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15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彦峰，男，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莲，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住所地：莘县汽车站西200米。 负责人：曾秀红，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敏，山东齐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蒋随山，男，195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莘县。 原审被告：孙洪林，男，194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莘县。 原审第三人：莘县惠北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莘县莘城镇北街。 登记法定代表人：尹宝珠，经理。 上诉人蒋彦峰因与被上诉人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以下简称莘北二小组），原审被告蒋随山、孙洪林，原审第三人莘县惠北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北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2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蒋彦峰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2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莘北二小组的一审诉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以及适用法律不当等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一）一审法院违规受理此案，受理后又未尽职进行审查，导致原告身份存疑，枉法裁判。 1.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起诉条件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 (1)法律对“其他组织”规定是严肃的，应当是具有合法诉讼地位的组织，而不能是自创性的任意的一个名称。这是一个首要查明的问题，原告的身份资格，这是一个案件进入调查审理的前提，没有合法的身份就无权进行诉讼，如同法人、自然人或法律认可的组织一样，这个原告的身份是合法性地位的象征，法律不允许任何人自由临时创设一个组织而起诉，这个身份问题不能确定，法院无法按照诉讼程序进行。 本案中，以返还原物为由，曾经立案数次，以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名义起诉被驳回起诉后，被中院维持，又以第二生产小组名义起诉没有经过选举而驳回，均因为起诉方主体资格裁定驳回或中止审理，由此可见，对方身份是否具有合法的诉讼地位是本案的关键之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应当首先对起诉方的身份进行资格审查。然而被上诉人的名称也即“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出现，是令人鄙夷所思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无权下设生产小组，只能依据第十四条分设居民小组，小组长是推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下设村民小组，依据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小组会议决议推选小组长。因而，居民小组与村民小组是国家法律两套不同的规制，其立法目的、管理及其产生的程序及权利义务均不一致。 被上诉人方起诉的抬头是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后缀却是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这个连在一起的名称很古怪，不伦不类，其名称中既含有居民委员会字样，又含有居民小组，又含有第二生产小组字样，这一名称既不属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也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内容，根本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的范畴，这种创设是法律不允许的，更无权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 (2)起诉方与争议标的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第一项的立案条件。 上诉人蒋彦峰于2015年3月28日花费42000元购买的平房9-16两间，并取得相应收款收据。收款收据是本案关键性证据，该收据显示收款人系莘县惠北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经查询工商登记，该公司系由两个股东，即莘城镇北街村委会和莘城镇惠庄村委会这两个法人股东投资所建，且该公司已经被吊销执照，但未清算。根据法律规定，未清算的，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故，买卖合同相对方为上诉人与惠北公司之间，被上诉人如若起诉，必须首先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与标的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的名称不是一个法律认可的组织，与惠北公司、标的物之间无利害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立案条件，不应当给予立案。 (3)即使出现2015年惠北公司售卖行为，依据公司法规定是惠北公司完全按照公司法行使公司权利的表现，如认为售卖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只有公司股东才有权起诉。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与公司两个股东的利害关系，就无权起诉。 综上，被上诉人的名称并不是法律许可的其他组织，一审判决支持其自创名称并允许其有诉讼主体资格违法，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原告的名称并无法律禁止，亦是适格的原告”这一说法是及其荒谬的，人民法院适用无法律禁止即合法的仅是对民事行为进行判断的依据，而不是对法律有明确规定的起诉资格的身份等问题的随意扩大，一审判决对此的认定是错误的。 2.本案中原告诉讼代表人曾秀红并没有依法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推选，因此不能产生组长的法定效力，更不能代表集体组织成员的集体意志。2018年出具的裁定书己然证明曾秀红没有经过推选而驳回诉讼，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小组长的推选行为，因而组长仍然不具有诉讼权利。同理，其称的2018年选举代表是社区选举主任必要而进行的村民代表的推选，并非其主张的组长的推选。 一审法院立案庭本应该对起诉一方的名称等身份进行审查却失职予以立案，当上诉人一方提出质疑时，审理该案件的合议庭不仅不给于高度重视，没有首先解决起诉方身份问题，却将此归纳为法庭焦点，使得在身份存疑的情况下进入实质性法庭审查，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纵容了起诉方自创名称的诉讼行为。