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荣，男，195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宏，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少兰，女，196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洋，安徽戴文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霍山县大化坪镇白莲崖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568978350XX。 法定代表人：陈光彬，董事长。 上诉人王庆荣因与被上诉人桂少兰、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皖1525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中诉讼请求：1、判令王庆荣此次应分得的457200元利润归桂少兰所有；2、判令王庆荣将来在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首次利润分配或者其他可得利益中价值818570元抵扣给桂少兰；3、王庆荣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王庆荣系原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承包经营白莲岩水库，由于资金不足，遂寻求桂少兰投资入股，双方共同经营。为了能有较好的投资回报，王庆荣遂向桂少兰做出书面承诺：保证两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以上，不足部分按市场价格抵扣王庆荣应分得的利润或者应得他项权益，协议签订后，截止到2015年9月，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实际捕捞成品鱼只有21000斤，加上因台风侵袭造成的无法捕捞成品鱼20000斤，比王庆荣当时承诺的少了约60000斤，按照市场价5.2元一斤来计算的话，可得利益为3044797元，而桂少兰实际持股比例为41.9%，直接损失为1275770元。自双方合伙以来，一直没有进行结算，也未进行过利润分成，直到2019年1月3日，桂少兰才收到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收支情况及利润分配方案。该公司自经营以来直至2018年，实际收入2598763.14元，实际支出1382156.87元，净利润为1216606.27元。桂少兰收到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收支情况及利润分配方案后，并于当月13日向王庆荣出具通知书，要求王庆荣应该按照双方当时签订的协议，履行义务。具体到本次利润分配中应该抵扣王庆荣应得的分红款457200元。而相比较直接损失为1275770元而言，不足部分仍由王庆荣补足。桂少兰曾多次向王庆荣主张权利，但时至今日，王庆荣也未向桂少兰支付分红款。无奈遂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 原审中辩称，一、桂少兰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且不符合例外情形，依法应驳回起诉。表现在:1、桂少兰尽管在此次的起诉状上列了第三人，但该第三人不是必须列的，其不涉及权利义务，有无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及审理，不影响“一事不再理”中的“同一当事人”要求；2、桂少兰此次的起诉与2016年1月4日的起诉，诉争均是因《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纠纷，争议焦点均是同一个事实即桂少兰认为王庆荣没有适当履行合同，两次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致，为同一诉讼标的；3、桂少兰两次诉讼请求实质一致，均系桂少兰认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此次诉讼请求系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4、桂少兰此次起诉不具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没有“发生新的事实”。二、桂少兰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1、桂少兰无权起诉王庆荣要求将股东分红款归其所有；2、桂少兰没有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也无法全面履行该转让约定的义务，系根本违约；3、桂少兰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水库养殖的特殊性决定实际捕捞结果并不等同可捕捞能力，也就是说捕捞上来的成品鱼数量不能说明该养殖区域只有这些成品鱼。其二，桂少兰控制成品鱼捕捞工作，后来捕捞的事实证明桂少兰组织捕捞工作未尽职。其三，桂少兰诉称没有考虑双方约定特别条款的例外情形。协议特别条款的例外指的是“法定不可抗力产生的风险除外”，白莲崖水库受台风影响，大坝泄洪情况是：2014年7月24日受台风“麦德姆”影响泄洪45个小时，2015年8月10日受台风“苏迪罗”影响泄洪25个小时，2016年6月30日强降雨，泄洪99个小时。泄洪过程中，大量成鱼随水外逃，损失巨大，相关事实在公司2016年2月10日、2017年1月23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中证实。桂少兰仅认可2015年台风侵袭造成损失20000斤，对2014年台风侵袭大坝泄洪45小时导致的损失未予考虑，显然诉称与事实不符。其四，桂少兰诉称的可得利益计算无事实依据。公司财务资料显示，鲢鱼售价甚至低至2.3元/斤；协议捕捞费用1.05元/斤，桂少兰诉称全部按市场价每斤5.2元，不计算捕捞成本，显然与事实不符。另外，股东分红（桂少兰诉称的可得利益）必须在公司经营良好，有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才可，桂少兰没有考虑公司运营成本、没有考虑可分配利润，其诉称无事实依据。 原审中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述称，桂少兰与王庆荣之间的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原审查明：王庆荣系原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承包经营白莲岩水库，由于资金不足，寻求桂少兰投资入股，王庆荣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以上。2013年9月1日该公司原有股东王庆荣、王敬钰、朱正炉、汪新成与桂少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桂少兰出资450万元获51%的股份，和另一位股东朱正炉占股10%的股东合计占股61%，王庆荣占股29%，汪新成占股10%，该公司变更后新股东为桂少兰、王庆荣、朱新成;桂少兰在该协议生效后向王庆荣、王敬钰付款50万元，在办完工商登记一周内付款250万元，2013年12月底前支付150万元。该协议还约定，王庆荣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以上（不包含股权转让后投放部分），如果达不到上述数量，不足部分按市场价格抵扣王庆荣应分得的利润或应得他项权益，法定不可抗力产生的风险除外。