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明，男，196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湖南清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慧，湖南清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宗琴，女，197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子达，男，200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理人：何宗琴（王子达之母），197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何宗琴、王子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杏，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宗琴、王子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曙燕，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思明因与上诉人何宗琴、上诉人王子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思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何宗琴、王子达在各自继承王思武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支付王思明股权转让款2241000元；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何宗琴向王思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241000元；3、请求判令何宗琴、王子达在各自继承王思武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支付王思明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金共计86957.5元；4、请求判令何宗琴向王思明支付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金共计86957.5元；5、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6、判令何宗琴、王子达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王思明只能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书》主张已到期的债权，无权主张本案裁判时未到期的债权款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股权收购协议书》一方当事人王思武已于2017年4月11日死亡，其已无法履行与王思明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无法适用合同中的相对性原则，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王思武在死亡之后就立即发生继承，其遗产首先应当清偿债务。作为王思武继承人的何宗琴、王子达在继承了王思武的遗产后，却拒绝按照《股权收购协议书》的约定向王思明履行付款义务,由此导致本案诉讼,而一审判决仅支持了《股权收购协议书》中已到期股权转让款,未支持未到期股权转让款，必将导致之后又产生新的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同时也不利于保护王思明的合法权益。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书》中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如存在违约（即拒绝支付的情形），王思明有权要求何宗琴、王子达立即支付剩余全部款项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由此,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向王思明支付未付部分的全部股权转让款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现实情况。二、一审法院认定:“虽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款付清之前,王思武负责缴清王思明所购买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但王思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的欠缴相关费用情况,故对王思明要求二被告支付相关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王思明在一审开庭时已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王思武在世时为王思明夫妇购买了商业保险4份，并提交了保险合同和保险单以及保险费用缴纳情况,其中2006年11月7日购买的新华保单健康天使880153115286缴费期限是15年，年费为6640元，王思武仅交至2016年,目前的保险费都是由王思明缴纳。华泰保单000061395898008财智人生，系2008年10月14日购买,交费期限为10年,年交费26000元,目前一直欠费。华泰保单00006001973008福佑安康，系2008年11月11日购买，交费期限为20年，年交费4659元，王思武交至2017年止。目前的保险费都是由王思明缴纳。华泰保单000061389759008财智人生，系2008年11月11日购买，交费期限为10年,年交费10000元,王思武交至2016年止。目前的保险费都是由王思明缴纳。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书》第2.1条第(3)项的约定,在王思武付清收购总款之前,王思明所购买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由王思武负责缴清。本案中，王思明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王思武应当支付王思明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金额为173915元，该保费属于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支付的债权部分,应当予以支持。何宗琴、王子达针对王思明的上诉理由辩称，不同意王思明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错误。《股权收购协议书》因股权代持事实不存在,股权转让交易系虚构,协议签订及王思武生前支付部分价款,为王思武擅自处分与何宗琴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思明对此明知属于恶意,何宗琴对协议及付款行为没有追认,因此,涉案协议及王思武生前付款行为均属无效,应当驳回王思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何宗琴、王子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上诉费由王思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思明作为《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方,未提交其向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鄂伟业公司）进行出资的证据,故该协议约定的合同标的不存在,合同不成立。