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汉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华，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华，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兴。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瑶，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颜，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伟庆。原审第三人：张护明。原审第三人：朱锦弟。上诉人蔡汉标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兴，原审第三人何伟庆、张护明、朱锦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汉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华、黄绍华，被上诉人李国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瑶、张颜，原审第三人张护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何伟庆、朱锦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汉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蔡汉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兴支付3730480元；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国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约定，蔡汉标保证在2018年5月14日前将李国兴的投入资本全额付清是应扣除已缴纳给武汉金生国际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生公司）的租赁保证金；（二）应支付给武汉金生公司的租赁保证金为390万元，且该390万元已支付给武汉金生公司；（三）蔡汉标应返还给李国兴的投入资金本应扣除属于李国兴所占份额的租赁保证金1469520元；（四）鉴于李国兴至今不确认应返还给李国兴的投入资金的本金金额，导致蔡汉标无法向李国兴支付相应款项，为此李国兴要求蔡汉标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依据；（五）李国兴在承包前垫付的相关费用、李国兴阻挠蔡汉标正常经营等事宜以及承包期满后蔡汉标垫付的费用等造成蔡汉标的损失，蔡汉标将在另案起诉处理，不在本案进行抗辩。李国兴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蔡汉标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蔡汉标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本案中不存在扣除租赁保证金390万元的情形。1、关于2012年5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中“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包租押金”的真实意思是蔡汉标承包期间内，如果武汉金生公司明确要求缴纳包租押金，则由承包人蔡汉标缴纳，然后在承包期满时扣除。但四个股东以广州联合商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名义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由于场地交付时间、租金数额等的变更，合同双方签订了多次补充协议。在此期间以及承包期间，武汉金生公司一直没有明确需要交纳押金及具体押金金额。由于武汉金生公司没有明确，股东也没有要求蔡汉标上缴所谓的押金。一直到蔡汉标承包期满，蔡汉标也没有交纳押金给股东或武汉金生公司。2.承包是按现状承包。整个项目的总投资为1380万元，并没有包租押金。蔡汉标应当在承包期间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扣减应当给付的承包费用。3.一审庭审过程中，蔡汉标本人认可已将其他股东的承包款全额支付完毕，没有扣减任何包租押金之类的款项。张护明述称，其一共投资120万元，蔡汉标向其返还投资款60多万元，大部分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现金支付的金额不超过2万元。投资款并未全部收回，扣除了押金；一开始是由李国兴主管经营，后来蔡汉标承包，押金已经交付给武汉金生公司，否则不可能有这个项目。押金要等到不经营以后，武汉金生公司退回给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再由广州联合商汇公司退回给各个股东；现在武汉金生公司已经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解约，其不清楚押金是否退回给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或蔡汉标。何伟庆、朱锦弟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李国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汉标即时向李国兴支付承包费525万元；2.判令蔡汉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李国兴支付从2018年5月15日起至清偿承包费完毕时止的占用金；3.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蔡汉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兴、蔡汉标以及张护明、朱锦弟、何伟庆系武汉商汇美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股东，李国兴为法定代表人。蔡汉标系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蔡汉标、李国兴各方无异议的2010年8月21日的《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载明：甲方为武汉金生公司，乙方为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甲乙双方为了发展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烽火村青菱中路特一号V1精品馆项目，甲方将本项目整体租赁给乙方经营；乙方按合同约定向甲方缴纳相应承包租赁款项；租赁期限共计10年，从2011年3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双方签订本承包经营合同后，乙方须向甲方预先支付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合同履约金（合同签订后转为租赁保证金）；甲方给乙方办理交楼及交钥匙时，乙方须向甲方缴纳所有商铺三个月的租金作为租赁保证金，共计伍佰肆拾万元整，该租赁保证金已经包含乙方预先支付的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租赁保证金的意义是指在项目承包给乙方经营期间，因乙方单方终止合同、严重违反合同或因乙方自身原因无法继续承包时，作为甲方的利益保障，同时又是甲方单方终止合同、严重违约时对乙方双倍赔偿的利益保障。蔡汉标、李国兴确认，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是该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武汉商汇美居公司是经股东商议承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上述租赁的相对方。