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3民终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山通路8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84783348K。法定代表人：余强，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北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7384290490。法定代表人：陈亮亮，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朋，男，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玉兰，女，195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友，男，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丽华，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列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心海，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男，1980年1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珍，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瑞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汀田街道联中路1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145630257D。法定代表人：余建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忠传，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嘉特公司）、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因与被上诉人张勇以及原审被告瑞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大集团）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1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张勇要求保证人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改判由保证人按照破产和解协议分期付款。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保证人对破产和解协议范围外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1、瑞大集团破产和解一案，已由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以(2018)浙0381破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及附件，并终止和解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按照和解协议减免的债务，自和解协议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务人瑞大集团和解协议第六条“破产和解方案”第1款“银行债权组”第(1)项“对瑞大公司为主债务人的债务的破产和解方案”确定提供两种方案：A.继续转贷方案：自有贷款银行在不压缩信贷规模情况下(授信减少额度20万元以内的除外)继续转贷；B.分期偿还方案：对自有贷款提供担保的企业已破产，导致无法完成继续转贷手续的，经自有贷款银行确认的债权按五年分期付款，每年两期等额偿还，对有关借款破产和解协议之前的罚息予以免除，对五年分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予以免除，分期付款由破产和解协议成立后的瑞大公司负责偿还。依照本案实际情况，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属于B方案分期付款，破产和解协议之前的罚息免除，债权人申报经确认的债权金额由债务人按五年等额分期支付。据此，和解协议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现和解协议尚在执行中，根据和解协议已经免除的利息债务，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应一并免除。原判将已由和解协议免除的利息债务计入上诉人的保证责任范围，与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不符。2、债务人破产和解与破产清算存在制度保障功能的区别，两种方式对保证人责任产生的影响也应区别处理。破产和解实际属于民事和解的特殊形式，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减免债务，具有民事和解法律效力和制度功能，依照债法和担保法基本原则，债权人减免债务人的债务后，保证人的责任应一并减免。本案和解协议确定的对债务人的利息免除和本金分期偿还，实际上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就主债务变更达成的协议，应一并适用于保证人责任。即上诉人的保证责任限于和解协议确定的债务，只有债务人瑞大集团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时，被上诉人可依照和解协议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但是，破产清算并不产生债权债务减免法律后果，与破产和解的法律后果是有区别的。因本案是破产和解，并非破产清算，不能完全照搬破产清算法律规定，而因结合破产和解的制度功能和立法目的作出正确的法律适用选择。上诉人认为，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只要未出现宣告破产情形的，和解协议减免的债务应及于保证人，保证人的责任不能大于债务人。3、原判对本案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是对法律条款的扩张性适用，存在不当之处。该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但没有明确规定保证人需要完全依照原债务金额和履行期限等内容承担保证责任，其中“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应指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和解协议而整体免除，至于破产和解后的保证人责任范围，仍然应遵循债务“主从关系”原理，如和解协议对主债务进行减免的，按照担保法规定，保证人在主债务减免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据此，原判将利息计入上诉人的保证责任范围，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利息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方式不当。因破产和解与破产清算程序具有不同之处，在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保证人承担责任后是无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而破产清算程序中保证人有权行使追偿权，但依照原判，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即丧失追偿权，存在明显不公平的现象，而且可能出现债权人双重受偿的可能。只有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方可体现公平原则，也可避免出现双重受偿现象。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本案破产和解协议尚在执行中，未出现和解协议被终止履行或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情形，本案不存在破产程序已终结的前提条件，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保证人的责任也应当是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履行，而不应是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三、关于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破产受理日起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保证人问题。上诉人认为，停止计息效力不及于保证人的情形，仅适用于破产清算程序，而不能适用破产和解。破产和解作为特殊的民事和解方式，其对保证人产生的影响不同于破产清算，只要和解协议已经由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也未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经和解债权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情形的，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应于破产受理日停止计息。和解程序是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应适用特别规则，原判由上诉人继续承担利息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破产和解协议作为民事和解，已经对主债权免息和履行期限等重新作了处分性的约定，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和解协议重新约定的事项，不适用破产清算中债务人停止计息或停止计息不及保证人等规定，而是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约定。因此，关于保证人是否应当计息，应按照破产和解协议确定，因本案和解协议已约定免息和分期付款，因此，保证人的责任也应当免息和分期付款。张勇口头辩称：一、上诉人上诉是拖延履行债务。一审判决对保证人应当履行的债务部分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认为并无不当。瑞大集团的履行是零履行，不存在和解协议继续履行。瑞大集团进入破产程序是2018年10月1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破产，瑞大集团的法人以及股东对瑞安浦发银行有承诺。