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剑锋，男，197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林，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绮，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亦云，男，196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刘剑锋因与被上诉人刘亦云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审判员李启军独任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剑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林、刘嘉绮，被上诉人刘亦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剑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亦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剑锋拟从龙门县锦元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元公司）分包部分工程，在谈判过程中刘剑锋与刘亦云签订租赁合同，并由刘亦云于2016年4月派驻一台挖掘机入场。刘剑锋最终未能分包到工程，在2016年6月底将情况告知刘亦云并通知退场。但刘亦云说：“目前没有其他工程可做，退场挖掘机也是闲着，而现挖掘机开工不用自己加油，如工地有活可做就继续做，不愿退场。”自2016年7月起，锦元公司自行与刘亦云联系并安排其工作。考虑到刘剑锋是介绍人，与锦元公司人员比较熟悉，故刘亦云做完活后，将工时清单交与刘剑锋，请刘剑锋帮助与锦元公司结算。结算收到的所有款项刘剑锋均已交与刘亦云，刘剑锋没有从中获利。本案名为刘剑锋与刘亦云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实际上是刘亦云与承包方锦元公司之间的事实劳务合同纠纷，所有劳务均是提供给锦元公司，受益人也是锦元公司。刘剑锋并非案涉工程的发包方，也不是施工人，没有获得承包工程的资格，也没有使用过刘亦云的机械，案涉《租赁合同》并无实际履行。刘剑锋仅为一个介绍人的角色，刘亦云向其主张租金没有相应的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主体有误，合同不成立，刘亦云与刘剑锋主体不适格。《租赁合同》甲乙双方落款没有签名，甲方刘让泉并没有签名同意转让相关的租赁权利，没有体现合同变更的意思，刘亦云作为原告不适格。且刘亦云没有证据证明其委托儿子刘让泉与刘剑锋签订合同，刘剑锋落款明确是作为一个经手人签字，更加印证了刘剑锋是介绍人的角色，促成双方劳务用工，刘剑锋不是租赁合同的主体。《租赁合同》主体前后不一，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并不能产生约束效力；合同形式不合法，依法不成立。三、关于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中断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借款人对同一贷款人有多笔借款，借款人偿还的款项属于归还哪笔贷款，按借款人与贷款人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贷款到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推定。”即便认定租赁合同成立，在数宗债务均已届满清偿期或均未届满情况下，刘剑锋归还的款项应当是视为归还在先成立的欠款。按照租赁合同手写部分“从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八日共计伍万二千元人民币算（￥52000）七月中给钱”，刘剑锋于2016年9月份支付10000元、10月份支付10000元、11月份支付10000元、2017年2月支付15000元、2017年8月26日支付5000元，共计50000元，视为支付2016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八日”的款项，不应当视为同意履行所有债务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租赁合同手写第二部分“从六月九日开始”形成的债务部分应当另行计算诉讼时效。从2016年11月26日最后一张收据形成之日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即2019年11月26日刘亦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四、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裁定发回重审。锦元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锦元公司与刘亦云之间是事实劳务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接受刘剑锋追加第三人的申请，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了诉讼中必要的当事人。刘亦云辩称，一、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刘剑锋主张因其与锦元公司分包工程未能确定，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用于承接零星工作，并称刘剑锋仅是作为介绍人负责交接刘亦云与锦元公司的工时清单，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刘剑锋的主张，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而《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在2016年6月9日结算2016年4月27日至6月8日期间的租金，可以证实双方事实上就是工程设备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刘剑锋并无证据证明锦元公司才是合同相对方，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是代表锦元公司签署《租赁合同》。二、本案合同主体为刘亦云与刘剑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租赁合同》一方签订主体是刘亦云的儿子刘让泉，事实上因租赁的工程机械设备所有权属于刘亦云，刘让泉是受刘亦云之托代为签订合同。另一方是刘剑锋本人签字，其无法证明是代表锦元公司签署，作为合同当事人完全没有争议。对此，一审法院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足以认定刘亦云与刘剑锋是《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三、本案不存在“多笔借款”之说，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租赁合同纠纷属于合同之债，刘剑锋在刘亦云的积极追讨下，最迟于2017年8月26日支付了5000元的租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诉讼时效从2017年8月26日起重新起算三年，可见本案债权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案中每月统计应付的租金，不能类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为本案争议的租金是基于同一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形成的累加租金，是基于租赁合同的一个整体债权，这与刘剑锋在上诉状中表述的“借款人对同一贷款人有多笔借款”完全不等同，该司法解释仅适用在争议双方存在多个借贷法律关系中，不能扩大解释适用于本案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之中。四、刘剑锋并无证据证明锦元公司与本案争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不需要追加该公司参与诉讼，一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错误。刘剑锋称本案实际是刘亦云与锦元公司之间的劳务纠纷，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给予证明。一审法院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工程设备权属、双方实际履行过程等认定双方构成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程序公正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刘亦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剑锋向刘亦云支付勾机租赁费152100元；2.