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民再10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水田街323号。负责人：韦勇，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应普，贵州教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310860385。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必权，该镇副镇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沈穆，曾用名余光友，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家特，贵州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610960519。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雨亭，贵州慎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1180411115。一审第三人：高勇，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一审第三人：高德国，男，195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一审第三人：余永彬，男，196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一审第三人：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法定代表人：蔡文卫，该村委会主任。再审申请人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水田镇政府）因与被申请人余沈穆、一审第三人高勇、高德国、余永彬、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村民委员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黔01民终5543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7）黔民申28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应普、王必权，被申请人余沈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家特，一审第三人高勇、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蔡文卫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高德国、余永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水田镇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多领取的土地补偿款共计1171814.86元（扣除村提留8%32.9915亩）；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2月30日，被告与陈永清共同通过“三荒”拍卖取得了竹林村后寨组108.6亩的荒山所有权，每亩单价40元，使用年限50年（1995年1月起至2045年1月止）。2014年因贵遵复线修路征地，原告作为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征地事宜并代为发放征地补偿款。在征用被告通过三荒拍卖形式承包的位于水田镇竹林村后寨下组的龙井山土地时，涉及被告承包的林地32.9915亩。被告承包的林地通过被告的经营管理已实际形成耕地，故根据相关补偿政策的规定，对被告承包的上述土地按耕地性质进行补偿，即每亩67100元补偿，地面附着物按40000元每亩计算，青苗补偿按每亩1301元计算，其中土地补偿款扣除村集体提留8%，实发61732元/亩，总计每亩为103033元。由于实施征收时，被告登记的为林地，补偿政策对林地转换为耕地的情形没有具体规定，故全部以地上附着物形式进行的体现，上述土地的补偿总计补偿款3399213.2元，被告以附着物形式实领3398120元。被告在领取了上述补偿款后，由于其通过三荒拍卖取得的林地，原为高勇，高德国，余永彬等村民集体管理的山林，三荒拍卖时未调查核实，现上述村民要求政府对原分配给他们管理的山林给予补偿，村集体亦认为被告承包的山林三荒拍卖时真正的山林管理人并未得到任何补偿，现所获得的补偿款中应按荒山补偿标准对上述人员进行补偿，被告只应获得荒山与耕地补偿之间的差价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金额。而且在上述村民找原告反映时，被告又从政府发放的补偿款中领取了3.4亩的补偿款350202.2元。原告发现补偿存在问题后，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其退出多领取的款项，但被告拒不同意。原告认为被告存在重复多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情况，遂诉至法院，请求：一、被告返还多领取的土地补偿款共计1171814.86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应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规定，本案中，土地补偿费应归竹林村村集体所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之规定，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应由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也即是土地补偿费首先归村集体所有，再由村集体讨论决定分配方案，最后村集体按分配方案将土地补偿费发放给村民个人，所以说村集体才是领取土地补偿费的适格主体。本案中，被告虽然通过三荒拍卖形式承包了位于水田镇竹林村后寨下组的龙井山土地，但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首先应归竹林村村集体所有，再由村集体讨论决定分配方案，最后村集体按分配方案将土地补偿费发放给被告。原告未先将土地补偿费发放给竹林村委会，而是直接将土地补偿费直接发放给被告，有违法律规定，该错误的发放行为应予以纠正。被告的土地补偿费应由竹林村委会依照法律规定民主议定程序通过的内部分配方案发放给被告，故原告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但因为该争议款项的发放是原告自身的过错造成，案件受理费应由原告负担。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余沈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返还土地补偿费1171814.86元。案件受理费15520元，由原告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负担。余沈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乌当区水田镇拍卖“三荒”使用权合同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二审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沈穆领取的1171814.86元土地补偿款是否系不当得利。对于该争议焦点，二审论述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不当得利是在没有合法根据的前提下，或者事后丧失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且该获益造成别人的损失。然而，余沈穆领取的1171814.86元土地补偿款，是其基于拍卖所取得的荒山被征收所得到的补偿，是具有合法根据的。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虽然当事人认为部分荒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但该争议并不能否定余沈穆所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有效性，改正并未被撤销或认定为无效，因此不能否定该使用证所登记的物权。故余沈穆的获益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具有法律原因的，是对其出让物权的补偿。故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余沈穆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2民初5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20元，由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20元，由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负担。