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城南开发区九阳大道东侧35号。法定代表人：王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强，湖北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桥社区新桥三路27号卓越时代大厦1011号。法定代表人：林东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辉，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升公司）与上诉人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诺景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强，上诉人万诺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一、二项及诉讼费承担项；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25.673773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5.673773万元为基数按月息0.5%从2019年8月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3、原审及本案的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人民法院确认王义向谭某发送的微信记载的谭某付款11万，是代表万诺景公司支付的货款，是事实认定错误。微信记录“谭总白大褂已付款:去年王强付公账:4万元。谭总付现金3万元（2018.12.25）。谭总转微信2万元（2019.2.28）。谭总转支付宝2万元（2019.3.2）。谭总转布厂微信4万元（2.21，2万；2.25，2万）。王强付农行卡15万元。合计已收30万元…”。该记录没有上诉人落款及盖章认可，该记录对两项合作（加工11万、买卖19万）近期转款账目的汇总，付款金额加在一起不代表付款性质必然一致。2、一审法院不支持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的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因逾期付款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货款支付时间合同有约定，只是被上诉人不诚信导致不确定，但是结合前期付款次数、付款时间，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量，被上诉人理应在2019年8月前付足货款。所以自2019年8月起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主张应得到支持。万诺景公司答辩称，1、凯升公司依据不真实的合同及送货单起诉我公司，涉嫌虚假诉讼进行诈骗，请法院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2、凯升公司多向万诺景公司索要91127.77元，请法院判令凯升公司将该款项退还给万诺景公司。综上，请法院驳回凯升公司上诉及一审诉讼请求，并追究其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同时判令凯升公司退还多索要的货款91127.77元。万诺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货款人民币355914元；4、案件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当庭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凯升公司退还多支付的货款91127.7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不真实的《产品购销合同》及《送货单》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交易的具体数额和金额，系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被上诉人自认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12月18日被告公司的股东王强向原告支付了40000元5000件的白大褂的定金，2019年3月4日，被告公司的股东王强再次向原告支付了150000元30000件白大褂的定金，同时被上诉人及证人谭某均认可谭某向被上诉人订购4000件白大褂。三项合计订购39000件白大褂。上诉人按照39000件衣服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款项1338042.27元。2、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落款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2月20日，但通过王义认可的与上诉人公司经理艾某微信记录显示他们2019年6月4日才协商合同内容，最终确定合同内容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落款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2月20日的合同，根本就不是当时的真实交易情况，该合同真实情况就是为了开票的需要配合被上诉人出具，该事实艾某、谭某均当庭出庭证实，且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税票印证一致。3、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义在庭审过程中回答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问题时陈述，《产品购销合同》上约定的5846套，每套三件，共计17538件衣服，该数额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显示的上诉人订购39000件白大褂衣服完全不相符。4、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义、证人谭某、证人艾某均证实，被上诉人最后一次交货时间为2019年8月24日。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收到5846套衣服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2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和2019年3月15日的收货收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交易合同的数额和金额，就是为了开票需要而制造的合同。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系双方真实的合同关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谭某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不是代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与事实完全不符，明显偏袒被上诉人。1、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义认可其与谭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认可谭某与王强向其支付的货款是同笔货款，且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和提供的证据五认可王强就是代表上诉人向原告支付的货款，而谭某向王义和其妻子朱小文支付的货款与王强支付的是同笔货款，当然也是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贷款，原审法院仅认定谭某转账的11万元系代表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认定事实错误。