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20）甘刑终41号原公诉机关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女，汉族，1988年6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康乐县，农民，住康乐县。系被害人李某2、余某之女。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男，汉族，1993年2月7日出生于甘肃省康乐县，在校大学生，户籍住址康乐县。系被害人李某2、余某之子。原审被告人赵国良，又名“赵二”，男，汉族，1944年6月29日出生于甘肃省康乐县，不识字，农民，住康乐县。2001年10月29日因吸食毒品被康乐县公安局强制戒毒六个月。因本案于2017年9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康乐县看守所。辩护人李宝华，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甘肃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指派。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国良犯故意杀人罪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8年10月18日以（2018）甘29刑初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经济损失61718元。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赵国良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未提起抗诉。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本院核准。经本院复核，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甘刑核32099012号刑事裁定，不同意原审判处，发回重审。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4日以（2019）甘29刑初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经济损失61718元。法定期限内，李某1、李某3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依法为被告人指派了律师，经阅卷、审查上诉理由、提讯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进行了书面审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法定审限内无法提讯被告人，故申请扣除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良在康乐县xx镇的居住地与被害人李某2家坟地相邻，两家因地界多次发生矛盾。2017年9月24日7时许，赵国良、被害人李某2及其妻子余某在双方争议地界发生争吵、厮打。期间，赵国良在余某右颈部刺戳一刀，致余某当场倒地，后赵国良在李某2胸、臂、头部各戳一刀，李某2跑离后倒地。赵国良逃跑，当日在渭源县峡城乡土牌村路段被民警抓获。医护人员赶至时李某2、余某已死亡。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国良无视国法，因地界纠纷与被害人素有矛盾，并心怀报复、泄愤之意，案发当日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不能理性处理纠纷，持砍柴刀故意杀害二被害人，造成二被害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鉴于本案因邻里纠纷引发，赵国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审判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依法从轻处罚。由于赵国良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应予赔偿。李某1、李某3关于赔偿丧葬费、交通费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赵国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被告人赵国良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丧葬费59549元、交通费2169元，合计61718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上诉提出：1、原判适用法律不当，重罪轻判。