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楠，女，198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大连农商行员工，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梅，辽宁大宸（盘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萍，女，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会计，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内蒙古宏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建云，辽宁大宸（盘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琳，女，198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吉林大学员工，住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学国、侯微，辽宁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文帅，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内蒙古宏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建云，辽宁大宸（盘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向超，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与李向超系夫妻关系），女，198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大连农商行员工，住大连市中山区。 原审原告邵琳因与原审被告王晓萍、张文帅、王楠、李向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14日向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辽1103民初671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王晓萍、王楠、张文帅、李向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辽11民终507号民事裁定，发回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8）辽1103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王楠、王晓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梅，上诉人王晓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薛建云，被上诉人邵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学国、侯薇，原审被告张文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越、薛建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向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琳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邵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王楠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改判。一、关于案件事实方面的问题。案外人刘振国是丹东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制人，案外人刘坚是刘振国儿子。刘坚在大连农商行工作，分管企业贷款业务，上诉人王楠是刘坚的同事。按时间顺序，本案所涉及的案件事实是：1、2014年中下旬，刘坚主动联系王楠，称自己在管理一项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业务，非常安全，而且能获得高额回报，问王楠手里有没有钱。因刘坚在单位分管的就是企业贷款业务，人脉、资源比较广，所称的企业客户也确实存在，王楠就投入第一笔款项。尽管王楠受限于自己在单位权限，无法直接和企业客户的人对接核实，但是刘坚按期兑付了本金和收益，而且刘坚所称的过桥理财涉及的企业客观存在、也确实偿还了贷款，王楠就对刘坚更为信任。2、2014年11月，汪秀英主动联系王楠开始做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王楠介绍了自己做银行过桥理财目前的收益情况，告知收益以刘坚方面兑付的金额为准，汪秀英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便开始反复投入大额资金，甚至主动询问还有没有理财业务可“做”、主动要求“做”理财业务。汪秀英是通过王晓萍认识的王楠，但是具体汪秀英和王楠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怎么聊起来要做投资的事，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过桥资金理财业务所需资金有限，想投资的人却很多，王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主动联系汪秀英，而且王楠只是介绍自己的投资情况，关于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情况也仅限于转述刘坚所说的信息，从来没有承诺过投资绝对不受损失、投资存在固定的收益率、理财绝对安全无风险。3、2015年7月，邵琳经其婆婆汪秀英介绍，认为银行的过桥业务安全并追求高额回报，就将信用卡交给汪秀英，由汪秀英通过信用卡套现方式筹集资金。邵琳主张的“80万元”，均是汪秀英套现取得，并很可能均是通过汪秀英统一汇出，相关的资金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遍，不应在邵琳案件中重复计算。王楠从未收到过邵琳的80万元投资款。4、2015年7月22日，李洪海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办理了银行卡，2015年7月29日，李洪海的配偶张杰向该银行卡中汇入了资金220万元用于理财。2016年5月，张杰通过微信联系王楠，王楠将银行卡邮寄给张杰并告知了密码，其自行办理了销卡。另外，关于银行卡，王楠持有的仅是李洪海1张、宋诚龙1张、赵璐璐1张、王梦菲1张、张成1张、王楠本人的几张银行卡，张宝华、唐辉、刘坚本人的银行卡均是由刘坚自己控制、使用。