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3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德基，男，194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国彬，男，195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华，上海城之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蔡友铭，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国民，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华，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科立特农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李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国民，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华，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德基、胡国彬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上海科立特农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特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1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德基、胡国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陈德基、胡国彬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遗漏重大关键事实，颠倒相关事实的先后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曲解生效判决认定的内容，导致认定事实、判定过错存在重大错误。农科院与安徽省颖上县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公室(以下简称“夏桥镇多种经营办”)最初的意向是合作关系，双方也签订了合作协议。后因农科院一方的违约，导致合作协议转化为租赁关系。前案中合同解除，并非是因夏桥镇多种经营办的原因导致，且前案未对合同解除后的后果进行处理。现被拆除的建筑，是陈德基、胡国彬两人投资建设的，这些建筑的建设也得到了农科院一方的认可，前案中也明确陈德基、胡国彬就解除后的损失问题可另案起诉。在2011年法院判令合同解除后，历经了十年的执行、诉讼等过程，相关赔偿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利用拆违的方法，主动要求当地政府对房屋进行拆除，相应的后果应由农科院、科立特公司承担。农科院、科立特公司辩称，陈德基、胡国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所持观点在(2011)青民三(民)初第31号案件中均已有主张，法院也作出了认定，确认农科院良种繁育中心与夏桥镇多种经营办于2004年4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上海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农公司”)与夏桥镇多种经营办于2005年6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于2011年1月10日解除，两份协议的性质均是土地租赁协议，在土地租赁协议履行过程中，夏桥镇多种经营办违反约定，改变土地及房屋用途，已判令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及陈德基、胡国彬限期腾退搬离。本案审理中，陈德基、胡国彬提供了2006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在前案诉讼中已经存在，但陈德基、胡国彬从未向法院提供过，协议本身也无法推翻前案对合同性质的认定。前案生效后，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和陈德基、胡国彬应限期腾退搬离，但陈德基、胡国彬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仍将地块、房屋出租获利。生效的行政判决认定其在系争地块上建造的房屋属违法建筑，应当依法拆除，因当地镇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依据国家赔偿法，已判决重固镇政府赔偿陈德基、胡国彬150万元。在取得行政赔偿后，陈德基、胡国彬无权重复要求赔偿。关于冷库内设备及办公用品损失，陈德基、胡国彬并未提供购买的证明，且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在拆除前涉案建筑内所有物品已搬出。陈德基、胡国彬在本案中主张的经济损失是依据他案中的评估结论而来，他案中的评估结论对本案不具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事实基本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陈德基、胡国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科院、科立特公司赔偿经济损失9,613,280.38元。科立特公司在一审中曾提出反诉，后又撤回了反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XXX号的房屋权利人为农科院，建筑面积为1,527.90平方米，所占土地使用权来源于划拨，用途为农业科研用地，地号为青浦区重固镇9街坊26/0丘。维农公司于2004年9月成立，农科院出具证明，载明维农公司是该单位下属科立特公司与上海农润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共同投资组建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法人单位，良种繁育中心(以下简称“良种中心”)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维农公司下属的一个管理部门。