之后武汉金生公司还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签订多份补充协议，但均未涉及租赁押金的问题。2010年8月25日，李国兴通过中国银行向蔡汉标转账支付250000元。2010年9月9日，李国兴取得加盖有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印章的收据，载明收到“李国兴《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精品馆》项目股金人民币250000元”的收据。加盖武汉金生公司印章的2011年6月17日的《付款委托函》显示，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租赁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支付租赁款项壹仟万元事宜，将款项支付至陈艾娥、62×××16的账户。2011年6月21日，李国兴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陈艾娥（62×××16）的账户支付5000000元。2011年11月14日，李国兴取得加盖有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印章，以及有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字样签名的《付款证明》一份，载明武汉金生公司的收款账号为62×××16、收款人为陈艾娥，武汉金生公司收到汇款后，向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出具编号为0047153的收据一张，金额为壹仟万元，其中李国兴支付500万元，蔡汉标支付250万元，何伟庆支付250万元。据加盖有武汉金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0047153）显示，收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支付的壹仟万元租赁款。2011年11月14日，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代表叶朝霞）、朱锦弟、张护明签署2011股决（1）号《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同意以成立的武汉商汇美居公司作为VI精品馆的承租方，接收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的租赁权利义务；项目总投资1380万元，股东以投资金额承担股份的比例，其中李国兴投资520万元、占股比例为37.68%，何伟庆、叶朝霞投资270万元、占股19.57%，蔡汉标投资270万元、占股比例19.57%，朱锦弟投资200万元、占股比例14.49%，张护明投资120万元、占股比例8.69%；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其余股东权利义务以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为准。2012年5月10日，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朱锦弟、张护明签订武汉商汇美居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采取不增加股本的条件下，以某位股东承包的方式自主运营VI精品馆，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股东蔡汉标作为该项目独立承包人，全面接受VI精品馆的招商、运营和管理所有权，承包方案如下：1.承包期限为72个月，自2012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14日截止；2.承包期内，蔡汉标承担V1精品馆所涉及的所有运营费用（含管理团队薪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应交租金及其它该项目产生的费用等）、宣传推广费用和该项目所产生的税费、工商费及政府其它收费；3.承包期内，蔡汉标自负盈亏，V1精品馆项目产生的所有租金收益（只限承包期内的租金收益）和其它经营服务收入归属于承包人所有；4.蔡汉标保证在2018年5月14日前将李国兴、何伟庆、朱锦弟、张护明四位股东的投资本金全额付清（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包租押金）；5.承包期内，非承包人蔡汉标原因，属于武汉金生公司单方取消原承包合同或政府拆迁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经营亏损，承包人蔡汉标不需要承担经济责任；6.承包期内，VI精品馆的经营决策权归属于蔡汉标，其他股东不得干涉，但其他股东有义务和责任协助承包人经营好该项目；7.承包期结束后，全体股东再共同决议该项目的运营方式；8.承包人正式接管承包之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归属于武汉商汇美居公司。蔡汉标为证实上述主张，在本案提供了：1.2018年5月12日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其中载明股东李国兴于2017年7月28日取走的公司公章（现由其子李旭东持有），应于2018年5月15日前取回并交总经理朱锦弟（或受托人蔡汉标）保管，鉴于股东李国兴取走公司公章并将公章交由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武汉国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李旭东占管，其他股东质疑其行为的合规性，股东李国兴自2018年5月15日起暂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直至股东会就此形成新的决议等。该决议并无李国兴签名。2.《关于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及纳税信息实名认证情况汇报》，其中提到2016年6月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手续以及完善纳税信息实名认证，需要公章及相应法定代表的手续，张南昌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短信联系李国兴，也曾面对面对李国兴之子李旭东交涉，但一直没有结果，2017年9月与李国兴发过短信后，又给李旭东电话，要求他带上公章去国税局办理纳税信息实名认证，李东旭又说要找他爸，此次电话后依然没有结果；2017年10月19日，张南昌和会计鲁红梅，以及李旭东公司的小魏在国税局碰面，拖延了很久的纳税信息实名认证终于办完。该汇报有张南昌字样的签名。蔡汉标提交该证据拟证实承包期间因为变更法定代表人，李国兴作为法定代表人未能协助承包人配合好经营事项的义务，导致税收营改增手续长达一年之久未能办理，造成大量商户流失。3.《情况汇报》，载明2017年7月李国兴及其儿子从公司拿走印章，并说要拿走保管，法定代表人李国兴口头承诺，其儿子李旭东在这边，盖章的时候随时联系，把章送过来盖章，李国兴还写了《公章移交书》等。该《情况汇报》有张南昌、鲁红梅等人签名。4.《公章移交书》，载明从2017年7月28日起，会计鲁红梅将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公章移交给公司法人代表李国兴保管。蔡汉标提交证据3、4拟证实李国兴在蔡汉标承包期内，未经蔡汉标和其他股东同意，于2017年7月28日，强行从蔡汉标财务处夺走公章，违反《股东会决议》中股东不得干涉的义务，实际剥夺了蔡汉标后期的承包经营权。5.⑴录音、照片、视频；⑵张家湾派出所出具的2017年8月12日有人报警称在白沙洲大道合富金生家居馆2楼有纠纷的《证明》；⑶何伟庆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8-10月期间，合伙人李国兴为自身利益，扰乱经营场所，派闲杂人员和其儿子李旭东占领财务室，扰乱经营秩序，对公司经营造成极大不良影响，影响商户续租等。蔡汉标提交证据5拟证实李国兴存在影响其承包经营的行为，造成了经营损失。