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45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饶家吉，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鹰，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清镇市站街镇站街居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饶洪，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秀平，女，1957年10月21日出生，壮族，住贵州省。饶洪、覃秀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尔荣，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周亚，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一审第三人：刘寿勇，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周亚、刘寿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建卫，贵州红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饶家吉因与被上诉人饶洪、覃秀平及一审第三人周亚、刘寿勇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黔01民初400号民事判决，饶家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黔民终40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12月27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初219号民事判决，饶家吉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家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黔01民初21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造成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构成枉判。2020年2月2日，饶家吉提交《民事补充上诉状》，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9）黔01民初56号判决认定“原告饶家吉主张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支付的316万元是来源于2007年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支付的采矿权转让款，但该股权转让款于2009年5月已经支付完毕，其中，2008年2月—2009年5月的对账单上，载明总收入包含了“铝厂140万”，与中铝公司实际最后支付款项的时间相一致。通过双方长期对账的习惯以及2008年—2009年5月的对账单内容可知，双方已经将收取到的中铝公司股权转让款计入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当年收入、开支并进行了分配。”该结论是错误的。理由：1、（2006年10月至2008年1月）证据事关中铝公司矿山转让费840万元中700万元去向，该证据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据效力。2、被上诉人称办理探矿证花了120万元，但却无证据予以证明。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被上诉人持有完整成册的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却不向法院提交，仅以自制对账单来证明其主张，有悖证据规则。4、被上诉人在（2017）黔01民初450号民事判决中自认316万元不是单纯的矿山转让款，是几年来公司经营的结算。5、从《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章程》第十章约定可知，宏泰公司依法建有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本案840万元去向应当以对宏泰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原始凭证质证为准。二、（2019）黔01民初56号判决认定“饶家吉曾于2014年3月22日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原告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2016年12月6日签订《协议》实际上已经对之前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该认定存在错误。理由：1、饶家吉未曾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合作协议书》及其后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一是无证据证明《股东会决议》实际履行。二是《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是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的权益或股份的50%，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所称上诉人的40%股份并不一致。三是《合作协议书》是由宏泰公司、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签订，未说明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有关，也未说明是出售上诉人全部名下坛罐窑矿山权益或股份，故不能当然地认为《合作协议书》所出售的是上诉人名下全部坛罐窑矿山权益或股份。四是2016年12月5日《收据》印证《合作协议书》出售的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50%权益。2、饶家吉未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不存在“覃秀平和饶家吉依据2016年12月6日《协议》，双方达成了各占50%份额的约定，饶家吉重新获得了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益”的情形。一是《协议》未约定是对2015年6月11日、2016年7月12日承诺的变更。二是根据被上诉人陈述，316万元不是单纯的矿山转让款，是几年来公司经营的结算。三是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足以证明上诉人未曾于201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后退出坛罐窑矿山的开采经营。饶洪、覃秀平二审辩称，2016年12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已履行完毕，已按约定付清上诉人人民币80万元。（2019）黔01民初56号判决已经认定2015年6月11日《承诺》的316万，因付款前提条件已不具备，饶洪已经不需要再按《承诺》支付。按照担保法的规定，股权质押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担保法还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2月6日《协议》约定的股权质押未办理质押登记，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具备设立和生效的法定条件，且约定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违反担保法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三人周亚、刘寿勇二审未陈述意见。饶家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在三十日内，协助原告在工商部门将被告在宏泰公司拥有的60%的股份办理完成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2、在被告不能变更转让股份的情况下，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不能转让股份的损失39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泰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20日，原告饶家吉与被告覃秀平原为该公司股东，登记持有的股份分别为40%、60%。2007年3月6日，宏泰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中铝公司签订《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合同书》《坛罐窑铝土矿山开采技术协议》《坛罐窑铝土矿山开采技术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宏泰公司将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给中铝公司，同时中铝公司将开采经营权交给宏泰公司，由宏泰公司进行矿山开采。