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辉，男，汉族，1982年5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明，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玫瑰一街9号102号自编103号。法定代表人：梁萍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栩，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杰干，男，197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第三人：潘嘉贤，男，198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徐永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缘公司”）、原审第三人黄杰干、潘嘉贤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永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明，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萍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栩，原审第三人黄杰干、潘嘉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永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聚缘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聚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未办理变更登记及没有交付设备的证据为由，认定徐永辉未移交门店经营权是完全错误的，办理变更登记并非移交经营权的标准，综合本案事实可以确认，徐永辉已履行其合同义务将门店经营权及设备移交聚缘公司，不应再承担出资义务。依据徐永辉与黄杰干、潘嘉贤所签订《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出资协议》（以下简称“《出资协议》”）的约定，徐永辉出资额30万元是以“实体门店（广州市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方式出资，关于实体门店出资的理解，一审判决确认了徐永辉是以广州市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经营权而非产权出资。而徐永辉在一审过程中已举证证明门店经营收益一直由聚缘公司收取，聚缘公司也认可收取该收益，并确认曾在此经营，此外门店的招牌也是聚缘公司的注册商标，徐永辉虽称门店设备是由其购买，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如门店设备未移交则门店根本无法持续经营，聚缘公司也无法持续收益。一审判决认为门店未办理变更登记，故徐永辉并未将门店经营权移交给聚缘公司，但门店登记的是个体工商户，根本不可能变更至作为法人的聚缘公司名下，且门店营业执照所登记的是“经营者”而非“权利人”，徐永辉作为聚缘公司股东代为经营门店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办理变更登记根本不是移交经营权的标准，门店经营权自聚缘公司实际经营门店及收取收益时即已移交。实际上经营权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客源和收益，是无形的、可期的资产，合同约定徐永辉以门店经营权出资是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徐永辉既已移交门店经营权履行了合同义务，即不需再承担任何出资义务。从另一角度上讲，合同约定黄杰干、潘嘉贤货币出资金额已超过聚缘公司公司注册资本，说明黄杰干、潘嘉贤签订合同时已认可徐永辉是不需要以货币方式出资的。（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徐永辉向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支付的49000元为出资款继而认定徐永辉同意以货币方式出资30万元是完全错误的，该款项实为代垫款，徐永辉根本没有以货币出资的义务。合同并未约定徐永辉需要以货币方式出资，聚缘公司所谓协商变更出资方式既没有书面约定，也没有关于出资金额、出资期限的确认，不可信也并非事实。合同约定了徐永辉以门店经营权出资，而徐永辉事实上也已将门店经营权移交聚缘公司，门店收钱吧系统也变更为聚缘公司收款，如确有变更出资方式，那么聚缘公司应将门店经营权及相关收益交回徐永辉，但聚缘公司也确认门店收益一直由其收取，聚缘公司既接收经营权又主张徐永辉应以货币出资是完全没有依据也不符合逻辑的。相反，徐永辉作为聚缘公司股东，并且其向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转账时，同为聚缘公司公司股东的黄杰干、潘嘉贤并未履行完毕出资的义务，出于为合作伙伴（黄杰干、潘嘉贤）缓解资金压力，避免矛盾甚至纠纷发生，同时为公司解决当下资金问题的想法，徐永辉代黄杰干、潘嘉贤先行垫付出资款是合情合理的。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的情况下要求徐永辉自证转账非出资款，否则即认定转账为出资款，继而认定徐永辉同意以货币出资30万元，这不仅是曲解了徐永辉的善意，更不符合逻辑。