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3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晓军，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发祥，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系上诉人的姐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吴体凯，职务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经济大厦北。 法定代表人：汪凯涛，职务局长。 上诉人邹晓军与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远冬公司）、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下称余江分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20）赣0622民初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晓军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20)赣0622民初5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部分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第一，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1月10日，王海敏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向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筹备委员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错误。事实上，该10万元款项系原告直接支付并存入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原为余江县公安局）指定的其民警李俊孜的个人账户的。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6月5日，王海敏与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业主代表签订《团购房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自愿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全权代理本人办理团购房屋过程中与开发商签订购房预定合同；代收、代交购房款；与开发商联系、协调和沟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他相关事宜。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宜中，依本授权所签署的有关文件，与本人亲自签署的同样有效，本人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承担相关费用”的事实错误。因为，将上诉人提交的王海敏亲笔书写的《证明》与《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上王海敏的签名相比对，两者的笔迹完全不同。由此说明，《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上的王海敏签名是伪造的，上诉人一审时曾就此请求司法鉴定，并提交了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同时，该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上也无受托人的签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并未形成合意，委托合同关系并未依法成立。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后经抽签选房，王海敏选定的房号为怡东花园8号楼804室”的事实错误。事实上，王海敏在2015年1月10日将集资建房指标转让给上诉人后，其即未参与任何有关集资建房或团购房的相关事宜，选房抽签的实际上是上诉人本人。同时，上诉人提交的两份《确认持房（抽签）卡》上载明的业主也是上诉人邹晓军。 第四，一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7月18日，被告一（简称‘甲方’，即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业主代表（简称‘乙方’）签订《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的事实错误。从该补充协议的落款看，实为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以其工会的名义与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因为“乙方（盖章）栏”加盖有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的印章，并且将该补充协议与《团购房授权委托书》相比对，所谓的业主代表也只有郑普初、官银福、万中华、乐玉和、童水贵五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名，李天祥并未在其上签名，何况上述人员同时也是团购房协调小组的成员，其到底以何种身份签名也无法区分。此外，将上述补充协议与《解除合同协议书》相比对，落款处乙方加盖的印章及人员签名完全一致，但乙方的签约主体却是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由此即可印证上述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是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另外，团购房业主代表也不可能成为签约主体，全体团购房业主才可成为签约主体。 第五，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2月6日被告二（即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工会与被告一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的事实错误。事实上，该协议书应为上诉人起诉后补签的假协议，上诉人对此曾请求对其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交了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也置之不理。 第六，一审判决只认定2016年3月17日被告一出具《变更情况说明》，载明“……现因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原产生的工作账目及合同有效…”．但并未认定是向谁出具。事实上，该《变更情况说明》是向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出具，而非向所谓的业主代表出具，这从其致函对象“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即可得以证明。 第七，一审判决只认定“2017年12月29日，原告收到退回的购房款55248元”，但同样未认定退款人是谁。事实上，该款项的退回系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委派其原指定的收款人李乐龙私自到农商银行柜台按上诉人的原付款账户办理的转账支付。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均叙述错误，认证更是一笔带过，致使本案事实认定错误 举证方而，上诉人在一审时共提交了七组证据，并进行了举证、质证，但一审判决只列举了五组证据，未对上诉人提交的第六、七组证据进行认证，更未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质证方面，上诉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和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提交证据五中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详见《民事庭审笔录》第10页倒数第14行至倒数第4行和第12页倒数第10行），但一审判决却写成上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 认证方面，一审判决只是将三方当事人的证据列举在一起，简单地认为这些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符合证据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无认证的说理过程。此外，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即刑事判决书、解除合同协议书并未进行认证和确认。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释法说理更是逻辑紊乱、自相矛盾 第一，一审判决先是认定“2015年6月5日，王海敏与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业主代表签订《团购房授权委托书》”，后又认为“案外人王海敏在2015年签订授权委托书将购房过程中的权利委托给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的行为有效”，完全是张冠李戴、鱼目混珠。退一步说，即便王海敏签署了《团购房授权委托书》，其授权对象也应是团购房业主代表，而非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 第二，一审判决将授权委托书中“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他相关事宜”的约定，认定为包括“解除认购合同”和“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概括权利委托，更是不合文理。且不论《团购房授权委托书》是否是王海敏所签，受托人是否是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仅就该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及权限，也不可能得出上述解释。其一，理论上只有“特别委托”和“概括委托”的概念，并无“概括权利委托”这一定义。其二，案涉授权委托书的全称为“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且全权代理的事项为“办理团购房屋”，故应将其界定为特别委托而非概括委托。退一步说，即使将其界定为概括委托，从常识和习惯来判断，也不应涵盖解除合同。其三，《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中的代理事项及权限为“与开发商签订购房预定合同；代收、代交购房款；与开发商联系、协调和沟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它相关事宜”，因而受托人的代理事项及权限只包括签订合同，并不包括解除合同，更不可能包括解除认购合同，毕竟认购合同的签约主体为王海敏和余江县公安局民警职工团购房筹备委员会。其四，“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它相关事宜”中的“其它相关事宜”也只能理解为与房屋建设相关的事宜，不能解释为办理团购房过程中除上述四个事项之外的其它相关事项，因为上述四项授权之间均用分号进行了间隔。其五，从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提交的《关于成立团购房协调小组和团购房业主代表的公示》中的团购房业主代表的主要职责，即“代表所有团购房户与房屋开发商签订购房协议书；负责与开发商联系和协调；收集各团购房户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与开发商沟通和反馈；负责整个工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其它日常事务。”