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渝02行赔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家伦，男，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代理人罗丽，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开鸿，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兴隆街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774871766A。 法定代表人李勇，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李勇，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洪卫，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家伦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高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峰镇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1行赔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9月26日，万州区高峰镇相思村二组20户村民（甲方）与程家伦（乙方）签订《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相思村二组变电站至预制场之间原“稻鱼工程”连片水田共25.474亩承包给乙方（每户具体面积见后表）；承包期限十年，自2004年9月26日起至2014年9月25日止；承包期内，如果国家建设等项目需占本合同下的土地时，所给付赔偿、补偿费用，乙方获得实际损失的赔偿、补偿外，其余归甲方所有；本合同到期后，乙方有优先承包权。2010年11月，程家伦申请办理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登记名称为万州区高峰镇家沛观赏鱼养殖场，经营者程家伦，经营范围为养殖销售：观赏鱼（不含鱼苗）。 2011年和201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征收万州区高峰镇相思村二组的土地，此次征地实施主体为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现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由于改扩建110千伏相思变电站需要使用程家伦承包的土地，因程家伦养殖场的补偿问题，高峰镇政府从2011年开始多次与其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9月，程家伦与高峰镇政府双方共同对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等进行了登记、清点。2013年1月，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给程家伦预付补偿款30万元。因双方就搬迁补偿问题一直未达成协议，2016年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委托明鑫资产评估公司（以下简称明鑫公司）对程家伦的养殖场搬迁补偿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公司进行了实地踏勘，与程家伦和高峰镇政府共同完成实物清点工作，建构筑物按收购式补偿方式进行评估，鱼和苗木及可搬迁设施等评估的搬迁费及损失费。2016年12月21日明鑫公司作出了渝明鑫咨[2016]21号咨询报告书，评估价值为1071223元。2017年3月10日，高峰镇政府给程家伦送达搬迁补偿方案，同时要求其在2017年3月20日前自行组织搬迁，交回被占用土地。逾期未自行搬迁，将组织力量实施搬迁，由此造成的相关后果由程家伦自行负责。程家伦收到通知后未按要求自行搬迁。 2017年4月1日，高峰镇政府组织人员对程家伦养殖场进行强制搬迁，当天邀请了鱼种站专家朱长春到场现场指导搬迁鱼类，邀请苗木绿化单位对养殖场内的苗木进行搬迁，万州区公证处公证员对现场搬迁进行公证。高峰镇政府同时进行现场录音录像，对搬迁的物品制作了搬迁记录表，公证处公证员、鱼种站专家及高峰镇政府工作人员等在搬迁记录表上签字。高峰镇政府将鱼类搬迁到高峰镇安静村4组山湾塘，苗木搬迁到高峰镇灵凤村玉罗公司苗圃，管理房内的物品搬迁到高峰镇静安村4组山湾塘边临时管理房内。高峰镇政府搬迁完毕后将搬迁记录表交予程家伦，并告知搬迁地点，要求程家伦自行管理，程家伦拒不接收。高峰镇政府雇请人员对搬迁的鱼和苗木进行管理，在鱼塘处安装相应的设施。2017年5月11日，高峰镇政府再次通知程家伦接收管理搬迁的财产，程家伦拒绝接收管理。程家伦认为高峰镇政府无权对程家伦的养殖场及生产居住的房舍进行强制拆除，遂于2017年7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高峰镇政府拆除程家伦养殖场无法定职权，确认2017年4月1日拆除程家伦养殖场的行为违法。 2018年1月，程家伦从高峰镇政府处领取了部分搬迁物品。2018年3月，程家伦向高峰镇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及赔偿清单，高峰镇政府未予回复，程家伦2018年8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高峰镇政府对因2017年4月1日强制拆除程家伦养殖场给其所造成的损失9003390元予以赔偿，同时赔偿停产停业损失266124元。 该院2018年9月26日第一次开庭后，双方均申请协调，通过两次协调仍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1月高峰镇政府提出将搬迁到高峰镇安静村山弯塘里的鱼打捞出来交予程家伦，与搬迁清单对比差额部分予以赔偿，程家伦认为观赏鱼生长环境变化导致价值降低甚至丧失观赏价值不予同意此方案。