代理费。（1）该条约定，“甲方除应支付已预付给乙、丙方各10万元代理费外，还需要按上述标准计算代理费基础计算补足差额部分的代理费给乙、丙方”即，除了支付10万元，还需要支付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是按第五条第3款的计算方式来计算，该约定意思表达非常明确。（2）如认为此条款不明确，那么从上面b）款的约定可见，“甲方除应支付已预付给乙、丙方各10万元代理费外，还需按达成和解协议金额的基础上计算补足差额部分代理费给乙、丙方”，此条款更明确表明了后期的代理费按和解协议金额计算，以此补足差额给代理人。结合上下文意，那么第C）款的意思表示再明确不过，就是除10万元前期费用之外，由于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如果争取到了合法利益的话，就还需要支付效益代理费给代理人，以达到补足未付够的律师代理费差额给天穗所。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审判决认定10万元是预付款是错误的认定，该认定实际上是将10万假设为买卖合同当中的预付金，但是案涉合同为代理合同，而且是基于律师法及律师收费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约束下的代理合同，采取前期收取小部分代理费、后期以工作成果收取风险代理费的收费方式，这既是行业当中的习惯做法，也是法律规定合法的收费形式，在没有明确合同约定这笔款要在应收律师费当中扣除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违背行业惯例和法定收费规定进行的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有合同条款约定不依，却以主观认定方式加大了天穗所作为代理人一方的举证责任和承责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对天穗所的不公平。一审判决没有尊重也没有采信《委托代理合同》多处已有明确的条款约定，而是认为代理律师作为专业从业人员要承担的不利风险及后果、以及要考虑到天穗所和三元里公司之间的专业水平、签约地位因素这些主观的观点。此委托代理合同中还有一方代理人是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代理人身份且有权平分代理费，但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如果它不作为法律专业主体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风险，那么，律所就应该承担但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却不用承担，天穗所认为一审判决的观点对委托代理合同当中不同的签约主体给予了不同的承责待遇、不同的签约地位、不同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实属不公。更何况，根本就没有法律规定代理律师就因为是法律专业人士所以要承担在合同签约地位上的弱势待遇，既然没有法律规定，那么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于法无据。按照一审判决逻辑，所有带有行业特征的企业：例如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旅游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任何商业行为，其所出具的合同都是要给予这些行业的企业承担更重的法律后果及举证责任、给予另一方更优势的地位，否则，就是对另一方“没有进行充分解释、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内容”，那么，法律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就将被践踏、法律的公平就将被无视。（四）效益代理费的计付基数的认定是错误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关于代理费的约定，明确具体，不存在争议。该条款规定“甲方在签订本委托合同时应一次性向乙、丙方预付代理费各1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应、支付．．．。即“10万元+N”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N为该条款中按1、2、3款计算的效益代理费。而l、2、3款中关于效益代理费的规定也明确具体不存在争议：1款的表述“裁决”“支持”，“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代理费，而不是“裁决”，“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代理费。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在司法判例及仲裁案例中，经常会出现未经当事人同意或庭审释明，法庭或仲裁庭直接作出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范围的判决或裁决等“自诉自判”或“自申自裁”的意外状况，签约三方为将此类状况排查在外，才将该条款限定为裁决“支持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而非裁决“得到的金额”。两者表述内涵外延及法律后果均不相同。裁决“支持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仅限请求中得到裁决支持的金额，不包括请求之外的利息。仲裁裁决将违约金裁决为利息，完全是仲裁庭“自申自裁”的结果，不属于合同规定的裁决“支持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的条件。故，一审判决将合同规定之外裁决的利息金额纳入代理费计费基数，违反上述合同的规定，是错误的。第2款的规定是效益代理费的最低保底收费，而不是全案应付代理费的最低保底收费。第3款规定的是效益代理费具体演算示范。天穗所虽是“专业服务主体”，应“最大限度提供法律服务”，但也应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仲裁案请求金额范围内提供服务，一审判决无限加重天穗所合同义务错误。天穗所按约定提供了专业法律服务，三元里公司也享受了天穗所专业法律服务的成果，三元里公司理应按约定，以裁决支持“仲裁请求”范围内的工程款本金，作为计费基数计付天穗所的效益代理费。（五）一审判决将《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规定的效益代理费保底收费金额认定为全案应付代理费保底收费金额错误。三元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天穗所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争议焦点经双方庭审确认，天穗所并无异议。2020年3月3日上午8时45分，一审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三元里公司与天穗所均到庭参加庭审，庭审笔录载明：审判员根据已查明事实总结案件争议焦点主要为“1、本案律师费的计收基础；2、按照涉案合同第五条算出来的代理费是否应该在被告已支付的10万元中抵扣”，随后审判员询问天穗所有无异议，天穗所当庭表示没有异议，并在最后的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三元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载明的争议焦点与天穗所当庭确认的争议焦点大同小异，即使天穗所咬文嚼字，将争议焦点中的“预付”或“扣除”等词替换为自己签字确认的“已支付”或“抵扣”等词，对裁判也无丝毫影响，且一审判决已对争议焦点中的款项性质及计算方式已展开充分说理，并非天穗所所言带有预设立场的错误性质。（二）一审判决认定代理费的计付基数还包括三元里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利息和预付款利息是正确的，该利息是仲裁案中申请人的第（二）项和第（六）项仲裁请求。