至于邵琳的投资款转入哪张银行卡，王楠并不清楚。5、2017年1月13日，因理财资金无法按期兑付，汪秀英等人共同到大连向刘坚、刘振国讨要说法，迫于压力，刘坚、刘振国才告知，过桥资金理财项目并不存在，其非法吸收资金已经被挪作他用，无法归还。根据见面时了解到的情况：刘振国因其公司项目上需要用款，安排刘坚想办法筹措大额资金，刘坚便利用工作便利，以大连农商行企业客户需要过桥资金、过桥资金属于理财、投资有保障为诱饵，向不特定的社会群体筹集资金，并承诺给予投资人高额回报，除和王楠联系外，刘坚还利用其个人的社会关系，虚构相同项目，向大连等多地域、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2016年底，因刘坚吸收资金过大、资金周转不开，陆续出现大额资金不能兑付的情况，最终现金流断裂，导致包括王楠、王晓萍、汪秀英、邵琳等人在内的集资参与人资金不能偿还的严重后果。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坚，不是王楠。王楠只是邵琳理财产品的中间介绍人，王楠的行为只是在汪秀英主动找过来之后介绍了理财的情况、在汪秀英主动要求做业务时帮助她把部分款项转给了刘坚，而不是接受汪秀英的委托进行投资，也不涉及操作具体的理财产品。一审判决19页认定邵琳参与到“王楠做的过桥资金理财”，一审判决20页认定王楠得知“借给刘坚用于做过桥资金的钱被刘坚挪用”，一审判决第21页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汪秀英和王楠之间存在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均与事实不符。二、关于相关法律问题。1、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控制人是刘坚，不是王楠，不应要求王楠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一审认定王楠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对资金安全有“审慎注意”义务是错误的。结合上述事实，刘坚是利用了其在单位分管企业贷款业务的便利条件以及据此形成的人脉、资源，做起了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是理财业务的真正控制人、管理者。王楠尽管和刘坚是同事，但受限于所在的职务权限，并不能直接和企业相关人员对接，只是能从外部了解企业是否客观存在，作为评估理财风险的指标，并不控制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和资金去向。事实上，使用过桥资金的企业，往往是使用表面看起来无关的第三方账户周转资金，在无法和企业相关人员对接的情况下，王楠无从了解刘坚转出的资金是否是汇入了企业自己找到第三方账户。因此，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坚，王楠只是邵琳理财产品的中间人，不应苛刻的要求王楠具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也不应要求王楠保证其他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安全。王楠自己的投资也全部被刘坚骗的血本无归。2、案外人刘坚才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人和实际操盘人，资金的控制人，王楠不应承担受托人的法律责任，一审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汪秀英和王楠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没有依据。根据庭审笔录以及相关证据材料，银行过桥资金理财的控制人是刘坚，王楠仅是在汪秀英主动找来之后介绍了理财业务的情况、帮助汪秀英其部分资金转给刘坚，委托理财的受托人不是王楠，王楠不应承担委托理财业务中受托人的法律责任。另，即使认为汪秀英和王楠之间成立委托关系，王楠受托处理的事项也仅是将款项转给刘坚不挪作他用，不包括其他任何事务，对于投入的资金安全没有注意义务。而且，王楠和邵琳并不认识，缺少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基础，也更不存在任何意思联络，无法成立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楠和邵琳之间履行了委托理财合同，邵琳的投资款全部包含在汪秀英的投资款中，王楠无法分辨，如果中间人要承担责任，那么汪秀英是第一责任人，而不是王楠。3、王楠并未收取过回报，不应认定本案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王楠从资金使用方获取了任何回报，关于王楠获取了回报的说法只是主观推测，而且，一审判决第20页亦认定邵琳未给过王晓萍、王楠报酬，因此，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认定为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仅在受托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邵琳才可以要求赔偿，而且，由于无偿委托合同中受托人没有报酬，其承担责任相比有偿委托合同也应更轻一些。4、邵琳仅能证明其投入了150万元，一审认定邵琳投入的资金是176.734万元与客观证据反应出的事实不符。邵琳主张其投入了两笔理财款，包括第一笔理财款“80万元”和第二笔理财款“150万元”。关于第一笔理财款“80万元”，邵琳主张其是通过在商户处套现的方式投入了部分资金、通过汪秀英转账方式投入了剩下的26.734万元。但是，结合案件事实，邵琳主张的该“80万元”，均是通过汪秀英操作邵琳的信用卡套现取得，钱款很可能均是通过汪秀英汇出，相关的资金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遍，不应在邵琳案件中再重复计算，另外，6.734万元和委托理财的事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数字过于“零碎”根本不可能是投资款。因此，本案应认定邵琳投入的资金仅为150万元，一审认定汪秀英直接转账的26.734万元和本案相关因此属于邵琳投入的资金是错误的。5、不应认定邵琳的资金损失是176.734万元和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首先，邵琳投入的资金仅为150万元。另外26.734万元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次，不应在邵琳案中重复计算。其次，金融理财投资属于一种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受委托人也不需对委托人承担任何保底责任。此种情况下，邵琳主张按固定收益率“1.5‰/日”兑付收益，应该提供明确的书面约定。依据曾经按照某一收益率兑付过某一笔或某几笔资金收益的事实，不能倒推出约定了固定收益率，也不能倒推出受托人承诺过承担“保底”责任。