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8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刚，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慧，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海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祥与被上诉人朱海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伟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朱海禧向王伟祥返还189000元；2.判决由朱海禧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并在明显缺乏事实的前提下认定朱海禧与王伟祥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朱海禧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属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严重损害了王伟祥的合法利益，依法应予纠正。一、朱海禧主张其向王伟祥出借了120000元现金，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该120000元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不足。对于朱海禧声称王伟祥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朱海禧借款5000至10000元不等，共计120000元，均是现金给付这一事实，王伟祥从始至终是予以否认的，王伟祥从未向朱海禧借取过任何款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证明存在借款关系，应当证明的事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在王伟祥否认与朱海禧相识，且否认向其借过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朱海禧应就其与王伟祥就上述120000元现金借款达成合意并向其交付了借款款项予以举证。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如双方长期存在经济往来，那么至少双方应互相保有联系方式，以便沟通借款事宜，然而朱海禧既无法提供双方任何通讯往来记录，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并向王伟祥支付了上述现金借款；也无法说明为何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向王伟祥出借款项，且王伟祥未偿还借款之后，其没有任何追索、催告，还继续出借100000元。二、朱海禧主张其代王伟祥偿还100000元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朱海禧凭借一张王伟祥手持借条和身份证的照片复印件主张其代王伟祥偿还了100000元借款，但其既不能说明该照片的真实来源，也没有原始载体，并且朱海禧也无法提供其代王伟祥偿还债务的具体日期、清偿对象，也没有提供其代为偿还的任何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事实上，王伟祥与朱海禧并不相识，也根本没有要求朱海禧代为偿还过债务。三、一审法院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致使王伟祥承担了不利法律后果，依法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案属于无因给付型不当得利，朱海禧应就其所获得的利益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朱海禧主张其取得款项系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按照上述规定，其应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一审法院将本案中“朱海禧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王伟祥，明显属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在王伟祥完成初步证明责任后，朱海禧提供的证据完全无法解释和证明其与王伟祥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依法应由朱海禧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王伟祥的上诉请求。朱海禧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王伟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朱海禧向王伟祥返还189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朱海禧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6年10月14日转款5000元，于2016年10月15日转款220000元给王伟祥。王伟祥在朱某转给其220000元的三分钟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朱海禧转款220000元，朱海禧在随后五分钟左右向王伟祥的账户转款31000元。对于上述转账，王伟祥称其向财务公司借款，朱海禧及朱某均在该财务公司工作，签借款合约后当天晚上王伟祥仅收到款项5000元，第二天朱某约王伟祥去文德路工商银行转其余的借款，朱某向王伟祥转账，王伟祥不清楚转账的具体金额。朱海禧拿着王伟祥的银行卡给银行工作人员输入转账号码，让王伟祥输入密码，之后说转多钱给王伟祥，要将多余款项转出，由于大额终端机没有屏幕显示金额，王伟祥就相信朱海禧的话，由其将款项转走，之后朱海禧再转31000元给王伟祥。朱海禧认为王伟祥于2016年10月15日转给其的220000元是还款，朱海禧陈述王伟祥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朱海禧借款5000元至1万元不等，共计120000元，均是现金给付，再加上王伟祥向朱海禧借款清偿贷德公司的借款100000元，共计220000元。为此朱海禧提交了王伟祥手持《借款借据》及身份证面向镜头拍照的照片，该照片显示王伟祥借款100000元，没有出借人信息。朱海禧称该张照片是王伟祥向贷德公司借款时拍照的，朱海禧代替王伟祥给贷德公司还款时，贷德公司将照片提供给朱海禧。王伟祥认为该张照片与本案无关，不清楚朱海禧为何持有该张照片。证人朱某到庭作证，称其是朱海禧的亲哥，王伟祥欠朱海禧款项，朱海禧介绍王伟祥向其借款，王伟祥自称在番禺有两套公寓，借款时王伟祥称假如无法还款，就将两套公寓免费出租给证人，具体的借款经过是：2016年10月14日证人从某上银行转账5000元给王伟祥，还有75000元转到户名为罗晶晶的账户，王伟祥于次日约朱海禧及证人到文德路工行，证人就转账220000元给王伟祥，当时因为银行快要关门了，就在门口的柜员机转账，密码都是王伟祥自行操作的，王伟祥之后就还款220000元给朱海禧，还款几分钟后，王伟祥又称办理房产需要资金，向朱海禧借31000元，之后王伟祥就失踪了。2017年8月7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人朱某与被申请人王伟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某的仲裁请求为：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清偿所欠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6000元，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6年11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全部欠款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7月15日为48000元）；2.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速递费，评估鉴定费等）。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2月8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7）穗仲案字第998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6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的标准，从2016年11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财产保全费2290元；三、本案仲裁费1447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本会不作退还，由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王伟祥于2018年11月2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珠光派出所报警，称朱海禧诈骗其220000元。珠光派出所分别向王伟祥、朱海禧做了询问笔录。珠光派出所认为“暂无发现借贷借款过程中存在有违法犯罪事实情况”。庭审期间，经一审法院再三释明，王伟祥坚持认为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王伟祥主张本案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对朱海禧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导致王伟祥受损的法律事实举证加以证明。本案中，首先，款项从王伟祥账户转入朱海禧账户，需要王伟祥输入密码才可完成整个转账过程。王伟祥声称，朱某在转账后告知王伟祥款项转多了，需要将多余的款项转回才输入密码由朱海禧及朱某操作，但王伟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其账户有多于15万元款项的情况下，自行输入密码任由只见过一两次面的朱海禧及朱某操作其账户，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王伟祥与朱某签订30万元《个人借款借据》及《收款收据》之后，在其发现账户上最终只收到3.6万元款项，又无法拿回《个人借款借据》及《收款收据》原件的情况下，理应清楚自己已被骗，此种情况下，并未选择报警。