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2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黄建伟，男，汉族，1966年7月7日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河南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章力，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鲁学萍，女，汉族，1967年12月9日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张青，女，汉族，1969年11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上诉人黄建伟因与被上诉人鲁学萍、张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再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建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王章力，被上诉人鲁学萍，原审被告张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伟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诉请的4笔借款,实际借款人是丰秋生、信阳泰鑫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泰鑫公司),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与丰秋生是儿时一个院里长大的朋友,上诉人原在食品公司工作,与被上诉人是同一商务系统的,上诉人后来在丰秋生成立的中州娱乐会所打工。2013年、2015年,丰秋生为其成立的中州娱乐会所及泰鑫公司发展需要向外借款,被上诉人亦想投资丰秋生成立的公司获取高利。因被上诉人与丰秋生不熟悉,或基于不信任,或基于安全保险考虑,被上诉人投资给丰秋生及泰鑫公司的每笔款项,在上诉人将丰秋生(泰鑫公司)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合同、收据、保证函、还款计划书全套借贷手续原件转交给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每次都让上诉人再向她补写一份借条,借款金额、借款时间与丰秋生(泰鑫公司)出具的借贷手续完全一致。上诉人本不想补写借条,询问丰秋生后他说可以书写,不会让上诉人还款，基于朋友间的信任,上诉人未多想就向被上诉人书写了借条,每次后来补写的借条也都是按被上诉人的要求书写的内容和日期。被上诉人诉请的4笔借款,有转给丰秋生的,也有转给上诉人的,转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当时就转给丰秋生。每笔借款被上诉人和泰鑫公司双方都各持一份盖过章的原件借款合同、收据、保证函、还款计划书。被上诉人投资的4笔借款,丰秋生向被上诉人都支付有利息,支付利息是丰秋生直接通过银行账户转付至被上诉人卡上,不可能存在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问题。其中首笔2013年元月15日借条中的2万元现金,是被上诉人让她同事徐文芳代交给中州娱乐会所财务的,因徐文芳到中州会所玩,得知存钱返高额利息,他告知被上诉人后,他俩合伙投资5万元(被上诉人2万、徐文芳3万,被上诉人是徐文芳儿子的干妈),徐文芳将5万元现金交于财务后,财务以被上诉人的名字开具有收据,而后财务又于4月17日出具了有丰秋生签字的借条协议。中州会所财务每月按此借条协议支付利息给被上诉人，利息有徐文芳代领的、有直接汇入被上诉人账户的。上诉人提供的有丰秋生签字的财务发放的“借支利息明细表、集资利息”可以作证。此现金并非交于上诉人，也与上诉人无关，是被上诉人自己直接投资于丰秋生的。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有复制于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档案室的“信阳泰鑫实业有限公司、丰秋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2018)豫1502刑初77号)卷八中的证据——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明确记载丰秋生有数笔利息支付至被上诉人“鲁学萍”名下。至于被上诉人所谓刑事案件中未有对涉案借款的确认,既未纳入泰鑫公司、丰秋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的侦查范围，那是因被上诉人故意不按公安机关的通知申报债权，而是选择于2017年初(公安机关立案不久)向浉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所致,如此致使案涉借款没有纳入公安机关的侦查范围。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4张借条,在时间、金额、利息上等与丰秋生、泰鑫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借款合同等基本完全一致。丰秋生亦先后向鲁学萍转付有十几笔利息,这说明丰秋生、泰鑫公司是真正实际的借款人、用款人,上诉人只是借用名义而已。上诉人于一审诉讼时提交的证据5,亦可印证上诉人为名义借款人。作为泰鑫公司的出纳徐倩,在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中,向上诉人发送的XLS工作表,明确记载“鲁学萍”向丰秋生、泰鑫公司的投资明细,投资金额、时间等,与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借条完全一致。对案涉借款实际是由丰秋生、泰鑫公司使用,丰秋生、泰鑫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被上诉人是明知的,被上诉人前后收到丰秋生十几笔利息,这也是被上诉人追求的目的--投资丰秋生、泰鑫公司--获取高额的利息。上诉人在前述借贷关系中,仅是借用一名义,起一中介作用,并不实际参与借款关系的履行活动,也不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属于名义借款人。根据司法实践通常标准,出借人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的,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款的责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条规定“如果名义借款人向出借人披露了实际使用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借名义借款人的名义,名义借款人并不实际参与借款关系的履行活动,也不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的,应认定实际使用人为实际借款人,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该司法指导意见同样应适用于本案。