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4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少彪。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瑞贞。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天恩。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0号铺。法定代表人：邹少彪。上诉人邹少彪、钟瑞贞因与被上诉人邵天恩、原审第三人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5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少彪、钟瑞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被上诉人邵天恩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丰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少彪、钟瑞贞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邵天恩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邵天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签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的情况。邵天恩退股前一直担任丰康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管理经营，对公司业务非常熟悉，且经常查阅公司账册。邵天恩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完全了解，邵天恩在起诉中陈述没有参与公司的具体管理事务是虚假的；(二)一审判决无视邹少彪、钟瑞贞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之所以会出现钟瑞贞承认“虚增30万工资”的笔录，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完整记录事情的前因后果导致。真实的情况钟瑞贞已经通过“情况说明”向一审法官详细说明，邹少彪、钟瑞贞根本没有实施欺诈行为。事实上，丰康公司2016年共营收73万元，是三年的培训费用，公司的一切开支包括房租水电办公费用、工人工资以及几个高层的工资都要从这一笔培训费里支出，公司从成立到邵天恩的离开，光工资等费用就已经支出了60多万元，因此不存在截流30万元；(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维护邹少彪、钟瑞贞的合法权益。另，2017年的总收入大概70-80万元左右，其中有17万元多是邵天恩私自收取没有上交，公司开具了收据，加上邵天恩退股时取走3万元，总收入大概包括了公司3年的营运费，60万元是3年的合理支出，包括请教练等大量费用，邹少彪、钟瑞贞不可能截留30万元的费用，所以公安机关的笔录并非真实，只是断章取义，违反常理。本案单凭笔录不能认定邹少彪、钟瑞贞有欺诈邵天恩或侵占公司的资产。邵天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明确，判决正确。一审法院对关键证据的采信上清楚明白，荔湾区公安分局经济侦查大队对钟瑞贞的讯问笔录，足以证明邵天恩在本案中所述事实是真实的。邹少彪、钟瑞贞诱骗邵天恩签署转让股权协议的行为明显具有欺诈性，是无效的。另外，关于是否存在截留侵占事实问题，应看相关的证据，邹少彪、钟瑞贞一人是经理，另一人是财务，利用多收入不入账，多开支少记账，只记账未支出，三种形式侵占公司财产。荔湾分局经侦大队已正式立案，现公安只是在核实对应的是哪一笔款项被侵占，哪些款项是虚开。关于邹少彪、钟瑞贞提到的邵天恩侵占公司款项，不符合事实。第三人丰康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邵天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邹少彪、钟瑞贞的行为构成欺诈，撤销邹少彪、钟瑞贞、邵天恩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邹少彪、钟瑞贞承担。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邵天恩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设立登记基本信息；2.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证据1、2证明邵天恩与邹少彪曾设立第三人丰康公司，后因为邹少彪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并架空邵天恩，而导致邵天恩在未查明实际盈利的情况下转让股份退出公司；3.营业执照，证明丰康公司转让股权之前的营业执照已经作废；4.营业收入记账流水，证明邹少彪、钟瑞贞隐瞒第三人丰康公司真实营业收入，共计达84万余元；5.微信通话记录（一页），证明邵天恩与钟瑞贞交涉，被其无理拒绝，邵天恩对实际营业收入并不掌握；6.协议书，证明邵天恩在不了解真实经营收入的情况下，签订了转让股权并退出公司的协议书，后发觉被欺诈；7.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证明丰康公司2017年上半年业务收入达到84万余元；8.编号：20190001的《税收违法行为检举查办结果反馈单》，证明邹少彪、钟瑞贞故意隐瞒公司真实收入，并且虚假列支邵天恩与证人梁某的工资137000元，该款项被邹少彪、钟瑞贞据为己有；9.个人所得税查询（邵天恩）；10.个人所得税查询（梁某），证据9、10证明邹少彪、钟瑞贞利用邵天恩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虚假报税，恶意虚构支出，编造亏损理由，欺骗邵天恩在不了解公司真实财务情况下转让公司股份；11.报警回执，证明邵天恩在举报邹少彪、钟瑞贞偷漏税案件中，发现邹少彪、钟瑞贞除虚假报税外，还存在涉嫌侵占公司财物13.7万元的行为，现已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提出刑事控告报案；12.《关于邵天恩反映彭文辉涉嫌受贿乱收费问题的回复》；13.《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据12、13证明南塘大街小学培训班的培训人数和收费数额84万余元，与邹少彪、钟瑞贞的证据相吻合并证实存在培训学生及部分缴费数额；14.手机录音；15.手机录音文字整理，证据14、15证明2017年年初邵天恩曾问邹少彪、钟瑞贞南塘大街小学的培训班如何收费、交税及支出费用，邹少彪、钟瑞贞表示给学校领导送钱不下10万元，事后财务有开支，但送钱之事纯属虚构。另外，邵天恩向法庭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证人梁某陈述：丰康公司主要人员由邹少彪、钟瑞贞、邵天恩与我组成。