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02行终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现住大同市。委托代理人常某1，大同市鼎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常某2，大同市鼎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法定代表人贾某，处长。参与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颜文军，副处长。委托代理人田某，民警。委托代理人王某，民警。原审第三人赵某，住大同市。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第三人赵某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213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常某1、常某2，被上诉人太原铁路局大同公安处行政机关负责人颜文军及委托代理人田某、王某，第三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5月22日16时30分许,李某与赵某在大同电务段大同检修工区办公室内因专升本作业的问题发生口角。李某采取掐脖子、拳击、脚踢的方式对赵某实施殴打,造成赵某额头和脖子擦伤,左侧鼻骨线状骨折。2019年5月31日,受害人赵某的母亲刘妙兰到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报案,被告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于同日立案受理,履行了告知、询问、到案调查取证等程序,按法定程序聘请了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第三人伤情进行鉴定,经鉴定为轻微伤。被告于2019年7月5日,对李某作出同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1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履行了处罚前告知义务,同时告知其家属,并向李某送达处罚决定书。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铁路公安机关管辖列车上,火车站工作区域内,铁路系统的机关、厂、段、所、队等单位内发生的行政案件。”本案发生地点在太原铁路集团公司大同电务段大同检修工区办公室,被告依法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经过被告对原告、第三人、证人的询问、以及到案经过、医院诊断证明、住院病历,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可以证实李某对赵某实施了殴打行为,李某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恰当。原告提出其和第三人是相互厮打,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是原告对第三人单方殴打,故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提出第三人当天无鼻骨受伤,该伤害与原告无关,但是根据证人证言证实,事发当天第三人确实存在流鼻血的现象,且三医院的病例显示第三人住院后,第二天检查即存在鼻骨受伤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认为第三人不构成轻微伤,仅提供一份有倾向性意见的审查意见书,不能对抗有资质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故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作出的同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1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李某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019年5月22日16时30分,第三人与上诉人因专升本问题发生口角,第三人对上诉人进行辱骂,后双方发生争执撕扯,同事拉开后,单位派刁华同上诉人父母一起陪同第三人赵某去医院就诊,经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头颅CT、胸部CT、腹部及门静脉系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心电图)后告知陪同人员第三人赵某只是身体挫伤,不需住院后,三方才分开各自回家,上诉人也被第三人打伤,但当日陪同赵某检查后天晚未检查。2019年5月24日,第三人鼻骨骨折,明显与事实相悖,而一审人民法院未查清事实就直接采信被上诉人认定不清的事实,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询问笔录中都陈述是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撕扯,在拉架时第三人倒地,不论从询问笔录还是诊断病例均不能还原案件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所作出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在委托作伤情鉴定时,鉴定中心是依据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鼻骨CT而作出的伤情鉴定,该鉴定报告并不能还原案件事实本身,故上诉人自行委托机构就专门性问题进行审查,同时申请一审法院就第三人的受伤时间及是否殴打所致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以鉴定结论来论证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未依程序接受上诉人申请,作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且该鉴定结论有利于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确认,人民法院或被上诉人认为审查意见具有倾向性可依职权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通知法医鉴定人员出庭应诉进行答疑。被上诉人未依程序执法,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在收集电子数据时,应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且在调查案件时应调查清楚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以及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行为人实施等事实。在进行询问、辨认,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全程录音录像。被上诉人在本案执法中,案卷中虽有照片及影像记录,但在一审时并未见到该组证据,是否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存疑。从笔录中的笔迹中可以看出是出自同一人所书,并非问话人和记录人的签字。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213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答辩称，一、该案定性准确，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恰当；二、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充分证明李某实施了殴打他人行为；三、医院诊断证明、住院病历证实第三人赵某身体多处受到伤害；四、受害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物品等，按法定程序聘请了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本案赵某依法提出伤情鉴定申请后，公安机关聘请了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赵某伤情进行鉴定。综上，被上诉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赵某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第三人赵某于2019年5月22日至24日在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住院留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李某上诉称，第三人赵某于2019年5月22日在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完后回家，没有住院。5月24日检查发现的鼻骨骨折，明显与事实相悖。从现有证据分析，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李某、第三人赵某询问笔录和对证人石某、郭某1、郭某2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李某对第三人赵某实施殴打的行为和第三人赵某鼻部出血的事实。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急症病历载明，初步诊断：头部外伤、腹部外伤、颈部外伤、左臀部外伤。最后诊断：头部外伤、鼻骨骨折、腹部外伤、颈部外伤、左臀部外伤、双手擦伤。留观时间：2019年5月22日21时01分至2019年5月24日9时45分。第三人人民医院放射科报告单检查结论左侧鼻骨线状骨折。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出院记录、出院证明，证实第三人赵某存在鼻部损伤的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七条、八十九条、九十条、九十六条、九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接到受害人赵某提出伤情鉴定申请后，委托有资质的山西明鉴司法鉴定中心对赵某伤情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赵某损伤属轻微伤。之后2019年6月26日被上诉人当面将鉴定意见书送达给上诉人并作了告知记录，如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而上诉人于2019年12月30日向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请，该中心认为：“目前的病历记载不能证明赵某的鼻骨骨折是2019年5月22日被李某打击造成，不宜认定构成轻微伤”。现有证据中没有赵某具有其他原因造成鼻骨损伤的证据，该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是一种审查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四项：“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本院对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不予采纳。综上，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在接到报案后，履行了受理、询问、到案调查取证、传唤、呈请审批、权利义务告知、送达等程序，作出对上诉人李某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彬审判员 李志钢审判员 谭丽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