（三）、从合同约定徐永辉出资入股的方式以及聚缘公司实际成立及经营的情况可以明确，徐永辉所持聚缘公司股份并非完全以资产入股，而是干股，即由黄杰干、潘嘉贤完成实际出资后赠与徐永辉股份，无论干股是否有效，徐永辉都不需要另行出资。黄杰干、潘嘉贤与徐永辉签订合同，约定徐永辉以门店经营权作价30万元出资入股，很明显并非以门店经营权的财产属性衡量其价值，而是以门店经营权的非财产属性和可期收益性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即以门店的客源、租金、未来经营可得收益乃至转让可得收益等衡量其价值，门店经营权的价值虽然难以完全作量化确定，但实际上黄杰干、潘嘉贤已在合同中对其价值予以确认，徐永辉依约履行移交门店经营权的义务，对于黄杰干、潘嘉贤以及聚缘公司而言，即等同于赋予聚缘公司同等价值的财产。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论门店经营权的价值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徐永辉的义务是以门店经营权出资，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出资，这一点黄杰干、潘嘉贤是认可的，因此合同约定黄杰干、潘嘉贤出资现金90万元，完全覆盖聚缘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徐永辉不需再提供任何资金或资产作为注册资本，即公司的出资以及责任由黄杰干、潘嘉贤按出资比例相应承担，徐永辉仅以门店的实际资产承担有限责任，而徐永辉所持聚缘公司公司股份实际是由黄杰干、潘嘉贤实际出资后赠与徐永辉的干股。简而言之，合同约定徐永辉出资额30万元仅是门店经营权的作价，并未体现在公司资本上，徐永辉所持公司股份是黄杰干、潘嘉贤基于对门店经营权价值的认可而赠与徐永辉的干股，无论干股是否有效，徐永辉已履行完毕其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要求徐永辉另行出资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聚缘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黄杰干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潘嘉贤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聚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徐永辉根据《出资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向聚缘公司支付30万元出资款；2.徐永辉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5日，徐永辉（甲方）与黄杰干（乙方）、潘嘉贤（丙方）就共同出资设立聚缘公司签订《出资协议》。约定：第一条公司概况：申请设立的公司名称拟定为聚缘公司，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条公司宗旨与经营范围：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主营餐饮，兼营民宿。第三条注册资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出资为货币（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形式，其中甲方出资额为300000元，以实体门店（广州市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乙方出资额为765000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9.5%；丙方出资额为135000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5%。第四条出资时间：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股东投入新公司的资本应于2018年4月30日前办理手续。第五条出资评估：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用实物（原有经营门店、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应当经有企业法人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在公司注册资本验证后60天内，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并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后其经营门店纳入公司登记其承租合同备案。第六条出资证明：公司成立后，足额缴付出资的发起人有权要求公司向股东及时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等。第七条出资的转让。第八条公司登记：全体股东同意指定梁萍臻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出资协议》接下来还对新公司组织结构、各发起人的权利、发起人的义务、费用承担、财务会计、声明和保证、保密以及合同的变更等事项作出了约定。该《出资协议》有徐永辉以及黄杰干、潘嘉贤签名，以及梁萍臻的签章。据聚缘公司提供、黄杰干、潘嘉贤无异议的2018年4月18日聚缘公司（承租方、乙方）与广州市君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方、甲方）签订的《广州市玫瑰园商务港物业租赁合同书》显示，甲方同意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玫瑰一街9号102房自编103号物业出租给乙方使用，用途只限于餐饮店；租赁期为三年，自2018年2月19日起至2021年2月18日止。