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3行赔初7号原告：杜丽娟，女，195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男，195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春，男，195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鞍山市铁东区。被告：鞍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36号。法定代表人：余功斌，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喆，鞍山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钢都，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丽娟诉被告鞍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9）辽03行赔初1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行赔终7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3行赔初12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丽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黄绍春，被告市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喆、周钢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丽娟诉称：原告2006年7月在福兴东小区动迁，与鞍山市恒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获取拆迁补偿权益有：（1）在原房屋拆迁范围内就地安置；（2）过渡期24个月；（3）以重置价格购得在46㎡基础上，按实房面积多退少补的单室产权房屋；（4）临时安置补助费及超期增加额。在回迁安置中，被告以[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替代拆迁人强行变更拆迁补偿标准，于2009年10月23日实施再动迁出让回迁地块；10月26日实施移迁安置，迫使原告移迁。2009年出让地块未果，于2012年2月依会议纪要继续实施再动迁，做出市规划委[2012]1号、12号《会议纪要》，出让的回迁地块建设商业楼盘。原告针对被告侵害提出行政诉讼。经鞍山中院（2015）鞍行初字第00032号和辽宁省高院（2016）辽行终938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移迁安置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依法院判决于2018年10月11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拒绝赔偿。原告认为，依协议原告获取的：1、“就地安置”的回迁地块依法占有；2、以产权调换与作价购置方式，获取回迁安置房；3、过渡期24个月；4、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符合《辽宁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被告实施移迁安置，改变回迁地块用途，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收补偿程序，对原告获取的权益依法补偿。被告未经补偿，替代拆迁人违法实施移迁安置，出让回迁地块，导致原告履行协议的要件灭失，产权调换协议目的不能实现；造成取得房屋不能的财产损失、临时安置补助费损失及拖延给付赔偿款的孳息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承担行政侵权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四）款规定和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具体项目、理由及依据、计算公式如下：一、请求被告用货币赔偿依法取得房屋不能的财产损失。提出赔偿的理由和依据：1、依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因就地安置地块灭失，协议目的不能实现，请求用货币赔偿。2、原告请求：按照市房屋征收部门核定回迁房屋面积的规定：“在原有面积上，赠8㎡补6㎡”。原告单室面积应核定为46㎡+8㎡+6㎡=60㎡。3、被告2012年出让地块导致原告补偿要件灭失，取得房屋不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赔偿房屋的价格应按2012年侵害发生时铁东区房地产评估价格。政府主管部门2011年公布的铁东区房地产评估价格6400元/㎡。4、按照鞍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承担的建筑成本费用，应从赔偿的房款中减去。赔偿房屋财产计算公式：赔偿金额=按房屋征收部门规定标准核定房面积×按2012年侵害当期铁东区房地产评估价格-个人应承担的建筑成本安置费=（46㎡+8㎡+6㎡）×6400元/㎡-（6㎡×830元/㎡）=379020元。二、请求被告赔偿替代拆迁人安置补偿少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损失。提出赔偿的理由和依据：1、依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款规定，依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因被告替代拆迁人将地块出让给第三人，导致原告无法取得房屋，造成拆迁至今租房及房屋收益的直接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依规应取得的临时安置补助费。2、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少发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损失。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于2008年7月1日前回迁安置乙方。过渡期24个月。超过渡期限的，甲方增加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既超期6个月内的，每月增加100%；6个月以上不足12个月的，每月增加150%；12个月以上的每月增加200%。”原告按照协议及政府确定的单室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80元/月领取了补助费。被告替代拆迁人实施移迁安置后，按照协议支付了临时安置补助费及超期增加的补助费。2010年4月1日，政府将临时安置补助费单室的标准提高到240元/月，按照协议增加200%约定，原告每月应领720元；然而，被告每月仅付给原告400元，每月少付320元。2012年1月政府确定临时安置补助费单室的标准提高到550元/月，按照协议增加200%约定，原告每月应领1650元；被告每月仅付给原告550元，每月少付1100元。2016年11月15日被告停发临时安置补助费，剥夺了原告依法取得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拆迁补偿权益，导致原告依规获取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被侵害。被告少付、未付临时安置补助合计为：320元×21个月+1100元×58.5个月+1650元×44.5个月=144495元。三、请求被告赔偿逾期支付应赔付房款的孳息损失。提出赔偿的理由和依据：1、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因被告2012年出让地块导致原告补偿权益灭失，取得房屋不能，应自2012年侵害发生时支付赔偿款。2、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八）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因被告替代拆迁人将地块出让给第三人，导致原告无法取得产权房屋，被告应当自侵害发生时赔付房款，逾期支付赔偿款应依法赔付孳息损失，请求赔偿金额为167865元。（赔偿款孳息损失计算公式见附件）四、请求被告赔偿原告诉讼费用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八）款，《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行政诉讼赔偿金额=案件误工8天×市平均日工资99.37元=795元。（行政诉讼受理、立案1天、案件预审1天、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受理、立案1天、赔偿撤诉1天、一审开庭及上诉1天、二审开庭1天，申请赔偿及提起赔偿诉讼2天）以上请求赔偿金额合计692175元。诉讼请求：1、请求法庭判令被告承担违法处分、灭失原告拆迁补偿权益的行政侵权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2、请求法庭判令被告以货币赔偿原告不能取得拆迁补偿权益的损失，请求赔偿损失金额为692175元。