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1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1986年12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某1，男，汉族，1942年9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汉族，1953年7月7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汉族，1958年7月17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汉族，1961年8月7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汉族，1963年5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男，汉族，1968年11月25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汉族，1970年10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上诉人王某1、上诉人马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马某2、马某3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19）皖0302民初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1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律师见证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两位律师通过与马芳英交流，认为马芳英有将个人财产份额给其长孙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律师的任何引导与暗示。原审法院只是看到录像前段就片面认为是律师存在引导，却忽略马芳英神志清醒、语言表达清晰，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且在录像中有明确想要将自己的房子给自己的孙子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录像中律师所说的上次写的那个东西，实际意思是指马芳英、王显亚等四人在1990年写的购房协议书，没有前一份遗嘱的情况，也不存在对照前一份遗嘱书写的情况。2、王东和史某的见证是马芳英在家中多次提及要把房子给王某1，王某1才约了两人到家里做了见证人，并且录音，王某1按照之前律师制作的遗嘱内容自行打印一份一样的遗嘱，让王东、史某、马芳英签字，为稳妥起见才让其把时间写成2011年3月17日。律师见证遗嘱与王东、史某见证的内容完全一致，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两者是相互印证的，不是完全排斥的关系。一审判决将“王某1是打印人”混同为“王某1是代书人”。如果说王某1打印的遗嘱没有效力，那么采信律师打印的遗嘱才最具法律效力，且律师打印的遗嘱已经弥补王某1打印的瑕疵，而一审仍视为一致，因此王某1难以接受。王某4辩称，支持王某1的上诉请求，同意王某1的意见。马某2辩称，王某1没有权利继承，其上诉请求不成立。马某3辩称，王某1没有权利继承，其上诉请求不成立。马某1辩称，1、王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不是马芳英真实意思表示。王某1提供的2011年3月17日录音遗嘱，存在见证人作为证人表明录音有事前排练的嫌疑、提交录音内容不清晰，马芳英没有充分表达其意思，也没有显示录音当时是否有见证人、遗嘱是王某1另行打印等问题，该份遗嘱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王某1提供的2011年3月30日的律师见证遗嘱，该遗嘱的录像部分为6段，不具有完整性，存在诱导提问、其中一名律师多次离开、遗嘱内容重复等问题。两份书面遗嘱只字未差，王某1提交的该两份遗嘱的形式和内容均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代表马芳英的真实意思。2、两份遗嘱名为遗嘱，实为遗赠，且王某1未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则视为放弃遗赠。王某1系马芳英的孙子，不是法定继承人，马芳英的遗嘱实为遗赠。即便两份遗赠有效，王某1依法在其应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但王某1没有举证证明其在马芳英去世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应视为放弃受遗赠。王某2辩称，没有意见，不赞同也不反对。其一直没有出庭是因为母亲尸骨未寒，家庭成员对簿公堂，有悖于孝德。对法院判决没有意见，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二审将来裁判也不会有意见。王某3辩称，基本同意王某2的意见。王某5辩称，不管父母的房子给谁，其都没有意见，但反对王某1与马某1的做法，他们不顾亲情进行诉讼，母亲刚去世，作为哥哥王某4、姐夫马某1这样做不顾亲情。关于涉案房屋，家人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的，没有必要进行诉讼。