关于身份资格的异议，不同于诉讼主体资格的简单的异议，应当由法院主动进行审查无误后才进入法庭调查。 3.关于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建议，假定被上诉人一审中陈述情形属实，那么应当以涉案标的的产权权属所有共有人名义起诉，人数众多的，选举诉讼代表人进行，也不能违法自行创设组织，更不能由法院许可获得相应的诉权，这是违法的。 （二）一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1.被上诉人一方向法院提交的共同诉讼签字行为是在诉讼后进行的，对于本次的诉讼不产生实际作用，其诉后行为不能代替以前的立案前的审查。被上诉人起诉行为发生在2018年4月26日，然而提交的证明显示共同诉讼同意签字时间在2018年7月25-26日，差了三个月的时间，显然诉讼立案时没有经过合法征集民意，诉后行为不能代替诉前效力，一审判决不应当支持其所谓联合签名的效力。 2.一审法院在开庭后，又去被上诉人处调查落实按捺手印的情形，属于法院依职权取证，却没有再次组织开庭进行质证就进行裁判，违反法定程序，使得被上诉人于立案后三个月提交的联合签名通过法院调查的形式就堂而皇之的变成了此次诉讼系村民的共同意思。实质上联合签名并不真正代表村民意思，而是部分村民了解的曾秀红公开允诺签名以及去法院开庭都是每天支付100元报酬的买卖行为，根本不是民意。 3.一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审理及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之处，其为了达到袒护被上诉人利益的目的，漏洞百出。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一方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明确撤回了对毕先河、秦宝山、左宝来、孙青海四人的起诉(判决书第二页第10行，11行有记载)，然而在判决书中首页又将上述四人列为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而这一违反程序之行为恰恰揭露了一审判决极端袒护被上诉人的目的：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5行至第8行表述，蒋随山、孙洪林并非村民小组会议推选小组组长及职务，从而认为其二人无权处分房产，但是一审判决却忽略了被上诉人曾经几次起诉，均一同把蒋随山、孙洪林以及撤诉的四人共同列入了被告，这就说明被上诉人从开始就知晓买卖房屋行为与这六个人是有关联的，是明知这些人在当时的职务与权限的，不然怎么会列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试图让被上诉人撤回对秦宝山四人的诉讼，唯独剩下收款收据上的两个人，从而否认买卖房屋行为的是当时主持公务的议事小组的职责，否认买卖房屋是公开一致性，其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与本案的客观实际相背离的。 4.一审判决不但存在上述乱列当事人情形，也列错了必要当事人，应将惠北公司列为被告，不应列为第三人。 上诉人因购买涉案房屋，惠北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据，收据上加盖了惠北公司的公章，依据民法规定，惠北公司收取款项行为，加盖公章即具有了高度的盖然性，上诉人交房款换的收据，有理由认为就是来自于惠北公司。上诉人只是普通的一名购买人，对于惠北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年审情况无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只有接受。因此，上面即使有蒋随山、孙洪林等人的签名，作为购买人，上诉人都视为其履行的是公司职务行为，代表着公司的行为，也无论经手人员是否在村里担任何等职务。因而涉案双方依据买卖合同相对性，惠北公司与上诉人是对应的主体，如若被上诉人有权起诉，那么其应当将惠北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而不是列为第三人。 （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无论被上诉人是何种身份，均丧失了胜诉权。 1.本案案由不属于返还案由，而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与惠北公司关于涉案标的购买时间为2015年3月29日，这一行为是典型的房屋买卖合同行为，而被上诉人起诉在2018年4月26日，要求就是确认合同无效，这是本案的案由。 2.本案被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诉求的支撑点为合同无效，至于是否应予返还问题是合同无效后果处理情形，不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例外情形，被上诉人的诉求起诉时超过三年，早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早就丧失了胜诉权。一审判决以物权返还不适用诉讼时效为由支持被上诉人是错误的。 （四）退一步讲，假定被上诉人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诉求也不能成立。上诉人购买的房屋是惠北公司名义售卖，经过相关人员公开售卖公平合理取得，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交付管理使用四年之久，应当依法保护买卖合同，维护效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能轻易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1.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是惠北公司的公开售卖行为，不仅上诉人，还有同村其他村民等33户村民(详细名单附后)连续几年经过时任小组成员同意，分别购买房屋。价格都是按照他们公开的价格，前后价格一样没有差异。因此，如果法院真的要查明是否低价或不公开，必须查明市场购买实际情况，不能偏听偏信，任由偏袒一方。市场里的房子都在那里摆着，可以调查。上诉人在购买开始即支付了全部价款，并且第三人惠北公司已经交付使用多年，因此假定存在其他情形，上诉人的购买行为也属于民法上的善意占有，应给予法律上的保护才是。上诉人购买涉案标的房屋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的无效事由，除法定理由之外，被上诉人主张转让行为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同理其要求合同无效返还请求不能成立。 2.被上诉人称合同无效不成立。根据其在一审起诉状中诉称及开庭举证情况看，并没有提出买卖无效的事实依据。关于涉案房屋的来源，不但被上诉人也认可是议事小组成员的售卖发生，议事小组成员经办人也认可。如上所述，上诉人购买房屋是时任小组长的蒋随山的小组代表行为，这一届小组在2013年10月26日至2015年5月4日是代表村民公开行使公务，有权利代表村民的意志，其当时的售卖价格也是与前后几届小组一样，不存在私自低价等情形。因而说明了上诉人的买卖行为并非私自进行，是由当时临时具有小组行使权的议事小组成员履行公司行为，无论是价格方面还是售卖方式，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合同存在买卖无效的情形。 3.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的无效性，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返还原物的后果，其诉求第二项当然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存在将一个案子审理了两个案由的情形，进行了混同审理，一审原告的第一项诉求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第二项诉求是要求返还原物，在法律规定上确认合同无效属于确认之诉，第二项诉求是给付之诉，然而这两个不同的案由一审判决同样都给予了支持，显然违背了法律上的一个案由一诉的规则，再者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发生返还原物的后果，一审判决认为属于物权的诉讼不适用法律时效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及程序上都存在严重违法情形，确定案由为返还原物不当，应当列为买卖合同纠纷的请求无效情形。