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82民初5432号 原告：车立军，男，汉族，1978年4月9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车立红，女，汉族，1974年7月6日出生，住荣成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波，荣成俚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车成建，男，汉族，1959年4月8日出生，住荣成市。 第三人：鞠秀芬，女，汉族，1952年6月6日出生，住荣成市。 原告车立军、车立红与被告车成建、第三人鞠秀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5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车立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波、被告车成建、第三人鞠秀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时先以车学习、林淑卿为被告，要求车学习、林淑卿返还位于荣成市产。后经法庭释明后，原告撤回对车学习、林淑卿的起诉，变更被告为车成建，鞠秀芬自愿变更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明确诉讼请求如下：请求确认车成建与鞠秀芬签订的买卖涉案房屋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姐弟关系，鞠秀芬系二原告之母。原告父亲车明文于1989年去世后遗留有位于荣成市产一处【土地证号为荣集用(90)字第08240172号】。1990年土地登记时，因鞠秀芬为四级精神残疾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该房产就登记在鞠秀芬现任丈夫即其法定代理人车成喜名下。车成建于2018年3月21日起诉鞠秀芬要求办理过户时二原告才知道父亲车明文遗留房产被母亲鞠秀芬卖给车成建，现在正由车成建父母车学习、林淑卿居住使用。现原告经与被告协商索要房屋无果，故诉至法院。 被告车成建辩称，一、涉案房屋于2006年2月25日由鞠秀芬出卖给车成建，车学习、林淑卿居住房屋系基于儿子车成建依法购买涉案房屋，不存在侵占及返还问题。二、车成建占用使用涉案房屋自2006年买卖至今已有13年之久，鞠秀芬就居住在涉案房屋附近，车立红、车立军、鞠秀芬之夫车成喜三人均知情，按照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起诉已经超了法定的诉讼时期。三、原告鞠秀芬居住在，也就是鞠秀芬与车成喜共同居住的房屋，而涉案房屋位于。根据关于农村宅基地的相关规定，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且国务院于2019年9月又重复强调该规定，也就是说鞠秀芬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无权要求车成建返还涉案房屋宅基地。原告曾多次对车成建及车学习、林淑卿等起诉、撤诉，给车成建及车学习、林淑卿造成了经济及精神上损失，其行为属于恶意缠诉，浪费司法资源，应当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人鞠秀芬述称，我没有买卖房屋，也没有签名，我记得当时车明通跟我说是租房，反正我脑子一点不好用，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能想事情，一想事情我的头就疼，好多事情都记不住。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车明文与鞠秀芬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一子一女即原告车立军、车立红。车成建与车明文、鞠秀芬均系荣成市人。车明文与鞠秀芬结婚后共同居住于位于荣成市婚房（即涉案房屋）内。车明文于1989年去世。同年4月22日，鞠秀芬与同村车成喜登记再婚。1990年，为涉案房屋办理了宅基地登记卡，其上座落记载为“八排十一号”，土地证号登记为“荣集用（90）字第08240172号”，土地使用者（户主）登记为车成喜，家庭成员为车成喜（年龄记载为36岁）、鞠秀芬（年龄记载为38岁）、车立军（年龄记载为12岁）、车立红（年龄记载为16岁）。诉讼过程中，车成喜到庭陈述并出具书面材料，明确表示其不知道车明文房屋登记于自己名下，因为土地证由村里一手包办但始终未发放。后经询问村委得知，之所以土地证登记在其名下，是因为其与鞠秀芬婚后办理土地证时，因鞠秀芬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其是鞠秀芬的监护人，也是人，故村委把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但事实上涉案房屋系车明文合法财产，不归其所有。 根据原告提供的病历显示：1992年11月4日，鞠秀芬因分裂样××到当时的文登市第二人民医院首次接受治疗，入院时表现为失眠、疑心、乱语、有被害妄想，易怒、行为冲动，常无故打骂家人，毁坏财产等，共计住院治疗90天，出院情况病历记载为“治愈”。1994年7月19日，鞠秀芬因精神分裂症再次到文登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共计住院46天，出院情况病历记载为“好转”。1997年6月25日，威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向鞠秀芬出具《残疾人证》，载明鞠秀芬为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肆级，监护人为车成喜。 