王某4、马某1进行诉讼都没有和其说过，没有征求其意见就直接进行诉讼了。马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马某1无独立请求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涉诉房屋系王显亚单位分配的公房，在1990年马某1搬到该处与两位老人居住，并且马某1将自己居住在宏业村的房子卖掉用于涉案房屋的装修和加盖，公房改革后马志恒夫妇出资18000元购买，一审中王某1的录像也可以看出该《购房协议》的出处。2009年10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在马芳英百年后由马某1所有。该协议书签署时，长子王某2以马芳英年纪大为由没让马芳英签字，即使该协议书没有马芳英的签字，但有当时在场的子女见证下，马芳英是愿意将该房屋给马某1的，且在签订该协议时，马某1作为继承人，其与王显亚、马芳英的其他四个子女已经明确约定了对于该房产在马芳英百年后的处理方式。后因该房屋拆迁，马某1带着老人马芳英在外租房直至马芳英去世。如果不是按协议履行，为何马芳英在涉诉房屋被拆迁的情况下还要同女婿一起在外租房？因此，1999年签订的《购房协议》在实际履行中及结合2009年签订的《购房协议》对于马某1已变更的内容，即马某1尽到了日常护理责任，房屋即归其所有。马某1房屋所得份额应从1999年的25%增加到2017年的90%。王某4辩称，2009年的协议没有王某4的母亲的签字，且协议书是打印件，有改动之处，当时签的时候没有改动。马某1上诉认为其出资购房，但马某1没有提供证据。关于王某1的遗嘱是有律师做过见证的。马某2辩称，支持马某1的上诉观点。马某3辩称，支持马某1的上诉观点。王某1辩称，王某1的遗嘱是有律师见证的，后来王某1的同学进行见证的。王某1的奶奶将想法跟律师说，之后律师才进行遗嘱见证。王某1的同学见证的遗嘱，是王某1按照律师见证的遗嘱抄录的，王某1的奶奶也跟同学说了想法，所以王某1的同学才签的字，按的手印。两份遗嘱内容完全一致，并非矛盾，体现了立遗嘱人的意思。马某1的协议，王某1的奶奶没有签字。王某1的奶奶真实意思在录像中有体现，马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王某2辩称，没有意见，不赞同也不反对。其一直没有出庭是因为母亲尸骨未寒，家庭成员对簿公堂，有悖于孝德。对法院判决没有意见，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二审将来裁判也不会有意见。王某3辩称，基本同意王某2的意见。王某5辩称，不管父母的房子给谁，其都没有意见，但反对王某1与马某1的做法，他们不顾亲情进行诉讼，母亲刚去世，作为哥哥王某4、姐夫马某1这样做不顾亲情。关于涉案房屋，家人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的，没有必要进行诉讼。王某4、马某1进行诉讼都没有和其说过，没有征求其意见就直接进行诉讼了。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马芳英遗嘱合法有效；2、确认登记在王显亚名下的坐落于蚌埠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房屋(产权证号14××32)中马芳英享有的50%份额应由王某1继承以及现在房屋正在拆迁补偿的那部分份额。马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马某1与王显亚、马芳英、王秀芳四人于1999年12月13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合法有效；2、请求确认本诉中马芳英于2011年3月30日所立遗嘱无效；3、请求确认马某1对本诉中争议的标的物（蚌埠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房屋）享有90%份额；4、本案诉讼费用由本诉王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显亚、马芳英夫妇生育二子三女，即王秀芳、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马某2、马某3系王秀芳与马某1子女。王显亚所在单位分给王显亚一处房屋，位于本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马某1与王秀芳夫妇于1992年3月4日将户籍先行迁入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房屋；1992年4月22日王显亚、马芳英夫妇亦将户口迁入，四人居住一起，共同生活。1999年12月13日，王显亚、马芳英、王秀芳、马某1四人签订一份《购房协议》，内容载明：“市外运公司实行房改政策，把位于机场生活区内10幢楼104号住房壹套售给职工王显亚，房价除工令补贴外，其余房款由女儿王秀芳出资认购。所以，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任何一方无权出租和买卖，双方协商管理。在父母有生之年，希望女儿能善待老人，使其晚年生活幸福，为了酬谢女儿的孝心将继承房屋全部产权。”1999年12月18日的《蚌埠市共有住房审批表》显示，房屋坐落于本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王显亚按成本价每平米750元，购买了该房49.43平米的全部产权。按王显亚与马芳英的工龄及相关房改政策折算后，交付了13431.05元。