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元，女，195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晖，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东方金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广源闸5号4层84202号。法定代表人：项加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国，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岩，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博仁，男，1951年4月7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王学华，女，192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北京国泰佳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45号仁和立大厦A区303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元。原审第三人：北京国泰仁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3号3号楼4463房间。法定代表人：王学华，执行董事。上诉人王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方金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石公司）、原审被告高博仁、原审被告王学华、原审第三人北京国泰佳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泰投资中心）及原审第三人北京国泰仁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仁和公司）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7民初13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东方金石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东方金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东方金石公司起诉要求王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已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故本案中对王元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但一审法院仍然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显然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纠正。东方金石公司曾以王元为被告在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元对国泰仁和公司未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2月27日,朝阳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15993号（以下简称15993号案件）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东方金石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表明东方金石公司亦认可其要求王元对国泰仁和公司未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应获得法律支持。然而,东方金石公司为回避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将本案选择在一审法院再次起诉,但对王元的诉讼请求仍是要求对国泰仁和公司未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已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此明知仍坚持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纠正。二、如上所述,东方金石公司为回避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且为实现本案在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将本案案由列为公司减资纠纷,但结合其主张及依据可知,本案并非公司减资纠纷,东方金石公司并未在本案中将国泰仁和公司列为被告且要求承担减资后的清偿责任或提供相应担保,故本案应根据东方金石公司的主张确定真实法律关系,并据此确定案由及管辖,但一审判决未予纠正且在无管辖权的情况下仍坚持受理,依法应予纠正。1.依据东方金石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及依据,本案实质上仍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与东方金石公司在朝阳法院起诉时的案由一致,故本案并不适用公司减资纠纷确定管辖,即本案并不属于一审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依法应按照侵权纠纷确定案件管辖,即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本案一审王元、高博仁和王学华的住所地均位于朝阳区,东方金石公司住所地位于海淀区,显然,一审法院对本案并不享有管辖权。2.退一步讲,即便本案可以被认定为公司减资纠纷案件,依据（2018）最高法民辖终140号民事裁定书,最高法院意见“在公司作为被告的情况下,当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与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规定并无特别之处,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也就没有专门规定第二十六条之必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公司作为原告,被告是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的情况下,如果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到公司住所地调阅有关资料,可能不便利,因此,为了方便诉讼、提高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作了上述规定。从以上分析可知,适用前述两条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公司要么是被告,要么是原告。在公司为第三人的情况下,除非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否则不具有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前提”,本案中,国泰仁和公司既非原告,亦非被告,仅为第三人,显然不具备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专属管辖的前提,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仍不享有管辖权。3.再退一步讲,即便本案可以被认定为适用专属管辖,应由国泰仁和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本案应由国泰仁和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事实上,东方金石公司很清楚地知晓国泰仁和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在石景山区,在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5日组织的谈话中,一审法院曾明确询问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东方金石公司亦曾明确回答“公司和有限合伙的都在朝阳”,故此,本案即便可以按照公司减资纠纷受理,即便可以适用专属管辖原则,也不应由一审法院受理,但一审法院在明知适用案由及对应管辖原则错误的情形下,仍坚持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违反管辖相关规定,显然有误,依法必须予以纠正。三、国泰仁和公司减资是否构成不当减资系认定股东是否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前提,也是本案应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基本事实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国泰仁和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时,东方金石公司尚不享有对国泰仁和公司的债权,在国泰仁和公司依法办理完毕减资手续后,东方金石公司才依据生效判决确认享有对国泰仁和公司的债权,故东方金石公司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的“债权人”,国泰仁和公司的减资亦不构成不当减资。