《代理合同》第五条规定计算代理费的基数为“裁决书最终支持仲裁申请人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裁决书第（一）项是三元里公司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57745286.7元及利息。其中“利息”，裁决书第45页注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逾期支付工程款，应根据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仲裁庭认为，该违约金实质为利息。”，仲裁庭最后以认定的利息取代申请人在仲裁请求第（二）项要求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请求，并将申请人主张的第一、二项请求合并在一个裁决项中。裁决书第（二）项是三元里公司向申请人支付预付款的利息。裁决书第49页明确载明该项裁决即是申请人主张的第七项请求即要求赔偿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的申请人的损失。上述工程款利息和预付款利息都是仲裁案中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并不是天穗所所说仲裁庭“自审自裁”的结果，按《代理合同》第五条的规定都应计入计算代理费的基数当中。（三）《代理合同》第五条已明确约定三元里公司已支付的20万元代理费是预付、第七条C项也明确规定是预付代理费而且不是天穗所所说的“前期费用”。一审判决认定已付10万元律师费是预付款是正确的，合同第五条、第七条都已明确注明系预付款，而不是前期费用，代理合同从未出现过“前期费用”四字。根据一般人的理解，所谓“预付”就是预先支付一笔费用，最后双方结算时应扣除事先已支付的部分，多退少补。《代理合同》第七条C款规定“甲方除应支付已预付给乙、丙各10万元代理费外，还需按上述标准计算代理费基础计算补足差额部分的代理费给乙、丙方。”即如果计算出的代理费金额超过20万，甲方还应补足差额，反之如果计算出代理费金额为20万元，则甲方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四）根据《代理合同》第五条计算代理费的标准，三元里公司应向两代理人支付代理费总金额为20万元。第五条第1项列表是计算整个案件代理费金额的标准，如果裁决支付申请人仲裁请求的金额在7000万元以上的，整个案件的代理费为20万元，第2项规定的是保底收费是20万元。最后仲裁裁决结果远远超过7000万元，三元里公司仅需支付代理人代理费20万元即可。根据合同第七条C项规定，与已预付的代理费进行相抵，差额为零，三元里公司无需再支付任何代理费。（五）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元里公司认为，天穗所挖掘案涉合同中有利于己方的字眼并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做法是片面且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案涉合同除天穗所提及的“此外”、“还”等字眼外，亦多处载明“预付”等词，根据一般理解，预付款应在最后结算中一并计算，且如此理解也与案涉合同中多处“补足差额”的计算方式相一致，但天穗所对不利于己的词汇则视若无睹；另一方面，根据天穗所的理解，三元里公司除已支付的20万元代理费外必然需要另外支付代理费，该理解明显与合同案涉第五条第二项关于20万保底收费的约定相冲突，但天穗所又置若罔闻，单方将保底收费的约定理解为“效益代理费的最低保底收费”。天穗所之上诉并未对一审事实查明、法律适用或诉讼程序等方面提出有效质疑，而是针对一审自由裁量部分重申其意见。一审已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合同法中关于合同约定不明的解释规则，充分结合合同性质、目的、签约双方的专业差距及一般交易习惯，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了合理合法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穗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元里公司立即支付律师代理费238726.4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38726.44元；2．三元里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9日，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乙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丙方）与三元里公司（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榕江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为（2014）穗仲案字第4216号），聘请乙方工程师及丙方律师担任该案甲方代理人，出庭参与仲裁活动。现经三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陈少伟工程师，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邓小联律师共同担任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代理人，出庭参与仲裁。五、甲方在签订本委托代理合同时应一次性向乙、丙方预付代理费各100000元。此外，甲方还应按如下约定支付乙、丙方的代理费：l．仲裁裁决最终支持榕江公司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乙、丙双方共应得的代理费，如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应得代理费基价。            序号              计费额（万元）              收费基价（万元）                  1              1000              200                  2              2000              150                  3              3000              80                  4              4000              60                  5              5000              50                  6              6000              40                  7              7000              20                  8              7000以上              20      2．代理收费最低收费按200000元计取保底收费。3．内插法计算示例：如仲裁裁决最终为18000000元，则效益代理费用为：150＋[50÷/（2000-1000）]×（1800－1000）＝1900000元。六、上述代理费在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如甲方逾期支付，自逾期之日，每日按逾期金额的3‰支付逾期付约金。七、上述代理费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如遇下述情况，甲方仍需按约定支付代理费：a）榕江公司在未与广州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情况下自行单方撤回仲裁申请，甲方预付的代理费不予退回；b）榕江公司在仲裁裁决作出前与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仲裁申请，甲方除应支付已预付给乙、丙方各100000元代理费外，还需按达成和解协议金额的基础上计算补足差额部分代理费给乙、丙方；c）榕江公司在仲裁裁决作出前，既没有自行撤回仲裁申请，又没有与广州市三元里实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导致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时，甲方除应支付己预付给乙、丙方各100000元代理费外，还需按上述标准计算代理费基础计算补足差额部分的代理费给乙、丙方。