6.⑴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出具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工作联系函》复印件，载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为合富金生V1馆的合法承租方，蔡汉标在未归还股东投资本金及未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由蔡汉标本人经营的武汉新汉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请撤回武汉新汉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在V1馆运用管理之证明；⑵武汉商汇美居公司2017年8月10日发送给V1馆全体商家（承租人）的《公开函》，提到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已于2011年11月14日接收广州联合商汇公司与武汉金生公司所签订的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体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任何个人及公司如有以合富金生V1馆名义与现有商户进行洽谈、招商、续约均属非法行为。⑶发送给蔡汉标的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事项为审议表决《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及六个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变更事宜等。蔡汉标提交证据6拟证实李国兴抢夺公章后，向原商铺出租方、承租商户以及自行召集股东会否定蔡汉标承包经营权。7.2012年6月至2018年5月武汉商汇美居公司会计出具的收支表，拟证实李国兴违反《股东会决议》剥夺蔡汉标经营权的行为，造成蔡汉标经营利润的巨大损失。李国兴对蔡汉标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对证据1的2018年5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不予确认，是蔡汉标与其他几个人单独制作；对证据2-3情况汇报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是蔡汉标自行制作；对证据4《公章移交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公章是财务移交给李国兴的，当时是蔡汉标要将武汉金生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转至武汉新汉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李国兴收回公章是为了防止相应的法律风险；对证据5录音、照片、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何伟庆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确认，对《证明》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有纠纷不一定是代表蔡汉标、李国兴之间的纠纷，故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工作联系函》、《公开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国兴确实发过该函，是因为蔡汉标要转换租赁主体，李国兴并未干预公司的运营，《关于召开2017年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予以确认，但股东会并未成功召开；对证据武汉商汇美居公司收支表不予确认，没有相应凭证及银行数据支持。李国兴认为本案为承包关系，蔡汉标认为为承包关系，但还包括股东分红的关系在内。关于诉请返还的款项，蔡汉标对应向李国兴返还投入的资金并无异议，但认为《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本金仅为520万元，且应当扣除租赁押金，另，因为李国兴干扰经营给蔡汉标造成的损失，蔡汉标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可不返还款项。李国兴认为，之所以《股东会决议》载明金额为520万元，是因为召开股东会时未带付款凭证，记错了金额，李国兴实际投入的金额为525万元；蔡汉标并未交纳租赁押金，只是预交了租金，蔡汉标向其他股东支付承包款也并未扣除押金。蔡汉标则认为，因李国兴对经营的影响导致后期亏损，给蔡汉标造成损失，导致各股东缴纳的租赁保证金无法收回，租赁合同因为违约也被提前解除合同，同时还可能承担违约责任；蔡汉标支付给其他股东的款项也是按投资比例扣除了押金；至于有无支付租赁押金的证据，蔡汉标表示，因2010年8月21日就签订租赁合同，当时押金已经由各股东按投资比例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所以《股东会决议》才会有这个备注，《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也已经载明租赁保证金为540万元。关于蔡汉标向其他股东支付投资款的情况。李国兴主张2013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蔡汉标未向李国兴支付任何款项，向何伟庆、张护明、蔡汉标均有支付款项的行为，并认为2013年11月向蔡汉标、何伟庆各自分红15万元，向张护明分红2万元，2014年向蔡汉标、何伟庆各自分红共80万元，向张护明分红共50万元，2015年向蔡汉标、何伟庆各自分红共50万元，向张护明分红15万元，2016年向蔡汉标分红200万元。蔡汉标对上述向股东支付投资款的情况予以确认，认为李国兴在蔡汉标的承包后期实施了阻挠蔡汉标正常经营的行为，而其他股东对于蔡汉标的经营工作都很支持，所以蔡汉标才不向李国兴支付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款项。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并未约定资金占用费。李国兴主张按《股东会决议》约定，应于2018年5月14日前全额支付承包款，但蔡汉标至今未付，故据此主张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认为，由2012年5月10日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朱锦弟、张护明签订的武汉商汇美居公司《股东会决议》可知，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股东蔡汉标运营VI精品馆，蔡汉标保证在2018年5月14日前将李国兴、何伟庆、朱锦弟、张护明四位股东的投资本金全额付清（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包租押金）。对于李国兴投入的本金金额，虽李国兴2010年8月25日通过中国银行向蔡汉标转账支付25万元，2011年6月21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陈艾娥支付500万元，并分别取得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出具的收到“李国兴《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精品馆》项目股金人民币250000元”的收据，以及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字样签名的载明李国兴支付500万元的《付款证明》一份，但2011年11月14日李国兴、蔡汉标、何伟庆（代表叶朝霞）、朱锦弟、张护明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李国兴投资金额为520万元，即各方通过决议确认的李国兴投入的金额为520万元，应返还的总金额应以520万元计。至于另外的5万元，李国兴可另案进行主张。