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308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法定代表人：徐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涛，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1-4层E-1401。法定代表人：丁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婧，北京安理（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18号。法定代表人：李柏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莉，女，1968年1月3日出生，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策划中心副主任，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元菲，女，1990年1月27日出生，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管，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华书局）因与上诉人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金城出版社）、一审被告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王府井书店）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1民初5631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3月9日通过互联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华书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涛，上诉人金城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婧在线参加了诉讼。一审被告王府井书店向本院申请不参加本案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书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城出版社赔偿我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28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我方获得陈梦家除书信外全部作品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金城出版社侵犯我方专有出版权正确，但一审判决仅酌定金城出版社赔偿经济损失80000元明显偏低。金城出版社出版被诉侵权图书的行为严重挤压了我方的市场交易机会，主观恶意明显，请求按照被诉侵权图书定价1980元×印数1000册×10%版税率计算经济损失198000元。金城出版社在答辩的同时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华书局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中华书局享有陈梦家除书信外全部作品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并认定我方构成侵权明显错误。一、我方出版的被诉侵权图书为单行本，已经获得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的授权，而中华书局享有的是“陈梦家全集”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我方并未涉嫌侵权。二、中华书局“自出书之日起”才能享有专有出版权，但由于中华书局出版相关图书时陈梦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已经届满，故而并未实际享有专有出版权。三、退一步讲即使侵权成立，也不认可中华书局对于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我方出版被诉侵权图书并未给中华书局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不应赔偿，而且被诉侵权图书并未印满1000册，亦不认可10%的版税率。对金城出版社的上诉请求，中华书局辩称：一、我方早于金城出版社在先获得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的授权，金城出版社关于出版被诉侵权图书已获授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根据我方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简称《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和行业惯例，我方享有的“陈梦家全集”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就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对陈梦家除书信外全部作品的中文文本享有专有出版权，包含单行本作品。三、专有出版权的获得是通过合同行为而非出版行为，根据《图书出版合同》约定，我方享有陈梦家除书信外全部作品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的期限是自合同签订之日2004年4月13日起至出书之日后20年止。我方是否实际出版图书、实际出版时间为何均不影响基于合同已于2004年4月13日获得的专有出版权不受侵犯。王府井书店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王府井书店销售的被诉侵权图书是按照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进货渠道合法购进，已经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不存在侵权行为。中华书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城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ISBN978-7-5155-1343-0），王府井书店立即停止销售上述图书；2、判令金城出版社赔偿中华书局经济损失990000元，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支出费用51980元（其中购物费1980元、律师费50000元），合计104198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关于中华书局主张的专有出版权及其出版陈梦家作品的事实中华书局（乙方）于2004年4月13日与赵某某、赵某某、赵某某（甲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合同载明：作品名称为“陈梦家全集”、作者署名“陈梦家著”；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形式（包括以纸介质为载体的纸本版和以光盘、磁盘等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版）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包括简体和繁体字）文本的专有使用权，期限为20年（自出书之日起）。第二条、甲方授予乙方委托他人对上述作品进行整理（包括对上述作品部分篇章的编排以及讹子的校正等）。第三条、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第二条授予乙方的权利。第四条、乙方应主动与甲方共同维护上述作品的著作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凡涉及版权问题，由乙方负责。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1、甲方主动免除乙方出版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使用报酬；2、上述作品的整理费用由乙方向委托整理者支付；3、为应学术界亟需，将先以《陈梦家著作集》名义出版陈梦家先生的重要著作；同时着手全集编纂的准备工作，俟条件成熟后，出版《陈梦家全集》（不包括书信）。