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萍，女，1980年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朝阳，梁萍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福，男，195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电白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娟，女，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芳，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供销社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二马路12号。法定代表人：黄志雄，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许俊光，男，1981年4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上诉人梁萍因与被上诉人邓福、邓娟、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供销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供销社）、许俊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梁萍与邓福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40××××4868）；3.改判邓福与邓娟连带返还梁萍所支付210000元，并以21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月12日为47250元；4.改判邓福与邓娟连带承担房地产成交价10%的违约金，即21000元；5.改判邓福与邓娟连带承担赔偿梁萍房屋差价的可得利益1584365元；6.改判邓福与邓娟连带返还梁萍维权的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共计12701.36元；7.改判邓福与邓娟共同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案件事实，未能全面、公正、客观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亦未在判决书中对各方质证后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显属不当。根据另案（2006）越法民三初字第232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可知广州市xx路xx号xx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属于供销社与邓福共有，邓福作为案涉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人，其有权处分案涉房屋，梁萍与邓福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未公开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和结果，也未就客观证据依法认定事实，导致部分事实遗漏，违反上述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梁萍与邓福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剥夺梁萍的诉讼权利。首先，许俊光作为第三人，其前后作出的陈述相互矛盾，且其相互矛盾的陈述未经庭审各方进行质证、辩论，剥夺了梁萍的辩论权利，有违司法的公平、公开、公正，因此，对于许俊光后期作出的陈述应不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梁萍与邓福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梁萍支付了房款21万元，邓福亦确认并出具了收款收据，中介公司亦可以证明，中介公司要求梁萍支付中介费700元是符合《存量房买卖合同》中关于中介费的约定。邓福作为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其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该事实也经法院判决依法认定，并经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予以认定，故梁萍与邓福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梁萍与邓福之间签订的四份租赁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仅作为保障梁萍在案涉房屋未过户前的处分和使用权利，并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上述租赁合同均是中介方制作，也因中介方的保障，梁萍才信任邓福是有诚意转让房屋，梁萍也因此支付21万元的购房款。梁萍作为买方，已极尽注意审慎义务，并在具有专业知识的中介机构的参与及保障下进行房屋买卖交易，因此梁萍与邓福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应依法认定有效。邓娟与邓福是夫妻关系，邓娟对案涉房屋买卖交易是知情且放任的，双方应当连带返还房款并支付由此给梁萍造成的损失。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邓娟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本案梁萍与邓福之间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从现有证据看，梁萍并无转账给邓福的转账记录，也并无邓福开具的收取房款的收据，仅有邓福书写的租金收据及借据，租金收据及借据与房屋买卖并无关联。从许俊光的陈述看，无论麦沛荣是否有权收取20年租金，也不论其是否收取了20年租金，梁萍与邓福之间仅存在租赁关系。（2015）穗仲案字第1423号仲裁裁决书已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书不存在合法性和执行力，更不应作为认定梁萍与邓福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证据。二、梁萍明知邓福与邓娟是夫妻关系，但在房屋买卖合同上不要求邓娟签字，有违常理。根据一审判决第九页查明事实，邓福已经被公安立案侦查，本案中邓福所签字的证据来源不合法。如果属于正常的房屋买卖关系，本案不可能除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再签订借款合同、租赁合同、担保合同等。因梁萍与邓福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故梁萍以房屋买卖关系主张的所有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邓福二审答辩表示同意一审判决。供销社二审辩称，同意梁萍意见，不同意一审判决。许俊光未到庭作出陈述。梁萍于2018年1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梁萍与邓福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号）；2.邓福、邓娟连带返还梁萍所支付210000元，并以21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邓福、邓娟连带承担房地产成交价10%的违约金，即21000元；4.邓福、邓娟连带承担赔偿梁萍房屋差价的可得利益1584365元；5.邓福、邓娟连带返还梁萍维权的仲裁费10123元、财产保全费用1578.36元、公告费1000元，共计12701.36元；6.