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4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饶家吉，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鹰，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清镇市站街镇站街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饶洪，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尔荣，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覃秀平，女，1957年10月21日出生，壮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尔荣，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饶家吉因与被上诉人饶洪及一审第三人覃秀平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黔01民初450号民事判决，饶家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黔民终41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12月27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初56号民事判决，饶家吉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家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黔01民初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造成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构成枉判。2020年2月2日，饶家吉提交《民事补充上诉状》，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饶家吉主张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支付的316万元是来源于2007年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支付的采矿权转让款，但该股权转让款于2009年5月已经支付完毕，其中，2008年2月—2009年5月的对账单上，载明总收入包含了“铝厂140万”，与中铝公司实际最后支付款项的时间相一致。通过双方长期对账的习惯以及2008年—2009年5月的对账单内容可知，双方已经将收取到的中铝公司股权转让款计入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当年收入、开支并进行了分配。”该结论是错误的。理由：1、（2006年10月至2008年1月）证据事关中铝公司矿山转让费840万元中700万元去向，该证据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据效力。2、被上诉人称办理探矿证花了120万元，但却无证据予以证明。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被上诉人持有完整成册的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却不向法院提交，仅以自制对账单来证明其主张，有悖证据规则。4、被上诉人在（2017）黔01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中自认316万元不是单纯的矿山转让款，是几年来公司经营的结算。5、从《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章程》第十章约定可知，宏泰公司依法建有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本案840万元去向应当以对宏泰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质证为准。二、一审判决认定“饶家吉曾于2014年3月22日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原告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2016年12月6日签订《协议》实际上已经对之前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该认定存在错误。理由：1、饶家吉未曾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合作协议书》及其后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一是无证据证明《股东会决议》实际履行。二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是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的权益或股份的50%，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所称上诉人的40%股份并不一致。三是《合作协议书》是由宏泰公司、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签订，未说明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有关，也未说明是出售上诉人全部名下坛罐窑矿山权益或股份，故不能当然地认为《合作协议书》所出售的是上诉人名下全部坛罐窑矿山权益或股份。四是2016年12月5日《收据》印证《合作协议书》出售的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50%权益。2、饶家吉未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不存在“覃秀平和饶家吉依据2016年12月6日《协议》，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的情形。一是《协议》未约定是对2015年6月11日、2016年7月12日承诺的变更。二是根据被上诉人陈述，316万元不是单纯的矿山转让款，是几年来公司经营的结算。三是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足以证明上诉人未曾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后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饶洪、覃秀平答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06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对账单清楚体现：（一）饶家吉和覃秀平作为宏泰公司股东，二人存在个人与公司人格混同的事实。通过对账单显示：1、饶家吉经手公司经营期间的资金支出总计638.9万余元，充分体现其积极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客观事实。2、股东对账出现盈利即分配，超支时，二股东个人垫资，存在公私不分的情形，公私人格混同。2006年10月至2013年12月（长达6年多的时间）期间饶家吉和覃秀平各分得盈利款471.7万余元。（二）饶家吉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充分体现作为股东的双方当事人长期以来有对账的习惯，对账单滚动的流水记账方式和内容真实可信。（三）股东饶家吉、覃秀平在宏泰公司工商登记股权比例虽为40%和60%，但实际经营中盈利、亏损分担比例均为各50%，从无争议，2006年10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股东的对账单充分体现和印证了这一事实。