第九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上述合同甲方由赵某某、赵某某签名，赵某某的签名由赵某某代签。2014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甲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乙方）签订《图书整理出版合同》，其中第一条：陈梦家编撰《海外中国铜器综录》第一、二、三册（包括：美国所藏、加拿大所藏、北欧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整理出版合同的签署，是以甲方与陈梦家著作权的继承人签署的《陈梦家著作集》图书出版合同为前提。201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全三册），版权页载有ISBN978-7-101-13768-2，编著者陈梦家，字数1675千字，版次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980元。此外，中华书局于2017年3月出版发行陈梦家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全二册）（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12393-7；于2016年1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陈梦家学术论文集》（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11213-9；于1988年1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0163-1；于1980年1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汉简缀述》（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4242-9；于2004年4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1173-9；于2006年7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梦家诗集》（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4798-X；于2006年7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中国文字学》（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5196-0；于2005年7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4382-2；于2005年6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尚书通论》（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4371-6；于2006年7月出版发行陈梦家著《梦甲室存文》（陈梦家著作集），ISBN978-7-101-05192-8。（二）关于金城出版社主张的专有出版权的事实2013年4月28日，赵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系陈梦家著作的著作权所有人，现将陈梦家著作《白金汉藏中国铜器》（1946年版）、《海外中国青铜器图录》（1940年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3年版）的编辑、出版权无偿授予金城出版社。该授权书下方附有赵某某身份证复印件。金城出版社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授权委托书》所载《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应为1962年版，赵某某对出版年限不了解，因此写成“1963年版”。2016年9月，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版权页载有ISBN978-7-5155-1343-0，作者陈梦家，字数500千字，版次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1980元。（三）关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的情况1962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统一书号11031.11，编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字数222000字，版次196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30元。2017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某某出具《我所知道的陈梦家编辑出版情况》说明，内容包括：“陈梦家先生编著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原是他1947年作为访问学者旅美时，在芝加哥大学用英文写成的，书稿名为CatalogueOfChineseBronzesinAmericanCollecions。1952年，陈梦家先生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以后，在撰著《殷虚卜辞综述》的同时，继续进行西周铜器的研究，将该英文书稿译成中文。1956年末完稿的中文书稿，定名为《中国铜器综录》第二集（第一集为北欧所藏），交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出版。他在《中国铜器综录》的总序中提到：‘我在此特别致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给予此集出版的机会。像这样需要巨大投资的印行，只有在重视科学研究事业的人民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当时，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编辑的书刊，统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封面和扉页注明‘中国科学院XX研究所编辑’。由于考古学书刊的特殊性（含大量专业性极强的图表），因而考古研究所设有自己的编辑室，科学出版社不再进行编辑加工。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考古研究所编辑室内，包括考古报告和专著在内的考古学专刊，均由徐某某女士具体负责，充任责任编辑。陈梦家的这部铜器图集同样如此。在该书的编辑工作期间，陈梦家曾于1957年春托在所长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的本人，代为请求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某某先生题写书签，郑某某题写的书名是《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1957年秋季……该图集的出版被搁置起来。大约1960或1961年，考虑到大批铜器图像铜版有因木托收缩而报废的危险，考古研究所迫于形势决定少量印刷、内部发行，书名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陈梦家的原序及作者署名被删去，封面和扉页上仅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但考古研究所署名的出版说明中明确交代书中资料是‘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所搜集的’。后来考古研究所的编辑出版书刊目录中，则始终注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系‘陈梦家编著’。1977年日本汲古书院曾在未得我方授权的情况下翻印该书，将书名改为《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汲古书院在1990年代初为再次印刷该书，来信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陈梦家夫人赵某某教授给予双重授权，不过后来因故并未印成。改革开放以来，本人根据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决定和夏某所长的指示，负责主持陈梦家先生著作的整理工作。