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鹏，男，199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上海华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21层2104。法定代表人：王迈，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鑫宇，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如宏，男，194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上海泰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安徽省来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荣，男，上海泰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戴鹏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公司）、戴如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9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能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戴鹏承担偿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8月8日及2015年8月22日借款协议上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均不是戴鹏所签，借款协议所涉款项国能公司也未交付给戴鹏，戴鹏也未指定其他收款人代收款项。而且国能公司证人韦某也证实其未亲眼看见戴鹏签字按指印。戴鹏对借款情况一无所知，戴鹏和国能公司没有借款的合意，也没有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或按指印，更没有收到所借款项，因此戴鹏不应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从现有证据来看，借款协议上签名经司法鉴定不是戴鹏本人所签，证人韦某证明没有亲眼看见戴鹏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按指印，这时举证责任应该转移至国能公司，应由其来证明借款协议上的指印是戴鹏所按。一审中戴鹏代理人庭审中对此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仍然坚持应由戴鹏方申请指纹鉴定，戴鹏因个人经济状况不好，无力缴纳鉴定费用而放弃鉴定，二审中如法院认为指纹鉴定是本案需查明的重要事实，戴鹏愿意配合鉴定。原审法院基于戴鹏未按期缴纳鉴定费，未能配合鉴定机构提取指纹样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其应该与戴如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应首先审查借贷双方借贷合意及借贷履行交付情况。国能公司没有将借款交付给戴鹏，其和戴鹏之间也没有借款合意，证人韦某也没有看见戴鹏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按指印。国能公司和戴鹏之间没有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指印是不是戴鹏本人所按，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不存在的认定。原审法院据此推断戴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律依据不足。二、原审法院判决戴如宏偿还借款263万元及利息，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能公司和戴如宏是投资合作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应驳回国能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2015年8月11日上海泰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旭公司）、北京普洛泰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国能公司变更前名称）、伊犁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犁南岗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能得出上海泰旭公司和国能公司就南岗化工项目存在合作关系，项目投资人为国能公司，项目收益也归国能公司。协议内容已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利润分配作出约定，此补充协议即是双方的合作协议。根据2015年8月22日的补充条款内容来看：借条所涉款项用于南岗化工工程款项，此项目为双方初步合作项目；因上海泰旭公司有资金需求，故签署上述个人借款协议，待项目落地后，则上述借款全部自动转化为合作公司股本金并且不计利息。从转账记录来看，国能公司所支出款项均用于南岗项目购买设备，并且转账金额为263万元，远超借条约定150万元，显然双方不是借贷关系，从补充条款内容也能看出，借条所涉款项名为借款实际为项目投资款。根据2016年7月1日国能公司向伊犁南岗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内容来看，上海泰旭公司和国能公司合作的南岗化工项目工程已落地，已经可以产生收益，并且双方就利润分配等事宜已达成一致，那么借条所涉款项应自动转化为合作公司股本金。三、2016年3月12日戴如宏出具的还款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被迫所写，虽对借款金额及还款时间做出承诺，但不改变借款是投资款的性质。而且国能公司在2016年7月1日发函至伊犁南岗公司，也是基于国能公司是南岗化工项目投资商身份，认可三方补充协议的真实有效。