再次，在未约定过固定收益率的情况下，或者无证据证明受托人曾承诺“保底”的情况下，邵琳的实际资金损失应仅限于本金，即使认为损失包括收益利息，利息最多也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按该种方式计算本金、利息损失的前提，是委托人没有获取过回款，在邵琳已经收取回款合计1514340.00元的情况下，计算本金、利息损失时应当核减已收取的回款1514340.00元。最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2017年1月13日，王楠即告知了汪秀英、邵琳等人资金被刘坚挪用的事实，而且还通过联系宽泰公司出具借条等方式尽可能止损，但是，邵琳为了能尽快拿回钱，不顾案件真实情况，和汪秀英一起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王晓萍、王楠等人，导致损失不断扩大，不应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所以，即使认定邵琳的损失包括收益利息损失，也只应计算2016年12月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王晓萍、王楠承担自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王楠认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理财，邵琳坚持按民间借贷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刘坚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人，但一审没有追加刘坚参与诉讼，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王楠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 王晓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琳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邵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王晓萍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改判。一、关于案件事实。1、2014年11月，汪秀英联系了王楠并开始做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汪秀英认为银行的过桥业务安全并追求高额回报，在去王楠的工作单位考察并核实、了解情况后，开始反复投入大额资金，主动“做”理财业务。2、2015年初，王晓萍开始投资做银行过桥资金理财。3、2015年7月，邵琳经其婆婆汪秀英介绍，认为银行的过桥业务安全并追求高额回报，就将信用卡交给汪秀英，由汪秀英通过信用卡套现方式筹集资金。邵琳主张的“80万元”，均是汪秀英套现取得，并很可能均是通过汪秀英统一汇出，相关的资金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遍，不应在邵琳案件中重复计算。4、2015年7月22日，李洪海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办理了银行卡，2015年7月29日，李洪海的配偶张杰向该银行卡中汇入了资金220万元用于理财。2016年5月，张杰通过微信联系王楠，王楠将银行卡邮寄给张杰并告知了密码，其自行办理了销卡。李洪海、张杰在庭审过程中主张是按王晓萍授意开卡、对于为什么开卡不知情、是王晓萍给办理的销卡等证言，与证据反应的事实不符，均为虚假。5、2017年1月13日，因理财资金无法按期兑付，汪秀英等人共同到大连向刘坚、刘振国讨要说法，迫于压力，刘坚、刘振国才告知，过桥资金理财项目并不存在，其非法吸收资金已经被挪作他用，无法归还。根据见面时了解到的情况：刘振国因其公司项目上需要用款，安排刘坚想办法筹措大额资金，刘坚便利用工作便利，以大连农商行企业客户需要过桥资金、过桥资金属于理财、投资有保障为诱饵，向不特定的社会群体筹集资金，并承诺给予投资人高额回报，除和王楠联系外，刘坚还利用其个人的社会关系，虚构相同项目，向大连等多地域、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在开始集资时，刘坚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使用后参与集资人员款项向先参与集资人员支付高额回报，维持了其虚构理财项目收益稳定的表象，但2016年中下旬，因刘坚吸收资金过大、资金周转不开，陆续出现大额资金不能兑付的情况，最终现金流断裂，导致包括汪秀英、邵琳在内的集资参与人资金不能偿还的严重后果。结合上述事实：1、王晓萍参与理财是在汪秀英之后，王晓萍并未介绍汪秀英参与理财，一审判决第22页认定王晓萍在理财关系中起到“介绍作用”与事实不符；2、李洪海开卡不是王晓萍授意的，销卡也未经过王晓萍，李洪海开卡时就知道银行理财的事情，一审判决第14页不予采纳李洪海办卡与王晓萍无关是错误的。二、关于相关法律问题：1、王晓萍未介绍汪秀英参与理财，一审以王晓萍在另案中起到介绍作用为由认定王晓萍应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结合案件事实，2014年11月汪秀英就已经开始做银行过桥资金理财业务，2015年初王晓萍才知道有过桥资金理财业务。尽管汪秀英可能是通过王晓萍才认识了王楠，但是，汪秀英参与理财是在王晓萍之前，王晓萍不可能介绍汪秀英参与理财。一审判决以王晓萍起到介绍作用为由，认定王晓萍应该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如果介绍参与理财即应承担连带责任，那么，邵琳是通过汪秀英介绍参与了银行理财，本案应当追加汪秀英为共同被告。2、不应以王晓萍按汪秀英要求帮忙给邵琳回款为由，认定王晓萍应承担责任。王晓萍在本案中的行为就是帮助邵琳回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汪秀英自己也做过桥资金理财，怕把自己的回款和邵琳的回款弄混了，就让王晓萍帮忙给邵琳回款。当时，王晓萍的女儿考入了邵琳所在的学校，为了让女儿得到邵琳的照顾，也就同意帮助邵琳办理回款。因此，王晓萍帮助邵琳回款的行为是帮汪秀英和邵琳的忙，不是受委托帮助他人理财，而且王晓萍在回款的过程中没有获取过任何好处，也没有在任何中间环节截留过邵琳的任何钱款，对于邵琳资金的损失没有任何过错、过失。一审判决以王晓萍帮忙回款为由，认定王晓萍应该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3、不应以出具了“借条”为由，认定王晓萍应承担责任。