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30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卫国，男，196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峰，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云秋，男，196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敏芝，浙江维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卫国因与被上诉人范云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2月5日，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二个月，到期后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浙江省采取了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2020年6月16日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被上诉人范云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敏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卫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5月25日”、“2012年6月16日”的两份借条以“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对如上两份借条证据，被上诉人在答辩中已经自认，被上诉人只是对是否归还和诉讼时效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再以借条“系复印件”的理由，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刘辉出具的证明一份、原告向刘辉汇款的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原告向其还款共计179334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说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刘辉偿还款的借款及利息共计179334元的事实，足已印证了被上诉人在2012年5月25日、2012年6月16日出具给刘辉借条的真实性；3、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在2012年6月16日向刘辉出具的担保书以及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还款计划，结合被上诉人的自认，与上述两份借条复印件形成具有逻辑关联，能够互相印证，得出被上诉人出具给刘辉的借条具有真实性的唯一结论。一审法院在如此完备证据链的情况下，仍未认定借条的真实性，明显有失公平。（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6月27日”的借条证据以“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不予认定，也是认定事实错误。1、在一审法院判决前，上诉人从马晓处取得该份证据的原件，同时马晓本人也亲笔书写了《情况说明》，并同意为上诉人出庭作证。上诉人曾于2019年9月23日通过EMS邮政快递邮寄给了一审法官，其中包含《证人出庭申请书》、《情况说明》，该快递于2019年9月25日签收，但一审法院未继续查明，作出了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对如上借条证据，被上诉人是认可的，只是对借条持有人，款项是否归还和诉讼时效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即便上诉人无法提交证据原件，其证据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况且上诉人已找到借条原件。（三）关于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21日向上诉人还款1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不清。1、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的2012年3月18日范云秋向刘辉借款50000元，2012年7月1日范云秋向马晓借款70000元的事实，以及上诉人为两笔借款提供担保及代偿银行流水等证据看，按照常理，被上诉人一直逃避躲债，在上诉人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找到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只跟被上诉人谈孩子生病而不谈追讨债的事，也不可能分开讨债。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上诉人用新注册的电话号码才打通被上诉人电话，向被上诉人追要所有的款项，被上诉人才于2016年8月21日向上诉人还款1000元，这是符合正常人讨债的行为。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转给上诉人1000元款的用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代偿款证据可以与1000元转账的证据相互印证，依据证据优势原则，该款项也是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被上诉人存在着与上诉人多笔债的事实，在被上诉人未写明偿还哪笔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的偿还是混同的，不应区分具体哪笔款。3、退一步讲，即使无法确定该1000元的还款是否用于偿还于本案的代偿款，但至少可以说明上诉人在2016年8月21日有与被上诉人沟通和交流的，也至少可以证明截止上诉人2016年8月21日一直找被上诉人讨债这一事实，这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讨债的行为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在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上诉人才向债权人承担的保证义务。以上五笔借款，被上诉人在到期后并未及时还款，在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内，刘辉、马晓均找过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于2012年10月10日向刘辉出具书面还款计划便印证了这一事实，同时上诉人也向马晓承诺分期承担担保责任。因此，本案并未超出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2、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保证合同成立且对上诉人向刘辉出具的《还款计划》予以认定，就应当适用担保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刘辉、马晓都曾向上诉人主张过担保责任，并未过担保期限。此后，上诉人分批将款项偿还给刘辉、马晓，因此上诉人的追偿权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还款起算，即2016年3月16日和2016年6月24日。3、上诉人在代偿期间以及代偿之后也一直联系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代偿款项，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21日向上诉人还款1000元，此时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从2016年8月22日重新起算，截止到上诉人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4、退一步讲，即使主债务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之规定的除外条款，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21日向上诉人还款1000元，也应视为被上诉人同意给付的行为，上诉人据此向被上诉人主张追偿权是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 范云秋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2012年5月25日、2012年6月16日的《借条》，孙卫国没有提供原件。2、孙卫国与刘辉有经济往来，孙卫国付刘辉的钱为：2014年5月6日220元；2015年6月29日41150元；2016年2月22日3182元等，与本案是无关的。还款哪有零头散数，而且2014年5月6日的220元在孙卫国的还款明细中没有记载，且上诉人早已脱保。3、范云秋于2012年6月20日、10月30日分别汇款30000元和10000元。不管马晓出庭也好，不出庭也好，被上诉人均认为马晓与孙卫国都丧失了诉权。4、关于范云秋于2016年8月21日通过支付宝转给孙卫国1000元。（2019）鲁0112民初5891号判决认定，2012年6月20日向范云秋向孙卫国借2万元，并出具借条，2016年8月21日，范云秋通过支付宝向孙卫国转款1000元。证明孙卫国承认这1000元是还孙卫国借款，而不是归还本案的担保款，所以本案确实脱保。且这么多年来，刘辉、孙卫国从未向被上诉人要过钱。（2019）鲁0112民初5891号判决中，孙卫国述称：孙卫国还多次替范云秋担保借款共计33200元，与本案上诉人主张还款362334元不，孙卫国在诉讼中陈述的担保金额前后不一致。5、本案已脱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分别为，2012年3月18日向刘辉借款5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2年4月12日，超过6个月担保时间。2012年5月25日向刘辉借款5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2年6月24日，已超过6个月担保时间。2012年6月16日向刘辉借款62000元，还款时间为2012年7月15日，已超过6个月担保时间。2012年6月27日借条未载明出借人，金额10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已超过6个月的担保时间。2012年7月16日借条未载明出借人，借款金额7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已超过6个月担保时间。庭审中被上诉人补充陈述：上诉人一审和二审期间主张向刘辉代偿款项179334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孙卫国转给刘辉的11万是没有计算进去的，孙卫国打款给刘辉总共是305088元。退一步来说，即使存在代偿借款16万元到最后还款30多万元，是怎么一回事情。2015年6月29日，上诉人给刘辉汇款41150元，同年8月27日又转账41150元，2014年9月4日上诉人两次给刘辉转账22900元失败，又取现了2万多元，这肯定不是代偿款，而是上诉人与刘辉的其他经济往来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马晓借款，但借条没有出借人的名字。