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终16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1，男，195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侠，女，195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2，男，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文亮，男，198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恒福家园B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3，女，1962年11月27日出生，回族，农民，住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男，1990年8月15日出生，回族，工人，住凌源市恒福家园Ｂ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4，女，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5，男，195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某6，女，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宿淑国，辽宁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凌源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凌源市红山街道庙东村。法定代表人：温某，职务经理。上诉人司某1、司某2、司某3、司某4因与被上诉人司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凌源市人民法院（2019）辽1382民初3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司树生（已故）与安淑荣（已故）于××××年××月××日结婚，婚后共生育六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司某1，次子司某5，三子司某2，长女司某6，次女司某3，三女司某4。安淑荣于1976年7月2日去世。1980年4月22日由原告司某5执笔书写分家单一份，注明家庭财产分配情况，其中司某2分得房子一间半，院子及院内一切物件（除树以外）全由其所有，结婚两哥（长子司某1、次子司某5）不负责，房子的另一间半由司树生长期所有，长子司某1及次子司某5未分得老房宅，兄弟三人每人每年给司树生拨公分500分，兄弟三人及司树生在此分家单上签字按印。1985年1月8日当时的凌源县人民政府为司树生颁发了编号为400692号，建筑面积51.75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0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使用证上注明建房时间为1947年。同日司某2取得了编号为400679号，建筑面积22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14.09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使用证上注明建房时间为1947年。××××年××月××日司树生与梁素兰结婚，双方婚后无子女，梁素兰于2015年4月25日去世，司树生于2019年4月23日去世。2012年司树生夫妇开始同被告司某6共同生活至其去世，被告司某6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另查明，2012年5月15日司树生作为乙方与凌源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的房、棚给予产权调换，住宅房屋产权调换位于甲方建设的恒福家园B区C4号楼3单元201号（面积62.24平方米，地下室10.33平方米）。2019年9月6日辽宁省凌源市公证处作出（2019）辽朝凌证民字第2720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查明事实如下：1、被继承人司树生于2019年4月23日死亡。2、据被继承人司树生的继承人司某6称，被继承人司树生生前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但司树生生前立有遗嘱，且该遗嘱为被继承人司树生生前所立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3、继承人司某6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司树生遗留的财产是坐落在恒福家园C区4号楼03021号面积为62.24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司树生的份额。4、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上述公证遗嘱，遗嘱形式合法，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明确。遗嘱内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该公证遗嘱为被继承人生前所立最后一份有效遗嘱。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及被继承人的上述公证遗嘱，兹证明被继承人司树生上述的遗产份额由其长女司某6单独继承。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司某2称其分得老房子的22平方米，其有独立的土地使用证，现已被第三人置换成商品房屋。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本案所涉继承纠纷首先要确定是否存在遗嘱继承或遗赠的情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该案中并不存在遗赠的情形，存在遗嘱继承的情形，且经公证书进行了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的规定，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提供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证明责任在于原告方，现原告方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公证的证明问题，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方承担。另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原、被告之母于1976年去世，至今已有40余年，后于1980年分家，至今已有30余年，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异议，1985年司树生同司某2各自分别取得了宅基地使用证，而后双方用各自署名的老房宅分别获得了拆迁商品房。××××年司树生又同梁素兰结婚，双方共同生活三十来年直至梁素兰去世，在此期间，被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被告拥有老人遗嘱并实际占有上述公证房屋，现原告虽主张分割该房屋，但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该院无法满足。