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国良，男，198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国，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涵，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仙，女，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乌海市。第三人：中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王靖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华，女，中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史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刘玉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34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追加中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鸿财富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国良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兴国、王思涵，被上诉人刘玉仙，第三人中鸿财富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刘孟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国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玉仙已将2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错误2017年，刘玉仙主动与史国良联系，希望史国良将钱交给刘玉仙，由刘玉仙替史国良选购理财产品，并约定选定理财产品后，需经史国良同意才能签署合同。史国良出于对刘玉仙的信任，同意了刘玉仙的提议，即委托刘玉仙选购理财产品。2017年12月25日，史国良向刘玉仙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但刘玉仙未将这2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亦未向史国良转交相关合同。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2月26日，刘玉仙将上述20万元通过POS机刷卡转至中鸿财富公司账户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但是，刘玉仙出示的三张POS机签购单复印件不能证明其将20万元交给了中鸿财富公司。其中一张显示“中鸿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另外两张显示“中鸿财富有限公司”。首先，收款主体不是一家公司；其次，根据日常生活常识，POS机可以自行调整收款单位的名称，刘玉仙出示的三张POS机签购单不是一家公司这一事实，也验证了其中两张签购单不是真实的；最后，刘玉仙也从未向史国良交付这三张POS机签购单，只是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据才出示。除上述三张POS机签购单外，刘玉仙再未出示任何发票、收据等证据证明已经将20万元转账到理财公司。故，一审法院仅凭三张POS机签购单就认定刘玉仙完成转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玉仙完成了委托事项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刘玉仙以自己名义及史国良名义作为甲方与中鸿财富公司（乙方）及北京中融合投资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上述两份协议原件均由刘玉仙代为保管，刘玉仙未及时将上述两份协议原件邮寄给史国良。”首先，这两份协议并不是未及时交付给史国良，而是从未交付给过史国良。2017年12月26日，刘玉仙称协议已签署，史国良即马上向刘玉仙要这两份协议原件，刘玉仙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或不予答复。直到2019年5月史国良与刘玉仙因民间借贷纠纷对簿公堂，在庭审过程中，刘玉仙才拿出这两份协议，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其次，其中一份协议载明投资10万元，但是甲方处签的是刘玉仙的名字，这完全超出了史国良的授权范围，也不符合常理。史国良委托刘玉仙的事情是选购投资理财产品，刘玉仙完成投资款转账并签署投资合同后，应当及时将投资款付款发票及收据、投资合同等交付给史国良，这样才算完成了委托事项，双方权利义务至此终止。投资合同应当直接约束投资公司与史国良，后续投资收益、到期赎回等工作均应由投资公司与史国良直接对接。但从2017年12月25日至2019年5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在史国良多次向刘玉仙催要合同、投资款付款发票及收据的情况下，刘玉仙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直到史国良主张自己权利提起诉讼之后，刘玉仙才在法庭出示所谓投资合同，而此时早已过了合同约定的一年理财期限（2018年12月25日理财到期）。从时间点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份投资合同明显是刘玉仙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伪造出来的。在上述事实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的基础上，一审法院仍然认定刘玉仙完成了史国良委托的事项，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认定投资公司知晓合同实际主体为史国良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中鸿财富公司于2019年已经三次向史国良转账400元进行兑付，亦即第三人亦知晓合同的实际主体为史国良。”