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5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甫臣，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温岭市箬横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斌，男，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碧瑶，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甫臣因与被上诉人王永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3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甫臣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398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以《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项“乙方按甲方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万给甲方退股”以及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为由而推定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出具3万元的欠条成立，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被上诉人尚应支付转让款3万的事实，原审法院违背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实属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一、二、三、四项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意股权转让，上诉人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股权价格按上诉人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万元给甲方退股；本案毋庸置疑的事实双方确认股权转让款的价格为人民币80万元，根据上述第一条第三项约定股权价格及“双方确认”等内容，从文义解释应理解为双方按上诉人入股时资产清查以及双方最终确认的价格为80万（即股权转让款），换言之，双方最终确认的价格上诉人入股时资产清查也是原因之一，还有其它主要原因（比如专利产品、账目清算、市场前景等）。退伙时最终确认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突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况且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对于《退伙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诉人不明白原审法院为何认定转让款80万元按上诉人入股时资产进行查清而确认价格，而不是对上诉人退伙时清查而确认的价格；一审判决这样文字表述实在令人费解，明显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2.原审法院认定的《退股协议书》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与《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乙方公所拖欠甲方的非股权，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二者相比之下存在不同理解。上诉人不在此予以分析，因为转让款的支付并没有具体约定。转让款如何支付是从合同并非主合同，是考虑受让人的履行能力，保护出让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退伙协议书的生效要件。故涉案的《退股协议书》真实有效，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款80万元的确认，借条或欠条有无出具、部分金额的出具并不影响转让款80万元的约定；3.根据证人解某的证言（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又是之胜公司股东）：该退股协议书是由被上诉人指示其制作的，价格是被上诉人亲自要求注明80万元，并未向解某说明理由，而且解某承认该退股协议书是其在网上下载制作的，并交付给被上诉人（实际上该份协议书是被上诉人通过网上下载制作的并非解某制作的）；被上诉人制作的退股协议书的目的是股权转让，该《退股协议书》中第一条约定就是股权转让，第一条中第三项就是转让款80万元的确认，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签订该退伙协议书时，上诉人被告知股权转让款是80万元，并未告知分期支付，出具条子为凭，而且被上诉人告知办理转户付一部分，余款过些天再付。上诉人出于信任并没有顾及协议书内容签名确认，至今被上诉人也未对协议中的第二条进行说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制作的，应由被上诉人做出解释，被上诉人不能做出解释的，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二、原审法院采信证人解某的证词、2019年3月2日、3日的录音资料、监控录像，认定股权转让价格45万元的事实严重错误。1.双方认可解某参与股权转让事项，原审法院由此采信解某的证词。但解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平时与解某关系并不融洽。解某在作证时提到其对双方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并不清楚，被上诉人没有向其告知相关情况。解某也没有在庭审中提到双方达成4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现金交付14万元，先由被上诉人支付11万元，另外3万元出具欠条给上诉人的证词。这与被上诉人陈述并被原审法院认定的股权转让款45万元的合意及支付11万元，尚欠4万元又扣除利息1万元，剩余3万元并出具欠条的相关事实发生矛盾，原审法院认定自相矛盾。实际上，解某的证词并未提到过双方如何达成80万元的合意，也未提到过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借款30万元缴纳股金，更没有提到过经手欠条事宜。可见，解某是不知内情的。2.录音资料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因为这两份录音资料产生的时间及内容均不能说明双方已达成4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这两份录音资料内容反映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某的谈话内容，是被上诉人精心安排的，特别邀请解某参与的，时间上发生在双方签订退伙协议书之前。3.监控录像（2019年3月21日）反映了三个问题：（1）双方在办理转让手续（先办后付），被上诉人在先办理手续签名后再将现金11万元及两张纸条交付给上诉人，随后发生争吵，各自散去。先办后付的情况下，上诉人失去优势；（2）当双方在交付时，解某并未在后面，而且交付现金及纸条时双方是上身遮挡住，从后面根本看不到，侧面也没有解某，而前面则是办证柜台。