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男，196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女，1967年4月1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忠，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某1因与被上诉人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1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某1、被上诉人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侯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的采纳了上诉人提交的由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出具的2015至2017年的收入证明，该份收入证明只是一个孤立的证据，上诉人认为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没有侯某的工资册清单、工资银行账户的流水清单及所缴纳的所得税和“五险一金”的清单来佐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林某1诉请查证侯某是否有恶意隐瞒其高薪年收入的情况下签订离婚协议，其真实年薪收入是本案最关键和最重要的证据，一审法院应该认真核实这一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正确公正的判决；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履行职权调取关键证据。林某1于2019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请求调取侯某2010年至2018年的年薪收入的证据和侯某名下账户（卡号：62×××07）于2010年至2018年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根据林某1的请求开出至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的两份调查令，林某1的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前往侯某的单位调查取证，对于2010年至2018年年薪收入的调查令被银行相关工作人员拒绝，回复的理由是不接受律师持法院调查令调取相关证据，只接受法院工作人员调取，同时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也与一审法院的法官当场进行了沟通，代理律师也将此情况及时反馈给一审法官，一审开庭后，林某1又两次提交书面申请，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调取相关证据的职责；三、一审法院剥夺了林某1对一部分证据的质证权。一审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对林某1的询问较多以致耽误了林某1对证据的核实和答辩时间，导致判决书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四、一审判决对侯某有明显的偏袒，林某1在答辩时提出的“2002年被上诉人的家人在本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并且其家人在云岩区的夫妻存续期间内共同财产”是夫妻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对该辩解意见没有采纳更没有在判决书上体现，违背公正和公平。五、侯某于2019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针对本案最重要的证据材料，即2015年至2017年年薪收入明细清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主要表现为：1、侯某提交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出具的年薪收入明细证明，这只是一个法人单位下属部门的证明，并加盖的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印章。该份收入证明并不是享有法人主体资格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出具的收入证明，加盖的也不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印章；2、侯某提交的该份收入证明没有单位法人领导的签名或者盖章；3、该份收入证明没有具体经办人的签名和盖章。一审法院采信不具备证据效力的证明材料，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作出公正判决。侯某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离婚和财产分割系上诉人自行自主自愿行为。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短信、微信证据，从完整的证据链中清晰的显示上诉人林某1是离婚的挑起者、财产的亲自分配者和离婚协议签订的推动者。上诉人为达到迅速离婚的目的，自行、主动、自愿的行使对共同财产的处分权，应承担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二、离婚协议已经民政部门登记备案，产生法律效力，对男女双方均有约束力；三、双方在签订离婚事宜达成的过程中并未约定财产分配以双方收入作为约束的事实，上诉人歪曲事实、虚假陈述提起民事诉讼严重侵害侯某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程序，一审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正义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公允性，应以支持和维护；四、子女抚养是父母应尽的责任，请求法院判决上诉人履行义务。但截止目前上诉人未履行任何义务，请求二审判决上诉人归还其应承担的费用，同时责成其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按期支付小孩费用。林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告林某1、被告侯某于2018年3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关于“财产分割”约定的内容；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侯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林某1与被告侯某曾是夫妻，双方婚后于××××年××月××日共同育有一子林某2，2002年因产生夫妻矛盾双方开始分居。