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9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巍，男，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冬琴，女，197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爱军，浙江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兴波，浙江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水仙，女，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淮，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巍、张冬琴因与被上诉人杨水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2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巍、张冬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除了2014年10月8日发生在被上诉人与罗巍的母亲杨菊芝之间系借款外，其余款项均系被上诉人委托罗巍进行出借，双方系委托关系。（一）2014年10月8日，杨水仙汇入张冬琴账户50万元，该笔款项系罗巍的母亲杨菊芝向杨水仙的借款（用于罗巍购头江山华府的房屋），由杨菊芝出具了借条，该笔款项未约定利息，已归还完毕。一审认为该笔款项系上诉人通过杨菊芝联系向杨水仙借款显然不能成立。（二）就涉案其余款项，杨水仙、吴姝南通过罗巍将款项出借给第三方，罗巍在收到第三方还款后，将款项转至杨水仙或吴姝南账户，罗巍系中间人，双方系委托关系。1、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款项中尚有78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而该780万元已由第三方向杨水仙出具了借条。一审中，上诉人就款项去向向法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些说明概括了涉案全部款项，其中一部分资金与借条是完全对应的（借条与转账直接对应的金额为405万元），在杨水仙或吴姝南汇入之后，罗巍及时将款项汇全第三方，并由第三方向杨水仙出具借条；余下的资金与借条出具时间和金额虽然存在差异，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杨水仙或吴姝南汇入的款项通过罗巍出借给多个第三方，而第三方还款时间也有先后，于是出现了在该笔资金仅存在一部分资金回转的情况下，经杨水仙允许由罗巍再次进行流转的情形，故存在前期部分资金存在累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其他不相符合的情形，实际情况与上述举例类似，而具体的情形，上诉人已以表格的形式进行了明确说明。2、除借条之外的其他资金已经结清，即使之前存在借条，在结清之后借条也不再存在，一审要求上诉人举证已超出了上诉人的能力。3、罗巍向吴姝南及杨水仙报告款项相关情况，被上诉人对款项去向是知情的，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吴姝南自己有相应的账目，而罗巍会应吴姝南的要求将账目发送给吴姝南且随时与其进行对账，明显反映了吴姝南、杨水仙系实际权利人和控制人，罗巍系向其汇报的法律关系特征。4、从罗巍与吴姝南的聊天记录，各方明确款项性质非借款。在2018年1月1日的聊天记录中，罗巍明确第一笔50万元系因为买房的借款（罗巍母亲向杨水仙借），而对于其他款项，吴姝南多次用到了“往来款”的概念，双方均认可不是借款关系，而罗巍的“在我手上”的用语结合吴姝南在2017年1月10日陈述的“需要打钱提前跟我说下”、2017年2月7日“临时的还有三笔”2018年1月1日“章正田的几张混在一起了，记重复了”，证明吴姝南对借贷生意非常了解，而且不仅仅通过罗巍，还同时通过章正田出借，这反映罗巍与被上诉人间是委托关系。5、从银行流水反映的资金特征来看，如上款项不是借款。（1）银行对账单反映，存在罗巍存入杨水仙或吴姝南账户后，当天或隔几天再由杨水仙或吴姝南汇入罗巍账户的情形，如果如杨水仙所述为借款关系，不会得出“罗巍归还借款，当天或过几天再向杨水仙借款”的事实。（2）从银行账单反映，被上诉人汇入罗巍账户的款项，罗巍及时转至第三方，而当款项最终汇至罗巍账户后，罗巍又及时的回转到吴姝南或杨水仙账户。这也表明罗巍个人没有资金需求，仅仅系受托人。6、本案存在与民间借贷情形不符的情形。（1）涉案数笔款项没有一张借条，显然不合常理。（2）从利息以及对账方式来看，杨水仙与罗巍之间系借贷关系不合常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上诉人已对双方系委托关系做出了说明和举证，杨水仙应该就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否则应驳回杨水仙的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未区分原告、被告举证证明标准的不同。杨水仙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而罗巍的反证需达到拉低杨水仙诉讼主张可信度即可。然在杨水仙的主张出现诸多不合常理的情形，罗巍已对事情作出合理说明和举证的情况下，一审仍要求罗巍提供委托协议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显然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中的310万元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系认定事实及使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论理前后矛盾，其主张张冬琴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依据不清。案涉款项金额高达1400多万元，一审判决先是明确案涉款项已经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后的论述中又以“共同生活密切关联”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前后矛盾，难以让人信服。2、即使以“共同生活密切相关”的观点进行支撑，但就事实部分，在杨水仙未就“涉案款项用于上诉人共同生活”进行举证的基础，一审以推测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难以令人信服。