二、丰秋生、泰鑫公司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上诉人的起诉应予驳回。2016年底,泰鑫公司、丰秋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上诉人为规避自己的风险,避免可能收不回借款,不按公安机关的通知申报债权,而是选择于2017年初向浉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致使案涉借款没有纳入公安机关的侦查范围。从被上诉人出示的10万元借条(2015.1.27)依托的形式(借款合同及模板)、被告收集到的泰鑫公司、丰秋生向被上诉人出示的15万元收据(2015.4.21)及泰鑫公司、丰秋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2018)豫1502刑初77号)卷八中的证据——银行流水显示,被上诉人诉请的4笔借款与已申报债权的其他受害人的借款及形式完全一致,被上诉人的4笔借款本亦应纳入泰鑫公司、丰秋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的侦查范围,因被上诉人故意不申报而未纳入。但此改变不了案涉4笔借款,与泰鑫公司、丰秋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中其他已被认定涉嫌犯罪的借款属于同一批次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依法应驳回。三、案件现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诉请的借款,与丰秋生、泰鑫公司存有关联,丰秋生、泰鑫公司未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诉讼程序存有明显瑕疵。被上诉人作为主张权利依据的第二份借条(2015.1.27),是被上诉人与丰秋生、泰鑫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原件{查法院(2017)豫1502民初1042号卷宗第15页}，上诉人只是在该《借款合同》左下角手书“借条,今借鲁学萍现金壹拾万元整”。该借款是丰秋生、泰鑫公司借,还是上诉人借,或是丰秋生、泰鑫公司与上诉人共同借,加之丰秋生向被上诉人支付过多笔利息,从查明事实角度,丰秋生、泰鑫公司应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诉讼时上诉人亦提出书面申请追加,一审法院未知可否,诉讼程序明显存有瑕疵。四、上诉人书写借条、同意调解,并不当然就自认涉案借款实际为上诉人所借贷。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4笔借款,上诉人书写借条的原因,一如前述,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帮忙,上诉人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借款人,被上诉人、上诉人、丰秋生三方之间对此心知肚明。上诉人之所以书写借条,一是相信丰秋生不会让上诉人偿还该笔借款,丰秋生也有能力归还;二是相信被上诉人在获得本金和高额利息后也不会让上诉人归还本就不真实的借款,现在看来是上诉人天真和无知。若丰秋生、泰鑫公司不因资金链断裂、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上诉人也就不会提起诉讼,这从被上诉人的起诉时间与丰秋生、泰鑫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的时间相吻合,得以印证。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后,在开庭审理阶段,上诉人并未认可自己为该4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在2017年3月17日原一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明确提出4笔款项是泰鑫公司使用的,由公司支付的利息,这个钱不是上诉人用的,虽说借条是上诉人出具的,但丰秋生是实际的借款使用人,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说的上诉人承认4笔借款为上诉人所借贷。上诉人之所以又同意调解,是因开庭审理中上诉人当庭电话联系丰秋生,告悉他被上诉人就借款提起诉讼,丰秋生允诺4月底前可以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并让上诉人同意调解,基于信任上诉人再次愚蠢地向前走一步——签署调解协议。但上诉人在庭审笔录中的抗辩,明确显示上诉人并不认可4笔借款为上诉人所借,强调实际借款人是丰秋生,不是上诉人。一审判决将原审中的调解协议和调解事实,作为启动再审程序后审理中的证据使用，逻辑上前后矛盾,也当然不能成立。至于强制执行阶段的保证书,是迫于法院的强制执行威力,为尽快离开看守所及执行局迫于无奈书写的,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更不是对借款的认可。另本案是因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进入的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检察建议书中明确提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诉请的借款实为被上诉人与泰鑫公司之间的投资款。对此检察建议及认定的事实,一审判决未予任何回应,直接置若罔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该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对被上诉人诉请的借款上诉人没有归还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被上诉人诉请的所谓借款与丰秋生、泰鑫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有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依法应予驳回。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黄建伟补充上诉意见：1、黄建伟系债权形成的中间人、名义上的借款人，黄建伟将债务转移给丰秋生和泰鑫公司，泰鑫公司按期支付利息给鲁学萍，鲁学萍受领了公司的履行。