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8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自忠，男，197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冉，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雷振，男，197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冉，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嵩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阳市解放大道180号（原安阳县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孙建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现民，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欣，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亮，男，197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殿朝，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飞，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占争，男，196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亚，男，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白坪乡白坪街乡政府院内。法定代表人：段学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张自忠、王雷振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嵩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山公司）、刘士亮、杨占争、杨振亚、郑州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民初3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自忠、王雷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嵩山公司、刘士亮、杨占争、杨振亚支付上诉人工程款和保证金2213733元及利息，改判兴达公司在其欠付嵩山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即对上诉人的上述全部欠款）承担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不予处理”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施工了涉案工程的主体工程，一审判决也提到了刘士亮对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数额予以认可，因此，在上诉人施工了涉案工程并且经刘士亮进行结算后，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处理，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是错误的。二、刘士亮出具的《登封市苹果园安置小区嵩山建安有限公司3号楼、4号楼、4A楼主体工程工资结算单》合法有效。1.该《结算单》中的涉案工程确由上诉人施工完成，上诉人应该拿到劳务款；2.该《结算单》的金额有合法出处：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有施工内容（结构工程、即钢筋、模板制作安装、砼浇注及主体的外架搭设四项），有计算依据（建筑面积），有承包单价（正负零下的车库每平方米280元，正负零以上每平方米造价175元，每栋楼另加2万元）。虽然该《施工合同》因违法而无效，但上述约定价格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刘士亮参照该《施工合同》约定的价款计算方式计算得来的《结算单》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结算单》中的其他金额也都真实存在、有相关证据相佐，一审法院也应予以支持。3.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照片、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材料与结算单相互印证，且上诉人与刘士亮签订的合同单价低于杨占争与刘士亮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单价，一审法院不重点审查工程价款如何计算、如何得来，一审法院不认定结算单的效力，对上诉人主张的1248133元工程款及利息不予处理是错误的。4.上诉人不存在多次变更诉请金额情形，原代理人两次计算金额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所致诉请金额差异，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没有偏离《结算单》，不存在诚信问题。5.一审法院如果认为上诉人有虚假诉讼的情形，应当对涉案金额等深入核查，或直接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而不是否定相关事实。三、嵩山公司、杨占争、杨振亚明知工程劳务款应支付给上诉人班组，前期也一直这样做，其庭审时关于将劳务款支付给刘士亮的说法明显与前期的做法不同，是不符合常理的、不真实的。嵩山公司、杨占争、杨振亚、刘士亮之间的工程款是否结清与上诉人并无直接关联性，且上述各方均存在违法行为，也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结清的事实，应对实际付出劳动的上诉人所代表的农民工承担连带付款义务。四、兴达公司负有举证证明义务，证明其已支付完全部工程款，兴达公司一审时放弃自己的权利未举证，应视为其至少还欠付本案上诉人的诉请金额，兴达公司应对上述欠款承担支付责任。