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7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艾镭，男，汉族，1982年9月30日出生，住郑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永庆，男，汉族，1978年7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楚垚天，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盼盼，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康艳菊，女，汉族，1965年10月13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东骋，女，回族，1973年10月23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满存，河南钧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婷婷，河南钧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艾镭、张永庆与上诉人康艳菊、马东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32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艾镭、张永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楚垚天、郭盼盼，上诉人康艳菊、马东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满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艾镭、张永庆上诉请求：1、将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康艳菊、马东骋支付张永庆、赵艾镭股权转让款1180566元及违约金118056.6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康艳菊、马东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康艳菊于2013年11月1日转给王柯明10万元，转给张书永60万元，于2013年11月23日转给闫海松20万元，于2014年1月2日转给闫海松10万元的款项，赵艾镭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了编号为9049043的收到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收据……应为康艳菊、马东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明显错误。该认定缺乏依据，违背事实常理。康艳菊、马东骋主张，赵艾镭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了编号为9049043的收到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收据，并主张与该100万元收据对应存在七笔转款凭证，分别是：2013年11月1日康艳菊转给王柯明10万元、2013年11月1日康艳菊转给张书永60万元、2013年11月23日康艳菊转给闫海松5万元（4笔共计20万元）、2014年1月2日康艳菊转给闫海松10万元，由此证明康艳菊、马东骋向上诉人赵艾镭、张永庆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其所述并非事实，其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一、按康艳菊、马东骋的主张，该七笔转款并非发生在同一天或相近的两三天内，七笔转款的时间跨度达一个月，这与双方交易习惯明显不同，也不符合常理。二、按康艳菊、马东骋的主张，2013年10月29日的100万元收据对应的七笔转款凭证中，对应支付给王柯明的10万元，支付给张书永的60万元，以及支付给闫海松的5笔30万元，同样违背交易习惯和常理。在双方之前真实的股权款支付过程中，所有收据所对应的转款事实均是对应和支付给了鼎芫公司的某一个债权人，即收据和转款凭证、债权人是一一对应关系，根本不存在一张收据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债权人及相应转款凭证的情况，而按康艳菊、马东骋的主张，该100万元收据却对应了向三个债权人的转款凭证；而且，在之前的真实付款中，连金额仅有1万余元、2万余元等低金额的款项也全部是由赵艾镭单独出具收据，并对应唯一的转款凭证和唯一的债权人，对于100万元的大额付款，不可能分文未收就事先写下收据，更不可能事先将多个债权人所涉债权全部集中在这一张收据中。三、康艳菊、马东骋提交的与2013年10月29日100万元收据对应的七笔转账凭证中，2013年11月23日的四笔康艳菊转给闫海松5万元的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义务回单中的“用途”均显示“购水泥”，而本案中除该100万元收据对应的七笔转款凭证之外的其他全部转款凭证中，款项“用途”均显示空白，这直接证明上述2013年11月23日的四笔共计20万元的款项系股权转让之后鼎芫公司向闫海松新购水泥的货款，根本不是清偿股权转让之前鼎芫公司既存的对外负债的款项，并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诚然，虽上诉人主张2013年10月29日的收据非赵艾镭所签，系康艳菊、马东骋伪造，最终却未申请笔迹鉴定，但是，一方面，“赵艾镭”三字极有可能系拓印而来，通过司法鉴定途径并非一定能够辨别字迹真伪，无法达到查清和分辨事实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股权受让人，证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属于康艳菊、马东骋的举证义务，其应当充分举证证明存在2013年10月29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承担证明不利的后果。康艳菊、马东骋辩称，一、赵艾镭、张永庆所述没有事实依据。关于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康艳菊、马东骋已提交了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且赵艾镭已出具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收据”，转账金额与收据金额对应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赵艾镭收到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二、自双方股权转让六年多的时间内，赵艾镭、张永庆从未提出过康艳菊、马东骋拖欠其股权转让款的请求，若确有其事的话，赵艾镭、张永庆完全可以在前诉的双方追偿案件中主张进行抵销或者反诉来解决拖欠转让款的纠纷，但赵艾镭、张永庆时至追偿案件执行阶段也从未提出过。