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志生，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龙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绪宏，广东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柱石，男，197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依强，广东期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卓欣，广东期待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李志生因与被上诉人王柱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志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绪宏，被上诉人王柱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依强、李卓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柱石一审诉讼请求；2.改判支持李志生一审反诉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柱石承担。事实及理由：（一）2016年12月17日，王柱石与李志生签订《桉树山买卖合同》，约定王柱石将坐落在永汉镇大埔村伯公坑（土名）山上的桉树（500亩左右）以66万元的价格卖给李志生砍伐，分三期付款，签好合同付定金10万元，进场砍桉树付20万元，山场桉树砍到一半时付余款36万元。同时，双方约定王柱石违约要赔偿三倍定金给李志生，李志生违约王柱石将没收李志生所付的10万元。合同签订后，李志生按约支付了定金10万元给王柱石。在砍伐时，李志生才知道王柱石隐瞒了很多问题：第一，此山场的桉树是王柱石聘请黄某负责种植管理的，王柱石拖欠黄某肥料款和人工款共27.8万元，黄某知道李志生买了此山场的桉树后，叫李志生告诉王柱石要付清欠款才能开工砍伐；第二，进山场里面的道路有一段是邓瑞仁开的，邓瑞仁知道李志生买下此山场的桉树，也责令李志生叫王柱石商量好开路和维护道路的补偿费才能开工；第三，进出此山场的运输车辆要经过江屋村小组道路，道路两边长满竹子和价值比较高的黄花梨，不砍掉这些青苗，运输车辆无法通行；第四，王柱石还欠下邓瑞仁管理山场人工费1万元（邓瑞仁是经王柱石同意后，由黄某聘请的）。李志生知道这些情况后打电话给王柱石，因为这些都是王柱石遗留的问题，款项也要王柱石支付。王柱石确认山场确实存在上述问题，叫李志生处理好这些问题，支付给上述几个人的钱在桉树款中扣除。上述四笔费用共计41.3万元，加上10万元定金，李志生已支付桉树款51.3万元。李志生代王柱石处理好遗留问题后，对山场进行砍伐，发现桉树面积没有合同约定那么大，林业执法部门测量确认只有375亩，与合同约定相差了125亩。按照合同约定500亩桉树总价款66万元，折合每亩1320元，山场实际桉树亩数只有375亩，总价款应为49.5万元。李志生已支付桉树款51.3万元，王柱石应退回李志生多交的桉树款1.8万元。王柱石隐瞒山场遗留问题和山场实际亩数，采用欺诈手段虚增桉树面积与李志生签订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王柱石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桉树山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王柱石应支付三倍违约金给李志生。（二）《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显示涉案伐区总面积为37.5公顷（562.5亩），但不能反映李志生真实的砍伐面积。事实上，涉案伐区中有约125亩是将原来种植的桉树砍掉种了果树（在签订《桉树山买卖合同》时已改种了果树）。李志生实际砍伐的桉树面积仅有375亩左右，约125亩面积李志生未砍伐。一审法院只依据《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载明伐区面积判案，却未查明李志生实际可砍伐面积和实际砍伐面积。（三）李志生分两次向黄某支付了27.8万元，黄某分别开具了收据，后来为了方便保存，黄某向李志生开具了一张金额为27.8万元的收据（编号9979784）。收据主文笔迹与黄某签名笔迹不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没有法律规定主文一定要收款人书写，只要收款人签名真实即可。（四）关于编号C457417、C457420、C457419的三张收据开具时间问题，由于该三张收据是后来补开的，谁先过来就先开给谁，但落款时间是收款人的实际收款时间，故编号小的收据开具时间比编号大的收据开具时间晚是正常的。（五）李志生将2.5万元补偿款交给江屋村村小组长骆恒辉是因为该村民比较麻烦，李志生直接面对该村民必将付出更多金钱，因此才将2.5万元交给江屋村村小组长骆恒辉，然后由其交付给村民。（六）由于李志生面对的是村民，在农村尚未普及转账支付习惯的前提下，农民都喜欢收现金，因此现金支付41.3万元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该41.3万元不是一次支付，而是分次支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维护李志生的合法权益。王柱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李志生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李志生称王柱石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第一，李志生从未通过电话向王柱石通报过所谓的“情况”，更何况，这些“情况”根本就不是事实。