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2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明街（伍明阶），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文，系江苏开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320101074362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冬伟（丁东伟），男，197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良四，男，197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朝向，男，194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庆，系贵州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610706987。上诉人伍明街与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6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明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起诉；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019年8月12日，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以合伙纠纷为由起诉上诉人伍明街，诉讼请求为：1、判令原被告对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账务进行清算；2、判令被告分别向三原告支付合伙款230375.56元；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一审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开庭审理，当日作出了（2019）黔0222民初6903号民事判决，由被告伍明街向原告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三人分别支付合伙收益162500元。然而，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民再17号民事判决明确指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当事人可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依据清算的结果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双方当事人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依据清算结果）是另行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才会产生。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伍明街向原告支付合伙款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程序违法。首先，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伙财产清算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才有权申请法院组织清算。本案中，法院组织清算的前提是要有申请人的申请，但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等人是以原告的身份要求法院进行合伙财产清算明显错误。然而，原审法院在没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形式下，即直接组织当事人进行清算，属于超越职权，程序上明显违法。其次，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的过程明显违法。清算期间（且不论程序正确与否），上诉人没有接收到原审法院就清算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书（必要的裁定）及任何书面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合伙人协商不成，无法进行清算的，由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清算。本案被上诉人在审理期间并没有提出书面申请进行清算或请求原审法院依法组织清算组或指定清算人。在所谓的法院组织合伙清算期间，原审法院也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要求，告知原告、被告：“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并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的法定义务。因此，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的过程明显违法。再次，在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没能提供其所谓合伙期间的清算资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清算申请。由于上诉人并不存在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审理期间，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与合伙相关的业务资料，并强制清算，既不公平，也显失公正，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原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为：1、判令原被告对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账务进行清算：2、判令被告分别向三原告支付合伙款230375.56元。通过对原告诉请的分析可以得知，其诉求实为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诉请法院对合伙账务进行清算，没有法律依据，其账务清算本身是企业内部的事情，应当由合伙人或股东依据审计法、会计法进行清算。被上诉人将企业内部的事情交给司法部门去处理，明显是错误的。原审法院不做任何审查，将被上诉人的诉请予以立案，受理并直接判决，明显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规定，本案合伙企业（法院认定的）只有清算后且依据清算结果，被上诉人才能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进行合伙企业清算”是被上诉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只有本案当事人先行进行了清算（或被法院指定清算）后，并且依据清算结果，被上诉人方才取得分割合伙财产的诉讼权利。该案被上诉人的两个诉请在法律的层面上（法律关系）只是递进关系，并不是并列关系，更不能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合并审理，况且本案合伙财产清算并没有任何结果。因此，原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程序违法，理当撤销。原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明显不当。本案的审理是在我国防疫形式极其严峻的阶段、期间，法院也做出了延期审理决定。2020年2月28日，8时50分左右，上诉人接到盘州市人民法院的电话，通知要求上诉人9点钟参加庭审。由于延期审理上诉人记错了开庭时间，鉴于当时防疫封城、封路，无公共交通，因此上诉人根本无法准时到达法庭（距离法院50多公里），当时，上诉人伍明街立即口头申请延期到下午或改期审理也可以。但却被法院的工作人员予以拒绝，理由是对方当事人已经到达法庭，无法改期。由于缺席审理，致使上诉人无法当庭行使自己的诉权，造成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当前是全国抗疫战斗的非常时期，法院审理案件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出行状况，合理安排开庭时间，并提前1至2日提醒当事人准时参加庭审。上诉人认为，防疫形式极其严峻的时期，原审法院采取缺席审理本案明显不当。四、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l、简单回顾：本案判决前，上诉人历经数次诉讼，得到盘州市人民法院（2016）黔0222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22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民再17号民事判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历时四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明确指出：伍明街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二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然而，再审中，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作出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合伙的事实”的错误认定，其也是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裁定的全盘否定。