2、谭某在一审作为证人出庭时清楚地说明，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也不存在私人经济纠纷，他向被上诉人付款系受上诉人委托付款，并且上诉人已经将相应委托转账货款已经支付给谭某，即使上诉人与谭某之间没有书面的委托协议，但事实也是十分清楚。3、原审法院认为谭某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投资、提供涉案的制衣辅料。被上诉人庭审时表明其与谭某个人有业务往来，而业务往来仅是谭某向其订购了9000件白大褂（包括王强支付40000元定金订购的5000件白大褂），但9000件白大褂单价为9.5元/件，合计金额仅为85500元，而谭某一共向被上诉人转账613500元，这与被上诉人陈述完全不符，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结合一审庭审中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谭某向被上诉人转款613500元不是代表上诉人公司支付的，与事实明显不符。三、根据上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共订购39000件白大褂，共支付货款人民币1338042.27元，但被上诉人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提起的反诉请求明显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1、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2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和2019年3月15日的《送货单》不是真实交易的合同和真实的送货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订购了39000件白大褂。2、上诉人通过王强、谭某向被上诉人订购39000件白大褂，并支付了1338042.27元货款。但被上诉人自己认可仅提供了价值5846套（17538件）982128元的白大褂，未足额供货。被上诉人收取了白大褂的定金及货款，但未按上诉人的需求足额提供对应数量的白大褂，严重违反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于被上诉人未履行货物供应义务的部分，即货款人民币355914.27元的部分，理应退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凯升公司辩称，一、2019年2月20日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当事人双方是依法登记的法人，合同主体合法；合同的条款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合同内容合法；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共同协商基础上签订的，双方盖章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即便合同系事后签订，也是双方对前期协商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的确认。所以合同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真实有效。答辩人提交的证据送货单显示“时间3月15日，货品男套装，货品性状描述梭织/套装/涤纶+棉/无牌/无货号，数量5846套，单价168元，总价982128元”，与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完全一致，且深圳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另外上诉人所称的“39000件白大褂”纯属子虚乌有。而所谓的2019年8月24日出库单显示，品名为“自大褂”，单价为25元，系谭某与朱小文之间的另外的货物买卖凭证，与2019年2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完全没有关系。2019年2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与谭某没有任何关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证人谭某称上诉人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劳动报酬，没有出具过书面委托证明，谭某连公司注册时间、公司办公地址不清楚，从未到过公司办公地；后又称是给朋友帮忙的。这充分说明证人谭某不是被告的技术跟单员，证人谭某向法庭陈述了其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与王义个人合作生产服装的事实，所以王义与谭某有微信聊天并不奇怪，答辩人从来没有认可谭某代表深圳万诺景公司付款，在微信中谭某从未说过其代表深圳万诺景公司付款。谭某付款是其个人与王义、朱小文的商业合作之一。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谭总白大褂付款：......。”证据，系王义通过微信发给谭某的汇总单，汇总单明确记载货品是白大褂，付款人是谭某和王强，时间跨度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与2019年2月20日合同无关。一审法院却将其中的谭某付款11万错误认定为深圳万诺景公司付款。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上诉。凯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25.673773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5.673773万元为基数按月息0.5%从2019年8月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诺景公司与凯升公司间是通过谭某（男，195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南湖路服装厂宿舍5-1号。公民身份号码：×××。）建立起案涉服装商贸往来法律关系。在涉本案诉讼中，万诺景公司向凯升公司应付的货款金额为982128.00元。双方确认无争议的已付款项为：2018年12月18日王强付凯升公司40000.00元；2019年3月4日王强分三次付王义各50000.00元，累计150000.00元；2019年6月4日万诺景公司付凯升公司50000.00元；2019年6月5日万诺景公司分两次付凯升公司各50000.00元，累计100000.00元；2019年6月6日万诺景公司付凯升公司100000.00元；2019年6月19日万诺景公司付凯升公司100000.00元；2019年6月24日万诺景公司分两次付凯升公司各50000.00元，累计100000.00元；2019年7月15日万诺景公司分两次付凯升公司各50000.00元、20000.00元，累计70000.00元；2019年8月2日，王强付王义14542.27元。共计724542.27元。上述事实有开庭笔录、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及证据、证人证言在卷佐证。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谭某所付王义款项的定性问题。被告（反诉原告）万诺景公司庭审举证明细如下：2018年12月25日，谭某向王义现金支付30000元；2019年2月21日，谭某向布厂微信付款20000元；2019年2月25日，谭某向布厂微信付款20000元；2019年2月28日，谭某向布厂微信付款20000元；2019年3月2日，谭某向布厂微信付款20000元；2019年3月16日，谭某向王义（尾号0980卡号）银行转账（建行）50000元；2019年3月20日，谭某向王义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9年3月20日，谭某通过荆州湖北银行付款30000元；2019年3月22日，谭某通过荆州湖北银行付款20000元；2019年3月28日，谭某向王义微信转账4万，支付宝转账2万；2019年4月3日，谭某向王义微信转账2万，支付宝转账1万；2019年4月24日，谭某向王义（尾号0980卡号）银行转账（建行）100000元；2019年5月15日，谭某向王义微信转账30000元；2019年5月22日，谭某向王义（尾号0980卡号）银行转账（建行）70000元；2019年5月31日，谭某（谭某儿子账户）向王义支付宝付款30000元；2019年6月2日，曹艳向朱小文（尾号0618建行，王义妻子）银行转账50000元；2019年8月24日，谭某向朱小文（王义妻子）给付现金13500元（出库单为凭）。