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行终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一路6号。法定代表人张合伟，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4号。负责人林威，所长。委托代理人周晶、许畅，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吨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以下简称税务二所）税务行政处理行为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鄂0106行初2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30日，原告向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申请土地使用权交易。2015年9月25日，经市政府批准，市国土局发布武告字（2015年）14号公告，挂牌出让原土地使用人万吨公司涉案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明确了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该挂牌地块的竞买须知规定了成交价款即为总地价款，包括：转让地块土地转让补偿价款和政府土地收益（含土地出让金、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土地登记费）。成交价款的50%部分为土地转让补偿价款，竞得人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以下简称《转让补偿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向原土地使用人支付。成交价款的另外50%部分作为政府土地收益。联投公司参与竞买，并以346960万元摘牌。2015年10月27日，原告（甲方）与联投公司（乙方）签订《转让补偿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173480万元的转让补偿价款受让转让地块。同年12月3日，市国土局与联投公司的独资公司昌联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联投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11日、2016年4月6日支付原告土地转让补偿价款共计173480万元。2016年6月30日，市国土局与昌联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该合同项下的出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346960万元，该款项中的政府土地收益已由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代为收取。后涉案地块设立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登记为昌联公司，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其中商服用地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56年6月29日，城镇住宅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86年6月29日，公园与绿地使用年限2016年6月30日至2066年6月29日。2016年5月24日，武汉市武昌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对原告作出昌地税一所通字（2016）第001号税务事项通知，告知其于2015年12月11日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转让收入86740万元属应税行为，其提交的减免申请因减免资料不全，不符合税收减免条件，其需补缴营业税等相关税款及滞纳金，要求其于2016年5月31日前到武昌区地方税务局办理纳税申报。2017年2月24日，市国土局对原告作出《关于出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回复》，认为涉案地块不适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土地收回的相关规定。原告不服该回复，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年7月3日，该院作出（2017）鄂0102行初56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56号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裁定载明：1.市国土局就涉案地块与联投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与昌联公司签订出让合同，结合涉案地块设立登记之使用年限，认定该交易行为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2.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经收回程序。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2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涉案限改通知，认为原告违反税收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认定原告转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履行纳税申报义务，限原告于2019年2月3日前依法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原告不服，向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区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于2019年3月19日受理并书面告知原告。2019年5月10日，区税务局作出武昌税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涉案限改通知。原告对涉案限改通知和上述复议决定不服，诉至法院。2019年10月2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鄂0106行初153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2月1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为原告转让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被告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十条，《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涉案限改通知后，原告在该通知规定的期限内仍未进行纳税申报。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处以2000元罚款。原告对被诉处罚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税务二所具有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依据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的《转让补偿合同》，认定原告存在“转让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应税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虽在2016年就《转让补偿合同》取得的第一笔收入向税务机关提交了税收减免申请，但在税务机关通知其不符合减免条件后，至今未就《转让补偿合同》及相关收入向被告进行纳税申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依据《转让补偿合同》及原告取得相应收入的事实认定原告存在书立合同及转让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税行为是否正确，原告是否是土地增值税及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原告是否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关于被告认定应税行为是否正确及原告是否为纳税义务人的问题。本案的争议主要在于土地增值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增值税是以纳税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简称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依规定税率征收的一种税，属于行为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的，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本案中，原告以出让的方式取得涉案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后，与联投公司签订《转让补偿合同》，约定原告将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联投公司，联投公司以173480万元的转让补偿价款受让涉案地块，该公司已实际支付完毕。该转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属于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且没有反证否定该转让合同的合法性及效力，故原告符合《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关于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规定，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取得了增值收入，属于应税行为，虽然56号裁定，认定涉案地块的交易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但并不因此而否定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了《转让补偿合同》并因履行该合同而取得了土地收益。原告主张联投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系代市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等没有事实依据。“办理有关的权属变更手续”与否不影响对土地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认定，原告提出的转移登记为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前提的主张与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明显矛盾，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认为市政府对涉案地块未经收回程序而挂牌出让行为违法、对《转让补偿合同》的性质有异议等并非本案审查范围，原审法院对该行为不予评判。同时，原告与联投公司签订《转让补偿合同》亦属于《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纳税凭证，按照该条例的第一条、第七条的规定，原告即为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其书立《转让补偿合同》的行为属于应税行为。关于原告是否应进行纳税申报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因城市实施规划搬迁而取得财产收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无需申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减税、免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应当自转让房地产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上述规定并未将减税、免税、退税作为免申请事项，《税收征收管理法》经修改后只是对申请形式不再要求“书面”，无纳税义务人认为自己属于免税情形即可免予纳税申报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作为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于签订《转让补偿合同》之日起七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申报，于书立或者领受应纳税凭证时贴花。即便存在法定免税的情形，原告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其主张“属于法定免税情形无需申报”没有法律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纳税申报是程序义务，并不必然导致税款缴纳义务，只要纳税人进行了纳税申报，其申报义务便履行完毕。至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否减免，应由税务机关依法调查处理。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行为证据确凿，适用该条规定对原告处以2000元罚款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万吨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拒绝审查《转让补偿合同》的性质，单纯依据合同的内容和形式认定上诉人取得涉案收入“属应税行为”，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只考察合同形式而不审查交易实质违反税法的实质课税原则；涉案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明显不同于常规的《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上诉人己经举出一系列相反证据证明该合同的性质是《拆迁补偿合同》，而不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对于已经完成的交易，没有转移登记的证据存在，就可以合理推断交易的性质不属于“转让”。对于未完成的交易，先交纳土地增值税后办理转移登记是现行法规确立的税源控制方法。本案行政处罚行为作出之日注销登记程序早已完成，不存在需要办理“转移登记”的情形。二、原审法院刻意回避对“是否存在因城市实施规划而搬迁的事实”认定，“免税也应申报”的说理混乱，实属不履行司法裁判职责。上诉人已经履行过减免税备案申报程序，而被上诉人事后违法通知“不予备案”，双方的争议正是“是否属于法定免税情形”，原审法院不可回避其作出实体判决的责任。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2.撤销税务二所作出的武昌税二罚【2019】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税务二所二审书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原告符合《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关于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规定，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取得了增值收入，属于应税行为”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万吨冷储公司不顾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已认定的相关事实，而“推断”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性质不属于转让，主张“交易的实质是国家收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是因万吨冷储公司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而产生的争议，而万吨冷储公司却故意混淆“纳税申报”和“申请减税、免税”两个完全不同涉税事项的办理流程，意图将是否应纳税申报的“程序”争议引至是否应减免的“实体”争议。综上，税务二所在本案中履行了法定职责，并无不当，依法应予支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行初23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万吨冷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予驳回。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的期限和内容向税务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事项书面报告的法律行为，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税务机关税收信息的主要来源和税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案中，上诉人万吨公司依据与联投公司签订的《转让补偿合同》，取得了173480万元的土地转让补偿款。被上诉人税务二所针对该行为并依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分别作出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在其没有履行上述通知书及告知书所规定的义务情况下，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其未按照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该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结合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及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万吨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故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万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震审判员 程敬华审判员 沈 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马越书记员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