所以从情理上也可推断出赵艾镭、张永庆所诉并非事实。从法理上，赵艾镭、张永庆的诉讼请求依法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三、赵艾镭、张永庆缺乏诚信，一方面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隐瞒大量应付款账目（至今仍有在诉案件），其中有100多万元的应付款，股权转让前公司的债权人已经起诉到法院了，而赵艾镭拒不承担，由公司承担后，康艳菊、马东骋不得不通过诉讼进行追偿，至今已五年有余，尚未执行完毕；另一方面，在一审中，康艳菊、马东骋提交的44640元、23100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都有赵艾镭本人在认可的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上签字，其仍不认可，更甚的是，其中转给张国安的30万元，赵艾镭、张永庆却歪曲为该笔款项是和张永庆与周文生之间的借款，经查证，周文生与张永庆之间的借款本金是35万元，因张永庆未按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豫0191民初757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时间偿还，又承担了1万元的违约金，与本案纠纷无任何关联。故赵艾镭、张永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依法驳回。康艳菊、马东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赵艾镭、张永庆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赵艾镭、张永庆共同返还康艳菊、马东骋股权转让款58717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标准按年利率6%，自2019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赵艾镭、张永庆共同支付康艳菊、马东骋违约金1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艾镭、张永庆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周东明于2013年8月30日转给赵艾镭的60万元为中间费而非股权转让款，系事实认定错误。周东明接受股东马东骋和周文生（马东骋的丈夫，也是《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的签订人之一）的指派，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赵艾镭的账户转入6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事实在庭审中周东明作为证人出庭已经予以证实，而赵艾镭也当庭承认收到该笔款项。从举证义务分配上讲，康艳菊、马东骋作为出资方已履行完举证义务，而作为收款方的赵艾镭若认为该6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那么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证明，但一审在赵艾镭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其一句所谓的中间费用就认定该60万元是中间费，从而驳回了康艳菊、马东骋的诉讼请求，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不管是中介费还是介绍费，均是要支付给股权转让交易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款项，而该60万元是转给了股权转让人赵艾镭本人，赵艾镭作为转让股权当事人一方，又收取所谓的中介费或介绍费是完全说不通的，更不符合交易常理。二、关于2013年10月29日的44640元、100000元和23100元，赵艾镭本人在收据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且收据上明确注明系“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却主观臆断为该三笔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判决康艳菊、马东骋再次支付，显然是毫无依据的推理和判断。三、从诉讼时效上讲，双方于2013年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至今已有6年多，若康艳菊、马东骋真的拖欠赵艾镭、张永庆股权转让款，或赵艾镭、张永庆若认为康艳菊、马东骋拖欠其股权转让款的话，赵艾镭、张永庆却既从未向康艳菊、马东骋直接主张过，也从来没有在双方多起追偿案件中进行过抵销或反诉来解决，在执行阶段也从未提出过。所以赵艾镭、张永庆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四、赵艾镭、张永庆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隐瞒多笔应付款账目，其中100多万元的应付款，股权转让前，债权人已经起诉到法院，而赵艾镭拒不承担并向新股东恶意隐瞒，之后公司承担后，康艳菊、马东骋不得不通过诉讼进行追偿，至今已五年有余，尚未执行完毕；其行为实属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赵艾镭、张永庆应当承担违约金100000元，一审不认定赵艾镭、张永庆违约错误。从双方签订的《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可以看出，赵艾镭、张永庆向康艳菊、马东骋提供的股权转让前的应付款是500万元，而从康艳菊、马东骋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明显看出，股权转让前的应付款远远高于500万元，康艳菊、马东骋支付股权转让款12587174元中9474914元的转让款支付了股权转让前的应付款，这些尚未包括康艳菊、马东骋追偿的100多万元以及王俊福、闫海松通过诉讼直接向赵艾镭、张永庆讨要的60余万元的应付款。另外，股权转让前公司的债权人侯玉泉将公司与赵艾镭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到二七区人民法院，现二审改判由公司承担该笔债务，康艳菊、马东骋接下来同样要通过诉讼进行追偿。该笔34余万元的货款，仍然是赵艾镭在股权转让时隐瞒的账目。另补充：关于2013年10月29日的44640元股权转让款，是康艳菊、马东骋替赵艾镭、张永庆偿还的五个月的银行贷款利息，每个月利息约合8928元，五个月共计44640元。由鼎芫公司直接转给了农村信用社。一审中康艳菊、马东骋已经提交了该五个月的支付凭证，赵艾镭、张永庆也出具有股权转让款的收据，支付凭证与收据一一对应。关于23100元的股权转让款，系康艳菊、马东骋待赵艾镭、张永庆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费。相关凭证及明细已经提交法庭，且有赵艾镭出具的收据，也能够一一对应。关于2013年10月29日的1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康艳菊代赵艾镭支付的2013年的地租，应当由变更前的赵艾镭等人承担。