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中林木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园一街26号2003房。法定代表人：严秋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德炼，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普宁市金翼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普宁市下架山镇虎岗山村西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汉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发，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中林木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普宁市金翼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翼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6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中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曾德炼，被上诉人金翼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翼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中林公司的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金翼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金翼公司主张的《代理报关协议》内容并非双方真实的交易内容，且《代理报关协议》中的交易条件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仅进行形式审查，未对双方的真实交易进行实质审查。1.《代理报关协议》中约定的代理报关、报检费27000元/20’柜，而涉案的代理报关、报检评估价格：单证齐全的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2598元，含税价格为人民币45102元；单证不齐全的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6598元，含税价格为人民币49102元，《代理报关协议》约定的价格与评估价中任一价格均差距甚大（远高于评估不含税价，又远低于评估含税价），与市场交易常理不符，涉案《代理报关协议》中约定的价格并非双方真实的交易价格。2.《代理报关协议》中仅约定20’柜的单价，亦未约定其他尺寸规格柜的单价，涉案69个柜中有2个40’柜，40’柜与20’柜容量相距甚大，相关报关、报检的价格及税费亦相距甚大。而《代理报关协议》中仅约定20’柜的单价，未约定40’柜的单价，与常理不符，印证了涉案的《代理报关协议》并非双方真实履行的约定内容。一审法院仅进行形式审查，未对双方真实的交易进行实质审查，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除存在代理报关的法律关系外，同时还存在代理进口的法律关系，且认为不同于一般的代理进口关系，不存在金翼公司委托中林公司对外签订进口合同，金翼公司也没有将货款打给中林公司，实际上涉案货物在进口前就是金翼公司的货物，金翼公司只是委托中林公司代理通关，并将货物交给了金翼指定的下家，中林公司无需开具销项发票给金翼公司，中林公司负责缴纳海关进口增值税及办理相关抵扣事宜……”，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缺乏事实证据，与事实不符。1.中林公司将增值税抵扣的原因是：在中林公司代金翼公司垫付进口增值税人民币2089695.81元后，金翼公司在法定增值税进项抵扣期限内未向中林公司支付涉案增值税款，如中林公司不将进项抵扣，将导致进口货物增值税抵扣凭证作废，还将要遭受没有进行税费抵扣而造成的附加城建税146278.71元、教育附加费62690.87元、地方教育费附加41793.92元、企业所得税522423.95元等。2.《代理报关协议》中约定的27000元/20’柜价格还不足于支付涉案的增值税价款，《代理报关协议》中的约定价格与常理不符，该协议内容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交易价格。3.抵扣是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并非是税局以退税的形式返还给中林公司，在任何交易中的报价均不可能低于所涉增值税价款的，中林公司不可能为抵扣而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缺乏事实证据，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章关税第十四条“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金翼公司才是本案货物进口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中林公司代金翼公司垫付进口增值税2089695.81元，金翼公司在法定增值税进项抵扣期限内未向中林公司支付涉案增值税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下简称海关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海关缴款书，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之规定，如中林公司不将进项抵扣，将导致货物进口增值税抵扣凭证作废。中林公司在承担进口增值税2089695.8l元的基础上，还将要遭受没有进项税费抵扣而造成的附加城建税146278.71元、教育附加费62690.87元、地方教育费附加41793.92元、企业所得税522423.95元等。为避免进项税作废，造成中林公司进一步的损失，中林公司将进项税进行了申报抵扣。（四）金翼公司在2014年10月27日报关业务结束后共分4笔累计支付代理费55.5万元，最后一笔甚至是在2015年10月27日支付的，金翼公司在交易结束后的一年里，一直在支付代理费，且在时隔两年后才发现超额支付并要求返还，这些与常理明显不符。如果是按协议价格给付的话，很容易计算代理费，不存在多支付的可能，恰恰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约定与协议约定不一致。（五）倪四虎与金翼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汉宜的通话录音、公安局询问笔录及原二审庭审笔录中的证人江某的证人证言均证实中林公司在交易结束后多次向金翼公司追讨欠款，上述证据相互关联佐证，足以证实金翼公司欠中林公司的代理费，不存在金翼公司多支付代理费的情形。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相互关联佐证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六）因办理代理报关业务的经办人倪四虎于2016年5月23日离职，且其离职时发生摩擦，导致原一审时中林公司无法了解事情经过及提供相关证据。后在原二审期间联系倪四虎，了解到本案的事情经过。中林公司通过倪四虎留在其办公电脑中的《金翼费用明细表》发现，金翼公司应当支付代理费为2851259元，金翼公司已经支付2388200元，仍拖欠462959元。