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1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黄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頔。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孙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法定代表人：花松，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勇，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21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收货、标的价格等基本事实情况下,对合同订立、合同履行等事实加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双方无约定,法律无规定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负担逾期付款利息，加重了上诉人的负担。另一审关于交货事实的认定有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殷飞就是上诉人授权的签收人员，且殷飞在多个地址签收被上诉人的货物，被上诉人应向殷飞个人主张相关货款。被上诉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货均通过快递和送货上门的方式完成交付，快递有签收记录，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有关标的价格，被上诉人2017年9月22日向上诉人发送了总的报价单，后续又根据每次不同款式及材质服饰及配饰对应报价，双方自2014年即开始合作，已有多次交易记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标的价格不清楚。有关逾期付款利息，被上诉人自2018年即开始向上诉人追索货款，但上诉人一直未支付。被上诉人为计算便利及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仅要求上诉人自2019年1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以弥补被上诉人因上诉人拖欠货款而遭受的损失，并无不当。有关殷飞的签收单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殷飞系上诉人的员工，并且多次签收，因涉案货物系服装及配饰，是上诉人工作中必需品，如果说上诉人没有收到相关货物，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人民币492,320元(以下币种相同)，并给付被上诉人该笔货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4年7月起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置保安服饰。2019年9月21日，上诉人工作人员孙瑞雪添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花松微信表示欲订购服装，双方买卖经过按订单日期顺序如下：1、2019年9月21日，上诉人询问被上诉人：“这次我们要190套特保服……花总能麻烦给我个最新报价和交货期么……之前是王文毅负责采购，现在这块工作交由我来处理。以后麻烦花总了……”。次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报价单两份，其中名为《2015式上海特保作训服装指导价》的报价单中明确春秋作训服每套270元、冬季作训服每套290元、12式春秋服每套148元、长袖衬衫每件53元、帽子(含帽徽)每顶23元、硬肩每件4元、领带每条7元、短袖衬衫每件50元、夏季衬衫每套45元、胸章每套4元、冬装每套250元、多功能大衣每套200元；另一份报价单系被上诉人手写制作，内容为：“长袖衬衫(含标志)85元/件，短袖衬衫(含标志)80元/件、夏裤(含标志)75元/条、春秋服(含标志)235元/套”。上诉人遂回复“我订190套的话，什么时候能交货……节前是否能安排40套，节后再补齐”，被上诉人回复“节后第一天交货”，上诉人确认收货地址为“送到肺科医院……二号楼地下车库，海阳集团仓库……”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确认上述聊天记录中的“特保服”即为冬季作训服。2017年9月28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政民路XXX号XXX号楼地下车库肺科医院”寄送衣物两箱，收件人杨晓君，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9月30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冬季作训服40套”。2017年10月10日，上诉人通过微信询问被上诉人“花总……我们剩下的150套服装什么时候能到”。2017年10月16日，上诉人再次询问被上诉人“花总，服装大概什么时候送到……快递地址：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都送到这里，今天的也送到这里……曹师傅，联系电话XXXXXXXXXXX……”，当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服装5箱，该快递无签收记录。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冬季作训服150套-退回17套=133套”。次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花总，今天又来了40套……但是一共140套，还缺50套诶”，被上诉人回复“应该还没到，货是昨天一起发出来的……货到了吗……”，上诉人回复“好像仓库还没通知……”。审理中，被上诉人自认该批货物共计退货17件。2、2017年10月16日，上诉人再次询问被上诉人“还有银行的保安服有么，我们之前采购过的”，后又向上诉人发送明细，再次明确预定中国银行保安冬装套装40件，长袖衬衫130件、帽徽30个、领带20条。并就中国银行保安服装报价“春秋服260元，长衬55元、短衬50元、夏裤60元”。2017年10月18日，上诉人就中国银行保安服装款式变更要求：“那就春秋装，不要冬装了……就我上次给你的几个清单，冬装改春秋装好了”,同时上诉人就2017年9月的冬季作训服订单中70套服装提出更换尺码的要求。2017年10月2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上次订的银行的春秋装什么时候能送”。2017年10月25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两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26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中国银行春秋服40套、长袖衬衫(白)130件、帽徽30个、领带20条。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确认帽徽价格为每个2.5元、领带价格为每条5元。3、2017年10月24日，上诉人发送明细要求订购上海特保春秋装180套，地址“还是都发到肺科医院”。次日，被上诉人再次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五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26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上海特保作训服115套，冬季作训服18套(调换)”。2017年10月29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衣物五箱，收件人为曹师傅，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30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作训服65套，特保冬装52套(调换)”。4、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先向被上诉人询问“……还有我今天还需要定一部分春秋装……190/30套……”，被上诉人表示“好的，特保春秋装”，上诉人表示“对的……普保报价。花总也给我一下。我要定一些普保的备货”，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2017年11月保安物料申购”，明确增购长袖衬衫180件、普保春秋装40件、长裤60件、帽子200顶、肩章200个、领带100条、胸贴200个。被上诉人遂报价“春秋服148元、长衬53元、帽子(含帽徽)23元、硬肩4元、领带7元、短衬50元、夏裤45元、胸章4元、冬装250元、多功能大衣200元”，上诉人询问“普保春秋装是一套的吧……长裤另外还要的……”，被上诉人回复“长裤是春秋裤还是夏裤？”，上诉人解释“春秋”。