2014年林某1曾向侯某提出离婚，后经侯某家人劝解未果。2018年，林某1再次向侯某提出离婚，侯某表示同意后林某1于2018年3月27日从北京返回贵阳，双方于2018年3月29日在贵阳市云岩区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财产分割”约定：1、双方婚后购买并登记在女方名下的贵阳市云岩区城基巷4号1单元3楼2号房屋一套（中国银行分配给女方侯某的福利房）归女方所有（包括室内装修、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2、双方婚后购买贵阳市南明区南浦路16号在水一方花园2单元10层1号房屋一套归女方所有（包括室内装修、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因该房屋系按揭购买，且男方是主贷人、女方是次贷人，余下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男方必须配合侯某办理贷款主贷人的变更手续、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及房屋产权公证事宜产生的一切税费由女方承担。3、双方婚后购买的贵Ａ×××××号小型轿车一辆，归女方所有。4、双方婚后购买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中云转盘永昇大厦1602室房屋一套归男方所有（包括室内装修、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女方必须配合男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男方承担。5、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债券、私人生活用品以及首饰等归各自所有，任何一方均不主张分割对方的财产。林某1、侯某离婚后，因林某1听他人说侯某的年薪高于30万元，曾要求侯某用侯某名下房屋为其抵押贷款，侯某未予同意。林某1遂诉至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审理中，林某1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车票、离婚协议，以证明林某1于3月27日乘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同月28日晚上6点到达贵阳，29日上午10点左右侯某在云岩区民政局才拿出离婚协议书并要求林某1签字，双方无协商过程，林某1签订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是基于侯某的欺骗行为产生的错误认识，且协议分割内容存在显失公平；2、在职证明、短信截屏，以证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侯某告知林某1其年薪仅为15万元的事实；3、短信截屏，以证明林某1从侯某同事处得知侯某年收入高于30万元的事实；4、短信截屏，以证明林某1知晓侯某有年薪30万元后向侯某求证，侯某自称其年终奖有10万元，工资收入每年大于15万元；5、短信截屏，证明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林某1一直将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向侯某如实称述，但是被告却没有将自己的收入告知林某1。侯某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前半部分无异议，该车票只能证明林某1乘车到达贵阳的时间和办理离婚的时间，后半部分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我方证据可以证明离婚协议的相关约定均是遵照林某1的意思；2、对证据2中的在职证明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侯某的工资确实仅是15万元，时隔三年侯某职位工资均有调整，该组证据不能达到林某1证明目的；3、证据3系传来证据，不应该采信。侯某实际并没有30万元的年薪，中国银行和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别人的工资，跟林某1聊天的人很早之前就已经从中国银行辞职；4、证据4中的短信属实，时间显示是2018年4月1日，但是清楚写了有特定目的，因为孩子要去日本，需要30万元的收入证明，被告当时只有10万元，才找原告借了20万元，该证明是为了孩子出国特定出具的，与事实不符；5、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短信系在双方夫妻存续期间的正常交流，双方夫妻26年的时间，林某1不可能不知道家庭情况。侯某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微信聊天记录（2018.3.18），以证明双方离婚系林某1首先提出；2、短信记录（2018.3.20），以证明林某1提议办理离婚，并一再催促侯某希望尽快办理；3、短信记录（2018.3.21），以证明林某1再次催促侯某办理离婚手续，并就宝马车归属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4、短信记录（2018.3.26-2018.3.29），以证明林某1再次催促侯某并确定时间办理离婚手续，再次就宝马车及贵阳的两套房屋归属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5、离婚协议书，以证明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与林某1之前意见一致，完全系林某1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6、城基巷4号1单元3楼附2号房屋所有权证，以证明该房屋系侯某单位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的房改房，可以上市交易，从1999年取得所有权证至2018年双方离婚，近20年时间林某1不可能不知晓房屋状态，双方从1998年就居住在该套房屋，产权证载明房屋面积是79.82㎡；7、微信、短信记录（2018.10.24及以后），以证明因离婚后林某1存在债务问题，提出用侯某的房屋抵押贷款以解决其债务，因林某1的债务问题，致使侯某遭受催债短信、微信骚扰，因林某1不能及时处理债务，进而引发本案诉争，违背诚信意图获取不当利益；8、收入证明，证明双方离婚前三年侯某的收入状况，侯某2015年曾经告知林某1其2014年收入为15万元符合实际情况，另林某1称侯某收入有30万元年薪不实；9、侯某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填报情况的说明，以证明2015年由于林某1并未告知侯某其收入状况，导致侯某的财产申报表被中组部打回，侯某当时已知晓了林某1的情况。林某1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整个聊天的前后文可以看出双方离婚比较仓促，离婚的原因是林某1向侯某要户口本未果，赌气提出个人发展更为便利一些；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1月份第一次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我当时请侯某的妹夫帮我起草离婚协议，后来侯某和她的妹妹、妹夫挽留我，我就没有离婚。