在案涉款项往来期间，张冬琴、罗巍购置的大宗资产共计为1214502元，而上诉人家人一年收入保守估计可达40万元左右，从2014年至2018年，即使前期无任何积蓄，购置121万元左右的资产，与其收入状况也完全匹配，可以证明杨水仙汇入的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诉人具备较好的资金实力，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需要。且上诉人张冬琴是公职人员，资金使用未超过合法范围。而且涉案的第一笔款项即2014年10月8日的50万元已于2016年10月31日清偿完毕，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将该笔50万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明显是缺乏依据的。3、一审法院以张冬琴对出借给张某的200万元是知情的，故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能成立。首先，罗巍与杨水仙不存在借贷关系，杨水仙的款项用途没有告知张冬琴。其次，张某在庭审时明确陈述，借款时瞒着张冬琴的，故张冬琴并不知情。再次，张冬琴从未参与罗巍与杨水仙的款项往来中，杨水仙陈述曾碰到张冬琴是虚假的。最后，借款合意需要有明确的证据予以表明，而从本案资金走向看，张冬琴确实并未参与，一审认为张冬琴具有共同借款合意不能成。三、假设存在借款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金额存在错误。1、从查明的事实看，存在砍头息的情况，本金应按实际交付的计算，相应金额应予扣回。2、杨水仙、吴姝南为职业放贷人，假设罗巍与杨水仙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杨水仙主张利息也不能成立。（1）罗巍与杨水仙之间未约定利息，主张利息不能成立。（2）就算双方约定利息，杨水仙及吴姝南从事资金生意，系职业放贷人，本案借贷合同无效，杨水仙主张利息不能成立。反映杨水仙、吴姝南为职业放贷人的依据：第一、杨水仙与罗巍之间发生了多笔有偿借款。第二、除罗巍外，杨水仙、吴姝南还与他人存在借贷。第三、吴姝南、杨水仙至今未提供出借资金的来源，而且本案如此大笔额的资金与杨水仙、吴姝南的收入状况也不匹配，很可能存在套取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的情形。3、在质证时提到的杨水仙存在将本金充抵利息的情形，也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审认定偿还本金为7079500元，利息为1640330元是错误的，第三方通过罗巍偿还给杨水仙的本金应为7090000元。四、一审程序上未追加吴姝南系程序违法。本案一部分资金是吴姝南直接转账到罗巍账户，吴姝南账户也接收了多笔款项，以及罗巍向吴姝南汇报相关情况，吴姝南与罗巍进行对账等，可证明吴姝南、杨水仙对涉案的资金可能存在合伙的关系，吴姝南是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五、一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款项来源的合法性，被上诉人不具备有这么多款项的来源。 杨水仙答辩称，一审判决对出借款项金额、性质及利息的认定均正确，适用法律也正确。本案中所有出借款项均应为夫妻共债。具体阐述如下：一、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应为借款，并不是委托投资款或其他款项，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应为借款。第一，虽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从2014年10月份开始至2018年7月期间的50笔借款中均有相应的打款记录、利息支付记录、还款记录，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印证整个借贷过程。第二，从利息支付形式看，出借款应为借款性质。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根据口头约定的利率，定期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利率是固定的，被上诉人的收益也是固定的，完全符合借款收益的特征。同时，这与委托代理投资收益不确定，无法保证固定收益完全不同，不符合委托投资的特征。（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其他关系。第一，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委托上诉人委托代理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委托代理的合意。第二，从上诉人对出借款的用途来看，有部分款项是用于归还其个人借款、有部分赚取了差额利润。被上诉人对上述情况不知情，这不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第三，上诉人并不仅仅从被上诉人处借款，还有其他借款渠道。所借款项与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等所有资金混同，之后，该款项如何处置均由上诉人自己决定，完全由其个人自由支配。被上诉人对上述情况概不知情，且罗巍在其下家尚未支付利息时，罗巍仍按固定日期及金额向杨水仙支付利息，这也不符合一般委托代理的特征。第四，委托代理投资作为一种风险较高的事务，应签订书面协议，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委托协议，也不符合常理。第五，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出借款项为委托代理投资款项或其他款项。即便提供了部分证据，也难以证明款项不是出借款而是委托投资款或其他款项。（三）上诉人否认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主张被上诉人与罗巍系委托关系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1、称2014年10月8日，杨水仙汇入张冬琴账户的50万元，该笔借款主体是罗巍和张冬琴，并非案外人杨菊芝。（1）罗巍母亲杨菊芝系杨水仙姑妈，两人关系亲近些，上诉人第一次向杨水仙借款，叫了与杨水仙熟悉的中间人介绍，符合常理；（2）该笔款项后来也直接打到了张冬琴账户上；上诉人后来也用该笔款项购置了江山华府房产；该笔借款杨菊芝并没有向杨水仙出具过借条，杨水仙自始至终也没有收到过借条；（3）虽然该笔款项己归还完毕，但是归还时间均发生在本案的第二笔借款之后，不能排除归还的款项来源于杨水仙借款的可能。