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7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世华，男，汉族，1967年2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江，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敏，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维东，男，汉族，1969年4月6日，住河南省商城县。上诉人陈世华因与被上诉人夏维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0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世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夏维东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维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夏维东住河南省商城县，陈世华住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市海淀区不是合同履行地也不是被告住所地，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二、一审法院根据借条和转账凭证认定夏维东向陈世华借款10万元错误。夏维东转款是购买国津（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津公司）的理财产品，是通过刷POS机向国津公司转款10万元，与其提交的借条中记载的款项交付方式为“现金”不同，应综合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夏维东的经济能力等确定借贷行为是否发生。陈世华是国津公司员工，负责推销公司理财产品，为了完成任务找到夏维东购买理财产品，夏维东要求出具借条，双方之间没有发生真正的借贷行为。夏维东共三次购买陈世华推销的理财产品，分别为5万元、20万元和2018年5月31日的10万元，夏维东均将款项付至国津公司账户，其中25万元已由国津公司返还，夏维东获得红利。2018年5月31日的10万元，夏维东已经获得部分红利，因国津公司倒闭未能继续履行，夏维东与国津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一审法院以陈世华为国津公司员工而认定夏维东通过POS机向国津公司账户支付的10万元流入陈世华手中错误。夏维东辩称：不同意陈世华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夏维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世华归还夏维东借款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世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维东与陈世华系亲戚关系，夏维东主张陈世华向其借款10万元，并出示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夏维东现金拾万元正，壹年到期，2019年5月31日还清；陈世华，身份证号：×××”。庭审中，陈世华认可该借条是其书写并签字，但其称是夏维东写好之后让其抄写。就款项的给付方式，夏维东称其根据陈世华的要求通过刷POS机的方式于2018年5月31日将10万元转入国津公司的银行账户。陈世华称上述转账系夏维东自行购买该公司的理财产品的行为，与其无关，此外借条中载明为“现金”，但夏维东又称系转账，亦存在矛盾。庭审中，陈世华认可上述转账发生时其系国津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本案夏维东主张陈世华向其借款10万元，并出示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但陈世华主张其本人并未收到上述款项，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该院认为，陈世华书写的借条与银行转账凭证所载明的时间、金额完全一致，且发生转账之时，陈世华系国津公司的员工，夏维东的主张与其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该院予以采信。陈世华未就其为何书写上述借条做出合理解释，亦未就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出示相应证据，故其抗辩意见，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庭审中，陈世华称借条中载明为“现金”，但夏维东又称系转账，存在矛盾。对此该院认为，上述表述词语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符合一般人的通常认识，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一般特征，并不构成本质的矛盾，故对陈世华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夏维东与陈世华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借条中明确约定还款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现还款期限已届满，陈世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已经构成违约，理应及时偿还。故夏维东要求陈世华偿还1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陈世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夏维东借款本金10万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世华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案外人**与国津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证明陈世华是国津公司的理财推销员，合同都是购买理财产品的人与国津公司签订的，印证本案借条中的10万元是夏维东支付购买国津公司理财产品的款项，陈世华与夏维东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夏维东未提交新的证据，其针对陈世华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与夏维东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陈世华提交证据为案外人与国津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未涉及与夏维东相关的内容，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审诉讼期间，陈世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1．夏维东6226160103XXXXX账户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对账单；2．吕俊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陈世华经手办理的夏维东与国津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信息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以上证据证明夏维东曾多次向国津公司打款，间接证明夏维东2018年10万元打到国津账户上不是借给陈世华的钱。本院二审诉讼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针对出具本案借条的原因，陈世华二审诉讼期间表示，其作为国津公司的理财推销员是有任务的，为了完成任务，就向周围亲戚朋友介绍理财产品让他们购买，但有的人不相信，怕购买后不能按期付息还本，就让陈世华出具借条，陈世华出具借条是为了让购买人放心国津公司能够按时还本付息，因为都是陈世华的亲戚朋友，出了这个条，他们就信任了，本案的借条是夏维东写好要求陈世华抄写的，陈世华同意抄写，是为了完成业绩。夏维东表示，其之前曾购买过国津公司的理财产品，但本案诉争款项并非其自己购买，而是向陈世华出借的借款，陈世华亦出具了借条，就诉争的10万元款项，即使存在以其名义与国津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其也不再依据合同主张权利，本案的10万元是借给陈世华的，就找陈世华要。夏维东认可其曾通过陈世华购买过国津公司的理财产品，并签订过相关合同，但本案诉争款项并非购买国津公司理财产品的款项，而是向陈世华出借的款项，要求陈世华出具借条，就是因为该款项是借款，诉争款项本来是要转给陈世华的，但陈世华要求夏维东到国津公司万丰部，并拿来POS机让夏维东刷卡，陈世华称，刷卡操作由国津公司万丰部的经理杨传芳操作，是在国津公司万丰部进行的，转款时其在场。经查阅一审卷宗，陈世华一审诉讼期间并未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陈世华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陈世华一审诉讼期间并未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二审诉讼期间提出，已经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现陈世华以北京市海淀区并非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系针对地域管辖提出的异议，不符合前述法律的规定。综上，陈世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对其二审诉讼期间提出上述异议，本院不予处理。关于陈世华主张与夏维东不存在借贷关系一节。本院认为，夏维东依据陈世华出具的借条提起诉讼要求陈世华偿还款项，陈世华对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夏维东已就与陈世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提供了初步证据予以证明。陈世华主张，其出具上述借条的本意并非向夏维东借用款项，而是在完成工作业绩而向夏维东推荐理财产品时为了取得夏维东的信任、让夏维东对国津公司能够按时还本付息放心，但陈世华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夏维东系在国津公司相关部门通过POS机具支付诉争款项，相关操作由国津公司工作人员完成，此时陈世华为国津公司员工，付款时其亦在场，据此，陈世华知悉并见证案涉款项支付至国津公司账户，结合其出具借条明确表示向夏维东借用款项的事实，足以认定陈世华与夏维东之间就诉争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款项是否付至国津公司账户不足以否定上述借贷关系；另外，陈世华主张夏维东支付案涉款项系其自身购买理财产品并与国津公司就案涉款项签订相关合同，但诉争款项发生时，陈世华系国津公司员工，具有取得相关合同的便利，而案涉借条由其书写，其中并未记载前述内容，故是否存在以夏维东名义签订的诉争款项相关合同的事实，无法否定夏维东与陈世华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陈世华申请调取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案涉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对本案处理结果并无影响，本院不予准许。综上，陈世华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夏维东与陈世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判令陈世华偿还借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世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陈世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硕审 判 员  梁志雄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 岩书 记 员  王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