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49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大方，男，195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戚埭村9组。法定代表人：包瑞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廷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倪向明，女，197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引华，女，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瑞峰（系朱引华丈夫），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上诉人滕大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祥公司）、原审第三人倪向明、朱引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大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驳回国祥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进而错误认定国祥公司转账的款项性质为借款。适用该条款认定借贷关系的前提是“滕大方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本案中滕大方从未主张国祥公司向其转款是偿还双方其他债务，而是主张该款项是国祥公司支付的双方合作款、货款以及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因此，在该条款适用前提不能满足时，法院不应仅据此认定国祥公司转账的款项性质为借款。（2）国祥公司除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关系。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中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要求滕大方就不构成借贷关系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即便应适用该条款，滕大方仅负有提出反证证明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而国祥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承担主要证明责任。在国祥公司无法提供除转账凭证外的其他证据时，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每笔款项性质，错误认定国祥公司的转账构成借款。实际上双方之间从未就借款达成合意。国祥公司向滕大方共转账4,280,085.43元，其中310万元系合作项目预付款，720元为货款，1,179,365.43元系上海贸易部备用金。（1）就310万元合作款，除双方确认已归还的210万元之外，其余100万元滕大方也已转账给包瑞峰，且该100万元已在短时间内转回国祥公司账户。包瑞峰系国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妻子朱引华均为国祥公司股东，故国祥公司实为包瑞峰完全控制。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该100万元款项已通过包瑞峰归还国祥公司。此外，因双方合作过程中商业决策存在一定反复，故出现滕大方分三次向国祥公司退还合作预付款后，国祥公司又于2012年5月16日向滕大方支付合作预付款的情形，并无违背常理之处。（2）滕大方已提供多项证据证明1,179,365.43元系国祥公司为运营上海贸易部而向滕大方支付的备用金。国祥公司系代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支付上海贸易部的人员费用，尽管该事项本身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案涉款项是借款抑或备用金，导致判决结果错误。3、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即使本案构成借款关系，国祥公司在收到滕大方于2013年1月18日发出的电子邮件时，就应当知道滕大方已拒绝还款的事实，此后直至一审起诉前，国祥公司从未主张过债权。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月起算至2015年1月。国祥公司于2018年5月方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国祥公司辩称，不同意滕大方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对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适用是正确的。滕大方从未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滕大方所提出的是双方之间存在本案借款关系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滕大方应举证证明其主张并另案起诉。本案转账凭证中并未备注为报销，而是备注为划转、划款或划款备用，并不能以此否定转账系借款关系。2、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自2011年2月18日至2012年10月18日期间，国祥公司转账给滕大方的资金共有22笔，经一审法院认定的已转入金额为4,280,085.43元，扣除未认定为借款的劳务费、货款260,720元和滕大方已归还的21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滕大方收到国祥公司借款1,919,365.43元。3、就滕大方抗辩的两部分款项，（1）滕大方于2012年支付给包瑞峰的100万元款项并非滕大方的还款，所付款项与本案无关，包瑞峰个人的收款行为也与国祥公司无关，并非滕大方归还所欠国祥公司借款。