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福增，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慧琮，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爱侠，女，198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慧琮，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君怡，女，198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菲菲，北京融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轩哲，北京融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康邦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号院2号楼1519A（园区）。法定代表人：傅爱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慧琮，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福增、傅爱侠因与被上诉人郑君怡、原审被告北京康邦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邦兴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4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福增、傅爱侠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君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君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将本案郑君怡对公司投资的性质错误认定为股权转让性质，严重侵害了常福增、傅爱侠的合法权益。一、一审对郑君怡投资公司行为定性为股权转让是错误的。首先，根据郑君怡提供的两份合同书“甲方以公司实体的方式投资，乙丙两方以现金出资的方式投资”及第一条“甲方（康邦兴业公司），占整体股份60%，乙方出资100万元整，占整体股份20%……”可以明确如下事实：1.合同主体甲方为康邦兴业公司而不是常福增；2.乙丙双方协议目的为对公司的投资性质；3.乙丙的出资是对公司的注资行为。其次，郑君怡在其诉状及整个庭审过程中始终确认其出资的性质为向公司的投资款项，对当事人自认的投资性质，一审法院无权予以性质改变。再次，一审法院故意混淆投资概念，将三方达成的且郑君怡亦确认的对公司投资性质进行推翻，强行认定常福增的股权转让主体及义务是错误的。公司股东为傅爱侠，常福增不是公司股东，其无权且亦未做出任何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而对当事人义务的设定是需有法定依据或需经当事人同意，此为基本法律原则。一审法院违背基本事实及法律原则，在郑君怡无任何主张及陈述的基础上，安插股权转让的概念是不公正的。最后，郑君怡对公司的投资款项直接打入公司账户内，且已用于公司经营，公司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发生于之前的对公司投资的行为性质。而作为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受让方有权获得公司股权，出让人有权获得股权转让价款，此为股权转让双方最基本直接的权利义务表现。一审在当事人几方均未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前提下，未查清投资款项直接打入公司账户的客观事实或故意忽略此事实，错误认定为郑君怡基于2016年1月15日的《三方投资合作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一》）通过给付常福增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受让原有股东股权的方式……”，混淆基本事实及基本法律关系，实属错误。二、一审在错误认定郑君怡行为性质的基础上，以郑君怡提供的与投资款无任何关联性的借条作为认定解除投资关系后的结算并进而认定常福增应承担返还款项，是建立对行为性质错误认定基础上做出的错误判决。首先，如上所述，郑君怡与常福增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转让关系，且常福增亦非股权所有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其次，郑君怡提供的所谓返还投资款证据为“本人常福增因公司资金周转向曾旭借款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整”，此证据与所谓的投资款无任何关系。郑君怡因与常福增存在的借贷关系曾多次胁迫要求常福增按其要求写下数额不等的多张借条，这些借条均非常福增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客观事实。在郑君怡与常福增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对郑君怡提供的借条予以否认。正是因为胁迫，才会出现如此多的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借条。再次，在借条内容与本案所诉的投资款返还无关联性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将借条内容解读为对郑君怡的投资款返还，无事实、法律及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实属错误。最后，郑君怡自认起诉返还投资款所依据的为2017年1月1日的《三方投资合作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二》），在此合同书补充协议明确是2017年公司如未达到盈利或亏损，乙方和丙方可无条件撤出股份。而在常福增、傅爱侠提供2017年度财务报表显示公司为盈利状态的前提下，抛开返还是否有效不提，郑君怡要求返还的条件亦未成就。三、一审认定傅爱侠承担还款责任系因其为常福增之妻，以夫妻共同债务做为承担责任依据，亦属完全错误。因常福增对本案诉请无任何承担义务，傅爱侠作为常福增之妻亦无任何承担责任的基础。另需说明的是，郑君怡诉求的返还款项960000元本身即不属于投资款项性质，在其与常福增、傅爱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其自认的对公司的投资款项为2016年3月9日打入公司账户的100万元整，对当事人双方确认无异议的已客观发生的事实，法院无权予以排除。原民间借贷纠纷一、二审法院的认定是超越权限的错误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应尊重的是当事人之间已发生的客观事实而非错误判决所认定的错误事实。此外，郑君怡、高帅系职业放贷人，其分别于2016年1月18日和3月9日向公司投资了200万元，一年之内从公司转入转出600万元，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郑君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性质系股权转让款是正确的。