2019年8月12日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以同样的理由和诉讼请求再行起诉上诉入伍明街。庭审中，原审法院依然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状态下，认定上诉人“并不能否认原被告的合伙事实”，进而判决上诉人（被告）伍明街向被上诉人（原告）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三人分别支付合伙收益162500元，因此，该判决明显错误。2、纵观本案争议焦点，应当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原审法院是以原告提出的《合伙协议》作为基本事实认定合伙关系的。然而，通过对该协议的剖析可以看出，其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应当为无效合同，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1）《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然而，2008年以来至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2）《合伙企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合伙企业成立日期。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依法取得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也没有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着合法的合伙关系。因此，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本案的合伙企业并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企业法方面上的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3）《合伙企业法》第十八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二）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三）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六）合伙事务的执行；（七）入伙与退伙；（八）争议解决办法；（九）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十）名称、住所；（四）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五）违约责任。以上是合伙企业在法律上的强行性规定，缺一不可。根据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合伙协议》可以看出，其明显缺少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例如：合伙合同中合伙企业的名称的错乱；无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合伙人的住所；无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无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合伙事务的执行；无入伙与退伙，争议解决办法；更无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法律规定的必要条款等。因此，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涉案的《合伙协议》系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企业法上的法律约束力。3、本案的合伙关系（基本事实）是否有证据证明。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主要证据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协议》、《整合申请书》、《整合协议书》《盘县国土局证明》、相关法律文书等。但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只能证明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挂靠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协作关系，即整合关系。本案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协作行为系企业合伙关系，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原审判决明显错误。关于企业间的整合，实质上就是优化资源配置问题，是企业之间根据政府政策的要求组成的企业内部松散的集合体。他们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企业各自为法人实体，企业之间独自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互相取长补短，取得更大的企业效力和社会效力，以谋取企业共同发展，做大做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根据我国《合同法》、《民法总则》、《合伙企业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诉人伍明街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请依法判决。另补充：一、案涉《合伙协议》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原审法院是以原审原告提出的《合伙协议》作为基本事实认定合伙关系的，通过对该协议剖析可以看出，其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应为无效合同，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然而，2008年以来至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合伙企业成立日期。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依法取得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也没有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着合法的合伙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本案的合伙企业并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企业法方面上的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有书面合伙协议；（三）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一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也没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着合法的合伙关系，没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本案的合伙企业并没设立，根据本条的强行性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企业法方面上的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并判决宏兴砂石厂支付被上诉人相关证照转让费明显错误。4、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称“在签订合伙协议后，原被告就合并事项告知相关部门，提出了相关申请，证明原被告已经实际履行合伙约定的事项。至于两个砂石厂未进行变更登记，并不能否认合伙事实……”。从该判决认定上来看，一审法院出现了法律概念上的错误，将合伙等同于整合、合并。合伙可分为企业合伙和个人合伙，但涉案的《合伙协议》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法律规定，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由于该所谓的合伙企业没有领取营业执照，所谓的合伙人也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因此，案涉的《合伙协议》系无效合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已经实际履行合伙约定的事项，至于两个砂石厂未进行变更登记，并不能否认合伙事实……”明显错误。