王晓萍出具的“借条”，只是为了帮忙计数，并没有考虑过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没有对其中的金额作审核，一审已查明“借条”中的金额、时间与客观情况不相符，也已查明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是借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份“借条”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具的借条无效，不能依据一份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无效的“借条”认定王晓萍应承担连带责任。4、不应认定邵琳投入的资金是176.734万元邵琳主张投入了第一笔理财款“80万元”，一审认定其中26.734万元和本案相关，属于邵琳投入的资金。但是，结合案件事实，邵琳主张的该“80万元”，均是通过汪秀英操作邵琳的信用卡套现取得，钱款很可能均是通过汪秀英汇出，相关的资金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遍，不应在邵琳案件中再重复计算26.734万元。另外，6.734万元和委托理财的事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数字过于“零碎”根本不可能是投资款。5、不应认定邵琳的资金损失是176.734万元和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首先，邵琳投入的资金仅为150万元。另外26.734万元很可能已在汪秀英案件中计算过一次，不应在邵琳案中重复计算。其次，金融理财投资属于一种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受委托人也不需对委托人承担任何保底责任。此种情况下，邵琳主张按固定收益率“1.5‰/日”兑付收益，应该提供明确的书面约定。依据曾经按照某一收益率兑付过某一笔或某几笔资金收益的事实，不能倒推出约定了固定收益率，也不能倒推出受托人承诺过承担“保底”责任。再次，在未约定过固定收益率的情况下，或者无证据证明受托人曾承诺“保底”的情况下，邵琳的实际资金损失应仅限于本金，即使认为损失包括收益利息，利息最多也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按该种方式计算本金、利息损失的前提，是委托人没有获取过回款，在邵琳已经收取回款合计1514340.00元的情况下，计算本金、利息损失时应当核减已收取的回款。最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2017年1月13日，王楠即告知了汪秀英、邵琳等人资金被刘坚挪用的事实，而且还通过联系宽泰公司出具借条等方式尽可能止损，所以，即使认定邵琳的损失包括收益利息损失，也只应计算2016年12月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王晓萍、王楠承担自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不应认定本案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无证据证明王楠从资金使用方获取了任何回报，邵琳关于王楠获取了回报的说法只是主观推测，而且，一审判决亦认定邵琳未给过王晓萍、王楠报酬，因此，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认定为无偿的委托合同关系，仅在受托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邵琳才可以要求赔偿，而且，由于无偿委托合同中受托人没有报酬，其承担责任相比有偿委托合同也应更轻一些。7、李洪海是为了理财自主开卡，不是按王晓萍授意开卡。结合案件事实，李洪海之所以于2015年7月22日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办理了银行卡，是为了投资理财使用，所以，2015年7月29日，李洪海的配偶张杰才会向该银行卡中汇入了资金220万元，销卡的过程也是2016年5月王楠和张杰直接通过微信联系。李洪海银行卡的办理、销卡均与王晓萍无关，不应认定李洪海是按王晓萍授意开卡，也不应据此认定王晓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庭审中已经向邵琳释明按委托理财还是民间借贷，邵琳庭上没有表态，庭后也没有书面回复法院，一审判决径行按委托理财判，属于违反处分原则，超越原审邵琳诉求范围。按照本案情况，邵琳不变更诉请，应当驳回起诉。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应当追加刘坚为被告或第三人，在原审中王晓萍已经书面追加，但未追加，对于本案委托理财的受托人没有查明，所以程序违法。本案按照委托理财审理，但没有查明形成损失的原因，各方当事人的过错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属事实不清，所以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应当驳回邵琳起诉或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王晓萍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 邵琳辩称，1、王楠将资金出借给刘坚，并从刘坚处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况在资金出现断条，王楠无法偿还邵琳资金前，王楠从未向邵琳释明过刘坚以及将款项交给刘坚的情况。2、王楠与王晓萍向邵琳所释明资金所用去向，是银行过桥资金，银行的过桥资金是一种短期资金的融通，期限以6个月为限，是一种与长期资金相对接的资金，往往是指某个企业向银行贷款后在暂无资金偿还，需要再向银行借款的情况下，从其他方短期融借资金偿还先期的银行贷款，完成偿还后再从银行贷出长期借款，完成对第三方对过桥资金的偿还。而本案王楠将款项出借给刘坚，刘坚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显然刘坚不是过桥资金的使用方，刘坚不符合过桥资金的相关主体，而王楠、王晓萍在跟邵琳说是过桥资金的情况下，擅自出借给刘坚的行为，如果按委托理财进行审核，属于未经委托人同意超出委托事项的行为。超出委托事项的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被委托方应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3、邵琳从未委托刘坚进行过相应投资，也没有将款项出借刘坚，更关键的是邵琳资金出现断条前，邵琳根本不知道刘坚的存在，因此与邵琳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本案的王楠和王晓萍与刘坚无关。事实上，王楠擅自将资金出借给刘坚，与刘坚发生法律关系的是王楠，与他人无关。4、本案中，王晓萍与王楠协商后经过核算和对账，给邵琳出具借款借据，按照借据的法律后果认定，王楠和王晓萍应将邵琳的资金予以返还。