首先，这三笔合计400元的转账时间均在投资合同到期之后（2018年12月25日到期），前两笔时间在2019年5月21日，即双方民间借贷案件第一开庭后，案外自然人分别向史国良转账100元，第三笔转账时间在2019年8月9日，刘玉仙收到本案立案通知后，案外自然人向史国良转账200元。其次，转账的主体不是所谓的投资公司，而是案外自然人，史国良根本不认识这些案外自然人。且一审法院对案外自然人与投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是否是投资公司员工，投资公司是否授权给案外自然人向史国良转款，史国良是否同意该授权等等均没有审查。最后，投资公司直到现在未和史国良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包括但不限于电话沟通、微信沟通、网络沟通等等。也就是说，史国良的20万元究竟投到何处，买了什么理财产品根本无法确定。投资理财的经济活动，接受投资的一定是公司主体，返还本金或获利的也一定是公司主体，双方的资金往来也应当发生在理财周期内，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投资公司知晓合同实际主体为史国良的事实是错误的。刘玉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史国良的上诉请求。中鸿财富公司述称：2017年12月26日，中鸿财富公司收到史国良投资的20万元，此款由刘玉仙账户转入公司账户；虽然其中一份投资合同落款处甲方是刘玉仙的名字，但中鸿财富公司认可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直接约束该公司和史国良；且中鸿财富公司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向史国良履行合同义务，并在2019年由公司兑付人员刘峥、姚刚的账户向史国良兑付了共计400元。史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史国良与刘玉仙达成的口头委托合同；2．判令刘玉仙返还史国良委托投资理财款本金20万元；3．判令刘玉仙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史国良支付利息（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仙系中鸿财富公司的理财经理。史国良与刘玉仙系朋友。史国良口头委托刘玉仙代其购买理财产品，并于2017年12月25日向刘玉仙转账2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17年12月26日，刘玉仙将上述20万元通过POS机刷卡转至中鸿财富公司账户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当日，刘玉仙分别以自己名义及史国良名义作为甲方与中鸿财富公司（乙方）及北京中融合投资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均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本协议由以下三方于2017年12月2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乌海签署并履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投资咨询、财务规划及投资管理等服务，丙方为甲方提供借款人推荐、风险管理、贷后管理及借款人还款风险的担保达成一致，以兹信守。第一条释义1.1出借人指自主选择出借一定数量资金给他人的自然人。第二条甲方的资金出借方式为：对丙方推荐的特定的《借款协议》下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受让，将款项支付给所购买的债权的转让方，从而完成资金的出借。第三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3.1甲方在参考丙方推荐后拥有最终决定是否出借资金给特定借款人或受让特定债权的权利。3.2甲方享有其所出借款项带来的利息收益。3.5在甲方出借期间内，其享有的债权所对应的借款人还款，甲方在此委托乙方代为划转借款人偿还资金，并接受丙方的推荐，进行新一次的出借，款项由乙方代为划转给所受让的债权的转让方。3.9甲方承诺在签订本协议后按时将受让债权的对价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在受让期限内不提前赎回受让本金。甲方因特殊情况提前申请终止出借的，属于甲方违约，甲方应按本金的6%向乙方支付违约服务费。第六条甲方出借资金的回收管理6.1根据甲方与特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相关协议文件的规定，借款人有义务对甲方还本付息。为便利、统一地回收本息，甲方委托并授权乙方委托合作机构代为划转借款人偿还的本息。6.2甲方指定如下账户作为资金回收专用账户（甲方资金回收账户需与本协议中约定的甲方资金出借账户保持一致）。资金出借及回收方式选择“中鸿金丰365”，出借金额10万元，意向出借日期：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资金出借及回收方式说明：甲方出借一笔资金后，出借满一年之日，甲方将该笔资金对应的债权资产（包括收益部分）全部转让给丙方为其寻找到的债权受让人。由债权受让人在一年期满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在本协议第六条指定的资金回收专用账户进行支付。对于甲方的出借资金，其预期收益率按金额大小参照年利率14%。2018年12月25日，上述协议期满，因中鸿财富公司资金链断裂，未能按协议约定兑付本金及利息。一审庭审中，刘玉仙称：因史国良在北京，故以史国良名义所签协议经史国良同意由刘玉仙代为签字；另一份以刘玉仙名义所签协议亦经史国良同意；上述两份协议原件均由刘玉仙代为保管，刘玉仙未及时将上述两份协议原件邮寄给史国良；中鸿财富公司制定了兑付还款计划，并按计划于2019年5月22日、5月24日、8月9日三次通过兑付组成员的个人账户向史国良的银行账户内兑付款项共计400元。