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瑞琦，男，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海燕，兖州大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艳，女，197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王瑞琦因与被上诉人杨红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2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瑞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1、被上诉人与侯风成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因为上诉人没有收到侯风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被上诉人以侯风成邮寄的特快专递证实向上诉人进行了告知不属实，上诉人并未收到特快专递，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有上诉人本人签名的特快专递证明。从一审提供的专递邮寄地址看是曲阜，侯风成及被上诉人均在兖州，却在曲阜邮寄，足以说明不是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所以上诉人认为侯风成转让债权没有通知到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说明了50万元的借条形成真正原因，是侯风成帮上诉人去玉丰收割机厂要账，上诉人才给侯风成出具的假借条，事实是上诉人与侯风成之间并不存在50万元的借贷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侯风成没有将现金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也没有提供侯风成给付现金50万元的直接证据，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借款435400元及利息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红艳辩称：1、被上诉人与侯风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侯风成已经将该协议通过邮政速递邮寄给上诉人，Ems邮政速递查询显示上诉人本人签收。上诉人称没有收到邮政特快专递与事实不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债务人同意。退一步讲，即使侯风成没有向上诉人邮寄债权转让协议，在一审中上诉人通过诉讼也明确知悉了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候风成作为债权人已经将债权转让协议通知了上诉人，认定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债权人侯风成借款系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主张向玉丰收割机厂要账所出具50万元借条的陈述违背客观事实，假如上诉人所述是事实，却又陆续向侯风成偿还借款本息，显然与上诉人辩称的因要账出具借条相矛盾。一审中，上诉人认可向侯风成借款75万元，在偿还了部分本息后出具的50万元借条，其偿还的本息与借款部分数额相符。在出具50万元借条后，又陆续还款，更加说明借款事实的客观存在。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杨红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王瑞琦给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1月16日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2、依法判决王瑞琦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6日，曲阜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曲阜市金鲁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鲁城公司）诉胡传德、杨红艳、侯风成、王洁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10月10日，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81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判决胡传德偿还金鲁城公司贷款本息，杨红艳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鲁城公司对杨红艳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杨红艳主张因其与借款人胡传德不认识，是由侯风成让其为胡传德作担保，并用杨红艳名下位于曲阜市的楼房作抵押，该案民事判决后曲阜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了杨红艳抵押的房产，侯风成也无力偿还杨红艳所担保的债务，侯风成才将与王瑞琦5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杨红艳。金鲁城公司向杨红艳出具了收到杨红艳代胡传德还款306700元的收据。2019年1月12日，侯风成与杨红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为妥善解决债务问题，一致同意侯风成将对王瑞琦的债权50万元及借款利息全部转让给杨红艳行使，由杨红艳向王瑞琦主张债权。2019年2月13日，侯风成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王瑞琦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王瑞琦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内容。邮政特快专递网上查询显示2019年2月15日王瑞琦本人收到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但王瑞琦否认收到。侯风成出庭作证称2012年9月至11月，王瑞琦分4次向其借款共计75万元，口头约定月息2%。