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504民初4204号 原告：陈庆荣，男，1956年10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春雷,安徽夏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17424D。 法定代表人：张维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迺，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工程处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季，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工程处员工。 被告：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原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印山东路2009号汇通大厦21-22层。 法定代表人：凌文，该管理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斌，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庆荣诉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重点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由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庆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春雷，被告北京市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迺、周季，被告重点处的诉讼代理人许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庆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0827848元；2、被告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施工的案涉工程依据两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完成初审（因地质灾害造成小部分路段无法验收，该初审系对已验收部分的审计），已达到支付85％工程款的付款条件。根据对已验收部分路段的初审结果，已验收部分路段的工程造价为69028017.87元（其中含人工费调差2262085.66元，材料费调差3341492元）。因前期被告重点处已将除人工费调差、材料费调差之外的工程造价（63424440.21元）付至约75％，故其目前欠付工程款为验收路段的调差部分（5603577.66元）的85％和验收路段调差之外部分（63424440.21元）的10％，合计为11105485元。另因被告北京市政称其只是收取2.5％管理费，故余款应归原告所有。 北京市政辩称：1、由于涉案工程的特殊性，经过我方多次努力，建设方经过多方考虑，研究同意甩项验收才有目前的结果；2、根据我方从原告处目前得到的审核材料，马鞍山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审核结果定案表，项目名称马鞍山市江东大道（采石路到，经审定的金额为69028017.87元，对于数额请建设方给予确认，同时对原告在变更诉请中，所称的关于人工费调差、材料费调差的金额，给予审核确认；3、按我方财务提供的数据，截止目前，我方累计从建设方收取工程款5846.3万元，这笔款建设方按合同约定支付到75%，我方按合同约定在提取管理费后全额支付给了施工方。原告认为现在具备了支付至85%工程款的条件，并认为本次拨付工程款应为11005485元。对此，我方也认为目前具备了支付至85%工程款的条件，但对原告提出的具体数额也就是11005485元的工程款认为需要建设方给予核实。我方的观点为若本次审定的金额69028017.87元建设方若确认无误，那么审定的金额再减去累积拨付的工程款等于1056.5万元，再乘85%等于898.025万元，并不是原告提出的金额。对此，我方意见是先请建设方复核，请法庭审核；4、我方认为该工程的后续工程均为原告施工，后续工程款在我方按合同提取规定的管理费后均应归原告所得；5、鉴于原告变更诉请的内容，我方不存在扣留工程款，且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本次诉讼费用。 重点处辩称：1、工程款支付的75%和85%的基数是不同的，75%是针对根据工程形象进度所确认的工程量对应出的工程款金额，而85%对应的是工程竣工验收初审的金额；75%工程进度款包含了全部的工程内容，而85%工程进度款已经完成初审的是甩项的工程结算，有一部分尚未包括在内；2、原告诉请提到的调差费用需要进一步核实；3、第二被告不应承担诉讼费用，第二被告仅是协助付款的地位和责任，之前也一直没有达到进一步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同时当涂县法院对第二被告送达了执行文书，要求扣留提取第一被告的工程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陈庆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两被告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关系，涉案工程的相关情况。 