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乙、丙方已全部完成委托代理事项：1．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导致案件终结的；2．仲裁庭就案件和解做出生效裁定、调解的；3．仲裁庭就案件做出生效裁定的；4．其他非因乙、丙方的原因导致案件终结的。诉讼中，天穗所、三元里公司确认，根据《委托代理合同》计付的代理费由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平分收取。2015年1月9日，三元里公司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各预付代理费100000元。2014年10月21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榕江公司与三元里公司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三元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有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邓小联律师。榕江公司的仲裁请求为：（一）裁决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工程款总计98941691.07元；（二）裁决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8月13日合计20169589.85元；（三）裁决三元里公司赔偿因迟延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导致的申请人的损失共计6186750元；（四）裁决三元里公司赔偿其将工程总价减少35540000元给榕江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7678772.4元；（五）裁决三元里公司因迟延开工导致榕江公司损失共计1525500元；（六）裁决三元里公司赔偿因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的榕江公司损失共计4519029.37元；（七）裁决三元里公司赔偿因违约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第三方造成的榕江公司损失5575464.5元；（八）裁决三元里公司赔偿榕江公司窝工费、台班费等损失共计27560857.43元；（九）裁决工程结算套用2006年广东省各类工程给有关综合定额，按照包干费2%等招标文件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进行结算；（十）裁定榕江公司对涉案工程项目处置折现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十一）裁决三元里公司承担仲裁过程中的仲裁费、造价评估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2017年8月30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穗仲案字4216号仲裁裁决，（一）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工程款57745286.7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128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0年6月24日起算至2010年8月1日；以123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0年8月2日起算至2010年9月1日；以120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0年9月2日起算至2010年10月17日；以118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0年10月18日起算至2010年12月23日；以115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0年12月24日起算至2011年8月24日；以111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1年8月25日起算至2011年9月28日；以105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1年9月29日起算至2012年1月5日；以95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6日起算至2012年9月27日；以91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2年9月28日起算至2012年10月9日；以87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2年10月10日起算至2013年3月24日；以77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25日起算至2013年4月25日；以72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3年4月26日起算至2014年1月15日；以62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6日起算至2014年5月20日；以57745286.7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21日起算至工程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二）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预付款的利息（以1343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07年8月28日起计至2010年5月31日止）；（三）三元里公司补偿榕江公司因办理本案支付的律师费72000元；（四）对三元里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五）本案仲裁费1138718元，由三元里公司承担683230.8元，榕江公司承担455487.2元；鉴定费2188800元，由榕江公司承担875520元，三元里公司承担1313280元。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三元里公司多次向榕江公司支付（2014）穗仲案字4216号仲裁裁决确定的支付义务，共支付96153380.6元，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本金、利息总额超过7000万元。2019年5月20日，天穗所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因邓小联律师转到天穗所处执业，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决定将涉案《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债权全部转让给天穗所。2019年5月24日，天穗所向三元里公司发出《律师函》告知，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三元里公司除支付100000元律师代理费外，还应按仲裁结果支付代理费238726.44元，但三元里公司逾期支付，故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支付违约金。