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1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华树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贺，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莉，天津四方君汇（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斯，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恒，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永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3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贺、冯莉，被上诉人朱永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3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朱永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朱永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多项事实均错误，应依法撤销该判决。1、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案诉争车辆悍马H200属于平行进口车，进口时经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确定产品合格，车架号与申报相一致，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入车辆后已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产品质量合格，车架号与VIN读取结果一致，未存在改动。且依法取得了相应文件，并如实向朱永斯告知了车辆情况，整个销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隐瞒、欺骗、误导的行为和故意，因此不构成欺诈。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销售的诉争车辆悍马H200由美国科瑞斯的汽车公司生产，属于平行进口贸易车。2011年，进口商科瑞斯的（大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诉争车辆时，依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第20号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进口产品特殊处理程序》的规定，按小批量进口产品申请了免于办理强制性认证。进口报关时，长春汽车检测中心对诉争车辆采取了全项目检测，检测项目中明确包含对汽车VIN进行检测（即车辆识别代号），并出具了《小批量进口产品试验报告》，检测结果显示车辆检测合格，VIN读取结果与车辆铭牌上的车架号相符，均为1K9H20DA99M152095（即《销售合同》中载明的车架号）。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车辆销售合同》中，如实向朱永斯披露了车辆的基本信息（包括车架号），并按协议要求朱永斯移交了上述全套手续文件。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具有进口车资质的销售商，在购车时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并对车辆基本情况予以认可，故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2、朱永斯本身为车辆销售商，并非消费者，且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悍马H200车辆购买价格有误，与事实严重不符。朱永斯均以个人名义签订销售合同，但其多年从事平行二手车等各类型车辆相关商业活动，且合同中明确写明待车辆销售后再行开发票等条款，足以说明朱永斯购买车辆的原因并非个人消费，而是用于再次出售。且因为朱永斯销售需要，一直未要求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发票，并最终导致政策变更无法开具，相应不利后果应由朱永斯自行承担，本案诉争两车总价为320万元，系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优惠价格，双方虽未约定H200的单价，但根据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H200车辆成本价格应为140万元。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评估机构认定的价格计算，H200的售价应为人民币166.53万元，故一审中按照朱永斯单方提出的价格认定车辆售价明显错误。3、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在2019年8月发生变更，但判决中载明的法定代表人错误，依法应当予以补正。2019年8月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姚志成变更为华树杰。但2020年5月出具的判决中仍载明原法定代表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一审法院沟通但法院拒绝修改，依法应当予以补正。综上，一审法院对于一审中认定的事实明显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应依法撤销。1、一审法院在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仍要求鉴定，且鉴定机构不具备车辆整体质量等方面的检测资质，鉴定程序和鉴定方法严重违法违规，鉴定报告应认定无效，不能作为审判依据。在庭审过程中，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举证证明诉争车辆已由长春汽车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作为国内最权威的汽车检测机构，其检测报告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远远大于其他鉴定机构，鉴定毫无必要。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了充足证据后，一审法院仍然同意了朱永斯的鉴定申请，依职权确定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机构，对车架号是否存在改动进行鉴定。经查询，该鉴定机构虽具有物证鉴定资格，但不具备本案中对整车质量、维修使用等情况的检测资质，其出具的鉴定报告应认定为无效。现场鉴定时，鉴定机构人员仅使用朱永斯提供的未经生产厂家授权的盗版OBD检测仪读取数据，根本无法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同时，鉴定机构出具的沪华碧【2019】质监第238号《质量鉴定报告》中对于鉴定方法和鉴定所采取的计量设备都未加以描述，鉴定报告的形式也不合法。2、本案涉及到大连保税区宏宝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科瑞斯的（大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两当事人，该二公司均与本案诉争车辆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中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请求追加，被一审法院以不正当理由口头驳回，程序严重违法。3、一审中朱永斯委托代理人贾鲁宁并非律师，并非朱永斯近亲属，并不符合法定条件，其不具有担任代理人资格但参加了全部庭审，属于严重程序违法。4、朱永斯主张退回车辆，已超出相关权利的期限，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请。如诉争车辆存在车架号被改动等瑕疵，在车辆接收、登记、上牌时、保养时均能被轻易发现，应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可能存在瑕疵的时间（购买车辆时）开始计算。然而在购车后的2年内，朱永斯顺利完成了登记、上路等手续，从未向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任何异议。