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29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江，男，199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旭，河南国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万，男，199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封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好学，河南黄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宇，河南黄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王江因与被上诉人雷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旭，被上诉人雷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好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正常的资金往来，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2019年3月、4月、5月的转账往来属于双方共同筹集赌资到澳门赌博。双方系合作赌博关系，该三个月资金往来的性质就是双方筹集赌资共同赌博。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资金往来明细，可以看出在2019年3月之前，双方资金往来大部分为小额往来，且有零有整，很少出现大额的整千整万的往来。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双方在2019年3月、4月的资金往来极不正常，已超出正常交往的资金往来范畴。2、2019年4月底、5月初的几笔转账更能说明问题。双方在2019年4月×××日、4月27日、5月8日的资金往来发生在短短几分钟之间，甚至是一两分钟之间。这也充分说明，这是双方共同筹集资金在澳门进行赌博。只是由于被上诉人请的假期到期，才由上诉人一人在澳门赌博。但是上诉人的行为，系二人共同合作赌博的关系。3、双方其他时间的资金往来属于正常的资金往来，不是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二、被上诉人故意向一审法院隐瞒了案件事实。案涉聊天记录的时间和内容系被上诉人有意截取，关于二人共同参赌期间的内容被上诉人有意不提供，是为了掩盖虚假诉讼的事实。被上诉人故意截取了2019年6月份以后的聊天记录提供法院，但是关于二人2019年3月、4月、5月商议共同赌博的内容，其没有提供。被上诉人自称是手机存储不够而删除。而上诉人自始至终对被上诉人没有防备，所以随时就删除了聊天记录。三、案涉的借条系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所写。因为上述原因，被上诉人为了挽回损失，便在2019年6月底、7月初将证据搜集后，强迫上诉人向其出具了本案的借条。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像本案一样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这也充分说明了本案的不正常之处。四、一审中，上诉人依法申请将案件移交到公安机关，对虚假诉讼进行侦查，但一审法院仅口头通知公安不予受理，没有任何书面回复。雷万辩称：1、双方之间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3、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江偿还借款228000元及利息（年利率2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雷万77次通过支付宝转给王江400685元、15次通过微信转给王江70000元。王江77次转给雷万285461元，其中支付宝53次181629元、微信×××次83832元、转账1次20000元。雷万主张给王江现金5次，合计55171.56元。王江不予认可。2019年7月4日王江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本人王江现已从雷万手中陆续借款，共借到228000元（贰拾贰万捌仟元整）。每月最低还款利息，剩余本金228000元（贰拾贰万捌仟元整）尽量多还本金。优先还利息，其次是本金。还款账号建设银行6217012430013097796（要备注还款利息还是本金）。借款人王江，2019.7.4，身份证号。”2019年6月份至9月份雷万与王江之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雷万向王江催要借款。2019年4月6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王江持往来港澳通行证出入境情况，2019年4月27日出境，2019年5月6日入境；2019年5月9日出境，2019年5月14日入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的情形。”雷万与王江之间的支付宝、微信转款客观存在，王江认可228000元借条为其本人出具，且雷万转给王江的款项，扣除王江转给雷万的款项，剩余款项与借条上的款数，相差不大。因此本案不存在以上虚假民事诉讼的情形。王江辩称雷万2019年4、5月份给其的款项是在澳门共同用于赌博的赌资，不应认定为借款，但该辩解与其出具借条的行为相矛盾。王江又辩称出具借条系胁迫所为以及款项为共同赌资，但是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即使当时为双方共同约定的赌资，但是博彩业在澳门属于合法产业，而且不影响双方事后对款项性质、数额再进行另行约定。关于利息问题，既不能证明借款期限的利率，也不能证明逾期的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雷万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3日为逾期还款日。