问题是解某是如何看到所谓的欠条交付给上诉人，而原审法院根据监控录像内的方位、人物认定解某亲眼看到双方交付欠条的事实并采信他的证词，这不是无稽之谈吗（3）关于两张纸条，一张是30万元的借条，双方均认可；另一张双方各执一词，原审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在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监控录像中的纸条从而推定欠条3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不合理、不公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只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尚不足以据此查明案件事实时，根据证据三性分配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属不公。4.利息1万元抵扣股权转让款，缺乏合理性。按照30万元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按照月利息1%计算，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5个月多15天，利息金额为15150元，作价10000元明显不合理；其次，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相抵，自始至终未提到关于30万元的利息事项，特别在股权转让及转让款支付过程中。再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曾向被上诉人发问利息1万元如何计算，按照多少利率。但被上诉人无法回答，被上诉人抗辩转让款为45万元，出具3万元的欠条，但未提到如何抵扣利息1万元。5.原审法院没有进行实地进行实物评估，没有了解该产品市场价格，特别是专利产品方面，单单采信解某的证词认定之胜公司存在亏空、公司资产没有达到500万元，实属草率，难以令人信服。双方认可在2019年3月15日时，公司账户内存有30万元，而且公司并未向他人出售成品。那么公司在2018年期间一直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呢上诉人当庭询问解某，解某回答能明确资产已达到500万元，废铁具体数量不明确或者半成品价值不清楚，但这是一小部分，而且价格不高。6.原审法院遗漏了一个事实，即双方在2019年3月15日签订《退股协议书》涉及的转让款为80万元，在当天去办理变更手续时，被上诉人又起草一份退股协议书涉及转让款是100万元，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要求之胜公司账户内必须有存款500万元才可以办理变更手续，按照涉案转让款80万元的协议书也不能办理相关手续。事后，被上诉人特别去工商部门询问相关情况，后双方在2019年3月21日以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办理变更手续。在2019年3月15日至21日期间，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是45万元。既然是阴阳合同，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收回涉案的《退股协议书》，另行制作转让为45万元的《退股协议书》，最终是没有必要留存80万元的退股协议书，但被上诉人至始至终没有提出收回，也没有直接制作转让款45万元《退伙协议书》，双方确认转让款80万元，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称注明80万元转让款是为了平公司账目，这样的抗辩理由能令人信服吗之胜公司三个股东，除了解某另外以专利许可入股，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投资到位，上诉人以货币形式实缴75万元，那么5万元的缺漏由谁补足，怎么平账平账目的是什么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主张有法律事实与依据，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被上诉人在没有正当理由与法律依据情况下以所谓的客观事实为抗辩理由，而原审法院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片面性、不符合逻辑性的推理，明显不公，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王永斌答辩称，一、本案双方争议的是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是80万元还是45万元。一审法院对该争议焦点进行了详细地审查，在一审判决中对涉案的股权转让款并非80万元也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从《退股协议书》中对80万元款项的相关约定来看，产生两种理解，被上诉人认为这只是对上诉人入股时的作价。既然存在不同理解，就应该依据合同的其他条款、合同双方真实意思及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关于《退股协议书》约定的80万元是如何形成的，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是不一致的，包括款项如何支付等相关陈述均存在相互矛盾。上诉人申请的证人也陈述到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只要再付上诉人3万元就可以了。这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是相一致，最后被上诉人也出具了3万元的欠条。二、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之前的相关聊天录音都可以确定之胜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上诉人第一次提出要退出公司系以带现金37万元退出为条件，被上诉人不同意。后上诉人提出带现金15万元走，加上欠款30万元，这一金额与被上诉人提出股权转让款的主张观点是相符的。综上，梁甫臣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甫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9万元，并支付债务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5日，原告梁甫臣、被告王永斌及证人解某共同成立之胜公司，原告梁甫臣享有该公司20%的股权，被告王永斌享有该公司42%的股权，证人解某享有该公司38%的股权。原告梁甫臣实际出资75万元，其中现金出资45万元，向被告借款出资3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2019年3月15日，原告梁甫臣与被告王永斌签订《退股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被告按原告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万元给原告退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2019年3月21日，原告梁甫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之胜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王永斌名下，被告当场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41万元（其中30万元以借款抵销，另11万元现金交付）。本案有争议的事实为：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原告梁甫臣主张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80万元，并提供了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另外申请证人颜某出庭作证。