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5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赏铁军，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栋，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礼忠，男，195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系被告余礼忠之子。 上诉人赏铁军因与被上诉人陈栋、余礼忠、余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9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赏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被上诉人陈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湘元，被上诉人余礼忠、余江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赏铁军上诉请求：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9245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1日作出（2019）浙0602民初9245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诉讼。2020年3月31日，一审法院在未通知当事人恢复本案诉讼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在股份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承诺书合法存在，上诉人已交付300万元股权代持款、工商变更了股东登记的情况下，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已履行股权代持款交付缺乏证据证明，显属错误。一审的两个证人证言不能推翻本案的直接证据，即上诉人已将股权代持款交付的事实。上诉人汇款用途不注明不影响其交付股权代持款的事实。法律没有规定隐名股东必须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并记载在公司相关文件上。余江拿不出股权转让款，才由上诉人出资、余江代持。 陈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代持股协议、银行对账单等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根据公司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代持不影响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余礼忠辩称：公司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是向郭菊仙借的，承诺书和代持协议是上诉人伪造的，被上诉人没有出具过。 余江辩称：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是上诉人伪造，字是上诉人自己写的。转让款300万元最终并未收到，还在上诉人处，且300万元并非上诉人个人款项，是买车的集资款。 赏铁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余江持有的绍兴市忠君工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君公司）30%股权归原告所有；2、解除对上述股权的查封，停止对该股权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忠君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根据2019年11月8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资料，注册投资人为赏铁军，出资400万元，占40%；宣和军、余礼忠各出资300万元，各占30%。2016年5月27日，忠君公司投资人变更为赏铁军，出资400万元，占40%；**、余江各出资300万元，各占30%。2018年12月12日，忠君公司投资人变更为赏铁军，出资700万元，占70%；余江出资300万元，占30%。 2018年10月16日，该院（2018）浙0602民初4639号原告陈栋与被告余礼忠、余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民事判决书，确定被告余礼忠、余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归还给原告陈栋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6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在该案审理中，该院于2018年5月11日冻结了余江在忠君公司30%的股权。因被告未履行义务，根据原告申请，该院于2019年1月4日以（2019）浙0602执169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以案外人身份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对余江股权的执行。2019年8月26日，该院作出（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赏铁军的异议请求，故成讼。 另查明，2016年5月18日，余礼忠（出让方）与余江（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余礼忠将其享有的忠君公司股份以300万元价格转让给余江。2016年5月19日，原告通过其在台州银行绍兴分行的账户向余江汇款300万元。在同一日同一银行又发生以下转账：余江向余礼忠转账300万元、余礼忠向**转账300万元、**向宣和军转账300万元、宣和军向原告赏铁军转账300万元，均未注明款项性质。 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宣和军作为余礼忠的证人出庭作证，**陈述：2016年5月19日，我去过台州银行，好像有笔300万元款项由余礼忠转给我，我又转给宣和军；至于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转我并不清楚，是他们几个人叫我这么转；我本人是开挖掘机的，在忠君公司成立前，帮余礼忠、赏铁军他们私人干过活，公司成立后就没有帮他们干活了；因为宣和军自己不能做股东，所以我帮宣和军代持了忠君公司的股份，但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 宣和军陈述：一开始我是和余礼忠、异议人（注：赏铁军）一起开渣土公司的，后来我把股权转给了**，余礼忠可能把股权转给了余江；**是帮我代持股份的；2016年５月19日，我曾在台州银行办理过300万元款项的转账业务，当时是建管局规定每个人需要交投资款；**转给我后，我马上还给异议人了；300万元只是注册资金需要转一下，实际钱不是我的，也不是**向我购买股份的钱；转账的过程是几个人之前商量好的，具体过程记不清了，异议人是知情的；异议人曾经好像让我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签字过，当时说是办公司资金不够向银行贷款，后来那张纸没有收回来；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曾经投入过一些资金，退股时异议人个人划给我了，大概有20多万元；我在退股前没有听异议人或余江讲过余江帮异议人代持股份的事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为被告余江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且能否阻却该院（2019）浙0602执169号案件对余江股权的强制执行。 本案原告本身是忠君公司的显名股东，同时又主张是被告余江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的事实。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也同样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以实际出资人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要件。结合本案，原告称其于2016年5月19日已向余江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但在转款当天的同一银行，又发生从余江、余礼忠、**、宣和军再到原告之间依次汇款300万元的过程。汇款前一日，股东会决议确认通过股东余礼忠、宣和军将300万元股权分别出让给余江、**。次日，即发生了上述股东之间的转款。原告对余礼忠与余江之间发生的是股权转让款无异议，股东宣和军的证言证明，转账事先经过商定，原告也知情。因此，可认定该转款系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痕迹。在原告既未注明汇款用途，又不能合理解释其当天又收到300万元的款项性质，可以排除其与宣和军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其主张已履行股权代持款的交付，缺乏证据证明。此外，公司股东宣和军和**对余江系代持股东的身份并不知晓，在股东会决议中，也未记载股权受让人余江是代持股东，原告是其实际出资人，原告也未提供公司其他文件记载代持内容的证据。在原告解释为何持隐名股东身份时，其称受《公司法》规定股东人数必须两人以上的限制，也与实际不相符。综上，原告主张是余江股权实际出资人的证据尚未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要求确认是余江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忠君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已依法在行政管理部门将被告余礼忠的股权变更登记为余江，具有公示公信力。被告陈栋作为余江的债权人，申请对股权查封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查封，停止执行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赏铁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赏铁军负担。 二审中，赏铁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绍兴市渣土办《市直工程渣土运输企业报名基本条件》及《有关第二批工程渣土运输申报单位最终验收若干要求的通知》，用以证明申报渣土运输资质需要准备的条件，即注册资金不少于1000万元，不少于20辆新型渣土车辆，不少于5台挖掘机，还要有办公用房、停车场等；2、台州银行对账单2份、台州银行付款回单8份、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中国银行回单一份、挖掘机发票2份，用以证明宣和军补足的300万元注册资金和上诉人投入的资金应绍兴市渣土办要求用于购买汽车、付房租等。 被上诉人陈栋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新证据，均是一审起诉前存在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但确实有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要求；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发票有2011年开具，上诉人所称系用于买车，当时公司已经成立，应当以公司名义购买，该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无关联。 被上诉人余礼忠对证据1无异议；对款项记录有异议，认为账单不符合公司账目，挖掘机是公司购买，并非上诉人个人购买。上诉人将公司款项私人挪用，因其操控公司账目，四年未开股东会。300万元是集资款，是公司的钱，只是打到赏铁军账上。 被上诉人余江质证认为，上诉人出资买挖掘机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所述300万元款项用于买车，与其之前所述给我买股份有矛盾，且款项是集资的，并非其个人的。 被上诉人陈栋、余礼忠、余江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即使证据1、证据2具有客观性，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无法达到证明上诉人受让余礼忠300万元股权并由余江代持股权的主张。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争议焦点一致，对此，一审已经进行了详细阐述，说理充分，本院认同，理由不再赘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主张余江为名义股东，上诉人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应对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虽提交了股份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承诺书及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主张，但被上诉人余江提交的2016年5月19日台州银行绍兴分行对账单及**、宣和军证人证言等证据动摇了上诉人所谓2016年5月19日转账给余江的3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据此，一审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因新冠××疫情影响，一审于2020年2月11日裁定中止审理，并于同年3月31日恢复审理并作出判决，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称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普庆 审判员  王常山 审判员  王红琴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卓佳 书记员马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