雷万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缺乏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雷万借款22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28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雷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20元，由王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5日、2019年7月6日、2019年7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8张，证明目的：2019年7月4日双方进行结算后，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上诉人称是受胁迫所签借条不是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1、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2、被上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双方在聊天内容中没有提及打借条的事，双方的关系较好是一直以来关系较好，不能单凭该聊天记录反证双方7月4日打条后双方关系较好的说明。因被上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结合案涉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庭审中，王江陈述称“我当时筹了6万，雷万筹了十几万，6万元在我卡里，到4月27日到澳门兑换后伙到一块。去澳门赌博第一次输了17万，5月8日去输了7万，这是24万，雷万走的时候我转给他1万多。”“第二次是雷万给我转钱，然后我去赌，因为他请不出来假，我当时是被开除了，给我转钱让我去赌回来。”“4月29日他离开澳门，他从他亲戚那筹的钱，还在网贷上借的钱，一共筹了7万元转到我账上的，这7万元也是让我作为代表共同赌博的。5月8日的转款，性质是一样的，转款是作为他的赌资。”“我当时因为被开除了，雷万从封丘过来，隐瞒了他母亲也过来的事，他开了车在新乡××××拐角处，我一上车，他就落锁，然后他母亲威胁我说家里有黑社会的，不还钱就一直在家门口蹲我。当时我由于害怕，被胁迫打了条，因为胆小身份证号还错了一位。条上22.8万的数额，是雷万统计的。”“打过条后没有报过警，到现在也没有报警。”“赌博后双方没有经济往来了。”2、二审庭审中，雷万陈述称“我们双方是在工作单位认识的，前期王江都是小额借款，都是临时借用，短时间就还了”“2019年3、4月份，他说他要投资，说是利润高，当时口头说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让我把钱借给他。之后因为我借给他钱，他说要表示表示，说带我去澳门旅游，在澳门三天，27日晚上到，28街上玩了一天，29日他把他对象叫过来了，我就准备走了。他带我去赌场赌博时，都是各玩各的，没有合伙参赌。5月份的钱，是王江跟我说他爸出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所以让我赶紧先给他转款让把住院费交上。”“4月27日给王江的现金是他说他对象要来，让我先借他点钱，他给他对象买奢侈品用。”“关于打条，我母亲知道后因为不放心，所以让王江打借条，打条的地点是王江指定的地点，在王江朋友的店门口，他从店里拿的纸、笔、印泥，然后在车上出具的条。”3、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7月4日王江仍通过支付宝、微信向雷万有多次转款。4、2019年7月5日、7月6日、7月13日，王江与雷万仍通过微信正常聊天交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雷万持王江于2019年7月4日向其出具的228000元借据，其与王江的支付宝、微信转款凭证，其与王江的借支往来明细表，其与王江的微信聊天记录，向王江主张偿还228000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王江认可雷万提交的借据，支付宝、微信转款凭证及双方借支往来明细表的真实性。王江上诉称“2019年3-5月的转账往来属于双方共同筹集到澳门赌博的赌资，双方系合作赌博关系，案涉借据系其受雷万胁迫所出具”。关于王江所称其与雷万共同赌博的陈述，雷万不予认可，王江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王江关于共同赌博及其代表雷万共同赌博的陈述不具有合理性；关于王江所称受雷万及雷万母亲胁迫出具借据的陈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关于王江称2019年5月8日赌博之后双方无经济往来的陈述也与二人之间于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7月4日的支付宝、微信转账明细相矛盾；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有“雷万多次向王江催要借款、王江对其欠雷万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的相关内容；根据王江向雷万出具借据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关系如常，未有异常。综合案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印证案涉借款的真实性，故王江上诉所称“双方合伙在澳门赌博、受胁迫出具借据”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根据雷万提交的双方转款凭证及明细，雷万向王江的转款共计470685元，王江向雷万的转款共计285461元，雷万称另有现金支付的55171.56元，上述款项核算后共计240395.56元。双方结算后，王江向雷万出具的借据载明的数额为228000元。借据系载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王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明知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其出具借据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认定王江应当依据借据载明的数额向雷万偿还借款228000元并自雷万起诉之日起按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即年利率6%计息，具有事实依据，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由王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