和解协议能够在10月份达成是因为在2018年9月27日余建朋、余建友、余忠传出具了一份承诺函，承诺对两家不同意的银行的债权区别处理，所以被上诉人适用承诺函，不适用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必须由债权人自行决定，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滥用多数人，损害少数人的权益。而张勇是反对续贷或者转贷的。二、关于破产后停止计息的规定是否及于保证人的问题。破产债权停止计息规定是《企业破产法》的特殊规则，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破产法律关系。本案中，瑞大集团和张勇之间的破产法律关系是仅适用于该双方的，对保证人是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的和解协议，本质上是破产债务人瑞大集团与债权人之间就重新处理双方债权债务达成的协议，因此不应当约束双方以外的其他主体，包括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责任人。和解债权人不因为和解而失去向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责任人求偿的权利。更何况张勇是适用承诺书的。三、一审判决对《企业破产法》第101条的解读系正常解读并不存在扩张性解释。本案目前由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破产和解程序终止，况且担保法解释第44条规定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上诉人对该司法解释的解读是有一定问题的。该解释第一款赋予了债权人申报债权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选择权，第二款对破产程序中未受偿的部分作出了额外的规定。但上诉人忽略了第一款，片面地适用了第二款。前述司法解释赋予了债权人选择权，但是并未禁止债权人同时选择申报债权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认为债权人是有权同时选择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存在递进关系的。在第一款的前提下，第二款的规定仅仅是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而且第二款中表述的六个月期限应当明确为债权人在仅选择申报债权的情况下，如果在破产程序中未受偿的部分债权，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且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的六个月内提出，六个月的期限也仅为明确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非是限制了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限。在过往案例中，象山县人民法院在（2017）浙0225民初4015号判决书中就支持了该种意见。对停止计息原则不及于保证人，在过往的相关判例中，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9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执复34号执行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商终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658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98号民事判决书都表达了保证人在主债务人破产后仍应当对破产后所产生的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直至债权完全清偿之日。背后的逻辑是基于破产程序中实体权利与破产权利的区分，破产受理后停止计息仅是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不被列为破产债权进行清偿，但是利息其实是没有消灭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瑞大集团述称：一、瑞大集团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瑞大集团破产和解已经由人民法院通过和解协议，各担保人的责任应按照和解协议确定。目前瑞大集团正在履行破产和解协议，对外担保债务和解清偿款按协议已基本支付完成，自有银行债务均已全额完成转贷，免除和解期间利息，转贷后按最优惠利息。浦发银行债务因多次转让归自然人即张勇还无法按A方案转贷，瑞大集团已按和解协议B方案支付和解清偿款3160912.06元至和解管理人账户。因此，瑞大集团积极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清偿责任，不存在被法院裁定破产的情形，被上诉人无权要求担保人承担破产和解协议确定的主债务之外的其他责任。二、被上诉人在受让本案金融债权时，就已经知道本案破产和解情况，也已经知道其债权金额受破产和解协议约束。如果原债权人没有转让债权，本案债权将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继续转贷或分期付款，各担保人自然也是按照继续转贷或分期付款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债权转让后，一审判决担保人按照原主合同承担责任，其结果与破产和解协议相矛盾。瑞大集团认为，破产和解协议是特殊的制度，破产和解协议对债权人具有约束力,原判结果不符合破产和解立法宗旨。三、瑞大集团作为主债务人，不管在和解程序中的A方案、B方案基本上都是全额清偿，除了一些利息之外，A方案瑞大集团也有承诺支付利息。当初破产和解时，就是因为考虑到后续瑞大集团担保链涉及到瑞安市的多家强企业,为解除担保链风险，所以在和解协议中自愿全额清偿经确认的全部自有债务（包括本金与和解前的利息），既保证了债权人的最大利益，也防止担保风险的扩散累及多家重点帮扶企业。该破产和解案例因该重大意义被评为2018年十大典型案例。和解后，瑞大集团积极履行和解协议，提升自身生产经营能力。综上，瑞大集团重申自愿按和解协议履行对本案债务的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瑞大集团立即偿还所欠张勇贷款本金10299861.8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1386278.99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280682.61元，至2019年8月24日1105596.38元，自2019年8月25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日0.2175‰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瑞大集团承担张勇支出的律师费3万元；三、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及本案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瑞大集团、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3日，余建朋、戴玉兰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以下简称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余建朋、戴玉兰自愿为债务人瑞大集团在2017年9月13日至2019年9月13日期间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236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9月15日，余建友、金丽华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余建友、金丽华自愿为债务人瑞大集团在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5日期间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236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9月15日，豪嘉特公司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豪嘉特公司自愿为债务人瑞大集团在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5日期间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236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9月19日，华建公司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华建公司自愿为债务人瑞大集团在2017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19日期间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236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9月20日，瑞大集团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9009201728053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3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3月20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5.22%，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20日，若未按时支付本息，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息上浮50%计收逾期利率，瑞安浦发银行因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由瑞大集团负担。2017年9月20日，瑞安浦发银行依约向瑞大集团发放贷款1030万元。2018年5月15日，瑞安浦发银行从瑞大集团扣划本金38.19元。余款均未予以支付。