第二，王柱石并未聘请黄某管理桉树场，更从未拖欠黄某高达27.8万元的所谓“肥料款和人工款”，李志生称代王柱石支付款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从一审庭审时的各方陈述来看，黄某称“李志生分两次向其支付27.8万元现金款项，一次16万，余款在一个月后支付，每次收款时，其均有向李志生出具收据，且收据都是其本人书写”；然而，李志生一审提交的《收据》却仅有一张，总金额27.8万元，而且从笔迹上来看，《收据》主文是由李志生自行书写，并非黄某书写。由此可见，黄某的陈述与李志生提交的《收据》完全矛盾，足以证明这两人的陈述不符合事实。此外，高达27.8万元的现金支付，也完全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以及现在这么便捷的支付方式。第三，李志生称“王柱石拖欠邓瑞仁款项”以及“进出山场需经过江屋村小组道路，须给予补偿”的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事实上，王柱石根本就与邓瑞仁、江屋村小组毫无关系，李志生也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这些主张。李志生一审提交的《收据》均由李志生自行书写，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编号较小的《收据》载明的时间却比编号较大的《收据》载明的时间更晚，这更是有违常理；同时，李志生将所谓的“应支付给村小组的补偿款”支付给某个个人，并由该个人出具《收据》，也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逻辑。第四，王柱石再次明确，王柱石从未授权委托过李志生支付任何款项，李志生一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王柱石拖欠第三方款项，也无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垫付等事实存在，更无证据证明王柱石有授权委托其代为垫付。（二）现有证据已足以证明王柱石交付给李志生采伐的桉树面积远远大于合同的约定，李志生诉称仅有375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首先，广东省龙门县林业局作出的复函明确指出，李志生在申请砍伐证前，须先由其委托第三方到采伐现场踏查后，出具《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再由李志生持调查设计书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林业部门审核李志生提交的调查设计书后，核发采伐证。龙门县林业局的复函还指出，调查设计书已明确写明砍伐的面积为562.5亩。其次，李志生在一审庭审时也当庭确认，其向林业部门申请对案涉林木进行采伐时，确实填写了采伐申请表。从该采伐申请表的内容来看，李志生申请采伐的桉树面积为37.5公顷（合计562.5亩），已远远大于案涉合同约定的500亩。此外，从林业部门调取的调查设计书明确写明，通过实地调查确定本伐区总面积为37.5公顷（合计562.5亩）。由此可见，李志生在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证前，已自行委托第三方到采伐现场进行了踏查，确定采伐面积有562.5亩，并据此向林业部门递交了采伐申请，而林业部门也正是据此向李志生核发了采伐证，核准采伐的面积为562.5亩。李志生称实际面积仅有375亩，王柱石有隐瞒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三）如上所述，林业部门在复函中明确指出，李志生在申请砍伐证前，须先由其委托第三方到采伐现场进行踏查并出具调查设计书。同时，林业部门还明确，根据有关规定，已改革监管方式，以经营者自主管理、自我约束为主，不再实行伐前拨交、伐中检查和伐后验收等现场监管方式。这足以证明，李志生称采伐后经林业执法监督测量，才发现只有375亩的说法也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四）王柱石已协助李志生办理了采伐申请，李志生已全部采伐完毕，王柱石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李志生要求王柱石支付违约金并返还所谓多付款项毫无依据。从现有证据来看，王柱石在合同签订后，已协助李志生办理了采伐申请，李志生也当庭确认已将王柱石出售给其的桉树全部采伐完毕。而正如上所述，王柱石交付给李志生采伐的桉树面积远远大于合同的约定，李志生辩称仅有375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李志生所谓的代王柱石支付王柱石所拖欠的第三方款项的主张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基于此，王柱石认为，王柱石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违约，也根本不存在李志生垫付款项的情况。因此，李志生现时要求王柱石向其支付所谓违约金，并向其返还所谓多付款项的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该诉求依法当应予以驳回。王柱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志生即时支付总计56万元的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56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李志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李志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6年12月17日签订的《桉树山买卖合同》；2.判令王柱石返还李志生多付的桉树款1.8万元；3.判令王柱石支付违约金30万元；4.