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女，195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璐颖，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某某，女，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日本国横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薏，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某因与被上诉人项某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0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某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项某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基于项某某先后与两被继承人项文俊、杨伟玉同在一个户籍、项某某学生档案及两被继承人的履历中填写项某某系女儿、被继承人杨伟玉墓碑有“女晓莹”及项某某回国参加被继承人项文俊葬礼为由认定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项某某的陈述与事实有重大不符，这足以说明项某某没有和被继承人杨伟玉共同生活过，否则不可能不知道被继承人杨伟玉是八十年代才回沪。根据张某某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两被继承人的履历材料、《享受退休后计划生育奖励待遇证明》及审批表，完全可以证明两被继承人没有与项某某形成事实收养关系。虽然两被继承人的履历表对于项某某身份关系表述有所不同，但是纵观两被继承人最早及最晚的两次履历都显示项某某不是他们的女儿。《享受退休后计划生育奖励待遇证明》及审批表更可以印证项某某不是他们的女儿。被继承人杨伟玉去世后，项某某没有从日本回国参加葬礼，其陈述是被继承人项文俊让其不要回来，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由于项某某实际系被继承人项文俊的侄女、被继承人杨伟玉的外甥女，故项某某的户籍与两被继承人在一起也是符合常理，但仅从户籍在一起不能说明双方形成了收养关系。项某某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她是和两被继承人一起生活，后又改称自己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结合本案，能判断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是否长期共同生活的最好证明不是外在的所谓户籍、职工履历，恰恰是当事人的自我陈述最能如实反映事实真相。而项某某的陈述已经完全证明，其根本不清楚被继承人杨伟玉是哪个年代回到上海的，更不可能和被继承人杨伟玉共同生活了。然而一审法院就该节重要的事实却未予以评判。此外，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之间没有办理收养公证，所以收养关系不成立。项某某辩称，项某某不同意张某某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据以认定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之间所存在养父母子女关系的证据材料，包括了张某某所说的户籍登记、项某某的中学学生档案、被继承人杨伟玉墓碑上的“女晓莹”的字样、两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中关于“女儿项某某”的记载等等，形成了一条合法有效的证据链。还有一审法院依职权至宝山区公证处调取的公证材料，被继承人项文俊在2012年与张某某结婚后想要公证继承，其宣称无子女，但是公证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与事实不符，出具了《公证事项终止说明》。被继承人项文俊在调查中称：“由于两人没有孩子,曾经把项某某给他们做女儿。后来项某某成年后不再愿意做他们的女儿，之后双方再不相干”。从项文俊的自述可以明确两被继承人收养项某某做女儿的事实，而且保持收养关系一直到其成年。但被继承人项文俊所说的成年后项某某不愿再做女儿，双方再不相干与事实不符。被继承人杨伟玉的两份明确项某某为女儿的履历表一份是1988年，一份是1993年，此时项某某已经成年，而且被继承人杨伟玉的墓碑上也是认可项某某为女儿的。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的双方要解除收养关系需要双方协商或者通过法院诉讼解除，不能以单方的意思表示。法律规定，亲友、群众公认以养父母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一审过程中，项某某的叔叔项文骥作为项某某的代理人出庭，一审法院也与项某某的生母进行联系，项某某的生母认可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的收养关系。所以各方亲友都明确了项某某和两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由两被继承人负担项某某的各项生活费用，对外以父母子女相称，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张某某主张项某某没有和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因为项某某说错了被继承人杨伟玉从外地回沪的时间。首先这个回沪时间是项文骥说的，对于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线有点模糊，而且在庭审中就予以纠正了。关于项某某是否和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被继承人杨伟玉在1981年的履历表中明确记载“项某某一直随我共同生活”，项某某是否和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要根据证据材料来认定相关事实，而不是张某某仅凭“只言片语”来进行臆断。此外，《司法部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年3月3日司法通33号)规定：原收养法实施期间建立的收养关系，符合原收养法规定的，公证机关可以给予公证。本案的事实收养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实施之前就形成的，根本不适用于该条规定。而且该规定也只是说“可以给予公证”，并非系强制性的规定，并非不去公证就导致事实收养关系无效。所以对该条规定的理解系张某某牵强附会，与本案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项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继承人杨伟玉、项文俊所有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由项某某、张某某法定继承，系争房屋归项某某所有，由项某某支付张某某房屋折价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125,000元，张某某配合项某某办理系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被继承人项文俊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等费用147,942元由项某某、张某某均等分割；3.