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民终64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傅敏，男，193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青，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作家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办公楼11-13层。 法定代表人：路英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辉，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敏因与上诉人作家出版社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傅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青，上诉人作家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改判确认作家出版社侵犯了傅雷作品修改权并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第三版刊登四分之—版面的道歉公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0万元；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作家出版社负担。事实与理由：1.傅雷所著每一封家书均为独立作品，作家出版社的任意删节行为破坏了作品完整性。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傅雷家书》（以下简称“作家版”《傅雷家书》）对傅雷涉案作品进行了大面积的删节，而不仅是对部分书信的片段进行删节。傅雷涉案作品被删节后所保留的文字，只有傅雷不断催信、等信的情绪流露，歪曲了傅雷形象。傅雷夫妇中文家信现存230封，其中朱梅馥家信67封，傅雷家信163封。“作家版”《傅雷家书》没有选录朱梅馥家信，仅从《傅雷家书全编》中选录傅雷家信146封（其中15封信被编者按写信日期拆分为32封信，所以合计收录傅雷家信163封），除12封傅雷原信没有删节，其余134封原信均有删节，其中第267页1965年7月11日的信删节了1296字，删节比例高达9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的规定，“删节”与“修改”处于并列关系，同属于作者修改权的内容，无论修改还是删节，均须经作者的许可。作家出版社未经授权，其行为侵犯了傅雷的修改权，且情形特别严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作家出版社故意隐瞒涉案图书的销售数量，并通过网络低价抛售，严重冲击正常市场秩序，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进行了第六次印刷，一审判赔数额畸低，与作家出版社的侵权收益不相匹配。 作家出版社辩称：1.修改权，即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是对作品内容局部的变更以及文字、用语的修正。涉案作品系汇编作品，作家出版社作为汇编者将原作品或作品的片段进行选择、编排，产生新的作品，对原作品只删未改，其行为没有侵犯傅雷的修改权。2.关于本案的赔偿数额，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作家出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傅敏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修订，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傅敏指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之前，持续到新法施行之后，应当适用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作家出版社对其汇编作品享有署名权，有权决定署名或不署名，一审判决认定作家出版社侵害了傅雷署名权错误。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针对汇编作品，原著作品作者和汇编人均享有各自的署名权。傅雷所著每封家书均独立构成作品，傅雷对其享有署名权，“作家版”《傅雷家书》的封面、扉页、版权页以及书脊均印有“傅雷著”或“作者傅雷”，表明了傅雷系原著作品作者的身份。作家出版社作为上述作品的汇编人，对其汇编作品虽享有署名权，但鉴于其对编选的傅雷家书只是进行适当的删节，为了强调傅雷家书作者地位，其选择不署名，并未侵害傅雷的署名权，相关公众只会认为该作品系傅雷家书汇编，不会认为汇编者假冒家书作者署名。3.“傅雷家书”作为商品名称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一审判决认定“傅雷家书”属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进而认定作家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作为受保护的商品名称必须是商品的特有名称，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傅敏编”《傅雷家书》作为商品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是因为其包含的诸多傅雷家书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傅雷家书作品发表后，已于2017年1月1日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公有的文化遗产。傅敏对《傅雷家书》的市场推广虽然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其无权垄断该商品的通用名称。任何出版社在不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前提下，均可进行汇编、出版、发行，即便使用“傅雷家书”作为作品名称，但均以汇编人姓名、出版社名称、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作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识，形成不同的版本，不会造成读者混淆误认。 傅敏辩称：1.傅雷生前从未发表过涉案作品，亦未出版书名为“傅雷家书”的书籍。傅敏在先使用“傅雷家书”名称并摘编、出版《傅雷家书》。“傅敏编”《傅雷家书》在中国境内具有极高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相关公众所知悉。2.“傅敏编”《傅雷家书》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保护，与涉案作品是否进入公有领域无关。3.“傅敏编”《傅雷家书》作为书信体图书名称，与傅敏辑集出版的《傅雷书简》《傅雷家书全编》及其他书信体作品名称具有显著区别，具备了区分同类作品的显著性。事实上，《傅雷书简》《傅雷家书全编》既不畅销，也没有市场知名度。4.“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已经与“傅敏编”《傅雷家书》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具备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作家出版社使用“傅雷家书”书名，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购，构成不正当竞争。 傅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作家出版社停止侵害傅雷署名权和修改权的行为，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第三版刊登四分之一版面的道歉公告；二、作家出版社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印刷、发行《傅雷家书》，并赔偿其经济损失560000元；三、作家出版社赔偿其因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35000元；四、作家出版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傅雷家书全编》，编者傅敏。 