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8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慧兵，山西雷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子县鸿途汽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陈家庄村。法定代表人：何素兵，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学谦，山西双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玉红因与被上诉人长子县鸿途汽运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2020）晋0428民初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慧兵，被上诉人长子县鸿途汽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素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师学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玉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2020)晋0428民初5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该事实买卖关系无效，同时，返还上诉人购车款6万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应予确认，非一审认定的挂靠。上诉人提交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有：1.涉案车辆登记人为被上诉人。2.上诉人首付的购车款5万元交由被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可。3.微信转账记录证实，上诉人微信给被上诉人支付两期分期款11000元(车辆价款共计10万元，首付5万元，分10期支付剩余5万元，每期还款×××元。)。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话录音证实：车辆买卖的基本情况。5.被上诉人一审辩称属于居间介绍，但其庭审陈述，车辆价款的确定、出卖人的情况，均证实上诉人根本没有参与，明显违背常理，卖方与买方就没有接触过。二手车买卖税票显示的车辆购买人为被上诉人。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车辆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在此，请二审法庭注意：涉案税票显示车辆为二手车，交易价款为1万元。但，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确认的车辆价款为10万元。上诉人想陈述的是：涉案车辆行车证、交易税票上所显示的车辆，非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购买的车辆。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车辆为全新半挂车。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易的标的物涉案半挂车，因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认可，当时跟厂家定的是一台整体车，谁知咱买回来的是分体车(集装箱与车体可以分离，国家禁止)。本案中，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车为分体车。2.上诉人提交的该车生产厂家核准的车辆信息，案涉车辆登记为：重型平板半挂自卸车。而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车辆为：重型集装箱半挂自卸车(分体)。至此，可以确定，被上诉人购买一辆二手半挂车(实际使用该车的手续)，然后再行向上诉人出售一辆：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分体)，然后套用二手车的登记手续，年审时，将集装箱卸下进行年审。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2.双方买卖的实际上为：分体集装箱半挂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改动机动车。为此，双方买卖的涉案车辆，因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综上，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准确裁判。被上诉人长子县鸿途汽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上诉人上诉所称不是事实，双方不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效力性强制规定并不导致买卖行为无效。上诉人王玉红向一审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事实买卖车辆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60000元，并承担停运损失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被告公司注册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被告经营范围存在汽车销售；二、×××行车证一份，证明登记所有人系被告，类型为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首次注册日期是2017年12月8日，发证日期2019年9月6日；三、微信转账凭证两份、银行清单一份，证明原告共计支付被告车款61000元，2019年8月27日两次转款40000元，加之前的10000元定金，共计50000元，2019年10月6日，微信×××元，2019年11月4日，微信×××元；四、铭片照片一张，证明车辆制造企业是山东梁山华昇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五、山东梁山华昇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准许制造挂车资质证书两份（微信截图），证明集装箱运输半挂车与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不属于同一车型，生产制造取得的生产许可非同一证书；六、被告实际交付原告半挂车整体外观视频一份，证明被告实际交付原告的车辆为集装箱运输半挂车，与行车证登记的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车辆类型不同、车辆外观不一致；七、道路运输许可证一份，证明经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记载的信息与实际交付的车辆信息不一致，存在改装，发证日期是2019年9月3日；八、原、被告通话录音三次（2019年11月28日、30日、31日），证明被告卖给原告的车是平板车还是集装箱车，2019?年11月28日的录音中被告法定代表人说买的时候是分体的，结合原告的资质证，集装箱半挂车和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出厂只能是整体，不能是分体的，被告交付的车辆与行车证、运输许可证的车辆不一致，原告购买被告车是二手车还是新车，车辆登记信息，照片，道路运输许可证显示的旧车，行车证登记的是新车，到底是新车还是旧车，2019年11月30日，被告说弄了个新车，不存在二手车的问题，关于是否存在买卖关系，2019年11月30日通话中明确每月原告向被告支付分期款×××元，索要分期款的事实。行车证中半挂车的照片与道路运输许可证登记的照片，数据是一致的，车辆的新旧程度是可以辨别的，车辆登记时间是2019年9月6日，道路许可证颁发的时间是2019年9月3日，两份证据显示的内容是在没有上户以前就办理了道路运输许可证，原告买的是新车，不是二手车。被告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不认可，被告的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也有汽车销售业务，原告所述的车辆非在被告处购买，原告2019年11月28日的录音记载，被告明确回答是挂靠关系，原告也认可买的时候是被告介绍的，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行驶证记载的事实，证明该挂车注册日期是2017年12月8日，所有人发生变更后注册日期是2019年9月6日；第三组证据认可，被告给原告介绍买车的事实，经被告手支付的卖车款，不能证明是与被告之间形成的买卖关系；第四组证据没有异议，说明该车辆×××是具备合格出厂资格；第五组证据没有异议，不能证明通过被告介绍购买的车辆是集装箱半挂车，×××登记类型是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第六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交付原告机动车行驶证的照片显示该车辆与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车辆类型相一致，原告提供的视频，加了集装箱，是否系原告改装，2019年9月7日已由原告经营支配，是否加装集装箱，被告不清楚，以行驶证记载的类型；第七组证据上显示的，发证日期是2019年9月3日，车辆存在合法运营，发证日期前车辆就在运营，名字系李思可；第八组证据没有异议，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是挂靠关系，原告主张是新车，从2019年9月7日原告对该车已经进行了运营、支配，原告经营最少两个月之后才向被告提出异议，依据合同法第148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该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原告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原告已接受，在接受后运营、支配俩月之久，如该标的物质量存在不符合要求，原告同意接受，已经接受、运营支配，该标的物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原告提供的视频中在车架号处停顿，车架号是否涂改、什么时候涂改，被告不知情。