在所谓的“原被告就合并事项告知相关部门，提出了相关申请”中，并没出现任何合伙字样，只是零碎的出现合并、整合字样，一审法院偷换法律概念，将合伙等同于整合、合并来判决，明显为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合伙企业成立也是持否定态度，但其又别出心裁的提出“至于两个砂石厂未进行变更登记，并不能否认合伙事实”，言下之意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个人合伙的关系，该案是否存在个人合伙的关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三条：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1、被上诉人没有签订任何合伙协议，没有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2、被上诉人就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3、更没有依法经核准登记。以上法条是合伙企业成立、经营的法律强行性规定，缺一不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二、案涉证照出让款的权利应当为上诉人所有。l、案外人余小权独资经营企业转让给周朝向没有按照《独资企业法》规定的转让程序进行合法转让，转让后的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两个投资人，即周朝向与丁云武，这也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其企业主体参与签订的所谓《合伙协议》也就不具备主体资格，更谈不上符合法律规定。2、周朝向《采矿许可证》的取得更是违规、违法。首先，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是经过法定程序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其负责人为上诉人伍明阶，该企业由业主伍明阶独自经营，自负盈亏，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该企业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权利人，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周朝向的《采矿许可证》取得时期，上诉人伍明阶、案外人余小权的均在有效期限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采矿权经过法定程序取消，若三个生效的《采矿许可证》同时运行，那岂不是发证机关在行政法规执行上的重大漏洞，明显具有徇私舞弊的重大嫌疑。3、上诉人伍明阶《采矿许可证》的取得符合法律规定。现以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给上诉人伍明街《采矿许可证》2013年6月3日-2013年7月11日、2013年7月22日-2018年7月22日（均无整合名称）为例：周朝向因《采矿许可证》取得违法，行政主管部门主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依职权撤销了周朝向因违法行为取得的《采矿许可证》，并依法变更上诉人伍明阶为《采矿许可证》的行政审批权利人。再从上诉人伍明阶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内容上看，该许可没有标注非法律用语的整合名字，且上诉人的《采矿许可证》所标注的采矿坐标与周朝向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所标注的采矿坐标完全不一致，明确其为两个不同权利主体的行政许可。上诉人因国家整合而转让的证照权利，包括《采矿许可证》的权利，只能由伍明阶个人依法享有。三被上诉人一审中要求对本案用益物权即《采矿许可证》（包括其他证照）的转让款进行分割，明显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证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是错误的，二审应当依法纠正。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本案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和辩论期间，上诉人已经列举出详实的新证据，就其中主要的、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新的证据予以简单归纳和扼要阐述：1、乐民露天砂石厂的《企业信息查询表》，证明案涉所谓的合伙企业根本不存在，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与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均系民营独资企业，不具有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主体资格，且没有经过法定的工商登记，其不得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经营，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因违规被注销，其私营业主不具有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主体资格，周朝向领取整合后的《采矿许可证》进行生产，明显为非法采矿行为，依法、依规应当受到行政法规惩处。2、从余小权、周朝向、伍明街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和工商登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到：案外人余小权独资经营企业转让给周朝向没有按照《独资企业法》规定的转让程序进行合法转让，转让后该企业出现两个投资人，即周朝向与丁云武，明显违背了工商登记方面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企业主体参与签订的所谓《合伙协议》也就不具备主体资格。3、（1）《安全生产许可证》；（2）《矿山生产许可证》；（3）《安全标准化证书》；（4）《安全生产培训证》；（5）《安全生产培训费票据》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主体资格，是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法定基础，具有安全生产许可。但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没能取得安全生产的主体资格，所谓的整合，实质上是挂靠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安全许可》进行独自生产、分配的松散集合体。4、法院调取的所谓《合伙协议》实为无效合同，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无法律上的约束力（详情见本文第一章节陈述）。5、（1）盘县国税局税票；（2）土地复垦采矿费（盘县国土局）；（3）一般缴款书（地税）；（4）盘县地税局税票。能够证明上诉人依法缴纳国税、地税、土地复垦采矿费和其他规费，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6、（1）宏兴砂石厂《安全生产责任书》；（2）宏兴砂石厂《申请书》两份；（3）宏兴砂石厂《报告》；（4）宏兴砂石厂爆炸物品购买票据；（5）露天砂石厂《证明》（盘县安监局）。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宏兴砂石厂是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被上诉人系挂靠（即所谓的整合）宏兴砂石厂安全生产主体资格进行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经营管理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自负盈亏的个体，独立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该《安全生产责任书》所确定的内容，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对本案合伙性质的认定。上诉人伍明阶给镇政府的《报告》、给上级主管机关的《申请书》从侧面上印证所谓的整合实际上是宏兴砂石厂对三被上诉人的采矿面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但被上诉人不服从安全管理，给矿山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该证据展示了上诉人请求政府及主管机关给予协调处理事实。因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没有安全生产主体资格，没有爆炸品（物）领取资格。因此，被上诉人采取迂回和欺骗手段，进行所谓的整合（上诉人没有同意），挂靠宏兴砂石厂的安全生产资质，进行生产经营至2013年6月止。7、（1）露天砂石厂《结算申请书》（周朝向个人）；（2）《证明》（盘县国土局）；（3）宏兴砂石厂《盘县信用社客户交易明细》（伍明阶）；（4）《贵州银行流水记录》；宏兴、露天砂石厂（给镇政府要求办手续）；（5）《盘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申请表》；（6）国土资环核（2011）173号、（2012）26号。