如果国能公司只是为了回款，那么可以依据戴如宏出具的还款协议径直起诉即可，而不必向伊犁南岗公司发函要求付款。综上所述，戴鹏没有在借款协议上签名及按指印，也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也没有指定其他收款人，戴鹏和国能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戴如宏和国能公司系投资合作关系，而不是借贷关系，国能公司可以依据三方补充协议起诉伊犁南岗公司要求支付投资收益。国能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鹏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涉案协议由戴鹏、戴如宏共同确认，借贷关系发生时戴鹏名下有房产，所以就将戴鹏确定为借款人。国能公司与戴鹏、戴如宏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成就，因此在合作关系并未生效的前提下戴鹏、戴如宏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戴如宏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戴鹏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国能公司与戴鹏、戴如宏之间系投资合作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国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鹏、戴如宏偿还国能公司借款本金273万元及利息、违约金114万元，共387万元；2.戴鹏、戴如宏偿还国能公司逾期付款利息，其中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87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24%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戴鹏、戴如宏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能公司原名称北京普洛泰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变更名称为国能公司。戴鹏系戴如宏之子，戴如宏系上海泰旭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5日，上海泰旭公司与伊犁南岗公司签订新疆伊犁南岗化工有限公司节能项目电石炉烟气粉尘治理和余热回收物料预加热专利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合同书，约定双方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新疆伊犁南岗化工有限公司四套25500KVA电石炉的烟气回收利用和烟气粉尘治理节点项目（以下简称伊犁南岗公司项目），本项目包含烟气回收加热炉料系统和粉尘治理。2015年6月30日，上海泰旭公司加盖了一份项目转让协议，内容是上海泰旭公司将包括伊犁南岗公司项目在内的三个项目转让给国能公司，但其上仅有上海泰旭公司的盖章，国能公司并未盖章（国能公司对此解释称，此份项目转让协议只是双方之间的初步意向，如果项目能进行下去再转让，但是项目并未能够进行下去）。2015年8月9日、10日，国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迈曾给韦某发送标题为泰-普项目转让协议（辽沈）、以及题目为承诺收益数额的电子邮件。此后，证人韦某交给王迈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8日的借款协议，内容为：戴鹏因其父亲公司周转资金急需用钱，特向国能公司借款，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北京市东城区达成如下协议：国能公司借给戴鹏50万元，自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10月7日止，到期戴鹏无条件还款。此借款由国能公司通过汇款方式汇入戴鹏指定账户。借款到期戴鹏需向国能公司支付本金、利息，利息按每月2%计费，逾期未还款，按照每天本金的千分之五额外收取违约金。戴鹏承诺用自己名下一品漫城房产及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并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借款人戴鹏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收到出借方国能公司的汇款共50万元，特签署此借条。借款协议尾部有“戴鹏”签字及捺印，并留有身份证号。同日，韦某向戴如宏转账30万元。2015年8月10日，韦某两次向戴如宏转账，每次10万元。除此之外，韦某还交给王迈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22日的借款协议，内容是：戴鹏因其父亲公司周转资金急需用钱，特向国能公司借款，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北京市东城区达成如下协议：国能公司借给戴鹏100万元，自2015年8月22日至2015年10月22日止，到期戴鹏无条件还款。此借款由国能公司通过汇款方式汇入戴鹏指定账户。借款到期戴鹏需向国能公司支付本金、利息，利息按每月2%计费，逾期未还款，按照每天本金的千分之五额外收取违约金。戴鹏承诺用自己名下一品漫城房产及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并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借款人戴鹏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收到出借方国能公司的汇款共100万元，特签署此借条。借款协议尾部有“戴鹏”签字及捺印，并留有身份证号及电话。2015年9月28日，国能公司向上海泰旭公司转账30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2015年10月8日，国能公司向上海泰旭公司转账70万元，摘要转账取款。