二、通过双方长期对账的习惯以及2006年10月-2009年5月期间的对账单内容可知：中铝公司在支付840.04万元坛罐窑矿山转让款时的支付时间与对账单时间期间一致，反应了对账单的真实性。覃秀平、饶家吉二人已将转让坛罐窑矿山所获840.04万元计入宏泰公司收入、开支并进行了分配。三、在转让坛罐窑矿山给中铝公司后，宏泰公司仍然需要经营运转，并正常经营产生收入和支出，对坛罐窑矿山转让给中铝公司所获转让款也必然正常进入公司流动资金进行经营流转，这是经营企业的一个基本常识。很明显，作为股东的覃秀平、饶家吉没有，也不可能将840万的转让款直接分配各自占有，而不顾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840万的转让款股东直接分配占有，由对账单载明的支出就可以看出，光是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期间就会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高达330余万元，不把中铝公司支付的转让款计入宏泰公司收入进行开支，两个股东根本不可能会有124538.34元的盈利可分配。因此，上诉人主张316万元来源于2007年中铝公司支付的840万元矿山转让款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该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四、饶家吉曾在2014年3月22日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的承诺书，承诺支付饶家吉316万元，其前提条件是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矿山的分成，由此可见，本案的316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从2016年12月6日饶家吉与覃秀平、饶洪签订《协议》内容来看，上诉人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且覃秀平、饶洪将坛罐窑矿山承包给周亚所获166万承包费分配了80万给饶家吉，并已实际支付。此后，饶家吉又将其坛罐窑矿山开采权之25%权益（收益）转让给周亚，转让价款260万元。由此可见，上诉人饶家吉实际已经获得坛罐窑矿山经营与分成，饶洪承诺支付316万的支付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饶洪不需要按照承诺支付316万元矿山转让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饶家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3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3月21日之前利息27.49万元，2017年3月21日以后发生的利息从2017年3月21日起按每月2%利息计算至付清236万元完毕之日止；3、判令第三人对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泰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20日，原告饶家吉与第三人覃秀平原为该公司股东，登记持有的股份分别为40%、60%。2007年3月6日，宏泰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中铝公司签订《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合同书》《坛罐窑铝土矿山开采技术协议》《坛罐窑铝土矿山开采技术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宏泰公司将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给中铝公司，同时中铝公司将开采经营权交给宏泰公司，由宏泰公司进行矿山开采。2007年5月25日中铝公司支付宏泰公司50万，7月16日支付50万，9月18日支付200万，12月25日支付200万，2008年3月7日支付100万（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2007年10月23日），2008年4月24日支付100万（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2007年12月4日），2009年1月19日支付40.04万，2009年5月27日支付100万。2007年5月25日至2009年5月27日中铝公司总计支付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款8400400元。（2006年10月至2008年1月）2008年2月—2009年5月，2009年7月，2009年8月—9月，2009年10月，2009年11月，2009年12月，2010年1月，2010年2月—9月，2010年10月，2010年11月，2010年12月—2011年3月，2011年4月—5月，2011年6月—2012年1月20日，2012年2月—2013年12月（2014年2月饶家吉签字确认），共计13张对账单上记载了相应期间的收入、支出、分配情况。原告饶家吉在每张对账表的下方签字及日期予以确认。其中，2008年—2009年5月的对账表上，载明：总收入=铝厂140万+上次余额3595092.60+利息2762.82……=7713318.42元；总支出=做账4912084.02+126400+……=6101228.42元；总合计=收入7713318.42-支出6101228.42=余161290-5月份矿山结账578754.02-家吉5月份费用184940-税28802.17-备用金20万……=249076.68÷2=124538.34。2014年3月22日，宏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根据2013年的生产欠佳和饶家吉身体不好的情况，他本人提出要将清镇市卫城镇坛罐窑矿山的百分之肆拾的股份（40%），转给周亚、李大平，经他们多次友好协商，以柒佰万元（700万元）转给周亚、李大平40%的股份。周亚、李大平要求：要以宏泰公司的名誉签订《合作合同》，经股东会议决定：一、同意饶家吉提出的转让40%股份的请求；二、同意周亚、李大平提出的以宏泰公司名誉签订《合作合同》的请求。股东覃秀平、饶家吉在决议上签名。同日，宏泰公司与周亚、李大平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周亚、李大平出资700万，作为该项目前期投入的补偿金，周亚、李大平占该项目所有权50%股份。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饶家吉316万元，前提是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矿山的分成，具体分三次付清：1、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3、2016年12月30日前支付116万元。4、如果有关部门查2007年转让给中铝贵州分公司税款时共同支付。2016年7月12日，饶洪再次向饶家吉出具承诺，称原同意支付饶家吉的矿山转让费，因自己资金困难，承诺2016年10月底一次性付清，如不能支付，从2016年11月起每月按3%的利息支付，2017年春节前一定付清。2016年12月5日，覃秀平、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饶洪与饶家吉对2014年以来收到的周亚、李大平合作坛罐窑矿山50%权益所支付的人民币700万元进行对账，现在饶洪确认收到350万元。2016年12月6日，覃秀平、饶洪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1、被告承诺在2017年1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个人欠款80万元，如逾期未能支付完毕，被告无条件将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转让给原告，作为抵押转让和违约责任承担之约定，原告仅以本协议中100万元债权为限对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进行经济补偿，被告负责在以上逾期之日起30日内协助原告在工商部门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2、覃秀平拥有60%，原告拥有40%宏泰公司股份，双方约定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按各占50%的比例实际享有宏泰公司及其下属坛罐窑矿山权益（含收益），并承担相应义务。