（2）滕大方所称1,179,365.43元系国祥公司上海贸易部备用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滕大方在前案和本案一审中均承认上海贸易部并非国祥公司办事处。上海贸易部七名员工的社保关系仅在2012年3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挂靠在国祥公司，系由滕大方委托国祥公司代缴社保。滕大方提出的抗辩既非关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的抗辩，也非关于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的抗辩，而是抗辩转账系滕大方控制的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国祥公司与上海贸易部之间发生的合作经营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故不应在本案中审理。4、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国祥公司一直在催讨借款，双方之间并无借款协议，也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国祥公司有权按照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来主张权利。国祥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1、判令滕大方归还借款2,280,085.43元；2、判令滕大方支付利息损失（以2,280,085.4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2月18日起至2012年10月18日止，国祥公司共向滕大方转账22笔，分别为2011年2月18日转账10万元；2011年4月19日转账6万元，附言“划转”；2011年5月18日转账6万元；2011年8月22日转账5万元；2011年9月5日转账220万元；2011年9月20日转账5万元；2011年10月19日转账8万元，附言“劳务费”；2011年11月18日转账5万元；2012年1月16日转账10万元，附言“劳务费”；2012年1月19日转账3万元，附言“劳务费”；2012年2月21日转账3万元；2012年3月20日转账5万元；2012年3月26日转账219365.43元；2012年4月19日转账5万元，附言“货款”；2012年5月10日转账720元，附言“货款”；2012年5月16日转账95万元，附言“划款”；2012年7月6日转账5万元；2012年7月9日转账5万元，附言“划款”；2012年8月13日转账两笔均为5万元；2012年9月19日转账5万元，附言“划款”；2012年10月18日转账5万元，附言“划款备用”。经与滕大方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比对，其中2012年7月6日的转账5万元与2012年8月13日转账的其中一笔5万元均未成功转账至滕大方账户。2012年3月26日，滕大方向国祥公司转账120万元；2012年5月29日，滕大方向国祥公司转账90万元。2015年1月31日，包瑞峰、滕大方、倪向明、朱引华共同签署会议纪要，其中Z公司与滕大方为甲方，国祥公司与包瑞峰为乙方，会议纪要中关于Y公司与国祥公司之间的财务问题表述如下“2006年开始国祥歇业，XX开始经营，2010年10月XX歇业，国祥重新开始经营，所有应付应收存在延续关系，2010年后XX报表中增加的亏损，除小部分是银行和年审年检费用外，大部分为国祥经营支付各项费用。鉴于此间实际经营人均为乙方，国祥与XX之间的债权债务应由乙方承担”。乙方在会议纪要中确认：1、与甲方订单相关的货款已经全部收到，与甲方订单相关的原辅料款应由国祥公司支付。2、在乙方担任企业经理承包经营期间，上海贸易部作为Y公司和国祥公司的独立核算部门，应承担的人员工资及所得税、奖金、国家规定的五金一险及贸易部自身的费用已在2013年1月与Y公司和国祥公司全部结清。3、为担任企业经理人期间的企业行为和亏损承担责任。2013年1月5日，上海贸易部员工叶某将上海贸易部与国祥公司部分费用的结算形成的金山结算表通过邮件发送国祥公司，该邮件显示：实际需归还金山251,860.01元。2013年1月18日，滕大方就上述结算金额扣除以前多支付的费用39,665.34元，上海贸易部还应支付212,194.67元一事通过邮件发送国祥公司。2013年1月25日，滕大方向国祥公司转账212,195.67元。一审法院认为，国祥公司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滕大方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的，滕大方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滕大方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滕大方抗辩称涉案转账并非借款，而是合作项目的预付款310万元、货款720元及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1,179,365.43元。关于合作项目的预付款，滕大方陈述国祥公司及滕大方双方合作项目为电子销售平台，国祥公司分别于2011年9月5日及2012年5月16日向其转账220万元与95万元（其中5万元后转为备用金），后因项目取消，滕大方于2012年1月7日及2012年1月13日向国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包瑞峰退还了共计100万元，2012年3月26日及2012年5月29日分别向国祥公司退还了120万元及90万元。