2013年9月5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桂少兰占股61%（含朱正炉10%股份），王庆荣占29%，汪新成占10%。因桂少兰拖欠王庆荣、王敬钰股金78万元未付，2015年9月12日，王庆荣、王敬钰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桂少兰转让9.1%的股份给王庆荣、王敬钰，桂少兰实际持有该公司41.9%的股份。后桂少兰将自己所持有的41.9%的股份转给朱启莲，2017年5月2日该公司股东备案为王庆荣38.1%，朱启莲41.9%，王传龙20%；2017年6月13日股东备案变更为王庆荣38.1%，王传龙20%，桂少兰41.9%。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截止到2015年8月底，共计捕捞销售成品鱼214462.1斤，两年销售均价为5.2元/斤。因王庆荣没有实现王庆荣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的承诺，桂少兰于2016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庆荣赔偿经济损失250万元。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皖1525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判决王庆荣赔偿桂少兰经济损失1275770元。王庆荣不服提起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认为，首先，如果捕捞的成品鱼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数量，不足部分将抵扣王庆荣应分得的利润或应得他项权益，而不是由王庆荣赔偿损失。桂少兰认为王庆荣未能完成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起诉要求王庆荣赔偿损失，不符合合同约定。其次，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在合伙期间，至今未进行过结算，亦未进行过利润分成，桂少兰亦未举证据证实王庆荣应得的他项权益为多少；同时，王庆荣在二审庭审过程中认为目前桂少兰已非公司登记注册的股东，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为实际股东。故桂少兰起诉要求王庆荣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霍山县人民法院（2016）皖1525民初15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被上诉人桂少兰的诉讼请求。2019年1月3日，霍山县荣达水产品养殖公司进行了利润分配，从公司账户中取出120万元，按各股东投资比例分配，并制作了分配明细，其中，桂少兰按41.9%分得502800元，王庆荣按38.1%的股份分得457200元。2019年5月9日桂少兰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桂少兰撤回了要求王庆荣将来在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首次利润分配或者其他可得利益中价值818570元抵扣给桂少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桂少兰的本次诉讼，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2、王庆荣此次分得的457200元利润是否应归桂少兰所有。首先，关于桂少兰的本次诉讼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该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桂少兰自2013年与王庆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2019年1月3日之前霍山县荣达水产品养殖公司并没有进行利润分配，故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生效以后，发生了霍山县荣达水产品养殖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这一新事实，故桂少兰依据该事实，重新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没有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关于王庆荣此次分得的457200元利润是否应归桂少兰所有问题。本案桂少兰在投资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设定了王庆荣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以上（不包含股权转让后投放部分），如果达不到上述数量，不足部分按市场价格抵扣王庆荣应分得的利润或应得他项权益的违约条款，该条款在保护新加入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也确定了王庆荣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是在王庆荣获得利益的前提下，其内容没有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各方均有约束力。经审理，在上述协议生效后两年时间内，该公司实际共计捕捞销售的成品鱼只有214462.1斤，结合水库所在地村委会的证明，综合考虑签订协议后两年期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为200000斤，可以折抵应捕成品鱼的重量。故按照协议约定未捕捞到的成品鱼重量为585537.9斤(1000000斤-214462.1斤-200000斤)，王庆荣应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协议约定以市场价格作为违约计算的标准，故王庆荣主张的按每斤鱼的纯利润作为违约责任的计算标准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因而按当年市场均价5.2元/斤计算，比王庆荣承诺的少补捞585537.9斤鱼的价值为3044797.08元。桂少兰在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占股41.9%，其的应获得的违约损失为3044797.08元×41.9%=1275769.98元。现王庆荣从公司分得利润457200元，根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款应作为其赔偿其他股东的违约损失。在该公司，桂少兰占有41.9%，除王庆荣以外股东占20%，故对于王庆荣此分得的457200元，桂少兰相对于其他股东而言，只能分得其中的67.69%份额，即309478.6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庆荣于2019年1月3日在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公司利润分配中所得的309478.68元归桂少兰所有；二、驳回桂少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80元，桂少兰负担5000元，王庆荣负担11280元。 