2007年5月25日中铝公司支付宏泰公司50万，7月16日支付50万，9月18日支付200万，12月25日支付200万，2018年3月7日支付100万（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2007年10月23日），2008年4月24日支付100万（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2007年12月4日），2009年1月19日支付40.04万，2009年5月27日支付100万。2007年5月25日至2009年5月27日中铝公司总计支付坛罐窑铝土矿山采矿权转让款8400400元。2008年2月—2009年5月，2009年7月，2009年8月—9月，2009年10月，2009年11月，2009年12月，2010年1月，2010年2月—9月，2010年10月，2010年11月，2010年12月—2011年3月，2011年4月—5月，2011年6月—2012年1月20日，2012年2月—2013年12月（2014年2月饶家吉签字确认），共计13张对账单上记载了相应期间的收入、支出、分配情况。原告饶家吉在每张对账表的下方签字及日期予以确认。其中，2008年2月—2009年5月的对账表上，载明：总收入=铝厂140万+上次余额3595092.30+利息2762.82……=7713318.42元；总支出=做账4912084.02+126400+……=6101228.42元；总合计=收入7713318.42-支出6101228.42=余161290-5月份矿上结账578754.02-家吉5月份费用184940-税28802.17-备用金20万……=249076.68÷2=124538.34。2014年3月22日，宏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根据2013年的生产欠佳和饶家吉身体不好的情况，他本人提出要将清镇市卫城镇坛罐窑矿山的百分之肆拾的股份（40%），转给周亚、李大平，经他们多次友好协商，以柒佰万元（700万元）转给周亚、李大平40%的股份。周亚、李大平要求：要以宏泰公司的名誉签订《合作合同》，经股东会议决定：一、同意饶家吉提出的转让40%股份的请求；二、同意周亚、李大平提出的以宏泰公司名誉签订《合作合同》的请求。股东覃秀平、饶家吉在决议上签名。同日，宏泰公司与周亚、李大平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周亚、李大平出资700万，作为该项目前期投入的补偿金，周亚、李大平占该项目所有权50%股份。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饶家吉316万元，前提是饶家吉不参与坛罐窑矿山的分成，具体分三次付清：1、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2、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3、2016年12月30日前支付116万元。4、如果有关部门查2007年转让给中铝贵州分公司税款时共同支付。2016年7月12日，饶洪再次向饶家吉出具承诺，称原同意支付饶家吉的矿山转让费，因自己资金困难，承诺2016年10月底一次性付清，如不能支付，从2016年11月起每月按3%的利息支付，2017年春节前一定付清。2016年8月11日饶洪与周亚签订《坛罐窑矿山承包协议》，约定：饶洪将其持有50%的开采经营权承包给周亚。三年承包费1050万元，扣除债务550万元，余额500万元。第一次支付时间为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现金人民币166万；第二次支付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166万。第三次支付时间为2018年8月11日168万。2016年12月5日，覃秀平、饶洪向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饶洪与饶家吉对2014年以来收到的周亚、李大平合作坛罐窑矿山50%权益所支付的人民币700万元进行对账，现在饶洪确认收到350万元。2016年12月6日，二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1、被告承诺在2017年1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个人欠款80万元，如逾期未能支付完毕，被告无条件将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转让给原告，作为抵押转让和违约责任承担之约定，原告仅以本协议中100万元债权为限对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进行经济补偿，被告负责在以上逾期之日起30日内协助原告在工商部门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2、覃秀平拥有60%，原告拥有40%宏泰公司股份，双方约定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按各占50%的比例实际享有宏泰公司及其下属坛罐窑矿山权益（含收益），并承担相应义务。覃秀平与饶洪系夫妻关系。2017年2月21日，覃秀平向饶家吉支付59万元，银行进账单上注明该款为“还款”。同日，饶洪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21万元。上述两笔费用共计80万元。2017年2月21日，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覃秀平与饶洪矿山转让费80万元。2017年3月12日宏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饶家吉目前拥有宏泰公司40%公司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的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全部权益）转让给周亚”。2017年3月12日，饶家吉作为甲方、周亚作为乙方、覃秀平作为丙方签订《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饶家吉将自己拥有的宏泰公司40%股份（含饶家吉拥有的坛罐窑矿山开采权之25%权益/收益，但不含坛罐窑矿山之外的矿山权益）转让给周亚，转让款为260万元。原告向周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周亚支付的260万元。2017年3月14日，宏泰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覃秀平60%、周亚40%，此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庭审中，原告主张自己仍享有坛罐窑矿山收益权直至2017年3月14日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周亚。原告主张2016年12月6日协议中的80万系宏泰公司2015、2016年经营股东分红。二被告认为，2016年12月6日协议中的80万系饶家吉重新参加坛罐窑矿山的经营权股份和收益后，对2016坛罐窑矿山承包给周亚的所得166万进行分配。原告认为被告于2017年2月21日支付的80万元并非2016年12月6日《协议》中约定的欠款80万元，而系被告饶洪承诺支付给原告的矿山转让款316万元中的部分款项80万。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工商登记资料、《协议》《转让合同》《承诺书》、转账凭证、对账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2016年12月6日，二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协议》，被告承诺在2017年1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个人欠款80万元。2017年2月21日，覃秀平向原告支付59万元，饶洪向原告支付21万元，上述两笔费用共计80万元。59万进账单上虽注明是“还款”，而2017年2月21日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覃秀平与饶洪矿山转让费80万元，原告主张被告已经支付的80万元并非《协议》约定的欠款，而系另案承诺书中载明的矿山转让款316万元中的部分款项。因一审法院另一案（2019）黔01民初56号判决中已经认定饶洪已不再需要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支付316万元，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已支付的80万元系矿山转让费316万中的部分款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虽然未按照《协议》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前支付款项80万元，但其在2017年2月21日完成了支付义务，属于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且原告饶家吉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同时，根据2016年12月6日《协议》约定，双方实际是对覃秀平持有的股份约定股权出质，但双方并未办理出质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质押并未生效。