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沪01刑终1865号抗诉机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竹青，女，1993年3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汉族，大专文化，原上海A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住上海市青浦区；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辩护人陈光，上海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许光宇，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歆之，男，1977年2月27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本科，上海E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住上海市；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辩护人朱以林、刘爱玲，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石正兰(冒名：黄淑云)，女，1969年10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住上海市；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单位犯罪）、原审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8）沪0104刑初534号刑事判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任竹青的辩护人陈光、许光宇、王歆之的辩护人朱以林、刘爱玲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撤回抗诉。本案经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了包括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等40余家企业，并将法定代表人陆续变更为其亲属或公司员工等人，先后雇佣被告人王歆之等人统一管理。被告人王歆之于2014年进入上述公司，担任财务主管，财务部具体负责上述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记账及资金往来等工作。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的A公司等公司，通过网络及其他方式，联系相关的贸易伙伴，采取多家公司之间多次循环买卖同一笔货物的方式，增加贸易额，帮助相关公司夸大销售业绩，并据此签订买卖合同、开具提货仓单以及对应的大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6年11月，被告人任竹青所控公司的贸易部主管、证人吴某与证人、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业务负责人张某1、安徽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业务负责人胡某商定，以C公司名义与G公司、H公司分别签订多份买卖合同，由G公司向H公司购进总数5100吨锌锭，并销售给C公司，再经过十余家与被告人任竹青有业务往来或事先通过聊天群商定共同参与循环贸易的公司，通过重复循环支付资金、分拆货物反复多次开具提货单的方式，最终将该批货物再由A公司出售给H公司，形成贸易环。A公司在上述交易中，为H公司开具了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亿余元（以下所称币种均为人民币），涉及税额1,400余万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任竹青将A公司以100余万元的价格通过他人出售给李总（化名）。2017年1月，为处理A公司开剩的总票面约5,0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任竹青授意吴某将A公司作为贸易流中的一环，再次采用上述方法,让A公司为宁波I有限公司、D公司开具了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000余万元，涉及税额800余万元。2017年1月，被告人任竹青将目连等公司出售给他人后，被告人石正兰冒名“黄淑云”，于2017年2月21日、2月28日、3月16日分三次为A公司到上海市徐汇区税务局骗领了1,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该1,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A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来往的情况下，虚开给包括Z公司（已判决）在内的四家公司，其中受票单位为Z公司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34份，价税合计1.5亿余元，涉及税额2,200余万元。此外,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的A公司等公司，以虚假贸易为幌子，向沪上多家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或承兑汇票，赚取汇票或信用证贴现利息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之间的利差，非法牟取利益。具体分述如下：1、2016年3月，被告人任竹青指使证人谭某向渤海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双方于2016年7月12日签订了《开立国内信用证协议》，确立了C公司5亿元的信用证额度。2016年7月13日至8月8日，C公司向渤海银行提交了国内信用证开证申请书、C公司向B公司采购锌锭的买卖合同等资料，并先后分4次存入保证金共计370,000,000元,将预期收益384,964,444.43元质押给渤海银行上海分行，渤海银行上海分行为C公司开具信用证4份，后通过B公司的多家开户行予以贴现。经审计，在上述开具信用证业务中，C公司扣除变现费用后共盈利1,572,129.76元。2、2016年6月至8月，被告人任竹青等人以C公司向D公司、B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21,409,5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3、2016年8月，任竹青等人以F公司向A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03,290,0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4、2016年9月，任竹青等人以A公司向C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03,709,8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5、2016年11月至12月，任竹青等人以C公司向XX等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247,941,611.11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6、2016年11月29日至12月12日，任竹青等人以Y公司向B公司、C公司、X公司、W公司等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26,501,684.71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共盈利783,675.85元。上述6节犯罪事实中所涉及的相关交易公司，均为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A公司等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以及向银行申请对上述信用证、承兑汇票贴现的过程中，均向银行提供了上述公司之间的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为复印件）。被告人任竹青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被告人王歆之、石正兰被抓获到案。认定上述事实并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吴某、任某、顾某、周某、程某、葛某、王某1、钟某、沈某、那某、王某2、刘某、张某2、胡某、许某1、冯某、叶某、郑某、王某3、李某1、许某2、孙某、谭某、高某、朱某、张某3、文某1、陈某、李某2、曹某等的证言，搜查及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公司名册、图章样图、工商信息、情况说明、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及认证清单、提货单、发货单、仓库入库凭证、补充说明、物流图、转账记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合同审批表、银行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底帐信息查询、赃证物品照片、A公司案件线索移送书、《上海XX公司日常税务检查报告》、发票领用申请单、纳税人确认领购发票单、电话联系单、税收管理系统中的购票、增值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抵扣发票统计表、发票清单、业务说明情况、相关银行业务资料、承兑协议、承兑申请书、信托受益转让合同、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授信合同》、《国内信用证贸易融资授信额度合同》、电子汇票、产品购销合同、质押合同等书证，上海司法会计中心会计鉴定意见书、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石正兰等的供述。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以其实际控制的A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等单位的名义，通过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被告人石正兰结伙他人，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至税务机关冒领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金额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任竹青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王歆之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扣押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上诉人任竹青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一审认定其有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而对其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认为，任竹青没有欺骗银行的故意，银行不存在任何损失，其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上诉人王歆之及其辩护人认为，有关银行的业务是其他部门负责，王歆之虽知道公司有购买理财产品和银行贴现，但认为上述业务均为正常合法的，故认为王歆之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相同，应予确认。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一、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经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上诉人任竹青系A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等单位实际控制人，其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多次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其行为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上诉人任竹青作为上述单位的主管人员应对受其控制的单位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原审法院对其以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定性，并无不当。A公司等单位以虚构事实，向沪上多家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或承兑汇票，赚取汇票或信用证贴现利息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之间的利差，非法牟取利益。上述违法活动，均由单位财务部门予以配合操作，王歆之作为涉案单位财务部门负责人，应当明知公司上述行为违法，其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歆之及其辩护人认为王歆之不应对单位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判对上诉人任竹青的量刑是否过重上诉人任竹青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且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照法律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任竹青犯罪事实、情节、对社会害程度等在法定的幅度内对任竹青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量刑适当，上诉人任竹青认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犯骗取票承兑、金融票证罪，原审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应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二、驳回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红玮审判员  李玉珍审判员  高丹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平妍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撤回抗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不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在抗诉期满后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裁判前撤回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并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和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