证据2、申请报告、租赁协议、会议签到表、内部承包项目施工管理协议、工作证、工程款支付申请表、项目施工协商调解书、通知、付款相关查询清单、付款记录、支付税款及相关凭证、工商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原告以被告北京市政马鞍山江东大道（采石河路-釜山路）建设工程（路基部分）项目部名义实施施工，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原告与被告北京市政在马鞍山的分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原告和被告市政之间有合同关系；有部分款项由北京市政直接支付给原告的，还有部分款项虽然是由其他方转过来的是因为北京市政认为直接转给原告违反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工程款的开票全部是原告负责并提交给重点处，所有税款都是原告支付的。 证据3、协议书、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被告马鞍山分公司实际上是有两个章，被告北京市政实际是予以认可的，不存在私刻公章的问题。 证据4、中间交接验收记录八份、工程款支付证书一份，证明原告已完成工程已经交给北京市政要求的承接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 证据5、重点处建议一份，证明2017年6月份案涉工程已经实际使用。 证据6、马鞍山市政府网页打印件一份，证明江东大道四期工程已经于2017年7月24日完成通车。 证据7、招标公告和公示一组，证明本案案涉工程有一段大金山段136米，在通车后因自然灾害导致半幅通车，市政府对这部分又重新做了两次招标。 证据8、竣工验收记录、检查意见、工程竣工报告、竣工验收证书等五份，证明案涉工程在被告重点处擅自使用一年后，目前仍符合质量要求。 证据9、授权委托书，证明刘金保是北京市政委托对这一工程进行管理的人员。 证据10、北京市政给当涂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问题的说明一份，在这份说明中北京市政陈述其与皖建路桥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双方合作共同投标案涉工程，且共同对工程进行管理，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北京市政与皖建路桥公司合作的工程共有六项，涉及到本案工程。本案被告与皖建路桥公司根本不是转包关系，双方实际为合作关系。结合当时被告北京市政向法庭提交的一份协议书，在原二审中提交的项目管理目标书，也足以看到皖建路桥公司与北京市政是合作关系。北京市政在说明中提到投标保证金还是由皖建路桥公司支付。 对陈庆荣提交的证据材料，北京市政当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我方认可，其中第27页2.6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本工程款按月报送合格进度，经监理审核后支付75%，每月支付一次，工程验收合格并经初审后付审核价款的85%，……”工程按约支付75%，我们扣除了管理费之后已经支付完毕，原告要求支付到85%，提到880多万，实际上工程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并经初审，这些工作正在进行，所以支付的条件未成就。 对于证据2，会议签到表只能是证明一方施工人到会了和欠款无关，租赁协议是实际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场地，作为经营个体想要取得场地使用权，考虑到施工我们同意了，我们认可他在工程施过工、报告也是场地问题，只能证明他参与了施工。营业执照真实性认可，但我们和荣华公司无合同，这与本案无关。 对于证据3，协议书是假的，签字的日期是2013年1月21日，签字人是刘金保，刘金保时任皖建公司的总经理，刘金保是作为皖建方跟我司签订协议的。 对于证据4，工程完了有交接记录很正常，原告只是做了工程的一部分，并没有初审，不具备交付的条件。支付单的数字已经不对了，核实是7827万左右，只能证明实际完工的情况和所欠工程款没有太大关系。 对证据6，不能作为付款和结算的义务；对证据7，这说明工程整体上没有完成，没有结束。作为承包工程时不具备上报结算资料的条件，至于后来经双方协商考虑甩项结算；证据8无任何意义；对证据9，授权委托书是2014年4月17日，只是对2标段施工的处理事宜。他们提供的合同是2013年1月21日，授权在后，在签订合同时没有授权，这份授权是专指的，不是对合同身份的授权，因此这份合同恰恰说明合同上签字人刘金保身份是皖建路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证据10，这是我们给当涂法院说明，与本案原告要求的75%的工程款无关。 对原告陈庆荣提交的证据，被告重点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于证据2、3、4，我单位不清楚不能确认。证据2-3会议签到表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4内部承包协议、2-5签到单，我单位不清楚不能确认，因为我单位之前收到的证据就是签到单，后面的刚刚才看到，未与委托人核实，主要的材料重点处不清楚不能确认. 