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南县鹿城镇地城南路西侧。法定代表人：余同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媛媛，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保玉，男，200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亭亭，女，200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上列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4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系被上诉人耿保玉、耿亭亭的祖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4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红艳，安徽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耿保玉、耿亭亭、张某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强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媛媛，被上诉人耿保玉、耿亭亭、张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红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强胜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04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证据，且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结论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本案系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审判决虽对案涉“皖强胜0528”轮挂靠经营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却未支持挂靠合同项下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各项费用，显属错误。（一）耿文贵与上诉人强胜公司签订的《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该合同对服务费、挂户风险金、贷款担保费、企业安全生产费以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的收取标准、缴费时间均作了约定，前述债务作为耿文贵生前债务，应当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二）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已向上诉人支付挂靠费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仅凭经验武断得出耿文贵生前已经支付挂靠费用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事实上，案涉船舶贷款是直接汇付至耿文贵账户，而非经由上诉人账户向耿文贵转付，一审判决认为银行贷款系由上诉人进行转付，并从贷款中进行扣减，不符合客观事实。2.根据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服务费、企业安全生产费均系按年收取，且该合同也未曾表述该费用是从银行贷款中予以扣除的。3.该合同的有效期5年，如有未付挂靠费的情形，可在合同期满后一并结算，故上诉人基于信任及双方长久的挂靠关系，未要求船东出具欠条，并不能必然得出挂靠费用是从银行贷款中直接扣除的结论。（三）被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12月11日协议系以双方债务结清作为办理船舶过户的前提，被上诉人尚未支付耿文贵生前欠付的债务，故该协议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已经无任何经济纠纷的证据，一审判决片面采信协议内容，认定双方挂靠费用已经结清，显属错误。1.该协议从证据形式上看是复印件，无原件可以核对，属于孤证。其上仅有余继华的签名而无上诉人加盖的公章，上诉人对该协议内容持有异议。2.即便真实，该协议签订的背景也是以结清耿文贵生前债务作为办理船舶过户给案外人汤永清的前提，并不代表双方债务已经结清。如已结清，上诉人必然会协助被上诉人向汤永清办理转户手续。3.如果双方再无纠纷，被上诉人就不应在协议签订后在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故该协议作为孤证不具有证明力。4.此外，一审认定该笔10万元款项系被上诉人将案涉船舶转卖汤永清后，汤永清代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处理沉船事故、保险理赔、银行贷款、清偿债务的劳务费与事实不符，该笔款项是刘龙武购买船舶的中介费。（四）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因沉船事故的发生而无法继续履行，且被上诉人已将案涉船舶转售与案外人汤永清，汤永清实际占有该船舶，因此，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耿文贵生前直至沉船事故发生之日应付债务，被上诉人拒不支付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将船舶转售与案外人汤永清，汤永清已经将部分购船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剩余购船款将在转户后支付完毕，由于被上诉人未付清船舶挂靠期间的债务，现又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可随时办理转户手续，上诉人为了担保债务的实现，才将案涉船舶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一直在通过向相关部门信访、向公安机关报案等途径逼迫上诉人为其转户。与此同时，被上诉人在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亦表明被上诉人基于案涉船舶已经取得现实的利益，因此，被上诉人因继承遗产取得的现实利益，理应对耿文贵生前债务承担履行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施救费、保险费支出必要合理，却未支持上诉人的前述主张，明显不当。