2006年2月25日，由车明文之弟车明通（亦系人）代笔、同村村民车德友见证，鞠秀芬与车成建签订了买卖涉案房屋的契约一份，约定鞠秀芬将其在拥有的房屋一套（正房四间，东与车成良接山，西与车学民接山），以房价7000元卖与车成建，房权自2006年2月25日起归车成建所有，房款当日一次性付清，双方立据为证，永不反悔。车明通、车德友、鞠秀芬及车成建四人均在该契约上签字捺印确认。契约签订后，鞠秀芬即将涉案房屋交付车成建，但因一直未发放土地证，双方之间遂未交付土地证。此后，车成建将涉案房屋翻修后交由其父母即车学习、林淑卿实际居住至今。 2018年初，车成建之子车永涛驾车载鞠秀芬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此时才得知涉案房屋登记在鞠秀芬之夫车成喜名下。车永涛遂又到车成喜单位载车成喜去过户。后因鞠秀芬致电车立军告知其车永涛办理过户事宜，车立军与车永涛在电话中言语不和，最终车成建未能办妥过户手续。 2018年3月21日，车成建以鞠秀芬为被告提起（2018）鲁1082民初2084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鞠秀芬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后车成建因故撤回起诉。 2018年7月13日，车立军、车立红以车成建、车学习、林淑卿为被告提起（2018）鲁1082民初4849号诉讼，要求车成建、车学习、林淑卿返还涉案房屋。后本院追加鞠秀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该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因此限期车立军、车立红补交案件受理费。因车立军、车立红未按期补交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裁定该案按自动撤诉处理。 2019年6月26日，车立军、车立红再次以以车成建、车学习、林淑卿为被告，鞠秀芬为第三人提起（2019）鲁1082民初3852号诉讼，仍要求车成建、车学习、林淑卿返还涉案房屋。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本院委派崖西镇特邀调解员对涉诉纠纷进行调解。2019年6月5日，荣成市崖西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委派调解回复函》，告知本院调解未成功，并载明“经实地走访几位村民，村民们叙述车立军母亲当年以几千块钱将房屋卖给了车成建”。2019年8月2日，车立军、车立红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现车立军、车立红以同样诉请与理由再次提起本案之诉。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查实，车明文父亲车成沂与母亲王桂兰共生育五子二女，分别为长子车明文（1989年去世）、次子车明海、三子车明通、四子车明丽、五子车明进、长女车明托、次女车明燕（2004年去世），二人无继子女和养子女，均于2002年去世。车明燕与丈夫车仁利共生育一子车华勇、一女车丽英。车明海、车明通、车明丽、车明进与已故车明文均为居住于村民。 对于涉案房屋的原始取得问题，鞠秀芬陈述涉案房屋是其与车明文结婚时车明文家准备好的婚房，对此车成喜、车立军、车立红均予认可。经本院调查，车明海、车明通、车明丽、车明进、车明托一致陈述他们父母为每个儿子都准备婚房，涉案房屋即为大哥车明文的婚房，无论是否发生继承，他们均不要涉案房屋的继承份额，也不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车明燕继承人车仁利等三人亦陈述不要车明文所留房屋的继承份额，也不参与诉讼。 对于为何自2018年才开始陆续诉讼要求返还涉案房屋的问题，车立军称：“涉案房屋很早之前租给河南人，当时我已经不在村里住了，偶尔回家吃完饭。但河南人走的时候把屋里锅等东西都拿走了，租金也没有给，就那么跑了。我就跟我妈说房子再不租了，就那样放着。后来同村合适的人跟我说涉案房屋有人住，我回家看到房子确实有人住，我就回家问我妈，我妈说房子里面有人住，起码有个人气，就长租给他。我就问房租怎样，我妈说大体7000元这么个数。我还问我妈这钱是住完了以后再给，还是一开始就给了，我妈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至于钱给没给也都不知道。我是在车永涛拉我妈到土地所过户不成后又转头去拉我继父，这时就把我妈扔在土地所的院子中，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房子被出卖的事。如果真卖房子的话，我和我姐都在崖头生活，离家也不远，车成建完全可以在我们回家时商量卖房子的事。” 对于涉案房屋出售款7000元的使用问题，车成建代理人车永涛主张：“鞠秀芬与车成喜再婚后共同居住于的房屋，2006年卖房后鞠秀芬实际将7000元购房款用于翻新车成喜那套房子。车成喜翻修房子在卖房子后不久，因为我有货车，当时我还帮车成喜拉砖了，鞠秀芬当时和我一起去拉的砖，在路上鞠秀芬跟我说了7000元怎么用的，我才知道这件事。” 车成喜诉讼中到庭述称：“鞠秀芬和我结婚后就一起住在我那套房子。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村办机械厂干打磨工作，一直干到现在，以前是磨油漆，现在磨铁。厂子也给我买劳动保险。中间厂子效益不好，不用那么多人了，我有三年不干了，这3年我就到处干小工，现在厂子又用着人了，我就又回去继续干。我于2007年5、6月份翻修房子，当时我是拉饥荒修的房子，弄房子花了大约3万元，我一年能挣1-2万元，我当年工资都进去了，还背了1-2万元的债务。”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中记载的代笔人车明通和见证人车德友分别进行了调查。其中车德友认可涉案房屋买卖契约上自己的签字属实，并陈述“当时在车成建家写的契约，我、车明通、鞠秀芬以及车成建夫妇肯定在场，车成喜是否在场其记不清了，双方先写了契约，然后车成建拿出七千元现金，都是百元钞票，车成建自己先点了一遍，然后由车明通点一遍，最后由我再点一遍，没问题后交给了鞠秀芬。