被告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未能对原告就地安置属于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答辩人在2006年对福兴东地块（原告所在地）实施危旧房屋改造项目，曾与原告等多户被拆迁人达成原地安置协议，也曾通过政府规划，在原地建设居民回迁楼准备对回迁居民予以安置。但政府的回迁楼建设遭到小区西侧居民（新光街北13栋楼）以采光权受侵害为由强烈反对，甚至不惜以命抗争。为避免发生群体恶性事件，和谐迎接奥运会，政府曾调整规划，准备同新光街北13栋居民一并拆迁，但仍遭到13栋业主的强烈反对而未成。原告等住户原拆迁面积不可能建设计划中的安置房屋，政府只能再次修改规划，将此地改成3层商用房屋。二、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在2008年政府会议纪要提出异地安置通山街（距原回迁地北约200米）之后，当时有178户选择去了通山街，弃选130户。2016年10月，另一处回迁安置房“康乐花园小区”（距原回迁地南300米）建成，福兴东小区剩余130户居民中有107户选择了此处房屋，弃选居民23户，原告是其中之一。如果说2008年政府无奈之下将福兴东回迁居民安置到通山街，通山街地理位置与原地回迁略显不如的话，那么康乐花园小区地理位置明显优于原回迁地位置，政府安置原告到此处居住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三、政府至今仍然积极安置。政府当前能够为原告等回迁居民安置的选项有以下两种：一是选择康乐花园小区，尚有28户房屋可供选择；二是按照拆迁当时（2006年）该地块货币化安置政策标准（正房3299元/平，厢房3217元/平）选择货币化安置。原告杜丽娟就本案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其在（2019）辽03行赔初12号案中提供证据一致。有鞍山中院（2015）鞍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书、辽宁高院（2016）辽行终938号判决书、赔偿申请书、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收费通知书、收款收据、租房协议、鞍山国土局出让土地成交公示、就地安置地块被建成商业楼盘的照片、贷款购房材料、调取证据的申请书、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表等证据。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安置回迁房的现有房源明细表一份。以上证据材料已经当庭出示，并由合议庭组织质证，对判决查明事实，足资认定。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杜丽娟所在小区动迁，杜丽娟与恒泰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恒泰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前回迁安置，安置地点就地安置。2008年8月2日，市政府就福兴东小区动迁居民回迁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并形成（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2015年6月5日，张素琴等人以市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拆迁安置违法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鞍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市政府（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移迁安置违法。判决后，市政府不服，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6）辽行终93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与原告提出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市政府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原告提出的损失与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原告与恒泰公司已于2006年7月签订《协议书》。按约定，恒泰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前给原告回迁安置，安置地点就地安置。因市政府是铁东区政府的上级政府，恒泰公司系铁东区政府出资的全资子公司。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严重影响恒泰公司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致使恒泰公司违约。正因为此，本院（2015）鞍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确认市政府（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提出的移迁安置违法。但原告提出的损失是恒泰公司不履行《协议书》义务造成的合同损失，这种损失与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是本案的关键。从合同相对性看，合同的主体是原告与恒泰公司；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及造成原告相应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恒泰公司的违约。换言之，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虽严重影响恒泰公司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但实际履行《协议书》的是恒泰公司。因此，原告提出的损失与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市政府对原告提出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恒泰公司取得拆迁许可证后，与原告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06年。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7）民立他字第54号）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条件，应予受理”的规定，《协议书》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协议。而在民事合同中，因合同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合同违约，一直以来，民事法律均规定应由违约者承担，而非由合同外第三人承担。这可以从198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先由违约方按规定向对方偿付违约金或赔偿金，再由应负责任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9月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违法合同责任的处理，应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而不应在违约方面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与对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所以不能直接追究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责任”，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以及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依法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市政府作出的（2008）第20号《业务会议纪要》虽存在过错，致恒泰公司违约给合同相对人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但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提出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丽娟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经本院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群审判员 周庆文审判员 张 冬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倪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