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87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毕某，女，199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少杰，山东蓬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顾某1，女，196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文，山东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顾某2，女，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文，山东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某因与被上诉人顾某2、顾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4民初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一、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将涉案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属分配不当。遗嘱真实性、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遗嘱继承者即“被上诉人”承担。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也就是说在继承的事实发生之后，法律默认的是各继承人之间存在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遗产的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当事人主张不应适用法定继承法律关系，而应当适用遗嘱继承的，应对遗嘱的真实性、形式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这是遗嘱继承启动的前提条件。主张遗嘱继承人难以举证遗嘱真实性、形式的合法性的相关证据，应当由提出遗嘱继承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继续适用法定继承。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三份遗嘱，其中“顾万伟”、“顾兆英”的代书遗嘱，一审法院已不予认定，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仅提供一份署名“顾兆英”的自书遗嘱，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对其遗嘱继承的主张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予以证实，应属举证不能。2、署名“顾兆英”的自书遗嘱属于孤证，不能作为驳回上诉人主张继承顾兆英遗产的依据。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是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仅依据一份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即“孤证不能定案”。民事诉讼证据需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三大特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署名“顾兆英”的自书遗嘱系孤证，要具有证明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自书遗嘱本身是真实的，为被继承人“顾兆英”所写的，而不是伪造的；二是自书遗嘱表达的内容是出具者“顾兆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自书遗嘱所记载的内容真实可靠，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单凭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一份孤证不能直接认定“顾兆英”遗嘱事实的存在发生，应当结合其他如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准确认定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的实质证明力，使法律事实无限接近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出具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一份孤证，轻易地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应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上诉人对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存有异议的主张已经举证完毕。（1）上诉人提供了有效的鉴定样本。上诉人提供的“顾兆英”的签字样本分别保存在蓬莱市人民医院、蓬莱市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并且上述机构予以保管的样本与待鉴字迹完全相同。（2）被上诉人不配合涉案笔迹的司法鉴定，否认上诉人提交的“顾兆英”鉴定样本，辩称被继承人“顾兆英”未在其他部门留有签字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方向法院依法申请司法鉴定，对方拒绝配合，导致鉴定无法实施，案件事实无法认定。