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辖终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男，1971年2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楷，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燕，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慧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大钧，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晶晶，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4层408室。法定代表人：赵永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广禄，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昱颉，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光与被上诉人深圳慧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慧科公司）、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网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5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深圳慧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光按照编号CGF-MF-201701-05《合作担保协议》及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的约定立即受让“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中间级中信国安（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信托单位，并支付相应转让价款总计67679178.09元，含本金0.67亿元及预期收益人民币679178.09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东方网力公司按照编号CGF-MF-201701-07《回购协议》的约定立即受让“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中间级中信国安（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信托单位，并在人民币57655890.42元额度内与刘光就转让价款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光按照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约定立即向深圳慧科公司赔偿逾期支付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转让价款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人民币13129760.55元；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东方网力公司按照编号CGF-MF-201701-07《回购协议》的约定赔偿逾期支付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转让价款的损失，并在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人民币632161.30元的额度内与刘光就逾期支付转让价款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光按照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约定立即向深圳慧科公司赔偿逾期办理股票质押的违约金人民币10177500元；6.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光按照《合作备忘录》约定立即向深圳慧科公司支付咨询费人民币810万元，并按照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约定立即向深圳慧科公司赔偿迟延支付咨询费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人民币237850元；7.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光与东方网力公司连带赔偿深圳慧科公司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60万元；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光与东方网力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优先级委托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间级委托人中信国安（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西藏中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劣后级委托人东方网力公司与受托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该信托计划于2017年4月25日成立。2017年4月21日，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中信国安（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慧科公司）、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大利通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利通公司）、有限合伙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同签署了编号CGF-MF-201701-03《杭州国基安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及编号CGF-MF-201701-04《杭州国基安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平安财富*铂金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为杭州国基安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基安璇企业）的有限合伙人。2017年4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甲方深圳慧科公司、乙方一刘光、乙方二博大利通公司、丙方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公司）、丁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公司）、戊方一中信国安（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北京公司）、戊方二西藏中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中正公司）共同签署了编号CGF-MF-201701-05《合作担保协议》。2017年4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甲方深圳慧科公司与乙方东方网力公司共同签署了编号CGF-MF-201701-07《回购协议》。2017年6月，深圳慧科公司、平安信托公司、中信建投公司、国安北京公司、西藏中正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编号CGF-MF-201701-MEMO（01）《关于信托计划受益人情况的确认备忘录》。2018年1月15日，东方网力公司市值首次低于人民币120亿元，刘光违反《合作担保协议》第6.2（3）的承诺，触发该协议第10.2条立即受让标的信托单位的违约责任条款。但刘光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受让与支付转让价款。鉴于前述刘光首次违约情形，及其拖延受让信托份额的客观情况，为维护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的合法权益，2018年10月，在北京市朝阳区，甲方中信建投公司、乙方刘光、丙方深圳慧科公司共同签署了编号CGF-MF-201801-01《投资增信协议》，然而乙方刘光保证的3.1（1）事项至今仍未履行。2018年东方网力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低于上年同期；刘光所持有的未质押的东方网力公司股票市值之和低于15亿元；2019年7月2日，东方网力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光变更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鉴于持续出现刘光违反《合作担保协议》承诺事项，且其一直拖延受让标的信托单位份额的情形，为维护信托计划全体优先级及中间级委托人的合法利益，2019年3月28日，在《合作担保协议》的基础上，于北京市朝阳区，甲方深圳慧科公司、乙方刘光、丙方博大利通公司共同签署了协议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2019年3月29日，鉴于刘光已经实质违反《合作担保协议》及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有关约定，其向国安北京公司发出承诺。2019年3月，鉴于刘光已经实质违反《合作担保协议》及编号CGF-MF-201801-01《投资增信协议》有关约定，其向中信建投公司发出承诺函。2019年3月，质押人刘光与质押权人国基安璇企业签订编号CGF-MF-201701-21《质押合同》，质押物为质权人可接受的由出质人合法享有的对东方网力公司贰仟万股（小写：20,000,000股）的股份，担保债务指质押所担保的债务和款项及甲方与乙方签署的编号为CGF-MF-201701-05的《合作担保协议》项下的义务；2019年4月，刘光与国基安璇企业签订编号CGF-MF-201701-22《质押合同》，质押物为质权人可接受的、由出质人合法享有的对东方网力公司伍佰万股（小写:5,000,000股）的股份，担保债务指本合同规定的质押所担保的债务和款项及甲方与乙方签署的编号为CGF-MF-201701-05的《合作担保协议》项下的义务。上述2500万股实际办理质押登记的日期均晚于刘光在给国安北京公司承诺函中承诺的2019年3月31日，其中2000万股实际办理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5月30日，500万股实际办理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7月12日。2019年4月30日，深圳慧科公司根据《合作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向刘光发出指令函，要求其受让信托计划优先级与中间级委托人持有的信托单位。同日，深圳慧科公司根据《合作担保协议》、编号为CGF-MF-201701-07的《回购协议》等向东方网力公司发出回购指令函，要求该公司受让信托计划优先级与中间级委托人持有的信托单位。2019年6月19日，刘光与国安北京公司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约定，刘光承诺向国安基金（指国安北京）合计支付810万元（原来未支付650+新增160）的咨询服务费，其中，2019年6月28日前支付200万元，剩余610万元在2019年7月5日前支付完毕。为避免歧义，上述咨询服务费不包括刘光已支付给国安基金的150万元。综上，刘光持续违约已是客观事实，其至今仍未按照《合作担保协议》、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等系列协议的约定履行受让标的信托单位等合同义务，已严重损害信托计划委托人等合同相关方的合同权益。而东方网力公司在合伙企业投资期限已届满情形下，至今未按照CGF-MF-201701-07《回购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亦已构成违约。刘光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刘光住所地为重庆市江北区华新村213号附64号23-10，故本案应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深圳慧科公司系依据其与刘光签订的编号CGF-MF-201701-05《合作担保协议》及编号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等提出对刘光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深圳慧科公司与刘光签订的CGF-MF-201701-05《合作担保协议》中载明：“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2017年4月21日于北京市朝阳区签署……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慧科公司与刘光签订的CGF-MF-201701-19《投资增信协议》中载明：“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2019年3月28日于北京市朝阳区签署……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涉诉合同的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合作担保协议》《投资增信协议》中有关争议应按照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刘光虽称合同实际签订地并非北京市朝阳区，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深圳慧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刘光主张应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光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光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刘光不服一审裁定，持与一审相同理由上诉至本院，要求将本案移送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深圳慧科公司作为债权人，以刘光、东方网力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告分别承担担保责任。涉案争议合同中均约定有管辖条款，约定争议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各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刘光主张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刘光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光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玉乾审 判 员 谷 升审 判 员 史晓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高 鹏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