1999年12月20日，王显亚与出售方安徽外运储运公司签订一份《蚌埠市共有住房出售合同》。2000年3月1日，办理了房屋所有人为王显亚的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9月6日王秀芳病故。2008年1月7日王显亚病故。2009年10月7日，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马某1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载明：甲方：马芳英（母亲）王某2（大儿）王某3（二女儿）王某4（小儿）王某5（小女儿）乙方：马某1（大女婿）经甲、乙双方协议，关于体育路二号东航校10栋104号房屋壹套（面积49.43平方）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20平方）产权归属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关于老太太（马芳英）日常护理，乙方和甲方四子女负有同等责无旁贷的责任，义不容辞的义务，今后仍要一如既住地孝顺老太太，尽最大努力为老太太颐养天年创造良好的条件。2、在不影响乙方使用处理房屋的前提下，甲方中的两姐妹可以暂住院中的平房。3、老太太有生之年，甲方中老太太和乙方共同居住该房屋，老太太百年之后，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产权归乙方马某1及其子女所有，甲方无任何异议。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每人一份，签字后生效。王某2在第2条后，用手书写了“乙方处理房屋时，甲方人员有优先购买权”字样。甲方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签了名，乙方马某1签名。2011年3月17日，王某1约同学王东、史某到家里，作为见证人，在一份《遗嘱》上签了字，该遗嘱内容载明：“我叫马芳英，女，1925年8月17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我丈夫王显亚已先于我去世。我们老夫妻俩在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有住宅房一套，面积50平方米左右，其中属于我丈夫的一半遗产，我和我的子女们都已经放弃继承，其遗产归属我的大女婿马某1所有。该套房屋中属于我个人的份额（该房的一半部分），我决定在我百年以后，由我的长孙王某1继承，我的其他子女不得干涉。特立此遗嘱。”马芳英在立遗嘱人处签了名。2011年3月30日，王某4、王某1父子带马芳英到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遗嘱。该所两位律师对马芳英做了录像，该录像显示律师刚入座时说：“你把上次写的那个东西（指前一份见证遗嘱）拿给我。”说完起身从王某4手里接过一张纸放在面前。又问身份证带了没有，王某4将身份证交给律师。律师与马芳英对话内容全程录像如下：律师：你叫马芳英是吧？马芳英：嗯。律师：我问你来有什么事，你讲我来请律师帮我立遗嘱，而且请律师帮你见证，是这个意思吧？马芳英看了看旁边的王某4，王某4凑上来插话：“他问你来有什么事，你讲我是来请律师给我立个遗嘱，见证一下，他怎么问，你怎么讲。”律师：我问你有什么财产。马芳英：就我房子，2间房子，2间房子1厅。律师：可是体育路2号10栋这个。马芳英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王某4，王某4凑上说：“可是身份证写的那个号码，那个房子，就是你现在住的房子。”马芳英：就是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光讲房子给他，也没讲哪个房子。律师：你这个房子准备给哪个，给你孙子？马芳英：我的一半给我孙子，就2间房子。律师：你的份额给你孙子，叫什么名字。马芳英：以上不是大闺女活着，签过字、讲过话给她吗？没讲我这个房子，就光讲房子给她。这时，王某4又问马芳英：“这个房子给谁个？你讲”在问时用大拇指指着王某1坐的方向。律师对王某4说：“你到那边坐去。”王某4随即离开。马芳英：给小虎，我的房子。律师：就讲这个房子给王某1，对吧？马芳英：对。律师：你老头子什么时候去世的？王某4在旁边说：“08年去世，今年第三年了。”马芳英：他待我太坏了，他要待我不坏，俺对他心多好。律师：我问你有没有房产证，房产证有吧？马芳英：房产证恐怕有，我不知道。律师：在女婿手里吧？房产证在谁手里？马芳英：在俺大女婿手里。光讲房子给他，也没讲我，也没讲他，房子没分。光讲有我一间房子，有我房子，我现在就要他一半，我一半。大女婿手里拿的有手续，我的房子不同意给他。律师：老头08年去世了，老头去世以后，老头那一半给谁了？马芳英：给俺大闺女了，她在那住着，闺女死了，女婿在里住着。我的一半我住，他的一半他住着呢。你就是不给他分，我死了不也是闹吗？我现在有我在，请你们麻烦一下子。律师：嗯，对。马芳英：一个人一半。律师：当时，你丈夫去世以后，那一半给你女婿，你可同意来，当时可签字来。马芳英：我记得签字了，闺女活着的时候签的字，光讲房子给他了，可知道。律师：你那一半没给他吧？马芳英：我那一半我住着，谁也没给，我现在住着来。我死了以后，百年以后给小虎。我不给他，他待我又不好，连看我都不看我。屋里跳闸，没有电了或者吃不上饭，他跑一天都不回来，我家女婿他是不问我一点点事情。律师：王某1是长孙吧，王某1可是长孙？马芳英：嗯，就是。也签过字给他了，也没讲给谁，光讲房子给大闺女，我看他对我不好，对我也不好，俺一人一半，我给大孙子，老头一半给他就是喽，那签过字，讲过话了。律师：就是老头那一半给他了。马芳英：他住着还不给他吗？