徐永辉表示无法确认上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但确认聚缘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该租赁合同中的房屋地址，也确认有店铺在该地址。据聚缘公司2018年6月26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玫瑰一街9号102房自编103号，股东为梁萍臻，出资数额为5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65年10月15日。据聚缘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14日，2018年06月27日核准登记，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梁萍臻，徐永辉为监事。各方均确认徐永辉以及黄杰干、潘嘉贤系聚缘公司的隐名股东，梁萍臻也在庭审中确认其系代徐永辉以及黄杰干、潘嘉贤持股。聚缘公司2018年12月24日向黄杰干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显示，股东黄杰干缴纳的出资额765000元，出资时间2018年3月8日至4月8日出资额131000元，2018年4月16日出资额112000元，2018年4月23日出资额170000元，2018年8月1日出资额50000元，2018年4月26日至12月24日出资302000元。聚缘公司2019年7月14日向潘嘉贤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显示，股东潘嘉贤缴纳的出资额135000元，出资时间2018年4月15日出资额37500元，2018年4月18日出资额30000元，2018年7月6日出资额7500元，2019年7月14日出资额60000元。聚缘公司表示因签订《出资协议》时聚缘公司还未设立公户，所以各方才同意将款项支付至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聚缘公司以及黄杰干、潘嘉贤确认，黄杰干、潘嘉贤的出资款均系支付至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萍臻的账户。据聚缘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梁萍臻收款的情况与《出资证明书》记载的时间和金额并不完全一致。徐永辉对上述《出资证明书》以及黄杰干、潘嘉贤的出资情况不予确认。关于为何在本案诉请徐永辉以货币出资，聚缘公司表示：协议约定徐永辉以广卫路的门店出资，应当办理产权登记，但广卫路的门店系徐永辉租赁而来，无法办理登记；况且，即使以经营权出资，也应以徐永辉自己名下的店铺的经营权出资，出资后聚缘公司也应享有店铺的租赁权以及收益权、转让权，但店铺系徐永辉租赁而来，徐永辉无法以该店铺的经营权出资；因后来徐永辉告知聚缘公司广卫路的店铺是租赁而来，所以才协商将出资变更为以货币形式出资。徐永辉对聚缘公司上述主张不予确认，认为其并非以房屋产权出资，是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具体是以门店的收益以及设备出资，动产是指示交付，不需要进行产权变更登记，门店的收益以及利用门店的设备赚取的经营款已归聚缘公司所有；黄杰干、潘嘉贤同意徐永辉以门店经营权出资是看中门店稳定的收益，实际就是公司收购门店，但因为个体经营没办法转名到公司名下。为证实其已依约将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的经营收益权转移到聚缘公司名下，徐永辉提供了：收钱吧商户服务平台的截图，并当庭登录收钱吧商户服务平台，显示商户名为帕拉广州公园前店，联系地址为广卫路华宁里73号1楼，收款账户为梁萍臻、账号62×××90。聚缘公司表示，收钱吧的信息只能证实该店铺曾经用于公司的经营，该店铺的执照以及相关证件均是以徐永辉个人名义记载于相关部门，并未体现聚缘公司的任何信息，仅体现聚缘公司曾在此经营过，并不代表徐永辉所称的经营收益权转移到聚缘公司的名下且徐永辉履行了出资义务，但确认店铺经营期间的收益由聚缘公司收取；门店的设备都是签订《出资协议》后利用黄杰干、潘嘉贤的出资购买，现在广卫路的门店以及资产都已经被徐永辉收回去。另，徐永辉为证实聚缘公司知悉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的门店系租赁而来，还提供了《治安责任书》，其中徐永辉在承租人处签名，出租人处有邓秀云签名，并加盖出租屋所在地派出所的印章，但并无聚缘公司或黄杰干、潘嘉贤的签名。对此聚缘公司表示，其一开始并不知晓上述门店系徐永辉从第三方处租赁。徐永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还提供了其向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萍臻账户支付共计49000元的银行流水以及支付宝账单，其中2018年12月7日支付7000元、7000元，2019年1月7日支付20000元，2019年4月8日支付4000元，2019年4月10日支付11000元，拟证实黄杰干、潘嘉贤部分出资实际为徐永辉垫资出资，但该款项并非徐永辉的出资。聚缘公司表示，上述款项均系聚缘公司要求徐永辉出资后，徐永辉支付的，恰好可以证实并非徐永辉所述的以店铺经营权出资的陈述，聚缘公司同意在诉请金额中扣减徐永辉已付的上述49000元。聚缘公司主张，其在收取了黄杰干、潘嘉贤的第一笔出资款后，即将款项投入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玫瑰一街9号玫瑰园商务港以及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的运营以及运营所需的采购、铺租、工人工资等。