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17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卫华，男，197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现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慧英，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安，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健，男，197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莉莉，女，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明，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泉，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洋溢，女，199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现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旭威（蒋洋溢丈夫），男，1991年10月22日出生，户籍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现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沈卫华、黄海健、罗莉莉因与被上诉人蒋洋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卫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蒋洋溢对沈卫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导致做出错误判决。一、本案蒋洋溢一审时所提供的《借款协议》、《续签收据》、《收据》等证据材料上的借款方和收款人处均没有沈卫华本人签名，只是盖了“沈卫华印”的私章，而该私章并非沈卫华所有，沈卫华也未曾在此文书上实施盖章行为，因此，该证据材料均系蒋洋溢伪造，沈卫华与将洋溢的借贷合同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本案所涉借款分别是：1、2015年6月23日4万元蒋洋溢建行6679卡刷金华市豪威建材，《收据》收款人处盖“蔡红庆印”。2、2015年9月6日5万元蒋洋溢工行6887卡刷金华市大鹏办公家具，《收据》收款人处盖“沈卫华印”。3、2016年5月9日6万元蒋洋溢工行6887卡刷金华市大鹏办公家具，《收据》收款人处盖“沈卫华印”。4、2016年11月11日5万元蒋洋溢工行6887卡转金华助行财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行公司）使用的沈卫华工行0904卡，《收据》收款人处盖“沈卫华印”。因此，在蒋洋溢打出该几笔款项时沈卫华既未收到款项，也未向其出具借据和收据，沈卫华与蒋洋溢的借贷法律关系并不存在。二、本案所涉款项系助行公司向蒋洋溢借款，与沈卫华无关。首先，黄海健、罗莉莉庭审认可“借款事实由助行公司使用，并由公司支付了前期利息”，说明了借款人系助行公司的事实。其次，本案所涉款项假如是沈卫华个人借款，按常理2015年至2016年期间在款项到位时就应由其本人出具亲笔签名的借据和收据，而本案没有沈卫华签名的任何证据材料。再次，助行公司向大多数员工借款，同时又大量借用员工银行卡供公司使用，表面上看是员工个人之间相互打款，实质均是公司借款，正因如此，助行公司才会出具《还款计划书》并由公司按月支付利息。本案蒋洋溢、沈卫华均系助行公司员工，由公司使用的沈卫华银行卡除接收本案所涉款项外，另有接收多笔款项，均系公司向他人的借款。最后，沈卫华夫妻俩多年的积蓄42万元均借给助行公司至今亦分文未还，且该款与本案类似，也是打入由公司使用的另一员工个人银行卡。同时也说明沈卫华个人根本无需借款。综上，本案所涉款项的借款人系助行公司，依法应由黄海健、罗莉莉承担还款责任。三、根据助行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可知，该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经申请获市场监管部门注销登记，而蒋洋溢提交的证据材料《借款协议》、《续签收据》、《还款计划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6月10日，说明在公司公章被收回的前一天，他们在隐瞒沈卫华的情况下制作了所谓的《借款协议》，把沈卫华列为借款方并盖上了“沈卫华印”。因此该借款协议无法律效力。四、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开庭时间未通知到沈卫华，导致沈卫华未能参加庭审，剥夺了沈卫华出庭答辩的权利，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黄海健、罗莉莉共同辩称：关于沈卫华印章，原来借款发生时印章就是沈卫华提供的，而且当时是以沈卫华的名义借，但实际款项用于公司，后续的利息结算也是公司结算。 蒋洋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卫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维持一审判决。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均为蒋洋溢，借款人为沈卫华，担保公司系金华助行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助行公司，借款人上均盖有沈卫华私印，担保公司上均盖有担保公司公章。当时是沈卫华向蒋洋溢借款，打款也是按沈卫华要求，并于打款当日与沈卫华签订借款合同。在借款发生时，沈卫华、蔡红庆、黄海健、罗莉莉均是该公司股东。如果是他人伪造其印章，这么多年沈卫华早就应该报警了。因此，在蒋洋溢借款给沈卫华、蔡红庆时，均由其本人出具借款合同，后续也由沈卫华提出合并之前的借款合同并与其签订借款合同，沈卫华与蒋洋溢的借贷法律关系明确。2、本案所涉款项是借给沈卫华，也是由沈卫华出具的借款合同，至于沈卫华如何使用这笔借款，蒋洋溢无权干涉。