国泰仁和公司的减资并非实质减资,而是形式减资,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流出从而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国泰仁和公司仅需依据《公司法》及行政主管部门之规定,按照程序办理减资手续,再无其他附加之义务。事实上,国泰仁和公司于2016年8月9日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后,即于2016年9月3日登报公告,履行了通知义务。但一审判决认定国泰仁和公司在登报公告时,已于2016年9月1日知晓东方金石公司起诉事宜,故应将减资情况通知东方金石公司,这显然属于任意扩大公司的通知义务,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四、退一步讲,即便国泰仁和公司减资被认定为不当减资,王元是否系国泰仁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协助股东进行不当减资是认定王元是否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也是本案应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基本事实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具体到本案,王元已将股权对外转让,其并非国泰仁和公司股东,认定其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需判断其是否能够实际支配国泰仁和公司，一审判决以王元将股权转让给前夫高博仁、姨母王学华,且转让股权后仍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为由,并结合证人刘某的主观感受,即认定王元系实际控制人,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基本原则,适用管辖及认定基本事实均存在严重错误,并因此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致使王元需承担不应承担之责任,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东方金石公司辩称，一、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东方金石公司在朝阳法院起诉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为依据，要求王元、国泰投资中心在未实际缴纳出资范围内就国泰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朝阳法院15993号案件民事判决驳回了东方金石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明确认定东方金石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国泰仁和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本案东方金石公司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二、王元毫无诚信，一方面一直承诺肯定向东方金石公司支付合同款项，另一方面，却实施恶意转让股权、减资等逃废债务的手段。2016年4月开始，东方金石公司连续催促国泰仁和公司支付合同款项，但王元、高博仁、高识达一家人却采用一系列花式逃避债务的手段，2016年8月1日，王元和高博仁紧急离婚，2016年8月开始，王元紧急将国泰仁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89岁的姨母王学华，并以高博仁、王学华名义对国泰仁和公司进行减资，并在2016年10月份办理减资手续，所有股权转让、减资的办理均由王元一手操作实施。三、王元无司法诚信，恶意拖延诉讼。2017年东方金石公司针对王元、高博仁等提起了诉讼，王元、高博仁向朝阳法院提交了送达地址确认书，但一审法院却不能正常向王元、高博仁送达。一审法院电话联系王元后，王元谎称在异地治病而未前往法院领取起诉材料，此后不再接听一审法院电话，而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王元却精准的提起上诉。上述一系列表明，王元明知本案事实清楚、其败诉不可避免，所以故意不参加一审庭审，待一审判决后，再提起上诉拖延诉讼程序。四、王元是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1.2016年9月股权转让前，王元是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1）2016年9月28日前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为王元（持股0.09％）与国泰投资中心（持股99.91％），而王元是国泰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国泰投资中心66.67％的合伙份额，另33.33％份额由王元之子高识达持有，因此，王元实际拥有国泰仁和公司100％表决权，是国泰仁和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2016年4月16日刘某与高识达的通话中，高识达确认国泰仁和公司由其母王元拍板。2.2016年9月股权转让后，王元仍旧是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2016年8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王元已不再是国泰仁和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经理，不能再担任国泰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王学华当时已89岁高龄，王元为了方便还是由其自己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28日，国泰仁和公司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是王元作为经办人、国泰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的。此外，东方金石公司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高博仁的签字与国泰仁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高博仁的签字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并非同一人所写，离婚协议书需本人亲自前往办理，故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高博仁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系王元为逃避法律责任一手操办的。（2）2016年8月9日，国泰仁和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同年9月3日，王元办理了减资的公告，45天公告期满，王元以经办人身份立即办理了国泰仁和公司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减资程序中的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亦是由王元签署。（3）王学华只是被王元用来逃避法律责任的傀儡，王元仍旧是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9月时，王学华已89岁高龄，且只有小学文化，根本没有经营管理国泰仁和公司的意愿和能力。（4）国泰仁和公司面临750万元赔偿责任之际，正常经济人不可能自愿承担被追索七百多万元赔偿责任以及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的法律风险，贸然受让未实际出资的股权并担任国泰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学华受让国泰仁和公司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非正常的商业行为，自2016年9月至今，国泰仁和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银行账户被冻结，国泰仁和公司从未有任何经营，也印证了王学华承接国泰仁和公司的股权是王元用来逃避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五、一审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原审被告高博仁、原审被告王学华、原审第三人国泰投资中心和原审第三人国泰仁和公司未参加本院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东方金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元、高博仁、王学华连带向东方金石公司支付（2016)京0108民初29689号（以下简称2968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项下的部分款项100万元。东方金石公司保留继续向王元、高博仁、王学华追索2968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项下其余款项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受理东方金石公司起诉国泰仁和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9月1日向国泰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元送达起诉材料和传票。