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3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微，女，1987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越姣，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亚男，女，199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轩，系葫芦岛市连山区博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广济医院，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2—1号。法定代表人：王德斌，系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姗，系辽宁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系辽宁庆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芝，女，195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杰，男，194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革，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军，男，196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上诉人金微、武亚男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曹玉芝、王立革、邵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18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微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14民初18751号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与已经生效的判决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2民初15951号、沈阳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4320号判决书矛盾，违背法律既判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金微系个人行为，这与已经生效的判决相矛盾。相当于现判决在原审的判决基础上，人为错误的增加了一个侵权人，通过现判决将原有判决改变，这严重违反了法律既判力。如果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想增加侵权的主体，应当是在原审法院审理案件中，主动增加被告主体或者法院依据案件审理依职权增加被告。但是在已经生效的判决里，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并没有提出增加被告的请求，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对此追加被告。因此，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侵权的主体就一个即沈阳广济医院。如果沈阳广济医院在后续判决生效后，发现或者认为有遗漏的侵权主体，需要走的是再审程序，而非是新诉讼程序。另外，如果沈阳广济医院放弃通过再审途径追究其他侵权主体，则在新诉讼中，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及一审法院需要确定大前提是，金微及其他员工均是职务行为，这样才能维护法律既判力，不与原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相矛盾。既然新诉的前提是金微及其他员工均是职务行为，那结合全国判例、劳动者所获得报酬及单位由此获得的收益，原则上履行职务行为发生过错，进行追责原则上不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二十。但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金微承担60%责任畸高。可见一审法院认定金微系个人行为，承担60%的责任均是错误。二、一审案由为追偿权，案由与一审认定事实相矛盾。一审法院以追偿权为案由进行立案并开庭。但是纵观现有法律，我国对于追偿权案由需要有明确规定，如担保追偿权等。原告无权以追偿权为案由向被告主张赔偿。追偿权的前提是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双方有合同约的，而本案均不存在此前提。医院主张损失的依据是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判决中明确赔偿责任主体是医院，并未在已经生效的判决中判决上诉人金微与被上诉人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且上诉人金微与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双方也没有劳动合同约定此种情况单位可以追偿，相反《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只有认可上诉人金微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单位以劳动合同等为依据向员工追讨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金微是个人行为，则与一审的案由确定就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判决严重错误。三、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中，经过法院委托，由北京法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报告：“1.依据现有病历材料及尸检结果，被告沈阳广济医院对鉴定人王某未进行查体及诊断开具氨溴索用药建议并超剂量用药存在过错，静滴氨溴索是导致王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错误的理解该结论，误认为是单纯滴注了氨溴索而导致死亡，遗漏了过量使用的关键点。另外，一审法院在判决论述里阐明了氨溴索与沐舒坦是同一种药品成分，也就是滴注同样剂量的沐舒坦患儿同样会死亡，但一审法院对于该处一带而过，并未给出法院认定。另外，患儿最终的死亡是过量注射氨溴索，一审法院完全不顾事实，在公安笔录及开庭中，涉事医生已经承认给予患儿开具了超剂量的药物，虽然狡辩是沐舒坦，但是沐舒坦成分依旧是氨溴索，涉事医生有相当大的责任需要承担，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因不能证明涉案医嘱系两人开具”故将涉案医生刨除在责任主体之外，明显存在错误。