现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已将上述应付未付律师费及违约金债权全部转让给天穗所，故通知三元里公司三日内向天穗所支付律师费及违约金。上述《律师函》通过中国邮政于2019年5月25日送达给三元里公司。诉讼中，天穗所主张于2016年4月20日起草了一份债权转让的四方协议，以微信电子文本的方式发送给三元里公司的《委托代理合同》签约代表李永良，告知债权转让事宜。三元里公司确认收到上述协议，但并未实际签署。另查明，《委托代理合同》的乙方广东天栋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广东天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拟追加案外人广东天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后根据其提交的《关于不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决定不追加案外人广东天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债权转让协议》、《律师函》、中国邮政签收信息、增值税发票、《关于不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应恪守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三元里公司已经收到天穗所于2019年5月24日发出的《律师函》，且也确认在2016年4月20日收到债权转让的四方协议，故三元里公司已经知悉涉案债权转让的事实，该转让行为对三元里公司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天穗所作为债权受让方，概括承受了《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其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三元里公司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本案天穗所主张。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如何确定代理费的计付基数；二是预付的代理费100000元是否在应付代理费中扣除。本案争议主要源于双方当事人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内容存在不同理解，一审法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之规定，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内容进认定，具体分析如下：一是关于代理费的计付基数问题。天穗所主张代理费的计收基数为仲裁裁决认定的三元里公司向榕江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本金，三元里公司认为，计收基数一般包括本金和利息，但诉讼费、鉴定费不会作为计收代理费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合同第五条第1款明确约定“仲裁裁决最终支持榕江公司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乙、丙双方共应得的代理费”，可见双方并未将三元里公司应向榕江公司支付的利息排除在计收代理费基数之外。其次，榕江公司在该案仲裁请求包括本金、违约金及赔偿金、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三元里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理仲裁案件纠纷，目的是尽可能少的向榕江公司支付包括工程款本金、利息在内的所有费用，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该为满足委托人上述目的最大限度提供法律服务。在该仲裁案件中，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要求三元里公司支付的金额包括本金、利息、律师费、仲裁费、鉴定费等费用，天穗所主张将本金和利息作为计收代理费的依据与一般交易习惯相符。最后，相对三元里公司而言，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为专业服务主体，更清楚风险代理中代理费计收基数的重要性，《委托代理合同》未能明确约定计收基数的不利风险应该由天穗所承担。至于天穗所认为榕江公司的仲裁请求并未主张利息，涉案合同第五条明确了计收基数系“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所以三元里公司主张代理费计收基数包括本金和利息与约定不符。一审法院对此认为，榕江公司的仲裁请求并未出现“利息”的表述，但是在第二项仲裁请求中要求三元里公司支付违约金，根据该仲裁裁决书载明的裁决理由，裁决中关于利息的认定实质为榕江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故天穗所该项主张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在涉案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代理费计收基数的情况下，结合一般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三元里公司向天穗所计付代理费应以三元里公司已支付的本金、利息为计收基数。据此，按照涉案合同第五条的约定，三元里公司在该仲裁案件中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超过7000万元，三元里公司应支付代理费200000元，即应向天穗所支付代理费100000元。二是关于预付100000元代理费抵扣的问题。天穗所主张根据涉案合同第五条认定应支付代理费不应抵扣已预付的100000元；三元里公司抗辩认为根据涉案合同第五条应支付代理费100000元，可与预付代理费抵扣，其无需再支付任何代理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C项明确，榕江公司在仲裁裁决作出前，既没有自行撤回仲裁申请，又没有与三元里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导致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时，三元里公司除应支付已预付给天穗所、广东天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各100000元代理费外，还需按上述标准计算代理费基础计算补足差额部分的代理费给天穗所、广东天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可见，双方明确约定了三元里公司在仲裁裁决作出时，还需支付的代理费为按照合同第五条计算代理费与预付代理费的差额部分。其次，按照天穗所、三元里公司的诉辩意见，双方对按照涉案合同第五条计算的代理费是否应该抵扣预付代理费产生了分歧，双方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内容存在不同的理解。相对三元里公司而言，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主体，对《委托代理合同》理应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应该在签订合同时向三元里公司进行充分的解释，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内容。在双方对合同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天穗所作为更专业一方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风险。