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行赔终43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廖正福，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唐大凤，女。委托代理人温信福，上海海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地址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上诉人廖正福因与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汇川区政府）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行初3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廖正福一审诉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终243号行政判决认定被告于2017年4月13日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以实际价值予以赔偿。相同区域的房屋市场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8532000元（2844平方米×3000元／平方米）。原告向被告请求赔偿，被告作出（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决定不予赔偿。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按市场价赔偿或者委托评估，按评估价赔偿。一审经审理查明：原告廖正福系遵义市汇川区村民。2015年1月20日，原告廖正福向董公寺镇、烂田村委会申请建房，主要内容为拆除原木瓦结构旧房180平方米，按“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农家乐”建设新房。烂田村委会在申请上签署“情况属实，同意在原地修理壹佰叁拾平方。”廖正福2015年3月将原旧房拆除重建。2015年11月2日，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作出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原告廖正福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修建房屋，占地627平方米，建筑面积2844平方米，属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限原告在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日内自行拆除。因原告未自行拆除修建的房屋，2017年2月23日，被告汇川区政府作出汇政催字2017第017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限定原告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2017年2月24日，汇川区政府作出汇政强执决定字2017第05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认为经催告后，原告仍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对原告的违法建筑于2017年2月27日前进行强制拆除。同日，被告汇川区政府作出汇政强执公字2017第05号行政强制执行公告，限原告在公告作出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于2017年2月27日前实行强制拆除。因原告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2017年4月13日，被告汇川区政府组织下属相关单位的人员，对原告廖正福修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廖正福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3日作出遵府行复［2017］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的房屋属违法建筑，依法应予拆除，决定维持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拆除原告违法建筑的行为。原告廖正福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7］99号行政复议决定。二、确认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判决驳回廖正福的诉讼请求。廖正福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黔行终24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汇川区政府的催告书给予廖正福十日自行拆除房屋的履行期限，但其于次日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未给予合理的时间予以拆除，迹剥夺了廖正福的陈述申辩权，该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判决：一、撤销本院（2017）黔03行初486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汇川区政府于2017年4月13日强制拆除廖正福位于遵义市汇川区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三、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为此，廖正福向汇川区政府申请赔偿，汇川区政府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汇府行赔决（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廖正福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廖正福不服，诉来本院。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廖正福陈述其建房周边同组村民近年都建了新房，且情况与他相似，都是将建房申请交村委会审核同意后就建房，都没有报经办事处审核后再经区政府审批同意建房的手续，但只拆除了他的房屋。为核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合议庭成员到现场实地察看，确实周边都存在近年所建新房，有一楼一底两层也有的建了三层，目测面积有100平方米至500多平方米不等。经向烂田村委调查，村领导称其他建房户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由村里签字后报办事处审核并报汇川区政府审批后才建的，手续齐全，只有廖正福户未到办事处和区政府报批，属违建房。为此，本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的规定，要求被告汇川区政府向本院提交廖正福被拆除房屋周边相邻四户以上在2014年至2017年的建房手续。汇川区政府提交了办事处盖印的2014年至2015年烂田社区六池组农村危房改造名单及相关档案信息表、一户一档资料，经组织双方质证，原告认为1、资料不属实，每户验收面积都低于实际面积，2、原告也符合危改条件，办事处为何不给原告危改资格，3、前述补交证据虽能证明办事处（原镇政府）同意危改，但没有依法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和规划许可手续，不能证明危改户手续合法，恰好证明原告陈述是真实的。