2003年12月，胡国彬、陈德基提出综合报告，载明根据农科院、镇党委双方考查，按双方意向决定在沪组建夏桥镇多种经营办，组成人员为胡国彬、陈德基、曹静、金秀军等，该机构要服从农科院领导，要求批复。夏桥镇政府在该报告上盖章，并于2003年12月发文《关于成立“安徽省颖上县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公室”的通知》，负责与农科院合作经营工作，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由胡国彬负责,陈德基、胡核为工作人员。2004年4月25日，良种中心(甲方)与夏桥镇多种经营办(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小黄楼及附近土地为经营场所，区域面积3.8亩，具体为大棚南面水泥路至界河，西至大棚中间南北水泥路(附图)，该经营场所为独立区域，并在东面围墙开门进出，由乙方实施；负责小黄楼合作前的修缮，生活用电和生产用电进入，协助乙方办理自来水、电话及以后大功率用电手续；有偿提供乙方所需种植优良种子，给予技术指导，营销时注明该品种品牌，协助提供经营所需农副产品货源；乙方组建合法经营单位负责该项目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合作期间,乙方支付甲方每年合作费5万元，分2次支付(6月1日前和12月31日前)，以后每三年递增10%，水电费自理，每季度清算一次，并支付押金1,000元，合同期满归还；乙方所经营、生产、开发的项目，须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经甲方认可才能实施；乙方在该区域内可建一个夹芯板保鲜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甲方产品需入库保险，按实支付费用；协议期限为10年，从2004年6月1日开始。合作协议签订后，胡国彬、陈德基对上述土地进行投入。夏桥镇政府、胡国彬、陈德基均表示所有投入均为胡国彬和陈德基投入，夏桥镇政府未进行投入。2004年6月24日，青浦县重固自来水厂开具发票，客户为农科院，费用为自来水管安装费，陈德基手写“该款胡国斌投资用于自来水开口3,890元，2005.元.17”。2004年10月27日，陈金泉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现金捌千元整”，陈德基手写“该款胡国斌投资用于变压器,2005.元.17。2004年11月6日，胡春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老胡现金肆万元人民币”，陈德基手写“该款胡国斌投资款，用于安装变压器，2005.元.17”。2005年1月7日，维农公司(胡春杰)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叁万壹仟伍佰元整”，陈德基手写“该款胡国斌投资用于变压器安装,2005.元.17”。2005年5月8日，维农公司出具收据，表明收到1万元，收款事由为变压器款项。2005年5月11日，维农公司出具收据，表明收到2万元。此后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项下的费用都是由维农公司出具收据。2004年11月26日、2005年3月11日，农科院下属的规划建设科分别在良种中心报送的两份《建设项目(建议书)申请》上核实，在农科院良种中心内建设加工包装用房700平方米，冷库200平方米，农产品、种子加工及仓库6,500平方米，后由胡国彬、陈德基投入进行了建造。2005年6月25日，维农公司(甲方)与胡国彬、陈德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乙方抬头为夏桥镇多种经营办)，约定乙方为扩大生产便于管理，甲方将闲散三角地2.5亩(4-7号大棚南、河堤北)，租给乙方用于农副业加工场地、厂房(如豆制品加工车间等)，租金每年2万元，从2005年6月1日执行，其余内容仍执行2004年6月1日合作协议，合同时间从2005年6月1日到2014年5月31日。补充协议签订后,胡国彬、陈德基对上述土地进行投入。夏桥镇政府、胡国彬、陈德基一致确认均为胡国彬、陈德基投入,夏桥镇政府未投入。2006年12月26日，良种中心(甲方)与夏桥镇多种经营办(乙方)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原合作协议责任，根据原合作协议第三项第三款规定“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另定补充合同”的规定，补充如下：(1)合作协议生效期间，如有经济企、事业实体要征用乙方的经营场所和乙方投资的固定资产，征用方必须赔偿乙方投资损失,以及到合作协议期满时预期效益(金额由双方认可的评估单位)，应乙方请求，甲方应作有益于乙方要求的调解和帮助。(2)合作协议期满后，甲方应考虑到乙方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回收率低的因素和大功率电力距合作协议生效时推迟一年使用的实际情况，甲方如继续出租，乙方应优先继续合作。甲方如不出租，乙方所投资建成的固定资产，甲方应给予乙方经济补偿(金额由双方认可的评估单位)。2011年1月，维农公司因与夏桥镇政府、胡国彬、陈德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诉诸一审法院，法院以(2011)青民三(民)初字第31号案件受理后，经审理，于2012年8月13日依法作出判决，确认2004年4月25日的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夏桥镇政府和农科院，并依法确认该合作协议于2011年1月10日解除；2005年6月2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夏桥镇政府和维农公司，并依法确认该补充协议于2011年1月10日解除。上述两份协议实际上已经从合作协议演变成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签订及房屋建造的用途均为“农业”、“科研”，但在土地租赁协议的履行过程中，陈德基、胡国彬建造房屋后，其中部分房屋转租给他人使用，包括做机械加工、仓库(纸板厂、海绵厂)，违反了协议约定，改变了土地及房屋用途，致上述协议解除，该案审理中，夏桥镇政府、胡国彬、陈德基一致确认，系争土地上的投入系胡国彬、陈德基二人投入，夏桥镇政府并未投入，由于当事人在该案中均不要求处理协议解除后果，该案中对协议解除后果未一并处理。另判令夏桥镇政府和胡国彬、陈德基于三个月内腾退并搬离涉案地块。