（一）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认定上诉人关于施救费、拖带费用支出的主张合理必要，系基于保险公估公司对沉船事故中打捞费和施救费的评估结论，该结论仅用于办理船舶保险理赔，无法涵盖上诉人因处理本次沉船事故所产生的全部费用。超出评估结论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二）沉船事故发生后，为了办理保险理赔，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案涉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费用32452元，该保险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承保情况说明及发票，上述事实说明该笔保险费用系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该笔款项。三、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关系属实，却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15万元船舶营运借款的主张，明显错误。（一）耿文贵在银行贷款发放后，与上诉人就其此前因船舶营运向上诉人的借款进行了结算，从而形成该份借条。该份借条虽表述为向刘梅借款，但由于借款发生时刘梅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梅支付借款出具借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故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二）一审判决认定该份借条的真实性，却以该份借条没有凭证予以佐证，否定借贷关系的成立毫无依据且违反正常逻辑。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10万元劳务费缺乏依据，于理不合。该笔费用系上诉人受刘龙武转委托代为处理沉船事故、保险理赔、债务清偿而发生的费用，与基于挂靠合同所产生的挂靠费用，不具有同一性。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向上诉人支付了该笔费用，即表明被上诉人对前述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表示认可。同时，刘龙武应付的10万元费用与汤永清给付的购船费用不是同一性质的费用。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宜的，应当依法取得报酬。因此，强胜公司主张的10万元费用于法有据。被上诉人耿保玉、耿亭亭、张某辩称，一、上诉人关于服务费、挂户风险金、贷款担保费、企业安全生产费以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以下统称挂户费）的诉求没有依据。（一）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无法确认，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的真实性，但对其效力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主张耿文贵欠付其挂户费，但没有提供有效的条据予以证明，除了其仅仅提供《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以外，再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耿文贵欠付其挂户费的事实。（二）上诉人上诉称挂户费可在案涉合同期满后结算。该合同为期5年，风险一直存在，所有费用待合同期满结算不符合常理。实际上，上诉人每年都要向挂靠船舶收取挂户费，拖欠费用的要给上诉人出具欠条或者借条，否则上诉人是不会配合船主办理船舶年检相关事宜的。（三）耿文贵购买船舶后，挂靠强胜公司，签订案涉挂靠合同，之后以船舶抵押向银行贷款200万元，该笔贷款由银行转入上诉人账户，如果耿文贵拖欠上诉人挂户费，上诉人完全可以从该贷款中扣除。至于上诉人收到200万元贷款后转给耿文贵多少，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即便上诉人已经扣除该部分费用也不得而知，仅凭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无法达到耿文贵拖欠其挂户费的证明目的。（四）案涉船舶在挂靠期间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直至船舶发生事故时还挂靠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该部分费用的认定及判决正确合法，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二、上诉人关于施救费、保险费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该施救费、保险费的主张已经在另案予以判决，对此双方均提交了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之后，双方对生效判决均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民申17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双方的再审申请。依据法律规定，已经生效判决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并判决的，不能重复诉讼。上诉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已经在另案予以处理，系重复诉讼，应当依法驳回。三、上诉人关于耿文贵与刘梅之间15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一）该借条系耿文贵与刘梅之间的纠纷，刘梅不是本案当事人，该借条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刘梅是否实际出借资金给耿文贵无法核实，即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无法确认。四、本案双方均认可案涉船舶发生事故后该船舶转让给上诉人所有，耿文贵夫妻死亡后再无其他遗产，被上诉人也未继承耿文贵的任何遗产，即使耿文贵拖欠上诉人的任何费用，被上诉人也无偿还义务。反而是上诉人为了达到不支付被上诉人保险理赔款的目的，多次进行无效诉讼，转移公司资产，阻碍执行，致使年幼的被上诉人从父母双亡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险理赔款，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均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困苦。