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4民初2508号原告：代进，男，1989年4月20日出生，满族，住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托代理人：刘佳维，系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17号。法定代表人：张生起，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帅，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代进与被告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进委托代理人刘佳维、被告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赔偿原告购买家电器价款6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沈阳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兴华北街店处购买家电并支付了全部价款6000元，因被告店员金博声称店面正在进行优惠活动，购买电器的价格比店面正常销售价格较低，等开具发票时退还优惠金，故原告将货款交给了金博，同时金博出具了收条并统一到收银处加盖被告印章，并声称优惠活动后统一开具发票，但经原告多次催货未果，仍未收到货物，直至金博被抓。原告认为是在被告经营店面进行的正常采购行为，双方已经达成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未按期交付货物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被告对自己雇佣的员工存在监督管理漏洞，金博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虽金博被铁西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刑罚，但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现沈阳苏宁云商销售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更名为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法人由马野军变更为张生起。被告苏宁易购（沈阳）销售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请早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实施起，一般诉讼时效改为三年。《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因与金博私下交易行为导致被金博诈骗，该案发生于2014年-2015年1月，2015年3月刑事立案，且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详见刑事判决书），现本案早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怠于行使诉权，现原告诉请早已经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损失系因其违反正常交易流程与金博私下交易，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自身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众所周知，消费者到商场购买商品，正常的交易流程是将钱款交给商场收银台，与商家订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中原告却未按正常交易习惯将购物款交给收银台，而是受金博低价购物的诱惑，绕开了苏宁，将钱款直接交给金博个人，该行为非常隐蔽且明显违反了正常交易习惯。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贪图低价，铤而走险，应该意识到私下交易的重大风险，仍然选择了与金博私下交易，让金博的犯罪行为绕开苏宁的监管得以实施，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不考虑原告的自身过错，将责任直接归于苏宁明显不公平，也不合理。三、原告并未与苏宁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金博合意，绕开苏宁公司，私下交易，原告将钱款交给金博，苏宁对此既不知情，也并非金博犯罪的共谋。原告是受金博诈骗的被害人，落入其犯罪的圈套，其并未与苏宁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形成合同关系，原告称其与苏宁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四、金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苏宁并非合同的相对人。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文件中明确指出：“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苏宁卖场设有收银台，而原告未将款项交给收银台，贪图低价，铤而走险，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绕开苏宁公司的监管与金博私下交易，其对于损失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因此，金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苏宁并非合同当事人，亦无须承担相信的损失赔偿责任。五、金博并非苏宁员工，苏宁并非金博的用人单位，对金博不享有和承担用人单位的管理权利和责任。且苏宁对厂家促销员已经进行了基本的管理和约束，不应承担金博犯罪行为的民事责任。首先，金博的用人单位为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金博的用工单位为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只是金博作为厂家促销员，工作地点在苏宁卖场内，仅此而已。金博是夏普公司派驻在上诉人卖场的促销员，并非苏宁公司的员工。其次，金博工作所在楼层设有收银台，负责收款。金博进驻苏宁卖场做厂家促销员，签订《厂方促销员进场协议》，明确要求厂家促销员严禁发生“飞单”（场外交易）行为；在销售过程中不得“以虚假的言语和行为欺骗或诱导消费者”等。苏宁设置门店督导一职，负责在卖场巡查，检查促销员的不规范行为。第三，苏宁公司与原告一样同为金博案的被害人，对金博的犯罪行为无法预见。原告与金博私下交易，绕开苏宁，在卖场这样人流量庞大的公众场所，这样隐蔽的交易行为导致了苏宁公司难以发现金博的犯罪行为并及早制止。苏宁已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不存在所谓的自身管理不善。本案责任承担应考虑金博的劳动、劳务关系，谁对其承担管理责任，以及苏宁对其应承担何种程度的管理责任，同时也应考虑原告自身存在的重大过错，以及金博系个人故意犯罪。如直接将金博犯罪的原因和结果归于苏宁的管理原因和经营风险，显然是草率的，错误的。六、刑事判决已经确认责令金博退赔原告损失。如再将原告损失判由苏宁承担，明显不合理的加重了苏宁公司的责任和诉累。综上所述，原告怠于行使诉权，其诉请早已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且原告贪图小利，受到金博低价诱惑，绕开苏宁进行交易，导致被金博诈骗，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原告也并未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金博并非苏宁员工，苏宁不应对其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劳动合同、介绍信、担保书、厂家促销员进场协议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1月9日，原告到被告处购买电视，被告促销员金博以店面有优惠活动为诱饵，促使原告将货款6000元交付给金博，而后原告一直未接到货物。2015年3月19日，金博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2月4日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铁西刑初字第00791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金博犯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责令金博退赔被害人即本案原告赃款人民币6000元，该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铁西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已对金博的行为作出（2015）沈铁西刑初字第00791号刑事判决书，并判决退赔被害人代进赃款6000元，赃款应于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即2015年12月14日。该份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金博未如期退赃款时原告已知晓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但是直到2020年4月才起诉，原告的主张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也据此进行了抗辩，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显然怠于行使权利，故对被告的抗辩，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代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代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关威审判员  程姣审判员  陈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鲁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