为此，聚缘公司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梁萍臻账号62×××90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微信、支付宝账单记录。徐永辉对上述流水以及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聚缘公司向广卫路门店的业主支付租金，也说明徐永辉已经将店铺移交给聚缘公司。聚缘公司、徐永辉双方确认，聚缘公司支付广卫路门店租金的期限为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聚缘公司主张，其曾于2019年7月24日向徐永辉发出《投资款催告函》。徐永辉确认有收到该《投资款催告函》。另，徐永辉还主张其自2019年2月至7月垫付了广卫路门店的租金，但此期间的收益却归属于聚缘公司，徐永辉曾于2019年8月向聚缘公司以及黄杰干、潘嘉贤发出律师函，要求尽快支付门店8月份的租金以及徐永辉所垫付的款项，但聚缘公司以及黄杰干、潘嘉贤均不予理会，才导致门店之后被业主收回。一审法院认为,徐永辉与黄杰干、潘嘉贤签订《出资协议》约定成立聚缘公司，且约定指定梁萍臻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同时，各方均确认徐永辉以及黄杰干、潘嘉贤系聚缘公司的隐名股东，梁萍臻也在庭审中确认其系代徐永辉以及黄杰干、潘嘉贤持股，故本案聚缘公司可对徐永辉提起股东出资纠纷的诉讼。《出资协议》约定徐永辉出资额为300000元，以实体门店（广州市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述约定条款中的以实体门店出资如何理解。聚缘公司主张系以该门店的产权出资，但上述条款并未明确载明有以该广卫路门店的产权或者物权出资的内容，且聚缘公司自2018年5月开始就以自己的名义支付广卫路门店的租金，可知聚缘公司对广卫路门店系租赁而来的事实知悉且清楚，故一审法院对聚缘公司认为徐永辉应以广卫路门店产权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徐永辉主张其系以广卫路门店的经营权或以收益权及设备等出资的问题，虽聚缘公司确认经营广卫路门店期间的收益已由聚缘公司收取，但广卫路门店并未变更登记至聚缘公司名下；虽徐永辉还表示已将广卫路门店的设备都交付给聚缘公司，但并无交付的证据；且徐永辉现表示广卫路门店已由业主收回。故徐永辉关于其已将广卫路门店的经营权进行了出资的陈述不符合上述关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徐永辉主张系通过将广卫路门店经营权或徐永辉所称的以收益权及设备等完成出资的意见不予采信。自2018年12月7日起，徐永辉陆续向聚缘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支付共计49000元，徐永辉主张上述款项系代黄杰干、潘嘉贤垫付的出资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徐永辉也未能对其支付上述款项的用途给予合理解释，而聚缘公司确认上述款项系徐永辉支付的出资款，并同意在徐永辉应出资的金额中扣减，主张已协商徐永辉以货币方式完成出资，黄杰干、潘嘉贤也对徐永辉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无异议，故徐永辉上述向聚缘公司付款行为，应视为徐永辉现已同意以货币方式完成出资。《出资协议》约定徐永辉出资额为300000元，扣减49000元后，徐永辉还应以货币方式向聚缘公司履行251000元的出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徐永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聚缘公司支付出资款251000元；二、驳回聚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聚缘公司负担947.33元，由徐永辉负担4852.6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徐永辉提交涉案门店2018年1月1日-2019年8月1日收入记录，拟证实聚缘公司在经营涉案店铺期间，获利1696574.4元，聚缘公司即使不认可徐永辉已经实际以涉案店铺经营权完成出资义务，也应当将上述款项作为徐永辉已交付的出资款金额进行扣减。对于该数据的获得，徐永辉陈述，涉案店铺在银豹收银系统官网有注册账户，进入该官网后，登录密码进入该店铺收银系统，再点击“营业概况”，通过日期搜索，即能看到提交的证据内容。徐永辉当庭演示该登录过程，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当庭观看。经质证，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实款项收入进入梁萍臻个人账户，其仅认可已一审确认的收钱吧商户服务平台记载的收款情况。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黄杰干、潘嘉贤称其与徐永辉于2018年5月份，口头达成一致意见，由徐永辉变更其对聚缘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且之后徐永辉实际支付现金49000元，证明其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变更后的出资义务。徐永辉不确认双方有口头协商达成变更出资方式的合意，也不认可其向聚缘公司转账的49000元为履行其自己的出资义务，而是认为系代黄杰干、潘嘉贤支付出资款。