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4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应前，男，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70号。法定代表人：容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男，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95号德盛大厦B座1701室。法定代表人：王立新，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97号。法定代表人：金文胜，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应前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以下简称出租车协会）、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以下简称出租车管理处）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应前,被上诉人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原审第三人出租车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原审第三人出租车管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应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王应前的诉请即支持王应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大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王应前2014年3月11日进入大通公司从事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工作，所驾驶的车辆为鄂Ａ×××××的凯旋出租汽车，是武汉市2010底第一批新增1500辆经营权出租汽车之一。为此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了武政办[2010]109号文件（以下简称109号文）与之匹配实施的方案。109号文详细规定了出让方案的实施：车辆如何分配及分配的方式方法、出让的原则、出让内容、出让办法、出让的时间和步骤、保障措施。该109号文特别强调了第三条：出让内容，它的第六款出让条件里严格规范了经营权受让的企业严格遵守相关准则：1.实行新的运营机制，其亮点就在于这个新，即公司化经营员工化管理，驾驶员是企业的员工，公司必须要跟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为驾驶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别于以往老的承包经营模式。2.企业聘用两名取得从业资格证、驾龄在五年以上的驾驶员为员工，实行双班制管理。3.企业全额出资购买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和设施，车辆营运期满五年必须更新。4.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经济责任制合同》（行业协会制订示范文本、市客管处审核），不得以车辆挂靠、一次性“买断”和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高额服务质量、安全保证金”以及其他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或者“高额承包”等方式向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济风险。需要指出的是不得收取“服务质量、安全保证金”前面是没有“高额”的，是制定方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违反国办发[2004]81号文和交通部、省级的相关规定，私自添加改动的。按照国办发[2004]81号文和相关规定是不能收取的，不存在多与少的争议问题，一概不能、禁止收取。更何况多少为“高额”，这样一来为公司抗辩收取4万元安全服务保证金开了绿灯，是行政部门即武汉市交委（现为交通局）滥用行政权力表现，也侵犯司机作为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5.企业向驾驶员核定下达单车月营运收入额（不得超过行业协会协商的上限），按月向驾驶员发放工资，负责车辆维修，或者按行业协会协商确定的标准，将维修费用按月支付给驾驶员由其负责维修。按照行业规定和企业管理制度，为驾驶员配置工装等。这些都是新的经营权被许可给企业，经营权被许可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政法规。由此可见，公司与驾驶员首先签订《劳动合同》，再与驾驶员签订《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是《劳动合同》的内部管理制度，隶属于《劳动合同》，是《劳动合同》的附件，以《劳动合同》为主，《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为辅。《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是劳动者、企业之间的内部管理制度，但前提是不得损害劳动者即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同样道理，《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经营模式沿用公司化经营、员工化管理，那么收费项目上也应该是先前被许可的《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的收费项目，只是收费的标准不同（比如车价、车辆保险、工资等有差异）。需要强调的是驾驶员与公司签订的《双班经济（营）责任制合同》的收费必须在行政许可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范围之内，并不是武租协和公司可以随意自由约定的，是要遵守《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又要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4]10号。以上规定也符合《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从王应前签订的《双班经济（营）责任制合同》可以看出，合同的制作方是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或者是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其合同的首页都没有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的署名。而且《双班经济责任制合同》正页是“监制”两个字，一家单位怎么能称之为监制呢？监制起码要二家或二家以上的单位共同完成的，在法律形式要件上必须要有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否则，其主管机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没有对以上合同进行备案、存档、审核、监督和纠正，行政主管机构没有对其审核、审批，该合同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依据的是上述的法律条款。再根据武政办[2010]109号文的“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经营责任制合同》（行业协会制订示范文本，市客管处审核）的规定，《经营责任制合同》必须由行政管理机构市客管处的审核签章签署才能发生效力，否则视为无效。根据1997年11月20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1998年1月10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二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五条（现2019版的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出租汽车行业协会根据协会章程开展活动。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职业规范，教育和督促协会会员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提高行业服务质量，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协会章程为协会会员提供相关服务，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协会成员的意见和建议，维护协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协助行业主管部门办理有关事项。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和管理做出重要决策前，应当征求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的意见”之规定，只是征求、听取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的意见。对的采信、听取，错的否决掉，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要删除并予以纠正，是有筛选的采用，是征求意见而不是全盘的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统统地接受和采信。但是现实是武租协的意见不管是对是错、全部都全盘接受采纳，并且以行政权力的方式强加于司机上，这样一来赋予武租协的权力过于集中、甚至是超过和取代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的行政职权。以武交[2006]83号和武客管政[2006]30号文的第三条第五款“企业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承包费项目和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商确定的承包费标准，按月向司机收取承包费”的规定为证明。