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1248133元不予处理的行为不符合民诉法第154条的规定，应该进行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承包人不得转包和违法分包；国务院办公厅亦出台《国办发【2016】1号》文件规定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或违法分包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承担清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却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的精神进行裁判，造成法律和国家政策形同虚设。综上，嵩山公司、杨占争、杨振亚、刘士亮应支付上诉人二百余万元欠款及利息；兴达公司应当在其欠付嵩山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嵩山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嵩山公司不欠杨振亚、杨占争、刘士亮的工程款。刘士亮辩称：一、刘士亮已经将张自忠、王雷振所主张的工程款、质保金等权利转让给了张自忠、王雷振，一审判决刘士亮承担责任无事实根据。刘士亮对工资结算单的效力不持异议。而一审判决仅仅查明了刘士亮对张自忠、王雷振所主张的工程款质保金及产生的利息无异议，且无视刘士亮已经于2017年8月27日将涉案的工程款质保金这个权利转让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在第一次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该委托书，也就是说对转让行为是认可的。因此一审认定刘士亮对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质保金承担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采信没有出示真实的转账凭证或者支付凭证的签有刘士亮名字的收条和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收条和声明仅有刘士亮的签名，而一审法院对收条和声明的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审查，实际上刘士亮根本没有收到该款项。收条上的504万元由张自忠、王雷振直接向杨占争、杨振亚、嵩山公司收取3959516元。其余款项刘士亮没有收到钱，杨占争、杨振亚根本没有出示真实的转账凭证或者支付凭证来证实该收条客观存在，所以一审判决采信收条和声明缺乏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违背了该条的立法本意。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第24条在查明发包人在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认为兴达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及欠付的数额无法查清，所以不宜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刘士亮认为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24条的规定，是要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判决发包人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一审法院不仅没有查明发包人兴达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以及欠付的具体数额，反以未查清理由，判决发包人兴达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明显错误，所以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不当，因此应当驳回对刘士亮的起诉，刘士亮不用承担责任。杨占争、杨振亚共同辩称：一、上诉状中的观点均不能成立。1.上诉状第一点中认为，一审法院对工程款不予处理是错误的，杨占争、杨振亚认为一审判决应整体理解，从判决书本院认为2开始，判决书详细阐述了合同相对性的基础理论，并明确了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系刘士亮，并特别说明了合同相对性不能打破的理由，认定了上诉人张自忠、王雷振的主张无论成立与否，都应当由刘士亮负责，这种描述是符合法律和法理，伦理严谨，说服力强，其结尾部分特别注明了刘士亮可自行向二上诉人清偿。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虽与杨占争、杨振亚无关，但依法也不能成立。2.上诉状中第2点上诉理由涉及上诉人同刘士亮之间的相关手续，列举了《结算单》、《施工合同》、工程照片，该三项除了照片是现场照片外，其他两份均发生在上诉人张自忠、王雷振和刘士亮之间，都是杨振亚、杨占争不知道的事实。对于照片显示的房屋，对杨占争和杨振亚而言，也是刘士亮依据合同所建造，从法律关系上，杨振亚、杨占争与上诉人张自忠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判决书中称上诉人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数额，这个从原一审卷宗中可以看到的，从起诉到撤诉，从再起诉到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没有一次是前后对照，并能够说明理由的，是有卷可查的事实。上诉人张自忠、王雷振还称“不存在多次变更”的情形，不承认存在诚信问题，实属缠诉的表现方式。3.上诉人上诉状第3点谈到工地工资发放问题，并称之前工地发放工资都是发给了工人，而在其后认定应由刘士亮支付的方式是不当的，这更是对法律和建筑工地制度的不了解。建筑工地上向工人发放工资是建设部门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作出的行政要求，并不是要突破合同相对性问题。在施工中工资发放给农民工符合行政要求，在计算工资上按照合同给合同相对方计算并减去已支付的部分是正确的，从发放工资的证据上看，每次发放均有合同相对方刘士亮的签字认可才给予发放符合合同要求的。另外说明一点，本案张自忠和王雷振是依据合同盈利的主体，不属于直接参与劳动的农民工范畴。4.上诉状第4点不涉及杨占争、杨振亚的内容，但杨占争、杨振亚认为上诉状中陈述“兴达公司放弃权利未举证，应视为其至少还欠上诉人的诉请金额”，这是典型的法律混乱、逻辑不通。兴达公司不举证了就推定直接欠你钱了？一审法院就应当判决未举证的一方给你诉请的金额？实属无理缠诉表现了。5.