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行终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欣，男，汉族，现住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臣，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委托代理人顾晓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办事处纺新街41号。法定代表人王幸祥，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王忆竹，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利济北路143号1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江文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静，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利、刘欣、刘汉臣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04行初1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原告系兄弟关系。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房屋于2002年登记在三原告名下，三原告为共有人，房屋所有权证主证为原告刘汉臣持有，原告刘欣、刘利分别持有分证。2010年3月23日，第三人武汉华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因公共设施、住宅项目取得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该发证机关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三原告上述房屋位于该拆迁范围内。2018年8月25日，因在规定拆迁期限内未拆完，第三人华通公司取得武土资规拆许延字（2018）第31-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该发证机关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三原告与拆迁人未能在拆迁签约期限内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3月21日，三原告作为申请人，以第三人华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裁决，请求事项为：依法对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拆迁补偿数额及拆迁时限进行裁决。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于同月26日向三原告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受理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受理通知书》。同日，该局向三原告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调解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调解通知书》，并向第三人华通公司作出武土资规拆行裁答辩通字（2019）1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答辩通知书》和武土资规拆行裁调解通字（2019）2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调解通知书》。上述受理通知书、调解通知书、答辩通知书中，署名均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硚口分局（以下简称硚口规划局），所盖公章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拆迁管理专用章（硚口）。同年4月2日，在硚口规划局的主持下，三原告与第三人华通公司进行了调解，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同年4月6日，第三人武汉锦远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远公司）与三原告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为：现经双方协商，拆迁商承诺，刘汉臣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刘欣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刘利拆迁补偿款人民币肆佰柒拾万，三家共计人民币壹仟叁佰柒拾万元整（1370万），拆迁补偿款叁个月内壹次性到账拿钱。该承诺盖有锦远公司印章。随后，第三人华通公司向硚口规划局提交了拆迁人华通公司分别与被拆迁人刘汉臣、刘利、刘欣签订的协议序号为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同时提交了两份证件收件单。同年4月17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向三原告及第三人华通公司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该告知书中署名为硚口规划局，所盖公章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拆迁管理专用章（硚口）。第三人华通公司于同年4月22日签收该告知书。同日，硚口规划局通过国内挂号信方式向三原告分别邮寄该告知书。原告刘汉臣的邮件显示为电联拒收；原告刘欣的邮件显示无人联系领取；原告刘利的邮件显示已签收，他人代收。硚口规划局工作人员当日也通过手机短信向三原告告知该书面告知书已邮寄送达，注意查收。因被告受理三原告裁决申请已经超过四个月，三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作出行政裁决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未在收到行政裁决申请之日起30日内出具行政裁决书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照第三人锦远公司的《承诺书》出具行政裁决，并且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共同承担对原告三人的安置补偿职责；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协议序号为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分别显示，拆迁人、甲方为华通公司，被拆迁人、乙方分别为刘汉臣、刘利、刘欣，补偿金额分别为2823116元、2803116元和2803116元。该协议没有载明签订时间；“甲方”处盖有锦远公司印章，没有华通公司印章；“乙方”处分别有刘汉臣、刘利、刘欣签字。上述三份协议系华通公司向硚口规划局提供，三原告未提供上述协议。庭审中，对于三份协议是否向三原告核实问题，被告称没有要进行核实的规定；另外，对于三份协议的内容，三原告均称签订时均为空白，三原告只是在空白协议上签字，被告及第三人华通公司、锦远公司均称协议内容齐全。再查明，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就长江食品厂房屋拆迁项目范围内房屋签订了《拆迁委托代办协议》。同年4月6日，原告刘汉臣、刘欣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交与第三人锦远公司。随后，三原告交付了涉案房屋。现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另，因机构调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职能由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继。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的规定，本案第三人华通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取得由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3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和《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作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以及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经当事人申请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职能，系本案适格被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裁决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一）受理裁决申请后，当事人自行达成协议的。本案中，作为被拆迁人的三原告与作为拆迁人的第三人华通公司未能在拆迁签约期限内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三原告作为申请人，以华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裁决，请求依法对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66号拆迁补偿数额及拆迁时限进行裁决。根据庭审查明，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其在收到三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后，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受理、通知当事人、组织调解，并且根据第三人华通公司提交的协议书，认为当事人已达成一致，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及送达的事实，结合庭审中三原告对第三人锦远公司代办第三人华通公司拆迁补偿事务的资质不持异议及三原告确实在申请行政裁决期间在J-H-678-1号、J-H-678-2号、J-H-678-3号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货币）分别签字的事实，被告的上述行为符合前述规定，依法履行了行政裁决职责，并无不妥。至于补偿金额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被告的行为并不存在不履行行政裁决职能的情形，三原告关于确认被告未在收到行政裁决申请之日起30日内出具行政裁决书的行为违法及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照第三人锦远公司的《承诺书》出具行政裁决，并且第三人华通公司与第三人锦远公司共同承担对原告三人的安置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欣、刘汉臣、刘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刘欣、刘汉臣、刘利共同负担。上诉人刘欣、刘利、刘汉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致使案件事实查明不清，理应撤销。原审判决认为第三人武汉华通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上述三份拆迁补偿协议书，并以此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依法履行了裁决职责，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上述三份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裁决职责。首先，承诺书与三份补偿协议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华通公司之间是否达成协议的事实，且两份证据相互矛盾，原审法院应依法对该三份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明；其次，三份空白协议书未写明第三人锦远公司盖章时间，协议本身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上诉人在申请行政裁决之后，并未与第三人锦远公司、第三人华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原审法院在未对其采纳上述三份拆迁补偿协议理由进行阐述的情况下，就认可被上诉人作出了裁决终结告知的事实进行认可明显不当。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市规划局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华通公司、锦远公司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华通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时间为2010年3月23日，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其项目系该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本案中，被上诉人市规划局在收到三上诉人的行政裁决申请后，依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其申请予以受理，且组织相关当事人调解，并根据当事人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事实，按照《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规定，对三上诉人作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终结告知书》，其行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结合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与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认定三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充分，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刘欣、刘利、刘汉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欣、刘利、刘汉臣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震审判员 程敬华审判员 沈 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马越书记员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