覃秀平与饶洪系夫妻关系。2017年2月21日，覃秀平向饶家吉支付59万元，银行进账单上注明该款为“还款”。同日，饶洪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21万元。上述两笔费用共计80万元。2017年2月21日，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覃秀平与饶洪矿山转让费80万元。2017年3月12日宏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饶家吉目前拥有宏泰公司40%公司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的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全部权益）转让给周亚”。2017年3月12日，饶家吉作为甲方、周亚作为乙方、覃秀平作为丙方签订《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饶家吉将自己拥有的宏泰公司40%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的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权益）转让给周亚，转让款为260万元。原告向周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周亚支付的260万元。2017年3月14日，宏泰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覃秀平60%、周亚40%，此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庭审中，原告主张自己仍享有坛罐窑矿山收益权直至2017年3月14日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周亚。原告认为被告于2017年2月21日支付的80万元并非2016年12月6日《协议》中约定的欠款80万元，而系被告饶洪承诺支付给原告的矿山转让款316万元中的部分款项80万。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工商登记资料、《协议》《转让合同》《承诺书》、转账凭证、对账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饶家吉主张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支付的316万元是来源于2007年中铝公司支付的采矿权转让款，但该股权转让款于2009年5月已经支付完毕，其中，2008年2月—2009年5月的对账单上，载明总收入包含了“铝厂140万”，与中铝公司实际最后支付款项的时间相一致。通过双方长期对账的习惯以及2008年—2009年5月的对账单内容可知，双方已经将收取到的中铝公司股权转让款计入宏泰公司当年收入、开支并进行了分配。其次，饶家吉曾于2014年3月22日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饶家吉316万元，其前提也是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矿山的分成，由此可见，本案款项316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饶家吉与被告又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覃秀平和饶家吉按各占坛罐窑矿山权益/收益50%的比例实际享有坛罐窑矿山权益（含收益），并承担相应义务。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原告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且此后原告饶家吉将其持有的宏泰公司40%公司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之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全部权益）转让给周亚”，转让价款260万，原告饶家吉实际已经获得了坛罐窑矿山经营与分成，316万支付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2016年12月6日签订《协议》实际上已经对之前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综上，承诺书约定的支付条件即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分成的条件已经不成就，且2016年12月6日签订《协议》实际上已经对之前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饶洪不再需要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支付316万元矿山转让费，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饶家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79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饶家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宏泰公司向清镇市工商局呈报审批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共10页。拟证明：宏泰公司有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并以此向清镇市工商局呈报每年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说明被告作为公司控制人，在持有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的情况下，未按照一审法官要求出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主张相应事实，无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无法证明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相关事实的凭据已经在一审向法官提供。2、6份企业档案。第一、2013年8月1日《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二、《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三、2014年6月20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免职书》；第五、《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书》；第六、2015年2月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2月27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7月1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从2013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修正案，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2014年6月20日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职书、2015年2月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2月27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7月1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再到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足以证明上诉人没有中途退出的情形及证明了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因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上诉人退出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饶家吉宏泰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没有退出。