杨红艳主张上述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3%，王瑞琦予以否认称未约定利息，认可分4次向侯风成借款75万元。关于还款情况，杨红艳提交王瑞琦书写的还款明细，第一行“以上邢玉坤送利息12万”，第二行“以下都是我经手高哥结了一次说是38万”，自第三行以下是王瑞琦以承兑、现金、转账形式还款，通过“高哥”、“成哥”、“杨红艳”等付款，时间及数额分别为：1.“5月份”5万元；2.2015年8月15日2万元；3.2015年8月29日2万元；4.2015年9月3日3万元；5.2015年9月19日53000元；6.2015年9月21日17000元；7.2015年9月26日12000元；8.2015年9月29日13000元；9.2015年11月23日3万元；10.2015年12月13日2万元；11.2015年12月17日2万元；12.2016年3月23日4000元；13.2016年4月1日15000元；14.2016年4月21日5000元；15.2016年4月28日25000元；16.2016年4月29日5000元；17.2016年5月2日1万元；18.2016年5月5日4000元；19.2016年5月10日1000元；20.2016年8月11日5100元；21.2016年9月8日1万元；22.2016年10月11日2000元；23.2016年10月27日2000元；24.2016年11月7日4000元；25.2016年11月9日7000元；26.2016年11月14日4000元。以上26笔款项共计388100元。杨红艳主张上述26笔款项侯风成已收到，明细第二行中的“38万”即是上述26笔款项的总和。王瑞琦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明细第二行中的“38万”是单独给付的。杨红艳与王瑞琦均认可明细第二行中提到的“高哥”是高某,4，“成哥”是侯风成。高某,4称其未经手过一次性给付侯风成38万元，而是王瑞琦书写的还款明细合计数是38万余元。杨红艳提交2018年6月24日至2019年2月3日的银行交易明细，主张王瑞琦向侯风成指定的账户累计偿还15000元。王瑞琦称记不清了，不一定是债务。对于还款情况，第二次庭审时王瑞琦提交1.银行凭证，主张因向玉丰机械要账转给胡某,42万元的活动经费；2.银行转款、取款凭证及银联刷卡小票33张，主张是其书写的还款明细中没有记载的，具体多少钱没计算；3.王瑞琦自行书写的2016年11月16日之后的还款明细一份。对上述证据，杨红艳经与胡某,4、侯风成核实、辨认，认为1.王瑞琦主张给胡某,4的2万元中，侯风成和杨红艳共同认可5000元，时间均是2018年2月，另外3张银行转账凭证没有收款人只有账号，不能证明侯风成和杨红艳收到的款项，不予认可；2.其它33张凭证，认可18张，在2016年11月16日之后转给杨红艳的6张，共计44600元予以认可；在2016年11月16日之前的12张中8张共计50100元是与王瑞琦书写的还款明细中的还款相重合，其余4张20800元不在还款明细中；其余的15张凭证中的其中6张消费小票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向侯风成还款；对于何书敏在中国银行的取款凭证1张也不能证明取款后还给侯风成的事实，只能证明其取款；对于7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济宁银行的转款凭证中没显示收款人的姓名，所汇款的账号不能证明是还给侯风成；联通公司的1张业务凭证300元话费更不能证明其向侯风成还款的事实；3.对于王瑞琦自己书写的2016年11月16日之后还款明细不予认可。上述杨红艳认可的4张20800元的凭证，实际数额为20900元。2016年11月16日，王瑞琦向侯风成出具借款50万元的借条，即侯风成转让给杨红艳的债权所涉50万元，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侯风成现金伍拾万元正，￥（500000元）借款人：王瑞琦2016年11月16号”。证人高某,4出庭作证称2016年11月侯风成与王瑞琦对账后，王瑞琦向侯风成出具的50万元的借条。证人胡某,4出庭作证称2018年正月15前王瑞琦向侯风成出具50万元的还款协议。王瑞琦主张50万元的借条是为了向玉丰公司要账才出具的，并提交2017年9月8日胡某,4书写的收到条，内容为：“今有王瑞琦替侯风成还给胡某,4款50万元整（伍拾万元），用拾台收割机还清。经办人：胡某,42017.9.8号”。胡某,4对收到条的起因陈述：玉丰公司欠王瑞琦100多万元，没钱给他，玉丰公司兑给王瑞琦10台收割机，王瑞琦说要出机子来就给侯风成还侯风成的账，但是没要出来收割机，其收到了王瑞琦从玉丰公司开出来的提货单，所以给王瑞琦出具收到条，其与侯风成之间没有债权债务，但是其拿着王瑞琦给的提货单没能提出收割机，2017年腊月2018年春节前，其与李波在薛庙小学门口把提货单还给了王瑞琦，但是这个收条没收回。针对胡某,4的陈述，第一次庭审时王瑞琦称因为其把给侯风成打的50万元借条给了胡某,4，胡某,4没把50万元借条还给其，所以这个收到条就没给胡某,4；第二次庭审时对胡某,4的陈述认为大致过程对。侯风成与胡某,4均称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王瑞琦向侯风成借款75万元的事实清楚，王瑞琦在借款后应及时偿还借款。在王瑞琦向侯风成出具50万元的借条后，侯风成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杨红艳，并将债权转让的事实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了王瑞琦，该债权转让成立。根据邮政特快专递网上查询显示，王瑞琦已收到通知，其辩称不知道债权转让，与事实不符。杨红艳虽然获得了侯风成转让的债权，但该债权是否合法、有效，应有相关证据证明。证人高某,4、胡某,4均作证证实50万元借条是侯风成与王瑞琦对账后出具的，虽然王瑞琦提供胡某,4出具的收到条进行辩解，但根据王瑞琦、胡某,4对收到条的陈述，能够看出胡某,4之所以出具收到条仍然是因为王瑞琦与侯风成之间50万元的借款。且如果50万元借条不属实，王瑞琦在出具借条后还多次还款，显然违反常理。关于还款明细第二行38万元的理解，王瑞琦第一次庭审时主张通过高某,4一次性给了侯风成38万元，但高某,4不予认可，且王瑞琦也未能提供给付38万元的证据；而自第三行以下26笔还款共计388100元，与第二行的38万元数额相近；假如王瑞琦所述属实，则王瑞琦给付的款项已远远超出借款，其再出具50万元借条，显然违背常理；再结合还款明细的上下语境，第二行所指38万元应为王瑞琦26笔还款的总和。侯风成与王瑞琦之间存在借款75万元的事实，根据王瑞琦书写的还款明细第一行，说明借款存在利息，王瑞琦否认双方约定了利息，与事实不符。侯风成与王瑞琦之间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利息约定不明，应结合王瑞琦的还款情况进行确定。