对于这一项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2款之规定给予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无论王晓萍、王楠与邵琳之间资金往来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如果最后出具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就应该按照最后出具的借款借据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案我方认为应判令王楠、王晓萍全额的给付出借资金。但考虑案件的往复时间较长，我方同意一审判决。5、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2款的规定，第一审法院案由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由此可见，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变更或调整案件案由，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综上，请法院驳回王楠、王晓萍的诉请。 张文帅辩称，同意王晓萍和王楠的上诉理由，本人对案涉事项不知情。 李向超辩称，同意王晓萍和王楠的上诉理由，本人对案涉事项不知情。 邵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楠、王晓萍偿还邵琳借款230万元；2.判令王楠、王晓萍自2016年11月1日至上述款项全部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邵琳利息；3.王楠、王晓萍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琳与杨可系夫妻关系，王晓萍与张文帅系夫妻关系，王楠与李向超系夫妻关系，王晓萍与王楠系姑侄关系；邵琳的婆婆汪秀英与王晓萍系多年好友，邵琳通过汪秀英与王晓萍相识。2015年7月27日至2016年1月13日，邵琳通过汪秀英介绍参与到王楠做的过桥资金理财，并找王晓萍帮忙进行转款、回款（持韩丽彪卡、杨荣军卡）。邵琳将在盘锦太阳升塑化有限公司、在盘锦亿汇鑫化妆品商行刷卡累计总额64.4052万元资金投入理财，于2015年7月30日经汪秀英向王楠持有的张成0876银行卡转账20万元，于2015年8月7日，经汪秀英向王晓萍0781的银行卡转账6.734万元。2015年9月7日，王晓萍给邵琳出具80万元欠条一张，内容为：“今向邵琳借人民币80万元整，借款人王晓萍。”自2015年8月22日至2016年1月8日邵琳累计收到回款17.571万元。2016年1月13日，王晓萍通过微信告诉王楠第二日有150万元款项入账，2016年1月14日，邵琳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汇入王晓萍指定的王楠所持李洪海6957账户150万元，王楠收到此款。2016年1月15日，王晓萍给邵琳出具150万元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向邵琳借人民币150万元整，2016年1月15日开始计息，借款人王晓萍。期间，王晓萍给邵琳两次发送对账单，对账单中显示的利息是按日1.5‰计息，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6年11月4日累计收到利息回款103.965万元。邵琳共计收到利息回款121.51万元（17.571万元+103.965万元）。2017年1月，王楠得知，她借给刘坚用于做过桥资金的钱被刘坚挪用，借给他父亲刘振国的宽泰公司。2017年1月13日，王楠、王晓萍带邵琳等人去见刘坚和他的父亲刘振国，无果。2017年3月14日，刘振国给邵琳出具了借款人为宽泰公司、欠款1,084,640.00元的借条，该条现在王晓萍手中。另查明，在王晓萍所持韩丽彪银行卡明细中有王晓萍向张文帅银行卡汇入资金的记载，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6年5月9日累计汇入23.057165万元。在王楠所持张成银行卡明细中有王楠向李向超银行卡汇入资金的记载，自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9月10日累计汇入74.8万元。邵琳未给过王晓萍或王楠报酬。王晓萍给邵琳出具借条的实际日期是2016年11月5日。王晓萍买车借用邵琳丈夫杨可的信用卡支付购车款29.898万元，此购车款双方已结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邵琳与王楠、王晓萍为过桥理财的高额回报所吸引，进行投资理财，因资金的使用人宽泰公司无力偿还不能回款，邵琳向王楠、王晓萍索要未果，形成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邵琳与王晓萍、王楠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理财关系；2、双方的往来账是多少，即邵琳起诉的本金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张文帅、李向超是否是适格被告，邵琳要求四被告共同偿还是否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是借贷纠纷还是委托理财纠纷。因邵琳与王楠、王晓萍之间未签订明确的书面合同，对权利义务、责任风险未予明确，综合全案可以判定邵琳赚取的是高额利息，王楠赚取的是资金使用人给予的收益，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双方均未对资金安全做到足够防范。在不能回款形成纠纷后，邵琳主张与王楠、王晓萍之间的纠纷系借贷纠纷，王楠、王晓萍认为是委托理财关系。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王晓萍出具的“借条”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汪秀英与王楠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邵琳是在汪秀英做过桥理财获得收益的情况下参与进来，邵琳投入的款项是王楠受托理财款项中的一部分，因此亦应认定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审理。王楠虽未与邵琳直接对接、邵琳亦未支付过王楠报酬，但王楠实际接受了邵琳汇入资金的事实，可以认定王楠接受并实质履行了委托理财，且王楠从资金使用方赚取回报，均属于邵琳的资金所产生，故应认定二人之间是有偿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王晓萍、王楠提出本案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观点予以采纳，对邵琳提出与四被告是民间借贷关系、王晓萍提出邵琳涉嫌高利转贷罪移送公安机关、王楠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观点不予采纳。关于邵琳与四被告的责任。