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初788号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4号之八1201房。破产管理人：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雨荔，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原名：湖南农夫畅达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大道101号汇源大厦汇源大厦栋501房。法定代表人：陈汉云。被告：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人民南路西侧恒盛大市场B4号。法定代表人：陈立新。被告：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景路2号长沙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优楼5楼505房。法定代表人：陈春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柱，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涛，广东格方（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三亚市海坡开发区绿海山庄8号别墅。法定代表人：杨萌。被告：袁海波，男，195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涛，广东格方（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诉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达公司）、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恒盛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恒盛公司）、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钰公司）、袁海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和钰公司、袁海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裁定驳回其异议。和钰公司、袁海波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裁定驳回其上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苗雨荔，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涛、徐文柱，和钰公司、袁海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畅达公司归还合作垫付资金918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畅达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23110650元：以本金918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上浮50％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山东恒盛公司对上述l、2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请求法院判令山东恒盛公司以其名下物业(坐落于菏泽市××××办事处庞庄社区恒盛大市场的房产，房产证号：菏市房权证市直字第××，086602，086591，086603，118785，086606，086596，086586，108885号)对于上述1、2项债务承担抵押责任。5.请求法院判令山东恒盛公司以其质押的股权(山东恒盛公司持有的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对上述l、2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富达公司有权就质押股权处置后享有优先受偿权。6.请求法院判令湖南恒盛公司对于上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请求法院判令和钰公司以其质押的股权(和钰公司持有的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对上述l、2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富达公司有权就质押股权处置后享有优先受偿权。8.请求法院判令袁海波对于上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9.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支付律师费。10.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合计11500065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约定富达公司为经营平台，负责与供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货物，然后销售给下游客户，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承担质量、数量、运输、回款等各贸易环节风险。富达公司提供1亿元银行承兑额度用于合作项目专项资金周转，按7％／年收取固定利润。同时约定协商不成，提交富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2013年10月富达公司、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富达公司为经营平台，负责与供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货物，然后销售给下游客户，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由富达公司在主合同基础上再提供5000万以内的银行额度，补充协议项下业务利润富达公司占40％、畅达公司占60％。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由山东恒盛公司提供连带保证。2015年1月畅达公司确认占用富达公司的资金数额113218900元。2013年1月山东恒盛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担保书》，承诺自愿为畅达公司在与富达公司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该协议范围外的其他业务合作项下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自愿将《三亚警备区迎宾馆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酒店租金总额中的1.8亿元(租赁期间：2015年8月15日至2031年8月14日)，直接作为对富达公司赔偿或责任承担，不足部分山东恒盛公司另行筹资补足。2014年2月26日广州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2014年2月25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的《协议书》，约定：山东恒盛公司对《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富达公司应得权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将其名下物业(坐落于菏泽市××××办事处庞庄社区恒盛大市场的房产，房产证号：菏币房权证市直字第××，086602，086591，086603，118785，086606，086596，086586，108885号)抵押给富达公司；2015年8月17日湖南恒盛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担保书》：确认畅达公司尚欠富达公司资金共计9980万元将在2017年12月底前分批退还，其自愿为畅达公司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且承诺办理山东菏泽20338.78平方米商铺的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4月富达公司分别与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分别为畅达公司9780万元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各自将拥有三亚君锦海滨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富达公司。2016年5月10日，在海南省××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后因君锦酒店需增资扩股解除上述股权质押，2017年6月16日，富达公司重新与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分别重新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分别为畅达公司9780万元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各自将拥有三亚君锦海滨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富达公司，并于2017年6月28日在海南省××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4年11月18日双方签署备忘录终止业务合作事由，约定畅达公司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归还垫付的资金。富达公司多次发函要求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和钰公司归还所欠垫付资金，畅达公司回函确认所欠款项，但是由于因经营原因无法按期偿还，之后陆陆续续归还部分资金，现还尚欠9180万元。袁海波作为畅达公司的一人有限责任股东，根据公司法64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无证据证明其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因此其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畅达公司辩称，一、畅达公司向富达公司确认的归还资金数额，是附带富达公司承诺同意不采取起诉畅达公司方式要求归还而是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的条件下，所作的确认。现附带条件已经消除，应当重新进行清算才能确认最终应当归还的资金数额。（一）富达公司是国有企业，在富达公司因政策原因提前终止联营时，富达公司提出为保证其国有资产不能损失的要求，必须配合其签署书面文件确认畅达公司占用其资金数额。1.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1月1日与2013年10月1日。而《备忘录》签署时间是2014年11月8日，双方合作时间不到二年。2.联营期间，双方合作的贸易业务是煤炭与手机，最主要是煤炭贸易业务。而从事这两方面的贸易，畅达公司为此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等布局布点，租赁场地、设备，招聘人员等，前期投入很大。畅达公司是为长期合作准备的，但是仅仅合作不到两年，富达公司就提出要求终止联营，而此时贸易业务才刚刚有起色，若此时终止联营，必定是严重亏损的。此时，明显是富达公司违约，富达公司应当对造成亏损承担全部责任。3.富达公司提出其是国有企业，要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因此，必须要签订书面文件确认畅达公司占用资金数额，以保证能够经受住上级主管单位的审计与检查。当时，畅达公司明确提出要求对合租期间进行清算，最终来确认应当归还的合作资金数额。（二）富达公司多次口头承诺只要畅达公司签字确认占用资金的数额，富达公司不会采取诉讼方式主张要求归还合作资金，而是同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来偿还。基于此，畅达公司才签署《备忘录》、《确认函》等。1.畅达公司给富达公司的回函中多次提出分期付款，以时间换空间，同时前提条件是富达公司承诺的不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益。2.2018年7月26日，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当面会谈中，富达公司也是认可确实是为了保证其能够接受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与检查，同意畅达公司以时间换空间，分期付款。3.实际履行过程中，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也是按此履行，并且富达公司为保证自己的权益以及能够接受上级主管单位的检查与考核，还让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三亚和钰公司等提供担保。（三）现富达公司违背之前的承诺，通过提起诉讼方式要求畅达公司归还合作资金。