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9行终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59号。 法定代表人**，局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罗小祎，舟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陈波，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霞，女，198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霖，男，199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德华，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利成，男，193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原审第三人曹信元，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与被上诉人曹霞、曹霖及原审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6月24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罗小祎、陈波，被上诉人曹霞、曹霖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德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两原告曹霞、曹霖为姐弟关系，系第三人曹信元和案外人芮国芬的婚生子女，第三人曹利成系第三人曹信元的父亲，亦即两原告曹霞、曹霖的祖父。第三人曹信元与案外人芮国芬于1986年12月29日登记结婚。1994年8月9日，以第三人曹信元为户主，芮国芬和两原告曹霞、曹霖及第三人曹利成为家庭在册人口，向当时的定海区临城镇洞岙村民委员会申请原房原拆原建，经层层审批，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于1994年9月15日批准“同意原地基翻建，使用宅基地总面积135㎡”，建造了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街道老屋里××楼房。后经被告勘丈确认建筑面积为299.08平方米。2011年3月29日，原审法院受理案外人芮国芬诉第三人曹信元离婚纠纷一案，并于2011年4月27日作出（2011）舟定临民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一、原告芮国芬与被告曹信元自愿离婚；二、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街道老屋里××楼房××、被告的份额赠与给女儿曹霞和儿子曹霖各人一半”。该调解书生效后，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至两原告曹霞、曹霖名下的登记手续。2014年3月31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新城土地与房屋征收指挥部发布《临城街道同胜村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安置补偿范围。2015年1月13日，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分别向被告提交《舟山市私人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申请表》、《舟山市私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表》，被告于同日分别向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出具《拆迁房屋产权登记受理单》。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向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了所在同胜村经济合作社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的房产证明、户口本、身份证、原审法院作出的第三人曹信元与案外人芮国芬离婚《民事调解书》及生效证明、《分房协议书》。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制作了《初始登记询问笔录》、《转移登记询问笔录》，该两第三人均向被告的工作人员陈述涉案房屋无其他共有人。同日，被告工作人员经现场查看，制作了《房屋初始登记现场查看记录》。2015年1月13日，临城街道同胜村经济合作社致舟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填充式回执载明：“曹利成坐落于同胜村老屋里3号的房屋产权自1月13日至1月18日公告征询，尚无异议”。被告经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后，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了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确认第三人曹利成涉案房屋所有权面积为141.95平方米、77.13平方米，合计219.08平方米，并确认为第三人曹利成单独所有。第三人曹利成于2015年1月23日领证，被告据此与该第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事实认定分析，被告在对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提交的涉案房屋申请材料审查过程中，未考虑该两第三人提交的该院生效民事调解书载明的案外人芮国芬以及第三人曹信元夫妻分别将其房产份额赠与给两原告曹霞、曹霖的该节内容，而仅凭村证明和由同一人签名的《分房协议书》将涉案房屋分别确权给两第三人，显然存在重大过失。且涉案房屋性质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大量存在，但至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建造的房屋一般均办理过用地审批手续，被告完全可以要求由申请人提供用地审批表，或通过查询档案的方式予以查明。即使是没有审批记录的违章建筑，对由所在村出具的产权证明亦应严格把关。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登记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次，从程序合法性分析，根据原《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无论是初始登记或是转移登记，除了提供其他申请材料外，均要求申请人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初始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且“办理村民住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房屋登记机构受理登记申请后，应当将申请登记事项在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公告。经公告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方可予以登记”。而被告仅凭第三人曹利成所在村经济合作社的格式公告回执，即认定已经履行了公告程序，而未提供实际进行过公告的照片，未说明公告的地点和相关权利人的异议情况，致使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两原告及芮国芬不知情，即使是实际进行了公告，亦不能只是5天时间。因此，被告在登记程序上亦存在重大瑕疵。综上，鉴于被告对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其作出的登记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请求确认涉案登记行为违法，但确认违法的前提是存在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情形，而本案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原告该请求不当，对被告该节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着行政诉讼“一事一诉”原则，应另行解决，对被告该节答辩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5年1月19日对第三人曹利成作出的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宣判后，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系用于原审第三人曹利成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货币补偿协议》的依据。案涉房屋登记证明已经于2018年注销。