我的我住着，他的他住。律师站起边走边说：身份证复印，正反面复印。2013年7月因旧城改造，马某1以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胜利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蚌埠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内容载明：房屋坐落于体育路2号10栋104号，一处砖混建面54.23平米，一处砖混建面10.47平米，实行产权调换方式，还原建面72.7平米。该房屋至今尚未拆迁，现由马某1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王某1提交的两份见证遗嘱的性质及其效力问题；二、第三人马某1对诉争房屋是否具有独立请求权。一、原告王某1提交的两份见证遗嘱的性质及其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马芳英立遗嘱时，王某1之父王某4尚在，王某1不是法定继承人，马芳英所立的遗嘱，是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王某1作为受遗赠人一直在马芳英立遗嘱现场，对马芳英赠与其遗产明知而未拒绝，应认定其接受了遗赠；遗赠是遗嘱赠与，必须符合设立遗嘱的法定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该条第四款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随着科技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规定的“代书”既包括用笔书写，也应当包括使用电脑打印，两者之间书写工具不同，但本质上必须充分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代书即为别人书写的意思，为别人书写，其前提条件要有别人通过口述或以其他方式正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由打印人根据其真实意思打印出文字，在遗嘱人阅读或向遗嘱人宣读后，由代书人（即打印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两份见证遗嘱均系打印件。在第一次见证遗嘱时，王某1给马芳英做了录音，录音显示马芳英在叙述家庭琐事时显露出“这个房子给王某1，谁争也不管。”和“我的一半给王某1，谁说都不管，有我一半房子。”遗嘱内的其他内容并无口述。该遗嘱在王某1打印后，由马芳英签名，王东和史某作为见证人签了名。遗嘱无法反映是马芳英口述或以其他方式表达真实意思并由代书人代为书写或打印的全部过程，也证明不了在场人向马芳英宣读过遗嘱内容，该遗嘱打印人即原告王某1，与遗嘱有利害关系，故遗嘱不足以证明系马芳英的真实意思表示，缺少代书遗嘱的法律要件，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律师见证过程中，律师对照前一个见证遗嘱内容，以问答形式做了见证，问话过程中，明显带有引导、暗示作用。关键性的回答都不是马芳英口述，有律师引导和王某4暗示。律师参与的见证遗嘱也没有马芳英口述或以其他方式表达真实意思并由代书人代为书写或打印的全部过程，对前一个代书遗嘱缺少的法律要件，没有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两份见证遗嘱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完全不同，但内容完全一致，无一字更改，后一个见证遗嘱是前一个见证遗嘱的复制版，故律师见证的遗嘱，同样缺少代书遗嘱的法律要件，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按遗嘱享有诉争房屋50%的份额，不能成立。二、第三人马某1对诉争房屋是否具有独立请求权首先，从《购房协议书》中四位签字人的认知来看。诉争房屋当初在购买时，使用了王显亚的工龄和王秀芳的出资，才有了王显亚、马芳英、王秀芳、马某1于1999年12月13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其内容约定“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其中的“父女”，字面意义仅指王显亚和王秀芳父女，排除了其他人。但从购房资金的来源看，既有王显亚的工龄补贴也有王秀芳的工资，而工龄补贴和工资均应属于王显亚、马芳英夫妇和王秀芳、马某1夫妇共同财产；该房仅属王显亚与王秀芳父女的共同财产，王秀芳应享有该房二分之一份额，根据协议，如果王秀芳能够善待老人，使其晚年生活幸福，待老人百年后，王秀芳应继承王显亚的另二分之一的份额，而不应当是“继承房屋的全部产权”。“继承房屋的全部产权”实质上否定了“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中属于王秀芳的份额。其次，从马某1和马芳英的后续行为来看。2009年10月7日由王某2、王某3、王某5、马某1签订的《协议书》，对该房产权归属达成了新的协议，即“老太太百年之后，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产权归乙方马某1及其子女所有。”该《协议书》中列明的甲方之一马芳英未签字。