助行公司是担保方，由沈卫华出具的借款合同上写得很明确，事后沈卫华也承认过这笔钱是其借的；沈卫华的银行卡是其个人的，受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允许是不可能被别人用的。因此，涉案款项的借款人是沈卫华，助行公司是担保方，依法应由沈卫华承担还款责任，黄海健、罗莉莉承担担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3、根据助行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可知，该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以虚假的财务报告，骗取市场管理部门的注销登记。现蒋洋溢已向磐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证，该公司在注销登记前一天，沈卫华与该公司隐瞒蒋洋溢，与其续签借款合同，该行为严重违法。4、一审法定程序合法，沈卫华已知晓开庭时间并于当日登录浙江移动微法院，其自动放弃答辩的权利，且由黄海健、罗莉莉的代理律师答辩，并不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黄海健、罗莉莉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蒋洋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贷关系在蒋洋溢与沈卫华之间，由助行公司提供担保，且助行公司在注销登记前未妥善处理，系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所涉借款系助行公司向蒋洋溢借款，具体理由如下：1、蒋洋溢系助行公司的员工，涉案借款是其与助行公司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蒋洋溢自始至终内心确认。且在一审庭审中，蒋洋溢也认可从借贷关系发生后其是从助行公司结算并领取利息。2、蒋洋溢一审所提供的《借款协议》、《还款计划书》的编号显示：金助行债字2019第061001号，且《还款计划书》的借款人就明确写明“助行公司”，充分证明涉案借款系蒋洋溢出借给助行公司。3、从蒋洋溢的打款来看，仅仅2016年11月11日的5万元打入沈卫华名下的银行账户，相应的收据盖“沈卫华印”。另有三笔款系POS机刷卡，其中2015年9月6日的5万，2016年5月9日的6万刷入金华市大鹏办公家具，对应的收据盖“沈卫华印”；2015年6月23日的4万刷入金华市豪威建材，对应的收据盖“蔡红庆印”。而上述款项均由助行公司使用。二、2019年9月10日双方在西关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涉案借款转由金华市助航财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航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蒋洋溢作为公司员工，自始至终认可本案20万元以及另案34万元的借款人系助行公司，其与公司结算领取利息时，也是按54万元的本金一并结算领取。2019年9月10日，蒋洋溢与助航公司发生债务纠纷，后经调解自愿就债权债务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债务由助航公司承担，并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双方对此事不再发生争执。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9月10日正是本案20万元借款期限到期日，因此，蒋洋溢主张的是54万元的债务，而不可能仅仅就另案的34万元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内容的第三项“……于5月30日前归还蒋洋溢与陈某某剩余的借款……”，实际上就是本案的20万元。而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在西关派出所调解过程中，双方就54万元自行达成共识，由助航公司对54万元的归还时间出具了承诺书，并由各方各自保存，但蒋洋溢却隐瞒了这一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借款已由助航公司承担。二审庭审中，黄海健、罗莉莉当庭补充：一审判决认定利息归还到2019年6月10日错误，一审已提供证据证明利息结算到2019年7月10日，且在2019年9月26日支付1万元，2019年9月30日支付1.5万元，2020年1月23日支付1万元，共计3.5万元，但一审对该部分款项没有扣减。 沈卫华辩称：针对上诉理由第一点没有异议，本案所涉借款系助行公司向蒋洋溢借款，蒋洋溢与助行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对上诉理由第二点，助行公司两位股东为了逃避公司巨额债务在未依法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资产进行清算、未通知债权人对公司债务妥善处理的情况下注销公司，作为公司股东依法仍应对公司未清偿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股东把债务推到一个新注册的空壳的助航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2019年9月10日西关派出所出警记录上记载，黄海健代表助航公司承诺分期归还借款，但之后黄海健承诺的内容没有实际履行，案涉借款依法仍应由助行公司股东黄海健、罗莉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蒋洋溢辩称：一、黄海健、罗莉莉当庭补充提到的3.5万元，其在一审中已明确，是归还另外34万元借款的本金。3.5万元与本案无关。二、涉案借款由金华助行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担保，后该公司更名为助行公司。借款合同上明确写明，借款人是沈卫华，担保方是助行公司，在注销登记前一天，借款人与黄海健、罗莉莉隐瞒蒋洋溢，与其续签借款合同，该行为严重违法。蒋洋溢于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与金华市融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此期间也由该公司交社保、发工资，且一审中，蒋洋溢说得很清楚，是由沈卫华发的利息。