原审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二、被上诉人曹霞、曹霖在2015年期间实际已经知晓案涉房产登记情况，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三、有关案涉房屋登记公示时间符合建设部相关规定，不属于上诉人程序瑕疵。综上，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曹霞、曹霖的起诉。 被上诉人曹霞、曹霖辩称，一、上诉人没有在一审审理程序中按照行政诉讼法程序规定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移交证明案涉房屋登记证明已被注销的证据，属于证据失权，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二、上诉人在一审审理程序中并没有提出时效抗辩，且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和依据，上诉人该节上诉理由不成立。且上诉人不能推断出两被上诉人当时知情的事实，案外人芮国芬并没有法定告知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作出的登记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实质上已经侵害了两被上诉人的重大利益。四、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违反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程序事实也作出了正确认定，上诉人未依法履行审查程序要求申请人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证明，且没有履行公告程序。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参加庭审。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不动产登记历史信息查询证明》打印件、《不动产注销登记公告》及附表复印件、《关于曹利成、曹信元房屋产权登记证明注销的情况说明》原件各一份，拟证明曹利成、曹信元坐落于定海区临城街道同胜村老屋里3号不动产，因征收拆迁，原权利人为曹利成的舟房拆字第××号以及原权利人为曹信元的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已于2018年3月2日经公告，于2018年3月23日注销上述房屋产权登记证明；2.征收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征收人曹信元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征收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征收人曹利成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货币补偿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征收部门就涉案房屋与曹利成、曹信元分别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且已实际履行完毕。经二审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第一组证据涉及不动产注销登记，是后续行为，不能用于证明上诉人当时的登记行为未违法；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损害了两被上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善尽举证义务，至二审审理期间才提交上述两组证据，本院对此予以指正。但上诉人提交该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并非系为证明上诉人作出案涉房屋登记证明行为的合法性，而是为了说明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现状，且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方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明确异议，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3月2日发布《不动产注销登记公告》，原权利人为曹利成的舟房拆字第××号以及原权利人为曹信元的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因自该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无人提出异议，于2018年3月23日注销。另，征收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征收人曹利成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货币补偿协议》，就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所载房屋达成货币补偿协议；征收人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征收人曹信元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就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所载房屋达成产权调换协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本案中，原位于舟山市定海区××街道老屋里××号的涉案房屋系于1994年以原审第三人曹信元为户主审批建造，案外人芮国芬、两被上诉人曹霞、曹霖及原审第三人曹利成均为该户家庭成员，但该房屋未经初始登记。被上诉人曹霞、曹霖主张因其父母即原审第三人曹信元与案外人芮国芬离婚一案经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1）舟定临民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将涉案房屋部分赠与两被上诉人而直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曹霞、曹霖提起本案原审诉讼，主张征收部门未与两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主要理由是认为2015年1月12日原审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等四人在定海区临城街道同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下签订分房协议书将涉案房屋作出处分不合法，后不动产登记机构未经调查审核于同年1月19日直接向原审第三人曹利成作出被诉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且征收部门据此与原审第三人曹利成签订了《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货币补偿协议》，致使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被上诉人曹霞、曹霖提起本案原审诉讼，实质系认为作为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分家析产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致其对被诉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则两被上诉人应当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另，因原审第三人曹利成、曹信元已于2015年就涉案房屋分别与征收补偿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原权利人为曹利成的舟房拆字第××号房屋产权登记证明于2018年3月已被注销，两被上诉人曹霞、曹霖如认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可以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户征收补偿利益分配问题，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不具有诉的必要性，故再行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并无实际意义。 综上，被上诉人曹霞、曹霖提起本案原审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径行作出实体裁判，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曹霞、曹霖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卫东 审 判 员 周 杰 审 判 员 冷海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方园 代书记员 斯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