上诉人应当及时将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受益人所应得的保险理赔款225499.59元返还被上诉人，以供被上诉人维持生计与学习。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强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共同偿还欠付强胜公司的各项费用合计681952元及利息（其中，15万元借款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5%，自2016年1月13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59500元挂靠费用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2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0万元劳务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3月3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2452元保险费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自2016年11月2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4万元施救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6月2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耿保玉、耿亭亭、张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6日，耿文贵与强胜公司签订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耿文贵将“皖强胜0528”轮挂靠在强胜公司名下经营，耿文贵按4900元/年向强胜公司交纳服务费，若耿文贵变更经营人，则须补齐五年服务费；挂户风险金按每船5万元收取；强胜公司为耿文贵借、贷款提供担保的，有权向耿文贵收取借、贷款数3%的担保费用；强胜公司有义务帮助协调耿文贵在经营中产生的纠纷，处理海损及商务事故，但由耿文贵承担因此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船舶、船员保险必须由公司代理投保，费用由船主支付；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按该艘船舶营业收入1%逐月提取，即每年向公司交2万元，结合船舶年检一次交清，不得拖欠，否则扣留船舶证书；挂靠经营期限共五年，从2015年8月16日至2020年8月15日止，合同期内如转让合同项下的船舶或将该船舶转挂其他公司，应事先通知强胜公司，并经强胜公司同意；如有任何一方违约，则赔偿另一方违约金1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当日，耿文贵与强胜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耿文贵应在挂靠期间为其所挂靠的船舶购买足额船舶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人身意外保险第一受益人是贷款银行，第二受益人是投保人即强胜公司；在耿文贵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强胜公司垫资为其购买上述保险，以分摊船舶出现保险事故时的经济损失，耿文贵应向强胜公司偿还保费并承担月息2%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如果船舶在挂靠期间出现保险事故，耿文贵还需另行按保险赔款金额的30%向强胜公司支付风险补偿金。强胜公司随后为“皖强胜0528”轮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南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阜阳公司）投保了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1月9日0时起至2017年1月8日24时止，保险费26452元，人保阜阳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开具了保险费发票。强胜公司还以耿文贵、刘树芳为被保险人，向人保阜阳公司投保了借款人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1月16日0时起至2017年1月15日24时止，保险费合计6000元，人保阜阳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开具了保险费发票。安徽阜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南农商行）为上述保险单记载的第一受益人。2016年1月11日，耿文贵、刘树芳向阜南农商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2023年7月11日止，该笔借款的收款账户为强胜公司账户，耿文贵、刘树芳以“皖强胜0528”轮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强胜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2016年1月13日，耿文贵向刘梅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刘梅15万元，月利1.5分，并注明“放款后借”。2016年11月22日，“皖强胜0528”轮下行至白沙洲水道中营寺对开水域时发生自沉事故，耿文贵、刘树芳均在事故中死亡。强胜公司先后于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3日与湖口东港打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港打捞公司）签订《施救拖带协议》和《打捞合同》，委托东港打捞公司对“皖强胜0528”轮进行拖带移位和打捞，双方约定施救费35万元、拖带费5万元、打捞费110万元。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接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和/或强胜公司委托后，对“皖强胜0528”轮上述自沉事故进行了公估，根据该公司作出的公估结论，定损金额为2585494元（由船舶修理费1225494元、打捞费110万元、施救等费用26万元组成），公估费为72710元。2017年3月24日，耿保玉、耿亭亭、张某、梁金云共同委托刘龙武办理“皖强胜0528”轮的销户、保险理赔、归还银行贷款、支付打捞施救费以及清偿债务后的船舶转让出售等事宜。刘龙武随后于2017年3月30日转委托余继华处理上述事务，但双方未在委托书中约定劳务费。