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668号 上诉人：陈先栋，男，195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娟，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周开华，男，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被上诉人：王秀英，女，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玲，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陈先栋因与被上诉人周开华、王秀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先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娟、被上诉人周开华、被上诉人王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先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周开华、王秀英支付陈先栋分红款400,0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周开华、王秀英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7年1月25日陈先栋将合伙出资18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王秀英，履行完毕缴纳全部合伙投资款之义务，占股10%，故享有知晓合伙收益的知情权，并有权要求周开华、王秀英以10%占股比例为基础对双方合伙投资收益进行分红。2.一审中，周开华、王秀英承认双方合伙投资期间的微信、现金收入以及支出，均是由其二人负责及管理。而陈先栋作为占股10%进行合伙投资的股东，有权要求周开华、王秀英出示合伙期间所有的微信及现金支出与收入账目。周开华、王秀英称已与陈先栋清算并退伙，但陈先栋从未见过双方合伙期间的微信及现金账目。3.2018年6月1日陈先栋与王秀英作为主体，周开华作为担保人签订《收款条》，该《收款条》系对陈先栋与王秀英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而非对陈先栋与周开华、王秀英合伙项目的清算。首先，该《收款条》明确载明：“收到此款后本人陈先栋和王秀英合作期间全部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即该《收款条》仅是对陈先栋与王秀英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其次，周开华仅系该《收款条》的担保人，而非主体，若周开华主张其为《收款条》的主体，应承担举证责任。4.合伙期间，合伙项目主要收入的三项来源即现金收入、微信收入、银行账户收入。周开华、王秀英作为合伙收入的保管方，在合伙关系终止后，根据合伙人的忠实义务，应出示合伙期间的收支明细，而非直接告知陈先栋合伙收益为1,000,000元，按照比例陈先栋应分100,000元，且其也未提供合伙收益为1,000,000元的证据。5.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不合理。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已明确周开华、王秀英为合伙项目账户资金的管理人，在有初步证据证明周开华、王秀英掌握了上述证据的情况下，且陈先栋无法提供合伙收入的微信账户明细以及银行卡明细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原则，法院应要求周开华、王秀英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解决纠纷。6.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在2020年5月9日二次开庭，一审判决书载明的日期为2020年5月7日。 王秀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陈先栋上诉称王秀英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合伙投资期间的微信、现金收入与支出均是周开华与王秀英在负责及管理，陈先栋从未见过合伙期间的微信及现金账目并非事实。这与陈先栋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应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准。2.陈先栋在合伙结算后于2018年6月1日向王秀英出具的《收款条》系王秀英代表王秀英与周开华要求陈先栋出具的，系全部合伙清算凭证，能够证明合伙三人已经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完全的清算，一审法院认定该《收款条》内容具有结算性质，三人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清算的事实认定清楚。陈先栋以周开华在《收款条》上以担保人签字，否认其合伙人的身份，就事实认定片面。首先，陈先栋认可该《收款条》是其本人签字、盖手印，在出具《收款条》时，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均在场，因周开华系陈先栋入伙时的介绍人，所以应王秀英要求亦作为担保人在《收款条》上签字。该《收款条》系陈先栋真实的意思表示，系陈先栋对三人合伙结算所作的承诺约定，应受法律保护。其次，一审法院已查明且陈先栋亦认可的事实：2017年10月王秀英退还陈先栋股金170,000元，2017年12月11日，王秀英给付陈先栋合伙期间分红100,000元。2017年底，三人对经营的底货进行了盘存，陈先栋分得底货款10,000元。最后，三人约定的合伙期满后，陈先栋向王秀英出具其亲笔签名的《收款条》，王秀英再付陈先栋5,000元。再者，《收款条》内容约定具有结算性质：（1）明确合伙事务：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松赞林寺；（2）陈先栋收到王秀英交来的合伙股金和利润，这里的陈先栋收到的合伙股金是代表所有合伙人退还给陈先栋的全部合伙投资170,000元，而不是陈先栋自己所占合伙份额应退还的股金。这里与合伙股金并列的利润也是按合伙投资比例由王秀英代表所有合伙人分配给陈先栋的全部利润100,000元；（3）《收款条》明确陈先栋与王秀英合伙期间全部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4）另一合伙人周开华在《收款条》上签字，证明此结算凭证三方均在场认可。最后，王秀英认为陈先栋认可《收款条》，承认与王秀英之间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就不应当再起诉将王秀英。根据《收款条》的约定，“如有反悔自己本人陈先栋将承受所有法律责任。”陈先栋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按约定承担自己违约行为给王秀英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交通费、律师代理费等所有损失，王秀英将保留追究陈先栋承担责任的权利。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秀英已经代表所有合伙人退还陈先栋全部投资金额，并按合伙投资比例分配了陈先栋红利，盘存底货后，给付了底货款，合伙清算完毕。陈先栋也向王秀英出具了结算凭证，同时认可与王秀英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却在一审中要求王秀英再给付分红利润400,000元，并未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任何依据。另外，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9日第二次开庭，但是一审判决书载明的日期为2020年5月7日，这仅仅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笔误，不属于程序错误。 周开华辩称，周开华、王秀英、陈先栋已经进行了合伙结算，陈先栋也出具了《收款条》，三合伙人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先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开华、王秀英支付其应分得红利400,000元整（大写：肆拾万元整）；2.