蒋洋溢一审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上写的借款人是沈卫华，担保方为助行公司，充分证明涉案债务系蒋洋溢出借给沈卫华。如何打款都是按借款人要求，先打款再出具借款合同。三、2019年9月10日，因借款人沈卫华没有出面，故当时并没有对其债务进行调解。当时因助行公司被黄海健、罗莉莉隐瞒事实，以虚假的财务报告，骗取市场管理部门注销登记，实则转移了公司很多财产，蒋洋溢现已向磐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证。在西关派出所调解时因助行公司被注销了，无法用公司名义对34万元借款做承诺，要求黄海健个人担保，但黄海健不同意，说是公司债务只同意以公司法人名义写担保，而且信誓旦旦地说，只要相信他，钱一定会还，所以才会有助航公司对助行公司的34万元借款进行担保，而且当时没有出具书面证明给蒋洋溢，说是怕蒋洋溢把担保书流传到客户手中，客户也这样要求他写担保书。事后得知助航公司是空壳公司，实则是黄海健、罗莉莉想利用公司有限责任逃避债务，黄海健事后也未按约定归还其担保的34万元借款，违反诚实守信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海健、罗莉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洋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沈卫华、黄海健、罗莉莉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2019年9月10日前尚欠利息7200元，并按月息1.2%计付日后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沈卫华、黄海健、罗莉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沈卫华以自己的名义于2015年5月9日、6月23日、9月6日和11月11日分别向蒋洋溢借款6万元、4万元、5万元和5万元，共计20万元，其中由沈卫华出具的三份《收据》载明借款总额共计16万元，另一份载明借款为4万元的《收据》，则以案外人蔡红庆名义出具，且各份《收据》落款之借款人处仅加盖了“沈卫华印”或“蔡红庆印”之印鉴，并无其本人签名。事后，助行公司向蒋洋溢支付了2019年6月9日前的上述借款利息。2019年6月10日，蒋洋溢以出借方、沈卫华以借款方、助行公司以担保方的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协议》两份，其中第一份《借款协议》载明：兹因沈卫华（借款方）经营需要，今向蒋洋溢（出借方）借到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9月10日，借款利息按每月1.2%，需于每月10日支付当期利息（详见还款计划书），最后一期利息及本金于借款截止日结清。担保方自愿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另一份《借款协议》载明借款金额为5万元，其他内容与上份《借款协议》一致。同时，沈卫华以收款人的名义向蒋洋溢出具《续签收据》2份，并分别载明收款金额为15万元和5万元，助行公司则出具《还款计划书》两份，分别载明金额为15万元和5万元，并载明了每月应付利息金额。蒋洋溢在上述《借款协议》和《还款计划书》上分别签字确认，助行公司则加盖了公司印章；而沈卫华在上述《借款协议》和《续签收据》上加盖了“沈卫华印”印鉴。事后，沈卫华和助行公司均未向蒋洋溢还款。2019年9月10日，蒋洋溢等人因与助行公司间的债务纠纷而引发治安问题，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相关干警出警后，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如下意见：1.黄海健代表金华助航公司承诺不追究陈某莲一方毁坏财物的法律责任；2.双方自愿接受调解；3.黄海健代表金华助航公司承诺于2020年3月31日前归还蒋洋溢借款30万元，陈某芬20万元，于2020年5月31日前归还蒋洋溢与陈某某剩余的借款，归还陈某莲、汤某某所有的借款。蒋洋溢与黄海健分别以当事人的名义在公安机关制作的《出警单详情》上（备案栏）签名。2020年1月6日，蒋洋溢为其所涉的另34万元借款，以黄海健、罗莉莉为被告［案号：（2020）浙0702民初164号］，与本案分别提起诉讼。另查明，助行公司经磐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后于2014年11月1日注册成立，本案所涉借贷发生之时，本案的沈卫华、黄海健、罗莉莉均系该公司股东之一，2017年11月17日，经申请变更登记后，仅黄海健、罗莉莉系该公司自然股东。之后，助行公司经股东、股东会决议解散，并于2019年6月11日经申请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登记，而在公司解散之前，未对本案所涉债务作妥善处理。诉讼过程中，蒋洋溢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由沈卫华向蒋洋溢归还借款本息，由黄海健、罗莉莉在助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蒋洋溢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与沈卫华间的借贷关系，及本案所涉债务由原助行公司提供担保事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沈卫华未依约向蒋洋溢全面履行归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黄海健、罗莉莉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助行公司在获准注销登记前已依法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同时，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助行公司或黄海健、罗莉莉已对本案所涉之担保债务已作妥善处理属实，原助行公司及其相应的股东对其债务的履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