后通过组织双方多次协商，程家伦领取了搬迁记录表中的大部分物品，对部分毁损或灭失的物品双方对其价值进行了协商。最后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有养殖场内的鱼、建构筑物（鱼塘及管理用房）、14台增氧器、四季福52度半斤装白酒51瓶、71棵龙脑樟。 双方同意委托鉴定机构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财物进行评估。鱼双方选定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的材料以2017年4月1日搬迁记录表上记录的品种、数量等作为依据。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9日出具西大司鉴（2019）鉴字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搬迁时程家伦养殖场内鱼类总价值为1424928.78元。养殖场内的构建筑物及14台增氧器、四季福52度半斤装白酒51瓶、71棵龙脑樟双方选定顺达资产评估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进行鉴定，双方同意建构筑物数量等内容以明鑫公司咨询报告里记录的为依据。2019年8月26日，顺达公司作出渝顺[2019]评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建构筑物鉴定净值489520元、增氧器376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共计559220元。程家伦收到顺达公司鉴定意见书后，认为鉴定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于2019年9月5日申请复核评估。顺达公司要求程家伦提交相应建构筑物原始资料，程家伦遂提交自己2019年制作的相关材料，由于其提供的材料不具有真实性，故不能作为补充鉴定的依据。之后，顺达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复核结果函，复核结果为建构筑物复核净值为501610元、增氧器472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共计572270元。程家伦认为养殖场内鱼的数量应以原明鑫公司评估报告记载的数量为准，同时认为构建筑物应以顺达公司复核结果中鉴定原值的80%计算，程家伦的管理用房应进行房屋安置补偿，且因高峰镇政府违法强拆导致程家伦停产停业，应赔偿停产停业损失，还要赔偿合法搬迁应补偿的搬迁费。第二次庭审时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1、鱼池等构筑物的价值按照顺达公司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计算，即使不按原值计算，至少也要按80%计算，增氧器、四季福白酒、龙脑樟按鉴定价值赔偿；2、可搬迁物品除已领取的，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赔偿三万元；3、高峰镇政府安置65.34平方米的房屋；4、鱼的数量依据明鑫公司咨询报告中确认的数量，价格按西南大学鉴定中心评估的价格计算鱼类价值；5、停产停业损失（2017年4月1日至今共32个月，每月净利润为22177元），赔偿总额为709664元；6、搬迁费16万左右。 原审法院认为，因高峰镇政府强制拆除程家伦养殖场的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其违法拆除给程家伦造成了损失，应予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程家伦主张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是否符合规定？程家伦对其损失是否有过错?对此，评析如下： 1、程家伦主张的鱼池等构筑物的价值问题。程家伦主张按鉴定机构鉴定原值计算，如不按原值计算，也应按高峰镇政府提交的谈话记录中对鱼池的补偿下浮20%计算，即按顺达公司复核结果函中鉴定原值下浮20%计算。该院认为，该院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具有法律效力，该院予以确认。程家伦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在搬迁之前，原明鑫公司作出的咨询报告是为征收程家伦养殖场内构建筑物、苗木、鱼、设施设备等提供搬迁补偿价值咨询意见，该咨询报告中对于养殖场内的构建筑物是按收购式补偿方式进行评估的补偿价值，评估价值时点为2011年9月27日，当时评估价为462205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委托顺达公司对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按2017年4月1日搬迁时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净值为501610元。对于程家伦提出高峰镇政府曾提出按评估价值下浮20%予以补偿，对此，该院认为，高峰镇政府同意下浮20%补偿是基于双方协商程家伦主动搬迁时的意见，由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其价值只能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准，故建构筑物的价值确定为501610元。程家伦对增氧器、四季福白酒、龙脑樟的鉴定价值无异议，该院对其价值确认为70660元。 2、程家伦主张可搬迁物品除已领取的，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赔偿三万元。该院在第一次开庭后，多次组织双方对搬迁记录表中的物品进行处理，除未达成一致意见需要评估的以外，其余的均已领取或对其价值达成一致意见。高峰镇政府认可搬迁记录表中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的价值约8000元左右，自愿赔偿8000元，该院确认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价值8000元。 