至朱永斯起诉时，距离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存在瑕疵的时间已超过三年多的时间，超过《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因欺诈行为导致的合同撤销权一年时限，也超过《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有关质量保证期的二年期限（双方未约定质量保证期，故适用两年的质保期），也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限（民法总则修改前诉讼时效为两年），故而，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综上，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应依法撤销。三、一审判决中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依法撤销。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而根据双方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第三条约定：“买方售出车辆后，提供车主资料，由卖方负责按卖方要求开具真实发票”。由此可见，朱永斯购买诉争车辆是用于转卖等经营目的，并不用于其个人消费。《消保法》中规定的三倍赔偿原则，其立法初衷是为弥补消费者因欺诈行为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而非让消费者从法律诉讼中非法获利。朱永斯购买车辆仅花费了100多万，但一审除归还本金外，还额外判罚600万元的赔偿金，远远高于朱永斯签订合同时预期可得利益与损失，使得朱永斯从诉讼中获得了4-5倍的高额收益。四、一审法院判决超过诉讼请求，应予以撤销。一审中，朱永斯诉讼请求第四项为本案诉讼费由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鉴定费用、保全费并未在诉请中主张，一审判决明显违法。朱永斯答辩称：1、关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欺诈问题，朱永斯认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因车架号是车辆的识别代码，具有唯一性。一审期间，朱永斯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将该车销售给朱永斯之前对涉案悍马H200的车架号进行了改造，变造，致使该车的现车架号与其出厂车架号不一致的客观事实，这事实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予以证明，证明了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涉案车辆销售给朱永斯之前已将该车的车架号进行打磨，有明显的打磨痕迹，打磨的车架号存在字母和数字的字高间距不一致，相同数字外观不一致的现象。这一事实足以证实，涉案悍马H200将车架号打磨“变形”成1K9H20DA99M152095后，才变成《车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车辆车架号，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变造车架号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和经营者，负有对其销售产品的瑕疵担保义务，其出售的车辆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采用捏造虛假情况、歪曲事实、掩盖真实情况等手段实施欺骗他人的行为。本案中，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专业从事汽车销售的企业，明知该涉案车辆的车架号经过改造，变造，与该车实际车架号不一致，却故意隐瞒真相，未将该实际情况向朱永斯告知，掩盖真实情况向朱永斯进行销售，致使朱永斯陷入错误认识购买了该悍马H200汽车，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欺诈性销售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构成欺诈。2、关于涉案悍马H200车辆的价格问题，一审判决认定2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持。朱永斯当时购买悍马H200及H6二辆汽车时，双方口头约定H200作价200万元，H6作价120万元，合计32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认为H200的价格比H6低，双方就该涉案车辆的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通过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该二辆车的价格进行评估，评估后，悍马H200的价格比H6高，而且H200的价格超过200万元，但是，朱永斯仍然按照200万元的价格要求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该车价格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和维持。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1、一审法院对涉案车辆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期间，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朱永斯销售的悍马H200车辆车架号为1K9H20DA99M152095，但朱永斯发现该车架号有变造痕迹，变造后的车架号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车架号相一致，明显证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将该车辆销售给朱永斯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变造，为进一步证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该车辆车架号进行了变造，朱永斯申请法院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该车的车架号是否改造，变造进行鉴定，后一审法院依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网选定了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经鉴定，认定该涉案车辆的出厂车架号为5GRGN8329H102177，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将该车辆销售给朱永斯之前已对该车辆的车架号进行打磨，变造的事实，该鉴定程序合法，进一步证实朱永斯在主观上存在故意隐瞒该车架号变造的事实，其行为构成欺诈性销售。2、关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称该涉案车辆是其从大连保税区的其他公司购买的，要求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驳回其申请违法，该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涉及的买卖双方是朱永斯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不涉及第三方，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其申请是正确的。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如果认为第三人有责任，其可以另案主张。3、关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称朱永斯主张退回涉案车辆已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首先需要说明，该项权利从民法上分类，应当属于实体权利，并不是程序上的权利。其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向朱永斯销售涉案汽车时隐瞒了该车辆车架号变造的事实，朱永斯陷入错误的认识而购买，朱永斯当时根本不知道涉案车辆车架号存在变造的事实。朱永斯是在2018年9月发现该车辆出现故障维修时才发现的。