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95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玉峰，男，汉族，1981年8月22日生，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昌军，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春燕，女，汉族，1981年5月20日生，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愈，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亭卫中路168号。法定代表人：汤金余。上诉人汤玉峰因与被上诉人沈春燕、原审被告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阳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5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汤玉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沈春燕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沈春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并未收到传票与其他案件材料，故一审判决属于违法缺席判决。退而言之，假设视为上诉人收到了传票与其他案件材料，因一审审理尚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也属于有正当理由无法到庭，此构成本案应予再审的法定事由。此外，一审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汤金余及监事沈某与本案明显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法应当参与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追加当事人。二、本案上诉人作为本公司股东，并没有收到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会议议程、会议提案等材料，汤金余也根本没有收到过上述材料，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属于被上诉人沈春燕单方的个人行为，虽然沈春燕实际享有公司绝大多数的股权及相应的表决权，但其个人决策亦不能代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因此应当驳回沈春燕的诉讼请求。三、2013年5月13日的山阳公司章程第九条明确规定，公司执行董事由股东自任。因此，公司章程已经排除了非公司股东担任执行董事的可能。另外，该章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据此，沈春燕主张由其父沈某（非股东）来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是明显违背该章程的规定的，依法不应获得支持。然而，本案一审判决却对该章程规定视而不见，以一人有限公司变为二人有限公司为由全盘否定该章程规定，存在明显错误。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出席，并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主持人主持会议。股东会议需要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时，应由股东依法按照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进行议决，达到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时方可形成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东会对变更公司章程等事项作出决议，其实质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因此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虽然沈春燕享有公司绝对多数表决权，但并不意味着沈春燕的个人决策过程就等同于召开了股东会议，也不意味着沈春燕的个人意志即可代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根据本案事实，不能认定山阳公司实际召开了股东会，更不能认定就该次股东会议形成了真实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沈春燕据以决定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事项的所谓“股东会决议”，是当时该公司大股东沈春燕所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当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五、山阳公司是汤金余辛辛苦苦一手创办，也是汤金余一生心血的积累。沈春燕对公司毫无贡献，也根本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如若将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与监事更换成沈春燕的父母的话，势必严重损害公司与债权人利益，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被上诉人沈春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汤玉峰与汤金余均已寄送过山阳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回函显示当事人均已签收。另外，本案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山阳公司2013年的章程，由于当时是一人公司，后面被上诉人取得公司70%的股权，因此山阳公司不再是一人公司，因此公司的章程不应当再适用。综上，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9年10月30日形成的《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山阳公司配合履行上述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全部议案内容，并办理公司章程修订、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变更等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庭审中，沈春燕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山阳公司配合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为沈某，变更监事为高某，暂停使用原公司公章、财务印鉴及其他印章并重制上述印章至相关部门重新备案登记，将公司财务账册、会计账簿于股东会决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沈春燕审核；同时，沈春燕表示因审核财务账册、会计账簿的决议内容涉及股东知情权，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山阳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9日，汤玉峰于2013年5月13日接受股权转让成为山阳公司的一人股东。沈春燕与汤玉峰XX，因与汤玉峰XX纠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2017）沪0116民初16302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7062号民事判决最终判决二人XX，沈春燕享有山阳公司70%的股权，汤玉峰享有山阳公司30%的股权。现山阳公司的登记股东为沈春燕持股70%，汤玉峰持股30%，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汤金余，监事为沈某。汤金余与汤玉峰系父子关系。2019年9月4日，沈春燕向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汤金余在金山区XX镇XX路XX弄XX幢XX号、金山区XX镇XX路XX号、XX大道XX号三个地址邮寄了《关于要求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协商表决修订公司章程等事宜，均已签收。2019年9月27日，沈春燕向山阳公司监事沈某在金山区XX镇XX村XX号、金山区XX路XX园XX号XX室的两个地址邮寄了《关于要求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及向汤金余邮寄通知的公证书，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协商表决修订公司章程等事宜，均已签收。2019年10月14日，沈春燕向汤玉峰在金山区XX村XX号XX室的地址邮寄了《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通知汤玉峰于2019年10月30日上午9点30分参加临时股东会会议，该信件于2019年10月15日签收。2019年10月30日上午，沈春燕主持召开了股东会会议，汤玉峰未出席，当日形成决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执行董事为沈某，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沈某，变更监事为高某，暂停使用原公司公章、财务印鉴及其他印章，重制上述印章，并至相关部门重新备案登记，将公司财务账册、会计账簿于股东会决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沈春燕审核。