四、一审法院重复并加重考虑患儿家属的过错，使得医院完全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已经生效的判决，已经将金微系患儿家属这一细节考虑在案件中，认定“关于责任比例问题，虽然患儿是由其小姨金微到被告处抽血化验，后进行输液，并存在不规范那就医的行为，但是该行为不能免除被告沈阳广济医院在患儿治疗过程中的必要注意义务，且在治疗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被告沈阳广济医院的医务人员，”故认定患儿及家属承担20%的责任。一审法院再次将患儿家属的情节考虑进来，判定患儿家属金微再次承担60%的责任，无形中既是对原审已经生效的判决违背，又是对医院承担患儿死亡责任严重人为错误的改动，这恰恰达到了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的目的，通过新的诉讼完全逃避了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社会责任。另在已经生效判决执行中，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并没有如期履行，目前依旧拖欠患儿家属近40余万元的钱款。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楚，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相违背，案由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要求撤销(2019)辽0114民初18751号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沈阳广济医院辩称，本案一审判决与（2018）辽0102民初1595号和平法院及（2019）辽01民终4320号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不矛盾，正是基于该两级法院判决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和平法院（2018）辽0102民初1595号判决认定患儿王某死亡原因经鉴定机关鉴定是王某未进行查体及诊断书开具氨溴索用药建议并超剂量用药存在医疗过错，静滴氨溴索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王某到被上诉人处就医过程不规范，该就医行为及氨溴索用药过程系王某家属及被上诉人相关人包括医务人员共同造成，所以判决患儿王某法定权利人承担20%责任，被上诉人承担80%责任。那么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是谁呢？公安机关的案件调查询问笔录及出具的情况说明查明是见习医生金微、病房护士武亚男、护士长曹玉芝三人，正是金微确定为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我方才承担赔偿责任，我方行使追偿权有法律依据。金微对患儿王某不规范就诊、不进行查体、在金微自己无处方权的情况下，自己用药盒书写开具处方给患儿静滴氨溴索致患儿王某死亡应负直接责任。2014年1月2日，上诉人金微早晨8点在本院三楼住院部下夜班由闻萍接班办理交接手续（闻萍、曹玉芝公安笔录予以证实）之后，患儿王某即上诉人外甥，在上诉人金微姐姐金凤、姐夫王希龙带来被上诉人处就诊，金微利用自己为被上诉人医务人员的身份，而直接到三楼住院部不去一楼门诊治疗，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非职务范围、不挂号、不缴费，各种单据写自己名字的情况下，私自利用自己关系为患儿抽血化验，不对患儿进行查体，只是向王立革、邵军两位医生进行口头询问，私自下非正规处方，而对患儿所用药品氨溴索，并非是向王立革医生询问的红霉素注射液，后来又询问的沐舒坦用量，虽然，氨溴索与沐舒坦二者化学成分相同但沐舒坦是进口液体药品，而氨溴索是国产粉状药品，而且被上诉人医院对儿童适用的是进口质量更好的沐舒坦。上诉人金微找到同科室的上诉人武亚男采取先借后还的方式挪用本科室的药品。因此，对于上诉人私自个人行为及违规行为造成患儿的赔偿，在被上诉人承担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完全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向上诉人进行追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金微的追偿并没有使患儿的法定权利人责任加重，与和平法院判决不矛盾，患儿的父母赔偿以得到实现，和平法院判决中的金微不是认定患儿的法定权利人，而是认定为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才导致被上诉人的赔偿，所以，被上诉人才依法向上诉人追偿。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人上诉。武亚男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014民初18751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等项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撤销或改判，其上诉理由如下：原审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实属于被冤枉的当班执业护士。2014年1月2日上诉人当班在岗正常工作时，突然接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芝护士长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医生的指派给患者王某配制处方药剂，上诉人(原审被告)依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大夫为患者王某开具的处方，上诉人(原审被告)在护士站依据处方的比例配好药剂。随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医生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芝护士长将配置好的处方药剂取走给患者王某注射点滴，患者被注射点滴后，发生药理和病理反应。上诉人(原审被告)当班日常工作较忙，对于患者注射的事情根本不知情，当时本人看到医生和护士都在抢救患者王某，上诉人2(原审被告)才知道患者病情很严重。当日上诉人(原审被告)在岗正常开展护理工作。工作中受护士长指派，根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医生为患者王某开具的处方在护士站按比例将处方药剂配好。完全按安全技术规程规范操作，上诉人(原审被告)未有任何差错和违法违纪现象，原审法院不分青红皂白强行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对这起医疗事故发生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原审法院没有依据判决，上诉人是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更无法理解，明明是各位医生的口头医嘱和手书医嘱出现问题。