证人颜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原告梁甫臣系朋友关系，从事配件、配套改装的生意。证人颜某曾三次亲历原、被告协商退股的事宜。第一次是在镇海吃饭的时候，证人颜某认识了被告王永斌。当时，原、被告双方讲到原告应投资的金额为100万元，占之胜公司20%的股份。后证人颜某陪同原告到之胜公司进行考察，证人颜某认为该行业的前景虽好，但公司的经营存在问题，故劝原告退出公司经营。第二次是在新河的饭局上，原、被告曾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双方讲到原告投资75万元，其中30万元系向被告所借，但因双方经营上的矛盾，原告提出来八、九十万元将其享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未同意，并表示要回去商量。双方未提及之胜公司是否存在亏损。第三次是在之胜公司内，证人颜某陪同原告等多人一起与被告及证人解某进行协商。当时，证人解某表示其作价120万元投资到之胜公司的专利技术实际是授权之胜公司使用三年，并非技术转让，若各方合作不好，则三年后证人解某将不再授权之胜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另外之胜公司的贷款亦要求原告承担。之后，各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欢而散。后来，原告曾向证人颜某陈述，原告要求仅拿回10至20万元便退股，被告仍不同意。为此，证人颜某帮助原告对之胜公司所有的财产进行了估值，当时估算下来公司资产大概为580万元。证人颜某劝原告若仅拿回10至20万元，就不要退股了，因为公司的行业前景很好，而且资产亦有580万元。后来，原告打电话给证人颜某说，被告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原告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分期支付，但双方当日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成。第二天，原告又打电话给证人颜某说，双方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当时原、被告发生了争执，被告仅愿意再支付三、四万元。被告王永斌对于原告提供的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退股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80万元，该80万元仅为被告对原告投资时的价款确认；而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不仅表明之胜公司处在亏损状态，账面净资产总额仅为16万元，被告不可能溢价收购原告股权，而且显示双方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0元，并非原告主张的80万元；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双方最终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原因，因为双方在退股协议书中并未对不得经营相同性质的产品进行约定。另外，原告梁甫臣认为证人颜某的证言可信度较高，对其证言无异议。被告王永斌对证人颜某陈述的事实基本上予以认可，除了原告告知证人颜某的相关事实外；根据证人颜某的证言可知，证人其所亲历的系原、被告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证人颜某对原、被告双方最终怎么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不知情的；另外，证人颜某陈述的原告告知证人颜某的事实，即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原告拿回一、二十万元的退股方案以及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表示仅再向原告支付三、四万元就足够了，与被告陈述的相关事实相吻合，恰好印证了被告的主张。被告王永斌辩称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45万元，并已经支付了42万元（其中30万元以借款抵销，1万元以30万元借款的5个月利息抵销，11万元现金支付），剩余的3万元被告出具了欠条给原告。为此，被告提供2019年3月2日原、被告之间的录音，2019年3月3日原、被告及证人解某之间的录音以及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各一份，并申请证人解某出庭作证，另申请调取了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3月21日的监控录像。证人解某在庭审中陈述，原告梁甫臣先行找到证人解某合作，后证人解某再找到被告王永斌共同合作，为此，三人共同成立了之胜公司。公司成立前，各方曾约定，证人解某占股33%，原告占股33%，被告占股34%。之后，因原告缺资，经三方协商，之胜公司成立时，证人解某占股38%，原告占股20%，被告占股42%，公司章程对此亦有记载。证人解某以技术出资占股20%，以设备等材料作价120万元，其中60万元作为证人解某的出资，另外的60万元作为设备买卖的价款由之胜公司支付给证人解某，故证人解某目前已经出资到位。而原告出资75万元，其中45万元是之胜公司成立时现金出资，另外的30万元系原告向被告借款30万元出资。目前，被告已经现金出资170多万元。之胜公司成立后，成本已经投入220万元至260万元，该公司未进行销售，无收入，但却有人工费、材料费、房屋租金等成本，故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证人解某在之胜公司是负责生产及技术，公司账目则由被告经手，公司无会计，但对于原告的投入资金在被告处是有账本记载的。后原告梁甫臣不愿意再继续出资，便提出要退出公司经营。2019年3月3日，之胜公司各股东就原告梁甫臣要求退股的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原告梁甫臣提出来要求带回现金15万元，也就是投入75万元，亏掉30万元，减去向被告所借的30万元，仅带回现金15万元。但原、被告未能达成合意。2019年3月15日，原、被告谈好了股权转让价款为44万元，证人解某对原告转让其股权给被告是同意的，并拟写了退股协议，但退股协议中的金额为80万元。该80万元系被告王永斌要求这么写的，当时证人解某建议被告写清楚原告的出资金额、亏损金额、股权转让的金额等，但被告王永斌说没关系，原、被告双方最终在退股协议中约定以借条或欠条为依据。被告在退股协议书中写80万元的本意是为了平衡账目（平衡原告的出资金额以达到原告的股份比例）以方便过户，而当时三人总投入要达到400万元，即给原告出资作价80万元。另外，原、被告约定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其中30万元以借款相抵，另现金交付的14万元，先付11万元，剩余3万元的付款时间由原、被告自行协商。证人解某曾看到被告写过借条。之后，因时间、税收等过户手续问题，直至2019年3月21日原、被告才以0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过户时，被告将3万元的条子给了原告，原告当时就质问被告为什么条子只写了3万元，被告就反问原告要多少，证人解某便说，要不原告将欠条返还给被告，三方将之胜公司进行清算，之后，原告就走了。2019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之胜公司并无其他新增资产。目前，之胜公司有进口数控铣车四台，数控车床两台、双头车床十二台、两头夹具（具体数量不清楚）、废铁（具体吨数不清楚）、半成品（价格不清楚），但之胜公司没有自动化床身、进口钻床、进口样机。