根据《合同书一》的约定，高帅“出资额为100万元整，占整体股份的20%”，一审法院认定高帅的投资方式属于从原有股东处受让股权，而非对公司进行增资，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二、郑君怡与常福增等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郑君怡与曾旭、常福增就涉案款项达成解除合作合同，返还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常福增确认将欠郑君怡、高帅的200万元投资款返还给高帅的丈夫曾旭，并书写了还款承诺。三、本案96万元系合同款已由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郑君怡与常福增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经经过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5110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判决书目前已经进入执行程序。2019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常福增等申请再审作出了（2019）京民申59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的再审申请。生效判决书已认定本案96万元系合同款项，而2016年3月9日的100万元系借款，该认定不影响案件实质审理。四、傅爱侠应当对涉案款项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属于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康邦兴业公司述称，同意常福增、傅爱侠的上诉意见和事实及理由。郑君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偿还投资款960000元；2.诉讼费用由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常福增与郑君怡、高帅签订《合同书一》，约定郑君怡、高帅以现金出资入股的方式共同投资常福增的公司，二人每人出资1000000元，常福增占60%股份，郑君怡、高帅每人占20%股份。2017年，三方另行签订《合同书二》，内容与《合同书一》基本无异，但增加了“三方经友好协商，协定康邦兴业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一年之中公司需盈利。如未达到盈利或亏损，郑君怡、高帅可无条件撤出股份并收回全部出资额（2000000元）”。该协议尾部有常福增、傅爱侠、郑君怡、曾旭签字。2017年7月12日，常福增出具欠条，“常福增因公司资金周转向曾旭借款2000000元，现制定还款计划如下：2017年9月30日前还款200000元，2017年12月30日前还款300000元，2018年5月30日前还款500000元，2018年10月30日前还款500000元，2018年12月30日前还款500000元”。2018年，郑君怡将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偿还借款。（2019）京02民终5110号判决书查明：“郑君怡于2015年11月4日向常福增转账480000元，于2015年11月23日向康邦兴业公司转账192000元，于2015年11月30日向康邦兴业公司转账288000元，合计960000元。郑君怡主张，因其与常福增及案外人高帅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合同书一》，故上述款项合计960000元由借款转化为郑君怡的投资款，未再计算利息，亦未再本案中作为借款本金主张偿还。据此本院认定，上述款项只支付截至2016年1月14日的利息，且自2016年1月15日起不再作为借款本金，无需偿还。郑君怡因上述三笔款项产生的纠纷可另案解决”。判决书另认定“傅爱侠又认可常福增经营康邦兴业公司，其本人无其他职业、无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来源于常福增……”。郑君怡主张投入960000元后，因康邦兴业公司经营不善，故常福增、郑君怡、曾旭于2017年7月12日协商一致，郑君怡、曾旭退出，常福增返还二人每人1000000元，共计2000000元投资款并出具欠条。现常福增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要求常福增返还960000元。郑君怡另主张因《合同书二》上有傅爱侠签字且傅爱侠系康邦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傅爱侠应承担责任。同时，因有两笔投资款打入了康邦兴业公司账户，故公司亦应承担责任。郑君怡对上述主张提交与常福增的录音资料、曾旭的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录音资料内容为签订欠条的过程。曾旭到庭称“因郑君怡与常福增还有其他借贷纠纷，故当时欠条就打给了我。我爱人投资款数额是1000000元”。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对录音资料、欠条等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郑君怡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主张欠条是在受胁迫下签订，且欠条上说明是借款而郑君怡在本案中又主张是投资款，相互矛盾。但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认可录音中提到的2000000元就是投资款，录音时间与出具欠条的时间为同一天。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主张：1、傅爱侠并未在《合同书二》上签字，不应承担相应责任；2、郑君怡投资的金额是1000000元而不是960000元，且郑君怡在另案审理中已经自认本案中的960000元不是投资款，故应当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3、康邦兴业公司2017年处于盈利状态，不符合《合同书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4、郑君怡主张的款项是投资款，如果康邦兴业公司予以返还则属于减资，不符合法律规定。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对上述主张提交单方制作的财务报表予以佐证。郑君怡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经一审法院询问，郑君怡认可《合同书二》上傅爱侠三个字为常福增所签，且常福增并未出示委托书。一审庭审中，郑君怡自称本案涉及的三笔款项在出借时均预扣了利息，本应出借1000000元，实际出借960000元，故后来转换为投资款的实际数额应为960000元，在本案中要求返还的也是960000元。另，康邦兴业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认可在签订《合同书一》、《合同书二》后并未在工商登记增资。另，常福增在向本案提交的陈述意见中提到“2017年7月，郑君怡及其丈夫曹正伙同曾旭以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盈利标准为由，要求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并强行让我写下欠曾旭个人2000000元借款借据……”。一审法院认为：郑君怡基于常福增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其相应诉讼请求。一、郑君怡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及款项性质。