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江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昌抚公路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2063469113J。 法定代表人:温水春，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临川亿鑫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大道世纪星城AN12-AN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61002210011320。 法定代表人：龚招凤，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州安格尔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镇南塘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674762925W。 法定代表人：孙小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玉章，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佳诚，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江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春公司）、抚州市临川亿鑫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鑫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湖州安格尔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格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9）浙0502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春公司、亿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502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安格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格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江春公司公章由业务员保管，根据业务需要自行加盖，不需要审批。亿鑫公司并未与安格尔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对账，而是由江春公司业务员对账并加盖江春公司公章，对账后库存的7台3.0型号的收割机转移给江春公司。后亿鑫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25日分两笔支付安格尔公司20万元，系自愿代偿行为，得到了安格尔公司的认可。当时业务员称安格尔公司免除了8万元的售后服务费，故案涉对帐单中的应收款283000元已全部结清。后亿鑫公司与安格尔公司之间并未发生新的交易，剩余库存由江春公司与安格尔公司进行结算。2018年3月18日，安格尔公司与江春公司对2015年对帐单剩余的库存机器（7台3.0型号）及后续新发生的销售（16台，其中11台为4.0型号、5台为4.5型号）进行对账，其中3.0型号的库存机器退还3台，4.5型号的退还5台，双方间实际交易的15台仅在2016年销售7台，另外8台2016年并未销售。协议书“以前销售的7台”中4台是2015年剩余的库存机器，因在2016年销售且因补贴的金额问题，机器铭牌由3.0型改为4.0型，由安格尔公司业务员操作录入系统；“按照5.3万结算”是对2016年实际已由江春公司销售的机器的结算，该情况与安格尔公司提交的其于2016年向江春公司开具7台农机的发票是一致的，即2016年销售的农机表面上均为4.0型。对前述的退货情况，安格尔公司一审中予以确认。协议书明确载明“双方一次性结清后，无任何交涉”，是对交易的总结算。安格尔公司与江春公司仅在2016年进行过农机交易，2016年、2017年双方均未进行过结算，直到此次总结算，安格尔公司并未单独就2015年欠款向两公司主张。协议书签订次日，江春公司支付安格尔公司4万元，双方从此再无业务往来。如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2015年的旧账未清，其也不可能在2016年让江春公司继续赊账经营，且2018年3月18日之后，安格尔公司也未向两上诉人主张过2015年的欠款。一审中，安格尔公司证人兼销售总监称协议书系对2016年的交易情况进行对帐，但其并未明确是否包含2015年由亿鑫公司转移给江春公司的库存机器7台。因涉及到政策优惠、返利、服务费等，后来实际销售的4台3.0型库存机器总价，也并非依据2015年11月20日对账单中已销售机器的单价来计算为233250元，直到2018年3月18日结算才能确定。同时，安格尔公司认为亿鑫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的10万元系江春公司支付的双方间2016年的货款，但根据安格尔公司举证证据显示其于2016年5、6月份才向江春公司发货，不符合常理。现安格尔公司于结算后再次主张款项，违背诚信，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证据认定存在错误。安格尔公司提交的与江春公司签署的2016年的4份购销合同均系复印件，且江春公司公章大小不一，但江春公司从未通过传真方式与安格尔公司签订任何合同，申请对协议及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安格尔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与江春公司发生交易的是15台4.0型收割机，而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经销协议》，江春公司收货应在交货单上加盖公章或出具委托书签收，现安格尔公司并未提交经江春公司盖章的交货单，安格尔公司所提交的单方制作的出货申请单不能证明交货的事实。安格尔公司所提交的公证书中有一台3.0型机器，故能够佐证江春公司、亿鑫公司所称的亿鑫公司2015年遗留的库存机到了2016年才申领补贴的事实，公证书仅能证明2016年农机补贴的申领情况，与销售情况并非一一对应。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江春公司虽在2015年11月20日的对帐单上盖章，但2015年的交易发生于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之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安格尔公司不应只与江春公司对帐，而不与亿鑫公司进行对帐。一审判决未对江春公司在对帐单上盖章的行为予以评价，就判决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亿鑫公司本应当承担2015年与安格尔公司发生交易的欠款，但其并未在对帐单上盖章，而是由江春公司盖章，且对帐单抬头为江春公司，载明“截至到2015年11月20日，安格尔公司库存在江春公司整机7台”，此后2016年全年亿鑫公司均未与安格尔公司交易，故案涉2015年11月20日对帐单的性质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4条规定的债务转移，对帐单上的义务由江春公司承担，安格尔公司不能再向亿鑫公司主张。