因此，畅达公司认为，畅达公司之前所确认的应归还的合作资金的数额附带条件已不存在，故之前所确认的数额不应当作为偿还的依据，而应当对双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根据清算结果来进行确认最终的数额。二、因富达公司原因提前终止联营，联营期间债权债务未进行清算，所以畅达公司所占用的资金数额并不是最终应当归还的数额。首先，富达公司提出提前终止联营，应当先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根据清算结果最终确认应当归还的资金数额。其次，如前所述，基于富达公司的请求，畅达公司配合富达公司签署了《确认函》，且该函是附条件的。再者，该确认函只是占用资金数额，不是畅达公司最终应当归还的资金数额。并且之后，畅达公司归还富达公司大量资金，富达公司又向畅达公司预付了货款，但是一直未进行清算。三、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之间的合作属于协作型联营，贸易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约定无效。由于双方联营期间发生亏损，因此富达公司已收取的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一）贸易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关于固定收取7%利润的约定无效。1.《贸易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就是富达公司收取固定回报，不承担任何风险，是属于保底条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联营合同当中的保底条款无效。联营期间发生亏损，联营一方依据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二）联营期间，富达公司已按照7%收取固定利润约人民币2000多万元。（三）联营期间，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各种原因，导致出现大量亏损，对此富达公司是非常清楚的。四、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首先，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所签署的《备忘录》，没有约定畅达公司应当向富达公司支付利息。其次，畅达公司给富达公司的复函中也没确认支付利息，同时还明确表示不同意支付利息。再者，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五、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律师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六、本案应当对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1.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合作业务开展过程中产生的贴息、运费、港杂、仓储等相关费用，凭相关合法票据计入合作业务成本。双方参与合作业务人员的工资、差旅、业务招待等费用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不计入合作业务成本核算。2.合作期间，富达公司支付给畅达公司的款项均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而畅达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后进行承兑需要支付贴息费用。经统计，合作期间畅达公司共计支付贴息费用共计人民币21928932.68元。3.合作期间，运费、港杂、仓储等等费用及双方合作中富达公司工作人员的部分工资未进入合作成本，均由畅达公司先承担，但是一直未进行清算。4.合作期间，富达公司通过销售差额形式收取利润为13749421.49元。综上所述，上述费用、成本均没有进行核算与清算情况下，畅达公司为配合富达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审计与检查，而签订确认函，确认占用资金数额，但是占用资金数额并不是畅达公司最终应当归还富达公司的债务数额。而且，“结算办法”，对业务及利润结算也进行规范、补充：“每三个月对已完结(上下游均已结算并开具发票，货款已收回)的业务决算一次，结清利润。”实际操作中，因富达公司单方终止合作，最终并未进行核算与清算。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辩称，一、没有证据证明富达公司主张的合作垫付9180万元资金系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担保范围内资金。1.根据富达公司与本案畅达公司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可以看出，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系对畅达公司履行《贸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提供担保，担保的合同金额为(专业资金周转额度)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而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达到十几个亿，远远超过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承诺提供担保的数额范围，而该9180万元资金系十几亿元往来款项的剩余未偿还部分，不能证明该部分系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担保的壹亿伍仟万元资金额度未偿还部分。2.富达公司主张的未偿还金额涵盖了2012年的交易金额，属于《贸易合作协议》签订之前，该部分金额不属于担保范围，其未偿还部分亦不属于担保范围。3.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不属于担保人担保范围，其未偿还金额不属于担保人担保范围。(1)《贸易合作协议》自2013年1月1日生效。协议第一条约定，合作模式及交易流程是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富达公司作为经营平台与上下游公司签约、办理上下游货款结算，双方共同管理合作项目。由富达公司向供货公司购买货物，然后销售给下游用户。由此看出，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并不属于《贸易合作协议》约定的范围。(2)《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自2013年10月31日起生效。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交易流程为由富达公司向用户销售货物，向乙方采购货物。由此说明，在《贸易合作协议》生效日2013年1月1日至《补充协议》生效日(2013年10月31日)期间富达公司不能和畅达公司签约购买货物，只能向第三方购买，也就是此期间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往来不属于《贸易合作协议》约定范围。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此期间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之间签订了金额巨大的合同，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富达公司主张的金额包含了该部分资金未偿还部分，因此该部分金额不属于担保范围。二、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签订《备忘最》，该《备忘录》变更了《贸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该变更行为未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因此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之前出具的担保书、函、签订的担保协议等依法失去法律效力，担保人依法不再依据上述担保书等承担担保责任。三、2014年12月4日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在此之前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畅达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其担保行为未经过相应程序，《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袁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因此该担保行为应属无效。四、担保法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1.2014年11月18日之后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出具的担保法律文书有3份。(1)2015年8月17日由湖南恒盛公司出具的担保书；(2)2017年5月22日山东恒盛公司、和钰公司分别出具的股权质押承诺函；(3)2017年6月16日山东恒盛公司及和钰公司分别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上述三份担保文书是在富达公司及畅达公司隐瞒事实，欺骗担保人的情形，由担保人出具。担保人并不知道涉及到的担保金额并非系其担保的《贸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金额，而是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十几亿元交易剩余的款项。因此担保人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2.上述担保文书显示，担保人承诺担保的系《贸易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金额，而不是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十几亿元交易剩余的款项。富达公司主张的9180万元资金并非担保人担保金额未归还部分，因此担保人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3.2015年8月17日由湖南恒盛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已经过了担保期限，依法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五、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律师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富达公司要求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和钰公司辩称，一、基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是在未进行清算情况下，富达公司承诺不采取诉讼方式条件下，和钰公司才提供的质押担保。现该附带条件已消除，富达公司不得向和钰公司行使该质押权。二、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担保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不包括利息。三、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律师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袁海波辩称，一、畅达公司不是一人公司，因此富达公司的请求没有事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二、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富达公司要求支付律师费，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畅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对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协作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2.请求判令富达公司向畅达公司赔偿因其提前解除《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给畅达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912333.6元；3.请求判令富达公司承担反诉费。事实与理由：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的合作是一方出资和派员、一方提供资源信息、依托畅达公司的资源平台，主要以畅达公司为主开展经营活动的松散型协作型联营方式。联营期间未届满，由于富达公司原因，导致联营提前终止，双方本应当对联营活动进行清算审计。