此时，可推定申请鉴定一方所主张的待鉴定案件事实成立。本案中，上诉人向法院申请笔迹司法鉴定得到法院准许，已经完成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只有配合鉴定才能完成其举证义务，被上诉人的辩称不仅无证据予以支持更不符合常理，显然系其拒不配合鉴定的托词，应视为放弃举证，应当对案件事实的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即可推定上诉人主张署名“顾兆英”的遗嘱系虚假的事实成立。（3）本案中，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表示上诉人提供的鉴定样本不符合其要求，一审法院应再行委托具有相应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鉴定机构对本案相关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定。或者在认为不需要再次鉴定的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结合案涉证据，作出事实认定。一审判决以无法鉴定以及被上诉人对鉴定样本的辩称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并判决驳回其要求继承“顾兆英”名下房产的诉讼请求，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对“顾兆英”遗产范围认定错误。遗嘱是遗嘱人处分其个人财产的民事行为，只能就遗嘱人个人的合法财产作出处置。本案中，被继承人“顾兆英”名下两栋房产，分别坐落在蓬莱市紫荆山办事处三里桥村民房一间及蓬莱市抹直口别墅区东北角楼房一栋，一审法院判决书对上述两栋房产已经予以认定为涉案遗产。该两处涉案房产均系“顾兆英”、“顾延达”夫妻二人婚后所得，应为“顾兆英”、“顾延达”夫妻的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顾延达”名下的两栋房产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进行继承，但对“顾兆英”名下的两栋房产以其个人财产按照遗嘱继承，完全是对“顾兆英”个人遗产范围的认定错误。三、我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遗嘱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的，不能有效。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假设署名“顾兆英”自书遗嘱有效，上诉人在“顾兆英”自书遗嘱时不足18周岁尚未成年，该遗嘱未保留上诉人的遗产份额，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遗产范围认定错误，现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顾某2、顾某1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三份遗嘱，用以证明该案应遗嘱继承优先，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应当承担遗嘱不成立的证明责任。2、法律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案。再者，顾兆英既有代书遗嘱，又有自书遗嘱。3、被上诉人在一审很配合遗嘱签名的字迹鉴定，无法鉴定的原因在于上诉人提供的检材不真实及不符合鉴定部门的要求。综上，能够说明上诉人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关于本案其他事实的补充。1、上诉人毕某系毕红英与顾万伟于1999年收养的养女，原名顾思雨。2001年毕某因毕红英与顾万伟离婚，一直随毕红英生活。顾万伟一直给付抚养费。至于何时、为何更名为毕某，被上诉人及其家人都不清楚，且自2001年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既没见面，也没有任何联系。2、上诉人的母亲毕红英一直在房产管理部门工作，被上诉人的家庭财产--87年建设的，登记于顾兆英名下的坐落于蓬莱市.06平方米的房产，在2000年9月19日由毕红英利用职权，分户给本案顾延达54.64平方米、顾兆英41.9平方米、顾万伟38.52平方米，且毕红英转过年即2001年离婚时分割了顾万伟的38.52平方米房屋一半的差价款，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其次，涉案的三栋房产，是被上诉人的家庭财产（5人共有），还是顾延达、顾兆英、顾万伟三人的分户财产，一直存在争议。3、坐落于抹直口村刘英的房改房，系被上诉人顾某1出资购买。但该房也是毕红英擅自将产权登记在顾兆英名下。由此，涉案的5栋房产，4栋有争议，而且被上诉人为了定分止争，包容了一审法院以见证人有利害关系为由而认定为遗嘱无效的错误定论，足以可见被上诉人的息事宁人的姿态。三、关于遗嘱与强制保留份额的说明。顾万伟作出遗嘱的时间是2015年，上诉人17岁，且顾万伟一直给付抚养费。顾兆英作出遗嘱的时间是2017年，上诉人19岁，与顾兆英家庭没有任何联系，且上诉人有生活来源。以上事实说明，上诉人不符合强制保留份额规定的两个必要条件要素。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补充答辩意见：关于顾兆英名下的两幢房产是否其个人财产问题一、关于三里桥的登记在顾兆英名下的41.9㎡的房产。1、该财产是由1987年登记在顾兆英名下的135.06㎡的房产，在2000年9月由顾兆英申请分户为：顾万伟38.52㎡，顾延达54.6㎡、顾兆英41.9㎡三幢。假如分户有效，其前提是135.06㎡的房产是顾兆英个人的，顾兆英才有权申请分户。因此，分户后剩余的41.9㎡的房产理所当然的是顾兆英的个人财产。2、被上诉人在一审主张135.06㎡的房产分户无效，那么该135.06㎡的房产“一变三”也相应无效。无效后，原135.06㎡的房产至少是顾兆英与顾延达的夫妻财产。对该财产上诉人的继承份额是135.06÷2÷4=16.88㎡。