王楠与邵琳是委托理财关系的相对方，其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具有理财方面的专业技能，仅是因为信任放松了对资金安全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应承担对委托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邵琳追求高额利息回报、忽视风险，自身亦有责任，酌定王楠承担70%责任、邵琳承担30%的责任。王晓萍在王楠与汪秀英的理财关系中起介绍作用，在本案中又受邵琳方委托帮忙回款，其又在为汪秀英出具借条时自行为邵琳出具借条，从其作为职业会计的身份看，应当知道出具借条和签名的法律后果，则其出具借条的行为可以认定其愿意承担不利后果，故王晓萍应与王楠连带对邵琳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对王晓萍提出不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张文帅、李向超未参与资金操作，虽在王晓萍所持韩丽彪银行流水中有向张文帅的银行卡转款的记录、在王楠所持李洪海银行流水中有向李向超的银行卡转款的记录，此行为是由王晓萍、王楠所为，责任应由王楠、王晓萍承担；张文帅虽抗辩王晓萍转入其卡内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李向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楠转入其卡内款项的正当性，故对二人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邵琳应就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对邵琳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张文帅、李向超承担责任的观点不予采纳。 关于邵琳资金损失的数额。王晓萍给邵琳出具了总计230万元的借条，其中邵琳以商户刷卡方式筹集的64.4052万元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应予以扣除，剩余176.734万元是邵琳的本金，应认定为是邵琳的损失。王楠在理财中对邵琳按日1.5‰计息进行回款，应视为双方约定了固定回报率，邵琳收到的回款应视为邵琳的收益，对此不予调整，对王晓萍提出回款的利息应直接冲抵本金意见不予采纳。邵琳主张自2016年11月5日起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邵琳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此利息标准，则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王楠、王晓萍应向邵琳赔偿投资的资金损失按70%计算，应为123.72万元（176.734万元×0.7）以及自2016年11月5日后的利息损失。王楠、王晓萍对邵琳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宽泰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邵琳委托理财损失123.72万元，并从2016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 二、被告王晓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邵琳要求被告张文帅、李向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200.00元，由邵琳负担11,592.00元，被告王楠、王晓萍负担13,6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王楠、王晓萍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楠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1月13日汪秀英与刘坚的现场对话录像及文字整理一份，证明刘坚已经向邵琳方详细解释银行过桥理财业务的前因后果，最开始是正常银行过桥理财，王楠核对相关业务，贷款批复也没有问题，银行贷款审批手续也无问题，后来资金被刘坚私自挪用，刘坚是理财资金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人，相关责任应由刘坚承担。2、王楠和汪秀英在2016年1月29日及2016年10月11日两张微信截图，证明汪秀英明知王楠并不是过桥资金的实际控制人，而是由王楠同事刘坚管理控制。3、2017年1月15日汪秀英、邵琳等人的现场录音，证明邵琳明确同意让宽泰公司的法人为其出具借条，宽泰公司后续也确实向邵琳出具借条，双方形成了借贷合意。4、关于宽泰公司目前解决民间债务的说明，证明宽泰公司认可邵琳系该公司债权人，并且该公司处于破产重组的进程中，后续存在化解全部债务的可能，即邵琳的损失额有被宽泰公司弥补的可能，因此本案中邵琳的损失额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应等待宽泰公司清算程序完毕再继续审理。 邵琳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表示王楠录制的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但汪秀英与邵琳、王楠、王晓萍发生资金往来是2015年9月7日之前，2015年9月7日前邵琳与王楠资金往来时，邵琳是否知道刘坚的存在，是本案关键的问题。王楠向邵琳解释资金的去向是银行过桥资金的使用，而不是刘坚及其父亲宽泰公司使用资金。从王楠的证明目的可以看出王楠最开始对于过桥资金的使用给予相应的审核，最开始资金使用是非常安全的，后期王楠没有相应的资金去向审核，没有查看银行的手续等，导致王楠擅自将资金交付刘坚导致资金无法回笼的法律后果，这一点证明如果是委托理财，受托人王楠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没有查看刘坚使用资金的相应去向，过错完全在于王楠的疏忽大意，王楠承担全部责任。第二组证据，王楠与汪秀英的聊天记录与邵琳无关。王楠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其本人不是过桥资金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其受托办理过桥资金的投资需要向同事寻求帮助或提供信息是正常的，把这种寻求帮助或提供信息作为其转委托的理由明显与客观事实及客观规律不符。第三组证据，王晓萍对于邵琳的资金有全部回款的承诺，与王晓萍给邵琳出具的借据相互认证。第四组证据，该份说明中体现宽泰公司已经于2019年3月进入破产程序，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应由破产管理人接手破产业务，同时接手破产公司的公章等相关印章。另将资金擅自交给刘坚收取高额利息的人是王楠，不是邵琳。对宽泰公司拥有债权的是王楠，不是邵琳。 