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2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一村钟一飞鹅街11号一楼之一。法定代表人：段春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翠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绍扬，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希，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秀萍，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绍扬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伟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峰、邓翠连，被上诉人曹绍扬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希、高秀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曹绍扬向伟镕公司缴纳出资款20万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l8年4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曹绍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股东内部订立的《合伙投资协议书》，以工商备案登记的章程认定曹绍扬的出资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1.一审判决混淆了《合伙投资协议书》与公司第一份章程形成的时间顺序。涉案《合伙投资协议书》签署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一审判决将《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签署时间错误认定为2018年2月18日，从而认为《合伙投资协议书》系在第一份章程形成之前、公司设立前筹备阶段签署，股东的出资期限应以公司章程确定的出资期限为准。事实上，第一份章程形成时间于2018年2月26日，涉案《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在第一份章程形成之后签署。这恰恰说明，第一份章程载明的出资额、出资期限并非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伙投资协议书》才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两份公司章程中股东的签名均非股东真实签名，该章程仅是为了登记备案之用，并非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首先，第一份章程中曹绍扬的签名系曹绍扬委托江力勇冒名代签。该章程形成于2018年2月26日，如果该章程系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何还要在2018年2月28日签署《合伙投资协议书》？关于第二份章程，曹绍扬在一审中确认公司变更登记事务是其委托江力勇办理的，结合沈某表示其从未见过该章程的事实，足以证明第二份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均是他人冒名代签，没有经过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并非三位股东真实意思。3.一审判决将未经全体股东一致确认的章程作为全体股东出资义务的依据，严重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伟镕公司的证据显示，沈某明确反对两份章程载明的有关出资义务的内容，只认可三位股东共同签名确认的《合伙投资协议书》载明的出资义务。涉案《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股东出资额均为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l8年4月l0日，公司另一股东沈某于2018年4月8日出资10万元，2018年4月l7日出资10万元，已实际履行《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按照常理，沈某作为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对他人代办和代签的两份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内容不知情很正常。一审判决却以沈某并未在公司成功设立登记后，就公司章程与《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不一致提出过异议为由，推定沈某完全同意两份章程，这种推定对沈某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严重违背常理。4.《合伙投资协议书》是股东真实意思表示，与工商备案的章程内容相冲突时，应当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如前所述，两份章程仅是用于工商登记，相关内容均是曹绍扬安排江力勇代办、代签，并非全体股东真实意思。实践中，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协议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退一万步讲，即便认定涉案章程有效。也并不能改变《合伙投资协议书》在公司和股东内部具备法律约束力这一重要事实。（二）一审法院将支出明细表中2018年3月、4月支出款认定为曹绍扬的个人出资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1.2018年4月支出款196519.2元均是从公司私账中支出，不是曹绍扬个人款项，一审判决将公司私账支出款项认定为曹绍扬个人出资款错误。2018年4月，曹绍扬使用其名下两个私账收取沈某20万元出资款，后将其中5万元转入公账。此外，曹绍扬利用两个私人账户于4月17日收取公司机器款1.8万元，4月20日收取公司机器款6万元。2018年4月份支出的196519.2元均来源于上述两个私账，一审法院未查清款项来源，直接认定该款项系曹绍扬个人出资款，与事实严重不符。2.曹绍扬自认其管理公司资金期间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但一审判决忽略了该重要事实。一审庭审时，曹绍扬承认公司存在两个私人账户，分别为其个人名下的建设银行62×××78账户及农业银行62×××78账户，同时承认上述两个账户不仅用于伟镕公司对外收支使用，还用于个人及其名下其他公司对外交易。以上证明，曹绍扬管理公司资金期间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特别是2018年3月至4月期间，曹绍扬既有为公司支出款项，也有利用私账收取公司款项，故在计算曹绍扬实际出资额时，应当对私账中的公司收入予以扣减。具体是：若认定两笔支出款150910.23元、196519.2元为曹绍扬的出资款，应扣除2018年4月期间两个私账的公司款项22.8万元。此外，还应当扣减曹绍扬抽逃的出资款13.8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并改判。