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2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女，197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麦某1，男，201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理人：彭某，系麦某1的母亲。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山，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麦某2，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育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某、麦某1因与被上诉人麦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8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某、麦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彭某、麦某1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麦某2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等问题。一、一审判决遗漏了影响判决结果的关键事实。1.包括麦某2在内的长沙村的所有拆迁户，在拆迁时都是以户为单位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签订《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获得了相应拆迁补偿（金钱及安置房）。但因离婚后尚未分户，彭某离婚后而专属其本人的财产也被包含在内。而拆迁时在籍××村拆迁户，如因故需分户，可另外获得购买安置房的资格，但该优惠仅限于长沙村的该批拆迁户，且没有明文规定。2.麦某2作为53号房屋的登记权属人，在2018年2月28日因该房屋拆迁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显示的拆迁标的系53号房屋，即应理解为整体，并非53号房屋分割后的某部分。而彭某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5日，即彭某、麦某1所得《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的主要利益系其拥有长沙村村民的身份。另外，彭某签订的前述合同记载的被征收房屋为“长沙村长沙东街53号之三”，这表明还存在被征收房屋为“长沙村长沙东街53号之一、二”的《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而据了解这两份合同的乙方分别是麦某2与其前妻所生的儿子麦某3和女儿麦某4。该二人也是基于其长沙村村民的身份而取得购买安置房的资格。由此说明彭某也是基于村民身份而取得购买安置房的资格，况且彭某购买安置房是自掏腰包。因此，彭某取得购买安置房的利益并非源于《离婚协议书》中的任何条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彭某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系对《离婚协议书》中被征收房屋有关补偿及安置权益作了进一步分割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书》中第二个第四条关于“如遇国家征收房屋或拆迁，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平方米，共200平方米”的约定条款未生效是错误的。双方关于分房的约定为附期限条款，且已生效。彭某与麦某2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双方都清楚其居住的房屋即将被拆迁，退一步讲，即使该约定是附条件的，现“遇国家征收或拆迁”的条件已经成就，且彭某没有任何行为和表示对该条款进行变更，该条款也已生效。双方约定房屋未被拆迁时，位于长沙东街53号铁硼、厨房、厕所，加一个单房共100方归彭某使用；如国家征收房屋或拆迁时，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方，共200方，针对不同的情形约定不同的分割方式，现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已被征收拆迁，彭某有权基于该条约定取得相关安置房。2.一审判决认为彭某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的事实表明“彭某与麦某2已对被征收房屋有关补偿及安置权益进一步作了分割”是错误的。麦某1系未成年人，彭某虽为其法定代理人，但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无权处分麦某1的权利，且这亦与一般认知及常理不符。三、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受理费数额错误。彭某由于在起诉前不清楚诉争两房屋的总价格，故按预估的290万元诉讼标的计算案件受理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彭某、麦某1已根据相关证据将诉讼标的变更为403176元，即诉争房屋的实际价格，故应按诉讼标的403176元计算案件受理费。麦某2辩称，不同意彭某、麦某1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彭某、麦某1称在婚后尚未分配是错误的，2018年3月19日彭某、麦某1就已经有户口本，且两人亦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该补偿是在2019年1月自行成户之后与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彭某、麦某1和麦某2各自与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合同系根据个人的财产情况，如果彭某、麦某1认为土地开发中心的补偿存在错误应当向土地开发中心主张相应的权利，而非向麦某2主张。案外人麦某3、麦某4与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合同与彭某、麦某1无关，案外人作为村集体成员，也有权利与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相应的合同。麦某2向土地开发中心购买房屋也是自行付费。2.根据征收土地公告，只能看到征收的土地和房屋都是以货币方式进行补偿，不存在分配房屋的依据。关于《离婚协议书》的第四条，双方之间的约定很清楚，彭某分得的财产是铁皮板房，厕所加厨房就是100平方米，与麦某2和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安置合同里面核定房屋面积是90平方米是一致的。3.本案是婚后财产纠纷，麦某1不应作为原告。麦某2、彭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银行贷款的20万元，实际上麦某2只拿到了10万元，另外10万元是保证人拿走的，且该笔贷款并没有用在建房上，系用于家庭开支，因为双方都没有固定的工作。根据麦某2的《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可见，被征收房屋的建造时间都是在1998年和2005年，而麦某2与彭某的婚姻关系形成于2012年，故被征收的房屋并非用该贷款建造。彭某、麦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彭某与麦某2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如遇国家征收房屋或拆迁，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平方米，共200平方米”的约定合法有效；2.判令麦某2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合同编号为“穗南开土地安[2019]1090号”的《横沥镇安置房购买合同》中涉及位于云水雅东三街2号501房的相关权利全部由彭某享有；3.判令麦某2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合同编号为“穗南开土地安[2019]1089号”的《横沥镇安置房购买合同》中涉及位于云水雅东三街2号1301房的相关权利全部由麦某1享有；4.本案诉讼费由麦某2负担。以上第2、3项诉请房产的价值共计4031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某与麦某2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内生育一子麦某1。