鞠秀芬虽然得过××，但这个病不是天天犯，而且治疗得不错，卖房子时她的精神就挺正常。当时鞠秀芬的孩子不在家，至于她孩子是否知道以及是否同意卖房子我不清楚，但他们的叔车明通出面主持弄这个事，鞠秀芬也在，按农村习惯，孩子是否出面也不重要。我哥在也卖过四间房，不过比鞠秀芬要晚，价格在1万元出头，鞠秀芬那四间房当时卖7000元也差不多。” 车明通在本院调查时以年份久远为由，虽认可当时其为鞠秀芬与车成建代笔书写买卖契约的事情，但对房屋买卖的前后经过表示不清楚，仅反复表示房子是其哥车明文的，不是车成喜的。当本院询问“既然房子是你哥车明文的，你嫂鞠秀芬又有××，那鞠秀芬自己卖你哥的房子你都不管吗”时，车明通回答称“我没管那些事，我就是去代笔写个契约，其他怎么联系的我不清楚，鞠秀芬是个××，但车成喜卖房时在不在我也不记得了”。 此外，本院还到进行了调查，村书记车明永称：“我们村的土地证确实一直没有发放过，诉争房屋应该是车明文的婚房。我们村是个大村，人口多，当时车成建与鞠秀芬之间买卖房屋是私下进行的，没有经过村里主持，所以村里也不清楚他们买卖的具体细节，反正这么多年诉争房子一直由车成建家居住使用，能有十五六年了。鞠秀芬是有××，犯病时到处放火，但也不是天天犯病。之前我们村有个人卖房子，三间大房子才卖5000元，买房人再倒手卖给别人才卖了7000元。这么多年，鞠秀芬的家人车立军他们从来没有到村里反映过卖房子有纠纷，可能是因为村里有拆迁盖房的消息才开始要房子。” 本院认为，鞠秀芬于2006年2月25日将涉案房屋卖与车成建所有，该事实清楚。虽车立军以鞠秀芬说不清车成建是否付清交易款7000元为由，以及鞠秀芬以很多事情记不住也无法想事情为由，主张未收取车成建7000元，但从买卖契约内容看，契约中明确载明“房价当日一次付清，双方立据为证”，由此可见，双方在契约中明确了交付购房款的事实，故该契约既是交易合意的书证，也亦兼具了款项交付的凭据功能。况且从契约见证人车德友的陈述看，车成建确实在签订契约当日向鞠秀芬支付了购房款7000元。据此，应当认定车成建于契约签订当日付清约定购房款7000元的事实。 在上述事实基础上，要确定双方就涉案房屋所签买卖契约的效力，需要解决以下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鞠秀芬曾患××，其在买卖涉案房屋时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车成喜、车立军、车立红对鞠秀芬出卖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作出了追认表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诉讼标的为合同无效的确认问题。第一，从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性质进行分析，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虽表面上称为请求权，但其性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故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该形成权受期间限制，也应受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的约束。第二，从确认合同无效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违无效合同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无效合同的本质在于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质言之，无效合同制度是法律对合同效力的价值评判，是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需要而运用公权力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所进行的主动干预。一般而言，只要据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范或公序良俗没有发生变化，合同的违法性将一直存在，时间经过并不能导致违法行为变成合法合同，也无法减轻其社会危害性。若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对于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再确认其无效，就意味着法律容忍了这种违法行为并接受了其相应的后果，显然有违合同无效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相矛盾。第三，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以便尽快稳定交易秩序。换言之，若权利人不积极主张权利，将会影响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但合同无效因其违反了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以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作为其要件，第三人以及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均可以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因此，合同无效不符合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权利之特征，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综上，原告车立军等提起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规定的限制。