首先，滕大方并未提交书面协议或其他证据佐证合作项目存在，国祥公司亦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其次，根据滕大方的陈述，滕大方在2012年1月7日、2012年1月13日及2012年3月26日已经三次向国祥公司退还了合作项目预付款，但是国祥公司在2012年5月16日仍在向滕大方支付合作项目预付款95万元，亦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滕大方认为部分转账系双方合作项目预付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2012年5月10日的转账720元，滕大方抗辩认为该笔转账为货款，结合滕大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该笔转账的附言记载为货款，一审法院对滕大方的该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关于滕大方认为其余转账系支付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的意见，滕大方在庭审中明确其系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上海贸易部的负责人，备用金的实质是Z公司以货款形式多支付部分金额给国祥公司，然后由国祥公司将钱汇至滕大方账户，用于支付上海贸易部人员的工资、五险一金等费用，但国祥公司认为上海贸易部是挂靠在国祥公司名下，国祥公司仅系代缴五险一金，因此Z公司多支付的金额系五险一金的费用。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上海贸易部本质上是Z公司的下属部门，与国祥公司系挂靠关系，本案系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账户转账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Z公司向国祥公司多支付的货款金额，是否包含上海贸易部员工工资、如何与国祥公司进行结算与本案无涉，滕大方可依据Z公司与国祥公司之间关于代付上海贸易部相关费用的约定另行处理。综上，滕大方认为涉案部分转账为合作项目预付款及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备用金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注意到，2011年10月19日的转账8万元、2012年1月16日的转账10万元、2012年1月19日的转账3万元，上述转账附言均为“劳务费”，2012年4月19日的转账5万元，2012年5月10日的转账720元，上述转账附言均为“货款”，结合庭审查明上海贸易部的实际控制人为滕大方、与国祥公司为挂靠关系的事实，并根据会议纪要记载双方之间存在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在国祥公司无法举证证明上述转账附言记载有误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上述转账系基于双方的业务往来产生的“劳务费”及“货款”，而并非借款，故上述转账金额应当予以扣除，其余转账可以认定为国祥公司向滕大方的出借款项。如前所述，滕大方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因此滕大方于2012年3月26日及2012年5月29日向国祥公司的转账合计210万元应视为对国祥公司的还款，而非退还合作项目的预付款。关于滕大方向国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包瑞峰转账的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存在多笔转账往来，均发生在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现滕大方无法证明包瑞峰系代国祥公司收取100万元，在国祥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笔款项系滕大方对国祥公司的还款。关于滕大方于2013年1月25日向国祥公司转账的212,195.67元，滕大方主张该笔款项系就备用金与国祥公司的结算金额，且该金额与滕大方出示的上海贸易部员工叶某发送给国祥公司的结算表金额几乎一致。如上所述，国祥公司代Z公司支付上海贸易部费用的范围、支付方式、是否结算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故该笔款项无法认定为滕大方向国祥公司的还款，滕大方可以通过Z公司与国祥公司处理代付上海贸易部相关款项事宜时一并解决。基于庭审查明的事实，国祥公司于2012年7月6日与2012年8月13日向滕大方的两笔合计10万元转账并未成功转至滕大方账户，因此不应计算在借款总额内。综上，滕大方还应当归还国祥公司借款1,919,365.43元。由于双方并未就涉案借款约定还款时间，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国祥公司第一次向滕大方主张还款时开始起算，故一审法院对滕大方认为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滕大方在经国祥公司催讨后迟迟未予还款，显属违约，故国祥公司要求滕大方支付自起诉之日（2018年5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判决：一、滕大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国祥公司借款1,919,365.43元；二、滕大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祥公司逾期利息（以1,919,365.4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国祥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滕大方提交以下证据：国祥公司在（2018）沪01民终9929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国祥公司向滕大方提供的2011年3月及5月至9月的工资表，包瑞峰手写“10376”字样的2012年2月备用金结算文件，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金山分局出具的冯某的完税证明，2013年12月25日滕大方发送给包瑞峰的邮件等双方之间的往来邮件，2012年11月2日网友上传的《征询中小企业技术服务需求和对接表》网页截屏，国祥公司出纳何某于2014年1月23日发送给滕大方的2012-2013年付款清单的邮件，滕大方与包瑞峰、何某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以及包瑞峰于2014年3月12日向案外人出具的承诺书。