也可以看出，团购房业主代表并无解除合同的权利，因为“其它日常事务”系与前四项委托事务相关的一般性事务，并不需要特别授权，而解除合同则属于需要特别授权的重大委托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则应当依法载明该代理事项。 第三，也不论《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真实签订，但从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解除的应是《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和《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而非认购合同（即《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故而一审判决以王海敏“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约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它相关事宜’系概括权利委托，包括解除认购合同的权利，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2018年2月6日据此授权与被告一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作为前提，从逻辑上讲，是完全不可能得出“《解除合同协议书》对原告有约束力”这一结论的，何况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从未获得王海敏的上述授权。 第四，上诉人已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涉《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和《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应共同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一审判决根据《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第四条第六项的约定，认为该合同不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而认为上诉人关于一倍赔偿金的诉求于法无据的理由，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相悖，根本不能成立。 第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内容来看，“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中的利息应为返还不当得利，即已付购房款的孳息，而非赔偿损失，故一审判决将预付购房款利息界定为赔偿金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第六，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二并没有实际支配使用原告交纳的预付购房款，在团购协议履行过程中没有获取利益，对原告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其一，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在本案中是团购房（前期应是集资建房）活动的组织者、实施者，其与上诉人等团购房业主之间成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应为隐名性质的委托合同关系。其二，代理人未获得利益即可不分情形全部免责，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先是不完全履行代理人职责，对开发商的选定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选定和认可变更的开发商均为刚刚成立且注册资本都只有500万元的小公司；后来发现开发商的履约能力存在问题后，又不采取补救措施，协助并监督开发商履约，反而故意隐瞒上述事实，不及时向团购房业主反馈并听取团购房业主的意见，而是消极对待并私自将上诉人等团购户业主交付的第三笔购房款退回，以撇清自己的关系和责任；更为恶劣的是，被上诉人鹰潭公安局余江分局在未经得全体团购房业主的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竟与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恶意串通，在团购房业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解除案涉《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和《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致使上诉人所购房屋被被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价出卖给他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等团购房业主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等法律规定，构成对上诉人等全体团购虏业主的侵权，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对上诉人承担返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等的连带责任。 第七，一审判决先是认为“原告与案外人王海敏就购房指标转让成立权利义务概括受让”，后在判决主文中又表述为“案外人王海敏与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终止履行”，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合同权利义务既已概括转让，则合同权利义务的受让人依法即替代出让人成为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 第八，一审判决先是认定“2015年1月10日，王海敏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向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筹备委员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10万元”，后在判决主文中又支持了返还已付购房款15万元及部分利息的诉讼请求，虽然两者之间相互矛盾，但着实也让上诉人深感意外，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上述10万购房款是上诉人所付，而非王海敏存入。 第九，一审判决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但却驳回了上诉人主张的购房款利息、赔偿损失及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显然也是自相矛盾。 四、一审程序违法，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 首先，上诉人于2020年3月2日本案开庭前曾重新提交了经过修正的《民事起诉状》，在该诉状中已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王海敏与被告鹰潭市余江区公安局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及王海敏与原告就该协议书的概括转让行为，以及被告鹰潭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鹰潭市余江区公安局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鹰潭市余江区公安局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变更为“确认原告与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岔司之间就怡东花园8号楼804室的一套住宅及5#140室的一间车库成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但一审判决只在本案争议焦点中归纳了“原告与被告一是否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依法予以变更，损害了上诉人享有的诉讼请求变更权。 其次，承前所述，上诉人曾对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团购房授权委托书》和《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就《团购房授权委托书》上“王海敏”的笔迹及《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且提交了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却不依法处理，损害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鉴定申请权，从而也直接导致了本案部分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再次，两被上诉人并未提出确认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以及解除被上诉人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与案外人王海敏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但一审判决却作出上述判项，其判决内容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存在错误，程序也严重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恳请贵院秉持正义，客观公正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没有提交答辩状。   上诉人邹晓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海敏与被告二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王海敏与原告就该协议书的概括转让行为、被告一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被告一与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业主代表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被告二与被告一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未成立或无效；3、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一有效成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4、判决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购房款15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0日起，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购房款还清之日止）；5、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171471.8元；6、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一倍购房款的惩罚性赔偿款1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4年11月，被告二成立民警职工团购房筹备委员会组织民警在余江县城东新区团体优购商品房。2015年1月，被告二民警职工团购房筹备委员会与民警王海敏签订《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载明“……第三条违约责任……六、房屋竣工后，办理房产证时，由开发商提供一次更名机会，具体事宜由购房人与开发商协商……”。