曹绍扬辩称，（一）一审判决合理合法，曹绍扬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伟镕公司属于恶意诉讼。（二）关于《合伙投资协议书》效力问题。该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因该协议书未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故并未生效。即使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有效，如协议的内容与公司章程相违背，则应当以章程为准。毕竟章程作为公司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内对公司股东、董事会和高管等均具有约束力。伟镕公司称《合伙投资协议书》才是股东最真实的意思表示，但事实上，沈某在2018年4月10日出资10万元，到4月17日再次出资10万元，而段春峰到2018年5月才出资5万，目前也仅出资5万元，曹绍扬则在2018年3-4月已经垫资远超过20万元。可见《合伙投资协议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履行，伟镕公司称该协议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不成立。（三）即使按照《合伙投资协议书》，曹绍扬的出资也已经超过了20万。一审时，伟镕公司已确认曹绍扬提交的两份明细均由段春峰制作，该明细显示曹绍扬在2018年3-4月已垫资347429.43元（150910.23+196519.2），这些钱都是筹备阶段曹绍扬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用的。而账目清楚显示先给曹绍扬预计了20万元，所有支付都是从曹绍扬私账和公账（账上初始没有钱）转出，该20万元已经全部扣完。2018年6月8日之后，曹绍扬还陆续支付了其他费用，其出资远远大于20万元，这也是为什么曹绍××与段春峰在转股协议第2条中约定收购金额为20万元，同时需先支付曹绍扬20万股本之外多投资之款项。段春峰的妻子段春曲2018年3月21日就到公司上班，对公司账目非常清楚。伟镕公司仅依据两张公司转给曹绍扬的银行转账记录，就断章取义称曹绍扬抽逃出资，此行为极为恶劣。（四）本案是伟镕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春峰恶意提起的诉讼。曹绍××与段春峰在2018年11月6日签订的转股协议约定，段春峰向曹绍扬支付20万和曹绍扬多支付的投资款，以收购曹绍扬在公司中的股权，该案经两审终审后，现已进入执行阶段，但段春峰不履行判决，却借伟镕公司名义起诉曹绍扬，很明显就是不想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转股协议第7条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曹绍扬不再承担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任何义务，该条中的“任何义务”显然包括出资义务。因此，即使公司要追讨出资款，也应当向段春峰追讨。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伟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绍扬向伟镕公司缴纳出资款20万元人民币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2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曹绍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8日，曹绍扬、段春峰、沈某三人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三人联合出资共同经营伟镕公司，共同发展自动化产业；合伙投资期限为10年，自2018年2月28日起至2028年2月28日止。该协议书第四条“出资额、方式”约定，合伙投资人曹绍扬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沈某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段春峰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合伙投资人的出资于2018年4月10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本合伙投资出资共计60万元，合伙投资期间各合伙投资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投资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第五条“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约定，盈余分配以股权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合伙投资债务先由合伙投资财产偿还，合伙投资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投资人的股权为依据，按比例承担。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同日，伟镕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120万元，股东曹绍扬认缴48万占股40%、段春峰认缴36万占股30%、沈某认缴36万占股30%，法定代表人曹绍扬，经营场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石岗东村振兴南路20号104。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备案的公司章程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该章程其中约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20万元，其中曹绍扬认缴48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段春峰认缴36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沈某认缴36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66年1月1日。2018年9月20日，伟镕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均由曹绍扬变更登记为段春峰，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为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一村钟一飞鹅街11号一楼之一。备案的公司章程也于同日变更。新章程约定的注册资本仍然为120万元，三股东的认缴数额、占股比例及出资时间均与旧章程一致。另外，伟镕公司工商内档显示，该公司在申请上述事项变更登记时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为：一、同意变更公司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一村钟一飞鹅街11号一楼之一；二、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均变更为段春峰；三、废止旧章程，启用新章程。