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他建房户已经依照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和《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一审法院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确认被告汇川区政府强制拆除原告廖正福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原告有申请赔偿的权利，对该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合法财产损失，被告应当依法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认定原告所建房屋是违法建筑的证据是否充分。2、被告的违法行为是否对原告合法财产造成损失。3、损失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一、关于被告认定原告所建房屋是违法建筑的证据是否充分。1、2015年11月2日，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作出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原告廖正福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修建房屋，占地627平方米，建筑面积2844平方米，属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限原告在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日内自行拆除。送达回证上送达方式栏载明“留置送达”，备注“因当事人不在，所以留置”，虽然原告否认收到，对该处罚决定不知情，但在原告诉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复议一案中，被告已将该处罚决定作为证据，于2017年9月18日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交由原告质证，当日原告已知道该处罚决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可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权利，但原告在本案审理中没有提交相关资料证明已对该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或者证明该处罚决定已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为此，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作出的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4]234号《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二）项“…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按照城镇化和集约用地的要求，鼓励集中建设农民新村。在规划撤并的村庄范围内，除危房改造外，停止审批新建、重建、改建住宅。”第（四）项第二款“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和未利用土地的，由村、乡（镇）逐级审核，批量报县（市）批准后，由乡（镇）逐宗落实到户。”第（六）项“规范农村宅基地申请报批程序。农村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宅基地的，应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张榜公布。公布期满无异议的，报经乡（镇）审核后，报县（市）审批。经依法批准的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应及时将审批结果张榜公布。”2014年公布施行的《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上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和翻建住房及其管理。”第十二条“农村村民建房应当按照具体的村庄规划进行，建筑层数原则控制在3层以内，建筑檐口高度不得超过10米，每户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240平方米以内。列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精品点的区域，建筑规模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后可适当调整。”第十三条“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建房，应当向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村（居）民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予以公布，镇（乡）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第十四条规定了具体的审批程序，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后，第（七）项规定“向所在地镇（乡）人民政府提出开工申请，经县级城乡规划管理部门依法审查总平面图，发给《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建筑安全生产责任书》后方可开工建房。”的规定，原告廖正福虽于2015年1月20日向董公寺镇、烂田村委会申请建房，主要内容为拆除原木瓦结构旧房180平方米，按“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农家乐”建设新房。烂田村委会在申请上签署“情况属实，同意在原地修理壹佰叁拾平方。”但未报经镇人民政府审核，也未提交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的证据材料。因此，廖正福2015年3月将原旧房拆除重建，占地627平方米，建筑面积2844平方米，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原告及其代理人称所建房屋合法没有证据，依法不予釆信。二、被告的违法行为对原告合法财产是否造成损失。1、虽然原告建房未取得办事处（原镇人民政府）审核和被告审批，也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修建房屋，不符合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但经本院通知被告提交周边相邻户在同一时期前后建房的审批手续进行审查比对，被告提交的廖××、曹××等同组农户建房手续也只有经村、镇同意农村危房改造手续，没有前述法律规定的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的审批手续，也没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即原告所在烂田村六池村民组村民建房都未按前述规定依法审批，并非只有原告一户，对此情况被告及其相关管理部门负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将责任全部由建房村民负担显失公平，在同样面临审批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只对原告一户进行强制拆除处理，涉嫌选择性执法。2、原告系拆除旧房改建新房，已经村委会同意，且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建房地点违反控制性规划或者乡村规划，结合烂田村民组建房手续普遍不完善的客观情况，根据2014年公布施行的《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农村村民建房应当按照具体的村庄规划进行，建筑层数原则控制在3层以内，建筑檐口高度不得超过10米，每户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240平方米以内。列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精品点的区域，建筑规模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后可适当调整。”