四人分管公司各部分的工作，邹少彪是管理业务及主要负责人际关系开发和维系、公司管理；钟瑞贞是管理公司财务；邵天恩是有项目后监督和管理项目的进行；我是负责业务项目开发和老师资源、老师培训管理。丰康公司与南塘大街小学达成合作协议，由丰康公司负责学生兴趣班培训、招生、宣传及师资分配等管理工作。培训费用也是由丰康公司收取，通常是由钟瑞贞负责，若钟瑞贞不在学校，则由邵天恩收取，然后我们四人会利用周末召开会议，邵天恩将收取的费用交接给钟瑞贞。虽邵天恩是法人，但是公司运营都是由邹少彪、钟瑞贞主管，邵天恩因公司账目不清楚，担心账目出现问题，找钟瑞贞查看账目。钟瑞贞对邵天恩查账后发现的问题解释不清楚，双方于是慢慢有了矛盾，导致无法经营公司，邵天恩退出公司经营。因我与钟瑞贞是堂姐妹的关系，我不好出面，并向他们明确我不管账目，只负责业务。邵天恩主要跟进南塘大街小学的项目，其他项目的运营都是由邹少彪在运营，我都是安排一个老师在管理并对其他老师进行监督，老师是向邹少彪反馈情况，再由邹少彪与学校校长沟通。丰康公司并没有发放工资给邵天恩与我本人，但是钟瑞贞有工资，每月3000元；邵天恩与我只是在2016年年底共计分得20000元的分红。邹少彪、钟瑞贞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8月3日版），证明执行董事、经理的相关职责，邵天恩实际管理经营公司；2.丰康公司总账（公司设立至2017年7月31日），证明从丰康公司设立至2017年7月31日，公司经营为亏损；3.2017年1月账目科目汇总表，证明丰康公司2017年1月财务支出明细；4.统计表及收据，证明邵天恩私自收款侵占公司171935元，另公司还为其退费10900元；5.短信记录，证明邵天恩自己并委托朋友威胁、恐吓邹少彪；6.银行转账流水，证明从丰康公司设立至邵天恩退出公司，丰康公司向邵天恩、梁某发放工资合计180034元；另外丰康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向邵天恩发放分红28000元；7.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调取丰康公司财务账册资料。丰康公司未作出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结合上述证据及庭审情况，认定如下：2015年7月31日，邵天恩与邹少彪共同设立丰康公司，主要经营体育培训。2015年8月3日，丰康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邵天恩，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根据丰康公司的章程显示：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元；股东邵天恩、邹少彪分别出资数额：250000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25年8月；股东的权利：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有查阅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经营的权利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经理）。邵天恩实际出资8000元，邹少彪实际出资10000元。2017年7月，邵天恩与邹少彪、钟瑞贞就邵天恩退股事宜进行协商。2017年8月4日，丰康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递交办理变更登记的材料。2017年8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丰康公司出具编号为穗工商（荔）内变字【2017】第03201708040021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载明：“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经审查，申请变更（备案）：住所（经营场所），股东，出资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备案，监事备案，经理备案，章程备案。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备案）”。详细变更内容如下：法定代表人从“邵天恩”变更为“邹少彪”；住所（经营场所）从“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1号铺（临时经营场所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0日）”变更为“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0号铺”；股东情况从“邵天恩，邹少彪”变更为“钟瑞贞，邹少彪”；组织机构成员名称从“邵天恩，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邹少彪，职务监事”变更为“钟瑞贞，职务监事；邹少彪，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等等。2017年8月12日，邵天恩（乙方）与邹少彪（甲方）、钟瑞贞（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于2017年7月28日以私人原因退出丰康公司的经营活动，也不再是公司的法人及股东，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8月4日在广州市荔湾区工商局办理转丰康公司法人与股东的相关手续。经核算至2017年8月4日止乙方应得丰康公司红利及固定资产折现共22000元，乙方将原出资2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的全部转让给甲方、丙方，转让金额为8000元，合计乙方应得30000元。三方一致确认乙方此次转让给甲方、丙方股份已全部完成，所有红利及固定资产折现已结清给乙方，不存在任何拖欠。甲方分三次将30000元转入乙方账户：第一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3日甲方以支付宝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第二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4日甲方以微信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第三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12日甲方以微信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乙方的法人印鉴也于即日交回到乙方手中，由他本人自行处理。2019年5月17日，邵天恩以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于2019年5月28日向钟瑞贞、丰康公司调取丰康公司开业至今的会计凭证及账册等相关会计资料。