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范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光明新区。法定代表人：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广东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来宾，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晨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3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昱科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2019）粤0306民初1327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如下：一、改判驳回鑫晨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改判鑫晨鸣公司向昱科公司赔偿损失5286693.18元；三、改判鑫晨鸣公司向昱科公司支付违约金841680元；四、判令鑫晨鸣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昱科公司向鑫晨鸣公司采购料号为3×××××4的充电器作为所生产电脑的配套产品，该充电器同电脑一起经过BIS认证，出口给印度客户。电脑在投放市场后遭到终端用户投诉，经昱科公司排查，系鑫晨鸣公司供应的充电器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后昱科公司将库存中鑫晨鸣公司所供的充电器抽样送至第三方实验室检测，也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质量鉴定。鉴定结果均认定涉案充电器未通过浪涌测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存在质量问题。一、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昱科公司损失巨大，昱科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依法有据，对鑫晨鸣公司主张的货款应不予支付，货款利息也不应计算。二、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成品电脑出口被取消订单并造成库存12228个充电器及与之配套的物料积压，应减免昱科公司采购该型号充电器的全部价款以及积压配套产品的价值。2018年8月至11月，昱科公司向鑫晨鸣公司采购、鑫晨鸣公司实际交付的涉案充电器共计199854PCS,按照单价7元/PCS计算，总金额应为1398978元。而生产的出口电脑整机单价为63.35美元，总价值约为12660750.9美元。一审仅减少货款限于库存12024个充电器的货款，显然是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昱科公司库存充电器数量为12228个，则判令昱科公司返还的充电器数量也应为12228个，而非昱科公司漏算的12024个。四、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昱科公司为生产出口电脑而购置的大量配套物料积压，产生巨大损失，鑫晨鸣公司应予赔偿。（一）昱科公司库存积压的物料与涉案充电器型号相配套，系生产出口电脑所需。昱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B0M清单》，该《BOM清单》中的物料即为生产出口电脑的配套物料，与整机使用配件相对应。（二）涉案充电器作为出口电脑的重要配套产品，并且属于出现质量问题将危及人身安全的特殊物料，而非普通物料；涉案充电器因通过了印度BIS认证，具有统一编号，属于不可替代产品。因产品出口的要求严苛，不能随意更改物料，否则需重新进行认证，而认证程序复杂，故昱科公司无法临时从他处采购并替换交付给客户，因此导致为生产特定出口至印度的电脑所购置的大量配套物料积压。（三）涉案充电器因主客观原因不能退回。1、印度客户没有时间和精力搜集存在质量问题的电脑及配套产品并将其退回昱科公司。2、我国海关贸易出口退回修理货物程序非常复杂，且本案中只能电脑整机退回，实践中难度大，时间和金钱成本代价极高。3、昱科公司多次与鑫晨鸣公司沟通涉案充电器的质量问题事宜，希望对库存充电器退换货，但鑫晨鸣公司一直不承认存在质量问题，更不可能配合昱科公司退货返工和换货。（四）昱科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交《评估申请书》，申请法院对昱科公司库存的涉案充电器及配套物料的价值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系程序违法。五、鑫晨鸣公司应依据《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向昱科公司支付货款10倍的违约金。（一）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客户取消订单，12228个充电器库存积压，已严重影响到昱科公司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满足《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的前提。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和邮件记录，昱科公司已向鑫晨鸣公司充分说明并沟通解决问题，但鑫晨鸣公司始终不予配合。鑫晨鸣公司应向昱科公司支付货款10倍的违约金。（二）《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的违约金为惩罚性违约金，并不过高，法院不应予以减少。昱科公司按照《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向鑫晨鸣公司主张货款10倍的惩罚性违约金。昱科公司已主动降低违约金标准，仅以昱科公司库存12024个充电器的货款84168元计算10倍货款为841680元，并未超过给昱科公司造成损失的30%,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不应被认定为过高。但一审法院一边称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边称违约金过高，根据公平原则减少，是相矛盾的判决。一审判决大幅度减少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对昱科公司极不公平，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发挥双方当事人合意约定违约金的惩罚性作用，极大弱化了鑫晨鸣公司对产品质量问题应承担的后果。