本案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因此，虽然赵国良审判时已满75周岁，但其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原审判处死缓不当，请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原审未判处死亡赔偿金错误；丧葬费数额依照2018年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错误，应按照2019年标准计算为73704元；交通费判赔数额偏低；请求赔偿误工费、交通费和餐费。二审提审中，原审被告人赵国良对其持刀刺戳致二被害人死亡的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辩解其行为系防卫过当。其辩护人提出：1、本案系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激情犯罪，并非预谋犯罪，赵国良主观恶性较小。2、赵国良归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且已年过75周岁，请求二审酌情从轻判处。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赵国良与被害人李某2(男，殁年53岁）、余某（女，殁年50岁）夫妇因相邻地界纠纷，素有积怨。2017年9月24日7时许，赵国良在自家后院持刀砍柴生火时，李某2、余某夫妇来到赵国良家质问地界纠纷，并撕扯赵国良去现场查看，双方争执中，赵国良持手中砍柴刀朝余某右颈部刺戳一下，李某2见状与其厮打时被赵国良朝胸、臂、头部各刺戳一下，致李某2、余某当场死亡。后赵国良逃离现场，当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报案材料、抓获经过证明，2017年9月24日7时18分许，李某4报案称其三爸李某2夫妇被赵国良刺戳致死，当日17时许侦查人员在相邻渭源县峡城乡土牌村路段将赵国良抓获。证明了案件的来源、受理和被告人到案经过。2.被告人赵国良供述证明，其和被害人李某2系远房亲戚，其在古洞破的房子住了三四十年了，其家坎坎上是李某2家坟地。近两年因为地界问题其和李某2家多次发生冲突，2016年双方所在村书记虽然重新划分了地界，但李某2家因为坟地下其盖简易厕所的事情多次上门争吵，其给乡政府、乡司法所都反映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案发当日7时许，其起床将节煤炉提放在后院，用一把杀猪刀砍柴生火时，李某2两口子进到其院里，说其盖的厕所把他们家的坟地占了，当时李某2一手拿着一根木棍，一手抓着其胳膊往厕所边拽，上到坎坎上的坟地后，因为地界问题双方争吵起来，其将李某2的木棍夺下来扔了，李某2朝其胸膛上打了两拳，李某2媳妇也嚷嚷着向其吐唾沫，其忍受不了，就朝正在朝其吐唾沫的李某2媳妇脖子处一刀，李某2媳妇“哎呦”一声就栽倒在坟地里。李某2和其撕扯着往其家方向走，期间李某2的一个胖侄媳妇走过来了，李某2喊着让去看他媳妇，胖媳妇没去坟地反而往景古街道方向跑了。撕扯过程中，李某2试图将其摔倒，其持砍柴刀朝李某2肚子上戳了一刀，李某2用手挡了一下，不知道戳上了没有，其又朝头上戳了一下，李某2就转身从其家院子跑出去往景古街道方向跑了，大概跑了三十米左右就跌倒在公路上。其将砍柴刀扔在房后两根木头背后，随后给晏某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他其将李某2两口子戳了，后就逃跑了，当日下午在渭源县被抓获。其作案时上身穿白色线衣、白色马甲，下身穿黑色裤子，脚穿黑色布鞋。刀子是二十年前打造的，单刃尖刀，平时用来杀猪、砍柴。3.证人证言（1）证人包某(被害人侄媳）证言证明，案发当日上午6点40分左右，听见其三爸李某2和赵国良在其家坟地里争吵，赶过去时看见赵国良手拿一把刀子朝李某2胸口戳了一刀，李某2从坟地坎坎上跳到赵国良家院子里、又从院子里跑到快到翟某家大门口的公路上时栽倒在地。其跑过去看见李某2身底下一滩血，就通知了其哥李某4、公公李某6，李某4在现场看了一下就报案了。后在坟地看见其三妈余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经大夫检查已经死亡了。（2）证人李某4（被害人侄子）证言证明,案发当日上午7时十几分，兄弟媳妇包某跑来告诉其“赵二把咱三爸李某2戳了”，其赶到现场看见李某2趴在翟某家门口的公路上，人已经没气了，就到景古派出所报案。后回到现场顺着血迹走到其家坟地，看见其三阿姨余某也在地上躺着。经120大夫检查，两个人都已经死亡。李某2和赵二因为其家坟地和赵二现在住的地方的地界问题一直有矛盾，村上的人也调解过。（3）证人晏某证言证明，案发当日上午7时12分左右，赵国良给其打电话说把李某2两口子杀了。赵国良和李某2因为老坟地界问题素有矛盾。（4）证人丁某证言证明，案发当日上午6时40分左右，其经过赵国良家门口时，看见赵国良从他住的房间里揭开门帘出来，手中提着一个节煤炉。（5）证人张某1（景古卫生院医生）证言证明，2017年9月24日早上七点半左右，接到县急救中心的电话，其赶到景古镇古洞坡，看到李某2趴在古洞坡往景古街道走的公路边的一家大门边，身下有一滩血，额头上有一道伤口。