3、程家伦要求高峰镇政府安置65.34平方米的住房问题。对此，该院认为，程家伦主张的房屋系养殖场内的管理用房，是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修建的临时用房，对该建筑物在评估建构筑物时一并进行了评估。即使按征收程序进行补偿，程家伦也不属住房安置对象，不可能给其安置住房，故其主张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4、程家伦主张的鱼的数量依据明鑫公司咨询报告中确认的数量，价格按西南大学鉴定中心评估的价格计算鱼类价值。该院认为，明鑫公司的咨询报告中的鱼的数量是按统计确定的养殖水体的体量，按活水高密度养殖的方式，平均每立方米30尾的测算的尾数与申报数进行比较，按申报数70%进行测算，而程家伦申报的数量为2012年9月的存塘鱼的数量，当时主要评估搬迁费用，并不是鱼的价值。2017年4月1日强制搬迁当天，有鱼种站的专家现场指导搬迁，搬迁记录表中记载了鱼的品种、规格、数量，有公证员现场公证，记录客观公正。客观上确实存在搬迁时有遗漏、逃跑等情形，但从视频资料上看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损失该院酌情予以认定。故对搬迁的鱼的价值按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的价值为准，即养殖场鱼类总价值为1424928.78元。对搬迁时遗漏、逃跑部分高峰镇政府愿意按1－2%计算损失。该院认为，通过高峰镇政府举示的视频资料，及程家伦提交的搬迁中、搬迁后的照片，再结合搬迁记录表等证据综合分析，对搬迁过程中遗漏、逃跑的鱼酌情计算5%的损失，即1424928.78*5%＝71246.44元。故鱼的损失共计1496175.22元。 5、程家伦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2017年4月1日至今共32个月，每月净利润为22177元）70966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而程家伦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不属直接损失，故其不属国家赔偿范围，对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6、程家伦主张的搬迁费16万左右。对于搬迁费问题，由于养殖场系高峰镇政府违法强制搬迁，程家伦自己未搬迁未产生搬迁费，也就不存在损失，其主张的搬迁费不属程家伦损失。故其主张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程家伦对其造成的损失是否有过错的问题。从高峰镇政府举示的证据看，虽然在强制搬迁前多次通知程家伦自行搬迁养殖场内的设施设备等,但由于双方对补偿未达成一致意见程家伦拒绝搬迁。即使要强制搬迁也应依法进行，高峰镇政府不具有强制搬迁的职权，其强制搬迁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程家伦在强制搬迁过程中并无过错，其损失应由高峰镇政府赔偿。对程家伦养殖场的搬迁按征收程序也应予以补偿，现高峰镇政府强制搬迁后其应得的补偿由高峰镇政府用赔偿损失的方式实现，以保护程家伦的合法权益。 综上，程家伦养殖场内鱼的价值1496175.22元、建构筑物净值501610元、增氧器4720元、龙脑樟63900元、四季福白酒2040元、毁损或灭失的物品等8000元，共计2076445.22元，确定为程家伦的损失，由高峰镇政府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八项之规定，判决：一、高峰镇政府赔偿程家伦损失2076445.22元。品除程家伦已领取的300000元补偿款，高峰镇政府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程家伦赔偿款1776445.22元。二、驳回程家伦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程家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原审未支持上诉人的主要赔偿请求，审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改判。一、一审对鱼的数量的认定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违法制作的鱼的搬迁记录表为依据，虽酌情增加5%作为赔偿依据，但仍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该记录表没有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并未如实提供搬迁记录表的视频资料及相关公证人员在场依法公证的文书。明鑫公司认定有85万尾，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只对20万尾进行评估，鱼的数量与实际情况严重出入。应依据2016年12月21日明鑫公司确认的鱼的数量和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做出的鉴定单价作为赔偿依据。二、一审对构建筑物价值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对建筑物的赔偿应按鉴定原值886860元的80%进行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三、一审对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利息的赔偿请求和房屋安置不予支持，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停产停业损失客观存在，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3月到6月销售和完税发票，证明每月纳税销售额3%，每月净利润22177元，从2017年4月1日至今32个月，应赔偿709664元；2.