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套路贷问题，刘辉、孙卫国、马晓是放高利贷，套路贷。2018年的借条上范云秋书写有两张银行卡的卡号，说明当时并未交付款项，被上诉人写上银行账号是要求出借人转账的。事后被上诉人范云秋确实没有收到钱的。2012年5月25日借款已经交付，2012年6月16日这一笔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2012年3月18日这笔是虚假诉讼。2012年7月1日这笔是套路贷，当时约定利息十天付一期，借条是被逼迫所写。上诉人与马晓、刘辉的经济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账户转账，为什么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却是现金交付，实际是套路贷，虚假诉讼，在向刘辉借款已经明显表示出来。马晓的第一笔借款10万元，第二笔借款7万元确实没有交付，因为被上诉人明知是高利贷的利息，不愿意写借条，所以要孙卫国担保，才逼迫无奈写下借条。被上诉人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正确。孙卫国单方面书写担保书，被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借款5万元被累计加到16万元，上诉人担保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担保是无效的。刘辉的借款适用两年时效诉讼，而且担保人已经超过保证期限。 孙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偿款332000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8月21日起算至代偿款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8日，被告范云秋向刘辉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还款日期为2012年4月12日。同年6月16日，原告孙卫国自愿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同年10月10日，原告孙卫国对上述借款作出还款计划，承诺于三年内付清，并于2014年4月29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向刘辉转账共计179334元。2012年7月1日，被告范云秋经原告孙卫国担保，向马晓借款7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2年8月15日。原告孙卫国于2015年7月4日至2016年3月16日期间向马晓转账共计18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范云秋向刘辉借款50000元，并约定于2012年4月12日归还，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借款后应按期归还借款，但被告范云秋到期未归还，刘辉亦未及时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该借款已于2014年4月11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原告孙卫国于2012年6月16日单方向刘辉出具担保书，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于同年10月10日承诺于三年内还清，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范云秋对该担保事实知情。原告不能以其单方行为剥夺被告对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因此其行为并不当然引起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孙卫国于2014年4月29日开始主动向刘辉归还履行担保责任，已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二、被告范云秋于2012年7月16日经原告孙卫国担保向马晓借款70000元，并约定于2012年8月15日归还，该借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借款后应按期归还借款，但被告范云秋到期未归还，马晓亦未及时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该借款已于2014年8月14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原告孙卫国于2015年7月4日开始主动向马晓履行担保责任，已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至于被告于2012年5月25日、6月16日向刘辉的借款，被告于2012年6月27日向马晓的借款，被告辩称已还清上述借款。因原告无法提供借条原件，不能证明其履行担保债务时该债权尚未消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该三笔借款不作处理。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无法无据，不予支持。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卫国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68元，减半收取3834元，由原告孙卫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下列证据：1、被上诉人在2012年5月25日、6月16日及6月27日出具的借条原件，拟证明上诉人为该三笔借款担保的事实；2、马晓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马晓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向马晓借款以及上诉人提供担保的事实；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4年5月至2016年9月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和担保款项，被上诉人多次承诺还款，也认可担保的事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4、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4670号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21日通过支付宝向上诉人转账还款，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2012年5月25日、6月16日两笔借款形成于同一张纸上，同时书写，且借款时间在后的写上面，不符合正常书写习惯，这是套路贷，当时约定一万元每天利息50元，2012年6月27日的10万元借款没有要求上诉人担保，担保人是上诉人后来写上去的。对短信的真实性有异议，显示的手机号码机主并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没有使用该号码。对判决书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马晓是出借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马晓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要求，本院不予认定。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467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对短信聊天中显示的手机号“老范187××××6367”持有异议，认为其不是该号码的机主，上诉人亦认可该号码登记的不是被上诉人名字，也不能证明该号码系被上诉人使用，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2年5月25日及6月16日，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刘辉出具借条，分别载明借款50000元、62000元，还款时间分别为2012年6月24日，7月15日。2012年6月27日，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言明借款1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2年7月26日，以梁济运河一台机器作抵押。上诉人在2012年6月27日的借条上签名担保。上述三份借条均由上诉人持有。 本院认为，一、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刘辉出具三份借条是实，其中2012年3月18日的借条注明被上诉人的二张银行卡，被上诉人主张该借条项下的50000元款项没有交付。综合被上诉人在此之后分别在2012年5月25日及6月16日出具给刘辉的借条，如果前一份借条项下的款项没有交付，债务人完全可以在以后的借款中直接按实结算。在债权人仍持有债权凭证的情形下，据此可以认定借款已经交付。上述三份借条均约定还款日期，借款期限届满后至该债务的诉讼期间内，债权人未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已超过诉讼时间期间。上诉人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向刘辉出具的担保书并约定还款时间，并未征得债务人同意，其单方出具的担保书的行为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间期间的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信。二、对于未载明出借人姓名的两笔借款，共170000，还款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8月15日，上述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借款到期后两年内，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本案中，上诉人不能证明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表明其主张的向马晓还款是从2015年7月4日开始，上诉人的还款明显已超过保证期间。因此，债权人未在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及保证期间主张权利，债务人及保证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保证人在保证期限届满后还款，无法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债权，保证人即使承担了保证责任，也不具有向主债务人追偿的权利。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付代偿的款项，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8元，由上诉人孙卫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审 判 员 王安安 审 判 员 胡精华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张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