该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周朝向以持有《露天砂石厂的结算申请书》进行虚假诉讼。证据显示，该笔款项是周朝向因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无法领取，利用原盘县国土局虚假的证明，采用转账形式转入宏兴砂石厂的账号，其款项已于2010年11月18号由伍明阶以现金形式交付周朝向。《盘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申请表》、《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退换）通知书》的相关内容，说明了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实际状况（退还保证金必需十万元以上存款方可领取），也说明宏兴砂石厂的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手续均有该单位（伍明阶）缴存并（退还）依法、依规办理，并不存在伍明街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的事实。通过以上新的证据（作为批驳原审原告的诉请、原审法院认定合伙事实的反证）提出，足以推翻原一审判决。四、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合伙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期间，被上诉人只是提供了露天砂石厂的《结算申请书》和乐民砂石厂的部分票据，其他《合伙协议》、《整合申请书》、《整合协议书》（伍明街）、《盘县国土局证明》等证据都是由主审法官依职权从其他案件中调取。但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只能证明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挂靠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协作关系，即整合关系。其中，除了《整合协议书》（伍明街）具有法律效力外，其他的证据均无法律效力。1、该《合伙协议》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理由见本文一的陈述）。2、《整合申请书》不具有证据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与本案的合伙纠纷不存在任何的法律联系。3、《盘县国土局证明》纯属人为做作，存在徇私舞弊之嫌。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则》的规定，有关单位提供的证明，需有制作人和相关单位的主管领导共同签字，以上《证明》并没有制作人和相关单位的主管领导共同签字，因此，该证明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原审期间，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国土资源）有关合伙经营方面的任何原始档案资料。一审法院将以上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等的证明作为本案合伙的事实予以认定，明显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企业间的整合，实质上就是优化资源配置问题，是企业之间根据政府政策要求组成的企业内部松散的集合体。他们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系各自独立的私营经济实体，企业之间独自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取长补短，取得更大的企业与社会效力，以谋取共同发展，做大做强。本案驳斥一审认定的所谓“基本事实”（合伙关系）上诉人作以下主要陈述：1、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的序言中明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营管理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自负盈亏的个体，独立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2、（2017）黔02民终436号庭审笔录（2017年4月17日）第九页第15行，审：你们的开采面与上诉人的是否一样？丁冬伟：不一样，各有各的开采面，各请各的工人，只是在审证交相关费用的时候各承担四分之一，比如需要批炸药的时候要法人签字，所以就由伍明阶报批安监部门审查批准。3、（2018）黔02民再17号庭审笔录（2018年7月31日）第五页第10行，丁冬伟：“市政府在各部门协商下整合的，且事实的真相是基于两个矿界相连，政府及职能部门允许共用一个证，及证件为共同所有，各生存各的，各负责各自的采区，自负盈亏、互不干涉，涉及石厂证件审验时缴纳的税款及费用进行合并后的股东按比例分担出资……”。从以上三个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挂靠关系，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相关证照，经营管理方式是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自负盈亏的个体，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并不存在法律上确认合伙关系成立的事由。2009年12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第11条明确约定：“所有证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持有）的年审，各采区必须按时提供上交相关的证件，和缴纳各种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提供证件和缴纳费用”。被上诉人周朝向、丁冬伟、周良四均在《安全生产责任书》上签字、捺印。该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所提供的25000元费用票据，实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被上诉人按约定缴纳自己的相关证照费用的协作（挂靠）关系。因此，从以上证据的提出和分析可以看出，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上（合伙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五、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六、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程序违法。七、原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程序违法。以上五、六、七章节代理意见，详见《民事上诉状》第1、2、3章节的阐述，不另行赘述。综上所述，本案在原审中，案涉《合伙协议》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案涉的证照出让款应当为上诉人所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合伙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清算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程序违法。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根据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诉人伍明阶特提出上诉请求，请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均建立在多份已生效判决确认双方系合伙关系的基础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符合被上诉人已经穷尽所有司法程序的客观状况，一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所称上诉理由中否认双方合伙关系的证据、事实，均不能推翻此前多份已生效判决认定的双方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对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账务进行结算；2.判令被告分别向三原告支付合伙款230375.56元；3.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系案外人余小权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2007年6月28日，余小权将该石厂股权以219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丁云武，将该石厂证件转给周朝向。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系被告伍明街于2004年3月30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08年7月29日，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与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与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合并，约定合并后放炮证、安全资格证等所有涉及采矿相关的证件合伙人共同使用，并建立健全所有生产制度。