2、除了上述50万元款项外的其余款项。（1）对于14份借条，共计780万涉及的三个人陈军、张某、郑卫锋，杨水仙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未接触过，上述借条也从未见过。杨水仙自己从未借钱给上述三人，也没有委托过罗巍出借款项给上述三人。罗巍也从未告诉过杨水仙上述借款情况，除了借条涉及的款项外，双方仍有7079500元款项往来，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依据。且对照银行账户明细，上诉人提供的780万元与杨水仙出借给罗巍的50笔款项并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证明借条上的780万元就是杨水仙出借给上诉人1400余万元中的一部分。借条比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发现杨水仙出借给罗巍的钱，由罗巍自由支配，借给谁、借多少、借多长时间等均由罗巍自己确定，且存在借款人未支付利息，而罗巍垫付利息的情形，且利息均按固定期限和金额支付，完全不符合代为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另外，可以看出罗巍除从杨水仙处借款外，还从其他多人处借款，所有资金混同，由其自由支配。即便上述借条是真实的，也与被上诉人无关。其仅能认为是出具借条的人按照上诉人要求书写的，并不能证明出具借条的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本案中各方已确认总的款项金额为1400余万，这些款项的性质是一致的，一审法院为了全貌准确查清款项的性质，要求上诉人提供所有全部款项的流向明细，而上诉人一直未予提供。根据被上诉人了解，罗巍有一份详细的款项流向明细台账，其也在借款过程中与被上诉人对过账，显然为了自证清白更应该主动将所有50笔款项的来龙去脉全部说清楚。（3）从银行流水及已经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罗巍在收到杨水仙的出借款后，再借给谁、借多少、利息多少完全是由罗巍自己决定，杨水仙只关心自己的罗巍是否按期向自己支付利息，在此过程中，确实核对过账目，但绝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报告关系，仅仅是对出借款项的本金金额及利息支付情况做对账。（4）从银行流水反映，存在多次借款后马上还款情况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张冬琴和罗巍提出，每一笔借款利息和本金都按照单笔来算，杨水仙同意。另外，上诉人还有其他借款渠道，上诉人借到款项后，再由自己根据案外人的需求向案外人出借款项，赚取利差。所以，应该是为了节省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当案外人资金需求不多的时候，上诉人会很快将出借款项归还给被上诉人以减少利息开支。（5）本案存在民间借贷符合常理。没有借条是因为双方系亲戚关系，开始没提出要写借条，后来，罗巍几次借款都非常准时的支付了利息，取得了杨水仙的信任，而且借款比较频繁，且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有银行记录，因而也就没有要求写借条。3、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合法合理。本案中，上诉人自始至终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全案50余笔共计1400余万元出借款项的来龙去脉，与其答辩所称的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主张完全不符。相反，被上诉人通过向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车管所及裁判文书网等多部门、多渠道收集到了大量一手证据材料提交给一审法院，已完成了作为出借人能够做到的证明义务。第二个问题：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且应该将全部出借款项认定为夫妻共债，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时间上看，借款时间为2014年10月份至2018年7月份，整个借款周期发生在两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时间较长，金额较大、笔数较多，上诉人张冬琴不可能不知情。第二，从整个借款过程看，上诉人张冬琴对于出借款不但知情而且全程参与了出借款的转账、使用。1、根据银行交易清单明细显示，全部50笔借款中，杨水仙将借款转到罗巍账户后，随后部分款项转到张冬琴账户上。据不完全统计，杨水仙的50笔出借款从罗巍账户转到张冬琴账号的，约有16笔（包括2014年10月份直接打到张冬琴账户的一笔50万元），金额约150余万元。时间从2014年10月起至2018年6月，时间跨度较长。2、除上述转账记录外，从罗巍的银行明细清单可见，在整个负债期间，罗巍与张冬琴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金额较大的资金转账记录。不完全统计，罗巍转给张冬琴的约有700余万元，张冬琴转给罗巍约有600余万元，这些转账记录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明显是用于夫妻共同经营。3、罗巍主张张冬琴所有的卡（包括张冬琴的工资卡）都由其在用，显然不合常理，其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即便张冬琴的卡是罗巍在用，张冬琴作为财务专业人员，办了这么多张卡，都交给罗巍用，显然应该知道罗巍拿卡使用的目的和用途。4、2017年至2018年期间，张某向罗巍分六次借款共计200万元，该款项来源于杨水仙。对于此情况，张冬琴否认其知情，显然不合常理。张某与张冬琴系姑侄关系，对于张某的多次、大金额的借款，罗巍在借款给张某前，不可能不征求其配偶张冬琴的意见，也不可能不将此情况告知张冬琴。5、张冬琴银行卡预留了手机消息提示，罗巍每笔款项转账都会提示张冬琴。第三，两上诉人负债期间，购置了大宗资产：三处房产，1辆奔驰轿车。张冬琴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每年约13万余元，罗巍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一定的稳定的收入来源。