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项文俊名下的银行存款16,307.80元，要求分得一半金额。一审法院审理中，项某某提供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一份、《户籍摘录》三份、被继承人项文俊于1981年8月6日、1989年4月26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于1982年6月填写的《研究技术人员任免呈报表》、被继承人杨伟玉于1989年8月10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于1993年3月填写的《职工简历表》、上海端正公房管理有限公司《住房调配单》、上海格致中学《学生档案摘录》、被继承人杨伟玉墓碑照片，旨在证明两被继承人和项某某之间是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张某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户籍证明》记录内容不明确；《住房调配单》、《户籍摘录》、墓碑照片不能证明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的关系；项某某提供的履历材料与张某某提供的履历材料有不同表述。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两被继承人和项某某之间是收养关系。项某某提供项某某与项文骥儿子项骏的微信截图，旨在证明被继承人项文俊生病后项骏让项某某劝项文俊就医，在项家认可项某某是项文俊女儿。张某某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且不同意项某某的证明内容。张某某提供上海市公安局大华新村派出所《户籍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摘抄》、《享受退休后计划生育奖励待遇证明》及《审批表》、被继承人杨伟玉于1981年12月31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于1997年4月21日填写的《职工履历表》、被继承人项文俊于1965年9月1日填写的《干部简历表》、于1994年9月2日填写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干部退休(退职)审批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有关《项文俊同志生平介绍》、上海市宝山公证处《终止公证的决定》及被继承人项文俊起草的《声明书》、被继承人杨伟玉工会证及奖状、项骏与张某某儿子黄超的微信聊天截屏，旨在证明项某某并非两被继承人的养女，项某某也没有和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过，项某某在项家不是以项文俊女儿身份出现，项家内部没有认可项某某系项文俊的女儿。项某某对张某某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除项文俊起草的《声明书》)，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项某某认为被继承人杨伟玉于1981年12月31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明确载明：外甥女项某某(一直随我一起生活)，说明项某某的确随杨伟玉共同生活。另被继承人项文俊到武汉大学学习是函授的，《项文俊同志生平介绍》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不能据此认定被继承人项文俊因参加学习而无法和项某某共同生活。《享受退休后计划生育奖励待遇证明》及《审批表》是计生委根据被继承人杨伟玉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给予待遇。被继承人杨伟玉为了多得国家奖励，才进行无子女的申报，不能因此否定项某某和被继承人杨伟玉形成收养关系。宝山公证处之所以终止公证就是因为得知被继承人项文俊有子女。一审法院审理中，张某某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上海市宝山公证处《公证卷宗》，旨在证明被继承人项文俊办理公证时曾陈述：“项某某成年后不愿意再做他们的女儿，之后双方再不相干。”项某某认为公证处调查后，得知两被继承人有子女，才终止了公证事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两被继承人在不同时期填写的履历材料中对于项某某身份关系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中多次载明项某某的女儿身份，且被继承人项文俊在办理继承公证时陈述“项某某成年后不愿意再做他们的女儿”，说明双方形成过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享受退休后计划生育奖励待遇证明》、《审批表》载明被继承人无子女，但这仅是被继承人单方的意思表示，且涉及相关利益的获取，无法作为解除收养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继承人项文俊与杨伟玉原系夫妻关系，婚后未生育子女。2007年2月23日，被继承人杨伟玉报死亡。2012年1月13日，被继承人项文俊与张某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被继承人项文俊于2019年8月13日报死亡。2.项某某原系被继承人项文俊的侄女、杨伟玉的外甥女，1964年10月24日，项某某的户籍迁入上海市黄浦区云南中路XXX弄XXX号(以下简称云南中路地址)，该户户主原为项某某的外祖父杨炳辉。后项某某的户籍于1967年9月6日迁往凤阳路XXX弄XXX号(以下简称凤阳路地址)，该户户主为项某某的祖父项明辉，被继承人项文俊当时同在该户籍，1973年4月26日项某某的户籍又迁回云南中路地址。1988年11月10日，项某某前往日本留学。被继承人杨伟玉的户籍原在云南中路地址，1964年9月6日迁往凤阳路地址，1966年11月10日迁往福建龙岩染织厂，1980年7月12日迁回云南中路地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户籍证明》显示：项某某系被继承人杨伟玉之女。1994年12月，被继承人杨伟玉作为房屋受配人分得系争房屋，项某某当时虽已赴日本，但按政策仍带入安置。3.被继承人项文俊的父母项明辉、张琴芳，分别于1983年1月24日、1999年2月7日报死亡。被继承人杨伟玉的父母杨炳辉、张彩霞，分别于1956年4月10日，1986年7月31日报死亡。4.系争房屋于2001年1月5日登记在被继承人杨伟玉名下，系两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5.项文俊生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尚有属于被继承人项文俊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147,942元尚未发放。6.截至被继承人项文俊死亡时，其在交通银行账户余额为1,518.61元、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余额为14,727.08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61.39元，共计16,307.08元。一审法院审理中，张某某陈述其为操办被继承人项文俊的丧葬事宜支付丧葬费用6,000元，项某某表示认可。另项某某、张某某均认可系争房屋价值3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办理。