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行终9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址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张水利，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邦，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凯，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男，汉族，1964年1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碑林区西。   上诉人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因与被上诉人胡伟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31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听证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邦、李凯，被上诉人胡伟到庭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胡伟在XX街道办事处XX村修建房屋一处。2018年6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向被告下属部门市城管执法局高新分局发送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其中附件第29载明：程某某（胡伟）……。后，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现场勘验。2018年6月14日，被告向原告做出了（西城执责停字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责令停止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因原告在位于雨斗路以北，沣惠渠以西，周宋小学以东的违法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告知原告于2018年6月14日之前以上违法行为，听侯处理。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西城执告字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二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2018年6月1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西城执罚字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6月1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西城管强催告字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催告通知书》，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西城管强告字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行政强制拆除公告》，同年6月20日，被告作出西城管强拆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同年6月23日，涉案房屋被被告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执法目的不当，遂诉至本院，诉请如上。另查明，涉案房屋所在地的土地已经被依法征收，且该村处于改造期间。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曾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原告自愿撤诉。2018年6月，原告不服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8月9日本院作出（2019）陕7102行初603号，原告不服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此案仍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于2018年6月23日拆除原告所有的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告胡伟在XX街道办事处XX村修建房屋一处。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原告房屋所在地政府机构或部门在土地征收及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因拆除原告的上述房屋而发生本案的行政强制争议。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以原告所有的部分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认定原告的部分房屋属于违法建筑。 2018年6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向被告下属部门市城管执法局高新分局发送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其中附件第29载明：程某某（胡伟）……。被告市城管执法局下属单位高新分局遂陆续对原告胡伟房屋进行现场勘查并给原告下发《责令停止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根本原因不是违法建设，而是由于其未与当地政府达成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因而依据非法理由、强制推行征收实施工作所致。由于农村发展程度及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等，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普遍存在着只有部分建设手续甚至完全缺乏建设手续的情况，这是一种客观现实，不是农村居民能够克服和解决的，其不存在过错，且本案原告不存在突击加建的行为。被告将涉案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并作出涉案的行政行为，其执法目的不是为了整治违法建设行为，而是为了加快推进新丰村城改工作的进程，其执法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属于滥用职权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即行政强制须遵循合法性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城管强拆高新违建（2018）第029号《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同年6月23日，涉案房屋被被告拆除，即被告在实施拆除涉案房屋时原告依法享有的复议权、诉讼权的法定期限尚未届满，被告在原告依法赋予的复议、诉讼权未满法定起诉期限实施拆除行为，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关于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事实行为，虽然原告于2018年6月23日知道其房屋被拆除，但是原告并不能确定其房屋被拆除是否系被告所为，只能根据被告向原告下发的文书来推定原告知道具体实施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系本案被告，又因原告对其房屋被拆除已经启动相应的救济程序，先后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称其知晓（2019）陕71行终441号《行政判决书》后，才确定本案的被告，该意见符合客观情况，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之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即原告提起本案之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被告实施的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依法予以撤销，但又因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拆除房屋的行为属于事实行政行为，故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市城管执法局拆除原告胡伟位于XX街道办事处XX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依法确认被告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6月23日拆除原告胡伟位于XX街道办事处XX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负担。   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3118号行政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审诉讼费用及二审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的起诉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主张的时间认定起诉期限的计算起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达法律文书时已通知过被上诉人到场签收，而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也明确表述：其到达房屋现场后，被告工作人员向其送达了法律文书，还清楚写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各份法律文书的编号，也清楚的表述了其房屋拆除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6月23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行政强制拆除公告》各个文书中，均明确载明了：“如被上诉人不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义务，上诉人将对其违法建设实施拆除。”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其是于（2019）陕71行终441号《行政判决书》宣判后才知道涉诉行为的被告是上诉人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并且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5日已向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过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诉讼，也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是从2018年6月收到法律文书时就已明确知道上诉人是被告。结合以上事实情况，已经足以认定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自2018年6月24日（房屋拆除次日）起算，而一审法院也在庭审中查明了上述事实，但却仍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是在（2019）陕71行终441号《行政判决书》作出后才知道上诉人是被告，该认定明显不符合常理逻辑，且与被上诉人曾经起诉过上诉人的客观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时至2019年10月11日才以上诉人为被告对涉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二、被上诉人未经规划部门经审批加盖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及规章的规定，其加盖的房屋确属违法建设。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根据《西安市规划局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关于违法建设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规定的职权，依法作出了《违法建设认定的函》，认定被上诉人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XX街XX村建设的砖混结构房屋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建议上诉人依法予以拆除。