该地租支付方式是康艳菊将133350元转给公司的出纳张军，出纳转入二七区侯寨乡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账户。相关凭证及收据已经提交法庭，且也有赵艾镭出具的收据，故该三笔股权支付款项既有支付凭证，也有收据一一对应，理应被认定为股权转让款。赵艾镭、张永庆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周东明于2013年8月30日转给赵艾镭的60万元不是股权转让款正确。1、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2013年，在2013年至2019年本案起诉之间的6年期间，在康艾菊、马东骋起诉赵艾镭、张永庆追偿权纠纷案件一、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康艳菊、马东骋一直向法院主张其支付了1198.7172万元股权款，从未主张过超付股权款，从未将上述60万元转款凭证提交法庭，更未主张过该60万元是股权款。其在本案一审反诉中却主张60万元是股权款，与其在先的主张直接矛盾。2、纵观双方股权款支付的操作模式和具体过程，不存在任何一笔股权款直接支付给赵艾镭个人的，所有股权款的支付，要么是通过支付给案外债权人偿债的形式，要么是直接支付给鼎芫公司副总经理蔡培源。该60万元是通过赵艾镭支付给股权转让中间人的项目介绍费，赵艾镭也未对该款出具收据。该笔60万元转款明显不符合双方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习惯。3、双方签订的《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康艳菊、马东骋应在2013年8月28日支付定金120万元，此后双方应进行财务、资产的核查交接，交接完毕后，康艳菊、马东骋开始陆续以清偿鼎芫公司对外债务的形式支付股权款。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康艳菊、马东骋于2013年8月29日支付了定金120万元，按双方合同约定，其没有理由于2013年8月30日即支付定金120万元的第二天，再次向赵艾镭个人支付股权款。该笔60万元转款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4、本案股权款的支付是在近两个月的期限内分批支付，支付时间长、次数多，康艳菊、马东骋主张超付股权款，不符合常理，且康艳菊、马东骋多年内均未发现、未主张，却恰恰在6年后，在本案中才通过反诉方式提出超付股权款的主张，更不符合常理。其关于超付股权款的主张和诉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上，康艳菊、马东骋对60万元的来龙去脉和事实心知肚明，其在本案反诉中才提出超付股权款的主张，完全是针对赵艾镭、张永庆的本诉而刻意虚构，与本案证据和事实相悖，与常理不符，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显示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44640元、100000元、23100元收据非已支付的股权款正确。一方面，2013年10月29日，赵艾镭根本未与康艳菊、马东骋一方的任何人见面，亦未签署任何收据，在显示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收据上，赵艾镭的签字均系康艳菊、马东骋拓印伪造，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另一方面，康艳菊、马东骋也并未支付上述44640元、100000元、23100元收据中的款项，其虽主张上述款项是其已支付的股权款，但对于上述款项，既无转款凭证，也没有任何债权人出具的收款凭证，依法不应认定。而且，从双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实和过程看，存在大量金额仅为数万元以下的小额股权款支付情况，在支付手续上均既有赵艾镭的签字，又有支付给案外债权人的转款凭证，还有案外债权人出具的收款凭据。如果该三笔款项属于股权款且已经支付，那么在手续上理应与前述小额股权款的支付事实和手续相一致。康艳菊、马东骋作为股权款支付一方，其证据不能证明44640元、100000元、23100元的款项客观存在且实际支付。三、赵艾镭、张永庆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对象和焦点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而约定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及支付方式的基本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当事人对多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哪一份才是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根本争议，且围绕着上述根本争议即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多年来一直处于诉讼中，直到2018年6月21日（2017）豫01民终4062号生效判决才最终确定涉案的《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赵艾镭、张永庆提起诉讼主张支付股权款的基本依据才得以确定，根据上述《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总额及付款方式才最终确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上述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赵艾镭、张永庆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此外，一审时，康艳菊、马东骋并未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应支持。四、赵艾镭、张永庆不存在违约行为，康艳菊、马东骋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赵艾镭、张永庆存在违约行为。一方面，赵艾镭、张永庆对于公司对外负债不存在隐瞒，从股权转让双方几十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实和过程看，赵艾镭、张永庆将鼎芫公司对外负债情况进行核算后，由康艳菊、马东骋直接向鼎芫公司债权人偿债，由赵艾镭予以确认，并由债权人出具收款凭证的做法是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要形式，这其中，不乏大量代偿债权的金额仅为5万元甚至万元以下，这不仅说明由康艳菊、马东骋代为偿还鼎芫公司对外债务是本案股权款的主要支付方式，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也能反映和说明赵艾镭、张永庆不存在隐瞒公司债务的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第九条和《补充协议》第二、第三条明确约定，对于鼎芫公司应付账款，由赵艾镭、张永庆负责，康艳菊、马东骋可向赵艾镭、张永庆追偿。