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3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54号宏城金都1-3层。负责人：邓红，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苗、邓飘，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烈，男，199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原审被告：王红英，女，196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因与被上诉人胡烈及原审被告王红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5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应扣除公告期间及防疫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8）鄂0106民初544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胡烈对王红英所欠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烈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30日，王红英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编号为平银（武）贷字（2016）第（SW20160830009234）号《贷款合同（贷贷平安专用）》，约定：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向王红英提供金额为180000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48个月，自2016年8月31日至2020年8月28日；合同项下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12.12%；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后王红英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编号为平银（武）贷字（2016）第（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贷贷平安专用）》，约定：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向王红英提供金额为780000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8月31日至2017年8月28日；合同项下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12.12%；还款方式为利随本清。同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胡烈签订编号为平银（武汉）保字（2016）第（SW20160830009234）号、平银（武汉）保字（2016）第（SW20160831014034）号《保证担保合同》，两份《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为债务人从2016年8月31日到2020年8月28日及2016年8月31日到2017年8月28日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担保的债务本金最高金额分别为18万元及78万元。一审判决认为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及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均系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均不属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胡烈签订的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及SW20160831014034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提供保证担保的贷款合同范围内，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胡烈承担本案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不予支持。两份《贷款合同》与《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日期都是2016年8月30日，且《保证担保合同》明确表明是保证王红英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合同的履行。另《贷款合同》与《保证担保合同》的编号是对应的，分别为平银（武）贷字（2016）第（SW20160830009234）号、平银（武）贷字（2016）第（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贷贷平安专用）》以及平银（武汉）保字（2016）第（SW20160830009234）号、平银（武汉）保字（2016）第（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与《保证担保合同》担保的债务本金最高额也是一致的，分别为18万余与78万元，因此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认为《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担保范围为债务人从2016年8月31日到2020年8月28日及2016年8月31日到2017年8月28日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的起算点“2016年8月31日”系笔误，根据《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目的、签订时间、合同编号等可以推断《保证担保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签订的两份《贷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系胡烈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保证期间尚未届满，故胡烈应当对王红英所欠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全部债务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烈、王红英未答辩。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红英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24293.59元，并支付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24544.81元（暂计至2017年10月27日止，此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继续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判令胡烈在王红英所欠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王红英、胡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30日，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分别签订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号及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各一份，约定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王红英提供180000元及780000元贷款，贷款期限48个月及12个月，固定年利率均为12.12%，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及利随本清；上述两份合同均约定，王红英应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贷款到期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自该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王红英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费用，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实际逾期天数，对未归还的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息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直至王红英清偿全部授信本金和利息；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执行费、过户费）由王红英承担。同日，平安银行还与胡烈签订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号及SW20160831014034号《保证担保合同》各一份，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保证担保范围为王红英从2016年8月31日到2020年8月28日及2016年8月31日到2017年8月28日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所有授信额度合同及具体授信业务合同（以下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主合同的签订日应在上述期限内，主合同的履行期限不限于上述期间内。胡烈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王红英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并分别约定被担保债务本金最高额为180000元及780000元。合同签订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于2016年8月31日向王红英发放贷款960000元（180000元+780000元），但至2017年10月27日止，王红英仅偿还本金35706.41元、利息19064.84元，尚欠本金924293.59元（144293.59元+780000元）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24544.81元（2969.26元+121575.55元）未予清偿。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因此诉至法院，并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依约发放贷款后，王红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偿还贷款的期限和方式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清偿贷款本息。现因王红英未按期依约偿还贷款本息，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该院对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王红英依约清偿拖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罚息、复利）、负担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号及SW20160831014034号《贷款合同》均系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均不属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胡烈签订的编号为SW20160830009234号及SW20160831014034号《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提供保证担保的贷款合同范围，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据此要求胡烈承担本案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红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24293.59元及截止2017年10月27日止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124544.81元；二、王红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分别按照两份《贷款合同》的约定，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支付自2017年10月28日起至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包括罚息、复利）；三、王红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平安银行武汉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800元；四、驳回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要求胡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239.5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11元，由王红英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胡烈所签的两份《保证担保合同》已明确约定保证担保范围为王红英从2016年8月31日到2020年8月28日及2016年8月31日到2017年8月28日与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主合同的签订日应在上述期限内，主合同的履行期限不限于上述期间内。而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王红英所签的两份案涉《贷款合同》的签订日均为2018年8月30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红英的案涉两笔贷款均不在约定的保证担保范围，并无不当。其次，虽然案涉两份《贷款合同》和两份《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都为2016年8月30日，合同编号也具有对应关系，所涉款项金额也一致，但在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与胡烈双方对保证担保范围已有书面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据此推断双方签订担保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案涉两笔贷款，也即不能证明胡烈的保证担保范围涵盖案涉两笔贷款。最后，平安银行称《保证担保合同》中“2016年8月31日”为笔误，应为“2016年8月30日”。本院认为，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案涉格式合同的提供方，相较合同相对方的自然人胡烈，应当具备更强的法律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同时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今其以笔误为由主张扩大案涉《保证担保合同》的担保范围，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综上，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关于胡烈应对王红英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平安银行武汉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39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日升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胡 劲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林慧娟书记员林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