朱永斯发现这一情况后，于同年11月立即起诉维权，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朱永斯于2018年9月发现该车辆车架号被变造，在修车之前根本就不知情，朱永斯于2018年11月提起诉讼，明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问题，朱永斯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朱永斯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销售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中，卖方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方为朱永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涉案汽车的销售者，朱永斯为消费者个人，因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向朱永斯销售涉案车辆的过程中隐瞒该车辆车架号变造的事实，使朱永斯陷入错误认识购买了该车辆，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主观上存在属于恶意的故意，构成欺诈性销售，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进行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朱永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朱永斯销售的悍马H200行为构成欺诈；二、朱永斯将所购悍马H200汽车退还给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朱永斯退还购车款200万元；三、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赔偿朱永斯购车款数额3倍的赔偿金600万元；四、本案诉讼费由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9日，朱永斯与天津自由港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得悍马H200和悍马H6各一台，并向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了购车款320万元。上述合同主要载明：一、悍马H200车架号为1K9H20DA99M152095；二、卖方承诺所卖给买方的两台车系美国原装进口全新车辆，并保证该两台车及资料和手续真实完整合法；卖方负责提供给买方两台车所有购车手续；三、买方售出车辆后，提供车主资料，由卖方负责按买方要求开具真实发票；四、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没有写明上述两辆车的具体价款。朱永斯购得上述悍马H200和悍马H6后，由自己实际使用，并将其中的悍马H6车上牌。2018年8月，朱永斯在驾驶悍马H200过程中，发现该车车前轴头有故障，便将该车送到4S店维修。同年9月，经维修设备（0BD）检测，发现该车的车架号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车架号不一致，并发现该车的车架号有磨损痕迹，朱永斯认为天津自由港公司将悍马H200销售给他的行为构成欺诈性销售，遂提起本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据朱永斯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豫1523民初2547-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天津自由港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天保支行账号03×××93中的存款750481.63元，保全费5000元。天津自由港公司申请复议，请求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同年12月6日作出（2018）豫1523民初2547-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天津自由港公司的复议请求。天津自由港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豫1523民初2547-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天津自由港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天津自由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3月4日，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15民辖终3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天津自由港公司的上诉。天津自由港公司认为，本案悍马H200系大连科瑞斯的公司进口后，由宏宝鼎公司与天津自由港公司共同购进、共同所有，遂申请将宏宝鼎公司追加为被告、将大连科瑞斯的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共同参与诉讼。朱永斯认为，本案中争议的是其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纠纷，而朱永斯与大宏宝鼎公司及大连科瑞斯的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述两家公司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不同意追加上述两家公司为本案被告或者第三人；如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认为其因为本案造成损失，可以向上述两家公司主张权利。经合议庭当庭合议，一审法院驳回了天津自由港公司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朱永斯认为，天津自由港公司销售的悍马H200车架号与该车的实际车架号不一致，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则予以否认；同时，朱永斯主张朱永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口头约定悍马H200价格为200万元，悍马H6价格为120万元，但未能举证证实；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悍马H200价格为140万元，也未能举证证实。朱永斯遂申请对悍马H200车架号与该车的实际车架号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申请对悍马H200的价值进行评估。天津自由港公司不同意鉴定和评估，认为朱永斯申请对车架号进行鉴定既无必要，也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朱永斯仅申请对悍马H200的价值进行评估是完全错误的，应同时对悍马H200与悍马H6一并进行评估，且评估重点是哪辆车的价格更高，否则必然导致评估结果错误。综合朱永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意见，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一审法院依法定程序委托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悍马H200的车架号是否存在修改痕迹进行鉴定；委托蓝策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悍马H200与悍马H6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9月29日，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沪华碧【2019】质鉴字第238号质量鉴定报告，认为涉案车辆由悍马H2加长改装为悍马H200，同一辆车应具有唯一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车上所有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应相同。涉案车辆现有车架号1K9H20DA99M152095与《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查单》登记的车架号一致，但与现场诊断电脑读取的车架号5GRGN83299H102177不一致，且发现涉案车辆车架号打刻区域存在打磨痕迹，打刻的车架号存在字母和数字的字高、间距不一致，相同数字外观不一致的现象，遂认定涉案车辆车架号位置存在打磨痕迹，现有车架号与诊断电脑读取的车架号不一致。2019年11月22日，蓝策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京亚评报字【2019】第093号资产评估报告，认定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3月19日涉案悍马H200的市场价值为2326200元，涉案悍马H6的市场价值为2143700元。