3、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的继承份额是顾万伟的38.52㎡的1/2及顾延达54.64㎡的1/16合计22.67㎡，这个判决结果显然对上诉人更为有利。二、关于抹直口的145.13㎡的登记在顾兆英名下的房产。1、从该房档案看，涉案的房屋由案外人刘英名下变更为顾兆英，变更的原因是继承。档案中记载顾兆英是刘英的母亲。虽然与事实不符，但档案记载的变更原因是顾兆英一个人继承，且办理的房证也是顾兆英个人。因此，单纯从房产档案看，该房是顾兆英个人的财产。2、被上诉人在一审主张该房屋是刘英的房改房，房产权的变更档案也是伪造的，且也与事实及刘英的意志不符。因此，该房产在事实上不能成为顾兆英的财产。综上所述，该案的上述房产属于有争议的财产，而且在上诉人既未尽赡养义务，又未尽抚慰义务的情况下对于一审判决结果，被上诉人只是基于长辈及息事宁人的姿态，并不想过多的去追究或上诉缠诉。为此，作出上述补充答辩。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顾延达、顾兆英遗产各三分之一的份额；2.请求判决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顾万伟遗产三分之二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证据：1、户籍证明二份，拟证明原告与顾万伟，顾万伟与顾延达、顾兆英及二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2、死亡注销证明三份，拟证实顾延达、顾兆英、顾万伟的死亡时间；3、五份房屋所有权登记表，拟证明该五份房产系顾延达、顾兆英、顾万伟的遗产，原告有权继承。被告提交证据：1、房产确权登记表，拟证实蓬莱市抹直口别墅区东北角楼房是刘英的房改房，并非顾兆英的房产；2、房屋所有房产），拟证实三里桥村房产（分别登记在顾延达、顾兆英、顾万伟名下的房产）分户前登记的所有人是顾兆英，房产分户后也应全部归顾兆英所有；3、顾万伟的代书遗嘱一份及代书人顾某3、曲道会的证人证言，拟证实顾万伟的代书遗嘱系其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遗嘱表示自己名下的财产由杨正一（顾某2之子）和董志成（顾某1之子）继承）；4、顾兆英的代书遗嘱一份及代书人刘富华、董某的证人证言，拟证实顾兆英的代书遗嘱系其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遗嘱表示自己名下的财产由两个女儿（顾某1、顾某2）继承）；5、顾兆英自书遗嘱一份，拟证明顾兆英立遗嘱表示自己名下的财产由两个女儿（顾某1、顾某2）继承。二被告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案涉房产所有权的归属应以己方提交的证据1.2作为确权依据。原告对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通过被告提交的该两份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此四栋房产转让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能够确定该四栋房产分系三被继承人所有。原告申请对二被告提交的三份遗嘱中立遗嘱人签字的真实性予以司法鉴定，因原告所提交顾万伟的签名样本时间久远，鉴定委托先后被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回。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终止函表明“被检‘顾万伟’署名字迹落款日期为‘2015.5.3’，提供的比对样本顾万伟的字迹为2003-2004年度；二者时间相隔较长，比对条件较差，依据现有材料，无法出具明确性鉴定结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终止鉴定函表明“现有样本供检条件不足……本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对于原告提交顾兆英的签名样本被告否认系顾兆英本人签署，并声称顾兆英生前未在相关部门留有签名；同时原告提交的顾兆英字迹样本为2000年7月5日和2005年6月2日签署，同样不符合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补充样本函所要求的顾兆英笔迹对比样本“日期为2017年度左右”的标准且该笔迹样本的时间要求法院亦告知了原告，故无法组织对顾万伟、顾兆英遗嘱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毕某作为顾万伟和毕红英的养女，原、被告双方均予认可，虽然顾万伟与毕红英离婚后原告一直跟随毕红英生活，但其作为顾延达、顾兆英第二顺位继承人、顾万伟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应予确认。关于案涉被继承房产的所有权问题，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房屋所有权的确切归属；二被告虽否认，但其所提交的房产确权登记表和房屋所有权审批书恰好证明了房屋所有权的变动情况，更加佐证了原告所要证明的房屋所有权归属。根据《物权法》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案涉五栋房产分属本案三位被继承人所有。关于本案三份遗嘱，原告虽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但因各项条件限制，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该三份遗嘱的真实性。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顾万伟的遗嘱系代书遗嘱，其一名见证人顾某3系顾万伟的表哥，也是本案二被告的表哥，而在顾万伟所立遗嘱中将名下所有财产由杨正一（顾某2之子）和董志成（顾某1之子）继承，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应当认定为见证人与受遗赠人具有利害关系，该份遗嘱应系无效遗嘱。