2018年这一次是侯某主动提出离婚，我才顺着侯某的要求离婚的。当时被告提出的离婚条件是贵阳的两套房子归侯某，车子可以归我，但是我自己也开不了，所以就说车子也归侯某。侯某的收入情况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侯某还有年终奖；3、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林某1是在不知道侯某高收入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4、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离婚协议不能证明侯某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告知了林某1其收入状况；5、证据6中城基巷的房子的产权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1992年侯某单位要分房，当时我在天津出差，侯某叫我回来办理结婚证，办理结婚证就是为了侯某单位分房，我们是在领结婚证之后3年才办婚礼，1992年分的房子，1995年装修后才住了两年，侯某就换了现在城基巷的这套房屋，因为该套房屋还有赠送的阳台，实际面积超过产权证的面积，我只是断断续续居住在城基巷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产权证，我也没有找过侯某要产权证；6、证据7中的聊天记录第一页真实性无异议，其余短信林某1不知情，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林某1的初衷是认为房子最终是给儿子的，债务与本案无关；7、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并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侯某还应该提供其银行流水，侯某应该提供其全部收入状况；8、对于证据9林某1在天津注册了一个公司，但是没有经营，侯某第一次竞聘的时候不知道需要林某1哪些资料，后来林某1都是按照侯某要求提供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林某1、侯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是否可以撤销。首先，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合意，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以及道德性质，对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问题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如非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得变更或撤销；其次，本案林某1、侯某作出涉案财产分割的约定时，处于双方协议离婚之特殊情境，为顺利签订离婚协议，林某1自愿行使其对共同财产的处分权，与侯某约定将双方共同共有的三套房屋中的两套房屋以及一辆汽车分割归被告所有，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债券、私人生活用品以及首饰等归各自所有，任何一方均不主张分割对方的财产。该约定是双方在离婚过程中经过协商，彼此妥协让步后达成一致的结果，与离婚条款、子女抚养等条款应视为一个整体，故衡量财产分割是否公平，财产价值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再次，林某1并未举证证明与侯某签订离婚协议时，已将是否详细了解双方共同所有的城基巷的房屋情况和侯某的收入状况作为林某1同意前述涉案财产分割约定的前提条件，且侯某作出了相反的陈述。综上，不能认定侯某与林某1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对林某1主张的撤销原、侯某于2018年3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关于“财产分割”约定的内容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侯某在答辩中要求林某1归还的离婚后向侯某的借款3.6万元和借车质押的6万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林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林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与侯某同事刘丽华的丈夫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实其告知林某1被上诉人侯某的年薪高于30万元。侯某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双方是20多年的夫妻，侯某的工资不可能隐瞒，离婚协议已约定存款、房产的处理，说明双方对对方的财产是清楚的，不存在欺诈。2、2013年-2014年银行转账给侯某的详细清单5张打印件，侯某从林某1处收取人民币清单1张2013年共计105000元，拟证实调查的时候林某1从2013年每月支付人民币给侯某，在婚姻存续期间虽然是分居的但是对家庭是有贡献的。侯某经质证不认可该证据，认为即使有转账行为也是家庭正常开支。3、2014年支出清单，侯某从林某1日本丰田通商ＮＡＳＵＫＡＷＡ处借取该款，林某1于10月31日替侯某归还了该笔借款，拟证实2014年1-7月份林某1拿给侯某28000元，林某1也替侯某归还该款项。侯某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其中的12万元是林某1朋友汇给侯某的，是林某1被中山海关抓后委托律师的费用。4、2014年提取两笔美元的记录，拟证实侯某收到该两笔美元，一笔用于在修文扎佐购买房产。侯某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5、汇丰银行付款凭证，拟证实2014年侯某收取林某13500美元，用于办理孩子去日本留学的定期存单。侯某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6、2015年-2016年4月期间对孩子花费50万元的清单，拟证实林某1为孩子花了50万元。侯某经质证认为家庭开支和孩子上学学费均为侯某负责。侯某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离婚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实上诉人多次表示认可离婚协议，说明离婚协议不存在欺诈。林某1经质证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其在不知道侯某年收入为30万元的情况下发的微信记录。