水田镇政府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余沈穆只有一幅面积为32.9915亩的土地被征收，并没有另外一幅3.4亩的土地被征收，3.4亩包含在被征收的32.9915亩的林地中，余沈穆重复领取征收款。2、二审判决未区分家庭联产承包和通过三荒承包拍卖方式的区别，没有就余沈穆获得的补偿款进行区别，认定事实错误。余沈穆取得荒山是通过三荒拍卖方式取得，在土地被征收时，其只能获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不应获得安置补偿和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和土地补偿费应当归集体所有。3．二审判决未对余沈穆通过三荒拍卖所得的土地中包括了其他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有荒山未依法收回的事实进行认定，仅认定余沈穆获得补偿款有依据错误。涉案的林地在1994年“三荒”拍卖时，由于工作存在瑕疵，未核实系集体荒山还是已经承包给农户的荒山，导致已拍卖的荒山、林地中出现农户仍然持有山林管护证的情况，由于产生了冲突，只有在相关权属争议解决的情况下才能确认补偿款的归属，二审判决未予以查明考虑，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二）二审判决认定余沈穆获得的款项是因为其系被征收林地的合法使用权人，获取补偿款有合法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错误。余沈穆领取的款项中除了依法获得的2604977元外，其余11433344.5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余沈穆通过三荒拍卖方式获得的荒山，本质是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而非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因此通过三荒拍卖方式获得的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时，土地补偿费应当归集体所有，二审判决认定余沈穆通过出让方式获得物权应取得补偿错误。故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余沈穆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余沈穆被征收的土地系合法承包经营取得，征收单位依照法定程序征收余沈穆的土地，经征地单位实地丈量，共计征用了余沈穆两幅土地32.9915+3.4亩，支付了补偿款3748322.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余沈穆获得该款项并非不当得利。2、高勇等人的补偿款已经实际领取，水田镇政府并无证据证明余沈穆被征收的土地中包含了高勇等人的13.83亩土地。水田镇政府提出3.4亩包含在被征收的32.9915亩中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余沈穆提交的土地及附着物征收补偿清单载明，征地单位实际征收余沈穆3.4亩，故发放了350202.2元补偿款，该清册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这证明双方对该3.4亩征地范围及补偿金额没有异议，且书面确认并已履行完毕。3、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家庭联产承包方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无本质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补偿，水田镇政府要求余沈穆返还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再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水田镇政府诉请主张沈穆领取的征收补偿款中包含土地安置补偿款及被征收土地包含村民18人13.83亩荒山，其应就所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余沈穆领取32.9915亩补偿款的构成问题，查明本案余沈穆签字领取32.9915亩补偿款的补偿清册上所载明的补偿款构成全部为桂花树、杨梅树等计算的附着物苗木补偿金，并未载明其中含有土地补偿费，且水田镇政府提交其补偿款发放经办人员杨琴在中共水田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谈话笔录中也陈述32.9915亩征收补偿款是按照地面附着物11.5万元/亩计算，不含土地费。而水田镇政府提交的32.9915亩征地丈量记录表为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无余沈穆签字，余沈穆不予认可；相反该征地丈量记录表上载明的杨梅、桂花树情况也印证了补偿清册上载明的补偿款全部为桂花树、杨梅树的情况，同时水田镇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于水田镇政府主张被征收的32.9915亩土地包含村民18人13.83亩荒山的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余沈穆被征收的32.9915亩土地位于1994年三荒拍卖108.6亩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无异议，且余沈穆提交了1994年12月20日其与陈用清和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乌当区水田镇拍卖“三荒”使用权合同书》予以佐证，该合同书上有该村委会、水田镇政府加盖的公章。水田镇政府虽对《乌当区水田镇拍卖“三荒”使用权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其中包含18人的荒山未收回管理权，导致一山两证。水田镇政府为支持其主张提交1982年3月10日四户村民《区山林、树木管理责任证》的复印件进行质证，余沈穆经质证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水田镇政府对其主张提交的复印件不具有证明力，且余沈穆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水田镇政府对其上述主张提交的证据不充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对于余沈穆是否重复领取3.4亩征收补偿款的问题。水田镇政府主张余沈穆只有一幅面积为32.9915亩的土地被征收，并没有另外一幅3.4亩的土地被征收，余沈穆重复领取3.4亩征收补偿款。对此，水田镇政府提交3.4亩补偿款发放经办人员杨琴在中共水田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谈话笔录中陈述余沈穆重复领取了3.4亩补偿款予以证明，同时相关村民及村委会也予以证明，而余沈穆虽主张其享有二幅不同面积32.9915亩、3.4亩的土地被征收，但余沈穆至今未能提交其享有被征收3.4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凭证，因此，余沈穆对其无依据所领取的3.4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350202.2元应予退还。综上所述，水田镇政府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缺席审理）、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黔01民终5543号民事判决与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2民初503号民事判决；二、余沈穆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返还土地补偿费350202.2元；三、驳回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的其余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520元，共计31040元，由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人民政府负担21728元，由余沈穆负担93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艳审判员  陈红审判员  赵曜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李瑞康书记员熊唯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