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6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超，男，198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盘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悦霖，辽宁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青堆子村。 法定代表人：宫华泽，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菊，辽宁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超、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21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悦霖、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超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28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74654.16元；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鉴于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作用导致多日强降雨，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故酌定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责任，该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稻瘟病形成的原因有多种，天气、品种、田间管理等均会增加稻瘟病的发病率，气候因素并不是稻瘟病形成的唯一因素，更不是主要因素，一审法院判定台风“利奇马”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属于主观臆断，缺乏权威性的事实依据。事实上，虽然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潮湿的环境可能会增加稻瘟病的发病风险，但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避免稻瘟病的形成，上诉人与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预防稻瘟病是合同约定的水稻病虫害防治范围，但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稻瘟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导致了上诉人稻田地因发生稻瘟病大量减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理应对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判定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台风“利奇马”并不是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履行服务合同的不可抗力因素，台风天气只是会增加稻瘟病形成的风险，但不必然会导致稻瘟病的形成，只要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提供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能够避免稻瘟病的发生的。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不能以此来减轻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审辩称：陈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超的损失系天气原因即利奇马台风造成，陈超认为损失是我公司的原因导致没有依据，没有因果关系鉴定，故不应予以支持。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1、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稻瘟病的成因及减产损失部分的认定不能适用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于“稻瘟病”成因所做出的结论是不合适的：根据鉴定意见书的委托鉴定事项看：委托鉴定要求的事项有两项：（1）确定涉案水稻是否感染稻瘟病造成减产进行鉴定；（2）对涉案水稻因病造成减产的实际损失进行鉴定；鉴定委托中并没有要求鉴定中心对稻瘟病的成因进行鉴定，所以将涉及稻瘟病成因完全归罪于打药没有达到有效防治，这个结论超出了委托鉴定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涉及减产损失评估是参照2016年度-2018年度三年平均亩产量是不客观的，如果2019年7月-9月没有连续的降雨天气及9号台风影响，评估鉴定参照2016年度-2018年度三年平均亩产量上诉人没有意见，关键是2019年7月-9月的连续降雨及9号台风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整个盘锦乃至辽宁都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及9号台风影响造成2019年度的收成严重减产，本案不是独立于9号台风之外，减产计算将9号台风拒之门外对上诉人不公平，也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因此计算本案涉案损失应该依据2019年度的水稻同区域的平均亩产量作为计算基础。原审判决在本案中认定了两个基本事实：1、“另查明，2019年7月-9月，戴德民所在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2、“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原审法院的认定，可以确定9号台风“利奇马”之影响极坏，在造成粳稻价格走低的同时，水稻产量减产是必然的趋势。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原审仍然以《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减产数量来判定本案的减产损失，是不合适的。2、原审判决将损失承担比例确认为上诉人承担40%不符合公平原则。原审判决认定的是“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既然9号台风“利奇马”和多日的强降雨是导致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按照现实公平原则应该是三七开，即上诉人承担30%较为公平，而四六开，则明显是偏重于戴德民。3、由于原审判决依据的评估结论存在瑕疵，加之承担比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综上，上诉人呈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客观存在的事实，纠正原审的错判。 陈超二审辩称：1、鉴定意见书通过法院委托，由有资质的鉴定单位作出，双方均参与了鉴定过程，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客观真实，鉴定机构作为专业的鉴定评估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有专业的鉴定标准和依据，麦飞公司应按照鉴定意见书出具的结论对上诉人进行赔偿。2、因遭受同样天气灾害的农户不止一户，同样自然环境下只有由麦飞公司喷洒农药的用户大面积减产，可见自然灾害并不是造成农户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麦飞公司未尽到合同义务，没有对稻瘟病进行有效的预防，才是导致农户水稻减产的原因，原审法院判决麦飞公司承担40%赔偿责任显失公平。 陈超一审诉称：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00元；2、不再向麦飞公司缴纳剩余服务费；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5日，原、被告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200亩水田提供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被告保证防治后，原告水田的稻瘟病等病虫害的损失率在国标和防治指标内；被告保证使用符合国家农药使用规范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为原告进行服务。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服务费给付方式及服务的具体项目等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交纳了定金200元，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对原告的水田进行了三次病虫害防治服务，原告按约定给付了相关费用。被告进行第二次农药喷洒后，原告发现水田发生了稻瘟病，造成大面积减产。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被告也派员进行了现场勘查，但对于损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此提起诉讼。 