上诉状第5点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杨占争、杨振亚反复研究判决内容，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在一审判决中适用了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并认定了《承包合同》及《施工合同》无效，符合法律的规定。上诉人偷换了农民工的概念，并一直把自己属于包工头的地位坚持说成自己是农民工，并以此扩大到一审判决书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法律指引和助长违法转包等问题，实属对法律的理解错误。纵观整个上诉状的内容，结合本案事实是没有一点成立的，均属于或强词夺理，或对法律的不理解，或把自己的包工头身份偷换为农民工博取同情的表现，其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杨振亚、杨占争的义务已经履行。1.杨占争受杨振亚委托同刘士亮签订合同后，杨振亚按照登封市建设局的要求，在每次发放工资时由刘士亮签字确认，而后向工人发放工资是正确的。2.虽然杨振亚知道张自忠系工地人员，但一直以来张自忠也是以刘士亮的委托工地负责人出现的，没有独立的处理过工地事务，杨振亚也没有单独的给张自忠、王雷振签订过任何合同。3.在工程过程中，刘士亮放弃了合同中的部分工程，经双方计算后共计款项为5049516元，并由此数额书写了收款条和说明等，说明整个过程中刘士亮都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同杨振亚进行工作配合，根本没有张自忠、王雷振的独立合同主体出现。4.一审中为了说明杨振亚已经支付了500余万元工程款项，向法庭出示了由刘士亮签字的工资单、付款凭证31份，出具了银行流水14页，出具了刘士亮签字的收到条一份，出具了刘士亮签字的取款条两份，出示了借条8张，足以说明了同刘士亮之间履行合同支付工程款项的事实，在大量证据和事实面前，谁也不能让杨振亚再出一次工程款项的。5.在刘士亮退出工地事务时，给杨振亚出具了两份文书，内容分别为工地工程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之前合同解除并同意杨振亚再找其他人进场施工。该两份证明证实了杨振亚同刘士亮之间的事务结束，合同价款支付完毕的事实。6.上诉人张自忠、王雷振作为包工头却以农民工的身份到政府单位信访，此时刘士亮拒不到场的情况下，按照政府单位的稳定考虑和指示，杨振亚也考虑到存在质保金没有到期退回，又分三次支付了43万元，已经努力做到了配合政府，稳定社会的义务。杨振亚已经支付了应当支付的工程款项，并支付给了自己的合同相对方刘士亮，杨振亚的合同义务全部结束，法律上不应该再承担重复付款义务，一审判决杨振亚、杨占争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三、同一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应作为证据直接使用。登封市人民法院（2018）第3678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证明了在本案同一个工地，除原告外同一的诉讼主体，同样的事实，法院认定了刘士亮应承担责任。本案判决书的认定部分同样让刘士亮承担责任是符合证据运用规则的，其结果让刘士亮承担责任也是正确的。同时，前后两份判决书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也是一致的，维持了判决书和法律的尊严。根据上述意见，望二审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兴达公司未出庭答辩。张自忠、王雷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嵩山建筑公司、杨占争、杨振亚、刘士亮共同向二原告支付工程款1613733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原告损失和占用资金的利息170000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起诉时），并退还保证金600000元及自2017年9月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58000元，起诉之后的损失另计；2.判令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初，被告杨振亚借用被告嵩山建筑公司的资质承包了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登封市××与××交叉口东南角的登封市苹果园安置小区工程。2016年5月9日，被告杨振亚给被告杨占争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杨占争就安置小区3#、4#楼与刘士亮（刘世亮）、祖本生签订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2016年5月10日，杨占争作为甲方，刘士亮、祖本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对劳务施工承包事宜约定如下：承包范围为3#、4#楼图纸设计及图纸变更范围内除机械土方开挖、水电安装、外墙保温、消防、门窗、防水、栏杆、油漆以外土建部分的全部内容，承包单价为每平方米380元；工期从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4月26日；结算办法及付款方式：全部主体封顶后15个工作日内验收合格付总价款45％，二次结构及粉刷全部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验收合格付总价款35％，其他后尾工程全部完工竣工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付总价款17％，剩余3％作为工程质保金，待保修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无息付清。2016年6月27日，刘士亮、祖本生付给杨振亚合同履约保证金600000元，杨振亚出具了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思亮、祖本升苹果园小区3#、4#楼合同履约保证金陆拾万元整”。后刘士亮作为甲方，张自忠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将承接的苹果园安置小区3#、4#楼及地库（人防）工程施工项目以清包工形式（包工不包料）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单价：正负零下的车库（人防）含基础部分，每平方米280元，正负零以上每平方米造价175元，每栋楼另加2万元；工程款支付：甲方在主体封顶结构检测完成后半月内付给乙方工程总价的97％，余款3％在主体工程内外装饰完成后半个月内一次付清。