邓福、邓娟连带承担梁萍实施本案财产保全的诉讼费用5000元，保函费用1079元，共计607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xx路xx号xx房，建筑面积87.53平方米，现登记在邓福与广州市供销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下，各占二分之一份额。邓福与邓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1982年3月11日登记结婚。2013年7月22日，邓福签署了《委托书》，委托麦沛荣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修缮、出租，订立租约或收回作其他用途，收取租金、押金及领取有关费用等。当日，邓福在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办理了上述《委托书》的公证。2014年4月11日，梁萍（乙方、买方）与邓福（甲方、卖方）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其中约定了：梁萍购买邓福名下的位于广州市xx路xx号xx房二分之一的产权，总金额21万元；甲乙双方应当于2014年4月12日前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等。该《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抬头处注明了丙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为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经纪人为许俊光，但在该合同的丙方的落款处没有该公司的盖章，也没有该经纪人的签名。邓福出具《具结书》，记载：“本人已婚，是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83号901房的产权人。现经配偶邓娟同意，现将此房产出售，如以后因售房引起产权或经济纠纷，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4年4月11日，邓福签署了《委托书》，委托梁萍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修缮、出租，订立租约或收回作其他用途，收取租金、押金及领取有关费用等。当日，邓福在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办理了上述《委托书》的公证。梁萍于2014年4月10日、11日共向许俊光的账户转账210500元。邓福还开具了《借款收据》，记载：今借到梁萍21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至2016年4月，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该收据无注明开具日期。梁萍（甲方）与邓福（乙方）签订了《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记载：乙方以其拥有的合法产权座落于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83号901房的全部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抵押担保，乙方以合法拥有的房产证、户口簿、结婚证交给甲方，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质押担保，债务的本金合计为210000元；等。邓福（出租方）与梁萍（承租人）还就案涉房屋签署了四份《房屋租赁合同》，其中一份合同为空白，另外三份合同约定的租期分别为2014年4月12日至2034年4月11日、2034年4月至2054年4月、2054年4月至2072年4月；租金均为每月875元。在租期为2014年4月12日至2034年4月11日的租赁合同的落款处，盖有“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印章及“许俊光”的签名。2014年4月12日，邓福开具了《收款收据》，记载：邓福是案涉房屋业主，现收到租客梁萍交来承租上述房屋的租金共210000元。邓福作为出租方另签署了空白的《收楼确认书》。2014年5月5日，梁萍与案涉房屋的原租客姚建华签订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其中约定了：梁萍将案涉房屋出租给姚建华作住宅使用，租赁期限从2014年4月12日至2015年3月17日，月租金为2300元；等。2015年3月20日，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记载：“证明我司于2014年4月11日共收到梁萍房款210500元（含定金5万元和中介费500元）。此款由我司扣除邓福应退还的预收租金17300元，并将其17300元租金加按金于2014年4月12日返还梁萍工行账户。再扣除我司中介费700元，共计192000元转给邓福指定账户。”同日，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另出具了《证明》，记载：“证明我司于2014年4月12日收到梁萍房款210000元（含定金5万元），由我司扣除应收费用，余款180000元转给邓福指定账户。”2015年4月2日，梁萍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5年4月15日，梁萍向一审法院支付了仲裁保全的执行费1578.36元。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2015）穗仲案字第1423号《裁决书》，其中裁决：第一被申请人邓福自本裁决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申请人办理案涉房屋属于第一被申请人二分之一产权的过户手续，将案涉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登记至申请人名下；仲裁费用10123元、公告费1000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之后，梁萍就该仲裁裁决申请法院执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立案后，指定由一审法院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邓娟提出中止执行，经查，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东法经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案涉房屋属于邓福与邓娟的夫妻共同财产，邓福将属于邓娟所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抵押给广州市供销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为无效，案涉房屋属于邓福占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经法院强制执行，已于2002年7月22日由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以（1999）东法执字第5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归广州市供销社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以抵偿邓福所欠140769元债务。故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出具（2015）穗越法执字第11001-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若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2015）穗仲案字第1423号裁决书，强制将上述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过户给申请执行人将影响到案外人邓娟的合法权益，故裁定不予执行（2015）穗仲案字第1423号裁决书。