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0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彦，男，197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美泽，男，195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成帅、邱鹏飞，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游瑞，女，1978年1月20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开国，男，1981年5月14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金川县，系游瑞丈夫。上诉人熊彦、熊美泽因与被上诉人游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1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彦、熊美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游瑞的诉求，熊彦、熊美泽不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游瑞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熊彦、熊美泽出具的担保书系债的加入是错误的，其担保书上明确了担保范围，并载明系一般担保，根据相关规定，其系一般担保，不能作出对于担保人不利的扩大解释。2.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虽然是2013年1月6日立案，但判决是在2013年11月13日，而出具担保书是在2013年2月3日，如果是债的加入，那么在该案中，应该追加熊彦、熊美泽为被告，如果一审法院认定系债的加入，那么就不应当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为依据进行审理，而一审法院以此为依据进行审理，那么其认定为债的加入显然是错误的。3.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其担保书系债的加入是正确的，那么其认定的金额也是错误的，2010年7月19日，熊赢利、熊赢利代谭迎春所出具的欠条金额系1286000元，通过法院执行，熊赢利、熊赢利代谭迎春已经支付涉案款项251424.85元，那么剩余金额应是1034575.15元，而不是128.6万元。4.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人系游瑞是错误的，游瑞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通过熊赢利、熊赢利代谭迎春所出具的欠条内容，可以看出其债权人系亿霖木业经营部，而不是游瑞，不管游瑞是否是亿霖木业经营部的法人，债权人均不是游瑞。二、一审法院即使认定债的加入是正确的，那么也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计算诉讼时效显然是错误的，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虽然是2013年1月6日立案，但判决是在2013年11月13日，而出具担保书是在2013年2月3日，如果是债的加入，其计算诉讼时效应该从2013年2月3日起算，或者从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起算，不管从以上哪个时间起算，均超过了诉讼时效。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熊彦、熊美泽在2013年2月3日出具担保书中明确约定了系一般担保，按照法律规定，熊彦、熊美泽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其担保责任早已经免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计算时效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熊彦、熊美泽的上诉请求，依法裁判。游瑞辩称，一、关于担保书性质的问题。担保书并未以债务届期未履行作为熊彦、熊美泽履行债务的条件，与保证合同的实质要求并不相符。首先，担保书载明的“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所有欠条的欠款”在出具担保书时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已届满2年零8个月，也并未形成的新的履行期间，因此出具担保书时债务并无履行期限。其次，担保书的履行条件为“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的还款”即由熊彦、熊美泽担保还款。因此，熊彦、熊美泽承担偿还债务责任的条件是熊赢利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的还款，而并非担保合同需满足的需届满未履行。因此，该担保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债务加入，并且由于担保书并未免除熊赢利的偿还责任，熊彦、熊美泽债务加入后与熊赢利形成共同债务人。二、诉讼时效的问题。熊彦、熊美泽与熊赢利形成共同债务人后，双方实质为连带清偿，只是熊彦、熊美泽承担债务须有一定的行为条件，而根据游瑞已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2018年3月19日”游瑞向熊彦、熊美泽进行了催告，熊彦、熊美泽履行条件成就，诉讼时效自此起计算。游瑞主张的并非2018年3月19日才向熊彦、熊美泽催告债权，而是经常向熊彦、熊美泽索要欠款，但熊彦、熊美泽并不认同游瑞的陈述，因此，游瑞认为基于熊彦、熊美泽的短信拒绝及告知熊赢利其他联系电话，可知在熊彦、熊美泽拒绝游瑞还款请求及告知其熊赢利联系电话前，熊彦、熊美泽是认为熊赢利是可以联系上的，其与游瑞约定的偿还债务条件是没有成就的。因此，游瑞认为虽然条件是否成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由于双方约定的条件是并非法律上确定的概念，因而应参考双方的行为表现。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是2018年3月19日，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三、诉讼主体。熊彦、熊美泽提到的经营部已经注销；（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已确认“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欠条欠款”系游瑞与熊赢利间的债权债务。