此外，戴如宏曾多次在微信中要求王迈代其支付货款，例如，戴如宏曾在2015年8月28日10时15分对王迈说：“请王总上午尽快帮我付货款，新疆项目很急，谢谢！”2015年11月10日15时33分，戴如宏在微信中对王迈和韦某说：“王总，韦总你们好！新疆项目到底怎么解决等见面再商量，现在最急是请王总再借10万给我。解决新疆问题。”应戴如宏要求，2015年8月26日，国能公司向乌鲁木齐金银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转账耐温涂料和保温施工费用14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同日，国能公司向伊犁南钢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转账5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2015年8月27日，国能公司向乌鲁木齐长胜悦翔商贸有限公司转账电缆货款33万元。2015年8月28日，国能公司向洛阳市隆盛冶金设备有限公司转账8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同日，国能公司向滁州中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转账28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国能公司还于2015年8月28日向上海泰旭公司转账15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于2015年10月30日向上海泰旭公司转账10万元，附言货款。上述国能公司直接转出的款项共213万元，韦某转出的款项共50万元。2016年3月12日，戴如宏向国能公司出具还款协议，内容是：“兹有戴如宏（上海泰旭公司法人）与北京普洛泰克公司借款总额（本金加利息）合计叁佰捌拾柒万元整。现承诺如下：一：2016年3月底前还款壹佰万元整。二、余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叁个月内还清。”戴如宏在还款协议尾部签名并捺印。2016年7月1日，国能公司向伊犁南岗公司发送告知函，内容是：介于给我公司对贵公司电石厂基本完工且已经部分投入运行的能源管理项目，通过上海泰旭公司完成技术方案，我方为实际投资商，同时与贵公司签订了关于此项目的三方补充协议，因前期工期一直拖延，今日收悉贵公司已经安排正常生产活动，希望贵公司可以按照合同能源管理协议以及三方协议的法律约定，尽快展开节能量测算，并且安排相关付款。在三方协议中，特别强调收款账户为国能公司，并向伊犁南岗公司提供了收款账户。一审庭审中，戴鹏对国能公司提交的2015年8月8日的借款协议和2015年8月22日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向法院申请对两份借款协议上“戴鹏”签名与其本人签名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准许戴鹏的鉴定申请，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8月22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文书，结论为两份借款协议上的“戴鹏”签字与其本人的签字均不具有同一性。国能公司对鉴定结论的可信性不予认可，戴鹏、戴如宏对鉴定结论无异议。戴鹏因此支付鉴定费19000元、鉴定机构人员差旅费5380.51元。此后，戴鹏又对两份借款协议尾部所捺指纹与其本人指纹的一致性提出司法鉴定，法院准许其申请，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由于戴鹏未能缴纳鉴定费用，且拒不配合鉴定机构捺印提取样本，故鉴定程序终止。一审庭审中，法院视频连线韦某，向其询问两份借款协议的出具过程，韦某向法院答复称：其于2015年8月转给戴如宏的50万元，是替国能公司向戴如宏支付的出借款，国能公司和上海泰旭公司共同合作新疆项目，因前期项目尚不稳定，所以国能公司先以借款方式向戴如宏提供款项，这50万元是国能公司基于合作向戴如宏提供的出借款项，不是投资款。当时因为戴如宏名下没有资产，戴鹏名下有房，故双方约定由戴鹏向国能公司借款，两份借款协议签订于戴如宏在上海闵行区的家中，当时戴如宏、戴鹏和韦某在场，戴鹏签字并按了手印。国能公司对韦某的上述证言予以认可，戴鹏、戴如宏不予认可，坚持认为两份借款协议上的签字和手印都不是戴鹏所为。一审庭审结束后，韦某向法院递交了书面证明，称经回忆后，确认事实为：那天按照王迈的要求前往戴鹏家拿50万借条，由于时间比较匆忙，戴如宏将借条拿给了我，他说戴鹏刚出门已经签好字了。因为当时家中没见到其他人，所以我相信了戴如宏的所言，便把借条快递给了王迈。此外，戴如宏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的国能公司、上海泰旭公司与伊犁南岗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复印件，内容是上海泰旭公司与伊犁南岗公司签署能源管理合同，对节能项目之电力能耗管理和节能项目约定，由技术服务公司和项目实际投资人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投资和节能服务，实际项目出资人，即国能公司为本项目节能效益实际受益方。本项目的节能效益分享期间为2015年9月—2020年9月，效益分享期共60个月。该份复印件上加盖了三方的公章，但国能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戴如宏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2015年8月22日的补充条款复印件，内容是：甲乙双方约定，上具借条中所涉及款项用于乙方的南岗化工工程款项，此项目为甲乙双方初步合作项目，因乙方在项目本身信息获取、技术试验等信息上占有优势地位，甲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乙方提出资金需求，故签署上述个人借款协议。甲乙双方合作落地并且在项目相关条款达成一致后，同时项目获利按照甲乙双方所签署条款完全达到事前承诺，则上述借款全部自动转为日后合作公司股本金，并且不计入利息。该份复印件上仅有“戴鹏”签字，无国能公司盖章。