鉴于此，上诉人对现场核查后发现情况属实。据此，执法局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和《勘验图》固定了上述事实证据。根据我国《XX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及《西安市产业片区规划范围图》对城市规划区的划定，被上诉人所加盖的违法建设也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对于加建房屋的行为，法律明确规定需要经规划部门审批，且应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被上诉人加建房屋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因此其行为不但违反了我国对城市建筑空间布局进行管理和控制，也置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于不顾，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综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拒绝自行拆除违法建设义务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合法，也保护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被上诉人的起诉也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如不严格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的法律规定，将不利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和秩序的稳定。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胡伟辩称，一、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之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指行政决定和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决定内容、决定的法律依据，还包括拆迁行为的程序、被拆迁人的救济途径及期限等等。不仅对行政行为有程序上的要求，还有实体的要求。答辩人是2018年9月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就上诉人的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答辩人房屋属于违法建设提起诉讼，在该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没有告诉答辩人房屋拆除是其所为。2019年7月，在得知法院作出了撤销上诉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判决，怀疑答辩人房屋也是上诉人强拆，即以上诉人为被告起诉到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年10月，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及承认答辩人房屋是其强制拆除的事实，答辩人才知道案涉房屋拆除是上诉人所为。另外，本案上诉人没有将《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送达答辩人。答辩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知道房屋被谁拆、以什么理由拆的、强制拆除法律依据、答辩人的救济途径及期限如何。根据法律规定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答辩人起诉均在诉讼时效期限内，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认定答辩人房屋属于违法建设不能成立。答辩人1995年在雁塔区XX街道办事处XX村建房。当时只有《城市规划法》，而当时答辩人的房屋所在地属于农村，不属于此分类调整范围。2018年6月，上诉人先对房屋作出违法建设决定，随后作出拆迁强制拆除的决定及23日（星期六）凌晨2点实施的拆除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1、《西安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规定，市城管执法部门所属各执法分局和区XX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城管执法工作；2、XX街道办事处XX村是2008年11月3月交高新区管委会管理的，上诉人下属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2018年6月对新丰村32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明显是违法的。3、《XX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进行建设，由乡镇人民政府确认是否违法或拆除。故上诉人无权认定答辩人的房屋是否是违法建筑。三、上诉人拆迁行为严重违法。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星期六强制拆除，但情况紧急的除外。2、西安市人民政府也作出复议决定，认定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3、《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规定，上诉人在星期六凌晨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并且违反城市规划法、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四、上诉人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并且已经构成犯罪，请二审法院向相关司法部门移送。综上所述，上诉人没有权利认定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不能参与征地拆迁活动，对32户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胡伟提交了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8]3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诉人对该复议决定书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对此予以确认。另经审理查明，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8]3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西安市城管执法局2018年6月23日对案外人姜保林案涉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被上诉人胡伟陈述，其案涉房屋是于1994年底开始建设，1995年夏天建设完成；其案涉房屋所在新丰村于2014年开始拆迁。案涉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中将被上诉人胡伟所建房屋整体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认定为违法建设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并建议拆除。案涉《责令停止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通知书》、《行政强制拆除公告》、《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中均显示被送达人程某某（胡伟）拒签。胡伟陈述2018年6月14日，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其发了《责令停止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2018年6月21日，其看到房子门上贴着《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通知书》、《行政强制拆除公告》；故于2018年10月以西安市城管执法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在诉讼过程中知道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依据是案涉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故撤回起诉。2018年8月31日，胡伟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为被申请人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2月7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8]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有：“申请人称，……2018年6月16日西安市城管执法局给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6月23日凌晨被告强行将申请人的房屋拆除”的内容，该复议决定维持了案涉西高规函（2018）41号函。此后，胡伟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西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西高规函（2018）41号《关于新丰村32户违法建设认定的函》及市政复决字［2018]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和争议焦点为：1.胡伟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2018年6月23日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上述审查重点和争议焦点，本院发表评判意见如下：   一、胡伟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此问题，上诉人认为胡伟自己承认其房屋于2018年6月23日被强制拆除，且于2018年10月以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过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诉，故胡伟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起诉期限；被上诉人胡伟认为，上诉人没有将《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送达，其并不知道拆除主体、拆除理由和法律依据，因此未超起诉期限。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起算起诉期限的前提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此处的行政行为内容应当不仅包括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本身，还应当包括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只有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之后，才能被视为已较为完整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虽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犯，但不知道行为实施主体，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在查找行为实施主体，便起算起诉期限，则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主旨，亦有违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本意。一般认为，起诉期限的起算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依法起诉为前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起诉但怠于行使权利，在起诉期限届满之后，人民法院才应当依法驳回起诉。   