1、从程序法角度而言,王思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持有京鄂伟业公司的股权。事实上，京鄂伟业公司成立时以及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时，公司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思武。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系王思武一人投入。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时，公司实收资本仍为50万元,并没有变化。王思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2、从实体法角度而言,王思明并非标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故《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所谓“股权代持”及“股权转让”的约定属于虚假交易,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不存在,致使合同不成立，更谈不上合同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及有效的规定及相关法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虚假意思表示的规定，《股权收购协议书》应属无效，一审法院根据该协议的文义认定王思明已向王思武转让了标的股权,缺乏证据支持,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王思武与王思明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并支付了部分款项,其行为已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擅自处分。何宗琴对该协议的追认应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为判断标准,而不应进行意思表示推定。首先,何宗琴对王思武生前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并向王思明转账46万余元一事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以拒绝支付所谓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及一审庭审答辩明确表示对此不予认可,据此，王思武与何宗琴对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及46万元转款并未达成合意。其次，王思武去世后,因王思明多次来电表示生活有困难,何宗琴念及亲情向案外人张春华付款合计64000元,其每次汇入金额与《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的每月8000元生活费金额并不一致,汇款时没有注明系履行该协议项下生活费。且王思明于2018年10月8日出具《工资证明》,明确表示何宗琴向张春华汇入的款项系其与张春华从京鄂伟业公司领取的2017年度工资,王思明本人并没有主张该64000元系对《股权收购协议书》的履行。因此，何宗琴的上述转账行为并不是对《股权收购协议书》的履行，更不是对王思武单方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追认，相反,上述行为恰恰是对协议本身及王思武单方处置行为表示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何宗琴在《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后汇款的行为证明其对协议知情且已开始履行,缺乏证据支持,更是违背了何宗琴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股权收购协议书》名为股权转让,实为王思明以虚假交易的方式企图恶意侵占王思武与何宗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及认定,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判定《股权收购协议书》有效,属法律适用错误。京鄂伟业公司是王思武与何宗琴夫妇在婚后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股权虽登记在王思武一人名下，但因夫妻二人并无财产分配的特别约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京鄂伟业公司的全部股权及收益属于王思武与何宗琴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任何一方不得对共有财产擅自处分。在本案中,王思明未对京鄂伟业公司进行任何出资,其通过该协议虚构股权代持事实及股权转让交易,胁迫王思武签订不平等协议,又未征得何宗琴同意,严重损害了何宗琴、王思武夫妻的共同财产权益,明显系恶意缔约人。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无偿处分共有财产，且第三人属于恶意的,该处分行为所涉协议应属无效,因此《股权收购协议书》应属无效。四、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协议产生的费用属夫妻共同债务，何宗琴应对上述债务承担50%清偿责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如前所述,本案《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所涉债务实际是王思武单独以个人名义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让给王思明，且王思明非善意第三人所产生的债务,该债务并非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或者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何宗琴与王子达履行该给付,并不能换来任何对价的财产或权利，因此，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次，王思武以个人名义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并转款的行为未与其配偶何宗琴达成合意,何宗琴对该协议项下给付义务亦未予以追认，故该协议约定的价款支付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五、一审法院认定《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另外50%的债务,由何宗琴与王子达在各自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清偿”,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1、《股权收购协议书》应属无效,王思明在该协议项下债权没有事实与法律基础,该债权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继承人生前的合法债务,故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属于王思武的生前债务,系事实认定错误。2、即使不考虑合同效力问题,王思明请求何宗琴、王子达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应在本案诉讼前先起诉确认王思武的遗产范围、金额以及何宗琴与王子达的继承份额。王子达为王思武的儿子,尚未成年,没有生活来源,因此,唯有先确定何宗琴与王子达的各自遗产继承份额及金额,并为保护王子达的合法权益而为其适当保留遗产之后,本案《股权收购协议书》能否履行及履行金额方可确定。