一审判决也存在列错乱列当事人等自相矛盾多处错误。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合法有效且支付全部对价并且公开获得并实际管理使用多年，应当维护有效的社会交易，不能任由被上诉人通过贿买方式假意取得群众签名，被上诉人身份资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具备诉讼权利义务。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发还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不当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莘北二小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采信，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 （一）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件，被上诉人名称不违反法律规定，曾秀红系被上诉人负责人，有权以被上诉人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 1.被上诉人的名称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行政区划多次变动，名称也随之变化，但均不影响被上诉人主体资格。已生效的（2016)鲁15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列明的当事人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XX村民委员会第一生产组（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湖西街道办事处XX村民委员会第一生产组）即与被上诉人名称的列明方式一致。 2.已经生效的（2015)莘民一初字第1608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己确认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当然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关于其系从第三人惠北公司处购买涉案房屋，被上诉人与买卖双方无利害关系，故不具备主体资格的逻辑，简直荒谬。 3.被上诉人一审时已提交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曾秀红于2018年1月被推选为被上诉人小组长。上诉人提及的（2017)鲁1522民初3970号民事裁定书虽驳回被上诉人该次起诉，但基于的理由是被上诉人起诉时(2017年）曾秀红未经居民小组推选。而在本案一审起诉时，被上诉人的小组长己于2018年1月被推选为被上诉人小组长，当然能够作为小组长进行诉讼。 （二）一审法院系经依法审理作出判决。 1.被上诉人一审时已提交居民小组成员的联名诉状书证明，因上诉人一审时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通过现场核实的方式确定了小组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以司法权介入村民自治的情形。 2.被上诉人起诉时所列的一审被告是基于起诉时了解的案件情况，诉讼过程中，毕先河等四人均称对涉案房屋出售一事不知情，被上诉人为节省诉讼成本，有权依法撤回对该四人的起诉。上诉人所述纯属臆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也有明确规定。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被上诉人基于返还原物请求权提起本案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四）上诉人所称“购买房屋是以惠北公司名义售卖”的理由不能成立。 惠北公司的登记营业期限至2014年7月20日，吊销核准时间为2010年6月8日，涉案房屋被出售时该公司己被吊销，且，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财产，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条：“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的规定，上诉人称其从惠北公司处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显然无效。 上诉人所称买房的其他小组成员，绝大多数购房者因认识到买卖的违法性，主动将房屋返还，仅剩包含上诉人在内的几人未返还，被上诉人才提起诉讼。 上诉人2015年3月购买涉案房屋的单价仅为1000元/m2，而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评估报告显示2015年3月涉案房屋的单价为4222元/m2,当时购买的价格仅为市场价值的23%，故，上诉人蒋彦峰购买房屋的行为不能构成善意取得。上诉人蒋彦峰现在占有涉案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物权法》第34条的规定，上诉人应依法将涉案房屋返还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一审所列诉求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所列，一审受理并无不当，合同无效后如存在返还可能的当然要返还原物。 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采纳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蒋随山、孙洪林、原审第三人惠北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辩称意见。 莘北二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蒋彦峰与蒋随山、孙洪林、毕先河、秦宝山、左宝来、孙青海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2.依法判令蒋彦峰返还涉案房屋。诉讼过程中，莘北二小组撤回了对毕先河、秦宝山、左宝来、孙青海的起诉，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确认蒋彦峰与蒋随山、孙洪林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莘县城关镇北街村原隶属于莘县城关镇,该村村委会下设八个生产小队,其中包括第二生产小队。2001年初,因莘县行政区划变动,莘县城关镇更名为莘县莘城镇,莘县城关镇北街村民委员会随之更名为莘县莘城镇北街村民委员会。2009年3月,因莘县行政区划再次变动,莘县莘城镇北街村民委员会被撤销,更名为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莘县城关镇北街村第二生产小队目前变更为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负责人组长曾秀红。 1995年,时任莘县城关镇北街村村民委员主任的尹保珠开始通过出售本村二队集体土地筹集资金,筹建莘县北街市场。市场内平房于1998年建成，楼房于2000年建成,建成后的房产系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北街村二队(原告前身)集体财产，北街二队成员对房产拥有所有权。2015年3月28日，蒋随山、孙洪林未经村民小组成员决议,将莘县北街市场9-16房屋以42000元出售给蒋彦峰。