2018年1月5日，梁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87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梁萍与邓福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邓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订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出庭应诉应如何处理的复函》，当事人既不应诉也不答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不具有管辖权。故裁定驳回梁萍的起诉。梁萍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189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仲裁条款因案涉仲裁裁决已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而失效，现梁萍与邓娟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故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87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3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邓福被非法拘禁一案，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故立案进行侦查。因邓福反映的人员麦沛荣已被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执行逮捕，故一审法院就本案的情况，分别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及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致函。2019年11月4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复函称：“麦沛荣为我局侦办‘1913’专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其因涉嫌诈骗罪被我局执行逮捕。该案已于2019年4月30日移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贵院发函至我局要求调查麦沛荣诈骗案中是否跟贵院办理的梁萍诉邓福、邓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交易过程中有无套路贷等涉嫌犯罪的情况的问题。经查，目前我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材料中，没有梁萍的材料，另外，亦暂没有证据反映梁萍为‘1913’专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情况。”2019年1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复函称：“2019年3月8日，邓福报案称，其在2014年4月9日15时许至2014年4月11日20时许，被犯罪嫌疑人麦沛荣等人非法拘禁，我局依法对邓福被非法拘禁一案立案侦查……目前暂无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麦沛荣在邓福被非法拘禁一案中有涉嫌犯罪的行为。我局在办理上述案件过程中，暂未发现梁萍有参与实施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案件审理过程中，梁萍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案涉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经摇珠，一审法院确定由广东高迪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019年10月10日，广东高迪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结论书》，记载：案涉房屋在2019年5月30日的价值为3588730元。梁萍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申请了诉讼保全，支付了5000元的保全费，并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了担保费。在本案诉讼过程中，2018年8月21日，许俊光表示：“交易前，梁萍买房时21万元低于市场价，所以顾虑很多，梁萍交了5万元定金，邓福当时还有交一份公证委托书，邓福与麦沛荣一起办手续，我方有去房管局查册，房管局查册表与房产证内容一致，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委托，为了梁萍拥有房屋租赁等权利，办理了公证委托授权其可以出租。邓福还让当时的租户将租赁合同转交给梁萍，梁萍还与当时的租户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一切手续办好之后，梁萍把剩下的10几万元转给我，让我确定把所有的手续办完了再转给邓福，转账给麦沛荣的理由是当时有公证委托麦沛荣收取房款，另外当时转账邓福也在场，所以我确认是麦沛荣收了房款，而且是邓福本人写了收据，所以我才把钱转账给麦沛荣；一年后，租户到期后，梁萍收楼时，我第一次见到邓娟，还闹到派出所，当时邓福在当地名声不好，证实公证书的真实性，也证实了麦沛荣收钱的合法性。关于房价，因为房产权不是百分百属于个人，所以价格会低于市场价，邓福所做的把户口本、结婚证原件给梁萍等一系列行为就是为了取得梁萍信任，表示他的诚意，还说自己在广州很多套房，所以才会把这套房子卖给梁萍。”2019年12月19日，许俊光表示：“当时邓福放盘在我们公司大概半年了，都没有人愿意看，邓福该盘是放出售的，价格超低。当时也没有人跟进这个盘，后来麦沛荣来到店里希望我跟进，我当时就说只有50%产权，只能租不能卖，且价格贵，不会有人买的。后面我还是跟进了，就贴了广告在门口，过了几天，梁萍出现，看到此盘问了几句，第二天便再过来，提出想看盘，之后梁萍就表示愿意购买，邓福也把房产证拿来了。我跟他们表明，我只能做租赁的交易，不能做买卖，买卖是他们自己谈的，我当时只和他们签了租赁合同，是租20年的，合同在公司，但公司已经倒闭了，没留底了。而他们的买卖是这样的，邓福为了可以让梁萍放心买，承诺了很多，还签订了网签合同，查册后又做了公证书，还将原租客约出来，把租金给了梁萍。还有费用应该是给邓福的，但是因为麦沛荣手上有委托书，有权收钱，故钱也是给他了，当时邓福是和麦沛荣一起来收钱的，邓福也同意麦沛荣收钱，邓福签了收据且委托我转钱给麦沛荣。之所以第一次庭审时没有提及租赁的事宜，是因为梁萍是以买卖起诉的。我认为说买卖也对，租赁也对，我经手的是租赁，他们是自己谈的买卖。我收的中介费是按20年的租金折算成半个月的租金来收的。这是梁萍给我的。我当时跟梁萍说清楚了，该盘只能做租赁，不能做买卖的，因为只有50%产权，市场价也没那么低，至于梁萍和邓福之间如何谈，我不负责。梁萍转给中介，再由中介转给麦沛荣的款项是20年的租金。”梁萍在庭审中表示：对许俊光的陈述部分有异议，应以其第一次庭审陈述为准；我方是为了购房而来，签了购房合同后，邓福说共有产权需要单位同意才能过户，暂时过不了户，要等领导批准，我方本来不想陷入麻烦中，不想付款买房了，但中介及邓福承诺可以签订3份20年的租赁合同，梁萍并无购房经验，在没有过户的情况下，将全款给了邓福，明显邓福是诈骗购房款；至于之前为何没有提交租赁合同及借款合同给法院，是因为我方是向邓福购买房屋，签订的其他合同是为了保障房屋买卖的进行；如果法院认为梁萍与邓福存在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梁萍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梁萍与邓福之间真实法律关系的认定。