被告（反诉原告）万诺景公司认为，以上谭某付款金额总计613500元，应当作为万诺景公司向凯升公司支付的货款；原告（反诉被告）凯升公司认为，2019年3月20日谭某向王义支付宝转账的20000元和2019年3月20日谭某通过荆州湖北银行付款的30000元，无具体收款人，账户也并非王义的账户。2019年6月2日曹艳向朱小文银行转账50000元与本案无关，且出库单上既没有注明谭某也没有注明王义。谭某与王义、布厂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万诺景公司在涉本案中支付的货款。庭审中，谭某出庭作证。证人谭某在回答万诺景公司的询问时陈述，其是代表万诺景公司付给王义、布厂的钱；证人谭某在回答凯升公司询问时陈述，我于2018年12月到万诺景公司搞技术服务。王义与万诺景公司的涉本案商贸业务是我介绍的，起初我与王义是合伙关系，但后来王义不承认合伙关系了。我、王义、万诺景公司武汉分公司有三方协议，我负责把万诺景公司的款项追齐，制衣的面料王义负责，辅料由我负责。我向王义付款全部是代表万诺景公司付款，所有汇款均是真实的。证人谭某在回答本院询问时陈述，在涉本案的服装商贸往来法律关系中，我是起到中介作用，牵线促成双方之间的服装商贸往来关系。开始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当时合同约定是有4.03元的毛利，约定双方利益平分，衣物的交付都是通过我，现在货物、款项已经全部完成，当时在武汉算账，最后一笔13500元是我付给了王义老婆。我是万诺景公司的跟单员，万诺景公司委托我打款，万诺景公司向我打款70-80万元。我除了接受万诺景公司委托，我也参与合同的投资，我投了17万。当时王义要加工费，我垫付了17万元向凯升公司提货。我与万诺景公司没有书面委托手续。本院认为，在万诺景公司与凯升公司间涉本案的合同关系中，谭某的法律地位是变化的。从最开始与凯升公司合伙完成与万诺景公司的制衣订单，到参与投资提供制衣辅料，谭某实际上处于涉案合同的中间商身份。故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谭某付款613500元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谭某在凯升公司与万诺景公司间案涉服装商贸往来合同关系中，因其与双方当事人间均无书面委托代理手续，且参与投资、提供涉案合同的制衣辅料，成为案涉合同履行的利害关系人。因此，谭某向凯升公司付款613500元，与其个人投资行为存在混同，不能直接认定为是万诺景公司的付款。另，万诺景公司部门经理艾某（女，198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电源村。）出庭陈述，2019年6月4日王义因开具发票需要，向其发送涉本案的《产品购销合同》电子档，经双方协商修改完成后，万诺景公司负责打印出来，一式两份，加盖公章，连同“送货单”快递邮寄给凯升公司，凯升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后，未将合同回传给万诺景公司。在万诺景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中，谭某的付款行为在前，万诺景公司的付款在后。万诺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凯升公司直接付款的时间是，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止。分九次打款共52万元。万诺景公司的付款是在其认可的、涉本案的《产品购销合同》文本内容确定之后。本院认为，万诺景公司在支付货款达到《产品购销合同》确定的金额982128.00元后，仍然继续多次直接支付货款，不符合常理。本院注意到，庭审中，凯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与谭某均确认，谭某与王义的以下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即王义向谭某发送微信记录“谭总白大褂已付款：去年王强付公帐：4万元。谭总付现金3万元（2018.12.25）。谭总转微信2万元（2019.2.28）。谭总转支付宝2万元（2019.3.2）。谭总转布厂微信4万元（2.21,2万；2.25,2万）。王强付农行卡15万元。合计已收30万元。……”。本院认为，凯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义认可王强的付款行为是万诺景公司的付款，而在上述微信记录中，王义将谭某的付款与王强的付款进行合计。故本院确认，该微信上记载的谭某付款总计11万元，是代表万诺景公司支付的货款1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凯升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万诺景公司间涉本案服装商贸往来合同关系中，经双方确认无争议的事实是：万诺景公司应向凯升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8×××128.00元，已支付的货款金额为724542.27元。针对本诉原告凯升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万诺景公司应支付原告凯升公司货款为147585.73元（982128.00元-724542.27元-110000元）。对超过147585.73元货款的诉求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并未对货款支付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做明确的约定，故对其主张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部分，本院亦不予支持。针对反诉原告万诺景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谭某是涉本案合同履行中的利害关系人，谭某在本案中向凯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的付款行为，与其个人参与涉本案合同的投资行为混同，故不能够直接确认谭某向王义的付款，就是代表万诺景公司的付款。但上述谭某与王义在微信聊天上记录的11万元，因是王义自己的合计计算行为，本院确认该11万元系谭某代万诺景公司支付的货款。对谭某向王义的其他累计503500元的付款，因缺乏相关证据佐证，在本案中，本院不予认定。故对反诉原告万诺景公司的反诉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本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谭某间如存在其他争议，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凯升公司货款147585.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凯升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诉讼费5150元，减半收取2575元；财产保全费1870元，合计4445元。由本诉原告凯升公司负担1889.79元，本诉被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555.21元。本案反诉诉讼费6638元，减半收取3319元，由反诉原告(被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凯升公司累计负担全案诉讼费1889.79元，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累计负担全案诉讼费5874.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上诉人万诺景公司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证据1，艾某与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包含微信转账记录），王强转账给谭某的清单。