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非俭，男，198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兴妹，女，195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尧，系水城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1703105。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开荣，系水城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121100160。上诉人张非俭因与被上诉人何兴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非俭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并未有证据加以佐证。（一）在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合同，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然而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并未认可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借条”不是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双方并未形成借款事实的合意，在“借条”上显示，借款为“张非显”，并不是本案上诉人“张非俭”，假如是笔误的情况“显”字与“俭”字不论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差别巨大，不会出现笔误情况，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双方并不具备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基础。另外，根据交易习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如果存在，上诉人的借款金额应当为整数，在一审审理时，上诉人提出金额并非为整数，被上诉人并未作出解释和说明，明显不符合常规和交易习惯。（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并没有提供证人证实借款人就是本案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现金”交给上诉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并没有提供证人证实借款人就是本案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现金”交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只认定事实是：2008年11月5日借款人张非显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原告何兴妹人民币11400元。”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借款人是否是“张非俭”。上诉人提交身份证证明本案的被告并不是张非检，并不是证明本案的借款人就是“张非显”。另外，本案一审判决书载明上诉人的公民身份证号为：5202211983××××××××，而上诉人的公民身份证号为：5202011983××××××××，在严谨不容出错的人民法院判决书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因此，一审人民法院不是笔误，非常明显，本案的被告与借款人不是同一人，在本案的判决书中实质上已经确定本案被告是公民身份证号为5202211983××××××××的“张非显”。在借款的交付方式上，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借款的交付方式、来源。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邻里关系，假若双方是邻里关系，不应当时隔十余年之久才向上诉人要求偿还，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明显知道本案借款人就是“张非显”，不是“张非俭”，因此在时隔十余年之久，被上诉人不敢向“张非俭”要求偿还的真实原因。其次，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证据作出错误判决，经上诉人向出具证明的单位核实为虚假证据。况且，证明“借条”就是上诉人签字按印的举证责任不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向一审人民法院提交由马落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在质证过程中，上诉人对该份“证明”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在该份“证明”上并未载明出具证明人是否核实该“证明”合法和客观真实。上诉人将该份证据提交给马落箐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确认，该负责人明确表示，其村委未出具该份证据，如查实该证据是其他人员盗用村委会公章私自以村委会名义出具，他愿意将该事件交由纪监委处理。由此可以得出该份“证明”是虚假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应当核实并加以认定，马落箐村委出具的“证明”不是瑕疵证据，而是被上诉人刻意骗取的证据，但是一审人民法院不经审查错误的依据该“证明”作出认定“借款事实”于理于法均不符。第三，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提交虚假证明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一审法院采信的马落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在本案宣判之前，被上诉人因同样的事实及理由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8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221民初2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被上诉人撤诉，裁定书载明的被告人是“张非检”，但是马落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已在2019年8月12日出具。马落箐村委会出具“证明”中的中“张非显”与本案判决所确定“张非俭”本非为同一人，本案确定的被告是“张非俭，身份证号为5202211983××××××××”，而上诉人的身份信息为“张非俭，5202011983××××××××”，非常明显不是同一人，马落箐村委会出具的虚假“证明”将上诉人卷入该诉讼，上诉人被一审法院错误列为被告。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明知该“借条”的事实不存在，获得虚假证据后，惧于法律威严不敢向人民法院诉讼，相反，现得到一审判决的认可，应当追究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应当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实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马落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应当认定为虚假证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之规定，本案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马落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已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追究被上诉人虚假诉讼的责任。被上诉人何兴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何兴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本金11400元，资金占用利息7524元，合计189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5日借款人张非显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原告何兴妹人民币114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何兴妹与被告张非俭之间构成的民间借贷借条，其签约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行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及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何兴妹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出借款项，已履行了义务，被告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已经违约，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14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部分，原被告双方即未约定利率，亦未约定还款时间，故对原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张非俭认为借条不是自己书写及捺印，借条上借款人张非显不是自己，但庭审中限定其5日内提交申请鉴定，被告张非俭未提交，故视为被告张非俭放弃其举证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张非俭应偿还何兴妹借款本金114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张非俭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何兴妹借款本金11400元。案件受理费27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7元，由被告张非俭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张非俭与被上诉人何兴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何兴妹一审提交的《借条》签名为“张非显”且在签名上有捺印，一审询问上诉人张非俭是否对该《借条》上的笔迹及捺印进行鉴定，张非俭申请鉴定，一审通知其在5日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但张非俭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未提交鉴定申请，故视为张非俭对该笔迹、捺印的认可，一审根据《借条》判决张非俭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在二审中，张非俭自认其曾向何兴妹借过4万元且主张已经用车辆抵扣清楚，但却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故可以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及借款未偿还完毕，因此，对上诉人张非俭主张其与何兴妹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非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元，由上诉人张非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