2018年11月6日，曹绍扬作为出售方，段春峰作为收购方，沈某作为见证人，共同签订《协议》，约定由段春峰收购曹绍扬在伟镕公司所持有的全部40%股权；收购方式为现金收购；收购金额20万元，同时需先支付曹绍扬20万股本之外多投资的款项；支付方式分两期，第一期为签订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前支付股本中的5万元及多投资之款项，第二期为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所有余款15万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曹绍扬对伟镕公司所产生的任何工资、采购及其他费用不予以承认及承担义务，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曹绍扬将不再承担伟镕公司的任何义务，但是收购款未全部收到之前仍保有处置公司的权力。后因段春峰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向曹绍扬支付股权转让款，曹绍扬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案号：（2019）粤0113民初1834号；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19095号]，要求段春峰支付转让款即逾期利息。诉讼中，段春峰以上述《协议》系遭曹绍扬胁迫订立，且《协议》订立时曹绍扬存在虚假陈述，谎称已经实际出资30多万元，导致其基于错误认识而签订《协议》为由反诉要求撤销上述《协议》。该案经一审、二审认定：一、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系遭曹绍扬胁迫签订；二、段春峰作为伟镕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对公司的筹备、成立、经营等每个阶段都有参与，而且在与曹绍扬签订《协议》前的两个月，段春峰已经作为法定代表人实际掌控公司，而段春峰的妻子是公司财务人员，若曹绍扬存在提供虚假账目的问题，段春峰不可能不清楚，故对段春峰的主张未予采纳，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判决段春峰按约定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逾期利息。该案一审庭审时，曹绍扬向法庭提交了伟镕公司的工商内档，其中包括上述2018年9月20日新备案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段春峰的质证意见为确认真实性。另外，在该案二审过程中，段春峰陈述其妻子于2018年4月1日进入伟镕公司做财务，曹绍扬买的东西都开发票，其妻子把开发票的金额记录下来。曹绍扬从2018年6月中旬开始已经不参与其他活动，只是管账，持续到10月。本案庭审中，针对曹绍扬提出《合伙投资协议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故未生效的抗辩，伟镕公司回应称，按照法律规定，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无须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但因三股东在订立时将设立公司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理解为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故三股东约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是公司经工商登记成功设立之日为《合伙投资协议书》生效日期。另外，伟镕公司称上述前后两份公司章程虽经工商备案，但均非三股东协商制定，两份章程落款处段春峰和沈某的签名也都不是其二人亲笔所签，章程内容也不是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并对公司的设立和变更登记过程作如下陈述：曹绍扬原有一个工厂，后来不想做了，遂找到段春峰和沈某商量三人合伙在其原来工厂厂址上新设立一个公司。于是三人在2018年春节前夕，就合伙设立新公司的一些事项进行了协商，但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文件。春节后年初九时，曹绍扬告知段春峰已经向工商部门递交申请，新公司的登记设立和营业执照申领手续等已在办理中。于是曹绍扬、段春峰和沈某三人就在2018年2月28日签订了上述《合伙投资协议书》，对公司设立后三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来，段春峰看到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注册资本不是60万元，而是120万元时还问过曹绍扬，曹绍扬回复注册资本只是申请公司登记时随便填的。所以，公司设立时备案的章程并非三人协商一致制定，章程内容也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仅是曹绍扬单方制作用于申请公司设立登记而已，《合伙投资协议书》才是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伟镕公司成立后，并未召开过上述股东会，未作出过上述《股东会决议》，且三股东从未就上述股东会决议事项进行过协商讨论，公司地址、法人代表、公司章程等的变更登记完全是曹绍扬个人授意案外人江力勇去办理的，公司另外两个股东段春峰、沈某并不知情，因此新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事项均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段春峰本人直到江力勇将新营业执照交给他时，才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自己这一事实。曹绍扬不认可伟镕公司上述陈述，其确认公司变更登记具体事务是由其代表公司委托江力勇办理，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是三股东协商一致后的意思。关于占股比例，伟镕公司确认三股东的占股比例与工商登记的一致。关于为何曹绍扬占股40%，而段春峰、沈某分别占股30%，伟镕公司解释，三股东协商曹绍扬除以货币形式出资20万元外，厂房、宿舍的租金也由曹绍扬支付，所以曹绍扬的占股多10%。对于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曹绍扬称其并非通过向伟镕公司账户直接转款的方式出资，而是通过垫资为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和支付厂房、宿舍租金等方式出资。为证实其所述，曹绍扬提交了《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和《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拟证明其2018年3月向公司出资150910.23元，4月出资196519.2元。其中《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详细记录了2018年3月1日至6月8日伟镕公司的各项支出和收入。其中4月10日记录一条“曹总3月份支出款”“150910.23元”，4月28日记录一条“曹总4月份支出款”“196519.2元”。