上述评估鉴定费分别为65800元、25000元。朱永斯对上述两份报告质证如下：一、对悍马H200的质量鉴定报告的结果无异议，进一步证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向朱永斯销售悍马H200时明知该车车架号经过改造变造，但没有事先向朱永斯予以说明，其在主观上明显存在欺诈行为。朱永斯主张按欺诈性销售进行赔偿，应当予以支持。关于H200、H6的价格评估报告，证明朱永斯主张悍马H200的价格为200万，符合法律规定，该鉴定结果为230万，超出了朱永斯主张的200万的价格，现朱永斯仍然要求按200进行赔偿，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天津自由港公司对上述两份报告均不认可：一、质量鉴定报告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瑕疵，未附鉴定机构的营业执照、鉴定人员的资质文件、年检合格证明及相关证据，所以对鉴定机构的鉴定资格我们是存疑的；二、对鉴定的结论也不认可，根据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海关、商检、长春汽车研究所出具的证据足以证明车辆的车架号未存在打磨痕迹，车辆的车架号与上述三部门提供的证据相符，与鉴定结论相冲突，故应以三部门的意见为准，即诉争车辆的车架号不存在修改；三、对质量鉴定的检测方法及检测手段存疑，因为现场鉴定时是由朱永斯维修厂出具的OBD设备，该设备不具有客观性，也未经有关部门校验，且该设备未经原厂合法授权，故而其读取的结果不具有客观和真实性。鉴定机构未以双方认可的鉴定方法和鉴定设备进行检测，故其得出的鉴定结论也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四、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结论存有异议：1、根据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单足以证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给朱永斯的悍马H200价格低于悍马H6，故其鉴定结论与实际不符；2、对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和评估依据存在异议。首先其依据的评估法是市场法，但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两诉争车辆在国内仅有这两辆，不具备可参考的其他车辆，故其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方法存在错误；其次，评估报告中未附有市场法所必须的价格相关的证明文件，也未向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朱永斯核实价格相关的定价文件，故其在没有充分的依据下得出的评估结论也有错误；再次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给朱永斯的车辆是降价打折进行销售，并非依据市场价格进行销售，故其评估时未考虑该情况，其评估的结果也存在错误。同时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于朱永斯提出的应根据评估结论中的市场价格作为赔偿依据不予认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认为即使确定该车价格，也应根据该车销售时打折、优惠情况考虑该车价值。该车是2015年销售给朱永斯，车辆采取的标准是国3标准，而至2020年1月，国家要求所有出行车辆必须按照国6标准，而采取国3标准的车辆无法上牌上路行驶，故该车辆已不具备任何使用销售的价值。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朱永斯要求退回车辆甚至索赔的要求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一、车架号不一致是否构成销售欺诈；二、如何认定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三、本案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天津自由港公司是否构成销售欺诈车架号是车辆的识别代码，具有唯一性。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沪华碧【2019】质鉴字第238号质量鉴定报告显示，涉案悍马H200显示的车架号为1K9H20DA99M152095，这虽然与《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查单》登记的车架号一致，但与现场诊断电脑读取的车架号5GRGN83299H102177不一致，且发现涉案悍马H200车架号打刻区域存在打磨痕迹，打刻的车架号存在字母和数字的字高、间距不一致，相同数字外观不一致的现象。上述事实表明，涉案悍马H200将车架号打磨“变形”成1K9H20DA99M152095后，才变成朱永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车辆，而其真实的车架号为5GRGN83299H102177，即天津自由港公司销售给朱永斯的涉案悍马H200明显与《车辆销售合同》约定的车辆不一致，所以天津自由港公司将涉案悍马H200销售给朱永斯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天津自由港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涉案悍马H200购入时手续齐全且合法，并通过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检测，均不能否定其出售给朱永斯的涉案悍马H200的车架号经过打磨“变形”的事实，所以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其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的手续齐全且合法、并通过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检测的涉案悍马H200的车架号是如何打磨“变形”的，由于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二、如何认定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朱永斯、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受一审法院委托后，蓝策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2015年3月19日为评估基准日，认定涉案悍马H200的市场价值为2326200元，涉案悍马H6的市场价值为2143700元。上述报告说明涉案悍马H200的市场价值大于悍马H6，且与朱永斯主张的销售价为200万元更为接近，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的140万元相差甚远，且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的悍马H6的销售价高于悍马H200相反，因此，朱永斯主张涉案悍马H200的销售价为2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本案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题朱永斯与天津自由港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中虽然有“买方售出车辆后，提供车主资料，由卖方负责按买方要求开具真实发票”的约定，但现实中朱永斯并未出售涉案悍马H200，该车一直由朱永斯自己使用，且没有证据证明朱永斯购买该车用于经营或者其他非生活消费，因此，本案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签订合同存在欺诈行为的，合同应属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因此，朱永斯请求将所购悍马H200汽车退还给天津自由港公司，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200万元；责令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赔偿朱永斯购车款数额3倍的赔偿金600万元的诉讼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朱永斯未在购车后3年内向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