马某1签字表明以自己的行为否定了《购房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的性质；从马芳英两次见证遗嘱的内心意愿来看，仍然认为房产属于王显亚与其共同共有，王显亚的一半给了马某1，另一半属于自己，应由自己支配，对《购房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与两次见证遗嘱时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王秀芳与王显亚相继去世后，如果马某1能够担起善待老人马芳英的义务，所附条件成立，转为由马某1“继承房屋的全部产权”，也因马芳英两次见证遗嘱使得所附条件消灭，不具有履行性。《购房协议书》签字的四人中王显亚与王秀芳已去世，无法解释内容的真实含义，但结合马某1与马芳英后续的行为，有理由相信《购房协议书》中“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的约定因签字人内心意思缺陷，表述不清，认知模糊，与其真实意思并不一致。《购房协议书》既不能反映马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违背马芳英的初衷，且所附条件无法履行。故第三人依据的《购房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房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马某1以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独立请求权，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王某1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马某1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20元减半收取16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40元，第三人马某1负担1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马某1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1年2月10日，王某4、王某1父子带马芳英到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遗嘱”有异议，认为日期应该是2011年3月30日，对其他事实无异议。王某1提交的马芳英遗嘱律师见证书表明，日期应为2011年3月30日，本院予以纠正。其他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2011年马芳英立遗嘱时，王某1之父王某4健在，王某1作为马芳英的孙子不是法定继承人，马芳英所立的遗嘱，依法应是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王某1的遗赠。本案王某1系原审原告，案由应为遗赠纠纷，而非遗嘱继承纠纷。本案一审庭审中，王某1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指印不在马芳英的代签名处，其提交的律师见证书中载明“委托人马芳英于2011年3月30日上午来本所”，但落款日期为2011年2月10日，遗嘱的见证人、立遗嘱人书写日期均为2011年3月30日，其提交的见证人为王东、史某的遗嘱，遗嘱的见证人、立遗嘱人书写日期均为2011年3月17日。同时在一审庭审笔录中，王某1补正“录像里张林律师说：你把上次写的那个东西拿给我，是指我同学参与的那份鉴证遗嘱”，表明在律师见证开始其父就将事先准备的遗嘱内容交给律师，且与其二审中陈述的“律师见证在前，同学见证在后”，“同学见证遗嘱是我按照律师见证的遗嘱打印的”及“同学见证的遗嘱日期写错了，日期应该是在律师见证之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或者是当时为了遗嘱效力更有力度，才让同学写成了律师之前的日期”相互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立遗嘱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遗嘱处分的财产为立遗嘱人合法财产，应当有两个以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王某1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录像光盘显示，2011年3月30日王某4、王某1父子带马芳英到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遗嘱时，律师刚入座时说“你把上次写的那个东西（指前一份见证遗嘱）拿给我”，说完起身从王某4手里接过一张纸放在面前，之后律师按照该纸张内容进行打字，与马芳英对话时，马芳英有时自言自语，有时答非所问，有时经王某4解释传话才有所明白，律师询问马芳英老伴去世时间时其都未理解和回答，律师指导马芳英签字时王某4、王某1均在现场，其中一位律师有时离开现场。该录像光盘亦非完整的一个录像视频，而是多段视频。