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两项事实，一是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转账的1,179,365.43元是支付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二是双方曾拟合作网络销售平台项目并产生310万元合作资金往来，该项目最后未能实施，故滕大方已将310万元全部退还。国祥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仅认可国祥公司在（2018）沪01民终9929号案件中提交证据清单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倪向明的质证意见是，对以上证据均予认可。朱引华的质证意见是，与国祥公司意见一致。国祥公司于二审庭后补充以下证据：Z公司、Y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及上海B有限公司档案机读材料，Z公司英文名称翻译的工商信息资料，许某等人代表Z公司向Y公司、国祥公司等发送的部分业务订单，（2018）沪01民终12043号案件谈话笔录和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社保信息打印件，叶某于2013年1月18日发送给包瑞峰的“2012年11月及12月委托金山缴纳四金清单”邮件，滕大方于2013年1月18日发送给包瑞峰的“至2012年12月底结算”邮件，Y公司档案机读材料，顾某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合同》，包瑞峰银行提现凭证以及国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两项事实，一是上海贸易部本质上是Z公司的下属部门，上海贸易部的人员费用应由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滕大方支付，而非国祥公司支付，故国祥公司转账给滕大方的款项系借款，而非支付上海贸易部的人员费用；二是滕大方向包瑞峰转账的100万元，包瑞峰已提取现金并返还给滕大方。滕大方、倪向明的质证意见是，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朱引华的质证意见是，认可国祥公司提交的证据。对于滕大方、国祥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为，一则，双方证据中所反映的上海贸易部的人员情况和经营状况并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范畴，与案涉滕大方与国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等核心争议问题缺乏关联性。二则，就滕大方向包瑞峰转账的100万元是否已返还给国祥公司，应结合转账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予以判定，以上证据尚不足以反映该100万元款项的性质或去向。鉴于双方在二审中提交证据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故对以上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滕大方于2012年1月7日和13日分别向包瑞峰转账50万元，包瑞峰于2012年1月9日和14日分别向国祥公司转账50万元。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Y公司的股东为Z公司（持股80%）和国祥公司（持股20%）。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滕大方和倪向明。国祥公司的股东在2017年5月22日前为包瑞峰，此后为包瑞峰和朱引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本案中，双方并无借款的书面约定，国祥公司系依据其于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向滕大方转账的22笔转款金额，扣减滕大方向国祥公司转款金额后，提出本案诉请。本院认为，借款关系的基础事实不仅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也应包括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并非仅限于本案转账，而是围绕Y公司、国祥公司和上海贸易部等存在其他贸易合作关系。因此，并不能够仅依据款项支付凭证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而应综合在案证据等来判定国祥公司向滕大方的转账是否系借款。综合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理由如下：第一，就转款原因，国祥公司陈述，转款是因为双方之间有业务往来，国祥公司的订单有赖于滕大方控制的Z公司向客户接订单，然后由国祥公司生产，故在滕大方要钱时国祥公司就直接转账给对方。据此，系争转款的产生并非出于借贷合意，而是基于国祥公司与滕大方所控制公司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第二，就转款过程，国祥公司陈述，是由上海贸易部的员工叶某与国祥公司联系，由叶某向国祥公司告知滕大方要借钱。据此，转款并非由滕大方本人联系，而叶某亦非滕大方个人的代理人，无法得出滕大方个人向国祥公司借款的结论。相反，国祥公司陈述的转款过程可以印证系争款项系叶某作为上海贸易部员工的职务行为。第三，就还款方式，国祥公司陈述，双方系合作关系，曾约定提高国祥公司所生产窗帘的售价，将提高售价的部分作为对国祥公司的还款，但实际窗帘售价并未提高，还是按原价销售。国祥公司所陈述的该还款方式并不符合借款关系中对于归还借款的约定，反而同样能够印证双方是基于业务合作而发生的款项往来。因此，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并未就系争转账形成借款合意。二、关于双方之间往来款情况的分析就双方之间的往来款情况，本院作如下梳理。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转账22笔合计4,380,085.43元（扣除未转账成功的两笔5万元，实际为4,280,085.43元），滕大方向国祥公司转账210万元，国祥公司遂在一审诉请要求滕大方归还借款2,280,085.43元。