关于押金，按上述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的约定，蔡汉标向李国兴返还的投入款项是应当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包租押金。虽蔡汉标、李国兴确认无异议的《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载明，武汉金生公司给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办理交楼及交钥匙时，广州联合商汇公司须向武汉金生公司缴纳所有商铺三个月的租金作为租赁保证金，共计伍佰肆拾万元整，但武汉金生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47153的收据仅显示收取款项为租赁款，蔡汉标作为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目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了上述540万元的租赁保证金或押金，据此一审法院对蔡汉标主张返还款项还需按李国兴占股比例扣除押金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蔡汉标认为李国兴存在干扰经营且给蔡汉标造成损失的问题，蔡汉标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国兴的干扰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金额。故蔡汉标以此抗辩不向李国兴返还投入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因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约定蔡汉标应于2018年5月14日前向李国兴返还投入款项，故在蔡汉标未能按时支付款项的情况下，应从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李国兴计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20日判决：一、蔡汉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兴支付52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5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李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550元、保全费5000元（李国兴已预付），由李国兴负担受理费350元，由蔡汉标负担受理费48200元、保全费500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蔡汉标共向本院提交了三次证据：(一)蔡汉标于2020年3月20日提交如下证据：1.《股东协议》，拟证明蔡汉标与李国兴、张护明、何伟庆在广州联合商汇公司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馆租赁合同》前，于2010年8月14日签订了《股东协议》，约定蔡汉标与李国兴、张护明、何伟庆四方先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名义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上述租赁合同，张护明交付定金120万元、蔡汉标与李国兴、何伟庆共同交付定金60万元。2.委托书、3.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4.收据，证据2至4共同拟证明蔡汉标在收到180万元后，于2010年8月29日将180万元的定金（即履约保证金）支付给武汉金生公司。5.《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拟证明2011年6月9日，武汉金生公司（甲方）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乙方）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将原租赁合同“1至4层共计约40357.3平方米”修改为：“1至4层共计约32500平方米”；第3款修改为：租赁年限从2011年6月1日起至2029年9月30日止，其中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为装修免租期；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为本项目的优惠免租期；“甲方给予乙方租金均价为45元/平方米/月”修改为“甲方在计租期第一年给予乙方租金均价为：40元/平方米/月”；原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款“承包金结算办法”修改为“乙方已经向甲方预先支付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合同履约金（之后转为租赁保证金），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二后乙方向甲方支付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期间租金连同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保证金合共1950万元，支付方式为乙方分两期付清；乙方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二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剩余950万元在减除乙方已经向甲方预先支付人民币180万元合同履约金及甲方直接从乙方招租的商户中收取的费用后，在2011年10月1日前支付完毕”；等等。6.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7.收据，证据6、7共同拟证明2011年10月20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了租金200万元。8.银行进账单、9.收据，证据8、9共同拟证明2011年10月27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了租金150万元。10.《V1馆应收账款明细表》，拟证明截止至2012年11月27日，根据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应支付给武汉金生公司的1950万元（即一年的租金以及三个月保证金390万元）尚余741660元未付。11.收据，拟证明2012年12月7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了741660元，1950万元（即一年的租金以及三个月的保证金390万元）已全部支付完毕。12.《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五》，拟证明2013年2月1日，武汉金生公司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五，确定2012年8月18日起至2015年8月17日为免租期，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8月17日的租金已经缴纳。13.《合富金生V1馆商户交接基本数据明细表》，拟证明武汉金生公司确认已收取了租赁保证金390万元。李国兴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至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证明蔡汉标与张护明、何伟庆、李国兴确认先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名义与发展商武汉金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其后协议各方另行成立项目公司接收。