王庆荣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新事实”。被上诉人的此次起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被上诉人此次起诉与2016年元月4日的起诉当事人同一、诉争同一、争议焦点同一、诉请实质一致，系对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院15民终470号生效判决。被上诉人的此次起诉不具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没有发生“新的事实”。该248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此条规定，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条件为发生新的事实。所谓“新的事实”，是指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原审结束前就己存在的事实，当事人应主张而未主张的事实，也不属于新的事实。一审判决称“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生效后，发生了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公司进行利润分配”，该内容在（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中己涉及且查明，并不是新的事实，并不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8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中的“新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就此情形主张权利的话，应该通过申诉途径解决。《民诉法》第124条第(五)项对此明确规定：“对判决、裁定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一审判决将己在原生效裁判中查明或涉及的事实认定为“新的事实”，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库区成鱼产能估算量认同为两年内实际捕捞上岸成鱼量，显然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甲方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万斤以上”，上诉人之所以会作出该产能保证，是基于上诉人自2009年承包库区水面以来投放的幼鱼数量、成长情况、库区面积综合判断，尤其是被上诉人聘请的安徽农业大学万全教授及六安市渔业协会陈荣宁专家共同作出的《白莲崖水库渔业情况分析》报告，上诉人因此对库区鱼产力作出该估算，当然该估算要成为现实，必须管理正常、合理捕捞。一审判决关于“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万斤”的认定违背生活常理。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才出让部分股份，如果两年内确定能捕上岸100万斤成品鱼，收入近500万元，根本无需转让股份，也不愿转让股份！水库养鱼的特殊性决定实际捕捞结果不可能等同于可捕捞能力。案涉库区面积大，水下地形复杂，捕捞作业难度大，每次捕捞结果不一（甚至有一次近一个月的捕捞仅捕捞到一条鱼）；到2015年9月，仅捕捞21万斤成品鱼，当然不能说整个库区仅有成鱼21万斤，除非清库才能确定究竟成品鱼有多少。同时，被上诉人控制成鱼的捕捞工作，后来的捕捞结果证明被上诉人在这期间的捕捞组织工作未尽职。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彬系被上诉人的亲戚，代表被上诉人管理公司）实际控制荣达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活动，养鱼库区的日常管理、何时捕捞、请谁捕捞、捕捞过程中困难的克服等均取决于被上诉人。2015年9月底，实际捕鱼21万斤；但不能说2015年底库区的成鱼已经捕完，只有21万斤。事实上，2016年捕捞20万斤、2017年捕捞12.5万斤、2018年捕捞近50万斤，这些事实证明20l5年底前己经超过三斤的大量成鱼根本没有捕捞上来。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被上诉人决定，假如被上诉人决定两年内不捕捞，是不是说库区一条成鱼也没有？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库区鱼产力的预估认定为能捕捞上岸的成鱼量，违背生活常理，根本没考虑水库捕捞的特殊性和合理性，该认定将产能混同于捕捞上岸成鱼量，显然错误。三、上诉人实际分得利润220960.92元，不是457200元。根据《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公司2018年收支情况及利润分配方案》，从公司账户取出120万元用于退还周转金，也就是说偿还公司债务。但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彬（被上诉人安排的代理人）决定，先按持股比例将该120万元分配了，再按持股比例凑款偿还企业债务。上诉人在按持股比例分配120万元后又凑出236239.08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上诉人2018年度实际分得利润款为220960.92元(457200元-236239.08元）。故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将120万元按持股38.1%分配给上诉人的457200元并不是上诉人当年度分配所得的利润。一审判决对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仅认定协议订立后两年间因自然灾害造成成品鱼损失20万斤，明显错误。2016年2月10日，公司出具的《紧急泄洪对于水产资源损失的报告》显示2015年度因“苏迪罗”台风泄洪损失成品鱼不少于20万斤，水库所在地村委会对此作证，霍山县法院（2016)院1525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对此也认定了20万斤成品鱼损失。2017年1月23日，公司出具的《关于白莲崖水库2014年至2016年台风来临泄洪情况》证实白莲崖水库2014年因台风“麦德姆”泄洪45小时，2015年因台风“苏迪罗”泄洪25小时。比照霍山县法院认定2015年泄洪损失情况，2014年的损失至少30万斤成品鱼。2014年7月24日，“麦德姆”台风登录安徽境内普降暴雨，水库泄洪致使大量成品鱼损失系客观事实，公司对此出具证明。该事实当然不是上诉人伪造和臆想的，一审判决对该证据的三性确认后却对该不可抗力产生的损失未予认定，显然错误。五、关于被上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后，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定支付股份转让款；2014年6月12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将拖欠的转让款中的72万元转为新公司周转资金，另78万元约定分期给付，后被上诉人又没有按约定分期给付，再次违约。2015年底，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后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2015)霍民二初字第00650号），被上诉人从其持有的股份中拿出9.1%抵付拖欠的78万元股权转让款。