但国能公司对此份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是2015年8月22日借款协议的附件，但是国能公司也无法提供原件。国能公司称，此份补充条款之后，双方并未再行签订其他合同，也没有制定相关条款，所投款项均已亏损，没有获利。戴如宏还向法院提交一份票面金额为2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称国能公司持伊犁南岗项目向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融资2700万元，证明国能公司实际参与了伊犁南岗公司的项目。国能公司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是国能公司与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钛材买卖合同的合同款。至于2016年7月1日国能公司向伊犁南岗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国能公司解释称因为戴鹏、戴如宏一直不予还款，为了向伊犁南岗公司索要还款而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定，本案纠纷的起因是上海泰旭公司与伊犁南岗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双方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新疆伊犁南岗公司项目。2015年6月30日的项目转让协议可以证明，上海泰旭公司有意向将包括伊犁南岗公司项目在内的三个项目转让给国能公司，但因国能公司并未在此份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故项目转让只是意向，并非正式商定。戴如宏向法院提交的日期为2015年8月22日的补充条款虽然只是复印件，但其上详细的记述了国能公司与上海泰旭公司之间的关系，且国能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故法院对此份补充条款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依据其内容可以确定，国能公司与上海泰旭公司就伊犁南岗公司的项目合作初步达成协议，且由于上海泰旭公司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提出资金要求，故国能公司向其注资，但国能公司的注资性质属于个人借款，故双方签订了2015年8月22日的个人借款协议。同时，双方约定，待合作落地且相关条款达成一致后，同时项目获利达到事前的承诺，国能公司向戴如宏的借款转为股本金，且不计入利息。简言之，国能公司虽然与上海泰旭公司有合作意向，但其前期向戴如宏提供的资金均属于借款，只有约定的条件成就时才能转为股本金。结合戴如宏于2016年3月12日出具的还款协议，可以确认，戴如宏曾向国能公司借款，且本息共387万元。至于国能公司在2016年7月1日向伊犁南岗公司出具的告知函，虽然其中言明国能公司是项目投资商，要求伊犁南岗公司向其支付款项。但国能公司解释此乃戴鹏、戴如宏一直不予还款，国能公司为了回款而出，法院认为此一解释符合情理，并不因此而推翻前述借款性质的认定。至此，法院确认，韦某代国能公司向戴如宏支付的50万元，以及国能公司应戴如宏要求向各个公司支付的货款和国能公司直接向上海泰旭公司的转款，共计213万元，均系国能公司向戴如宏的出借款，戴如宏应当向国能公司偿还。故国能公司要求戴如宏向其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其举证可以证明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63万元，而非诉讼请求中的273万元，故法院将对偿还借款本金数额按照证据可以证明的数额予以调整。至于戴如宏辩称韦某转账的50万元系韦某与戴如宏之间的其他经济纠纷，因其不能明确此笔款项究竟为何款项，也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其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国能公司主张的月2%的利息和按日千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共114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此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仅依法支持每笔借款自出借之日起，按照借款本金的年24%标准计算的利息和违约金，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国能公司主张的387万元的逾期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法院已经支持了借款本金24%的利息和违约金，其他逾期利息主张便不再支持。至于国能公司主张戴鹏是借款人，要求戴鹏还款的诉讼请求，因证人韦某也自认当时是戴如宏将签好字的借款协议交给他，其并未亲眼看到戴鹏签字和盖章，在两份借款协议上的“戴鹏”签名经鉴定均非戴鹏本人所签的情况下，本院对两份借款协议上的手印是否为戴鹏本人所捺存有疑虑。但是，由于戴鹏未能按期缴纳鉴定费，未能配合鉴定机构提取指纹样本，致使两份借款协议上加盖手印与戴鹏本人手印的一致性鉴定未能进行，按照证据规则，戴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应当与戴如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是，按照2015年8月8日以及2015年8月22日的两份借款协议的约定，戴鹏仅需对此两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50万元和借款1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戴鹏、戴如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8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均按年24%标准计算）；二、戴鹏、戴如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