因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六、基于鑫晨鸣公司对充电器出口及质量要求的清晰认知，其在与昱科公司签订涉案充电器的采购合同时，完全可以预见因其充电器质量不合格可能给昱科公司造成的各项损失。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可预见条款,认为鑫晨鸣公司仅向昱科公司提供价格较低的充电器，而不应对充电器质量问题导致的较高价值的电脑配套物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货款10倍的违约金，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七、昱科公司支出的律师费系为了向鑫晨鸣公司主张违约责任、追索赔偿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属于昱科公司的损失，应由鑫晨鸣公司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鑫晨鸣公司答辩称，一、昱科公司主张其不支付货款系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但并无证据显示其曾通知过鑫晨鸣公司，且绝大部分货款并无质量争议，无先履行抗辩的事实基础，依法不应采信。存在质量争议的涉案充电器系于2018年11月份交付。按照《送货单》和《质量保证协议书》的要求，昱科公司应及时进行产品质量反馈。但昱科公司从未要求鑫晨鸣公司对涉案产品进行更换或退换。昱科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是按《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及时通知对方”。但昱科公司是在一审答辩时才主张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其抗辩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合理合法。二、昱科公司主张“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成品电脑出口被取消订单”，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昱科公司主张2018年8月至11月，向鑫晨鸣公司采购充电器共计199854只，但其反诉存在质量争议的仅为2018年11月份某批次产品12024只。昱科公司自认库存产品尚未出货，故不可能存在客户投诉或出现严重质量事故。昱科公司2018年11月份某批次产品无法出口并无证据显示系鑫晨鸣公司产品质量问题所致。此外，若鑫晨鸣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昱科公司却仍在2019年3月向鑫晨鸣公司采购大量充电器，这与其说法相矛盾。三、昱科公司反诉时诉称存在争议批次的充电器数量为12024只，但鉴定单位统计为12228个，鑫晨鸣公司认为应以涉案型号充电器的实际库存数量为准。一审进行司法鉴定的目的是：料号为3×××××4的充电器是否达到CE浪涌测试性能标准。即应从鑫晨鸣公司出售给昱科公司的12024个、料号为3×××××4的现有库存充电器中抽取的20个进行检测。根据鉴定所得记录，库存产品为12228只，含已拆封的散装件为2628个。但根据昱科公司提起反诉的违约金数额推算的库存产品个数应为12024只，其提交相关仓库库存物料的证据也可佐证该批次充电器为12024个，并非12228只。一审法院判决退还的数量是12024只，但计算违约金数量和扣除2018年11月份货款数量则是按12228只（12228×7=85596元）计算，故一审法院数量计算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退还库存充电器、同时扣除对应货款，但由于涉案充电器一直放在昱科公司，昱科公司是否有继续用于组装配套不得而知，最终涉案型号充电器实际库存数量并不清楚，对此，二审法院应予查明。四、昱科公司主张“因鑫晨鸣公司交付的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昱科公司为生产出口电脑而购置的大量配套物料积压”违背事实，亦未提供证据佐证，要求鑫晨鸣公司赔偿于法无据。（一）本案中，涉案充电器有明确的品种及规格型号，且每次都是大批量采购、交货，故涉案充电器是种类物，且出口印度只是多了BIS认证，其他供应商也可以做到，并非昱科公司主张的特定物。且昱科公司的充电器存在其他供应商，不可能因昱科公司的充电器而影响平板电脑销售。（二）昱科公司无任何证据佐证因涉案产品质量不良导致出口的配套产品及物料大量库存积压，给其造成重大损失。如存在质量问题，鑫晨鸣公司不可能在长达半年时间内，不向昱科公司按约定发出《来料异常单》，或要求退换货。退一步讲，即便因充电器质量存在问题，根据《质量保证协议书》也可要求鑫晨鸣公司退货返工或换货，不可能出现因充电器质量而导致产品积压的情形。昱科公司主张印度客户无时间和精力搜索存在质量问题的电脑及配套产品，以及退回修理货物程序复杂、只能整机退回等，完全不合常理。印度终端销售商，只需打包邮寄消费者主动上门退换的配件即可。故昱科公司根本不能提供鑫晨鸣公司已售出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即便其积压了库存物料，也与鑫晨鸣公司无关。昱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合理合法。（三）昱科公司提出因鑫晨鸣公司导致的损失5286693元，系其单方陈述，亦无证据证明其所称的库存就是与涉案充电器配套的产品，故其单方核算的金额不应采信。退一步讲，即便确因鑫晨鸣公司产品质量导致并需要进行赔偿，也不应因7元充电器赔偿整体产品货值。此外，如鑫晨鸣公司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昱科公司可及时按约定要求鑫晨鸣公司退换货，或向第三方另行采购予以解决。昱科公司怠于处理所谓产品质量问题，不应就其不及时反馈充电器质量问题及更换良品导致扩大的损失主张赔偿，应由其自行承担。五、昱科公司主张“鑫晨鸣公司应依据《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向其支付货款10倍的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也于法无据，不应支持。本案中，昱科公司既主张损失赔偿，又主张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应驳回其该项诉求。《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d项约定：由于乙方（鑫晨鸣公司）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甲方（昱科公司）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视情况双方可协商处罚）。