还有单班以营运流水百分之十作为企业收益和双班以营运流水的百分之十五作为企业收益强行向司机收费，这些都是行政管理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违反《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武租协通过行政授权统一调整、固定价格，形成垄断价格协议，违反《禁止垄断价格协议暂行规定》。武租协还利用其对出租汽车行业的支配地位（全市56家出租公司全部是其会员，百分之百的市场占有份额）垄断、操控出租汽车行业，损害市场的参与者和消费者（司机和乘客）的利益，违反《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法律规定。根据《双班经济（营）责任制合同》约定：一、社会保险费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劳动部门的相关规定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的企业部分即企业的用工成本由企业自行负担，不得转嫁给劳动者；社会保险的个人部分由司机承担企业代收代缴。但实际情况是企业向司机收取了社会保险的企业部分，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强制规定。社会保险全额由司机负担、企业代收代缴，实际上企业是没有跟司机购买社会保险的，符合现行的政策规定，企业是违法的。二、给司机发放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但现实是凯旋出租车发放的工资一直是900元。根据《劳动法》关于工资的规定，是以现金方式每月发放给劳动者的是工资。公司打给司机的银行流水上备注的也是“工资”。而同时期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300元、1,550元，而公司却是900元到2015年12月，1600元到2017年12月，明显违反关于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三、既然是《双班经济（营）责任制合同》是《劳动合同》附件，劳动者的《双班经济（营）责任制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条款不得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除了上述的两个强制性规定外，还有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和第八十四条规定，公司是禁止收取司机的4万元和2万元的安全服务保证金的。由此给劳动者带来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向司机转嫁投资风险，属于严重经营行为，应当收回其经营权的。四、违反行政许可条件，公司为司机购买社保，实则公司没有出资为司机购买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费的全额由司机负担、公司代收代缴的，实则公司没有为司机购买社保）。五、收费标准不得超过行业协会协商确定的上限即每月不得高于9,756元，但公司违反行政许可事项实际每月收取11,025元。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收费项目里社会保险要么不列出来，司机另外缴纳社保的个人部分，由公司代收代缴。要么列出来那只能是社会保险的个人部分。公司转嫁了本应该由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的企业部分营运风险给了司机。《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也是一样的，公司自己承认公司和司机的权利和义务依照于该合同，依旧执行的是以前的承包经营。而且司机的社保在公司缴纳和不在公司缴纳两者的差别恰好是社保的全额部分，这充分说明司机的社保全额是司机在承担，由公司代收代缴的，不存在公司在补充协议中所谓的补偿司机每月八、九百元，否则，这帐算还不了原，谈不了头。也不存在法官认为的月营收定额再加上社会的个人部分，是法官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和对本行业的不了解所致。法官认为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主要内容均按照《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约定履行，是明显地适用法律错误。按照《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约定来履行是有前提条件的，其约定的合同条款不得违反《劳动合同》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工资、休假、医疗、养老、工伤等）。作为本案的诉求工资，明显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关于工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性补贴只能是劳动者的一种福利，但决不能冲抵和取代工资的。当然，合同约定的工资高于《劳动合同》的约定，肯定以约定为准，就高不就低，这也是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也是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所在，必须是有法可依。但是，法官又认为（理性的）《经济责任制合同》为《劳动合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营）责任制合同》约束的合同条款与《劳动合同》相冲突时，该条款为无效条款，事实本该也是如此。如此一来，法官的观点自相矛盾，一时工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按照《经济责任制合同》约定来履行，一时以《经济责任制合同》为《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遵守和规范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大通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出租车协会述称，1.王应前和大通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与出租车协会无关；2.如果王应前认为出租车协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另案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出租车管理处述称，1.本案属于王应前与大通公司之间的纠纷，与出租车管理处无关；2.出租车管理处是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责，如果王应前与出租车管理处有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王应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通公司补偿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10,350元[（8+9）个月×（1,300元/月-900元/月）+4个月×（1,550元/月-900元/月）+2个月×（1,750元/月-1,600元/月）+0.5个月×1,300元/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应前于2014年3月19日与大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大通公司招用王应前在出租汽车岗位工作，王应前应按照营运合同以及岗位责任制要求完成规定的营运任务；合同期限与客双班K42014003的经营合同期限一致，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经劳动部门批准王应前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王应前在保证安全行车、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作息时间和休假；劳动报酬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具体约定为在王应前缴纳出租车承包费和承担部分营运成本后的营运收入中支付；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双方还约定王应前应遵守大通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大通公司有权依规处理。在2014年3月大通公司与王应前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大通公司与王应前及对班司机游亮还签订了一份《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客双班K42014003），约定大通公司提供凯旋出租车鄂Ａ×××××给王应前、游亮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游亮各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20,000元，合同终止时，未发生违反本条约约定情形的，大通公司将安全服务保证金分别退还给王应前、游亮；王应前、游亮应于每月10日前向大通公司交缴每月营收定额9,907.90元（每人50%），王应前缴纳4,953.95元，月营运收入定额内容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折旧、车辆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车费发票及耗材费、座套制作及更换费、工资性补贴、企业收益；本合同期满终止时，如车辆使用期满，或王应前等未提出继续营运的书面申请，王应前等应在本合同终止之日起1天内，王应前、游亮向大通公司交回营运证照、车辆及附属设备；双方还就车辆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进行了约定。同日，王应前与大通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车辆维修、保养由王应前、游亮按各50%承担、据实支付，大通公司设立大修理基金，建立单车账户、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大修基金在车辆运行前36个月每人每月400元，后24个月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向大通公司交缴；车辆安装天然气设备的，王应前与游亮向大通公司交纳设备折旧及收益各100元/月。