2017年3月30日，耿保玉、耿亭亭、张某、梁金云共同继承耿文贵、刘树芳遗留的“皖强胜0528”轮。张某、梁金云于2017年3月24日分别声明，该轮转让后优先偿还银行贷款及相关债务，如有剩余款项，余下款项将全部用于耿保玉、耿亭亭的生活和学习。2017年9月19日，梁金云死亡。2017年12月11日，刘龙武、余继华、刘树海、汤永清就“皖强胜0528”轮过户事宜签署协议，约定由刘龙武、余继华负责解押过户，余继华和刘龙武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当日，汤永清向余继华指定账户支付了10万元。强胜公司在庭审中称，“皖强胜0528”轮现已由梁金云、张某、耿保玉、耿亭亭名下过户至强胜公司名下，但强胜公司并未就此支付对价。2018年6月，耿保玉、耿亭亭因与强胜公司不当得利纠纷，诉至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余继华作为强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确认已收到汤永清代耿保玉、耿亭亭支付的服务费10万元。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5日就该案作出（2018）皖1225民初3539号民事判决。强胜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查明，耿文贵与刘树芳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一子二女，长女耿悦在“皖强胜0528”轮自沉事故中失踪，二女系本案耿亭亭，儿子系本案耿保玉。由于“皖强胜0528”轮投保有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刘树芳投保有意外伤害险，事故发生后，人保阜阳公司共支付人身及船舶理赔金合计3585000元。2017年3月24日，刘树芳母亲梁金云声明放弃“皖强胜0528”轮偿还完贷款、债务之后的所有款项。2018年12月6日，耿文贵母亲张某声明放弃对耿文贵、刘树芳及“皖强胜0528”轮的继承，所有赔偿款均归耿亭亭和耿保玉所有。因“皖强胜0528”轮在阜南农商行尚有贷款本金1833540.03元未还，人保阜阳公司将理赔款中的1833540.03元汇入阜南农商行账户用于偿还贷款，剩余的1751459.97元理赔款于2017年6月20日汇入强胜公司账户。同日，强胜公司向阜南农商行偿还“皖强胜0528”轮贷款利息93260.38元。该院认为，“皖强胜0528”轮船舶保险理赔款的所有人应为法定受益人耿保玉、耿亭亭，强胜公司在扣除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后应当将该理赔款予以返还，由于强胜公司未能证明40万元施救费用的合理性，故按公估报告中的施救费用金额认定该案施救费用并无不当，强胜公司未能证明保险费32452元系其实际支付，故对强胜公司要求扣减32452元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分析，在扣除贷款利息93260.38元、打捞费110万元、施救费用26万元、公估费72700元后，强胜公司应返还耿保玉、耿亭亭款项合计225499.59元。该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皖12民终702号民事判决，判令强胜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耿保玉、耿亭亭返还225499.59元，该判决为终审判决。截至本案一审开庭时，强胜公司尚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强胜公司与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对“皖强胜0528”轮挂靠强胜公司经营的事实没有争议，耿保玉、耿亭亭、张某虽对强胜公司提交的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的真实性存疑，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因此，该院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合同系耿文贵与强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以上事实，该院对强胜公司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有据分析如下：强胜公司主张的24500元服务费、5万元挂靠风险金、25000元企业安全生产费、6万元贷款担保费、10万元违约金，均为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项下的费用（以下合称挂靠费用）。强胜公司虽已提交合同，但不足以据此认定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应当支付上述费用。理由如下：1.关于耿文贵生前是否拖欠服务费、挂靠风险金、企业安全生产费、贷款担保费。耿文贵与强胜公司签订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在前，向阜南农商行借款200万元在后，且该笔借款的收款账户为强胜公司账户。根据实践经验，船东如未及时付清挂靠费用的，挂靠公司将要求船东出具欠条或者直接从银行发放的贷款中进行扣减。强胜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交相关欠条，也未举证证明其在接收阜南农商行发放的贷款后如数向耿文贵进行了转付，因此，该公司关于耿文贵生前并未支付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项下任何费用的陈述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即便耿文贵在贷款发放后至事故发生前尚有部分挂靠费用未付，根据强胜公司的主张，所欠金额为9900元（第二年度服务费4900元、企业安全生产费5000元），而刘龙武、余继华、刘树海、汤永清于2017年12月11日就“皖强胜0528”轮过户事宜签署的协议中写明“余继华和刘龙武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协议签订当日，汤永清向余继华指定账户支付了10万元，余继华确认该款系汤永清代耿保玉、耿亭亭支付的服务费，由此可见，强胜公司与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已就服务费进行过结算，该部分费用应已结清。2.关于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应否支付违约金。强胜公司未能证明耿文贵生前有违约行为。沉船事故发生后，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耿保玉、耿亭亭、张某及梁金云遂委托刘龙武处理债务清偿、船舶转让等事宜。余继华此后虽系接受刘龙武的转委托处理上述事务，但从其处理结果以及强胜公司与耿保玉、耿亭亭、张某之间的诉讼情况来看，余继华实为强胜公司的代表，该公司对于船舶转让不仅知情且已被登记为“皖强胜0528”轮的所有人，其要求耿保玉、耿亭亭、张某支付五年的服务费和违约金，缺乏事实根据和合同依据。