后一审法院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公安机关在2019年6月19日、2019年6月26日对钟瑞贞的询问笔录，显示：钟瑞贞陈述丰康公司的启动资金是由邵天恩出资8000元，邹少彪出资10000元，钟瑞贞在丰康公司负责做会计账和出纳。钟瑞贞确认在丰康公司的会计凭证上所附的工资表有部分人员的工资是其做大发放工资的金额，丰康公司对于这部分人员是按课酬来计薪水的，并不是如其做的工资表上所列按固定月薪支付工资的；钟瑞贞还确认其通过虚大发放工资额的方式截留了公司大约300000元左右资金，该款项存放在邹少彪农业银行62×××12账户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钟瑞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自己作为丰康公司财务人员虚构丰康公司部分人员工资收入并截留丰康公司大约300000元的资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邹少彪、钟瑞贞与邵天恩签订《协议书》，双方的目的在于确认邵天恩退出丰康公司的经营，免去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将股权转让给邹少彪、钟瑞贞，并结清股权转让款。而钟瑞贞作为丰康公司财务人员，故意隐瞒了丰康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使邵天恩误以为丰康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2017年8月12日的《协议书》，钟瑞贞的该行为构成了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邵天恩在撤销权行使期限内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的主张，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丰康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30日判决：撤销邹少彪、钟瑞贞与邵天恩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邹少彪、钟瑞贞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邹少彪、钟瑞贞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招生简章作为证据，拟证明公司的收入大部分是为了公司运营，需要3年培训及请教练的费用；2016年公司收入是70多万，邵天恩与其前妻已经分配了20万元左右，邹少彪、钟瑞贞的工资收入大概也是20多万，只剩余30多万用于培训和公司的必要运营支出，公司本没有这么大的收入，不可能存在侵占的事实。邵天恩质证认为：1.邹少彪、钟瑞贞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该证据是在一审立案前就已经形成，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2.该证据与其所证明的目的不相符，不能直接证明邹少彪、钟瑞贞不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事实。3.该证据证明了邹少彪、钟瑞贞利用零碎的证据为侵占公司财产做掩护的目的。二审查明，2019年7月9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作出《立案告知书》一份，载明“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立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案。”被告知人为邵天恩。邹少彪、钟瑞贞表示对该份《立案告知书》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钟瑞贞多次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信访部门进行信访投诉，质疑该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程序违法，且该案目前只处于调查阶段；倘若即使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罪，所侵占的款项具体去向、案件真实情况等问题都尚未完全明确。为此，邹少彪、钟瑞贞提供《荔湾区公安分局群众来访登记表》《信访诉求分类处理告知书》复印件拟证实其所述情况。邵天恩表示邹少彪、钟瑞贞提供的该两份材料不能作为二审案件审理的补充证据，形成时间在庭审后，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查明，钟瑞贞曾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其表示在该《情况说明》中详细说明邹少彪、钟瑞贞没有欺诈行为，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没有完整记录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具体情况。二审中，钟瑞贞申请本院调取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的询问笔录并向本院出具《情况报告》一份。2020年6月11日，本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该局于2020年6月18日向本院复函，其中载明：……我局于2019年7月9日对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调查，目前该案正在侦查办理中……等内容。邹少彪、钟瑞贞质证意见如下：对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邵天恩质证意见如下：对复函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有效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中邵天恩起诉请求邹少彪、钟瑞贞构成欺诈，撤销邹少彪、钟瑞贞与邵天恩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然而，邵天恩就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已报警，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对此正式立案且目前仍在侦查阶段，故本案应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再作处理。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57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邵天恩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退还邵天恩。邹少彪、钟瑞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