事实上，2011年11月14日股东会决议成立了武汉商汇美居公司作为V1精品馆的承租方。2.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双方并没有按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补充协议第三条“承包金结算办法”第1款内容中，乙方除预先支付了180万元合同履约金外，并未支付所谓的租金连同保证金1950万元，四个股东全部支付给甲方的租金为1380万元而不是1950万元。另，租赁期限也在蔡汉标承包后作出更改。3.对证据6至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证明已支付租金的事实，所有单据都写明是租金，没有任何单据写明是押金。4.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的来源也无法确认。该明细表也无法证明三个月的保证金为390万元且明细表中包含有2012年5月15日蔡汉标承包后的支付款项。5.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属于蔡汉标承包后的情况，李国兴并不清楚。6.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补充协议是蔡汉标承包后变更的，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7.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明细表中交接的双方不清楚、不正确，且2018年9月至10月并不是蔡汉标的承包期，390万元的保证金也并未写明是什么时间交纳，由谁交纳，2018年11月13日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公章已由法定代表人李国兴保管，并没有授权与任何人交接、结算。(二)蔡汉标于2020年5月25日提交如下证据：1.《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2.《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3.《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三》，4.《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四》，5.《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五》，6.《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六》，7.《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七》，证据1至7共同拟证明武汉金生公司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就《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签订了七份补充协议。8.《协议》、9.业务凭证，证据8、9共同拟证明：2017年10月7日，蔡汉标与朱锦弟签订《协议》，约定朱锦弟将其持有的武汉合富金生建材馆V1馆项目全部股份一次性转让给蔡汉标，转让价格为205万元；蔡汉标通过蔡元超的银行账户向朱锦弟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205万元；蔡汉标向朱锦弟支付上述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并非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支付投资本金。李国兴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至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从补充协议三开始，由于各种情形的变更，双方就再未提出过租赁保证金的存在及具体金额。在出租人武汉金生公司没有出具任何凭证的情况下，蔡汉标不能凭空计算租赁保证金的存在及金额。2.对证据5至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三份证据均是蔡汉标承包后签订的，没有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证据7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蔡汉标在2018年5月14日承包期满后一直还在自行经营，直至交还武汉金生公司。3.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因朱锦弟一直未出庭，不清楚协议上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也是承包期间的蔡汉标与朱锦弟之间的转让行为，不影响李国兴在承包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及应得利益。4.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说明蔡汉标已支付相关款项给朱锦弟，同时也可佐证李国兴提供的记账表是真实的。（三）蔡汉标于2020年6月18日再次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拟证明何伟庆实际并没有收到蔡汉标支付的投资本金270万元。2.《股份代持协议书》、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据2、3共同拟证明：何伟庆向蔡元超转让其持有的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股权，蔡汉标代蔡元超向何伟庆支付了股权转让款98万元，何伟庆收到的270万元并不是投资款退款，部分为股权转让款。4.通知与通知函，5.《关于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6.《关于暂时不予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7.告知书，证据4到7共同拟证明承包期限届满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李国兴负责处理。8.报告函，9.（V1馆2018年下半年租金催款函）（2018.8.9），10.（V1馆2018年下半年租金催款函）（2018.8.13），11.（V1馆2018年下半年租金催款函）（2018.8.27），12.律师函，13.解除合同通知书（两份），证据8至13共同拟证明：出租方武汉金生公司曾多次向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及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发函催缴租金；鉴于武汉商汇美居公司未能按约定支付租金，故出租方武汉金生公司单方解除了租赁关系；蔡汉标承包期内并没有拖欠租金；出租方确认已经收取的“所有款项均不予退还”，再次证明出租方是已收取了承租方的租赁保证金。李国兴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情况说明》中270万元的款项与何伟庆所投资的270万元，以及李国兴主张的何伟庆已经收回了270万元的全部投资款项数额上完全对应一致。李国兴提交的财务截图数据，显示了何伟庆总计收齐了270万元的款项，印证了电脑数据及李国兴截图数据的真实性。蔡汉标于2020年5月25日提交的《情况回复》中，其陈述支付给何伟庆的投资本金为145万元，但在此次证据中又表示支付了172万元。该证据自证了蔡汉标之前提出的支付给何伟庆145万元属虚假陈述。（2）综合比对李国兴提交的何伟庆于2019年7月4日亲笔所写《证明》与蔡汉标于2020年6月17日多次开庭后提交的打印版《情况说明》，提出如下意见：其一，从中立性角度来看，何伟庆书写的《证明》是在2019年7月4日，此时一审未开庭，对于案件争议的焦点均无法实际作出判断，此时何伟庆作出了事实上的陈述，其直接明确确认收回的是承包款，而对于股权转让，也仅是在其后作出了一个形式的陈述补充。其二，从证据形式上看，何伟庆的《证明》是其亲笔手写，而《情况说明》是后补的电子打印版，其真实意思表达存疑，亲笔书写的效力明显大于电子打印的效力。