2、2013年1月-2015年开支清单，拟证实家庭开支清单是侯林支付。林某1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3、2016年1月-2020年4月18日支出清单，拟证明孩子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侯某支付。林某1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行出具的收入证明，拟证实2015-2017年年收入的情况，侯某的年收入并未达到30万元。林某1经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该组证据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对单位出具仅盖有印章，而无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盖章的证明材料应当不予采信。二审中，上诉人林某1申请本院调取被上诉人侯某2010年至2018年的实际年总收入的工资单，本院依申请到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进行调查，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向本院出具复函，该函显示侯某2010年至2018年的实际年收入。上诉人林某1经质证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加盖的公章只是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的章，不是原始的工资卡流水凭证，形式上只是单位证明，该证据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115条规定，证据的效力是否能采信作为定案依据，请法院公正判断。同时该证据不是原始凭证，没有显示收付方名称的详细的流水清单，属于没有证明效力的瑕疵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出具单位进行处罚。被上诉人侯某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虽然是人力资源部的章但根据法律规定，法人对其合同章等对外产生的后果是承担责任的。同时认为侯某收入的多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部分是上诉人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提出的分割方案，协议是双方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离婚协议就财产分割并没有把双方的收入高低多少作为签订财产协议的前置条件或前提条件，所以协议中对财产分割部分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可撤销的情形。另查明，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向本院出具复函明确载明：侯某2010年实际年收入：167842.78元；2011年：200361.89元；2012年:205309.23元；2013年：217076.51元；2014年：301116.64元；2015年：205153.71元；2016年：229779.53元；2017年：206838.2元；2018年：220308.34元。二审审理查明其余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林某1、侯某所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林某1签订该协议时是否受到欺诈。关于该争议焦点，上诉人林某1与被上诉人侯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财产的分割，也是通过书面方式清楚明示，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该条规定的核心是双方为离婚达成的协议，只要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离婚协议即具有合法效力。离婚协议是一个既包含身份关系，又包含财产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了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共同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的负担以及子女抚养问题，各项内容相互联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处分意思，依附于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夫妻双方在对财产进行处分时，往往以有利于婚姻关系的和平解除、方便生产、生活等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过考量，不能单纯以财产分割是否不均或失衡为由来考量是否支持当事人要求撤销离婚协议的主张。本案中，林某1称签订协议时侯某对其隐瞒了城基巷房屋情况与侯某的收入情况，但是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已明确将城基巷的房屋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处理，且离婚协议也明确约定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债券、私人生活用品及首饰等归各自所有，说明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双方对共同财产的范围是有清晰认识的，且作出了明确的分割意见。林某1主张侯某隐瞒其年收入30万元的情况，二审中林某1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调取侯某2010-2018年的实际年总收入工资单，根据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人力资源部出具的复函显示，侯某在2010年-2018年期间的实际年总收入在16万至30万之间变动，并非林某1主张的超过30万元，故不能证实侯某在其工资收入情况方面对林某1存在欺诈、隐瞒行为。因林某1在本案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侯某存在欺诈行为，故上诉人林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林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蓉审判员 唐有临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石敏书记员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