关于原告方请求的继承财产总额为90万元，并提供拆迁补偿合同一份证实司树生拆迁置换了650平方米的房屋，因该份合同系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该院对此事实无法认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依法判决按照法定继承份额继承父母遗产，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诉请，该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某1、司某2、司某3、司某4、司某5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司某1、司某2、司某3、司某4、司某5负担。宣判后，原审原告司某1、司某2、司某3、司某4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一是本案上诉人的母亲安淑荣先于司树生去世，去世后遗产并没有发生分割。上诉人父母的财产一直由父亲司树生管理使用。因第三人开发房地产，被继承人司树生用其与妻子安淑荣的夫妻共同财产与第三人达成了650平米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所得的所有房屋，上诉人作为其子女有集成的权利。因被继承人司树生与第三人达成了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作为拆迁人有义务对650平米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做出合理解释。因本案650平米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掌握在第三人手中,因第三人担不配合法院调査,且庭审中拒不回答拆迁置换房屋的事实,导致650平米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无法核对。但该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存在,一审庭审中也对650平米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双方质证,被上诉人也认可650平方米的拆迁协议系其与司树生第三人共同达成。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述事实而判决,其判决难以令人信服。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分家单不属遗产分割协议,没有其他有继承权的继承人签字,且没有实际履行。一审基于分家单认定司某2取得老宅院,属于错误。分家单虽注明司某2分得一间半房屋,另一间半房屋由司树生长期所有,但司某2并未实际取得该一间半房屋。事实上,司某2所取得的22平米宅基地并非基于分家单所取得。司某2所取得的房屋系因司树生老宅院宅基地土地面积超占,因司某2当时没有宅基地,经村委会同意,将司树生超占部分的宅基地面积剥离出来,补给司某2作为其宅基地。所以司某2所有的22平方米房屋与司树生所有的51.75平方米的房屋不存在任何关联。被继承人司树生所有的房屋及院落被第三人拆迁的事实存在,该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属于被继承的遗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3.被上诉人虽然持有公证处遗嘱继承公证,但该公证书形成于本案法院审理期间,且继承遗嘱公证中对于所继承的基础遗嘱是份复印件,没有遗嘱的原件,无法核实遗嘱的真实性。该复印件、只有司树生本人签名,内容并非司树生本人亲笔书写,故无法认定该遗嘱是司树生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另外该遗嘱为电脑打印,属代书遗嘱,不具备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属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公证处遗嘱继承公证书中的遗嘱复印件,没有任何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字,故不能认定该遗嘱是司树生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份公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上述证据和疑点足以推翻被上诉人进行遗嘱继承公证的公证书效力。一审法院对此遗嘱继承公证的效力应当具有审査义务,依法做出裁判。而审法院没有审查,片面依据具有瑕疵的且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公证,显然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法院没有査清上述事实,以证据不足就草率判决,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司某6答辩称被继承人司树生的遗产仅有一处62.24平方米的房屋，没有其他遗产。被上诉人依照司树生的公证遗嘱继承上述财产合法。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土地承包卡、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公证书等证据材料载卷佐证，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被继承人司树生的遗产范围；二是被上诉人司某6在一审中提供的公证遗嘱是否有效。司树生妻子1976年去世，司树生于1980年与上诉人司某1、司某5、司某2就家中老宅达成分家协议。1985年1月8日当时的凌源县人民政府为司树生颁发了编号为400692号，建筑面积51.75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0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证。后该房屋被拆迁，司树生与本案第三人陵园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司树生死亡。在1980年至司树生死亡的30余年间，五上诉人从未就司树生老宅的所有权情况发生过产权争议，在老宅被拆迁过程中也从未要求对安淑荣的份额进行分割或继承。据此可以认定五上诉人对1980年的分家协议知情并认可。现五上诉人仅以司某3、司某4、司某6未在分家协议上签字为由否认该协议效力，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恒福家园B区C4号楼3单元201室为司树生遗产准确。2014年，司树生在凌源市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该遗嘱合法有效。该遗嘱不是代书遗嘱，上诉人提出的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属无效遗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上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司树生曾与凌源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由该公司补偿司树生回迁面积共计650平米。同时上诉人提交了该协议的复印件。凌源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该协议不发表意见，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上述650平米的回迁面积具体指向何处房屋。上诉人要求继承上述回迁面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可以司树生继承人的身份就上述协议另行主张权利，待财产明晰后另行诉讼。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司某1、司某2、司某3、司某4、司某5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云龙审判员  任庆盛审判员  袁 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