双方按股份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伙成立之日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各股东按比例共同承担。合并后，该矿股东为周朝向、伍明街、丁冬伟、周良四四人，各股东分别享有该矿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签订协议后，案外人梁平于2008年9月29日收到盘县宏兴砂石厂支付的资料费23000元。2010年10月14日，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向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汇款50502.22元用于支付保证金。2013年6月3日，周朝向、伍明街向原盘县国土资源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确认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是露天砂石厂和宏兴砂石厂于2008年整合而成，当时确定的法人代表为周朝向，并申请将法人代表变更为伍明街。2015年4月8日，原盘县乐民红鑫砂石厂、原盘县乐民红晨砂石厂、原盘县乐民红岩沟砂石厂、原盘县乐民鑫盛砂石厂、原盘县乐民干沟头砂石厂、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签订《兼并重组及资源整合协议书》，约定上述石厂整合经营，其中参与兼并重组的石厂证照分别作价800000元参与兼并重组。签订《兼并重组及资源整合协议书》后截至2016年9月8日，原盘县乐民红鑫矿业有限公司分两次向被告支付了收购款共计650000元。2016年11月16日，伍明街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08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并要求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分摊合伙事务的费用并支付违约金。该案经一审作出（2016）黔0222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08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驳回了伍明街的其他诉讼请求。伍明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黔02民终43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6）黔0222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的判决内容。2016年3月21日，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提起诉讼，要求伍明街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原被告合伙经营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过程中取得的证照转让款800000元。本案经一审二审，分别作出（2016）黔0222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2016）黔02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判决由伍明街向三原告分别支付合伙款162500元。后伍明街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指本院再审该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8）黔02民再1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2016）黔02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认为原被告未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不能分配合伙企业财产为由，驳回了丁冬伟、周良四、周朝明要求分配合伙财产的请求。并明确双方在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依据清算的结果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但被告以原被告无合伙事实为由，拒绝与原告进行清算。此外，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贵州普华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原被告合伙期间的财产债务进行审计，贵州普华永信会计师事务所经审查回函称缺乏相应资料及账目清单，作退案处理，终结了该案的鉴定程序。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凭证、领据、（2016）黔0222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2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交的（2016）黔0222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02民终43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兼并重组及资源整合协议书》、《合伙协议》、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和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的申请、（2018）黔02民再17号民事判决书、盘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在卷加以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本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原告要求被告分配的合伙财产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原告本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即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中，虽然本案与（2018）黔02民再17号案件的当事人及诉讼标的相同，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原被告对合伙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为前提而提出，且在（2018）黔02民再17号案件中明确三原告可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另行提起诉讼。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在诉讼中申请对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即原告要求分配合伙期间财产的前提是清算，故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与（2018）黔02民再17号处理所依据的前提并不一致，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证明原被告合并经营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和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由原被告合伙经营合并后的石厂。在签订合伙协议后，原被告就合并事项告知相关部门，提出了相关的申请，证明原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事项。至于两个砂石厂未进行变更登记，并不能否认原被告合伙的事实，而（2016）黔0222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解除了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该判决仅是终结了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并非否认原被告之间合伙的意思表示及合伙的事实，不影响原被告之前的合伙行为的真实存在以及合伙的效力，原被告仍有权要求对合伙过程中取得的财产进行分配。关于原告要求分配合伙期间财产的问题。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进行清算，但被告不配合清算。而在一审法院委托审计后，原被告均未提供相应的材料和账目清单，导致审计机构无法对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故不能确定原被告合伙期间至今仍有债务未清偿。关于原被告合伙期间的财产，被告因《兼并重组及资源整合协议书》的履行取得的证照出让款650000元。