周开华、王秀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陈先栋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所有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月20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就从事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售卖事项达成合伙合意，但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约定承包云南省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庙商店，三人合伙经营，合伙时间一年，陈先栋出资180,000元占股10%，周开华、王秀英分别占股45%，分红比例按投资比例计算。 2017年1月25日陈先栋将合伙出资款18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周开华。三人共同经营，各自记录销售账簿，销售收入由周开华保管。2017年10月9日王秀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退还陈先栋股金170，000元，又在2017年12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陈先栋转款100,000元，作为合伙分红款。2017年年底，三人对经营的底货进行了盘存，陈先栋分得底货款10,000元。2018年6月1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在一起，又对合伙事项进行清算后，由王秀英给付陈先栋5,000元，陈先栋向王秀英出具《收款条》一份：“兹收到王秀英交来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松赞林寺合伙股金和利润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收到此款后本人陈先栋和王秀英合作期间全部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如有反悔本人陈先栋将承受所有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合伙债权债务是否进行清算。 陈先栋称并没有进行合伙清算，主张《收款条》不应当作为三人最终的结算依据。首先，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从合意合伙经营旅游纪念品售卖项目开始便只有口头合伙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亦没有约定明确具体的合伙清算条款。所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以《收款条》的形式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符合其对合伙事项处理的习惯，且该《收款条》内容具有结算性质。其次，在2017年10月王秀英退还了陈先栋股金170,000元，2017年12月王秀英给付陈先栋合伙期间分红100,000元，还在2017年年底，三人对经营的底货进行了盘存，陈先栋分得底货款10,000元。最后，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在约定的合伙期满之后，对合伙期间的合伙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签署了《收款条》一份。所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以口头形式约定合伙事项，共同经营，事后陈先栋收到了合伙收益分红，亦收回了股金，并在合伙期满后对底货进行了盘存和分配，陈先栋还向王秀英出具了《收款条》，应当认定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清算。陈先栋主张合伙期间的应分红利40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该院依法不予认可。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先栋的全部诉讼请求。受理案件费3,650元，由陈先栋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6月1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及其朋友陈西凡（同音）在场，在云南香格里拉王秀英批发门市上，由王秀英朋友陈西凡拟写的《收款条》，陈先栋在《收款条》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周开华在担保作证人处签名。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川1181民初161号之一民事裁定，将该案一审民事判决书中第四页落款日期补正为“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先栋与周开华、王秀英之间是否进行了合伙结算；二、周开华、王秀英是否还应当支付陈先栋合伙期间的红利400,000元；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关于焦点一，陈先栋与周开华、王秀英之间是否进行了合伙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于2017年1月20日达成合意，在云南省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商店合伙售卖旅游景点的纪念品，约定合伙为期一年，但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亦没有约定明确具体的合伙清算条款。2017年10月王秀英退还了陈先栋股金170,000元，2017年12月王秀英、周开华给付陈先栋合伙期间分红100,000元。2017年年底，三人对经营的底货进行了盘存，陈先栋分得底货款10,000元。2018年6月1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在场，王秀英支付陈先栋合伙股金和利润5,000元后，三方基于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全部了结，至此三人的合伙关系终止。《收款条》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收款条》的内容具有结算性质。通过以上事实表明陈先栋收到了合伙收益分红，收回了出资，全体合伙人在合伙期满后对底货进行了盘存和分配，陈先栋自愿在《收款条》上签名并加盖手印，据此应当认定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三人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清算。陈先栋上诉主张该《收款条》不能作为三人合伙结算的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周开华、王秀英是否还应当支付陈先栋合伙期间的红利400,000元。2018年6月1日，陈先栋、周开华、王秀英以《收款条》的形式对合伙期间的合伙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至此，合伙终结。陈先栋在经营期间一直清楚有微信收款和银行卡刷卡收款的方式，但是仍然在2018年6月1日自愿签订《收款条》。在合伙清算以及合伙终结以后又主张合伙期间的应分红利为400,000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合伙进行清算，就意味着合伙人对合伙期间的投资、收益、亏损等进行彻底清算，以达到各方不再因合伙关系存在任何纠纷，从而对清算结果进行保护。据此，陈先栋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陈先栋主张一审法院在2020年5月9日第二次开庭，一审判决书载明的日期为2020年5月7日属程序违法。鉴于一审判决载明的日期系笔误，且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川1181民初161号之一民事裁定，将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中第四页落款日期补正为“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陈先栋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先栋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陈先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建英 审 判 员 王 进 审 判 员 李 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罗欣雨 书 记 员 吴秋芸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