但是，由于富达公司是国有企业，当时面临上级监察机构对其审计压力及国有企业资产不得出现流失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在双方提前终止联营活动时未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现由于已进入诉讼阶段，畅达公司认为应当对双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以便查明事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又，在双方合作期间未到期的情况下，由于富达公司自身原因，富达公司向畅达公司提出提前终止合作。畅达公司考虑到富达公司的自身情况，而于2014年11月8日签订《备忘录》同意提前终止合作。但是，由于富达公司原因提前终止合作，畅达公司为将合作期间开展的贸易业务进行清理，经清理有大量的预付货款无法收回给畅达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畅达公司认为由于富达公司原因导致双方合作解除，给畅达公司造成的损失，富达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庭审中，畅达公司撤回第一项反诉请求，但主张以此审计请求作为本诉的抗辩理由。富达公司针对畅达公司的反诉请求辩称：一、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已经进行过结算，畅达公司要求进行清算审计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11月18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备忘录》，双方同意除原有的业务外，双方不再开展新的业务，畅达公司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合作资金及收益。2015年1月4日，畅达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共占用富达公司资金113218900元。2015年5月25日，经过结算后，双方在《催款函》上盖章，确认结算金额9980万元。2015年6月10日，畅达公司回函确认欠款事实。2015年7月7日，畅达公司在《关于的回复》再次确认还款金额9980元及还款计划，并且，畅达公司的关联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在2015年8月17日提供《担保书》为998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7年6月16日，畅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的9580万元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直至2018年8月16日的复函中，畅达公司对应还款金额仍然毫无争议，只是提出还款期限和利息问题。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已经对合作期间的往来款项进行了结算，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畅达公司对结算金额也从未提出异议，根本不存在畅达公司主张的所谓“未对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的情况，畅达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畅达公司要求富达公司赔付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终止合作，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014年11月18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备忘录》，双方同意除原有的业务外，双方不再开展新的业务，畅达公司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合作资金及收益。该协议书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的情形，畅达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理应预见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后果。2.畅达公司从未对结算金额提出异议。合作终止后，双方对往来款进行了结算，即使畅达公司有损失，也应当认为已经在结算金额中体现，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畅达公司提出过损失赔偿要求。3.畅达公司提出的全部反诉证据，与涉案的交易均无关联性。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贸易项下业务须经双方确认。畅达公司主张亏损的8项业务，均不是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合作项下业务，畅达公司因自有业务发生亏损要求富达公司偿还毫无依据及逻辑可言。4.畅达公司的所谓8项业务损失，均已超过诉讼时效。8项业务损失在2012-2015年发生，迄今已经超过5年，已远超诉讼时效。三、畅达公司提出反诉系滥用诉权，企图逃避债务的不诚信行为。畅达公司穷尽手段仅仅找出8笔190万金额的所谓损失，与富达公司主张的9180万元差距甚大，且该损失的产生与双方的交易毫无关联，富达公司举了3000多页证据，畅达公司所列举的相对方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在一页证据上，更有部分关键性证据无法提供原件。这些风牛马不相及的损失硬拉在一起，无非是想制造双方交易数目混乱的假象，达到推翻双方已经结算的金额，混淆视听，拖延诉讼进程的目的，该行为性质恶劣，与“诚信诉讼”的要求相违背，应予以惩戒。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针对畅达公司的反诉请求述称，同意畅达公司提出的反诉意见及主张。我方认为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清晰，富达公司要求畅达公司支付9180万元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我方作为担保人，担保责任也是不清晰的。和钰公司、袁海波针对畅达公司的反诉请求述称，同意畅达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证据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不清晰，没有进行清算，导致和钰公司质押担保的范围不明确，债务金额不清楚，因此有必要进行清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富达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多组证据。其中第一部分系关于主合同及担保情况：1.《贸易合作协议》（协议号：FDCD-20130101)，拟证明2013年1月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约定富达公司为经营平台，负责与供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货物，然后销售给下游客户，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2.《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协议号：补FDCD—20130101)，拟证明2013年10月富达公司、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由山东恒盛公司为《贸易合作协议》提供连带保证。3.确认函（FDCD-20130101、补FDCD-20130101)，拟证明2015年1月4日，畅达公司确认占用富达公司的资金数额113218900元。4.《备忘录》(FDCDHS01)，拟证明双方约定在2015年6月30日逐步停止了合作。5.公证书，拟证明山东恒盛公司将其名下物业（坐落于菏泽市××××办事处庞庄社区恒盛大市场的房产，房产证号：菏市房权证市直字第××，086602，086591，086603，118785，086606，086596，086586，108885号）抵押给富达公司。6.担保书(2013年1月1日），拟证明山东恒盛公司对《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富达公司应得权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7.担保书(2015年8月17日)，拟证明湖南恒盛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担保书》：确认畅达公司尚欠富达公司资金共计9980万元将在2017年12月底前分批退还，其自愿为畅达公司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且承诺办理山东菏泽20338.78平方米商铺的抵押登记手续。8.股权质押合同（质20170616-1)、（质20170616-2)。9.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股质登记设字[2017]第84号、第85号）。10.承诺函（2017年05月22日、2017年05月22日）。上述证据8-10拟共同证明2017年6月16日富达公司与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9780万元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各自将拥有三亚君锦海滨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富达公司，并于2017年6月28日在海南省××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11.《催款函》(2015年05月25日）。12.《关于的回复》（2015年6月10日），上述证据11、12拟共同证明富达公司发函催告畅达公司确认还款时间，畅达公司确认双方合作事宜，以及承诺予以还款。13.《告知函》（2015年6月30日）。14.《关于的回复》（2015年7月7日），上述证据13、14拟共同证明富达公司要求畅达公司明确还款期限和方式以及要求提供更多的担保，畅达公司确定尚欠富达公司的款项以及承诺还款的时间以及还款金额。15.《催款函》（2018年3月20日）。16.畅达催款函底单（2018年3月20日）。17.《催款告知函》（2018年8月1日，收件人畅达公司）。18.2018年8月1日催款函快递底单和《送达回证》。19.回复函（2018年8月16日）。上述证据15-19拟共同证明富达公司发函要求畅达公司还款，畅达公司回函，确认与富达公司的合作关系，并承诺还款。20.催款函（2018年10月11日，收件人山东恒盛公司、和钰公司、湖南恒盛公司）。21.2018年10月11日催款函邮寄底单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20、21拟共同证明富达公司发函要求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和钰公司予以还款。22.2013年12月1日《确认函》（附合同清单），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23.2014年8月30日《确认函》（附合同清单），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恒源伟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大唐燃料开发有限公司、华电煤业集团运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24.2014年8月30日《确认函》（附合同清单），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宏焦化有限公司、平顶山煤业集团天宏焦化劳动服务公司、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等签订了一系列合同。25.2014年10月18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福建省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6.2014年10月24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7.2014年11月03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CD20141103合同为《合作协议》项下。28.2015年01月13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FD20150109《购销合同》为《合作协议》项下。29.2015年1月13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JZL-20150108《购销合同》为《合作协议》项下。30.2015年1月14日《确认函》，拟证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确认由富达公司与惠州市惠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合作协议》项下。富达公司还提交了第二部分手机贸易证据，包括《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发票、对账单等；第三部分煤炭贸易证据，包括《煤炭采购合同》、付款明细、转账凭证、发票、结算单等；第四部分畅达公司还款证据，包括《畅达返还预付款明细表》及多份收款凭证，拟证明畅达公司向富达公司累计还款526097115.5元；第五部分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畅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陈春芳，按照股权比例，陈春芳可独立决定是否提供财产抵押。