本案原审查明中，未查明成人和儿童的处方用药比例。抽血化验也未查出成人抽血化验检验还儿童抽血化验，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原审中未调查清楚就草率结案认定，原审法院让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本起医疗事故10%赔偿责任，实属错判。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错误认定“由武亚男为患者王某配药并输液，输液1分钟后患者出现异常，后转院后不治身亡。”原审法院判决漏洞百出，对于2014年1月2日发生事件中的沈阳广济医院医护人员工作岗位张冠李戴，上诉人(原审被告)在为患者王某治疗中，根据医嘱只管配制处方药剂，执行医嘱输液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芝护士长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进行操作注射，而并非是上诉人(原审被告)本人操作。原审法院凭空捏造、严重歪曲事实真相，错误认定由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给患者注射，原审判决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相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二)项(三)项有关规定，本判决属于错误认定。原审法院判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几被告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和本案原审庭审记录有很大的出入，原审判决内容和原庭审记录相互矛盾，叫上诉人难以理解，本案在原审庭审调查中，被上诉人沈阳广济医院认同金薇医生是本院的医生，在工作岗位上为患者王某出具的处方药，到底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原审法院未有定论，对于患者王某在诊疗中，抽血、化验、检验的医务相关人员，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否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中未阐述清楚，对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医院生亲笔医嘱和其他几位医生的口头医嘱，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口头医嘱和手书医嘱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有关的内容与法律相悖，请二审给予改判和纠正。三、上诉人(原审被告)在过去的日常工作中，执行医嘱处方配药，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医院的规范规定，上诉人(原审被告)在执行医嘱工作中，按医嘱处方配制药剂，没有任何过错和违法违纪行为，原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真相，就强制草率让上诉人(原审被告)承担10%赔偿责任，因本案涉案的手书医嘱配方比例出现问题是导致医疗责任问题发生诱因。处方配药，成人和儿童之间是有差距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薇手书医嘱，医嘱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原审被告)在当班日常工作中，根据上诉人(原审被告)医院的规章制度，未有医生下达医疗处方，当班医护人员是不能随便为患者取药配药的。也就是说，上诉人(原审被告)在2014年1月2日为患者王某取药配药合情、合理、又合法。对于后来患者家属与被上诉人产生医疗纠纷，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所以，上诉人(原审被告)不应该承担10%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庭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依据民法总则第107条相关规定，免除对上诉人(原审被告)追偿，使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职业行为得到法律合法的保护。沈阳广济医院辩称，上诉人武亚男明知患儿王某因为金微关系，在没有挂号、没有缴费情况下，明知本院见习医生金微不在工作时间、无权开具处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相应规章制度及合规的处方情况下，还依据见习医生金微在药盒上书写的处方，与金微私自挪用科室里的药品，为金微配药、输液，严重违反医疗护理操作常规，对患儿王某死亡有重大过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武亚男承担10%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武亚男上诉人请求。曹玉芝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对上诉人金微和武亚男提出的上诉，不应该成为这次上诉的主体，因为他们的上诉请求都是对于洪区法院的判决有意见，用各种不合情理的阐述，无可辨别的事实，来诬蔑我们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但是里面有一个误区，不论是王立革、邵军、曹玉芝、武亚男都是在正常的工作期间，他们所做的每个动作都符合护士和医生的医疗准则，在整个医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不存在违规，都是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的，金微把这些错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推给了这几个人，为他自己脱罪，在这次事故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将他姐姐的孩子造成死亡，金微需要负主要的责任，达到80%—100%的责任，金微姐姐的孩子怎么死亡他自己已经阐述了，是氨溴索严重超标，而造成的孩子的休克以致内心脏的损伤，药并不是在药局取的，他取药的药方也不是当班医生开具的，也不是医生王立革开具的，所以两个大夫没有见过金微姐姐孩子面，不存在开具处方，在药局取药，在金微和金微姐姐的陪同下的孩子，没有金急诊室和出诊时，而是亲自领到三楼的住院处，到住院处后也没有经过邵军的同意和开具血液的筛查，而自己私自的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具了化验单，签上自己的名字，给金微姐姐的孩子进行了化验，在当时化验时金微和金微的姐姐、姐夫都在现场，并且还有几个当班的护士也在，曹玉芝护士长当时正在在楼下跟大夫进行巡诊，并没有在抽血的位置上，在大夫巡诊后，曹玉芝才从一楼走到三楼，到三楼后她看到了好多人围绕一个孩子在进行抽血，但是几个护士试过之后并没有将儿童的血抽到试管中进行化验，作为当班的护士长，也就是当科的护士长，在医护人员、护士，无法正常抽出血液到试管中作为护士长有权、也有能力帮助护理人员将患儿的血液进行到底，把孩子的血液安全的抽到试管中进行化验，这是护士长的责任，并不是因为私人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而且因为护士长有责任、权利帮助患者解决疑难问题，同时也教育了护士怎么将这个工作做好，作出了榜样，这次的医疗事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6年，作为金微姐姐的孩子也就是金微的外甥，在6年的时间里还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行为，是非常的可悲。