除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者外，关于《美国所藏青铜器集录》，我们花费几年的时间进行整理，不仅对全部大尺度照片重新进行高清晰度扫描，而且增补数十件铜器的图像，还对其文字说明作了全面的校订，并补入作者的两篇序言，使之更臻完善。同时，还将与该图集相辅相成的《中国铜器综述》英文稿，约请专人译成中文。两部书稿于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交至中华书局，不久即可出版。”2017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确认王某某先生系该所退休职工，原所图书资料室主任，曾任所学术秘书室秘书（协助夏某所长处理学术事务性工作）。本案一审审理中，中华书局认可其主张权利的作品内容、被诉侵权图书内容均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内容一致；金城出版社认可涉案侵权图书内容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内容一致，与中华书局2019年4月出版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全三册）相对照，在图书前言及索图号部分不一致。（四）与陈梦家及其继承人有关的事实摘录自1963年12月北京大学人事处制《履历表》的赵某某同志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显示：陈梦家生于1911年4月20日，于1966年9月3日去世；……中华书局、金城出版社均认可通过百度百科查询显示赵某某于2017年8月28日去世，赵某某于2008年2月3日去世，赵某某于2015年1月24日去世。2017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具《关于陈梦家先生档案及家庭情况的简要说明》：“我所已故研究员陈梦家先生……当时我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时隔五十多年，单位隶属关系变迁，以及有关负责人员已去世多年等情况，陈梦家先生的人事档案短时间内难以查寻。据我所曾与陈梦家先生共事的健在老职工回忆，大家熟知陈梦家的家庭基本情况如下：夫人赵某某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1990年代去世），他们没有子女。特此说明。”（五）其他事实中华书局于2011年1月25日变更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2日，中华书局（甲方）与北京市泽韬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诉讼代理合同》，约定诉讼代理事项为“甲方诉金城出版社‘陈梦家系列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并支付律师费6万元。该费用为中华书局与金城出版社就（2017）京0101民初5631、5632号两案所支出的律师费，本案中华书局主张律师费5万元。2016年12月23日，中华书局在王府井书店支付2378元购买涉案侵权图书。金城出版社于2018年12月12日变更为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2019年5月13日分别向王府井书店送达了开庭传票，其未到庭应诉。王府井书店在举证期间提交了《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配送中心发货单》一张，该单据显示收货名称为“王府井”，销售日期为“2016-12-23”，商品名称包括“ISBN978-7-5155-1343-0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全三卷）”。上述事实，有《图书出版合同》《授权委托书》《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说明、王某某的说明、摘录自北京大学人事处制《履历表》的赵某某同志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网页打印件、图书版权页复印件、《诉讼代理合同》、发票、准予变更通知书、《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配送中心发货单》、送达回证以及中华书局、金城出版社的一审当庭陈述在案佐证。另，中华书局为证明已根据合同出版了相关图书，还提交了2016年4月21日中华书局责任编辑俞某某（笔名某某）发表的《出版琐忆》网页打印件及2016年4月27日澎湃新闻转载上述文章的网页打印件。金城出版社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为作者；作品的发表权及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本案一审审理中，中华书局认可其主张权利的作品内容、被诉侵权图书内容均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内容一致，金城出版社亦认可涉案侵权图书内容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内容一致。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出版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陈梦家为该书的作者，其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期截止至作者1966年9月3日去世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即2016年12月31日。在作品保护期内，任何人如需使用涉案作品，均应取得著作权人及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保护，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由作者的继承人继承。陈梦家去世后，按法定继承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其遗产。现有证据显示，陈梦家与赵某某婚后无子女，陈梦家去世时，其父母已去世，故其作品的著作权应由其妻赵某某继承。赵某某去世后，鉴于其配偶、父母均已去世，按法定继承遗产应由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虽然赵某某生前所填人事档案不包含其祖父母、外祖父母信息，但结合赵某某出生于1912年的事实，赵某某死亡时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应不存在继承其遗产的可能，故其遗产应由其弟赵某某、赵某某、赵某某继承。现无证据证明赵某某、赵某某、赵某某三人对陈梦家有关涉案图书的著作财产权为按份共有，法院认定三人系共同共有，即对该涉案图书著作财产权不分份额、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案证据显示，中华书局提供的《图书出版合同》订立于2004年4月13日，由赵某某、赵某某签名，赵某某的签名系由赵某某代签；金城出版社提供的署期为2013年4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系赵某某一人出具。鉴于赵某某、赵某某、赵某某均为涉案作品的共同著作权人，均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涉案作品。在中华书局提交的出版合同中，合同双方约定作品名称为“陈梦家全集”，虽未明确“陈梦家全集”所包含的陈梦家作品的具体名称、数量，但通过在合同其他约定事项中载明的“为应学术界亟需，将先以《陈梦家著作集》名义出版陈梦家先生的重要著作；同时着手全集编纂的准备工作，俟条件成熟后，出版《陈梦家全集》（不包括书信）”的内容可见，合同所载“陈梦家全集”的意思表示应为不包括书信的陈梦家生前全部作品。中华书局所获得的“陈梦家生前全部作品”专有出版权的内容包括中华书局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内容，虽然金城出版社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之一签订了出版陈梦家相关作品的专有出版合同，且金城出版社所称赵某某2013年4月2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所载1963年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确系赵某某不清楚出版年限的误写属实，但中华书局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利在先，故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中华书局获得了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中华书局、金城出版社一致认可各自所获得的授权作品均来自《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版）的内容，尽管中华书局起诉时还未出版发行其享有专有出版权内容的图书，但其作为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出版发行该内容的作品。