2016年，江春公司与安格尔公司在对帐单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年的销售工作，无论江春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行为是担保债务的履行还是债务转让，随着2018年3月18日协议书的签署双方完成总结算，江春公司即时结清债务。 安格尔公司辩称：一、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江春公司分别于2015年、2016年各签订一份产品经销协议，由公司业务员金润昌负责对帐，后其离职。根据公司财务数据显示，江春公司和安格尔公司间交易于2018年3月18日对帐后结清，但该对账针对的是2016年双方间实际销售的15台4.0型号的设备。江春公司、亿鑫公司认为该15台设备中包含2015年剩余的4台3.0型号机器，但我方出售给江春公司的设备型号与出售给亿鑫公司的机器型号、排量均不一致，江春公司、亿鑫公司所称通过更换机器铭牌套取国家农机补贴，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一审中，我方提交公证书所公证的农机补贴申领系统中的内容显示作为安格尔公司抚州地区特约经销单位的江春公司共销售14台4.0型号机器，江春公司、亿鑫公司一审中承认库存1台，故双方于2018年对15台4.0型号机器进行对账结算是非常明确的，单价按照5.3万元结算，亦与后提交的购销合同对应。之后出于结算的方便，剩余8台按照4万元结算，双方就此结清。二、案涉对帐单是安格尔公司和亿鑫公司于2015年发生的交易，明确载明由亿鑫公司和江春公司偿还。亿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招凤是江春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水春的母亲，且温水春也是亿鑫公司的监事，两公司的实际经营均由温水春负责，故对帐单注明“江西抚州江春农机设备有限公司”，而非盖章的“江西江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该对帐单显示销售16台，结欠货款28.3万元，和之后的协议书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并非债务转移。江春公司、亿鑫公司主张2018年3月18日的协议书包含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农机间的欠款，无事实依据。三、安格尔公司起诉时将亿鑫公司在2015年11月20日对账单签署后于2015年12月8日转账支付的10万元计算到对账单载明的已付金额65万元中，系因双方对账结算时，亿鑫公司曾向安格尔公司业务员出具了1张10万元的支票，后该支票并不符合兑付要求，故截止到2015年10月20日，对方实际支付的金额为55万。一审中，江春公司、亿鑫公司承认双方间均是转账结算，没有其他的支付往来，而法院认为既然双方对帐单中载明已付款金额为65万元，即使实际转账只有55万元，也应以65万元进行计算，并且将2015年12月8日的10万元进行了扣减，判决支持对方应付款项为416250元（诉讼请求数额为516250元），安格尔公司亦并未上诉。 安格尔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江春公司、亿鑫公司共同向安格尔公司支付货款516250元；二、诉讼费用由江春公司、亿鑫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江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水春代表于2015年、2016年分别先后签订了产品经销协议二份,约定2015年、2016年上述两公司分别为江西省抚州地区特约独家经销商，销售机型机型分别为4LZ-3.0、4LZ-4.0J、4LZ-4.5Z的收割机；双方订货另行签订买卖合同，需方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逾期支付,应按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等约定；温水春代表两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15年，安格尔公司销售给亿鑫公司机型为4LZ-3.0收割机合计23台。双方于2015年11月20日对账确认：2015年，销售收割机16台总价为933000元，另有库存整机7台，亿鑫公司先后已付货款650000元，尚欠款283000元，落款处由江春公司在对帐单上确认无误盖章。2015年12月8日，亿鑫公司银行转款安格尔公司100000元。2016年4月13日，亿鑫公司将机型4LZ-3.0收割机3台退回安格尔公司，但仍有4台整机库存在亿鑫公司，总价为233250元，当年实际欠款416250元。2016年，安格尔公司与江春公司签订四份购销合同,约定安格尔公司按约供货机型为4LZ-4.0J收割机15台、4LZ-4.5Z收割机5台。江春公司陆续支付货款5笔合计650000元（其中一笔是亿鑫公司转账100000元）。同年9月20日，江春公司将4LZ-4.5收割机5台退回安格尔公司。2016年底，安格尔公司向江春公司开出7台4LZ-4.0J收割机增值税发票。2018年3月22日，经安格尔公司、江春公司协商，对剩余8台(4LZ-4.0J)收割机按4万元/台结算，15台收割机总货款691000元，扣除已支付款项，江西公司于次日一次性支付40000元结清该年度款项，双方出具协议书一份。 一审法院认为：安格尔公司与江春公司、亿鑫公司签订的产品经销协议、对账单、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依法确认合同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安格尔公司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江春公司、亿鑫公司在收到货物未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并经安格尔公司对账催讨也未能支付，已构成违约，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安格尔公司要求亿鑫公司、江春公司支付合理货款的诉求，符合合同约定，依法有据，该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江春公司、亿鑫公司应给付安格尔公司货款41625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清偿；二、驳回安格尔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3元，由江春公司、亿鑫公司负担7544元，安格尔公司负担1419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的对账单的性质，具体而言是债务加入还是债务转移；2、案涉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中江春公司与安格尔公司结算的15台农机的型号和数量即该协议书是否是江春公司与安格尔公司间货款的单独结算；3、案涉货款是否已经结清。