的规定，原告所建2844平方米房屋，对其中240平方米可以责令原告完善审批手续。但被告将其拆除，致原告无房居住，事实上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该240平方米房屋可以视为合法面积，依法给予赔偿。3、原告所建2844平方米房屋，对其中超过240平方米的部分即2604平方米，虽然既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也不符合《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作为合法房屋赔偿，但其中的钢材、砖等建筑材料，扣除正常拆除耗损后的剩余部分，仍属原告的合法财产，其残存价值依法应予赔偿。三、关于损失的金额应如何确定。《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就其损失财物及金额应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具体到本案，原告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因强拆其房屋2844平方米，按每平方米市场价3000元计算造成的损失853.2万元，或者按评估价予以赔偿。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被拆除房屋实际损失的证据，即当时建房花费的各项费用。原告的房屋被拆除后，其原宅基地还在，经依法审批后还可以继续修建，且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买卖依法受到相关条件限制，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房屋买卖。故原告请求赔偿被拆除房屋的市价或者评估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关于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应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拆除其房屋时原告不在家，之前也没有收到拆除通知，相关建房花费的单据因强拆房屋被损毁，当时建房资金有部分借款、子女帮助开支一部分、自己多年养羊、养牛的收入，但具体多少都记不清楚了。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违法行为未对原告财产造成损失，也未提交给原告财产造成损失及损失金额的证据。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为体现对违法拆除行为的惩诫，并有效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相关损失由本院结合政策、法律和案件实际情况、本院审理的其他类似赔偿案件情况酌情认定。1、对240平方米房屋的损失认定。在庭审时，就当地农村建房每平方米的花费发问，原告代理人回答“不清楚”，被告代理人回答“大概600元到800元一平方米。庭后组织原、被告双方就被告提交的廖××、曹××等危房改造档案资料质证时，廖正福称：“我的房子下面是3层框架，每平方1200元修的。”经统计廖××、曹××等12户危房改造档案资料，12户建房每平方米均价为987元。考虑原告房屋被拆除后这两年物价上涨因素，本院酌情认定每平方米损失为1100元，240平方米房屋损失为264000元，应由被告赔偿。2、对2604平方米超面积违建房屋中的钢材、砖等建筑材料，扣除正常拆除耗损后的剩余部分的残值损失认定。因原告、被告双方都未按前述法律规定提交直接损失的证据材料，未尽到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本院酌情认定每平方米材料残值损失为150元，2604平方米房屋材料残值损失为390600元，应由被告赔偿。3、原告在诉讼中补充请求赔偿房内物品（电视机2个、电冰箱1台、老式木床3张、柜子及其他日常用品）损失和租房损失11250元（2017年4月28日至2019年7月28日）。被告代理人称，是否造成房内物品损失不清楚，要核实后回复法院，租房损失虽有租赁合同和收取租金说明，但其子女在村民组修建有住房，不应支持。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物品清单，未提交具体损失金额及计算依据，其代理人陈述原告房屋被拆除后，在城区租房与儿子及代理人共同居住，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未将核实情况回复本院。本院结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房内物品损失为8000元，租房损失11250元按其儿子媳妇与原告两户各负担一半，原告租房损失认定5625元，两项损失13625元，应由被告赔偿。上述1－3项损失合计为668225元，应由被告赔偿。综上，被告违法拆除原告房屋，对原告合法财产造成的损失668225元，应当依法赔偿。故原告诉请被告赔偿的理由成立，合理诉求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作出的汇府行赔决（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和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汇府行赔决（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二、由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廖正福668225元。廖正福上诉请求：１.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按照市场评估价对上诉人进行赔偿，预估金额为85320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的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没有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一审判决以2017年9月18日开庭审理时到庭出示交由上诉人质证，作为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起点，并以上诉人未对此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为由，认定该处罚已发生法律效力，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因上诉人未报经镇人民政府审核，也未提交县级人民政府审批，认定上诉人的房屋不合法，也是错误的。《贵州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规程》第九条明确规定，危房的申请，以户为单位，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上诉人所在的村委会已经证明上诉人根据要求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并得到其同意，至于是否向镇政府上报，那不是上诉人所能控制的行为。不能将村委会的失职行为归责于上诉人。二、关于赔偿数额，上诉人的房屋建筑面积共2844平方米，一审判决按240平方米，且以重置成本价计算，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法律规定。1.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因未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依据。2.上诉人是按照被上诉人的号召，为了完成被上诉人的政治任务，对村民起带头作用而修建的，为了带动乡村经济，建房的用途和目的是开展农家乐经营，属于经营用房，按修建成本价计算不合理。3.双方对房屋赔偿价格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上诉人的房产进行评估，得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格，对上诉人予以赔偿。