2、民事调解书被依法撤销，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鲁学萍辩称：一、本案借款再达成借款合意时的双方是答辩人和黄建伟，答辩人在履行出借义务时也是将借款交付给黄建伟，答辩人不认识丰秋生，也不知晓泰鑫公司和丰秋生的关系。2013年初，黄建伟因做工程项目投资急需资金周转，找到答辩人借款，答辩人分四次向黄建伟支付借款共计32万元，第一笔是向黄建伟交付的现金2万元，第二笔是向黄建伟账户转账10万元，第三笔是向丰秋生的账户转账5万元，第四笔是向黄建伟账户转账15万元，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三笔转账，当时是黄建伟称自己的银行卡在年检升级，无法正常转账，要通过丰秋生购买工程设备，要求答辩人转账到丰秋生的账户内。但答辩人并不认识丰秋生，也考虑到出借给黄建伟的钱却要支付到其他人账户并不安全，便拒绝转账到丰秋生账户，但黄建伟主动要求以自己名义出具借条（2015年3月24日），并在借条上写明了“如有一切情况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答辩人出于对黄建伟的信任才将借款转至黄建伟指定的丰秋生的账户。综合本案四次借款，答辩人认定的借款人始终就是黄建伟，黄建伟在借款时也并未向答辩人透露过所谓的“实际借款人”丰秋生或者泰鑫公司，其将借款又转给丰秋生或者泰鑫公司时并没有告知答辩人，且泰鑫公司出具的所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都是黄建伟和丰秋生一手操作的，均没有答辩人的签字，答辩人亦不知情，故黄建伟在收到借款后将借款又出借给第三人的行为，是黄建伟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与本案和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无法控制黄建伟收到借款后的行为，更不可能对借款的实际用途进行监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和黄建伟之间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黄建伟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在第一次起诉和庭审时，黄建伟均认可本案借款并主动要求调解，法院也按双方意思出具了调解书，调解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黄建伟也认可调解书的内容，可以证实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就是黄建伟，与他人无关。本案四次借条均是黄建伟本人书写，第一次起诉及开庭时，黄建伟也同意在法庭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并达成了本案的调解协议，无论是借条还是调解协议，都是黄建伟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借贷关系双方的依据。黄建伟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且担任信阳市食品公司经理、法人多年，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对自己出具的借条和签署的调解协议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应当具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其出具借条和签署调解协议的行为证明黄建伟认可本案借款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在调解书签收后，黄建伟及一审被告张青主动还款7万元并多次出具还款保证书的行为，更加证明了二人对本案的借款是认可的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现黄建伟又以自己系天真无知才出具借条和调解书为由提出上诉，与理与法都说不通。三、原一审程序合法，没有遗漏案件当事人。程序并不存在瑕疵。本案所有借条均系黄建伟本人所写，答辩人也将借款支付给黄建伟或者黄建伟指定的账户，答辩人和黄建伟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故答辩人一审将黄建伟列为被告，同时以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将张青列为共同被告是符合法律规定且有法律依据的。丰秋生和泰鑫公司与答辩人没有建立任何法律关系，也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被告。一审庭审时黄建伟也没有提出要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请求。且本案一审是调解结案，调解是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黄建伟同意调解并且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以及主动还款7万元的行为，都能证明黄建伟对本案所有借款都是认可的。四、黄建伟在一审时同意调解，调解后又还款7万元，期间从未对本案提出任何异议，现在因为张青的申诉又否认本案借款进行上诉，答辩人有合理理由认为其夫妻二人故意利用司法程序逃避债务，拖延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二审庭审中，鲁学萍补充答辩意见：1、被答辩人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我不知情，不具有法律效力。2、利息不符合，说明合同是假的，跟我没有关系。张青辩称，当时黄建伟被拘留了，在执行环节是事实，是法官强制执行的。鲁学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320000元整，利息182400元，合计5024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月息3分向原告支付利息，直到借款还清之日为止。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被告黄建伟共计向原审原告出具借条4张，分别为2013年元月1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贰万元整，2015年元月27日被告向原告借款壹拾万元整，2015年3月24日被告向原告借款伍万元整；2015年4月2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壹拾伍万元整，其中一笔2万元为现金，一笔五万元打入案外人丰秋生账户，另外两笔10万元和15万元打入原审被告黄建伟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法院调解阶段签订的调解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在法院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原审被告黄建伟认可本案中的32万元债务，并愿意分期偿还给原告，法院制作调解书并送达给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鲁学萍。