另，该《协议》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六条：“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综上，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在三十日内协助原告在工商部门将被告在宏泰公司拥有的60%的股份办理完成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以及在被告不能变更转让股份的情况下，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不能转让股份的损失3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饶家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饶家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宏泰公司向清镇市工商局呈报审批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共10页。拟证明：宏泰公司有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并以此向清镇市工商局呈报每年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说明被告作为公司控制人，在持有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的情况下，未按照一审法官要求出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主张相应事实，无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无法证明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相关事实的凭据已经在一审向法官提供。2、6份企业档案。第一、2013年8月1日《清镇宏泰经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二、《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三、2014年6月20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免职书》；第五、《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书》；第六、2015年2月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2月27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7月1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从2013年8月1日股东会决议、修正案，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2014年6月20日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职书、2015年2月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2月27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7月13日《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清镇市宏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再到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足以证明上诉人没有中途退出的情形及证明了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因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上诉人退出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饶家吉宏泰公司股东的身份并没有退出。本案中，饶家吉退出的是坛罐窑矿山开采的劳务承包经营。也就是其不再参与坛罐窑矿山劳务开采经营的投资经营管理及盈利的分配。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是之后补充的，并不是当时签订的。上诉人没有按照事实说明问题。事实有和周亚等签订的转让协议、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最关键的是2014年3月22日至2016年饶家吉对矿山没有投入一分钱，说明他已经退出了矿山的经营和管理。3、2016年7月8日《股东会纪要》。拟证明：上诉人没有中途退出公司股份和坛罐窑矿山开采权股份即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因2014年3月22日《合作协议书》上诉人退出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我方不认可真实性。不是2016年7月8日真实产生的，而是2016年12月双方和解同意饶家吉重新参与坛罐窑矿山分成时，上诉人主动提出补签的，时间有意写在饶洪和周亚签订承包协议之前。目的是表明饶家吉不会再以饶洪和周亚私自签订承包协议损害股东利益为由进行控告。饶洪受覃秀平的委托可以合法经营坛罐窑矿山，可以将矿山的经营权承包给任何人。因此，公安机关并没有进行刑事立案。被上诉人提交了2015年2月9日饶家吉出具的一份申明。拟证明：饶家吉退出了坛罐窑矿山的经营。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该证据内容看，也与本案无关，根本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被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认为该会议纪要系上诉人主动提出补签。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6年12月6日，饶洪、覃秀平作为甲方、饶家吉作为乙方签订《协议》，饶洪、覃秀平承诺在2017年1月20日前，向饶家吉支付个人欠款80万元，如逾期未支付完毕，饶洪、覃秀平无条件将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转让给饶家吉，作为抵押转让和违约责任承担之约定，饶家吉仅以本协议中100万元债权为限对覃秀平名下拥有的60%宏泰公司股份进行经济补偿，饶洪、覃秀平负责在以上逾期之日起30日内协助饶家吉在工商部门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2月21日，覃秀平向饶家吉支付59万元，饶洪向饶家吉支付21万元，上述两笔费用共计80万元。59万元进账单上虽注明是“还款”，但2017年2月21日饶家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覃秀平与饶洪矿山转让费80万元。饶家吉主张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80万元并非2016年12月6日《协议》约定的欠款，而系2015年6月11日饶洪向饶家吉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的矿山转让款316万元中的部分款项。但另案（2019）黔01民初56号民事判决认定饶洪已不再需要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支付316万元，本院（2020）黔民终451号民事判决已经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故对于饶家吉认为被上诉人已支付的80万元系矿山转让费316万中的部分款项的主张，因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予采纳正确。被上诉人虽然未按照《协议》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前支付款项80万元，但其在2017年2月21日完成了支付义务，属于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饶家吉对此亦出具收据予以确认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向饶家吉支付了80万元，被上诉人2017年2月21日支付80万元的行为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且《协议》的上述约定违反质押的相关规定，一审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饶家吉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饶家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0元，由上诉人饶家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苟泰强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邹 慧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翟长勇书记员李铧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