史国良提供的银行明细中亦有400元的进账记录。一审法院另查，史国良曾于2019年3月6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玉仙返还借款20万元。一审法院以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史国良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史国良委托刘玉仙购买理财合同，刘玉仙在收到史国良给付的20万元现金第二日即将钱全部转入中鸿财富公司，同时代为签署《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两份，对应款项20万元整，亦即刘玉仙已完成史国良委托其购买理财之委托事项。刘玉仙代为签署及以自己名义签署的两份协议均系在授权范围内完成委托事项，且中鸿财富公司于2019年已三次向史国良账户转账400元进行兑付，亦即第三人亦知晓合同的实际主体为史国良，上述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直接约束史国良及合同相对方中鸿财富公司，刘玉仙已完成史国良委托其购买理财产品之委托事项，史国良以刘玉仙未完成委托事项为由，要求解除委托合同、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无据可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史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史国良与刘玉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2月28日19:58史国良：“姐合同OK吗？”20:03刘玉仙语音回复：“我现在带老人出来了……我的和咱们合同在乌海呢，我明天回去或者后天一早回去，我给你拍个发过去，我给你发，或者连合同给你快递回去吧。”20:08史国良：“没事办好就OK（手势）”2019年1月26日9:15史国良：“仙姐在不？”刘玉仙语音回复：“现在只是有两三种兑付方案，我要给你发过去，你看一眼。”9:21史国良：“好。”随后刘玉仙发送了《关于还款方案的公告1．24》电子版。9:33史国良：“小丽得埋怨死我了！！！”2019年3月1日19:27刘玉仙向史国良发送了本案合同的照片，并以语音方式留言：“你看一下，你的合同，这一直忙，也没给你往过发……一共是20万，你看一下合同编号，和你的卡号，你的姓名都在里头。”19:29刘玉仙以语音方式留言：“4月20号还款的时候直接还打到你这个卡号上……”20:50史国良：“姐姐小丽都埋怨死我了！！！”二、刘玉仙提供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情况在二审中，刘玉仙向本院提供了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原件，其中客户编号为8606001098的甲方（出借人）为刘玉仙，客户编号为8606001099的甲方（出借人）为史国良。三、中鸿财富公司的陈述情况中鸿财富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出具证明，内容如下：“合同编号8606001698这份合同是约束本公司和史国良之间，甲方虽然是刘玉仙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史国良。本公司认可合同的权利义务是直接约束本公司和史国良的，本公司也同意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史国良履行合同义务的……编号8606001698这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直接约束本公司和史国良本人的，与刘玉仙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玉仙是否完成了委托事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史国良向刘玉仙支付了20万元用于委托刘玉仙为其购买理财产品。史国良以其未收到投资合同、20万元投资款发票或者收据等为由，主张刘玉仙未完成受托事务。刘玉仙主张其已完成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事务，并向二审法院提供了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原件和中鸿财富公司出具的证明。首先，中鸿财富公司认可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自刘玉仙账户转入的史国良投资款20万元，证明刘玉仙已将史国良的投资款20万元交付给中鸿财富公司。其次，客户编号为8606001099的《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落款处甲方为史国良，证明刘玉仙将其中10万元投资款购买了中鸿财富公司的理财产品。虽然客户编号为8606001098的《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落款处甲方为刘玉仙，但是中鸿财富公司认可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直接约束中鸿财富公司和史国良，且中鸿财富公司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向史国良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上述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证明史国良与中鸿财富公司之间针对20万元投资款形成了合同关系，即证明刘玉仙已完成了史国良委托的事务。最后，刘玉仙未向史国良转交上述两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并不影响本院认定合同关系在史国良和中鸿财富公司之间成立的事实。综上所述，史国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史国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菁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