昱科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鑫晨鸣公司发生了影响昱科公司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且昱科公司自认涉案充电器及其他物料仍在仓库积压，尚未进入生产组装，不可能存在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结合前述分析，昱科公司要求支付高额违约金无事实依据，也背离诚实信用原则，其要求鑫晨鸣公司支付841680元无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退一步讲，即便需要支付违约金，也仅限于能证明存在质量问题的部分，且昱科公司在第一项诉求中已主张损失赔偿，不可能又主张巨额违约金，其主张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按库存充电器金额的30%计算违约金合理。六、昱科公司出口的是价值数千元的平板电脑，充电器仅为成本价7元的附随配件，非核心配件，且充电器生产制造不需要高精尖技术，昱科公司也有多家充电器供应商，不可能出现因充电器质量问题导致产品积压。鑫晨鸣公司在销售涉案充电器时，对充电器的各项指标要求有清晰认知，但不可能预见因7元充电器质量不合格可能给昱科公司造成528万元损失，昱科公司的主张明显违背常理，不应采信。七、昱科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并非合理支出，一审法院驳回其主张合理合法。根据《送货单》，双方对昱科公司逾期付款导致维权的律师费承担进行了约定，昱科公司理应向鑫晨鸣公司支付该部分损失，一审法院未支持有失偏颇。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昱科公司的上诉请求。鑫晨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昱科公司向鑫晨鸣公司支付货款917603元及每次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截至起诉日利息为82971元，以上暂计1000574元；二、昱科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52000元；三、昱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昱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鑫晨鸣公司向昱科公司赔偿损失5286693.18元及利息57965.33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自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6月24日计算，以后顺延计算至支付之日）；二、鑫晨鸣公司向昱科公司支付违约金841680元；三、由鑫晨鸣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昱科公司自2017年开始向鑫晨鸣公司采购充电器，交易方式为昱科公司通过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向鑫晨鸣公司发送《采购订货合同》（部分合同书经昱科公司书面盖章确认），约定质量标准需达到BIS、CE认证标准。鑫晨鸣公司按照订单要求生产和送货，昱科公司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双方次月对账确认前月送货数量及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30天。根据鑫晨鸣公司提交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昱科公司应付鑫晨鸣公司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货款总额为917603元。据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于2017年6月2日签署的《质量保证协议书》约定，充电器来料检验采用一次抽样计数型抽样方案进行检查，致命缺陷数AQL为0，重缺陷品数AQL为0.65，轻缺陷品数的AQL为1.5；协议还约定如由于鑫晨鸣公司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昱科公司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视情况双方可协商处罚）。一审庭审中，昱科公司对对账货款金额无异议，但提交2019年3月25日、3月29日的两份《浪涌测试报告》，拟证明鑫晨鸣公司提供的料号为3×××××4（以下简称“R004”）的充电器浪涌检测未达标不符合双方质量约定，并以此要求扣减价款并赔偿其经济损失。鑫晨鸣公司对两份报告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经庭审质证，对昱科公司提交的测试报告，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双方均已当庭确认关于涉案充电器的质量标准约定为达到CE认证检测的合格标准。浪涌测试是CE认证检测的必测项目，因此涉案产品达标必须通过浪涌检测。1.2019年3月25日《浪涌测试报告》，从检测取样、送检到检测机构选取均系昱科公司单方进行，未经鑫晨鸣公司确认，检测报告上也未有检测机构签字或盖章，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该份检测报告不予采信。2.2019年3月29日《浪涌测试报告》，昱科公司主张该次检测由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双方一同进行。鑫晨鸣公司虽然否认这一事实，但是其工作人员刘怀忠庭后提交的测试过程情况说明却显示其工作人员和昱科公司确一同前往第三方机构现场进行检测。昱科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情况说明中均反映鑫晨鸣公司有收到昱科公司发送的检测报告。鑫晨鸣公司陈述前后矛盾，且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此次检测是在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双方共同参与见证下进行，《检测报告》也经第三方检测机构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对该《检测报告》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检测报告》显示，抽取的5个涉案样品中有2个未能通过浪涌测试。昱科公司为证明因鑫晨鸣公司充电器质量不符合标准导致被客户取消订单，造成充电器及配套物料大量积压，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包含库存损失5236693.18元及律师费50000元，提交了《物料采购订货合同》、库存物料清单及库存照片、视频。