前案判决后，夏桥镇政府和陈德基不服该判决，依法上诉于本院，经审理，本院于2012年12月20日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17日，农科院与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重固镇政府”)签订了《帮助拆除违法建筑委托书》，农科院委托重固镇政府帮忙拆除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XXX号的违法建筑。2017年3月23日、2017年5月15日，重固镇政府分别对300平方米和900平方米涉案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2017年12月7日，重固镇政府再次对3,859.90平方米涉案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胡国彬、陈德基因不服重固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于2018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2018)沪0118行初51号案件受理后，于2018年11月30日判决确认重固镇政府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7年9月1日，夏桥镇政府出具《关于执行(2011)青民三(民)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的函》，其中载明夏桥镇政府已于2012年8月13日搬离该地块。原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已经撤销，自2012年8月13日起，胡国彬、陈德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开展经营活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夏桥镇政府及多种经营办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原以夏桥镇多种经营办名义与农科院(或其下属部门、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之前签订的各种协议，胡国彬、陈德基均为实际履行人，其间投资建设，均为胡国彬、陈德基集资投资，均属胡国彬、陈德基所有。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胡国彬、陈德基承担，与夏桥镇政府无任何关系。因胡国彬、陈德基是上述所有协议的实际当事人、独立承担上述债权债务等法律责任，故自2012年8月13日起，夏桥镇政府授权胡国彬、陈德基依法享有基于以上所有协议及在该地块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在法律关系方面、法院判决中的主体资格和全部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2017年10月，胡国彬、陈德基诉诸一审法院，要求维农公司和农科院对北青公路XXX弄XXX号厂区内胡国彬、陈德基所有的固定资产投入进行经济补偿，法院以(2017)沪0118民初17325号案件受理后，经胡国彬、陈德基申请，委托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胡国彬、陈德基的投入进行审价。2018年8月，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司法审价鉴定意见书》，审价结论为：胡国彬、陈德基的投入所涉造价为6,659,192元；上述投入如重置，重置成本所涉造价为9,499,890.38元。审理中，胡国彬、陈德基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该案中所做的笔录和鉴定、审价均适用于本案。2018年8月6日，维农公司注销登记,权利义务由科立特公司承继。2019年1月，胡国彬、陈德基因行政赔偿纠纷起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要求重固镇政府赔偿因其强拆行为导致胡国彬、陈德基产生的经济损失130,829,547.06元，该院以(2019)沪0112行赔初1号案件立案受理。审理中，根据陈德基、胡国彬的申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万隆建设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违法建筑的建造成本价进行评估，该公司与当事人联系后认为，违法建筑已被拆除，当事人又无法提供具体鉴定资料(如施工图纸等)，故造价建造成本鉴定无法进行，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判决，判令重固镇政府赔偿胡国彬、陈德基经济损失150万元。本案审理中，经胡国彬、陈德基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对2006年12月26日的《补充合同》的公章真伪及该合同的打印时间、检材纸张年限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4月9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检材《补充合同》上需检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良种繁育中心”印文与样本上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良种繁育中心”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补充合同》的印制时间，及检材纸张的形成时间。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胡国彬、陈德基水电费支付至2016年年底。一审中：一、关于评估报告，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表示，因标的已经被拆除，但是现场还有痕迹存在，其中地板、地砖等埋在地下显露在外的部分能够看到，故审价是根据胡国彬、陈德基提供的示意图、照片(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并未在审价中提出异议，且基本能与现场对应)结合现场查看来进行的，能够与现场对应的部分才计入审价，不能从现场确认的部分均未列入审价。该审价结论未考虑折旧。如考虑折旧的话，土建部分按照20年折旧，装修按照5年折旧。