对此，本院认证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第三人、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债务加入后，除当事人对责任承担方式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责任。而债务转移是指债务人将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并且债权人同意该种合同义务的转移，债务转移后，原债务人不再承担合同责任，转而由第三人向债权人承担合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该两条中所移转的均是合同权利义务而非合同债务，合同义务不仅包括合同债务的履行，还包括履债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债务人与第三人仅仅约定由第三人来履行债务，而没有明确约定第三人承担履债不能的法律后果，就不能认定为合同义务的部分或全部转移。本案中，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的对账单抬头为“江西抚州江春农机设备有限公司”，与两上诉人公司名称“江西江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抚州市临川亿鑫农机有限公司”均不一致，两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账单载明，“截至到2015年11月20日，我公司库存在贵公司整机7台，另贵公司欠我公司应收款283000元。明细如下：2015年库存7台3.0型；2015年应收款283000元，2015年整机款16台933000元，已付650000元”，安格尔公司在右下方加盖公章，江春公司在左下方“单位确认无误”处加盖公章。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系2015年农机交易的合同相对人，而该对账单中作为债务人的亿鑫公司并未出现，亿鑫公司亦未向安格尔公司表明债务转移给江春公司并经安格尔公司同意，江春公司对亿鑫公司应付款数额予以确认并对其留存库存机予以处理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应视为单方承诺履行亿鑫公司的债务，但并不免除亿鑫公司自身的义务履行。案涉2015年的《产品经销协议》由安格尔公司与亿鑫公司签署，但由温水春在亿鑫公司公章下签字，安格尔公司一审提交的亿鑫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亦显示温水春为公司监事，而非作为江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温水春一审中所称亿鑫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招凤虽为其母亲，但其与亿鑫公司无关。温水春身份具有双重性，其所陈述江春公司公章由业务员保管并且谁需要谁盖，不需要审批，与公司管理制度不符。江春公司实缴资本达1100万元，其公章的保管、加盖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江春公司加盖公章行为应得到了温水春的认可。且对账单签署后，亿鑫公司仍有向安格尔公司支付钱款的行为。综上，江春公司、亿鑫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 关于争议焦点二。该协议书载明“江春公司共销15台，已付款370000元，以前销售的7台按53000元结算，尚留捌台按人民币肆万结算……”，并未明确15台的型号、数量。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一中对账单上销售的16台农机及库存7台农机为3.0型号，其中库存退还3台；2016年交易的5台4.5型号农机均已被退还的事实予以确认。安格尔公司主张该15台均为4.0型号农机，并举证四份购销合同、公证书、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通知、发货申请单、配件送货单等证据予以证明。购销合同虽为复印件，但其所提交公证书载明4.0型号农机实际销售并申领补贴的数量为14台，一审庭审中温水春多次称尚库存1台机器。江春公司、亿鑫公司主张该15台农机中，包含将2015年库存的3.0型号农机变更机器铭牌为4.0型号的4台农机及2016年的11台4.0型号农机，其中协议书中“以前销售的7台”即为4台名为4.0型号农机实为3.0型号的农机及3台4.0型号农机，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亦与安格尔公司提交的于2016年12月26日开票载明的7台机器均为4.0型号不符，且江春公司、亿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其所称的2016年的11台4.0型号农机均已交付予以认可。综上，江春公司、亿鑫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关于江春公司提出对购销合同上己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因缺乏鉴定必要且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三。二审中，温水春称对账单签署后业务员告知其扣除返利及三包费后，实际结欠安格尔公司20万元货款，亿鑫公司自愿于2015年12月8日和2016年1月25日分两次分别付款10万元后，双方债务结清。但根据对账单记载，已销售16台3.0型号农机的应收款为283000元，江春公司、亿鑫公司上述关于结欠款项实为20万元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温水春亦对差额8.3万元的具体计算过程及当时不直接予以扣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根据在案的款项支付凭据，亿鑫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给安格尔公司的10万元只有计算在江春公司支付安格尔公司的货款数额内，才能够与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中载明的江春公司支付货款数额65万元相对应。综上，双方款项并未结清。关于亿鑫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支付安格尔公司的10万元，一审以在对账单之后支付为由在主张货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安格尔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未上诉，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江春公司、亿鑫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3元，由上诉人江西江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抚州市临川亿鑫农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刘甜甜 书记员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