王晓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王楠所举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同时认可王楠证明的目的。第一组证据，证明刘坚是过桥资金的实际操盘人，刘坚是最终的受托人，案涉资金被刘坚挪用邵琳应当追究刘坚相应的法律责任，该份证据证明王晓萍在理财业务中不是受托人，仅是邵琳和汪秀英要求提供帮助的人即帮助邵琳回款，所以王晓萍不是受托人，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第二组证据，能证明邵琳对王楠转委托完全知情，因为邵琳之所以参与过桥资金理财项目是由其婆婆汪秀英的介绍，所以邵琳是出于对其婆婆的信任才参与当中，汪秀英所作所为能代表邵琳，同时该证据能够证明王楠不是过桥资金的代理人，是刘坚直接操盘过桥资金的使用人，该证据恰恰证明汪秀英及邵琳明知王楠不是过桥资金管理人，认同王楠将过桥资金理财任务转委托给其同事刘坚。第三组证据，王晓萍不是对你有承诺这句话，没有明确承诺范围，没有具体承诺事项，即使王晓萍作出这样承诺，也是无效的。而且是王晓萍出于个人感情所为，情分上讲帮她，法律上讲没有义务，王晓萍在这期间没有任何获利，违反民事权利对等原则。第四组证据，证明邵琳已经和宽泰公司建立债权关系，与第三组证据证明的目的相互印证，王楠是在取得邵琳同意后，出具借据。宽泰公司是破产重组，所以该公司能够掌握自己的印章，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方案，这表明本案邵琳已经行使介入权，宽泰公司出具的借据直接约束邵琳和宽泰公司。张文帅、李向超质证：同王晓萍一致。本院认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邵琳与王楠、王晓萍发生资金往来时知道是银行过桥资金的使用，但不知是刘坚及其父亲宽泰公司使用资金，故王楠、王晓萍、张文帅、李向超关于刘坚是案涉理财资金的受托人和责任承担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王楠和汪秀英两张微信截图，与邵琳无关，不足以证明王楠不是过桥资金的代理人。王晓萍对于邵琳的资金全部回款的承诺，与王晓萍给邵琳出具的借据相互认证，王楠、王晓萍、张文帅、李向超关于王晓萍该承诺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宽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和宽泰公司目前解决民间债务的说明，因其不是案涉合同的直接相对人，对王楠、王晓萍、张文帅、李向超关于宽泰公司出具的借据直接约束邵琳和宽泰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邵琳提交了2017年5月12日汪秀英案件原审庭审笔录一份。该笔录第7页上数第7行，人民法院庭审调查时向王楠询问款项用途，其回答“我的工作单位是大连农商银行，我和单位同事刘坚有借贷关系”，证明王楠与刘坚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楠质证：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楠的回答指的是刘坚及刘坚的父亲所代表的宽泰公司也曾于2017年3月向王楠出具430万元的欠据，这是刘坚挪用过桥业务资金后承诺宽泰公司予以还款的一种结果，不能就此否认刘坚作为过桥业务资金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王晓萍质证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案系本案一审中民间借贷关系进行的询问，与本案委托理财不同，所以王楠的回答不能否认邵琳与宽泰公司、刘坚和其父亲存在借贷关系。张文帅、李向超质证认为，同王晓萍、王楠一致。本院认证，汪秀英案件王楠庭审笔录中对款项用途“我的工作单位是大连农商银行，我和单位同事刘坚有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可。 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主要焦点是：一、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问题；二、案涉合同本金数额及利息认定问题；三、案涉合同中损失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关于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规定，本案一审起诉时邵琳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主张权利，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定性。本案中，王晓萍虽为邵琳出具两张《借据》，但综合全案证据情况，如王楠所言，邵琳与王楠之间并不相识，邵琳没有理由将230万元借款给王楠。正如王楠在一审答辩状中提出，王楠只是收到王晓萍的微信告知收取150万元进行投资理财，另外20万元则是另案当事人汪秀英告知王楠系王晓萍要求收取“做”理财的，并且该款项系汪秀英出资。同时还提出无论王晓萍还是王楠在邵琳汇出资金时均未向邵琳做出“借款”的意思表示，邵琳也从未向王楠做出“出借”款项的承诺。王楠还提出王晓萍微信截图账单中的利率系投资理财的回报率，并非借款利息。且在2015年9月7日第一笔80万元款项未清偿的情况下，邵琳又向王楠转款150万元，与借款合同的常理不符。同时，本案中邵琳获取回款的时间、金额也比较随意，依此推定，邵琳与王楠和王晓萍之间没有订立借款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结合王楠辩称“我只是收到王晓萍的微信告知收取150万元做理财”、王晓萍上诉状中提出“由于邵琳向王楠转款的目的是做过桥资金理财业务”，邵琳称“其所知道的款项用途是王楠有银行的过桥理财的业务，有利息，能够保证资金安全，至于王楠直接跟过桥理财的相对方有多少利润我们不知道”；通过王楠的代理人在一审回答法庭“王楠利益在何处”时所做的“在于刘坚取得客户给付利息后，给王楠居间介绍报酬”的陈述，结合一审庭审中王楠、王晓萍及张文帅、李向超均主张本案案由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邵琳对一审认定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未进行上诉；根据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和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案涉合同性质不构成借款合同，邵琳与王楠、王晓萍之间虽没有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依据案涉合同实际履行的意思表示、履行内容和合同实质看，该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属于名为借款实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王楠提出邵琳与王楠之间从来未形成委托理财关系的主张，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合同邵琳的损失数额及利息认定问题。