最终造成患儿的死亡是由于氨溴索的超标，整个的超标过程中是经过询问和自己的主观意向用不规范的药盒的纸写出不规范的处方，但是不论处方还是医嘱，这是医生的责任，所以每一个当班的护士，由于当时武亚男正在配药室，她没有权利更改金微开出处方的权利，她作为当班的护士必须按照金微开出的处方，药品数量准确无误的进行配方，她在配药时并不是说护士长当时指派她到配药室，因为她是当班的护士不需要护士长临时调配，所以护士长也没有临时让他加配这些药物，他这些的药物是根据金微所开具的处方氨溴索30毫克进行配液，她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并且在工作中，而金微是在业余中配孩子看病，30毫克的氨溴索也就造成金微姐姐孩子的死亡原因。在调查事件中有个重要的证据被金微和她的同学闻萍和李碧佳，利用晚间值班的时间将主要的证据处方和给金微姐姐孩子注册液体的标本，偷出去了，进行了销毁，给后期的调查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有录像作证。整个的过程造成金微姐姐孩子的死亡要负100%的责任。邵军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我全程没有参与诊疗和治疗，与我没有关系，他让我给孩子听诊两分钟，我建议用沐舒坦，他们用了别的要，没有听我的话，与我没有关系。王立革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金微说的不对，上面有徐主任还有助理执业医师，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沈阳广济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678202.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告金微为原告沈阳广济医院实习医生、曹玉芝为沈阳广济医院护士长、武亚男为沈阳广济医院护士，王立革、邵军为沈阳广济医院医生。2014年1月2日，患儿王某因与金微的姨甥关系到沈阳广济医院就诊，金微未给患儿挂号、交费，由曹玉芝为患儿王某抽血，金微将患儿的抽血血样标签为自己的名字进行化验，在询问王立革、邵军等医生用药药品后，自行开具氨溴索的配药用量，由武亚男为王某配药并输液，输液1分钟后患儿出现异常，后经转院不治身亡。2018年患儿王某的父母王希龙、金凤作为原告，提起对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阳广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诉讼中对医疗纠纷进行了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1、依据现有病历材料及尸检结果,被告沈阳广济医院对被鉴定人王某未进行查体及诊断开具氨溴索用药建议并超剂量用药存在医疗过错,静滴氨溴索是导致王某死亡的直接原因。2、被鉴定人王某于沈阳广济医院的就医过程属于不规范性就医行为,该就医行为及氨溴索用药过程系王某家属及被告医院相关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共同造成。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102民初15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阳广济医院赔偿原告共计671155.20元。沈阳广济医院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民终43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向雇员追偿。本案所涉事故经生效判决认定沈阳广济医院对事故受害人赔偿671155.20元，本案各被告均系原告沈阳广济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时亦为雇员，对于因工作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沈阳广济医院就损害后果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法享有追偿权。关于本案各被告的行为。本案被告金微系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实习医生，涉案事故受害人就诊系未经挂号，以金微名字进行抽血化验，由金微手书医嘱并由护士执行。根据金微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我在三楼病房值夜班，不在门诊具体看病，2014年1月2日上午8、9点钟，我当时在三楼准备下班……我带我姐夫和我姐还有王某一起到一楼内科门诊”，金微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未经门诊挂号诊查，以自己名字给患儿验血，没有医生执业资格却自行书写医嘱，金微出于亲属私情作出的全部行为系与自身职务无关的行为，根据涉案事故的鉴定，不规范性就医行为及氨溴索用药过程系王某家属及被告医院相关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共同造成，被告金微作为王某亲属及医院相关人员，其行为与涉案事故的后果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关于被告曹玉芝、武亚男的行为，曹玉芝、武亚男均为具有执业资质的护士，应遵守《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卫生管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在履行职责、施行医疗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医疗护理操作规范常规，以及职务和业务的惯例和常理，保持充分的谨慎，以预见医疗行为的结果和避免损害后果发生等注意义务。