搬迁费与赔偿费并不冲突，上诉人应获得补偿；3.利息应依法获得支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款“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九条第一款，赔偿义务机关违法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但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赔偿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四、一审对上诉人合同承包期限及被上诉人支付的30万元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的承包期限有效期是到2024年9月25日。2013年1月，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给上诉人的30万元，是征用了上诉人鱼池用于修路的补偿，和强拆无关。 高峰镇政府辩称，一、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和顺达公司两处鉴定机构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选定的，其鉴定意见书是本案的核心证据，原审法院以此定案并无不当。搬迁记录表是当时唯一的原始证据，应予采信。二、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及利息于法无据。上诉人所租赁土地2014年合同到期后，在该租赁土地上已没有经营权，不存在损失。2017年4月1日是被上诉人进行的倒腾搬迁，勿需上诉人再进行搬迁，也不存在搬迁损失和搬迁费用。三、上诉人主张安置住房于法无据。上诉人养殖场内的管理用房未取得任何建设手续，即便按征收补偿，上诉人也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四、合同到期时间应为2014年，上诉人主张2024年到期的合同经调查是其找组干部补签的；30万元补偿款是当时考虑到养殖场进行搬迁，经开区为做工作提前支付的。请求维持原判。 程家伦在原审庭审中举示下列证据：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书；3、强拆前、强拆时、强拆后照片；4、强拆现场视频光盘；5、单据（饲料）；6、照片2张（6号、8号鱼池）；7、赔偿申请书、邮寄单；8、DVD整理材料两份；9、截图照片4张；10、发票；11、明鑫公司的评估报告书；12、税票及完税证明。 高峰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举示下列证据： 一、高峰镇政府身份信息方面证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二、政府征地行为合法方面证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1]1058号征地批复；2、万州区政府万州府土公[2011]38号文；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万州区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3]147号）；4、征收土地面积分类及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统计表；5、万州区政府征收相思村2组集体土地的公告（万州府土公{2013}11号）文。 三、政府关于征地拆迁的有关工作的证据 1、胡兵工作记录；2、谈话记录（7次）；3、预付补偿款协议；4、2017年3月10日通知及图片。 四、公安机关对王传国的询问笔录。 五、高峰镇政府倒腾程家伦养殖场的证据 1、光碟13张；2、物品交接通知书，搬迁记录表等；3、通知及照片。 六、高峰镇政府为程家伦鱼类搬迁地、苗木搬迁地进行管理、看护的有关证据，不存在程家伦诉称的造成损失的行为。 1、公路修建协议及付款回单；2、领条四张；3、支付照明等材料费发票；4、支付衣服、铁网等发票（修建新的管理房）；5、给新的管理房安装监控发票；6、安装变压器发票；7、养殖场搬迁地管理员工资单；8、向朝平调查笔录；9、程家伦领取物品记录表。 该院在审理中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搬迁的鱼的价值进行了鉴定，委托顺达公司对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设备苗木等进行了鉴定，出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顺达公司出具的复核结果函。 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程家伦举示的证据9不具有合法性，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高峰镇政府举示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真实、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前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正确，其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无异。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份证据材料：1.高峰镇政府2017年3月10日《通知》（复印件）；2.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关于高峰家沛观赏鱼养殖场的搬迁补偿方案（复印件）；3.程家伦2017年3月20日给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关于《万州经开区土地储备中心关于高峰家沛观赏鱼养殖场的搬迁补偿方案》的复函（复印件），因上诉人没有说明一审中未能提供的正当事由，故该三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另查明，被上诉人二审中表示，2017年4月1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养殖场的鱼打捞搬迁到高峰镇山湾塘后，请人管理养护。