《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则详细记录了3月份曹绍扬支出150910.23元的具体支付明细和4月份支出196519.2元的具体支付明细。伟镕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两份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确认两份明细表由段春峰制作，但因段春峰到2018年4月2号才到公司，4月十多号时，曹绍扬将其3月份的支出单据交给段春峰，段春峰发现很多单据没有收款方盖章，甚至没有收款商户的名称，遂对单据提出异议，但后来还是根据曹绍扬提供的单据制作了上述两份明细表。根据《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记录，公司另一股东沈某于2018年4月10日和17日分别出资10万元，段春峰于2018年5月14日出资5万元。原、曹绍扬双方都认可明细表中此项内容的记录，确认沈某已实际出资20万元，段春峰实际以货币形式出资5万元。对于为何至5月份才出资5万元，伟镕公司解释，因段春峰2018年4月份到公司时，见公司账目混乱，遂称需要考虑是否出资，到5月份时，曹绍扬称公司已没钱发工资，其便拿出5万现金给曹绍扬用于发工人工资。伟镕公司提交两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曹绍扬分别于2018年8月2日和10月8日从伟镕公司的账户上转走了8万元和5.8万元到其私人账户，因此，在计算曹绍扬的实际出资金额时应扣减这两笔款项。两笔款项的转账用途处均注明“备用金”。曹绍扬质证称，伟镕公司有一个公账和两个私账，两个私账账户名都是其本人，一个是农业银行的，另一个建设银行的，伟镕公司所述13.8万元就是转入了其中建设银行的那个私账，转入的钱款是用于公司备用，并非曹绍扬私人使用，这从转款用途注明“备用金”这一点可以佐证。另外，曹绍扬也承认两个私账并非仅用于伟镕公司对外收支使用，曹绍扬另外还有个公司也用同样的私账账户对外交易。伟镕公司确认公司有一个公账和两个私账，也确认上述收款账户的确系其中一个私账，但不认可曹绍扬关于上述转出的13.8万元实际用于伟镕公司的说法。另，经一审法院询问段春峰关于其与曹绍扬股权转让款定为20万元的参考依据，段春峰回答，因当时曹绍扬称其实际投入到公司的出资有近40万，到转让时还有20万元出资在公司，所以就确定20万元受让曹绍扬全部的股权，当时叫曹绍扬给票据核对，曹绍扬不肯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二、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一、曹绍扬的实际出资情况。曹绍扬提交的《2018年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详细记录了2018年3月和4月曹绍扬为伟镕公司垫资购买各种生产设备和材料的情况。根据该费用流水明细表，曹绍扬3月份共垫资150910.23元，4月份垫资196519.2元。该垫资金额与《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记载的完全一致。伟镕公司已确认两份明细表均由段春峰根据曹绍扬提供的支付单据制作，而非曹绍扬自己制作。虽伟镕公司抗辩段春峰制作明细表时并不认同曹绍扬提供的单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曹绍扬的单据存在虚构伪造等不实出资情况，一审法院对伟镕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虽然曹绍扬未通过向伟镕公司公账直接转款的方式出资，但其垫资的款项均是用于伟镕公司生产经营，应视为向公司出资。因此，应认定曹绍扬上述垫资的347429.43元(150910.23元+196519.2元)为向公司的实际出资。此外，双方均确认，曹绍扬还通过为公司支付厂房、宿舍租金的方式向公司出资。就曹绍扬于2018年8月2日和10月8日共向其名下私人账户转账138000元的问题。虽然原、曹绍扬双方均确认该账户也是伟镕公司的私账之一，且该款项备注用途为“备用金”，但转款时的款项用途可以由实际操作转款的人自由备注，并不能如实反映款项的实际用途。而曹绍扬未举证证明该款项已实际用于伟镕公司生产经营，且曹绍扬也承认该账户不仅用于伟镕公司收支交易，其名下另一公司的部分收支交易也通过该账户进行。再结合曹绍××与段春峰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较其实际出资少14万多。而段春峰也陈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曹绍扬自称实际投入近40万，现还有20多万在公司，言下之意，自己拿走了十多万。由此可以推断，曹绍扬从伟镕公司转出的13.8万元并非真正用于伟镕公司，应视为抽逃出资。综上，曹绍扬在伟镕公司的实际出资应扣减13.8万元。二、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首先，关于《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否生效的问题。虽然，协议书约定“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但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该《合伙投资协议书》无需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一般市场主体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将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公司的行为误理解为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也并非不可理解。故此条款理解为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设立之日为协议生效日更符合协议三方的真实意思。那么股东出资期限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还是以公司章程为准？伟镕公司主张先后两份公司章程落款处“段春峰”和“沈某”的签名不是其二人亲笔签名，两份章程不是三股东协商一致制定，故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合伙投资协议书》为准。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目前公司设立登记较为宽松，公司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情况并不少见。两份公司章程落款处的签名虽不是三股东亲笔所签，但并不能就此断定章程约定的内容不是三股东的真实意思。首先，一般代办人都是按照委托人的意思办理委托事务。其次，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最重要的法律性文件之一，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内对公司和股东、董事会、高管等均具有约束力。而段春峰和沈某并未在公司成功设立登记后，就公司章程与《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不一致提出过异议。而且，在2018年9月20日，段春峰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完全掌控公司之后，也未对新备案的公司章程作出修改。