游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彦、熊美泽对(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应当由熊赢利、谭迎春对游瑞应履行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支付给游瑞剩余本金及利息计:1517675.15元；2、判令熊彦、熊美泽加倍支付因未履行第一项请求中的金钱给付义务所产生的债务利息直至债务全部履行完毕时为止；3、判令熊彦、熊美泽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2000元、执行费、评估费、公告费、游瑞及游瑞代理人车旅费。诉讼中，一审法院对游瑞、熊彦、熊美泽间的法律关系释明后，游瑞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熊彦、熊美泽支付货款本金及违约金1517675.15元，诉讼费由熊彦、熊美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游瑞与熊赢利、谭迎春、四川省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绵竹市土门镇人民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月6日立案受理。查明：游瑞系亿森木业经营部的个体工商业主。2009年8月23日，杜开国、周利作为亿森木业经营部的委托代理人与巨丰公司绵竹市土门项目经营部的代理人熊赢利、谭迎春签订了《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约定亿森木业经营部向熊赢利、谭迎春提供钢材，并约定了违约责任。2010年1月30日熊赢利出具欠条，确认欠亿森木业钢材款5万元。2010年7月19日熊赢利出具欠条，确认欠亿森木业钢材款123.6万元，此款2010年7月30日前付清。熊赢利、谭迎春未按《建筑材料购销合同书》和《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应当赔偿游瑞因违约造成的损失48.31万元。2013年11月13日，该院判决：熊赢利、谭迎春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游瑞支付货款128.6万元及违约金48.31万元，两项合计176.91万元；由熊赢利、谭迎春承担诉讼费23335.88元。二、熊美泽、熊彦于2013年2月3日向游瑞出具《担保书》：本人自愿担保熊赢利积极配合亿霖木业经营部法人游瑞在绵竹市土门政府收款打官司，担保熊赢利积极主动的给亿霖木业经营部法人游瑞还款，如果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给亿霖木业经营部法人游瑞，那熊赢利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所有欠条上的欠款全部都由熊彦与熊美泽担保还款，一般担保。三、2014年1月7日，游瑞向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熊赢利、谭迎春履行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2014年1月20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委托一审法院执行，执行标的为1792435.88元。2014年7月28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绵竹执字第324号执行裁定书，因被执行人熊赢利、谭迎春仅各有一套住房（已被查封），谭迎春有小车一辆（已被查封），熊赢利的存款4000元（已扣划），其余未发现财产或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4年8月20日，游瑞向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018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渝0101执5275号执行裁定书：对熊赢利所有的位于万州区上海大道47号附5号5-2房屋及谭迎春所有的位于万州区沙龙路二段657号附1号8-1进行司法处置，熊赢利的房屋以316960元被处置，谭迎春的房屋两次拍卖流拍，游瑞不同意以物抵债，扣除各种费用游瑞受偿251424.85元本金，剩余1517675元本金及利息未清偿。谭迎春所有的渝X号车辆，未能实际控制，暂不符合处置条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四、游瑞诉称其在签订《担保书》后四个月向熊彦、熊美泽电话主张权利。游瑞提交了万州区公安局2014年3月19日出具的人口户籍信息，拟证明到万州寻求公安机关帮助查找熊彦、熊美泽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另提交了移动公司的证明，拟证明游瑞多次向熊彦、熊美泽主张权利，因移动公司只能保留12个月的原始通话详单，无法打印通话记录。庭审中，游瑞提交了其于2018年3月19日、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19日向熊彦的电话短信，该短信显示熊彦回信叫游瑞向熊赢利索要欠款，并告知熊赢利的联系电话。一审法院认为，一、熊彦、熊美泽、游瑞间的法律关系是保证合同关系或基于熊彦、熊美泽债的加入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游瑞基于熊彦、熊美泽签署的《担保书》要求熊彦、熊美泽履行还款义务，该《担保书》是熊彦、熊美泽的单方允诺，该承诺经游瑞接受，双方达成合意，熊彦、熊美泽就熊赢利对游瑞自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欠款构成债务加入，理由如下：首先，熊美泽、熊彦向游瑞出具的《担保书》，合法有效，熊美泽、熊彦有依据该《担保书》的承诺向游瑞履行还款的义务；其次，根据《担保书》的约定，熊美泽、熊彦还款的前提是熊赢利不见面，不配合，不积极主动还款，并未明确约定以强制执行熊赢利无效果为前提；再次，熊美泽、熊彦承诺对熊赢利向游瑞的欠款全部都由熊美泽、熊彦担保还款义务，熊美泽、熊彦不但有保证熊赢利向游瑞还款，而且还有自己与熊赢利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的规定，担保的目的在于保证主债务得以完全履行，担保的作出时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而熊赢利、谭迎春原欠游瑞的钢材欠款履行期限在2010年7月30日届满，熊美泽、熊彦在游瑞诉熊赢利、谭迎春、四川省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绵竹市土门镇人民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做出承诺，该案于2013年1月6日立案，故熊美泽、熊彦对游瑞出具的《担保书》并不符合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综上述之，熊美泽、熊彦对游瑞出具《担保书》，构成与熊赢利并立承担的债务加入，熊美泽、熊彦、游瑞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熊美泽、熊彦应当按照《担保书》的约定向游瑞承担相关民事责任。