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由王柱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广东省龙门县林业局向王柱石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号：龙林证字（2011）01001027号]，根据该林权证载明事项，位于永汉镇××村××小组××东××山底与××村山交界，西至山顶天水为界，南起山顶至山底与××、××村山交界，北至山顶火界为界的面积1083亩的林地和林木的使用权人为王柱石，主要树种为桉树、杂树。2016年12月17日，王柱石与李志生签订《桉树山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约定：1.王柱石同意将坐落在永汉镇大埔村伯公坑（土名）山上的桉树（约500亩左右）卖给李志生砍伐；2.合同总价为66万元，由李志生分三期进行支付，第一期于签好合同时付定金10万元，第二期于进场砍伐时支付20万元，第三期于山场桉树砍伐到一半时支付完全部余款36万元；3.若能申请2016年指标，砍伐期至2017年5月底，若能申请2017年指标，砍伐期至2017年11月底，若超过约定砍伐期限，属李志生违约，王柱石可即收回山场，且李志生需全额支付约定费用；4.若此山砍伐期间存在争议，该争议属于村民事件引发，且与李志生施工责任无关，王柱石负责处理，否则相关责任由李志生承担；5.保障山场到永南公路的通行，出现本村村民阻挠需王柱石负责处理，其余情况由李志生处理，若涉及相邻山场道路纠纷问题，双方同意在总额4.8万元范围平均分担所需费用，超出4.8万元的部分由王柱石负责；6.批砍费用由李志生负责，批砍所需的一切资料由王柱石提供；7.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双方必须依法履行合同，如果王柱石违约要赔偿三倍定金给李志生，如果李志生违约，王柱石将没收李志生所付的10万元。合同签订后，王柱石将砍伐桉树所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山林租赁合同等交给李志生，李志生遂以王柱石的名义向广东省龙门县林业部门提交《广东省林木采伐申请表》，申请砍伐桉树。该申请表中以下列项的填写内容分别为：林权证号：01001027；采伐地点：永汉镇大埔村大埔围村民小组伯公坑；采伐四至：东山脚、南山窝、西山顶、北半山腰；采伐树种：桉树；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面积：37.5；采伐蓄积：3124。其中，双方确认“采伐面积：37.5”的单位为公顷，“采伐蓄积：3124”的单位为立方米。李志生陈述，申请表中“采伐面积”下对应的“37.5”和“采伐蓄积”下对应的“3124”均不是其本人填写，其向林业部门提交采伐申请表时这两项留空没填。林业部门在收到我方采伐申请后，应先到申请采伐的伐区调查评估，准许的就颁发砍伐证，故申请表上“采伐面积”下对应的“37.5”和“采伐蓄积”下对应的“3124”是林业部门根据申请调查评估后填写。但李志生另外又称，龙门县林业局在收到其采伐申请后，实际并未到采伐伐区实地调查评估，申请表上“采伐面积”和“采伐蓄积”仅是他们根据王柱石种植桉树时向林业部门报备的记录填写。而在实际砍伐完毕后，林业部门有通过卫星执法检查方式对实际砍伐面积、砍伐方式等进行检测，根据林业部门伐后检测结果，李志生实际砍伐的桉树仅有375亩左右。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王柱石和李志生申请，向广东省龙门县林业局发函协助调查核实李志生申请采伐桉树的相关情况。该局于2020年1月15日就办理《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事宜向一审法院做如下函复：由林木所有权权利人聘请第三方到林木采伐现场踏查，随后出具《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向该局提交《广东省林木采伐申请表》、《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等林木采伐申请材料后，该局经审核根据《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设计内容（采伐面积562.5亩、四至等）依法核发《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木采伐管理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各地要切实转变采伐作业的监管方式……林木采伐作业……不再实行伐前拨交、伐中检查和伐后验收等现场监管方式。”后王柱石又持一审法院发出的律师调查令前往惠州市龙门县林业局调查到以下相关资料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设计书第二项“伐区资源调查”载明：伐区内资源的调查，统一采用样园调查的方法，对其林分状况、立木蓄积量、出材率和立地条件等进行全面调查。本伐区总面积为37.5公顷，活立木蓄积量为桉树3124立方米。二、《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及相对应《林木申请采伐现场勘测界线图》和《伐区样园每木检尺记录表》各4份，其中4份《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分别载明采伐伐区面积为12.4公顷、7.2公顷、3.4公顷、14.5公顷，合共37.5公顷。李志生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采伐申请表由其申请，但表示调查设计书不能反映真实的砍伐面积，因为实践中很多人都不会真的按照林业局的要求委托第三方到现场踏查。李志生提供四份《收据》（编号分别为：C457417、C457420、C457419、9979784）拟证明其为顺利砍伐桉树，经王柱石同意后代为垫付了41.3万元，应在桉树购买款中予以抵扣。其中编号为C457417、C457420、C457419的三张《收据》所使用的收据纸张来自于同一收据本，编号为9979784的《收据》所用纸张与上述三张收据不同。上述编号C457417的《收据》上所载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内容为“今收到王柱石的山场佰公坑请邓瑞仁管理费10000元（由李志生代付，在李志生购买王柱石佰公坑山场的桉树款扣除）”，“收款单位”处签名为“邓瑞仁”。