蒋洋溢提出变更后的请求并无不当，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沈卫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归还蒋洋溢借款本金20万元，并以月利率1.2%计付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黄海健、罗莉莉在原金华助行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204元（减半收取），由沈卫华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黄海健、罗莉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中，沈卫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助行公司出具给沈卫华夫妻二人的借款收据6张、电子银行回单6张，共8页，证明沈卫华夫妻俩有42万元出借给助行公司，说明沈卫华没有资金需求，无需向他人借款的事实。 2、借款协议、续签收据、还款计划书、收据、银行打款凭证，共7页，证明助行公司向其员工陈会芬借款10万元时也是采用与本案一样操作模式的事实。 3、沈卫华的尾号0904工行卡银行流水1份共6页，证明蒋洋溢打款给沈卫华的银行卡是由助行公司在使用的事实。 黄海健、罗莉莉共同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 蒋洋溢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陈会芬的借款合同，如果不是他借的，怎么会在他那里？他本身是公司的股东，他借给公司钱与自己使用是差不多的，他借给公司钱是在蒋洋溢借款之后，并且他借给公司钱不代表没有理由向蒋洋溢借钱，故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证据1，沈卫华夫妻与助行公司之间有款项往来并不能证明其无需向他人借款，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借款人系沈卫华，且出借人系案外人，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该银行卡由助行公司在使用，本院不予认定。 蒋洋溢向本院提交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各1份，证明沈卫华承认自己欠蒋洋溢20万元的事实，也一直知道该笔欠款的存在。 沈卫华质证认为：录音是真实的，其当时打电话是因为开庭其没到，开庭后第二天其就打电话了，其想让黄海健早点把20万元还给蒋洋溢，他说就是没钱；其后来和蒋洋溢老公潘旭威说能不能先把黄海健的房子查封，让他早点履行欠款，因为其也有钱借给公司。 黄海健、罗莉莉共同质证认为：因为他们不是通话主体，对此不清楚。 本院认为，沈卫华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录音中潘旭威说：“那钱本来就是借给你的，也打你卡上，这是事实。”沈卫华答：“这个是事实，但这个钱不是我用的，我不知道，你老婆也知道，对不对啊？”潘旭威答：“这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说……这钱我们是问你要，你再向黄海健要，流程是这样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黄海健、罗莉莉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借款主体如何认定。沈卫华、黄海健、罗莉莉均上诉主张涉案款项的借款人应系助行公司而非沈卫华。本院认为，沈卫华虽未在涉案借款协议、收据中签名，仅是加盖有“沈卫华印”的私章，但从涉案借款的交付来看，一笔5万元汇入沈卫华的银行卡，其余三笔通过POS机刷卡，蒋洋溢在二审中陈述该三笔款项是在沈卫华的POS机上刷的，而沈卫华陈述其名义上是助行公司财务总监，其办公室有POS机，是公司用的，结合沈卫华在录音中认可涉案借款是以其名义所借以及沈卫华在涉案借贷发生时系助行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定沈卫华系涉案借款人并无不当，至于所借款项最终是否由助行公司实际使用，并不影响该认定。二是涉案借款承担主体是否已变更为助航公司。黄海健、罗莉莉上诉主张，经派出所调解，涉案20万元借款已转由助航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中仅载明黄海健代表助航公司向包括蒋洋溢在内的相关债权人承诺分期履行债务，是否包括本案所涉债务并不明确，并不能证明蒋洋溢已同意涉案20万元借款由助航公司归还即可，黄海健、罗莉莉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是涉案借款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以及黄海健、罗莉莉所称已归还的3.5万元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利息已结算到2019年7月10日，反而从助行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可以体现涉案借款利息应自2019年6月10日起算；双方均认可蒋洋溢还有另外34万元借款，蒋洋溢亦认可该3.5万元系归还该34万元借款，故一审法院未予扣除该3.5万元亦无不当。四是一审审理程序问题。经审查，沈卫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其自身权利，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综上，上诉人沈卫华和上诉人黄海健、罗莉莉的各自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8元，由上诉人沈卫华负担2204元，由上诉人黄海健、罗莉莉负担22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文茹 审 判 员 黄良飞 审 判 员 盛 伟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代书记员 陈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