2018年2月6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瑞大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0月1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破5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瑞安浦发银行对瑞大集团的债权主体变更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确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享有债权为1030万元及利息70912.06元，同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破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认可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及附件；二、终止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程序。2019年6月2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勇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合同》，将债务人瑞大集团的10299861.81元贷款本金和利息（主债权）、担保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合称贷款债权）一并转让给张勇，债权基准日为2018年5月24日。2019年7月1日，张勇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对上述债权转让履行通知义务，并对债务进行了催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有：（一）瑞大集团是否适格的主体问题。2018年2月6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瑞大集团破产和解一案，2018年10月1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81破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认可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及附件；二、终止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程序。现（2018）浙0381破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效力。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和解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故此，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债权人应受该协议约束，张勇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受让的权利也应受该和解协议约束，现按裁定书约定履行期未届满，现张勇主张瑞大集团立即偿付本息，不予支持，故瑞大集团不是本案合格被告，应予以驳回。（二）保证人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主债务人瑞大集团于2018年2月6日进入破产程序，虽债权人依法申请了债权，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在保证期限内，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经和解债权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现瑞安市人民法院破产庭未收到债权人请求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故主债务人瑞大集团在破产和解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尚未执行完毕，破产程序尚未终结。故此，张勇有权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三）保证人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承担保证范围问题。《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故连带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应依据保证合同确定，不应仅计算至人民法院受理主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之日，本案中保证人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豪嘉特公司、华建公司应依据各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6日受理债务人瑞大集团破产案件，故瑞大集团与瑞安浦发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于2018年2月6日到期，据（2018）浙0381破53号民事裁定书，截至2018年2月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瑞大集团享有债权为本金1030万元及利息70912.06元，之后应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贷款利息、逾期利率，现张勇主张利息、逾期利率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为280682.61元有利于保证人，予以准许。张勇主张复利计算规定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该规定适用对象仅限于金融机构，故张勇作为个人无权向瑞大集团收取复利，故保证人应对借款人瑞大集团未还的借款本金10299861.81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截止2018年5月24日为280682.61元，之后按本金10299861.8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3%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为了避免张勇在破产程序与本案诉讼中出现双重受偿情况而造成当事人诉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应扣除张勇在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另酌情支持张勇实现债权费用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判决：一、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对债务人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张勇借款本金10299861.81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截止2018年5月24日为280682.61元，之后按本金10299861.8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3%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及实现债权费用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扣除张勇通过破产程序已受清偿的部分），但包括上述债务在内，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对其签订的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浙**建尼龙有限公司对其签订的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6《最高额保证合同》、余建朋、戴玉兰对其签订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余建友、金丽华对其签订编号为ZB90092017000001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均以1236万元为限；上述款项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张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917元，由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共同负担，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主债务人瑞大集团已由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的（2018）浙0381破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认可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及附件；二、终止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和解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经和解债权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而瑞大集团破产和解一案的破产和解协议至今尚在执行中，并无债权人请求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即本案尚处于破产和解执行期间，并未进入破产清算。张勇作为原债权的受让人在未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情形下，在破产和解执行期间即直接请求判令债务人及担保人承担相应责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诉请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116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勇的起诉。张勇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1917元，退还张勇；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917元，退还豪嘉特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建尼龙有限公司、余建朋、戴玉兰、余建友、金丽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徐晓文代书记员 徐健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