曹玉芝系护士长，为患儿抽血，武亚男为患儿配药及输液，输液不成功后由曹玉芝完成，上述行为均是对涉案患儿的医疗行为，而血样未标注患者名字、医嘱没有患者名字、没有医生签字及印章，两名护士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护理操作常规，具有明显的不当，对涉案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关于被告王立革及邵军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对沈阳广济医院院长王宇欣及实习医生闻萍的笔录及本案被告邵军的陈述，均称“安溴索”是粉末状的，“沐舒坦”是液体的进口药，金微在公安机关及庭审中陈述，就患儿的用药曾向王立革、邵军及三楼住院部徐主任三人咨询，王立革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和邵军在办公室，金微到一楼诊室就问扎红霉素用多少……我正给她算用多少计量的时候，邵军丈夫就说给用0.6克就行……之后金微又问我用沐舒坦多少，我说没必要……她说有痰，我没吱声，邵军说给用30毫克”，邵军在公安机关陈述“金微跟王立革说我的外甥支原体发炎了，王立革就说打点红霉素呗，我就告诉金微小孩用0.6克就行……金微又问我用沐舒坦多少，我又说用30毫克”，从证据可见，医生未口头告知用药“安溴索”，而“安溴索”与“沐舒坦”虽化学成份相同，但在涉案的医院为商品名不同的两种药物，过量使用的“安溴索”处方由金微书写，金微又系向多位医生咨询用药，故不能认定本案医生的行为对涉案事故具有因果关系，被告金微辩称医生作出口头医嘱，医嘱药物化学成份相同即本案涉事故医嘱由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出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定。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本案涉案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某于沈阳广济医院的就医过程属于不规范性就医行为,该就医行为及氨溴索用药过程系王某家属及被告医院相关人员包括医务人员共同造成。本案所涉不规范的就医行为均系金微出于私人关系，且实施有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故被告金微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告曹玉芝、武亚男因受金微请托，违反职业规范及诊疗规范，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失，故各自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王立革、邵军，因不能证明涉案医嘱为两人开具，故不承担责任；原告就其自身管理不完善，出现不规范就医行为致本案事故发生，承担20%的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金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阳广济医院402693.12元；二、被告曹玉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阳广济医院67115.52元；三、被告武亚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阳广济医院67115.52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2元，由被告金微负担6349.2元，曹玉芝负担1058.2元，武亚男负担1058.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仅应就上诉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一、沈阳广济医院是否有权向二上诉人提出追偿权；二、二上诉人责任承担的范围。首先，因患儿死亡，沈阳广济医院已被生效判决判令赔偿患儿家属671155.20元。关于该医院是否有权追偿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因员工侵权而向被侵权人承担的为替代责任。一般而言，如果工作人员或雇员没有或仅有轻微过失、过错的，用人单位无权主张追偿。但工作人员或雇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致人损害时，若不赋予用人单位或雇主追偿权，显然有悖公平原则。本案中，金微明知自己并无医师证，无开具处方的资格和能力，仅在粗略询问多名他人的情形下，安排作为其外甥的患儿不经挂号、不经规范查体诊治、不经药物过敏测试，且对多名他人不同说辞自行选弃后，在药盒上手写用药类型及剂量，进而协调护理人员取药注射，显属存在重大过错。武亚男作为取得执业资质的护士，在注射药物时应遵循严谨规范的操作规程和查对制度、应当对床号、姓名、药名、浓度、剂量、用法、时间等信息进行细致核对，但依查明事实证明的患儿情况病情和诊断结果，特别是金微在药盒上手写的“处方”，根本不足以作为药物注射操作的依据的情形下，向患儿注药，亦属存在重大过失。即使另案判决认定沈阳广济医院与患儿有医患关系，也不能认定二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完全是在行使沈阳广济医院赋予的职权，而应认定明显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故，沈阳广济医院在赔偿受害人后应享有向二上诉人追偿的权利。关于二上诉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如上所述，金微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行为不排除存在作为患儿的近亲属不配合沈阳广济医院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武亚男作为执业护士，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根据二上诉人对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和行为性质来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属一审法院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当事人应承担因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而带来的事实风险，应容忍这种裁量结果。在裁量没有明显失当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应再次行使自由裁量权推翻原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结果。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本院对一审判决不再进行调整。综上所述，金微、武亚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微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349.2元，由上诉人金微负担；武亚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2元，由上诉人武亚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