2017年11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12式长衬180件、12式春秋服上衣40件、12式春秋服裤子60条、12式帽子200顶、硬肩章200付，领带100根、胸章200只。此外，被上诉人自述该批货物还包括帽徽200个，但上诉人否认未收到相应帽徽。双方一致确认帽徽单价为2.5元、认可春秋裤按照报价中的夏裤价格每条45元结算。5、2017年11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订购“特保大衣170/10件175/50件180/50件185/30件190/10件”，被上诉人回复“好的”。2017年11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多功能大衣150件。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特保大衣为每件190元。6、2017年11月9日，上诉人表示“那我们要定做一些海阳保安的胸贴……”，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报价表，表示胸贴价格为4元一个，上诉人明确订购“300个”。同日，被上诉人表示需要“175/25套，180/15套、185/15套，春秋装特保服，急需……这些有现货能发么……”，被上诉人表示“我看一下，周一发货……有多少发多少今天还有周一发”，上诉人询问“大概今天能发多少”，被上诉人回复“大概20套，还有上次订的190三十套今天一起发过来，春秋装”；上诉人询问“特保服腰带是另外订的？……那腰带怎么订。你们这里能订么。”被上诉人回复“可以订的，一个人一根……26一根”，上诉人遂回复“100”，被上诉人表示“可以，今天跟春秋装一起发”。当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四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1月10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上海特保春秋服54套，特保腰带100根”。2017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胸章1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1月23日签收，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胸章300个”。7、2017年12月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可以先帮我订胸贴。印海阳保安样式的。……胸贴要500套……”，被上诉人回复“好的”。(送货情况见订单10)8、2017年12月18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发送“复旦特保服装采购”，明确订购新款特保春秋装400件(每件270元)、特保大衣230件(每件190元)、夏季战术靴250双(每双110元)、腰带250根(每根23元)、胸贴300只(每只4元)、春秋作训帽(含帽徽)250顶(每顶28元)、冬季防滑棉手套250副(每副22元)，并补充“这批发货的话，送到总部，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确认在该笔订单履行过程中，双方合意调换新款特保春秋装120件为特保冬装120件，价格仍为270元每件。(送货情况见订单9)9、2017年12月20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发送清单，明确订购新款特保春秋装145件(每件270元)、特保大衣62件(每件190元)、夏季战术靴53双(每双110元)、腰带100根(每根23元)，并询问被上诉人“……花总，可以先送一批么……”，被上诉人回复“来不及啊，月底一起……”，2017年月26日，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明天的货送达哪里”，上诉人陈述“政肃路210弄，复旦邯郸南小区”，并发送图片一份，注明上海海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马亚东，联系电话XXXXXXXXXXX。2017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单号XXXXXXX)上签字确认收到冬季作训服120件、春季作训服29件、特保大衣230件、特保鞋子250双、腰带250条、胸章300只、春秋作训帽250只、冬季防滑棉手套250副，在送货单(单号161051)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大衣62件、特保鞋子53件、腰带100根。2018年1月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殷飞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春秋作训服256件、140件。10、2017年12月27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询问“花总……雨衣是什么款式的……下面这款吧送到复旦，100套”，被上诉人回复“好的”，上诉人随后询问“您这里反光背心有么……多少钱……”，被上诉人回复“反光背心48一件”，上诉人遂表示“200件吧”，被上诉人承诺“好的”。后被上诉人向“上海市杨浦区政肃路210弄复旦邯郸南校区寄送衣物两箱，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反光背心200件、胸章500只”，该快递无签收记录。11、2018年1月8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表示“大衣，我还要100套”，被上诉人承诺“好的，谢谢”。次日，被上诉人询问“还有多功能衣服寄哪里……”，上诉人陈述“多功能衣服？？”，被上诉人解释“特保大衣，你昨天报的”，上诉人表示“哦哦，特保大衣到肺院”。2018年1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殷飞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黑多功能大衣100件。12、2018年1月26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表示“花总，我们这里还要150顶帽子……带帽徽的……”2018年1月3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货，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帽子150顶。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确认帽子价格为每顶28元。一审另查明，1、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殷飞的社保缴费单位为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2、就2017年10月24日、10月31日及11月9日订单中所涉特保春秋装，被上诉人同意按照每件235元结算；3、2018年1月1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对账单，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482,620元，后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款；2018年1月2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开票信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陆续开具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审理中，双方确认上诉人收到上述发票后已将发票退还给被上诉人，且双方应当履行先开票再付款的结算流程；4、上诉人自认其实际经营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模式，上诉人通过微信下单后被上诉人履行报价义务，双方据此达成订购货品及相应价格的合意，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合意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根据被上诉人的交货种类、数量及双方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对各份订单及履行情况认定如下：针对订单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订单的种类、数量、价格均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然被上诉人未能提供2017年10月16日快递的签收情况，一审法院该份快递中货物的送达情况不予确认，但考虑到上诉人已经在微信中自认收到140套，扣除被上诉人确认的退货17套，故该份订单的实际交货数量可按123套计算，上诉人应付货款为23,370元。