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经充分考虑天穗所与三元里公司之间的专业水平、签约地位等因素，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按照涉案合同第五条计算的代理费应抵扣预付代理费100000元。综上，天穗所主张三元里公司应在已预付代理费100000元的基础上，再支付代理费238726.44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9日判决：驳回天穗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61.45元（天穗所已预交），由天穗所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2014）穗仲案字4216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三）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仲裁请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逾期支付工程款，应根据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仲裁庭认为，该违约金实质为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交付之日视为应付款时间……（五）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的损失。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申请人实际损失，并对损失计算数额申请鉴定。被申请人抗辩称其未按时支付工程预付款，但合同没有约定赔偿损失的方式，被申请人只承担逾期期间的同期贷款利息。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对损失计算数额申请鉴定，但无法按省建行要求提供工程款付款记录及收款收据、发票、每笔工程款的申报和审批资料、被申请人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申请人损失的计算明细，故省建行无法进行鉴定，无法确认实际损失的数额，仲裁庭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实际损失的主张无法采纳。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24条约定，双方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数额，被申请人应从约定应付之日起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款的贷款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现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支付预付款，应向申请人支付预付款的贷款利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案涉律师代理费计算基数如何认定，二是三元里公司是否应在已付的10万元之外另行向天穗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关于案涉律师代理费计算基数的认定。对此，首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计费基数为“仲裁裁决最终支持榕江公司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乙、丙双方共应得的代理费”，上述约定并未对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是否作为计付代理费的基础予以明确区分。其次，根据二审查明的（2014）穗仲案字4216号裁决书所载裁决理由，仲裁裁决第一项所涉利息实为榕江公司仲裁请求第二项中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仲裁裁决第二项所涉利息实为榕江公司仲裁请求第六项中没有支付预付款导致的榕江公司损失。天穗所主张仲裁裁决将违约金裁决为利息超出仲裁请求，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计付律师代理费应包括三元里公司已支付的本金、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三元里公司在该仲裁案中支付的本金、利息之和已经超过7000万元。关于三元里公司是否应在已付的10万元之外另行向天穗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对此，首先，《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在签订本委托代理合同时应一次性向乙、丙方预付代理费各10万元人民币。此外，甲方还应按如下约定支付乙、丙方的代理费：1、仲裁裁决最终支持榕江公司在该案仲裁请求得到的金额在下表中查找确定计算乙、丙方共应得的代理费，如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应得代理费基价。（表格略）2、代理收费最低收费按20万元计取保底收费。3、内插法计算示例：如仲裁裁决最终为1800万元，则效益代理费用为150＋[50÷/（2000-1000）]×（1800－1000）＝1900000元”。上述条款约定签订代理合同时支付的共计20万元代理费性质属“预付”费用，同时，约定了“代理收费最低收费按20万元计取保底收费”，即为代理收费设定保底金额，而未明确是为“效益代理费用”设定保底金额。天穗所上诉认为条款中关于“此外”“还应”的表述说明签订合同时支付的20万元属于首期费用，此外仍应按第五条第1款计算方式支付效益代理费用。对此，第五条第1款列示的表格中包含了多种收费基价大于20万元的情形，故即使第五条使用了“此外”“还应”的表述，亦不足以证明列示表格中“收费基价”金额属于“预付代理费”之外另行全额支付的费用。至于第五条第3款中使用了“效益代理费用”并列示计算公式，因合同中并未对“预付代理费”与“效益代理费用”的关系予以明确阐释，故仅以“效益代理费用”的表述及计算方法，不足以证明该等费用需另行全额支付。其次，《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c）款约定在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时“甲方除应支付已预付给乙、丙方各10万元代理费外，还需按上述标准计算代理费基础计算补足差额部分的代理费给乙、丙方”。可见，双方约定在作出仲裁裁决的情况下，还需支付的代理费应为按照合同第五条计算代理费与预付代理费的差额部分。天穗所主张该补足差额部分即为在“首期款”各10万元之外，补足按第五条第1款、第3款计算的效益代理费用，但从该条款表述方式来看，如按此理解，则并不存在“差额”的问题，而应径行约定三元里公司还需向天穗所支付按上述标准计算的代理费，故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在合同已约定根据仲裁案件裁决结果计收代理费的情况下，代理费标准与当事人对仲裁案件结果的预期、当事人及律师事务所缔约意愿等均密切相关，故仅以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为衡量依据，尚不足以作为判断律师费金额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代理费用应为全案代理费用、已包含了签订合同时已经支付给天穗所的1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天穗所主张三元里公司另行支付代理费用238726.44元及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天穗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1元，由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