其三，对于该证据的形成存在串谋嫌疑，何伟庆与蔡汉标均为实质上的共同承包人，该《情况说明》倾向性明显，不应被采纳。其四，在后形成的《情况说明》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是可以补充印证《证明》中已收到承包款270万元，此款项是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收回，能证明的仅仅是形式，而非实质内容。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无签订时间，不能证明转让事实和协议的存在，且没有证据证明蔡元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蔡元超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即使与何伟庆签订了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与本案的蔡汉标应退回承包款没有关联。何伟庆从没有口头或者书面告知李国兴要转让股权给蔡元超。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蔡汉标于2017年3月向何伟庆转让98万元，转账主体为蔡汉标，转账金额为98万元，与李国兴提交的财务电脑截图显示其于2017年转账98万元给何伟庆相一致，印证了李国兴陈述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该98万元是蔡汉标支付，并不是股权受让人蔡元超支付，且没有注明为股权转让款，不具备蔡汉标所述证明内容的关联性。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当时是蔡汉标实际控制公司，李国兴为维护自己权益发出通知，而蔡汉标不予配合，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无法证实李国兴实际上负责处理公司事务。5.对证据5至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证实承租的V1馆在2018年5月14日承包期满后仍然是在蔡汉标的控制下，李国兴多次要求履行股东权益都无法实现。6.对证据8至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当时的Vl馆一直在蔡汉标的控制之下，所有的通知都是由蔡汉标控制，相关的文件文书都是发给蔡汉标，李国兴并不清楚相关情况。李国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何伟庆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在2019年7月4日前已经全部收回投资款270万元。2.《解除合同协议书》，拟证明在2018年5月14日承包期满后，蔡汉标还在继续经营。3.《函告》，拟证明当时已经撤销了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经营权限。4.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财务明细，拟证明期满后整个场地的经营还是蔡汉标。5.《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蔡汉标在承包期满后继续经营。6.股东分红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蔡汉标已经向其他股东全额返还投资款。7.印章备案证明（编号：42010720180145596-42010720180145599号）、农业银行付款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李国兴已于2018年8月14日注销了公司相关印章，并重新补刻新的印章。蔡汉标提交的《合富金生V1馆商户交接基本数据明细表》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其使用的印章不是备案的，该次用章是蔡汉标刻制或是使用已被注销的印章。因此该笔结算自始不发生效力，在蔡汉标不能提交保证金原始票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存在390万元保证金的依据。8.录音光盘及相应文字整理记录，拟证明蔡汉标、何伟庆、张护明存在利益关系，其所作的证言及提交的证据不应被采信。蔡汉标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该证据并不能客观反映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实际情况应以何伟庆于2020年6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为准。2.对于证据2、3，因李国兴无法提供该协议书原件，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但是在该协议书的落款时间前，出租方武汉金生公司因多次催缴租金无果，已经单方解除了案涉的租赁合同。3.对于证据4，明细表均是打印件，并无加盖任何公章或有任何人员签名确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4.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股东会决议不能证明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在2018年5月14日后仍由蔡汉标管理。5.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6.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李国兴于2017年7月28日抢走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公章后，其如何去办理相关印章的变更手续，蔡汉标不清楚。在承包期届满后，蔡汉标就没有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而是由李国兴进行经营管理。至于承包期满后公司的印章如何使用，蔡汉标不清楚。武汉金生公司解除合同后双方进行的交接手续是双方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并非蔡汉标进行，公司财务人员在《合富金生V1馆商户交接基本数据明细表》上加盖的印章，蔡汉标不清楚。本案的重点在于出租方武汉金生公司在该《明细表》上加盖了出租方的财务章，武汉金生公司承认该《明细表》，证明租赁保证金为390万元并已实际给付。李国兴否认上述事实，其应举证证明出租方的印章是虚假，而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印章是否备案的印章，并非案件的重点，不能否定该《明细表》中所表述的客观事实。7.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其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有异议。各方之间会议交谈的内容应以会议的录音音频为准，书面的会议记录与录音有所偏差，并非完全反应录音的内容。该录音的时间应为蔡汉标承包期间的2017年，并非书面会议记录所描写的2018年。在该段录音前，李国兴作为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期不配合办理公司的“营改增”手续，导致公司无法开具发票给承租人，致使公司无法收取租金，其行为严重干预蔡汉标的独立承包经营权。蔡汉标是为了抗衡李国兴所述的股东人数及股权比例，才表示承包期由蔡汉标与何伟庆、张护明三人共同承包，以此增大话语权。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该表述亦未经何伟庆、张护明的确认。即使认可该录音的合法性，该录音也不能证明李国兴要证明的内容，该录音内容印证了李国兴未经得蔡汉标的同意，擅自拿走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印章，导致蔡汉标无法继续经营管理武汉商汇美居公司事务。