被告针对自己的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一、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各一份，证明×××记载的车辆类型是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与车架号记载均是一致的，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车架号涂改，如涂改不可能在相关部门登记上户、发放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车的质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一支，证明×××车辆的买方是被告，卖方是李思可，×××车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是李思可和被告，非本案原、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被告不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三、2019年4月4日原、被告签订的货车经营服务协议一份，证明2019年4月4日双方签订经营运输服务协议，双方是经营服务、挂靠经营关系，其中原告自己出资购买的×××号主车，挂车是×××，双方履行协议期间，原告自己把×××车辆出售，通过被告介绍，购置了×××车辆，挂车登记发生了变化，双方非买卖合同关系，是挂靠经营关系。原告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认可，车辆登记证书没有异议，登记信息无异议；第二组证据载明是二手车，车价合计10000元整，车辆购买人是被告，明显反映出被告购买的价格是10000元，登记日期为9月6日，原告购买的是新的平板车，被告认可挂车的价格是100000元，不是10000元，二手车发票显示的车辆信息车辆识别代码、厂牌型号与涉案原告购买的车辆上的铭牌是一致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经营范围内挂靠经营没有，本身违法，协议内容没有显示与本案涉案挂车之间否认原告认定的买卖关系，货车经营服务协议形成的目的是收取管理费和相应法律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结合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对本案综合分析判定如下：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效，被告抗辩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本案需查明的问题，原告提供的微信及银行转账记录欲证明买的被告的车，被告对收取原告60000元的事实认可，但其抗辩是其给原告介绍的买车的事，经被告手支付的卖车款，并非是其自己的车辆；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的形成最基本的前提是标的物的所有权系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处分权，而本案涉案×××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此三份证据可证明，该车原车主并非被告，而是在此次卖给原告的过程中因原告与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才登记于被告名下，且相关过户手续等均是被告出具委托手续，原告去办理的。原告提供的录音中双方沟通，也显示被告仅是中间介绍人，并非实际卖车人；庭审中原告陈述有原、被告之间弄虚作假、涂改车架号，导致买的车辆与实际所卖车辆不符等情况下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却办理了行驶证等手续的问题，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状中表述“原告在经营车辆中，被相关部门查处，最终确定该挂车为拼装车辆”，庭审中查明该车现并未被相关部门查处，也尚未有相关部门确定为拼装车车辆。原告当庭陈述的弄虚作假涂改车架号等问题仅是其陈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如果存在此类问题导致行政部门错误办理了行驶证等手续，亦不是民事案件简单确认合同无效相互返还的问题，如其有相应证据应向相关行政部门反映并进行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王玉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审在案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上诉人王玉红系经营货车的个人，被上诉人长子县鸿途汽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9年4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货车经营服务协议》，约定上诉人将其出资购买的重型大货车晋D1349、×××以被上诉人名称进行登记，车辆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管理费。2019年8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购买挂车事宜。2019年9月，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得挂车一辆，车牌号为×××，约定购车款100000元，付款方式为首付50000元，剩余50000元分期付款，每月×××元，10个月付清。经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上诉人带着该车相关凭证前往梁山华昇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挂车运回。该车办理相关手续后，上诉人支配并经营该车辆。截止起诉之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转账61000元。另查明，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车买方为李思可，卖方为被上诉人，车辆类型为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车价为10000元。该挂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信息为：车辆类型为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登记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原所有权人为长治市运凯汽运有限公司，2019年7月2日转移登记在李思可名下，2019年9月6日转移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该挂车机动车行驶证登记信息为：发证日期为2019年9月6日，车辆所有人为被上诉人，车辆类型为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该挂车运输证登记信息为：业主为李思可，车辆类型为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发证时间为2019年9月3日。现上诉人以该车辆在被告处购买，且该车辆系拼装车辆无法运行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该买卖合同的效力。二、购车款应否退还上诉人。针对以上焦点，首先，在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买卖关系，只是基于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才将涉案挂车登记于被上诉人名下。这一事实从双方沟通的通话录音、及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及提车等过程也可予以证实。其次，由于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购车款也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玉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王玉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姬国强审判员 张国刚审判员 郭玉霞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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