拟证明万诺景公司向凯升公司订购39000件衣服是通过谭某操作的，谭某支付给凯升公司的61.35万元，万诺景公司通过艾某和王强事前和事后支付给了谭某。证据2、艾某与凯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及公证光盘。拟证明凯升公司为了开发票要求万诺景公司配合倒账对公账户的事实。证据3，2019年7月18日，王义至张总、艾总、谭总的微信信件。拟证明万诺景公司通过谭某向凯升公司订购39000件衣服的事实，截止2019年6月2日，凯升公司陈述已收到万诺景公司货款79万元，与万诺景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转账明细前20笔银行凭证截止时间的金额完全一致，正好印证谭某就是代表万诺景公司付款。证据4、万诺景公司向凯升公司下达的生产制单（2018年12月18日5000件制单、2019年2月25日4000件制单、2019年2月25日30000件制单）。拟证明下达订单合作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且三次订单为39000件，凯升公司提供的2019年3月15日的合同及送货单不是真实交易。证据5，验收报告单三份（2019年3月7日第一批货物验收单、2019年3月2日第二批货物验收单、2019年5月21日第三批货物验收单），拟证明凯升公司交付的货物验收时间第三批货物是2019年5月21日，不是其陈述的2019年3月15日。凯升公司的质证意见：这些证据在一审前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艾某、谭某从未向王义、凯升公司表明其为万诺景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万诺景公司委托开展业务。综合万诺景公司与凯升公司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万诺景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该证据为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银行转账电子汇款电子回单等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该聊天记录未提交原始载体，微信聊天双方的身份、聊天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对该公证书及公证光盘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王义在二审庭审中陈述该微信信件是由其发给艾某，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4和证据5，均系万诺景公司单方提供，未经凯升公司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凯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在发给万诺景公司工作人员艾伦的微信信件中写明：致张总、艾总、谭总，贵方与我方于去年外贸白大褂进行打版及货物生产，贵方去年前有下订单数量5000件……今年开年后贵方又下单男装4000件，其面辅料为谭总负责，我方只负责加工……在生产此4000件及5000件订单时，贵方再下单3万件……截止到2019年7月15日，共收到贵方款项91万元……贵方还需支付我方费用62416.39元，另布料订金3万元由贵方、我方再去与布厂协商……我方货物572件成品贵方解决布料问题时需一起提走。因大家多次友好商谈，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倒有了矛盾，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未有书面文字证明，只怕永远都扯不清。但我们作为生产方，既出工又出钱，整整4个月时间，没有利润就算了。但亏钱我方肯定是不答应的。如果最终我方不能维护自身权益，我方只有告知贵方，我方将走法律途径，向我方合同签署方万诺景公司追讨（贵方王强为股东）。本院认为，万诺景公司上诉称一审依据不真实的《产品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确定双方的买卖合同的数额、金额存在错误，该合同和送货单是配合凯升公司开票而制作的。经查，凯升公司依据《产品购销合同》主张货款25.673773万元，其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男套装数量为5846套，凯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一套为3件，即合同标的为17538件男装。但其提交的2018年12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回单用途一栏载明5000件白大褂定金；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清单载明2019年3月4日王强分三笔每笔5万转账给王义共15万元，附言一栏写明王强3万件白大褂第二部分定金。且王义对发给艾伦的微信信件及向谭某发送的微信记录不持异议，在王义发给艾伦的微信信件中写明共下单三万九千件，王义向谭某发送的微信记录中写明谭总白大褂付款并将谭某的付款与王强的付款进行合计，在一审中谭某出庭作证称向王义所付款项均是代万诺景公司支付。以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微信信件、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相互吻合，从上述证据看，双方买卖合同实际履行标的与合同约定的男套装不符，所涉数量三万余件已超过《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17538件，谭某亦参与到买卖合同中并多次向王义付款，王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谭某向其定做加工9000件衣服，加工费9.5元／件，但谭某向王义付款的金额远超该金额85500元不符合常理，且王义在微信信件中自认截止2019年7月15日共收到款项91万元大于一审认定的万诺景公司支付给凯升公司的款项724542.27元，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与《产品购销合同》内容不符，双方均未提交其他书面合同、送货凭证、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合同的单价、数量及履行结算情况，故凯升公司依据《产品购销合同》主张25.673773万元证据不足，因不足以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进行了结算，万诺景公司主张凯升公司应退还多支付的货款91127.77元的反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对凯升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万诺景公司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反诉原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撤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由被告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货款147585.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575元，由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319元，由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湖北凯升制衣有限公司负担2483元，由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480元，深圳市万诺景商贸有限公司多预交的4355.21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