何伟庆书写的《情况说明》与李国兴提交的何伟庆的《证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均确认270万元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而张护明的陈述与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可互相印证，也足以说明张护明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二审期间，李国兴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蔡汉标2017年、2018年的原始财务会计资料，蔡元超及张护明的银行账号，拟证明蔡汉标已经将其他股东的承包款全部足额退回。二审查明，2010年8月29日，通过蔡汉标的账号向武汉金生公司指定账户转账支付租赁合同履约金180万元。加盖有武汉金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1605484）显示，收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支付的180万元，收款事由为V1馆租赁合同履约金。加盖有武汉金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0630602）显示，收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收款事由为租金。加盖有武汉金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0630607）显示，收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支付的150万元，收款事由为租金。加盖有武汉金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2509247）显示，收到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支付的741660元，收款事由为租金。2011年6月9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为蔡汉标签名）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租赁面积变更为“1至4层共计约32500平方米”，租赁年限变更为“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为装修免租期；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为本项目的优惠免租期”；租金变更为“计租期第一年的租金均价为40元/平方米/月”；承包金结算办法变更为“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已经向武汉金生公司预先支付180万元整合同履约金（之后转为租赁保证金），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二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期间租金连同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保证金合共1950万元，支付方式为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分两期付清；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在签订本补充协议二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武汉金生公司支付1000万元；剩余950万元在减除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已经向武汉金生公司预先支付180万元合同履约金及武汉金生公司直接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招租的商户中收取的费用后，在2011年10月1日前支付完毕”。2013年2月1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为蔡汉标签名）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五》，约定租赁期限变更为2012年8月18日起至2030年8月31日，原租赁合同的优惠免租期变更为2012年8月18日至2015年8月17日（前三年），第四年即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8月17日的租金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已经一次性缴纳，2016年8月18日至2018年8月31日租金按照每月单价40元/㎡计算，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租金按照每月单价44元/㎡计算。2016年9月30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为蔡汉标签名）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六》，约定变更补充协议五中2016年8月18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每月单价为24.5元/㎡，其他期间租金单价按原补充协议五中规定不变。2018年6月1日，广州联合商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处为蔡汉标签名）与武汉金生公司签订《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七》，约定变更补充协议五中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每月单价为25.5元/㎡，其他期间租金单价按原补充协议五中规定不变。在二审庭审中，李国兴主张包租押金与租赁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同；各股东与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向武汉金生公司应当交付租赁保证金，金额为180万元；包租押金最终是交付给武汉金生公司，但是蔡汉标可以支付给股东或者武汉商汇美居公司，再由武汉商汇美居公司交给武汉金生公司，或者由蔡汉标直接向武汉金生公司交付，但是蔡汉标一直没有交付过相关款项，包租押金是蔡汉标自己要承担的，目前蔡汉标一直没有支付过包租押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一审法院认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确认，李国兴投入的资金金额为520万元，另外5万元，李国兴可另案进行主张。李国兴并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故本案仅对蔡汉标是否应当向李国兴全额返还52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进行审查处理。蔡汉标主张包租押金即为租赁保证金，已经足额向武汉金生公司缴纳390万元租赁保证金，应当按照李国兴的占股比例37.68%，在返还的投资款中扣减保证金1469520元。李国兴主张包租押金与租赁保证金两者不同，蔡汉标并未实际缴纳包租押金且蔡汉标已经向其余股东返还了全部投资款，故蔡汉标亦应足额向其返还投资款。针对双方上述争议内容，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包租押金与租赁保证金是否为相同款项的问题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约定蔡汉标在承包期间还需向包括李国兴在内的其余股东或武汉商汇美居公司支付包租押金。李国兴也主张包租押金最终是交付给武汉金生公司，但无法合理解释武汉金生公司应收取的租赁保证金与包租押金有何不同，也未表明在租赁保证金之外，还另有一笔包租押金。