另外，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证人解某有听过，其中2019年3月3日的录音证人解某就在场。原告梁甫臣质证认为，对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资料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于两份录音中原告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录音不仅缺乏整体性，而且是在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下偷录的，形成的时间亦在退股协议书签订以前，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款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仅是双方在签订退股协议前的协商经过，与本案无关联。对于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系各方在之胜公司成立前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出资60万元至70万元就占20%的股份，而原告实际已经出资75万元，已经达到20%的股权，被告及证人解某则未能出资完全；同时，该协议明确约定原、被告及证人解某的股份各占33%、34%、33%，后来各方的股权占比已经发生变化，但各方未重新签订合作协议，原告认定应以工商登记的股权占比为准。同时，对于证人解某的证言，被告无异议。原告则认为，证人解某的证言部分可信，部分不可信，原、被告及证人解某是合作伙伴关系，且退股协议书亦由证人解某草拟，可见各方关系是密切的；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与证人解某是存在矛盾的，不排除证人解某打击报复；证人解某对于退股协议书中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如何达成的陈述不一；另外，原告认可证人解某陈述除本案两份协议外原、被告无其他协议，且双方未签订1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等事实。另外，对于监控录像，被告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将两张条子交付给了原告，一份系本案30万元的借条，另一份为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的欠条。而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交付给原告的纸条无法显示是欠条。该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之胜公司企业登记情况、之胜公司登记（备案）情况、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2018年10月1日借条、2019年3月21日领款凭单，原、被告均无异议，该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将在该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对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及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对上述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故该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在该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对于证人颜某的证言，因证人颜某对原、被告如何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知情，故该院对证人颜某的证言不予认定。对于证人解某的证言，因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签订退股协议书时证人解某在场，且退股协议书系证人解某草拟，故其证言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该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认定。对于监控录像，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亦在论理部分予以阐明。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系原告主张的80万元，还是被告辩称的45万元。庭审中，双方均陈述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转让款为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系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故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均应认定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法律行为，应属无效。而2019年3月15日的退股协议书，原、被告均认可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原、被告双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发生了争议。也即，该协议的第一条第三款：“乙方按甲方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给甲方退股”以及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如何理解的问题。原告认为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即为股权转让款的金额，第二条仅约定了分期付款，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先付41万元，余款39万元由被告当场出具欠条给原告，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出具欠条。被告则辩称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系被告为了平衡账目对原告入股时股权的作价，股权转让款在第二条约定，即以被告出具的欠条为准，事实上，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已经出具3万元的欠条给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相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文义解释来看，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的80万元是双方对原告入股时之胜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清查而确定的价格，而不是对原告退股时之胜公司资产进行清查而确定的价格。那么该条款既可以理解为原、被告按照原告入股时的资产清查确定了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可以理解为原、被告确定了原告的入股作价为80万元。其次，从体系解释来看，退股协议书第二条仅写明转让款分期支付，而对如何分期支付（包括时间、金额等）并未做出明确约定，仅作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故无法从该退股协议书的第二条对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再者，从历史解释来看，原、被告双方及证人解某曾于2019年3月3日就股权转让进行过协商。