《金翼费用明细表》中的统计信息与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出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一一对应。（七）一审法院认定金翼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为2527025.92元，金翼公司已付的代理费为2388300元，两者的差额138725.92元是金翼公司支付其他的代理费，与本案无关。2014年8月1日的陈汉宜向廖丽蓉支付的138725.92元，系金翼公司委托东莞中林报关的其他业务，东莞中林委托案外人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报关。该笔费用与本案无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补充：中广测（2019）文鉴字第01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第四部分已经明确，报关协议中印文与样本1-10各时段中所盖的印文的阶段性共时性特征反应不明显，但一审法院没有要求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也没有另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未查明鉴定结论中“无法判断印文的具体盖印形成时间”的具体原因和分析过程，导致本案重要事实未能查明。为此，中林公司再次恳请二审法院对报关协议中印章的形成时间是否在2014年进行鉴定。金翼公司辩称，（一）中林公司否定《代理报关协议》的真实性，没有依据。中林公司申请对《代理报关协议》中中林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中林公司的公章属实，且是在日期的上方加盖。（二）中林公司否定金翼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为1919400元，没有依据，且违反诚实信用和禁止反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林公司在本案发回重审前的（2017）粤0112民初6405号案签章并提交的《民事反诉状》明确主张金翼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用总额为1919400元（报关、报检费1881000元，运费37900元，改单费500元），金翼公司已支付2527025.92元。中林公司代理人在该案庭审中也已明确表述对代理产生的费用以及已支付款项，均没有异议。（三）中林公司主张其缴纳的进口增值税不是退税，而仅仅是增值税抵扣，并以此为由认为给其造成损失，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年修订）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第是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应税销售行为），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实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先比对后抵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31号）第二条规定：“纳税人进口货物取得的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海关缴款书，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9]617号）规定，自开具之日起180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电子数据），申请稽核比对，逾期未申请的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根据前述规定，中林公司所支付的进口增值税，是可以全额进行抵扣的。退税和抵扣虽然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但从经济上而言，增值税抵扣后和退还税款没有本质上区别。因为假如中林公司没有进项抵扣，则必须全额缴纳销项税额。中林公司通过抵扣已经将本应缴纳的税款予以冲抵。税务部门给法院的函件已明确说明涉案16份增值税缴款书已经抵扣。中林公司通过抵扣的方式，已经实际收税了进口增值税，并不存在任何损失。如果中林公司的主张得到支持，实际上是中林公司在没有支付进口增值税的情况下，虚假进行了税款抵扣。金翼公司却在支付进口增值税后不能依法进行抵扣，额外损失了可用于抵扣的税款。综上所述，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林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金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林公司向金翼公司退还代理费607625.92元；2.判令中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中林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金翼公司向中林公司支付代理税费款1482069.89元；2.本案反诉费由金翼公司承担。重审中中林公司变更反诉请求如下：1.判令金翼公司向中林公司支付代理费用462959元；2.判令金翼公司向中林公司支付代理税费款2089695.81元；3.本案反诉费、评估鉴定费由金翼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1日，金翼公司（乙方）与中林公司（甲方）在广州签订了一份《代理报关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办货物报关事宜，由甲方负责报关、报验、货物放行等手续，并负责将货物运至乙方指定的深圳观澜仓库；代办报关货物名称为原木、粗枋、板材，包装为裸装，运输方式为海运，货物的具体数量、规格、金额以提单为准；根据所约定的代理服务内容，乙方支付相应的代理费用有：1.代理报关、报检费（含报关报检劳务费、商检费、港口建设费、码头费、驳船综合费、换单费、打单费等船东费用）27000元/20’，2.甲方收取货物运输至乙方深圳观澜仓库费用：1800元/20’（一车运2柜）、1500元/20’（一车运1柜）；乙方负责指定供应商，负责提供进口申报单证，并按时支付上述约定的各项税、费；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交广州法院裁决；协议有效期从2014年4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金翼公司为证明其应向中林公司支付的代理费用仅为1919400元，提交了由其制作的报关货柜明细表一份。该表显示，2014年5月至10月，中林公司共为金翼公司代理报关货物69柜，产生代理费1881000元、运费37900元、改单费500元，合计1919400元。金翼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至12月、2015年2月、2015年10月分多次向中林公司转账支付款项，合计金额为2527025.92元。中林公司原审中确认其为金翼公司代理报关货物69柜，产生的代理费、运费、改单费合计为1919400元，但表示除上述费用外，金翼公司还应支付税费2089695.81元，另确认收到金翼公司的款项为2527025.92元，认为金翼公司尚欠其税费1482069.89元，中林公司制作了《账单明细》并提交一审法院。