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友泉，男，196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莉（董友泉之女），女，198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秋生，男，196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董友泉因与被上诉人王秋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6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友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2.请求驳回王秋生的起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秋生承担。事实与理由：王秋生曾于2018年4月起诉董友泉要求返还买车款8000元，在该诉讼中，王秋生已认可在“购买”诉争车辆时，知晓该车辆所有权人并非董友泉，而此次转让实际为经营权转让，这亦是双方车辆转让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涉车辆为运营车辆，所有权人为北京某永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永腾公司）。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鉴于上述事实，在转让该车辆时，王秋生就已知悉车辆所有人并非董友泉，且双方也明知诉争车辆为货车，系为运营车辆，车辆手续当时也移交给了王秋生，同时，双方一同到某永腾公司即车辆所有权人处进行了说明，对于车辆情况及所需缴纳费用进行了说明，后董友泉将车辆经营权转给王秋生，王秋生支付了8000元转让费，该转让行为已履行完毕，董友泉已经履行了交付车辆及相关手续的义务，王秋生在一审时陈述董友泉隐瞒车辆权属不属实，一审法院仅以收据上写着“卖车”等表述单纯认定双方买卖关系，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明查。其次，据董友泉了解，王秋生取得车辆经营权后，未向车辆所有人交纳管理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因此车辆被所有权人开走，此为王秋生与车辆所有权人之间的纠纷，与董友泉无关，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系经营权转让纠纷，不应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即便按照一审法院依据的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解除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但合同解除后应该恢复原状即双方相互返还，一审法院仅以无法追查车辆下落对于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时王秋生的义务不理不睬，忽视董友泉在一审中明确提出的返还钱款则王秋生应同时归还车辆的主张。王秋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秋生已经交纳了购车款，买卖合同已经签署，车在某永腾公司名下，王秋生无法返还车辆，董友泉应找某永腾公司返还车辆。王秋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王秋生与董友泉于2018年3月就车牌号为略的解放牌货车达成的买卖合同；2.董友泉返还购车款8000元；3.诉讼费由董友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初，王秋生从董友泉处取得车牌号为略的解放牌中型货车。后董友泉补充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今卖车（小北京）车号略壹辆，收现金8000元正，捌仟元正。今后出现任何事故于（与）卖主无关。卖车人：董友泉。买车人：王秋生。2018（年）3（月）5（日）。”王秋生表示，2018年3月28日，某永腾公司将车牌号为略的货车开走。董友泉认可车辆被某永腾公司开走。另查，车牌号为略的货车现登记在某永腾公司名下。另，2018年5月28日，王秋生曾以相同的事实理由起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董友泉返还购车款8000元。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京0109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王秋生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秋生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01民终976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9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案件案号为（2019）京0109民初1310号，该案承办法官曾于2019年2月28日到某永腾公司的注册地及办公地点寻找过该公司，均未能找到。后王秋生申请撤诉，该案于2019年4月3日以撤诉方式结案。2019年6月11日，王秋生再次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起诉，即本案。在本案一审诉前调解阶段，董友泉于2019年7月17日到院领取起诉材料。对于上述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事实如下：王秋生主张，董友泉将诉争车辆出售给王秋生时并未告知其无所有权。董友泉主张，其为诉争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当时王秋生与董友泉商议的是转租车辆，并非买卖，且某永腾公司同意董友泉将车辆转租给王秋生。对于上述主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关于该事实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在论理部分加以阐述。一审法院认为：王秋生与董友泉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收据》中明确载明“卖车”、“卖车人”、“买车人”字样，董友泉亦认可该《收据》系王秋生书写完毕后由其签字确认。董友泉虽主张双方之间系转租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结合《收据》的具体内容可以判断，王秋生与董友泉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诉争车辆登记在某永腾公司名下，因董友泉未取得车辆的处分权致使该车辆所有权不能转移，王秋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现王秋生要求解除合同，董友泉亦同意解除合同，该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的时间以解除通知到达董友泉时为准，在本案中即董友泉收到起诉书的时间。关于合同解除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董友泉处分他人名下的车辆导致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王秋生作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审查车辆的登记情况却未予审查，未尽到审慎义务，双方对买卖合同的解除均有过错。王秋生在2018年3月初取得诉争车辆，3月28日发现诉争车辆被某永腾公司开走，王秋生实际占有诉争车辆的时间不足一月。鉴于王秋生对诉争车辆的占有时间短，占有期间使用诉争车辆所获收益少，故对其占有期间应当支付的车辆使用费一审法院酌定为300元。现合同解除，除王秋生应当支付的占有期间的车辆使用费外，董友泉应当退还剩余的购车款。董友泉处分的是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车辆，现双方均认可该车辆已被所有权人开走，无法追查车辆下落，亦无法评估其价值，故对车辆返还问题，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综上，对王秋生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王秋生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王秋生与董友泉之间就车牌号为略的解放牌中型货车达成的买卖合同已于二○一九年七月十七日解除；二、董友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王秋生购车款7700元；三、驳回王秋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董友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下方面，兹分别评析如下。关于本案合同性质。董友泉上诉认为，其与王秋生之间非买卖合同，而是经营权转让纠纷。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收据》中明确载明“卖车”、“卖车人”、“买车人”等字样，并未有任何经营权转让、出租、承租等字样。并且，董友泉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董友泉与王秋生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合同解除及其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虽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无处分权而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但是出卖人属于无权处分，故无法向买受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由此买受人的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买受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本案中董友泉与王秋生确认涉案车辆系被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某永腾公司开走，并被某永腾公司控制。王秋生有权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董友泉上诉认为，王秋生同时具有返还车辆的义务，一审法院对车辆返还不作处理判决错误。本院认为，董友泉向王秋生出卖的是其不具有所有权的车辆，且车辆已经被登记的所有权人某永腾公司控制，王秋生客观上无法向董友泉返还车辆，此为董友泉无权处分所应承受的法律风险。一审法院对车辆返还不作处理判决并不不当。如果董友泉认为其在车辆上存在租赁权益或者其他损失，其可以与某永腾公司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继续租赁或者另案向其主张。综上所述，董友泉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董友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