根据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对强胜公司关于服务费、挂靠风险金、企业安全生产费、贷款担保费、违约金以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强胜公司主张的32452元保险费和14万元施救费，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在（2019）皖12民终702号民事判决中作出认定，并对强胜公司的相关请求作出处理，该判决为生效判决。该公司在本案中再次主张上述费用及利息，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强胜公司主张的15万元船舶营运借款，仅有借条为证，并没有提供借款的支付凭证佐证，且根据借条内容，向耿文贵提供该笔借款的是刘梅，并非强胜公司，因此，强胜公司向耿保玉、耿亭亭、张某主张该笔借款及利息并无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强胜公司主张10万元劳务费缺乏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强胜公司有权收取服务费等挂靠费用，同时也有义务帮助协调处理“皖强胜0528”轮海损及商务事故，该公司在本案中已经主张了上述合同项下的挂靠费用。2.刘龙武转委托余继华处理“皖强胜0528”轮自沉事故后续事宜时，未在委托书中承诺支付报酬。3.余继华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承认收到汤永清代耿保玉、耿亭亭支付的服务费10万元。强胜公司在本案中再次主张服务费和劳务费，且未能举出合同依据，该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关于劳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2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310元，由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强胜公司提交新证据，即转账凭证复印件1份、债权转让书原件1份，拟证明：1.2015年8月10日耿文贵因船舶建造向刘梅借款130万元，后陆续归还借款，下余15万元未还。2016年1月13日耿文贵向刘梅出具借条，承认尚欠刘梅15万元的事实以及自2015年8月10日起算借款利息。2.刘梅将15万元的借款本息转让强胜公司。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一、债权转让书不属于新证据，债权转让时间是2019年10月10日。对方在一审已经提交了该份借条。二、无法核实该转账凭证与上诉人和耿文贵之间有任何关联性，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有效性，无法核实与刘梅之间的关联性。三、该债权转让书无法证实系刘梅本人签字，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即便属实，耿文贵已经没有任何遗产，被上诉人也没有继承耿文贵夫妻的任何遗产，故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偿还的义务。本院认为，一、关于转账凭证，其为复印件，且为孤证，仅凭该凭证不能达到2015年8月10日耿文贵向刘梅借款130万元，后陆续归还借款，下余15万元未还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债权转让书。首先，该证据形成于2019年10月10日，即形成于本案2019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之后，不排除在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强胜公司15万元借款主张的情况下，强胜公司与刘梅共谋推翻一审判决的可能性。其次，强胜公司上诉称，刘梅向耿文贵出借15万元时是强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借行为是代表强胜公司的职务行为。但其提交债权转让书主张刘梅将15万元的借款本息转让强胜公司，其主张前后矛盾。再次，关于15万元借款的由来和形成过程，强胜公司虽然进行了说明，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基于前述分析，本院对该债权转让书也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申174号民事裁定书原件2份，拟证明：本案涉及的公估费72700元、施救费14万元、保险费32452元等主张已经在另案不当得利一案中进行了审理，故对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该裁定书第三页对施救部分进行了表述，即“本院经审查认为，1.因强胜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中……”，该两笔费用依据的是该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一审中，对方提交2017年12月11日的协议书，证明余继华和刘龙武之间没有任何经济纠纷。但在另案一审审理中，对方并没有提交该份协议，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和结论错误，上诉人不需要向对方返还任何款项，对方提交的该裁定书内容错误。关于保险费，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已经认定该笔保险费和挂靠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主张。本院认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申174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涉及的施救费14万元、保险费32452元等主张均进行了评析，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强胜公司关于259500元挂靠费、32452元保险费和14万元施救费、15万元借款、10万元劳务费等费用及其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现评析如下：一、关于259500元挂靠费（包括服务费24500元、挂靠风险金5万元、企业安全生产费25000元、贷款担保费6万元、违约金10万元）本息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尽管被上诉人主张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但其在另案不当得利之诉一案一审庭审中认可该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的真实性。