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3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厚生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法定代表人：蔡举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仁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林荣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鸿，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珠海市厚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仁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3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厚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被上诉人仁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厚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仁参公司支付厚生公司货款146631元；2.判决仁参公司支付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在办理李某职务侵占刑事案件过程中，经过调查后委托广东大同司法会计鉴定所作出的检验报告附表3《情况说明》第三条注明：“李泽龙为了收仁参公司货款，私下答应仁参公司返利累计146631元”，此内容可以证实李泽龙是未经公司同意私自添加收款账户到授权委托书上。该返利是双方在合作双方当事人未进行协商情况下进行的。李某无法代表吉堂公司进行减免货款。（二）李某伪造的是广州市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堂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而非是公司公章，仁参公司虽然对吉堂公司的公章真伪无鉴别能力，但对授权委托书是否进行了修改应当具有鉴别能力。从授权委托书看出，李某的收款账户是在没有正常位置的情况下通过电脑打印添加上去的，字体与原文字体并不相符，除此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打印内容。指定收款账户应当视为商业交易的关键环节，仁参公司作为正规大型企业，应当对添加内容具有审查和核实义务，在吉堂公司已经提供了公司负责人蔡某作为收款账户的情况下，仁参公司为了己方利益，私下允许和接受李某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变更收款账户，具有明显过错，仁参公司也曾在一审庭审时愿意退回部分返利，也说明其主观上是故意的。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在双方合同中没有就返利进行确定的情况下，仁参公司没有理由相信李某可以代表吉堂公司对仁参公司进行减免超过23.5%的货款。（三）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期间，厚生公司向仁参公司销售价值983984.18元的产品，而自2014年至2015年期间，货物销售的货款总额为983984元，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的检验报告，双方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5年10月19日货款总额为1153153.15元，在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10月19日货款总额为1053227.65元。因2014年3月到2015年10月，仁参公司累计付款858268.77元，再加上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2月期间，仁参公司实付货款14085+200+8591.8=22876.8元，合计881145.57元，仁参公司实际应当少付货款金额为272007.58元，仁参公司辩称实际当中即使存在的正常返利，也应当是除去涉案私自返利的部分之外的部分，即272007.58-146631=125376.58元。另补充，返利属于职务行为的认定错误的，厚生公司主张的146631元，仁参公司自称是李某私下答应的返利，但这仅是单方面的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即使李某私下向仁参公司承诺的返点，个人承诺也已经明显超出了李某伪造的授权委托书的代理权限。李某向仁参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不具有合法性。仁参公司在明知吉堂公司对公收账款账户的情况下，在未向吉堂公司核查的情况下，仍然向吉堂公司的业务员支付巨额货款，仁参公司具有明显过错和过失，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李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因此即使李某存在返利行为，该行为也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李某少收仁参公司货款（返利），吉堂公司并不知情，一审不能以仁参公司能够正常收货为由认定返利是真实存在并合法的。仁参公司辩称，不同意厚生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对方所称李某伪造授权委托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厚生公司管理问题，与仁参公司无关。2.双方交易过程中均是按正常交易流程对接。厚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仁参公司支付厚生公司货款146631元；2.判令仁参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委托广东大同司法会计鉴定所于2016年6月2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检查意见》，附件中，由吉堂公司出具的《吉堂中药应收账款与客户确认对比明细表》中情况说明的内容为“一、仁参公司从2014年3月到2015年10月累计付款858268.77元，（其中汇入吉堂公司蔡某个人账户181367.70元，汇入李泽龙个人账户676901.07元），李泽龙汇入吉堂公司蔡某个人账户206000元。二、李泽龙已2015年10月份离职，仁参公司汇入李泽龙个人账470901.07元（676901.07-206000）至今未交回吉堂公司。三、李泽龙为了收仁参公司货款，私下答应仁参公司返利点数累计金额146631元；由仁参公司出具的《2014年回款、2015年回款（吉堂中药）》中，列明2014-2015年共回款983984.18元，其中返利146631.01元。”2017年3月8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3刑初60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4年8月至2015年11月，被告人李某（曾用名：李泽龙）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海南村赤岗西约458号D1栋第3层东北侧的广州吉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担任区域经理期间，利用负责销售、送货、跟单、对账、结款等职务便利，通过伪造上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侵吞客户广州仁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州平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佛山广信医药有限公司、广州五千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州百和堂药业有限公司、百康达药店金沙洲分店等交给上述公司的货款共计人民币686756.37元。2016年9月10日，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等内容。仁参公司提交：《授权委托书》及李泽龙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委托我公司现任区域经理李泽龙同志负责本公司在广州区域所销售及相关业务事宜，结款，授权为准。