对于证据5，原告提交的江东大道四期存在隐患的材料我单位认可，该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尚有道路没有完成也证明了该工程没有进行竣工验收和决算，也证明了按照发包方和承包人的合同约定已经完成支付义务，我单位不欠付工程款，该份材料也反映的承包方内部之间关于基本事实以及款项分配的基本意见。 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与原告的第二份证据相矛盾；对证据7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只是表明案涉工程进行了阶段性和部分工程的竣工验收尚未完成整体验收和最后验收；对证据9、10，重点处不了解情况，难以判断。 北京市政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合同一份，证明双方对于工程的约定及付款方式。 证据2、责任书一份，证明和我们有合同关系的是皖建公司，代表皖建公司签字的是刘金保，签字日期是2011年5月10日，证明了刘金保的身份是皖建公司的总经理，后面代表北京市政公司是假的。 证据3、工商材料打印件一份，证明刘金保是皖建公司的股东。 证据4、劳务分包协议书一份（皖建和原告签的），证明代表皖建公司的是刘金保。 证据5、当涂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印证了刘金保的身份以及合同是假的。 证据6、报纸一份，证明北京市政发表申明有私刻章的行为。 证据7、转帐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和皖建的关系。 证据8、应诉通知书、诉状等，证明原告曾起诉的事实。 证据9、执行裁定书，证明我司曾想把钱汇出。 证据10、裁定书、处罚告知书证明原告和皖建公司的关系。 证据11、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和皖建公司的关系。 证据12、关于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一份。 证据13、承诺一份，证明所有的关系都是原告和皖建路桥的关系。 证据14、委托付款书一份，证明工程是皖建公司转包给本案原告的。 证据15、汇款凭证一组，证明工程款的流向。 证据16、管理协议书一份，证明约定工程造价6000万，管理费的收取按决算审核总价收到乙方12%。对双方有异议的部分审计后双方再议。按照这份支付比例是70%。合同日期为2013年，下面明确标明北京市政开户银行和账号。 证据17、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向皖建路桥公司支付535万元。 证据18、收款明细两份（2018年2月6日、2018年9月10日），证明这两份金额存在明显差异，对实际收款金额表示异议。 证据19、委托付款协议书一份，证明发生经济纠纷与北京市政无关，我方才支付给陈庆荣的。 证据20、被告北京市政向原告的付款证明两份，证明北京市政向原告支付160万元。 证据21、情况说明两份，证明甘婷系皖建路桥公司的会计，其行为代表皖建路桥公司，刘金保系皖建路桥公司经理。 对原告北京市政提交的证据，被告陈庆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无异议。证据2是无效合同，合同方是第三工程处，不是工商登记合法单位，只是北京市政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的协议书系无效合同，假设是真实的，证明了这是一个管理协议，证明皖建公司代北京市政管理涉案工程，项目部成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项目部是皖建和北京市政共同组建一个项目，原告提供的很多证据有项目部的章，北京市政以项目部的名义实施管理。这个项目部，协议中提到皖建路桥的权利，可以以项目部的名义对外进行合同行为。这份协议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后面相关款项由北京市政汇给皖建再由皖建路桥汇给原告，因为皖建是涉案工程的管理方。 证据3，无异议，但是不能说明刘金保的唯一身份，刘金保也是管理人员，是代被告管理的实际负责人。 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刻意回避了不是本案的案涉工程。 证据5，也是针对那份协议，跟本案无关。 证据6，无异议，但是仅仅是被告单方陈述不能证明是假章。 证据7，无异议，是事实，因为皖建是工程的管理方有权要求原告将钱直接付给他。不能说明原告和皖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仅仅是接受皖建的管理。 证据8，无异议，因为被告当庭提出是假章，我们要回去找证据。 证据9-11，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和皖建公司有关系。原告和皖建就涉案工程无任何关系。 证据12，上面说合作的关系，就是协议中提到的皖建代北京市政管理的关系。既然是代北京市政管理其行为就是受托管理方的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应该是北京市政承担。 证据13，原告自认其与北京市政有合同关系，北京接到原告写的承诺后，没有反应，如果被告认为和原告不存在关系应该发函，这说明了和原告是有施工合同关系的。皖建公司是受北京市政委托的，不影响原告和北京市政的关系。 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所称原告和皖建公司有转包关系，因为皖建公司是工程的管理方，北京市政和皖建约定款项的支付管理方有权利。