故一审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该挂靠经营管理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即便该挂靠经营管理合同合法有效，强胜公司依据该合同主张259500元挂靠费仍然依据不足。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10万元违约金。强胜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耿文贵在挂靠经营期间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1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于法有据。第二，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耿文贵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后，银行将200万元打入强胜公司账户，如果耿文贵欠付相关挂靠费，强胜公司从200万元中不予扣减该笔挂靠费，或者不要求耿文贵出具欠条，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第三，刘龙武、余继华、刘树海、汤永清于2017年12月11日就案涉船舶过户签署的协议写明“余继华和刘龙武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协议签订当日，汤永清向余继华指定账户支付了10万元，余继华确认该款系汤永清代耿保玉、耿亭亭支付的服务费，可以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服务费进行过结算。需要指出的是，强胜公司上诉主张该10万元系刘龙武购买案涉船舶的中介费，与其在另案不当得利之诉一案一审庭审中主张系服务费相矛盾，故本案一审认定诉争10万元系劳务费（服务费）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强胜公司的259500元挂靠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32452元保险费和14万元施救费本息关于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在另案不当得利之诉一案中，二审法院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皖12民终702号民事判决不予支持强胜公司主张的32452元保险费、14万元施救费等费用（在该生效判决中，二审法院对强胜公司主张的32452元保险费、14万元施救费等费用进行了评判和实体处理，从而推翻了一审法院关于强胜公司主张的32452元保险费、14万元施救费等费用系另一法律关系的认定）。强胜公司在本案主张32452元保险费、14万元施救费等费用，显然构成重复诉讼。故本院对强胜公司关于32452元保险费、14万元施救费等费用本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15万元借款本息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该条规定，在强胜公司以15万元的借条主张权利后，被上诉人对其主张已经予以抗辩。该情形下，一审法院以强胜公司仅有借条，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等支付凭证予以印证不予支持其主张显属不当。强胜公司与耿文贵之间是否成立15万元的借贷关系，还应综合全案予以评判。第二，该借条上的出借人是刘梅，即便出借行为属实，即便出借行为发生时刘梅是强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梅的出借行为也不必然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第三，强胜公司在本案一审和上诉状中均主张该15万元借款系耿文贵向强胜公司的借款，而在本院二审庭审中陈述系刘梅在一审法院下判后将15万元借款转让给强胜公司，其主张前后矛盾。第四，耿文贵如果确系向强胜公司借款15万元，强胜公司作为具有理性的商事主体，不可能在借条上载明刘梅为出借人（即便刘梅是强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强胜公司理应知道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鉴此，本院对强胜公司15万元借款本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10万元劳务费本息第一，案涉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没有任何关于劳务费的约定，只是约定强胜公司有义务帮助协调耿文贵在经营中产生的纠纷，处理海损及商务事故，但由耿文贵承担因此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故强胜公司主张10万元劳务费缺乏合同上的依据。第二，刘龙武于2017年3月24日接受被上诉人和梁金云的共同委托办理案涉船舶的销户、保险理赔等事宜后，2017年3月30日转委托强胜公司的代表余继华处理上述事务时没有约定劳务费。第三，强胜公司并没有就10万元劳务费进行举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关于对2017年12月11日协议的理解。该协议约定，“无任何经济纠纷”。对该约定如何理解，涉及合同的解释问题。所谓合同解释，是确定合同当事人的共同意思，是对合同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分析和说明。合同解释包括文义解释、整体（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信解释等。合同解释必须先从文义解释入手，确定合同用语的通常含义。在根据文义解释得出复数解释结论时，应继之以其他解释方法。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基于前述认知，对“无任何经济纠纷”不能作过分的、无限的扩张或者限缩解释，而应基于具体的语境去理解。结合协议签订当日汤永清向余继华指定账户支付10万元的事实，可以判定双方就解押、过户、补充消除船舶手续方面已经没有任何纠纷，但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其他纠纷（比如被上诉人另案主张的保险理赔款），因此被上诉人随后进行的不当得利之诉与此并不矛盾。故，一审法院关于该协议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强胜公司10万元劳务费主张。综上所述，强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0元，由安徽省阜南县强胜航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