王晓萍给邵琳出具了总计230万元的借条，其中邵琳以商户刷卡方式筹集的64.4052万元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扣除，剩余的176.734万元中含有20万元是汇入王楠持有的张成0876卡、6.734万元是汇入王晓萍持有的0781卡、150万元是汇入王楠持有的李洪海6957卡，上述款项经庭审质证，能够确认是邵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王楠、王晓萍的本金数额，一审法院对邵琳本金数额176.734万元的认定并无不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中，邵琳与王楠、王晓萍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于利息获得无论是否约定、如何约定，在理财合同中邵琳实际取得的利息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民事法律关系所遵循的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对王楠在理财中所给予邵琳的回款，应视为邵琳的合法收益，对王晓萍提出回款的利息应直接冲抵本金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王晓萍为邵琳出具的《借据》和王晓萍对邵琳款项的承诺，一审法院对邵琳在委托理财中的本金损失数额按比例承担后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合同中损失赔偿责任承担问题。依据王楠提供的2017年1月13日汪秀英、刘坚等人现场对话录像，证明案涉银行过桥理财业务最开始是正常的银行过桥理财，王楠也核对了相关的业务，批复也没有问题，行里的手续也没问题，只是后来资金被刘坚挪用了。由此可见，王楠接受委托时承诺的委托事项是银行的“过桥理财”，但在实际操作中，王楠未按“过桥理财”的程序审查资金流向，未经邵琳同意将款项出借给刘坚，超出委托权限且未尽到谨慎的审查、注意义务，造成资金无法收回，因此可以认定王楠在履行涉案委托理财合同过程中存在基于重大过失、超越委托权限的过错。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王楠应对邵琳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因王晓萍和王楠在案涉委托合同中存在相互交叉，邵琳资金也是汇入或交付给二人所支配控制的银行卡中，同时，通过二人所支配的银行卡向邵琳进行回款，且王晓萍为邵琳出具借据等行为，表明王晓萍对邵琳的资金损失也负有连带责任。王晓萍提出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楠关于邵琳作为投资人应对其自身损失承担更大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王楠对邵琳70％的本金损失即123.7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王楠应自邵琳明确主张权利之日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邵琳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判令王楠自2016年11月5日起支付邵琳相应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王楠、王晓萍关于“不应认定2016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部分采信。 关于刘坚与宽泰公司应否追加为第三人的问题。因邵琳投资过桥理财时，王楠向其解释资金的去向是银行过桥资金的使用，而不是刘坚及其父亲宽泰公司使用资金。王楠虽将款项出借给刘坚，但刘坚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是过桥资金的使用方，刘坚不符合过桥资金的相关主体。另外，邵琳亦未委托刘坚进行过相应投资，也没有将款项出借刘坚，邵琳与刘坚及宽泰公司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不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故王楠提出追加刘坚与宽泰公司为第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楠、王晓萍可就赔偿款项依法定程序向案外人行使追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笔误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案涉的利息给付标准系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邵琳应得赔偿款孳息损失计付的标准，系裁判的依据，一审法院以裁定的形式对于判决书中确定的利息给付标准予以调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楠、王晓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民初2360号民事裁定； 三、上诉人王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邵琳委托理财损失123.72万元及利息（利息计付标准为：邵琳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以123.7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以123.72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四、驳回被上诉人邵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0.00元，由原告邵琳负担11,592.00元，被告王楠、王晓萍负担13,6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王楠、王晓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5.00元（王楠、王晓萍未预交），由上诉人王楠、王晓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荣 审判员  周慧君 审判员  郭安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耿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