2018年7月17日至富达公司起诉之日，畅达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袁海波。富达公司起诉后，畅达公司股东才变更为袁海波和龚彪。第六部分国内支付业务付款证据，拟证明富达公司曾委托律师进行追收，并支付律师费90000元。畅达公司、和钰公司、袁海波对于富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贸易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协议内容，富达公司只享有固定回报，而不承担任何亏损，所有风险均由畅达公司承担。同时根据协议约定，可以证明协议终止日期为合作协议所有合作业务履行完毕时终止，如一方提前终止则构成违约。2.《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协议内容，富达公司只享有固定回报，而不承担任何亏损，所有风险均由畅达公司承担。3.畅达公司对《确认函》的真实性确认，但是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只是在双方约定同意终止提前终止合作情况下，畅达公司占用富达公司资金数额，并未约定对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进行清算，同时也没有说明占用资金是上述两份协议签订之后还是签订之前的。和钰公司、袁海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4.畅达公司对《备忘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该《备忘录》是基于富达公司上级主管单位要求，畅达公司为配合富达公司的自身经营管理而签订，同时富达公司承诺不通过诉讼方式向畅达公司主张权益，而是以协商方式通过分期付款来偿还。富达公司在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终止合作，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和钰公司、袁海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5.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已达成解除不动产抵押担保的事实。《抵押担保合同》及《协议书》未经山东恒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应当为无效，另外主合同的合法性有异议，故《抵押担保合同》及《协议书》也无效。抵押未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权未设立。6.对《担保书》（2013年1月1日）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未经山东恒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应当是无效。同时对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所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因此该担保书也应当无效。同时，没有约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已过担保期。7.对《担保书》（2015年8月17日）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担保书未经湖南恒盛公司股东会决议表决，应当是无效的，不能证明湖南恒盛公司确认畅达公司欠富达公司人民币9980万元，该数据是不真实的。8.对《股权质押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该合同系为担保《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而该两份协议是无效的，因此《股权质押合同》也应当无效。另外，担保金额是错误、虚假的，不属于担保人的担保范围。9.对《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10.对《承诺函》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确认。该承诺函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且担保承诺的金额不属于担保范围的金额。11.2015年5月25日《催款函》是富达公司出具的，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畅达公司从未认可同意向富达公司支付利息，只是富达公司单方面的意愿；其次，对于逾期利息也从未认可。再者，对于欠款金额也是不予认可。12.对2015年6月10日《关于催款函的回复》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同时畅达公司并没有确认欠款金额及同意支付利息，因此富达公司主张要求还款的金额及利息是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证明富达公司承诺不采取诉讼方式向畅达公司主张权益，同意畅达公司分期付款，以时间换空间。13.对2015年6月30日《告知函》，畅达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和钰公司未收到，也未向和钰公司主张权利。14.2015年7月7日《关于告知函的回复》是畅达公司出具的，但是由于该函未经畅达公司财务予以核实确认，因此对于已还款金额方面产生错误。同时，畅达公司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偿清，因此山东恒盛公司履行保证期间应当是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明确担保方式为股权质押或不动产抵押，二者只能选择其一。15.对催款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富达公司要求主张支付利息的要求也没有依据。畅达公司、和钰公司、袁海波没有收到。16.对畅达催款函底单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畅达公司、和钰公司、袁海波未收到该函，不能证明邮寄的就是证据15这个函件。17.对催款告知函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畅达公司已清偿富达公司大部分资金。同时，山东恒盛公司也未收到该函，富达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向山东恒盛公司主张担保责任，因此应当免除山东恒盛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和钰公司未收到该函件。18.对2018年8月1日畅达催款快递函底单和《送达回证》真实性确认，和钰公司未收到。19.对回复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0.对催款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和钰公司未收到。21.对2018年10月11日畅达催款函邮寄底单和《送达回证》真实性确认、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证明快递内容就是证据20，同时和钰公司未收到，畅达公司、袁海波对此不知情。22.《确认函》，畅达公司、袁海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和钰公司对此不知情。23.《确认函》，畅达公司、袁海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和钰公司对此不知情。24.多份《确认函》，畅达公司、袁海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和钰公司对此不知情。25.对于第二部分手机贸易、第三部分煤炭贸易、第四部分畅达公司还款的相关证据，畅达公司认为实际交易金额远超《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金额，根据富达公司提供资料计算，富达公司支付给畅达公司的货款预付款，由于富达公司因政策原因终止合作，导致畅达公司还应当向富达公司交付金额为88489087.98元的货物未交付；和钰公司、袁海波对此不知情。26.其他畅达公司应当承担费用，畅达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是在《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订之前所发生的，不应当由畅达公司承担；和钰公司、袁海波对此不知情。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对于富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贸易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该证据证明以下事实：畅达公司的义务只是落实上下游客户以及贸易各环节的管理，并非供应商。合同约定的合作金额是一亿元人民币，那么担保人的担保金额也就是一亿元人民币。该金额应该是支付给第三方客户，而非畅达公司。担保人的担保金额是一亿元。协议的终止期限为合作协议所有合作业务履行完毕时终止。协议的生效时间2013年1月1日，之前的交易不属于本协议约定范围。2.对《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该证据证明以下事实：合作模式发生变更，从补充协议签订开始，由畅达公司只是协调变更为畅达公司向原告供货。之前由畅达公司直接与富达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不属于本协议约定范围，因此也不属于担保人担保范围。合作金额是5000万人民币，担保金额也就是5000万元。合同生效时间是2013年10月31日，合作终止期限是合作业务履行完毕时。3.对《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该函确认的是畅达公司占用富达公司资金而非畅达公司与富达公司进行的贸易合作使用资金。也未说明是否是2013年10月31日之后的购货款。4.对《备忘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该备忘录变更了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的主合同；该变更行为未征得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的同意，因此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依法不再承担担保责任。5.对《公证书》的真实性确认，对其中的协议书、抵押担保合同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公证书的公证时间是在《备忘录》形成之前，《备忘录》变更了主合同权利义务，依法应免除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的担保责任；担保行为并未取得山东恒盛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的认可或同意；抵押未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担保未设立；该合同过了担保期限。6.对《担保书》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确认。《担保书》并未取得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的认可或同意；过了担保期限；该担保书是在《备忘录》之前出具的，《备忘录》签订后担保责任依法免除；7.对《担保书》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担保书》所担保的金额是虚假的数据，并非《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款项，担保人并不知道该款项并不属于合作款项；湖南恒盛公司无权承诺以山东恒盛公司的房产去做抵押登记。8.对《股权质押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该合同称合同担保金额系担保人为《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担保的金额，而实际上该金额系虚假金额，不属于担保人的担保范围，担保人也不知该金额是虚假的。9.对《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10.对承诺函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承诺函的数据是虚假的；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不知所承诺担保的金额不属于担保范围的金额。11.对《催款函》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该催款函并没有送达给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未向担保人主张权利。12.对《关于催款函的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13.对《告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该告知函并没有送达给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未向担保人主张权利。