在李某2家坟地看到余某躺在地上，脸上、右胳膊袖子上有血，但未发现伤口。经检查两人已无生命体征。（6）证人张某2（五户卫生院医生）证言证明，案发早上7点30分左右，其接到急救中心指派赶到景古镇古洞坡时，看到一个男的趴在路上，身下一滩血，经检查瞳孔散大，呼吸停止，无脉搏，属于脑死亡。路边的坟地里躺着一个女的，经检查也已脑死亡。（7）证人李某5（被害人李某2所在景古镇景古村村书记）、董某（被告人赵国良所在景古镇秦家河村村书记）证言证明，其二人处理过赵国良与李某2的地界纠纷。该地位于景古镇古洞坡，争议地的上坎坎是李某2家的坟地，坎坎下面一部分是赵国良的家，一部分是李某2的林地。2016年3月份左右，赵国良在古洞坡上盖了一间简易的房子用来堆杂物，余某认为把她家的地方占了，就把简易房上的石棉瓦捣掉，并在简易房跟前的空地上栽了几棵树。赵国良为此找到其二人及景古村的主任翟某进行调解，当时李某2外出打工不在家，由李某2哥哥李某6代表李某2来处理，通过调解并征得双方同意给他们重新划了界限，栽了界石，画了简易的四址图，之后两家再没有闹矛盾。（8）证人翟某（前任景古村委会主任）证言证明，赵国良是秦家河村人，地在古洞坡，赵国良的地属于秦家河村的地，赵国良地后面是李某2家的坟地，李某2家的坟地高，在赵国良的地上面坎坎上，赵国良的地正好靠近公路，赵国良三十多年前在地里沿公路修了两间房子，平时居住。七、八年前为了扩大他的地，挖了李某2家的坟地，他们就开始闹矛盾，2016年初赵国良找其与秦家河村的书记董某、景古村的书记李某5共同给他处理与李某2家地界纠纷，当时其三人给他们两家地界中间钉了木桩，把地界纠纷处理清楚了。（9）证人米某证言证明，发生矛盾的地是赵国良的，是他开旅社前跟其村的米某兑换的。发生矛盾时因为李某2说赵国良的坟地上有一条通往他家坟地的路。（10）证人杨某证言证明，四十年前其父将古洞坡的一块地兑换给了赵国良，之后赵国良把靠近李某2家坟地的一个土坡挖了一下，他的地就扩大了约二分地。（11）证人郭某（景古街道景华饭馆老板）证言证明，赵国良和李某2家因为地界纠纷产生矛盾已经两、三年了，2017年农历三、四月份的时候，赵国良在其饭馆吃饭时曾说李某2两口子若再欺负他，他就杀过一个呢。2017年9月24日上午10点多，听说赵国良把李某2夫妇杀了。（12）证人苟某证言证明，出事前几天经过赵国良家门口时，赵国良叫其进去说个事，赵国良说“我七十几了，再不想活了，我一个人饭没人做，活够了。”其还劝了他几句。当时赵国良没有给其说过：“你把李某2两口子劝给哈，要不我一个老羊皮换羊羔皮呢”的话。4.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现场方位示意图、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等证明了案发现场的基本状况和提取痕迹物证的情况。现场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景古镇景古村古洞坡，该现场东临S311省道，南临农宅，西临临景古镇街道，北临山坡。中心现场位于李某2家坟地和赵国良家处，进入坟地内有一女尸（标记为1号），头北脚南呈仰卧状；距女尸570厘米处有一竹制背篼（标记为2号），背篼内装有酸果子；距女尸156厘米处有一成趟滴落状血迹（标记为3号），该血迹由东南向西北经坟地、赵国良家、古洞坡硬化路处至仰卧状男尸处长度为5900厘米，将血迹进行分段提取，第一处血迹距女尸156厘米、距坟地西侧沿163厘米处提取，第二处血迹距女尸1336厘米、距电杆235厘米处提取，第三处血迹距女尸2516厘米、距房子西南角93厘米处提取，第四处血迹距女尸3696厘米、距硬化路南侧路沿85厘米处提取，第五处血迹距女尸4876厘米、距硬化路北侧路沿185厘米处提取，第六处血迹距女尸6056厘米、在男尸东侧处提取；在中心现场南侧地坎下有一可疑足迹（标记为4号，已拍照提取，经现场调查排除嫌疑人和受害人足迹），距四号足迹96厘米、距地坎114厘米处有一可疑足迹（标记为5号，已拍照提取，经现场调查排除嫌疑人和受害人足迹）；距中心现场5900厘米古洞坡硬化路处有一男尸，男尸头南脚北呈仰卧状，在男尸头西侧有一180×100厘米的血泊（标记为10号），在男尸左手侧有一340×30厘米的流淌状血迹（标记为11号），在距男尸左手15厘米处有一男士帽子（标记为9号）；在男尸东侧硬化路距路北侧沿210厘米，距南侧水渠490厘米处有一手机（标记为6号）；在距手机东侧20厘米，距路北沿200厘米处有一砖头（标记为7号，经现场调查排除为作案工具）。对现场进行勘察，在水泥硬化路与省道S311交汇处距南侧水泥路沿10厘米，距南侧水泥路沿第一棵树660厘米发现3.5×4.5两厘米的血迹（标记为12号）。再未发现其他可疑痕迹和物证。5.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证明，案发当日对被告人赵国良所穿白色马甲右胸处、左胸处、被害人李某2所穿黑色裤子右口袋处、所穿外套右下边、被害人余某所穿马甲左胸处、裤子裆部疑似血迹进行剪取，对被害人余某阴道、身底血迹、李某2身旁血迹、赵国良后院地面滴落状血迹、坟滩处草丛内血迹、公路上滴落状血迹进行棉签擦拭提取。6.提取笔录及照片证明，根据被告人赵国良的供述，案发当晚8时许在其家砖房后屋檐下两根木头夹缝中提取一把木柄单刃刀。7.