武汉金生公司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签订的《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及此后多份补充协议中也没有对包租押金进行约定。因此，李国兴主张包租押金与租赁保证金属于不同的款项，除其自行陈述以外，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并以此认定包租押金即为武汉金生公司收取的租赁保证金。二、关于租赁保证金是否已经实际交付以及蔡汉标向李国兴返还投资款时，是否应当扣除租赁保证金及扣除的具体金额问题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约定，蔡汉标的承包期为2012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14日，承包期内蔡汉标自负盈亏，承担所有运营费用，所有承包期内的租金收益及其他经营服务收入归属于蔡汉标。决议中还约定，蔡汉标保证在2018年5月14日前将李国兴、何伟庆、朱锦弟、张护明四股东的投资本金全额付清，并注明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包租押金。根据上述约定，蔡汉标于2018年5月14日向包括李国兴在内的其余各股东返还投资本金时，扣除的应当是在签订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时已经向武汉金生公司缴纳的租赁保证金。蔡汉标与李国兴双方确认在签订上述《股东会决议》前，蔡汉标已经向武汉金生公司缴纳了履约保证金180万元。鉴于该履约保证金属于租赁保证金的一部分，因此，根据《股东会决议》的约定，蔡汉标向李国兴返还投资本金时，可就该18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按照李国兴相应占股比例进行扣除。因李国兴的占股比例为37.68%，经计算，蔡汉标可扣除的金额为678240元，蔡汉标应向李国兴返还的投资款金额为4521760元。蔡汉标主张包括18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在内，其已经实际向武汉金生公司交付租赁保证金共390万元。首先，根据《合富金生家居建材生态城V1馆整馆租赁合同》及此后多份补充协议的约定，租赁保证金为三个月的租金，但武汉金生公司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双方对租赁期间的租金标准进行过多次变更，且武汉金生公司并未在上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明确除收取18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外，已经按照约定足额收取其余租赁保证金。其次，蔡汉标提供的编号为0630602、0630607、2509247、0047153的收据上注明付款事由为租金，编号为1605484的收据上注明付款事由为租赁合同履约金。根据该几份收据可知，武汉金生公司如收到款项后，会向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据并注明款项性质。蔡汉标并未举证武汉金生公司曾另出具收据或其他证明确认在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签订前，已收取了其余的租赁保证金。蔡汉标提供的《V1馆应收账款明细表》《合富金生V1馆商户交接基本数据明细表》即使真实，亦不足以证明蔡汉标或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在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签订时，除向武汉金生公司交付履约保证金180万元外，已向武汉金生公司足额支付了其余的租赁保证金。再者，虽然张护明主张在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签订时蔡汉标已经缴纳了租赁保证金，但亦无法举证证明当时已经缴纳的具体金额已经超过180万元。综上，蔡汉标在本案一审、二审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在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签订时，除向武汉金生公司交付履约保证金180万元外，已向武汉金生公司足额支付了其余的租赁保证金。因此，在本案中，蔡汉标向李国兴返还投资本金时，仅可就该18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按照李国兴相应占股比例进行扣除。对于蔡汉标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李国兴主张蔡汉标已经向其余股东全额返还了投资款，蔡汉标理应向其全额返还投资款。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约定，蔡汉标在向李国兴等其余股东返还投资款时，可扣除已经缴纳给武汉金生公司的租赁保证金。至于蔡汉标在其承包期间是否向其他股东全额返还投资款以及以何种方式返还是其自行处分的权利，李国兴以此主张蔡汉标亦应全额向其返还投资款与《股东会决议》的约定不符，蔡汉标也不同意在本案中全额向李国兴返还投资款。而且，武汉金生公司最终与广州联合商汇公司如何结算，李国兴与蔡汉标作为武汉商汇美居公司的股东就案涉V1精品馆运营期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如何认定等问题，双方尚存在争议。因此，李国兴在本案中主张蔡汉标全额向其返还投资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国兴二审期间提出的相关调查取证申请，因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故对李国兴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定蔡汉标向李国兴返还的投资款金额为4521760元，一审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因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约定蔡汉标应于2018年5月14日前向李国兴返还投入款项，在蔡汉标未能按时支付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从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亦做相应调整。利息的具体计算方法为:以4521760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何伟庆、朱锦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蔡汉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6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6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蔡汉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兴支付452176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4521760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李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5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国兴负担受理费6734元，由蔡汉标负担受理费41816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25.68元，由李国兴负担8320元，由蔡汉标负担9705.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 晞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