管理方将权利放弃要求北京市政将钱直接付给原告也不违反规定。 证据15，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不好说，桥梁部分是皖建直接施工的，北京市政有部分工程款是要付给皖建公司的。通过管理方皖建公司支付给我们的我们也认可，不能证明我们和皖建公司有转包关系。所有通过皖建公司付给原告的款项，如果原告和皖建有关系，原告要开发票给皖建公司，充分说明皖建和北京市政是合作的关系，皖建是受北京市政委托管理的关系。 对证据16这份协议是我们在第一次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4-4，今天北京市政又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认为是假的。我方对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一被告提到的证明目的，是否超过6000万以上需要加收12%的管理，对这一约定是模糊的，在12.2条有相关约定，实际上管理费总的是720万元是一个定数，否则就不会写剩余多少钱。对桥梁的100余万元不是一个定数，而且双方也约定这一数额是可以在审计后最终确定桥梁部分的价款，被告解读为不予更改，属于理解不透。因为整个工程无论是工程的合同价写的是约6000万元，还是桥梁工程的工程量数额也是约为，不是一个固定总价金额。这也是原告主张75%的付款主张有关的，在协议第2条3.3项和第4项都提到70%，仔细阅读该70%并不是北京市政应当向原告支付的比例，3.3条提到“甲方收到70%后，剩余……”,第2条第4项甲方与建设方之间约定的数额，这既和事实不符，也与原告方付款进度无关。在合同中第3条第1项第1点里谈到工程款如何支付，陈述为“建设单位……于三日内全额支付给乙方”，北京市政应当按照建设单位的付款进度来支付，建设单位的付款进度是75%，即使约定付款进度不明，根据省高院相关意见，也应当按照建设方与总包方之间约定的付款进度付款。这份证据恰恰证明第一被告应当按照75%付款。对本案争议另一个问题，盖章的效力问题，在一审中我方提交证据5-5，在那份证据中前面签了一份合同，后面签了一份补充协议，第一份合同是与桥梁实际施工人签的，上面盖的是所谓的假章，在那份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盖了一份他所谓的真章。从那份证据可以很清楚的证明这个所谓的假章是北京市政认可的真章，即陈庆荣与第一被告之间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对证据17，陈庆荣向皖建路桥公司账上汇款535万元这一事实是成立的，对真实性、合法性我方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北京市政的证明目的。我们之所以当时将前期的720万元，这里535万，后面还有抵账金额，当时的720万元是全部付到皖建路桥公司的账户，是因为皖建路桥公司是北京市政的合作方，也是北京市政授权对工程的管理方，这是他们要求我方将款项直接付过去；对证据18，两份收款明细有一点出入，那么这一出入我们以2018年9月10日向中院提供的经我方核实账户后的数额为准；对证据19，这不是协议书，这上面写的是委托付款书，与协议无关。该份证据真实性我方不持异议，但上面签字的是王振，不是原告本人，不代表原告对付款内容的认可。这上面所提到如出现经济纠纷与北京市政无关，由皖建路桥公司承担。这是针对委托付款行为，是对委托付款金额，这一责任是由皖建路桥公司承担。对北京市政汇给我们款额，只要是有合法的凭证我方是不持异议的。北京市政对这句话的解读是违背委托付款书上的本义的；对证据20，这两笔款项付款的真实性无异议，我们需要陈述的是我们当时向中院提交的收款明细是截止2017年7月30日，这两笔款项都发生在2018年，这是我们没有统计进来的原因之一。这两笔款项北京市政当时说的是借款，既然是借款，就不应当放到统计中来，如果北京市政陈述为工程款，我们认可；对证据21，这一证明材料都没有提到与本案有关，对证据3性有异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刘金保的身份，一个人的身份可以是很多个，他当时有可能是皖建路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皖建路桥公司与北京市政的合作关系，他也可以是北京市政委托处理案涉工程的代理人，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其作为皖建路桥公司的代表人其才能获得合作方北京市政的认可。 对原告北京市政提交的证据，被告重点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3、5、6、8-12无异议。证据2、4、7、13-15不能确定。对证据16－21，重点处不清楚。 重点处提交如下证据：2018年2月1日关于江东大道四期工程2标段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协调处理的意见和会议签到单一组，证明重点处就案涉工程进度款已经按合同支付75%，不拖欠工程款。 对被告重点处提交的证据，原告陈庆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据我们统计目前已完工程量总额7877万元，当时在会议上重点处自认为7800万元，我们在本案中要求的是7877万元，这是根据监理公司的支付证书，会议上可能为了陈述方便，这也是北京市政的单方陈述。对于这份证据上最后一个解决建议中根据核查结果决定最终支付数，所以我们认为该份证据能够与原告在以前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基本相互一致，基本能够确定进度款总量应当是在7800万元以上。 