二、本案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计算，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熊美泽、熊彦向游瑞出具的《担保书》“如果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给亿霖木业经营部法人游瑞，那熊赢利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所有欠条上的欠款全部都由熊彦与熊美泽担保还款”的约定，熊美泽、熊彦承担共同还款的前提是“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是熊美泽、熊彦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也是游瑞行使权利的生效条件。而如何理解“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双方意见各异。一审法院认为，《担保书》中使用的“不见面”、“不配合”、“不积极主动”等词语，是基于人的主观认知上的事实推定，双方对此理解发生争议，应当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规定的原则进行准确认定。熊美泽、熊彦在《担保书》上不但约定其承担还款义务的前提是“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而且还在《担保书》上注明其担保是“一般担保”，结合我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赋予一般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批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先诉抗辩权的规定，“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应当理解为：熊美泽、熊彦因熊赢利未到庭应诉，或者怠于催收他人的债务，或有财产而不履行等原因导致游瑞的债权不能得到实现时，就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游瑞的债权不能从熊赢利处得到实现是熊美泽、熊彦承担共同还款的生效条件，如果案件还在审判程序或执行程序过程中，游瑞的债权尚有从熊赢利处得到实现的可能，熊美泽、熊彦就有拒绝游瑞请求的权利。本案游瑞在其与熊赢利、谭迎春、四川省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绵竹市土门镇人民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在该院判决生效后就申请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因未发现熊赢利、谭迎春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该院于2014年7月28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熊美泽、熊彦向游瑞履行共同还款义务的条件成就。熊美泽、熊彦在《担保书》上并未明确还款期限，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游瑞可以随时主张自己的权利，熊美泽、熊彦应当在游瑞第一次主张权利的宽限期内或者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上述期间届满后开始起算。对此，游瑞主张经常向熊美泽、熊彦打电话索要欠款，但熊美泽、熊彦不予认可。经法庭查明，游瑞于2018年3月19日向熊彦主张权利，熊彦拒绝其请求，并告知游瑞熊赢利的联系电话，游瑞电话联系熊赢利未果，游瑞的权利受到损害，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3月19日起算。现游瑞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熊美泽、熊彦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其请求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熊美泽、熊彦关于游瑞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熊美泽、熊彦基于债务加入，承担的是与熊赢利、谭迎春并立承担的共同还款责任，共同还款责任对于债权人来说其实质就是连带责任。游瑞于2013年1月3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对熊赢利的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对于熊赢利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对熊美泽、熊彦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从此法律意义上讲，游瑞请求熊美泽、熊彦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也未超过。三、主债务的违约金是否属于熊美泽、熊彦承担责任的范围？熊美泽、熊彦在《担保书》中承诺熊赢利2010年7月19日与2010年1月30日的所有欠条上的欠款全部都由熊彦与熊美泽担保还款，说明熊美泽、熊彦只对欠条上载明的欠款金额承担还款义务，而游瑞与熊赢利、谭迎春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虽约定违约责任，但熊美泽、熊彦并未承诺该违约责任的民事责任，故对熊美泽、熊彦没有约束力。故熊美泽、熊彦对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判决的货款128.6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游瑞请求的其他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熊彦、熊美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对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3）绵竹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判决的货款128.6万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驳回游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59元，由游瑞承担2819元，由熊美泽、熊彦承担15640元。