本案中，两被继承人均未留有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两被继承人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之间是否形成收养关系以及形成收养关系后遗产的具体继承方式及比例。关于收养关系是否成立问题。我国《收养法》于1992年正式施行，项某某所称的收养关系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收养法》正式实施之前发生的收养行为，应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项某某幼年时户籍先后迁入被继承人杨伟玉的父母处、被继承人项文俊的父母处，先后与两被继承人同在一个户籍。项某某学生档案中载明的父母为两被继承人。两被继承人的履历材料中多次填写项某某系女儿。被继承人杨伟玉的墓碑上有“女晓莹”字样。项某某回国参加项文俊葬礼。上述证据及事实均可说明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同时《收养法》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解除收养关系应当达成书面协议。本案中，两被继承人并未就解除收养关系与项某某达成书面协议，也未起诉至法院，故双方的收养关系仍旧存在，项某某有权继承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关于遗产的具体继承方式及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被继承人杨伟玉死亡后，其遗产应当由被继承人项文俊和项某某法定继承；被继承人项文俊死亡后，其遗产应当由张某某和项某某法定继承。鉴于项文俊与杨伟玉、张某某与项文俊共同生活时间较长，故项文俊在继承杨伟玉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张某某在继承项文俊遗产时亦可以适当多分。考虑到张某某目前居住在系争房屋内，亦未有独立的房屋，故系争房屋归张某某所有，张某某给付项某某房屋折价款较为妥当。另被继承人项文俊单位尚未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扣除相关丧葬费用后归项某某所有，由项某某给付张某某相应财产折价款。被继承人项文俊在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权益系其与张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将存款权益的一半分出为张某某所有，其余作为被继承人项文俊的遗产进行分割，上述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权益归张某某所有，由张某某给付项某某相应财产折价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杨伟玉名下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归张某某所有，张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项某某房屋折价款180万元；二、被继承人项文俊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147,942元归项某某所有，项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某财产折价款77,942元；三、被继承人项文俊在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权益归张某某所有，张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项某某财产折价款4,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800元，由项某某负担18,800元，由张某某负担1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杨伟玉、项文俊之间是否构成收养关系。因项某某自幼被送到两被继承人处生活是发生在我国《收养法》实施前，对《收养法》正式实施之前发生的收养行为，应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鉴于项某某自幼被送到两被继承人处生活直至项某某长大，以及项某某在与两被继承人生活期间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称谓等一系列的事实，本案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是否构成收养关系，最终应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一审审理中，项某某提供了户籍资料、两被继承人和项某某书写的履历材料、终止公证决定等材料，足以证明项某某与两继承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合理的，本院亦予以确认。张某某主张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之间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需要指出的是，《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原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事实收养，公证机构仍按《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司发通〔1993〕125号)规定办理事实收养公证。《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对此的规定是，对于收养法实施前已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事实收养公证。凡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认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可以为当事人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收养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由此可见，对于《收养法》实施前已经形成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办理收养公证，但并非强制性的规定，也并非确认事实收养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张某某关于本案中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没有办理收养公证，所以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综上，项某某与两被继承人之间的事实收养关系成立，两被继承人生前并未就解除收养关系与项某某达成书面协议，也未起诉至法院，故双方的收养关系仍旧存在，项某某有权继承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关于遗产的具体继承方式及比例，一审法院已经作出了详尽的陈述，是恰当合理的，本院亦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800元，由上诉人张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杨青青审判长 翁 俊审判员 熊 燕审判员 王江峰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