编号C457420的《收据》上所载时间也为2017年10月20日，内容为“今收到李志生交来代王柱石自愿补偿开路费、每年修路费用共100000元到桉树砍伐完为止，到2018年底止，过期无效，立此为据”，“收款单位”处签名为“邓瑞仁”。编号C457419的《收据》上所载时间为2017年11月5日，内容为“今收到李志生砍伐佰公坑山场的桉树运输途径江屋村小组道路两边的青苗补偿款及打水泥路赞助款25000元”，“收款单位”处签名为“江屋村小组骆辉恒”。李志生称骆辉恒为江屋村小组组长，砍伐的桉树运出来要经过江屋村，但江屋村村民在路边种植了竹子和黄花梨，需要砍掉桉树才能运出来，所以就通过骆辉恒联系了种植竹子和黄花梨的村民，给村民补偿了2.5万元，但补偿款是交给骆辉恒，由骆辉恒转付给种植竹子和黄花梨的村民。编号9979784的《收据》上所载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内容为“今收到王柱石交来佰公坑山场种桉树打草放肥人工总共278000元正（由李志生代付，在王柱石卖佰公坑山场桉树款扣除）”，“收款单位”处签名为“黄某”。庭审中，李志生陈述，27.8万元都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黄某。从目测来看，以上四张《收据》上记载的主文内容为同一人笔迹。编号9979784的《收据》主文的笔迹与“收款单位”处所签“黄某”的笔迹不同。另外，李志生还申请了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黄某称：2009年至2013年期间，王柱石雇请其种植、打理桉树，买桉树苗的钱由王柱石支付，黄某帮找工人种植、管理，所请工人的人工费由王柱石支付，但王柱石未按时支付工人人工费，经多次结算，王柱石承认拖欠其27.8万元人工费和购买肥料的费用，并说以后卖了山就付。当得知李志生买了王柱石的桉树后，其就告诫李志生，不付清王柱石拖欠费用，就别想砍树。后王柱石就当着黄某的面叫李志生代为结清拖欠的费用。对于27.8万元费用的支付问题，黄某陈述，李志生是分两次支付的，进山的时候支付了16万元，大概一个月之后支付了全部余款，两次都是现金支付，每次收款时，其都有按收款数额向李志生出具收据，并称两次收据都是其本人书写。王柱石对李志生提交的四张《收据》及证人黄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其从未雇请黄某和邓瑞仁，不可能拖欠他们人工费和肥料费，且27.8万元均通过现金支付，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买山时就有路进出村里，根本不需要砍伐路边的所谓竹子和黄花梨。庭审中，李志生确认，涉案山场的桉树已由其全部砍伐完毕，但称实际砍伐面积仅375亩。一审法院认为，王柱石与李志生之间签订的《桉树山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守。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王柱石实际交付的桉树面积。二、李志生有否代王柱石向黄某、邓瑞仁等人垫付费用。一、关于实际交付的桉树面积。根据惠州市龙门县林业局的复函内容可以看出，王柱石向该局调取到的《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是李志生在向龙门县林业局申请采伐许可证之前，按照林业局的要求委托第三方到现场踏查后制作，该调查设计书明确载明伐区面积为37.5公顷，折合为562.5亩。故对李志生辩称砍伐面积仅375亩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李志生有否代王柱石向黄某、邓瑞仁等人垫付费用的问题。李志生据以主张其代王柱石垫付款项的证据是4份《收据》和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首先，李志生主张的代付款项高达41.3万元，支付对象有黄某、邓瑞仁、骆辉恒三人，但除黄某出庭作证外，其余两人既未出庭作证，甚至都未向法庭提交该两人的身份资料以证实该两人实际存在。且李志生陈述高达41.3万元的款项均为现金交付，这在我国目前转账支付手段如此便捷的环境下，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二，证人黄某陈述李志生分两次向其支付一共27.8万元，第一次支付16万元，一个月后支付余款，两次都分别开具了《收据》，且称收据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然李志生提供的却是一份总支付额为27.8万元的收据（见编号为9979784的《收据》），而且该《收据》主文内容笔迹显然与黄某的签名的笔迹不同，证人证言显然与李志生提交的书证互相矛盾。第三，编号为C457417、C457420、C457419的三张《收据》所使用的收据纸张来自于同一收据本。各单位用于开具收据的收据本各页上的编号都是印刷厂家按由小到大顺序印刷好，各单位在使用时通常按照实际出具收据的时间早晚使用收据页，但李志生提交的编号C457419《收据》上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11月5日，而编号C457420《收据》上载明的时间却为2017年10月20日，编号较小的《收据》开具时间反而比编号较大的《收据》时间更晚，有违常理。第四，李志生陈述，桉树运输出来途经的路边因村民种植了竹子和黄花梨，需要砍伐掉竹子和黄花梨，桉树才能运出来，为此，其向村民补偿了2.5万元青苗款。但《收据》收款单位签名处却为江屋村小组组长骆恒辉，虽李志生解释是将补偿款付给江屋村小组组长骆恒辉，由骆辉恒转交村民。但李志生自述自己从事木材加工生意，应当知道涉及钱款给付的，交他人转交可能引发的纠纷肯定比直接支付给收款人更大，在直接支付给村民并不存在障碍的情形下，李志生却选择交由江屋村小组长转交，此做法不符合一般生意人谨慎做事的做法。综上，一审法院对李志生提交的四份《收据》的真实性和证人黄某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采信。