为支撑早已负债累累的公司并偿还王思武生前欠下的巨额银行贷款,何宗琴又对外举债几百万元,艰难维系着公司经营与家庭生活,根本不具有履行本案协议的能力。相比之下,王思明的两名子女均已成年,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王思明在长沙有公司和房产,生活并无资金上的压力。一审判决保护了恶意第三人,严重损害了何宗琴、王子达的权益。王思明针对何宗琴、王子达的上诉理由辩称，一、《股权收购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在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应认定《股权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其中,王思明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书的全部义务,王思武、何宗琴支付尚未履行完毕。二、何宗琴、王子达提出,何宗琴对于《股权收购协议书》未签字,不在场,内容不知情,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何宗琴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在王思武死后将京鄂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公司财产所有权以及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己,同时继续向王思明配偶的账户支付《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的生活费。足以证明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以及何宗琴对该协议书中的债务知情同意并已经部分履行。三、经查明，王思武的现有遗产已经足以清偿何宗琴、王子达债权。王思武于2017年4月11日去世后未留下遗嘱，其法定继承人为配偶何宗琴,婚生子女王子达、王锦鑫,因王锦鑫在国外且书面放弃对王思武财产的继承,故由何宗琴、王子达在王思武的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思武在京鄂伟业公司属于自然人独资性质的2000万元股权已经由何宗琴、王子达继承，应由何宗琴、王子达在继承范围内承担清偿债务责任，同时王思武、何宗琴在北京市大兴区有房产一处,在湖北省随州市有门面房32处，以及货车挂车等车辆30余辆，足以清偿对王思明的债务。王思武和王思明是亲兄弟，《股权收购协议书》中涉及的均为家族人物,本案是家族财产分割问题。双方在协议第一条认可共同投资位于随州的房产,现在房产登记在何宗琴、王子达、王思武名下，双方因为分割问题导致纠纷才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书》。协议涉及的车辆在协议签订后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过户到京鄂伟业公司名下。《股权收购协议书》第2条2.1约定了王思明、张春华的工资为8000元,王思武去世后,何宗琴通过王思武账户汇款,证明何宗琴履行了协议。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北京世纪京鄂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鄂货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梁某,《股权收购协议书》写明梁某一家的问题如何处理更加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思明在二审中提交的《调查笔录》也证明了京鄂伟业公司的由来。成立京鄂伟业公司之前长沙专线由王思明运送,京鄂伟业公司是京鄂货运公司延续下来的,资产是混同的。何宗琴提交的《报案登记表》也证明是对家族财产分割问题进行的报警。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股权收购协议书》是有效的，何宗琴知晓此事,何宗琴对双方资产很了解。何宗琴不履行协议，违反合同约定。即使债权没有到期,但何宗琴未履行合同已经构成违约,未到期款项应加速到期。何宗琴应支付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金。王思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宗琴、王子达在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支付王思武所欠王思明的股权转让款448.2万元；2.判令何宗琴、王子达在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支付王思明的生活费（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付清剩余股权转让价款448.2万元止，按每月8000元计算）;3.判令何宗琴、王子达在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向王思明支付欠缴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金共计174150元；4.判令何宗琴、王子达在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向王思明支付违约金1523880元（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月89640元计算）；5.判令何宗琴对上述第一项到第四项诉讼请求涉及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6.判令何宗琴、王子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含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0日，王思武(甲方)与王思明（乙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内容为：王思武和王思明均为京鄂伟业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和方式为：王思武持有51%股权、王思明持有49%股权，并由王思武代为持有。因公司发展改革调整，现王思明主动提出退出，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王思武收购王思明所有股份，收购价格为498万元。因双方共同投资了位于随州的房产（地址：随州市交通大道409号大通轿车市场），该房产属于王思明的增值部分，和属于王思明的增值收益部分100万元，均已包含在上述收购价格总额中。王思武付款方式为：协议生效后5年内付清收购价格总额。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王思武每6个月支付给王思明的金额不少于49.8万元。付款日期从2016年5月10日至11月10日之前付清第一批款项，第二批应在2017年5月10日前支付，以此类推，每6个月内支付一次，直到全部款项付清为止。（协议第1条）2.王思武的权利义务：协议生效后，王思武拥有公司100%股权。为保障王思明基本生活，王思武付清收购总款之前，按每月8000元支付基本生活费，之前王思明所购买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亦由王思武负责缴清。3.王思明的权利义务：王思明在60日内将所有隶属于公司的财产完成移交或无偿转让给公司，包括以下牌照的车辆过户给王思武：×××、×××、×××和×××。王思明通过注销、或者无偿转让给王思武的方式，王思明不再持有任何含有“京鄂”二字的证照，包括银行账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王思明一家不得以任何理由到京鄂伟业公司闹事，王思明一家（不含梁某）不再参与公司任何业务往来。协议签订前在长沙产生的一切经济业务上的纠纷，由王思明解决。