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21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国春，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骏驰，安徽百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男，197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徐,安徽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安徽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国春因与被上诉人王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2020）皖0321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国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1、双方之间的借条存在，但款项是否交付存在重大争议，一审仅凭借条认定借款360000元明显证据不足，且王瑞没有举证证明交付。上诉人出具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做银行流水及贷款到期后给予王瑞的好处费。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借条除签字以外内容均为王瑞提供，大额借款均以现金加氟，缺少银行转款凭证，与交易习惯不符。王瑞作为银行信贷工作人员，应当明白现金交付的风险。所以，王瑞的陈述系虚假。王瑞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递交的取款凭证、银行流水、借条可以证明借贷事实存在；上诉人称350000元的借条是其贷款使用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常理，应是半年的流水不是一次性的流水，请求维持原判。王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6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时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等一切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王瑞与陈荣红系夫妻关系，陈荣红于2018年3月15日取款550000元，原告王瑞于2018年4月1日向被告何国春转账50000元，2018年5月26日被告何国春给原告王瑞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瑞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350000.00）借款人：何国春2018.5.26日，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2019年3月27日被告何国春给原告王瑞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瑞人民币壹万元整借款人：何国春2019.3月27号，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原告王瑞于2020年1月20日向怀远县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支出保全费23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王瑞与被告何国春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案涉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被告何国春出具的两份《借条》已经明确载明分别于2018年5月26日、2019年3月27日借到原告王瑞借款合计360000元整。虽然原告方无法提供全部款项实际交付给原告的确定证据,但根据原告方提供的借条原件、取款凭证、银行流水和原告的经济能力,能够确信王瑞与何国春借贷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假设被告何国春没有实际收到原告交付的款项，则被告连续向原告出具两份借据的行为亦不合常理。被告仅以没有向原告借款为由来抗辩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但对其没有收到钱却连续出具两份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借条》的行为没有做出合理、有力的说明,其抗辩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被告何国春与原告王瑞的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时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被告何国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瑞借款3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时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50元（原告预交）、诉讼保全费2320元，合计5670元由被告何国春负担。二审中，王瑞提交了一份落款签名为“邵彩侠”于2017年9月25日出具的一份“借款承诺书”复印件和一份王瑞的妻子陈荣红怀远农商行取款49999元银行凭证，共同证明2017年9月25日何国春妻子邵彩侠曾向王瑞借款5万元，且该款系何国春分别在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3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17000元和35000元，已经还清，原欠条已经退回。但当时王瑞见邵彩侠在签署借款凭证时，仅签名“邵侠”，遂要求其签署全名并按手印，故保留了该份复印件。本案中2018年4月1日王瑞转给何国春的50000元，是借款。何国春在一审中辩称上述时间发生的17000元和35000元转账，与本案借贷事实无关。何国春质证意见：邵彩侠是何国春的妻子。因借款承诺书是复印件，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上面的签名因是复印件不清楚是否是邵彩侠本人签字。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王瑞提交的“借款承诺书”内容载明“本人邵彩侠，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怀远县龙亢镇寨头村前场组56号。因家庭经营服装生意资金周转，特向王瑞价款伍万元整。本人已收到借款现金50000元。本人承诺自愿用怀远县龙亢农场一处房屋做担保，房地权为怀私字第503677号。如本人违约可以本人名下所有财产进行查封，优先偿还此借款”。该借款承诺书内容详实，符合一般民间借贷出具债权凭证的特征。