14.对《关于告知函的回复》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函涉及的合作款项金额不真实，与约定不一致；它提出的担保并未征得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同意；15.对《催款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担保人未收到该函，系过了担保期限后做出的，不能证明邮寄的就是该函。16.对催款函底单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担保人未收到该函，不能证明邮寄的就是该函件，且过了担保期限才主张。17.对《催款告知函》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未收到，不能证明邮寄的就是该函；该函发出时间过了担保期限；18.对2018年8月1日催款函快递底单和《送达回证》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是：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未收到，不能证明邮寄的就是证据17这个函件；该函发出时间过了担保期限；19.对回复函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是：所提到的合作金额远远大于约定的金额，该金额与担保人无关。20.对催款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理由是：该函发出时过了担保期限；实际未送达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21.对2018年10月11日畅达催款函邮寄底单和《送达回证》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快递的内容。22.对《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未见实际签约合同，涉及合同内容不明，不在担保范围内。23.对《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未见实际签约合同，合同内容不明，不在担保范围内；24.对《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未见实体合同，合同内容不明，不在《贸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范围内；25.对证据25-3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未见实际签约合同，合同内容不明。26.对于第二部分手机贸易、第三部分煤炭贸易的相关证据，富达公司所提交的总表，系统计表不能作为履约证据使用。27.对于第四部分畅达公司还款，对其中第356号证据的第2961页中对山东恒盛公司支付的200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金额远远大于协议约定金额；部分交易行为不属于《贸易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范围，也不属于担保范围。对《畅达应承担的贴息费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富达公司从未向担保人主张该权利，即使应该支付，也过了担保期限。28.对第五部分企业信用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可证明湖南恒盛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才成为山东恒盛公司股东，在此之前与畅达公司、湖南恒盛公司无关联关系。在此之前，山东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担保应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2014年12月8日之后，山东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担保，系为大股东湖南恒盛公司控制的企业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山东恒盛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没有控制关系。畅达公司为证明其本诉抗辩理由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畅达公司偿还富达公司合作资金的凭证及统计表，拟证明2015年2月10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畅达公司已偿还富达公司合作资金共计人民币103099196.7元。2.2013年8月30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的《确认函》及附件，拟证明畅达公司对于富达公司与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作为双方合作的一部分；畅达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向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的人民币4451865.6元为向富达公司偿还的合作资金。3.2014年10月24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的《确认函》，拟证明畅达公司对于富达公司与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作为双方合作的一部分；畅达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3月20日、3月21日向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4747331.1元为向富达公司偿还的合作资金。4.2016年7月4日，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共同向富达公司出具的《关于撤回抵押物的函》及快递单，拟证明由于山东恒盛公司位于山东菏泽市的不动产无法办理抵押，富达公司选择三亚君锦酒店42%的股权质押担保并已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明确要求收回已提供给富达公司的不动产产权证，并解除不动产抵押担保关系。5.广西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书定》及广西龙州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联营期间，广西有色天元冶金有限公司拖欠畅达公司货款人民币1100002.88元及违约金，通过诉讼及法院强制执行，均未能收回，从而导致联营期间亏损。6.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联营期间，由于富达公司联系的电厂突然拒收煤炭，从而到时所受到的损失人民币2869444.79元，由此可见联营期间所存在的亏损。7.两份《煤炭采购合同》、预付货款的转账凭证、增值税发票，拟证明畅达公司共计向黔西南州桂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340万元，收到货物为人民币2138071.5元，由于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导致剩余预付货款未收回。8.煤炭买卖合同、转账凭证、发票，拟证明畅达公司向贵州普安宏兴煤业有限公司预付货款100万元，收到货物为人民币911869.6元，后追回5000元，因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导致剩余货款未收回。9.煤炭购销合同、转账凭证、发票、结算单，拟证明畅达公司向贵州兴仁县新龙镇这都大发煤矿预付货款100万元，收到货物为人民币889750.6元，因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导致剩余货款未收回。10.煤产品购售合同、转账凭证、发票、结算单，拟证明由于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导致畅达公司预付给兴仁县下山镇永贵煤矿的剩余货款未收回。11.煤炭买卖合同、转账凭证、承兑汇票、协议、发票，拟证明畅达公司共计向宁夏华骏煤业有限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3532177.25元，收到货物金额为3453393.8元，由于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剩余预付的货款78783.45元无法收回。12.无烟煤购销合同、转账凭证、发票，拟证明畅达公司共计晴隆县全力煤矿向预付货款人民币150万元，收到货物金额为1330246元，由于富达公司提前终止合作，剩余预付的货款169754元无法收回。13.富达公司代表与畅达公司代表会谈的部分录音，拟证明2018年7月26日下午三点至六点，富达公司代表谢炳松、方舟、陆勇等与畅达公司代表陈春芳、张贵庭等就关于畅达公司归还富达公司资金一事进行协商。富达公司对此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富达公司对畅达公司主张的债权金额中，已经扣除了畅达公司表格中所列1-22项偿还款项，且富达公司也提供了畅达公司还款的相应凭证。其中第2页23-26项所列的款项并非支付给富达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富达公司与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是销售合同，由富达公司方将手机出售给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再由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向富达公司付款，富达公司并无向湖南弘群璟华工贸有限公司付款的义务，也没有委托畅达公司向该公司付款。3.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富达公司与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是销售合同，由富达公司将煤炭出售给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再由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向富达公司付款，富达公司并无向湖南吉之利科技有限公司付款的义务，也没有委托畅达公司向该公司付款。4.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证据仅为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的单方陈述，没有富达公司的签字盖章，富达公司并没有做出同意其撤回抵押物的意思表示。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当中提及的畅达公司与广西有色天元冶金有限公司交易发生在2012年-2013年间，富达公司并不知情。该证据提及交易为畅达公司的业务，与富达公司无关，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的合作业务确认函中也不存在该笔业务。6.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当中提及的畅达公司与山西太阳石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交易富达公司并不知情。该证据提及交易为畅达公司的业务，与富达公司无关，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的合作业务确认函中也不存在该笔业务。7.对证据7-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当中提及的畅达公司与案外人公司交易富达公司并不知情。该证据提及交易为畅达公司的业务，与富达公司无关，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的合作业务确认函中也不存在该笔业务。畅达公司因自有业务发生亏损要求富达公司进行偿还毫无依据及逻辑可言。8.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对方各方的身份和权限，也不能证明畅达公司拟证明的双方达成协议的事实。湖南恒盛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为证明其本诉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两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拟证明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与畅达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提供担保应当经股东会同意，否则担保无效。