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0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宇，男，197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朱晓宇，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杨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午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袁兆凤，执行董事。上诉人朱晓宇、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胥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午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午雅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2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晓宇、鑫胥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晓宇、鑫胥顺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协议书》第二部分“达成方案”的第1条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国家机关，午雅公司在签订《协议书》期间声称朱晓宇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该罪名应当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非自诉案件，因此午雅公司无权自行以合同诈骗罪名义追究朱晓宇的刑事责任。二、《协议书》的签署涉及欺诈、胁迫、显示公平，不是朱晓宇的真实意思表示。(一)朱晓宇没有承担退还4,670,000元押金的法定义务。4,670,000元押金是由案外人宿迁鑫运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运顺公司”)收取用于公司经营，由于案外人上海绿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茵公司”)违约导致与午雅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应由鑫胥顺公司与鑫运顺公司承担退还押金的义务。(二)《协议书》的签署，午雅公司使用了欺诈和胁迫手段，让朱晓宇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在《协议书》上签字。午雅公司员工梁恩平报案未果后，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吕锡成欺诈胁迫朱晓宇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朱晓宇不在其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字，则吕锡成利用其与公检法的关系来追究朱晓宇的刑事责任。(三)《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午雅公司发表书面意见辩称，《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或者欺诈的可撤销事由。针对朱晓宇提供的2019年8月24日谈话录音，午雅公司无法确认该录音真实性，且吕锡成并非午雅公司实际控制人，只是午雅公司与出租人之间的居间人。《协议书》签订时间2019年3月21日，明显早于录音发生时间，无法证明《协议书》签订时存在胁迫朱晓宇的行为。朱晓宇作为成年人且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及较高的知识水平，理应知晓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并非任何人采取非法手段可以决定，必须由司法机关判决。《协议书》中的各项损失系午雅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有相应依据为证，并未显失公平，且《协议书》约定大部分损失由鑫胥顺公司承担。据此，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朱晓宇、鑫胥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撤销朱晓宇、鑫胥顺公司与午雅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朱晓宇系鑫运顺公司、鑫胥顺公司的股东。鑫胥顺公司(甲方、授权方)与鑫运顺公司(乙方、被授权方)签订《授权书》一份，约定甲方于2018年3月1日至2037年2月28日期间，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935、965、985号建筑面积约46,000平方米的房屋授权乙方进行出租及经营管理。2018年10月8日，鑫运顺公司(甲方、出租方)同午雅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935、965、985号建筑面积约46,00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午雅公司，第一租赁年租金为1.67元/平方米/天，甲方应不迟于2018年11月30日向乙方完全移交租赁房屋，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租赁押金4,670,000元。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嗣后，午雅公司合计向鑫运顺公司支付了合同项下押金4,670,000元。同日，鑫胥顺公司(甲方、出租方)同午雅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935、965、985号绿茵商业广场一、二、三层商业用房共计8,100平方米出租给午雅公司，甲方应不迟于2018年11月30日向乙方完全移交租赁房屋，第一租赁年应付租金为1.67元/平方米/天，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租赁押金2,000,000元。