对李志生主张其征得王柱石同意向黄某、邓瑞仁等人代付费用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涉案山场桉树已由李志生砍伐完毕，其反诉要求解除双方《桉树山买卖合同》的主张，依法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桉树山买卖合同》约定，李志生最迟应于2017年11月砍伐完全部桉树，并应于桉树砍伐到一半时支付完全部尾款。现李志生仅支付10万元，已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王柱石要求李志生支付剩余桉树款56万元及逾期违约金的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桉树山买卖合同》约定李志生违约，则王柱石没收李志生已付的10万元。即双方约定李志生违约时应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为10万元。现王柱石请求违约金以56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若按照此计算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低于或等于10万元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若超过10万元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由于2019年8月20日始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银行贷款利率，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向社会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之后利息计算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此，李志生应支付的逾期违约金为：以5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所欠桉树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违约金金额以10万元为限。至于李志生反诉请求王柱石支付多付的桉树款1.8万元和违约金30万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诉判决：一、李志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柱石支付剩余桉树款56万元及逾期违约金，违约金以5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所欠桉树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违约金金额以10万元为限；二、驳回王柱石的其余本诉请求。反诉判决：驳回李志生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9804元，反诉受理费6790元，财产保全费3522元，全部由李志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李志生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采伐面积进行鉴定。王柱石认为现有证据已能充分证明采伐面积，且李志生在一审阶段并未提出鉴定申请，故不同意鉴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柱石实际交付的桉树面积是多少；二、李志生主张的代垫费用是否属实以及能否扣除。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王柱石实际交付的桉树面积的问题。根据广东省龙门县林业局给一审法院的复函可知，申请采伐许可证需要独立第三方到林木采伐现场进行现场踏查，然后由第三方出具《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调查设计书》等资料，并提交给林业部门审核，且林木采伐作业不再实行伐前拨交、伐中检查和伐后验收等现场监管方式。而第三方出具的调查设计书等资料载明伐区面积为37.5公顷，折合为562.5亩，活立木蓄积量为桉树3124立方米，林业部门依据该资料出具了采伐许可证，说明该数额得到了林业部门的审核认定。李志生认为实际采伐面积不足500亩，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伐区内的林木已被李志生全部采伐完毕，现有证据已足以证实采伐面积已达到500亩，本案无鉴定之必要，本院对李志生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接纳。关于李志生主张的代垫费用是否属实以及能否扣除的问题。李志生主张其代王柱石垫付了41.3万元，并提供了四张收据以及黄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已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在支付上述费用之前，李志生已经与王柱石进行了沟通，且王柱石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并委托李志生代为垫付。另外，涉案合同总价款为66万元，李志生主张的代垫付费用达41.3万元，但李志生仅提供了收据等证据，而未能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补强，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该部分费用。综合衡量现有证据的证明力，并不能充分证明李志生的主张，一审法院未支持李志生关于代垫费用的主张，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志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0元，由李志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