这证明对于应付账款的产生、发现、支付及追偿，双方对于应付账款问题的处理方式，合同已有明确约定，不属于违约行为，且事实上康艳菊、马东骋也已经胜诉并执行完毕。赵艾镭、张永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艳菊、马东骋立即支付赵艾镭、张永庆拖欠的股权转让款1680568元；2、康艳菊、马东骋支付赵艾镭、张永庆拖欠股权转让款的利息605004元（暂计至2019年10月31日，实际以1680568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3、康艳菊、马东骋支付违约金100000元；4、康艳菊、马东骋将2013年10月29日之前鼎芫公司应收账款600000元支付至赵艾镭名下；5、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康艳菊、马东骋承担。康艳菊、马东骋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赵艾镭、张永庆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587174元并从反诉之日起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年利率6％计息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赵艾镭、张永庆支付违约金10万元；3、诉讼费用由赵艾镭、张永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9日，康艳菊（乙方）、马东骋（甲方）与赵艾镭（丁方）、张永庆（丙方）、案外人周文生（甲方）签订了《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鼎芫公司目前股东为丙丁二人，现二股东拟转让其全部股权，甲乙二人愿意共同出资1200万元购买丙丁在鼎芫公司100％的股权；截止2013年8月28日之前，鼎芫公司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债权债务（即应收应付款）、其他应收应付款，均有丙丁两人承担，与甲乙两人无任何关系；甲乙双方于2013年8月28日支付股权转让定金120万元给丙丁，丙丁收到定金后6日内需配合甲乙两人到鼎芫公司进行财务、固定资产的交接，交接完毕甲乙两人需在9月5日前开始代丙丁支付应付款500万元，剩余股款580万余款在丙丁配合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代码证过户给甲乙两人当日支付给丙丁指定的账户；丙丁最迟于2013年9月25日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代码证等相关手续过户给甲乙方；甲乙丙丁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需支付守约方10万元的违约金，并赔偿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2013年10月16日，康艳菊（甲方）、马东骋（乙方）与赵艾镭（丁方）、张永庆（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各方于2013年10月29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后，截止2013年10月29日前鼎芫公司应收账款归丙丁所有，应收账款到达鼎芫公司账户后，甲乙保证到达公司账户当日将应收账款全额转至赵艾镭账户；截止2013年10月29日前的鼎芫公司应付账款由丙丁支付，与甲乙无关，若丙丁未及时支付造成鼎芫公司需承担付款责任的，甲乙可向丙丁追偿；丙丁保证除《股权转让协议》上列明的应付账款外，没有对甲乙隐瞒其它应付账款，若有其它应付账款与甲乙和鼎芫公司无关，由丙丁自行解决；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争议解决及违约责任的约定适用于本协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豫01民终4062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及（2019）豫01民再116号民事判决书，均对双方签订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效力予以确认，认定该两份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经双方核对股权转让款项的明细，确认康艳菊、马东骋转给赵艾镭、张永庆的股权款分别为：2013年8月29日转账1200000元；2013年9月6日转账500000元；2013年9月9日转账42100元、68250元、110000元、300000元、200000元、180914元、315140元、76790元、30000元、71690元、500000元、1180000元、203530元；2013年9月16日转账20000元、30430元、300000元；2013年9月22日转账91540元、51733元、30000元、7452元、200000元、10000元、40000元、25770元、28800元；2013年9月27日转账750000元、703035元、500000元；2013年9月28日转账440000元；2013年10月29日转账1000000元、1312260元。以上共计10519434元。经双方核对股权转让款项的明细，双方对以下转账是否为股权转让款争议较大，分别为：2013年8月30日，周东明转给原告赵艾镭600000元；2013年11月1日，康艳菊转给王柯明100000元、康艳菊转给张书永600000元；2013年11月23日，康艳菊转给闫海松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14年1月2日，康艳菊转给闫海松100000元；2013年10月29日，利息44640元；2013年10月29日，地租100000元；2013年10月29日，康艳菊转给张国安300000元；税款23100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为1200万元，双方对于其中的10519434元无争议，原审法院不再予以审查。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转款2067740元。周东明于2013年8月30日转给赵艾镭600000元，没有赵艾镭出具的收据，该笔转款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且康艳菊、马东骋在双方之前的诉讼中均未提交该笔转款，故康艳菊、马东骋称该笔6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康艳菊转给张国安的30万元，赵艾镭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了股权转让款收据，康艳菊于2013年11月1日转给张国安30万元。