该款项是原被告合伙的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证照出让所取得，被告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合伙债务，故应认定该款项属于原被告合伙所取得的财产，在原被告合伙协议解除后，应由合伙人对该款项进行分配。关于分配方法，应按照原被告的合伙协议中的分配方案进行，由原被告每人应分配得四分之一的款项，故三原告每人分别应得款项为162500元（650000元÷4人=162500元/人）。关于剩余款项，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已取得剩余款项，故暂不作分配，三原告可在取得相应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证金50502.22元以及资料费25000元的四分之一的问题，其中保证金的付款方为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收款方为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并不能证明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最终交纳的保证金金额，故不能证明被告是否也承担了相应的费用。而资料费的付款方为原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并不能证明该费用由三原告支付。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该部分款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伍明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丁冬伟合伙收益162500元，支付原告周朝向合伙收益162500元，支付原告周良四合伙收益162500元；二、驳回原告丁冬伟、周朝向、周良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11元，由原告丁冬伟、周朝向、周良四负担638元，由被告伍明街负担10073元。二审中，上诉人伍明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7）黔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证据清单，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证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营业执照副本、《企业信息查询表》（伍明阶）、《企业信息查询表》（周朝向）、《变更登记申请书》（周朝向）、《变更登记审核表》（周朝向），证明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案涉的合伙企业不存在，宏兴砂石厂和露天砂石厂系民营企业，不具有合伙主体资格，不能对外经营，因此，原再审、本案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露天砂石厂不符合法律规定。3、2003年6月至2006年6月《采矿许可证》（余小权、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采矿许可证》〔周朝向、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整合）〕、2013年7月22日至2018年7月22日《采矿许可证》〔伍明阶、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无整合）〕、2013年6月3日至2013年7月11日《采矿许可证》〔伍明阶、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无整合）〕、2007年7月至2009年7月《采矿许可证》（伍明阶、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2005年8月至2007年8月《采矿许可证》（伍明阶、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证明案外人余小权独资经营企业转让给周朝向没有按照《独资企业法》规定的转让程序进行合法转让，转让后的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两个投资人，即周朝向与丁云武，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其企业主体参与签订的所谓《合伙协议》也就不具备主体资格，更谈不上符合法律规定。周朝向《采矿许可证》的取得更是违规、违法办理的。首先，盘县乐民宏兴砂石厂是经过法定程序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其负责人为上诉人伍明阶，该企业由业主伍明阶独自经营，自负盈亏，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该企业也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权利人，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周朝向的《采矿许可证》取得时候，上诉人伍明阶、案外人余小权的均在有效期限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过法定程序取消其采矿权，若三个生效的《采矿许可证》同时运行，那岂不是发证机关在行政法规执行上的重大漏洞，明显具有徇私舞弊的重大嫌疑。上诉人伍明阶的《采矿许可证》的取得符合法律规定。以原盘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给上诉人伍明阶2013年6月3日-2013年7月11日、2013年7月22日-2018年7月22日《采矿许可证》（均无整合名称）为例，周朝向因《采矿许可证》取得违法，被主管部门行政行为取消，并依法变更为上诉人伍明阶，上诉人伍明阶的《采矿许可证》上没有标注不合法的整合名词，况且该《采矿许可证》所标注的采矿坐标与周朝向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所标注的采矿坐标完全不一致。上诉人因国家整合而转让的用益物权即《采矿许可证》的权利只能由伍明阶个人依法享有，三被上诉人一审中要求对本案用益物权即《采矿许可证》转让款进行分割，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证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是错误的。4、安全生产许可证、矿山生产许可证、安全标准化证书、安全生产培训证、安全生产培训费票据，证明上诉人安全生产的主体资格是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法定基础，具有安全生产许可。但露天砂石厂没能取得安全生产的主体资格，所谓的整合，实质上是挂靠宏兴砂石厂安全许可进行独自生产。因此，再审、一审认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纠纷并判决是完全错误的。5、《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证明被上诉人周朝向与案外人丁云武同为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股东，该组成不符合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周朝向、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参加所谓合伙的资格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合伙协议》从主体到客体，从形式到内容均违反法律规定，是一个无效合同（具体理由详见《民事上诉状》和上诉人代理人的《代理词》），上诉人不受该协议的任何约束，依法应当撤销。再审、一审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合伙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法应当撤销一审错误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6、盘县国税局税票（17页）、土地复垦采矿费（盘县国土局4页）、一般缴款书（地税9页）、盘县地税局税票（14页），证明上诉人依法缴纳国税、地税、土地复垦采矿费和其他税费，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再审、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合伙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宏兴砂石厂《安全生产责任书》、《申请书》两份、《报告》、宏兴砂石厂爆炸物品购买票据、露天砂石厂《证明》（盘县安监局），证明宏兴砂石厂是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及被上诉人系挂靠（即所谓的整合）宏兴砂石厂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进行施工，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经营管理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自负盈亏的个体，独立承担各自的民事责任，该《安全生产责任书》所确定的内容，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对本案合伙性质的认定。