201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傅雷家书》，作者署名为：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傅雷家书》收录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次子傅敏及儿媳弥拉等家人1954年至1966年间的来往家信。 傅敏委托律师自2010年至2017年在《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就《傅雷家书》版权问题进行声明：傅雷之子傅敏是《傅雷家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合法版权继承人，傅敏授权译林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及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之前，其他出版单位不得擅自出版发行；2017年1月1日起，傅敏编《傅雷家书》系列中的全部作品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 2016年11月6日，傅敏委托律师向作家出版社发出律师函，内容为：《傅雷家书》作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仍由傅敏享有，受法律保护。傅雷、朱梅馥相关作品著作权2017年进入公版后，他人选编《傅雷家书》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不得雷同于傅敏编《傅雷家书》，侵犯傅敏的著作权，不能单独以“傅雷著”为《傅雷家书》作者署名，侵犯傅雷夫妇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署名权。 2017年1月1日，涉案傅雷作品进入公有领域。 2017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傅雷家书》，该书选录傅雷家信146封，其封面、扉页、版权页及书脊均印有“傅雷著”或“作者傅雷”。 将“作家版”《傅雷家书》与《傅雷家书全编》进行比对，“作家版”《傅雷家书》从《傅雷家书全编》中选录傅雷家信146封，均为按邮寄日期计数的傅雷家信，其中15封信编者按写信日期分为32封信，有12封信没有删节，其余134封信均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删节幅度比较大的如下：至8日晨傅雷原信，是傅雷最长的一封信，近8000字，分5个时段写完，原稿是一封信，“作家版”《傅雷家书》选了4个时段，作为4封信选录；1954年6月29日的家信删节了朱梅馥全信，保留傅雷附笔；1963年1月13日、1965年7月11日两封信删节开头和结尾；1954年12月17日、1961年12月17日、1962年6月24日三封信选取首部和尾部内容，删节中间内容；有的家信，双方删节部分是一致的，如1954年12月31日的家信；有的家信涉及几件事，选择其中一件事，其他事情删节，如1956年10月6日的家信；有的家信删节的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些政策问题，如1955年12月27日的家信；有的家信删节的是涉及到对他人的评论，如1956年2月13日的家信。 作家出版社成立于2011年1月13日，系全民所有制单位，经营范围为出版中国作家的现代、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著作，有选择地介绍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本版图书零售、本版图书总发行等。 傅敏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30000元。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2017）皖0191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认定，“傅敏编”《傅雷家书》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该判决已于2018年1月18日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作家版”《傅雷家书》是否侵害了傅雷的署名权和修改权；二、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傅雷家书》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三、作家出版社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行使或者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依据该规定，涉案家信作品作者系傅雷，傅雷生前未发表过家信作品，亦未出版过书名为《傅雷家书》的图书。傅敏既是傅雷的继承人，又是傅雷家信原件的所有人，其有权行使傅雷家信的发表权。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公民作品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作者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傅雷先生于1966年9月3日去世，其作品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截止于2016年12月31日，即傅雷先生作品的发表权与财产权于起进入公有领域，而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三项作者的人身权，傅敏作为傅雷的继承人有权进行保护。汇编权是指将作品或者作品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作家出版社有权选择已经进入公版的傅雷家信作品进行汇编，并且享有汇编作品著作权，但行使汇编作品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作家出版社使用傅雷家信作品选编新作品，不得侵犯傅雷对其家信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和修改权。 署名权是作者享有的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其要义在于赋予作者通过署名来表明其作者身份，以彰显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作家版”《傅雷家书》为汇编作品，且选编的内容作了大量删节，却署名“傅雷著”，没有编者署名，未能使作品与作者准确对应，该种署名方式会误导公众认为该汇编作品系傅雷原著作品，属于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八项规定的侵权行为，侵害了傅雷的署名权。 “作家版”《傅雷家书》所编选的内容均为书信作品，书信作品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所不同，往往一封信里提到多项事情，而彼此间并无关联，内容多涉及个人隐私、不愿第三人看到的观点表达及牵涉到对第三人的私下评论等，因此不能按原信呈现，当有所取舍。作家出版社对一些涉及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政策问题，中学生可能不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删节，以省略号标明位置，说明此处原信还有内容，此种只删不改的处理方式并没有曲解傅雷表达的内容。因此，作家出版社在汇编过程中，对部分书信的片段进行删节，是出于汇编的需要，不构成对傅雷修改权的侵害。 关于争议焦点二。家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书信，通常情况下，家书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家书也不会成为商品名称。《傅雷家书》是傅敏将傅雷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书信摘编成书信体自传作品的汇编作品，经过权利人长达近三十余年的宣传推广，在图书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悉，属于知名商品。