顾兆英共立有两份遗嘱，一份为自书遗嘱，一份为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一致。其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为刘富华、董某，刘富华系继承人顾某1的婆婆，董某系继承人顾某1的大姑姐，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该份遗嘱系无效遗嘱。关于顾兆英的自书遗嘱，因为原告不能证明该份遗嘱系虚假遗嘱，法院认定该份遗嘱真实有效。故，关于本案的遗产处分问题，顾延达、顾万伟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顾兆英的遗产按照遗嘱继承处理。被继承人顾延达去世后，其所留房产扣除一半归妻子顾兆英所有后，剩余一半房产由顾兆英、顾万伟及二被告平均分割。继承完毕后，顾万伟除自己名下房产外，另继承了登记在顾延达名下房产的八分之一的份额。顾万伟去世时已离婚，其遗产由其母亲顾兆英和女儿毕某按份继承。故原告应当继承顾万伟登记在自己名下房产的二分之一以及登记在顾延达名下房产的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因为顾兆英所立遗嘱合法有效，顾兆英将自己名下房产及从顾延达、顾万伟处继承的房产指定由两个女儿（本案二被告）继承合法有效，原告要求从顾兆英处继承房产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判决：一、原告毕某对登记在顾延达名下坐落于蓬莱市紫荆山街道三里桥村所有权证号为20000974号、建筑面积54.64平方米的房产和坐落于蓬莱市黄金总公司家属院4号楼3单元301号所有权证号为蓬房权证改字第××号、建筑面积66.05平方米的房产及附属建筑物享有十六分之一的份额；二、原告毕某对登记在顾万伟名下坐落于蓬莱市紫荆山街道三里桥村所有权证号为20000973号、建筑面积38.52平方米的房产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三、驳回原告毕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为2900元，由被告顾某1、顾某2负担900元，由原告毕某负担2000元。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交证人刘某出庭，刘某称，我与刘英、刘富华是亲姐妹，我小妹刘英在1992年前担任蓬莱绣花厂的副厂长，1992年出任大昇纺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英在我家排行老四，经济条件比我们都好，就让刘英帮助我们。抹直口的房子是刘英的房改房，刘英将这套房子（房改福利房）给了我大姐的儿子董耀辉（顾某1的丈夫）。我记得是董耀辉拿出了5万元左右的成本价给了刘英。刘英后来听说这房子过户到顾兆英名下，产生了纠纷，她很生气，不乐意了，去年夏天回来，要求追究此事。让刘英把房子给董耀辉是我母亲的意见，我大姐刘富华经济条件不好，还有病，就把房子给了刘富华的儿子董耀辉。我们之前一直不知道房子在顾兆英名下。上诉人对刘某的陈述不认可，称不属实。经当庭手机联系刘英，刘英发来视频称，抹直口的房子是她的，她是绣花厂副厂长，把房子赠给了董耀辉，如果有人冒用她的名义办理有关手续，保留追究的权利。上诉人对刘英视频质证称，有异议，要求出庭，涉案房产在2001年已经登记在顾兆英名下，都未提出异议，近20年，继承的时候对涉案房产确权提出异议，让人不可信。被上诉人对刘英的视频无异议，称能和房产档案对应起来。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是，顾兆英的自书遗嘱应否采信；一审判决对顾兆英遗产范围的认定是否正确。上诉人上诉要求继承顾兆英名下的蓬莱市抹直口别墅、蓬莱市紫荆山办事处三里桥两处房产。一审判决以顾兆英所立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未认定代书遗嘱的效力。因鉴定机构无法进行笔迹鉴定，也无其他证据反驳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代书遗嘱及自书遗嘱的笔迹、内容、见证人等情况，结合各方的法庭陈述，认定顾兆英自书遗嘱真实有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等规定、毕某自小即与毕红英共同生活等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院予以支持。顾兆英名下的三里桥的房子，于2000年9月分户为3套，分别给了顾延达、顾兆英、顾万伟。目前顾兆英名下的房子，系分割之后重新登记，应属顾兆英的个人财产，已经顾兆英自书遗嘱处分，上诉人无权继承。双方均认可抹直口的房子原系刘英的房改房，但对该房登记在顾兆英名下主张不一，从该房现有的登记资料看，登记资料中称刘英与顾兆英系母女，与事实不符，刘英二审中称其把房子赠给了董耀辉并保留追究冒用她的名义办理有关手续的权利。就现有证据判断，登记存在明显的虚假成分且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即使该房屋确实属于顾兆英的，因顾兆英自书遗嘱有效，该房产上诉人无权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毕红英与顾万伟离婚之后，毕某自小即与毕红英共同生活，顾兆英晚年系被上诉人等人照料，被上诉人依法可多分顾兆英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考虑到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等事实，一审法院未将上述房屋作为遗产分给毕某，既符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也符合善良风俗及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毕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