许俊光在前后两次庭审意见不同，第一次说是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次认为是租赁合同关系，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其仅在其中一份租赁合同中盖章和签字，且收取几百元的中介费用，但又开具了两份证明陈述21万元为房款，许俊光的陈述及中介开出的证明有多处矛盾，不能证明梁萍与邓福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梁萍的陈述，邓福说共有产权需要单位同意才能过户，暂时过不了户，要等领导批准，故为了保障房屋买卖的进行，签订了其他合同。即使邓福有说过此话，作为相对方，购买的是登记在邓福名下的份额，也能判断此话不符合常理。再者，从款项的支付来看，邓福开具的收据没有购房款收据，仅有租金收据及借款收据，邓福委托麦沛荣收取的也仅是租金，许俊光也称是将款项支付给了麦沛荣，没有证据证明邓福实际有收取购房款；且如果按照买卖合同来认定，此交易价格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另外，在诉讼过程中，直到一审法院到公安部门调查询问后，梁萍才向法院出示了租赁合同及借款合同，存在隐瞒相关证据的情况。梁萍与邓福之间整个交易过程，存在多处不合理的情况，不符合一般的购房交易，且邓福被非法拘禁一案已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立案调查，虽然该案暂未发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但该案尚未结案。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认定梁萍与邓福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在一审法院释明后，梁萍仍不变更诉讼请求，故梁萍以与邓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提出本案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1月22日判决如下：驳回梁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8147.80元（其中受理费21677.8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11470元），由梁萍负担。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越法执字第11001-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明：“申请执行人梁萍至今无法向本院提交已将购房款支付给邓福、邓娟的有效凭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梁萍与邓福之间是否设立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梁萍与邓福于2014年4月11日、12日就案涉房产分别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三份分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性质的交易合同，梁萍主张双方真实交易目的是设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本院针对各方当事人陈述事实及所提交证据综合评析如下：其一，直接参与各份合同订立的中介机构经办人许俊光虽于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称梁萍是以210000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产，但在此后庭审中，许俊光又表示邓福原打算在中介服务机构放盘出售房屋，但经其告知邓福仅有50%产权、只能租不能卖，并声明中介机构只能办理租赁合同交易后，是由邓福与梁萍自行商谈房屋买卖。因此，在邓福与梁萍同时签订了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仅从许俊光的陈述无法直接认定双方最终设立和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其二，合同签订后，梁萍即通过中介机构向邓福支付合同对价210000元，在邓福于2014年4月12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内容为“收到租客梁萍交来承租上述房屋的租金共210000元”，由此表明邓福作为交易相对方其仅认可双方履行的是《房屋租赁合同》而非《存量房买卖合同》，梁萍本人在应当知晓房款与租金两者存在明显性质差异的情况下，也未就《收款收据》记载内容提出异议。梁萍虽于一审提供广州市汇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称其司收取梁萍支付的款项为房款，但该中介机构经办人许俊光则在2019年12月19日的庭审中明确表示“梁萍转给中介，再由中介转给麦沛荣的款项是20年的租金。”因此，梁萍主张已支付款项为购房款缺乏确凿证据证实，相应从交易双方的履行行为也无法认定梁萍与邓福之间最终确立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三，诉讼中，梁萍对于租赁合同订立的情况解释认为，由于邓福告知案涉房产为福利房和共有房产，需要供销社同意才能办理过户，故其为保障顺利获得房屋产权才签订租赁合同。但在一般情况下，房屋买受人完全可通过对过户时间、条件、违约责任条款等进行磋商协定来保障己方权利，而非另行订立其他交易类型的合同。故梁萍的该项陈述意见并不符合常理，反而印证了双方在知晓房屋过户存在一定障碍的情况下，转变交易模式为设立长期租赁关系的可能性。其四，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穗仲案字第1423号《裁决书》认定梁萍与邓福订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裁决由邓福办理该房产二分之一产权的过户手续。但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越法执字第11001-1号《执行裁定书》中已另行查明“案涉房屋属于邓福占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经法院强制执行，已于2002年7月22日由原东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归供销社所有，以抵偿邓福所欠140769元债务。此外，申请执行人梁萍至今无法向本院提交已将购房款支付给邓福、邓娟的有效凭证”，遂据此裁定不予执行该项仲裁裁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因此，本案在邓福已另行提供双方签订的其他交易合同及相关履行凭据的情况下，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合本院前述分析认定，梁萍所提交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双方设立了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其该项事实主张不予认定。梁萍在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坚持以其与邓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提出解除《存量房买卖合同》及返还款项等主张，一审法院就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萍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677.8元，由上诉人梁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芳审判员  余盾审判员  李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希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