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涉案侵权图书的行为侵犯了中华书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中华书局于2019年4月出版发行其享有专有出版权内容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全三册），金城出版社在一审审理中认可涉案侵权图书与该书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图书前言及索图号部分有所改动。故即使有可能存在1963年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在金城出版社并未提交该本图书的情况下也不能印证涉案侵权图书与该1963年版本图书是否一致，因此金城出版社出版涉案侵权图书的行为仍然侵犯了中华书局的专有出版权。考虑到涉案侵权作品的出版时间为2016年9月，而陈梦家作品著作权保护期在2016年12月31日已到期，故中华书局要求金城出版社停止侵权的请求不再支持。中华书局于2019年4月出版发行了其获得专有出版权内容的作品，已经超出陈梦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就中华书局主张的经济损失的问题，法院在中华书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金城出版社获利的情况下，将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独创性程度、金城出版社的使用方式及其主观过错程度、涉案图书的销售价格，酌情确定。关于合理支出部分，法院参考上述因素，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原则，酌情确定。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王府井书店销售的涉案侵权图书系以合理价格从正规出版物贸易公司购进，具有合法的进货渠道和来源，属合法取得，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仍应停止销售涉案侵权图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王府井书店经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及合理支出2万元；二、驳回原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1、被诉侵权图书版权页有如下信息：印数0,000-1,000册；定价1980.00元（全三卷）。2、中华书局在本案二审中明确主张金城出版社赔偿其诉讼合理开支为律师费3000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专有出版权是图书出版者通过与著作权人签订出版合同，在被授权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按照约定的使用方式所专有地复制、发行著作权人作品的权利，其从来源和性质上属于著作权中复制权、发行权的延伸。本案中，中华书局依据其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主张其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被侵犯，金城出版社对继承人的授权资格不持异议。但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涉及如下焦点问题：一、关于中华书局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的认定金城出版社虽然对中华书局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的事实以及继承人的授权资格不持异议，但认为《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期限为20年（自出书之日起）”是对中华书局享有专有出版权的起算时间之特别限定，即自出书之日起才开始享有专有出版权，但由于中华书局出版与陈梦家所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相关图书之时该书的著作权保护期已经届满，故而中华书局并未实际享有专有出版权。对此本院认为，专有出版权基于合同取得，图书出版者与著作权人可以通过合同对专有出版权的授权作品、地域范围、使用方式、期限长短及起始时间等作出特别约定。那么，《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期限为20年（自出书之日起）”能否理解为是中华书局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之间针对中华书局何时开始享有专有出版权的特殊限定，即以出版图书作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附加条件，需要对合同进行解释。从体系解释角度，一方面，“自出书之日起”的限定紧挨在“期限为20年”之后，从约定内容的关联度上看，将其理解为对期限所附条件，即自出书之日起才开始起算20年期限更加符合合同的结构安排；另一方面，《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伊始已经先行约定中华书局“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专有出版权，若将第一条后半段的“自出书之日起”理解为自出书之日起才享有专有出版权，则《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内部之间将会出现明显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在体系上难以自洽。从目的解释角度，一方面，从《图书出版合同》整体来看，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不计报酬，将整理作品、管理版权的权利授予中华书局，并约定“先以《陈梦家著作集》名义出版陈梦家先生的重要著作；同时着手全集编纂的准备工作，俟条件成熟后，出版《陈梦家全集》”的内容，能感受到双方缅怀先人遗作、珍视陈梦家作品学术价值、希冀最大限度保护和促进陈梦家作品传播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书籍的面世需要经过审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等多个流程，而整理出版《陈梦家全集》更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成本，为使获得“期限为20年”的专有出版权不因前期准备时间过长而丧失期限，特别约定为“自出书之日起”，即将成型作品经过编辑加工成为能在市面上流通的出版物之时才开始起算20年期限，更有助于中华书局对获得的专有出版权的有效利用。可见，《图书出版合同》体现出了使中华书局获得更长时间的专有出版权、更好地促进陈梦家作品整理与出版之意思表示，符合双方的共同心愿。相反，若将“自出书之日起”理解为对中华书局开始享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定条件，则并不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从出版行业背景角度，在著作权制度发展过程中，图书出版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获取并传播作品的主要渠道依赖于出版行业。由于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著作权人需要通过出版合同将其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授予图书出版者进行行使，图书出版者在签订出版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为了能占据相同图书的市场份额、获得丰厚的销售利润，图书出版者必然会希望合同约定的内容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己方，除非著作权人在出版合同中有意进行限制。本案中，通览《图书出版合同》全篇并未看出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意图限制中华书局专有出版权的意思表示。