针对订单2、4，双方在微信中明确的订单内容包括货物种类、数量，并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补充对除特保春秋服外的其余服装价格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就特保春秋装，双方订货时虽未就金额达成一致，考虑到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往来，故可参考2017年9月22日被上诉人自书报价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于两份订单的内容及货品价格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25日、11月9日寄送的快递，系根据上诉人指示向其营业地址和收货人交付，现两份快递已经显示签收，且上诉人在后续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对收货情况提出异议，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交货义务，综合上诉人认可的**勇签收的送货单内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就订单3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7,725元，就订单4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29,810元。针对订单3、6，考虑到被上诉人已于2017年9月22日就特保春秋服报价的事实，上诉人主观上对订购货品价格处于明知状态，且两份订单下单时与先前报价时间间隔较短，上诉人订购货品时未予询价符合常理，现被上诉人认可按其手书报价每件235元计算，可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10月29日及11月9日、22日四次根据上诉人告知的营业地址寄送快递，均已被签收，上诉人在其后的聊天中亦未对收货情况提出任何异议，应当对于被上诉人的交货事实予以认定，故上诉人应就订单3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2,300元，就订单6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9,440元。针对订单5、1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订单内容及货物价格均无异议，上诉人亦认可收货事实，故上诉人就订单5的应付货款为28,500元，就订单12的应付货款为4,200元。针对订单8、9，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2月18日、12月20日向被上诉人发送订货明细，在明确货物种类及数量的同时，主动标注了其确认的货品购置价格，该价格与双方此前订单价格基本一致，故上诉人应按明细中载明的价格支付相应货款。庭审中，双方确认调换新款特保春秋装120件为特保冬装120件、且价格不变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送货情况，被上诉人曾于2017年12月27日送货上门，上诉人对相应收货事实均予以认可；此外，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日送货上门，系殷飞签收，关于该人身份，上诉人虽在庭审中抗辩否认系其员工，但根据其社保缴费记录，殷飞确系上诉人工作人员，上诉人在聊天中既未向被上诉人提及收货权限事宜、也未就收货情况提出异议，在本案中亦未就此提交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故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抗辩不予采纳，并对其签名的送货单予以确认。经审核，上诉人应就订单8承担支付货款198,650元的义务，就订单9承担支付货款59,060元的义务。针对订单7、10，被上诉人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下单订货的事实，但未能举证证明相应快递签收事实，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交货事实不予确认，并驳回被上诉人就此主张货款的诉讼请求。针对订单1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通过微信订购多功能大衣100件的事实予以确认，虽然上诉人当时并未询价，但考虑到双方近期有订购同款衣物的记录，且被上诉人也多次向上诉人进行报价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对该批货物按此前交易价格计算货款予以支持。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5日送货上门，签收人亦为殷飞，一审法院对其签收事实予以确认，理由同订单8、9中所述，在此再赘述。故上诉人应就此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9,000元。综上，被上诉人已经按约交付了货物，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上诉人至今未能付款，显然构成违约，理应继续支付货款432,055元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上诉人对涉案订单对应的收货情况无法核实，亦未就其辩称提交相应证据，应就此承担响应诉讼风险。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双方未在订单形成过程中约定付款期限，综合被上诉人自2018年1月18日开始多次催款并已按流程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被上诉人自2019年1月1日起主张逾期利息损失亦属合理，利率标准调整为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一审判决：一、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货款432,055元；二、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以本金432,05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一审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被上诉人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负担1,050元，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6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通过微信方式就购买保安服饰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每一单买卖所涉服饰的价格、数量、送货地址和方式等具体交易内容亦通过微信沟通达成一致，故双方应遵照履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微信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依据微信聊天内容，结合多次交易习惯，逐一确定每笔订单的服饰单价，并依据送货签收及退、换货情况，确定实际买卖的服饰数量，以及依据被上诉人开具发票及催款情况，最终确认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交易单价和数量单纯否认并列举数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难以采纳。关于殷飞签收货物一节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货物原则上系送到国顺东路仓库由执勤保安签收，然依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微信中指定被上诉人送达且上诉人实际签收的存在多个地址，故在上诉人并未明确具体授权签收人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照微信联络中的指定地址送达后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的签收行为均应视为上诉人的签收行为，一审法院查明殷飞系上诉人员工，另结合上诉人未在此后向被上诉人就殷飞签收事宜提出异议的事实，确认殷飞系代上诉人签收服饰，相应法律后果由上诉人承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上诉人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沈洁审判长  张晓菁审判员  庄龙平审判员  王 曦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慎哲仁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