以后出现业务上，梁某与王思武之间的矛盾，王思明有义务和责任作出调解和制止一些不良行为，尽量维持兄弟姐妹、家族的团结和和睦，以保持公司正常运转。王思明的利益关联方包括：张春华（王思明妻子）、王伟（王思明长子）、王成（王思明次子）、梁某（王思明外甥）。梁某不属于公司股东，梁某一家如何处理，由王思明负责解决。如任何王思明的利益关联方对王思武或公司提起任何经济诉求，王思明将负责处理，王思武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王思明应保证关联方不阻碍公司的正常经营。若王思明的利益关联方阻碍公司的正常经营,王思明承担违约责任。4.违约处理：如王思武违约，王思明有权要求王思武立即支付剩余全部款项，并对剩余款项开始计息作为违约金，利息水平约定为每月3%，如王思武违约超过30天，王思明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王思明违约，王思武有权要求王思明立即停止相应的违约行为，并有权不再向王思明支付本协议第1条约定的支付金额。王思武在甲方处签字，王思明在乙方处签字，刘某、陈述善在公证人处签字。协议签订时，何宗琴不在现场。涉案协议所涉公司包括京鄂伟业公司及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2016年5月10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黎托派出所出具的《报警案件登记表》显示：5月7日15时许，何宗琴报警……系何宗琴与其侄子王伟因家族企业分家问题，双方发生纠纷，民警告知双方可通过人民法院或自行协商解决。2018年9月28日，张春华、王思明出具“款项说明”，载明：款项37618元是因家庭急用，提前预支2016年第一季度款498000元，扣除预支剩余款460382元，在2016年11月2日全部付清。本人注明：预支款是王思明农行卡营业账款扣除，卡号在2016年何宗琴要求已经注销。本人无法提供具体时间和农行证明，情况事实离职王明国会计清楚。2018年10月8日，王思明出具工资证明，载明：兹有京鄂伟业公司发王思明工资生活费每月为5000元、张春华每月为3000元。本人声明，2017年5月以前工资正常在发。2017年5月以后工资就没有正常在发。现2017年收到工资明细如下：2017年9月7日收2017年5月工资合计8000元，2018年2月11日收到2017年6月至10月共5个月工资4万元，2018年8月9日收到2017年11月至12月工资16000元。一审法院另查，上述款项收款账户均为张春华。2017年9月7日、2018年2月11日付款账户名称均为王思武，2018年8月9日付款账户为何宗琴。京鄂伟业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5日，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成立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思武。2015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2016年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时，工商登记显示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王思武。2017年7月2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子达、何宗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何宗琴。另，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26日，负责人王思武。2018年12月7日，变更为何宗琴。协议所涉的×××、×××、×××和×××，现登记在京鄂伟业公司、北京京鄂伟业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名下。另，王思武与王思明系兄弟关系。二人之父王文安、之母周树珍均于2016年前死亡。张春华为王思明之妻、王成为王思明之子。王思武与何宗琴于1991年10月24日结婚。王思武于2017年4月11日死亡。王思武的家庭成员为妻子何宗琴、儿子王子达、女儿王锦鑫。王锦鑫表示：放弃对王思武遗产的继承权。一审法院认为：王思明依据其与王思武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王思武之妻何宗琴、之子王子达以协议签订时受到胁迫，王思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为由，认为该协议书无效。对《股权收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意见为：上述协议签订人为王思武与王思明，协议公证人一审到庭作证陈述的协议签订过程表明，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情形。何宗琴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协议签订、王思武去世后，何宗琴向王思明付款的行为，表明其对上述协议知情、且双方已经开始履行该协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依据协议约定，王思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498万元，每6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支付金额不少于49.8万元。即2016年11月10日至2021年5月10日期间,每年5月10日、11月10日之前各付款49.8万元。如王思武违约，王思明有权要求王思武立即支付剩余全部款项，并对剩余款项开始计息作为违约金，利息水平约定为每月3%。本案中，王思武支付第一批款项49.8万元后于2017年4月11日即第二笔付款时间尚未到期时去世，王思武死亡属协议签订时无法预料的客观情况，不属于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故王思明无权要求支付截至本案裁判时未到期的款项，亦无权要求王思武支付违约金。截至2019年11月，王思武依据协议已到期未支付的款项为298.8万元。依据合同约定，在王思武付清收购总款之前，按每月8000元支付王思明基本生活费。现王思武已支付至2017年12月，故王思明有权要求王思武按照每月8000元支付自2018年1月至剩余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的生活费。虽协议约定在股权转让款付清之前，王思武负责缴清王思明所购买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但王思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的欠缴相关费用情况，故对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支付相关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思武依据协议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生活费，因何宗琴主张《股权收购协议书》所涉的京鄂伟业公司为其与王思武的夫妻共同财产，前述债务系基于对京鄂伟业公司的股权转让形成，故因涉案协议产生的费用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何宗琴应对上述债务承担50%的清偿责任。另外50%的债务，由何宗琴与王子达在各自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清偿。