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就该份租赁合同，双方均确认，该合同中8,100平方米的租赁标的系包含在鑫运顺公司同午雅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项下46,000平方米租赁标的中，因午雅公司要将8,100平方米的房屋对外出租给案外人上海朗诗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诗寓公司”)，朗诗寓公司要求由鑫胥顺公司直接将该8,100平方米房屋出租给午雅公司，再由午雅公司同朗诗寓公司就该8,100平方米房屋签订租赁合同，故午雅公司同鑫胥顺公司才签订了该份《租赁合同》。2018年10月，绿茵公司在绿茵商业广场贴出《公告》，称：1.其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对绿茵项目开展商业运营、代收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管理费等)以及所有涉及运营及行政事务管理等工作，如有任何第三方以自己或受绿茵公司委托的名义开展运营管理工作的均系非法行为。2.任何第三方就上述运营管理工作作出的任何行为或意思表示均未经绿茵公司授权或同意，应由该第三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3.在未与绿茵公司直接签订相关合同的情况下，任何人员不得进入绿茵项目现场进行施工，已经开始施工的应当立即退场。前述施工行为无论是否已经开始均与绿茵公司无关，绿茵公司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4.任何第三方的冒名行为或擅自施工行为若给绿茵公司造成或可能造成任何损失的，绿茵公司将就全部经济和商誉损失等追究其法律责任。2019年2月26日，午雅公司员工梁恩平向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南翔派出所报案，称午雅公司同鑫运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鑫运顺公司至今无法交房，但午雅公司已向鑫运顺公司支付4,670,000元，遂报案。南翔派出所告知其报案内容属民事纠纷，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法院诉讼解决。2019年3月21日，午雅公司(甲方)、鑫胥顺公司(乙方)、朱晓宇(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甲乙丙三方达成协议，大致内容为：朱晓宇先后通过其控制的鑫运顺公司、鑫胥顺公司与午雅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但未向午雅公司交房，导致午雅公司损失，其中包括午雅公司向鑫运顺公司支付的押金4,670,000元，向案外人上海嗨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嗨度公司”)支付的招商费517,000元、设计费92,050元，违约金1,000,000元，向案外人吕锡成支付的居间费540,000元，对案外人朗诗寓公司的违约金3,000,000元，对王佳的违约金520,000元。对此双方达成以下方案：朱晓宇承诺愿意个人承担午雅公司向鑫运顺公司支付的押金4,670,000元，午雅公司不追究朱晓宇的刑事责任；鑫胥顺公司愿意承担5,669,050元(包括午雅公司向案外人嗨度公司支付的招商费517,000元、设计费92,050元、违约金1,000,000元，向案外人吕锡成支付的居间费540,000元，对朗诗寓公司的违约金3,000,000元，对王佳的违约金520,000元)。关于该《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朱晓宇称，其受午雅公司实际控制人吕锡成对其“不签《协议书》就使其遭受牢狱之灾”之胁迫和威胁，才在吕锡成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其并未在《协议书》上加盖鑫胥顺公司的公章，虽经核对午雅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原件，上面确印有“鑫胥顺公司”字样的印章，但称该印章并非鑫胥顺公司的印章，申请对《协议书》上的印章是否系鑫胥顺公司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另外，朱晓宇认为该《协议书》是在其受到恐吓的情况下签的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向法院提交了通话录音一份予以证明。午雅公司称，因未能联系上吕锡成，无法核实该录音真实性，对录音不予认可，并表示吕锡成系接受午雅公司的委托引荐出租方给午雅公司的居间方，并非午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午雅公司通过吕锡成联系朱晓宇商谈，朱晓宇口头表示同意由其个人承担午雅公司已付的押金4,670,000元，鑫胥顺公司承担其他损失，但午雅公司出于担心仍于2019年2月26日至南翔派出所报案，报案后朱晓宇出于害怕要求午雅公司起草协议，他来签字，并强调要求在协议上表明午雅公司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基于此，午雅公司遂起草了《协议书》后交由吕锡成带去给朱晓宇签字并加盖了鑫胥顺公司的公章，吕锡成将签好字盖好章的《协议书》带回后由午雅公司加盖公章，最后再由吕锡成转交给朱晓宇。