上诉人伍明阶给镇政府的《报告》、给上级主管机关的《申请书》，从侧面证明所谓的整合，实际上是宏兴砂石厂对三家砂石厂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但被上诉人不服从安全管理，给矿山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上诉人请求政府及主管机关给予协调处理。因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没有安全生产主体资格，没有爆炸品（物）领取资格，因此，被上诉人采取迂回和欺骗手段，进行所谓的整合（上诉人没有同意），挂靠宏兴砂石厂的安全生产资质进行生产至2013年6月。8、《建设用地批准书》宏兴砂石厂（伍明街个人）、《用地申请书》（周朝向）、宏兴砂石厂《调查表》（周朝向、丁东伟）、《申请书》（宏兴砂石厂、露天砂石厂给镇政府要求办手手续）、《证明》（盘县国土局），证明周朝向、丁东伟盗用宏兴砂石厂名义进行所谓的用地申请，因主体资格问题没有得逞，而上诉人伍明阶依法申请临时用地，得到了主管机关的批准，在宏兴砂石厂矿山灾害《调查表》上，周朝向、丁东伟冒用该厂负责人名义签署授权委托书，手段恶劣，严重侵害了伍明阶的合法权益。两份给乐民镇政府的申请系周朝向、丁东伟盗盖宏兴砂石厂的公章，该申请没有伍明阶的签名，实属无效，且申请书上漏洞百出，相关人员的签字早于所谓的申请，也没有经手人员和主管领导的签字，宏兴砂石厂的印章模糊不清多达五个，明显不符合用印常识，其中还将宏兴砂石厂写成红星、宏星砂石厂，该证据纯属伪造，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然而，一审法院对此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将整合或合并改变为合伙性质予以认定，明显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9、《结算申请书》露天砂石厂（周朝向个人）、《证明》（盘县国土局）、《盘且信用社客户交易明细》宏兴砂石厂（伍明街）、《贵州银行流水记录》（宏兴砂石厂、露天砂石厂给镇政府要求办手续）、《盘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申请书》、国土资环核（2011）173号、（2012）26号，证明被上诉人以持有的《露天砂石厂的结算申请书》进行虚假诉讼。该笔款项是周朝向因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无法领取，利用原盘县国土局虚假的证明，采用转账形式转入宏兴砂石厂的账号，其款项已于2010年11月18日由伍明阶以现金形式交付周朝向。《盘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使用申请表》、《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退换）通知书》的相关内容说明了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实际状况，也说明宏兴砂石厂的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手续均有该单位（伍明阶）缴存并（退还）依法、依规办理，并不存在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的状态，一审认定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完全错误。10、2010年7月19日《泰康人寿团体保险合同》、2011年9月22日《泰康人寿团体保险合同》、2013年5月22日《采掘业从业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太平洋保险公司），证明宏兴砂石厂为职工办理从业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该合同中明确其企业共有5名员工参加生产，享受保险待遇。11、《劳动保障年检合格证》及票据、个体协会会员缴费票据，证明宏兴砂石厂系个体协会会员，依法办理劳动保障年检并合格，且依法缴纳个体协会会费，是个体劳动的经济实体，因此，一审认定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完全错误。12、《情况说明》（盘州市自然资源局），证明原盘县宏兴砂石厂是2015年4月8日进行整合的，证照款的唯一权利人是伍明街的。宏兴砂石厂在全县按砂石、矿山实施（整合）兼并重组政策依法进行兼并整合，该份情况说明印证了伍明街作为采矿权人，其权利具有唯一性，本次整合前，该砂石厂的采故权均属伍明街，从另一方面否定了被上诉人诉求分割本次整合转让证照款的无理、无法、无事实根据的要求。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伍明街支付三被上诉人款项的判决错误，依法应当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起诉。且该证据也说明了从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4月8日整合前，该砂石厂的采矿权人均为伍明街。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能证明上级法院决定受理再审的程序性的内容，不能证明再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证据2在此前的案件中均已进行多次质证认证，对该证据的三性以此前案件中所认定的结果为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中除了上诉人主体资格之外的部分均不认可。证据3在此前的案件中均已进行多次质证认证，对该证据的三性以此前案件中所认定的结果为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补充理由：被上诉人转让露天砂石厂的民事行为合法有效，依法评判的机关只能是仲裁机关、人民法院。采矿许可证、安全许可证合法与否，有权评判的主体是颁发该证件的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中才有权作出司法评判。因此，对上诉方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007年-2009年的文件是整合收购后的文件。请上诉人提供原件，现无原件核对。上诉人提供的2003年至2005年及2005至2007年期间的采矿许可证是在整合前，与本案无关，2007至2009年期间的采矿许可证是复印件，原件应当是因为露天砂石厂和乐民宏兴砂石厂整合被盘县国土部门收回，后才有两个石厂整合在一起所颁发的证，新的编号为：52020208480052，该证件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我们在国土部门调出的不一样，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经过处理的，采矿权人必须要有人名，也应当有“整合”两个字，从上诉人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并没有提供2008年至2013年的采矿许可证，且2013年后有个两个月有效期，后2013年到2018年期间两个采矿许可证系整合后因周朝向的身体不好转让给伍明街的，在1198号案件中经过法院到盘县国土局对我方提出的证据及整合采矿许可证的变更进行了印证，对我方的证据法院已经作出了认定且认可。证据4是整合前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整合后，只能说明我们是按照合伙协议一直合法经营的，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合伙协议和转让协议是两份，该两份证据来源不同，对两份证据均不认可，转让是否合法，应当由职权部门来认定，我们也取得了营业执照，第二份证据有露天砂石厂的信息，吊销的日期是有的，但是转让有时间，也是有效的，有效期是在整合前，印证了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双方的合伙协议经过1477号案件、1198号案件，对方依此协议向法院提起的5583号案件、436号案件已确认了协议是双方履行的前提依据，虽然1477号案件和1198号案件被再审判决撤销，但生效的5583号案件和436号案件，上诉人伍明街依法申请判决解除，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既然法院依法判决协议解除，就认定了该协议是真实、有效、合法的。转让协议属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合伙协议，此前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为有效，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6发生在整合前，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行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不管是整合前还是整合后宏兴砂石厂是合法经营的，所有的票据只能证明是宏兴砂石厂所交的，不是上诉人个人所交。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整合前是上诉人自己交税的，整合后是双方共同交税的。