二审中，游瑞提交了亿霖木业注销的相关复印材料及营业执照，证明亿霖木业是个体工商户不是公司，已被注销，游瑞系适格主体。熊彦、熊美泽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如一审认定本案争议的债权债务系债的加入，应查明事实而非依照绵竹法院的判决。经审查，本院对亿霖木业注销的相关复印材料及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结合案情综合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债权人是否系游瑞，其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2.熊彦、熊美泽出具《担保书》的性质。3.本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4.熊彦、熊美泽现所应承担债务的金额为多少？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熊彦、熊美泽主张游瑞不是本案债权人，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熊彦、熊美泽与游瑞签订的《担保书》中明确约定债权人系“亿霖木业经营部法人游瑞”，此后绵竹法院也以生效判决结果确认游瑞作为案涉债权权利人的身份，且游瑞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亦提交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亿霖木业经营部的组成形式系个人经营，其系经营者，该经营部已被注销，相关权利依法应由经营者游瑞享有。故熊彦、熊美泽上诉主张游瑞不是本案债权人，其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熊彦、熊美泽对游瑞出具《担保书》构成附条件的债的承担，系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熊彦、熊美泽对游瑞出具《担保书》，虽名称为担保书，内容也载明担保熊赢利还欠款，且明确为一般担保，但该担保书系在游瑞诉熊赢利、谭迎春、四川省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绵竹市土门镇人民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作出，此时案涉欠款债务早已逾期，相关权利人业已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权利救济；案涉债务到期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就债务的履行期限达成新的合意，债权人也没有单方作出延期履行的承诺，熊彦、熊美泽此时作出《担保书》不符合担保法中所规定担保的意思表示作出时间系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立法本意。熊彦、熊美泽出具《担保书》目的在于促使熊赢利积极配合及时还款，一审判决就案涉债务应即时清偿的实质，认定熊彦、熊美泽签署的《担保书》系构成债务加入并无明显不当。但熊美泽、熊彦父子“担保”的欠款债务，发展到由熊美泽、熊彦父子二人直接承担责任，不是以时间的经过来确定，而是主债务人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的条件的成就来确定。本案熊美泽、熊彦父子出具《担保书》应系附条件的债的承担。当然前述条件的成就是以主债务人的行为来确定，而非以时间到达来确定，因此，熊美泽、熊彦一审抗辩其“担保”已超过保证期间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本案依《担保书》确定的熊彦、熊美泽二人的责任承担没有保证期间的适用空间。针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熊彦、熊美泽签署的《担保书》中承诺“如果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的内容，是确定熊美泽、熊彦父子应否直接对游瑞承担熊赢利的债务的条件，该条件成就，游瑞即有权向熊美泽、熊彦父子主张权利，该条件成就的时间才应是开始计算本案游瑞诉权诉讼时效的起点时间。根据游瑞的陈述，其能联系上熊赢利时并未直接找熊美泽、熊彦，在原来的方式联系不上熊赢利时，其也是先向熊美泽、熊彦打听熊赢利的其他联系电话，其是在仍不能联系熊赢利时才向熊美泽、熊彦主张权利，可见，在权利人游瑞看来，能联系上熊赢利的情况其并未视为熊赢利“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游瑞是将穷尽办法联系不上熊赢利的情况视为熊美泽、熊彦承担责任的条件成就。一审判决将查明的熊彦告知熊赢利联系电话而权利人依此电话联系熊赢利不得的2018年3月19日起算本案诉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恰当。因此，游瑞提起本案之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熊美泽、熊彦上诉主张应从其出具《担保书》的2013年2月3日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当时熊赢利在诉讼中积极应诉，权利人也未将其视为“躲到不见面，不配合收款，不积极主动还款”，显然不符合承诺所载明的承担责任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四，熊彦、熊美泽主张熊赢利已被强制执行案款251424.85元应从128.6万元的欠条总额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熊赢利虽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了251424.85元，因该执行案款尚不足以清偿违约金、诉讼费债务，不可能先用于品除本金债务部分，故一审认定熊彦、熊美泽对全部欠条载明欠款总额128.6万元承担清偿责任恰当。综上所述，熊彦、熊美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74元，由上诉人熊彦、熊美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健审 判 员  李洪武审 判 员  龙江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