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9789号原告：绍兴顺吉金属衣架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生态产业园区东湖村。法定代表人：吴岳年。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刚标、金剑波，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臻，男，198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陆黛霞，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绍兴顺吉金属衣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吉公司）诉被告刘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6日、2020年5月14日、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刚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黛霞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臻到庭参加第二次、三次、四次庭审。2020年2月10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止为因新冠疫情中止期间。双方庭外和解时间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346008.25美元（折合人民币×××592.4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美金476877.97元，折合人民币3400902.8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给付之日止按照ＬＰＲ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被告向原告购买金属衣架，委托斯里兰卡爱兰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Ｉ-ＬＡＮＫＡＣＫＭＥＴＡＬＰＶＴＬＴＤ，以下简称爱兰卡公司）生产并将金属衣架出口至被告指定的公司，现被告尚欠原告16个集装箱的金属衣架，合计货款346008.25美元，故成讼。因原告诉请变化，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变更为：自2014年8月8月至2017年12月，被告向原告购买金属衣架，原告根据被告指定方式，由原告国内工厂生产及原告关联企业斯里兰卡爱兰卡公司生产并将金属衣架出口交付至被告指定的收货人，总计货款7110217.14美元，被告已经支付6642066.44美元，尚欠原告货款476877.97美元（折合人民币3400902.80元）。被告辩称：被告作为个人从来没有向原告订货，被告只是作为Masterpiece公司在国内的代表向原告下过衣架的订单，即使是Masterpiece公司也是向原告下订单，至于原告委托谁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所订购的衣架都是原告生产的，是为了规避反倾销税所以才通过斯里兰卡中转。本案所涉的货物与被告本人没有关系，本案中原告也不适格，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案涉货物有关系，被告也不适格，没有证明被告与案涉货物有关系。对于原告变更后的诉请，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已经多支付14216.76美元，与原告的主张差额为491094.73美元，这个差额由六部分组成：1、货物出口订单金额与报关金额差异136539.21美元；2、公司受原告指令支付给天津安平新澳公司镀锌丝两笔货款的欠款金额68775美元；3、原告出口的货物质量问题产生的扣款96139.42美元；4、公司支付给爱兰卡公司的两笔货款26130.11美元；5、订单编号CS开头的这部分货物与原告无关的金额151662美元，根据合作协议这部分货款是无需向原告支付的；6、剩余的第六部分金额是汇款产生的手续费。被告认为货款已经全部付清，而且还多支付一万多美元的金额。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股东吴建国与被告之间的录音一份，时间是2017年5月22日，证明被告陈述共欠原告36个柜子，70万元美金。被告质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Masterpiece公司确实欠顺吉公司36个柜子，具体金额被告在录音里也陈述了大概是70万元美金，但是最后还是需要原告与Masterpiece公司之间核对，货柜数量是准确的，但金额不确定。但是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是没有关系，这个36个柜子的货款实际上已经支付完毕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相应的货单以及翻译件总共16组、认证情况一组，证明原告的关联企业爱兰卡公司将案涉金属衣架通过向被告指定公司进行交付，同时由于该证据系在斯里兰卡形成的，原告也向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作了认证。被告质证称对其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所有的发货凭证实际上除了报关单能够证明，最主要的证据是提单，而不是报关单。根据被告所了解的情况，在斯里兰卡报关是这样的流程，收货人可能是随便报一个收货人，真正的收货人可能是其他的收货人，原告想真正证明爱兰卡公司向某一个收货人发货，必须要有货物的提单佐证，光凭报关单不能证明货是给Masterpiece公司的。在斯里兰卡报关，真正出货需要签发提单，船公司托运的时候会说明这个货物是给谁的，即使要证明爱兰卡公司确实向Masterpiece公司发货也是需要提单进行佐证的。所以该组证据虽然公证了，但不能证明与原告之间有关系，也不能证明与被告之间有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3、情况说明一份、户口簿原件一份、绍兴福顺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顺来公司）的章程一份，证明爱兰卡公司、福顺来公司与原告之间是关联企业，福顺来公司的股东吴来兴系原告主要股东吴建国的父亲，吴航齐是吴建国的儿子，还有一个股东吴菊珍是吴建国的姐姐。被告质证称原告说是关联公司，应拿出爱兰卡公司的主体资格，原告虽然拿出了证明，他们之间即使是关联关系，也无法证明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替代，也没有办法证明诉状上的加工行为，所以被告认为原告的主体是不适格的，被告的主体资格也是不适格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投资证书一份，证明爱兰卡公司系原告关联企业福顺来公司投资在斯里兰卡的企业。