重审中，中林公司否认了上述所述，改称产生的报关、报检费、香港费用、运费、改单费合计为2851259元，另已收到金翼公司的款项为2388300元，认为金翼公司尚欠代理费用462959元、税费2089695.81元，中林公司重新制作了《费用明细表》提交一审法院，并撤回原审中提交的《账单明细》。为证明金翼公司需向中林公司支付税费，中林公司还提交了《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及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各16份，合计缴纳税款金额为2089695.81元。其中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的缴款单位显示为中林公司，报关单中的经营、收货单位为中林公司，申报单位为东莞市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中林公司确认其具有进口资质，因其没有报关资质，故委托其下属公司东莞市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代为报关。根据金翼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广州开发区税务局发出《关于调取中林公司16份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税费抵扣情况的函》，该局复函一审法院称该16份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已抵扣。另根据中林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分别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和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案涉《代理报关协议》中加盖的“广州市中林木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和《代理报关协议》中所涉的代理报关、报检在2014年4月21日的价格进行鉴定评估。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代理报关协议》上的“广州市中林木业投资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在先，印文形成时间在后，但无法判断印文的具体盖印形成时间。价格评估结论为：对《代理报关协议》中所涉的代理报关、报检在2014年4月21日单证齐全的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2598元，含税价格为人民币45102元；单证不齐全的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6598元，含税价格为人民币49102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金翼公司与中林公司只签订了代理报关协议，没有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但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中的经营、收货单位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的缴款单位均显示为中林公司，故双方之间除存在代理报关的法律关系外，同时还存在代理进口的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代理进口关系，本案不存在金翼公司委托中林公司对外签订进口合同，金翼公司也没有将货款打给中林公司，实际上案涉货物在进口前就是金翼公司的货物，金翼公司只是委托中林公司代理通关，并将货物交给了金翼公司指定的下家，中林公司无需开具销项发票给金翼公司，中林公司负责缴纳海关进口增值税及办理相关抵扣事宜，即双方采取了“票货分离”的方式，双方签订的《代理报关协议》中约定的代理报关、报检费27000元/20’是包含海关进口增值税在内的“通关打包费用”。从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结论看，《代理报关协议》约定的代理报关、报检费27000元/20’（每柜）无疑是含税价格，且事实上中林公司所缴纳的2089695.81元海关进口增值税已办理了抵扣，因此中林公司主张金翼公司应向其支付上述税费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金翼公司要求中林公司返还代理费607625.92元的问题。双方在原审中均确认中林公司为金翼公司代理进口案涉货物的代理费用为1919400元，金翼公司已支付的款项金额为2527025.92元。在重审中，中林公司否定了其在原审时自认的事实，改称代理费用为2851259元，金翼公司已支付的款项金额为238830元，并相应变更了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林公司已经在原审中自认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对中林公司具有约束力。中林公司在重审中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故中林公司的该抗辩和反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双方均确认除本案纠纷外，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和纠纷，故金翼公司要求中林公司返还其多支付的607625.92元（2527025.92元-19194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29日判决：一、中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翼公司返还代理费607625.92元；二、驳回中林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9876.2元，反诉受理费13610.62元，评估鉴定费17780元，均由中林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一审法院曾前往黄埔海关调取中林公司与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相对应的16份报关单，黄埔海关回复称，按海关报关单证管理规定，中林公司的16份报关单现已下架，无法提供。2.中林公司认为2014年8月1日的138725.92元与本案无关，而是金翼公司因其他业务委托中林公司报关而支付的代理费，中林公司委托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报关，并从中赚取了差价。中林公司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广运船务有限公司发给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到货通知、提单等；2014年8月1日的记账凭证，载明收到金翼4柜代理费138725.92元；2014年8月4日的费用报销单，载明黄埔4柜—金翼代理费，给海澌达128643.43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2014年8月4日的记账凭证，显示2014年8月4日，中林公司向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代理费128643.43元。