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胡淦忠，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道，广东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英，女，197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元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伟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6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资元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道，被上诉人蔡伟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资元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资元堂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蔡伟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蔡伟英的行为有违诚信。蔡伟英入职后自愿放弃社保，在职期间未向资元堂公司提出缴纳社保而是要求资元堂公司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补偿，其离职时也未提出相关请求，现其通过仲裁、诉讼的方式确认劳动关系以便其到相关部门投诉补缴社保，有违诚信。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5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26日是错误的。《员工入职表》是蔡伟英自行制作的，资元堂公司并无要求员工填写《员工入职表》的制度或者习惯，其他员工并未有《员工入职表》。该表手写内容均是同一人所写，包括“部门意见”上的签名，明显是蔡伟英单方制作的证据。且该表上加盖的是发票专用章，并非资元堂公司的公章，明显不合常理。该表是蔡伟英（资元堂公司的会计）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盖上的。蔡伟英是2019年8月8日自行离职，虽然此后与资元堂公司的胡总有微信沟通，但沟通内容并非是蔡伟英的本职工作，仅属于帮忙性质，一审法院仅仅以离职后尚有微信聊天记录就采纳蔡伟英的主张，有失偏颇。三、因蔡伟英是自行离职，故资元堂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蔡伟英答辩称，不同意资元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蔡伟英自2016年就要求资元堂公司购买社保，但其司一直推脱。蔡伟英是被资元堂公司辞退，因蔡伟英回家办理其母亲的后事，回来后资元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告知蔡伟英不用上班，并非是蔡伟英自行离职。2020年3月9日，资元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资元堂公司与蔡伟英存在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8日；二、判令资元堂公司无需向蔡伟英支付经济补偿金141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蔡伟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劳动关系情况：该问题是资元堂公司、蔡伟英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且双方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在于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如何认定，劳动仲裁裁决已经围绕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蔡伟英也未对劳动仲裁结果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各项证据，蔡伟英提交了能够佐证其入职时间的员工入职表、工资表、加盖有资元堂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工人离职流程及规定（有蔡伟英签名，时间为2015年7月2日）等证据，虽资元堂公司提出发票专用章无法排除是蔡伟英自行加盖的可能，但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鉴于印章管理的专属性，综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资元堂公司应当对加盖其印章确认的材料承担相应的后果，故采纳蔡伟英关于劳动关系开始时间为2015年7月2日的主张。根据蔡伟英提供的其和资元堂公司胡总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在2019年8月11日、8月17日、8月26日，资元堂公司方还在就工作问题与蔡伟英进行沟通、安排，资元堂公司也未能提供关于终止与蔡伟英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相应证据，故采纳蔡伟英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的主张。（二）关于经济补偿金：对于蔡伟英是否应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首先，蔡伟英主张其是因资元堂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通知其不用再回去上班而单方辞退，资元堂公司则主张蔡伟英系个人原因自离。在双方均不确认对方主张的情况下，蔡伟英与资元堂公司均亦未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各自之主张，故在无法有效证明蔡伟英实际离职原因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合理原则，推定蔡伟英与资元堂公司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在资元堂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动议后，经双方协商一致而实现。其次，虽资元堂公司称蔡伟英2019年7月份工资表中的余休2777元及服务津贴1000元系蔡伟英离职时的离职补偿，但该工资构成中已明确标注为“余休2777元”、“服务津贴1000元”，在蔡伟英不予确认的情况下，资元堂公司亦未提交其他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由资元堂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资元堂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资元堂公司应支付蔡伟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经核算，蔡伟英请求的金额14100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劳动仲裁情况：蔡伟英于2019年9月11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一、确认蔡伟英与资元堂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为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二、资元堂公司为蔡伟英补缴社保，期间为2015年8月至2019年8月；三、蔡伟英要求资元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100元。该委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9)5844号仲裁裁决（2010年3月25日已作出更正决定）：一、确认蔡伟英与资元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5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26日；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资元堂公司一次性支付蔡伟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100元；三、驳回蔡伟英的其他仲裁请求。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与蔡伟英在2015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蔡伟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100元；三、驳回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2019年8月26日，蔡伟英与资元堂公司胡总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胡总对蔡伟英说：“你把吴董7月份菜钱，还有布草洗涤费，算好发给别人，别人已经催了好几次！”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均予确认。资元堂公司确认蔡伟英出具的《员工入职表》上加盖其司发票专用章的真实性，但否认是其司加盖。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资元堂公司与蔡伟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关于资元堂公司与蔡伟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资元堂公司提供了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主张蔡伟英于2015年10月1日入职，2019年8月8日后未回公司上班而自行离职。蔡伟英不确认，主张其于2015年7月2日入职，之前公司以现金发放工资，2019年8月26日资元堂公司法人代表告知其不用上班而被解雇。由于资元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上述规定有义务提供职工名册、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登记表、考勤表等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材料反驳蔡伟英主张的入职、离职时间，但在双方均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员工入职表上公司发票公章的真实性及与胡总微信聊天记录的情况下，资元堂公司应就员工入职表上公司发票公章系蔡伟英私自加盖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不真实，以及蔡伟英于2019年8月8日后未回公司上班而自行离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鉴于资元堂公司均无法举证证明，一审法院采纳蔡伟英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本案中，蔡伟英主张资元堂公司口头将其辞退，而资元堂公司则主张系蔡伟英自动离职，但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鉴于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用人单位在获得证据的能力方面较劳动者更占优势，故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该情形可视为双方劳动关系是由资元堂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资元堂公司应向蔡伟英支付经济补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资元堂公司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资元堂康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洋洋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