被告质证称对其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即使关联公司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不能混同。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5、2015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原告的中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发票、装箱单、提单（附翻译件）164份。证明原告根据被告指定，将在国内生产的金属衣架通过斯里兰卡转口的形式向被告指定的美国收货方交付，同时也证明被告提交的2017年2月25日、6月6日、6月23日、7月7日、7月20日汇入原告银行账户的资金系支付上述单据中的货款。被告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原件，都是打印件，而且只有160份。这些打印件的提单和出口单据不能对应起来，人都不是同一个，货物出运是中国到斯里兰卡，没法证明原告想要的证明目的。结合原、被告第四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6、2017年3月7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8月11日吴建国与被告的电话录音。证明目的：一、原、被告之间的金属衣架买卖系根据被告指定通过原告公司在国内生产后到斯里兰卡转运到美国港口，或者直接由原告指定关联企业福顺来公司在斯里兰卡设立的企业生产直接在斯里兰卡出口到美国。原告所主张的货款系爱兰卡公司生产的金属衣架卖给被告的货款，尚余16个集装箱的货款，被告在录音中已经多次承认去过爱兰卡公司，并且多次要求原告加大在斯里兰卡工厂的产量及催促出货，证明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关于其不知道其通过爱兰卡公司生产衣架并交付美国的陈述系虚假的，被告陈述其没有去过斯里兰卡工厂也是虚假陈述。最后证明被告承认在美国开办进出口公司从事进口金属衣架业务。被告质证称对于有文字记录的部分内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通篇录音都是体现被告在帮吴建国想办法、出主意如何获得最大利益，并非原告所说被告要求加大爱兰卡公司的产量且催促出货，且被告在录音中陈述的“我美国有个进口公司”中的“我”只是口语中的习惯用语，不是被告本人，而是指Masterpiece公司。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7、（2019）浙06民终287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金属衣架买卖的合同关系，被告系买受人。被告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尽管判决书中有这句话，但是从整体的庭审可以看出，该判决书是依据被告在录音中有个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才被认定的，与本案情况完全不一样，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货物买方是美国的公司而不是个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8、提单9份，证明被告指定Masterpiece公司提取衣架的提单，合计价款176445.25美元。被告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不知道是什么主体盖章的，境外形成的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认证，同时现在提交的9份提单与原告所述的16个货柜有出入，印证了被告所称的其与货物的出货时间和合同主体与本案无关。结合原、被告在第三、四次庭审中提交的对账单，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9、对账单一组，证明诉请中被告所欠货款金额发生变化，扣除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尚欠476877.97美元。被告说的订单金额，订单只是一个规定，实际交付应按照出口报关实际履行金额来确定交易金额。被告认为按照订单金额确定总货款交易金额是不能成立的。对账单上的报关金额与前两次开庭海关报关单金额一致。被告质证称部分差异金额关系到总账金额，原告的证据有很多常识性错误，实际支付和收到的金额差异数字不准确，与事实完全不准，其他暂时无意见。因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对原、被告各自提交的对账单中共同认可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支付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依据生效判决已经支付完毕2017年8月8日作出的付款承诺的事实与金额。原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涉及到的金属衣架交付路径不一样。原判决中是原告在国内生产，到斯里兰卡中转才发到美国，本案是原告生产发到美国，是不同的交付方式所形成的欠款。本案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付款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5月22日后Masterpiece公司已经支付的部分货款。原告质证称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原告之后提交的对账单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3、公证书以及翻译件一组，证明货物买方系Masterpiece公司，且原告已经收到货款的事实。原告质证称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一致，与原告发生货物买卖的是被告而不是Masterpiece公司，被告作为买方完全可以指定第三方Masterpiece公司支付货款。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4、对账单一组。证明原告已经收齐了其与Masterpiece公司之间所有货款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能叫做对账单，不是双方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按照被告自己制作的总共订单金额是681万元，而付款金额是673万，还是有差额的。