《补充协议》后附有《2011年新增凯旋车承包费》，其中载明承包费用中含工资性补贴1,800元/月。合同到期后，大通公司收回该出租车。2015年12月26日，大通公司与王应前、曹俊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42015060），约定大通公司提供东风风神S30车牌号鄂Ａ×××××出租车（车辆登记时间2015年12月23日）给王应前、曹俊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曹俊各收取安全服务保证金10,000元，合同终止时，未发生违反本条约约定情形的，大通公司将安全服务保证金分别退还给王应前、曹俊，王应前、曹俊应于每月15日前通过银行卡划账方式向大通公司交缴每月营收定额11,200元（每人50%）；本合同期满终止时，如车辆使用期满，或王应前等未提出继续营运的书面申请，王应前等应在本合同终止日向大通公司交回营运证照、车辆及附属设备；大通公司应每月向王应前等各发放基本工资1,600元，发放工资时预先扣除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王应前等在完成交缴营收定额任务及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营运支出后可多劳多得；双方还就车辆维修、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原合同基础上续签了一年，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王应前与大通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再次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大通公司招用王应前在出租汽车驾驶员岗位工作；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王应前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王应前在保证安全行车、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自主安排作息时间和休假，不得疲劳驾驶；劳动报酬具体约定见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应缴部分由大通公司从王应前工资中代扣代缴，如有调整，按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约定办理；双方还约定王应前应遵守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和大通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大通公司有权依规处理。2018年1月16日，大通公司向王应前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大通公司与王应前签订的《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营自编号4152（车牌号鄂Ａ×××××）号车合同到期截止日2017年12月31日，依照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王应前在合同期内经营表现中“信守合同”考核扣分达到100分以上，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不予续签，经营合同到期终止，并要求王应前于2018年1月20日前携带安全服务保证金押条到公司办理终止清算手续，包括欠缴的2017年12月份营收定额1,750元及滞纳金1,353.45元。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大通公司每月向王应前支付工资900元；2016年至2017年期间，大通公司每月向王应前支付工资1,600元。2010年11月18日，出租车协会下发武租协[2010]6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企业向驾驶员核定下达单车月劳动收入定额标准不超过9,756元/车/月，月营运收入定额的项目包括税费、经营权有偿出让金、车辆保险费、车辆折旧、社会保险费、车票发票及耗材、工资性补贴（不低于900元/人/月）、座套制作及清洗更换费、企业收益等，以上费用中税费、车辆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等项目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而调整。王应前于2019年2月25日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大通公司支付其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0,450元。该委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东劳人仲裁字[2019]第178号仲裁裁决，驳回王应前的仲裁请求。王应前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如诉称。一审法院认为，王应前、大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客双班K42014003）及《补充协议》、《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经42015060）等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双方约定两份劳动合同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主要内容均按照《经济责任制合同》的约定履行，故《经济责任制合同》为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补偿最低工资标准差额部分的诉请。一方面，王应前系大通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其工资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通公司按月支付的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扣除缴纳给大通公司的营运定额后的营运所得。而根据行业惯例，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营运所得，其运营时间、地点均系驾驶员自行安排，独立完成，多劳多得。大通公司按月支付的部分仅系行业惯例规范的要求，故王应前主张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另一方面，王应前亦未举证证明其基本工资与扣除缴纳的营运定额后，所得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对王应前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应前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王应前提交一组证据（均系打印件和复印件）：1.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943号），证明交通局没有相关收费明细和收费项目。2.关于武客管政[2006]30号文合法性审查的回告，证明出租车管理处[2006]30号文是出租车管理处转发的文件，武汉市交通局[2006]83号文是违法的，违背了武汉市201号令。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年11月29日），证明两份经济责任制合同并非行业推崇的行业示范性合同。4.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年9月26日），证明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收费金额是如何来的。5.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19年9月4日），证明鄂Ｘ×××××行业没有明确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6.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2020年1月9日），证明出租车管理处没有尽到审核合同的义务。经质证，大通公司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应前的诉请与证据没有任何对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出租车协会与出租车管理处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于王应前提出的大通公司补偿其最低工资标准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评判如下：由于出租车行业的特殊性，出租车公司向驾驶员支付工资的形式存在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本案中就是王应前的工资收入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于大通公司每月向其支付的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来自于王应前使用大通公司提供的出租车并向大通公司交纳一定的营收定额后获得的营运收入。由于王应前使用车辆的时间、地点、距离等均由王应前自行安排，其营运收入的多少基本上取决于其个人的工作量，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在营运期间，王应前未举证证明其每月的工资收入总和低于了武汉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其要求大通公司补偿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0,35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应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应前负担，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蔚红审判员  吴建铭审判员  赵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贺玉琼书记员贺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