显然，两上诉人对于负债期间购置的上述大宗资产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因而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两上诉人负债期间，购置上述大宗资产的资金，来源于原告的出借款项。第四，出借款项，部分用于投资，且收益较高。本案中，两上诉人将杨水仙的出借款部分转给了三门银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郑卫锋，用于投资。据了解，两上诉人投资到郑卫锋处的款项收益较高。但是对于上述款项最终受益及流向，两上诉人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第五，负债期间，从罗巍的涉案银行卡中每月固定支出，且有大量的经常性的消费，应认定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消费。第六，两上诉人夫妻财产混同，涉案资金应认定为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且产生的收益由家庭成员共享。即使张冬琴的所有银行卡都是罗巍在使用情况属实，那么，这也证明了两上诉人的收入混合、支出混同，两上诉人夫妻间的财产混同。因而，在此期间，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应认定为用于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另外，罗巍在做资金生意期间，获得的经济利益等，及于张冬琴等家庭成员的，并且实际也用于了家庭开支。因而，涉案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二）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中310万元借款及利息性质认定为夫妻共债是正确的，同时对于其他部分的借款及利息也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个问题：利息约定是否明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每笔出借款项利息约定是明确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银行明细等凭证清楚地记录了每笔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情况。每一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均是明确的，且均能一一对应。第二，从实际履行情况看，被上诉人出借款项后，上诉人一直也是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第三，从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也能够证明，存在利息，并且一直是定期按一定的利率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第四，上诉人也已确认存在利息支付这一事实。只不过认为其是作为中间人替案外人中转利息，并不是自己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二）各方均对每笔出借本金及利息当庭都予以了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本金及利息的认定完全正确。本案中，杨水仙出借款项给罗巍和张冬琴，目的是为了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息，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亲属借款，为正常的民间借贷，并非职业放贷人。二、一审法院的不予追加吴姝南为共同诉讼参加人的决定正确，程序合法。吴姝南仅仅是帮助杨水仙对账，所有资金来源均来自杨水仙及其亲属借款，虽然有部分款项转到吴姝南账上的情形，但吴姝南随后均已转给杨水仙，其并非出借款项的当事人且与涉案诉讼没有利害关系。三、资金来源方面，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讲到一部分自有资金加上亲友的资金。 杨水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80万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1302600元（以78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实际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上述1-2项款项合计为人民币9102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罗巍、张冬琴系夫妻关系。2014年10月8日，两被告通过被告罗巍的母亲杨菊芝联系向原告杨水仙借款50万元，原告杨水仙汇款给被告张冬琴50万元。之后，从2014年11月至2018年6月份，原告杨水仙通过本人或女儿吴姝南的账户分多次汇款给被告罗巍款项合计14379500元；从2014年11月至2018年7月份，被告罗巍通过银行汇款或支付转账方式多次汇款给原告杨水仙或其女儿吴姝南款项合计8719830元，其中原、被告认可是用于偿还本金的是7079500元，用于偿付利息的是1640330元。2018年12月26日及2019年5月18日，被告罗巍分别交给原告杨水仙现金2万元、86000元。具体借款还款及付息情况详见明细表（附后）。另查明，在本案往来款发生期间，被告罗巍、张冬琴通过按揭贷款方式共同购买了位于三门县，被告罗巍个人名义购买了位于宁波市的商品房一套、位于嵊州市间，被告张冬琴通过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了奔驰轿车一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款项往来的法律关系认定、具体款项数额及利息认定、还款义务人的主体及责任认定，本院具体阐述如下：一、本案款项往来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杨水仙已经通过举证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款项合计14879500元，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对被告罗巍交付给原告的款项有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