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胡伟所诉的是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胡伟起诉时虽然承认其案涉房屋于2018年6月23日被强制拆除，但同时亦称直至2019年7月因案外人相关行政判决才知道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应对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经审查本案一审、二审相关证据，案涉市政复决字［2018]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显示，胡伟于2018年8月31日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为被申请人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时，认为是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将其案涉房屋强制拆除；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其中并无对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实施主体相关事实的查明和认定；胡伟此后对案涉违建认定函及市政复决字［2018]7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结合案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等相关文书送达及程某某（胡伟）拒签的情况，本院认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胡伟在2018年6月23日当时已被明确告知强制拆除行为是哪一个行政机关实施，亦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胡伟已了解相关情况而能够确定强制拆除行为主体，但通过相关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胡伟截止2018年12月7日仍无法确定案涉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其一直未怠于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故被上诉人胡伟提出的其于2019年7月通过案外人相关行政判决才知道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应对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西安城管执法局提出的胡伟起诉已超起诉期限的上诉意见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审原告胡伟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二、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2018年6月23日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此，双方当事人各持相反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   （一）职权依据方面，本案中，原审原告胡伟认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没有强拆其房屋的法定职权，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六十八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一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西安市规划局、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关于违法建设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级部门行政职权目录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建设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该规定中“责成”并非要求一事一“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通过上述文件对相关职能工作予以明确分责规定，即是对“有关部门”的“责成”赋权。因此，本院认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作为对违法建设查处工作中的“有关部门”，具有实施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职权依据，故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即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具有实施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法定职权。   （二）主要事实和法律依据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由行政机关对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依法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之前，应当以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并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强制执行决定送达当事人。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的，应当予以公告，并应当在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情形下，才可以实施强制拆除。   具体到本案，2018年6月12日，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作出案涉违法建设认定函，将胡伟所建房屋以未进行规划审批及未补办规划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西安市XX乡规划条例》等规定为由，认定为违法建设，且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应当予以拆除的违法建筑物。2018年12月7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该违建认定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2018年6月14日，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向胡伟作出《责令停止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2018年6月16日，向胡伟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6月18日，向胡伟作出案涉《催告通知书》、《行政强制拆除公告》，以留置送达方式送达；2018年6月20日，向胡伟作出案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强制拆除胡伟的违法建筑物，并于当日以留置送达方式送达。此后，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的行为。综合上述事实和主要证据，本院认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实施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的行为，具有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行政程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该条规定是对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物应当遵循何种程序的特别规定，据此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XX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物的强制拆除程序应当包括以下三点：1.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既不复议、诉讼，又不履行拆除义务时，应当作出书面催告通知书，同时，在拆除违法建筑的程序中，行政机关还应当将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内容向社会公告；3.作出强制拆除执行决定，依法强制拆除。   具体到本案，西安市城管执法局作出案涉催告及公告后给予胡伟自行拆除和提出陈述申辩时限较短；虽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限期胡伟自行拆除其违法建筑物，但是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实施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时，仍在胡伟可以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之内。同时，2018年6月23日为星期六，属于法定休息日，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文明执法的规定。因此，本院认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在非正常工作时间、在行政复议及诉讼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实施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胡伟案涉房屋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安市人民政府在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中维持了西安市规划局高新分局对胡伟案涉房屋为违法建设的认定，且该违法建设认定是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主要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是考虑到胡伟案涉房屋整体建成于1995年，至被拆除时已超过20年，并不属于加建和抢建；且建设当时房屋所在地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对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一概以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认定为违法建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其房屋被整体认定为违法建设的时间发生在其所在村开始征地拆迁改造之后。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执法目的并不是为了履行城市管理行政职责、纠正违反XX乡建设规划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其行政执法目的在正当性、合法性方面缺乏合理解释和说明。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实施的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虽具有职权依据、具有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其行政目的不具有正当性，且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因该行政行为系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应当判决确认违法。故对上诉人西安市城管执法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秦瑜                          审判员   胡雁   审判员   柴苗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徐晟                          书记员   刘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