赵艾镭称该笔款项系张永庆向张国安的个人借款，该陈述无证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笔30万元应为康艳菊、马东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康艳菊于2013年11月1日转给王柯明100000元、转给张书永600000元，于2013年11月23日转给闫海松200000元，于2014年1月2日转给闫海松100000元的款项，赵艾镭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了编号为9049043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收据，上述转款与收据金额予以对应。赵艾镭、张永庆称收据系伪造，但其未提交鉴定申请，对该陈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2013年10月29日的100万元收据应为康艳菊、马东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2013年10月29日的44640元、2013年10月29日的100000元和无日期的23100元，康艳菊、马东骋虽然提供有赵艾镭签字确认的收据但并未提交该款项的支付情况，该三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康艳菊、马东骋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为11819434元，康艳菊、马东骋还应付赵艾镭、张永庆剩余股权转让款180566元。赵艾镭、张永庆主张的违约金和利息均为违约损失，依照双方合同履行情况、逾期利益等综合考量，酌定康艳菊、马东骋向赵艾镭、张永庆支付违约金18056.6元，赵艾镭、张永庆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康艳菊、马东骋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3年10月29日鼎芫公司应收账款600000元，赵艾镭、张永庆诉讼中向原审法院申请出具调查令，调取了鼎芫公司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全部银行流水一份。赵艾镭、张永庆称，2013年12月4日新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入的50000元、2014年1月17日郑州中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转入的51862.95元和2014年1月26日河南正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转入的555812.02元为鼎芫公司的应收账款。康艳菊、马东骋对此不予认可，赵艾镭、张永庆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款项系康艳菊、马东骋应支付的应收账款，故本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康艳菊、马东骋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张永庆、赵艾镭股权转让款180566元及违约金18056.6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赵艾镭、张永庆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康艳菊、马东骋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8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赵艾镭、张永庆负担2864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康艳菊、马东骋负担2041元；反诉费533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康艳菊、马东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7）豫01民终4062号民事判决和（2019）豫01民再116号民事判决，已对康艳菊、马东骋与赵艾镭、张永庆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权整体转让协议》和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效力进行了认定，双方应当按照该两份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一审时双方对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0519434元无争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康艳菊、马东骋一审时提交赵艾镭于2013年10月29日向其出具的编号为9049043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收据，并提交康艳菊于2013年11月1日向王柯明转款100000元、向张书永转款600000元，于2013年11月23日向闫海松转款200000元，于2014年1月2日向闫海松转款100000元的转款凭证，能够与赵艾镭出具的收据相印证，虽然赵艾镭对收据的真实不予认可，并称系康艳菊、马东骋伪造，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对该收据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该100万元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正确。关于周东明于2013年8月30日转给赵艾镭的60万元是否为股权转让款问题。康艳菊、马东骋未提交赵艾镭向其出具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也与双方之前多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交易习惯不符，且康艳菊、马东骋在双方之前的诉讼中均未提交该笔转款为股权转让款，故原审法院对该60万元不予认定正确。关于2013年10月29日的44640元、100000元和23100元三张收据是否为股权转让款问题。康艳菊、马东骋虽然提交有赵艾镭签字确认的收据，但并未提交该款项的支付情况，且与双方之前支付方式、交易习惯不符，原审对该三笔款项不应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双方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依照双方合同履行情况、逾期利益等综合考量，酌定康艳菊、马东骋向赵艾镭、张永庆支付违约金18056.6元适当。综上所述，赵艾镭、张永庆、康艳菊、马东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24元，由赵艾镭、张永庆负担16488元、康艳菊、马东骋负担53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颖超审判员  邓先理审判员  刘贺锋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时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