相反，在曹绍××与段春峰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庭审中，段春峰对曹绍扬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新公司章程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可见段春峰是认可股东会决议事项和新公司章程所约定内容的。第三，《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三股东的出资时间均为2018年4月10日，然而，段春峰并未依照该约定时间出资，直到2018年5月份因公司无钱发放工人工资才出资了5万元，沈某也仅在2018年4月10日出资10万元，至2018年4月17日才继续出资1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合伙投资协议书》并未得到真正履行。第四，前文已经查明，在曹绍扬未抽逃出资前，其已实际向公司出资347429.43元，加上其提供的厂房、宿舍等，远超《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而与公司章程的认缴出资额较为接近。由此可以看出，曹绍扬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出资额来出资的。这进一步证明《合伙投资协议书》并未得到实际履行。而且，《合伙投资协议书》仅仅是公司设立前筹备阶段协议各方为筹备设立公司而签订，公司设立后，公司应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处理公司事务。因此，股东的出资期限应以公司章程确定的出资期限为准。新、旧两份公司章程均约定三股东的出资期限均为2066年1月1日前。因此，曹绍扬的最迟出资日期为2066年1月1日。在此之前，公司不能以其未足额出资为由要求其出资。退一步说，即使以《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为准，曹绍扬在公司剩余出资除其支付的厂房、宿舍租金外，还有209429.43元，已超出《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伟镕公司要求曹绍扬补足出资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伟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54元，由伟镕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伟镕公司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沈某提供证言如下：三方按照《合伙投资协议书》的约定，每人出资20万元设立公司，曹绍扬占股40%，沈某和段春峰各占30%。2018年2月26日、9月17日的公司章程中的签名并非沈某本人所签，不清楚，也不同意章程载明的出资额及出资期限。段春峰的妻子段春曲在2018年4月左右入职公司，担任出纳职务。曹绍扬会将钱打给段春曲购买零件，段春曲负责记录。2018年6月开始曹绍扬不再管理公司。曹绍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手机银行转款记录（2018年8月2日分别向段春曲转账5万元、1.5万元，8月23日向伟镕公司转账2万元，9月13日向伟镕公司转账9000元，9月21日向房东黎伟标转账2.5万元，10月8日向黎伟标转账25181元，合计144181元），拟证明2018年8月-10月，曹绍扬名下的银行账户仍在用于公司经营，曹绍扬不存在抽逃出资。2.段春曲与曹绍扬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段春曲于2018年3月21日进入伟镕公司，担任会计职务。伟镕公司认为上述证据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经审查，《合伙投资协议书》落款处的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而非2018年2月18日。沈某于2018年4月8日通过刘莉莎的账户向曹绍扬的个人账户汇入10万元作为对伟镕公司的出资。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段春峰曾在（2019）粤01民终19095号案中提交了2018年3月份至2018年7月份伟镕公司流水凭证单据、对公账户收入支出单据以及公司私账支出详细电脑账目，拟证明曹绍扬实际出资为182724.64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曹绍扬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伟镕公司明确以2018年2月28日的《合伙投资协议书》作为向曹绍扬追缴出资款的依据。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曹绍扬、段春峰、沈某应各自以现金方式出资20万元。其中，沈某于2018年4月8日和17日分别出资10万元，合计已出资20万元。段春峰于2018年5月14日出资5万元。而对于曹绍扬的出资，首先，双方确认，曹绍扬在公司成立初期为公司支付了厂房、宿舍租金，并以此作为部分出资。其次，曹绍扬为证明其出资情况，还提交了2018年3月和4月的公司费用流水明细表（曹总），显示曹绍扬在2018年3月垫资了150910.23元，4月垫资了196519.2元，两项合计347429.43元。根据段春峰的陈述，该表格系由伟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春峰根据曹绍扬提供的单据制作而成，且其妻子于2018年4月1日进入伟镕公司做财务，曹绍扬买的东西都开发票，其妻子把开发票的金额记录下来。在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上述明细表，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同时，曹绍扬还提供了《2018年伟镕流水明细表》（明细期间为2018年3月1日至6月8日），对于该表格记录的3月1日收到曹绍扬投资款20万元，虽然曹绍扬并非直接以现金方式转入伟镕公司账户，但因加上沈某、段春峰的出资和伟镕公司自身的收入，并扣减各项支出后，截至到2018年6月8日，伟镕公司账户余额为1408.03元，说明3月1日的记录只是为了财务处理上的方便，曹绍扬至少为公司垫资了20万元。综上，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曹绍扬为伟镕公司垫资347429.43元，该垫资为曹绍扬向伟镕公司的出资，依据充分。关于曹绍扬于2018年8月2日和10月8日分别从伟镕公司账户向其个人账户转账8万元、5.8万元的问题。本案属于股东出资纠纷，除厂房和宿舍租金外，现有证据可认定曹绍扬已实际出资347429.43元，即使扣减上述13.8万元，曹绍扬的出资也超过了《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故本院对两笔款项不予调处。如双方对该两笔款项存在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伟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广州伟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敏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