对被告重点处提交的证据，被告北京市政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这份合同更能印证支付比例，对方要求75%，业主支付75%，那么业主也提到我们要扣2.5%的比例，那正常支付应当是70%。这在去年春节前他们的民工闹事，说没有支付人工费，我们也去了银塘镇派出所，而且原告多次打市长热线，我们也去了执法大队，最后说明情况下执法大队也没有找我们，由于民工没有钱发工资，在甲方协调下，由我方暂借其一部分钱，他所说的核查不是核查工程款，而核查民工费，我单位拿到148万余元，暂停的是民工费，但有一条第一次工程款到后扣除，我们是从其工程款中扣除。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陈庆荣曾提出工程造价鉴定申请，北京市政曾提出公章真伪鉴定申请，后均撤回申请。 开庭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陈庆荣与北京市政经对帐和对案涉事实的核实，双方确认：一、本案案涉工程系皖建路桥公司以北京市政名义投标并中标，中标后北京市政交由皖建路桥公司以北京市政涉案工程项目部名义组织施工。二、2013年1月21日，陈庆荣与刘金保（时任皖建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案涉工程的路基部分（已扣除施工部分计1695.045922万元）工程商谈协议时，陈庆荣提出要求直接与北京市政签订协议，后陈庆荣与刘金保商定协议内容后，刘金保以北京市政马鞍山分公司名义就相关事宜与陈庆荣签订《内部承包项目施工管理协议书》，并加盖了北京市政马鞍山分公司公章。协议签订后一周刘金保等人被刑事拘留。此时，北京市政向陈庆荣提出该协议上公司公章系假冒的，协议内容并非北京市政真实意思表示，陈庆荣认为公章是真实的，双方对此存在认识差异。三、因刘金保在内的皖建路桥公司相关人员涉及刑事案件后均被判刑，为了保证工程正常施工，虽然北京市政与陈庆荣对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双方均认为工程应当继续施工，北京市政同意继续按协议履行义务，其施工方面的问题由陈庆荣直接向北京市政承担责任，北京市政在收取后继工程款后，扣除2.5％的管理费后的余款归陈庆荣所有，陈庆荣表示同意。协议中约定的陈庆荣施工的工程全部由陈庆荣施工完成。四、已付涉案工程款的支付情况1、案涉工程款（已支付部分）由马鞍山市重点工程管理局根据与北京市政的相关协议约定支付给北京市政，北京市政将相关款项在扣除了2.5％的管理费后支付到皖建路桥公司账户，再由皖建路桥公司账户（或其指定的相关人员账户）付至陈庆荣个人账户或陈庆荣指定的账户，但其中有部分款项因特殊情况由北京市政付至陈庆荣指定账户。2、因皖建路桥公司目前无法找到负责人员，故皖建路桥公司收款后付款情况并不清楚，但从业主拨款金额及其确认拿到的资金数额看，双方均认为目前皖建路桥公司施工部分的合同款基本已付清。3、根据陈庆荣提供的数据其取得的工程款为4010.92972万元（已含2.5％管理费，实际收到39106564.77万元）。根据北京市政提供的数据，北京市政从重点处收款5846.3万元，扣除2.5％管理费后，实际向皖建路桥公司和陈庆荣指定的账户付款5700.1425万元。4、对于皖建路桥公司自行完成的造价，暂按1695.045922万元计算，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综上所述，双方数额的差距为：5846.3－4010.92972－1695.045922＝140.324358万元。经过双方对帐，均认为上述款项差额产生的原因为：（1）被当涂县人民法院认为是应当给付皖建路桥公司的工程款而被执行扣划52万元。（2）皖建路桥公司在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前，以所谓的支付给北京市政人员工资等各种原因未付至陈庆荣账户上的款项88.324358万元。对于皖建路桥公司扣除的上述88.324358万元，陈庆荣认为系皖建路桥公司的单方行为，不予认可，保留要求皖建路桥公司退还的权利，但陈庆荣认可该88.324358万元北京市政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放弃向北京市政主张该款的权利。（3）截止原告起诉时，经工程监理2017年4月21日确认的完成工程量为78775564.1万元，该款不包括人工、材料调差且仅为当时各方支付进度款的依据，双方均认为重点处当时已付款基本达到合同要求的75％支付比例。五、初审情况。截止2019年12月15日，对该工程甩项后已完成交验段初审结果为69028017.87元（其中含人工费调差2262085.66元，材料调差为3341492元）。依据合同约定，该部分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处应当支付至85％（其中人工费调差何材料调差部分系审计中新增项目，前期未付款），重点处未付部分为11105485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发表的意见、共同确认的情况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案涉马鞍山江东大道（采石河路-釜山路）建设工程（路基部分）系皖建路桥公司以北京市政名义投标并中标，中标后北京市政交由皖建路桥公司以北京市政涉案工程项目部名义组织施工。