鑫晨鸣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经查，清单列明库存物料的数量及单价，合计5236693.18元；库存照片和视频载明了昱科公司库存产品的名称、规格和数量明细；《采购订货合同》载明了商品名称、规格、单价以及交货日期等。一审法院认为，昱科公司虽提交了与清单对应的库存照片和视频和《采购订货合同》，但是物料库存清单系昱科公司单方制作，仅有《采购订货合同》而无对账单、送货单或者转账交易记录等，其他证据，亦无法证明交易实际存在，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库存照片和视频，仅能反映昱科公司现有库存，昱科公司未提交客户交易的相关证据证实其属于被客户退货的积压产品；即使属于积压产品，也无其他证据佐证系因鑫晨鸣公司供应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综上，昱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产品有库存，不能反映因鑫晨鸣公司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昱科公司以此要求赔偿没有说服力。鑫晨鸣公司辩称R004充电器系根据昱科公司要求和标准生产，符合质量要求，并提交部分CE认证证书、检验报告以及涉案产品最新CE测试合格证书予以佐证。经查，部分CE认证证书、检验报告检测的充电器型号与涉案充电器型号均不一致，与本案并无关联；鑫晨鸣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15日涉案产品最新CE测试合格证书检测样品型号为XCM060-0515UB02，2019年8月5日被检测机构阿尔法公司更正为XCM06-0515UB02。虽然检测样品型号与涉案产品型号一致，但是检测结果仅能证明鑫晨鸣公司送检的样品通过浪涌测试。虽然鑫晨鸣公司辩称该样品系从昱科公司返还库存产品中抽取，但是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该项检测系鑫晨鸣公司单方委托送检，因此对于鑫晨鸣公司关于送检样品即涉案产品的说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鑫晨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涉案产品全部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这一事实。因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对涉案R004充电器是否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不能达成一致，经昱科公司申请产品质量鉴定，并由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共同确认质量鉴定范围为涉案充电器是否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一审法院通过公开摇珠依法选定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进行涉案充电器的产品质量技术鉴定。2019年11月20日，上述鉴定机构出具《3×××××4料号的充电器质量技术鉴定报告》（报告编号：2019SZJY93325），鉴定意见为“本次鉴定的料号为3×××××4的充电器不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标准”。《鉴定报告》送达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后，鑫晨鸣公司在异议期内提出书面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理由为鉴定机构未提交资质证明，鉴定组成员执业、鉴定收费不符合规定存在程序违法，并认为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不应对相关协议及合同进行判定，鉴定意见超出委托范围。鉴定机构针对鑫晨鸣公司异议复函称，本次鉴定为产品质量鉴定，不属于物证类范畴；其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在册产品质量鉴定机构具备产品质量技术鉴定资质，专家组三名成员亦均具备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当事双方现场已对鉴定收费进行确认，鑫晨鸣公司并未在鉴定机构组织现场抽样前就鉴定收费提出异议；浪涌测试结果为20个样品中3个不合格，根据双方对AQL0.65的约定即不符合浪涌测试性能标准。鑫晨鸣公司对鉴定机构回函仍有异议，并申请鉴定机构专家出庭。庭审中，本次鉴定鉴定组成员就有关鑫晨鸣公司提出鉴定资质异议陈述称“根据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那三类，产品质量鉴定是千千万万的，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把所有产品的专家涵盖在那里……我们是组织机构，每次有产品质量鉴定每次都是针对不同的产品进行鉴定，不可能每个都常驻在我们那里从我们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具备资质职称的工作人员”，并就AQL0.65标准的含义解释称“该标准含义为接收数0、拒收数1，检测结果为3件不符合也就是达到了拒收数达到1的判定标准，因此我们判定为性能不达标。鑫晨鸣公司让我方仅简单罗列测试的数据结果属于对AQL0.65标准的误解”。本次产品质量技术鉴定鉴定费86336元，已由昱科公司预交，专家出庭费2250元，已由鑫晨鸣公司预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对双方有关充电器购销的买卖合同关系及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货款为917630元的事实不持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鑫晨鸣公司供应的R004充电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进行产品质量技术鉴定，该机构已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昱科公司库存充电器不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标准。