如果将“期限为20年（自出书之日起）”理解为中华书局自实际出书之日才开始享有专有出版权，则意味着极大地限制了中华书局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权利期间，势必会影响其通过合同取得相关市场优势地位的意图，这种理解显然并不切合出版行业实际。因此，对金城出版社关于“期限为20年（自出书之日起）”的理解不予采信，不能因为中华书局出版相关图书时陈梦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已经届满即否认其曾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结合《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约定中华书局“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专有出版权以及第九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内容，可以确定中华书局自《图书出版合同》签订之日2004年4月13日起即开始享有专有出版权。二、关于中华书局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的认定作为著作财产权的延伸，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需要以原作品著作权的存续为前提。如果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法定保护期届满而消灭，则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也随着原作品进入公有领域而消灭。《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陈梦家作品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该书的著作权保护期以陈梦家去世的时间1966年9月3日作为起算点，计算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虽然《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中华书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截止于出书之日起的20年后，但鉴于陈梦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因此，中华书局经授权获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的时间为自2004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三、关于中华书局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授权范围的认定《图书出版合同》开篇约定作品名称“陈梦家全集”，第一条约定授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与此同时，第八条第3项约定“为应学术界亟需，将先以《陈梦家著作集》名义出版陈梦家先生的重要著作；同时着手全集编纂的准备工作，俟条件成熟后，出版《陈梦家全集》（不包括书信）”。据此可知，经过《图书出版合同》两个条款的约定，中华书局经授权获得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图书形式（包括以纸介质为载体的纸本版和以光盘、磁盘等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版）出版发行陈梦家除书信以外全部作品的中文（包括简体和繁体字）文本的专有出版权，既包括以全集形式出版，也包括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四、关于金城出版社的行为认定与责任承担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中华书局经授权自2004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获得了陈梦家所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虽然中华书局出版相关图书时陈梦家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已经届满，但是，他人在授权期限内以相同方式出版该书即构成侵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中华书局与金城出版社均认可金城出版社于2016年9月出版的被诉侵权图书与陈梦家所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以及201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相关图书内容一致，这就意味着，金城出版社出版被诉侵权图书的行为已经构成对中华书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的侵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针对金城出版社抗辩其出版被诉侵权图书已经获得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的授权故而并未涉嫌侵权的观点，本院认为，专有出版权来自于著作权人将其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的专有让与。在出版合同授权的地域、期限内，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不能再以相同方式出版发行同一作品。而且，由于著作权人已经将其复制权、发行权暂时性让与出去，著作权人便不能再将此权利授予他人。本案中，中华书局已在先于2004年4月13日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处获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中文文本专有出版权，因此，金城出版社在后于2013年4月28日从陈梦家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处获得该书授权的不侵权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关于经济损失，虽然中华书局在本案二审中所主张的按照被诉侵权图书定价1980元×印数1000册×10%版税率的计算方法可以作为确定侵犯著作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参照依据，但一审判决综合考虑陈梦家作品的独创性程度、金城出版社的使用方式及主观过错程度、被诉侵权图书的销售价格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8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合理开支，虽然中华书局在本案二审中主张为律师费30000元，但一审判决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则，酌情确定本案合理开支为20000元，并无不当。另外，由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王府井书店销售的被诉侵权图书系合法购进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并未构成侵权，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在认定王府井书店的侵权责任时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华书局和金城出版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存在认定瑕疵，但最终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0元，由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负担2860元（已交纳）、由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23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霞审 判 员 冯 刚审 判 员 章 瑾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杨 振书 记 员 刘晓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