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辩称，认同原告稻田涉案水稻为稻瘟病；认同原告水稻因发生稻瘟病造成减产的事实，但对减产数量有异议；被告不同意原告将发生稻瘟病的成因完全归罪于被告并要求被告承担减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涉及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属于天灾。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6月25日，原告陈超与被告麦飞公司签订《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承包的200亩水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被告保证防治后原告水田的稻瘟病等病虫害的损失率在国标和防治指标内。合同还约定了服务费给付方式、服务的具体项目等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被告利用无人机为原告的水田喷洒农药三次，发现稻瘟病后又补洒一次，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喷洒农药后，原告水田仍感染了稻瘟病并导致减产。原告起诉后，申请对其200亩水稻是否因稻瘟病引起减产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2019年11月23日，黑龙江安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黑安通［2019］农司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陈超种植的200亩水稻田发生严重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田间发生严重的稻瘟病危害导致；陈超种植的200亩水稻田，田间测产产量比对照产量，平均每亩减产311.38公斤（14.5%含水量）。原告向鉴定机构交纳鉴定费9000元。另查明，2019年7月至9月，原告水稻田所在的盘山县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长时间、大面积强降雨；2019年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1.3元/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属于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是专业性极强的合同，被告虽然在合同中注明了免责事由，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亦未向对方说明该条款，故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未能达到实现合同约定的预防稻瘟病的目的，构成违约，应当对原告的水稻因稻瘟病减产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导致多日强降雨，又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是稻瘟病形成的主要因素，故酌定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经济损失数额，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近三年的全国粳稻最低收购价格，本院酌定2019年粳稻收购价格为2.66元/公斤，原告经济损失数额为174654.16元（2.66元/公斤×311.38公斤/亩×200亩+900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69861.66元（174654.16元×40%）。关于原告提出不再向被告缴纳剩余服务费的问题，被告未就此提出反诉，且要求给付或不要求给付剩余服务费的诉权，不属于原告，故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超经济损失69861.66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被告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3.27元，原告负担1751.73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上诉人陈超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预防农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0%的责任是否合适。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陈超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人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同样受台风利奇马的影响，由麦飞公司提供服务的农户稻田患稻瘟病导致减产，没有由麦飞公司提供的服务的农户的稻田没有患稻瘟病，没有导致减产，台风并不是农户稻田减产的主要因素。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认为，对上述证据中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台风利奇马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是事实，故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陈超的主张。出具证明的村委会和出具证明的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否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超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有效。 上诉人陈超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的事实存在，但造成水稻发生稻瘟病的原因应当存在种植水稻的品种和水稻的管理（如：施用的有机肥未充分腐熟、施用氮肥过多或过迟、植株生长过长过嫩、未及时烤田或烤田不好、长期灌深水、排水不良、栽培过密、田间通风透光差、虫害、田间及周边田埂杂草丛生等）及气候（如：长期连阴雨、大水串灌、日照不足、时晴时雨、多雾、重露、土壤温度低等）等因素，故可以认定上诉人陈超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并非是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而未起到预防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原因，且上诉人陈超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不发生水稻稻瘟病。上诉人陈超的经济损失完全归责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未起到预防效果，而导致水稻减产，应无科学依据。且2019年8月份，涉案地区受9号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导致该地区连续多日强降雨，此正值水稻抽穗后至灌浆期间，虽然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农药以预防稻瘟病的发生，但因台风“利奇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中，只是鉴定了上诉人陈超种植的水稻发生穗颈瘟后的经济损失情况，其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水稻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能达到预防的效果而发生了水稻稻瘟病，且上诉人陈超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水稻稻瘟病的发生为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而未达到预防的效果。故可以认定上诉人陈超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应为多因一果而致，其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喷洒防稻瘟病的农药未起到预防作用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了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不足。但鉴于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认可其自愿承担上诉人陈超经济损失的部分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陈超经济损失40%的赔偿责任应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86.64元，退还上诉人陈超2525元，退还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18.32元；由上诉人陈超负担2525元，上诉人辽宁麦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8.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恒志 审判员  李宝明 审判员  温 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皓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