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段容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燕婷，女，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瑶，女，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佘进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积文，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三、四、五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用工时间：双方确认嘉诚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一直对佘进波进行用工。二、工作岗位：管理部课长。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嘉诚公司主张双方仅在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佘进波在2011年6月9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期间内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在嘉诚公司处工作，后因嘉诚公司与案外人广州碧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锐公司）不再合作，嘉诚公司才从2016年5月1日起与佘进波签订劳动合同。嘉诚公司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两份、劳务派遣服务合同、工资发放委托函、碧锐公司社保缴纳记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1、嘉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两份劳动合同，其中一份为嘉诚公司与佘进波签订的期限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另一份为佘进波与案外人广州碧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碧锐深圳分公司将佘进波派往嘉诚公司处工作，工作岗位为组长，派遣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嘉诚公司称佘进波在2015年4月1日之前亦系由其他劳务派遣公司派往其处工作，但其不清楚是哪个公司。2、嘉诚公司与碧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约定碧锐公司向嘉诚公司提供工作所需的劳务人员，嘉诚公司向碧锐公司支付服务费或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双方并约定由碧锐公司向嘉诚公司出具《劳务人员工资发放委托函》以委托嘉诚公司发放其劳务人员的工资。3、碧锐公司社保缴纳记录显示了在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碧锐公司为包括佘进波在内的员工缴纳社保费用，该记录中并显示有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社保费缴纳清单证明章。佘进波对上述嘉诚公司与佘进波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其本人签名予以确认，但主张因签订合同时未仔细阅读，其不清楚其与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是嘉诚公司为规避用人单位责任、不在广州为佘进波参加社保而要求佘进波签名的，佘进波出于能继续在嘉诚公司处工作的考虑配合嘉诚公司作出了虚假的民事行为，故该合同并非佘进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合同；佘进波对上述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佘进波主张双方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佘进波自入职以来，一直接受嘉诚公司的管理，在原工作地点、原工作岗位工作，佘进波在职期间没有与嘉诚公司解除过劳动关系，亦没有收到过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认为，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对双方在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的事项均不持异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在2011年6月9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嘉诚公司提交的佘进波与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了佘进波在2015年4月1日与碧锐深圳分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并约定碧锐深圳分公司在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期间内将佘进波派遣至嘉诚公司处工作，佘进波对该合同中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未能就其关于签订该合同系为了配合嘉诚公司而作出的虚假民事行为的相关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佘进波的该意见不予采纳，签署上述劳动合同应视为佘进波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中约定碧锐深圳分公司从2015年4月1日起将佘进波派遣至嘉诚公司处工作的情况，与嘉诚公司在该期间内对佘进波进行用工的事实一致，原审法院对嘉诚公司关于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与佘进波不存在劳动关系、佘进波系由案外人派遣至其公司工作的主张予以采信。至于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嘉诚公司主张佘进波在该期间亦系由其他劳务派遣公司派往其公司工作，但其未能就其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双方确认该期间内嘉诚公司对佘进波一直进行用工的情况，原审法院对佘进波关于双方在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四、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嘉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佘进波在2016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工资表，并主张应按该表显示的工资金额计算佘进波的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佘进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佘进波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282.61元，并提交了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以证明其主张，嘉诚公司以佘进波提交该证据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质证。经原审法院查明，嘉诚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显示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每月实发工资情况，在佘进波提交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中均显示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并摘要为“代发工资”，但上述对账单中显示的嘉诚公司在2018年2月11日、3月16日向佘进波发放的两笔数额均为1734.36元的工资在嘉诚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并未显示，嘉诚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确认上述两笔款项为佘进波的年终奖金，并称其会在春节前后分两次发放员工的年终奖，该两笔年终奖金的转账摘要亦显示为“代发工资”，佘进波则认为上述两笔款项即为其工资。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上述证据，嘉诚公司在2018年2月11日、3月16日向佘进波发放的两笔数额均为1734.36元的款项在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中被摘要为“代发工资”，与双方无争议的其余月份的工资发放摘要一致，上述款项均为佘进波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期间内取得的劳动报酬，原审法院对佘进波以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实发工资数额计算的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5282.61元予以确认。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本案中，嘉诚公司对仲裁裁决中认定其违法解除了与佘进波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事项不持异议，但嘉诚公司主张佘进波的工作年限仅为2年5个月，其仅须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4967.8元。佘进波主张，其与案外人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即使其签订了上述劳务派遣合同，其实际上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一直接受嘉诚公司管理、为嘉诚公司提供劳动，该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关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其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原审法院认为，上文查明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在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嘉诚公司陈述，佘进波在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系被另外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派往其公司工作，后嘉诚公司与该劳务派遣公司终止合作之时，其便将包括佘进波在内的该部分之前在其公司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名单发给了案外人碧锐公司，由碧锐公司与佘进波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继续派至嘉诚公司处工作，故嘉诚公司系出于自身的用工及管理需要，安排佘进波从2015年4月1日起与碧锐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后自2016年5月1日起与嘉诚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结合嘉诚公司与佘进波确认嘉诚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一直对佘进波进行用工的情况，佘进波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故在计算嘉诚公司应向佘进波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佘进波的工作年限应自2011年6月9日起合并计算为在嘉诚公司处的工作年限，结合上文查明的佘进波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进行核算，嘉诚公司应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5282.61元×7.5个月×2倍=79239.15元。