当时，原告提出了退股的请求，被告则表示愿意以37.5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的股权，但原告不同意，并提出了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其股权给被告，最后被告表示回去商量后再答复原告。那么在之胜公司资产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原、被告双方是如何于2019年3月15日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的。原告对此解释为，2019年3月3日后，原告与证人颜某就之胜公司的资金进行了估价，之胜公司的资产总值达到580万元；为此，原告再次找到被告表示若被告不受让原告股权，原告就要申请对之胜公司进行清算，并自行制造之胜公司的专利产品两头车床；最后，双方才达成了8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意。但是，原告的该解释存在以下几个疑点：一、关于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谁提出的，原告的陈述前后不一。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80万元系原告提出，被告最后电话通知原告，原告表示同意，双方便签订了退股协议书。但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却陈述，被告提出80万元，原告同意后就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字。二、关于双方何时何地达成80万元的合意，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于2019年3月15日电话联系原告，同意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的股权。但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却陈述，双方于2019年3月14日在被告的家里便达成了80万元的合意。三、关于何时达成分期支付的合意，原告的陈述亦不符合生活经验。原告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双方于2019年3月14日便就分期支付达成了合意，但按原告当时的陈述，被告系于2019年3月15日才电话通知原告，同意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股权，那么双方在未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前便已经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合意，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四、关于80万元的合意是如何形成的，原告的解释亦不合理。其一，关于之胜公司的资产达580万元，被告及证人解某对原告提出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且原告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之胜公司的资产情况。从公司的各股东出资情况看，原告转让股权时出资75万元，被告及证人解某均陈述其各出资160万元，若出资属实，三人的出资总计才395万元，且之胜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同时，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明知之胜公司的现金160万元已经用光，正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而之胜公司一方面未成功制造任何产品，无收入，另一方面仍要支付房屋租金、人工工资等费用，存在亏空。故原告主张之胜公司资产达到580万元该院不予采信。其二，关于公司清算，根据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曾提出过公司清算的意见，但被告及证人解某并没有表示不同意清算。其三，关于原告自行制造专利产品，原告曾在2019年3月2日的录音中陈述，证人解某为了提防原告，未将两头夹具的配件全部交付给原告，机器未调试。也就是说，两头夹具的产品并没有调试成功，而原告以未调试成功的产品要求被告以更高的价格受让其股权，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综上，原告不能对双方如何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出合理解释，而被告对退股协议书中的80万元的解释更为合理，故该院对被告的该解释予以采信。最后，关于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认定。如前所述，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的80万元已认定为被告对原告入股时股权的作价，而退股协议书的其他内容亦未明确载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那么股权转让款如何确定。从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可知，第一，原告曾于2019年3月3日提出带走现金15万元（即股权转让款的金额45万元）的股权转让方案，被告当时表示商量后再回复原告。而被告当庭辩称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即原告带走现金14万元）。也即，被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45万元与原告于2019年3月3日提出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相一致。第二，原告于2019年3月3日提出带走现金15万元后，被告曾表示其实际支出为47万元左右（即30万元借款，5个月的利息1万元多，现金15万元），而原告对此不置可否。也就是说，被告主张双方约定以5个月的利息抵销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存在其可能性和合理性。第三，作为之胜公司股东之一的证人解某，不仅参与了2019年3月3日原、被告的协商过程，而且草拟了2019年3月15日的退股协议书。然证人解某当庭陈述，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了4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其中现金交付的14万元，先由被告支付11万元，另外3万元由被告出具欠条给原告，之后，证人解某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看到被告将3万元的欠条交付给了原告。所以，证人解某的证言与被告的陈述并无矛盾。第四，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监控录像显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被告曾先后两次向原告交付纸张各一张。双方确认第一次交付的纸张系原告于2018年10月1日出具给被告的30万元的借条；但第二次交付的纸张，双方发生分歧。被告认为系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的欠条；而原告则陈述该纸张为原告于2018年底写给被告的报销清单，该报销清单用于原告差旅费的报销，报销金额为10000元，因被告不给报销便主动还给了原告，现原告已无法提供该清单。