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临）公（法）鉴（物）字[2017]166号《DNA个体识别鉴定意见书》证明，在作案工具木柄单刃刀上检出了二被害人的生物痕迹，印证了被告人使用该刀刺戳二被害人的供述。（1）在送检的“案发现场坟滩处草丛内的可疑血迹”、“余某阴道拭子”、“余某所穿马甲左胸处的可疑血迹布片”、“余某所穿裤子裆部可疑血迹布片”、“余某尸体底下血泊处蘸取的可疑血迹”、“案发现场提取的木柄单刃刀刀刃后部与刀柄连接处的血迹”中检出女性DNA分型，经21个STR分型未排除死者余某，支持以上生物物证为余某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2）在送检的“赵国良家后院地面的可疑血迹”、“李某2身旁的可疑血迹”、“李某2所穿外套右下边可疑血迹”、“李某2所穿裤子右口袋处的可疑血迹”、“案发现场提取的木柄单刃刀刀尖部的可疑血迹”中检出男性DNA分型，经21个STR分型未排除死者李某2，支持以上生物物证为李某2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3）在送检的“赵国良家向上公路边的可疑血迹”、“公路上的可疑血迹”、“赵国良所穿马甲左胸处的可疑班迹布片”、“赵国良所穿马甲右胸处的可疑班迹布片”、“案发现场提取的木柄单刃刀刀柄部的可疑血迹”上均未检出DNA分型。8.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临）公（法）鉴（尸）字[2017]88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了被害人余某所受损伤的部位、特征、死亡原因及致伤工具特征，与被告人供述使用木柄单刃砍柴刀在余某脖颈处刺戳一刀的情节相吻合。（1）尸体检验：女尸左侧颈部见一长6cm纵斜型创，创缘整齐，创道内未见组织间桥，创角上钝下锐。四肢未见明显异常。（2）解剖检验：左侧颈部创口自胸骨上端进入胸腔，气管断裂，右侧颈内动脉、头臂干动脉断裂。右侧胸腔2000ml积血。提取部分胃壁组织、部分肝脏以备化验。（3）论证：依据尸表及解剖检验等综合分析，余某系右侧颈部动脉断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依据死者体表创口等特征分析，系单刃锐器所致。依据死者损伤位置、严重程度等分析，系他人所致，自己不能形成。（4）鉴定意见：余某系单刃锐器刺破右侧颈部动脉致失血性死亡。9.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临）公（法）鉴（尸）字[2017]8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了被害人李某2所受损伤的部位、特征、死亡原因及致伤工具特征，与被告人供述使用木柄单刃砍柴刀在李某2胸腹处刺戳两下的情节基本吻合。（1）尸表检验：男尸左颞部见一长4cm、哆开0.5cm横行创，创缘整齐，创道内未见组织间桥，深达颞肌。后枕部见5cm×3.5cm头皮挫伤；颅骨叩击无骨折音。胸部剑突下右侧见一长4cm、哆开0.8cm横行创，创缘整齐，创道内未见组织间桥，创角左钝右锐，探查深达胸腔；右上臂见一贯通创，外侧长3.5cm，哆开2cm，创缘整齐，创道内未见组织间桥；前侧长2cm，哆开0.7cm，创缘整齐，创道内未见组织间桥。（2）解剖检验：左颞部创周头皮下出血，左侧颞肌见长3cm破口，左侧颞肌出血。第9、10肋间隙见一长2.5cm破口，纵膈广泛血肿。心包见一破口，心包内积血200ml。右心房见一长2.5cm破口。提取部分胃壁组织、部分肝脏以备化验。（3）论证：依据尸表及解剖检验等综合分析，李某2系心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依据死者体表创口特征分析，系单刃锐器所致；后枕部头皮有挫伤，对应处头皮下出血等分析，符合钝器物体作用所致。依据死者损伤位置、严重程度等分析，系他人所致，自己不能形成。（4）鉴定意见：李某2系单刃锐器刺破心脏致失血性死亡。10.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临）公（理化）鉴（毒）字[2017]296号《理化检验鉴定意见书》证明，在被害人李某2、余某的胃组织中未检出毒鼠强、常见有机磷农药及安眠镇静类药物成份，排除了其他致死原因。11.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1）案发次日，被告人赵国良对案发当日早晨其手提节煤炉时碰到证人丁某的地方、院子墙边生火的地方、与被害人发生地界争议的地方、将余某刺戳一刀后倒地的其家厕所与李某2家坟地隔界处、将李某2戳了两刀的地方、李某2倒地的地方、案发后在其家房子墙边的木材堆中藏刀的地方均进行了指认和辨认，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的内容吻合。（2）经被告人对7把特征相近的刀子混杂辨认，确认从其家房后屋檐下两根木头夹缝中提取的木柄单刃刀即是其杀死李某2和余某的工具。12.康乐县五户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证明》证明，2017年9月24日上午7:30左右，医护人员接120电话赶到现场，经对二被害人诊断已临床死亡。