蒋随山、孙洪林为被告蒋彦峰出具了收据,该收据加盖了第三人惠北公司的公章。之后,蒋彦峰一直占有、使用上述房屋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证据分析及查明事实，莘北二小组为北街市场9-16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莘北二小组对该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蒋彦峰虽辩称,莘北二小组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及曾秀红没有莘北二小组负责人的资格,根据证据认定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蒋随山、孙洪林并非莘北二小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小组组长及其他职务,二人无权处分上述房屋,莘北二小组亦未追认二人的上述行为,二人与蒋彦峰房屋买卖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应属无效行为。第三人惠北公司亦并非享有涉案房屋相关权益,该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产生法律效力。蒋彦峰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无任何法律依据,因此蒋彦峰理应返还莘北二小组涉案房屋。蒋彦峰虽辩称，涉案房购买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莘北二小组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4月16日，莘北二小组丧失了胜诉权。蒋随山、孙洪林与蒋彦峰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莘北二小组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为物权请求权，该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法律规定,因此蒋彦峰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蒋随山、孙洪林,第三人惠北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视为对其享有的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的放弃,应予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一、被告蒋彦峰与被告蒋随山、孙洪林之间的转让莘县北街市场9-16房屋的行为无效;二、被告蒋彦峰在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原告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民委员会莘北居民小组第二生产小组涉案房屋。案件受理费850元，由被告蒋彦峰、蒋随山、孙洪林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被上诉人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曾秀红代表被上诉人诉讼是否合法正确；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应否返还。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涉案房屋属于原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北街村二队（即被上诉人前身）的集体财产，原二队已变更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即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具备法定的诉讼主体资格，但法律对于居民小组下设小组没有明确禁止，且根据当地农村集体经营实际情况及传统，居民小组下设小队、小组的情况较为普遍，如以其不具有主体资格禁止其民事诉讼，势必剥夺其维护集体权利的资格，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本案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居委会、莘县东鲁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能够证明2018年1月后，曾秀红是被上诉人负责人的事实，因此，曾秀红有权代表被上诉人进行诉讼。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曾秀红作为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其代表集体提起诉讼是为了保障集体利益，虽然村民共同诉讼同意签字时间晚于起诉时间，但村民出具同意证明就代表其自始同意被上诉人的起诉行为，而非从签字当日起才同意，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未征集民意，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村民联合签名不是村民真实意思，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文书将毕先河、秦宝山、左宝来、孙青海列为被告，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起诉了上述四人，在审理过程中撤回对四人的起诉，一审在文书中均予以明确表述，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关于惠北公司的地位，被上诉人一审未将惠北公司作为被告起诉，其申请书亦是追加惠北公司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将惠北公司列为第三人亦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二项为请求返还房屋，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涉案房屋所有权归被上诉人集体所有，蒋随山、孙洪林无权出售，蒋随山、孙洪林与上诉人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被上诉人亦未对蒋、孙二人的无权处分行为予以追认。因此，一审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评估报告，涉案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上诉人主张其支付了合理价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上诉人并未支付合理对价，其主张依据善意取得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既不能基于无效合同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亦不能依据善意取得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其占有涉案房屋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 综上，上诉人蒋彦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蒋彦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繁奎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守菊 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