本授权书仅用于我公司销售人员履行本公司业务授权内容的范围事项，严禁用于其它与本公司业务不符的事务。委托期限为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止。授权单位为广州市吉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日期为2014年9月1日。均盖有“广州市吉堂中药饮片公司”的印章。庭审中，对于厚生公司所主张的货款，仁参公司表示该款项是正常的返利，其向业务员李某支付货款时予以扣减。2014年至2015年期间，货款总额为983984元，实际付款837353元，另外的146631元是返利。仁参公司与厚生公司自2014年开始合作时就有返点的交易习惯。主要是以采购的单品数量确定返利比例，大概在10%至20%之间。对此，厚生公司称对于2014至2015年总货款金额983984元无异议，本案中起诉的是李某未收私自承诺给仁参公司的货款。对于返利，需根据负责的经办人员与药店之间谈的销售价格，如结算价格利润空间较大，厚生公司可以考虑给予返利，如果报的利润空间小就没有返利。本案中厚生公司并未与仁参公司就返利有书面约定。庭后，仁参公司提交2015年2月至10月期间与吉堂公司发生交易时的收据或发票凭证，并列明付款时间、对账金额及实际转款金额，以便证明与吉堂公司之间交易往来的返利情况。对此，厚生公司表示：仁参公司在庭审中声称双方约定按20%的比例予以返利，但从其提供的2015年2月至10月期间的返利金额来看，仁参公司所称每月返利的货款占当月总货款的比例从2%（2015年7月）至20%（2015年3月）不等，具有随意性，证实了吉堂公司与仁参公司之间根本没有约定固定的返利比例，无法证实备注栏的金额是吉堂公司同意抵扣的货款。另查明，2016年11月3日，吉堂公司更名为珠海市厚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2017年6月2日，经股东会决议，厚生公司吸收合并珠海市厚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珠海市厚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注销，厚生公司续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常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7）粤0103刑初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侵吞厚生公司货款的具体金额后，厚生公司才能确认案涉款项是否归属于该案中李某应退赔的违法所得。因此，厚生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仁参公司对于厚生公司公章的真伪并无鉴别能力，在李某系负责仁参公司业务的区域经理的情况下，李某向仁参公司出具授权书，并承诺较高的返利，同时当仁参公司扣减返利金额支付货款后，亦能收到相应的货物，仁参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某系履行职务行为。此外，庭后仁参公司亦提交了2015年2月至10月期间与吉堂公司发生交易时的收据或发票凭证，表明双方的交易往来中确有不固定的返利比例。现厚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仁参公司与李某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亦无证据证明对于同样的货物此次返点明显高于早前。故厚生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仁参公司退还李某承诺的返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某在履职期间，未经厚生公司允许，伪造公章私自给公司客户承诺返利，侵害公司权益的，厚生公司可另行法律途径向其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厚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40元，由厚生公司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厚生公司向本院提交《商品供销协议书》作为证据，拟证明吉堂公司与仁参公司双方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供销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6月28日至2014年6月28日，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任何返利，仁参公司称双方存在和达成返利的合意以及李某私下答应其返利是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仁参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上述证据中签订合同的人目前已不是仁参公司的员工，且乙方名称与仁参公司的名称不一致。仁参公司并不会使用业务专用章加盖合同。该合同只是确定了基本的供货，后续交易对接是以汇款后给收据的形式，合作期也不仅仅是该合同约定的一年期。二审庭询时，厚生公司以一审对李某伪造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且对其是否私自承诺返利以及返利的计算方式等事实未查清为由，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调取李某在荔湾区公安局侦查期间获得的被告单位吉堂公司提供的员工职责证明、情况说明、业务员管理制度、授权委托书样式和证人陈某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李某的询问笔录，以证实李某有无向仁参公司承诺返利以及吉堂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样式与李某提供给仁参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的区别。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厚生公司要求仁参公司支付涉案的货款是否有依据？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对涉案货款，厚生公司认为是李某未收取的私自承诺给仁参公司的货款。仁参公司则表示该款项是正常的返利，其向业务员李某支付货款时予以扣减。本案中，厚生公司向李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是事实，李某未伪造公章，但在授权委托书上添加其个人收款账户。虽然吉堂公司有对公收款账户，但从吉堂公司出具的《吉堂中药应收账款与客户确认对比明细表》中情况说明来看，在实际操作中，仁参公司大部分货款均是汇入李某个人账户，从仁参公司能够收到相应货物来看，吉堂公司并未对此货款支付方式提出异议，厚生公司认为仁参公司对此存在明显过错，理由不成立。虽然厚生公司与仁参公司未就返利进行书面约定，厚生公司二审提交的《商品供销协议书》也未显示有约定返利，但从厚生公司一审时对返利的陈述，以及仁参公司提交的与吉堂公司发生交易时的收据或发票凭证来看，不可否认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双方确实存在不固定的返利比例。李某作为吉堂公司负责销售、结款的区域经理，仁参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李某的返利行为代表公司。在无证据证明货物的返点明显过高的情况下，仁参公司扣减返利金额后支付货款，已履行了相应的货款支付义务，现厚生公司以李某的返利行为未经其同意为由，再要求仁参公司支付涉案的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某在授权委托书上添加其个人收款账户，用于收款，未将全部款项交回公司，被认定构成犯罪，但对本案返利的认定并无实质影响。对厚生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因李某伪造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已有刑事判决书认定，申请调取的证据均体现在刑事判决书中，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并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厚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元，由珠海市厚生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