13.户籍证明，证明了被告人赵国良及二被害人的出生年月日和基本身份情况。14.康乐县景古镇人民政府《证明》证明，被告人赵国良自2014年4月开始享受农村三类低保。15.视听资料证明，对被告人赵国良的审讯、指认现场及对二被害人的尸检过程均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上述证据，经一审法院庭审出示、质证和认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李某1、李某3所提上诉理由。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仅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有权提出上诉，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于法无据。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2002年《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批复》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一审判决未予判处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上诉人提出丧葬费计算依据不当、数额偏低的意见，经查，上诉人李某1、李某3诉请丧葬费59549元，一审法院予以全额支持符合“不告不理”原则。对于上诉人所提要求赔偿被害人亲属误工费、交通费和餐费的问题，经查，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交通费已经据实判处；误工费和餐费系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独立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可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但二审提审中原审被告人赵国良表示无实际赔偿能力，不存在调解基础。因此，上诉人李某1、李某3可就误工费、餐费提供相关证据，依法另行起诉。综上，上诉人李某1、李某3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原审被告人赵国良辩解“被害人李某2携带木棍到其家，对其实施拳打、吐唾沫行为，被害人存在过错，其行为系防卫过当”的意见。经查，根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记载，经扩大搜索在现场周边未提取到木棍，无证据证实被害人李某2携带木棍到赵国良家；且二被害人是否首先向赵国良实施拳打、吐唾沫行为，仅有赵国良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因此，赵国良的辩解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所提“本案系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激情犯罪，并非预谋犯罪”的意见。经查，本案确系因相邻地界纠纷素有积怨引发，二被害人清晨闯入赵国良家侵害其住宅安宁，对赵国良长期郁积的不良情绪具有激化和推动作用，且现有证据证实案发当时赵国良手中持刀砍柴，与提前准备作案工具的预谋犯罪尚有所区别。因此，辩护人该辩护意见成立。一审在量刑时对该情节已经充分考量，二审不再重复评价。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赵国良因相邻纠纷持刀致二人死亡，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本应严惩。但鉴于本案系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激情犯罪，侵犯的是特定被害人的人身权益，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有所区别，社会危害性较小，且赵国良到案后认罪、悔罪，又在审判的时候已年满75周岁，原审法院对其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符合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此，上诉人李某1、李某3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国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审判长 曹澜平审判员 张锡红审判员 郭 鹏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季婷婷书记员 陆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