区分，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故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两被告抗辩原告交付给被告的14879500元除了第一笔为直接借款外，其他款项均系原告委托被告罗巍出借给第三人的款项、应当就其主张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委托协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单、借条、做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故两被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原告杨水仙汇款给两被告的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关系。二、本案具体借款数额及利息认定的问题。关于利息约定问题、虽然本案中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条，但从借款后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此期间，被告罗巍陆续支付给原告的金额，除了早期几笔借款利息较高外后续利息全部以尚欠的每笔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且支付的时间也很有规律性。综上，该院认定双方对尚欠借款利息口头约定按月利率1.5%计算。两被告抗辩称陆续支付的款项系归还给原告的借款本金，与实际支付情况不相符，也与两被告答辩被告罗巍是受原告委托出借给他人嫌取利息的说法相违背，不予采纳。根据认证理由及事实认定，该院认定被告罗巍在2018年8月1日前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80万元，尚欠的每笔借款利息按期支付到2018年6月份或7月份。关于被告罗巍在2018年12月26日、2019年5月18日分别交给原告杨水仙现金2万元、86000元的交款性质争议，即是被告罗巍是借款给原告还是支付给原告的利息，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罗巍主张该款项系原告向其借款的说法，不符合常理，故对被告罗巍的主张不予采纳。至于认定是归还借款本金还是支付利息，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清偿顺序，应将该两笔106000元在尚欠的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另外，本案借款其中早期有两笔借款在交付时可能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形，但在诉讼前被告罗巍早已自愿履行完毕，债权债务已归于消灭，不应再纳入本案的处理范围。三、本案的还款义务人及责任认定问题。该院认为，被告罗作为借款人在原告催讨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归还借款，其行为显属违约，对原告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原告杨水仙要求被告罗巍归还借款本金78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杨水仙主张要求以借款本金7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没有主张之前单笔借款最后付息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的利息，也没有要求将被告罗巍后来现金交付的106000元款项在2018年8月1日前未主张的利息中扣除，属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故原告杨水仙主张的利息请求中应扣除该106000元，对原告杨水仙主张的其他利息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张冬琴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虽发生在被告罗巍、张冬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累计总额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张冬琴对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的借款完全知情、故被告张冬琴不应对本案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是否应该承担部分共同还款责任。该院认为，夫妻生活具有私密性。原告杨水仙作为债权人对于借款的用途及其衍生利益无法完全了解、应降低证明标准，对其举证要求不能过高。本案中，原告已经初步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期间，两被告购置了大宗资产，如为购置三门县的商品房曾向原告杨水仙借款50万元，为购置宁波市的商品房支付了购房款31万元，为购置嵊州市的商铺支付了首付款210112元。为购置龚驰轿车支付了首付款194390元。上述款项合计1214502元。虽然其中向原告借款用于购置三门县商品房的50万元已经归还，但借款归还时间均发生在本案第二笔借款之后、不能排除归还的款项来源于原告杨水仙借款的可能。期间两被告还需归还所购房屋、车辆的按揭贷款，支付子女抚养教育等家庭开支，这也与被告陈述的收入水平不符，现两被告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家庭开支款项来源于其他渠道。另外，根据被告罗巍及证人张某的陈述，被告罗巍借给证人张某200万元。该款项来源于原告的借款，而原告杨水仙陈述曾碰到被告张冬琴，说是两被告投资到张某开办的4Ｓ店，不管是借款给张某还是投资到张某开办的4Ｓ店，证人张某作为被告张冬琴的促子，双方关系更为亲密，根据常理分析，这种巨额款项交付给被告张冬琴的亲属。被告罗巍应该会征求被告张冬琴的意见，被告张冬琴辩称对借款毫不知情，被告罗巍也从未告知此事、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张冬琴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但被告罗巍基于被告张冬琴家庭亲情的内部关系借款给证人张某。