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已约定涉案产品的质量标准为达到CE认证，浪涌测试是该标准的必测项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昱科公司库存的充电器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鑫晨鸣公司虽以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等事由主张本次鉴定程序违法并要求重新鉴定，但其异议理由均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需实行登记管理的司法鉴定业务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三类，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而本案系产品质量技术鉴定；其次，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在册产品质量鉴定机构，且本次鉴定机构系经由本院公开摇珠选定，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均未在一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后就其资质提出异议；最后，本次鉴定专家组成员均具备相关领域技术高级职称，即便参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组成员亦具备进行涉案产品质量鉴定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且，专家组成员出庭质询中有关产品质量涉及专业领域繁杂，不可能要求某一鉴定机构就产品质量涉及数量庞大的专业领域均聘请常驻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解释，符合客观情况，亦有其合理性。综上，鑫晨鸣公司仅以鉴定机构不能出示登记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等资质证明，专家组成员非鉴定机构常驻在职人员为由否定其专业性，进而主张本次鉴定程序违法，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鉴定费收费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产品质量技术鉴定并非前述办法规定的三类司法鉴定事项，且鉴定机构已事先公示其收费标准，而鑫晨鸣公司亦在现场抽样时确认知悉本次鉴定收费依据并无异议，其事后又以鉴定收费过高为由主张昱科公司与鉴定机构存在利益输送，明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一、关于本诉（一）关于鑫晨鸣公司要求昱科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货款的主张。昱科公司对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货款数额917603元无异议，但主张库存12024个充电器有质量问题应减免相应货款。经产品质量鉴定，涉案充电器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昱科公司请求减少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定过程中，经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现场确认，昱科公司的实际库存情况为32整箱（其中13箱包装未开封）合计充电器9600个（32箱×300PCS/箱），拆封散件充电器2628个，共计12228个。一审庭审中鑫晨鸣公司虽以鉴定机构现场清点数量超出昱科公司主张数量为由对鉴定机构检测程序提出质疑，但现场抽样情况有笔录佐证，笔录亦明确记载了清点情况及数量且已经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到场人员签字确认，鑫晨鸣公司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己方到场人员在重大误解或受胁迫情形下签字确认，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库存充电器数量为12228个。现昱科公司仅主张其中12024个产品有质量问题并扣减相应货款84168元（12024元×7元/个），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相应的，昱科公司应将该12024个充电器退回鑫晨鸣公司。对于鑫晨鸣公司依约供应且昱科公司已经使用的充电器，昱科公司应支付相应的货款。昱科公司至今仍未向鑫晨鸣公司支付货款，损害鑫晨鸣公司的合法利益，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故鑫晨鸣公司主张昱科公司支付货款83343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鑫晨鸣公司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要求昱科公司赔偿违约金及律师费的主张。鑫晨鸣公司称其向昱科公司出具的送货单载明“买方未按期付款，每天按欠款总额1%支付利息，并且承担卖方支出的律师费、担保费等一切费用”，且《送货单》已经昱科公司收货人员签字确认，据此主张违约金及律师费承担方式系经双方协商一致。昱科公司对《送货单》记载的货物供应情况予以认可，但是对违约责任及律师费承担的约定提出异议，认为《送货单》针对的是仓库库管员，且鑫晨鸣公司未尽到合理提醒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昱科公司通过《采购订货合同》向鑫晨鸣公司下单属于发出要约，鑫晨鸣公司实际以按订单约定标准送货的行为向昱科公司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但是该《送货单》对违约责任约定与双方签订的《采购订货合同》记载不同，是对昱科公司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因此属于新的要约。在昱科公司不予认可，鑫晨鸣公司又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收货人员有昱科公司授权的情况下，鑫晨鸣公司仅以昱科公司收货人员签字主张双方已就《送货单》上记载违约条款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鑫晨鸣公司关于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并由昱科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的主张，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昱科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理应支付逾期付款给鑫晨鸣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在计算利息损失时需要明确各月货款本金及起算时间，本案有争议部分货款即涉案库存产品部分，鑫晨鸣公司主张昱科公司库存涉案充电器产品系其2018年11月份供货，昱科公司主张并不完全是2018年11月供货但是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酌定11月货款利息计算的基数在该月对账金额240023元基础上扣减84168元。