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2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周口市川汇区车站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北二巷。负责人：王灿，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柱，河南泽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粉，女，汉族，1969年12月4日生，住河南省商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亮，河南郭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以下称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范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20）豫1602民初877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柱，被上诉人范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裁定撤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20）豫16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范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上诉人按照约定已经给付了30,000元保险金及3,259.98元生存金，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二、在上诉人向被保险人张国印给付过30,000元××保险金后，本案主合同《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保额减少为零，一审法院依据《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30,000元身故保险金没有依据。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人是否需向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唯一的判定依据就是本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是契约，要求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包括司法机关尊重合同，尊重条款约定，不能随意改变条款的约定。作为合同的当事方，投保人张国印签字确认在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诉人已将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说明和提示。××保险（B款）》2.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9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初次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我们将按本附加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的3倍给付提前给付××保险金，本附加合同及所附主合同继续有效，同时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减少为零，××保险金等额减少，所附主合同的保险费按照等额减少后的主合同保险金额计算，所附主合同的生存保险金、祝寿金的领取金额按照等额减少前的主合同保险金额计算”。上诉人已向被保险人给付了30,000元的××保险金，按照合同约定，本案主合同《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保额减少为零，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身故保险金30,000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保险条款在使用前已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登记，本案条款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条款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公平合理。四、本案保险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审判机关应依据条款的约定认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投保人签字确认，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诉人已将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交付投保人查看，并就条款的具体约定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本案保险条款对投保人显然都具有约束力，因此，一审法院应依据合同的具体约定来认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是否合理，而不是靠自己的主观臆断。五、本案证人郭某的证言不能被采信。首先，在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业务人员报告书”中，证人郭某明确告知上诉人，在合同订立时已将保险条款交由投保人进行查看，并就条款的约定向投保人进行了说明，郭某庭审所作证言与“业务人员报告书”不符；其次，郭某与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郭某所作证言不能被采信，一审法院不能依据郭某自相矛盾的证言认定上诉人就保险条款未尽到法定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总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再行给付30,000元保险金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范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上诉人给付的30,000元保险金是××保险金，而身故保险金并未支付。答辩人的丈夫保险人张国印分别投保了身故保险和××保险，并分别缴纳了保险费截止身故时共缴纳了32,171.4元的保险费，既然分别投保，缴纳两份保险费，那么上诉人也应当承担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反过来讲，如果上诉入主张的“等额减少”成立，那么将会出现保险费与保险金赔付基本接近的局面。同时，如果等额减少成立，那么投保人张国印只需要购买身故保险即可，因为人肯定会死亡，但不一定得重疾，投保重疾并缴纳保险费没有任何意义。二、上诉人的第二条理由中主合同“等额减少”属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条款未经提示和明确说明，不产生法律效力。如答辩人第一点所述，答辩人的丈夫张国印购买的是身故和重疾两个险种，分别缴纳保险费，现上诉人用××保险的条款内容主张主合同身故保险的保险金“等额减少”不能成立。在保险合同第二十页，“等额减少”这四个字前面有特别长的文字，一般人难以读懂，且“等额减少”的字体没有进行加粗加黑放大；甚至保险合同上“等额减少”的字体还没有上诉状中的字体大，更没有像上诉状中的字体进行加粗，根本无法履行提示义务，更别说是明确说明义务。同时，上诉人的业务员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向投保人张国印对该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而“等额减少”属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没有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三、假如上诉人的保险合同经保险监管机关备案登记，但保险监管机关的审核毕竟是行政审核非司法审查，不能完全避免不公正条款的存在，而且投保人不同于保险监管部门，其信息掌握力、注意力较弱，对于条款的理解仍需保险人予以说明，故保险人仍负明确说明义务。最高法在保险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明确说明了以上观点。四、审判机关正是在认真审查了合同条款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应条款作出了合理公正的判决。上诉人并未提供材料其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一审中上诉人的保险业务员也出庭作证证明了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五、证人郭某的证言能够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予以采信。首先，上诉人主张的“业务人员报告书”只是上诉人与其业务员之间的关系，与答辩人无关。其次，是否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应当以证人当庭作证为准，一审中证人出庭作证能够证实并未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再次，证人与投保人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当采信；最后，对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是“明确说明”义务，而非仅仅是“说明”义务。综上所述，答辩人的丈夫张国印投保两个险种并分别缴纳保险费，应当分别得到赔付；上诉人所主张的“等额减少”的条款内容属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该条款未经提示和明确说明不产生效力。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向其支付保险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粉的丈夫张国印于2009年5月29日以自己作为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在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处投保并签订人身保险合同，合同载明投保险种为主险“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和附加险“华夏附加鎏金宝××保险（B款）”，主险保险费每年3,140.2元，附加险保险费每年434.4元。两份保险的保险期间为“至100周岁”、交费期限为10年。同时投保单载明张国印的身故受益人为范粉，受益比例为100%。保险合同签订后，张国印每年按时缴纳了主险和附加险的保险费。2019年10月19日，被保险人张国印因罹患重疾死亡。另查明，在张国印因病去世后，保险公司向其受××保险金30,000元、支付生存金3,259.98元。在保险合同签订时，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郭某出庭证实了签订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的张国印的签名不是张国印本人所签，系他人代签，对保险合同中的身故保险金等额减少等免责条款没有进行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张国印与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之间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严格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该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单等共同构成，是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事先拟制的格式合同，其技术和复杂程序，非常人所能了解。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信守最大诚信原则，采取合理的方式，如实告知投保方保险合同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保险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代理人明确表示对保险合同中涉及等额减少等免责、限责条款没有尽到解释说明义务，且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向范粉就保险合同有关除外责任作相对于其他保险条款更深一步的解释说明。故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或限制责任条款对被保险人张国印不产生法律效力，范粉作为该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其有权向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主张身故保险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范粉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元，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保险已交费至2017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支付保险金3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09年5月29日，范粉丈夫张国印与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签订主险“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和附加险“华夏附加鎏金宝××保险（B款）”人身保险合同，合同主险保险费每年3,140.2元，附加险保险费每年434.4元。两份保险交费期限为10年。2019年10月19日，张国印因罹患重疾死亡。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向范粉支付了××保险金30,000元、支付生存金3,259.98元。涉案保险合同包括主险和附加险，在保险利益摘要表中显示：××保险金30,000元、身故保险金30,000元。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未支付合同约定身故保险金30,000元。其次，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本案主合同《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等额减少”，保额减少为零，其不应支付身故保险金30,000元。该“等额减少”条款属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此应履行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否则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该条款内容字体没有进行加粗加黑放大进行提示；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业务员郭某证明没有向投保人张国印对该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该“等额减少”条款本案不产生效力。第三，××保障和人身安全保障。本案保险合同2009年5月29日签订，截至2017年已履行九年，投保人已缴纳保险费即已超过30,000元，按合同约定，投保人患重疾即应获得重疾保险金30,000元，其无需再购买《华夏鎏金宝两全保险（分红型，B款）》，因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主张身故不能得到相应保险金。该主张显然违背了投保人签订人身保险合同的目的，且违反了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华夏人寿保险周口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智卫东审判员  沈华秋审判员  曹春萍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何琼琼书记员刘鑫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