金翼公司否认双方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与金翼公司无关，中林公司已在原来一审的反诉状以及庭审中多次确认过代理费用的问题，无权否定对其不利的陈述。3.中林公司为证明金翼公司欠款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倪四虎与陈汉宜通话录音，证明倪四虎向陈汉宜追要欠款；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倪四虎因和其他人在广州市大观园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的门店索要欠款而被公安机关询问；广州市大观园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与金翼公司的信用报告、商标权属查询网页截屏，证明两家公司的股东均为陈汉宜、黄雪玉，实际控制人为陈汉宜，金翼公司申请了大量与“大观园”有关的商标，金翼公司仍然拖欠中林公司代理费以及税款。金翼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通话录音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录音的取得手段不合法，无法确定是否经过剪辑，倪四虎并未说明欠款事由和金额，陈汉宜并未确认欠款。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倪四虎因到广州市大观园红木家具有限公司闹事被公安机关调查，不能证明欠款事实。对信用报告和商标权属查询网页截屏的三性不予认可，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混同。4.在（2018）粤01民终11882号案中，证人江某曾出庭作证，称其曾向陈汉宜购买木材，2015年天气刚刚热，倪四虎因需要确认磅单重量找江某签字，说只有签了字才能收到金翼公司拖欠的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需要再次对《代理报关协议》中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二、金翼公司是否应支付中林公司增值税款；三、金翼公司于2014年8月1日向中林公司支付的138725.92元是否属于《代理报关协议》项下的款项。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本案是否需要对《代理报关协议》中公章形成时间再次进行鉴定的问题。本案一审过程中，根据中林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代理报关协议》中中林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落款文字和印章的形成顺序以及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认为中林公司印章真实，协议中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在先，印文形成在后，但因印文与样本中印文的阶段性共时性特征反映不明显，故无法判断《代理报关协议》中印文的具体形成时间。经审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和相关鉴定人具有文书司法鉴定资质，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依据充分，二审中未出现新的事实，当事人也未提交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中林公司提出的再次鉴定申请不予接纳。关于金翼公司是否应支付中林公司增值税款的问题。中林公司为证明增值税款损失2089695.81元，向法院提交了16份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缴款人为中林公司）。税务机关向法院出具的复函显示，上述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已全部抵扣完毕，即中林公司已用其销项税抵扣了该进项税。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双方在《代理报关协议》中约定的代理报关、报检费27000元/20’是单证齐全报关报检费用（不含税）的10倍多，单证不齐全报关报检费用（不含税）的4倍多，虽然该价格低于评估报告认定的含税价格，但结合增值税可以抵扣的事实，金翼公司关于根据《代理报关协议》的约定，27000元/20’属于包柜费，金翼公司无需另行向中林公司支付增值税的主张，更为合理。且从《代理报关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在第三条约定了金翼公司应支付的费用为代理报关、报检费和运输费等，第五条第3点则约定金翼公司应按时支付上述约定的各项税、费。结合上下文理解，第五条第3点约定的各项税、费的范围应与第三条约定的费用范围相同。中林公司主张第五条第3点中的税是指增值税，显然缺乏充足的依据。中林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电话录音等证据，只能证明中林公司曾单方主张金翼公司拖欠其款项，不能证明金翼公司已认可该笔欠款。因此，金翼公司要求中林公司支付增值税2089695.81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金翼公司于2014年8月1日向中林公司支付的138725.92元是否属于《代理报关协议》项下款项的问题。中林公司主张，除《代理报关协议》所涉的69柜货物外，中林公司还曾通过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帮金翼公司代理了4柜货物，并提交了到货通知、提单、记账凭证以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为证，但金翼公司主张中林公司只代理了69柜货物。经审查，上述证据并不能充足证明该4柜货物并非《代理报关协议》项下的货物。且中林公司在原审的反诉状和庭审中已在事实上认可金翼公司支付的2527025.92元均为《代理报关协议》项下的款项，双方仅对增值税的问题存在争议。因此，中林公司要求将金翼公司于2014年8月1日支付的138725.92元从总的代理报关、报检费中剔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林公司在原审提交的反诉状和庭审中均认可金翼公司应支付的涉案货物代理费为1919400元，金翼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现中林公司改称代理费应为2851259元，但除其自行制作的表格外，并无其他充足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本院对中林公司的反言不予支持，认定金翼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为1919400元，金翼公司已支付2527025.92元，扣减后，中林公司还应返还607625.92元（计算方式：2527025.92-1919400）。综上所述，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86.8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中林木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任永乐王祥瑞何冠莲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