滕大方抗辩称，该4,280,085.43元包括合作项目预付款310万元、货款720元和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1,179,365.43元，其中合作项目预付款210万元滕大方已归还国祥公司，剩余预付款100万元滕大方已转账给国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包瑞峰，而其余款项为国祥公司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结合上述诉辩意见，二审中双方争议款项包含两部分，一是滕大方转账给包瑞峰的100万元是否系对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转账的还款，二是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转账的除310万元之外的款项是否构成借款。本院就两部分款项分别阐述如下。第一，对于滕大方转账给包瑞峰的100万元。根据二审中双方确认的事实，滕大方于2012年1月7日和13日分别向包瑞峰转账50万元，包瑞峰于2012年1月9日和14日分别向国祥公司转账50万元。滕大方据此主张310万元合作项目预付款已全部归还，而包瑞峰主张该100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又还给滕大方。关于该100万元由滕大方转账给包瑞峰、又由包瑞峰转账给国祥公司的原委，包瑞峰的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既主张国祥公司此时还在持续向滕大方出借款项，却又主张国祥公司年底资金紧张故将滕大方向包瑞峰的转款转给国祥公司使用；既主张该款项已转给资金紧张的国祥公司使用，却又主张该100万元已通过现金方式还给滕大方和倪向明，且并无任何收据。本院对包瑞峰就该100万元的陈述不予采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包瑞峰在收到两笔50万元后的一、两日内即将两笔50万元转回国祥公司，结合包瑞峰作为国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的身份，对于滕大方所称的已将310万元项目合作款归还国祥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第二，对于国祥公司向滕大方转账的除310万元之外的款项是否构成借款。除了本院之前阐述的国祥公司与滕大方之间并未就系争转账形成借款合意之外，转账的具体金额和形式亦无法对于国祥公司所称的借款主张形成印证。从转账记录来看，国祥公司向滕大方的22笔转款，除了2011年9月5日的转款220万元和2012年5月16日转账95万元（滕大方主张其中90万元为合作项目预付款，5万元仍系上海贸易部备用金），其余转账金额多为5万元左右的整数金额，所涉期间为21个月，转账次数19笔（包括未转账成功的2笔），基本对应按月支付的周期。结合转账的原因、经过，转账的金额、周期，以及双方确认的业务合作方式，即由滕大方、倪向明控制的Z公司承接订单，再由国祥公司加工生产，本院认为滕大方所称的上述转账并非借款，而是支付上海贸易部人员费用的备用金，该陈述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争议仅涉及对系争转账是否为借款的认定，至于双方争议的上海贸易部在该期间是隶属于Z公司抑或隶属于国祥公司、上海贸易部的费用应由国祥公司抑或Z公司支付，并非本案需要审理的范畴。一审判决依据转账附言中记录的款项性质，仅将记载有明确款项性质（劳务费、货款）的转账260,720元予以排除，并将其余转账认定为借款。在双方存在长期款项往来和业务合作的情况下，以此方法认定借款关系和借款金额，标准过于草率，且与当事人陈述的转账原因、转账过程以及在案证据反映的双方合作关系不符，本院不予认同。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适用，国祥公司主张，滕大方在本案中并未就“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进行抗辩或举证；滕大方所抗辩和举证的事项系与本案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应另案起诉。对此本院认为，本条规定中被告所持的抗辩内容就是一个新的主张，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对其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等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滕大方抗辩国祥公司的转账系支付上海贸易部的备用金，此即为双方存在其他债务的抗辩。结合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滕大方提交的证据已能够证明转账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业务合作而发生，并非基于借款合意而发生。滕大方的举证已足以动摇国祥公司基于借贷关系而提出的诉请，故国祥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国祥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国祥公司要求滕大方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滕大方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12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0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074.28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国祥时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俞泊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