富达公司对此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涉案的担保协议签订在2013年1月-2017年5月，在此期间，湖南恒盛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湖南农夫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畅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畅达公司；而湖南恒盛公司同时也是山东恒盛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山东恒盛公司，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9条规定：“【无须机关决议的情况】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湖南恒盛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畅达公司提供担保，无须提供股东会决议。涉案的担保协议合法有效。袁海波为证明其本诉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畅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畅达公司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袁海波与畅达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富达公司对此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2018年7月17日，畅达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袁海波，在袁海波为唯一股东期间，畅达公司也确认过富达公司的债权，可见本案所涉债权的延续、确认期间袁海波系畅达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袁海波如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情形，则富达公司即可主张其对畅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责任系法定责任，不因畅达公司股东变更或袁海波转让股权给他人而消灭，袁海波应当对其担任公司唯一股东期间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自己财产承担举证义务，如举证不能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富达公司起诉后，畅达公司股东才变更为袁海波和龚彪，主观恶意明显，袁海波是为了逃避责任方才故意变更股东信息的，该转让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1日，富达公司与湖南恒盛畅达贸易有限公司（即畅达公司，系变更前的名称）签订《贸易合作协议》（协议号：FDCD-20130101)，双方就贸易合作达成协议，合作模式为：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富达公司作为经营平台，根据畅达公司出具的书面函签订相关合同和办理上下游的货款结算。贸易流程为：由富达公司向供货公司购买货物，然后销售给下游用户，按具体购销合同结算。利润分配：畅达公司承担1亿元配套资金的全部财务费用。富达公司按照所提供1亿元全部配套资金额度（不含畅达公司自垫资金）的7%/年作为利润分配标准，税费各自承担。2013年1月1日，山东恒盛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担保书》，载明：贵司与畅达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编号：FDCD-20130101)，约定畅达公司承担一系列违约责任，另贵司与畅达公司还将就上述《贸易合作协议》约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业务达成合作。因此，为保证畅达公司能履行其与贵司约定合作业务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保障贵司权益，我司自愿就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贵司提供担保如下：一、我司自愿就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贵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二、我司于2010年9月29日与广东省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三亚警备区迎宾馆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将我司名下位于海南三亚的物业租赁给广东省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即三亚广晟凯旋酒店所用物业，该租期从2012年8月15日到2031年8月14日，共计19年。若出现畅达公司须向贵司承担责任或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我司愿将上述酒店从2012年8月15日到2031年8月14日所得租金总额中的180000000元，直接作为对贵司的赔偿或责任承担，不足部分，由我司另行筹措资金补足。2013年10月31日，富达公司（甲方）、畅达公司（乙方）、山东恒盛公司（丙方）再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协议号：补FDCD-20130101)，三方约定在原有《贸易合作协议》基础上就后续合作达成补充协议，甲方在主合同基础上再提供5000万以内的银行额度，补充协议项下业务利润甲方占40%、乙方占60%，丙方于2013年1月1日对原《贸易合作协议》出具的《担保书》对补充协议同样有效，等。2014年2月25日，富达公司（甲方）、畅达公司（乙方）、山东恒盛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三方就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严格履行前述两协议，乙方确保甲方享有的合同权益。二、为保障甲方权益，丙方自愿就前述两份协议中乙方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甲方应得权益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三、丙方同意提供自有物业（详见《抵押清单》，但不限于该清单）抵押给甲方。协议书有4份附件，附件1、2为《贸易合作协议》及《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附件3为《抵押担保合同》，附件4为《抵押物清单》。《抵押担保合同》载明：抵押担保范围为畅达公司依据“债务合同”对富达公司所负有的所有债务。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修改“债务合同”的，山东恒盛公司愿意对修改后的部分继续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期限为签订抵押合同后至畅达公司履行完毕“债务合同”项下所有的义务，富达公司在“债务合同”项下的债权得到完全实现。《抵押物清单》共列有9项物业，均坐落于山东省菏泽市××××办事处庞庄社区恒盛大市场，分别是B2、B1、A14、A1、B5、C6、C11、C2、D1单位，房产证号分别为：菏市房权证市直字第××，086602，086591，086603，118785，086606，086596，086586，108885号。2014年2月26日，富达公司、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对上述协议内容在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4年11月18日，富达公司（甲方）与畅达公司（乙方）签订《备忘录》，双方就《贸易合作协议》及《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达成共识：一、在甲方上级公司允许，及资金状况充裕的情况下，前述两份合作协议项下已开展业务，可继续运作到2015年6月30日，期间不再开展新的业务。二、2015年6月30日前，甲方尽量维持合作资金总体规模不超过1.2亿元。自2015年7月1日起，所有合作业务项下收回到甲方账户的资金，甲方不再继续投入。三、乙方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甲方投入的全部合作资金1.2亿元及相关收益。2015年5月-2018年10月期间，富达公司多次向畅达公司发送《催款函》《告知函》，要求畅达公司确认还款时间等事宜。其中：2015年5月25日《催款函》载明：贵司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我司投入的全部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贵司已于约定时间前提前偿还2019万元）。现就相关事宜函告如下：一、在贵司承诺的还款日前，我司将按原合同标准收取合作资金利息。二、在贵司承诺的还款日后，我司将就逾期未偿还部分，在原合作协议标准基础上，按每三个月增加0.25%的标准计逾期利息，直至贵司偿还完毕止。三、请贵司按期向我司偿还合作资金及利息，以免逾期造成损失。四、现将还款时间及金额告知如下：还款时间2015.05.12，还款金额3600000元；还款时间2015.08.04，还款金额24500000元；还款时间2015.09.18，还款金额9800000元；还款时间2015.09.19，还款金额21000000元；还款时间2015.09.20，还款金额18900000元；还款时间2015.12.31，还款金额22000000元；合计99800000元。2015年6月10日，畅达公司在《关于的回复》载明：我司会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解决，也请贵司理解和支持。同时，我司提出以下方案供贵司及上级主管单位参考决策：一是在原有担保基础上，由贵司继续提供煤炭、通讯设备业务基本运转所需的授信额度，通过业务的周转两年内逐步解决；二是先由贵司自筹或向上级主管单位融资解决银行还款问题，我司在两年内退还所有款项；三是如果上述两个方案均行不通的话，我公司愿意配合贵司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双方终止贸易合作的善后问题。2015年6月30日，富达公司向畅达公司发送《告知函》，要求畅达公司明确还款期限、方式并提供担保。2015年7月7日，畅达公司在《关于的回复》中回复，就合作资金逐步退回作出安排，于2015年年底前再归还1000万；2016年归还资金4000万，6月前到位2000万，年底前到位2000万；2017年归还4980万，上半年到位2000万，下半年到位2980万。2018年3月20日，富达公司向畅达公司发送《催款函》：截止2018年1月23日，贵司仍余94800000元合作资金未退还我司，现根据我司上级要求，请贵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退还我司上述款项本息。2018年7月31日，富达公司向畅达公司、山东恒盛公司、和钰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发送《催款告知函》，要求畅达公司还款，以及要求山东恒盛公司、和钰公司、湖南恒盛公司继续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1月4日，畅达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确认函》，载明：贵我双方分别于2013年1月1日签订《贸易合作协议》、2013年10月31日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现我司根据上述两协议相关约定，进行如下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我司共占用贵司资金合计113218900元。2015年8月17日，湖南恒盛公司向富达公司出具《担保书》，载明：畅达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向贵司出具的《关于的回复》，承诺将在2017年12月底前分批退还贵司资金9980万元。为了保障贵司的上述权益，我司同意：一、我司自愿就畅达公司应退还贵司9980万元及利息对贵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三、我司同意办理原公证抵押给贵司的山东菏泽20338.78平方米商铺的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6月16日，富达公司（甲方）与和钰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合同载明：“鉴于：1.乙方合法持有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君锦公司）21%的股权。2.畅达公司在与甲方分别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截止2017年6月16日，共计应退还甲方资金款项总额95800000元（人民币玖仟伍佰捌拾万元整）。3.为保障甲方债权得以实现，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君锦酒店21%股权及其派生权益出资给甲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质押内容乙方依法拥有君锦酒店21%的股权，乙方拟将上述股权及其股权质押登记后派生权益质押予甲方，作为畅达公司对甲方投入95800000元（人民币玖仟伍佰捌拾万元整）资金的退还保证。质押期限至畅达公司全部退还上述贸易合作资金时止。”同日，富达公司（甲方）与山东恒盛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合同载明：“鉴于：1.乙方合法持有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君锦公司）21%的股权。2.