2016年9月27日，海淀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经审理后，海淀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96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国泰仁和公司向东方金石公司支付顾问费7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7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32532元由国泰仁和公司负担。2016年12月13日，2968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因国泰仁和公司未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东方金石公司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12月5日，海淀法院作出（2017）京0108执1735号执行裁定书，经查，国泰仁和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国泰投资中心系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的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高识达与其母亲王元。王元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高识达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国泰仁和公司系成立于2009年12月1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22日，国泰仁和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和股东，法定代表人由王敏杰变更为王元，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3169万元，股东由高识达、王元和王敏杰变更为国泰投资中心和王元。2016年9月27日，国泰仁和公司申请变更股东、公司类型，股东由王元和国泰投资中心变更为王学华和高博仁；根据3份签订于2016年8月6日的《转让协议》显示，王元将其持有的国泰仁和公司的2万元出资转让给王学华，将其持有的国泰仁和公司的1万元出资转让给高博仁，国泰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国泰仁和公司的3166万元出资转让给王学华；高博仁和王学华受让股权后，高博仁持有出资1万元，王学华持有出资3168万元。2016年10月9日，国泰仁和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股东，法定代表人由王元变更为王学华，注册资本由3169万元变更为200万元。其申请材料中，一份作出时间为2016年8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变更后高博仁出资1万元，王学华出资199万元，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同意免去王元的执行董事职务，同意选举王学华为执行董事，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国泰仁和公司在2016年9月3日的北京晨报上刊登减资公告，并且于2016年10月9日向工商机关出具《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内容为：国泰仁和公司注册资本由3169万元减少至200万元，本公司已于2016年9月3日在北京晨报报纸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迄今为止，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至此，本公司债务已清理完毕，对外也无任何担保行为，如有遗留问题，由各股东按照原来的注册资本数额承担责任。国泰仁和公司在落款处盖章，王元作为时任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予以确认。业已生效的15993号判决书主文中载明：“高博仁作为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在诉讼中认可减资时没有通知过东方金石公司”。另查，高博仁与王元于1982年11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8月1日登记离婚。户籍登记显示，王学华和王元的籍贯均为河北涿县，王学华系王元的姨母。截止2017年3月，王元、王学华、高博仁的户籍地均为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五条3楼2门103号。案外人刘某系东方金石公司和国泰仁和公司涉案项目的经办人，其到庭证明以下事实：2016年4月16日，刘某与高识达通过电话沟通，该通话中高识达陈述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决策者是其母王元。诉讼过程中，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多次通过司法专邮、委托北京中信公证处实地送达等方式对所有涉案当事人的户籍地址、注册地址以及当事人提供的其他地址进行送达，并通过各被告以往参与诉讼活动时所留送达地址、电话进行联系，以上送达手段均未成功。另，送达过程中，一审法院曾与王元取得电话联系，其表示本人在外地就医，并承诺尽快就本案委托代理人应诉，但随后其手机号码无法接通，亦无代理人应诉答辩。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注册资本金对公司债权人具有担保作用，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约定,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确有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应满足公司法要求的内部决议、登报公告、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本案中国泰仁和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达成时间为2016年8月9日，登报公告的时间为2016年9月3日，此时东方金石公司已经在海淀法院起诉国泰仁和公司主张债权，而且时任国泰仁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元已经收到法院传票及诉讼材料，国泰仁和公司应当将相应的减资情况通知债权人东方金石公司，在15993号案件诉讼过程中，高博仁作为国泰仁和公司股东认可减资时没有通知过东方金石公司，故国泰仁和公司的减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行为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在法律评价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方面，本质上并无不同，相关责任人应当按照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该规定，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应当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对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现（2017）京0108执173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国泰仁和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故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王学华应当在抽逃的2969万元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高博仁在国泰仁和公司违法减资的过程中并没有减少注册资本，故高博仁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因其和王学华共同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其应当作为协助抽逃出资的股东对王学华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意见系朝阳法院在15993号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的判断，一审法院持相同见解。关于王元是否应当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责任一节，本案中，东方金石公司主张其为国泰仁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应当根据王元是否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以王元对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行为为基础，并综合考量案件涉及的其他公司事务安排判断其是否对公司行为具有支配性的控制力。