因此，对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中，符合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宗琴、王子达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各自继承王思武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支付王思明股权转让款1494000元；二、何宗琴、王子达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各自继承王思武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支付王思明生活费（自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起至4482000元付清之日止，按每月4000元计算）；三、何宗琴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思明股权转让款1494000元；四、何宗琴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思明生活费（自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起至4482000元付清之日止，按每月4000元计算）；五、驳回王思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王思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20年5月6日王思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苏慧在湖南清枫律师事务所对梁某做的调查笔录、梁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京鄂伟业公司与京鄂货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由王思明、王思武、王思平三人成立,其资产从成立之初就是混同的;证据2、京鄂货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为家族企业；证据3、长沙市雨花区世纪京鄂货运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为家族企业。何宗琴、王子达针对王思明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对调查笔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调查笔录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梁某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质询。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书》第2条第2.2款约定,梁某是王思明的利益方,梁某也是该协议的受益方,梁某可以从该协议中牟利，其立场不可能中立客观。何宗琴一审提供了涉案协议见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梁某、王思明、王伟在长沙公司工作期间设立了湖南新亿物流有限公司进行不正当竞争，引起家庭矛盾。梁某还多次协同王思明、王伟等人要求王思武把股权给他们,遭到王思武拒绝。因此梁某与王思武存在利害冲突,其证言显然会偏向王思明,而不利于何宗琴。调查笔录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从内容上看,梁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京鄂货运公司于2001年由王思武、何宗付投资设立，与王思明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思明是京鄂货运公司出资人，也不能证明《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标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京鄂货运公司由王思武、何宗付设立,之后公司增资也是由王思武、何宗付全部实缴出资,原法定代表人为王思武,后王思武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梁某,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梁某,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思明已经向京鄂货运公司进行出资,也不能证明王思明向京鄂伟业公司进行出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长沙市雨花区世纪京鄂货运站是王思明个人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与本案无关,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王思明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具有证人证言性质，鉴于被调查人未出庭作证，故该份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2、证据3均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以下法律问题作出分析认定：一、对于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效力的认定；二、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三、对于案涉债务范围及责任承担方式的认定一、对于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首先，股东未出资是否影响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的效力。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中主要涉及股权代持及股权转让两部分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则股权代持协议无效。而实际出资人未出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不影响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未出资的公司股东并不因未出资而丧失股权。受让人明知或应知受让股权存在瑕疵，仍接受转让的，转让人未实际出资或出资不到位，不影响股东实现股权转让的权利。本案中，王思武作为一人公司的股东，对于王思明的出资情况应当知晓，不存在受欺诈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股东未出资不影响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何宗琴、王子达以王思明未实际出资，不享有京鄂伟业公司股权，案涉合同标的不存在为由，主张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不成立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思明依据其与王思武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思武的被继承人及共同债务人清偿《股权收购协议书》项下债务，故本案不属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的争议，鉴于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出资不属于本案审查、确认范围。当事人就实际出资人的出资及投资权益归属存在争议的，可另案解决。何宗琴、王子达依据上述规定，主张本案应对王思明是否出资到位进行认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王思武未经其配偶何宗琴同意，与王思明签订涉案《股权收购协议书》，是否影响该协议书的效力。