胡国彬、陈德基表示评估结论基本同意，要求农科院、科立特公司按照固定资产重置成本赔偿经济损失，另外，水电设施在生效判决中已经确认自来水管安装费是3,890元，变压器费用是109,500元。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对此不认可，认为审计报告是在现场灭失的情况下根据胡国彬、科立特公司自行描述作为评估依据，没有真实性，不符合客观事实，灭失的标的物不具备评估的条件。另外，报告中小黄楼、道路设施、98年建水闸工程、迁移坟墓、移植树木、拆除花房及厕所、清运河边不锈钢栏杆工程、西头厂房厂钢板、100,950元的变压器均属于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建造或所有。一审审理中，双方就上述争议建造范围均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二、关于实际腾退时间，胡国彬、陈德基认为已于2012年12月腾退自用部分，但因为之前转租了部分房屋给案外人，当时案外人的租赁合同尚未到期，故案外人并未和胡国彬、陈德基一起腾退，最后一家实际使用人腾退时间为2016年。农科院、科立特公司认为胡国彬、陈德基实际占用系争房屋至系争房屋被依法拆迁时，至2017年10月，胡国彬、陈德基占用的房屋依然存在水费未付。三、关于诉讼时效，农科院、科立特公司认为胡国彬、陈德基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前案判决已于2012年生效，生效文书中已载明胡国彬、陈德基的投入并未处理，但胡国彬、陈德基于2017年才诉诸法院，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胡国彬、陈德基认为诉讼时效并未超过，因前案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胡国彬、陈德基一直就投入的补偿或赔偿问题向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主张，双方就补偿问题在执行过程中一直在协商，至2017年协商不成才诉诸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胡国彬、陈德基一直在向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主张损失补偿，双方就此补偿问题一直协商至2016年，故本案中诉讼时效未超过。现胡国彬、陈德基以被拆除建筑的投入人或所有人身份向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主张损失，从合同主体看，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胡国彬、科立特公司与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土地租赁合同关系，故胡国彬、陈德基并非土地租赁合同的相对方，退一步讲，即使胡国彬、陈德基依据夏桥镇政府的公函取得了夏桥镇政府的授权或确认，胡国彬、陈德基也是替代了夏桥镇政府的合同地位，获得了夏桥镇政府在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现胡国彬、陈德基依据2006年的《补充合同》向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主张对其投资建成的固定资产进行补偿，但根据该补充合同约定，该补偿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合作协议期满且农科院、科立特公司对该投入有利用的可能性。但根据前案生效判决，土地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夏桥镇政府违反了协议约定，改变了土地及房屋用途，导致夏桥镇政府与农科院、科立特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已于2011年解除，且胡国彬、陈德基建造的非法建筑已被拆除，故该合同约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形。另外，胡国彬、陈德基在生效判决判令限期腾退后，拒绝按生效判决腾退系争房屋至强拆，已经通过非法占用房屋并转租的行为获利，并已通过行政赔偿诉讼获得政府赔偿，现胡国彬、陈德基仍要求农科院、科立特公司补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陈德基、胡国彬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生效裁判文书已就涉案合同的性质、解除原因等进行了确认，夏桥镇政府是土地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就土地租赁合同解除所产生的后果，在前案中因故未进行处理。2012年12月，前案经二审终审判决生效后，已确认土地租赁合同关系于2011年1月10日解除，就解除的后果，相关当事人理应及时主张予以解决。然在前案的执行过程中，夏桥镇政府、胡国彬、陈德基一直未履行腾退搬离的义务，胡国彬、陈德基亦直至2017年10月才另行起诉，要求维农公司、农科院对涉案厂区内胡国彬、陈德基所有的固定资产投入进行经济补偿。而在此前后，重固镇政府对涉案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此后，胡国彬、陈德基另案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要求重固镇政府赔偿其因强拆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另案经审理，亦已判令重固镇政府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鉴于上述遭强拆的标的与胡国彬、陈德基本案诉请的标的物是一致的，故胡国彬、陈德基在通过合法途径已主张权益的情形下，本案中再要求农科院、科立特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对胡国彬、陈德基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胡国彬、陈德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92元，由上诉人胡国彬、陈德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仇祉杰审判长  卢薇薇审判员  邬海蓉审判员  王晓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佳纯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