随着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傅雷家书》作为知名书信体图书名称与编者傅敏建立起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属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且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作家出版社以营利为目的，将汇编的傅雷家信作品命名为《傅雷家书》，容易造成与“傅敏编”《傅雷家书》相混淆，属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三。作家出版社侵害了傅雷的署名权。署名权属于著作人身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傅敏系傅雷的继承人，因此傅敏要求作家出版社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傅敏编”《傅雷家书》属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作家出版社将汇编的傅雷家信作品命名为《傅雷家书》，构成对傅敏的不正当竞争，傅敏要求作家出版社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鉴于傅敏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以及作家出版社因侵权行为所获得利润均无法确定，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作家出版社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并考虑傅敏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酌情确定作家出版社向傅敏赔偿经济损失100000元。 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作家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傅雷的署名权，即不得在相关汇编作品上单独署名“傅雷著”或“作者傅雷”，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刊登道歉声明（不少于十分之一版面，内容需经该院审核）；二、作家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印刷发行《傅雷家书》；三、作家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傅敏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0000元；四、驳回傅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傅敏负担3750元，作家出版社负担6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傅敏提交了下列证据：1.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2019）宁石证经内字第1100号公证书，证明截至2019年2月，作家出版社累计销售被控侵权《傅雷家书》图书65792册，这一数据对应的实际销售数量是131584册至263168册。2.开卷月评1份，证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每月对开卷数据进行月评。开卷数据是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连续跟踪监测系统对出版社在全国发行销售图书数量的直接统计数据，该统计数据客观、真实。 作家出版社质证认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开卷数据的权威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是否侵害了傅雷的署名权；二、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是否侵害了傅雷的修改权；三、作家出版社使用“傅雷家书”书名出版涉案图书，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四、如侵权成立，作家出版社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作家出版社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其侵害了傅雷的署名权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依据该规定，署名权作为一项绝对性权利，具有支配性与排他性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任何方式在自己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二是反对他人在自己作品上署名、反对任何人删除作者署名而署别人之名、禁止他人假冒其署名的权利。本案中，“作家版”《傅雷家书》是对傅雷生前所著家信的汇编，作家出版社对选编的内容虽然进行了编辑和删节等处理，但并未改变傅雷系涉案图书作者的事实，其在图书上标注作者傅雷并无不当。同时，汇编作品的汇编者亦有署名或不署名的权利，作家出版社未在其出版的书籍上作为编者署名，其选择不署名的行为并未构成对傅雷署名权的侵害。作家出版社此节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傅敏上诉称，傅雷的每一封信均为独立作品，作家出版社的任意删节行为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侵犯了傅雷的修改权，歪曲了傅雷形象。二审庭审中，傅敏进一步明确，其仅主张作家出版社侵害了傅雷修改权，不主张保护作品完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本案中，首先，作家出版社作为汇编人，有权选择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进行选择、编排，汇集形成新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的规定，涉案傅雷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作家出版社对其进行“只删不改”的编辑，并未超出汇编权的范畴。其次，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未实质性地改变涉案作品的中心思想和表达方式。修改权通常是由于作者思想观点或情感倾向发生变化，而对作品形式、表达方式等进行改变，其实质是保护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情感不致歪曲、篡改，并非禁止他人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删改。本案中，作家出版社在汇编作品过程中对原作品进行了一定的删节，该删节行为相对于《傅雷家书》全书而言所占篇幅较小，并未改变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第三，作家出版社的删节行为不会造成傅雷形象的减损。读者通过阅读该作品，能够感受傅雷先生理解音乐艺术、文学创作的深刻与高度，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并不会因为作品未能呈现全部细节而对傅雷先生人格产生偏见。况且“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的个人阅历不同所获得的阅读体验应当有所不同，不能以读者阅读体验存在差异即认为作家出版社的删节行为造成对傅雷个人形象的减损。最后，作家出版社对涉案作品的汇编客观上有利于作品的传播。涉案作品因保护期限届满进入公有领域，如不允许他人基于某种主题选择对作品的片段进行汇编，显然不利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再次利用和传播。综上所述，作家出版社对傅雷家信片段进行汇编，属于合理行使汇编权，未侵害傅雷对其作品的修改权。 关于争议焦点三。