在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原审被告黄建伟在法院执行局写下保证书，承诺还款时间，并未对该四笔借款的形成提出异议。后原审被告张青以未参加诉讼，黄建伟提供委托书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为由提出再审申请，经浉河区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书，法院审委会讨论后以本案程序违法为由决定再审。再审中，法院查明原调解阶段，黄建伟的陈述和对债务的认可并未收到胁迫，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在法院执行阶段再一次对该四笔债务进行了认可，因此，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黄建伟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原审被告黄建伟主张案外人丰秋生向原审原告支付过利息，但因丰秋生未能到庭，黄建伟提供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不能证明丰秋生与原审原告之间是否有其他债务存在。从本案中原审被告张青提供的证据来看，可以认定该四笔款项并未适用于原审被告黄建伟和原审被告张青的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张青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按照月息3分支付利息，已超过法律的相关规定，法院酌定为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判决：一、撤销（2017）豫1502民初1042号民事调解书。二、原审被告黄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偿还给原审原告鲁学萍借款本金人民币320000元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4日计算起至法院指定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原审原告鲁学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4412元，由原审被告黄建伟承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鲁学萍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黄建伟于2017年8月3日书写的保证书，证明黄建伟存在借款事实。黄建伟认可该保证书是其本人书写，但称其意思是丰秋生的公司向鲁学萍借款。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黄建伟称被上诉人鲁学萍诉请的四笔欠款的实际借款人是丰秋生和信阳泰鑫实业有限公司，但案涉的四张借条内容均系黄建伟亲笔书写，并在“借款人”处签名，鲁学萍亦按照约定向黄建伟交付或向指定账户汇入了相应的款项，黄建伟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1月27日的借条书写在借款合同上，该借款合同虽显示借款人系丰秋生，但鲁学萍未在该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名，无证据显示鲁学萍和丰秋生达成了借款的合意，且借条上所载的10万元借款亦由鲁学萍汇入黄建伟个人账户。一审中，黄建伟虽提交了《借支利息明细表》、《集资利息》、《还款计划书》等证据，但均无鲁学萍的签字确认，黄建伟提交的《信阳中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借条协议》上虽显示有“鲁学平”的签名，但该签名与本案被上诉人“鲁学萍”字样并不一致，且该协议上落款时间2013年4月17日也与本案查明的四笔借款时间不相吻合，鲁学萍亦否认向丰秋生或信阳泰鑫实业有限公司出借资金。上述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黄建伟的主张，黄建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判决黄建伟向鲁学萍偿还借款并无不当，黄建伟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无证据证实本案案涉借款与丰秋生及信阳泰鑫实业有限公司有关，故黄建伟认为一审遗漏当事人及被上诉人起诉应予驳回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因本案在原执行程序中，黄建伟已向鲁学萍偿还7万元，庭审中鲁学萍对此予以认可并同意从本金中扣除，故该7万元应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建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原执行程序已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故判决结果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再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变更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19）豫1502民再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黄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偿还给鲁学萍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0元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4日计算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412元，由上诉人黄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晓燕审判员  朱永超审判员  周振力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熊莉萍书记员胡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