2020年6月，因万州区外环高速路建设指挥部要占用山湾塘，被上诉人遂在2020年7月1日将该塘及鱼移交给高速路指挥部管理。据了解，施工单位中交一公局已在该区域建设施工，鱼塘及鱼现已不复存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搬迁行为违法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7)渝010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确认被上诉人2017年4月1日强制搬迁上诉人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故上诉人有权申请被上诉人行政赔偿，被上诉人对此应予以赔偿。双方对一审判决确认的被上诉人搬迁上诉人养殖场内的苗木、龙脑樟、白酒的赔偿价值及部分物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本案争议焦点为：2017年4月1日被上诉人实施搬迁时，案涉养殖场内鱼的数量及单价如何确认，构建筑物损失如何计算，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利息应否支持以及上诉人能否获得房屋安置。 关于鱼的数量及单价如何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搬迁到高峰镇山湾塘的鱼全部灭失，故被上诉人应当赔偿鱼的损失。上诉人主张应按明鑫公司2016年评估报告确认的约85万尾作为鱼的数量认定依据，单价则应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意见为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明鑫公司评估报告仅是对养殖场搬迁前确定补偿额度提供估价咨询参考意见，主要是评估搬迁费用，咨询价值时点为2011年9月27日，其测算出的鱼的数量不能作为2017年4月1日鱼的数量。而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系双方在诉讼中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是对2017年4月1日搬迁时鱼的数量及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故应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意见认定鱼的数量及价值。虽然上诉人认为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依据是被上诉人“非法制作”的鱼的搬迁记录表，不客观真实，但本院认为，该记录表系2017年4月1日捕捞当天制作，详细记载了鱼的品种、规格、数量，同时有鱼种站专家现场指导搬迁、公证处公证员现场监督搬迁，被上诉人对整个搬迁过程亦进行了录像，制作了视频资料，鱼的搬迁记录表应该作为鉴定依据，且上诉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2017年4月1日鱼塘内鱼的数量。综上，一审法院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在综合案件事实基础上，考虑被上诉人在捕捞过程中确实存在鱼逃跑、遗漏的客观事实，酌情增加5%的损失并无不当，保护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构建筑物损失问题。上诉人要求按顺达公司复核结论鉴定原值的80%进行计算。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调解时，被上诉人曾经同意按此计算，但前提条件是双方尽快达成补偿协议。之后，双方经多次协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现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顺达公司系双方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在双方均同意按明鑫公司咨询报告中记录的建筑物数量为鉴定依据的情况下，该公司对养殖场内的建构筑物进行司法评估，最终作出的鉴定复核结论客观真实，应予采信，上诉人要求按鉴定原值的80%计算损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利息应否支持及上诉人应否获得房屋安置的问题。首先，上诉人主张从2017年4月1日起，被上诉人应赔偿其经营损失70万元，举示了2013年3月到6月的完税证明，主张以每月22722元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开办养殖场所承包租赁的土地于2012年被依法征收，承包经营期限也于2014年9月25日到期，2017年4月1日被上诉人实施搬迁时，早过了承包期限，不再存在经营损失，且养殖场所有鱼类，鉴定机构已经计算出全部赔偿价值；其次，涉案鱼塘的搬迁由被上诉人进行，上诉人并未进行任何搬迁行为，一审未支持其主张的搬迁费用是正确的；再次，从2011年征地开始，到被上诉人的搬迁行为被确认违法，直至诉讼中，双方一直在进行协商，终因意见差距太大未能达成共识，上诉人一直不领取拆迁补偿款，故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最后，上诉人要求进行房屋安置，但其养殖场内的房屋系在承包的集体土地上修建的临时用房，鉴定意见书也已对该临时用房一并进行了评估，即便按征收房屋补偿，上诉人亦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杨 审判员 程鸿声 审判员 陈克梅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熊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