为证明《协议书》中所列各项费用之依据，午雅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午雅公司与嗨度公司签订的《房屋出租居间合同》、《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嗨度公司向午雅公司发出的《催告函》；午雅公司与吕锡成签订的《居间合同》；午雅公司与朗诗寓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午雅公司与承租人王佳签订的《房屋租赁定金合同》以及午雅公司支付前述各个合同项下款项的业务回单和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认为，朱晓宇虽否认《协议书》上鑫胥顺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但本案争议焦点是朱晓宇是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书》，朱晓宇对《协议书》上其本人签字并无异议，至于《协议书》上鑫胥顺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则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其构成要件为：胁迫方故意实施了非法的胁迫行为，对方因受胁迫而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基于恐惧心理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协议书》可以经法院撤销必须要满足如下要件：午雅公司或其授权的人实施了非法的胁迫行为，朱晓宇受之胁迫，而心里产生恐惧，并出于恐惧心理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书》。首先，朱晓宇或鑫胥顺公司对午雅公司实施了非法的胁迫行为(其所谓不签订《协议书》，将使其遭受牢狱之灾)负有举证责任。朱晓宇虽向法院提交了与他人谈话录音一份，称吕锡成作为午雅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谈话中威胁朱晓宇若不签订《协议书》，将利用“关系”使朱晓宇面临“牢狱之灾”。但午雅公司称吕锡成并非其公司实际控制人，而系午雅公司与出租方之间的居间方，并向法院提交了《居间合同》予以证明。法院认为，且不论该通话录音是否系吕锡成与朱晓宇之间发生，即便通话者确系吕锡成，但该录音形成时间为2019年8月24日，无法客观反映《协议书》签订时(2019年3月21日)的真实情景。午雅公司并不认可吕锡成系午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且提供了相反证据证明吕锡成系居间方，故法院对朱晓宇称吕锡成系午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意见不予采信。仅凭该通话录音尚无法证明午雅公司或午雅公司授权的人对朱晓宇实施了非法的胁迫行为。其次，即便吕锡成代表午雅公司以“不签订《协议书》，将使其遭受牢狱之灾”胁迫朱晓宇属实，关于朱晓宇是否应受此胁迫签订《协议书》也应当以一个“理性人”的心理认知为判断标准。倘若是一个理智的旁观者，即便法律知识淡薄，其也应当知晓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非任何人采用某种非法手段可以决定，而应该是在犯罪事实调查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基础上，经司法机关判决有罪。本案中，朱晓宇作为鑫胥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应具备与其身份相当的鉴别能力，其应当知晓朱晓宇、鑫胥顺公司同午雅公司之间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属民事纠纷，鑫胥顺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将租赁房屋交付午雅公司使用，午雅公司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向朱晓宇或者鑫胥顺公司主张权利，朱晓宇或鑫胥顺公司也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即便签订该《协议书》时确实存在朱晓宇所称“不签协议就使其遭受牢狱之灾”的胁迫情形，朱晓宇也不应当据此产生心理恐惧，并签订《协议书》。最后，再观该《协议书》的内容，午雅公司所列各项损失，除部分对案外人的违约金无支付依据外，午雅公司均提供了合同、支付凭证以作佐证，具有一定合理性。综上所述，朱晓宇、鑫胥顺公司称受胁迫与午雅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非朱晓宇真实意思表示，故要求予以撤销，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晓宇、鑫胥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正如一审法院所述，本案争议焦点为朱晓宇是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对此，朱晓宇应对其受到胁迫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针对胁迫手段，朱晓宇称午雅公司实际控制人吕锡成对其实施“不签《协议书》就遭受牢狱之灾”的胁迫行为，并提供谈话录音一份予以证明。然午雅公司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吕锡成系其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提供吕锡成系居间人的相反证据。结合录音形成明显晚于《协议书》签订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仅凭通话录音无法证明午雅公司对朱晓宇实施了胁迫行为，本院予以认同。其次，朱晓宇是否因午雅公司的胁迫产生心理恐惧，如前所述，尚无证据证明午雅公司实施了胁迫行为，故朱晓宇不可能因此产生恐惧心理。更何况，朱晓宇在上诉时亦明确陈述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午雅公司无权追究朱晓宇刑事责任，可见其并不会产生不签《协议书》就面临牢狱之灾的错误认知。鉴此，朱晓宇、鑫胥顺公司主张撤销《协议书》依据不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晓宇、上海鑫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高勇审判长  邬海蓉审判员  王晓梅审判员  俞 璐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吴艳妮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