据此，结合鑫晨鸣公司诉请范围，一审法院判令昱科公司支付鑫晨鸣公司的逾期付款利息，其中2018年10月货款479687元自同年12月1日起计，2018年11月货款155855元自同年1月1日起计，2018年12月货款142058元自同年2月1日起计，2019年1月货款50402元自同年3月1日起计，2019年3月货款5433元自同年5月1日起计，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计息利率，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执行，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执行。另，鑫晨鸣公司申请保全提供担保所支出的担保费1072.85元，可以认定为其因昱科公司逾期付款支出的必要维权费用，理应由昱科公司承担，鑫晨鸣公司该项诉请由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反诉。（一）昱科公司主张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昱科公司主张因鑫晨鸣公司供应的充电器品质不良导致产品物料积压，造成物料价款、律师费等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昱科公司有关经济损失的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库存充电器积压损失。昱科公司主张库存的充电器经鉴定不符合双方关于CE认证标准的质量约定，导致该部分充电器昱科公司无法销往印度市场，造成物料积压。但充电器积压损失实质为昱科公司为购买充电器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已在本诉中支持昱科公司质量抗辩扣减了相应价款，昱科公司又再主张充电器价款损失的赔偿属于重复计算，于法无据。2.关于其他物料积压损失。昱科公司虽主张充电器与其他配套产品作为整体一体销售，具有唯一性，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昱科公司提交的库存照片和视频既不能证明库存的其他产品系与充电器配套销售的产品，亦无法证实系鑫晨鸣公司供应的充电器质量不合格造成上述产品积压，其实际损失无法认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具体到本案，充电器并非平板电脑的核心配件，一般电器企业均可生产，即使涉案库存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昱科公司也可以从其他供应商中采购质量合格的充电器，进而避免配套产品积压损失。退一步讲，即使必须使用鑫晨鸣公司供应的充电器，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书》，来料不良时昱科公司可要求鑫晨鸣公司退货返工或换货，也可以避免产品积压情况。因此昱科公司未能就其主张的所谓库存物料积压损失予以充分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便因充电器质量问题导致配套物料积压，亦属昱科公司自身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的额外损失，其要求鑫晨鸣公司赔偿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扩大损失，于法无据。3.关于律师费支出。一审法院认为，鑫晨鸣公司与昱科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双方对一方违约产生的律师费承担问题并未作出约定，且昱科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本案支出了律师费，故对昱科公司的该部分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违约金。根据鑫晨鸣公司、昱科公司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若由于乙方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甲方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昱科公司据此要求鑫晨鸣公司支付库存12024个充电器产品相应货款十倍的违约金841680元，鑫晨鸣公司则主张昱科公司诉前从未向其提出过质量异议，并无证据证明昱科公司因鑫晨鸣公司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停产或交期延误，即便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亦过高。一审法院认为，鑫晨鸣公司提供充电器确未满足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已经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数额。根据双方约定，鑫晨鸣公司向昱科公司承担问题产品货款10倍违约金的前提是鑫晨鸣公司产品不良造成昱科公司需要停产停线或延误交期。但在鑫晨鸣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昱科公司就其主张交期延误并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况且，针对鑫晨鸣公司有关库存产品系其2018年11月份供货的陈述，昱科公司反驳称库存系2018年11月起的供货中累积的问题产品，并非特定的某一批次，但在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3月20日鑫晨鸣公司最后一次供货近半年时间，昱科公司从未有向鑫晨鸣公司正式提出过质量异议亦未催促交货，若昱科公司确因鑫晨鸣公司产品质量导致对第三方客户的交期迟延，昱科公司此种懈怠明显有悖情理。