第三，原告所主张的16个货柜，其中还有5个在上面没有列入，按照被告本人陈述是加工，目前没有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即使是加工，难道被告不需要支付加工费？而且按照被告所陈述的5个订单也不像原告所主张的已经结清了。对账单中还有第一页涉及到案外人如“刚元”是谁？原告已经举证证明发了16个柜子，被告应当举证证明付了多少钱。因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故本院根据原告于第四次庭审中提交的对账单，对于双方均认可的事实予以认定。5、合作协议一份，爱兰卡公司信息表和翻译件一组，证明目的是原告提供的16个订单中的五个CS开头的订单是被告委托爱兰卡公司加工的，被告无需另行支付加工费，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吴耀平是爱兰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原告质证称被告无法提供原件，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因被告未提交证据原件，且该复印件系涉外证据，未经公证，本院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定。6、说明一份（经吴耀平签字确认），公证书（2465号笔录）一份，公证书（×××号微信×××）一份，以及对应的公证机关制作的光盘两份，证明原告的报关金额是经办人吴耀平申报的预计出货金额，双方经常对账，原告与买方的货款金额以被告提供的订单金额为准；支付给天津的2笔款项是受原告指令代为支付的原告供应商款项，应从原告应收货款中扣除；原告的货物经常发生质量问题而被客户扣款的事实。原告质证称该说明形式上是吴耀平的证人证言，依法应当出庭作证，且吴耀平已经从爱兰卡公司离职，且曾经收受被告4万元，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不具有证明力。公证书中的笔录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吴耀平的询问笔录，形式上也是证人证言，也不具有证明力，理由同前。对于微信和×××聊天内容，只是一部分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其次聊天对象不能显示是吴耀平。即使对象是吴耀平，在该聊天记录中，所谓的质量问题均系被告一方在陈述，原告并不认可。同时，被告除了原告以外还与其他金属衣架企业有买卖业务，不能证明被告在微信中的所谓有质量问题的金属衣架是原告生产的，原告也没有授权吴耀平认可被告主张的质量问题。其三，关于支付给天津的两笔货款，原告并未指令被告支付，也没有授权吴耀平指令被告支付，且被告至今未提供支付给天津的货款的支付凭证，故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上述证据中，根本没有关于原告同意按照被告主张以订单金额结算而不是按照实际报关交付金额结算的内容，因上述证据均已公证，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7、付款水单及翻译件一组，公证书（微信×××，光盘记录）一份，证明公司支付爱兰卡公司的两笔款项。原告质证称对付款水单及翻译件三性均有异议。对公证书质证意见同证据6质证意见。因被告未提交付款水单及翻译原件，故本院对其三性不予认定，对公证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8、付款凭证、提单及翻译件复印件各一组，证明被告支付吴耀平、孟伟刚工资、提供机器设备等履行协议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提单三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被告有钱付给吴耀平，金额应该是四万余元。显然被告与吴耀平之间存在被告把该款支付给吴耀平的情况，故被告所提交的吴耀平的询问笔录也不能作为证据认定。因被告未提交证据原件，故本院对其三性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22日，被告与原告股东吴建国中的通话录音中认可尚欠原告36个柜子，70万美金，并承诺会慢慢给原告讨回来。福顺来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向绍兴市商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我爱兰卡金属制衣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经省商务厅批准，取得了境外投资证书……，2017年我公司人员去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领馆备案时不慎将投资证书原件遗留在使领馆，现国内相关部门要求提供证书，我公司请示绍兴市商务局给予证明，我公司承诺，以上情况都为真实，如有虚假引起产生的后果均由我公司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绍兴市商务局于同日在该情况说明中注明：“此公司确是我商务部门境外投资备案企业，以上情况属实”并盖章确认。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簿载明，吴建国系吴来兴长子，吴航齐系吴来兴孙子。福顺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来兴，自然人股东为吴来兴、吴菊珍、吴航齐。顺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来兴，但录音中吴建国称自己为顺吉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年7月9日，原告顺吉公司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刘臻支付货款487041.55美元，其主张合同号为“40276——40325”中的25个货柜货款未支付。该案中顺吉公司提交的2017年8月8日刘臻与吴建国之间的录音中，刘臻表示尚欠顺吉公司25、6个集装箱，300来万左右，并多次明确表示愿意以卖掉自己名下的房产抵债。该案中本院支持了顺吉公司的诉讼请求，刘臻提起上诉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其后刘臻于2019年9月26日向顺吉公司支付了3443828.60元。关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模式，原告陈述有两种，一种为绍兴生产后从宁波到斯里兰卡转港运到美国，另一种为在斯里兰卡生产后直接转运到美国。两种模式都是为了规避美国高额的反倾销税。本案的衣架是原告指定关联企业即在斯里兰卡的爱兰卡公司生产，通过斯里兰卡的港口运输到美国。被告陈述其自2007年开始和衣架厂做生意，当时是在一家叫雷洛的公司，被告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在中国管理工厂和安排发货，后来因为美国反倾销，雷洛公司被查处后申请破产。