任何异议，超过《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因欺诈行为导致的合同撤销权时限，也超过《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有关质量保证期期限问题，因朱永斯提起的本诉不属于撤销权之诉，且其主张的欺诈行为与车辆质量保证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以朱永斯提起本诉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朱永斯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朱永斯在2018年9月对悍马H200进行维修时才发现该车的车架号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车架号不一致，并发现该车的车架号有磨损痕迹，所以朱永斯于2018年11月提起本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关于天津自由港公司主张朱永斯投资成立武汉博瑞斯特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问题，因武汉博瑞斯特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2日，远在朱永斯购买涉案悍马H200之后，与本案无关，所以天津自由港公司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其上述主张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朱永斯销售悍马H200行为构成欺诈；二、朱永斯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所购悍马H200汽车退还给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返还朱永斯购车款200万元；三、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朱永斯600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800元，评估鉴定费90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63600元，决定由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网页截图一份，国家司法鉴定网上的一审鉴定机构的信息，证明目的是一审鉴定机构不具备本案诉争车辆识别代码等相关的鉴定资质。执业鉴定人八位，除了有一位在鉴定报告里出现，另外两个人在司法鉴定所没有备案。朱永斯质证称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形式不合法，来源不合法，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们都存在异议，一审鉴定机构是人民法院已经登记备案的鉴定机构，具有本案涉案车辆的鉴定资质，一审鉴定程序和鉴定结果是客观公正的，鉴定是合法的，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有四个：一、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是否有误；二、朱永斯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是否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沪华碧【2019】质鉴字第238号质量鉴定报告，认为涉案车辆由悍马H2加长改装为悍马H200，同一辆车应具有唯一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车上所有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应相同。涉案车辆现有车架号1K9H20DA99M152095与《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查单》登记的车架号一致，但与现场诊断电脑读取的车架号5GRGN83299H102177不一致，且发现涉案车辆车架号打刻区域存在打磨痕迹，打刻的车架号存在字母和数字的字高、间距不一致，相同数字外观不一致的现象，遂认定涉案车辆车架号位置存在打磨痕迹，现有车架号与诊断电脑读取的车架号不一致。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该鉴定报告虽然提出异议，但没有申请重新鉴定，该鉴定报告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依据该鉴定报告判决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朱永斯销售悍马H200行为构成欺诈并无不当。蓝策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2015年3月19日为评估基准日，认定涉案悍马H200的市场价值为2326200元，涉案悍马H6的市场价值为2143700元。原审法院依据该评估意见认定涉案悍马H200的销售价为200万元并无不当。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朱永斯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因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向朱永斯销售涉案汽车时隐瞒了该车辆车架号变造的事实，使朱永斯陷入错误的认识，朱永斯无法知道涉案车辆车架号存在变造的事实。2018年9月朱永斯在该车辆出现故障维修时发现车架号存在变造，该时间应当认定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朱永斯购买车辆时起算，朱永斯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追加科瑞斯的（大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大连保税区宏宝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是朱永斯和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宏宝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原审法院驳回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并无不当。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科瑞斯的（大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大连保税区宏宝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律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以另行解决。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报告应认定无效，不能作为判决依据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费》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朱永斯与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本案汽车的销售者，朱永斯为消费者，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商品有欺诈行为，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费》的相关规定，判决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并无不当。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称朱永斯购买车辆是用于转卖等经营目的，并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供充分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67800元，由天津自由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左立新审判员 李 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段昀初书记员朱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