26笔还款的期间约为1年半左右，最后一次还款是2016年11月14日，之后两天王瑞琦即出具了50万元借条，说明还款的388100元中本金已还25万元，其余138100元应为利息。根据第二次庭审时王瑞琦提交的证据，杨红艳经与侯风成、胡某,4核对，认可除王瑞琦书写的还款明细外，尚有20900元。即使不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计算，1年半的时间偿还了159000元的利息也未超过法定利率上限即年利率24%。况且王瑞琦的75万元借款期限是自2012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4年之久。因此，50万元借条的出具是侯风成与王瑞琦对前期75万元借款扣减偿还的本息后得出的所欠借款的数额，对借条中50万元借款应予确认，杨红艳受让的侯风成转让的债权合法、有效，杨红艳享有向王瑞琦主张借款本息的权利。在出具借条后，杨红艳主张王瑞琦又陆续偿还了15000元，系当事人自认，且杨红艳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二次庭审时，王瑞琦提交的2016年11月16日之后还款的证据，杨红艳认可转给胡某,4的5000元及另外转给杨红艳的44600元，也应予以确认。50万元的借条未约定利息，杨红艳主张利息自2016年11月16日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理由不当。王瑞琦所还64600元应扣减本金，杨红艳的利息请求应以435400元为基数，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对于王瑞琦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侯风成、胡某,4均到庭，并与杨红艳进行了核对、辨认，对于侯风成、胡某,4、杨红艳三人不认可的银行凭证，王瑞琦未能举证证实系转给三人的款项；另外的银联刷卡消费凭证及联通公司话费业务凭证亦不能证实系王瑞琦还款；王瑞琦自行书写的2016年11月16日之后的还款明细，与杨红艳认可的数额有差距，对于差距部分，王瑞琦未能提供付款凭证予以证实，对该还款明细不予认定。诉讼中，杨红艳申请撤回对第三人何书敏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杨红艳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王瑞琦的辩解意见，于法无据，与理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王瑞琦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杨红艳借款435400元及利息（利息以435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0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二、驳回杨红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杨红艳承担1137元，王瑞琦承担7663元。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张某,4作证，证明上诉人未收到涉案债权转让通知书，故侯风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对证人张某,4的证言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证人张某,4虽然是涉案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投递员，但经张某,4陈述“其将邮件放到邮局里让上诉人自取，到了第二天上午就签了王瑞琦本人人名，但这个阶段不知道是谁拿走的，我不能确定他没收，也不能确定他收了”，故证人张某,4的证言含糊不清，其无法对上诉人王瑞琦是否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这一待证事实直接进行确认，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侯风成之间是否存在50万元借贷关系；2、被上诉人杨红艳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王瑞琦在一审期间认可其于2012年9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分4次向侯风成借款共计75万元，结合上诉人书写的还款明细以及证人高某,4、胡某,4、侯风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涉案50万元借条系上诉人王瑞琦与原债权人侯风成对账后出具，且上诉人王瑞琦在2016年11月16日出具了50万元借条之后，向侯风成指定账户累计转账15000元，向胡某,4转账5000元，向被上诉人杨红艳转账44600元，上诉人王瑞琦辩解50万元借款不存在却又在出具借条后多次还款的行为，显然违反常理，故应认定上诉人王瑞琦与侯风成之间存在50万元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上诉人王瑞琦主张其并未收到侯风成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故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债权转让是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通知了上诉人，且一审法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网上查询显示涉案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经上诉人王瑞琦本人签收，故应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已经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主张其并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上诉人杨红艳与候风成的债权转让对王瑞琦发生效力，被上诉人杨红艳的诉讼主体适格。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瑞琦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31元，由上诉人王瑞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