后于2017年10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53号铁棚、厨房、厕所，以及外加的一个单房共100方，归彭某所有……如国家征收房屋或拆迁，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方，共200方。”该农村宅基地房屋（长沙东街53号，粤房地证字第××号，1998年7月新建，建筑面积78.70平方米）是麦某2婚前登记所有。因该房屋被征收，麦某2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于2018年5月23日签订了《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麦某2获得被征收房屋补偿款226716.75元，农村住宅土地使用权、基础设施补偿161026.80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932645.80元，一次性搬迁费3000元，奖励金12199元。合同还约定了麦某2选择购买3套建筑面积分别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及有关临迁安置补偿费的内容。麦某2又于2019年8月2日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穗南开土地安【2019】1089号和穗南开土地安【2019】1090号的两份《横沥镇安置房购买合同》，约定由麦某2购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云水雅东三街2号1301房和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云水雅东三街2号501房的两间安置房。麦某2选择购买的另一套安置房至今未与征收单位签订购房合同。另查，彭某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于2019年1月14日签订了关于广州市南沙区长沙村长沙东街53号之三的房屋被征收事宜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约定彭某获得相应被征收房屋（活动板房90平方米）补偿款22500元及一次性搬迁费3000元。合同还约定彭某选择购买2套建筑面积分别为65平方米的安置房。但至今未与征收单位签订购房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彭某、麦某1是否有权分割麦某2获得的安置房？本案中，登记在麦某2名下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53号的被征收房屋（粤房地证字第××号，1998年7月新建，建筑面积78.70平方米）属于麦某2婚前个人财产。彭某与麦某2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人身及财产关系作出了处理，该协议的内容符合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依法成立。其中该协议关于“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53号铁棚、厨房、厕所，以及外加的一个单房共100方，归彭某所有”的约定，表明双方对该53号房屋原产权登记范围以外的铁棚、厨房、厕所以及外加单房的权属已作分割。该条款的内容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该协议中关于“如国家征收或拆迁，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方，共200方”的约定，则涉及征收或拆迁后的补偿及安置问题，该征收或拆迁补偿及安置事实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尚未发生，因此该约定内容属附条件的条款，在条件尚未成就时未发生效力。根据彭某、麦某2在离婚协议中对被征收房屋所作的分割处理结果，双方分别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与征收单位签订《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分别获得了相应的征收房屋补偿款及安置房屋的购房资格。上述签约事实表明双方已对被征收房屋有关补偿及安置权益进一步作出了分割，该分割结果并无违背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分割的初衷，双方的权益应通过履行各自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予以实现。现彭某、麦某1根据彭某与麦某2离婚协议中未生效的条款主张权利没有依据，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14日作出判决：驳回彭某、麦某1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0元，由彭某、麦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彭某、麦某1提交如下证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4日发布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穗府征【2017】124号》，拟证明长沙村东街53号被征收拆迁的公告时间早于彭某与麦某2离婚的时间，因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关于如国家征收房屋或拆迁后的财产分割约定条款为附期限条款，期限为签订拆迁合同之时，一审法院认定为附条件是不对的。麦某2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公告里面明确补偿是以货币方式，如果当时签订离婚协议时已经明知要货币补偿，就不会约定房屋补偿。所以离婚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彭某获得铁皮等100平方米的财产，其他的归麦某2所有，如果彭某获得100平方米房屋，再按照房屋进行补偿，那么两个人最多也不能超过200平方米的补偿，但实际上彭某分得的100平方米，都是通过货币补偿，麦某2也是一样的补偿方式。至今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彭某分得的这100平方米可以通过房屋的方式进行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为附条件是没有问题的。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彭某与麦某2离婚时，对财产分割进行了约定，约定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53号铁棚、厨房、厕所，以及外加的一个单房共100方，归彭某所有。该约定系双方对于离婚事宜处理时就财产分割一并达成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履行。至于离婚协议中约定了“如国家征收或拆迁，彭某、麦某1每人只能给套房100方，共200方”的问题。彭某与麦某2于2017年10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而《广州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穗府征【2017】124号》系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4日发布，即彭某、麦某2在离婚之时，对房屋拆迁可能带来的利益已有一定预期，故在离婚协议中作出相关约定。在双方作出约定之后，彭某、麦某2根据在离婚协议中对被征收房屋所作的分割处理，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获得了相应的征收房屋补偿款及安置房屋的购房资格，即双方的相关权益已通过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进一步明确及实现。故彭某、麦某1要求分割麦某2获得的安置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彭某上诉认为其签订上述合同与离婚协议无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一审判决对案件受理费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彭某、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6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48元，均由彭某、麦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洁霏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