虽然王瑞提交该债权凭证系复印件，但其辩称原件因债务已经偿还而退还给借款人，且有当日银行取款凭证予以印证，故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采信王瑞的证明目的。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增加查明事实：2017年9月25日，何国春的妻子邵彩侠向王瑞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款承诺书”一份。何国春在2018年2月5日向王瑞的妻子陈荣红银行转账17000元；在2018年3月9日向王瑞银行转账35000元，已经清偿该50000元。本院认为，王瑞诉请与何国春之间发生360000元借贷事实，在诉讼中提交了何国春分别于2018年5月26日和2019年3月27日出具的350000元及10000元两份借条。何国春对两份借条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因2019年3月27日的10000元借条，系小额借贷，且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存在小额现金交付并不鲜见，故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对该笔借贷实际发生的事实予以确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国春对该笔10000元借贷系无钱给予王瑞“贷款好处费”而出具借条的辩解事由，除其个人称述外，没有提交能够证明该辩解主张事实的其他相关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何国春抗辩该10000元没有实际发生借贷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是以最终交付出借钱款为成立的重要要件。王瑞在本案中提交了案涉2018年5月26日的350000借条，已经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该笔借贷合意。同时，王瑞提交了2018年3月15日其妻子陈荣红银行账户取款550000元现金的取款凭证、2018年4月1日王瑞向何国春转账50000元的银行转款凭证，并陈述在2018年3月15日当天向何国春出借500000元现金并持有借条，且在何国春用现金偿还了200000元之后，将原500000元借条予以退还并重新由何国春出具350000元结算借条。王瑞对双方借贷及结算的辩解事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有2018年4月1日转账50000元的银行转款凭证和何国春出具的350000元借条予以印证。在一审诉讼中，何国春辩解自己出具的2018年5月26日350000借条，系需要贷款而自己的银行卡流水不足，故出具该借条让王瑞帮助做银行流水，不是双方之间因借贷而出具。但是，在二审诉讼中，何国春明确自认其知晓增加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是通过“存进去，取出来，再存进去，再取出来，反反复复”的方式予以操作实施。据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何国春明知自己增加银行账户交易流水的方法，是不可能通过向他人出具借条而完成的一般基本常识。何况，何国春在出具该借条前，已经有多笔银行信贷发生，不需要再虚假制作账户交易流水。何国春二审中还辩称，自己当时“将身份证和银行卡已经交予王瑞，出具借条是委托王瑞在外替自己借款，然后由王瑞将所借款项存入自己银行卡而制作交易流水。后因王瑞没有帮自己做成增加交易流水，大约一个月后，自己收回了身份证和银行卡”。王瑞对何国春所辩解的事实，均不予认可。何国春除了其个人陈述之外，也没有在诉讼中提交任何可以证明其辩解主张的其他相关证据。同时，在何国春提交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中显示，就在其所谓的已将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予王瑞的当天及此后，其银行账户仍有向“何飞翔”、“王记好”、“赵广武”、“顾仁杰”、“杨士风”、“刘永”等人不断发生交易的记录，且其自认这些人均为其亲友。故，何国春所谓的“已将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予王瑞”制作流水的辩解，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何国春在一审庭审中，前后三次向法庭明确陈述，“在王瑞没有办成刷银行流水事情之后，自己已经将案涉的350000元借条予以收回，只是到本案诉讼时，才发觉当初收回的借条是复印件”。该陈述，与何国春在二审中反复陈述案涉的350000元和10000元两张借条，在王瑞没有办妥刷银行流水后，自己“在过了个把星期，王瑞说没有给我做流水，我去要借条，王瑞说丢了，我要过两次借条，一次在王瑞的办公室，一次是我在农商行总行办事时要过。王瑞说借条丢了，因为我的贷款是王瑞办的，我怕后期他不给我办，他说丢了，我就相信他了”，王瑞因此均没有退还借条。何国春在一审和二审中两次的不同陈述，事关是非真伪，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何国春在诉讼中抗称王瑞所称的500000元借款原因系“收购粮食”，是虚假陈述，而自己从未做过粮食收购生意。但王瑞在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9月26日何国春签名按手印的抵押保证银行贷款400000元的银行贷款凭证中，明确注明借款用途为“收购粮食”。据此，本院依法判定何国春在诉讼中，存在着没有如实向人民法院陈述案件事实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涉的350000元借条系由双方之间原500000元借贷演变而成，且500000元借贷有对应的银行取款凭证予以印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在诉讼中，何国春还辩称自己在2018年2月5日向王瑞的妻子陈荣红银行转账17000元、在2018年3月9日向王瑞银行转账35000元，合计转账52000元，是王瑞向自己的无借条借款，借款用途是王瑞需要帮助别人做银行贷款调头用。后王瑞于2018年4月1日向何国春转账50000元，是偿还上述借款的还款，剩余的2000元，因需要找王瑞办理贷款，就当做吃喝费用不要了。王瑞对何国春该辩解事由，不予认可。在二审中，何国春自认知晓用于银行贷款调头的资金都很大的一般常情，故其该辩解事由，不符合常理，很难令一般人信服。除了何国春个人陈述外，其没有提交可以证明王瑞向其借款52000元的其他相关证据。相反，王瑞提交的邵彩侠出具的50000元借条，可以印证何国春转款17000元和35000元的行为，是偿还借款的事实。综上，本院对何国春辩称的全部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国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何国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玲玲审判员  卞新春审判员  王国强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锦书记员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