六、其他问题：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均未就仲裁裁决关于嘉诚公司应向佘进波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9日期间工资485.75元、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4155.21元、2018年6月1日至10月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040.38元的决定提起诉讼，视为双方均同意上述决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七、仲裁请求：1、确认双方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2018年10月1日至9日期间工资485.75元；3、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44310.98元；4、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79239.15元；5、2018年6月1日至10月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040.38元。八、仲裁结果：穗劳人仲案〔2018〕6900号《仲裁裁决书》作出的非终局裁决：1、确认双方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2018年10月1日至9日期间工资485.75元；3、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4155.21元；4、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79239.15元；5、2018年6月1日至10月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040.38元；6、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九、嘉诚公司的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在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只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967.8元；3、诉讼费由佘进波承担。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等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佘进波在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为被告佘进波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85.75元。三、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佘进波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4155.21元。四、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79239.15元。五、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佘进波支付2018年6月1日至10月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0040.38元。六、驳回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判后，嘉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2.依法改判嘉诚公司与佘进波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嘉诚公司只需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967.8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佘进波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确认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双方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嘉诚公司于2016年5月1日与佘进波签订《广州市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0月9日解除。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双方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佘进波的工作年限为2年零5个月（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嘉诚公司应支付佘进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967.8元（计算公式：4993.56元×2.5个月×2倍=24967.8元）。佘进波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金额为4993.56元[计算公式（7092元+5629.11元+5171.19元+4813.64元+2728.10元+5316.49元+5417.56元+5116.20元+5422.06元+4448.77元+4401.19元+4366.36元）+12个月]，嘉诚公司应支付佘进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967.8元（计算公式：4993.56元×2.5个月×2倍=24967.8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嘉诚公司的合法权益。佘进波答辩称：佘进波签名的碧锐公司劳动合同，是嘉诚公司为规避用人单位责任，为了不用在广州购买社保而要求佘进波签名的。佘进波2011年6月9日入职以来，一直接受嘉诚公司的管理，在原工作地点、原工作岗位工作，没有与嘉诚公司解除过劳动关系，没有收到过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即便嘉诚公司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与广州碧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致劳动关系变更的，其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故一审认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计算年限为7年4个月，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以维持。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佘进波在二审期间提交了2011年至2018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纳税清单，拟证明佘进波2011年入职以来，工资均由嘉诚公司支付。嘉诚公司质证称，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存在劳动关系，该时间内工资由嘉诚公司发放，其个人所得税由嘉诚公司申报缴纳。但是佘进波2016年5月1日之前的工资发放系嘉诚公司受他人委托代发工资。本院认为：嘉诚公司与佘进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嘉诚公司只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提出上诉，对原审判决其他判项并无提出上诉，因此，本案针对嘉诚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经审查，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嘉诚公司与佘进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于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定佘进波与碧锐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佘进波与嘉诚公司对此均未提起上诉，视为服从该原审认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于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嘉诚公司主张佘进波该期间系由其他劳务派遣公司派到其公司工作，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在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嘉诚公司对原审判决其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无异议，仅对佘进波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和工作年限有异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佘进波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佘进波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认定佘进波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282.6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嘉诚公司主张佘进波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993.56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佘进波的工作年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嘉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将包括佘进波在内的人员名单发给碧锐深圳分公司，由碧锐深圳分公司与佘进波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佘进波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由碧锐公司派遣到嘉诚公司工作，可以认定佘进波是在嘉诚公司安排下与碧锐深圳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结合佘进波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一直在嘉诚公司工作、嘉诚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向佘进波发放工资并缴纳个人所得税、佘进波与嘉诚公司2011年6月9日至2015年3月31日及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等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佘进波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在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工作年限时，将佘进波自2011年6月9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在嘉诚公司的工作年限，并无不当。嘉诚公司主张仅计算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9日的工作年限，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嘉诚公司应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9239.15元，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嘉诚公司主张仅需向佘进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967.8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