结合王某1二审中陈述“一次中午去的时候，我父亲也在，马芳英说她想把她住的一间房子给我，马芳英提出，让我父亲和我带她去律所做见证，当时我父亲提出去淮河律师事务所做见证，我同父亲带着马芳英到淮河律师事务所去做了见证，后来我觉得让我同学再来做见证更有力度，我向马芳英提议的，过了一周左右，我跟我父亲带着马芳英到我家，让我同学见证”，以及马某3陈述“王某1陈述马芳英主动提出将房子给王某1并去律所做见证不属实，马芳英当时已经90岁左右了，她不可能完整清楚表示去律所做见证，我母亲去世的早，2009年左右，我去处理我父母自己的房子，因为马芳英身体原因，想请公证处的人员给马芳英上门做公证，公证处人员问了几个问题，马芳英不能清楚表述，公证人员表示这种情况无法公证，后来经过法院判决才把我父母的房子处理了，这件事情马芳英的其他子女都是知道的，只有通过诉讼的方式将房屋产权过户给我父亲，我母亲的姊妹都参与的，并且我已将应得的份额给了他们，在2009年马芳英已经无法具备公证条件，所以我对王某1的陈述不认可”，王某1提交的录像光盘不足以证明律师见证遗嘱系马芳英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情况可知，王某1的同学见证遗嘱的真实日期不能确定，律师见证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王某1上诉要求确认马芳英遗嘱合法有效、确认登记在王显亚名下的坐落于蚌埠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房屋中马芳英享有的50%份额应由王某1继承等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登记在父母名下的房改房，包含着父母因自己参加房改以职级、年龄、工龄等抵扣所享受的福利，如非父母同意赠与子女，对子女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表明，王显亚、马芳英、王秀芳、马某1四人于1999年12月13日签订一份《购房协议》，内容载明：“市外运公司实行房改政策，把位于机场生活区内10幢楼104号住房壹套售给职工王显亚，房价除工令补贴外，其余房款由女儿王秀芳出资认购。所以，房屋应是父女共同财产，任何一方无权出租和买卖，双方协商管理。在父母有生之年，希望女儿能善待老人，使其晚年生活幸福，为了酬谢女儿的孝心将继承房屋全部产权”；1999年12月18日的《蚌埠市共有住房审批表》显示，房屋坐落于本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王显亚按成本价每平米750元，购买了该房49.43平米的全部产权，按王显亚与马芳英的工龄及相关房改政策折算后，交付了13431.05元；2000年3月1日，办理了房屋所有人为王显亚的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9月6日王秀芳病故，2008年1月7日王显亚病故。由该份《购房协议》可知，王秀芳的出资并非系对涉案房屋产生债权，而是成为共有人，但马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秀芳实际出资金额，致王秀芳所占份额不清。鉴于王秀芳早于王显亚去世，《购房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为了酬谢女儿的孝心将继承房屋全部产权”已无法实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还表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马某1于2009年10月7日签订一份关于体育路二号东航校10栋104号房屋壹套（面积49.43平方）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20平方）产权归属事宜的《协议书》，约定内容包括“1、关于老太太（马芳英）日常护理，乙方和甲方四子女负有同等责无旁贷的责任，义不容辞的义务，今后仍要一如既住地孝顺老太太，尽最大努力为老太太颐养天年创造良好的条件。2、在不影响乙方使用处理房屋的前提下，甲方中的两姐妹可以暂住院中的平房。3、老太太有生之年，甲方中老太太和乙方共同居住该房屋，老太太百年之后，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产权归乙方马某1及其子女所有，甲方无任何异议”，马芳英未签名捺印，不能证明马芳英同意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及院中自建平房一间产权归马某1及其子女所有。二审中，王某2陈述“我姐姐去世后，马某1对我父母的照顾尽到五分之一责任和义务”，“原房产登记面积由法院来裁判，增大面积补偿给不得房产的姊妹们作为给父母活着时护理的补偿”；王某3陈述“我父亲去世后又签了协议，约定我父亲的那一半给了马某1，但是我母亲那一半没有做出处理，对母亲的赡养，马某1就算尽一份力，我们其他姊妹轮流赡养”，“给予我相应保姆费的补偿”；王某5陈述“增大面积王某1、马某1无权处理，增大面积补偿给不得房产的姊妹们”。可见，签订《协议书》的各方实际并未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一审中，马某1认为其有独立请求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马某1上诉要求确认马某1对本诉中争议的标的物（蚌埠市体育路2号10栋104号房屋）享有90%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某1、马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某1、马某1各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润洲审判员  熊爱军审判员  杭军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房鑫书记员周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