2016年元月4日，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期间，上诉人到霍山县工商管理部门查阅发现，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3日将其持有的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51%股份全部转让他人，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后经核查，被上诉人伙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彬，通过造假将其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陈光彬的配偶朱启莲，该行为发生在霍山县法院的调解【（20l5）霍民二初字第00650号】之前，显然本案被上诉人欺骗法院、欺骗上诉人，调解书约定的转股抵付欠款纯属欺诈。纵观《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且一再违约，后又通过虚假手段全部转让其股份致使法院调解协议无法履行。既然己经转让股份，被上诉人就不再是公司的股东，无权起诉上诉人要求将股东分配的利润归其所有。该事实在六安市中级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查明并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起诉讼后，2019年5月23日，上诉人到霍山县市场管理局调阅发现，被上诉人伪造两份《股东会决议》及《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章程》，将朱启连持有的41.9%的股份转至被上诉人名下，该捏造虚假文件变更股东身份行为无效。庭审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参与弄虚作假行为默认。一审判决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上诉人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弄虚作假且公司法定代表人默认的事实未予确认，进而作出错误判决。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二审期间，王庆荣提供证据一、2013年7月8日被上诉人向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对拟转让水库的调查分析报告，被上诉人自己做的。证明双方在协议里面的约定是基于被上诉人委托的专家对产能分析后作出的保证。证据二、被上诉人一审的2019年1月3日分成方案，收支情况。证明2018年上诉人实际获得的分成220960.92元。 桂少兰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份渔业情况报告分析是由被上诉人找的专家教授等作出的，但是这个情况分析仅仅是对水库的面积、水质条件、以及光照因素等总结因素的勘察，至于水库里产出多少鱼完全是由上诉人承诺的。对证据二三性无异议。2019年1月3日分担的债务有异议，上面分摊债务的时间是2017年4月3日，根据上诉方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面约定，应当是两年内，应当是自2013年9月1日到2015年8月31日。 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相关利润数额如何确定，原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桂少兰的本次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桂少兰自2013年与王庆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2019年1月3日之前霍山县荣达水产品养殖公司并没有进行利润分配，故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470号判决书生效以后，发生了霍山县荣达水产品养殖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这一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桂少兰依据该事实，重新提起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王庆荣此次分得的457200元利润是否应当弥补桂少兰的损失。本案桂少兰在投资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设定了王庆荣保证二年内库区可捕捞三斤以上成品鱼1000000斤以上（不包含股权转让后投放部分），如果达不到上述数量，不足部分按市场价格抵扣王庆荣应分得的利润或应得他项权益的违约条款，该条款在保护新加入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也确定了王庆荣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是在王庆荣获得利益的前提下，其内容没有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在上述协议生效后两年时间内，该公司实际共计捕捞销售的成品鱼只有214462.1斤。原审结合水库所在地村委会的证明，综合考虑签订协议后两年期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为200000斤，可以折抵应捕成品鱼的重量。故按照协议约定未捕捞到的成品鱼重量为585537.9斤(1000000斤-214462.1斤-200000斤)，王庆荣应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协议约定以市场价格作为违约计算的标准，故王庆荣主张的按每斤鱼的纯利润作为违约责任的计算标准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因而按当年市场均价5.2元/斤计算，比王庆荣承诺的少补捞585537.9斤鱼的价值为3044797.08元。桂少兰在霍山县荣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占股41.9%，其的应获得的违约损失为3044797.08元×41.9%=1275769.98元。现王庆荣从公司分得利润457200元，根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款应作为其赔偿其他股东的违约损失。在该公司，桂少兰占有41.9%，除王庆荣以外股东占20%，故对于王庆荣此分得的457200元，桂少兰相对于其他股东而言，只能分得其中的67.69%份额，即309478.68元。虽然原审确定的损失数额未考虑捕捞成本，但由于本次利润仍不足以弥补亏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58元，由王庆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卢文乐 审判员  丁志欢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芦婕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