请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汇川区政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行政赔偿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廖正福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廖正福所修建房屋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下属董公寺街道办事处已核实的事实，被上诉人廖正福于2015年未经相关部门审批许可在其位于修建房屋，其建房面积3000平方米，远超居住所需。其子三人均购买异地扶贫搬迁还房，已经不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该三人又于2015年在廖正福所建房旁修建住房三幢，同样未经审批。上诉人在接到群众举报被上诉人廖正福利用宅基地与他人合作建房牟利后，在对被上诉人所建房进行强拆的过程中，本应同时对该三幢房屋一并予以强制拆除，但考虑到拆除后被上诉人一家将遭受比较大的经济损失，便只拆除了涉案房屋，其余三幢房屋未予强制拆除。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选择性执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交了李开强等12户享受危房改造补助的宅基地审批情况，该12户是严格按审批流程并经汇川区危房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许可。而被上诉人之三子在上诉人实施危房改造前已经购买了异地扶贫搬迁还房，不具备申请危房改造补助的条件。原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作出的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涉案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该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不应获得行政赔偿。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残值150元／平方米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房屋作为不动产，系不可分物，修建房屋所需要的水泥、钢筋、石粉等建筑材料在房屋建成后便已物化为房屋本身。既然被上诉人所建房屋已被认定为违法建筑，那么一审判决又再次将建筑材料与房屋分离单独进行评价，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无法律依据。四、关于被上诉人房屋租金问题，被上诉人三个儿子均在六池组建有住房并在割麻社区购有异地扶贫安置还房，房屋拆除后廖正福完全可以居住在其子女房屋内，本案中，房屋租金不应产生，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二审依法予以纠正。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已生效（2018）黔行终243号行政判决确认了汇川区政府于2017年4月13日强制拆除廖正福位于遵义市汇川区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故，上诉人汇川区政府应对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廖正福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涉案房屋是否违法建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五十九条规定：“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应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乡（镇）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土地年度计划，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该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上诉人廖正福于2015年3月修建涉案房屋远超一般的居住需求标准面积，不符合危房改造的要求，也未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外，本院（2018）黔行终243号行政判决虽然确认了涉案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但其理由是因为汇川区政府作出的催告书给予廖正福十日的自行拆除房屋的履行期限，但汇川区政府于次日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未给予合理的时间予以拆除，剥夺了廖正福的陈述申辩权，认定该强拆行为程序违法。并非因为拆除上诉人廖正福房屋系合法建筑而确认违法。另外，上诉人廖正福在其诉汇川区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复议一案中，于2017年9月18日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了遵义市城乡规划局作出的遵市规拆字[2015]第2233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并交由廖正福质证，当日上诉人廖正福已知道该处罚决定的具体内容，但至今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对该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或者证明该处罚决定已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故，上诉人廖正福认为其所建房合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如何赔偿问题。基于对村民委员会的信赖，上诉人廖正福拆除了自己原有的房屋，修建新房，有一定的合理需求。但廖正福所修建的面积远超村民委员会同意的面积，且未经审批，一审根据《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的建房标准并按照重建价格予以赔偿较为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本案涉案房屋并非商品房，廖正福主张通过评估赔偿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另外，对于超标准面积部分房屋的赔偿问题，由于廖正福所建房屋明显超过《遵义市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的建房标准，对于超标准部分，一审按照扣除正常拆除耗损后的剩余部分的残值每平方米150元予以赔偿，基本适当。上诉人廖正福认为应予以评估赔偿，以及汇川区人民政府认为不应赔偿，不应赔偿残值150元/平方米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上诉人廖正福是否产生房租损失，应否予以赔偿的问题。由于汇川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廖正福房屋的行为违法，实际影响当事人的居住，一审将租房损失计入赔偿较为合理。不能因为廖正福可以居住在其子女家就不予赔偿。故，上诉人汇川区人民政府认为廖正福不应产生租金，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廖正福、上诉人汇川区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上诉人廖正福、上诉人汇川区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拟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垦审判员 田一铭审判员 肖 瑶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任昱瑾书记员姚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