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从查明的事实看，鞠秀芬确实曾于上世纪90年代患过精神分裂症，相关部门也因此批准核发了四级精神残疾证。但从病历记载看，鞠秀芬病发时的表现主要为疑心、被害妄想、易怒等，正常情况下，若鞠秀芬交易时正××发，其应当处于极端敏感和警惕的意识状态，他人与其都难以接触，更不用说与之进行民事交易行为。其次，病历记载鞠秀芬经住院治疗后达到了好转及治愈的效果，且从见证人及村委的调查陈述看，鞠秀芬的精神状况也并非天天异常，签约收款时鞠秀芬亦表现正常。何况庭审中车成喜曾陈述签约卖房时其不在场，试想若鞠秀芬是一个全天候的完全××患者，家人不可能允许其脱离监管。故上述各方陈述可以证明鞠秀芬在签约卖房时未处于××发期间。再者，患过××不代表随时有××，且成年人的限制行为能力应由其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现原告车立军等主张卖房时鞠秀芬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其应当举证证实签约时鞠秀芬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状态以及当时已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事实，但原告车立军等并未对此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无法认定涉案房屋交易时鞠秀芬因××发而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从本案当事人以及车明文的兄弟姐妹陈述看，可以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车明文的婚房即为车明文婚前个人财产。车明文去世后，涉案房屋作为车明文的遗产，由车明文继承人共同共有。结合车成喜自述涉案房屋土地证仅名义上登记其名下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车立军等与鞠秀芬对涉案房屋享有共同共有权。现原告车立军等虽主张鞠秀芬未经其同意擅自出卖涉案房屋，但庭审中其自述当时就车成建使用涉案房屋情况询问鞠秀芬时，鞠秀芬虽承认交由他人使用事实，却无法说清租金收取等关键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车立军等未向车成建等参与者了解情况，且从村委的调查陈述看，原告车立军等也从未将不同意买卖的异议向村委进行过反映，而是放任车成建一直使用甚至翻修涉案房屋，这种表现显然与房屋所有权受侵害的权利人不符。而且从（2019）鲁1082民初3852号诉讼中崖西镇特邀调解员出具《委派调解回复函》的情况看，经调解员实地走访，村民普遍知晓鞠秀芬将涉案房屋卖与车成建的情况。何况车明文的四个兄弟全部与车明文同村居住，其中车明通还是房屋买卖契约的代笔人，自鞠秀芬签约卖房以来十余年，亦无人曾就车成建使用涉案房屋提出过异议，这种表现恰好说明其认可鞠秀芬的交易行为。综合上述分析，即使鞠秀芬未经原告车立军等涉案房屋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签约卖房，也应认定原告车立军等事后对鞠秀芬的交易行为予以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应当认定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有效。 其次，涉案房屋是否系车明文婚前财产，此系家庭内部隐私。从外部表现看，车明文在世时其与鞠秀芬共同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而夫妻对家事活动具有平等代理权。故在车明文去世后，鞠秀芬作为在世的夫妻一方，在车明文兄弟的协助下处分家庭财产，不违背农村交易习惯和常理。且结合一直未发放土地证以及车成喜当时亦不知晓自己为登记权利人的实际情况，即使交易时涉案房屋登记权利人车成喜未在场，亦符合常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原告车立军等其他房屋共有人未参与签约卖房，但车成建有理由相信鞠秀芬对涉案房屋有处分权以及交易代理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亦应当认定鞠秀芬对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有效。 最后，从善意取得的角度看，结合上述分析，车成建与鞠秀芬之间的房屋交易行为合乎农村交易习惯，应当认定车成建为善意购房者。车成建以7000元购得涉案房屋，从见证人以及村委的调查陈述看，该价款不低于当时市场价格，应为合理对价。且双方均为村民，涉案房屋交易也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宅基地的强制性规定。现车成建已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达十余年之久，且目前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系因鞠秀芬与车成喜拒不配合导致。故即使鞠秀芬的无权处分行为未经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之规定，也应以认定车成建对涉案房屋构成善意取得为宜，从而应当认定涉案房屋交易合法有效。 综上，原告车立军等诉请确认鞠秀芬与车成建于2006年2月25日所签买卖契约无效，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车立军、车立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方铭 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 人民陪审员  宋永明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