本案中，饶家吉退出的是坛罐窑矿山开采的劳务承包经营。也就是其不再参与坛罐窑矿山劳务开采经营的投资经营管理及盈利的分配。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是之后补充的，并不是当时签订的。上诉人没有按照事实说明问题。事实有和周亚等签订的转让协议、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最关键的是2014年3月22日至2016年饶家吉对矿山没有投入一分钱，说明他已经退出了矿山的经营和管理。3、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拟证明：上诉人没有中途退出公司股份和坛罐窑矿山开采权股份即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因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上诉人退出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我方不认可真实性。不是2016年7月8日真实产生的，而是2016年12月双方和解同意饶家吉重新参与坛罐窑矿山分成时，上诉人主动提出补签的，时间有意写在饶洪和周亚签订承包协议之前。目的是表明饶家吉不会再以饶洪和周亚私自签订承包协议损害股东利益为由进行控告。饶洪受覃秀平的委托可以合法经营坛罐窑矿山，可以将矿山的经营权承包给任何人。因此，公安机关并没有进行刑事立案。被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2月9日饶家吉出具的一份申明。拟证明：饶家吉退出了坛罐窑矿山的经营。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该证据内容看，也与本案无关，根本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被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认为该会议纪要系上诉人主动提出补签。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饶洪是否应当按照2015年6月11日《承诺》向饶家吉支付316万元矿山转让费。首先，本案中饶家吉主张饶洪应当按照2015年6月11日《承诺》约定向饶家吉支付的316万元是来源于2007年中铝公司支付的采矿权转让款。饶家吉于2009年6月27日签字确认的“2008年2月—2009年5月份止”的对账单上，载明总收入包含了“铝厂140万”，与中铝公司实际最后支付款项的时间相一致。结合双方长期对账的习惯以及“2008年2月—2009年5月份止”的对账单内容可知，双方已经将收取到的中铝公司矿山转让款全部计入宏泰公司当年收入、开支并进行了结算分配。关于饶家吉上诉主张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交宏泰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证明矿山转让款的去向，一审判决认定矿山转让款计入宏泰公司当年收入、开支并进行了分配系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无论宏泰公司是否依法建有会计账簿，被上诉人是否将会计账簿及会计原始凭证向人民法院提供均不影响“2008年2月—2009年5月份止”对账单的真实性，该对账单是双方当事人对截止到2009年5月份止宏泰公司收入和支出的阶段性结算及盈余分配，系双方长期对账习惯的延伸，且上诉人饶家吉亦签字确认。一审据此认定中铝公司支付的坛罐窑矿山转让款已于2009年5月结算完毕并无不当，饶家吉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2014年3月22日的《股东会议决议》载明：“根据2013年的生产欠佳和饶家吉身体不好的情况，他本人提出要将清镇市卫城镇坛罐窑矿山的百分之肆拾的股份（40%），转给周亚、李大平，经他们多次友好协商，以柒佰万元（700万元）转给周亚、李大平40%的股份。”饶家吉于此时退出了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根据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的《承诺》显示，饶洪承诺支付饶家吉316万元，其前提也是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矿山的分成，由此可知，本案款项316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2016年12月6日饶洪、覃秀平与饶家吉签订的《协议》载明，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覃秀平和饶家吉按各占坛罐窑矿山权益/收益50%的比例实际享有坛罐窑矿山权益（含收益），并承担相应义务。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上诉人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且此后饶家吉将其持有的宏泰公司40%公司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之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全部权益）转让给周亚”，转让价款260万，饶家吉实际已经获得了坛罐窑矿山经营与分成。2016年12月6日《协议》实际上已经对2015年6月11日饶洪的《承诺》内容进行了变更，饶洪应向饶家吉支付316万元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一审判决饶洪不再需要按照2015年6月11日承诺书的约定向饶家吉支付316万元矿山转让费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其并未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亦不存在重新获得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的情形，2016年12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实际上已经对之前2015年6月11日承诺书内容进行了变更没有依据。结合本案查明事实，饶家吉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饶家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79元，由上诉人饶家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强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邹 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翟长勇书记员李铧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