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20218号 原告：严文英，女，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若昕，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童晓彤，女，198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平、雷云雨，浙江正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严文英（下称原告）与被告童晓彤（下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若昕，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平、雷云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65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借款资金占用费11012元（自2018年7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30日止，按本金165000元，年利率6%计算，并自2019年8月30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行计算，利随本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通过原告姐姐的账号向被告的账户汇款50000元，2018年4月20日通过原告姐姐的账号向被告的账户汇款150000元，共计200000元。2018年4月20日，被告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确认向原告借款200000元的事实，并约定于2018年7月20日归还借款。该笔借款到期后，被告仅仅归还35000元。剩余款项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然拒不归还。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165000元是原告向被告工作的爱福家公司投资的投资款。原告要求被告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原是爱福家杭州博金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该公司一直经营居家养老投资服务，被告的婆婆严春英（原告的二姐）曾经购买相关的理财产品，并且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好多亲朋好友都想参与该公司理财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原告要求被告购买投资项目，且先交给被告一0000元，这个一0000元被告通过支付宝转账的形式退还给了原告，且告诉原告投资应该将钱直接投入公司账户，但是原告认为双方之间是亲戚关系，相互信任，就要求被告投资到公司，且原告姐姐严春英曾经购买过相关理财产品，是公司老客户，比新客户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原告要求以其姐姐严春英名义投资。被告将200000元转到公司账户后，立即向公司开出了收款收据，因此案涉借款根本不存在。 二、被告从未在2018年4月20日写过任何借条，被告只是在2018年5月10日在原告的逼迫下代表公司写下过所谓的借条，并非原告诉称的2018年4月20日形成，该借条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爱福家公司涉嫌违法犯罪，2018年5月开始出现困难，原告得知后，带人到被告工作的地方吵闹，要求被告公司提前归还投资款，未果后，逼迫被告写下多张案涉还款的欠条，但是原告一直不满意，一直纠缠干扰被告正常工作生活，逼迫被告按照其要求写下案涉借条，借条上是2018年4月20日，实际上是5月10日写的，该借条是被告在逼迫情况下代表公司写下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原告起诉说有35000元还款，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更不会还款35000元。35000元是案外人李火林（被告的公公）因为原告之前起诉了被告，觉得亲戚之间走上法庭会伤害感情，作为和事佬，为了维护亲情化解矛盾，与原告达成一个和解方案，给了原告35000元，了结了这个事情。且原告在收到35000元以后，已经向法院撤诉，此事已经了结。李火林是原告姐夫，也是被告的公公。之所以愿意拿出35000元，是出于双方都是亲戚关系，避免激化矛盾，与原告达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原告收到35000元后，对（2018）浙0110民初21575号案件进行了撤诉处理。被告认为此事已经完结。现在原告再次起诉被告，违背了诚信原则，应当归还李火林35000元。原告明知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又以借贷提起诉讼，涉及虚假诉讼。 四、被告工作的杭州博金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原告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材料，获得相应的退款，法院应该驳回原告起诉。杭州博金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是爱福家旗下经营养老居家投资理财的子公司，这样的子公司在杭州有二三十个，实际控制人为曹斌铭。2018年5月，曹斌铭卷款潜逃，导致公司员工、客户遭受巨大损失。实际上这是曹斌铭有预谋的集资犯罪活动，且曹斌铭已经被判无期徒刑。子公司也由相关部门在处理。被告的工资等都被公安机关扣押，所有案款由公安机关统一处理。公安机关要求客户去登记处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立案后发现借贷涉嫌犯罪的，应该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抗辩理由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同时申请证人黄某（女，199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公民身份号码3307811993××××××××）、张某1（女，199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91××××××××）、张某2（女，198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绩溪县，公民身份号码342531198812034328元）出庭作证。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5【被告与原同事程海兰的通话录音】，对方身份无法核实，本院不予确认。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黄某、张某1、张某2的证人证言，本院均予以确认，据以认定案件相关事实，至于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8年4月19日、2018年4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款项200000元。同日，被告以其婆婆严春英（即原告二姐）的名义与杭州博金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博金公司）、江苏爱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居家服务合同》，购买三个月的服务，保障金200000元，赠送积分6000分每月，比例为36%/年。同日，被告向博金公司转账200000元。博金公司出具200000元的收款收据。 公开报道显示“因为资金链断裂，2018年5月，爱福家正式崩盘……”后，博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曹斌铭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 被告曾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严文英借人民币贰拾0000元整（￥200000元）。约定于2018年7月20日归还。特此立据。”借条有被告的签名、身份证号，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被告与其朋友2018年5月11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借条的形成过程经过修改，抬头由“欠条”改为借条，落款由“2018年5月10日”改为“2018年4月20日”，且修改前的条子上有“此款用于爱福家居家服务合同”字样。最终，形成上述《借条》。 2018年7月2日，原、被告通电话，原告称“因为你全部承担掉了嘛，责任你自己承担去了，那我也没办法的。”被告称“……是亲戚我才会揽下这笔钱，因为这笔钱如果公司以后不给你，我肯定也会慢慢还给你……”“你当时让我写欠条，我完全可以不用写的，因为当时写欠条都说过的，这个合同归谁所有，当时是说过的……”“我没有要求写，我没有说我欠你20万，是公司里欠你20万，我说以后我来慢慢还给你……” 2018年12月8日，原、被告及李火林（被告公公）、俞红良（原告丈夫）、严佩英（原告姐姐）有过谈话。原告称“我上去不是去找彤彤的事情，叫她掏出钱来，我找过去是找公司的”，被告“当时你是怎么逼我的？……严玉英说这个不用的，这里欠给他划掉，写了个借，后面呢5月10号那天呢又划掉，写了个4月20号……”“当时被你们逼的那种情形下就是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就好像吃了迷魂药一样，听着你们指挥了”。原告“我要报110的，我是想告公司的，告得成告不成是我的事情”“我报警过了的话，我承担都心甘情愿，但你不让我报警啊。” 证人张某1、黄某、张某2出庭作证称，2018年5月10日下午，原告带人到被告所在公司吵闹，要找公司领导退回投资款，因找不到公司领导，就在一个小房间里要求被告写借条给她，被告一边哭一边写，借条经过多次修改，后原告等人离开。被告确认，在此过程中，其丈夫一直在外等候，但没有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以民间借贷案由提起诉讼，被告抗辩200000元系原告在被告所属公司的投资款，原、被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须有借贷的合意及款项的交付。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原告付给被告的200000元系委托被告购买《居家服务合同》的款项，并非向被告的借款。虽然之后被告出具了案涉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的《借条》，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该借条是在2018年5月10日原告带人到被告公司吵闹，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经多次修改后才形成的，并不足以据此认定原、被告形成借贷合意，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严文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10元，由原告严文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