即使之前并未意识到被骗，但从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2月8日裁决王伟祥向朱某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之后，应该意识到其权利受损，但此时王伟祥也未立即报警，而是相隔9个月后才报警，亦不符合常理；最后，王伟祥声称之前并不认识朱海禧，转账之后也没有与朱海禧联系，但王伟祥却无法解释其手持《借款借据》及身份证面向镜头拍照的照片为何会在朱海禧手上。综上，王伟祥未能对“朱海禧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进行合理解释及有效举证。王伟祥在本案中坚持主张涉案款项为不当得利，但朱海禧主张涉案款项系还款，并提交了照片证实其主张。王伟祥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伟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80元（王伟祥已预付），由王伟祥负担。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本院针对朱海禧在一审期间主张王伟祥向其转账220000元系偿还其款项问题进行了询问，朱海禧当庭陈述：当时12万元的借款，双方是有签署借条的，还款后，借条就还给了王伟祥；贷德公司的款项也是我方代王伟祥支付的，所以后续贷德公司没有起诉王伟祥。涉案220000元是王伟祥自行转给我方的，因为借条还给了王伟祥，所以我方手里只有转账记录。本院据此进一步询问朱海禧，涉案220000元其是如何给到王伟祥的。朱海禧当庭陈述称：我方借了12万元给王伟祥，另外帮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了10万元。12万元借款是因为王伟祥平时有羽毛球赛、资金周转原因，零散向我方借过现金。双方之间从2015年认识，借款金额多次不等，后来就起草了一份12万元的借条，直至王伟祥再次向我方借款，我方手里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才介绍了朱某给王伟祥认识。二审庭审时，朱海禧表示，我方帮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贷德公司应该将借据返还给了王伟祥。本院据此询问朱海禧能否提供贷德公司出具的还款收条。朱海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代理人不清楚，需问询当事人。二审庭审后，朱海禧向本院提交了一张《收条》，该收条加盖有“贷德公司收款章”，落款时间是“2016年9月25日”，拟证明朱海禧确实替王伟祥偿还了贷德公司10万元的欠款。王伟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1.我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在2016年9月25日以及该日期之前从未委托朱海禧代为还款的事情，在此日期前与朱海禧并不认识，朱海禧没有任何理由代我方偿还任何款项。2.对于该收条，我方对其形成时间是不认可的，虽然纸张是做旧，日期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但我方对内容以及字迹有异议，我方申请对该份材料进行鉴定，如果鉴定结果证明朱海禧进行伪造、倒签的话，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我方申请对证据原件进行证据保全，以免出现原件遗失、损毁的后果，我方也愿意承担相应的鉴定费用。3.对于收条上的贷德公司的印章也不认可。依照《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第14条，收条上的贷德公司的印章不符合上述规定，不是正规的私人企业的印章，不能够证明印章系贷德公司所加盖。4.朱海禧也没有提供贷德公司任何联系方式予以核对，对于该收条以及内容我方无法核实，朱海禧仅凭该收条是无法证明是贷德公司拟定和出具的。5.鉴于该收条内容显示是朱海禧代王伟祥还款，我方申请朱海禧提供2016年9月的电话号码以及当月通话记录，以证明双方在这一时期认识并且有电话往来及沟通，否则在双方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朱海禧需证明双方是如何约定还款事实。6.本案一审、二审期间，王伟祥多次强调与朱海禧并不认识，且朱海禧并未提供与我方事前相识的材料，这与日常是极其不符的，该事实与本案存在重大关联。二审庭审后，王伟祥提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朱海禧名下手机号码及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的通话记录。王伟祥同时还提交了一份《鉴定申请书》，申请本院对朱海禧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补充证据《收条》笔迹形成时间及落款处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二审期间，王伟祥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朱海禧在一审期间已经主张其代替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10万元，其按照本院要求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收条》属于补强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朱海禧的上诉及王伟祥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朱海禧收取王伟祥22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以及是否需要向王伟祥返还该款项。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朱海禧确认收到王伟祥220000元款项，但主张该款项系还款。对于该220000元还款的构成，朱海禧在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其借了12万元给王伟祥，另外帮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了1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朱海禧对其收取王伟祥涉案款项系还款的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朱海禧主张王伟祥前后合计共向其借款12万元，但朱海禧对此既未提交借条，也未提交相应的转账记录，在王伟祥对该借贷关系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朱海禧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王伟祥向其借款12万元，本院对朱海禧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对于朱海禧主张其代替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10万元问题，首先，朱海禧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王伟祥向贷德公司借款100000元；其次，朱海禧提交的贷德公司出具的收条系案外人贷德公司单方出具，在朱海禧未进一步提交其向贷德公司转款100000元的证据及贷德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本院对该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朱海禧主张其代替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10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期间，本院已要求朱海禧提交其代替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的证据，但朱海禧仅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贷德公司单方出具的收条，在该收条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及贷德公司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的情况下，仅凭该收条并不足以证明朱海禧主张其代替王伟祥向贷德公司还款的事实，朱海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伟祥上诉主张朱海禧收取其22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并据此要求朱海禧返还该款项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朱海禧在收到王伟祥220000元后已经转回31000元给王伟祥，王伟祥上诉要求朱海禧返还189000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王伟祥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和《鉴定申请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如上所述，本院已经认定朱海禧收取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王伟祥的上述调查及鉴定申请已没有必要，本院对其该两项申请均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朱海禧收取王伟祥220000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王伟祥上诉要求朱海禧返还189000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二、朱海禧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王伟祥返还18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4080元，均由朱海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