傅敏于2018年4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并主张作家出版社的侵权行为持续至2018年1月1日之后，故本案应适用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审判决适用修订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作家出版社使用“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出版涉案图书，是否构成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从以下四个维度予以考虑。 （一）关于“傅敏编”《傅雷家书》的影响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时，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和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名度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傅敏于1981年首次编辑出版《傅雷家书》，迄今为止，已经形成10余个版本系列。三十多年来“傅敏编”《傅雷家书》多次登上各类畅销书榜，在实体书店以及电子商务平台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赞誉。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对于该事实，作家出版社亦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傅敏编”《傅雷家书》已在相关公众间具备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之事实予以认定。 （二）关于“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是否具备有一定影响力商品名称所要求的特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商品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特有名称。”依据该规定，判断商品名称是否特有，应以该商品名称是否具备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及该名称与商品及商品提供者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为依据。具体到本案，首先，“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未能与具体的图书商品形成稳定联系。作品本身并不是商品，只有当其附着在一定介质之上，并以某种有形实体呈现方能成为商品。本案中，傅敏没有明确请求保护的具体版本，而是笼统地请求保护署名“傅敏”的《傅雷家书》全部版本。傅敏曾授权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数个版本的《傅雷家书》，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装帧、设计均有所不同。“傅敏编”《傅雷家书》指向的商品并不是唯一、特定的，傅敏的主张实质上仍然是请求保护作品名称“傅雷家书”。其次，“傅雷家书”作为图书名称，未能与傅敏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产生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提供者应当是作者或出版社。傅敏作为“傅雷家书”的编者，虽然对《傅雷家书》的编辑、发行以及推广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辅助性的，一般读者难以通过阅读该书名即联想到编者傅敏。最后，“傅雷家书”作为商品名称显著性较弱。“傅雷家书”由作者姓名与作品类型方式构成，该等命名方式作为作品名称较为常见和普遍。该作品名称作为图书商品名称，直接表征了商品的原材料，具有典型的通用名称属性。傅敏亦未能举证“傅雷家书”通过使用获得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综上，“傅雷家书”不具备有一定影响力商品名称所要求的特有性。 （三）作家出版社使用“傅雷家书”书名出版涉案书籍，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误认和混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一定影响力商品名称给予保护，是因为商品名称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以便相关公众通过商品名称区分不同商品提供者所提供商品的品质。本案中，“作家版”《傅雷家书》与“傅敏编”《傅雷家书》在内容上具有同质化特点。“傅雷家书”作为作品名称，本身亦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公众不应当通过书名区分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而应当从图书名称、装帧、设计、编排体例等方式整体性识别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商品。如前所述，傅敏曾授权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傅雷家书》，荣登图书畅销榜的版本亦涉及多家出版社，傅敏未明确其请求保护的具体版本，因而本院也无法将被控侵权图书与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商品进行比对，以确认两者是否构成相同或近似，是否会造成消费者误认和混淆。仅就傅敏在本案中举证的版本而言，傅敏亦认可两者的相同之处仅体现在书名和内容上，而读者完全能够同两本图书的编排、装帧、设计等元素中区分不同的版本，不会误认和混淆。 （四）赋予傅敏对“傅雷家书”名称享有专用权不利于《傅雷家书》作品的传播。自1981年以来，傅敏一直致力于《傅雷家书》的编辑、整理和传播，其对“傅雷家书”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图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傅雷家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具有多重因素，其中作者傅雷的名人效应、作品本身理智而又深刻的情感表达以及各大图书出版社对作品的推广和传播，都是助推该图书成功的重要原因。傅敏作为傅雷的继承人及涉案作品的汇编人，已经基于著作权法获得了充分地保护。著作权法给予作品一定保护期限，意在寻求作者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如在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限届满之后再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相关主体额外的保护，客观上必然会造成相关主体对作品名称的垄断，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客观上亦不利于该作品的传播。 综上，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对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力商品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家出版社的此节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鉴于本院已经认定作家出版社的涉案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对争议焦点四不再评述。 综上所述，傅敏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作家出版社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41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傅敏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均由傅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 楠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杨芳 书记员程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