然而，原告的该主张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其一，监控录像显示原告在看完该纸张的内容后，针对该纸张内容与被告发生了争执，而原告当庭陈述该报销清单对原、被告均无用处，且双方争执的是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故原、被告双方针对报销清单发生争执并不合理。其二，双方曾约定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由被告出具欠条或借条给原告为凭。然而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在被告向原告交付了41万元股权转让款（现金11万元及借条30万元）后，被告向原告交付对双方均无用处的报销清单，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其三，原告不仅在庭审过程中，而且在两份录音中均陈述，其并未向之胜公司报销过任何款项，那么被告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同时主动向原告返还报销清单更为不合理。所以，原告主张被告向其交付的系报销清单，该院不予采信。原告持有该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现被告主张该证据系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欠条，该院推定被告的该主张成立。综上，考虑到原告曾于2019年3月3日提出过以4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转让其享有的之胜公司20%的股权给被告，而双方于2019年3月15日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在股权变更登记时交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由被告当场出具借条或欠条给原告，如前所述，被告已经向原告出具了3万元的欠条，且被告陈述的双方曾约定以5个月的利息抵销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存在其合理性，故对于被告辩称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已经支付42万元，尚欠3万元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万元。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永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梁甫臣股权转让款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5月5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甫臣提供了其与案外人解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台州市之胜机床制造有限公司并不存在亏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王永斌认为上诉人梁甫臣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且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真实性无法核实，亦无法确认聊天的主体，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所涉及的股份转让事项真实性难以认定，从发生的时间上来看，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梁甫臣与被上诉人王永斌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双方就上诉人梁甫臣股权份额转让所约定的价款数额问题。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梁甫臣主要系以双方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作为其关于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800000元这一事实主张的证据。而被上诉人王永斌则提供了2019年3月2日、3月3日的两份录音，并于一审中申请证人解某出庭作证，另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3月21日的监控录像。其中2019年3月2日、3月3日的两份录音能够反映双方于《退股协议书》签订之前的磋商过程，上诉人曾提出以450000元的价格转让其所有的台州市之胜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份额，因被上诉人不同意而未能达成一致。证人解某作为本案双方股权转让事项的中间人参与了磋商、协议起草以及履行的过程，其在出庭作证时提及自己作为讼争的《退股协议书》的拟稿人，系根据被上诉人王永斌的指示拟定合同文本，其中协议的第一条第三款约定的800000元款项用于确定上诉人梁甫臣的出资数额。证人解某对上述讼争条款所作的说明与被上诉人的相关主张一致。另根据一审调取的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3月21日的监控录像所反映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的经过来看，被上诉人确曾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后交付给上诉人两张字条（其中一张字条经双方确认系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日出具的300000元借条），而双方于另一张字条之时发生争议，现双方当事人对该字条的内容亦提出不同的主张。但根据证人解某的证人证言，其明确陈述曾陪同双方当事人前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目睹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一张30000元的欠条并由此发生争吵的经过。另外，上诉人于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颜某亦曾陈述到上诉人向其提及双方因为被上诉人只愿意支付三、四万的价款而产生纠纷。上述两证人陈述的相关证言与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3月21日的监控录像反映的协议履行过程一致，另结合《退股协议书》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约定，即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相关证据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上诉人作为上述争议字条的持有者，未能提供相关证据用以支持其主张，且其所陈述的事实以及所作的解释亦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主张与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梁甫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元，由上诉人梁甫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战平 审判员  何敏军 审判员  陈 杰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