同时约定乙方需向甲方交纳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履约金，共计400000元，此款在工程主体封顶结构检测完成后半月内一次性付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原告王雷振在合同乙方处添加了自己的名字。2016年6月23日，刘士亮（甲方）与张自忠（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在原合同基础上因地下室人防面积增加，甲方向乙方增加100000元人工费。合同签订后，二原告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并通过刘士亮陆续从杨振亚处支取工程款。主体工程完工后，二原告及被告刘士亮未对二次结构工程、内外墙粉刷工程及其他后续工程进行施工。2017年10月1日，被告刘士亮向嵩山建筑公司苹果园项目部上报《工程款拨付申请表》，表载内容为“我施工组已完成3#楼、4#楼及地下车库工程主体工程，该部分工程款（大写）伍佰零壹万玖仟伍佰壹拾陆元整（小写）5019516元，现报上该笔款项支付申请表，请予以审查。”当日，项目部相关人员审核后，被告杨占争签署审核意见同意支付。2017年11月25日，段利红、原告王雷振向嵩山建筑公司上报《工程款拨付申请表》，表载内容为“我施工组已完成3#楼、4#楼及地下车库工程主体工程已完成，该部分工程款（大写）叁佰玖拾伍万玖仟伍佰壹拾陆元（小写）3959516元，现报上该笔款项支付申请表，请予以审查。”当日，项目部相关人员审核后，被告杨占争签署审核意见同意支付，段利红、王雷振出具取款条，记载“今取到苹果园小区3#、4#楼主体封顶工程款叁佰玖拾伍万玖仟伍佰壹拾陆元整”。2018年1月28日，被告刘士亮出具一份收到条及两份声明，收到条上记载“今收到苹果园社区3#、4#楼主体工程款及各班组工人工资共计伍佰零肆万玖仟伍佰壹拾陆元整”，一份声明上记载：“关于我施工承建的登封市《苹果园社区》3#、4#楼及其地下车库工程中的二次结构工程、内外粉刷工程、楼面屋地面工程以及达到竣工验收合格标准的后续全部工程，我同意由项目部解除我后续施工的要求，由项目部另寻其他队伍直接施工，相应劳务工程款由项目部直接向实际施工人支付，我无异议。”另一份声明上记载：“兹有我刘士亮（身份证号：）施工的登封市《苹果园安置区》3#、4#楼主体及地下车库工程，因其他原因在工程主体竣工后，我私自离工离场。后经项目部与我结算和支付劳务工程款，至今包括工资在内的全部工程款已经向我付清，我无异议。因我施工期间引起的一切纠纷和债务均由我解决和承担，与《苹果园安置区》项目部和相关公司无关”。2018年2月8日，因刘士亮与张自忠、段利红、王雷振产生劳务纠纷，在登封市嵩阳办劳保所办公室，经登封市住建局、劳动监检大队、嵩阳办等有关单位协调达成如下协议：一、由刘士亮的委托人李永成转来现金30万元用来支付张自忠、段利红、王雷振劳务队工人工资；二、产生的劳务纠纷在2018年2月17日后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解决；三、张自忠、段利红、王雷振等人保证在收到30万元后按工资表如实发放到工人手中，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被告杨振亚委托孟祥升支付给李永成300000元，李永成出具了一张借款条，并将该300000元支付给二原告。张自忠、王雷振与段利红合伙进行工程施工，段利红同意由张自忠与王雷振作为原告就工程款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关于合同效力。被告杨振亚借用被告嵩山建筑公司的资质从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承包工程，后又将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被告刘士亮，被告刘士亮又将劳务违法分包给二原告，故案涉《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及《施工合同》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二原告施工的工程完工后，发包方已投入使用，视为验收合格，故二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的工程款可参照合同约定计算。二、关于承担责任的主体。合同纠纷应当严格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被告刘士亮与二原告签订了《施工合同》，属于合同相对方，故被告刘士亮应当对拖欠二原告的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被告嵩山建筑公司、杨占争、杨振亚与二原告之间并未就工程施工签订任何合同，亦非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二原告要求判令上述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不当扩大，于法无据，且根据被告刘士亮所出具的收到条及声明，被告杨振亚已将被告刘士亮的工程款全部结清，故该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作为发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仅应在查明的欠付工程款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因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未到庭，二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且被告杨振亚在庭审中表示“工程没有验收，双方没有最终结算，是否欠工程款说不清”，故被告兴达房地产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及欠付的数额无法查清，不宜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三、关于欠款数额。二原告所主张的工程款，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工程款的数额。被告刘士亮对二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数额予以认可，因二原告与被告刘士亮之间对工程款并无争议，被告刘士亮可自行向二原告清偿，本案对此不予处理。