新的投资人以现金方式投资公司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原有股东处受让股权，另一种是增加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康邦兴业公司有增资情形存在，故郑君怡的投资方式属于前者，即郑君怡基于《合同书一》通过给付常福增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受让原有股东股权的方式，投资康邦兴业公司。依据欠条可知，欠条上载明的债权人系曾旭而非郑君怡，载明的款项性质系借款而非投资款。但依据当事人陈述以及曾旭的证言，并结合录音资料以及其他证据，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2000000元中有一半的债权人应为郑君怡，而欠条上所载的2000000元亦并非单纯的借款，而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对双方投资关系终止后的一种结算，即郑君怡与常福增解除投资关系，并对已经给付的投资款的返还达成一致。因此，郑君怡可以作为原告向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主张权利。二、常福增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虽然常福增称出具欠条时受到了胁迫，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上述辩解不予采信。结合（2019）京02民终5110号判决书可以认定，郑君怡在本案与另案中均坚称本案中的三笔款项系投资款，且另案并未对上述款项返还问题予以处理，故一审法院对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如第一部分所述，常福增已经出具欠条对返还投资款予以承诺后，再以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不符合《合同书二》约定解除条件为由拒绝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常福增应当承担责任，因欠条上承诺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故对郑君怡要求常福增返还960000元予以支持。三、傅爱侠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康邦兴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傅爱侠。依据（2019）京02民终5110号判决书可以认定，傅爱侠认可常福增经营康邦兴业公司，其本人无其他职业、无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来源于常福增。因此，常福增因返还郑君怡投资康邦兴业公司投资款所负债务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故虽然傅爱侠并未在欠条、《合同书二》上签字，但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傅爱侠仍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四、康邦兴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首先，康邦兴业公司并未在欠条上签章，该欠条对康邦兴业公司没有约束力；其次，虽然郑君怡将部分款项转入康邦兴业公司账户，但性质上应认定为常福增将郑君怡的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而非常福增向郑君怡借款后用于公司经营。基于上述情形并结合常福增的身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情节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规定并不一致，现郑君怡以有两笔款项打入康邦兴业公司账户，而主张康邦兴业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常福增、傅爱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郑君怡960000元；二、驳回郑君怡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常福增、傅爱侠为证明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押凭证》，证明职业放贷人郑君怡是通恒广（北京）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2.康邦兴业公司章程；3.郑君怡转入康邦兴业公司股权投资转账记录；4.变更情况说明；5.股东名册；6.指定委托书；7.单位结算账户综合签约申请书，证明郑君怡参与康邦兴业公司的经营管理；8.转让协议；9.由郑君怡提供的情况说明书；10.郑君怡银行流水备注投资款；11.社保记录，证明郑君怡参与康邦兴业公司的经营管理。郑君怡对上述证据认为，康邦兴业公司的公司章程、《变更情况说明》、股东名册与工商备案并不一致，常福增说过要将公司股权变更到郑君怡名下，但并未兑现，郑君怡未能成为康邦兴业公司的股东。郑君怡参与过康邦兴业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时间短暂，未管理过公司财务。2017年7月双方已经解除了涉案合同，并就返还投资款签署文件。对于2016年3月9日的100万元已经作为借款予以处理，与本案已没有关联。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院（2019）京02民终5110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郑君怡于2015年11月4日向常福增转账的480000元、于2015年11月23日向康邦兴业公司转账的192000元、于2015年11月30日向康邦兴业公司转账的288000元，合计960000元，自2016年1月15日起不再作为借款本金。结合常福增与郑君怡、高帅签订的《合同书一》、与郑君怡、曾旭签订的《合同书二》，且郑君怡现主张该款项由借款已转化为郑君怡的投资款，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性质为郑君怡向康邦兴业公司的投资款，并无不当。虽然郑君怡向康邦兴业公司进行投资并与常福增先后签订了《合同书一》和《合同书二》，但常福增、傅爱侠、康邦兴业公司却长时间未能进行康邦兴业公司股权比例的变更登记以落实郑君怡的股东身份，因此对于常福增在2017年7月12日出具欠条承诺还款，一审法院认定为是对双方投资关系终止后的一种结算，该认定亦属合理。常福增上诉提出欠条系被胁迫而形成，但从录音资料所反映的对话内容看，并无常福增被迫出具欠条的情形。常福增上诉还提出康邦兴业公司2017年处于盈利状态，但仅有康邦兴业公司自行制作的财务表格尚不足以对此予以证明。故常福增应向郑君怡返还960000元。因傅爱侠在本院（2019）京02民终5110号案件中认可由常福增经营康邦兴业公司，傅爱侠本人无其他职业、无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来源于常福增。因此，常福增对郑君怡的本案所负债务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傅爱侠应当与常福增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常福增、傅爱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常福增、傅爱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