畅达公司在与甲方分别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及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截止2017年6月16日，共计应退还甲方资金款项总额95800000元（人民币玖仟伍佰捌拾万元整）。3.为保障甲方债权得以实现，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君锦酒店21%股权及其派生权益出资给甲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质押内容乙方依法拥有君锦酒店21%的股权，乙方拟将上述股权及其股权质押登记后派生权益质押予甲方，作为畅达公司对甲方投入97500000元（人民币玖仟伍佰捌拾万元整）（本院注：此处金额数字应为笔误）资金的退还保证。质押期限至畅达公司全部退还上述贸易合作资金时止。”上述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持有的股权于2017年6月28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2019年6月5日，富达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支付了90000元，付款回单备注律师代理费。本案中，为证实畅达公司已退还款项的情况，富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畅达返还预付款明细表》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富达公司表示，根据上述明细表，畅达公司已退还款项合计526097115.5元。2015年5月25日，双方通过《催款函》确认畅达公司应返还款项金额为9980万元，之后，畅达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9月25日共支付200万元，于2016年12月30日支付45万元，于2017年1月22日支付55万元，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100万元，于2017年7月14日支付100万元，于2018年2月5日支付50万元，于2018年4月9日支付50万元，于2019年1月31日支付200万元。在扣除上述款项（200+45+55+100+100+50+50+200=800）后，即为富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尚欠款项9180万元（9980-800）。畅达公司认可上述明细表及富达公司陈述的还款情况，但认为在贸易合作期间，畅达公司通过其组织的下游企业向富达公司支付的款项，应属于畅达公司退还给富达公司的款项，共计723000413.09元。富达公司则认为，其向下游企业收取的货款不是畅达公司的付款。另查明：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08年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曾先后注册用名为湖南恒盛畅达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农夫畅达水产有限公司。2012年4月19日，畅达公司股东变更为湖南恒盛公司、陈祎炜，其中湖南恒盛公司出资4970万元、陈祎炜出资30万元；2014年12月8日，畅达公司股东变更为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陈祎炜；2017年12月18日，变更为湖南农夫科技有限公司、陈祎炜；2018年7月17日，变更为袁海波；2019年8月29日，变更为袁海波、龚彪。湖南恒盛公司系成立于2000年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6月25日，股东变更为叶四清、陈春芳，其中陈春芳持股89.18%。湖南恒盛公司对外持有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87.5%的股份、湖南农夫科技有限公司84.31%的股份、山东恒盛公司70%的股份。山东恒盛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的有限责任公司，由陈祎炜出资8400万元、陈立新出资3600万元。2014年12月4日，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湖南恒盛公司占股70%、陈立新占股30%。和钰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杨萌。又查明，富达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裁定查封、冻结、扣押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袁海波名下价值115000650元的财产。本院认为，根据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双方就贸易合作达成协议，由畅达公司负责落实上下游客户和运输管理等各贸易环节，富达公司作为经营平台，根据畅达公司出具的书面函签订相关合同和办理上下游的货款结算。畅达公司承担1亿元配套资金的全部财务费用，富达公司按照所提供的1亿元全部配套资金额度的7%/年作为利润分配标准等；根据双方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富达公司在主合同基础上再提供5000万以内的银行额度，补充协议项下业务利润富达公司占40%、畅达公司占60%，等。由上述协议的内容，结合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对协议形成背景、履行过程的陈述，以及双方就合作事项开展手机、煤炭贸易活动的一系列证据，包括合同、出库单、结算单、付款凭证、发票等，充分反映了双方之间以上述协议为基础开展贸易合作的事实。上述协议均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中，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是否就《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合作业务的终止及后续处理问题形成一致意见？2.富达公司要求畅达公司承担归还资金9180万元及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是否成立？3.畅达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4.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三亚和钰公司、袁海波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5.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首先，《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并进入履行后，至2014年11月18日，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备忘录》，约定“双方现就上述协议项下合作事务终止事宜，经过协商讨论，达成如下共识：一、在甲方（富达公司）上级公司允许，及资金状况充裕的情况下，前述两份合作协议项下已开展业务，可继续运作到2015年6月30日，期间不再开展新的业务。二、2015年6月30日前，甲方尽量维持合作资金总体规模不超过1.2亿元。自2015年7月1日起，所有合作业务项下收回到甲方账户的资金，甲方不再继续投入。三、乙方（畅达公司）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甲方投入的全部合作资金1.2亿元及相关收益。”上述条款具体明晰，就《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合作事务的终止及清理事项作出约定。第二，根据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其中，畅达公司于2015年1月4日向富达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我司共占用贵司资金合计113218900元。”。富达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向畅达公司发送《催款函》，要求“贵司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我司投入的全部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贵司已于约定时间前提前偿还2019万元）。一、在贵司承诺的还款日前，我司将按原合同标准收取合作资金利息。……四、现将还款时间及金额告知如下：……合计99800000元。”。畅达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发送《关于的回复》，其中并未对富达公司提出的“退回我司投入的全部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及结算金额等提出异议，而是表示“我司会尽最大努力想方设法解决，也请贵司理解和支持。”之后，富达公司又于2015年6月30日向畅达公司发送《告知函》，催促还款及提供担保事宜。畅达公司则于2015年7月7日发送《关于的回复》，提出：“一、贵方资金退出的时间安排。2015年因属规模压缩初期，我司与银行、客户的衔接到位需要一定时间，力保归还资金额度3020万元，现已归还2020万，于2015年年底之前再归还1000万。2016年归还资金4000万……2017年归还4980万”，等。由上述往来函件的内容明确可知，双方已就合作业务的终止、清理及资金清退等后续处理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并共同确认至2015年5月25日，畅达公司未退还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合计9980万元。上述《备忘录》及相关函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已就《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合作事务终止事项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的《备忘录》及往来函件，系具备结算性质的文件，该结算结果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畅达公司提出合作期间双方之间存在部分真实贸易、部分借款等关系的混同、应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重新进行清算审计以确定盈亏等意见，均为其对最终结算之前所涉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质疑，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所形成的结算文件的效力。畅达公司认为其在结算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是在富达公司承诺通过协商方式、而非诉讼方式解决的条件才对归还资金数额作出确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与上述《备忘录》、函件内容及结算过程中所反映的意思表示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本案中，根据富达公司提交的《畅达返还预付款明细表》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反映了畅达公司前期退还资金526097115.5元，并在2015年5月25日之后又陆续退还800万元的事实。畅达公司认为除上述款项之外，其在合作期间向其组织的下游企业支付的款项也应视为退还的款项。本院认为，相关款项往来于畅达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因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仅对其双方具约束力，现无证据显示富达公司、畅达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对相关款项的处理形成合意，故畅达公司要求将相关款项纳入已退还款项范围内结算，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采信。现富达公司依据上述往来函件确认的欠款情况、以及2015年5月25日之后畅达公司陆续退款800万元的事实，主张畅达公司还应退还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9180万元（9980-800），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畅达公司未能按《备忘录》的约定，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退还欠付款项，应向富达公司计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富达公司要求畅达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院亦予支持。关于上述第三点争议，本院认为，如前述，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就《贸易合作协议》《贸易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合作业务的终止、清理及资金清退等后续处理事项已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结算性文件。