一审法院另查明，沈春燕曾于2016年1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称汤玉峰于2015年12月25日将山阳公司100%的股权恶意转让给其父汤金余，请求法院确认汤玉峰与汤金余于2015年12月25日所为的有关山阳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办理股权返还的工商变更登记，将登记于汤金余名下的100%的山阳公司股权返还至汤玉峰名下，一审法院作出（2016）沪0116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汤玉峰与汤金余于2015年12月15日所签订的有关山阳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汤金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所持有的山阳公司100%的股权返还至汤玉峰名下，汤玉峰、山阳公司对此应予协助配合。判决生效后，沈春燕通过执行程序变更工商登记成为山阳公司股东。2019年2月11日，沈春燕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9）沪0116民初224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沈春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查明，2013年5月13日的山阳公司章程第五条明确股东为汤玉峰；第七条明确股东不设股东会，由股东行使包括更换执行董事、监事等职权；第九条明确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自任产生；第十七条明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该章程由汤玉峰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及决策机构，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提议、召集和主持，并应依法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需要作出决议的，应按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进行决议。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需要考察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本案中，沈春燕与汤玉峰曾系夫妻关系，二人因XX纠纷在一审法院涉及多起诉讼，其中包含了山阳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山阳公司曾系汤玉峰持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5月13日章程即当时章程。之后，汤玉峰于2015年12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汤金余，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形成了2015年12月15日章程。该股权转让行为已被一审法院（2016）沪0116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故2015年12月15日章程也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此后，沈春燕通过诉讼及执行程序成为山阳公司持股70%的股东，如果仍然适用2013年5月13日的一人有限公司章程显然与公司目前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相悖，故本案应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沈春燕先后提议执行董事和监事召集临时股东会，在二人未回应后，自行召集和主持召开了股东会会议，相应的提议、召集、通知、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内容也均在股东自治范围内，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股东会会议召开的约定与公司法规定一致，故包含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以及停止使用原公司所有印章的决议内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9年10月30日形成的《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有效；二、上海山阳工程建设（集团）新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沈春燕办理公司变更手续，即修改公司章程、将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沈某、监事变更为高某，并停止使用原有包括公章、财务章在内的所有印章，汤玉峰应予以协助。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山阳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汤玉峰对于股东会会议通知材料和一审中诉讼材料的签收提出异议，并否认2019年10月30日股东会的召开，由于前述事实涉及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针对性地阐述。本案争议焦点：2019年10月3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是否存在无效或不成立的情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章第二节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职权、主持、召集、表决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股东会决议亦应依法作出，故本院依据前述规则对案涉决议效力予以审查。案涉临时股东会召开前，沈春燕作为山阳公司持股70%的股东已向执行董事和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但二人均未回应。在执行董事和监事未召集的情况下，持股70%的沈春燕召集了临时股东会，并提前通知了另一股东汤玉峰。上述召集和通知程序均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并无违法之处。汤玉峰称其未收到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会议议程、会议提案等材料，经本院审查，沈春燕已经穷尽了已知的所有送达地址向汤玉峰等进行送达。本案审理期间，汤玉峰对于法院要求其提供有效送达地址及其父的有效送达地址的书面答复中称：受新冠疫情影响，其无固定住址，其父亲的具体住址亦不太清楚。显然，汤玉峰苛求已经办理了XX手续的前妻沈春燕知晓其并不固定的临时住址并向其进行实际送达，客观上是无法完成的，亦不能苛责沈春燕向汤玉峰的所有临时非固定住址进行送达并因此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是应视为沈春燕以及一审法院向汤玉峰的各项送达已经穷尽了所有已知的地址并有效完成了送达程序。由于系山阳公司增加了自然人股东之后的首次股东会议，公司的性质由一人公司变更为两名自然人股东公司，其公司章程中专属于一人公司的特殊规定自然失效。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以及停止使用原公司印章等事项，经本院审查，案涉股东会决议未违反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亦不存在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决议无效的情形。在案证据闵行公证处公证书显示2019年10月30日的股东会事实上也已经召开，汤玉峰未到会并不表示没有召开过该次会议。据此，上诉人汤玉峰关于未召开过股东会会议、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汤玉峰主张本案应依据2013年的一人公司章程判定公司决议效力，该主张显然脱离了山阳公司目前的二人公司存续状况及其实际，亦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原2013年山阳公司一人公司章程与依法成立的新公司章程存在冲突，系山阳公司根据生效判决新增加了自然人股东沈春燕并召开了新的股东会、形成了新的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故2013年山阳公司旧章程不能用来约束已变更为二人股东的山阳公司及其股东沈春燕，更不能用来否定新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据此，本院对汤玉峰的相应主张不予采纳。另，汤金余、沈某并非本案纠纷项下的必要诉讼参加人，据此，汤玉峰主张山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金余及监事沈某应当参与本案的审理，不具备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汤玉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汤玉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