被告刘士亮收取二原告保证金600000元，并在施工过程中向张自忠借款及其他费用共计365600元，因工程已完工，故被告刘士亮应当予以退还。二原告主张相应的利息，该院酌定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士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自忠、王雷振9656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9月4日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二、驳回原告张自忠、王雷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1200元，由原告张自忠、王雷振负担17744元，由被告刘士亮负担13456元。本院二审期间，张自忠、王雷振提交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打印件两页、综合查询被执行人信息两页，共四页。查询内容为刘士亮在全国法院的被执行人信息及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该查询显示刘士亮作为失信人员达十余条失信信息，证明刘士亮根本没有履约能力，其在没有履约能力情的情况下，仍然与嵩山公司项目部进行出具声明的行为是故意串通行为，目的是为了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以达到不支付上诉人劳务工资的非法目的，其出具声明行为应属无效。嵩山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不能对抗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刘士亮依法应支付上诉人的款项。刘士亮质证称：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没有异议。据刘士亮本人告知代理人，其涉诉案件较多。本案中的收条和声明是在胁迫和不知情的情形下签订的。在第一次一审过程中，刘士亮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录像和一张光盘，证明其没有收到杨占争、杨振亚支付的五百多万元，该份收条上除了刘士亮三个字是他本人所写，其余内容均是刘士亮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书写的，因此，上诉人诉请求刘士亮承担责任，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杨占争、杨振亚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查询单主要显示了刘士亮在2017、2018年度为失信人，而本案合同签订于2016年5月10日。同时法律上没有规定，失信人不能签订合同，也没有规定建筑方在签合同时必须审查合同相对方为失信人，整个诉讼中涉及到杨振亚一方的所有证据，上诉人及刘士亮一方都是反对的，涉及到上诉人的证据刘士亮一方都是认可的，涉及到刘士亮一方的证据上诉人都是认可的，上诉人和刘士亮一方的诉讼观点完全一致，诉讼参与者都能感知到谁和谁在串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串通的事实。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张自忠、王雷振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强，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振亚借用嵩山公司的资质承包兴达公司发包的工程，杨占争作为杨振亚的委托代理人与刘士亮签订承包合同，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刘士亮，刘士亮又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张自忠、王雷振。现案涉工程已投入使用，刘士亮亦与张自忠、王雷振进行了结算，刘士亮应支付张自忠、王雷振案涉工程款。张自忠、王雷振主张案涉工程款的依据是有刘士亮签名的《登封市苹果园安置小区嵩山建安有限公司3号楼、4号楼、4A楼主体工程工资结算单》，根据该结算单，能够很容易计算出案涉工程的欠付工程款，但张自忠、王雷振在多次起诉中，数次变更起诉数额，不合常理，一审认定该结算单关于工程款部分疑点重重，对工程款部分不予处理并由刘士亮自行向张自忠、王雷振支付并无不当。刘士亮称该结算单已经明确将案涉工程款转让给张自忠、王雷振，刘士亮不应承担责任。对于刘士亮的主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嵩山公司欠其工程款的数额是该结算单中的数额或者大于该结算单中的数额，且与刘士亮2018年1月28日出具的收条及两份声明内容相矛盾，故对刘士亮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刘士亮另称收条及声明系受胁迫所签订，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张自忠、王雷振亦称刘士亮出具的收条及声明系刘士亮与嵩山公司串通所签，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杨雷振、杨占争、嵩山公司与兴达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杨雷振系借用嵩山公司资质承包工程，杨占争系杨雷振的代理人，刘士亮出具收条及声明认可其工程款已全部结清，故张自忠、王雷振要求杨雷振、杨占争、嵩山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兴达公司作为发包人，本案中对于兴达公司的欠付数额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尚不具备判决兴达公司在多少金额范围内承担向张自忠、王雷振支付工程款的条件，故对张自忠、王雷振本案中要求兴达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暂无法支持。综上所述，张自忠、王雷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33元，由张自忠、王雷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涛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谢宏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柴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