现畅达公司认为合作期间存在大量预付货款未能回收，且未能回收应归责于富达公司，应由富达公司承担责任等意见，也是对上述结算文件形成前的权利义务关系、结算范围等提出的异议，不足以否定结算文件的效力。因此，畅达公司主张富达公司赔偿因提前解除合作关系给其造成的预付货款损失1912333.60元，本院不予支持。同理，畅达公司申请对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审计，因与本案处理无必然关联，本院不予接纳。关于上述第四点争议，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及和钰公司认为其为畅达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的行为构成越权担保，且担保期限已过，其不需承担责任；袁海波认为畅达公司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不需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山东恒盛公司于2013年1月1日出具的《担保书》，山东恒盛公司、富达公司及畅达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抵押担保合同》，湖南恒盛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出具的《担保书》，富达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分别与和钰公司、山东恒盛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山东恒盛公司愿为畅达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以其名下物业及其持有的君锦酒店股权提供担保，和钰公司愿以其持有的君锦酒店股权为畅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湖南恒盛公司愿为畅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4年12月4日之前，山东恒盛公司控股股东为陈祎炜，持股70%，其同时也是畅达公司股东。2014年12月4日，山东恒盛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湖南恒盛公司，持股70%。湖南恒盛公司在2014年12月8日之前为畅达公司控股股东，持股约99%，之后畅达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但同时湖南恒盛公司持有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87.5%的股份。从上述持股关系可见，湖南恒盛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与畅达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湖南恒盛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为畅达公司提供的相关担保实质是为了其公司利益，应认定为具有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9条规定：“【无须机关决议的情况】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规定，案涉相关担保合同应为有效。湖南恒盛公司、山东恒盛公司仅以相关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担保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和钰公司所称其系在富达公司承诺不采取诉讼方式条件下才提供的担保，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关于担保范围。根据山东恒盛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双方清楚“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还将就上述《贸易合作协议》约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业务达成合作”，山东恒盛公司承诺“为保证畅达公司能履行其与贵司约定合作业务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保障贵司权益，我司自愿就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贵司提供担保”。由此可见，上述担保范围并不仅限于《贸易合作协议》约定范围内。如前述，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就双方债务进行清算，并确认至2015年5月25日畅达公司未退还资金及相关收益共计9980万元。湖南恒盛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在《担保书》中明确“就畅达公司应退还贵司9980万元及利息对贵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山东恒盛公司与和钰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在《股权质押合同》中也明确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和钰公司应对上述双方最终确认并扣除已退款的债务范围承担担保责任。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关于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擅自变更主债务合同、债务范围超出《贸易合作协议》约定范围之外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富达公司主张主债务的相关利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的法定担保债权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富达公司按照《抵押担保合同》要求对山东恒盛公司行使抵押权的问题，因为该合同约定山东恒盛公司以其名下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但上述房产至今未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案涉抵押权并未设立，故本院对富达公司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第四，关于担保期限的问题。根据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签订的《备忘录》以及畅达公司的复函，富达公司明确要求畅达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退回全部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之后双方往来函件虽对付款期间有所涉及，但未形成合意，且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故主合同履行期限应截至2015年12月31日，保证期间应从2016年1月1日起算。经本院审查，山东恒盛公司于2013年1月1日出具的《担保书》仅载明“自愿就畅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贵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但未对保证期间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其保证期间应截至2016年6月30日。2015年8月17日，湖南恒盛公司在《担保书》中承诺“自愿就畅达公司应退还贵司9980万元及利息对贵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应视为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情形，其保证期限应截至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7月31日，富达公司向各担保方发送《催款告知函》主张保证责任之时，前述两项连带保证责任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山东恒盛公司、湖南恒盛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股权的质押，本院认为，对于权利质权的行使期限，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鉴于权利质权与抵押权同为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担保物权，其行使期限可参照适用抵押权的相关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来处理。如前述，2015年-2018年期间，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多次通过函件往来就付款期限、付款安排等事项进行磋商，并于2019年7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上述权利主张行为依法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的正当事由，富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案涉债务诉讼时效并未届满，上述股权质权可以正常行使，本院对富达公司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第五，关于袁海波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债务形成于2015年之前，2015年-2018年期间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对债务进行确认并就还款方式、期限进行多次磋商，在此期间袁海波并非畅达公司的股东。畅达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变更为由袁海波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变更为有两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方面，袁海波与案涉债务的形成及确认并无关联；另一方面，也无证据显示袁海波任畅达公司独资股东期间滥用控制权，以非法抽走公司财产等方式逃避公司债务，而且畅达公司目前已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富达公司仅以袁海波曾经是畅达公司的独资股东为由，要求袁海波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畅达公司欠付富达公司的资金及利息，山东恒盛公司、和钰公司应分别以其相关股权承担担保责任。关于上述第五点争议，本院认为，律师费并非必须支出的诉讼成本，富达公司与畅达公司就该费用的负担主体亦无明确约定，故富达公司要求畅达公司承担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9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富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畅达公司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返还合作资金及相关收益91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二、被告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其质押的股权(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有权就上述质押的股权处置后在本金918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三、被告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以其质押的股权(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三亚君锦滨海酒店有限公司21％的股权)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有权就上述质押的股权处置后在本金918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16398元，由原告广东南方富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050元，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被告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143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被告山东南方恒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三亚和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005.5元，由被告湖南畅达农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