也与被告张冬琴夫妻共同生活密切关联，故对该200万元款项应作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综上，综合被告罗巍向原告借款总额、可能用途及家庭共同生活开支等因素，考虑罗巍在宁波购置的商品房后来又有抵押贷款等因素，酌定认定本案借款其中的310万元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杨水仙要求被告张冬琴共同归还借款本息的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3月27日判决：一、由被告罗巍偿还给原告杨水仙借款本金7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78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借款本金履行完毕之日止（扣除2018年8月1日之后支付的106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二、由被告张冬琴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借款本金3100000元及相对应的利息付款义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三、驳回原告杨水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罗巍、张冬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518元，由原告杨水仙负担768元，由被告罗巍负担74750元；被告张冬琴对被告罗巍应负担的诉讼费其中29700元负有共同支付义务。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聊天记录。该聊天对象为罗巍与吴姝南，并非杨水仙，聊天时间系2016年度，而双方款项往来期限为2014年-2018年，时间无法对应，聊天内容中没有杨水仙委托罗巍的情形，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二、收入证明、公积金信息等。该组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上诉人张冬琴系三门县财政局正式干部及收入情况，其他待证情况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项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本案杨水仙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向罗巍、张冬琴交付了款项合计14879500元，其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在杨水仙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两罗巍、张冬琴抗辩双方系委托关系，应当就其主张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罗巍、张冬琴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杨水仙之间的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双方近四年款项往来一千多万，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罗巍解释其系无偿帮助被上诉人出借、收取还款的理由与常理不符。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另从借款后的履行情况看，上诉人罗巍支付给杨水仙的金额，除了早期部分借款利息较高外，后续利息全部以尚欠的每笔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且支付的时间也很有规律性。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数额正确。二、往来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发生在上诉人罗巍、张冬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借款期间，两上诉人为购置了大宗资产（两套商品房、一间商铺、一辆奔驰汽车）共消费1214502元。现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家庭收入能够负担该消费，且该消费已使得家庭成员受益，该部分消费系为家庭生活所需，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张冬琴系政府工作人员，具有稳定生活来源，没有大额资金往来的需求，按常理没必要开通多张银行卡，但其开办了多张银行卡供上诉人罗巍使用。按照相关规定，银行账户仅供本人使用，出借账户需要承担相应后果。张冬琴将账户出借给罗巍使用的行为，能够推定其知晓罗巍对银行账户的需求和用途，也应视为其对罗巍借款行为的合意，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罗巍将来源于杨水仙借给张某200万元。张某系张冬琴的侄子，根据常理分析，这种巨额款项借贷，张某借款应该先与张冬琴商量，罗巍出借前，也会征求张冬琴的意见，张冬琴辩称对借款毫不知情，被不符合常理，故对该200万元款项应作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多方因素酌定认定本案借款其中的310万元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三、一审没有追加吴姝南参加诉讼程序是否合法。两上诉人主张吴姝南可能系杨水仙合伙人，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且吴姝南系杨水仙的女儿，杨水仙认可吴姝南系代理行为。吴姝南有无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两上诉人的实体权益，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罗巍、张冬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750元，由上诉人罗巍、张冬琴负担。上诉人罗巍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5518元，退还其7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战平 审判员  汤坚强 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