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双重特征，故其股东权为综合性权利，除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股权的人格化，决定了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行使，不受他人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据此，股东的配偶对于股权的共有仅体现在股权所代表的财产价值，在出资行为转化为股权形态时，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也不具有我国婚姻法中“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属性。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所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亦为股东本人，并未赋予股东配偶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综上，何宗琴作为王思武的配偶，其对于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的签订同意与否，均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何宗琴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王思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王思明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并支付部分款项，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擅自处分，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如前所述，股东不因其未出资而丧失股权，故何宗琴以王思明未出资为由主张王思明虚构股权代持事实及股权转让交易损害其财产权益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思武与王思明在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胁迫情形，由此可以认定，该协议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有效。二、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王思武为掌握京鄂伟业公司的完全控制权，收购王思明持有的公司股权，据此可以认定，王思武举债系用于投资经营，且其配偶何宗琴作为京鄂伟业公司的监事参与公司经营，亦未否然分享了投资经营收益，故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所负债务。同时，何宗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思明在《股权收购协议书》签订后，仍参与京鄂伟业公司的经营管理，故何宗琴在不知晓《股权收购协议书》内容的情况下，按照协议约定金额，向王思明、张春华支付工资的行为有悖常理。何宗琴的付款行为构成其对王思武举债的事后追认，一审法院关于何宗琴向王思明付款的行为表明其对《股权收购协议书》知情，并开始履行该协议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何宗琴主张其向王思明转账的行为不是对《股权收购协议书》的履行，亦不是对王思武单方举债的追认，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案涉债务范围及责任承担方式的认定关于债务范围，根据王思明与王思武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期限为5年，从2016年5月10日起，每6个月内支付一次。鉴于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王思明无权要求偿还尚未到期债务。一审法院支持王思明截至一审裁判时已到期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何宗琴、王子达对王思明是否持有股权提出异议，与拒绝支付款项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故王思明主张何宗琴、王子达拒绝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其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何宗琴、王子达支付剩余全部款项及违约金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思明与王思武在《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王思武负责缴清王思明在股权转让款付清前所购买的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因王思明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购买的保险与合同约定保险费用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于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支付相关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有事实依据，处理并无不当。王思明主张何宗琴、王子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支付大病医疗和商业保险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债务承担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的配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继承人的继承人在其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在债务人去世后，有权选择债务人的配偶或者债务人的遗产继承人提起诉讼。本案中，经一审法院查明，王思武的家庭成员为妻子何宗琴，儿子王子达、女儿王锦鑫。王锦鑫在一审中表示其放弃对王思武遗产的继承权，故王思明要求何宗琴、王子达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何宗琴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结合遗产继承与债务清偿之间的关联性，继承人亦应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王思武、何宗琴所负担的债务份额进行区分，判决何宗琴、王子达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就王思武个人应负担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何宗琴就其本人应负担部分承担清偿责任，有其合理性。何宗琴、王子达主张王思明应在本案诉讼前先行起诉确认王思武的遗产范围、金额以及何宗琴与王子达的继承份额，并为王子达保留适当遗产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思明、何宗琴、王子达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思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811.24元由王思明负担；何宗琴、王子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620元由何宗琴、王子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刘 婷