已查明案情显示，2016年1月份开始，王元开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国泰仁和公司股东仅有国泰投资中心和王元两个主体，而王元同时又是国泰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在随后的数月间，国泰仁和公司发生了频繁的工商登记变更，包括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变更方面，王元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其前夫高博仁，同时其作为国泰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又将国泰投资中心持有的股份进行转让给自己时年89岁高龄的姨母王学华；法定代表人方面，王元在股权转让后，仍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公司减资手续办理完毕后才变更为王学华。同时在身份关系方面，王元与公司其他涉案当事人高博仁、高识达、王学华均存在直接的亲属关系。另结合目前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王学华的年龄层次、身体条件、文化水平来看，其缺乏基本的企业经营能力，故上述股权变动行为缺乏合理性。综合以上情况，结合案外人刘某当庭陈述，应当认为王元对于国泰仁和公司的事务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属于公司法上所称的“实际控制人”。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王元也应当在王学华以非法减资手段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现29689号判决经人民法院执行，因国泰仁和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终结，故王学华、高博仁、王学华三人理应依法承担连带的补充赔偿责任。东方金石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本案中，东方金石公司仅主张2968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所确认的部分款项，并保留余款诉权，系当事人对于其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一审法院不持异议。综上，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王学华、高博仁、王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给付东方金石公司100万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朝阳法院审理的15993号案件中，东方金石公司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诉因，起诉要求国泰投资中心对2968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国泰仁和公司应支付的顾问费75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219883元、迟延履行金（以7532532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计算）和案件受理费3253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要求王元和高博仁对国泰仁和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泰投资中心、王元和高博仁共同承担。该案中，朝阳法院判决驳回了东方金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系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本案中，东方金石公司以公司减资纠纷为诉因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要求王元、高博仁和王学华连带向其支付2968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确认的部分未获得清偿的债权。而在朝阳法院审理的15993号案件中，东方金石公司则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诉因，《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为依据起诉国泰投资中心、王元、高博仁，要求其对国泰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本案诉讼在案由、法律依据以及当事人等方面与朝阳法院审理的15993号案件并不完全一致，故东方金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属重复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二系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多次通过司法专邮、委托北京中信公证处实地送达等方式对王元的法定住所地进行送达，程序合法，故王元在二审期间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超过了法定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东方金石公司以公司减资纠纷为诉因提起诉讼，故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以国泰仁和公司住所地确定管辖，国泰仁和公司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争议焦点三系王元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第一，认缴资本制下的股东出资义务，相当于股东对公司承担的一种出资范围内的担保责任，故在公司减资时，应履行《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程序要求，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行为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在法律评价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方面，本质上并无不同，相关责任人应当按照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高博仁和王学华作出国泰仁和公司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但在公司减资过程中，在与东方金石公司存在诉讼的情况下，并未通知东方金石公司，且国泰仁和公司向工商部门出具《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称公司债务清理完毕，故一审法院认定国泰仁和公司的减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第二，王元主张其并非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不应对国泰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所谓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首先，国泰仁和公司减资并最后一次股权转让前，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为王元和国泰投资中心，国泰投资中心合伙人为王元及其子高识达，王元系普通合伙人并担任国泰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泰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为王元，故王元通过直接持有国泰仁和公司股权以及通过国泰投资中心间接持有国泰仁和公司股权，说明其能够实际支配国泰仁和公司。其次，王元将持有的国泰仁和公司股权转让给前夫高博仁，将国泰投资中心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89岁高龄的姨母王学华，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存在亲属关系，且在案证据未能说明上述股权交易的合理性且未能显示股权转让的对价款，亦未显示股权转让后国泰仁和公司由股权受让方实际经营，故上述股权变动行为缺乏合理性。再次，虽然案涉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王元已不再具有国泰仁和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其仍然担任法定代表人直至办理完毕减资手续，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表明其在转让国泰仁和公司股权后，仍然对国泰仁和公司的事务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综合上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元系国泰仁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判决其在王学华以非法减资手段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