对证据7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合并后，所有的生产属于合伙关系中内部约定的生产方式，不影响合伙关系的存在，也不存在阻碍生产的事实，双方是合伙关系，挂靠一词是上诉人单方陈述意见，不能否定也不能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合伙关系的法律事实。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反过来证明了我方履行了合伙人对宏兴砂石厂部分义务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盗用、冒用的行为，我方所履行的该部分行为本身就得到了乡人民政府及国家相关矿管部门、国土部门的认可。对证据9中结算申请书和证明，证明的来源虽然是我方提供，但是来源于银行出具的证据，上面也注明了款项的来源是从盘县乐民露天砂石厂转账入乐民宏兴砂石厂，注明了金额和用途，用途为保证金。《证明》证实了保证金如果不通过国土部门的批准，个人是不能擅自转账的；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明细，账户的名称是伍明街，明细不能说明钱转给了周朝向，且周朝向也取不出来；对于银行流水记录，交易时间是10月14日，金额是50502.22元，也写了是保证金，印证了结算申请书中的日期、账目、落款，说明此款已经收到，不能说明此款已经被周朝向取走。这是合伙中真实有效履行的义务，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钱被取走了。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中的部分证据反而证明了双方砂石厂合并后，被上诉人分摊部分开支，履行合伙人义务的事实。对于证据10、11中保险单、发票代号为尾号013的发票，在5583号案件中已经发表了意见，对于钱的来源也进行了陈述。从该保险单中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被保险人均是按合伙协议对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进行合法投保，从保单中的名字可以区分周良四是原股东，丁武成系丁冬伟的股东，孙本林、王由舒系周朝向的股东，伍国熊系伍明刚的股东，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是认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无关联性。对证据1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出现与原一系列案中该单位的前称（国土资源局）向人民法院所出具的证明材料有矛盾的情况，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用，该份证据也不能否定双方的合伙关系，该份证据省略了露天砂石厂与宏兴砂石厂整合的事实，该份证据与两个厂整合后，相关部门向整合后的宏兴砂石厂发放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盘县乐民镇宏兴砂石厂（周朝向）”及企业名称中明确了“整合”字样的内容矛盾，该份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来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是盘县国土资源局，后来国土资源局变更为自然资源局，后面的证据是自然资源局出具，但自然资源局有些人员不知道宏兴砂石厂整合的事实，所以该份证明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真实性，应请国土部门再次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向本院提交2020年6月24日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的证照转让款尾款19.8万元已由上诉人从兼并单位领取，因此，本案双方需要分配的合伙证照转让价款共计为84.8万元。上诉人伍明街质证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该证据并未署名制作的制作人和负责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且19.8万元在原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说明，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二审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上诉人伍明街提交的证据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相互矛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丁冬伟、周良四、周朝向提交的《证明》，因无原件可以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伍明街于2016年11月16日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三被上诉人的《合伙协议》并由三被上诉人分摊合伙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一审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222民终5583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合伙协议并驳回了伍明街的其他诉讼请求，伍明街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7）黔02民终43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6）黔0222民终5583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伍明街在本案中认为案涉《合伙协议》为无效合同并主张其与三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因该主张与生效的（2017）黔02民终436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相互矛盾，且其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该事实，故对于该项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申23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后，本院作出（2018）黔02民再17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明确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依据清算的结果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三被上诉人依据与上诉人伍明街签订的《合伙协议》提起诉讼要求双方清算后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向伍明街释明进行清算的法律后果，伍明街拒绝清算，因双方均未能提供合伙材料及账目，导致不能进行司法审计，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合伙期间存在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的宏兴砂石厂取得证照出让款650000元并判决伍明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方式支付三被上诉人合伙收益各1625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伍明街主张三被上诉人未经清算直接起诉从而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1、对于清算问题。三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进行强制清算，后三被上诉人撤回申请，故一审法院另案作出（2019）黔0222强清1号民事裁定，准许三被上诉人撤回合伙清算申请，并无不当。三被上诉人在该案中撤回合伙清算申请，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2019）黔0222强清1号民事裁定未送达给伍明街并不存在程序违法。2、对于送达问题。一审原定于2020年2月6日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伍明街于2020年1月16日签收传票，因疫情原因，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3日决定延期开庭，后安排在2020年2月28日开庭并将传票送达给伍明街，伍明街于2020年2月20日签收开庭传票，故一审庭审时间改期后，已经提前通知伍明街开庭时间，伍明街签收传票后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其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庭，一审缺席判决并无不当。伍明街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伍明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13元，由上诉人伍明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