判令刘剑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3月刘剑锋想承包锦元公司的永汉油田、南昆山路段矿场的部分工程，为了达成承包目的，刘剑锋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准备器材）租赁刘亦云所有的一台小松挖掘机PC350-6和炮机。由于刘亦云不会开车，让其儿子刘让泉代其与刘剑锋签订合同。2016年4月25日，刘让泉代刘亦云与刘剑锋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方）刘让泉，乙方（承租方）峰铭装饰工程公司刘剑锋，兹有甲方提供小松挖掘机PC350-6和炮机各一台出租给乙方，挖掘机在乙方永汉油田、南昆山路段矿场施工作业，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炮机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租金每月55000元整，且以每月15号付清。二、挖掘机在乙方矿场施工期间一切安全由乙方负责，甲方保证挖掘机正常开工，每月200小时（25天）。如因甲方的机械原因造成停工等方面，则按比例扣钱；如因乙方单方面原因造成停工则乙方照本合同支付租金。三、乙方在工地提供挖掘机司机的吃住。四、甲方挖掘机作业在于乙方油田、南昆山路段矿场，作业期限为三个月。五、甲方如一个月开工拖车费乙方付一半，如三个月开工乙方不用付拖车费。六、乙方未按本协议规定付款时，甲方随时可起诉乙方，恕不再另行通知。七、本合同书一式两份，经双方签订后立即生效。”另《租赁合同》中的乙方（承租方）峰铭装饰工程公司，未注册，没有营业执照。2016年6月9日，刘剑锋要求降低租金，双方在《租赁合同》最后一页变更部分合同条款，约定：“从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八日共计52000元，七月中给钱。从六月九日开始按叁佰元壹小时，最低壹佰小时计算，超出壹佰小时照计算，伍万伍仟元封顶。同意人：刘亦云，经手人：刘剑锋。”刘亦云按约定向刘剑锋提供上述机器设备，设备在2016年4月26日进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分别于2016年9月6日签订8月份124.5小时的租金收据，2016年10月30日签订9月份124.5小时的租金收据，2016年11月26日签订10月份41.5小时的租金收据和11月份38.5小时的租金收据，双方未结算7月份的租赁时间,刘亦云陈述因为一个月租赁时间少于100小时按100小时计算租金，7月份的租赁时间少于100小时，故双方未结算7月份的租赁时间。刘亦云在起诉状中确认刘剑锋分别于2016年9月、10月、11月、2017年2月、8月支付了租金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5000元、5000元，共50000元。尚欠租金刘剑锋未与刘亦云结算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租赁合同》的主体问题。经一审法院询问刘亦云的儿子刘让泉，刘让泉陈述所租赁的小松挖掘机PC350-6和炮机属于父亲刘亦云所有，是刘亦云委托其与刘剑锋签订《租赁合同》。刘亦云事后亦承认此事实。在2016年6月9日刘亦云与刘剑锋就2016年4月27日至6月8日期间的租金进行了结算，还约定2016年7月中旬支付租金52000元，以及变更部分合同条款，双方进行签名确认。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刘亦云与刘剑锋是本案《租赁合同》的主体。刘亦云与刘剑锋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变更的部分合同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刘亦云、刘剑锋之间租赁合同关系成立。租赁物于2016年4月26日进场，交付使用，刘剑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关于租金金额的问题，刘亦云与刘剑锋已确认2016年4月27日至6月8日期间的租金为52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未结算7月份的租赁时间，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从六月九日开始按叁佰元壹小时，最低壹佰小时计算，超出壹佰小时照计算，伍万伍仟元封顶。”意思是每小时租金为300元，每月最少按100小时计算租金，每月租金最高55000元。原告主张7月份的租赁时间按最少100小时计算，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确认8月份租赁了124.5小时，9月份租赁了124.5小时，10月份租赁了41.5小时按100小时计算租金，11月份租赁了38.5小时，因为刘亦云承认11月份未做足一个月，所以按实际租赁时间计算，共487.5小时。故刘剑锋应支付租金为52000元＋487.5小时×300元/小时＝198250元。关于刘剑锋已支付刘亦云多少租金的问题。刘亦云在起诉状中明确刘剑锋分别于2016年9月、10月、11月、2017年2月、8月支付了租金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5000元、5000元，共50000元。刘剑锋亦承认支付刘亦云租金共50000元。在庭审中，刘亦云否认刘剑锋支付租金50000元，认为刘剑锋仅支付租金4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刘剑锋已支付刘亦云租金50000元。扣除刘剑锋已支付的50000元租金，李剑锋仍应支付刘亦云租金148250元。关于刘剑锋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刘剑锋在2017年8月26日支付刘亦云租金5000元，表示刘剑锋同意履行义务，2017年8月26日诉讼时效中断。从2017年8月26日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年，因此，本案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判决：一、刘剑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亦云支付租金148250元。二、驳回刘亦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1元，由刘亦云负担39元，刘剑锋负担1632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无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亦云请求刘剑锋支付租金的理据是否充分；二、刘亦云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刘亦云为证明其与刘剑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提交了其子刘让泉与刘剑锋签订的《租赁合同》。经一审法院询问，刘让泉确认其是代刘亦云签订上述合同，合同所涉租赁物属刘亦云所有。鉴于以上情况，并结合刘亦云与刘剑锋曾就变更租金计算标准达成协议，以及刘亦云持有刘剑锋签名确认的工时清单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刘剑锋与刘亦云并无不当。刘剑锋上诉称刘亦云实际与锦元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所有劳务均是提供给锦元公司，但一、二审期间，刘剑锋未就此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刘亦云与刘剑锋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刘剑锋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刘亦云有权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刘剑锋以刘让泉未签名转让相关租赁权利为由主张刘亦云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中，因刘剑锋于2017年8月26日向刘亦云支付租金500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8月26日重新计算。因此，刘亦云于2020年1月2日起诉请求刘剑锋支付租金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案涉债务为刘剑锋履行《租赁合同》期间所欠，本案不存在刘剑锋所称的数宗债务问题。刘剑锋以其所付款项是用于支付2016年4月27日至6月8日期间的欠款，不应视为同意履行所有债务为由，主张本案诉讼时效从2016年11月26日最后一张收据形成之日起算，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因刘剑锋未举证证明锦元公司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未追加锦元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刘剑锋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刘剑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4元，由上诉人刘剑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