故昱科公司主张因鑫晨鸣公司供货存在质量导致其交期严重延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昱科公司要求适用协议约定前述违约金条款支持其关于问题产品货款十倍的违约金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充电器确因质量问题造成积压，必然造成昱科公司经济损失，且鑫晨鸣公司已明确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昱科公司仅能证明库存的12228个充电器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可兹认定的损失即库存充电器货款损失85596元（12228个×7元/个），而该项损失已以价款减免方式予以填补，在昱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因鑫晨鸣公司违约导致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鑫晨鸣公司按照货款30%向昱科公司支付违约金25679元（85596元×0.3）。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昱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鑫晨鸣公司货款833435元及利息（其中，2018年10月货款479687元自同年12月1日起计，2018年11月货款155855元自同年1月1日起计，2018年12月货款142058元自同年2月1日起计，2019年1月货款50402元自同年3月1日起计，2019年3月货款5433元自同年5月1日起计，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息利率，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二、昱科公司应于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回鑫晨鸣公司涉案料号为3×××××4充电器12024个；三、昱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鑫晨鸣公司保全担保费1072.85元；四、鑫晨鸣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昱科公司违约金25679元；五、驳回鑫晨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昱科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274元、保全费5000元，由昱科公司负担17539元，鑫晨鸣公司负担17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552元、保全费5000元，由鑫晨鸣公司负担130元，昱科公司负担32422元。鉴定费86336元、专家出庭费2250元，由鑫晨鸣公司负担，因鉴定费已由昱科公司预交,鑫晨鸣公司应于支付前述违约金时一并支付昱科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对有关充电器购销的买卖合同关系及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货款为917630元的事实不持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在鉴定过程中,双方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现场签字确认，昱科公司库存处的充电器共计12228个。但昱科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仅主张库存产品有质量问题的为12024个，对应的货款为84168元（12024元×7元/个），系昱科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现昱科公司上诉推翻一审自述，提出应按鉴定时确认库存充电器12228个核算涉案损失和赔偿，本院不予支持。昱科公司应向鑫晨鸣公司支付涉案货款833435元和利息，并将存在质量问题的涉案充电器12024个退还鑫晨鸣公司。库存充电器积压损失，因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已经在货款中进行抵扣，不得重复计算损失。涉案的充电器属于平板电脑的外接配件，昱科公司未提交因涉案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平板电脑产品遭受损失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涉案充电器属于配件，由鑫晨鸣公司供给，无需昱科公司对涉案充电器进行生产、加工，故昱科公司主张配套物料积压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昱科公司申请对案外电脑配套物料进行评估，与涉案充电器物料无必然关联，本院不予准许。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若由于乙方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甲方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昱科公司据此主张库存12024个充电器产品相应货款十倍的违约金841680元。昱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涉案充电器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停产或交期延误，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本案诉前曾向鑫晨鸣公司主张涉案充电器提出质量异议。涉案充电器经鉴定存在质量问题，鑫晨鸣公司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因未造成昱科公司需要停产停线或延误交期，未达到赔偿10倍违约金的前提条件，一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酌定鑫晨鸣公司按照昱科公司主张库存充电器货款损失30%向昱科公司支付违约金2567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双方对一方违约产生的保全担保费承担问题并未作出约定，故对鑫晨鸣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综上，上诉人昱科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32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327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4699元（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已预缴），由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麦绮梨(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