2013年1月21日，陈庆荣与刘金保（时任皖建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案涉工程的路基部分（已扣除施工部分计1695.045922万元）工程商谈协议时，陈庆荣提出要求直接与北京市政签订协议，后陈庆荣与刘金保商定协议内容后，刘金保以北京市政马鞍山分公司名义就相关事宜与陈庆荣签订《内部承包项目施工管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并加盖了北京市政马鞍山分公司公章。北京市政同意陈庆荣按协议履行义务，其施工方面的问题由陈庆荣直接向北京市政承担责任，北京市政在收取后继工程款后，扣除2.5％的管理费后的余款归陈庆荣所有，陈庆荣表示同意。协议中约定的陈庆荣施工的工程全部由陈庆荣施工完成。 关于已付涉案工程款的支付情况。1、案涉工程款（已支付部分）由马鞍山市重点工程管理处根据与北京市政的相关协议约定支付给北京市政，北京市政将相关款项在扣除了2.5％的管理费后支付到皖建路桥公司账户，再由皖建路桥公司账户（或其指定的相关人员账户）付至陈庆荣个人账户或陈庆荣指定的账户，但其中有部分款项因特殊情况由北京市政付至陈庆荣指定账户。2、因皖建路桥公司目前无法找到负责人员，故皖建路桥公司收款后付款情况不详，但从业主拨款金额及其确认拿到的资金数额看，陈庆荣和北京市政均认为目前皖建路桥公司施工部分的合同款基本已付清。3、根据陈庆荣提供的数据其取得的工程款为4010.92972万元（已含2.5％管理费，实际收到39106564.77万元）。根据北京市政提供的数据，北京市政从重点处收款5846.3万元，扣除2.5％管理费后，实际向皖建路桥公司和陈庆荣指定的账户付款5700.1425万元。4、对于皖建路桥公司自行完成的造价，陈庆荣和北京市政均认可暂按1695.045922万元计算，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综上所述，陈庆荣和北京市政对工程款数额的差距为140.324358万元。 经过陈庆荣和北京市政双方对帐，均认为上述140.324358万元款项差额产生的原因为：（1）被当涂县人民法院认为是应当给付皖建路桥公司的工程款而被执行扣划52万元。（2）皖建路桥公司在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前，以所谓的支付给北京市政人员工资等各种原因未付至陈庆荣账户上的款项88.324358万元。对于皖建路桥公司扣除的上述88.324358万元，陈庆荣认为系皖建路桥公司的单方行为，不予认可，保留要求皖建路桥公司退还的权利，但陈庆荣认可该88.324358万元北京市政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放弃向北京市政主张该款的权利。（3）截止原告起诉时，经工程监理2017年4月21日确认的完成工程量为78775564.1万元，该款不包括人工调差、材料调差且仅为当时各方支付进度款的依据，双方均认为重点处当时已付款基本达到合同要求的75％支付比例。 案涉工程甩项后〈马鞍山市江东大道（采石路－釜山路）建设工程（路基部分）二标段（K4+230—K6+351段）〉已完成交验段初审结果为69028017.87元（其中含人工费调差2262085.66元，材料调差为3341492元）。依据合同约定，该部分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局应当支付至85％。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北京市政与陈庆荣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合同无效，陈庆荣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 陈庆荣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其已完成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且案涉工程（甩项）已竣工通车，甩项部分亦非因陈庆荣原因导致不能通车（陈庆荣施工的路基部分已向下一工序施工单位移交，甩项部分发生地质灾害产生滑坡），故北京市政应向陈庆荣支付相应的工程款项。 案涉工程（甩项）已完成交验段初审结果为69028017.87元。陈庆荣和北京市政均认可在案涉工程甩项初审结果出具前，重点处付款比例已至75％，重点处与北京市政签订的合同，在初审结果后应付款至85％，故对于陈庆荣施工项目北京市政应参照甩项初审结果支付10％工程款，即6902801.79元，重点处在此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陈庆荣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庆荣工程款6902801.79元。 二、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在6902801.79元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 三、驳回陈庆荣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用86767元，由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0120元，由陈庆荣负担266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雪峰 人民陪审员  吴继红 人民陪审员  高小培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方良燕 附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 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