2015年1月10日，王海敏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向余江县公安局民警职工团购房筹备委员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10万元。2015年6月5日，王海敏与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业主代表签订《团购房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自愿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全权代理本人办理团购房屋过程中与开发商签订购房预定合同；代收、代交购房款；与开发商的联系、协调和沟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他相关事宜。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宜中，依本授权所签署的有关文件，与本人亲自签署的同样有效，本人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承担相关费用。”2015年8月17日，江西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简称“乙方”)签订《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2016年3月17日被告一出具《变更情况说明》，载明“……现因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原产生的工作账目及合同有效……”。2016年7月26日、2016年9月5日，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分别出具《通知》和《关于团购房购买车库预付款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用户预交车库预付款。2016年9月18日，原告将5万元汇入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后经抽签选房，王海敏选定的房号为怡东花园8号楼804室。2017年7月18日，被告一(简称“甲方”)与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业主代表(简称“乙方”)签订《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2017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二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购房款55248元。2017年9月13日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及实际股东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拘留。2017年12月29日，原告收到退回的购房款55248元。2018年2月6日被告二工会与被告一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2018年6月14日，被告一将怡东花园8号楼804室销售给案外人李炉财、范小琴，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2018年11月30日案外人王海敏出具书面证明已将集资建房指标转让给原告。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1、邹晓军在本案中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如果具备，原告与案外人王海敏签订的购房指标转让协议效力如何；2、2018年2月6日被告二与被告一签订的协议效力如何，对原告是否具有约束力；3、原告与案外人王海敏就购房指标转让后是否构成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原告与被告一是否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两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处理结果：案外人王海敏与被告二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被告一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签订的《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被告一与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业主代表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均是合同主体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虽未提交书面购房指标转让协议，但事后案外人王海敏出具了购房指标转让书面证明，被告二事实上予以承认并确认持房卡中载明原告的名字，与合同约定购房人可以更改一次可以形成证据链，原告主张案外人王海敏将《余江县公安局购房认购协议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主张成立。因此邹晓军在本案中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案外人王海敏与被告二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载明更名事宜需与开发商沟通，原告向被告一支付了部分预付购房款，可以认定被告一事实上予以认可。因此原告与案外人王海敏就购房指标转让成立权利义务概括受让。案外人王海敏在2015年签订授权委托书将购房过程中的权利委托给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的行为有效。可以看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约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他相关事宜”系概括权利委托，包括解除认购合同的权利，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2018年2月6日据此授权与被告一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因此，《解除合同协议书》对原告有约束力。本案中《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不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内第四条第六项明确约定“甲方据此与各委托人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原告关于一倍惩罚赔偿金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金，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一占用原告交纳的预付购房款应按约定的年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期间二年的利息，后期资金占用利息应按年利率2%自2018年2月7日继续计算。对于原告其他损失赔偿金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二在本案中系协议主体，属适格诉讼主体。被告二并没有实际支配使用原告交纳的预付购房款，在团购协议履行过程中没有获取利益，对原告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案外人王海敏与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于2015年8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房业主代表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民警团购商品房补充协议》、2018年2月6日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案外人王海敏与被告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签订的《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认购协议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终止履行； 二、被告鹰潭远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邹晓军返还预付购房款15万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前期利息6000元及后期利息（后期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自2018年2月7日计算至还清日止）；三、驳回原告邹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远冬公司和上诉人是否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2月6日远东公司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对上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 本院认为，2015年8月17日，远冬公司与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签订了《商品房团购预订合同》，该预订合同虽然较详细的约定了房屋价格、支付方式、工期和交接手续及违约责任等内容，但在该预订合同第四条第六项也明确约定“甲方据此与各委托人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认为双方在签订该预订合同时，已明确认定该预订合同并不能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还需各委托人与远冬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该预订合同虽然具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部分内容，但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2015年6月5日，王海敏与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业主代表签订《团购房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中明确约定“负责整个房屋建设过程的施工监督及其他相关事宜”，可以认为王海敏也将解除认购合同的权利委托给余江县公安局团购房业主代表行使。2018年2月6日，余江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团购房业主代表与远东公司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受托人并没有突破《团购房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因王海敏将《余江县公安局购房认购协议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上诉人，故该《解除合同协议书》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 综上,上诉人邹晓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2元，由上诉人邹晓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文辉 审判员  徐永荣 审判员  汪富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蒋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