0万元为基数，均按年24%标准计算）；三、戴如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13万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9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4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4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均按年24%标准计算）；四、驳回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戴鹏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国能公司提交的有戴鹏签字、捺指纹的两份《借款协议》中的指纹是否系戴鹏本人所捺进行鉴定。本院准许戴鹏的鉴定申请，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20年6月16日，该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经我所审查后，两份借款协议中‘戴鹏’签名上的红色指纹纹线模糊，没有中心花纹，特征反映不明显，不具备检验条件。”对于上述《情况说明》，戴鹏称并未收到涉案借款，也未在涉案协议中按捺指印，戴鹏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国能环科公司提供的韦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其亲眼看见戴鹏签字及按捺指印，戴鹏提交借条补充条款也是国能公司一审先提交的，戴鹏后提交是为了证明国能公司与戴如宏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并不是认可戴鹏的签字及指纹。国能公司称戴鹏提交的借条补充条款中戴鹏的签名与涉案协议戴鹏签名系同时形成，戴鹏既然认可借条补充条款的签名等于间接认可涉案借款协议的签名。一审法院在得出笔迹鉴定结果非戴鹏本人签署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国能公司的举证构成证据优势，国能公司证据链条完整，戴鹏签名、指纹是否同一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戴鹏一审审理中申请指纹鉴定是因其本人未缴纳鉴定费用导致无法鉴定，二审中再次提出是对一审的反言，阻碍司法程序，拖延诉讼。戴如宏称同意戴鹏的陈述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戴鹏是否应就有其签名捺印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150万元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国能公司向戴鹏主张该150万元债权依据的是戴鹏签字并捺印的两份《借款协议》及向戴如宏、上海泰旭公司转账的凭证，戴鹏对该协议不予认可。一审中，戴鹏申请就该协议上“戴鹏”签字与其本人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不具有同一性。此后，戴鹏又对该协议上所捺指纹与其本人指纹的同一性提出鉴定申请，但因其未能如期缴纳鉴定费用，且拒不配合鉴定机构提取样本，鉴定程序被迫终止。二审中，本院根据戴鹏对上述指纹提出的再次鉴定申请予以准许，但由于该协议中的指纹不具备检验条件，鉴定程序无法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根据一、二审中对《借款协议》上戴鹏的签字及指纹的鉴定意见，无法确认上述两份《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又因国能公司述称该《借款协议》中戴鹏的签字及捺印过程经办人并未亲见，戴如宏称系其公司员工代戴鹏签字、捺印，且国能公司亦未将借款转至戴鹏名下账户中。据此，国能公司未能完成向戴鹏主张上述两份《借款协议》记载的150万元债权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戴鹏无需就该150万元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但鉴于戴鹏一审未就指纹鉴定按时缴纳费用，导致二审程序的提起及鉴定程序的再次启动，故应由戴鹏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关于戴鹏上诉提出的一审判决戴如宏偿还借款263万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意见。现戴如宏并未提起上诉，戴鹏就他人放弃的权利提出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9869号民事判决；二、戴如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63万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8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9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均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三、驳回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297元、鉴定费19000元、鉴定差旅费5380.51元，由北京国能环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3517.51元（已交纳47297元），由戴鹏、戴如宏负担381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7297元，由戴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光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