雷洛公司的工作人员继续做生意，成立了Masterpiece公司，由被告继续承接业务。后来通过斯里兰卡、印度转运，顺吉公司就到斯里兰卡开工厂，在当地也生产了一些衣架。后来在2017年Masterpiece公司因转运事宜被查处不能继续从事这个生意，所以被告和顺吉公司通话确认欠多少钱。被告平时帮他们周转过资金，被告借钱给他们，等到Masterpiece公司把钱付过来他们再把钱给被告。在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前，其所主张的未付款货柜合同号为40274、40275、40287、40286、4241、40304、40307、40311、40308、40309、40312、CS0001、CS0002、CS0012、CS0003、CS0014。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所主张的所欠货款是否成立以及被告作为个人是否应当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对此原告应举证证明买卖合同发生于原、被告之间以及双方之间确定的欠款金额。对于买卖合同相对方，原、被告均认可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导致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而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显示货柜的发出方、接收方均为公司之间，款项来往也多发生在公司之间，偶有被告个人款项，但比例较少，且原告公司与被告之间也存在借贷关系，故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此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由生效判决书所认定，本院认为（2018）浙0602民初6912号案件系本院作出的判决，但该案与本案存在明显不同：首先该案的录音材料中，被告明确表示愿意以个人财产偿还货款，其个人承担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该录音系影响该案判决的关键证据，本院亦在判决书中进行了重点评议。（2019）浙06民终2875号案件中也就此进行了评议，该案判决意见也提出“即使刘臻不是案涉交易的买受人，其作出的付款承诺也具有债务加入的性质，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及时履行。”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提出了刘臻构成债务加入的观点。而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录音中并未出现被告个人愿意付款的意思表示，不应直接套用前案的判决。其次，该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货柜均是由顺吉公司发往斯里兰卡再发往美国，而本案中原告陈述其所主张的货柜均是原告指示爱兰卡公司生产发往美国，与前案的生产单位不同，原告虽主张其系爱兰卡公司的关联公司，但是二者并不能混同，即使被告个人欠爱兰卡公司货款，也应当由爱兰卡公司主张，原告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尚需要进一步证明。对于实际的欠款金额，在本院第三次庭审结束后，原告根据被告提交的对账单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院分别进行评议：一、对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本院注意到原告变更后的诉请是将自2014年至2017年期间双方发生的所有货柜对应的货款差额进行了汇总后计算得出，而无论是前案还是本案原告变更诉请之前，原告均未提出双方就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货柜尚存在争议，该主张亦与原告提交的录音内容相矛盾，因为无论是本案中2017年5月的录音，还是前案中2017年8月的录音中，被告明确表示仅欠原告36个货柜以及25、6个货柜，并未如原告对账单所载明的多达327个货柜金额均存在争议。二、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还包括了如40276、40277、40282、40288、40289等已经在前案中进行过主张并已经受偿的货柜，明显系重复主张。结合以上两点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来认定双方之间的所欠货款依据不足，不应予以认定。为查明事实，本院对于原告变更前的诉请也进行评议：一、原告认为被告尚欠其16个货柜，并提交了双方于2017年5月22日形成的录音作为证明，该录音中被告认可尚欠原告36个货柜货款，而吴建国认为尚欠货柜数量为42个。本院注意到在前案中，原告所提交的录音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即形成时间在本案录音之后，该案中被告认可的所欠货款数量为25、6个，按照常理推断，双方之间所欠货柜数量应当以形成时间在后的录音内容为准。二，即使按照原告主张，还有16个货柜被告未付款，其所列举的16个货柜合同号中，40312、CS0001、CS0002、CS0012、CS0003、CS0014这六个货柜均在录音之后发出，以“CS”开头的货柜最早也是自2017年9月才发出，同年5月的录音中不可能出现原告所主张的上述六个货柜，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也产生合理怀疑。三、对于40274、40275、40287、40286、4241、40304、40307、40311、40308、40309货柜虽发生在2017年5月22日录音之前，但被告已经支付相应款项的陈述更加符合常理以及录音形成时间，且如前所述，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也值得商榷。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请无论是在合同交易主体还是实际欠款金额上均无可靠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绍兴顺吉金属衣架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5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31540元，由原告绍兴顺吉金属衣架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海峰人民陪审员  王根寿人民陪审员  徐尚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陈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