二、2019年7月24日，黄杰干、潘嘉贤、聚缘公司向徐永辉发出《投资款催告函》，其中第三条内容为：投资人徐永辉的出资款项300000元自公司成立至今仍未出资到位，您以广州市广卫路华宁里73号之一门店进行出资，但该门店的所有权原来并不属于您所有，您仅是向他人进行租赁出资，但您亦没有支付完毕30万元的租金并用于公司经营。现聚缘公司陷入亏损状态，投资人黄杰干、潘嘉贤已完全出资到位，您理应完全履行出资协议的义务30万元，请收函后汇入指定账户。三、黄杰干、潘嘉贤、聚缘公司确认其知晓涉案店铺系登记在徐永辉名下的个体工商户，但不确认一开始即知晓涉案店铺系徐永辉承租经营。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徐永辉在聚缘公司设立时，是否完成其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同意徐永辉以涉案实体门店出资，亦确认其对该实体门店为登记在徐永辉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有清楚了解。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虽称对该门店系徐永辉承租经营不清楚，但从聚缘公司接手该门店后实际缴纳租金的情况来看，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至少在2018年4月份，已经对徐永辉不是该门店房产权属人的情况有清楚认识。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坚持认为徐永辉的出资方式，必须是办理该门店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显属不能实现，且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亦未在接手门店经营后近一年时间内提出异议。本院有理由相信，各方在《出资协议》中约定的门店出资方式，系以该门店经营权出资。第二，《出资协议》虽约定用实物出资的，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并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但基于涉案实体门店无法办理产权转移的客观现实，以及聚缘公司在接手该店后一直未进行评估作价的行为，可以视为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对其享有的股东权利的放弃。徐永辉称各方在签署《出资协议》前，已对于该门店的经营权价值有预估和判断，具有合理性。综上，本院有理由相信，聚缘公司接手经营涉案实体门店的行为，已表明其确认徐永辉在交付涉案实体门店整体经营权后，已完成其出资义务。第三，聚缘公司在接手涉案实体门店经营后，对该门店租金、水电费、人工费、物品采买等相关开支的承担，以及对门店经营收入的取得，都是基于其获得该形式资本并将其纳入公司正常经营资产后，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与公司对股东货币出资享有的权益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聚缘公司认为徐永辉须承担该门店的租金费用，方体现其以出租房产出资的意义和价值，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四，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称其在得知涉案门店系租赁而来后，与徐永辉口头协商变更以货币形式出资，但未能提价证据予以证实。此外，若真如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所述，各方早已协商一致变更徐永辉出资方式，则在涉案《投资款催告函》中，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应当是开宗明义要求徐永辉履行货币出资义务，而非先行陈述其认为徐永辉未履行店铺出资义务，进而要求其径行缴纳现金出资。因此，本院对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关于各方协商一致变更徐永辉出资方式的陈述不予采信。第五，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称，徐永辉转账49000元的行为，视为其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货币出资义务。但是，徐永辉在转账中对该49000元的性质并未作备注，徐永辉亦不认可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的陈述意见。双方资金往来存在多做可能和基础关系，仅凭款项流动的事实，不足以证实徐永辉同意以货币形式变更其出资方式。本院对该49000元的款项性质不做认定，但至少聚缘公司、黄杰干、潘嘉贤对其所称的款项性质陈述，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徐永辉称其持有的聚缘公司股权，系黄杰干、潘嘉贤赠与其的干股，并无证据证实黄杰干、潘嘉贤有此意思表示，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徐永辉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部分有理，一审法院对于徐永辉是否完成出资义务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3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65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聚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